战争史

[英]约翰·基根 著

林华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史／（英）基根著；林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9

书名原文：AHistoryofWarfare

ISBN978－7－5086－5163－7

Ⅰ.①战… Ⅱ.①基…②林… Ⅲ.①战争史－世界 Ⅳ.①E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4066号

A History of War fare by John Keegan

Copyright © by John Keega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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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史

著 者：［英］约翰·基根

译 者：林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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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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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号：ISBN978－7－5086－5163－7／K·450

定 价：5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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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

谨以此书纪念

于1747年7月2日在劳菲尔德战役中捐躯的克拉尔团的温特·布里奇曼中尉

彩页

复活节岛上倒伏的石像，在欧洲航海家到来之前，岛上的波利尼西亚居民就通过战争摧毁了他们自己的文明。

14 世纪的一位马穆鲁克战士在练习马上作战法，这是草原骑兵最精湛的武艺。

描绘1798 年金字塔战役中埃及的马穆鲁克和拿破仑的军队作战场面的油画。崇尚个人主义的“马上作战法”在经过操练的火枪射击术面前败下阵来。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将军和军事思想家。他的著作《战争论》自他逝世后基本上决定了西方世界关于战争的思想。

1879 年战争中祖鲁战士手持长矛冲锋。他们在伊散德尔瓦纳赢得胜利后，被英军的火力消灭。

《游击队员的母亲》1943年S·格拉西莫夫作。这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画作中的女主角怀着将来的游击队员，毫不畏惧地面对纳粹侵略者。

日本武士。日本崇尚武士刀，19 世纪之前一直把火药革命拒之门外。

奥匈帝国的山地步兵翻越朱利安阿尔卑斯山的一座高峰。在1914-1918 年的战争中，在这片山中和喀尔巴阡山及孚日山脉一带进行了长时间的作战。

1941年阿格海拉战役中德军非洲军团的一辆马克四型坦克。在大沙漠中的行动自由受到了后勤能力的限制。

1942年春，德军步兵用人力把一辆摩托车拉过没有道路的大草原。季节性的“沼泽期”一年两度使苏联西部的军事行动陷于停顿。

被西班牙征服后，南美洲当地艺术家描绘的身穿作战服装的阿兹特克07战士。

纳尔迈石板，描绘了上下埃及的统一者、据认为是第一位埃及法老（约公元前31000 年）纳尔迈（美尼斯）正在处死一名战俘。

迦勒底战役（公元前7 世纪后期）中获胜的亚述人点数人头。这并非仪式，而是战争中新出现的残酷无情的证据。

公元前7世纪亚述人乘战车猎杀长角牛。战车最初发明出来可能是用于狩猎的。

1956 年出土，据估计于公元前7000 年建立的耶利哥城城墙。城防还包括在岩石中挖凿而成的护城河和瞭望塔。

中国北京附近的长城。这一战略防御工事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加长，以保护中华帝国不受大草原游牧民族的袭击。

卡迪山崖附近哈德良长城的中心部位。它自公元122 年开始修建，是保存得最好的罗马帝国的前沿防御工事。

波尔切斯特堡，这是诺曼人用石头修建的堡垒，位于撒克逊海岸边一座罗马城堡内，属于罗马帝国主要的防御系统。

十字军最伟大的城堡—骑士城堡。基督教骑士面临的问题是为他们建造的城堡找到驻军。

1691年利默里克之围；图中表明在建有瞭望塔的中世纪城墙上加建了“炮台”，还显示了围攻者修建的工事、平行堑壕和星状工事。我的布里奇曼祖先因在围城战中出了力，被赐予了附近的土地。

1683 年维也纳之战；奥斯曼帝国军队围困维也纳两个月，图中表明了火炮的大规模使用。

苏美尔王国的“乌尔的旗帜”，约公元前2500年。拉战车的是中亚野驴，不是马，战士披挂着原始的甲胄。

撒缦以色三世（公元前858—前824 年）统治期间的亚述骑兵。他们没有马鞍，尚未学会前位骑马法。

约公元前650年，亚述人骑着刚刚驯化的骆驼，采用了前控骑法。

公元前202 年的扎马之战中，罗马人战胜了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人。此次战斗中迦太基人动用了80 头大象抵御罗马骑兵的冲击，但仍不能挽回败局。

公元前333 年的伊苏斯战役中亚历山大大帝对阵波斯皇帝大流士。大流士乘战车被骑着布塞弗勒斯的亚历山大赶得落荒而逃，此画生动地显示了骑兵革命。

萨尔马提亚骑兵，和与罗马和波斯为敌的斯基泰人是近亲。他穿的鱼鳞甲显示出向着锁子甲和铠甲的发展趋势。

斯基泰人的黄金首饰。骑马射箭是斯基泰人的特长，故有“马上弓箭手”之称。他们发射的箭通过弦的张力和弓身的弹力双重加速，以至斯基泰弓的射程远达400步。

大草原上的伊朗牧马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他们精巧的马上用具显示了他们对坐骑的娴熟掌握。里海一带出产的骨架纤细的马后来发展为阿拉伯马。

马镫的到来：圣加仑诗篇中卡洛林帝国的骑兵手执长矛准备冲锋。

奴隶兵：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禁卫军（Janissaries，“新军”的意思）在凡湖接受检阅；他们来自巴尔干地区基督徒家庭，从小被苏丹收为奴隶。

战士：前方的佐阿夫兵是法国人，身穿北非部落人的服装，以示对19世纪欧洲军队中“原始战士”的敬意。

雇佣兵：英国人约翰·霍克伍德，白色军团的指挥官，14 世纪受雇于佛罗伦萨、米兰和教皇国。此画为乌切洛于1436 年所作。

常备军：威尔基的画作《在村子里招兵》：酒、甜言蜜语和国王的饷金诱惑着一个没有土地的佃农参加乔治三世的军队长期服役。

应征士兵：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的征兵海报。

公元前8 世纪的希腊头盔。在铁取代青铜成为制造武器的原料很久以后，青铜仍然是最常用的护身材料。

公元前515年的一个花瓶上显示的重装步兵准备战斗的景象；短兵相接时，盾牌护住腹部和大腿，以防被矛扎伤。

受伤的步兵。他的盾尚未形成后来的碗状，后来的碗状盾牌还能用来从战场上抬走伤员，或战死者。

方阵是大型的步兵阵法，常常用于部署战斗、行军甚至是扎营。他们集体行动，犹如一人。

一艘罗马带桨战船驶往战场；它从希腊的三列桨船发展而来，船头安有冲槌，上层甲板有士兵把守。

身穿锁子甲的十字军战士向穆斯林骑兵冲锋，14世纪；实际上，中东的轻骑兵通常不肯直接交锋。

15世纪晚期对攀登攻城的描绘；士兵穿着铠甲，但工事里安有火炮。

罗马军团跨过舟桥，图像来自图拉真的纪念柱，公元2世纪；罗马军团和亚述军队一样，行军打仗时带着建桥的工兵队。

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对大炮的最早描绘，1326年；炮手小心翼翼地把火绳杆伸向火门，说明对这种武器非常不熟悉。

人和火药武器开始建立起亲密的关系，约1400年；一个世纪后，士兵就把枪扛上了肩。

马耳他骑士（十字军的医务护理人员）的桨帆船与奥斯曼帝国的舰队作战，17世纪初；在海上进行的“陆地战”。

“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旗舰“皇家太阳号”。此船于1669年在布雷斯特建造而成，装饰华贵，带有羽翼的女仆簇拥着船首的海马。直到19世纪50年代之前，这种从侧舷开炮的船一直是海军作战的主力。

17世纪的武器使用手册；士兵一步一步地按程序用枪对避免致命的事故至关重要。

工业的长足进步，彻底改变传统战争的型态：精进的枪炮带来更大的冲击；军队以火车、汽船代步，精准地掌握大型的远征军事行动……工业文明投入战争加速了杀戮的速度，人类进入铁血时代。

1862年5月5日，美国内战的威廉斯堡战役；尽管北方具有物质上的优势，但南方使用火枪，深挖战壕，在这场半岛上的战役中保全了里士满。

1863年7月摄于盖底斯堡的《收获死亡》。那些尸体是那样生动地反映了战争，看到这些照片简直就像亲临战场。

19世纪末的军工厂内景图，战场上男人使用的军火很多都是妇女制造的。

索姆河边英军战壕中的哨兵，1916年，他的战友们在睡觉；即使例常的战壕战也十分危险，令人筋疲力尽。

闪电战中，德军容克87俯冲轰炸机如何向一辆坦克投弹。现代战场上，掌握制空权至关重要。

1940年，空中堡垒（B-17）和德军进行空中决战，拉烟是护卫战斗机喷出来的。

广岛原子弹轰炸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为20万人；没有哪位军事思想家解释过核战争怎么可能是政治的继续。

目录

致谢

导言

第一章 人类历史上的战争

插曲1：对作战的限制

第二章 石

插曲2：防御工事

第三章 肉

插曲3：军队

第四章 铁

插曲4：后勤和供应

第五章 火

结语

注释

致谢

自1989年我动笔撰写此书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变，这篇致谢词中应首先提一下这些变化。冷战结束了；海湾地区发生了一场简短但激烈的空中和地面作战；前南斯拉夫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残酷内战，目前战火仍在熊熊燃烧。至少在我看来，本书提出的几个主题在海湾战争和南斯拉夫内战中均得到了昭示。

在海湾地区，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在多国部队手下遭到克劳塞维茨式的惨败。然而，萨达姆拒绝承认他一败涂地的事实，采用人所熟悉的伊斯兰辩术，宣称无论他的物质损失多大，他的精神仍屹立不垮，多国部队赢得的克劳塞维茨式的完胜因此而失去了大部分政治意义。战后萨达姆继续掌权，战胜方似乎也予以默许；这突出地证明，“西方的作战方式”在拒绝接受其文化前提的对手面前毫无用处。从一个意义上说，海湾战争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军事文化的交锋，这两种军事文化都历史久远，也都不能以关于“战争性质”的抽象概念来理解，因为根本不存在“战争性质”这回事。

对文明人来说，南斯拉夫战争的残酷既令人厌恶又不可理解，无法从常规的军事角度予以解说。对当地人民在战争中显露出来的彼此之间的仇恨，只有专门研究部落群体和处于文明边缘的民族之间战争的人类学家能够明白，任何其他人都困惑不解。许多人类学家否认“原始战争”这一现象的存在，但有头脑的读者看到报纸上关于“种族清洗”、大规模虐待妇女、复仇、大屠杀、把逃命的人民留下的家园夷为平地这类的报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再来看本书对国家出现之前各民族行为的描写时，一定会惊讶于古今之间的相似。

特别感谢尼尔·怀特黑德（Neil Whitehead）教授，是他指点我应阅读哪些关于战争的人类学著作。发生的任何误会和误解都由我负全责。在我努力把历史上各个时期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种战争形式拼凑成一幅完整画面的过程中，帮助过我的职业军人和军事历史学家人数众多，无法一一列举。他们并非每个人都同意我的观点。无论如何，在此我要感谢的人有：我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导师A·B·罗杰（A.B.Roger），他是我第一个军事史老师；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军事史系的系主任，荣获优异服务勋章和军功十字勋章的彼得·扬（Peter Young）准将，我就是在他的系里开始教授军事史的；还有我在桑赫斯特的同事克里斯托弗·达菲（Christopher Duffy），他对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军事史的渊博知识启发我产生了战争是文化活动的想法。

我深深地感激我在美国的编辑伊丽莎白·西夫顿（Elisabeth Sifton）对手稿做的编辑；感谢我在英国的编辑安东尼·惠托姆（Anthony Whittome）一丝不苟地把手稿变为可付印刷的书；感谢安妮－玛丽·埃利希（Anne-Marie Ehrlich）再次安排整理好图片；感谢阿兰·吉利兰（Alan Gilliland）设计并绘制了地图；感谢弗朗西斯·班克斯（Frances Banks）把我笔迹越来越潦草的手稿打成书稿。当然，我还要感谢我的文稿代理人，也是我30年的老朋友安东尼·希尔（Anthony Sheil）。我要特别感谢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中央图书馆的安德鲁·奥吉尔（Andrew Orgil）和他的工作人员；我仍然获准使用这所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图书馆，因此而备感荣幸。我也要特别感谢国防部图书馆和伦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我要感谢我在《每日邮报》的许多私人朋友，包括康拉德·布莱克（Conrad Black）、麦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汤姆·普莱德（Tom Pride）和奈杰尔·韦德（Nigel Wade），他们帮我安排在1990年11月去了海湾地区，在克罗地亚战争和波斯尼亚战争之间还去了南斯拉夫。其他需要感谢的朋友有彼得·阿尔蒙德（Peter Almond）、罗伯特·福克斯（Robert Fox）、比尔·迪德斯（Bill Deedes）、杰里米·迪德斯（Jeremy Deedes）、克里斯托弗·赫德森（Christopher Hudson）、西蒙·斯科特－普拉莫（Simmon Scott-Plummer）、约翰·科德斯特里姆（John Coldstream）、米丽娅姆·格罗斯（Miriam Gross）、奈吉尔·霍恩（Nigel Horne）、尼克·加兰（Nick Garland）、马克·劳（Mark Law）、查尔斯·莫尔（Charles Moore）、特雷弗·格罗夫（Trevor Grove）、休·蒙哥马利－马辛贝德（Hugh Montgomery Massingberd）、安德鲁·哈钦森（Andrew Hutchinson）和路易莎·布尔（Louisa Bull）。

我兄弟弗朗西斯对我们母亲的娘家——图姆迪里的布里奇曼（the Bridgmans of Toomdeely）——的家族史很感兴趣，发现几位离开爱尔兰的家乡去为法国的路易十五国王作战的老兵和我们有亲戚关系。其中的一位，温特·布里奇曼（Winter Bridgman），正是本书中所说的国际职业军官的活生生的写照，所以我决定把此书献给他。我深切地感激弗朗西斯为此所做的一切。最后，我要感谢基尔明顿的朋友们，特别是霍诺尔·梅德拉姆（Honor Medlam）、迈克尔和内斯塔·格雷（Michael and NestaGray）、唐和玛乔丽·戴维斯（Don and Marjorie Davis）。我还要对我的孩子、我的女婿和儿媳——露西和布鲁克斯·纽马克（Lucyand Brooks Newmark）、托马斯（Thmoas）、露丝（Rose）、马修（Matthew）和玛丽（Mary）——以及我挚爱的妻子苏珊娜（Susanne）表示我永远的爱。

基尔明顿庄园
1993年9月6日

导言

我命中注定当不了兵。1948年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落下终身残疾，45年来一直不良于行。1952年的一天，我按照义务兵役制的要求去做体检。那天早上最后一项是检查腿，负责的医生摇摇头，在我的体检表上写了几笔，然后告诉我可以走了。几周后，我收到一封官方来函，说我被列为永久不适于服兵役者。

然而，我又与当兵的有不解之缘。我的父亲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的，那时我家在英国住的地方是英军和美军的驻扎地，他们集结在那里准备进攻日（D-Day）挥师欧洲。我感觉得到，对我父亲来说，1917年到1918年在西部战线上服役的那段时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1943—1944年间繁忙备战的情景也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它激起了我对军事经久不衰的兴趣，所以1953年我到牛津大学上学时，选择了军事史作为专修课题。

要想获得学位，必须选一门专修课，仅此而已，所以我对军事史的研究满可以随着我大学毕业而结束。然而，我对军事史的兴趣在我做本科生的几年里愈加浓厚，因为我在牛津的大多数朋友和我不同，都服过兵役，他们使我感到我的生活里缺了点儿什么。他们多数都做过军官，许多人参加过实战，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大英帝国正在解体，为此打了一连串小型的殖民地战争。我的有些朋友在马来亚的丛林里或肯尼亚的森林里行过军，有几个在肯尼亚服役期间甚至亲历过真枪实弹的战斗。

从战场归来后，等待着他们的是古板的专业生涯；他们努力学习，争取导师的好感，为以后的前程做准备。然而，我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当兵的那两年给他们施了魔法，这魔法属于与他们将要进入的那个世界迥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它部分地来自他们的经历，包括奇怪的地方、陌生的责任和刺激，甚至危险，也来自对指挥他们的职业军官的接触了解。我们做学生的都崇拜导师的学识和怪癖。而我的朋友们尽管离开了战场，却仍然对他们当时的上级指挥官钦佩备至，不过他们所钦佩的是完全不同的品质，是那些人的闯劲、锐气、活力和对日常琐碎的不屑一顾。他们经常提到那些军官的名字，回忆他们的性格和做派，描述他们的事迹——尤其是他们对权威人物充满自信的顶撞。听了他们的话，我觉得好像我也认识了那些洒脱不羁的军人。我特别希望能认识那样的人，哪怕只是为了使我对军人的世界了解得更加充分完全，因为我的那点儿了解全是靠苦读军事史教科书逐渐形成的。

大学生活结束后，朋友们各奔前程。有的当律师，有的当外交官，有的当公务员，还有的自己成了大学导师。我却发现他们对军旅生涯的回忆给我施了魔法，促使我决定研究军事史。这是个鲁莽的决定，因为学校里没有几个研究这个题目的职位。然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培养陆军军官的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很快出了一个缺，于是1960年我成为了那里的教员。那年我25岁，对军队一无所知，从来没有听到过战斗中的枪声，几乎从未见过一个真正的军官，对军人和军旅生活的了解完全出自我自己的想象。

在桑赫斯特的第一个学期，我一头栽进了过去怎么也想象不到的世界。桑赫斯特的老师分军事教官和学术教员两类，我属于后者。1960年，桑赫斯特的高级军事教官清一色都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级别较低的也几乎全部在朝鲜、马来亚、肯尼亚、巴勒斯坦或塞浦路斯打过仗，或参加过其他的十几场殖民地战争中的某一场。他们的制服上佩满了勋章绶带，许多是褒奖杰出勇气的授勋。我的系主任是退役军官，他出席集体晚膳时佩戴的是优异服务勋章和军功十字勋章带两道杠，而学校里有他这样荣誉的人不在少数。有的少校或上校佩戴的奖章证明他们在阿拉曼、卡西诺、阿纳姆和科西玛战役中表现了杰出的勇气（这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役——译者注）。他们随随便便戴在身上的小小绶带诉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十字勋章和奖章记载了战争的高潮时刻；但他们这些受勋的人对自己被授予的荣誉却淡然处之。

使我眼花缭乱的不止是各式各样的勋章，还有五颜六色的军服及其代表的意义。上大学时，我的许多同学带回了做军人时的光荣标志——团制服的上衣或军用双排扣短大衣。当过骑兵军官的在穿夜礼服的场合脚上仍然蹬着属于枪骑兵或轻骑兵制服一部分的漆皮靴，靴筒口边镶着一圈摩洛哥革，靴跟有安马刺的小沟。这使我悟到了一个悖论，那就是制服（uniform）并不一致（uniform），每个团的制服都不一样。至于有多不一样，我在桑赫斯特第一次参加集体晚膳时终于见识到了。枪骑兵和轻骑兵穿蓝色和红色的制服；王室禁卫骑兵的制服装饰着成堆的金色丝绦；步兵墨绿色的制服颜色深得发黑；炮兵的裤子紧绷在腿上；近卫兵团士兵的衬衫浆得笔挺；（苏格兰）高地兵团的制服分6种不同图案；（苏格兰）低地兵团士兵穿着格子呢紧身短裤；各郡兵团的步兵制服上衣则镶着黄、白、灰、紫或暗黄皮革的镶边。

我原来以为军队是一个整体，那天晚上我才明白并非如此。不过那时我还不知道，外表不同的制服所代表的内里差别要重要得多。我后来发现，各团确定自我特点靠的就是自己的独特性，而正是这种独特性使它们成为有效的作战团队，使它们的成员赢得了我在周围的人身上所看到的那些奖章和十字勋章。我那些当过兵的朋友最让人喜爱的品质之一是豪爽好结交，彼此之间亲如兄弟；但兄弟之情只到一定程度，对自己的团的忠诚才是他们生命中的试金石。个人之间发生争吵第二天就可以和好，但谁要是对自己的团不敬却会记一辈子。事实上没有人会出此种不逊之言，因为这种行为是对部落价值观的严重冒犯。

我看到的正是部落文化。按照表面的标准来看，20世纪60年代我在桑赫斯特所遇到的退伍军人与其他行业的专业人士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上的是同样的中学，有时连大学也上的是同一所；他们热爱自己的家庭；他们和别人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他们也为钱操心。然而在军队里，钱，甚至晋升，都不是终极的或决定性的价值观。军官当然希望晋升，但并不以此作为衡量自己价值的标准。一位将军可能会受人敬佩，但也可能不会。引人敬佩的是他的将军军衔之外的东西，那就是他在同袍中的名声，而名声是他在所属的团这个部落的众目睽睽之下多年来一点点建立起来的。这个部落不仅包括别的军官，也包括士官和普通士兵。“和士兵处不好”是最严厉的批评。一个军官可以头脑灵活、胜任能干、不辞劳苦，但如果他不能赢得同团战友的信任，这些品质就都是白搭。他就不算是部落的一员。

英国陆军的部落文化极为强盛；它有些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现代军队初现雏形的时候；现代军队从各个封建军阀的部队脱胎而来，那些军阀的祖先则是推翻了罗马帝国后开进西欧的侵略大军的成员。不过，从我年轻时到桑赫斯特学院任教开始，在以后的多年间，我在许多其他国家的军队里也看到了同样的部落文化。从参加过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法国军官身上，我就感受到了部落文化的力量；他们在战争中指挥的穆斯林士兵遵循的是伊斯兰教开疆拓土时期的战士，被称为穆斯林英雄（ghazi）的那些人的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重建德国的军队，一些德国军官被重新征召入伍；他们曾在俄罗斯的大草原上同苏军作过战，并仍然为他们在极端的艰难困苦中挺了过来而自豪；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可以与他们的祖辈在中世纪时期的战争相比，从他们对那段经历的回忆中，部落文化也隐约可见。印度军官的部落感十分强烈，明显的证明是他们坚持把自己称作拉其普特人或多格拉人，是印度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开始之前就征服了印度的那些武士的后代。我在曾在越南、黎巴嫩，或海湾地区服过役的美国军官身上也看到了部落文化的痕迹，他们信奉的勇敢无畏、尽忠职守的行为守则正是他们国家的立国之本。

军人与众不同，这是我从自己在军人中间度过的一生中学到的一点。我因此而对所有把战争与人类的其他活动相提并论的理论和叙述都抱以极度的怀疑。那些理论家说得不错，战争无疑与经济、外交和政治相关。但相关不等于相同，甚至不等于相似。战争与外交和政治完全不同，因为真正打仗的人在价值观和技能方面与外交家和政治家迥然相异。军人的价值观和技能属于另一个世界，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世界，与日常的世界并存但不相属。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个世界都在变化，武士的世界按照平民世界的变化调整自己。然而，它总是和平民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永远也不会拉近，因为武士的文化永远不可能成为文明本身的文化。所有文明的起源都归功于武士，文明的文化又滋养着保卫它的武士，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会使得一种文明的武士在外部表现上与另一种文明的武士判然有别。事实上，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从外部表现来看，有3种不同的武士传统。然而归根结底，只有一种武士文化。从人类起源到人类进入现代世界，这种文化在时空中的演进和变化就构成了战争的历史。

第一章
人类历史上的战争

何谓战争？

战争不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如果属实，世界就简单易懂多了[1]。克劳塞维茨是普鲁士人，参加过对拿破仑的战争。他退役后写成的《战争论》后来成为有史以来关于战争的最著名的著作。他写道，战争是“政治交往”（des politischen Verkehrs）通过“各种手段的混合”（mit Einmischung and erer Mittle）的继续。¹人们经常引用他这句话的英文译文，但德文原文表达的意思比英文更微妙、更复杂。然而，无论是德文还是英文，克劳塞维茨这句话表达的思想都是不完整的。它有一个未明言的前提，即存在着国家和国家利益，人为了实现国家利益进行理性的谋划。但是，战争比国家、外交和谋略的出现早几千年。战争几乎和人类一样古老，它触及人心最隐秘的角落——在人的心灵深处，自我挤掉了理性的目的，骄傲、情感和本能占据着主导地位。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动物”。笃信亚里士多德的克劳塞维茨更进了一步，说政治动物是挑起战争的动物，但他也仅仅到此为止。两人都不敢面对这样的主张：人是会思考的动物，他的思想指导着他捕猎的欲望和杀戮的能力。

克劳塞维茨的祖父是教士，身为普鲁士军官的他是在18世纪启蒙运动精神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对于上述主张，他难以接受，现代人也同样无法面对。无论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对我们的世界观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的道德价值观依然是伟大的一神教所宣扬的——谴责杀害同类，除了在极为有限的少数情况下。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我们野蛮的祖先可能嗜杀成性，这方面考古学也提出了佐证；心理分析谆谆教导我们，人人心底都是野蛮人，只蒙着一层薄薄的面纱。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愿意相信，人性表现在现代生活中大多数文明人的日常行为中，当然并不十全十美，但依然是合作性的，总的来说是善意的。在我们看来，文化是决定人的行为的主要因素；在就“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培养”这个题目进行的永无休止的学术辩论中，多数旁观者还是支持“后天培养派”。我们是文化动物，正因为我们文化的丰富，我们才承认人的确有暴力的潜力，但同时我们又坚信，暴力的爆发只是文化的反常现象。历史表明，我们所属的国家、国家的机构，甚至国家的法律，都是经过冲突，而且常常是十分血腥的冲突后才建立起来的。每天都有关于流血冲突的新闻报道，发生冲突的地区经常离我们的国家近在咫尺。促成冲突的情由证明，我们关于文化正常状态的观念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泰然地把历史事实和新闻报道归纳入“另类”这一单独的类别，使其完全不影响我们对世界未来的展望。我们告诉自己，我们的机构和法律严厉克制着人的暴力潜能，日常生活中的暴力行为均以刑事犯罪论处，而我们的国家机构如果诉诸暴力，则采取“文明战争”的特定形式。

文明战争的界限由互相对立的两类人确定——和平主义者和“合法携带武器者”。合法携带武器者一贯是受人尊重的，哪怕只是因为他有法子使人不得不尊重他；和平主义者在基督教创立以来的2000年间也备受重视。这两类人的相互关系在基督教的创始人和请他给一个仆人治病的罗马职业军人的对话中得到了清晰的反映。“我也是要听从权威的，”百人队队长这样解释说。²基督听到百人队队长说他相信美德的力量，说那是对他自己所代表的法律的补充，惊讶得叫出声来。也许可以据此推断，基督承认合法携带武器者的道德立场。如果上级要求他放弃自己的生命，他也必须服从命令，所以他可以与和平主义者相比，后者也是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不惜牺牲生命。这个概念相当复杂，却被西方文化轻而易举地包纳进来。在西方文化中，职业战士和坚定的和平主义者找到了共存的空间，有时甚至并肩而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军最顽强的作战部队“第三突击队”的担架手全部是和平主义者，但指挥官对他们的勇敢和牺牲精神赞佩不已。确实，西方文化若是不能给予合法携带武器者和认为携带武器本身为非法的人同样的尊重，它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文化是寻求折中的文化，在公共暴力问题上达成的折中是：不赞成它的表现，但把对它的使用合法化。和平主义被升华为理想，而在严格的军事正义守则和一整套人道主义法的规范下，合法携带武器则被视为实际的必要。

克劳塞维茨对这种折中的解说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个说法在尊重绝对主权、有序外交、条约的法律约束力这些普遍道德观的同时，为国家利益这一压倒一切的原则留出了余地。也许它没有承认和平主义这个刚刚由普鲁士哲学家康德从宗教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的理想，但它的确在合法的携带武器者与叛乱分子、土匪和强盗之间做出了清楚的区分。它的前提是军队纪律严明，下属对合法的上级完全服从。它设想战争依照严格确定的形式进行，如封锁、对阵战、散兵战、突袭、侦察、巡逻和前哨警戒，每一项都有其公认的规矩。它假定战争有始也有终。但是，对没有明确的起始和终了的战争以及在不代表国家的人群之间，甚至是国家出现之前的族群之间的混战，它却完全没有考虑。在那样的战争中，所有男性都是战士，因此没有合法和非法携带武器者之分。那种战争形式在人类历史上漫长的时期内曾普遍存在，后来虽然被挤到边缘，但仍不时地扰乱文明国家的生活。国家也时常对从事那种战争的人加以利用，招他们为“非正规”的轻骑兵和步兵。对于这些非正规的武士在战争中烧杀抢掠的非法暴行和野蛮的作战方法，文明国家的军官不忍卒睹；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克劳塞维茨和他的同袍们所属的经过严格操练的军队就很难坚持作战。所有正规军，包括法国大革命时的军队，都招募非正规人员执行巡逻、侦察和突袭的任务；18世纪期间，哥萨克轻骑兵、“猎杀者”、高地兵团、“边境兵”、骠骑兵等非正规军队急剧扩张，成为现代军事史上重要的一章。关于他们洗劫、掠夺、强奸、绑架、勒索和大规模破坏的恶行，他们文明的雇主拼命遮掩。那些雇主不愿意承认，非正规雇佣兵的野蛮作战形式比他们自己的作战方法古老得多，也普遍得多。克劳塞维茨这位军官思想家一旦提出“战争……是政策的继续”的思想，就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哲理上方便的空子，使他得以避而不想他的职业的那些更古老、更黑暗、更根本的方面。

不过，克劳塞维茨也勉强承认，战争并非完全如他所说的那样。他最出名的一段话是以这样的设定句开始的：“如果说文明民族的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比野蛮民族的战争小得多”。他没有进一步探讨这个思想，因为他正借助各种哲学思想的力量，千方百计要提出一项普遍性的理论来阐述战争应为何物，而不是反映战争以往和现在的真实状况。他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实际作战中，政治家和最高指挥官首先考虑的就是他的原则；然而，在真实描述战争的时候，目击者和史学家绝不能使用克劳塞维茨的方法。他本人作为战争的目击者和战争历史学家，一定看到过，也可以写出许多与他的理论不相符的东西。经济学家F·A·哈耶克曾写道：“没有理论，事实就是沉默的”。这句话也许适用于经济学范畴内冷冰冰的事实，但战争的事实却不是冷冰冰的，它们燃烧着地狱之火。把亚特兰大和美国南部的一大片地方烧成白地的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将军老年时就悔恨地表达了这个意思，他的话几乎和克劳塞维茨的话一样出名：“我对战争厌烦透了。它的荣光全是虚的……战争是地狱。”³

克劳塞维茨看到过战争的地狱之火，事实上，他目睹了莫斯科被焚的情景。莫斯科大火是拿破仑战争中最大的物质灾难，它对欧洲产生的心理影响不亚于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在宗教信仰的年代，里斯本被毁似乎证明了全能的上帝的骇人力量，结果刺激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各地宗教的重生；在革命的年代，莫斯科的毁灭似乎证明了人的力量，它也的确是人力所为。莫斯科大火被认为是有蓄谋的。莫斯科总督罗斯托普金声称是他下的命令，拿破仑也把纵火嫌犯捉拿到案，予以处决；但奇怪的是，克劳塞维茨不肯相信大火是有意而为，是为了不让拿破仑获得胜利而采取的焦土战略。正好相反：“我坚信纵火并非法国人所为，”他写道，“我觉得至少也没有证据证明是俄国当局干的。”他认为莫斯科大火是意外的事故。

我目击（俄国）后卫部队撤退时街上一片混乱，加上最早看到的浓烟是从哥萨克骑兵活跃的郊区边缘升起的，这使我确信莫斯科大火是由于混乱造成的，是因为哥萨克骑兵习惯于先把东西抢掠一空，然后再将房屋付之一炬，不让它们为敌人所用……对俄国的命运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影响的事件居然像偷情生的私生子一样，没有父亲出来承认，真乃历史上的一件怪谈。⁴

然而，克劳塞维茨一定清楚，莫斯科大火这件私生子式无人负责的事件以及1812年拿破仑侵俄战争中无数其他的私生子式的事件其实根本不是偶然。哥萨克骑兵的参与本身就保证了纵火、抢劫、强奸、谋杀和其他的暴行必定多如牛毛，因为对哥萨克骑兵来说，战争不是政治，而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

哥萨克骑兵是沙皇的士兵，同时又是抵抗沙皇绝对统治的叛逆。他们的起源带着神话色彩，世代绵延之间，他们肯定也有意给自己的发端披上神秘的外衣。⁵其实，这个神话的实质简单而又实在。哥萨克的名字来自突厥语的“自由人”。他们是基督徒，逃离了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统治者的奴役，宁肯到中亚广阔无垠、丰足富饶又无法无天的大草原上去冒险——去“寻求自由”。

到克劳塞维茨见到哥萨克骑兵的时候，他们在自由中诞生的神话故事情节增多了，真实性却减少了。他们起初建立了真正平均主义的社会——没有王公，没有女人，没有财产；自由自在的战士来去如风，这是世界各地的史诗中突出、永恒的内容，而哥萨克骑兵就是活生生的体现。1570年，伊凡大帝不得不用大草原不出产的火药、铅和金钱这三样东西来换取哥萨克人的支持，帮助他把俄罗斯人从穆斯林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但在他统治期间，就已经开始使用武力把哥萨克人纳入沙皇的体系。⁶伊凡大帝之后，历任沙皇仍继续对哥萨克人施压。在俄国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建立了正规的哥萨克兵团。这个名称自相矛盾，但当时这样的举措在欧洲风行一时，各国都把森林、山区和马背上的流寇纳入了正规的作战部队。1837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完成了这个进程，宣布他的儿子是“所有哥萨克人的首领”。帝国卫队里设置了顿河哥萨克团、乌拉尔哥萨克团和黑海哥萨克团，他们与其他被驯服了的边疆兵、莱斯坎人、穆斯林和高加索山地人的区别只在于他们光怪陆离的制服上的细节。

然而，尽管为驯服哥萨克人花了很大的力气，但从未迫使他们经受过做农奴的屈辱，不要求他们交付作为农奴标志的“灵魂税”，还特别免除他们应召入伍的义务，而入伍对农奴来说不啻一纸死刑判决书。事实上，直到沙皇制度终结之时，俄国政府都遵守着把各个哥萨克群体看作独立的战士族群的原则。发出作战号召的对象是群体，而不是单个的成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俄国作战部要求哥萨克人参战还是以兵团做计数基础，不提士兵的具体数目；这传承了部分封建、部分外交、部分雇佣军这一由来已久的制度。几乎从有组织的战争出现伊始，各国就都以这一制度的各种不同形式来募集已经熟练掌握作战技术的军队。

克劳塞维茨见到的哥萨克骑兵比后来托尔斯泰在他早期小说中以浪漫的手法刻画的充满活力的游荡者更加接近烧杀抢掠的哥萨克人原型。1812年，他们在莫斯科郊外放火，导致整个首都陷入火海，这种事只有他们干得出来。哥萨克人保留了残忍的天性，莫斯科大火使几十万莫斯科人在气温接近北极的严寒中无家可归，可就连那个悲惨事件也还算不上他们残忍行为的登峰造极。在接下来的大撤退中，哥萨克人追杀西欧人表现出来的残酷挑动了埋藏在西欧人集体记忆最黑暗的角落里的影像，使他们想起历史上来自大草原的侵略者的暴行：那些毫无怜悯之心的人举着用马尾做成的旗帜，在铁骑所到之处大开杀戒。在拿破仑大军长长的队列为了回到安全之地，踏着及膝的大雪艰难跋涉的时候，一队队的哥萨克骑兵就在火枪的射程外跟踪着，等待着。每当一个士兵力竭倒下，他们就一拥而上；如果一组人落在了大部队后面，他们就骑着马把他们冲散、踩倒，再杀死。拿破仑烧毁了别列津纳河上的几座桥梁，但还有一些法军没来得及过河；哥萨克人抓住了他们后一个不留全部杀光。克劳塞维茨告诉他的太太说，他看到的“场面恐怖至极……如果我的感情不是已经练得很坚强的话，那情景会使我发疯的。即使如此，我还要等许多年才能在回忆我当时目击的情形时不至于浑身发抖”。⁷

然而，克劳塞维茨是职业军人，父亲是军官，从小受的是军人的教育，有20年打仗的经验，经历过耶拿和博罗季诺战役，还有拿破仑第二场最血腥的战役——滑铁卢之战。他目击过血流成河的景象；经行过死伤者如收获的田野上的谷束一样累累遍地的战场；看到过身边的战友被子弹打死；一次胯下的马被打伤，他自己万幸逃脱一死。他的感情的确应该磨炼得非常坚强了。那么，他为什么觉得哥萨克人追击法军犯下的暴行特别可怕呢？答案显而易见：我们对于自己所熟悉的东西习以为常，我们可以为自己和与自己同样的人犯下的残酷行为找出理由，甚至百般辩解；但对于陌生人犯下的形式不同但性质一样的残酷行为，我们却感到愤怒，甚至憎恶。哥萨克人是克劳塞维茨所不了解的陌生人。哥萨克人骑马把法军的掉队士兵踩倒，用长矛刺死；他们把战俘卖给农民换钱，把卖不出去的战俘剥光，抢走他们的衣服。这些习惯使克劳塞维茨憎恶、反感。他可能还对哥萨克人轻蔑有加，因为如一位法国军官所说，“我们直接面对他们时，他们从不反击，哪怕（我们的）人数只有他们的一半”。⁸简而言之，哥萨克人对弱者残忍，在勇者面前怯懦，这与克劳塞维茨这位普鲁士军官和绅士从小学到的行为模式截然相反。这种情况后来又多次发生。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巴拉克拉瓦战役中，两个哥萨克团被派去打退英国轻骑兵的冲锋；一位从旁观察的俄国军官报告说，“（哥萨克人）被迎面冲来的整齐有序的大批（英国）骑兵吓坏了，不坚守阵地，反而转向左边朝自己人开火，好夺路而逃”。英国的轻骑兵被俄方大炮赶出死亡之谷后，据另一位俄军军官的报告，“第一个缓过劲儿来的就是哥萨克人。他们本性毕露，马上开始做他们最拿手的事——把没有了骑手的英军马匹聚拢起来拿去卖钱”。⁹这样的场景无疑会进一步加深克劳塞维茨的轻蔑，使他更加坚信哥萨克人根本不配“战士”的称号；尽管他们算是雇佣军，但其实他们连正经的雇佣军都配不上，因为雇佣军通常是忠实执行合同的；克劳塞维茨可能会把他们算作食腐动物，靠吃战争的下水为生，却不敢参加屠宰。

在克劳塞维茨的时代，战争的主业就是屠宰。士兵沉默地一排排站好，一动不动地等着被杀，有时会站好几个小时；在博罗季诺战役中，据报告说俄军陆军上将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的步兵面对炮火站了两个小时，“其间队伍中唯一的动静是死去的士兵倒下时造成的队列的波动”。在战斗中幸免一死并不意味着屠宰的结束。博罗季诺战役后的那个晚上，拿破仑的高级外科医生拉雷做了200例截肢手术，他的病人还是幸运的。据欧仁·拉博姆描述，战场上纵横交错的“战壕里几乎全是伤员，他们在自然本能的驱使下爬到里面寻求安全……他们层层相叠，无助地泡在自己的血水里，有的人呼喊着求经过的人杀了他们，让他们解脱痛苦。”¹⁰

这种屠宰场式的景象是一种特定作战方式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克劳塞维茨眼中残暴的野蛮人，如哥萨克人，遇到这样的战斗一定会落荒而逃；如果他们没有目睹，听到别人描述这种作战时则会觉得难以置信而哈哈大笑。1841年，日本军事改革家高岛秋帆首次向日本陆军的一些高级将校示范欧洲军队的操练方法时，引起了一片讥笑之声。军械大臣说：“许多人同时起立，用同一个姿势举枪，看起来就像小孩子在做游戏。”¹¹这是近身格斗的武士的反应，对他们来说，战斗是一种自我表达的行为，不仅要表现勇气，还要显示出个性。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爆发时，法国、德意志和英国支持希腊独立事业的人——其中许多人做过军官，参加过拿破仑战争——赶往希腊，帮助那里半是土匪、半是反抗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的义军的游击队员（klephts），教他们紧密队形操练。游击队员的反应也是讪笑，不过不是出于轻蔑，而是因为不相信这种新的作战方法。他们的作战方式十分古老，亚历山大大帝进攻小亚细亚时遇到的就是这种方式的抵抗：他们在可能遭遇敌人的地方修建起短墙，然后对敌人百般辱骂挑衅，以此来激怒敌人动手；敌人一逼近，他们就跑。他们的目的不是打赢战争，而是活下去等第二天再打；他们压根儿没有赢得战争的概念。奥斯曼土耳其人也有自己民族的作战方式：他们一窝蜂地向前冲，完全不管是否会伤亡。来帮助希腊的欧洲人争论道，希腊人除非和奥斯曼土耳其人面对面地干，否则就永远打不了胜仗；希腊人则反驳说，他们若是像欧洲人教的那样，站成一排，胸口对着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火枪，就会全部被打死，那样无论如何也输了。

希腊独立事业的支持者中最著名的拜伦写道：“为希腊激情满腔，为希腊热泪盈眶。”他和其他热爱自由的欧洲人原本希望和希腊人一起并肩战斗，“重演温泉关战役”[2]，却发现希腊人对合理的战术一无所知，而且冥顽不可教。这使他和别的满腔热血的欧洲人感到沮丧和幻灭。支持希腊的人真心相信，现代希腊人在肮脏愚昧的外表下，和古希腊人是同一个民族。雪莱在诗剧《希腊》（又译为《海腊斯》）中讴歌：“世界的伟大时代重新开始／金色的年华再次降临。”他在诗剧的序言里以最简洁的方式表达了这一信念：“现代希腊人的祖先是那些几乎难以想象和我们同属一类的伟大人物。他完全继承了他们的理性、聪敏、热情和勇气。”但是，支持希腊事业的欧洲人一旦和希腊人一起作战过，就很快放弃了现代希腊人和古希腊人血脉相通的信念。不仅如此，研究欧洲对希腊独立事业的支持的历史学家威廉·圣克莱尔（William St Clair）写道，那些活着回到欧洲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对希腊人怀有深深的憎恨和厌恶，他们骂自己愚蠢之极，居然上当受骗”。¹²雪莱幼稚地歌颂现代希腊人勇气的诗句让他们听在耳中尤其感到恼火。去帮助希腊的欧洲人本以为，希腊人会像古希腊的重装步兵对波斯人作战那样，表现出同样的顽强，排成紧密队形，“傲然挺立直至战死”。古希腊那种作战方式经过历史的迂回曲折，后来成为欧洲人自己在西欧的作战特点。他们期望现代希腊人至少愿意重拾他们祖先的紧密队形战术，因为只有那样才能从奥斯曼土耳其手中夺回自由。然而，希腊人“作战的目的”只是要赢得维持他们游击生活方式的自由，他们想要的是继续在边境山区无视权威，以抢劫为生；只要对自己合适，随时转投靠山；一有机会就杀害其他宗教的信徒；穿得花花绿绿到处招摇；挥舞着凶猛的武器吓唬人；收受贿赂却光拿钱不办事；而且绝对，绝对不会战斗到最后一人；如有可能，最好一打仗就逃跑。欧洲人看到这一切后，沮丧之余只能得出结论，古希腊人和现代希腊人一定不是同一个民族，否则无法解释一个英雄的文化怎么会堕落到如此地步。

去帮助希腊的欧洲人试图使希腊人接受他们的军事文化，但失败了。克劳塞维茨没有试图使哥萨克人接受他的军事文化，但即使试了也一定会失败。克劳塞维茨和支持希腊独立事业的欧洲人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西方作战方式，也就是18世纪伟大的法国元帅德·萨克斯（Marshall de Saxe）在对土耳其人及其对手的敏锐评判中所总结的“秩序、纪律和作战方法”，是他们自己文化的表现，而“活下去等第二天再打”的战术则是哥萨克人和希腊游击队员的文化的表现。¹³

简而言之，克劳塞维茨对“何谓战争”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文化层面上失于片面。这也难怪。从自己的文化中抽身出去，超然地观察它如何塑造和影响每一个人，最后形成他个性的定型，这对所有人来说都绝非易事。坚信个人主义的现代西方人也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对这一点难以做到。克劳塞维茨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是受启蒙运动教育长大的孩子；他生活在浪漫主义时代的德意志，是知识分子，也是改革的实干家；他注重行动，批评社会的弊病，并坚定地相信必须改造社会；他敏锐地观察现在，热切地希冀未来。但他没有看到，他作为一个有中央权威的欧洲国家的职业军官，与自己所属阶层的过去有着多么深刻的联系。他的思想已经非常精微深邃，但如果他的思考再加上一个方面，或许就能认识到，战争包括的远不只是政治。战争从来就是文化的表现，它还经常是决定文化形式的一个因素；在有的社会中，战争就是文化本身。

克劳塞维茨何许人也？

克劳塞维茨是位团级军官。对这个概念需要稍做解释。团是军队中的一个单位，通常有1000多人。在18世纪的欧洲，团开始成为军事活动中确定的单位，并原封不动地保持至今；事实上，尤其是在现在的英国和瑞典的军队里，一些团的历史连续三个世纪从未中断过。然而，当团在17世纪刚刚诞生的时候，它在欧洲不仅是新鲜事物，而且是欧洲生活中一个革命性的发展。它和自主的官僚机构以及公平的财政当局一样影响深远，而且和它们密切相联。

在语义学上，“团”这个字与政府的概念相关。它是确保国家对军队保持控制的手段。促成它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可追溯到在它出现200年前的一场危机，那是欧洲的统治者和为他们提供军事服务的人之间的危机。过去，国王要打仗，得靠在乡间拥有土地的贵族募集军队；国王赋予贵族拥有当地土地的权利和主事的权威，贵族则保证当国王需要时，根据自己所有土地的大小按比例提供一定数目的武士，时间的长短事先说定。这种制度归根结底是由生存的需要所决定的：在原始经济中，粮食的收获和分配受制于运输方面的困难，所以武士必须牢牢地和土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才有权得到收获的粮食，不致沦为劳动阶层。

然而，这个封建制度并不整齐划一；它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形式大不相同，难以分门别类，执行的效率也非常低下。到15世纪，效率已经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欧洲内有分崩离析之忧，外有强敌窥伺之患，几乎处于永久性的战争状态，封建贵族的军队根本无法掌控局面。曾尝试过给祸患最大的地区的贵族以更大的独立，或付酬金给参加打仗的骑士，但这些措施不仅没有达到提高军队作战效力的初衷，反而使问题进一步加剧。拥有封地的贵族不肯应召率兵勤王，而是构筑高墙深垒，组建私家军队，擅自出去打仗——有时是对国王作战。国王如果有钱，会招募雇佣军来补充封建贵族派来的军队。到了15世纪中期，欧洲的国王和大土地领主都深受雇佣军之害。原来招他们来打仗，答应付他们钱，但后来钱用光了，于是他们就在当地为害一方，无恶不作。拿不到钱的雇佣军成了一大祸害，有时老百姓对他们就像对马扎尔人、撒拉森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这些入侵者一样害怕，就是这些入侵者造成了欧洲到处兴兵备战、堡垒林立。

统治者左右为难：若是招募更多的雇佣军来恢复秩序，就要冒出现更多流寇的风险（法国人叫他们“écorcheurs”，意思是焦土者）；若是对无法无天的乱象放任自流，就意味着耕种土地的农民难逃遭到强奸和抢劫的命运。最后，受害最深的法国国王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查理七世认识到，焦土者“虽不愿意承认，但实际上已经成为武士中为人不齿之徒，然而，他们还是希望有朝一日得到国王或高等贵族的承认，”于是，“1445—1446年间，他不是像有人所说的开始建立常备军，而是从大量的士兵中”择优录取。¹⁴被选中的雇佣兵组成编制一致的连队，并得到正式承认，成为为国王打仗的仆人。他们的职能还包括消灭除他们以外的其他雇佣兵。

查理七世的发明称为“连队编制”（compagnies d’ ordonnance），由步兵组成；步兵的社会地位低于封建骑兵，打仗时在气势上就先落了下风。别人对他们也不看好，因为人们普遍怀疑他们在战场上能否抵挡得住骑兵。其实有些步兵，特别是没有君主的瑞士人，已经表明他们只用长矛大刀就能打败骑兵；当简便有效的手枪在16世纪初得到普及后，如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所说，伦理的问题即通过技术得到了彻底的解决。¹⁵那以后，骑兵虽然仍坚持要社会承认其古老的社会地位，但他们在步兵手下连连受挫，在战场上变得日益无足轻重。与此同时，由于火药对作为封建骑兵首领的贵族所据要塞的打击，骑士的社会地位也每况愈下。查理七世之后的查理八世首先有效地使用了机动大炮这一新型武器，它强大的打击能力使封建贵族再也无法倚仗坚固的堡垒来蔑视王室的权威。这一过程始于15世纪90年代，到了17世纪初，那些贵族的后代被国王赐封为陆军上校就已经引以为荣。

上校是“团”的领导，下属几个“连”；经验证明，“连”这个单位太小，在战场上不能独当一面，社会地位高的人也不屑当连级指挥官，除非是皇家禁卫连。大多数欧洲国家军队中的团级上校指挥的是自家的军队，和进入18世纪很久后仍然与新兴的皇家军队共存的雇佣军的首领一样。皇家从国库给拥有自家军队的团长拨出一笔一次性的款项，由他们随意用这笔钱来给士兵发饷或买制服，团还经常靠出售上尉和中尉这些下属军官的职位来增加收入；直到1871年，英国军队中还流行“买”军衔的做法。

封建时代晚期和宗教战争期间，雇佣军只要钱一用光，通常就解散各奔前程（除非像在意大利的几个城邦所发生的那样，被雇的人控制了政府）。新生的团却很快形成了与雇佣军截然不同的一个特点：它们成为皇家——后来是国家——的永久性机制，通常在省级城市建立固定的司令部，从周围地区招募兵员，军官则来自彼此关系密切的几个贵族家族组成的小圈子。1792年，克劳塞维茨年方11岁就参了军，他加入的普鲁士第34步兵团就是这样的一个团。它创立于1720年，驻扎在离柏林40英里处勃兰登堡的新鲁平镇；上校是皇族的一位亲王，军官来自普鲁士小贵族；士兵则募自社会上最穷苦的人，没有服役期限。士兵都带着家眷，再加上他们在过去的战斗中负伤致残的战友，占了镇上人口的一大半。

100年后，这样的营镇遍布全欧洲，有的镇里驻扎着好几个团。那些部队中最坏的就像安娜·卡列尼娜的情人渥伦斯基所属的团。在托尔斯泰笔下，那是花花公子的俱乐部，军官既懒惰涣散又趾高气扬，关心自己的坐骑甚于关心士兵。¹⁶但是，它们中间最好的成了“国家的学校”，鼓励军人培养自制力和强健的体魄，并教他们熟练掌握读、写和算术。克劳塞维茨所属的团是这种最好的部队的先驱。团长建起了团属学校，教育年轻军官，教士兵学习读写，还教他们的妻子纺纱和织造花边。

上校们对自己部队的“育人”活动深为自豪，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使他们的部队成为改善社会的典范，而改善社会是启蒙时代的人所深深向往的目标。虽然士兵实际上是奴隶，除非开小差，否则就相当于被监禁在兵营所在的镇子里寸步难行，但是他们作为一个集体构成了至为壮观的景象。与居住在乡间的粗野村民比起来，他们似乎属于另一个物种；长期的军旅生涯也使他们习惯了军营的生活方式。对普鲁士老兵的凄惨状况多有描述，他们年老体弱，已不能再上战场，但部队开拔去打仗时，他们还是一瘸一拐地跟在队伍后面，因为他们除了当兵，别无所长。使用操练手册和鞭子训练出这些士兵的上校们也许从心底相信，自己是促进社会美德的力量。然而，如果他们真的这么想，那是在自欺欺人，原因看起来像是一个悖论——团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太成功了。当初成立团是为了把社会上的捣乱分子与社会隔离开来，以保护社会，尽管这个初衷后来被遗忘了。后来，团发展到完全与社会隔绝，自己建立了完全不同的一套规则、程式和纪律。

对于普鲁士军队社会职能的缺失，年轻的克劳塞维茨本来不会操心，但普鲁士因此在战争中遭到惨败。克劳塞维茨参军不到一年，就投入了对法作战；法国士兵作战的动机和克劳塞维茨指挥下的前农奴的动机完全不同。法国大革命军队的士兵都经过密集的宣传动员，相信人人平等，大家都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公民，所有公民都有义务拿起武器保家卫国。他们对仍保留着君主制的欧洲国家作战，因为他们要把所有地方的贵族社会全部推翻。他们不仅要保卫国内的大革命成果，而且还要在人民仍然遭受奴役的地方播下解放的种子。法国革命军得胜的原因十分复杂，但无论原因如何，革命军都几乎是百战百胜，即使在共和国卫士波拿巴将军摇身一变成为拿破仑皇帝之后，他们仍然是一路告捷。

1806年，拿破仑开始专心对付普鲁士；几周内，他的大军如疾风扫落叶般解决了普鲁士的军队。克劳塞维茨成了战俘，被抓到法国，获释后回国仍旧做军官；但此时普鲁士的军队只剩了零头，只是在法国的容许下才得以苟延残喘。有几年的时间，克劳塞维茨与他的两位上级沙恩霍思特（Scharnhorst）将军和格奈泽瑙（Gneisenall）将军一起暗中策划，在拿破仑的眼皮底下悄悄地扩编队伍。但到1812年，他抛弃了这种渐进式的做法，走上了“实际爱国者”（double patriot）的道路。在“实际爱国主义”（double patriotism）精神的驱使下，他违背国王的命令，拒不跟随拿破仑入侵俄国，反而为了争取普鲁士的自由而加入俄国沙皇的军队。他作为沙皇军队中的军官参加了博罗季诺战役，1813年仍然穿着俄国军队的制服回到普鲁士，参加普鲁士的解放战争。顺便说明，“实际爱国主义”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军官奉行的准则。他们抗拒天皇政府的温和政策，但他们说那是因为他们要为天皇的真正利益服务。

克劳塞维茨若非怀着一腔爱国热血孤注一掷，也不会走上这条颠覆性的道路；他选择了这条路，就开始了思想的离经叛道，进而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影响。1806年的惨败从根本上动摇了他对普鲁士国家的信念，然而，他自小被灌输的团文化价值观并未受到影响。他对于战争只有一种看法，那就是它是一种召唤；军人，特别是军官，以自己的行为在战斗中逆天性而动。天性要人逃离危险、贪生怕死、只顾自己；天性使人像哥萨克人一般行事——要不要作战全看自己的兴致，如果对自己合适，可以在战场上就做起买卖来；这是“实际的战争”最恶劣的表现。另一方面，绝对服从、勇往直前、自我牺牲、荣誉至上这些团文化的理想若能得到充分实现，就离克劳塞维茨心目中职业军人应为之奋斗的“真正的战争”不远了。

如迈克尔·霍华德所指出的，“实际战争”和“真正战争”之分并非由克劳塞维茨首先提出。¹⁷这个概念在19世纪早期即已在普鲁士军队中流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与当时在普鲁士的大学和文化生活中风行一时的唯心主义哲学不谋而合。克劳塞维茨没有正式学习过哲学，“他是他那一代人的典型代表，他参加为大众举办的关于逻辑和道德的讲座，阅读相关的非专业书籍和文章，从周围的文化环境中汲取二手和三手的思想主张”。¹⁸那个文化环境帮助形成了克劳塞维茨以实际战争和真正战争的二元论为基础的军事理论，也为他提供了向别人宣传此一理论的最有效的语言、论点和方式。

1813年，克劳塞维茨身穿俄国军服回到普鲁士时遇到了一个难题。再要当普鲁士的军人已经不可能了，但他仍然是热诚的普鲁士民族主义者。他想为祖国的军队设计一套能保证将来获胜的战争理论，但他的祖国却并未表示出像法国那样进行巨大内部变革的意愿，而法国正是因为经过了那样的变革才战无不胜。克劳塞维茨自己也不想普鲁士做出那样的变革。他蔑视法国人，认为他们民族素质低下，比不上普鲁士人——法国人狡诈油滑，普鲁士人却诚实高尚。他从小受到的忠君教育和军队文化的熏陶也对他影响至深，所以他不想看到革命的理想传入普鲁士王国。尽管如此，理智告诉他，法军是靠革命热情赢得胜利的。在大革命期间的法国，政治就是一切；而在普鲁士，即使在拿破仑战败后，政治也基本上只是国王的心血来潮。因此，需要解决的难题是：如何能在没有革命掀起的政治热情的情况下像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军队那样作战？如何能不要共和国，仍能动员起民众积极参战？克劳塞维茨亟须找到适当的辞令来说服普鲁士的军队，使其认识到战争其实就是一种形式的政治活动；越接近“真正的战争”，就越能达到国家的政治目的；“实际的战争”的种种不足、它与“真正的战争”之间的差距，这些应该视为战略对政治现实做出的让步。这样，就可以放心地使普鲁士士兵处于政治上天真未凿的状态，但区别在于从今往后，他们作战时将会如政治的火焰在血管中喷发般勇猛无畏。

从某个意义上说，克劳塞维茨对他所面对的这个军事难题找到的解决办法与几年后马克思对他所面对的政治难题的解决办法大同小异。他们两人都是在德意志唯心主义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不过马克思接受了哲学思辨的训练，而克劳塞维茨却没有。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克劳塞维茨一直深得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视，其中最欣赏他的就是列宁。原因显而易见。辩证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本质，克劳塞维茨则使用辩证的方法推理说，在战争中，越坏越好，因为越坏就越接近“真正”的，而不是“实际”的战争。马克思后来也说越坏越好，政治中的最坏是阶级斗争的顶点——革命，它将推翻空虚的“实际”政治，迎来无产阶级胜利的“真正”社会。

马克思提出自己理论的动机与克劳塞维茨的不同。马克思更加大胆无羁，克劳塞维茨却仍抱着自己作为体制内一分子的身份不放。他希望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或总参谋长，结果未能如愿，他对获得的历次升迁和各种荣誉欣然接受；马克思则是甘于做体制外的人。¹⁹流放、贫穷、普鲁士国家的诅咒，这些只能使他越战越勇。置身于体制外更加强了马克思的力量，而克劳塞维茨却认为，只有留在体制内才能改变它。不过，在思辨上，他们二人之间同多于异，因为他们都需要克服同样的困难，需要说服各自的听众接受为人所强烈抵触的观点。马克思主张革命，但社会中的进步分子对革命已完全幻灭，他们记得法国大革命和1830年的革命俱已失败，他们还将看到1848年的革命也难逃失败的命运。无论是在君主制的国家里，还是在资产阶级的国家里，他们到处都受压制。克劳塞维茨则鼓吹一种革命性的战争理念，努力把战争刻画为政治活动，但他想要说服的阶层却视政治为洪水猛兽。两人最终都找到了克服自己听众的思想抵触，争取他们的办法。马克思想出了一套他所称之的科学历史规律，用它向进步人士表明，无产阶级胜利不仅有希望实现，而且不可避免地一定会实现。克劳塞维茨提出了一个理论，把团级军官尽忠职守，甚至不惜死在炮火之下的价值观上升到了政治理念的高度，从而使他不必更加深入地阐述政治。

因此，《战争论》和《资本论》这两部题材迥异的著作归根结底可以算同一类的书。无疑，克劳塞维茨希望《战争论》能够达到启蒙运动时代最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地位；也许他真的认为他不过是对客观现象进行了观察、描述和分类。马克思也做了很多描述，且非常准确。他利用斯密关于工业分工的精彩理论，把这种分工造成的情感定性为“异化”；于是，同是机器发明前制作别针的过程——一个人拉出铁丝，另一个人把铁丝切成小段，第三个人削尖针头，第四个人锻造针帽——斯密从中看到的只是指导着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奇迹般的运作；马克思却灵感触发，判断出这种工作给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带来的绝望会导致他所说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在一个生产资料不属于工人的经济制度中，大规模生产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引发革命；他的观察很有道理，致使我们时代的工业家一直努力想办法，使流水线上工人的工作更易于忍受，甚至更有意义。克劳塞维茨也是从描述入手。他把军装、军歌和操练作为毋庸讨论的起点，进而论述说，士兵的遭遇，如困苦、受伤、死亡，会导致异化（虽然他没有用这个词），这必定会使军队在作战中溃败，而军事上的战败就等于革命，因此必须说服士兵们相信，虽然打“真正的战争”十分艰难，一般军队打的都是比较容易的“实际的战争”，但二者比起来，“真正的战争”更有利于国家。

常识告诉我们，任何社会都受不了旷日持久的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造成的破坏比起革命来又是小巫见大巫；同样，常识也警告我们，“真正的战争”也许会超过人所能承受的极限。当然，作为思想家的克劳塞维茨从未设想过“实际的战争”和“真正的战争”之间的差距能完全弥合。事实上，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的吸引力一直在于他思维的缜密。他强调存在着无形的因素，包括偶然、误会、无力、无能、政治立场的改变、意志薄弱或人心涣散等等。由于这些因素，发生的任何战争都更可能是“实际的战争”而不是“真正的战争”。“真正的战争”的确是难以忍受的。

然而，虽然克劳塞维茨给逃脱“真正的战争”的严酷留出了余地，但矛盾的是，《战争论》后来大获成功，这可能是他生前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克劳塞维茨在1831年欧洲最后一次霍乱大流行中染病去世，他至死壮志未酬，没能飞黄腾达，在自己的国家中基本上默默无名；《战争论》也只是经他忠实的妻子细心编辑过后才得以出版。马克思死于巴黎公社1871年失败的12年后，去世时也是失意之人；他原来满怀信心地预言，欧洲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必然会导致革命，但巴黎公社的失败似乎意味着他这一预言的落空。但是，仅仅34年后，在一个落后到马克思认为根本不适于革命种子生长的国家，革命不仅生了根，而且开了花，诞生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它发生在资产阶级国家之间鏖战正酣之际，正是那场大战为俄国革命创造了条件。推动俄国革命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不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压迫，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此残酷，正是克劳塞维茨坚持“实际的战争”必须和“真正的战争”合二为一的主张所产生的迟来的结果。

《战争论》的影响很久以后才显现出来。它于1832—1835年间出版，40年后才流传开来，成名的道路迂回曲折。普鲁士军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用兵如神，先是推翻了奥地利的强国地位，1871年，又在几周的时间内打败了法兰西帝国。世界当然想知道他成功的秘诀。毛奇说，除了《圣经》和《荷马史诗》之外，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战争论》。此言成就了克劳塞维茨的身后之名。²⁰克劳塞维茨在普鲁士军事学院当院长时，毛奇恰好是那里的学生，这一点没人提及，而且反正也不重要。《战争论》马上成为世界注意的焦点，为人们所争相阅读，被翻译成各种文字，经常遭到错误的理解，但所有人都相信，它包含了作战成功的诀窍。

《战争论》自那以后一直走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它成书以来战争的新发展证实了它的理论。那些新发展中最重要的是克劳塞维茨所熟悉的团这一编制的普及。他在为战争是政治行为这一中心思想所做的各种限定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战争永远有它鲜明的特点，因此，士兵只要从事战争的活动，就会认为自己属于一种行会。在这个行会的规则、法律和习惯中，战争的精神占据首要的地位。”他所说的“一种行会”当然就是团的编制，接下来他对团的精神和价值观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这样的军队在最猛烈的炮火下也不会溃散；它不会被想象中的恐惧吓倒，也会无畏地面对实际存在的危险；它为胜利而自豪，但即使战败也坚强地继续遵守命令，保持对指挥官的尊重和信任；它钢铁般的力量如同运动员的肌肉，来自艰苦的训练和巨大的努力……它时刻牢记着载于军徽的巨大荣誉这个最有力的意念所代表的责任和品质——这样的军队浸淫着真正的军人精神。²¹

他所谓的“军队”就是它的组成部分——“团”。在19世纪的普鲁士，团简直是泛滥成灾；1831年，只有40个团，但到了1871年，团的数目就增加到了100多个，还不算步枪营和骑兵。每一个身体健康的普鲁士人都是某个团的士兵，至少在血气方刚的年纪时在团里当过兵，都明白“载于军徽的巨大荣誉这个最有力的意念”。

普鲁士的军队凭借着这个“最有力的意念”战胜了奥地利和法国，促使其他国家的军队争先恐后地按照普鲁士的模式建立起团的编制，从国家最精悍的年轻人中招募士兵，把年纪较大的预备役兵员编作后备。这些年纪较大的人在回顾自己年轻时当兵的日子时，把那段经历看作自己从男孩儿变为男人的成人礼。这个成人礼成为欧洲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的欧洲男性都有过当兵的经历。这一普遍现象被各国选民自然而然地接受为生活的常规，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的军事化。这又进一步证实了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即战争是政治活动的继续。如果人民投票赞成征兵，或默许征兵的法律，怎么能否认战争和政治的确同属一个进程呢？

然而，战神可不是吃素的。1914年，欧洲各国由征来的公民组成的部队开往战场，后面尾随着预备役的大军，结果发现他们卷入的战争比想象的可怕不知多少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实际的战争”和“真正的战争”很快合为一体；克劳塞维茨通过对战争的冷静观察，注意到总有一些节制性的因素对战争的潜在性质和实际目的做出调节，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样的因素却踪影全无；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发现，自己好像是在为打仗而打仗。战争的政治目的本来就难以确定，现在则早已被弃之脑后；政治的克制被抛到九霄云外，呼吁理性的政治家遭到唾弃；即使在开明的民主国家中，政治也很快堕落为寻找种种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要打更大的战役、遭受更多的伤亡、制订更高的预算，总之，为给人民造成巨大痛苦的行为进行辩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政治的作用不值一提。反而是在文化上，那次大战成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可怕变异，是欧洲人在克劳塞维茨的世纪——从1813年他从俄国回来到1913年欧洲长期和平的最后一年——把欧洲变为尚武社会这个不自觉的决定造成的结果。克劳塞维茨并非这个文化决定的始作俑者，正如马克思没有推动在那同一个时期颠覆了自由主义的革命运动，但他们两人都负有重要的责任。他们撰写他们的伟大著作时，本意是要写成科学论述，实际却成了令人头脑发热的意识形态的宣传，所阐述的世界不是实际存在的世界，而是以后可能会发展而成的世界。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他又令人信服地指出，战争的性质只为它自己服务。按照他这个逻辑推理，以战争为目的的人很可能比为了政治的目的而试图减轻战争破坏性的人更成功。这个颠覆性的思想统治着欧洲历史上最平安的一段时期的和平，它就像活火山的熔岩，在进步和繁荣的表面之下冒泡翻滚。那个世纪中创造的财富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投入了和平的事业，用那些财富建立了中小学校、大学、医院、道路、桥梁、新城市和新工厂，构成了全大陆巨大的良性经济的基础设施。通过税收、民众健康的改善、生育率的提高和新发明的军事技术，它也创造了打“真正的战争”的手段，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化社会。克劳塞维茨于1818年着手撰写《战争论》的时候，欧洲大陆已经解除了武装。拿破仑被流放圣赫勒拿岛后，他的大军即逐渐解体，与他为敌的那些国家的军队也相应缩编。各地都废除了大规模征兵；军工产业土崩瓦解；将军回家养老；老兵沦为街头乞丐。96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前夕，几乎每一个健康的欧洲适龄男子的个人文件中都包括一张士兵身份证，上面写着如果发生总动员应到哪里去报到。部队的仓库堆满了为预备役士兵准备好的武器和制服，就连农民田里用的马匹也登记在册，以备发生战争时征用。

1914年7月初，欧洲约有400万军人；到8月底，军人的人数即飙升到2000万，而且已经有好几万人战死。隐藏在和平景象下面的武士社会手持武器破土而出，混战厮杀达4年之久，直到各方再也难以支撑才罢手。虽然不能把这场浩劫归咎于克劳塞维茨的研究，然而，把克劳塞维茨看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识形态之父并没有错，正如把马克思看作俄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之父一样正确。“真正的战争”的意识形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识形态，作战的军队因奉行此一意识形态而给自己带来的惨痛命运可能是克劳塞维茨最持久的遗产。

然而，克劳塞维茨不仅是思想理论家，还是历史学家。他除了在皇家军队中做过团级校官，亲身经历了法国革命军公民士兵的勇猛凌厉之外，还阅读参考了大量的历史资料。19世纪20年代晚期，他在反思自己青年时期发生的一系列旋风式的事件时，把它们归因于：

人民初次涉足国家大事，而他们之所以得以参与国事，部分地是由于大革命对每个国家内部状况的影响，部分地是由于法国对所有人构成的危险。这种情况将来会一直持续下去吗？从今往后，欧洲的每一场战争是否都会使国家倾其所有，因此只会为了影响到人民的重大问题才打仗？抑或我们将再次看到政府和人民的逐渐分离？对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²²

虽然克劳塞维茨是个称职的历史学家，但是他的思考受限于界定了他世界观的两个制度——国家和团，结果没有给自己留出足够的空间去观察在国家和团这两个概念不存在的社会中的战争是多么不同。毛奇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他信奉克劳塞维茨的思想纯粹是为了实用的目的，他曾在埃及和奥斯曼土耳其为那里的苏丹打过仗，所以他很清楚，在那类遥远地方发生的战争的形式可能是克劳塞维茨从未见过的，但与当地社会的性质却十分契合，甚至应该说是密不可分。

战争的不同形式中的第一种是神权政治对战争的抑制最终被实际需要所压倒，体现这种形式的是复活节岛的神秘历史。第二种是周围的动乱使相对温和的原始游牧社会变为极端尚武的社会，祖鲁王国即是例子。第三种是宗教禁止持同样信仰的人彼此作战，结果造成了军事奴隶制这种奇怪的制度，如埃及的马穆鲁克。第四种是日本的武士制度，它为了维护已有的社会结构而禁止采用更先进的作战技术。当然，上述情况克劳塞维茨基本上都无从得知。的确，在18世纪的欧洲，探险家描述太平洋航行的各种撰述轰动一时，但即使理论上他可能读到过关于居住在复活节岛上的波利尼西亚人和日本武士时代制度的描述，他也不可能知道祖鲁人的情况，因为祖鲁王国雄霸南部非洲的时代在他去世的时候才刚刚开始。不过，关于马穆鲁克他倒是应该非常了解，哪怕只是因为他们是奥斯曼帝国最著名的子民。即使到了克劳塞维茨的时代，奥斯曼帝国依然是欧洲国际政治中一个重要的军事因素。他肯定知道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奴隶——土耳其禁卫军，而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在奥斯曼土耳其公共生活中占据至高无上地位的是宗教，而不是政治。他在研究中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制度丝毫未予考虑，这使他的理论在根本上是不完整的。从军事奴隶制进一步放眼望去，看到波利尼西亚人、祖鲁人和日本武士更加奇怪的军事文化，看到他们的战争形式与西方人心目中政治的理性南辕北辙，即可明白，把战争视为政治的继续这一想法是多么片面、多么狭隘，也多么会令人误入歧途。

战争的文化表现

复活节岛

复活节岛是南太平洋中的一个小岛，是世界上最偏僻的地方之一。离它最近的成片陆地一是2000多英里以外的南美洲，一是3000英里以外的新西兰。它也是世界上有人居住的最小的地方，面积只有约70平方英里，是由死火山组成的一个三角形的岛。尽管它孤处海隅，但它却实实在在是波利尼西亚文化的一部分。波利尼西亚文化是太平洋中部一个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明，18世纪涵盖了一个三角区内的数千个岛屿；构成波利尼西亚文化三角区三个角的复活节岛、新西兰和夏威夷彼此相隔数千英里，人类开始在这三个地方定居的时间也相差数百年。

波利尼西亚文明极具冒险性。发现它的欧洲探险家和早期的人种学家难以相信，这个没有文字的文明的殖民范围居然可以如此广阔——波利尼西亚文明遍及38个大群岛和岛屿，海域面积达到 2000万平方英里；他们提出了各种复杂的假设，用来证明靠独木舟航行的波利尼西亚人不可能取得与著名航海探险家库克和拉佩鲁兹相媲美的航海成就，但那些假设全都不成立。波利尼西亚的文化高度一致，他们虽然居住在相隔甚远的岛屿上，但他们的语言是同源的，不仅如此，夏威夷、新西兰和复活节岛的社会制度也惊人的相似，一直未变。

波利尼西亚的社会结构以神权为基础。酋长被认为是神的后代，具有超自然的能力，同时也是大祭司。大祭司的职责是负责神和人之间的沟通，请求神赐予他的人民土地上和海洋里的出产；他通神的能力叫作神力（mana），他因此享受对土地、渔场、它们的出产和所有其他好东西独有的神圣权利，称为禁忌或塔布（tapu，又为taboo）[3]。在正常情况下，神力和禁忌保障了社会惊人的稳定与和平。在最和谐的波利尼西亚岛屿上，神权政治稳定地管理着酋长和人民之间，以及同为一个酋长后裔的不同部族之间的关系。²³

然而，历史上从未有过波利尼西亚的黄金时代。即使在宁静祥和的太平洋，情况也并不总是正常的，如果“正常”的含意是资源总能满足人口的需要的话。虽然采用了种种办法来试图控制人口，如控制生育、杀死婴儿和鼓励岛民移民——他们称其为“旅行”，但各岛屿的人口仍不断增长。到肥沃的土地和丰饶的渔场业已充分开发，附近又没有可供开发的岛屿的时候，就出了大麻烦。波利尼西亚语中的武士（toa）和铁木是同一个词，人们用铁木制造棍棒和别的武器，用以解决人类普遍的问题，如受到侮辱，抢夺财产、女人，争夺权位，等等。一个酋长如果也能攻善战，他的神力就会增加。但是，动乱时期，不是酋长的人会打破禁忌，抢夺他们需要的或想要的东西，给波利尼西亚的社会结构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次级部族可能上升到统治地位，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个部族可能会被完全逐出自己的地盘。

最严重的动乱发生在复活节岛，造成了大量死亡。波利尼西亚人可能是在3世纪时找到复活节岛的，他们怎么能够在大洋中找到这个离他们最近的定居地1100英里远的小岛，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无论如何，他们找到了复活节岛，还带去了在岛上生活所需的主食，如红薯、香蕉和甘蔗。他们在岛上的三座山峰下开垦出耕地，打鱼，捕捉海鸟，定居下来。公元1000年左右，他们还开始了波利尼西亚世界中对神权原则最盛大的敬奉。虽然复活节岛上的居民似乎从未超出过7000人，但这些人在后来的700年间雕刻出了300多座大多比真人大5倍的巨型雕像，把它们树立在宽阔的神庙广场上。在16世纪期间，复活节岛上树立雕像的最后阶段，岛上的人还发明了一种文字，祭司似乎用它来帮助记载口述历史和族谱。这是那个文明的巅峰时代，在那段时期内，酋长代表诸神行使的力量和权威保障了和平与秩序。

后来情况开始不妙。人口的增长不知不觉地逐渐耗尽了岛上的资源。砍伐森林减少了降雨，土地的产出开始下降；用来制造独木舟的木材也有所减少，这就影响到了出海捕鱼。复活节岛上的生活开始严酷起来。一种新的制品“mata’a”出现了，它是用黑曜岩削凿而成的标枪矛头，十分尖利。²⁴叫作“手上染血的人”（tangata rima toto）的武士占据了统治地位。原来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式的，创始的酋长居于顶层，下面由各个部族组成；现在分成了住在岛屿两端的两个集团，彼此之间不断交战。作为创始酋长后裔的大酋长沦为象征性的傀儡，谁也不再把他的神力当回事。在战争导致的社会解体的过程中，大批雕像被推倒，或者是作为对敌对部族的神力的侮辱，或者表示民众反叛自己的酋长，因为他没能用神力保护他们。最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新宗教，与波利尼西亚庄严的神权政治判若霄壤：“手上染血的人”比赛看谁先找到乌燕鸥的蛋，第一个找到的人就被尊为酋长——任期只有一年。

荷兰航海家罗杰文（Roggeveen）于1722年登陆复活节岛时，岛上的无政府状态已相当严重；到19世纪末，由于混乱造成民不聊生，再加上有些人被欧洲人掳去做奴隶，还有些人死于欧洲人带来的疾病，岛上居民只剩了111人。他们伟大的过去只通过口述历史保留下来一个梗概。人类学家根据岛民的口述和惊人的考古发现，重建了复活节岛历史中他们所谓“衰落时期”社会的伤心景象。证据不仅表明那时战事频仍，还有迹象表明有人吃人的情况，并显示有些岛民想方设法逃离战争的荼毒。许多天然的山洞和火山熔岩形成的通道用从安置雕像的平台上撬下来的削凿整齐的石板挡住出口，成为个人或家庭的藏身之处；在岛的一端，挖了一条沟渠把一个半岛与主岛隔离开来，这肯定是出于防御目的的战略举措。

藏身地和战略防御是军事分析家熟悉的三种防御工事中的两种。复活节岛上只缺第三种：地区要塞。但这并不意味着复活节岛上的战争缺少某个方面，只是说明了战场是多么狭小。在岛上逼仄的空间中，岛民似乎通过血淋淋的经验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他们无疑学会了克劳塞维茨大力强调的领导能力的重要性；波伊克半岛上的工事似乎表明，他们有些人同意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略防御是最有力的战争形式这句格言；鉴于17世纪期间岛上人口的剧减和新发明的黑曜石矛尖的大批生产，甚至可以推测，他们尝试过克劳塞维茨式战争的鼎力之举——大决战。

但是，结果是自我毁灭！克劳塞维茨也许相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然而，政治是为文化服务的。波利尼西亚人在他们的大世界中创建了一个十分友善的文化。1761年布干维尔到达塔希提岛时，宣布他找到了伊甸园。他关于那里美丽的人民与大自然水乳交融的介绍在欧洲人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帮助建立了对“高尚的野蛮人”的景仰，滋养了欧洲的有识之士对18世纪欧洲井然有序但矫揉造作的社会的厌倦和不耐烦。这种厌倦和不耐烦的情绪催生了政治上的不满和浪漫主义的思想，二者合力推翻了君主统治，向往高尚的野蛮状态的欧洲人从此摆脱了他们自小熟悉的政体形式。

克劳塞维茨崇尚大决战这种戏剧性的行为，赞美唯我独尊的领袖人物，具体来说就是拿破仑，这说明他和所有反对旧制度（ancien régime）[4]的人一样，是浪漫派。然而，他对国王和部队的忠诚又证明他仍然受到神力和禁忌的束缚而不自知。在法国大革命前君主制的欧洲，团编制的军队是约束作战者的暴力行为，使其为君主所用的手段。因为克劳塞维茨的祖国普鲁士非常古怪地认为世界上的好东西自己一概欠缺，所以它最伟大的国王腓特烈大帝鼓励军官打仗时无所不用其极，残酷无情的程度超过了别国国王心目中恰当的界限。他为了传播他的神力而破除了禁忌，使别的国王非常不以为然。

但是，腓特烈大帝并未越轨，他不过是把战争的残酷程度推到了当时的行为守则所能接受的极限。在克劳塞维茨成长起来的世界中，皇家的神力和作战的禁忌显然已经荡然无存，他在这种情况下找到了为新秩序提供合法性的理论。其实那根本不是什么秩序，而且他的战争理论将导致欧洲文化的毁灭，对此他却完全没有看到。这怎么能怪他呢！复活节岛在波利尼西亚世界中地处偏僻的海隅，岛上发生的悲剧又远在更大、更友善的波利尼西亚文明发展起来之前。当时岛上的人如果有能力清晰达意，一定会说，客观情况的变化使文化上的革命成为必然。他们甚至可能会发明出一个意思相当于“政治”的词，来描述每年当第一个找到乌燕鸥蛋的人成为酋长后，为培育对他的忠诚而采取的种种举措。现在这些都已无从知晓。第一批人类学家来到复活节岛时，岛上历经战乱的居民劫后余生，万物凋敝，因此无法对他们文化的发展过程进行可靠的分析。但有一点可以断言：克劳塞维茨式的战争对波利尼西亚文化没有好处。那个文化尽管和西方人所谓的自由、民主、活力和创新沾不上边，但它调整当地的资源适应于它确定的目的，与太平洋岛屿生活的状况契合得几乎天衣无缝。神力和禁忌在酋长、武士和部族成员各自的作用之间确定了平衡，维护着所有三方的利益；如果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称之为波利尼西亚生活的“政治”的话，那么战争并不是这种关系的继续。“真正的战争”来到复活节岛那个波利尼西亚世界中的一角时，首先消灭了政治，然后毁掉了文化，最终几乎灭绝了生命。

祖鲁人

复活节岛上的人试验自己发明的全面战争，互相厮杀得血流成河，但外部世界对此一无所知。相比之下，祖鲁人通过他们的社会在19世纪初的军事革命，卷入了一场与西方文明的高调冲突之中，他们的故事被后人添枝加叶，越传越神。事件发生的历史时期较晚，克劳塞维茨不太可能知道这场发生在南部非洲高潮迭起的冲突，不过他对于本书以后将要讲到的马穆鲁克的故事应该非常了解。事件的高潮现已成为现代最伟大的通俗历史故事，成为南非白人神话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南非白人在比勒陀利亚用大理石建造的神庙中，和他们的先驱定居者作战的祖鲁勇士的雕像和布尔人英雄的雕像一样被刻画得英姿勃发。这并不值得惊讶，南非白人的神话需要他们的敌人既高尚又可怕，而祖鲁人从他们的国家自19世纪初兴起到在1879年的战争中大败亡国，其间的确变成了非常可怕的战士。

祖鲁人原来民性温和，以放牧为生。他们的祖先恩古尼人也是放牧民族，14世纪从遥远的北方移居非洲东南沿海地区。三个世纪后，因海难沉船逃到陆上的欧洲人描述道，“他们彼此交往……彬彬有礼，热情健谈，无论男女老少，见面时都互相敬礼”。²⁵他们对陌生人十分友善，在他们的土地上旅行非常安全；只要当心别携带铁或铜，因为这些金属太稀罕了，会“诱发命案”。他们非常遵纪守法，尤其是在人际关系中。没有奴隶制，复仇“基本没有”；若发生争端即诉诸酋长，对酋长的裁决“没有二话”地接受。酋长也受法律的管束，若有过错会被辅佐他的谋士处以罚款，或由地位更高的酋长把他的决定推翻。

虽然早期来访的欧洲人注意到恩古尼人最重要的价值观是人道（ubuntu），但恩古尼人也打仗，也发动战争。作战的原因通常是争夺牧场。对于一个牲畜多于人的社会来说，牧场是至为重要的资源。战败的一方必须迁去较为贫瘠的地方。这是居住在地广人稀的地区的原始人群的典型情况，战败的结果不是遭到屠杀，而是搬迁。

战斗通常高度程式化，有双方的老老少少在一旁围观。开始时是互相叫骂，一旦发生伤亡，战斗即告结束。对暴力的程度有习俗的管理，也有自然的限制：因为缺少金属，所以武器是用经火烧变得比较坚硬的木头做的，打仗时向敌人投掷，不做近身格斗。如果一个武士不巧打死了对方的一个人，他就必须立即离开战场去辟邪。不然的话，被他杀死的人的灵魂一定会作祟，使他和他的家人患上不治之症。²⁶

几十年后的19世纪初，这种典型的“原始”作战方法突然被推翻了。恩古尼一个叫祖鲁的小部落的酋长沙卡带领着一支经过严酷训练的军队，打仗时务求全歼敌人。他的祖鲁王国因此成为南部非洲的强国。别的部落被祖鲁人打得落花流水，只能乱哄哄地逃往别处，有时要远走好几百英里才能找到落脚的地方。

目睹沙卡崛起的欧洲人和对波利尼西亚人娴熟的航海技术大惑不解的航海家一样，努力想为这个似乎没有自然成因的现象找到解释。一种说法是，沙卡遇到了欧洲人，学会了欧洲人的军事组织和战术。这肯定不是真的。²⁷但有一点是真的，即到18世纪末，北部恩古尼人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好景不再。标志着财富的牲畜越来越多，超过了“肥沃”草场的承负能力。西面巍然屹立着难以逾越的德拉肯斯堡山脉，山脚下的“贫瘠”草场无法维持畜牧经济。北面的林波波河是采采蝇的肆虐地带，因此无法向那里扩张。16世纪时从美洲带到非洲的玉米导致了南部恩古尼人口的增长；再往南，好望角的布尔人装备着火器，以誓死决心要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他们挡住了恩古尼人向南迁移的任何可能。而东面就是大海。²⁸

在沙卡出名之前，恩古尼人悠闲自在的生活方式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沙卡之前的一位酋长废除了过去族人接到作战的召唤后，拖家带口一起赶去酋长的畜栏集合的做法。他把男子按年龄组成“年龄团”，同一年出生的男子编在同一个团里。打仗期间，男子和可能会成为他们新娘的女人分开，降低了出生率；人员集中加大了酋长的权力，也增加了酋长的个人所得，无论是牲畜、庄稼还是猎物，因为在战争期间，战士不打仗时都得为酋长干活。

沙卡不仅把这些改变确定下来，而且把它们推到极致。“年龄团”成了永久性的编制，战士住在军营里，和平民分开。不仅是在一两次季节性的战争期间，而是直到40岁之前，战士都一律不准结婚；到40岁时，会给他们分配妻子。沙卡把女子也编成了团，就从女人团里给男人找妻子。

对作战方法旧有的限制也被打破。沙卡设计了一种刺杀用的矛，训练战士们用这种新武器与敌人近身肉搏，杀死敌人。（随着布尔人从好望角地区向外扩张，可能比过去更加容易大量获得铁这种金属；历史学家似乎没有对恩古尼人战争残酷性加剧的这个方面认真探讨过。制造刺杀的标枪肯定比制造原来投掷的标枪需要更多的铁。）

使用锋利的武器近身肉搏需要密集队形，这也在沙卡的发明之列。他早就命令手下的人扔掉鞋子，练习光脚长途奔袭。作战时，他把队伍分为两翼，中心部分排列重兵，后面还有预备队；交战的时刻来临时，中心以密集队形冲锋牵制敌人，两翼从旁包抄。辟邪的仪式要等到战斗结束后再说。²⁹杀了敌人要把他的肚子剖开，以确保他真的死了，然后再去杀下一个。按照传统，开膛破腹可以释放死者的灵魂；否则的话，死者的灵魂会逼得杀人者发疯。

恩古尼人传统上认为杀害女人和孩子是人所不齿的行为，沙卡却没有这方面的顾忌。不过总的来说，他一旦把邻近部落统治家族的男性成员和那个部落的战士杀掉后就住手了，剩下来的人被纳入他日益扩大的王国。他的目的是把服从他权威的所有恩古尼人都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国家，并不断扩大地盘。

在祖鲁王国日益扩大的边界以外，这一制度造成了灾难。沙卡的办法解决了祖鲁人口过多的问题，但造成了邻近许多部落的流离失所，使他们失去了祖居的土地和固有的生活方式。“祖鲁王国崛起的影响所及之处从好望角的布尔人殖民地一直到坦噶尼喀湖。在这块相当于非洲大陆五分之一的地区，每一个社群都深受其害，许多社群的生活被完全打乱。”³⁰

祖鲁帝国主义造成的糟糕结果被称为“强迫移民”（Difaqane）。“到1824年，从图克拉河到兹姆库鲁河，再从德拉肯斯堡山脉到海边的整片地区都遭到了破坏。数千人被杀；一些人逃向南方；还有一些人被纳入祖鲁王国。在纳塔尔，有组织的社群生活荡然无存。”³¹这片地区面积相当大，有15000平方英里。然而，被祖鲁人赶走的部落逃得更远。一群人逃到了离他们原居住地2000英里的坦噶尼喀湖边。有些族群在逃亡的路上丢失了所有的牲畜，只能靠吃野草和植物的根茎维生；还有的上演了人吃人的惨剧；许多人身不由己地被卷进“匪帮”之中。这些匪帮像蝗虫一样沿途洗劫，身后留下死伤累累。

虽然沙卡于1828年倒台，但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年轻的祖鲁人仍然遵守着他的军事制度和守则。成功的武士制度有一个共同的痼疾：胜利后不利用物质上的所得来投资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多样化发展，而是故步自封，趋于僵化。个中原因是本书探讨的一个主题。在祖鲁人的情形中，原因无疑是他们必须继续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备战上面，像我们说普鲁士人那样，时刻警惕着，因为在他们旁边，和他们同样强大的军事强国正虎视眈眈（而且，在19世纪的南部非洲，其他强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祖鲁王国更高）。像其他地方的情形一样，祖鲁人的崛起靠的是他们的作战形式。他们虽然后来也掌握了火器，但没有调整战术来适应这种新武器，打仗时仍然采用手持矛枪一哄而上的办法来赢得胜利。

沙卡是完美的克劳塞维茨主义者。他设计了一套军事制度来维护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这套制度执行起来效率高得惊人。祖鲁文化把武士的价值观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将其视为维护放牧经济的关键，并把社会中最有活力的成员的精力和想象力束缚在不具生产力的军事框架内，直到他们年华老去；结果剥夺了自己与时俱进、适应周围世界发展的机会。简而言之，祖鲁民族的兴衰残酷地显示了克劳塞维茨理论的缺陷。

马穆鲁克

所有军队都是一种奴役制度，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在祖鲁人的情形中，奴役达到了极点。沙卡的战士不算奴隶，因为束缚他们的不是法律，而是习惯，再加上畏惧。尽管如此，从功能的角度，应该说他们是沙卡意志的奴隶。然而在过去，战士可以是名副其实的奴隶，无论两者的地位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多么不相调和。在现代世界中，做奴隶意味着个人自由完全被剥夺，而拥有和使用武器则是个人解放的手段。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人怎么能掌握着武器，却没有自由。然而，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却认为奴隶和战士的地位并不冲突。许多伊斯兰国家都有奴隶战士——马穆鲁克。他们经常成为国家实质上的统治者，他们的首领世世代代掌握着国家的统治权。然而，与其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法律上还自己以自由身，他们反而坚决维护马穆鲁克“制度”，抵制所有要改变其性质的压力。他们的抵抗有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之所以占据统治地位，是因为他们垄断了骑射的复杂技术；如果放弃骑射，采用更普遍的火枪和步兵作战方式，他们的位子就可能坐不稳。然而，他们的军事文化和祖鲁人的一样，因其狭隘性而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失败。虽然他们的政治权力来自他们所掌握的他人没有的军事技能，但是他们宁肯坚持过时的武士作战方式，也不愿适应新的作战方法。他们和祖鲁人一样，把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彻底颠倒了过来。掌权者把政治变成了战争的继续。在实践中，这根本行不通；在文化上，马穆鲁克却别无选择。

伊斯兰世界的奴隶制和古希腊及古罗马一样，形式多种多样，有的非常温和；奴隶可能是受人尊敬的工匠、教师、与人合伙的买卖人，或备受主人信任的秘书。不过，伊斯兰世界奴隶制的形式比古希腊和古罗马还要多。在穆罕默德的“继承者”，集世俗和宗教权威于一身的哈里发的政府中，奴隶甚至能做大官。这种做法造成了奴隶战士这类人的出现，只有在伊斯兰世界中，奴隶战士才形成了军事精英阶层。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伊斯兰教创建不久，内部就出现了战争的道德观与实际作战行为的冲突。穆罕默德的继承者把世界分为Daral-Islam——“敬神之家”，指顺从《古兰经》里所载穆罕默德的指示的伊斯兰教地区，以及Daral-Harb——“战争之家”，指伊斯兰教尚未征服的地区。³²7世纪阿拉伯人早期的征服战以旋风般的速度扩大了“敬神之家”的疆界。到公元700年，整个阿拉伯半岛和现在的叙利亚、伊拉克、埃及和北非都被囊括其中。在那以后，圣战开始遇到了困难，不再一帆风顺。阿拉伯征服者的人数不够多，无法总是像起初那样势如破竹地攻城略地。另外，他们胜利后也表现出了常人皆有的弱点。他们热切地盼望在和平中享受胜利的果实，但又为权力继承而争吵不休。

掌握领导权的人称为哈里发，意思是穆罕默德的“继承者”。早期的哈里发找到了一个办法来满足想享福，不想打仗的老兵的愿望，这个办法叫作迪万（diwan），等于用征服得来的钱财建立起来的给阿拉伯武士的养老金。可惜，没能找到任何有效的办法来避免对于哈里发的人选各执己见的人们之间的冲突。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很快白热化，显示出关于权威性质的根本性分歧：是应该世袭，传给穆罕默德的后裔，还是应该由称为乌玛（umma）的整个伊斯兰社会推举产生？这个争议延续至今，争议双方分为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教派。使这个争议无法解决的是穆斯林信仰中第三个无可置疑的因素，即禁止穆斯林打穆斯林。对于穆斯林来说，战争只能是圣战，是对那些不肯服从真主所揭示的真理的人进行的神圣斗争。信徒之间作战是对神明的亵渎。

然而，有些穆斯林在关于哈里发人选的争执中坚决不肯让步，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后来陷于分裂的伊斯兰又纯粹为了争夺土地而发动战争。由于这两个原因，许多虔诚的穆斯林完全抽身脱离了世俗的生活。有着能攻善战英雄传统的阿拉伯人不肯当兵，因为有迪万制度，犯不着去打仗；后来皈依的穆斯林出于虔诚也不肯当兵。然而，对哈里发的继承人选不满的人要争位；穆斯林必须履行圣战的义务；这些都要求打仗。结果，哈里发只能寻找权宜之计。伊斯兰教开始发动征服战不久，就使用了非阿拉伯人战士，他们是追随阿拉伯主人、后来皈依的穆斯林（再往后，像他们那样的后来的皈依者不可避免地成为穆斯林中的大多数）。

既然跟随阿拉伯主人的还有奴隶，于是伊斯兰国家按照同样的原则，在作战中也使用了奴隶。后来干脆直接招募奴隶当兵。关于这种做法开始的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到9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就确立了它独一无二的募兵政策：把非穆斯林的青年收为奴隶，对他们进行伊斯兰教育，培养他们做战士。³³

这些马穆鲁克几乎清一色来自伊斯兰地区与中亚大草原接壤的地方，在里海和阿富汗的山脉之间（后来又加上了黑海北岸）。9世纪的哈里发穆塔绥姆（al-Mu'tasim）开始大批招募奴隶的时候，那里的居民主要是突厥人。据说穆塔绥姆曾说，“世界上没有人比他们更勇敢、更众多、更坚定。”突厥人民风强悍，一直延续到现代土耳其人。当时他们自己也已经开始向西进发，后来他们比阿拉伯人征服的地方还要大。他们的其他品质也颇受哈里发赏识。虽然他们还不是穆斯林，但是他们对伊斯兰教并不陌生，因为大草原上的边疆区并非铜墙铁壁的屏障，突厥人和非突厥人在那里互相贸易，也互相抢掠；突厥人还经常迁移，寻求更好的生活。而且，他们所知道的伊斯兰教保留了尚武的特征。称为“ghazi”的边疆武士投身于圣战时毫无良知的挂碍，完全没有内地的穆斯林表现出来的丹尼尔·派普斯所谓的“内向”，即与伊斯兰教世俗力量的疏离。³⁴但突厥人最受欣赏的还不是他们的特性，而是他们的实际技能：他们谙熟驭马之术，是马上作战的行家里手。以马代步始自大草原；突厥人骑起马来人马如同一体，传说突厥妇女在马背上怀孕，马背上生产；他们在马上使用的武器无可匹敌，包括长矛、弓箭和弯曲的剑。（英国军官佩带的马穆鲁克剑就是突厥人佩剑的样式，是对那些大草原上战无不胜的武士的礼赞，不过现在马穆鲁克剑的这个起源已经被遗忘了。）突厥人有他们的毛病。他们抢掠成性，这是他们的生活条件造成的；大草原上生活十分艰苦，除了奶和肉，别的什么都没有。对于突厥人来说，能抢东西是他们愿意做奴隶的一大诱因；事实上，“马穆鲁克制度”建立之后，大多数军事奴隶都是突厥统治者和族长供应的，他们愿意通过卖奴隶给哈里发来讨好伊斯兰，借它的力量来为己谋利，而那些被出卖的奴隶也愿意因此而获得有保障、受人尊敬的职业。

多数伊斯兰强国都使用军事奴隶，其中最重要的是埃及的阿拔斯哈里发帝国。它是蒙古人在1258年推翻了巴格达哈里发王国后恢复建立的，从13世纪中叶到16世纪初一直由马穆鲁克自己的苏丹王所统治。在这场王朝斗争中，马穆鲁克选对了边。1260年，他们在阿音札鲁特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确立了他们作为伊斯兰世界——应该说是整个文明世界——的拯救者的地位，因为和他们作战的是不久前才去世的成吉思汗的族人——蒙古人。就是蒙古人在两年前推翻并杀害了巴格达的哈里发；蒙古人的军队在世界上所向披靡、无人能敌，就连圣城十字军王国的基督教职业武士都不是他们的对手。马穆鲁克的胜利特别难得，因为蒙古骑兵中也有许多突厥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在大草原上比邻而居，成吉思汗冲出中亚，一路作战，带来了许多抢掠的机会，突厥人见猎心喜，踊跃参加；所以，用阿拉伯历史学家阿布·沙马的话说，他们在阿音札鲁特“是被他们的同类击败打垮的”。³⁵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被自己同族的人打败，因为马穆鲁克战士接受的训练和培养使他们自成一类，而且是非常特殊的一类。

参加阿音札鲁特战役的马穆鲁克大多是来自黑海北岸的钦察突厥人（他们中间最伟大的巴伊巴尔斯就是钦察人），他们在孩童或青少年时期被卖为奴隶，带到开罗受训。他们像修道院里的见习修士那样被关在营房里与世隔绝，先学习《古兰经》、伊斯兰法规和写阿拉伯字；长大成人后，开始教他们弗鲁斯亚（furusiyya），即一整套骑术和马上作战法，这是马穆鲁克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基础。³⁶这套战术强调人马合一，培养在马上使用武器的灵活、准确，提倡骑兵战友之间的战术配合，与基督教欧洲对战士的训练大同小异；的确，骑士精神作为作战和荣誉的守则在多大程度上为十字军骑士（knight）和新月骑士（faris）所共有，这是中世纪军事史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然而，马穆鲁克只专注于骑兵作战也注定了他们的消亡。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与外部世界的军事新发展完全隔绝。如果他们对外面的事情稍有了解的话，也许就能知道，马背上的战士不可一世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他们与西欧的装甲骑士不同，既没有接触过原始的火药武器，也没有遇到过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小步兵为自己争取权利。直到15世纪末，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地位都无人挑战；结果，虽然马穆鲁克仍是人不离马，但在马上作战的技能却荒废了。

马穆鲁克制度有一点非常好：它完全不准世袭。马穆鲁克可以结婚，生的孩子是自由人，而且他们自己一旦不再当兵，就在法律上恢复了自由之身（不过还是不能脱离这个制度，也不能离开苏丹手下去投靠另一个主人），但是马穆鲁克的儿子当不了马穆鲁克。这个规定本应能够确保新思想和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涌入，然而实际上，它并未起到这个作用。14世纪和15世纪期间，新招募的马穆鲁克一批批从中亚的大草原边疆地区来到埃及，但他们完成了见习期，学会了马上作战法后，就成了和他们的前任一模一样的人。这样做完全可以理解。马穆鲁克地位崇高，而且因为这个制度是军事奴隶制，所以它凭借对军事力量的垄断攫取了各种权力和特权。它的成员无疑相信，要维护他们的权力和特权，最好毫不动摇地坚持过去他们赖以成名的做法。

然后，到了16世纪初，马穆鲁克突然遇上了自两个方向同时而来的火药革命的先进产物。葡萄牙人驾驶着装备重炮的舰船绕过非洲，向马穆鲁克对红海的控制发起了挑战。埃及边界的安全则遭到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威胁，他们除了骑兵，还有大队训练有素的火枪手做后援。马穆鲁克的苏丹临时抱佛脚，企图一蹴而就，弥补上100年来军事上的疏忽和松懈。铸造了大量的大炮，也组建了炮手队和火枪手队。马上战术的练习得到了恢复，马穆鲁克开始认真重拾使用长矛和弓箭的技术。但是，马穆鲁克把恢复练兵和采用火药技术分成两件事来做，二者互不相干，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有一个马穆鲁克接受过或肯接受使用火器的训练，炮手和火枪手都来自马穆鲁克阶层之外，是非洲黑人和阿拉伯西部马格里布的人。³⁷

结果可想而知。派去红海作战的炮手和火枪手大败葡萄牙人，因为作战的水域有限，葡萄牙人远洋舰船的优势无法施展，而且葡萄牙人的交通供给线也拉到了极限，几乎难以为继。纵马前去迎击有火药相助的奥斯曼军队的马穆鲁克却在1515年8月的迈尔季达比克（Marj Dabiq）战役和1516年1月的拉伊丹尼亚（Raydaniya）战役中均遭到惨败。结果马穆鲁克制度被推翻，埃及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

马穆鲁克在迈尔季达比克和拉伊丹尼亚的战败基本上是同一个形式。在迈尔季达比克一役中，塞利姆一世指挥的奥斯曼军队把大炮布在阵地的两翼，把火枪手安排在阵中心，静等马穆鲁克发动攻击。马穆鲁克排成突厥人传统的新月队形发动冲锋，却被奥斯曼军队的枪炮打得落花流水。在拉伊丹尼亚，马穆鲁克带了一些大炮，本来想等待奥斯曼军队来攻，但发现自己被包围了，无奈之下再次用骑兵冲锋。他们一鼓作气，冲散了奥斯曼军队的一翼，但奥斯曼人靠火药转败为胜；7000名马穆鲁克战死，活着的逃回开罗，很快就被迫投降。

这两次战役的战术没有什么特别，倒是马穆鲁克对用来打败他们的手段的怨懑很有意思。马穆鲁克历史学家伊本·扎布勒对他所属阶层的没落痛心疾首，借他虚构出来的马穆鲁克首领库尔特巴伊之口说出了几代勇敢骑士心里的话：

把我的话仔细听清楚，你们和其他人要知道，我们是天降的骑士，所到之处血流成河。我们任何一人单枪匹马就能打得你们全军大败。你们不相信可以试一试，但请命令你们的军队不要开枪。你们这里有各族人组成的20万大军。就在原地列起阵来吧。我们只派三个人出来作战……你们将亲眼看到这三个人的勇猛……你们用世界各地的人拼凑成这支军队，有基督徒，有希腊人，还有其他人，你们还带来了欧洲基督教徒的一个发明，他们在战场上根本不是穆斯林军队的对手，所以才狡猾地发明了这个东西。这个发明就是火枪，哪怕是女人放枪，也能顶住不少男人……我诅咒你们！你们竟敢对穆斯林用火器！³⁸与库尔特巴伊的悲叹遥相呼应的前有法国的“无畏无瑕骑士”拜亚尔对机械武器的轻蔑不屑，他抓到敌方的弓弩手后必定处死；后有1870年普法战争马斯拉图尔（Mars-la-Tour）战役中冯·布雷多麾下骑兵的壮怀激烈，他们迎着法军的枪口发动“死亡冲锋”。这些表现代表的是战马时代日薄西山的岁月里世界各地马背上武士的不忿和不服。然而，库尔特巴伊这番话反映的还不只是阶层的骄傲、对变化的抵制、宗教的正统或对下等人的蔑视。他有不久前发生的确凿事实作证，说明刀剑类武器在马穆鲁克手中可以压倒火药，因为马穆鲁克具有统治世界的武士素质。1497年，年轻的苏丹萨达特·穆罕默德在开罗建立了一支由黑奴火枪手组成的部队，赐予他们特权，用他们讨伐不同的派别。也许他预见到了火药革命，也许他只是觉得火器能加强他的实力。无论如何，他的行为惹怒了马穆鲁克。当萨达特让他最喜欢的黑奴法拉贾拉娶了一个切尔卡西亚的女奴时——那时大多数马穆鲁克都是切尔卡西亚人——他们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据历史学家安萨里记载）皇家马穆鲁克表示了对苏丹的不满，然后，他们披上铠甲，带上全副武装。他们和大约500名黑奴发生了战斗。黑奴逃跑了，然后又集结在城堡的塔楼里，对皇家马穆鲁克开枪射击。皇家马穆鲁克向他们发起冲锋，杀死了法拉贾拉和约50名其他黑奴；剩下的黑奴四散逃逸。两名皇家马穆鲁克阵亡。³⁹

但是，马穆鲁克后来发现，当同等素质但条件不同的人打仗的时候，武器好的一边就会打赢。这是迈尔季达比克战役和拉伊丹尼亚战役的教训。这也是400年后日本人在太平洋对美国人作战的教训。那时，日本面对美国工业的强大力量垂死挣扎，孤注一掷，派遣身佩武士刀的自杀飞行员驾驶“神风突击机”撞向敌人的航空母舰。德国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学到的也是这条教训，德国军方对敌人在消耗战中的优势嗤之以鼻，最终却发现只靠战士的勇气是打不赢战争的。

马穆鲁克不肯吸取这个教训。1515—1516年间奥斯曼帝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马穆鲁克制度的消亡，因为它的形式对奥斯曼帝国太有用了。事实上，可以说伊斯兰教直到20世纪受到本质上与它南辕北辙的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之前，容不下任何不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专业军队制度。无论如何，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马穆鲁克王朝不仅在埃及实现了复辟，而且在被帝国征服的遥远省份，如伊拉克、突尼斯和阿尔及尔，也爬上了权力的宝座。然而，虽然马穆鲁克的地位恢复了，但是他们作为军人却冥顽不化。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他们再一次策马扬刀来对抗火枪大炮，在金字塔战役中不出意外地一败涂地。拿破仑为他们这种高尚的野蛮所感动，收了一个叫鲁斯图姆的马穆鲁克作为贴身侍卫。鲁斯图姆一直跟随拿破仑，直到他倒台。少数硕果仅存的马穆鲁克仍然坚持在马背上抗拒现代时代，直到1811年被残酷无情的穆罕默德·阿里屠杀殆尽。阿里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总督，他对马穆鲁克采用“基督徒”的作战方法毫无良心上的不安。⁴⁰

克劳塞维茨肯定知道金字塔战役，可能也听说过阿里在开罗对马穆鲁克的屠杀。这两个事件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表明，在选择战争手段时，文化的影响力与政治同样重要，经常比政治或军事逻辑更有可能占上风。尽管克劳塞维茨也许知道这些事实，却没有据此做出推断。巧合的是，他的学生赫尔穆特·冯·毛奇见证了穆罕默德·阿里最终成为马穆鲁克统治过的土地上奥斯曼帝国权力的代理人。其间的一系列事件表明，文化作为军事方面的决定性因素比政治决定持久得多。

1835年，毛奇被普鲁士军队派去帮助奥斯曼土耳其实现军队组织结构和作战战术的现代化。这段经历使他心灰意冷。“在土耳其，”他写道，“哪怕是最小的礼物，只要是来自基督徒，都被怀疑是不怀好意……一个土耳其人会毫不犹豫地承认欧洲人在科学、技能、财富、勇气和力量上都比他的民族强，但他却永远不会认为法兰克人因此可以和穆斯林平起平坐”。土耳其人的这种态度在军队事务上表现为执拗的无礼。“校级军官对我们很客气，一般的军官至少在礼貌上还过得去，但普通士兵拒绝对我们持枪敬礼，妇女和孩子时常在我们走过后对我们发出诅咒。士兵服从命令，但不肯敬礼。”

1839年，土耳其军队奉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命令，前往叙利亚镇压在埃及坐大，犯上作乱的穆罕默德·阿里，毛奇也被派随行。那是一次奇怪的遭遇。奥斯曼军队表面上实现了现代化，或“基督教化”，但埃及军队的现代化程度要大得多。其实，穆罕默德·阿里自己就来自欧洲，是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在希腊独立战争中初次见识了“基督教”战术的高明。他在对马穆鲁克的战争中的有些同盟，如法国的塞夫上校，原来是支持希腊独立的，后来背叛了那个事业。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在叙利亚内兹卜的战役中消灭了奥斯曼的军队，毛奇只能在一边旁观；土耳其士兵——主要是招募来的库尔德人——被埃及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四散奔逃，这一景象使毛奇决意回普鲁士去，因为他看到奥斯曼苏丹治下的人民抵制必要的改革，感到灰心失望。

后来，奥斯曼土耳其终于建起了一支现代化军队，却规定只有土耳其人才有资格参军。这种对苏丹和治下人民之间关系的人为限制严重破坏了奥斯曼政府在非土耳其人的其他穆斯林心目中的权威；人心向背成为一个主要因素，使得奥斯曼帝国在苏丹－哈里发1914年带领“基督教化”的军队与德国并肩作战时，已是如大厦将倾，摇摇欲坠。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土耳其的帝国烟消云散，苏丹或哈里发也随风而逝，唯一剩下的是它牺牲了一切建立起来的军队。

克劳塞维茨和毛奇之后的普鲁士军人如果对土耳其人失望不耐，认为他们顽不受教，那实在是最大的讽刺，因为1918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溃的同时，他们自己的帝国也土崩瓦解，连原因都是一样的：为达到错误的政治目的而有意采用战争的手段。深入参与苏丹军队“基督教化”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大战中站在德国一边，因为他们相信这会帮助土耳其变得更加强大。德国参战是因为它认为打仗是德国的强国之路。克劳塞维茨无疑也持同样的观点。这种由文化造成的世界观的歪曲给传统的德意志文化和哈里发臣民的文化带来的是同样的毁灭。

日本武士

基本上与马穆鲁克在火药面前折戟沉沙同时，世界另一端的另一个军事化社会通过直接挑战威胁它的环境确保了自己的生存。16世纪，日本的佩刀阶级遇到了火器的挑战；它想出了办法，把火器逐出日本，因而得以继续维持它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达250年之久。西方世界在16世纪曾和日本有过短暂的接触，但后来，西方世界实现了商业化、扩大了海上航行、建立起各种工业、经历了政治革命，而日本的武士却把他们的国家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消灭了外来宗教和技术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了他们长达1000年的生活传统和统治方式。日本的闭关锁国并非绝无仅有，19世纪的中国也有这样的强烈趋向，但日本达成的结果是独一无二的。然而，无论其结果是多么独特，它都证明了作战的决定性因素不一定是政治的考虑。正好相反，如果高度重视维护某种文化形式，就有可能抵挡住强烈的诱惑，拒绝为打胜仗而选择取巧的技术手法，尤其是当胜利意味着珍视的传统价值观将遭到推翻的时候。

日本武士大致可以算是日本的封建骑士阶级。他们的兴起有赖日本孤悬海外，与世隔绝，岛内又有山脉相隔。日本谷地的部族领导人（近似奥斯曼的安纳托利亚“山谷贵族”）宣布忠于天皇；天皇古老的宗裔深受尊敬，但天皇的权力纯粹只是名义上的。公元7世纪，一个部族酋长藤原镰足仿照中国的唐朝建立了中央政府，自那以后，政府一直掌握在某一个家族手里。最初执政的是藤原自己的家族，后来执政权转到在竞争中压倒了藤原家的其他家族手中。其他家族之所以能和藤原家族竞争并最终夺取执政权，是因为他们有征税的权力。从中国传来的佛教当时是日本的国教，享受着一项莫名其妙的优惠：佛教的寺庙免除税赋。很快，寺庙周边的世俗贵族也争取到了类似的权利；他们不但不用缴税，还向当地的农民直接征税。靠着征税获得的财富，不同的贵族家族在不同的时代在天皇的宫廷内行使实权，挟天子以令诸侯。到了12世纪，当时掌权的贵族说服了尚是个孩子的天皇赐予他“征夷大将军”的称号。首任征夷大将军源赖朝膺此称号时，已经建立了一种新的政府形式，叫“幕府”。自那以后，幕府就一直行使着中央政府的权力，直到19世纪的明治维新打败了幕府和谷地的权贵，把实权收回到宫廷手中，尽管天皇仍然可能不是真正的掌权者。

中世纪欧洲的很多贵族骑士不过是一群恶棍，但日本的大将军、随时伺机取而代之的其他军事家族的领导人，以及他们手下的武士（这个阶层人数众多，成员们坚持自己高于庶民的社会地位，他们特权的象征是可以佩两把刀）却不一样。日本武士无疑是勇猛善战的战士。这方面的证明是，他们在抗击入侵的蒙古人的战斗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260年，蒙古人向西挺进阿拉伯世界，向东则于1274年登上了日本群岛。然而，1281年蒙古人再次来犯时，一场台风使他们的舰队损失十之八九；蒙古人铩羽而去，再也没有回来。

格式对日本武士的生活至关重要，服装、甲胄、武器、武艺、战场上的行为等，都有一定的格式；在这方面，他们与同时期法国和英国的骑士无甚不同。然而，他们的文化观却与欧洲人大相径庭。日本人识字非常普及，武士的文学文化高度发达。居住在没有实权的日本天皇宫廷中的大贵族孜孜以求的不是武功，而是文名，他们的行为又为武士树立了榜样。武士们都希望在剑道和作诗两方面均出人头地；武士信仰的佛教禅宗提倡静思和诗意的宇宙观；因此，封建时代日本最伟大的武士也是思想深邃、精神高远、造诣非凡的人。

在日本的封建时代，对大将军地位的争夺造成了政治上的混乱，但这种混乱并未超出可接受的界限。然而，到16世纪初，斗争失去了控制，威胁到了社会秩序；新贵推翻了过去的统治者，有些新贵其实就是匪徒；大将军的权力变得和天皇一样有名无实。后来，从1560年到1616年，相继出现了三位出色的强人——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他们以大将军的名义铁腕施政，重新恢复了秩序，有系统地全面削弱了佛教寺庙、自立门户的家族首领和无法无天的游民匪帮的力量。1614年，德川家康的平乱行动以围困封锁敌人最后的阵地——大阪的堡垒——而大功告成。之后，他下令拆毁日本全境所有非居住用的城堡。欧洲各国的国王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拆光了各处贵族的堡垒，而德川家康的命令几天后即执行完毕，由此可见他的权威。

高超的带兵手段并非中央集权得以恢复的唯一原因。这三位强人对一种新式武器也都大力提倡。1542年，葡萄牙的航船把大炮和火器带到了日本。织田信长对火药的威力叹为观止，马上给他的军队配备了火器，并立即蠲除了传统作战的开战仪式。在那之前，日本人打仗开始时先由双方的勇士出面叫阵，这种自古流传下来的仪式几乎全世界通用；对阵的两军派出武将互相叫喊搦战、自报名号、展示武器和甲胄。即使在火器发明之后，这种仪式仍然存留了下来，但织田信长把它完全去除了。他让他的火枪手上千人排列成阵，众枪齐发，在1575年决定性的长筱合战中以火海战术大败敌人。⁴¹这与1548年的上田原之战比起来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在上田原战役中，拥有火器的一方错失了放枪的机会，因为开战的仪式刚刚结束，对方就挥舞刀剑发起了冲锋。

强人建立的统治本该使火器跃居主导地位，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到17世纪末，火器的使用在日本几乎绝迹，火器本身也难以寻觅。会制造火器或铸造大炮的日本工匠屈指可数，大部分留下来的大炮都是1620年以前铸造的。这种情况持续到19世纪中叶，直到佩里司令的“黑船”1854年驶入东京湾，强横地使日本人重新认识到火药的威力。不过，在此之前的250年里，日本人完全没有用过火药。这种自我克制从最后一位强人德川家康开始，他因平乱有功，最终升任大将军。他是如何做到不准使用枪支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如何做到”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德川家康的前任丰臣秀吉在1587年解除了老百姓的武装。他颁布法令，要求除武士之外的所有人把武器，无论是刀剑还是枪支，统统上交政府，宣布说要把收缴上来的武器熔化后铸造一尊大型佛像。当然，此举的实际目的是要恢复由政府控制的武士阶级对武器的垄断，以进一步巩固日本的平定。在火药时代，欧洲政府也颁布过类似的措施，不过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达到目标。日本的严刑峻法使政府得以令行禁止。⁴²

接下来，从1607年开始，德川家康建立了制度，对火器和大炮的制造进行集中管理，并规定只有政府才有权购买火器。政府命令所有的铸炮和制枪的工匠把工场迁到长滨城，4位主要的制枪商被授予武士爵位，以确保他们对佩刀阶层的忠诚，还颁布法令，规定除非有枪械专员的批准，否则不准接受武器订单。枪械专员则只肯批准政府的订单，而政府的购买又逐年减少；到1706年，长滨城在偶数年生产35把大火绳枪，奇数年生产250把小火绳枪。这些枪支主要用于阅兵游行，要在约50万人的武士阶级中间分配，其作用显然是微不足道的。枪支控制大竟全功。日本退出了火药时代。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问题就复杂多了。毫无疑问，枪炮是外国入侵的象征。它们使人联想到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传播的基督教，这种联想虽然不合逻辑，但不可避免；传教士被认为预示着基督教的大举入侵——这种入侵不久前刚把菲律宾纳入西班牙的掌控。德川家康的继任者德川秀忠严格执行他的历届前任颁布的对传教士的镇压和驱逐令，但驱逐令颁发时为时已晚；在此之前，传教士已经抵达日本并开展了一段时间的活动。1637年，日本的基督徒发起了岛原叛乱，在作战中使用了火药，这更加重了大将军府对基督教以及一切与之有关的事物的怀疑。德川幕府平息了叛乱，此后的200多年内，无人企图挑战过它的权威。它也完全关闭了日本，把一切外国人和外国的影响拒之门外。

促使日本闭关自守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它在外交政策中唯一的一次冒险。它于1592年入侵朝鲜，这显然是它想侵略中国的野心膨胀的计划的前奏，但到1598年，它对朝鲜的侵略以失败告终。然而，还有一个原因比排斥外国事物更加重要，同时也是这种排斥的深层理由，那就是当权者认识到枪支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平民或土匪拿了枪，可以推翻地位最崇高的贵族，火药时代中每一个欧洲骑士对此都深有感受。塞万提斯就借堂·吉诃德之口谴责“一种让卑鄙怯懦的手夺走勇敢骑士生命的发明”。⁴³

日本控制枪支的第三个理由是它真正可以做得到。欧洲的武士可能因火药对他们生计职业的影响而痛心疾首，但欧洲的东南方边界漫长开阔，经常遭到奥斯曼土耳其人大炮的猛攻；如果要想保证基督教的生存，欧洲人别无他法，只能使用大炮还击。就在技术进步增加了大炮的机动性和火枪的可靠性的同时，宗教改革造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基督教徒不能向别的基督教徒开枪的禁忌因此消失于无形。日本则完全没有这些因素的影响。遥远的距离和日本人尚武的名声保护了日本，使欧洲的航海者对它敬而远之；中国没有海军，也没有入侵日本的意愿；没有其他潜在的入侵者。在日本国内，虽然人民分为不同的阶级和派别，但在文化上他们是一个整体。因此，火药对国家安全来说并非必不可少，思想对立的各派也不用它作为取胜的手段。

对日本武士行为准则的强力维护也容不得使用火药。德川幕府不仅是政治机构，而且是文化工具。文化历史学家G·B·桑瑟姆（G.B.Sansom）写道：

它并不（把自己）限于征集政府收入和维持秩序，（它）还着手管理人民的道德，制定出了至为详细的行为守则。恐怕有史以来还没有哪个政府如此深入地干预老百姓的个人生活，不仅控制着全国人民的行动，还控制着他们的思想。⁴⁴

政府对于管理佩刀阶级的思想和行为特别重视，教授使用武士刀的技艺是唯一符合日本礼制教育的武器教范。德川家族以及在他们之前的强人为了现实政治的原因的确使用过火药，但他们一旦达到了夺权的目标，火药和所有的火器就马上遭到了唾弃。

对武士刀的崇拜有好几个来源。它有佛教禅宗的培育，禅宗强调两个最高的理想——忠和忍；并因武士阶级的文化得到加强，“该文化对于生活和艺术的形式、仪式和优雅的表现精雕细琢、孜孜以求”。日本的剑道，如同欧洲击剑大师的剑术一样，既是技术也是艺术，有一整套关于举止和姿态的规则；它象征着日本人对人生各方面“格式”的重视。⁴⁵它似乎体现了日本人关于顺应自然和自然的力量的信念，因为肌肉的动作是“自然的”，而火药的化学能量是非自然的。它毫无疑问地与日本人对传统的尊重相吻合，因为不仅剑道是传统的技艺，就连最好的刀剑也经常是世代相传的传家宝；剑有自己的名字，和家族的姓氏一样由父传子，而姓氏本身就是佩刀阶级才能拥有的荣耀。

今天，这样的日本刀已成为收藏家的宝物。但它们并不单纯是美丽的古董。一流的武士刀是有史以来锻造出的最佳神兵利器。关于反火药运动，一位历史学家如是说：

日本有一部电影，里面一挺机关枪的枪管被15世纪的伟大名匠金本大师锻造的武士刀劈为两半。如果这看起来不太可能的话，要记住像金本这样的工匠在锻造时对刀锋部分日复一日反复锤炼，锻成的刀锋含有接近400万层的精钢。⁴⁶

当然，要完全解除老百姓的武装是做不到的，因为他们总是可以使用大镰刀和连枷做武器。但日常生活用的工具打起仗来无法与武士刀这类专门的作战武器一较高下。德川幕府确保武士对刀剑的垄断，就保证了武士阶层在日本社会顶端的地位。

德川的逻辑与克劳塞维茨的逻辑并不一致。虽然克劳塞维茨显然相信自己对战争性质的分析不涉及价值观，但是他依然受到了当时欧洲人信念的影响，即人类本性愿意参与“政治”或“政治活动”，政治根据其固有的性质是不断发展的，确切地说是“不断进步的”。天生保守、坚持原则、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威灵顿勋爵对世事发展极为不满，恰好为这一主张提供了反证。的确，克劳塞维茨似乎把政治看作自成一体的活动，是理性的形式和情感的力量的交会处；在政治中，理智和感情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文化——那承载了每一个社会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团结、神话、禁忌、规则、习惯、传统、言谈举止和思维方式、语言和艺术表达的巨大载体——却无足轻重。德川幕府的反应证明克劳塞维茨大错特错，并充分表明，在战争的众多属性中，文化自我延续的手段可能应该算上一个。

没有战争的文化

克劳塞维茨相信占据首要地位的是政治，而不是文化，这并非他的一己之见。自亚里士多德以降，所有西方哲学家都持此立场。克劳塞维茨在他有生之年亲眼看到，伏尔泰和卢梭这些仍然在世的哲学家提出的纯粹的政治观点起到了抵制巴黎民众的激情和偏见的作用，这进一步加强了他的信念。克劳塞维茨所了解的战争和他亲身参加过的战争是法国大革命的战争，他所寻找的促成和引发战争的“政治动机”至少在战争开始时总是存在的。欧洲的君主制国家有理由担心法国大革命会威胁到君主制，战争看起来明显的是“政治的继续”。

还必须认识到，作为历史学家的克劳塞维茨没有任何参照来指引他注意文化因素在人类事务中的重要性。他效仿的主要历史学家都没有采用比较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而文化史正是从比较历史学中衍生出来的。以赛亚·伯林爵士在一篇向比较历史学之父詹巴蒂斯塔·维柯致敬的文章中，恰如其分地总结了启蒙运动的精神，说它是一种信念，相信“找到了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能够解决自古以来困扰着人类的根本性问题，即如何确定各个领域的知识哪些是真理，哪些是谬误”。⁴⁷

启蒙运动最伟大的宣传者伏尔泰虽然提倡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把社会和经济活动及其效果也包括进来，但他强烈认为，研究历史时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人类成就的高峰，而不是谷底……伏尔泰问道：“如果你们只能告诉我们，在奥克苏斯河或伊克萨蒂斯河的岸边，一个野蛮人继承了另一个野蛮人的位子，那么你们对公众究竟有什么用处呢？”⁴⁸

既然伏尔泰都这么说了，克劳塞维茨又凭什么不赞同呢？在他去世后的19世纪那几个十年内，德意志历史学家在对历史和政治的研究中率先使用了比较的方法，但在克劳塞维茨的有生之年，启蒙运动的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他写道：“因此我们看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战争视为独立的事务，而应把它看作政治工具；只有采取了这种观点，我们才不致得出与所有军事史背道而驰的结论。”⁴⁹这是多么纯粹的启蒙运动理念，多么典型的伏尔泰式的观点。

然而，伏尔泰对奥克苏斯河岸上发生的事件藐而视之，使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因此而有了缺陷。军事历史学家现在认识到，奥克苏斯河之于战争，正如威斯敏斯特宫之于议会民主，或巴士底狱之于革命。奥克苏斯河是把中亚与波斯以及中东分隔开来的一条河，在它的岸边或附近，人类学会了驯服马匹，给马套上缰绳让它拉车，最后是跨上马鞍纵马驰骋。从奥克苏斯河边，征服者的铁骑横扫中国、印度和欧洲，建立了“战车帝国”。世界上两次无可争辩的作战革命之一的骑兵革命就发生在奥克苏斯河边。匈奴人、阿瓦尔人、马扎尔人、突厥人、蒙古人，一波又一波的中亚征服者和抢掠者越过奥克苏斯河闯入西方世界。在奥克苏斯河以北的撒马尔罕，最残暴、最破坏成性的骑兵首领帖木儿开始了他的恐怖统治。早期的哈里发从奥克苏斯河流域招募奴隶兵，奥斯曼苏丹也不例外。1683年奥斯曼军队对维也纳的封锁威胁到了基督教世界的心脏地带，是克劳塞维茨时代人们记忆中最具破坏性的军事行动。任何战争理论若是不把奥克苏斯河考虑在内，必定是不完整的。尽管如此，克劳塞维茨还是提出了这样的理论，结果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一种激进的观点认为，克劳塞维茨对大战中的屠杀即使不能说直接负责，至少也应负次要的责任。比如，英国历史学家B·H·利德尔·哈特指责他提倡使用人海战术发动大规模进攻，把那说成是赢得胜利的关键。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克劳塞维茨却被奉若神明，被吹捧为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后无来者；对他重新燃起的敬慕由此可见一斑。冷战时期的书斋谋略家宣称，在随时可能发生核冬天的一片阴霾之中，克劳塞维茨是指向普遍真理的一盏明灯。他们对批评克劳塞维茨的人报以轻蔑，比如，把利德尔·哈特对克劳塞维茨的批评斥为“拙劣的夸张”。⁵⁰

那些书斋谋略家把观察和假设混为一谈了。他们的观察是，战争是一个普遍现象，自从上次冰河期结束之后一直在世界各地进行；他们的假设是，关于战争的目的和实现那些目的的方法，存在着一个四海皆准的理论。很容易看到克劳塞维茨为何对他们如此有吸引力：在核攻击的威胁下，一个国家别无选择，只能使外交政策尽量与战略原则做到一致，去除一切缓和性的因素。核国家必须树立言出必行的形象，因为只有使敌人相信自己的目标坚定不移，才能起到威慑的作用，而思想上若有所保留，就做不到坚定不移。

然而，核威慑引起人性的极大反感，因为它意味着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存在，将无情地不顾它的行为对本国和敌国的人民所造成的后果。西方世界过去2000年间的政治已经确立了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这一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信念，难怪威慑理论在西方世界中激起了最深切的厌恶，反对它的经常是注重国防的爱国者，甚至是曾为国家抛洒热血的职业军人。

要发明一种哲学，把核威慑的理论与民主国家通用的道德和政治守则融为一体，这恐怕连最聪明的理论家都力有不逮。但他们不需要费这个力气。克劳塞维茨提出的军事极端主义的哲学和语汇是现成的，而且早已流传开来。有了核武器，“实际的战争”和“真正的战争”就成了一回事；光是设想这种战争的恐怖就足以确保战争不会发生。

然而，这一逻辑有两个弱点。首先，它完全是机械性的，前提是威慑的程序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丝毫不差地运作。但是，对政治的观察表明，如果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话，那就是机械的手段根本无法控制政府的行为。第二，它要求核武器国家的公民培养起精神分裂的世界观：一方面继续相信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尊重个人权利，容忍少数人的意见，接受自由投票、行政部门对立法机构负责，以及法治、民主和犹太教—基督教道德的所有其他内容——部署核武器就是为了保护这些价值观的；但另一方面，又要默许战士的行为守则，而根据这种行为守则，勇气、服从具有冒险精神的领袖和“强权即公理”才是终极价值。而且，这种精神分裂必须永久维持下去，因为用核理论家的行话来说，“无法把核武器发明回去”。

1962年，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位于美国人文主义价值观中心地区的密歇根大学做了一次演讲，高度推崇克劳塞维茨的威慑理论。他说，“同盟（指北约，但实质上就是美国）的力量和性质使我们即使在遭到大规模突然袭击的情况下，也能够保持足够的后备打击力量，必要的话可以把敌国彻底摧毁。”⁵¹这种以“真正的战争”还击敌人发动的“实际的战争”的威胁有一种理论上的纯粹性，可能会使克劳塞维茨为它喝彩不已。但那喝彩是属于一个已逝的时代的。如前所述，即使在克劳塞维茨的有生之年，他也是从者寥寥，他所鼓吹的武士文化是现代国家之前的君主制国家亟欲在国界内铲除的东西。当然，君主都知道，这种文化可以用来达到国家的目的，但他们只准它存在于人为保存的武士群体里；军队的道德准则与它们驻扎地的平民社会的道德准则完全不同。

过去，武士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曾盛行于欧洲社会；后来，自17世纪起，政府开始持续推行一系列政策措施：收缴老百姓手中的火器，拆除地方贵族的城堡，把他们的子孙征入常备军队做军官，成立由非武士阶级的成员指挥的特种炮兵团，由国家兵工厂垄断战场武器的生产。就这样，在奥得河和德拉瓦河以西的地区，即从柏林和维也纳直到大西洋的这片地方，欧洲的政府，包括克劳塞维茨为之服务的政府，有效地解除了各地社会的武装。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欧洲各国为了应对革命浪潮的影响，不得不再次一步步加强军事力量，采取的方法是自上而下的征兵。老百姓的响应还算热烈，尽管有些程度上的差别。后来，提到普遍兵役制，人们就会联想到苦难和死亡，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20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5000万人。1945年后，英国和美国完全放弃了普遍义务兵役制；20世纪60年代，美国为了打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而恢复了普遍兵役制，但被征入伍的青年和他们的家人拒绝接受武士的价值观，结果迫使美国政府放弃了越南战争。这证明，企图在同一个社会中推行两套互相矛盾的公共道德守则完全是自我拆台、徒劳无功；这两套道德守则一种是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另一种则要求在战略需要面前完全否定自我。

的确，现代世界中一切企图自上而下造成深刻社会变革的努力都困难重重，许多这类企图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其中值得一提的有试图改变私人财产权或耕种者与土地关系的努力。自下而上推动社会变革——这是宗教改革运动的长项——成功的概率更大一些。因此，研究一下20世纪期间社会的下层老百姓拿起武装的过程能给我们以很大的教益。这方面有两个例子尤其值得注意。一个是中国的毛泽东和他在越南的追随者，另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毛泽东和铁托都铭记马克思的指示，要“建立人民军队”来推动势不可免的革命；他们走过的道路惊人的相似；他们都达到了想要达到的政治结果；他们都给文化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

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被推翻，中国在接下来的年月里陷入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名义上拥有主权的中华民国政府与各省的军阀争夺权力，参与争夺的还有个第三方，那就是新生的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很早就与中共中央委员会以及苏联派来的顾问发生了意见分歧。那些人一心要夺取城市，而毛泽东通过仔细研究共产党军队活动的农村地区人民的痛苦和不满，认为夺取城市的最好办法是派革命游击队渗透城市周边的农村。他相信，可以在游击队的基础上创立能打胜仗的军队。他在1929年的一份报告中介绍了他的方法：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⁵²

（出处是1929年4月25日《红四军前委关于目前形势闽赣斗争情况和红军游击战术向中央之报告》——译者注）

毛泽东说得不对，他的战术并非古今中外独一份儿。通过占领周围的农村来孤立城镇，这种方法正是近2000年来一直袭扰着中国的马背上流寇的惯技。但毛的方法有其新颖之处：首先，他相信“游民无产阶级”——“兵、匪、盗、丐、娼妓”——是革命可以利用的材料，“这一批人很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出处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译者注）；第二，他认为即使敌人比自己强大得多，只要耐心与其周旋，把敌人拖疲拖垮，还是可以赢得战争的胜利。⁵³“持久战”的理论后来成为毛泽东对军事理论的主要贡献。他最终打败了蒋介石。后来，越南人先是在抗法战争，后又在抗美战争中也都采用了游击战术。

1942—1944年间，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在黑山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山区也使用了游击战术。当时已经有一支忠于流亡国外的皇家政府的游击队在和占领南斯拉夫的轴心国军队作战；那支队伍叫切特尼克（Chetniks），领导人是米哈伊洛维奇。切特尼克的策略是保存实力，等轴心国的军队在南斯拉夫以外的战场上消耗得差不多了，再发动全国大起义，一举得胜。可是铁托不肯，出于各种原因，包括帮助减轻苏军的压力和把共产党的机关插遍南斯拉夫全境，他领导着游击队转战各地，全力作战。“无论游击队在哪里……占领一个地方，他们就……组织起农民委员会管理当地事务，维持法律和秩序。即使在游击队失去了对某个地方的控制后，这些政治机构仍在活动。”⁵⁴威廉·迪金爵士是当时英军派到铁托处的联络官，1943年德军成功地扫荡了铁托的司令部不久后，他对自己观察到的这方面工作的情况做了这样的描述：“我们刚刚逃脱了被歼灭的命运，大家都疲惫万分，但米洛万·吉拉斯（他是位主要的共产党知识分子，但也是战士，曾亲手杀死过德国人）马上带领一小队人向着南方荒凉的战场走去。游击队作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如果一块土地落入了敌人之手，党的基本工作仍要继续，要重新建立支部，等待队伍回来。”⁵⁵

游击队战争这个“英雄”的方面深深激励了迪金这样的学者军人，读起来令人热血沸腾。但实际上，在南斯拉夫全境进行这样的政治—军事斗争给老百姓带来了无以言状的苦难。南斯拉夫的历史是一部充满了惨烈竞争的历史，战争的爆发又重新引发了这种竞争。在北方，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在意大利人的帮助下把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逐出家园，强迫他们皈依天主教，并对他们大开杀戒。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也卷入了内战，而在南方，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则受到邻国阿尔巴尼亚的攻击。在塞尔维亚的土地上，切特尼克和铁托的游击队争夺控制权，因为双方没能就共同战略达成协议，但切特尼克却不向德国占领军开战，怕会引起德军的报复。铁托下定决心不畏报复，事实上，他把轴心国占领军的暴行视为激励老百姓参加游击队的动力。他发动了7次所谓的“攻势”，故意引着德军在后追赶，结果他的游击队所经之地被夷为一片废墟。村民只能要么跟着游击队“入林”（传统说法，原指过去抵抗土耳其人的队伍的藏身之处），要么留在家里等待德军报复。铁托的副手卡德尔特别强调让没有拿定主意的老百姓面对这一难题的好处：“有些指挥官害怕报复，结果妨碍了对克罗地亚村民的动员。我看报复有好处，能把克罗地亚村民推到塞尔维亚村民这一边来。在战争中绝不能害怕整个村庄被毁。恐惧会使人拿起武器，采取行动。”⁵⁶

卡德尔的分析没错。在南斯拉夫，当地的民族和宗教冲突以及通敌者和反通敌者的冲突已经打作一团；铁托的政策是在它们上面再加上亲共产主义、反轴心国的泛南斯拉夫战争，并且破坏达成的所有停战安排。这一政策确实把许多小型战争聚集为一场大型战争，而铁托自己则成为对轴心国作战的主要领导人。按照他的命令，南斯拉夫的大部分男性和许多女性被迫在作战双方之间做出选择。老百姓的确自下而上地武装了起来。到战争结束时，至少有10万人因为选错了边被游击队杀死，另外有35万塞尔维亚人被亲意大利的克罗地亚人杀死。不过，既然1941年南斯拉夫的皇家军队仅仅8天内就全面溃败，那么在战争中一共死亡的160万南斯拉夫人中，于1941—1944年间丧生的120万人大部分就一定是游击战政策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铁托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付出的这个代价实在太惨痛了。

这样的战争，无论是发生在南斯拉夫，还是苏联、中国或越南，其外部表现都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艺术提供了最扣人心弦的原材料。贝尔格莱德的南斯拉夫军事博物馆中央大厅内屹立着真人大小的青铜塑像，展示着勇敢无畏的青年争先恐后地要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以戏剧化的方式出色地表现了人民抵抗的主题。与那些塑像异曲同工的有谢尔盖·格拉西莫夫（Sergei Gerasimov）的油画《游击队员的母亲》，画中一位母亲怀着将来的小游击队员，镇定地面对烧毁了她的房子的德国兵；塔季扬娜·纳扎连科（Tatyana Nazarenko）的《游击队来了》显示了援兵到得太晚，德军的暴行造成满目疮痍那种令人扼腕的情景；而伊斯梅特·穆耶齐诺维奇（Ismet Mujesinovic）的《亚齐的解放》则再现了铁托作战的一个场景，使人联想起藉里柯在希腊独立战争期间完成的那幅谴责奥斯曼帝国压迫的壮丽画作。在东方，毛泽东和胡志明的战争结束后也创作出了基本上同样的、仿真性很强的艺术品：军装破旧但风纪整齐的人民军队的战士安慰受蒋介石荼毒的老百姓；战士和农民在田里并肩抢收粮食，不让粮食落在敌人手里；或大军集结，迎着曙光走向最后的胜利。⁵⁷

然而，游击队艺术是名副其实的定格艺术。它貌似真实，却是取自完全相反的现实。事实上，发动人民战争，迫使安分守己的公民违背自己的意愿和利益拿起武器杀人，这种经历可怕得难以言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人民大多数人幸免了这种经历，美国人和英国人则绝对没有经历。实际目击了此种事情的少数人留下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记录。牛津大学年轻的历史学家威廉·迪金于1943年跳伞进入南斯拉夫，加入了铁托的队伍；他描述了与一些被捕的切特尼克成员见面的情形：

在那天夜里的行动中，游击队抓住了切特尼克泽尼卡小组的组长戈卢布·米特罗维奇（Goluv Mitrovic＇）和他的两个手下。我在林中的一块空地见到了他们。有人建议让我亲自审讯他们。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拒绝了。英国人不能卷入他们的内战。事实很清楚。我不能参与审讯即将被处决的切特尼克俘虏，那不在我的责任范围以内。我转身穿过树林走开了。几声短促的枪声结束了这件事。几分钟后，我们行军经过了那三具尸体。游击队领导因为这件事对我很不满意。我早就预料到早晚会发生这样的矛盾，也知道我会采取这样的态度，而且从未动摇过——但代价是引起了我们游击队盟友的不理解和某种不满。他们觉得我们不愿意和他们并肩作战。⁵⁸

迪金做得没有错。在英军承认的任何法律中，都没有条文准许在任何情况下可以不经法院判决就处死落入自己手中的手无寸铁的人。

米洛万·吉拉斯在叙述他游击队生活的精彩的回忆录《战争年代》中，诚实地叙述了游击战的行为守则使他堕落到了何等地步。他是这样对待被他抓住缴了械的俘虏的：

我摘下了步枪。我不敢开枪，因为德国人就在头上40码远的地方，他们的叫喊声都听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就用枪猛击那个德国人的头部。枪托打裂了，那个德国人仰面倒了下去。我拔出刀来一刀割断了他的喉咙。然后，我把刀交给拉亚·内德利科维奇（Raja Nedeljkovic＇）；他是政工干部，我在战前就认识他了。1941年，他的村子全村人被德国人杀得精光。内德利科维奇用刀扎向另一个德国人，他挣扎了几下，很快就不动了。就是这件事后来被传说为我近身肉搏杀死了一个德国人。其实，那两个德国人和多数俘虏一样，好像吓瘫了，完全没有自卫或企图逃跑。⁵⁹

在打过“人民战争”的各个地方，几千万人学会了吉拉斯在南斯拉夫山区学到的残暴。它造成的生命的丧失简直令人不敢想象。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死去的人数以千万计，其中有的是参战者，但多数只是不幸遭到连累的人。

在所有自下而上的军事化中，最悲惨的可能是1954—1962年阿尔及利亚的经历。对垒的两军一边是法军，另一边是原来法军阿尔及利亚军团的战士，他们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中曾并肩作战过；双方都对自己所能控制的任何人群大肆推行人民战争。民族解放军每到一处都动员村民加入叛乱。一些法国军官（其中许多人在越南做战俘时被迫学习过马克思的著作）则训练“他们的”村民对叛军作战，并以生命担保法国绝不会抛弃对它效忠的人。当法国最后抛弃了那些人的时候，得胜的民族解放军杀死了至少3万，可能甚至高达15万，忠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族解放军在长达8年的战争中牺牲了14.1万人，内部清洗杀死了1.2万自己人，另外还杀死了1.6万其他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估计被列为“失踪”的5万人也是被杀的。今天，阿尔及利亚政府自己说，人民战争造成了100万人死亡，而战前的穆斯林人口一共才900万。⁶⁰

在阿尔及利亚、越南和过去的南斯拉夫，当年全民皆兵的一代人如今已垂垂老矣。他们和几百万迫不得已的参加者为之付出了鲜血和苦难的惨痛代价的革命已根枯叶烂。胡志明苦战经年终于拿下了南越，但南越却拒绝放弃它资本主义的习惯。阿尔及利亚急速增长的人口生活在贫穷困苦之中，他们或是转向伊斯兰极端主义，或是向地中海对岸更富裕的世界移民。铁托曾企图使前南斯拉夫的各族人民通过共同参与反对轴心国的血腥战争而团结起来，现在那些人民却卷入了彼此之间的血腥战争。他们打仗似乎就是为了人类学家所说的造成大多数部落社会“原始战争”的根本原因——“领土争夺”。曾激励着现代革命者奋斗的苏联分崩离析，它的边界地区也出现了与前南斯拉夫类似的情况；新独立的“少数民族”摆脱苏联统治后获得了自由，但古老的部落间仇恨死灰复燃，战事重起。有时战争不是两个部落的争斗，而是同一部落的内讧，在外人的眼中看不出任何政治目的。

在我们这个世纪末的世界，曾经自上而下推行军事化的富国口口声声要维护和平，遭受了自下而上军事化之苦的穷国也对军事化予以拒斥或谴责。这一情形是否说明人类终于认为战争不再有用，对它不再趋之若鹜了呢？我们时代的战争不仅是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手段，而且是世界上那些或心怀怨愤，或财产被夺，或一无所有，或渴望自由的大众表达他们的愤怒、嫉妒和积聚已久的暴力冲动的工具。经过了5000年有记录的战争后，现在有理由相信，文化和现实的改变终于遏制了人类动辄动武的倾向。

现实的改变有目共睹，那就是热核武器及其洲际弹道导弹运载工具的出现。然而，在1945年8月9日之后，没有一个人死于核武器。自那以来因战争死亡的5000万人大多数是被大规模生产的廉价武器和小型弹药杀死的，那些弹药比同时期泛滥全球的半导体收音机和干电池贵不了多少。在世界的先进地区，除了毒品交易或政治恐怖猖獗的几个地方，廉价武器对人们的生活基本没有影响，所以富国的人民迟迟没有意识到这种武器的泛滥带来的可怕后果。不过，现在人民开始逐渐对这个问题了解得越来越多。

对于1962年结束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基本上没有电视报道，但越南战争却是主要的电视新闻。然而，电视媒体产生的效果只是进一步加强了适龄当兵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对应征入伍的抵抗，并没有激起对战争的反感。但是，当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瘦骨嶙峋的埃塞俄比亚老百姓拼命逃离和他们同样营养不良的士兵，看到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犯下的残暴罪行，看到伊朗的儿童兵在伊拉克的沼泽地里遭到大批屠杀，看到黎巴嫩的社会被完全摧毁，看到十几场其他恶劣、残酷、毫无意义的冲突的情景之后，结果就不一样了。在今天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几乎找不到理性上对战争有理这一观点的支持。海湾战争爆发几天后，电视上关于它造成的大屠杀的画面一出现，西方对海湾战争的支持即烟消云散。

最近，拉塞尔·韦格里（Rusell Weigley）发表了一份重要的研究，提出了他所谓对于“战争长期无果”的不耐烦情绪的影响。他研究的是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初那一段时间。在那段时期内，各国都掌握着可靠的作战工具，技术上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他的论点是，战争本身证明，它并非“政策以另一种手段的有效继续……而是政策的破产”。他暗示说，由于达不到决定性的结果而产生的挫败感导致了在后来的世纪中“有意或无意地犯下更严重、更卑劣的残酷行为”，“直至洗劫城市，夷平乡村，既是为了复仇，也是徒劳地希望更残酷的暴行（会）打垮敌人的精神”。⁶¹他的意见和我在本章中提出的观点大方向是一致的，现总结如下。

在以法国大革命开始的那个世纪，军事理论和文化道德分道扬镳，彼此矛盾。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工业化国家中，财富的增多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兴起使人们乐观地期望，自古以来人类生存面临的各种艰难将逐渐减退。然而，这种乐观情绪没能改变国家间解决争端所使用的手段。事实上，工业化创造的很多财富都用到了国家的军备上，于是，到20世纪战争爆发时，如韦格里指出的，它“难以破解的无果”更是变本加厉；富国的反应是加大自上而下的军事化，以冀打破僵局。随着战争的大潮波及世界的贫穷地区，那些地区兴起了致力于推翻欧洲殖民帝国，争取自由和西方式富裕的独立运动；运动的领导人迫使农民成为战士，因此开始了自下而上的军事化。两者都注定要受挫失望。工业化国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大规模军事化付出了惨痛的生命代价，这导致了核武器的发明；本来是为了不必对战场投入人力即可赢得战争，但一旦部署了核武器后，却发现它会毁灭一切。贫穷世界中的大众军事化没有带来解放，经过了巨大的痛苦和牺牲后，结果只是使压迫性政权的地位更加稳固。

这就是目前我们世界的情形。不过，在种种的混乱和不确定当中，仍可依稀辨出将来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的轮廓。要说战争不会再次发生，不免太过自信自大。在巴尔干地区和苏联外高加索地区，当地人民在高涨的民族主义煽动下打作一团，犯下的暴行特别令人发指，这使上述说法不攻自破。然而，这样的战争不像核武器发明之前世界上发生的类似冲突那样凶险，因为没有敌对的大国为交战的双方撑腰，也就避免了这种大国支持所意味的一系列危险的连带影响。这样的战争促使各国出于人道考虑进行干预，希望缔造和平。缔造和平的前景也许渺不可及。巴尔干和外高加索地区的冲突根源久远，其目的似乎是研究“原始”战争的人类学家所熟悉的“领土争夺”。这种冲突的性质决定了外部调解不会起作用，因为促成助长它们的是激情和仇恨；对这种感情，理性的劝说和抑制无能为力；它们是非政治的，是克劳塞维茨完全没有考虑在内的。

然而，做出努力企图缔造和平，这一事实本身就标志着文明对战争态度的深刻变化。努力媾和的动机不是出于政治利益的算计，而是出于对战争造成的结果的深恶痛绝。媾和的驱动力是人道主义的感情。虽然人道主义者一贯反对战争，但是人道主义过去从未被一个大国宣布为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可今天美国这样做了；人道主义过去从未得到过有效的超国家组织的推动，但近来联合国正是这样做的；人道主义过去也从未像现在这样，获得众多并无相关利益的国家的实际支持，这些国家如今通过向冲突地区派遣部队去维持和平或缔造和平来表现它们对人道主义原则的支持。布什总统宣布新的世界秩序已经来临，也许有些操之过急。然而，全世界打击残酷战乱的决心已经清晰可见。这样的决心如果能维持下去，就是20世纪发生的各种可怕事件产生的最能给人带来希望的结果。

若是不小心，文化转变的概念很容易让人产生误判。社会发生了一系列良性变化，如生活水平的改善、识字率的提高、医疗科学的进步、社会福利的扩大等等，但期冀人的行为因此改善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破灭，使人觉得也许世界上不可能出现真正有效的反战运动。然而，深远的文化变革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而且有案可稽。如美国政治学家约翰·米勒（John Mueller）指出的：

奴隶制是人类历史初期的产物，许多人一度以为它是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但在1788—1888年间，奴隶制基本上被废除了……它的消亡迄今为止看起来是永久性的。同样，其他古老的传统，如用人做祭品、杀婴和决斗，似乎也都自行消亡或被废除了。可以说，战争，至少发达世界中的战争，正沿着同样的轨迹发展。⁶²

必须指出，米勒不相信人天生有暴力倾向；这是行为科学中争议最激烈的一个问题，大多数军事历史学家都谨慎地不去碰它。然而，首先要同意米勒的这个观点，才能注意到有证据说明人类如有别的选择会避免战争，并且相信此类证据。

我是相信这样的证据的。我这一生读了大量关于战争的材料，和军人相处交谈过，访问过战争发生的地方，观察过战争产生的结果。在我看来，战争在人类的眼中已不再是解决争端和问题的可取的或有效的手段，更不是理性的手段。这不只是单纯的理想主义。人类有能力逐渐把大规模普遍行为的成本和收益联系起来。自从有了关于人类行为的记录以来，大部分时间内，人们或者是通过亲身经历，或者是经由推断，都明显认为战争的收益大于成本。现在计算的结果反了过来，成本明显超过了收益。有些成本是物质的。军费的猛增就连富国的预算也经受不起，穷国则为了强军而牺牲了经济发展的机会。真正打起仗来，人的生命的成本就更高。富国知道这个代价太高，所以彼此不会打仗。和富国打仗的穷国则无异以卵击石，必然战败受辱。穷国彼此作战，或发生内战，其结果是毁了自己，甚至毁掉使它们战后赖以复原的社会结构。战争真正成了灾祸，正如疾病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一直是灾祸一样。疾病的灾祸几乎仅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基本上被扫除了，当然，疾病没人喜欢，战争却有人支持，但现在对战争的支持也只是口头上的。必须认识到，要建立不给战争立足之地的世界政治经济，需要一种新的文化来管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然我们所了解的大部分文化都浸淫着武士的精神，所以文化上的改变需要与过去决裂，完全没有先例可循。然而，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给世界带来的威胁也是没有先例的。循着人类文化过去好勇斗狠的轨迹找出未来可能通往和平安宁的道路，这就是本书的主题。

[1]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是“战争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译者注

[2]公元前480年，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指挥希腊联军在温泉关抵抗波斯侵略军，以300人全部牺牲的代价掩护了联军主力的撤退。——译者注

[3]指不容别人染指。———译者注

[4]旧制度指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的制度。——译者注

插曲1：对作战的限制

我们期盼将来战争会受到理性的限制，但不应因此误以为过去发动战争时可以随心所欲。很久以前，高层的政治和道德制度就企图对发动战争和战争中的行为做出法律和道德上的限制。然而，对开战最重要的限制往往是人的意志或能力所无法控制的因素。它们属于苏军总参谋部所谓“永久性作战因素”的范畴。这类因素，如天气、气候、季节、地形、植被等，总是会影响作战，经常会限制战争的行为，有时甚至会使作战成为不可能。其他因素可松散地归类为“偶然性因素”，包括供应、给养、宿营、装备等方面的困难；它们在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时期严重限制了作战的广度、烈度和长度。随着财富的增加和技术的发展，这类因素有些变得不再重要，或者被克服了，比如士兵的口粮现在几乎可以保存无限长的时间而不坏，但没有一个因素可以说完全得到了消除。今天，如何保证战场上部队的给养、住宿和运输仍然是指挥官最先需要解决的最主要、最持久的问题。

也许最能显示“永久性”和“偶然性”因素对进攻或防御作战的范围和激烈程度的限制的莫过于海上作战。人在陆地上可以动拳头打架，但在水面上哪怕是动手打架，也需要能浮起来的平台。由于人造的平台易于朽坏，所以我们只能猜测，有意建造的平台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已发现的平台最早只能追溯到公元前6315年。鉴于哪怕是造最简单的木筏或独木舟都需要费很大力气，可能还需要众人合作，可以假定，从人最早开始使用骨制和石制工具到造出船来，中间经过了一段十分漫长的时期。¹

专门的战舰，或哪怕只是适于作战的船只，到较晚的时间才出现。它们建造起来耗资巨大，还需要专门训练的船员来操作。因此，建造和操作这类船只需要相当多的可支配财富，可能需要统治者动用财政结余。如果说最早的海上作战是海盗抢劫，不是出于政治动机的话，必须记住，即使是海盗也需要资金才能从事海盗行为。初期建立海军可能是为了打击海盗，但也可能不是；统治者维持船队最初或许是因为可以用它们沿河或沿海岸运输军队或物资。不过根据其定义，海军舰队比单艘的船花费大得多。无论怎么看，水上作战都比陆上作战贵得多。

使人无法随心所欲地在水上作战的限制因素不只是费用，还有天气和船身推进力不足的问题。风力是不用花钱的，现有最早的一幅关于海上战争的图画描绘的是公元前1186年法老拉美西斯三世的战士和“海民”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战斗；在那幅图画上，埃及人乘的就是有帆的船。²然而，在火炮发明之前，帆船作为作战平台并不合适，因为操纵风帆意味着无法逼到离敌人较近的距离，使火药发明之前的武器得以发挥作用。桨船更容易操纵，作战双方可以使用剑或长矛互相格斗。桨船还有一个好处：它装上攻坚用的大槌，桨手全力划船，对准敌船的船身一侧撞去，真的可以把敌船撞沉；而结实的木制帆船尽管经受得住这种撞击，但做不到高速撞沉对方。对帆船来说，风小了速度上不去，风大了海面波涛汹涌，哪个不想翻船的船长都不会冒险出海。

尽管桨船作为战船有着严重的缺陷，但自公元前2000年开始，在地中海占统治地位的历代富国担负得起人力的费用，因此桨船成为大炮发明之前在地中海这种被陆地包围的水面上海军作战的标准。但是，这种船天气不好的时候不能出海，所以基本上只有夏天才能用。更麻烦的是，它一次只能离开供给港几天的时间，因为为了使船能够高速行进，去撞击敌船，船上必须配备人数众多的桨手，而这种便于在水中高速前进的船其船身狭长低矮，没有多少空间储存食物和饮用水。的确，后来桨船出了内海，无恶不作的北欧海盗学会了建造深龙骨船，又学会了看星星识别方向，于是开始用它在内海之外的海洋上进行抢劫，活动范围远至离他们大本营几百英里的沿海和河流，所到之处留下一片恐怖、破坏和死亡。不过，北欧海盗猖獗的时期，国家的力量还很薄弱，尤其是在海上；而且无论如何，海盗还是得靠风把他们狭长的快速战船驶近没有防卫的海岸边，划桨只作为辅助。

因此，正如约翰·吉尔马丁（John Guilmartin）在他对地中海海战的精辟分析中所指出的，桨帆船从来不是独立的战争工具，而是陆上军队的延伸，或更准确地说，是陆上军队的伙伴。³桨帆船舰队靠岸的一侧通常和陆上军队靠海的一侧遥相呼应。舰队的目的是把敌人沿岸的阵地与敌方的海军隔开，使其孤立无援，而陆上军队则携带给养送到可以给舰队补给的地点。这种共生的关系说明了为什么从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海战到1571年的勒班陀之战，地中海发生的大型海战都是在可以看得见陆地的海上进行的。可是，自从16世纪大型配炮帆船开始称霸海洋后，大部分海战的战场仍然是看得见陆地，或离陆地很近的海上。这是为什么呢？指挥帆船舰队的最伟大的海军元帅纳尔逊赢得的战役中有两次——尼罗河战役和哥本哈根战役——是对靠岸下锚的舰队打赢的，第三次是特拉法尔加战役，战场离西班牙海岸只有25英里。大型帆船通常在靠岸边的地方作战，这与它们的耐久力没有关系。木制的军舰与桨船不同，可以装载够用好几个月的物资和淡水，所以，早在1502年，葡萄牙的舰只就绕过好望角，在印度西海岸击败了当地统治者的舰队。17世纪50年代，克伦威尔的海军元帅布莱克可以到英国没有基地的地中海打仗；到了下个世纪中叶，英国和法国在离本土6个月航行距离的印度东海岸的海域进行过激烈的海战。然而，尽管这些舰队远离了自己的基地，但它们作战的地方仍然都在沿岸海域。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几个。一个原因是，天气不好不能进行帆船作战（一个例外是1759年11月在大西洋的基伯龙湾冒着飑进行的海战），而海岸边的波浪比公海上要小。另一个原因是，海战的目的主要是争夺从港口进入公海的航道、保护沿海岸航行的船只、防御侵略，而这些活动都集中在离海岸较近的地方。第三个原因是，全凭视觉联络的大型帆船在茫茫大海上很难互相找到。哪怕是一连串的大帆船列队而驶，它们彼此相隔也不能超过20英里；纳尔逊在1798年的尼罗河战役中发现，交战双方的舰队一不留神彼此就找不到了。1747年在距阿申特岛200英里处发生的第二次菲尼斯泰尔战役和1794年在离阿申特岛400英里的大西洋深处“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是两次罕见的真正深海作战，两次都是在英法两国之间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次海战中，法国舰队都有运输给养的船队随行，运输船多达130多余艘，浩浩荡荡，极易追踪，目标比起法国军舰自己航行来大多了。

后来，蒸汽取代风帆成为驱动船只的动力，可能有人会以为这下军舰可以不必再那么依靠陆地了，因为即使一丝风都没有，蒸汽舰船照样可以航行；帆船在狂风大作时必须收帆并关闭炮眼，蒸汽舰船却仍然是稳定的炮台。然而，矛盾的是，蒸汽船反而回到了桨船那种依赖后勤支持的状态，活动范围比起大型帆船来大大缩小。原因是，直到最近采用油燃料之前，蒸汽船使用的是燃料是煤，耗煤量非常之大。比如，1906年下水的“无畏号”战列舰煤舱里的储煤只够它以20节的速度航行5天，所以蒸汽船离不开岸上的煤库。⁴海上霸主英国在大型帆船的时代就在世界各地建起了基地网，所以它有条件在各大洋派驻舰队，因为舰只可以在各地几百个码头装煤。即便如此，那些舰队也无法跨越大洋，只能在当地游弋。没有这样的基地网的国家要么完全无法投射海军力量，要么得靠盟国的善意帮助。1904—1905年间，俄国在与英国关系的低谷期把波罗的海舰队派往远东的时候，每一艘军舰的甲板上都堆满了煤；在法属殖民地各港口间航行期间，甲板上小山一样的煤堆把大炮都挡住了。

另一重矛盾是，烧煤的舰队虽然理论上可以跨洋航行（蒸汽船两天能航行500英里），但实际上打仗仍然在海岸附近。部分的原因是它们仍然受到同样的战略因素的制约，而且它们与之前的大型帆船一样，在无线电发明以前在公海上等于是瞎子；它们的视线真正得到扩展要等到配备无线电的舰载飞机的时代。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所有海战都是在离岸100英里之内的水域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同样的情形，尽管那时已经发明了雷达、航空母舰和远程巡逻潜艇，人类也掌握了海上补给的技术。对此，归根结底的解释是，大海实在太辽阔了，舰队面对一望无际的深海只能望洋兴叹。美国飞机在中途岛炸沉日本的航空母舰是世界史上屈指可数的一次真正大洋作战，那次靠的是精明的推测才找到日本的舰只；最终于1941年5月在布雷斯特附近沉没的德国“俾斯麦号”战列舰曾两度摆脱英国舰队的追踪；而盟国的护航舰和升出水面的德国潜艇在大西洋中部的海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巨大缓慢的商船队目标大得异乎寻常。海上风暴也严重妨碍侦察敌踪，比如，日本人就利用了大型气候锋面来掩护他们1941年12月向珍珠港的进发。另外，远距离和近距离武器装备的使用一直难以协调。鉴于此，可以设想海洋也许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继续是人迹罕至的神秘王国。

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则是肯定无误的，无须设想。地球表面70%被水覆盖，大部分水面是开放的海洋，多数大规模海战只发生在这片水面的一小部分。如果我们套用克里西名著的标题——“世界上15场决定性的战役”——把“决定性”定义为“具有持久的、超出地方范围的意义”，也列出15场决定性海战的话，可能就是下面这个单子：

萨拉米斯海战，公元前480年：击败了波斯对希腊的入侵；

勒班陀海战，1571年：遏止了伊斯兰向西地中海的推进；

无敌舰队海战，1588年：挫败了西班牙对信奉新教的英格兰和荷兰的进攻；

基伯龙湾战役，1759年：确保了英国与法国在北美和印度争霸中的成功；

弗吉尼亚海角战役，1781年：保证了美国殖民者的胜利；

坎普尔顿海战，1797年：永远消除了荷兰与英国在海军方面的竞争；

尼罗河战役，1798年：重挫了拿破仑企图统治地中海两岸并重启对印度的争夺的野心；

哥本哈根海战，1801年：成就了英国在欧洲北部水域的霸业；

特拉法尔加海战，1805年：终于摧毁了拿破仑的海军力量；

纳瓦里诺海战，1827年：昭示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解体；

对马海战，1905年：确立了日本对中国和北太平洋的霸权；

日德兰海战，1916年：粉碎了德国建立远洋海军的梦想；

中途岛战役，1942年：阻止了日本控制西太平洋的企图；

三月运输船队战役，1943年：迫使德国潜艇退出了大西洋的战斗；

莱特湾海战，1944年：确立了美国对日本帝国海军无可争议的优势。

以上是对所选的战役意义的简要总结。这个单子特别值得注意的——虽然专家也许有不同意见——是这些海战大多集中发生于地图上的几块地方。比如，坎普尔顿、哥本哈根和日德兰这三场海战的战场彼此相隔不到300英里；萨拉米斯、勒班陀和纳瓦里诺三场海战都发生在伯罗奔尼撒附近，战场相距顶多100英里，虽然萨拉米斯海战和纳瓦里诺海战在时间上相差2300年。无敌舰队战役、基伯龙湾海战和特拉法尔加海战发生的地点都离西经5度线不到100英里，都在北纬50度到30度之间，这在地球上算是相对很小的一块地方——且大多为陆地。1781年后，弗吉尼亚海角多次发生海战；对马海峡在1905年之前也是战事频仍，主要是蒙古人在1274—1281年间对日本发动的进攻；而发生尼罗河战役水域的沿岸处自从法老时代就一直是海战的多发地。因此，在此列举的15场决定性海战中，只有两场——中途岛战役和三月运输船队战役——是在远离陆地、先前从未发生过战事的水域进行的。

同样，世界上大部分陆地上也没有发生过战争。冻原、沙漠、热带雨林和大山对士兵和对旅人一样严酷；应该说对士兵更严酷，因为士兵携带的东西更累赘。军事手册里可能载有关于“沙漠战”“山地战”或“丛林战”的内容，但事实是，企图在没有水源、没有道路的地方作战是违背自然的；那些地方真正发生过的军事行动通常不是作战，而是装备精良而又昂贵的特种兵的小规模交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隆美尔和蒙哥马利的沙漠军团从未远离过北非的海岸；日本于1941年12月到1942年1月期间征服丛林茂密的马来亚，靠的是殖民地时期修建得极好的公路和沿岸便于登陆的“钩状岬”；中国在1962年与印度的边界冲突中收复了一部分高山地带，战斗发生在海拔16000英尺以上，中国军队事先在西藏高原适应了一年的时间，而印度的军队中许多人刚从平原调上来，患了高山病，无法作战。

总算起来，全世界6000万平方英里的陆地中，70%都太高、太冷或太缺水，无法开展军事行动。北极和南极明白地显示了地理条件的影响。南极洲大陆由于难以到达，也因为极端的气候条件，几千年来从未发生过战事，尽管有几个国家对它有领土要求，而且据说冰层下覆盖着非常宝贵的矿物资源。自从1959年《南极洲条约》签署之后，所有的领土要求都被搁置，整个大陆被宣布为非军事区。相比之下，北极没有实现非军事化，它表面的冰层下常有核潜艇游弋。但是，冬天可达三个月的漫长极夜、冬季的严寒，以及缺乏任何有价值的资源，这些因素决定了北极不太可能发生战争。在极地地区，陆上发生过的最北边的军事事件是德国和同盟国在1940—1943年间的小规模交火，目的是争夺设在格陵兰岛东岸，接近北纬80度的斯匹次卑尔根的气象站；交火中双方各有伤亡，但是，在恶劣天气的侵袭下，他们有时为求生存不得不互相帮助。⁵除了这样的特殊情况外，即使在条件适宜行军打仗的地方，激烈的军事活动也只集中于其中的一小块儿。战斗不仅在距离相近的地方反复发生，比利时北部的“欧洲战场”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意大利北部位于曼图亚、维罗纳、佩斯基耶拉和莱尼亚诺之间的“四边形”是另一个，而且自古以来战争经常发生在同一个地点。

最引人注意的例子是土耳其欧洲部分的阿德里安堡，现名埃迪尔内。那里共发生过有记录的15次战斗或封锁，第一次发生在323年，最后一次在1913年7月。⁶a

埃迪尔内从来不是，现在仍然不是大城市；人口一直没有超过10万。它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经常的兵家所争之地，不是因为它的财富或规模，而是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它位于三条大河的交汇处，这些大河的河谷提供了四通八达的通道——向西到马其顿的山区，向西北接保加利亚，向北则直达黑海岸边，而且它们流经欧洲最东南角的唯一开阔的平原，最后注入海洋。平原的另一边屹立着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这座宏伟的城市，君士坦丁堡由君士坦丁大帝亲自选址定都，因为它位于欧亚两大陆分野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边，最是易守难攻。因此，从战略角度来看，阿德里安堡和君士坦丁堡是姐妹城市，共同监视着黑海和地中海之间，以及南欧和小亚细亚之间的动静。因为君士坦丁堡无法从海上攻破，自从5世纪初修建了狄奥多西城墙之后更是固若金汤，于是，所有自小亚细亚来侵略南欧的入侵者都不得不在君士坦丁堡后侧的平原登陆；从黑海以北而来的入侵者由于陆地上喀尔巴阡山脉的阻拦，只能沿黑海西岸行进，结果也来到阿德里安堡的平原；君士坦丁堡在1204年遭十字军洗劫之前是古罗马衰落以后西方世界最富庶的地方，对它一直垂涎三尺的欧洲入侵者在前来的路上也必须经过同一个平原。简而言之，阿德里安堡是地理学家所谓的亚欧陆桥的欧洲一端，亚洲有两条主要通道沿此陆桥进入欧洲，每当有大军沿任何一条通道自东向西或自西向东行进，阿德里安堡即不可避免地成为必争之地；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城市从未能够发展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很少有别的地方像阿德里安堡那样如此明白地显示永久性和偶然性因素对战事的影响，然而，自古以来，这些因素的影响在大部分军事活动密集的地区都或多或少地有迹可循。宽阔的河流、巍峨的山岳、茂密的森林形成了“天然边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边界也逐渐与之吻合；两者之间的空当为大军行进提供了通道。然而，过了这样的空当之后，哪怕没有明显可见的障碍，军队也很少能随心所欲地行动。即使没有堡垒要塞，只要修建有道路和桥梁，地理就成了一种微妙的重要因素，气候和季节则可以进一步加大它的作用。所以，在德国1940年对法国发动的突袭中，看起来好像打先锋的坦克冲破了阿登森林和默兹河的屏障后，就任意地横冲直撞，但实际上，它们的前进路线紧沿43号国家公路，而这条公路大部分又是沿公元前1世纪恺撒征服高卢后不久由古罗马人修建的道路铺设的。⁷古罗马人和后人建造公路时都顺应地形依势修建，因此可以推断，德军的坦克指挥官无论怎样自以为能够到处畅行无阻，实际上都在遵守着法国北部10000年前冰川消退后留下的地表形状的古老规定。

研究一下德军闪电进攻法国一年后对苏联的入侵，同样可以看到自然法则的决定性作用。苏联西部似乎可以让侵略军，特别是机械化的侵略军任意驰骋。从苏联1941年的边界到600英里之外的列宁格勒（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一路上一马平川，没有一处高于500英尺的高地，而且这片几乎没有森林的广袤平原上的河流基本上都是东西流向，与侵略军的前进路线相平行，没有拦路的河流。应该没有，也的确没有任何固体的障碍阻拦侵略大军的前进。然而，在苏联中部，奔流着从苏联注入黑海和波罗的海的两条最大的河流——第聂伯河和尼曼河；它们的源头有许多支流，共同形成了普里佩特沼泽地，方圆40000平方英里，对军事行动是一大障碍，德军的参谋人员甚至把军情地图上标志着它位置的地方称为“国防军之空洞”（Wehrmacht hole），意思是那里没有任何得力的德军部队。结果，它成了苏联游击队袭扰德军后方的主要根据地。虽然游击队的行动不见得多么有效，但随着德军前线日益向东推进，苏联游击队使德军始终感到如芒在背。

“国防军之空洞”虽然是苏联战场上永久性的特点，但对德军的行动影响不大。真正多次严重影响德军行动的是遍布作战前线各处、由春天融雪和秋季阴雨造成的季节性沼泽。大草原一年两度发生这种地面泥浆，苏联人把它叫作“沼泽期”（rasputitsa）；每值发生，军事行动都被迫完全陷于停顿达一个月之久。沃罗涅日前线的苏军指挥官戈利科夫的一个下属问他，到1943年3月，反攻能否打到第聂伯一线，他答道：“离第聂伯河有200—230英里，还有30—35天春季沼泽期就要到了。你自己去想吧。”⁸不可避免的结论是，融雪季节的到来会赶在苏军的前面，所以无法把第聂伯战线从德国人手中夺回来。事实也的确如此。不过，德军才是最受沼泽期妨碍的一方。1941年春，沼泽期持续的时间特别长，迫使德军把入侵的时间拖后了关键的几个星期；那年秋天的沼泽期也很长，结果延后了德军向莫斯科的挺进。霜冻可以恢复大草原地面承受重量的能力，但那年冬天霜冻开始得晚，把德军的坦克生生陷在远离莫斯科的泥沼地里，无法按预定时间攻陷苏联的首都。尼古拉一世曾说，1月和2月是“（俄罗斯）两位可靠的将军”⁹；事实证明，1941年3月和10月的沼泽期是更得力的将军，可能就是它们在那年使苏联免于灭顶之灾。

至此讨论过的内容应如何总结呢？有一点很清楚，“永久运作”的因素和偶然性因素的汇合，包括气候、植被、地形和人对自然地貌的改变，在墨卡托投影的世界地图上画出了一条区分军事区和非军事区的明确界限，非军事区的面积比军事区大得多。有组织的密集战斗长期以来一直在地球上一条不规则的狭长地带内进行，这条地带位于北纬10度到55度之间，从北美的密西西比河谷到西太平洋的菲律宾及其外围岛屿，或者说从格林威尼以西90度到东经135度。《泰晤士世界地图册》把植被分为16类，包括（在清除土地用于农业生产之前）混合林、阔叶林、地中海灌木林和热带旱林。¹⁰如果画一条线，把北半球这4个植被区以及它们之间的陆上和海上通道圈起来，即可看到，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在这个圈子之内发生的，很少有在圈外发生的情况。如果按月份来看具体地方发生的战斗，会发现某个地方的战争通常集中于某个季节。不同的地方由于气温的高低、降雨的多少和收获的时间不同，发生战争的季节也各不相同。举例来说，看一下历次阿德里安堡战争，前三次各自发生在7月、8月和7月；后三次发生在8月、3月和7月。即使在巴尔干南部，3月打仗也太早了些，因为那时河流因融雪水量极大，但其他的日期都是在地中海收获季节刚刚结束后，正是打仗的好时机。

那么，在考虑到季节这个变量的情况下，有组织的战争发生的地区是否和地理学家所谓的“首选土地”相吻合呢？“首选土地”指砍伐林木最容易、种植粮食产量最高的土地。简而言之，战争在地图上看起来是否仅仅是为了争夺农田呢？大型战斗需要财富的支撑，而直到最近，密集的农业是人类活动中最能持久产生大量回报的活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说法有一定道理。另一方面，农人争夺起田地和用水权来寸步不让，被首领召集去打仗也颇耐苦战，但普遍观察证明，他们也同样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行我素，毫不变通，不到迫不得已绝不放弃自己的牲畜和田地。马克思认为农民“不可救药”，意思是他认为不可能把农民召入他希望建立的革命队伍，借他们的力量推翻资本主义秩序。¹¹毛泽东却不这么看。维克托·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在对古希腊战争史富有惊人创见的研究中令人信服地证明，是古希腊城邦的小农发明了西方人所信奉和实施的“决战”概念。不过，马克思的观点也有道理。农民的确死守着田地和村庄，不肯离开故土，也的确总是只顾自己那点儿抱怨和不满，本能地抗拒应召去距首选土地十分遥远、接近荒野地带的边界处打仗，不管打仗的理由是多么充分。

应当指出，在同文同教的农耕人民之间，大规模战争很少发生。另一方面，在地球温带地区，耕地和非耕地之间的界线经常是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来的长长的壁垒。有罗马人在苏格兰高地脚下修建的安东尼长城；有罗马时期在德意志修建的把耕地和森林隔开的筑有堡垒的边界线；有保护土地肥沃的马格里布不受撒哈拉匪徒袭击的非洲工事（fossatum Africae）；有罗马人沿约旦河及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的源头修建的“叙利亚”要塞——该要塞由碉堡和军用公路组成，是耕地和沙漠之间的界线；有俄国人为抵御从大草原来的匪徒而修建的从里海到阿尔泰山，长达2000英里的“碉堡线”（cherta）；有在克罗地亚把萨瓦河与德拉瓦河流经的平原与南面土耳其人控制的山区隔开的哈布斯堡军事边界；最重要的是中国的长城，建造它是为了阻止草原的游牧民族染指长江和黄河地区引水灌溉的农田。它的规模如此宏大，历朝历代不断增修，至今考古学家仍未了解它的全貌。¹²

这些壁垒森严的边界显示出肥沃耕地上的富有者和土壤太贫瘠、气候太寒冷或太干旱，因而无法垦殖的土地上的匮乏者之间的根本性紧张关系。然而，不能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就错误地以为重大战争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抢夺财产。人类打仗的动机要复杂得多。以耕作为生的同一民族的人也互相作战，有时还非常凶狠；来自肥沃区以外荒原的物资匮乏的民族也许只是为了理念而战，比如，虽然追随穆罕默德的阿拉伯人大肆抢掠，但驱使他们四处征战的不是卑下的物欲，而是扩张伊斯兰世界的雄心。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这位最伟大的征服者已经稳坐了希腊各城邦统治者的宝座，但他仍继续征战不休。他洗劫了波斯帝国似乎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高兴。蒙古人征服的地盘比亚历山大还要广阔，但他们攻陷了国家后根本没有能力巩固胜利成果：亚历山大逝世300年后，他的6位将军继承者的后裔仍统治着中亚的大夏，而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人建立的政权却没有一个维持到一个世纪以上；鞑靼人帖木儿号称是蒙古人的后裔，而且是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的后裔，他似乎对他夺取的富饶土地丝毫不加珍惜，而是如同刀耕火种的农夫，把土地大肆蹂躏一番后随即扔在身后。

这里指出匮乏者经常对他们夺来的东西不善加利用，但这并非否定战争通常是单向的——从贫瘠的土地向富庶的土地发起，很少有反向的情况。这不仅是因为匮乏的土地不值得争夺，也是因为在那里作战十分困难，有时完全不可能。沙漠、草原、森林、山区这些威廉·麦克尼尔所谓“缺粮区”的穷人彼此之间打起仗来毫不留情，自从有了关于有组织作战的记录以来，这些骁勇善战的人就一直待价而沽，富国也对其趋之若鹜。如胡萨尔轻骑兵（hussar）、枪骑兵（uhlan）、猎兵（jger）这类具有异国风情的团名在一些欧洲国家军队中骄傲地保留至今，在阅兵式上仍然穿戴着像熊皮帽、饰有盘花纽扣的上装、格子花呢短裙和狮皮围裙这些野蛮人的服饰。然而，正是因为穷人贫穷，所以他们的战争在范围和烈度上都相当有限。他们只有在闯入富庶的地区后，才有可能积聚足够的粮食给养以进一步向纵深挺进，最终征服整个地区。所以农耕社会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加强边界防御，把来犯之敌挡在外面，不让他们肆虐。

因此，“永久性”和“偶然性”因素对战争产生影响的深层原因极其复杂。作战的人不能不受限制地为所欲为，尽管作战本身就突破了常规和世故的审慎对人的行为的正常限制。战争总是有限的，这不是人的选择，而是由大自然所决定的。李尔王在怒骂敌人时，可以威胁说：“我要做出一些使全世界惊怖的事情来，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我要怎么做”。然而，其他身陷困境的君主发现，这个世界上让人惊怖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做得成的。财力可能不够，天气可能变坏，季节会更替，朋友和同盟的意志可能减弱，人性本身可能无法接受争斗带来的苦难。

无论如何，人性中女性的那一半对战争的态度十分矛盾。女人有时是引起战争的原因，有时则被用作战争的借口——抢妻是原始社会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有时也是挑唆极端暴力的煽动者——麦克白夫人的类型众人皆知。女人作为战士的母亲也可以是铁石心肠，宁肯承受失子之痛，也不愿忍受懦夫儿子生还的耻辱。¹³而且，女人可以成为激情洋溢的战争领导者，通过男性对女性特质的反应这一十分复杂的化学过程，女性领导人在男性下属心中激起的高度忠诚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是男性领导人难以企及的。¹⁴不过，除少数例外，战争是世界各地的女性一直置身事外的一项人类活动。女人指望男人保护她们免遭危险，当男人没有履行保护者的责任时对他们痛加责备。女人参军入伍，照顾伤员，男人去打仗后担起耕种田地和放养牲畜的活计，甚至挖掘由男人来守卫的战壕，在工厂里为男人生产武器。然而，女人不参加作战。女人之间很少动手，而且从未在军事意义上和男人动过手。如果说战争自古就有，是全人类的普遍现象的话，那么现在就必须加上一条最重要的限制：它完全是男性的活动。

a第一次阿德里安堡战争是自西而来的古罗马君士坦丁大帝和自东而来与他争夺帝位的李锡尼之间的战争；发生在378年的第二次阿德里安堡战争是历史上的一次大灾难，瓦林斯皇帝和古罗马雄师最后的部队在渡过多瑙河入侵罗马帝国的哥特人手中遭到惨败（哥特人自己则是在逃离闯入大草原的匈奴骑兵）；在718年爆发的第三次阿德里安堡战争中，新近兴起的保加利亚人击败了企图从后面攻占君士坦丁堡的穆斯林军队——这个结果对基督教的欧洲至关重要；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阿德里安堡战争分别发生在813年、914年和1003年，都是保加利亚人向君士坦丁堡发起的攻击；1094年的第七次阿德里安堡战争是拜占庭帝国的一位皇帝和皇位争夺者的作战；在1205年的第八次阿德里安堡战争中，保加利亚人打败了自封为拜占庭皇帝的十字军首领鲍德温和丹多洛总督（他家在威尼斯的府邸现在成了那个城市最贵的酒店）；1224年的第九次阿德里安堡战争以复辟的拜占庭王室打败保加利亚王国而告终；1255年的第十次阿德里安堡战争是拜占庭帝国的内斗；在1355年的第十一次阿德里安堡战争中，拜占庭打败了巴尔干新兴的军事强国塞尔维亚；1365年的第十二次阿德里安堡战争标志着奥斯曼帝国从小亚细亚向欧洲进军的阶段性胜利；奥斯曼帝国的权力得到巩固后，一直没有再发生战争，直到1829年的第十三次阿德里安堡战争，俄国军队从奥斯曼帝国手中抢走了阿德里安堡；最后两次阿德里安堡战争都发生在1913年，阿德里安堡先是被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从奥斯曼土耳其那里夺走，后来又被夺了回去。

第二章
石

人为什么打仗？

人为什么打仗？石器时代的人打仗吗？还是说早期的人不具侵略性？关于这些问题，人，包括女人，以笔墨为武器酣战不休。这些人是社会学家和行为学家，不是军事历史学家，因为后者很少关心他们所记录的活动的起源。军事历史学家若肯花时间思考一下人为什么彼此杀戮，也许能成为更好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行为学家别无选择，因为他们研究的对象就是人和社会。然而，大部分时间中，大部分人都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的。合作必定是正常的行为，个中原因需要做些解释，但道理并不深奥，因为明眼人一看便知，合作对大家有利。因此，如果不发生背离合作原则的事情，社会学家和行为学家就无事可做。他们提出的理论就只能是人所共知、可以预见的，那样的理论没有人会感兴趣，也不值得阐述。他们需要解释的是个人和人群行为的不可预见性，特别是暴力行为的不可预见性。暴力的个人是对群体内合作的主要威胁，暴力的群体则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

对个人和群体行为的研究方向不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那也是辩论最终总是回归的一点：人到底是本性暴力还是人的暴力潜能是由物质因素激发出来的？人具有暴力潜能这一点无可置疑，哪怕只是因为他有牙能咬，有脚能踢。持后一种意见的人大致归为“物质论者”，他们认为自己的观点完胜自然论者。自然论者一致反对物质论者，但内部又分歧严重。少数人坚持认为，人天生暴力；虽然那些人大都不肯承认，但实际上他们的论点与笃信人的堕落和原罪理论的基督教神学家的思想如出一辙。多数人不同意这种意见。他们认为，暴力的行为要么是有问题的个人的举动，要么是对某种挑衅或刺激的反应；由此可以推论，如果能找出导致暴力的引信，加以平抚或予以去除，人类交往中就再也不会出现暴力。自然论内部这两派之间的辩论十分激烈。1986年5月在塞维利亚大学的一次会议上，与会的多数人发表了一篇声明，声明采取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种族声明的格式，斩钉截铁地谴责了人天生暴力的理论。塞维利亚声明共有5条，每一条都以“……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这样的字句开头，完全是不容辩驳的架势。这5条谴责了所有认为人天性暴力的论点，并逐条予以否认和批驳。那些论点是：“我们从我们的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了作战的倾向”；“战争或任何其他的暴力行为是人类遗传的天性”；“在人类进化中，侵略性行为比其他行为更适应物竞天择的过程”；“人类的大脑是‘暴力的’”；最后是“战争是由‘本能’或任何其他单一的动机引起的”¹。

塞维利亚声明获得了重量级的支持，比如，美国人类学学会就接受了它。但是，对一个外行人来说，如果他知道战争自古就有，知道像新几内亚的高地人那样仍生活在“石器时代”的人好战尚武，也意识到自己的暴力冲动，却缺乏遗传学和神经学的知识，无法确定谁对谁错的话，这份声明并不能帮他解惑。不过，自然论内部两派的辩论正如自然论者和物质论者的辩论一样重要，甚至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当今的人类历史阶段是一个使人充满希望的时代：裁军得到了有效的执行，人道主义也被采纳为世界事务的原则。外行人自然希望塞维利亚声明的发起者是正确的，这也会使他自己感到安慰。过去两个世纪间，人类在改善物质生活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物质论对人类有组织暴力的解释因此得到大力支持。人们期望在基本上打败了疾病、匮乏和愚昧，并且减轻了体力劳动的艰辛后，能继续努力，最终也许能消灭战争。那样的话，战争自石器时代以来的历史就只有古文物学家感兴趣了，如同对世界的探索或牛顿之前的科学一样，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但如果塞维利亚声明的作者错了，如果他们对自然论者关于人类暴力理论的谴责不过是他们乐观的一厢情愿，那么物质论者的解释也就错了，而我们这个（20）世纪末关于告别战争的希望则完全是水中月镜中花。那就需要对自然论者的悲观派和乐观派各自的观点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战争与人性

对暴力和人性的科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大脑中一个叫作边缘系统的部位，科学家——可能是先入为主地——认为那是人的“侵略性的所在”。这个部位在大脑中部下方，包含三个细胞群，称为下丘脑、隔膜和杏仁核。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细胞群受到破坏或电流刺激时，都会导致主体行为的改变。比如，如果雄性老鼠下丘脑的一部分遭到破坏，它们的侵略性行为就会减少，并完全丧生性能力，而若是对它们的下丘脑进行电流刺激，则会增强它们的侵略性——虽然“受到刺激的动物只攻击（地位较低的）同类，这说明选择攻击对象的决定是由大脑的另一个部分控制的”。²这里提到地位较低的动物十分重要，因为人们很早就观察到，群居动物内部有“啄序”，这个名称是从家禽的等级制衍生而来的。动物根据这个等级制排列尊卑。猴子的杏仁核若是受损，可能会减少对“新奇事物”的畏惧，因此增加对这类事物的侵略性行为，但会增加对其他猴子的畏惧，因此降低自己在猴群中的地位。

神经学家谨慎地得出结论说，对恐惧、厌恶或威胁的反应表现为侵略性同时也是防卫性的行为，其来源是大脑边缘系统。但他们也强调，这一系统与最先也最全面地处理感官信息的脑前垂体这一大脑中“更高”的部分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据A·J·赫伯特说，脑前垂体似乎是负责“管控和使用侵略性行为”的器官，因为研究表明，人的脑前垂体受损后，可能会引起“无法控制的侵略性行为的爆发……事后也没有悔恨之意”。³基本上，神经学家发现，侵略是大脑下半部的功能，受上半部的控制。但大脑的不同部分如何沟通呢？有两种手段，一是化学传导，一是激素。科学家发现，减少一种叫作血清素的化学物质会导致侵略性的增加；他们猜测，可能有一种肽引导着血清素的流动。然而，他们没有找到这样一种肽，血清素的水平也很少发生变化。相比之下，内分泌腺产生的激素易于分辨，男性睾丸中分泌的睾丸素与侵略性行为有着紧密的联系，睾丸素浓度不同的人表现很不一样。把它注入人的体内后，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的侵略性都会增加。但另一方面，把它注入哺乳期的雌鼠体内会减少它们对雄性的侵略性行为，而刺激它们母性保护性行为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激素。总的来说，男性体内的睾丸素水平高导致男性特征的增强，而侵略性正是男性特征之一；然而，睾丸素水平低与缺乏勇气或好斗的精神并无关系。这方面的证据包括以勇敢著称的太监侍卫和拜占庭帝国战功赫赫的太监将军纳尔西斯。最后，科学家强调，激素的效果通常受形势的调节；也就是说，无论对动物还是对人来说，对风险的计算都会抵消所谓的本能反应。

简而言之，神经学家尚未成功地确定大脑是如何触发或控制侵略性行为的。另一方面，在显示环境和“对侵略性的选择”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遗传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自从达尔文在1858年首次提出自然选择的理论以来，许多学科的学者都一直企图为它提供一个无可置疑的科学基础。达尔文原著的基础仅仅是对不同物种的外部观察。他根据观察提出，最适应周围环境的个体存活到成年的可能性较大，在成年期也更容易活下去，而且它们的后代因为继承了它们的特点，也会比适应性较弱者的后代存活率更高，这些一代代继承下来的特点最终将在整个物种中成为主导特点。达尔文理论的革命性在于，他认为这个进程是机械性的。他认为，上一代只能向后代遗传自己所继承的特点，不能像他的同代人拉马克所说的，遗传自己获取的特点。至于这些特点如何通过我们所谓生物突变的过程发生变化以更好地适应环境，达尔文无法提出解释。至于产生了众多不同物种的初级有机体是如何发生突变的，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无解。

然而，突变是可以观察得到的现象；向着侵略性的突变是其中的一种形式，而侵略性显然是可能会增加存活概率的遗传特征。如果生命是一场斗争，那么最能抵御敌对环境的就可能活得最长，生出最多的有抵抗力的后代。理查德·道金斯最近写了一本很受欢迎的书《自私的基因》，书中说这一过程不仅是遗传的结果，也是基因本身的作用。⁴而且，用基因做的实验表明，具有某种基因的实验室动物确实比别的动物侵略性更强，这种侵略性也代代相传。遗传学家也找出了与过分的侵略性相联系的一些罕见的基因组成，其中最出名的是男人的XYY染色体格式：大约1000个男人中有一个人基因中有两个Y染色体，而不是正常的一个Y染色体，有XYY染色体的男人中暴力罪犯所占的比例稍高。⁵

然而，基因变异不能解释关于任何动物，包括人，在其环境中的侵略倾向的问题，从在实验室的环境中繁殖的动物身上得来的证据更无法提供解答。无论突变是如何发生的，通过突变来成功实现适应都是对环境的反应；虽然新的基因工程学有可能在基因遗传中造成“定点突变”，繁殖出完全没有侵略性的物种，但是，要确保它们的生存，就必须让它们永远待在没有任何威胁的环境中。自然世界中不存在这样的环境，也无法创造这样的环境。即使进化出了完全没有侵略性的人，生活在完全友好的环境中，他们仍然得杀死造成疾病的低等生物、携带病菌的昆虫和小动物，以及同他们争夺食物的吃庄稼的大动物。难以想象完全没有侵略性的生物如何对环境进行必要的控制。

显然，支持和反对“人天生具有侵略性”这一论点的人都把话说得过于绝对。反对派完全罔顾常识。观察表明，动物杀死别的物种，同类之间也互相争斗；有些物种的雄性争斗至死方休。要想否认侵略性是人遗传的一部分，就必须否认人和动物世界中所有其他物种的基因方面的联系——现在只有严格的神造论者才持这种立场。支持派也太过分，虽然是由于不同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他们通常把侵略性的范围定得太广。他们的一个重要学派把定义为“想获得或重得具体物品，或地位，或参加有利活动的机会”的“手段性的或特定的侵略行为”与“主要为惹恼或伤害另一个人”的“敌意的或戏弄性的侵略行为”区分开来，这是没有争议的，但他们还提出了“被其他人的行动挑起”的“防卫性或反应性侵略行为”。⁶侵略和自卫之间当然有着逻辑上的分别，即使那些人可以表明所有被他们归在侵略之下的三种行为都源自大脑的同一个部位，这个分别也依然成立。主张人天生具有侵略性的人不分青红皂白，把自卫也算作侵略行为，这说明他们没有对大脑除边缘系统以外的其他部分对行为的调节作用予以足够的重视。有人说过，“所有显现出侵略性行为的动物都带有一些基因来减轻此类行为的表现程度”。这样，侵略的冲动就有了制约；制约或是来自对风险的计算，或是来自对逃走机会的估量；这就是“或打或逃”这一众所周知的行为模式的来源，而人类减轻侵略性行为的能力特别突出。⁷因此，看来科学家迄今为止只是找出了自古就有的感情和反应，并把它们分了类。的确，我们现在知道，恐惧和愤怒产生于大脑下部的神经元，是由察觉到威胁的大脑上部刺激产生的。这两个神经部分通过化学物质和激素相互联系，某些遗传基因先天决定对事物反应的暴力程度。但科学无法预知个人什么时候会表现出暴力。科学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个人结为团体去和别人作战。对这一代表着战争根源的现象，我们只能转向心理学、行为学和人类学去寻找解释。

战争与人类学家

弗洛伊德为关于侵略的一种理论提供了心理学的基础，他起初认为侵略性是因为性冲动受自我的挫败而造成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弗洛伊德的两个儿子表现出色，但战争的惨象使弗洛伊德深受震撼，他在战后对人的侵略性的看法因此更趋悲观。⁸他写给爱因斯坦的一封著名信件后来发表了，题为“为什么要打仗？”；他在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人的内心深处有对仇恨和破坏的渴望”，并提出，打消这种渴望的唯一希望就是培养起“对未来战争理由充足的恐惧”。弗洛伊德的追随者把他这些话总结为“死亡本能”的理论，主要适用于个人。在《图腾与禁忌》（1913年出版）中，弗洛伊德提出的群体侵略的理论大量借鉴了文学性人类学。他提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父权制家庭，家庭内部的关系由于性张力而错综复杂。作为家长的父亲对家庭中的女人有绝对的性权力，因此逼得性欲得不到满足的儿子们杀死父亲并把他吃掉。后来，深受负罪感折磨的儿子们规定乱伦为非法或禁忌，并建立了异（家）族通婚的制度——即只能与家庭之外的人结婚；结果造成了偷妻、强奸及其引起的家族间，后来是部落间的宿仇这一系列各种可能的后果。这方面的例子在对原始社会的研究中不胜枚举。

《图腾与禁忌》是弗洛伊德凭想象写出来的。最近出现的把心理学理论与对动物行为的研究相结合的新学科——行为学——对群体侵略提出了更为严谨的解释。作为这一学科基础的“领地”理念来自诺贝尔获奖者康拉德·洛伦茨，他通过观察野外和人为控制的环境中的动物，提出侵略是一种自然的“驱动力”，其能量来自有机体本身，当受到适当的“释放因”的刺激时即会“发泄”出来。然而，在他看来，同一物种的大多数动物都有能力安抚同类的侵略性的发泄，一般表现为服从或让步。他认为，人起初也有同样的行为；但在人学会了制造狩猎武器后，人口开始大量繁衍，于是不得不杀死别人来保护自己的一块地盘。使用武器使杀人者在感情上与被杀者“拉开了距离”，也使得服从的本能因此退化。他认为，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从为了生存而捕杀其他物种的狩猎者转变为同类相残的凶手。⁹

罗伯特·阿德利对洛伦茨的领地说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对于个人的侵略性如何变为群体的侵略性进行了推断。他说，人发现结伙打猎比个人行动更加有效；他们像任何捕猎动物适应环境一样，学会了在共同的领地上合作狩猎；于是，合作狩猎成了社会组织的基础，也提供了抗击闯入领地的其他人的动力。¹⁰在阿德利的狩猎理论基础上，罗宾·福克斯和莱昂内尔·蒂格为男性为什么在社会关系中占领导地位提出了一种解释。他们说，狩猎的小组必须全部是男性，不仅是因为男性比较强壮，而且也因为小组中若是有女性会分散男性对狩猎活动的专注；因为狩猎小组为了高效率行动必须接受单一的领导，而且人类生活有好几千年的时间一直主要靠这样的狩猎小组维持，所以后来具有侵略性的男性领导就成了一切社会组织的特质。¹¹

洛伦茨、阿德利、蒂格和福克斯的理论都吸收了人类行为和动物行为科学家的许多研究成果，但社会科学中最古老的学科——人类学——的学者却对他们的理论冷淡以对。人类学是人种学的延伸，而人种学则是在至今尚存的“原始”人的生活环境中对他们的研究；人类学企图在人种学的基础上为文明社会的起源和性质找出解释。像拉蒂夫和蒂莫尼埃这样的早期人种学家在18世纪就认识到，战争是他们所研究的社会的固有特点，他们对于美洲印第安人的研究提供了对“原始”战争弥足珍贵的描述。¹²19世纪，达尔文理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涉足人种学，把描述性人种学变成了人类学，于是产生了时至今日仍然把社会科学家分为两大阵营的“先天遗传说对后天培养说”的大论战。先天对后天的论战是达尔文的表亲弗朗西斯·多尔顿在1874年发起的。论战开始不久，战争这个题目就被剔出了研究的范围。这是后天派干的，他们依照典型的19世纪的思路，一心要证明人的高级机能能够主导他低层次的本性，理智将使人树立合作性更强的社会形式，于是大力推动，把人类学研究的重点转到了政治机构的起源上。他们说，其起源要到家庭、家族和部落里去找，而不能只研究它们的对外关系（战争就是一种对外关系）。先天派中有一部分人笃信竞争是造成改变的手段，因此得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们不同意后天派的观点，但他们不是主流，而是被挤到了边缘。¹³后天派设法把讨论引到了他们心目中的关键问题上，即原始社会中的亲族关系；他们认为一切更高级、更复杂的非血缘关系都是从中发展而来的。

亲族关系涉及父母、子女的关系和子女之间以及与亲戚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公认早在国家形成以前就已存在。同样得到公认的是，家庭和国家是两种不同的组织。问题在于如何表明国家是从家庭发展而来的，家庭关系是否决定了国家间的关系。后天派本质上自由开明的理论需要有证据表明一个国家内的关系可以通过理性选择来确立，通过法律形式来固定。因此，人类学就必须提出原始社会的例子，表明在这样的社会里，亲族关系的格式正是后来现代自由国家中政治关系的写照。有很多具有可塑性的证据存在，特别是有证据表明原始人使用神话和仪式作为手段来加强亲族的纽带，避免诉诸暴力；后天培养派遂抓住这类证据大做文章。事实上，到19世纪末，人类学家的大部分精力不是花在辩论亲族关系是否是人类关系的根源上面，而是用来辩论他们视为人类组织模式的创造性文化是同时在不同的地方自行发展起来的，还是从一个发源地传播到其他地方的——这种理论叫作“传播论”。

这种对起源的寻求不会有任何结果，因为必须承认，即便是能够找到的最原始的社会也不是存在于原始状态中的。比起古时的原始状态，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演变，或由于与外界的接触而出现了变化，无论这种接触是如何微不足道。人类学家徒然地花大力气进行这场实质上无果的辩论，到了20世纪初被从德国移民美国的弗朗茨·博厄斯断然叫停；他指出，寻求起源是白费力气。他说，人类学家如果研究的范围够广，就会发现文化是自我延续的。既然延续与理性无关，所以在不同文化中爬梳寻找，企图为某个流行的现代政治形式提供证据，无异于缘木求鱼。人应该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中自由选择，采纳最适合自己的形式。¹⁴

这一学术理念后来得名“文化决定论”，很快大行其道，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博厄斯的助手露丝·本尼迪克特在1934年出版的著作《文化模式》（又译为《文化的类型》）。即使算上詹姆斯·弗雷泽爵士的《金枝》（11卷，1890—1915年间出版）因展示了人类神话的普遍性而引起的广泛注意，《文化模式》也应被视为最有影响力的人类学著作。¹⁵本尼迪克特提出，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文化形式，阿波罗模式和狄俄尼索斯模式；前者威权，后者宽容。然而，狄俄尼索斯模式的概念早在博厄斯一个年轻的学生玛格丽特·米德于1925年游历了南太平洋后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中报告说，她发现了一个完美和谐的社会；亲族关系的纽带减弱到几乎不可见，父母的权威在大家庭的温情中消失于无形，孩子们并不争强好胜，人们不知暴力为何物。

无论女权主义者、进步教育理论者和道德相对论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萨摩亚人的成年》至今仍然是他们的圭臬之作。文化决定论对博厄斯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的同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却是由于另外一个原因。英国人借大英帝国领土广袤之便，得以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进行实地研究，因此成为人种学领域的执牛耳者。他们接受文化决定论的主旨，但不喜欢它在立论方面的不够精确；他们尤其不满的是，文化决定论拒绝承认，在决定采取何种文化时，人性和人的物质需求可能与自由选择是同等重要的因素。于是，在另一个会讲德文的移民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下，他们提出了另一种称为“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¹⁶马林诺夫斯基初次进行实地研究也是在南太平洋，但他比米德早10年。这一理论佶屈聱牙的名字反映了两种理论的融合。第一种是进化论和达尔文主义，它认为任何社会形式都是对周围环境“适应”——这是典型达尔文主义的用语——的一种功能。举个浅陋的例子：“临时性”（刀耕火种）耕作者采用那种看起来低效无益的谋生方式，是因为他们身处森林之中，土壤贫瘠，但地广人稀。因此，用砍刀清除出一片林子，种植番薯，养猪，收成一两季后就拔营移往别处，这样做是有道理的。然而，这样的社会之所以能保持对周围环境的“适应”，依靠的是它们的文化结构。这样的文化结构初看起来似乎简单，但据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人种学家所知，它其实可能复杂得令人吃惊。

结构功能主义者对社会的分析比文化决定论者精细入微得多。不过，他们为显示结构如何支持功能而收集的原材料最终还是落入两个现已众所周知的范畴——神话和亲族关系。关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学术界的辩论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使用的措辞越来越复杂，使外行人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二战”后，一位天才横溢的法国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又给辩论加了一把火，他提出结构比功能重要得多，而且言之成理，很能服人。列维－斯特劳斯从弗洛伊德最喜欢的禁忌的概念入手，给它提供了人类学的基础，这是心理分析学家一直未能做到的。他说，在原始社会中确实存在着以神话做根据的对乱伦的禁忌；回避这一禁忌的办法是在家庭、部落等单位之间互相交换，女人则是用于交换的最宝贵的商品。交换制度平抚了愤怒和不满，为了避免乱伦交换女人更是使所有人皆大欢喜。¹⁷

在人类学中，寻求对社会如何保持稳定、如何自我维系的解释压倒了所有从其他角度的研究。人类学家知道争夺女人是原始人冲突的主要原因，但他们不肯去研究这种冲突造成的后果，即战争。这是有悖常理的。列维－斯特劳斯撰著的时候，刚刚发生过世界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一些主要的人类学家，包括那一代英国人类学家中杰出的爱德华·埃文斯－普里查德，都参加了那场战争；埃文斯－普里查德在1941年甚至在埃塞俄比亚率领一支由部落成员组成的队伍和意大利人打过仗，那些部落成员对原来统治他们的意大利人令人发指的报复使他终生都无法释怀。¹⁸无论如何，两次世界大战的性质，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壕堑战那种病态的程式性的特点，都亟须人类学家的调查研究。人类学家却对此需求视而不见。

造成上述情况的部分原因也许是美国人类学家哈里·特尼－海伊在1949年出版的《原始战争》这本书。特尼－海伊看到其他人类学家一致不肯承认战争是人类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不耐烦之下写出了这本有意冒当时理论之大不韪的著作。他和同代的许多人类学家一样，田野考察是在美洲的土著人社会中做的，而有些美洲土著人是人种学家所见过的最好战的群体。然而，1942年，特尼－海伊离开大学参了军；他运气很好，被分配到行将永远消失的骑兵部队。一个受过教育、有想象力的人接触到战马和骑兵的武器，思绪一定会回到人与动物世界关系的初始之际；和特尼－海伊同时期，曾在德国最后的骑兵团中服过役的亚历山大·施塔尔贝格写道：“只有和一队骑兵一起纵马驰骋过，才能体验马群的迷人，因为马是本能的群体动物。”¹⁹特尼－海伊骑马挥剑的经历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看到了专业人种学家关于早期战争的几乎所有著作中都存在的不足。

（他在其著作中开宗明义地写道）社会学家总是把战争与战争的工具混为一谈，这种冥顽不化到了惊人的地步，更有甚者，他们的著作显示出……他们连军事历史的简单内容都一无所知……二等国家军队里的一个尉级军官比起大多数分析人类社会的学者来，头脑都更清楚。²⁰

特尼－海伊说得对。有一次，我在和一位名声卓著、管理着世界上最丰富的武器和甲胄收藏的负责人谈话时不经意地提到，在火药时代，外科医生从战场上负伤的伤员身上清除出来的碎片大部分都是他身边战友破碎的骨头和牙齿；他听到这话，脸上显出厌恶的表情。后来，我的脑海中经常会浮现出他那时的表情。他对作为物品的武器熟稔于心，却从未想过那些武器对使用它们的士兵的身体所产生的效果。特尼－海伊指出，“由于这种非作战者的态度，博物馆收藏了几百箱来自世界各地的武器，都分了类，标了展品号，其实对那些武器完全不懂。”²¹他决心使他的同行了解他们所研究的人民生活中黑暗暴力的一面，认识到那些人在仪式上佩带的武器是用来砸碎骨头、刺穿皮肉的，明白据说可永久维持亲族关系平衡的交换机制一旦打破所带来的致命后果。

特尼－海伊不否认有些原始人处于“前军事”阶段。他甚至愿意承认，有些人如果没有外部作用，会很乐意选择像玛格丽特·米德看到的萨摩亚人那样的和平有益的生活方式。²²然而，他坚持认为，战争是自古以来的普遍现象，例外少而又少；他不断向其他的人类学家强调这一点，不遗余力，毫不留情。

人种学家孜孜不倦地把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文化现象尽力予以描述、分类和整理。他也毫不犹豫地长篇大论地讨论战争，因为战争是人最重要的一个非物质的情结。但对于“这个群体

如何作战”这个核心问题，他却避而不谈。做田野考察的人对蛋糕上的糖霜层了解得巨细无遗，却忽视了蛋糕本身。²³

特尼－海伊这位当过骑兵的人类学家引用了大量关于群体如何交战的人种学记录。他一支笔大开大阖，从波利尼西亚到亚马孙河盆地，从祖鲁兰到印第安人居住的北美大平原，从接近北极的广阔冻原到西非的森林，详尽介绍了这些地方的原始社会折磨战俘、吃人肉、割取敌人的头皮、砍掉敌人的首级作战利品、把人开膛破腹用作祭品等等血淋淋的做法。他分析了几十个不同社会中作战的确切性质，描述了新赫布里底岛上的人指派勇士在对垒的两军面前表演仪式性的决斗；北美的帕帕戈印第安人部落的酋长在战斗中指定某些人做“杀手”，并命令其他人负责保护杀手；阿西尼博因印第安人推举做梦打败了宿敌的族人领导作战；易洛魁印第安人则设有战场督察，抓住作战中企图开小差逃跑的人，迫使他们担负起作战的责任。他不厌其烦地详细记录下投枪、弓箭、棍棒和刀剑在人的肉体上造成的创伤。为避免哪位胆小的同行畏缩不肯设想燧石矛头的功能，他指出，燧石矛头的直接后裔就是刺刀。据他指称，历史上死在这一类武器下的人比死在任何其他手工制品下的人都多。²⁴

特尼－海伊的目的却不止于向其他人类学家显示原始人也残忍嗜杀的证据。他根据所展示的证据提出了一个令人痛苦的关键问题。他说，人种学家致力于研究的社会大部分存在于“军事的地平线下”，而只有当它们将来升起到这个地平线以上的时候，这些社会才算是进入了现代时代。他因此对文化决定论者、结构功能主义者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追随者（列维－斯特劳斯的开创性著作《亲属关系的初级结构》也是1949年出版的）一并提出了挑战。特尼－海伊大胆宣称，研究对不同文化系统的自由选择、对生境的结构性适应，或对传说的交换制度的管理，企图借此来寻找自由国家的起源，完全是白费力气。他坚称，原始社会注定会永远停留在那个水平。只有当一个社会从原始战争转向他所谓的真正战争（有时他称其为文明战争）之后，国家才能出现。以此推论，只有当国家出现之后，才能对它的性质做出选择，无论是神权制、君主制、贵族制，还是民主制。他断言，从原始到现代的关键测试是“有军官的军队的兴起”。²⁵

既然特尼－海伊开篇伊始就把大多数其他人类学家的智力贬到尉级军官以下，也就难怪同行们对他的著作不理不睬。特尼－海伊的著作1971年出版第二版时，为该书撰写前言的戴维·拉帕波特把其他人类学家的反应说成是“‘整齐划一地拒绝’承认有创见的论点”。²⁶其实原因很简单。人类学家知道受了侮辱，所以对侮辱他们的人集体予以漠视。如果特尼－海伊的著作在今天出版的话，也许理智的人都会对其置之不理。特尼－海伊是不可救药的克劳塞维茨主义者，他对一个社会军事地位的衡量标准是看它作战是否取得了胜利，即是否征服了土地和解除了敌人的武装。在核时代（特尼－海伊的著作是在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写的）要争取克劳塞维茨式的胜利，即使对最心如铁石的战略分析家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目标，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拥护特尼－海伊在40年前提出的“文明战争”的原汁原味的概念。但无论如何，特尼－海伊在他那个时代给他的专业出了个难题。人类学家对无国家的社会赞美不置，他们去那里做田野考察却要靠国家出资；战争是如何把无国家的社会变为国家的，这就是特尼－海伊坚持要人类学家思考的问题，得不到回答誓不罢休。

对这个问题确实提出了回答——不过那是以后的事了。外部事件的压力迫使人类学家在研究原始人的时候，不单单看他们馈赠礼物或创造神话的行为，也开始注意他们作战的行为。这类外部事件造成压力最大的地方是美国，不单因为美国是核大国，是越南战争主要的交战方，也因为在1945年后的年代里，美国逐渐成了人类学研究的中心。人种学的田野考察越来越讲究科学，费用奇高，多数学者只能找资金雄厚的美国大学寻求资助。此外，反对核军备竞赛和反越战最激烈的美国大学生开始向这些以探索人类行为最深层、最古老的奥秘为使命的学者提出如下永恒的问题：什么使人打仗？人是否天生好战？有没有过没有战争的社会？还有这样的社会存在吗？现代社会能否实现永远的和平？如果不能的话，为什么不能？

20世纪50年代期间，学术杂志上只刊出过5篇关于战争的人类学论文。²⁷但自60年代起，这样的论文纷至沓来。1964年，人类学耆宿玛格丽特·米德发表了一篇题为“战争只是臆造”的文章，向文化决定论者发出了战斗动员令。²⁸新一代的人类学家觉得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在研究中受到了各种新理论的影响。其中一个是数学的博弈论。按照这种理论，任何利益冲突中所有可能的选项各有一个数值，数值最高的“战略”就是最成功的。博弈论的倡导者坚称，它的运作是人所意识不到的，所以，人不一定知道博弈正在展开；做出了最多正确选择的人得以幸存，这就是他们得到的“报偿”。²⁹博弈论其实不过是企图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提供一个量化的基础，然而，它在智力上的新颖吸引了一批支持者。其他人对生态学发生了兴趣，这个新兴的学科研究的是人口与他们的生存环境的关系；年轻的人类学家很快意识到，生态学的有些概念，如把某个地区的人口限制在它的可消费资源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的“承受能力”的概念，对他们很有价值。消费意味着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导致竞争，竞争引起冲突，一环套一环。竞争本身是造成战争的原因吗？还是说战争由于其降低人口或把战败者逐出冲突区的“功能”，自己就是原因？

围绕着“起源”和“功能”这两个已经被研究得烂熟的概念的寻寻觅觅本来可能会长久进行下去，但两件事改变了寻觅的步伐和方向。首先，美国人类学学会在1967年的年会上安排了一次专门讨论战争的座谈会，终于接受了特尼－海伊18年前提出的“原始”战争与“真正”的，或“文明”的，或——用今天的词来说——“现代”的战争之间的区分。³⁰第二件事是自20世纪60年代起，一群默然接受了特尼－海伊理论的人类学家在做田野考察时，开始从他的角度观察原始人的作战情况，他们回来后发表了自己的调查结果。当然，对所观察到的现象如何解释言人人殊。然而，他们确实研究了使用原始武器的作战者，而最初的战争肯定是用投枪、棍棒和弓箭这样的原始武器进行的。至于这样的武器是简单的木头制品，还是加上了骨制或石制的尖头，还是说人类之间的打斗只有当发明了冶金术后才成为战争的形式，这些问题并没有定论。然而，就连对人类社会形式的性质由技术决定这一观点最彻底的反对者都不能否认，投枪和棍棒，甚至弓箭，对人在战斗中彼此造成的伤害起了限制的作用，特别是因为它们限制了可以造成伤害的距离。因此，当今时代仍然用投枪、棍棒和弓箭作战的人的战争至少能够使我们对早期战斗的性质获得一定的了解。战斗是战争的核心，是把人大批残害或杀死的行为，是把战争与仅是敌对状态区分开来的活动，是“人是善还是恶”这个伦理道德要点的源头。是人选择了战争还是人别无选择只能作战？年轻的人类学家在努力寻找对特尼－海伊提出的关键问题——“这个群体如何作战？”——的答案之时，提出了第一批可靠的观察结果，使我们稍窥用原始武器进行的战斗的性质，至少在那些情况中，也对战争如何开始有了一定的了解。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他们的研究报告。这里选择的案例研究是按发展阶段排列的，先从最原始的战争形式开始。

几个原始部族和他们的战争

雅诺马马人

雅诺马马人的部落共有约10000人，居住在巴西和委内瑞拉的交界处、奥里诺科河源头方圆40000平方英里的茂密的热带森林里。1964年，拿破仑·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到了那里，成为第一个接触雅诺马马人的外来人。沙尼翁在他们中间待了16个月，那时他们几乎从未见过现代世界的物品。雅诺马马人是临时性（刀耕火种）耕种部族，他们在森林里砍出一片园地种植芭蕉；一旦土壤的肥力减弱，就再开垦新的园地。每个村庄有40—250人，都是近亲；各村庄之间步行约一天的距离，但如果邻村是敌人，距离就远一些；敌对行为常有发生，经常会造成迁徙。典型的情况是小村子迁离较大的敌村，靠近强大的友村。

雅诺马马人被称为“凶猛的人”，他们的行为的确极为暴烈；他们崇尚凶狠（waiteri），男人以此为荣，整个村子也通过表现凶狠来警告别的村子，让它们知道，谁若胆敢前来攻击是以身犯险。男孩从小就玩凶猛的游戏，以此培养暴烈的性格，他们长大后对女人非常凶狠。虽然无论是交换还是战斗，所谋求的首要目标都是女人，但男人得到了女人后却对她们极尽虐待。他们殴打女人，用火烧伤她们，发怒时甚至会用箭射她们，而勃然大怒经常是为了表现凶狠而装出来的；妻妾无处寻求保护，除非村子里有自己的兄弟，能比折磨她们的男人更凶狠。

尽管雅诺马马人崇尚凶狠，但村民一年中盼望的大事是村子间飨宴的季节。雨季期间，村民在田地里操劳；旱季到来时，他们就准备宴请邻近村子的村民，或前去赴宴。贸易使不同的村落间建立了信任，由此产生了一起宴欢的主意；虽然雅诺马马人的物质文化极为粗陋，只能生产吊床、黏土罐、弓箭和篮子等物品，但不同的村子生产不同的东西，彼此互通有无。宴会上宾主尽欢还可能导致最重要的交换，即女人的交换。

交换女人虽然能缓和雅诺马马人个人之间和村子之间的凶猛好斗，但并不能避免暴力行为的爆发。男人经常企图引诱别人的妻妾，这就引发了村内的暴力，可能会造成一群人离开村子自立，与原来的村子为敌。两个村子间如果一直互相交换女人，较大的村子可能会对较小的村子多要少给。如果一个女人被丈夫虐待太甚，她娘家村子的亲戚可能会要求把她放回来。

在这类情况下，“凶猛的人”就转向暴力。雅诺马马人的暴力通常采取程式化的形式。普遍认为，原始人之间的战斗基本上是程式性的，虽然这种意见不无道理，但需对其做出仔细的界定。无论如何，雅诺马马人之间的暴力的确是按照精心计算的程度逐步升级的；第一级是拳击胸口的对决，下一级是棍棒打斗，然后是使用投枪的攻击，最后是村子间的突袭战。

拳击胸口的对决通常发生在村子间的宴会上，“总是发生在不同村子的成员之间，起因或者是一方嘲笑另一方胆小，或者是一方对货物、食物或女人的贸易提出了过分的要求。”³¹程序一成不变：宴会上的人先服下致幻药品，好培养战斗情绪，然后，一个人站出来，挺起胸膛。对方村子的代表接受挑战，走上前来抓住他，重重地一拳打在他的胸口。被打的人通常不还手，因为要表现自己的硬气，可能被打了4拳以后才要求还手。双方就这么你一轮我一轮地打下去，直到一方败倒为止；如双方都疼得打不下去了，就改为互打两胁，那样通常很快就能分出胜负；因为很容易就能把人打得喘不上气来，谁先喘不上气谁就输了。如果对决是事先安排好的，结束后对决的双方互相拥抱，一起唱歌，发誓永为朋友。

棍棒打斗通常没有事先安排，是自然发生的，比拳击胸口的对决更凶狠，但仍然是程式性的。“起因通常是通奸或怀疑通奸。”³²原告扛着一根10英尺长的竿子来到村子中心——可能就是他自己的村子——对犯事人大声辱骂。如果被骂的人接受他的挑战，他就把扛着的竿子埋在地里，自己背靠竿子，等待对方打他的脑袋。他只要挨了一下打，就可以还击了。这样的打斗很快就能见血，一旦见血，单打独斗就变成了群殴混战，双方助威的人都挥舞着棍棒参战。这样的打斗真有可能造成死伤，因为挑战者的棍棒头是削尖了的——说明他不是闹着玩儿的——可能会把人扎个对穿。到这个时候，村里的族长就拿着弓来干预了，威胁说谁要是不住手就给他一箭。不过，有时在这样的打斗中会有人因伤而亡，那么伤人的人必须逃去另一个村子；如果打斗是在两村之间进行的，攻击的一方就会撤退。但两种情况都会引发突袭战。

沙尼翁认为突袭就是雅诺马马人的“战争”，但又描述了处于突袭和拳击胸口对决之间的一个阶段——投枪战。他住在雅诺马马人中间做田野考察期间只发生过一次投枪战。一个小村子族长的妹妹被丈夫虐待得太惨了，于是族长把她接了回来，可是在和她夫家人的棍棒战中被打败了。小村子遂和别人结盟，联手向对方发起攻击。他们投掷出“一阵投枪雨”，成功地把那个大村子的人赶出了他们的家，还跟在逃跑的人后面紧紧追击。可是大村子的人卷土重来，这次轮到攻击者转身逃跑，跑了几英里后发生了第二次标枪战。“在似乎就要战得性起的时候”，双方都偃旗息鼓，就此罢战。战斗中有几个人受了伤，一个人后来因伤势过重死去。

那两个村子后来都互相突袭过对方。沙尼翁认为突袭比投枪战更接近战争，因为雅诺马马人突袭的目的就是杀人，至于如何杀，有时甚至连杀什么人，他们都不在乎。典型的做法是埋伏在作为突袭目标的村子外面等待毫无防范的受害者出现，他可能“正在洗澡、打水或如厕”。突袭者杀死受害人后就跑。逃跑组织得非常严密，有一层层的后卫；这样做很有必要，因为突袭会引起对方的突袭。这种互相突袭的格式有可能导致沙尼翁心目中最终的敌对行为——欺骗性的宴会：交战双方中的一个村子说服第三个村子邀请另一方赴宴，然后在宴会期间发动突袭。大开杀戒后，被杀者的女人作为战利品分配给胜利者。

沙尼翁把雅诺马马人的作战方式解释为对周围环境的文化层面的反应。他说，雅诺马马人作战绝不是为了争夺土地，因为作战获胜的村子从不占领失败方的地盘；他们作战的目的是要强调他所谓的“主权”，其衡量的标准是一个村子是否有能力防止另一个村子抢走本村的女人或确立以有利条件获得女人的权利。所以他们才要显示“凶狠”，目的是未雨绸缪，威慑打算诱拐女人、偷走妻子或发动突袭的人。

雅诺马马人对非雅诺马马人的邻居却是另一种行为，近几年来，他们成功地扩张了与本族地盘，几乎灭绝了一个部落。这种对他人名副其实的凶狠来自雅诺马马人的一个信念，认为“他们是地球上最早、最好、最出色的人”，所有其他人都不如他们纯种优良。³³“敌人”基本上指与本族没有婚姻联系的人，因为雅诺马马人虽然若是足够“凶狠”就能抢到很多女人，但还是遵守预防乱伦的亲族规则。然而，亲族关系并不是特别强大，有亲族关系的群体之间照样经常打仗。沙尼翁提出，他们打仗是为了抢夺女人。原始人杀死女婴是家常便饭，而雅诺马马人杀死女婴又是为增加“凶狠”的男性的数量，好抢夺女人，就这样周而复始，永无停歇。

沙尼翁自从初次接触雅诺马马人之后，对他们战争的功能的看法发生了改变。现在，他倾向于视其为——用新达尔文主义的词语来说——“为成功繁殖而做的选择”：杀人越多，能抢到的女人就越多，自己的后代也就越多。³⁴但是，客观地看，似乎所有理论都能在他的叙述中找到依据。战争无疑起了控制人口的作用：他研究的三个有婚姻关系的群体中，死去的男性有24%是战死的；这符合生态学家的理论。亲族关系的相对薄弱在结构主义者眼中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可以说，战争是由于没有礼尚往来造成的。结构功能主义者会认为战争和利用神话来支持战争的做法证明了雅诺马马人的文化是对他们周围环境的完美适应。行为学家则可把“凶狠”作为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即人内心有暴力的冲动，需不断寻找发泄的机会。

军事历史学家最感兴趣的是雅诺马马人战斗的外部因素。他们抓住一个观察到的事实，即人会感到畏惧，这种畏惧随着武器致命性的提高而增加；以此为出发点，他们会强调雅诺马马人战斗时精心安排的程式，可能会把沙尼翁排列的冲突等级颠倒过来。客观地看，沙尼翁眼中代表战争最高级表现的“突袭”和“欺骗性宴会”若是发生在有公法管理的社会中，不过是谋杀的行为。另一方面，拳击胸口的对决、棍棒打斗和投枪战更接近程式化的冲突，它们的规则反映出对所涉危险的理解：首先是只让少数对决的人遭遇受伤的可能；其次是明白如果不限制对武器的选择，打斗可能迅速升级为大规模暴力，所以才规定，除挑战者外，他人不得使用尖头木棒，也知道如果在近距离使用投枪这类致命性武器，同样会引发混战。

简言之，雅诺马马人似乎本能地明白克劳塞维茨的意思，甚至更进了一步。有亲族关系的群体如果愿意，可能会发动决战来一劳永逸地确定享受“主权”的等级制。然而，这样做有一个危险：一旦他们“实际的”，也就是程式性的战争升级为“真正的”战争，他们就可能遭遇灭顶之灾。为了谨慎起见，他们采用了局部打斗的格式；大部分打斗都是程式性的，有些人会在打斗中丧命，但多数人可以活下来，哪怕只是为了接着打下去。

马陵人

人种学家关于原始社会的所有发现中，最令军事历史学家感兴趣的莫过于程式性战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所了解的“文明的”战争中也明显可见程式的痕迹。然而，对程式性战斗的描写通常都太过笼统，潜台词似乎是说程式的力量十分强大，结果把战斗变成了无害的游戏。下面引用的这一段是一位文献学家对原始战争的描述，他的描述反映了多种多样的群体状况，但主要是以新几内亚山民的战争为基础的：

对阵战……有200～2000人参加，战场是事先定好的，在交战双方边界的一块荒地上。两军各由来自几个结盟村子的武士组成，通常彼此因婚姻的缘故有亲戚关系。尽管参战的武士人数众多，但几乎没有什么军事行动，只是进行了几十场个人间的对决。每个武士都对对手大声辱骂，并向他投掷投枪或发射箭矢。避开箭矢的敏捷身手引起一片喝彩，年轻的武士趾高气扬地在阵前昂首阔步。女人常常前来观战，还唱歌或为她们的男人加油。女人还把敌人射过来的箭捡起来，交给丈夫，好让他们再射向敌人。人口较为稠密的先进部落经常会进行这样的对阵战。比如，亚马孙河流域没有这样的战争，但在人口密度比它高10倍的新几内亚高地，这种战争却是司空见惯……尽管参加对阵战的武士阵容强大，但是基本上没有人死亡。由于两军相隔很远，原始武器又效率低下，再加上年轻武士动作灵活，可以轻易地躲避箭矢，所以很少有一击而中的情况。如果有人受了重伤或被杀死了，通常那天就休战。³⁵

这段描述的某些内容是没有争议的，比如，在出现密集队形和标准化武器之前，所有战斗都是个人之间的对决；死伤率低的确是程式化战斗的一个特点；实例说明，即使是“文明的”战争通常也会以熟悉的地方做战场，哪怕只是因为地理条件有限，很难找到能摆下双方大军的宽阔地方。尽管如此，这段描述仍是理想化的想象，原始的雅诺马马人的战争残酷的一面就是证明。它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例，可用来对比一下公众对程式化作战的印象和它其实更为复杂的现实。

安德鲁·瓦伊达（Andrew Vayda）在1962—1963年间和1966年对马陵人做了实地研究，马陵人当时大约有7000人，生活在新几内亚中部横跨俾斯麦山脉林木繁茂的山脊上一块190平方英里的地区。他们以在森林“园地”里种薯类为生，为使土地休耕经常迁移，另外还养猪、打猎、采集野果，过着典型的“刀耕火种”的生活。人口密度相当高，每平方英里100多人——比雅诺马马人高多了。他们的社会单位是家族群（cluster of clans），据说成员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裔，妻子则是从外面来的。家族群的大小在200～850人之间，每个家族群在从集水区分出来的一条河流沿岸处占有一块种植区。边界地带人口较稀，有些家族的土地上有原始森林，里面是未开垦的土地，因此比较幸运。山下土壤贫瘠，只有到接近海岸的地方，人口才又趋稠密，但那些人讲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马陵人没有金属，他们最好的工具和武器都是石头做的。³⁶

然而，马陵人的物质文化比雅诺马马人高级，这反映在他们战争的性质上。除了木制的弓箭和投枪外，他们还有用磨光的石头制成的斧头和木制大盾牌。他们用这些武器作战，战争有仔细规定的不同阶段，马陵人对此都非常清楚。他们把第一阶段称为“小事”战斗，第二阶段称为“真的”战斗，第三和第四阶段各自称为“突袭”和“群战”，但并不一定代表着战斗逐渐升级。

按照瓦伊达的描述，“小事”战斗最接近普遍认为是典型原始战争的无害的程式性战斗。

在这样的战斗中，武士们每天早上从家中来到交战双方土地边界上事先定好的战场。对阵双方的距离要近到弓箭可以射到的程度。战士们带着一人高、约2.5英尺宽的木制盾牌做保护。有时，他们把盾牌立在地上，从后面跳出来向敌人射箭，然后马上躲回盾牌后面。有些人从盾牌后冲出来向敌人挑衅，引得敌人向自己射箭，以显示自己的勇敢。每天的战斗结束后，大家各回各家。虽然这类小型的弓箭战有时能持续几天，甚至几星期的时间，但很少造成死亡或重伤。³⁷

“真的”战斗在战术和使用的武器上都与“小事”战斗不同。战场上用的是斧头和投枪，两军接近到武器可以够得着的距离。后方的弓箭手不断放箭，前线的战士手持盾牌互相格斗，偶尔会和弓箭手换位休息一下；如果有哪个战士没有力气了，也可以到一边去歇一会儿。有时，前线作战的某人可能会被射出的箭或投掷的投枪打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敌人及时发起冲锋，这个人就可能死于敌人的斧头或投枪之下。然而，伤亡仍然较为罕见，战斗会拖好几天。

每天早上，如果需要打仗，强壮的男人……在村子附近集合，然后一起前往战场去打仗，女人则留在家里做日常的园地劳动和家务事。在战争期间，男人并不每天都作战。下雨的时候，双方都待在家里；有时双方同意停战一天，好重新给盾牌涂颜料，举行伤亡人员需要的仪式，或干脆在家休息。有时停战期可长达三个星期，其间双方暂停作战，男人好腾出空来开垦新园地。³⁸

这些对现代人来说难以理解的程式其实与特洛伊城墙下的战斗大同小异。但有时作战双方互相射过最后一轮箭后，战争就虎头蛇尾地结束了。然而，如果来自一个家族族的作战方一心要杀死另一个家族族的人或毁坏他们的居住区，那么战争就可能进入更血腥的“群战”阶段。在战争升级的层次上，“突袭”虽然意在杀人，但范围有限，所以似乎应与“真的”战斗同级。群战则是由“真的”战斗引发，会造成大批人员死亡，不只是男人，也包括女人和孩子，失败者只能仓皇逃离家园。

瓦伊达尽力对马陵人的战争做了必要的详细解释。他说，在一段和平时期内，一些恶行和劣迹积累到一定程度，需要算账的时候，就会爆发“小事”战。要报复的行为可能只是出言不逊，也可能是谋杀这样的严重罪行，还包括这两极之间的强奸、劫持，或怀疑施用魔法等一系列行为。“小事”战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试探对方的军事力量，二是为了谈判。战斗中，调解人在一旁大声呼喊，要求双方握手言和。调解人常常是交战一方的盟友，每当要打仗时，都要寻求这样的盟友。调解人提供中立的意见，但也证明一方有额外的力量，特别是当对方坚持进行“真的”战斗的时候。

打过“真的”战斗后，双方通常维持各不相让的僵持局面；“突袭”也可能产生同样的结果。然而，“群战”却一般会造成战败方逃离家园，他们的房屋和园地被毁。因此，它是关于谁更强大、谁能侵占邻居土地的终极考验，这在一个缺少土地的社会中是十分重要的标准。这么看来，马陵人的作战动机是“生态性”的——战斗的结果是土地从弱者向强者手中的再分配。但瓦伊达指出，马陵人的战争也具有与此相矛盾的重要特点。一个是胜利的一方很少占领失败方的全部，甚至是部分的土地，因为害怕遗留在那里的邪恶魔法会带来危险。另一个是作战的时机总是和一个家族群准备祭祀祖先，请求祖先保佑他们作战胜利的时间相吻合。

在这样的祭祀中，要杀死并吃掉与家族群人员的数目同样多的成年猪。既然养大这么多猪需要大约10年的时间，所以战斗也只是大约每10年才爆发一次；奇怪的是，只有到10年期快结束的时候，邻近的家族群才开始做出会引发战争的彼此冒犯和彼此伤害的行为。如果没有用祭品来祭祀祖先的魂灵就贸然打仗，一定必败无疑；另一方面，养很多猪却没有借口吃掉它们，那养猪就失去了意义。瓦伊达注意到，在马陵人上次长期作战期间，他们的人口密度其实正在下降，这就对他自己提出的马陵人打仗是因为缺少土地的解释提出了质疑。也许他们打仗仅仅是出于习惯，甚至只是为了好玩，而不是为了人类学理论能够提出的任何原因。

当然，说战争是好玩儿很容易流于浅薄。然而，研究骑兵的历史学家就非常重视作战中的“玩耍”因素，因为回顾历史，任何对于战斗“起源”的寻求都不可避免地带我们回到人作为狩猎者的早期生活中去。作为运动的狩猎所使用的武器，以及游戏玩耍用的玩具都来源于靠打猎维生所用的工具。人开始从事农业活动以后，哪怕是最粗放的农业，都可以不必再每天为糊口而追踪和杀死动物。在此情况下，早期文化中的狩猎、运动、游戏，甚至战争就必定在心理上取得了同等的意义；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前三项仍然有着同等的心理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再考虑到他们所掌握的武器，马陵人的战争具有强烈的游戏或玩乐的因素也就不足为奇了。一群人挥舞着木头投枪和石斧与另一群人对打，至于他们的武器仅仅是使别人受伤还是真的能置人于死地，关键不在于那些武器固有的致命性，而在于作战者的意图。马陵人的战争值得我们注意的不是它的“原始”，而是它的先进。在一个没有审美方面成就的社会中，战争在个人层面上一定大大满足了个人对自我表现、自我展示和竞争的需求，甚至可以说它使人的侵略性得以“发泄”——如果我们接受那种理论的话。在群体层面上，战争是一个媒介，可借以向敌方表示己方对违背睦邻关系行为的严重不满，并警告敌方，如果认识不到己方在力量上的优势将会给他们带来何等不利的后果；这种力量的优势一开始就象征性地展示出来，意图不在升级冲突，而在外交谈判。

军事历史学家最感兴趣的一定是马陵人的武器的特点。用特尼－海伊一针见血的话说，被人“分了类，（但）不理解”的石斧和骨制的箭头显示了人类残忍血腥的过去。现代人看到一块块经过巧妙凿削的燧石，脑海中马上就浮现出破裂的颅骨和砸碎的脊椎的画面。很可能我们的史前祖先确实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给敌人造成了这样的伤害。然而，我们对马陵人的了解显示，使用石器时代武器的人不一定对自己的生存毫不关心。只有近距离使用才能致命的武器并不因此迫使使用它们的人一定要近距离作战，就此妄下结论等于对人的行为采取“技术决定论”的看法，而马陵人采用的谨慎、小心、拖延的战术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如果马陵人表现出不愿意进行决战，如果他们表现出他们不认为打仗的目的一定是要在战场上取得明确的胜利，那么就可以设想，处于类似物质文化水平的其他民族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在继续思考史前时期的人如何使用木制、石制和骨制的武器时，应当铭记这一点。毛利人把研究战争的目光从居于新几内亚山地、社会组织十分简单的人群转向波利尼西亚人在南太平洋星罗棋布的岛屿中最大聚居地的中心——新西兰岛上等级分明、由神权统治的酋长国，这是迈出的一大步，不仅跨越了时间和文化，而且跨越了人类学家之间意见的鸿沟。他们存在深刻分歧的问题是：从原始向现代演进应经过哪些阶段。

经典人类学的观点是，史前人类社会的演变历经群体、部落、酋长制和早期国家这几个阶段。根据这样的分类，群体的定义是一小组人。成员们知道，或至少相信，他们彼此有血缘关系。这是生活在父权统治下，胆小羞怯的狩猎者或采集者的典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南非的布须曼人就属于这一种。部落成员通常相信他们共有一个祖先，彼此之间主要靠语言和文化联系在一起，不一定接受某人做领导，虽然可能对父系或母系的权威有一定的承认，通常还有神话作为支撑；按照人类学理论，部落倾向于平等主义。³⁹但酋长制是分等级的，通常是神权性质的；创始人据说是神的后裔，社会成员按照与他的血缘关系的远近分为三六九等。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民所属的国家据认都是从酋长制发展而来的。人类学家使用马克斯·韦伯著名的分类法，以合法性的依据来区分酋长制和国家，前者的合法性依靠“传统的”（少数情况中是“魅力的”）规范，后者依靠“法理的”规范。⁴⁰

对外行人来说，最近出现了一个好消息：有些人类学家采用了一种更简单的分类法，只把前国家的社会分为“平等型”和“等级型”两种。⁴¹这一改变尚未得到普遍接受。它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人种学家发现，他们在世界的一些偏远地方，如山区、森林、沙漠和半沙漠区，找到的组织简单的社会是由逃离强邻压迫的难民所组成的；逃难、分散、经济困苦和颠沛流离使得他们的神话和权威系统力量减弱，因而造成社会结构的退化。有些人坚信，国家出现前的社会是由人们根据自己的文化建立起来的，或者是为适应周围环境而形成的。对于他们来说，这种解释听起来很不顺耳，但他们的那种人类学理论已逐渐没落。⁴²不过，别的人也觉得这种解释难以接受，因为它高度强调战争的作用，特别是把战争的动机严格归纳为争夺稀少的资源。⁴³

马陵人的社会与国家没有丝毫相似之处（有些人认为雅诺马马人的社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纯粹的原生态），但新西兰毛利人的社会却和国家十分接近，如果只看他们建设大型公共工程和进行远距离大规模作战能力的话。毛利人肯定不缺食物，尽管他们在新西兰定居的前600—800年间就灭绝了18种鸟类，包括恐鸟这种无翼大鸟。⁴⁴另一方面，造成岛屿间移民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密度的逐渐增加；当扩大生产、杀婴、“旅行”和战争都无法减轻人口压力的时候，就会导致整群人被逐。公元800年左右来到新西兰的波利尼西亚人可能是像北欧海盗那样的“航海者”，是敢于冒险的年轻男子，像挪威航海探险家莱夫·埃里克松（Leif Ericksson）那样没有土地，向南方寻求自己的文兰a；也可能是被原来岛上的某个酋长打败的散兵游勇；也可能是被抛弃的人，误打误撞，幸运地来到新西兰。⁴⁵无论他们是怎么来的，他们都带来了波利尼西亚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制度、神话中从天神传下来的酋长制、社会等级和军事技能。他们还带来了岛屿生活的用品，包括木制的武器；他们的长矛和棍棒边缘镶着磨利的贝壳、珊瑚、骨头或石片，足以致命。毛利人使用这样的武器，在新西兰宽阔的北岛和南岛上进行的战争与铁器时代，甚至火药时代的国家统治者进行的战争相差无几。

波利尼西亚酋长的权力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他的神力，即他作为祭司在人和神之间保持沟通的职责；一个是禁忌，即他把大地果实的一部分和神给予的水用于祭神的权力。祭神的方式可能是举行仪式性的宴会，也可能是呈献祭品，还可能是建造寺庙，但都必定需要向人民征税，还经常要人民出劳役。在比较简单、更加平等的社会中，酋长的职责本来只是给人治病、出主意、做领导，但一旦涉及祭神和征税，酋长就可以要求增加权力，甚至迫使大家接受他权力的扩张。岛上的人口增多后，需要扩大生产，波利尼西亚酋长因此而有权要求大家共同劳动来种田、捕鱼，甚至修建灌溉工程；如果人口压力导致了战争，酋长的权力就进一步加大，如果他享有勇士的名声，别人就更是只能听从他的指挥。⁴⁶

根据一种可信的说法，新西兰毛利人的酋长制社会发现，为了减轻人口压力，通过打仗抢夺邻居的土地要比砍伐原始森林更容易；当欧洲人在19世纪40年代到达新西兰时，那里的原始森林还基本上原封未动。酋长可以发动战争，因为他能要求手下的人参战，能提供作战需要的物资，能调动像独木舟船队这样的长途运输工具；如果他们会耍政治手腕，还能动员起群众对敌人的仇恨。

毛利人的战争格式千篇一律。战争的起因总是为了复仇，有时派突袭队杀死敌方的一个人就心满意足，有时这还不够。毛利人打起仗来可以非常残酷。先召开一次大会，“激烈控诉敌人的罪行”，唱战歌，展示武器，然后就出发去打仗。如果在开阔地上和敌人遭遇，成功地冲乱了敌人的队列，接下来的混战是十分可怕的：

这些跑得飞快的战士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停地往前追，对一个敌人只打一下，把他打倒，好让后面的人追上结果了他。在敌人溃败的时候，一个跑得快的强壮战士经常可以用轻矛把十来个人刺成重伤，以确保他们会被后面的人追上杀死。⁴⁷

若非有两方面的限制，毛利人的这种战术很可能把他们自己杀绝了种。在物质方面，毛利人的战斗转向了对碉堡的攻防。毛利人总数在10万—30万之间，分为40个部落；目前至少发现了4000座毛利人的碉堡，这些坚固而众多的碉堡证明了部落酋长有权力组织集体劳动，也显示了他们的文化在政治上是多么发达。在军事上，碉堡使得毛利人幸免了他们之间的战争可能产生的最坏结果。这些碉堡通常建在山顶，带有很大的储粮库，哪怕地里的庄稼被敌人抢了，人们也能活下来。碉堡还有坚固的栅栏和深壕高墙。既然毛利人显然没有打围城战的装备，所以只要坚守碉堡，即可将来犯的敌人挡在外面，直到他们的作战物资耗竭。⁴⁸

毛利人战争的另一个限制是文化方面的——他们的战争目的极为简单。人类学家认为，毛利人打仗的目的是强者吞并弱者的土地。但他们会把打死的敌人吃掉（留着首级做战利品）。这样，人种学对毛利人研究的这一发现和人类学家关于他们行为深层次目的的结论之间就出现了分歧，这一分歧是学术界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对军事历史学家来说，毛利人的军事文化显然是复仇文化。男孩子从小受的教育就是绝不能原谅别人对自己的侮辱，对抢劫或谋杀这样的行为更是要以牙还牙。毛利人记起仇来有时可以记好几代，只有当把敌人杀死，把他的身体吃掉，首级挂在村子碉堡的栅栏上以示侮辱，才算是报了仇。这种复仇战不是一命偿一命，哪怕报复时杀死的敌人不如过去己方被他们杀的人多，但只要吃掉敌人，把他或他们的首级割下，宿仇就得报了。⁴⁹

这又是一个例子，说明哪怕是最野蛮的文化道德规范都可能产生限制战士彼此伤害的矛盾效果。文化方面的限制再加上碉堡提供的物质方面的保护，产生的最终结果就是确保了毛利人的酋长制社会没有为了征服全岛而发明出比棍棒和长矛更先进的武器。火枪到来后，几个毛利人的酋长制社会以惊人的速度迅即发展为国家，但那是另一回事了。与此同时，在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有一个比毛利人的社会发达复杂得多的社会，它发动克劳塞维茨式决战的可能性大得多，但它的文化道德规范以更加引人注意的方式限制了这种可能性。

阿兹特克人

在哥伦布到达之前的北美洲和中美洲，有些民族的战争其残酷程度在世界上无与伦比。特尼－海伊认为，南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亚人在“简单残酷”方面居于首位，但没有证据支持或反驳此一观点；他还认为南美洲的一些民族是吃人肉吃得最多的（他是早期提出吃人肉是因缺乏蛋白质所致这一理论的人，这一论点后来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但现在支持开始减弱）。⁵⁰然而，他们都不像一些大平原印第安人和阿兹特克人那样，先对俘虏施加仪式性的酷刑，之后可能还会把他们吃掉。特尼－海伊叙述道：

波尼人的斯基迪（Skidi Pawnee）部落每次突袭时都争取抓住敌方的一个美貌女子，然后把这个姑娘交给地位很高的一家波尼人收养。她惊讶地发现那家对她比对自己的女儿照顾得都精心。她成了受尽宠爱的心肝宝贝。然而，一天深夜，她忽然被粗暴地抓起来，剥光衣服，有半边身子从头到脚用木炭涂黑。这样，她变成了日夜交接的象征。然后，她被在两根木柱之间吊起来……就在神圣的启明星升起的时刻，她的养父必须用箭射穿她的心脏。下面轮到祭司射箭。到仪式完成时，她的尸体已经被射得千疮百孔。这种祈仰启明星的仪式对波尼人的福祉至关重要，能保佑他们诸事成功，尤其是农业。⁵¹

接触过休伦人的一位耶稣会传教士描述了1637年他见到的一次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杀人仪式，是休伦人对他们抓到的一个塞内卡俘虏施行的。这个俘虏本来也该由一个酋长收养，但因为他带着伤，所以被拒绝了。把他判处火刑后带到议事厅，抓住他的人们大吃大喝完毕，就开始了一整夜对他的折磨。休伦人的酋长命令他唱他自己部落的战歌，同时宣布将如何分配他的尸体，然后，“他开始围着火一圈一圈地跑，所有人都在他经过自己身边时（用燃烧的木条）烧他；他的惨号简直不像是人的声音；整个屋子都充满了他的惨叫和别人的呼喊。有些人用火烧他，有些人抓住他的手把他的手指掰断，还有人把小棍捅进他的耳朵”。但是，当他昏倒后，他被“温柔地唤醒”，折磨他的人给他吃东西，像对亲人一样对他说话，而他对这些烧焦了他皮肉的人也以同样的语气回答，并一直“喘着气断断续续地唱着他的战歌”。到拂晓时分，他尚有神智的时候，他们把他带到外面，捆在柱子上，用烧红的斧头烙他，直到他死去。然后，他的尸体被切开，按酋长宣布的分配办法分给众人。⁵²

有报告说，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法国伞兵对俘虏的穆斯林拷打逼供后，会轻轻地拍他，安慰他，但这种行为与休伦人的仪式不可相提并论。法国伞兵的拷打有实际目的，但休伦人和他们的俘虏是彼此心领神会的同伴，他们共同履行的惨烈仪式是不了解他们神话系统的人所完全无法理解的。那个塞内卡人被折磨至死的那天夜里的种种可怕的行为在文化历史学家因加·克伦迪农（Inga Clendinnen）的一本书的序言中又被提及；她那部杰出的著作重现了墨西哥中部阿兹特克人的道德规范。对阿兹特克人来说，用人做祭品是宗教的必需，战争是获得活人祭品的主要手段；战争的俘虏，像那位勇敢的塞内卡人一样，虽然死前要经受长时间难熬的痛苦，但他们自己虔诚地相信那种仪式。阿兹特克人是勇猛异常的武士，从13世纪到16世纪，他们是墨西哥中部谷地的霸主，建立了在出现文字和金属之前所有文化中最辉煌的物质文明；目眩神迷的西班牙征服者报告说，阿兹特克文明的光彩超过了祖国西班牙的文明。然而，对军事历史学家来说，阿兹特克文明令人着迷之处是阿兹特克人通过宗教信仰给自己的作战能力设立的异乎寻常的限制，以及宗教信仰对战士在战争中行为的制约。

阿兹特克人起初来到墨西哥中部谷地是为了寻求生计，地位比较卑下。他们先是靠勇敢善战得到当时谷中三大部落之一的特帕尼克部落的重用，又在特斯科科湖中一个人迹未至的岛上定居下来。他们逐渐壮大，成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臣服于他们的其他部落被纳入他们的帝国，敢于抵抗者则受到他们的讨伐。阿兹特克人的军队组织极为严密，装备也极为精良，这是高度官僚化文化的特点；战士通常分为8000人一队，帝国修造有若干条彼此平行、宽阔平坦的道路，几队战士可以沿这些道路以每天12英里的速度同时行军，战士们带的给养够8天作战之用。⁵³

阿兹特克人有克劳塞维茨意义上的“战略”。R·哈辛（R.Hassing）写道，他们开始打仗时，

先是炫耀武力，双方派出同等数量的战士近身格斗，以显示高超的武艺。如果这不足以吓退对方，使其投降的话，战斗的烈度就开始增加。更多的人投入战斗，武器的使用也有所升级……比如开始使用弓箭……这样的战斗持续不断，把危险的敌军拖住，使他们动弹不得，逐渐消耗他们的人数，而人数更多的阿兹特克军队最终一定能打赢。同时，阿兹特克人在别的地方得以继续前进……逐渐把敌人包围起来，直到切断他们获得外部支持的渠道，彻底打败敌人。⁵⁴

克伦迪农对阿兹特克人战争的描述却复杂得多。阿兹特克人的社会等级森严——用人类学的术语来说是“分级的”。分级不是简单地按年龄大小，而是按地位高低。最下面的是不幸落到经济结构底层的奴隶；奴隶上面是平民，包括普通的务农者、工匠和城乡商人；再上面是贵族；贵族以上是祭司；最顶层是国王。然而，所有男性生来都有可能做武士，都要去他们所属城区的训练学校受训，这种学校叫作卡尔普利（calpulli），是半俱乐部、半修道院、半行会性质的组织；谁都有机会在受训中脱颖而出，获得高级武士的地位。有几个受训生最后能升为祭司；大多数人毕业后就进入日常生活的各种行业，不过一旦发生战争，他们仍然有义务参战；少数来自军功卓著的显贵家庭的孩子则注定要继承家族的从军传统。国王是从战争领导人之中选出来的。

然而，国王不是武士，也不是祭司。祭司是他身边的谋士，也管理着他每日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例行活动。但国王也不是神，虽然人们相信他具有一定的神力。他即位时，献给他的赞词让人不寒而栗，称他为“我们的主人、我们的行刑人、我们的敌人”；这是关于他对子民权力的准确写照，他的子民中有些买来的婴儿或奴隶注定要成为他主持的仪式上血淋淋的祭品。⁵⁵对国王身份最恰当的定位是：他是为诸神所用的凡人，必须向诸神献上血淋淋的祭品以换取诸神慈悲地撑控万物的节奏，尤其是每天太阳的升起，那是决定阿兹特克人生存下去的关键。然而，仅靠阿兹特克人自己无法提供足够的达到祭祀要求的活人祭品。必须通过打仗去抢夺活人祭品。

阿兹特克人战争的重点是对阵战，两军之间距离很近。但是，他们的战斗在我们看来非常奇怪，因为战斗的形式高度程式化，双方都接受战斗的守则。阿兹特克人能制作精美的黄金制品，但没有铁或青铜。他们作战时使用弓箭、投枪和能把投枪投得更远的名为阿特拉特尔（atlatl）的杠杆。最受欢迎的武器是木剑，剑刃上镶有黑曜石片或燧石片，能使人受伤，但不会致命。武士身穿用棉花缝制，可以挡箭的“铠甲”（后来西班牙人和阿兹特克人作战时也采用了棉花“铠甲”，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钢制护心甲在墨西哥不仅穿着太热，而且没有必要），手持圆形小盾牌；目的是靠近敌人，从盾牌下猛击敌人的腿，把他打倒。⁵⁶

阿兹特克的军队和阿兹特克社会一样等级分明。大多数在战场上争抢位置的武士是刚从训练学校毕业的新生，他们分成小组来实地学习如何抓俘虏。上级命令他们听从有经验的武士的指挥，而那些有经验的武士是按照他们过去在战斗中所抓到的俘虏数目评级的，抓到了7个俘虏的被评为最高级。这样的武士在作战时两人一组，穿的武士服是最耀眼的；如果一对战友中有一个人战死，另一个人回头逃跑，那么逃跑的人就会被别的战友杀死。这样的武士被称为阿兹特克战争中的“狂暴者”，他们在战场上为别人树立勇敢无畏的榜样，可以允许他们粗暴无礼。而在阿兹特克人井然有序的城市生活中，对粗暴的行为举止则是绝不容忍的。

然而，“伟大的武士是孤独的猎人”，他“在战斗的烟尘和混乱中寻找与自己同级，最好是更高级的对手”。（研究古典文献和中世纪著作的学者从关于英勇的、具有骑士风度的战斗中一定看得出这一道德规范的体现。）

他们喜欢二人对决的方式……（对决者的）目的是把对方打倒，最常用的方法是猛击对方的腿部——砍断他的腿筋，或击伤他的膝盖——以便把他扑倒在地予以制服。只需抓住俘虏的一撮头发……即可使他就范，虽然通常都用绳索把俘虏捆起来带到阵地后方去。

在阿兹特克人的战争中，抓获俘虏至为重要。如果一个人把自己抓到的俘虏送给另一个一无所获的战友，以帮助他升级，这对赠受双方而言都是死罪。⁵⁷

战斗开始先是互相放箭，以造成混乱，使个人间的对决得以趁乱进行；战斗结束后，把俘虏带回伟大的特诺奇蒂特兰城。得胜的军队解散各干各的——优胜的武士回家养精蓄锐，准备迎接下一次恶战；中级的武士也许光荣退役，去官僚机构中任职；那些经过两三次战斗都没能抓住一个俘虏的人则被逐出武士的行列，沦为挑夫，到处找活儿，这是阿兹特克社会的最底层。对俘虏来说，他们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阿兹特克人如果作战取胜后接着进行征剿，所抓到的俘虏有可能数以千计；一次，帝国治下的瓦斯特克人（Huaxtecs）发起叛乱，叛乱平息后大约有20000名俘虏被带到首都，为新建的一座金字塔神庙献祭。俘虏们被押着爬到金字塔顶，在那里把他们的心剖出来。有的俘虏和买来的或进贡的奴隶一起养着，用于一年4次的重要节日的祭祀。在第一个节日——剥皮之宴（Tlacaxipeualiztli）——上杀死的人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他们被俘的方式和被处死的形式都必须体现阿兹特克战争的形式和理念。这种军事往来一招一式都有固定的格式。阿兹特克和邻近的部落都讲纳瓦特尔语，他们之间的“花之战”，或称“花一样的”战斗，专门就是为了抓获最高武士阶级的成员，因为只有他们才配做祭品。战斗是事先安排好的，俘虏的命运也早已注定。⁵⁸

每个武士训练学校抓到的俘虏中，400人中可能有一个被选中“剥皮”。在处死他之前的准备时期，他被奉为贵宾，“俘获他的人和热心追随俘获者的年轻人经常来看望他，给他戴上各种装饰，欣赏他的样子”，不过也“嘲笑”他，提醒他别忘了自己的可怕命运。节日那天到来时，祭司们前呼后拥地用绳子牵着他来到行刑石前，给他配戴武器，让他准备好经受死前的折磨；这块石头安在一个高出地面的平台上，以便公众围观。⁵⁹他站在石头上，围攻他的4个武士在石头下，所以他在高度上占有优势；他有4个投掷用的棍子，用来投打攻击他的人，不过主要武器是一把武士剑，可剑刃处镶的不是燧石片，而是羽毛。

受害者站在高出对手的地方，不再受战场上禁止杀人的规矩的约束，能够随心所欲地挥舞沉重的棍子击打对手的头。在（阿兹特克）武士这一边，他们的目标简直太容易到手了。他们可以像在战场上一样，用棍子往受害者的膝盖或脚踝处狠打一记，把他打倒。但这么一来，仪式就结束了，他们表现的机会也没有了，所以一定要忍住，不能一棍子就把他撂倒。在这种观者如潮的公开场面中，他们最想做的是展示自己使用武器的高超技巧：在精心延长的表演中，用手中棍子上镶的薄刃一点儿一点儿地轻轻割破受害者的身体，让他血流满身（这整个过程称为“剥皮”），直至受害者……因力气用尽和失血过多而倒地不起。

最后杀死他的方式是劈开他的胸膛，把仍在跳动的心脏从胸腔里扯出来。⁶⁰

俘获他的人不参加对他的凌迟，而是在行刑石下面观看。不过，一旦受害者的头被砍掉——以后会把他的头盖骨陈列在神庙中——俘获他的人就喝掉受害人的血，把尸体带回家去。到家后，他把四肢砍下来，按祭祀的要求分给别人，把躯干的皮剥掉，然后看着他的家人

吃用玉米糊做成的祭餐，上面摆着一块那死去的武士的肉，边吃边悲叹他们自己的年轻武士可能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在这笼罩着愁云惨雾的“宴会”中，俘获受害者的人脱下他色彩斑斓的武士装，像死去的俘虏一样，用白垩涂满身体，还戴上受害者戴过的羽毛。

在等待献祭期间，俘获者把受害者称为“亲爱的儿子”，受害者也叫他“亲爱的父亲”。他还派一位“叔叔”在“剥皮”仪式期间服侍受害者。祭餐之后，俘获者又换了装。他经常穿上从死者身上剥下的皮，还把皮借给“那些请求沾些荣耀的人”穿，直到皮和上面连着的肉块腐烂糟朽。这是对“我们被剥皮的主”的最后的礼赞。那被剥皮的人在死前的4天中，每天都要排练一次将在行刑石上演出的仪式，每次都象征性地把他的心脏从胸膛里挖出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夜，他和他“亲爱的父亲”一起守夜；直到时刻一到，被带到行刑石前；在轮到自己以前，观看排在前面的活人祭品与攻击者做必败的搏斗。

克伦迪农推测，受害者之所以能够在无以言状的痛苦中坚持战斗，是因为他相信，“如果他死得壮烈，他的名字将永世流传，他将在家乡的勇士集会厅里受到赞颂”。这与欧洲的史诗有足够的相同之处，使我们至少看到武士的某些行为在心理上可以理解。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奠边府被攻陷后，越盟的人要求比雅尔上校在他们的摄影机前走过，他却答道：“我宁肯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加坡陷落后，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奖章的澳大利亚老兵说：“我绝不投降。”他带着手榴弹孤身一人向日本军队的阵地走去，一去不复返。这样的心理因素不足以解释战士在战场上作为一个群体的行为。对认为战争有物质目的，人命的损失必须与这个目的成比例的现代人来说，它作为慷慨赴死的理由太过薄弱。但因加·克伦迪农的意见是，阿兹特克人的战争归根结底并不涉及物质目的。阿兹特克人认为，他们是传说中墨西哥中部谷地文明的创始人托尔特克人的后裔，他们的使命是恢复托尔特克帝国的辉煌。他们达到了这个目标，但他们是在诸神的引导下做到的，而且他们需要诸神的帮助来维持帝国的辉煌；神要求他们献祭，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哪怕是价值微小的东西，但神最想要的是人的生命。所以，虽然阿兹特克人努力“在附近的城镇索取……尽可能多的贡品（作为证据）证明那里的人默认……（他们）自称为托尔特克后裔的合法性”，但更为重要的是要那些人明确表现出内心对他们此一宣称的接受，而这种接受的外部表现就是合作履行诸神要求的血腥的祭祀仪式。阿兹特克人想要的是邻近的部落承认他们“关于他们本身和他们的命运的叙述。”⁶¹

他们的命运要求他们不停地取悦严厉而又嗜血的神明，这与任何现代的世界观都格格不入，所以很容易把阿兹特克人的战争视为反常的战争，与我们心目中任何理性的战略或战术系统毫无关系。然而，那是因为在我们看来，保证安全与相信上天对凡间事务的干预是两码事。阿兹特克人的看法正好相反：只有通过不停地满足神明的需要，才能使神明不致降怒于人。结果，他们的战争就受到了战争目的的限制，这个目的就是抓获俘虏，其中有些俘虏会自愿地参加对自己的谋杀仪式；一个更加引人注意的结果是，阿兹特克人最好的武器是为了伤人而非杀人所设计的。

关于对阿兹特克人战争的叙述要加一点重要的说明：它只叙述了阿兹特克人力量巅峰时期的战争情况，没有介绍他们在达到这一地位之前的作战方式。那时他们很可能像所有征服者一贯所做的那样，把敌人杀得鸡犬不留。“花之战”这样的制度属于一个不仅非常先进，而且具有强大自信的社会。它不怕把战争仪式化，因为它的边境上没有觊觎其权威的挑战者。它也是一个十分富裕的社会，能够用几千名俘虏做祭品来履行如此浪费的仪式，而不必把他们投入生产性劳动，或当作奴隶卖往别处。中美洲的玛雅人修建的纪念碑在规模和质量上都超过了阿兹特克人，但他们的做法似乎刚好相反。他们只用抓住的贵族做祭品，让其他人做工，或把他们卖掉。玛雅人的做法和其他尚武民族的做法是一样的，他们打仗的重要收益通常是抢夺奴隶，有时这就是打仗的主要动机。⁶²

作战的阿兹特克人是武士，不是士兵，即是说，他们是因在社会秩序中所占的地位而去作战，不是因为义务或报酬；他们作战用的武器是石制的。这两点进一步界定了他们的战争。阿兹特克人的战争无疑代表着冶金技术出现前战争最精妙的形式，也是最怪异的形式之一。但无论如何，它仍然和毛利人的战争同属一类，甚至也和马陵人和雅诺马马人的战争同属一类，而不是发现了金属后以及更晚些时候建起了军队以后出现的战争。上述的四种战争都是近距离作战，武器的穿透力很弱，因此无须穿戴防止头部或躯干被刺穿的重实的甲胄。作战高度程式化，战争的起因和结束与现代人对战争的原因和结果的理解相去甚远。发动战争通常是为了报复和惩罚对方对自己的侮辱，一旦达到了神话的需要或神灵的要求，战争即告结束。这种因和果达不到特尼－海伊所谓的“军事地平线”以上。但战争到底是何时开始的？如何开始的？——还可以进一步大胆发问：战争是为何开始的？

战争的开始

我们计算“历史”上的时期，是以人开始有文字，或更准确地说，开始留下我们能够认得出的文字的时候为起点。最早留下文字的是苏美尔人，他们居住在现在的伊拉克，时间是约公元前3100年左右。不过，他们所使用的字符的前身出现得可能还要早5000年，那是约公元前8000年，正值人类在一些条件较好的地方脱离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开始转向农耕的时候。

现代人——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当然比苏美尔人出现得早多了。他的人科祖先，即在体型、姿势和能力上看得出和他有关系的动物，则又更古老得多。我们与他们在时间上的距离很难说有任何意义。历史学家J·M·罗伯茨（J·M·Roberts）曾试图把文字出现前的漫长历史以较为直观的方式展现出来。他说，如果把耶稣诞生作为20分钟前发生的事，苏美尔人出现比那早40分钟；西欧确认出现“具有现代生理特点的人”发生在那之前五六个小时；“具有某些人类特征的动物”则是距现在两到三周之前出现的。⁶³

战争史自有文字起开始有所记录，但史前的战争也不可忽视。关于人，包括“猿人”，对自己的同类是否暴力相向这个问题，史前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一样，意见严重对立。对这场辩论最好敬而远之，但我们至少要知道他们在争些什么。可以说，辩论的启端是男女两性社会作用的分别。作为人类祖先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可能早在500万年前就出现了，它们留下的可以确认的踪迹可追溯到150万年前。它们似乎是在一个地方找到食物后，再把食物拿到另一个地方去吃，也许吃东西的地方是它们的栖身之地；而且它们肯定做出并使用了第一个工具——一块经粗糙砍削的边缘尖利的石头。在坦桑尼亚的奥杜瓦伊峡谷发掘出了为挖出骨髓和脑子而砸碎的动物骨骼。

有一种说法是，生育后尚在哺乳期的灵长类动物通常随配偶到处游荡，但南方古猿的后代失去了长时间吊在妈妈身上的能力，于是母子只能留在后面，进食地因此成为南方古猿的家，由雄性把食物带回家来吃。在约40万年前从南方古猿进化而来的直立人（homo erectus）身上，这一倾向进一步加强。直立人的大脑容量增加，头部自然长大许多，但出生前胎儿的身体却没有相应长大。结果，直立人的婴儿出生后处于发育不完全状态的时间比南方古猿长得多，迫使母亲必须待在进食地；雌性直立人的骨架为适应怀孕时胎儿的大头所发生的变化使她不再适合去很远的地方寻找食物。一说雌性就是在这个进化阶段不再有发情期，即只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受孕这一其他哺乳动物都具有的生理现象，而是在任何时候都对雄性有吸引力；她们因此更有可能被选作长期的配偶，自己也愿意挑选长期的配偶，并避免与有血缘关系的近亲发生性关系，她们的配偶也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可以肯定，失去发情期使雌性从发情期的疯狂中解脱出来，因此得以小心照顾她发育不全的大头婴儿，使他／她能够长大。

无论如何，这个说法为家庭单位的发展、它对栖息处和运送食物的需要，以及它内部的亲密关系提供了一种解释。据罗伯茨说，“建造的住处（用树枝搭成的茅棚，有时有50英尺长，地上铺着石板或兽皮）、最早砍削过的木头、第一把木投枪和最早的容器——一个木碗”，这些直立人留下的遗物展示了他的家庭生活，或许也能从中看出他的社会生活的蛛丝马迹。⁶⁴当然，在那个时候，直立人不仅采集可食用的根茎、树叶、果实、昆虫，而且也猎捕大小哺乳动物，因为气候的大幅度变化造成各种动物长途迁徙经过广阔的地域，植物也随着冰川的前进和后退或蓬勃生长或枯萎干缩。

这样的气候变化相隔时间很长。在持续了100万年、1万年前刚刚结束的冰河期中，一共有4次间冰期；其间许多小的类人猿群体一定因适应不了环境而灭绝。然而，有些群体适应了环境，学会了用火，还学会铺设陷阱来捕猎大型哺乳动物，这也许需要集体的合作。一次捕猎就能为许多同伴提供食物。估计捕猎小组采取的办法是合力驱赶大象、犀牛或猛犸象，使它们坠落山崖或陷入沼泽，因此摔死或淹死，或在早期人原始武器的打击下受伤而死。⁶⁵

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石头工具不是用于追击的武器，因此肯定不是作战用的。南方古猿的石头工具是手握的卵石，粗粗地砍削出尖利的刃。砍削会产生石片，特别是砍削燧石的时候，而人早就发现燧石是最好用的工具。一旦人发现石块和石片都非常有用，就开始有意地制作这两种工具。随着技能日益增加，他学会了用石头砧座，后来又用骨头的一端作为击打的工具，做出比较大的夹子，里面夹上长刀片，有时刀片的两边都磨得非常锋利。这是他用来狩猎的武器，还有用来投掷或穿刺的矛头和用来砍割动物尸体的斧头。在考古发掘地就发现了从10000年到15000年前旧石器时代尾声留下来的制作精细的工具。

人类与大动物搏斗的几十万年是充满暴力的时代。在意大利的阿里纳坎迪德（Arene Candide）洞穴里发现了一具年轻人的骨骸，他死于至少10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他下颚骨的一部分、锁骨、肩胛骨和股骨上部都被一头大型野兽撕咬掉了，可能是一头熊，被逼到了狩猎人挖好的陷坑里，也许陷坑是利用原有的地形设置的。那个年轻人被野兽咬伤时还活着，因为他的尸体得到了小心的掩埋，还给身体上破损的地方用黏土或黄赭石涂上了一层作为整容。⁶⁶死者也许是在一次猎熊活动中不幸丧生的。在的里雅斯特发现的一个熊的头骨上扎着一块燧石片，经鉴定，那个头骨是10万年前上一次冰河期时代的。这说明智人的祖先尼安德特人已经学会把刀锋以锐角安装在把手上，在近距离全力一击，力量足以打碎颅骨。⁶⁷德国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出土的同时期的一具大象的骸骨其肋骨处发现了一个用紫杉木做成的矛头；在巴勒斯坦出土的一具尼安德特人骨架的髋骨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被矛尖刺过的痕迹。

这一切都说明人作为狩猎者，既勇猛强悍又技巧娴熟。史前史学家布勒伊（Breuil）和洛捷（Lautier）认为，

他和动物之间（不存在）巨大的鸿沟。他们之间的纽带尚未切断，人对生活在他周围，和他一样捕猎找食的动物仍然有亲近感……他仍然保留着后来被文明钝化了的动物能力——行动迅疾，视觉、听觉和嗅觉高度发达，极为强悍，对猎物的行为习性了解得详尽无遗，娴熟地使用粗陋的武器使其达到最大的效果。⁶⁸

当然，这些是古今战士的共同素质，现代军事院校的特种兵训练班花大力气，不惜重金，目的就是使学员重新获得这些素质。现代的士兵要学习在野外捕猎生存，但史前的猎人和别的人作战吗？证据少之又少，而且经常相互矛盾。

带有矛伤的尼安德特人的髋骨根本不能当作证据，因为那有可能是在捕猎小组围猎的一团混乱中被别人失手误伤的；用过武器的人都知道，身旁的人手中的武器最危险。约35000年前上次冰河期接近尾声时开始出现的令人惊叹的洞穴艺术中，有没有显示狩猎文化中人残忍对待同类的图像呢？那时，智人已成为地球上唯一的人类。他们出现的时间比洞穴壁画才早大约5000年，但他们很快就把尼安德特人取而代之，史前史学家对此尚未提出任何可信的解释。世界各地的考古现场发现了几千处洞穴壁画，而当时人类的总数还不到100万。在最古老的，可能是35000年前画成的130幅壁画中，有人或类人的动物的形象。有人认为，这些壁画中画的是死去或正在死去的人；还有人认为那些虔敬地描绘出来的形象上带有矛尖、投枪或箭头的图形。另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显示人形的大多数壁画画的都是和平的景象，看似箭头的图形则可能有“性含意”，或只是无意义的线条。⁶⁹

无论如何，旧石器时代的人尚未发明弓箭。⁷⁰然而，在10000年前新石器时代开始时，发生了“一场武器技术的革命……出现了4种强大得惊人的新武器……弓箭、投石索、匕首……和狼牙棒”。后三种是在已有武器的基础上的改进：狼牙棒来自棍棒，匕首来自矛尖，投石索来自流星锤——那是一条两头安有包着兽皮的石块的皮绳，待把鹿或野牛赶到无路可走的时候，扔出去绊住它的腿。⁷¹投枪的杠杆——梭镖投射器——可能也是投石索的前身之一，因为它们的原理是一样的。然而，弓箭是货真价实的新发明。可以视其为第一架机器，因为它利用活动的零件，把肌肉力量转变为机械力量。新石器时代的人是怎么想到这个主意的，我们只能猜测，但我们知道，弓箭一旦被发明出来，马上就传播开了；至于他们为什么要发明弓箭，很可能是与最后的冰川逐渐消退有关。温带气候变暖完全改变了猎物行动和迁徙的模式，原来肯定能找到猎物的古代深海沉积区域现在不在猎物的行动路线上了，而且，气候变暖使动物有了更广阔的游荡觅食的空间，这迫使猎人和狩猎群体想办法在较远的距离放倒转眼就会逃走的猎物。

最初的弓叫作单体弓，就是一整块木头，通常是一截小树，不像后来通常用树木的边材和心材做成的复合弓和大弓那样具有伸张和压缩的弹性，因此不如后来的弓射程远，力量大。然而，即使是简单形式的弓也改变了人和动物世界的关系。人狩猎时不再需要接近猎物，杀死猎物时不必冒着生命危险近距离接触它。从那时起，人可以远距离猎杀动物。洛伦茨和阿德里这样的行为学家从中看到了人与自然世界以及他的同类关系中一个新的道德范畴的开启。学会射箭的人是否也是第一批战士呢？

从新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中，可以看到似乎是描绘弓箭手互相冲突的画面。阿瑟·费里尔（Arthur Ferrill）声称，他从西班牙黎凡特的洞穴壁画中看到了战场战术的雏形；壁画中武士们在头领后面列队而站，成排放箭，在一个他称为“四人军”和“三人军”遭遇的场面中，甚至还有迂回的行动。从我们对雅诺马马人（他们会用弓，但不会砍削石头武器）和马陵人的了解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列队、放箭和迂回都可以理解为展示武力的行为。比如，雅诺马马人的首领在冲突开始向着危险方向发展的时候，就拿出弓来威胁挥舞棍棒打斗的双方。马陵人在“小事”战争和“真的”战争中都从后方放箭，但距离很远，不会给人造成伤害。壁画上“四人军”和“三人军”的箭手相距咫尺，但那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壁画画家的处理方法。

即使把新石器时代的弓箭手视为现代世界中仍然幸存的狩猎群落的原型，也不能就此认为他们具有突出的武士素质；说他们爱好和平也太过武断。研究现存原始部落的人种学家大力主张，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与一种令人钦佩的和平的社会守则相适应，甚至可能对其有促进的作用。南非卡拉哈里沙漠中的桑人（布须曼人）被一致认为是温良谦恭的模范，居住在马来西亚丛林深处的塞迈族也是温和的榜样。⁷²然而，若是根据现存狩猎群落的特点逆向推论我们共同祖先的行为，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存群落的人也许和石器时代的人截然不同。比如，塞迈族除了打猎，还辅以耕种，那可是在洞穴壁画的时代根本不存在的谋生手段；而布须曼人毫无疑问被“边缘化”了：他们被放养牲畜的班图人排挤到了现在贫瘠的居住地，也许他们退让不争的习惯是因为不敢引起凶狠邻居的注意而养成的。

以狩猎群体为中心的社会的道德规范可能在合作和对抗之间摇摆不定。作为伟大的白人猎手典型的弗雷德里克·塞卢斯（Frederick Selous，1851—1917）19世纪80年代在现在的津巴布韦打猎时，发现随行的人群急剧扩大，几乎失去控制，因为盼望吃肉的当地人会尾随神枪手猎人以图分一杯羹。反过来，人种学家注意到，如果一个猎人老是没有斩获，他在狩猎群体中的权威就会急剧下降，原来靠他打猎养活的人甚至会骑到他的头上。同样，彼此相邻的群落可能会或者根据动物的迁徙模式，或者按肥年和瘦年交替的规律分享狩猎的机会；但它们也可能不管那些，紧紧守护自己的狩猎场，好像那是自己的私产一样，并对敢于越界狩猎的外人痛下杀手。早期对洞穴壁画做出解读的胡戈·奥伯迈尔（Hugo Obermaier）认为其中一幅显示了石器时代的人正在保卫自己的领地。⁷³埃及学家对在上埃及杰贝萨哈巴考古现场无人不知的第117号坑里的内容也持同样的看法，F·温多夫（F.Wendorf）注意到，墓穴中出土的59具骨架中，许多显示生前受过伤。骨架同

110件物品直接相连，几乎所有物品所处的位置都表示它们是投射物的尖刺或矛尖，刺入了身体。这些物品不是殉葬品。许多位于脊椎附近，其他常见的位置有胸腔、下腹部、手臂和头部。有几件是在颅骨内部发现的，其中有两件仍嵌在（颅骨底部的）蝶骨上。它们的位置表明，它们是从下颚以下的部位进入颅腔的。⁷⁴

因为那些骨架几乎是男女各一半，骨头伤处没有愈合的痕迹，说明受伤后即刻死去，所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死者死于狩猎群体之间争夺领地的打斗，可能是由于冰河期尾声气候不稳定在努比亚地区造成突发性干旱引起的。

费里尔猜想，“这个考古现场可能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史前战争的第一组大批的骨骸证据”。⁷⁵然而，也可能不是。另一位学者提出，这些尸体可能是在不同的时间被掩埋的。他们也许和杀死他们的人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化，因为尼罗河河谷上游是新石器时代的大熔炉；那样的话，就完全不能用来说明石器时代狩猎者的凶猛好战。还有未经仔细研究的第四个可能性，即这些坟墓的确揭示了狩猎者之间作战的证据，但那是和雅诺马马人及马陵人的“突袭”或“群战”同类的活动。受害者既有男性也有女性，这一点可以作为这一种解释的佐证；费里尔所谓的“过分杀戮”是另一个佐证。“过分杀戮”在这里指对同一个人的多次伤害——在一个年轻女性的骨架里，发现了21个箭头或矛头。马陵人打“群战”就是要不分男女老幼，把他们所攻击的村子里的人杀得鸡犬不留；如果死者的伤使人猜想可能当时发生了大屠杀，那不正是人类多少世纪以来在许多地方干过的事吗？瑞典哥得兰岛有一个合葬地，里面埋着1361年维斯比战役中丧生的2000具遗体。发掘时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是许多遗体遭到了极为严重的残害，典型的是胫部多次受到剑伤，只有当人已经无法动弹的时候才有可能用剑砍成那样的伤。不过，我前面说过，“突袭”和“群战”都不应真正算作战争行为。它们都存在于“军事的地平线下”，应被视为大规模谋杀，而不是战争中的战斗。如果117号坑里的死者和攻击他们的人像最初的发掘者设想的那样，都来自狩猎文化，如果那些死者都是在同一时间被杀的，那么这种可怕的结果就进一步加强了这样的观点，即新石器时代的猎人充其量只是原始的战士，他们所属的群体没有专门的军人阶层，也没有“现代”的战争概念。他们无疑经常打斗，也伏击、突袭别人，可能还打“群战”；但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并没有组织起来去征服别人，或占领别人的地盘。

然而，史前时期的努比亚和现在一样，位于肥沃和贫瘠土地的交会处，当时生活在那里的人可能为我们了解“原始的”战争最终如何变为“真正的”或“现代的”或“文明的”战争提供了钥匙。对117号坑出土物的另一个解释是，它们不是狩猎群体争夺狩猎场的打斗的遗物，而是代表着迥然不同的两种经济之间的冲突。上一个冰河期结束后发生的气候变暖使上尼罗河河谷特别有利于石器时代的人转向更加稳定的新生活方式。考古发现的石制工具表明，那里的居民已经开始收割野草，把打下来的草籽磨成面；还有更加细微的迹象表明他们至少也开始试图驯化牲畜，并放养这些他们赖以生存的动物。⁷⁶那个时代的人正摇摆于放牧和农业这两种改变了人与其生活环境的关系的活动之间。狩猎者和采集者注重地盘；放牧者依靠牧场和牲畜的饮水处；耕作者需要土地。一旦人期望他在特定地方投入的周期性活动能产生定期回报，无论这样的活动是照顾产羔的母羊、放牧牲畜、播种，还是收获，他都很快会发展出权利感和占有感。对贸然进入他投入了时间和力气的地方的人，他必定会同样迅速地发展出使用者和占有者对篡夺者和侵入者的敌意。固定的期望会导致固定的反应。放牧和农业活动会引发战争，农业尤甚。这也是对117号坑出土物的一种解释。有人建议说，也许那时发生了气候剧变这一地球暖化时的经常现象，迫使一群狩猎者或采集者回头向尼罗河方向移动，结果与在同一地盘的初期牧民或农民发生了冲突。至于埋葬的人属于哪个群体，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狩猎者使用起武器来应该比较得心应手。J·M·罗伯茨说：“我们可以猜想，贵族这个概念最初的一点儿模糊的影子应该是来自狩猎－采集者作为更古老的社会秩序的代表，对被束缚在农地上的定居者的压制（他们一定屡屡得手）。”⁷⁷狩猎权总是掌握在比耕作者地位更高的人手中，垄断狩猎权的贵族对胆敢偷猎的人严惩不贷，废除贵族的狩猎权经常是造反者的主要要求，这种情况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狩猎－采集者后来一直处于衰落之中，到了封建时代，据称是他们的后代，顶着像“伟大的猎鹰人”“森林之王”或“马背上的主人”这类称号的贵族才开始对封建领地上的村民和在农田里干活的孩子作威作福。与此同时，在生态环境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受时代潮流眷顾的是那些通过劳动改变大地的人，而不是那些只满足于掠取大地果实的人。农业代表着未来。

从冰川消退到苏美尔地区文字的出现中间隔了7000年。其间在世界上的五六个地区，包括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谷、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人虽然仍在使用石制工具，但经过多次尝试和失败，慢慢地摸索着学会了清理土地、耕种和收获的技术；这些地方进而成为伟大文明的中心。当然，人并非从冰河期的生活方式一跃而进入精耕细作的文明。历史学家基本上一致认为，人先是把合群的动物拢在一起——有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9000年，伊拉克北部就开始了放牧的活动；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从有系统地采摘野生谷物渐渐发展到种植谷物，最后是选择良种。然而，历史学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是：人类第一批农业定居点是在哪里建立，如何建立的。这也难怪，因为现有的证据少得可怜。早期提出的推断是，第一批农业定居点建立于近东地区河谷的高地，因为那里比谷地干燥，宜于健康，使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可以在树林中清理出肥沃的耕地。⁷⁸支持这一理论的证据有同一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石制工具，用沉重的玄武岩或花岗岩做成，还经过仔细打磨，它们就是新石器时代漂亮的“磨光”石斧和石锛。一些历史学家提出了“新石器时代革命”的说法，认为农业的需求促发了制作工具的新技术，也可能是因为有了新工具，人遂得以在森林里开辟耕地。可以肯定的是，砍削而成的燧石工具奈何不了大树，而沉重的磨光石斧则几乎多大的树都可以砍倒。然而，这种理论简洁干脆的技术决定论没能维持多久，尽管它提出了我们新石器时代的祖先向农业转型的更加简洁干脆的模式，说他们从肥沃新月地带的山坡迁移到大河的冲积平原上，从刀耕火种转为在因潮汐而异常肥沃的低地上按季节耕作。

确实发生了这样的迁移，但在很早的时候，可能早在公元前9000年，人类又找到了一种全然不同的农业生活模式。在位于海平面600英尺以下干旱贫瘠的约旦山谷中的耶利哥，考古学家发现了公元前7000年一个城镇的遗址。这个城镇面积达8英亩，有2000或3000居民，他们靠耕作周围绿洲的肥沃土地为生；他们的小麦和大麦的种子是从别处引进的，他们制造工具使用的黑曜岩也是别处来的。在现代土耳其的恰塔尔休于发现了只比耶利哥稍晚一点儿的一个大得多的城镇。它占地30英亩，居民有5000～7000人。他们的生活无论在组织方面还是水平方面都相当先进。在那里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多种多样的外来货物，应该是贸易得来的，也发现了同样种类繁多的当地手工制品，说明已经有了社会分工；最引人注意的是发现了灌溉系统的痕迹，说明那里的居民已经采用了原来以为只有大河河谷中大得多、晚得多的定居点才有的农耕形式。

对军事历史学家来说，具有关键意义的是这两个城镇的结构：恰塔尔休于最外围的房屋向外的墙壁都连成一片，没有窗户，入侵者即使在墙上打破一个洞，或打破房顶，他也“只能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房间，而没有进入城镇”。⁷⁹耶利哥更厉害，它周围的城墙底部厚达10英尺，有13英尺高，周长约700码。城墙根有一条凿岩而成的护城河，宽30英尺，深10英尺。墙内有一个望塔，高出城墙15英尺，供望警戒之用。而且，尽管它不像后来的堡垒那样向前突出，形成侧面，但仍然是占据制高点的作战平台。另外，耶利哥是石头建成的，不像恰塔尔休于是用土垒的，这表示耶利哥城的建造是一项组织严密的浩大工程，需几千小时的人工方能完成。恰塔尔休于的建筑形式也许只是为了应付偶尔的强盗或突袭者，但耶利哥城的建筑却是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它包含了在火药发明之前军事建筑的两大特点——幕墙和碉楼，还有火药发明后仍然使用的护城河，因此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城堡，可以抵御除使用攻城器械进行的持久战以外的任何攻击。⁸⁰

由于在1952—1958年间发现了耶利哥古城，学术界不得不全面重审关于密集农业、城市生活、长途贸易、等级制社会和战争何时开始的普遍假设。在此之前，人们认为这一切都发生在灌溉农业创立于美索不达米亚，以及据信是从那里传到埃及和印度之后，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000年之前。耶利哥的发现清楚地证明，至少在第一批伟大的帝国诞生很久以前，人类就开始受到了战争的骚扰。若是没有目的明确、组织严密、武器精良的敌人，建造城墙、塔楼和护城河又有什么意义呢？⁸¹

但是，在耶利哥和苏美尔之间的那段时期内，关于军事发展轨迹的证据寥寥。这也许是因为在一个仍然非常空旷的世界上，智人把精力主要用在了殖民上，彼此之间的冲突并不多。早在公元前8000年，欧洲就出现了务农的村庄。在土地较为肥沃的地区，农业以每年一英里的速度逐渐向西发展，公元前4000年左右到达了不列颠。在希腊的克里特岛和爱琴海沿岸，发现了公元前6000年的城市；保加利亚发现了公元前5500年发达的制陶业；到公元前4500年，布列塔尼的农民开始用巨石为祖先修建陵墓，这些陵墓至今仍巍然屹立。同期，印度次大陆各处出现了5、6个不同的族裔群体，分散在各个居住点，过着新石器时代的生活。公元前4000年，中国北部和西北部黄河流经的肥沃的黄土高原上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兴旺发达。只有非洲、大洋洲和美洲仍然完全是狩猎－采集群体的天下，他们的人数不多；不过大约公元前10000年，越过白令海峡从西伯利亚前来的美洲印第安人带来了旧世界的先进狩猎技术，在短短1000年的时间内就灭绝了美洲大陆上令人叹为观止的大型动物，如大野牛和3种猛犸象。

各地的人口密度仍然很低。虽然世界人口从公元前10000年的500万～1000万上升到公元前3000年的一亿左右，但极为分散。狩猎－采集者每人需要1～4平方英里的地盘来满足生存的需要。农民养活自己和家人所需的土地少得多。比如，公元前1540年埃及埃赫那吞法老建立的阿玛纳城的人口密度以出产粮食的土地来算，大约为每平方英里500人。⁸²当然，这是在富饶的尼罗河谷人工灌溉的园地里，而且无论如何已经到了新石器时代之后。从公元前6000年到前3000年期间，东欧分散的农业定居点每个不超过50或60户；在公元前第五个千年的莱茵兰，耕种者在森林里靠刀耕火种的方法维生，在一个地方居住一段时间后即随着耕种地的变更而迁走，以后再回来，但每个居住点的人数从未超过300—400人。⁸³

在条件严酷但又地广人稀的环境中，人的好战性不可能很强。土地予取予求，只要肯搬迁几英里，烧掉一片树林，就唾手可得——19世纪芬兰贫穷的农民仍然采取这样的方法。另一方面，物资又非常匮乏，没有什么值得去抢的东西，除了刚刚收获了粮食之后，但抢了粮食后也运不走，因为没有载重或拉车的牲口，可能连盛粮食的容器都没有，因此使得抢掠的行为失去了任何意义。⁸⁴只有当所抢的东西体积不大，自身价值又很高，才值得冒险进行抢劫，特别是暴力抢劫。货船符合这些标准，但公元前第四个千年时，还没有可供海盗抢劫的货船。农畜产品也是值得抢劫的东西，特别是如果储存在进退方便的地方的时候，最好是便于运输，如打成捆，或盛在罐子、麻袋或篮子里，或是成群的牲畜。当然，接下来，出产这些好东西的土地就成了抢夺的目标，尽管事实经常证明抢夺者没有能力管理他们抢来的土地。在近东和欧洲的人学会种田和开垦荒地的几千年里，只有一个生产大量盈余产品的地区具有能攻易撤的地形，暴露在抢劫者的虎视眈眈之下，那就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下游冲积平原，研究古代历史的学者称其为苏美尔。苏美尔人给我们留下了关于有文字记录的人类文明初始期战争性质的第一批确凿证据，使我们得以辨认出“文明”战争的轮廓。

战争与文明

苏美尔人和阿兹特克人一样，在石器技术的限制内达到了文明的高度。然而，尽管他们很早就掌握了冶金技术，但他们无论是侵略他人还是抵御侵略，打仗时主要依靠的不是他们使用的工具，而是他们的组织能力。历史学家认为，苏美尔人大着胆子离开平原周围山区的山麓降雨区，即现在的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朗，先在伊拉克的冲积平原定居下来，并开始试着在没有树木的土地上种粮食、放养牲畜。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条大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定居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它土壤肥沃，每年两大河上游的雪山融雪时造成的洪水还定期为它补充肥料。它地势平坦——210英里内地势落差只有112英尺。它不需要清理，因为没有森林。作物生长期没有霜降，如果夏天日光太毒，则有取之不尽的水用来浇田。然而，正是水源的丰沛迫使早期定居者必须在种田时协同劳动，他们的劳动模式与那时欧洲大森林里独立的刀耕火种的种植者的劳动模式截然不同。洪水在冲积平原的有些地方形成了沼泽，但其他地方却因为没有雨而出现了干旱。要抽干沼泽地的水，灌溉干旱地区的土地，就需要挖水渠；不仅要挖渠，而且要事先规划水渠的路线；不仅要规划，而且要不断维修，因为每年洪水带来的淤泥都会堵塞水渠。于是，第一个“灌溉社会”应运而生。

古代史学者构建了一套复杂的灌溉社会（有些人称之为“水利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学说，几乎完全建立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之上。苏美尔人留下了埋在地下的巨大宝藏，有住房、神庙和城墙——大致按此一顺序建造；有制成品和贸易品；还有许多雕刻品和装满刻字泥版的巨大文件库，文件全是货物的收据、存单和分配记录，都是在神庙内发现的。根据这批记录，学者们提出了苏美尔文明发展的如下轨迹。

初期定居者组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型社区。因为大河经常改道，所以引水灌溉的人们必须合作，按河道的改变把一套灌溉系统与另一套连接起来，社区的规模因此逐渐加大。负责组织连接灌溉系统、解决争端的任务落在了担任传统的祭司职能的人身上，因为每年洪水到来的时间和水量被认为是神的旨意（可能是过去没有的新神），所以具有与诸神沟通能力的祭司就逐渐获得了政治权力。此类祭司—王自然会利用他们的权力兴建神庙，既供他们自己居住，也做宗教中心；他们指挥劳动力修建神庙的权力进一步转变为规划灌溉系统和其他公共工程的权力。与此同时，神庙成了行政中心，因为出力修建公共工程的众多农夫的吃饭问题需要一个中心统筹解决。这个中心收集剩余农产品，并把它们分配给干活的工人的情况必须仔细记录下来。记录不同种类和不同数量的产品需要使用不同的符号，这些刻在泥版上的记录成了第一批书写符号的基础。

所以有人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苏美尔人的灌溉社会建起了第一批城市，可以称其为城邦，由神权统治。灌溉耕种带来了空前的财富，播下一粒种子长出的谷穗有200颗谷粒，这财富为祭司—王所“拥有”并随意支配，他的权力即由此而来。祭司—王用盈余的财富支付神庙人员的薪酬，付卖身钱给卖身还债的奴隶，并出资进行由神庙统管的贸易：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缺少石材、金属和几乎所有种类的木头，这一切都必须从远方运来，以满足苏美尔人的基本需求；此外还要满足对奢侈品的欲望，在任何社会中，只要有一部分人不必从事日常劳动，很快就会出现这样的欲望。在苏美尔的考古发现中，有证据表明苏美尔人从很远的地方进口奢侈品，包括印度河谷的黄金、阿富汗的青金石、土耳其东南部的白银，还有阿拉伯海岸的紫铜。⁸⁵唯一没有证据显示的是任何战争的迹象，至少在苏美尔城市向城邦发展的早期没有这样的证据。所知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初始时期即已存在的13个城市都没有城墙，包括乌尔、乌鲁克和基什。那时的苏美尔文明似乎在祭司—王令人敬畏的权威统治之下没有内乱；可能由于没有利益冲突，所以城邦之间没有战争；也没有外来侵略，这要归因于围绕着这片富饶河谷的险峻的地貌，本来可能从西面的沙漠或东面的草原入侵的侵略者又没有机动的手段——骆驼和马都还没有驯化。⁸⁶

在苏美尔人建立城邦的那个千年期间，尼罗河和印度河的河谷地带也出现了，或即将出现类似的灌溉社会；后来高度依赖灌溉技术的中华文明和印度支那文明尚未发展到同等的经济水平。据说，

印度河谷神权的兴起要归功于烧砖技术的发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期，当地人用烧制的砖建造起了大型排涝工程，规模之大，足够满足现已消失的哈拉帕城和摩亨约达罗城周边50万平方英里农田的需要。⁸⁷但考古发掘才刚刚开始揭开古印度文明的层层秘密，相比之下，在埃及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有系统的考古发掘，使我们得以较早地、有一定把握地重现古埃及文明的肌理。

117号坑使我们注意到史前埃及的暴力情况。因为证据不足，无法确知从公元前10000年到约公元前3200年间埃及人的生活方式是否和平。就是在那段时间内，沿尼罗河的各个埃及人定居点在一个国王治下完成一统。不过，学者一致认为，孕育了古埃及文明的主要因素是尼罗河谷的特定环境，不是埃及内部发生的政治事件。埃塞俄比亚高地的塔纳湖每年春天季风过后都会发洪水，洪水带来的淤泥滋养了埃及的文明。每年洪水来临的时间不同，水量各异，这是古埃及人把他们的国王奉为神明的重要原因。直到公元前第四个千年之前，尼罗河沿岸600英里位于三角洲和第二瀑布之间的沙漠离河边还不像今天如此接近，河谷中的居民住在河岸的高处，耕畜兼顾。后来不知为何发生了干旱，迫使人口向洪泛区迁移。自那以后，埃及人就完全靠这片平原生活了。学者猜测，为了争夺对从沙漠边缘迁来的人口的控制，河谷中各定居点的头领打过一段时间的仗；后来，到公元前3100年，各个头领都归顺于一个统治者之下，此人被称为美尼斯，他把下埃及和上埃及——即三角洲和南部尼罗河——统一了起来，建立了王国，在历代法老的统治下，王国延续了近3000年。⁸⁸

埃及的作战方式非常特别，几乎与埃及文明一样历史久远；它与苏美尔人以及后来雄霸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政权的作战方式截然不同，突出的特点是技术落后，对外来威胁刻意地漠然处之。这两个特点皆产生于埃及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即使在今天，入侵者要想进入埃及，除了穿过北面和南面的狭长走廊，没有其他通道。埃及以东尼罗河谷和红海之间寸草不生的高原宽达100英里，是天然的屏障；埃及以西的撒哈拉大沙漠对任何军队来说都是死地。初期的法老对努比亚发动征服战，消除了来自南方的威胁；到第十二王朝时（公元前1991—前1785年），他们在第一瀑布和第二瀑布之间修建了一系列堡垒，确保了那条边界上的安全；起初不存在来自北方的威胁，因为东地中海沿岸基本无人居住，仅有的少数居民也没有交通工具。⁸⁹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间，北边的威胁开始显现出来，法老应对的办法是从孟菲斯向底比斯迁都，成立常备军，并利用三角洲复杂的地形做天然屏障。⁹⁰这一策略最终成功地抵御了北方的威胁。

在新王国（公元前1540—前1070年）成立常备军之前，古埃及人的战争很奇怪地一直非常老式。在争夺王位继承的内部战乱中，使用的武器“即使到了中王国时期，仍然是棍棒和燧石矛枪”。那个时期（公元前1991—前1785年），青铜武器已经在别处广泛使用，古埃及人自己先是制作紫铜武器，然后制作青铜武器，也有了几百年的历史。⁹¹找不到原因来解释古埃及人为什么坚持使用过时了的技术，只能肯定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因为他们留下的雕塑和壁画中许多对战争场面的描绘提供了证明。他们的士兵不穿铠甲，没有任何保护胸部和头部的甲胄，只拿着短盾牌就开赴战场；就连法老自己也只是到了新王国时期很晚的时候才有绘画和雕塑表明他穿上了甲胄。⁹²众所周知，没有护身甲的人会躲避带刃武器的打击，这是简单的生理反应（几千年后，沙卡非凡的，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成就就是训练祖鲁战士迎着危险前进）；因此我们可以假设，直到中王国末期出现了来自不同文化的侵略者之前，古埃及人的作战都只是做姿态，甚至是程式化的。当然，金属的稀少也许是一个理由，但要解释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武士的装备为什么比他们旧石器时代的祖先好不了多少，这个理由至多也只能是次要的。一个可能是，古埃及社会等级森严，国王的地位逐渐从祭司上升到神的高度，公共生活以至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受到仪式的规范；在这样的社会中，战斗也成了仪式的一部分。

有一个例子极能说明问题：约公元前3000年对第一位法老纳尔迈的描绘和时隔几乎2000年后新王国的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的画像都显示他们二人手举狼牙棒正要处死一个畏缩的俘虏；俘虏的坐态非常相似，法老的姿势则一模一样。⁹³即使考虑到埃及艺术源远流长的传统，两者的相似之处也不能等闲视之。它们描绘的可能都是战斗结束后真正杀死俘虏的情况，而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表现。埃及文明很早就摈弃了活人祭献的做法，但很可能在战场上把它保留了下来，武士不穿铠甲可能是因为他们很少近身作战（我们已经看到，这是“原始”战争的特点）；一旦对方认输，就由一位伟大的武士——可以是法老自己——把受伤或被俘的敌方战士杀死献祭。⁹⁴也许它与阿兹特克人的“花之战”同属一类，古埃及人坚持使用如狼牙棒、短矛和单体弓这样的武器为这一推测提供了佐证，经过近1500年连续不断的法老统治后，这类原始武器几乎成了奇怪的文物。

同外来人打仗就绝不是仪式性的了。新王国即将建立时（公元前1540年）带领人民抗击侵略者、保护王国的法老“勇敢的塞格嫩拉”（Seqenenre the Brave）的木乃伊显示头部受到重创，可能是打了败仗时受的伤。⁹⁵但在那之前的1400年间，埃及人的生活方式千篇一律，几乎毫无变化；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相当于现代英国人与不列颠处于古罗马统治之下那个世纪之间的时差，或今天的美国人与北美大陆还是一片无主荒地时代的间隔。古埃及人的生活围绕着洪水季、种植季和干旱季这3个季节展开；统治他们的国王是他们敬奉的2000个神灵中主要的一位；他们除灌溉和种田之外，把剩余的时间和劳力都用来建造和装饰雄伟壮观、至今无出其右的宫殿、庙宇和陵墓，这对他们来说是进入来世的必需。这个秩序井然的世界取得了具有深远广大之美的艺术成就，尽管它的艺术创造使处于创造过程底层的人——凿石工和纤夫——经受了巨大的苦难。在这样的世界中，战争的作用一定是低下的、微不足道的。“归根结底，王位出自力量，”一位分析家如是说，但那种力量的表现在性质上也许与克劳塞维茨所理解的力量完全不同，也许只是因某位国王明显地无力行使职能而引发的程式化的交锋，那只是把权威移交到另一个能力较强的人手中的一场壮观的群体活动。⁹⁶在这1400年间，埃及人民世世代代按固定的模式生活，14个世纪一成不变；他们很可能幸免了后来其他地方、其他民族所经历的实际的战争。⁹⁷

苏美尔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两河平原与尼罗河流域不同，没有抵御外来侵略的地理屏障，苏美尔人自己可能就是从别的地方迁移来的；另外也没有中央政府的管辖。埃及的统治者只要能堵住尼罗河谷的两头，就可以在整个尼罗河流域称王称霸。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两条大河经常改道，而且东北方的高地不仅不能做屏障，反而成了制高点，沿两大河支流的河谷很容易就能到达苏美尔人定居的富饶的洪泛区。这一地理形势造成的政治结果显而易见：苏美尔各城邦很早就开始因边界、水源和放牧权争夺不休，而这一切又都受变化无常的洪水的影响。苏美尔国王的权威也很早就遭到了那些自山区而来，自己建起了城市的移民的挑战。结果，在公元前3100—前2300年之间，苏美尔人的战争日趋频繁，最终导致军事领袖取代了祭司—王的地位，实现了军事专业化，加快了用以制造武器的冶金术的发展，可能战争的烈度也增强到了可以称为“战役”的程度。

当然，这些都是推测，是根据只鳞片羽的证据拼凑出来的；那些证据包括城市遗址的城墙、考古发现的金属武器和头盔、泥版书上频繁出现的“战役”的字眼儿、可能是把战俘作为奴隶来买卖的记录、统治者的头衔中代表祭司的前缀“en”逐渐改为了代表强人的“lugal”，等等。⁹⁸特别重要的是有证据表明，北方闪米特族的阿卡德人逐渐进入了美索不达米亚，在平原上建立了自己的城邦，经过了几世纪同苏美尔城邦的冲突后，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帝王——阿卡德的萨尔贡。

有人说，公元前2700年苏美尔乌鲁克城邦国王吉尔伽美什的史诗证明，苏美尔首次进行了长途作战。他那次军事行动似乎是为了去山里运回雪松——“我将伐倒雪松。我将永立威名！我将……向披甲的武士发令”——并杀死雪松生长地的国王。⁹⁹然而，很难想象他怎么能长距离运输大量的雪松，所以不能以他的史诗为证来确认那时发生过长途战争或存在长途贸易。但无论如何，乌鲁克城的城墙似乎就是在吉尔伽美什时期建立起来的，城墙周长超过5英里，说明了他调动劳动力的力量，而在那以后的200年里，关于真正战争的确凿证据越来越多。¹⁰⁰所谓的“鹫碑”（Vulture stele）雕刻着拉格什国王安纳吐姆二世打败后来强大的波斯王国的早期居民埃兰人的场面；他的士兵头戴金属帽盔，6人一排列成队伍。¹⁰¹同一时期的“乌尔的旗帜”（Standard of Ur）显示了装备类似的士兵。他们身穿斗篷和带流苏的短裙，上面似乎缀有金属片以加强保护。有些学者说那就是铠甲的原型，虽然看起来效果一定很差。在前面领头的战士驾着4匹马拉的四轮车。在乌尔城的“死亡坑”进行的发掘找到了似乎是戴在皮帽子外面的金属头盔。¹⁰²

头盔是铜制的。铜是人类学会使用的第一种非贵重金属，因为很容易找到大量天然形成的铜锭，而且纯度相对较高。铜在军事上用处不大，用铜片做的铠甲一刺就穿，用铜锻造的武器也很快就会卷刃。¹⁰³然而，有些天然铜矿石里含有锡，人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知道了金属可以熔化后，逐渐发展出把普通的铜和稀有的锡合在一起炼出青铜的技术。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这一技术已非常普及，美索不达米亚的锻工不断地发明出各种我们至今仍在使用的金属加工技术，包括熔化矿石、浇铸、制造合金和焊接。¹⁰⁴合金和浇铸的最早产品是安柄斧头，把木头斧柄紧紧地安在青铜斧头的榫眼里，在孔武有力的武士手中，就成了具有强大打击力的锋利而又耐久的武器。铜（希腊语为khalkos）和石头（希腊语为lithos）共存的“红铜”（chalcolithic）时代很快被青铜时代所取代，这证明了一条几乎是四海皆准的规律，即只要获得了必要的手段和材料，先进的技术马上就会淘汰落后的技术。炼制青铜的一项必要材料是锡，它数量稀少且产地集中。美索不达米亚只有一种叫锡石的矿石，在河滩里可以找到；这种矿石纯度不高，杂质很多；但很快就从里海海岸，可能甚至从中欧，源源不断地运来了高纯度的锡矿石。等阿卡德（古闪米特人居住的城邦，尚未被考古学家发现）的萨尔贡在公元前2340年左右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时，青铜已成为征服者的武器；萨尔贡就特别喜欢青铜。

我们关于苏美尔历史的主要知识来源是“苏美尔王表”。对它的研究表明，萨尔贡统治的时期是从公元前2340—前2284年；一说他在位56年。可以肯定，他对邻近的城邦以及邻近的民族发动了一系列战争——记录显示共34场——最后在大致是今天伊拉克的疆界内建立了自己的帝国。他即位后第11年，率军在叙利亚、黎巴嫩和南部土耳其各地转战，甚至远征地中海。一段铭文说他的军队有5400名士兵。这支军队一定因必须四处灭火而疲于奔命，因为苏美尔人多次起来反叛这个外来的闪族统治者；萨尔贡自称为“四极漫游者”，四极指的就是宇宙。看起来他倒的确是名副其实。

萨尔贡的孙子纳拉姆辛（公元前2260—前2223年）给自己封了个皇帝派头儿十足的称号，叫“四方之王”。据说他把战场开辟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北波斯之间的扎格罗斯山脉。到他即位时，尽管还需要保卫帝国的边疆，但帝国的根基已经稳固，成为中东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它的财富使它疆界以外的掠夺者垂涎三尺，蠢蠢欲动。不过，它文明中的有些内容在掠夺者中间也扎下了根，部分地是通过战争传播的，另外也要归功于贸易。结果，“到约公元前2000年时……美索不达米亚周围建起了一系列卫星文明，或原始文明”。这些文明获得了军事手段后，古提人、胡利安人、加喜特人，一波又一波的征服者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后来1000年间对大平原的征服战中各领风骚。在从高地杀到平原的过程中，那些民族就已经开始向另一种经济生活过渡。他们改进了放牧，使用驴、牛、马这些畜养的牲口做行军打仗的脚力，并发展出在靠雨水灌溉的土地上种植粮食的技术，生产了足够的粮食盈余，使他们开始过上文明的生活。¹⁰⁵

帝国内部和边界地区的人都使用某些共同的军事装备，具有某些共同的特性，也掌握某些共同的技术。他们丢弃了石头武器，转用青铜武器，并开始配备金属的铠甲；弓箭的使用日益普遍，如果对一座描绘纳拉姆辛的石雕解读没错的话，他们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期可能就已造出了力量强大的复合弓；他们熟悉建筑碉堡的技术，也学会了围城战的一些战术，如攻城和攀城；至少在美索不达米亚，人民支持统治者花钱维持一支军队，可以随时投入作战；也许还要用一部分收入来制造标准化的武器；既然他们发动过远距离战争，他们一定具备了起码的后勤能力，至少能保证他们的人马在敌人地盘内打仗那几天的粮草之需；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通过悉心照料和择优配种来改良马的品种，而大草原的人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就开始驯养野马了。¹⁰⁶与此同时，战车也大为改进，原来的四轮变为双轮。新型战车配上改良了的马真正实现了作战革命，使富饶稳定、安土重迁的河谷文明遭遇外面虎视眈眈的牧马民族的威胁。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结束后，那些牧马民族驾着战车汹汹而来，把文明的发展掀离了原来的轨道，无论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河谷，还是在任何其他文明扎根的地方。

a文兰，北欧维京人对埃里克松在公元1000年左右发现的北美大陆的一部分的称呼。——译者注

插曲2：防御工事

驾驭战车的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所向披靡的侵略者。侵略反过来刺激了防卫，尽管有时两者的力量并不对等。在和平的文明已经开始蓬勃发展的世界中，战车御者和在他们之后的骑马民族的到来造成了巨大的变化。在我们审视他们造成了何种变化之前，应当研究一下富饶土地的居民为保护自己从大自然那里收获的果实不受抢劫蹂躏，采取了什么办法。

耶利哥的考古发现证明，第一批农耕者有办法保护家园不受敌人侵犯，但敌人到底是谁却无从得知。他们是定期来犯，以抢夺存粮为目标的强盗吗？还是自己想种田，觊觎耶利哥的田地和永久水源的人？或者只是以烧杀抢掠为乐的匪徒？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最大。惯于野外生活的人很少愿意安顿下来种田，也不知道怎么种。另外，虽然历史上不乏无意义的破坏行为，但抢劫的人一般都明白，靠抢别人收获的粮食为生比简单地抢劫掠夺好处更大。如果在耶利哥发生的是第一种情况的话，那么也许就不能仅把耶利哥的城墙和塔楼视为防御工事的三种形式中的第一种——避难所，而也应把它们看作防御工事的第二种形式——据点。

据点不仅是躲避攻击的安全藏身地，而且是积极防卫的中心；防守者在里面可以免遭突然袭击，也不会被敌方兵力上的优势所压倒，还可以以据点为基地，冲出去打退进攻者，把自己的利益所系地区控制在手中。据点与周边的环境有着共生的关系。避难所仅能提供短期的安全，只有当敌人无法久留或只找容易的目标下手的时候才有用。最好的例子是中世纪时期在法国东南部普罗旺斯海岸边的高山峻岭上修建的“山顶之城”，那是用以躲避海盗来袭的。¹相比之下，据点所在地区必须有足够的物产，平时能养活一个军营的人，自身也要足够坚固、足够宽大，一旦有敌来犯，能装得下全军营的战士，给他们提供给养和保护。因此，建造者必须拿捏好分寸，不能为了省钱或轻敌而把据点建得太小，但又不能建得太大，造成人手不足，无法全面守卫据点的局面。派出十字军进行东征的那些王国就总是招不到足够的兵士去守碉堡，特别是在它们开始衰落之后。

据点和避难所的分别还在于它们各自的特点。避难所只要足够坚固，使攻击者感到要攻下它太费力气，因此知难而退就行了；住在用栅栏围起来的村子里的马陵人或躲在山顶堡垒中的毛利人不会遭到“突袭”或“群战”，因为他们的敌人没有围城的器械，也没有足够的给养，无法长时间在外作战。²据点一般只有较为先进富庶的社会才修得起，作为据点的城堡必须顶得住自带粮草或能保证供给，并使用攻城器械的敌人的攻击。因此，据点墙内应当有水源，特别是如果建立据点的一个目的是保护牲畜的时候，另外当然还应有仓库和居住的地方。³至为重要的是，它必须为守军提供积极防御的条件——要有能控制战场局面的作战平台以及坚实的城门，一俟时机合适，即可打开城门发动反击。

在火药发明之前，所有对据点的进攻都必须近距离进行。顾名思义，登城这种借云梯攀上城墙的最简单的攻击属于近距离进攻，但后来工兵行话中的“有计划围城”，即挖陷坑、使用攻城槌或投石机、建起攻城的高台等等，这些也都必须在近距离内进行。首先需要指出，用投石机常常费力不讨好，厚实的城墙能够轻而易举地承受依靠平衡重或反扭弹簧的机器发射的石块。而且，这类机器的投掷角度也无法使所投掷的石块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用火药发射的炮弹比过去所有的投石机器都更高明，因为它是平射，可以打击城墙底部，最容易使城墙坍塌。

因此，设计者总是力图把据点设计得使敌人难以接近城墙底部，给守军提供优势作战位置。耶利哥令人叹为观止的一个特点是，在城堡建筑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时候，它的建造者似乎就预见到了它将面临的一切危险，为它提供了抵御所有危险的保护。无水的护城壕使敌人无法接近城墙墙根，同时也是杀敌的场所（在一个土壤渗透力不那么强、水蒸发得不那么快、水源更加充沛的环境中，也可以挖一条有水的护城河）。城墙有三人多高，任何想攻城的人都必须使用云梯，站在云梯上打斗可是非常不稳当的；城墙也可能带有作战的平台。最后，高踞于城墙之上的塔楼更使守军居高临下，占尽优势。

从耶利哥的建立到火药发明的8000年间，防御工事的3个特点——城墙、壕沟、塔楼——一直保留了下来，没有增加新的特点。原则一旦确立，后来的一切改进都不过是在耶利哥建造者的设计基础上进一步精益求精，如在据点的内墙外加盖外墙，称为“多层防护墙”；沿壕沟边设置障碍（耶利哥的人可能也这样做了，但证据已湮没无存）；在据点内再盖碉堡，称为“主楼”或“堡垒”；塔楼建在城墙的外墙上，而不是内墙上，以便于从侧翼作战；在特别重要的地区，据点之外还修建单独的工事。这些工事本身就是小型据点，它们的目的是为大据点守门，或占据可能会被敌人利用的一切有利地形。然而，总的来说，后来修建城堡的工程师对耶利哥的设计的改进并不比后来的印刷商对古登堡的《圣经》改进得更多。

据点通常由小型主权政体修造，或者是主权政体分裂后的产物；在中央权威尚未建立，或虽然存在但自顾不暇，或业已崩溃的时候，据点就会大量涌现。古希腊人在现代土耳其和西西里海岸上修建据点来保护他们在殖民早期建立的各个商业定居点；诺曼人在英格兰大兴土木。从1066年到1154年间，诺曼人可能建造了900座大小不一的据点，小的用1000个人工日就能造好，大的则需要24000个人工日。修造这些据点的目的是要加强诺曼人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统治。⁴罗马人在“撒克逊海岸”建造的据点，如里卡尔弗城堡和佩文西城堡，为的是不让条顿海盗趁罗马帝国在公元4世纪力量衰退之机来进犯英格兰东南方的海岸线。⁵不过，撒克逊海岸的城堡其实不是单独的据点，而是防御工事的第三种形式——战略防御——的组成部分。有的战略防御是连绵不断的，哈德良长城在维护良好的时候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但更经常的是在防线上建立单个的据点，如果敌人发动全线攻击，可以彼此呼应配合，御敌于防线之外。战略防御的性质决定了它耗资巨大，无论是修建，还是维护和驻防，都所费不赀；它是社会富饶和政治发达的标志。

苏美尔各个高墙深壕的城邦被萨尔贡收归中央控制之下后，可以说形成了一套战略防御体系，不过这套体系不是有意计划建成，而是逐渐自然形成的。第一套有计划修建的战略防御体系似乎是古埃及第十二王朝的法老自公元前1991年起修造的努比亚碉堡线。这条碉堡线最终完成后，沿尼罗河从第一瀑布到第四瀑布绵延250英里，两边的尼罗河和沙漠尽在掌握之中，各个碉堡之间也许是通过烽火信号守望相助。考古发现再次证明，那里的工事设计已经具备了战略防御的所有要素；后人只是因循了这些要素，并未添加任何新东西。最早建立的碉堡坐落在第一瀑布附近，那里的河谷地方宽阔，可供人务农为生；建造碉堡就是为了保护农田，并扼守大河。埃及人进入野蛮的努比亚和狭窄得多的上尼罗河地区之后，也在那些地方修建了碉堡，这些后来的碉堡主要用于军事用途。留存下来的文字记录表明，尼罗河上游的碉堡是作为真正的军事前沿而设计的。辛努塞尔特三世（Senusret Ⅲ）法老立了一座自己的雕像，并立碑写道：“我比祖先向南航行得更远，划定了边界。我扩大了祖辈留下的疆土。我的儿子谁若能维持这片疆土……他就是我的儿子，是天潢贵胄……但谁若丢掉这片疆土，不肯为它而战，他就不是我的儿子。”这段铭文是在塞姆纳的一座碉堡里发现的，时间是公元前1820年。辛努塞尔特自立的雕像没有找到，但在同一座碉堡里发现了把他作为神来供奉的雕像，时间估计为公元前1479—前1426年间。这清楚地证明，他的子孙后代铭记住了他要他们保住他赢来的土地的告诫。⁶

古埃及人在努比亚的边疆政策成了后来各处帝国的样板。塞姆纳建造了3座碉堡，在河的两岸形成掎角之势，还修建了水渠从河中引水；碉堡面向陆地的一面修了几英里长的泥砖墙保护向南的道路。3个碉堡都设有很大的谷仓，其中两个谷仓的储量足以供应数百人一年的口粮；存粮也许靠位于阿斯库特的后方供应中心来补充，那是一座岛上堡垒，显然就是为了储存粮食而建的。另一段铭文说明了守军的职责：“防止努比亚人由此……向北方去，无论是步行还是乘船，也防止他们赶着牲口经过此地。去伊肯从事贸易或递送官方信件的努比亚人不在此例。”在碉堡前方的地带，一支由努比亚的沙漠民族麦加人组成的埃及沙漠巡逻队定期进行巡逻。（在底比斯发现的写在莎草纸上的《塞姆纳快讯》上登载有一份典型的沙漠巡逻报告：“派去巡逻沙漠边缘的巡逻队……回来后向我报告说：‘我们发现了一队32个人和3头驴。’”）在印度西北边境作过战的英国军人对埃及人此一做法必定有所会心。英国人也采用了和古埃及人一样的做法，他们在印度设有行政区，里面驻守重兵保护区内的居民；另外有前方区，区内建有纯用于军事目的的碉堡，里面驻扎着军队；再往前是“部落”区，在“部落”区内，英国人只管保护道路，管理周边地方的责任则交给部落民兵，如开伯尔步枪团（Khyber Rifles）和托契侦察队（Tochi Scouts），可那些民兵与这一整套复杂的防御结构要防备的人属于同一族群。

耶利哥城和第二瀑布碉堡的蓝图在世界各地一直沿用下来，这并不值得惊奇；就连它们建成得那么早也应是意料中事。人一旦开始琢磨把有数的几个建筑和城镇规划的要素纳入自卫体系，就必然会造出耶利哥或塞姆纳碉堡群；同样，人一旦认识到，要想控制文明和野蛮世界之间的边界地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收买边境另一边的人，利用心理因素把偷猎者变为猎场看守人，也会马上把这个办法付诸实施，所以才有了麦加巡逻队和开伯尔步枪团。

然而，若是以为耶利哥和塞姆纳城防的基础原理传播得既远且快，那就大错特错了。当时的耶利哥人民生活富裕，第十二王朝的法老更是财力雄厚。但直到进入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很久之后，其他的地方仍是地广人稀、民生艰难。到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带有城防的居住点才普及开来。考古学家在旧士麦那发现了一座建有防御工事的希腊居住点，它建于公元前9世纪，外面围有防御墙，还用凿好的石块建起了棱堡；在西班牙的萨拉戈萨和波兰的比斯库平这样相距遥远的地方都发现了公元前6世纪建造的有围墙的居住点。⁷山顶城堡在英国屡见不鲜，称为“铁器时代要塞”，现已发现了2000处；在欧洲的东南部，类似的山顶城堡可能早在公元前3世纪即开始建造了，不过到了公元前1世纪才真正推广开来。⁸它们到底是早期的城镇，还是临时避难所？什么样的政治条件促成了它们的修建？对这些问题，历史学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它们也许和毛利人的堡垒一样，由社会的部落化所促成，因为比邻而居的群体要保护自己可搬动的货物免遭抢劫；可是对此我们无法肯定。我们只知道，防御工事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从欧洲的东南部传到北部，同时，随着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离开家园驾船到别处去建立贸易殖民地，地中海和黑海沿岸也出现了带防御工事的港口。防御工事无疑是随着贸易传播的。研究史前城市的著名学者斯图亚特·皮戈特（Stuaart Piggott）就提出，在地中海沿岸带有防御工事的港口和法兰西以及德意志内陆的山头要塞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双向贸易通道，向北方运去的货品有酒、丝、象牙（甚至还有猿猴和孔雀——史前时期，阿尔斯特的一个国王就得到了一只巴巴里猴子），运回来的物品则是琥珀、裘皮、皮革、腌肉和奴隶。⁹

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在地球的温带地区，防御工事已经是星罗棋布。中国早期的城镇是没有围墙的。黄土平原上缺少树木，所以就连建造城墙的基本材料都付诸阙如。但是，商朝建立了最早的中央政权时（约公元前1500—前1000年），中国出现了夯土城墙；有意思的是，商朝的表意文字中代表城的符号“邑”是一个堡垒加一个跪伏的人形，说明碉堡在中国和在别的地方一样，既是防御工事，又有控制社会之用。¹⁰在古希腊，米诺斯文明崩溃后的黑暗时代结束后，新兴的城邦自然而然地高筑城墙；位于现代意大利的城邦也如法炮制，古罗马当然也是一样。到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挥师穿过波斯去征服印度时，只要在有居民点的地方作战，军师们就会预料那些地方一定有据点阻拦大军的前进。

然而，有一条普遍原则仍然适用，即众多的据点意味着中央权威力量薄弱，甚至荡然无存。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5—前325年之间至少打了20次围城战，但没有一次是在波斯帝国的国界之内；波斯帝国根据大国的国防原则，通过集中防卫边缘地区来保护内地。亚历山大大帝同波斯军队在格拉尼卡斯、伊苏斯和高加米拉的3次战役都是在开阔地上进行的。只有当他征服波斯后，进入波斯和印度之间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地区时，他才又用上了公元前334—前332年间突破波斯帝国边界时常用的围城战术。古罗马人在建立帝国期间，围城战打了一场又一场；从公元前262年第一次布匿战争拿下西西里最早建立防御工事的港口阿格里真托，到公元前52年，恺撒的军队攻陷凯尔特人在阿里西亚建立的一处巨大的山顶要塞，推翻了韦辛格托里克斯。罗马军队在从阿尔卑斯山挺进苏格兰和莱茵河的路上，沿途留下了许多长方形的军营。罗马的士兵训练有素，每天在敌方土地上行军结束时，都按照标准的设计安营扎寨。按照这样的标准设计，罗马军营的周围有4个门，中央有一块广场，奇怪地与中国的典型城市设计非常相似，也成为被罗马人所征服地区的主要城市的模式：在伦敦、科隆和维也纳这些现代城市的中心，地下都留有古罗马方形军营的遗址。

不过，在实现了平定安宁的罗马帝国内部，征服者没有建造工事：“大多数高卢城市起初都是开放的居住点，没有设防。”¹¹此即“罗马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的含义——开放的城市、安全的道路、西欧广大地区形成大一统。当然，这种和平需靠别处建造的防御工事来保障，但究竟是如何保障的，却是撰写罗马史时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古罗马帝国边境地区的防御工事是实实在在、人所共见的，最明显的是哈德良长城中段。标志着罗马人挺进不列颠北部纵深的安东尼长城的遗址也仍然隐约可见。至于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边墙，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沙漠边缘的非洲战壕，以及从亚喀巴湾和红海北部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源头的叙利亚边墙，至今尚可看到它们残存的部分。这些防御工事是有些现代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合理边境”，还是仅仅标志着古罗马军队的有效控制线？古罗马军队在地中海经济的边缘地区往来征战，防止动乱势力坐大；这类势力有些是地方性的，有些却构成战略性的威胁。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在《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论证说，古罗马人像在印度的英国人一样，明确地知道哪些地方能够防卫，哪些地方防卫不了。虽然在实际防卫的过程中，他们必须根据自己的能力采取不同的方法——首先靠强大的中央军队，其次靠有力的地方防卫，再次是两者并用，不过最后一种办法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¹²反对勒特韦克这一论点的人（Benjamin Isaac）认为，罗马人并没有如此全面一致的战略，尤其是在东部边境地区。本杰明·伊萨克认为，罗马对波斯和安息长期以来一直采取侵略性的政策，因此，东部的防御工事应视为供罗马远征军使用的保险的交通线；C·R·惠特克（C.R.Whittaker）则认为，许多边境地区动乱不断，古罗马建造的防御工事，如同古埃及人在努比亚的碉堡或1954—1962年间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建造的工事（莫里斯防线），是为了挡住匪寇，不让他们骚扰和平的农耕者。¹³

可以肯定，几乎在任何地方，只要建立起了中央权威，就必然会建造战略防御。其中有简单的，如把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住的英格兰和凯尔特人居住的威尔士分隔开来的奥法堤，不过在它那个时代，它一定是一项浩大的举措，为挖土而耗费的人工日不下好几万个；也有像中国的长城那样时至今日仍然神秘未解的复杂工程。较难确定的是这些防御的具体职能，因为它们的职能各不相同，无法笼而统之。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接壤处的军事防线（krajina）肯定是为了阻隔土耳其人的，但建造这样的防线意味着土耳其的力量强于奥地利，虽然哈布斯堡帝国的历史更加久远。相比之下，18世纪60年代为保护不列颠南部和东部海岸的港口而花费巨资修建的一连串碉堡（到1867年，有76座碉堡完成或在建）是对法国威胁这一幽灵的反应，可能它证明了英国人本能地对铁甲舰艇不放心，不相信它们能提供有效防卫，而他们对木头墙这方面的能力倒一直深信不疑。¹⁴路易十四沿法国东部边界建起的碉堡链是侵略用的工具，借以一步步地把法国的力量延伸到哈布斯堡的土地上；俄国的沙皇从16世纪开始逐渐向东部大草原纵深修建的一连串由临时性碉堡组成的碉堡线（cherta）更是如此。沙皇此举是为了把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挤到乌拉尔山以南，为俄国人开辟一条去西伯利亚定居的通道。然而，要延长碉堡线，必须有哥萨克人的帮助；哥萨克人尽管不太热心，但还是提供了帮助，可他们没有意识到，碉堡线的一个职能就是把他们的自由居住区纳入莫斯科的控制之下。¹⁵

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并列为最伟大的边疆历史学家的欧文·拉铁摩尔认为，这种半防御、半压迫的作用正是中国长城的写照。特纳在他1893年向美国历史学会提交的著名论文中指出，美国不断移动扩展的边疆使任何愿意西进的人都能得到免费的土地，在形成美国人充满乐观、活力和好奇心的民族性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决定了美国这个伟大的民主国家能够继续保持它的特性。与其形成对比的是，拉铁摩尔说中国的长城是在各方面都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边境。它确实移动过，先是把诸侯为保护自己的地盘而建起的各段城墙连接起来，最后，在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长城沿着灌溉的农田和由河谷和草原组成的牧区之间的界线确定了下来。然而，拉铁摩尔认为，秦朝和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掌握不好长城的合适位置；有时它向北推进，把黄河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高原收入怀抱，有时又放弃那块地方；长城西部直伸向青藏高原，那一带的长城多有加建和改建；最终，把所有的分支都算上，长城全长达到了4000英里。¹⁶拉铁摩尔说，所有这些起伏变化与其说见证了王朝力量的兴衰，不如说是对一个虚幻目标的追求。中国的历代皇帝确实想在适于耕种的土地和只适宜游牧民族放牧的草场之间建立“合理的”边界。然而，这样的界线并不存在，因为这两种土地之间不仅存在着一个混合生态区，而且这个地区随着广袤的欧亚大陆纵深的气候变化造成的干旱或湿润的条件而不断移动。朝廷把汉族农民迁往边境地区垦荒，企图改造生态环境，结果却是好心办坏事（Schlimmbesserung）。迁去的移民，特别是落户在黄河河套地区的农民，在气候转旱时也被迫转而从事游牧，结果更壮大了一波又一波攻击长城的马背上的人群；骑马民族的进攻也使得边疆地区官员为使祖祖辈辈居住在中间区的半游牧民族实现汉化所费的心力付诸东流。¹⁷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一直保留着自古以来把农田和农户隔在外面的城墙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王朝强大的盛世，城是朝廷行政的中心；在外族入侵的乱世，城仍然牢牢保存着帝国的传统，而征服者也总是被中华帝国的传统所驯服，最终实现汉化。城墙和长城一起，被正确地视为文明的象征，仅在明朝期间（1368—1644年）就完成了对500座城池的城墙的大修。¹⁸然而，无论是城墙还是长城，都不过是帝国制度的道具，而中华帝国的根本力量在于中国人关于恰当社会秩序的哲学信念。这样的信念之所以维持不坠，不是因为它们被自上而下推广到了全社会——它们基本上只是士绅和官宦阶级专有的文化财产，而是因为入主中原的异族人人数较少，并且由于他们所属的草原社会经常在边境地区与中华文明有所接触，他们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有了微妙的汉化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城本身就是推广文明的工具；它是一片隔膜，强大的思想透过它流向外面，教化着不断想冲进来的野蛮人。

西方古典文明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罗马人与中国人不同，野蛮人对他们的攻击从来没有停过，而在那些野蛮人中，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罗马文明的人太少，不足以维持文明对他们的影响。从公元3世纪中期起，随着蛮族日益频繁地深入高卢抢劫掠夺，省级官员开始用围墙把内地的城镇保护起来；然而，即使到了5世纪，也还只有48%的城镇建起了城墙。在意大利的波河河谷以南，只有罗马有城墙。¹⁹沿北海、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的海岸修建了碉堡链，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边墙也得到了加固。但这些前线防御一旦被突破，整个西罗马帝国就成了俎上之肉，任人宰割。罗马帝国完结后建立起来的蛮族王国起初不需要建筑城防，恐怕它们也根本不知道怎么建。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阿拉伯人、中亚大草原来的人——这些完全没有受过罗马文明影响的外来者在历次入侵中长驱直入，没有任何战略防御的阻拦，进入内地也不必攻坚，因为基本上没有碉堡。难怪查理曼大帝把欧洲重建为一个泛欧洲国家的巨大努力都消磨在了对付这些野蛮人的攻击上面。

最后，西欧又重新建起了防御工事，但中国皇帝若是看到其建造的模式，一定会大惊失色。1100—1300年间，贸易出现了复兴，这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可能应该归因于同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欧洲人口的增长，从约4000万增加到约6000万。人口增长造成了城镇生活的复苏，而城镇则通过货币经济的增长获得了用来保护自己免遭外来危险的资金。比如，比萨在1155年花两个月绕城挖了一条渠，第二年又建起了带有望塔的城墙。然而，新修了城墙的城镇不是利用自己的坚固防御来拱卫皇家的权威，而是借此向皇家要求各种权利和自由；比萨建造城墙是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a）的反抗。²⁰与此同时，一个会使中国皇帝更为坐立不安的现象是，西欧各地称霸一方的强人开始大肆兴建防御工事。开始只是简单的堑壕，自10世纪起，出现了气势更大的护堤，最后是真正的石头碉堡。有些碉堡的主人是国王或他的亲信大臣，但慢慢地，大多数碉堡都成为抗拒君命的逆臣或狂妄自大的野心家修建的非法（“有违君臣等级”）建筑。那些人声称，他们修建碉堡是因为邪恶的北欧海盗，或阿瓦尔人，或马扎尔人来势汹汹，所以他们需要安全的地方来驻扎战马和战士。事实上，在既没有战略防御，也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的欧洲，他们因势成事，称霸一方。

北欧海盗入侵前，法国的普瓦图地区只有3座城堡，到11世纪，城堡数目增加到39座；10世纪前，曼恩地区一座城堡也没有，到1100年就冒出了62座；别的地方也是同样的情形。如此大规模的建造最终抵销了碉堡给它的主人在地方权力斗争中带来的优势。²¹每一个强人都拥兵自重，结果反而谁也当不成霸主，更遑论与中央政府合力抗击外侮，只落得地方战争烽烟处处。按照规矩，建造防御工事需要国王发放的执照；至于没有执照的工事，国王的大臣只要有机会就予以拆除。然而，建造城堡可以很快——100个人10天内就能垒起一道小护堤，但一旦建立起来，如果主人拒不听令，攻陷并拆除城堡就困难得多。²²面对坚固的城堡，所有攻城的手段都显得渺小无力，这个真理自从耶利哥建成直到火药发明之前，一直颠扑不破。

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考古挖掘中，出土了描绘围城战的图画和雕像，还有攻城器械及手段，包括攻城槌、云梯、攻城塔车和地道，使历史学家惊叹不已。关于希腊围城战的文字叙述表明，早在公元前398—前397年，就出现了最早的投掷器——弩炮。²³对攻城槌最早的描绘是在埃及出土的，刻在公元前1900年的一座雕像上。那个攻城槌看上去非常单薄，但上面似乎有顶棚保护；对云梯的描绘还要早5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出土了一座约公元前883—前859年间的宫殿，墙上的浮雕描绘了一个安装在带轮架子上的攻城槌，比埃及雕像中的那个威武多了，另外还有一个工兵挖墙的场景。在美索不达米亚还出土了另一个公元前745—前727年间的浮雕，上面雕有一架攻城塔车；到那个时候，人已经学会了建造坡道、填满护城壕、借塔车攀上城墙墙头；为向城堞上守军放箭的弓箭手提供保护的大型盾牌显然也已成为围城器械之一。历史记载中还提到火烧城门，甚至烧毁碉堡的内部设施；另外，在可以做到的情况下切断水源，当然还有断粮，这些也都是标准的围城战术。²⁴

因此，火药发明前的一切围城手段都是公元前2400—前397年之间发明的。除了断粮，没有一个手段能十拿九稳地，或哪怕是相对有效地，攻破城池。据古典战略家波利比乌斯说，围城战最有可能速战速决的情况是守军自满懈怠，或突然袭击以攻其不备。还有一个办法是收买变节者，比如，1098年十字军攻克安条克，靠的就是安条克城里有人变节；许多其他城堡的陷落也都是因为出了内奸。²⁵没有这些，围城战会持续好几个月，除非攻城者能找出城防的薄弱环节或设法制造薄弱环节。1204年，敌军是利用一条用于排出粪便的没人守卫的厕所下水道攻陷了盖亚尔堡的；1215年，约翰国王围攻罗切斯特城堡时，用在城墙下挖沟再用火攻的办法——用了40头猪的猪油——弄塌了城堡的东南角，但城堡最终陷落还是因为守军断了粮；那次围城持续了50天，是在那之前以及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英格兰最大的围城战。²⁶

1099年十字军只用一架攻城塔车即攻陷耶路撒冷是一个例外，其中部分的原因是守军力量薄弱，部分的原因是攻城者的宗教狂热。总的来说，火药发明之前，只要城中物资储备充足，围城战中占优势的总是守方；而且，中世纪西方的围城战有一条规矩：攻守双方事先就时限达成协议。时限一到，如果守方没有援军来突破包围，城里的人就可以开城离开，攻方保证他们毫发无损。²⁷由于攻城的军队自身也可能粮食不继，更有可能因营房恶劣的卫生条件而生病，所以这样的协定对任何守军来说都是明智的选择。

因此，在火药发明之前的任何时期，如果因存在着关于攻城手段或器械的描绘，就认为它们在“战争的艺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种论点我们应抱以极度的保留。对战争的艺术描绘总是突出可能的和耸人听闻的因素，而并非写实；从这个角度看来，埃及和亚述的壁画和浮雕中对王师攻城胜利的描绘并不是对实际情况的可靠再现，正如大卫和格罗为拿破仑所做的英雄肖像不是对他在战场上指挥作战情景的真实描绘；描绘战争的艺术作品和过分的夸大之间只有一步之遥，自从第一个征战的国王命宫廷画家为他画像以来即一直如此。防御工事以及所有攻破它们的行动都是描绘战争的艺术家所喜欢的题材，他们对攻守双方互动的错误描绘很可能严重歪曲了我们对火药发明前防守战的理解。

这段关于防御工事的插曲可总结为以下几点：在火药发明之前，高墙深壕、粮草充足的防御工事一直很难攻陷；这样的防御工事也许是战略防御的一部分，但经常是对中央权威的违逆，或者是威吓自由民或农民的手段——这个问题以后会进一步探讨；战略防御从来难以与自然边境相吻合，它的建造、维护、供应和驻守耗资巨大，它的力量归根结底在于它所保护的国家的意志和能力。建起防御工事希望就此一劳永逸“是徒劳之举”。

第三章
肉

当驾驭战车的武士前来推翻国王，自立王朝的时候，城堡还寥寥无几。仅有的几座也不堪一击。约公元前1700年，属于闪族的希克索斯人开始由尼罗河三角洲进入埃及，很快就在孟菲斯建立了自己的首都。稍后，由汉谟拉比在公元前1700年建立的亚摩利王朝统治的美索不达米亚遭到了来自位于现代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北方山区入侵者的侵扰；到公元前1525年，那些入侵者似乎成了这块古老的两河平原的霸主。不久之后，来自伊朗东部大草原，属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驾着战车进入印度河河谷，完全摧毁了那里的文明。最后，约公元前1400年，可能也是起源于伊朗大草原的武士驱车来到中国北方，靠着他们高超的军事技术和有墙保护的营地制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政权——商朝。

从战车的采用到战车御者征服欧亚文明的各个中心，这300年的时间是世界历史上最非同寻常的一段。它是怎么发生的呢？促成它的有很多技术上的发展，包括冶金、木活、鞣皮和制革，以及对皮胶和动物的骨和筋的利用，但最重要的是对野马的驯化和改良。即使在人的旅行工具改为汽车和火车的今天，马仍然使人热血沸腾，为之挥金如土。世界上的富豪以拥有纯种马来炫富。赛马是“王者的运动”，笃信共和政制的亿万富翁为它一掷万金；但要说拿出大部分身家在某匹马身上下注冒险一搏，没有几个国王或百万富翁比得上自信那匹马能赢的普通人。在赛马场上，最穷的人感到自己可以和最富的人平起平坐，因为如俗话所说，“动物能把所有人都耍了”。一匹马无论受到怎样的照拂，无论血缘多么纯正，都有可能因不舒服或闹脾气而使它的主人大失所望；反之，一匹名不见经传的马却可能力排众难坚持到底，使它的骑手、驯马师、养马师和主人一夜成名，让上千名卑微的赌马人满心欢喜，使赌注经纪人荷包失血。现代世界中的纯种马不可小觑，名马甚至比多数政治家都出名。最伟大的纯种马有如皇室：人们专门远道而来看它们比赛；它们后代的血统得到仔细的记录，同确定波旁王室或哈布斯堡王室后代的正宗血统一样一丝不苟。可以说，良马即王者。怪不得最早的一批良马造就了国王。

驾驭战车的武士

智人最初遇到的马非常可怜，是被捕猎的食物。在美洲，现代家马（equus caballus）的祖先——马科动物（equus）——被冰河期结束时进入新大陆的美洲印第安人杀绝了种。在旧世界，冰河期过后森林再度生长起来，马因此被挤出欧洲，来到没有树木的大草原上；那里的人先是猎杀它们，后来驯养它们做食物。在黑海以北第聂伯河上所谓“斯托格山（Srednij Stog）文化”的居民点，从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的村庄遗址中挖掘出来的骨头大部分显然都是被驯化了的马的骨头。¹石器时代的人吃马肉，而不驾马或骑马，是因为那时的马背部不够有力，承受不了一个成年男子的重量，而人也尚未设计出可以套在马身上拉动的车。无论如何，人和马的关系都十分复杂。拿狗来说，虽然狗是群体动物，但一只狗似乎很容易和一个人建立关系，狗跟随主人可能在12000年前就开始了；而如果人想和某一匹马建立“相互关系”，就必须先把那匹马与马群分开，再单独予以驯服。

而且，石器时代的人没有理由认为马比其他马科动物更加有用。我们现在知道，其他的马科动物，如到处都有的驴、蒙古的蒙古野驴、西藏高原的藏野驴、西印度的印度野驴，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土耳其的中亚野驴，由于遗传的原因，不可能经配种繁殖为体型更大、身材更壮、速度更快的物种。早期的家马外貌酷似现仍存在的普氏野马和直到19世纪仍奔驰在中亚大草原上的欧洲野马；而它们在毛色、大小和体型上又与驴、蒙古野驴和中亚野驴十分相像。基因分析表明，家马有64组染色体，与有66组染色体的普氏野马、有62组染色体的驴和有56组染色体的蒙古野驴各不相同；然而，在石器时代的人看来，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分别。²家马尤其与欧洲野马难分难辨，都是短腿、粗颈、圆肚、鼓脸、硬鬃；欧洲野马现已灭绝，此前一切改进它的外貌或体质的企图显然都没有成功。

开始时，人用来拉车和骑乘的动物是牛，可能还有驯鹿，似乎根本没有想过用马或其他马科动物。公元前第四个千年时，耕作务农的人发现，家养的公牛阉割后变得十分温顺，可以套上原来靠人力拉的犁在田里干活；在树木稀少的大草原或冲积平原上，用耕畜拉雪橇最自然不过了。后来，又给雪橇加上了固定的滚筒，从滚筒进步到安装在固定轮轴上的轮子应该不是难事，因为制陶工人已经在使用轮子了。³在苏美尔的乌鲁克城出土的公元前第四个千年期间的一套石壁画显示了从雪橇到带轮雪橇顺理成章的发展。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一幅著名壁画叫作“乌尔的旗帜”，里面有一辆由4匹中亚野驴拉的四轮车，那是战场上国王的乘辇，也是他置放武器的平台，上有斧头、剑和矛。这种车用的由两块木头制成的车轮是从最早的实心车轮进化而来的。我们可以假设，苏美尔人发现用中亚野驴拉车比牛更好——中亚野驴跑得更快，也更有精神。

然而，中亚野驴虽然体型稍大，腿稍长一些，但它毕竟是驴，而小时候养过驴子做宠物的人都知道，这种可爱的动物有很大的缺点。它的犟脾气让主人毫无办法；它的痛点非常高，因此鞭子、马刺和嚼子对它作用不大；它只有后臀部能够承重，因此不能在它的背部前方“控骑”；它只有两种步态——走和跑，走起来比人走得还慢，跑起来飞快，刹不住。驴子的这些特点无论怎么配种都没能改变，所以它和蒙古野驴只能做些粗活儿。作为负重动物，驴子的远途跋涉能力和载货能力都非常有限；作为坐骑，它则是最后的选择。

因此，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开始时，驯化的马开始从肉用转为拉车之用，这应在意料之中。野生的小马体型各不相同，石器时代的小母马肩部离地才有12个手宽（一手宽等于4英寸），但较大的公马的高度可以超过15个手宽。⁴牧人通过畜牧绵羊、山羊和牛已经掌握了初步的配种技术，用这种技术来改良马的品种自然是顺理成章。然而，改良品种可能不会马上奏效。选择性配种的动物生出的头几代通常体型会变小，所以这样配种生出来的马反而不适合当坐骑，拖曳力更是大大降低。⁵此外，利用马来拉车还有一个过去没有的问题。驴子的拖曳力虽然不大，但使用穿过鼻箍的缰绳很容易控制它，它不会拼命地挣肩轭，因为那样会勒得它不舒服；温顺的公牛只需轻轻一挥鞭子，就会拉着连在它突出的双肩上所套的轭架上的车向前走。但是，要控制活泼得多的马，只能用给它戴嚼子的方法——关于马嚼的最好设计，养马的人至今仍争论不休；马的肩部太窄，轭架套不住，而在颈部套缰绳又会压迫它的气管。过了很久，人才逐渐发现，套马的正确方式是给它戴胸带——这个办法是中国人发明的——或者是给它的脖子套上有软垫的颈圈。在找到正确的方式之前，人驭马套马的方法其实是彼此矛盾的：为了指示它前进的方向，或要它改变速度，勒着马嘴把马头拉得向后仰起，这样很容易使马呼吸困难，步子因之放慢。

因此，上套的马不适合拉沉重的车子，也不适合拉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开始在欧洲出现的深耕犁。⁶这意味着马拉的车需要尽量轻便，于是双轮车应运而生。历史学家斯图亚特·皮戈特在一篇引人入胜并极具说服力的文章中提到了关于交通工具的古今一同、四海皆准的心理，即快速漂亮的车子能提高车主的社会地位，无疑也能增加对异性的吸引力。他认为，从埃及到美索不达米亚，使用带辐条车轮的双轮轻便战车几乎同时突然出现，这是一种“技术的共通”。

新的因素是由新动力提供的速度，而古时的小马要达到高速，车就必须轻便，马也要比过去更有耐久力。用结构工程学的概念来看，实心车轮的牛车可视为缓慢、沉重、用木材建成的压缩结构，而战车则是快速、轻便的木质结构，与弯木轮辋（车轮的部分）和车架合为一体。

如皮戈特指出的，这种战车的出现不可能不产生革命性的效果，哪怕只是心理上的效果：“人类陆上运动的速度一下子加快了近10倍，从牛车的每小时2英里到每小时20英里，现代仿制的埃及古战车用两匹小马拉着轻而易举地就能达到这个速度，因为战车加上挽具一共才重75磅。”（在此值得一提：直到两个世纪前，把偕美女驾车出游视为人生一大乐趣的约翰逊博士还认为，人体能承受的速度不超过每小时25英里。）

然而，战车的效果绝不仅仅是心理上的。它导致了战车武士这个群体的诞生。这些人武艺高强、能攻善战，只有他们能驾驭高度专门化、造价极为昂贵的战车，也只有他们会用与其相配的武器，如复合弓。在他们下面附属着一大群专业人员，如马夫、鞍工、车轮维修工、细木工、弓箭匠等等；要保持战车和马匹处于良好状态，这些人不可或缺。

这些战车御者是从哪里来的呢？绝对不是从西欧的大森林中来的，尽管那里有几块地方可能还有野马存在；西欧的森林对战车来说是一大障碍，那里御车贵族的出现因此至少推迟了500年。他们也不是从两河冲积平原来的，因为那里没有马。干燥、树木稀少、四通八达的中亚大草原无疑是野马的家乡，但尽管大草原除了春秋两季的沼泽期以外非常适合车辆通行，它却奇缺金属和木材这两项制造战车的必要物资，因此也不应该是战车的发源地。这样，通过排除法，关于战车和御车武士起源于大草原和文明的两河平原交界地区的说法看起来是比较可信的。

人们普遍认为，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间，一个讲印欧语系语言、强悍好战的“战斧”民族从大草原西部迁移而来，征服了“大西洋沿岸用巨石建造房屋的和平民族”。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一群掌握金属制作技术的人向“战斧”民族出售了战车这种造价昂贵但所向披靡的装备技术，使他们得以打败并统治了欧洲石器时代的人民；这群金属匠人自己也迁离了本土，不过是朝着相反的方向，从美索不达米亚迁向北部伊朗的大草原边缘。

从公元前第四个千年开始，这个高原上水源比较充足的地方就聚集了一个个农耕群落；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间，那里的农业活动可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些农耕定居点之间和周围的草原上居住着野蛮的游牧民族，他们在语言上与西部大草原的好战民族非常接近。这些牧人通过与农耕群落的接触，日益受到来自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中心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距公元前1700年之前不久，文明的技术和野蛮的力量似乎发生了至关重要的聚合。⁷

这个聚合就是战车的发明或完善。

为什么战车御者或作为他们直接或间接的前身的游牧民族比他们以狩猎为生的老祖宗和耕地种田的邻居更加好战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一些神经脆弱的人听了害怕的因素，都与人如何杀死或豢养其他的哺乳动物有关。毋庸赘言，农耕活动降低了人的饮食中肉类所占的比例；我们知道，人转向谷物生产必然会减少蛋白质的摄入，因为耕作者把土地用来种庄稼，而不是做牧场；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种植者想把家畜多养几年，或是为了多挤奶，或是想让它们长得再大些后再宰杀，或是要用它们耕田，他们不急于一等家畜长大就马上宰了吃肉。结果，务农的耕作者不懂得如何把屠宰的动物分肌劈理，即使想杀死奔跑敏捷的年轻动物，也抓不住它们。原始的狩猎者虽然无疑屠宰的技术一流，但同样缺少捕杀的技能；他们注重的主要是追踪和围困猎物，不是如何精确地发出致命的一击。

另一方面，牧民学习宰杀动物和选择宰杀对象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对放牧的绵羊和山羊绝不感情用事；对他们来说，牲畜不过是长着蹄子的食物而已，它们提供奶和奶制品，包括黄油、凝乳、乳清、酸奶、发酵乳饮品和奶酪，但主要是提供肉，可能还有血。不清楚古时候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是否像东非的牧民那样从牲畜身上放血，但似乎有这个可能；他们肯定分批轮流宰杀每年出生的幼畜和年老的成畜，再加上受伤的、畸形的或生病的牲畜。这样的宰杀要求在杀死动物时尽量少破坏尸体及其宝贵的血液和内脏，也要尽量不引起畜群的骚动。干净利落地一击致命，这是牧民的一个主要技能。他们从屠宰的经验中获得的解剖知识无疑也帮助提高了这一技能；畜群中大部分雄性都需要去势，这是学习切割的又一个机会；接生羊羔和照顾畜群所需的粗略的兽医手术技巧也都有助于提高切割技能。

牧民在与文明世界安分守己的农民作战时如此冷血、如此善战，究其原因，他们管理畜群的经验和屠宰的技能起了同等重要的作用。因此，牧民和农民的战斗也许和雅诺马马人及马陵人的试探和拖延的战术无甚不同，也许还加上了程式性的内容。即使存在专业的武士阶层，这一猜测仍然站得住脚；由于没有铠甲和真正致命的武器，所以尼罗河王国在战斗中仍然沿袭了“原始”的习惯，苏美尔人的装备也并不比古埃及人的高明多少。在这样的技术条件下，打起仗来必然战线松散、纪律涣散，战场上战士容易扎堆，像畜群一样。然而，管理畜群是游牧民族的拿手。他们知道何时把一大群牲畜分成易于控制的不同小组，如何绕到侧翼来阻挡牲畜的后退，如何把四散的牲畜拢成一群，如何孤立头畜，如何胁迫大群的牲畜听从指挥，如何杀死选定的几头牲畜却不惊扰畜群，使之继续处于控制之下。

历史上后来描述的所有放牧民族的作战方法都显示了同一种模式。诚然，欧洲和中国作家笔下的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从驾驭战车进步到了骑马作战，他们的战术因此更加有效，但他们作战方法的要素并未改变。作家们写道，这些人并不组建战线，或执意进攻。他们的办法是以松散的半月形队形接近敌人，从侧翼包抄机动力不强的敌人。一旦遇到强烈的抵抗，他们就撤后，意在诱使敌人冲锋追击，打乱编队。只有当在战斗中稳占上风的时候，他们才与敌人开展近身搏斗；搏斗中他们使用锋利的带刃武器砍杀，经常会砍掉敌人的首级或四肢；他们对敌人的武器轻蔑不顾，只穿戴最起码的护身甲。为占到优势，他们使用复合弓这个强大得令人恐惧的武器从远距离发射一阵阵箭雨，使敌人肝胆俱丧。公元4世纪的阿米亚诺斯·马尔塞来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写道：“战斗中，他们狂叫着成群扑向敌人。遇到反抗后，他们散开，但又以同样的速度卷土重来，任何挡路的东西都被踏碎踢翻……他们从极为遥远的距离外放箭的技能无与伦比，箭头是削尖的骨头，和铁一样尖利致命。”⁸

直至今日，学者们仍就复合弓出现的时间争论不休。如果对一块苏美尔的石碑解释正确的话，也许早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时，人就开始使用复合弓了；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复合弓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因为现存于卢浮宫的公元前1400年的一个金碗上明明白白地刻有它特有的洋葱形或“反曲”形状——那是我们所熟悉的“丘比特的弓”的形状，在华托和布歇笔下，法国的廷臣被丘比特的箭射中后个个神魂颠倒。⁹复合弓不可能一下子出现，它的结构十分复杂，和战车一样，一定经过了几十年，甚至几世纪的多次改进，才最后定型。它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达到完善后，直到19世纪被更好的武器取代之前从未有过变化（最后使用它做战争武器的是满洲旗兵）。它包括一段细木条，或由几层木头压成的木条，外侧（“弓背”）用胶粘上一段有弹性的动物筋，内侧（“弓腹”）粘上成条的可压缩的动物角，通常是野牛角。胶用熬化的牛筋和牛皮做成，加上少量用鱼骨和鱼皮熬制的浆汁，涂上后可能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干透，涂抹时必须严格控制温度和湿度……制胶和上胶需要很高的技巧，经常成为一种神秘的、半宗教的仪式”。¹⁰

制作复合弓首先要准备好5块普通的或叠压的木条——一块中央把手、两块延伸柄、两块弓端。把它们粘在一起形成木头“骨架”，然后用蒸汽熏压成弧状，以后安弓弦就安在翘起的两端。下面要把蒸汽蒸过的成条的角粘在“弓腹”上。接下来把弓弯成圆形，把翘起的两端对起来捆牢，在“弓背”粘上动物的筋。然后就让它慢慢地“醒”，只有当它的一切部件都牢牢地成为一体后，才解开捆住它的绳子，给它上弓弦。给放松了捆绑的复合弓安弓弦需要很大的力气和技巧；弓的“拉力”通常以“磅”计算，一张复合弓的拉力可以达到150磅，而用一根小树做的简单弓或“单体弓”的拉力就弱得多了。

长弓的拉力和复合弓不相上下。到中世纪末，西欧的制弓匠学会了使用把树木的心材和边材合在一起的材料来制弓；它的原理也是利用弹力和压缩力的互相作用，箭手拉开弓时积蓄了压缩力，手指一松即释放了所积蓄的能量，使箭飞射出去。然而，长弓的缺点也正在于它太大了，只能由步兵的弓箭手使用。复合弓比较短小，安好弦后只有从人的头顶到腰部那么长，因此最适合在战车上或在马上使用。复合弓的箭比长弓的箭轻，最理想的重量是一盎司，但仍能达到300码的射程（记录表明，依惯性飞行时飞得更远），准确度也很高，100码开外就能穿透铠甲。箭轻反而更好，牧民武士可以携带大量的箭——箭囊里能装50枝箭，通过向敌人发射箭雨使其无还手之力，因此而赢得战争。

战车弓箭手或马上弓箭手的简单装备3000多年来一成不变。最核心的是弓、箭和放箭时保护拇指皮肤的扳指儿；重要的配件有箭囊和弓盒，用来保护弓箭不受温度和湿度变化的影响（温度和湿度都会降低弓箭的射程和准头）。这种装备在对复合弓箭手的最早描绘中可以看到，今天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比宫展览的18世纪奥斯曼苏丹王王室宝器大部分都是复合弓装备。¹¹马背上的人的世界中还有许多其他东西也一成不变，包括帐篷、地毡、炊事用具、服装和游牧民族的简单家具。游牧的牧民把东西装在箱子里，把两个箱子用绳子连起来，一边一个驮在牲口背上，他们使用的锅和烧水壶是圆底的，便于摞在网篮里；突厥人用作战鼓的铜鼓其实就是在游牧民族用的大锅口上绷上皮子做成的。

除了装备和对动物习性的熟悉，随时可以拔营出发也是战车武士善于侵略性作战的原因。一切战争都需要运动，但对习惯定居的人来说，哪怕是短距离的运动也困难重重。他们的装备笨重难移；他们缺少可随时征用的运输手段，尤其是拉车的牲畜，因为田里的活计也需要牲畜；人和牲口的口粮都散碎而不易运输。习惯定居的人受不了露宿，但又没有帐篷；天气不好时，他们要躲避雨雪，没有防水的衣服；吃饭要定时，还要做熟。农民比工匠能吃苦，希腊人认为，农民因为从事叫作“ponos”的辛苦农活，所以锻炼得最适合打仗；但即使是农民和游牧的牧民相比也太娇气。¹²牧人总是在运动中，吃喝要抓时间，无论刮风下雨都在路上，只需要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他的全部财产一声令下即可马上打包，他的口粮随着他拔营起寨逐水草而行。即使是特别受上天眷顾，冬夏有固定草场，可以按季节赶着畜群迁移的牧民也比定居的农民能吃苦得多。在贫瘠的大草原上，古时候各个游牧部落必须为了不多的几块牧场你争我夺，练成了世界上最强悍的民族。

美国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在1926—1927年间沿着公元前第二个千年那些把战车带到中国的人可能走过的路，穿越了印度和中国之间1700英里的不毛之地；古人一路走来，经过一个个绿洲，花了几代人的时间。拉铁摩尔回忆说，和他一起旅行的大篷车队的人

变成了游牧的牧人。他们许多敬神的仪式和自保的禁忌不仅传自蒙古人，而且也是出于游牧民族最原始的本能。他们努力讨好安抚各种精灵神怪。在这片光秃秃的无主土地上，危险四伏、资源稀少；他们这些到处游荡的野蛮人无时无刻不提心吊胆，而精灵神怪就暗地里跟在他们后面，藏在他们的帐篷附近。从在第一个营地搭起帐篷开始……火和水就有了特别的意义。每当在一个新地方架起帐篷后，烧好的第一壶水和做好的第一锅饭都必须拿一点儿扔到帐篷外。

即使大篷车队的食物和水味道很差，难以下咽，也不能破了这个规矩。

我们黎明起身，先……用最粗糙的茶梗、茶叶和茶末煮茶……在煮好的茶里放入炒过的橡子面或炒小米搅拌成稀糊糊喝下去。小米看起来像是鸟食，实际上也真是用来喂鸟的。中午时分，我们吃一天中唯一一次真正的饭，是用半熟的面团做成的。我们自带白面，每天都做同样的面团。在面粉里加水，揉成面团，然后揪成小疙瘩或切成粗面条……我们之所以喝那么多茶，是因为水不好。未经烧开的水绝不能喝……我们在各地都是从井里打水，各地的井水都含有很多盐、碱，我想还有多种矿物盐。有时水咸得简直没法儿喝，有时苦味很大。最糟糕的水……是稠的，几乎发黏，又苦又涩，难喝得要命。¹³

拉铁摩尔遇到的游牧民族在喝茶和吃面粉这类生活习惯上也许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游牧民族有所不同，但在其他方面，他们的生活方式恐怕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都同样受制于大自然的无边威力、多变难测和极端严酷。对任何能缓解如此艰苦的生活条件的事物，人一定都趋之若鹜。我们应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战车和复合弓这两个了不起的物品为什么起源于文明世界和游牧世界的交界处，至于它们如何起源，也许不必过分费力追究。

战车的基本部件，即轮子、车身、轴杆和金属配件，是文明的产物，因为它们的前身是为做农活和造房子所用的比较笨重的工具。至于是谁改善了这些部件，造出了可长途驱驰的轻便战车，考古学家至今仍各执一词，但他们没有讨论的问题是，战车是做什么用的。¹⁴要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看一看人把战车用于何种用途：当然用它来打仗，但也用它来打猎。战车不怕路面的崎岖，猎人可以凭借它用复合弓射杀猎物，许多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出土文物都有这样的描绘；中国周朝的诗歌也表明战车是打猎用的车辆。¹⁵

既然如此，战车和复合弓之所以同时出现，也许是因为它们满足了牧人的一个关键需要——为他提供了比奔跑更快的驱赶畜群的手段，也使他的机动性大为增加，能追上狼、熊和大型猫科动物等骚扰畜群的捕猎动物，或至少与它们相去不远。对用复合弓猎狼的猎人来说，战车绝对是出色的平台。猎人在战车上准确射杀跑动的猎物并不比以后的人骑在马上射猎更难，可能反而比较容易。后来，定居民族看到马背上的民族一面纵马驰骋，一面放下马缰拿起弓来一箭射倒猎物，不禁啧啧称奇。约翰·吉尔马丁（John Guilmartin）说，他们有这种本领是因为“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花（无穷无尽的）时间……放牧守护牲畜，因此他们必须一直骑在马上，但没有别的事做……除了不断练习射箭……大草原上，人和动物都是动态的，无论是为了找食还是为了别的目的去射猎，目标都在不断的运动之中，所以需要经常练习射箭才有可能一箭中的。”¹⁶如果把这段话里的“骑在马上”改为“驾驭战车”，意思仍然不变，解释也同样有理。

接近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期时，学会了制造和使用战车以及复合弓的人发现，他们若是用原来为对抗攻击畜群的捕猎动物所采取的强悍手段来攻击定居民族，可以所向无敌；他们是怎么发现这一点的就不得而知了。侵略者驾着战车从高地冲到宽阔的大平原上，打得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死伤累累，他们自己却毫发无损。面对成群没有铠甲的步兵，他们只在100～200码开外围攻，每辆战车的人员——一个驭车手加一个弓箭手——每分钟就可能射死6个人。10辆战车作战10分钟能造成500人以上的伤亡，这对当时人数不多的军队来说相当于索姆河战役的损失。[1]面对这样不可战胜的强敌，被侵略的一方只有两个选择：或四散逃跑，或认输投降。对驾车来袭的侵略者来说，无论对方是逃是降，他们都能抓住众多的俘虏，然后可能很快就把那些俘虏当作奴隶卖出去。

普遍认为，大草原和文明社会之间最初的互相渗透是由长途商贩促成的。他们带着布匹、廉价的首饰和加工过的金属去和野蛮人交换他们能提供的有价值的物品，包括毛皮、锡，还有奴隶。无人知晓奴隶贸易是如何开始的。对习惯于成群驱赶四脚动物的游牧民族来说，这应该是很自然的事；特别是当牧民聚在一起庆祝节日的时候，外面的人也趁机携带货物前来，如拉铁摩尔所指出的，这种聚会“常常会变为集市”，而这样的集市可能就是最初的奴隶市场。¹⁷如果牧民学会了抓获奴隶，然后把他们运到大草原的聚会点去出售，那么就可以设想，他们后来从高原挥师前去征服平原时，已经熟谙于抢夺奴隶和管理奴隶，并能够通过依附于他们的奴隶阶层对被他们征服的人民实施权威。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强悍的入侵者虽然人数不多，却不仅打败了比他们多得多的对手，而且还维持了一段时期对被侵略者的统治。驾驭战车的统治者也是奴隶主，这一点似乎是无可辩驳的。当然，战车出现之前，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就有了奴隶制，但驾驭战车的征服者可能进一步加强了奴隶制，特别是奴隶贸易。奴隶制传入欧洲可能是由来自小亚细亚的迈锡尼人带来的，但他们迁移到欧洲时并没有带来战车，到了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期才开始使用战车；同时，战车突然成为中东人作战的主要装备。¹⁸中国的奴隶制始于商朝，而根据《梨俱吠陀》，印度河谷的战车征服者确立了奴隶制，成为后来种姓制的基础。

战车的迅速推广不应令人吃惊。当时可能出现了战车工业和战车市场，犹如今天的高科技军火工业和军火市场。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花硬通货从中购买所谓的“尖端”武器，还认为买的那些轻便和易于运输的武器完全物有所值。战车技术一旦完善，复制起来应该不难，运输和出售更是容易；埃及的一幅约公元前1170年的浅浮雕显示一个人扛着一辆战车，复制的战车重量还不到100磅，这样看起来，浮雕里的人肩扛战车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本领。战车的销路这么好，各地的工匠只要掌握必要的技术，必定争相生产。实际上，这一销路好、价钱高的产品生产的限制因素不是缺乏技术或原材料，而是缺少合适的马匹。拉战车的马必须经过千挑万选和严格训练。所知最早的马匹训练在公元前13世纪和12世纪的一批美索不达米亚文件中就有记载，如果其中关于驭马术的复杂词汇可作为依据的话，很早就开始训练马匹的花样骑术动作了；那时与现在一样，年轻的马儿顽劣难驯，无论以什么语言写下的叙述均证明了这一点。¹⁹

至于谁是第一批驾驭着战车征服其他民族的人，可以从语言中寻找线索。入侵埃及的希克索斯人发源于阿拉伯沙漠北部边缘的半肥沃地区，讲的是一种闪米特语言。²⁰分裂并推翻了汉谟拉比的美索不达米亚帝国的胡里安人和加喜特人来自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山中的源头一带，那里至今仍是世界上民族组成最复杂的地区之一；加喜特人的语言无法确定，属于小亚细亚语系，而在今天的土耳其建立了帝国的胡里安人讲一种印欧语言。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也讲印欧语言；在中国建立了商朝的驭车民族可能来自伊朗北部——也许是阿尔泰山中伊朗文明初具雏形的中心地带。²¹

驭车霸主的身份模糊难定，这正表示了他们的主要特点：他们是破坏者，不是创造者，他们后来实现了文明靠的是采纳被他们征服的人民的礼仪、制度和宗教，而并未发展出自己的文明。美索不达米亚的汉谟拉比帝国成立于乱世之中。当时，叫作古提人和埃兰人的边民到处捣乱，弄得天下不宁。汉谟拉比帝国重掌了萨尔贡曾经行使的权威，再建了与萨尔贡时代相似的官僚制度和专业军队，以巴比伦为中心统治着整个帝国。然而，这个亚摩利人帝国的军队仍然是步兵，当公元前17世纪驾着战车的加喜特人和胡里安人冲破了帝国的边界大举来犯的时候，帝国的步兵完全抵挡不住。入侵埃及的希克索斯人虽然实际上成了埃及北部的统治者，但他们首先自己实现了埃及化，把埃及的一位神明奉为国神，还采纳了法老的行政方法。商朝似乎也采纳了中国北部原有的一种文化，没有带来自己的文化。铭文显示，商朝统治者善于驾车狩猎，用复合弓猎杀老虎和大角牛这类大动物；他们用活人献祭，可能是用奴隶，可能也用战俘。出土的墓葬品表明，只有他们有权使用青铜制品，他们治下的农民仍然使用石制工具。最终，在公元前1050—前1025年间，商朝被南方一个本地的王朝——周朝——推翻。周朝的人是从另一个来源学会了使用马匹和战车的。

驭车者在世界各地的暴政都很短命。似乎只有驭车入侵并统治了印度河文明的雅利安人不是因内乱垮台的，但是，有些学者认为，佛教和耆那教的兴起就是当地人民对雅利安人设立的种姓制度暴政的反应。约公元前1567年，埃及新王国的创始人阿摩西斯（Amosis）重振法老的雄风，把希克索斯人赶出了埃及。其他的驭车民族，如安纳托利亚——即现代土耳其——的赫梯人和现代希腊的迈锡尼人都是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被弗里吉亚人和多利安人这两个希腊北部的民族推翻的。可能正是迈锡尼人摧毁了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也是他们给了荷马创作描述特洛伊战争的史诗的灵感。然而，意义最为重大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当地的人民在亚述乌巴列（Ashuruballit）国王的领导下，于公元前1365年左右打赢了反抗赫梯人统治者的旷日持久的战争，重新建起了他们古老的帝国，因其首都亚述尔城而得名亚述帝国。

我们对亚述人的印象来自在尼尼微和尼姆鲁德出土的精美无比的皇家艺术。从出土的艺术形象来看，亚述人似乎是驭车的民族。他们的国王和贵族肯定是驾驭战车的熟手，埃及新王国的法老后来也学会了驭车。然而，他们的祖先却不会驾车。必须看到，武士统治古老的神权国家产生的最重要、最持久、最凶险的结果是文明世界中国王作用的改变。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的埃及人很少打仗，就连萨尔贡的常备军队比起后来的亚述军队来，也如同一群乱哄哄的没头苍蝇。亚述人和埃及人从驭车民族那里学到了大规模作战的技巧和行为守则，各自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成了霸主。新王国的法老驱走了希克索斯人。在后来的年代里，埃及的军队乘胜前进，把埃及的边界远远扩展过尼罗河，一直延伸到叙利亚北部的高地。美索不达米亚的千里沃土缺乏天然屏障，四周强敌环伺、虎视眈眈，这使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永远如芒在背。亚述人赶走了胡里安人以后，主动出击，逐渐扩大了他们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多民族帝国的版图，包括入了今天的阿拉伯半岛、伊朗、土耳其，以及现代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全部领土，因而解决了这个一直困扰着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问题。所以说，战车造就了好战的国家。战车本身也成为作战军队的核心。

战车和亚述

公元前8世纪，亚述的军队已成为睥睨六合的劲旅；它的一些特点为后来其他的帝国所竞相仿效，有些甚至流传至今。首先是后勤安排，包括给养库、运输队、架桥队。亚述军队是第一支名副其实的远程军队，能到离基地300英里远的地方去打仗，行军的速度直到内燃机车出现之前无人能及。

亚述人不把钱花在铺路上，那样做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气候极为干燥，下起雨来却又雨势凶猛，会把没有铺柏油的道砟冲走。但是，全国建有四通八达的皇家公路网，考古学家发掘出了大量的泥版，上面用楔形文字记录着土地登记的信息，里面经常提到皇家公路，以其作为田地的地界。²²军队的骑兵沿着这些公路能够以每天30英里的速度前进。即使对现代的军队来说，这个速度也是不慢的。当然，在中央平原以外的地方，或进入敌人的地盘后，道路的条件就差了，需要工兵在上山时或过山口时修筑道路。方便时还利用水运，虽然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都不利于航行，因为水下有暗礁，而且不同季节的水流变化很大。公元前7世纪初，赛纳克里布（Sennacherib）带着叙利亚的造船工人到尼尼微建造船只，准备对现代伊朗南部的埃兰用兵。他显然想要地中海航行的那种海船，但美索不达米亚河边的造船工人没有那个技术。船造好后，由腓尼基海员操舟沿底格里斯河前行，到船无法再往前航行的时候，用人力拉入一条通往幼发拉底河的运河，从那里驶入波斯湾，在那里装上士兵和马匹，去埃兰登陆。²³

军需品、各种战争材料、战车和马匹储存在大仓库中，称为“ekal masharti”，意思是“列兵之宫”。公元前7世纪的亚述国王以萨哈顿（Esarhaddon）说，尼尼微的列兵之宫的建造者是“在我之前的国王……为军营提供必要物资，照料马匹、骡子，管理战车、作战装备和战利品”；它的“地方不够大，没法训练马匹和练习驾车”。无从得知军队开往战场时携带多少干粮，亚述人似乎主要靠在敌人的土地上抢粮。²⁴公元前714年，萨尔贡二世对北方强国乌拉尔图作战时，记录下他向一个被攻克的敌方碉堡送去了“谷物、油和酒”，但公元前703年，他的儿子赛纳克里布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对迦勒底人作战时，却“让战士们吃光他们椰枣园里结的枣子和他们平原上的庄稼”。当时和后来一样，大军每到一处，都把敌人的粮食吃光，吃不下的就运走，然后毁掉敌人的土地。萨尔贡二世在对乌拉尔图的最后一次战斗中，破坏了灌溉水渠，抢劫了粮仓，砍倒了果树。

萨尔贡如此穷凶极恶，也许是因为仗打得很艰难；他的部队“无数次翻越大山”，“军心动摇，有哗变之虞。我无法减轻他们的疲惫，没有水让他们解渴”。作战地区在扎格罗斯山脉以北的凡湖和乌尔米耶湖之间的崎岖地带，那里至今仍被认为是大部队难以穿越的地区。就是在如此险峻的地方，亚述的工兵展示了他们的非凡身手。萨尔贡记录说，在乌拉尔图战争中，“我给我的工兵配发了坚硬的铜（可能是青铜）镐，用来砸石头就像砸石灰岩那么容易，他们把陡峭的悬崖峭壁刨成碎块，铺了一条好走的路”。亚述军队走水路更是得心应手。几世纪前，亚述拿西拔在对南边总是寻衅滋事的巴比伦作战时，“在哈里迪城那里渡过幼发拉底河……乘坐着我做的船——是我一路运来的皮船”。时至今日，伊拉克人还在用这样的皮船，它们可能是吹胀的单个羊皮筏子，但更有可能是叫作“克勒克”（kelek）的筏子——用木板做成筏面，下面安着好几个充气的羊皮囊。亚述军还用芦苇做船，今天，生活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交汇处沼泽区的阿拉伯人仍在用芦苇船。亚述时期的浅浮雕显示了用芦苇船把拆散了的战车运过河流的景象。

亚述人的军事组织也具备了后来帝国军队的特点。首先，亚述帝国似乎是第一个征募士兵没有民族歧视的强国。它推行残酷无情的人口政策，为了确保国内安全，把有异心的人赶出家乡，强行迁移到遥远的地方，正如奥斯曼帝国和斯大林后来所做的那样；但与此同时，它又很乐意把治下的各族人民以及战俘召入行伍，只要他们对帝国忠心不二。把这些不同的人黏合在一起的是语言和共同的宗教：亚述人信奉一种原始的一神教，主神叫阿舒尔；他们的官方语言向其他语言开放，接纳其他语言的词汇，允许它们与官方语言同时使用，以利沟通。另外，像后来罗马帝国的情形一样，亚述帝国治下不同民族的人在军队中常常是主力军的附属军团，使用自己特有的武器，如投石索或弓箭。他们可能也在围城战中做工兵，在亚述的艺术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们攻打城墙的墙基、挖坑道、建造围城兵营，或使用围城器械。亚述人特别善于攻城。赛纳克里布攻打耶路撒冷的希西家（Hezekiah）的战争在《圣经·旧约》的《列王纪（下）》第18章中有所记载；据赛纳克里布的描述，“（他）不服从我的管辖。我下令建造路坡把攻城槌推上来，用步兵进攻，挖坑道，打破城墙，还动用了攻城塔车，就这样围攻并拿下了他的46个筑有高墙的城，还有周围数不清的村庄……至于他本人，我把他关在耶路撒冷他自己的王城里，像笼子里的鸟”。希西家没有做到宁死不屈，低头投降了，同意向赛纳克里布称臣纳贡。²⁵

尽管亚述的军队具备了帝国军队的许多特点，但它内心仍然是一支驾驭战车的军队。公元前691年，赛纳克里布在和埃兰人作战时，让他的宫廷史官记录下他如何“用标枪和弓箭穿透敌军战士”。

埃兰国王的大将军和他的一干贵族……被我像宰羊一样割断喉管……我训练有素的骏马奔驰腾跃，踏入他们的血流成的河；我的战车轮子溅满了鲜血和污秽。我杀得敌人尸横遍野……（有一些）套着马的战车，驭车人在激烈的战斗中丧了命，所以没有人驾驭；那些马不停地（在战场上）跑来跑去……至于（埃兰人的盟友）迦勒底人的那些酋长，我的猛攻把他们吓坏了，以为见了魔鬼。他们丢弃了帐篷，拼命逃跑，脚下踩着他们自己士兵的尸体……（恐慌中）他们吓得在战车里屎尿齐流。²⁶

如此逼真的细节说明，这是场你死我活的战斗；起因可能是埃兰人阻挡了赛纳克里布的军队去往底格里斯河的通路，因而像赛纳克里布的书记官指出的，也切断了他们的水源；如后来的事实经常证明的那样，这类情况下的战斗不是可打可不打，而是非打不可。然而，萨尔贡和乌拉尔图的最后一次战斗却表示出了一丝骑士品质：乌拉尔图的国王鲁萨给亚述人下了战书。

驾驭战车的大人物和后来的骑士一样，可能已经想到，他们之间的争吵最好通过二人对决来解决，步兵和其他的随从遵命在后方大致组成战斗线；如果战胜了，就由他们抢夺战利品；如果失败了，也由他们来承担后果。中国周朝的驭车武士明显有一套骑士的行为守则，记录表明周朝之后的春秋时期也是如此。公元前638年，在楚宋两国的一次交战中，宋襄公的作战大臣两次请命趁敌人尚未结阵之机发动攻击，理由非常合理，因为“彼众我寡”，但宋襄公拒绝了他的请求。在宋军兵败，宋襄公自己也受了伤后，他为自己的决定做出了这样的辩解：“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在驾驭战车的中国贵族的思想中，君子不为的其他做法包括在敌人逃跑中战车出了毛病时乘人之危（君子甚至可能会帮助他）、打伤国君、乘敌国国丧期间和出现内乱时发动进攻。²⁷

宋国后来的另一次战争中发生的一件事最好地说明了君子交战的行为：宋国公子的对手箭上了弦，射出后没有射中，但宋国公子还没来得及搭箭，对方已经又搭上了一支箭。宋国公子大呼：“僭先匪待，小人之为也。”（也就是说不是君子）。对手遂停手等他射箭，结果被他一箭射死。²⁸

这些规矩适用于决斗或者勇士之间的仪式性对抗。这样的对决需要事先做好安排。用战车进行的战斗似乎是可以事先安排的。乌拉尔图对亚述下战书挑战；春秋时代的中国人鄙视突然袭击，打仗时通常事先派使者安排好时间和地点；他们还要求耕田时给战车留出行动的地方，有很多铭文记载需要在战斗前填满水井和灶坑，以便让战车通过。即使在现代战斗中，如果需要武器的较量，也得准备战场；关于战场上的某些行为，法律上有明文规定，如必须标明雷区。古时候，后勤方面的困难经常是难以逾越的，把一支军队运到另一支军队左近要费九牛二虎之力，连续一两天在同一个地方给一支军队供应膳食简直难于登天。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应该整平战场，使武士的战车得以行动自如。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大帝在底格里斯河附近的高加米拉战场大败波斯人。他的对手——波斯国王大流士——不仅在开战前把战场弄得平平整整，而且还开了3条战车用的“跑道”。还应指出，亚历山大的手下曾恳求他趁夜偷袭，但被亚历山大拒绝；理由是如果打输了，他会蒙羞；即使打赢了，也胜之不武。

当亚历山大骑着他的名驹布塞弗勒斯打败了大流士时，战车作战已经有了将近1500年的历史，并逐渐开始过时；只有处于文明世界边缘的人，如反抗罗马入侵的不列颠人，还仍然将其作为战争的利器。然而，尽管战车流行了这么多年，但是我们并不清楚地了解它的性质；古史学家就战车的用途各执一词。比如，顾立雅教授认为，战车在中国人的战斗中是一个“机动的制高点”，他还引用奥本海默（Openheim）、威尔逊（Wilson）和格特鲁德·史密斯（Gertrude Smith）几位教授的话，说战车在埃及用作指挥所，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用作战场运输工具；另一方面，M·I·芬利（M.I.Finley）教授则认为，荷马把战车描述为去参加战斗的“出租车”，那是他自己那个时代的做法，而《伊利亚特》中的人物在他们的时代采用的作战方法是不同的。²⁹

芬利的意见很有道理。宫廷艺术可能会渲染胜利，也可能会以古物为象征借古颂今，但它的性质决定它不能有嘲讽之意。所以，当骑士阶层的思想和服饰在维多利亚时代再度流行时，绘画中的女王丈夫身着甲胄看起来很自然，但若是把希特勒画得跨马披甲就太荒谬可笑了。³⁰显然，埃及的法老、亚述的国王和波斯的皇帝不认为自己被描绘为从战车上用复合弓射箭有什么可笑。他们的宫廷艺术家也许夸张了主上在战斗中的表现，但如果这些大人物希望被表现为驭车箭手的话，就可以推断，从公元前1700年左右战车出现到约1000年后它让位于骑兵，御车射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赢得战争的主要手段。

前面已经说过，最初使用战车的武士的优势在于他突然间极大地提高了在战场上行动的速度，在于他的复合弓可以远距离致人死命，也在于他的文化把杀戮视为理所当然。所有这些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都逐渐销蚀。对一种新武器的熟悉并不会导致轻蔑，但会激发反措施。遭到战车攻击的民族自己也获得了战车；不驾车作战的人学会了专打敌人拉车的马，组成防战车的列阵，使用防箭的盾牌，利用崎岖的地形使战车无法驰骋。尽管如此，既然对敌的两军将领都认为驭车作战是大出风头的事，双方就一定有默契，务必使战车在战斗中有用武之地。我们已经看到，程式或仪式在人类关于作战方式的概念中根深蒂固，只是因为到了后来，打仗一定要分出你死我活，作战方才不再遵守程序和仪式，但战争并非从来是必须打得你死我活的。

有记载的第一场战车战发生在公元前1469年巴勒斯坦北部的美吉多（Megiddo）。这场在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带领的军队和由希克索斯人领导的反埃及联盟的军队之间的战争几乎没有流血即告结束。美吉多一般也算作历史上我们知道日期、地点、作战双方和战斗情况的第一次战役。当时刚刚即位的图特摩斯三世积极推行埃及的新战略，对侵入他的尼罗河王国的外来人予以迎头痛击。他召集起军队，以每天10—15英里的速度——这是很快的行军速度——沿地中海海岸前进，然后经过加沙开进叙利亚边界的山区。敌人似乎觉得险峻的地形会阻拦他的来袭。通过大山有三条路可到达美吉多城；法老不顾劝阻，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理由是可以攻敌之不备。大军走了三天，最后一天用来经过还不到两辆战车并行宽度的一个山口。那天晚上，图特摩斯三世在美吉多前面的平原上扎了营，第二天早上即布阵准备战斗。敌人也到了，但当他们看到埃及军队的两翼一直延伸到山谷的两边，法老在阵地中央的战车上亲临指挥的时候，一下子被埃及军队的气势镇住了，士气涣散，惊慌地向后方的美吉多城逃去。图特摩斯下令追击，但他的士兵在追击的路上停下来抢劫敌人留下的帐篷，结果让敌方的两支主力逃入了美吉多城。埃及人围着城修了一道壁垒，防止援军到来，但筑有高墙的美吉多城里有充足的水源，所以与埃及人对峙了整整7个月。这场战斗中只杀敌83人，活捉340人；然而，逃进城中的败军没有重整旗鼓，被围困的反埃及联盟的各位国王最终开城投降，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做人质，并哀求法老“让他们呼吸生命的空气”。³¹

埃及人这次胜利最宝贵的战利品是马匹，共缴获了2041匹战马；既然他们那时可能依然要进口纯种马，所以这些马匹一定是对他们战车部队的重要补充。没有记录表明美吉多战役中双方各投入了多少辆战车。但200年后的公元前1294年，拉美西斯二世在叙利亚南部奥龙特斯河边的卡迭石击败赫梯人的军队时，埃及军队似乎有50辆战车和5000名士兵；拉美西斯二世继承了新王国咄咄逼人的政策，在远离尼罗河三角洲的埃及战略势力范围的边缘主动挑起战争。一说赫梯人军队的规模大得多，有2500辆战车。这一定是夸大其词，若使用那么多战车会使战线长达8000码；但埃及的一幅描绘此次战争的浅浮雕显示了52辆战车，表明投入的战车数量相当多。³²

关于赫梯人是否使用复合弓有些疑问。出土文物显示，他们的战车武士通常是矛手，这可能说明了埃及人为什么能够在卡迭石幸免失败。无论如何，在美吉多和卡迭石，战车作战尚未达到公元前8世纪亚述帝国最强大时那么发达的程度。武器系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被完全吸收，系统越复杂，时间越长。战车这个武器系统十分复杂，不仅包括战车本身，而且包括复合弓、马匹及其所有配套设备，而对被驭车的统治者征服的人民来说，这些都是他们所不熟悉的。若说埃及人和赫梯人驭车都不熟练，战车的潜力要等到以后亚述人发展起他们的战术时才得到充分发挥，那也一点儿不令人吃惊。到亚述人的时代，战车很可能像萨尔贡和赛纳克里布的书记官描述的那样，成了震惊恐吓敌人的武器。训练有素的马匹在驭手的驾驭下拉着战车疾冲而来，车上的箭手射出阵阵箭雨；战车成队行动，驭手训练有素，彼此呼应，两军战车之间的战斗一定就像我们现在的装甲车作战，谁能把对方的战车多破坏几辆，谁就打赢了战斗，而不幸地或愚蠢地挡了路的步兵则像谷糠一样被四处抛开。

战 马

在战车最辉煌的时候，这个武器系统中的一个部分脱颖而出，那就是马。一说是亚述人促成了这一革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一革命导致了亚述帝国的垮台。

自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以来，文明世界就开始骑马。公元前 1350年的埃及艺术就有骑马的形象，公元前12世纪的浮雕显示了骑马的战士，有一幅浮雕描绘了骑在马上的战士在卡迭石战役中作战的情景。³³然而，他们都不是骑兵。他们骑的马是光背，没有马镫，他们骑马的位置靠后，接近马臀，不是前控的位置。这说明那时马的背部还不够强壮，使人无法采取现代的骑姿。然而，到了公元前8世纪，亚述人通过择优配种繁殖出了一种由肩部承重，使骑马人的位置得以前移的马匹；马和骑手之间也发展出了足够的配合，人可以在马奔驰之中开弓射箭。不过这种配合，或称骑术，仍不够默契，人还是不能放开缰绳；一幅亚述的浅浮雕显示骑兵两人一组，一个人用复合弓射箭，另一个自己骑着马，还帮射箭的战友拉着缰绳。如威廉·麦克尼尔所说，这其实是没有战车的战车作战。³⁴

不过，大草原上的人骑马的历史可能比文明世界还要久远；在马背上射箭的做法可能从亚述人那里又流传回了大草原，被那里骑术更精良的人学到了手。我们知道，直到萨尔贡二世统治时期，马匹仍然由大草原供应；大草原的人每年把未经驯服的马驹抓住驯养好，然后卖给亚述。骑射技术反向流动完全是有可能的。³⁵

无论如何，亚述帝国的消亡是由于公元前7世纪末一个叫作斯基泰的骑马民族的入侵。斯基泰人来自伊朗，他们的起源地可能远至中亚东部的阿尔泰山。他们好像是跟着另一个也是来自伊朗的骑马民族辛梅里安人后面而来的。辛梅里安人大约在公元前690年侵入小亚细亚，横行霸道，搅得天下大乱。斯基泰人到来时，亚述帝国的边境上正强敌环伺——北面是巴勒斯坦，南面是表面上称臣的巴比伦，东面则是伊朗的米底人。这些威胁本来可能可以抵挡得住，亚述过去也曾应付过类似的情况。然而，公元前612年，斯基泰人和米底人及巴比伦联手围攻名城尼尼微并取得了成功。两年后，亚述帝国的最后一位国王在哈兰大战斯基泰人和巴比伦人的联盟，虽然有埃及的帮助，但依然败北。公元前605年，亚述帝国落入了巴比伦的掌控之中。

巴比伦很快又亡于波斯之手，波斯是世界文明中心的最后一个大帝国，但它的力量不在于任何先进的军事技术，打仗归根结底还是靠战车。虽然招募了步兵雇佣军，还训练了波斯贵族做骑兵，但波斯皇帝打仗时用的仍然是战车武士；当波斯皇帝大流士遇到了掌握革命性军事手段的敌人时，就完全没有招架之力。大流士的帝国落到了亚历山大继任者的手中，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他创立的军事制度一直保护着帝国的安全，尽管基础不太稳固。但是，在把大草原与喜马拉雅山和高加索之间的农耕土地分隔开来，长达1500英里的边界线上，战车战术和亚历山大的欧洲战术都抵挡不住气势汹汹的骑马民族，文明世界在他们面前不堪一击。所以，公元前7世纪第一批侵入美索不达米亚的斯基泰人预示了后来2000年的袭击、抢劫、掠奴、杀戮，有时还有征服。在中东、印度、中国和欧洲这些文明地区的外缘，这样的袭扰循环往复、连续不断。这些对文明地区外缘的不停攻击对文明地区内里的性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大草原的游牧民族是军事史上最重要，也是最凶狠的力量。无辜地被他们用来作恶的工具是皮毛粗糙的小马的后代，从人在伏尔加河畔养殖这样的小马做食物到斯基泰马匪的出现，仅仅过了几十代人的时间。

大草原上的骑马民族

什么是大草原？对生活在温带的定居者来说，大草原指的是地图上北起北冰洋，南到喜马拉雅山，东达中国阡陌纵横的河谷，西至普里佩特（Pripet）沼泽和喀尔巴阡山脉的辽阔空间。在文明人的心目中，大草原是一片单调的空阔，连气候都没有变化，它的植被稀少而单一，山脉、河流、湖泊、森林都付之阙如，人迹罕至，如同无水的大洋。

这个印象大谬不然。现代世界中，大草原西部建起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城市，居民数以百万计；但即使在人类开始在大草原西部的伏尔加河、顿河、顿涅茨河和第聂伯河这些伟大河流的岸边扎根居住之前，经过这片荒野的旅行者就注意到，它在气候和地形上可分为几个明显不同的地区。地理学家一般认为分三个地区：从北太平洋延伸到大西洋的北角的泰加（taiga）群落或北方针叶林；东起中国的长城，西抵伊朗的盐碱沼泽的宽阔沙漠带；夹在两者之间的真正草原。

泰加群落险恶难行，那里气候严酷——雅库茨克附近的地层常年结冻，冻层深达446英尺；鄂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和阿穆尔河[2]这几条大河从高原流入北冰洋，岸边居住的人以捕鱼狩猎为生，他们藏在大森林里，行踪隐秘，只有生活在东西伯利亚和阿穆尔河流域的通古斯人在历史上有记载，主要是因为他们是在17世纪夺取了中国皇帝宝座的满洲人的祖先。

在沙漠带，没有一条河流入大海，不是消失在沙漠之中，就是注入盐碱沼泽。戈壁沙漠荒芜凄凉，绵延1200英里，极目望去只见滚滚的黄沙、岩石和沙砾；传说沙漠里妖魔横行、鬼哭狼嚎，对此较为可信的解释是被狂风吹得到处滚动的沙丘会发出声音。

植被只有低矮的灌木和草一样的苇棵；气候非常极端；冬春两季常刮寒冷刺骨的沙尘暴；很少下雨，但一场阵雨过后，沙漠上立即会迸现出一片片生机勃勃的绿色植物。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戈壁滩一样，只是面积稍小而已，夏天的尘暴刮得人喘不过气来，只有冬天才有可能穿行。卡维尔盐漠，又称波斯沙漠，宽800英里，里面盐沼比沙子多，但也点缀着块块绿洲。

按照威廉·麦克尼尔的理论，这些绿洲就是印欧的战车驭者前往中国的落脚点。

真正的大草原是一长条草地，3000英里长，平均500英里宽，北临近北极区，南抵沙漠和高山，东端是中国的河谷，西面接上了通往中东和欧洲的肥沃土地的道路。它形成了

一片没有树木的草场，是山脉之间一块长草的平原，不适合耕种，除非费工费钱解决灌溉问题，但作为放牧牛羊的牧场则最理想不过，因为阿尔泰亚高山带的山谷提供了肥美的牧场。植被主要是茂密的青草；地表有的地方是沙砾，也有的地方是盐碱或壤土；气候严酷，冬天时地势高的草原上严寒凛冽（阿尔泰山中一年有200天气温在冰点以下），但空气干燥，因此可以忍受，这些地区的牧羊人经常极为长寿。³⁶

地理学家把大草原分为高草原和低草原，以从喜马拉雅山脉延伸出来的帕米尔高原为界，东面为高，西面为低。因此，“坡度”是向西倾斜的，越往西，牧场越好，所以引得人们向欧洲和中东迁移。然而，在历史上，大量的迁移却是向着相反的方向；阿尔泰山以南大草原中心地带的准噶尔山口是通往中国平原的天然通道，比西进的道路容易——若是往西可以向左或向右绕过高加索山，或穿过里海和咸海之间，或从黑海北边进入阿德里安堡走廊，但所有这些通道都比较狭窄，易守难攻。

我们所知第一批来自大草原的斯基泰人可能是从阿尔泰山出发，沿着草原的斜坡向西去攻打亚述。后来的人中，突厥人肯定是来自阿尔泰山的，他们的语言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中亚的主要语言（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吉尔吉斯语等语言都和突厥语有关系）；公元5世纪出现在罗马城外的匈奴人讲的语言属于突厥语系。相比之下，大草原上流传不广的蒙古语看来起源于贝加尔湖以北和阿尔泰山以东的森林区；满语，也叫通古斯满语，来自东西伯利亚。然而，一些最初的骑马民族，如最早的战车驭者，属于印欧语系，他们的语言后来发展为波斯语；当时的人使用的相关语言还有粟特语和吐火罗语，如今均已失传，另外一种语言是罗马人称为萨尔马提亚人的民族使用的语言。³⁷

是什么吸引骑马的游牧民族走出了大草原？他们的作战行为不符合社会人类学家在其他社会中发现的任何格式。他们肯定不是“原始的战士”：从一开始，他们打仗就是为了赢，所以同族人的争吵或程式性的作战这类解释不适用于他们。争夺地盘的概念似乎也不合适，虽然游牧部落肯定对某些草场情有独钟，不愿意与别的部落分享，但游牧生活方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部落的组成时有变化，酋长经常换人，部落的解散和组合无法预料。可能最说得通的解释是生态学“承受能力”的概念。威廉·麦克尼尔令人信服地指出，突如其来的剧烈气候变化对大草原上的生活影响极大：温暖潮湿的季节中牧草肥美，人畜存活率都因而提高，但通常严酷天气会紧接而来，使大群的牲畜和人多的家庭生存无着。迁移到大草原的另一处于事无补，因为别处的人处境同样艰难，不欢迎外来的人。于是离开大草原就成了明显的逃生之路，外面的气候更加温和，还有农田生产的粮食可以救急。³⁸

麦克尼尔自己也承认，这一解释有一处明显的缺陷，那就是游牧民族一旦认识到，好日子过后生活必定会变得十分艰难，就应该搬到大草原以外的地方去住；他们学会了骑马后，大草原就应该搬空了。在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大草原上活动范围最广的侵略民族——蒙古人和突厥人——建立了统治定居民族的帝国，迫使他们纳贡，因而使自己免于大草原上循环往复的饥馑。但是，游牧民族有一个嗜好：他们喜欢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蔑视被绑在土地和耕牛上累死累活的农民。游牧者两头的好处都想占，既要享受定居者生产的舒适和奢侈，也不愿放弃马背上生活的自由，不愿放弃住帐篷营地、骑马打猎、按季节拔营迁!的生活方式。

游牧的生活方式历久不衰，最好的体现莫过于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的托普卡比宫（the Topkabi）。直到19世纪初，这个疆域从多瑙河直至印度洋的庞大帝国的统治者还保持着他们在大草原上的生活方式；托普卡比宫的花园里建有临时凉亭，凉亭的地面铺着地毯，苏丹就坐在地毯上的坐垫上，他身穿骑马人的束腰长袍和宽松的裤子，主要的宝器是马上武士的箭囊、弓盒和箭手的扳指儿。托普卡比宫虽然位于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但它仍然是一个游牧民族的营地，高官显贵的仪仗是马尾做的纛旗，门口就是马厩。

关于游牧民族作战的原因还有另一个解释，说是为了迫使文明地区和他们做生意。大草原上的人很早就学会了贸易，商人们对他们提供的商品——马匹，可能还有奴隶——争相购买，或用制成品来交换；15世纪中期，匈奴人和罗马人讲和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求把多瑙河边的一个市场“恢复旧制”，重新开放。³⁹自公元2世纪起，中国和中东之间开通了丝绸之路，两头商业的兴隆维持着这条路上络绎不绝的商旅，长达1000多年。这也说明，游牧者通常能够认识到，鼓励商人放心地带着货物经过他们的地盘比抢劫货物好处更大。然而，他们有时贪念一起，就把商业大利益抛在了脑后；商旅在途中被抢司空见惯，而且，当所求和所予之间存在着结构性不平衡的时候，强迫贸易是起不了作用的。大草原的人靠武力打开了与文明世界的贸易，但他们的物产实在太少，无法满足对方逐利的需要而成为自我维持的商业活动。正如19世纪英国人强人所难，一定要中国人买鸦片一样，以武力为后盾强行推销，必将导致卖方把自己的政治意志强加于不情不愿的买方。这样一来，卖方即使没有帝国主义之名，行的也是帝国主义之实。但无论如何，如此复杂的两部曲恐怕是早期的骑马民族没有能力做到的。

匈奴人

我们所知比较详细的第一批大草原上的人是在公元5世纪期间入侵罗马帝国的匈奴人。如果他们就是中国的匈奴人的话，那么他们早在公元2世纪就对统一的中国不断犯边骚扰，是汉朝的心腹大患。匈奴人的语言可能属于突厥语系，没有文字；他们的宗教是“简单的自然神崇拜”。他们可能有萨满，即能呼唤神灵，帮助神和人沟通的巫师；我们知道，迁到北美洲北部森林中居住的人也有萨满。匈奴人肯定使用骨卜法，根据羊肩胛骨上的痕迹预测未来。匈奴人非常重视预测未来。439年，利托里奥斯（Litorius）在图卢兹战役开始前求神问卜，显然是为了麾下的匈奴雇佣军，他是所知最后一位奉行古老的泛神教仪式的罗马将军。⁴⁰匈奴人的社会制度比较简单，他们承认贵族的原则，阿提拉就非常自豪于自己的高贵出身；他们还蓄有数量不多的奴隶，但除此之外人人平等。

匈奴人贩卖奴隶，征战得胜后把大量被掳获的百姓当作奴隶出售；他们把家人活活拆散，在奴隶市场上分别出售给不同的主人，这种毫无人性的做法使得5世纪的基督徒作者为之震惊。⁴¹匈奴人一旦在罗马帝国边远的省份站住了脚，就把出售奴隶当作了一种贸易，这可比贩卖马匹和动物皮毛利润高多了。他们还抓住军人或平民，勒索赎金，因此获得了大量的黄金。到后来，罗马帝国的皇帝也不得不向他们行贿：从440年到450年，罗马帝国东部的省份为换取和平，付给匈奴人13000磅黄金，约合6吨。⁴²这类交易使人对马背上的民族离开大草原是因为要“逃离气候变化”或“推行贸易”的解释提出了怀疑。实情似乎简单得多：游牧民族身体上强壮、后勤上机动、文化上对流血司空见惯、道德上没有禁止杀生或奴役外人的宗教制约，对他们来说，打仗有利可图。

打仗抢夺土地是一回事，土地到手后能否维持却要另当别论。大自然似乎对游牧民族侵入定居民族土地的纵深设定了限制。游牧民族把灌溉的农田改为牧场，结果破坏了原有的自然体系，使土地迅速退化为既不能种田也不能放牧的荒地；如果土地原来是砍伐森林后清除出来的，那么一旦耕种的农民离开，就会很快再度变为林地。13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后，就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⁴³因此，游牧民族的扩张只有在大草原和农耕地之间的边界地带才能维持，但这样的土地只能养活少数人。在远东，前来征服的游牧者本来已经相当汉化，虽然他们是统治者，但自己一下子就被中华文化同化了。在西方，由于宗教和文明的习俗，游牧者和农耕者之间泾渭分明，于是边界地区就成了永远的战场，必须靠武力才能占有并使用土地。

对阿提拉大帝手下的匈奴人来说，他们身处高卢的耕地和波河泛滥区的果园之中一定有些不知所措。食物虽然充足，但不是他们熟悉的种类，采集后不会自行生长。草不可能在一季之内就取代小麦或豆类。据说跟随阿提拉的匈奴人是赶着车、拖家带口前来的，但阿提拉不可能把羊群也带来，马匹也不可能带很多；他的传统经济基础一定留在了后面，可能止于下多瑙河河谷。公元452年，没有防卫的意大利半岛本是唾手可得，他却莫名其妙地偃旗息鼓而去，可能就是为了照顾留在后方的羊群和牛群。在那样的情况下撤回到草原在后勤上是合情合理的。当然，动摇了罗马帝国根基的不是他的后退，而是他的前进，还有在那之前的匈奴挺进东欧，而匈奴的进攻又引发了日耳曼部落在多瑙河前线的合力反击。大草原匈奴人的进犯引起的一系列反应清楚地显示出，骑马民族一旦走上战争之路会造成多大的乱象。

如果我们所说的匈奴人和公元2世纪危害中国的匈奴是同一民族的话（这方面只有一件斯基泰的证据），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 371年之间却没有任何关于他们的记载，我们只知道他们在371年发生的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的塔内斯河（the Tanais River）战役中打败了伊朗的阿兰人；许多阿兰人加入了匈奴人，其他的跑到罗马的边界地区，成了雇佣骑兵。⁴⁴376年，匈奴人从伏尔加河出发，去侵略第聂伯河和多瑙河罗马边界之间的哥特人。哥特人是各日耳曼部落中最咄咄逼人的，至少有一个世纪的时间一直袭扰罗马帝国的边界。哥特人的西部分支（西哥特人）占领了从公元106年到275年间原属罗马版图的达契亚省（现代匈牙利）。在帝国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他们的首领和罗马皇帝分庭抗礼。等看到匈奴人的铁骑追得东哥特人亡命逃窜，西哥特人马上收起气焰，哀求罗马给予保护。罗马人虽准许他们渡过多瑙河，但满心的不情愿，帝国里的蛮族人已经太多了，紧接着东哥特人也随之而来。然而，地方官员对待他们极为恶劣，虽然准许他们入境的条件是要他们交出武器，但哥特人很快造出了别的武器，在多瑙河三角洲附近的威洛斯起来造反。罗马人本来可能会轻易取胜，但消息传来，说哥特人和扎营在多瑙河对岸的匈奴人结为了同盟，消息真假难辨，但足以使罗马人惊慌失措，退回到巴尔干的山中。

可能是由于哥特人的挑拨，现在罗马与德意志接壤的边界全线起火。年轻的西罗马帝国皇帝格拉先努力遏制莱茵河边的阿勒曼尼人，东罗马帝国皇帝瓦林斯则召集起最精锐的部队迎战在希腊东部烧杀抢掠的哥特人。378年8月9日，他在阿德里安堡外进攻哥特人加固的营地，在一场混战中受伤，死于接下来的屠杀之中。前不久（363年），皇帝尤里安刚刚在和波斯人的战斗中丧生，现在又有一位皇帝阵亡，这对罗马是一记沉重的打击。不过阿德里安堡事件无法挽救的后果既不是对人心的打击，也不是物质上的损失，而是罗马军队被迫野蛮化，这是西哥特人作为不再叛乱的条件强迫东罗马帝国的新皇帝狄奥多西接受的。罗马皇帝准许西哥特人进入帝国，在多瑙河以南定居（382年），并保留武器；作为交换，西哥特人不仅同意讲和，而且答应作为“联盟”盟友为皇帝作战。

“这个安排……严重违反了先例。”⁴⁵罗马人像在他们之前的亚述人一样，有把蛮族人的队伍编入军队的传统，但人数不多，而且只作为专门兵种。随着罗马帝国面临的外部压力日益加大，军队中的蛮族人也逐渐增多；阿德里安堡大约有20000名“罗马”哥特人，骑兵里有匈奴雇佣兵，还有其他骑马民族的人，但直至那时，罗马人一直掌握着领导权：无论是任命帝国官员做将军，还是晋升蛮族人担任受人艳羡、俸禄丰厚的高级军官，都要由罗马人决定。狄奥多西和哥特人达成的安排改变了这一切。自那以后，蛮族人的军队在帝国内自主行动，当帝国周边野蛮人的虎视眈眈造成了内部一次又一次的领导层危机的时候，蛮族人的首领依仗自己的实力支持这个或那个觊觎帝位的竞争者，造成了灾难性的经济和军事后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狄奥多西成功地使帝国再成一统，但在他的平叛战争中，他让更多的哥特人进入了帝国。狄奥多西于395年去世后，阿拉里克麾下的西哥特军队给西部残存的帝国结构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401年，阿拉里克从希腊的一个基地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意大利，大肆烧杀抢掠，斯提利科这位罗马最后的伟大将领足足用了3年才平叛成功。战争尾声时，斯提利科的部队兵员奇缺，无力应对接踵而来的重大威胁。405年，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群日耳曼蛮族人，包括汪达尔人、勃艮第人、斯瓦比亚人和哥特人，在拉达盖苏斯（Radagaisus）的领导下先渡过多瑙河，又越过阿尔卑斯山，来到波河河谷过冬。他们显然是被匈奴人从北部德意志赶过来的；匈奴人在大草原和欧洲森林区接壤的达契亚安下了家后，从那里挥师北上。斯提利科最终把拉达盖苏斯那群人包围在佛罗伦萨附近的一处地方，用断粮的办法迫使他们投降，把残余分子赶回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南德意志。这些部落从那里越过莱茵河，最终造成了整个高卢地区的野蛮化。

罗马很快就失去了对西部各省的控制，其中阿拉里克起了很大的作用。410年，他攻陷并洗劫了罗马，然后准备向南渡海去攻打罗马在非洲的领土，但还没有找到船只就一命呜呼。与此同时，匈奴人在409年一度入侵希腊，对东罗马帝国大兵压境。所幸有些匈奴人在重赏之下改换门庭，他们组成的雇佣军使“最后的罗马人”埃裘斯（Atius）得以在5世纪后1／4的时间内维持了帝国的权威。⁴⁶从424年起，他主要在高卢作战，成功地压制了条顿入侵者，使其不得寸进，尽管西班牙和罗马在非洲的领土在汪达尔人的攻击下几近分崩离析。433到450年间，埃裘斯在高卢戎马倥偬，几乎没有中断。

450年，他遇到了一个新挑战。20年来，东罗马帝国侧翼匈牙利的匈奴人俨然是独立的国家；他们一方面收取罗马皇帝的贡赋，另一方面却仍然袭扰罗马的领土，和条顿部落的首领合作互利。441年，他们在王侄阿提拉的领导下再次抢掠希腊；到447年，阿提拉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450年，阿提拉转而用兵高卢，451年包围了奥尔良。匈奴人尚未掌握围城战的技巧，事实上，在蒙古人之前，任何马背上的民族都不善于围城战。阿提拉在奥尔良城墙外忙于攻城的时候，埃裘斯经过紧锣密鼓的接洽，聚集起一支由法兰克人、西哥特人、勃艮第人和阿兰人组成的大军，在特鲁瓦和沙隆之间香槟的开阔平原上与阿提拉展开战斗。

451年6月的沙隆之战被称为“历史性的决战”。交战双方都有条顿民族和骑马民族的人，埃裘斯麾下的阿兰人把阿提拉的匈奴人紧紧地牵制在对阵战中。当阿提拉发现埃裘斯利用匈奴军队被阿兰人拖住的时机正率军对他进行迂回包抄的时候，他藏身于车阵中，在箭雨的掩护下逃出包围圈，退回莱茵河。第二年，他从莱茵河进军意大利，逼得波河平原的人民逃难到后来成为威尼斯的小岛上去。传说教皇利奥一世不得不亲自造访阿提拉的帅帐，劝他不要攻打罗马。最后，阿提拉没有再往南走，而是同意让罗马用赎金赎回被他抓住的比较重要的俘虏，然后回师北撤。两年后，这位“上帝之鞭”身亡，匈奴帝国就此解体。

阿提拉决定离开意大利有客观环境的原因。意大利刚刚发生过饥荒，他的军队中又爆发了瘟疫，同时，一支东罗马帝国的军队渡过多瑙河直捣匈牙利。然而，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阿提拉死后匈奴帝国也随之崩溃，或为什么阿提拉的儿子们死后，匈奴人即从历史上消失了。一种说法是，匈奴人在罗马帝国边界地区居住期间，放弃了大草原上养成的习惯，采用了条顿人的作战方法，所以被吸收入了条顿人社会。⁴⁷一丝不苟地核实关于匈奴人的史料的门肯－赫尔芬（Maenchen Helfen）对这种说法不能苟同：“阿提拉的骑兵仍然是马上的弓箭手，和4世纪80年代沿瓦尔达尔河谷纵马进入希腊的马上弓箭手一样。”另一种解释说匈牙利平原不够大，无法维持匈奴人的骑兵所需要的大批马群。骑马的民族当然需要非常广阔的空间。13世纪穿越中亚的马可·波罗注意到，一个骑手可能会需要18匹马以供换乘。据估计匈牙利平原只能放养15万匹马，即使每个骑手只有10匹换乘的马，也不够阿提拉的骑兵使用。然而，这种计算方法没有考虑到，匈牙利平原的气候比大草原温和得多；气候温和意味着牧草更肥美，生长期更长。1914年，匈牙利按一人一马的比例组建了29000人的骑兵队伍。虽然他们的马可能比阿提拉的马体型更大，并且马的饲料中有一部分是粮食，但是这些原因不足以解释每个骑手对战马的需求数不到之前的1／10。⁴⁸匈奴人住在匈牙利平原的70年间，马群一定非常兴旺。阿提拉在450年挥师西进时，一定不缺战马。

另一方面，他带的很多战马很可能被驱驰至死，又不能及时补充。骑兵战中，如果战马得不到定期休息和喂养，会大批死亡。比如，在1899—1902年间的布尔战争中，虽然战区牧草丰富、气候良好，但英国军队参战的51.8万匹战马还是损失了34.7万匹。其中只有极小的一部分——不到2%——死于战斗当中，其余大多数都是死于劳累、疾病或营养不良，整个战争期间平均每天死亡336匹。⁴⁹况且英国人有船只和车辆把战马运到南非，并在南非内部运输，阿提拉却没有这个条件。因此，从匈牙利一路赶来补充的马匹恐怕比他的骑兵正骑着的马状况好不了多少，侥幸活下来的马匹在回到草原的撤退途中又会死去不少。“上帝之鞭”为害最大的可能是他自己的军队。他似乎没有给他的两个儿子留下多少部队，他们一个死于同哥特人的战斗，一个在469年死于东罗马帝国的一位将军之手；他们的战死是我们关于匈奴人所知的最后的消息。⁵⁰

骑马民族的兴起之路，453—1258年

尽管匈奴人突然消失，但骑马民族自此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在下一个千年中一直是欧洲、中东和亚洲文明挥之不去的威胁。短短1500年内，他们的力量飞速蹿升，而且，他们真正是世界上前所未见的新人。当然，在他们到来之前，军事力量作为原则已经确立，但它是政府及其治下定居人口的专有资源，并受经济条件的严格限制。

靠农业生产的剩余来供给，受步兵的行程和耐力限制的军队不可能长途征战，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敌军和他们受到同样的制约。所以敌军也许在战斗中难以抵挡，但发动不了闪电战（Blitzkrieg）。

骑马民族则不同。阿提拉证明他能够在接连两次战争中把作战的中心——普鲁士军总参谋部的术语称其为“重心”（Schwerpunkt）——从前一次战争的法兰西东部转到后一次的意大利北部。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是500英里，但因为阿提拉是沿外缘行军，所以实际距离要远得多。过去从未有人试过这样的战略行动，也不可能做到。如此规模的行动自由是“骑兵革命”的核心。

骑兵作战在另一个意义上也不受限制。哥特人对自己所侵略的文明虽然仅有一知半解，但仍努力想继承或适应那个文明；骑马民族却完全没有这种意愿。他们也不想推翻别人的政权，自己取而代之，尽管阿提拉似乎曾考虑过迎娶西罗马帝国皇帝的女儿。他们要的只是战利品，别的一概不感兴趣。他们打仗就是单纯地为了打仗，为了抢夺财物，为了战争的危险和刺激，也为了胜利所带来的动物性的满足。阿提拉死了800年后，成吉思汗问跟随他征战的蒙古人什么是生命最大的乐趣，有人回答说是放鹰打猎，他说：“你错了。人间至乐是追敌杀敌，夺走他们的全部财产，让他们的女人哭泣号叫，骑他的马，睡他的女人。”⁵¹阿提拉可能会说同样的话，起码他实际上是这么做的。

所以，战马加上人的残忍改变了战争，使它开始成为“独立的事物”。自那以后就出现了“黩武主义”——随时可以打仗并从中获利的能力本身成了作战的原因。然而，黩武主义不适用于骑马民族，因为这个概念假设军队作为一种制度自成一体，凌驾于其他社会制度之上。阿提拉的匈奴人没有军民的区分，其他的骑马民族也同样没有，直到土耳其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对马背上的民族来说，身体健康的成年男子就是他们的军队，但不是特尼－海伊用以判断某个社会处于“军事地平线”之上或之下那种意义上的军队。无论采取何种衡量标准，所有从大草原杀来，征服了文明世界的骑马民族打的都是“真正的战争”。他们使用武力毫无克制，目的单一，不获全胜绝不罢休。然而，他们的战争没有克劳塞维茨意义上的政治目的，也没有改变文化的效果。他们的战争不是实现物质或社会进步的手段，正好相反，他们打仗是为了抢夺财富，目的是维持自从他们的祖先在马鞍上射出了第一支箭以来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

根基仍留在大草原的骑马民族从未自觉自愿地改变过自己的习惯，顶多是他们的首领作为统治阶级融入了被他们征服的定居社会，但他们游牧民族的本质从未改变。就连伊斯兰化了的土耳其人也是一样，尽管他们于1453年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后，在帝国内保持了拜占庭的政府形式。我们已经看到，虽然马穆鲁克享有高度的自主权，但是他们一直保持了骑马民族的生活方式，同时享受着军事力量带来的所有财富和荣誉。此外，虽然骑马民族长期以来一直荼毒中国、中东和欧洲这些地方的边疆地区，但在大多数情况中，他们既没有找到安居谋生之路，也没能征服更先进的社会，坐上统治者的宝座。大草原的生活仍然是征战的生活，但战争之路行大不易，几乎周围的所有国家都拼死抵抗，务使大草原上的人不能寸进。先前对他们放松警惕的教训实在太惨痛了。

匈奴人消失后，欧洲或中东的文明社会没有再接触过非常强悍的骑马民族。最重要的一群是鷏哒人（Ephthalite），即所谓的白匈奴；他们似乎曾经住在遥远的中国边缘，被那里的匈奴人赶到了波斯北方的边界地区。⁵²鷏哒人至少有过一次对波斯的大胜，部分的原因是波斯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与拜占庭帝国的全面战争上面；但567年，鷏哒人被波斯人击败，转头向东逃窜，似乎进入了信奉印度教的印度，成为后来的拉其普特（Rajput）武士阶层的源头。

与此同时，拜占庭正抵御着由于大草原腹地永不停息的部落之争而被排挤到西方的各个骑马民族。这些民族包括保加利亚人和阿瓦尔人，前者是被后者逼得向西而来的，而后者又是受日益强大的突厥人驱赶。保加利亚人最终定居在巴尔干，一直作乱不止，直到被奥斯曼帝国收服。阿瓦尔人迁徙到匈牙利，在那里大肆破坏；虽然他们偶尔与拜占庭结盟，却在626年围困了君士坦丁堡；在波斯人的帮助下，他们差一点儿就破了城。那次他们被击退了，但继续为害一方，直到8世纪被查理曼大帝消灭。在他们之后来了马扎尔人，他们是最后一个从大草原移居中欧的骑马民族。

然而，如果阿瓦尔人就是5世纪初和中国北方的北魏反目的柔然人，那么他们被赶往西边之前，可能已经学会了对帝国作战。北魏人是汉化了的草原民族，3世纪汉朝终结，中国的统一解体后，他们获得了对长江以北地区的统治权。他们崛起的那一段时期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称为“五胡十六国”时期（304—439年）。不过，到了386年，北魏即脱颖而出成为强国，开始重新统一中国北方。在此过程中，他们和戈壁沙漠以北的柔然人起了冲突，把柔然人赶出了他们的地盘。此间北魏得到了隶属柔然、负责制作铁器的一个群体的帮助，那些人就是突厥人。突厥人和柔然人不久前刚刚结怨：突厥人帮助他们的柔然主人荡平了另一个隶属部落的叛乱后，突厥酋长要求迎娶柔然王的女儿作为犒赏，却被拒绝了。北魏人提出愿意将一位贵族公主嫁给他，于是，突厥人和北魏联手向柔然人开战，打得他们大败。突厥人占了柔然的地盘，他们的酋长自称“可汗”或“汗”，后来大多数草原统治者都采用这个称号。

突厥可汗和他的后继者创建了一个伟大的帝国。他们是“第一个建立起如此辽阔的帝国的蛮族人，他们的帝国在不同的地方与当时4个伟大的文明接壤：中国、印度、波斯和拜占庭。”⁵³到563年，他们推进到波斯东面边界的奥克苏斯河（即阿姆河，中国古称礽水、乌浒水），和波斯人一起对敌鷏哒人。567年，突厥汗王伊斯泰米（Istemi）获得了鷏哒人的一部分土地作为他应得的一份战利品。第二年，拜占庭皇帝查士丁二世不仅接见了伊斯泰米派去的特使，而且派遣自己的特使跋山涉水去大草原的中心觐见伊斯泰米，足见他的举足轻重。不幸，突厥帝国内部因争权夺利起了内讧，这是骑马民族无法祛除的积弊，也是造成他们杂乱无章的政体解体的主要原因。在这段内讧时期，突厥人东部的大片领土被中国的唐朝夺走；到659年，唐朝的势力范围已经延伸到奥克苏斯河。同时，突厥人在西面又遇强敌；新的敌人自西向东挺进大草原，所向披靡，力图与中国人争夺中亚的控制权。在随后的世纪中，争夺大草原中心地带的斗争爆发为751年在现代的吉尔吉斯斯坦的怛罗斯之战（又称塔拉斯河战役）；也就是在那个世纪期间，突厥帝国被推翻。⁵⁴这个新的敌人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和马穆鲁克

阿拉伯人不是马背上的民族，不过他们很快将成为骑马民族在文明世界中的主要雇主。哪怕只是为了这个原因，他们也值得军事历史学家仔细研究，但研究阿拉伯人的理由比这多得多。首先，突厥人与他们遭遇之时，他们刚刚完成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征服战。那场战争使阿拉伯半岛深处沙漠中一个默默无闻的部落一跃成为中东大部以及整个北非和西班牙的霸主。他们动摇了拜占庭帝国的根基，摧毁了波斯，建立了自己的帝国。他们以如此迅疾的速度夺取了如此广袤的土地，只有亚历山大大帝这位历史上第一位远程征服者可以与之相比。另外，阿拉伯人征服异族的模式新颖，所向归心。虽然后来他们内部反目，但最初的帝国是一个团结的整体，并且很快就投身于和平的事业。阿拉伯统治者是伟大的建设者、生活的美化者，也是文学和科学的赞助者。阿拉伯人与后来被他们招募入伍的骑马民族不同，致力于摆脱战争生涯、拥抱文明、培养精密优雅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成就斐然，令人惊叹。

除此之外，他们作为征战的民族之所以出类拔萃，是因为他们不仅改造了自己，而且改造了战争本身。在他们之前也曾发生过军事革命，战车和战马是最突出的例子。亚述人建立了军事官僚的原则，罗马人在这个基础上将其进一步完善。以后我们会看到，希腊人发展了对阵战的技术，让步兵杀个你死我活。阿拉伯人则给战争注入了一股全新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的确，意识形态过去在战争中也起过作用。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伊索克拉底呼吁希腊人对波斯发动“圣战”，他的呼吁就暗含了保卫自由的思想。⁵⁵383年，在狄奥多西皇帝和哥特人的斗争中，罗马的提米斯久斯争论说，罗马的力量“不在护心甲和盾牌，也不在人海，而在理性”。⁵⁶犹太人的国王打仗是因为他与唯一的全能上帝立了约，而君士坦丁则借助十字架的形象在米尔维安大桥战役中打败了对手。然而，这些思想都不够有力或作用有限。虽然希腊人因自己的自由而自豪，蔑视薛西斯和大流士的子民，因为他们没有自由，但是，他们对波斯的仇恨归根结底是民族间的仇恨。当罗马军队已经高度野蛮化，大部分士兵是从来不知理性为何物的蛮族人的时候，诉诸理性显得苍白无力。当君士坦丁高呼以十字架的名义作战的时候，他连基督徒都还不是。以色列的国王在小型的地方战争中可能从《旧约》中汲取了力量，但相信《新约》的基督徒却为战争在道义上是否站得住脚这个问题而苦苦思索了好几个世纪。其实，关于打仗的人同时也可以是虔诚的教徒这个问题，基督徒从未达成过一致意见；做烈士的理想一直和战争必须师出有名的理念一样强烈，至今依然如此。阿拉伯人在征服世界的年代里没有这方面的约束。他们新生的宗教——伊斯兰教——崇尚冲突，教徒必须服从教义，并且有权对异教徒作战。伊斯兰教激励了阿拉伯人的征服战；伊斯兰的思想使阿拉伯人成为尚武的民族；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以身作则，教导阿拉伯人成为战士。

穆罕默德自己就是战士，在625年麦地那对麦加的战斗中负过伤。他不仅亲自参战，还提倡战争。632年他最后一次去麦加时规定说，尽管穆斯林皆为兄弟，不应彼此交战，但他们要向所有其他人开战，直到他们说“万物非主，唯有真主”。⁵⁷穆斯林认为，《古兰经》是穆罕默德的弟子记下来的他的语录，里面对这个要求做了详尽的说明。穆罕默德比耶稣规定得更细，坚持说只要接受了真主的教诲，就成为一个共同体“乌玛”（ummah）的成员，彼此负有责任；所以，只是避免兄弟相互残杀是不够的：穆斯林有义务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慈善，帮助不那么幸运的穆斯林；他们也有责任维护彼此的良知。然而，在“乌玛”之外，义务就反了过来：“信道的人们啊！你们要讨伐邻近你们的不信道者。”⁵⁸这不是强行要人皈依。愿意服从《古兰经》权威的非穆斯林完全有权得到保护，严格按理论来说，“乌玛”以外的和平的人民不应受到攻击。然而，实际上“乌玛”正与意指伊斯兰教控制地区的“敬神之家”相吻合，而在“乌玛”以外的地方必然就是伊斯兰教尚未控制的地区“战争之家”。从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开始，伊斯兰就和“战争之家”起了冲突。

和“战争之家”的冲突很快变成了“圣战”。穆斯林军在“圣战”中百战百胜，那不是简单地因为有先知的教导做指引，尽管穆斯林战士异常骁勇。至少有两个其他原因可以解释他们早期的所向披靡。首先，在伊斯兰教中，虔诚和富裕并不冲突。基督把贫穷奉为神圣的理想，给他的追随者造成了无尽的道德困惑。相比之下，穆罕默德做过商人，深切地了解如果财富应用得当是多么有益；他期望伊斯兰社会能积累财富，把财富作为集体和个人行善的手段。他自己曾抢劫过麦加非穆斯林富商的车队，把抢来的财物用来推动自己的事业。圣战战士攻打拜占庭和波斯这些富庶的王国，就是学习他这个榜样。

第二，伊斯兰消除了在那之前战争所依据的两条原则——领土和亲族关系。伊斯兰不能有领土性，因为它的使命是让整个世界都归顺真主。伊斯兰一词的意思是服从，具有同一词根的“穆斯林”则意味着服从的人。只有当全部“战争之家”都被纳入“敬神之家”以后，伊斯兰的使命才算完成。到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成了穆斯林，也就都成了兄弟。实际上，第一批阿拉伯穆斯林仍然深陷于沙漠世界强大的宗族关系网中，对穆斯林皆兄弟的原则心存抗拒，所以，不属于他们部落的皈依者先要做一段时间的扈从（mawali）。⁵⁹但是，伊斯兰教最终消除了种族和语言间的界限，这是它的辉煌成就之一，是任何其他帝国或宗教都从未做到的，而伊斯兰兼有帝国和宗教的特点。

在穆罕默德生命的最后几年，阿拉伯人在扩张伊斯兰边界的努力中还大大得益于另一个因素：他们要进攻的王国已经雄风不再。拜占庭为抵御北部边界上的阿瓦尔人已经耗尽力气；更使它大伤元气的是，它自7世纪初就一直纠缠在和波斯的一系列大战中的最后一次战争中（603—628年），这场战争使两个帝国都筋疲力尽。波斯曾是历史上的强国，但它夹在大草原和中东的沃土之间的地理位置一直是它的软肋。在马背上的民族兴起之前，波斯常常利用西边邻国的衰落或崩溃来扩张自己的帝国版图。1000年前，它遇到了亚历山大大帝这个手段和决心都无与伦比的对手，结果波斯的王朝被推翻，帝国的土地被亚历山大的将军瓜分。得到了波斯中心地区的塞琉古成功地维持了希腊的权力，却没能实现波斯社会的希腊化。他的帝国最终落到了源自中亚的另一个伊朗民族——帕提亚人——手中。虽然帕提亚人是骑马民族，是靠骑兵打败了塞琉古的步兵的，但是他们很快被文明同化了，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帝国。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3世纪初，他们是罗马东面的劲敌。波斯在和罗马的战争中经常获胜：在363年的战争中，罗马皇帝“背教者尤里安”在美索不达米亚阵亡，这个噩耗给罗马的打击几乎和15年后哥特人在阿德里安堡的胜利带来的打击一样巨大。但接连的战事耗竭了波斯的财富、人力和耐力，自那以后，波斯帝国应对大草原边界上游牧民族的骚扰日益力不从心。

因此，当633年一支阿拉伯军队入侵北部美索不达米亚时，波斯军队的力量已是大不如前；拜占庭也是一样。阿拉伯人兵行险着，对波斯和拜占庭同时发起进攻，虽然被迫在两条战线之间调动军队，但仍能维持战力；637年，在现代巴格达附近的卡迪西亚（Qadisiyah），阿拉伯人赢得了胜利，伊斯兰终于征服了波斯；这场胜利对阿拉伯世界意义十分重大，到了20世纪80年代，萨达姆·侯赛因在和伊朗的消耗战中还经常提到它。与此同时，其他的阿拉伯军队连续征服了叙利亚（636年）和埃及（642年），并沿地中海海岸西进，直指拜占庭帝国在北非的省份。674年，第五代哈里发或穆罕默德的“继承人”穆阿维叶（Mu’awiya）决定直接攻打君士坦丁堡。虽然阿拉伯人在677年放弃了攻城，但717年又卷土重来。那时，他们已经占领了整个北非（705年），进入了西班牙（711年），到达了比利牛斯山脉，并在不久后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入侵了法兰克。在东面，他们征服了阿富汗，对印度的西北部进行袭扰，吞并了安纳托利亚（现代的土耳其）的一部分。在北面，他们把最北的边界推到了高加索山脉，越过奥克苏斯河进入河中地区；751年，他们在塔拉斯河同中国人进行了决战，争夺通往长城的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布卡拉和撒马尔罕。

阿拉伯人的胜利尤其令人震惊之处在于他们的军队并非精兵强将。虽然他们有几世纪在沙漠争斗的经历，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打过仗；他们倒真的是“原始作战者”，习惯的行为模式是突袭（ghazwa）。⁶⁰他们的用兵之道也不特别高明，装备和作战技能更不占优势。阿拉伯马那时已经是威风凛凛的神骏，受尽宠爱，人经常用手给它们喂食；在外形上，阿拉伯马和大草原上的长毛小马简直不像是同一个物种，但它们数量很少。倒是有很多骆驼，单峰驼（产于阿拉伯半岛）和双峰驼（产于巴克特里亚）都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即已驯化，但尽管骆驼的耐力惊人，速度却比较慢，而且难以驾驭。⁶¹在战略上，阿拉伯军队靠骆驼穿越了文明世界的军队认为是无法穿越的地区，如神兵天降般出现在战场上；在战术上，骆驼在近距离作战中却用途有限。因此，阿拉伯人的办法是长途行军时骑骆驼，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才改骑备用的马匹——卡迪西亚可能只有600匹马。⁶²634年7月，阿拉伯名将哈立德（Khalid）就是用这个办法自美索不达米亚挥师巴勒斯坦，和他的战友阿慕尔（Amr）并肩作战，给了拜占庭军队以沉重的打击，赢得了艾季纳代因（Aina-dain）这一重大战役的胜利。在战场上，阿拉伯军队选择可以藏身的自然地形做阵地，士兵下马后在自然掩体后面用复合弓作战；他们还通常选择便于逃入沙漠的地形。⁶³

他们作战方式的这两个特点——依靠掩护和随时准备逃跑——是典型的“原始”特点；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希腊反抗土耳其的独立战争期间，这种行为使支持希腊独立的外国志愿者怒不可遏。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如果阿拉伯人是“原始作战者”，那么为什么他们在与拜占庭和波斯军队的作战中如此成功？拜占庭和波斯的军队有组织有纪律，在任何军事分类中都应算作“正规”军。我们知道，这两个帝国经过彼此间旷日持久的战争，精力都几乎消耗殆尽。尽管如此，一般来说，原始的军队从长远来看必定输给正规军；骚扰是防御战的有效手段，但战争归根结底要靠进攻才能打赢，阿拉伯人在攻城略地的时代绝对是取进攻态势的。对此问题的答案只能在于伊斯兰本身。伊斯兰教高度强调为信仰而战，它激励战士们在战场上奋不顾身。如果作战者坚信自己必胜，屡败屡战、愈挫愈勇，那么“原始”的战术就能成功。多少年之后的毛泽东也持这样的理念。他的战术首先就是“原始”的，只要战士们坚信最后的胜利属于他们，暂时的失利后撤他并不放在心上。毛泽东的战略的另一个支柱是赢得老百姓的民心。阿拉伯军队入侵的土地上居住着归化的阿拉伯人（musta’riba），他们虽然放弃了沙漠生活，但与道地的阿拉伯人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在以伊斯兰的名义宣扬的兄弟关系理念的感召下积极支持阿拉伯军队，这对入侵的阿拉伯军队是一大帮助。⁶⁴

然而，我们从马穆鲁克兴起的故事中看到，穆斯林不打穆斯林的禁令很早就被打破了，这最终导致后来的哈里发失去了军事上的权威，不再能控制打着哈里发的名义掌握实际统治权的武士，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而那些实际掌握统治权的武士大多数是从大草原招募来的骑马民族的成员。前面已经解释过，“哈里发”这个称号的意思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它意味着哈里发在世俗世界和宗教中都具有无上的权威。理论上，哈里发世俗和宗教的作用并行不悖，开始时也的确如此。那是因为早期的穆斯林是按部落定居在新的军事“营帐”城市中的——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的开罗。他们的宗教生活由哈里发掌管，日常用度的开支则来自战争中抢来的财物或对异教徒的赋税。

伊斯兰教的传播使穆斯林人数大大增加，结果使部落的营帐生活无法继续维持。穆罕默德没有子嗣，这必然造成不同部落间在继承权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关于第四代哈里发人选的争吵十分激烈，造成了伊斯兰社会的分裂，分为占多数的逊尼派和占少数的什叶派。根据最初用于分配战利品以推进圣战的军方名册（diwan），属于最初的阿拉伯部落的家庭一直领取生活津贴，⁶⁵这造成了后来皈依的穆斯林的不满，更加剧了伊斯兰社会的分裂。关于继承权的争端最终得到了解决，大马士革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因此得以进军西班牙和中亚，但不同派别的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并没有缓解。749年，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在内战中获胜后迁都巴格达；在阿拔斯王朝的统治下，伊斯兰世界终于恢复了稳定。阿拔斯王朝之所以得胜，部分地是因为它承诺要消除最初的穆斯林和后来皈依者之间的分别，这一分别就在于是否在军方名册上榜上有名。阿拔斯王朝确实废除了军方名册，在那之后，以穆罕默德继承者的名义当兵打仗不再像过去那样有利可图，但每当心怀不满的穆斯林想要抗拒哈里发的时候，也因宗教上的诸多顾虑而纠结不已。8世纪和9世纪期间，哈里发经常遭到反抗，西班牙和摩洛哥就是在那段时间内分离出去，建立了自己的哈里发辖地的，它们声称与穆罕默德家族的关系更近。阿拔斯王朝失去了传统的部落支持，又无法把新皈依的教徒组成军队，因为他们认真遵守穆斯林不打穆斯林的禁令，于是只能去别处招兵。结果，给奴隶配备武器让他们去打仗本来是权宜之计，现在却成了妙招，甚至动用国家收入去招兵买马，为奴隶军队提供兵源。

一般认为穆塔绥姆哈里发（833—842年）是穆斯林军事奴隶制的创始人。事实上，先知穆罕默德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奴隶兵和自由的穆斯林一起作战了，但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的是穆斯林主人的侍从。⁶⁶阿拔斯王朝认识到，靠这种东拼西凑的招兵制度已经无法维持权力。穆塔绥姆于是向奴隶市场大举购买，他买的是最好的货色，也就是来自大草原边缘的突厥人；据说他的麾下网罗了70000名突厥奴隶兵。⁶⁷如此大规模的奴隶军暂时缓解了伊斯兰挥之不去的军事难题，即如何在不使穆斯林兄弟相残的情况下遵循伊斯兰的号召，建立无限的权威（haram）。然而，如何收服在帝国的中亚和北非边缘地区自行建立哈里发辖地的穆斯林，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要收服那些穆斯林，就必须为新建的奴隶军培养果敢坚定的领导人。奴隶军的领导人开始时全部来自布义德（Buyid）家族，这个家族一直顽强捍卫帝国的中亚边界，945年甚至在巴格达建立了自己的哈里发辖地。然而，更能干的领导人却是来自布义德家族的对手，一个叫塞尔柱的突厥部族。1055年，塞尔柱人打着逊尼派正统的旗号进入巴格达，推翻了什叶派的布义德王朝，宣布自己为哈里发的新任保护者。很快，他们被称为苏丹，意思是“握有权力的人”。

塞尔柱人皈依伊斯兰逊尼派被称为“意义深远的变化，与近5个世纪前克洛维率领法兰克人皈依基督教同样重要”。⁶⁸它后来导致了拜占庭帝国大部分亚洲领土的沦陷，使基督教面临危机，引发了十字军东征。塞尔柱部族到960年才全体皈依，这是伊斯兰传教士在大草原边缘地区努力的成绩。那个地区除了塞尔柱人外还有其他骑马的突厥部族，包括葛逻禄人、钦察人和吉尔吉斯人，大家正为争夺中亚的统治权而打作一团。葛逻禄人后来平步青云，成了阿富汗迦兹尼王朝的统治者，再后来又创立了最重要的马穆鲁克王国之一——德里的奴隶王国。⁶⁹然而，就连如此显赫的成绩与塞尔柱人相比都黯然失色。塞尔柱的突格里勒·贝格（ToghrilBeg）、马利克·沙阿（MalikShah）和阿尔普·阿尔斯兰（AlpArslan）都骁勇善战。从1080年到1090年，马利克·沙阿在他的名臣尼扎姆·穆勒克（Nizamal-Mulk）的辅佐下，大大扩展了阿拔斯王朝在中亚的势力。阿尔普·阿尔斯兰朝着相反的方向，挥师高加索山中，于1064年攻陷了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首都。接下来他继续在险峻的高加索山脉中挺进，占据了可直接威胁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的有利位置。1071年8月，他在曼齐刻尔克（Manzikert）遭遇了拜占庭的军队，打赢了一场对近东和欧洲未来的政治地理影响非同小可的战斗，这场战斗使拜占庭在亚洲的领土变为“讲突厥语、信伊斯兰教的土地”——简称为“土耳其”。⁷⁰

阿拔斯王朝试图依赖奴隶军作战因此产生了互相矛盾的结果。它通过延揽骑马的突厥民族为哈里发王朝所用而恢复了权位，但它倚重游牧民族的战士，尽管仍然保留了名义上的权威，但无意中放弃了管辖权，因此使伊斯兰的领导层与它的阿拉伯根基永远分隔开来。阿拔斯王朝继续在名义上掌握着统治权，其间一位励精图治的哈里发纳绥尔（al-Nasir，1180—1225年）甚至似乎有希望能恢复王朝昔日的辉煌。然而，大错已经铸成。招募的奴隶兵傲慢自大、吃苦耐劳、聪明能干，但他们是异族人；他们后来不再愿意继续对主人唯命是从，于是利用自己的力量成了帝国的主人，而且非常聪明地想出了一个办法，维持了哈里发的尊严，但把实权尽收于己。

塞尔柱人的力量在12世纪末期开始走下坡路，但其他异族穆斯林沿着塞尔柱人开辟的道路前仆后继。在东面，塞尔柱人占领的土地落入了伽兹尼王朝和新出大草原的另一个突厥部族土库曼人的手中。在西面，来自伊朗北部山区的库尔德人萨拉丁（Salahel-Din）在抗击十字军的战斗中脱颖而出，成为护卫哈里发辖地的名将。我们前面看到，曼齐刻尔克一役把拜占庭的军队赶出了亚洲，吓得米海尔七世皇帝惊慌失措，顾不得基督教里东正教一支和拉丁一支之间长达几世纪的分裂不和，竟然向教皇求援。他的呼救石沉大海很久后终于产生了结果。1099年，由来自法国、德意志、意大利和许多其他西方地区的基督教骑士组成的一支军队兵临耶路撒冷，攻陷了这座城市，在圣地巴勒斯坦建立了桥头堡。十字军打算据此落脚点发动战争，把原属基督教的东方从伊斯兰手中重新夺回来。随后，十字军王国和穆斯林军队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其间各有占上风的时候。1171年，萨拉丁受命指挥在埃及的军队；在他的领导下，战局开始向着绝对有利于穆斯林一边的方向发展。接下来的8年里，尽管十字军多次企图扭转战局，但仍然节节败退，战至几乎无立足之地。萨拉丁发起的大反攻一路奏凯，穆斯林一方赢得最后的胜利似已成定局。然而，伊斯兰注意的方向错了。历代哈里发一心要解决西边的边界问题，却忽视了东边的安全。在东边，13世纪初期，大草原上出现了一个原本未得到注意的新威胁。1220—1221年，中亚和波斯的大部分地区落入了一个奇怪的骑马民族的手中；1243年，现代属于土耳其的地方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征服者不是穆斯林，打起仗来对敌人的凶残令人胆战心惊。1258年，他们攻入巴格达，杀害了阿拔斯王朝的最后一位哈里发穆斯台绥姆（al-Muzt’asim）。这些征服者是蒙古人。

蒙古人

在蒙古人之前，多个马背上的民族都曾入侵过文明世界，但蒙古人征服的范围之广、速度之快无人能及，个中原因难以说清。无论如何，蒙古人确实超过了所有其他的骑马民族；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民族都比不上他们那样驰骋万里，转战南北，征服统治了如此广阔的地域。1190年，后称成吉思汗的铁木真开始统一蒙古的各个部落，自那时开始，到1258年他的孙子攻陷巴格达，蒙古人的铁骑席卷整个中国北部和西藏地区、朝鲜、中亚、波斯的花剌子模、高加索地区、突厥的安纳托利亚和俄罗斯的各个大公国，并袭扰印度北部；1237—1241年，他们挥师波兰、匈牙利、东普鲁士和波希米亚，还向维也纳和威尼斯派遣了侦察部队。只是因成吉思汗的儿子兼继任者去世，死讯传来后，蒙古军队才撤离欧洲。在成吉思汗后来的继承人手下，蒙古人的地盘进一步扩大，囊括了整个中国。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中国建立的元朝一直维持到14世纪末；他们还控制了缅甸和越南的部分土地，企图入侵日本和爪哇，但没有成功。他们也继续插手印度，成吉思汗的后裔巴布尔于1526年在那里建立了莫卧儿帝国。1876年维多利亚女王获得的印度女皇的称号即直接来自350年前蒙古人的帝国，也归根结底来自于成吉思汗的野心；1211年，在他首次离开大草原进行征战的前夕，他在帅帐中卜测了天意后出帐对众人宣布：“上天答应我得胜。”⁷¹

然而，蒙古人的锋芒所向先是中国，不是印度，因为他们就住在中国的边上。自从中国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秦朝实现统一之后，历代王朝就一直不胜黄河以北各族胡人的袭扰，甚至有时被他们夺得大统。为抵外侮，历朝历代建立起一套双重的制度。首先建造长城以为华夷之隔，并借边民之力防卫关内的土地；长城成形于秦朝，后又多次重建、改建和扩建，边民通过与中国的商人、官员和兵士的接触不可避免地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汉化影响，朝廷也经常奖赏他们的效力，如给他们提供保护或补贴，或赏赐土地（有时是长城以内的土地）。万一这条主要防线被突破，第二重防卫就是依靠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逐渐吸引同化侵略者。作为这一政策基础的“一系列假设都认定中华制度和文化高级优秀，为蛮族所深为仰慕；从未设想过蛮族也许不需要中华文化”。⁷²

1000多年来，这一政策行之有效。中国虽然多次遭到侵略，甚至有时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但是它从未完全受过异族的统治；成功夺得权力的外族人也确实总是通过文化上的同化和通婚而被吸收入中华文明。大乱经常继以大治，中央政权会重新建立。统治隋朝（581—617年）和它之后的唐朝（618—907年）的贵族阶级其实是胡人，他们的祖先是自大草原而来，从公元3—5世纪造成中国分裂

的突厥侵略者。但是，这两个朝代不仅加长加固了长城，而且还修建了浩大的公共工程，包括把黄河和长江水系的河流连接起来的大运河。尤其重要的是，这一切的执行并没有导致政权的军事化，这与罗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罗马先是发生了军队的野蛮化，后来整个政体都沦为靠剑维持的武士王国。

虽然中国的宫廷和贵族尊重武艺和骑术，但是他们没有把军事领导能力和行政能力混为一谈。隋唐两朝期间，孙子首倡的渐进性军事战略开始扎根。孙子的理论建立在中国已有的一套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不会那么容易地被接受。《孙子兵法》强调慎战、避险、不战而屈人之兵、以逸待劳（20世纪毛泽东和胡志明的战略使战略家注意到了孙子的理论，也认识到所有这些概念都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背道而驰），帮助中国人把军事和政治理论结合为一个智力上有机的整体。⁷³无论如何，渐进对隋朝和唐朝早期的中国军队都最为合适；当时实行府兵制，边境上还派驻非汉族但已经汉化的戍边部队加强防卫。

8世纪早期，唐朝的力量如日中天，取得了中国历代王朝史上空前绝后的成就。唐朝的物质和知识力量不断发展，特别是由于中国法师力宣佛法，超过印度人和锡兰人，成为在东亚和南亚推动佛教的主要力量，这使得大唐帝国的边界大为扩张，纳入了长城以北的大片地区、印度支那的部分地区，以及吐蕃（西藏）这个当时令人头疼的邻国的东部边境地区。然而，唐朝的成功恰恰成了它灭亡的根源。战场奏捷，武将因之地位煊赫，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而武将大多是胡人，这就导致了文臣和武将之间的权力斗争，最终发生了755—763年的安史之乱，声势之大，甚至迫使皇帝逃出首都长安。继任皇帝依靠从吐蕃和北方胡人那里借兵才得以恢复权位。就是在此之前，唐朝的军队在751年的怛罗斯之战中刚刚大败于阿拉伯军，那是中东和远东争夺对中亚控制权的决定性的一战。怛罗斯之战中，唐军统帅是高句丽人，而755年安史之乱的头领安禄山是粟特人和突厥人的混血。用中国人的话来说，他们二人都是蛮夷。

非汉人再次插手中华帝国的事务为将来埋下了隐患。虽然自8世纪起，使用灌溉技术大大增加了水稻生产，中国的人口因此翻了一番，但是这主要集中于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在北方，安史之乱造成千里饥荒、饿殍遍地；朝廷虚弱，大权旁落各个藩镇之手，招募的雇佣兵都是“无根游民和得到有条件赦免的罪犯”。⁷⁴就是从那时起，中国人对当兵深恶痛绝，这一观念一直持续到1949年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10世纪初，唐帝国的权威彻底崩溃；虽然建于960年的宋朝重建了统一，但是它没能收复西北方和北方被蒙古的契丹人和西伯利亚的女真人占领的土地（女真人即在17世纪征服中国的满洲人先祖）。同时，宋朝西部的省份又落入了西夏人的手中；西夏人又称党项人，是突厥、吐蕃和西伯利亚民族的混血。

所以，当1211年成吉思汗得到上天的保证，答应他得胜的时候，因强行派本族人到边区垦荒殖民的汉朝而得名的汉族中国正风雨飘摇。长城被异族人所把持，西部受到另一个异族的占领，宋朝的军队“冗员严重、效率低下，尽管几乎全部预算都用于军费”做雇佣兵的饷银，他们缺少战马，又没有了胡人附属部队的支持，因为朝廷已经不再掌握对边境草原的控制。⁷⁵但是，这种情况仍然不能解释蒙古人为何能如此迅速地征服中国如此大片的土地，更无法说明他们在西方同样旋风式的摧枯拉朽。

无疑，成吉思汗本人的个性是很大的因素，同样重要的是他坚定不移地坚持蒙古人部落的风俗和对外人的偏见。蒙古人对性行为的道德要求十分严格：通奸双方都处以死刑，也不准抢夺女人。这一守则杜绝了由于抢妻而引发的争斗，这种争斗是原始社会特有的现象，造成的破坏极大。⁷⁶然而，蒙古人，特别是成吉思汗，又动辄感到自己受了冒犯，报复起来从不手软；事实上，成吉思汗一生基本上就是报复的一生，蒙古人的战争可以视为得到无限放大的原始的复仇冲动。不过，他们很乐意利用外人的帮助，甚至在作战中使用外族部队；他们这样做也是不得已，1216年蒙古人开始征服中国北方的第二阶段行动的时候，据估计他们的军队才有23000人。⁷⁷使西方人闻风丧胆的“蒙古”军队大部分是突厥人，而邻近蒙古的鞑靼人则是成吉思汗治下的子民（人们经常把蒙古人和鞑靼人弄混，民族语言学家费尽力气也没能澄清这一误会。⁷⁸

研究成吉思汗的学者对他先进的军事组织制度赞不绝口。他给手下的人提供“人尽其才的职业生涯”。他把军队分为合理的十人队、百人队和千人队，此举远远早于现代西方排、连、团的指挥制度，蒙古军队最终拥有了95支“千人队”。⁷⁹这些无疑都很重要。成吉思汗除了近亲之外，任命指挥官时不考虑血统，只考虑表现，此举打破了部落行为的模式。然而，进行这些革新的蒙古民族只是一个很小的民族，人数太少，完全不足以征服多于他们数百倍的人口。大草原上任何骑马民族的人口都从未超过几十万，不过以征服的面积而论，他们谁也无法望蒙古人之项背；即使他们改善组织形式，恐怕也不可能像蒙古人那样能攻善战。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因素。

这些因素中不包括先进的技术。蒙古人和匈奴人、突厥人，还有保留了遗传自他们大草原祖先对马匹的热爱的中国贵族一样，作战时只会骑马弯弓射箭；一说他们的军队中有披甲骑兵，但那是极不可能的。的确，蒙古人招募的外族士兵知道如何打围城战，可是，在火药发明之前，如果堡垒的守军拼死抵抗，打围城战就既费力又费时。既然蒙古人不像有人猜测的已经掌握了火药的应用——那时恐怕世界上还没有人会用火药——却仍然攻克了东方和西方的一系列要塞，包括河中地区的讹答剌（Otrar，1220年），波斯的巴尔赫（Balkh）、梅尔夫（Merv）、赫拉特（Nishapur）和尼沙布尔（1221年）。还有西夏的首都宁夏（1226年），那么我们只能认为，那里的守军未做抵抗就望风而逃了。⁸⁰值得注意的是，在唯一坚决抵抗蒙古人的波斯的玉龙杰赤城（Gurganj），围城战从1220年10月持续到1221年4月，正符合同时代西方封建领主对围城战所需时间的估计。

当时，蒙古人不可战胜的流言似乎传播甚广。我们知道，蒙古大军甫一开到，布卡拉和撒马尔罕即不战而降；在布卡拉，成吉思汗可能是为了呼唤阿提拉的神灵，在大清真寺的演讲中也自称为“上帝之鞭”。是什么造就了蒙古人战无不胜的名声？蒙古人学会了使用马镫，阿提拉的匈奴人当时还不会，但马镫已经普及了500年。蒙古人的马匹经过逐渐改良，比匈奴人的马品种更好；通过骑术的提高，他们可能可以驱养更大的马群，但这些本领突厥人也都有。成吉思汗和他的儿子们给族人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他们的扎撒（ya-sa，意为法令）规定，战利品归集体所有，战斗中抛弃战友是死罪。这些法令所制裁的私吞财物和在危险面前临阵脱逃的行为正是“原始”战争的特点。我们也许可以因此把蒙古骑兵视为在“军事地平线”之上活动的军队，而不只是一股作战的匪帮。⁸¹然而，这仍然解释不了其他民族如此畏惧他们的原因。

如果能够看到蒙古人的侵略并非遍地开花、同时出击，而其实是按部就班，从小处开始，每一步前进都严格计划、精心执行，那么就有了着眼之处。前面提到蒙古人非常重报复。确实，他们的第一场胜仗打的是钦察人，因为他们侮辱成吉思汗，要求他对他们行扈从之礼；第二次战争的敌人是花剌子模人，因为他们不顾道义，杀害了前来要求贸易的使者。然而，成吉思汗绝非乘怒兴师的莽夫；他和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如饥似渴地了解关于他要打击的敌人的情报，为此设有广泛的间谍网。他与亚历山大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在于他也是冷静理性的战略家。在发兵攻打钦察人时，他决定不走穿越戈壁沙漠这条直接但难走的路，而是绕道走甘肃的河西走廊；这条路在长城以西，出准噶尔山口，是丝绸之路的延伸。走这条路需要首先打败西夏，成吉思汗视其为事前必须扫清的障碍。

他这样做非常有道理。当时许多骑马民族正你争我夺，都想重现6世纪突厥人在大草原上建起的统一帝国；西夏人，或称党项人，据说就是其中的一方。那些骑马民族之间没有正式宣战，外部世界对他们的争斗也浑然不知。“重建大草原统一帝国的企图是何时开始，如何开始的，都笼罩在神话和传说的迷雾中，再加上后来蒙古人自己对（成吉思汗的）生涯的添油加醋、极尽渲染。”⁸²据此解释，蒙古人卷入了这场争斗，最后成了他们语系各民族的公认领袖，后来的历史就是由他们来写的。这种说法说服力极强，因为如果接受这种说法，解释蒙古人如何兴起为世界强国这个问题所面临的最后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困难即迎刃而解。他们不再是“远离文明生活中心（并）几乎没有受到来自东亚和南亚城市的任何文化或宗教影响的”人民，而是参与了遍及整个大草原的斗争的一方；就是经过这场斗争，来自大草原外的军事纪律和军事组织的概念改变了他们的作战方法，尽管这些概念是通过间接迂回的方式传来的。⁸³

这些概念大部分应该是起源于突厥，流入中国和伊斯兰的中东，经修改调整后以新的形式又传回来。多少世纪期间，应该有不少已经汉化或皈依了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回归大草原。有的是战功卓著衣锦还乡；有的是失意而归或走投无路；有的是待罪之身亡命天涯；有的是商旅的护卫；有的甚至是官方的使节。讲述自己过去打仗的故事别人总是爱听，了解外国作战技术的人到哪里都非常吃香。不能想象蒙古人在出发打仗之前对敌人一无所知，或没有从敌人那里学到任何东西。

他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可能是抽象的：伊斯兰教给战争注入了思想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蒙古人最有可能了解或听说过的突厥人是伊斯兰的前线战士，是用剑传播《古兰经》的穆斯林英雄。据说成吉思汗本人坚信自己受命于天，按神的旨意行事，就此昭告他所有的追随者，要求巫师给予他支持，甚至宣扬一种原始的民族主义，称蒙古人是上帝的选民。⁸⁴但更重要的是，他拒不接受伊斯兰教宣扬的温和的道德观。他掌握的作战工具，包括机动灵活的骑兵、能远距离杀敌的复合弓、穆斯林英雄战斗至死的准则、唯我独尊的部落文化的锐气等等，已经令人望而生畏，再加上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信奉无情的泛神教，没有对陌生人慈悲或自身积德这类一神教或佛教的理念，他们战无不胜的声名远播也就并不令人惊奇了。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武器一道，是散布恐惧的工具，而他们带来的恐惧使人至今难以忘却。

骑马民族的衰落

但是到了最后，蒙古人和以前的匈奴人及突厥人一样，输在了骑马民族固有的弱点上，那就是他们征服了地方后没有能力建立永久的权力。成吉思汗具有高超的行政能力，但他的目的是攫取财富而不是稳定社会，是为了维持游牧生活而不是改变那种生活。他不能指定单独的一个继承人并为其确立合法性，连蒙古人都如此认为，更遑论他治下的其他民族。根据游牧民族的习惯，统治者所拥有的一切——领土、子民、畜群——都要在儿子中平分，成吉思汗1227年去世时就是这样做的。他的帝国在他的大妻孛儿帖生的4个儿子之间瓜分了。根据传统，最小的儿子继承了祖传的土地，征服得来的领土则由其他儿子平分。后几代人期间，统治俄罗斯的蒙古人自家管自家事，但中亚和中国的蒙古人就王位的继承起了争端，导致成吉思汗的孙子之间爆发了内战。统治中亚的旭烈兀同意支持哥哥忽必烈得到成吉思汗曾拥有的大汗之位后，争端得到了解决，但蒙古中心地区的团结并没有恢复。忽必烈正忙于在中国作战，最终在中国建立了蒙古人的元朝，但那场战争占去了他的全部精力，并使追随他的蒙古人逐渐脱离了他们原来大草原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旭烈兀在争夺中亚的主导权，越来越深地卷入了东部和伊斯兰土地接壤地区的战事，最终投入了对哈里发辖地的战争。

回过头去，可以看到蒙古帝国的解体始自忽必烈把精力转向中国，但当时伊斯兰教属地和基督教的西方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它们都正确地把蒙古帝国视为一支依然不可小觑的力量，但出发点正好相反。它们双方为争夺对圣地的控制权，已经打了一个半世纪的仗，胜负难分，此时旭烈兀带领蒙古人从中亚挥师前来的消息给一方带来了恐惧，给另一方带来的却是希望。

燃起希望的是东方拉丁王国的十字军。十字军对伊斯兰教来说，仅仅是一个“边境问题”，是众多此类问题中的一个，而自从十字军于1099年占领了耶路撒冷之后，也确实未能再前进一步。到12世纪，甚至连耶路撒冷也被萨拉丁收入囊中。萨拉丁大军过后，十字军只剩了叙利亚沿岸的几个飞地在苦苦支撑。然而，东征在西方引起的热情未有稍减，不断地有新鲜血液加入到十字军中来。到13世纪已经进行了5次“官方”的东征，还有不计其数的没能成行的远征和对基督教会在其他地方的敌人的讨伐。成立了强大的骑士社团，成员加入时要立下护教的誓言；派出东征部队的王国边界上建造了一系列坚固的堡垒供骑士们驻扎；“骑士行为”的准则进一步完善，传播到整个基督教欧洲的骑士阶层——这些都是十字军东征的结果。从11世纪到13世纪，西方贵族的精力几乎全部投入了战争，也是在此期间，骑士精神毫无疑问地成为西方军事文化中最重要的因素。国王愿意东征，没有土地的骑士也踊跃参加，希望在东方一举成名并大发横财，因此响应东征号召的人源源不断。到13世纪中期，旭烈兀的蒙古军队蓄势冲出中亚时，耶路撒冷已被收回，拉丁王国的完整也得到了恢复。十字军似乎时来运转，最初东征的希望再次燃起。然而，十字军过去希望破灭的次数太多了，没有人会把困境的暂时缓解误以为力量对比的改变。力量大的一方仍旧是伊斯兰，它似乎能够无限地动员自身的精神和物质资源来发动新的攻势。在单一战线的作战中，优势尽在伊斯兰一方。旭烈兀的蒙古军队从中亚开来的消息若是属实，十字军的敌人就有可能被迫两线作战，十字军自然希望这能使自己的处境因之改善。满怀希望的十字军甚至利用人们对神秘的骑马民族的名字弄不清楚的情况，编造出了一位名叫普里斯特·约翰的基督教国王，说他正从大草原深处飞驰前来拯救十字军。⁸⁵旭烈兀当然和普里斯特·约翰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十字军把他视为对他们敌人的威胁倒是没有错。伊斯兰一方听到蒙古人前来的消息懔然而惊，感到事情不妙，这也没有错。至于蒙古人到底有多可怕，它很快就会亲身领教。

萨拉丁在12世纪对十字军连战连捷，把伊斯兰实际的中心转移到了埃及和叙利亚，他的后代成了那里阿尤布王朝的统治者。然而，合法的阿拔斯哈里发辖地的王廷仍然在巴格达，正处于蒙古大军的来路之上。旭烈兀于1256年逐渐逼近，开始时没有引起警惕，因为蒙古人似乎针对的是暗杀团那个专以谋杀为目的的教派；旭烈兀摧毁了暗杀团的堡垒，大快人心，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甚至派了一支队伍加入蒙古人的行列。然而，1257年，旭烈兀到了波斯，很快征服了这个帝国；到年底，他已经兵窥美索不达米亚。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穆斯台绥姆吓得胆战心惊，但又不甘心服从蒙古人毫不通融的要求——投降或灭种。1258年1月，旭烈兀从波斯渡过底格里斯河，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哈里发的军队，攻陷了巴格达。穆斯台绥姆被处以绞刑；这是大草原的做法，后来奥斯曼土耳其人在伊斯坦布尔的宫廷中，对争夺继承权的失败者采用了同样的处理方法。⁸⁶旭烈兀的手下还屠杀了巴格达的大量居民，尽管曾做过不杀的保证。此举与蒙古人的习惯大相径庭，也许是为了震慑立威。旭烈兀打到下一个目标，叙利亚的阿勒颇时，也进行了屠城，但那是因为阿勒颇的居民对蒙古大军的进攻进行了抵抗。大马士革和许多其他穆斯林城市的居民比较老实听话，于是幸免于难。十字军看到伊斯兰的势力节节败退，愈加坚信蒙古人助了他们一臂之力，甚至劝说最强大的十字军领导人波希蒙德（Bohemond）一度和蒙古人并肩作战。然而，蒙古大军逼近圣地之时，他们的头脑清醒了一些，退回了海岸边的要塞。他们趁旭烈兀被召回大草原参加推举大汗的时机，匆忙地与同样焦虑不安的埃及阿尤布王朝达成协议；尽管他们对在萨拉丁手下遭到惨败的耻辱仍然记忆犹新，但是他们还是允许埃及军队进入他们的领土，在阿卡附近安营扎寨，准备抗击由旭烈兀的下属乞忒不花指挥的蒙古大军。在等待蒙古人到来的期间，埃及军队的统帅巴伊巴尔斯（Baybars）甚至在十字军的宫廷受到了接见。

巴伊巴尔斯出身马穆鲁克，野心极大，在埃及时曾行使马穆鲁克的权力，弑杀苏丹，拥立另一位苏丹王。乞忒不花按例派遣使者要求十字军投降，但十字军却杀死了蒙古使者，也许此一决定就有巴伊巴尔斯的参与。这一公然蔑视的行为对睚眦必报的蒙古人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使战争势在必行。于是战争发生了。蒙古军队从叙利亚的营地进入北部巴勒斯坦，1260年9月3日在耶路撒冷北面的阿音札鲁特（歌利亚之泉）同古突兹苏丹（the sultan Qutuz）和巴伊巴尔斯指挥的埃及军队交上了手。只一个上午，蒙古人就被打败了，乞忒不花被俘后遭到杀害，残兵四散而逃，一去不回。

阿音札鲁特是蒙古人败绩的第一场阵地战，一时间在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以及蒙古人当中都引起极大的轰动，至今仍是历史学家密切研究的题目。关于它的结果尚有争议：它是否拯救了近东，使之免于蒙古人的统治，还是说明蒙古大军已经达到了战略和后勤的极限？战斗中采取的战术也是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巴伊巴尔斯天纵英明、用兵如神？还是埃及军队仅仅以多取胜？一说蒙古人的马匹吃光了叙利亚的粮草，正如骑兵从大草原开进农耕土地后，当地牧草总是被过度消耗一样。这个说法确实有一定道理，而且旭烈兀离开中亚时似乎的确带走了很多部队。⁸⁷另一方面，最近的研究估计，乞忒不花手中仍然有10000～20000人。同时，现在认为，欧洲军队的人数可能被夸大了，它的马穆鲁克核心部队可能不超过10000人，全部军队可能总数为20000人。⁸⁸简言之，阿音札鲁特战役中，双方的兵力可能势均力敌；这次战役因而特别有意义，不仅因为它立即扭转了战局，而且因为它标志着一个组织成专业军队，有定居国家的收入做后盾的骑马民族打败了另一个仍然靠抢劫来供给，受部落的原始价值观和复仇心驱动的骑马民族。

我们已经提到过阿布·沙马的评语，说“值得注意的是（蒙古人）是被他们的同类击败打垮的”，他的意思是交战双方都有很多突厥人。确实，打仗的方法似乎遵循了大草原的传统，埃及军队先是前进迎击蒙古人，到要行动的时候假装撤退，把蒙古追兵引到有利于突然反击的地形。然而，似乎从苏丹古突兹高喊着“啊！伊斯兰！”投入混战的那一刻开始，战局才急转直下。这提醒了我们，马穆鲁克作为军事奴仆，服务于一个崇尚作战的宗教，他们的对手却没有共同的信仰。⁸⁹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巴伊巴尔斯手下的战士作战经验丰富，在马穆鲁克的军事学校中接受过无数次的操练，训练出了严格的纪律，连依然强悍的十字军都是他们的手下败将。即使不能说巴伊巴尔斯的马穆鲁克是现代意义上的军队，也应指出，当时他们的战术尚未僵化为后来面对奥斯曼军队的火枪时的老古董，对付蒙古人可说是游刃有余；现在回头看去，他们的胜利显示了受过训练的军队在同与自己势均力敌，但只依靠锐气和名声的对手作战中，训练带来的“附加值”。

阿音札鲁特一役后，蒙古人再没有对文明世界进行袭扰，别的骑马民族也偃旗息鼓。不过这么说似乎委屈了泰摩兰（Tamerlane），他领着大军东征西讨（1381—1405年），比成吉思汗更加令人畏惧，征服的地区也几乎和成吉思汗一样广阔。然而，泰摩兰却完全没有成吉思汗的行政能力，所到之处焦土千里，把任何可能用来建设的基础全部摧毁。⁹⁰

泰摩兰具有武士精神，他原名帖木儿（Taimur），又叫跛腿帖木儿，因为早年一次负伤使他的一条腿残废了。他鼓励手下残酷无情地滥杀滥伤，是他的军队，而不是成吉思汗的军队，留下了骷髅堆成的高塔和金字塔。⁹¹然而，他似乎除了嗜血打仗以外别无所好。他不给士兵任何机会稍事喘息，享受胜利的果实，而是永远在寻找新的待征服的土地。他死去的时候，刚准备出发去中国，与恢复了汉人统治的明朝争夺忽必烈征服的土地。他的死讯传来，大草原边缘的各个文明都松了一口气。到14世纪末，蒙古伸展到大草原外的力量都被有效地剪除；只有印度除外，但那里蒙古人的政权伊斯兰化得十分厉害，即使延续下去，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祖源也已完全无法辨认。

那么，蒙古人留下了什么遗产呢？一位历史学家认为，最主要的是他们把突厥人赶到了中国、印度和中东这3个地方，对这些地区的军事历史影响深远。确实，成吉思汗把当时微不足道的奥斯曼部落赶向西方，启动了后来的一系列事件，破坏了近东当时已确立的秩序，代之以一直维持到20世纪的另一个秩序，使欧洲长期处于伊斯兰进攻的威胁之下，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直到230年后维也纳解围。

然而，奥斯曼人通过和欧洲的密切接触，虽然被迫在大草原的闪电战和高垒深壕、重装步兵的静态战法之间做出折中，但他们从未做到把这两种互相独立的战法融为一体。他们建立了自己纪律严明的正规重装步兵，但它的基础是一种奴隶制度（土耳其禁卫军），最终像马穆鲁克制度一样陷入陈腐僵化；同时，他们又坚持亚细亚的生活方式，骑马的贵族冥顽不化，仍然保持着游牧民族无法无天的蛮横；到18世纪，这些安纳托利亚族长实际上已经独立于土耳其苏丹，拥兵自立。⁹²

尽管如此，奥斯曼人还是努力使大草原的传统适应与城市和农耕文化的西方对抗时遇到的挑战，这正是骑马民族赋予战争的真正意义所在。对于他们为何无法征服草原以外的地方，或者征服后随即放弃了大草原的文化这个问题，从生态角度做出解释无疑是正确的。要在灌溉的耕地或自然林地长期维持牧场，得花很大的力气；维持牧场需要定居的人口，那些人口又需要农业来养活；而农业和放牧不能兼容。因此，坚持要放养大批战马的来犯者要么只能回到自己老家的环境中去，要么就得改变生活方式。我们看到，所有马背上的民族都是二选其一。然而，无论他们做出何种选择，他们的入侵都使当地的作战习惯发生了永久的改变。

马背上的民族和他们之前的战车武士一样，带来了长途奔袭这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作战概念。一旦战斗打响，他们在战场上也是以速度取胜——至少是步兵速度的5倍。他们因为有保护畜群、防御猛兽的经验，所以保留了狩猎者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农耕人口中已经荡然无存，只有贵族除外。在对牲畜的管理中，无论是聚拢成群、驱赶买卖、淘汰老病，还是宰杀吃肉，他们都完全不动感情，就事论事；通过对付牲畜，他们学会了如何威吓、包抄、合围，最后从容地杀死大群徒步的人，甚至是技差一筹的骑马的人。原始的狩猎者对要猎取的动物有着同感共鸣的关系，对自己杀死的猎物怀着神秘的尊敬，他们与骑马民族的这些做法从根本上是格格不入的。骑马民族使用的主要武器复合弓本身就是用动物的筋骨做成的，对他们来说，从远距离射箭，与射杀的对象不仅在实际空间上拉开了距离，而且感情上无所挂碍；这已经成了他们的本能。

这种感情上的疏离是骑马民族犯下令定居者惊怖畏惧的残暴行为的根本原因。尽管如此，一段时间后，定居者自己也近墨者黑。发展到相当程度的文明仍然保有两个“原始”战争的特点，一是交战时的极端谨慎，一是程式和仪式在战斗中及战斗结束时的应用；骑马民族和这两个特点都不沾边。在敌方斗志旺盛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向后撤退，但那只是一记虚招，目的是把敌人诱离其选好的位置，乱其阵脚，好予以狠狠的反击，使其失去战斗力；与原始作战者不愿意动手交战的行为完全不同，骑马民族在战斗中杀起人来毫不手软。另外，他们作战没有任何程式或仪式的影子。他们打仗就是为了打赢，要速战速决、力求全胜，完全不在乎是否表现出了英雄气概。事实上，避免冒险可以说是游牧民族的规矩。成吉思汗年轻初露头角时曾受过箭伤，但他其实很胆小，后来指挥大军作战时自己从不在战场上露面。⁹³西方的武士对游牧民族作战方法最迷惑不解的一点就是，在他们半月形的列阵中，主帅的位置不知在什么地方，因为他经常骑马躲在阵边不引人注意的地方；而亚历山大大帝或狮心王这样的西方统帅会自居于显眼的位置。

主帅骁勇在西方的军事概念中源远流长、根深蒂固。⁹⁴骑马民族的所作所为也许没能使他们的敌手也学得不去冒险做英雄，但无疑使对方学到了不惜一切手段求胜的作战方式。军事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达菲（Christopher Duffy）注意到，欧洲大陆上的战争逐渐出现了种族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特点，先从东欧开始，慢慢扩展到其他地方。他把它归因于蒙古对“俄罗斯人的个性和俄罗斯制度的影响，（导致了）农民的野蛮化，无视人的尊严，价值观歪曲，特别崇拜凶狠、霸道和狡诈”。⁹⁵大草原人的凶狠还借南边的一条通路传往欧洲，先是塞尔柱人进军安纳托利亚，然后是奥斯曼征服巴尔干；奥斯曼帝国边界上的战争几世纪以来都是欧洲最惨烈的战争。十字军和伊斯兰军队作战后，可能也把那种凶狠带回了欧洲。

若是把十字军东征看作伊斯兰圣战的对等，应该认识到，派遣十字军的那些拉丁王国直到遇见萨拉丁才真正遇到了敌手；萨拉丁则是伊斯兰全力应对大草原的威胁的产物，他由突厥奴隶兵组成的核心部队精于骑射这种猛烈的作战技能。东征的十字军把他们在东方学到的方法带回了欧洲，他们北征打击异教徒斯拉夫人的时候就可能应用了那些方法，而斯拉夫人同时也遭到了大草原民族从另一边的进攻；那些方法最终渗透到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718—1492年）期间，基督教骑士在对伊斯兰的作战中惨无人道。成吉思汗若地下有知，一定大为称许。极其残忍的作战方法在西班牙扎下了根，印加人和仍然奉行毫无实际用处的花之战仪式的阿兹特克人在西班牙征服者手中的悲惨遭遇，归根结底要追溯到成吉思汗，这样说并非不着边际的胡扯。

在与大草原骑马民族联系最紧密的中国，蒙古人的作战方式产生的影响也许最为持久。费正清提醒我们，中国比任何其他的伟大文明都更长久地保留了战争的原始仪式，包括占卜和作战前由主将显示勇力，⁹⁶另外还包括其独特的民族因素，即被中国人奉为圭臬的儒家守则——“君子动口不动手”。⁹⁷公元第一个千年期间入侵中国后被同化的突厥人也接受了这样的道德规范，尽管他们仍为自身娴熟掌握草原勇士的骑射技术而自豪。然而，中国被忽必烈征服后，为了推翻蒙古人，不得不进行暴力反抗，结果明朝的皇帝被迫建立起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专制的制度。明朝事实上实现了中国的军事化，建立了世袭的军人阶层；在明朝统治下，中国采取了唯一一次海外扩张的持续性行动，还以攻为守，对草原进行了最大规模的遏制；明朝在长城以北发动了5次大规模进剿，也重修了长城，使其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规模。为恢复华夏旧制而采取的军事行动产生了始料不及，而且是适得其反的结果：“赶走了蒙古元朝的明政权显得更为残暴，它采纳了元朝军事制度的某些特点，把全副精力用在应对蒙古军事力量东山再起的威胁上。”⁹⁸

明朝的确应该绷紧对大草原蛮族人的警惕之弦，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7世纪推翻了明朝的是新出现的威胁，不是蒙古人，而是蒙古人的宿敌满洲人。

严格来说，满洲人并非马背上的民族，因为他们在离开满洲挺进中原之前，就基本上定居下来，汉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商业活动也十分发达。但他们军队的核心是骑兵，他们把蒙古人借武力把中国的行政制度为己所用的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

这不仅是军事层面，更是政治组织层面上的成就。秘诀在于游牧民族通过与边境地区的汉人接触合作，学会了一方面使用非汉人的暴烈的作战手段，另一方面通过可信任的汉人属从进行行政管理——也就是说学会了如何夺取权力以及如何保持和使用权力。⁹⁹

不幸的是，满洲人从明朝手中夺取的权力是中国人关于理想政府的高度蒙古化的版本，满洲人把它全盘接受了下来。18世纪清朝的皇帝中最好的一类是父亲式的暴君，对知识阶层降尊纡贵，弘扬艺术，推动贸易和银行业的兴起，并建立了中国农民所经历过的最温和的税赋制度。但这种宽厚的代价是“中央官僚制度的过分烦冗”。事无巨细都要请示北京，科举入仕的官员所受的教育“更使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¹⁰⁰这种繁文缛节扼杀了中国人与时俱进的能力。中华文明曾经是科学探索和技术革新的文明，但在满洲人统治下，所有旨在变革的企图，无论是在物质还是在知识方面，都被投以怀疑的眼光。同期，日本为了维护已有的社会秩序和本国统治阶级的地位而宣布技术变革为非法；在中国，身为外来统治者的满洲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技术变革虽然没有明文禁止，但通通予以扼杀。日本的武士阶级后来终于认识到，他们只有接受西方的科学和工业才能有未来，但中国的满洲人和朝廷官员却没能做出向着现代化的跃进。我们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来解释个中原因，但归根结底是由于满洲人是外来人，是从草原起家的征服者，他们的权力基础是他们的军事制度，所以他们不愿对其进行革新，宁肯任其过时僵化。军事史上最可怜可叹的莫过于19世纪的满洲八旗兵以卵击石，手持弓箭对抗欧洲侵略者的枪炮。

从长远来看，19世纪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欧洲人的战斗力是在很久之前、很远之外形成的，是他们的祖先在和满洲人骑马的祖先作战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帝国主义时期欧洲军队效率的一个支柱是大草原以外建立的原则，即官僚组织的原则。它创立于苏美尔和亚述，经波斯传入马其顿、罗马和拜占庭，文艺复兴时期被从古典文献中发掘出来再次发扬光大。另一个支柱是注重对阵战，这是从希腊人那里流传下来的。所有其他的战术，如长途奔袭、战场上高速运动、高效的投掷技术、战车的应用，以及战马和战士之间的默契这最重要的一点，都来自大草原及其边界地区。甚至可以说，后来的突厥人和蒙古人借鉴了伊斯兰教对战争的革命性贡献，即战争超越了家庭、种族、领土或具体的政治形式等等方面的考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战争可以是自动自发的，武士的生活自成一种文化。克劳塞维茨对他在1812年莫斯科战役中遇到的哥萨克人表现出来的“非军人”行为深恶痛绝，但那其实是这种文化的体现，尽管有所淡化，但仍清晰可辨。也许那种文化是“非军人”的，但它早在克劳塞维茨式的战略出现很久以前就开始为害世界了，而且还把残酷无情、暴烈凶狠、务求完胜的战争概念传输给了定居者。克劳塞维茨本人也深受其影响，尽管他那条理分明的头脑怎么也不会承认。

[1]索姆河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也是最惨烈的一次阵地战，双方伤亡人数达130万。——译者注

[2]中国境内叫黑龙江。——译者注

插曲3：军队

克劳塞维茨看不到，哥萨克人的作战方法是另一种军事传统，因为他认为只有一种军事组织的形式是合理的、有价值的，那就是由国家负担军费的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他看不到，其他形式的军队可能照样会服务社会、保护社会，或者扩张势力——如果他们执此信条的话。他所知道的使用火药的军队在对缺乏训练或尽管受过训练，但力量较弱的敌军作战的时候，当然会百战百胜。他却没有料到，在后来的一个世纪中，那些军队履行他所宣扬的军队的天职，为追求战场上的胜利不断增强火力，结果却彼此逼成了僵局；他也没有料到，20世纪期间“中国人的作战方式”会使受他的理论熏陶培养的西方军队及其指挥官遭受久战不决、伤亡惨重的耻辱。

但克劳塞维茨的眼前就有与他受训和服役中所熟悉的军团迥然不同的军事组织，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哥萨克人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俄国地主为骚扰撤退的拿破仑大军组建的由农奴组成的人民志愿民兵（opolchenie）。克劳塞维茨在提到“他们周围带武装的人群”时，无意中承认了人民志愿民兵在消灭拿破仑大军的士兵当中起到的作用。¹他自己就曾热切宣扬靠民兵力量来实现普鲁士的自由，他的著作《组建防御军队之要点》（Essential Points on the Formation of a Defence Force，1813年1月）为征召兵员建立国家战时后备军（Landwehr）的做法提供了基础。同样重要的是由一心要抗击法国人的激情洋溢的爱国青年组成的步兵（Jager）和自卫队（Freischützen）。在拿破仑为发动战争在各地进行的大动员中，克劳塞维茨应该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联盟和从属，有的是直接征召入伍的流亡贵族，他们参军也许有爱国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无家可归、食不果腹；有的是自愿或不自愿地被自己的祖国借给拿破仑的编制部队。²最精锐的是瑞士军团，他们是根据投降（capitulation）的安排转给拿破仑的，旧制度的很多军队中都有瑞士人做雇佣兵为生；同样善战的还有波兰的长矛轻骑兵，他们起源于波兰古老王国的封建骑兵。许多出色的军团是德意志地方的一些小诸侯用来消遣的军队或保镖队伍，拿破仑剥夺了那些诸侯的独立，也接管了他们的军队。（其中一位军官，黑森大公近卫队中的弗朗茨·勒德（Franz Roeder），像当时把从军看作贵族职业的典型德意志青年那样，怀着支持希腊独立的一腔热血，以奥西恩（Ossian）和歌德的手法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莫斯科大撤退最出色的回忆录。）³法国在普鲁士的守军还包括来自哈布斯堡和土耳其人之间军事边界上的克罗地亚军垦战士，其实他们是从奥斯曼帝国逃过来的塞尔维亚难民；法国的皇家卫队则包括一个立陶宛鞑靼人的骑兵中队，是从金帐汗军残存的突厥士兵中招来的。证明军事组织在其存在过程中可能发生巨变的最生动的例子是讷沙泰勒营。该营是瑞士一个州的军队，拿破仑把他的总参谋长贝尔蒂埃元帅任命为那里的掌权大公；拿破仑垮台后，它转入普鲁士手中，最后成为奥国皇帝的帝国卫队；1919年，它的一些成员加入了自由军（Freikorps），这支由前军人组成的队伍在右翼军官和社会民主党政客的指挥下镇压了柏林的“赤色革命”。希特勒纳粹党暴力组织的中坚力量就是原自由军的一些成员，因此，说党卫军装甲师是贝尔蒂埃公国那支玩具似的袖珍军队的后代并不为过。⁴

近卫军、常备军、藩属军、雇佣军、军垦兵、应征兵、农奴民兵、大草原部落的残余武士，更不用说还有拿破仑大军中的法国军人，他们有些人是作为法国大革命的公民战士入伍的，他们的热情和勇气启发了克劳塞维茨提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理论；面对林林总总的各类军人，能不能理出一些头绪来呢？他们在一个训练教官的眼中也许不过是士兵而已，有些可以委以重任；有些可以做小规模袭扰或侦察之类的专项工作；有些是无用的废物；有些会给朋友带来危险，是对和平百姓的祸害。这些不同种类的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军事形式和社会形式的相互联系。有哪些理论能够解释这些人的不同呢？

军事社会学家假设，任何军事组织制度都表现了它所依托的社会秩序，即使当大多数人口处于外来军事统治的奴役之下的时候，如诺曼人对英格兰的统治或满洲人对中国的统治，这一假设仍然有效。对这一理论阐述得最详尽的是盎格鲁－波兰社会学家斯塔尼斯拉夫·安德列斯基（Stanislav And reski）的著作——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父亲是逃亡国外的军人。他的著名论点是，每个社会都有一个军事参与比例（MPR），加以其他的因素，可用来衡量社会军事化的程度。⁵可惜的是，安德列斯基教授的著作对普通读者来说不“易理解”，因为他为阐述自己的论点发明了一整套新词，可叹如今“通俗易懂”在学术界成了贬义词，与“肤浅”混为了一谈。不过，好在他的著作意思清晰、文笔生动，对研究成果不做道德判断，虽然他显然愿意生活在一个军事参与比例较低、军队受法律制约的社会中。与众不同的是，他对于靠在政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推动废除军事独裁制度不抱任何幻想。甚至可以说，他对人性持有霍布斯式的悲观看法，认为斗争是自然的生存条件，像约翰逊博士一样，相信“两个人只要在一起待上半个小时，一个就会明显地压倒另一个”。

安德列斯基先是介绍了人口学鼻祖马尔萨斯的理论。马尔萨斯认为，因为人口以几何速度增长，而粮食和空间却没有如此快的增长速度，所以必须限制出生率或通过疾病或暴力加快死亡，人的日子才过得下去。安德列斯基认为这就是战争的起因。（如果他在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一书出版之后才开始撰著的话，恐怕就不会如此肯定了；麦克尼尔在该书中指出，外来的疾病比作战致死的人多得多。）⁶他提出，在原始社会中，强者抢占弱者的女人，因此而限制了出生率；但随着上层阶级出生率的上升，上层阶级必须要么把过多的成员推到下层去，并继续借助暴力来限制下层人口的数目，要么就用暴力抢夺邻居的土地。无论采取哪个办法，都会形成一个统治社会，或对外打仗的军事阶层。这个军事阶层的大小，即军事参与比例（MPR），取决于它在满足了自己可能是贪婪过度的消费和拥有的需求后，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下层阶级的需求。⁷在以武力压服周边邻居的部落中，所有健康的男性可能都是战士；如果经济状况良好，统治阶级可以靠经营贸易、制作产品或精耕细作来为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口粮，军队的规模会相应缩小到仅够为人民的好日子提供保卫，甚至可能会出现类似民主的制度来掩盖权力的真相。然而，他说大部分社会制度介于军事参与比例这两个极端之间，而它们的具体性质取决于另外两个因素：一是统治者有多大的必要或多大的能力对被统治者施加控制——安德列斯基称其为隶属性；二是掌握军事技术和装备的人彼此有多团结——聚合性。⁸

引用几个他举的例子：迁徙的布尔人（Trek Boers）在19世纪初离开南非受英国统治的地区去寻找自由的土地，拼死守卫他们占据的地盘，抗击当地非洲人的来犯。他们的社会军事参与比例很高，每个男人都会骑马打枪；隶属性低，因为他们建立的共和国几乎没有政府；聚合性也低，因为父系家庭仍然是个人忠诚的归属单位。另一方面，哥萨克人同样是军事参与比例高；隶属性低，因为首领没有多少手段来强行推行自己的意志；但他们的聚合性很高，因为大草原生活的种种危险迫使他们必须结成紧密的群体。比较常见的形式或者是低军事参与比例、低聚合性、低隶属性，在君主统治长期积弱的中世纪的欧洲，骑士主导的社会就属于这一类；或者是高军事参与比例、高隶属性、高聚合性，这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军事化工业社会的写照。

安德列斯基的小书因其立论的大胆新颖和斩钉截铁而令人瞠目。他通过一系列复杂但貌似合乎逻辑的推论，使读者不得不同意只能有6种形式的军事组织，然后旋风般地横扫整部世界史，把每一个所知的社会，从最原始的部落到最富裕的民主国家，都归入那6种中的一种。读者只有在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才会冒出疑惑。总的来看，安德列斯基的体系过于机械化，虽然他对马克思的理论非常不屑——“纯经济因素无疑会造成所属阶层的变化，但……长期的趋势却是由军事力量重心的转移所决定的”——但他的分析却严格遵照辩证法，一丝不苟。⁹具体地说，如果读者对安德列斯基如此不容分说地对号入座的社会有比较深刻的了解的话，就会看到其实他的分类并不十分准确。比如，布尔人也许缺乏聚合性，而且一贯桀骜不驯，但任何与他们打过仗的人都深信，他们的法律不及之处由荷兰的新教归正会填补上了；他们虽然没有政治的聚合，但有在《圣经》基础上的聚合。哥萨克人不服管教也有其限度：若长老或同伴决定把某个捣乱分子逐出群体，他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¹⁰此外，安德列斯基对其他社会学家所谓的“价值观系统”太不重视。虽然他承认“神巫—宗教信仰为社会不平等（提供了）最早的基础”，但是后来就对这个题目只字不提。¹¹我们已经看到，有些原始部落不赞成暴力，试图通过程式性的战斗予以控制；一神教也对暴力不以为然，像伊斯兰就不得不建立由奴隶组成的团体来行使武力，以使权力的需要不致与宗教的要求相冲突；中华文明尽管屡遭暴力打击，但仍固执地相信“上士”——指理想的统治者——“应无须暴力即能达到目的”；然而安德列斯基对这些都未予考虑。

如果采用另一种方法，似乎做出的分析会更加全面：承认军事组织的形式存在有限的几种，某一种具体的形式与它所属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确实有着紧密的关系，但决定这种关系的因素可能极为复杂。比如，传统的作用十分重要。安德列斯基承认，“一个全民皆兵的平等主义社会可能会抵制引进更加高效的作战方法，因为那会取消普遍服役”。¹²如果仅以日本武士和马穆鲁克为例，可以看到，更常见的情形是占社会少数的军人特权阶层抱残守缺，坚持保留过时的军事技术，甚至不讲道理地一直坚持几百年。社会学家称这样的少数集团为“精英”，其实此一称号并不恰当，因为集团的成员是自我选拔而成的。另一方面，“精英们”也可能不遗余力地推行耗费巨大的革新政策。维多利亚女王皇家海军的军官一旦接受了蒸汽驱动的铁甲舰船后，就不断寻求新型的舰只；一种军舰造出来没有几年就被他们宣布为过时，舰只服役的时间越来越短，最终使军舰制造成为不列颠编制预算时争议最烈的问题之一。¹³

这些军官的“海军主义”反映了不列颠的地理环境：这个富庶的岛国需要保护自己不受侵略；作为海洋帝国的中心，它也需要保护它的贸易和海外资产。然而，地理影响军事形式是四海皆准的道理，这一点安德列斯基却只在有些情况中才肯承认：他注意到埃及特有的与外界隔绝的地理条件阻碍了它从石头武器向金属武器技术的过渡，并使它得以在文明生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必负担常年维持军队的费用。但是，他似乎忽略了，正是因为欧洲遭到了大草原民族的入侵，或后来北欧海盗的海上袭扰，骑士阶级才获得了如此大的权力；大草原亘古不变的生态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在繁殖出能够驮人的马匹后的行为特点；斯堪的纳维亚人对土地的渴望呼唤着他们离开海岸边狭小的祖土去“做海盗”；因为亚得里亚海没有第二个安全的自然港，所以威尼斯——安德列斯基感兴趣的一个军事强国——才得以成为那里的霸主，把它的商业触角远远伸至克里特岛和克里米亚。¹⁴

最重要的是，他低估了军事生涯对男性想象力的诱惑。这是从未离开过大学校园，只在书斋里埋首军事的学者的通病。认识军人圈子成员的人一定都知道，他们的社群有自己的文化，与其所处社会的大文化近似但不相同；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奖惩制度，惩罚更加专横绝对，奖励经常不是金钱，而是纯象征性或情感性的，但社群成员都心悦诚服。根据我一生浸淫在英国军队中的经验，我甚至敢说有些人干不了别的，只能当军人。对女性来说，可与之相比的是舞台生涯。有的女人只有在舞台上才能得到满足，无论是做歌剧的女主角，还是做音乐会的首席歌唱家，或是摄影师或时装设计师膜拜的偶像；她们通过这种自我满足，体现了赢得男女一致仰慕的关于女性的普遍理想。男演员无论多么受人钦佩，都得不到这样的仰慕，舞台上的英雄不过是模仿冒险罢了。英勇的战士受到男女两性共同的崇敬，因为他是真正在冒险；但有军人脾性的人——可惜社会学家对脾性的重要性完全视而不见——无论是否会得到外部世界的钦佩，都会冒险。如果他能赢得其他军人的钦佩，那才会使他自豪。大多数军人只想和别的军人为伍，大家共同对耽于安逸的外部世界报以轻蔑；军营生活和行军使他们从狭隘的物质主义中解放出来，他们对粗粝的野营生活甘之如饴，大家一个赛一个地不畏艰苦，休战期间则去找等待着自己的女人。

战争生活令人陶醉，这帮助解释了原始武士行为准则的来由。作战成功也说明了为什么有的原始人成为尚武的群体。如果作战胜利，即使不能完全征服敌方，抢占他们的土地，统治他们的人民，起码也能抢夺财物，或至少获得由自己确定的贸易条件——这些足以证明，拒绝规规矩矩的生活方式是有好处的。不过，对战士生活向往之情的力量不宜过分夸大。前面已经说过，许多原始人努力遏制暴力的冲动，即使最凶狠的民族也是步其他民族程度较轻的类似行为的后尘才登上了他们用骷髅垒成的金字塔；若是先前的骑马民族没有测试过文明世界抵抗能力的极限，泰摩兰就不可能如此残暴。另外，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尚武民族一直是少数，无论让别人对自己闻名生畏是多大的诱惑——盎格鲁－撒克逊人四处征战，自认是为了向其他民族传播议会制，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受到了这样的诱惑；在超越了原始阶段文明的所有民族中，武士总是占绝对少数。人性中有一种社会学家称为补偿趋势的东西，反对诉诸暴力。阿尔杜斯·赫胥黎说知识分子是发现了比性更有意思的东西的人。可以说，文明人是发现了比作战更能带来满足感的东西的人。社会一旦达到了原始以上的文明水平，不愿打仗而宁肯做别的事情的人即随着经济资源的增加而增加，无论那些别的事情是种地，还是制造或出售产品、建筑、教书或与另一个世界沟通。当然对这样的社会不应过分理想化。最不幸的人沦为仆从甚至奴隶，而享受特权的人，如安德列斯基有力地指出的那样，则总是依靠武器的力量来维持其地位。他们或者自己携带武器，或者由忠心的下属携带武器。然而，过了原始阶段的人的确特别重视非暴力的生活，突出的例子有艺术家、学者，特别是男女圣徒。这也是为什么基督教世界对破坏修道院和女修道院的北欧海盗的暴行特别深恶痛绝，就连泰摩兰都对伟大的阿拉伯学者伊本·赫勒敦礼遇有加，都没有堕落到北欧海盗那么嗜血的地步。¹⁵

因此，对安德列斯基的分析可以稍做调整，我们可以承认在原始世界中战争相当普遍，但同时也要认识到也有些民族几乎不闻战事，或试图通过程式和仪式来缓解战争。接下来让我们来看原始后的世界。迄今为止对军事史的研究找出了6种主要的军事形式：武士、雇佣兵、奴隶兵、常备军、义务兵和民兵。安德列斯基也提出了6种形式，不过那完全是巧合。安德列斯基的6种形式是homoic、masaic、mortasic、neferic、ritterian和tellenic（都是他自创的新词），和我所列举的6种基本上互不相干。武士一类不言自明，我用它来专指日本的武士阶层和西方的骑士阶层。这些阶层的核心可以说都是尚武部落的残余，无论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部落；另外也包括武士集团，如最初的穆斯林和锡克人，以及祖鲁人或阿散蒂人这种自我发展而成的武士政体。雇佣兵提供军事服务以赚取酬劳，有时也为了得到土地、国籍（罗马军队和法国外籍军团都提供这样的报酬），以及优惠待遇。常备军是已经获得了国籍或与国籍相等的身份的雇佣兵，但仍选择从军作为谋生之道；在富裕国家中，常备军人甚至可能成为一种职业。奴隶兵制度我们已经研究过了。民兵制度原则上规定所有健康的男性公民都有义务服兵役，若是逃避兵役或拒服兵役，通常会被褫夺国籍。义务兵役制相当于对某个年龄段的男性居民的时间征税，不过通常对公民说这是他们的公民义务；选择性征召与奴隶制基本上没有分别，特别是如果服役时间长，征召的政府又没有民主性的话，像在农奴解放之前的俄国，服役期长达20年。

武士社会如何形成无须解释，也不必研究武士群体如何获得或维持对非武士群体的权威。武士群体通常垄断着对某种昂贵的武器系统的使用，如驾驭战车的武士；或娴熟掌握某种作战技巧，如长期维持恐怖统治的骑马民族。个中原理比较复杂的是向其他社会形式的过渡。因为武士政府通常极为保守，所以社会要发展，就必须过渡到别的形式，这一点不言自明。日本武士、满洲人和马穆鲁克不敢对他们所控制的制度做任何改动，怕一个闪失会造成整座大厦的倾圮。但我们已经看到，过时的军事制度不可能永远把变化拒之门外；不过，当变化到来时，新的统治者——也许是旧武士群体中的开明人士——必须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如何解决新军事制度的资金问题，二是如何保证人员的忠诚。这两个问题密切相连。武士制度靠直接榨取本族人或外族人的财富来维持，所以骑马民族才如此注重抢劫财富，或收纳贡赋，或强行要求按他们的条件进行贸易。一俟军事专业移离直接的权力中心，就标志着武士制度开始弱化，也意味着必须找到某种过渡性的方法来酬劳战士。所以，成吉思汗严格要求把所有战利品都集中起来平等分配。¹⁶然而，即使在他的有生之年，随着帝国不断扩大，他也不得不把地方的权力交给他所信任的下属。他死后不久，地方官员就不仅掌握了统治权，而且获得了赋税权。成吉思汗的收税官把收来的财富上交中央金库，这是蒙古军队在成吉思汗时代所向无敌的一个主要原因。到了他孙子一代，开始出现类似封建的制度，蒙古人的力量也随之衰落。

封建主义是武士社会向其他社会形式过渡的一个共同阶段，主要有两种类型。西方的类型是给下属的武士分封土地，条件是他们在封地上维持适当的军队，国王如有需要即供给国王使用，但封建领主有权在同样的条件下把封土传给后代。另一种类型在欧洲以外比较普遍，是非世袭封地，君主可以随时收回；它在伊斯兰世界非常普遍，称为伊克塔制度（iqta）。塞尔柱人、阿尤比人和奥斯曼人也广泛采用这一制度。两个类型各有弊病。伊克塔制度因为不能世袭，所以现任领主常常趁掌握封地之机大肆敛财，极力剥削压榨交税的百姓，对自己的军事义务却敷衍了事。¹⁷另一方面，西方的封建领主因为封地可以世袭，所以有管好封地的动力，但他同样有强烈的动机来加强封地的军事力量。如果他和君主就权利或义务发生了矛盾，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他会更加气壮；通过自己收养家臣，建造城堡，他也许希望最终使自己的家族即使不是在名义上，起码在实际上能够上升到君主的地位。这种情况自9世纪卡洛林帝国解体开始流行于大部分西欧地区，直到16世纪国王掌握了火药。

因此，要想摆脱武士制度，无论走哪种形式的封建主义道路都是条死胡同。常备军制度则有效得多。常备军的历史早得惊人，在苏美尔时期即初现端倪，亚述人把它发展到几乎尽善尽美的地步。我们知道，亚述军队包括当时所有的兵种，除步兵外还有战车战士、骑射弓箭手、工兵和战车车夫。不过它的核心是皇家卫队，也许那就是常备军的起源。苏美尔的军队可能开始时只有皇家卫队，后来按照需要逐渐围绕着它建立了其他的部队；自那以后，在每一个有国王的国家中——哪怕是有民选政府，国王仅为象征的国家——这样的“近卫队”都长存不衰，至今犹然。

然而，与常备军的其他兵种相比，卫队的发展自成一格，有时甚至和其他兵种完全不同。统治者一旦选定了固定住所，卫队通常也定居下来，在许多情况中不再担任作战的职能。有时卫队甚至大权在握，能够决定国王的废立；于是，统治者转而向国外招募卫兵，从国外的武士群体中招募的卫兵语言不通，无法与国内心怀反意的人密谋策划。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拜占庭皇帝的瓦兰吉亚卫队。它最初是由瑞典人和挪威人组成的，他们取路罗斯的贸易通道，沿着俄罗斯的几条大河来到君士坦丁堡；但1066年以后，卫队的成员基本上都换成了移徙而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土语，用刻在圣马可之狮身上的如尼字母留下了他们最著名的纪念；弗朗西斯科·莫罗西尼（Francesco Morosini）于1668年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比雷埃夫斯后，把圣马可之狮的雕像作为战利品运走，如今安放在威尼斯的军火库外。¹⁸其他著名的外国卫队有法国国王的苏格兰卫队，由弓箭手组成；霍亨斯陶芬王室腓特烈二世的阿拉伯卫队（佛朗哥元帅从在西班牙1936—1939年的内战中出了大力的摩洛哥常备军中挑选了一批人组建了摩尔人卫队）；还有瑞士人卫队，好几位欧洲君王，包括教皇，都使用瑞士人做近卫。现代英国皇家空军特种部队（SAS）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职能，那就是为英国政府希望保全的外国统治者提供保镖服务。¹⁹

外国卫队以及统治者从在首都定居下来的子民中招募的卫兵通常会逐渐僵化固定，变得奇形怪状：英国的王室警卫和教皇的瑞士卫队对自己的不合时宜引以为荣，正如现已消失的巴伐利亚侍卫，他们直到19世纪还在使用战斧。有些君主有意维持古老的卫队，用以渲染自己血统的久远，如霍亨索伦王室的禁卫军（Schlossgarde kompagnie），他们护卫末代德皇的方式与腓特烈大帝宫廷的方式别无二致。出身高贵的热血青年自然对做这样的事不屑一顾，他们愿意加入和敌人短兵相接的“近卫军”，以此表示对君王的忠诚。有些近卫军后来发展为作战部队，还有许多按近卫军模式组建的部队，如普鲁士和俄国的近卫队，后者包括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军团和谢苗诺夫军团，就沿袭了这一传统，英国至今依然如此。

此类部队的忠诚大多无可怀疑，1789年法国王室卫队在巴黎驻扎时间过长，有人产生了异心，但那只是例外。然而，养兵所需的资金来源却令人大伤脑筋，筹集正规野战军的军费更是棘手。统治者和常备军之间契约的中心要素就是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统治者都保证给常备军的军人提供食物、住房和饷金。税收效率高的富国可以长期供养常备军，但如果军事野心过大，就可能竭泽而渔，使老百姓不堪税赋的重负，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结束后想要缩减庞大的常备军规模时，经常会引发士兵的哗变。1923年爱尔兰自由邦就遇到了这种情形。因此，一些国家，特别是人口不多的富国希望避开维持常备军队的负担，宁肯在需要的时候出钱买兵。这就是雇佣军制度的基础。不过，雇佣军的基础不止这一个；在历史上，许多国家都用雇佣军来补充自己的军队，经常与雇佣军签订长期合同，这样双方皆大欢喜，过去法国人和瑞士人之间或现在英国人和尼泊尔廓尔喀兵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情况。也可以到管理有序的雇佣兵市场去买兵，雇佣兵合同期满后会再回到市场上去；公元前4世纪伯罗奔尼撒的泰伦纳海角就有这样一个市场，前一个世纪希腊城邦间的一系列战争平息后，许多原来的士兵没了事做，又没有土地，于是来到市场上待价而沽；他们的行情还真不错，因为波斯以及后来希腊化了的东方战事不断，对职业战士的需求一直居高不下。²⁰ 329年，亚历山大大帝麾下就有50000名希腊雇佣军，其中很多是从市场上雇来的。

依靠雇佣军有其固有的危险。也许合同尚未到期，资金却已告罄；若战争持续的时间超过预期，结果也是资金枯竭；如果一个国家或力求撙节，或乐不思危，或消极苟安，而完全依靠雇佣军，雇佣军就会认识到自己成了这个国家内一股有效的势力。15世纪几个意大利城邦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公民忙于商业，顾不上履行保家卫国的职责，但又吝啬小气，不肯花钱养常备军。在这种情形中，雇佣军威胁的就不是敌人，而是他们的雇主了：他们在雇主的内部争端中选边站；他们因欠饷或饷金菲薄而罢工或讹诈雇主；他们甚至会投向敌方；在最糟糕的情况中，他们干脆把权力篡为己有，像潘多尔福·马拉泰斯塔（Pandolfo Malatesta）、奥托布沃诺·泰尔佐（Ottobuono Terzo）和加布里诺·丰杜罗（Gabrino Fondulo）各自在布雷西亚、克雷莫纳和帕尔马所做的那样。²¹

有些较早的城邦选择了另一种防卫方法，好像它们预见到了依靠雇佣军的危险，但其实是由于别的原因。它们规定，作为保持国籍的条件，所有拥有财产的自由人必须购买武器，参加作战训练，并在城邦遭受危险的时候负起保卫城邦的责任。这就是民兵制度。这个制度还可以有其他的形式。民兵制度一词大致适用于包括中华帝国和俄国在内的多种定居型国家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征召的农民军队。它也涵盖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下英格兰的平民矛兵（fyrd）和欧洲大陆上与之对等的军队。这类军队组建的基本原则是“自由人必须武装起来”，后来称为“携带武器权”（jus sequellae）或“携带武器许可”（Heerfolge）。此一做法来自野蛮的日耳曼入侵者，在罗马帝国解体后的各个王国内继续传承，直到9世纪和10世纪的军事危机爆发后，才让位于对拥有马群的诸侯发出的出征诏令（ban）。在像瑞士和蒂罗尔这类贵族力量薄弱的偏远地区，自由人武装起来的做法持续的时间长得多；事实上，直至今日，瑞士仍在使用这个方法。

然而，提到民兵，我们联想到的不是野蛮人，而是文明世界；我们会想到一队队的希腊农夫—公民，他们在自己的城邦与别的城邦发生争端时会彼此交战，但一旦遇到共同的危险，如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来自波斯帝国的威胁，他们就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很容易设想日耳曼人和希腊人关于自由人的军事责任的思想同出一源，更容易认为希腊人对作战方法的主要贡献——两军在固定的地点用步兵厮杀，直到一方失败认输的对阵战——经罗马传给了尚处于野蛮状态的日耳曼人。可惜这两个推论都嫌证据不足。可以肯定的是，罗马在共和国之前的年代里从希腊人那里学到了对阵战的战术，塞维[1]宪法建立的罗马军队就起源于方阵作战法，²²后来罗马皇帝的军队即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自那以后，希腊和罗马在政治和文化上分道扬镳。随着罗马走向帝国之路，农夫—战士逐渐让位于职业军人。希腊人“擅长争吵不和”，无法建立统一的职业军队，各个城邦仍然维持自己的民兵，就此埋下了他们最终全部亡于半野蛮的马其顿这个强敌之手的种子。然而，正如希腊的许多其他遗产一样，民兵的思想保存了下来。当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重新发现了古典知识的价值的时候，民兵的思想与法治及公民自豪感一起，得到了同等的重视。当然，它与后两个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植根于主权来自武装的观念，他不仅就此题目著书立说，而且起草了佛罗伦萨的民兵法（1505年法令），其目的就是为了使他的城邦摆脱雇佣军的祸害。²³

不过，民兵制度在军事上有一大弊病。因为它只规定拥有财产的人有义务服兵役，所以并不包括一国中所有健康的男性居民，因此而限制了上战场的人数。希腊人之所以接受这个限制，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它解决了筹饷这个让人头痛的问题，因为士兵其实是自己担负费用；第二个原因是它保证了军队的可靠性。拥有财产的标准把合格的人结为一体，无论他们持何种政见；与他们对立的是不合格的人，也就是没有土地的人和奴隶，那些人不是公民，没有携带武器的权利。然而，形势吃紧时，这种精英主义有可能成为严重的掣肘，把这种排他原则推到极致的斯巴达人在公元前4世纪和底比斯的战争中就因此吃了大亏。

义务兵役制没有排他性，根据定义，它包括所有能行军打仗的人，不管他们是否拥有财富或政治权利。为此原因，害怕人民拿到武器会夺权的政权或财政困难的政权对这个办法从来都不感兴趣。适用义务兵役制度的国家是保证所有人都有权利，或至少表面上有权利的富国。第一个充分满足了这些条件的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其他一些国家，如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曾推行过类似义务兵役制的做法，但不得不动用常备军去强行拉夫。1793年8月，法兰西共和国宣布，在“敌人被赶出共和国领土之前，所有法国人都一直处于应征状态”；原来把应征的义务限于“积极公民”的财产方面的要求已经废除了。²⁴从那时起，所有法国人都可能当兵；到1794年9月，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增至116.9万人，成为欧洲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军队。

革命军摧枯拉朽、所向披靡，使义务兵役制成为未来的军事制度；也正是革命军的赫赫战果促使克劳塞维茨提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但这个制度使社会军事化，而且耗资巨大，这些严重弊病当时却无人预见，或者尚未显现出来。革命军在很长时间内通过抢掠来达到自给（共和国的纸币把金属币挤出了流通后，波拿巴的意大利军就成了硬通货的主要来源）；从19世纪中期开始采纳义务兵役制的其他欧洲政府发给士兵的饷金少得可怜，以此自欺欺人，对义务兵役制的财政负担视而不见。

在这个意义上，义务兵役制也许可以视为一种税赋。但是，像所有税赋一样，它必须最终给纳税人带来好处才行。在法国，好处是所有当过兵的人都能获得公民资格。19世纪期间采纳了义务兵役制的君主制政府却不能准许自己的权力受到削弱，于是用民族主义作为替代，在日耳曼民族的国家中大获成功。然而，法国人提出的只有携带武器的人才具有充分的公民资格这个思想扎下了根，很快演变为公民自由既是携带武器的人的权利，也是他们的标志这一信念。所以，在像英国和美国这些公民自由已经普及，但没有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国家中，19世纪中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公民死乞白赖地要求政府让他们做志愿兵，而在拼命抵制代议制政府同时又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国家中，特别是普鲁士，对拿破仑作战中出现的中产阶级民兵则在国王和常备军的压力下努力维护自己的权利。

从长远来看，欧洲大陆的先进国家建立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同时，选举权也得到了扩大，虽然所选举的议会通常不如英美两国的议会权力大，另外还开始了一些彼此似乎没有直接联系的进程。结果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有了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机构，也全部维持着通过义务兵役制征召而成的大规模军队。大战爆发后，士兵们尽管遭受了令人发指的痛苦，但他们的忠诚在令人热血沸腾的民族主义激情的激励下，一直维持了3年。直到1917年，全民皆兵造成的物质上和心理上的代价开始产生不可避免的结果。那年春天，法军爆发了一次大规模兵变；同年秋天，俄军完全崩溃。第二年，德军也难再支撑；11月停战回国后，德军自我解体，德意志帝国陷入了革命。从125年前法国人为了拯救革命而呼吁所有公民拿起枪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军队的溃散，几乎可以说是绕了一个圈子后又回到了起点。政治变成了战争的延续，关于如何建立既省钱又可靠的军队这个长期无解的难题，答案仍然渺不可及，比起苏美尔人拿出收入来支付军饷的时代来，丝毫没有进展。

[1]指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公元前578—前534年古罗马的统治者。——译者注

第四章
铁

在国家刚刚出现，定居区以外的剽悍民族经常来犯的那个时代，石头、青铜和马匹是主要的作战手段，而它们的性质决定了它们是有限的资源，尽管表现的方式不同。石头打磨起来非常费力；锻造青铜需要稀缺的金属；要养活足以供给骑兵之用的马群，必须有牧场，而世界上的牧场并不多。如果石头、青铜和马匹一直是作战手段的话，战争的范围和烈度也许永远也不会超过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水平；除了条件优越的大河河谷的少数地区，人类社会在畜牧业和有限的饲养业的基础上可能永远不会再有较大的发展。人类需要别的资源和手段来开垦温带地区的森林地带，并争夺已经由强大富裕的少数人定居的土地。那些少数人是因为垄断了青铜时代昂贵的作战技术才占领了那些土地的。

铁满足了人类这方面的需要。如今，质疑是否真的发生了“铁器时代革命”在学术界正风行一时，部分原因是此一说法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来的，而他们的历史观是决定论和机械论的。但不必相信决定论也可以看到，如果某种材料可以使人占据并保持对他人的优势，但先前由于昂贵和稀缺，是少数人的禁脔，那么这种材料的供应一旦突然大量增加，势必会改变社会关系。人类不仅得到了尖锐的武器，而且也获得了好用的工具。过去用石头和木头工具去砍伐树木、开垦土地要费九牛二虎之力，人类有了好用的铁制工具后，就能够并且愿意去开垦原来无力对付的土地，离开原来的定居地区到外面去开疆拓土，在已经开垦的土地上精耕细作，或去被战车武士征服的地方殖民。

铁是上述改变社会关系的材料之一，这一点自不待言。青铜是常见的铜和稀少的锡炼成的合金，由于锡数量稀少，只集中于少数几个地方，所以市场价格很高，运输成本和到岸税也十分昂贵。结果，武士阶层很容易就垄断了青铜，因此也通常成为社会的统治者。铁并不稀少，铁矿石占地球的4.2%，且分布广泛。¹原始人认得并会利用天然纯铁，但天然纯铁比锡还要少见，只有陨铁或非常难得的所谓原生铁。尽管如此，原始人见过也会使用陨铁。文明人一旦发现可以通过加热来把铁从矿石中提取出来——他是怎么碰巧发现的就不得而知了——马上就开始把铁用于各种用途。据说是美索不达米亚的锻工在公元前2300年首先炼出了铁，他们本来是想从铁矿石中提取赭石之类的颜料。²锻工这个群体非常神秘，他们的工艺秘不示人，通常受到武士的直接保护，而他们则向武士提供自己生产的宝贵产品。几乎可以肯定，开始时，锻炼而成的铁一定被少数人所垄断；直到公元前1400年左右，铁的使用才得到普及。那时铁的生产似乎以安纳托利亚为中心，那里的富铁矿石蕴藏极为丰富，而且就在地表，当地的赫梯人就是因为得到了炼成的铁，才能够对河谷中的王国发动侵略战争。

据说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人的王国被灭的时候，他们已不再是唯一会炼铁制铁的民族。战乱中流离各地的安纳托利亚铁匠把技术带到了别处，去寻找新的买主和保护人。可能铁匠技术到那时也达到了起飞的水平。其间一定经过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善了熔炉，可以用较少的燃料把铁矿石熔化后变为铁锭（炼铁使用的燃料一直是木炭，直到近代的早期，先是中国人，然后是欧洲人发现了把煤炼成焦炭的方法）。铁矿石的熔点比铜或锡高得多，这就需要强力鼓风；最早的熔炉都是建在山顶上的，就是因为山顶的风比较大，直到后来发明了风箱。按重量来算，炼出来的铁大概是铁矿石的8%，形状如同海绵，叫“熟铁坯”，还需要多次加热和锤打才能成为适于制造工具或武器的铁锭；即使如此，除非矿石里含有特别多的镍，否则造出的产品仍然质地较软，很快就会钝掉。青铜制品可以通过冷锤法来重新加刃，但铁制品却不行。直到公元前1200年左右，人们发现热锤和淬火能使铁制品的刃长久不卷之后，铁才终于不仅能够与青铜分庭抗礼，而且显然居于优势。这可能发生在安纳托利亚的铁匠分散到近东各地的时候。

炼铁和铁匠技术的出现对军事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它为尚武民族提供了更好的利器去袭击富有的定居国家，因此可能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席卷了中东和近东的动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样，帝国也因此获得了精良的装备进行回击，因为只要国家有足够的财力，大量的铁就意味着可以支持大规模的军队。亚述的军队使用的武器都是铁制的，就连技术上落后的埃及在晚期法老的统治下也欣然接受了铁。

早期铁器时代场址发掘出土的最令人惊叹的武器不是来自东方，而是来自欧洲，是早在公元前950年即已存在的哈尔施塔特（Hall-statt）文化出产的剑。³这些剑最初依照的是青铜剑的样式，很快剑身加长到夸张的地步，这证明铁这种新材料价廉量大，可以尽情使用，不像过去使用青铜那样需要精打细算。虽然在哈尔施塔特文化的墓葬中发现了铁制的矛尖，还有用铁捆边铆接的盾牌的碎片，但数量最多的是剑。哈尔施塔特人似乎是凶猛的剑手，靠锐利的剑身和剑尖打败敌人。

哈尔施塔特文化因在捷克斯洛伐克发掘的第一个考古场址而得名，属于凯尔特文化；凯尔特人是个神秘的民族，到公元前1000年，他们已经占领了西欧的大部分土地；公元前3世纪，他们又向东迁徙到了安纳托利亚。凯尔特人在全盛时期是征服者，或至少是殖民者，他们使用的铁制武器得到了把欧洲大平原隔开的山脉另一边邻居的竞相采用，那些邻居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希腊人。

希腊人和铁

希腊人和凯尔特人一样，起源无法确知，可能是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末期从小亚细亚南岸乘船来到塞浦路斯、克里特岛和爱琴海各岛屿的；大概同一时期，也是来自小亚细亚的石器时代的人开始在希腊大陆上定居。后来，到了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中期，从北边来的一个民族出现在马其顿，他们可能是来自多瑙河岸边，希腊最初的定居者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他们的文化却仍停留在新石器时代；是他们带来了最终所有希腊人都讲的语言。

从北边来的人和来自小亚细亚的人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才融为一体。直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末，住在岛上的人和大陆上的人的差别还远远不止族裔的差别；克里特岛上的人尤其达到了大陆上的人无法企及的文明高度。克里特岛周边的大海保护着它不受侵略者的袭击，同时也给它带来了丰富的贸易货物，岛上的克诺索斯发展起了奢华的文明。然后，公元前1450年前后，克里特文化惨遭浩劫；考古学家一直在探寻它灭亡的原因，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最近沿克里特岛海岸发现的米诺斯防御工事说明，这个岛屿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安然不受攻击。它过去可能就遭到过突袭，也许在一次大举入侵中，它宏伟的宫殿、巨大的仓库或工厂都毁于一旦，入侵者可能是小亚细亚的“海民”强盗，也可能是对克里特人雄霸地中海贸易心怀嫉妒的希腊大陆上的人。⁴

与此同时，希腊大陆上兴起了一种先进的青铜时代文化。在东海岸的沿岸地区，特别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建起了一些小王国，其中最重要的迈锡尼王国成了这个文明的代表名称。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结束时，迈锡尼王国也在小亚细亚海岸沿着通往黑海的海峡建立了城市，甚至远至特洛伊。如果刻有最初希腊文字的B类线形文字石板能够作为证据的话，可以知道这些城市财源充足，养着装备精良的战车军队；对皮洛斯宫殿的描写提到皇家兵器库中有200对战车车轮。⁵战车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无从得知。可能是夺取了那些沿岸王国统治权的战车武士带来的，也可能是那些王国使用它们通过贸易获得的巨额财富从买卖先进军事技术的国际市场上买来的。无论如何，在公元前13世纪期间，战车在希腊成了为人倚重的作战手段，在希腊大陆和特洛伊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被用作主力。至少荷马在史诗《伊利亚特》中就描述过史诗中的英雄驾着战马拉的车驰向战场。

然而，现在古史学家普遍认为，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在创作描述发生在500年前的事件的伟大诗作时，似乎误解了战车在那个伟大的时代所起的作用。一位现代学者写道：

战车真正的优势在于高速的密集冲锋。迈锡尼人就是这样使用战车的，拥有庞大战车部队的近东和中东各王国也是一样，无论是在青铜时代，还是在迈锡尼文明崩溃后。荷马描绘的情形则大不相同。在他的史诗里，武士们只把战车用作交通工具，到了战场后跳下车来徒步作战，他们既没有弓也没有矛。而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上半叶发明了架在有轮辐的车轮上的轻便敏捷的战车后，正是这两种武器使得战车成为如此难以抵挡的武器。⁶

荷马的误解被归因于他写作的时间与特洛伊战争发生的时间相距太远。现在普遍认为，特洛伊战争不只是神话传说，而是确实发生过的事情，可能作战的目的是要解决关于在爱琴海及周围海域贸易权的争端。但荷马在重现英雄时代的努力中之所以遇到重重困难，年代久远也许并非唯一原因，还有其间因希腊的动乱而出现的历史断层。那一段黑暗时期切断了公元前13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之间的联系，比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使卡洛林时期的人不知罗马为何物更甚；似乎在公元前1150年后的300年间，希腊大陆上甚至连文字都消失了。⁷造成这场劫难的是来自北方的新一批侵略者，后来的希腊人称他们为多利安人。他们讲希腊语，但在所有其他方面都是不折不扣的野蛮人。第一波入侵可能是来自海上，后来的侵略者似乎带来了马匹和铁制武器，所以应该是自陆路而来，可能是被大草原边缘地区其他马背上的民族赶过来的。

一些迈锡尼希腊人，特别是雅典周围阿提卡地区的迈锡尼人，依靠堡垒顶住了侵略者的进攻。他们后来对爱琴海各个岛屿进行再殖民（爱奥尼亚群岛大迁徙），在直到小亚细亚海岸的整个爱琴海区域重新建立了希腊文化。公元前10世纪，他们在小亚细亚沿岸建立了12座面向故乡雅典的坚固城堡，通过海路和雅典并在他们彼此之间保持联系。在大陆上，迈锡尼人的王国无一幸存。多利安侵略者霸占了最好的土地，奴役当地居民，把他们当农奴使用；然而，侵略者之间非常不团结，“村子之间经常交战，男人平时武器不离身”。⁸

这种典型的武士征服后定居下来的模式奠定了希腊最独特、影响最大的制度——城邦兴起的基础。城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克里特岛上多利安人的定居点。公元前850—前750年间，那里的人立下章程，规定征服者的后裔，即带武器的人，可以享受政治权利，所有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权利。“克里特这些章程突出的特点是，公民归心的对象不是家族，而是国家。”⁹名门望族家的儿子17岁时编成部队，接受纪律管教和体育、狩猎或模拟战争的训练。不幸被淘汰的人没有选举权，按照法律规定所享受的其他权利也相应减少。到了19岁，成功毕业的人加入男子食堂，从此大家一起吃饭，一起打仗。食堂的费用由公共开支负担，实际上成了成员们的家；虽然允许成员结婚，但妻子却不能和丈夫同住，家庭生活等于全无。

这个武士阶层之外的人处于不同程度的从属地位。原来被征服人口的后裔是农奴，终身束缚在主人的庄园或公共的土地上；庄园主还拥有从市场上买来的家用奴隶。第一波侵略后才被征服的人可以拥有财产，但要缴付贡税，而且没有选举权。如公元前9世纪的一首克里特祝酒歌的歌词所说，“我的财富是尖矛利剑，是保护我的坚盾一面；我用它耕地，收获，榨葡萄酿酒香甜，它使我有农奴为我把活干”。¹⁰

城邦（polis）的起源赋予它突出的特点。它从作为它组成部分的村子（komai）那里继承了强烈的亲族感，所以公民资格基本上由父母双方的出身来定。主人和农奴的身份世代相传，公民阶级一直维持着在社会中的特权。保证城邦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得到加强，公民阶级享受着足够的闲暇，可以从事和平时期的艺术，发生战争时则去打仗。¹¹

城邦政体最接近克里特起源的形式和规章传到了希腊大陆，在那里扎下了根，最著名的范例是希腊最伟大的好战国家斯巴达。在斯巴达，自由的武士和没有武装，也基本上没有权利的农奴之间的差别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不成比例也达到了极致。男孩儿从7岁开始就编入受训营；女孩儿也集中起来，接受体育、舞蹈和音乐方面的训练。然而，女孩儿在结婚前都住在家里，而男孩儿则集体住宿，由队长领导，还有一个国家派来的监管人监督。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锻炼他们在肉体上适应各种艰苦，同年龄的各组男孩儿经常进行体育和耐力比赛。从18岁开始，他们正式接受作战训练，在一段时期内担负防备农奴闹事的秘密特工的职能。20岁时，他们分到军营中的住房——虽然在这个年龄可以结婚了，但不能和妻子住在一起；30岁就到了经选举获得充分公民权的时候。只有得到一致推选的人才能成为完全的公民，并担负起一个斯巴达“平等人”的主要义务：管制农奴阶级（helot），随时准备打仗。实际上，“平等人”每年都对农奴发动一场内部战争，除去秘密特工认定为不可靠的人。

难怪斯巴达能够崛起并统治不如它好战的邻国，据历史学家所知，可能没有任何其他社会像斯巴达那样具有臻于完善的武士制度。公元前8世纪期间，斯巴达人先是征服了他们自己的5个村子周围的100个村子，然后在一场长达20年之久（公元前940—前920年）的战争中征服了邻近的麦西尼亚地区。在那以后，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的崛起不再一帆风顺。它先是发生了治下城市的反叛，后来又受到邻国阿尔戈斯的挑战，公元前669年在海希亚遭到败绩。有19年的时间，斯巴达苦苦挣扎求生存；到了公元前6世纪，在与阿尔戈斯的一场战斗中，双方先各自派出“300勇士”交锋，然后是全线出击；斯巴达人浴血奋战，最后胜出，终于成为伯罗奔尼撒的军事霸主。

与此同时，希腊的其他主要城邦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方法和方向，把势力范围从大陆向外转向岛屿并回头转向小亚细亚沿岸；希腊人开辟的海路不断伸展，最终把希腊文化的创建中心和远至西西里、法兰西南部海岸、黑海内海和利比亚沿岸的殖民地都连接起来。在斯巴达忙于改善武器、战术和军事组织这些使它在陆上战无不胜的军事手段的同时，其他城邦，特别是雅典，发展为海上强国，建造了船只，借以与波斯人和受他们辖制的沿海民族争夺对爱琴海和东地中海的控制权。

波斯战争（公元前499—前448年）是很晚的事，因为波斯直到居鲁士大帝崛起才成为统一的王国。公元前6世纪期间，希腊人的战争基本上在他们自己之间进行，主要是由各城邦争夺土地、权力和对贸易的控制而引起的。在此过程中，战争形式发生了变化；铁制武器开始使用，因其廉价，拥有武器的人大为增加，比起迈锡尼时代多了许多。掌握武器的是身为平等公民的小农，用这种武器进行的战争的惨烈程度可能是史无前例的。之前的战争和其他民族的战争——甚至包括亚述人的战争，尽管我们不了解他们作战行为的详细情况——仍然保留了原始战争的一些要素，如小心谨慎、作战时与敌人保持距离、依靠投射性武器、不到有把握得胜的时候不肯接近敌人等等。希腊人抛弃了这些小心翼翼的做法，自己创造了一种新的战法，把战斗变为一决高下的行为，变为作战者技能和勇气的大比拼；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一次行动中全力以赴争取胜利，哪怕有可能流血失败也在所不惜。这一新的作战精神彻底改变了战争的面貌，研究希腊城邦战术最著名的学者甚至提出了一个引人注意，但也颇具争议的主张，说希腊人发明了“西方的作战方法”，欧洲人就是用这种方法征服了世界上他们的军队足迹所至的每一个地方。¹²

方阵战

希腊地形多山，只有山谷地带以及伯罗奔尼撒北部、塞萨利和西部沿岸地区的几块平地适于农耕。山坡上固然可以种植橄榄树和葡萄，也可修建梯田，但除了橄榄油和酒以外，希腊人吃的粮食只有在山谷和平原这些较为宽阔的地方才能大量生产。知道了这些，希腊的公民—战士对自己的小块田地——通常最多15英亩——如此珍视就不难理解了。他靠田地谋生，并靠田地出产的盈余为自己购买重装步兵所需的装备，而他的战士身份又使他有权在市行政官的选举中投票并参与通过法律。因此，如果他的家乡遭到侵略，他的橄榄树或葡萄藤被毁，他的庄稼被践踏或烧掉，那么他不仅在来年冬天会衣食不继，难以活命，而且他作为自由人的地位也危矣乎哉。希腊城邦间战争一贯的特点是大肆破坏，把一切“夷为废墟”。学者一直认为，是因为这种破坏引发的愤怒，才使希腊人的战争表现出过去没有的凶狠暴烈。最近，美国古典学家维克托·汉森（Victor Hanson）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汉森在加利福尼亚州长大，家里有葡萄种植园，他逐渐开始怀疑“夷为废墟”的后果是否真的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凄惨。根据他的亲身经验，他知道葡萄藤具有奇迹般的再生能力，无论怎么折腾，哪怕是全部砍掉，只剩下根，到了第二年春天，它仍然会冒出绿芽，到了夏天照样枝繁叶茂。毁掉葡萄藤的唯一办法是把它连根拔起，但那很费时间：根据他的计算，一英亩葡萄园有2000棵葡萄藤，要把它们都毁掉需要34个工时。¹³橄榄树抗破坏的能力更强：橄榄树长成后，木质坚硬，枝干虬结，点火很难烧得起来；树干粗大，直径可达20英尺，斧钺难侵。橄榄树和葡萄藤一样，遭砍削后复原能力很强，虽然不如葡萄藤那么快，但也是只有被连根拔起才真的会死去；但用拔的方法毁掉橄榄树丛比毁掉葡萄园更加费力。¹⁴因此，来犯的敌人要想打乱希腊农耕业的生产周期，必须从脆弱的作物下手，那就是农田。一年没有收成会导致缺粮，若是连续两年颗粒无收，存粮吃光后就会出现饥馑。¹⁵然而，夷平农田也并非易事。春季的庄稼青苗水分太多，不能用焚烧的办法，有时入侵者会骑着马践踏田地，但那样费时良久且效率低下。成熟的庄稼一旦收获，就储存在安全的谷仓里准备脱粒。因此，从地里的庄稼变得干燥易燃到收获入仓，这段时间非常短，只有5月里几周的时间。

但是，一心烧杀抢掠的来犯敌人无法一举席卷希腊的农田；希腊的农民一般用护堤或围墙把自己的田地围起来，田地内不同的地块周围也建造围墙，即使不和邻居的田地相接也要造围墙；结果，“劫掠的敌人无法在希腊的田野上横冲直撞，随意放火破坏……围墙、山丘、小果园和葡萄园这些重重阻碍使他们只能缓慢前进。”¹⁶简言之，希腊城邦的领土易守难攻，于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就成为合理的军事策略。敌人通常来自不远的地方，所以他们一旦备战，必定会传来风声；如果能够在边界上阻挡并抵抗敌人，不使他们在可能造成最大破坏的短暂时期内有可乘之机，那么所有土地拥有者的农田就都可以免于破坏，他们养活家人、履行公民和战士的权利和义务的依靠就能保全。

这一分析在汉森开始研究之前就已被普遍接受，也许与他的研究结果有些细节上的不同。然而，汉森提出了一个革新性的观点。鉴于对希腊农耕地区发动有效攻击的时间段极为短暂，而且汉森也指出，我们所谓的城邦“公民”至少有80%住在乡村，不是城市居民；另外，来犯者出发后，自己家中的田地也有遭受破坏的危险，所以速战速决、一锤定音就成为战术的上上之选。¹⁷这样，决战的“思想”就在希腊人的头脑里生了根，与这个思想一起的还有其他有关决定的思想，如政治由多数人的意见决定、戏剧情节决定必然的结果、逻辑决定智力推理达成的结论，等等，这些都是希腊人给我们留下的遗产。这里一定要注意不可本末倒置。从希腊人开始采取方阵战法，大军在狭窄的战场上整齐列队，挥舞着盾牌和长矛短兵相接，到希腊在思想知识领域中取得彪炳千秋的辉煌成就之间至少相隔两个世纪。另外，尽管希腊人实现了文明，但是他们仍然保留了旧有的一些特质，包括原始的复仇激情。在所有希腊人都耳熟能详的神话中，关于神庙中供奉的诸神因自己受到侮辱而进行无情报复的故事比比皆是。所以，汉森认为，

希腊人的作战方式（可能）可以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思想，因为小农庄主认为祖先留下的土地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保护，做到攻不可破，除了他们自己，绝不能让他人涉足，所以只要一声令下，所有公民都会拿起武器拼死保护国土的完整……大部分希腊人感到，如果主权受到了侮辱，最有尊严、最快捷的复仇方法就是过去的对阵战。无论是他们的传统和义务，还是他们自身的愿望，都要求他们迎着敌人的长矛冲上去，快速高效地结束战斗。¹⁸

起源于古希腊的另一种形式的竞争可能也帮助形成了希腊人在战场上不拼个你死我活誓不罢休的特点，那就是竞技体育以及相关的战车竞赛、赛马、拳击、摔跤等等。从公元前776年起，希腊城邦之间开始组织这样的竞赛，每4年一次，竞赛地点在伯罗奔尼撒西部伊利斯城邦的奥林匹亚；这4年一度的赛事直到公元261年，延续了1000多年未有间断。竞技体育在古希腊源远流长，荷马就曾描述过，在阿喀琉斯“为纪念他的战友普特洛克勒斯在特洛伊城门前单挑赫克托耳被杀”而举行的仪式上，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们举行双驾战车比赛、拳击比赛、摔跤比赛、投掷重物比赛和赛跑。¹⁹

许多其他民族也有或后来发展起了类似的习俗：亚利桑那州的霍皮族印第安人在播种季节举行祈雨赛跑，参加赛跑的人象征着云和雨，希望这样的仪式能使上天降下甘霖。许多狩猎民族，如北美洲的休伦人和切诺基人，都有具有象征意义的或纯粹的游戏或比赛，参赛者通过比赛学会追逐猎物的技巧。就连大草原上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游牧民族也比赛骑马带物冲过获胜线。²⁰不过总的说来，骑马民族不搞竞技体育，尤其是涉及粗暴的肢体接触的体育活动；如果可以把一段虚构出来的在梭伦和一位来参观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斯基泰访客之间的对话用作证据的话，可以看到希腊人认为那是因为骑马民族把肢体接触视为对人的侮辱。埃及新王国时期陵墓的雕刻有对士兵摔跤的描绘，但摔跤都是以埃及人为一方，叙利亚人或努比亚人为另一方；雕刻中埃及人的对手总是失败的一方，那并不是平等人之间的争斗。希腊人却认为平等人的竞争正是竞赛的目的。²¹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从希腊去埃及访问时，“他震惊地发现那里没有运动会，（但）运动会上公开的竞争与古时近东那些等级森严的社会格格不入，在那些社会中，法老和其他的绝对君主高踞社会的顶层。他们的权力来自神授，有时他们自己就是神”。²²

古希腊也有人批评竞赛运动会，特别是像拳击和摔跤这种粗暴的竞赛；他们的反对意见和我们今天听到的批评大同小异，比如，成功的运动员报酬高得过分；他们树立的是反社会的个人主义的榜样；他们在运动中可能会严重受伤，使他们无法过正常的生活。柏拉图干脆说拳击手或摔跤手的技能“在作战中百无一用，不值一提”。此言未免太过主观。为争取一个清晰的结果而进行的严酷运动强化了希腊人的军事行为规范；无论如何，希腊人的战争如此惨烈，严酷的体育运动正好可以锻炼人经受战争苦难的能力。²³

在战场上，希腊战士肩并肩紧挨着站在一起，通常是纵深8排人。公元前8世纪之后，他们采用了统一装备，但武器和铠甲的费用要个人负担；那些装备，尤其是青铜制的头盔、护胸甲和保护胫部的护胫，所费不赀，只有拥有财产的人才担负得起。²⁴（青铜甲胄一直到铁器时代仍在使用，因为当时生产的铁韧性不足，造不出和青铜一样柔韧的大片铁板；虽然其他地方的战士已经开始穿缀有铁片或铁环的皮制甲衣，铁盔在近东也已经非常普遍，但都比不上青铜结实。）这样的保护对方阵中的战士至关重要，因为向他击来的不是可能会滑过铠甲表面的剑尖或箭镞，而是装在白蜡杆头的铁矛尖；敌人如果尽全力刺来，除了最好的金属铠甲，别的什么都挡不住；顺便说明，方阵（phalanx）一词在希腊文中与手指是同根词，也许是因为五指伸出的形象和方阵中伸出的长矛很相似。

战士在方阵中用以自我保护的另一个用具是呈凸起状的小圆盾，叫“hoplon”，从这个字衍生出了方阵战中的希腊重装步兵（hop-lite）一词。这种盾牌直径3英尺，用木头做成，再以铁条加固，用一条皮带挎在肩上，有一个把手供左手抓握。这样就可以腾出右手来把长矛夹在手肘和胸肋之间，向对面敌阵中的敌人猛搠。关于方阵战有一点著名的观察，最先是由修昔底德提出的：方阵在作战中会向右偏，因为每一个人都向右边靠，以借右边同袍的圆盾保护自己。由个人自我保护的本能形成的集体力量使两个对敌的方阵在接触中看起来就像是在围着一个看不见的轴心慢慢转动。

敌对双方进行方阵战之前，先要经过一些所有希腊人都认为很有必要的事先程式。其中一个是献祭。“对古希腊人来说，做任何事情都有相应的仪式，要请求超自然的神明给予保证或同意，或至少不要降罪……在重装步兵组成的方阵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之前，整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要敬神”。出发打仗的军队赶着羊，过河、越界、扎营，最终来到战场上，这些场合都要杀羊祭献。举行这种“放血仪式”（sphagia）可能是“希望看到吉兆而使自己心安；也可能是为了取悦神明；也可能简单粗疏得多，仪式开始时的祭献预示着之后的战斗中要流血，所以通过献上祭品向神请求：‘我们要杀人。请准许我们杀人。’”²⁵然而，到举行“放血仪式”的时候，重装步兵的士气一般早已通过仪式以外的办法鼓动起来。在两军交锋之前，双方通常都安排早宴；这最后一顿饭肯定有酒，可能比平常的量大。在产酒的地方，战斗前几乎没有不喝酒的。主帅还会对战士们作一番动员讲话，然后，“放血仪式”的屠宰一结束，士兵们就立即开赴战场，一边高唱着战歌（paean）。在阿里斯托芬的笔下，他们同声狂叫“伊勒勒鲁”。

主帅是否站在方阵前列，对这个问题至今争论不休；在斯巴达人的方阵中，似乎指挥者是身先士卒的。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英雄们就站在现在我们称为“早期方阵”的前列。既是记叙战斗的历史学家，又亲身参加过战斗的修昔底德也暗示了这一点；他说，从斯巴达人用盾牌组成的铜墙铁壁中要辨认各个分队，只要看前排身着特别服饰的主将就可以了。主要的将帅在战斗中居于最危险的位置，这反映了武士道德观在斯巴达社会中的力量。其他地方的习俗有所不同，尤其是在雅典。“传统的古希腊城邦不存在军官阶层”，军队中的职位和民事职位一样，是选举出来的，而且指挥官站在前列在战术上没有任何意义。打赢方阵战不靠主帅身先士卒激励士气，而是靠所有战士在与敌人近身肉搏时的大无畏勇气。²⁶

汉森以他卓越的想象力重现了这种革命性的惨烈作战方式。他认为大战前由配备轻型武器的步兵进行骚扰起不了多大作用，这样的步兵都是没有财产，买不起铠甲的人；与大军随行的可能还有少数由有钱人组成的骑兵，他们的作用也可以忽略不计。希腊的地理条件不适于马背上的民族生活，也不方便骑兵活动。希腊适合两军较量的平地不多，一旦两军来到这样一块平地，战斗就立即开始。²⁷希罗多德写道：“希腊人打仗时，会选择最平坦的地方，去那里作战。”

战斗一打响，身负重达70磅的铠甲和武器的战士就拼命向前跑，冲过两军之间大约150码宽的无人区，直到迎头撞上冲过来的敌军。两军相接时，每人都认准格斗的对手，把长矛从盾牌间的缝隙中刺进去，瞄准没有铠甲遮挡的地方，如喉咙、腋下或下腹部。机会稍纵即逝。因为第一排和敌人一交上手，第二排和后面几排战士的冲势马上被阻，方阵骤然压缩，后面7排人的重量一下子压到正在作战的战士身上。冲击之下，有些人必然会摔倒，或死，或伤，或被后面的战友踩倒。这可能会使盾墙出现缺口。对方第二排或第三排的战士就从他们相对安全的位置用长矛乱扎乱刺，努力把缺口扩大。如果成功，接下来就是“盾牌推进”（othismos），进一步加大缺口，并空出地方，以便拔出重装步兵的辅助性武器——剑——来砍削敌人的腿部。“盾牌推进”是具有决定性的战术，因为它可能会导致“突破”（pararrexis）——承受敌方压力最大的人开始想逃，或者是后排的人离阵逃走；更可耻的情况是，前排的人拼命向后夺路逃跑，使战友们也惊慌起来。

方阵一破，失败即成定局。胜方的重装步兵面前没有了对阵的敌人，就对逃跑的敌方战士乘胜追击，剑矛齐下；“骑兵和手持轻型武器的骚扰部队此时也加入战斗，他们更是凶猛……自从他们进行战斗前的小型骚扰以来，现在是他们唯一上战场的机会，他们或骑马，或徒步，对敌军的残兵败将穷追猛打，以此显示他们也英勇善战。”²⁸逃离轻装步兵的攻击殊非易事。重装战士逃跑时可以扔掉盾牌或长矛，但不大可能把铠甲也脱掉。如果能做到，他们会这样做的，修昔底德在写到公元前413年雅典人征战西西里的一次败绩时说，“丢弃的武器比死亡的战士要多”；在生死关头，若是能活命，公民—战士会毫不犹豫地扔掉护身的铠甲，尽管它代价昂贵，而且代表着他的社会地位。²⁹然而，即使丢掉铠甲也跑不了多快。经过仅仅半小时或一小时的作战，重装战士已经疲惫不堪，可能既是因为费力搏斗，也是因为吓得全身发软，所以跑不过刚刚投入战场，在后面紧紧追赶的精力充沛的轻装步兵。勇敢镇静的战士可能会结成小队且战且退，公元前424年，雅典人在得利翁打了败仗，参加了作战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这样做的；他担负起了领导一小群战士的责任，“让敌人远远地就看到，谁胆敢攻击他，他会全力反抗”。³⁰然而，队列一旦被冲散，大部分人通常都各自逃命，经常在他们步履蹒跚地即将到达安全地带的时候被杀死。

据估计，打了败仗的方阵可能会损失15%的兵力，或者因战死，或者因伤重而死——常见的死因是腹部被刺破而引起的腹膜炎，或者因溃败时遭到屠杀。不过，如果得胜的一方赶尽杀绝，损失可能要大得多。一般来说，胜利者并不穷追不舍。“（他们认为）追赶逃跑的敌军并不至关重要。得胜方一般都觉得，如果敌人几天后重整旗鼓，愚蠢地再次来犯，他们完全可以和上次一样，再次打败敌人。”于是，“双方通常都愿意暂且停战，交换彼此阵亡将士的遗体”，因为古希腊人一致认为，隆重下葬战死之人是一项神圣的职责。然后，“胜利者在战场上立起胜利纪念柱或简单的纪念碑后，就班师凯旋，急切地想回家接受亲友的赞扬”。³¹既然希腊人作战如此空前的激烈，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像现代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应做的那样，力求全歼敌军呢？汉森坚信希腊人作战不求全歼敌军：“现代意义上的终极胜利以及对失败的一方进行奴役，这些对交战的任何一方都不在考虑之列。希腊重装步兵的作战是小土地拥有者之间的战斗，他们都愿意把战争（也包括杀戮）限制为单一的一次简短而噩梦般可怕的行动。”³²

对于古希腊战争的这种奇怪的不完整性，可以提出两种解释：一个渊源古老；一个来自古希腊城邦的新鲜特性。我们已经知道，原始人作战非常谨慎，多采用规避和间接的战术，绝对没有希腊战争的那种惨烈，然而，希腊人的作战方法中仍然有着鲜明的原始痕迹。一个是复仇的冲动：希腊人打仗可能不是因为妻子被抢，不过就连现代学者也同意，可能就是英雄时代发生的一个此类事件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即使它可能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然而，他们可能把入侵城邦的土地视为与违反禁忌一样不可容忍的冒犯。如果这是战端的根本起源的话，就可以部分地说明重装战士迅速做出反应的原因。另一种非常原始的感情——满足感——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的反应没有达到克劳塞维茨意义上决战的程度。希腊人克服人天生对遭受伤害的恐惧，把人面对威胁的程度推到极限，这是个异乎寻常的大跃进；他们采用重装步兵的战术就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看：用致死的武器进行肉搏是违反人性的，战士们之所以勉为其难，仅仅是因为大家面临同样的危险，肩并肩地排成战斗的队列，互相壮胆。经历了这样的危险后，幸存者自然会觉得自己的职责已经尽到。至于在战场上毫不放松，对败阵之敌穷追不舍，且不说筋疲力尽的重装战士力有不逮，关键是它给战争增加了一个新的方面，思想开放如希腊人，恐怕也难以接受。

另外，至少在希腊人之间的战争中，我们并不肯定他们是否接受现代意义上的征服。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那段所谓“暴君时代”期间，希腊各城邦中，在阿尔戈斯、科林斯、底比斯，特别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确时有战事；但是，战争的目的通常是扩大联盟，而不是打败并统治主要的敌手。自古以来，“希腊人就一直深深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比如，他们和‘野蛮人’不一样，希腊的战俘在理论上不是奴隶……每年各城邦的人民聚集一堂共同庆祝的那些主要宗教节日”——最重要的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有讲希腊语的人才有资格参加”。对希腊人，特别是对雅典人和他们身在小亚细亚，心向母邦（metropolis）的表亲爱奥尼亚人来说，征服是对海外别的民族做的事。他们对外征战足迹远至，在外国海岸沿岸处建立了若干殖民地；但在本土，虽然他们之间常常流血作战，但是，除了斯巴达以外，其他城邦并不企图剥夺彼此的公认权利。到公元前6世纪，城邦开始向集体政府的方向发展；“寡头统治、宪政政府或民主政体遍地开花”。³³尽管各国都保留了奴隶制，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城邦中奴隶对自由人的比例过去被夸大了。比如，到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自由公民—农夫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奴隶；关于除斯巴达人以外的希腊重装战士让奴隶在田地里干活，自己脱身去打仗的说法因此不攻自破。³⁴

公元前7世纪，斯巴达凭借其严明高效的军事制度，成为希腊南部无可匹敌的霸主；它的主要竞争者，包括阿尔戈斯、雅典、科林斯和底比斯，只有通过不断结盟联合才堪堪抵挡得住。后来，公元前510年，斯巴达直接出手企图阻拦雅典坚决推行民主的努力，这引发了斯巴达的武士精英主义和它的主要对手树立的代议制政治制度之间的原则之争，持续了100多年。然而，其间大部分时间，斯巴达和雅典出于爱国情怀结成了同盟。公元前551年，波斯帝国的版图业已涵盖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也包括了延伸至奥克苏斯河和锡尔河的大片土地。波斯人自恃强大，对小亚细亚爱奥尼亚人的定居地发动攻击。那些城市过去受吕底亚的克罗伊斯统治，后来被转到波斯人控制之下；公元前499年，它们在雅典的支持下起义争取独立。当时的波斯皇帝大流士在公元前494年把爱奥尼亚人的叛乱镇压下去之后，决心斩草除根，他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希腊大陆。公元前490年，他率领着装备精良的50000大军，乘坐强大的波斯海军的舰只跨海而来，在雅典以北36英里的马拉松平原登陆。雅典人马上整军前往，阻止波斯军队进一步深入，和雅典一起迎战的还有盟邦普拉提亚，但雅典也向斯巴达紧急求援。斯巴达人回答说他们马上要举行宗教仪式，完成后将立即来援。斯巴达的先头部队到达战场时，马拉松战役已经结束。雅典人在自己几乎未损一兵一卒的情况下，把波斯军队消灭了1／7，迫使他们撤回了船上。

这是希腊方阵军和一个中东帝国良莠不齐的散漫军队的第一次直接冲突。汉森猜测，波斯军队眼看着希腊方阵的推进，一定感到心慌胆怯。他注意到在希罗多德笔下，泊在马拉松岸边的波斯舰队指挥官，皇帝大流士的侄子马多尼奥斯惊叹于雅典人和他们的普拉提亚盟友那种有违人性的嗜血。

波斯大军各部尽管来势汹汹，但他们保持了对战斗的一贯态度，和希腊人的态度很不一样……但波斯人受累于战争中最危险的倾向：作战时想杀别人但自己没有必死的决心……在马拉松，他们看到希腊军队身穿重装列队冲来时，以为希腊人发了疯，得了‘破坏疯狂病’。当人数居于劣势的希腊重装步兵冲进波斯人的队列时，波斯人一定终于明白，这些人信奉的不仅是阿波罗神，而且也有狂野不羁的狄俄尼索斯神。³⁵

斯巴达人因没赶得上参加马拉松战役而痛悔不已，尤其是因为战役的胜利给雅典带来了荣光。然而他们知道，波斯的侵略威胁到希腊人权利的存亡，所以必须继续向雅典提供援助，于是他们着手和雅典人协调抵抗计划，以备他们的共同敌人再次来犯。波斯人的确没有放弃再战的决心。从公元前484年到公元前481年，大流士死后继承了帝位的薛西斯与迦太基结盟，以此确保西西里的希腊殖民者不会支援他们在大陆上的同乡，同时进行一系列复杂的后勤准备，包括建造跨越亚洲和欧洲之间海峡的舟桥，以保证大军前进时通信的畅通。消息传来，希腊的许多小城邦都纷纷与薛西斯媾和，只有雅典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城邦仍顽强不屈。斯巴达试图劝说雅典把它位于易守难攻的科林斯地峡以南的军队开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和伯罗奔尼撒联盟中的其他城邦会师。由地米斯托克利任执政官的雅典没有同意，因为那意味着放弃雅典城；雅典人说，既然联盟的一支远征军将北上迎击前来的波斯军队，他们应使用自己强大的海军为远征军提供靠海一侧的掩护。

由于盟邦都不想把自己的军队开出伯罗奔尼撒半岛，斯巴达无奈只能接受雅典的战略，同意扼守从塞萨利平原而来的沿海道路必经的温泉关（Thermopylae）隘道。在海上，雅典舰只占2／3，直接由地米斯托克利指挥的希腊海军遏止了波斯舰队的前进（公元前480年8月），一场狂风也给波斯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温泉关，斯巴达国王利奥尼达斯成功地阻止了波斯军队的前进，但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他遭到了来自后方的袭击。利奥尼达斯和他的卫队——“斯巴达300勇士”——将生死置之度外，继续坚守阵地；“斯巴达300勇士”后来成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的代名词。同时，希腊的舰队返航，把雅典居民撤退到萨拉米斯岛上后等待行动。至此，联军的其他部队均已退到科林斯地峡以南，只剩了地米斯托克利来证明可以用海军的力量击败波斯人。他使了诈兵之计，用假情报骗得薛西斯相信如果波斯舰队采取行动，雅典人就会屈服，结果把波斯舰队诱入一处狭小的水面。虽然波斯舰队有700艘战舰，远多于希腊舰队的500艘，但地方太小，反而难以施展。雅典人只用一天的战斗（可能是公元前480年9月23日）就摧毁了波斯舰队的一半，自己仅损失40艘战舰，并迫使波斯舰队的残部北撤。

希腊人和两栖战略

薛西斯的入侵至此尚未被完全击败。次年，在7月的普拉提亚战役和8月的米卡勒海战中，雅典和斯巴达联手消灭了波斯远征军的残部及其希腊盟友（主要是底比斯）的部队，这才宣告了希腊对薛西斯的完胜。雅典和斯巴达不仅把波斯人逐出了希腊大陆，而且夺回了黑海海峡的控制权。

公元前480—前479年的战役使外人更加坚信10年前他们从马拉松战役中首次悟到的道理：要打败希腊方阵，必须或者有希腊人那样的勇气，或者招募希腊人入伍，或者采用新的更复杂的作战方法。希腊人的勇气是别人学不来的，但希腊雇佣兵却因此发现自己的行情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大涨——波斯早在公元前550年征服埃及时就雇用了希腊兵；战术上的各种探索，特别是在披甲骑兵方面的试验自那以后也热火朝天地展开。然而，公元前480—前479年那场战役更大的遗产不在陆军，而在海军方面。在内海沿岸国中，它使舰队的地位得到提高，与陆军平起平坐，因此确定了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新作战方式。在那个世纪后来的时间内在东地中海发生的争霸战中，各方都竞相采用它；它的要旨在所有的沿海民族中代代相传。

希腊人，主要是雅典人，进行海战的工具是有桨战船，可能是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开始时，由叙利亚沿岸的腓尼基人根据当地早期的模型，甚至是塞浦路斯人的模型发展起来的。到薛西斯的时代，腓尼基人已成为波斯帝国的属民，但他们的技术早就传到了希腊。雅典的三列桨船长120英尺，宽15英尺，船身沉重，船头的撞角包着厚厚的铁甲，桨手分上下3层，划动起来船速飞快，足以一举撞沉敌舰。³⁶雅典的水手来自比重装步兵社会地位低的阶级，他们是船上的战士。当与敌舰咬住，短兵相接的时候，桨手可能也参与进来，战斗即从船对船转为人对人的搏斗。³⁷

雅典之所以建立强大的海军并高度重视海军的军事作用，是由之前两个世纪中它的经济和对外关系的发展方向所决定的。在斯巴达充分发挥建立在排他性社会秩序基础上的军事优势，一跃成为伯罗奔尼撒强国的同时，雅典则发展为贸易大国，这部分地是因为它的土壤太过贫瘠，难以养活国内的人口。同时，雅典也日益成为政治上的帝国，与它结盟或托它庇护的城邦远及小亚细亚。雅典被这个联盟推选为盟主，带领盟友在萨拉米斯战役和普拉提亚海战后继续与波斯作战；公元前460—前454年间，雅典甚至投入了海军并派出远征军与波斯争夺对埃及的控制权。国土安全且自给自足的斯巴达退出了战争，而雅典作为由较小的城邦组成的提洛联盟的盟主却力战不休，主要靠要求盟友支付越来越多的补贴；最后，纳贡的城邦多至150个。

到公元前448年，波斯的斗志被雅典消磨殆尽，和平终于得以实现。但外部的和平并未带来内部的和平。雅典人的索求无度在提洛联盟各城邦的纳税人中引起了广泛的不满。雅典插手有些地方的事务，有时甚至挑起革命来建立雅典式民主制度；在这些地方，雅典的勒索、政治颠覆和它不断扩大的战略和商业霸权，种种因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了与雅典的反目。先是科林斯，然后一个接一个的城邦都起来反对雅典，和雅典爆发了一系列冲突；在冲突中，斯巴达与科林斯和底比斯结为盟友。此即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在公元前445年结束，双方均未遭受太大的损失。但雅典后来的所作所为却不可避免地再次挑起了战火。它修建起“长城”，把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都围在里面，使陆上来犯的敌人无法进入；同时，在精力充沛的领导人伯里克利的极力怂恿下，雅典集中财力军力向海外扩张；它自认高人一等，对原来提洛同盟中的盟友以势压人，毫不留情，咄咄逼人地威胁着其他大商业城邦的利益和斯巴达作为陆上军事霸主的地位。公元前433年，雅典和科林斯开战。公元前432年，斯巴达加入了战争，还带来了皮奥夏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城邦成员。³⁸

这场战争才是真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它持续到公元前404年，以雅典战败、斯巴达得胜而告终，但希腊城邦制度因此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战后小型冲突仍然接连不断，使希腊对外敌全无抵抗之力，结果被马其顿征服并强行实现了统一；马其顿人在血缘上是希腊人的兄弟，但在希腊人眼中却是半野蛮人。独立希腊是身处一个大肆扩张的亚细亚帝国边缘的自由人民引以为傲的文明。被马其顿征服后，它终于失去了辉煌，这一文明所启发的知识和艺术生活也光彩不再。伯罗奔尼撒战争本身是陆上和海上这两类迥然不同的力量的冲突，结果谁都没能压倒对方。战争初期，斯巴达几乎每年都侵入雅典的内地破坏庄稼，企图用饥饿法使雅典就范；雅典破解斯巴达这一封锁战略的办法是任乡村的居民自生自灭，城里的人靠从海上进口的粮食存活，主要经由接通黑海岸边产粮区的航道运来。当斯巴达在公元前424年派兵攻占位于这条航道之上的色雷斯港的时候，雅典不得不寻求停战。本来可能会通过外交的折冲樽俎达成持久的和平，但斯巴达人的外交努力却没能成功。它的一些盟友脱离了同盟，这使雅典人重新燃起了希望，以为最终仍然有可能获胜，于是他们在公元前415年扩大了战争的范围，以求制造一场大危机。雅典对西西里的锡拉库萨发动远征，希望占领全岛，以此获取一个供应中心，彻底消除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西西里远征的确造成了危机，但远超雅典的预期。斯巴达看到，现在的问题是哪个城邦能在希腊成为执牛耳者，于是放弃了它自从温泉关以来一直坚持的爱国立场，去寻求波斯的帮助。公元前412到公元前404年间，在远至黑海入口的一系列陆上和海上的战役中，斯巴达陆军和波斯海军让雅典人连吃败仗，最终赶得雅典军队逃回长城内。波斯舰队在公元前405年的羊河战役（Aegospotami）中打败雅典海军后，出现在比雷埃夫斯外的海上；公元前404年4月，海陆两边均遭封锁的雅典被迫投降。

马其顿与方阵战术的登峰造极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希腊人之间就此休战。无论是对希腊大陆还是对希腊的海外殖民地来说，公元前4世纪都是一段悲惨的日子：争霸之战旷日持久；交战方结盟改盟越来越随意无由；出于一己之私去请求波斯的帮助，把过去希腊人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大流士和薛西斯的爱国精神抛到九霄云外。公元前395到公元前387年间，雅典及其同盟与波斯结盟对抗支持小亚细亚地区希腊城邦的斯巴达，雅典—波斯联合舰队在公元前384年的尼多斯战役中一举摧毁了斯巴达的海军。雅典的力量因此骤然剧增，波斯于是惕然不安，遂暗地里又向斯巴达提供支援；由此造成的僵局迫使希腊人承认了波斯对希腊以及希腊以外地区名义上的宗主权。尽管如此，斯巴达仍锲而不舍地企图维持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决定，甚至出兵攻打它在陆上的主要对手底比斯。在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战役和公元前362年的曼提尼亚战役中，底比斯都大获全胜；它天才卓越的将军伊巴密浓达（Epaminodas）表明，方阵战法在对敌时可以调整，做出决定性的战术调动。在留克特拉战役中，在对方的兵力是11000人而己方只有6000人这种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伊巴密浓达把左翼的力量加强了4倍；为掩饰右翼兵力的薄弱，自己率部发起冲锋。斯巴达人还以为战斗会按照方阵战的老规矩进行，兵力在整个战线上平均分配，结果没能及时加强己方比敌军力量薄弱的那部分，方阵被打破，损失惨重，而底比斯方面却几乎未损一兵一卒。虽然斯巴达人吃了大亏，但9年后，他们在曼提尼亚又重蹈覆辙，再吃败仗。伊巴密浓达指挥军队打了胜仗，自己却在胜利时身死沙场，他的死部分是因为调整方阵战法后加大了指挥官身处的危险；危机尚未过去，底比斯却痛失主帅。

至此，希腊的力量正从南部和中部确立的城邦向北转移，北面的马其顿在励精图治的新国王腓力二世的统治下，正逐渐发展为地方霸权。腓力二世认识伊巴密浓达并对他钦佩备至，他自己重组了马其顿的军队，重点加强其战场调动能力，打败了西面和北面边境地区的敌人后，转而介入希腊的事务。在第三次神圣战争（公元前355—前346年）中，他打败了雅典，占领了许多和雅典结盟的小城邦，成为近邻联盟（东北）理事会的领导。他的地位一经巩固，把征战范围扩大到希腊以外后，就获得了进一步扩展权威的机会。狄摩西尼向他的雅典同乡和其他希腊人呼吁说，面对马其顿的威胁，他们应该像当初抗击波斯一样团结起来，但没有人理会他的话。公元前339年，雅典和底比斯重整旗鼓，向近邻联盟理事会宣战，但在喀罗尼亚一役中（公元前338年）被腓力二世打得溃不成军。第二年，腓力二世召开了所有希腊城邦的大会，会上除斯巴达以外的其他城邦都表示接受他的领导，并同意和马其顿一起对小亚细亚发动远征，推翻波斯对希腊土地的控制。

腓力二世18岁的儿子亚历山大参加了喀罗尼亚战役，他带领左翼的骑兵奋勇作战，给了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两年后，亚历山大即位；时至今日，传记作家仍然就他是否参与了弑杀腓力二世的阴谋一事猜测不休。亚历山大即位后，维持了马其顿的既有政策。事实上，他对“征讨”波斯比他的父亲还要起劲儿。他彻底征服了马其顿北面边界上与腓力二世作对的宿敌后，又镇压了底比斯的叛乱，然后点起马其顿的大军，再加上由因希腊战争结束而无所事事的大批士兵组成雇佣军，在公元前334年春天渡海到达亚洲，开始了推翻当时的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的战争。这是一项大胆得令人咋舌的行动。波斯占领了中东所有旧帝国的领土，版图所及不仅有波斯本土，还囊括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叙利亚和希腊殖民地所在的小亚细亚。波斯军队的中心力量虽然仍然是战车部队，但也包括重装骑兵和人数众多的希腊雇佣步兵。

亚历山大军队的组织形式和波斯军队一样。虽然没有战车，因为战车在希腊已经不再时兴，但有重装骑兵，战马是在马其顿山脉另一边的草原上养育的；还有亚历山大自己的近卫突击队，这支队伍是骑兵（仍然没有马镫，马鞍也非常简陋），身穿铠甲，武器是长矛和剑；再有就是强大的步兵方阵，这是军队的核心，士兵身穿传统的希腊护身甲，但使用的长矛（sarissa）比过去更长，这样可以使方阵的纵深比过去增加一倍。方阵中小队的组成以部落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马其顿士兵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同时亚历山大还相当成功地在被他带到波斯的希腊人中间培养起了一种共同的爱国感。他的大军主力为步兵，总数约50000人，就连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大战役的参战人数都与其相差巨大；当时斯巴达仅召集起10000人。³⁹

亚历山大在亚洲转战12年，在永无餍足的征服欲的驱使下，他的足迹甚至远至印度北部的平原。不过，他刚到亚洲不久就对波斯进行了决定性的打击。他和波斯的军队打了3仗——格拉尼库斯河战役（公元前334年）、伊苏斯战役（公元前333年）、高加米拉战役（公元前331年）——一步步摧毁了波斯帝国军队的抵抗能力，最终击败了波斯军。格拉尼库斯河战役是两军的初次交锋，它值得注意主要是因为亚历山大在指挥骑兵作战时显示出了生龙活虎的领导能力。为他作传的阿里安写道：“那是一场骑兵战，虽然采取的是步兵战法；马匹紧紧相挨……使劲儿把波斯人向后推下河岸，推到平地上去，波斯人则尽力不让他们登岸，把他们扔回河里去。”⁴⁰亚历山大选择攻击点时，观察到波斯人纷纷躲藏到河岸的后面，显然这表明了他们的胆怯，也说明他们仍然保持了躲避这种“原始”的战术；我们知道，在下一个千年中，这种战术在中东的军队中仍然非常普遍。以希腊方式思维的亚历山大不耐烦别的战法，只喜欢面对面的厮杀，所以他专拣波斯军队兵力最强的地方冲锋。事实证明，他此举虽然冒险但完全值得，因为波斯士兵见他冲来吓得纷纷落荒而逃。第二条战线上的希腊雇佣兵方阵“被这天降的灾难惊得如木雕泥塑”，结果被包围起来惨遭砍杀。⁴¹亚历山大自己也受了伤，但战役大获全胜，那点儿伤不算什么。他以实际战果表明，希腊式方阵和披甲骑兵联手作战，是有可能深入波斯领土作战并发挥优势打胜仗的。第二年在伊苏斯，他更强烈地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敌众我寡，敌我比例为三比一（如果大流士带领16万大军御驾亲征这个最可靠的估计准确的话），但亚历山大再一次选择攻敌之最强，看得出敌军哪里最强是因为“（波斯人）在一些地方树起了栅栏，（所以）亚历山大的参谋认为大流士是胆小鬼”。⁴²亚历山大冒着波斯人用复合弓射出的箭雨，率领骑兵队纵马飞驰过弓箭的射程所及，直扑大流士所在的一翼。在战场中心，他的方阵和由希腊雇佣兵组成的波斯方阵迎头撞上，受到了阻截，但亚历山大把大流士赶得落荒而逃后，带领马队转过头来攻击敌人步兵的侧翼，一举击败敌人，赢得了胜利。

第三次对抗与前一次相距较久，因为亚历山大在忙于入侵并占领波斯帝国被大流士放弃的那些地方，包括叙利亚、埃及和北部美索不达米亚。伊苏斯战役23个月后，公元前331年10月1日，亚历山大才再次在高加米拉与波斯军队遭遇。至此，马其顿人已渡过幼发拉底河进入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把供应给养的舰队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因此可以说后勤几乎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极限。大流士盘算，如果能固守顶住亚历山大的进攻，就可能赢得此役，或者迫使马其顿人后退，那样马其顿的军队就可能解体。他把高加米拉的阵地修得异常坚固，在底格里斯河的一条支流处清出一片8平方英里的地方，使他的战车——可能是用木头砍削成的轮子——能自由活动，还修了3条并排的道路以便冲锋（我们前面看到，中国人也认为应这样准备战场）。大流士的军队不仅有战车（他自己就保留了中东皇帝乘战车巡视的传统），还有来自24个民族的部队；有的是波斯帝国治下的民族，有的是外族雇佣兵，包括一些残余的希腊兵、大草原来的斯泰基骑兵、一些印度骑兵，甚至还有一队大象。如同在格拉尼库斯和伊苏斯一样，波斯军队的人数远远多于马其顿军队——至少有40000波斯骑兵参战，而且占据了自己选好的有利地形。⁴³似乎此役波斯人胜券在握，若非亚历山大先用拖字诀，然后又出奇兵，他们本来真的可能如愿以偿。亚历山大让波斯大军在阵地上干等了4天后才出动迎敌，他的布阵和大流士一样，步兵居中，两侧是骑兵，但接下来，他创造性地采纳了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战役中的策略，率兵从波斯阵前掠过，进击敌人的左翼。波斯人猝不及防，没能立即反攻，马其顿人已经到了眼前才采取行动；等到波斯人终于开始冲锋时，亚历山大带着他的近卫骑兵队已经驰入波斯人留下的空当，直冲大流士而去，吓得他夺路而逃。

又过了10个月，亚历山大才追到这位波斯皇帝，但他已是一具尸体，是被卑怯的廷臣行刺而死的。亚历山大已经自封为埃及法老和巴比伦国王，又为自己加上了波斯皇帝的称号，现在他开始称自己是亚洲之王。在国内，永远不满的斯巴达人和雅典人起来叛乱，遭到了镇压，希腊联盟再次任命亚历山大为终身最高统治者；他现在要开始真正行使他的各种头衔赋予他的权力了。他把自己面临的各种选择看得很清楚：

或摧毁波斯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后，撤到幼发拉底河一线；或就此停手，像图拉真后来所做的那样，只保留对丰饶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控制；或继续征服波斯帝国其余的地方。亚历山大选择了第三条路。波斯帝国和马其顿十分相似，它富饶的平原极易受到北方剽悍山民的攻击，它远方的省份形成了阻挡好战的游牧民族的防线。

简言之，亚历山大无意中继承了河谷地区历代君主的战略忧患。那些忧患和中国与黄河河套以北民族的关系、罗马和拜占庭在亚洲边界上的战争，以及信奉基督教的欧洲确定并守住它东临大草原的边界的努力同属一类的问题。面对他继承的这些问题，亚历山大似乎找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绝妙的积极东进政策，通过把控制线不断向东推进，使可能入侵波斯腹地的敌人无立足之地。然而，他率军远征，足迹遍布中亚和印度北部，其实是在追求一个虚妄的幻觉。每打败一个敌人后，总是又出现新的敌人，直到士兵们厌倦了无休止的征战，军心浮动，迫使亚历山大整军回国。他留下了一连串表面上希腊式的卫星国，在他于公元前323年在巴比伦去世后分封给他手下的各个将领。但那些国家基础不牢，统治者之间又发生龃龉；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它们大多舍弃了希腊式的政治形式，又恢复了原来的老样子。

亚历山大的征战占了天时。作为他主要目标的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扩张过甚，鞭长莫及，边缘地区防卫虚弱。马其顿方阵的战士个个勇猛，善于肉搏，而亚历山大的披甲骑兵，如阿里安精辟地指出的那样，就是马背上的重装步兵；迎战的波斯士兵却大多仍属于中东的传统作战文化，习惯于避免近身肉搏、依靠弓箭和投枪、借地形阻挡敌人的前进。亚历山大还有一个好运：他征服了波斯的中心地区后接着挥师中亚，那里的人在后一个千年间从伊斯兰教那里汲取了力量，并积聚了丰富的马上作战经验，但当亚历山大来袭时，这些都尚未发生。亚历山大的一生的确是史诗般的一生，然而，后来他在拜占庭的继承者在守卫帝国北面高加索边界和南面尼罗河边界的努力中未能重现他的丰功伟绩，却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亚历山大的意志、能力或资源，而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棘手得多的军事难题。

罗马：现代军队的孕育地

亚历山大带来的希腊精神不仅在东方土崩瓦解，在本土也荡然无存，虽然并非因他的继承者之间的不和所致。马其顿王室在马其顿本土和希腊的权力最终被在亚历山大时期尚微不足道的罗马人所推翻。罗马的崛起多亏了希腊。公元前6世纪，罗马不过是河岸上的一个小村子；国王下辖3个部落，部落的名字都是伊特鲁里亚语，说明北面的伊特鲁里亚影响巨大。公元前580—前530年间，在塞维·图里乌国王的统治下，罗马的人口似乎组织为5个军事阶层，都来自有产阶级，还有一支民兵，肯定练习过重装步兵的战术。⁴⁴后来，罗马人声称他们的战术来自伊特鲁里亚，但似乎更有可能是来自希腊；当时南部意大利居住着许多希腊人，也许就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大约同时期，罗马的君主制改为共和的政府形式，初展拳脚扩大势力范围的罗马就是共和制的罗马；罗马人先是与受到北部意大利的高卢人夹击的伊特鲁里亚冲突，然后直接和高卢人交锋，最后是和南面的萨莫奈人打仗。公元前3世纪，卡拉布里亚和阿普里亚的希腊殖民地发现罗马的南征军兵临城下，遂立即向亚历山大在希腊建立的一个王国的国王皮洛士求援；皮洛士虽然带兵打败了罗马军队，但代价惨重，尤其是在奥斯库卢姆（Ausculum）战役（公元前299年）和贝内文图姆（Beneventum）战役（公元前295年）中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他震恐之余，撤出了战斗。

至此，罗马军队已大大改进了原来重装步兵的组织格式。在和战阵松散但作风强悍的高卢人作战时，罗马将领发现己方军队密集的方阵反而成了掣肘。于是他们改变了制度，让方阵中的分队［称为“中队”（maniples）］在战场上独立运动，并逐渐抛弃了用长矛戳搠，改用掷投枪（pilum）的办法；战士掷出投枪后，随即持剑冲上前去。公元前4世纪期间，罗马军队中由几个中队组成的师开始被称为军团；战士也逐渐弃用重装步兵的沉重装备，换成轻便的椭圆形盾牌，最终采用了轻便得多的标准铁环护身甲；这种铠甲挡不住方阵战中长矛的刺击，但足以抵御刀剑和箭矢。装备和战术的改革对罗马军队长远的作战效率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样重要的是罗马人建立了新的兵役制。希腊城邦经常使用雇佣军，公民自备武器上战场这条原则因此大打折扣，有的城邦甚至不得不花费公款给战士配武器、发军饷。到公元前440年，雅典的海军和海外驻军已全部靠公款维持。不过，人们仍然认为重装步兵有义务自己出钱打仗。⁴⁵公元前4世纪，罗马放弃了这个观念，改为按天给军团战士发放津贴。这标志着罗马和希腊的军事制度最重要的分别。罗马的小农在越来越强势的政治阶级的命令下，切断了和土地的联系，不再靠土地吃饭，变成了职业军队的兵源；罗马的军队年复一年，征战的路途越来越远，使共和国的土地不断扩大，最终成为罗马帝国。⁴⁶

罗马从共和国变为帝国的动机是学术辩论的一个重要题目。传统的观点以罗马的资料做依据，认为肯定不是为了经济的原因。罗马不像希腊，需要找到粮食来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因为离罗马城不远就有肥沃的良田可以吞并。另一方面，罗马靠征战大发横财，帝国的扩张无须自己出资，而是靠抢掠被征服的人民。在扩张初期，罗马人一定非常热心地在意大利夺取新的土地，统治阶级可以获得庄园，农夫可以获得耕地；一旦征服了一个地方，绝不愁没有买地或租地的人；罗马建立的农耕殖民地很快巩固下来，通常都兴旺发达。然而，说罗马打仗是为了俘获奴隶，让他们在统治阶级不断扩大的庄园上干活，这种观点未免过于牵强；认为罗马历届政府还抱有抢夺战利品这种原始的想法也似乎证据不足。罗马在意大利征服的地方基本上无钱可赚，既没有贵金属或矿藏，也不出产高级手工艺品。尽管如此，“罗马人赢得战争胜利的时候不可能不期望得到物质上的收获”。二者在罗马人的观念中并驾齐驱。古典历史学家威廉·哈里斯（WilliamHarris）说得好：“经济收益对罗马人来说……是军事成功和权力扩张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⁴⁷

罗马人的战争有别于同时期其他民族和邻国的战争的最大特点不是作战的动机——作战动机与众不同的要数桀骜不驯、个性鲜明的希腊人——而是他们作战时表现出来的凶猛。⁴⁸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晚期的罗马战士的凶狠勇猛只有1500年后的蒙古人或帖木儿的骑兵差可比拟。罗马人和蒙古人一样，把敌人的抵抗，尤其是被围城内军民的抵抗，作为借口，对战败者杀无赦。罗马早期军事历史研究领域中最权威的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描述说，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统帅大西庇阿在公元前209年一举攻下新迦太基（西班牙卡塔赫纳）后，

根据罗马的习俗，（挥军）转向城里的人民。他要士兵见人就杀，鸡犬不留，但没有命令不准抢劫。这样做是为了在人的心中造成畏惧。所以，在罗马人攻陷的城里不仅能看到被他们屠杀的人的尸体，还有被劈成两半的狗和砍下来的别的动物的腿。这一次，屠杀的范围特别大。⁴⁹

新迦太基的惨剧在许多地方多次重演，有时有的城池希望主动投降能使自己免去一劫，但罗马人照样大开杀戒。他们甚至在战场上也如法炮制。公元前199年，罗马人曾和马其顿人打过仗；马其顿人后来发现他们战死的战友们肢体残缺，尸体遍布战场，惨不忍睹。这在希腊人眼中是亵渎，希腊人认为，作战者有义务掩埋战斗中牺牲的战士，无论是敌是友。如果在多塞特郡的梅登城堡考古发现的屠杀遗迹可以用作证据的话，那么可以确知罗马人这种大肆屠杀的做法一直延续到公元1世纪。

哈里斯得出的结论是：

在许多方面，（罗马人的）行为与古时候许多其他非原始民族的行为大同小异，但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在战斗中表现出如此极端的凶猛，同时却又达到了如此高级的政治文化程度。罗马帝国主义基本上产生于罗马人的理性行为，但它也有着黑暗的非理性的根源。罗马战争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经常性，几乎每一年，罗马人都会出动大军进行大规模暴力行为，这种经常性给他们的暴力行为涂上了病态的色彩。⁵⁰

从比较军事史的角度来看，这没有什么可惊讶的。我们已经看到，暴力的冲动有许多表现形式，虽然多数人当知道表达暴力冲动会给自己带来人身危险的时候，会抑制这种冲动，但少数人不会这样做。尽管方阵战动作迟缓，因此限制了暴力冲突的效果，但是两军接触时爆发的暴力仍然十分可怕；方阵中的战士不仅要背离自我保全的本能，还要违反许多文化中对面对面杀戮的普遍禁忌。希腊人以一种方式表现出他们学会了克服人的本能和文化的禁忌，罗马人这方面的表现则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尽管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组织水平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但他们似乎保留了祖先的原始狩猎者心理，把人看作要捕猎的动物，杀人时丝毫不考虑生命的宝贵，如同野兽对待其他野兽那样。

然而，罗马人的战争固然间或有极端的暴力发生，但从未像后来蒙古人和帖木儿的军队那样惨无人道，所到之处焦土千里。罗马人是一点一点、零敲碎打地吞并土地、巩固领土的，恺撒征服高卢是唯一的一次例外。布匿战争后，他们并未像帖木儿一样横冲直撞、烧杀抢掠。他们没有堆起骷髅的金字塔。他们在领土边界处建起军垦区，如公元前3世纪在利吉里亚建立了殖民地，但罗马公民是自愿去那些地方定居的，不像由亚述人开始，后来被蒙古人、突厥人，最终是俄国人所效法的那样，把治下的人民强行迁移离开故土，作为对他们不忠的惩罚。

罗马人在建立帝国的过程中相对克制，其中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罗马军队没有马背上的民族那么高的机动性。公元前4世纪时，罗马军团中还包括相当大的一支骑兵部队，但自那以后，由于社会和物质的原因，骑兵逐渐缩减到小型的附属部队。意大利和希腊一样，无法放养太多马匹，而原来的骑士阶级又逐渐放弃了军旅生涯，转而留在城里从事政治活动。⁵¹罗马军团自扩张时代开始，就显示出出色的行军能力，可以连续多日以正常速度行军；国家则负责提供军饷和军需。然而，步兵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稳步前进，不能像游牧民族的军队那样疾驰。因此，罗马的扩张是积聚性而非爆发性的。

另外，决定罗马扩张的积聚性格式的另一个因素是罗马军队本身的性质。它很早就变成了“常备”军，成为官僚体制，到和迦太基打布匿战争时，它的形式已经固定，一直保留到3世纪罗马帝国遇到了条顿蛮族挑战的时候。历史学家认为是亚述创立了常备军制度。的确，亚述的一些做法，包括给全职军人定期发饷、建立武器库和军需库、修筑兵营和集中制造武器装备，可能为后来的帝国树立了榜样。这样的做法在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期间，部分地通过波斯人与希腊人的接触，部分地通过需由国库负担的雇佣军市场的兴起，从中东逐渐渗透到西面战事频仍的地区。然而，没有任何军队达到过罗马共和国那样有法律、有规则的招募、组织、指挥和供给的水平。从布匿战争开始，自信自立的罗马军队即独立于文明世界的所有其他制度，可能唯有中国的官僚统治能与它相比，尽管官僚统治是无形的。

罗马的战事绵延不断，有抗击外敌的战争，也有罗马人自己发起的战争；罗马的军队在无休止的征战中能够坚持下来，在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国家解决了所有中央政府都头疼的问题，即如何确保既可靠又得力的兵源。到布匿战争的时候，虽然民兵的义务在理论上依然有效，但实际上已经不再援用，而是经选拔（dilectus）招募军团士兵，在报名的公民中择优录取，服役期6年（可能延长到18年）。采用选拔制度反映了小农境况的恶化，实际上，富人庄园的不断扩大正逐渐蚕食小农经济的基础；然而，如果不能再务农，人们似乎很愿意志愿入伍领取军饷，因此，直到公元前2世纪晚期之前，一直不需要通过法律缩短服役期。⁵²高级军官不需通过选拔，因为那时罗马的政治制度规定，出身好的年轻人要想作为候选人参加包括执政官在内的任何政治职位的选举，首先必须担任一段时间的军团司令官，每一个军团有6个这样的位子；候选人一般都有10年的从军经历或参加过10次战役。罗马变为帝国后，尤其是在3世纪的军事危机期间，这方面的资格要求放松了，但无论是罗马共和国还是罗马帝国都认为，统治的权利最终要通过显示战场上的指挥能力才有合法性。⁵³

1000年后，欧洲的君主制国家在文艺复兴时期重新燃起了研究古典知识的热情，依照罗马军队的模式建立起了伟大的现代军队，但罗马军队的力量以及使其成为后人样板的特点既不在于它的招募制度，也不在于它的高级指挥，而是在于它的军团干部制度——百人队长制。罗马的百人队长都是从行伍中选拔出来的身经百战的优秀军人，他们是历史上第一批专业军官。他们是军团的脊梁，是他们把纪律守则代代相传，是他们积累保存了罗马军队在连续5个世纪几乎没有间断的战争中百战百胜的战术精华的宝藏。

罗马史家李维为我们留下了一位罗马共和国百人队长的服役记录。它准确地反映了这群卓越非凡的人的特质，它突出表明百人队队长制在当时不啻一场革命。在那以前，参军打仗基本上是临时性的、应急的活动，或是由雇佣兵做的事；事实上，如果加以适当调整，百人队队长制其实就是任何伟大的现代军队中的准尉制度。斯普里乌斯·利古斯提努斯（Spurius Ligustinus）告诉公元前171年的执政官说：

我是在（公元前200年的）执政官任期期间参的军。我跟随部队去了马其顿，当了两年小兵，参加了对腓力国王的作战；第三年，我因作战勇敢（被提拔为）百人队队长，在青年兵（hastati）第十中队服役［青年兵以及成年兵（triarii）和壮年兵（principes）最初是根据财产的多寡所排列的中队级别，一直沿用了下来］。腓力国王死后，我们解甲归田，回到了意大利，但我马上作为志愿兵跟着执政官M·波西乌斯（公元前 195年）去了西班牙。我受到指挥官的赏识，被任命为青年兵第一百人队的队长。对埃托利亚人和安条克国王作战时（公元前191年），我第三次志愿当兵入伍。到马尼乌斯·阿奇利乌斯（ManicusAcilius）任执政官时，我当上了壮年兵第一百人队的队长。我们赶走了安条克，打败了埃托利亚人后，又回到意大利。后来我两次参加军团作战，每次服役期一年。然后，我在西班牙打过两次仗（公元前181年和前180年）……我和省里其他的一些人因为在战斗中表现勇敢，在弗拉库斯（Flaccus）执政官的带领下参加了凯旋仪式。几年内，我4次担任首席百人队队长（primuspilus，成年兵第一百人队的队长），共有34次因作战勇敢受到上司嘉奖。我6次被授予公民冠，在军中服务了22年，现已50多岁了。⁵⁴

利古斯提努斯有6个儿子和两个已出嫁的女儿，他想申请继续服役或晋升；根据他过去的出色表现，他被任命为第一军团的第一百人队队长。

罗马的军官团里有许多像利古斯提努斯这样的卓越人才，他们把从军作为终身的职业，绝不想跻身于统治阶级；他们的抱负就是在自己从事的这个有史以来第一次受人尊重，并可借以维生的职业中取得成功；有这样的军官团，罗马的疆界得以从大西洋扩张到高加索应是意料中事。无论罗马用了什么手法，它都把一个小城邦的武士精神转变成了真正的军事文化。那是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为罗马社会各阶层所共有，但它却植根于并表现为一个单独的从属性专业群体的价值观。这个群体成员的生活在物质上绝非优越。尽管罗马军团是高效的作战机器，但战争仍然十分血腥和危险。百人队队长和军团战士一样和敌人近距离作战，经常是近身肉搏，他们把负伤视为自己所选择的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危险。比如，尤里乌斯·恺撒在写到他公元前57年在现代比利时的桑布尔河对内尔维人作战时，描述了如下的紧急时刻：

士兵们挤得太紧，无法放手搏斗，因为第十二军团的旗帜都集中在一个地方。第一批步兵队的所有百人队队长都已捐躯，旗手也牺牲了，旗帜不知所踪。在另一个步兵队中，几乎所有的百人队队长非死即伤，首席百人队队长塞克斯提乌斯·巴库卢斯（SextiusBaculus）那个勇猛过人的好汉浑身是伤。他伤得如此严重，连站都站不稳。⁵⁵

这是对军团战争淋漓尽致的写照。军营中的生活一成不变，要站岗，要劳动，按时开饭，按时洗澡——和距今100年前欧洲军营的生活完全一样；但一旦投入战斗，这样按部就班的生活一下被打乱，战士要面对一群挥舞着致命武器咆哮着冲上前来的敌人，他们须发蓬乱，可能脸上还涂着各色颜料，尘土满身，散发着竭力打斗造成的汗臭，同时也难掩心底的恐惧。无须多言，光这就令人信服地证明罗马的职业战士不是为了钱而从军的。⁵⁶他的价值观直到现代仍然为军人所奉行：为自己与众不同（男性特色鲜明）的生活方式而骄傲；注重自己在战友当中的名声；自豪于标志着事业成功的象征性标记；希望得到晋升；期冀光荣退伍，以及退伍后过上小康的生活。

随着帝国的扩大，军队也修改了招兵条例，开始招纳非意大利人，或是做军团战士，或是做骑兵，或是做轻型步兵附属部队；军事职业遂出现了多民族的特点。把军人们团结在一起的力量主要是对罗马的责任和义务。在对10位罗马战士生涯的一次调查中，他们的墓碑表明，他们都是在1世纪和2世纪期间在为帝国的征战中为国捐躯的。这次调查发现的结果令人吃惊：一个来自毛里塔尼亚（现代的摩洛哥）的骑兵死在哈德良长城上；奥古斯特第二军团的旗手出生于里昂，死在威尔士；第十双子军团的一位百人队长出生于博洛尼亚，在日尔曼条顿堡森林的惨败中战死；同一个军团的一个老兵出生于莱茵河上游附近，死在多瑙河边，现代的布加勒斯特；还有一个第二附属军团的战士出生于现代奥地利，死于埃及的亚历山大。⁵⁷显示罗马军团的战士来自五湖四海的殡葬记录中最感人的可能就是哈德良长城两头分别安置的两块墓碑了：一块是妻子的墓碑，另一块是她做军团战士的丈夫的墓碑；她是本地人，他却出生在罗马统治下的叙利亚。

然而，罗马军团作为常备军，是用来按部就班地建立帝国，而不是突飞猛进地推进扩张的。自罗马和迦太基的布匿战争开始，军团越来越频繁地远离本土在外作战，并接纳各个民族的人作为成员，其中许多人来自罗马向着帝国的方向发展初期的“蛮夷”地区。迦太基城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首次和罗马人发生冲突适值罗马在和周围意大利各国的交战中摧枯拉朽，一路向南，兵临西西里，那是迦太基心目中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罗马和迦太基的敌人皮洛士的冲突大大削弱了皮洛士在西西里岛上的力量。公元前265年，罗马和迦太基两强相遇，争夺对西西里的统治权，在海上和陆上都开辟了战场，战局迅速扩大，直到迦太基人被迫认输，罗马确立了对西西里岛西部的控制。至此，罗马的海外帝国雏形初具。接下来，罗马又把科西嘉岛和撒丁岛收入囊中，并开始试图进入高卢人的土地，与此同时，迦太基则沿西班牙的地中海海岸征讨和罗马结盟的城邦，以此来反击罗马的扩张。公元前219年的萨贡托之围[1]再次挑起了战火；战争持续了17年，最后迦太基战败，但罗马人也险些崩溃。战后，罗马登上了地中海地区霸主的宝座。

迦太基的海军舰队实力强大，但陆军主要靠从北非沿岸招纳的雇佣兵，饷金由国家开支负担；迦太基是贸易帝国，触角远及不列颠的产锡区。刚好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出了两位名将——汉尼拔和哈斯德鲁巴两兄弟。他们的带兵能力和战术创新克服了因使用雇佣兵而对远程作战的能力造成的限制。第二次布匿战争甫一开始，汉尼拔就打了个开门红，那一仗也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他从西班牙闪电般穿越南部高卢，翻过阿尔卑斯山直插意大利中部，随身还带着一队大象。公元前217年，他在特拉西梅诺湖打败了罗马的一支军队后，绕过罗马城，在南方找到了盟友，顶住了费边·马克西姆斯的拖延战，把大军驻扎下来，希望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位继承者、马其顿的腓力五世国王能前来与他会师。至此，罗马人不再愿意实施费边的拖延战术。公元前216年，罗马的野战军开到阿普利亚附近的坎尼准备和迦太基人作战。8月2日，16个军团的75000名战士开始进攻。罗马主将瓦罗把步兵大部队摆在中间，骑兵分在两翼，这是标准的传统列阵法。汉尼拔则反其道而行之，把步兵的精锐排在两翼，中军力量反而比较薄弱。罗马军队冲上前来后，马上遭到包围，退路被迦太基骑兵切断，50000残兵在逃跑中惨遭屠杀。19世纪的法国战术分析家阿尔当·迪皮克（Ar-dantduPicq）就是根据坎尼会战的例子首先提出了军队在撤退时最有可能遭受惨重损失这一重要论点。

罗马人靠牵制战略才没有因在坎尼的惨败而崩溃。在后方，一般免服兵役的没有财产的人，甚至奴隶，都被征召来组成新的军团，因此得以提供足够的军力把汉尼拔限制在迦太基的盟友所在的南部意大利。具有先见之明的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执政官在西班牙驻扎了两个军团，防止汉尼拔从那里调集增援部队，罗马就用这两个军团发起了进攻。公元前209年，西庇阿的儿子，后来著名的大西庇阿，对卡塔赫那发动了闪电式攻击；他的部队在卡塔赫那犯下的暴行吓得附近原来置身事外的城邦纷纷归顺。当哈斯德鲁巴带领的军队且战且退，沿着他哥哥汉尼拔11年前走过的道路回到亚得里亚海边时，罗马大军在梅陶罗河追上了他们，把他们打得大败。在西班牙接替哈斯德鲁巴的迦太基将领也叫哈斯德鲁巴，他在一次战役中被西庇阿打败。尤其丢脸的是，西庇阿使用的正是迦太基在坎尼会战中制胜的战术。西庇阿乘胜前进，渡海到了非洲，逼得迦太基急召汉尼拔回国。两国大军于公元前202年在地处现代突尼斯的扎马遭遇。迦太基的大象冲锋奈何不了西庇阿摆的棋盘阵。罗马军队开始反攻后，把迦太基军队一举压倒，汉尼拔自己侥幸脱逃。

迦太基的最后灭亡是50年以后的事，其间罗马主要忙于对希腊和受希腊影响的地区进行军事干预。公元前196年，希腊各城邦接受罗马摄政；当希腊化的叙利亚王国插手干预，企图扭转形势的时候，罗马军团先是移师叙利亚，然后又开到小亚细亚，很快控制了所到的大部分地方；亚历山大的几位将军各自统治的王国中最重要的埃及托勒密王朝到公元前30年也告陷落。

至此，最著名的罗马人尤里乌斯·恺撒经过从公元前58年—前51年的一系列战役，已经把高卢纳入了帝国的版图。罗马自公元前121年把高卢人的部落赶出北部意大利后，又通过扩大在西班牙的省份进入了高卢人的地盘。公元前58年，罗马人遇到了第一次有记录的大规模入侵，入侵者是住在现代瑞士的赫尔维西亚人。为了阻挡赫尔维西亚人的前进，恺撒在罗讷河谷修建了拦阻工事，并和高卢人联手抵挡他们。恺撒击退了赫尔维西亚人之后，发现阿里奥维斯图斯（Ariovistus）领导的条顿部落正对他刚到手的地方虎视眈眈，于是他以攻为守，北渡莱茵河击败了敌人。他的成功虽然使南方的高卢人欢欣不已，却令莱茵河以北各日耳曼部落的人警惕不安。恺撒和这些极端好战的部落打了4年的仗，虽然中间因他要讨伐布列塔尼的维内蒂人和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不列颠凯尔特人（公元前56—前54年）而一度中止，但恺撒最终成功地在全高卢实现了名义上的和平。接下来，高卢人为避免被纳入罗马帝国，孤注一掷，于公元前53年在韦辛格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的带领下发动大规模叛乱；恺撒只得再次对高卢用兵。高卢战争这个最后的阶段持续了一年的时间，高卢人在战斗中使用了大量从罗马人那里学来的战术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直到韦辛格托里克斯退到塞纳河源头附近的阿莱西亚，在那里的巨大城堡里据守。他的这个决定是一着错棋：罗马人在围城战方面的经验和技术无人能及，也许他们的有些围城技巧是通过几个世纪以来遍及中东的军事技术国际传播渠道，几经转手，从最初发明者亚述人那里学到的。罗马军队迅速断绝了阿莱西亚得到救援的任何可能性，围着它建造了一圈碉堡（“壁垒包围”和“围城工事”线），每个碉堡周长约14英里。罗马军团战士个个是用锹能手，军团在敌人领土上行军时，每天夜里都自动建起式样一致的带壕宿营地。当据计人数在25万以上的凯尔特援军到来时，恺撒用储存在围城工事里的给养供应自己的55000名战士，顶住了敌方援军的攻击，同时继续围困阿莱西亚城堡。韦辛格托里克斯三次突围不成，最终被迫投降。他被恺撒带回罗马，在举行了凯旋式后被处死。韦辛格托里克斯一死，高卢人抵抗并入罗马帝国的斗争群龙无首，遂告瓦解。

至此，罗马帝国在西方的领土几乎已经达到全盛时期的规模，在非洲和近东也接近顶点，只有中东还有可供征服的土地，但那里的帕提亚和波斯两国对罗马仍有抵抗之力。然而，帝国扩张一路奏凯，反而打乱了国内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招兵无休无止，特别是招募被纳入罗马统治下，却没有获得公民特权的意大利人；执政官每年征战归来，越来越自恃有功而向罗马的护民官索取金钱和权力。这些使罗马军团的招募制度和民选政府制度日益过时。公元前2世纪末，格拉古兄弟[2]企图减少穷兵黩武造成的负担，并削弱军方的独立性，这预示了麻烦将至。公元前90年，问题严重起来，非公民的意大利人起来反抗对他们征兵，直到得到了全部公民权后才平息下去。然而，保证军团兵员充足仍然是难以解决的困难，尽管在公元前1世纪末，马略[3]开始接受来自最低阶级的志愿兵，等于是废除了有财产才能成为战士这条古老的规定。矛盾的是，这一措施更加剧了在外征战的执政官和罗马政治阶级的冲突，因为它使得没有土地的军团战士更加紧跟军队的统帅，把自己的利益寄托在统帅身上（特别是如果统帅像马略那样，许诺给立下战功的战士奖励土地），于是进一步加强了将军对抗元老院和护民官的力量。⁵⁸

恺撒完成了对高卢的征服之际，也是危机爆发之时。他要求延长统帅任期，却被元老院拒绝，于是他带领第13军团离开了所属的省份前往罗马。按法律规定，他的统帅权一出省即告无效，所以他率军进入罗马等于是造反。由于元老院得到了一些军团和将领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是庞培，所以对恺撒的叛乱还是有镇压之力的。内战打了7年（公元前50—前44年），作战地点远至西班牙、埃及和非洲。最终恺撒赢得了内战的胜利，却死于暗杀；暗杀他的人中有坚持原则、反对独裁的人，也有对他心存私怨的人。接下来为了争夺权力，内战重起，恺撒的养子屋大维力克群雄，从中胜出；公元前27年，对他唯命是从的元老院在已经颁给他的皇帝头衔［虽然名义上是“第一公民”（Princeps）］上又加上了奥古斯都的称号。自那时起，共和国名存实亡，罗马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成了帝国。

罗马排他性的选民阶级已经不再具有代表性，企图通过这个阶级的竞争性政治来统治一个军事国家必然问题丛生，但帝国制度就解决了这类问题。首先解决的是军队的问题。奥古斯都看到，内战造成军队编制膨胀，多达50万人，其中很多人不过是追随互相竞争的不同将领的投机分子；于是他大刀阔斧地裁军减员，只保留28个军团的兵力。为保证中央政府的安全，防止再次发生恺撒式的叛乱，他创立了禁卫队（Praetorian Guard）专门卫戍罗马。野战军基本上部署在边界地区。重兵集结地包括与日耳曼隔河相望的莱茵河下游——当时已经能够感受到来自日耳曼的压力，还有同样饱受野蛮人袭扰的多瑙河上游地区以及叙利亚。在西班牙、非洲和埃及驻扎的守军人数较少。奥古斯都采取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举措是修改了兵役制的基础。早已名存实亡的民兵义务被正式废除，军团成为依靠募兵的职业军队。公民有入伍优先权，但合格的非公民一旦被招募即获得公民权利；服役期为15年（实际上经常是20年），其间战士不准结婚，虽然在扎营的地方自然而然会有男欢女爱、生儿育女的情况发生，尽管是不合法的。饷金数目固定，按时发放，战士退役后可领取退役金，足够维生。退役金制度对正在服役的战士来说是一种动力，鼓励他们忠于职守，遵守纪律；支付退役金所需的巨额资金则通过精算法计算后，以赋税的方法筹措。

奥古斯都的军队最终定在12.5万人左右。军团的骑兵和轻型步兵这些附属部队的人数也大致相当。罗马自从征服意大利战争的开始就使用这类附属部队，但这些部队的士兵不是公民，服役期长短不定。大概自奥古斯都起，可以肯定从继承奥古斯都王位的克劳狄乌斯一世开始，附属部队的士兵也都按规矩发饷，但对他们吸引力最大的是服役25年后，退役时可得到公民权利；附属部队的士兵准许结婚，他的一个妻子生的所有儿子，无论生在何时，也都会获得公民权利。这些措施大大改善了附属部队兵员的质量，后来有的附属部队在战斗中表现得出类拔萃，以至于被集体授予公民权利。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两翼骑兵和随从的步兵不再等到打仗时才临时招募（这样才能使他们的战斗素质尽量接近军团战士的素质），指挥权从当地的首领手中转给了帝国军官，并在全帝国范围内各处部署调动。⁵⁹

奥古斯都确保军队永远可靠的最厉害的一手是对指挥层做出的安排。在共和国制度下，省总督负责指挥省内的军团。奥古斯都任命自己为大多数省的总督，这样他就可以直接指挥驻扎在那些省的军队，同时他颁布敕令，规定仍然由元老院任命总督的省中的军团也要通过代表他的副将受他指挥。为管理这个复杂又高度集中的制度并保证对它的资金供应，奥古斯都创立了帝国公务员制度，由从政阶级的成员领导；那些人领取国家薪金，也很乐意负起相关的责任。这些帝国官员负责征税以支持省级行政机构和驻军，把资金转到帝国国库。在埃及和非洲，他们还负责购买和运输粮食，每年罗马城需要40万吨粮食给城里的住户提供免费口粮。

历史学家把这个制度称为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制度，它在开始几代君王时卓有成效，但包含着未能预料的危险。一旦出现帝位继承中断或帝国战败的情况，权威通常都会回到作为整个国家基础的军队手中。罗马帝国的成功使得它势不可免地不停征战，因为它不能容忍边界不靖，而它国内日益欣欣发展的繁荣招得外面的人眼红不已，不断犯边。帝国东边的最大危险是动乱，那里的各个古老王国和帕提亚、波斯这两个继续与罗马争锋的帝国对罗马企图建立一条稳定的可控边界的努力十分不满；西边的危险则是沿莱茵河和多瑙河而来的入侵，公元1世纪期间，那里已经能够感到在大草原民族的驱赶下人口大规模迁移的影响。

公元69年，意料之中的危机终于爆发了。在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制度下，罗马在军事上屡创胜绩，吞并了（43年开始入侵的）不列颠，63年又迫使亚美尼亚臣服。但同时也发生过叛乱，著名的有日耳曼的阿米尼乌斯（Arminius）在条顿堡森林之役中（公元9年）全歼罗马军队，朱迪亚地区的犹太人在66年也起义反对罗马统治。68年，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脾气怪异，可能患有精神失常；他的倒行逆施使他失去了军心，在兵变中被推翻，随即爆发了争夺帝位继承权的内战。最后胜出夺得帝位的是一位并非出自尤里马斯—克劳狄乌斯制度的军人韦斯帕芗。他精明强干又行事谨慎，恢复了帝国的稳定，但作为军人篡权者，他的地位缺乏合法性。他的继承者涅尔瓦设法恢复了合法性，确定了通过认领有前途的人做义子来按才选嗣的原则。所以，4位义子继承人——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庇护和马可·奥勒留——都是天才的行政管理者，也是成功的军队统帅。在这些义子皇帝的统治下（98—180年），罗马军队捷报频传，把帝国的版图进一步扩大，新加上了美索不达米亚、亚述和跨多瑙河的达契亚省（现代的匈牙利）。

义子皇帝执政成功，是因为他们推行了尽可能实现军事稳定的政策，结果除了和帕提亚及波斯之间开放的边界地区以外，都实现了稳定。这项政策被称为“一项基于预防性安全之上的伟大战略——沿帝国周边建立起一圈防御工事”。⁶⁰就这一战略的复杂性，历史学家吵得不亦乐乎。有些人否认罗马人这样做是出于深谋远虑，认为罗马人之所以努力把边界扩张至莱茵河、多瑙河、不列颠北部高地和撒哈拉边缘，并建造工事守护这些“合理的”边界——从它们巨大的遗址中，那些工事的规模至今依稀可见——不过是因为地方将领或来到此地的皇帝想要在正式行政区边缘建立管理据点和海关控制而已。⁶¹这种观点值得重视，因为持此观点的学者对罗马军事政策的了解详尽而又精确；按他们的描述，罗马的军事观从来都是以“荣誉欲”而非战略理论为重，这也进一步加强了他们观点的力量。这个论点言之成理。克劳塞维茨和他那个时代的理论家一定受了罗马军事实践的启发，但如果说罗马人的战争比起亚历山大的战争来在实质上是克劳塞维茨式的，未免太没有说服力。无论亚历山大对某个具体军事形势的分析如何合乎逻辑，促使他东向进军的仍然是寻求荣耀的动力；可能同样好大喜功的罗马肯定没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种观念，因为它根本不把敌人看作有尊严的人，就连帕提亚人和波斯人也受到他们的蔑视。罗马人和中国人一样，把世界分为文明之地和蛮荒之地，虽然他们有时出于需要会诉诸外交（比如和亚美尼亚人或其他古老的王国打交道），但那完全是权宜之计，其实并不把对方视为与自己平等的国家。的确，他们也没有理由对别国平等相待。罗马人远超和他们接壤的所有其他民族，不仅仅因为他们有高明的军事和官僚组织。212年，罗马把公民权利赋予了帝国内所有的自由人，这样一个罗马所代表的“思想”是绝无仅有的；同样无可匹敌的是维系着罗马的军事力量、公共行政和经济生活的非凡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桥梁、水渠、堤坝、武器库、营房和公共建筑。

无论如何，罗马的边境要塞和中国的长城一样，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人明白，建筑固定的防御工事本身并不能保证安全，同时还须佐以“前进”的政策，如唐朝进攻准噶尔和清朝挥师大草原；这两个朝代之间的历代汉人王朝没有推行这一政策或试图推行却不成功，这并不说明建造长城徒劳无功，因为长城标出了历代中国政府都试图维护的文化区的界线。同样，有些现代学者回过头去看历史，否认罗马人建造堡垒是为帝国真正的战略目标服务的，其实是绊在了堡垒的细节上。很有可能，在奥古斯都之后的两个世纪中，帝国依靠部署在各地的军团的力量通过间接的手段维持安全。爱德华·勒特韦克就持这种观点。他提出，仍在进行扩张战争的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制度下的罗马人采取的政策是把军团作为防御的最终保障，第一道防线由新收服的民族代为把守，如在北部希腊、小亚细亚和非洲的民族；而在义子皇帝统治时期，军团则部署在边界地区守卫要塞，当时要塞已成为外敌需要突破的首要障碍。他说，和平时期军团会撤离边界；一旦发生危机，就会集中到危机地点去打击敌人。对他的观点提出了各种反驳意见，有的说罗马人在受到敌人挑战的边界上继续维持了扩张的态势，特别是对帕提亚和波斯；还有的说罗马军队主要注意的是地方性的动乱，那些动乱的根源在于当地的土匪行为或海盗行为，还有游牧民族转移牧场时的混乱无序。

尽管如此，大家一致同意，自3世纪起，由于西面人口压力的增加和东面与波斯作战可能性的上升，军团和边境要塞确定无疑地成为一体。罗马对边界做了合理化的调整，于270年放弃了多瑙河边的达契亚省，对莱茵河一线也做了调整。罗马人放弃的地区还包括尼罗河下游，对于那里的努米底亚人，罗马人和过去的法老一样束手无策；298年，罗马又撤出了非洲毛里塔尼亚的部分土地。然而，在较短的边界线上，军团在下一个世纪中仍然作战不停，罗马的战略核心就是要保护由边界要塞所确定的内地领土的完整。既然如此，如下的论点当可站得住脚：从公元前1世纪奥古斯都即位到公元5世纪初罗马放弃不列颠，罗马边界的轮廓基本没有改变，即使防卫有所减弱，但它自始至终对罗马的军事观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罗马认为世界一片野蛮无序，而自己是混乱中平静的中心，这也许是吉本留下来的观点；对于罗马的某个时期或某个省份，甚至是整个罗马帝国了解至深的历史学家也许能够指出此一观点在某些地方明显不符合事实。但如此却忽视了职业军队的心理对政府的帝国政策的影响。一旦在边界上修筑了要塞，里面长久驻扎有正式番号的部队，或某部队换防时经常在某要塞驻扎，那么每一个具体的要塞对于守卫它们的士兵就有了象征意义；在罗马军队的历史中，部队和要塞的这种渊源明显可见。比如，122年从莱茵地区来到不列颠的第六胜利军团（VILegio Victrix）60年后仍然驻扎在那里；恺撒派驻尼罗河的第三昔兰尼加军团（III Legio Cyrenaica）到3世纪依然驻扎在埃及；在高卢和潘诺尼亚（现代匈牙利）建立的两支骑兵团——圣彼得雄鸡之翼（Ala Augusta Gallorum Petriana）和潘诺萨宾之翼（AlaI Pannoniorum Sabiniana）——从2世纪到3世纪一直驻守哈德良长城，潘诺萨宾之翼骑兵团自始至终守在如今的斯坦威克斯没有动过地方。⁶²如下的例子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第三高卢军团（III Legio Gallica）自69年到215年驻守叙利亚；第二附属军团（II Legio Adiutrix）自85年到215年驻守匈牙利；第七双子军团（VII Legio Gemina）自71年到215年驻守莱茵河。⁶³

罗马军队的主力是职业军人，关于各军团驻扎地和那里战士们的生活的故事在他们中间一代代众口相传，战士不可能不对自己驻守的那一块边界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当然，有很多其他问题使战士们分心他顾，特别是就帝位继承多次发生的纠纷，3世纪时甚至造成拥护篡位者的军团和支持省级谋位者的军团之间兵戎相见。内战中胜出加冕的君士坦丁大帝（312—337年在位）对卫戍驻地重新做了调整，把军团集中到几个中心预备区，削减了军团的规模，加上了大批骑兵部队。⁶⁴这些变动大大改变了军队的组成，从此削弱了自共和国时代开始一直是军队基础的步兵力量。然而，帝国军队仍然靠帝国的税收支持，尽管收税日益困难；也仍然致力于防卫帝国的边界，尽管撤到了离边界很远的地方。由于君士坦丁的改革，边界上只剩了军团的附属部队，孤立无援，而那个时期又恰逢边界上日益多事。由于和军团脱离了联系，附属部队的素质发生下滑；这些边界部队（limitanei）越来越多地招募当地的农民兵，可是他们在入伍前只会种地。不过，正规军的力量仍然强大无匹。

戴克里先皇帝（284—305年在位）后，帝国为了行政之便分为东西两半，两边的军队也逐渐分开。不过，帝国军队遇到的下一个，也是造成它最终解体的危机到5世纪才爆发。尽管罗马在363年的波斯战争中遭遇一连串败绩，连皇帝“背教者尤里安”都战死沙场，又发生了瓦林斯皇帝死于哥特人之手的阿德里安堡惨败（396年），但狄奥多西皇帝力挽狂澜，重新统一了帝国的两半，东征西讨驱逐外敌，恢复了帝国内部的秩序和边界的防御。尽管如此，我们前面看到，也是狄奥多西铸成大错，使军队失去了罗马的性质：他把大批蛮族“同盟”纳入麾下，但那些蛮族人不是像过去的附属部队那样，由帝国的军官组建指挥，而是在他们自己首领的领导下作为盟友加入罗马军队的。此举一出即覆水难收。5世纪上半叶，条顿族的士兵源源不断地进入帝国西部。虽然那里的帝国统治结构名义尚存，像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和埃裘斯这样的地方将领手下仍然有足够的兵力，可以把有些部落限制在所征服的具体地区之内，有时甚至以夷制夷，唆使蛮族人互相残杀，但帝国对边界的控制却被迫完全放弃，内部控制也虚弱无力、时有时无。君士坦提乌斯和埃裘斯指挥的“罗马”大军是由条顿人组成的，使用的是条顿人的武器，完全没有军团正常的操练，甚至采用了日耳曼人作战时的喊杀声“barius”。⁶⁵

有些蛮族人在加入罗马帝国之前受过匈奴人的蹂躏，当阿提拉带领匈奴大军盛气而来的时候，他们对埃裘斯伸出了援手；451年的沙隆一役中，他们占了埃裘斯手下部队的一大部分。沙隆战役的胜利固然使得高卢，甚至罗马城，免于遭到匈奴这个马背上的民族的毁坏，但意大利和帝国首都又受到了来自另一个方向的威胁。越过高卢和西班牙，在北非建立了王国的汪达尔人的国王盖塞里克从海上出击，占领了科西嘉岛和萨丁岛，并以它们为跳板于455年攻陷并洗劫了罗马；东罗马帝国皇帝利奥一世发动反攻，却以失败告终。汪达尔人以西西里岛和非洲为基地，控制了整个地中海水域，专门从事海盗活动。后来的1000年间，撒拉森人和巴巴里人继承了他们的衣钵。高卢和意大利的权力落到了3个日耳曼酋长手中，李基梅（Ricimer）、奥雷斯特斯（Orestes）和奥多埃塞（Odoacer）扶植了一连串的傀儡皇帝，其中的马约里安（Marjorian，457—461年在位）一度在南高卢重振了帝国的权威，但马上被推下了皇帝的宝座。476年，奥多埃塞消灭了听命于傀儡皇帝罗慕路斯（Romulus）的名义上的罗马军队，也是意大利最大的一支军队，在和李基梅争夺权力的斗争中胜出，废黜了罗慕路斯后自己登上权位，但没有称帝，而是自封为国王。只留了个空架子的元老院回到了东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廷，西部的罗马军队在那以前早已消亡。⁶⁶

罗马灭亡后的欧洲：没有军队的大陆

罗马军队在东部依然存在；它在离君士坦丁堡距离不等的各个地方护卫着拜占庭，远至高加索或尼罗河，近如君士坦丁堡巨大的城墙脚下；直到1453年，奥斯曼的“征服者”穆罕默德围困君士坦丁堡，把罗马军队的最后残余消灭殆尽。但是，从东罗马帝国自立之始，它的军队就和罗马军团完全不同。在伟大的查士丁尼皇帝（527—565年在位）的两位爱将，收复了意大利和北非（其间摧毁了汪达尔的力量）的贝利萨留和纳西斯指挥下的军队与埃裘斯和马尔乔里安的部队非常相似。贝利萨留在特里卡麦伦一役（453年）中打败了汪达尔的盖利摩，纳西斯的塔吉内大捷（455年）使拉韦纳和罗马重回帝国的怀抱。在这两场会战中，他们两位将军麾下的士兵大多不是罗马人；非洲的会战有匈奴人参加，意大利的会战有一队波斯弓箭手参加。⁶⁷拜占庭帝国的边界最后基本上确定为以多瑙河和高加索山为界，海上边界包含塞浦路斯、克里特岛和意大利的“靴尖”（埃及、叙利亚和北非在641—685年间已落入阿拉伯人之手）；一旦边界确定后，就对帝国军队的组织基础进行了改变。结构仍然基本沿用奥古斯都的模式：帝国下分为省，称为行政区（themes），区内的将领及其部队直接听命于皇帝。军队的组织遵循的是4世纪君士坦丁改革的模式，不是重装的步兵军团模式；军队分为小型独立的步兵和骑兵团队，一俟需要即可集结起来支援前线。2世纪时有13个行政区，7个在小亚细亚，3个在巴尔干，还有3个在地中海和爱琴海；到10世纪，行政区增加到了30个，但军队人数仍保持在约15万，一半步兵，一半骑兵，大概和奥古斯都皇帝时的军团人数相当。拜占庭的军队有高效的官僚和税收制度的支持，有富裕的农民阶层提供军需给养，因此得以把罗马帝国硕果仅存的这一部分有效地维持到1071年突厥人开始来犯，虽然它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并皈依了基督教。⁶⁸

西边没有重新兴兵来维护罗马文明的劫后残余。入侵者对罗马的文明钦崇备至，破坏起来却又毫不手软。事实上也不可能重建军队，因为作为养兵基础的定期公平的税收已经荡然无存；实际上到帝国晚期时，税收已经变得非常不公平。蛮族的国王也试图推行税赋制度，但收上来的税不足以养活士兵，让他们受纪律的约束；无论如何，征服者对纪律都非常不以为然，他们还保留了条顿人的思想，认为带武器的武士可以为所欲为，彼此之间一律平等。哥特人、伦巴底人和勃艮第人原来是农耕民族，是被大草原的骑马民族赶过莱茵河的，他们期望得到土地后能继续务农为生。在意大利，他们驻扎的土地的1／3分给他们个人，这个办法借鉴了旧帝国的制度，但对土地的主人来说简直是明抢，因为旧制度只是规定地主把1／3的土地供驻扎的士兵使用而已。在勃艮第和南部法兰西，分给战士个人的土地更是占原地主所有土地的2／3。于是，这些不受欢迎的士兵在四散各处的农庄安顿下来，耕地种田，轻易地抛弃了使他们攻无不克的军人素质，却又不向政府定期缴纳劳动剩余，使政府有财力建立起维持和平的文明军队。“蛮族王国结合了罗马帝国特有的恶政”——主要是没收小农的土地来扩大富人庄园的腐败行为——“和野蛮的行为……在旧有的压榨之上又加上了野蛮部落的成员以及效仿他们行为的（幸存下来的）罗马人无法无天的暴行。”⁶⁹

回首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人类学习建立文明生活的过程中，罗马的主要贡献就是它创立了纪律严明的职业军队这一制度。当然，罗马开始在意大利攻城略地，后来又把战火烧向迦太基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么崇高的意念；罗马的军队从公民民兵转变为远征军是战场的需要所致，不是有意识的决定。它采纳招募常备军的制度，给帝国各地的公民和非公民提供“人尽其才的职业生涯”，不过是形势所迫；奥古斯都进行的改革也仅仅是把现存的状况合理化而已。然而，似乎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罗马军队的演变恰好推动了罗马文明本身的进步。古罗马与古希腊不同，它文明的基础不是哲理性的思想和艺术创造力，而是法律和实际的成就。强制推行它的法律，不懈地扩大它非凡的物质基础设施，这些并不需要很多脑力思考，只需要充沛的精力和道德纪律。这些品质正是军队所长，而且在建造公共工程的劳动中，军队经常是骨干。因此，当边界上的军事危机加上内部经济和行政方面的缺失削弱了军队的力量时，帝国的力量便随之减弱，军队的崩溃也意味着西罗马帝国本身的崩溃。

在西罗马帝国之后建立起的那些王国懵然不知它们摧毁了的制度是多么宝贵，也没有意识到要重建那个制度是多么困难。不过，道德权威在罗马后的欧洲并未失去依托；它转移到了基督教会身上。由于496年法兰克人的皈依，基督教会最后以其罗马的形式，而非聂斯脱利派的形式确定了下来，而在基督教会中，罗马帝国即使不是在实质上，起码在概念上得到了延续。然而，没有剑，主教就无法推行基督教的教义；虽然保护他们的王公手中有剑，但那些王公用剑来彼此争斗，而不是建立并维持由基督教主宰的和平。从6世纪晚期到7世纪，西欧天下大乱，继罗马帝国之后建立起来的各王国的王室之间争斗不止。到8世纪初，第一批卡洛林人在莱茵河两岸法兰克人的土地上称雄后，乱象才有所缓解。卡洛林人走到前台是内部斗争的结果，但也可以视为对新出现的威胁的反应；新的威胁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穆斯林从西班牙挺进法兰西南部，还有东部边界上弗里斯兰人、萨克森人和巴伐利亚人那些异教徒的骚扰。732年，法兰克人宫相查理·马特在普瓦捷大败穆斯林军，把他们彻底赶到了比利牛斯山的另一边；他的孙子查理曼大帝南征北战，巩固了远至日耳曼的易北河和多瑙河上游的边界，把伦巴底人的意大利王国，包括罗马在内，并入了一个新的帝国。800年圣诞日那天，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正式宣告帝国的成立。

查理曼的合法性来自教皇承认他为罗马皇帝的继承人，尽管他的血统遗传纯属虚构；他的权力则来自军队，他的军队和哪怕是最后衰败时期的罗马军队都毫无相似之处。早期的法兰克国王像其他的蛮族统治者一样，留有由精选的武士组成的核心队伍，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等于亚历山大的近卫骑兵。在征战时代，这支队伍的供养不是问题，他们在兵荒马乱之年靠随机应变解决军需。但一旦王国有了边界，无论边界是多么模糊不定，就需要维持边界内的稳定。这时，国王的武士就需要更加稳定的给养来源，不能再靠抢劫或临时性的征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对日耳曼人战斗队（拉丁文是comitatus，后来的王国使用的法律词汇基本都来自拉丁文）的成员适用过去罗马租地（precarium）的做法，也就是让他们租借地主的土地，种田谋生。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租地用交租金的办法；5世纪和6世纪动乱频仍，货币不再流通，租金遂变为提供各种服务的形式。统治者手下的人有义务忠实于他，同时接受他的保护（patrocinium）；把这种关系变为向统治者提供军事服务以换取保护，不过保护的形式是准许租地，这个转变过程并不复杂，尽管实际进展比较缓慢。这种关系两相适宜：扈从（vassal，来自凯尔特语，原意为依附者）得到了谋生手段，“统治者得到了可靠的军事服务；双方之间的纽带由表示效忠的仪式来确定，这种仪式经基督教会干预成为宗教性仪式，称为誓词，或‘宣誓效忠’（fealty）”。⁷⁰

在卡洛林王朝统治下的欧洲，自9世纪中期开始，我们所知的封建主义［这个词源自保护人赐予扈从的封地（feudum）］就成为国王组建军队和武士阶层掌握土地的普遍基础；另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是，只要继续为国王服务，封地就可以世袭。通常认为，这些规定正式确定于877年，当时西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的孙子“秃头查理”在基尔塞法典（the Capitulation of Kiersey）中敕令封地可从父传子；此前他已经颁布敕令，规定每一个自由人，指拥有土地或携带武器的人，都必须找一个保护人或主公；每一个有马或应该有马的人，至少每年一次要骑马来参加选择军队战士的大会。“每人都必须有一个主公，每个受封者都必须骑马从军，头衔、封地和从军的义务成为世袭的特权，至此，封建主义即大功告成。”⁷¹

尽管卡洛林的封建主义强调拥有马匹，但不能将它等同于游牧民族的军事制度。西欧的耕地养活不了太多的马匹，应召作战的封建军队也与马背上民族的骑兵大相径庭。它们之间的分别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条顿部落特有的军事文化，这种文化鼓励用锋利的武器面对面厮杀，条顿民族在罗马军队尚未丧失其军团训练的传统时和罗马军队作战的经验进一步加强了这个文化传统。西方的武士骑上了马后，这个文化传统保持了下来，并因骑士有铠甲保护和能够在马鞍上使用武器而进一步加强。马鞍本身发展为牢固的座位，部分的原因是8世纪初发明了马镫，须连接在马鞍上。

马镫可能起源于印度，5世纪时被中国人采用，后又传到大草原民族，从他们那里迅速传到欧洲。关于马镫的重要性争论激烈，一方说它使骑手在马背上能够坐稳，这才能舞矛弄剑；持怀疑态度的一方则反驳说，没有马镫的游牧者照样在马背上行动自如。既然任何一方的意见目前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若是没有拿定主意，最好不要涉足这场辩论。⁷²不过我们确切地知道，西方从8世纪开始就有骑马的武士跨坐在马鞍之上，脚牢牢蹬在马镫里，因此可以使用以前只有步兵才能用的武器，披挂以前只有步兵才能穿的铠甲。不错，过去波斯人和他们之后的拜占庭人都曾在战场上使用过披甲骑兵队，甚至给马也披甲，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穿什么样的铠甲，使用什么样的武器，如何作战，因此把他们定为重装骑兵战的发源者不太保险。⁷³相比之下，可以毫不怀疑地肯定，9世纪西欧的封建骑兵已经穿上了铁制锁子甲，一手持盾，一手持矛或剑，纵马奔驰间仍可以腾出手来作战。

这些发明非常及时，因为在9世纪期间，西方遭到了新的一波袭击，罗马帝国后继王国的那些行动缓慢、缺乏训练、大多不骑马的战士根本无法撄其锋锐。新的袭击有3个来源：伊斯兰地区、大草原和信仰多神教的野蛮人居住的斯堪的纳维亚沿岸。来自伊斯兰地区的是在地中海专事海盗抢劫的一个国家，他们的贪婪残暴使人想起6世纪的汪达尔人，他们用作据点的港口也是汪达尔人过去使用过的。西方把他们称为撒拉森人。他们之所以能如此大胆妄为，是因为自从5世纪罗马帝国的舰队解散后，西地中海一直没有国家海军来保护沿岸地区，确保海上安全。横行霸道的强国，无论是雅典、迦太基，还是汪达尔人的王国，历来把西西里岛作为活动的依托点。827年，西西里岛落到了撒拉森人手上；不久后，这些海盗在意大利的“靴尖”和法兰西南部建立了据点；到了10世纪，科西嘉岛、萨丁岛，甚至罗马都成为他们袭击的目标。最终，唯一拥有桨帆船舰队的拜占庭把撒拉森人逐出了意大利南部，但他们此前已经深入内地进行了大肆抢劫和毁坏，遭他们荼毒的地区从罗讷河一直延伸到亚得里亚海。

来自大草原的威胁是马扎尔人。862年，他们被崛起的突厥人向西驱赶，出现在阿提拉原来的牧场——多瑙河平原上。他们从那里发动了一系列远程突袭。远程突袭是游牧民族的典型行为，但即使按匈奴人的标准来看，马扎尔人的奔袭距离也特别长。898年，他们进入意大利；意大利国王贝伦格带领15000披甲骑兵于899年9月在布伦塔河迎战，结果遭到惨败。910年，他们在奥格斯堡附近与卡洛林王朝的末代皇帝“童子路易”召集的东法兰克大军遭遇，再次大获全胜，使他们在后来的10年间在日耳曼地区为所欲为，如入无人之境。从919年到936年担任日耳曼国王的“捕鸟者亨利”在东部边界地区广筑碉堡，逐渐限制了马扎尔人的破坏蹂躏，但他们仍然在924年和926年深入法兰西和勃艮第。933年，他们被亨利国王打败，但他们在954年再次进入意大利。第二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终于召集起了足够的部队，抓住机会，把他们堵在没有退路的地方使其无路可逃，这是重装骑兵打败机动敏捷得多的轻骑兵的少数办法中的一个。奥托一世带领着主要由巴伐利亚人和斯瓦比亚人组成的8000人的军队——在当时算是相当大的规模——绕过马扎尔人在奥格斯堡被围困的营地，渡过莱希河拦住他们的退路，静等敌人来攻。马扎尔人和匈奴人一样，仍把复合弓作为主要作战武器，战场上的编队也维持着大草原上的松散队形；他们尽管早已熟悉了西方的作战方式，却仍然落入了亨利的陷阱。他们渡过莱希河想打开退路，结果陷入背水苦战，被敌方的重装骑兵歼灭殆尽。少数残兵败将在手拿武器的村民的穷追猛打之下逃回家乡，从此再也没能从匈牙利平原向西方的农耕地发动过任何大规模的袭击。⁷⁴

斯堪的纳维亚人就不这么好打发了，因为西欧各王国对他们的攻击手段——海上战舰——束手无策。几世纪以来，北欧大胆冒险的沿海民族一直在海上讨生活；罗马人在不列颠和高卢的“撒克逊海岸”部署了一支舰队来管制他们的海盗行为；5世纪时那支舰队被解散，这才使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得以从丹麦和德意志北部渡海到不列颠定居。⁷⁵后来，由于蛮族的迁徙，莱茵河以北空出了大片土地，海外移民遂一度停止。但到了8世纪末，挪威和瑞典对土地的需求加大，迫使信奉多神教的北欧人再次向外寻找土地，或是为了定居，或是为了抢劫，或是为了强迫贸易。此时他们的造船技术也臻于完善，造出的船能载着作战者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长途旅行。对比当时沿海岸行驶的船只，北欧人造的狭长快速战船最为优越的特点是船身窄、船底深、可以顶风航行，加之船的中部较宽，如果风速不够，就可以划桨，还可以在远离防卫森严的港口的海岸处靠岸。⁷⁶

简言之，它是海上突袭的理想船只，当然条件是突袭者不畏艰苦，忍受得了船在不同的陆地停靠点之间长时间的海上航行，存身的船舱没有顶盖，吃不上热饭。北欧海盗的名称“维京人”（Vikings）源自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海盗“Viking”一词，他们是袭击文明社会的野蛮人中最强悍好战的一群；他们在航海时代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因争夺土地而不断打斗，锻炼得近身肉搏时勇猛无敌。⁷⁷另外，他们自大约840年起，在船上还装载马匹，使他们能够从防守者意想不到的方向骑马深入内地进行掳掠。793年，维京人突然袭击了不列颠北部的林第斯法恩（Lindisfarne）修道院；自那以后，他们的扩张更进一步，844年突袭穆斯林西班牙的塞维利亚，859年深入地中海。834年，他们把莱茵河口的贸易重镇多雷斯夷为平地了；到877年开始入侵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不列颠；最后到10世纪中期，他们更是把不列颠的中部和北部地区纳入了丹麦的海外王国。他们航海技术的惊人进步，加上他们可与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人媲美的胆量，使他们的航行范围越来越广；870年到了冰岛，下一个世纪又到了格陵兰；这稍微减少了西欧遭受袭击的压力，但维京人对中欧和东欧无主土地的入侵却未有稍减。在当地被称为“罗斯”（Rus）的维京人做起了武装押送货物的买卖，所经之途从瑞典越过波罗的海，再沿俄罗斯的几条大河向南，因此接触到了伊斯兰国家和拜占庭。在西欧，北欧人在征服中部英格兰的同时，在法兰西北部也抢到了一块落脚之地；911年，法兰西国王被迫将那块地方割让给他们做采邑，那就是诺曼底。11世纪期间，诺曼人从那里于1066年征服了英格兰，并自1027年开始，在那不勒斯附近建立了若干居民点，后来以此为基础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建立起了他们的王国。

面对9世纪和10世纪的众多来犯者，只靠军事手段无法遏制他们的破坏行为。西欧需要像遭受大草原游牧民族入侵的中国一样，用文化的力量来感化那些野蛮人，把他们同化入文明世界。撒拉森人无法同化，他们坚信袭击和抢劫是替天行道，自己是穆斯林英雄。不过，信奉多神教的维京人和马扎尔人却仍然生活在原始世界中，他们的诸多神欣荣对他们要么严厉无情，要么不理不睬；条顿民族和大草原上的民族在受到基督或穆罕默德的启悟之前本来也属于那个原始世界。从496年法兰克人皈依以来，基督教会在西欧推进和平的努力成果斐然，逐渐把侵入罗马土地的所有来犯者都劝归了基督教，并在这些人的思想中培育起了对幸存的罗马基督教制度的尊敬，包括教皇、主教、作为教会基础的僧侣等。不仅如此，教会秉承传播宗教和推广文明的目的，以无比的勇气把罗马基督教向北、向东带给了远在那里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确，基督教经常是用剑强加给人民的，但在向野蛮人传道的过程中，也有男女基督教徒牺牲了生命，成为烈士，如在日耳曼任主教的英国人圣卜尼法斯。 10世纪末，教会就是以这种办法把马扎尔人劝归了基督教。后来匈牙利成了抵抗大草原民族入侵的坚强堡垒，在11世纪和12世纪又继续顽强抵抗斯堪的纳维亚人。罗马帝国之后的欧洲若是没有罗马教会，就真可能成了蛮荒之地；罗马残余的民政机构力量太弱，无法成为恢复秩序的框架，加之没有遵守纪律的军队，整个大陆都可能落到“军事地平线”下，陷入争夺领土和部落权力的无休无止的冲突。然而，教会推动和平的努力所能达到的成果是有限度的，这里有两个几乎同样重要的原因，一个是教会自己掌握权力的愿望，另一个却是基督教教义对实际如何行使权力的种种压制。东方的基督教主教坚持君士坦丁式的做法，把最终的权威归于拜占庭皇帝；在被伊斯兰国家夺走的原基督教的土地上，哈里发集宗教和世俗的权威于一身。但是，在西方，教皇对这两种做法都不接受。教皇是罗马的继承者，驻跸罗马；自从罗马帝国衰亡以后，教皇一直努力把世俗的权威与宗教的权威区分开来，并千方百计证明前者应服从于后者。查理曼大帝用剑恢复了罗马帝国的名义，但在历届教皇的眼中，他这个皇帝之所以名正言顺是因为利奥三世在圣彼得大教堂为他加了冕。

当在实力上皇帝强、教皇弱的时候，前者的权力和后者自称的权威之间没有冲突。然而，到11世纪，各地教会的财富日渐增多，自信也随之加大。教会拥有的土地经常是教徒赠予的遗产，很多是骑士的采邑；教会用教徒的赠予建立的修道院成为神学研究的中心，为教皇权威的至高无上找出了各种论点和论据。那时，主教和修道院的院长由皇帝和国王任命或“授职”，而统治者总是选择顺从听话的人，用他们行使民政职能，尤其是征兵和养兵；神学家对此表示反对。他们勉强同意，如果打仗是为了行使或恢复君王的合法权利，那么作战是符合道德的；基督的告诫“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从广义上解释，为此提供了必要的理由。然而，基督教认为，杀人伤人都是罪孽，必须悔过。1066年的黑斯廷斯战役后，诺曼底的主教勒令属于自己教会的骑士每杀一个人祈祷斋戒一年，每伤一个人则祈祷斋戒40天，尽管“征服者威廉”对哈罗德国王及其带领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作战是为了夺回他的君主权利，而且得到了教皇的准许。⁷⁸11世纪，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之间爆发了“授职冲突”，突出的问题就是谁有权任命主教；冲突中格列高利毫不犹豫地同诺曼人和日耳曼人结盟共同对亨利四世皇帝作战。然而，有一个疑问在基督徒的脑子里始终挥之不去：骑士在战斗中与手拿利剑的同类打得你死我活，就算他们是在教皇的旗帜下作战，基督给缔造和平者的降福怎么可能赐予这些嗜血的人？

这个良知的问题在欧洲无法避免，因为那里不事劳动的上层社会一半是修士，另一半就是披甲乘马的骑士。11世纪的骑士还相当粗野，骑士风度要到以后才出现。⁷⁹仅仅200年前，卡洛林王朝敕令“每一个有马的人都应骑马来集合”，结果“和有土地的贵族一起来了一群暴发户冒险家，他们和贵族的贵字能沾上边的只有……他们骑的马是高贵的动物”。那时的欧洲骨子里还是武士社会，人一发怒，便把上帝的法律抛在脑后，民法管辖更全看王公有多大能力行使他的权利。

因此，到了11世纪末，关于授职权的争执被放在一边，发出了新的战斗召唤，要大家同心一气对一个不信基督的敌人作战，这使教会和国王都松了一口气。新教皇乌尔班二世原来在克吕尼修道院做修士，那是提倡教皇权力的神学基地之一；他于1088年当选教皇，即位后马上着手通过外交手段来恢复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良好关系；同时，他开始在布道中宣讲基督徒打基督徒是犯罪。1095年，他在克莱蒙会议上重提“上帝的休战”[4]和大斋节以及其他宗教节日期间的停战，并敦促基督徒“不要再彼此杀戮，去打一场正义的战争。”他提醒听众，24年前的曼齐刻尔特之难以后，拜占庭曾恳求西方伸出援手保卫东方的基督教，信伊斯兰教的突厥人仍然在基督教的土地上步步深入，连圣城耶路撒冷都落入了穆斯林手中。他号召立即发动战争，把耶路撒冷夺回教会的手中。⁸⁰

乌尔班发动的“十字军战争”这个想法早已有之。10世纪期间，西班牙的穆斯林在精力充沛的曼苏尔的领导下，出兵伊比利亚半岛北部幸存的几个袖珍型基督教王国，霸占了它们的土地；那时和穆斯林作战的就有来自欧洲其他地方的虔诚的年轻骑士，包括诺曼人、意大利人和法兰西人。克吕尼修道院的历任院长鼓励这些骑士去作战，因为他们看到位于坎普斯特拉的使徒詹姆士的坟墓受到了穆斯林的威胁，非常担忧去那里朝圣的人们的安危。1073年赞助远征伊比利亚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也就是那位卷入授职权冲突的教皇，一方面提醒世界，“西班牙王国属于圣彼得教区，同时宣布基督徒骑士可以享受从异教徒手中夺来的土地”。于是，

到11世纪末，圣战的思想付诸了实施。教会当局敦促基督徒骑士和士兵停止无谓的争斗，远赴基督教世界的边界去打击异教徒。作为对他们服务的嘉奖，抢回来的土地可以归他们所有，还有精神上的满足……（另外）教皇也热衷于圣战。教皇经常发动圣战，并亲自任命统帅。所征服的土地归根结底属于教皇。虽然王公贵族一般并不热心，但西方的骑士对圣战的召唤反应热烈。他们的动机一部分是真正出于宗教的原因，耻于继续彼此打斗，期盼着为基督教而战。但抢占土地也是一个动机，特别是在正在逐渐确立长子继承制度的法国北部。随着王公越来越不愿意把财产以及通常围绕自家石头城堡建起的附属房屋给儿子们平分，长子以下的儿子就只得到别处去碰运气。法兰西的骑士阶层普遍好动，喜欢冒险，诺曼人尤其如此，毕竟仅仅几代人之前他们还是四处游荡的游民。参加十字军既能履行基督徒的职责，又能到气候温和的南方去抢夺土地，简直是天赐良机。⁸¹

率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各位王公来自诺曼人统治的西西里、诺曼底本身、法兰西和勃艮第，他们于1096年分海陆两路从欧洲出发。陆路十字军经拜占庭皇帝准许穿过巴尔干进入小亚细亚塞尔柱突厥人的地盘，一路走一路打，1098年到达叙利亚，在那里和由海路来的英格兰、意大利和佛兰德部队会师。十字军围困叙利亚海岸上的战略要地安条克的时间太久，拖延了前进的行程，但1099年终于到达了圣地。当年7月15日，他们发起了旋风式的突袭，摧毁了城墙，攻克了耶路撒冷。十字军拿下耶路撒冷后，这个城市变成了一个拉丁王国的首都，国君是一位勃艮第公爵，自称耶路撒冷国王；其他的十字军领导人沿叙利亚海岸或在小亚细亚南部也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这些十字军王国的国运有好有坏，最后的几个坚持到1291年，在马穆鲁克的大反攻中被消灭。西方的基督教教会经常发动新的十字军东征，重振或重建那些拉丁王国，参加东征的热情在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也长久不衰；但穆斯林同样兴兵整军以夺回对他们来说也是圣地的地方，并把入侵者逐出连接埃及和巴格达的重要陆桥，使得十字军东征的收获日益减少。

伊斯兰国家对十字军发动反攻也许本质上是把十字军视为“边境问题”来处理，正如处理伊斯兰地区和大草原交界处的问题一样，但与基督徒军队作战的激烈程度是穆斯林在其他战线上的战斗不曾有过的。而且，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198—1204年）的一个令人扼腕的结果是给拜占庭帝国带来了无可挽救的破坏：对皇位继承纠纷的一次愚蠢的干预严重削弱了这个东部帝国，使它无力抵御进犯南部欧洲的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250年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不过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所造成的破坏的滞后效应。

在军事上，十字军东征为我们提供了，从罗马纪律严明的军队消失到16世纪国家军队重现之间这段漫长的间隔内，欧洲战争的文化和性质的最准确的信息。十字军东征期间的作战是一种奇怪的对抗，一边是北部欧洲武士面对面搏斗的传统，另一边则是大草原马背上的民族惯用的避强袭弱的骚扰战术。开始时情况并非如此。埃及的哈里发辖地在马穆鲁克篡权之前主要依靠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轻骑兵，他们的武器是长矛和剑，不是复合弓，因此在和身着甲胄的十字军作战时落了下风。比如，1099年在阿什凯隆，他们就被后来做了耶路撒冷主公的戈弗雷（Godfrey）打得落花流水。但自从1174年萨拉丁从巴格达哈里发辖地来到，特别是巴伊巴尔斯在1260年建立了埃及的马穆鲁克政权后，靠勇猛冲锋赢得战斗的十字军遇上了大群大群的来自大草原的战士，总是处于敌众我寡的状况，优势遂开始逐渐转向对方一边。

尽管如此，十字军还是千方百计地设法应付他们所不熟悉的作战方法；一个重要的办法是在骑兵中加配相当数量的步兵，他们使用锋利的刀剑和弓箭，后来还装备了机簧十字弓；每当敌人的轻骑兵冲上前来，企图冲散成队的骑士把他们各个歼灭的时候，就会遭到这些步兵的激烈抵抗。在对马扎尔人和维京人的作战中，步兵的作用不大；在欧洲各王公为争夺他们念兹在兹的权力而发动的战争中，更是没有步兵的份儿；欧洲骑马的武士阶级坚决不准没有马的人携带武器，特别是在城市里，以防他们使用武器来捍卫他们的权利，甚至争夺不许他们拥有的权利。然而，步兵在圣地是有用的，特别是可以保护辎重车，那是十字军作战的保证。步兵还可以为战斗中骑兵队形薄弱的两翼提供保护。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和十字军作战的穆斯林军队采取的主要战术原则是把骑兵和步兵分开，各个击破；虽然现在有人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异议，但是许多证据表明，分而击之的战术的确打败了十字军。⁸²1102年在拉姆拉（Ramala），1179年在迈尔季欧云（Marj Ayyan），1187年在克雷森（Cresson）和哈丁（Hattin），穆斯林军队都采用了这个办法。十字军在哈丁战役中遭到重创，而萨拉丁则借哈丁大捷夺回了耶路撒冷王国的大部分土地。然而，究其根源，十字军在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战役中的失利不是由于战术失误，而是由于他们作战方法上的结构性缺陷，那就是他们企图靠披甲骑兵的冲锋制胜，但敌人却完全无意坚守阵地。十字军认为，作战胜利的关键在于选择“肯定能打击到敌人主力的时刻”。⁸³在欧洲，武士面对敌人迎面而来的冲锋决不畏缩，因为这涉及他的荣誉——这是方阵战士行为守则的延续，尽管形式有了发展。西方武士在东征途中遇到的敌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传统，他们并不认为作战时与敌人保持距离、躲避敌人主攻有什么不光彩。十字军后来逐渐适应了这种新情况，越来越多地招募当地的步兵，作战时如有可能也入乡随俗，选择两侧有天然保护的地形；与此同时，穆斯林军也吸纳了西方的一些做法。有证据表明，他们在13世纪开始模仿西方人在马上用长矛打斗的仪式。

不过，十字军对在圣地作战的困苦和压力的回应主要还是在文化方面，他们把武士的行为守则更加紧密地与驱使他们跨越地中海来到东方为主服务的基督徒热情融合了起来。这种骑士品质的主张在11世纪的欧洲已初见端倪。要做骑士，光有胯下的战马、身上的甲胄和所效忠的主公已经不够。骑士对王公的忠诚原来纯粹是建立在土地封赐的物质基础上的，王公赐予骑士土地使他生计有依，骑士则应王公的需要随时提供军事服务；现在这个基础正在转向两者间仪式性和宗教性的关系。过去扈从接受王公的封地时，教会要他宣誓效忠，以此把他对王公的责任神圣化；现在誓词改为骑士发誓为主公服务，而且不仅服从主公的命令，还要按骑士方式行事，也就是说行为要无愧荣誉，甚至符合美德。

在十字军东征的大环境中，骑士理想的寄托自然而然地从主公转向教会。12世纪末，几个新的修士团体创立了起来，虽然起初从事教徒传统的活动，如办医院照顾前往圣地途中的朝圣者的健康，但不久它们就担负起了另一个职能——为保卫圣地而战。这些骑士团，即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很快成为东征的主力，自身的力量也日益增强；它们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建造了宏伟的城堡，并在欧洲为十字军东征招兵买马，筹资募捐。⁸⁴骑士团的影响感染力极强，因为

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成为出色的战士。他们在战斗中服从命令，遵守纪律，过集体生活，节约克己，住宿地没有女人和孩子。他们都住在一起，衣食由领导人发放，没有私产。他们永远没有闲着的时候。不作战的时候就劳动……他们的等级不按贵族头衔，而是按品德表现来评定。对于世俗骑士视为理所应当的享受和特权，如喜爱华贵的武器、对身体和发型极尽修饰、热爱运动和狩猎等等，他们一律摒弃不取，（代之以）建立在贫穷、集体生活和对基督的献身精神基础上的新社团。⁸⁵从军事骑士团的建立之中，可以看到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军团制军队的起源。的确，各方面的证据都说明，宗教改革期间，新教地区的骑士团解散后，原为修士的一些武士还俗变成了世俗的战士，把管理着指挥官与下属部队关系的等级制度带入了国家的军队，而正是这个制度把骑士团打造为自罗马军团消失以来欧洲的第一批自治自主、纪律严明的战斗团体。不过那都是后来才发生的，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在战场上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促使别处的基督徒武士也成立了自己的骑士团，特别是在西班牙对穆斯林军作战的基督徒军队，但也包括对异教徒的普鲁士人和立陶宛人作战的日耳曼武士。其中最重要的是条顿骑士团，他们征服普鲁士后，建立了军事政权；500年后腓特烈大帝军官团的中坚力量就来自这个政权的世俗阶层。

十字军王国从衰落直至13世纪末彻底灭亡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能算作欧洲战争方式的分水岭；虽然十字军在穆斯林军手中屡遭败绩，但东征的次数太多，反而激发不了一场一战定乾坤的大反击，而且欧洲各国的国王连自己国内的战事都还忙不过来。尽管如此，十字军东征还是给欧洲的军事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变化。十字军在东地中海重建了拉丁（罗马天主教）王国，除了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还扩展到希腊、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和爱琴海，而且希腊等地的拉丁王国维系的时间更久。这些拉丁王国起了中转站的作用，使北部意大利的城市，特别是（城市生活和商业活动从未完全消失的）威尼斯得以重新开启与中东的贸易，生意做得兴旺红火，最后甚至延伸到远东。地中海各港口之间的货物运输安全再次得到了保障。15世纪各国彼此争战，资金就来自这样的贸易所积聚的财富，后来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争夺阿尔卑斯山以南的统治权也是靠地中海贸易的收入。十字军远征强有力地驱动了把西班牙从伊斯兰控制中解放出来的努力（再征服运动）和基督教边界对俄罗斯和大草原的东向扩张。他们削弱了拜占庭帝国的力量后，对奥斯曼土耳其人侵入巴尔干的势头未加阻止；到15世纪初，奥斯曼人兵临多瑙河，一路上对塞尔维亚的各个基督教王国摧枯拉朽，匈牙利的基督教王国也个个自危。然而，似乎是为他们未能阻止奥斯曼人这一点做补偿一样，十字军向欧洲交战不休的各国国王以及他们狂暴无羁的扈从呈现了一个新思想，即战争有比争权夺利更大的目的。十字军加强了教会的权威，使它得以用道德和法律的框架限制武士们作战的冲动；而且，看似矛盾的是，十字军使欧洲的骑士阶级学会了有目的作战所需要的纪律，此举为名副其实的王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后来，欧洲各国实现了国界内中央权力的确立，最终杜绝了连绵的兵燹，战争成为偶一为之的行为，而且只针对外国。

生活在动荡不定的14世纪和15世纪的人很难看出这一模式的发展。权利的争端导致了法英之间的百年战争（1337—1457年）；哈布斯堡家族、维特尔斯巴赫家族（Wittelsbachs）和卢森堡家族为争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战作一团；帝国皇帝大起刀兵，镇压波希米亚和瑞士的乱民；意大利各城邦之间烽火不绝。在这些战争的刀光剑影中，若提出骑士的社会、政治，甚至是军事上的统治地位即将完结，一定会被笑为痴人说梦。然而，事实恰恰如此。披甲的骑兵坚信，在战斗中闪避敌人的刀剑不仅违反法律责任，而且损害个人荣誉；这样的战争守则最终证明，它和古希腊方阵战的行为守则一样，只能给自己带来损害。事实上，大量的历史证据证明，即使在15世纪，骑士阶级盛极一时的时候，骑士的战争也与我们想象的或当时骑士的崇拜者们理想中的情形大不相同。骑士身上日益厚重的铠甲（14世纪中期后锁子甲变成了铁板甲）用于马上长矛格斗的仪式倒很合适，却不适于应付战场上的各种情况——尽管那个世纪的步兵越来越多地使用长弓和复合弓，但战争中的死伤并未增加多少。⁸⁶正如现代战争中装甲部队的闪电袭击和精准空袭只能在训练场中达到类似表演的完美效果一样，15世纪武士闪亮的甲胄很可能只有在比武大会上抵挡对手的长矛时才能提供完美的保护，在战场上面对敌人射来的箭或刀砍剑劈时就难说了。维克托·汉森从常识出发，解开了方阵战的谜；我们从常识的角度，也可以做出上述的推断。

研究十字军历史的大师R·C·斯梅尔指出，根据现有的证据无法重现中世纪的战争。⁸⁷不过，我们对百年战争中的克雷西战役（1346年）、普瓦提埃战役（1356年）和阿让库尔战役（1415）所知甚详；在这3次战役中，英国骑士作战时都没有骑马，而且有弓箭手掩护；在后两次战役中，法国军队大多数也没有骑马。如果披甲的骑士手持长矛紧挨着组成一排排的密集队形冲锋，那么两军一旦交锋，双方必然都立即会遭受惨重的损失；若是以为不会产生这种结果，不啻异想天开。

中世纪的铁兵器战争和希腊人的战争一样，鲜血淋漓、“令人战栗”；而那个时代战事频仍，作战者悍不畏死，战争因此而更加可怕。尽管作战有较高级的动机，如希腊人要争取公民独立，骑士是出于对王公的忠诚和对骑士行为守则的遵守，但表面下仍隐藏着某种“顽固的原始性”。希腊人按照自己的作战方法累得筋疲力尽，无法再战；骑士作战方法的陨落则有外部的原因，那就是火药的到来。但无论是在希腊人的战争还是骑士的战争中，铁这种廉价常见的金属的威力都已经发挥到头了。

[1]萨贡托之围，由名将汉尼拔率领迦太基军队围攻亲罗马的城邦萨贡托。——译者注

[2]格拉古兄弟即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和盖乌斯·格拉古，都曾任护民官。———译者注

[3]马略，古罗马统帅，执政官。———译者注

[4]中世纪教会在特定时期颁布的和平教令——译者注

插曲4：后勤和供应

自有战争以来，它的核心行为——战斗——所用的工具依次由石头、青铜和铁制成；直到仅仅20代人以前，火药才彻底改变了战争的性质。然而，作战者必须设法到达战场，仗才打得起来；在他们前往战场的途中供给他们食宿军需一直是一大困难，仅次于在战斗中取胜。只有马背上的民族没有这个困难，但纵观历史，他们只占作战者的一小部分。大多数还是要靠两腿走到战场去，靠肩膀扛负他们作战所需要的物品。无论是打进攻战还是防御战，这都严重限制了作战部队的行动范围和耐力。事实上，直到最近，多数陆上作战都是短时间、近距离的。

个中原因很简单。一群人聚在一起打仗，如果需要一天的时间，那他们从日出到日落最起码得吃一顿饭；如果时间超过一天，储粮地又不在附近，打仗的人就得自带粮食。既然除了最原始的战争以外，所有其他的战争活动都包括拖延和运动战术，所以战士除了携带武器之外，还必须带口粮。然而，经验表明，战士平均负重不能超过70磅，这是有现代的实地实验为证的；这70磅中至少有一半是衣服、装备、武器和其他必需品。既然从事作战这种重体力劳动的人每天需要的固体食物至少要3磅，就可以算出，战士在行军中只能携带10—11天的给养，当然，食物还必须不易腐坏。这些数字多少世纪以来基本上保持不变：4世纪的罗马军事理论家韦格蒂乌斯要求“年轻士兵须经常练习负重行军，重量至少要60磅，因为在艰苦的战役中，他们既要背武器，还必须携带口粮”；¹1916年7月1日参加索姆进攻战的英军士兵为防供给不继，自带了数天的口粮，平均负重66磅；²1982年英军的伞兵和海军陆战队在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一度因为没有直升机运输给养，必须身负与自己体重相等的负担“行军跋涉”，结果，尽管他们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特别健壮的战士，但仍然累得筋疲力尽。³

当然，士兵可以“就地”解决给养问题，意思是从当地老百姓手中抢粮。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所以直到最近，一有军队开来的风声，哪怕是纪律最好的军队，老百姓也通常会赶快把所有方便携带的食物都藏起来。不过，军队若是组织集市活动，情况就大不一样，农民会蜂拥而至，拿东西来卖；英军统帅威灵顿在西班牙就很注意组织这样的活动，但威灵顿与众不同，他手里有现金。⁴历史上大多数军队都没有钱，只能打白条，如果是在敌方的地盘就干脆明抢。这个办法不是长久之计。即使能找出藏粮的地方，军队也必须分散开来到各处去寻找，这就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而且无论如何，部队所在地区的粮食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吃光；骑兵的马匹把所在地的草吃光用的时间更短，除非是在大草原（但那里的问题是没有人吃的粮食）。

骑兵的威力在于他们行动迅速，来去如风，大多数骑兵又都是俭省成性的游牧民族，所以只要他们活动在草原区或附近的地方，通常不会发生在一个地方吃光牧草的情形。行军的步兵却没有这么大的行动范围。步兵行军通常最快速度是每天20英里，罗马军团在罗马帝国内部行军是这个速度；1914年，德国第一集团军司令冯·克卢克的部队在对法作战中从蒙斯到马尔讷行军也是一样；按照这个速度，步兵不可能无须偏离行军路线就能找到足够的粮食来满足每日的需求。⁵结果，他们要么得中途停下来去远处寻找粮食，要么就必须随军携带给养。

运输给养需要在离行军路线不远的地方有水路，或是河流或是沿海，不然就需要车辆；古时候用牲口驮，现代时代在地形险峻的地方也使用牲口（1874年，俄国人在征服中亚的希瓦的战争中，用了8800头骆驼为5500名士兵运粮），但牲口绝对比不了车船。⁶许多战役都靠水路运输，著名的例子是1704年英国将领马尔伯勒征战巴伐利亚时，军需物资沿莱茵河顺流而下；但这样的话，供应线就成了战役的关键：如果河水流向相反的方向，决战可能就打不成。如果道路四通八达，车辆运输倒是能够为后勤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但欧洲直到18世纪才着手大规模修筑公路，法国先开始，英国和普鲁士随后跟上；在那之前，没有几个地区具备完整的公路网（1860年的公路里数按每千人计算是：英国5英里，法国3英里，普鲁士2又1／3英里，西班牙才3／4英里）；另外，在19世纪初发明了碎石筑路法之前，公路的路面一般不能四季通行。⁷

这种普遍情况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罗马帝国境内，一个是中国的某些地方（虽然中国国内的交通运输主要靠水道，特别是608年兴建的京杭大运河）。建筑了罗马国内道路的罗马军团正是靠了这些道路才成为帝国行使权力如此有效的工具。光是在罗马帝国的非洲省份，即从现代的摩洛哥到尼罗河流域这块地方，考古学家就发现了10000英里宽窄不一的公路；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和意大利也修有四通八达的公路，罗马的将领因此可以精确地计算从军需仓库到作为补给站的兵营之间的行军时间：从科隆到罗马需67天，从罗马到布林迪西要15天，从罗马到安条克则要124天（包括两天的海上航行）。⁸然而，罗马邻近的帝国却都没有能和罗马相比的道路，就连地处平原，修路相对容易的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也望尘莫及（亚历山大大帝的“皇家大道”根本达不到罗马的标准）；罗马的行政管理在5世纪解体之后，它宏伟的公路体系也逐渐失修老化。罗马公路体系的衰损意味着后来的1000多年内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可能进行远距离行军。比如，9世纪中期，英格兰阿尔弗雷德大帝的军队从萨默塞特出发迎击丹麦人时，沿哈德威（theHardway）的行军费尽力气。那是一条泥泞不堪的小道，和罗马人用过的道路没有连接，尽管400年前罗马人在那附近建有几条出色的公路。

没有道路，军队就无法用车辆运送给养，除非车子坚固无比，所以只能靠船或牛；从公元前15世纪（有在今天波兰的考古发现为证）到19世纪初的印度和西班牙，公牛是最常用来拉车和驮物的牲畜。⁹威灵顿在印度和西班牙作战时，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寻找“好公牛”。他在1804年8月写道：“如果没有驾驭得当、照料精心的牲畜，部队就不可能快速运动”；在那之前他在印度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军事行动的成功取决于军需供应；打仗不难，打胜仗也不难，有时可能会损兵折将，有时也可能不失一兵一卒；但要达到目标，必须解决吃饭问题。”¹⁰威灵顿手里有钱，可以多买牛只；对他来说，牛的好处是既可以运东西，也可以杀了吃，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别的统帅很少有像他那样不缺钱的。一般来说，牛太宝贵了，不能宰了给战士当伙食，而这就自动限制了军队的速度和行动范围。

比如，亚历山大大帝和威灵顿一样，依靠大小公牛来为行军的部队运送军需，但是，他的战术活动范围不能超过离通常设在海上的补给仓库8天的行程，因为一头牛这段时间内会吃光它自己驮的草料。结果，亚历山大要长途作战，就必须要么不能离补给舰队太远，要么派人打前站去买粮食并找人捐献买粮食的现金或做出担保，保证胜利后再支付买粮食的钱；一些见利忘义的波斯官员看到亚历山大对大流士的进攻气势如虹，都争先恐后地和亚历山大做交易。亚历山大离家最远的一次行军是公元前326年从印度河到俾路支斯坦的莫克兰，为这次300英里的行军，他准备了52000吨的给养，足以保证他由87000步兵、18000骑兵和52000杂役组成的大军4个月之用。因为在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牲口队就会吃掉所驮的草料，士兵也会吃光自己那30磅的给养，所以亚历山大依靠沿印度洋海岸随军前行的补给舰队提供给养，并指望季风带来的雨水补充河水，因为他的军队要在大河入海口获取饮用水。这个后勤计划非常周全。补给舰队上的粮草如果定期卸货分配，本可以为他的军队提供充足的给养。但是，那年的季风把亚历山大的舰队阻在印度河口难以前进，结果他的军队在穿越俾路支斯坦沙漠的行军中损失了 3／4。¹¹

这个灾难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说明后勤对作战的影响之巨大；即使算无遗策、才能出众的将领也必须依靠后勤。它也残酷地证明了威灵顿的格言：“要达到目标，必须解决吃饭问题。”在古代和近代之前，除了在帝国公路网所及地区活动的罗马军队或挨近水上供给线的军队之外，没有哪个将领能带兵出外作战而不受后勤的制约。即使是罗马人，一旦到了公路的尽头再往前行照样一筹莫展，而人数众多的大军哪怕是在自己控制的土地内都有可能缺粮，1809—1813年间拿破仑的将帅在西班牙就遇到了这种情形。军需方面的困难很大部分来自食物的易腐性，这个问题为各个地方、各个时代所共有，直到19世纪发明了罐头和人工食品。历史上的军粮主食一般是烘干的谷粒或谷物磨成的粉，副食有油、猪油、奶酪、鱼露（这是罗马军团饮食中一项重要的调料）、葡萄酒、醋、啤酒，可能还有肉——或者是腌制风干的肉，或者是现吃现宰；战士们就靠吃这些东西保持良好的作战状态。¹²然而，即使是最好的军粮也缺乏人体所必需的新鲜食物，所以在缺乏新鲜食物的情况下，士兵就和远途航海的水手一样，容易因营养不良而生病。抵抗力的减弱会引发流行病，在集结准备作战的等待期间或旷日持久的围城战中，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19世纪中期，出现了肉罐头（最早的时间是1845年，但吃得太多会造成铅中毒；在探险家富兰克林的北极探险中，许多人就死于这个原因）、炼乳（1860年）、奶粉（1855年）和人造黄油，军粮因此而发生巨变；其中最后一项——人造黄油——的发明是拿破仑三世在19世纪60年代为寻找军粮中黄油的替代品而发起的发明竞赛的成果。¹³美国内战中，北方军队基本上吃芝加哥屠宰场屠宰的牲畜，大多是腌肉，不是罐头，而南方邦联的士兵只能吃味道不佳的传统食物，如玉米面和干花生（“落花生”），长久不知肉味，因为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畜群供应被控制了密西西比河的北方军队切断了；1862年，一个南方邦联的士兵写信给妻子说：“我们有的时候吃生苹果，或烘烤过的苹果，有时吃青玉米，有时什么都没得吃。”¹⁴北方的军队还试过给士兵吃工业生产的脱水土豆和蔬菜，还有一种罐装的咖啡粉、奶和糖的混合物；没人喜欢吃这些东西，但饥肠辘辘的叛军如果能抢到却如获至宝。

然而，归根结底，北方军队的伙食比南方的好是因为在美国截至1860年铺设的30000英里的铁路线中（比世界所有其他地方的铁路线加起来还要长），他们的军需官控制的铁路线长度和南方相比的比例是2.4：1，而且北方还在不断铺设新的铁路线。同时，北方军队的一大任务是只要经过南方邦联的铁路，就将其彻底毁掉，而南方因其经济基础的狭小，无力再建新的铁路。铁路使陆上作战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美国内战则是第一个显示了这一潮流的战争。事实上，现在人们常说，美国的南北战争是纯粹的铁路战争；北方先是成功地切断了南方连接人口稠密的东部和生产基地所在的西部的密西西比铁路线，后又于1864年攻克了查塔努加—亚特兰大铁路线，把南方分割成互不相通、经济上不能自给自足的碎块；通过断绝南方军队的军需供应，确保了南方独立运动最后的崩溃，虽然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南方军队在战场上本可以和北方军队奋战到底。¹⁵

然而，这个看法歪曲了战斗和后勤各自对胜利所做的贡献。面对誓死求胜的敌人，只靠出色的后勤打不了胜仗；1862年的半岛战役中，北方军队统帅麦克莱伦从他的战败中学到了这个教训；而经济上山穷水尽的国家，如1944—1945年间的德国和日本，仍困兽犹斗，能使对手遭受令其丧气的挫败。¹⁶然而，拿破仑直言不讳地说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胜利最终属于人多的一方。铁路时代的来临则确保能召集众多士兵的国家可以不受季节限制，迅速地把部队运到部署地点。这些国家除美国外都处于西欧和中欧的工业化地区，那里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最先在英国和比利时铺设，为的是把工厂和港口相连接，接着在法国和普鲁士迅速展开，然后以比较缓慢的速度向东发展，把奥地利－匈牙利和俄国的农业区纳入共同的铁路系统；从1825年到1900年，欧洲火车轨道的长度从零增加到17.5万英里；铁轨穿隧道，过桥梁，越过欧洲大陆上的每一个自然屏障，包括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当年的罗马军团从罗马到科隆要走67天，到1900年，两地之间的行程还不到24小时。

然而，欧洲铁路系统的军事意义在于它的东西轴，不是南北轴，因为法德边界、德奥边界和德俄边界动荡不定，是酝酿冲突的所在。普鲁士政府以及后来的德意志帝国政府把铁路视为国防的关键因素，到1860年，全国铁路的一半被收归国有，20年后更是全部收归国有。1866年，普鲁士每天动用12列火车运兵，一个星期内就把近卫军团从柏林部署到普奥边界前线。这个例子不容置疑地证明了军事行动中铁路相对于公路交通的优势，也毫不隐讳地警告任何未能把交通运输政策和征兵政策融为一体的国家，它们将来一定会败在做到了这一点的国家手下。普鲁士在1866年打败了奥地利，主要靠人多为胜，因为战争甫一开打，它就很快把大部队运到并投入了作战；它1870年在阿尔萨斯—洛林战胜法国的直接原因也是法方的铁路网不够发达，增兵和补给不力。¹⁷

对于1866年和1870—1871年的两次战争的教训，欧洲各国，包括德意志帝国自己总参谋部的人员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到1876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了自己的铁道部，负责监督帝国内新铁路的兴建，以此确保战时能满足军事需要；德法及德比（利时）边界上的乡村小火车站都配装了一英里长的站台，可供几列火车同时停靠，一次就能卸下整整一团人马。1914年8月，德意志帝国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这样大规模部署的壮举。8月1日到17日之间，和平时期军队人数为80万的德意志帝国不仅通过动员预备役兵员把兵力增加了6倍，而且就在那几天内把148.5万人运到了对比利时和法国作战的前线，而且士兵都配好了武器装备，一下火车就能投入战斗。它的敌手的表现也不逊色。1914年法国对其铁路的军事管理和1870年简直有天壤之别，9月份马恩河战役的危急时刻，在及时运兵到形势吃紧的战区去增援这一点上，法国的运输人员甚至比德国的人员更加灵活。奥地利在动员兵力方面和德国同样高效；就连俄国居然也把第一军和第二军高速集中到了波兰，它自己、它的盟友和德国人对此都始料未及；这对德国人是一大打击，本来德军总参谋部认为俄国的组织能力低下，以为东线可以6周无战事，使他们能集中兵力在西线一举赢得战争。

1914年的大动员证明，欧洲各国的总参谋部在之前40年的和平时期努力改善铁路的战备规划没有白费力气；大战爆发一个月之内，大批部队——62个法国步兵师（每师15000人）、87个德国步兵师、49个奥地利步兵师、114个俄国步兵师——就离开和平时代的军营来到了战场上，另外还有几百万匹战马。¹⁸然而，战士们一旦到达，铁路运输提供的奇迹般的机动性即消失无踪。对垒的两军运动和输送给养物资的方式并不比当年的罗马军团更高明；下火车后，士兵只能徒步行军，运输给养只能靠马拉车。事实上，他们的运气还比不上以前组织良好的军队，因为现代战争使用的大炮确定了一条几英里宽的火力区，区内不可能用马匹运送给养，所以步兵的补给，无论是粮食还是弹药，都只能用手提肩扛。

当然，机动性的限制最迫在眉睫的影响不在后勤，而在实际的作战：在火力区中心，步兵几乎寸步难行，稍有动作就会死伤惨重；直到1916年发明了坦克以后，小股部队才能够在与敌人作战的时候迂回穿插。然而，后勤的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自始至终都是各国军队的一大困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要赢得火力区内的优势，就需要加强己方的火力，这就要求从火车卸载处运送更多的炮弹到火炮阵地，而运炮弹只能靠马拉。结果，仅举1914—1918年间法国港口为英国西线军队卸载的军需物资为例，其中货量最大的就是马饲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问题再次出现。由于德国的机械工业必须集中资源制造坦克、飞机和潜艇，汽车运输力发展不够，而且反正也经常缺油，结果德国军队征用的马匹甚至比1914—1918年间都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征用了275万匹，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用了140万匹；大部分马匹都死于战争期间，苏联红军在1941—1945年间征用的350万匹马多数也在服役期间死去。¹⁹只有美军和英军能够用汽车为前线的部队运送军需，这要归功于美国石油工业和汽车工业独一无二的生产力。事实上，美国丰沛雄厚的资源不仅能完全满足本国的陆海两军对卡车和燃油的需要，而且还为苏联红军提供了395883辆卡车和270万吨汽油。苏联人后来自己坦承，他们就是靠了这些卡车和汽油从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挺进柏林的。²⁰

工业时代的大战期间，铁路、马匹和汽车运输所承受的负担比过去，包括火药时代的军需供应线的负担大得多。使用冷兵器的军队需要携带的只有食物、饲料和装备，如帐篷、工具，可能还有架桥设备；使用火药的军队所需的弹药量也不大。然而，大规模生产时代的工业通过碾轧钢板和浇铸发动机部件而实现了交通运输的革命，也生产了大量的炮弹和子弹供军队使用。弹药消耗量因此而成倍增长，比如，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的炮兵部队有246门炮，战役中每门炮发射了约100发炮弹；1870年，在19世纪最著名的战役之一色当战役中，普鲁士军队发射了33134发炮弹；1916年7月1日的索姆河战役打响的第一周，英国的炮兵发射了100万发炮弹，总计约20000吨金属和炸药。²¹如此大量的需求在1915年引发了一场“炮弹危机”，英国启动了紧急工业化方案加快生产，还向其他国家产能有余的工厂下了巨额订单，这才补足了炮弹的短缺。自那以后，英法两国的军工生产再没有出过岔子；法国人在战前原计划每天消耗10000发75毫米口径的炮弹，到1915年把产量推至每天20万发的水平；1917—1918年间，法国为来欧作战的美军提供了1000万发炮弹，供美军的法制大炮使用；美国空军投入作战的6287架飞机中有4791架是法国制造的。德国尽管因协约国的封锁而被迫使用硝酸盐的人工替代品，但它的炸药产量从1914年的每月1000吨增加到1915年的每月6000吨；就连备受轻视的俄国工厂系统也把炮弹的产量从1915年的每月45万发猛增9倍，到1916年的450万发。²²

19世纪发展起来的欧美军工产业的能力和复杂性史无前例。石器时代的人挖掘燧石，制造燧石用品，形成了商业规模，但青铜武器和甲胄的制造一直是小型的手工业。铁的到来导致了产量的增加，甚至促成了生产的标准化：罗马军队掌管着一个军工厂网络，由它们生产军团用的带环铠甲、头盔、剑和投抢；国家高度重视工人的技术，398年甚至发布法令，规定给他们打上烙印，以防他们逃跑。²³然而，蛮族入侵后，武器制造再次成为私人作坊的生意，虽然制造锁子甲的技术因为难度很高，所以纳入了国家管理之下。779年，查理曼大帝发布敕令，向外国出售锁子甲的商人一经发现即没收其全部财产；这个敕令于805年再次下达；据估计，查理曼的骑兵作战时所穿的锁子甲总计重量有180吨左右，相当于帝国内所有制甲工匠几年的产出。

制造金属盔甲无论是冶金技术还是成型技术均极为复杂，因此更缩小了制造的范围；最好的盔甲出自皇家工场，位于格林尼治的皇家工场是英国的盔甲制造中心。然而，金属盔甲的制造工艺达到顶峰的时候恰值火药面世，不仅使金属盔甲迅即成为明日黄花，而且催生了对火药、弹丸、火炮和个人用火器的需求的飙升。开始时金属弹丸贵得离谱，于是石匠扩大产品范围，去做石头替代品。火药生产的一大限制是天然硝酸钾，即硝石的奇缺。直到19世纪发明出人工合成的技术之前，硝石作为细菌对尿液和粪便产生作用后的产物，通常只能在洞穴或畜栏里找到。很多国家都直接控制对硝石的采集和使用。²⁴虽然火器制造日益被纳入国家垄断（比如，英国的伦敦塔中就有国营兵工厂），但私人枪炮工匠也批量生产枪支，这类私人枪炮工匠主要集中于较小的德意志邦国。然而，火炮的铸造从一开始就牢牢地把握在国王手中，随着15世纪末火炮革命的来临，国有兵工厂的历史遂真正开始。

铸造火炮的工艺最初是铸钟工发展起来的，只有他们知道如何把熔化的金属汁浇铸为大型物品（这项技术是8世纪发明的），他们使用的金属是当时认为唯一能抵抗火药冲击的青铜。然而，16世纪期间，人们开始试验铸铁；最初的产品只能在海上使用，因为铁炮造得比青铜炮厚重，好足够结实，能吸收火药的后坐力。后来，所有攻城用的大炮和船上的火炮都用铁来铸造了。与此同时，对铸造技术进行试验改进后，生产出的青铜野战炮也比过去好用了许多。1734年受雇于法国政府的瑞士人让·马里茨（JeanMartiz）认识到，炮管如果先铸成实心，然后再镗削出内膛，要比像铸钟那样铸成空心的更好。镗削可以使弹丸和炮膛契合得更紧密，因此减少达到某个射程所需的火药，最终减轻火炮的重量，增加其机动性。在马里茨的时代，镗床靠水力驱动，还没有达到足以镗削炮膛的力量，但马里茨的儿子造出了非常合用的镗床，也因此而被任命为吕埃尔皇家兵工厂主管，后来又被擢升为法国所有其他国有铸炮厂的主管。²⁵

英国在1774年引进并抄袭了法国镗床，但一直到火药时代结束，法国国家兵工厂生产的大炮仍然优于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大炮，这主要归功于伟大的炮兵专家让·格里博瓦（JeanGribeauval）在1763—1767年间推行的标准化和合理化进程；他造的大炮到1829年仍在法军中服役。²⁶不过到那时，工业革命释放出来的商业力量开始出现压倒国家兵工厂之势；最后国家兵工厂终于不敌，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以蒸汽为动力从煤矿中挖出大量的煤，再用煤将炉中的铁矿石化为铁水后进行大规模制造，这成了一本万利的生意。到19世纪中期，成功的制铁商掌握了大量的资金，只要银行家同意某个事业有利可图，马上可以拿出钱来投资。最初投资的热门是铁路、火车、铁甲船和工业机械；随着陆军（和海军）日益扩编，制造舰只、炮场和士兵所需要的大大小小的各式枪炮成了诱人的赚钱机会。英国的一位液压设备制造商威廉·阿姆斯特朗（William Armstrong）在读了关于大炮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效用的报道后，认定是“把军事工程提高到目前机械制造水平的时候了”。他很快开始为陆军制造大型线膛火炮，为海军制造的火炮更大；1857—1861年之间，他设在埃尔斯威克（Erswick）的工厂制造出了1600门后填式线膛炮。不久，同是英国人的惠特沃思（Whitworth）也涉足大炮制造，和阿姆斯特朗竞争；他们两人都享受政府补贴来试验对大炮的改进，但也都遇到了来自海外的竞争。²⁷

德国埃森的钢铁制造商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在1850年以前就开始试验用钢制造枪炮，并在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上展出了后膛填弹的钢制大炮。钢这种金属不易加工，人们对它的特性尚未完全掌握，克虏伯做的许多试验品都太脆，试验时一发炮炮筒就爆裂了。最后他终于掌握了相关的技术，1863年，他得到了俄国的大量订单，生意开始盈利。到19世纪末，许多军队都装备了克虏伯制造的口径从77毫米到155毫米的钢炮（1914年他研制出了420毫米口径的大炮），但那些军队不包括英国、法国、俄国和奥地利的军队，俄奥两国自己也建起了兵工厂。克虏伯生产的11英寸口径的舰炮在性能上比英国13.5英寸口径的舰炮更优越。

与此同时，在私人企业手中，小型武器制造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类私人企业的中心在美国。主要集中于康涅狄格河谷的美国发明者和制造商率先采用了“零件互换”的概念。他们使用以水为动力，后来由蒸汽驱动的自动或半自动铣床高速准确地按要求制造出各个零件，因此而完全去除了用手工打磨零件使其合榫这一成本昂贵的环节。19世纪50年代期间，来福枪迅速取代了滑膛枪；制造来福枪只需半熟练工人就行，由他们把筐子里以上述流程做出的零件组装起来；卖方可以保证，买方买到的所有来福枪都是同等质量。这个流程很快也用于生产新来福枪使用的金属弹壳，英国的伍尔维奇兵工厂在19世纪50年代安装了重复性弹壳加工机器，产量很快就达到每天25万颗。

出于对产量过剩和国内市场饱和的担心，军火制造商不停地寻求比现有产品更新的设计，并向海外开拓新市场。这方面美国人又是站在发明者的前列。法国在1870年提出了枪炮匠一直孜孜以求努力完善的一种武器——机关枪——的实用模型。这种机关枪比较粗陋，而且只是半自动的。包括瑞典的努登费尔特（Nordenfeldt）和美国的加德纳（Gardner）在内的好几个发明者你追我赶地争相研造性能更优越的商业模型。胜出者是美国人海勒姆·马克沁（Hiram Maxim）；他1884年成立的公司生产的机关枪名副其实，每分钟能射出600发子弹，靠的是一个利用每一颗子弹爆炸时产生的能量来驱动的机制；马克沁机关枪的枪手实质上不过是穿军装的工业流程操作工人，因为他做的事只限于扣动机关枪的扳机，再就是使用机械装置把枪口转来转去进行扫射。²⁸

1914年卷入世界大战的所有国家的军队都配备了机关枪和杀伤力较小但原理一样的后装弹小口径连发步枪。这些枪支的射程是1000码，500码内可以准确命中，在战场上立刻成为防御的法宝；冒着它们的火力发动步兵攻击会遭受惨重损失，甚至全军覆没。从步兵挖掘战壕作为藏身之处以躲避倾泻而来的钢铁之雨那时起，将领们就一直在苦思破解之道。最先尝试的办法是增加大炮的部署，结果却是双方的火炮互相消耗，战场被毁，加之国内的炮弹制造业和接近前线的军需供应不堪重负。第二个办法是坦克的发明，但生产出来的坦克数量太少，坦克也速度太慢、太不灵活，无法根本性地改变战局。大战接近尾声时，双方都寄希望于新发明的空中工具来打击削弱对方国民的士气和生产能力；然而，那时的重型飞机和飞艇都不具备改变大局的攻击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不是因为高级指挥层发明或使用了新的军事技术，而是因为工业生产对人力的无情消耗。德国在这场“物资战”（Materialschlacht）中败下阵来几乎是个偶然，协约国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成为战败国，而俄国在1917年也的确尝到了参战的苦果。不断扩大军队，购买越来越昂贵的武器——这些就是各国总参谋部对政府建议的办法，说靠它们可以确保和平；如果战争爆发，也可以靠它们赢得胜利；但既然各国都如法行事，这些措施所产生的效果就都互相抵销掉了。胜败双方都被供应和后勤的负担压垮了。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主要的战胜国却靠着供应和后勤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而且除了悲痛伤心以外，付出的代价微乎其微。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很晚，当时也基本上没有军工产业，因为它1865年后致富靠的是面向国内的、非军事的工业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1941年就加入了战团，而且在之前的两年间一直在加紧发展军工产业，为英军，后来又包括苏军，提供对纳粹德国作战的军需。在大萧条中遭到重创的美国工业拜重整军备之赐得以复兴，但仍存在着相当大的产能过剩的问题。从1941年到1945年，美国经济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最快、最持久的扩张；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50%，它的作战物资生产所占工业总产出的百分比从1939年的2%猛增到1943年的40%，而且美国生产作战物资基本不靠贷款，而是靠收入供资。它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5%，工厂利用率从每周40小时增加到90小时；结果造船业的产出增加了10倍，橡胶产量翻了一番，钢产量几乎翻了一番，飞机产量飙升11倍——“二战”中主要参战国制造的75万架飞机中，30万架是美国出产的，只1944年一年，美国就制造了90000架飞机。²⁹

打败了德国和日本的是美国的工业，还有提供了军需运输手段的美国造船业。从1941年到1945年，美国发展的商船运输能力超过5100万吨，包括万吨级的自由轮和胜利轮，还有T－2型油轮。美国采用了革命性的预制件造船法，操作起来，一艘轮船从开始建造到下水只需4天零15小时；在建造自由轮的高峰期，每天都有3艘货轮下水。³⁰大西洋战役中使用远程飞机和护送商船的航空母舰——均为美国制造——打败了德国的潜水艇，但即使没有远程飞机和航空母舰，以美国造船的速度，德国的潜艇也不可能击沉如此之多的货轮。

因此，历史上最大最残酷的战争是靠供应和后勤打赢的。这一事实确定，在未来常规军队之间攸关民族生存的斗争中，成败的关键是工业能力，而非任何其他因素。1945年后尚未发生这样的冲突，这要归功于美国在取得空前工业成就的年代里同时发明了战场作战的替代品——原子弹。人类自500年前开始寻求把作战依靠的力量从人力和畜力转为可储存的能量，原子弹是这个技术发展历程的顶峰，而求索的努力始自火药的发明。

第五章
火

火被用作武器由来已久。拜占庭人是始作俑者，在7世纪就开始使用“希腊火”。他们对这种武器的成分守口如瓶，时至今日，学者们还在就它的性质争论不休。我们只能确定，它是液体，用唧筒喷射，主要用作助燃剂在围城战和海战中攻击木质结构。它这个“火力”不具备如推进剂或炸药这类材料的现代意义。尽管它使人闻之色变，令人感到神秘莫测，但它其实并未产生特别有效的创新成果。它没有像火药的发明那样，带来战争的革命性变化。

不过，火药与它有关，因为现在普遍认为，“希腊火”的主要成分是巴比伦人称为“石脑油”（naphtha）或“燃烧之物”的东西，那是石油渗透到地表的沉淀物。¹巴比伦人把它看作无用之物。但是，大约在11世纪时，中国人发现，把从当地地表渗出的包含石脑油的物质和硝石混在一起，产生的混合物有爆炸和燃烧的性能。在那之前，中国人偶然发现，在含硫量高的土上烧火，特别是用木炭烧火时会发生爆炸。当纯化硫和木炭粉以及硝石晶体混合起来的时候，就产生了我们所谓的火药。中国人发明火药的时间在950年前后，最初可能是在道观里用来作法。²关于中国人在战争中是否使用火药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在13世纪末之前做出了火炮（尽管早就做出了烟火）。³在那之后不久，欧洲也有了火药，也许是炼金术士在徒劳地孜孜寻求点石成金术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它的秘密，而人一旦发现了它的爆炸性能，马上意识到可以把它用于军事用途。至于后来如何发现如果把火药和弹射体装在管子里，点燃火药后产生的力可以把弹射体向着特定的方向推到很远的地方，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可以准确地知道，获得这个发现的时间是14世纪初，因为1326年的一张图画上画着一个花瓶形状的东西——也许是出自习惯制造此种形状的铸钟工之手——瓶颈处伸出一支大箭，箭头直指着堡垒的大门，炮手正在把火捻凑到火门上去。

到15世纪，制炮技术取得了进步。弹丸代替了箭，炮也变为管状，有时是把熟铁条用铁圈像箍桶一样箍成炮管。不过使用火炮仍然只限于攻城。尽管在阿让库尔战役（1415年）中显然使用了火炮，但它们在战场上除了弄得响声震天、烟雾弥漫以外，没有多大的作为；哪个骑士或箭手若是不巧遇到四处乱飞的流弹只能自认倒霉。然而，40年后，法国人在1450—1453年间终于把英国人赶出诺曼底和阿基坦的那次战役中就用火炮射穿了英方堡垒的厚墙；同一时间，奥斯曼土耳其人正在用巨型臼炮轰击狄奥多西时代修建的君士坦丁堡城墙（土耳其人特别偏好巨型大炮，有时甚至需要在攻城开始前就地铸造）。1477年，法国的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用火炮攻击勃艮第地区各领主的堡垒，扩大了自己对祖传土地的控制范围。到1478年，法国王室自6个世纪之前的卡洛林王朝以来首次实现了对法国领土的完全控制，并着手建立集权制政府，很快使法国成为欧洲头号强国；而支撑中央政府的财政制度对付桀骜不驯、拒交税赋的封臣的终极手段就是火炮。⁴

火药与工事

虽然法国国王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用火炮打破了敌人的防御墙，但他们的火炮有严重缺陷，极大地限制了其军事用途——又大又重，而且安装在固定不动的平台上。这样，只有在己方已经控制的土地上才能使用火炮，如法国人在诺曼底乡间以及奥斯曼人在君士坦丁堡城外的水上和陆上。火炮真正要成为作战工具，就必须足够轻便，可以用车拉着随军前行，这样，步兵、马匹和火炮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一起在敌人控制区内行动，因此而避免炮兵跟不上大军行进的速度而被敌人连人带炮一起抓获，或撤退时被迫丢弃火炮。

1494年，法国人实现了这方面的突破：

法国的工匠和铸钟匠……到15世纪90年代（早期）……发展出了将在后来的近400年间成为战役和围城战决胜因素的火炮。原来笨重的“组装”臼炮安在木制台子上发射石头弹丸，每次换地方都要抬到车上运走；现在改为青铜铸成的直炮筒，长度不超过8英尺，比例经过仔细的计算，以吸收发射时造成的从炮尾到炮口递减的冲击力。这种炮发射的是熟铁弹丸，比石头弹丸重，因此同一口径的炮发射铁弹丸要比发射石头弹丸的破坏力大两倍。⁵

最为重要的是，火炮可以移动了；因为炮筒是一次性铸成的，所以在炮筒的平衡点稍前的地方可以同时铸上“炮耳”，即突出的小小凸缘，用来架在木制双轮支架上。这样，火炮就能像小车一样行动自如了，如果炮架的“架尾”再挂到另一辆双轮“前车”上，和炮架形成一个整体，可以直接把马套在车轴上拉动，那就比小车还更灵便；炮架还可以做得使人能通过调整炮尾下方垫的楔子来降低或抬高炮口（barrel这个用细长的铁板箍成的“组装”大炮的专用术语一直流传至今）。要把炮从右转向左或从左转向右，只需移动为稳定炮身而安放在地上的炮尾即可。

1494年春，率军自惹内山口越过阿尔卑斯山的查理八世下令把40门火炮从法国运到北部意大利的拉斯佩齐亚港，他从那里出发向南席卷意大利，要夺取那不勒斯王国的王位。他途经的城邦和教皇属地听说他的火炮很快就击垮了费里扎诺城堡的护墙，纷纷放弃了抵抗。11月，他征服了佛罗伦萨。第二年2月，他在那不勒斯仅用8个小时攻破了曾在使用传统方法的围城战中坚持了7年的圣乔瓦尼城堡，胜利进入那不勒斯。他行经之处，整个意大利都为之震动。他的火炮给作战带来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过去使攻城机和攀墙队无可奈何的高墙深垒的城堡在火炮这种新的打击武器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当时一个意大利人圭恰迪尼写道，火炮“如此迅速地靠墙安好，发射得如此密集，弹丸飞来的速度如此之快，力量如此之大，几个小时内造成的破坏就等于过去意大利的战斗中几天的破坏。”⁶

查理八世虽然在那不勒斯取得了胜利，但好景不长。他不分青红皂白的打法使意大利所有的城邦个个自危，于是威尼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教皇和西班牙组成了反对他的联盟。虽然他在接下来与神圣联盟打的福尔诺沃战役中靠大炮赢得了胜利，但他还是决定放弃意大利回到法国，1498年就去世了。他的炮兵革命却持续了下来。新型火炮达到了攻城者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效果。以前，堡垒的效力主要取决于墙的高度。不过并不全是那样，水也能成为强有力的防御；亚历山大大帝在围攻提尔苏尔面海的要塞时（公元前332年）就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那场围攻一直持续了7个月才告结束。不过，总的来说，墙越高，攻城队就越不容易攀到墙头，同时墙高也意味着墙厚，使攻城机械难以奏效。压重弹射机（弩炮）投掷的石头打到墙上就滑下去，扭力投掷机虽然可以平射，但力量太小。唯一肯定能弄垮城墙的办法是挖地道，这个办法费力不说，遇到城壕和护城河就无计可施，而且对方也会通过挖对抗地道的办法来破坏。

新型火炮可以迅速靠近城墙投入作战，射出的弹丸还可以较准确地打中预期的目标，因此能产生与挖地道相同的效果。瞄准城墙墙基的一点不断平射，射出的铁弹丸很快就能在墙石上打出一道沟，这种打击的积累性效果也利用了墙体本身的物理原理：墙越高，基础受打击后动摇得就越快，倾塌后破的口子也越大。城墙倒塌下来的瓦砾会自动填满墙脚下的壕沟，正好为攻城部队铺平道路，而且坍塌的城墙可能还会带倒望塔（这正合炮手之意，因为它意味着守军失去了向进攻的一方投掷石块和别的武器的制高点），所以攻破了城墙就等于拿下了堡垒；根据之前的围城战已经确定的惯例，城墙被攻破后守军若是还不投降，攻城的军队就可以对守军大开杀戒，也可以放手抢掠。在火炮时代，这个惯例成为绝对的规矩。

那不勒斯的惨败使所有国家悚然而惊。对许多国家，特别是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的一些小国来说，现有的堡垒是第一道防线，它们的建造和维修是国库的一大笔开支。查理八世的火炮如此轻而易举地摧毁了矗立了多少个世纪的城墙，这刺激了工事工程师的好胜心。16世纪上半叶，法国、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和各城邦间不断结盟改盟，在意大利混战不休。那个时期内对旧城墙加固的手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比如，1500年，比萨的工程师在石头城墙后加建了一道土墙和壕沟；法国人及其佛罗伦萨盟友虽然用火炮轰破了一处城墙，但整个城墙仍然屹立不倒。“比萨双层护墙”被广为采用，还有很多城邦在城墙外围又建造起土木结构的护墙和望塔，火炮的铁弹丸至少在攻城的初期无法对它们造成破坏。⁷城邦和堡垒守军的指挥官也很快意识到，即使城墙被打破，也可以部署步兵使用火器顶住来攻的敌人。这种战术的各种有效模式逐渐显现，1523年的克雷莫纳围城战和1524年的马赛之围就是清楚的证明。

然而，临时的修补加固无法使古老的城墙永远顶受得住新式火炮的攻击，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工事体系。令人惊诧的是这种新式工事出现得如此之快，使大炮只享受了半个世纪攻无不克、威风八面的好日子。如果和其他对军事新发明的适应速度相比，50年似乎很长，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盟军为对付希特勒装甲部队的闪电战，彻底对军队进行了重组，大量制造反坦克武器，到1943年即有效地控制了局面。但这种看法忽视了所涉及的智力概念上的困难和资金问题。首先必须想出反火炮的概念，然后必须找到资金把概念变为现实。这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因为多少世纪以来，在欧洲大陆各处建造的工事体系本来早已收回了建筑的成本（有些城镇的防护墙虽然在中世纪经过了重建，但最初建立的时间可追溯到罗马时代），但现在却需要把它们全部推倒重来。

机动火炮问世伊始，就有人敏锐地抓住了反制概念的根本。既然火炮最能对高墙造成损毁，所以新城墙就必须造得低。然而，低墙的工事等于是开门揖盗，敌人很容易发动突然袭击，顺着梯子攀过城墙进入工事内部。所以，新的工事体系必须既能够抵御火炮的射击，同时又不让敌人的步兵靠近。达到这种以深度换高度的效果的手段是棱堡，它突出于城墙之外，俯瞰城壕或护城河，可以作为火炮和火器的发射平台，而且非常坚固，不会被敌人密集的炮火轰塌。实践证明，最合适的棱堡设计有4面：两面合在一起形成楔子状向外突出，使敌人的炮弹打不到正面，还可以架设己方的大炮；另两面呈直角把突出的楔子连在城墙上，在这两面的雉堞后，守军可以用火炮和火器覆盖城壕和棱堡之间的空地。棱堡用石材建造，不过以砖替代也未尝不可，墙后顶着夯实的泥土，整个棱堡牢固无比，既是坚实的火炮阵地，也是不惧炮击的城防。⁸

在查理八世1494年远征意大利，宣告了堡垒的末日之前的一段时期，工事工程师就已经开始研究试验棱堡，并一直在加厚城墙，使之形成坡度。这样的试验并不普遍，只有零散的几例，但一旦革新成为必需，进行过这种试验的工程师就能立即行动起来。意大利有几个工事“世家”，其中最早确立，也是最重要的世家是朱力亚诺·达圣加诺（Giuliano da Sangallo）和安东尼奥·达圣加诺（Antonio da Sangllo）两兄弟；朱力亚诺在1487年为波焦因佩里亚莱（Poggio Imperiate）的城防画出了棱堡的设计图，就在1494年那年，安东尼奥开始按棱堡的设计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重建在奇维塔卡斯泰拉纳（Civita Castellana）的要塞。⁹圣加诺兄弟俩坚信棱堡是攻城大炮的克星，很快就为意大利那些出得起建筑费用的城邦建起了一座座棱堡；他们在1501—1503年间为内图诺建了几座棱堡，1515年，安东尼奥又接下了为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Aiessandro Farnese）红衣主教在卡普拉罗莱建造一座样板碉堡的订单。圣加诺家族的红火生意引得别人也想来分一杯羹，先是圣米凯利（San Micheli），然后是萨沃尔尼亚诺（Savorgnano）、佩鲁齐（Peruzzi）、真加（Genga）和安东内利（Antonelli）几个家族也都进入了碉堡建筑业。

建造工事带来财源滚滚，令人眼红，吸引了令人完全意想不到的人物，包括列奥纳多·达芬奇，¹⁰他在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gia）手下做工事碉堡检查员；还有米开朗琪罗，他在1545年和安东尼奥·达圣加诺的一次争论中宣称：“我对绘画和雕塑所知不多，但我对造工事很有经验，我已经证明关于工事我比圣加诺家族全加起来都懂得多。”¹¹从1527年到1529年，米开朗琪罗为他的家乡佛罗伦萨建造了新的城防，但后来对他造工事技术的问津者寥寥无几，这不能不算是艺术的一大幸事。

圣加诺和其他工事家族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他们建造工事的地点不仅限于意大利，由于他们大名远扬，各国国王又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机动火炮，所以他们也去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琴海和马耳他（医院骑士团被赶出圣地巴勒斯坦后安顿在了那里）做工程，他们的足迹甚至远至俄国、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区。自战车工匠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出售技术给在中东作战的贵族以后，工事修建者和他们的对头炮兵是第一批业技专攻的国际雇佣军。一位意大利历史学家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做了如下的描述：

我们必须设身处地从这些人的角度来想问题。他们没有钱，但他们知道自己有才，自诩为处身于文明程度不如意大利的人群当中的高等人。他们看到自己中间的少数人爬上了高位，感到愤懑不平；他们很容易受优厚条件的诱惑，背井离乡去为遥远的君主服务。然而，他们的情况并不因此有所改善——他们债台高筑、囊中空虚；长途旅行的高额费用迫使他们滞留他乡。他们还得忍受士兵们的轻蔑，因为士兵专看不起行伍中试图把战争的理论和武器相结合的人。¹²

许多作战的士兵自己也是雇佣兵，他们蔑视工程师和工兵，是出于武士的自尊自大，不是因为耗费大量金钱和人工建造的新式碉堡没能达到目的。事实恰恰相反：建有棱堡的要塞恢复了防御对进攻的优势，正如15世纪末火炮占了上风一样迅速。到16世纪末，每一个希望维护自己主权的国家都在边界上最薄弱的地点，如山口、渡口和易于航行的港湾，修建了现代防御工事。国内堡垒的分布也有了改变。内地的“星状碉堡”基本上不见了踪迹，因为国王利用自己垄断的昂贵的大炮击破了不服王权、负隅顽抗的最后一批封建领主的据点，并且不准他们重建有棱堡的城堡。然而，边界上的工事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密集，它们作为设立军事防线的手段和政府管辖范围的标志也比过去有效得多。可以说，欧洲现代的边界基本上是由工事划定的，建造工事时对语言的界线和宗教革命后新的宗教界线做了些微的调整，以保证边界的清晰整齐。

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荷兰。在流入北海的莱茵河、默兹河和斯海尔德河这3条大河“以北”受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统治的荷兰新教教徒于1566年发动叛乱（1519年后他们受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奥地利、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国王也都是这个家族的人）。这场战争持续了80年，和德意志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合并为一，还引发了一些连带性的冲突，如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对英国的战争。荷兰人的抵抗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有两个原因：由于荷兰地处海边，还控制着流入中欧的上游河道，所以它已经成了贸易大国，财富直追威尼斯；因为有钱，所以荷兰人造得起坚固的工事作为宣布独立的后盾。西班牙总督雷克森斯的秘书在1573年报告说，“叛乱的城镇地区比比皆是，几乎遍及整个荷兰和泽兰省；在那些岛屿上平叛殊为困难，除非派遣海军。事实是，如果几个城镇顽强死守，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收复失地。”¹³荷兰的城镇的确十分顽强，在没有石头或砖头堡垒的地方，居民建起了许多土堡。只需几座土堡就足以抗拒西班牙人的进攻，1573年，阿尔克马尔镇和哈勒姆镇坚强的防守消耗了西班牙反攻的全部精力。

攻城战费时费力，因为要想聚集足够的火力打击建有棱堡的堡垒，就必须大量挖土。带棱堡的堡垒是“科学”建筑，它的设计是经过数学计算达成的，精心地尽可能减少敌人的炮弹能够打到的墙面，同时尽可能扩大守军在棱堡上向外射击的火力覆盖面。既然如此，攻城战术也必须“科学”。攻城的工兵很快就找出了相应的办法。需要挖一条与棱堡的一面平行的深沟，把火炮掩藏在里面开炮。在炮火的掩护下，再向堡垒的方向挖“接近”工事，然后在离堡垒较近的位置再挖一条平行的工事，把火炮运过来对堡垒进行近距离炮轰。到17世纪，这种技术在路易十四的围城大师沃邦（Vauban）的手里臻于完善，最终确定需要依次挖3条平行的工事；在最后挖成、最接近堡垒的工事中，足够猛烈的炮火可以把棱堡夷为平地，坍塌的瓦砾正好填满城壕，使集结在最后一道工事里的步兵借以跨过城壕，冲进堡垒被击破的缺口。

不过，无论带棱堡的堡垒遭受了多么大的打击，发动步兵冲锋总是带有奋不顾身的壮烈味道；所有的防御工事都常备着必要的材料，包括叫作堡篮的装满泥土的长篓、桩柱、栏杆和木头挡墙；一旦城墙被冲破，守军马上可以再建起一道防御墙，同时旁边棱堡上的火枪手和炮手会集中猛烈火力打击越过了城壕，甚至冲到了堡垒前的“斜坡”上的攻击部队。但16世纪的步兵不愿意打攻城战的主要理由还不是冲锋时种种可怕的危险。他们不喜欢攻城战是因为要挖工事，特别是在荷兰，挖地两尺就可能会出水。西班牙的一位主将帕尔马无奈只好给挖工事的士兵多付钱——在后来的几世纪内这几乎成为惯例——但他还得“努力克服卡斯蒂利亚人莫名其妙的虚荣心，他们认为在街上乞讨都比出力气干活挣钱有面子”。¹⁴

尽管如此，在荷兰叛乱的头20年，西班牙人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的；斯海尔德河和默兹河之间的地区是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后来成为比利时的北部领土，那个地区内各城镇的叛乱被西班牙镇压了下去。莱茵河以北、艾瑟尔河以西的地区地下水更加丰富，在这个坐落着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和乌得勒支等伟大城市的地区，西班牙人则难做寸进。到1590年，身为荷兰军队统帅的“拿骚的莫里斯”伯爵集中了足够的部队发起了进攻；就是这位莫里斯伯爵和威廉·路易斯以及约翰·路易斯两位堂兄弟一起，借鉴古典文献，重新起用了罗马军团的纪律和操练方法。从1590年到1601年，他把荷兰的边界推至莱茵河以南，把包括布雷达在内的地方永远纳入了荷兰的版图，并为艾恩德霍芬最终落入荷兰之手提供了保证；与此同时，他也打掉了西班牙在荷兰北部的一些兵营，因此而清出了地方，使未来的荷兰王国得以与讲德语的国家接壤。1601年，莫里斯离开“荷兰碉堡”前往荷兰人的前哨要塞奥斯坦德，被西班牙人盯上缠斗；经过3年的围城，西班牙终于拿下了奥斯坦德；但在随后的战争中，西班牙虽然军力仍余勇可贾，财政却已捉襟见肘，1608年遂表示愿意停战。停战没有按协议规定的持续12年。到1618年，一场更大的战争——三十年战争——在北部欧洲开打，其间火药给参战者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了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之间有固定阵地的堡垒战。

火药战的试验期

14世纪的战士发现火药释放的神秘力量太难以掌握，因此对它敬而远之。哪怕是使用原始的火炮，用长长的火捻去点燃火门放炮，也非得特别胆大不可，特别是考虑到早期的火炮经常会经受不住火药的冲击而爆炸。因此，手持的发射性武器使用火药做动力需要克服人的怀疑、担心和实实在在的恐惧这个巨大的障碍。不过，到15世纪中期，一些欧洲的军队即已开始试验这类的武器；到1550年，火器的使用业已相当普遍。

使士兵在心理上对火药从敬而远之过渡到习以为常的武器是十字弓。这是一种机械武器，拧紧弹簧后能积聚很大的力量，扳动扳机即可以高度的准确性把重弩射到很远的地方。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墓葬里就发现了十字弓，但在欧洲，十字弓直到13世纪末才出现，很可能是当地发明的。14世纪期间，十字弓成了战场上常用的有力武器，主要是因为它发出的弩箭能从中等或较近的距离以外穿透铠甲。

十字弓的机械原理和形状很容易适应火药的使用。它的弓座要抵在肩上，而且必须十分坚固，才能经得起弹簧绷开时产生的冲击；于是在十字弓弓座的基础上形成了枪托，上面再安上轻型的枪管；用十字弓射箭扣动扳机时会产生后坐力，所以火药爆炸时对肩窝产生的冲击不会使人惊骇。第一批使用火枪的士兵很可能就是十字弓手。

然而，将领虽然在攻城战中能充分发挥十字弓手的作用，但从未找出如何在战场上对他们人尽其用的办法，对火枪手也是一样。 14世纪和15世纪期间，英国人使用长弓战果显著，但长弓这种武器很难掌握，没有多少人有耐心去学，会使用长弓的人通常都来自偏远的乡下；长弓和复合弓一样，人要有时间反复练习，才能充分发挥它的威力。长矛用起来非常简单，在像瑞士这种骑士阶级人数很少的地方，健壮而倔强的农夫手持长矛列阵，只要在疾驰而来的骑兵面前保持镇静和勇气，就可以成为阻挡骑兵冲锋的坚强壁垒。瑞士人作为长矛手获得了勇敢无畏的美誉，并因此在15世纪期间从统治他们的哈布斯堡王朝手中赢得了高度的自治权，另外还由于他们的坚定可靠成为后来300年间欧洲最受欢迎的雇佣兵。比如，在圣雅各恩比尔的“疯狂战役”（1444年）中，1500名瑞士长矛手冲进30000多人的法军中间奋勇杀敌，直至全部战死。在敌我人数比较相当的和勃艮第人的作战中，包括1476年的格兰森战役和莫拉战役，还有1477年的南锡战役，瑞士人采用了同样奋不顾身的类似方阵战的战术，赢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永远摧毁了勃艮第的力量。

因此，到16世纪初，事实清楚地显示，长矛兵结合某种射击武器，无论是十字弓、长弓还是火器，是在开阔的战场上对骑兵克敌制胜的有力武器。比这更好的是骑兵、弓箭手或手枪手，再加上步兵的组合，勃艮第公爵“大胆的查理”就是率领着这样一支军队在1474—1477年间与瑞士人作战的；他战败的原因不是军队缺少哪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是他的资金不足，兵力不及瑞士军队。¹⁵但无论如何，他军队中不同兵种的比例仍然是试验性的；1471年，他有1 250名披甲骑兵、1250名长矛兵、1250名手枪手和5000名弓箭手。也许这个比例不合适，但没有人知道到底什么是正确的比例。马基雅维利认为，军队中步兵对骑兵的比例应是20比1，但他没有说明步兵应使用何种武器。¹⁶世纪期间，为研究出这方面的最佳比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手枪手显然至关重要。以贸易为经济命脉，靠军事力量来保护贸易的威尼斯在1490年决定把所有的十字弓都换成使用火药的武器，1508年又给新成立的国家军队装备了火器。¹⁶然而，在1550年发明了能射穿铠甲的原始火枪之前，手持的火器一直效果不彰。发射火器靠把点燃的火柴凑到毫无遮挡的火门上去点火，若是下雨，火柴和火门就都容易出故障；火器射出的弹丸也比较轻，且射程不远。尽管如此，火器在近距离发射时，还是能吓得步兵和骑兵惊慌失措，有时还能造成伤害。文艺复兴时期的将领因此而开始寻找在战场上的反制手段。火炮似乎是最好的选择。只有这个理由能够解释在拉韦纳（1512年）和马里尼亚讷（1515年）发生的那两次空前绝后的怪异战役。那两次战役都是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进行的，两次都是双方说好要打对阵战，战役中双方军队进退所围绕的中心点是匆忙建造起来的大型工事，那是守方安置火药武器的阵地。

在拉韦纳，法军是向前迎击西班牙军队的一方；法军中有一大批德意志雇佣兵，这些人在意大利各城邦间的战争中以受雇打仗为生，和参加过历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希腊老兵在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地区的谋生方式一样。法军有54门火炮，是机动的；西班牙军队的30门火炮则固定在工事里。法军发出一波又一波的炮轰，激得西班牙骑兵发起冲锋后再把西班牙骑兵打散，但当德意志雇佣兵向前推进时，在工事那里被对方挡住，接下来是双方惨烈的肉搏。最后，法军把两门火炮调到西班牙阵地的后方开炮，使西班牙军队阵脚大乱，狼狈撤退。

3年后，角色发生了互换。在马里尼亚讷，法军建立了工事据守，进攻的是为西班牙联盟服务的瑞士军队；瑞士人打起仗来悍不畏死是出了名的，他们飞一样地冲过来，在法军的大炮还没来得及发挥威力之前就跳进了法军的工事。法军发动反击，打退了瑞士人，但他们重整旗鼓，第二天一早又卷土重来。（马里尼亚讷战役持续了不止一日，在那个历史时期非常罕见。）这次，法军的大炮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两军在工事前流血厮杀，演变成进退不得的胶着状态，只有到法国的盟友威尼斯派部队前来增援时，瑞士人才被迫无奈撤退。他们撤退也和进攻一样行动如风，一下子走得干干净净；但他们在战役中遭受的损失实在惨重，所以不久就接受了法国提出的和谈要求；这次谈判奠定了法国和瑞士关系的基础，后来的250年间，瑞士一直是法军雇佣兵的主要来源。¹⁷

拉韦纳和马里尼亚讷战役的出奇之处在于交战双方在开放的战场上打的却是临时性的围城战，个中原因似乎是当时带兵的将领除了把大炮安在临时修建的工事里，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使用大炮的办法。他们认识到了炮火击退传统的骑兵和步兵方阵进攻的威力——瑞士人采取的就是传统的阵式——但尚未找出在己方进攻时利用大炮的战术。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在切里尼奥拉（Cerignola）战役中（1503年），西班牙的手枪手开火击退了逼近西班牙阵地的法国军队；在比克卡（Bicocca）战役中（1522年），这一幕再次重演，法方的瑞士雇佣兵向配有强大火力防守的西班牙工事发动毫无意义的进攻，半个小时就死了3000人。尽管瑞士人以在战场上勇猛无畏而著称，但自那一次的经历后，他们再也不敢向掩藏在工事后的手枪手发动攻击了。

不过，作战不能总是躲在工事里静等对方攻击。那就把守军拴在了一个特定的地点，而敌人却可能会绕过守军的工事去抢劫破坏受守军保护的乡村，或对分散在各地的孤立堡垒各个击破。要打对阵战必须是对方接受挑战才行，如果对方采取机动作战的战术，守军也只得奉陪。因此，在机动作战中使用大炮和火器需要改变文艺复兴时期军队的文化态度。虽然他们把火药技术引进了传统的作战方式，但是他们还没有适应火药的逻辑。他们和挥舞着刀剑冲向埃及苏丹手下配备了火器的黑奴军的马穆鲁克一样，仍然遵循着过去的守则，只有骑兵和手持锋利的武器与敌人作战的步兵才得膺武士的称号。对自查理曼时代以来一直统治着欧洲战争的披甲戴盔的武士的后代来说，靠躲得远远地打枪放炮来作战向来为他们所不屑。他们想和祖父那一辈的人一样，纵马杀敌，想让配合他们作战的步兵拿出男子汉气魄来，手持长矛迎击冲上前来的敌军骑兵。如果一定要在战场上使用枪炮，就把它们安置在工事后面吧，反正发射性的武器一直是放在那个位置上的。马背上的武士不想看到身强体壮的步兵沦落到那些狡猾的雇佣十字弓手的地步，更不想从马背上下来亲自学习使用火药的邪恶技术。

马背上的贵族对火药革命的抵制有其久远的文化根源。我们前面看到，方阵战时代的希腊人是我们所知较多的最早抛弃了原始战争的躲躲闪闪，选择与敌人正面交锋的武士。部落战争中有作为初步仪式的“勇士之战”，形式各种各样；在荷马对特洛伊战争的描绘中，这种“勇士之战”是最精彩的部分；但希腊人才不去费那个工夫。古希腊人解决问题采取的是最迅捷直接的办法。共和国早期的罗马人也采取希腊的方法，他们可能是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者那里学来的。有一种猜测说，罗马人通过先是和高卢人，然后和莱茵河那边的条顿民族的接触，逐渐把面对面作战的习惯传给了他们。罗马人自己可以证明，来自北方的人用的是这样的战法，他们虽然对北方人各自为战的简单战术嗤之以鼻，却从未否认过他们近身肉搏的勇气。在恺撒率领罗马军团进行的一次战斗中，军团战士投出的投枪扎满了敌人的盾牌；恺撒注意到，“很多（赫尔维西亚）人几次想拔投枪拔不出来，于是干脆扔掉盾牌，在毫无护身之物的情况下接着战斗”。只是在“他们因负伤和战斗而疲惫不堪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撤退”。¹⁸然而，如果哈尔施塔特文化的长剑可以作为凭据的话，高卢人在遇到罗马人之前就已经开始面对面近身作战了；塔西陀因其骁勇善战而赞不绝口的日耳曼人似乎于公元1世纪在莱茵河上初逢罗马人之前也是面对面作战的。鉴于希腊的方阵战是在多利安人到来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如果接受多利安人可能来自多瑙河地区这个说法，那么也许就能确定，多瑙河地区是维克托·汉森所谓的“西方的作战方法”的发源地，同时它又是这种战斗方法和大草原及近东和中东流行的避免直接交锋，保持距离的战斗方法的分界线：在大草原以东和黑海东南方，打仗时双方仍保持距离；在大草原以西和黑海西南方，作战者则不再谨慎自保，而是短兵相接。

西方为什么抛弃了原始作战的心理和惯例，而其他地方为什么把它们继续保持了下来，这些问题十分费解。两种战法的分界线与气候、植被和地形的区分吻合得相当紧密，却并不符合语言的分界线：希腊人、罗马人、条顿人和凯尔特人讲印欧语系的语言，但同属印欧语系的伊朗民族却没有像他们一样抛弃弓箭转用矛或剑，而是继续依靠远距离发射和打了就跑的作战方法。从种族角度来解释这种现象也站不住脚。19世纪期间，祖鲁人和日本人都学到了西式作战的规矩，先是通过观察西方人的作战，自己也努力向学。只能说，如果有“军事地平线”这回事的话，也有“面对面”作战的界线；西方人传统上位于界线的一边，大部分其他民族则位于另一边。

这种面对面作战的传统力量强大，引发了16世纪的武士危机。享有“无畏无瑕骑士”美誉的拜亚尔对十字弓手的态度众所周知：他把俘虏的十字弓手一律处死，理由是他们的武器是胆小鬼的武器，他们的行为狡猾奸诈。要成为骑士，首先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学习训练，娴熟掌握武器的使用；使用长矛的步兵需要培养大无畏的勇气；而十字弓手不必经历这些，在自身安全无虞的远处即可置骑士和步兵于死地。手枪手更是如此：他作战的方法和十字弓手一样畏缩可鄙，他的武器又吵又脏，根本不需要花力气。16世纪的武士路易·德·拉·特雷穆耶（Louis de la Tremouille）的传记作者问道：“战斗中使用这种（火药）武器的时候，骑士的武艺，他们的力量、勇敢、纪律和荣誉心还有什么用呢？”¹⁹

然而，尽管传统的武士阶级激烈反对，但是到16世纪中期时，情况已经非常明朗，火器和火炮站稳了脚跟。火绳枪和较重的火枪都是通过扣动扳机把缓燃引信接到一个装有引火药的小盘上来点燃发射的，它们相当有效，火枪的子弹可以穿透200—240步开外的铠甲。步兵所佩护胸甲的保护性因此而降低，更严重的是，骑士的全身铠甲也不再保险。到16世纪末，骑士不再穿全身的铠甲，骑兵也失去了在战场上决胜的功能。其实这一功能从来就不确定。骑兵冲锋的效果主要是靠来势凶猛而使对方胆怯，不在于战马和骑士的实际威力。一旦骑马的武士遇到像瑞士长矛手那样勇敢无畏、不肯退后的对手，或像火枪那样能够把他从马背上打下地来的武器，骑士阶级就不再理所当然地有权确定军中的等级并保持自己的高级社会地位。在法国和德意志，贵族顶住了要求他们“下马加强步兵素质”的压力，但现实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国家掌握钱袋子的官员越来越不愿意无谓地浪费，也不支持他们。²⁰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传统军人阶级对风向的改变比较敏感，愿意接受火药的新技术，并说服自己相信，徒步作战同样光荣。

西班牙的“贵族”——hidalgo的意思是大人物的儿子——接受火药最积极，可能是因为在这个试验期，西班牙正卷入几场大型战争之中。在16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战争中，他们发现火炮无可置疑地占据了主导地位。意大利的工程师为抵御大炮的攻击修建了许多巧妙的防御工事，不掌握使用火炮这种“低下”的技术就没法打仗；而在水道纵横的荷兰战场，骑兵自动让位于步兵，因为只有步兵才能在运河、河口和筑有高墙的城镇之间狭小的空间行动自如。在荷兰战争中，年轻的西班牙贵族心甘情愿地接受委任去步兵部队做军官，和西班牙正规军的士兵以及来自意大利、勃艮第、德意志和英伦三岛的大批雇佣兵一起作战；他们因此创立了先例，到了18世纪，英国、法国、俄国和普鲁士的步兵兵团成了有志从军的上层阶级青年趋之若鹜的地方。²¹

火药在海战中的使用

陆军在对火药的适应过程中犹豫迟疑、勉强无奈，欧洲的海军却积极开放得多。军需长最发愁的一件事就是在路况糟糕或没有道路的情况下运送沉重的物资，而运输火炮更是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新问题；海军却没有这方面的困难。恰恰相反，舰船和火炮可以说是天作之合。船只本来就是为了载重的，火炮的重量根本不算什么，货舱里有的是地方，完全放得下火炮所必需的弹丸和火药。火炮给造船师提出的唯一难题是如何在船只有限的空间内吸收火炮发射时产生的后坐力。在陆地上，火炮发射时，后坐力沿炮轮传到地上散开；船上却没有这么大的地方。如果只是把火炮运到船上架好，发炮时产生的后坐力就会破坏船肋，甚至会在船身上打出洞来，或打断桅杆。所以，必须把火炮固定在船上，或者用掣动闸减轻后坐力，或者使后坐力传到船上阻力最小的部分。

率先把火炮装上船的地中海造船匠采用了第二种方法。地中海桨帆并用的大木船家系久远，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间埃及人和“海民”打海战时使用的划桨船。这种大木船船身狭长，桨手占去了大部分地方，所以火炮只能装在船头或船尾；既然自波斯战争的时代起，造船工就掌握了为冲撞敌船而加固船头的技术，于是他们就把火炮装在了船头。开炮时的后坐力部分地由船只自身吸收，如果当时船只正在行进中，速度只会难以察觉地稍稍减缓；如果当时船只处于停泊状态，就会稍微后退一点儿；后来发现，吸收直接后坐力的较好办法是把安在正中的最大的火炮架在一个平台上，留有一定空间，使它开炮时能向后滑行。²²

16世纪上半叶，奥斯曼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争夺对东地中海的控制权的时候，用的就是这种装了火炮的桨帆船。奥斯曼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1453年）这一拜占庭曾经广袤的领土唯一硕果仅存的地方后，就把他们无穷的精力转向把过去的东罗马帝国整改为自己的帝国。1439年，奥斯曼把塞尔维亚纳入统治之下；1486年和1499年又分别收服了阿尔巴尼亚和伯罗奔尼撒。接下来，奥斯曼帝国内部的问题阻碍了它的进一步扩张，但1512年塞利姆一世苏丹顺利继位后，于1514年痛击萨非王朝统治的波斯；第二年又打败马穆鲁克，征服了埃及。这样，到1515年，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北起多瑙河，南到尼罗河下游，东抵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大河的源头，西达亚得里亚海，幅员几乎达到了拜占庭在遭到阿拉伯人大举进攻前夕7世纪时的规模。塞利姆的儿子苏莱曼大帝1520年即位后，着手进一步扩大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他从医院骑士团手中抢走了罗得岛（1522年），在对巴尔干半岛的入侵中夺取了贝尔格莱德（1521年），莫哈奇一役（1526年）摧毁了匈牙利王国的武装力量，并于1529年兵临维也纳城下向哈布斯堡帝国挑战，开始了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的第一次大围城。

与此同时，奥斯曼土耳其人也从海上向西进攻基督教的地盘。他们的突袭范围已经深入亚得里亚海，自东面包抄哈布斯堡帝国，并警告威尼斯让它明白，它之所以能够保有在爱琴海的几个岛屿，完全是因为他们的宽宏大量。基督教起而反击。1532年，热那亚这座贸易名城的海军司令安德烈亚·多里亚袭击了伯罗奔尼撒，当西班牙、威尼斯和教皇辖地在1538年组成第二次神圣联盟对抗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的威胁和法国对意大利的威胁时（法国出于权宜在1536年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结为联盟），多里亚被任命为神圣联盟联合舰队的司令。地中海的战局大起大落。1535年，伟大的奥斯曼土耳其海军将领海拉丁攻占了突尼斯，虽然他不久即被多里亚赶走，但紧接着在希腊西海岸附近的普雷韦扎海战（1538年）中打败了多里亚。这次胜利使得奥斯曼土耳其舰队在后来的几年中深入西地中海，远至当时尚不属于法国的尼斯（1543年）和西班牙的梅诺卡岛。基督教军队在反攻北非海岸被穆斯林海盗把持的港口的战斗中取得了几次胜利，主要的有1560年的杰尔巴战役，但是总的来说占上风的还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在希腊和阿尔巴尼亚找到了大批为了钱愿意效力的基督徒桨手，而威尼斯和西班牙用的桨手主要是奴隶和罪犯，在人数上难以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竞争。拦阻奥斯曼人利用地中海对欧洲随心所欲发动进攻的屏障最后只剩了马耳他这个岛屿。地处西西里岛和北非交接处的马耳他扼守着把地中海分为东西两边的海峡，医院骑士团把它建成了一座巨大的坚强堡垒，但他们的人数太少。马耳他在1565年5月遭到围城，但它顶住了奥斯曼土耳其人海陆两路的攻击，直到9月西班牙的一支舰队前来救援，使奥斯曼人争取完全控制地中海的努力功亏一篑。最后，神圣联盟于1571年在伯罗奔尼撒附近海域的勒班陀大胜奥斯曼土耳其舰队，这才解除了威胁，主要原因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失去了大量训练有素的复合弓箭手，并不是因为他们损失了战船，因为奥斯曼土耳其人能够迅速补上新船。

历史学家约翰·吉尔马丁以他的生花妙笔精彩地证明，地中海的桨帆船海战实质上2000年来一直未变，是两栖的作战；海战只是当时陆上战斗的一种变体，而且也通常是陆上行动的延伸。陆军和舰队尽量沿海岸相伴行动，只有当舰队靠岸的一侧和陆军接上头时才找敌人开战；最好是在岸上有己方要塞的地方，那样要塞的大炮就能为陆军和舰队提供炮火支持。勒班陀是个例外，如果在近海海域的作战能够算作真正的海战的话，勒班陀就是一场海战。然而，它不是靠冲撞敌船或发射炮弹打赢的，而是靠双方的士兵在各自的船上用武器交战。基督教的军队配备了火绳枪和火枪，奥斯曼人用的是传统的土耳其武器——复合弓。奥斯曼人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参战的60000人死了30000；勒班陀战役因此而成为地中海战局的转折点。掌握弓箭的技巧需要一辈子的努力，所以奥斯曼一方损失的技术娴熟的海上弓箭手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是找不到替补的，这“意味着奥斯曼实力黄金时代的结束……勒班陀标志着一种传统就此一蹶不振”。²³

在地中海以外，军舰在海上的较量表现为另一种形式；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船头安装的火炮和船上战士手中的武器，而是装满了整艘军舰的排炮。在那以前，商船被认为不适合用来作战，因为它们没有桨，即使张着帆航行速度也很慢，体型笨重，在海战中无法和桨帆船配合行动。在有限的水面上，它们只有挨打的份儿，或是被别的船冲撞，或是遭到从它们因风向不对而转不过去的方向发出的炮击。但是，到了无垠的海洋上，优劣顿易。桨帆船船身太长，吃水太浅，无法适应海涌的长浪；而且，船上人员太多，隔不久就必须回港重新补给；这意味着即使天气条件允许，它一次也只能在海上航行几天的时间。在北方水域航行的货船本就是为了应付波涛汹涌的大海，它完全没有桨帆船的不利之处，因为它的船舱很深，可以容载供大批船员吃喝几个月的食物和饮用水。它的不足在另一个方面：如果在船头安装火炮，那么只有逆风时才能使用火炮，所以火炮必须安在船的两侧，通过在船身上开的炮眼发射；这种设计需要相关的技术，即发明掣动机制以吸收后坐力，还需要新的驾船作战的方法。

正如工事建筑师在陆上显示了高超的适应形势变化的能力，造船师几乎立即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15世纪的火炮较小，装在船头和船艏的“炮塔”里。16世纪初出现了“大炮”，它们安装在甲板下面，用索具固定，以防开炮时炮身乱转；炮口面向舷侧，开炮时舷侧的所有大炮“齐放”。一般认为，第一艘如此设计的船是1513年下水的英国“玛丽·罗斯”号；到1545年，像英国的“伟大的哈里”号这样的船在上下两层甲板上都安装了大炮；到1588年，如此装备的舰队在英吉利海峡打了一场长达七天七夜的战役。²⁴

那次战役中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败北对16世纪新教和天主教之间宗教战争的力量对比可说是一锤定音，但它并不能证明载炮风帆船的重要性，这方面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自15世纪末起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和荷兰人前往美洲、非洲、西印度群岛和太平洋的海上远航。正是去除了对桨的依赖，只靠风帆的力量前进的北欧类型的帆船在1492年把哥伦布带到了美洲，后来又载着西班牙征服者去摧毁了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明、尤卡坦的玛雅文明和秘鲁的印加文明。对西班牙征服者来说，马匹比火炮在征服战中更重要。1517年，科尔特斯运到墨西哥17匹马；1527年，蒙特霍去尤加坦时带了50匹；1531年，皮萨罗带到秘鲁27匹；因为马这个物种在12000年前被西半球最早的狩猎民族杀绝了种，所以当地人见到马惊骇莫名。他们程式性的作战方法无法和欧洲人对抗，因为欧洲人作战是为了赢得胜利，不是为了抓俘虏去做祭献品；但在侵略者的几百人对当地的几千人的作战中，使侵略者占据决定性优势的还是战马。

在世界其他地方，火炮是欧洲人海上冒险活动的关键武器。1517年，葡萄牙人驾船绕过好望角来到红海边的吉达，他们发现，与有岸上火力支持的舰队（马穆鲁克的舰队）交战几无胜算，只得放弃阻断向西通往伊斯兰地区的海上香料之路的企图。然而，他们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1507年）——今天海湾石油运输的咽喉要道——和印度西海岸的第乌（1509年）打的胜仗，已经赢得了印度洋的海上霸权。²⁵很快，他们又继续向东，在东印度群岛（1511年）和中国（1557年）建立了基地，接着开始与西班牙争夺菲律宾。到16世纪末，伊比利亚半岛这两个航海国家在世界各大洋的岸边建起了一座座有火炮防守的要塞，为后来300年间发展壮大的帝国树立了界标。

第一批欧洲航海家所到之处，先是要求贸易权，然后是要土地建造贸易站，最后是要求得到对贸易的垄断权并以军事手段予以实行；对这些要求，当地的社会均无力拒绝。对于非洲沿岸的各个王国，欧洲人因害怕罹患当地的各种疾病而未加染指，使它们得以完好无损地维持到19世纪，但它们也成了欧洲人的帮凶，参与了去内地抢掠人口卖为奴隶这种规模不断扩大，造成极大破坏的奴隶贸易。日本关闭了海上边界，以日本武士的强悍顶住欧洲人的试探，以此保全了他们的传统社会。中国的广袤领土和官僚制度的高度一致性保护了它免于肢解。不过在世界大部分其他地方，欧洲人都是予取予求。在美洲，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殖民而来。那里的土著人没有有效的抵抗手段，就连反对他们军事力量的思想意识都没有。东印度群岛上的小苏丹国被轻而易举地打败，西班牙人在菲律宾遇到的大多是一些农耕部落。只有印度有比较像样的国家制度，可以拒绝欧洲人插足；然而，就连莫卧儿帝国也无法完全把欧洲人拒之门外，因为莫卧儿帝国征服印度的时间不久，对边缘地区控制得不够严密。而且，莫卧儿王朝没有一个皇帝成功地组建起配备火炮的海上舰队，而那是抗击欧洲国家，保证海岸线安全的唯一手段。

欧洲航海者虽然在奥斯曼帝国的疆界以外没有遭遇多少抵抗，但也并不是一帆风顺。恰好相反：利之丰厚引起竞逐，他们很快就彼此打作一团，无论是在远海航行的途中，还是刚向着黄金和香料的产地出发，尚未离开本国水域的时候。1601年，荷兰人首先来到印度的科罗曼德尔海岸；8年后，又来了英国人。很快，它们两家和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动起了刀兵，荷兰人在1624—1629年间还和葡萄牙人在巴西海岸附近交战过。后来，1652—1674年间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进行的3次大海战中，这一对曾经的盟友又成了对头。它们两国也都为争夺加勒比海的贸易权和西班牙人冲突过，因为加勒比海从加那利群岛引进了甘蔗，并从非洲运来奴隶种植甘蔗，马上就要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殖民地。荷兰和英国后来还和法国打过仗。法国是航海的后起之秀，到17世纪中期，在印度和西非都建立了贸易站，在北美的海外帝国也初具雏形。

到1650年，舰队的规模达到70艘战舰，有的甚至更多；军舰两舷安装50门火炮，作战时炮火齐发，这种使用火炮的海战比陆上的堡垒战更加鲜明地突出了大炮的威力。要把一座坚固的堡垒夷为平地，最好的围城工兵队伍也得需要几周的时间；但在英格兰南部海面上的三日海战（1653年）中，荷兰损失了（总数75艘中的）20艘战舰，死了3000人；这是比较典型的例子，说明海战变得多么激烈，并预示将来还会更加激烈。到18世纪末，最大的风帆船可安装100门大炮；在特拉法尔加海战（1805年）那场仅仅一天的战役中，法西联合舰队损兵折将超过7000人。长矛手和马背上战士的文化移到了海上，水兵炮手身经百战，寸步不离大炮，如方阵战中的希腊重装步兵一样坚定不移。

火药导致的均势

“大船”出现于16世纪初，后来从它直接衍生出了和它酷肖的配有多门大炮的第一线作战军舰，到19世纪中期才被蒸汽铁甲船取代；在整个这段时期内，欧洲海上炮战的激烈程度和所需要的技能基本上没有改变。然而在陆上，16世纪和17世纪期间，火药武器的能力日新月异，使得战士们疲于适应。火炮的机动性和火力不断加大，到17世纪末，轻型火炮真正在战场上派上了用场。²⁶同期，火枪的威力和方便性也大为改进，使用时不再需要撑架，新发明的燧发机比起老式的慢燃引信来也更不易受潮。然而，在步兵的配置中确定火枪和长矛的合适比例，以及把步兵和骑兵的人数配合得恰到好处，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面对火枪的挑战，骑兵企图通过采用像马穆鲁克的马上作战法那样复杂精湛的骑术来维持他们在战场上的重要性；他们骑着马旋转或半旋，据说这样可以便于在马上打枪（这些步法在维也纳的西班牙骑术学校保留了下来）。不幸，他们的试验并不成功。火枪和马匹非常难以配合，而且步兵也卓有成效地改进了战术，使得骑兵相对于火枪手优势全无。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进入17世纪很多年后，军队中依然保留着长矛兵，和火枪手按一比二的比例配备。长矛手可以挤压挥舞着剑或手枪的敌方骑兵活动的空间，减少骑兵对战线的压力，同时也可掩护火枪手向敌人开枪。

不过，长矛手和火枪手不能同时投入战斗，他们的武器虽然互补，但是功能不同。法国、瑞典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军队在德意志打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中的多次战役就是因此乱作一团；瑞典勇猛善战的国王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在吕岑阵亡（1632年），正因为他骑着马闯入了骑兵和火枪手的混战中。不过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17世纪末，所有欧洲国家的军队几乎同一时间都给火枪加上了环式刺刀这个零件；这样一来，火枪即可集长矛和火器的作用于一身了。²⁷

但18世纪作战的鲜明特征并非只是火枪和刺刀的结合，更为重要的是各国普遍实行了步兵操练。操练的历史源远流长。一种猜测说马其顿人就曾操练过方阵兵，不过方阵战的战术太简单，难以看出操练的效果。古罗马人肯定训练新招募的军团战士掌握使用武器的方法，教他们如何瞄准目标投掷标枪，如何整齐划一地挥矛舞盾。然而，无论是打仗还是平时，罗马军团队形的发展和演变都和手握上了刺刀的火枪的军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罗马人没有练习过齐步走，直到18世纪，政府修建了宽阔平整的阅兵场后，士兵才有可能齐步前进；全凭膂力的作战也无法严格规范，罗马军团似乎鼓励战士自己随便选择掷投枪的目标。²⁸

火药时代的操练目的则完全不同。操练最早的起因无疑是火枪手担心在使用武器时自己人会不当心彼此误伤——弓箭手（这是未曾探讨过的一群人）肯定也同此心。弓箭手犯错只会射中身旁的一个人，可彼此挨得紧紧的火枪手却有可能引发一连串误击，特别是在火枪发明初期，火药就散落在点着明火的缓燃引信旁边，因此在给火枪装火药、瞄准、直到最后放枪这一系列动作中，所有人都必须动作一致。自17世纪早期起，开始大量印发火枪手的操练手册，它相当于后来工厂工人的安全须知手册，把火枪手从拿起枪到扣动扳机的一系列动作分解为众多精确的动作——1607年奥兰治的莫里斯（即拿骚的莫里斯——译者注）发布的训练手册规定了47个动作。

尽管如此，17世纪的火枪手仍然是自主的个人。也许他不能做主何时放枪，但他能决定瞄准对方的哪一个人。到18世纪，他逐渐失去了这个自由。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各国都成立了皇家军队，比如，创建最早的奥地利、普鲁士和英国的军队各自诞生于1696年、1656年和1662年；皇家军队中的火枪手接受的训练是不瞄准某一个人，而是瞄准整个敌阵。训练士兵的教官手中拿着一杆半截矛，看到端着火枪的前排士兵谁的枪口和别人的不齐就把它敲齐，没想到已经过时了的半截矛派上了这个用场；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下达了开火的命令后，至少在理论上所有的子弹都以同样的高度射出，同时对敌方前沿做出全线打击。²⁹

士兵自主性的丧失还有许多其他的表现。从17世纪末开始，士兵一律穿制服，和家中的佣人一样。制服的用意的确和男仆穿的号衣同出一辙。它标志着穿它的人是为主人服务的，因此是一个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的人。16世纪战士的服装五花八门，经常是抢来的战利品；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流行把外衣割开一个口子，露出穿在里面的丝绸和天鹅绒，这样做正是为了显示战士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好衣服抢去自己穿，谁也管不了。军官对战士放任自流。“一种论点是应该让战士自由选择穿什么衣服……据说那样他们打起仗来会更勇猛、更快乐。”³⁰18世纪则不指望战士打仗时快乐，只要求他们尽责从命；为保证纪律，军官对士兵的态度极为严厉，换了16世纪和17世纪的自由人长矛手或雇佣兵是绝对不能忍受的。那些长矛手和雇佣兵可以接受用绞刑或毁容这些专制的手段来惩罚哗变或谋杀的行为，但他们不会接受君主制国家管理国王的军事奴仆所用的某些手段，如军规规定的鞭打或随意殴打。

的确，只有和意大利战争以及三十年战争中无法无天的雇佣兵截然不同的人才能接受后来的这种新制度。法国17世纪内战中的一大部分士兵是“土匪、游民、窃贼、杀人犯、违背上帝的人、欠债不还的人”，他们当兵是因为他们不肯安分过平民的日子，所以只能参军。³¹当然，并非所有军人都是这样的社会渣滓。西班牙人，特别是瑞典人，通过从村子或农庄里招募正派的人来组建常备军［瑞典人采用的是小农庄分配名额的招兵制度（Indelingsverket）］，但当雇佣兵的通常都是那些“渣滓”。王朝制度的君主国家还有一个兵源，那就是贫穷的大家庭里排行较后的男孩子；他们没有什么像样的就业机会，一有征兵，就会踊跃参加，在法国尤其如此；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农民自17世纪起基本上全是农奴，对他们实行的是强行拉夫。³²尽管当权者不肯承认，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军事奴隶制，与奥斯曼帝国的新军有许多相似之处；奥斯曼的新军是强行征召入伍的，纪律十分严苛，几乎完全没有公民权利。他们作战时排成密集的队列，作战方式非常刻板，几乎是机械地重复训练时学会的动作，这正是士兵个性丧失的反映。

皇家军队的军官比起他们真正的或想象出来的骑士祖先来，也交出了大部分个人自由。自17世纪早期开始，“贵族家庭中年轻成员的放纵不羁”促使威尼斯建立起几座军事学院来培养他们的纪律观念，给他们教授专门知识；这些年轻人很快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军官阶级”，尽管没有正式得名。拿骚的莫里斯、约翰和威廉进行的改革加速了这个进程。他们悉心研究古典军事著作，有意识地努力恢复罗马军团的精神和组织结构，结果造就出了一批专业军事教官，像工事工程师一样在国际市场上待价而沽；另一个结果是成立了军事院校，用于训练血气方刚的年轻贵族学习列队操演、击剑术和高超的马术，在此过程中使他们受到教育，甚至把他们变成文明人。

拿骚的约翰于1617年在锡根（Siegen）办起了军事学校，但只维持到1623年即关门大吉。普遍认为那是欧洲第一所真正的军事学校，“它的重点在于培养有技术能力的陆军军官”。约翰·黑尔（John Hale）教授又发现了从1570年到1629年间在法国和德意志创立的5所军事学校，它们并未延续至今，因为今天一些身世较为久远的军校，如法国的圣西尔军校、英国的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布雷达的荷兰皇家军事学院、奥地利的特雷西娅军事指挥学院和意大利的摩德纳军事学院，都是到了18世纪或19世纪初才创立起来的。但那些最早的军事学校的创立标志着一个思想的诞生，或者应该说重生。这个思想来自于罗马人，那就是要做一个好的指挥官，不仅需要有军事才能，而且需要具有公民的品德。³³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与它同时出现，意义相对较小的另一个潮流是设立炮兵学校和工兵学校，来训练出身于新兴中产阶级的青年。第一个此类学校是路易十四于1668年在梅斯（Metz）创立的。掌握数学对将来的炮兵和工兵显然至关重要，于是出现了完全另一类的发明：强迫学生死记硬背，把古典文献作为考试内容，学得不好可能会被教师用教鞭抽打。这一切意味着做武士只需会放鹰、打猎和格斗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³⁴

操练、纪律、战斗中使用机械、科学的火炮射击学，这些使18世纪战争的特点迥然有异于16世纪和17世纪战争那种杂乱无章、东尝西试的风格。到1700年，战斗中使用的武器定了型，后来的150年间一直未变。步兵的火枪虽然对100码以外的敌人几乎无法造成任何伤害，但众枪齐放，能够在眼前的地方造成极具威胁的死亡区。要想打乱操练有素、坚强稳固的步兵列阵，唯一有效的手段就是日益灵活机动、发射迅速的野战炮；然而，如果骑兵把握时机及时冲锋，就会威胁到对方火炮部署的安全，此时骑兵已越来越安心于这项辅助性的活动，敌人的步兵被炮火打乱阵脚，四散奔逃的时候，就是骑兵大显身手紧紧追击的机会。

在18世纪的战争中，火枪、大炮和骑兵这3个要素互相制约，在阵地战中造成了一种奇怪的均势，结果如拉塞尔·魏格利（Russell Weigley）教授所指出的，从17世纪末最后的荷兰战争到法国大革命这一段时期内，西欧君主制国家彼此主要为继承权而打的一系列战争一直难分胜负。每一次战斗中，身穿制服的火枪手都先是组成密集的编队，放出排枪，接着被敌人的大炮打得阵脚不稳，但当对方的骑兵冲来时又把他们顶回去，偶尔也会被骑兵冲散；一天的战斗结束时，双方鸣金收兵，实力都没有太大损失，第二天仍然有力再战。布莱尼姆会战（Blenheim，1704年）、丰特努瓦会战（Fontenoy，1745年）和洛伊滕会战（Leuthen，1757年）这几场在王朝战争如火如荼的时期的“大战”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战斗中老实听话的士兵伤亡得太多，而不是因为战斗产生了长久的结果。18世纪的战争都是耗尽了财力和人力，再也打不下去了才结束的，战场上的交锋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整个18世纪期间，欧洲军队为了能在战场上分出胜负，越来越多地招募传统尚武民族的人，希望穿制服的正规军发动进攻时，能借助使用非正规作战方法的异族部队而使攻势更加凌厉。欧洲各国从匈牙利招募马扎尔轻骑兵，从中欧的森林和山地招募神枪手，从奥斯曼的巴尔干地区招募流落在当地的基督徒（统称为“阿尔巴尼亚人”）；莫扎特的歌剧《女人心》的故事表现了这些具有异国风情的外来人对欧洲文明的诱惑力。实际上，外族士兵的人数很少，不足以影响战局；而且，虽然军队招募外族人的做法一直延续到19世纪，法国、奥地利和英国军队中个性最张扬的年轻军官都非常向往有机会指挥北非的佐阿夫兵、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兵、蒂罗尔步兵、旁遮普的锡克兵或尼泊尔的廓尔喀兵，但是这些排在正规军侧翼的外族士兵客观上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主要为造成视觉上的效果——佐阿夫兵穿的“土耳其式”服装是19世纪对男装最重要的影响之一。这些异国的非正规军在海外的“小型战争”中最为有用，英国军队中的日耳曼轻步兵在同北美革命军的步枪手的战斗中丝毫不逊于对手，而英国的正规军却在大森林深处被配备了欧洲人武器的美洲土著人，即印第安人，打得丢盔卸甲。

但具有矛盾意味的是，按照欧洲的标准训练出来的军队在和主要由传统的战士组成的军队作战时才能最好地发挥优势。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进攻到17世纪末无法再进行下去，主要是因为哈布斯堡帝国建起了一支与奥斯曼苏丹的新军势均力敌的正规军队。新军（janissarie，也译禁卫军）一词来自土耳其语“新军”，是类似马穆鲁克的军事奴隶，但与马穆鲁克不同的是，新军是在巴尔干地区强征而来的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受训成为步兵。³⁵。和西方军队相比，新军起初可能真的是“新军”，但到17世纪末，欧洲的正规军在纪律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方面都赶上了新军，而且欧洲军队的操练方法更胜一筹。1683年新军围攻维也纳，使全欧洲为之心惊胆战；25年后，他们却被赶出了南部匈牙利和北部塞尔维亚，他们的主人被迫签订卡洛维兹条约（1699年）；奥斯曼帝国自此开始了向君士坦丁堡的大撤退，直到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的爆发。

在欧洲以外伊斯兰控制的土地上，特别是印度莫卧儿帝国的辖地，没有一支当地的军队比得上新军那样的劲旅。自16世纪初起，印度来了大批土耳其雇佣兵，包括炮兵和围城工兵；土耳其人在贝尔格莱德建造的至今犹存的宏伟碉堡证明，他们的能力和欧洲人不分轩轾。从17世纪开始，雇佣兵的队伍里又多了英国、荷兰、法国和瑞士的火炮专家。到18世纪，莫卧儿人开始想要军事教官，来的大多是法国人。但莫卧儿人扎根于大草原传统的民族特质与教官教授的东西格格不入。莫卧儿王朝的创始人巴布尔（1483—1530年）相信：“如果事先精心部署，骑兵部队不必需要‘核心的’步兵也能打胜仗。”1615年到1619年间任英国驻莫卧儿宫廷大使的托马斯·罗（Thomas Roe）爵士因此而认为，莫卧儿的军队“软弱无力，或可袭扰捣乱，却无法震慑敌人。”他对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同事们说：“这里没有军人，尽管众多人自认为有军人的素质。”³⁶莫卧儿王朝的失败正是因为“素质”压倒了“数量”。英国人在18世纪中期开始招募并训练印度人，不受大草原传统态度影响的印度人经过高标准的步兵操练，很快成为一支少而精的军队。在为大英帝国征服印度奠定了基础的普拉西战役（1757年）中，克莱武率领的1 100名欧洲士兵和2100名印度兵虽然陷入了50000莫卧儿步兵和骑兵的重重包围，但凭借过硬的火枪技术轻而易举地冲散了包围，打得敌人落荒而逃。操练和罗马军团式的组织在普拉西取得了拿骚的两个堂兄弟（拿骚的约翰和威廉）150年前梦寐以求的效果，但那不过是因为对手属于另一种作战传统，对欧洲人的战法毫无准备，无力招架。

政治革命与军事变革

操练及其基本的行为守则在印度大获全胜，哪怕敌军和欧洲人一样，也使用火枪和火炮。普拉西战役以及十几场类似的战役不断被用来作为论据，说明战争中道德因素远比物质因素重要；据拿破仑估计，重要性的比例是三比一，也许更高。在交战双方技术上旗鼓相当的其他海外战争中，尤其在英国对北美殖民者和西班牙对其海外殖民者的战争中，在决胜因素的排行上压倒了操练的是完全另一类道德因素：欧洲殖民者打仗为的是争取自我赋税的权利，也就是自决权，因此他们坚信正义在自己一方。北美殖民者对英国的战争启发激励了南美殖民者对西班牙的反抗，是第一场名副其实的政治战争。它与宗教分歧或合法权利被篡夺这些传统的战争动机没有关系，而是为了争取使抽象的原则得到承认，不仅要获得独立，还要赢得自由，要自主建立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争取自由的斗争其路漫漫。可能北美的殖民者中只有1／3积极参与，1／3保持中立，剩下1／3仍然忠于旧秩序。革命军开始时力量弱小、武器低劣。它的底子是殖民地的民兵，起初成立是为了保卫殖民地不受美洲原住民的攻击，后来又要抵抗从加拿大来的法国人，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军队很难抵挡英国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它之所以打败了英国军队，主要是因为北美战场辽阔，它能在许多地方对英军构成威胁。另外，殖民者大胆自信，抓住一切机会对敌人发动进攻；1775年，他们居然进入加拿大去攻击魁北克的要塞；1779年和1781年，革命军转战内地，足迹远至俄亥俄河和卡罗来纳中部。这个战略迫使英国人分散兵力，剥夺了他们的最大优势，即部署部队打击沿海人口聚居区的能力。英国在欧洲的宿敌西班牙和法国的干预也进一步削弱了英国人的优势。1780年法国向北美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和一支庞大的舰队，此举最终扭转了局势，导致英军主力于1781年10月在约克敦投降。

尽管有外国援助，但独立战争的胜利毫无疑问是美国人的胜利。他们树立的榜样大大鼓舞了法国立宪派，当1789年路易十六被迫召开一个已几个世纪没有开过会的三级会议，要制定新的税收制度时，他们向他提出了立宪的要求。整个18世纪期间，法国王室征战不休，造成国库入不敷出，财政制度摇摇欲坠；而法国为北美殖民者对英作战提供的海军和陆军支持的费用则成了最后一根稻草。³⁷除了大草原民族靠抢夺以战养战以外，战争总是耗费巨大的，曾有国家因不堪军费的重负而破产，也有的因此而改朝换代。然而，战争造成的破产威胁从未催生出新的行政理论。可是路易十六召开的三级会议却做到了。三级会议迅速做出了一系列决定，首先是贵族、僧侣和平民这三级的代表应不论社会地位，一人一票；然后是所有代表都应在一起开会；最后是大会将一直开下去，直到国王把权力托付给民主宪法。路易十六愚蠢地企图用武力恫吓改名为国民公会的三级会议，结果引起了巴黎城里的暴乱，连军队的一些部队，特别是法兰西卫队，都加入了暴乱者的行列。国王和革命妥协了一段时间后试图逃离法国，但形迹败露，被中止了行政权。同时，国民公会向法国的邻国，尤其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发出警告说，如果它们对于正在组建反革命军队的反共和国的法国逃亡分子继续予以庇护，就将被视为对法国的战争挑衅。1792年4月，路易十六在国民公会的催促下对奥地利宣战，普鲁士和俄国很快加入战团，和奥地利站在一边；1793年，英国也参战支持奥地利。1792年7月，它们开始入侵法国。

法国大革命的战争旷日持久，拿破仑·波拿巴于1799年当选为第一执政后更是无休无止，一直持续到1815年。法国人在1790年5月宣布永不发动征服战，他们开始打仗时的确是为了自卫，但很快演变为欧洲历史上最持久、最广大的进攻战。法国人最初的意图是要给邻近的君主制国家带去革命和自由，后来却建立了一个为宣扬国威而不停征战的军事机器。到1812年，拿破仑的军队已是百万雄师，从西班牙到俄国遍布整个欧洲大陆，他掌握的经济和帝国行政的唯一目标就是为作战的军队提供支持。除俄国以外，欧洲大陆上所有大国都在自己的国土上被法国打败过，小国的士兵被直接纳入法军，各地的健康男子或是已在服役，或是提心吊胆地等着被招兵官点中。短短20年内，原来只有日子过不下去的人才无奈当兵的欧洲社会自上而下实现了完全的军事化。在那以前，军旅生涯的多姿多彩和令出如山只有少数当兵的人才了解；那些人当兵可能有的是心甘情愿，但更多的人是万般无奈；但是，一代人的时间内，军旅生涯便成了普遍的经历。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法国人并非一开始就要搞“全民皆兵”，他们发动大革命要实现的理想是反武力、讲理性、重法律的。然而，要捍卫理性的力量和公正的法律，革命的国民必须拿起武器；这里公正的法律指的是废除了贵族阶级封建特权的法律，而贵族阶级的特权地位正是他们的祖先作为武士赢来的，即使某些贵族的家世纯属编造。15年前，北美的殖民者采取了同样的行动；³⁸但他们利用了现成的军事组织，因为他们事前已经有了保卫家园、抵抗印第安人和法国人袭击的民兵，法国人却必须从零开始创立自己的军队。皇家军队政治上不可靠，而且许多有经验的军官为抗议大革命对国王的侮辱都纷纷流亡国外。满怀热情的志愿者组成了国民卫队，保护革命机关不被剩下的保王派军队攻占；但1789—1791年间，立法者还和古希腊城邦的立法者一样，力图规定只有负责任的人，意思是说有财产的人，才有权携带武器。因此，最初的国民卫队人数既不够，又有太多恋家的资产阶级成员，无法成为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在威胁只限于国内的时候，问题并不大；街上一下子就能临时聚集人群来对抗忠于国王的军队。但1792年7月以后，威胁变成了外国入侵，法国因此急需强大有效的军队。此时，1789年反武力的理想已经被淡忘；美国宪法规定的“携带武器的权利”得到了广泛接受，拥有武器被视为公民自由的保证，必须有财产方可加入国民卫队的资格要求被匆忙废除（7月30日）。7月12日，发出了号召报名参军的通告，要给已有的15万正规军再增加50000人。1793年初又征兵30万，志愿报名者不够就强征，8月23日颁布了《全国总动员法令》，规定所有健康的男子都随时可能应征入伍；之前下达的另一个命令要求各战斗旅把正规军和国民卫队的成员按一比二的比例混合编队，用正规军来对志愿者进行传帮带，直到他们学会如何作战。

这是一支全新的军队。执行纪律不靠体罚（虽然给酗酒的醉鬼灌凉水），而是靠由士兵和军官共同组成的军事法庭。军队中的军官和在国民卫队中一样，通过选举产生；与革命志愿者相比，报酬算得上优厚。由于战事紧张，选举军官的做法很快就废除了（1794年），纪律委员会也不再活动（1795年）；但到那时，军队的改革已深入肌理，形成不可逆转之势，这几个后来的措施完全不影响大局。正经体面的人最初志愿参军的热情也许有所减退，但军官团的性质比起过去已经是面目全非。1789年，90%以上的军官都是贵族（需要承认，他们大多是小贵族，与较低社会阶层唯一的区别只是他们有家族的徽章），但到1794年，贵族占军官的比例只剩了3%。³⁹空出来的位子由平民补上，但更经常的是过去皇家军队中不持委任状的少尉以下的军官，大革命的确为他们提供了“人尽其才的职业生涯”。拿破仑的26位元帅中，奥热罗（Augereau）、勒菲弗尔（Lefebvre）、奈伊（Neg）和苏尔特（Soult）1789年之前都是军士。更出乎意料的是，维克多（Victor）原来是军乐队的成员，茹尔丹（Jourdan）、乌迪诺（Oudinot）和贝纳多特（Bernadotte）3位仅仅是列兵（贝纳多特最后当上了瑞典的国王，成就超过了亚历山大的所有将军）。这一批人才能出众，但是在旧军队中完全没有机会施展；直到1782年，还规定少尉以上军衔只能授予曾祖父一辈是贵族的人。这些平民出身的将领经受过实战的锻炼，1789年的社会解放又大大提升了他们的自信心，两者加起来使他们成为卓越的将领。⁴⁰

不过，拿破仑的元帅中也有1789年前即得到委任的少尉以上的军官。马尔蒙（Marmont）和拿破仑一样，是路易十四创立的梅斯炮兵学校的毕业生，格鲁希（Grouchy）曾在“苏格兰卫队”服役（它最初是波旁王朝宫廷的近卫队）。“人尽其才”明智地包括愿意为革命效劳的前皇家军官，就连那些离开法国移居国外，后又改变主意的前军官也不排斥。到1796年，拿破仑的利剑指向哈布斯堡帝国在意大利的领土时，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已经成为最广义上的混合体：不仅有过去的正规军和国民卫队的成员，而且也有来自众多其他背景的军官；他们戮力同心，为新的法兰西而战，但也热切地期盼军人生涯带来的好处。晋升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抢掠财物；后来的20年里，晋升和抢掠的机会都数不胜数。与此同时，军队紧迫需要找到办法解决用火枪和刺刀作战久战不决这个问题，给革命力量和旧制度在战场上的较量注入人民推翻君主统治的激情和活力。

有一个办法近在眼前。皇家军队对于不久前的七年战争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久久难分胜负也很不满意，许多贵族军官，特别是吉贝尔伯爵（ComtedeGuibert），都呼吁改革战术。吉贝尔和他的许多同代军人一样，对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成就深为赞佩；腓特烈的正规军人数不多但十分精悍，许多比普鲁士大得多的国家都被打得落花流水。腓特烈对于作战严格遵守理性，一点儿不打折扣，这恰好符合时代的精神——那个“启蒙时代，或称理性时代，已经提出，政府的一切机构都应与人民的精神和愿望相一致”。⁴¹吉贝尔是典型的贵族理性主义者，他相信，法国军队若是采用普鲁士的操练和训练方法，就会变为国家权力的顺手工具。他和许多同代人一样，力主放弃过去的战术，即依赖把火枪手排成一排的老式阵法，指望他们一开火就能摧毁敌人的抵抗；他呼吁改用大部队调动的方法，集中力量对敌人进行决定性的打击。在这场被后人称为“横列对纵队”的辩论中，吉贝尔和与他意见一致的军官到1789年时已经稳占上风；但他们都没能把观点付诸实施，因为若是那样，他们就必须同意让士兵在更好地为国家服务的同时也学会做国家的主人。吉贝尔骨子里仍然是支持专制政体的。他在理智上倾向于公民—战士的理念，但他的社会偏见使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大革命解决了这个矛盾。几乎一夜之间，一支公民军队脱颖而出，它从旧制度内部关于战术的辩论中找到了解决它和旧制度残余军队在战场上作战时遇到的种种问题的办法。革命军作战时排列成密集的纵队，并有大量机动炮火支持；一种说法是，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公民—战士没有受过真正的军事训练，所以指挥官不得已才这样组织。后来，人们开始认识到这种观点看得不够远：战术的改变本来就已呼之欲出，革命军的军官不过是积极推动把改变早日付诸实施而已。但是这仍然解释不了这种改变为什么能奏效的原因。自16世纪以来，各国在国界上建起的一系列配备大炮的要塞一直阻碍着军队的行动，使战斗久拖不决，可是在迪穆里埃（Dum Duriez）、茹尔丹和奥什（Hoche）这些将军的手中，这些困难像变魔术一样消失不见。法国军队攻克了比利时、荷兰、德意志和意大利的边界地区，对那些没有望风而逃，尚有一战之力的要塞暂且绕过不理，每次和奥地利或普鲁士的军队遭遇，都打得他们落花流水。法军的成功部分地归功于后来所谓的“第五纵队”，比如，许多荷兰人热烈欢迎大革命，北部意大利也有很多同情大革命的人。另一个原因是革命军人多势众，在那个世纪，10万大军已是很了不起，而法军到1793年已有98.3万之众，而且他们的后勤出乎常理；要塞可以阻断来攻敌人的供应线，但当敌军在周围的乡村予取予求的时候，要塞就失去了作用。

最重要的是，法军的成功来自革命军自身的高质量。至少在开始的时候，革命军的战士都是真心愿意参军的，都要献身于建立“理性”的国家（即使他们建立的国家的性质使许多经历了“理性时代”的理性主义者大为忧惧），指挥官都具有杰出的个人素质。说他们未经训练似乎言不符实。1793—1794年间，新的军官团花了大力气狠抓原属皇家军队的老兵和新入伍的志愿兵的训练。1793年6月，两位革命政府的官员报告说：“士兵们以奋发不懈的热情投入操练……老兵看到我们的志愿兵在队形训练中如此整齐划一，不禁惊叹不已。”同时，法军的炮兵部队由于格里博瓦（Gribeauval）的发明创新已经是欧洲的执牛耳者，革命后仍保留了许多原来的军官和炮手。⁴²然而，法军在战场上遇到的敌人却还死守着只知绝对服从的习惯和法军已经摆脱了的僵化战术，因此根本不是法军的对手。

到1800年，大革命挫败了外国敌人消灭它的企图，在国内也通过收敛激进的锋芒转向保守而得到了巩固。年轻的波拿巴率军在国外作战屡战屡胜，在同侪中脱颖而出，在1799年11月的雾月政变中给了国内极端分子以致命的打击。政治和军事大权自然而然地落入他的手中。1802年到1803年，他和奥地利、普鲁士、俄国、英国这些法国的敌人保持着一种彼此警惕的和平，但之后再次率军踏上征程，开始了12年的闪电式征服战，行动范围越来越大：1805年和1809年出征奥地利；1806年打败了普鲁士；最后是1812年出兵俄国，不过那次征战以惨败告终。只有西班牙久攻不下，1809年到1814年间，法军在那里遇到的是威灵顿麾下不列颠远征军的精锐部队，有西班牙全国各地游击队的支持，还有英国皇家海军源源不断地运送军需（自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胜利之后，英国皇家海军即称霸海上，无人能与之争锋）。波拿巴的“大军”（Grand Army）已经不是当时的革命军了，虽然经过1793—1796年期间的宏大战争后，许多军官和一些士兵仍然留了下来，但军队已经成为国家权力的工具，不再为意识形态服务。然而，军队中依然存留了革命时期的特质，使得拿破仑的一系列大捷——奥斯特利茨（Austerlitf，1805年）、耶拿（Jena，1806年）、韦格勒姆（Wagram，1809年）——看起来似乎仍然是革命军旋风的继续。作为普鲁士军人亲身参加了与法国革命军最初的战斗，并幸存下来目击了1815年拿破仑的失败的克劳塞维茨目睹了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理论，即把公众意志与战略目标相结合，可以使“实际的战争”接近于“真正的战争”，并树立了他的信念，即战争归根结底是政治行为。

克劳塞维茨自己也承认，他的思想并非都是他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马基雅维利“对军事问题的判断非常扎实”。这样的赞词未免太轻。马基雅维利的《论战争艺术》仅在16世纪期间就印了21版，那是一部革命性的著作，因为它第一次把战争和统治的艺术直接联系到了一起。⁴³斐洛、波利比阿和维吉提乌斯这些过去的古典作者仅仅描述了如何最好地管理军事，马基雅维利却显示了一支管理得当的军队——指从治下民众中招募兵员，而不是从雇佣兵市场上雇兵的军队——如何能够实现统治者的目标。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对该书视若珍宝，因为当时货币经济的重兴侵蚀了旧有的封建募兵基础，他们正茫然无绪，不知如何才能建立可靠的军队。然而，马基雅维利写作此书的目的很务实，只是想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富裕城邦中和他一样属于从政阶层的人提出一些实际可行的建议。克劳塞维茨在学术上却是野心勃勃，几至自大狂的程度。他和与他几乎同时期的马克思一样，声称了解到了他所研究问题的根本性的内里。他所做的不是提出建议忠告，而是阐述他坚持认为是不可逃避的真理。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任何对这一真理视而不见的政府必定会在认识到这一真理的政府手中遭到惨败。

这就是他的祖国普鲁士的政府在19世纪中期如此热情接受他的思想的原因。他的思想经由他在军事学院和普军总参谋部的学生和追随者传播开来。《战争论》出版很久以后才得到风行，但到普鲁士军队在德意志争霸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普及全军上下，普军在1866年和1870—1871年赢得的胜利更确保了他的思想从此也将指导新生的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接下来，经过一段不可抗拒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他的思想又渗透到其他欧洲国家的军队；到1914年，可以说欧洲大陆的军事观完全皈依了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正如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和革命运动的联盟信仰马克思主义一样。

既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所决定的，所以战后他被视为在思想上促成这场历史浩劫的元凶；当时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军事作家B·H·利德尔·哈特（B·H·Liddell Hart）痛批他是“全面战争的倡导者”。⁴⁴时隔多年回头看去，克劳塞维茨的影响似乎被夸大了。1914年以前，将领们认为今后要在战场上赢得优势，就必须部署大量的军队，并假设会发生大批伤亡，这无疑是受了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影响；结果，欧洲军队每年的征兵人数屡创新高，既要向前线野战军输送兵员，也要增加预备役准备补充部队的伤亡或组编新的部队。但是，如果士兵不想打仗，将军手下不管有多少士兵都没有意义，就连国家实行义务兵役制也于事无补。自从国家这个政体出现以来，带兵的将领总是希望兵员多多益善，官僚治理的历史也随处可见徒劳无功或弃置不用的募兵制度。即使国家像1914年时所有的欧洲国家那样，有办法确知国内健康的青年男子的人数以及他们的工作地点或住址，但如果他们抵制入伍，并得到整个社会的支持的话，哪怕是最出色的警察力量都不可能把某个年龄组的人全都抓到军营里去。

事实是，青年人没有抵制征兵，社会也没有支持他们抵制，这说明真实情况与那些认为是克劳塞维茨设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所说的大相径庭。设计师可以建造屋宇，但无法决定人的情绪。他们的作用是反映文化，却不能创造文化。到1914年，欧洲社会弥漫着一种空前的文化情绪，认为当兵是国家对公民的合理要求，也是每一个健康男子的责任；这种情绪认为服兵役是获得公民美德的必要锻炼，拒绝接受自古以来因社会地位或者其他原因对武士另眼看待的观念，视其为过时的偏见。

对这种情绪并非没有制约，一个主要的制约是19世纪对良性进步的信念，相信繁荣会日益扩大，开明的宪政制度将得到普及。另一个制约来自宗教感情的强势回归，这是对不肯信仰上帝的革命思想的反弹，也是对同样置上帝于不顾，声称能够解释宇宙的科学的反弹，尽管科学是促成繁荣的重要力量。然而，乐观精神和道德上对暴力的拒斥抵挡不了推动欧洲生活急速军事化的其他力量。

19世纪中期的美国是西方社会中军事化程度最轻的，也是第一个发现这一倾向蕴藏的危险的国家。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时，双方都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它们都匆忙地集结起由志愿兵组成的军队，希望在战场上一举取得胜利。双方都没有考虑过要大规模动员人力或工业资源，当然，南方也没有多少工业资源可以动员。随着战争久拖不决，双方都不得不增加兵员，期望以多取胜，实现无法靠英明的战场指挥达到的目标。最终，从战前美国的3200万人口中，南方召集了近100万人当兵，北方的军队人数更是多达200万；这些数字表明参军的比例是10%，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一个社会在继续保持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所能承受的最大比例。南方本可以从它的400万黑奴中招兵充实军队，但它打仗就是为了捍卫把黑奴作为私人财产的奴隶制，所以无法利用黑奴打仗。北方的经济资源大大优于南方，海军和商船队的规模更大，铁路网也密集得多，所以它从一开始就能对南方实行封锁，也能把军队运到南方军力薄弱的地方去。到1863年，它已经把南方切成两半；1864年，又从西到东把南方经济力量最强的地区一分为二。然而，南方的士兵斗志坚强、艰苦奋战，北方虽然在后勤上占尽优势，但仍无法取胜。因此，1864年的战斗仍然十分惨烈，正如1862—1863年间的战斗；南方士兵守卫他们的腹地和进攻北方的葛底斯堡时同样顽强。这场不断加深的战争给双方造成的代价令人触目惊心。到1865年4月，北方终于成功制服了南方时，共有62万美国人直接因战争死亡，比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加起来的总数还多。

战争的创痛使好几代美国人不再迷惑于军装和军训营那虚假的浪漫。然而，南北战争表明，非职业军人的志愿兵照样可以成为铁军。这鼓励了其他地方想要成为公民—战士的人们踊跃“报名参军”，特别是在英国；它也为德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和俄国提供了根据，证明它们逐渐扩大由服役期满的士兵组成的预备役以便随时动员入伍是有道理的。

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其主旨是尚武强军，而它们在海外的帝国主义扩张的成功更助长了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欧洲大陆从1815年到1914年战事寥寥，虽然1848—1871年间爆发过国际冲突，还有一些内战，但那个时期仍然被称为“百年和平”；但是欧洲国家的陆军和海军在印度、非洲和中亚及东南亚十分活跃，他们打赢的战争规模虽小，获得的利益却大得惊人，使他们的国民得意非凡。然而，促使公众支持军事化的最重要的推手也许是军事化过程本身使人感到的兴奋和刺激。法国大革命提出的最具吸引力、最令人激动的思想之一是人人平等。在欧洲人内心深处，平等意味着有权携带武器，因此人们相信，当兵能使自己成为更完全的公民。大革命消灭了雇佣兵现象，也废除了过去的武士阶级对军队指挥权的垄断。法国大革命的军队以及后来法兰西帝国的军队被视为促进社会团结，甚至提高社会平等的工具——也许那只是自欺欺人，因为过去的武士阶级一直在顽强地捍卫自己任命指挥官这一硕果仅存的权力。军队中出身中产阶级的年轻人有希望晋升军官，因此而提高社会地位，而所有入伍的年轻人身上穿的军装就是他们被完全接受为社会平等一员的证明。雇佣兵和常备军的招募方式尽管不同，但都被视为某种形式的屈从和奴役；相比之下，普遍兵役制给人带来的是体面，甚至是远大的前途。威廉·麦克尼尔写道：“这听起来像是自我矛盾，但放弃自由经常使人得到真正的解放，特别是对于身处千变万化的环境之中，尚未成年的年轻人来说。”⁴⁵

这个说法暗含的意思是，欧洲狂热的军事化趋势中有一定的幼稚心态，此言或许不虚：“幼稚”（infantilism）和“步兵”（infantry）的词根是一样的。若果真如此的话，幼稚的欧洲就是一个会思想的孩童。聪明人和负责任的政府找出种种理由，长篇大论地说明政府的行为是多么正确。所以，当1905年法国为进一步扩军而大举征兵的时候，法国下议院的报告是这样开头的：

一个伟大的民主共和国的军事理念……必然受到法国大革命崇高思想的激励：一个多世纪过后，当立法者能够要求所有公民，不分财富、文化或教育水平，在没有任何例外和特权的情况下把同样的一段时间献给自己的国家的时候，这证明民主的精神再次跨越了流逝的时间。⁴⁶

这是欧洲大陆最大的民主国家的议会在光明之城（指巴黎）所说的话，时值建立大规模公民军队的后果显现出来的9年前。1914年8月3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三天，巴伐利亚各大学的校长联合发出了如下的呼吁：

同学们，缪斯沉默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战斗，我们迫不得已，必须奋起保卫德意志文化，它受到了来自东方的野蛮人的威胁；我们必须保卫德意志的价值观，它们引起了西方敌人的嫉妒。条顿之火再次熊熊燃烧。解放战争的热情高涨，圣战就此开始。⁴⁷

发出呼吁的这些德国高等教育的领袖在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只有德军总参谋部的军官可以与之相比。从他们这篇令人惊讶的咆哮中，看得出人类漫长的战争史中五六个半原始，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原始的要素，之前它们一直被掩藏在表面下。理智和学问抛到了一边（“缪斯沉默了！”）。宣扬来自大草原的威胁（“来自东方的野蛮人”在这里指的是俄国的哥萨克人）。德国自己的野蛮过去突然成为可敬的东西（“条顿之火”摧毁了古典文明，后来还主要是靠德意志的学者重新发现并恢复了古典文献）。圣战的概念是穆斯林的概念，不是基督教的，甚至不是西方的概念，可是这里发出圣战呼吁的那些人无疑认同欧洲普遍的观点，认为伊斯兰所到之处，唯一的作为就是通过教授《古兰经》来散播腐败和落后。

巴伐利亚——可以说是全德国——的大学生看不到个中矛盾之处。尽管他们从未受过军训（兵役法规定大学生在校期间免服兵役），但几乎所有大学生都报名参军，组成了新的第22和第23军团；经过两个月的训练后，于1914年10月开赴比利时伊普尔附近的前线与英国的正规军交锋。结果这些天真的大学生惨遭屠戮（德国称那次战役为“对孩子的屠杀”），时至今日，那里还矗立着纪念那次战役的惨状的纪念碑。朗厄马克（Langemarck）公墓设有一座神祠，上面雕刻着德国各大学的校徽，公墓中一共葬有36000名年轻人的遗体，全部死于那场历时3周的战役；这个数字几乎等于美国军队在7年越南战争中阵亡人数的总和。

火药和普遍兵役制的文化

有一个人逃脱了埋身朗厄马克公墓的命运，在由大学生组成的部队中，他是个异数；因为他脾气暴躁，没能上大学；这个人名叫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在部队表现良好，尽管几次受伤，但仍继续服役，直到大战结束。他能活下来也是异数。他所属的第16巴伐利亚预备队在伊普尔打了一个月的仗后，原来的3600名士兵中只有611人没有受伤。一年之内，队里的老兵几乎无一幸存。如此严重的伤亡在所有交战的军队中司空见惯。这在两个方面代表着空前的流血死亡：总的伤亡人数与任何战争相比都绝对是最高的；从所占适龄人员的百分比来计算，伤亡率也是空前的，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大比例的人口投入过战斗。确切的伤亡人数难以断定，任何军事史学家都知道，这个问题就像沼泽地，越想找到出路，陷得就越深。在19世纪实行人口普查之前，从来没有准确的平民人口的数字，所以且不说大多数情况中对军力的估计不可靠，即使可靠，也很难确定所报告的——通常也是不可靠的——战死的人数占全国符合当兵条件的总人数的比例。比如，虽然普遍相信罗马共和国在坎尼战役中投入的75000名战士折损了50000名，但我们无从得知公元前3世纪时罗马能够参军的总人数是多少，所以无法把那场灾难与公元1世纪条顿堡森林一役的失败相比较。

不过，可以保险地假设，所有国家在普遍兵役制实行之前，军队都只占人口很小的一部分：1789年法国人口为2910万，军队人数是15.6万（虽然到1793年实行普遍兵役制后，军队扩大到98.3万人）；我们也知道，战斗中的死亡人数除极少数例外，一般不超过参战部队总数的10%；我们还知道，战争中真正打仗的时候不多（法兰西共和国从1792年到1800年间，陆上和海上加起来一共打了50场战役，也就是一年6场，按照早年的标准这已经是很高的数字了）。⁴⁸由此可以认为，19世纪以前，家中接到亲人战死的悲痛消息相对来说比较少见。拿破仑打仗动用的野战军规模庞大，有时相当于旧制度下法国军队的总和，战士死亡的人数亦随之升高。在莫斯科外的博罗季诺一役（Bordino，1812年）中，他胜得极惨，12万大军损失了28000人；而在几乎是首次有精确统计的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的72000人大军死了27000人，威灵顿的68000人中有15000人阵亡。

美国南北战争的数字（可靠数字是根据领取抚恤金的阵亡者遗孀的人数算出来的）显示出阵亡人数的上升：4年战争中打了48场大仗，南方军队的130万人死了大约94000人，北方的290万士兵有约11万人阵亡。南方军队比北方的阵亡率高，大约是7%对北方的3%；原因有几个，包括开小差的人较少，军队总人数少，因此战士轮到上战场的机会更多，等等。⁴⁹1860年，美国总人口才3200万；4年的战争造成20万年轻人的死亡，这给美国人造成了巨大的感情创伤，使他们痛恨战争；战争期间疾病和困苦使另外40万人丧生，更加剧了人民的痛苦。⁵⁰

到1914年，过去战争中的主要杀手——疾病——已经不再是军队的克星。布尔战争（1899—1902年）是英军打的最后一次战士死于疾病多于死于子弹的战争。但这使得1914—1918年间的伤亡更加令人心碎。从军成了有利健康的生涯；由于公共卫生的改善和农业机械化导致的产量提高，士兵个个身体好，吃得饱；从某个意义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如此之多，直接反映了前一个世纪期间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和平民人均寿命的延长。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人口的增加，结果是大批士兵被派往前线去送死，死亡人数连年剧增。到1915年9月，在马恩河、埃纳河（Aisne）、皮卡第（Picardy）和香槟的几次战役中，法军前线作战的伤亡人数达到100万之众，其中1／3为阵亡。在凡尔登战役（1916年）中，法军有50万人死伤（一般死伤的比例为一比三），德军死伤超过40万；同年7月1日打响的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英军就阵亡20000人，几乎等于整个布尔战争期间由于受伤和疾病致死的总人数。

到1917年，法军已经阵亡了100万人；4月在香槟地区发动了又一次灾难性的进攻后，法军的一半作战部队拒绝执行再次出击的命令。这一事件被含糊地称为哗变，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难以承受的伤亡概率面前的大规模罢战；到大战结束时，法军作战部队中9个人中就有4个或死或伤。1917年底，自1915年5月开始对奥地利作战的意大利军队也拒绝再战；他们在阿尔卑斯发动了11次劳而无功的进攻，遭受了100万人的伤亡后，在奥德联军的反攻面前一触即溃，直到停战也没能恢复元气。俄国军队的死伤人数没有统计数字，但那时俄军士兵也开始，用列宁的话说，“用脚投票支持和平”。若不是俄军在东普鲁士、波兰和乌克兰遭到惨败，无力支持临时政府，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就不可能胜利。

回头看去，伤亡率的激增很容易找到技术上的原因。比起火药造成战争“胜负难分”的18世纪，无论是士兵手中的枪支还是辅助作战的机关枪和大炮，火力都增加了几百倍。据统计，死亡人数与发射的子弹的比例（不算大炮）从1／200下降到1／460。⁵¹但是，火枪手最多每分钟发射3次，对垒的两军军力很少超过50000人；即使如此，几分钟的交火造成的伤亡通常也会引起一方或另一方惊慌后退，指挥作战的将领也正是希望通过造成敌方的惊慌来夺取阵地。⁵²到1914年，步兵的步枪每分钟能发射15发子弹，机关枪每分钟发射600发子弹，大炮每分钟能射出20发装满钢珠的炮弹。当步兵掩藏在战壕里的时候，大部分火力都白白浪费掉了，但他们一旦发动冲锋，如此猛烈的火力就有可能在几分钟的时间内消灭整整一个营的1000人。1916年7月1日第一纽芬兰团就遭到了这样的厄运，许多其他部队的损失也同样惨重。而且，在这样密集的弹雨中逃无可逃，因为需要经过几百码宽的死亡区才能逃回战壕。因此，士兵被猛烈的火力紧紧地压制在地面上，如果受了伤，经常只能慢慢等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高级指挥官想方设法在其他地方采用间接的方法来克服火力在前线造成的僵局，但均告无效。尤其是自60年前铁甲船取代了木制船以来，投入了巨额资金建造海军舰队，但舰队在大战中的作用却微乎其微。我们已经看到，木船组建的舰队借助欧洲的火药技术，无论在近海还是远洋都耀武扬威。欧洲的海洋大国驾驶着木船舰队征服了远方的民族，那些人即使获得了火药武器，在文化上也不适应面对面地抵抗欧洲人。

在欧洲的近海，各个海洋大国——其中首屈一指的是英国——不仅建立了对贸易通道和关键战区的长期统治权，而且娴熟掌握了有效支持陆上军队的手法，主要是通过封锁敌方和为己方运输后勤供给。德国就是怀着这个目标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和英国展开了建造无畏级战舰的竞赛，结果两国的海军各自增加了几十艘战舰（1914年，英国有28艘无畏级战舰，德国建了18艘），能够在20英里开外互相摧毁。德国海军参谋部希望在北海攻英国海军于不备，给英军以毁灭性打击，以此打通从北海出海的通道，攻击大西洋的贸易航线，破坏英国的商业。德国为此做的努力，特别是日德兰海战（1916年5月），没有成功，自那以后只能在自己的基地附近航行。在使用其迅速扩大的潜艇舰队对英国进行反封锁方面，德国倒是屡屡得手；1917年，德国潜艇击沉商船前连警告都不发，但后来英国海军部恢复了18世纪的做法，用军舰为商船队护航，限制了德国潜艇的活动。

英国企图重新起用传统的两栖战略，用海军把远征部队运送到敌人海防薄弱的地方，并从那里给自己的部队补给，可是在它唯一试用此法的地方——土耳其的加利波利（Gallipoli，1915年4月）——却遭到严重败绩。新近和德国结盟的土耳其守军表现出了他们300年前令基督教欧洲闻风丧胆的勇猛，也证明他们熟练地掌握了新的火力技术。在加利波利，岸上的火力打败了海上强国。

在协约国和德国在法国西部战线上的猛烈交火中，海上战略力量最终起到的作用主要是确保美国的增援部队安全渡过大西洋。1918年，美国军队的到来使斗志消沉的法国人和难以支撑的英国人重新燃起了信心，却使德国人大为沮丧，他们那年春夏时分发起的5次“赢得战争”的攻势都被匆忙组织起来的防卫抵挡住了。1918年10月，德国人终于显示出前一年弥漫于法国人、俄国人、意大利人，甚至英国人中间的厌战迹象。德军所有的步兵部队和敌人一样，兵员业已换补了两遍，甚至三遍。尽管他们在东方战线上打败了俄军，在其他战线上也赢得了一系列胜利，击败西方国家似乎指日可待，但是，他们不再愿意做更多的、似乎越来越没有意义的牺牲。11月，在士兵无力再战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德军最高指挥部签署了停战协定。

事实上，所有交战国都已师老兵疲。他们的苦难有敌人带来的，也有自找的。1914年大战爆发时，民众都热烈拥护；他们送自己的孩子上前线，相信他们不仅会打胜仗，还能赢得荣誉；相信战士们一定会头戴桂冠凯旋，那将证明他们对普遍兵役制的信任和对战争的投入是多么明智。战争彻底打碎了这个幻想。“全民皆兵”这个作为征兵政策基础的理念其实是建立在对人性潜力的根本性误解之上。

尚武民族也许个个都是战士，但他们作战时非常小心地避免与敌人直接或长时间接触；如遇敌人顽抗，就会脱离战斗或后撤，认为那是可以允许的合理做法；不执迷于展示无谓的勇气；仔细衡量暴力是否有实际的效用。希腊人表现得更加勇敢，但他们虽然发明了面对面作战的方法，却并没有把作战的道德守则提高到必须达到克劳塞维茨式完胜的程度。后来继承了他们衣钵的欧洲人也对作战的目标有所限制，罗马人作战是为了巩固自己文明的地盘，主要通过确立可以防守的边界——这也是中国人军事思想的实质，而罗马之后的欧洲尽管战事频仍，但基本上是为了争夺在界限分明的领土内部的权力。到了火药时代，国家间的战争仍然以争夺权力为目的，尽管形式发生了变化。宗教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宗教上的分歧固然加剧了争斗，但新教徒只是对已经存在的权利提出质疑，并未为自己要求新的权利。另外，在所有的争斗中，交战方从未幻想过要动员起全体男性国民参加战斗。首先，劳动力密集的农业不允许这样做，而且也没有这样的财力；即使在物质上可以做到，1789年前的社会也一致把当兵视为极少数人的职业。人们正确地认为，打仗这么残酷的事情只有少数人干得了，包括因社会地位决定天生要做武士的人，还有在社会上无法立足，无奈只能从军的人；无论是雇佣军还是常备军，都是无业贫民，甚或不见容于社会的犯罪分子麇集的地方；他们被认为适合当兵，因为他们在和平生活中也会遭受同样的困苦。

勤劳肯干、有技术、有学问和有一定财产的人被排除在军队之外，这反映了对于战争对人性影响的一种通达的了解。过惯了舒适而有规律的生活、习惯于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受不了战争的严酷。法国大革命在实现平等的狂热中，粗暴地把这一观念扔在一边，要使多数人也能享受之前少数人的特权，即贵族的武士地位所带来的享受充分的法律自由的权利。这样做并不能完全算错。许多正派人的父辈对当兵避之唯恐不及，但他们自己却成了出色的军人，无论是做士兵还是做指挥官：拿破仑手下最大胆敢闯的元帅缪拉（Murat）原来是学习神学，准备做神父的，贝西埃（Bessieres）是医学院的学生，布吕内（Brune）是报纸编辑。⁵³不错，斯大林和墨索里尼也曾分别做过神学院学生和报纸编辑，但他们属于后来的时代，而且本身就脾气暴烈。缪拉、贝西埃和布吕内在他们的时代都算是体面的资产者，他们对军旅生活的纪律和危险安之若素，这完全是他们的脾性碰巧使然。即使在拿破仑的军队里，他们也是例外。100年后，他们的情况就很常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队里从士兵到将军，来自各行各业，他们中间许多侥幸活下来或没有受伤的人坚韧不拔，毫无怨言地在军中服役了两三年，甚至四年。但是，步兵200%～300%（原文如此，疑有误，当为20%～30%。——编者注）的伤亡率，伤亡人数越过100万大关，这些足以粉碎一个民族的斗志。到1918年11月，4000万人口的法国损失了170万男青年，意大利3600万人口中有60万人丧生沙场，大英帝国战死的军人更是高达100万，其中70万来自英伦三岛上的5000万国民。

战前人口为7000万的德国虽然损失了200多万人，但居然一直坚持到最后，所以更加不同寻常。德国也付出了感情上的代价，但和流行于战胜国的情绪迥然不同。对战胜国的人民来说，他们再也不愿意承担如此惨痛的战争代价了。“我不敢相信和平就要到了，”公公曾担任过英国首相的辛西娅·阿斯奎思（Cynthia Asquith）这样写道，“我想恐怕需要比过去更大的勇气……才能真正明白，战争结束后，死去的人再也活不过来了。”⁵⁴当然，对千百万家庭来说，1918年11月意味着终于不再需要像之前的4年一样，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来敲门的邮差会送来报噩耗的电报，但阿斯奎思的感觉没有错。伤亡数字如此巨大，几乎每一个家庭圈都有或死或伤的人，这种痛苦是终生无法磨灭的。即使在今天，英国报纸的“纪念”栏目里还有回忆近80年前死在战壕里或无人区的父亲或兄弟的文章。如此之深的心理创伤不会随着记忆的模糊而愈合。它们继续在人们的意识里，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国民意识里化脓溃烂。

法国为了防备痛苦的壕堑战重演，建起了实实在在的高墙，沿法德边界修筑了一道水泥工事——马其诺防线，第一期的造价（30亿法郎）就赶上了英国1906—1913年间建造无畏级军舰计划的总预算。这条防线犹如一组巨大的内陆舰队，是为了阻拦未来的德国军队，使其永远不能踏上法国的领土⁵⁵——根据和平协定，德国当时的军队等于被解散了。英国人也和法国人一样，对再次打仗反感憎厌，但没有他们那么现实。1919年，在曾任英国海军部部长及陆军大臣兼空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的推动下，英国通过了一项决定，规定“为制定（国防）预算之目的，（应当假设）以任何日期为据，10年内将不打大型战争”，而且这条“十年规则”每年顺延，直到1932年；即使在那以后，尽管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信誓旦旦地要推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果，但英国在1937年以前都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来重整军备。⁵⁶与此同时，希特勒重新建立了普遍兵役制，开始在新的一代德国青年中重振武士文化。

终极武器

对希特勒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经历”。⁵⁷所有军队里都有和他一样的少数老兵，感到战壕里的刺激令人振奋，就连危险都使他们豪情满怀。希特勒因作战勇敢被授予勋章，也得到了上级的赏识；他在维也纳的背巷中过了几年潦倒艺术家的日子后，现在加入了军队中战友的圈子，这更坚定了他关于日耳曼民族优于其他民族的狂热信念。《凡尔赛和约》割走了德国的领土，把德国陆军减至区区10万人，夺走了海军的现代化军舰，干脆把空军整个取消；德国政府接受了这些条件，仅仅是因为那时协约国对它进行的海上封锁终于显现出了战时没能产生的效果，使得它走投无路，别无选择。看到《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带来的奇耻大辱，希特勒怒火中烧，许多别的老兵也和他一样愤愤不平；当希特勒在1921年投入极右翼政治的时候，就是这些老兵组成了准军事政党的中坚力量。

20世纪20年代期间，几乎在每个战败国以及认为自己应得的胜利果实被别国骗走了国家中，准军事政党都大行其道。土耳其是个例外：军事领袖阿塔图尔克拯救了土耳其的中心地带，在协约国褫夺了土耳其帝国在中东的地盘后，成功地引导好战的土耳其人首次转向温和。在俄国内战中胜出的布尔什维克党正在建立一个号称是平等的政权，但其实它比法国大革命极端得多，把公共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以及私人生活的大部分都置于上级的指挥之下，辅之以任意的处罚和无孔不入的内部监督告密制度。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代表与他意见一致的人大声疾呼，说虽然意大利人在大战中照样流血牺牲，但胜利后大部分好处都被英法两国拿去了。1923年，他领导的党索性篡夺了政权，那个党的党员身穿军装，模仿军人的举止，把政治对手或流放或监禁，自己建立了民兵，与国家的军队平起平坐。

希特勒对墨索里尼深为钦佩，一直将他比作尤里乌斯·恺撒；对于墨索里尼采用的一些罗马军团的象征，包括罗马军团的旗帜和“罗马式”敬礼，希特勒领导的革命团体也全盘采纳。然而，尽管德国政府因战败而力量虚弱，但事实证明还是比意大利的政府更顽强。希特勒在1923年企图发起的政变被巴伐利亚警方轻易地粉碎了，那场行动中军队是警方的后盾，因为军队不容许一群身穿拙劣的灰色仿制军装耀武扬威的乌合之众挑战自己在国家中的作用。希特勒坐了16个月的牢，其间他反思了自己的错误，决定再也不直接对抗军队了。出狱后，他一边努力争取军方领导层的好感，一边着手创办一支强大的穿制服的民兵队伍，叫作“冲锋队”（这支队伍到1931年达到10万人之众，和德国军队的人数一样多）；同时，他决定通过选举爬上权位。⁵⁸1933年1月，他勉强获得了多数票，被任命为总理，立即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旨在恢复德国的军事强国地位；2月8日，他秘密通知内阁，“今后5年内必须集中精力使德国人民再次获得使用武器的能力”。⁵⁹第二年，战时最高统帅兴登堡总统逝世后，希特勒就任国家元首，安排要所有士兵宣誓效忠他本人。1935年，他宣布拒绝接受《凡尔赛和约》中把德军人数限制在10万人以内的条款，恢复了普遍兵役制，下令建立一支独立的空军；1936年，他同英国谈判了一项新的英德海军条约，准许他建造潜艇；同年，他不打招呼，径自派德军重新占领了非军事化的莱茵兰。他已经在建造坦克了，1934年1月，德军的坦克之父古德里安（Guderian）在库默斯多夫（Kummersderf）向希特勒展示了几个法律不允许建造的坦克模型，使他大喜若狂：“我就是需要这个！我就要这个！”1935年，德军开始列装3个坦克师。⁶⁰到1937年，德国陆军有了36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师（1933年仅有7个步兵师），加上预备役军人，作战兵力达到300万人；4年之内军力增加了30倍。到1938年，新生的德国空军有了3350架战斗机（1933年时为零），并着手训练空降部队作为陆军的空中力量。海军则开始建造一系列超级战舰中的第一艘，还计划要造一艘航空母舰。

重整军备大受欢迎，不仅因为它为失业的青年提供了工作机会，并把莱茵兰收归了德国，到1938年又把奥地利的一小部分和捷克斯洛伐克讲德语的地区纳入了大德国的版图，而且还因为它使得德国人民重拾民族自豪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打赢战争的代价使人民决心再也不要打仗；在德国，战败的代价似乎只有通过扭转上一次大战的结果才算没有白付。希特勒对此坚信不疑。虽然德意志帝国垮台后，官方努力宣传国际主义理念，但是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掩藏在漂亮的言辞表面下的民众的怨愤；在他15年的政治煽动蛊惑中，他一直刻意挑动这种怨愤。他指控签署《凡尔赛和约》的人犯了叛国罪，坚称要复仇，这些在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在法国人加固马其诺防线，英国人坚持拒绝重整军备的同时，年轻的德国人却争先恐后地穿上战壕中穿的灰军服，得意地享受着老百姓投来的钦佩目光；1914年之前的那几十年中，当征兵入伍的军队是象征德意志国家的主要符号的时候，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也得到了同样的赞赏；同时他们也因坦克、战斗机和俯冲轰炸机这些现代化的装备而兴奋激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愿景是受了“未来派”艺术的启发。在财政窘迫的法西斯意大利，未来只能停留在希望的层面上，但在希特勒的德国，它却成了令人陶醉的现实。到1939年，德国社会不仅重新实现了军事化，而且上下同心，一致坚信德国有能力打败那些只在口头上奢谈“全民皆兵”的衰败邻国，洗刷21年前的耻辱，赢得本应属于它的胜利。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在宣布他决定对波兰，因此也就等于对法国和英国作战的时候，明确提到了他在战壕里的经历。他说：“没有德国人比我更坚定地决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几年报效国家……从现在开始，我只是帝国的一名士兵……我再次穿上了我视为最神圣最宝贵的军装外衣。我会一直穿着它，直到我们取得胜利。不成功便成仁。”⁶¹此言一语成谶，五年半后，希特勒躲在柏林废墟下的掩体中，头顶敌军倾洒而下的炮弹，饮弹自尽。然而，战争开始时，德国战败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希特勒的将领警告说，对波兰也许不能迅速取胜，这是职业军人在把作战计划付诸实施时的共同口径。结果，没有装甲部队的波兰陆军一共40个师，从一开始就陷入德军62个师，包括10个坦克师的重重包围之中，打了5个星期即被制服；波兰空军的935架飞机几乎全部老旧过时，开战第一天就全军覆没。将近100万波兰人被俘虏，其中20万人落入苏联手中；苏联和希特勒签订了秘密协定，使德国不必像1914年那样，有两线作战之虞。根据这一协定，一旦战争开打，苏联即从东入侵波兰，吞并该国的东部领土。

德军在波兰之战中显示了它的新战术，德国的陆军和空军的装备及训练都以执行这一新战术为目的。这种战术叫作“闪电战”，是新闻记者的用语，但非常准确传神。它把坦克师的坦克集中列成进攻的方阵，上有俯冲轰炸机组这种“飞行的大炮”支援。使用这样的组合来攻击防线的薄弱环节时——事实上，任何遭受如此压倒性打击的地方都是薄弱环节——就会打出缺口，突破防线，然后一拥而上，造成敌军阵脚大乱。这个手法由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首创，亚历山大在高加米拉用它对付过大流士，拿破仑在马伦戈、奥斯特利茨和韦格勒姆也使用过。然而，过去作战是骑马冲锋，也靠马传递命令或战报，将领攻击得手后乘胜出击的能力受限于马匹的速度和耐力；闪电战却能够达到过去的将领无力取得的结果。坦克不仅比步兵的速度快得多，而且，只要燃料和零部件的供应得到保证，可以连续24小时以30英里，甚至50英里的时速前进；坦克配有无线电台，指挥部因此可以随着行动的发展随时接到情报，发出命令，这在战争中称为“实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曾试验过使用无线电台，但早期电台的电源笨重榔糠，只在海上比较好用。后来，无线电台体积缩小了，减少了耗电量，于是坦克和指挥车都安装了可靠的电台，同时，德国人在用机器把电文译成电码方面也大获成功。在无线电台的基础上，军事进攻发生了革命。德国空军将领埃哈德·米尔希（Erhard Milch）在战前一次讨论闪电战术的会议上一语道破天机：“俯冲轰炸机将形成飞行的大炮，通过良好的无线电通信与地面部队协同作战……坦克和飞机都将（由指挥官调动）。真正的秘密是速度——高速通信导致高速进攻。”⁶²

形成进攻方式革命的各个因素使希特勒和眼光较远的德军将领相信，德国国防军能够做到打败西边各敌国仍按常规方法组织的军队，同时保证自己基本上毫发无损；另外也可以不必把德国的工业全部投入军需生产，因此而避免难以承受的沉重经济代价。德国军方把1918年协约国的胜利归因于那些国家在“军需战”中略胜一筹；所以，他们一直坚持认为德国军队在战场上并未真正被打败。闪电战使用的武器相对便宜，这样德国人民既可以享受胜利的果实，又不必做出从前发动全面战争一定会带来的经济上的牺牲。

1940年5月到6月间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战斗似乎证明了这一估计的先见之明。德军的坦克师秘密集结在马其诺防线以北的阿登（Ardennes）森林，经过3天的战斗，突破了法军的防线，于5月19日推进至英吉利海峡沿岸的阿布维尔（Abbeville）。此举把同盟国的军队切成了两段：法军和英国远征军的精锐被截在北边，南边只有缺乏机动能力的二流部队防守着法国的腹地。随着英军大部队从敦刻尔克撤回英国，德军于6月4日拿下了同盟国军在北边的地盘，此后不久即突破并粉碎了南边的防线。6月17日，法国政府要求停火，自6月25日起开始生效（那时意大利加入了德国一方，所以停火也包括法意之间）。“法国大战结束了，”一位年轻的德国军官写道，“这场仗整整打了26年。”他流露出来的感情和希特勒不谋而合。7月19日，希特勒在柏林举行庆功会，把12位将军晋升为元帅；他已经决定让陆军100个师中的35个师复员，好为工业提供必要的人力，把消费品的生产维持在和平时期的水平。

因此，在1940年的夏天，似乎什么好事都让德国占了：战争得胜，经济富足，战士还能复员回家。为防冲突重起，希特勒命令继续生产新式武器；坦克师的数目将翻一番，要增加潜艇的数量，先进战斗机将从模型进展到生产阶段。然而，好像看不到冲突爆发的威胁。苏联按兵不动，正忙着把希特勒和斯大林在战前达成的协议中分给它的东部土地吸收入自己的领土，并按照协议规定的条件向德国输送原材料。英国被赶出了欧洲大陆，但英军几乎所有重型装备都扔在了大陆，因此没有发动进攻的手段；它最多只能保卫海上通道或领空。无论怎么看，按常理英国都应该求和。希特勒就是如此认为的，从6月到7月，他一直在等待丘吉尔的恳求。

他没有等到。相反，战局发生了变化。当时希特勒已经开始思考，对于地处德国开阔的边界以东的苏联，是否可以放心地和它相安无事。苏联边界上没有天然屏障，它辽阔的西部大草原适宜坦克驰骋，是打大规模闪电战的绝佳战场；对苏闪电战如果成功，德国将获得巨大的物质和工业资源，使它借此永远成为欧洲无可置疑的霸主。如果英国同意停战，就不会发动这样的闪电战，那就可以避免刺激美国像在1917年那样，插手欧洲的战事以扭转力量平衡。然而，英国人异常顽强，即使在8月对他们发动了全面空战，他们仍不肯投降。于是，希特勒一边等着看英国的防空能力还能支持多久，一边决定停止曾在法国作战的部队士兵的复员，作为预防性的举措，开始把坦克部队向东调动。

回想起来，希特勒恐怕是历史上最危险的战争领导人，因为他的思想结合了三个可怕的相互契合的信念，这些信念经常有人执其中之一，但从未有人三者皆备。他沉迷于作战技术，因自己掌握所有细节而自鸣得意，并毫不动摇地坚信优越的武器是赢得战争的关键；在这一点上，他的信念与德国军队的传统大相径庭，因为德军强调士兵的战斗力和参谋人员的专业技能，相信那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⁶³另外，希特勒也相信武士阶级的卓越，在他对德国人民的政治演讲中，他还给武士阶级的概念注入了无情的种族主义的内容。最后，他是个坚定不移的克劳塞维茨主义者，他真心把战争视为政治的继续，甚至不把战争和政治区分为两类不同的活动。虽然他轻蔑地拒斥马克思提倡的集体主义，因为它要不加区分地帮助所有种族摆脱经济奴役，但他和马克思一样，认为生命就是斗争，因此战争即顺理成章地成为种族政治实现其目标的手段。1934年，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一次大会上对听众大喊：“你们没有一个人读过克劳塞维茨，即使有人读过，也没有学会联系当今的现实。”1945年4月，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中，当他在柏林的地堡里坐下来撰写给德国人民的政治声明的时候，他只提到了一个名字来为他曾企图达到的目标辩解，那就是“伟大的克劳塞维茨”。⁶⁴

革命性的武器、武士的道德守则和克劳塞维茨把军事和政治目标合二为一的理念，这三者加起来，使得欧洲1939—1945年的战争在希特勒手中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决绝，其程度是此前的任何领导人，无论是亚历山大、穆罕默德、成吉思汗还是拿破仑，做梦也想不到的。开始时，希特勒默认了英法两国政府宣布的不对平民目标进行直接空袭的声明。这一禁令一旦被打破，所有的顾忌就全部扔到了九霄云外。⁶⁵打破这个禁令的碰巧是德军，1940年5月10日，德国空军弄错了目标，袭击了德国城市弗赖堡；为了权宜，把责任推到了法国人头上。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杜黑早已提出，只靠空中力量就有可能赢得战争（无论巧合与否，意大利是率先为军事目的使用飞机的，在1911—1912年间的战争中，它对利比亚的土耳其人进行了空袭），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方用飞机和飞艇对敌方城市进行的轰炸造成的伤亡很少，破坏也不大，但是希特勒相信他的新式空军拥有的1000架轰炸机如果集中力量给予雷霆一击的话，一定会打败英国皇家空军，粉碎英国民众的斗志。⁶⁶1940年9月7日至今在伦敦仍被称为“轰炸的第一天”，那天，德国空军投下的炸弹把伦敦所有的码头以及泰晤士河两岸城区的大片地方烧成白地；12月31日，德国空军摧毁了伦敦金融区的大部分地方；1941年5月10日，西部战线上发动坦克进攻的一周年，英国政府所在地白厅和威斯敏斯特宫，连下议院在内都被摧毁。德国空军只在1940年一年内就造成13596名伦敦市民丧生，尽管如此，最终遏制德国空军行动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它自己的损失——8、9两个月内，德军600架轰炸机被击落，迫使它放弃了把“以空中力量赢得战争”的杜黑理论付诸实施的努力。⁶⁷从1941到1943年，它只能偶尔在夜间对英国的目标进行空袭。

希特勒企图通过空中轰炸使英国人就范，却没能如愿，遂将注意力转回使用他的另一种革命性武器系统——装甲部队——来争取他梦寐以求的在欧洲战场上的全面胜利。到1941年春，他完成了把装甲师调向东面的预防性部署，下决心进攻苏联，因为苏联拒绝默认希特勒通过外交改组南欧版图的努力。他先对不肯俯首称臣的南斯拉夫和希腊开战，征服了它们之后，于6月22日命令装甲部队挥师苏联。

在对苏作战的头6个月中，闪电战术的成效如同1940年春天在西方一样令人目眩。1941年12月，德军坦克横扫苏联的农业中心和工业与采矿业重镇乌克兰，兵临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城下。当时看来，希特勒使用他热情推崇的革命性军事技术执行他信奉的克劳塞维茨理论似乎达到了目的（不过克劳塞维茨并非唯武器论者，他并不认为武器的优越与否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为希特勒所狂热倡导的武士道德守则也发挥了作用，可以说作用大得过分了。虽然在西方作战时，德军遵循了普遍的战时法律规范，但他们在东方的行为却十分野蛮；第三帝国的宣传机器把关于大草原匪帮的民间传说和民众头脑中红色革命獠牙利爪、鲜血淋漓的形象编织在一起，捏造出东方野蛮的印象，这似乎成了德军对红军士兵残忍野蛮的理由，就连战俘都不放过。在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和基辅包围战后，德军俘获了数十万红军士兵，对他们极尽虐待之能事。德国国防军俘虏的500万苏军士兵中有300万死于虐待和冻馁，多数死亡发生在战争的头两年。⁶⁸

至少在德军于1942年秋在大草原深处的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泥足深陷之前，闪电战在陆上一直势如破竹。但在其他地方，希特勒依靠先进武器和极端战略推进的战争却出乎意料地遇到了一系列阻碍。在海上，他期冀用潜艇封锁英国，完成1917—1918年间德国海军因潜艇数量不足而未能做到的事，但1943年，同盟国对跨大西洋商船队的整个航行区实现了远程空中覆盖，用护航的航空母舰为商船队提供局部空中保护，并比德国的密码编制人员技高一筹，破译了德国海军指示潜艇截击商船队的电文，因此改变船队的航线，使潜艇扑空；这一切使得希特勒的期冀化为泡影。⁶⁹

与此同时，在欧洲大陆的上空，希特勒的敌人正在获得决定性的优势。根据德国实行的经济政策，军工产业只生产在战场上直接产生效果的武器，如坦克、俯冲轰炸机、步兵的自动化武器等等，所以空军没有建立起一支真正的战略力量。即使在战争打响之前，希特勒对闪电战概念的痴迷就已经迫使空军放弃了早先制定的制造大型远程轰炸机的计划。⁷⁰英国和美国的空军政策却恰好相反。事实上，英国政府在战前很费了些力气才迫使皇家空军从制造轰炸机的资金中分出一些来生产战斗机，因为空军的领导人对杜黑关于“通过空中力量赢得战争”的理论坚信不疑。早期的英国轰炸机有战略概念，却没有战略能力，但1942年开始到达英国和皇家空军共同进行对德战略轰炸的美国空军具备了战略能力。它的B－17轰炸机达到了所有要求：速度快、航程远、载弹量大、精确度高，并可自我保护，抵御战斗机的攻击。

希特勒撕毁了不轰炸平民目标的不成文协定，于是英国在1940年间也开始轰炸德国的城市。那一年和后来一年的空袭没有产生多少效果，但1942年2月，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指挥部换了新领导，阿瑟·哈里斯（Arthur Harris）空军中将抛开了只对可辨认的军事目标进行直接空袭的政策，开启了“区域轰炸”的做法。1903年发明了真正可用的飞机的莱特兄弟曾经预言，飞机将成为使人类大家庭更加亲密的手段；抚今追昔，世事的发展实在太讽刺了。2月14日，英国空军参谋部的一份指示规定，空军行动“现在应集中打击敌国平民，特别是工人的士气”。⁷¹很快，英军就开始对选定的德国城市倾泻装有高烈度炸药的炸弹，一次投下的炸弹达上千枚之多；在1943年7月24日到30日的夜间空袭中，汉堡80%的建筑被破坏或完全炸毁，30000市民被炸死，街道被4000万吨瓦砾堵得无法通行。美国空军与英军协同作战，在白天继续轰炸。美国空军一旦获得了护航的远程战斗机，轰炸机飞进德国领空即如入无人之境。

同盟国对德国城市的大规模空袭是战争行为的重大发展，几个勇敢的人站出来仗义执言，谴责它是道德的倒退，然而，比起太平洋的两栖空中力量的部署规模来，它却是小巫见大巫。日本名义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它对德宣战，目的是夺取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但在战后分赃中感到自己没有得到应得的一份。自1921年起，它把军费的一大部分用来发展世界上最庞大、装备最精良的海军。1937年，军人把持的日本政府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的时候，日本舰队中的6艘大型航空母舰没有派上用场，但当1941年，东京面对美国坚持要它停止深入中国腹地，不再向南威胁英国和荷兰（在火药时代乘风帆船征服的）在马来亚和东印度群岛的属地的要求，决定还以颜色的时候，它们就成了至为重要的战略支柱。日本首屈一指的海军战略家山本五十六属于少数对美国有第一手了解的日本人，他对自己指挥的日本舰队力量的相对虚弱提出了警告：“我们可以在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内为所欲为，”他这样预言说，但在那以后，“得克萨斯的油井和底特律的工厂”⁷²就会为美国提供对日本发动不可避免的决定性反攻的手段。他的异议被多数压倒，在1942年的头半年，日本海军作为陆军的先头部队和护送部队，征服了几乎整个西太平洋和东南亚，把他们战略控制区的边界扩展到澳大利亚北面。按他们的计划，这个战略控制区将维持得牢不可破。

日本人是从哪里得来的武士精神，使他们的军队成为世界上最难对付的军队之一，时至今日，这一点仍和1941年12月7日，日本第一航空队的飞行员把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战舰炸成一排燃烧的空壳的时候一样，是一个谜。日本人一直是尚武的民族，在13世纪，除了埃及的马穆鲁克突厥人之外，唯有他们抵抗并打跑了来犯的蒙古大军（当然必须承认，一场及时而来的台风帮了日本人的忙）。尽管如此，他们作为武士，“原始”特征非常明显，作战形式高度程式化，把武艺主要视为一种手段，用来确定社会地位，迫使不带剑的人臣服于称为“samurai”的武士。他们就是为了维持这样的社会等级秩序，17世纪时才在日本各岛禁用火药，还一直抵制外国商人的到来，直到1854年一支美国蒸汽动力的舰队来到日本，使他们认识到，他们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办法已经不管用了。

面对西方技术的挑战，中国的满洲人希望以强韧的传统文化来应对这种挑战造成的不稳定；日本人的反应则不同，他们自1866年起，痛下决心学习西方物质进步的诀窍，用来为自己的民族主义服务。在一场激烈的内战中，抵制改革方案、冥顽不化的日本武士被首次接受平民加入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得胜的政权仍然由封建家族统治，但统治者热切追求必要的改革。政府派考察团去西方，把使西方国家强大的一些制度引进日本：经济引进了工业流水线；公共领域中建立了陆军和海军，实行普遍征兵制，装备最先进的武器，包括1911年日本造船厂开始建造的装甲战舰。

其他非欧洲国家也曾企图赶超西方的军事力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有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和19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但均未成功。事实证明，购买西式武器不能自动带来西方的军事文化。但日本却成功地两者兼得。1904—1905年间，它在争夺对中国东北控制权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其间所有的西方观察家都惊叹于日本普通士兵出类拔萃的战斗力。⁷³1941—1945年间在东南亚和太平洋的战争中，日本士兵的战斗力再次得到展示。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始阶段，英军把一些印度历史上历次征服者的后裔招募组成部队，这些被称为“从武之人”的人受训后在英国军官指挥下作战，但他们在战场上面对100年前还根本无权携带武器的日本农民的后代却屡战屡败。

日本军人的个人素质最终仍然抵挡不住山本五十六警告过的实力。美国工业马上“激增”产能，源源不断地把战舰和飞机输往前方，远超日本的产量。但是，这样说绝不是贬低在太平洋战场同日军作战的美军士兵的勇气或能力。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硫磺岛战役和冲绳岛战役（1945年）中的表现充分证明，希特勒蔑视美国人，说他们因物质丰裕而失去了男子汉气概，完全是种族主义的自欺欺人。尽管如此，日本人自始至终表现了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决心，塔拉瓦战役（1943年）结束后，日本的5000守军只活下来8人。因此，美国最高指挥部在1945年决定，只要有别的办法，就不会冒险进攻日本本土，⁷⁴因为代价实在太大，估计会有100万伤亡。到1945年中，这个“别的办法”出现了。

美国为了用武力打垮日军的士气，已经采用了众多的先进技术手段。它的航空母舰数目虽然比不上日本，但在珊瑚海和中途岛两役中充分投入使用，到1942年即恢复了太平洋上海军力量的平衡。自那以后，美国海军的航母舰队规模急剧扩大；1941年到1944年间，美国下水了21艘舰队航母，日本仅有5艘；所以，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去任何地方都能随心所欲，因为它有强大的辅助舰队，可以在海上连续游弋几周之久。到1944年底，美国的潜艇击沉了日本一半的商船和2／3的油轮；1945年夏，美国战略空军向日本大多是木制房屋的城市大量投掷燃烧弹，把日本60个最大城市60%的城区烧得一干二净。然而，尽管美国空军的将领也许相信轰炸的力量，但仍有人怀疑只靠空中轰炸是否能使日本认输。

战略轰炸并未打败德国。在欧洲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英美联军的空袭炸毁了德国所有的合成炼油厂，那是德国唯一的油料来源，空袭还迫使铁路运输陷入停顿。不过，到那时，1944年6月在法国登陆的英美联军和同时突破了德国国防军在白俄罗斯最后一道防线的苏联红军已经把战场推至德国纵深。他们打的是消耗战：各方军队都增加了坦克，这种装甲武器因此而失去了闪电战在1941年到1942年那段短暂时间内的震慑性效果。此外，从1943年到1944年，空袭行动也经过了相当长的消耗期；每次出任务，机组人员都要损失5%～10%，这有可能摧毁盟军的士气，把德国上空的优势拱手让给德国的战斗机和空防。有人驾驶的轰炸机作为进攻用的武器十分脆弱，希特勒在1940年对英空战中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对这一点深有体会。这是他大力推动研制无人驾驶飞机的主要原因，德国军方自1937年起即不惜重金资助这方面的研究。1942年10月，德国试射了一枚射程160英里，能运载一吨高烈度炸药的火箭；1943年7月，希特勒宣布这种火箭为“战争的决胜武器”，并下令“必须立即提供（设计者）所需的任何人力或物力资源”。

被盟国称为V2的火箭到1944年9月才服役使用，一共只发射了2600枚，发射的目标先是伦敦（炸死了2500人），然后是英美联军在德国西线作战的主要后勤基地安特卫普。⁷⁵但是，这种武器的潜力显而易见；英国人得此消息后大为震惊担心，他们最初得到这个消息是在1939年11月，一位同情盟国事业的神秘德国人送来了一份报告。这份“奥斯陆报告”成了战争头两年英国技术情报研究的重点内容。与此同时，英国的科学情报部门也越来越担心德国可能会试验把原子能用于军事目的。

到那时为止，威胁仅是理论上的；科学家尚未成功引发原子裂变的链式反应，而原子只能通过这个过程才可以释放爆炸力，当时也不存在能够引发原子裂变的机器。但是在美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1939年10月11日派人去见罗斯福总统，警告他注意原子弹的危险，总统立即成立了委员会评估这一危险，⁷⁶从这个委员会中发展出了“曼哈顿计划”。英国人也开始聚集必要的人力物力进行原子弹的研究，同时不惜一切手段阻止德国人获得原子弹。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代号为“管道合金”的英国研究小组全班人马来到美国，加入代号同样不知所云的“曼哈顿计划”的人员，和他们共同研究。研究人员争分夺秒地寻找如何把裂变理论变为现实，制造出终极武器的方法，坚决不让德国人赶在他们前面。他们努力的成果在德国战败后才得到展示，盟国派出的各个专家组经过深入无遗的调查后发现，即使到战争结束时，德国也还远未发现启动链式反应的方法。

1945年7月16日，温斯顿·丘吉尔接到在美国新墨西哥沙漠中的阿拉莫戈多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时，说了这样带有预言性质的话：“火药算什么？微不足道。电力算什么？毫无意义。原子弹才是雷霆万钧的基督复临！”⁷⁷他这番话是对美国作战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说的，史汀生当时是美国政府内部一场辩论的中心人物；辩论的问题是，是否应该用原子弹这么可怕的武器来迫使日本投降，尽管日本对珍珠港的偷袭、日军在战斗中的强悍，以及他们对战俘和他们占领下的平民惨无人道的虐待使美国人民对他们毫不同情。辩论很快就有了结果，促成决定的关键因素是预计那时正在集结，预备进攻日本本岛的美军会有100万伤亡这个数字。史汀生自己后来做的解释代表了当时支持杜鲁门总统命令的大部分人的心声，“我感到，要让日本天皇和他的军事顾问真正投降，必须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使他们相信我们有力量摧毁他们的帝国”。⁷⁸1945年8月6日，美国对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3天后，打击的目标转向长崎，共造成10.3万人死亡。面对停止抵抗，否则就“等着灾祸从天而降”的迫令，日本天皇在8月15日对全国广播，宣布终战。

法律和战争的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原子弹的发明并没有使战争就此销声匿迹，当时没有，后来的几十年内也没有。日本摧毁了欧洲在东方的帝国，当着以前曾是被统治人民的面，对欧洲的总督和住在东方的欧洲人大加侮辱，这意味着1945年后，欧洲人若想在东方恢复殖民统治，就只能使用武力。英国人盘算后决定，在缅甸恢复殖民统治是不可能了，遂于1948年承认了缅甸的独立。同年，马来亚在共产党的号召下爆发了起义；英国人认识到，要想镇压起义，只能以自治为条件来争取人民支持平叛。荷兰人很快放弃了在东印度群岛恢复殖民统治的努力，那里和缅甸一样，日本人培育的独立运动已成为老百姓的民心所向。只有法国看法不同。印度支那出现了一个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从日本人手中获得了武器。面对这种情况，法国派遣远征军去强行重建“二战”之前的殖民政权，但是远征军从1946年到达的那一刻，就陷入了游击战的泥淖之中。敌人显示了高超的游击战术和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叫作“越盟”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从中国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那里学到的游击战术；在被日本占领了8年，也和日本人战斗了8年的贫穷的中国，共产党在1945—1949年的内战中迅速夺取了蒋介石政府的权力。毛泽东的军队是靠常规战术打败了蒋介石的，然而，它在还不成气候的时候，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作战哲学，把中国传统的避敌锋锐、等待战机的战略和马克思主义坚信革命必定胜利的信念结合为一。印度支那的地形非常有利于突袭、小型进攻和迅速撤退，越盟在那里应用中国的游击战术打“持久战”——这是毛泽东为自己的战法起的名字——最终成功地销蚀了法国远征军的抵抗。1955年，法国政府放弃了努力，把权力移交给了越盟。

越盟为残余的欧洲殖民地人民树立了榜样，激励他们纷纷拿起武器，尤其是北非的法国殖民地，但也包括英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殖民地和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20世纪60年代期间，欧洲帝国主义大国全面败退，即使在仍然风平浪静的殖民地也不战自溃。曾几何时，在火药时代的初始时期，这些欧洲海上强国怀着无比的道德和物质优越感驶向世界，而今反对欧洲统治的“改变之风”劲吹，把它们的自信刮得涓滴无存。

1945年之后的40年内，新独立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大力推行西式的军事化，这和19世纪欧洲非武士阶层的人民拿起武器一样意义重大。出现的一些负面的效果应在意料之中，如武器开支过大、迫使平民接受军人价值观、自封的军事精英凌驾于社会之上，甚至诉诸战争，等等。同样不出意料的是，非殖民化进程完成后成立的近100支军队中，大部分作战能力很差。富有的西方国家为了自己的私利向穷国出售它们根本买不起的武器，美其名曰“技术转让”，但“技术转让”没有给接受国输入必要的文化，而先进武器在西方人手中之所以成为如此可怕的杀人工具，正是因为他们的文化。1866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实现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后来只有越南经历了和日本一样的过渡；美国在1965年到1972年间和越南因意识形态打了一场战争，最后却无功而退。但在其他地方，军事化只带来了黩武主义的特权，却没有树立纪律这个军人的美德。

后殖民主义时期发生了许多小型战争，尽管这种情况使原宗主国中思想开明的人忧心如焚，但1945年的战胜国却并不特别担心，因为那些小型战争不会危及它们赢得的和平。它们担心的是另一个问题——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戛然而止的核武器。最初只有美国掌握制造核武器的秘密，所以人们还比较放心。然而，1949年，世界得知苏联也爆炸了原子弹。20世纪50年代期间，美苏两国都开始研发破坏性大得多的氢弹；结果，工业化世界不得不直面它自己造成的这个噩梦的性质。短短500年内，人类战争发生了巨变。战争的危害起初只限于人和动物的肌肉所能造成的破坏，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化学能量取代了人力并增强了战争的破坏力，但并未在心理上超越战争原来的概念，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个始料不及的情况：即使战争的目的根据普遍的军事理论是合适正确的，战争结果也会毁灭整个地球。史汀生刚刚听到原子弹的消息时，说它“不仅能造成可怕的破坏……还是一种心理上的武器”，此言之确超出了他自己的想象。⁷⁹核武器使人心神不安，它引起的恐惧彻底显露了克劳塞维茨理论的空虚。如果理性政治的终极目标是推进政治实体的福祉，战争怎么可能是政治的继续呢？核武器造成的难题促使勤于思考的人们——政治家、官僚，可能尤其是职业军人——绞尽脑汁寻找摆脱他们自己造成的困境的办法。

一些聪明绝顶的人，包括很多被西方政府网罗到决策机构的学者，为找到对目前困境的调和之道而殚精竭虑；他们提出了一套理论，一步一步地说明克劳塞维茨的逻辑仍然是颠扑不破的。这种理论说，核武器仍是为政治服务的，不过不是通过实际使用，而只是通过威胁使用即可达到目的。这一“威慑”理论源远流长。过去好几个世纪的军人兴军练兵打出的口号都是罗马人最初提出的：“要和平，先备战。”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这个思想改头换面，变成了“确保互相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即确保有能力“威慑蓄谋的（核）攻击……随时保持清楚无误的能力，即使在遭受了突发的第一次打击后，仍能给任何侵略者造成无法承受的沉重打击”。⁸⁰当核弹头和运载它们的飞机及（在德国的V－2火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导弹数目尚且较少的时候，“确保互相毁灭”也许还能勉强被说成是把核打击能力限制在可控范围内的办法，特别是因为两个核大国互不信任，顽固地抵抗任何有成效的核裁军措施。到了20世纪80年代，双方的洲际弹道导弹均已达到2000枚左右，核弹头更是数以万计，显然必须找到别的更好的维护和平的方法。

人类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努力通过法律克制战争，用法律来规定何时可以打仗［国际法的用语是“作战的权利”（ius ad bellum）］，以及一旦战争发生什么是可以准许的行为［“作战中的权利”（ius in bellum）］。古时候，只要国家或国家的官员受到侮辱或伤害，为此发动的战争就是“正义的战争”。希波的圣奥古斯丁（354—430年）是第一位阐述国家论题的基督教神学家，在论及想避免犯罪的人是否可以参加作战的时候，他说，只要战争的动机是正义的，作战时怀有惩恶扬善的“正确意图”，并且有既成的权威领导，就可以参加作战。直到宗教革命之前，教会对交战方进行裁定都是依照这三条原则。后来，一些天主教法学家对它们做了进一步的阐发，

比如，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toria，1480—1546年）提出，如果一个异教徒在既成权威的领导下作战，相信他的事业是正义的，也必须尊重他的信念。但最重要的是伟大的荷兰新教徒律师胡果·格劳秀斯（1583—1645年）的理论，他除了为“非正义”和“正义”的战争确定定义之外，还建议采取措施来惩罚发动非正义战争的元凶。

18世纪和19世纪期间，格劳秀斯提出的对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分无人理会，因为当时的决策者大都把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奉为圭臬，认为主权赋予了国家为所欲为的权力；自宗教革命之后没有任何超国家的权威批驳此一论点，所以它在整个火药时代大行其道。如著名国际法律师W·E·霍尔（W.E.Hall）在1880年所说：

国际法……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即无论战争的起因正义与否，打仗完全是交战双方的选择，所以国际法只能努力管控战争的影响。故此每一场战争的交战双方都处于同样的法律地位，也因而拥有平等的权利。⁸¹

19世纪末发展出了能造成大规模杀伤的武器，结果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觉得这种不分是非的理论十分危险，于是，在1899年和1907年通过的《海牙公约》[1]中，大国商定了一些温和的措施，用以限制它们任意打仗的自由。（作战中的行为已经有了规定，是一系列的《日内瓦公约》，其中第一项是1864年由12个大国签署的。）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事态发展使海牙和平运动成了笑话，于是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国际联盟（国联）于1918年成立，把海牙和平运动的精神融入了《国际联盟盟约》，规定国家之间出现争端须先经过仲裁，拒绝接受对其不利的仲裁结果的一方将受到国际制裁。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确切地规定了对战争的法律限制，这项全称为“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条约”的文件是除《国际联盟盟约》以外，又一项要求签署国承诺今后“用和平手段”⁸²解决一切争端的公约。自那以后，所有战争严格来说都是非法的，美国政府就是因为目睹这条新的国际法原则受到公然践踏，才决心在1945年把反德反日的道义联盟变为联合国这个永久性的组织。主要是在美国人的坚持下，联合国组织的宪章再次重申了《巴黎非战公约》和《国联盟约》的原则，并在国联的仲裁和制裁机制之外加上了一套规定，使联合国能够对违规者使用武力。

美苏之间40年的核对抗使得《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形同虚设，个中原委众所周知，不必赘述。然而，即使在1990年苏联解体，核对抗随之解除之前，两个超级大国就已经商定了核裁军的实质性措施，因为导弹技术的完善造成突然袭击的危险日益加大，使得两国都忧心忡忡。因此而导致的缓和是国际关系领域中自1945年联合国创立以来最令人快慰的发展。

然而，最有希望使沉溺于战争的世界走上和平道路的既不是核裁军，也不是因俄罗斯放弃马克思主义而造成的新的和谐气氛，而是苏联在离解体只有几个月的时候，决定支持联合国对1990年秋无故侵犯科威特的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无论按照什么标准，伊拉克都违背了《国联盟约》《巴黎非战公约》和《联合国宪章》等一系列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正义战争”的一切道德和法律条文。在联合国决议授权下出兵惩罚伊拉克并夺回被它非法吞并领土的军队如同疾风扫落叶，击败了伊拉克军队，没有造成任何平民伤亡。这是自17世纪格劳秀斯在三十年战争鏖战方酣之际确立了正义战争的道德指导原则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正义战争的胜利。

除联合国以外，没有更好的缔造和平的工具，但期盼联合国能永久维持和平的人恐怕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希望成真。人先天具有暴力的潜质，这一点毋庸置疑；即使我们承认，在任何社会中，都只有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可能会把这一潜质发挥出来。自出现了有组织的军队以来，人类在4000年的历史中学会了找出这些适合当兵的少数人，训练他们，给他们配备武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资金；当多数人感觉受到威胁的时候支持他们去作战，并为他们的行为鼓掌欢呼。还必须进一步认识到，一个没有军队——这里指训练有素、遵纪守法的军队——的世界将会乱得不可收拾。高素质的军队不仅是文明的工具，也是文明的标志；没有它们，人类就只能或者回归“军事地平线”下的原始生活，或者陷入无法无天的未世乱象，如霍布斯所说，“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

在世界上有些地方，族群之间互相仇恨，廉价武器这一工业化世界最可耻的产品充斥社会，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的混战已经是家常便饭，我们每天都能从电视上看到这种触目惊心的景象。它显示出，如果我们不肯拒斥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思想，如果我们拒绝承认政治导致战争是令人智昏的毒酒，那么战争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苦难。

拒绝接受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不需要像玛格丽特·米德那样，把战争视为人的“臆造”；也不需要想方设法改变我们的基因，那注定不会成功；更不需要摆脱我们的物质环境，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掌握是仅仅两个世纪之前我们最乐观的祖辈都无法想象的。我们只需认识到，经过4000年的试验和重复，作战业已成为一种习惯。在原始社会中，这个习惯受到程序和仪式的限制。在后原始世界中，人的聪明才智把程式和仪式与作战分离开来，去除了它们对战争的限制，使从事暴力的人得以把战争的暴力程度推至，甚至超过极限。作为哲学家的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发展到极致的暴力行为”；作为军人的克劳塞维茨没有料到他的哲学理论导致的恐怖结果，但我们却看到了。原始人崇尚克制、外交和谈判，我们应当重拾这样的习惯。除非我们摒弃人类后来养成的习惯，否则我们将难逃毁灭的命运。

[1]1899年和1907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公约和声明文件的总称——译者注

结语

我在本书的开头曾发问：“何谓战争？”现在书写完了，我希望能使读者认识到，对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战争也并非都属同样的性质。我还希望读者会对人注定要打仗，世界事务归根结底只能用暴力解决这样的思想产生怀疑。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战争史，因为我们所属的国家大多是经过征服、内战或独立斗争而产生的。而且，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的伟大人物一般都是从事暴力的人，许多本身就是战士；即使没有亲身参加战斗，也明白暴力的用途，并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

20世纪频繁而激烈的战争也造成了普通男女观念的扭曲。在西欧、美国、俄罗斯和中国，战争影响到了大多数家庭的两三代，甚至三四代人。几百万儿子、丈夫、父亲和兄弟应征上战场，却再也没有回来。战争给全体人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灵创伤，使他们热切地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不再经历他们遭受过的苦难。然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有暴力发生，甚至残酷或无情的表现也不多见。维持世界运作的是合作的精神，不是对抗。大多数人每天在生活中都力求合群，尽力避免不和，减少分歧。睦邻被视为平民最可贵的美德，善良是最受欢迎的个性。

必须认识到，只有在自我克制的严格限制内，睦邻才能够发扬光大。我们心目中最宜居的文明社会是法治社会，即有警察管控的社会，而警察的工作是一种形式的强迫。我们接受警察，就等于默认人性有黑暗的一面，必须用强力予以遏制。不受遏制的人要受到惩罚，用来施加惩罚的工具就是强力。然而，尽管人有暴力的潜质，他同时也能够限制暴力的影响，哪怕没有强力对暴力的遏制。本书开头时对“原始”战争现象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为20世纪的战争都十分极端、十分残酷，所以现代人很容易认为战争趋向极端是不可避免的。在现代战争中，温和有度或自我克制的名声不太好；人道主义停战或调解被讥讽地看作对极端痛苦的暂时缓解或掩饰。然而，“原始人”的行为证明，人在作战中有能力限制自己行为的性质及影响。原始人有各种各样的办法使他和他的敌人免于战争的最坏结果。一种办法是豁免，即社会中的某些成员——妇孺老病——不参加战斗，也不受战争结果的影响。另一种办法是习俗，特别是有关选择战争的时间、地点、季节和由头的习俗。最重要的办法是仪式性的程序，它确定了战斗本身的性质，并要求在完成了确定的程序后，交战方承认得到了满足，并转而诉诸和解、仲裁和媾和。

前面说过，千万不要把原始战争理想化。它有可能突然变得十分暴烈，把所有的豁免、习俗和程式都抛在一边，使暴力迅速升级。即使交战双方遵守了各种限制，战争给战败方造成的物质影响也是令人伤心的。最重要的影响是逐渐迫使弱小的一方离开他们熟悉的家园，到条件严酷的地方去。这样的迁徙最终有可能破坏，甚至摧毁他们的文化，尽管文化方面对作战的限制通常起到了保护文化的作用。文化不能无限地自我维持，它很容易受到打击，而对文化打击最大的就是战争。

尽管如此，文化又是决定战争性质的首要因素，这方面亚洲的战争史提供了明证。让我们暂且称其为东方战争，以与欧洲战争相区别；它有其自身的特征。最首要的特征是避敌锋锐、拖延等待和迂回战术。考虑到阿提拉、成吉思汗和泰摩兰的军队作战时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凶猛无情，这些特征似乎全不适用。然而，看他们的行动要结合大背景。战马成为主要作战工具的3000年间，那种残酷的战争在欧亚战争史上并非经常性的特点，而是间隔很久才发生的异类情况。当然，在那3000年中，马背上的武士一直是一个威胁，但这个威胁一般是可以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通常采用的作战方法。他的作战方法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避敌锋锐、拖延等待和迂回战术。马背上的武士从来都是远距离作战，使用投射性武器，而不是锋利的刀剑，遇到顽强抵抗时即撤军后退，靠消耗敌人的力气制胜，而不是硬碰硬地通过直接的较量打败敌人。

正因如此，防守方一般可以在和马背上武士居住的地区接壤的地方修建固定的防御工事，以此阻止他们的来犯。他们一旦离开居住的草原，首先就难以维持大群的马匹；如果再遇到像中国的长城和俄国的碉堡线这类拦路的障碍，他们就可能会完全丧失战斗力。尽管如此，一些马背上的武士最终还是成功地深入农耕地区，成为长期的统治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莫卧儿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还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曾在阿拉伯土地上大权在握的马穆鲁克。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成功的征服者也未能发展出创新性的治理艺术。他们仍然紧守着营帐、战马和弓箭的文化，即使住进了被他们打败的帝国首都的豪华宫殿，还保留了游牧民族酋长的生活方式。在遇到采用了新作战技术的力量的挑战时，他们文化上的僵化使他们无法有效地应付，最终只有被淘汰一途。

但具有矛盾意味的是，东方战争的一个因素赋予了它强大的目的感，同时又对战争的行为进行了自我设限，这个因素后来才传到西方。这就是意识形态和思想的因素。远在任何西方社会之前，中国人就已提出了战争的理论。儒家崇尚理性，他们的理想是社稷长存，江山永固，这促使他们寻求用法律和习俗来控制动武的冲动。但这个理想无法长期维持。内乱外患时时造成政权更迭，来自大草原的侵略经常是引起内乱的原因。尽管如此，中国人战争最持久的特点仍然是适度，目的是维护文化，不随外来征服者或内部革命一时的需要而改变。中国人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使来自大草原的侵略者实现了汉化，用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控制他们本性中的破坏倾向。

亚洲的另一个主要文明，伊斯兰文明，在战争中也表现出了克制。不过人们的印象却恰好相反。伊斯兰教被广泛视为号召征服的宗教，它最广为人知的一条教义就是穆斯林有义务对异教徒发动圣战。其实，穆斯林社会以外的人对伊斯兰征战的历史和圣战教义的确切性质都有所误解。伊斯兰国家对异族发动征服战的时代相对短暂，那个时代的结束不单单是因为伊斯兰国家的敌人学会了如何反抗，也因为伊斯兰国家内部就打仗是否合乎道德发生了分歧。这样的内部分歧造成穆斯林反对穆斯林，违背了穆斯林不得彼此作战的教义。面对这种情况，伊斯兰国家的最高权威采取的办法是把作战的职能交给专门为打仗的目的招募而来的武士，把他们变为附属的专业阶级；这样就解脱了大多数人的作战义务，使虔诚的穆斯林得以专注于关于圣战的训谕的“大”的方面而不是“小”的方面，这个“大”的方面是“对自己心魔的战争”。伊斯兰国家主要是从大草原的骑马民族中招募为自己打仗的战士，那些人因垄断了武器而夺取了权力，但他们拒绝调整自己的军事文化去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结果伊斯兰国家的战争最终变得几乎和中华文明内部的战争一样限制重重。在一个文化内部，作战行为受到限制只有好处。但一旦这个文化和另一个对东方传统所规定的行为限制完全不予承认的文化发生碰撞的时候，它面对敌人残酷无情的战术就丝毫没有准备，亦毫无招架自保之力。

伊斯兰国家遇到的那个文化正是西方文化。它由3个要素组成，一个是自身固有的，一个是从东方学来的，还有一个是它通过适应和试验获得的。这3个要素是道德、思想和技术。道德要素来自古希腊人。是他们在公元前5世纪摆脱了原始作战方式的束缚，尤其是作战中对程式的尊重，采用了面对面你死我活的战法。这种对传统方法的背离始于希腊人彼此之间的战争，外部世界初次接触到这种战法时深为震惊。关于亚历山大大帝和仍保留着原始作战程式和马背上武士的躲避战法的波斯帝国的战争，阿里安做出了详尽的叙述；它既是真正的历史，也是文化差异的一个范例。大流士皇帝是真正的悲剧性人物，他所代表的文明面对亚历山大这样的敌人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占了上风后不肯罢手，用钱贿赂，派人说项都不管用；他们什么事都要放到战场上去解决；他们打起仗来似乎胜负比什么都重要，连个人安危都抛在脑后。大流士是被他的随从杀死的，他们希望把大流士的尸体留在那里让亚历山大看到，自己就可以逃过一劫。这极好地说明了权宜和荣誉这两种不同的战争道德之间的文化冲突。

徒步作战至你死我活的道德守则——这里必须说明是徒步作战，因为这一道德守则属于步兵，与骑兵作战无关——后来通过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传到了罗马。它一定也传给了条顿民族，罗马与条顿民族进行了一系列殊死决战，最后以失败告终；至于是如何传到条顿民族那里的，到现在仍然没弄清楚，也许会成为一个永远的悬念。然而，入侵罗马的条顿民族毫无疑问是采用面对面战法的。若非如此，他们肯定不可能打败罗马军队，尽管在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世纪，罗马的军队已经凋敝不堪。后来建立的各条顿王国取得的一个特殊成就是把面对面的步兵战法吸收入了马背上的作战。因此，西方的骑士和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同，作战时直冲敌人的大军所在，而不是远远地趁机突袭。他们在夺取圣地的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遭遇了阿拉伯人和马穆鲁克的军队，其间发现自己原来面对面的战法经常不能奏效；在和不把避免直接交锋视为耻辱的敌人作战时，冲锋不起作用。然而，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在中东的冲突导致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其意义非同小可。它解决了基督教徒一直以来关于战争是否合乎道德的困惑，因为它把圣战的道德观念传到了西方，给西方的军事文化注入了此前没有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的要素。

蕴含着个人荣誉概念的面对面的作战方式和意识形态的要素就这样结合在了一起，剩下的只等加上技术要素就构成了完整的西方作战方式。到18世纪，火药革命已经被广为接受，火药武器也得到了完善，这个要素终于到来了。为什么西方文化对技术带来的变化热情接受，而亚洲文化却没有（而它的性质完全不是泥古不化的），这个问题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畴；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亚洲文化之所以没有适应技术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仍然遵守着一种军事克制的概念。军事精英坚持唯有他们才有权使用传统武器，无论他们的武器与其他地方新出现的武器相比是多么落伍。其实，这种坚持是一种非常合理的军备控制方法。西方世界抛弃了军备控制，走上了另一条路，结果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谓的真正的战争：它是政治的继续——克劳塞维茨视之为战争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内涵；它以作战为手段——克劳塞维茨所理解的作战就是面对面的战斗；它使用西方技术革命发明的武器——克劳塞维茨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

克劳塞维茨去世后的年代里，西方到处攻城略地。19世纪期间，亚洲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被西方置于统治之下，只除了中国人、日本人、泰国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属民；美洲、非洲和太平洋的原始部落面对西方的军队更是毫无胜算。只有尼泊尔和埃塞俄比亚这些偏僻难至的地方没有落入西方帝国的手中，因为太难攻克，不过它们也都遭受过西方的侵略。20世纪上半叶，就连中国也难逃魔掌，遭到西化的日本人的占领，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领土也任由西方军队长驱直入。只有土耳其人这个勇敢坚毅、足智多谋的民族，这个即使使用弓箭这种效力有限的武器也多次打得敌人落花流水的民族一直没有屈服，直到在20世纪中期成为独立的国家。

然而，西方战争方式的胜利其实是假象。在用来对付其他军事文化的时候，它的确战无不胜。但用在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它带来的只有灾难，甚至可能造成浩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几乎全是欧洲国家，它结束了欧洲对世界的统治，通过给交战国人民带来的苦难，腐蚀了欧洲文明中最美好的内容——自由主义和对未来的希望，它还给军国主义者和极权主义者提供了掌握未来的机会。那些人争取他们想要的未来，结果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未竟的破坏。它还促成了原子弹的发明，这是西方战争方式逻辑发展的顶点，也是对宣称“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种论点的终极否定。

政治必须继续，战争却不能继续。这并非说战士的作用已经终了。世界比过去更加需要随时准备为国家服役的技术娴熟、纪律严明的战士。这样的战士必须是文明的保卫者，而不是文明的敌人。他们是为文明而战，他们的敌人是种族主义者、割据一方的军阀、意识形态上的顽固分子、普通劫匪和国际有组织犯罪分子，他们的作战方法不能只采用西方的模式。未来维持和平和缔造和平的人从其他的军事文化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不仅是东方的军事文化，而且也包括原始的军事文化。战争中的自我克制原则，甚至象征性的仪式程序，都是需要不断温习的智慧。把政治和战争区分开来是更大的智慧。除非我们坚持这一区分，否则我们就像复活节岛上最后的居民一样，未来可能被“手上染血的人”所掌握。

注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战简史：帝国幻觉 / （英）斯通著；王东兴，张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8

书名原文: World War One: A Short History

ISBN 978–7–5086–4682–4

I. ①一… II. ①斯… ②王… ③张… III.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史IV. ①K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5688号

World War One: A Short History

Copyright © Norman Stone 2007,2009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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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一战简史：帝国幻觉

著者：[英]诺曼·斯通

译者：王东兴，张蓉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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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简史

——帝国幻觉

[英] 诺曼·斯通 著

王东兴 张蓉 译

中信出版社

这不是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

目录

图片索引

地图索引

序言

第一章 爆发

第二章 1914

第三章 1915

第四章 1916

第五章 1917

第六章 1918

第七章 结局

关于参考文献的说明

图片索引

爆发

安卧中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索菲女公爵

（图片提供：Hulton-Deutsch Collection / Corbis）

1914

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军队的征兵现场

（图片提供：Bettmann / Corbis）

1915

西线法军的220加农炮

（图片提供：Hulton-Deutsch Collection / Corbis）

1916

索姆河战役中带着防毒面具的英军机枪小分队

（图片提供：Hulton-Deutsch Collection / Corbis）

1917

在一次无名战斗中经过一个教堂的东加利西亚俄军

（图片提供：Bettmann / Corbis）

1918

英军马克五型坦克

（图片提供：Corbis）

结局

返乡的德军正步前进通过柏林

（图片提供：Stapleton Collection / Corbis）

地图索引

1. 1914年的欧洲

2. 西线，1914年

3. 东线，1914~1918年

4. 巴尔干半岛和黑海海峡

5. 西线，1915~1917年

6. 意大利战线，1915~1918年

7. 西线，1918年

序言

1900年的西欧，或更确切地说是西北欧，似乎已经掌握了终结历史的秘诀[1]。这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奇迹。19世纪50年代出生在西北欧的人们，经历了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巨大的“飞跃”。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部分将军就诞生在他们中间。这是以马和马车作为交通工具开始的一代人，到了1900年前后，他们却用上了电话、飞机和汽车。与此同时，其他文明古国却都病入膏肓，甚至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中国也正在解体。西欧的几个帝国接管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英属印度总督寇松勋爵[2]可不是一个蠢货。1904年时他就宣布，英国人会像“永远”生活在那里一样，去统治印度。

在德文名著《源于幻觉的战争》[3]（War of Illusions）中作者指出帝国愿景只是一种幻觉。确实，就在1904年到1914年这10年间，英帝国统治的许多地区逐渐变成了数百万英亩却又毫无价值的不动产，其中有的地区难以统治，有的地区则不值得统治。在随后的30年里，大英帝国又陆续丢掉了印度和巴勒斯坦。

参战的各国政府都假惺惺地宣称它们的行为是在保家卫国，其实，它们正在做“帝国梦”。在1914年，最后一个非欧洲的庞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正在逐渐崩溃。当时，从理论上来说，它的疆域从摩洛哥一直延伸到了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包括埃及、阿拉伯半岛，以及高加索地区。即使是那个时候，石油也已经变得非常重要：英国海军在1912年时就开始采用石油来替代煤炭。巴尔干半岛各国之所以重要，也完全是因为它们挡在了通往君士坦丁堡的交通线上（在当时，就连土耳其人也把它称作君士坦丁堡[4]）。凑巧的是，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有一段时间住在一个能够眺望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房间里。海峡中散布着各种船只，从油轮到拖网渔船，它们昼夜不断地通过这里，数量惊人。博斯普鲁斯海峡是欧亚大陆的咽喉，我在当时所看到的情形和1914年时是一模一样的。

也许，除爱尔兰以外，“一战”后的多个和平条约所产生的唯一持久成果，就是现代国家土耳其的诞生。在1919年，列强利用土耳其境内的同盟，比如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试图瓜分这个国家。不过，令许多人惊讶不已的是，在一场著名的、史诗般的战斗中，土耳其成功地击退了协约国及其同盟，重新赢得了独立地位。随后的现代化进程（不得不被称为西方化），虽然不是一帆风顺，但照样成就斐然。1995年，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巴尔干半岛各国的研讨会，这次机缘把我带到了土耳其，并让我留在了这里。我要感谢比尔肯特大学（Bilkent University）校长阿里·多拉马哲（Ali Dogramcai）提供的帮助。在被称为“欧洲空间[5]”的土耳其，比尔肯特大学是第一所私立大学，它的成功显而易见，并在随后的岁月里作为一个榜样被广泛效仿。在土耳其，我得到了非常多的善意帮助，因此，能够很容易就理解上了年纪但睿智的帕夏冯·德·戈尔茨[6]在描述他漫长人生经历时所说的话。戈尔茨与奥斯曼土耳其打了二十多年交道，是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高级军官。他说，他在土耳其“发现了一片新领域，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

我想通过多拉马哲教授，代我向比尔肯特大学的全体同人表示谢意，不过，我愿在此特地感谢一些朋友和同事：阿里·卡洛斯曼瑙格鲁（Ali Karaosmanoglu）教授和杜伊古·塞泽尔（Duygu Sezer）教授从一开始就非常乐于帮助我。在土俄关系方面，我要特别感谢爱莎·阿尔通（Ayse Artun）、哈桑·阿里·卡拉萨尔（Hasan Ali Karasar）、肖恩·麦克米金（Sean McMeekin）、谢尔盖·波多罗托夫（Sergey Podbolotov）给予我的帮助。我也要对叶甫根尼娅（Evgenia）和哈桑·于纳尔（Hasan Ünal）表达谢意，他们向我介绍了黎凡特地区[7]的历史。鲁珀特·斯通（Rupert Stone）是我的目标读者，他阅读了原稿并给予了切中肯綮的评论，戴维·史蒂文森（David Stevenson）也做了同样的工作。我的两位助手察格利·卡亚（Cagri Kaya）和巴兰·土库曼（Baran Turkmen）也是我的目标读者，他们坚持完成行政事务，还学习了俄语，并教我如何驾驭各种写作工具。

在这一版，我修正了一些错误，因此，我感谢那些指出这些错误并与我通信的读者们。

[1]　此处作者仿效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的用法，终结历史的秘诀也可译为实现了历史的目的，一般来说，历史目的指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某种先定目的，如实现“神意”、“理性”、“世界精神”等。——译者注

[2]　乔治·纳撒尼尔·寇松，英国政治家，1898~1905年间任英属印度总督，曾出任英国外交大臣（1919~1924）和枢密院院长等职。——译者注

[3] 　该书的全名是“源于幻觉的战争：1914年至1918年的德国政治”，作者是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译者注

[4] 　即今土耳其的港口城市伊斯坦布尔。历史上曾先后作为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首都。在奥斯曼土耳其统治时期，该城既叫君士坦丁堡也叫伊斯坦布尔，1923年之后正式称为伊斯坦布尔。——译者注

[5] 　1999年5月，欧盟主要国家为寻求欧盟地域范围内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欧洲空间及其发展规划的概念。土耳其一直积极申请加入欧盟。因此，作者在这里将土耳其称为欧洲空间的一部分。——译者注

[6]　帕夏冯·德·戈尔茨（Von Der Goltz Pasha）（1843~1916），通称戈尔茨男爵或者帕夏戈尔茨。帕夏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普鲁士军人，军事历史学家，德意志帝国陆军元帅，德军总参谋部的异类，人民战争理论的开创者，奥斯曼土耳帝国陆军的重建者。——译者注

[7]　在历史上，这一地区的地理界限一直没有被确定，大体指的是中东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相当于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五国所在区域。——译者注

对一些专有名词的说明

在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中，作者和读者最关心的莫过于要严格一致地使用那些频繁改换的地名。我往往倾向于使用那些历史上有重大意义，而在当地目前不再使用的地名：“卡波雷托”（Caporetto）要比现代的斯洛文尼亚语“科巴里德”（Kobarid）更有意义，而“君士坦丁堡”现在则被完全弃用了。我一般也把“奥匈帝国”缩写为“奥地利”。要在这些事物上都做到正确无误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将阅读方便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安卧中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索菲女公爵

第一章
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个外交和约，于1918年2月9日凌晨在白俄罗斯城市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签订。整个谈判过程都被记录了下来。为签订这份和约而进行的各项谈判确实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在一处豪宅大厅中（这里曾是一位俄国官员的俱乐部），端坐着德国的代表和他们的同盟者：巴伐利亚的利奥波德国王，身着陆军元帅制服的奥匈帝国皇帝的女婿，一群打着黑领结、向后斜靠着、做出一副屈尊俯就样子的中欧贵族们，一位土耳其帕夏[8]和一位保加利亚上校。他们的对面则坐着一个新兴国家的代表们，这个国家不久后被称为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除了几位犹太知识分子之外，还有其他各色人等，其中就有比岑科夫人（Madame Bitsenko），她曾因行刺一位地方行政长官而被囚禁在西伯利亚的一座监狱中，最近刚刚获释归来。还有一位是“农民代表”，他是最后一刻才在俄国首都街头被找到的，他是非常有用的摆设（这样你就能理解他为什么一直醉醺醺的）。还有许多沙俄旧体制中的俄罗斯人，包括一位海军上将和一些军事参谋，把他们一起带来是因为他们了解结束战争和撤离前线的技术细节（有一位是玩弄黑色幽默的行家里手，他还坚持写日记）。在布列斯特，他们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便于拍摄。当然，谈判的最终结果是和平。“一战”已进行了将近4年，造成了数百万人的伤亡，并摧毁了1914年战争爆发前这个世界最值得骄傲的创造——欧洲文明。战争还摧毁了沙皇俄国：布尔什维克已在1917年11月以革命的方式逐步地接管了政权，他们承诺要实现和平。现在，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他们在德国人的口述下得到了和平。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9]的条款极为高明。德国人没有占领太多领土，他们所做的，是指明俄国西部和高加索地区的各民族现在可以自由地宣布独立。这一结果使当时划定的边界与今天各国的边界十分相似。巴尔干半岛各国和高加索地区各国（还包括芬兰）都在阴影笼罩下诞生了。从中欧延伸到伏尔加河的最重大的问题是乌克兰。这里拥有4 000万人口和沙皇俄国3/4的煤铁资源。在布列斯特，德国人就是和乌克兰的代表们（一些不修边幅的大学毕业生和一两个投机银行家，他们不说乌克兰语，而且正如福楼拜对这类人的评价那样，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于2月9日签署了那份被拍摄下来的和约，布尔什维克的代表随后于3月3日也在该和约上签字。拥有乌克兰，俄罗斯就像美国；而没了乌克兰，它就像加拿大——大部分地区都是冰雪而已。《布列斯特和约》提到的那些国家，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又都重新获得了独立。在1918年时，它们是德国的卫星国，乌拉赫（Urach）公爵[10]成为了立陶宛的“大公明道加斯二世（Mindaugas II）[11]”；而黑森伯爵当时也准备前往芬兰出任国王。在今天，德国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都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但与“一战”时相比，却存在巨大不同：回想那个时候，德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可现在，它却没有展现出那样的意愿。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要使德国自信地承担起它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倒是有些困难。如今，通用的语言是英语，而非德语。但是在1918年，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不得不讲德语。现代欧洲是《布列斯特和约》的人性尊严的再现，虽然我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英美对德国的占领后才实现了这一切。

对于欧洲的德国时代，有许多重要事情要加以说明。1871年，在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下，德国打败法国，崛起成为最强大的霸权国家，并把法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在1914年，柏林成为了当时的雅典，成为了一个可以在那里学到任何重要东西的地方，比如物理学、哲学、音乐和工程学（那个时代具有纪念价值的所有单位术语“赫兹”、“伦琴”、“马赫”和“狄塞尔”等，以及筑造起现代世界的那些发现，都出自德国）。1914年宣布参战的英国内阁中有3名成员曾在德国的大学读书，其中的陆军大臣还曾翻译过叔本华的作品。在《布列斯特和约》谈判的前前后后，德国人遇到的许多俄籍犹太裔布尔什维克的情况也是一样。德国化学家和工程师的巧思妙想可谓无穷无尽，就在那到处都是崎岖山路的意大利战线上[12]，同盟国的军队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费迪南德·保时捷[13]发明了四轮驱动的汽车，同盟国的军队因而能够应对不平的山路。1914年，工业发达的萨克森王国，也就是鲁尔区，烟囱林立，与过去英国的一些城市，特别是曼彻斯特一模一样。当然，正像丘吉尔所承认的那样，德国确实创造了惊人的战争成果，由于取得了像1917年进攻意军的卡波雷托战役（Battle of Caporetto）[14]、1918年进攻英军的三月攻势（March Offensive）[15]这样的胜利，它所展现出的精气神，是协约国方面步履沉重的士兵们完全无法拥有的。

从实际情况来看，欧洲的德国时代这个概念也是合情合理的。而且相比“一战”前，今天的欧洲再一次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相似得令人感到怪异和害怕。欧洲的经济主要依赖瑞典和法国的矿石、德国的煤炭和钢铁，甚至包括北非甚至是巴格达的石油。当时，石油已变得非常重要，所有人都想去开采——德国要避免英美竞争这些资源。在1915年，最开明的德国人之一，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就写过一本名为“中欧”的畅销书。他在书中呼吁，与其追求一个德意志主导下的帝国，不如建立一个基于日耳曼语族的共和国。柏林应该引领境外东南部的众多较小民族的发展，做它们的榜样。况且，德国境内也有许多小的民族。历史上3个有名的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先后瓜分和吞并了这些民族，而波兰人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民族，德国就有数百万波兰人的后裔。民族主义运动大多出现在这些被吞并的民族之中，并已威胁到了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的生存。总的来说，在德国政府看来，不能听任这些非日耳曼民族耗掉过多资财。奥匈帝国已经花费巨资试图收买那些民族主义者，却徒劳无功，反倒没有了足够的资金来提高实力——尤其是奥匈的军队预算要远远少于英国军队，仅为后者的1/10。如果注入一点儿普鲁士的效率，严格地管理奥匈帝国，那么，白花钱且无力提升军力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在这本倡导日耳曼语族的《中欧》一书中，瑙曼的思路大体是：这些较小的民族，它们的文化归根结底多半都来源于德国，它们定会跟从德国的。自1879年以来，德奥同盟已经形成，瑙曼的意思是要赋予这个同盟有效的经济手段，而其他德国人想到的则是一种更强有力的方法。

随着德国工业的突飞猛进，这些德国人的信心也日渐爆棚，成功令他们骄傲自大，头脑发昏。俾斯麦一直是清醒审慎的——他能够预见到，一个地处欧洲中心的强大德国，可能会使邻国团结起来对抗它。但是，新一代的统治者正冉冉升起，而且踌躇满志。他们的头号代表人物就是1889年登基的新德皇，年轻的威廉二世。这位德国皇帝效仿的榜样是英国。英国极为富庶，而且拥有庞大的海外帝国。从制度方面来说，英国无疑十分保守，这个国家的特点是凡事都有历史渊源。但与此同时，它也在引领时代，这里的工业品占世界贸易的大部分份额。而庞大的海军则保障了它包揽一切的地位。那为什么德国就不能获取一个能与英国匹敌的海外帝国呢？这样，在威廉二世的领导下，德国的霸权追求和对霸权追求的轻率表达，就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欧洲问题。

在欧洲大陆，法德之间早已存在对抗的关系。从短期来看，法德对抗的结果使俾斯麦在1871年取得了伟大胜利，新德国兼并了东部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但从历史的角度，即从回溯到17世纪来看，这两个国家之间对抗的结果则是法国支配了欧洲，并永久性地把德国分裂为众多彼此争吵不休的大小邦国。在“一战”前夕，法德对抗又多了另外一层紧张关系。俾斯麦一直小心翼翼不去疏远俄国，柏林和圣彼得堡之间彼此了解颇深，部分是因为君主之间总体上比较团结，另外双方在波兰也有共同利益，而波兰可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但在19世纪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国在欧洲变得虚弱不堪，德俄关系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德国的盟友奥匈帝国对巴尔干半岛各国有着强烈的兴趣，俄国也是一样。面对奥俄之间的冲突，俾斯麦平衡两方的策略就变得顾此失彼了。俄国人在寻求德国支持方面遭受了挫折，转而指望法国的帮助，因为至少法国能抽出资金在国外投资，而德国人的资金都留在了国内¹。到了1894年，法国与俄国正式结盟。这样，当德国公开宣布寻求世界霸权和建立强大海军之时，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在1900年，欧洲以外的世界似乎都处在分崩离析之中。印度和非洲已成为欧洲人的囊中之物；中国和土耳其看上去越来越有可能被解体，德国人渴望在那里分到好处。当时，德国人在完全错误的道路上推进他们的政策，所以1890年前后长大成熟的一代人要对此负大部分责任。也是在那时，德国人需要解决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与英国的关系。可是当德国建造了一支旨在进攻英国的海军时，这个国家就犯下了20世纪最大的错误！建立一支强大海军，在某种程度上把德国境内最优秀的人物团结在了一起。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是最受尊重的社会学家之一，他天赋非凡，涉猎广泛，对语言、法律、历史、哲学，甚至对统计波兰农民购买普鲁士土地都有精深的研究。1895年，他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Freiburg University）政治经济学教授，那时他做了一次广受关注的就职讲演。得到这一教职时，韦伯还相当年轻，刚刚30岁出头。这位教授（他于1899年退出泛德意志联盟[16]，理由是这个组织没有达到民族主义的要求）讲的一些话，在现在看来有点儿莫名其妙，要比希特勒所说的还不讲理。他说道：“英国没有社会问题，是因为它非常富有。它非常富有，是因为它拥有一个帝国。它能够把那些不良分子——爱尔兰人、无产者等——运走，是因为它已对殖民地进行了归类，把澳洲划为安置他们的地方，而且英国能够从澳洲获得廉价的原材料和一个消费市场。因此，英国拥有便宜的食品，不存在失业。而英国能够拥有它的帝国，是因为它有一支远比其他国家强大的海军。德国也有一些不良分子——波兰人、无产者等——因此，德国也必须把这些人渣倾倒到殖民地。这样，拥有一支海军就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了。如果在一次战斗中，德国海军的规模大到在全军覆没之前还能对英国海军造成严重损害，那么英国就会承认德国的帝国身份。而且，这意味着英国海军在接下去的战斗中就不会再有充足的舰船，从而会被法国人或俄国人击沉。”韦伯的这次讲演，博得了听众的欢呼。这是一个聪明人整理出来的最愚蠢的理论之一，甚至都不值得奚落和嘲弄。他论证的每一步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以假设英国人有很少的社会问题开始，如果没有维持帝国运转的成本，那问题可能会更少。在20世纪70年代，即欧洲帝国主义走到尽头之际，欧洲大陆最贫困的国家是葡萄牙，但是当时它控制着庞大的非洲帝国；最富庶的国家是瑞典，它很早以前就放弃了它唯一的一块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而瑞士，从来就不曾拥有过帝国。

韦伯具有一种道德意识²，因此，在1914年，当看到他的那些年轻学生被残杀时，他拒绝加入一群欢呼民族伟业的教授队伍中。但是，他和那些与他一样具有道德感的人们一起把年青的一代引向了死亡之路。德国确实建造了一支海军，一支军费占国防预算1/3的海军。可是，这笔资金是从陆军军费中转拨过来的，这就使得陆军无力承担起法俄联盟已经展开的两线作战。陆军因没有足够的资金，而无法接纳一多半本可以受训的年轻人，因为如果接纳他们进入军营，他们就会缺衣少食。由于这些年轻人免服兵役，所以德国陆军规模在1914年时几乎不比法国大多少，尽管当时法国人口在4 000万以下，而德国人口却是6 500万。德国建造的战列舰质量非常高，但它们的数量还是太少，因此，易受攻击，很难防御，这一点让德国人毫无办法的。差不多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们都停在海港中，直到战争末期，由于面临着毫无意义的牺牲，德国水兵发生哗变，导致了德意志帝国自身的灭亡。这支海军只打算在北海游弋，因此不需要像在世界范围内游弋的英国战舰消耗那么多的煤，但德国海军却能够动用一些特殊装备，力图争霸世界。正是这一明显的敲诈行径促使英国人做出巨大努力——他们不仅要以几乎是2∶1的比例，建造比德国人更多更好的战舰，而且还同法国和俄国制定了防御计划。这些都牵涉殖民地的交易：在1904年，英国人与法国人签订《英法协约》（the Entente Cordiale）[17]，以承认法国对摩洛哥的控制权来换取法国承认英国控制埃及。在1907年，他们又与俄国人达成有关波斯的协约。如果发生纷争，英法俄各方的海军就会基于已经达成的非正式协定做出反应。而对于英法俄的每一步行动，德国的反应都显得笨拙草率、气势汹汹：在1905年，德国要求得到处于无主状态的摩洛哥的部分土地；在1909年，它则鼓励奥匈帝国轻率地进攻巴尔干半岛各国；而在1911年，它又把军舰派到了摩洛哥。在德国国内，这种“耀武扬威”的方式得到了大部分舆论的欢迎，却制造了一种国际危机来临的氛围。到了1914年，美国总统的特使谈到，军国主义政策已经变得越来越疯狂。

就在那个时代，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状态，而且这个世界自那时起就一直与它共存。在20世纪60年代，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18]总统为这种状态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名词：“军事–工业复合体[19]”。战争工业成为经济生活中最强有力的要素，战争雇用了成千上万的人员，获得了大量财政预算，并由此大大促进了各行各业，包括报纸专栏写作的发展。此外，军事工业往往会造成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看上去愚蠢至极的花费，结果过段时间却发现是非常必要的（飞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看似必要的花费，结果却成了毫无用处的浪费（堡垒要塞则是另一个明显的例证）。技术在变得昂贵和难以预测。到了1911年，欧洲出现了军备竞赛。在当时，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都成为其他任何国家扩张军备的借口，特别是地中海和巴尔干半岛出现危机时，每个国家都感到自身的脆弱。当德国在1911年夏天派军舰到摩洛哥时，它的枪上了膛却一弹未发。古怪的是，扣动扳机的却是意大利。

如果说土耳其帝国的领土要被瓜分，那么，为什么意大利就不能分杯羹呢？英国人得到了埃及，法国人占领了北非。意大利帝国则把目光投向了世界其余的地方，并发动了战争。现代欧洲史上的一件怪事就是，列强中最弱的意大利，在还没有加富尔[20]、俾斯麦、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式人物的情况下，却把问题弄得白热化了。³在当时，意大利发起了一系列导致1914年战争爆发的事件。在发生了两次摩洛哥危机（Moroccan crisis）[21]之后，意大利深知，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不会采取任何行动阻止它。于是，它攻击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并试图夺取利比亚。土耳其人过于虚弱不堪，没有舰船能够保卫远离安纳托利亚沿海的岛屿，因此意大利人占领了这些地方。奥斯曼帝国解体的前景，促使巴尔干半岛各国第一时间宣布各自的利益所在。在1912年，这些国家结成联盟发起进攻，在几周的时间里，它们就赢得了胜利，把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清除出了巴尔干半岛。随后，在第二次巴尔干半岛战争[22]中，联盟内部发生分裂，战事再起。土耳其人的势力有所恢复，但赢家则是与俄国紧密合作的塞尔维亚，以及与英国密切合作的希腊。

10年前，在中国陷入解体的时候，列强已经形成对抗。在那时，各国主要是通过海军较量。如果奥斯曼帝国瓦解——当时几乎没人期望它能支撑下去——那么，对抗就会发生在列强的本土，会涉及领土关系和陆军力量的对比。连接黑海和马尔马拉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及连接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的达达尼尔海峡，对俄国来说事关生死，因为它们是俄国经济的命脉。维持俄国南部各行业运转的90%的谷物出口和其他许多重要物资的进口，都要经过这个海上通道。在1911~1912年的意大利战争期间[23]，土耳其人关闭了达达尼尔海峡，俄国南部经济立刻停滞不前，因此，就俄国而言，确保两大海峡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事情。1914年年初，协约国强迫土耳其人给予安纳托利亚东部类似自治的权力。这个地区的大部分省份是亚美尼亚人的居住地，这可能招致奥斯曼帝国的终结（同时还有英法对阿拉伯各省的兴趣），因为信仰东正教的亚美尼亚人可能会成为俄国的工具。而就在条约可能被批准之前，土耳其人已开辟了与德国政府联系的新通道。

与英法俄等列强完全相反，德国是对土耳其人威胁最少的大国。德皇把自己标榜为伊斯兰教徒的保护者，并在伊斯坦布尔的亚洲一侧的海边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德式火车站，赠给土耳其苏丹，作为表示对他赞许和支持的标志。1913年年底，德国将军利曼·冯·桑德斯（Liman von Sanders）[24]，事实上成为驻扎在连接黑海和爱琴海两大海峡的土耳其第一集团军的司令，俄国人对此予以强烈反对，但却无法阻止德国把军事顾问团——包括几十位高级军事专家派到土耳其。无论如何，在伊斯坦布尔的新政权中，最重要的人物很显然是支持德国人的恩维尔·帕夏[25]。他讲一口几乎完美的德语，有着令德国人羡慕的军事活力。恩维尔与其他“青年土耳其党人[26]”，大多数来自巴尔干半岛各国，并最先在那里学到了推进“国家建设”的方法——推行一种新语言、崇尚军国主义思想并驱逐少数民族。德国对他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他们的政治对手则是英国和法国。考虑到两次巴尔干战争后接踵而至的绝望情绪，暂时控制土耳其政权的恩维尔和他的朋友们决定邀请利曼·冯·桑德斯。俄国的噩梦是德国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因此，1913年12月德国军事顾问团抵达西鲁克兹火车站，这一举动标志着8个月后爆发的那场战争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俄国非常害怕德国人控制两大海峡。但是，德意志民族怀有一个帝国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中欧梦，因为奥匈帝国长期以来也在寻求在近东的商业和政治影响，而且，奥匈帝国的贸易并非远远落后于德国的贸易。那个时代的许多重大国际争论，其中之一就是德国倡导的连接柏林和巴格达的铁路问题——德皇作为礼物赠给苏丹的那个火车站就是这个铁路的组成部分。到了1914年，一座新的德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已在伊斯坦布尔建成（该官邸因屋顶上刻有豪华的鹰像，而被称为“鸟笼”）。在多玛巴切皇宫[27]，傀儡苏丹，只能满腹怨恨、提心吊胆地走来走去，而德国大使则能在大使馆怒视博斯普鲁斯海峡。恩维尔和土耳其青年党人让苏丹沦为摆设，到此时为止，俄德之间的对抗多少都是间接性的，涉及的仅仅是德国对奥匈帝国并不热情的支持。可是，接下来在事关俄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俄德之间发生了直接摩擦。

两国的冲突伴随着一种更为普遍、已然强化的紧张感爆发了。1911年之后，军备竞赛不断加剧。新型飞机和超无畏级战列舰出现了，各国征召越来越多的士兵，修建越来越多的战略铁路。土耳其位于欧洲边界，如果出现外交危机，奥匈帝国、德国和俄国的军队都会受到影响。在1914年之前，国际贸易空前繁荣，各国政府都有钱可花。1911年德国军费支出的温和增长（培训更多的士兵）就会引发法国在1912年做出反应（也就是在和平年代培养更多的士兵），随后这又会激起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新的反应。在1913年，军备竞赛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即出现了一个意在把俄国变成“超级大国”的“伟大计划”。该计划旨在为俄军提供比德军更多的枪炮。该计划允诺俄军能够为远多于现役的士兵提供衣食，并进行有效输送。在制订这个计划之前，俄国的人口比德国多3倍，但由于缺少资金，俄军人数并不比德军人数多，而且枪炮数量也远远少于德军，战略铁路也是一样。实施这个计划之后，这一切都将发生变化，而且将是急剧的变化。到1914年，曾在圣彼得堡出任英国大使的阿瑟·尼克尔森爵士对英俄两国结盟暗自庆幸、欣喜不已。

但在柏林，这个计划却造成了恐慌。在那个时代，人们很容易发现潜在的敌人在干什么。军队必须靠火车运送，车站站台的长度会使敌人的战争计划暴露无遗；而且，没有人会限制旅行和拍摄，一个奥匈帝国的情报官员甚至可以拿着一本自己的护照在俄国南部四处旅行，而护照上职业一栏竟然登记的是“总参谋部军官”。在某个偏远之地，在正常情况下，那里乘客很少，铁路职工甚至要讨好那里带着小鸡的农妇乘坐火车，可那里的站台却长得令人起疑，这意味着骑兵或步兵已经被运到了那里的某个地方了。再有，那个时代每个国家都有议会，议会记录则是公开的，人们甚至能在每天的报纸上读到它们。因此，柏林和维也纳方面很容易了解到，1914年的春天，俄国人正在把他们的经济实力集中用到军事事务上。德国宰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28]本人就目睹了俄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因为在当时，金本位制维持了俄国的货币稳定，铁路也把各个层面的供求关系都联结了起来。各类科技杂志都显示出了俄国取得了非凡的进步——一辆俄国卡车在目的地为里加[29]的欧洲长途汽车比赛中获胜，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乔尔可夫斯基论述了终将携带人造卫星摆脱地球引力，飞向太空的公式。圣彼得堡仍有可能是未来欧洲的首都。毫无疑问，贝特曼·霍尔维格非常富有才智，他知道德国要勉为其难地适应这一切。他的儿子曾问他，是否在他位于霍亨菲诺的勃兰登堡庄园栽种一些成长期很长的榆树。这位首相答道：不，那只有俄国人会得到好处。在这件事上，霍尔维格是正确的。30年后，俄国人确实到达了勃兰登堡，而且接下来又在那里驻扎了50年。但贝特曼·霍尔维格本人是一位宿命论者，可是他屈服于那些没有怀疑精神的人们。在当时，军人们猛敲着桌子大吼道：德国现在能赢得战争，但如果再等上两三年，那时俄国就会变得太强大。

俄国军队的规模和力量不断增长，这对德国来说足够糟糕。铁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恐慌。1908年以后，俄国加入到了自我驱动的工业化进程之中。这样的工业化进程早已发生，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国和德国。俄国当然拥有庞大丰富的资源，但开发程度非常低，一方面是因为运输还是个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没人相信纸币。随着铁路的建设和黄金供应的增长，在1909年，俄国首相彼得·斯托雷平[30]对一位法国记者说：“给这个国家20年的内外和平，您就将认不出来这个国家了”。到了1914年，俄国的预算收入翻了一番，其中一部分资金用于建设能比以前更快地把军队运送到前线的铁路。在科隆每天大约有700列火车运送上下班的乘客，如果以此作为比较标准，在1910年，调动俄军需要250列火车；到了1914年，这一数字上升到360列；而到了1917年，则进一步上升到560列。更强大的运输能力允许俄军在德国调兵后的第3天，就能够准确和全面地部署部队在边界地带。换言之，在1917年，我们就能够预见到1945年的形势——英军占领了汉堡，俄军占领了柏林，德军则要向贝特曼·霍尔维格之子曾想栽种榆树的勃兰登堡说再见。

德国将军在公共事务中的优势地位，是其他国家的将军所无法比拟的。但如今他们开始恐慌了。面对法俄联盟，德国的战争计划已昭然若揭。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国家，它所拥有的铁路仍然远远少于西欧列强；如果战争打响，在法军溃败的时候，俄军只是刚刚完成集结。在这种情况下，德军总参谋长施里芬伯爵[31]在1897年指出，德军有充裕的时间再现1870年打败法国的胜利，接下来再对付俄国。可德军的调动将会是一项巨大的任务——100万称职的铁路工人要在17天中，在超过4万英里的双线铁路上，动用3万辆火车头、65 000节客车车厢和70万节货车车厢，运送300万士兵、86 000匹战马和大堆大堆的战略物资，尤其是枪支弹药。一个集团军就需要6 000节车厢，一个骑兵师也需要1 200节车厢。德军确实能够有效地安排好这些士兵和物资，这样，在宣布调动兵力17天后，德军就将在边界地带进入战备状态。与此同时，德国人多年来一直确信俄国人效率低下，因为他们的铁路太少，在供水、电报、煤炭储备，甚至站台建设等方面的技术能力都太差。确实，在当时的俄国，协助军队的铁路员工共有4万人，其中1/3是文盲。但是，所有这些至关重要的设想都将失去真正的基础，因为列强关系中出现了另外一个因素：德国唯一的真正盟友奥匈帝国不久就要解体。

奥匈帝国行将瓦解的迹象，随处可见。在一个民族主义时代，这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它的帝国国歌《上帝保佑吾皇弗朗茨》有15种语言版本，包括一种意地绪语版）。而且，维也纳在外交上并没有运用好平衡策略。在奥匈帝国控制的南斯拉夫，当最重要的南斯拉夫民族塞尔维亚在巴尔干战争中获得胜利之时，它的榜样力量激起了许多反对奥匈的政治运动。维也纳是如何反应的呢？一个切合实际的方案是在维也纳的控制下，把所有南斯拉夫各族联合成一个所谓的南斯拉夫国家，对此，明智的塞尔维亚人是会支持的（在奥匈帝国中，他们经常这样教育自己）。但是，真正掌控帝国的匈牙利人却不想出现第二个民族国家。这样，在1914年时，维也纳就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办法。根据泰勒[32]的说法，维也纳只是在静观事态发展，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希望一切问题自行消失。但是，事件还是发生了，而且突如其来地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期间，奥匈帝国的外长切尔宁伯爵则换了种说法，他指出：“我们必定要消亡。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消亡的方式，不过，我们选择了最糟糕最恐怖的一种。”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南斯拉夫的心脏地带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遇刺身亡。哲学家们往往认为这是一桩“不可避免的事件”，而实际上却是一起完全偶然的事端。一些年轻的塞尔维亚恐怖分子计划在皇储进行国事访问之际暗杀他。他们本来已经搞砸了这份差事，虽然投掷了一颗炸弹但没击中目标，他们中有一个人跑到路边的咖啡店去调整自己的情绪。大公驱车继续前往总督波蒂奥雷克[33]的司令部（在那里，他接见了一些民俗表演团的小姑娘），并对总督进行了严厉斥责。随后，他愤怒地离开了司令部，要去医院探望在稍早的爆炸中受伤的一位官员。这样，大公的汽车再度出发，哈拉赫伯爵站在汽车的迎宾踏板上。汽车在穿过萨拉热窝河的一座桥梁后，司机驾车向左拐去，但发现走错了路。司机被告知停车掉头向回开。在倒车时，这类汽车有时会熄火，而大公乘坐的这部车正好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前文提到，塞尔维亚暗杀组织中有个成员跑到一家咖啡厅里稳定自己不安的情绪，正是从那个咖啡厅的位置能看到，哈拉赫伯爵站在了车的另一面。此时，加夫里洛·普林西普的暗杀目标缓慢地向上行驶并停了下来，那位稳定了情绪的杀手开枪了。普林西普年仅17岁，是一位受过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训练的浪漫主义者，也是一个从19世纪俄罗斯虚无主义者中发展出来的一个成员，而这个组织尤其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The Possessed）和约瑟夫·康拉德的《在西方目光下》（Under Western Eyes）中的人物作为榜样。奥匈的法律不对未成年人执行死刑，普林西普还很年轻，因此得以幸存。他被关押起来并于1918年去世。在他死前，监狱里的一位心理医生曾问他是否对自己那导致“一战”爆发的行为和数百万的死伤有任何悔意。他回答说，如果他没做那件事，德国人也会找到别的借口。

在这一点上，普林西普说对了。柏林在等待发生“不可避免的事件”。在一段时间里，德军一直在说它此时此地能够赢得一场欧洲战争，但是一旦俄国站稳脚跟，情况就会失控。德国人预计这一转变可能会发生在1917年，到那时，俄国的战略铁路将能够以德国人的速度快速地来回运送军队。现在，潜在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很杂很多——德国唯一的朋友在解体，要么在近东和中东出现德意志帝国，要么诞生一个超级大国俄国。人们可以日复一日地信口开河漫谈所有这一切，但是，现在这些问题已经迫切地摆在德国人面前。德国的创建者俾斯麦能够非常英明地捕捉到偶然事件，并利用它们把他的敌人们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俾斯麦的雕像矗立在无数的城镇中，他的继承者都想弄明白他是怎么做到如此英明的。如今，1914年，又一桩偶然事件发生了：斐迪南大公遇刺身亡。奥匈帝国的外长一直想知道如何把德国牵连进来。霍约斯伯爵被派到柏林来确定到底该怎么办。这是一个正在寻找开战借口的国家。

在战争失败之后，几乎所有卷入决策的人们，包括德国首相、奥匈帝国的外长和差不多全部的德军军官，都毁掉了他们的私人文件。我们要想真正了解1914年时柏林发生了什么事，只能借助长途电话的通话内容、阁楼中被遗忘的东西和一份内容非常多的文献——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秘书库尔特·里茨勒（一位犹太人）⁴的日记。在他的日记中，1914年7月7日是毁灭性的一天。当天晚上，这位年轻人与胡须灰白的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坐在一起。他们亲切交谈，里茨勒知道，首相虽然在倾听，但他其实是要抓住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一天日记中关键的一行字是：“俄国在变强变大，它已经成了一个噩梦。”贝特曼·霍尔维格指出，将军们都确信必须发动一场战争，否则就来不及了。现在，德军拥有一个完全可行并将获得成功的大好机会。要是到了1917年，德国就没任何指望了。因此，如果俄国人现在就进行战争，那么，对德国来说，1914年要比以后合适得多。而且，如果俄国率先宣战，西方列强有可能抛弃俄国，在这种情况下，协约国集团就会分裂。总之，不论哪一种出现情况，德国都将是赢家。

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密谋的过程中，决策层的很多人展现出一副无辜蒙冤的样子，就好像他们没有参与一样——德皇坐着他的游艇出游了，外交部部长在度蜜月，总参谋长则在游泳。不过，在自己庄园中的贝特曼·霍尔维格却以一种最古怪的方式证明那一切都是假象。有一份没被毁掉的记录显示了他的开支。而且他的开支有所增加。在贝特曼·霍尔维格假装度假期间，他几次前往柏林。由于小气，他都要国家支付费用。为了可能爆发的战争，他往返几次，安排国家的财政（当然，可能也有他自己的财务，他可是出身于银行世家），收取债务和审慎地买卖债券。一位特殊的情报人员通知汉堡的沃伯格家族[34]应该做的事情。柏林打算发动战争了。

奥匈帝国外交部有一位脾气火暴的外交官，他曾把斐迪南大公被谋杀一事称为“战神马尔斯赠送的礼物”——一个解决所有问题的奇妙借口。他认为奥匈帝国将重现辉煌，俄国会乖乖就范，甚至土耳其也可能会被接管。在6个星期里，就能赢得一场俾斯麦式的胜利。正像德皇威廉二世所说：“要么现在，要么永不”。德国要战争，斐迪南大公遇刺身亡正好是一个完美的机会。奥匈帝国意识到：要利用这个机会进攻俄国的附庸塞尔维亚，他们发布最后通牒，其中包括塞尔维亚无法接受的会丧失独立地位的要求。从事态的进展来看，奥匈帝国根本没有热情与俄国打仗——塞尔维亚可以打，但俄国太大了。奥国把它的担忧变成了拖延——要安抚匈牙利人，要收割庄稼等。柏林方面则审慎地敲打着桌子，进行督促，1918年7月23日，奥国发出最后通牒。25日，塞尔维亚有保留地予以接受，与此同时，奥国宣布进行军事动员，但仍没有宣战。德国政府则发出了更多的催促声，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

此时，俄国面临的挑战，显而易见：它能保护自己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吗？进一步说，它能确保在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海峡[35]的未来局势吗？起初，沙皇完全不相信正在发生的一切（当德国大使最终将德国的宣战书呈交给沙皇时，他眼含泪水，接受了这一事实）。也许只是动用一部分军队，单独对付奥国？德皇本人也曾重新考虑过战争问题，因此，才有许多俄德两国皇帝的电报交流。在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似乎也曾对战争有所怀疑。但在当时，德军将士则坚持己见，因为他们有理由认为他们拥有不可动摇的力量。这一切都取决于铁路。拥有铁路就将赢得战争。如果一个大国能够设法在征召和运输100万军队方面取得领先，那么，它就能够在其他国家的军队准备就绪前到达敌人的边界。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这种情况就曾发生过，当时法军的部队运输一团糟，而德军的参谋人员则高效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实际上，法军在6周的时间里就被包围和俘虏了。在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也曾发生一次因铁路供应不足导致的灾难，当时，两个大国因在中国的利益而发生冲突，由于跨西伯利亚铁路无法解决供应问题，俄国不得不寻求和解。现在是1914年，每位参谋都担心敌军会率先采取行动，德国人为此坚持要求奥匈帝国针对俄国进行全面动员，他们认为只要这样，“铁骰子就会滚动起来”。德军本身明显想打一场战争，而且已经决定进行动员，而就在此时，俄国人送给了他们一份大礼。7月31日，圣彼得堡宣布总动员，这刚好发生在德军宣战前夕。这也意味着德军的军事调动可以说成是出于防御。考虑到帝国国会中潜在的反对力量，这一点十分重要。在当时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制造任何麻烦，他们投票支持战争。德国大使向俄方呈交了一份要求俄国结束动员的照会，在遭到拒绝时，德国于8月1日宣布进行战争。德国的战争计划是想立刻进攻法国，为此，列车立刻启动。巴黎收到一份最后通牒，大意是法国必须宣布中立，并做出保证。在这种通牒被拒绝后，法德之间随后也在8月3日爆发了战争。

德国还需按下最后一个战争按钮。德军不可能真的直接进攻法国，因为在并不长的法德边界上，双方的防御工事都非常强大。德军只能通过比利时平原侵入法国，可比利时是个中立国，而且它的中立地位得到了包括英国和德国在内的列强的保证。如果德国入侵比利时，英国人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根据条约义务，这种情况只能被怒斥为战争行径。时任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立刻命令皇家海军进入待命状态。欧洲东面的某个危机，会在西面引发战争，这就是1914年时的形势，人们对此早有预见。研究一下威斯特伐利亚地区[36]的铁路情况，就完全能够意识到德军会在战时入侵比利时。但从许多方面来看，英德之间的战争都是不可思议的。德国已是一个榜样国家，有着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党、最出色的地方政府和最优良的教育系统。那么，为什么英国还要站在俄国一方与德国作战呢？正像在1939年出现了德军数量翻了两番这种情况一样，英德开战的原因几乎不需解释。德国打造了一支直指英国各港口但却完全没有必要的海军，并不断对俄国和法国进行攻击性行动。英国内阁成员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有着完全正确的看法。他们认为，自1850年以来，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就是选择德国还是选择俄国。如果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现身《布列斯特和约》谈判现场，并表示英国并不反对德国控制欧洲，而且，如果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得到保障，情况又会怎么样呢？麻烦在于到了那个时候，已经没人相信德国人了。当时英国政坛最聪明的人物戴维·劳合·乔治[37]曾说过，一个控制了俄国资源的德国，将不可被打败，也将难以控制。如果德军没有入侵比利时，那么，英国海军无论如何都会致力于保卫法国大西洋海岸的安全。而德军侵入比利时，给了英国充足的理由进行干涉，也使许多（尽管不是全部）持怀疑态度的人哑口无言。8月4日，英国政府发布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德军撤出比利时。但德国政府一直没有给予答复，这样，这场欧洲战争就变成了一场世界大战。

说明：

1 法国能够抽出资金，部分地是因为在当时的欧洲，只有法国的人口在1870年到1914年间几乎没有增长，本该为人父母的人们疯狂储蓄。

2 帝国主义思想让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教授跟班们更强大，这当然是事实，但代价也是巨大的。在这个问题上，韦伯本人也学到许多东西。在那次就职讲演之后，韦伯成了一位民族英雄，并吸引了一位非常聪明女性的注意，她把他带入了一个他完全不了解的世界。在当时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精神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因此，他似乎明白了教授和博士们真的无法垄断智慧。他更成熟了。1914年，德国文化界的一千多位重要人物，几乎都在一份“知识分子请愿书”上签了名，支持韦伯在就职讲演中提出的主张。而韦伯本人则到西线做了一位医疗助理。

3 甚至党员要身着特殊制服的想法，希特勒也是从墨索里尼那里学到的，墨索里尼选择了黑衫党服。在当时堆放着各色制服的市场中，他碰巧看中了褐色制服。这批货物是为在东非的德军准备的，并被存在土耳其东南部的一个地方，一位很有胆量的奥地利人获得了这批制服并运回欧洲销售。

4 有几位具有中欧血统的人士著有关于20世纪的传记，里茨勒的传记是其中之一。里茨勒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他学识渊博，写有讨论巴门尼德的著作，也是普鲁士研究院院长（直到希特勒上台时为止）、画家马克斯·利伯曼（Max Liebermann）的女婿。他曾任职德国外交部新闻处，并成为了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私人秘书，与后者共处了很长一段时间。在1917年，由于贝特曼·霍尔维格下台，里茨勒成为了外交官，负责安排列宁抵达斯多哥尔摩有关事宜。接下来在经过一番筹划之后，他又在20年代与支配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建立了联系，并成了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总统的私人秘书。但他政治上“左倾”，并成为了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教授。在1933年，里茨勒移民美国，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在芝大期间，他曾利用其影响力否决了卡尔·波普尔——当时还是身在新西兰的流亡者（来自奥地利）——教授职位的候选资格。1945年，核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为抗议投放原子弹，想与罗斯福总统直接取得联系。他需要一封介绍信，为此，他寻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支持，并得到了帮助，这促成了他与埃莉诺·罗斯福面谈。可是，罗斯福总统本人随后就去世了。爱因斯坦的介绍信转给了罗斯福的接替者杜鲁门。但杜鲁门总统安排了一个判断投放原子弹是否合乎道德的委员会。库尔特·里茨勒不相信杜鲁门竟然成了总统。他的建议是支持投放原子弹。

[8]　帕夏，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通常是指总督、将军及高官。——译者注

[9]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也称《布列斯特和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苏俄政府与同盟国于1918年2月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签订的和约。和约的内容对苏俄政府是一个直接和沉重的打击，但随着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该和约自动成为一纸空文。一般认为，这是苏俄政府以空间换时间的成功外交。它充分地利用了各国的矛盾，使新生的苏俄政府有了巩固政权的时间，为此后维护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译者注

[10]　乌拉赫公爵是威廉的父亲，符腾堡王国的威廉一世获得的爵位，他是第二任乌拉赫公爵。——译者注

[11]　明道加斯二世（1864年3月3日~1928年3月24日），即乌拉赫的威廉，全名威廉·卡尔·佛罗莱斯坦·格洛·克莱申提乌斯（Wilhelm Karl Florestan Gero Crescentius），第二任乌拉赫公爵，1918年7月11日被选为立陶宛国王，四个月后立陶宛君主制覆亡。——译者注

[12]　意大利战线，指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5年到1918年在意大利北部进行的战事。交战双方是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译者注

[13]　费迪南德·保时捷（1875~1951），又译为费迪南德·波舍尔，是德国著名的汽车工程师。他从未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凭靠兴趣自学成才。他是汽车发展史上的革命性人物，保时捷公司的创始人，曾先后参与戴姆勒–奔驰公司和大众汽车公司的建立和运营，也是甲壳虫汽车的设计者。“二战”期间因与纳粹合作，战后曾被定为战犯，后获释。——译者注

[14]　 卡波雷托战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7年10月24日到11月9日，德奥联军与意军在卡波雷托地域（今斯洛文尼亚的科巴里德）进行了一次战役，这是“一战”期间最大规模的山地交战。战斗伊始，德奥联军迅速突破防线，纵向深入北意大利100公里，意军损失惨重，后在英法11个师的驰援下，意军阻止了德奥联军在皮亚韦河的攻势，并在11月底稳定了战线。——译者注

[15]　三月攻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8年3月21日到4月4日，德军在西线对英军实施了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战役的目的是分割英法联军，并迫使英国退出战争。在近半个月的战斗中，德军曾楔入英法联军防御阵地80余公里，逼近交通枢纽亚眠，双方伤亡惨重，但德军没有达到战役目的。——译者注

[16]　“泛德意志联盟”，又称“泛德意志协会”，成立于1891年，宣传日耳曼民族优越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征服世界的狂想。到“一战”爆发前夕，已有成员两万多人，人数虽不多，但基本上由容克贵族、工商业家、军官、律师和教授组成，在当时众多沙文主义团体中能量最大。——译者注

[17]　英法协约，又称挚诚协定，是指1904年4月8日英国和法国签订的一系列协定，它标志着两国停止关于争夺海外殖民地的冲突而开始合作对抗新崛起的德国威胁。在协定中，双方就一系列国家和地区的控制权达成了一致，包括埃及、摩洛哥、马达加斯加、中西非洲、暹罗（泰国）等地。协约同时也对两国在“一战”中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奠定了基础。——译者注

[18]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890~1969），美国陆军五星上将，“二战”期间美国驻欧洲盟军司令，战后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美国第34任总统（1953~1961年）。——译者注

[19]　军事–工业复合体，也称军事–工业国会复合体，中文语境中也简称军工复合体，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告别演说时使用而后普及的用词。在美国外交中，它指的是侵略性的外交或军事政策中获益的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团。军事–工业复合体的社会实体主要由四部分构成：行政部门内的军事机构、工商业、国会、学术和学科团体。这四个部分之间是有组织的、互补的利益关系。由于这些互补利益的存在，军工复合体推行遏制和威慑的对外政策，是军备竞赛和武器扩散的重要动力源。——译者注

[20]　加富尔（1810～1861），撒丁王国首相、意大利王国第一任首相。1852年11月出任撒丁王国首相。1859年1月与法国拿破仑三世签订秘密条约，缔结反奥同盟，条约规定：法国帮助撒丁王国击败奥地利，建立北意大利王国；撒丁王国把萨伏依和尼斯割让给法国作回报。当年4月撒丁与法国联合对奥开战，取得胜利，收复伦巴底，但将萨伏依和尼斯割让给法国，遭反对，加富尔被迫辞职。1860年复首相职，利用高涨的人民革命形势，推动托斯卡纳、帕尔马、摩德纳与撒丁王国合并；同时又利用加里波第对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的忠诚，将西西里王国并入撒丁王国，实现了意大利的统一。意大利王国于1861年3月17日正式成立后，加富尔出任第一任首相。同年6月6日在都灵病逝。——译者注

[21]　两次摩洛哥危机，指在1905年和1911年，英法德等欧洲列强在摩洛哥的控制权问题上发生冲突引发的危机，两次危机强化了英法关系，激化了德国与英法的矛盾，是导致“一战”爆发的重要因素。——译者注

[22]　第二次巴尔干半岛战争（1913年6月16日~1913年7月29日），是指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1912年）中获胜的巴尔干半岛各国，因分配不均而发生的内部战争。战争以保加利亚为一方，塞尔维亚、希腊、门的内哥罗（黑山）、罗马尼亚和奥斯曼帝国为另一方，保加利亚认为与土耳其作战中他们出力最多，所以希望能多分土地，因此在奥匈帝国的支持下，保加利亚便于1913年6月29日向塞国及希腊宣战。保加利亚不久就陷入困境，因为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也宣布参战，并加入塞尔维亚一方。土耳其为了收复亚德里亚堡，也从东进攻。在四面受敌的困境下，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一世宣布投降。战争不但没有解决巴尔干半岛的矛盾，反而促使矛盾更加尖锐化。因为经过这次战争，塞尔维亚实力大为增强，阻碍了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而巴尔干战争推动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民族解放运动。两地人民要求摆脱奥匈的统治与塞尔维亚合并，必然引起奥塞之间的冲突，同时俄国则借由塞尔维亚插手巴尔干半岛事务，奥塞冲突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集团的军事冲突。致使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译者注

[23]　这里所说的意大利战争，即指1911年9月到1912年10月的意土战争，又称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或利比亚战争，是意大利为夺取奥斯曼帝国的北非省份——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今利比亚）而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在战争中意大利开创了使用飞机完成军事任务的首例，引起世界各国的瞩目和效法，从而大大促进了军事航空事业的发展。意土战争开创了飞机参战的新纪元。——译者注

[24]　利曼·冯·桑德斯（1855~1925），出身于波美拉尼亚斯托尔普的庄园主家庭，是一位改宗的犹太人。因此，按照呆板的德国政府思维，他是处理以奥斯曼帝国解体为核心的东方问题的合适人选。从1913年到“一战”结束，他长期任职奥斯曼帝国陆军高层，对该国军队的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曾指挥该国军队在“一战”中取得很多战役的胜利。“一战”后曾遭拘押，后无罪释放。1925年病逝于慕尼黑。——译者注。

[25]　 恩维尔·帕夏（1888~1922），原名马特·伊斯梅尔·恩维尔，青年土耳其党人领袖。在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的三巨头之一。“一战”帝国失败后，他流亡苏俄，因在中亚从事反对苏俄的活动。1922年8月4日在帕米尔高原被苏军击毙。1996年8月4日，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将他的遗骸从塔吉克斯坦接回，为其举行国葬。——译者注

[26]　青年土耳其党，1889年5月，伊斯坦布尔医学院的学生建立了一个反专制统治的团体，取名奥斯曼同盟，后改名为同盟进步委员会，欧洲人称它为“青年土耳其党”。很快，许多青年学生、军官、知识分子和国外流亡者参加了该党。青年土耳其党代表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的利益，主张保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反对专制制度，要求恢复1876年宪法。1908年该党控制了马其顿地区的部分军队。1909年年初领导和发动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4月该党执掌政权，随后推行大“奥斯曼主义”，镇压帝国境内民族解放运动，对外奉行亲德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加入德奥同盟国集团作战，战败后于1918年10月签订丧权辱国的《穆德洛斯停战协定》。——译者注

[27]　多玛巴切皇宫，是奥斯曼帝国后期仿欧式建筑建造的皇宫，又称新皇宫，始建于1843年，1856年完工，位于今伊斯坦布尔欧洲部分，能够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它是奥斯曼帝国最后6位皇帝生活的地方，也是土耳其共和国国父凯末尔生前生活和办公的场所。——译者注

[28]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1856~1921)，德国政治家，于1909年至1917年间任德意志帝国首相。——译者注

[29]　里加，今拉脱维亚首都。——译者注

[30]　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1862~1911），俄国政治家。曾任格罗德诺州和萨拉托夫州州长。因镇压农民起义受尼古拉二世宠信。1906年任首相兼内务大臣。1907年发动“六三政变”，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建立军事法庭残酷镇压工农群众，从而开始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但他推行土地改革，使得200万农民退出村舍，成为富农，活跃了当时的经济，史称斯托雷平土地改革。1911年遭社会革命党人暗杀。——译者注

[31]　阿尔弗雷德·格拉夫·施里芬（1883~1913），德军陆军元帅，卓越的天才战略家。1891年到1913年担任德军总参谋长，提出过著名的“施里芬计划”。——译者注

[32]　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1906~1990），20世纪英国最著名和最具争议的历史学家之一。积极介入现实政治，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德国历史进程》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好评如潮，却也争议不断。——译者注

[33]　波蒂奥雷克，也译为波提奥列克，1913年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担任奥匈帝国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总督。1918年6月28日，他邀请斐迪南大公到萨拉热窝进行检阅，由于这一天是塞尔维亚于500年前被土耳其打败从而丧失独立地位的纪念日，因此在这一天阅兵被认为是对塞尔维亚的挑衅。由于大公曾阻止患有神经衰弱的波蒂奥雷克接替一位年老的崇拜者出任总参谋长，因此两人成了多年的对手。鉴于此，有理由怀疑波蒂奥雷克是暗杀斐迪南大公的共谋，不过在“一战”爆发后，波蒂奥雷克却成为了奥军进攻塞尔维亚的指挥官。——译者注

[34]　沃伯格家族（Warburgs），发迹于德国汉堡，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起被称为“犹太皇族”。该家族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帮助和支持。但总体上来说，自从16世纪以来，沃伯格家族在德国银行业已经活跃了几百年。到了20世纪，沃伯格家族走出德国，不仅对美联储的建立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也对“二战”后的欧洲债券市场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直到现在，沃伯格家族的后人仍在西方金融界续写着传奇。——译者注

[35]　土耳其海峡，又称黑海海峡，是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唯一通道。土耳其海峡呈东北–西南走向，海峡全长334公里，包括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三部分。海峡不仅是黑海周围国家的出海口，也是多瑙河沿岸国家对外联系的通道之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译者注

[36]　威斯特伐利亚地区，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德国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全部及下萨克森与黑森两州部分地区。——译者注

[37]　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自由党政治家，“一战”期间领导英国战时内阁，并主导战后的《凡尔赛和约》的签订，是英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人物。——译者注

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军队的征兵现场，1914年10月

第二章
1914

在4年的时间里，世界就经历了从1870年到1940年的重大变化。在1914年时，骑兵聆听着激动人心的音乐，缓慢前行。奥匈帝国的克拉里·阿尔德林伯爵身穿一套在白金汉宫的特别演出服。战争初期的图片显示，炮弹在头顶爆炸的时候，佩带着刺刀的士兵仍迈着缓慢而沉重的步子前进。这也是1870年时的情景。当时，要塞已经准备好要被长期围困，医疗服务还非常原始，受伤严重的伤员可能很快会死掉。但到了1918年，情况已变得十分不同，法国的将军们已经设计出了一种新的作战手段，就是以德军在1940年使用的闪电战方式，使坦克、步兵和飞机协同作战。骑兵连成了博物馆收藏的古董，要塞成了历史遗迹。战争最终成了十足的杀手——可以造成1 000万人死亡——但正如身为医生的法国作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所说，战争也是一种“防止世界陷入更大混乱的疫苗”。相比于此前此后的任何一个时期，在“一战”这4年中，医学和药物研制都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到1918年，仅有1%的伤员会死掉。

不过，从“一战”开始之日起，幻想就主宰着当时的人们。在1914年，面对着欢呼的人群，各路军队整装出发。将军们骑在马背上，梦想着在某个城市广场中会有一座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雕像。以彻底误解战争性质的方式开始一场战争，历史上还不曾发生过。也许，英国人的误解最深。1914年8月3日，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38]在下院进行了一次赢得极大赞誉的演讲，这似乎说服许多持怀疑态度的议员相信与德国作战是正确的。格雷谈论道：“在这次战争中，无论我们参与其中，还是置身事外，英国都将遭受可怕的灾难。”事后看来，当时的许多英国人都以为这是奇谈怪论。

英国的经济总额近一半来自外贸，同时，德国的经济总额至少三分之一来自外贸，而且，两国大部分外贸生意都是在欧陆各国之间进行。可以预料到，中断贸易会带来失业和破产。另一位内阁大臣（开战时已辞职）曾指出，中断贸易导致的社会问题，会带来另一次1848年革命[39]。要知道，当时在各个城市中，旧欧洲早已确立的秩序都被动乱推翻。由于贸易会受到威胁，因此，银行家们包括英国银行家协会主席腓力克斯·舒斯特爵士（Sir Frederick Schuster）向每个人保证，战争将在半年后结束。将军们自己也都知道，要为数百万人提供衣食和武器装备，还要运送他们，要长时间维持这种运作状态，就必须有足够的资金。于是，银行家们对于战争就又有了一种论点：如何支付战争费用？英法两国的信用体系非常强大，但德国的公共财政却惊人地脆弱，因为它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有许多地方需要支出。在接受内阁正式质询，国家能够在多长时间里为战争支付资金时，匈牙利的财政部长特里斯基男爵答道：3个星期¹。3个星期以后，黄金储备将被耗尽（在1914年，黄金作为流通货币是非常常见的），唯一的替代方法就是印刷纸币，但这又意味着通货膨胀——这些脏兮兮皱巴巴的钞票，很快就会被换手，并迅速失去价值。接下来由于贸易中断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会完全失去控制，穷人会变得更穷，甚至可能会挨饿。1917年俄国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时候，这种情况真实地发生了。而且，意大利也几乎步其后尘，它的通胀率达到了700%。银行家们什么都说对了，但就是在掌握时机上出了问题。

参战部队也同样抱着战争会很快结束的幻想——“回家过圣诞节”。俄军最高指挥部要求提供新的打印机，却被告知战争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没有理由花费这笔资金，他们必须继续使用那些旧设备。很多将军还承诺每天都给妻子们写信，但不久就没话可说了。有位奥军指挥官躺在铁制的行军床上给别人的老婆写信。而俄军最高指挥部命令除非有外国人在场，否则军队每天都要举行宗教仪式，而且坚决不许喝伏特加。到了11月，由于大量需要外国人，唱诗班开始唱《伊戈尔王》（Prince Igor）。总之，从一开始，各国的计划都反映出了“短期战争的幻想”——一场直接迅速和规模巨大的进攻，并占领那些事后看来应为下一代妥善管理的资源。另外，与要塞、火炮和骑兵有关的预算，最后证明也都判断错误。

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地区要塞遍布。从战略角度考虑，它们一般都建在侵略军必须要跨过的众多河流的对岸，尤其是在法德之间那条漫长曲折的默兹河上。那些要塞的名字，比如列日、那慕尔、莫伯日、迪南、凡尔登、图勒和安特卫普等，一再出现在军事史中，甚至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这些要塞造价昂贵，一般都设有数千门大炮。在19世纪80年代，各国对它们进行过现代化改造，建造原则是要有一个十分强大的堡垒，四周围着一圈碉堡，以使敌军的火炮射程在中心堡垒之外。在19世纪90年代，火炮的射程变得更远、炮弹变得更重。如果要使要塞继续发挥效力，就必须建造更多碉堡和更精细的防御工事，当时通常都用混凝土进行建造。但到了1914年，还是火炮赢得了胜利。重型榴弹炮能够发射射程在10英里左右的烈性炸药，而要塞是非常明显的攻击目标——成了防御者的牢笼。如果他们刚好在碉堡外的土地上挖了一个不易辨识的洞穴，那样，他们的境况会好一些。虽然泥土的预应力很差，但它会比混凝土更轻易吸收烈性炸药释放的能量。在1914年的战斗中，所有被攻击的要塞都很快就陷落了。位于德国与比利时边境上的列日，只坚守了两天。

对骑兵抱有的幻想也破灭了，虽然不像要塞被攻破这样迅速。在克里米亚战争[40]中，英军的轻骑旅冲击俄军炮兵阵地，至少还能够攻击到那些大炮。而在1914年，这已不再有任何可能。一名步兵手持步枪，能够击倒一英里外的战马，可火炮的破坏性要大得多，射程已达3英里。不过，在空旷地带，骑兵还是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发现敌人的位置。在这方面还没有其他重要的替代方法，因为内燃机还处于相对不成熟的阶段——有50辆德国运货汽车翻越山路崎岖的阿登高原，结果几乎全都坏掉了。但战马每天要吃掉10公斤草料，这对后勤供应提出了巨大要求，同时这也正是步兵在补给方面所遭遇的困难。西线的战争就是以法国的重骑兵师和德国的长枪骑兵师炫耀军靴、马鞍和军号开始的。奥匈帝国的军队使用的马鞍，本来是给骑士们设计得十分完美的工具。但天气炎热，马匹又都是从百姓手里征用而来的，漂亮的马鞍摩擦着这些瘦弱动物的背部。给马匹造成了伤害，这使得从突袭进入俄罗斯领土而后返回的法国重骑兵，不得不步行。俄国骑兵对东普鲁士地区进行侦察，也由于粮草不足不得不立刻后撤，而年迈的纳希切万[41]可汗，这位得到沙皇重视的鞑靼骑兵团成员之一（政府感谢了鞑靼骑兵，是因为他们镇压了1905年发生在敖德萨的革命性动乱），还由于标枪的原因没能骑上马。

欧洲人记忆中的战争都是短暂的——尤其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他们没有关注持续时间长且十分血腥的美国内战。因此，每个大国都想发动进攻，德国人最先启动战争计划。他们遵循“施里芬计划”，穿过比利时，在西线发起大规模进攻。该计划认为德军的右翼向巴黎西北方向移动，而法国人重兵防御东部边界，也许他们会试图入侵南德地区。施里芬希望，法国人会中圈套，尽管他在1905年时也警告过，除非德军远比法军强大，否则计划不宜实施。在1914年，德军有170万人。法军有200万人，外加10万英国军人和比利时军人。但总体来说，德国人做了更好的准备。法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年轻人的吃穿耗费了大部分军事预算，那么，留给强化训练长期服役士兵、军士抑或购买复杂设备的资金就不多了。法国人把征兵作为一种灌输共和国民族主义的工具，但这个国家的人口几乎一半是农民，而且相当常见的是，他们甚至不会讲纯正的法语。可以说，法国军队征召每一个人，甚至是僧侣。

与此同时，德军则能够把更多资金集中用于训练和改进装备，这是因为将官们根本不想过度扩军，而且没必要让那些会“降低”普鲁士军队质量的人担任军官。从支出比例上看，德军很少把钱花在供养应征入伍者身上，它拥有的军士人数，3倍于法军，也远多于俄军。可以说，在德军中，军士同普通士兵几乎没有区别。

而且，法国人缺少德国人所拥有的重型火炮，仅有的火炮还都被放在各个要塞里面。此外，法国人缺少德国人已经熟知的其他两种武器。第一种是轻型迫击炮，这种武器能够在高弹道（以45°）发射炮弹，并能使炮弹命中防御工事后面的目标或树林中的目标，而平射弹道（以16°）发射的机枪却无法打中防御者；另一种武器则是铁铲，也被称作战壕挖掘器。如果士兵能够躲藏在地下的洞穴中，除非遭遇重型炮弹的打击，否则就很难被击中。德国人有铁铲，而法国人却没有，为什么呢？这可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答案可能就是德国人以更高的强度训练了极少的人，能够依靠这些人而不至于造成恐慌；而法国人却利用极少的军士训练更多的人，这意味着要以简单，甚至粗陋、庞大的编队形式维持他们的秩序才能前进（类似于一个世纪前革命战争中的纵队，这也比18世纪时线形编队付出了更高昂的生命代价）。而且，这些人身着的红蓝色军服，也使得他们十分显眼，而其他国家的军队都已经改穿灰暗色调的制服，甚至苏格兰兵团的褶裥短裙都已变成土黄色了。

各国军队都已出动，但最先调动的是德军。如果德国人想要轻易地穿过比利时，他们就必须夺取列日这个至关重要的要塞，因为他们需要铁路，而列日正是个关键节点。8月7日，德军耍了诡计，占领了中心堡垒，而特地带来的奥国重型大炮则攻陷了外围的碉堡。到8月18日，德军集结完毕，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进入了比利时平原。德军在右翼布置了3支部队，共52个师，约75万人。其中的左路镇守在梅斯到蒂永维尔之间，在更南边的边界处，德军的力量相对较弱。

实际上，3支德军都在进入一个不设防地带，他们行军神速，一天20英里，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比利时军队撤退到海边的安特卫普要塞群和那慕尔。在该地区的南边，部署了一支法军（朗雷扎克的第五军团），与此同时，英国远征军也在该地区左边集结，但在一段时间里，这个地区没有发生战斗。可能法国最高指挥官约瑟夫·霞飞[42]将军没有关注此地，因为他正在筹划“第十七号计划”[43]。他认为这将是一项巨大的反攻计划，德军将会被驱赶回莱茵河，而法军将占领阿尔萨斯和洛林。可这是一场灾难！8月20日，在萨瑞柏格·莫汉吉一役中，法军艰难地对德军布满机关枪的防御阵地发起进攻，却被打得支离破碎，随后又遭到德军的反攻，损失了150门大炮，2万人成为俘虏。8月21日，霞飞将军决定再次发起一次进攻，不过这次选择的地点是位于法国东北部和比利时东南部的阿登高原地区，那里山路崎岖、林木茂密。在这一地区的是中路德军，由于已经见证了右路和左路德军的威力，因此，法军参谋部认为德军中路兵力必定较弱。这又是一场灾难！由于法国人受到他们自己军队规模的限制，法国标准的75毫米野战炮无法在山地作战中发挥效力，但德军却配备了一种能够在这种地形上作战的火炮。与此同时，远在西北部的朗雷扎克部队也表现糟糕，开始从那慕尔撤退，并与英军——它的指挥官是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的约翰·弗兰奇爵士——失去了联系。8月23日，右翼德军中克鲁克第一集团军与英军在蒙斯–孔代运河遭遇，英军正规兵每4秒发射一整排子弹，极大地阻挡了人数上占优的德军进攻，虽然自身损失1 850人，但德军的损失要3倍于英军。当天下午，德军运来榴弹炮来应对这困难局势，英军被迫撤退，从时间上看与朗雷扎克部队的后撤几乎同步。法军损失惨重，到8月底，法军阵亡75 000人，20万人受伤并成为俘虏。而德军的损失要远远少于法军，这是因为他们从北面快速进入法国，没有遭遇多少抵抗。为在巴黎周围重新进行部署，英法联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撤退。

不过，英法有效地控制住了事态——无论在哪个阶段，英法联军都没有被德军夺去大炮，同时德军包围圈的威胁也不复存在。人员的损失很快得到补偿，而且法军拥有了巨大的优势，相对于步行跟进的德军，法国能够更快地把军队从东南部运到西北部。德军只有4 000辆卡车，其中的2/3在英法军队撤退完成前还被破坏掉了。此外，默兹河上的桥梁都已被摧毁，比利时人也已经毁掉了他们的铁路和大部分隧道——到9月初，2 500英里铁路网中只有400英里恢复运输。弹药不得不首先依靠马匹运输，而马匹本身只能靠谷物喂养，这又使得它们没有力气且经常生病。克鲁克的部队有84 000匹马，这些可怜的牲畜很多都一头栽倒在路边死掉了，因此，在拖拉重型大炮中就出现了延迟的问题。而且，8月的酷热也使得军队消耗严重，一些部队甚至减员到了原有兵力的一半。另外，德军也面临着一个与通信有关的棘手问题。回到科布伦茨的小毛奇[44]的部队，距离前线过于遥远，而无线电的运转非常笨拙，且无保密设施，以至于法国人都能监听得到。德军采用的是有限非集权化体系，事后看来，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进步，但造成了将军们常常完全不知道附近军队的行动。9月5日到9日马恩河战役[45]期间，德军最高统帅部根本没有发布任何命令，在最后两天也没有收到任何报告。再者，德军中还出现了其他问题：为了看似是至关重要的目标，有些部队被调离了具有关键意义的阵线，有两个师团被派往安特卫普和莫伯日，另有两个师团被调往东部普鲁士，那慕尔也占用了一些部队。与此同时，小毛奇命令他的左翼部队向南锡方向发动进攻，而不是把他们调往右翼，结果毫无成效，却浪费了前期的所有努力。8月27日，他下达命令，要求部队总体推进，右翼两支部队向塞纳河下游和巴黎进军，可随后他又在9月2日命令部队原地待命，以便右侧的克鲁克第一集团军穿过巴黎北部边缘，到达东南部，并进而向巴黎东部推进。这种改变，部分是由于克鲁克第一集团军东面紧挨着的比洛第二集团军，在吉斯地区被法军第五集团军击退，而在8月26日，克鲁克本人的军队则在勒卡托遭遇了英军非常有力的抵抗，这样，德军右翼的几支部队就被更紧密地挤压在了一起，他们因此放弃了横扫巴黎西部的计划。

此时的霞飞将军要比小毛奇更沉得住气。他打算集结新的部队并将其他部队从巴黎东面转移到西面，对在那里已然暴露的克鲁克部右侧发起新的进攻。这些行动于8月25日开始。此时法军与英军之间开始出现问题——约翰·弗兰奇爵士打算着如有必要就撤出战斗并返回英国。只是当基钦纳勋爵[46]身着正式的陆军元帅制服抵达英军营地，命令他遵守法军的计划时，弗兰奇爵士才算被吓住。与此同时，新的法国联合政府坚持要求保卫首都巴黎，本来准备调往巴黎西北部的新集团军的各支部队，现在则用来加强首都的防御。当9月3日克鲁克部从巴黎城外东转，去保持他与比洛第二集团军的联系时，所暴露出的路线给予了法军进攻克鲁克部西翼的良机。在巴黎和凡尔登之间，还有另外一支德军的先遣队越过了马恩河，但这支部队几乎没有发挥主导作用。在圣贡沼泽，交战双方是德军第二集团军和福熙[47]的法军新第九集团军。9月4日，霞飞将军命令从巴黎和凡尔登两边对德军第六集团军发起进攻，不过，战斗实际上在一天前就已经打响。当时，西侧的法军新集团军（第六集团军）与德军克鲁克部的部分兵力在乌尔克河上爆发冲突，参战的法军是由出租车队从巴黎运送到战场上的——那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传奇故事，尽管出租车的计时器还在计数！在战斗中，由于一些困难，法军的进攻受阻，但克鲁克却使他的两个军从左侧回撤到右侧，这意味着他与比洛的部队之间的缺口进一步加大，大体上处于——那些从南部流入马恩河的支流——大莫兰河和小莫兰河之间。

刚好就在英国远征军面前，如此偶然地出现了这一缺口。于是，英军小心前进，进入了一个几乎空旷的地带，从而在德军右翼的两支部队间撕开了一道裂痕。总体来看，到此时为止，右翼德军在兵力上已经大大落后于英法联军——20个师对30个师。而且，德军的弹药正在耗尽，而法军却学会了如何更合理地使用他们的野战炮。9月8日，在小毛奇的德军总部，德军最高统帅部召开了一次参谋会议，会后一位负责情报的上校驾车前去面见克鲁克和比洛。他发现，比洛已经决定，如果传单所说的事情真的在9日发生，即如果英军越过马恩河，他的部队就要撤退。克鲁克因此也就不得不随之后撤，尽管他不想这样。勇气尽失的小毛奇随后拜访了其他几位集团军司令，并在9月11日命令东面的第三、第四和第五集团军都要撤退。9月9日到14日，德军撤退到了一道高出埃纳河500英尺的横岭上，步兵被命令构筑防御阵地，挖壕建阵，布置带铁丝的防御网。这样，火炮无法轻易地探明士兵的位置，步枪对他们无济于事，只有那些从近处投掷的手榴弹才能够把他们从战壕中炸出来。霞飞将军以为德军在逃跑，于是，强迫法军发起进攻。但由于官兵疲劳、天气恶劣和军火匮乏，英法联军对埃纳河德军阵地的进攻毫无进展。到9月底，这一战线的对峙稳固下来，陷入了一种胶着状态。

法国人非常希望俄国人取得胜利，因为在俄国的战略铁路、铁路线路双线化和站台加长等方面，他们都有投资。这样的结果就是俄国的军事动员确实像德国人所担心的那样在不断推进。到8月中旬，尽管各种相关的服务还不能有效地为部队提供支持，但大量的俄军士兵已出现在东普鲁士边界。而且如沙俄政府所承诺的，侵入东普鲁士的俄军有两个集团军，大约30个师。其中，第一集团军向西挺进，第二集团军则行进在西南方向的一条要道上，并从华沙向北进军。从理论上来说，俄军应该能够限制住集结在东部边界和柯尼斯堡要塞的唯一一支德军，即第八集团军。但理论却难以变成现实。这一地区湖泊密布，森林茂密，不仅把两支俄军隔开，而且使得它们难以部署兵力。由于缺乏后勤供给，俄军的骑兵几乎一跨过边界，就完全失去了战斗力。此外，德国人可以利用他们从东部到西部的铁路，而俄国人却只能迎着8月尘土，拖着沉重的脚步行进在格罗德诺到华沙的道路上。俄军处境艰难，还因为他们的通信质量太差，以至于电报不得不靠汽车从华沙成堆地运出去。指挥俄军第二集团军的萨姆索诺夫，统辖着包括步兵和骑兵在内的差不多20个师，这些师之间彼此的沟通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与其他集团军进行联系了。俄军的命令通过收音机进行广播，甚至都没有加密，由于耗时过长，而且在完成任务方面没有值得信任的军士，德军情报人员由此能够了解到俄军内部正在发生的一切情况。

不过，德军的情况也开始变得糟糕起来。德军第八集团军下辖13个师，它的战术十分明显，即对正在会合的两支俄军部队中的一支发起攻击。8月20日，德军对入侵东线的俄军第一集团军发起正面进攻，一个下午双方就损失了8 000人（其中3 000人是进攻的德军）。8月22日，惊慌失措的第八集团军指挥官冯·普里特维茨将军在电话里急促地对小毛奇说，他要放弃东普鲁士，退守水量巨大的维斯瓦河。他随即被解职，已退休的保罗·冯·兴登堡[48]将军接替其职务，埃里希·鲁登道夫[49]出任参谋长。这是一个出色的团队组合。鲁登道夫很有能力，在“一战”爆发前就作为精力充沛的组织者而闻名，也曾在攻打列日要塞中神气十足，但赞誉曾使他骄傲自满，丧失分寸。兴登堡负责制动，所以鲁登道夫有时会冷嘲热讽地把自己说成是个“店铺招牌”。对两位新指挥官来说，当务之急是保持镇静，稳定军心，因为俄军第二集团军正在他们自己部队的后面艰难北进，这些部队刚刚在东部边界战斗中被打败。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决定，这些被迫后撤的德军，一部分用火车转送到俄军第二集团军的西侧，另一部分则步行直接前行到这支俄军的左侧。与此同时，迈着沉重步伐缓慢前进的俄军，对将要发生的事情还一无所知。俄军第一集团军被命令要抓紧时间攻占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要塞城市柯尼斯堡，因此总体上减少了对第二集团军行程的关注。8月24日，俄军第二集团军与德军发生交锋，在一段时间里，它的中路部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只是虚幻的进展，因为它越向北深入，就越陷入了德军从两侧进攻的包围圈中。8月26日，西侧德军开始行动，对混乱不堪和不知所措的俄军左翼发起进攻，并切断他们的通信线路。第二天，东侧德军攻击俄军右翼，俄军的先头部队还遇到了从西侧杀过来的另一支德军部队的包围。陷入困境的是俄军第二集团军的4个军，这些部队已经弹尽粮绝，它们的指挥官却对所发生的战斗完全摸不着头脑。8月20日，一群群俄军官兵——将近10万人（另有近5万人伤亡）——先后投降，俄军第二集团军司令萨姆索诺夫自杀身亡。德军还缴获了500门大炮。对俄军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失败，是“一战”中最惊人的失败！而对德军来说，这次战役则成为了一个传奇！离战场不远的地方，有个村庄叫坦能堡，中世纪时斯拉夫人曾在这里打败过条顿骑士团。人们以这个村庄来命名这次俄德大战，坦能堡战役于是变成了日耳曼人的骄傲。与此同时，它也给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带来了荣誉，他们的美名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甚至是在战后也美名传扬。坦能堡纪念碑距离希特勒在拉斯滕堡的战时总部非常近。后来，俄国人或者是波兰人炸掉了这两处建筑。

俄军退回到边界以内，并在马祖里湖区勉强击退了德军试图跨过东部边界的攻势，俄德战线出现了短暂的停战期。不过，俄军在东部战线还是有所进展，他们在攻击奥军方面发挥出色。哈布斯堡帝国[50]的苦难开始了。到8月底，俄军有超过50个步兵师和18个骑兵师集结在波兰南部和乌克兰西部。相比之下，奥匈帝国的兵力极为虚弱，开始时只有30个师，后来从巴尔干半岛又调来了8个师。在火炮方面，奥军也要弱于俄军各师。奥军官兵是帝国瓦解综合征的牺牲品，换个说法叫帝国“过分扩张”的牺牲品，是帝国的傲慢和现实的残酷之间竞争的受害者。

奥匈帝国军队总参谋长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²是一位聪明的将军。他清楚即使不把兵力为奥军1/4的塞尔维亚计算在内，奥军的兵力加在一起甚至不到50个步兵师，得到的资金也只有2 500万英镑，比英军6个师所得的资金还要少，如此虚弱的兵力根本无法应对俄军。康拉德对小毛奇承诺，在德国攻击法国时，他会动用几乎所有的部队来应对俄军。不过，对塞尔维亚的战争无疑很有吸引力，如果俄军不能立刻施加有效威胁，那么奥军的强大程度是能够解决掉塞尔维亚的。因此，在没有知会德国人的情况下，康拉德安排一半军队沿着喀尔巴阡山脉依据承诺前往俄军前线，并在边界“下车”（英国部队称之为下车），然后前行100英里再驻扎下来。俄国人可能会艰难地穿越加里西亚平原进入波兰南部，东普鲁士的德军也许会进攻波兰北部，与此同时，另一半奥军将会征服塞尔维亚人。康拉德总是向德国人解释说，他们很长时间以来就已经预见到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终将会爆发战争，而俄国人不会迅速下定决心参战，这样，奥匈帝国就可能决定先针对塞尔维亚进行军事行动。这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合理的借口，这位陆军部长随后也承认会对俄军进行干涉，没人会真正怀疑。激起奥匈开战是柏林的战争借口。可是当德国听说所发生的事情时，从德皇到其属下，却通过一连串充满痛斥的电报表达抗议。

康拉德不得不解释说奥军已经出发前往巴尔干半岛了。在德国人看来，这是世界大战刚开始时对大国军队一次荒谬的滥用。康拉德随后向他的铁路专家咨询：能改变运送军队的线路吗？专家们惊恐不已——在运输部队期间，怎么可能沿着单线铁路改变列车的线路呢？奥匈帝国的铁路反映出它是一个多民族帝国的事实，政府不得不利用这种或那种不重实际的让步来收买每个民族。比如，为了阻止把奥地利的货物运到匈牙利，有19条铁路都在奥地利和匈牙利边界终止。人们如果想要把货物从奥地利的斯洛文尼亚运到几英里远的匈牙利克罗地亚，就要通过一段风景如画的山间铁路，想要快一点的话，可以从布达佩斯中转。此外，还有许多私人铁路，在波斯尼亚，铁路之间的轨距并不相同，所以在波斯尼亚布罗德[51]，所有货物都必须在边界线上卸载转运。铁路专家指出，既然已经下令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就不得不按既定方针执行。一旦奥军在巴尔干半岛下车，他们就可以重新乘坐他们自己的火车，前往与俄军对峙的前线。铁路专家可能是有些夸大其词，在俄军进行军事动员时，所谈到的四个奥国集团军中，事实上还没有几支部队离开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但专家们的回应确实是异常谨慎，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出现任何错误，那都有可能是一场灾难（铁路管理是“一战”的关键，在十一卷的德国官方“一战”历史中用了两卷专门研究这个主题）。他们甚至规定，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堵塞，所有列车都要按他们称为“最大化同步图表”来运行，这意味着在最糟糕的线路上，质量最差的列车必须达到1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否则的话，专家眼睛盯着的那些地图上的图钉，就会变得混乱不堪，列车加水、供煤和电报发送等也都会变得一团糟，毫无希望可言。混乱非常可能成为事实，因为即便是运营最好的列车线路也可能出错——法国北部的列车线路就每天都会发生事故，而且，后来英法两国还因为管理同一铁路网而发生过激烈的争吵，这也是事实。不过，奥匈铁路专家们还是觉得军事行动的速度会比一辆质量过得去的自行车的速度还要慢！

由于康拉德的军队中有一支走错了方向，因此在这个时候，他决定恢复原来在波兰南部部署军队的计划。但是不可能临时改变铁路时刻表。其他3支部队已在喀尔巴阡车站下车，并在8月酷热中前进了100英里。另外一支部队——第二集团军——确实出发并抵达了塞尔维亚边界。这支部队在帐篷中住了一段时间，卷入了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中。他们后来重新上车，穿过匈牙利南部，在战争开始接近5周后被运到了加里西亚。不过，这支部队在加里西亚也没能取得成功。所有这一切带来的最严重后果是，奥匈帝国曾经高傲宣布进攻塞尔维亚，到头来都失败了。负责进攻塞尔维亚的奥军指挥官波蒂奥雷克患有神经衰弱，他还是同性恋。他是康拉德的竞争对手，不过两人在朝廷中却保持着良好关系。这位指挥官只用非常难读懂的字条同他的参谋沟通，而且他还在为没能保护好斐迪南大公而感到痛苦。奥军本身在人数上略少于塞军，与塞军不同的是，他们完全没有作战经验。奥军行进在几乎没有铁路的森林中，其中两支部队分隔得非常遥远。左侧的一支部队于8月16日到19日间被打败，这造成两支部队必须后撤。到12月，奥军在进攻塞尔维亚方面的其他所有努力都失败了。

到8月21日，东北战线上的两个奥军集团军部署就绪，他们的行动略快于俄军。在俄国控制的波兰北部边界地带，俄奥两军发生战斗，奥军表现出色，几乎是在德军俘获俄第八集团军大部分官兵的同时，他们击退了两支俄军的进攻。不过，所取得的胜利是以牺牲这条战线上的东段为代价的。在那里，奥军第三集团军驻守在距离俄国边界不远的一条河岸上，一度失踪的第二集团军要到9月8日才能从塞尔维亚赶过来。总体看来，俄军有75万人，奥军有50万人，在兵力上俄军占有优势；就双方拥有的火炮和机枪的数量来看，俄军的优势要更为明显。俄军的优势集中在了东段，而这支奥军还主动发起进攻让事态变得更加糟糕，这里很快就被攻陷。9月3日，俄军进入州首府利沃夫（德国人称这里伦贝格，人们通常用这个名字命名这次战役，即伦贝格战役）。奥军的反攻未果，指挥部命令全线撤退到喀尔巴阡山脚下和西部的克拉科夫郊区。

至此，战争模式已经定型：西线陷入僵局之中；东线上的奥军危机不断。那么，到目前为止战争资源才被充分调动起来的德国，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小毛奇已经精神崩溃，接替他的是一位不那么歇斯底里的人物，普鲁士陆军部长埃里希·冯·法金汉[52]。没有任何特殊的原因会让德军感到恐慌。德军确实遭受了巨大损失，但即便如此，兵力也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并可以尝试再次发起进攻。此刻，双方都非常清楚，如果军队发起正面进攻，他们就会遭遇到来自地下掩体中的阵阵弹雨和轻型武器的射击，这是大炮无法轻易应对的。因此，在法国，交战双方都试图进入埃纳河防线西北部，那里地面开阔，这是最古老的战争策略之一，因为从侧面发起攻击能够射击毫无防御的另一方，也就是说被攻击方会陷于一道脆弱的防线之中，无法反击。而攻击者的麻烦则在于在进行攻击的情况下不能十分迅速地移动，同时也缺乏火炮的配合。从9月中旬以来，双方的战斗持续进行，并越来越向西北方向推进，最终到达了佛兰德斯的沿海地区，双方在这里挖掘战壕，构筑防线。德军的意图是彻底清洗比利时，而阻击德军、防守伊普尔[53]这座中世纪古城的是英军。尽管德国方面参战的新军主要是从年龄稍大的小学生和学生志愿者中征召而来的，但德军的攻势仍然非常可怕。在10月下旬和11月上半月，英德两军在伊普尔进行了一场十分血腥的战斗。英军顽强地守卫着这座古城，这里就是后来著名的“伊普尔突出部”。所谓的突出部是英军防线的一部分，它深入到了敌军的领地，因此，防御者太容易遭到来自三面的射击。退守到更安全的地带本是合理的选择，但公众舆论已被煽动起来，以至于合理的撤退就会被认为是承认了战败。这次战斗造成各方近13万人的伤亡。它标志着英国那支古老的正规军（6万人）全军覆没，比利时人则失去了他们剩余部队1/3的兵力。对德国人来说，这场战争是对“无辜者的屠杀”。那些几乎没有受过训练的学生志愿兵，他们所在的分队有60%的人战死。今天，在比利时兰格马克的德国人墓地中，有属于这些孩子的25 000座墓碑。

双方开始扩挖战壕，巩固防线，防线也因此变得越来越难以攻克。前线部队住在“地下掩体”中，宿舍和仓库都建在面向着敌人的战壕里面，以防被炮轰或射击。带刺的铁丝网被布置在防线的前沿，这就是“之”字形防御，可以避免遭遇纵射。僵持中所需要的用于通信联络的战壕，同样是迂回曲折，连接着建有医院和提供物品的更安全地带。同时，为了做好撤退的准备，隔一段时间就可能要挖几条新的战壕。遇到潮湿的天气，战壕里会变得非常泥泞，官兵们就得铺上木板。此外，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官兵们的制服里外有各种靠死尸活着的寄生虫、老鼠和虱子（他们采用了土耳其人的做法，把夹克放在蚁穴上，蚂蚁会吃虱子，尽管蚂蚁的叮咬也不好受）。

这样，到了1914年11月中旬，胶着的战局成了整个西线的标志。从战争史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什么新情况。在过去，围攻者和被围者经常互相阻挡，僵持几个月。就在同一地区，马尔伯勒公爵[54]指挥的许多战斗都行进得十分缓慢。1914年出现的新情况是军队的规模发生了变化——相比过去，有更好的后勤供给能照顾的数百万官兵，却躲在100码开外的防线里，完全丧失了机动性。在佛兰德斯地区，整个地方都是靠中世纪强大的排水系统才免于被大海吞没，这里的地下水位距离地表非常近。德军占据了高地，因此战壕可以挖掘得更深一些。英军士兵都是些没经过训练的志愿兵，他们在黏脚的泥浆里跌跌撞撞。这成了西线英军在把守地段最主要的记忆。

在东线，情况略有不同。战线差不多有1 000英里长，两倍于西线。但部队却远少于西线。俄国的人口数是1.7亿，几乎两倍于德国和奥匈帝国人口数的总和，从理论上说，它本该能够征兵数百万。但征兵要花钱，就算节衣缩食，俄国的战争预算也无法增加到供养更多的兵员。因此，人们因宗教、身体不符合标准等各种理由或抽签未抽中的方式而免服兵役。绝大部分人是因为“家庭状况”而没去服役。如果一个人要“养家”，他就可以不参军。令俄军陆军部长困惑不已的是，8月初竟然有200万农民结婚。他只能猜测这些人是打算以生养孩子的方式来履行他们的爱国义务。一线俄军有500万，并不多于德军。在东线，俄军90个师对垒德奥联军80个师。在前线，每英里有俄军1 500人。与之相比，法军有5 000人，而且法军装备还优于俄军。当然，东西两线之间还有更多不同。在西线，铁路能够相对快速地把兵力运送到战线中某个受到威胁的地段。而在俄属波兰，这样的铁路少之又少，因此，调动预备队就始终是一件难事：在1914年10月的一段时间里，俄军最高指挥部差不多失去了整个集团军，这些运不出去的军人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华沙街头游荡。在这种情况下，东线战争其实始终就是一种调动战，尽管调动本身一般都毫无意义。

在9月中旬，德国人意识到他们必须有所作为，拯救处境艰难的盟友。鲁登道夫前来拜会康拉德。当时，身为北德一位农民的儿子，鲁登道夫还是很容易就被哈布斯堡王朝豪华高贵的排场震慑住，尤其是当奥匈军队的总部已经从普热梅希尔的营地搬到位于切申的一处小庄园，情形就更是如此。这个庄园属于奥匈军队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弗里德里希大公[55]和他的妻子克罗伊公主。大公收取租金，庄园供军队使用。新的总部安排得极为舒适，康拉德本人一直在此忙于安排与他心爱的妻子——一位匈牙利人新教徒——离婚，因为按照奥地利（和天主教）的法律，他不能和她结婚。康拉德力图使鲁登道夫相信，奥军当时的处境十分可怕，这是由于为了德国能在西线赢得胜利，奥军一直在东线阻击着俄军所致。奥军的处境确实不妙。它已经损失了50万人，其中有10万人被俘。此外，喀尔巴阡山脉北麓举足轻重的要塞普热梅希尔和12万守军已被包围。毫无疑问，那里很有可能沦陷，因为其他所有的要塞都已经失守了。好的消息是普热梅希尔要塞四周的泥坑很深，俄军无法调动他们的重型火炮，而且，不管怎么样，俄军一直没有几门重型火炮。不过，奥军明显处于危机之中，由鲁登道夫负责的一支德军被迫行动并驻扎在克拉科夫北部。但接下来两个月的调动，只是纸上谈兵，令人印象深刻，却毫无结果。鲁登道夫指出，如果他能拥有更多部队，他会做得更出色。

然而，法金汉要考虑的事务，远超出了东线。在11月初，战争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世界规模。这场战争，与奥斯曼帝国，事实上与包括波斯在内的整个中东密切相关。当时，人们认为土耳其帝国落后不堪，适合欧洲人接管。这些欧洲人在美索不达米亚（也就是伊拉克）中发现了新的利益点——石油，而且他们可以让当地的基督教少数派充当代理人。个别熟知土耳其的人都清楚，土耳其人完全不是可以随意抛弃的无用之徒，但欧洲却没有几个人能理解这些。1914年，由土耳其公众捐款为土耳其海军在英国纽卡斯尔建造的两艘战列舰，竟然被温斯顿·丘吉尔强行征用。德国的两艘战列舰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却抵达了土耳其水域，为土耳其人服务——土耳其国内的公众舆论开始变得亲德了。不管怎样，亲德的因素最终控制了土耳其。陆军部长苏丹的女婿恩维尔·帕夏，和其他“青年土耳其党人”一道在创造一种民族主义。他们的榜样是法国革命家。他们还采用了获胜的巴尔干各基督教国家的信条：一种全新的语言、对历史进行全新的解释和让国家拥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恩维尔和他最亲密的同事内务部长塔拉特把他们的政府骗入了战争。他们正式接管两艘德国军舰，船员们戴着菲斯帽，扮成土耳其人炮击俄国的港口，期望俄国人会宣战。在11月初，恩维尔和塔拉特达到了目的，奥匈内阁的部分成员宣布辞职，抗议恩维尔对俄国的挑衅，但已无济于事，土耳其已经参战。恩维尔率军经高加索侵入俄国，在萨勒卡默什附近，他的部队遭受重挫，10万官兵因疾病或高原苦寒而死亡。而德军指挥官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也在苏伊士运河受挫。在恩维尔看来，这一切真的无关紧要，因为一个土耳其民族国家必将在苦难中诞生。而且，这个国家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人的国家而不是阿拉伯世界。从结果来看，尽管土耳其为此牺牲掉了1/4的人口，但这一算计还是成功的。不过，实现它的不是恩维尔，而是另一位更伟大的人物，恩维尔的竞争对手凯末尔·阿塔图尔克[56]。

说明：

1 布拉格的记者埃贡·埃尔温·基希在他出发去前线时，婉拒了他母亲要他带上备用内衣的建议，心里想：难道她以为我是去参加又一次三十年战争？基希站在一个更为平常的人的层面看待这次战争，但也表达了同样的幻想。

2 康拉德是他的姓氏，实际上人们称他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是添加的一个称号，是一个表示贵族身份的词。

[38]　爱德华·格雷（1862~1933），英国政治家，1905年到1916年间出任英国外交大臣，是英国历史上不间断任此职位时间最长的人。任职期间最大的事件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对此所做的评论成为人所共知的名言：“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我们有生之年将不会看到它重新点燃。”他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鸟类学家。——译者注

[39]　1848年革命，主要指1848年到1849年间发生在法兰西、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这次革命几乎席卷整个欧洲，只有俄国、西班牙和北欧几个国家未受到影响。其中法国的1848年二月革命最为著名。——译者注

[40]　克里米亚战争，是指1853年10月20日因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而在欧洲爆发的一场战争。土耳其、英国、法国、撒丁王国等先后向俄国宣战，战争一直持续到1856年，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从而引发了国内的革命斗争。这场战争中英法联军使用了线膛枪、蒸汽船，大大提高了陆海军作战效能，铁路和电报也使军事行动的后勤指挥产生了革命性变革。——译者注

[41]　纳希切万，今阿塞拜疆古城，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首府，历史上曾并入过沙俄，为鞑靼人世居之地之一。——译者注

[42]　约瑟夫·雅克·塞泽尔·霞飞（1852~1931），法国元帅、军事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法军总指挥。是第十七号计划的忠实执行者，战争初期使法军损失惨重，后在马恩河战役和凡尔登会战中有效阻止和打击了敌人，但在1916年的索姆河会战中法军再度失利，霞飞因此遭免职。——译者注

[43]　第十七号计划，是法国在普法战争后拟定的战略计划，在1913年被法国国防部采用，目标是企图重新占领阿尔萨斯及洛林两省，此计划本身以攻击性为主，其战略部署是动员4个军，分南北两路进攻德国，南路目标是占领阿尔萨斯及洛林两省，北路则根据德军攻势，在卢森堡或阿登高原迎战德军。此计划强调并依赖士兵的战意及进取心，并认为法军的素质优于德军，由于法军深信英国对低地国家的重视会使德国不敢取道比利时攻打法国，故此法军没有在法比一带边界布置军队防止德军西向，总之，由于在兵力和地点上的严重误判，令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轻易占领了比利时大部分及法国东北部。——译者注

[44]　赫尔穆特·约翰内斯·路德维希·冯·毛奇（1848~1916），俗称小毛奇。德意志帝国陆军大将，曾担任他著名的叔叔老毛奇的副官和德皇威廉二世的侍从武官。1906年1月出任德军总参谋长，是狂热的好战分子。主持“一战”初期的“施里芬计划”，计划失败后于1914年9月14日被解除职务，1916年6月18日抑郁而终。——译者注

[45]　这里所说的马恩河战役指的是第一次马恩河战役，又名马恩河奇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西部战线的一次战役。发生时间在1914年9月5日至12日。在这场战役中，英法联军合力打败了德军。双方损失惨重，但从战略上看，英法联军转败为胜，粉碎了德军的速战速决的计划，但也由于英法军队行动迟缓，使德军得以保存了实力，西线战事陷入胶着状态。——译者注

[46]　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英国军事界实力派人物。曾任皇家工程兵军官。1883年在中东服役。1892年成为埃及陆军总司令。1898年在恩图曼镇压马赫迪苏丹军，成为该国总督，阻止了法国在苏丹的扩张。第二次布尔战争中，采取烧杀等残酷手段，镇压游击队，1902~1909年在印度任职期间，因与印度总督寇松爵士发生分歧，导致总督辞职。1914年起任陆军大臣和陆军元帅，招募大批志愿兵，迅速扩充英军。后乘巡洋舰前往俄国途中遭到德国潜艇攻击，舰沉溺毙。——译者注

[47]　斐迪南·福熙(1851~1929)，法国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法军新第九集团军司令、“北方”集团军群司令、法军总参谋长，战争后期任协约国联军总司令，对协约国最终战胜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起了重大作用。1918年8月获法国元帅军衔。1919年起任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位拥有三个国家（另外两个国家是英国和波兰）元帅头衔的人。著有《作战原则》等军事著作。他关于“一战”结果的名言“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的休战”，不幸一语成谶。——译者注

[48]　保罗·冯·兴登堡，全名保罗·路德维希·汉斯·安顿·冯·兴登堡·贝内肯道夫（1847~1934），兴登堡在军事生涯初期是一个出色的军人，但是他最为著名的成就在于“一战”中和鲁登道夫所形成的完美组合,使德军在东线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战役的胜利。他在晚年出任魏玛共和国总统时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这一政治行为成为日后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之一。兴登堡于1934年8月2日逝世。——译者注

[49]　埃里希·鲁登道夫（1865~1937），德军陆军上将，军事家。“一战”期间先后出任德军第二集团军副参谋长和第八、第九集团军参谋长，东线德军参谋长，能力非凡。协助兴登堡在东线取得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著有《总体战》等书，1937年病逝。——译者注

[50]　哈布斯堡帝国，此处即指奥匈帝国，因奥匈帝国的统治者出自历史上著名的哈布斯堡家族，帝国本身也是历史上哈布斯堡王朝的继续。——译者注

[51]　布罗德，今克罗地亚的一座城市，铁路枢纽，著名河港。坐落在萨瓦河畔，由右岸的波斯尼亚布罗德和左岸的斯洛文尼亚布罗德组成。——译者注

[52]　埃里希·冯·法金汉（1861~1922），德国元帅。1914年9月接替小毛奇出任德军总参谋长，先后发动东线的戈尔利采战役和西线的凡尔登战役，但均未实现预期目标，1916年8月被解职，出任集团军司令。他是一位强硬的军国主义者，退役后著有《1914~1916年总参谋部的重大决定》，1922年病逝于波茨坦。——译者注

[53]　伊普尔是今比利时西佛兰德省的一个古老城镇。在“一战”期间，协约国军队与德军于1914年、1915年和1917年在此先后进行过3次大规模的战斗，史称伊普尔战役。其中在1915年的第二次伊普尔战役中，德军使用了毒气，毒气战首次进入人类战争史。——译者注

[54]　马尔伯勒公爵（1650~1722），原名约翰·丘吉尔，是温斯顿·丘吉尔的先祖。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统帅。——译者注

[55]　弗里德里希·玛丽亚·阿尔布雷希特·威廉·卡尔，奥匈帝国亲王和奥地利大公，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皇家亲王，捷欣公爵（1856~1936），奥地利陆军元帅，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成员，1914年7月到1917年2月任奥匈帝国陆军最高指挥官，但他基本不参与军务，军队实权掌握的冯·康拉德总参谋长手中。——译者注

[56]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1881~1938），土耳其军事统帅、改革家，土耳其共和国的奠基人和首任总统（于1923~1938年在任），被尊为现代“土耳其之父”。——译者注

西线法军的220加农炮

第三章
1915

当伊普尔的战斗逐渐停止，冬季的严寒肆虐东线的时候，英国人开始盘算要如何赢得这场战争。人们认为历史能够指导今日，历史上的教训已足够清晰明确。在拿破仑时代，战略部署要考虑到英国的长处和法国的弱点。英国皇家海军对法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施行封锁，抑制了法国的经济。布雷斯特、波尔多和土伦等城市都陷入了萧条，法国对世界的影响急剧下降。拿破仑推动的那些替代行业，耗资巨大，效率却不高，并扭曲了法国经济。法国的那些附属国出高价却只能购买质量奇差的商品，从而对法国心怀怨恨。与此同时，由于英国人垄断了海外贸易，他们赚取了大量金钱，并以贷款的方式把这些金钱提供给在陆地作战的奥地利人和俄国人。他们自己最终也在拿破仑帝国最偏远的地方——西班牙，布置了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这支部队有8万人，按当时标准这可是一支大部队。在西班牙，英军通过海路给自己的军队提供给养，而法军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则不得不在欧洲这个最贫瘠和最难对付的地方翻山越谷，不得不遭受有着极大决心同时也极度残忍的强盗们的骚扰和阻挠。我们的词汇游击战“guerrilla”，即小规模战争，就来自那个时代。实际上，发生在西班牙的游击战规模可不小。英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用了5年的时间才把法国人清除出西班牙。拿破仑把在西班牙的战争称为“西班牙溃疡”，它耗尽了他的实力。但那不只是一处溃疡，那是两个大西洋帝国，甚至是三个大西洋帝国（如果你把葡萄牙包括在内）对他的抵抗。

现在，英国海军拥有巨大优势，难道就没有某种办法成功结束西线的僵局？翩翩才俊们都在苦思冥想，温斯顿·丘吉尔尤其如此。他有着非同寻常的敏捷思维和想象力，行文妙笔连珠，讲着一口高雅的老式英语，并对英国历史有着独特见解。他时任英国海军大臣（英国历史的奇特之处在于平民百姓能够控制军队，而在德国，百姓却要接受军队的命令）。在他的领导下，皇家海军早已进行了军事动员。18英里长的银灰色战舰群，舰头连着舰尾，就是在给德国人一个信号：如果英军战舰群开始行动，你们就会迅速战败。实际上早在8月4日，英德之间海战的第一枪已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港打响。当时，一位德国商人打算经停悉尼，却被告知不得靠近那里。不过，在封锁德国这个问题上，丘吉尔的历史意识却是靠不住的。

封锁的主要目的是要阻止德国货物出口。莫里斯·汉基是一位令人畏惧的人物，一位对所有事物都有兴趣的语言学家。1914年前他在英国内阁中的地位，相当于库尔特·里茨勒在德国政府中的地位，他在最高层管理着政府事务。同时和里茨勒一样，他也要对20年后原子弹的问世负责（在1940年，德籍的犹太流亡者把核弹秘密送给他，他则把此秘密送给了美国人）。就是这样一位人物曾说过，如果能够阻止德国货物出口，德国就将被摧毁。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其他许多聪明人一样，都完全错了。在战争期间，皇家海军共捕获了900多艘德国商船，还在世界各地，包括马尔维纳斯群岛捕获了（不是没遇到麻烦）许多敌人的战舰。然而，这些行动虽然阻止了德国出口货物，但德国的空闲机器和劳动力却被投入到了战争所需物品的生产之中。与那些英国才俊们预料的相反，在汉堡，没有发生暴乱。控制德国工业的几个大型托拉斯都转而生产战争物资，而作为托拉斯自己工具的银行则为它们提供周转资金。与此同时，和它的英国同行一样，普鲁士陆军知道如何在不制造麻烦的情况下维持产品质量。这样，英军封锁德国货物出口的效果就是，在1915年德国战争经济比所有其他参战国都要好。俄国人花了一年时间才赶上德国的水平。

封锁还导致了另一桩怪事：它成了德国食品供应管理不善的一个奇妙借口。德国人因此非常痛恨英国人，指责他们造成食品短缺，而实际上这的确不是英国人造成的。阻止德国人进口货物，可并不容易，因为他们可以通过中立国港口来运营。而且，国际法（1909年的《伦敦宣言》）在所有情况下都没有阻止食物进口（甚至带刺的铁丝网也只被算作“有条件的禁运品”，因为它具有农用价值）。根据英国的规定，英军可以打开中立国的船只进行检查，而且有时可以没收它们的货物。这一再导致与美国的冲突，造成了很多即使通过提供战后补偿也不易解决的难题。无论如何，确实没有办法阻止德国人通过（特别是）荷兰进口食物。

随着战争的继续，在1916~1917年冬天，德国人的食品供应确实出现了急剧的恶化。英军的封锁也因之受到指责，但实际上价格管控制度才是罪魁祸首——谷物价格受到控制，而肉类价格却没有，这样，农场主们就用谷物喂养牲畜。事实上，直接食用谷物得到的能量是间接通过食用肉类产生能量的4倍（两磅的维多利亚面包就足以供一个人工作一天）。而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德国政府曾控制肉类价格，这样，农场主就屠宰（在1915年春，有900万头猪被杀）而不是销售手中的牲畜。肥料比往年减少，收成也因此下降，而马铃薯的歉收则使事态变得更加糟糕，1916~1917年冬天因此也被称为“芜菁之冬”，但问题的核心则在于草率的价格管控。德国农业部似乎把封锁看成仅仅是一种加强的农业关税，即右派们一直在倡导的一种关税。无论如何，农民们表现得非常出色，与此同时，城里人却吃着大头菜，没完没了地蒸煮甜菜来制作一种甜糖浆，在科隆圣诞市场上，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会吃土豆馅饼蘸甜萝卜酱。

封锁还造成了另一个多少有悖常情的后果。这一次，人们预料到这个后果但却误解了它。随着德国外贸出口下降，人们预计英国的出口会取而代之，英国货物会重新占领拉美市场，至少英国人是这样以为的。这类出口带来的利润，通过战争贷款或征税的方式可以回流到财政部，这也意味着接下来可以把这些资金借给那些陆地作战的盟友们，比如意大利或俄国。这种情况，也有先例可循。在1756年到1763年的七年战争[57]期间，英国的资金使得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58]能够持续反击法国、俄国和奥地利，英国人则清洗了法兰西帝国的几乎所有资产。1916年到1917年英国的出口确实有所增长，达到面值5.27亿英镑，这一数字直到1951年才被超越。战争爆发前5年的年平均出口额为4.74亿英镑。一个奇怪的事实是，在有统计记录以来的所有年份中，1916年是英国人向海外销售货物量大于他们购买货物的唯一一年。不过，出口依赖于技术型劳动力，需要把他们和机器设备从生产战争物资中转移回来，但当时的一个现象阻碍了这一进程——大量技工志愿参军，出口商面对劳动力短缺的困境，只能以支付更高工资这种手段来彼此竞争。到了1916年实行强制征兵时，这一问题才得到部分解决：根据新的强制兵役制，一些拥有特殊手艺的人们，可以免服兵役（从某种程度上看，强制征兵获得的兵员最终要少于稍早的志愿参军所获兵员）。在1915年时，这些混乱就已影响到了英国的战争经济，并在当年春夏出现了严重的军火短缺情况，而德国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却找到了解决军需的适当方法。因此，封锁变得像椭圆桌台球一样，每个角落都有漏洞。直到1918年，封锁才被真正严格执行，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干预，迫使各个中立国限制了与德国的贸易。

在“一战”中，还有另外一个先例，那是一个人们非常重视历史先例的时代——在拿破仑时代，软肋是西班牙；而在当时，这个软肋是土耳其。

土耳其的参战结果非常糟糕。德国人本来十分期望苏丹哈里发宣布开始“圣战”，那样所有的穆斯林就会反抗英国。但在大多数地方，苏丹的呼吁书都被投到了废纸篓里，俄国的鞑靼人和印度的穆斯林根本没有给英国制造任何麻烦。任何时候，即使圣战意味着把一部分基督徒视为盟友而把另一部分基督徒视为敌人，也几乎没什么用（对土耳其青年党来说，这没什么新奇之处，毕竟他们的宗教领袖就是一位出身伊斯坦布尔一个大家庭的共济会成员[59]）。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高加索地区损失惨重，阿拉伯各省也已经出现了反叛的迹象。推进到黎凡特地区的一支英军可能已击败了土耳其人，黑海海峡也将重新开放与俄国的贸易。可能受此鼓舞，巴尔干半岛各国和意大利纷纷加入协约国阵营参战。在1914年，英国又把君士坦丁堡送给了俄国人，并继续谋划着由各个盟国来瓜分整个奥斯曼帝国。没人预料到土耳其人能够进行激烈抵抗。¹他们几乎没有军事工业，尽管依靠多瑙河的航运，德国的援助依靠腐败的罗马尼亚人可以运抵土耳其，但往往是杯水车薪，而且都非常迟缓。对于一代代受过古典教育的私立精英学校的学生们，比如诗人鲁珀特·布鲁克[60]来说，爱琴海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而对丘吉尔来说，爱琴海的巨大优势仅仅是这里不是西线。1906年，配有全重型火炮的无畏舰问世，这让早期的各种战舰都落伍了。不过，人们却以为，1906年之前建造的那些多余的英军战列舰就能够横扫赫勒斯滂，也就是现在的达达尼尔海峡——从塞斯托斯到阿拜多斯的海峡两岸宽仅800码，这在希腊神话中曾有提及，后来的拜伦勋爵曾游渡过此处。

1915年3月18日，英法联合舰队16艘战列舰惨遭劫难。它们的大炮不适合攻击岸上的炮台，而且土耳其人还有移动炮台。不管怎样，联合舰队没有彻底扫除雷区。3艘战列舰被炸沉，另有3艘丧失了行动能力。后来，待德军潜艇赶到附近海域，又有两艘被炸沉，英军舰队不得不在5月离开近海水域。英国的海军指挥官德罗贝克海军上将倒是一直十分谨慎，他期望有一支陆军来解决海岸防御问题。但陆军的基地远在埃及，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还出现了不必要的拖延——补给舰按错误的顺序缷载了船上的货物，英国地中海远征军总司令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命令所有的船按正确的顺序重新卸载。疟疾也成为一个问题（鲁珀特·布鲁克因此病故）。在军队中，军需供给苛刻成风，甚至没有为驻扎在地中海沿岸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军队营地窗户安装防蚊纱窗。此时，希腊的利姆诺斯岛成为了英军的前沿阵地，准备战斗的意图已非常明显。不过，即使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铁路和公路能够比船舰更迅速高效地把军队和大炮运到加利波利半岛[61]——单单运送一个师就需要50艘船舰——就算是土耳其人也至少需要7周时间。而英法联军确实有7周没有采取登陆行动，土耳其人很好地利用了这段时间。

面对英法进攻的致命威胁，土耳其人还是决定采取一项关乎其命运的措施。在东部的凡城，亚美尼亚人发动起义，穆斯林城镇被摧毁并发生了大屠杀。刚好在英军登陆前，恩维尔和塔拉特命令把全国除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之外的所有亚美尼亚人驱逐出境，理由是他们不忠诚而且非常不可靠。在沙皇、俄属亚美尼亚大牧首和安纳托利亚几位知名的亚美尼亚人的呼吁下，战争后方最终发生了几次暴动，使得青年土耳其党人确信，他们必须孤注一掷，采取极端措施。历代的亚美尼亚人都被认为是“最忠诚的”少数派，甚至在1914年，土耳其政府还给了他们的领袖保罗·努巴尔一个职位（他拒绝了，理由是这不是他的土耳其同胞决定的）。土耳其人针对亚美尼亚人的策略，制造了许多超乎寻常的残忍事件，至少有70万亚美尼亚人被迫步行或被塞进火车前往叙利亚北部，在那里的集中营，许多人死于饥饿和疾病。沿途有大量证据能够证明确实存在着大屠杀。

4月25日，协约国部队在加利波利半岛西南端的5处海岸登陆，他们在人数上处于劣势（5个师对6个师），海军的火炮无法精准攻击掩蔽好的野战炮。登陆期间，英军损失惨重，登陆后他们又发现，登陆之处林木茂密，且是上坡段，地势艰难，伏卧在远处斜坡上的土耳其军人俯视着英军阵地，主宰着他们的命运。而澳新志愿军团进入了一处特别考验意志的地方——“澳新军团湾”——参战双方挖掘战壕并进行正面攻击。对于入侵者来说，即便是饮水也成了问题，因为不得不依靠士兵划着小船来供水，可每只小船装载的水量过少，而且通常又很容易遭到埋伏在斜坡上俯视着山下的土耳其军人射击。8月，英军在新补充了3个师之后，试图在澳新军团湾更北面的地方，沿着苏弗拉湾海岸再次登陆。尽管在一段时间里，英军没有遭遇到抵抗，但由于资深指挥官弗雷德里克·斯托普福德将军想要在确保军需物资都完全到位的情况下才继续前进，结果这次行动也遭到了失败，英军并没有更远地深入到内陆地区。土耳其军队非但没有崩溃，反倒展现出了非凡的韧性。在这次战斗中，一位年轻的指挥官凯末尔，即后来的阿塔图尔克，为自己在全国赢得了声誉。英国政府最终对整个登陆战役失去了信心，地中海远征军于1916年1月初被迫结束战斗，在指挥官非常专业的领导下实现了撤退[62]。加利波利战役造成英法联军和澳新军团约50万人的伤亡，其中主要是英国士兵。土耳其方面的伤亡人数约有25万人。在战争的这一时期，英军还遭遇过另外几次挫败。在1915年到1916年的冬天，由于世间罕见的低效，英军的一支远征军在前往巴格达的途中遭到围攻，于1916年春天在库特缴械投降。对德国人来说，到目前为止，奥斯曼帝国的参战带来了非常不错的战果。

德国人在其他地方的战绩也很好，这主要是因为，在真正的战争经济领域，英军的封锁给了德国人领先其他人的意志和方法。新指挥官（实际上在这次战争中，帝国的显要人物都只是名义上的总指挥，总部的参谋们才是真正的指挥者，正如将军们有时会骑着高头大马在公众中趾高气扬地行进，但如果遇到真正重要的事务需要完成，他们就会坐汽车了）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是一位比小毛奇更会谋划的人。他意识到（也许这证明了歌德的名言“天才懂得知止不殆”）德国的实力不足以同时与3个大国进行较量。他还告诉德皇，如果说德国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没有输掉这次战争，那它实际上将会赢得这次战争。他的希望——这希望支配着他的行动——在于劝说俄国退出战争，重续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普俄伙伴关系。法金汉是一位俾斯麦主义者，和俾斯麦所说的一样，他不希望“把普鲁士这艘装备齐全的巡航舰捆绑在奥地利那艘破败的盖伦帆船上”。他也不喜欢奥匈帝国的人民，在他看来，轻浮的天主教徒，满脑子都是花哨的规矩（普鲁士近卫团中只有一名信奉天主教的军官，即弗朗茨·冯·帕彭，他在担任德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的时候，曾有组织地蓄意破坏美国经济，后来又令他名声大振的是，实际上是他选定了希特勒）。像俾斯麦一样，法金汉也认为德国永远不要与俄国断绝关系，因此，他与康拉德的关系，有时冷淡到他完全不把会极大影响到奥匈命运的重要决定告知康拉德。为发动攻击，他甚至要求他的联络官去偷偷查证克拉科夫北部铁路的运营能力，但只是在计划实施一周前，他才告诉他的盟友。在一个更加关键的问题上，法金汉和康拉德都以战争可能获胜为前提，在彼此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地筹划着对法国和意大利发动总攻。

尽管沙皇政权中那些最明智但却已退休的政治家们会接受法金汉的提议，但德国人对俄国的和平试探基本上被忽视了。西线的英法等列强已把君士坦丁堡给了沙皇，这是法金汉无法做到的。而且，在俄国，无论如何都存在着多少有点邪恶的反对德国影响的运动。这种影响要追溯到凯瑟琳大帝[63]时期，是那位女皇把德意志农民带到俄罗斯教导俄国农民如何从事农业生产。土地改革是1914年以前和“一战”期间俄国政治中最重要的主题，即把土地分给农民。土地改革规定，如果一个人成为了战争英雄，那么他就可以依据有关的法律条款获得被没收的德国人的土地。沙皇的德籍妻子也成了累赘。不管怎样，除非沙皇别无选择，否则他不可能与德国讨论和平条款。

因此，德国在东线发起进攻。和丘吉尔一样，法金汉也知道西线表现出的只是一种僵持状态，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正确的。1915年4月，法金汉也曾试图在西线的伊普尔发起最后一次攻击。像无限制潜水艇战一样，这次进攻是普鲁士人进行的又一次残酷操练。德军获得了一种新武器，就是《海牙公约》严禁使用的毒气。他们为此狡辩的理由是法军的步枪子弹也曾射出一种能击中目标的气体。无论如何，毒气确实是一种骇人听闻的武器，它会导致受害者失明或肺部受伤。德军于1915年1月首先在与俄军对峙的前线进行了试验，但极为寒冷的天气降低了毒气的效力。而在4月，从钢瓶中施放出的毒气立刻在英军和加拿大军队中造成了恐慌。但在当时，德军自身也要在毒气中行动，他们找到了一些临时性的应对办法，其中包括浸泡过尿液的棉絮能够在半个小时内使毒气无法发挥作用。后来各方军队中都有了适用的防毒面具。不管怎样，对英军来说，尽管伊普尔突出部的局势变得更加艰难，但也没被德军突破，法金汉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他的主要目标还是在俄国。

在这方面，法金汉是有些好运气的，因为西线的英法两个大国在加利波利战役和法国境内的战线之间分散了精力。从地图上看，德军的防线似乎非常脆弱，因为它全都布置在包括努瓦永在内的一个宽阔的突出部，其最前沿距离巴黎只有50英里。法国的报纸每天都把这条消息放在头版头条。而寻找好消息的将军们，则完全被下面这些消息给迷惑了——一次新的进攻就将解放法国全境。数百万英国志愿兵憧憬着士兵生活的刺激和魅力，他们要抛弃令人厌倦的工业化城镇的生活，枕戈待旦，自愿开赴前线。德军据守的突出部很容易从两侧发起进攻，位于北侧的是阿图瓦，英国远征军正在那里养精蓄锐，地处南侧的是巴黎西北部的香槟地区。如果英法联军从任一一侧实现突破，他们就能够使骑兵“涌入”打开的缺口，也许就能包围住处在努瓦永突出部中心地带的德军。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是毫无价值的空想，都是年迈的将军们幻想出的辉煌。他们经历的是南非草原上骑兵的冲锋陷阵或在摩洛哥沙地上的战斗。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幻想呢？在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关于“一战”的经典回忆录《别了，那所有的一切》（Goodbye to All That）一书中，他描述了个中缘由。格雷夫斯是一位私立精英学校的学生，内心充满了那个时代浪漫主义的爱国情怀，在离开查特豪斯公学（Charterhouse）之后志愿参军。他所在的那个团的正规军官们都遵循着那些老规矩。军官们身着宽松的短裤，就好像他们身在印度一样。上校们的营生就是把中尉们当“见习生”来用，让他们的生活蒙羞，即便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富翁和成功人士。有许多指挥官根本就不聪明，其中一些人是彻头彻尾的蠢货。

1915年4月10日，英国远征军首先试图进攻的目标是一个叫新沙佩勒的村庄。在战争的这个阶段，战壕防线还非常落后，英军能够集结足够数量的大炮攻克敌军的战壕并进行占领。不过，随后发生了什么事呢？德军的预备队乘火车抵达了另一条防线，而英军的预备队却是步行赶到前线，而且每个人还携带着60磅重的装备——相当于一个很重的箱子。骑兵的行进速度倒是在预料之中，只是又阻塞了道路。英军的大炮无法击中德军的新防线，而步兵已疲惫不堪，接下来的进攻因此失败。在5月，同样的情况又多次上演，都没有取得最初那样的成功。不过，在那时，志愿兵已成批成批地赶来。在9月，英军与法军协同行动，酝酿了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在矿业城市卢斯，英军甚至释放了毒气。但正如格雷夫斯对结果所做的描述一样，这是一次可耻且可笑的失败——每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阶段士兵们都要记取英国式的无知和错误。毒气要从钢瓶里放出来，可扭开钢瓶螺丝的扳手尺寸却不对。而且，管理化学药品的教员们对毒气知之甚少，他们痛恨士兵们的所作所为。军人们对不知所措的教员们又太不尊重。问题都解决好了，风向又出了偏差，但指挥官已下令释放毒气，结果毒气反过来吹向了英军。小城卢斯被德军占领，但有两支英军预备师还停留距卢斯很远的地方，他们或踩着交通壕的板道，或沿着挤满马车、大炮和不得不避让的骑兵，急速前往卢斯。他们到得太晚了，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接下来的两天里遭到进一步的屠杀。但卢斯战役至少让英军更换了指挥官，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取代了约翰·弗兰奇爵士。一方面是因为弗兰奇爵士已名声扫地；另一方面因为连国王都会听取黑格爵士的意见，而且他在1914的表现确实卓有成效。

与英军相比，法军在香槟地区发起的攻击更加有效。这是因为在9月25日，法军在火炮方面有着较大优势，而且当时德军的防御非常低效，这种情况成就了法军的一次突破，甚至缴获了200门大炮，这可是巨大的收获。法军预备队还前行打开了一个缺口。但他们不得不再次面对一些问题，德国防卫部队已乘火车赶到，并已勘察了新的防线。接下来的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是：这个纵横交错的战场，早已被大炮击得千疮百孔，弹坑中时不时积满了雨水和死尸。法国军队的生命力正在慢慢衰竭。

哈布斯堡帝国的生命力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尽管不是成百上千的士兵因战斗伤亡而是被俘。当时光迈入1915年，奥军沿着喀尔巴阡山一线驻扎，希望能够守住众多山口，不过，普热梅希尔要塞在撤退中已被放弃，那里有12万人留守，物资只能维持到3月底。如果局势和其他地方一样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普热梅希尔就会像列日和其他要塞一样，被重型大炮攻陷，但俄国的围攻部队所拥有的武器少之又少。这样，似乎是命中注定，“桑河[64]上的堡垒竟然守住了”，而奥匈帝国的声誉看来也取决于它——如果它真的被攻陷，奥军的士气也就有可能崩溃，而且，众多潜在的敌人也许会受此鼓舞而介入奥匈帝国的事务。不过，从战略上来说，依赖要塞防御是一个低级错误——敌人因此会熟知你必须采取的行动。当时，俄军就完全清楚奥军会有来自喀尔巴阡山脉的救援性进攻，后来还甚至出现了一支规模不太大的德军南方军团。从1月23日到3月中旬，在高山地带，奥军发起过3次进攻。奥国官方的历史学家们对康拉德的好感有时会造成对真相的隐瞒，但对这几次攻击，他们还是会认为这是“残忍的愚蠢行为”。参与进攻的官兵都被冻死，子弹要么埋进了雪里，要么打在冰面上四处乱跳，而步枪只有在火堆加温后才能发射。在这些战斗中，大约有80万人丧生，其中3/4因患病而死掉，逃兵成了一个严重问题。此外，奥军也担心许多斯拉夫人组成的部队，尤其是鲁塞尼亚人（即奥匈帝国统治下的乌克兰人）或捷克人并不可靠，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布拉格军团甚至因此而被遣散。

德军方面倒是取得了较大成功。在11月，兴登堡已获得了“东线最高指挥官”的头衔（缩写为“Oberost”）。他的部队从开始时的20个师，扩容到40个师，人数增长到两倍。不过在当时，鲁登道夫和法金汉之间发生了争执，法金汉对鲁登道夫深得人心感到愤慨，并认为他的计划野心过大。但是，奥匈帝国面临的危机迫使法金汉派遣4支新组建的集团军前往俄军前线。2月初，这些德军从普鲁士边界对东南方向的俄军发起进攻，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马祖里湖区战役”。在厚厚的雪地里，德军展现出了他们非凡的作战技术，他们击败了一支正在列队准备进攻的俄军。突袭了另一支俄军，造成它的指挥官，一位70岁的老人精神崩溃，逃往科夫诺要塞（他后来被处以15年的劳役）。还有一支俄国集团军被围困在丛林中，虽然战斗的规模小于坦能堡战役。此后，双方的相互攻击又在波兰和东普鲁士边界展开。而所有进攻都表明法金汉是正确的，鲁登道夫的计划确实过于雄心勃勃。要不是俄军惊人的无知和愚蠢，以及不断犯错，德军肯定会付出极高的代价才能获得可能出现的任何进展。无论如何，当时的奥匈帝国需要直接援助。3月22日，普热梅希尔要塞守军投降，这样，得以抽身的俄军被用来进攻喀尔巴阡山脉的各个山口，并直逼匈牙利大平原。甚至在布达佩斯，人们都能感受到恐惧。在4月初的复活节那天，贝基斯德军（即德军第38预备队），在德军最有能力的将军之一格奥尔格·冯·德·马尔维茨的率领下，已经避开了直接危险。但很显然的是，如果不采取实质性行动，事态只会变得更加糟糕。

对德奥来说，还有一个危险在显现出来，即意大利可能参战，每个人都认为这才是致命的危险。奥匈帝国能够三线作战吗？甚至有可能的是，如果罗马尼亚也参战，那奥匈帝国能够四线作战吗？这两个国家都是新兴国家，因为哈布斯堡帝国有着大量的意大利人和罗马尼亚人，它们还没有完成统一。意大利人想更上一层楼，他们从亚得里亚海的角度考虑南斯拉夫的土地，他们也在考虑以牺牲土耳其为代价建立一个地中海帝国，同时还想得到5 000万英镑的便宜贷款。与此同时，他们又非常害怕德国。不过，奥匈帝国的危机和英法联军登陆加利波利半岛减轻了这种恐惧。1915年4月26日，意大利与协约国集团签订了一个《伦敦条约》，保证参战。参战决定获得了意大利议会的通过，但并没有得到广泛和热烈的响应。5月23日，意大利驻维也纳大使把宣战书呈交给了奥匈政府。从理论上说，这本来意味着奥匈帝国的终结，但地理条件帮了大忙。两国边界地带群山起伏，只有港口城市的里雅斯特东北部有20英里宽的平地，这个港口是意大利参战要夺取的主要目标。但这个地段属于喀斯特地貌的燧石区，寸草不生，难挖战壕。即便是奥地利人临时拼凑组建起来的部队也能设法阻挡住敌人最初的进攻。对许多斯拉夫人来说，意大利参战非但没有摧毁奥匈帝国，反而给战争提供了一个新的作战地点，捷克军团后来得以重建，正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意大利战线上表现非常出色。此外，法金汉由于意大利参战而取得了东线战争中的最重大的一次胜利。

法金汉主要关心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劝说俄国放弃战争。为此，他需要一些证据来告诉俄国，它永远也不可能赢得战争。第二件事情是劝说奥匈帝国的人们为了阻止意大利参战，就要对它做出慷慨的让步。这件事情很难完成，如果他告诉他们，为打败俄军，他打算派兵直接援助奥军，可是这样又有可能会助长他们拒绝对意大利人做出让步的想法。因此，法金汉甚至对康拉德隐瞒了准备进攻俄军的计划，德皇本人也只是在4月11日才得到通知。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战略计划——新建的第十一集团军穿过喀尔巴阡山脉北部连绵起伏的乡村，对山口中试图进攻的俄军发起攻击。到4月中旬，地面已经干透，德军完全不会重复康拉德的军队在雪地中曾经历的灾难性困境。到4月底，就是说在十多天的时间里，新组建的马肯森[65]第十一集团军的8个师，共10万人和1 000门大炮就已到达克拉科夫东部。这种铁路运送达到的成绩非同寻常，俄国人无法企及。

德军到达之地，非常敏感。正是在这一地带，十分混乱的战略形势正在加重俄军在战争物资方面面临的困难，俄军的整个阵地马上将被突破。在这个战区，俄军有两大集团军群（或者说两个前线指挥部），其中西北方面军必须应对驻扎在东普鲁士的德军，这些德军能够从南部、东部甚至北部攻入巴尔干半岛各省。任何一位审慎的指挥官都会命令士兵时刻准备防范来自任何一个方向的进攻，因此，不会留有任何剩余兵力来发动攻击。西南方面军当然同样对来自漫长的喀尔巴阡山脉一侧的威胁感到忧虑。不过，不管怎样，西南方面军还是认为一次切实的军事努力能够使奥匈帝国退出战争，这种想法也可以理解。而俄国方面的主要问题在于俄军运输速度极为缓慢，这是由于他们的铁路系统远远落后于德国，除了在巴拉诺维奇[66]的一块清扫干净的林地上，有一位中层军官和两位助手坐在一个半截火车车厢中进行计划之外，俄军的铁路几乎没有中央指挥系统。在德军的铁路运输中，马匹（尤其是饲料）约占1/5；而在俄军方面，这个比例则超过了1/2，因为俄军骑兵和哥萨克人仍在期待他们的辉煌时刻。但是，无论如何，两个前线指挥部管理着它们自己的铁路运输，无视俄军最高指挥部的命令，而且没有把彼此的要求放在首位，这造成了转运一支集团军可能要花费一个月时间。而从理论上说，在5天内就可以完成从里加到敖德萨的运送行程。

在这个战区，俄军全部兵力的2/3，即60个师都在全心应对西北方向上东普鲁士德军造成的恐惧。西南方面军总司令尼古拉·尤多维奇·伊万诺夫将军调集庞大兵力（6个集团军），在喀尔巴阡山脉东部靠近罗马尼亚边境地带采取行动，其目的当然是使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同时参战。伊万诺夫还以为，喀尔巴阡山脉西部的大部分俄军能够守住各个山口，结果就造成克拉科夫东部防线只有5个师在勉强地把守，那里预备队不易到达，防线布置得残缺草率，泥土被搬挪得乱七八糟，也没有多少通信线路。与此同时，俄军士兵不喜欢在发生过战斗的地面上挖掘战壕，因为在融化的冰雪下面，会有尸体浮现。当地的指挥官听说德军即将来到，于是打算建一个预备队。但上级却说，如果他有多余的人员组建预备队，就意味着他掌握的兵力超出了他的需要，因此要求他劝退其中的一些士兵。甚至前线的通信联络都全无保密措施。从战略和战术上来看，俄国军事史的一大灾难的发生，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5月2日，奥军第四集团军和德军第十一集团军共18师和上千门大炮开始了连续4个小时的炮击，很快就把俄军阵地炸成了瓦砾。俄军根本无力还击，因为俄军第三集团军的大部分火炮还在其他地方（甚至有来自逃兵的警告，指挥官还是离队前去参加圣乔治勋章的颁发庆典）。军队中的许多士兵要么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要么早已超龄，一些人听到迫击炮声，吓得在空旷的地面四散奔逃，厚厚的大衣也随之在空中飘动。进行防御的俄军，有1/3被消灭，防线也被打开了一道5英里宽的缺口。在两天的时间里，同盟国的军队推进了8英里。俄军只有立刻退到桑河，普热梅希尔要塞可能还存有一些重要物资，但伊万诺夫却命令第三集团军要坚守防线，可当地的预备队也被消灭，到5月10日，德奥军队已缴获200门大炮，并抓获了14万俘虏。到此时，俄军不得不从喀尔巴阡山脉后撤，尽管其他战线还在拖沓、零散和极不情愿地向这条战线派遣预备队。此外，另一个不祥的因素开始发挥作用——俄军没有了充足的军火。每个军当时需要20 000枚炮弹，此后每天需要25 000枚，但却只能派发15 000枚。到5月19日，德军在桑河上已拥有一座桥头堡。同一天，法金汉在桑河上的雅罗斯瓦夫会见了第十一集团军参谋长汉斯·冯·西克特将军[67]，两人都认为一个巨大的机会之门正在打开：德军有可能占领整个俄属波兰地区。俄军西南前线的指挥官伊万诺夫将军的内心无疑赞同这一说法，他惊慌失措地向俄军最高指挥部发出了信息——他将不得不一直退到基辅。与此同时，由于完全不知道同盟国军队会在哪条线路后面尾随进攻，他不得不在北面和东面之间以非常怪异的方式撤退。6月4日，德奥军队重新占领了普热梅希尔。22日，又夺回了利沃夫。

在俄国前线，随之而来是一场更大的危机。在加里西亚的那支庞大的攻坚部队，现在前行进入了俄属波兰的南部边缘。在7月中旬，东普鲁士的德军则调集了另一支攻坚部队前往俄属波兰的北部边缘。这样，由于德国在波罗的海又开辟了一条战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早在4月中旬，他们已派遣骑兵进入了那里的空旷地带，并诱骗更多俄军进入这个地区，而这里并不值得布置那么多军队——一支俄军不得不控制里加，另一支则不得不保卫立陶宛。北方新战线的开辟又提出了如何安排预备队这个常遇到的麻烦事。因此，俄军的战略境况非常糟糕，一个明智合理的目标是完全放弃波兰。然而，如此的意见本就少有，还很容易被压制。首先，撤离华沙需要2 000列火车，但由于必须运送马匹所用饲料，因此无法抽调出这些运力。另一个观点则是，人们认为北部的科夫诺、华沙城外作为俄国统治标志的新乔治弗斯克大型要塞，以及其他地方和各条河流上规模较小的要塞，都将起到屏障作用。在战争爆发之前，这些要塞已经花费了大量资金，配备了数千门大炮和数百万枚炮弹。为什么要直接放弃它们呢？

于是，俄军稳住阵脚开始战斗。造成俄军弹药短缺的原因，真的不是这个国家可怕的落后状态（正如斯大林和那些移居到国外的将军们断言的，所有人都在为他们的不端行为寻找借口），而是掌握权力的人们执迷不悟且屡屡判断失误。陆军部从不认为俄国的企业家诚实或具有竞争力，而陆军部负责炮兵的机构还认为，步兵总在上演那些倒霉的故事。俄国邀请外国人供应弹药，但每个供货商都把俄国列在货单的末尾，俄国送来的关于弹药规格的说明，也都像腕寸一样早被淘汰了，而且无论怎么商讨，俄国都不能直接付款（俄国使用英国的信贷方式）。但事实是俄军即便储备了200万枚炮弹，那些大型要塞还是被攻破了。在7月中旬，马克思·冯·加尔维茨将军指挥的第二十集团军携带1 000门大炮和40万枚炮弹从南面，马肯森将军指挥的第十一集团军从北面，分头前行，一路炮击，有时竟将俄军一个集团军炸得只剩数千人。到8月4日，德军占领了华沙。新乔治弗斯克要塞驻有大批守卫部队，1 600门大炮和100万发炮弹。考虑到当时欧洲其他每一个要塞都面临着重型火炮攻击的情况，该要塞的人员和物资都应撤退。但当时俄军真正的最高指挥官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却认为，“教会要求我们必须保卫这个要塞”。安特卫普要塞的征服者汉斯·冯贝泽勒将军带着攻城装备来到新乔治弗斯克要塞。他抓获了该要塞的总工程师，并逐一细看这位工程师提交的所有地图。德军仅用一枚炮弹就炸毁了要塞的一个堡垒，整个要塞随之在8月19日投降。与此同时，另一个大型要塞科夫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俄军指挥官本以为它能保卫立陶宛，结果却让德军有了与在新乔治弗斯克相似的巨大收获—— 1 300门大炮和90万枚炮弹。

正如土耳其的一句谚语所说，“一次灾难胜过千条建议”，俄军最高指挥部终于做了件正确的事情。俄军决定撤退，而且是1812年[68]焦土战术式的撤退，身后没有留给德军任何可用的东西。从军事角度来看，这是一次管控十分出色的撤退，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被焚烧，成百上千的难民疲惫不堪地逃离犹太人聚居区涌入城市。而在德军艰难地前行进入普里皮亚季沼泽区时，他们超出了他们自己的后勤供给范围，甚至连水也成了问题。不过，由于俄军最高指挥部高估了德军对里加的威胁，采取在不同方向上撤退的策略，因此，在9月18日，德军得以偷偷穿过“斯文茨内亚缺口”，设法占领了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鲁登道夫想要继续推进，但法金汉则非常现实。俄军已经有100万人沦为俘虏，很明显，它已不可能干预德军在其他地方的计划了。无论如何，作为大战的操控者，法金汉完全理解在白俄罗斯为军队提供后勤所面临的困难。他清楚，那里远在德国铁道卸载点之外，没有碎石铺就的道路，俄国的铁路几乎无法发挥作用，而且，那里的铁路轨距更宽，德国的机车也无法使用。现在的优先事项是打败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半岛的冬天到来之前建立一条与土耳其相连的陆上通道。法金汉拒绝了奥匈帝国关于意大利和乌克兰的计划，并把马肯森将军派到巴尔干半岛。与此同时，保加利亚政府有他们自己的野心，即打算重建中世纪的保加利亚帝国。按照德军的战略设计，保加利亚被安排从东面入侵塞尔维亚。在10到11月之间，德军征服了整个塞尔维亚。1916年1月1日，首列由柏林直通土耳其的列车抵达了伊斯坦布尔。

说明：

1 在参战的英军参谋人员中，有一位道蒂·怀利（Doughty-Wylie）上校，他离船上岸时手中的武器就只是一根手杖。他曾作为军事顾问（参与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地区的早期国际维和行动），与红新月组织一起参加了几次巴尔干半岛战争，支持奥斯曼帝国，并因此得到过帝国的授勋。他曾说我不会杀土耳其人，但他自己却被土耳其人杀死了。不过，他死后被授予了象征军队最高荣誉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57]　七年战争（1756~1763），又称英法七年战争，是欧洲两大军事集团英国–普鲁士同盟与法国–奥地利–俄国同盟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和霸权而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战争。战场遍及欧洲大陆、地中海、北美、古巴、印度和菲律宾等地。这场战争造成约100多万人死亡，对18世纪后期国际战略格局的形成和军事战略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译者注

[58]　腓特烈大帝（1712~1786），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1740~1786年在位），军事家、政治家、作家、作曲家。在他统治时期，普鲁士军力大规模发展，领土大举扩张，文化艺术得到赞助和支持，“德意志启蒙运动”得以开展。他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名将之一，也是欧洲“开明专制”君主的代表人物，并且为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名人，在政治、经济、哲学诸多方面都颇有建树，为启蒙运动的一大重要人物。——译者注

[59]　共济会把四海之内皆兄弟作为宗旨，其核心成员来自基督教，但遭到一部分基督徒的反对，因此，发端于欧洲的共济会成员拉拢一部分基督徒，反对另一部分基督徒。

[60]　鲁珀特·布鲁克（1887~1915），英国诗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诗人”的代表人物。他早期的诗歌显示了他对和平的热爱。1914年“一战”爆发后，他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1915年4月，在开往达达尼尔海峡的航程中死于败血症。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十四行诗组诗《一九一四年》和《士兵》。——译者注

[61]　加利波利半岛，是土耳其西部欧洲部分伸入爱琴海的一个狭长的半岛，它的西面是爱琴海，东面是马尔马拉海，南面是地中海，有60英里长，4~13英里宽。1915年4月25日到1916年1月9日期间，英法联军及澳新集团军与土德军队在此展开激战，双方伤亡惨重，尤以英军为甚。土耳其陆军精华遭到毁灭性打击，但英法联军的战略意图没能实现，史称加利波利战役。——译者注

[62]　 作者在这里意在讽刺在整个加利波利登陆战役中，英军的计划混乱和战斗的失败，只有撤退表现出了英军的职业水准，是整个战役中唯一成功之处。——译者注

[63]　凯瑟琳大帝，即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年到1796年在位。——译者注

[64]　桑河，欧洲维斯瓦河右岸支流，绝大部分在波兰境内。宣传上把普热梅希尔笼统地称为桑河，实际上它是桑河沿岸的一座城市。——译者注

[65]　奥古斯特·冯·马肯森（1849~1945)，德国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5位大铁十字勋章获得者之一。1869年入伍，曾参加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东线第九集团军司令，因对戈尔利采的突破大败俄军而于1915年晋升元帅。后任德奥第十一集团军司令，转战巴尔干半岛，在两个月内横扫塞尔维亚，1916年率德保集团军群攻占罗马尼亚，任驻罗占领军司令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马肯森是一位典型的普鲁士军官，战后虽支持希特勒，但对希特勒指挥下德军的暴行，也多有谴责。他是世界军事史上公认的机动战大师。——译者注

[66]　巴拉诺维奇，今白俄罗斯西南部的一座城市，属布列斯特州，是重要的铁路枢纽。——译者注

[67]　汉斯·冯·西克特（1886~1936），德国军事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出任德国第十一集团军、奥匈第七集团军、卡尔大公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和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总参谋长。战后于1919年7月出任德军陆军总参谋长和国防军司令（1917~1926），被认为是战后德国10万陆军的缔造者和“二战”德军之父。1933年曾来华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译者注

[68]　这里指在1812年，俄军面对拿破仑大军的入侵所实施的战略撤退。——译者注

索姆河战役中戴着防毒面具的英军机枪小分队

第四章
1916

1915年12月，协约国在尚蒂伊孔代亲王的尚蒂伊城堡也就是法军总部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过去一年里，协约国过得很不顺利。不过，1916年的前景要比较乐观——俄军已经解决了军火短缺的危机，英国人则正在建立一支陆军。这两个国家也能出资购买进口货物（主要来自美国），这些货物对协约国在战争方面的努力来说可算得上是生死攸关。法金汉判断出德国在时间上没有什么优势，也意识到英国是德国的主要敌人——除非能以某种方式迫使法国寻求和平，否则英国人会继续战斗。但是，德国仍在军火产量方面占有优势。与此同时，它的作战目标显然是法军，使用的作战手段无疑是大炮。到目前为止，所有伤亡的3/4是由有效利用大炮造成的。德军在这方面仍然保持着巨大优势，但需要把大炮布置在法军没有退路只能硬挺着遭受连番轰击的地方。对德军来说，接下来的作战地点已经很明显，那就是凡尔登。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很有名气，是一个位于巴黎东北部，控制着默兹河高地的要塞，在马恩河战役中担当了法军攻防转换的枢纽。它在法国神话谱系中的地位，比伊普尔在英国神话谱系中的地位还要重要和崇高。必须保卫凡尔登！尽管从它所处的地势来说，守军很有可能会被炮火击成碎片。

这正是法金汉的想法，而且从某些角度来说也是明智合理的。在凡尔登南部，德军能够在他们占领的圣米耶勒突出部对途经凡尔登的运输线路进行炮击。如果德军能够占领默兹河东岸的高地，那么德军就能够炮击凡尔登要塞本身。而且，法军防卫部队的交通线路主要是一条蜿蜒崎岖的上坡公路，德军的运输线路则要比法军好得多。此外，冬天的薄雾和树林意味着进攻可能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战果，也会取得空中优势。再者，由于法军在1915年霞飞将军的诸多指挥行动中遭受重大损失，因此他们不得不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反击，法国人将会流尽最后一滴血。德国皇储和一位出身于普鲁士历史上有名的冯·德·舒伦堡军事家族的参谋长，他们指挥的第五集团军已经做好了进攻准备，事态按照法金汉所预测的情形开始了。凡尔登十分安静，法军阵地还没有切实进行备战。1月法军最高统帅部的视察曾造成守军一定程度的恐慌，将军们很可能正好想要放弃凡尔登[69]。但政客们随后接替将军们掌控了局面，并指出法国的荣耀不允许法军退出凡尔登。德国皇储只须调集九个师，因为最终的战斗力取决于7周内由1 300列军需列车运送来的大炮。不过天气条件造成了一定的延误，这给了法军加强备战的时间，也许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段时间。2月21日，德军动用1 200门大炮，其中一半是重型火炮或曲射炮，在8小时内对一条8英里长的战线发射了200万发炮弹。在最初的3天中，德军采用新战术，动用喷火器等新武器，向前推进了几英里。战斗的标志性成果是德军占领了法军有意放弃的大型堡垒杜奥蒙堡（堡垒的混凝土十分厚实，它当然也就成了德军最猛烈炮击的一个明显目标，不过德军在占领后发现，是法军大炮炸毁了这个堡垒）。法军只选择性地利用了堡垒外围的战壕，德军通过侦察幸运地占据了杜奥蒙堡。

但是，法金汉的想法也存在着缺陷。200万发炮弹当然能够使生活在一条8英里战线上的任何生物化为灰烬，但这条战线还没有长到能够应对默兹河西岸的法军。从双方军队的布置来看，法军能够对推进到右岸的德军实施侧翼射击。凡尔登的守军指挥官菲利普·贝当[70]很清楚他要做什么，也知道德军的势头已有所放缓。法金汉必须设法解决左岸问题，在此期间，他又不得不在右岸避开尼维勒，这位矢志成名的将军发动的自杀性反击。在失去杜奥蒙堡之后，法军没有崩溃，恰恰相反，德军无法占领默兹河东岸的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高地。与此同时，凡尔登保卫战已演变成了一部民族史诗，有点儿像1940年的伦敦保卫战，整个法国群情激奋。交战双方的公众舆论也已被煽动起来，法金汉那有限的作战目标反倒被忘记了。到此时为止，战斗已造成法德两军近75万人的伤亡。

法军依靠一条临时改扩建而来的公路——被称作“圣路”[71]——为凡尔登前线提供补给。平均每14秒就有一辆卡车通过这条公路。在晚上，卡车的前灯还要减光，以免被德军发现。法军的各个师都已经轮换过，他们几乎都要在这条战线上至少待上两周时间。与此同时，法金汉意识到德军必须压制住默兹河西岸的炮火。因此，在3月和4月期间，他集中德军，主攻那里的法军。法金汉本人很可能倾向于中止在凡尔登的军事行动，但这已经变成了一个事关威信的问题，德皇亲自参加了庆祝攻陷杜奥蒙堡的活动，并当面激励皇储继续战斗。德军确实占领了西岸的两个高地，即霍姆山和304高地。随后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默兹河东岸，并在5月和6月期间攻占了沃堡，但沃堡根本不是德军要秘密进攻的地点，而是以为法军会在此地发起进攻。在凡尔登战役开始之时，法军的损失要远超德军，但到现在，双方的伤亡人数已经持平。当6月23日德军发起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之时，凡尔登战线上的德军已成强弩之末，难占上风。此后，精力充沛的法军新指挥官尼维勒将军组织了一次计划周密的反攻，重新夺取了那些被德军占领的堡垒（让·雷诺阿导演的优秀影片《大幻影》中有一个镜头，战争中被俘的法国士兵发疯了，狂喊着杜奥蒙堡是我们的）。凡尔登战役也给了法国“他们不会通过[72]”这样一个战斗口号。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凡尔登战役严重削弱了法军，或它至少使法国虚弱到再也没有能力实现真正复兴的程度，也就是说，凡尔登战役是法国作为大国的最后时刻。当这个国家在1940年真的沦陷时，部分原因就在于法国人民不想再经历一次凡尔登战役。

如果法金汉能够为奥军提供援助，那么，也许真有可能把意大利淘汰出战争，这是奥匈帝国的作战目标。5月中旬，奥军从特兰蒂诺地区发起进攻，希望能够突然出现在威尼斯平原，甚至能够在威尼斯东北部的伊松佐河上消灭全部意大利军队。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作战计划。天气仍然寒冷，奥军使用装有吊椅的缆车拖拽着重型火炮，上演了一幕幕奇迹。这使得奥军在重型火炮方面有着3倍于意军的优势。此外，康拉德把他最好的6个师从东线调到意奥战场，这样他在兵力上也具有了微弱优势。在几天的时间里，奥军就已经接近两国边界的高地。但像往常一样，防御一方的交通线路要更好，而发动进攻的一方往往会疲惫不堪，这是战争中唯一真正令人遗憾的事情。菲亚特公司的卡车为意军运来了进行反攻的预备队。如果法金汉能够支持康拉德，那么，德奥联军就能够轻易地、彻底地打败意大利，但是，两人的关系非常不好，法金汉甚至不把计划告知康拉德，康拉德也是一样。结果，德奥联军进攻意大利的提议也就从没被德奥这对盟友认真考虑过。

在俄国战线上，也进行了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不过，它的决定意义在于它使得大部分俄国将军不能继续享受他们的偏爱的生活了。根据《尚蒂伊协定》，他们必须采取行动来援助凡尔登战役中的法军。因此，在早期的军需供给问题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俄军北方面军于3月18日在白俄罗斯的纳罗奇湖附近发起了一次攻势。有些事情不可做，纳罗奇湖战役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部队被迫在雪地里行进，而且很容易被德军飞机发现位置。甚至总部的炊事员都在讨论进攻何时发起。冰雪已开始融化，白天是冰冷的泥浆，晚上又成了上冻的泥块，这意味着炮弹要么会被浸湿失效，要么会四下乱飞。除此之外，轻型火炮炮手和重型火炮炮手之间发生争吵，彼此间没有配合，造成炮击在开始时毫无成效，成为了斯米尔诺夫将军的声光表演秀。炮击变得无足轻重。在造成10万人的伤亡且没有取得任何战果之后，俄军停止了进攻。与其他著名的战役相比，纳罗奇湖战役很可能是这次战争中指挥最差的一次。有教养的俄国人开始以嘲讽的姿态看待沙皇统治集团了。米哈伊尔·莱姆克（Mikhail Lemke）是俄军最高指挥部宣传机构的负责人，也是黑格尔著作的俄文译者。他在1918年出版的日记就是对俄军将领嘲弄的记录——斯米尔诺夫将军年纪太大了，他能得到任命，完全是因为一些涂脂抹粉的老太婆在宫廷中密谋的结果。长着蛤蟆眼和干柴一样短腿的别佐布拉佐夫（Bezobrazov）将军甚至比斯米尔诺夫将军还糟糕。库罗帕特金（Kuropatkin）将军倒是想出了一个妙计，即在午夜时分，突然打开探照灯，很可能会使德军眼花缭乱。他却没有想到，黑暗中的攻击者会有身影显现，会很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库罗帕特金将军被解除职务。不过，沙皇念及他的感情，不想让他以为他被解职是因为年纪太大的缘故。因此，沙皇非常体贴地告诉库罗帕特金将军，他只是已不适合履职，改由一位年纪更大的将军来接替他。莱姆克在日记中窃笑不已，对俄军将领充满怀疑，但更大的不满已在酝酿中。在纳罗奇湖战役之后，在接下来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俄军北方面军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他们疲惫不堪，后勤供应的食物质量很差，士兵常常空腹偷喝那些受到污染的饮料——对于很有可能大规模发生的军队哗变来说，这种状况倒是真正的药方。

当时，另有一场没有真正交战的战役，却有着与纳罗奇湖战役基本相同的决定性意义。提尔皮茨[73]的德国海军和英国皇家海军主力舰队都成了书挡，安静地停在那，一个待在威廉港，另一个则停在苏格兰北端的斯卡帕湾。由于受到水雷和潜艇的威胁，两国海军基本上都没有进行调动。在战争爆发以前，双方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意识到会发生这种情况。英国人也一直在设法向德国领导人灌输下面一种观点——英德两国的战舰永远不会交战，可双方却在这方面浪费了巨额资金。5月31日，凡尔登战役仍在进行的情况下，德国海军舰队开到海上，打算摧毁行动迅速的英海军战列巡洋舰，因为这些英军战舰有效地阻止了德军对跨英吉利海峡运送部队发动的进攻，而且这些英军战舰还阻止了德军向更广阔的海洋派遣抢劫商船的武装快船。由于出色的情报工作，德国海军的行动并没有令英国人感到震惊。但出于对水雷和鱼雷的担心，英军的两支舰队都非常小心地前行。不过，英军最新的战列舰装有动力强大的涡轮机和多门巨型大炮，因此，射程非常之远，以致战舰几乎不必看清对方就可以发射炮弹（尽管射中精确性较低，大部分炮弹都不会击中目标）。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与西线的情况一样——英军拥有巨大的优势，但控制力却非常有限，甚至是毫无希望。英国皇家海军依靠旧式的信号旗，因此很难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与此同时，英军指挥官杰里科·舍尔将军行事十分谨慎。他清楚，如果有一项行动出错，他就可能在一个下午输掉这场战争。这样，日德兰海战[74]只持续了几个小时，英军方面出动了150艘战舰，德军方面则出动了100艘战舰。结果，在德军明智地撤退之前，英军损失了14艘战舰，德军损失了11艘战舰。德军当天的表现要好于英军。英海军战舰的防御装备较差，而且只有极少的防水舱壁。但德国海军官兵认为他们自己已是死里逃生，因为他们无法通过舰队行动消除英国海军的优势。当时，德国的海军上将已打算动用潜艇来取代战舰。而让公海舰队[75]仍然停在港湾中。就这样，德意志帝国处在了被心怀愤恨又醉醺醺的水兵推翻的危险之中，而且在两年半后，这一危险竟然变成了现实，从这个方面来说，公海舰队确确实实变成了一支“危险舰队”。

就在“一战”开始时，英国人本不希望建造一支陆军，数量庞大的志愿兵已弄得英国当局不知所措。不过，他们现在的处境使得他们必须在建立“新军”（英国人称他们的陆军为新军）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而且，法国的危机状况也使得这个问题具有了一定的紧迫性。《尚蒂伊协定》规定，法英两军要协同努力，而且在起始阶段要有法国人来领导。英军新指挥官道格拉斯·黑格将军更愿意在佛兰德斯地区发起进攻，这样就有可能扫清比利时沿海的德军。但是，在皮卡第的主要城市、横跨索姆河的亚眠市周边，英法两军已紧密相连。就在这一区域，罂粟花每年都会盛开，它们已成为了英国纪念战争中牺牲亡灵的传统方式。

在索姆河一线发起进攻，没有任何特殊的战略意义。黑格将军实际上仍在幻想突破德军防线后，骑兵就能够涌入打开的缺口。但是，如果说骑兵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大量进入敌军阵地，并比步兵更有威力，这在其他地方倒还有可能，可在索姆河战线骑兵已无机会。因为德军早在1914年就已经沿着山脊加固了防线，虽没有达到绝对意义上的牢不可破，但相对来说确实已是固若金汤，这使得德军的大炮能发挥更大优势。同时由于德军防线的地下水位较低，减少了他们脚下的地面变成泥浆的可能性，从而为他们提供了又一便利条件。黑格将军能够采取的最好的行动就是抢占那些山脊。然而，由于当时的英国军事工业已经能够造出数千门大炮和数百万发炮弹，因此和其他国家的部队一样，英军也有一种普遍的想法，即发动大规模炮击，同时对20英里长的战线发起进攻（长到前进的部队不致遭遇纵射）。

黑格将军不信任他手下士兵的能力，因此他依赖连续的压倒性炮击。对于“一战”前的任何一位士兵来说，可靠有效的战备物资似乎都非常庞大。但考虑到这次战争任务的规模和范围，真实情况已不是这样。“一战”中还出现了其他几个问题，首先，大量的炮弹是“哑弹”或射程才短无法击中目标；其次，炮兵没有接受适当的训练，不足以胜任作战任务，这次战役中决定成败的是“徐进弹幕射击”，也就是用弹幕在步兵前面50码左右稳步推进，压制住防御者并打得他们完全抬不起头来。然而，这也意味着所需要的通信和指挥水平都完全超出了当时英军的能力。电话和收音机很容易被破坏掉，信鸽数量又不足，因此，不得不靠一位蹲坐在树上或高层建筑物上的侦察员来指挥弹幕射击，而侦察员本身往往又成了一个显眼的目标。不管怎么说，部队的学习能力仍处在初级阶段。黑格将军的炮兵专家是在战役打响前的最后一刻才被找来，他寄望这位专家和其他两个人一起分担他的职责，可又不许专家携带任何参考手册，更不允许携带与训练炮兵这个主题有关的任何外国文献。而当英军的作战指南中庄严地声明“精确性是这次战争的新要求”时，就暴露出了英军自身存在的问题。

与此同时，步兵本身也几乎没有受过新的训练，还和1914年时的法军一样，只是要求执行最简单的战术——军官们大步走在队伍前面，士兵们按照死板的、长长的横队向前推进。

最后一个问题出在军需部门，它还在生产榴霰弹。这种武器在敌方防御阵地的上空爆炸，炮弹射向四面八方。很自然，它对切断铁丝网可能有用，可对于德军正在建造的极深的地下掩体却无可奈何。同时，英军没有足够的在击中目标之后才爆炸的榴弹（特殊的导火线能够让炮弹钻入地下后再爆炸，爆炸推迟几秒钟能够真正摧毁铁丝网）。再有一个问题就是以业余水平管理列车运行——亚眠和阿布维尔之间18英里长的铁路，拥挤不堪。直到黑格将军这位平常就脾气火暴的苏格兰人抵达并解雇了所有重要人物之后，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从6月24日起，英军开始了持续一周的炮击，当时正值德军在凡尔登发起最后一轮攻势逐渐减弱之际，因此英军期望能够就此摧毁德军的一切。但400门重型火炮和1 000门野战炮不足以摧毁德军纵深3英里和长达20英里的防御体系。英军开始炮击，这是警告德军一场进攻即将开始，炮击已经把前线翻腾成平常完全无法通过的泥浆。德军在山脊上挖了很深的战壕，并把用混凝土建造的防御工事连成一线，因此，根本无法摧毁。在应对英军自7月1日从战壕中发起的步兵进攻时，德军的大炮仍然非常有效，而且他们还有成排的机关枪，德军的军官有时还踢足球来激励士兵的信心。伊顿公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阵亡将士纪念碑上的人名在持续增加（牛津大学新学院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为了自身的声誉，还加上了一些阵亡的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的名字）。仅在7月1日这一天，英军就有2万人阵亡，这是整个英国军事史上最惨重的灾难。也是在这一天，另有37 000名英军受伤，但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战果——在马梅茨（Mametz），英军右翼攻占了德军的一段防线，但在其他地方，却一无所获。东南方向的法军倒是打垮了德军的整个第一条防线并向第二条防线推进，但他们在每英里防线上都动用了比英军更多的大炮。凡尔登战役中艰苦的磨炼让法国人学到了这样的战术。

由于缺少炮兵这种完全压倒性的优势，且当时炮击本身就严重受限，因此，英军面临无法实现黑格将军想象的那种突破。从7月初到11月，迫不得已的现实有时会使黑格将军备感困扰，而每当这种紧迫性发威时，他也就会把英军限定在准备充分的地段，设定十分有限的目标，而后才采取行动。相应地，英军也就时不时地取得了一些小规模的胜利。这样，7月中旬参战的南非军人部署有序，在一条范围不大的防线上曾有所推进。但随后骑兵赶到，却没再取得任何进展。总之，在7月和8月也就是战役的第一阶段，在狭长的战线上，由于行动缺少协调招致敌人重炮射击造成的损失，要高于战役打响的第一天，对此无须更多的解释。实际上，德军方面也有许多担忧，这主要是由于英军大炮的威力——从7月2日到11月中旬，英军一共发射了700万发炮弹。对历年的德军军装研究之后，就能发现当时的德军军需品极度紧缺。在这次战役的中间阶段，德军最高统帅部命令德军收复失掉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它是否还具有作战价值。从这个方面来看，进行防御的德军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

到9月中旬，黑格将军开始准备一场新的攻势，一场使用一种新式武器“坦克”的攻势。这是一种极为惊人的金属怪物，依靠履带行动，小型武器的射击对它毫无影响。许多发明家都声称自己发明了这种武器。不过，不管怎么说，H·G·威尔斯（H.G.Wells）[76]曾在他的小说中设想过坦克车。由于丘吉尔的缘故，“坦克”的研制是在海军部而不是在陆军部领导下进行的。和德国的陆军部的情况一样，英国的陆军部还有其他事情需要操心。“坦克”这个称呼也是在实验过程中所使用的代号。当时，坦克已经成了某种神话，但它本身还是存在着局限性。坦克的内燃机还没有真正发展到足以承载这个30吨重武器的程度，而且它很容易损毁，移动也非常缓慢。此外，虽然坦克的装甲十分厚重，但一发打击精准的炮弹就能使它失去行动能力。事实上，坦克需要与飞机和步兵等其他武器和兵种协同作战。因此，战场上的真正王者仍然是大炮，英军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能够理解“徐进弹幕射击”的重要性。在9月中旬的时候，黑格将军一直没有想象出坦克和步兵能够协作的方法，同时由于担心坦克被德军击中，因此他没有使用坦克。这样，坦克首次亮相战场时并没有一鸣惊人。当时和以往一样，骑兵挤满了阵地的后方区域，等待着从未到来过的突破。不过在9月下旬，英军采用压倒性的炮击策略，攻占了德军的部分防线。像这样规模不大的一系列成功，导致黑格将军认为只要他坚持作战，就能取得伟大胜利。实际上除了从这个方面来看待英军的行动之外，英军的炮击已不再有重要意义。黑格将军确实是在坚持、坚持，结果在充满了泥浆和雨水的11月，索姆河战役逐渐平息下来。官方历史学家站在黑格将军这一边，他们为整个战事提出的辩护理由是这些战役打垮了德军的士气，历史学家甚至宣称索姆河战役消灭了60万德军，与此相比，英法联军才损失了40万人，从而颠覆了进攻性战役中双方损失的常规模式。C·S·弗雷斯特（C.S. Forrester）曾写过一部名为《将军》（The General）的小说，他在书中尝试理解那些高级军官是如何让这些战事成为可能的。他注意到，西线的将军们都在像拧螺丝一样集中一点进攻，每当遭遇抵抗，他们就力图进行更猛烈的攻击。如此紧迫的形势，让战役不得不这样打，但将军们在前线的这种学习过程却是漫长又充满了血腥。

在这个时期，只有一位高级将领较早地理解到了这一点，他就是俄军将领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布鲁西洛夫[77]，他在西南战线指挥俄军对抗奥军。另一战线的那些年老昏聩、神经兮兮的指挥官们基本上都放弃了希望，他们都认为德军不可战胜。5月下旬，意大利方面恳请俄军发动一次牵制性攻势，那些将军们摇头拒绝，理由是他们的部队没有他们认为必需的大量重型炮弹。当布鲁西洛夫将军毛遂自荐去发动进攻时，招致了更多的蔑视和否定。但他已经对整个事态进行了通盘考虑。

这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问题是，各种战争方案之间彼此相斥。如果你试图突破，那就意味着要把庞大兵力和军需补给调到前线。因此，不会有任何突然袭击，开始阶段的大规模炮击也会确保这一切成为现实。但敌军方面也会调动手中的预备队。这样，所有的事物都将被夷为平地，纯粹的炮击优势也许确实能够形成突破。部队随后将以每小时两公里左右的速度步行推进——如果进行射击的话，要更慢——因为每个士兵都不得不携带他们生存所需要的物资，包括挖掘战壕的工具、水，等等。与此同时，敌军将会打造新防线，会通过火车或卡车（或像法国那样，通过公交车）把预备队调到前线。已经饥肠辘辘的马匹，疲倦地在泥浆中向前拖曳着大炮，劳累不堪的士兵在没有校准新目标的大炮支援下发起了又一次攻击。结果就是1915年9月法军在香槟地区以及后来英军在索姆河地区发起攻势所遭遇的情况。取胜的关键必须是打乱敌军的预备队，这意味着要在几个地方同时发起进攻，这样敌军的预备队就会不知道行进到哪里作战。这同时意味着还要近距离炮击，要在相对宽阔的战线发起进攻，这样当地的预备队也一样会不知所措（像凡尔登战役中所遭遇的纵射问题也会得到克服）。这是极为大胆的战略，需要训练有素的官兵。布鲁西洛夫的总部成员不为繁文缛节所累，命令简洁扼要，淋漓尽致地显现出了他们的素质。布鲁西洛夫将军的领导才能在重视士兵全力进行战事准备——建造庞大的地下掩体和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校准大炮方面——得以体现。布鲁西洛夫将军指挥着4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都将发起进攻。

在奥匈军队的防线一侧，一切都那么静谧。在防线的北部，指挥第四集团军的约瑟夫·斐迪南大公正和他的老朋友们在斯蒂尔河上泛舟享乐，谈论着“我们牢不可破的阵地”（一些地下掩体甚至安装了玻璃窗）。当布鲁西洛夫命令最北面的那支集团军于6月4日发动持续4小时的炮击时，奥军方面几乎完全惊呆了。天气干燥多风，奥军的阵地已经干透，他们很快崩溃，溃逃扬起的大片尘雾，遮挡住了进攻俄军的视线。奥军当地的预备队也消失了，被切断联系的部队往往都会轻易地弃战而逃。对于那些进行抵抗的坚固据点来说，布鲁西洛夫将军也制定出合理的战术，即完全忽视它们，督促他的士兵尽可能地前进去打乱甚至切断敌军的指挥系统。这天快要结束时，奥军第四集团军也已经接近崩溃，一封发往维也纳的电报说“全军尽殁，皆成俘虏”。在这种情况下，预备队本应到达前线来封锁敌军冲开的缺口。但在这一点上，布鲁西洛夫将军也找到了应对之策，因为他的其他几支集团军也发动了进攻。而远在南部的罗马尼亚边境地带，奥军还面临着另外一场危机。驻守当地的奥军第七集团军（由可敬的弗朗泽·巴尔丁将军指挥，动用的是匈牙利的部队，其忠诚无可怀疑）发现，他们在普鲁特河两岸的撤退导致了混乱。俄军西南方面军中间的两支集团军，虽没有像其他集团军那样采取突然的、大规模的行动，但也取得了可观的进展。防御者的预备队都去哪儿了呢？他们先是向第四集团军那里进军，随后上级撤回了这道命令，并要求他们回到原地。所有这一切要么是步行在热气腾腾、灰尘满天的公路上，要么是通过运行十分缓慢的列车完成的。结果，预备队要么是根本就没有投入战斗，要么是只有几支小分队参加了战斗。布鲁西洛夫将军率领俄军沿着防线推进了60英里，抓获了35万名俘虏。几乎不必感到惊讶的是，现在，奥军中的捷克和鲁塞尼亚军人的士气确实出了问题，这需要冷酷的普鲁士军士以其坚定的风格来帮助他们克服这道障碍。德军随后要求将奥匈帝国的军队并入德军，这是奥军能够生存下来的代价。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不久之后就成了奥军真正的指挥官。军队混编有时会降低战斗水平，也使曾经独自拥有一支军队的奥匈帝国很难退出战争。

但是，不管怎么说，布鲁西洛夫将军还是忘记了他那获胜方案中的最后一个要素——要知道何时止步。整个俄罗斯都因他的胜利而沉醉于狂热之中，协约国中的盟友也都期待着出现良好局面。这样，在炎热的夏季，他的部队被迫向前推进，士兵们都筋疲力尽，还都面临着常见的军需补给问题，尤其是缺水，因为小河都已干涸。与此同时，奥军从意大利战线，德军从东线的北边甚至从受到威胁的西线抽调兵力赶过来，并在靠近科韦利和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的铁道卸载点附近筑造起一条新防线。俄军的骑兵和往常一样，表现得毫无战斗力。为战马提供饲料使得补给问题变得更加糟糕。俄军的进攻效力在减弱，而它的大部分预备队又都布置在德军控制的那部分防线附近。受到布鲁西洛夫将军获胜鼓舞的俄国将军们，于7月初在林木茂密的巴拉诺维奇地区——在1914年，这里曾是俄军最高指挥部所在地——又发起攻击。但这次进攻大体上和过去的其他进攻一样，即在一阵低效但有破坏性的炮击之后，步兵正面猛攻，将军们接着就会理所当然地把这种毫无成效的进攻作为不采取更多行动的借口。

在7月初的攻势之后，俄军的预备队被派往防线的南部来支援布鲁西洛夫将军。这批预备队的主要特点在于它是一支全新的“特殊部队”，大体上由沙皇近卫军的两个步兵军和一骑兵军组成。从旧军队的标准来说，这些新兵们都非常优秀，但他们没有在现代战争中得到过锻炼，所接受的战术也只适合上一代人的战争。他们的指挥官别佐布拉佐夫将军是沙皇的老朋友，年纪很大，与各军的指挥官倒是相配。从7月中旬开始，这支近卫军对科韦利市周围的沼泽地带进行每两周一次的猛攻，期望在这里的进攻能够从侧面切断德军的铁路。参与战斗的德国将军冯·德·马尔维茨指出，这里的战斗结果与西线的情况相似，俄军的尸体已堆积如山。别佐布拉佐夫将军请求休战来清理死尸，但遭到拒绝——成堆的官兵尸体可能是对未来会发起进攻的最大震慑力量。在8月里，俄军的攻势归于沉寂！

不过，俄军确实把罗马尼亚带入了战争。罗马尼亚的领导人清楚塞尔维亚的命运，一直对德奥的干涉提心吊胆。但协约国强力施压，同时把匈牙利的部分领土作为它参战的丰厚回报，并承诺从巴尔干半岛南部——自1915年以来，协约国在萨洛尼卡获得一个军事基地，部分由残余的塞尔维亚军队镇守——发起一次进攻。柏林和维也纳也出现了恐慌——法金汉被解职并被派到新防线指挥第九集团军。但罗马尼亚人几乎没有任何实战经验，尽管他们的士兵身强体壮，但他们的军官却对战争知之甚少。而且，他们的作风令观察家们惊呼不已（在罗军的前几条命令中竟有一条规定下级军官不许使用眼影膏）。这样，罗军犹犹豫豫、步履迟缓地跨过喀尔巴阡山脉隘口，进入特兰西瓦尼亚地区，随后就引发了军需供给的混乱。

由于布鲁西洛夫攻势失去了冲击力（已造成俄军百万人的伤亡），同盟国得以勉强地将军队拼凑在一起，其技能熟练的山地部队进入了喀尔巴阡山脉隘口。与此同时，在萨洛尼卡的协约国部队不只是要面对补给问题，而且有反复暴发的疟疾，城市本身还遭遇了一场大火。因此，一支由德国人、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混编而成的部队得以自由地跨过保加利亚的多瑙河边界，从北面发起进攻。罗军在应该优先守卫哪条防线方面犹豫不决，先是选择了其中一条，而后又选择了另外一条，结果两条防线都告失守。到11月初，同盟国的军队越过了特兰西瓦尼亚地区阿尔卑斯山脉的隘口，同时也跨过了多瑙河。罗马尼亚军队面临着拦腰切断的危险，于11月7日撤出首都布加勒斯特，在吵吵闹闹的俄军保护下，借着燃烧油井造成的没完没了的烟雾，退往在摩尔达维亚山区建立的新防线。

1916年，19世纪的欧洲时代结束了。奥匈帝国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于11月21日驾崩，这是一个时代落幕的最合适的象征。弗朗茨·约瑟夫生于1830年，正值铁路和议会自由主义（parliamentary liberalism）初现的时代。他成了奥匈帝国各民族的老爷爷，能够说帝国境内所有民族的语言。现在，1916年，民族主义在横扫挡在它面前的一切。在一些媒体的煽动下，广大民众史无前例地卷入其中。现在要求国家承担的任务已远远超过1913年，而国家要么印刷纸币，要么把直接把租金提高到闻所未闻的水平来支付完成任务所需的一切费用。在1916年年底，伦敦出现了旧世界终结的另外一个标志——在投票表决是否可以没收在尼日利亚的敌人财产问题上，老的自由派主导的联盟失去了议会的多数支持。极端保守的人士对发生在那里的屠杀感到惊骇，他们渴望和平，但他们不再拥有任何权力。正如俄国人口号宣传的那样，在所有国家，1916年的经历只是制造了“为最后胜利而战”的要求。英国出现了一位新的战争领袖，戴维·劳合·乔治，他想要的是“致命一击”。

[69]　1916年1月，德军最高统帅部为进攻凡尔登，向香槟地区增兵佯装进攻该地区，以霞飞将军为首的法军统帅部上当受骗，错误地以为凡尔登已不具有战略意义，一度打算放弃。——译者注

[70]　亨利·菲利浦·贝当（1856~1951），法国陆军将领，也是法国维希政府的元首。1878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领导1916年凡尔登保卫战而成为法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在法军索姆河惨败后，他在最黑暗的时候重振了法军的士气。“二战”法国战败后，出任维希政府总理，1940年6月22日与德国签订《贡比涅森林停战协定》。1940年7月到1944年8月任维希政府元首，成为希特勒德国的傀儡。1945年4月被捕，同年8月15日因叛国罪被判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1951年7月31日死于囚禁地耶岛。——译者注

[71]　指巴勒迪克到凡尔登的一条公路，这是一条长约35英里的次要公路，几千名法国军民日夜奋战，拓宽公路。在凡尔登保卫战期间，有50多万部队和17万头用来拖拽大炮的牲畜从这条公路运往前线，因此被称为“圣路”。虽然这样称呼有些亵渎神灵。——译者注

[72]　这是菲利普·贝当将军在凡尔登战役最艰难时刻对法军和法国人民发出的号召，极大地提振了法军士气。——译者注

[73]　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1849~1930），德国海军之父，海军元帅，1914年到1916年3月出任德国海军司令。——译者注

[74]　日德兰海战（1916年5月31日~6月1日），德国称为斯卡格拉克海峡海战，是英德双方在丹麦日德兰半岛附近北海海域爆发的一场海战。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大规模的海战，也是这场战争中交战双方唯一一次全面出动主力舰队的决战。最终，舍尔海军上将率领的德国公海舰队以相对较少吨位的舰只损失击沉了更多的英国舰只，从而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杰里科海军上将指挥的英国皇家海军本土舰队成功地将德国海军封锁在了德国港口，使得后者在战争后期几乎毫无作为，从而取得了战略上的最终胜利。——译者注

[75]　公海舰队，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德意志帝国海军的水面作战舰队。——译者注

[76]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也译成赫伯特·乔治·韦尔斯，英国著名小说家，尤以科幻小说著称于世，《时间机器》、《星际战争》等作品脍炙人口。他同时还是一位社会改革家、历史学家和预言家，是英国费边社的重要成员，他所著的《世界史纲》也是畅销世界的名著，在中国有很大影响。——译者注

[77]　布鲁西洛夫（1853~1926），俄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骑兵上将。“一战”初期任俄第八集团军司令，1916年3月17任俄西南方面军总司令。1916年6月，发起著名的布鲁西洛夫突破，以正面重点进攻和多点辅攻同时并进的新的作战方式，摧毁奥军防线，并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他本人也被认为是“一战”期间俄军唯一令人尊重的将领。——译者注

在一次无名战斗中经过一个教堂的东加利西亚俄军

第五章
1917

大规模战争往往都会形成属于它们自己的势头。正如有些德国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1914年时的政治家是从“内阁战争”的角度来思考战争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少数领袖人物的意志决定了战争的发动和停止。但是，由于大规模的征兵、士兵生命的巨大损失、对敌人的切齿痛恨，以及没有哪个政客能够忽视的公众舆论，一些人承认战争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但仅仅只是承认战争是个错误已经完全不可能结束战争了。奥匈帝国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想结束战争，教皇和威尔逊总统也有这样的打算，但他们都被人们弃之不理。

在1916年和1917年交替之际，一些激进的领导人出现在历史舞台中央，他们提供了一种或另一种劳合·乔治版本的“致命一击”。这场悲剧中的另外一种新思路是，在交战双方看来，致命一击似乎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德国的新领导人尤其是鲁登道夫，可能意识到西线陷入了僵局。但是，潜艇能够迫使英国人投降——为什么不试试呢？当时，德国政坛左派中的少数人确实与支持战争的社会民主党决裂，但并不存在其他重大的反对力量。相反，德国变得比以前更加军事化。“兴登堡计划”使得16岁到60岁的每位男性都有义务参与战事，并且出口贸易要翻两番（德国做到了）。

同样，在法国，罗贝尔·尼维勒这位在凡尔登战役中赢得声望的将军，出任了新的总司令：他精力充沛，承诺给法国带来伟大的胜利。而年迈的霞飞将军却被如何获得伟大的胜利所难倒，他当时刚刚晋升为法国元帅，却被要求靠边站。在经济方面，尽管法国失去了北部工业区，但却出现了临时发展带来的奇迹。因此，尼维勒将军自信地承诺，他能够运用数学方法，即把新的步兵作战手段与谨慎操控的“徐进弹幕射击”结合起来，赢得战争。

德国人率先把这种“血战到底”的情绪转变成了实践。他们宣布进行无限制潜艇战。这是一项革命，因为这导致了美国可能会加入协约国方面。美国与英国的贸易大幅上升，美国的大部分经济也依赖这种贸易。在当时，英国是美国的最大海外投资方，这些投资都被低价出售用来负担从美国的进口。如果潜艇失事让美国贸易中断，并造成平民溺毙，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正常情况下，美国人根本没有任何参战的意愿，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一直在呼吁双方妥协，实现和平。但德军的U型潜艇（U-Boats）改变了这一切。

不过，德国新的最高统帅部明确地意识到，按目前的情况德军在西线根本无法获胜，因此，他们寄希望于海军。与此同时，海军当局出于职业所带来的骄傲，也对他们庞大的战舰无法发挥作用感到愤慨。差不多在战争刚开始时，德国海军将领们就已经发现潜艇能够发挥何等的战斗力了。当时，U–9号潜艇曾一举击沉英军的三艘巡洋舰[78]。如果德国海军能够用鱼雷击沉为英国供应货物的民用船只，那么英国的海上生命线就会被掐断。德国人正在经历1916年到1917年的“芜菁之冬”，英国人也将遭受同样的物资匮乏。但德国人要面对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合法性问题，国际法禁止在未加警告的情况下击沉民用（也许是中立国的）船只。而且舆论认为，商船上的人们应有机会逃到救生船里，但无论如何民用船只轻易不可携带战争物资。可是，这些观点被德国人普遍地贬斥为“人道主义的蠢话”。不管怎么说，当时大部分德国人都确信英国人在试图饿死他们。同时，他们也由衷地确信，美国过多地帮助了协约国——美国的银行提供信贷，确保了英镑和贸易的国际价值，并维持了法国在战争时期的经济运转。如果美国确实进行干预，那和目前的情况会有什么真正重大的差异吗？

第二个问题则更加重要。1915年时德军还没有足够的潜艇——共有54艘，大部分还只能携带4枚短程鱼雷。人们都以为，如果德国潜艇在英国海域遇到船只，它应该会浮出水面，询问船只上装载的东西并进行检查，而后在船只沉没前允许船上的人们在适当的地方登上救生船。可是，这套方法——“巡洋舰规则”——会使潜艇暴露在掩蔽的机枪之下。而另一套方法则是让鱼雷在水面下静静发射，见船就击沉，甚至是载有妇女和儿童的船只也不例外，这被认为是野蛮和不人道的（丘吉尔在1914年时曾说，他甚至无法想象会有人使用这种方法）。在1915年初的几个月里，为了反击英军的封锁，德国海军宣布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即见船就击沉，并在不列颠群岛周围划定了禁航区域。1915年5月7日，卢西塔尼亚号客轮被击沉，真真切切地造成了大量平民丧生（共1 201人，其中有128位美国公民）。美国政府对此予以强烈抗议。由于当时德国海军还没有足够的潜艇，因此，柏林方面发表声明放弃“无限制潜艇战”，并同意遵守“巡洋舰规则”。但在1916年，德国建造了108艘潜艇，并在比利时的泽布鲁日为轻型潜艇建立了一个新的避风港，直接威胁英吉利海峡的运输。德国海军预测，在1916年年底他们就能够为一场新的“无限制潜艇战”做好准备。海军提交了多份数据报告，并带来了柏林大学的两位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克思·泽林（Max Sering）和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就潜艇战能够摧毁英国经济所发表的意见。这两位经济学家补充说明了英国经济将会崩溃，尤其是如果齐柏林飞艇能够对英吉利海峡各港口的粮库投掷炸弹的话。他们的观点让德国人备受鼓舞，帮了海军备战的大忙。

海军上将霍尔岑多夫（Holtzendorff）指出，德国海军每月能够击沉60万吨位的货运，这样，就能够使英国的货运减少一半。在贸易区就会因食物短缺引发暴乱并带来非常严重的灾难。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不得不从更广阔的领域用更加充满怀疑的态度来对待“无限制潜艇战”。他自始至终就知道，如果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那么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美国必然会参战。他的顾问黑尔费里希（Helfferich）能够读懂海军提交的那些数据，并认为这些完全是胡编乱造的。奥匈帝国的新皇帝卡尔极度渴望和平，反对德国海军的计划。德国政坛的左派和中立党对此也不热情。但面对军方的压力和民众的指责——因为英国封锁，德国国内已经出现了鼠肉香肠——民众开始没完没了地吃大头菜。贝特曼·霍尔维格在阻止无限制潜艇战上没能取得任何进展。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力图找到避开这个难题的策略。1916年12月，同盟国中有4个国家[79]宣布它们将致力于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并寻求威尔逊总统的帮助。实际上，威尔逊总统确实允许德国人拥有一条与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进行联络的、看似安全的电话线（实际上一直被英国情报机构监听），他随后还咨询了有关和平条款的内容。

协约国方面对于和谈倒是没有太大的困难。它们宣称：必须恢复比利时的独立地位，各民族应有自决权。和谈条款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骗人的鬼话，协约国成员国相互间谈论的都是帝国庞大的疆域，完全没有考虑过“民族自决”问题。德国人对他们的和平条款讳莫如深，甚至在威尔逊总统私下里询问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时候，他们也不肯多说。贝特曼·霍尔维格不可能说他想恢复比利时的独立，因为他压根没打算支持比利时独立。德国在为一个属于德国的欧洲而战。事实上，一年后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实现部分《中欧计划》后，有着讲法语的统治集团和政治上亲英的比利时不在其列。但是，德国的工业家们觊觎着比利时庞大的煤铁矿藏，军方至少出于未来每一场战争的目的想要占领列日等要塞。在布鲁塞尔的德军总督府也偷偷地赞助佛莱芒分离主义者，允许根特大学使用佛莱芒语，而在比利时那些有教养的人眼中，这种语言被视为是庄稼汉们使用的土话，是一种被弄得乱七八糟的荷兰语。贝特曼·霍尔维格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协约国声称它们在为真、善、美而战，如果霍尔维格也这样指明德国的作战目的，他会被当时已是德国真正主宰者的鲁登道夫撵出政坛——德国军方和工业家们正在为瞬间吞并比利时的煤田和法国的铁矿激动不已，同时他们也为接下来在靠近东普鲁士的波兰土地进行种族清洗而热情高涨。在有关战争目的的声明上，这种状况没有给贝特曼·霍尔维格留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他只能沉默或撒谎。英法两国的外交官们也同样进退失据，庞大的帝国计划正在秘密地策划之中。但他们一直坚持恢复比利时独立这个表面上无懈可击的观点，而柏林方面根本不会说它正好也想复兴这个国家。德国的外交家们过于笨拙，无法应对这种局势，结果，他们的和平倡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效。贝特曼·霍尔维格没有更多的理由来反对那些海军上将。

1917年2月1日，德国宣布在法国西部和不列颠群岛附近海域实行“无限制潜艇战”战略。从击沉船只的吨位来看，似乎立刻就证明了霍尔岑多夫海军上将的正确。在1月，由于遵守“巡洋舰规则”，德国海军击沉了36.8万吨货物，其中属于英国的有15.4万吨。而在2月，德国海军则击沉了54万吨，3月已接近60万吨（其中有41.8万吨属于英国），4月更是达到了88.1万吨（其中有54.5万吨属于英国）。沉船事件一般发生在船只集中在一起抵达港口之前。中立国的船只开始撤离这个区域，大量船只躲进船坞，与此同时，很多美国公民因遭到袭击而被淹死。不过，霍尔岑多夫算计的结果却是错误的，不仅仅是错误的，而且大大背离了德国的战争目标，成为德国战败的最大推手。英国人挺了过来，美国人参战了！

此外，人们也找到了防御U型潜艇的办法。在苏格兰福斯湾，新西兰伟大的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做了一项实验，他把自己倒挂在水面上的划艇上，看看能否听到水中有什么声音。后来，就有人发明了能够测出水下噪声的水下测音器，随后又发明了深水炸弹。安装这些东西的驱逐舰就能够反击潜艇，尽管这会造成双方的关系极度紧张。一些勇敢的人士还向英国海军部建议如果把商船编成船队（20艘商船为一队），那么，驱逐舰就能够保护好它们。但这样的建议却遇到了荒唐的抵制，海军中的一部分权势人物显然不想为地位远低于他们的商船船长的行为担责。改变这一切的是4月份的“黑色十四天”，当时有数百艘商船被击沉，护航随之成为了惯例。在此之后，沉船事件有所减少，大体恢复到了遵守“巡洋舰规则”时所击沉的数目。5月10日，第一批得到护航的商船队出航，商人们服从命令，驱逐舰护卫着他们安全地横跨大西洋。在接受护航的5 090位商人中只有63人不幸丧生。U型潜艇把2/3的时间花费在了被护航商船往返港口的线路上，但并没有取得比以前更好的战果。无论如何，这些潜艇像着了魔似的使得德国最糟糕的噩梦变成了现实。美国的参战，这首先，意味着英国在战争时期的财政得到了拯救。其次，则意味着协约国的封锁开始发挥作用。

即便是在“无限制潜艇战”开始之后，美国人参战一事也有可能不会成真。美国的公众舆论不支持参战，但在“无限制潜艇战”爆发之后发生的一个事件迫使美国不得不参战。和韦伯的就职演讲、施里芬计划和提尔皮茨舰队一样，这个事件也属于德国自我毁灭的内容。德国政府认为，虽然美国没有陆军，但却有一支很大规模的海军，因此需要采取某种方法阻止美国参战。柏林方面意识到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存在难以解决的纷争。如果德国承认墨西哥人有权撤销阿拉莫战役[80]导致的法定结果，也许就可以怂恿墨西哥人进攻美国。难道亚利桑那不就是墨西哥的阿尔萨斯–洛林吗？德国新任外交部部长阿瑟·齐默尔曼草拟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墨西哥人可能会对与德国结盟有兴趣，如若这样，墨西哥人也可以询问日本天皇是否愿意加入同盟国集团。

齐默尔曼把这份电报发给德国驻墨西哥大使，而且他是通过威尔逊总统——作为善意的象征——允许德国人使用的一条私密通信线路发送的。英国海军情报人员事实上已经在窃听这条美国通信线路，并能够破解德国人的密码（英国人从一支十分骁勇的远征伊朗的德国军队那里缴获了一个密码本）。在处理齐默尔曼电报问题上，英国海军上将霍尔将军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足智多谋，他复制了这份电报，并以一条英国人已经窃听的德国通信线路重新发送一遍。这样英国人就能假装从“正式”的窃听线路上获取该情报。在3月底，美国驻英国大使看到了齐默尔曼电报，到此时，美国人宣布与柏林断交（尽管它没有与同盟国其他成员国断交，尤其是他们从未与保加利亚断交）。4月6日，这份电报传到了美国国会，掀起了愤怒的爱国主义狂潮，威尔逊总统宣布对德国宣战。阿瑟·齐默尔曼的电报以闹剧方式呈现了德国战败的原因。

美国的介入拯救了协约国。美国海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最终扩大了对德国的封锁范围，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人的资金确实变得十分重要。到1916年年底，英国的信贷几近枯竭，英币的价值完全依靠美国人愿意以接近五美元兑一英镑的汇率实现。英国人一直在资助俄国，债务最终积累到了800万金镑，按现在的价值计算，应该要翻40倍（英国和苏联在1985年时解决了这笔债务问题）。要是美国政府为英俄法等国提供资金保障，它们才能继续使用借贷。现在，美国政府这样做了。原材料也大量地流向了协约国。但是，要建立一支美国军队并把它运送到法国则是另一码事，这花费了数月时间。到1918年，每月有20万美国军人到达欧洲战场。可是在1917年，美军的教官们不得不对美军士兵进行培训，可他们自己也只知道战靴和马鞍。从这种意义上说，霍尔岑多夫海军上将是正确的，美军参战在形式上无关紧要。如果同盟国能够在1917年赢得战争的话，那么美军的参战将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英军和法军在尽最大可能使霍尔岑多夫的预测成为可能。罗贝尔·尼维勒将军几乎毁了法军，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也做了大量毁灭英军的事情——据说是这位出生于苏格兰的将军，虽然作战最有成效，但却导致参战的大部分英军阵亡。尼维勒将军不是傻瓜，他意识到如果能够正确地使用大炮，这还是一场能够发展成为机动战的战争。现在，英法联军方面拥有数千门大炮和数百万发炮弹，也有了几种新式武器。在1914年时，飞机还很容易遭到破坏，只能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用来探明人群的位置并命中目标。现在，飞行员能够射击敌人而不会打到自身的螺旋桨。与此同时，单翼机已取代老式缓慢的双翼机，空中拍摄的照片也更加精确。此外，英军已发明出坦克，火炮手之间的通信联络方式也有所改进（德军的电话线埋在6英尺深的地下），“徐进弹幕射击”正在成为进攻的标准方式——尼维勒认为它将会带来战争的胜利。直接控制步兵前方60码区域的弹幕，能够打哑敌人的炮火，直到攻击者进入到手榴弹投掷范围之内。而手榴弹的技术和威力也有所提高。步兵战术倒是需要改进——不再是波浪式的，不再是1914年时大群大群的步兵推进，而是改为小分队的方式，士兵们从一个弹坑到另一个弹坑，沿斜线急速移动。一个分队向敌人射击，掩护另一个分队快速前移。

尼维勒将军充分洞察到了所有这一切的变化，并认为从他在凡尔登战役取得的胜利来看，他已经找到了一种获胜的方案。他称之为“滑轮组合”，意思是指挥有方的各兵种的协同互助。从政治上和就他本人来说，尼维勒将军也是一位合适的指挥官。他是一位新教徒，而新教徒们（通常都是工程师和医生）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栋梁，为这个国家提供着道德典范、教育和精神动力，包括建造了埃菲尔铁塔。尼维勒将军的母亲是英国人，因此，他能够吸引住那些出席伦敦午餐会的人们（有人曾指出，午餐会上有女士在场，这可不吉祥），并能够解释清楚他的作战方法。消息传到了大事临头的德国人那里，他们必须更加节约利用兵力，缩短防线。现存的西部战线反映了1914年时的事态，但并非发展的必然结果。

西线现状是因为西线具有一些独特之处——早在1914年，双方完全是出于威信和影响力的缘故挖掘战壕，各自的军队都据守着极为脆弱和花费巨大的阵地，造成了防线的僵持。英军守卫的伊普尔和法军守卫的凡尔登都是三面被围，守军遭受着纵射的威胁。与此同时，德军整个阵地非常漫长，毫无必要，但恰恰又必须为它配置兵力——如果能缩短防线，这些部队本可以被用到其他更有效的行动中去。从索姆河战场到巴黎东北部山脊上的贵妇小径，德军的防线布置在一个巨大的突出部上，处在英军的防御区域之中，没有任何战略价值，毫无用处。如果英军从巴黎东北部，或从阿拉斯到巴黎西北部发起攻击，就能够压缩甚至夺取这个突出部的边缘地带。因此，对德军来说，合乎实际的目标就是缩短防线，把军队用在更有希望的事情上。从2月9日到3月18日，德军实施了阿尔贝里希行动，也就是战略性撤退。这次行动的名字取自瓦格纳笔下那个卑鄙龌龊的小矮人阿尔贝里希，因为后撤中的德军在村舍中设置陷阱，在井里投毒，并把树木砍死。协约国的军队挺进这片遭到损毁的土地，却没有任何办法来恢复它的原貌。德军的撤退也破坏了尼维勒将军最初的计划，因为这份计划是以细心计算德军大炮位置为基础的。现在，他不得不进行全面而必要的准备工作。由于尼维勒将军是新任的指挥官，他的声望在于维持军队的良好状态，放弃这一点就将招致毁灭性的痛击，因此，他把其声望寄托在前线，但噩梦却随之而来。为了保持前线军队高昂的士气，尼维勒将军决定把他的作战计划直接告诉官兵们。而在一次突袭战壕的行动中，德军抓获了一位法军军士并从他那里得到了尼维勒将军作战计划的副本。

尼维勒将军认为，英军在阿拉斯发起进攻，将会首先削弱德军预备队的力量。4月9日，加拿大军人攻占了维米岭，而英军则从他们躲藏的勃艮第城古老地下室中突然现身，德国守军惊慌失措，他们的大部分兵力任凭英军精心设计的前线阵地上的炮击摧毁。这一天，英军和加拿大军人取得了巨大胜利。随后，黑格将军又按照他的习惯，坚持连续炮击，但却没能取得任何新的进展。甚至在整整6周的时间里，他坚持骑兵聚集待命并期望着某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发起冲击，一点也不考虑骑兵会堵塞道路。与此同时，德军已乘火车赶到前线。阿拉斯战役标志着一种新型战争正在出现，炮手们现在能够处理大量巨型炮弹，并知道如何使用它们。不过，英法联军在后方的组织上却出现了大问题，尼维勒将军和黑格将军的关系开始变糟。这位法国指挥官用轻蔑的言语暗示英军要求了过多的铁路运输网，并在浪费资源。在这一点上，尼维勒将军可能是对的，但在关键时刻寻衅吵架并非明智之举。劳合·乔治不信任黑格将军，他利用这个事件要求黑格将军服从尼维勒将军的命令，可当尼维勒将军自己的种种行动造成灾难性后果之时，劳合·乔治自身也名声扫地。

英法联军确实在按尼维勒将军的计划采取行动。4月16日，他们对贵妇小径发起进攻，这也意味着要把塞内加尔军人[81]赶进雨雪交加的苦境之中。而德军充分预料到英法联军会实施炮击，因此早已远离危险地带。尼维勒将军承诺，作为他作战方案的一部分，如果他无法在战斗的前两天取得胜利，他将停止进攻。但除了在兰斯东部地区之外，法军在其他地方都遭到了失败，但尼维勒将军却坚持进攻，效果也就可想而知。到此时，一些与重要人物有关系的下级军官想方设法把前线的事态告诉了国民议会议员，可政客们无论如何还是十分认可尼维勒将军，因为他能够处理好与英国的关系。随后，20世纪的法国几次都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军队兵变。士兵们拒绝再次赴死，而将军们却要求他们勇敢面对。1917年的法军兵变（像稍后的意军崩溃一样）成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起义反抗的明证。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居伊·贝特隆希尼（Guy Pedroncini）是一位十分细心的法国历史学家，他认为大约有4万名军人卷入了这次兵变。不过当时的情况是，前线的兵变参与者在与明理又讲求实际的军官们交谈后，都又重新表态要遵守军纪。尼维勒将军本人很快就被解职，法军新的总司令菲利普·贝当将军对于如何才能恢复军队士气有一定的见识——只有49人被处以死刑，并以更人道的方式处理了逃兵和临时换职等问题。参与兵变的士兵们想让德国人来占领法国吗？当然不是！如果他们开小差，他们的女人会要求他们返回前线。无论如何，法军恢复了秩序，将军们也吸取了足够的教训。贝当充分意识到他必须坚持小规模的、有效组织的行动战略。这些军事行动也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战果，比如，在10月，法军夺回了贵妇小径上的“拉富突出部（Laffaux salient）”。法国将血战到底，因为年高德劭但十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克里孟梭[82]在这个时候出任了法国总理。

就在尼维勒将军遭遇兵变的这个春天，另一场大规模的兵变也开始上演——这一次是俄军在分崩离析。德国人在1914年时就曾预测，他们在当时而非几年之后就能够打败俄国，从德国自身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精准的估计。就俄国的情况来看，到1916年，它的战争物资生产至少是充足的，它所缺少的是更先进国家在运输、定量配给、财政和国家统一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组织化水平。俄国的大城市里充斥着难民，外出找工作的农民挤满了火车车厢。与此同时，用于运输军队的火车则少之又少。此外，俄国首都每天只能得到50辆卡车的粮食，而在战前，它还能得到90辆卡车的货物。

再者，普遍的贫困也许可以忍受，但如果一些人拥有燃料和食物，而另一些人一无所有，情况就会有所不同。人们怀疑德国人隐藏在俄国各个角落，包括沙皇那光彩照人的皇后也是德国人。彼得格勒[83]的那些大发战争财的“资本家们”一般都有个外国名字。这样的局势是如何要了俄国沙皇的命的呢？不可避免的偶然事件再次发生了！3月8日（俄历2月23日）是国际妇女节，首都工人阶级的妻子们举行示威，抗议面包价格的不断上涨。她们不得不早起，冒着彻骨的寒冷，通常却是白白等待，最后发现面包房没有燃料烘烤面包，或者是期待涨价的“投机商”把面粉囤积了起来。3月里的第一周天气非常寒冷，可随后却突然变暖，这种情况使得妇女们有条件进行示威抗议。

那个时代的俄国和往常一样，沙皇的国家机器完全无法满足统治需要——甚至连张贴宣布军事管制海报的胶水都没有。正如乔治·奥威尔对18世纪的英国所做的评价，让一个人继续营业和应召入伍之间没有中间手段。先是警察试图控制事态，这造成了少数人的死亡；政府随后就命令军队采取行动。但在1917年时，俄军由非志愿军组成，他们住在首都行政区中心地带的庞大兵营中，心怀不满，偷偷喝酒，并试图接近那些工人阶级出身的妇女们。在一个较为先进的国家里，都会在某处类似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地方为这类士兵安排住房，但破败的俄国无法提供这样的基础设施。被要求向民众射击的军队在俄历2月27日（公历3月12日）发生哗变，沙皇政府当即垮台。大街上到处都是士兵，他们乘坐卡车，挥舞着红旗，四处横冲直撞。

第二天，独特的俄国革命诞生了“苏维埃”，这个俄语单词的意思是“委员会”。2月28日，各个工厂和士兵群体选举产生了光荣的罢工委员会，但社会革命党中那些痴迷于自己意见的知识分子很快就控制了这个委员会。俄国议会，也就是国家杜马中的一些政客也加入其中，这些人认为他们必须接管政权。到这个时候，许多将军也开始支持罢工委员会。当时，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摆脱掉沙皇尼古拉二世。每一个人，包括位于莫尔斯卡亚大街——彼得格勒最繁华的大街——帝国游艇俱乐部的成员都认为沙皇已是累赘，将军们也要求沙皇逊位。俄历3月2日（公历3月15日），沙皇被迫引退，国家杜马的政客们随即建立“临时政府”，终于宣布俄罗斯为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政客们却不愿进行真正的选举。苏维埃是继任政府，握有权力，但对于3 000人聚集在塔夫里达宫（Tauride Palace）[84]，其中2/3又是士兵的情况，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苏维埃只是决定成立一个由社会革命党中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可这些人根本不会进行组织筹划。当时，俄国革命的另一个特点是，政府没有可以依靠的中间力量，基本上不具备阻止革命发展的手段，而后来广大民众直接参与的革命，由于政府都能立刻从工会那里得到支持而失败了。工会可能会和老板发生争吵，但他们不想破坏秩序，甚至在濒临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尽力发挥作用维持秩序。可是在俄国，除了印刷工人和铁路工人有工会之外，不存在其他工会组织。而且，社会革命党中的知识分子错误地确信，工农兵与政府的“对抗”将会变得没有危害。于是，他们筹划停止行军礼，废除军队中死刑，并规定军队中的每个人都应加入苏维埃，选举军官并监督他们的行动。

但是，导致革命的因素并没有消失，与之相反，事态变得越发糟糕。在任何一场真正的革命中（有些所谓的革命是虚假的），都存在着一大引擎，即通货膨胀。1917年俄国的公共财政已经崩溃。在1914年，俄国政府实行严格的财政政策，甚至沙皇自己都用口水贴邮票以节约资金。战争变得异常昂贵，政府则不知所措。俄国政府规定不许喝烈性酒，而国家税收的1/3来自对伏特加的垄断，这样一来，政府就毁掉了早前的利益来源。由于没有了所得税这一工具，也不能像其他国家那样从庞大的中产阶级那里获取战争贷款，俄国政府只能越来越快速地发行纸币，发行量太大，连印刷机都坏掉了。顾客要是去银行把支票兑换成现金的话，银行会给他一大沓指南，让你自己往钱上印数字。这样，纸币上的零在增加，商品价格标签上的零也是如此。在流通链条的每个环节，食品储备变得不可预测：从作为生产者却得到毫无用处纸币的农民，到在保险库里储存食用糖的银行——因为糖至少还有存储价值。这个问题接下来又影响到交通运输，因为开往这个国家产粮大省的火车，半空而回，而在其他地区因缺少运输工具，粮食又都烂掉了。在1917年夏天，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急剧地纠结在一起。所有措施都已失灵，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做出各种表态，流言满天飞。俄历4月9日（公历4月22日），继任者列宁开始介入到事态之中。他和他的追随者“布尔什维克”，这是因为在几年前，处于流放中的列宁为了接管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的机关报，在一次备受争议的会议上秘密地成立了一个多数派。而“多数派”的俄语单词就是“bolshinstvo”。对于1917年俄国发生的事件，列宁想到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而其他人却什么想法都没有。列宁指出，要给人民面包，给农民土地，给世界各民族和平。如果俄国人启动退出战争的进程，那么其他国家的人民也会跟随，尤其是德国人——列宁在德国生活了许多年。若如此，其他的所有事情都会迎刃而解。这种想法符合德国政府的利益。列宁最后得以乘火车从瑞士返回俄国。¹

列宁拥有非凡的、刚强的性格，但他的超凡魅力并没有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因为就算考虑到不同文明之间在修辞上存在差别，他的作品也是枯燥乏味的。因此，我们很难理解他慷慨激昂的演说是如何迷住俄国人的，但他们似乎确实痴迷于他的魅力。毫无疑问，在1917年4月，布尔什维克这个小群体中有相当多的人在一开始反对列宁的主张，因为即便是从监狱中归来的布尔什维克，也都支持进行战争，但列宁最终占据了上风。他发表富有感染力的演说，事态也确实在按他的意愿发展。如他所说，旧制度会犯许多错误，而旧制度的确犯了许多错误——政府的财政状况一团糟，领取食品的队伍失去控制，将军们绝望地感到俄军比德军素质低劣，士兵们呆坐着无所事事，空腹喝着劣质饮料，银行家和外交官们成了英法帝国主义者的奴仆。

俄国革命就是一场大规模的兵变。尽管在1917年夏天，俄军还驻守在前线，但它完全无法发起攻击性行动，也几乎不能进行防御。简言之，在1917年8月，临时政府试图镇压布尔什维克，但即便是当时，这种镇压也非常混乱。稍微乔装打扮的列宁，在芬兰等待着混乱的结束。当各方在莫斯科大剧院召开讨论俄罗斯未来的“国家会议”之时，附近许多餐馆实际上都在进行罢工。随着秋天脚步的深入，苏维埃成了剩下的唯一一个有组织的机构。到此时，布尔什维克已经控制了苏维埃。公历11月7日，它的部队废止了临时政府。在实际“夺取政权”过程中的死亡人数，甚至要少于在拍摄纪念十月革命10周年的电影时挤踏而死的人数。

协约国方面会对发生在俄国的动荡作何反应呢？美国人完全没有准备，法国人还在舔舐他们自己的伤口。意军在8月发起了第十一次伊松佐河战役，在的里雅斯特北面的贝恩西查台地（Bainsizza plateau）向前推进了5英里，但造成了两倍于奥军的伤亡，于是意军停止了进攻。只有英军还有力量采取大规模的行动。在1917年夏天，他们确实在佛兰德斯地区取得了进展。英军的行动与俄国局势有关，也与美国人有关，因为英国人总的目标是在美国总统威尔逊把欧洲的战局搅乱之前，赢得战争并推行一种英国式的和平。劳合·乔治出任首相后命令避免军事冒险，但在实际过程中又听任其发生。“帕斯尚尔（Passchendaele）”已载入历史，这是一个小村庄的名字，坐落在当地具有一定战术价值的一条山脊上。在3个月的战斗、造成40万人员伤亡之后，英军占领了这个村庄。这或许是英军战略行动的最小目标[85]。

黑格将军确实一直渴望英法联军能够在佛兰德斯地区取得进展，这种想法本身也合情合理。伊普尔突出部不易防守，由于德军占领着梅西讷岭（Messines ridge），能够从他们那一侧向伊普尔开火，造成英军每周有7 000人伤亡，这还是“正常损耗”。伊普尔离荷兰边境并不远，换言之，如果能够占领比利时沿海地带，就能够解决掉泽布鲁日的德军潜艇基地。英军的计划本身不是无的放矢，而且现在，他们在利用炮击松动敌军防御方面，已有了大量的经验，此外，他们还拥有数百万发炮弹。但英军要发动攻势的整个地区，被称作低地国家，这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因为这个地区形成于海上，地下水位接近地表。如果炮弹击穿地表在地下水中爆炸，就会出现泥浆。如果遇到持续的降雨，当地就会成为一片沼泽。

和往常一样，最初的成功往往会把将军们诱进灾难之中。在一场史诗般的持续奋战中，英军坑道工兵在梅西讷岭下面不断地进行挖掘，在坑道中埋下21个用来爆破的巨大地雷，塞满了100万吨炸药。军官们按照梅西讷岭的比例模型对步兵进行细心训练，而现场的第二集团军的指挥官普卢默是一位小心谨慎、足智多谋的将军，他关注细节，没有浮夸的野心。6月7日，英军引爆地雷中的炸药，爆炸声震耳欲聋，伦敦都能听到。与此同时，英军大规模的连续炮击让德军的排炮黯然失色。德军随之瓦解并开始撤离，这样就把能够进行射击的高地让给了英军，英军到伊普尔的攻击路线更加安全了。但和往常一样，在取得最初的胜利之后，英军的进攻却渐渐停了下来，黑格将军又一次丢弃了已取得的优势。

当时，在英军发起下一轮进攻之前，出现了非常奇怪的间隔——一直持续到7月31日英军都没有发起进攻。在此期间，德军加强了防御：他们采用的方式令人畏惧和惊叹，十分复杂，这种方式在后来成为德军强化防御的惯用手段——在五六公里的范围内，密集地挖掘战壕，并用混凝土建造配有重机枪的“弹药盒”（英国人对这类防御建筑的称呼），这样就能够把各个火力点连接成一个对进攻者造成致命（和出其意料）的火力网。当然，这些防御方法需要一定的巧计。如果防守的前线过于脆弱，防御者可能会变得士气低落，他们会以为他们是人肉盾牌；如果防守的前线极为坚固，防御者会被密集的火力消灭掉——一般是复杂的轰炸（俄国人估算过，击穿一个金属障碍物，需要25 000发炮弹）。

在梅西讷岭战役和所谓的英军攻势，也就是“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之间，有7周的间歇，这意味着德军防御专家冯·洛斯伯格（von Lossberg）上校能够尽其所能地打造6个不同的防御阵地。最前面的阵地有3道防线：由充当壁垒的矮墙，而不是复杂的战壕组成，每道防线之间相距200码，配有几个步兵连。第一个阵地向后2 000码是第二个阵地，这里的混凝土“弹药盒”为支援部队提供掩蔽。而在两个阵地之间，则建有更多的“弹药盒”，并都配有重机枪。这些属于“前方战斗地带”。第二个阵地后面一英里是为预备队提供掩蔽的另一套系统。它后面一英里就是第三个阵地，洛斯伯格预料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会在此发生，因此，这里是“更重要的战斗地带”。

“第三次伊普尔战役”要比列宁曾写过的任何东西都更令英国的教育阶层感到不满。当时的降雨远多于平常。虽然从这个角度来说，黑格将军是运气不佳，但气象专家可能已经告诉他那些地区一定会下雨。最初的炮击开始于7月中旬，并持续了两周。这自然告诉了德军将会发生什么，因此，德军没有丝毫的惊慌失措！发动进攻的9个师，面对着防御的5个师。天气非常糟糕，不可能进行空中侦察。“声波测距”，这种根据敌人火力的声波来探测敌人炮台位置的精妙方法，也无法发挥作用。“空前残忍的”炮击，并不十分精准——英军发射了430万发炮弹，但放在帕斯尚尔山脊后面的德军大炮，毫发未伤。面对攻击者从左路和中路的进攻，德军的64个据点仍然都完好无损。7月31日凌晨3:50分英军发起进攻，低垂的云雾预示着暴雨来临，遮蔽了正在升起的太阳。由于炮击摧毁了德军前面的几个阵地，英军步兵往前推进了一些，但并没有占领梅西讷岭和格鲁沃尔德高地（Gheluvelt plateau），中部和右侧区域才是英军必须占领的地方，那样德军炮兵才能不再持续拥有高地优势。由于天气的原因，“徐进弹幕射击”在许多地方丧失了效力，甚至都不能确定前线的位置。即便如此，第三次伊普尔战的头一天，也并非不成功，并不像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那样惨烈。由于在伊普尔突出部，要保全士兵生命已变得非常困难，因此，如果战役的目标仅仅是占领伊普尔突出部周围的山脊，那么军事行动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黑格将军野心勃勃，渴望实现战局的突破，而且他像往常一样，让无法发挥作用的骑兵堵塞了军需补给路线。第五集团军的指挥官高夫将军也相信英军将豪迈地跃进。可实际上，这次战役转变成了英军在沼泽中艰难地行军。

在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中，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或其他任何战争中都最为反常的一件事。在战役的第一天，天降大雨，随后连下了7天。在整个8月，只有3天没有下雨。暴雨连连，降雨量竟然是这个月平均水平的两倍。重炮射击让情况变得更糟，因为战场和通往战场的道路都被炸成了泥潭。如果伤员从运送他们到后方的车上掉下来，就会淹死。一位战地救护车上的中士写道：“每个担架都需要6个人，其中的两个人忙忙碌碌，要不断地帮助其他人避开泥坑。在有些情况下，泥浆都没过了我们的腰。在有些线路………最强壮的人也要随时准备倒下。”而为了躲避德军的射击，即使把一樽最轻的大炮挪动250码，由于泥浆太深，也需要6个半小时。为了安全而匍匐进入弹坑中的伤员发现，下雨使得坑中积水不断上涨，他们能够预感到死亡的临近，预感每次一点点在上涨的雨水会淹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高夫将军发起的8月攻势，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了可悲的失败。

黑格将军随后命令普卢默将军进行增援。普卢默将军坚决主张要在一定程度上巩固阵地，这曾被高夫将军拒绝。与此同时，普卢默将军还坚持“攻下和守住”原则。他提出只采取非常有限的军事行动，部队应该在设法实现开始设定的目标之后就加固阵地，而不是在超出炮兵的能力和准备之外再尝试进一步向前推进。另外，普卢默将军也非常幸运——天气变晴，地面虽然没有完全干透但也已经开始结实起来。在这一点上，高夫将军可一直好运连连。

在初秋时节，英军进行了3次有限的战斗，其中最著名的是攻占布鲁德塞恩德村。这3次战斗的特点是使用高度密集的徐进弹幕射击，保持弹幕刚好在进攻者的前面，且只打到他们前面1 000码处。与此同时，步兵在小心翼翼地跟进。这样的炮击粉碎了德军的反击，由于英军离他们自己的阵地并不远，所以可以指望得到还算不错的支援。面对英军的这种战术，德军毫无办法。普卢默将军的有限军事行动（像同一时期的贝当将军一样）取得了成功。但英军付出巨大的努力却只能控制3 000码长的距离。按这种速度，永远也不可能赢得战争。

黑格将军又开始做梦了。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他竟然确信德军的士气正在瓦解，他们很快就会成批地投降。于是，他命令普卢默将军继续进攻。正当此时，天又开始下雨。整个10月和11月的上半月，英军全力进攻帕斯尚尔这个微不足道的村庄，他们在泥浆中奋勇作战，最终占领了它——但所取得的进展只是建立了一个脆弱的突出部。而每个人都知道，如果遇到像以往那样猛烈的反击，英军就必须退出这个突出部。

在第三次伊普尔战役行将结束之时，终于有一位高级参谋来战场视察。当走近战场时，他竟潸然泪下，并问他的司机，“是我们把士兵们派到这种地方的吗”？而当黑格将军自己的情报主管警告他德军没有崩溃时，他倒是补充了一种极富个性的解释——这个主管是一个天主教徒，因此，他有可能是从那些不干不净的家伙儿那里得到的信息。不过，黑格将军至少确实对最终胜利抱有信心，就是说，他从未丧失信心。这一年是以预示着“一战”结束的大事件——康布雷战役——而收场。

在西线战场，坦克专家们的才智最终还是得到了承认。他们曾指出，如果在硬实的地面上并在真正炮兵的支援下，大批量集结使用坦克会取得出色的战果。在1917年，空中支援也开始变得重要，因为它能够迫使防御者无法抬头还击，抑或只能向别处瞄准——这是闪电战应用的开始。在1918年，这种战术将帮助作战双方赢得多场战役的胜利。此外，炮手们还有其他以前不能使用但现在可以使用的技术。大炮最重要的打击目标是敌人的大炮。在早些时候，炮手们要从空中或根据他们自己的大炮射程来确定敌军炮位，而用来攻击敌方大炮也必须进行校准。也就是说，要发射测距炮弹，可以确定敌方炮位，这样就不可能对敌方进行突袭。现在，通过空中侦察（这是更为专业的方式，使用严格的拍照技术），敌人的炮位就可以标在网格状的地图上，由此，用以攻击敌军的大炮就可以在理论上进行准备，而无须实际炮击来测量。换言之，在康布雷，英军成功地实现了突袭。11月20日，英军开始进攻，并迅速取得了胜利，部队向前推进相当大的距离，缴获了许多大炮，俘获了大批俘虏。在英国，教堂钟声齐鸣，庆祝胜利！但和往常一样，先头部队前进得过远，超出了补给线的范围，甚至进入毫无防守的空旷地带。而德军指挥官是一位能力超群之人，他依据东线战场上使用过的新方法——尤其是训练能够迅速移动、会用手榴弹和规避敌军据点的“突击队”——组织了一次反击。如果英军有预备队的话，那么他们本可以阻止住德军的反击，但英军根本没有预备队，帕斯尚尔战役中的一幕再次重现。

在10月下旬的同一时段，德军也曾采用新的作战方法，取得了整个“一战”中最聪明的一场胜利，当然，勃鲁西洛夫将军取得的胜利可能要排除在外。德军确实聪明，用智力和决断力弥补了物资缺乏的问题。到1917年夏天，精明的德军炮手已经揣摩出了英军熟悉的作战方法，而且他们更为彻底地应用了这些方法。大炮要能够在射程和方向上有所调整，否则风雨都有可能影响到火力。因此，为了查看每门大炮的变化，炮手们要检测它们火力射程，这样就能够考虑到客观情况的适度变化。炮击的目的主要不是要摧毁防御工事，而是要依靠暴风雨般的炮击和爆炸产生的气体来使敌方的指挥系统失灵，并压制住敌方预备队的调动。9月1日，德军在里加试验了这些新方法，他们动用13个师从里加城逆流而上，对位德维纳河岸上的俄军阵地发起进攻。这完全是一次突袭。敌军的预备队一般会对精疲力竭的攻击者造成致命伤害。但在这次进攻中，因为德军采用“方形弹幕”炮击隔绝了俄军防御区，并利用稳定的火力网阻止了俄军预备队赶来增援，因此，俄军预备队没有发挥作用。

步兵中也出现了新战术。每支集团军都配有经过特殊训练的突击营。营中的士兵都携带轻机枪和喷火器，他们的任务是在采用散兵线战术作战中，能够快速突进。在康布雷的反击中，德军就是使用这些方法取得了胜利。在里加，虽然这些方法是与新型的炮击方式结合在一起加以使用，但还是体现出了它们的价值。现在，德军最高统帅部把熟知这种新战术的指挥官从俄国战线调到了其他地方。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意大利。和俄罗斯一样，意大利既有许多古老的东西，也有许多现代的事物，但它的大部分民众仍然生活在一个地方化的、农民的世界中，它的士兵中有1/3是文盲。意大利的统治者们推动这个国家参战，制定国家的前进路线，是希望意大利能够学会走路。他们本以为会轻松漫步般地攻到维也纳，而实际上他们几乎没能跨过双方的海关。而且，意军随后的进攻收获微乎其微，但却造成己方两倍于奥军的伤亡。在东北部边界——伊松佐河流域（在今天的斯洛文尼亚境内，被称作索亚河）——进行的11次互不相接的战役中，意大利官兵学会了使用大炮，与此同时，奥军变得疲惫不堪，这使意军取得了还算不错的胜利。不过，和黑格将军的所作所为一样，这些胜利的代价巨大——意军方面有150万的人员伤亡，与之相比，奥军的伤亡人数是60万。在第十一次伊松佐河战役中，意军攻占了贝恩西查台地的部分地区，代价是损失17万人，其中有4万人阵亡。

对于这种情形，军队中的当权者往往都会指责士兵。在意大利，军官阶层和士兵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这与俄国的情况有点儿相似。控制意军战略部署的是来自意大利北部的卡多尔纳（Cadorna）[86]（在意大利统一过程中，他的父亲曾把教皇庇护九世捆绑进了梵蒂冈）。他认为他的士兵只有在恐吓威逼之下才会作战。如果士兵不能冲出战壕进行攻击，那么他们自己的大炮就必须向他们射击。“一战”结束之后，在巴黎和伦敦等地，建起了许多无名战士纪念碑，来纪念那些被炸得粉身碎骨，不再能够确认身份的士兵们。在纪念碑的揭幕式上，也会随机选取这类士兵的一些遗孀前来参加。意大利人也建过这样的纪念碑，但在第二集团军战斗过的地方，那些被搜寻出来无法确认身份的战士遗骸则被排除在外，因为那里的任何一个战士都有可能是被他自己的将军打死的。有这样一个后来成为法西斯民兵组织首领的军官（后来有人在1931年把他从火车上扔到外面，有可能是出于报复而谋杀了他）习惯性地站在前方战壕上，手握左轮手枪，他手下的士兵如有犹豫，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击毙。卡多尔纳甚至采用古罗马军队的做法，即在一个作战表现糟糕的团中，随便从每10名士兵中拉出一人予以射杀。此外，意军一些杀戮的事例甚至空前残酷，比如，一个士兵就因睡过头落在队伍后头而被拉出来执行枪决，而他已经是7个孩子的父亲。这起悲剧发生在一支作战非常勇敢但因寡不敌众被迫进入无人区的队伍中。他们曾因绝望而试图投降但没最后得到救助，尽管从其他方面来说他们的战绩值得赞誉，但在当时却被认为要接受惩罚。1917年8月，教皇发起和平倡议，当时人们能够轻易就判断出意大利的全面参战是一个弥天大错，但卡多尔纳却禁止在前线散发意大利的国内新闻报道。

他很快就遭受了惩罚。贝恩西查台地事件吓坏了德国人——如果奥匈帝国退出战争会怎么样呢？随着东线战争的结束，德军可以腾出一些部队派到其他地方作战，同时，他们还新建了由能力出众的奥托·冯·贝洛将军指挥的第十四集团军。贝洛将军熟知在里加使用的那些作战手段，他的部队里还有两位未来的陆军元帅隆美尔和舍尔纳，他们都才华横溢、备受瞩目，但此时还都是夺占山地的下级军官。在展现了这次世界大战中只有德军和法军才具有的高超运输水平之后（当然，向维也纳的学校运送牛奶的行动不得不暂时中止），德军7个师和奥军装备精良的5个师在伊松佐河上游的多山区域完成了集结。尽管铁路运力有限，尽管山路狭窄崎岖，尽管要运送上千门大炮和每门大炮配置的上千发炮弹，但由于拥有保时捷设计的牵引机器和四轮驱动车辆，还有德军在战争期间利用通道，巧妙地调遣巨大战争工具，同盟国确立了令人恐惧的局部优势。有逃兵警告过意大利军官，可他们根本就没有认真对待。

几天后，有人在乌迪内意军总部房间的地面上发现了对逃兵的审讯记录，但此时，灾难已经发生。意军在伊松佐河前线中间地带的贝恩西查台地，取得了相对意义上的成功，这促使一部分意军局促不安地前进到托勒敏地区。奥军在这里建有桥头堡，而规模庞大的一个军占领的一个阵地却被伊松佐河分为两个部分。非常奇怪的是，这个军的指挥官巴多格里奥将军——他先是支持、后是反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他在这两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然不清楚是把优势兵力放在发起进攻的东岸，还是放在用于防守的西岸。不管怎样，在德军炮火的追击下，他最后躲到了一个洞穴里，无论哪一边的军队，他都无法指挥了。在巴多格里奥将军的北面，另一支意军集结在伊松佐河岸边一个叫作福利齐（今天的博韦茨）的村庄。意军完全没有料到的是，奥军装备最精良的5个师会从山上对他们发起突袭。在河的下游还有一个叫卡波雷托²的小地方，是意大利两支主力部队的接合点。但两支意军都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卡多尔纳本人在想他也许应该转而支持防御。但伊松佐河防线意军的主要军事力量，意军第二集团军的指挥官卡佩罗将军却有着其他想法，他在这一个月里不断拖延备战。卡佩罗说过，如果同盟国发起进攻的话，他会进行反击，会指挥他的部队前进。卡多尔纳很害怕这位来自那不勒斯，身材矮小，脾气火暴，没有任何显赫社会背景的共济会会员。他容忍了卡佩罗的抗命，可是当同盟国开始进攻后，意军的大炮最终还是夹杂在后撤的部队中，被疲倦至极的士兵们拖进了防御阵地。

10月24日深夜两点，德军开始炮击。德国专家冯·贝伦特（von Berendt）陆军准将熟知将毒气——能够杀死运送大炮的骡子——和烈性炸药组合在一起的方法。同时，德军拥有空中优势，他们清楚意军大炮的位置，并打击了意军的大部分火力。炮击此起彼伏，大约在4:30分，出现了一个小时的间歇，为了让敌军放松警惕呼吸点新鲜空气。随后德军发起了更密集的火力，特别是最后15分钟里的“连续炮击”，包括用迫击炮向前方阵地投射炮弹，完全摧毁了意军阵地。清晨8点，进攻部队开始出动。在福利齐一侧，奥军从山地发起毒气战，意方守军却根本没有防毒面具，奥军随后穿过谷地前行进入并不远的平原地带。负责指挥意军的那位将军（他只有4个师，却要控制20英里长复杂的战线）一会儿命令撤退，一会儿又命令反击。其中有位师长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他开车进入卡波雷托村使用一部仍可使用的电话进行询问。他被抓获了。因为同盟国发动进攻的部队中，另有一个分队已突破巴多格里奥将军布置的混乱阵地，并突然转向西北行进，沿着伊松佐河抵达了卡波雷托村。意军的这个师随即被消灭，北面的那个军也被完全摧毁。

在托勒敏，德军创造了一项非凡的军事奇迹。德军山地部队必须占领一些能够居高临下的高地，这意味着他们在炮击之后要攀登900米的山路。当时还是上尉的隆美尔，带领200人的符腾堡山地部队执行任务，显示出德军还处于最佳状态。他没有想直接进攻伊松佐河西岸，那里有连绵的考劳夫拉特山脊。相反，他派一位下士带领一个8人小组去侦察是否有穿过意军防御工事的道路。那里竟然真有这样一条路！他们逮捕了正在躲雨的意军哨兵。远处的铁丝网有一道缺口，隆美尔和他的士兵穿过缺口，又占领了一个掩体，他们悄悄地爬上了山脊。随后，他们沿着山脊行进，出现在意军身后——意军惊慌失措，一批重型大炮被德军缴获，当时意军军官正在吃午饭，士兵正在打牌。隆美尔率军随即沿着山脊南边前进，命令意军投降。这样，隆美尔就逐个控制住了意军5个团中大部分的士兵。从实质上说，这与他将在1942年夏天上演的好戏是完全一样的。当时，他把坦克状的薄纸板缠粘在大众汽车上（冒充坦克），驱车赶往英军在托布鲁克的大本营，进行炮击直至对方投降。他在那里缴获了大量的汽油，这使得他可以继续驱车前进，他们几乎到了开罗。在卡波雷托战役中，隆美尔所在团的另外一位军官也率军攻占了一块山地，并被授予了最高级别的勋章。隆美尔的指挥官请求也授予隆美尔一枚勋章，但上级说不能在同一时间授予同一部队两枚勋章。隆美尔就又去攻占了一块山地，他打破了德军的这项规定，最终被授予了一枚勋章。

10月25日，意军阵地已经全线崩溃，将军们又开始寻找借口。卡佩罗玩起了生病的把戏，在维罗纳最好的旅馆中，他还充满活力，可随后就病倒在帕多瓦的一家医院里。巴多格里奥赶紧把罪责归于卡佩罗，而后就躲了起来。只有在南面指挥第三集团军的奥斯塔公爵仍保持镇定，并在还算良好的秩序下完成后撤。卡多尔纳将军则在10月27日草拟了一份最引人注目的电报，并发送给了参加战争的每一位将军。他声称意军第二集团军根本就没战斗，“赤色分子”正在渗入这个国家。意大利政府压下了这份电报，但它已被发往国外。后来当意大利政府请求英法直接予以援助时，两国把解除卡多尔纳将军的职务作为交换条件，这可是意大利统治集团最不情愿接受的要求，因为和俄国一样，在意大利军队中，那些不中用的家伙反倒是黏合剂，甚至可能影响到官方公布的历史（直到1967年，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由于意军在狭窄的山口周围调动大炮，结果全被德军缴获；至于意军士兵，当他们发现德奥军队在他们后面——那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料到会出现敌人的地方——沿着山径赶过来时，吓得全然不知所措，成批成批地投降了。此外，由于卡多尔纳在撤退问题上指挥不当，事态被他弄得更加糟糕。塔利亚门托河弗留利平原的边界，距离伊松佐河前线20英里左右，平原公路的一侧是高耸的山脉。塔利亚门托河上共有4座大桥，其中两座被分配给第三集团军使用，他们还算有序地在河上实行撤退。第二集团军一部分兵力不得不在西北方向艰难后撤，并与一些难民混在一起，他们发现有座大桥已经被敌人占领。在剩下的另一座大桥上，毫无秩序的民众杂乱无章地后撤着，而在河对岸，几个身材矮小却大腹便便的上校会对掉队的任何一个民众开枪射击。欧内斯特·海明威在他的代表作《永别了，武器》中，曾描述过这个事件³。

在卡波雷托战役中，意军有30万人被俘，30万人掉队——即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与此同时，意军一半的大炮被敌军缴获。卡多尔纳试图使意军在塔利亚门托河上稳住阵脚，但由于对方拥有保时捷设计的交通工具，攻击者能够非常迅速地调动他们的大炮，意军被迫后撤到皮亚韦河，河西岸就是蒙特格拉帕（Monte Grappa）的丘陵地带。此时，英法两国的军队终于赶到。而由于这个地区有沼泽的缘故，疟疾也随之发威。与以前的180英里的防线相比，现在的防线只有70英里，已经变得更短了——到现在为止，同盟国军队距离各个铁道卸载点都很遥远，自身运力已不再充足。在意大利，民族抵抗运动终于变得深入人心。深明事理的迪亚斯取代了卡多尔纳，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禁止把士兵当作牲畜一样对待。德奥军队也无法攻破皮亚韦河和格拉帕阵地。11月2日，德奥军队的卡波雷托攻势正式停止，奥托·冯·贝洛将军被派到西线，那里将要开始所有攻势中最猛烈的一次进攻。德国领导层实际上还没有办法击败意大利。但就在这个时候，德国人又获得了一个巨大的优势——俄国崩溃了！

说明：

1 列宁拥有一位非同寻常的中间人——赫尔方德（Helfand），此人曾是一位革命者，代号是帕尔夫斯（Parvus）。赫尔方德从青年土耳其党那里发了大财，掌控并垄断了奥斯曼帝国烟草业（他生活在马尔马拉海一座岛屿的豪宅中，列宁的主要助手托洛茨基在1929年被斯大林流放到此处）。赫尔方德买通了那些想要让俄国出现动乱的德国人，并安排好了列宁和他的追随者乘坐历史上首趟无烟列车取道德国来到斯德哥尔摩（这里的中间人是库尔特·里茨勒），列宁对这种行事方式十分赞同。4月16日，在行驶一周之后，这趟列车抵达彼得格勒的芬兰火车站，列宁受到了礼节性的欢迎。

2 这个战役以它的名字命名，并不完全准确。今天这里有一家非常出色的斯洛文尼亚博物馆。

3 实际上，海明威是在1918年才来到意大利的。

[78]　这里说的是，1914年9月22日拂晓，德海军U–9号潜艇在距离荷兰海岸大约20英里处，意外击沉英海军3艘巡洋舰一事。——译者注

[79]　指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4国。——译者注

[80]　阿拉莫是今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附近的一个要塞。1836年3月2日，当时还属于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地区因蓄奴问题宣布脱离墨西哥，建立得克萨斯共和国，由美国的前田纳西州州长山姆·休斯敦担任总统。墨西哥方面派兵平乱，休斯敦命令他手下成分复杂的200多名军人先据守阿拉莫要塞，经过13天的激战，守城军人被墨西哥军队全部剿灭。3个星期后，休斯敦率军发起反击，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确保了得克萨斯最终并入美国。这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阿拉莫战役。——译者注

[8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等国在它们的非洲殖民地征募大量黑人参战，其中的塞内加尔军人由法国招募到西线作战。——译者注

[82]　乔治·克列孟梭（1841~1929），法国政治家、第三共和国总理，法国近代史上少数几个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之一，他的政治生涯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与法国多次重大政治事件紧密相连。1917年10月出任法国总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和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做出重要贡献，被当时欧洲人誉为“胜利之父”。——译者注

[83]　出于反德的需要，俄国的首都由原来的圣彼得堡被改名为彼得格勒，其差别在于“堡”为“城市”一词的德语用法，“格勒”是斯拉夫语“城市”的意思。——译者注

[84]　塔夫里达宫，指当时俄国国家杜马所在地。——译者注

[85]　作者在这里所概述的是“一战”中的帕斯尚尔战役，也就是作者在下文细述的第三次伊普尔战役。——译者注

[86]　路易吉·卡多尔纳(1850~1928)，意大利陆军总司令，陆军元帅。生于意大利帕兰扎。1870年在其父老拉法埃莱·卡多尔纳领导的参谋部任职。1910年在热那亚任第七军团司令，次年晋升中将。1914年后任意军总参谋长、陆军总司令，指挥意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23年晋升陆军元帅。——译者注

英军马克五型坦克

第六章
1918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是德军在东线的总部所在地，在1915年的撤退中，这座城市遭到损毁，只有很少几个重要建筑还完好无损。就在卡波雷托攻势正式停止的那一天，一个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团抵达布列斯特，筹划停战事宜。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原本以为只要他们呼吁和平，普通士兵就会放下武器，战争就会就此结束。托洛茨基宣称他的外交政策是“发表几个公告，而后收兵停战”。他发布了他在档案中找到的一些“秘密条约”，即那些协约国瓜分世界的协定。不过，正如布尔什维克所看到的，虽然交战各方的居民有一些友善交往，随后也有一些对布尔什维克表示支持的罢工，但帝国主义并未瓦解。而俄军却已溃散，首都陷入动荡之中，士兵也已经在返乡，正像列宁所说，士兵们“在用脚投票”。因此，除了商谈停火，寄望他们的宣传能够激起厌战的各民族人民的反战情绪，布尔什维克难有其他作为。它的代表团成员抵达布列斯特时，有点像小丑一样聚集在一起，士气低落到了极点。他们的到来让德国人在战争中努力营造的场景更梦幻。就好似在一场宴会上，一位农民坐在奥地利贵族们中间，他们向他请教如何种植洋葱一样。无论如何，双方确实谋划了休战事宜，讨论了相关和平条款。

那些讨论无止无休，时而涉及哲学，时而牵涉历史，其实双方都在玩弄拖延战术的把戏，以争取时间。德国人期望沙皇俄国境内的非俄罗斯裔民族能够宣布独立，布尔什维克则期望全面的革命。结果，德国人发布最后通牒，宣布与乌克兰单独签订了一个和平条约，并挥师前来保护他们的新卫星国，与此同时，德军还前进到那些俄国士兵已撤离的地方，尤其是巴尔干地区。同盟国预料协约国的封锁会更加严厉，而这些地区的资源至关重要。对于奥地利人尤其是温饱还没解决的维也纳居民来说，这更是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布尔什维克的成员们会承认芬兰、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的卫星国地位吗？列宁力劝布尔什维克的成员返回俄罗斯的腹地，休养生息，耐心等待，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最终说服了他们，接受了乌克兰和德国的结果。3月3日，布尔什维克签署了《布列斯特和约》，沙俄的许多地区成为德国的庞大领地。冯·埃里希霍恩（von Eichhorn）将军控制乌克兰，冯·洛索（von Lossow）将军则率军漫步在格鲁吉亚，控制了外高加索的石油。此外，德国还有把U型潜艇转运到里海的计划；鲁登道夫谈论过入侵英属印度；奥托–京特·冯·威森东克（Otto-Günther von Wesendonck）[87]甚至认为“修建从德国到中国的陆路通道也不再被轻率地视为幻想了。”可这一切能够持续下去吗？这要取决于西线战事。

现在，德军把40个师由东线调往西线，这为德国提供了优势，至少直到美军大批兵力到来之前，情况都是如此。而美军抵达西线的过程，花费了协约国很多时间，甚至还打乱了至关重要的原材料贸易。当时，德国在战争期间的经济情况是它必须在要么完全胜利，要么彻底崩溃间进行抉择。1916年开始实施的兴登堡计划，德国人为之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在机械和工厂等方面投入巨资，工业产量也达到了最高峰。但这一切是以牺牲更长远的目标为代价的——铁路网开始出现破损，农业机械和工业厂房也是一样。如果战争不能迅速结束，德国经济产量就会急剧猛跌。德国面临着一个明确的选择——要么做最后的巨大努力赢得完全的胜利，要么尝试争取和平。大约在这个时候，交战双方达成协议进行了唯一一次真正严肃的行动。当时的德国外长屈尔曼（Kühlmann）向英国政府暗示德国可以放弃比利时，以换取它在东方的自由行动。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88]正确地指出，这个时候协约国的士气正处在整个战争中的最低点。也有人曾公正地评论过，自1850年以来，英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只有一个问题——拉拢德国还是俄国？一些感到绝望的保守主义者和富有远见的社会主义者可能最终会同意德国的主张，但他们被孤立了——每一项公众舆论都表现出对战争的巨大支持，都要坚定不移、奋战到底。劳合·乔治在稍微犹豫之后，对德国的观点做出了回应。他要成为赢得战争之人，而不是缔造和平之士。他自己曾说过：一个控制了俄罗斯的德国将是难以打败的，它将吞噬掉一切。但是，不管怎样，美国已经参战。而且到此时为止，其他国家为了接管德国的船舰和财产，都纷纷对德宣战。劳合·乔治向他的盟国通报了屈尔曼的方案，并宣布法国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主权要求是英国的战争目标，这令屈尔曼非常愤怒。这个方案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鲁登道夫很快就被解除了职务，并由凡事遵令行事的海军上将冯·欣策（von Hintze）取而代之。本可能实现的和平就这样陷入了困境，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也就不可能有任何一个英国代表了。在战争期间，各方在和平倡议方面花费了许多笔墨，但屈尔曼的方案是德国提出的唯一真正值得认真对待的方案。威尔逊总统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计划，即本质上是关于民族自决的“十四点计划[89]”。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德国人本来可能会接受这些计划，并随之可能会在细节上对它们进行修改。但现在，他们反倒要继续前进争取彻底的胜利。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德国人非常有希望获得彻底的胜利。近来的几次战役——里加、康布雷和卡波雷托——显示出德军已经找到了一种在战场上恢复机动性的手段。德国将军们的职业天赋都无与伦比，比如这些战役的设计师冯·贝洛、冯·德·马尔维茨和冯·胡蒂尔，都是如此。除此之外，西线的德军现在有了兵力上的优势。在过去几年，德军在西线有147个师，协约国则有178个师。而如今，由于俄国的崩溃，德军至少在开始阶段拥有191个师，其中有军官13.7万名，士兵350万人和能够维持武器处于机动状态的马匹。换言之，德军的优势能够集中在防线上的任何一点，并取得毁灭性的攻击效果（像在卡波雷托战役取得的胜利那样）。为此，德军筹划了一系列有代号的军事行动，第一个代号的名字是大天使“米迦勒”。部分德军防线所起的代号则都取自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人物，比如，“齐格弗里德（Siegfried）”、“克里姆希尔德（Kriemhild）”、“洪丁–布伦希尔德（Hunding-Brünnhild）”。

常识告诉人们，如果你在进攻两支敌军，那么你要进攻两支部队的接合处。每支部队都会照顾自身，也许还会从不同方向后撤。保护巴黎的法军和保护英吉利海峡的英军就属于这种情况——他们可以借此逃回英国。早在1914年，就险些发生这样的撤退。现在，英军和法军刚好在圣康坦附近老的索姆河战场的北面联合作战。英军第五集团军驻守在那里到阿拉斯之间的防线上，指挥官高夫将军是一位屡遭霉运的英勇之士。英军大约50个师中只有9个师的官兵没有经历过帕斯尚尔战役的悲惨遭遇，部队的士气并不高昂。军官们注意到士兵不再演唱他们早些时候创作的非常好听的歌曲了。“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这句歌词典型地反映出当时英军士兵的低沉精神状态，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命运的玩偶和权力争夺的炮灰。

此外，英军方面不如德军那样充分理解这次战争中新的作战方法。尤其是奥托·冯·贝洛将军熟知如何把步兵和炮兵结合起来，就像在卡波雷托战役中那样。现在，他已被调到法国北部来发动鲁登道夫攻势。但是，如果说进攻战术现在已有巨大改进，那么防御战术也是一样。新的防御作战手段就是“纵深防御”，帕斯尚尔战役就是它的典范。由于各种原因，高夫将军和他的参谋没能理解纵深防御的道理，他们没有所需的兵力。他们认为一道强大的防线本身就是足够有效的东西。他们不相信他们的士兵能够在火力掩护下完成复杂的调动。他们低估了德国人（他们以为帕斯尚尔战役已使德军丢魂落魄）。但主要还是英国人认为万事最终都会好起来。高夫将军的几个营中近90%的兵力都部署在前线3 000码的范围内，这离敌人的大炮实在太近。而且，英军还存在一系列更深层的弱点——在1917年，英军遭受了80万人的伤亡，兵力又一次降到了100万以下。在帕斯尚尔战役之后，士兵都不再相信参谋人员。总共8个师的预备队都部署在北部佛兰德斯地区。美军开始抵达欧洲战场，但他们还没有受过训练，而且已准备好战斗的也只有1个师而已。最后，黑格将军被一群行动迟缓的年轻军官包围着，他们阿谀奉承，帮他递外套，他就像卡波雷托战役前的卡多尔纳将军一样，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焦虑的迹象。如果德军发起攻击，那么他们为什么就比黑格将军自己指挥的英军表现得更好呢？以上这些都是答案。

鲁登道夫偷偷地上演了军事集结的奇迹。他把70万人调到西线，即76个师对协约国的26个师（30万人）；他还调集了西线全部大炮的3/4——6 600门——这使得德军在大炮方面具有了3∶1的优势。新式武器将交付使用，这包括可由一个或两个士兵携带的轻机枪和能够用步枪发射而无须用手投掷的手榴弹，步兵的战术因此变得更加具有灵活性。德军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拥有大量的军士——中士和下士（希特勒就是一名下士，他因战斗勇敢而获得过两枚铁十字勋章）。这些人不是军官，但却知道如何指挥小分队作战。而在其他国家的军队里，你必须安排一位军官（甚至现在在俄国的军队中，军官们还管理着电话）。在比利时，德军有一所特殊学校，训练步兵不断地隐避、不断地迂回、不断给予彼此火力掩护，并快速前进。这些步兵组成了德军的突击队。他们不需要解决掉敌人的据点，而是要前进去摧毁敌人的通信联络网。其他没有受过类似训练的部队会去抵抗敌军。而且，发起攻击的德军还有其他有利条件。飞机这时已被广泛使用，因此，德军能够拍摄并根据地图确定英军的炮位，不再需要通过大炮校射员进行校射。此时的德军已有2 600架飞机，其中一些还是金属制的单翼机。

英军第五集团军就要面对这个非同寻常的战争机器。但他们还要遭遇最后的霉运，即高夫将军糟糕的命运。3月21日凌晨4时40分，德军的大炮开始炮击。那个早晨，浓雾弥漫，英军的炮手无法看清德军的行动。德军的炮击分7个时段进行，一直持续到9时40分，共发射超过100万发炮弹。他们先是炮击英军的大炮，最后炮击英军的防线，并击中英军2 500门迫击炮。德军还使用了一种特殊的使人不舒服的气体，导致有些守军摘下防毒面具抓痒，这时各种毒气就在他们的搔痒处发威了。结果，英军的后方遭到损害，通信联络受到破坏，和卡佩罗将军在卡波雷托战役中的表现一样，高夫将军也失去了对战局的控制，尽管他北面的宾（Byng）将军指挥的第三集团军坚守住了阿拉斯的防御工事，并在最终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第五集团军南侧的拉费尔（La Fère）到圣康坦一线，德军推进得异常迅速——在一周的时间里，他们在50英里宽的战线上向前推进了40英里，但有30万人的伤亡，而快速推进的渗透战术意味着其中的1/3成了俘虏。英军则损失了1 300门大炮。

英军后撤返回到老索姆河战场，并一直退到了亚眠。亚眠是重要的铁路枢纽，这里因为有一座从数学角度来看是法国造诣最精湛的大教堂而闻名于世，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德军能够在这“一战”线取得如此非凡的胜利，主要是因为在西线恢复了机动性，这是自1914年以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在1914年，骑兵还有可能气势恢宏地慢跑涌入空旷的战场，可到了1918年，所有类型的科学技术都恰好出现了巨大进步，而德国在科技领域正独领风骚。

德军的胜利如此之大，以致鲁登道夫自己失去了所有的洞察力和前瞻意识。他忘记了卡波雷托战役的教训，又一次放弃了控制德军的弱点。他忘记了，一支军队无论取得多么辉煌的胜利，它都会失去曾有的前进势头。鲁登道夫先是将部队派往左侧的圣康坦–拉费尔一线来巩固已取得的胜利，可随后他又认为也许他可以攻占右侧的阿拉斯。但是，部队只能携带轻武器，在老索姆河战场的泥浆中，士兵无法轻易地拖拽那些大炮。德军的攻势刚好止步于距离亚眠铁路枢纽站不远的一条山脊处，他们从那里发动了精心安排又密集的射击，德军最大型的重炮能够打到火车站，但也只是刚刚打到。到此时，这场战争的规律再次证明了打仗是有规律可循的——预备队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在这次战斗中，英国传统的红色双层伦敦大巴，把英军预备队送到了前线。此外，在自己防线的后方，德军偶然发现了大量英国人曾开设的商店，英国人每日拼命大吃，着实不可思议。

除了地面多山以外，这次德军发起攻势的地方与卡波雷托有两大不同。首先是上文已提及的，无论保时捷先生在工程方面的天赋多么出众，在老索姆河战场上，德军士兵都不可能轻易地在令人绝望的泥坑中拖拽大炮：个中原因，除了汽油短缺之外，橡胶轮胎也几近告罄，在这种情况下，卡车用上了木制或铁制车轮，这些车辆把道路搅拌成了烂泥。德军军官像卡多尔纳一样，愚蠢地纠结于错误，荒谬地指责其他所有人，这一方式没能在英军中发挥作用。英军步兵的指挥官黑格将军终于能够很好地服务部队了，他现在能够履行他以前本该履行的职责，并接受了负责预备队的一位法军指挥官的领导。3月26日，在杜朗，黑格将军接受了福熙将军的指挥。与其他许多将军不同，福熙将军能够不断学习而不只是自我重复。实际上，自从参加马恩河战役的那些岁月以来，他已经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而且，他还具有一种能使各方信任他的天赋。更重要的是，他控制着预备队，并因此能够机敏且强制性执行他制定的战略部署。这样，借助伦敦大巴、卡车和火车，法军12个师和一些英军预备队从佛兰德斯地区赶到了亚眠防线。前线上的协约国部队没有出现混乱无序、四散撤退的局面（而在1915年的戈尔利采战役和卡波雷托战役中都发生过那种情况）。到4月4日，德军的攻势被迫停止。

但鲁登道夫的主要想法是把英军清除出佛兰德斯地区，占领英吉利海峡的各个港口，并像《布列斯特和约》暗示的那样把英军赶出欧洲大陆。德军的三月攻势（也就是鲁登道夫攻势）诱使英军56个师中的48个师与40个师一起参战，现在，黑格将军手中只剩一个预备师。在伊普尔，英军的阵地非常容易遭到攻击——德军能够从3面对它进行射击，而且，占领帕斯尚尔反倒使他们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因为该山脊的一部分正好位于伊普尔突出部的顶端。德国的火车再次启动，把数千门大炮转运到伊普尔，德军的飞机则能够确定英军的炮位，因此，德军的大炮在事先无须提供任何标示的情况下，根据地图资料就能炮击实际存在于地面上的目标。至少英军士兵已经意识到应该放弃在帕斯尚尔的突出部，但是即便如此，出于声誉和宣传的原因，指挥部禁止士兵们弃守该阵地，他们还得紧张和疲弱地固守在这里。4月9日，两支德军再次采用3月21日时使用的手段发起进攻，天气也非常有利，他们运气不错。在南侧，德军对葡萄牙的两个师展开了攻击。和意大利军人一样，葡萄牙军人为了学会走路甚或是像孩子那样的蹒跚走步，也被迫奔跑起来。因此，他们被当作炮灰，这样英国才会支持葡萄牙帝国维持它在非洲的地位。也因为如此，葡萄牙士兵根本没有热情，很快就被德军打败。

在伊普尔突出部，由于整个防御工事都伸入到德军控制的区域之中，因此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组织纵深防御。4月12日，德军不仅夺回了梅西讷岭，而且随后继续攻占了与它相连且是四周最高点的凯默尔山地，这是德军取得的又一次著名胜利。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英军则面临着崩溃的威胁。黑格将军的反应是——告诉士兵真相，我们已“身陷绝境”。从此以后，他展现出了令人惊讶的品性（尤其是学习的能力）。不过，鲁登道夫倒是帮了他的忙，胜利已冲昏这位德军指挥官的头脑。他重复了他在3月21日犯过的错误，而且不停地犯这一错误。德军随即就遭遇了由大巴和火车调运来的预备队——这一次是法军的12个师。阿兹布鲁克和贝蒂讷之间的铁路线仍在英军的控制之下，德军只能步行抵达已遭毁坏的乡村，并在精疲力竭的状态下对利斯河（这次战役就是以这条河流命名）那片当时是沼泽的地域发起进攻。协约国方面损失了15万人，德军损失11万人（另要加上三月攻势中伤亡的25万人）。重要的是，协约国方面能够承受得起这些损失，而德军却无法承受。

利斯河战役之后是一段长时间的间歇。德国的最后一个征兵年开始得较早，当时学生们已结束期末考试。从俄国返回的一些战俘也重新参军，德国政府还说服奥匈帝国派来了一些士兵（他们到达梅斯时都没穿战靴）。这样，德军再次满员。而且，根据兴登堡计划，德国仍在大规模生产军需品，尽管已经出现了过热的迹象。鲁登道夫的想法仍然是夺取英吉利海峡的港口，打乱英美军队抵达欧洲战场的步伐，但他必须减少自利斯河战役以来就集结在这个地区的预备队。于是，他选择攻击位于巴黎东北部埃纳河岸上贵妇小径的法军防线，这一次他又非常幸运。驻守此地的法军指挥官是一位名叫迪谢纳（Duchêne）的将军，是一个罕见的没有学习能力的人。他把士兵部署在最容易遭到炮击的前沿阵地。与此同时，另有撤退至此的英军5个师，由于在德军的三月攻势中经历了非常糟糕的时刻而需要休整，他们还以为这里是一个安静的地方。而在所有掩盖德军行动的噪声中，埃纳河里的蛙鸣作用最大，这些小动物差不多被彻底吓呆了，大叫不已。5月27日，天气如往常一样非常不错，德军动用5 300门大炮对英法军队的1 400门大炮发起攻击，4个小时内共发射200万发炮弹。

当时，德军第七集团军在汉斯·冯·伯恩将军（Hans von Böhn）的指挥下，上演了一场几乎是奇迹的推进。他们登上了几乎垂直的山脊，跨过了埃纳河，并毫发无损地占领了河上的桥梁，甚至奋力跨越了河对岸的沼泽地。最终，这支德军抵达了马恩河，他们在此动用重型大炮之王“大贝尔塔（Big Bertha）”（以军火制造商克虏伯的妻子命名），向40英里之外的巴黎发射炮弹。

可是，鲁登道夫随后再次犯下他在3月21日和4月9日的错误，他真是一错再错。携带轻武器的德军马上就得与携带重武器的协约国预备队展开较量，火车已把法军30个预备师运到了前线。此时，美军也赶来参战，在蒂耶里堡和贝洛森林，他们获得了第一次参加欧洲本土作战的经验，并很好地履行了他们的职责。6月2日，据守马恩河的法美联军共27个师进行反击。6月9日，德军则在位于此次战场北面毗邻的英军老索姆河防线的蒙迪迪耶发起进攻，但遭到了失败。对于即将发生的一切，这是一个预兆。首先，鲁登道夫攻势使德军建立起了3个十分庞大的突出部，德军的战线延伸到了空旷地带，其中一些只是草草建成，非常容易受到攻击；其次，德军要与敌军直接交战的防线从390公里扩大到510公里；最后，曾受到全面胜利鼓舞的德军，必然会因为协约国没有崩溃而感到沮丧不已。更重要的是，每月有20万美军抵达欧洲战场——协约国的宣传机器充分报道了这个事实。

鲁登道夫的德军在马恩河战役中建起的巨大突出部，最易遭受攻击，它的边界分别在西北面苏瓦松和东北面的兰斯。7月15日，德军的最后一次攻势在这一区域展开。德皇亲自督战，因此这次战役被广泛宣传成一场帝皇之战，甚至是一场“和平攻势”。德军集结52个师，采用平常的压倒性炮击战术。不过，现在的协约国已经预估到会出现的情况（法国的情报部门运作的非常出色。在卢森堡的德文报纸中，法国情报人员使用一些广告来传递德军铁路运行的详细信息）。他们也熟悉了应对鲁登道夫攻击手段的有效方法在于反炮兵射击，就是掩蔽己方炮位，一旦确定敌方炮位，立刻就对正在炮击的敌方大炮开火。而且，在兰斯东面的纵深防御，也意味着德军在到达法军主阵地前，就已经精疲力竭。贝当将军动用预备队，德军则在7月17日停止了进攻。

现在，协约国军队的还击开始了。他们从维莱科特雷（大仲马的出生地）森林地带对马恩河突出部的另一侧发起反击。法军已研制出了一种轻型、移动迅速的坦克。位于英军右侧的德伯尼和位于他右侧的曼金两位将军已开始试用将在1940年变得闻名遐迩的闪电战——坦克、快速移动的步兵和低空飞翔的飞机把德军的炮手打得抬不起头来。雷诺公司生产的300辆坦克和18个师——其中有美军两个师——完全出人意料地攻入了一片空旷的麦田中，并向前推进了5英里。由于在马恩河突出部的全部德军面临着被切断后路的威胁，因此，鲁登道夫决定军队从突出部后撤到贵妇小径。到8月4日，法军俘获了3万名战俘并缴获了600门大炮。福熙将军随后命令军队停止进攻，不再动用轻武器炮击预备队。他发现了赢得这次战争的方法——就是在取得胜利的地方暂停进攻，而攻击其他地方，使敌人的预备队处于移动之中。移动，他们确实在不停地移动——乘坐火车的缓慢行军、停止战斗、撤销原来的命令或继续战斗，炎热天气里发生的所有这一切，都使部队士气低落。

现在，德军的预备队受到非常严重的干扰。实际上，在战争的最后3个月里，整个德军1/3的部队都把时间浪费在行动缓慢的火车里。为在佛兰德斯地区发起巨大攻势，鲁登道夫已做好各种准备，但现在他不得不一再推迟这项计划。他的防御顾问洛斯伯格希望德军后撤，甚至撤到默兹河和安特卫普，鲁登道夫拒绝了他的意见。在贵妇小径，法军保持着对德军一定的压力，而接下来协约国的主要联合行动是英军于8月8日在亚眠发动的进攻。这是一项有目标的计划，只要迫使德军退出亚眠火车站周边地区之外就可以了，很显然，英军切实研究过法军在7月18日的典范性胜利。英军方面的罗林森、澳大利亚军团的莫纳什和加拿大军团的柯里等几位将军，都是非常讲求实际的人物，他们得以劝服黑格将军当机会来临时，进攻不要超过几天时间。协约国军队已经确立了空中优势。而且，现在所有类型的武器都非常充足，尤其是快速移动的步兵所携带的刘易斯式轻机枪。此外，来回低飞的飞机能够掩盖住成排行进的坦克发出的噪声，根本无须预先炮击，清晨的雾气掩蔽了最初的攻势。再者，新的马克5型坦克和快速轻型坦克要比早期的坦克更快和更可靠。最后，协约国研制出一种特殊的东西，能够在德军后方设置气幕和烈性炸药，从而瓦解了任何可能的反击。结果，协约国军队在8月8日取得了一场大胜，在几乎没有设防的阵地中，毫无准备、惊慌失措的德军束手被擒，有一个旅的参谋甚至是在用早餐时就成为俘虏。在这次战斗的第一天，德军有12 000人成为俘虏，被夺去的大炮有400门。到了这次军事行动结束之时，几乎有5万德军成为俘虏。

一般来说，打败任何一支军队都要经历一个神秘的过程——它的关键点往往出现在士兵放弃希望之时。就俄军的情况而言，这个关键点出现在1916年9月勃鲁西洛夫攻势行将结束和沙皇近卫军在科韦利与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城前的沼泽地中遭受无休止的血腥失败上。7月18日，在维莱科特雷的反击正在进行时，德军的士气开始崩溃。在比利时斯帕市的德军总部，德皇礼貌地询问鲁登道夫出了什么问题，鲁登道夫说道，只是士兵们不再战斗，有数千人投降而已。另一个预示德军士气低落的征兆是报告生病的士兵人数越来越多。非常奇怪的是，如果能够得到精心的领导，士兵一般不会生病——比如，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前，法国的那位海军上将维尔纳夫不得不把1 000名生病的士兵留在西印度群岛，而恰恰在同一地域，英国的海军上将纳尔逊爵士却没有把一兵一卒丢弃在那里。

鲁登道夫甚至写了一封指责德皇的信件，他自己（和卡多尔纳一样）认为德国在听任政治左派传播失败主义。但是在亚眠战役之后，是鲁登道夫自己的神经开始崩溃了。他开始摔瓶子、找碴儿、和下属甚至与老迈无用的兴登堡争吵。兴登堡可是一直没有伤害任何人，这位总司令非常像一位慈祥的父亲。甚至在三月攻势开始前，他还写信给他的妻子，大意是总参谋部非常繁忙，但他手头上有充裕的时间，能否寄给他各种德国经典名著，他要再读一遍。此时的鲁登道夫声称，他只能指挥一场防御行动。看来福熙将军证明了他自己的正确。他让德军一直处在压力之下，并在一份携带方便的备忘录中论证了获胜的关键在于取得最初的胜利，然后暂停进攻。

8月17日在阿拉斯、21日在索姆河区域的巴波姆、26日在庞大的齐格弗里德防线突出部——被称作德罗库尔–凯昂隘口、28日在圣康坦、9月4日在凯默尔山地等战斗中，英军都冲锋在前，发挥了领导作用。与此同时，法军重新占领了德军在5月27日获胜后建起的整个突出部。9月12日，美军开始参加战斗，50万士兵、1 500架飞机和轻型坦克在付出巨大努力后，肃清了凡尔登东南方向圣米耶勒突出部上的德军（尽管德军及时设法撤出了它的大部分兵力）。随后美军还坚守过伊普尔突出部，但历时不长。快到9月末的时候，美军的行动表明，他们没有从当时犯了许多错误且执迷不悟的英军那里学东西。在凡尔登北面的阿尔贡，大部分地区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且这里遍布河流和沟壑，根本不可能在这一地带使用坦克。美军15个师（是常规师兵力的两倍）和法军22个师在阿尔贡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他们拥有8∶1的人员优势。但是，法美联军的后勤供给出现了问题。而且美军的指挥官们顽固地无视1917年的战术教训，继续使用那些过时的手段，把大量的训练时间花费在步枪射击上，而这种方法本身在当时几乎已经被淘汰了。接下来他们又误入了一个德军已经有所准备的阵地，克里姆希尔德防线之中，并被困在那里——唯一一个真正的好处就是德军的预备队（36个师）也不得不集结在那里。

这种情况促使英军谋划了一个几乎可算得上是经典之战的战役，并随之摧毁了齐格弗里德防线（英国人称之为“兴登堡防线”）。9月27日，英军动用强大兵力对康布雷前面的9英里长的防线发起进攻。德军的防御阵地有3公里纵深，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圣康坦运河流经其中。这条运河有5英尺高的斜坡，向下是6英尺深浑浊的水流。在这个阵地上，坦克能够通行的唯一道路，似乎就只有圣康坦运河经过的一个大型隧道，但它被厚重的铁丝网覆盖着，坦克会被堵塞在那里。不过，英军的大规模炮击超过了8小时，仅仅是野战炮每分钟就会发射126发炮弹落在500码的战壕上，再加上准备十分充分的重型大炮的反炮兵射击，德军的重型大炮被彻底摧毁。实际上，德军的防御部队已被打得晕头转向。好运也随之而来，英军竟然得到了德军防御阵地的草图。另一个好运接踵而至，运河上浓雾弥漫，这使得一个师能够跨过运河，并登上对岸，并随即在齐格弗里德防线上撕开一条3英里宽的口子。这一军事行动中的壮举使得澳大利亚军队和加拿大军队能够在两侧向前推进。到10月5日，英军挺进到开阔且无防御的地带，黑格将军又一次提出停止前进。不过，德军却在持续撤退，11月初，他们把防线部署在与布鲁塞尔和那慕尔还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而在另一条战线上，美军终于在10月中旬突破了克里姆希尔德防线，并能够由此威胁德军在梅斯的大型铁路运输基地。

事态已经非常明显，德国将要战败。从3月到7月，已经损失了超过100万士兵。而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又有75万名士兵伤亡，其中有一半成了战俘。此外，随着工厂工人劳累过度，德国在战争时期的经济也出现了危机。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抱怨，柏林北部和东部的工人阶级缺少4 000列铁路货车用于运输关乎生命的马铃薯。正像1945年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个国家毫无疑问能够继续战斗下去直至1919年，但结局已是一清二楚。9月28日，鲁登道夫的神经彻底崩溃，他对每个人咆哮，最后甚至对德皇发火——必须停止战争。他告诉他的参谋人员，“军人已无信心，无法再相信他们”。当然，德军能够在莱茵河畔进行抵抗，但一切都在分崩离析，德国的盟友现在都退出了同盟国集团。这些国家一直在密切关注西线的战争，随着鲁登道夫巨大的攻势招致失败，它们期望能够保全一些东西以免遭到彻底毁灭。

萨洛尼卡曾被德国人轻蔑地称作最大的战俘集中营。9月15日，该地的协约国部队最终终结了同盟国军队对它的控制，并向前推进，保加利亚的军队随之崩溃。无论如何，德国人都没有像保加利亚人所期望的那样奖赏他们——建立往昔岁月（很久以前）中存在过的什么南巴尔干帝国。9月28日，保加利亚人请求停战，并断绝了它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不过，不管怎样，青年土耳其党人对德国干预高加索也感到气愤。一些人在考虑他们是否可以放弃德国人并把阿拉伯人让给英国人来统治。作为交换，在英国的支持下，土耳其把统治力量集中在高加索地区及其石油资源上面。恩维尔·帕夏正在全面彻底考虑替代奥斯曼帝国的方案——一个民族主义的土耳其，一个将接管突厥人的中亚土耳其。一些青年土耳其党人搭乘德军的一艘潜艇离开敖德萨，开始了他们的行程，分别前往阿富汗、高加索地区、柏林和莫斯科来落实这个方案。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撤出叙利亚，并与协约国在10月30日达成了停战协议。奥匈帝国随后也退出了同盟国集团。在此之前，奥匈政府口头上表示接受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皇帝还任命完全相信“十四点计划”的拉马克教授（他最后在流亡期间成为了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教授）出任首相。但这也意味着哈布斯堡帝国的终结。匈牙利宣布独立，代表其他各个非德意志民族的民族委员会也宣布独立。非常奇怪的是，奥地利的德意志人竟然抢先站队期望加入德国。当时甚至发生了德军对奥地利的短暂入侵。意大利人利用这种混乱状况，乘机抓捕成百上千名未加抵抗的奥军士兵，并将这一事件称为维托里奥维内托战役。

德国手中仍握有一些底牌。确实，它的军队已今不如昔，但它的一些关键力量仍令人畏惧。德国控制着俄国和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冬天就要来临。在协约国方面，莱茵河是一大天然障碍。而战争导致的疲倦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因素。此外，各国内部还存在着潜在的分歧——拥有庞大帝国的英国人，会对包括殖民地解放条款的“十四点计划”感到满意吗？毕竟，《布列斯特和约》已经造成了沙俄帝国境内非俄罗斯民族的自决。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美国有可能呼吁德国作为最重要的反共产主义国家，而德国可以因此维持运转。此时，鲁登道夫有了一位傀儡外交部部长。在9月末保加利亚停战之后，鲁登道夫曾草率地起草了一份计划，他甚至没向宰相透露。威尔逊总统可能会受到欢迎，这意味着要正式地使德国以更为民主的方式进行统治。德国左派倒是可以在这个意义上使自身成为有用的道具。可是鲁登道夫和其他许多民族主义者已在指责这种方式造成兵民士气下滑、经济混乱，高工资还导致了通货膨胀。9月30日，德皇任命一位思想开明的南德人士巴登亲王马克思出任新宰相，他的内阁包括了一些中左派政党的代表。马克思亲王充分地意识到，如果他请求停战，恰恰有可能会无可挽回地瓦解人民的士气，人们会觉得木已成舟，没什么好说的，于是可能会出现突然的崩溃，从而不会给和谈留有任何余地。从事态的发展来看，他无疑是正确的。德皇在写给马克思亲王的一封公开信中，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并指出，“任命您为宰相，不是为了给最高统帅部制造麻烦”。这是德皇最后一次为德国历史做出他的灾难性“贡献”。鲁登道夫在真正切实地拯救他自己的声誉——劝告其他人努力结束这场战争，但当他看到德皇的公开信后随即改变了主意，并说这不是他的错。

在电影《多可爱的战争》片尾处，有一个极具创意的画面，战争墓地在整个银幕上铺开，红丝带缠绕着一座座坟墓，随风飘舞。这就是当时发生的情况。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各国的政府官员和统帅部的军官们郑重地商讨着停战的所有细节问题。与此同时，士兵们则在继续战斗，成百上千地战死。德皇的公开信给协约国方面带来了一些麻烦，因为它们不得不嘴上说着民主和民族自决的话语，实际上却都决意复仇、建立帝国并要使战败国付出代价。甚至比利时人都认为他们应该从荷兰人手中夺回斯海尔德河入海口。尽管英国人的谈判技巧最终占了上风，但要取得一致的反应、把贪婪和虔诚结合在一起，还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德国人的反应和行动要更加笨拙不堪。中左派的领导人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和菲利普·沙伊德曼都非常现实，想要采用“十四点计划”，但德国的将军们只是在10月5日大致看了一遍，外交官则以为这些计划可能是有用的谈判要点，但没有更大的价值。于是，外交照会在德美之间来回互换——威尔逊总统在8日、柏林方面在12日、威尔逊总统在14日、柏林方面在20日，其后在月底还进行了另一轮照会交换。如果德国人更现实一些的话，也许就能够拯救一些事物。但他们心存幻想，执迷不悟，尤其是在10月12日他们愚蠢地犯下大错，竟然击沉了英国伦斯特号（Leinster）客轮，造成450人溺死，其中包括130名妇女和儿童。此外，撤退的德军在经过佛兰德斯地区的过程中，向井中投毒并砍死果树。威尔逊总统开始时的提议宽宏大量，充满了高尚的情调，这曾令他的盟国惊骇不已。但现在，他提高了要求——德国必须成为一个拥有真正民主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潜艇战必须停止。马克思亲王接受了这些要求。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鲁登道夫却彻底改变了他原初的行动方针，并开始编造一个非常危险的传说——德国没有真正输掉战争。他来到柏林，根本没有去聆听德皇的个人意见，就宣布德国能够继续战斗。10月26日，他废止了由他自己任命的外交部官员所宣布的停战条款，并与遭他羞辱的德皇一起划船小游。对于马克思亲王和他那些好心好意的左派同僚们，他则挖苦道，“这些人可以吃上几口他们为我们军人熬煮好的汤食”。政府官员的命运确实如此。军队领导人的声望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在战后的一个关键时刻，鲁登道夫利用他自己的影响力把希特勒带入政坛¹。10年后的1933年，身为总统、年高昏聩的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

与此同时，尽管德军的士气处于崩溃之中，但最后的危机之所以突然发生，却是由另外一次绝望的行动引发的。德国海军和陆军之间的竞争已经极大地削弱了德国在战争中的努力，而就在人们对于这一情况进行着奇怪争论的过程中，德国海军司令部决定采取最后一次疯狂行动。海军总参谋长冯·莱韦措上校已经预见到德国所有大型战舰都有可能会被协约国扣留，不可能留下来用于最终重建帝国海军。他认为较好的解决办法是“沉船海底，获不朽声名”。海军司令部于10月27日下达命令，公海舰队向着泰晤士河入海口这一大致方向上起航作战。8万名水兵和锅炉工对于要葬身海底毫无热情。他们先在基尔港，随后在吕贝克和威廉港发动兵变。起义很快蔓延到科隆和慕尼黑，有位演员甚至接管了慕尼黑的政权。当时的德国出现了俄国1917年时的氛围，也建立了工兵代表委员会。在马克思亲王领导下已经接管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认识到，如果要避免布尔什维克革命，就必须采取有效行动。必须立刻毫不拖延地停止战争，德皇必须退位。将军们把这一情况原原本本地禀告给了德皇，11月9日，德皇退位（并逃到了荷兰）。与此同时，共和国在柏林宣布成立。无论如何，德国处于混乱之中，立即停战的时机已经来到。德国的一个代表团前往位于贡比涅森林中福熙将军的总部，炮击于11月11日上午11时终止。停战条款非常严厉——德国不许再战，协约国军队占领莱茵河。德国没有被占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决定。但不管怎么说，战争结束了。

说明：

1 在1923年，他与希特勒一起试图在慕尼黑发动政变，他使得希特勒成为了受人们尊重的人物。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在有人指出他所写东西的本质之前，人们认为他是第三帝国的唯一一位公开反对者（鲁登道夫觉得第三帝国在反对天主教方面做得还不够）。他于1938年病逝，第三帝国为他举行了国葬。在葬礼上，悼念者带着古怪的钢盔，并都发出了奇怪的呜咽声。

[87]　他是激发瓦格纳创作《威森东克之歌》的那位女士的孙子。威森东克女士（1828~1902），德国文学家，瓦格纳的情人。瓦格纳采用她的五首诗作，谱写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一套5首独唱声乐。——译者注

[88]　尼尔·弗格森 （1964~ ），英国籍苏格兰人，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哈佛大学历史系劳伦斯·A·蒂施教授、牛津大学耶稣学院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斯柴尔德家族史研究权威。他是极少数能横跨学术界、金融界和媒体的专家之一。2004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译者注

[89]　指1918年1月8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的关于世界和平的计划。具体内容包括：（1）签订公开和约，杜绝秘密外交；（2）平时和战时海上航行绝对自由；（3）取消一切经济壁垒，建立贸易平等条件；（4）裁减军备到同国内安全相一致的最低点；（5）公正处理殖民地问题，在决定一切有关主权问题时，应兼顾当地居民的利益和殖民政府之正当要求；（6）外国军队撤出俄国，并保证俄国独立决定其政治发展和国家政策，欢迎它在自己选择的制度下进入自由国家行列；（7）德军撤出比利时，并恢复其主权；（8）德军撤出法国，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9）根据民族分布情况，调整意大利疆界；（10）允许奥匈帝国境内各民族自治；（11）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的领土予以恢复；（12）承认奥斯曼帝国内的土耳其部分有稳固的主权，但土耳其统治的其他民族有在“自治”的基础上不受干扰的发展机会，达达尼尔海峡在国际保证下永远开放为自由航道；（13）重建独立的拥有出海口的波兰，以国际条约保证其政治经济独立和领土完整；（14）根据旨在国家不分大小、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特别盟约，设立国际联合机构。

后来有人把追求民主、宣扬道义、防止战争、倡导和平、民族自决和美国的世界责任的人们称为威尔逊主义者。——译者注

返乡的德军正步前进通过柏林

第七章
结局

1918年11月中旬，威尔逊总统怀着极大的热情，亲自来到欧洲。他代表着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其中的进步和自由将能够重启1914年停止的前进步伐。多个和平条约被分门别类，并在巴黎地区的不同宫殿中签署。在签约过程中，协约国内部的讨价还价要远多于它们与战败国之间的争论，战败国只是被告知在正式文件上签字而已。1919年6月28日在凡尔赛宫，协约国与德国签署的条约最为重要，其他条约也随之签署。在威廉·奥尔彭爵士[90]的那幅著名油画中——和平的缔造者们看上去对他们自己的姿态都极为满意。他们在路易十四的镜厅中，个个都长着丝绸般光洁的胡须、目光尖锐炯炯逼人、坐姿高贵面孔严肃，呆板的样子都有点儿永生的感觉。在旁观看的一位印度土邦王公和一位日本男爵成了和平缔造者们国际主义和仁心善举的明证。据说克里孟梭本人曾评论过，他坐在了未来的拿破仑（其实是劳合·乔治）和未来的耶稣·基督（其实是威尔逊）之间。

即使是在当时，这些人也没必要表现得这么自信。在全世界流感已夺去了1 000万染病者的生命；在俄国，直到1920年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之前，内战造成了数百万人死亡。协约国分裂中东的企图很快就遭到了失败。英军接管了属于穆斯林的阿拉伯各国及其石油。他们的“阿拉伯通”T·E·劳伦斯满腹狐疑地评论说，土耳其统治伊拉克，动用的是在当地征召的14 000名士兵，而且每年还要处死90人。尽管英军有10万士兵，还有坦克、飞机和毒气，却时时面临着与每个人的战争。土耳其苏丹在英法联军占领伊斯坦布尔后成为俘虏，他被迫签署《色佛尔条约》，这不仅大大减少了苏丹的统治区域，而且使土耳其经历了一次被强制性的再文明过程¹。在被打败的列强中，唯有土耳其人在天才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领导下，实现了复兴，并在1922年重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在1923年的洛桑，协约国列强随即承认了土耳其的独立。反常的是，土耳其是战后形成的、并自此一直繁盛的唯一创造物。其他的新兴政权都遭到失败，在有些情况下失败来得还非常迅速。奥彭画作中那些被精美修饰的政治家们多数都被他们自己的选民所拒绝，他们开创的东西都出了问题。在1919年，欧洲的几个帝国大幅度扩大它们的统治疆域，可是在未来10年的时间里，这些帝国却不断解体，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都不复存在了。

表明 《凡尔赛和约》失败的清单越来越长。它建立了裁定国际问题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在开始阶段，国联非常出色地组织了在巴尔干半岛的各国间所发生的人口迁移。但随后在面临重大问题时，这个组织就陷入了细枝末节的问题之中。比如，当“二战”爆发时，国联的反应却是各国应该讨论一下交叉路口的标准化问题。国联把世界经济联结在一起的努力也遭到了重挫。到1920年，战后的繁荣已有所衰退。到1929年，世界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并随之给全世界带来了政治灾难。1918年到1919年间建立的未来议会制民族国家联盟，基本上不再具有议会的作用。在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俄罗斯还有点儿人情味；而在斯大林统治下，这个国家露出了一张畸形的脸庞。

在当时，最糟糕的问题都与德国有关。1919年2月，新的共和派政客们在魏玛召开会议，并制定了一部民主宪法，它也许是有史以来最缺乏想象力的一部民主宪法（它的制定者坚定地要证明真正的威尔逊主义者诚信可靠，以至于规定了没完没了的选举和比例投票制）。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失去了大片领土，特别是割让给波兰的部分，招致该国民众非常广泛的不满。但真正的问题是资金。德国人因发动战争而遭到正式谴责，并被要求为他们造成的损害支付“赔偿”。但法国的真正想法是利用这种手段来阻止德国经济的复兴，前协约国的其他成员国则期望能够利用德国的赔款还清它们的战争债务。1921年，协约国确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132亿金马克，这意味着在数代人的时间里，德国每年要把从出口中获得资金的1/4移交给协约国各国。这样数量的资金本可以设法从一个被占领国家取得，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在法国和后来欧洲经济共同体在德国所做的那样。但当时的协约国集团审慎地避免占领德国，他们担心占领可能会造成德国人的动乱。因此，他们期望主张民主的政客们能够与他们合作共事。但是协约国集团的要求过多，胃口太大。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投资进入德国，还可以被用作支付每年的赔偿费用。后来，世界经济出了问题，美国的资金也停止流转。所有德国人或多或少都把他们的经济困境归咎于赔款，更为普遍的是归罪于《凡尔赛和约》，这是希特勒手中最强有力的王牌。事实上，议会中不再有一个多数派准备承担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魏玛民主”在1930年时就已经失败。当时最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因“建设性弃权”而与众不同，意思是它既不投票赞成也不投票反对。德国国会就这样维持着内部分裂的状态。在1932年，德国的选举日要比国会开会时间还要多。年迈的兴登堡总统按法令进行统治。在1933年，德国多数选民要么支持共产党要么支持纳粹党，结果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他呼吁拥有充分的权力，换言之就是独裁，这需要得到德国国会2/3代表的授权。希特勒得到了支持！社会民主党人是魏玛共和国[91]的指路明灯，希特勒获得独裁授权，这是放弃战后解决方案的最后注解。到此时，他们（换了一个党名）在国会中的代表席位减少到了5个。当要对希特勒的提案进行投票时，这几个人之间又发生了分裂。有两位代表投票支持希特勒，两位反对，一位弃权并抗议其他人在分裂该政党。到这个时候，赔偿已被废止，但已经造成了损害，希特勒已经启动了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计划。

在所有的危险中，真正的灾难是德国人并不认为他们已经被打败。德国人坚定地认同一个传说，即他们遭到了“背叛”——犹太人、左派分子和头脑愚笨的学究们妨碍了德国赢得战争，阻止了德国建立一个会比天真的美国人能够梦想到的任何事物都更合理的欧洲。鲁登道夫是这个怪诞传说的主要设计者。当时有一位英国记者，在一个偶然场合用英语问他是否感到德国遭到了背叛，经过翻译人员的解释，他回答说，“是的，德国遭到了背叛”。

在“一战”的最后岁月里，人们在讨论停战条款之时，劳合·乔治已经意识到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灾难。他曾发表了一个引发争议的评论：“即使现在实现了和平，20年后的德国人也会像当年迦太基[92]人谈论第一次布匿战争一样。他们会说他们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如果进行更充分的组织和准备，他们就能够在下一次战争中赢得胜利。”²这多少有点儿像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说的论断——德国应该会赢得胜利，只要它不受背叛、不受不合时宜的人道主义的胡说八道和左派叛徒姑息养奸政策的祸害，它就能够获胜。1918年11月10日，希特勒正在养病——因为战场上的毒气曾导致他失明。当他听到有人说爆发革命了，他的反应是：“从我站在我母亲坟前的那一天起，我不曾再流泪悲叹……一切都已是徒劳……难道所发生的一切竟能使一群卑劣的罪犯攫取我的祖国？我越想清晰地理解此时发生的可怕事件，我越是羞愤交集，怒火中烧，与这场可悲的灾难相比，我双目所受的痛苦，又算得了什么？”他得出的结论就是：“不要和犹太人谈任何条件，只能有一个现实和毫不妥协的选择——或此或彼”。通往比“一战”还要恐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已经铺就成功。

说明：

1 条约中有一条（从未被批准）规定，禁止出售不干净的明信片。

2 引自《劳合·乔治：战争领袖》（Lloyd George: War Leader），从两个角度来说，这是一部最具同情心的论著。但非常不幸的是，作者没能在生前完成关于劳合·乔治人生历程的写作，没能对“一战”获胜后劳合·乔治的计划进行阐述。

[90]　威廉·奥彭爵士（1878~1931），著名肖像画画家。本文所说著名油画是指他的名作《凡尔赛宫签署和平条约》。——译者注

[91]　指1919年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因这一时期的德国宪法在魏玛小城制定，且奉行民主共和原则，故将这一时期德国称为魏玛共和国。——译者注

[92]　迦太基，位于今突尼斯境内。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曾是地中海区域著名的强国，实行贵族寡头政体，先后与希腊各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国争霸地中海。迦太基与古罗马共和国之间进行过3次布匿（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布匿）战争，以罗马获胜而告终。本文所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发生在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241年之间。——译者注。

关于参考文献的说明

下面的这份清单，重提了我自己出版的一部分作品，但主要目的是列出过去几年来学者们创作的大量文献。那些较为老旧的著作，人们可以在这些新作品的参考书目中查找到。只有在罕见、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我才会提及它们（有时会提到它们重印的日期）。这类作品就包括我自己的《东线：1914~1917》（The Eastern Front 1914~1917，1975）。很显然，它仍然是关于东线问题的重要作品。俄国人在很早以前就不想再研究有关东线的话题，因此，包括土耳其在内其他所有国家，有关东线的出版物都遥遥领先于俄罗斯。

最近有3部作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了大范围描述和解释，它们极具研究价值，因为它们对早些时候的研究叙事进行了更新，并与近年来的大量记述成果结合了起来。戴维·史蒂文森（David Stevenson）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1914~1918》（1914~1918: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2004），在“一战”的所有问题上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比如，当时在医药或飞机方面取得的进步。尼尔·弗格森的《战争的悲悯》（The Pity of War，1998）研究范围也十分广泛，尽管关注的方向不同于史蒂文森，该书尤其关注战争财政这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而且，它指出的其他问题，比如士兵们的士气和他们为什么会那样战斗，也都具有重要价值。休·斯特拉恩（Hew Strachan）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第一卷：准备战斗》（The First World War, Vol.I: To Arms）是计划出版的3卷本中的第一卷，作者对军事非常熟悉，还论及了奥斯曼帝国前几个月在战争中付出的努力。我十分感谢这3部重要著作提供的资料和观点。

其他几部较短的描述性著作也需在此介绍一下，每一部作品都有它自身的优点。罗宾·普赖尔（Robin Prior）和特雷弗·威尔逊（Trevor Wilson）《第一次世界大战》（The First World War）在军事技术细节方面，比如对于大炮的使用发生的变化，给了我非常实用的帮助。二人都对A·J·P·泰勒的那本篇幅很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The First World War，1966）不屑一顾，我也一样，但企鹅出版社却在不断重印。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得知，俄罗斯官方关于东线历史的著作最终会在2014年出版。意大利战线已得到充分研究，马里奥·伊斯内什（Mario Isnenghi）和乔吉奥·洛查（Giorgio Rochat）在他们所著的《世界大战：1914~1918》（La Grande Guerra 1914~1918，2004）一书中，有精美的图片和扎实的文献探讨。曼弗雷德·劳赫恩施泰纳（Manfred Rauchensteiner）的《双头鹰之死》（Der Tod des Doppeladlers，1993），则对“一战”中的奥匈帝国进行了研究。关于法国的最新著作是安东尼·克莱顿（Anthony Clayton）的《光辉的道路：1914~1918年的法军》（Paths of Glory: The French Army 1914~1918，2005），不过J·B·迪罗塞勒（J.B.Duroselle）的《法国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La Grande Guerre des Français，1994）也值得一读。关于土耳其战线的情况，爱德华·J·埃里克森（Edward J Erickson）的《受命去死》（Ordered to Die，2000）中有所讨论，人们也可参阅迈克尔·卡弗（Michael Carver）的《土耳其战线》（The Turkish Front，2001）。当然，科芒当特·拉尔谢（Commandant Larcher）的《世界大战中的土耳其战场》（La Guerre Turque dans la guerre mondiale，1926）仍然值得一读。关于德国，G·赫希菲尔德（G. Hirschfeld）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百科全书》（Enzyklopädie Erster Weltkrieg，2003）一书对重要事件都做了摘要性论述，由于一些文献已不复存在，因此从这个角度说，他这部百科全书很有实用价值。人们也可参看霍尔格·赫尔维格（Holger Herwig）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的德国和奥匈帝国》（The First World War: Germany and Austria-Hungary 1914~1918，1997）。

上述这些论著是我叙事的基础。不过，现在通过在网上的大量搜索，很容易就能够补充基本的叙述。在谷歌上搜索任何一个名字或主题，一般都会找到值得注意的内容。许多博物馆都有它们自己的网址，在那里搜索，能得到更多信息。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The Imperial War Museum，www.iwm.org.uk）是其中的代表，尤其引人注目。有许多私人博物馆网址也值得搜索浏览，比如www.worldwarI.com，www.grande-guerre.org，或者www.firstworldwar.com。我在其他一些网站中也查找到过许多文献资料，比如www.findagrave.com。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网站，但英国人，至少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这方面还是遥遥领先的。

与本书各章有关的延伸阅读（和参考资料），读者可以参阅下述作品（也是对前文提到的那些论著的一个补充）。

第一章：

最近出版的一部论著是戴维·弗洛姆金（David Fromkin）的《欧洲的最后一个夏天：谁发动了1914年的战争？》（Europe’s Last Summer: Who Started the War in 1914，2004），书中还附有一份不错的书单。詹姆斯·约尔（James Joll）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1992）仍然具有重要价值，而作为对“一战”背景的研究，A·J·P·泰勒的《争夺欧洲霸权：1848~1918》（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1954）也同样重要。在泰勒写作此书的时代，人们仍然把1914年7月危机看作是一系列外交危机的结果，并对那些危机（摩洛哥危机等）做了非常出色的论述，不过泰勒倾向于认为1914年7月危机是“体系”而不是柏林政客们阴谋的产物。伊曼纽尔·盖斯（Imanuel Geiss）的《七月危机和战争爆发：1914》（Julikrise und Kriegsausbruch：1914，1963~1964），英文缩减版的名字是《1914年7月》（July 1914，1967）。他确实利用文献把“一战”的爆发描述成德国导演的危机。盖斯从那些没有遭到毁坏的文件中发现了更加确切的证据，阴谋论于是开始浮出水面。关于这一点，人们可以参看安杰拉·蒙鲍尔（Angela Mombauer）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2002）。盖斯颠覆了俄国的军事动员引发了德国宣战这个有重要影响的神话。人们也可以参阅V· 伯格翰（V.Berghahn）的《1914年的德国和战争的临近》（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1995）。伯格翰教授的优势在于他对海军的特性十分熟悉。

第二章：

对于战争开端这一重要时刻，L·布尔夏特（L.Burchardt）的《和平经济与预防战争》（Friedenswirtschaft und Kriegsvorsorge，1968）和L·J·法勒（L.J.Farrar）的《速战幻梦》（The Short-War Illusion，1973）从不同角度对战争的开端进行了探讨。温斯顿·丘吉尔的《世界危机》（World Crisis）（6卷本，1923~1931）和约翰·基根（John Keegan）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新论》（The First World War，1998）都对马恩河战役做了颇具戏剧性的描述。D·E·肖瓦尔特（D.E.Showalter）的《坦能堡战役》（Tannenberg）也值得一读。

第三章：

蒂姆·特拉弗斯（Tim Travers）的《杀戮战场》（The Killing Ground，2003）是研究英军“学习曲线”的一部重要著作。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别了，那所有的一切》对于在法国开始战斗历程的英国“新军”，做了重要描述，他不再心存幻想。与之相比，巴里·韦布（Barry Webb）的《埃德蒙·布伦顿》（Edmund Blunden，1990）一书的观点则要更加温顺。另外一位对英军进行过观察的重要人物是E·L·斯皮尔斯（E.L.Spears），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都是负责联系法军的军官。马克思·埃格雷蒙特（Max Egremont）在他的《在两面旗帜下》（Under Two Flags，1997）一书中对斯皮尔斯一生做了精彩的记录。关于意大利参战，印德罗·蒙特烈里（Indro Montanelli）的《乔利蒂的意大利》（L’Italia di Giolitti，1975）一书记述精妙，很有可读性，而且带有现代意大利人有时会表现出的那种黑色幽默。关于达达尼尔战役，奈杰尔·斯蒂尔（Nigel Steel）和彼得·哈特（Peter Hart）的《在加利波利的战败》（Defeat at Gallipoli，2002），与蒂姆·特拉弗斯的《加利波利：1915》（Gallipoli 1915，2001），都论述扎实，非常公正。关于亚美尼亚人问题，京特·莱维（Guenter Lewy）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大屠杀》（The Armenian Massacres in Ottoman Turkey，2005）一书使关于这个问题的其他所有著作都黯然失色，不过，弗兰茨·韦菲尔（Franz Werfel）最初写于1932年的《穆萨达的四十天》（Vierzig Tage des Musa Dagh），虽说被翻译成英文后毫无文采可言，而且有些随意歪曲历史，但还是一部值得尊重的小说。如果非要争论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话，韦菲尔在他小说的扉页上写道：“请不要用这一争论来反对土耳其人”。关于封锁，苏图（G.-H.Soutou）的《财富与生命》（L’Or et le sang，1989）探讨了协约国集团经济战争的掠夺目标。A·奥弗（A.Offer）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农民的解释》（The First World War: An Agrarian Interpretation，1989），从一个有趣和有独创性的角度对战争的目的进行了阐述。格尔德·哈达克（Gerd Hardach）的《第一次世界大战》（The First World War，1977）作为研究经济史的系列著作的一部分，仍然对“一战”经济目标这个庞大主题进行了最广泛的论述（当然，在各国财政方面，前文引用过的尼尔·弗格森的著作最出色）。

第四章：

关于凡尔登战役，阿里斯泰尔·霍恩（Alistair Horne）的《荣耀的代价》（The Price of Glory，1978）是一部经典之作。霍尔格·阿夫勒巴赫（Holger Afflerbach）的《法金汉》（Falkenhayn，1996）纠正了传奇故事中的许多错误。关于索姆河战役，最新的一部著作是彼得·哈特的《索姆河战役》（The Somme，2005）。学者们对英军的战略仍然存在着许多争论。约翰·特莱因（John Terraine）在1963年出版了一部赞美英雄却不受欢迎的著作——《黑格，有教养的战士》（Haig, the Educated Soldier）。当时正值《多可爱的战争》在伦敦和巴黎上演，它是根据士兵们创作的歌曲改编的音乐剧，后来又被拍成了电影。就算是这部电影的舞台演出版本都接近于天才之作。尽管如此，考虑到黑格将军面临的巨大困难，特莱因的辩解中可能还是有一些最值得称道的内容。林恩·麦克唐纳（Lyn Macdonald）做了一件令人感叹的工作，她收集了“一战”每一年里，士兵们在战壕里的生活故事。她的《索姆河战役》（Somme）一书于1993年出版。关于日德兰海战，阿瑟·马德（Arthur Marder）的《从无畏舰到斯卡帕湾：费舍尔时代的皇家海军》（From the Dreadnought to Scapa Flow: The Royal Navy in the Fisher Era，5卷本，1961~1970年），是一套付出了心血的力作，已得到广泛公认。

第五章：

弗里茨·菲舍尔（Fritz Fischer）在他的《争雄世界》（Griff nach der Weltmacht）一书中对同盟国和平倡议的背景做过阐述，该书后被译成英文，书名变为《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1967）。关于美国参战，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的《齐默尔曼电报》（The Zimmermann Telegram，1966）是一本非常好的入门读物（她是驻伊斯坦布尔大使摩根索先生的女儿）。G·佩德隆西尼（G.Pedroncini）在《1917年的兵变》（Les Mutineries de 1917，1967）一书中描述了1917年春天法军的遭遇的灾难。普赖尔和威尔逊（Prior and Wilson）的《帕斯尚尔：一个未被讲述过的故事》（Passchendaele: The Untold Story，1996）典型地描述了发生在西线的一次战役。利昂·沃尔夫（Leon Wolff）的《在佛兰德斯的战场》（In Flanders Fields，1958）言语犀利，叙事令人震惊。在我十几岁时，有一个圣诞节，我阅读过此书（和罗伯特·格拉夫斯的作品一起读的），自此再也没有忘记这两部著作的内容。关于意大利人遭遇的灾难，也有大量的文献，两位英国登山家约翰·威尔克斯和艾琳·威尔克斯（John and Eileen Wilks），他们对地形和水源地都同样有着非凡的洞察力，并凭此创作了《隆美尔和卡波雷托战役》（Rommel and Caporetto，2001）。马里奥·伊斯内什的《卡波雷托战役的失败者》（I Vinti di Caporetto，1967）探讨了有关士兵士气的问题，他的《世界大战》（前文已提及）一书中有十分全面的书目索引。海因茨·冯·利歇姆（Heinz von Lichem）的《高山牧场上的战争》（Krieg in den Alpen，1993），虽然内容有些松散和浪漫，但对山脉地形却非常熟悉。关于1917年的俄国，我们有两本结论十分不同但内容都极为全面的论著。一本是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的《俄国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1999），另一本是奥兰多·菲格斯（Orlando Figes）的《一个民族的悲剧》（A People’s Tragedy，1997）。罗伯特·瑟维斯（Robert Service）在他的《列宁传》（Lenin，两卷本，1991）一书中出色地阐释了列宁是如何实现他的本能判断的。奥列格·艾拉佩托夫（Oleg Airapetov）的《沙皇帝国的最后战争》（Poslednyaya Voyna Imperatorskoy Rossii，2002）和《将军、自由派和工业家》（Generaly, Liberaly i Predprinimately，2003），充分代表了俄国历史学家的研究水平，这两部书都深入探讨了十月革命前俄国高层内部的分裂。

第六章：

惠勒·贝内特（J.L.Wheeler Bennett）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被遗忘的和平》（Brest-Litovsk: The Forgotten Peace，1938）是关于《布列斯特和约》最值得阅读的著作，不过，鲍姆加特（W.Baumgart）的《1918年德国的东方政治》（Deutsche Ostpolitik 1918，1966）一书包括了许多有关高加索和乌克兰等地区的重要翔实的资料。马丁·米德尔布鲁克（Martin Middlebrook）的《德皇之战》（The Kaiser’s Battle，1978）和蒂姆·特拉弗斯的《战争是如何赢得的》（How the War was Won，1992）都对鲁登道夫攻势进行了分析。关于战争经济的衰退，人们可参看费尔德曼（G.D.Feldman）的《1914~1918年德国的军队、工业和劳动力》（Army, Industry and Labour in Germany 1914~1918，1966）。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e）的《伍德罗·威尔逊，革命的德国与和平的缔造：1918~1919》（Woodrow Wilson, Revolutionary Germany and Peacemaking 1918~1919，1985），对战争结局进行了论述。贝尔纳·米歇尔（Bernard Michel）的《奥匈帝国的崩溃》（La Chute de l’Empire austro-hongrois，1991），以引人入胜的细节详细描述了中欧的解体过程。

第七章：

在写作这一章的过程中，我参阅的著作有：斯坦福·J·肖（Stanford J. Shaw）的《从帝国到共和国：1918~1923年的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From Empire to Republic: The Turkish War of National Liberation 1918~1923，2000）。迈克尔·卢爱林-史密斯（Michael Llewellyn-Smith）的《爱奥尼亚的幻梦》（Ionian Vision，1999），这是一部对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两方都十分公允的著作。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的《1919年的巴黎》（Paris 1919，2003）极为出色地概述了和平缔造的过程。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的《凯恩斯：遭到背叛的希望》（J.M. Keynes: Hopes Betrayed，1998）是记述那一代人智识和道德氛围的杰作。关于中东地区，戴维·弗洛姆金的《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A Peace to End All Peace，2005）理所当然是一部畅销书，但还有两部时间上稍早的著作更值得关注，一部是沃尔特·拉克尔（Walter Laqueur）的《犹太复国主义史》（A History of Zionism，2003），另一部是艾利·凯多里（Elie Kedourie）的《英国与中东：奥斯曼帝国的消亡》（England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关于德国的结局，塞缪尔·霍尔珀林（Samuel Halperin）的《德国试验了民主》（Germany Tried Democracy，1965），是一位新闻记者对当时德国广闻博见的记述，不过，这本书应该与温克勒（H.A.Winkler）的《魏玛：1918~1933》（Weimar 1918~1933，1999）一起来读。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的灾难，泰勒的（A.L.P.Taylo）《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1963》一书的前100多页和后面的“再思考”，总结了宏愿和现实之间的鸿沟。非常有趣的是，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于1939年写作的《三十年代》（The Thirties）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最后须列举的作品是一些小说。1914年的一代人都非常善于写作，精通文学，他们创作出了比1939年的一代人更多更好的作品。在我自己的清单中，我最推崇的小说包括路易-费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的《茫茫黑夜漫游》（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弗雷斯特（C.S.Forrneste）的《将军》，塞巴斯蒂安·福克斯（Sebastian Faulks）的《鸟鸣》（Birdsong），还有路易·德·贝尔尼埃（Louis de Bernieres）的《无翅的小鸟》（Birds Without Wings）。对于所有这些作品，我都爱不释手，每一部作品都是一口气读完，这可能是我对它们最好的赞誉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战简史：黑暗时代 / （英）斯通著；美同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3

书名原文：World War Two: A Short History

ISBN 978–7–5086–4994–8

I. ①二… II. ①斯… ②美…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通俗读物IV. ①K15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1606号

World War Two: A Short History

Copyright © Norman Stone 2013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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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简史：黑暗时代

著者：[英]诺曼·斯通

译者：美同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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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简史

——黑暗时代

[英] 诺曼·斯通 著

美同 译

中信出版社

鲜血、苦干、眼泪和汗水。

目录

对一些专有名词的说明

前言

第一章 两次大战之间

第二章 德军突进

第三章 巴巴罗萨

第四章 珍珠港与北非战场

第五章 苏联反击

第六章 狂热与憎恨，混乱与延误

第七章 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

第八章 西线与东线

第九章 结局

战后

致谢

参考书目

对一些专有名词的说明

在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中，作者和读者最关心的莫过于要严格一致地使用那些频繁改换的地名。我往往倾向于使用那些历史上有重大意义，而在当地目前不再使用的地名。要在这些事物上都做到正确无误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将阅读方便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前言

1914年的欧洲看上去非常壮观，当时，各国的首都都修建了巨大的辉煌建筑，显示出胜利的意味。比如伦敦的莫尔大街，占据世界土地四分之一的大帝国的中心就在这里；比如维也纳新建的霍夫堡皇宫，那里的民众想必已经把它当作了一件展品，而整个城市就是博物馆本身；比如布达佩斯的千年纪念碑，用以庆祝匈牙利人进入中欧1 000年；再如罗马用来纪念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Victor Emmanuel Ⅱ）的多层蛋糕样子的巨型宫殿；还有巴黎，尽管巴黎已经拥有了拿破仑一世的建筑，而它此时的胜利荣耀则主要体现在亚历山大三世桥上。如果你是欧洲人或者美国人，你就会把自己想象成为宇宙的主宰。即便不是在上面这些著名的首都，在别处，人们也修建了一些华而不实的建筑来彰显胜利，比如统治着刚果的布鲁塞尔。不过，在这些建筑当中，最惊艳的一座并不在欧洲，而是英国皇冠上的那颗明珠——印度，它就是由埃德温·勒琴斯（Edwin Lutyens）爵士所设计的新德里城。印度总督寇松（Curzon）勋爵曾在1904年说，英国将永远统治印度。然而实际上，英国人在1947年就不得不离开印度。而且到了那个时候，欧洲这些辉煌的都城不是被摧毁，就是被战争蹂躏得破败不堪。柏林市中心只剩下遍地的瓦砾。在胜利大街，勃兰登堡统治者笨重的半身像前杂草丛生，灌木焦黑，从附近动物园里跑出来的动物尸横遍野。20世纪的欧洲开始于一片盛况。当时，全世界的统治者基本都来到了伦敦参加维多利亚女王的葬礼。然而，没等这个世纪走完一半，帝国的演出就在1945年落下了帷幕。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间仅仅过去了大约30年。在这期间，只有20世纪20年代的后半段没有出现大的灾难。在1914年之前，除去一些悲观的作家，所有人都认为世界在进步。赫伯特·乔治·韦尔斯（H. G. Wells）就是这一观念的主要宣扬者——科学将拯救人类。然而，到了1945年，韦尔斯在他的最后一本书《心智的极限》（Mind at the End of Its Tether）中却表现得极为悲观。这一次他又猜错了。1945年过后，至少1947年马歇尔计划[1]开始实施以后，和平与繁荣就成了世界的主旋律，长达30年的噩梦也逐渐远去。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生活又回复到了19世纪末期。在19世纪最后的40年里，世界经济获得了自现代史以来最大的飞跃。马车变成了汽车；医院也成了康复的地方，而不再是人经由感染和疼痛走向死亡的场所；电影、飞机、心理分析、摩天大楼、电话等新鲜事物都出自这一时期。在这期间，人的预期寿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人口数量翻了一番。在社会生活领域，当时的发展变化也是极为惊人的。对自然科学家来说，1910年的世界是一个神奇的世界。不需要护照，不需要花很多钱，他们就可以参加由比利时工业家埃内斯特·索尔韦（Ernest Slovay）组织的国际聚会，与全世界“最优秀的大脑”一起讨论数学和物理问题，比如亨利· 普安卡雷（Henri Poincar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玛丽·居里（Marie Curie）。在教育方面，大多数国家进行了教育改革，使许多中学超越了今天的大学；民众熟知《圣经》和自己国家的经典著作；音乐表演的水平已经非常之高；出版繁荣，像托马斯·曼（Thomas Mann）这样的严肃作家或者像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这样的作曲家（虽然两人花钱都比较精打细算）都能够成为富有的人。但是，作家们的悲观还是得到了验证，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从这样的繁荣中脱胎而来，而且没过多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接踵而至。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当然，简单地说，这一切都是因为——德国。由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所缔造的德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与俾斯麦相比，德国的其他统治者全部黯然失色。随着德国的崛起，德国人开始轻视斯拉夫人。此外，几百万波兰人西迁到西里西亚半岛和鲁尔工业区，逐渐融入了当地的社区。普鲁士国王一直都把学习波兰语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直到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那位信奉民族自由主义的父亲阻止他学习波兰语时为止。整体上看，普鲁士与俄罗斯帝国的联系一直非常紧密。俄罗斯帝国的皇帝有很多是德国人，或者具有德国血统，受德国影响极深。不过到了19世纪90年代，由于俄罗斯帝国成为了落后与野蛮的代名词，情况随之发生了变化。不仅如此，俄罗斯帝国甚至与德国的敌人法国结成了军事盟友，同时也从法国获得了大量的投资。到了1914年，这一战略已经颇见成效，俄罗斯帝国正在快步赶上。与此同时，德国的军方人士也大为惊慌，他们担心德军不得不两线作战，进而遭遇失败。德国的惊慌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当时，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正在走向崩溃，后者尤甚。但是，奥斯曼土耳其控制着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而俄罗斯最重要的谷物贸易和许多其他行动都需要通过这一海峡。在1911年到1912年之间，当博斯普鲁斯海峡短暂关闭时，俄罗斯帝国南部的经济也几乎陷入了停滞。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德国与俄罗斯发生正面碰撞在所难免。

问题在于，除俄罗斯之外，德国也与其他国家成了敌对国。1870年被俾斯麦击败后，法国从未真正服输，他们卧薪尝胆，建立了一支庞大的陆军和一支有望成就霸业的海军，他们甚至征召僧侣入伍并且开始奉行一种扩张式的外交政策，还与俄罗斯帝国结成了同盟。不过，由于英国仍然保持中立，法国的野心也还只是野心。可是，德国在世纪之交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它规划了一支海军，准备奉行“全球策略”，即成为一个大帝国。然而，德国的军舰与英法两国的不同，为了保护海外贸易和殖民地，英法两国的军舰在全世界航行，因此需要巨大的储煤仓，但是受制于重量，它们的装甲钢板就要轻薄一些。德国的军舰只有很小的储煤仓，这样它们就可以安装厚重的装甲钢板。英国过了很久才认识到，德国军舰确实只想待在欧洲的海域，而且它们比英国军舰更坚固。德国海军的目的在于通过欺压和敲诈英国来获取让步，首先是英国在中国的利益，而后是英国在曾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领土的中东地区的利益。1914年前德国军舰频繁出没在北海，带来了类似于1939年之前希特勒所指挥的空军的震慑力。然而，德国的咄咄逼人不仅没有使英国屈服，反而导致英国与其他国家结盟。1902年，英国与日本结盟，此举减轻了英国在远东的压力。1904年，英法两国建立了半结盟的关系（“友好协定”）。表面上看，各国都在争夺包括北非在内的殖民地。英法两国曾在埃及发生对抗。英国先在那里建立了保护国[2]，驱逐了法国人。法国随即在摩洛哥站稳了脚跟，并且向各国寻求支持。后来，两国达成了协议，摩洛哥归法国，埃及归英国。实际上，这是两国海军在划分势力范围，英国划走了北海，法国划走了地中海。不久后，类似的协议再次扩充，英国与俄罗斯帝国结盟，并在1911年之后与法国约定，如果德国进攻法国，英国就将为法国提供军事援助。弗洛伊德（Freud）发现了一种神经症，患者的噩梦会成为现实，而德国正是这样的患者。

《源于幻觉的战争》（War of Illusions）是描写“一战”最著名的德语著作之一。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那就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自信地把很多事情当作真理，结果到头来却发现大错特错，这样的“真理”不胜枚举。比如战列舰是至关重要的，比如黄金就是信用，再比如封锁出口会引发革命，要塞能阻挡入侵，士气能决定胜败，等等。此外，各国对国家荣誉的讨论也甚嚣尘上，然而正如福斯塔夫（Falstaff）所说，“什么是荣誉？一个名词而已。荣誉这个词算什么呢？荣誉是什么呢？不过是空气而已。”1914年，欧洲人的帝国世界似乎正在倾覆，地缘政治构成也在发生变迁，这一切都是因为俄罗斯帝国正在快步赶上。德国惶恐不安，它的统治者试图瓦解俄罗斯帝国，并以柏林为中心建立某种形式的欧洲联邦国家，使自己的疆域包含俄罗斯的主要地区。欧洲人的最后一个大幻觉是：战争将是短暂的。然而，1914年9月9日爆发的马恩河战役彻底戳破了幻想的泡沫，欧洲人开始领教到真正的现代战争的威力。在1914年之前，欧洲受困于两个相互关联的难题，一个是社会冲突，一个是奉行帝国主义的国家主义。到了1917年，这两大难题集中爆发，不仅俄国发生了共产主义革命，美国也卷入了战争，这意味着欧洲的帝国主义将走向终结。“一战”后签订的一系列和约只不过是暂时的妥协，并没有太大的效力，无论在道德判断还是条款执行方面都是如此。

1919年6月签订于法国凡尔赛宫的《凡尔赛和约》标志了“一战”的结束，然而，这份和约中仍然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幻觉。正如一位法国人所言，《凡尔赛和约》过于宽容。1919年的形势是人为造成的。德国和苏俄被排除在了讨论之外，英法两国似乎在制订欧洲的规则。在美国的支持下，他们在东欧和中东建立了一系列国家。波兰得到了重建[3]，占据了原本是俄罗斯帝国西部领土的广大地区，那时波兰人只占这个国家总人口的2/3，另外还有300万犹太人，占波兰人口总数的10%。捷克斯洛伐克[4]和南斯拉夫[5]是多民族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是受法国支持的捷克人和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的疆域也得到了扩展，但其民族构成并没有发生像波兰一样的变化。在原来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土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国家。伊拉克由土耳其帝国的3个省组成。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存在只有与伊拉克一并考虑才说得通。在巴勒斯坦，即未来的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一直在发生冲突，直到1926年。在沙特阿拉伯，宗教狂热十分猖獗。在2012年回望1个世纪之前，意大利人于1911年入侵奥斯曼帝国的利比亚地区，预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一个世纪之后的2012年，回望这些历史，发现上述的这些国家只有现代的土耳其仍运转正常是件颇为感慨的事情。爱尔兰和文学繁荣都是战后产物。被《凡尔赛和约》奉为圭臬的“人民自决”原则执行得很不充分，战胜国所支持的议会政府也运转不灵，尽管宪法依旧被严肃地制定出来，选举也次第进行。（在土耳其东北部的西南高加索共和国，投票人需要把石头扔进两只铁桶当中的一只，而旁边就是监视投票的土耳其士兵。）德国集合了魏玛共和国的教授和其他社会贤达，制定了一套无可指摘的民主选举制度——包括全民公投、比例代表制、妇女投票权，而且各邦国（最大的邦国是普鲁士）都有自己的议会，并进行独立的选举。德国的议会民主制跌跌撞撞地持续到了1929年，随后就遭遇了世界经济的大萧条。

大萧条为何会发生？这是20世纪最为重大的问题。“资本主义”（我们不得不这样称呼）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使西方世界沉浸在了高人一等的幻想当中，于是才产生了这些“临时拼凑的、华而不实的帝国”，这是杰克·加拉格尔（Jack Gallagher）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中所说的话。西方世界的成功原因之一是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的商业循环，即，懒惰和鲁莽的经营者经营不善，于是他们的财产便被更有活力的竞争者低价获得。例如，在19世纪70年代，意大利的银行对每一笔交易都进行严格的审查，放贷也极其小心。这种迟缓老旧的银行很快就被富有远见的德国犹太人所取代，他们在水电方面进行的长期投资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收益。结果，竞争失败的一方就变得愤愤不平。到了1929年，形势更加恶化。美国人撤走了资金，导致德国马克大幅贬值，英镑紧随其后，国际贸易也暴跌2/3，法国经济的“负增长”甚至持续到了1938年。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虽然有人把它拿来与今天的经济危机（2012年）相比，但是二者的严重程度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在大萧条中，美国和德国的失业人数分别达到了2500万人和600万人。即便这一数字也是非常保守的，因为德国妇女的失业人数基本没有计入统计。直到德国开始重整军备后，失业问题才得以解决。所以，德国的知识分子发生左转一点儿也不奇怪。不过，经济危机实际上是战争债务所导致的结果。更常规地讲，它是由“一战”所导致的紧张、悲观的气氛所造成的。与此同时，美国还没有适应全球霸主的新角色，而且科技迅猛发展，导致机器大范围取代人工。不过，随之而来的大萧条实际上并不是“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它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

大萧条把德国的议会政府赶下了台。魏玛时期的德国政权一直不够稳固，只能在大环境良好的时期存活，而且民主政权依赖党派间的联合。在1929年，一个由5个党派组成的政府开始了统治，但在第2年的3月就因为刚刚出现的经济滑坡而倒台。对此，右派的自由主义者们说，失业者应当为自己交纳更多的保险费，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们却主张，这笔钱应当由雇主来交纳。就这样，小至0.25%的差别导致了政府的垮台。当然，问题其实不止这一点。随后的德国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国民议会中占据多数，直到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时为止。在奥地利、波兰、罗马尼亚和希腊，独裁者和半独裁者次第上台。西班牙爆发内战，从1936年打到了1939年。西班牙元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每天签发多达3000道死刑执行令。在莱茵河东岸，只有两个国家仍然可以算得上是文明国家，另一个是类似自由主义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法治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是保守的匈牙利。在后者那里，老派的贵族政治仍然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1922年，墨索里尼（Mussolini）为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彩排。在1920年，意大利的经济已经崩溃，在随后的两年里，意大利经历了近乎独裁的统治。意大利的法西斯势力脱胎于战时的一个半军事化组织，很快就控制了意大利全境，并为希特勒树立了榜样。德国的法西斯统治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到1936年，德国的失业人数已经下降到了100万。尽管与英国人相比，德国人的生活还相当清苦，但是德国的经济确实已经重新走上了发展的轨道，德国人也开始展现出强势的一面（大多数英国人都本能地厌恶这一点）。

不过，希特勒的上台实际上是权力真空的结果，它为希特勒提供了掌权的理由。战后秩序原本由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来确定，但是它无力阻止德国再次表现出称霸的野心，这只是时间问题。问题在于，一个怎样的德国会称霸？欧洲需要一个体面的德国，然而法国绞尽脑汁地从中阻拦。在1931年，法国甚至拒绝与英国合作来维持德国经济的正常运行。最终，法国的愚蠢算盘逐一落空。德国的魏玛民主政治已经沦落到依靠总统的紧急法令维持统治的地步，国民议会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象征国际金融与贸易秩序的金本位制导致了严重的通货紧缩，进而抑制了所有的经济活动，各国的中央银行却仍旧自信满满。德国人已经把自己与金本位制捆绑在了一起，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偿付《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赔款。德国开始重整军备，以便应对大规模的失业。为了应对德国的威胁，各国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但是无论国际联盟、马奇诺防线，还是由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组成的军事联盟小协约国（不包括波兰）都无法阻止德国。而且，这些行动还有危险的一面，由于它们的存在，绥靖政策[6]反而更容易掩人耳目。对此，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A. J. P. Taylor）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一书的最初100多页中进行了极为精彩的描述。当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里，欧洲人仍然饱受“一战”痛苦记忆的困扰。在“一战”当中，法国被严重削弱，马奇诺防线实际上只守护了一个空壳。法国小说家路易–斐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所写的《缓期死亡》（Death on the Installment Plan）对此进行了描写，可以算作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写的《上来透口气》（Coming Up for Air）的苦难版本。问题在于，西方各国对希特勒的要求做出了让步，而在此前，对于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所提出的同样的要求，西方各国都表示了拒绝。为了推动德国复苏，希特勒意图从德国东侧扩大领土，以此来获得类似英美两国所拥有的经济腹地。他认识到，只要自己以武力威胁，并且称自己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西方各国就会做出让步，甚至还会鼓励他把矛头指向东方。于是，在斯拉夫人的代价之上[7]，希特勒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帝国。

于是，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德国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希特勒成功地戳破了《凡尔赛和约》所代表的谎言和伪善，希特勒在国内成为了极受欢迎的人。他不仅复兴了德国的经济，而且在德国民众中享有了巨大的影响力。从此，德国人不再被复仇心切的法国所凌辱和剥削。在这一过程当中，希特勒也激起了英国的反对。1939年夏，希特勒认为他能在英国的默许下获得波兰的领土。他出人意料地与斯大林缔结了秘密的协定。当时，英国对波兰已经无能为力，他们甚至不愿尝试救援波兰。但希特勒还是打错了算盘。英国权力发生更迭，随后，英国向希特勒发出了最后通牒。结果，战争再次爆发，英国、苏联、美国也将与德国再一次交战。而这一次，双方的武器更具破坏力。在坦克和飞机的轰鸣声中，战线的频繁变化远远超出了1918年。6年后，大战结束，中欧成为了一片焦土。在荷兰与德国的交界处有这样一处标识：“此地乃文明世界之尽头。”不过，在此之后，欧洲的情形终于出现了转机——德国问题获得了解决，德国在很多方面都成为了样板，美国也展现出了1919年时所不曾有的责任感，战争已经成为不可思议的过去。

1945年成为时代转换的标志。在此之前，世界为欧洲的各大帝国所统治。早年的教科书（现在已经过时了）向我讲述了1950年时英国对印度所做的各种好事。当时，包括印度在内，超过全世界1/4版图的地方都被涂成了与英国一样的红色。温斯顿·丘吉尔于1874年诞生于英国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当时还是前电气时代，他算是老派的政客，而他的宿敌阿道夫·希特勒也是如此，不过希特勒的老派与丘吉尔不同。希特勒于1889年诞生于德奥边界，在他十几岁的时候，电力这种创造神奇的能量已经开始应用于生活。建筑、交通、医学、无线电等领域均充满了无尽的可能。后来，希特勒迷上了机械，这一点要甚于丘吉尔，丘吉尔的兴趣主要在军事方面。在德奥边界，民众对天主教的残酷统治怨愤满胸。天主教曾动用大军压迫清教徒，于是早年的希特勒对基督教道德充满了强烈的憎恨。对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很多人来说，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反基督教思想对他们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反犹主义。注重原始证据研究的杰出历史学家布里吉特·哈曼（Brigitte Hamann）认为，希特勒反犹是后来的事。与他一贯的恶毒相一致的是，希特勒迫害了曾经待他很好的那对犹太老夫妻。希特勒早年在维也纳生活，向游客售卖水彩颜料，并且经常在这对老夫妻的铺子里躲雨。到了1945年，希特勒的民族主义也成了过时的东西。他注重科技，笃信意念制胜，主张淘汰弱者。希特勒的旧欧洲从他深埋地下的地堡里走向消亡，德国电影《帝国的毁灭》（Downfall）生动地再现了这一历史时期黑色闹剧般的场景。1945年，随着原子弹的爆炸，一个新的世界开启了大门。1951年，丘吉尔开始了他最后一届的首相任期，之后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很久以后，我开始接触德国，阅读德国历史，并且偶然碰见了曾经参与了希特勒战争机器的组成人员。我想，其中最不同寻常的就是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1981年，在为英国广播公司制作一档关于希特勒与艺术的电视节目时，我们采访了曾经担任希特勒的建筑师和战时军备部部长职务的施佩尔。当时，曾服刑20年的施佩尔已经76岁高龄。他答应前来，让我们着实吃了一惊。那是一个周末，在当时的伦敦，每到节假日，店铺就关门歇业，我只得带他去住布朗酒店，并且听他讲第三帝国。谈话中，我吃惊地发现，施佩尔竟然不知道有关纳粹选举的一个重要事实，即，清教徒比天主教徒更支持纳粹。我猜想，这是因为施佩尔对宗教不感兴趣。此外，我还惊奇地发现（其实我不该感到奇怪），他竟然为英国轰炸德国城市而辩护，原因在于，英国的轰炸促使德军从前线抽调了大量的部队守卫本土。不知是什么原因，当晚的气氛十分悲伤。不过，我们在第二天顺利地进行了采访。施佩尔精神不错，不过他说的话很可能以前都说过。随后，在现场所有女性的赞赏当中，精神饱满的施佩尔返回了酒店，接着就死在了那里。我与第三帝国的另一次偶然的联系与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有关，他就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用活人做基因实验的那位恐怖医生。据说，当犹太人被运抵集中营时，据说有人会站在火车站台上，把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从中挑选出来，那个人就是门格勒，其他的犹太人则直接被送往毒气室。门格勒在最后时刻才离开奥斯维辛集中营。离开时，他携带了一箱眼球和人体组织标本，并拿给他在法兰克福的老师看。当然，教授看到后大为震惊，直接把他轰了出去。1979年，门格勒死在了巴西。因为我采访了门格勒的儿子，他的一家人这才为公众所熟知。门格勒的儿子是一个有同情心且直爽的人，由一位体面的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继父养大，16岁时才得知自己的身世。他曾经到巴西看望自己的父亲，结果两人相处得非常不愉快。门格勒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与一个从罗马尼亚逃难的日耳曼族妇女生活在一起，他不停地因为一点小钱与她争吵。门格勒写了一本呆板的小说，写的是战后他从德国逃亡的生活。他写道，如果你从意大利的蒂罗尔到达热那亚，你就能得到红十字会发放的去往阿根廷的护照。在阿根廷，门格勒以自己的名字为店名开了一家小店。门格勒的儿子说，当门格勒的大学取消他的博士学位时，他原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同事进行了抗议，这一点差不多是可信的。优生学，即“种族研究”，并非纳粹的专利。在各领域都有进展的1910年，西方世界都在关注这一学科。直到20世纪70年代，瑞典还在对萨米人[8]实行绝育政策，因为他们认为萨米人不配生育。考虑到施佩尔的才华和门格勒的研究，你就能理解丘吉尔在1940年讲下面这段话的原因：

希特勒懂得，必须把我们粉碎在这个岛上，否则他就输了这场战争。如果我们能顶得住，全欧洲都将获得解放，全世界的人民就有可能进入一个阳光普照的广阔高地。但是，如果我们失败了，全世界，包括美国和所有我们熟悉且关心的国家，都将坠入一个新的深渊，一个扭曲了科学、更加凶险或者可能更加漫长的黑暗时代。那么就让我们振作精神，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让我们干出名堂来——倘若英联邦和英帝国再存在1000年，到那时人们还会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在1940年抵抗德国是不理性的，基于同样的原因，在1939年向德国宣战也是不理性的，但是，希特勒让人无法理性面对。所有人都从内心知晓，另一场大战正在临近。而精明的英国人也知道，最佳的选择是学会飞翔。在1936年，我的父亲，格拉斯哥大学一位崭露头角的律师，正是这样做的。他在格拉斯哥市602空军中队服役，并且参加了不列颠空战。后来，他被调离前线，开始培训当时急需的飞行员。历史学家马克思·黑斯廷斯（Max Hastings）说，英国皇家空军没有合适的人员来维护飞机，在1942年2月，我的父亲在威尔士上空坠机离世。我还保存着他的指南针。不过，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父亲的同事们凑了一笔钱，资助我上了格拉斯哥学院。我欠他们很多，因此谨以此书献予他们。

两次大战之间

1919年6月，法国总理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在《凡尔赛和约》签署后合影。

[1]　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即欧洲复兴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编者注

[2]　受强国支配和保护的国家或地区，殖民地形式的一种。——编者注

[3]　1795年，波兰亡国，1919年，在协约国的帮助下，重建了波兰。——编者注

[4]　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编者注

[5]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成立，随后更名为南斯拉夫王国。——编者注

[6]　“二战”前，绥靖政策最积极的推行者是英国、法国、美国，指不抵制侵略，与侵略者勾结、妥协的政策。——译者注（以下非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7]　希特勒仇视犹太人和斯拉夫人。

[8]　又译拉普兰人（Lapps），居住在北方极地的土著民族。

第一章
两次大战之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时年29岁的阿道夫·希特勒[9]还是一名德国陆军下士。当时，他正在德国北部的一家陆军医院养伤。此前，他受到毒气攻击，双眼暂时失明。听到德国战败的消息，希特勒痛不欲生。德国已经打了4年半的仗，胜利在望。即便临近战败，德国仍然占据着欧洲西部和俄国西部的大部分土地。然而，在1918年11月，德意志帝国的军队却在一瞬间土崩瓦解。醉酒的水兵和喧闹的罢工者引发了暴乱。仓皇中，德国皇帝逃往国外，并将权力留给了新的统治者——左翼和他们的盟友。11月11日，新政府与协约国代表签订停战协议，“一战”结束。据希特勒回忆，他当时流下了痛苦的眼泪，因为战争本可以打胜。他说，如果不是因为高层统帅那帮傻瓜和阴险狡诈的犹太人，还有左派势力和那些感情用事的学者搞破坏，胜利早已经是囊中之物了。现在，一切努力都已徒劳。部队必须退回莱茵河，放弃俄国西部的土地。而那里正在被共产主义者所占据。

流下痛苦眼泪的不仅仅是希特勒，因为11月的停战并不是痛苦的终结。由于英国的封锁，德国的城市正陷于饥饿当中。此后，封锁仍将继续。由于缺乏维生素D，维也纳的很多儿童都得了佝偻病，导致两腿成为X形或O形。由于法国不依不饶，协约国军队随后占领了莱茵河西岸的莱茵兰地区，这里是德国的前哨阵地。法国人提出天价索赔，美其名曰“战争赔款”，数额高达1 320亿金马克[10]，到2010年才支付完毕。这些赔款意在摧毁德国经济，以防德国重整军备，甚至防止德国经济得到恢复。

对战争的记忆让中欧痛苦了20年。1919年，取得胜利的同盟国齐集巴黎，拟定和平条约。据很多人描述，当时的气氛非常反常。习惯道德说教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1]一心想建立某种世界新秩序，一时间被捧到了天上，身边总是围绕着欢呼的人群。此时的美国财大气粗，盟友都欠它很多钱，所以美国远比从前更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然而纵观整体，当时的美国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不像在“二战”后，美国凭借马歇尔计划等一系列举措主导了战后经济的恢复。美国为国际贸易提供资金，鼓励欧洲国家放弃贸易保护主义，最终缔造了法国所说的“30年的繁荣”（因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和经济“滞胀”而终止）。在官方照片中，“一战”的胜利者们看着恼怒的德国代表乌尔里希·冯·布罗克多夫–兰曹[12]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那场面恰似总统山[13]的讽刺漫画。大英帝国在它广阔领土上又增加了几百万英亩[14]的土地，其中一部分甚至一度是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领土的中东地区。此外，英国也没收了阻碍其贸易活动的德国舰只。法国也在中东地区获得了一块土地，并且期望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获得战争赔款。美国则在是否介入旧世界[15]的问题上分作了两派。威尔逊总统有一个设想，他想让这次大战成为终止战争的战争。他大力宣扬民主和民族自决，然而美国的民主是三权分立，参议院[16]不负责执行条约条款。美国人，至少是主要的共和党参议员甚至不愿意让美国加入联合国的雏形组织——国际联盟。这一机构是为了方便美国总统威尔逊向各国布道而特别设立的。一位法国将军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说了一句话：“这不是和平条约，而是为期20年的停战条约。”一语成谶。

《凡尔赛和约》需要德国的配合来执行，这是和约中最不稳定的因素。1918年11月，为了争取美国的同情，德国人使尽浑身解数来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议会民主国家。他们赶走了威廉二世[17]，并于翌年2月在德国小城魏玛起草了共和宪法，赶在了《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前（《凡尔赛和约》签订于1919年6月）。这部宪法反映了日耳曼民族一板一眼的做事风格。所有阶层的公民都可以参选；选举采用比例代表制；妇女也有选举权（在当时的法国，妇女没有选举权）；实行联邦制；只要有足够的国会议员签名同意，国家就可以举行全民投票。这样一来，在处理重大事件的时候，名为国民议会的国会就有可能陷入瘫痪，于是总统只能依靠紧急法令来治国。联合政府对于和约条款的执行摇摆不定，一旦执行得多了，政府就将失去信任。最后，法国终于认识到，他们无法再要求天价的赔偿。美国也进来插了一脚，向德国提供了一笔贷款。于是，在随后的几年当中，德国回归了伍德罗·威尔逊继任者沃伦·哈丁[18]所称的“常态”。[19]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希特勒在整个德国获得了右派煽动家的名号。当时，军方雇用希特勒在慕尼黑做间谍工作。有一天，希特勒偶然混进了一个小团体的会议，这个小团体名为民族（其实是“排外”）社会主义（其实是“窃取”）德国（其实是“反犹太”）工人（其实是“中下阶层”）党。在那里，他发现了自己的杰出天赋——公众演说。一般来说，德国人并不擅长这一点，他们只会教训人，或者大喊大叫。希特勒是一位出色的模仿者，而且擅长表演，他能把语言运用得出神入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20]、卡尔·克劳斯[21]、弗朗茨·韦费尔[22]，还有布拉格的弗朗茨·卡夫卡[23]都有这种本事）。而且，希特勒碰巧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在当时的经济困难时期，犹太人的生活比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更好，所以反犹思想比较盛行。犹太人掌握巨额财富和自由派媒体，也开办时髦的美术馆。不过，他们所推销的绘画却被自诩为艺术家的希特勒所憎恶。在演说当中，希特勒大肆宣扬要进行一场报复性的战争，并鼓吹成立民族主义政府，解散腐败的国会。他的偶像是一个意大利人——贝尼托·墨索里尼[24]。墨索里尼曾经是一位记者，他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文章鼓吹战争。后来，他建立了法西斯政党（法西斯原本指19世纪末西西里岛反对资本家的农民和工人建立的劳动者法西斯组织），并于1922年夺取了权力。1923年，希特勒也想在德国夺取权力，但条件并不成熟，就连他的一些党徒也疏远了他。他在狱中待了几个月，其间口述了《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在这本书里，希特勒不仅分析了德国的形势，而且也为未来的德国描绘了一幅壮美的蓝图。希特勒表示，德国必须避免再犯两线作战的错误；苏联是真正的敌人，德国要在东部与苏联争夺生存空间和原材料。他还说，共产主义者是犹太人。他这样写道：他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坏了。在魏玛共和国[25]的黄金时代里，希特勒并没有得势。巴伐利亚的主教们也拒绝接受反犹太主义，因为这样做会吓走旅游者。此时的希特勒无足轻重，甚至显得滑稽可笑。

到了1929年，形势开始对希特勒有利。这一年爆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导致德国真正意义上的议会政府土崩瓦解。德国人把自己的悲惨境遇归结到外国人身上，他们也怪罪犹太人把钱财转移到境外。德国马克面临压力，最终停止兑换。旅行者在边境遭遇搜查，甚至在伦敦旅行的舍恩贝格公主也得去给第三等级[26]的人兑换外汇的地方换取外汇。由于贸易收缩了2/3，依赖出口的德国很快就出现了600万失业者。在1932年的联邦选举当中，纳粹党获得了37%的选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分别获得了22%和14%的选票。国民议会无法形成多数意见，决定不了任何事情，只在解散国民议会一事上获得了多数的赞成票（唯一的例外是停止保证已婚妇女担任公职的投票）。柏林乱作一团。1933年1月，经过与保守势力的交易，希特勒在痛苦且充满仇恨的气氛中成为了德国的总理。

新任总理的第一个重要会议是与德国的将军们一起开的。希特勒对他们说，他要重整军备。这样做可以让工业部门有事可做，也可以吸收一部分失业人员。但是，这样的做法会违背《凡尔赛和约》，然而希特勒算准了西方各国不会做出反应。长久以来，希特勒一直醉心于飞机和汽车的制造。在他眼里，这两样东西不仅是新时代最典型的标志，而且它们摇身一变就可以成为战斗机和坦克。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吹嘘他已经拥有了大量的战斗机和坦克。然而实际上，希特勒夸大了它们的数目（不过英法两国都相信了）。与此同时，他的将军们开始绞尽脑汁研究这些武器该如何使用。这时，他们想起了1918年的战事。当时，英法两国军队把坦克和飞机结合在一起，获得了最后几场战役的胜利。重整军备的活动一直在持续进行。例如，德国的飞机工业一开始只有3 000名雇员，每年只能生产几十架飞机，而到了1939年，这一工业已经迅速膨胀为拥有25万雇员、年生产3 000架战机的庞大体系。这一巨大转变（另一个巨大转变发生在农业领域）使德国在1936年重新实现了充分就业，也让希特勒获得了如日中天的声望。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德国也显露出了一些恐怖的迹象。1934年，希特勒血洗了纳粹激进分子，摆脱了他们的威胁。1935年，反犹太主义在法律上得到了支持，当时的集中营里关押了6 000名囚犯。不过，这两件事都不是特别严重，所以许多人仍然可以争辩。他们认为，希特勒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所以他的统治会更加宽容，至少伦敦是这么认为的。1936年，在盛况空前的柏林奥运会光环里，这一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然而，希特勒的统治不但没有变得更仁慈，更温和，反而变本加厉。他掠夺犹太人的财富，并且把几十万犹太人驱逐出境。犹太人在离开德国时，丧失了2/3的财富，而这些财富被希特勒全部用在了武器的制造上。1936年夏，为了应对未来4年的防御战，以及未来7年的攻击战，希特勒制订了更加全面的军备计划。希特勒制订这份7年计划的原因之一在于，他认为德国的整个局势都依赖于他。而且，希特勒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极为焦虑，他觉得自己也是凡人，终有一死。不过，希特勒对外声称的原因却是，苏联正在通过斯大林[27]的5年计划进行快速的工业化。希特勒想要超过苏联，这是一场赌博。德国既没有足够的原材料来进行深度的军备竞赛，也没有外汇来购买石油、橡胶和非铁金属等飞机与机动作战所必需的原料。于是，德国开始着手制订一个耗资巨大的庞大计划来生产合成油料和橡胶，纳粹空军部长赫尔曼·戈林[28]也制订了一份4年计划，准备建造一座巨型的冶金工厂。此外，德国的极权统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1936年，国家秘密警察（简称盖世太保[29]）与纳粹党的精英力量党卫军[30]合并，并交由海因里希·希姆莱[31]指挥。

在1936年的夏天，世界局势开始利于希特勒在军事上施展拳脚。此时，西方的主要国家已经疏远了意大利。在1935年的10月，做着帝国梦的墨索里尼进犯了国际联盟的成员国——阿比西尼亚[32]。对此行径，注重品格的英国人尤为憎恶。第二年夏天，西班牙爆发了内战。由于一次有争议的竞选，西班牙的左翼政权遭遇了军事政变，但政变没有完全成功。西班牙国民军首领弗朗西斯科·佛朗哥[33]自称法西斯主义者。而由左翼执政的法国政府本来应当站在西班牙共和国一边，但它却没有这样做。与此同时，墨索里尼却派出军队和战舰攻击西班牙共和军，介入战争。西班牙内战持续了3年，被希特勒用作了飞机轰炸的试验场。同时，斯大林也利用西欧主要国家之间的分歧获得了很多好处。他希望战争一直持续下去，当西班牙共和军显示出战败的迹象时，斯大林就向他们提供武器援助，而当他们显示出战胜的迹象时，他又下令停止援助。当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巴塞罗那[34]掀起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时，他又指使他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对这次革命进行镇压。后来证明，1936年的险恶氛围是希特勒展开军事行动的绝佳时机。3月，德国军队向西跨过莱茵河，进入了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莱茵兰地区。法国先前想要吞并这一地区，但是遭到了其他国家的反对。后来，这一地区成为了不设防的非军事区。这样一来，法国既不必担心德国从这里进攻，它也随时可以从这里进攻德国。然而此时，以英国为首的势力全力阻止法国对德国的举动做出反应。他们想满足希特勒所需的好处，以此来换取他不再提出更多的要求，这就是著名的“绥靖政策”。

然而，当希特勒将莱茵兰地区重新军事化后，战争也不远了。在远东地区，另一场战争的脚步也越来越近，美国将直接参与其中。日本的历史与欧洲的一些国家非常相似，日本是与英格兰相似的岛国，认同与普鲁士相似的军国主义传统。“一战”结束后，日本对限制海军规模的国际协定[35]非常不满意。1930年，当世界经济继续萧条之时，日本又遭遇贸易歧视。于是，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决定攫取中国东北部的工业区——满洲[36]，并于1931年派兵入侵。随后，遭到国际联盟谴责的日本才发现自己没有盟国。希特勒有意与日本结盟，因为他需要日本来制衡当时是他主要敌手和攻击目标的苏联。于是在1936年，德国与日本签署了一份《反共产国际协定》。从此，日本在欧洲有了盟友，尽管这位盟友暂时还无法给它提供实质性的帮助。随后，1937年7月所发生的一个事件引燃了远东战争的导火索。当时，日本军队距离北平[37]很近，中间隔着卢沟桥，这一事件正发生在这里。当时，一名日本军人走失，引发了中日两国间的对立。随后，日军展开进攻，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中国的国民革命军。尽管在过去的10年当中，中国国民革命军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是他们在武器装备和军队纪律方面仍然无法与日军相比。此外，中国还存在另一股势力——共产主义者，他们最终在靠近苏联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建立了根据地，这使得中国的形势更为复杂。中国的国民党曾经与共产党联手抗日，但后来又开始反对共产党。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转移到农村，动员那里的农民参加战斗。在所有这些战乱当中，中国遭到了巨大的破坏，疫病蔓延，暴行不断。尤其在1937年年底，日本军队围攻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令观者大为震惊，他们不相信日本能犯下如此滔天的罪行。

在中国，各方的斗争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四角关系。国民党对抗日本，国民党对抗共产党，共产党对抗日本，以及1939年夏，苏联在伪满洲国边界对抗日本。美国已经为国民党提供支持，但并不急于介入中国的战事。而希特勒对日本的支持基本只停留在口头上，只是撤走了先前向国民党提供顾问的德国将军（这些顾问很有来头，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复兴德国陆军的汉斯·冯·塞克特[38]和成为比利时总督的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39]）。远东的这一战事使德国与世界的关系更为复杂，而且有人把中国的大范围冲突比作西班牙内战。在美国国内开始强烈谴责日本。

与此同时，欧洲也在绥靖政策背后进行着仔细的思考。帮助希特勒上台的不满情绪是真实存在的，这些民众的不满是可以通过某些方式减少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居住着数以百万计的讲德语的日耳曼人，他们从来都不愿意成为这两个国家的国民。另外，奥地利也居住着600万日耳曼人。当奥匈帝国在1918年解体时，他们的代表曾经在帝国议会投票加入德国。唯一的反对意见出自一名天主教主教，他认为德国信仰新教的人太多了。后来，法国阻止了奥地利并入德国的进程，但一时间，法国甚至无法为这个新国家找到一个合适的名字。最后，一位叫作乔治·克列孟梭[40]的法国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剩下的就是奥地利。”奥地利的独立并非是一件幸事。这是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农业国，却有一个社会主义的首都，那里的大量居民都曾是奥匈帝国的公务员。1934年，奥地利爆发了小规模的内战，炮兵部队炮击了劳工阶层的居民区。当出生于奥地利、1932年才成为德国公民的希特勒在德国出人头地时，奥地利开始出现想要加入德国的骚动，当地的纳粹党徒尤其喧闹。希特勒顺势介入，用沙哑的嗓音在多次纳粹集会上发表了态度蛮横的演说。演说进行时，身穿棕色制服的纳粹党徒列队行进，备受希特勒赏识的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41]所设计的灯光直射天际。施佩尔曾说，他早就应该在魏玛时期的电影院[42]里使用这种摄人心魄的灯光技术。对英国政府来说，逼迫德语居民生活在把自己视作二等公民的国家确实是讲不通的。于是，在1937年11月，后来成为英国外交大臣的哈利法克斯勋爵[43]赴柏林会晤希特勒。他对希特勒说，英国不反对他通过和平手段改变战后秩序。英国实在不想打仗。1916年的血腥战争[44]仍然历历在目，大中小学都在进行战争纪念，呼唤逝者的名字。英国正面对着东、西半球的潜在敌人，印度也即将发生叛乱。

随着奥地利的纳粹分子越来越活跃，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总理库尔特·冯·舒施尼格[45]请求希特勒帮助他们控制国家。在此之前，他已经让希特勒所推荐的人选在自己的政府里担任了重要的职位。1938年2月，舒施尼格来到位于德国贝希特斯加登[46]的希特勒别墅，并在这里遭受了希特勒的欺侮。当时，希特勒带了多位长相凶恶的将军，还禁止舒施尼格吸烟，导致这位奥地利总理极为紧张。于是，他接受了希特勒提出的合作建议，将奥地利变为了德国的卫星国。然而，当舒施尼格返回维也纳后，他改变了主意。他提议进行全民投票。如此一来，他将毫无悬念获胜。舒施尼格希望西方国家和墨索里尼能来救他，而希特勒则赌他们不会这样做，并于3月14日进兵奥地利。对此，西方国家和奥地利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相反，社会民主党前主席卡尔·伦纳[47]却对纳粹的到来表示欢迎。此时的奥地利已经成为德国的一个省，维也纳的25万犹太人开始遭遇恶毒的侮辱、暴力和掠夺。意大利曾经是奥地利的保护国，可墨索里尼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希特勒为表示感激，啜泣着给他派驻意大利的代表打电话，让他告诉墨索里尼，他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件事，永远都不会。这是希特勒所信守的为数不多的承诺之一。奥地利已经成为了德国的一部分，很明显，现在的压力已经随之转移到了捷克斯洛伐克身上。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的边境线很长，所以非常难以防守。捷克斯洛伐克居住着300万讲德语的日耳曼居民，大部分集中在靠近德国的苏台德地区，希特勒的到来令他们极度兴奋。捷克斯洛伐克是莱茵河以东唯一的民主国家，民众享有投票权。其中的日耳曼居民把大部分选票都投给了德国国家民族党。

1938年夏，纳粹的暴政肆虐维也纳，犹太人遭到驱逐，恐怖的气氛逼近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是依据战后的协议所建立的国家，与法国是盟友，一旦遭到德国攻击，法国就应出兵相助。然而，英国再一次带领西方各国把法国摁在了椅子上。他们确实不希望为了这样一个国家而爆发战争。英国首相张伯伦[48]在一档广播节目里抱怨说，他们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所以也不关心它的事情。同年9月，在墨索里尼的建议下，这位老首相挥舞着雨伞飞赴慕尼黑，与希特勒举行会谈[49]。希特勒没有邀请捷克人，捷克的盟友苏联也没有得到邀请。英国的意见分歧严重，最后，张伯伦将居住着日耳曼民族、实际上也居住着不少捷克人和犹太人的苏台德地区[50]分给了希特勒。从此之后，“慕尼黑”便成为了懦弱和无耻行为的代名词。不过，此时的张伯伦却着实风光了一阵子，就连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51]都无法理解，为何抛弃自己国家的盟友能让他受到如此大的欢迎。在西方各国，尤其是在仅仅20年前几乎失去半数适龄参军男性的法国，跛脚的退伍士兵一瘸一拐地在各自的村镇里索取养老金，而由于没能获得德国赔款，国家没有钱来赔偿他们。目睹这一惨状，没有人愿意再次走上战场。而且，各国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下一场战争是致命的，文明将遭到毁灭。许多专家说，轰炸机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伦敦和巴黎炸成废墟。在战争的第一天里，伦敦将有可能遭到3 500吨炸弹的袭击。在开战后的6个月里，60万人将失去生命（在1940—1941年间的7个多月里，英国实际伤亡6万人）。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为了阻止捷克斯洛伐克并入德国而打仗呢？何况人家愿意那样做。此外，英国还有另外一种考虑。德国一直在重整军备，而且进展飞快。到处都是“影子”兵工厂，时机一到就可以参与军备，而英国还没有准备好。此外，英国开始部署一种防卫轰炸机的武器——雷达。这种武器能提前做出预警，告知战斗机紧急升空应对。此前，战斗机只能在空中持续巡逻，这样做会消耗大量油料（当时，一架战斗机只能在空中持续飞行1.5小时）。英国决定在海岸线部署一系列雷达站，但此时，这一工作也还没有完成。考虑到德国的轰炸能力被极大地高估，慕尼黑的参会代表表现得较软弱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绥靖政策的杰出反对者是温斯顿·丘吉尔[52]，他的黄金时代即将来临。丘吉尔在维多利亚时代[53]的鼎盛时期出生于布伦海姆宫[54]。这里是他的祖先，曾经击败路易十四的著名的马尔伯勒公爵[55]生活过的地方。丘吉尔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尽管早期属于自由党，后来还是加入了保守党。丘吉尔熟知英国历史，醉心于世界地图上代表大英帝国的红色区域。他魅力十足、机智风趣、勤勉有加，有时又十分严厉，这使他前途无量。不过，他也因为冲动和叛逆而闻名。他反对印度独立的印度自治方案，认为“印度和赤道一样，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争辩说，爱德华八世[56]应当被允许迎娶那位离过两次婚的美国妇女，尽管所有人都很讨厌她。丘吉尔也反对爱德华八世退位。丘吉尔是保守派，真正的保守派厌恶希特勒这个德国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人物。丘吉尔不止一次地发出警告，向希特勒让步会让他变本加厉。在签署《慕尼黑协定》的时候，尽管丘吉尔只有少数的支持者，但他们仍然发出了强烈的反对声音。尽管如此，后来发生的事情还是证实了丘吉尔的判断。在1938年11月9日，也就是著名的“水晶之夜[57]”那一天，包括第二天上午，德国和奥地利爆发了针对犹太人的恶毒暴力攻击。商店橱窗被打碎，大街上到处是玻璃碎片，犹太教堂也被焚毁。在这一事件当中，91名犹太人被害，另有几千人被关进集中营，交赎金才能放人。维也纳2/3的犹太人（约12万人）被迫离开，他们所讲述的恐怖经历传到了接收犹太人的英国家庭，包括居住在格兰瑟姆[58]的撒切尔夫人[59]一家。显然，《慕尼黑协定》根本不可能满足希特勒的胃口。此时，他的胆子更大了，他开始寻求与日本和意大利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以期形成某种形式的法西斯集团。希特勒已经承诺不再进犯除苏台德地区以外的捷克斯洛伐克，但是他没有信守自己的诺言。1939年3月，希特勒进兵捷克，并且让斯洛伐克成为了德国的傀儡国。在即将到来的战争里，斯洛伐克将为希特勒提供大量的蜂蜜和牛奶。

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令英国愤怒不已。德国人再一次违背了他们的诺言。在英国人眼里，1939年3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他们再也不会相信希特勒的话了。英国人加快了重整军备的速度，同时也开始关注有可能遭受希特勒侵犯的其他国家。此刻，波兰就是最明显的一个。在波罗的海沿岸有一座名叫但泽[60]（即今天的格但斯克）的城市，这里的居民几乎全部是讲德语的日耳曼人。但泽坐落在维斯图拉河[61]的入海口，是波兰的贸易通道，在波兰的谷物贸易中获利颇丰。1919年，波兰想吞并但泽，但是英国首相劳合·乔治[62]生怕进一步侮辱德国人，于是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但泽成为了一个自由市。随后，波兰人只能建设另一座港口，导致但泽经济陷入停滞。当希特勒展现出自己的力量时，但泽的日耳曼居民给出了热烈的回应，强烈要求将但泽并入德国的版图。1939年春，希特勒使这一民意更加沸腾。立陶宛港口城市梅默尔（即今天的克莱佩达）也居住着很多日耳曼人，希特勒坐船来到这里，想获得这一城市。随后，希特勒对波兰人说，他想要但泽。他进入了一个奇怪的状态，他认为波兰很容易就可以成为一个放大版的斯洛伐克。波兰人主要信仰天主教，而且非常恨俄国人[63]，这就意味着，他们也会反对苏联。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也具有极为深厚的天主教民族主义传统。波兰政府重视军备，决心保卫自身，以避免重蹈捷克人的覆辙。捷克斯洛伐克陷落后，英国人提出要“保证”波兰领土完整。波兰外长约瑟夫·贝克[64]上校吸了一口香烟，同意了英国代表的提议。1939年夏，希特勒一再推动将但泽并入德国，对德国来说，英国的保证是一个明显的障碍。英国提出的建议明显是欠缺考虑的，当英国人意识到自己到底承诺了什么之后，他们就努力地想从中挣脱。他们几乎没有为波兰人提供多少资金。而且，英国随后向所有国家做出了同样的保证，以此来摊薄对波兰的保证。这些国家包括希腊、土耳其和罗马尼亚。这些国家的外长已经表明，他们的国家正面临险境。所有的这一切，在今天看来都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希特勒已经让这个世界失去了理智。在大范围的破坏之中，德国人的心声、屈辱，以及希特勒身后这个民族的巨大才能都完美无遗地显露了出来，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在当时的人看来，与德国的战争在那个夏天已经打响，各种借口无处不在。必须阻止希特勒。

看到自己已经激起了这么多反对的声音，希特勒或许会停止对波兰下手。但是，他的直觉再一次为他提供了坚定的指引，因为与过去的很多次一样，危机中再一次出现了转机，而这一转机震动了整个世界。为了与苏联合力抗击德国，英法两国向莫斯科派出了代表团。经过讨论，苏联人提出，在必要的时候，苏联军队需要在波兰的领土上行动。对此，波兰人坚决反对。最后，双方争取结盟的努力没有获得任何结果。随后，斯大林却非常突然地与他的死敌希特勒达成了一份协议。8月22日，德国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65]飞赴莫斯科，并在24日凌晨签署了这份协议。这反映出各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另一个表现——远离现实，既危险又堕落的惺惺作态。1917年，共产主义者夺取了沙皇俄国的权力。他们用工人阶级的兄弟之情，打赢了内战，并开始改变以农民为主的俄国。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苏联实施了5年计划，而做出主要贡献的偏偏是德国的实业家。接着，苏联又迎来了10万名美国人[66]，大部分是失业的技术工人。随后，苏联突然爆发了所有国家中都未曾出现过的混乱。3/4的高级军官和2/3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遭到逮捕、审判和杀害。与此同时，大量无辜民众也惨遭屠杀，令人匪夷所思。多年后，他们的坟墓才被发现。这个所谓的应该捍卫工人阶级的领头羊同时也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主要敌手。没人能理解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时至今日，历史学家也无法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当时，西方的评论者大多不看好斯大林的国家，反倒认为波兰更强一些（英国首相张伯伦把波兰称作“富有男子气概的伟大国家”）。毕竟，波兰人曾经在1920年打败苏联红军，捍卫了自己的国土。考虑到这一胜利，以及苏联内部的大清洗，他们已经很难再对苏联的军力抱有信心。

希特勒向斯大林提议签订协议[67]瓜分波兰，这份协议也规定双方将瓜分欧洲的其他地方。斯大林怪罪英国把苏联当作布哈拉汗国[68]一类的小国来看待，非常生气，于是接受了希特勒的提议。波兰将被苏德两国瓜分，而且苏联人在其他方面也将发挥重要的影响。在经济方面，德国将帮助苏联重整军备，而苏联将为德国提供原材料，帮助德国摆脱封锁，它甚至能为德国提供橡胶、汽油、锰、钨等一系列重要物资。当然，如果在一个理性的时代，就不会发生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事儿。如果苏联和德国一心想瓜分波兰，那么法国是没有办法阻止的，英国就更加无力阻止了。英国陆军数量不多，空军还在建设当中。遗憾的是，当时不是一个理性的时代，希特勒已经让所有的人失去了理智。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命令坦克部队跨越波兰边境。英国首相试图进行调解，遭到议会下院反对。法国担心如果自己不出面，英国可能会牺牲法国的利益而与德国签订协议，于是也加入了调解。9月3日上午9点左右，英国向德国发出了最后通牒，里面还附加了一条说明，大意是，法国政府很快也将发出最后通牒（最后在当天下午5点发出）。

希特勒正坐在书房的办公桌前，这里是新落成的总理府。书房长近30米，宽近15米，墙上有6扇俯瞰花园的法式大窗。书房里摆放着一张巨大的地图桌，它是由稀有的维罗纳大理石制成的。书房里还挂着希特勒所仰慕的英雄画像，其中有腓特烈大帝[69]和俾斯麦[70]，他们炯炯有神的目光从墙壁上投下来。这是一个为世界的统治者准备的房间。实际上，阿尔贝特·施佩尔就是按照这一初衷完成了整个总理府的建造。9月3日，英国大使以一身笔挺的外交制服拜访德国外交部，递交了英国的最后通牒，实际上也是宣战书。希特勒的外交部部长冯·里宾特洛甫曾经向希特勒保证，这种事情不会发生，而他此时正站在希特勒的办公桌旁，不得不面对希特勒的质问。希特勒静静地坐了一两分钟，然后生气地喊道：“现在怎么办？”里宾特洛甫此前估计，英国不会为了但泽而宣战，可目前的问题并不在但泽。希特勒已经把人逼到了墙角，他们能做的唯有反击。当时的人们认为，这是一场荣誉之战。虽然这一观念在当时已经显得颇为老套，但是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内维尔·张伯伦并不是一个充满了幽默感和想象力的人，然而他真切地见到了日后形势的走向。美国大使约瑟夫·肯尼迪[71]（未来美国总统的父亲）曾经把张伯伦对自己说的话记在了日记里，“所有的努力徒劳无功，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毕竟，我们救不了波兰人。我们只能进行一场复仇之战，它意味着毁掉整个欧洲。”不久后，张伯伦的位置被温斯顿·丘吉尔所取代。与张伯伦不同的是，丘吉尔深受维多利亚时代战争思维的影响，他以他自己的方式回击了纳粹的挑战。这是希特勒第一次遭遇真正的敌手。凡尔赛、国际联盟、金本位、小协约国[72]都不是问题，唯独丘吉尔不同。

德军突进

1940年6月，德国士兵经过凯旋门。

[9]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德国纳粹党党魁，1933年任德国总理，后任德国元首，1945年4月于柏林自杀身亡。

[10]　金马克是德意志帝国在1873年到1914年期间发行的货币，以取代各邦国自己发行的货币，实行金本位制。1320亿金马克相当于4.7万吨黄金。

[11]　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美国第28任总统（1913—1921），属民主党。

[12]　乌尔里希·冯·布罗克多夫–兰曹（Ulrich von Brockdorff-Rantzau，1869—1928），德国外长，后任德国驻苏联大使。

[13]　总统山，又称拉什莫尔山，坐落于美国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公园，内有4座美国前总统头像，他们分别是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西奥多·罗斯福和亚伯拉罕·林肯。

[14]　1英亩约等于4 000平方米，6市亩。

[15]　泛指亚非拉三大洲，相对哥伦布发现的美洲新世界而言。

[16]　参议院是国会的一部分，又称上院。与之相对的是众议院，又称下院。国会享有立法权。

[17]　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1859—1941），德意志帝国末代皇帝，1888—1918年在位。

[18]　沃伦·哈丁（Warren Harding，1865—1923），美国第29任总统（1921—1923），属共和党，1923年因心脏病突发于任内病逝。

[19]　1920年，沃伦·哈丁竞选时提出“回归常态”口号，主张采取一战前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20]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师，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21]　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1874—1936），奥地利作家，记者。

[22]　弗朗茨·韦费尔（Franz Werfel，1890—1945），奥地利作家，诗人。

[23]　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奥地利作家。

[24]　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意大利法西斯党魁，独裁者。

[25]　1919—1933年的德国，其宪法是在小城魏玛的国民议会上通过的。

[26]　有纳税义务的等级，区别于不需纳税、享有特权的第一等级（教士）和第二等级（贵族），一般包括农民、手工业者、资产阶级等。

[27]　斯大林（Stalin，1879—1953），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28]　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1893—1946），“一战”中的“王牌飞行员”，纳粹德国空军元帅，国会议长，纳粹党二号人物。

[29]　国家秘密警察缩写“Gestapo”的中文音译，由党卫军控制。

[30]　英文简称SS，德国纳粹党用来执行治安勤务的编制。

[31]　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纳粹德国内政部长，纳粹党重要头目，党卫军首领。

[32]　非洲东部国家埃塞俄比亚的旧称，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33]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892—1975），西班牙法西斯独裁者，长枪党党魁。

[34]　西班牙第2大城市。

[35]　即在1922年2月6日于美国华盛顿签署的《华盛顿海军条约》，用以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美、英、日、法、意5国主力舰总吨位之比为5∶5∶3∶1.75∶1.75。

[36]　中国东北的旧称。

[37]　北京的旧称。

[38]　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1866—1936），“一战”后大力复兴德国陆军，被誉为德国国防军之父，曾担任蒋介石政府的资深顾问。

[39]　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1878—1966），德国军事家，“一战”期间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战后改组德国陆军的中心人物，曾担任蒋介石政府的军事总顾问。

[40]　乔治·克列孟梭（1841—1929），法国第三共和国总理，曾参与签订《凡尔赛和约》，被誉为“胜利之父”。

[41]　阿尔贝特·施佩尔（1905—1981），德国建筑师，希特勒的密友，曾负责军需生产，使纳粹军备获得巨大提升。

[42]　德国电影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数量可观，流派纷呈。

[43]　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1881—1959），英国政治家，1938年2月成为英国外交大臣，1944年受封为伯爵。

[44]　1916年2月，德军主力移师西线，英、德双方先后打响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死伤极为惨重。

[45]　库尔特·冯·舒施尼格（Kurt von Schuschnigg，1897—1977），曾任奥地利第一共和国总理。

[46]　德国东南部边境城市。

[47]　卡尔·伦纳（Karl Renner，1870—1950），被誉为奥地利国父。

[48]　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1869—1940），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37—1940年任英国首相，因“二战”前对纳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而备受谴责。

[49]　参加会谈的有英、法、德、意4国首脑，会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

[50]　特指“一战”与“二战”时期，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临近德国使用德语的居民所居住的地区。

[51]　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1884—1970），法国政治家，曾任法国总理，1938年曾代表法国和希特勒签署《慕尼黑协定》。

[52]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英国首相（1940至1945、1951至1955），带领英国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丘吉尔也是作家，195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品有《不需要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和《英语民族史》等。

[53]　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64年（1837—1901）是英国最强盛的时期，史称“维多利亚时代”。

[54]　布伦海姆宫（Blenheim Palace），位于英格兰牛津郡伍德斯托克，也称丘吉尔庄园，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55]　马尔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即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

[56]　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1894—1972），英国国王，因迎娶辛普森夫人而主动退位，后被封为温莎公爵。

[57]　1938年11月9日到11月10日凌晨，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党卫军袭击了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这一事件称为“水晶之夜”。水晶之夜事件标志着纳粹开始对犹太人屠杀。

[58]　格兰瑟姆（Grantham），位于英格兰肯特郡。

[59]　即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1925—2013），英国右翼政治家，第49任英国首相（1979—1990）。

[60]　但泽一直是德意志和波兰之间争夺的焦点，1919年前，该市为德意志管辖。

[61]　维斯图拉河（Vistula），又译维斯杜拉河、维斯瓦河，波兰最长的河流，向北注入波罗的海。

[62]　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自由党党魁，曾任英国首相（1916至1922），巴黎和会“三巨头”之一。

[63]　历史上，俄国曾数次参与瓜分波兰，“二战”也以苏德瓜分波兰为始。

[64]　约瑟夫·贝克（Józef Beck，1894—1944），

[65]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纳粹德国外交部长，在德意日三国结盟中发挥重要作用。

[66]　大萧条导致美国出现大量失业人口。

[67]　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8月23日，双方在莫斯科秘密签订这一协议，德国得以避免两线作战。这一条约是英法、德、苏三方博弈的结果。

[68]　中亚内陆小国。

[69]　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712—1786），普鲁士国王，实行开明君主制，在军事上很有建树，使普鲁士在强大的敌国中间幸存下来。

[70]　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至1890），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他通过一系列铁血战争统一德意志，人称“铁血宰相”。

[71]　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1888—1969），美国商人、政治家，曾任驻英国大使，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父亲。

[72]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在法国支持下建立的军事政治联盟。

第二章
德军突进

1939年爆发的这场战争似乎是欧洲以往冲突的奇妙回响。波兰曾经是欧洲的强国，聪慧的波兰人想不通，为什么波兰会被日耳曼人和俄国人超越，并被他们所瓦解。法国曾经是波兰的保护国。历史上，法国曾多次为保护波兰而爆发战争。比如，在1812年，拿破仑[73]进攻莫斯科，遭受了重大的损失[74]；再如1853年到1856年，英法联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攻打俄国。以上战争所影响的范围已经超出了欧洲，而此时的形势也是如此。比如1939年12月，德国的“施佩伯爵”号战舰被追击至南美港口，随后自沉。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41周实际上是一场欧洲战争，只是德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胜利。拿破仑花了5年的时间，直到1805年在奥斯特利茨战役[75]中取胜才成为欧洲霸主，而希特勒做到这一步只花了9个月。1940年6月14日，希特勒的部队从凯旋门前经过，这座建筑正是拿破仑为了纪念奥斯特利茨战役的胜利而修建的。9月中旬，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76]在英国外交部说：“我们必须失败3年，然后才能赢得决定性的胜利。”他说得对极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波兰是烈士，英国是勇士，美国是胜利者。与许多烈士一样，波兰也是主动地承担了这一角色。它可以选择做德国的盟友，那样的话，它或许能获得乌克兰西部的某些土地，比如波兰曾经统治过的基辅[77]。然而，波兰的统治者坚定地与英法两国站在一起，以为它们还是1918年的胜利者。与波兰一样，英法两国都曾在1918年的分赃大会中获利颇丰，而俄国和德国却被排除在外。波兰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强国，是东欧的堡垒。他们已经看到发生在捷克人身上的事情。捷克作了很多让步，但最终还是在慕尼黑会议上遭到肢解。波兰人不愿重蹈覆辙，即便苏德两国已经签订了瓜分波兰的协议。他们认为英法两国会出动飞机和坦克把德国人迅速解决掉，因此他们拒绝做出哪怕一丁点儿让步。在1939年9月，波兰人的抵抗没有持续多久。希特勒不宣而战，波兰战机尚未起飞即遭受巨大损失，不过大多数还是逃到了罗马尼亚。为了防止德军入侵，波兰陆军都部署在了边界地区，于是被从普鲁士北部和西里西亚西部进犯的德军分割开来。尽管波军在华沙附近组织了顽强的抵抗，但这座城市还是遭到了野蛮的轰炸。在随后的9月17日，苏联红军从东部边界侵入。7万名士兵和一些舰只、飞机成功逃走，流亡政府也在西方国家成立[78]。此刻，波兰已经被占领。德国和苏联分别吞并了波兰西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剩下的被称为“总督府”的地区被德国占领，并且成为了一场大屠杀的开端。在这场大屠杀中，300万波兰籍犹太人和另外300万非犹太裔的波兰人遭到了杀害。在苏联占领区，大量民众遭到驱逐，就连许多被认为能够在苏联的统治下获益的乌克兰人也遭到了压制。

尽管德国将它的战争资源集中在波兰，但英法两国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切，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帮助波兰。法国花费了70亿法郎，沿着法国与德、意两国边界修建了一条庞大的防线——马奇诺防线[79]。所有人都期待这条防线能保证法国的安全，但是这么做却让法国的策略流露出一种防守的意味。法军小心谨慎地从马奇诺防线出击，一旦德军开火便又溜了回去。张伯伦通过BBC[80]向德国宣战后，伦敦预计德军会展开大规模轰炸，于是拉响了防空警报。然而，警报拉错了，德军根本无意轰炸英国。尽管德国的海军有一些动作，但是随着秋天的到来，西线再也没有发生像样的战斗。由于坦克很难在泥地里行进，所以双方在接下来的寒冬里进行了几个月的“假战”。英法两国就是不愿意展开进攻，记忆中25年前的巨大损失吓住了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法国有150万名士兵战死，而20世纪30年代的惨淡环境又导致民众放弃生育。正如乔治·奥威尔[81]所说，当时的法国就是博物馆和妓院的混合体。由于正值法国大革命[82]爆发150周年，形势在1939年夏天出现了缓和，但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政客们还是一脸惊恐，一点也展现不出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除此之外，英国又能帮上什么忙呢？与1914年一样，在尖厉的风笛声中，几支苏格兰兵团在法国的布伦[83]上岸，随行的还有兵团的吉祥物[84]，一只小猎犬，上校的嘴里还叼着一只大烟斗。英国本可以在1936年阻止德国。当时，希特勒再次占领了法德边界的莱茵兰地区。如果有英国的支持，法军就可以援引多项条约条款入侵莱茵兰地区，使其去军事化。法国人感觉，英国总是在防止法国享有充分的安全。此外，法国的左翼受到了共产主义的诱惑，一些人开始谴责战争。在1936年到1938年间，由于左翼政府实施统治，法国的右翼出现了分裂，很多人开始崇尚纳粹主义。在这样的形势下，英法既无法形成充分的联盟，战斗也无法有效开展。1939年到1940年的寒冬还没过去，除去挖掘战壕，西线的战事没有丝毫进展。比利时本来也可以帮忙，但是这个国家内部分歧严重，而且布鲁塞尔[85]也不想激惹希特勒。随后，战场就转移到了北欧。

在苏德两国签署的条约当中，波罗的海诸国[86]被划到了斯大林的势力范围，芬兰也在其中。芬兰的边境城市维堡[87]距离列宁格勒[88]只有100多公里，基于安全的考虑，斯大林向芬兰提出用苏联的国土置换这座城市，同时租借芬兰东南部的一个小岛用作海军基地。芬兰人不同意（芬兰也是1918年“一战”的战胜国之一）。但是由于气候和地势的原因，芬兰比波兰更容易守卫。11月底，苏联和芬兰意外地爆发了持续3个月的苏芬战争。机智聪慧的芬兰人穿着滑雪板，在森林中神出鬼没，把苏联红军整师整师地包围，使后者遭遇了可耻的失败。芬兰人估计英国可能会施以援手，英国也确实组织了一支远征军。但是，英国这样做只是为了寻找理由绕道阻止德国从瑞典获得铁矿砂[89]。同时，法国也制订了一份极不寻常的计划，打算用它们有限的运输机越过中立的土耳其向阿塞拜疆的巴库投掷炸弹，炸毁那里的油井。幸好，这一计划被英国明智地否决了。但是，英国远征斯堪的纳维亚[90]需要时间，斯大林调派了洞悉局势的将军，加强了对芬兰的攻击。芬兰首都遭到轰炸，于是芬兰人屈服了。英法两国远征斯堪的纳维亚的行动被苏联抢先了一步，但英国打算继续在挪威海域设置水雷。不过没等英国实现这一点，希特勒就首先打破了对待丹麦和挪威的中立状态，大举进犯，4月9日又通过丹麦进攻挪威。

奇怪的是，德国在挪威却碰上了钉子。德国海军一直都不怎么强大，不过一旦条件具备，它就能在进攻英国南部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挪威人阻止了这一切的发生。在奥斯陆[91]，挪威炮台的旧炮和鱼雷出其不意地击沉了德国海军的旗舰。英国人也击沉了多艘德国驱逐舰。这一幸运的进展对英国国内的政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导致张伯伦下台。于是，伦敦就不再可能与希特勒达成任何交易了。战争打响后不久，张伯伦即推荐丘吉尔加入战争内阁，担任海军大臣，相当于文职的海军部长。随后，丘吉尔在挪威战役中指挥失当。战斗中，英军第一次直接遭遇德军，首战受挫。英军在战争初期反应迟缓，还暴露出一个弱点——海军实力强大得不成比例。英国当时装备了许多艘巨型战列舰，例如，“英王乔治五世”战列舰的花费可以建造一座现代工厂，还得配备大量的船员。它可以装载3 000吨油料，足以媲美一艘油轮。它的发动机功率相当于一座电站。此外，它还有10座舰炮，每座重达80吨。发射的炮弹重达700公斤，射程32公里。它的炮塔重达1 500吨。这些需要花费两年才能建成的庞然大物怎么能被击沉呢？实际上，它们只是浮在水面上的马奇诺防线，飞机就能摧毁它们。

与此同时，在伦敦，张伯伦正在因为他所犯下的所有错误而备受指责。当国会下院对张伯伦进行不信任投票时，很多保守党议员和左翼议员投了不信任票，另一些保守党议员投了弃权票。保守党议员利奥·埃默里[92]（讽刺的是，他的长子为纳粹电台做广播员，战后以叛国罪被施以绞刑）用奥利弗·克伦威尔[93]怒骂议会的一句名言结束了他对张伯伦的谴责。他说：“你们已经在这里坐得太久了，再也干不出什么好事。滚吧，赶紧！我们从此一刀两断。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滚吧！”权势集团认为丘吉尔不够稳定，有些特立独行。马尔科姆·马格里奇[94]曾说，英国的政治家要想成功，他（她）就得是一个新手或牧师。在1940年，这个新手就是劳合·乔治，而有可能取代张伯伦的人选就是神情高昂、讲话有些费力、很像牧师的哈利法克斯勋爵。权势集团需要他，但哈利法克斯说，他是上院的国会议员，无法领导这个国家。最后，工党（例如工会）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做出了选择，并与丘吉尔一起组成了联合政府。丘吉尔宣布了自己的政策：鲜血、苦干、眼泪和汗水。他确实只能提供这些东西，因为大战已经在西线开打了。法国没有出现丘吉尔式的人物。爱德华·斯皮尔斯[95]将军说：“英国的中产阶级没有害怕，而法国的资产阶级却紧张得连话也说不清楚了。”

希特勒本想在1939年秋天进攻，但是德国的将军们却并不认同这一想法。他们不断地寻找各种理由，不是哪一支部队没有准备好，就是嫌天气太潮湿、道路泥泞，等等。一些军官甚至密谋推翻希特勒的统治，不过这种想法从来只是在私底下流传，很久之后才开始公开谈论。在希特勒的不断催促下，德军将领拟定了一份作战方案，类似于1897年的施里芬计划[96]。一旦与法国开战，他们将首先攻打荷兰和比利时。这时发生了一件凑巧的事情。一名德国军官带着这份计划搭乘飞机从科隆起飞去开会，结果飞机中途迷失了航向，坠毁在了比利时，而他所携带的文件竟然没有完全损坏。比利时人得到了这些文件，发现字迹仍然可以辨认。他们把文件交给了法国。在法国人看来，这些文件证实了法国最高统帅部先前的推测。结果，法国被诱使在军事调度上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德国人改变了他们自己的计划。希特勒一向认为，冒险的方案有可能成功，而他的将军们却夸大法军的战斗力，只想着保护鲁尔工业区[97]的安全。德军有一个胆子更大的将军叫作埃里希·冯·曼施坦因[98]，他了解坦克和飞机的战斗力，也曾提出过一项非常大胆的作战计划，但是没能获得国防军最高统帅部[99]的认可。在柏林，他偶然见到了希特勒，于是把这一计划告诉了他。德国将佯攻比利时和荷兰，把法军吸引过去。而真正的攻击点却位于比利时东南部。那里是一片崎岖的山地，覆盖着茂密的森林，人称阿登森林[100]。阿登地区道路稀少，路况也不好，不过如果交通管理得当，这些道路还是可以使用的。于是，用不了多久，一支庞大的德军就将穿越阿登森林，并在色当跨过默兹河[101]。70年前，普鲁士人就是在这里打败法国军队，然后建立了统一的德国[102]。当然，德军的这一行动原本是可以被阻止的，而且德军一旦应对有失，比如坦克遭受空中打击而无法动弹，德军就将面临极大的灾难。不过，希特勒还是决定冒这个险。

5月10日，西线战场的炮火开始轰鸣，盟军一片混乱，失误连连。此时的法国人已经犯下了一个惊天大错，他们用大量的资源修建了一座防御性的堡垒——马奇诺防线。安德烈·马奇诺[103]是一名“一战”老兵，1929年曾任国防部部长。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法国军队当时可以占据莱茵兰地区。然而，在随后的1929年至1930年，为了“安抚”德国，英国极力主张协约国军队撤出这一地区。马其诺当时说，要保证安全，法国就得修建发达的防御工事。这一防御计划于是成了法国人的沉重负担。显然，为了实现防御，法国得把它1/3的部队驻守在防线里。而德国人则没有必要在防线前方部署多少军力，只需留下几个师的中年老兵就可以了。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精锐力量和装甲部队投入到其他战场。这样一来，德军统一行动，在局部地区形成了超强的战力（尽管德军坦克的数量本来就比盟军多一些）。德国将穿越比利时，法国人也是这样预料的。为了使战事远离法国北部，法军进入了比利时，并且在那里遭遇了他们所误以为的“德军主力”——德国B集团军群。这个集团军群有30个步兵师和3个装甲师，每个装甲师配备约200辆坦克。德军使用高超的战术打了一个大胜仗，攻占了全世界最大的堡垒——比利时的埃本埃马尔要塞。德军用滑翔机运载伞兵，在堡垒上方实施空降。伞兵穿着橡胶鞋，以防发出声响，一落地就向通风孔和炮口投掷手雷。德军的行动非常迅速，很快就推进到了代勒河[104]一线，并在那里遭遇了法军和几乎所有的英国远征军。英法军队已经进入比利时，正在赶往荷兰的路上。进入比利时的法军是法国最为精锐的主力部队。然而，此时他们却正在被推入一个巨大的陷阱，后方只留下薄弱的兵力来防守法国。德国人破译了法军的通讯密码，知道哪支部队在驻防马奇诺防线，所以也能猜测出法国防线在哪一位置最为薄弱。由于法军的主力部队和所有的英国远征军都已经进入比利时，所以马奇诺防线北部边缘和比利时之间仅有少量的部队在守卫。他们沿着默兹河一线展开，指挥官情绪低落，士兵一副典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05]士兵模样，军容不整，无精打采，嘴里还叼着香烟，身上满是廉价葡萄酒的味道（每名法国士兵每天可以获得3升廉价葡萄酒，不过公平地说，这些士兵有一半是农民，而且当地的水源并不可靠）。几乎没有人想到，德军会从这里大举进攻。早在1914年，德军就曾使用47辆军用卡车在这里运输士兵，卡车只坏掉了一辆。此时，卡车和坦克技术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提升，阿登森林排满了长长的由坦克和各种车辆组成的队伍，还有大队的步兵和摩托兵，头顶还有空军掩护。这是交通管理的奇迹，坦克一旦发生故障就随即被清出道路，非常高效。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计划10天赶到默兹河，但坦克部队指挥官海因茨·古德里安[106]认为他可以把这一时间缩短到4天。最后，德国人在两天内就赶到了默兹河，并于5月15日下午3点用橡皮艇渡到对岸。

法军根本不是德军的对手。德军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107]几乎垂直扎向地面，引擎发出巨大的轰鸣，并投出半吨重的炸弹，在如此凌厉的攻势下，法国人惊慌失措，乱作一团，坦克甚至火炮都陷入瘫痪。实际上，斯图卡式轰炸机飞行速度比较慢，如果法军不恐慌，这些飞机很容易被打下来。不过在1940年，法军确实十分慌张，因为德军飞机十分喜欢炫技。德军的这一重要优势在阿登森林结出了硕果。德国空军是陆军的补充，是“空中的炮火”。而英国皇家空军是为独立空战而设计的，重视远距离轰炸（1936年，英国建立轰炸机司令部，正式确立了这一点）。此时，法国和英国的轰炸机才刚刚得知德军已经穿越阿登森林。他们知道得太迟了。随后，英法两国的轰炸机开始攻击德军，由于当时是白天，所以它们很容易被德国空军的梅塞施密特–109式战斗机[108]击中。第一天，32架“战斗”轰炸机迎击德军，13架被击落，其余被击伤。“二战”史专家马克思·黑斯廷斯把这些轰炸机叫作“棺材”。由于飞机性能落后，法军飞行员士气低落。法国战斗机航速极慢，反应迟钝。而英国皇家空军担心，如果把飞机投入法国战场，那么不列颠群岛怎么办？德军继续推进。5月16日，德军坦克部队已经渡过默兹河。古德里安把停止进军的命令抛在一旁，命令部队急速推进。这一战法在历史上被称为“闪电战”，它是从意大利语翻译过来的。然而，闪电战并非德军发动此次战役的初衷，他们只是想把盟军赶出比利时，以防他们威胁鲁尔工业区。古德里安主张狂飙突进，他的上级，包括希特勒，都在担心他从南部受到攻击，并与大军失去联系。然而，古德里安继续推进，没汽油了就从法国人的仓库里寻找，没牛奶了就找法国人的奶牛挤奶。在他的右侧，未来的德国陆军元帅、战功赫赫的埃尔温·隆美尔[109]也率领坦克部队渡过了默兹河，开始掩护他的右翼。德军空虚的左翼可能受到攻击，但是，德国步兵也创造了神奇的进军速度，在阳光明媚的初夏里跋涉了一个星期，平均每天行军65公里。所以，当法军开始反击的时候，他们在坚决的抵抗面前遭遇了失败（大量难民涌上道路，漫无目的地奔逃，也严重地阻碍了德军的行动）。隆美尔的部队每日行军80公里。与此同时，法国司令员莫里斯·甘末林[110]认为他得守卫巴黎，于是古德里安所属的德军A集团军群的司令员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111]便放开手脚逼近英吉利海峡。一路上地势平坦，天气适宜，非常适合坦克开进。法军坦克从来没有像德军坦克一样集中作战（它们被部署在了错误的位置），而且分散的法军部队不断投降。就这样，伦德施泰特一路到达亚眠以及“一战”时的索姆河战场，最后于5月20到达了英吉利海峡附近的阿布维尔，此时距离德军渡过默兹河只有几天的时间。在德军逼近英吉利海峡的过程中，法军指挥官却还在担心德军会抢先抵达巴黎，占得先机。现在的灾难在于，英法两国军队已经在比利时被一分为二，而且由于鹿特丹遭到了猛烈的轰炸，荷兰也已屈服。在比利时，法军终于有效地抵挡了德军A集团军群的进攻，他们明白局势已经十分危急，所以战斗也有了起色。然而此时，法军的后路已经被德军A集团军群斩断。他们只能冒着德国空军的轰炸，随英军一起跌跌撞撞地奔向海边。而且，比利时也放弃了抵抗。后来，比利时国王遭到了严厉的斥责，但是比利时军队确实已经抵抗了足够长的时间，已经为英法军队向海边撤退赢得了时间。现在，法国人的斗志已经被激发了出来，德军的B集团军群也遭遇了法军顽强的阻击。在法国里尔，法军的4个师形成了一个口袋，对德军形成了阻截。法军的抵抗赢得了德国的尊重，也使法国得以体面地投降。在5月21日到22日期间，英法两军在阿拉斯附近组织了一次反击，进一步给德军敲响了警钟。此外，德国空军损失严重，飞机超负荷运转，修理厂不堪重负，半数轰炸机已经无法起飞。到了24日，希特勒终于下令暂停进攻。英军指挥官戈特子爵[112]斗志不减，他决心要把自己的部队从盟军的大混乱中解救出来，有序地撤向英吉利海峡旁的敦刻尔克[113]港。这里水道众多，有利防御。5月27日，撤离行动开始，当时预计只能撤回1万名士兵。但在此刻，英军的战斗机已经击退了德军的轰炸机，天气也终于好转。除去运送士兵的驱逐舰之外，另外还有几千艘各种各样的船只参与了撤离行动。最后，大约有34万名士兵（包括22.9万名英军士兵，其余为法军和比利时军士兵）成功撤离。不过，他们把重装备全部丢在了后面。

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它是以法国士兵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法军负责掩护撤退，约18万人被俘。这时，英法两国都已经认识到，德国已经取得了胜利。6月14日，巴黎失守。马奇诺防线被德国从后方攻克，毫发无损。6月22日，法德两国签订了停战协定。法国北部和西部被德军占领，其余部分成为了一个傀儡国家[114]，首都设在温泉小城维希[115]，以84岁的“一战”英雄贝当[116]元帅为首。当时，维希政府正忙着制订国家重建计划，它不愿把400名被俘的德军飞行员转交英国政府。英国也曾强烈建议维希政府将法国的海军舰船凿沉，以免落入德军之手，但他们没有这么做。一时间，法国又呈现出了帝国的样貌。不过，在停战协定签署前的6月18日，一位持不同政见的军官戴高乐[117]与一些支持者到达了伦敦，并在那里建立了“自由法国[118]”政权。很快，这一政权就在非洲的法属殖民地获得了大量的追随者。与此同时，法国民众开始遭受德国占领军的无情盘剥。为了防止德国人控制法国海军，英国人在阿尔及利亚[119]的海港凿沉了法国海军的大部分舰船，同时，其余地区的法国海军将领也与英国签订了协议。就在这个令人绝望的时刻，墨索里尼加入了战争。

当时，英国在欧洲大陆已经没有了盟友。而且，随着意大利的参战，英国此时甚至连地中海都无法通过。在敦刻尔克大撤退期间，英国内阁曾犹豫是否接受议和，丘吉尔也短暂考虑过这一点。这时的局势与1917年非常相似。当时，德国人正在对退出战争的俄国人开列条件，他们也向英国人暗示，英德两国可以牺牲法国的利益达成交易。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做了一番考虑，最后没有同意。因为，控制了俄国的德国将是无法抵挡、不可战胜的。在1940年，这一点更加明确。这时，丘吉尔站了出来。他说我们继续战斗。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但是丘吉尔在英国拥有广泛的支持，有的内阁成员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对他的决定表示欢呼。然而希特勒本人看不清这一点，他向英国人开列议和条款，口气极为强硬，一副胜利者的姿态，于是很快就遭到了拒绝。丘吉尔表明了他对战争结果的期望。这一期望很简单：德国应该放弃它所得到的一切，同时用行动保证将来不会再重复同样的罪行。

现在，战争已经形成它自己的冲力，理性已经被抛到脑后。在大多数英国人看来，早在1939年夏，战争就已经打响。人们当然不愿放弃，虽然胜利的希望仍然十分渺茫。德国的战争机器正在海峡的另一面集结，它的指挥官们正在制订入侵不列颠群岛的作战计划——海狮行动。不过，德国人的战舰很少（在挪威战役中，德国海军遭受了较大的损失），无法保证胜利。而且德国空军还得为集结在法国海岸的驳船提供空中掩护。德国空军的目标是从英国皇家空军手里夺取制空权。随后，德军轰炸机将在战斗机的掩护下实施轰炸，逼迫英国投降。德国人的计划考虑得不够周全，他们没有足够的战斗机。从5月10日到7月31日，德国空军已经损失了近4 400架战机。英国皇家空军在基地附近作战，几乎不用考虑油耗问题，而德军飞行员则必须预留足够的油料，以便飞机能飞回基地。8月13日，德军对英军实施了代号为“鹰袭”的大规模空战。两天后，不列颠空战打响，并一直持续到9月15日。一开始，德军的目标并不清晰，导致了重大的损失。8月15日，德军的75架战机返航时仅剩下了34架。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官休·道丁[120]命令英军飞行员避免与德军战斗机在空中缠斗，而是让他们去攻击德军的轰炸机。随后，德国空军改变了攻击目标，开始袭击英国南部的飞机场，给英军造成了较大的损失。这时，一场意外发生了。8月24日，为了减轻飞机重量以便返回基地，一名德军飞行员把炸弹投到了他以为是农村的地方。可实际上，那里是黑暗中的伦敦。英国皇家空军认为德军已经开始轰炸英国城市，于是用空袭柏林来进行应对。希特勒失去了耐心，命令德国空军轰炸伦敦包括民用设施在内的一切目标。9月7日，伦敦开始遭受轰炸。随后，轰炸持续了一个星期。9月15日，德国空军实施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轰炸。当天，英国空军只损失了26架战机，而德国空军损失了60架（英国给出的数字是185架）。截至当时，德国空军又损失了1 773架战机，而英国则损失了915架。此外，当时很少有人关注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英国制造战斗机的速度比德国快。英国重整军备起步较晚，所以考虑更加充分。而德国却一度陷入混乱，方向不明，机构众多，各部门交叉重叠，他们甚至有17个不同的研究实验室。当比弗布鲁克[121]勋爵开始主管英国的飞机制造后，他结束了每3名政府职员负责一架战机这样莫名其妙的规定。他简化程序，在电话上下达命令，对委员会的意见不屑一顾。如同阿利斯泰尔·霍恩[122]所说，他在“用咆哮指挥”。在飞机制造方面，英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德国空军却搞得一团糟。在1945年的慕尼黑，为了节省油料，德国人用牛把他们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拖到机场上。在1940年，英国人每周可以生产500架战机，而德国只有一半。

此时，德军被迫取消了进攻英国的计划。为了进行报复，希特勒和戈林命令德国空军继续对伦敦实施轰炸。在随后的6个月里，只要天气允许，德国战机就会飞临伦敦上空。这是一段民族史诗般的历史，有一张照片很好地向世人展现了这一画面。照片当中是庄严的圣保罗大教堂，四周是数不清的建筑所燃起的熊熊烈火。直到1941年3月，德军每月都要在伦敦投下9 000吨高爆炸弹。伦敦东区的造船厂是德军轰炸的重点目标，当地的居民只能在防护设施里过夜，有时甚至得深入地面以下。乔治·奥威尔写道，那里的纪律非常严格，民众极少慌乱。在奥威尔的笔下，英国民众普遍非常团结。奥威尔还用有些抒情的笔调（见《狮子与独角兽》一文）把当时的气氛描绘成了一种社会主义式的解放。而另一些人则以不同的方式获得了解脱。格雷厄姆·格林[123]把他的家人丢在身后的牛津市博蒙特大街，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一座房屋里与他人私通。格林的职责是报告博物馆的火情。有一天，正在巡查中的他被炸弹炸伤，只能爬着从楼上离开。这一经历促使他放弃了那位女子。后来，他把这一经历写成了小说，而小说又被改编成了电影，片名叫作《爱到尽头》（The End of the Affair）。在“二战”当中，类似这样的解放或解脱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所有这一切背后，丘吉尔的身影巍然屹立，这正是他大放异彩的时刻。丘吉尔几乎得到了所有国民的支持，整个国家在他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丘吉尔说：“这是我们最辉煌的时刻。”但是，真正的希望恐怕只能落在美国的参战上，可这并不容易实现。美国的中立法使美国严格保持中立状态。很多美国人认为，由于美国东海岸的经济利益，美国面临被拖入战争的危险。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束手无策。从理论上说，购买武器只能用现款支付，不能赊欠。英国在美国拥有大量投资和巨额财富，现在不得不低价出售，充作军费。然而，德军在大西洋部署了U型潜艇，使美国贸易深受威胁。罗斯福深知，一旦英国失陷，美国所面对的世界就只剩德国和苏联两大强国。此外，日本正在中国及亚洲的其他地区扩张，而美国在这些地区拥有重大利益。于是，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大西洋强国开始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展开合作。罗斯福向英国提供了50艘驱逐舰，用以保护海上运输。作为回报，英国把西印度群岛的几个军事基地租借给了美国。同时，美国战舰也获得了授权，可以向德军U型潜艇开火。1940年10月，美国战舰首次向U型潜艇开火，希特勒严令不得进行反击，因为两国尚未交战。但是，U型潜艇的船长们受到了激惹，并且有一次，他们确实发起了反击。于是在希特勒眼中，两国似乎已经开始交战。真正的战场实际上在大西洋，因为德国正在加速建造U型潜艇，给英国的生命线带来越来越大的威胁。

与此同时，英国在另一个关键的领域也拥有非凡的实力，英国人天生善于搜集情报。在他们眼里，这种事就像做游戏一样。他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破解了德国人的密码，并且成功复制了德国人的“恩尼格玛”密码机。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机器。在这之前，英国情报部门已经使用“绝密”一词来表示关系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现在，由于破译了德军的密码（以及其他密码），英国人制定了一个更高的机密等级——“超级机密”（Ultra）。“恩尼格玛”密码机和“超级机密”成为了计算机发展过程中的两大重要标志。当然，如果德国人知道英国人已经破译了自己的密码，那么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于是，为了不让德国人知道他们的秘密已经泄露了出去，英国指挥官故意不采取行动。最明显的一个例证是，1941年5月，当德军即将对克里特岛[124]的主要机场发动进攻时，英国人没有采取预防措施。到了1943年，希特勒越来越怀疑身边有人泄露了军事机密，以至于他不再与他人共进午餐，最多只允许他的贴身男仆施特劳布陪他一起吃饭。

总之，到了1941年的头几个月，希特勒的情绪已经非常焦躁。他能看出，美国人正在进行军备扩充，随时可能介入战争。希特勒感觉自己活不到老年，而且他常常提起，如果不是他，德国就不会获得今天这样的发展。国内的舆论正在等待他创造另一个奇迹。同时，民众还得继续忍耐当时的贫困状态，这对战况已经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心想：英国唯一现实的希望在于，还有苏联人在。而他则要去击败他们。

巴巴罗萨

1941年7月，利沃夫[125]民众欢迎纳粹德国军队的到来。

[73]　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法国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创建法兰西第一帝国，1814年退位，次年兵败滑铁卢。

[74]　拿破仑建立了“华沙大公国”后，波兰人翻身，1812年，10万波兰军人随拿破仑入侵俄国。

[75]　在欧洲第三次反法同盟对法战争期间，法军与俄奥联军在奥斯特利茨（原捷克斯洛伐克中部城市斯拉夫科夫）地域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史称“三皇会战”。

[76]　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Sir Alexander Cadogan），又译“贾德干”，英国外交官。

[77]　今乌克兰首都。

[78]　波兰流亡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波兰被苏德占领后，成立的波兰政府，长驻伦敦。

[79]　位于法德、法意边境，造价昂贵，十分坚固，但德军从西侧迂回，使马奇诺防线失去了作用。后指看似坚固，实则毫无价值的东西。

[80]　即英国广播公司，英国最大的新闻广播机构。

[81]　乔治·奥威尔（George Owell，1903—1950），英国左翼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著有传世作品《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

[82]　法国大革命（1789至1799），一场破除绝对君主制与封建制度的社会政治革命，确立自由、平等、博爱等新原则。

[83]　法国北部港口城市。

[84]　军队仪式中所用到的动物，不直接用于战争，比如山羊、犬、马等动物。

[85]　比利时首都。

[86]　一般指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3国，有时也包括芬兰。

[87]　现为俄罗斯西北部港口城市。

[88]　即今天的圣彼得堡，位于俄罗斯西北部波罗的海沿岸，俄罗斯第2大城市，又称“北方首都”。

[89]　德国的大部分铁矿砂来自瑞典，平时经波罗的海运输，但在冬天，波罗的海会封冻，只能先经铁路运往挪威北部的不冻港——纳尔维克港，再经挪威海域运往德国。

[90]　一般指挪威、瑞典和丹麦，有时也包括芬兰和冰岛。

[91]　挪威首都和主要港口，位于挪威东南部。

[92]　利奥·埃默里（Leo Amery，1873—1955），英国保守党议员。

[93]　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 Cromwell，1599—1658），英格兰军事家，政治家。

[94]　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1903—1990），英国作家、记者。

[95]　爱德华·斯皮尔斯（Edward Spears，1886—1974），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充当英法两国的联络官。

[96]　“一战”前，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所制定的作战方法，主张先集中兵力进攻法国，然后移师东线迎击沙皇俄国。

[97]　位于德国西部、莱茵河下游支流鲁尔河与利珀河之间，是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区，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物质基础。

[98]　埃里希·冯·曼施坦因（Erich von Manstein，1887—1973），纳粹德国国防军最负盛名的指挥官之一。

[99]　纳粹德国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部，负责管理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国防军海军总司令部、国防军空军总司令部等机构。最高统帅部统帅为阿道夫·希特勒和卡尔·邓尼兹。

[100]　位于比利时东南、卢森堡北部和法国东北部，是一片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的丘陵地区，多森林和沼泽，最高点是比利时境内的博特朗日山，海拔694米。

[101]　又译马斯河，法国北部河流，流经比利时，在荷兰注入北海。

[102]　指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这次战争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

[103]　安德烈·马奇诺（André Maginot，1877—1932），他认为《凡尔赛和约》没能为法国提供足够的安全，因而不断推动加强法国防御。

[104]　比利时中部河流。

[105]　1870—1940年统治法国的共和政府，1940年因纳粹德国入侵而垮台。

[106]　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1888—1954），德国陆军将领，提倡使用坦克与机械化部队。

[107]　该机型能垂直向目标俯冲攻击，精确度比水平轰炸高。

[108]　“二战”德军主力战斗机。

[109]　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1891—1944），纳粹德国军事指挥官。1940年2月任第七装甲师师长，为该师赢得“魔鬼之师”称号。1941年进军北非，扭转战局，被誉为“沙漠之狐”。1942年6月晋升为陆军元帅。

[110]　莫里斯·甘末林（Maurice Gamelin，1872—1958），1939年9月3日任法陆军总司令，兼英国远征军指挥。

[111]　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1875—1953），纳粹德国军事指挥官。1940年7月19日晋升为陆军元帅。

[112]　约翰·维里克（John Vereker，1886—1946），第6代戈特子爵，“二战”初期任英国远征军司令，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13]　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1940年夏，这里发生了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114]　史称维希法国，由贝当实行独裁统治，1944年盟军登陆诺曼底解放法国后，维希政权垮台。

[115]　位于法国中南部。

[116]　亨利·菲利浦·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1856—1951）法国陆军将领、政治家，“一战”时任法军总司令，1940年6月任法国总理，当月22日与德国签订停火协定。后来成为法国维希政府元首，实施独裁统治。

[117]　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创建者，法国军人，作家，政治家，“二战”中曾领导“自由法国”运动。

[118]　戴高乐在“二战”期间领导的反纳粹德国侵略的组织。

[119]　非洲北部国家，曾为法国殖民地。

[120]　休·道丁（Hugh Dowding，1882—1970），空军上将，曾指挥著名的不列颠空战。

[121]　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1879—1964），在“二战”中担任英国飞机生产大臣，极大地提高了飞机的产量。

[122]　阿利斯泰尔·霍恩（Alistair Horne，1925— ）英国记者，传记作家，历史学家。

[123]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当代作家，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21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24]　地中海岛屿，位于希腊南部。

[125]　乌克兰西部的主要城市

第三章
巴巴罗萨[126]

法国投降后，希特勒兴奋至极。在返回德国的路上，他路过了阿尔萨斯省[127]的首府斯特拉斯堡。阿尔萨斯又一次回到了德国的怀抱，在那里，希特勒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德国人躲过了一场他们本以为会非常漫长的战争，而伤亡也远远小于预期，只牺牲了不到3万人。如今，德国在欧洲大陆已经没有了敌手。从地缘政治来说，过去的1918年是希特勒的起点。在这一年，俄罗斯帝国解体。当年3月，苏德两国签署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128]，德国的将军们提出条款，打算在东欧建立一个帝国，首都设在柏林。后来，希特勒正是根据这些先前的条款重建了柏林。希特勒通常把集中营设在采石场附近，囚犯像奴隶一样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生产建筑材料，以便为未来的巨大建筑添砖加瓦。德国总理府已经建成，上面装饰着一只带有纳粹十字标志的老鹰，它的爪子正抓着地球。此外，希特勒还打算修建一条横贯德国东西的大道，以便使强大的部队能够通过快速车队迅速转移。在9个月的时间里，希特勒所取得的战绩超过了德国历史上的所有统治者。这时，他可以继续他原先的计划——《我的奋斗》[129]这本书了。受《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的启发，希特勒要统治广大的欧洲，现在该对苏联下手了。

不过，要入侵苏联，希特勒就得同英国缔结和约。但是英国人不同意，他们对希特勒提出的停战建议完全不予理睬，当时是1940年7月。随后，英国人进行了反击，把希特勒的注意力从苏联转移到了南线和西线。希特勒必须与苏联合作，而斯大林则巴不得这样。斯大林毕竟刚刚镇压了他所认为的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叛变，3.5万名高级军官被降职、监禁和杀害，其中包括3名元帅和众多最优秀的军事将领。由于剩下的军官不足以抵御德国的闪电战，于是斯大林想收买希特勒。随后，200万吨石油、14万吨锰、2.6万吨铬和其他各种工业原料源源不断地通过苏德边境进入了德国，而德国却没有忠实履行向苏联出口武器的承诺。这时，双方使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外交手段。例如，斯大林命令谢尔盖·爱森斯坦[130]导演理查德·瓦格纳[131]的歌剧作品《女武神》（Die Walküre），并把它搬上了莫斯科大剧院。1938年上映的反德历史巨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正是由他执导的。在波兰占领区，苏德两国的关系非常友好。与此同时，盖世太保也开始与苏联的秘密警察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交流情报，举办滑雪比赛。为了庆祝希特勒的51岁生日，斯大林还移交给他50名德国共产党员作为礼物，其中一位名叫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132]。她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描述了她在苏联集中营和德国集中营中的生活（她说，苏联的集中营有时候还有些人性，而德国的集中营更注重效率，一点人性也没有）。当然，苏德两国也有利益冲突，但还不至于兵戎相见。希特勒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丘吉尔和希特勒想尽办法来打击对方。在不列颠空战后的6个月里，德国对英国城市的轰炸仍然在继续，并且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到1941年5月，英国有350万幢房屋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下议院和伦敦的众多建筑，3万人丧生。但是，英国的工业生产和士气都没有出现下降。另外，尽管英国人热衷于轰炸德国，但是他们的技术并不娴熟，每投10吨炸弹就得损失一架轰炸机。按照这一损失比例，英国人的行动是无法持续下去的，而且，他们对德国造成的破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英国在海上的形势也不乐观。由于德国U型潜艇可以使用法国港口，所以它们可以更加方便地在大西洋实施攻击。1941年4月，U型潜艇击沉了总吨位将近70万吨的英美轮船，致使两国无法在短期内恢复海上运输能力。但是，德国潜艇数量太少，而且由于英国人已经破译了德国人的密码，所以他们知道德国潜艇所在的位置。在1940年到1941年，盟军的轮船开始有组织地在护航下航行，沉船得以显著减少（这一点与1917年的情况非常相似）。此外，美国开始保护冰岛以外的航线，使海上运输的安全性得到了显著增加。希特勒曾经考虑进攻地中海地区的英国基地，并向西班牙的佛朗哥征求意见。佛朗哥非常高傲，他不想让希特勒把西班牙当作德国的卫星国来对待。不过，内战后的西班牙已经非常虚弱，而且佛朗哥还在不断地进行报复性的攻击。佛朗哥要求盖世太保从巴黎引渡加泰罗尼亚[133]前领导人路易·孔帕尼斯[134]，随后将他杀害。英国大使曾用1 000万英镑贿赂西班牙将领，以防他们卷入“二战”支持德国。不过，西班牙并不愿意介入。佛朗哥非常谨慎，希特勒也不愿意花力气去平衡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需求。为了寻求支持，纳粹间谍走遍了中东地区，但是一无所获。纳粹确实获得了一些同情（包括一位叫作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135]的年轻军官），但是没有获得实质性的帮助。不过，这一努力却产生了其他的效果。

奇怪的是，因为意大利的原因，这场欧洲战争已经演变成了一场世界大战。1940年夏，意大利想把整个地中海变成自己的领海，而且他们对法国在北非的主导地位怨恨已久。此外，意大利还要把英国人从埃及赶出去。随着英军和法军节节败退，意大利人想要吞掉希腊，建立一个巴尔干帝国。他们已经拿下了阿尔巴尼亚和爱琴海的岛屿。墨索里尼对他的外交部部长加莱亚佐·齐亚诺[136]（也是墨索里尼的女婿）说，现在是与希特勒并肩作战的时候了。10月，墨索里尼进攻希腊，大败而归。希腊人懂得如何在巴尔干山区作战，但意大利人不懂，他们又冻又饿，只能输掉战争。意军在进攻埃及的时候再一次一败涂地。丘吉尔把英军剩余的坦克派到了埃及，这也许意味着，他并不害怕德国人入侵英国。9月，超过20万意大利士兵向东进发，被杰出的英军将领理查德·奥康纳[137]将军击败。他熟谙坦克战术，正当意大利士兵因为卫生问题而出现大面积腹泻甚至死亡时，他从沙漠迂回到意军西侧，给了他们致命的一击。在11月的塔兰托战役当中，另一位杰出的英军将领安德鲁·坎宁安[138]用飞机袭击了意军军舰，摧毁了意大利海军半数的主要舰只。到目前为止，英军的进展一帆风顺。但是与此同时，希特勒也被拖进了巴尔干和埃及战场。希特勒对埃及并不感兴趣，但他还是派了他最得力的将领埃尔温·隆美尔率领两个装甲师来到北非战场。隆美尔趁英军薄弱之际发动进攻，首战告捷。随后，英军将领奥康纳意外被俘，而其他军官难堪大任，于是隆美尔一路奏凯。更糟的是，英国决定兵援希腊，导致力量分散。一开始，希特勒根本不关心希腊那个远在东南角的小战事，但现在，他不得不重视那里。这首先是因为，德军非常依赖罗马尼亚的石油。而且，希特勒已经在1940年10月向罗马尼亚派出了一支军队，以防苏联或英国入侵那里。1941年4月，希特勒与保加利亚联合进兵南斯拉夫，并从那里攻入希腊。为此，英国暂停了北非的军事行动来援助希腊。然而，英军仍然没有摆脱厄运的袭扰。英国皇家空军主要驻守在本土，而德国空军则在地中海地区部署了1 500架战机。5月，德国伞兵部队在克里特岛实施空降作战，导致1.3万名英军士兵被俘。

在地中海战事的背景下，希特勒展开了他最大胆的行动——进攻苏联。一旦他不再下大力气考虑北非的战事，他就可以重新执行他一开始的计划。1940年和1941年之交，苏德两国之间爆发了很多争吵，迫切需要双方做出澄清。1940年9月，德国与日本签订了一份协议，此举促使日本进一步放开手脚侵占远东的土地。由于英法等国正在败退，它们在远东的殖民地就成了大块的肥肉。但是，日本和苏联在中国东北边境发生了冲突。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希特勒邀请苏联负责外交事务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139]于1940年11月赶到柏林。希特勒提供的方案类似于拿破仑曾经向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40]所提出的方案——苏联与意大利（计划占据非洲）、德国（计划占据欧洲）和日本（计划占据东亚）结盟，将来可以占据伊朗和印度。但是莫洛托夫想要黑海通往地中海的海峡和土耳其的水域，而且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欺骗。莫洛托夫对德国干涉芬兰和罗马尼亚表示了不满，因为这两个国家是苏联的邻邦，而且都与苏联不和（罗马尼亚已经发生法西斯政变），所以斯大林对这两个国家极为敏感。当上述讨论正在进行的时候，英国对德国进行了一次轰炸（丘吉尔打趣说，这是针对希特勒没有邀请他而采取的报复行动），而且，希特勒一直说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结果莫洛托夫针锋相对地问道：“如果战争已经结束，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还坐在隐蔽工事里？”他对希特勒提出的方案毫无兴趣，两眼只盯着土耳其。莫洛托夫是一个非常容易惹人愤怒的谈判者，“不行”是他的口头禅。如果他能在希特勒的劝诱下做出让步，接受印度而非土耳其，后面的进展或许就将大不相同。总之，莫洛托夫一离开，希特勒就下令开始准备对苏联发起全面进攻。这一行动的代号是巴巴罗萨，巴巴罗萨是中世纪一位发动了十字军东征的皇帝[141]。

希特勒认识到，时局对他并不有利。相反，美国正在调动无比强大的经济力量，而且，他们已经开始在北大西洋对抗德国潜艇。在短期内，德国最佳的选择是加强与日本的联系。因为在1929年的全球大萧条之后，奉行军国主义的半独裁日本正急需原材料和市场。从1931年起，日本逐渐侵占了中国的沿海地区，而美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的保护国，所以日本与美国摩擦不断。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各国一直未能发展成为有效的同盟关系。但是如果希特勒征服了欧洲，他所能提供的东西自然就比以往更多了，比如荷兰和法国在东亚的殖民地。日本需要石油，他们可以从荷属东印度[142]得到。于是在1940年9月，德意日3国签署了一份三方协议[143]，互相保证在盟国受到攻击的时候向攻击国宣战。希特勒不希望日本帮忙对付苏联，而是希望他的这位新盟友能把美国稳住。于是，日本遵循了这一思路，与莫斯科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144]。随后，日本对中国实施了无情的轰炸，并且准备进犯东南亚。

德国正在准备对苏联动武，而此时日本却与苏联签订了条约，这是非常奇怪的，因为日本进攻西伯利亚将对战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这还不是巴巴罗萨计划唯一的奇怪之处。随着仗越打越困难，德国人开始争辩，到底谁应该为现在的局势负责。不过，在制订巴巴罗萨计划的过程中和刚刚开始实施这一计划的时候，几乎没有哪位将军表示反对。因为，在进攻法国之前，他们表达了很多的反对意见，可是他们的元首击败了法国，所以他们相信希特勒的不败神话。不仅如此，他们也相信了苏联的孱弱。在这一方面，他们统统站在了一边，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德国人将在10天内结束战斗（根据英国的情报），或者一个月（根据英国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145]），或者最多3个月（根据美国军方），斯大林很可能会认为，结束只需“一个周末”。斯大林害怕有人发动针对他的军事政变，于是把苏联红军的高级军官处理掉了一大批。这些人深思熟虑，经验老到，军事才能十分出众。比如未来的元帅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146]，他的牙已经被打掉，脚趾也受了伤，直到巴巴罗萨计划救了他。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西方世界对苏联的整体印象是，这个国家正在崩溃。很多人认为，苏联人已经整顿了农业，可整顿却带来了饥荒。苏联人的口粮直到1952年才重新恢复到十月革命前的水平。据说，希特勒曾这样说，我们一脚踢开屋门，房子就会塌掉。

巴巴罗萨计划的战略规划是在仓促中制订的，而且几乎无人反对。希特勒是一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人，又被捧到了一个名不副实的高度，胜利已经冲昏了他的头脑。俾斯麦或丘吉尔能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但希特勒不行。希特勒认为自己正在被“上帝”所眷顾，因而是永远不会失败的。他要做德国的亚历山大大帝[147]，推翻东方世界的残暴王权，而西欧的广大民众也会自愿加入（就像希腊城邦追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比如，一个西班牙师将在列宁格勒作战，除此之外，还有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军队，以及荷兰、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军队也会参与进来。然而，进攻苏联的巨大危险在于，进攻者会被这个国家吞掉，迷失掉自己的方位，因为苏联的大部分地区都非常落后。欧洲有道路、村庄、教堂和小镇，与此相反的是，正如维克多·雨果在描述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时所言，苏联只是“一个白色的平原接着另一个白色的平原”。但是，希特勒却没有从他的将军们那里听到任何不同的意见，他命令他们从北起阿尔汉格尔斯克[148]，南到克里米亚[149]的广大战线上同时发起攻击。而且，由于西线的胜利和海上作战，德国在经济方面的准备一点也不充分，德国民众的生活物资也没有显著削减。与此同时，德国兵团的战斗力却削弱了。进攻苏联的部队所拥有的飞机和坦克并不比进攻法国时多。一个德国装甲师一般有1.7万名士兵，配备约200辆坦克和机械化步兵。但是在进攻苏联的时候，坦克的数量却下降到了125辆。与苏联的T–34中型坦克和KV重型坦克相比，德国坦克整体上处于劣势，不仅射程短，而且装甲薄。此外，希特勒也没有为部队准备过冬的衣物和属于基本物资的防冻液。300万德军和3 400辆坦克（还有3 000架飞机）快速集结到了波兰和罗马尼亚边境。苏联问德国在做什么，结果德国人抛来了一个荒唐可笑的理由：训练。

可笑的是，对于即将来临的进攻，斯大林早已得到一波又一波的警示。他在东京的间谍知道，丘吉尔知道（英国人破译了德国的文件），德军的叛逃者知道。而且英国人还在瑞士精心组建了一个假冒的共产党间谍组织，代号“露西”，由他们将英国人所了解到的真实情况传达给苏联人。斯大林一点都不在意英国人的情报，他甚至懒得把著名的“剑桥五杰”所打探到的大量情报翻译成俄文。狡猾的英国人一直认为，斯大林可能会相信“露西”。然而，所有这一切努力全都是白费工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50]写道，在斯大林的一生当中，他只相信一个人。斯大林不相信列夫·托洛茨基[151]，不相信苏共中央政治局，不相信他的将军们，也不相信写文章的人，他唯一相信的人只有阿道夫·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凌晨2点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随着一声响亮的汽笛，最后一列满载物资的列车缓缓地驶过了西布格河上的铁路桥。这些物资是斯大林提议运送的，以此来安抚希特勒。然而就在一小时之后，德军对苏联的进攻打响了。一名信仰共产主义的德国士兵逃离部队，游过大河，向苏联人通风报信，可他却被枪毙掉了。很多人写道，从苏联军队在边境的部署可以看出，斯大林本打算首先发起进攻。但实际上，希特勒正好把苏军的动向作为了进攻的借口。不过，苏军的防线已经在1939年向西推进了160公里，进入了波兰，身后的防御工事已经不受重视，而新的工事极为简陋，可军队却驻了进去。不过，苏联的这一动作也反映出另一个情况，那就是，斯大林对苏联红军的忠诚度和战斗力严重缺乏信心，所以只有把他们部署在最前线，排成不便调动的阵势，后面再加一条由秘密警察部队组成的警戒线，以便随时击毙因恐慌而逃散的士兵，这样斯大林才能放心。很明显，要与德国交战，斯大林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准备，而苏联红军的军事信条也很容易招致德军的大举进犯。斯大林不相信希特勒会在这个时候动手。进攻打响时，莫洛托夫问德国大使维尔纳·冯·舒伦堡[152]：“为什么要进攻苏联？我们做了什么？”对方的回答是：“因为你们的存在。”希特勒要让苏联退出历史舞台，并针对所有的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元凶）发号施令，见一个杀一个。他们认为纳粹主义象征着欧洲文明的胜利，而被邪恶的犹太人操纵的野蛮俄罗斯人则需要被清剿干净。

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到4点之间，德军一路向前。德军主力是由费多尔·冯·博克[153]所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博克个子很高，出身于普鲁士军人世家，曾经在“一战”当中担任德军总参谋长的埃里希·冯·法金汉是他的家人[154]。博克的威名甚至一度震住了希特勒，所以一向我行我素，而其他将军却越来越不敢这样做。中央集团军群集结了半数的德军兵力，直捣莫斯科而去。这一路基本上是大平原，只在前方约650公里的地方有一处障碍，那是第聂伯河[155]与西德维纳河[156]之间的一片狭长地带。这一带是历史上进攻莫斯科的传统路线，附近的斯摩棱斯克[157]还坐落着一座古老的要塞。不久后，它将见证一场大战。不过，我们还是从一开始的德军大捷说起。苏联红军的坦克和飞机比德军多，但是大部分装备都已老化过时。比如，苏军只有排一级的指挥坦克[158]才装备有无线电设备，而德军的所有坦克都装有无线电。德军闪电战术的第一项战果便是在苏军机场上击毁千余架苏军战机。当时，太阳刚刚升起，德军飞机就神不知鬼不觉地飞到了苏军机场上空。苏军的飞行员只参加了4个小时的飞行训练，他们害怕犯错误，如有闪失，他们就要承担蓄意破坏的罪名，所以不愿意训练更久。苏军拥有大规模的机械化部队，但是大得超出了指挥系统的承受能力，每支部队拥有1 000辆坦克，3.6万名士兵，在灵活性上远逊德军。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星期里，苏军的大部分机械化部队惨遭覆灭。

德军势如破竹，在一些地区尤其如此，比如波兰的东南部城市利沃夫。在那里，德军被当地民众视为解放者，因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德军的战术准备和情报工作做得非常扎实，而苏军方面却是一片混乱。不仅如此，来自苏军总部的反攻命令又使这一切雪上加霜，导致一支又一支苏军部队在不知所措中束手就擒。指挥苏联西方面军的德米特里·巴甫洛夫[159]将军遭到解职，并以作战不力和叛国罪被枪决。在博克的中央集团军群左翼，赫尔曼·霍特[160]所指挥的装甲集团军到达了维尔纽斯[161]，前方就是明斯克[162]。随后，霍特兵分两路，于6月25日冲破了苏军的两个集团军群。在中央集团军群的右翼，德军将领古德里安迅速推进，部署了一个大口袋，把4支苏军部队装了进去。德军的先头部队在别列津纳河形成合围，随后赶到的步兵随即封住了袋口。在北边，截至6月26日，德军已经在西德维纳河对岸建立了多个桥头堡。在中间，德装甲集团军绕过明斯克，把苏军围在了两个大口袋里，一个在比亚韦斯托克[163]，一个在沃尔科维斯克。陷入包围的苏军部队被切断了供给，他们对战事的发展毫不知情，只能在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下分崩离析。到6月29日，29万名苏军士兵已经投降，不过位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要塞却坚守到了7月12日。部署在那里的苏联军队在3个星期里损失了50万名士兵、1 200架飞机、5 000辆坦克和1万门火炮。德军的北方集团军群也取得了类似程度的胜利。他们花了两天时间打下立陶宛，其中一支部队在战争的头一天就突进了90公里，以便为关键的渡河战役做准备。德军的南方集团军群进展稍慢，因为他们所面对的苏军最为强大。结果，这对德国人倒是一件好事。A集团军司令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命令德军将领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集团军在7月11日推进到距离基辅数公里远的地方，但是久攻不下。不久之后，苏军将在这里蒙受重大损失。斯大林消沉了近两个星期，7月3日才在广播上发表抗击纳粹德国的演说。这时，在苏共中央政治局极为小心地提出了一个建议之后（当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到达斯大林位于乡间的住所时，斯大林还以为他们是来要求他下台的），苏联终于组建了一个中央防御机构。随后，苏联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动员，即便60岁的老人也至少要从事挖掘战壕的工作，有时要冒着炮火一天挖12个小时，只是，这些努力大多于事无补。

有一位苏联人非常了解当时的形势，而且意志坚决，头脑冷静，他就是斯大林的“救火队员”——格奥尔基·朱可夫[164]元帅。朱可夫似乎有一种非常罕见的气质，使得斯大林不能像震慑他身边的其他人那样震慑朱可夫。而且，朱可夫在1939年与日本的边界冲突[165]中打了一个大胜仗。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并且会毫不妥协地把他要做的事情贯彻到底。朱可夫建议，苏军西方面军现有的前线部队应当在德军到达基辅前退防西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一线。这两条河流一条向北，一条向南，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只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留下一处狭长的地带。这一地带的两翼相对安全，所以可以在这里组织防御，同时在防线后方组建预备队，并从西伯利亚增调军队。实际上，苏联所有受过一定军事训练的士兵能组成600个师，大约1 400万人（包括中亚[166]人），这一数字是德国所预计的两倍。而且，苏联在短时间内做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将相当规模的工业撤到了乌拉尔河以东。这一决定是五年计划办公室的沃兹涅先斯基在6月24日做出的，它改变了乌克兰斯巴顿盆地[167]和第聂伯河下游扎波罗热[168]的工业，那里的涡轮机都被尽数毁坏。莫斯科地区撤出了500座工厂和50万名工人，使苏联的兵器工业能够在乌拉尔河以东的哈萨克斯坦[169]地区存活下来。一到达那里，这些工厂就开始实行配给制，并尽可能开足马力投入生产（英国的飞机制造工业也是如此）。接下来，他们将创造奇迹。

朱可夫的判断是正确的，至少德军将再次遭遇挫折。被围在明斯克的苏军顽强抵抗，但最后仍然被歼灭。到7月中旬，德军已经进入斯摩棱斯克这个连接两块大陆的大陆桥，这里是挡在莫斯科前面的最后一处地理屏障。与此同时，另一路德军也在向列宁格勒快速推进。接下来，德国人必须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他们应当按照指挥中央集团军群的博克所认为的那样进攻莫斯科呢，还是向南进攻乌克兰，以便获得那里的原材料？如果选择第二种，古德里安的装甲集团军就得挥师南下。这一争论的起因是苏军的防线正在加强。在这当中，德军也进攻了大陆桥上的斯摩棱斯克。在这场战役当中，苏军在斯摩棱斯克南部的叶利尼亚组织了反击，使德军首次遭受重创。苏联人坚守阵地，尽管已经被包围了两个月，但德军仍然无法向前。德军损失了21.3万人，博克不得不停止前进。因为，德军的机动力量最远只能行进650公里左右，这一距离恰好是斯摩棱斯克的位置。坦克和卡车需要维修和保养。在法国，这一距离所能到达的位置是英吉利海峡，不过那里的路况是很好的。在东北方向，这一距离所能到达的位置是波罗的海3国[170]，那里的民众由于从斯大林管制下获得了解放，因此能为德军提供很多帮助。

屋门已经踢开，房子也确实塌了下来，但只塌掉了一小部分。毕竟，这是一幢巨大的房子——苏联的领土面积是德国的60倍。随后，德军进入了为期一个月的休整期。在这当中，希特勒第一次和他的将军们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将军们主张攻打莫斯科，而希特勒却认为，莫斯科不重要，这场战争是为了获得煤炭和石油，所以他要攻打苏联南部。希特勒命令大军挥师南下，在基辅附近包围苏联军队。希特勒非常幸运，因为斯大林不同意将这些部队后撤到基辅以东。于是，古德里安的装甲集团军向南推进，克莱斯特的装甲集团军也从克列缅丘格向北移动。在戈梅利，两支巨大的苏军部队被歼灭，到9月17日苏军已经损失了50万人。这是德军战果最为辉煌的一次战役，前方就是顿涅茨盆地和克里米亚半岛，北高加索山脉也不再遥远。基辅陷落，66.5万人被俘。在干燥的平原上，德国空军与装甲部队配合默契，令苏联人措手不及。随后，德军的南方集团军群继续向前。克莱斯特渡过了第聂伯河，直指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171]，并于10月6日将10万苏军围困在了亚速海北岸的别尔江斯克。10月24日，德军攻克哈尔科夫[172]，接着又于11月20日攻克罗斯托夫。克里米亚大部被毁，只有塞瓦斯托波尔[173]和向北高加索地区延伸的狭小半岛刻赤[174]幸免于难。在北方，德军于9月中旬开始对列宁格勒实施狂轰滥炸，成为这座城市苦难的开始。出于报复，芬兰军队也经由卡累利阿地峡和维堡，从西北方向进逼列宁格勒。9月15日，列宁格勒被围，德国人决定以饥饿为武器夺取这座城市。随后，这里将有100万人死亡，这一数字超过了英国和美国在“二战”中所投入的兵员的总和。在这个冬天，列宁格勒仅靠附近拉多加湖上一条脆弱的生命线艰难维持。随着拉多加湖冰层加厚，到第二年1月，人员撤离和补给运输都有所增长，这座城市才终于没有陷落。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芬兰人懂得适可而止。他们收复了1939年失去的土地[175]，但曾经是沙皇俄国骑兵将领的芬军指挥官卡尔·古斯塔夫·埃米尔·曼纳海姆[176]元帅非常了解俄罗斯人。他说，如果我们继续向前，那么他们绝不会原谅我们。因此，列宁格勒没有陷落与芬兰人关系重大。

1941年10月上旬，德军对莫斯科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台风行动。古德里安的装甲集团军通过奥廖尔、布良斯克和图拉[177]向北进发。现在，这3座城市已经成为俄罗斯军事史上的著名地点。在莫斯科以北，霍特的装甲集团军南下通过维亚济马[178]和曾经是俄法古战场的博罗季诺。德军的兵力将近100万，另外配备有1 700辆坦克和1.4万门火炮，但飞机只有550架（德国空军已经又损失1 603架战机，另有1 028架损坏）。德军计划集中兵力攻击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然后从南、北两个方向合围莫斯科。苏联红军拥有125万名士兵、1 000辆坦克、7 600门火炮和不到1 000架飞机，但训练不足和武器质量不高的问题仍然存在。德军的两个装甲集团军从北部冲破了苏军匆忙建立的防线，当他们在维亚济马会师时，他们对苏军形成了合围。苏军继续战斗，拖住了德军的30个师。而在一年之前，法军在类似的境遇下放弃了抵抗。很多苏军士兵逃出包围圈，随后加入到莫斯科西侧的莫扎伊斯克防线当中。在南部的布良斯克，情况也大致相同。古德里安经由奥廖尔包围了苏联红军，并在空军的大力配合下，于10月6日攻下了布良斯克。两支苏军部队被围，但是没有投降。此外，苏军还在身后的姆岑斯克附近新建了一条防线。1941年10月7日，德军的进攻开始遭遇雨季。道路泥泞，无法前行。这时，苏军开始用自己的T–34新型坦克从树林里伏击德军坦克，肆意蹂躏处于劣势的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德军坦克只装备了75毫米口径的主炮，只能从后方击毁T–34坦克。10月中旬，德军在莫扎伊斯克防线遭遇了坚决的抵抗。此时，朱可夫已经离开列宁格勒，来到了一片混乱的莫斯科，并接手了那里的防务。

这就是著名的莫斯科大恐慌，凡是经历过它的人都在潜意识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苏联共产党、总参谋部和苏联政府乘坐专列离开莫斯科，去往了伏尔加河沿岸的萨马拉。在莫斯科，很多人趁乱打劫。在市中心新建的公寓大楼，管理者与抢劫者沆瀣一气，直到秘密警察部队进驻，将打劫者射杀。斯大林公开表示自己将留在莫斯科，11月7日[179]，他主持了庆祝十月革命34周年的大阅兵。10月13日，德军已经抵达加里宁[180]到沃洛科拉姆斯克（莫斯科西北130公里）再到卡卢加（莫斯科西南145公里）一线。莫斯科已经变成一座堡垒，妇女和儿童都在成吨成吨地挖土，并且没有挖土机来帮他们的忙。现在，莫斯科已经开始遭受空袭。德国人尽力绕开了这些工事。但位于莫斯科南部210公里的工业城市图拉还在抵抗。10月18日，德军对莫扎伊斯克防线发起了进攻，并在10月27日攻克了沃洛科拉姆斯克。但是天公不作美，汽车几乎无法前进，导致部队补给异常困难。在气温下降，冻伤增加的情况下，缺少过冬衣物的德军实在难以为继。德军能够使用的汽车只剩1/3，步兵师的战斗力也只剩下1/3，60万匹强壮的德国战马日渐衰弱，不断倒地死去。

到1941年11月15日，正当大地已经封冻之时，最后的决战开始了。德军两个装甲集团军意图从北侧包围莫斯科，在莫斯科以南的另一个装甲集团军意图通过科洛姆纳从莫斯科东侧与北侧的德军形成合围。这一压迫性的攻势一度起到了作用，日落时，德军军官已经能够通过双筒望远镜看到远处克里姆林宫的金色圆顶所反射的太阳光。莫斯科就在眼前了。德军已经前进到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家乡——红波利亚纳。这里距离莫斯科只有不到20公里远，但是图拉的抵抗仍然在继续，导致古德里安始终都无法从南侧靠近莫斯科。由于莫斯科南、北两侧的坚决抵抗，博克尝试直接从西侧进攻莫斯科。但是，他的坦克所剩无几，进攻发起4天后就难以为继。现在，在通往莫斯科机场的道路上有一个叫作希姆基的小城，小城里有一座纪念堂，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坦克障碍。这里就是德军进攻莫斯科所到达的最接近市中心的地方，这里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24公里。1941年12月5日，整装待发的西伯利亚部队向莫斯科前方的德军部队展开了攻击。这些关键的增援部队已经从远东调遣到西部，因为与对希特勒的承诺相比，日本显然更愿意遵守对苏联的承诺——这是这场战争当中最关键的决定因素之一。此外，苏联的其他地区也保存了一些预备队。就这样，莫斯科保卫战结束了。1942年1月，苏军已经迫使德军后退了320公里，而此时的德军已经明显虚弱不堪。德军的100万士兵已经损失了3/4，而且基本没有轮换过。11月30日，在南部的罗斯托夫，苏军的反击非常猛烈，伦德施泰特害怕被围，于是将南方集团军群撤到了米乌斯河和顿涅茨河一带（后来，这里成为了“二战”期间著名的战场）。德军在广阔的战线上一直处于防守状态。在北部前线，德军被迫从拉多加湖南岸的季赫温撤退，于是列宁格勒获得了一条通往外界的狭窄通道。

随着严寒冬季的来临，德军的处境越来越糟糕。苏联原有的铁路系统陈旧破败，运行效率十分低下。施迈瑟冲锋枪的润滑油也结成了冰。因为运输能力有限，德军的冬装还滞留在身后的波兰。12月20日，戈培尔[181]请求德国民众为士兵寄送保暖衣物。前一天，希特勒刚刚解除了陆军元帅瓦尔特·冯·布劳希奇[182]的陆军总司令一职，指责他未能攻下莫斯科。从此以后，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将在希特勒的直接命令下指挥德军与苏军作战，而这个命令作战的最高统帅部位于柏林外的佐森（Zossen）地区。此前，德军几乎打到了高加索山脉，也攻入了克里米亚半岛。现在，通往北高加索地区的入口和克里米亚半岛东北海岸的大部仍然掌握在德军手中。但是在冬季，以这里为终点的补给线运转十分艰难。而且，苏联海军控制着黑海，所以即便是从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出发，经由海路实施补给，效果依然很差。此时，苏军在敖德萨[183]进行了一场敦刻尔克式的大撤退，撤到了克里米亚半岛西南部的塞瓦斯托波尔。仅仅从攻占的地域来说，德军的优势十分显著，然而实际上，他们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一些将领甚至建议将德军部队尽数撤回波兰。但这并不符合希特勒的做事习惯。或许他认为，一旦撤退开始，撤退本身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困难，甚至比拿破仑当年所面对的困难还要严重，毕竟，拿破仑军队早在10月份就开始撤退了；除此之外，撤退还会使部队陷入恐慌。希特勒命令德军守住现在的战线，加强防御，并从空中获得补给。苏军对德军的防御工事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冲锋，然而，除了局部有所胜利之外，从整体来看，还是显示出了希特勒的正确——德军的包围圈仍然牢不可破，而苏军却损失巨大。到1942年春天，德军依旧占领着苏联的大片国土。北边，德军依旧在围困列宁格勒。中间，德军从勒热夫威胁莫斯科，二者仅相距160公里。南边，德军大致占据第聂伯河一线，并且占领了东部的广大地区和克里米亚半岛的一部分。接下来，双方将展开一场世界级的大战。

珍珠港与北非战场

1941年12月，新西兰军队在北非西部沙漠。

[126]　此处指巴巴罗萨计划，德国在“二战”中发起的对苏联入侵的行动。

[127]　现为法国阿尔萨斯大区，位于法国东北部。1871年法国于普法战争后将该地区割让给德国，1919年“一战”后，该地区归还法国。1940年被德国兼并。

[128]　也称《布列斯特条约》，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与同盟国签订和约，成功退出“一战”。随后，德国战败，该条约被废除。

[129]　1923年啤酒馆暴动后，希特勒在狱中写下了这本书。全书充满了民族主义狂热和对马克思主义、犹太人的仇恨，宣扬集权主义。

[130]　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1898—1948），苏联导演，电影理论家，蒙太奇理论奠基人之一。

[131]　威廉·理查德·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国作曲家，在德国歌剧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132]　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Margarete Buber-Neumann，1901—1989），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共产党员。1937年，其夫在苏联大清洗中被捕。第二年，她也作为“人民敌人的妻子”被捕，被关进苏联集中营。1940年，她被移交给纳粹德国，随后被关进德国集中营，直到1945年4月获释。

[133]　西班牙东北部的一个自治大区，下辖4个省，首府巴塞罗那是西班牙第二大城市。1939年，佛朗哥在西班牙内战后取消了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后来，加泰罗尼亚根据1978年的《西班牙宪法》重新组建了自治政府。

[134]　路易·孔帕尼斯（Lluís Companys，1882—1940），加泰罗尼亚领导人，西班牙内战后被流放，后被纳粹秘密警察机构盖世太保引渡回西班牙，1940年10月15日被独裁者佛朗哥杀害。

[135]　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1918—1970），埃及第二任总统（1956—1970）。

[136]　加莱亚佐·齐亚诺（Galeazzo Ciano，1903—1944），意大利政坛的风云人物，1939年5月22日代表意大利与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签订德意《钢铁盟约》。

[137]　理查德·奥康纳（Richard O'Connor，1889—1981），英国陆军中将，被俘前任驻埃及英军司令。

[138]　安德鲁·坎宁安（Andrew Cunningham，1883—1963），英国海军将领，1938年任海军副参谋长，随后任地中海舰队司令，1940年指挥塔兰托战役，1942年任北非盟国远征军海军总司令，1943年晋升海军元帅。

[139]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1890—1986），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1957），斯大林领导班子的二号人物。

[140]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Tsar Alexander I，1777—1825），击败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拿破仑一世，他复兴了欧洲各国王室，被欧洲各国和俄国民众尊称为“神圣王”和“欧洲的救世主”。

[141]　即红胡子腓特烈一世（1122—1190），德意志国王（1152—11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5—1190）。

[142]　指1800—1949年间由荷兰人所统治的印度尼西亚。在“二战”当中，荷兰被德国占领，随后荷兰宣布终止与日本的贸易，导致日本侵略印度尼西亚。

[143]　即签订于1940年9月27日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

[144]　即签订于1941年4月13日的《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又称《苏日中立条约》。

[145]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1889—1952），英国工党政治家，1940—1942年任英国驻苏联大使。

[146]　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Konstantin Rokossovsky，1896—1968），苏军将领，1944年晋升为元帅，在“二战”时期的苏联卫国战争中屡建奇功，与朱可夫、科涅夫并称为苏联陆军的“三驾马车”。

[147]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3年），马其顿国王之子，曾受教于亚里士多德，建立起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亚历山大帝国，一生未尝败绩，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统帅之一。

[148]　苏联西北部港口城市。

[149]　即克里米亚半岛，乌克兰南部半岛，位于黑海与亚速海之间。

[150]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1918—2008），俄罗斯作家，“二战”时任苏联炮兵连长，因作战勇敢获得2枚勋章，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描写极权主义的巨著《古拉格群岛》，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

[151]　列夫·托洛茨基（Lev Trotsky，1879—1940），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红军最高统帅，1927年因反对斯大林独裁被开除党籍，流放他国，1940年在墨西哥城被苏联特务暗杀。

[152]　维尔纳·冯·舒伦堡（Werner von Schulenburg，1875—1944），纳粹早期支持者，在巴巴罗萨计划实施前任德国驻苏联大使。

[153]　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1880—1945），纳粹德国将领。在“二战”中，博克于1939年在入侵波兰的行动中指挥北方集团军群，1940年在西线攻势中指挥B集团军群，1941年在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中指挥中央集团军群。

[154]　埃里希·冯·法金汉（Erich von Falkenhayn，1861—1922），德国军事家，步兵上将，1914—1916年间任德军总参谋长，为博克的舅舅。

[155]　欧洲第3长河，发源于莫斯科西部，流经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注入黑海。

[156]　又名道加瓦河，是拉脱维亚和白俄罗斯北部的主要河流，发源于莫斯科西部，流经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注入波罗的海。

[157]　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位于俄罗斯西部第聂伯河畔，距离莫斯科360公里。

[158]　用作指挥的坦克，没有炮管，有天线，作为联络中转站。

[159]　德米特里·巴甫洛夫（Dmitry Pavlov，1897—1941），苏联红军将领，1941年晋升为大将。

[160]　赫尔曼·霍特（Hermann Hoth，1885—1971），纳粹德国装甲战专家。

[161]　立陶宛首都，位于立陶宛东南部。

[162]　苏联重要的工业中心，东欧重要商业城市，1812年被拿破仑摧毁，“二战”中再次被希特勒摧毁，现为白俄罗斯首都。

[163]　波兰东北部最大的城市。

[164]　格奥尔基·朱可夫（Georgy Zhukov，1896—1974），“二战”中最优秀的将领之一，1943年1月晋升为元帅。

[165]　即诺门罕战役。1939年，朱可夫指挥的苏联军队以较小的代价重创日本关东军。诺门罕位于满洲与蒙古边界。

[166]　一般指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5国。

[167]　欧洲东南部的产煤区和工业区，煤炭储量丰富。

[168]　乌克兰东南部城市。

[169]　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1991年宣布独立。

[170]　指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171]　俄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172]　乌克兰第2大城市，位于乌克兰东北部。

[173]　克里米亚半岛西南部港口城市。

[174]　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东部。

[175]　1939年苏联提出以一片领土跟芬兰交换，用以防范德国。芬兰未同意，随后苏联发动进攻。

[176]　卡尔·古斯塔夫·埃米尔·曼纳海姆（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1867—1951），中文名为马达汉，1906—1908年在中国做探险考察，著有《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二战”中任芬兰国防军总司令，1944—1946年任芬兰共和国总统。

[177]　奥廖尔位于奥卡河畔，距莫斯科360公里，布良斯克位于杰斯纳河畔，图拉位于莫斯科以南165公里。

[178]　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州东部城市，位于莫斯科西侧。

[179]　俄历10月25日。

[180]　旧称特维尔，1931年为纪念苏联领袖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而改名为加里宁，1990年恢复原名。

[181]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擅长讲演，被称为“宣传的天才”。

[182]　瓦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1881—1948），纳粹德国陆军总司令（1938–1941），希特勒经常绕过他直接指挥德国陆军。

[183]　乌克兰南部城市，位于黑海北岸。

第四章
珍珠港与北非战场

德军在莫斯科前方的退败令人震惊，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地球的另一面也在进行另一场大战，日本军队成功地突袭了位于太平洋中部夏威夷群岛的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场战争的起因要追溯到几十年前。在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军队击败了俄国海军，使日本成为了除欧洲各国以外第一个击败欧洲海军的国家。当时，日本正试图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日本尽管没有原材料，但是凭借顽强的适应力，它接管了西方在亚洲的很多殖民地。后来在大萧条期间，日本的邻国中国发生了革命，于是日本人、共产党和国民党三方开始互相较量。日军攻占了多个通商口岸，触动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将“门户开放政策”（自由贸易，不干涉内政）视作基本规则，而且由于日本粗暴地对待中国（比如提倡大和民族优等论，与一些欧洲国家的做法非常相似），美国于是对日本做了很不客气的回应。日军的暴行臭名昭著，5 000名美国传教士的见闻都验证了这一点（一位传教士的女儿赛珍珠写了很多同情中国农民生活的小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她获得这一奖项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日本人无法容忍美国人的任何批评，美国人也以制裁相威胁。石油是日本最大的软肋，而且在1940年，日本从法国、荷兰战败中渔利，派军入侵了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并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了盛产石油的荷兰东印度群岛。英美两国对日本实施了石油禁运，并且冻结了日本在各自国内的资产。结果，日本和英美两国成为了死对头。在与苏联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之后，日本继续推行自己的战争计划，重创了美国设在珍珠岛的海军基地，抢夺了关岛和威克岛等岛屿，占据了荷兰在东印度群岛和菲律宾群岛[184]的石油资源，并且把英国人赶出了他们设在新加坡的海军基地。随后，日本开始建立联邦国家（起了个古怪的名字叫“共荣圈”），而西方诸国却无力阻止。当然，一些对英美两国非常了解的日本领导人懂得，日本这么做将引火烧身，但是由于日本的种族自豪感和国民对天皇的神化根深蒂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寄希望于一线胜利的曙光。

1941年12月7日，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成功地突袭了珍珠港。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珍珠港正处于沉睡状态。飞机整齐地排列在机场上，等着日军来轰炸；高射炮无人操作；弹药库大门紧锁，钥匙也不知去了哪里。幸运的是，美军的3艘航空母舰都不在港内，它们被派去守卫另一个可以开辟为机场的小岛去了。但是，尽管如此，日军的突袭仍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8艘战列舰瘫痪，2 402人死亡。日本所豪赌的是，在遭受如此突然而惨重的失败之后，美国将同意与日本签订条约，允许日本在中国为所欲为。当时的英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185]并不认为这次袭击的决策是正确的。他了解美国人，知道他们最终会从一开始的混乱和迷茫当中走出来实施反击，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一耻辱。毕竟，美国人的损失并没有达到他们一开始所设想的程度。美军的航空母舰要比战列舰重要得多，而且，由于日军发现航母不在港内，他们担心遭到反击，于是过早撤退，导致关键的海军基础设施（油料罐和造船厂）、潜艇和信号情报装置全都毫发无损。

1942年上半年，英美两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失利。丘吉尔是一个老派的帝国主义者，他决心向世人显示英国的力量。他知道维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这一“面子”有多么重要，也非常看重他那不同寻常而又少有反省的自信，这样他就能依靠区区6万英国军队和一支主要由当地人组成的部队来维持英国对拥有4亿人口之众的印度的统治。他命令两艘大型战列舰开进印度洋，以便宣示英国的力量，威慑日本。然而，这两艘巨型军舰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袭击，双双沉入了大海。现在，日军开始取道泰国等地进攻马来西亚，而美军在关岛和威克岛的空军基地也遭到了日本海军的攻击。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国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在东南亚建立了为英国所掌控的最高司令部。然而日本对此毫不在意，他们攻占了菲律宾的马尼拉和新几内亚岛的大部。1942年2月15日，英国人再次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新加坡陷落。100多年来，新加坡一直是英国的属地，也是利润丰厚的贸易中心。2月8日，日军发起进攻，此时还有13万大英帝国军队驻扎在这里，兵力是日军的5倍。但是，英军连一辆坦克也没有，而日军有200辆。此外，日军在空军上的优势也非常明显。英军投降后，约8万名战俘（有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被日军押往战俘营，等待他们的将是强制劳动、饥饿、死亡等无比残酷的境遇。

1942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日本海军一路势不可挡，进入印度洋后攻打了锡兰[186]。随后，一艘英军航母被击沉，英军舰船于是不得不远离印度洋。此外，日军也攻打了缅甸，以图切断中国国民革命军的供应线。中国国民革命军阻碍了日军的计划，并且仍然在顽强抵抗。美国人对他们施以援手，不但派出军事顾问，还援助飞机，并且通过缅甸公路向中国运送补给物资。英军起先想固守他们的殖民地，但是兵力严重短缺，缅军的作战能力又无法保证，何况当时的日军还拥有制空权，所以只能向后撤退。这是一次长达1 600公里的艰难跋涉，一路上，地形非常复杂。最后，他们终于在5月初到达了印度边界。此时，雨季来临，才使日军无法继续进攻。现在，中国国民革命军的供应线已经被切断，只剩下一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极其危险的航线。不过，中国国民革命军还是成功地拖住了3/5的日军，安东尼·比弗中肯地写道：“许久以来，中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像是缺失的一部分。”除了中国，其余区域都没能抵挡住日军如潮的攻势。美军名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87]曾经放言守住菲律宾，但是他的大部分飞机都被日军炸毁在了机场上。3月，麦克阿瑟被调离了战场。麦克阿瑟曾于1937年从陆军退役，后来成为了菲律宾自治领政府[188]的军事顾问。1941年，麦克阿瑟再次服役。现在，他溜到了澳大利亚。不过他发誓：“我还要回来。”他的8万名士兵在马尼拉湾的柯雷吉多尔岛一直抵抗到5月8日。在澳大利亚，美国和欧洲帝国的一系列退败引发了严重的恐慌。日本只是一个远离大陆的岛国，如今却极大地拓展了自己的疆域。日军在中国占领了大片的土地，并对印度形成威胁。日本海军控制了广阔的海域，把太平洋岛屿用作军事基地和防御要塞。新几内亚岛附近的拉包尔[189]被建设成了主要的海军基地。同时，日本也在所罗门群岛进行扩张，打算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建设空军基地。此外，日军也有效地利用了从美国手中夺取的关岛和威克岛。

此时，英国人正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他们在印度的统治显然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他们既无法抛下印度，也无力为它提供有力的保护。由于在新加坡等地的一系列失败，大英帝国已经失尽颜面，就连印度也不愿继续臣服于它的统治。如果出兵抵抗日本，其余领地的防御就会受到削弱。随着1942年的继续，英国的噩梦还会一个接一个地到来。事实上，英国所占据的地域已经远远超出了它所能保卫的范围。整个大英帝国所呈现出的样貌是非常反常的，位于欧洲西北岸之外的一座岛屿怎么能够管理全世界1/4的陆地呢？这是不可能做到的，除非英国获得美国的支持，而丘吉尔所赌的也正是这一点。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使美国也加入了战争。从此之后，两国开始并肩战斗。在此之前，美国一直竭力避免再次卷入世界大战。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中立法案，禁止向交战国出售武器。然而，到了1940年12月，回忆起德军对波兰的进攻，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美国将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罗斯福的目的是在美国不参战的前提下帮助英国，他制定了一份租借法案。1941年3月，美国国会也通过了一份授权法案，允许美国政府“通过出售、转让、置换、租借等方式”为特定的国家“提供防御武器和物资”。当年3月，英国成为了受益于授权法案的第一个国家。在接下来的4月和10月，中国和苏联分别成为了第2个和第3个受援国。现在，盟军的首要目标是控制大西洋，以便使美国的军队和补给能够运抵英国。到1942年7月，正当美国人最终在自己的海域组织起护航舰队时，德国海军指挥官卡尔·邓尼茨[190]也开始把他的U型潜艇对准了北大西洋。德军有足够的U型潜艇在广大的海域里制造威胁，有时能同时对多达15艘船只发起攻击。为了保护护航舰队不受U型潜艇的攻击，盟军战斗机既可以从英国空军基地向西飞行，也可以从美国空军基地向东飞行。但是，战斗机在飞行中要预留足够的油料，以便能返回机场。而当时的战斗机航程很短，所以无法为舰队提供全程的保护。于是，在一片叫作“中大西洋空隙”的海域，舰队就完全失去了飞机的保护。正是在这里，盟军的护航舰队最容易遭受攻击，而U型潜艇的攻击在这里也最为频繁。1942年10月，在仅仅一个月里，因为盟军的战机无法到达这里，盟军就在格陵兰岛和冰岛之间的海域里损失了66艘舰船，总吨位高达25万吨。不过另一方面，盟军也击沉了更多的U型潜艇，在8月和9月之间击沉了60艘。此时，被击沉的商船比例为1/10，而从前是1/40。英国海军上将马克思·霍顿[191]上任英国西部海区[192]总司令后，他组织了护航舰预备队，在需要的时候主动搜寻德国潜艇。如果他当时能调派更多的飞机，战果会更加辉煌。同时，一种新战术也出现在了反潜作战领域。在作战中，护航舰会长久地停留在一艘潜艇的上方，使潜艇内的空气消耗殆尽。老式的深水炸弹非常笨重，而且会把海水搅浑。不过，英国很快就用一种叫作刺猬炮的反潜武器代替了老式的深水炸弹，这种炸弹只有接触到潜艇才会爆炸。此外，英国海军还发明了射程更远的乌贼炮。这两种武器总共击沉了1/4的德国潜艇。不久后，英国又发明了一种新式反潜武器——“利”式探照灯。在夜间，只要飞机的雷达在海面上搜索到潜艇的信号（潜艇在海面能快速航行，同时为电池充电），探照灯就会自动打开，照射目标。随后，潜艇将遭受突然袭击，沉入海底。厘米波长雷达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这种雷达可以部署在飞机上，而潜艇却侦测不到。于是，潜艇只能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击毁。

在从1942年2月开始的10个月里，英国的密码破译小组被升级了的恩尼格玛密码机给难住了，于是德军潜艇很少暴露行踪。与此相反，德国人却能破译英国海军的通信密码，了解护航舰的方位。1942年10月30日，盟军取得了一项重大突破。当时，英国海军在地中海东部捉到了一艘浮出水面的U型潜艇，并把它拖上了岸。在这艘潜艇里，英国人找到了一件即将改变“二战”进程的东西——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密码本，德国人就是用它来解码通信信息的。很快，由于恩尼格玛密码被破译（破译者是计算机科学之父艾伦·图灵），英国海军就能知晓德国潜艇的位置，使得从北美出发，运送补给到英国和苏联的大西洋护航舰得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到1942年11月，盟军的损失已经大为减少。不过，随着春天的到来，反潜战斗再一次打响。这一次，德军派出了大量的潜艇进行巡逻，盟军的护航舰几乎逃不过这些潜艇的眼睛。在3月，盟军有81艘舰船沉没，总吨位达到了47.6万吨，而德军只损失了12艘潜艇。一时间，英国出现了严重的供应短缺。不过，形势随后开始好转。在4月里，盟军只损失了39艘船，总吨位23.5万吨，但是德军损失了15艘潜艇。5月，形势进一步反转。在一次慢速的护航行动中，16艘战舰为43艘商船护航，遭到了30艘德国潜艇的攻击。在战斗中，盟军损失了13艘商船（部分原因是风暴冲散了护航舰只），而德军有6艘潜艇被护航舰或飞机击沉。在另一次护航行动中，5艘德国潜艇被击沉，而盟军却没有损失。在5月一整月，43艘德国潜艇被击沉，其中34艘沉入了大西洋，使德军损失了1/4的潜艇。与此同时，盟军只损失了34艘舰只，总吨位只有13.4万吨。出现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盟军装备了航程更长的新式飞机——B–24解放者轰炸机，它的巡航范围覆盖了中大西洋空隙海域。而且，盟军也出动了航空母舰为舰队护航。此外，葡萄牙允许盟军使用亚速尔群岛的机场设施，于是英国皇家空军海岸司令部便能在战争的最后3年里（在1942年4月之后）成为德国潜艇的第一克星。在1943年，德军损失了258艘潜艇。英国皇家空军击沉了其中的90艘，并另外击伤51艘。这意味着，美国能够放心地把英国作为欧洲的大本营，斯大林已经多次要求盟军尽快在欧洲西海岸开辟第二战场了。

1941年和1942年见证了盟军的胜败起伏。在东南亚，英国的地位不断下降。不仅如此，英国在全球的战略地位都在下降，只有北非除外。在这里，英军正在修建一条铁路。铁路的一端是亚历山大[193]附近的阿拉曼，另一端是利比亚的图卜鲁格[194]，中间要穿过1 600公里的荒凉沙漠。1941年1月22日，英国人夺取了先前由意大利占据的图卜鲁格要塞。但在随后，英国人遭遇了补给短缺的问题，甚至连淡水都供应不足。此时，德军和意大利军实施了名为“战斧行动”的反攻，攻入了利比亚东部的昔兰尼加地区，图卜鲁格也在这片区域当中。参加“战斧行动”的德军和意军士兵有10万人，配备了849辆坦克和604架飞机，超过了英军的规模。为了阻挡德军坦克的进攻，英军已经布下了大片的地雷阵。而且，英国人也迎来了他们的新装备——格兰特坦克。这种坦克的装甲和主炮足以媲美德军的Ⅳ型坦克，射程也不再落后（其6磅反坦克炮相当于德军的Pak38型50毫米反坦克炮）。

“沙漠之狐”埃尔温·隆美尔是盟军在北非的大敌。他非常有号召力，他的士兵都十分钦佩他。而且，隆美尔还成功地解除了英军最强大的武器——超级机密（Ultra）。他违抗从罗马的最高统帅部传达来的命令，令英国情报部门措手不及。同时，他还能监听北非的无线电信号。于是，隆美尔知道该如何行动。1942年5月26日，隆美尔找到了英军防线上的一个弱点，甚至打掉了一个装甲师的指挥部。英军的装甲旅一个接一个地投入到战斗，却没有德军所配备的反坦克炮和机动步兵提供支援。隆美尔还创造性地利用了英军的地雷阵，并且用反坦克炮来掩护自己的工兵排除地雷。而英军将领尼尔·里奇[195]虽然是个不错的参谋，但指挥起来却十分迟缓，而且各部之间缺乏协调，结果被德军逐一击溃。隆美尔派遣部队从沙漠中迂回，绕过了英军的南翼，把原地不动的英军逼向了他们自己埋设的地雷阵。在英军南翼，“自由法国”的部队在战斗中表现出了极高的水准。这意味着，法国军队的实力正在恢复当中。不过，隆美尔还是突破了阵地。德国装甲兵从3面进攻英军阵地，战场上散落着许多受损的英军坦克。英国人本来可以把这些坦克抢救回去，但他们没有这么做。英国第八集团军一路退到埃及边境，使图卜鲁格要塞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英军已经把要塞里的地雷用作加固阵地，他们非常依赖这些工事。然而，在德军猛烈的炮火和无情的轰炸下，缺少战斗经验的英军部队还是在6月21日丢掉了阵地，为德军留下了大量的物资给养和3.5万名战俘。在华盛顿，罗斯福小声地对丘吉尔说，他愿意立即为英国提供帮助。美国驻开罗公使向美国报告了英军作战效率低下的坏消息，结果被意大利人截获。在这种情况下，隆美尔决定对英军发起进一步的攻击。而这一次，他们所缴获的车辆和油料帮了他们的大忙。

图卜鲁格于1942年6月沦陷之后，英军在埃及边境再次遭受了新一轮的攻击。此时的英军只有不到100辆坦克，火炮也损失了一半。然而即便到了这个时候，英军在布置防御时仍然死搬教条，不敢越雷池一步。部队被部署在固定的防御工事内，前方埋设地雷，而隆美尔很容易就能绕过这些雷区。不过，英军已经吸取了教训。他们的指挥官克劳德·奥金莱克[196]元帅调整了部下的职位，以便增强部队的机动能力。不过，这一切都来得太迟了，等待他们的将是另一场失败。后来，有一张照片记录了失利后的英军。照片里，穿着宽松短裤的奥金莱克元帅情绪低落，独自一人伫立在路边。在他身旁，他的部队正在向最近的一处防御阵地撤退。此时，英国人的学习速度明显加快了很多。他们将在地中海小城阿拉曼（字面意思是“两面旗”，一面是英国国旗，一面是埃及国旗）的火车站挡住隆美尔的进攻。阿拉曼地处大约65公里长的荒漠地带，地势有两处微小的起伏，却被冠以“山脊”的称呼。这两处起伏可以用作观察瞭望，也具有一定的掩护作用。沙漠的边缘是一处巨大的洼地，里面是一大片盐沼，既没有军事价值，也没有任何其他用途。德军无法从这里实施包抄，因为南侧就是坦克无法穿越的撒哈拉沙漠。英军已经在阿拉曼防线筑起了工事。火车站附近的防御尤其坚固，那里还安装了铁丝网。此刻，英军士兵当中已经开始出现恐慌情绪，因为英国舰队正在撤出亚历山大港，总部的职员也在焚烧机密文件。墨索里尼已经为他自己进入开罗准备好了一匹白马。6月30日，隆美尔的军队逼近了阿拉曼防线。但是他的士兵十分疲惫，而且他们在先前的战斗中也有不小的损失，淡水供应也非常困难。奥金莱克已经从伊拉克调来了一个印度旅，他们装备了先进的反坦克炮。而且，英国皇家空军也占据了这里的空中优势。不久后，隆美尔只剩下了37辆坦克。手下的3个德国师，个个都不足2 000人。而且，意大利提供给他的补给遭到了严重的削减。在6月和7月，隆美尔只获得了5 000吨物资，而在5月，这一数字是3.4万吨。前线的炮火逐渐停息了下来。随后，英军展开了一次反攻，缴获了隆美尔的“宝贝”——信号截获器。

在整个北非战役期间，丘吉尔给前线的将领增添了很多“麻烦”。前线指挥官正在克服无穷无尽的困难，他却发了很多封语气强硬的电报，要求迅速发起进攻，打败隆美尔。最后，他亲自赶赴开罗，解除了奥金莱克的官职。接替奥金莱克的是伯纳德·蒙哥马利。蒙哥马利脾气暴躁，目空一切，非常注重细节，连丘吉尔也要让他三分。丘吉尔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蒙哥马利的审慎，并且允许他在战斗前多做一些准备。而要换了其他人这么磨蹭，丘吉尔则是一定不会同意的。而且，蒙哥马利在人员和物资上也占据了巨大的优势，但是他不慌不忙，直到后方补给线运转通畅，并且掌握空中优势时为止。英军的一场大捷终于就要到来了。

不过，阿拉曼的位置却比较有利于隆美尔的防御，尽管他的坦克和飞机要比蒙哥马利少得多。隆美尔用50万颗地雷埋设了地雷阵，其中的部分地雷来自图卜鲁格。此外，意大利人也制造了大面积的假地雷阵。隆美尔没有机会从侧翼进行包抄，所以只能从正面实施突破。不过，隆美尔只有11.5万名士兵、559辆坦克，而蒙哥马利却有22万名士兵、1 100辆坦克，在兵力上占据了很大的优势。蒙哥马利动了很多脑筋制造假坦克（给吉普车钉上木板，再喷上油漆），而且在其他方面也花了不少心思。不过重要的是，英军占据了绝对的空中优势，而且他们还在不断地袭扰德意联军的补给线。对蒙哥马利有利的另一点是，隆美尔由于劳累过度病倒了。蒙哥马利计划派出工兵，使用波兰设计的快速探雷器，从隆美尔阵地北部的地雷阵中开辟出行进路线，每条路线都足够一辆坦克通过。而且在这之前，英军还计划像1916年那样实施大规模轰炸。于是，10月23日，近千门火炮轰击了6个小时，每门炮都打掉了约600发炮弹。随后，步兵和工兵跟进。然而，工兵发现，他们的任务之重始料未及——雷区纵深竟达8公里。如果一辆坦克发生故障，或者发动机出问题，那么整条路线的坦克都得停下来，变成德军反坦克炮的靶子。德军的反坦克炮射程远，穿透力强，英军的坦克最怕这种炮。英军在攻击战斗力较弱（但也不是弱得一塌糊涂）的意大利军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从整体上来说，蒙哥马利的第一次进攻失败了。此时，患病的隆美尔正在康复之中，而他的代理指挥官却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导致指挥官一职出现空缺，尚未康复的隆美尔只得返回，重新指挥部队。此时，英军出动火炮和1 000架次[197]飞机对德意联军阵地狂轰滥炸，把135吨炸弹倾倒在了他们的阵地上，但英军仍然无法突破防线。蒙哥马利把主攻点调整到了北侧，切断了德军与意大利军的联系。澳大利亚军队和苏格兰军队即将损失殆尽。隆美尔既没有预备队，也没有足够的油料组织起有效的反击。

10月26日，蒙哥马利进兵受阻。丘吉尔两手抱着脑袋问：“难道真的找不到能打胜仗的将军了？”不过这个时候，英国皇家空军成了救兵，他们把德国刚刚派出的一艘油轮击沉在了图卜鲁格港。这时，蒙哥马利抽调前线部队组成了预备队，准备发起另一次攻击。此时的战场已经像地狱一般。在一阵阵热浪下，一团团黑色的苍蝇飞旋在尸体上方；伤兵、排泄物、武器零件、燃烧的卡车和坦克，满眼都是。不过，英军要比德军更顽强一些。到了10月29日，英军还有800辆坦克，而德军和意军分别只剩下148辆和187辆，而且几乎无法移动。随后，一艘德国油轮在希腊附近被英国空军发射的鱼雷击沉。11月1日，又有另两艘德国油轮在图卜鲁格港被击沉。隆美尔意识到，现在恐怕连撤退都是很困难的了。他不得不坚守阵地，待在原处。这时，蒙哥马利调整了部署，在北侧增加了攻击的力度，先用飞机轰炸了7个小时，又用360门火炮轰炸了4个小时。然后，工兵在全面的掩护下在雷区里开出了5条通道。在对阿拉曼火车站前方的反坦克炮阵地的攻击中，英军付出了整整一个坦克旅的代价，但是德军的损失更高。他们能用的坦克最多只剩不过35辆，炮兵的战斗力也仅剩余1/3。隆美尔对希特勒说，他必须撤退，然而，希特勒却让他死守。随后，11月3日，1 208架次的英军飞机再次向隆美尔的阵地投掷了400吨炸弹。隆美尔终于撤退了。他过后解释说：“没有预备队，所有能派出的士兵和能用的大炮都部署到前线上去了。所以，我们尽全力想要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防线被突破了，高度机械化的敌军从我们的身后涌了进来。上级的命令无法再执行了，我们得保住我们现有的力量。”在战斗当中，隆美尔的副手被俘。11月4日，蒙哥马利突破了隆美尔的防线，但仍然不敢轻率冒进。他一定记得，英军曾经从这里打了过去，但随后就被机动灵活的隆美尔打了个措手不及、损失惨重。然而，此时的德军已经分崩离析，只剩下5 000名士兵、20辆坦克和50门火炮。他们灵巧地后撤了1 600公里，退到了突尼斯。

在11月15日的英国，教堂的钟声鸣响了。从1940年开始，它们就不再发出声音，因为那将意味着德军的进犯。现在，这一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英国民众终于迎来了一场久违的胜利。丘吉尔发表了全国演说：“隆美尔的部队已经被我们打败了，他们已经被我们消灭了，基本上没有了战斗力。”站在历史学家的角度，丘吉尔把这一胜利写进了历史：“现在还没有结束，甚至结束阶段还没有开始。但是，或许开始阶段已经结束了。”“二战”结束后不久，丘吉尔还写道：“在阿拉曼战役之前我们屡战屡败。在阿拉曼战役之后我们战无不胜。”

对经历过1942年年末的英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发生在海上和空中。如果德国封锁了大西洋，英国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且，如果德国继续维持空中的优势，苏联也将陷入绝境，无法阻挡德国人的进攻。对于这两点，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英国。确实，德国在北非只有3个师，其中一个还是轻步兵师，其余都是意大利人，但北非的重要性非同小可——要害在中东，那里不仅有丰富的石油，战略位置也极为重要。

问题在于，随着战争的继续，不只是英国人，连美国人也被分散了注意力。或许，问题出于奥康纳将军在1940年击败了意大利人。这一胜利鼓舞了英国人，而且当北非战局在1941年年底和1942年年初出现危机时，由于英国已经在埃及驻扎了军队，那么理所当然的做法是继续加强这支部队。但是这样一来，英军主要的陆上作战就发生在了非洲，非欧洲。而在美国人看来，英军在这里作战要么是罪恶的（这是帝国主义行径），要么就是避重就轻。但是后来，英军作战失利，盟军需要采取行动来挽回败局。于是英美联军开始对法属北非展开进攻，从西向东打击隆美尔的部队，因为隆美尔指挥的部队从东到西的进攻没有取得成功。对美国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把进攻的重点放在太平洋地区的日本，而不是大西洋地区。而罗斯福始终把大西洋放在第一位，这一点彰显了他的政治智慧。虽然罗斯福把太平洋放在第一位，会更受美国普通民众的欢迎。

随着美国军力的增长，美国选择在北非介入战争，而不是在其他地方，这么做是有道理的，而这一行动的提议者正是丘吉尔。随后，盟军实施了火炬行动（Operation Torch），派遣了一支庞大的英美联军在法属北非登陆。奇怪的是，卡萨布兰卡[198]有一个波兰情报组织（就像电影《卡萨布兰卡》里上演的那样，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演员是维也纳人），而且在1942年10月，他们还与当地的维希政府进行了秘密的联系。后来，一位法国将军亨利·吉罗逃出维希法国投奔盟军，他是一位非常勇敢的人，但不太机智（他想做法军总司令，然而在被拒绝后，他就退出了）。盟军计划派3个特遣队实施两栖登陆，占领关键的港口和机场，然后向东移动，进入突尼斯，直捣隆美尔的后方。在当时的情况下，盟军的行动非常成功。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乔治·巴顿将军和他的3.5万名士兵乘坐100艘船从美国而来。另一路英美联军主要从格拉斯哥来，他们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在阿尔及利亚登陆。附近区域的德国潜艇被派去攻击商船了，于是在11月8日，巴顿指挥的部队就登陆完毕了。盟军遇到了一些抵抗，维希法国的一些法国士兵特别恨英国人，不过他们还是失败了，因为维希法国的一位高级官员弗朗索瓦·达朗[199]上将当时正好在附近，他下令停止抵抗。达朗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他甚至允许隆美尔出钱使用法军的补给线，所以派他担任法军的指挥官将产生争议。因此，“自由法国”部队的领导者查尔斯·戴高乐不赞成吉罗和达朗这两个人选。戴高乐的巨大优势是，他与法国国内的抵抗力量（大多数是共产主义者）关系良好。后来，达朗被暗杀（这一事件非常神秘，凶手年龄不大，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迅速宣判处死了），戴高乐这才松了一口气。

尽管各种安排混乱，导致盟军错误不断，但是英美两国军队已经开始威胁隆美尔的后方。盟军还有一个好消息，法国军队（实际上是摩洛哥军队和阿尔及利亚军队）再一次加入了战斗。随着他们的部队在1943年1月攻入突尼斯，隆美尔也在此刻返回部队，重新指挥德军。此刻，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相会，兴致十分高昂。2月，由于美军缺乏战斗经验，导致“沙漠之狐”隆美尔在卡塞林隘口战役中故伎重演。不过，盟军已经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并且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随后，希特勒做了一件可笑的事情，他把大量德军投入到了这片毫无希望的战场。5月份，他调来了25万德国士兵，其中半数成为了俘虏。希特勒的行动看起来难以理解，但却产生了其他的效果。因为1943年的进攻季已经过去大半，导致盟军无法在1943年进攻法国。火炬行动还产生了其他不可估量的影响。火炬行动的目的是帮助埃及的英军。如果蒙哥马利根本不打阿拉曼战役，盟军的形势可能会更好，因为隆美尔与西侧部队的联系已经受到了威胁，所以他不得已必须撤退。而且从莫斯科（甚至华盛顿）的角度看，北非战役就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是“二战”的小插曲。斯大林甚至会认为，为了保住英国在中东的利益，英国甚至不惜让苏联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地死去。不过，火炬行动来自于图卜鲁格的战局，而图卜鲁格的战事又起源于1940年6月墨索里尼加入“二战”。此刻，北非战场聚集了几十万士兵和几百艘战舰，而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1939年德军对波兰的进攻。接下来，战火将烧向何方？答案是意大利，尽管美国人不喜欢这个答案。换句话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在陆地上，苏联人仍将孤军奋战。

苏联反击

1943年2月，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投降。

[184]　1898年成为美国领土。

[185]　山本五十六（Isoroku Yamamoto，1884—1943），日本海军将领，1939年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1943年被美军截杀，后被追授元帅军衔。

[186]　即今天的斯里兰卡，位于印度东南方。

[187]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美军将领，1944年晋升为陆军五星上将。

[188]　成立于1935年，1898年—1935年，菲律宾是美国的未合并领土。

[189]　现已不存在的政治实体。

[190]　卡尔·邓尼茨（Karl Donitz，1891—1980），纳粹德国海军元帅，擅长指挥潜艇作战。

[191]　马克思·霍顿（Max Horton，1883—1951），英国海军上将，在“二战”期间显著地提升了盟军的反潜作战能力。

[192]　英国西海岸伸入大西洋的一处长方形海域。

[193]　埃及北部港口城市。

[194]　利比亚东北部港口城市。

[195]　尼尔·里奇（Neil Ritchie，1897—1983），英军将领，1941年11月任英军中东战区副参谋长，后兼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在北非连续失利后被降职。

[196]　克劳德·奥金莱克（Claude Auchinleck，1884—1981），英国陆军元帅，曾在“二战”中担任英军中东战区总司令兼第八集团军司令，1942年8月卸任。

[197]　一架飞机起飞一次。

[198]　摩洛哥最大的城市，也是重要的港口，位于摩洛哥西部，摩洛哥独立后改称达尔贝达。

[199]　弗朗索瓦·达朗（Francois Darlan，1881—1942），法军将领，“二战”初期任法国海军总司令，后为维希政权效力。盟军进攻法属北非时，达朗下令法军停止抵抗，随后遭到暗杀。

第五章
苏联反击

阿道夫·希特勒在军事上的最后一次灵光乍现是坚持让德军守住苏联的战线。在雪地里，苏联红军已经在蛮勇的进攻中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而且，尽管德军的战线已经在苏军的攻势下后移，但被围的德军仍然能从空中得到补给，坚守阵地。随着1941年春天的到来，一切凝固的物体又重新变成了雪泥、泥土和水流。德军的战线曲曲折折，在列宁格勒附近呈弧形深入之势，在勒热夫突出部附近又像一根指向莫斯科的长长手指。然后，战线向东南方向延伸，经过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最后沿顿涅茨河终止于克里米亚。在1941年12月，苏军已经重新夺回了克里米亚半岛东北岸的刻赤半岛。苏德两军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德军所面临的问题尤其众多。在过去的战斗中，德军每天损失100名军官，伤亡总数达到110万人，始于1941年11月的疾病也让德军损失了60万人。此外，德军还损失了7.4万辆车，而且只有1/3的铁路更换成了德国标准的宽轨道。在如此有限的运力下，德军每天只能开出11列运送石油的火车。陆军依靠马匹运输，但问题同样严重，在严冬18万匹马已经死亡。

当然，德国的军事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身的能力，而且他们的战时经济也没有做好长久作战的准备。哪里应当是经济的重点？是海军、远程重型轰炸机、战斗机还是重型坦克？如何利用已经占领的欧洲土地资源？1941年，这些问题根本没有解决。而德国国内还在按照战前的标准生产日常消费品。例如，在巴伐利亚州南部的梅塞施密特工厂，工人还在用铝材生产民用的梯子，而英国人已经在用铝制造重量更轻、航程更远的战斗机了。不过，最重要的问题还是石油。德国依靠罗马尼亚来获得石油，否则就只能在莱比锡附近的工厂和其他炼油厂使用褐煤来提炼非常昂贵的合成油料。这一问题最终将拖垮德国。到1945年，德军的重型装备将无法动弹。与此相反，苏联人却能从南高加索地区获得大量石油。巴库油井出产的石油可以从里海地区的阿斯特拉罕[200]沿伏尔加河运往苏联。英国的石油供应也非常充裕。尤其在非洲和远东的战役中，英国从伊朗获得了大量的石油。1942年，希特勒认为他必须把这些石油抢过来，他说过，没有这些石油，德国就会输掉战争。实际上，1942年正是希特勒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最后一个时机。到了1943年，英军的轰炸（尽管在当时还没有明显的效果）将给德军带来巨大的威胁。为了保护德国的城市，德国空军将不得不撤离东线战场。德国空军本来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速生产物，现在早已不堪重负。现在的德国空军既没有足够的战斗机，也没有适用的轰炸机。从1942年6月开始，德军又在策划一次大规模的行动——蓝色行动（Case Blue）[201]。这是一场赌博，不过就像过去多次发生的那样，希特勒的敌人们又为他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苏联红军阻止了德军攻入莫斯科的胜利让斯大林颇为得意。他的心情一时间非常愉快，他拒绝离开莫斯科，还计划在红场举行庆祝十月革命35周年的阅兵仪式，而德军就在不远处。斯大林认为德军就要完蛋了。他们毕竟已经败退了上百公里，在南面丢了罗斯托夫，在北面丢了列宁格勒以东的季赫温，那里有重要的铁路线，可以让列宁格勒获得补给。在附近地区，人们都在想办法为列宁格勒这座饱受打击的孤城解围，因为仅有的补给行动是通过拉多加冰冻的湖面进行的。列宁格勒刚刚度过了一个难挨的冬天，几十万人在寒冷和饥饿中殒命。这条穿越冰湖又微不足道的补给线本来就无法供应城市所需，同时却还要用来疏散列宁格勒的工业设备，这些设备对苏联的战时经济至关重要。

从1942年1月到6月，德军在列宁格勒和沃尔霍夫[202]的集团军群正在希特勒的命令下蠢蠢欲动。德军没有能够对抗苏军T–34中型坦克的武器，这种坦克能在冰冻的沼泽上行进。德军暂时后退，等到天气好转后，德军再次对苏军突破防线的位置发起进攻，并且把苏军封在了一个“口袋”里。此时，苏军的阵地沼泽遍地，蚊虫肆虐。他们的指挥官安德烈·弗拉索夫本来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将领，但直到最后一刻才被调来指挥部队。他的到来对形势毫无益处，弗拉索夫只能在一片混乱中枯坐泥潭。到了6月25日，弗拉索夫已经损失了6万名士兵。最后，他自己也被德国人俘虏。后来，弗拉索夫为德国法西斯效力，推动苏联解放运动，战后被苏联处死。

苏军在克里米亚面临着更大的灾难。位于克里米亚半岛西海岸的海军要塞塞瓦斯托波尔被围，驻扎在东海岸的苏联红军要为塞瓦斯托波尔解围。结果，从2月到4月，苏军拙劣的指挥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德军掌握了制空权，把苏军的供给船炸得一塌糊涂。5月8日，克里米亚的德国陆军第十一集团军指挥官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发起了一次精心准备的战役来肃清刻赤半岛上的苏军。这意味着两军将正面交锋，德军的巧妙布置使苏军的主力放错了位置，随后全部被俘。这一仗，德军俘虏了17万人，缴获了258辆坦克和1 100门火炮。1942年6月，在持续一个月的军事行动中，德军进一步攻取了已经成为瓦砾的塞瓦斯托波尔，俘虏了9.5万名士兵。塞瓦斯托波尔失守和英军丢掉图卜鲁格发生在同一天。可是，最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

东部战线有很多水面宽阔、绵延千里的大河。第聂伯河的河道在基辅一带向东南方偏折，然后拐了一个大弯注入黑海。北顿涅茨河流经哈尔科夫，然后注入顿涅茨河，接着河道也向东南方拐了一个大弯。顿河也是这样，河道向东南方向拐弯后，在罗斯托夫处注入亚速海。再往西就是伟大的伏尔加河，它最终注入了蕴藏丰富石油的里海。在1月的进攻中，苏联红军已经在顿涅茨河对岸的伊久姆建立了一处桥头堡，哈尔科夫和联通它的铁路距离顿涅茨河只有65公里远。如果要展开蓝色行动，就需要清理伊久姆突出部的苏军。让形势变得更为复杂的是，在3月，苏军又在伊久姆以北的顿涅茨河沿岸建立了另一处桥头堡，不过规模较小。斯大林催促他的前线指挥官谢苗·铁木辛哥展开一项大规模的攻势。于是，铁木辛哥率领54万人、1 200辆坦克、1万门火炮和900架飞机在伊久姆突出部的最前端继续向前进攻。他们的目标是“夺取第聂伯河沿岸的重要交叉点”，那里位于哈尔科夫西南方约200公里处。对此攻势，德军做了大胆的回应，放手让铁木辛哥向前推进。随后，克莱斯特的装甲集团军在整整一个航空联队（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出其不意地在苏军的大后方向苏军发起了攻击。铁木辛哥减缓了对哈尔科夫的攻势，在5月22日至23日被德军包围。5月26日，苏军油料消耗殆尽，只能投降。在这次战役中，苏军损失了22个师、15个坦克旅、7个骑兵师，丢掉了540架飞机、1 200辆坦克和2 000门火炮，被俘24万人。此后，德军对北部的苏军桥头堡（沃尔昌斯克）也进行了攻击，在6月15日之前俘虏了2.1万人。现在轮到德军在大草原上发起进攻了。这一次，德军在坦克数量上建立了6∶1的优势，而在不久前，苏军坦克的数量还是德军的3倍。6月28日，蓝色行动在顿河沿岸继续展开。苏军在沃罗涅日建有一座桥头堡，令博克倍感威胁。如果不清理掉它，苏军就有可能袭击德军的侧翼。希特勒只希望博克大步深入，越快越好，于是双方爆发了争吵。实际上，苏军已经吸取了教训，只管向后撤退，一边撤，一边在后方囤积兵力。到7月7日，苏军在德军的攻势下已经进行了多次撤退。对德军来说，真正的问题是机动兵力的缺乏，毕竟在油料短缺的情况下，部队的行动已经非常不易。此时，在希特勒设在乌克兰文尼察[203]的指挥部，德军内部的争吵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空调的运转声和蚊虫的嗡嗡声中，速记员把指挥部里每个人所说的每句话都记录下来，以便将来查证，这不利于建立作战行动所需要的信任。不过，既然苏军没有做出多少抵抗，德军于是兵分两路，A集团军群进攻高加索地区，获取石油。B集团军群在伏尔加河下游、A集团军左群翼提供防御。作为先锋部队，德军第六集团军抵达顿河最东端，并于8月中旬渡过顿河，来到一处狭窄的大陆桥，前方就是伏尔加河。

伏尔加河下游的主要城市是斯大林格勒[204]。这是一座老城，在五年计划中发展成为了一座现代工业城市。而且，与同一类型的城市一样，城市名也换为了更具革命色彩的名称。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备战，并以城市名称组建了新的集团军。这个集团军有20万人，配备了400辆坦克，拥有超过2 000门火炮和454架飞机。斯大林格勒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牲畜和工业设备已经转移到了伏尔加河东岸。7月23日，德军攻陷罗斯托夫。斯大林先前认为德军真正的威胁在莫斯科，现在才开始摸清眼前的形势。德军计划把机械化部队调往里海北岸的阿斯特拉罕市，但油料短缺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B集团军群已经用自己的卡车把1 500吨油料运送给了顿河前线，其第六集团军因为油料短缺停顿了一个星期。此外，德军的兵力继续分散，一些战斗力很强的部队被调往西部，以防苏军在那里开辟第二战场，使自己腹背受敌。德军指挥官曼施坦因被调至列宁格勒。先前，德军计划联合芬兰军队紧密包围列宁格勒，此时尚未实现。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由于德军将重兵投入到了南部战场，因此他们对列宁格勒的攻势无法正常展开。在南部，苏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势，但由于苏军最终失败，人们普遍低估了苏军在这里的影响。对此，一位独具慧眼的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格兰斯[205]做了详尽的分析。这一次战役突显了德军将领瓦尔特·莫德尔[206]的指挥能力，他守住了位于勒热夫和格扎茨克一带的阵地。这处阵地距离莫斯科不远，从1942年春季起就一直稳定地处在德军的控制之下。不过，苏联游击队对德军的威胁日趋严重，德军连挖土豆也要派军队守护。在中央集团军群附近，游击队每天发起的袭击有5至6次。

这就是苏联在1942年所经历的危机。此时，苏联已经丢掉了超过1/3的工业；2/5的人口留在了德国占领区；顿涅茨盆地原来供应着全苏联57%的煤炭，现在也落进了德国人的手中；苏联也损失了很多铁矿及其他矿井，这些矿石可以用来生产钢铁、铜、水银、锡、铅、磷酸盐、石墨和碘；此外，苏军士气不振，比如，苏军在顿河南部所建立的临时防线在罗斯托夫陷落后随即土崩瓦解。攻下罗斯托夫后，德军加速推进，到了7月下旬，德军已经跨过了欧亚界河——马内奇河。德军A集团军群计划沿黑海海岸直达巴统，封锁苏军海军基地。不过，德军这样做也是为了夺取阿迪格地区的首府——石油城市迈科普和那里的油井（德军预计，当地人会与德国人合作，而且苏联红军会继续溃散。随后，从7月1日到8月10日，德军A集团军群共俘虏了30.9万人）。在滑翔机的配合下，罗马尼亚军和德军联手清除了驻扎在亚速海出海口东岸塔曼半岛的苏联守军，并最终进入了新罗西斯克港（他们在这里和库班桥头堡固守了大约一年，这是德军最后一次像样的胜利）。8月9日，德军攻克迈科普。不过，穿越高加索山脉的道路只有4条，而且只有骡子可以通过，就连野战厨房也得停在后面，唯一可以使用的车辆是半履带摩托车。8月22日，德军熟悉山地作战的部队把德国国旗插在了厄尔布鲁士山[207]上。此时，德军距离黑海沿岸城市苏呼米只有40公里。他们远离了自己的基地，光运粮就需要一个星期，而且骡子只有2 000头。在德军指挥部，众人对德军是否过于谨慎的争论达到了顶点。与此同时，在油井并不多的迈科普，6 500名技术人员到达了这里，期望能开采出350万吨石油。然而，他们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油井也已无法使用（德军只得到50桶石油，机智的游击队员成功地炸掉了工程师的驻地）。德国人被困住了。希特勒勃然大怒，甚至停止了社交活动。他意识到，他已经无法实现1942年的作战目标。8月，德军损失了20万名士兵，而且只能补充一半的人马。

到7月24日，德军对顿河东岸地区的攻势进展顺利，逼近卡拉奇[208]。7月30日，霍特的第四装甲集团军和一个罗马尼亚军团并入了B集团军群，因为第六集团军（指挥官是弗里德里希·保卢斯）步兵很少，无法攻打斯大林格勒。当时的天气非常炎热，部队在干旱的草原上行进，饮水供应十分紧张。8月7日，德军在进军卡拉奇的战争中迅速取得了胜利，俘虏苏军5.7万人，缴获1 000辆坦克、750门火炮和650架飞机。但是苏军争取了时间。8月24日，霍特的装甲集团军从南部北上，苏军的抵抗逐渐减弱。到了9月上旬，德军已经逼近斯大林格勒近郊。显然，德军将在这里遭遇顽强的抵抗。

8月26日，朱可夫被任命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指挥官。他说服斯大林，不与德军正面交战，只进行局部的抵抗。随即，朱可夫开始花费两个月准备一项大规模的反击行动，目标指向战斗力稍弱的德军和罗马尼亚军一翼。这么做是正确的。这段800公里长的顿河沿线兵力空虚，轴心国部队的战斗力也不太可靠。匈牙利军队反坦克炮威力弱，意大利军队则刚刚跋涉了近1 000公里，只有罗马尼亚军具有一定的战斗力。朱可夫飞赴莫斯科向斯大林报告作战计划的当天，保卢斯也在文尼察面见了希特勒，接受他乐观的鼓励（尽管喝水也成了问题）。9月10日，德军的装甲集团军到达了斯大林格勒以南的伏尔加河沿岸。13日，德军攻占了位于斯大林格勒北部的火车站。随后，战斗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德军开始与苏军争夺每一间房屋和每一处街垒，很多场战斗都写入了历史，拍成了电影。保卢斯向希特勒报告，自己的部队非常疲惫，但希特勒10月6日宣布，拿下斯大林格勒是集团军群的主要任务。当时，德军指挥部可能发生了一场争论。尽管斯大林格勒已经被毁，但是在即将来临的冬季，这座城市所能为部队提供的保护仍然要好过大草原。而且空军元帅戈林夸下海口，说德国空军将提供空运支援。但是，德军的食物供应并不稳定，运输线也很脆弱。德军只有3条经过改造的单线铁路通向2 400公里之外的德国。而在德国，火车站里已经拥堵了几百列火车。第六集团军平均每次需要8~10列的火车运送物资，可运到的只有4列。此外，道路泥泞，通行不畅，等待运送给部队的物资堆积如山。战马成群死去。然而，此时的希特勒已经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宣传当中，他甚至说，在9月30日，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斯大林格勒很快就将陷落。随后，各种命令如雪片般飞出德军的指挥部。到10月中旬，德军确实抵达了伏尔加河沿岸，将苏联守军一分为二，但是对每一间房屋的争夺使德军疲惫不堪，而且大规模的空中和炮火支援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有效。第六集团军继续向前推进，攻打兵工厂和冶金厂，但是在17日遭遇了失败。

朱可夫在顿河桥头堡地带（克列茨卡亚和博利绍伊）的反攻经过了周密的准备，苏军甚至计划夺取罗斯托夫，进而围困北高加索地区的德军A集团军群。苏军严守秘密，部队在夜间行动。在20天里，苏军向伏尔加河对岸秘密运送了16万名士兵、1万匹马、430辆坦克和6 000门火炮。苏军把部队从前线撤下来进行休整，训练，组成预备队。防守顿河前线的德军仆从罗马尼亚军，只有一些缴获的杂七杂八的火炮，他们唯一的预备队是一个几乎没有马的骑兵师。而且，他们的每个师都要防守大约20公里的地带，在战术上是非常不利的。在必要的时候，他们甚至还得接管意大利军负责的一部分防线。在南面，罗马尼亚军的布防更加糟糕，10万人分别部署在240公里，其中的一部分阵线还在苏军的观察范围内。他们只装备了34门75毫米反坦克炮，地雷也只部署了所需的1/6。然而，尽管希特勒担心顿河防线，他和德国陆军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似乎都认为苏军的战斗力已经大为削减。德军的情报工作非常薄弱，希特勒也于11月7日从文尼察经慕尼黑和希特勒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的住所贝格霍夫回到了位于德国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狼穴”[209]，这里是他的东部前线指挥所。这一年的大事件正在展开。11月8日，正当隆美尔兵败阿拉曼时，希特勒在慕尼黑的纳粹党建党纪念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几乎是希特勒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你可以听出，希特勒正力图恢复他往日的权威。他宣布，斯大林格勒实际上已经被德军攻占。然而，仅仅10天之后，他所说的话就成为了一个笑话。

可是，德国人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直到苏军的反攻打响，苏军的大批坦克仍然没有显露出自己的踪迹。然而，在11月19日，苏军30个师突然袭击了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由于缺少油料，罗马尼亚军队只能把一动不动的坦克当作掩护，老鼠咬断了电线，坦克甚至无法开火。苏军突破防线，向南、东南和西南方向推进，到达了德军第六集团军后方30余公里处。第二天，苏军从斯大林格勒以南的伏尔加河河滩发起了新的攻势，攻击了另一支罗马尼亚军队。随后，两支苏军发动钳形合围，直指驻守在顿河沿岸的卡拉奇的德军。此时，德军的装甲部队不仅缺少油料，而且只有约80辆坦克，最多只是一个装甲团的规模。此外，由于天气原因，德军的第四航空队也无法起飞。11月21日，北部的苏军部队攻入了德军第六集团军的指挥部，德军指挥官抛弃所有，仓皇逃窜。还是由于缺少油料，顿河西岸的两个德军师无法动弹。保卢斯知道这样不行，不能依靠空中补给来打阵地防御战，于是准备实施突围。然而，希特勒却不同意他们突围，尽管集团军群司令已经警告过他，援兵（位于斯大林格勒西南方110公里的科捷利尼科沃）到12月10日才能赶到。德国空军元帅沃尔弗拉姆·冯·里希特霍芬说，指望空军运送补给是完全不可能的。

德军最高统帅部也是一片混乱。希特勒不在指挥部，其他人在萨尔茨堡。新任陆军参谋长库尔特·蔡茨勒在拉斯滕堡（为了让希特勒了解在斯大林格勒战斗的士兵正在承受多么大的痛苦，他和那里的士兵按同一伙食标准吃饭，在两个星期里瘦了25斤）。希望在于，德军现在拥有新型的虎式坦克，如果能像去年冬天那样抵挡住苏军的围困，那么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此时，曼施坦因开始担任新组建的顿河集团军群指挥官。但是，希特勒只交给他12个师，数量远远不够，无法完成作战任务。而且，他的飞机只有179架，只够执行例行任务。曼施坦因的部队在3天里前进了30多公里后，到12月19日已经无力再发起新的攻势。此时，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最艰难的时刻开始了。尽管戈林已经承诺通过飞机运送补给，但是补给数量始终不足，并且逐渐减少。这是因为，德国空军的基础设施（比如冬季防护、气象站和修理厂）都不在斯大林格勒，而且苏军经常把七拼八凑的德军飞机（包括教练机）打下来，这都令德军飞行员惶惶不安。德军每天消耗132吨弹药，但是飞机每天所运送的弹药只有60吨出头。过了12月2日，这一数字进一步下降到了53吨。此外，德军只有1/10的油料能够运达前线，马匹也因缺少草料而死亡。德军士兵每天只能得到310克面包、110克肉类（包括马肉）和30克脂肪类食物。到了16日，气温下降到了零下30℃，士兵每天只能吃到马肉汤和两片面包。保卢斯说，食物供给只能维持到12月18日。在12月18日到21日，德国空军运送了近500吨的食物，但这些食物挤占了弹药的运输量。21日，保卢斯第一次向希特勒报告了因饥饿致死的人数。德军的油料只够行军十几公里，已经没有了突围的希望。与此同时，苏军却积蓄力量，在顿河沿线击溃了一支意大利军队（12月19日），使德军第四航空队把力量分散在了顿河沿线。随后，德军一处机场被苏军占领，德军失去了70架飞机连同所有的补给。到1943年1月12日，德国空军每天只能运送110吨补给，这些物资甚至显得于事无补，因为德军所需的弹药只运到了2%。到了1月14日，包围圈进一步缩小到了原来的1/3，德军的主要机场（皮托尼克）也被苏军攻占。因为失去了所有的飞机，航路被切断，恐慌开始在德军士兵中蔓延。不过，在1月25日，德国人还是顽强地在所剩的最高的建筑上插了一面纳粹万字旗，就连保卢斯也开始求助于“疯狂的意志力”。到了1月28日，负伤的士兵和没有武器的士兵没有分到任何食物。当德国空军空投补给的时候，补给常常会落到苏联人的手里。终于，设在百货商场内的德军指挥部表示投降。随后，驻守在北部拖拉机厂内的德军也宣布投降。

朱可夫的意图是在德军A集团军群撤出北高加索地区前将其围困。在任何情况下，这一大规模的撤退都是极难成功的。希特勒希望德军至少能守住迈科普，但他真正想要实现的是守住罗斯托夫，同时重组包括克莱斯特第一装甲集团军在内的顿河集团军群[210]。现在，这两支部队都必须向后撤退。他们试图撤出自己的重型装备，但是没能完全实现。此外，德军在后撤中还实施了“焦土政策”。这两支德军部队的20个师（40万人）即将退至亚速海南岸的塔曼半岛。截至2月上旬，撤退已经基本完成。他们在冰天雪地里撤退了大约500多公里，途中也没有飞机进行掩护。撤出的部队经由克里米亚半岛与曼施坦因会合，进入了顿河中部防线。先前，马克西米连·冯·魏克斯所指挥的德军B集团军群防守着320公里长的战线，斯大林格勒内的德军投降后，他们几乎派不出部队来保护曼施坦因的北翼。德军放弃了沃罗涅日桥头堡，但不放弃顿涅茨盆地。因为，如果失去了顿涅茨盆地的资源，德军的新型坦克计划就将无以为继。1月底，曼施坦因西侧所面临的威胁十分严重，于是，他从东部战线抽调了快速机动部队来加强哈尔科夫的防御。当时，苏军已经于2月初攻占了西部的库尔斯克[211]，并且对南部160公里处的哈尔科夫形成了威胁。希特勒已经调来了党卫军装甲部队，但是直到2月9日，德军的总体形势依然严峻。随着别尔哥罗德和伊久姆相继陷落，党卫军装甲部队指挥官违抗了希特勒的军令，以便使部队逃出苏军的钳形包围。2月16日，党卫军装甲部队从哈尔科夫撤退。

斯特勒通常只命令他的将军们死守，但是这一次，形势非常危急，曼施坦因必须灵活应对。在第聂伯河一线，德军的两个集团军群之间拉开了一个巨大的空隙，而苏军正来势汹汹，他们重新夺回了哈尔科夫，此时正高歌猛进，把补给线远远地甩在了身后。曼施坦因对撤回到塔曼半岛的德军进行了重组，党卫军增援部队也赶来会合。但是，苏军却把德军的这些调动判断为撤退。随后，在充分的准备后，德国第一装甲集团军（抽调自克里米亚半岛）向西北方向攻打了苏军的侧翼和后方，德军不但夺回了哈尔科夫，而且在3月上旬重新恢复了顿涅茨防线。在这期间，第四航空队的近千架飞机每天出动飞机1 000架次，非常高效。此时的战场形势很像1942年5月时的情形。哈尔科夫的再度易手也证明，只要组织得当，德军仍然拥有强大的战斗力。随后，德军再一次攻占了顿涅茨河沿岸的别尔哥罗德地区。

在北部和中部战场，双方的战斗也仍然在继续。在拉多加湖南岸的施吕瑟尔堡，德军继续威胁剩余的列宁格勒补给线。这里时常爆发小规模的斯大林格勒式的战斗，其残酷性严峻地考验着双方将士的毅力。不过最重要的是，苏军在1943年1月突破了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此时，苏联人已经在拉多加湖架设了输油管道，低温使湖面冻结，可以作为道路使用。在夏季，列宁格勒东部的苏军沃尔霍夫前线是一片泽国。苏联红军对施吕瑟尔堡附近的狭长地带展开了进攻，而德军则固守拉多加湖南岸一线，把即将解围列宁格勒的苏军挡在东侧。该部德军遭到围困，但希特勒不允许他们撤退。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已经没有了预备队，因为它的南翼也发生了战斗。那里是狭长的德米扬斯克突出部，从早先进攻莫斯科开始，这里就一直处在德军控制之下，并对雷宾斯克[212]形成威胁。雷宾斯克有一座巨大的水库，负责为莫斯科供水。随后，德军放弃了已经暴露的杰米扬斯克阵地，不过，他们在地域更为广阔的勒热夫阵地坚守了两个月。在列宁格勒被围506天后，苏军终于开辟了一条通往列宁格勒的路上交通线，尽管它只有13公里，而且贯穿其中的部分铁路线还处在德军炮火的覆盖下。东部前线再一次陷入了僵局。假如盟军早一年在法国登陆，而不是等到1944年，那么盟军是否也能早一年胜券在握呢？

狂热与憎恨，混乱与延误

1942年6月，在中途岛[213]海战中的美国海军“无畏”式俯冲轰炸机。

[200]　位于俄罗斯南部伏尔加河汇入里海处。

[201]　1942年德国国防军在苏联南部的战略性进攻。是巴巴罗萨行动的延续。

[202]　俄罗斯列宁格勒东部城市。

[203]　乌克兰中西部城市。

[204]　即今天的伏尔加格勒。

[205]　戴维·格兰斯（David Glantz，1942—　），美国军事历史学家。

[206]　瓦尔特·莫德尔（Walter Model，1891—1945），德军将领，擅长防御作战，1944年晋升为陆军元帅。

[207]　北高加索山脉主峰。

[208]　位于斯大林格勒西北约320公里处。

[209]　狼穴（the Wolf’s Lair）为希特勒东部战线的首个司令部，因他喜欢自称狼而得名。

[210]　2月初，德军将B集团军群与顿河集团军群合并，组成了新的南方集团军群。

[211]　俄罗斯西部，柯邻乌兰克。

[212]　1945年至1957年称谢尔巴科夫。俄罗斯欧洲部分中部城市。

[213]　太平洋中部，属于美国。

第六章
狂热与憎恨，混乱与延误

第三帝国的最终灭亡已经变得清晰起来。受困于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有2/3战死，剩下的9万俘虏在冰天雪地中被关进了食不果腹的集中营。德国人，尤其是中央集团军群的军官，考虑干掉希特勒，有一两次差点成功。不过到了现在，战争的滚滚车轮已经无法停止，德国民众已经走火入魔。希特勒最不想听到的就是“和平”二字，很多德国人因为质疑“最终的胜利”而被处决。在这样的情况下，西线盟军将如何应对呢？1943年3月，就在保卢斯于斯大林格勒投降前后，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进行了会面。此刻，他们必须计划如何与刚刚取得胜利的苏联红军进行合作。斯大林一直希望尽快开辟第二战场，他对丘吉尔的一再推诿表示很不满意。终于，在1942年8月的莫斯科，年迈的丘吉尔终于按捺不住，对斯大林激动地表示，当时英国根本没有多少陆军，为什么希特勒没有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入侵不列颠群岛？原因就在于，跨越海峡实施两栖登陆作战是非常困难的。在英国历史上，自从1066年的黑斯廷斯战役之后，英国只被入侵过一次。那是在1688年，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攻入英国。不过，威廉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已经发生政变，反对国王的一方站在了威廉的一边。此外，英国也很少入侵西欧，有的入侵类似闹剧，比如1809年，英军远征瓦尔赫伦岛[214]。

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对的。盟军本可以在1943年实施登陆。而且美国人（尤其是诚实正直而又见解深刻的乔治·马歇尔[215]）也这么认为。但是在卡萨布兰卡，盟军还没有作好准备。英国在军事方面占据上风，他们不仅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能够摆出事实和数据，而且口才也技高一筹，最终说服了美国人。如果能迅速拿下突尼斯，盟军还有时间发起跨越英吉利海峡的战斗。然而，盟军在突尼斯的战事并不顺利，直到5月中旬才肃清了占据突尼斯的德军。于是，一支大部队连同所需的一切物资就这样部署在了意大利南部的北非海岸。英国人（或者说大多数英国人）更倾向于入侵西西里岛，而美国人（或者说大多数美国人）更倾向于进攻其他地点。不过，英国人最终赢得了这场争论，这一点确定了未来战争的走向。

事实上，大多数英国人都极力避免西线再次发生战斗，1916年和1940年的战斗令他们心惊胆战。由于多次被德国陆军击败，英国人知道自己的优势并不在陆地，而是在空中和海洋。英国在飞机制造方面已经超越了德国，而且英国人对自己实施空中轰炸的能力充满了信心，他们甚至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负责实施战略轰炸的机构——轰炸机司令部。奇怪的是，这一信心却使西线的战事呈现出了1916年时的特征——一次行动失败后，参战国投入更大的力量进行第2次行动，再次遭遇失败后，参战国继续投入更大的力量进行第3次行动。空战在英国的战时经济中占据了显著的位置。一架轰炸机包含50万个部件，需要精密的制造和精细的保养。英国将1/3的战时经济投入到了各种飞机的设计和制造当中，独创性的发明和改进使轰炸机的作战效率比1941年显著提升。在英国，很少有人反对利用轰炸机发动进攻，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人只考虑用轰炸机来回击挑起战事的德国人。

到1945年，仰头望天的中欧民众已经习惯了有时多达几百架飞机掠过头顶，这些银白色的轰炸机满载了用来摧毁城市和村镇的燃烧弹和高爆炸弹。不过，这种轰炸行动在1942年和1943年就已经开始了。德国空军在设计之初就是用来协助地面部队作战的，而且他们已经在波兰战役和随后的荷兰战役中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尤其是对鹿特丹的轰炸，以此来保护德军自身。在轰炸军事目标的过程中，出错是无法避免的，于是就产生了“附带损害”。德国空军在轰炸英国的行动中就犯过类似的错误，导致英国皇家空军进行了反击。过后，希特勒也对英国实施了反击。德国人在报纸上发布了一条夸大其词的新闻，宣布他们已经在24小时内向伦敦投下了超过90万吨的炸弹。德国空军对英国的轰炸一直持续到1941年的春天。作为反击，英国皇家空军在1940年12月16日空袭了德国城市曼海姆，来制造恐慌情绪。英国表示，这次行动是为了报复德国在1940年9月和11月对南安普敦港和考文垂所进行的轰炸。不过，这次行动只造成了轻微的破坏，不仅轰炸机迷失了方向，而且投弹本身毫无精确性可言。在随后的1942年4月，英国人找到了更容易攻击的目标，他们竟然空袭了历史悠久、风景如画的森林小城吕贝克[216]。于是，英国正式宣布，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做法，是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敌国民众，尤其是工人的士气”。在对莱茵兰地区主要城市科隆进行的“千机轰炸”行动中，英国皇家空军运用了新战术，毁坏了1.2万幢房屋，但是只造成400人丧生。

英军负责空袭行动的指挥官是空军元帅亚瑟·哈里斯[217]，他是1943年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司令，人称“轰炸机”哈里斯。哈里斯十分专注于任务，而且冷酷无情。他确信，如果轰炸城市没能直接让战争取得胜利，那么就是因为轰炸得不够。他反复表示，随着轰炸行动继续进行，投弹精度、训练水平越来越高，同时使用电子装置干扰雷达，运用新的战术，英国终将取得胜利。其中一项新战术是，英军先出动轰炸机寻找轰炸目标，通过投掷燃烧弹来标出目标的位置，随后赶到的轰炸机再投掷高爆炸弹来摧毁目标。1943年3月，英国皇家空军可以执行轰炸任务的重型轰炸机有669架，美国有300架。美国空军表示，在战争持续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军飞机只对军事目标实施“精确”轰炸。然而到了1943年12月，随着H2X型雷达装置（能够在恶劣天气里提供导航）的出现，美国人也开始对城市实施轰炸。此外，英国空军还试图轰炸工业目标。1943年春，在袭击鲁尔工业区的战斗中，英军飞机投下了3.4万吨的炸弹。在另一次袭击当中，英军飞机炸毁了一座水坝，使德国的钢产量下降了20万吨。在德国军备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眼里，英军轰炸造成的破坏极为严重。然而，哈里斯没有继续轰炸工业目标，转而继续轰炸城市。7月，汉堡被毁，因为英军的轰炸导致了大火。大火过后，烧焦了的尸体阻塞了河道，2/3的民众需要搬家。当然，飞机和新式坦克的生产也受到了影响。随后，哈里斯把轰炸的目标对准了柏林，他计划摧毁柏林，让战争在1944年春季结束。1943年10月，他要求英国政府向公众坦白这些针对平民目标的攻击。除去一些极为看重道德的人士，大多数人都没有表示反对。哈里斯说“联合轰炸攻击的目的应当被准确无误地陈述为：摧毁德国城市，杀死德国工人，搅乱整个德国的城市生活。”哈里斯还说，“需要强调的是，摧毁房屋、公共设施、交通和生命，大规模地制造难民，用长期的猛烈轰炸打击民众和前线士兵的士气，这些做法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本来就是我们轰炸行动的目的。这些结果不是试图摧毁德国工厂的副产品。”对于这样的态度，乔治·奥威尔挖苦道，英国可以用“炸掉的柏林——烧焦的婴儿”来做报纸的头条。

然而，低效的狂轰滥炸很快便显现了反作用。首先，重型轰炸机的生产在英国工业中占据了过高的比例，影响了其他装备，比如登陆艇的生产。到1944年，英国空军的轰炸行动对德国制造能力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因为德国已经分散了自己的工业生产。不过在这一年里，美国仍然展开了“靶点”行动，对德国经济的关键环节实施了攻击，包括施韦因富特市的轴承厂，美军对这里的袭击吸引了德国空军出战，美军随后将其击败。不过，没有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编队是非常容易受到攻击的，于是美国暂停了这项行动，直到他们能够制造远程战斗机为止。最著名的远程战斗机是P–51型“野马”战斗机，这种飞机的机身十分轻盈（由木材和铝制造），可以装载大量燃料，进行远程飞行。它能从英国飞到柏林，然后再返回英国。1944年4月，盟军的轰炸行动停止了。为了准备6月的登陆作战，盟军还需要对法国北部实施轰炸，这令哈里斯非常泄气。有人质疑，轰炸行动在打击敌军士气方面作用有限。战后的英国轰炸调查显示，轰炸行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因为，“将城镇作为单位目标进行区域攻击的基本前提（即德国经济体系已经开足马力）是错误的。”此外，盟军的空军也遭遇了巨大的损失。英国皇家空军进行了近30万架次的夜间起降，损失了7 500架飞机。在6.7万次日间起降中，英国皇家空军损失了876架飞机。盟军投下了280万吨炸弹，在1944—1945年投弹最多，其中近半数来自英国皇家空军。盟军的轰炸行动一共炸死50万名德国人，英国在德国的空袭中死亡60 595人（法国在英美联军的空袭中死亡17 078人）。在欧洲战区，盟军空军共损失16万人。

实施轰炸行动的理由从来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事实上也没有证明这是正确的。最后，支持这一行动的理由仅剩下了两条。其一是，轰炸显著地搅乱了德国的经济。为了保卫自己的城市，盟军必须用数不清的飞机和大炮去攻打德国，它们大量从前线返回，尤其从苏联战场。然而，如果能对兵工厂和运输系统实施精确轰炸，使德国这部战争机器无法继续运转，那么盟军的目标一样可以实现。另一条理由与德国人的道德有关。罗马尼亚犹太人利昂内尔·布洛赫在“二战”期间还是一个年轻人，后来，他去了伦敦，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法律界人士。在1941年，德军在欧洲战场摧枯拉朽之时，他看见德国士兵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他当时说，要想让这些德国士兵回归常识和人性，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成吨的高爆炸弹直接扔到他们的头顶上。这么做的效果无法验证，但在当时，德国人所受到的憎恶确实非常强烈。人人都恨德国人，所以哈里斯无所不用其极，即便到了1945年4月，德军已经毫无还手之力，哈里斯的轰炸机还是漫不经心地轰炸了德国的历史名城维尔茨贝格，把它变成了一片火海，英国空军还不时用重机枪扫射街道上的难民。这些灾难主要是英国人制造的。不过，在1943年，他们仍然主导着盟军整体战略的制定，也就是说，盟军接下来的目标是地中海。

在当时的形势下，富兰克林·罗斯福正承受着来自参谋长们的压力，他们主张美国把战略中心放在太平洋地区。多亏了罗斯福，美国才确定了先德国后日本的策略。当时，反日的公共舆论甚嚣尘上，无辜的日籍美国人举家遭到逮捕，并被驱逐到远离加利福尼亚海岸的集中营里。美国丢掉菲律宾后，美菲战俘所遭受的残酷对待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传遍美国，人人都要求实施报复。此外，强大的日本海军和空军占据了太平洋地区的大片陆地，直逼印度和澳大利亚，给人大难临头的感觉。尽管美国把与德国的战斗放在了首要的位置，但是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也倾注了极大的力量，尤其是在海军的建设方面。盟军严重缺乏登陆艇，这是因为，英国已经把精力集中在轰炸机的生产上，而美国则专心造船，以便弥补德国潜艇给盟军造成的损失。此外，美国还倾注了极大的力量修建航空母舰。在珍珠港遇袭后，美国开始建造潜艇和13艘航空母舰。最后，美国在航空母舰的数量上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于是美国海军才能抵挡住日军的进攻，并在随后把战线推向日本本土。菲律宾陷落后，美国陆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是，美国能破译日本的大部分通信密码。当日本海军到达珊瑚海[218]时，美国海军已在他们东北方800公里外的海域严阵以待。1942年5月初，珊瑚海海战爆发。这是有史以来作战双方互相看不到对方的第一次大海战，也是航空母舰的首次对决。战斗结束后，双方各损失了一艘航空母舰，日本海军撤退。

在随后的6月，美日两国海军进行了决定性的战役——中途岛海战。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非常了解美国，他完全明白，日本的对手是一个巨人。他想及早攻击美国海军，摧毁美军剩余的航空母舰。于是，山本五十六派出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吸引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中部决战。首先，日本派出一部分舰只对阿留申群岛实施佯攻，主力则准备攻击中途岛环礁。不过，由于美军破译了日军的通信密码，掌握了日军的行动计划，于是他们把舰队悄悄地开到了日军的攻击区域以外。6月4日，日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密集轰炸了美军设在中途岛的空军基地，但这次行动并不坚决。美军多次反击，全部失败，日军于是认为自己非常安全。在美军的反击当中，从中途岛起飞的轰炸机编队没有命中目标。随后，从航空母舰起飞的鱼雷轰炸机编队被日本零式战斗机击退，因为在施放鱼雷的过程中，轰炸机必须面对目标直线飞行相当长的距离。这时，日本海军指挥官开始犹豫是继续进攻中途岛，还是搜索美国军舰，再实施攻击。随后，他命令继续轰炸中途岛，但侦察机不久后发现美国舰队，于是他再次下令攻击美国舰队。由于不断改变命令，航空母舰上的战斗机不得不卸下鱼雷、装上炸弹，然后再卸下炸弹、装鱼雷。甲板上一片混乱，摆满了油料和弹药。就在这时，美军的飞机编队飞临了日军航母的上空，这一次是俯冲式轰炸机。战斗中，日本海军的4艘航空母舰全被击沉。这是有史以来最快速，也最具决定意义的一次战斗。不到5分钟，日本海军对美国海军的巨大优势就丧失殆尽，两国航母开始在数量上势均力敌。此时，山本五十六还有一支巨大的预备队，他判断美军会乘胜追击，但是美军没有这样做。从此以后，美国对日作战就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身在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上将，他要攻打比法国领土还要广大的新几内亚岛（打了一年多）；一部分是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219]所率领的部署在太平洋中部的美国海军，他们要攻占很多难以攻克的海岛。

美国和日本的另一次大战发生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瓜达尔卡纳尔岛是所罗门群岛中的一个岛屿，位于新几内亚岛东侧，日本正在那里修建一个大型的空军基地。1942年8月，1.6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该岛成功登陆。然而，在随后的6个月里，日军不断增兵，派遣飞机，两军的补给船队还在大海里多次战斗。双方的损失都不小，但是日本最终熬不下去了。1943年2月，美国人赢得了战争，随后在6月开始进行越岛作战[220]，以便孤立设在拉包尔的日军基地。美军在进攻中做了很多大胆的尝试，但是日军的抵抗非常顽强。在打到东京之前，美军将付出漫长的艰苦努力。英国在印度的军队也将经历类似的煎熬。1942年，日军进攻缅甸，英军从缅甸撤退至印度边境，其间经历了一段穿越潮湿丛林的可怕旅程。在印度的英军实际上没有做好打世界大战的准备，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印度的国内安全。而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则利用英军的这一“尴尬”境地努力让英国人“退出印度”（他们的口号）。不过，英国人很快就恢复了秩序，而印度军队也继续忠诚于英国皇室，在包括中东在内的各个战区作战。然而，英军在缅甸的失利在孟加拉国引发了连锁反应，导致那里的航运和大米进口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且，丘吉尔优先供应军粮，忽视民众需求，使孟加拉国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饿死了300万人。缅甸战区意义重大，它是通向中国的陆上通道。随着日本试图扩大对中国的占领，美军和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联手开辟了这条通道。1943年，英军试图越过缅甸边界，但是成效不大。在随后的1944年春季，日军尝试入侵印度，结果在补给方面遭遇了困难。8.5万名日军士兵有5.5万人伤亡，其中3万人死亡，大部分死于饥饿。在中国人的帮助下，英军最终打通了通往中国战时陪都重庆的道路。然而碰巧的是，日军在1944年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重创了中国的国民革命军。在亚洲战场，美军的越岛作战将对战争的进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所有这些战场，盟军的作战都异常艰难。尽管日本军人并不清楚他们是否真的能取胜，但他们仍然顽固地死守每一处阵地，这一点着实可怕。美军需要争夺的太平洋岛屿非常多，这些岛屿相互隔离，需要从空中实施打击。要想占领菲律宾，美军首先得攻下马里亚纳群岛；而要想抵达马里亚纳群岛，美军先得打下马绍尔群岛；而要想攻打马绍尔群岛，美军还得先攻克珊瑚海外侧、瓜达尔卡纳尔岛西北方向的多个环礁。而且，这些岛屿非常难以攻克。1943年11月，美军进攻一个叫作塔拉瓦的小岛，战斗结束后，岛上的4500名日本守军全部战死。1944年6月，美军攻打菲律宾东侧的塞班岛，这里驻守着3万名日军，他们隐蔽在多个山洞里，几乎无一生还。妇女和儿童跳下悬崖，以防被美军捉到。由于决策的巨大失误，日军几乎没有为日本商船提供护航，导致1 300艘商船（其载有124艘运送坦克和320名日本兵）被盟军潜艇击沉，使日军在补给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但是，这丝毫没有减少日军抵抗的疯狂程度。1944年6月，美军第一次抵达了日本岛屿——马里亚纳群岛。这支美军有15艘航空母舰，近千架作战飞机，还有数量众多的其他战舰。日军的飞机已经落后，它们成了新式雷达和高射炮的猎物，被占尽优势的美军大量消灭，潜艇也几乎被全部歼灭。在一场战斗当中，美军只损失了约30架飞机（不过另有100架因紧急迫降和燃油短缺而掉入大海），而日军则损失了450架飞机，且飞行员几乎全部阵亡。此外，日军还损失了剩余的全部3艘航母，迎来了航母舰队的末日。正如麦克阿瑟所承诺的那样，1944年年末，他率军打回了菲律宾。这时，美军的两股力量开始逼近日本本岛。

从1943年开始，德军的抵抗也呈现出了类似日军的疯狂特质。对德军来说，灾难式的覆灭已经无法避免，但希特勒仍然幻想出现奇迹，使他得以挽回败局。他援引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但并不是非常确定的事件，比如1762年，俄罗斯帝国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突然病逝，而她的继任者对普鲁士军队非常敬仰，普鲁士才得以在七年战争中免遭覆灭。希特勒一心想挣扎到底，指望他的新式武器能发挥作用，比如喷气式发动机和加装了通气管的潜艇。此时，德国也在进行核裂变的研究，只是它的优先级并不高，因为有传言说，核裂变能释放出致死的射线。如果在从前，希特勒会与苏联人重新订立和约。尽管德国外交部有人秘密地联系了苏联派驻斯德哥尔摩[221]的代表，但此举并没有获得希特勒的支持。当这些人与英国取得联系时，他们仍然没有获得希特勒的支持。在随后的1944年7月，希特勒遭遇暗杀行动。这时，英国广播公司向外界透露了与英国人秘密接触的德国人的姓名。英国这么做是害怕斯大林猜测英国在背着苏联与德国交易。随后，这几名德国人遭到处决，他们的家人也被关进了集中营。此后，德国人的疯狂进一步变本加厉。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俘的一些头脑清醒的德国军官曾提议建立德国军事联盟，以便组织军队攻打希特勒，结果几乎没有获得响应。最后，当美国人解放巴登时，当地的一些村民爬到盖世太保所藏身的山上，严肃地指责德国人做无谓的疯狂抵抗。这场与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将进行到极其惨烈的地步。不过此时，这样的战斗还没有打响，英美联军的主力正集结在地中海地区。他们把矛头指向了轴心国中战斗力最弱的那一个——意大利。

很明显，盟军现在已经可以让意大利退出战争了。意大利的军队已经趋于崩溃。1943年7月9日，盟军攻入西西里岛，但仗打得并不漂亮。盟军打得比较谨慎，沿着海岸线缓慢推进，只把德军逼退到了狭窄海峡的另一面、亚平宁半岛的南端。在7月下旬，意大利发生了政变，墨索里尼被赶下了台。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222]派忠于王室的军队逮捕了墨索里尼，并将他秘密送往了意大利中部的一处山间别墅。随后，希特勒派兵把他从那里营救了出去。后来，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了一个法西斯共和国[223]，由德国提供保护，首都设在加尔达湖[224]沿岸的小城萨罗。9月8日，意大利退出轴心国，加入了同盟国的阵营。但是，意大利的投降引发了极大的混乱。而且，由于盟军在意大利本土登陆（9月3日，即签署停战协定的当天），这一混乱又进一步加剧。盟军的这次登陆意义不大，因为英国第八集团军一路向北推进了近500公里，到达了萨莱诺[225]以北的地区，途中并未遭遇任何抵抗。盟军的空降登陆计划也毫无战果，只在意大利靴形半岛后跟处的塔兰托[226]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然而，盟军在这里也遭遇了严重的混乱和拖延。当然，此时的德国人应当也在密谋推翻希特勒的政变，就像意大利发生推翻墨索里尼的政变一样。但是，这一政变并没有发生，原因在于，在铲除异己方面，德国的纳粹主义远比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无情得多。在意大利，国王、教会和军队都是潜在的反对势力。8月中旬，德军以隆美尔为首组建了新的集团军群，在意大利南部也组建了新的部队，由著名的德军将领阿尔贝特·凯塞林[227]指挥。德国人很幸运，不仅意大利靴形半岛脚尖处的地势非常复杂，使盟军行军受阻，而且德国人及时地破坏了这一地区的桥梁。于是，盟军只能把攻击点转向别处。美国人曾料想，由于意大利已经投降，他们在萨莱诺的登陆将不过是走走形式。然而，他们遭遇了东拼西凑起来的德军部队的抵抗。随后，德国援军赶到，对盟军发起了反攻。盟军实施了大规模的空海轰炸，每天投弹逾1 000吨，这才勉强遏制住了德军反扑的势头。盟军最终于9月18日攻取了萨莱诺省和福贾机场。9天后，福贾机场将在盟军进攻德国南部和巴尔干地区的行动中发挥巨大作用。到10月上旬，意大利的南部地区已经完全掌握在了盟军手中，但是，盟军面前还横着好几条坚固的防线，凯塞林将在那里组织殊死的抵抗。德军已经水淹彭甸沼地[228]，也把河流改道，淹没了许多条山谷。美军第五集团军花了6个星期才艰难前进10余公里，抵达德军的重要防线——古斯塔夫防线。这里有许多巨型城堡，比如卡西诺山的本笃会修道院，它们坚固而厚实的古老城墙从很远处就能看到。德军承诺，出于对历史遗迹的保护，他们不会把这座修道院用作军事用途。但美国人怀疑德国人会利用它来观察自己的阵地，于是向城堡发起了4次攻击，但未能攻取。最后，美国人炸掉了城堡，却依然无法前进，因为瓦砾堆为德军提供了很好的掩护。而且，由于天气非常糟糕，美军在1月17日到5月18日之间毫无进展。最后，由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军和摩洛哥军包抄到了德军阵地的后方，盟军的20个师才在3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击退了德军。

丘吉尔意图加快盟军在意大利的行动。他希望利用海空优势实施另一次两栖登陆，登陆点选在了罗马南部的安齐奥。这是他最后一次独立进行战略部署，整个计划的关键之处在于调动大规模的兵力进行突然袭击。然而，由于丘吉尔的参谋们需要在2月份把登陆艇转移到别处。于是，盟军在安齐奥的登陆行动在1月底就开始了，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时机，因为部队还没有从疲劳中恢复过来。所以，尽管行动初期进展顺利，巡逻车甚至开到了罗马，但是美军指挥官约翰·卢卡斯极为谨慎，他总是在加固自己的阵地。随后，德军展开了猛烈的反扑。沼地遭到了水淹，蚊虫大量滋生，对盟军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德军不停地轰炸盟军的滩头阵地，直到5月下旬，盟军才冲破德军防线。此时，卡西诺山一线也已被盟军突破。在盟军的作战当中，虚荣心极大地阻碍了胜利的到来。突破德军防线后，美国指挥官马克·克拉克[229]没有进一步向前，截断德军从卡西诺撤退的后路，而是开始攻打罗马，以便比肩于艾森豪威尔[230]和巴顿的战绩。他甚至逮捕了违抗命令、同样进兵罗马的英国军官。就这样，德军的7个师一路顺风向东撤去，而盟军对罗马的攻击却旷日持久，其战绩完全无法媲美诺曼底战役。盟军在安齐奥登陆后，德军最高统帅部取消了调派凯塞林的5个精锐师到欧洲西北部的计划，这为盟军进攻法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是，盟军的代价也非常高昂。在攻取罗马之前，盟军伤亡4.3万人，而原先驻守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德军却全身而退，继续存在了一年多。总而言之，经过1942年底的大逆转后，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直到1944年，中欧才遭受到致命的攻击。如果盟军不对意大利投入那么多兵力，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的思维也不那么狭窄，这一天或许能提早一年到来。

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

1943年，华沙犹太区的犹太人遭到围捕。

[214]　位于荷兰泽兰省斯海尔德河口。

[215]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1880—1959），美国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1944年晋升为陆军五星上将，曾任美国国务卿（1957—1949）和国防部长（1950—1951），他提出马歇尔计划，使欧洲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并因此于195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216]　德国北部石荷州。

[217]　亚瑟·哈里斯（Arthur Harris，1892—1984），英国空军将领，主张轰炸机制胜论，1943年晋升为空军元帅。

[218]　位于太平洋西南部，又称所罗门海。

[219]　切斯特·尼米兹（Chester Nimitz，1885—1966），美国海军将领，1944年晋升为海军五星上将。

[220]　越过难以攻占的岛屿，围而不打，将其困死，而非逐一夺取的战术，此举大大加快了盟军夺岛的进度。

[221]　瑞典首都。在“二战”中，瑞典虽然宣称自己是中立国，但对德国提供了很多帮助。

[222]　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Vittorio Emanuele，1869—1947），意大利国王（1900—1946）。

[223]　即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又称萨罗共和国，1945年4月25日灭亡。

[224]　意大利面积最大的湖泊，位于意大利北部。

[225]　意大利南部港口城市。

[226]　意大利东南部港口城市，也是重要的海军基地。

[227]　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1885—1960），德军将领，曾担任南方战区总司令，指挥地中海和北非战场的德军部队，1940年晋升为空军元帅。

[228]　意大利中部沼泽。

[229]　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1896—1984），美军将领，1945年晋升为陆军四星上将。

[230]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美国军事家、政治家，“二战”中担任盟军在欧洲的最高指挥官，1945年晋升为陆军五星上将，后来任美国第34任总统（1953—1961）。

第七章
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

随着英美联军和苏联红军逐渐逼近，德国开始陷入包围。这时，纳粹党越来越频繁地宣称他们是在为“新欧洲”而战斗。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f Goebbels）出版了一份同名的杂志，里面的标题（和文章）看上去都非常老套，比如《欧洲在为统一而战斗》、《青年是欧洲未来的保证》和《欧洲经济的统一》。再如《新欧洲：战胜寻衅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标题倒还有一些新意。尤其在1942年之后，随着盟军对德国城市的轰炸，以及德军在东线的败退，这样的论调开始得到更加广泛的宣扬，法国的高级官员也不时卷入其中。

在法军战败的警醒下，法国维希政府开始着手制订国家复兴计划。维希政府的一些部长是工商业资本家，他们景仰德国的冷酷和高效，迫不及待地希望与德国一起合作，让法国重振雄风。盟军攻入法国后，这些资本家开始四散奔逃。他们逃到了德国西南部的锡格马林根城堡。在那里，一群脑满肠肥的胖子为了争抢能够看得到风景的房间而吵吵嚷嚷（黑色幽默大师、小说家路易–斐迪南·塞利纳[231]记述了这一段历史，他也是贝当元帅的医生）。在1943年，这些资本家与他们的德国主子一起讨论了法德两国的经济合作，然而结果却非常糟糕。德国的占领区和卫星国本应启动战时经济，以便追上美国和英国的战时工业产量。然而，法国在1940到1944年只生产了2 500架飞机，其中绝大部分还是教练机。只有比利时和捷克创造了高于战前的工业产值（公平地说，这两个国家也没有受到盟军的轰炸）。

德国当局想尽办法剥削所占领国家的经济，相互间的汇率极不公平。他们低价抢购他们所能买到的所有东西，比如德国元帅戈林就从巴黎的犹太画商手里低价购买了大量的画作。在巴黎，民众只能使用拼装的自行车出行，他们的体重也降低了1/3（部分原因是法国城市与农民之间的恶劣关系）。从1944年年底到1945年年初，荷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民众只能用郁金香的球状茎充饥。而直到战争即将结束，苏联军队已经打到默德灵近郊的时候，维也纳的粮食供应仍然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在以农业为主、鲜有大型城市的斯洛伐克，那里的粮食甚至十分充裕。德国占领当局无法以合理的方式来运用西欧的经济力量，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只不过是残暴的蠢货。法国的工业需要德国的煤和机器才能运转，德国负责军需生产的阿尔贝特·施佩尔理解法国的需求，并同法国人签订了友好的合作协议。但是，正当机器从德国运往法国的时候，德国负责战时劳工事务的弗里茨·绍克尔[232]却逼迫几十万法国工人到德国，他们将同其他外国劳工一起备受折磨，同时只能领取可怜的薪水（战后，参与剥削外国劳工的一些工商业资本家遭到了审判）。确实，随着盟军的轰炸，德国人的军工制造流程开始变得更加合理。没有受过训练的乌克兰妇女开始在流水线上重复单一的操作，直到飞机和大炮从生产线的另一端被制造出来。但是在此之前，德国的工业生产是另一番景象。熟练的技术工人组成不同的小组，小组之间相互竞争，生产出的飞机具有极高的质量水准。德国工人对工作的投入程度是出了名的，而且直到战争邻近终结，工人的学徒期仍然长达4年。在这4年里，每名学徒都要掌握4种不同类型的操作技能。这样的精确程度严重地制约了工业的产量。此外，德国在生产投入上也犯了不少严重的错误。1938年，德国开始在奥地利修建3个大型航空发动机工厂，但是，由于进度严重滞后，它们直到1943年才投入生产。而且不久后，它们就在盟军的轰炸下成为了废墟。从整体上看，德国在军需物资的生产上只相当于英国这一个国家，而且在一段时期里，德国在飞机制造方面甚至远远落后于英国。后来，施佩尔确实大幅度地提高了德国的生产效率，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可靠性为代价的。比如，在1944年，德国海军造船厂终于制造出了一种潜艇的原型机。这种潜艇能够长时间保持潜水状态，并且在敌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为电池充电。但是，这艘潜艇在但泽的首次亮相却闹了笑话，由于焊接不严，潜艇直接沉了底，德国人只能在夜里把它重新拖上码头。1944年，德国的飞机产量确实可观，但是德军极其缺乏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导致飞机飞不了多久就会被盟军打下来。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德国空军的飞行员几乎都是刚刚从飞行训练学校毕业的新手，要不了一个月就会被打下来。对比这种情况，德国在1943年的生产能力还算能够满足战争的需要。这时的德国生产出了重型坦克，只是数量很有限。

然而，尽管纳粹未能在经济上有效地利用他们在欧洲的占领区，但是在另一个罪恶的领域，他们却展现出了极高的效率。1941年9月中旬，德军攻克基辅，俘虏了50余万苏联士兵，希特勒认为他已经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拉斯腾堡一片欢呼。正在此时，海因里希·希姆莱出现了。希姆莱是纳粹精英力量党卫军的头目，德国的警察、德国占领区的安全保卫，所有的集中营都归他管。另外，阿道夫·艾希曼[233]掌管着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他负责处理与犹太人有关的事务。由于这些事务涉及机密，我们无从得知他们具体讨论了什么，但我们可以推断，就在这年的9月，希姆莱和希特勒决定把犹太人从欧洲赶尽杀绝。毕竟，希特勒早在1939年1月的演讲中就说过，一旦把他激怒，他就会把犹太人消灭干净。只是，他当时的主要想法还是把犹太人赶出德国，或者让他们从大众的生活中消失（实际上，只有半数的德国犹太人离开了德国）。但是，在东欧的德国占领区，纳粹的做法就直截了当得多了。他们表示，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是一回事。在进攻苏联之前，希特勒也发布命令，说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都需要解决掉。在波兰，300万犹太人已经被赶进了少数人种聚居区。那里是一些拥挤不堪、肮脏破败的街区，里面疾病肆虐。纳粹的专门机构特别行动队到处屠杀犹太人。他们让犹太人在深沟边排成一列，然后开枪，让他们跌进沟里，这些深沟就成了巨大的坟墓。有时，当地的居民也会帮忙。他们憎恨共产主义者，所以有时候也会把共产主义者当作犹太人。从这时起，德国和德国所有占领区的犹太人就开始面临死亡的威胁。屠杀犹太人在操作层面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一些良心未泯的人开始利用这一点来拖延时间。他们会问：犹太人的财产怎么处理？怎么认定谁是犹太人，谁不是？持有外国护照的犹太人怎么处理，等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42年1月，纳粹在柏林郊外的一处别墅里开了一个会，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正是在它前后，希特勒做出了灭绝犹太人的决定。这次会议为灭绝犹太人扫清了法律上的障碍，犹太人的灾难于是开始蔓延开来。苏联和波兰的犹太人不是被杀害，就是被饿死或病死。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也扩展到了西欧，那里的犹太人将被关进波兰的集中营。在战争爆发前，纳粹的主要做法还是驱逐犹太人，他们认为犹太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比如黄色报刊、现代艺术、共产主义，等等。那些没有离开的犹太人要面对无穷无尽，或大或小的屈辱，比如不能购买鸟食喂食宠物鸟，不能接收来自国外的邮包，但他们肯定不会被杀害。然而，在万湖会议过后，纳粹灭绝欧洲犹太人的意图就非常清晰了。

于是，大屠杀开始了。犹太人会被登记，然后再被火车送往东欧的目的地——里加[234]、明斯克，还有波兰的一些地方。在那里，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会被强迫劳动，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会受到“特别对待”。最后，纳粹开始使用毒气室，最著名的就是位于德波旧时边界的奥斯维辛集中营。1941年12月，第一批遭到驱逐的犹太人从德国来到集中营，随后被枪杀。从1942年春季起，纳粹开始清理波兰的少数人种聚居区，到1943年夏天，这些聚居区已经几乎空无一人。当时，离开这些区域的犹太人最终发动了一场暴动（他们从波兰抵抗者手中获得了手枪），一些幸存者设法隐藏在了聚居区的围墙外面。罗曼·波兰斯基[235]执导的电影《钢琴师》（The Pianist）就是这一时期的生动刻画。在法国和意大利，尽管犹太人面临着邪恶的法律，但是由于有宗教机构和个人提供帮助，还有一些官员秘密地联合起来抵制驱逐命令（法国有几位信奉胡格诺教[236]的市长下发了假文件），他们大多还是生存了下来。比利时的犹太人受到了德国军事总督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的秘密保护。战后，法尔肯豪森受到审判，但随后得到了赦免。与法国的犹太人一样，比利时的犹太人也有很多办法逃避惩罚。或者也可以说，在比利时和法国，民众已经习惯于面对压迫和盘查。当被告知要建立犹太居民委员会的时候，他们想方设法避免这样做。在荷兰，崇尚诚实和有礼（北欧的文化特征）的民众建立了犹太居民委员会，他们顺从地把犹太人的姓名和地址交了上去。随后，这些犹太人逐渐被荷兰警察送到了死亡集中营。就是在荷兰这样一个反犹主义并不盛行的国家，一个因同情犹太人的遭遇而爆发大规模罢工抗议的国家，90%的犹太人惨遭厄运。1945年1月，犹太居民委员会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聚会，庆祝他们成功地将犹太人团结在了一起（委员会成员也遭到驱逐，不过目的地是在布拉格附近的特莱西恩施塔特，这是一个特权集中营，是专门展示给红十字会检查员等人看的。返回荷兰后，他们遭到了通敌卖国的审判）。在保护犹太人方面，罗马教廷的表现比较谨慎，于是遭到了各方的批评。但希特勒至少说过一次，一旦战争结束，他的下一个敌人就是天主教会。而且，只要他一点头，他就可以让教皇不再保持中立。在信仰天主教的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罗马教廷发出了强烈的抗议，成功地阻止了驱逐犹太人的行动。1944年，德军占领匈牙利，为了保护匈牙利的犹太人，教皇也进行了干预。

一般认为，遭到屠杀的犹太人约有600万。但是，到底有多少犹太人被毒气毒死、饿死，或者因过度劳累致死，这是不可能说清楚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死亡集中营，它还包含一个子集中营——莫诺维茨（Monowitz）集中营。莫诺威辛集中营里有一座化工厂（在今天的波兰，这座化工厂仍然在运转），法本公司（IGFarben）试图在这里制造合成橡胶（但是没有成功）。除了宝贵的犹太技术工人有可能活下来之外，其他犹太人基本上都在残酷中和绝望中死去。在臭名昭著的人体实验当中，纳粹医生把集中营里的囚犯用作实验研究，比如人体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寒冷和饥饿？或者在这样或那样的实验情境下，双胞胎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最著名的例子是约瑟夫·门格勒医生。门格勒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金茨堡的一个制造农用机械的天主教家庭，早年在慕尼黑大学学习医学和人类学，后来到法兰克福跟随导师奥特马尔·冯·费许尔[237]男爵学习当时最为前沿的遗传学。随后，门格勒到东线战场做随军医生。1943年，在导师的鼓励下，门格勒进入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有一次，他成功地阻止了伤寒的扩散，这令他颇为得意（他用毒气毒死了所有受到感染的人，并且用焚尸炉把他们的遗体烧成了灰）。后来，门格勒开始疯狂地进行基因学实验，并为他的导师准备了一箱子骇人的实验标本，可他的导师并不认可他的实验结果，这使他非常难过。他不听家人的劝告，没有立即逃走（最后，他逃到了南美洲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开了一家名叫“门格勒”的药店）。对于纳粹所进行的人体实验，很多资深的医生都参与到了其中。门格勒的导师费许尔在战后的西德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丘吉尔曾警告世界，如果纳粹赢得了战争，他们不正当的科学研究就会为这个世界带来极大的黑暗。奥威尔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在希特勒的眼里，人类的未来就是2.5亿金黄色头发的人种在自我繁衍。

“二战”结束后，有一个问题被经常问及，那就是，到底有多少德国普通民众知道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当英国皇家空军轰炸德国的时候，德国普通民众认为这是德国残杀犹太人而招致的报应和惩罚。在德国东部，民间也在传言，德军正在实施可怕的暴行。在被英军所俘虏的德军指挥官当中，这些消息也得到广泛传播（他们有时候会感到震惊，但并不总是这样）。对犹太人进行“最终处置”的细节很少有人知晓，德军对它们严格保密，比如使用“特别对待”这样的词汇来混淆视听。大多数残杀行动都需要各方的配合，有时还包括犹太居民委员会。比如，在荷兰，参与迫害犹太人的党卫军军官只有6人。在接收了100万囚犯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那里的看守也不过只有3 000人，而且大部分都不是德国人。如果党卫军遇到了问题或者遭遇了抵抗，他们所受到的干扰将会是非常严重的，比如在法国和意大利。在那里，就连反犹的民众也开始保护犹太人，以便让他们逃离恐怖的厄运。1945年年初，在苏联红军对布达佩斯的包围中，一些德国军官故意对一座由一位路德教会牧师创办的犹太难民营视而不见，而这座难民营就在城堡区的一座防御工事下面。不过，从整体上说，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灭绝是难以想象的。1942年8月1日，在“二战”的中立国瑞士，当德国的一位工商业资本家向犹太人居民委员会愤怒地揭露纳粹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时，包括犹太人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消息一直断断续续地传来，直到1944年，随着苏联人披露了纳粹想要毁灭痕迹的集中营，事实才变得清晰起来。1945年1月，奥斯维辛集中营最终得以解放。这时，成队成队瘦骨嶙峋的囚犯正在皮鞭的抽打下，在冰天雪地里迁往德国的其他营地。

希特勒的核心信念是雅利安种族比其他种族更优秀，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德国对古希腊的浪漫崇拜。这种人种上的优秀可以转换成为“意志制胜”，也就是说，雅利安人的智慧和愿望能够在雅利安意志力的帮助下无往不胜。莱尼·里芬施塔尔[238]（祖辈中有一人是犹太人）在她的电影里讲述了这个主题。其中一部电影的名称是《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它记述了1934年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代表大会。另一部电影《奥林匹亚》（Olympia）记录了1936年举办于柏林的奥林匹克盛会（在这当中，非裔美国运动员杰西·欧文斯用实际行动狠狠地回击了希特勒的白人种族优越论）。希特勒自己的经历已经体现了意志的胜利，而且他确信，德国的科学家终将制造出神奇的武器，打垮陈腐的西方世界和劣等人群集的东方世界。即便到了最后，当苏联人抓获普鲁士财政部部长的时候，德国人仍然相信，德国人不久就能制造出一种强大的死亡射线，扫清敌军。在1945年4月的布拉格，德国官员仍然在学校里测量儿童的脚，以便判断他们在种族上是否可以算作德国人。最不同寻常的是，希特勒在1945年2月亲口说道，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工夫，种族到底包含哪些东西是不可能弄清楚的。但是，他已经让整个德国都着了魔，尤其是年轻人。许多青年军人十分憎恨和鄙视本民族以外的人，尤其是斯拉夫人和犹太人。

德军部队在斯大林格勒的投降对希特勒的尊严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当时，希特勒在所有的战线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空中、海上、西线、南线，到处都是威胁。而他的盟国却在不断地倒下，或者像日本一样逐渐收缩。不过，德军重新攻占了哈尔科夫，希特勒终于能松一口气。他意图凭借这一胜利和军火库中的新式武器重新发起对苏联的攻势。于是，他命令德军发起了代号为“堡垒”的攻势，目标直指库尔斯克和奥廖尔。“堡垒”行动所基于的情报并不十分可靠。情报认为苏军的战斗力已经大为削减，然而，尽管苏军的损失十分惨重，到目前为止已经损失了1 200万人，但他们在战场上仍然有570万人，用以对阵德军的270万人。据估计，苏军已经损失了2.1万辆坦克，但德军的坦克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不过，德国坦克的生产正在恢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如此。在1943年，德国生产了6 000辆坦克，其中2/5是重型的虎式坦克和中型的豹式坦克。这些坦克一露面，苏军的坦克手就吓得弃车而逃。现在，德军最高统帅部能够看出，苏军可能会进攻第聂伯河的大拐弯处。那里的防守比较薄弱，无论从北还是从南进攻都比较容易得手。而且，这里有对德国经济至关重要的各类资源——顿涅茨克的煤矿、扎波罗热的水电厂（已经于1943年1月再次开始发电）和尼科波尔的锰矿。负责纳粹煤炭供应的保罗·普莱格[239]甚至说，如果缺少了顿巴斯煤田的六七百万吨煤，德国的武器产量就无法增加。“堡垒”计划的最初设想并非没有根据。希特勒频繁地往返于德军在扎波罗热的指挥部，并与曼施坦因就作战计划进行争辩。曼施坦因主张机动防御，但希特勒认为，有些阵地是不能丢的，而且由于空中的打击、游击队的袭击、桥梁的破坏、火车在掉头时的不便，调动部队需要花费比以往更长的时间。4月本来是发起攻击的大好时机，然而，德军的战斗行动却被一天天拖延了下去。此时，苏联人已经从很多条渠道了解到德军即将发动的进攻。英国人破译了德国人的密码，他们知道德国人要干什么。他们也知道，苏联人不会相信英国人自己的话。于是，他们再次使用了巴巴罗萨计划前夕用来假冒共产党间谍组织的“露西”间谍小组。这个小组设在瑞士，据说，他们从一位德军参谋手中获取情报。英国人让这个间谍小组假冒共产党的谍报人员，并直接为斯大林提供情报。然而，斯大林通过他的英国情报人员约翰·凯恩克罗斯[240]（1940—1941年，他在英国政府担任要职）知晓了英国这一精心谋划的骗局。但是，德军的意图确实太明显了。德军的战线远远地伸向西部，最西端是库尔斯克。同时，德军还占据了北侧的奥廖尔和南侧的别尔哥罗德，对库尔斯克形成了夹击之势。

7月5日，库尔斯克战役[241]打响，并且成为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陆上战争，参战兵力达到了300万，同时配备有6.9万门火炮、1.3万辆坦克和1.2万架飞机。德军对进攻的设想是错误的，他们在正面发起的进攻毫无意外性可言，这与他们在1940年时的作战有天壤之别。从1918年的闪电战术[242]开始，古德里安大力发展了装甲进攻，一路所向披靡，鲜有抵抗。但是现在，攻击的时间和地点都被敌人所知晓，而且苏军已经提前进行了充分的防御准备。仅在沃罗涅日一线，苏军就挖掘了4 000多公里的壕沟，并在重点阵地埋设了近100万颗地雷。德军甚至在坦克方面处于下风，尽管德军的坦克部队名声很大，但在2 500辆坦克里，最新式的坦克只有328辆。战斗在7月5日凌晨3点打响，苏联空军首先发起进攻，但起飞的400架轰炸机绝大部分都被德国空军打了下来。库尔斯克北侧德军的指挥官瓦尔特·莫德尔只派出了少量的坦克，他这么做可能是为了留出更多的坦克抵挡苏军随后的进攻，他知道苏军要发动进攻。一部分重达70吨、自视坚不可摧的费迪南坦克陷入了苏军的壕沟，动弹不得。半数的虎式坦克被地雷击毁。7月13日，莫德尔不得不全面停止进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抵挡住苏军坦克部队的一次大规模进攻。在库尔斯克南侧，曼施坦因在进攻中投入了全部的坦克，包括100辆虎式坦克和200辆豹式坦克，这次进攻确实让德军在攻击力上占据了极大的优势。但是，由于这些坦克尚未完成测试，导致1/4的坦克在开始行动前就退出了战斗，有些坦克还因为油泵出现故障而起火。由于地雷没有清除干净，25辆坦克被地雷炸毁，工兵不得不冒着炮火扫雷。在南侧，德军向东进攻普洛霍罗夫卡的战斗比较顺利，因为苏军在虎式坦克和豹式坦克面前出现了恐慌，这两种坦克无法从正面击穿，而且装备有高速火炮，能够从两公里之外摧毁苏军的T–34坦克。7月6日，苏军沃罗涅日方面军指挥官尼古拉·费多罗维奇·瓦图京[243]获得了战略预备队，他似乎要发动反击。瓦图京手握2 924辆坦克，但他命令其中的大部分不得参与进攻。7月8日，大批苏军坦克对德军的一处后勤基地发起进攻。德军只有一辆正在修理当中的虎式坦克，但是仍然可以使用。结果，这辆坦克以少敌多，摧毁了22辆T–34坦克，并且打退了其余的苏军坦克。7月12日，苏德两军在普洛霍罗夫卡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坦克会战，该地也因此战而闻名。但是，苏军的指挥官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才发起了这场战斗。在战斗中，德军仅仅损失了30多辆坦克，而苏联红军却愚蠢地投入了大约1 000辆坦克，这些坦克中了德军的埋伏，不少都掉进了反坦克壕沟，德军则放手对苏军其余坦克的薄弱部位发起攻击。这场战役的真实情形直到近半个世纪后的1990年才大白于天下。实际上，希特勒中途取消了库尔斯克战役，部分原因在于，德军已经把飞机调往了南部战场，尤其是，盟军已经于7月10日在西西里岛登陆。曼施坦因表示反对，认为他应当继续前进，因为苏军已经损失了1 800辆坦克，而且他还没有动用自己的预备队。他确实已经在准备一次小规模的行动，但是希特勒在16日终止了德军的进攻。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苏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损失士兵31.9万人（德军损失5.5万人）、坦克2 000辆（德军损失250辆）、飞机2 000架（德军损失159架）。曼施坦因说，苏联红军是一只多头蛇怪，刚砍下一个头，接着又会长出两个头。随后，苏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从7月12日到8月18日，莫德尔在奥廖尔的部队不断地遭到苏军的攻击。随后从8月3日到13日，南部曼施坦因在别尔哥罗德的部队也遭受了苏军的攻击。此外，为了缓解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包围，苏军也在列宁格勒以东的沃尔霍夫沿岸和特维尔（即今天的加里宁）一带对德军发起攻击，这里的德军仍然威胁着莫斯科的安全。此时，曼施坦因只剩下240辆坦克，第四航空队的800架飞机也被调去掩护南线战场，而东线战场全线战火纷飞。8月23日，哈尔科夫再次易手，城中的大部分区域已经成为废墟。与以往相同，苏军遭受的伤亡仍然十分巨大，他们损失了1/8的士兵。斯大林希望苏联红军能在1943年年底打到东普鲁士，但是他们没有做到。

库尔斯克战役结束后，德军只能处于守势。他们只能在个别地点小规模出击，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不只如此，此时的德军油料短缺，只能用马车运输，行动极为艰难。而苏军却获得了美国的车辆和罐装补给，这使得他们在严酷的冬天里也能迅速行军。希特勒必须把部分兵力从东线调往地中海战区，将来，他还得继续分兵支援法国战区。这样一来，德国东线的部队就暴露在了苏军的攻击之下。除此之外，德军整条战线的状况都十分艰难。库尔斯克一役过后，德军大致上占据第聂伯河一线。曼施坦因的指挥部还在乌克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这是德军东部战线最突出的部分。随后，曼施坦因再次将战线东移到了连接顿涅茨盆地和亚速海的米乌斯河一带，一边保护克里米亚，一边使德军的A集团军群得以侥幸地从罗斯托夫和刻赤半岛后撤。曼施坦因主张撤退，随后再发动反击，但希特勒需要他守住顿巴斯煤田，双方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另一个集团军群集结得较为顺利，但问题也大同小异——战斗力低下，通信器材短缺，运输保障无力。

到1943年8月，高加索地区的德军已经非常弱小，无力再抵挡苏军的进攻，于是，他们只能一路撤退，穿越顿巴斯煤田回到第聂伯河沿线，丢掉了顿巴斯的工业资源和已经占领的半数农田。随着10月的到来，德军发现即便想保住第聂伯河也不可能做到了，因为苏军的桥头堡在不断增加，重要的城市也在不断陷落，首先是扎波罗热，然后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最后，在11月初，苏军从基辅南北两侧的桥头堡出击，收复了基辅。苏军继续沿铁路线向西推进，并于1944年1月3日抵达了1939年时的苏波边界。德军预计大雪和泥泞会阻挡苏军进攻的脚步，但是这一次，苏联人只是不停地向前，再向前。借着一丝侥幸，德军才免遭覆灭。1943年，苏军的战线前西推进了800公里。1944年4月10日，苏联夺回敖德萨，一个多月后又收复塞瓦斯托波尔。9月25日，德军丢掉了布良斯克和更为重要的斯摩棱斯克，从此丧失了德军整个东部防线的基石。在接下来的1945年1月，苏军沃尔霍夫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方面军突然对列宁格勒发起进攻，将德军逼退至了诺夫哥罗德和爱沙尼亚边境。德军的溃败即将开始。

西线与东线

1944年6月，美国军队在赴诺曼底登陆途中。

[231]　路易–斐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1894—1961），法国作家。

[232]　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1894—1946），纳粹德国政客，图林根地区党魁。

[233]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纳粹德国高官，被犹太人称为“纳粹刽子手”。

[234]　拉脱维亚首都，波罗的海港口城市。

[235]　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1933—　），犹太裔导演，出生于法国巴黎，曾被囚禁于纳粹集中营。

[236]　即新教胡格诺派，也称开尔文派，是形成于法国的新教教派。

[237]　奥特马尔·冯·费许尔（Otmar von Verschuer，1896—1969），德国人类生物学家、优生学家，主要关注种族优生和双胞胎研究。

[238]　莱尼·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1902—2003），德国电影导演、摄影师、演员。

[239]　保罗·普莱格（Paul Pleiger，1899—1985），德国政府顾问。

[240]　约翰·凯恩克罗斯（John Cairncross，1913—1995），曾为英国政府工作，“二战”中为苏联搜集情报。

[241]　德军对苏联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

[242]　有3个要素，即奇袭、快速、集中。

[243]　尼古拉·费多罗维奇·瓦图京（Nikolai Fyodorovich Vatutin，1901—1944），苏联红军将领，1943年晋升为大将。

第八章
西线与东线

随着德军撤出高加索地区，这里和伊朗的石油就不再受到威胁，斯大林非常重视石油出产地，此刻，他终于如释重负。在一定程度上，苏联已经恢复了它在克里米亚战争前的疆域，雄风再现。同时，苏联还在推崇一种十分危险的意识形态。希特勒促使苏联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1941年至1942年所面临的巨大危机中，苏联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们停止了对经济的干预，并且提拔了合格的将领来指挥军队。不管怎么说，莫斯科又回到了从前的那个莫斯科。这一变化的标志之一是1943年11月，斯大林屈尊赴德黑兰参加了同盟国的一次重要会议——德黑兰会议。当时，英苏两国已经占领伊朗，苏军也已收复基辅，并且正在向苏波旧日的边界逼近。在德黑兰会议上，各国隐晦地承认了苏联在东欧的主导地位，这一结果是在与丘吉尔的讨价还价中取得的。有一次，斯大林提到他要在德国做一些残忍的事情，丘吉尔立即愤怒地停止了用餐，向斯大林表示抗议。斯大林解释说，自己是在开玩笑。

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关系已经开始出现裂痕。然而，为了符合民众的期待，两个人应当对外做出融洽的表现。他们都很善于表演，当然，作为大西洋沿岸的两个贵族，他们对彼此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丘吉尔的演技非常高超，即便他把众人激怒，他也能成功地让局面缓和下来。1944年春天，考虑到英国势力的衰落，丘吉尔两只手抱着脑袋，感到非常沮丧。他的妻子克莱芒蒂娜[244]说：“高兴一点，想想墨索里尼现在是什么感觉。”丘吉尔回答说：“起码他知道他必须杀掉自己的女婿[245]。”（1月份，墨索里尼已经把他的女婿加莱亚佐·齐亚诺送上了审判台，他被判处了叛国罪）。罗斯福能一边表现得风度翩翩，一边审慎地计算下一步该怎么做。两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升级。现在，仗就要打赢了，英国（还有法国）还要做回从前的大帝国吗？不只是罗斯福，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不会同意，他们肯定不会出钱来维持这两个大帝国。针对租借法案的条款，美国人已经爆发了无休止的争吵，他们想阻止英国利用这些帮助来推动英国自身的出口。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这次会议是为了安排战后世界的金融和贸易），英国推出了他们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246]。然而，即便他的精彩发言赢得了整个会场所有人的起立鼓掌，他还是无法说服美国人放松钱袋。直到1947年，英国人才学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果美国人用经济崩溃来威胁英国，那么英国的经济真的会崩溃。1943年至1944年之交，美国在欧洲的军力几乎与英国相等，而且很快就会超过英国。而且，英美两国在战略上存在严重的分歧。美国人希望尽快结束战争，而且已经准备好对法国发起大规模进攻，美国的看法是非常有道理的。到目前为止，盟军仅仅实施了3次成功的两栖作战，其中一次还是敦刻尔克大撤退。另外一次的火炬行动，是在对方抵抗非常微弱的情况下进行的。还有一次是在1942年5月的马达加斯加，盟军阻止维希法国殖民地政府向日军提供帮助。在德黑兰会议期间，苏联红军正在克里米亚半岛进行艰难的两栖登陆作战。坦克在错误的位置登陆，火炮和步兵没有协同，空中力量几乎没有发挥作用。英国主张继续实施轰炸行动，并且对地中海虎视眈眈。英美两国开始在会议上出现对立，而蒙哥马利的轻蔑态度又使局面进一步恶化（谈到他，丘吉尔说道：“面对失败，不屈不挠；面对未来，不可战胜；面对胜利，让人无法忍受”）。

丘吉尔一心想避免在法国进行两栖登陆，同时，有人劝说他在地中海地区实施登陆。意大利是一个应当从北侧进攻的国家，而现在却要从南侧进攻，而且是在湿冷的秋天。后来，盟军遭遇了哥特防线。这是一条纵深达16公里的防御线，沿亚平宁山脉分布。防线里布满了水泥火力点、反坦克壕沟、地雷阵和几十万米长的铁丝网。丘吉尔（以及美军在当地的指挥官）颇为沉重地说，在意大利的行动要坚持到底，但是100多万士兵艰苦作战，进展非常缓慢。而且为了保护意大利的历史遗迹，盟军也限制了轰炸机的使用。丘吉尔可能在想，如果盟军能从意大利东北部攻入巴尔干半岛，战场的整体形势就会好很多。希腊和南斯拉夫各驻扎了德军的一个集团军群。如果土耳其参战，他们就能和英军一起切断这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的联系。从地图上看，这样做确实非常有效。离开德黑兰后，丘吉尔与土耳其领导人伊斯梅特·伊纳尼[247]进行了会面。巧的是，土耳其日后的领导人图古尔特·奥扎尔[248]说，伊纳尼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加入“二战”。如果加入，土耳其就能获得与英国人和希腊人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还能从意大利手里夺走爱琴群岛（Aegean Island）。伊纳尼的副手十分谨慎，在最后或许他的选择才是对的。假如土耳其介入战争，那么一旦出了岔子，苏联人就会来“解救”，随后土耳其就可能丧失领土和主权，就连伊斯坦布尔也不能幸免。为了体现自己的作用，丘吉尔鼓动英军侵占土耳其海岸线以西的多个面积广大、风景优美的岛屿，尤其以罗兹岛[249]面积为最大。然而，英军遭到了惨痛的失败。由于没有掌握制空权，两栖登陆行动也出现失误，导致英军连罗兹岛的边都没摸着。而德军却重新占领了科斯岛和莱罗斯岛两个大岛，还俘虏了几千名英军士兵。这是德军所打的最后一次大胜仗，然而，德国人却利用这次胜利疯狂地围捕了罗兹岛的犹太人（一些犹太人被土耳其人搭救）。对于这次巨大的失败，美国人一点也不感到遗憾，因为丘吉尔不愿考虑跨越英吉利海峡作战，这让很多美国人耿耿于怀。现在，英国人又开始执行一项错误的计划，把7个师调离了意大利，他们打算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向法国南部发起进攻。这么做毫无意义，而且意大利的英军也抱怨自身力量太弱，不足以完成既定的作战任务。这种矛盾的局面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

在德黑兰会议中，东欧的共产主义化已经得到了默许。这不仅是因为苏联红军的影响，而且与东欧各国的抵抗运动有关。除波兰外，其他东欧国家都显著地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在城市多过农村为的发达国家，比如法国和捷克，那里的抵抗运动只能以搞破坏为主，因为零零星星地杀害一两个德国人会招致疯狂的报复。不过，共产主义者所鼓励的正是这种做法，结果是，当地人越来越恨德国人，而共产主义势力也一天天壮大。不过，这种做法只能运用在希腊或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因为那里的游击队能够从空中获得补给，平时也可以隐匿在荒山中。1943年，随着抵抗运动进一步升温，维希政府遭遇了一连串的叛变，法国的亲德分子迅速减少。现在，共产主义者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势力。在意大利北部，他们一心想在德国人走后接手那里的政权。在德黑兰会议上，各方决定将波兰西移，波兰在东边失去了大约相当于《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250]划拨给前苏联的领土，同时在西边获得工业发达的德国领土。不久后，500万波兰人就将从东部赶到西部。很明显，在丘吉尔的纵容下，苏联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加大。1944年10月，丘吉尔飞赴莫斯科，开始就战后秩序问题展开讨论。

英国非常需要希腊，因为它位于地中海东部，附近有苏伊士运河[251]和中东在近海的油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后来，斯大林同意限制希腊共产党的发展。在夺取政权的希腊内战当中，斯大林没有提供帮助，使希腊共产党最终失败。丘吉尔放弃了东欧的其他地区，除南斯拉夫外。他与苏联约定，双方的影响力各占50%。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共产主义游击队随后得到了英国的大力支持。英国特别行动处派出人员长期活动在达尔马提亚[252]的溶洞地区（天主教小说家伊夫林·沃[253]当时在那里从事军事情报工作，目睹很多欺骗与残忍，令他非常厌恶，他把这些经历写进了他伟大的战争三部曲《荣誉之剑》（Sword of Honour）之中。他并不看好英国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合作。后来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斯大林与铁托在1948年决裂，另一件是南斯拉夫最终在1991年解体。在南斯拉夫解体的过程中，英国外交部秘密地支持了塞尔维亚人）。英美两国也获得了其他的利益。斯大林告知法国和意大利抵抗组织中的共产主义者不要参与夺取巴黎和米兰的权力。这本来很容易做到，但斯大林和法国领导人戴高乐（美国人不喜欢他）做了一笔交易。结果，戴高乐总统开始削弱英美在法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在1968年，法国爆发了一场针对戴高乐的叛乱，共产主义者本可以推翻他，但莫斯科再次制止了他们的行动，因为戴高乐的影响比一个共产主义政权的影响还要大。所有这一切都隐藏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当中。此外，英国还向苏联做出了另一项让步，然而，这一次我们很难责备英国人。在“二战”当中，几十万苏联人和南斯拉夫人自愿参加了德国军队，部分原因是为了逃避饥饿。“二战”即将结束时，英国人把苏联和南斯拉夫战俘交给了斯大林和铁托。随后，这些战俘遭遇了处决和长年监禁的厄运。三十多年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才把这一事实公之于众。在这件事上，美国人的做法要人道得多。他们虽然同意转交战俘，但实际上都把他们放走了。

现在，美国在“二战”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显了出来，原因是美国的战时经济出现了巨大的改观。罗斯福新政[254]发挥效力，就像战后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经济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一样。到1943年，美国有多家巨型汽车企业已经转产飞机，它们在1944年生产的飞机数量是1939年的30倍。美国一共生产了5万架轰炸机和6万架战斗机，而德国一共只生产了4万架飞机。而且，美国生产的飞机在质量上有了大幅的提高。有的战斗机航程很远，能从英国飞到柏林，完成任务后再折返英国。还有一种B–29轰炸机，它的导航系统、飞行控制系统和挂弹系统都非常先进。此外，美国还改造了几百家造船厂，使得不熟练的新工人也能参与大规模的建造工作。1930年至1936年，美国的造船厂只建造了70艘船，而从1942年到战争结束，美国一共生产了6 000艘船。美国在1944年的轮船产量是1940年的20倍。这些船尽管大多只是丑陋的、寿命很短的自由轮[255]（是仿造英国船的样子造的），但它们满足了战争的需要。美国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为那里有他们的航空母舰、做工精良的轰炸机，还有后来的原子弹。

日本的厄运正在降临，一旦美国人建立起运送武器和弹药的基地，日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1944年6月15日，535艘美国轮船开始向塞班岛运送12.8万名陆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准备为B–29轰炸机建立空军基地，以便使它们飞临东京上空。90天后，任务完成。此时的美国舰队拥有15艘航空母舰、1 000架飞机、7艘战列舰、70艘驱逐舰和其他各类战舰。而所有的日本舰队满打满算也只有9艘航空母舰和500架飞机。仰仗美国在情报方面的巨大优势，美军的驱逐舰几乎全歼了日本海军的潜水艇部队。日军的陆基战斗机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日本的庞大陆军并没有与美军相遇，他们分布在中国的广阔土地上。在那里，他们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意图使中国退出战争。然而，即使日军作战非常成功，这些努力最终还是毫无意义。同时，英军终于在印度边境击败了一部分日军。在美军的另一个战场上，麦克阿瑟扫清了新几内亚岛上的日军，并且已经在印度尼西亚登陆。不久之后，他就会在莱特岛[256]登陆，像他承诺的那样重返菲律宾。回到菲律宾后，他将发现日军虐待当地民众和战俘的大量证据。接下来，日本最终的厄运也不远了。到时候，美军的轰炸机将肆意摧残日本的国土。

在美军进攻塞班岛的同一个月，盟军在法国海岸展开了大规模的登陆行动。在行动之前，盟军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完全不像英国人过去那样匆忙行事。日后成为企业家的一名德军飞行员描述了当天的情景。他说，6月6日清晨，他驾驶飞机巡逻，看到了晨雾中的进攻舰队——那是运载了16万名士兵的7 000艘船，空中还有几千架飞机。看到这一切，他就知道战争输定了，不过他还是利用云层的掩护，在油箱告急前击落了6架战机。在海上，曾经令人惧怕的德国潜艇只击沉了一艘船，那是一艘挪威驱逐舰。这次行动的指挥官是一个足智多谋的美国人——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这个名字发源于德语，是“铁匠”的意思）。盟军的英美两军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隔阂，但是艾克[257]成功地掌控了局势。英军数量较少，对这次登陆也不完全赞成，但他们还是一同向前。结果他们发现，美国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这次登陆行动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现在回头看去，我们知道，诺曼底登陆行动应该在1943年实施。但最初的计划受制于登陆艇的缺乏，也受制于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行动。1944年，登陆计划的制订者没有选择防守严密的港口。而且，由于战斗机的有效航程较短，可选择的登陆地点也非常少。实际上，这样的地点只有两个，一个是加莱，另一个是诺曼底海岸。诺曼底海岸有一个叫作瑟堡的港口，可以从侧面攻取。后来，盟军选择了诺曼底海岸，并对它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在1943年8月举行的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和加拿大首相麦肯齐·金[258]同意了在诺曼底实施登陆的作战计划。集合登陆艇将使登陆行动延期至6月，而登陆部队将达到100万人。登陆部队在英国南部集结，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充分。盟军甚至对海滩沙地的特性都做了特别的研究，这样，在登陆开始后，盟军的坦克就能借助特制的席子通过沼泽地带。为了在诺曼底海滩装卸物资，盟军需要人工搭建两个港口。港口的部件需要从英国运来，再在诺曼底海滩组装。此外，盟军还需要在英吉利海峡底部铺设一条输油管道。在判断盟军登陆点的问题上，德国人完全被愚弄了。盟军识别了大量的德国间谍，并且利用他们来传递虚假的信息。最后，德国人认为盟军登陆诺曼底仅仅是一个幌子，真正的进攻地点在加莱。在德军这边，这次防御战的指挥官是隆美尔，他指挥德军为这次行动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们在海滩的高潮位设置了大量的钢夹和厚重的地堡，将低洼处灌满海水，并且布置了无数的铁丝网。德军在靠近海滩的区域部署了4个师的兵力，而且有装甲师作为预备队。但是，德军只在诺曼底区域部署了一个师。开战第一天，这支部队就加入了战斗。阻止德军的预备队非常关键，因为他们在陆地上移动的速度要远远高于在水里航行的盟军（一个师的兵力需要40艘标准大小的商船来运送），这就意味着，盟军要密切关注登陆部队在奥恩河[259]（流经卡尔瓦多斯省和卡昂[260]）的东翼。英军将派伞兵占据桥梁，以期阻挡德军的装甲部队。与此同时，盟军将从海上攻击5个登陆海滩。

计划赶不上变化，一切都要取决于月球、潮汐和天气的情况。适合登陆的日子每月只有几天。在原定的6月5日，天气状况十分恶劣。此时，德国人也在休息，隆美尔还去参加生日宴会。随后，一位出色的气象专家预报6月6日将是一个好天气，于是大规模的登陆作战就在这一天展开了。在登陆前实施的迷惑行动基本发挥了作用，盟军虚设了几个空降师，并用模型制作了假部队，成功地使德国人误判了盟军的登陆地点。法国的抵抗部队也从地面上为盟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登陆行动从一开始就取得了成功，尽管美军在奥马哈海滩的进展不够顺利。在那里，美军在低处，被德军炮火从高处攻击，遭受了不小的损失，但小队的步兵最终还是成功地突破了防御。尽管没有攻下卡昂，英军的进展也非常顺利。滩头阵地稳固后，盟军搭建了两处人工港口。6月19日，一场大风暴摧毁了其中的一个，但盟军每天仍然可以卸下9 000吨补给物资（假如这场风暴6月6日到来，后果将不堪设想）。盟军的伤亡低于预期（1万人，丘吉尔担心会有2万人），而且滩头阵地也很稳固。出现这一结果或许并不意外，因为盟军建立了10比1的空中优势，法国抵抗部队也破坏了德军的铁路。当地的德军预备队遭遇了顽强的阻击，而别处的预备队还在很远的地方。此时的德军仍然认为，盟军的主要登陆点是加莱，以至于后来他们不得不整夜骑自行车赶往诺曼底。

随着盟军深入内陆，他们开始遭遇巨大的困难。6月18日，美军向西北方向进军，攻占了瑟堡港。这是一个深水港，但已几乎无法使用。英军（以及加拿大军、波兰军等）不得不穿越一处非常难行的博卡日地区进入内陆，这里到处都是高大的灌木篱墙，而道路非常狭窄，易守难攻。蒙哥马利指挥主要由英军（还有波兰军和加拿大军）组成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在美军尚未建立起由布莱德利所指挥的第十二集团军群之前，蒙哥马利负责整体指挥盟军的进攻行动。由于6月17日到22日间的大风暴，蒙哥马利未能抓住德军军备空虚的机会展开进攻，导致德军最终围绕卡昂部署了强大的军力。盟军多次对卡昂发起攻击，但都无法奏效。直到7月底，盟军才最终进入已经成为废墟的卡昂。蒙哥马利的策略是把尽可能多的德军吸引到东部，这样一来，当美军攻下西侧防守薄弱的区域后，美军就能实施包抄，包围德军。这需要时间，不过到了最后，蒙哥马利还是达到了他的目的。他吸引了德军的7个装甲师，美军所面对的德军装甲师只有两个。
7月底，美军确实从西侧包抄了德军，同时解放了布列塔尼[261]。德军被包围在了卡昂的南部，他们的指挥官们想要撤退到塞纳河[262]沿线。现在，艾森豪威尔是盟军的最高统帅，他展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这一点与领导情绪不稳的蒙哥马利相对比由为明显。

希特勒一心想要发动大规模的反击，现在的他已经很难理性地思考问题。7月20日，他的一位高级军官企图在拉斯腾堡指挥部刺杀希特勒，虽然没有成功，但这次事件对希特勒造成了极大的刺激，留下的后遗症终身未愈。现在，在与希特勒商议军务前，将军们都要通过一台安检机器，同时还要接受搜身检查，配枪也要解下，放进一只托盘中。通过密码破译，盟军得知了希特勒对诺曼底的作战指令。现在，盟军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德军的反攻遭到了失败。此时的盟军已经开始考虑对大量的德军实施围捕。乔治·巴顿将军一路东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然后，巴顿继续向北进军，直指阿朗松[263]，把德国人围在了一个口袋里。德军继续抵抗，打算从法莱兹（征服者威廉[264]的出生地，他曾于1066年率领军队攻入英国）突围。结果在8月21日，德军仍然有5万人被俘。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在3天后的8月24日，盟军解放了巴黎。8月15日，盟军开始从南部进攻法国，这一行动不是很有必要。一路上，盟军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到了9月，包括法国军队在内的7支军队已经基本抵达德国边界。盟军补给充分，而且自7月份以来，盟军在兵力和坦克数量上都占据着极大的优势（坦克数量的优势为4比1），空军的优势更加明显。到目前为止，盟军伤亡24万名士兵（其中3.6万人死亡），4 000辆坦克被毁；在法国的德军伤亡30万人，其中2/3被俘，另有2 000辆坦克被毁，只剩120辆坦克退到了塞纳河的另一边。德国空军已经无力影响战局，上一年，德国制造的飞机在数量上仅仅相当于盟国的1/6。

盟军在意大利还保留有相当数量的部队，丘吉尔想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许，他们能阻止苏联军队进入中欧，减少共产主义势力对地中海地区的影响。盟军的进展十分缓慢，将军们爱慕虚荣，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265]爵士也过分礼貌。此外，德军也罕见地雇用了一个哥萨克[266]师和一个土库曼师。8月下旬，盟军对歌德防线发起了攻击。9月中旬，盟军逼近了伦巴第平原。然而就在这时，天上下起了大雨，导致山体崩塌，河流汹涌。盟军的进展极为缓慢。德军重组了意大利傀儡政权的军队，但意大利游击队有可能在盟军到达前夺取意大利的政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4月，就在德军将领与盟军代表签订投降协议前10天，墨索里尼的尸体被倒吊在米兰的一间车库外面。杀死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游击队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完全可以在当时当地取代墨索里尼，掌握权力。然而，斯大林坚决要求他们的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267]与西线盟军及其提名人合作。此刻，随着德军的E集团军群退往克罗地亚和的里雅斯特[268]，英国人和苏联人实际上已经占据了巴尔干半岛属于各自的部分。

与西线的战况一样，德军在东线也遭遇了同样的溃败。苏联红军现在有大量的部队可以调遣。他们与西部的盟军协调一致，在诺曼底登陆的同时对德军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这次行动的代号为“巴格拉季翁”，它是拿破仑时代一位俄国将军的名字。6月23日，苏联红军对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发起了攻击。为了守住第聂伯河与西德维纳河之间的大陆桥，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正驻守在斯摩棱斯克以西的暴露位置，同时也与在波罗的海地区遭遇困境的北方集团军群取得联系。在此之前，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已经将一部分坦克派往了西线战场，也抽调了大量飞机去保护德国的城市。此时的苏军已经能熟练运用“伪装”战术，使用各种计策在兵力部署和进攻方向上迷惑德军。而且，由于德国已经被迫放弃了敖德萨，德军在南部的战线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罗马尼亚也不例外。8月下旬，在巨大的压力下，罗马尼亚国王效仿一年前意大利国王逮捕墨索里尼的做法逮捕了自己的总理扬·安东内斯库[269]元帅。随后，罗马尼亚成为了苏联的盟友。希特勒低估了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对面的苏军的危险，他已经把中央集团军群1/3的火炮和几乎所有的坦克调到了南方，他认为苏军将在那里发动进攻。曼施坦因所率领的装甲集团军在罗马尼亚边界大显身手，但与此同时，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力量却遭到了削弱。在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进攻中，苏军投入了4个集团军群。同时，苏军也对德军的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击。在南面，苏军的矛头指向了波兰东南部的主要城市利沃夫。此外，苏联游击队也在森林中炸毁铁轨，同时攻击分散的德军部队。在这场战役中，苏联投入了170万兵力、2.4万门火炮、4 000辆坦克和6 000架飞机，而德军只有80万人、9 500门火炮、500辆坦克和800架飞机。不过，德军的优势在于他们经营已久的坚固防线。6月23日，苏军大举进攻，首先是一轮压倒性的大规模轰炸，使德军的防线几乎崩溃。在北部，苏军的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跨过了西德维纳河，并于6月25日在维捷布斯克围住了一支3万人的德军部队。两天后，该城陷落。另外，苏军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沿莫斯科通往明斯克的公路攻克奥尔沙，直抵别列津纳河。1812年，拿破仑的军队曾经在这里遭遇惨败。现在，两支德军也被苏联人围困在这里，因为在南部，一支强大的苏军已经在莫吉廖夫[270]附近跨过了第聂伯河。到6月27日，这两支德军已经被苏军包围在了巴布鲁伊斯克[271]以东的一个口袋里，并不断遭到轰炸。最后，尽管德军第九集团军的一部成功突围，但德军仍然有7万人阵亡或被俘。此役过后，苏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指向了明斯克。3年前，苏军曾经在这里溃不成军。6月28日，苏军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已经开始跨越别列津纳河。在南部，苏军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也来势汹汹。7月4日，苏军部队在明斯克西侧会合，把德军的第四集团军整个儿围在了明斯克。随后，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德军一共损失了25个师，约30万人，这可能是德军有史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德军又损失了10万人。此刻，在莫斯科市中心，为了庆祝斯大林的胜利，9万德军战俘和包括4名军长在内的22名德国将军被游街示众。在这当中，很多人被吓得大便失禁。事后，这些俘虏经过的所有街道都被专门清洗了一遍。然而接下来，德军的战斗力得到了迅速的恢复。

明斯克战役失败后，德军的优秀指挥官瓦尔特·莫德尔取代了对希特勒唯命是从的恩斯特·冯·布施[272]，成为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指挥官。莫德尔以惊人的效率把部队重新整合在一起，并且与在波罗的海地区面临困境的北方集团军群重新建立起了联系。到7月底，德军成功地守住了拉脱维亚的里加市。8月，德军甚至能够在维尔纽斯（7月8日陷落）附近发起反击。作为东欧犹太人的精神家园，同时也是天主教的巴洛克艺术殿堂，在“二战”爆发之前，维尔纽斯这座历史名城已经在波兰人的统治下走过了20年的光阴。此时，为了赶在苏军到来之前夺取这座城市，年轻的波兰人发起了反抗，结果却遭到了德国人的屠杀。苏军占领维尔纽斯后，这些波兰人又遭到了苏联人的屠杀。与此同时，苏军在南部发起了进攻。经过两天的战斗，苏军于7月27日攻陷了比亚韦斯托克，苏军也曾在这里遭遇惨败。从7月18日到8月2日，苏军在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率领下逐渐逼近华沙。7月21日，苏军抵达布格河，并于8月2日夺取了维斯图拉河对岸的桥头堡。

这时，华沙城里发生了暴动。在暴动发生前，波兰抵抗军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而且纳粹德国占领军虽然一开始非常残暴，但后来就开始麻痹大意，他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同情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这次暴动看起来是可以成功的，因为德国人已经在打点行装，苏联人也逼近了位于维斯图拉河东岸的华沙东郊。抢在苏联人前面夺取华沙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如同戴高乐抢在共产党前面夺取巴黎一样。然而，德军对暴动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他们也使用了憎恨波兰人的乌克兰军队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军队。华沙近半被德军炸毁，暴动也归于失败。后来，德军坚守华沙，直到1945年1月。面对华沙城内的暴动，苏军借口补给线需要加强，坐视德军发动反扑。而且，他们甚至拒绝为帮助波兰人的英军飞机提供降落地点。事实上，斯大林乐于见到纳粹镇压波兰人（1940年，斯大林曾在卡廷森林等地屠杀1.5万名波兰人）。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犯了错误，它夸大了英军的力量，并且拒绝在边界问题上向苏联做出任何让步。捷克人的做法与此不同，他们同莫斯科达成了协议，在东部割了一个省给苏联，后来捷克斯洛伐克复国，苏军便立即撤了出去。尽管共产党在1948年夺取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权，但是这与苏军占领波兰，直接扶植共产党政权的做法还是有所不同。不管怎么说，华沙的暴动失败了。解放后，整个城市满目疮痍，瓦砾遍地，只有外国使馆区和盖世太保占据的布里斯托尔酒店仍然完好。看到这番惨状，一些波兰知识界人士不禁把目光投向了东方，探寻启示。与波兰人相比，为什么苏联人反而更为成功？

此时，德国的盟友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退出战争。年轻的罗马尼亚国王不得不逮捕他信仰法西斯主义的总理，随后与盟军停战，接着又向德国宣战。与罗马尼亚相比，保加利亚的处境也没有什么不同。一时间，它发现自己竟然与几乎所有的国家为敌，于是转投了盟军的阵营。芬兰的情况与捷克斯洛伐克相似，芬兰一直与莫斯科保持着联系，并且审慎地与德国保持距离，最后作为中立国生存了下来。匈牙利也做了同样的努力，但是最终没能成功。匈牙利的精英阶层是亲英派，于是没有与莫斯科保持任何形式的联系。当匈牙利政府试图退出“二战”时，它随即被党卫军政变所推翻。现在，苏联人的目标就是德国本身了。11月，伊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273]所率领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成功攻入东普鲁士，并对一个德国村庄采取了行动（这次行动成为了德国宣扬苏军暴行，激发抵抗的展示品。后来，东线德军抵抗的顽强程度要远远大于西线德军）。稍作停留后，伊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大军随后指向了波罗的海地区东南部的哥尼斯堡[274]和默默尔[275]。罗科索夫斯基从华沙逼近但泽，一心想包围整个东普鲁士地区。此时，恐慌已经开始在德国东部蔓延。

结局

1945年，苏军士兵在勃兰登堡门残存的雕塑上树起旗帜。

[244]　克莱芒蒂娜·丘吉尔（Clementine Churchill，1885—1977），丘吉尔的妻子。

[245]　即意大利外交部部长加莱亚佐·齐亚诺。

[246]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

[247]　伊斯梅特·伊纳尼（İsmet İnönü，1884—1973），土耳其第2任总统（1938—1950）。

[248]　图古尔特·奥扎尔（Turgut Özal，1927—1993），土耳其总理（1983—1989）、第8任总统（1989—1993）。

[249]　希腊东南部岛屿。

[250]　即签订于1939年8月23日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251]　位于埃及东北部，连接地中海和红海，间接沟通大西洋和印度洋，也是亚非分界线。

[252]　位于今天的克罗地亚。

[253]　伊夫林·沃（Evelyn Waugh，1903—1966），英国作家。

[254]　指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所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对“二战”中美国的战时经济乃至“二战”后欧洲经济的复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55]　“二战”中的补给船。

[256]　位于菲律宾中东部。

[257]　艾森豪威尔的昵称，在“二战”中，士兵都称呼他为艾克。

[258]　麦肯齐·金（Mackenzie King，1874—1950），加拿大第11、13、15任总理。

[259]　流经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地区，注入英吉利海峡。

[260]　法国西北部城市，位于奥恩河畔。

[261]　位于法国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半岛，北侧是英吉利海峡，南临比斯开湾。

[262]　法国北部河流，流经巴黎，向西注入英吉利海峡，是法国第2大河。

[263]　法国西北部城市。

[264]　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1027—1087），法国诺曼底公爵，1066年攻入英国，成为英国国王（1066—1087）。

[265]　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1891—1969），英军将领，1944年底晋升为陆军元帅。

[266]　一群生活在东欧大草原的游牧社群。

[267]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1893—1964），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前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268]　意大利东北部港口城市。

[269]　扬·安东内斯库（Ion Antonescu，1882—1946），罗马尼亚军将领、政治家，“二战”期间任罗马尼亚总理（1940—1944），实行独裁统治。

[270]　位于白俄罗斯东部。

[271]　白俄罗斯城市。

[272]　恩斯特·冯·布施（Ernst von Busch，1885—1945），德军将领，1943年晋升为陆军元帅。

[273]　伊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Ivan Chernyakhovsky，1906—1945），苏军将领，1944年晋升为大将。

[274]　即今天的加里宁格勒，俄罗斯西北部港口城市。

[275]　即今天的克莱佩达，立陶宛西部港口城市。

第九章
结局

如今，德国和日本已经被两只巨大的老虎钳给钳住了。德国正在遭受猛烈的空中打击，截至1944年12月，德国的能源和交通设施都遭到了巨大的破坏；而日本则要面对不断聚集的部队和庞大的舰队。显然，投降是两国统治者最好的选择，但是，这两个国家都已经被疯狂的幻象所蒙蔽。日本人相信，日本是永不会失败的，奇迹终将使它获得拯救。德国人也继续战斗，因为他们被没完没了的轰炸炸昏了头。而且他们非常清楚，一旦苏军如潮的进攻抵达易北河[276]一线，德国就完了。就在帝国行将覆灭之时，希特勒的死忠者仍然控制着局势，希特勒也枪毙了试图逃跑的妹夫[277]。“失败”和“投降”似乎并不包含在日本的帝国话语中，日本最后投降时，日本天皇只是说战局并未好转。

德军仍然有能力发动孤注一掷的进攻。在1944年的最后3个月里，德军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波美拉尼亚地区的合成汽油工厂仍然在运转。到1944年10月，西线盟军已经基本抵达莱茵河一线，并且继续在向亚琛和斯特拉斯堡缓慢推进。遭遇饥荒的荷兰仍然处在德军的控制之下，丹麦和挪威也是如此。中欧地区继续笼罩在法西斯政权的统治之下。在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勒布市，一位叫作约瑟普·霍瓦特[278]的作家出版了他在这个时期写下的日记。在1918年苏德两国签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时，他是奥匈帝国的代表。在日记中，他描写了克罗地亚独立国[279]的各类奇异现象：运送牛奶的路线被游击队切断；刮胡刀严重缺乏；天上飞着各种型号的飞机，它们要去轰炸布达佩斯、维也纳和慕尼黑。年迈的理查德·施特劳斯望着窗外的残垣断壁，那里已经不再是1914年前那个繁华鼎盛的慕尼黑。于是，他创作了几乎可以充作德国挽歌的《变形曲》（Metamorphosen）。为这段历史创造音乐作品的还有另一位理查德以及他的孙辈们。理查德·瓦格纳家族一直与希特勒颇有交情。瓦格纳的两个孙辈威兰（Wieland）和沃尔夫冈（Wolfgang）只有十几岁的时候，称呼希特勒为“狼叔叔”。（战后，两人复兴了瓦格纳的拜罗伊特[280]歌剧节）。1939年，在希特勒50岁生日的时候，瓦格纳一家曾经把瓦格纳最后一部音乐剧的乐谱原稿赠送给了希特勒。这部音乐剧名叫《帕西法尔》（Parsifal），在瓦格纳的所有作品当中，希特勒最喜欢这一部。然而现在，6年过去了，他们想向希特勒索要这部乐稿，以免落入苏联人的手中。于是，威兰赶到柏林，劝说希特勒把乐稿还给了他。不知是否是上天的安排，伟大的德国和奥地利管弦乐团在他们的最后一场音乐会中演奏了瓦格纳的乐曲，但他们本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有人已经把瓦格纳的音乐剧演出来了，尽管演技要差些。希特勒不像齐格弗里德[281]，爱娃·布劳恩[282]也不是布伦希尔德[283]。为了爱娃的安全，希特勒曾让她待在德国南部，但她还是设法在苏军到来之前飞到了柏林。她说，她和希特勒已经相处了这么久，希特勒却还没有娶她，这将是极大的耻辱，历史只会把她判作希特勒的情妇。于是，二人举行了婚礼，然后双双自杀。德意志第三帝国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盟军在西线的进展极为缓慢，原因可能在于，除蒙哥马利之外，每个人都本能地意识到，德国即将陷落，此时再搞英雄主义是没有意义的。9月，盟军在荷兰的阿纳姆地区遭遇了意外的情况。9月17日，英军的一个空降师在阿纳姆实施伞降，意图夺取河道系统上的桥梁。3个多世纪前，西班牙军队就栽在了这里。然而，盟军的运气不够好，他们遇到了德军在诺曼底战役后重新组建的坦克军团。希特勒的“救火队员”瓦尔特·莫德尔被从东线战场调来守卫阿纳姆大桥，他让英军在一整个冬天里都毫无作为，最多只是让他们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把战线向前微微挪动一点。从9月到12月，另一支盟军也慢慢地压了过来，把矛头指向了亚琛和许特根森林。这一次，他们的对手仍然是莫德尔。莫德尔是一位能力极强的指挥官，同时也是德军将领里最粗鲁无礼的人。在随后的战斗中，盟军伤亡3.3万人。亚琛陷落，成为了德国第一个被攻占的城市。但是，盟军的进展仍然十分缓慢。看到英美联军如此笨拙，希特勒开始计划对他们实施反击。他是否能突然夺取盟军的安特卫普[284]港，接着把他们赶出比利时？然后，比利时人会要求和德国人一起与苏联人战斗吗？在当时的情况下，德军的反击确实冒了相当大的风险。德军动用了最后的战略预备队，在苏联人即将逼近布达佩斯的时候，莫德尔在比利时的东南部发起了进攻。在大约5年前，德军在这里曾经摧枯拉朽，不可一世。此时的德军使用缴获的车辆和油料发起进攻（就像隆美尔1942年攻占图卜鲁格后所做的那样），并且成功地把战线向前推动了一些。但是，德军做得有些过头了，因为盟军即使进攻打不好，他们也是能组织起有力防御的，虽然一旦天气好转，盟军的空中力量就足以对付拥堵在道路上的德军部队。到1944年的圣诞节，德军的进攻已经无力继续，并最终于1945年1月8日停止。随后，英美联军继续向前推进。3月中旬，美国人夺取了科隆南部、横跨莱茵河的鲁登道夫铁路桥，英国人和加拿大人也逼近了汉堡。莫德尔集团军群的残部也被包围在了鲁尔工业区。现在的问题是，鲁尔工业区会像希特勒所命令的那样被炸掉吗？有远见的德国人违抗了这道命令，莫德尔就是这么做的。但是他不能投降，于是他就地解散了部队，并且饮弹自尽。

此后，西线盟军一路向前，几天后就到达了一个萨克森小镇，并在那里遇到了苏军士兵。第二天，也就是4月25日，西线盟军与苏军在托尔高附近的易北河胜利会师（讽刺的是，希特勒的代表乐曲正是《托尔高进行曲》）。后来有争论认为，西线盟军本应首先抵达柏林。为什么他们让斯大林第一个攻进去了呢？这一争论的起点实际上源自1943年。当时，英军陷在了北非和意大利战场，所以没有进攻法国。然而，苏联人也会问，为什么苏军没有首先抵达鲁尔工业区？如果是那样，苏联未来的经济就会从中获得很大的好处。可是，西线盟军却抢先掌握了那里的重要工业。正是因为鲁尔工业区，战后的西德才迅速恢复成为了世界级的经济体，并且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的将军们争辩说，这是因为斯大林痴迷于在波罗的海沿岸围困希特勒留在那里的德军（最大的包围圈在拉脱维亚），导致苏军贻误了战机。不过，德军确实在东线战场进行了疯狂的抵抗。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们知道被苏军俘虏后将得到怎样的对待。

希特勒已经下令不可以撤退，他命令德军必须守住现在的阵地，就像1941年年末到1942年年初他所要求的那样。大批苏军部队已经在波罗的海沿岸和东普鲁士地区埋伏了很长时间。随后，苏军在南部遇到了麻烦。布达佩斯是中欧的主要城市之一，穿城而过的多瑙河是苏军前进的主要障碍。后来，苏军把布达佩斯围困了6个星期。在德军“守到最后一条壕沟”的抵抗下，位于西岸的布达[285]大部被毁，并于2月失守。墨索里尼的死讯（墨索里尼死于4月28日）传到希特勒耳中时，苏军已经推进到了柏林市郊。在1944年底到1945年初的冬天，苏军主要进攻巴尔干地区，他们已经在10月份攻下了贝尔格莱德[286]。此前，苏军受到了希特勒留在北方的德军部队的阻挡，现在，他们要进一步进攻波兰。苏军向维斯图拉河沿线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势。这一次，他们仍然小心地部署兵力，以求达到出其不意的攻击效果。希特勒已经任命希姆莱为这一地区的德军集团军群的指挥官。而且，纳粹党卫军此时已经发展到百万之众（其中有很多外国志愿者）。但是，苏军部队是不会停下脚步的。他们每天向前推进30多公里，很快就攻入了东普鲁士。当他们攻入埃尔宾[287]和马莫诺沃的时候，城里的电车竟然还在行驶。

截至2月24日，德军所有的反击都以失败告终。苏军抵达奥得河[288]，再往西80公里就是柏林了。在苏军面前，几十万难民正在冰天雪地中艰难地前行，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推着满载家当小车的家庭。他们一心想穿过冰冻的湖泊，到达奥得河对岸，甚至遥远的海边。一些德国文学作品写到了这段历史。在《一位东普鲁士老人的回忆》（Recollections of an Old East Prussian）中，亚历山大·多纳–施洛比滕[289]写道，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因为他有6个孩子，所以才获准乘飞机撤离战场。回到故乡后，他带领他的工人们离开家族久居的施洛比滕庄园，穿越森林，去往相对安全的德国西部地区。亚当·冯·瓦茨多夫等人所写的《图林根贵族》（The Book of the Thuringian Nobility）描写了另一段艰难的旅程。书中，一群英国战俘离开波兰西里西亚地区的集中营，沿途，热心的庄园主拿出热土豆给他们吃。另外，几千名德语居民、德国士兵和纳粹官员逃到了位于波罗的海的一艘名为“古斯特洛夫”号的德国邮船上，结果被苏联潜艇击沉，9 000人葬身大海，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海难。到3月中旬，苏军已经推进至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地区，他们已经攻陷萨格勒布，很快又将夺取维也纳（4月13日）。与此同时，盟军也不断对柏林进行空袭。在4月14日的一次空袭当中，英国皇家空军轰炸了波茨坦，摧毁了包括古老的加里森教堂在内的一大批历史建筑。2月中旬，为了配合苏军进攻，英国皇家空军轰炸了德累斯顿，破坏了那里的铁路系统（不过很快又得到恢复）。这一事件引发了很多的争议，丘吉尔也表示反对，说这次行动摧毁了“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不过，他的这番话逃不过伪善的指控，因为丘吉尔本人就是区域轰炸[290]的大力支持者。英国皇家空军对柏林的轰炸一直持续到4月20日，这一天是希特勒的生日。

在当年的照片里，希特勒虽然刚满56岁，但是看上去已经显得很苍老了，他正在拍一个刚刚参军的年轻人的脸颊。年轻人是德累斯顿的一个孤儿，身上的军装明显大得不合身。4月9日，已经大部成为废墟的哥尼斯堡放弃了抵抗，朱可夫于是可以集中兵力对付挡在柏林前面的最后一个障碍——塞洛高地。此时，罗科索夫斯基和科涅夫[291]的大军也分别从北侧和南侧逼近柏林。苏联的大军总共有250万名士兵、6 250辆坦克、7 500架飞机和超过4万门火炮（包括装载在卡车上的“喀秋莎”火箭炮，每门炮可以发射很多枚火箭弹）。在塞洛高地，德军进行了殊死的抵抗，但是到了4月19日，德军还是招架不住，败下阵来。苏军尽管付出了高昂的代价，3万人阵亡，近3 000辆坦克被击毁，但他们还是成功地包围了柏林。4月22日，得知从西里西亚等地获得救援已经没有可能，希特勒怒不可遏，他表示要坚守柏林到最后一刻，然后自杀。在苏军一刻不停地轰炸下，柏林居民想尽办法在城里躲避炮火，而5万名德国士兵、4万名年老的地方自卫队士兵、十几岁的年轻人和一些来自国外的党卫军士兵（包括20多名英国人，他们外套的袖口上还缝着一小块英国国旗）则继续抵抗。激烈的战斗从柏林外围打到哈弗尔河一线的各个桥梁，再沿着柏林市内的主要大街推进到火车站和各个著名建筑，包括国会大厦。奇怪的是，作为俾斯麦凯旋标志的胜利纪念柱却没有被摧毁，同样，用以夸耀胜利的旧时勃兰登堡统治者的半身像也没有被破坏。不过，到了4月底，苏联人已经进入了柏林的核心区域。

4月30日，希特勒走到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刻。这天凌晨，他与爱娃举行了婚礼，身着白色制服的仆人们向众人分发了三明治和加气葡萄酒。婚礼的主持人是临时从旁观者里找出来的，只因他是一名公务员。这名柏林市潘科区负责垃圾收集的副职官员郑重地向新婚夫妇发问：“你们是雅利安血统吗？”吃过素食的婚礼早餐，两人双双自杀。随后的尸体处理极为仓促，最后，两人的尸体连同一条大狗和几条小狗一起被草草地装进了几只箱子。这些狗是用来试验毒药的药效的，因为没有人相信纳粹党卫军医生所提供的氰化物是有效的（狗的训练师不久后发疯了）。得知希特勒死后，总理府里的办公人员开始播放爵士乐，点燃香烟，这些都是希特勒生前所严令禁止的行为。几十万德军俘虏开赴苏联，很多人再也没有回来（在希特勒藏身地堡里的人直到1955年才被放归，他们遭受了严刑拷打，因为苏联负责安全工作的拉夫连季·贝利亚[292]不确定希特勒是否真的已经自杀）。5月7日，德国在法国兰斯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第二天在柏林近郊再次向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同盟国成员正式投降。一身疲惫的丘吉尔迅速地赶到了希特勒的地堡。但是，与1918年的停战一样，第三帝国的末日并不是一个能够狂欢的时刻。在战争当中，多达7 000万人丧生，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都遭到了全面的破坏。奇怪的是，德国人虽然疯狂地奋战到了最后一刻，战后却几乎没有了反抗的意识。德国人已经从心底里认输了，当反映集中营的新闻影片在影院里向他们（强制）放映时，他们甚至少有辩解，仅有的几次看似严肃的辩护反而出自同盟国阵营的国家。在战后的几年当中，1 200万德语居民逃到了德国西部，其中约有1/4因体力不支、饥饿、疾病或暴力伤害而死亡。他们当中有来自捷克和西里西亚的农场主家庭，这些民众甚至没有投过纳粹党的票，却被驱逐出自己的农场。因为，公共场所已经张贴了驱逐他们的招贴画，上面写着纳粹曾经用来驱逐犹太人的话语，“所有日耳曼人，不论年龄和性别，都到广场集合。”每人只许提一只箱子，然后被驱逐到某个已经成为废墟的德国城镇。当时，这就是“回到家乡德国”的悲伤之旅，而此时的德国已经缩小了很多。此后，联邦德国踏上了漫长的和解之旅，并最终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让盟国感到异常恼怒的是，看到希特勒的末日，日本人并没有吸取教训、放弃挣扎。尽管在塞班岛的争夺中，日本让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美国的飞机现在已经能飞临日本本土的上空。在南面，麦克阿瑟也再次向菲律宾群岛挺近。在1944年下半年，美军已经推进到了可以起飞轰炸机轰炸日本城市的地域。在10月的莱特湾[293]海战中，日军和美军投入了众多的巨型舰只，日本也开始使用一种破坏力极强的新式武器——神风特攻队的自杀式攻击。罗斯福已经授权麦克阿瑟全力夺取菲律宾群岛，斩断日军的补给线，但是美国海军的指挥官切斯特·尼米兹[294]有自己的见解。他派航空母舰攻打中国台湾，吸引了日军飞机前去作战，在3天的战斗里，美军击落了600架日机，导致日本空军对莱特湾的掩护减弱。在莱特湾海战中，日本海军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损失惨重。10月20日，美军在莱特岛登陆，大致清除了上面的日军，然后进逼菲律宾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吕宋岛。1945年1月，美军进一步向菲律宾城市马尼拉进发。美军在菲律宾投入的兵力超过了它在北非或意大利所投入的兵力，战况极为惨烈。吕宋岛的25万日本守军几乎全部阵亡，直到战争结束，其残部仍然不愿停止已经毫无意义的战斗。在菲律宾群岛的主要岛屿棉兰老岛[295]，日军的抵抗一直持续到了8月15日。1945年上半年，英国和印度军队展开“吸血鬼”计划，在夜间突然实施两栖登陆，解放了缅甸。但实际上，日军只是撤离了那里。在缅甸战役中，日军阵亡约15万人。在不到2 000人的日军俘虏当中，仍然具有作战能力的只有400人。如果日本士兵这样战斗下去，战争就无望以理性的方式结束。

此时，美军已经看得到日本本土的南部岛屿。2月，美军攻克硫磺岛，随后在5月到6月间攻下了冲绳群岛。在冲绳岛战役的一次战斗中，日军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实施自杀性攻击，使美国海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导致美军阵亡5 000人，数十艘舰船沉没或受损。在冲绳岛的防御战当中，日军的准备极为充分，11.7万名日军死守阵地，最后几乎全部阵亡。这是一种集体的疯狂，结果只能让美国人结束战争的决心更加坚定。与此同时，日本的战时经济也濒临崩溃。美军潜艇击沉大量日本商船，对日本的工业生产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1944年10月，日本的石油已经几乎耗尽，日本最大的战列舰大和号奔赴冲绳海域时，它所装载的油料仅有400吨，只填满了油箱的1/10。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本来可以继续进行，这样就可以在不需侵入日本本土的前提下摧毁这个国家。然而，美国陆军航空兵却一心想通过轰炸行动来使日本屈服。但是，美军的B–29轰炸机起初无法全面发挥威力。这种飞机极为复杂，而且装备了机枪无法穿透的装甲，但是，在历经了一年左右的事故和战术错误后（同时，关岛机场也已建成），它们的威力才得以在李梅[296]将军的指挥下发挥出来。

当日军所俘虏的战俘得到释放时，日本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便更加清晰地显现了出来。这些战俘的死亡率高达1/3，而落入德国人之手的美军和英军俘虏的死亡率只有5%。在菲律宾获得解放之际，日军对他们所轻视的当地居民进行了大屠杀。在新加坡和印度尼亚西，当地的居民（尤其是华人）也遭受了日军的残酷对待。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得到了详细的记录。鉴于当时的情形，中国军民的死亡数字无法精确统计，据估计为1 600万至2 000万人，几乎与苏联等同。但是这一数字并不包含20世纪30年代的死亡数字，20世纪30年代，中国几乎总是处于战乱之中。美军占领冲绳群岛后，日本仍然没有显示出正视现实、放弃挣扎的迹象。1945年7月17日到8月2日，苏联、美国和英国在波茨坦开会，其间敦促日本早日投降。欧战结束后，盟军开始把视线转移到太平洋地区。在2月份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曾经承诺在欧战结束后对日宣战。作为回报，斯大林被允许控制易北河以东的欧洲地区。当然，美国人不希望苏联人的势力进入中国，更何况日本，但是他们不愿意独自与日本交战。

斯大林承诺于欧战结束后3个月对日宣战。果然，在整整3个月之后的8月9日，苏联军队开始对满洲地区的日军发起攻击。在100万苏军的进攻下，日军的抵抗迅速瓦解。在混乱中，感染瘟疫的老鼠四处逃窜，导致疫病流行。当月，日本还遭受了更为猛烈的攻击，这就是李梅将军所指挥的对日战略轰炸。为了减缓地震的冲击，日本的房屋既轻且小，常以木材和纸张为建筑材料。于是，基于对日本人的普遍仇恨，这些房屋就成了盟军的攻击目标。而且，一旦B–29轰炸机具有了可靠的机场和加油、修理基地（位于硫磺岛和冲绳群岛），日本城市就首当其冲地成为了美军攻击的目标。而且，与德国不同的是，日本城市没有战斗机和高射炮来提供保护，所以B–29轰炸机极少被日军火力击落，大部分损失都源自机械故障、天气和人为原因。在盟军的海运封锁下，日本的工业生产每况愈下。仅在1945年3月9日和10日对东京的轰炸中，日本就有约10万人死于轰炸所引发的大火。此外，在“饥饿”行动中，美国从空中对日本的运河和河流施放了大量水雷，导致日本家庭无法获得食物。同样的一幕也曾在德国上演。

现在，日本帝国的末日来临了。8月6日和9日，美军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说来话长，原子弹与中欧地区有着深厚的渊源，同时也是对轴心国势力的惩罚，因为纳粹反犹运动的几位受害者恰恰就是研制原子弹的关键人物。同时，原子弹也是英国的创新力和美国的工业实力所结出的丰硕果实。此时的日本仍然与苏联保持着联系，他们希望苏联能从中斡旋，提出体面的和平协议。然而，日本仍然认为自己处于强势的地位，对于这一点，就连日本派驻苏联的大使都怒不可遏。与此同时，东京的日军指挥官仍然平静地表示，日本要抵抗到底。7月中旬，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沙漠地带成功地试验了原子弹。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罗斯福总统已于4月突然逝世）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他认真地考虑了施放原子弹是否完全符合道德标准的问题。但是不管怎样，他还是下定了决心，授权美国陆军航空兵执行投放原子弹任务。此前，日本的广岛市尚未遭到美军轰炸，于是在8月6日，广岛遭到了原子弹的袭击，成为了一片废墟，8万人死亡。在这之后，日本人仍然在争吵是否投降，于是，第2颗原子弹投在了长崎市，造成3万人死亡。这时，日本的顽抗分子仍然实施政变，意图阻止日本向盟军投降，但是没有成功，随后全部自杀。8月15日，作为日本的象征性人物，日本天皇向盟军投降，条件是天皇的地位予以保留。美国人同意了，他们也一直在考虑如何对待战败后的日本。
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上，日本代表签署了投降文书，麦克阿瑟流露出了得意的神情。

[276]　中欧地区主要河流，发源于捷克和波兰交界处的苏台德山脉，在德国汉堡附近注入北海。

[277]　即赫尔曼·费格莱因（Hermann Fegelein，1906—1945），德军将领，娶了希特勒的妻子爱娃的妹妹。

[278]　约瑟普，霍瓦特（Josip Horvat），克罗地亚作家。

[279]　1941年，轴心国入侵南斯拉夫，并在那里建立了傀儡政权“克罗地亚独立国”。

[280]　德国巴伐利亚州城市。

[281]　德国中世纪史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英雄人物。

[282]　爱娃·布劳恩（Eva Braun，1912—1945），希特勒女友，两人在自杀前结婚。

[283]　德国中世纪史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女王。

[284]　比利时西北部港口城市。

[285]　今天的布达佩斯是由两座城市合并而成，布达位于西岸，佩斯位于东岸。

[286]　塞尔维亚首都。

[287]　即今天的埃尔布隆格。

[288]　东欧重要河流，发源于捷克东北部，注入波罗的海，部分河道是今天德国和波兰的国界线。

[289]　亚历山大·多纳–施洛比滕（Alexander Fü zu Dohna-Schlobitten，1899—1997），德国作家，曾参加两次世界大战。

[290]　对一片区域进行的整体轰炸，不分具体目标。

[291]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Ivan Stepanovich Konev，1897—1973），苏军将领，擅长指挥大兵团实施进攻作战，1944年晋升为元帅。

[292]　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y Beria，1899—1953），苏共高级领导人，苏联秘密警察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斯大林大清洗计划主要执行者之一。

[293]　菲律宾东部海湾。

[294]　切斯特·威廉·尼米兹（Chester William Nimitz，1885—1966），美国海军将领，1944年晋升为海军五星上将。

[295]　菲律宾东南部岛屿。

[296]　柯蒂斯·李梅（Curtis LeMay，1906—1990），美军空军将领，1951年晋升为空军四星上将。

战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系列和平协议中正式结束，其中，几份主要的协议签署于停战后的数月之内。这么做是有问题的，因为战后的空气当中仍然弥漫着战时的仇恨意味。而且，在复仇气氛浓重的法国首都所签署的一系列条约也没有使这一仇恨得到丝毫缓解。德国人受到了侮辱，但是在封锁所导致的饥饿之下，德国的新政府[297]不得不接受了和平的条款。于是，新政权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实际上，战争并没有在签订和约的巴黎画上句号，它一直在继续。在俄国，共产主义者取得了政权。在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在共产主义者的协助下打败了协约国（尤其是英国）及其在土耳其培植的势力。1923年，随着《洛桑协议》在日内瓦签署，战争才最终结束。1924年，协约国最终采取行动，使德国融入了全球的经济体系。德国人最大的不满在于要为法国和比利时支付巨额赔款，所有的德国人都认为是赔款拖垮了德国的经济，尤其是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1924年，德国终于迎来了转机，美国借钱给德国来给付对法国的战争赔款，然后法国就能偿还其对英国的债务，继而英国又可以偿还其对美国的债务。1929年，华尔街发生了严重的股灾，世界经济随即四分五裂，而借钱给德国的荒唐做法也因此而一败涂地。《凡尔赛和约》及其附则的效力持续了大约10年，随后，法国开始抛弃凡尔赛体系。其标志之一是，法国于1930年开始花费巨资修建马奇诺防线（法国的军事实力因为这一华而不实的巨型工程而大受影响）。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遗留的问题更多。实际上，德国直到46年后的1991年才签订了真正的和平协议。1944年夏，“三巨头”在波茨坦会面解决德国问题，然而未能在重大议题上达成一致，他们甚至连德国的东部边界都没能确定。德国政府并没有参与讨论，彼此的讨价还价只是在各个占领国之间进行，法国有时还站在苏联的一边。此后不久，冷战就浮出了水面。冷战爆发的标志性时点或许是1945年11月，当时，苏联对加入英美两国复兴世界经济的计划表示了拒绝。

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大区别在于对经济的认识。尽管今天看起来显得难以理解，但是在1918年，欧洲的各国政府都在想方设法摧毁邻国的经济。乔治–亨利·苏图[298]在1989年出版的《黄金与血液》（L’or et le sang）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这一画面。在“一战”结束后的一系列安排当中，这些意图部分地成为了现实——尤其在中东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合并；德国给予法国巨额赔款；德国海军和商船遭到没收，英国从中获益；比利时人甚至意图从荷兰手中夺取斯凯尔特河三角洲的一部分，以便促进安特卫普[299]的贸易。在这一方面，美国人并不贪婪，但是他们一方面想要从他们所投资的国家获取收益，另一方面却通过关税手段阻止这些国家获利，这是没有见识的做法。在世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这一做法进一步登峰造极，使美国自身也深受其害，导致2 500万人失业。“二战”过后，美国人终于认清了这一做法的危害，并宣布今后将不再重复同样的错误。当英国人就战时借款与美国人进行协商时，其中一条条款限定了借款的使用范围。美国人花了很大的工夫来迫使英国人做出承诺，以确保英国不会利用美国的援助来促进它与中立国之间的贸易。尽管这一做法使丘吉尔受到了侮辱，但同时也促进了国际的货币合作，也使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开始认识到战后所必须采取的行动和措施。鉴于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贸易滑坡，导致成百上千万人失业，各国必须在日后杜绝这一情况的发生。国际必须通过某种形式的合作来使货币流动起来，以便在支付方面为贸易提供支持。抱着这一目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944年夏天于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了会议，并促成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这两个组织救了很多国家的急，也使世界经济避免了更大的打击。“二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作用并没有维持太久，因为冷战爆发了。原因之一在于，如果一国想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获益，它就得开放自己的金融系统接受检查，而苏联不同意这么做。

此时，德国已经成为了苏联人与西方的矛盾焦点。苏联人要求德国赔款，还想拥有苏联占领区的大量工业设备。此外，苏联还得到了德国的火箭专家，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用以实现苏联太空计划的技术机密（美国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不过德国人更愿意与美国人合作。同时，这些德国人也获得了优厚的回报）。在易北河以东的德国，形势非常糟糕。这一地区不仅经济无法自主，很多集中营还关押着不肯顺从于苏联统治的人。由于英国人控制着德国工业最为发达的鲁尔工业区（美国人所控制的法兰克福周边地区的工业远没有鲁尔工业区发达），莫斯科特别希望与英国合作。英国占领了德国的西北部地区，这里的情形也不容乐观，到处都是损毁的房屋、河道、铁路和工厂。几百万德语居民从东部艰难地来到这里，寻找栖身之处，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所找到的也只不过是些残垣断壁。尽管根据英国与苏联签订的协议，英国得在1950年之前把德国的机器设备运到苏联，但是他们知道，一旦这一类的赔偿使德国人挨饿，英美两国就得向他们输送食物，而英国自身的粮食也非常紧张。在占领初期，只有极少数的英美人士反对残酷地对待德国人。但是，在占领持续一个月之后，形势出现了变化。美国官方和民众向德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包裹。当然，占领区需要有政府进行管理。与文化素质不高的盟军士兵相比，德国人更擅长此道，遭遇纳粹迫害的那些具有民主思想的德国人可以成为政府的管理者。在他们当中，最突出的例证便是康拉德·阿登纳[300]。1949年，他以73岁高龄担任联邦德国总理，到1963年卸任时，他已经87岁。在1946年的混乱形势中，一个崭新的德国开始出现。这年9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301]在斯图加特[302]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当时，他对德国各州的州长说：“美国政府认为，在适当的安保措施下，德国民众现在已经能在自身事务的管理中担负起主要的责任了。”1947年1月，英美两国占领区正式合并，于是，更好的交通和贸易政策得以制定并实施。这时，一位德国批评家夸张地表示，与英国轰炸机对鲁尔工业区所造成的破坏相比，秉承社会主义观念（在此前进行的选举中，工党的克莱门特·艾德礼[303]战胜了丘吉尔）的英国占领当局对它的破坏更为严重。

改善管理仅仅是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它是英美占领当局与德国人展开合作的基点。但是，这样做也是为了应对来自东方的“威胁”。在占领初期，苏联人就在柏林成立了民主政权，这一行动早于英国和美国。柏林政权的核心成员是以瓦尔特·乌布利希[304]为首的德国共产党人，在“二战”期间，他们一直在莫斯科活动。斯大林认为，由于他已经在德国人打败沙皇的地方打败了希特勒，所以出于对这一成就的钦佩，德国人应该会为德国共产党投票。但是，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发生，还与斯大林的估计相差甚远。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以恐吓与勒索相威胁，在1946年的复活节强力推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合并，组建了新的德国统一社会党。该党依旧通过惯常的方式统治民主德国。另一方面，在当时，德国东部的民众或多或少还是获得了一些粮食。相比1947年的1到4月，德国西部遭遇了一个充斥了饥饿与酷寒的冬天。美国国务卿伯恩斯的继任者是乔治·马歇尔上将，他乘坐火车穿过了共产党极有可能获得政权的法国和已经成为一片废墟、鬼魂遍地的德国，来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对马歇尔将军说，他相信共产主义者将控制整个欧洲大陆。美国占领军副司令卢修斯·克莱[305]说：“在每天1 500卡路里的共产主义者和每天1 000卡路里的民主信仰者之间，选择是显而易见的。”当时，斯大林已经通过选举把共产主义的旗帜插到了波兰，不久后，他也会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如法炮制。为了应对这一形势，1947年6月，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宣布，美国将驰援西欧。随后，美国拨款50亿美元给欧洲各国，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在已经过去的那个严酷的寒冬，欧洲各国的民众已经被推到了生与死的边缘。在马歇尔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机构被建立了起来，因为就连法国政府也不了解执行马歇尔计划所必需的某些关键统计数据（在一个倡导欧洲经济合作的马歇尔计划组织中，有人发现一名希腊代表在巴黎的办公室伪造数据）。这时，美国占领当局成为了西德的代表，并使西德在国际舞台首次亮相（尽管是间接的）。很快，西欧得救了。在这之后，西欧各国把马歇尔计划的援助用于满足各自的需求。德国人重建了他们的基础设施。在1946年和1947年，英国人把90%的美元收入花在了香烟上。此刻，他们把美国的援助主要用作了对外投资（英国的对外投资迅速恢复，但英国的交通状况却在欧洲垫了底）。

美国所坚持的一条要求是，欧洲国家不应通过对汇率的操纵来把援助的资金截留在各自国内，他们应当通过贸易来使这些资金流转起来。这意味着，法国和比利时（当时的比利时是一个工业强国，它还拥有比属刚果的丰富资源）不可以歧视他国，尤其是德国。荷兰经济的半边天一直由对德贸易来支撑，所以在美国人看来，德国经济的复苏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欧洲支付同盟[306]成立，用以促进欧洲的贸易，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进世界贸易一样。1950年，为了维持工业出口的增长，鲁尔工业区开始囤积原材料，导致德国的新货币德国马克面临贬值压力。这时，欧洲支付同盟及时发挥作用，挽救了德国马克。奇怪的是，尽管美国人担心欧洲像美国那样结成一个大市场，可首先提出欧洲货币一体化概念的仍然是美国人。马歇尔计划的一位负责人提出，这种货币应该称为欧洲货币单元。随后，朝鲜战争爆发，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开始转投重整军备之用。不过在今天，“二战”后太平洋地区的很多金融组织都直接或间接地留存了下来。这些组织有成立于1947年旨在促进国际贸易的关贸总协定（GATT），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有成立于1951年旨在促进煤炭和钢铁联营的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特别是在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该组织使各国之间的合作达到了顶峰。不久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于1949年5月正式成立。

“二战”后的西德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德国人汲取了魏玛共和国的教训。魏玛共和国的宪法过于冗长，在比例代表制下没完没了地进行选举，最后竟然选出来一个希特勒。现在，新的基本法（实际上就是宪法）非常简短，而且切中肯綮，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保持了良好的平衡，同时也维护了民众的利益，比如保护家庭免受过度征税的危害。德国联邦银行力图阻止德国人第三次经历通货膨胀，他们有效地使储蓄和投资回归了良性循环的轨道。1955年，德国的出口早早地超过了英国。在英国，储蓄和投资的循环并没有理顺。此外，奥地利的经济发展也非常不错。战后的德国具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尽管成百上千万的难民曾经经历了不堪回首的恐怖经历，无辜的家庭被迫提着破旧的皮箱离开家园，但他们极少抱怨。来自苏台德地区的德语居民继续过他们的生活，努力获得改善。战后的德国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说，联邦德国最终对民主德国形成了一种磁铁效应，这没有问题，但这种效应所持续的时间之长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期。时过境迁后，德国人与波兰人、捷克人自然就达成了和解。当然，德国人也在文化和心理上付出了代价，失去了民族自信心，这很可能是长期遭受猛烈轰炸的结果。我用下面的话来附议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307]：人们不再唱《苏醒的德国》（Deutschland erwache）[308]，但是德国人已经被它唤醒。

战后的日本与德国非常相似。一开始，美国对日本的占领非常混乱，日本也像德国一样遭受了两年的贫穷。随后，如同在联邦德国发生的一样，管理上的回归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引发了一场反思。1949年，共产党打赢了中国的国内战争，失败的国民党部队在蒋介石的带领下撤到了中国台湾。这时，美国人制订了一个复兴日本经济的计划，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就像联邦德国所发生的一样。经济学家皮耶罗·斯拉法[309]在一生当中只做了两个投资决策。他在1945年买入了日本的债券，然后在1960年卖出，换成黄金，结果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在战后的几十年当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复苏则是非常不同的另一番景象。苏联的复苏一方面得益于来自德国的劳工（莫斯科的很多大型建筑都是由德国战俘修建的）和赔偿物资，一方面也得益于苏联的大规模军备和一直存在的秘密警察（后来演变为克格勃）[310]。但是在农业产出方面，苏联直到1960年才超过沙皇统治时期。1949年，苏联宣布成功爆炸了原子弹，过了一年，朝鲜战争爆发，冷战有可能升级为热战。实际上，朝鲜战争刺激了国际市场对原材料和德国机器的需求，它也使西方的军事经济组织（北约是主要代表）更为稳固，并发挥积极作用。进入20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德国和日本分别成为了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国家。这一不同寻常的巨大变化迟早将对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影响。日本，韩国，甚至包括中国台湾（在1960年，韩国只能出口假发），连同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国都走上了自己的发展轨道。中国的成功促进了苏联的经济发展，但苏联不久后就解体了。这时，德国终于获得了统一。盟军取得胜利的46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97]　即魏玛共和国政府。

[298]　乔治–亨利·苏图（Georges-Henri Soutou，1943—　），历史学家，1943年出生于瑞士日内瓦。

[299]　比利时港口城市，位于比利时北部。

[300]　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1876—1967），联邦德国总理（1949—1963）。

[301]　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yrnes，1879—1972），美国国务卿（1945—1947）。

[302]　德国西南部城市。

[303]　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1883—1967），英国首相（1945—1951）。

[304]　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893—1973），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曾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建立反法西斯同盟，后来两党合并成为了德国统一社会党。

[305]　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1897—1978），美国陆军上将，驻德美军指挥官，曾成功指挥向西柏林运送补给品的空运行动。

[306]　西欧国家的多边清算组织，其成立标志着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开端，1958年为欧洲货币协定所取代。

[307]　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1906—1990），英国历史学家。

[308]　《苏醒的德国》，“二战”德国军歌。

[309]　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1898—1983），意大利经济学家。

[310]　苏联间谍组织。

致谢

多年来，我搜集了很多有关“二战”的图书。我最早买到的是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A.J.P. Taylor）所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1961）和科雷利·巴尼特（Correlli Barnett）所写的《沙漠将军》（Desert Generals）（1962）。我也很幸运地在多家图书馆读到了更多的书。位于安纳托利亚中心的比尔肯特图书馆建造用时很短，但是对我的帮助却非常大。在英国，伦敦图书馆和剑桥大学图书馆都非常便利，它们让人身心愉悦，受益无穷。我非常感谢这3家图书馆的馆员。我还要感谢我的系主任皮纳尔·比尔金（Pinar Bilgin）博士，以及比尔肯特大学的同事们，你们营造了快乐且高效的氛围。感谢图书的出版商，他们是来自Basic Books图书出版公司的拉腊·海默特（Lara Heimert）和来自企鹅出版公司的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我尤其要感谢亲切友善又博闻多识的编辑诺曼·麦卡菲（Norman MacAfee）。我的儿子鲁珀特·斯通（Rupert Stone）是这本书的第一位读者，能得到你的鼓励，我感到非常高兴。

参考书目

关于“二战”的图书种类非常多，而且不乏精彩之作。其中，我最喜欢的一本是约翰·基根（John Keegan）所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The Second World War，1990）。这本书对很多军事术语作了解释，比如坦克和飞机的设计等。作者的叙述非常清晰，他用精炼的语言描写了很多发生在陆地、空中和海上的战役或战斗。任何参考书目只如同沧海一粟。约翰·基根把这一数目限定为50本，其中大部分也是我想列入参考书目的。在这一基础上，我想我最好能继续提供50本后来出版的书。在互联网和机器翻译的繁荣发展之下，英语图书已经在数量上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所以确定这50本书要比预想的更加容易。

13卷本的《德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是一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籍。1990年，该书以《德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为名由牛津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它的学术性和公正性无可指摘。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igh）所写的《道德之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史》（Moral Combat: A History of World War II，2010）是广度及深度都比较突出的旧式古典叙述作品。约翰·卢卡奇（John Lukács）所写的《最后的欧洲战争》（The Last European War，1976）、《历史中的希特勒》（The Hitler of History，1997）和《决斗》（The Duel，2001），描写了丘吉尔与希特勒在1940年夏天的个人冲突与对抗。伊恩·克肖（Ian Kershaw）的两卷本《希特勒》（Hitler）（第一卷1998年，第二卷2000年）是写得最好的希特勒传记之一。在英国《卫报》（The Guardian’s）起诉戴维·欧文（David Irving）的时候，我仔细查看了《卫报》所准备的一些资料，我发现克肖的军事与政治知识极为渊博。戴维·欧文所写的《希特勒的战争》（Hitler’s War，1977）本可以称得上是一本好书，尤其是描写德军进攻斯大林格勒的那一部分，但却因为作者声称希特勒不了解犹太人的遭遇而大煞风景。克肖的《致命抉择》（Fatal Choices，2008）描写了主要的战略决策。格哈德·魏因贝格（Gerhard Weinberg）的《武装的世界》（A World at Arms，2005）是一本非常全面的著作。

对于战争的起因，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1961）一书中进行了相当有价值的叙述，最初的100多页尤为精彩，这一部分点明了凡尔赛秩序的弱不禁风和荒唐可笑。扎拉·施泰纳（Zara Steiner）所写的《消失的光芒》（The Lights That Failed，2005）描写了1933年以前的欧洲世界，比如凡尔赛秩序解体，世界经济开始融为一体。与泰勒相比，作者的态度更为温和。安东尼·比弗的《西班牙内战》（The Battle for Spain，2006）写得非常细致，作者运用大量的史料描述了共产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中的隐秘活动。此外，戴维·费伯（David Faber）所写的《慕尼黑》（Munich，2008）和乔纳森·哈斯拉姆（Jonathan Haslam）所写的《苏联的冷战》（Russia’s Cold War，2011）也是不错的书。

朱利安·杰克逊（Julian Jackson）所写的《法国的沦陷》（The Fall of France，2003）、卡尔–海因茨·弗里泽尔（Karl-Heinz Frieser）所写的《闪击传奇》（The Blitzkrieg Legend，2005）和詹姆斯·霍兰德（James Holland）所写的《不列颠之战》（The Battle of Britain，2010）记录了1939年到1941年的多场战役。戴维·埃杰顿（David Edgerton）的《不列颠的战争机器》（Britain’s War Machine，2011）概要地讲述了英国战时经济的动员。科雷利·巴尼特（Correlli Barnett）所写的《战争审查》（Audit of War，1986）直到今天都充满了趣味，他讽刺了英国人的装模作样。他的经典之作《沙漠将军》描写了“二战”中的北非战场，他的见解在今天依然显得颇为独到。马克思·黑斯廷斯所写的《轰炸机司令部》（Bomber Command，1976）描写了英国皇家空军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的开端和进程。在这一方面，这本书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最好的一本。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所写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为自由而战》（John Maynard Keynes: Fighting for Freedom，2001）已经成为经典之作，作者对战时的财政金融有着深入的见解，他也在作品中讲述了财政部得以继续存在的原因。

如果想了解德国在1941年进行的巴巴罗萨计划，你可以读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Gabriel Gorodetsky）所写的《大欺骗——斯大林与德国入侵苏联》（Grand Delusion: Stalin and the German Invasion of Russia，1999）和康斯坦丁·普列沙诺夫（Konstantin Pleshakov）所写的《斯大林的愚蠢——德国入侵苏联秘史》（Stalin’s Folly: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German Invasion of Russia，2005）。1989年以来，随着新的档案材料大量解密，东线的战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克里斯·贝拉米（Chris Bellamy）的《绝对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Absolute War: Soviet Russi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2007）总的来说是一本官方的著作。戴维·格兰斯也出版了以一系列著作来表达他对苏联这一段讳莫如深的官方历史的深刻洞见，这些著作有他与乔纳森·豪斯（Jonathan M. House）合著的《奔向斯大林格勒——苏德战斗行动，1942年4月到8月》（To the Gates of Stalingrad: Soviet-German Combat Operations, April-August 1942，2009）和《斯大林格勒大决战—1942年9月到11月》（Armageddon in Stalingrad: September-November 1942，2009）。格兰斯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由柳碧卡·埃里克森（Ljubica Erickson）和马克·埃里克森（Mark Erickson）合作编辑的《苏联——战争、和平与外交》（Russia: War, Peace and Diplomacy，2004）一书中不仅包含他所写的《苏德战争中被遗忘的战斗，1941—1945》（Forgotten Battles of the Soviet-German War, 1941—1945），同时也包含其他关于东线战场的重要文章。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所写的《苏联战争》（Russia’s War，1997）是一部经典作品。安东尼·比弗所写的《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1998）生动地描写了战斗的场面。在埃里克森所编辑的图书当中，比弗写有名为《斯大林格勒与战争体验研究》（Stalingrad and Researching the Experience of War）的一章，他在其中提到，他的研究是非常困难的。

关于纳粹在欧洲和苏联西部的统治，你可以看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所写的《希特勒的帝国——纳粹对欧洲占领区的统治》（Hitler’s Empire: Nazi Rule in Occupied Europe，2008），这本书可以替代亚历山大·达林（Alexander Dallin）所写的久负盛名的《德国在苏联的统治：1941—1945年》（German Rule in Russia 1941–1945，1981）。在戴维·切萨拉尼（David Cesarani）所编辑的《最终的解决方案——发端与实现》（The Final Solution: Origin and Implementation，1996）一书中，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所写的《希特勒与胜利的狂喜》（Hitler and the Euphoria of Victory）一章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但我还是觉得杰拉尔德·赖特林格（Gerald Reitlinger）所写的《最终的解决方案》（The Final Solution，1953）更为中肯。随着共产主义档案的解密，普雷萨克（J.-C. Pressac）的《奥斯维辛》（Auschwitz，1989）一书对奥斯维辛集中营作了审慎的研究。在书中，作者提供了很多可靠的统计数字。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所写的《憧憬与现实之间的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 Between Vision and Reality，2001）给出了作者的多种解释。亚当·图兹（Adam Tooze）所写的《毁灭之代价》（The Wages of Desturction，2006）对德国经济的崩溃另有一番创见。他认为，德国经济的军事化程度要远远超出我们当前的认识。蒙戈·梅尔文（Mungo Melvin）所写的《曼施坦因》（Manstein，2010）和布丽吉特·哈曼（Brigitte Hamann）所写的《威妮弗雷德·瓦格纳——希特勒治下的拜罗伊特》（Winifred Wagner: A Life at the Heart of Hitler’s Bayreuth，2007）描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

最后，整个欧洲被希特勒统治会更加糟糕。在战争的后半段，中欧地区面临着被斯大林掌控的可能。在这一方面，你可以读克里斯蒂安·温格瓦里（Krisztián Ungváry）所写的《布达佩斯之战》（Battle for Budapest，2005）和汉斯·格拉夫·冯·伦多夫（Hans Graf von Lehndorff）所写的《东普鲁士日记》（Ostpreussisches Tagebuch，1985），也可以对比阅读亚历山大·菲尔斯特·多纳–施洛比滕（Alexander Fürst zu Dohna-Schlobitten）所写的《一位东普鲁士老人的回忆》（Erinnerungen eines alten Ostpreussen，1989）。格茨·阿利（Götz Aly）所写的《希特勒的人民国家》（Hitler’s Volksstaat，2005）和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所写的《政变》（Staatsstreich，1994）、《帝国的毁灭》（Der Untergang，2004）都是很好的德语著作，后者的两部作品分别讲述了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和地堡中发生的事情。约尔格·弗里德里希（Jörg Friedrich）所写的《火焰》（Der Brand，2002）从一个德国人的角度描写了盟军的轰炸行动。

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所写的《掌局者与指挥官》（Masters and Commanders，2008）详细地描绘了西线战略的形成过程，你也可以对比阅读马克思·黑斯廷斯所写的《丘吉尔——最好的时代》（Churchill: Finest Years，2009）。卡洛·德斯特（Carlo d’Este）所写的《“二战”中的地中海》（World War Two in the Mediterranean，1942—1945，1990）、里克·阿特金森（Rick Atkinson）所写的关于火炬行动的《黎明的大军》（An Army at Dawn，2002）、尼尔·巴尔（Niall Barr）所写的关于3次阿拉曼战役的《战争的钟摆》（Pendulum of War，2005）和卡佛勋爵（Lord Carver）所写的《帝国战争博物馆之意大利》（The Imperial War Museum Book of the War in Italy，2001）也是我所推荐阅读的。由艾伦·马林森（Allan Mallinson）所写的《英国陆军史》（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Army，2009）综观了上述的战役。马克思·黑斯廷斯所写的《大决战》（Armageddon，2004）是描写德军末日的上佳之作。

对于远东战场，你可以阅读威廉·霍普金斯（William B. Hopkins）所写的《太平洋战争》（The Pacific War，2010）、约翰·托兰（John Toland）所写的《日本帝国的衰亡》（The Rising Sun，1970）、罗纳德·斯佩克特（Ronald Spector）所写的《鹰与太阳的较量》（Eagle Against the Sun，1985）和马克思·黑斯廷斯所写的《涅墨西斯》（Nemesis，2007）。

一战简史：帝国幻觉

书号：978–7–5086–4682–4

作者：[英]诺曼·斯通

定价：38元

分类：社科/历史

开本：32

页码：296

装帧：假精装

内容简介：

在欧洲大陆，法德之间早已存在对抗的关系。俄国实力渐增，奥斯曼帝国濒临解体，欧洲以外的世界似乎都处在分崩离析之中。柏林虽然被称为是当时世界的雅典，但德国对俄国的快速发展恐慌不已。与英国争霸全球的德国，在20世纪初建立了一支直指英国各港口但却完全没有必要的海军。就在这样的各国关系中，萨拉热窝事件开启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的欧洲就像是一尊众人仰慕的巨像，4年之后，这片大陆面临着从经济到社会，从生活到梦幻的灾难性破碎。

诺曼·斯通在这本《一战简史》中，改变了以分析为主的历史专业写作方式，转而以叙事为主，加上新颖独到的见解，简明清楚的勾勒出“一战”这个二十世纪最重大、最复杂的论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美）莫里斯著；钱峰译.—2版.—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5

书名原文：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ISBN 978-7-5086-4461-5

Ⅰ.西…Ⅱ.①莫…②钱…Ⅲ.西方国家－历史Ⅳ.K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4148号

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by Ian Morris

Copyright © 2010 by Ian Morris

Maps and graphs copyright © 2010 by Michele Angel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irst edition，2010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1 by China CITIC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Sandra Dijkstra Literary Agency，Inc.in association wit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

著者：[美]伊恩·莫里斯

译者：钱峰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字数：600千字

版次：2014年5月第2版

京权图字：01-2010-4442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4461-5/K·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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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将主宰多久

——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

[美] 伊恩·莫里斯 著

钱峰 译

中信出版社

推荐序 中华文明再次走向世界辉煌

《西方将主宰多久》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巨著。

它前所未有地提出：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是以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之间的“相互赶超”为主线展开的。

它前所未有地提出：发端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是东方文明的主体，中华文明以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为标志，率先以治理的“高端策略”摆脱了“低端策略”，即以郡县制代替了封建制，这是东方文明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第一次赶超西方文明，并最终在隋唐时期领先世界，并为人类文明发展留下了重要的制度创新遗产。

它前所未有地指出，以公元11世纪的文艺复兴为标志，西方再次逐步“赶超”中华文明。直到19世纪，西方开始统治世界。西方的优势在于它在长期的赶超中形成了新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自19世纪开始，西方的治理体系不仅被视为有效的，而且还被视为普适的；不仅被视为富强之理，而且被称为正义之道。

它前所未有地指出：西方在21世纪将被中国赶超，西方所面临的危机不仅是经济的危机，而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危机。但是，中国也不能因自身经济的增长而沾沾自喜，因为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经济，来自军事、社会和环境生态，而且来自制度。

它前所未有地使我们认识到：再次全面赶超西方文明的中华文明，正在步入新的秦皇、汉武和贞观之治的时代，这个灿烂的时代呼唤新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部可以与《资治通鉴》相媲美的书，因为《资治通鉴》创作于中华文明第一次世界辉煌的尾声，这部书则预示着中华文明再次走向世界辉煌的先声。

韩毓海

北京大学教授

前言

艾伯特亲王在北京

伦敦，1848年4月3日。维多利亚女王的头在痛。她这样脸贴地跪在木码头上已经有20分钟了。她强忍住泪水，既愤怒又恐惧，并且已精疲力竭。现在，天开始下起雨来。绵绵细雨浸湿着她的衣裙。她只希望，没人误以为她是因恐惧而战栗。

她的丈夫就在她身旁。如果她伸出手臂，就可以将手搭在他肩上，或者为他理顺被雨打湿的头发，赋予他力量，以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切。要是时间能够静止不动就好了，或者匆匆过去。要是她和艾伯特亲王在别的地方就好了，只要不在这里。

他们就这样等待着——维多利亚女王、艾伯特亲王、威灵顿公爵和大半的朝臣——双膝跪地等在雨中。看得出来，河上出了点问题。由于中国舰队的旗舰过于庞大，无法驶入东印度码头，总督耆英大张旗鼓的伦敦之行只能改乘一艘稍小些的装甲汽船，此船以他的名字命名。可即使是耆英号，对于布莱克沃尔的码头来说，还是嫌大了些。6只拖船牵引着耆英号进港，场面一片混乱。总督耆英面无表情。

透过眼角的余光，维多利亚女王可以瞥见码头上的小型中国乐队。一个小时前，乐手们的丝质长袍和怪异的帽子看起来还非常华丽，现在被英格兰的雨水打湿了，凌乱不堪。以为耆英的轿子即将上岸，乐队四度奏起嘈杂的东方乐曲，又四度戛然而止。第五次，乐手们终于奏至曲终。维多利亚女王心中一颤。耆英终究要上岸的，这事真的发生了。

接着，耆英的随从赫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如此贴近，维多利亚女王都能看清他鞋上的针脚。鞋面上绣着小小的龙、升腾的云烟和火焰，比她的侍女的女红要精致得多。

随从以单调低沉的声音，朗读着来自北京的官方声明。维多利亚女王已知晓上面的内容：道光皇帝恩准了不列颠女王向宗主国致敬的意愿；维多利亚女王乞求向清帝国进贡和纳税，并顿首臣服；道光皇帝恩准将英帝国纳为中国的领地，并准许英国遵从中国之道。

但在英国，人人皆知实际上发生了什么。起初，中国人受到了欢迎。中国资助过英国人民反抗拿破仑的战争，后者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不准英国船只驶进欧洲各港口。但1815年后，中国销往英国的商品越来越廉价，最终导致兰开夏的纺织厂破产倒闭。当英国人抗议并提高关税时，中国军队将骄傲的英国皇家海军一举击溃，将纳尔逊海军上将击毙，并洗劫了南部海岸沿线的各个城镇。近8个世纪以来，英国无人能侵，可是如今，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将永远记入耻辱的史册。她的统治时期充斥着凶杀、洗劫和绑架，充斥着战败、耻辱和死亡。现在，耆英，这个道光皇帝的奴才，亲自来了，越发显得伪善和不怀好意。

这时，跪在维多利亚女王身后的翻译轻咳了一声，只有女王能够听到。这是一个信号：耆英的下属已讲到赋予她“儿皇帝”身份的部分了。维多利亚女王从码头上抬起前额，起身恭受属于野蛮人的帽子和长袍，那象征着英国的耻辱。她这才第一次端详起耆英来。

她不曾料想，眼前的这个中年人如此充满才智，如此活力四射。他难道真是那个令她畏惧的怪物吗？这时，耆英也第一次看到维多利亚女王。他看过维多利亚女王加冕的画像，但她比想象中更为健硕、更为寻常，并且十分年轻。她浸在雨水中，浑身都湿透了，甲板上的泥点溅了她一脸。她甚至不知道如何规矩地叩头。多么粗鄙的人啊！

最可怕的、无法想象的时刻到了。两名中国官员深鞠着躬从耆英背后走出，扶艾伯特亲王起身。维多利亚女王知道，她既不能出声，也不能动弹——事实上，她僵在原地，抗议不得。

他们把艾伯特亲王领走了。艾伯特亲王庄严地走了，他步履蹒跚，停了下来，回头望着维多利亚女王。那一眼里，仿佛有整个世界。维多利亚女王昏倒了。她还未倒在甲板上，就被一个中国侍从扶住——在这样的场合，一个女王，即使是一个外国的邪恶女王，晕倒受伤也是不妥的。艾伯特亲王仿佛梦游一般，失魂落魄，他的表情凝固了，他喘着粗气，离开了自己的国土。他登上踏板，走进深锁的豪华船舱，踏上了去中国的航程。在那里，他将作为道光皇帝的陪臣幽居在北京城中。等到维多利亚女王苏醒过来，艾伯特亲王已经走了。终于，她忍不住呜咽起来，浑身都在颤抖。艾伯特亲王要花费半年时间才能到北京，回来也要同样长的时间。他还要在那些野蛮的中国人中生活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到道光皇帝的召见。她能做什么呢？孤身一人，她将如何保护自己的人民？在这一切暴行之后，她将如何面对这个万恶的耆英？

艾伯特亲王一去不返。他到了北京，在那里，他以流利的中文和对儒家经典的了如指掌震惊了天朝。就在他走后不久，接踵而至的消息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发动起义，砸毁打谷机，起义风潮席卷英国南部，血腥的巷战在半数欧洲国家的首都爆发。几天后，道光皇帝接到耆英的上书，建议将艾伯特这样有才能的亲王幽禁在中国，保障其安全。这一暴动是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阵痛，中华帝国也曾经历过，但面对如此骚动的民众，不应心存侥幸。

于是，艾伯特亲王幽居在北京城中。他丢弃了英国人的装束，留起了满族人的长辫子，时光荏苒，年复一年，他对中国的经典日渐谙熟。他独自在中国生活，终日与佛塔为伴，垂垂老矣。在这金笼子里被幽禁了13年之后，他终于弃世而去。

在世界的另一面，维多利亚女王把自己关在白金汉宫寒冷的房间里，对她的殖民宗主不闻不问。英国完全由耆英治理，数不胜数的所谓政客匍匐着乞求与他做交易。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驾崩的时候，没有举行国葬，人们只是耸耸肩，带着讽刺的微笑看着这一中华帝国时代之前的最后一件老古董湮没于史册。

从圆明园中抢走的京巴狗

当然，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至多只发生了一部分。确实存在一艘叫“耆英号”的中国船只，它也确实曾在1848年4月驶入伦敦的东印度码头（见图1），但那并不是艘装甲舰，也并未载着一名中国总督到伦敦来：真实的耆英号只是一艘装饰华丽的木质帆船。几个英国商人几年前在英国的殖民地香港买下这艘小船，他们觉得，将它送回故国会是一大笑料。

维多利亚女王、艾伯特亲王和威灵顿公爵确实曾驾临泰晤士河畔，但并不是来给他们的新主子叩头的。相反，他们是作为游客来观赏在英国所见的第一艘中国船的。这艘船确实是以两广总督耆英的名字命名的。但是，耆英并没有在1842年中国水师摧毁英国皇家海军后接受英国的臣服。真实情况是，他在那一年代表中国政府向英军求和。在此之前，一支英国海军中队摧毁了其所到之处的所有中国战舰，使中国的海防炮台寂然无声，封锁了联系京城和鱼米之乡江南的大运河，使京城陷于饥荒之中。1848年，道光皇帝确实统治着中国，但他并没有使维多利亚女王和艾伯特亲王劳燕分飞。事实上，女王夫妇十分恩爱地继续生活在一起，维多利亚女王不时发点儿脾气，直到艾伯特亲王1861年辞世。实际上是维多利亚女王和艾伯特亲王使得道光皇帝夫妇劳燕分飞。

图A-1 真实的耆英号：1848年成群结队的伦敦人划船争相观看。（《伦敦新闻画报》载图）

历史往往比小说更不可思议。维多利亚女王的同胞打垮道光皇帝，使他的帝国摇摇欲坠，为的是最具英国特色的事物——一杯茶，或者确切地说，是几十亿杯茶。在18世纪90年代，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控制着南亚地区，将其视为自己的封地，该公司每年从中国运往伦敦的茶叶价值达2300万英镑。虽然利润之大令人瞠目结舌，但还是存在一个问题：中国政府无意于进口英国制造的商品作为交换，中国政府只需要银子。东印度公司感到筹措可维持贸易的资金颇为困难。当商人们意识到，不管中国政府需要什么，中国人民总会需要些别的东西时，他们感到欣喜若狂，那就是——鸦片。最好的鸦片种植在印度，而印度正是东印度公司的势力范围。在广州——一处外商可以进行贸易的中国港口，商人们出卖鸦片换取银子，再用这些银子去购买茶叶，最后再在伦敦高价销售茶叶。

然而，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导致另一个问题的产生，在贸易中同样如此。印度人食用鸦片，英国人则将鸦片溶于水饮用，每年大约消耗10～20吨（有些是用于镇静婴儿）。这两种食用方式只产生轻微的镇静作用，足以使古怪的诗人灵感大发，或者刺激公爵、伯爵们沉湎于酒色，但不足为虑。可是，中国人吸食鸦片。其中的差异，就好比咀嚼古柯叶和将其在烟斗中点燃吸食的差异一样。英国毒贩故意忽视其中的差别，可道光皇帝并没有，于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了。

这是一场稀奇古怪的战争，不久便演变成了个人对决——在道光皇帝的禁烟力将、钦差大臣林则徐和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舰长之间。当义律意识到自己行将失败，他怂恿英国毒贩向林则徐交出令人咋舌的1700吨鸦片，并向这些毒贩保证，英国政府将补偿他们的损失。毒贩们并不知道义律是否有权做出如此保证，但他们还是将补偿诺言照单全收了。林则徐收缴了鸦片，义律保全了面子，也维持了茶叶贸易，而毒贩们则为毒品得到了最高的补偿（加上利息和运费）。每个人都是赢家。

这里说的每个人，要除去英国首相墨尔本。墨尔本不是赢家，他得找到200万英镑来补偿毒贩的损失。区区海军舰长让堂堂首相如此难堪，听来未免匪夷所思，但是义律清楚，他可以依靠财团游说议会以弥补损失。于是，围绕着墨尔本，各种复杂的人际、政治、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使得墨尔本别无选择，唯有先付清这笔钱，然后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中国，迫使中国政府赔偿英国鸦片被缴造成的损失。

这可不是大英帝国最为辉煌的时刻。要寻找当代的例子进行类比是不可能准确的，就好比为了反击美国禁毒署突击搜查毒品的行动，蒂华纳贩毒集团劝说墨西哥政府一路杀进圣迭戈，要求白宫赔偿毒品大亨被缴可卡因的损失（加上利息和运费），并承担远征军的开支。试想，就在我们身边，一支墨西哥舰队占领了卡塔利娜岛作为下一步行动的基地，并威胁封锁华盛顿，直到国会给予蒂华纳毒品大亨在洛杉矶、芝加哥和纽约的毒品专卖权。

当然，其中的差异是，墨西哥绝不可能炮轰圣迭戈，而在1840年，英国却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英国战舰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垮了中国的海防，耆英被迫签订了一份屈辱的条约，开放中国的通商口岸并允许传教士进入。道光皇帝的后妃并没有被掳去伦敦，如同作者在本书开头所假想的艾伯特亲王进京那样，但是，鸦片战争还是击垮了道光皇帝。他使3亿臣民在英国人面前卑躬屈膝，背叛了两千年来祖宗留下的传统。他应该感觉一败涂地——中国四分五裂，毒品成瘾者人数大幅飙升，整个国家如脱缰之马失去控制，传统习俗土崩瓦解。

在这个风云动荡的世界上，一个科举落榜的书生洪秀全崭露头角。他在广州城外长大，四次进城赶考，又四次落榜。最后，在1843年，他心力交瘁，被抬着回到了家乡。在高烧的幻梦中，天使带着他翩然飞升到了天堂。在那儿，他遇到了一个据说是他兄长的人，他们在长须飘飘的父亲的注视下，并肩与魔鬼战斗。村里没人能解读他这个梦的含义，好几年了，洪秀全似乎忘了这个梦。直到有一天，他翻开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他在去广州应试途中别人发给他的。

图A-2 并非最辉煌的时刻：1842年，英国舰船炸毁长江上的中国战船。图中最右端是“复仇女神”号，世界上第一艘铁甲战舰

那本小册子是对基督教《圣经》的诠释，洪秀全意识到，其中蕴藏着破解他那场幻梦的钥匙。显然，梦中的兄长正是耶稣，而洪秀全则是天父的中国儿子。梦中，洪秀全和耶稣齐心协力将魔鬼逐出了天堂，这个梦似乎昭示着天父希望洪秀全将魔鬼逐出人世。洪秀全将基督教的部分教义与儒家学说杂糅在一起，宣告太平天国诞生。愤怒的农民和游民在太平天国的旗帜下云集响应。到了1850年，他的乌合之众击垮了前来镇压的组织涣散的清军。他顺应天父的旨意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社会改革：他分田地，立法保护妇女的平等权利，甚至禁止缠足。

在19世纪60年代初，当美国人在枪炮声中自相残杀，打响世界上第一场现代战争时，中国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只不过用的是大刀和长矛，打的是世界上最后一场传统战争。这场传统战争的残忍恐怖程度，使得那场现代战争难以望其项背。战争共造成2000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死于饥荒和疾病。西方外交家和将军利用这场混乱，把自己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张到东亚地区。1854年，为了寻求加利福尼亚与中国之间的装煤站，美国海军准将佩里迫使日本打开口岸。1858年，英、法、美三国又从中国攫取了新的特权。可想而知，咸丰帝对毁了他父亲道光帝的洋鬼子恨之入骨，现在则忙于镇压洪秀全的农民起义军，设法逃避新条约的束缚。但是咸丰帝举步维艰，因为英法两国政府提供了他无法拒绝的“优厚条件”。英法联军开进北京城，咸丰帝颜面尽失地逃往热河。

英法联军随后放火焚毁了风景秀丽的圆明园，这让咸丰帝认识到，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对紫禁城也可以一焚了之。咸丰帝投降了，他的颓废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从此蛰伏不出，也不面见群臣，终日沉湎于大烟与女色之中以求慰藉。他于一年后驾崩。数月后，艾伯特亲王也离开了人世。艾伯特亲王长年累月地告诫英国政府糟糕的排污系统会传播疾病，他本人很可能就是死于温莎城堡肮脏的下水道带来的伤寒。更悲哀的是，维多利亚女王——这位与她的丈夫一样深爱现代管道系统的女王，在她丈夫去世时，正在盥洗室里。

痛失一生的挚爱，维多利亚女王陷入深深的哀伤之中，情绪也变得喜怒无常。但她也并非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英国军官向她献上从北京圆明园劫掠来的珍玩——一只京巴狗。维多利亚女王叫这只狗“洛蒂”。

苏格拉底和孔子：西方的优势是长期注定的吗

为何历史会循着这样的路径发展，把洛蒂带到巴尔莫勒尔堡，让它与维多利亚女王相伴终老，而不是让艾伯特亲王去北京研习儒家学说？为什么在1842年，是英国舰船横冲直撞，沿着长江逆流而上，而不是中国舰船驶入泰晤士河？或者更明确地说，西方缘何主宰世界？

要说西方“主宰”，可能语气上听起来有些强硬，毕竟，无论我们如何定义“西方”（这个问题后面还将述及），自1840年以来，西方人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运作一个世界政府，也不能为所欲为。许多年长者一定还记得，1975年美国人灰头土脸地从越南西贡（即今天的胡志明市）撤兵，以及20世纪80年代日本工厂将它们的西方对手挤出行业。很多人会感觉到，我们今天所购之物皆是中国制造。但显而易见的是，在过去的100多年中，西方人把军队开进亚洲，而不是相反。东亚的政府在西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间痛苦挣扎，可是没有哪个西方政府试图以儒家学说或者道家学说管理社会。东方人常跨越语言的藩篱，以英语互相交流，可欧洲人很少以中文或日文这样交流。正如一位马来西亚律师直言不讳地告诉英国记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的那样：“我穿着你们的衣服，说着你们的语言，看着你们的电影，就连今天是什么日期，都是你们说了算。”

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自从维多利亚女王派去的部队抢走了京巴狗洛蒂，西方已经史无前例地主宰了全球。

乍看起来，这一任务似乎并不艰巨。几乎人人赞同西方主宰世界，因为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而非东方。18世纪，是英国企业家释放出了蕴藏在蒸汽与煤炭之中的无穷威力。工厂、铁路和舰炮给予19世纪的欧洲人和美国人统治全球的能力，而飞机、电脑和核武器则使他们20世纪的接班人巩固了这一统治地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必然的。如果1839年义律舰长没有迫使首相墨尔本插足发兵，英国可能不会在那年攻打中国；如果钦差大臣林则徐更注意加强海防，英国军队可能不会如此轻易得手。但这确实意味着，不论时机何时成熟，不论哪位君主在位，不论谁赢得选举，不论谁领兵打仗，西方终将在19世纪操得胜券。英国诗人和政治家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在1898年总结得恰到好处：

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有

马克沁机枪，而他们没有。

故事终。

然而，这当然不是故事的结局，它只是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何西方拥有马克沁机枪，而其他地方没有？这是我将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因为答案会告诉我们，西方缘何主宰当今世界。然后，我们可以据此提出第二个问题。人们关注西方缘何主宰的理由之一是，他们想要知道，这一现状是否会继续存在，会继续存在多久，会以何种方式继续存在——即接下来将会发生些什么。

当20世纪缓缓过去，日本作为一个大国崛起，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紧迫，在21世纪早期，它将是不可回避的。中国的经济规模每6年就会翻一番，在2030年以前，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正如我所述，在2010年年初，大多数经济学家指望着中国，而非欧美，重新点燃世界经济的引擎。2008年，中国主办了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两个中国“太空人”成功进行了太空行走。中国和朝鲜都拥有核武器，西方战略家担心美国将如何适应中国的崛起。西方的主宰地位还能保持多久，这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历史学家的预言能力之差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他们大多拒绝谈论未来。

然而，关于西方为何主宰世界，我思索得越多，便越意识到，业余历史学家温斯顿·丘吉尔的理解比大多数专业学者要透彻得多。“你越能回溯历史，”丘吉尔坚称，“便越有可能展望未来。”按照这一思路（虽然丘吉尔可能并不会赞同我的回答），我认为弄明白西方为何主宰当今世界，有助于了解21世纪将会出现何种局面。

当然，我并非第一个探究西方为何主宰世界的人。这一问题提出至今，已有250年之久。在18世纪以前，这一问题很少有人提及，因为那时它并无多大意义。17世纪，西方知识分子首次开始认真地琢磨中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东方的悠久历史和成熟文明面前自惭形秽；而少数当时关注西方的东方人对此也认为理所当然。有些中国官员欣赏西方人精巧的钟表、威力巨大的火炮以及精确的历法，但他们并不觉得效法这些除此之外一无长物的西方人有何价值。如果18世纪的中国皇帝知道伏尔泰等法国哲学家写诗赞颂他们，他们很有可能认为，这些法国哲学家们本该如此。

但自从工厂烟囱里排放的浓烟密布英国的天空，欧洲知识分子们便意识到，他们有一个问题，但这并不是一个糟糕的问题——他们似乎正在主宰世界，却不知为何。

欧洲的革命家、反革命分子、浪漫派和现实主义者都在思索西方为何主宰世界，思索得如痴如狂，产生了千奇百怪的预言和理论。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主要分为两类，我将其分别命名为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无须赘述，并非每种想法都能恰巧归入某一阵营，但这一分类方式的确有助于聚焦问题。

长期注定理论的观点是，自从史前时期，某一关键因素使得东西方判然有别，从而决定了工业革命必然发生在西方。至于这一关键因素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何时开始发挥作用，长期派内部产生了激烈分歧。他们中有些人强调物质因素，如气候、地形或者自然资源，其他人则指向一些无形的因素，诸如文化、政治或宗教。那些重视物质因素的人倾向于把“长期”看得极为漫长，他们中有些人上溯15000年至冰河时期末期，有些甚至上溯至更为久远的年代。而那些强调文化因素的人则把“长期”看得稍微短些，仅上溯1000年至中世纪，或者上溯2500年至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和中国古代圣贤孔子生活的时代。

但是有一点，那些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是一致赞同的，那就是，不管是19世纪40年代英国人长驱直入攻进上海，还是10年后美国人迫使日本开放口岸，在冥冥之中，这些都是在几千年以前的一系列事件中就早已注定的。一个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会说，以艾伯特亲王在北京和京巴狗洛蒂在巴尔莫勒尔堡这两个反差鲜明的场景作为本书的开头，作者是个十足的傻瓜。维多利亚女王是稳操胜券的，这一结果无法避免。这在无数世代以前就注定了。

粗略算来，在1750～1950年，几乎所有解释西方缘何主宰的理论都是长期注定理论的变体。其中家喻户晓的版本是，欧洲人在文化上拥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自从罗马帝国日薄西山，大多数欧洲人首先把自己界定为基督徒，寻根溯源至《新约》。但在解释西方缘何主宰的问题上，一些18世纪的知识分子则另辟蹊径，重新为自己寻找了一个源头。他们认为，2500年以前，古希腊人创造了一种以理性、创新和自由为特征的独特文化，正是这种文化使欧洲人与众不同。他们也承认，东方人有自己的文化，可东方的传统是无序、保守和等级森严的，无法与西方思想匹敌。由此，许多欧洲人得出结论，他们攻城略地，包举宇内，是因为他们有优越的文化。

到了1900年，在西方的经济和军事优越性中痛苦挣扎的东方知识分子，就算历尽波折，往往最后接受了这一论调。在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叩关东京湾的20年内，日本兴起了明治维新运动。一批法国启蒙运动和英国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被译成日文，倡导民主改革、发展实业、解放妇女以赶上西方的思潮应运而生。甚至有些日本人希望将英语作为国语。19世纪70年代，像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这样的日本知识分子则强调问题的形成是长期注定的：日本的文化大多源自中国，而中国在遥远的过去就已误入歧途。结果是，日本仅仅是“半开化”。福泽谕吉认为，虽然这个问题是长期注定的，但也并非不可动摇。通过摒拒中国影响，日本也可以达到完全开化。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需要排外，而需要自我革新。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宣称，中国的传统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完好的，中国只需要造些汽船，买些洋枪。最终证明这是一个谬论。1895年，现代化的日本军队奇袭中国要塞，缴获中国军队的洋枪，并瞄准中国的军舰。显而易见，问题的深度远远超过了拥有合适的武器。到了1900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追随日本的道路，译介经济学和进化论方面的西方书籍。与福泽谕吉的观点相同，他们的结论是，西方的主宰是长期注定的，但并非不可改变，通过摒拒过去，中国也可以迎头赶上。

但是，西方有些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认为，东方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认为，文化使西方登峰造极，但那并非西方主宰世界的根本原因，因为文化本身是有物质起因的。有些人相信，东方过于炎热，或者瘴疠盛行，故而无法培育出像西方一样具有创新精神的文化。或者因为东方人口过密，消耗了所有的剩余产品，人们的生活水平只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因而无法产生像西方那样自由、前瞻的社会形态。

各种各样带着不同政治色彩的长期注定理论纷纷涌现，其中以马克思的版本最为重要，影响力也最大。就在英国军队抢走京巴狗洛蒂时，正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中国问题专栏撰稿的马克思提出，政治才是确立西方主宰地位的真正因素。他认为，数千年来，东方国家是如此的集权和强大，以至于阻遏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古代的欧洲从封建主义进化到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又带来了共产主义，而东方却滞留在君主专制阶段，无法走上与西方一样的进步道路。尽管历史并未完全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发展，后来的共产主义者（尤其是列宁和他的追随者）改进了马克思的理论，声称一场革命的先锋运动可能将古老的东方从沉睡中惊醒。但是列宁主义者们也认为，只有当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打碎陈腐的旧制度时，这一切才会发生。

整个21世纪，西方继续跳着复杂的舞步，史学家们发现了一些似乎并不符合长期注定理论的史实，而长期派则据此修正了自己的理论。例如，如今无人质疑，当欧洲的航海大发现时代刚刚开始时，中国的航海技术遥遥领先，中国船员已经知道印度沿岸、阿拉伯地区、东非地区，可能还包括澳大利亚。[1]

1405年，钦差总兵太监郑和从南京出发驶向斯里兰卡，他率领的船队有将近300艘舰船。其中既有运输饮用水的水船，也有宏伟的宝船，后者装备有先进的船舵、水密仓和复杂的信号发送装置。在他的2.7万名船员中，有180名医生和药剂师。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492年，哥伦布从西班牙加的斯出发的时候，他手下只有3艘船，90名船员。哥伦布手下最大的那艘船的排水量，只有郑和宝船的1/30，85英尺[2]的船长还不及郑和宝船的主桅高度，只有它舵杆的两倍长。哥伦布的船队既无水船，也无医生。郑和有罗盘指路，凭借21英尺长的海图，他对印度洋了如指掌。而哥伦布则茫然不知自己身在何方，更不必说正向哪儿驶去。

这可能使任何一个认为西方的主宰地位在遥远的过去就已根深蒂固的人踌躇，但也有几本重要的著作争辩道，归根结底，郑和的例子也符合长期注定理论，只是解释更为错综复杂而已。例如，经济学家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在他的皇皇巨著《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中，重新诠释了疾病和人口因素使得欧洲对中国拥有绝对优势的说法。他提出新论，认为中国人口密集，故而偏好集权政府，而密集的人口又削弱了统治者从郑和航行中牟利的动机。因为所向无敌，大多数中国皇帝担心的不是自己如何获得更多财富，而是贸易可能使不受欢迎的商人阶层致富。又因为国家非常强大，他们可以禁止这种危险的做法。在15世纪30年代，远洋航海活动被禁止，郑和的航海记录可能于15世纪70年代被毁，从而终结了中国伟大的航海时代。

生物和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他的经典之作《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Germs，and Steel）中有类似的论述。他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为何在贯穿中国和地中海的那个纬度带内诞生了最初的文明。他写道，欧洲而不是中国主宰当今世界的原因是，欧洲的半岛地形使得小王国有能力抵御潜在的征服者，因此偏好分散的政治权力，而中国更为浑圆的海岸线使得中央集权而不是诸侯割据成为偏好，由此带来的政治统一使得15世纪的中国皇帝能够禁止郑和那样的航行。

与之相反，在政治权力分散的欧洲，尽管一个又一个君主拒绝了哥伦布疯狂的提议，他总能另寻明主。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假如郑和像哥伦布那样有如此众多的选择，可能1519年埃尔南·科尔特斯[3]（Hernán Cortés）在墨西哥遇到的就将是个中国统治者，而不是遭受厄运的孟特儒[4]（Montezuma）。但是根据长期注定理论，巨大的非人为力量，如疾病、地形和地理使这种设想沦为空谈。

然而，郑和的航海之举和其他许多史实使有些人瞠目结舌，无法再契合长期注定理论的模型。就在1905年，日本打败了沙皇俄国，表明东方国家也可以使欧洲人在耗资靡费的战争中甘拜下风。1942年，日本曾一度将西方势力逐出太平洋地区，然后，又在1945年骤然跌落，落得战败的下场。

后来，日本转变方向，重新崛起，成为经济巨头。1978年以来，正如我们所知，中国在走一条相似的道路。2006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甚至在2008年经济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中国经济仍然持续增长，增长的速度令西方政府即使在其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里也会忌妒。或许，我们需要将老问题暂且搁置，而提出一个新问题：不是西方缘何主宰，而是西方是否主宰。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长期注定理论就是为一个并不存在的西方主宰地位寻求远古解释，自然也就是一纸空谈了。

这种种不确定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已经发展出了一整套新的理论，解释为何西方曾经主宰世界，而今却丧失了主宰地位。我把这些理论称为“短期偶然”理论。短期偶然理论相比长期注定理论要更为复杂，并且这一阵营中存在着十分激烈的分歧。但有一点，所有持短期偶然理论的人是一致赞同的，那就是，长期注定理论的几乎所有观点都是错的。西方并不是在洪荒年代就已确立了全球主宰地位，直到19世纪以后，在鸦片战争前夕，西方才暂时领先于东方，即使是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偶然的。艾伯特亲王在北京的假想场景并不是我愚蠢的虚构。它完全可能发生。

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一切都是偶然吗

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县闻名于世的是政治、修剪整齐的棕榈树和长期居住于此的影星约翰·韦恩（John Wayne，当地机场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虽然他并不喜欢飞机在高尔夫球场上空飞过），而不是激进的学术。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此地成了全球历史短期偶然理论的中心。两位历史学家，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王国斌（Bin Wong）[5]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以及社会学家王丰，撰写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主张不管从哪方面考察——生态结构或家庭结构，技术和工业或金融和机构，生活水平或消费品位——迟至19世纪，东西方之间的相似之处仍然要比差异之处多得多。

如果他们的说法成立，要想解释为何是京巴狗洛蒂到了伦敦，而不是艾伯特亲王去了北京，就要困难得多了。有些持短期偶然论者，如标新立异的经济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他写过30多本著作，从史前学到拉美金融，内容无所不包），他认为东方的条件实际上比西方更有利于工业革命的发生，但是偶然因素的介入改变了这一状况。弗兰克总结道，欧洲仅仅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一个遥远的边缘半岛”。因为亚洲市场蕴藏着真正的财富，欧洲人非常渴望进入亚洲市场。1000年前，他们试图通过十字军东征开辟通向中东的道路。当发现这样做行不通的时候，有些欧洲人，像哥伦布，转而试图向西航行以到达中国。

那样做也失败了，因为有美洲横亘在中间，但弗兰克认为，哥伦布的错误恰恰标志着欧洲在世界体系中地位发生变化的开端。在16世纪，中国经济欣欣向荣，却面临着持续的白银短缺。而美洲有充裕的白银，为了应对中国的需求，欧洲人驱使美洲原住民在秘鲁和墨西哥的山岳间开采出了15万吨贵金属。其中1/3最后流入了中国。白银、野蛮和奴隶制，正如弗兰克所言，将西方带到了“亚洲经济列车的三等座位上”，但是，还需要有更多的事情发生，西方才能“取代亚洲的火车头地位”。

弗兰克认为，西方的崛起，归根结底，与其说是由于欧洲人的主动精神，还不如说是由于1750年以后“东方的衰落”。他相信，这一切是从白银供应缩水开始的。白银供应缩水引发了亚洲的政治危机，却为欧洲注入了一剂强心剂——由于欧洲缺少用于出口的白银，欧洲人开始实现工业机械化，以制造在亚洲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弗兰克称，1750年以后的人口增长，也在欧亚大陆的两端造成了迥异的结果：在中国，这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引发了政治危机，并且抑制了创新；而在英国，则为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工厂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正当东方惨淡经营之时，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本来应该发生在中国，但是最后还是发生在了英国，西方继承了整个世界。

但是，其他持短期偶然理论的人却对此表示不敢苟同。社会学家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他曾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任教若干年，创造了术语“加州学派”用以描述短期偶然理论家）争论说，直到1600年以前，东西方的优势大致相当，它们都由强大的农业帝国统治，复杂的神职系统守卫着古老的传统。18世纪，从英国到中国，处处遍布着瘟疫、战火和王朝的覆灭，将这些社会推向崩溃的边缘，然而，大多数帝国还是恢复了元气，重新巩固了正统思想的统治，而西北欧的新教徒则摒弃了天主教传统。

戈德斯通认为，正是这种反抗行为推动着西方走向工业革命之路。挣脱了古代意识形态的束缚，欧洲科学家们迅速有效地揭开了自然鬼斧神工的奥秘，而与之同样具有务实传统的英国企业家们则学会了利用煤炭和蒸汽工作。到了1800年，西方已取得了在世界上绝对领先的地位。

戈德斯通认为，这些都不是长期注定的，事实上，一些偶然事件本来可能完全改变整个世界的进程。例如，在1690年的博因河战役中，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军队射来的滑膛枪子弹撕破了奥兰治亲王威廉的大衣肩袖，后者觊觎着英国王位。“幸好子弹射偏了一些”，威廉亲王或许会这样感慨。是啊，戈德斯通说，如果那发子弹再低几英寸[6]，天主教可能仍然统治着英国，法国可能会主宰欧洲，而工业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彭慕兰想得更远。在他看来，工业革命的发生原本便是一个偶然事件。他说，在1750年左右，东西方都在走向生态灾难。比起技术进步，人口增长要快得多，人们为了生存，几乎穷尽一切办法，如发展农业、运输货物，以及重新组织人力。他们几乎达到了科技所能允许的极限，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完全可以预计，19世纪和20世纪将发生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和人口减少。

可是，事实上过去两个世纪的经济增长超过了先前所有年代的总和。彭慕兰在他的重要著作《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解释了其中的原因，那就是，西欧，尤其是英国，只是运气好而已。同弗兰克的观点一样，彭慕兰认为，西方的运气始于偶然发现美洲，从而产生了一个能为工业生产提供动力的贸易系统。但是，与弗兰克的观点不同，他认为，迟至1800年，欧洲的好运仍然有可能丧失。彭慕兰指出，为了给英国早期粗糙的蒸汽机提供燃料，需要大量的木材，这就需要种植足够多的树，从而占据很大的空间——事实上，人口拥挤的西欧地区是无法提供这么大的空间的。但就在这时，第二次幸运又降临了：英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便于开采的煤炭储备，以及快速实现机械化的工业。到了1840年，英国人将以燃煤为动力的机器普及到了各行各业，包括可以长驱直入驶入长江的铁甲战舰。要不是有了燃煤作为动力，英国将不得不每年多燃烧1500万英亩[7]的林地，而英国根本没有这么多林地。化石燃料的革命开始了，生态灾难避免了（或者说至少推迟到了21世纪），西方一夜之间克服困难，主宰了全球。这根本不是长期注定的，这只是最近发生的一个奇特的巧合。

关于西方工业革命的短期偶然理论的种种变体，从彭慕兰的侥幸避免全球灾难论，到弗兰克的在不断扩张的世界经济中暂时转移论，其中的分歧之大，就好比长期注定理论阵营中贾雷德·戴蒙德和马克思的观点差异。尽管两大理论派别内部都有诸多分歧，但是它们之间的战线划分了两种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泾渭分明、针锋相对的理论。有些长期派宣称，修正派只是在兜售以次充好、政治上正确的伪学术；短期派则回应道，长期派是亲西方的辩护士，甚至是种族主义者。

这么多专家学者得出的结论竟如此大相径庭，这说明我们考虑问题的方法出现了问题。在本书中，我将阐明，不管是长期派还是短期派，都误解了历史的形态，从而得出了片面和矛盾的结论。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不同的视角。

从历史的形态中把握未来

我的意思是，不管是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还是持短期偶然理论的人，都赞同在过去的200年间西方主宰了全球，但对在此之前世界是什么状况，他们存在分歧。所有的这一切都围绕着他们对前现代历史的不同评估。我们解决这一争端的唯一途径是研究这些更早的时期以建立总体的历史“形态”。只有建立稳定的基础后，我们才能够卓有成效地解释历史进程。

可是，似乎无人愿意去做这件事。大多数写书论述西方缘何主宰的专家都拥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或者现代史的学术背景，大体而言，他们是当代或近代事件的专家。他们倾向于聚焦最近的几代人，顶多回溯500年，简略地梳理早先的历史（如果他们回溯历史的话）——尽管主要争议是，赋予西方主宰地位的因素是在较早的时代便已存在，还是在现代突然出现的。

少数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十分与众不同，他们先是聚焦于遥远的史前时期，然后突然跳到了现代，而对于其间的数千年则很少提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把这种做法推演到了极致——他认为，出现于史前时期的农业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在那时和推动哥伦布等航海家远渡重洋的社会大发展时代之间，大约过去了4000年，相较过去而言，中间发生的事件乏善可陈”。

我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将研究局限在史前时期或现代，我们将一无所获。不妨加一句，如果我们将目光局限在中间的那四五千年，也将不会有收获。这一问题要求我们在讨论历史为何呈现此种形态之前，将整个人类的悠久历史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建立起整体的形态。这正是我试图在本书中做到的。

我是一个考古学家和古代史学家，专业是公元前1000年的古地中海研究。1978年，我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所遇到的大多数古典学者都醉心于长期注定理论，认为始创于2500年前的古希腊文化造就了独具特色的西方生活方式。他们中的有些人（大多是年纪较长者）甚至会说，正是这一古希腊的传统使得西方优于世界其他地方。

从我的记忆来看，这些丝毫不成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在剑桥大学读研究生，从事古希腊城邦国家起源的研究。这使我与在世界其他地方从事类似研究的人类学考古学家成为同行。他们公然嘲笑道，认为古希腊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开启了以民主与理性为特色的西方传统，这一观点是荒诞不经的。就像人们常常会做的那样，几年间，我脑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观点一直在你争我斗：一方面，古希腊社会循着与其他古代社会一样的进程发展；而另一方面，它开启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西方发展轨道。

1987年，当我在芝加哥大学担任第一份教职的时候，要平衡脑中的这两种观点变得更为困难了。在芝加哥大学，我教授久负盛名的西方文明史课程，时间跨度从古代雅典到东欧剧变。为了备课，我必须比以前更认真地研读中世纪和现代欧洲史。结果我发现，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与其说人们遵守了古希腊给予西方的自由、理性和创造的传统，还不如说人们完全违背了这些。为了寻根究底，我开始博览史籍。我惊讶地发现，被称为与众不同的西方历史，与世界其他地方，如伟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和伊朗的历史，是如此惊人的相似。

教授们常常抱怨沉重的行政负担，但1995年我调至斯坦福大学后，我很快发现，在委员会工作是从自己的方寸天地了解外界的绝佳途径。从那时起，我担任了斯坦福大学社会科学史学院和考古中心主任、古典文学系系主任和人文与科学学院副院长等职务，并主持一项大型考古发掘工作——这当然带来了大量的文书工作，令人头痛，但我也得以结识了很多领域的专家，从基因科学到文学批评，他们的研究或许有助于解答西方缘何主宰当今世界。

我学到了很重要的一点：要想解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取精用弘，把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环境的关注、考古学家对于深挖过去的意识，以及社会科学家的比较方法结合起来。为了结合各方优势，我们可以组织一个跨领域专家小组，集中各领域的资深专家，事实上，这正是我在西西里岛开始主持考古发掘工作时的做法。对于分析所发现的炭化种子所需的植物学知识我知之甚少，对于鉴定动物骨骼所需的动物学知识、鉴别储物容器中残余物质的化学知识、重建地貌形成过程的地质学知识，以及其他研究中所不可或缺的专业知识我都知之甚少，于是我求助于有关专家。主持考古发掘的人就像是一个学术乐团的经理，将各具天赋的艺术家组织起来举办演出。这是写作发掘报告的好方法，因为发掘报告的目的在于集中数据为他人研究提供便利，而委员会的报告在针对大问题制定统一答案方面则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我在写作本书时采用的是跨领域而非多领域的方法。我没有驱使一大堆专家为我写书，而是自己动手，将无数领域中专家的发现加以汇集和解释。

这不免招致各种危险——肤浅之见、学科偏见，还有一般性错误。比起皓首穷经研读中世纪手稿的学者，我不可能细致入微地了解中国文化；比起遗传学家，我不可能掌握人类进化方面最前沿的知识（有人告诉我，《科学》杂志更新其网站的平均速度是每13秒一次；在电脑上打下这句话时，我可能已经落后了）。但另一方面，那些囿于自己学科之内的人将永远无法看到宏大的图景。要完成本书这样的著作，较之其他方法，单作者、跨学科的写法也许是最糟的。可对我来说，这种写法当然是最好的了。孰是孰非，就由读者来评判了。

那么，研究结果是什么？在本书中，我认为，西方缘何主宰世界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社会发展的问题。这里的社会发展是指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即社会通过影响物理、经济、社会、智力等环境以达到相应目标。19～20世纪，西方观察家将社会发展视为理所当然的好事。他们含蓄或者公开地说，发展就是进步（或者进化，或者历史），而进步——不管是向着上帝、富裕还是人民的天堂——是生活的意义。现在，这些意义似乎不那么显而易见了。很多人感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种种弊端，如环境恶化、战争、不平等和幻想破灭，要远比收益多得多。

但是，不管社会发展的寓意有何变化，社会发展这一事实是无可否认的。与100年前相比，今天几乎所有的社会都更为发达了（从上一段中我对发展的定义来看），有些社会则比其他社会更为发达。1842年时，确凿的事实是，英国比中国更发达——事实上，当时的英国非常发达，它的势力遍及全球。过去曾存在过无数的帝国，但这些帝国的势力范围都是区域性的。但是，到了1842年，英国制造商的产品可以涌入中国，英国工业家可以制造举世无匹的铁甲战船，英国政客可以派遣远征军穿越半个地球。

西方缘何主宰世界的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问题。我们既需要知道，为何西方更为发达，即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具备达成目标的能力；我们还需要知道，为何在过去200年间，西方的发展达到如此高度——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些国家可以主宰整个地球。

我认为，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唯一途径是，用一张图表来揭示历史形态，衡量社会发展。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不管是长期注定理论还是短期偶然理论，都未能很好地揭示历史的形态。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何西方社会比世界其他地方更为发达——并不在于最近的偶然：在过去的15个千年中，有14个千年西方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地区。但另一方面，西方的领导地位也不是在遥远的洪荒年代就注定的。在从公元550～1775年的1000多年中，东方更为发达。西方的主宰地位既不是几万年以前就注定的，也不是最近的偶然事件的结果。

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也无法回答第二个问题，即为何西方的社会发展达到了其他社会难以企及的高度。我们将看到，直到1800年左右，西方才开始以惊人之势迅速崛起，但这一崛起本身仅仅是长期以来逐渐加速的社会发展的最近表现而已。长期因素与短期因素共同起作用。

综上所述，要想解释西方的主宰地位，既不能把目光投向史前时代，也不能只看最近的几百年。要想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纵览整个历史进程。然而，描述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起伏兴衰，虽然能够揭示历史的形态并告诉我们需要解释什么，但这并不是解释本身。我们还需深入史册，搜寻细节。

懒惰、恐惧和贪婪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吗

“历史：名词，指一种往往虚假的记录，记录的大多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这些事情由统治者和军人引起，这些统治者大多是无赖，而军人往往是傻子。”安布鲁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关于历史的这条风趣的定义，有时你不得不赞同：看起来历史似乎仅仅是一件讨厌的事情接着另一件，是天才和傻子、暴君和浪漫派、诗人和盗贼混杂在一起的一团乱麻，或创造非凡之举，或在堕落边缘挣扎。

理所当然的，这些人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扮演重要角色。毕竟，正是血肉之躯的个人，而不是宏大的非人为因素，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死亡、创造和斗争。但是，在所有的喧哗和愤怒背后，还是有明显的模式可循的，历史学家们可以使用恰当的工具辨明这些模式，甚至解释它们。我将使用其中的三种工具。

第一种工具是生物学[8]，生物学告诉我们，真实的人类是什么——聪明的猿猴。我们是动物王国的一部分，而动物王国又是从大型类人猿到变形虫的更为广袤的生命帝国的一部分。这一明显的事实带来了三个重要结果。第一个结果是，和所有生命形式一样，我们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我们从环境中摄取能量，并且用此能量繁衍生息。第二个结果是，像所有有智慧的动物一样，我们有好奇心。我们总是在修修补补，思索着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能玩，哪些东西能加以改进。

我们只是在修修补补方面比其他动物要强，因为我们拥有硕大、敏捷、有许多褶皱的大脑来思考问题，有柔软、灵巧的声带来谈论问题，还有可对掌的拇指来解决问题。

即便如此，同其他动物一样，人类显然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有的人从环境中摄入更多能量，有的人生育更多后代，有的人更好奇、更有创造力、更聪明，或者更为实际。而我们作为动物的第三个结果是，与个体的人相对的群体的人，大致是相同的。如果从一群人中随机地挑出两个，可以想象，他们可能迥然不同；可是如果召集起两群人，他们很可能颇为相似。如果比较有百万之众的群体，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做的那样，他们很可能拥有同样多充满活力、繁殖力、好奇心、创造力和智力的人们。

这三条非常符合常识的观察结论解释了大多数历史的进程。数千年来，由于我们的修修补补，社会总是在发展，并且是日益加速地发展。奇思妙想越来越多，并且一旦产生就难以忘却。但是，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生物学并不能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有时，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有时，社会甚至会倒退。所以，仅仅知道我们是聪明的猿猴是不够的。

这里就需要引入第二种工具——社会学[9]。社会学同时告诉我们，什么导致了社会变化，社会变化又带来了什么。聪明的猿猴围坐在一起修修补补是一回事儿，他们的奇思妙想流行开来改变社会又是另一回事儿。看来，这需要某种催化剂。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Robert Anson Heinlein）曾提出一条定理：“懒人想寻找更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于是就有了进步。”本书后面我们将看到，这条海因莱因定理只是部分正确，因为懒惰的女人与懒惰的男人一样重要，懒惰不是唯一的发明之母，对于所发生的事情，“进步”通常是个听来颇为乐观的字眼。但是如果我们再充实一下内容，我认为海因莱因的见解是对社会变化的原因不错的总结。事实上，本书随后将提出我自己的一个“莫里斯定理”，这个定义版本较为复杂：“导致变化的原因是懒惰、贪婪、恐惧的人们寻求更为简便易行、获利丰厚、安全可靠的做事方法。他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知之甚少。”历史告诉我们，一旦施加压力，就会产生变化。

懒惰、贪婪、恐惧的人们在保持舒适、尽可能少工作和获得安全之间寻求令自己满意的平衡。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人们繁衍生息和摄取能量将不可避免地使他们所能获取的资源（这里既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承受压力。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之中，也潜藏着阻止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力量。我把这称为“发展的悖论”。成功带来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后，更多新问题又会产生。正如人们说的那样，生活是个眼泪之谷。

发展的悖论一直在起作用，迫使人们面临艰难的抉择。人们经常无力应对发展带来的挑战，于是，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但是，有时候，懒惰、恐惧和贪婪推动着一些人去冒险、创新，改变游戏的规则。如果有些人成功了，并且大多数人接受了成功的革新，社会便有可能突破资源瓶颈，继续向前发展。

人们每天都在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自最后一个冰河时期末期以来，社会发展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有些节点上，发展悖论仍然制造了坚固的“天花板”，只有真正翻天覆地的变化才能将之突破。社会发展在这些“天花板”下徘徊不前，走得艰难而绝望。在一个又一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社会无力应对遇到的问题，大量弊病——饥荒、瘟疫、不可控制的移民以及国家灭亡——接踵而至，社会由发展停滞转为衰落；而如果在饥荒、瘟疫、移民和国家灭亡之外，又有其他破坏性力量如气候变化雪上加霜（我把这5个破坏性因素总称为“天启五骑士”），衰落可能会转变为长达数个世纪的灾难性的崩溃与黑暗时代。

在此之间，生物学和社会学解释了大部分的历史形态——为何社会有时候会发展，为何有时发展得快，有时发展得慢，为何社会有时会崩溃。但这些生物学和社会学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们告诉我们人类这个整体是什么样的，却没有告诉我们，为何一处之人与别处之人行事如此不同。为了解释这一问题，我会贯穿全书来论证，我们需要第三种工具：地理学[10]。

地理因素也会如此重要

“传记的艺术不同于地理学，”幽默作家埃德蒙·本特利（Edmund Bentley）在1905年评论道，“传记是关于人物的，而地理则是关于地图的。”很多年来，人物——英国人所说的上层阶级男人——主宰了史学家们讲述的故事，以至于历史与传记相差无几。这一状况在20世纪得到了改观，史学家们把女人、下层阶级男人和孩子也算进了人物之列，在一团混杂之中加入了他们的声音，但在此书中我想更进一步。我认为，一旦我们把人物（在新的、更为宽泛的定义下的更大群体的人物）看作大致相仿的，剩下的便只有地图了。

很多史学家被这一论断所激怒，就如同公牛看到红色的斗牛布一般。其中有几个史学家对我说，拒绝几个伟人就可以决定东西方历史走向的陈词滥调是一回事儿，拒绝承认文化、价值观和信仰的重要性，仅在无理性的物质因素中寻找西方主宰世界的原因，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但这基本上就是我的主张。我将试图说明，在过去的15000年中，东西方以相同的次序经历了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因为东西方由相同种类的人组成，而正是这些人创造了相同种类的历史。但我也试图说明，他们并非以同样的频率和速度完成这些事情。我的结论是，生物学和社会学能解释全球范围内的相似之处，而地理学则能解释区域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地理学解释了西方为何主宰世界。

坦率地讲，这听起来可能像长期注定理论的强硬路线，当然有些历史学家是这样看待地理学视角的。这一观点至少可以上溯到希罗多德（Herodotus），这个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常被誉为“历史学之父”。他坚称：“土质松软的国家养育生性软弱的人民。”并且，正如由他开启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传统，他得出的结论是，正是地理环境决定了他的祖国的伟大。或许最值得一提的例子是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这位耶鲁大学的地理学家在20世纪初收集了大量统计数据，用以证明他的家乡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有近乎完美的出产伟人的气候条件。（只有英国的气候条件要更好些。）作为对比，他总结道，加利福尼亚州“过分整齐划一的刺激性气候”（正是我居住的地方）只出产了大量疯子。“加利福尼亚州的人民，”亨廷顿向他的读者保证说，“可以比作不堪驱策的马，他们中的一些因筋疲力尽而垮掉。”

人们很容易嘲讽这类说辞，但当我说地理学解释了西方的主宰地位的时候，我的想法颇为不同。地理差异确实有长期的效果，但这些从不是根深蒂固的。并且，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的地理优势，在另一阶段可能是毫不相关的，甚至可能转化为劣势。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虽然地理推动了社会发展，但是社会发展决定了地理的意义。这是条双行道。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点，也为了给本书的内容做一下快速导航，我想要回溯两万年，上溯到最后一个冰河时期最为寒冷的时刻。那时，地理环境至关重要：一英里厚的冰川覆盖了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冰川边缘是干燥而不适宜居住的苔原地带，只有靠近赤道的地方，才有少量的人类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南方（人们可以居住的地方）和北方（人们不能居住的地方）的差异是极端的，但在南部地区，东西差异则相对较小。

冰河时期末期改变了地理的意义。当然，两极地区依然很寒冷，赤道地区依然很炎热，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六处地方，即我在第二章中所指的原始核心地带，更温暖的天气条件配合着当地的地理环境，为适宜人类驯化的动物和植物的进化（即改变它们的基因使之更能为人类所用，最终使得经过基因改进的生物只能与人类共生）提供了有利条件。驯化的动物和植物意味着更多的食物，这样就能养育更多的人，从而产生更多创新。但是，驯化同时也意味着施加给推动这一进程的资源更大压力。发展的悖论就在这里起作用了。

这些核心地带一度是冰河时期极为典型的相对温暖、适宜居住的地区，但是现在，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了。地理眷顾了所有这些地方，但对其中的某些地方更为偏爱。欧亚大陆西部一个叫侧翼丘陵区的核心地带，是可驯化的动物和植物的集中之地。由于人群大致相似，因此在这片动植物资源最为丰富、驯化最为便捷之地，开始了人类对动植物的驯化过程。那大约是在公元前9500年。

遵循常识，我用“西方”一词描述所有从欧亚大陆核心地带最西端演化而来的社会。很久以前，西方从亚洲西南部[11]的核心地带开始扩张，包举地中海盆地和欧洲，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又囊括了美洲和澳大拉西亚（泛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附近南太平洋诸岛）。希望以常识的方式来界定“西方”能更清晰明了（而不是挑出一些所谓独特的“西方”价值观念，诸如自由、理性、宽容，然后论证这些观念来自何方，以及世界的哪些地方有这些观念），这对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有重大影响。我的目标是解释为何从原始的西方核心地带沿袭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首先是北美——如今主宰地球，而不是西方其他地方的社会，即沿袭自其他原始核心地带的社会为何没有主宰全球。

遵循相同的逻辑，我使用“东方”一词指代自欧亚大陆核心地带最东端（古老程度仅次于西端）演化而来的社会。也是在很久以前，东方从中国的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原始核心地带开始扩展，那里对于植物的驯化大约始于公元前7500年，今天的东方包括了北至日本，南至中南半岛的广大地区。

发源自其他核心地带的社会——位于今天的新几内亚的东南核心地带、位于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北印度的南亚核心地带、位于东撒哈拉沙漠的非洲核心地带，以及分别位于墨西哥和秘鲁的两个新大陆核心地带——都有它们各自令人神往的历史。在下文中，我将反复提到这些地区，但着眼点还将落在东西方对比上。我的主要根据是，自从冰河时期末期以来，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社会要么发源自原来的西方核心地带，要么发源自原来的东方核心地带。艾伯特亲王在北京，与京巴狗洛蒂在巴尔莫勒尔堡相比，是个貌似可能的选择，而艾伯特亲王在库斯科、德里或者新几内亚则不然。因此，要想解释西方缘何主宰世界，最有效的方式是聚焦东西方对比，这正是我所做的。

这样撰写本书是要付出代价的。通过更为全面的全球性论述，审视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这种处理方式在内容上将会比本书更为丰富并注意到细微差别，也将为南亚文化、美洲文化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对整个人类文明所作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这种以全球视野论述的书也会存在不足，尤其是将会导致失去焦点，篇幅较之本书也将会更为冗长。18世纪英国最机智的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曾经评论道，虽然人人都喜爱弥尔顿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但没人希望它更长”。这一评论适用于弥尔顿，更适用于我将要着手论述的一切。

如果在解释历史方面，地理真的提供了一个希罗多德式的长期注定理论解释，那么，在指出对动植物的驯化在西方核心地带始于公元前9500年，在东方核心地带始于公元前7500年之后，我便可将本书匆匆结束。如此说来，西方社会的发展便会简简单单地领先于东方2000年，在西方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东方还在发明书写。当然，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将看到，地理并不能决定历史，因为地理优势最终往往适得其反。它们推动了社会发展，但在此过程中社会发展又改变了地理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核心地带的范围扩大了，有时是通过移民，有时是通过邻近地区的效仿或者独立创新。在老的核心地带非常有效的技术——不管是农业技术，还是关于村庄生活、城市和城邦、大帝国或者重工业的技术——扩散到新的社会和新的环境。有时候，这些技术在新的背景下兴旺发达；有时候，它们无功无过；还有的时候，它们需要做出重大调整才能发挥作用。

尽管这看起来有些奇怪，但社会发展中的最大进步往往发生在这些无法很好地应用从更发达的核心地带引进或效仿的技术的地方。有时，这是因为使旧方法适应新环境的努力迫使人们取得突破；有时，则是因为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无关紧要的地理因素，在另一个发展阶段变得举足轻重。

例如，5000年前，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从欧洲大陆延伸至大西洋中，是地理上的一大劣势，意味着这些地区远离美索不达米亚（亦称“两河流域”）[12]和埃及的文明。但是，500年前，社会的发展改变了地理条件的意义。有了新型的舰船可以横渡原先无法通行的海洋，于是突然间扭转了形势，把延伸到大西洋的地理条件变成了一大优势。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舰船，而不是埃及或者伊拉克的舰船，开始驶向美洲、中国和日本。西欧通过远洋贸易将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西欧的社会发展也因此蒸蒸日上，超越了原先地中海东部的核心地带。

我将这一模式称为“后发优势”[13]，它同社会发展一样历史悠久。当农业村寨开始转变为城市（在西方是公元前4000年之后不久，在东方是公元前2000年后），拥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某些特定土壤和气候条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更为重要的是拥有可以引水灌溉或作为商路的大河。当国家不断扩张，拥有大河的重要性也下降了，后来居上的是拥有金属矿藏、更长的贸易线路，或者人力资源。随着社会发展的变迁，所需资源也发生了改变，那些原先微不足道的地区可能会发现，落后之中也蕴藏着优势。

蕴藏于落后之中的优势是如何逐渐展现出来的，往往很难预见，并不是所有的落后都可以等量齐观的。比如，400年前，在很多欧洲人看来，加勒比海地区欣欣向荣的种植园要比北美农场更有前景。事后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海地变成了西半球最为贫困的地区，而美国则最为富裕，但要预见到这样的结果十分困难。

然而，这种后发优势的一个非常清楚的结果是，每个核心地带最为发达的地区总是因时而异的。在西方，在早期农业时代，最发达之处是侧翼丘陵区；随着国家的出现，它南移至美索不达米亚河谷地区和埃及；再后来，随着贸易与帝国地位的凸显，又西移至地中海盆地。在东方，最发达之处先是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北移至黄河流域，然后又西移至渭水流域的秦地。

第二个结果是，西方在社会发展中的领先地位时起时伏，部分是因为这些至关重要的资源——野生动物和植物、河流、商路、人力——在每个核心地带的分布各不相同；部分是因为在这两个核心地带，扩张和抢占新资源的过程既猛烈又动荡，将发展的悖论推演至极致。例如，公元前2000年西方国家的发展，使得地中海不仅成为商贸要道，而且也成为毁坏之源。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西方国家失去控制，移民、亡国、饥荒和瘟疫引发遍及核心地带的崩溃。而并不拥有这种内海的东方，则未经历类似的崩溃，到了公元前1000年，西方在社会发展中的领先地位已经严重动摇。

在后来的3000年中，同样的模式一而再、再而三地起作用，造成的结果不断变化。地理因素决定了在世界什么地方社会发展脚步最快，而社会发展又改变了地理的意义。在不同的时刻，连接欧亚大陆东部和西部的那些大草原、中国南部肥沃的稻田、印度洋和大西洋都是极为重要的。当17世纪大西洋的重要性日渐显露的时候，那些处于开发利用大西洋最佳位置的人们——最初主要是英国人，后来还有以前曾被英国人殖民的美国人——创造了全新种类的帝国和经济，并释放出蕴藏在化石燃料中的巨大能量。我将会论证，这正是西方主宰世界的原因。

洞悉世界进程的脉络

随后的章节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三章）探讨最为基础的问题：什么是西方？我们的故事从何讲起？主宰的含义是什么？如何判断谁处于领先位置或者主宰位置？在第一章中，我从故事的生物学基础讲起，评述人类如何进化，以及现代人类如何遍布地球。在第二章中，我追踪冰河时期之后原始东方核心地带和西方核心地带的形成和发展。在第三章中，我宕开一笔，界定社会发展的含义，并且解释将如何用社会发展来衡量东西方差异[14]。

在第二部分（第四章至第十章），我将详细追踪东西方的历史，不断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解释了东西方的相似与差异。在第四章中，我将审视国家最初的兴起，以及公元前1200年以前西方核心地带遭受的巨大破坏。在第五章中，我将思考最初的东西方大帝国的社会发展如何逼近农业经济所能承载的极限。然后，在第六章中，我将讨论公元150年以后横扫欧亚大陆的大崩溃。在第七章中，出现了转折，东方核心地带开拓新的疆域，引领社会发展。到了大约1100年，东方再次逼近农业社会的发展极限。在第八章中我们将看到，这将如何导致第二次大崩溃。在第九章中，我将描述在恢复过程中，东西方如何在干草原上和跨过海洋开拓新的疆界，并考察西方是如何缩短与东方的发展差距的。最后，在第十章中，我们将看到，工业革命是如何将西方的领先地位转化为主宰地位的，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影响。

在第三部分（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我将转向对史学家而言最为重要的问题：那又怎样？在第十一章中，我将从过去15000年的万千历史细节之中归纳出自己的观点，即两套法则——生物学法则和社会学法则——决定了全球范围内的历史形态，而第三套法则——地理学法则——决定了东西方发展的差异。正是这些法则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而不是长期注定的因素，或者短期偶然的因素，把京巴狗洛蒂带到了巴尔莫勒尔堡，而不是把艾伯特亲王带到北京。

这不是史学家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大多数学者在文化、宗教信仰、价值观、社会制度或者盲目的随机事件中寻找解释，而不是关注确凿的物质现实世界，少数人一谈起规律法则就哑口无言。但是，在考虑并剔除某些备选因素之后，我将更进一步，在第十二章中指出，历史的规律事实上有助于我们预见未来。到了西方主宰阶段，历史并没有终结。发展悖论和后发优势仍然在起作用，创新推动着社会发展，而毁坏则使之倒退，这两股力量仍然在角逐。事实上，在我看来，这种角逐正变得前所未有的激烈。新的类型的发展和毁坏预示着——或者威胁着——它们不仅会改变地理学，而且会改变生物学和社会学。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大问题，并不是西方是否会继续主宰世界，而是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能否在灾难使我们一蹶不振之前，突破创新，进入一种全新的生存模式。

[1] 《细胞》（Cell），是美国细胞出版社（Cell Press）出版发行的极具学术权威的生物医学期刊。——译者注

[2] 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船员早在15世纪就到达了美洲。但是，正如我将要在第八章中论述的，这一说法可能是天方夜谭。对于这种假想的航程，最可能作为证据的是一张世界地图，2006年曾在北京和伦敦展出。主办方声称，这是一幅1418年中国原作的复制品，绘于1763年。这张地图与真正的15世纪的中国地图迥然不同，而与18世纪法国的世界地图极为相似，比如将加利福尼亚描绘成一个岛屿。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一位18世纪的中国地图绘制者综合了15世纪的中国地图和新近得到的法国地图绘制而成。绘图者或许并不想欺骗任何人，但是21世纪那些汲汲于耸人听闻的发现的收藏家们，却心甘情愿地欺骗了他们自己。

[3] 1英尺≈30.48厘米。——编者注

[4] 埃尔南·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建立了西班牙在墨西哥的殖民统治。——译者注

[5] 孟特儒二世，阿兹特克人的第九代首领，西班牙占领墨西哥初期的统治者。——译者注

[6] 王国斌2005年离开了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但只搬迁了40英里（1英里≈1609米），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王国斌还有个合著者：詹姆斯·李（James Lee），后者任教的地方离欧文分校也只有40英里，即帕萨迪纳的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

[7]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8] 1英亩≈4046.86平方米。——编者注

[9] 作为学术的生物学是一片极为广阔的领域，本书采用的是生态/进化视角，而不是分子/细胞视角。

[10] 我使用“社会学”作为缩略术语，用以描述更为一般的社会科学，主要是那些概括所有社会如何运转的分支学科，而不是那些聚焦于社会差异的学科。这条定义超越了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传统的学科界限，着重强调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领域，尤其是人口统计学和心理学。

[11] 地理学，同生物学和社会学一样，是个庞大而定义宽泛的领域（事实上，它的定义如此宽泛，以至于20世纪40年代以来，许多大学纷纷取消了地理系，因为这些大学认为地理学根本算不上学术意义上的学科）。我更多地采用的是人类/经济地理视角而不是物质地理视角。

[12] 19世纪以来，人们将这一地区误称为“中东”。

[13] 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希腊语，意思是“两河之间的土地”。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的所在，在今伊拉克共和国境内。习惯上，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用美索不达米亚来指称公元637年阿拉伯入侵以前的这一地区，之后则称为伊拉克。

[14] 我从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处借用了这一术语，尽管后者使用这一术语的方式与我略有差异。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溯源：东方和西方之前的漫长岁月

第二章 西方领先的世纪

第三章 测量过去，验证未来

第二部分

第四章 后来居上：东方领先的世纪

第五章 东方的周朝、秦朝，西方的亚述帝国和罗马帝国

第六章 金戈铁马：东西方帝国与外来入侵者的斗争

第七章 大唐盛世：世界开始向东方倾斜

第八章 走向世界：元、明两个朝代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第九章 西方的赶超：大清王朝为什么出不了牛顿和伽利略

第十章 西方的时代：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第三部分

第十一章 为什么是西方统治世界

第十二章 竞争、毁灭，还是融合：世界的发展趋势

第一章 溯源：东方和西方之前的漫长岁月

西方是什么

“当一个人厌倦了伦敦，”塞缪尔·约翰逊说过，“他便厌倦了生活，因为生活所能提供的，伦敦都有。”那是在1777年，每一种思潮，每一种新奇的发明，都使约翰逊博士的家乡充满活力。伦敦有大教堂和皇宫，公园和河流，高楼大厦和贫民窟。最重要的是，伦敦有可以购买的商品——花色之齐全，种类之繁多，超出了之前任何时代的人们最为天马行空的想象。打扮精致的淑女和绅士可以在牛津街新建的拱廊外停下，款款走下马车，选购新奇的商品，如雨伞（这是18世纪60年代的发明，英国人立刻发现它不可或缺），或者女用手提包和牙膏（两者都是那个10年里的新产品）。不仅仅是富人在享受这种新的消费文化。令保守人士感到惊恐的是，生意人在咖啡店里消磨时光，穷人把下午茶称为“必需品”，而农民的妻子则在购买钢琴。

英国人开始感到，他们与其他民族不同。1776年，苏格兰智者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把英国称作“小店主之国”，但他的本意是赞美。斯密坚信，英国人对自身福利的重视使得每个人更加富有。他说，只要想想英国与中国之间的反差就知道了。长久以来，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土地丰饶，文化灿烂，人民勤劳，人口众多”，但是已经“在法律与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富庶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再也没有余地”。简而言之，中国人陷入了动弹不得的境地。“劳动力的竞争和雇主的利益”，斯密预测道，“将很快使他们沦落到普通人类生存的最低水平”，结果是“中国底层人民的贫困程度，将远远超过欧洲最为贫困的国家……任何腐肉，例如死猫死狗的残骸，虽然臭气熏天，招人厌恶，但对他们来说，已经算是美食了，就如同其他国家的人们看来最为有益的食物一样”。

约翰逊和斯密是言之有理的。虽然在18世纪70年代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但在英国，人们的平均收入比中国更高，收入分配也更均衡。关于西方主宰地位的长期注定理论往往是以这一事实为出发点的，这一理论的支持者们认为，西方的主宰地位是工业革命的原因，而不是其结果，我们需要上溯更长的时间——或许要长得多——来解释它。

我们需要这样做吗？历史学家彭慕兰（我曾在前言部分提到过彭慕兰的著作《大分流》）坚称，亚当·斯密和他之后的所有奉承西方的学者实际上是在拿错误的东西进行比较。彭慕兰指出，中国的广袤和多样与整个欧洲大陆相当。所以，如果把在斯密所生活的时代，欧洲最为发达的地区英国单独挑出来，同整个中国的平均发展水平相比较，英国将胜出。同样道理，如果我们反过来，把长江三角洲地区（18世纪70年代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与整个欧洲的平均发展水平相比较，长江三角洲会胜出。彭慕兰认为，较之将英国与欧洲不发达地区相比，或者将长江三角洲与中国不发达地区相比，18世纪的英国与长江三角洲有更多相同之处——产业主义萌芽、市场繁荣、有着复杂的劳动分工。这一切都使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因为思考太过草率，长期注定派理论家们把事情整个儿颠倒了过来。如果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在18世纪是如此相似，彭慕兰评论道，那么对于西方缘何主宰世界的解释就必须是在此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

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我们想知道西方为何主宰世界，我们首先需要知道“西方”是什么。但是，一旦我们提出这一问题，事情就复杂了。对于究竟是什么构成了“西方”这一问题，我们大多数人的感觉是出于一种本能。有些人将西方等同于民主和自由，另一些人想到了基督教，还有一些人想到的则是世俗的理性主义。事实上，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找到了至少20种关于西方的学术定义，并用他所称的“弹性地理”统一在一起。每一种定义都赋予西方不同的形态，而这一定会造成混乱，关于这一点，彭慕兰曾在书中抱怨过。戴维斯说：“对于西方的定义，它的辩护者们可以以任何一种他们认为恰当的方式进行。”戴维斯的意思是，当我们着手定义西方的时候，“西方文明本质上是知识建构的混合物，可以被用来增进作者们自己的利益”。

如果戴维斯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关于西方缘何主宰世界的问题不过是任意地选取某一价值观来定义西方，声称某些特定国家是这一价值的典范，然后将这些国家与一些同样任意的“非西方”国家相比较，以得出我们想要的任何自圆其说的结论。任何人如果不同意我们的观点，可以直接选用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作为西方性的典范，拿一些不同的国家来代表这一价值观，再选取一个不同的对照组，那么自然就会得出一个不同的但是同样自圆其说的结论。

这样做毫无意义，所以我想选择一个不同的路径，我不会一开始就从结论出发，先臆断西方价值观，然后回溯历史寻找其根源。我将从最初开始探寻，一路往下，直到我们看见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从世界的不同地方出现。然后，我将把这些各具特色的地区中最西端的称为“西方”，最东端的称为“东方”，以地理标记来区分东西方，而不是通过价值观进行判断。

想要从头开始是一回事，可要真正寻找到这个源头又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将看到，在遥远的过去，学者们曾多次试图从生物学的角度定义东西方，这些学者否认我在前言部分提出的观点，即群体的人类是大致相同的。他们认为，世界上某些地方的人在基因上要优于其他地方的人。一些持类似观点的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某些地区自洪荒之时起便在文化上优于其他地区。我们必须仔细审视这些观点，因为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在这里走错一步，那么在关于历史形态以及未来形态的问题上，我们就会谬以千里。

元初之时

关于万事万物的起源，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传说。但是在过去一些年内，天体物理学家给了我们一些新的科学解释。现在大多数专家认为，时间和空间开始于130亿年前，虽然关于时空是如何开始的这一问题，他们之间还存在争议。在众多理论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宇宙膨胀理论，该理论认为，宇宙最初从一个极其致密微小的点开始膨胀，膨胀速度超过光速；而与宇宙膨胀理论相抗衡的周期循环理论则认为，这个宇宙的出现始于上个宇宙的坍塌。两个理论一致认为，我们的宇宙还在继续膨胀。但是，宇宙膨胀论者认为，膨胀仍会继续，恒星会湮灭，最终永恒的黑暗和寒冷会降临。而周期循环论者则认为，宇宙会自行收缩，然后再度爆炸，开始另一个新的宇宙。

除非接受过经年累月的高等数学训练，否则很难弄明白这些理论的意义，但幸运的是，我们的问题并不需要我们追溯至那么早。当方向和自然的法则都不存在的时候，本无所谓东方或者西方。在45亿年前，也就是太阳和地球形成之前，东方和西方也不是什么有意义的概念。或许在地壳形成后，或者至少在大陆漂移到了它们现在的位置之后（那是在几百万年前），我们才能谈论东方和西方。但是事实上，以上这些讨论都偏离了主题。对于本书的问题来说，只有加入另一个要素——人类之后，东方和西方才有意义。

研究早期人类的古人类学家比历史学家们更喜欢争论。他们研究的领域十分年轻，并且瞬息万变，新的发现不断地推翻已经确立的事实。如果两个古人类学家同处一室，他们可能带着三个人类进化理论走出房间，而就在关门的刹那，一切又都落伍了。

人类与前人类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有些古人类学家认为，一旦猿能够直立行走，就意味着人类的诞生。从髋骨和趾骨的化石来看，某些东非猿类从六七百万年前便已开始直立行走。但是，大多数专家觉得这一标准太低了。事实上，生物学上准确的人类界定标准是，脑容量从400～500立方厘米增至大约630立方厘米（我们的脑容量通常是其两倍），并且能制造粗糙石器（这是直立行走猿人的第一证据）。大约距今250万年前，这两个过程发生在了两足东非猿类身上。在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从事发掘工作的著名古人类学家路易斯和玛丽·利基（Louis and Mary Leakey），将这些脑容量相对较大并且使用工具的生物称为“能人”。

当能人行走于大地之上的时候，东方与西方的区分还没有多大的意义。首先，这是因为这些生物只生活在东非的森林里，还没有演化出区域性的变种。其次，因为“行走在大地上”这一表述过于笼统了。能人同我们一样有脚趾和脚踝，当然也能行走，但他们有长臂，这意味着他们同时也会花很多时间在树上。这些只是想象中的猿人，仅此而已。能人制作的石器留在动物骨骼上的印记表明，他们既食用肉类，也食用植物，但是看起来他们仍然处于食物链的低端。有些古人类学家坚持狩猎者理论，认为能人既聪明又勇敢，仅凭棍棒与石头便能杀死猎物。但另一些人（或许更可信）则认为能人是食腐者，追随诸如狮子等真正的杀手，以它们丢弃的残余食物为食。显微镜下的观察表明，能人所使用的工具在动物的骨骼上留下的印记至少在鬣狗牙齿之前。

25000代来，能人奔跑穿梭于世界一隅的林间，他们削制石器，互相梳理毛发，求偶交配。然后，在大约180万年前，他们消失了。目前所知道的是，他们消失得很突然，但是很难精确地确定消失的时间，而这正是研究人类进化史的一大难题。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化石或工具所在的岩石层中含有不稳定的放射性同位素，这种同位素的衰减速度是已知的，因此，通过测量同位素之间的比例，就能确定具体的时间。然而，这样确定的时间的误差范围可以有上万年，所以当我们说能人突然消失，“突然”一词既可能指几代人，也可能指几千代人。

当19世纪四五十年代达尔文思考自然选择的时候，他认为，进化是通过微小变化的自然累积实现的。可到了20世纪70年代，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认为进化是这样进行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变化都十分细微，然后某一事件引发了一系列大变化。进化论者现在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渐变论（这被批评者讥称为“匍匐式进化”）更符合进化的一般模式；另一派则赞同古尔德的“间断平衡论”（“跳跃式进化”）。但是，在能人绝迹的问题上后者显然更有说服力。大约180万年前，东非的气候变得更干燥，开阔的热带大草原取代了能人先前居住的森林，正是在那时，新型猿人[1]取代了能人的位置。

我暂不为这些新型猿人冠名，现在仅仅指出，他们的脑容量要大于能人，通常为800立方厘米。他们不像能人那样拥有长长的、黑猩猩般的手臂，这很可能意味着他们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地上活动。他们的身材也更为高大。从肯尼亚的纳利奥克托米出土的一具150万年前的骨架被称为“图尔卡纳男孩”——5英尺高的孩子，他如果活到成年，身高能达到6英尺。他的骨骼不仅更为修长，而且不如能人的骨骼坚固，这意味着他和他的同代人更多的是依靠智慧和工具而生活，而不是倚仗蛮力。

我们大多数人认为，聪明不言自明是好的。那么，既然能人有变聪明的潜力，为什么却在“突然”转变为更高大、脑容量也更大的生物之前，白白消磨了50万年之久？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想使一个硕大的脑袋运转，代价是高昂的。我们的大脑重量一般占我们体重的2%，却要消耗我们能量的20%。大脑袋还会带来其他的问题：需要一个硕大的颅骨才能装得下大脑——事实上，由于脑袋太大，现代女性分娩时胎儿的脑袋很难顺利通过产道。因此，事实上妇女通过早产来解决这一问题。如果胎儿在子宫里待到几乎能够自给自足（如同其他哺乳动物那样），那么他们的脑袋就会大到无法分娩。

但是，充满风险的分娩、经年累月的滋养、消耗掉1/5食物的大脑，这些我们都能接受——无论如何，这要比消耗同样多的能量去发育爪子、更多肌肉或者巨大的牙齿要好。比起这些因素，智力对人更有益。但不太明了的是，为何几百万年前会发生基因突变，赋予猿人更大的大脑，使他们获得了足以弥补多消耗的能量的优势。如果变得更聪明得不偿失，聪明的猿类将无法赛过他们蠢笨的亲戚，他们的聪明基因也将很快从种群中消失。

或许我们应该将原因归结为天气。当久旱不雨，猿人们栖身的树木开始枯死，更聪明合群的变异体会比他们那些更像猿类的亲戚占优势。这些聪明的猿类没有在草原上绝迹，而是设法生存了下来。然后，就在一眨眼之间（从进化的时间量程上来看），一小撮变异体将他们的基因扩散到了整个种群，最终完全取代了脑袋愚笨、身形瘦小、喜爱居住在树林中的能人。

东西之始？

不知道是因为他们的活动范围太狭窄了，还是因为群内纷争，或者仅仅是因为好奇，这些新型猿人是第一批离开东非的此类生物。从非洲大陆南端到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到处都发现了他们的骨骼。但是，我们不应把大批猿人的迁移想象成类似西部片中的场景。猿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当然是不自觉的，并且穿越这么漫长的距离需要花费非常漫长的时间。从奥杜威峡谷到南非的开普敦是很长的一段距离——足足有2000英里，但要在10万年内（显然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走完这么长的路，猿人们只需要平均每年将觅食范围拓展35码[2]。以同样的速度向北迁移，他们将到达亚洲的门户。2002年，在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德马尼西出土了一块170万年前的颅骨，这块颅骨兼具了能人和新型猿人的特征。在中国发现的石器和在爪哇岛（那时与亚洲大陆相连）发现的化石年代可能差不多同样久远，这说明离开非洲大陆后，猿人加快了迁移，平均速度达到了每年140码。[3]

实际上，要想区分东西方生活方式，只能等到猿人离开了东非，散布到远至中国的温暖的亚热带地区。东西之别可能正如我们所发现的那样。到160万年前，在考古记录上已经有了明显的东西方模式。问题是，这些对比是否足够重要，以至于我们应当设想其背后是两种判然有别的生活方式。

20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的考古学家哈勒姆·莫维斯（Hallam Movius）注意到聪明的新型猿人骨骼往往与新品种的石器碎片同时发现，此时考古学家们已经知道了这些东西方的差异。考古学家们将这些石器中最具特点的称为阿舍利手斧（称其为“斧”是因为它们看起来像斧头，尽管它们显然是用于切割、戳刺、捣碎和劈斩的；称其为“手斧”是因为它们是手持的，而不是捆在棍棒上；称其为“阿舍利手斧”是因为此类石器的首次大量发现是在法国小镇圣阿舍尔）。把这些工具称为艺术品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了，但是它们简单对称的外形比能人的粗糙石片和石刀要美观得多。

莫维斯注意到，尽管阿舍利手斧在非洲、欧洲和西南亚极为普遍，在东亚和东南亚却未曾发现。而在东部地点出土的工具要较为粗糙，很像前阿舍利时期与非洲能人有关的发现。

如果所谓的莫维斯分割线真的标志着区分东西方生活方式的开始，这也可以算是个令人惊奇的长期注定理论——认为猿人离开非洲后，他们的文化便分裂为两种：一种是在非洲和西南亚以阿舍利手斧为代表，技术上领先的文化；另一种则是在东亚以石片和石刀为代表，技术上落后的文化。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难怪今日西方主宰世界，西方在技术上领先世界已达150万年之久。

然而，发现莫维斯分割线比解释它要容易。发现于非洲的最早的阿舍利手斧，距今约有160万年，但在那之前10万年，格鲁吉亚的德马尼西便已有猿人存在。显然，在阿舍利手斧变成最初猿人的日常工具之前，他们便已离开非洲，他们带着前阿舍利时代的技术穿越亚洲，而西方/非洲地区则继续发展阿舍利时期的工具。

但是，莫维斯分割线并没有把非洲同亚洲分割开来，这条线实际上穿越了北印度。这是个很重要的细节。在阿舍利手斧发明之前，最初迁移的猿人便离开了非洲，所以肯定有后续的移民浪潮涌出非洲，把手斧带到西北亚和印度。那么，我们就需要提出一个新的问题：这些后续移民浪潮里的猿人，为何没将阿舍利时期的技术带到更远的东方？

最有可能的答案是，莫维斯分割线并不是技术领先的西方和技术落后的东方之间的界限，而仅仅分割了易于获取制作手斧所需石材的西方地区，和不易获取此类石材，却容易获得竹子（它结实耐用却不易保存，因而考古发掘中不易发现）等其他材料的东方地区。根据这一解释，当手斧的使用者们跨越了莫维斯分割线，他们便逐渐放弃了阿舍利时期的工具，因为旧的工具坏了以后无法更新。他们继续制造石刀和石片，因为这类工具用旧卵石就可以制作，而原来需要用石质手斧完成的工作，他们现在则可能用竹器取而代之。

有些考古学家认为，在中国南部的百色盆地的一些发现支持这一论点。大约80万年前，一块巨大的陨石撞击了这里。这一撞击造成了一场大规模灾难，大火烧毁了数百万英亩的森林。在撞击之前，生活在百色盆地的猿人像其他东亚地区的猿人一样，使用石刀、石片和（假定）竹器。大火之后，他们回到百色盆地，开始制作和阿舍利时期十分相似的手斧——根据这一理论，有可能大火燃尽了这一地区的竹子，同时将可用的鹅卵石暴露于地表。几个世纪后，当植被又重新生长起来，当地人便不再制作手斧，重新使用竹器。

如果这一推断成立的话，只要条件允许，东亚的猿人也完全可以制作手斧，但是他们通常不这么做，因为其他材料更易获得。石质手斧和竹器只是做同样工作的两种不同工具，并且不论是在摩洛哥还是马来半岛，猿人的生活方式都大致相同。

这一说法言之成理，但是，既然是史前考古学，还有其他看待莫维斯分割线的思路。到此为止，我尚未给出使用阿舍利手斧的猿人的命名，现在，给他们命名的重要意义开始显现出来。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多数古人类学家把这种大约180万年前在非洲进化而来的新型猿人称为“直立人”，并断定这些生物在亚热带地区漫游，并到达了太平洋沿岸。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专家开始研究非洲发现的直立人颅骨与东亚地区发现的直立人颅骨的微小差异。这些专家怀疑，他们所看到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种类的猿人。于是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名称——“匠人”，用于指代那些180万年前在非洲进化，然后一直散布至中国的猿人。他们认为，仅当匠人到达了东亚地区，直立人才从匠人进化而来。因此，直立人是个纯粹的东亚人种，区别于遍布非洲、西南亚和印度的匠人。

如果这一理论成立的话，莫维斯分割线就不仅标志着使用工具类型的细微差异，还是区别两种不同的早期猿人的基因分水岭。事实上，这一论断所提出的可能性，可以称为长期注定理论之祖：东西方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因为100多万年以来，东方人和西方人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种类的人类。

最早的东方人：北京人

这一关于史前人类骨骼分类的技术争论，有着令人警醒的潜在影响。种族主义者往往急于抓住这一细节大做文章，为偏见、暴力甚至种族灭绝正名。读者可能会感到，花时间论述此类理论仅仅是为顽固的偏见提供依据，或许我们应该直接将之忽略不提。但是，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仅仅将种族主义理论宣称为可鄙的，这是不够的。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摒弃这些理论，并且得出结论说，（群体的）人们事实上是大致相同的，那必须是因为种族主义理论是错误的，而不仅仅是因为今天大多数人都不喜欢这些理论。

基本上，我们并不清楚，在大约150万年以前，地球上是否仅存在一种猿人——意思是说从非洲到印度尼西亚，（群体的）猿人是大致相同的——或者，在莫维斯分割线以西与莫维斯分割线以东，分别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猿人，即匠人与直立人。要想澄清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毫无疑问，在过去100万年内，在东方与西方，确实进化出了两种不同的猿人。

地理因素很可能发挥了很大作用。大约170万年前从非洲迁移出来的猿人十分适应亚热带环境，但是当他们向北漫游，深入欧洲和亚洲时，他们不得不面对更为漫长、严寒的冬季。当他们行进到大约北纬40度的地方（这条纬度线横贯葡萄牙顶端到北京）时，像他们的非洲祖先一样露天而居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据我们所知，他们当时的智力还不足以建造棚屋和制作衣物，但是他们可以想出一种应对之策——栖身于洞穴中。这样，我们儿时所闻的穴居人就诞生了。

穴居生活对于猿人来说是福祸交加，他们常常不得不与熊和大如狮子的鬣狗相处，后者的牙齿足以咬碎骨头。但这却给考古学家们带来了意外的好运，因为洞穴能够很好地保存史前堆积物，使我们得以追寻猿人是如何在旧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开始分化演进，最终成为寒冷气候中的不同变异体的。

要想理解东方猿人，最重要的考古地点是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周口店正好位于北纬40度纬度线上，从距今41～67万年前，断断续续地有猿人居住于此。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可以称得上是部史诗，这也构成了谭恩美（Amy Tan）的出色小说《接骨师之女》（The Bonesetter's Daughter）的部分背景。1921～1937年间，正当欧洲、美国和中国的考古学家们在周口店附近的山中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那里成了国民党、共产党和各派国内军阀残酷内战的前线。考古发掘人员常常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工作，并且不得不躲开强盗和哨卡，把他们的发现运回北京。当日本侵略中国时，这一考古发掘计划最终付诸东流，周口店变成了共产党的一个基地，日本军队还残害了三名考古队的成员。

形势江河日下。1941年11月，日本与美国即将开战，这些考古发现资料被运往纽约保管。技工将资料装入两个大板条箱内，等待装到美国使馆派来的车中。没人确切地知道，那辆车来了没有，或者，如果那辆车真的来了，它又将那两个大板条箱运到了何方。有一种说法是，正当日机轰炸珍珠港之时，日本士兵截获了护送资料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将他们逮捕，并丢弃了无价的资料。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生命如草芥，没人关注几箱石头和骨头。

但并非一切尽失。周口店考古队巧妙地公布了他们的发现，并将猿人骨骼的石膏模型送到了纽约——这是证明数据备份重要性的早期案例。这些发现表明，到了距今60万年前，北京人（这是考古发掘队员对周口店猿人的命名）已经从图尔卡纳男孩那样身材高大瘦长的非洲人中分化出来，变得更为矮胖结实，以更好地适应寒冷气候。北京人的身高通常在5英尺3英寸，毛发比现代猿类要少，尽管如此，如果你在大街上撞见一个北京人，你一定会张皇失措。北京人的脸短而宽，前额又低又平，有着粗大的眉骨，下颚很大，几乎没有下巴。

北京人之间的交流很困难。据我们所知，直立人的基底核（大脑的一个部位，负责使现代人一系列小的嘴部动作组合成无数言辞）发育很不完善。保存完好的图尔卡纳男孩的骨架显示，他的椎管宽度（脊髓所在之处）只有现代人的3/4，这表明他无法精确地控制呼吸，像我们一样随心所欲地交谈。

尽管如此，其他发现间接地表明，生活在旧世界东方的猿人能够互相交流，但只是勉强为之。1994年，在爪哇岛附近的一个叫弗洛勒斯的小岛上，考古学家发掘出了一批石器，看起来有80万年的历史。80万年前，弗洛勒斯一定是个小岛，12英里的海域将它与大陆分隔开来。这一切似乎意味着，直立人一定能够很好地交流，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制造船只，驶过地平线，移居弗洛勒斯岛。但是，其他考古学家则不赞同直立人制造船只这一说法，他们反对说，这些“工具”可能根本就不是什么工具，只是被自然作用撞击成了一定的形状，从而引起了人们的误解。

这一争论本来很可能陷入僵局，因为考古学的争论往往如此，但是在2003年，弗洛勒斯岛又有了更令人震惊的发现。深度探测发现了8具骨架，年代都在公元前16000年左右，都是成人的骨架，身高都在4英尺以下。那时，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的电影《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s）系列刚刚推出了第一部，记者们立刻把这些身材矮小的史前人类称为“霍比特人”，这一名称取自该电影原著作者英国作家J·R·R·托尔金（J.R.R.Tolkien）笔下覆着毛发的半身人。当动物种群被隔绝于岛上，又没有天敌，它们往往进化成身材矮小的模样，据推测，这可能就是霍比特人身材如此矮小的原因。如果在公元前16000年，他们身材已经缩小至霍比特人这么大，猿人一定在此之前数千万世代就已移居到弗洛勒斯岛上了——据1994年发现的石器显示，可能早在80万年前他们便已移居至此了。这再次说明了，直立人能够很好地交流从而越过海洋。

周口店的猿人之间互相交流的效果应该比黑猩猩或者大猩猩要好得多，山洞中的沉积物显示，他们还能随心所欲地生火。至少有一次，北京人烘烤一匹野马的头。野马颅骨上的切痕表明，北京人食用马舌和马脑，这些都是马头上富含脂肪的部位。他们可能也喜欢食用同胞的大脑：在20世纪30年代，考古发掘人员从骨头破裂的痕迹判断，他们甚至同胞相食，享用人脑。但是20世纪80年代对北京人骨骼石膏模型的研究则表明，颅骨上的大多数裂痕是由史前巨兽鬣狗的牙齿造成的，而不是其他北京人留下的，不过有一块颅骨——1966年又出土了它的另一块碎片——确实带有石器的印记。

你当然不可能在现代大街上撞见一个北京人，但你可以乘坐时光机器返回50万年前的周口店，那将是一次令人迷惑而惊恐的经历。你将看到穴居人类互相交流，可能是边打手势边嘟哝作声，但是你无法与他们交谈。你也无法通过画画与他们交流：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艺术对于直立人的意义比对于黑猩猩的意义大多少。在旧世界的东方进化的北京人与现在的我们迥然不同。

最早的西方人：尼安德特人

但是，北京人与在旧世界的西方进化的猿人也有所不同吗？年代最久远的发现来自欧洲，是1997年在西班牙阿塔普尔卡的一系列洞穴中发现的，距今大约80万年（与直立人可能造船移居弗洛勒斯岛的时间大致相当）。在某些地方，阿塔普尔卡的发现与周口店的发现颇为类似，很多骨骼上留有纵横交错的石器刻痕，很像是出自屠夫之手。

猿人可能存在同胞相食的消息登上了报纸头条，但是古人类学家对于阿塔普尔卡人与周口店猿人的区别更为激动。阿塔普尔卡人颅骨上的凹处比直立人更大，他们的鼻子和颧骨也更接近现代人。古人类学家由此得出结论，一种新的人种出现了，他们把这种人称做“前人”。

前人的出现使得1907年以来的一系列发现有了意义，当时技工在德国的一处沙坑中翻出了一块奇怪的下颚骨。这一人种以发现地附近的一个大学城的名字命名，被称为海德堡人。海德堡人看起来很像直立人，但是他们的头更像现在的我们，有着又高又圆的颅骨，脑容量大约为1000立方厘米——比直立人800立方厘米的平均脑容量要大得多。看起来，80万年前猿人穿越旧世界进入寒冷的北方，遭遇了迥异的气候条件，结果产生了大量随机的基因变异，从而加快了进化的步伐。[4]至此，我们终于有了些无可争议的事实。到了60万年以前，当海德堡人登上历史舞台，北京人统治着周口店的栖息地之时，在旧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存在着千差万别的人种：在东方有脑容量较小的直立人，在西方则有脑容量较大的前人和海德堡人。

说到大脑，容量并不是一切。阿纳托尔·法郎士（Anatole France）在1921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脑容量并不比海德堡人大。但是，海德堡人看起来确实比更早期的猿人，或者与他们同时期的北京人要聪明得多。在海德堡人出现以前的100万年间，石器几乎没发生多少变化，但到了公元前500000年，海德堡人开始制作更薄也更轻便的石器，用软锤（很可能是木制的）打造更为精巧的石片，而且仅仅通过撞击石头制作石器。这意味着更好的手眼协作能力。海德堡人会制作更专门的工具，他们开始准备形状特殊的石核，并进一步加工成适当的工具。这意味着，在思考他们需要从这个世界得到什么，以及如何得到方面，他们比直立人进步得多。海德堡人能在海德堡这个北纬40度线以北很远的地方生存下来，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他们是聪明得多的猿人。

在距今41～67万年之间，居住在周口店的猿人变化很少，而西方的猿人在这一时期则持续演进。如果你深入西班牙阿塔普尔卡阴湿的洞穴，匍匐行进数百码（主要是爬行，有时也使用绳索），你会在一个40英尺骤降处进入名副其实的“万骨坑”——有史以来发现的猿人遗迹最为丰富密集的地方。在这里，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发现了超过4000件猿人骨骼碎片，年代在距今56.4～60万年之间。这些骨骼大多数属于青壮年。他们在地下这么深处做些什么，始终是个谜，但和更早的阿塔普尔卡遗址一样，万骨坑也有着十分多样的人类遗骸。西班牙考古发掘者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归类为海德堡人，但很多国外学者认为，他们看起来更像另一种人种——尼安德特人。

这些最著名的穴居人是在1856年首次被确认的，当时尼安德谷（德语中称为Tal或Thal）采石场的工人们向一名当地教师展示他们发现的一块头盖骨和15块骨头（20世纪90年代的发掘工作从当时的废石堆中又出土了62块猿人骨骼碎片）。这名教师将这些残骨给一名解剖学家看，后者判定，这些骨头属于“日耳曼人以前”的时期。

阿塔普尔卡的发现表明，尼安德特人是在25万年间逐渐演化而来的。这可能只是一个遗传漂变的案例，许多不同种类的猿人同时进化，而不是由于气候变化或者扩张进入新的区域为一些变异体更快繁衍提供了条件从而取代了海德堡人。“标准的”尼安德特人在20万年前出现，在接下来的10万年之内，他们散布到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东至西伯利亚，但据我们所知，他们并没有到达中国和印度尼西亚。

尼安德特人和北京人有多大的差异？他们与东方猿人的身高大致相当，看起来更原始，前额倾斜，颏骨无力。他们有硕大的门牙，因为经常当工具使用而磨损。面孔前突，可能是为了适应冰河时期欧洲寒冷的空气。他们的鼻子很大。尼安德特人比北京人身材更为健硕，臀部和肩膀都更宽。他们同摔跤运动员一般强壮，拥有马拉松运动员的耐力，看起来似乎是凶残的斗士。

尽管尼安德特人的骨头比大多数猿人要重得多，他们还是经常受伤；如果为他们骨断裂的方式找个最近似的现代的例子，那就是职业骑手。由于10万年前他们不太可能从猛然弓背跃起的野马背上摔下来（现代马类直到公元前4000年才进化出来），古人类学家坚信，尼安德特人是因为搏斗而受伤的——既同彼此搏斗，也同野生动物搏斗。他们是专心致志的猎手，他们骨骼中的氮同位素分析显示，他们大量进食肉类，从中获取数量惊人的蛋白质。长期以来，考古学家怀疑尼安德特人吃的有些肉是通过同胞相食的方式获取的，就像北京人一样，20世纪90年代在法国的发现证实了这一点。发现表明，6个尼安德特人的骨骼和5只马鹿的骨骼混杂在一起。这些猿人和马鹿受到了同样的对待，他们被用石器切成小片，然后他们的肉被从骨头上削下来，最后他们的脑壳和长骨被敲碎以取出脑和骨髓。

迄今我强调的细节使得尼安德特人听起来和北京人相差无几，但他们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其中一点是，尼安德特人脑容量很大——比我们的脑容量还大，事实上，他们的脑容量平均在1520立方厘米左右，而我们的脑容量大约为1350立方厘米。他们的椎管也比图尔卡纳男孩要宽，这些粗大的脊髓赋予他们更为灵巧的手艺。他们的石器比北京人制作的更为精良，种类也更为丰富，有专门的刮器、锋刃和尖端。在叙利亚曾发现过一块石器的尖端，嵌在一头野驴的颈部，上面有柏油涂抹的痕迹，表明这曾是一个缚在木棒上的矛尖。石器上的磨损痕迹说明，尼安德特人主要用石器来切割木头，而木头很难保存下来，但在被水淹没的德国考古地点舍宁根，在堆积的野马骨旁，发现了4根雕工精美的7英尺长矛。长矛很重，被用于戳刺，而不是投掷。虽然尼安德特人很聪明，但他们还没学会互相协作使用投掷武器。

可能是因为尼安德特人要靠近恐怖的动物，所以他们身上才会留下骑手般的伤痕，但是有些发现，尤其是在伊拉克的沙尼达尔洞穴的发现，则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启示。一具骨架表明，一名男性在一条手臂萎缩、双腿变形的情况下生活了数年，他还失去了右前臂和左眼[在琼·奥尔（Jean Auel）的畅销小说《洞熊家族》（The Clan of the Cave Bear）中，作家塑造的主人公克莱伯——一位生活在克里木半岛的残疾的尼安德特部落精神领袖——就是以这具骨架为原型的]。在沙尼达尔发现的另一名男性，右踝因关节炎而致残，但他也挺了过来，直到因一处戳伤而丧命。有更大的脑容量无疑有助于虚弱受伤的人们自力更生。尼安德特人能够随意生火，很可能还会用动物皮制作衣物。同样，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身体健全的朋友和家庭的帮助，沙尼达尔人将如何渡过难关。即使最一丝不苟的科学家也赞同，尼安德特人——与早先的人类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周口店猿人相比——表现出了我们可以称之为“人道”的精神。

有些古人类学家甚至认为，尼安德特人硕大的大脑和粗大的脊髓使得他们多多少少能够像我们一样交谈。像现代人一样，他们有舌骨，这样就可以固定舌头，使得喉咙可以做发言所需的一系列复杂动作。但是，也有些学者持否定意见，他们认为，尼安德特人的大脑虽然硕大，却比我们的更长，也更扁平，所以负责语言功能的区域可能发育得不是那么完善。他们还指出，虽然只有三块颅骨，但相关区域还是残存了下来，看起来尼安德特人的喉在颈部很高的位置上，这意味着尽管他们有舌骨，但只能发出为数很少的声音。或许他们只能嘟哝单音节（我们可将之称为“我泰山，你简”模式），或者他们可以通过边打手势边发声表达重要概念，如“过来”、“我们打猎去吧”、“我们做石器/做饭/做爱吧”（我们可将之称为《洞熊家族》模式，其中尼安德特人有复杂的符号语言）。

到了2001年，遗传学似乎可以解决问题。科学家发现，一个英国家族三代人都患有一种被称为语音产生不能的言语障碍，他们都有一个变异的基因FOXP2。研究表明，这一基因为影响大脑处理语音和语言的蛋白质编码。这并不意味着FOXP2是“语言基因”：言语是极端复杂的过程，无数基因协同工作，其原理我们至今尚未完全明了。FOXP2基因之所以引起遗传学家的注意，是因为只要一处出了差错，整个系统就会崩溃。只要一只老鼠咬断了价值两美分的电线，我那价值两万美元的汽车就没法发动；FOXP2基因出了故障，大脑复杂的言语网络就运转不灵了。有些考古学家则认为，可能就是产生FOXP2和相关基因的偶然变异，赋予了现代人类语言能力，而包括尼安德特人在内的早前的物种都不曾拥有这一能力。

但是事情到了这里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众所周知，脱氧核糖核酸（DNA）是生命的基本构成，2000年，遗传学家们成功绘制出了现代人类的基因组序列图。但鲜为人知的是，退回到1997年，发生了类似于电影《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中的一幕，德国莱比锡的科学家从1856年尼安德谷出土的一具尼安德特人骨架的手臂上提取出了古老的DNA。这实在是惊人之举，因为人一旦死亡，DNA便开始分解，在如此年代久远的材料上，只有少量碎片残存。据我所知，莱比锡小组并不想克隆穴居人，建一个尼安德特人公园[5]，但在2007年，绘制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序列图的过程（于2009年完成）产生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尼安德特人也有FOXP2基因。

这可能意味着，尼安德特人像我们一样爱闲聊；也可能意味着，FOXP2基因不是言语的关键所在。总有一天我们会弄明白，但是现在，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关注尼安德特人互动的结果。他们生活的群体比早先的猿人更大，狩猎更为有效，占据地盘的时间更长，互相关心的方式也是早先的猿人所不能企及的。

他们也会慎重地埋葬一些死去的同伴，甚至可能还举行某些祭奠仪式——如果我们的解读正确的话，这意味着精神生活，这是最早的属于人类的最显著特征。例如，在沙尼达尔，几具遗骸明显是经埋葬的，有一个墓中的泥土富含花粉，这可能意味着，有些尼安德特人将他们亲爱的逝者的遗体安放在铺满鲜花的花床上。也有些考古学家不那么浪漫地指出，这个墓被老鼠挖成了蜂窝状，而老鼠经常将花朵运回它们的巢穴。

在第二个案例中，在罗马附近的奇尔切奥山，1939年，建筑工人发现了一个洞穴，这个洞穴在5万年前被大量落石封存。工人们告诉考古学家，在地上的一圈石头中间有一块尼安德特人的颅骨，但是因为在专家看到以前，工人们动过那块颅骨，很多考古学家对此存疑。

最后，还有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特锡克塔什的案例。在那里，哈勒姆·莫维斯说，他发现一具男孩的骨架被五六副山羊角环绕着。但是，特锡克塔什的遗址满是山羊角，而莫维斯从未发表过关于该发现的计划或者照片，以说服怀疑者那些特定的山羊角组成了有意义的排列。

要想让这个问题尘埃落定，我们还需要更为明显的证据。就个人而言，我认为“无风不起浪”，尼安德特人确实有某种形式的精神生活。或许，他们甚至有像《洞熊家族》中的伊萨和克莱伯那样的女医生和巫师。不管那推断正确与否，如果我早前所说的时间机器能带你到沙尼达尔和周口店，你将看到东方北京人和西方尼安德特人真真切切的行为差异。你可能很难避免做出如下论断：西方比东方更发达。

当160万年前莫维斯分割线形成的时候，这可能已经是事实了，而10万年前这一定是事实。种族主义的长期注定理论的幽灵再一次抬头了：西方今天主宰着世界，是否是因为欧洲人是基因上占优势的尼安德特人的后裔，而亚洲人则是更为原始的直立人的后裔？

欧洲人的祖先和亚洲人的祖先

不是的。

历史学家们喜欢对简单的问题做出长而复杂的回答，但是这次，问题似乎真的是简单明了的。欧洲人并不是优等的尼安德特人的后裔，亚洲人也并不是劣等的直立人的后裔。大约从7万年前开始[6]，一种新的人类——我们——迁移出非洲，并完全取代了所有其他人种[7]。这种人种，即“智人”，将其他人种一扫而空：现在我们都是非洲人了。当然，进化还在继续，从我们开始散布遍及地球起，两千代人之间，肤色、脸形、身高、乳糖耐受度以及无数其他方面都在发生着本土化变异。不过当我们认真研究的时候，这些方面都是细枝末节。不管你走到哪里，不管你做些什么，（群体的）人们总是大致相仿的。

我们这个人种进化并占领了地球，使得人类有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统一性，这就为解释西方缘何主宰世界提供了基础。人类生物学上的统一性否定了这些基于种族立场的理论。但是，尽管这些过程至关重要，关于现代人类起源的许多问题仍然不甚明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们知道，与我们相仿的骨架最初出现于距今15万年前左右的东南非。新人种与早先的猿人相比，有着更为扁平的面部，前额之下缩得更明显。他们较少用牙齿做工具，四肢更修长而且上面的肌肉更少，他们的椎管更宽，喉咙的位置更利于言语。他们大脑的凹处比尼安德特人要小些，但头盖骨更高，形状更接近于穹顶，这样就为大脑更大的语音和语言中心留下了空间，也更利于安放层层叠叠同时进行大规模运算的神经元。

骨骼表明，最早的智人可以像我们一样行走，但奇怪的是，考古发现表明，有10万年的时间他们顽固地拒绝像我们一样说话。智人的工具和行为很像早先的猿人，并且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是，早期智人似乎只有一种行事方式。不管考古学家们在非洲的什么地方进行考古发掘工作，他们总是获得同样的、不那么令人激动的发现，除非他们发掘的智人遗址年代在距今5万年以内。在这些年代较近的遗址，智人开始做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并且采取了许多不同的方式。例如，在埃及的尼罗河谷，考古学家们至少发现了6种风格完全不同的使用中的石器，年代在公元前50000～公元前25000年之间，而在此之前，从南非到地中海沿岸只流行一种样式的石器。

人类发明了样式。把石器这样切割，而不是那样切割，使一群人和他们的邻居区别开来；把石器以第三种方式切割，使一代人和他们的长辈区别开来。按照我们习惯的标准，改变是非常缓慢的。拿出一部用了四年的手机，不能拍视频，不能查地图，不能收邮件，这让我看起来像个老古董，但与过去的一切相比较，这种变化不过是刹那间的事情。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回到家，头发染成了绿色，身体上又新穿了孔，他会告诉你，表达自我的最佳方式是装饰自我，但直到5万年前，似乎没有人这么看。后来，显然每个人都这么看。

在年代为公元前50000年之后的一个又一个非洲考古地点，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装饰用的骨骼、动物牙齿，还有象牙。这些还是有迹可循的活动。其他我们所熟知的个人装饰形式，如发型、化妆、文身、服饰等，很有可能也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出现。一个令人不快的遗传研究显示，生活在我们衣服中并吸我们血的体虱，在大约5万年前进化而来，像是给最初“时尚人士”的礼物。

“人类是多么伟大的杰作！”当哈姆雷特的朋友罗森格兰茨和吉尔登斯特恩来监视他的时候，他发出了如此感慨，“理性多么的高贵！禀赋多么的无穷！行动多么的迅捷，外形多么的可赞！举止多么像天使！悟性多么像上帝！”在这么多方面，人与猿人有多么不同。到了公元前50000年，现代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与他们的祖先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似乎发生了某些异乎寻常的事情——如此深刻，如此神奇，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平素清醒持重的科学家都开始使用浮夸的言辞。有些人说起了大跃进，还有些人说起了人类文明的曙光，甚至还有人说是人类意识的大爆炸。

尽管如此具有戏剧性，这些理论总是有点不那么令人满意。这些理论要求我们设想两大转变，而不是一大转变，即在大约15万年前，第一大转变塑造了现代人类的形体，却没有塑造现代人类的行为；到了大约5万年前，第二大转变塑造了现代人类的行为，而人类的形体却没有发生改变。最广为人知的解释是，第二次转变仅仅从神经方面的变化开始，重塑了大脑的内部线路，使得现代的言语成为可能，进而推动了行为的革命。但是这次对大脑内部线路的重塑包括哪些内容（以及为何颅骨没有发生相应变化），至今仍然是个谜。

如果说进化论科学为超自然力量的介入留有某些余地的话，某种超能力将一点神性之光吹入猿人迟钝的泥坯之中，显然就是在这里。当我年纪很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亚瑟·C·克拉克（Arthur C.Clarke）的科幻小说《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以及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令人难忘、难有后继的电影版开篇的那个故事。神秘的水晶巨石从外层空间坠入地球，使得我们星球上的猿人在饿死灭绝之前跳跃式进化。夜复一夜，月球守望者，这个地球居民中的猿人首领，当巨石发送给他幻象并教会他投掷石块的时候，感觉到克拉克所说的“好奇的卷须状物沿着大脑未曾使用过的通道悄悄爬下”。克拉克写道：“他简简单单的大脑中的原子被扭曲，构成新的模式。”于是，巨石的使命完成了：月球守望者捡起一根丢弃的骨头，用它敲击一头小猪的脑袋致死。令人沮丧的是，克拉克眼中的人类意识大爆炸仅仅包括杀戮，以月球守望者杀死敌对部落的猿人首领单耳告终。读者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我们处于太空时代。

克拉克把他的2001年设置在300万年以前，可能是为了把能人发明工具涵盖在内，但是我经常感到，一块巨石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应是在完全现代的人类出现之时。到了我上大学学习考古学的时候，已经知道不应做此评论，但是这样一种感觉仍然很难动摇，即专业解释比起克拉克的解释来，要无趣得多。

在我读大学本科的那些遥远日子里，考古学家面临的一大问题是，他们还没有发掘出很多年代在距今5～20万年之间的考古遗址。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发现的积累，一切开始变得明朗起来，我们毕竟不需要巨石。事实上，大跃进也开始分解为一系列的向前蹒跚学步，跨越数万年的时间。

我们现在知道几处年代在公元前50000年以前的考古遗址，那里有令人惊奇的、看起来颇为现代的行为迹象。就以平纳克尔角为例，这一山洞在南非海岸，发掘于2007年。大约16万年前，智人移居这里。这本身就颇为有趣：早期猿人一般忽视沿海地点，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知如何在此找到食物。然而，智人不仅向海滩走去——这是极为现代的行为——而且当他们到了海边，他们足够聪明，会采集、打开并烹制贝类。

他们还把石头削成又小又轻的尖头，考古学家们将之称为似石叶，很适合作为标枪或者箭矢的尖端——这是北京人和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从未做过的事。

在其他的一些非洲考古遗址中，人们从事着不同的、但是看起来同样极具现代感的活动。大约10万年前，在赞比亚的蒙布瓦洞穴，人们在一组壁炉边排上石板，营造舒适的小角落，我们很容易想象他们坐在一起讲故事的情形。从非洲南端到北边的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甚至在非洲之外的以色列），在几十个非洲沿海的考古遗址中发现，当时的人们耐心地将鸵鸟蛋壳切割琢磨成小珠子，有些珠子的直径只有1/4英寸。到了9万年前，刚果卡坦达的人们已经变成了严格意义上的渔夫，他们会把骨头雕刻成鱼叉。然而，最有趣的考古遗址还要数非洲南海岸的布隆伯斯洞穴，那儿除了蛋壳制作成的珠子，考古发掘者还发现了一根有7.7万年历史的赭石棒（赭石是一种铁矿石）。赭石可以用来把东西粘起来，制作防水帆，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用途。但近来赭石特别流行的用途是画画，它能在树皮、洞壁和人体上绘制令人满意的粗重的红色线条。在平纳克尔角共发现了57根赭石棒。到了公元前100000年，大多数非洲考古遗址都有赭石棒出土，这很可能意味着早期人类喜爱画画。但关于布隆伯斯洞穴出土的赭石棒最值得一提的是，有人在上面刻了一个几何图形，这使得它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艺术品——并且它是用来制作更多艺术品的。

在这些考古遗址中的每一处，我们都发现了一两种现代人类行为的蛛丝马迹，但并不是公元前50000年后我们熟悉的一整套活动。现在也没有很多证据表明，这些看起来极具现代感的行为是与日俱增的，它们逐渐累积，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考古学家们已经开始寻找答案，来解释这些走向完全现代人类的蹒跚学步，他们认为，这主要是气候变化所致。

地理学家们意识到，回溯至19世纪30年代，在欧洲和北美部分地区发现的蜿蜒数英里的碎石带，一定是冰盖推动碎石形成的（而不是像以前推测的那样由《圣经》中记载的大洪水形成）。“冰河时期”的概念由此产生，虽然科学家们要弄明白冰河时期为何产生，还要再过50年。

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并不是标准的圆形，因为地球还受到其他星球的引力作用。在10万年间，我们地球的公转轨道从近乎正圆形（如同现在的样子）到椭圆形，然后再循环往复。地轴的倾斜角度也会发生变化，周期是2.2万年；地球围绕地轴自转也会呈现周期性变化，周期是4.1万年。科学家们将这些周期性变化称为米兰柯维奇循环，以计算出这些周期的塞尔维亚数学家米兰柯维奇（Milankovich）的名字命名。米兰柯维奇在“一战”被软禁期间，一笔一画计算出这些循环周期（这是个宽松的软禁，米兰柯维奇有充裕的时间在匈牙利科学院的图书馆中工作）。这些循环周期以极其复杂的方式互相作用，大约每隔10万年，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我们从接受比平均量稍多的日照，全年日照分布稍有不均，到接受比平均量稍少的日照，全年日照分布较为均衡。

米兰柯维奇循环如果不是与其他两个地理趋势相互作用，它可能不会造成多大影响。第一个趋势是，在过去5000万年中，大陆漂移使得赤道以北陆地更多，北半球以陆地为主，南半球以海洋为主，这就扩大了日照的季节性变化效应。第二个趋势是，在同一时期火山活动减弱。（目前）我们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比恐龙时代要少，因为这一原因，地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直到不久前——逐渐降温。

在地球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冬季非常寒冷，两极降雪，雪水冰冻起来，但是一般来说，每年夏季太阳都会将冰雪融化。但是到了1400万年前，火山活动的减弱使得地球急剧降温，导致在有着大片陆地的南极，夏季的阳光无法融化冰雪。北极没有陆地，冰雪更易融化，但到了275万年前，气温已经降到了连北极也常年积雪的地步。这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为一旦米兰柯维奇循环使得地球接受的日照更少，全年日照分布更为平均，北极冰盖就会扩张至北欧、亚洲和美洲，锁住更多水分，使得地球更为干旱，海平面更低，反射更多日照，气温进一步降低。然后地球便随着这一循环进入冰河时期，直到地球摇摆，倾斜，运转至更温暖之处，冰川后撤。

根据计算方式的不同，已经历的冰河时期的数目在40～50个，其中跨越公元前190000～前90000年的两个冰河时期——这是人类进化史上至关重要的几个千年——特别的严寒难熬。例如，马拉维湖今天的水量仅有公元前135000年时的1/20。更为严酷的环境必然改变了生存的规则，这可能解释了为何有利于智力发展的变异大量产生。这可能也可以解释为何我们发现的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址特别少，很可能大多数人类始祖死亡殆尽。事实上，有些考古学家和遗传学家估计，在公元前100000年左右，存活于世的智人可能仅有两万人。

如果这一新理论成立的话，人口危机会产生几大影响。一方面，由于基因库的缩水，更易产生大量变异；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智人群落变得更小，他们就更易灭绝，任何变异带来的优势也就随之消失了。如果（从这一时期数量极少的考古遗址看来）智人群落数也减少了，群落间相遇的频率就会降低，共用他们的基因和知识的机会也就更少。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设想，10万年间，在非洲恶劣难测的环境中，人类始祖的小小群落挣扎度日，勉强维生。他们并不常相遇，不常互相通婚，也不常交换物品和信息。在这些相互隔绝的群体中，基因变异层出不穷，有些产生了很像我们的人类，有些则不。有些群落制作鱼叉，有些制作小珠子，但大多数群落这两样都不做，灭绝的幽灵始终萦绕着这些群落。

这是智人的黑暗岁月，但大约7万年前，他们的运气发生了改变。非洲的东部和南部变得更为温暖和潮湿，这使得狩猎和采集更容易，人类同他们的食物来源一样快速增长。现代智人已经进化了10万年，经历了许多波折和灭绝危险，但是一旦气候条件改善，那些拥有有利的基因变异的人群就会更快速地繁衍，超过不那么聪明的人类。没有巨石，也没有大跃进，有的只是大量的性爱和婴儿。

在几千年间，早期人类遇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既是人口统计学上的转折点，也是生物学上的转折点。早期人类再也没有如此频繁地灭绝，相反，他们的群落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早期人类可以经常保持联系，共用他们的基因和知识。变异开始积累起来，智人的行为很快从其他猿人中分化出来。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东西方生物学差异的出现便指日可待了。

我们都是非洲人的后代吗

气候变化往往是很复杂的，当7万年前非洲东部和南部智人的家乡变得更为湿润时，北非则面临干旱。我们的祖先在家园范围之内迅速繁衍，决定不向北非散布。智人的小群落从今天的索马里出发开始漫游，跨越大陆桥到达阿拉伯南部，然后到达伊朗。至少，我们认为他们做到了。南亚的考古探索相对较少，但是我们认为，有些现代人类的群落也朝这个方向迁移，因为到了公元前60000年，他们已经到达了印度尼西亚，并乘船穿越50英里的开阔水面，漫游至澳大利亚南部的蒙戈湖。这些移居者的移动速度比直立人/匠人离开非洲时要快上50倍，与早期猿人每年35码的移动速度相比，他们的速度超过每年一英里。

在距今40万～50万年前，第二次移民潮很可能穿越埃及，到达西南亚和中亚，并从那儿进一步散布至欧洲。这些现代人类足够聪明，会制作精巧的石刃和骨针，他们用猛犸象的象牙和毛皮缝制合身的衣物并建造房屋，在西伯利亚这样一个寒冷的荒原上建起了家园。大约在公元前15000年，人类跨越连接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大陆桥，然后/或者沿着大陆边缘作短程航行。到了公元前12000年，他们在俄勒冈州的洞穴中留下粪化石，并在智利的山间留下海藻。（有些考古学家认为，人类还沿着当时连接欧洲和美洲的冰盖边缘穿越了大西洋，但目前为止这仅仅是个推测。）

东亚的情形不甚明了。在中国柳江出土的一块完全现代人类的颅骨可能有6.8万年的历史，但是关于这一时间的确定还有些技术问题，没有争议的时间最多仅能上溯至公元前40000年。现代人类到达中国的时间是较早还是较晚，还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去证明[8]，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到了公元前20000年，他们已经到达了日本。

不管新的人类到达哪里，他们看来都带来了大破坏。当智人到达的时候，那些早期猿人从未涉足的大陆有着丰富的大型猎物。最早到达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人类，遭遇了400磅[9]重的不会飞的鸟和一吨重的巨蜥；到了公元前35000年，这些动物灭绝了。蒙戈湖和其他几处考古遗址的发现表明，人类到达那里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0000年，这意味着人类和巨型动物群共存了2.5万年，但是有些考古学家对于这一时间尚有争议，他们把人类到达的时间推后至距今4万年前。如果他们的说法成立，那么巨兽在人类到达以后十分可疑地迅速消失了。在美洲，1.5万年前，最早的人类移居者到达那里的时候，遇到了骆驼、大象和地面生活的大型树懒。在短短4000年之内，这些动物也全都灭绝了。智人的到来和巨兽的灭绝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巧合。我接下去将述及这一问题。

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人类狩猎这些动物从而导致它们灭绝，或者人类将这些动物赶出它们的领地。而且关于它们为何灭绝的其他解释（如气候变化，或者彗星撞击）也是大量存在的。但是当现代人类进入了猿人占据的环境，猿人便灭绝了，关于这一事实的争议较少。到了公元前35000年，现代人类进入了欧洲，在一万年内，欧洲大陆除了边远山区之外的其他地方，尼安德特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已知最晚的尼安德特人遗址位于西班牙南部的直布罗陀，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0年。在统治了欧洲15万年之后，尼安德特人消失了。

然而，现代人类如何取代猿人的细节问题，对于决定西方主宰的种族解释是否成立，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尚不知道，我们的祖先是主动杀死了智力不如我们发达的猿人，还是仅仅在争夺食物的竞争中赛过了他们。在大多数考古遗址，现代人类遗迹直接取代了那些与尼安德特人有关的遗迹，这意味着改变是在突然之间发生的。主要的例外是法国的驯鹿洞穴，在那里，在距今3.3万～3.5万年之间，由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交替占据，尼安德特人的文化残留层包括棚屋的石基、骨具，还有动物牙齿制成的项链。考古发掘工作者认为，尼安德特人向现代人类学习，正迈向尼安德特人觉醒的曙光。在法国的几处尼安德特人考古遗址发现的赭石（在其中一个洞穴里发现了20磅之多）可能也指向这一点。

很容易想象，肌肉发达、头脑简单的尼安德特人看到动作灵敏、言谈自如的新到访者在身体上绘画并建造棚屋，于是他们笨手笨脚地模仿这些动作，或者用猎物的肉与新到访者交换首饰。在《洞熊家族》中，琼·奥尔想象现代人类傲慢地将尼安德特“平头家伙们”赶走，而尼安德特人则试图对“他者”敬而远之——除了艾拉，一个现代人类的小女孩，5岁的孤儿，尼安德特人的洞熊部落接受了她，结果是翻天覆地的。当然，这些都只是想象，但是这同任何其他人的猜想一样貌似可信（除非我们接纳那些一点也不浪漫的考古学家的观点，认为考古发掘工作匆忙草率，是造成驯鹿洞穴尼安德特人遗迹和现代人类遗迹交错模式的最合理解释，意味着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平头家伙们”向其他人学习）。

要点在于性。如果现代人类没有通过异种繁衍取代旧世界西方的尼安德特人和东方的直立人，种族主义理论将现代西方的主宰地位上溯到史前的生物学差异，便肯定不能成立。但果真如此吗？

在20世纪30年代，即所谓的科学种族主义的全盛时期，一些体质人类学家坚称，现代中国人比欧洲人更原始，因为他们的颅骨与北京猿人近似（头顶有小的隆起，脸的上半部分相对扁平，颌骨不突出，门牙呈铲状）。这些人类学家还指出，澳洲原住居民的颅骨同100万年前的印度尼西亚直立人近似——同样有着附着颈部肌肉的背后脊状突起，像搁架似的眉毛，后缩的前额，还有硕大的牙齿。这些（西方）学者总结道，现代东方人一定是更为原始的猿人后代，而现代西方人则是更为先进的尼安德特人后代，这就解释了为何西方主宰世界。

今天没人如此草率地做出论断了，但是如果我们要严肃地探求西方缘何主宰世界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便不得不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智人与前现代人类异种通婚繁育后代，而东方人则在生物学上比西方人原始。我们不可能发掘出正在交媾的穴居人化石，以证明智人是否与西方的尼安德特人交流基因，或者与东方的北京人交流基因，但幸运的是我们不必如此做。如果这样的约会的确发生过，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身体上观察结果。

我们每个人都从我们的祖先那里继承了DNA，这意味着遗传学家可以通过比较每个在世的人的DNA，利用画族谱的方式追溯到人类最近的共同祖先。但事实上，由于你身体里的DNA有一半来自你母亲的家族，另一半则来自你父亲的家族，这使得破解遗传信息困难到了不可能的地步。

遗传学家们找到了一个巧妙的方法绕开这一问题，这就是关注线粒体DNA。线粒体DNA不像大多数DNA那样有性繁殖，而是仅通过母本继承（男性继承他们母亲的线粒体DNA，却不遗传下去）。我们曾经一度拥有相同的线粒体DNA，所以线粒体DNA在你我身体中的任何不同一定是偶然变异的结果，而不是通过有性繁殖导致的。

1987年，遗传学家丽贝卡·卡恩（Rebecca Cann）领导的小组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全世界在世的人的线粒体DNA。他们在数据中区分了大约150种类型的线粒体DNA，并且意识到不管他们怎样处理统计数据，总会得到三个关键结果：第一，非洲比世界其他地方基因更为多样；第二，世界其他地方基因多样性仅仅是非洲基因多样性的子集；第三，最深远也就是最古老的线粒体DNA谱系都来自非洲。他们很自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世界上所有人共有的最近一个女性始祖一定曾经生活在非洲——这个女性始祖被冠名为“非洲夏娃”。通过卡恩和她的同事的观察，“非洲夏娃”是个“幸运的母亲”。在对线粒体DNA的变异率进行标准估测后，他们得出结论，“非洲夏娃”生活在20万年以前。

整个20世纪90年代，古人类学家们就卡恩小组得出的结论争论不休。有些学者质疑他们的方法（制作族谱的方式有成千上万种，理论上一样有效），也有些学者质疑他们的证据（在最初的研究中，大多数“非洲人”事实上是非洲裔美国人），但是不管是谁重做样本和数据，得到的结果都大致相同。唯一确实的变动是将“非洲夏娃”的生活年代后推到了距今15万年前。问题的解决在于，20世纪90年代末，当技术的进步允许遗传学家们检验Y染色体上的核DNA时，“非洲夏娃”有了伴侣。同线粒体DNA一样，Y染色体上的核DNA是无性繁殖的，但仅通过父本遗传。研究发现，Y染色体上的核DNA同样在非洲有最丰富的多样性和最深远的谱系，这些证据指向一个生活在距今6万年至9万年前的“非洲亚当”和一个大约在5万年前的非非洲变种祖先[10]。基因数据似乎完全支持这样一个论断：每个今天在世的人都是非洲人的后代，没有人的血管里流淌着尼安德特人或者北京猿人的血液。

但是有些古人类学家还是不予置信，坚持认为遗传学的可信度不如他们观察到的西方智人与尼安德特人、东方智人与直立人骨骼上的近似度。他们提出一个“多区域模型”以取代“走出非洲”模型。他们不情愿地承认，或许人类最初的蹒跚学步确实发生在非洲，但是在此之后，在非洲、欧洲和亚洲间的人口迁移造成了快速的基因流动，某个地区有益的基因变异很快在几千年内到处扩散。结果是，略有差异的现代人类在世界几个地方同时分别进化。这可以同时解释骨骼和基因的证据，同时也意味着，东方人与西方人在生物学上确实是不同的。

和许多理论一样，多区域分别进化理论是模棱两可的。有些中国科学家坚称，中国是个例外，因为正如《中国日报》（China Daily）所载的：“现代中国人类发源自现在中国的所在区域，而不是非洲。”

但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证据逐渐不利于这一论断。在欧洲，研究表明，尼安德特人的线粒体DNA与我们的线粒体DNA完全不同，这似乎否定了尼安德特人与智人异种通婚的假说。甚至连尼安德特人和智人异种通婚，后来偶然灭绝了，所以我们的基因库里没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这一说法看起来也不能成立：2003年，遗传学家在欧洲从距今2.4万年的智人骨骼中提取出了线粒体DNA，它与我们的线粒体DNA高度一致，却与尼安德特人的毫不吻合。

在东亚，关于远古的DNA的分析要少些，但是已经完成的研究似乎也排除了异种通婚的可能性。一项Y染色体核DNA研究的作者甚至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数据表明，原始人类完全不可能是解剖学意义上的东亚现代人的始祖。”基因数据看起来是明确的了。智人从非洲进化而来，并没有——或者不能——与猿人异种通婚。

争论还在进行着，直到2007年，周口店新出土的牙齿和许昌新出土的颅骨碎片，还被作为现代人类是从中国的直立人进化而来的证据。然而，即便这些发现公开发表，其他学者还是给了多区域分别进化理论最后的致命一击。他们通过极为复杂的多元回归分析，分析了从6000多个颅骨上测得的数据，分析表明，当控制了气候因素这一变量，全世界颅骨类型的变异事实上与DNA分析所得证据是一致的。我们都是非洲人。在过去6万年内，我们从非洲散布出去，把过去50万年内出现的所有基因差别一扫而空。事实上，种族主义理论将西方主宰地位归结为生物学因素是毫无根据的。不管在哪里，群体的人们总是大体相同的，我们从非洲祖先那里继承了相同的躁动不安、善于创造的头脑。生物学本身无法解释西方的主宰地位。

史前毕加索们

那么，如果种族主义理论不能成立，东方与西方到底从何处开始？100多年来，对许多欧洲人来说，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没有生物学这个因素，他们也已经自信地断言，自从现代人类出现以来，欧洲人便在文化上比东方人优越。使他们确信的证据在1879年开始出现。达尔文发表于之前20年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使得寻找化石成了绅士们一项体面的爱好。像与他同一阶层的许多人一样，唐马塞利诺·桑斯·德·索图欧拉（Don Marcelino Sanz de Sautuola）在他位于西班牙北部的土地上寻找穴居人。有一天，他和女儿探访了阿尔塔米拉洞穴。对于8岁大的小孩来说，考古并没有多大乐趣，所以当索图欧拉的眼睛紧紧盯着地上的时候，他的女儿小玛丽亚开始跑来跑去玩起了游戏。很多年以后，她对一位记者说：“突然，我认出了洞顶上的外形和轮廓。”她喘着气惊呼：“爸爸，看，公牛！”

所有的考古学家都梦想着惊呼“哦，我的天哪”的那一刻——那一刻，面对着令人敬畏的惊人发现，完全难以置信，时间停下了脚步，其他的一切都消失了。事实上，没有多少考古学家有过这样的一刻，甚至或许没有一个有过类似的一刻。索图欧拉看到了野牛、鹿，层层叠叠的色彩丰富的动物图案覆盖了洞穴顶部20平方英尺的面积，有些蜷缩着身子，有些在互相嬉闹，还有些则在欢快地跳跃（见图1-1）。每一个都绘制得优美而生动。当毕加索多年后造访这一考古遗址时，他惊得目瞪口呆。“我们中没有人能够那样作画，”他说，“阿尔塔米拉之后，一切尽颓。”

玛丽亚回忆道，索图欧拉的第一反应是大笑，但很快他变得“非常兴奋”，“几乎不能作声”。他渐渐说服自己，这些壁画真的是远古时期留下的（最近一项研究表明，有些壁画的历史在2.5万年以上）。但是，回到1879年，没有人知道这一点。事实上，1880年，当索图欧拉在里斯本的国际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学大会上提交他的这一发现的时候，专家们哄笑着将他轰下台去。那时候，人人都知道，穴居人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精湛的艺术作品。他们一致认为，索图欧拉不是骗子就是傻瓜。索图欧拉将这嘲笑视为对他尊严的攻击。8年后，他精神崩溃，离开了人世。他惊呼“哦，我的天哪”的那一刻毁了他的人生。

图1-1 “阿尔塔米拉之后，一切尽颓……”8岁的玛丽亚·桑斯·德·索图欧拉在1879年发现的令人震惊的壁顶公牛岩画的一部分，这一发现毁了她父亲的人生，也使毕加索惊叹得无法呼吸

直到1902年，索图欧拉的主要批评者才实地造访了阿尔塔米拉洞穴，并且公开认错。自那以后，又发现了数百个绘有史前壁画的洞穴。壁画最为壮观的洞穴之一是法国的肖维洞，直到1994年才被发现。洞内壁画保存得非常完好，看起来好像壁画作者刚刚出门去看一眼驯鹿，随时都会回来似的。肖维洞穴的一幅画作有3万年历史，它是西欧现代人类的最早遗迹之一。

在世界其他地方，还没发现过与这些洞穴壁画类似的东西。现代人类走出非洲的迁徙泯灭了莫维斯分割线带来的一切差异，也将先前猿人种族间的差异一扫而空。3万年以前，在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一种独具创造性的文化培育了一大批史前毕加索，我们应当从中探明独特（而优越）的西方传统吗？

令人吃惊的是，答案或许藏在严寒的南极洲荒原。那里每年都降雪，将先前的雪覆盖，积压成层层的薄冰。这些冰层就像是远古时候天气的编年史。通过将它们分离，气候学家可以测量这些冰层的厚度，告诉我们下了多少雪；建立氧同位素间的平衡，揭示温度；比较二氧化碳和甲烷的量，阐明温室效应。但是在冰盖上钻芯取冰是科学上最为艰巨的任务之一。2004年，欧洲的一个小组成功提取了差不多两英里深的冰芯，年代可以上溯到75万年前，时间之久远令人吃惊。尽管冬季的气温骤降至零下58华氏度[11]，并且从未高于零下13华氏度，并且在1999年，钻头卡住了，科学家们不得不从头再来，在最后的几百码还不得不用一个装满乙醇的塑料袋权且替代钻头，但他们最后还是完成了任务。

这些科学超人从冰芯中提取出来的结果证明了一件事情：阿尔塔米拉的艺术家们生活的世界是很寒冷的。现代人类离开非洲以后，气温又开始骤降，大约两万年前，即用赭石和木炭在洞穴壁上涂鸦的艺术家数量多得空前绝后之时，最后一个冰河时期达到了严寒的顶点。平均气温比现在要低14华氏度。这导致了惊人的变化。数英里厚的冰川覆盖了亚洲北部、欧洲和美洲，锁住了大量的水分，那时的海平面比现在要低300英尺以上。你可以从非洲走到英国、澳大利亚或美国，却看不到海洋。你不会希望造访这些地方，在冰川边缘，狂风呼啸，卷起的沙尘暴肆虐广袤贫瘠的干草原，这些干草原冬季寒冷，夏季荒芜。甚至在最适宜人居住的地区，即赤道南北40度范围之内，夏季苦短，降水稀少，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下降，阻碍了植物生长，也使动物（包括人类）种群数量保持在较低水平。情况的严峻程度，与现代人类走出非洲前不相上下。

当时，在今天的热带地区，生活不像西伯利亚那样艰难，但是不管考古学家们审视哪个地方，他们发现，人们适应冰河时期的方式都大体相似。他们结成小部落而居。在寒冷的环境中，12个人就算得上一个大部落了；而在气候较为温和的地区，聚居部落的规模可能是前者的两倍。他们知道了不同的植物什么时候成熟，在哪里能找到这些植物；动物何时迁徙，在哪里能截获这些动物。他们到处追踪搜寻这些动物和植物。不知道这些的人就会挨饿。

这些小部落挣扎求生，繁衍后代。像现代边缘环境中的狩猎——采集者们一样，他们一定时不时地聚在一起，交换配偶，交易物品，讲述故事，或许还对着他们的神、鬼怪和祖先说话。这些聚会将会是一年中最激动人心的社交大事。当然，我们仅仅是在猜测，但是很多考古学家认为，西欧令人叹为观止的洞穴壁画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些节日，在这些节日里，每个人都披上他们最好的兽皮，戴上最好的珠子，脸上画上画，竭尽所能装饰他们神圣的聚会地点，使这些地方非同寻常。

但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什么——如果纵观非洲、亚洲和欧洲，生活都是同样的艰难——我们只在西欧发现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洞穴壁画。传统的回答是，欧洲人比其他人在文化上更具创造力，这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我们还能更进一步，改变这一观点。欧洲艺术史并不是从肖维洞穴到夏加尔（Chagall）一脉相承，放眼尽是旷世之作。公元前11500年之后，洞穴壁画便绝迹了，到我们所知的能与之媲美的画作出现，又过去了许多个千年。

在3万年以前的欧洲创造力传统中寻找源头，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这一传统已经断绝了几千年。或许，我们应该问的是，洞穴壁画传统为何断绝了，因为我们一旦提出这一问题，便会意识到，史前欧洲的这些惊人发现，同任何特殊的西方文化一样，与地理和气候因素大有关系。

冰河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是绝佳的狩猎之所，在那里，一群群驯鹿从夏季牧场迁徙到冬季牧场，然后再返回。但在大约1.5万年前，当气温开始回升（关于这一问题，本书第二章中还会有更多论述），驯鹿冬季不再向南迁徙到这么远的地方，猎人们也随之北迁。

就在这时，西欧洞穴壁画衰落了，这不能说是个巧合。提着油脂灯，拿着赭石棒，在地下艰难行进的艺术家越来越少。大约在13500年以前，最后一个艺术家也离开了。当时这名最后的艺术家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就在那一天，古老的传统断绝了。洞穴中黑暗降临，几千年来，只有蝙蝠和滴水打破坟墓般的死寂。

公元前11500年之后，为何美丽的洞穴壁画没有随着猎人追踪驯鹿的步伐一路向北，穿越欧洲？或许是因为北欧的猎人没有如此方便的洞穴可以绘画。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有着为数众多的幽深的石灰石洞穴，而北欧要少得多。史前人类对他们聚会之所的装饰很少能保存下来，留待我们去发现，除非狩猎之处正好有幽深的洞穴。如果不巧狩猎之处没有幽深的洞穴，人们的聚会场所就会更靠近地面，或者就在地面之上。经过两万年的风吹、日晒和雨淋，他们的艺术作品能残存于世的，已经很少了。

但是，“遗迹很少”不等于“荡然无存”，有时我们还是能很幸运地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在纳米比亚的阿波罗11号洞穴，绘有犀牛和斑马的石板从洞壁剥落，掉落到地上，在距今19000～26000年形成的沉积物之下得以保存。在澳大利亚的某些发现的年代甚至更为久远。在桑迪河洞壁的一处雕刻上形成的矿物沉积物年代可以追溯到大约25000年前，而颜料残迹则有26000～32000年的历史。在卡彭特山口，绘有岩画的洞壁部分掉入有4万年历史的居住区碎石土中，这块壁画的历史甚至比肖维洞穴还要久远。

从美学意义上讲，非洲与澳洲发现的例子都无法与法国和西班牙发现的最好作品媲美，还有很多西欧以外的幽深洞穴没有壁画（如周口店，两万年前又有猿人在此居住）。如果声称人类对于洞穴绘画艺术都投入了同样多的精力，这显然是个愚蠢的说法，更不必说所有的艺术传统都同样成功了。但是鉴于保存条件，以及考古学家们在欧洲比在其他地方寻找的时间更长，也更努力，其他大陆保存下来的作品说明了，现代人类，不管身处何方，都有创造艺术的强烈愿望。当洞穴壁画的条件不像西欧那么理想时，人们就把精力投入其他媒介上。

当洞穴绘画艺术在西欧兴盛之时，石制、黏土制还有骨制的人体和动物形态在东方区域更为普遍。如果条件允许，我可以展示几十幅精美绝伦的小塑像的照片，发现地从德国到西伯利亚，处处都有。由于条件不允许，我仅介绍最近的发现，2008年发现于德国的霍勒·费尔斯（见图1-2）——一尊两英寸高的女性小雕像，无头而巨乳，雕于35000年前，以猛犸象牙雕刻而成。大约在相同的年代，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旁的马来亚思雅——那肯定是地球上最不宜居住的地点之一——猎人们在骨头上雕刻动物图案；到了公元前25000年，在捷克共和国的下维斯特尼采，120多人的群体聚集在用猛犸象牙和象皮搭起的棚屋里，制作成千上万的小雕像，有雕动物的，也有雕巨乳女性的。东亚的艺术纪录还不多，但最早的发现——一尊鹿角雕刻的小鸟，或许有1.5万年的历史，是2009年在许昌发现的——雕工非常复杂，我们相信，进一步发掘将会揭示，中国也拥有欣欣向荣的冰河时期艺术传统。

图1-2 创作的冲动：一尊两英寸高、有3.5万年历史的巨乳无头“维纳斯”雕像，以猛犸象牙雕成，2008年发现于德国的霍勒·费尔斯

冰河时期西欧以外的人类，虽然没有肖维洞穴和阿尔塔米拉洞穴的条件，但他们显然为他们的创造力发现了其他宣泄渠道。关于较早期的猿人是否有创作的冲动，证据少得可怜，但是智人的想象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到了距今5万年前，人类的智能已经足以寻找世界的意义，而人类的技艺也足以将这些意义通过艺术（很可能，虽然我们无法观察到）、诗歌、音乐以及舞蹈表达出来。这再次说明了，（群体的）人们大致相同，不管他们身在何处。尽管阿尔塔米拉洞穴艺术壮丽非凡，但它并不能使西方区别于世界其他地方。

在第一个猿人离开非洲的150万年后，技术、智力和生物的差异累积起来，将旧世界分为尼安德特人/智人的西方和直立人的东方。大约10万年前，西方以相对先进的技术和一丝人性之光为代表，而东方似乎愈加落后。但是当6万年前，完全现代人类走出非洲的时候，他们将这些差异一扫而空。当两万年前，最后一个冰河时期到达顶峰时，“东方”和“西方”只是日出日落的方位而已。人类的小部落前所未有地团结在一起，散布于从英国到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并且（相对）不久以后，跨入美洲——而不是互相分离。当植物成熟时，动物往来迁徙，各个小部落搜寻粮草，四处狩猎，在广大地区漫游。每一个部落一定会立刻熟悉自己的区域，讲述关于每块石头、每棵树的故事；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艺术和传统、工具和武器、神灵和魔鬼。每一个部落一定都知道，他们的神爱着他们，因为尽管有着诸多苦难，他们毕竟还活着。在这样一个寒冷、干旱的世界上，人类已经走得够远了。我们有理由怀疑，如果没有脚下摇摆的地球，万物都将是静止的。

[1] “猿人”一词有泰山和简（Tarzan-and-Jane）的言外之意，我年轻时，这在教科书中颇受欢迎。现在古人类学家们认为这个词是屈尊的，但对我来说，这个词很好地抓住了这些前人类/古人类的模棱两可性，并且很简洁。

[2] 1码≈0.9144米。——编者注

[3] 实际上，他们很可能是一次跃进几英里寻找新的觅食之处，然后在那儿待上几年。

[4] 据此，海德堡人确实既在欧洲生活过，也在非洲生活过。有些古人类学家设想，海德堡人起源于欧洲，后来又散布到了非洲。而其他古人类学家则认为，海德堡人同能人和匠人一样，由于当地气候变化而在非洲进化，后来又向北散布。在中国也曾发现过极其类似海德堡人的骨骼，但那个证据颇受争议。

[5] 一位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在祝贺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序列图的发布时说，只要投资3200万美元，我们就可以改造现代人的DNA，并将之注入一只黑猩猩的细胞中，培育出一个真正的尼安德特人婴儿。所需技术还不成熟，但是，即使技术成熟了，在考虑是否运用它时，我们也会踌躇再三。正如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世界上最著名的古人类学家之一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质问一名记者的：“你想要把（尼安德特人）放在哈佛大学，还是放在动物园里？”

[6] 这一时间点的确定，综合了放射性碳定年法和所谓的分子钟法测得的证据，后者基于DNA的变异速度。就在2010年上半年，一些遗传学家争论说，我们把分子钟校错时间了，智人迁移出非洲的时间应在两万年之后，但迄今这只是少数派的观点。

[7] 有些孤立的种群，如弗洛勒斯岛上的霍比特人，可能不久以前还残存于世。当16世纪葡萄牙水手到达弗洛勒斯岛的时候，他们声称看见了身材矮小、毛发浓密的穴居者，这些穴居者几乎不能交谈。100多年后，据说类似的矮人在爪哇岛还存在。最近有人展示了他们的一根毛发，但是DNA测试表明，那完全是人类的毛发。有些人类学家相信，我们会在爪哇岛的丛林中最终遇见这些前现代人类的最后残存。对此我心存疑虑。

[8] 有些中国考古学家认为，现代人类在中国独立进化。

[9] 1磅≈453.592克。——编者注

[10] 如果说“非洲亚当”的生活年代要比“非洲夏娃”晚10万年听起来很奇怪的话，那是因为这些名字并不意味着什么。他们并不是最早的智人男性和女性，他们只是今天在世的人在基因上可以追溯的最近的祖先。平均算来，男性与女性拥有同样数量的后代（显然如此，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但是每名男性拥有的孩子数量在平均值上下波动的幅度要比每名女性拥有的孩子数量波动更大，因为有些男性是几十个孩子的父亲。没有孩子的男性数量相对较大，这意味着男性的基因谱系比女性更容易断绝，所以在世的男性谱系交汇在比女性谱系年代更近的一个祖先身上。

[11] 1华氏度=32+摄氏度×1.8——编者注

第二章 西方领先的世纪

全球变暖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两万年前那些颤抖地围在篝火旁的穴居人一定不知道，他们的世界已经开始变暖了。在接下来的一万年里，气候的变化加上他们迅速进化的大脑改变了地理，产生了直至今天都带有明显的地区特色的生活方式。东方和西方的概念开始有了意义。

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令人难以置信。在公元前17000年左右的两三个世纪里，由于覆盖北美、欧洲以及亚洲的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了40英尺。土耳其和克里米亚之间的区域，即现在的黑海，在冰河时期曾是一个地势低洼的盆地，但是冰川径流将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这么大的洪灾需要诺亚方舟[1]才能拯救。在某段时期，海平面每天上升6英尺。每一天，湖岸都会向前推进一英里。现代所发生的任何事都不能与之相比。

地球的运行轨道变化使得气候冷热交替，收成时好时坏。图2-1显示了南极冰芯氧同位素的比例如何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直到公元前14000年之后——此时融化的冰川不再把冰冷的水注入海洋中——世界才开始逐渐变暖。公元前12700年左右，气候变暖的速度加快，在短短的时间里，地球的温度就上升了5华氏度左右，直到变成现在的温度。

图2-1 冰里的故事：南极冰盖上气泡中的氧同位素比例，显示了两万年前温暖潮湿与寒冷干燥的气候在不停交替

中世纪的天主教徒喜欢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从伟大的上帝到最卑微的蚯蚓。无论是城堡里的富人，还是家徒四壁的穷人，他们在永恒的历史中都有各自的地位。不过，我们最好想一想绝非永恒的能量之链。重力能构成了宇宙。它先是把原始的宇宙汤变成了氢和氮，然后再把这些纯元素变成恒星。我们的太阳就像一个巨大的核反应堆，将重力能变为电磁能，地球上的植物则通过光合作用把一小部分电磁能转化成了化学能。动物吃掉植物，发生新陈代谢，把化学能变为动能。太阳和其他星球之间的相互引力决定了地球的运行轨道，从而决定了我们将得到多少电磁能，植物将产生多少化学能以及动物将从中转化多少动能。这些又决定了其他一切事物。

公元前12700年左右，地球加快了能量巨链的形成。太阳光越多，意味着有越多的动植物，人类也就有越多的选择——选择食物的数量、工作的强度以及繁衍后代的数量。每一个独立的个体或者小团体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将这些选择结合起来，但是总体而言，人类推动能量之链的方式和动植物的方式极其相似：他们进行繁衍。公元前18000年左右的每一个人（可能有50万人），到公元前10000年时就有12个后代了。

人们对全球变暖的不同感受依赖于他们生活的不同区域。在南半球，海洋缓和了气候变化的影响，不过北半球就不一样了。对生活在黑海盆地形成之前的那些采集者来说，气候变暖带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而对那些生活在沿海平原上的人们来说，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冰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好处，但是气候变暖意味着海平面的上升。每一年，当海浪淹没他们祖先的捕猎场所时，他们不得不撤到其他地方，直到最后一切都消失了[2]。不过对于北半球的大部分人来说，提升能量之链是一件好事。人们可以追寻动植物，前往原先过于寒冷的区域生活。到了公元前13000年（具体时间还无定论），人类已经遍布美洲——这里之前没有猿人的足迹。人们在公元前11500年到达了美洲南端，登上了这里的山峰，进入了这里的雨林区。人类得到了这片土地。

伊甸园

全球变暖的最大受益者是生活在“幸运纬度带”上的人们，这个纬度大约是欧亚大陆的北纬20～35度，以及美洲大陆的南纬15度到北纬20度。冰河时期聚集在这个纬度带的动植物在公元前12700年后迅速繁衍生长，尤其是在亚洲两端。在这里，野生谷物——西南亚大麦、小麦以及黑麦和东亚的稻和粟的前身——进化成了大颗种子，采集者可以将这些种子煮成粥或者捣碎了烘烤成面包。这些采集者要做的事只是等待这些植物成熟，然后摇晃它们，收集种子。对现代西南亚的野生谷物的实验表明，2.5英亩的植物就能结出一吨可食用的种子。只要消耗一卡路里的能量收割就能获得50卡路里的食物。这是采集者的黄金时代。

在冰河时期，由于食物稀少，几个狩猎采集者一起在土地上四处游荡，但是他们的后代改变了生活方式。像其他拥有大脑的动物那样（无论是蜜蜂、海豚、鹦鹉，还是我们的近亲猿），人们似乎是出于本能地生活在一起。我们是善于社交的。

也许拥有大脑的动物之所以过着群居生活，是因为他们知道群体相对个体而言，有更多的眼睛观察周围，有更多的耳朵聆听四周，也就能更快地发现敌人。又或者，正如一些进化学家认为的那样，在大脑进化之前就有了群居生活，开始了大脑科学家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所说的“认知军备比赛”。在这场竞赛中，那些能够猜出其他动物在想什么的动物——能够跟踪朋友和敌人以及那些同属一个群体或者不是一个群体的动物——比那些不能猜出其他动物想法的动物发展得更快。

无论如何，今天我们已经进化得彼此相像，并且我们的祖先通过形成更大的固定群体来更好地利用能量之链。到了公元前12500年，规模达到四五十个人的群体一同生活在幸运纬度带上，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了，并且还有一些群体超过了100人。

在冰河时期，人们搭起帐篷，吃光他们所能找到的动植物，然后再搬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这个过程。我们歌唱着自己是一个游牧民，就像鸟儿一样自由等，但是，当能量之链使得我们完全有可能定居下来的时候，还是壁垒和家园对我们有更大的吸引力。早在公元前16000年，中国人就已经开始制造陶器（如果你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一个地方的话，这并不是一个好做法）；公元前11000年左右，秘鲁高地的狩猎采集者已经筑起围墙，并保持洁净——对高度流动的人口来说，这毫无意义，但是对那些连续几个月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人们来说，这么做是非常明智的。

在考古学家称为侧翼丘陵区的地方，我们能够最清楚地看出早期人类的群居和定居生活。侧翼丘陵区是南亚一个跨越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以及约旦河谷的弧形带。本章节我会花大量的笔墨讨论这个区域，因为这个地区见证了人类首次摆脱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的转变——与此同时，还见证了西方的诞生。

位于现在以色列的恩·马拉哈（也称为埃诺恩）最能说明过去发生了什么。公元前12500年左右，一群不知名的人类在这里建立了半地窖式的圆形房子。有的房子宽约30英尺，用石头砌墙，用修剪过的树干做房梁。烧焦的食物残渣表明他们曾收集在不同时期成熟的各种坚果及植物，把它们储存在防水的坑里，然后用石浆封存起来。他们居住的村庄到处都是鹿、狐狸、鸟儿以及（最为重要的是）瞪羚的骨头。考古学家对瞪羚的牙齿很感兴趣，因为这些牙齿在冬天和夏天的时候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因此很容易看出它是死于什么季节的。恩·马拉哈地区瞪羚的牙齿有着两种颜色，这很可能意味着人们常年居住在那里。目前为止，我们还未在世界的其他角落找到像侧翼丘陵区这样的地方。

定居和大规模群居大大地改变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周围的世界。在过去，人们只能跟着食物不断更换地方。他们肯定能说出他们停留过的每一个地方：我的父亲就是死在这个洞穴的，我的儿子在这里烧毁过一个小屋，诸如此类。但是，恩·马拉哈不仅仅是人们生活过的一个地方。对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来说，恩·马拉哈就是他们生活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生老病死。他们现在不再把尸体放在一个多年以后他们都不会再来的地方，而是埋在房子与房子之间，有的甚至还把尸体埋在自己的房子里面，把他们祖先的根扎在了这个特殊的地方。人们小心呵护着自己的房子，一次又一次地对房子进行重建。

他们也开始担忧起卫生问题。冰河时期采集者的生活并不整洁，他们居住的地方到处都是食物残渣。因为当蛆和食腐动物出现时，人们早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寻找下一处食物来源。不过，恩·马拉哈的人们不是这样。他们哪儿也不去，因此也就不得不忍受这些垃圾。考古学家在恩·马拉哈发现了大量的老鼠骨头——这些老鼠与冰河时期的老鼠长得并不一样。早期的食腐动物也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寻找食物。如果人们将所有的骨头和坚果都放在洞穴里，这对那些动物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如果早期的老鼠想依赖这些食物过活的话，它们很可能早在人类回来增添食物之前就饿死了。

永久性村庄改变了老鼠的生活。一天24小时中，它们有7个小时可以吃到一大堆美味的垃圾。那些瘦小的老鼠比那些又肥又大的老鼠在人们的眼皮底下生活得更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一个世纪的时间则显得太长了），老鼠就已经能够和人类共处了。鬼鬼祟祟的家鼠完全代替了它们的祖先，就像人类代替了猿人一样。

家鼠对人类的这种“恩赐”也给予“回报”：它们把大小便排在人类储存的食物和水里，加速了疾病的传播。人们出于这种原因开始厌恶老鼠，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老鼠非常可怕。不过，最为可怕的食腐动物是狼，它们也难以抵挡垃圾的诱惑。大多数人认为，那些像《野性的呼唤》（Call of the Wild）中一样的狼就像老鼠一样可怕，只不过老鼠长得更小，也没那么危险。

长久以来，考古学家都认为人们积极地驯养狗，把较温顺的狼当成宠物来养，让它们生出更加温顺的狼崽——它们喜欢人类就像人类喜欢自己那样。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自然选择再一次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不过，不管怎样，狼、垃圾以及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我们称为“狗”的动物，这些狗可以杀死携带病菌的老鼠，甚至可以与狼作战，从而成了男人最好的朋友。狗也是女人最好的朋友：公元前11000年左右，有一位年老的妇女被埋葬在恩·马拉哈。她的一只手搭在一只小狗上，他们看起来就像睡着了一样[3]。

懒惰、贪婪创造了西方特色的生活方式

在本书的前言部分，我将科幻作家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的俏皮话“懒人想寻找更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于是就有了进步”扩展为一个社会学理论，即历史是因为懒惰、贪婪和恐惧的人们（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了获得更简单、更有益和更安全的生活而产生的。这个准则在冰河时期末期对侧翼丘陵区的人们产生了巨大影响，创造了具有西方特色的生活方式，使得西方的社会发展快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一点归功于（或者归咎于）女人。在现代的狩猎采集社会，妇女主要做采集工作，而男人主要负责狩猎。男人的墓中主要是矛头和箭头，女人的墓中主要是磨削工具，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史前发生在东西方的事情差不多是一样的，这提示了目前为止本书主要问题的答案——我们在提到西方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生活方式时，该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起——约15000年前，侧翼丘陵区妇女的聪明才智。

野生谷物是一年生植物。也就是说，它们在一个季节里生根发芽，最后枯萎，然后在来年的时候，它们的种子长成新的植物。当植物成熟时，它的叶轴（连接种子和植物的小茎）就会变得脆弱，然后这些种子就会纷纷落到地面。种子落到地面时，外壳会摔碎，然后就会发芽。对于15000年前的采集者来说，收集种子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拿着篮子，摇晃植物，把快要成熟的种子晃下来。唯一的问题是，每一个地方的每种野生植物的种子是在不同时期成熟的。如果这些采集者来得晚了，大部分的种子已经掉落，生根发芽或者被鸟儿吃了。如果他们来得太早，叶轴还太硬，也就不容易把种子摇落下来。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他们都会失去大部分的谷物。当然，他们也可以不停地来到同一个地方，不过这样他们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其他地方。

我们不知道懒惰（不想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贪婪（想要获取更多的食物）和恐惧（对饥饿的恐惧或者恐惧他人抢先获得食物）是否真的给了人们灵感，但是有人——很有可能是一个女人——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可以把最好的种子重新种植在特别肥沃的土壤里。之后，她很可能这样想：如果我们照料这些种子——翻土，拔草，甚至给这些植物浇水，那么我们每年都可以得到它们的果实，甚至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果实。生活非常美好。

侧翼丘陵区再一次为我们提供了最早的直接证据，对此我们要间接地感谢社会复兴党。社会复兴党最广为人知的是他们在萨达姆·侯赛因的领导下，在伊拉克发动了恐怖的政治运动，不过他们首先于1963年在伊拉克邻国叙利亚取得执政地位。在清除对手后，他们开始对叙利亚进行现代化改造，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在幼发拉底河上建设水坝，形成一个长约50英里的阿萨德湖——阿萨德湖目前供应着叙利亚大部分的电力。叙利亚文物总局预测洪水将会淹没侧翼丘陵区的核心地带，因此发动了一场国际性的运动，研究可能会受到破坏的地区。1971年，一支英国考察队发现了阿布胡赖拉丘。阿布胡赖拉丘上的发现表明公元前7000年左右，这里曾经有一个村庄，考古学家也对此提供了大量的书面证据。不过有一道地沟显示，这个村庄是建立在更早时期的一个定居点的废墟上，这个定居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700年。

这是一个巨大的意外收获。发掘者开始与时间赛跑，因为洪水正在逼近；他们还要和战争赛跑，因为叙利亚的军队正在召集工人与以色列交战。当洪水淹没这个地方的时候，挖掘队已经挖掘了500多平方英尺的土地：虽然只是一小片区域，但这却是考古上的一大重要发现。他们发现了半地下的环形小屋、磨削工具、壁炉以及几千个烧焦了的种子。这些种子主要是野草的种子，但是其中一部分饱满、沉甸甸的黑麦种子尤其引人注目。

这些种子表明阿布胡赖拉丘的人们已经开始使用锄头耕地了。他们把种子埋在土里，而不是仅仅把种子扔在土壤上。那些较大的幼苗比小幼苗更容易破土而出，接触空气。如果史前的耕种者把自己种植的所有植物都吃光了，那么这一点也就不重要了。但是如果他们把其中的一些种子保存起来，以备来年再种，那么大种子的数量就会比小种子略多。最初的时候，这个差异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如果耕种者不断重复这个过程的话，随着种子的平均尺寸越来越大，他们对“正常”种子的标准也会逐渐提高。古植物学家（那些专门研究现存的古代植物的科学家）将这些大颗的种子称为“栽培种子”，与那些野生的谷物以及我们现在所食用的完全人工种植的谷物区分开来。

公元前11000年，当阿布胡赖拉丘的人们埋葬老妇人和她的小狗时，他们早就已经频繁种植黑麦，收获更大的种子。现在看起来这似乎没什么了不起，但是，这却是西方发展的萌芽。

失乐园

在地球的另一端，并没有出现小狗与黑麦，有的只是冰川在不断地融化。大约一万年前，融化的冰川冲刷出了北美洲，有了中西部平原。现在这些冰川的融化将这个树木日益增多的平原变成了一块沼泽之地，蚊虫滋生。生态学家将此称为“喝醉了的林地”——地面太潮湿了，那些树木根本就无法直立。巨砾和还未融化的冰块将冰川径流困在了大湖里。其中最大的冰川湖是阿加西湖，它是以一位瑞典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这位科学家在19世纪30年代第一次明确提出历史上曾出现过全球性冰河时期。到了公元前10800年，阿加西湖几乎占了西部平原25万平方英里的面积，是现在苏必利尔湖的4倍。接着，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事情：气温和海平面的上升导致阿加西湖最终枯竭。

与现在的很多灾难相比，阿加西湖的枯竭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例如，在令人印象深刻但并不可信的电影《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中，丹尼斯·奎德（Dannis Quaid）扮演了一个名叫杰克·霍尔的科学家（显然也是唯一的科学家）。他意识到全球变暖将在第二天导致冰盖崩溃。总统召见了他。在白宫里，他告诉总统，一场超级风暴就要发生，到时温度会降到零下150华氏度，阻断墨西哥湾暖流——正是这一暖流将热量传递到北欧沿海地区，使得英国伦敦的冬天不像安大略省伦敦市那么寒冷。霍尔认为，这场超级风暴将引发新的冰河时期，使得北美大部分地区不再适合居住。毫无疑问，总统对此持怀疑态度，因此，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几个小时之后，暴发了超级风暴，霍尔的儿子被困在了纽约。后来就是一系列的英雄事迹。

我不会把故事的结果告诉你，但我要说的是，公元前10800年左右，当阿加西湖突然使墨西哥湾暖流停止流动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虽然没有超级风暴，但是当湖水流入大西洋时，整个世界在12000年里，都进入了冰河时期（地质学家将公元前10800～前9600年之间称为“新仙女木事件”，仙女木是寒冷气候的标志性植物，用来命名北欧地区出现的寒冷事件）。侧翼丘陵区永久性村庄的人们食用野生谷物，使得食物剩余成为可能，老鼠和狗长得不那么肥壮了，种子也变得更少、更小了[4]。

人类从伊甸园里被赶了出来。大多数人放弃了常年居住的村庄，形成了更小的群体，然后继续在山坡游荡，寻找下一顿的食物，就像冰河时期最冷时他们的祖先那样。在侧翼丘陵区发现的动物骨头显示，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杀，到了公元前10500年，瞪羚变得越来越小。早期人类牙齿上的釉质说明他们从小就缺乏营养。

之后人类再也没有面临同样规模的灾难。事实上，要找到可以与之相匹敌的，我们就要来看看科幻小说了。1941年，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新奇科幻》（Astounding Science Fiction）上发表了名为《夜归》（Nightfall）的科幻小说，当时他刚开始他的写作生涯。故事发生在拉加什，这个星球有6个太阳。无论拉加什星球上的人民去哪里，都至少有一个太阳照耀着，并且总是白天——除了每2049年发生一次日食，此时太阳排成一条线，月亮位于太阳前方。天空变黑了，星星出来了，恐惧的人们做出种种疯狂的举动。日食结束的时候，拉加什的人们也摧毁了自己的文明，回到了野蛮的状态。在接下来的2049年中，他们又慢慢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到下一次日食发生的时候，又开始了这个过程。

新仙女木事件就像修订版的《夜归》：地球的运行变化使得冻川融化不断交替，每隔几千年就发生诸如阿加西湖枯竭这样的悲剧，把历史抹得一干二净。虽然《夜归》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美国科幻作家协会票选《夜归》为史上最佳科幻短篇小说，我本人也这么认为），但它并不是用来思考历史的绝佳例子。在真实世界中，即使是新仙女木事件，也不能像《夜归》那样将过去完全抹去。事实上，我们不妨追随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在阿西莫夫成为作家前的2500年——他认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这是一个著名的悖论：当你第二次踏进这条河的时候，是新的水流而不是原先的水流在流淌，它已经不是你上次踏进去的那条河了。

同样，我们也不可能经历两次同样的冰河时期。公元前10800年左右，当阿加西湖消失的时候，侧翼丘陵区的社会已经和冰河时期前的社会不一样了。与阿西莫夫笔下的拉加什星球的人们不同，当自然界使人类生活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地球上的人类并没有发疯。相反，他们运用自己独特的技巧和聪明才智，在原先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新仙女木事件并没有让时光倒流。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时光倒流。

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新仙女木事件非但没有使人类接近末日，反而加快了创新的发展。就像所有的科学技术一样，用来鉴定阿布胡赖拉丘最早进行人工种植黑麦的年代的科学技术自身也存在着一些缺陷。阿布胡赖拉丘的发掘者指出，虽然先前提到大颗黑麦种子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在新仙女木事件发生之前，但是有可能在500年后，人们才开始收获黑麦种子——在新仙女木事件之后。也许阿布胡赖拉丘的妇女不是出于懒惰或者贪婪才去种植黑麦的，也许她们只是出于恐惧。由于气温降低，野生动植物减少，阿布胡赖拉丘的人们很可能在尝试种植作物后，发现精心种植的作物能够产出更多、更大的种子。一方面，寒冷、干燥的天气使得人们更加难以种植谷物；另一方面，天气越恶劣，人们越有动力去人工种植谷物。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在新仙女木事件时，采集者扛着几袋种子，将这些种子撒在看起来容易生长的地方，防止它们受到自然界的破坏。

如果我们对此进行进一步思考的话，就会发现这个观点的真实性与否。不过我们已经知道，在侧翼丘陵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通过四处寻找食物来应对环境灾难的。法国发掘队在穆赖拜特——就在阿布胡赖拉丘的上游，发现了建于公元前10000年左右的一个村庄。在阿萨德湖淹没这个村庄前，发掘队只挖掘出了25平方英里的面积，但是已经足以看出这里的村民曾一起努力获得大量的野生植物和瞪羚。在一个建于公元前10000～前9500年的房子内，考古学家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在一个泥土制成的凳子里，嵌着欧洲野牛的角和现代公牛的祖先的肩胛骨。

发生新仙女木事件前，没有哪一个地方会有这么奇怪的事，但是发掘者在建于公元前10000年后的村庄中，发现了各种各样令人惊讶的事情。例如，1986年发现的位于伊拉克北部的柯尔梅斯·德雷。人们只挖掘出了两个小地沟，一个地沟的位置正好对着一个煮食野生食物的区域，就像恩·马拉哈或者阿布胡赖拉丘那样，而另一个地沟则没有任何室内活动的迹象。但是，它有一排三间圆形小屋，每一间宽12～15英尺，距地面5英尺。第一间屋抹上了灰泥，有四根支柱。这四根支柱紧密排列，因此要在房内走动显得比较困难。其中一根支柱保存完好：黏土浇注，抹上石灰，一端逐渐变窄，在靠近顶部处有奇怪的突起，使得它看起来就像是人体躯干。这间房间里有大量泥土（显然是特意的），泥土里是一些动物的骨头和诸如石珠这样不寻常的物品。然后人们几乎在同样的地点挖掘出了另一间房间。和第一间房间一样，这间房间也抹上了石灰，装满了大量泥土。第三间房间的情况也是如此。人们在这个房间里发现了六个人类颅骨。这些颅骨没有下颌骨，刚刚露出地面。这些颅骨很不完整，表明它们在四处流传很久之后才被埋在这里。

这些人究竟在做些什么？在考古学家中有这么一个笑话，就是每当我们无法确定挖掘出来的是什么时，我们就说这与宗教有关（当我在西西里岛挖掘出一个我认为与宗教相关的遗址时，我不再觉得这个笑话好笑了）。当然，问题是，我们无法挖掘出过去的信仰，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当考古学家谈论史前宗教的时候，他们只是在编造。

如果我们把宗教定义为对强大、超自然而且往往无形的神秘力量或者实体的信仰——这些神秘力量或者实体关注人类，同时也希望人类能够关注它们——那么我们就能认出（如果不一定要理解的话）宗教仪式的废墟，人们通过这些仪式与神圣的世界进行交流。

宗教仪式因文化而异。例如在某些地方，只有当你把一只活着的白羊的鲜血倒在某一块石头的右边，或者只有当你脱下鞋子，双膝跪下，朝着某一个方向朝拜的时候，或者当你向牧师忏悔你的罪行时，那些强大的神秘力量才能听到你的声音。当然远远不止这些行为。虽然宗教仪式多种多样，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许多宗教仪式要求有特殊的地点（山顶、洞穴和不寻常的建筑等）、物体（雕像、图案、珍贵或者外来的物品等）、运动（游行、朝圣等）以及衣服（要非常正式）。宗教盛宴非常流行，同样流行的还有斋戒，目的是使人们进入全身心的静修状态。失眠、疼痛、反复唱诗、唱歌或者吃药都具有一样的效果，可以使真正圣洁的人产生幻觉。

这些遗址包括一切：奇怪的地下房间、像人一样的支柱、没有下巴的颅骨——虽然在对宗教的考察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推测出来的，但是我认为它们是人类对新仙女木事件的宗教反应。整个世界都非常寒冷，植物濒临死亡，瞪羚正在消失。这些使得人们很自然地会向上天、神灵以及祖先寻求帮助，人们也很自然地选出特别的人和特别的地点来与神圣的世界进行交流。柯尔梅斯·德雷的那个圣坛，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扩音器，放大人们寻求帮助的声音。

公元前9600年新仙女木事件结束后，世界变得暖和，此时侧翼丘陵区与3000年前的情形并不一样，当时世界在经历了冰河时期后也开始变得暖和。全球变暖也没有两次踏进同样的社会。在早期的温暖时期，诸如恩·马拉哈地区的人们开心地享受着自然界的丰富资源，而公元前9600年后侧翼丘陵区的人们则将大量的资源投入了宗教。公元前9600年之后建立的很多地方都有精心埋葬的人类和野牛的颅骨，还有一些看起来像公共圣坛的大型地下房间。在叙利亚的杰夫阿玛地区，法国考古学家在一个大的地下房间周围发现了10所多功能的房子。一张凳子上摆放着一个人类头颅，在房间的中间，是一个没有头的骨架。这看起来就像是活人献祭。

最令人惊讶的要数哥贝克力山丘。它坐落在山顶上，可以俯瞰土耳其南部。自1995年以来，德国和土耳其的挖掘者已经挖出了四个凹陷的房间，高10英尺，宽30英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000年或者更早。就像那些在柯尔梅斯·德雷发现的更小、更早的房间一样，每一个房间都特意填满了东西。房间里都有T形石柱，有的石柱甚至有7英尺高，雕有动物纹饰。根据古地磁测年法，至少还有15个巨石遗迹埋在地下。这个遗址可能总共有200个石柱，其中许多都不止8吨重。挖掘者还在一个矿场发现了一个重达50吨、高约20英尺的未完成的石柱。

早期的人类仅靠打火石完成了这些工程。虽然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什么这个特别的山顶会如此的神圣，但它看起来确实像一个宗教圣地。也许它是一个欢度节日的地方，几百个人在这里一次聚上几周，雕刻石柱，然后把石柱拉到房间立起来。不过，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肯定：历史上从没有这么大规模的集体合作。

人类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他们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希望在面对灾难时获得神灵和祖先的帮助。虽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怀疑这些神灵以及祖先的灵魂是否真的存在，但是宗教仪式却可以被当做社会黏合剂。毫无疑问，那些相信通过宗教仪式会获得神灵帮助的人会更加坚强地面对困难，并且无论情况多糟，都能团结在一起。

到了公元前10000年，侧翼丘陵区的发展早已领先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人仍然不停地在洞穴和野外之间变换着住处，就像2004年在中国的龙王发现的遗迹那样，唯一能够证明他们活动的就是一些烧土遗迹。在这个遗址发现的一块破碎的页岩或许只是一块普通的石铲，意味着人工种植谷物的时期开始了，但是这里没有像阿布胡赖拉丘那样饱满的黑麦种子，更不用说诸如穆赖拜特和柯尔梅斯·德雷那样的遗址了。美洲最广为人知的遗址要数一间装满了弯弯的小树苗的小屋，它是由一群细心的挖掘者在智利的蒙特沃尔德发现的。在印度，考古学家还没有更多发现。散落的石器是唯一可以证明有人类活动的证据。

一个与众不同的西方世界正在形成。

变化的天堂：人类生产方式的巨变

到了公元前9600年，地球再一次变得暖和。这一次，侧翼丘陵区的人们已经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牧草了。他们马上（所谓的马上，是在当时看来）又开始了耕种。到了公元前9300年，约旦河谷地区种植的小麦和大麦的种子比那些野生的种子要大得多，人们也开始修剪无花果树，以提高产量。目前世界已知的最古老的谷仓——黏土建造的小屋，宽和高各10英尺——就是在公元前9000年左右出现在约旦河谷的。在那个时候，人工种植已经在侧翼丘陵区至少7个地区发展起来了，从现在的以色列到土耳其的东南部。到了公元前8500年，饱满的谷物种子在整个地区都已经很常见了。

以现代的标准来看，这个地区的变化发生得非常慢，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侧翼丘陵区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差异越来越明显。这个地区的人们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植物的基因，使得这些植物只能人工种植，必须依靠人类来生长。就像狗一样，这些植物需要我们，正如我们需要它们那样。

像动物一样，这些植物进化了，因为它们的DNA传到下一代时发生了随机突变。植物的突变偶尔会增加植物繁殖的概率。当环境也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变得相当普遍，就像永久性村庄的产生使得小型、温顺的狼比那些庞大、凶猛的狼更受欢迎，或者就像人工种植使得饱满的种子比个头小的种子更具优势。我之前已经提到过，野生谷物的繁殖需要等它的种子成熟后落到地面，外壳破碎，然后种子才能生长。但是有一些植物（也就是一百万分之一或者两百万分之一的概率）的基因会发生随机突变，而这个基因加固了连接种子和植物的叶轴，也加固了保护种子的外壳。当这些种子成熟后，它们并不会落到地面，外壳也不会破碎。这些种子会等着采集者来把它们拾起。但是每一年在采集者到来之前，那些变异的植物就已经死亡了，因为它们的种子无法进入土壤，从而使这个突变成为不利的突变。如果人类摇晃这些植物，拾起掉落的种子，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突变的种子不会掉落，它们会再一次死亡。

考古生物学家激烈地讨论着到底发生了什么改变了这种情况，但是这往往涉及人类的贪婪。妇女（再一次，我们认为是妇女）花了大量的精力给最好的草地锄地、除草和浇水，她们想尽量多地从她们种植的植物中获得食物。这意味着她们每一次到草地中去都要摇晃几次那些植物，然后她们肯定会意识到，无论她们摇得多么用力，一些固执的种子——那些叶轴坚硬的突变植物——就是不会掉落。所以人们很可能就会直接把这个令人讨厌的植物连根拔起带回家。毕竟，小麦和大麦的植株并不重，而且我很肯定，如果我遇到这种植物的话，我也会这么做。

如果那时妇女从一堆种子中随意挑选一些种植，那么这些种子中就会既有突变的种子，也有正常的种子。事实上，突变的种子会更多一点，因为有一些正常的种子在掉落后消失了。因此每一年她们种植植物的时候，所种植的突变植物的数量就会略有增加。这是个缓慢的过程，当时的人们觉察不到这个过程，但是它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像垃圾对老鼠产生的巨大影响一样。她们在几千年里，而不是一两百万年里，就从基因上改变了植物。挖掘发现表明，直到公元前8500年左右，还没有出现完全人工种植的小麦和大麦。不过，到了公元前8000年，我们在侧翼丘陵区发现的植物中有一半有着坚硬的叶轴；而到了公元前7500年，几乎所有的植物都有坚硬的叶轴了。

懒惰、贪婪和恐惧往往带来进步。人们发现，在园子里第一年种植谷物，第二年种植含蛋白质丰富的大豆的话，土壤就会变得肥沃，同时也令自己的饮食更加丰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种起了小扁豆和鹰嘴豆。人们把小麦和大麦在粗糙的磨石上捣碎，去除杂质。之后，他们发明了新的饮食方式——他们利用黏土烘制出防水的锅，用来煮食。如果我们可以将当时的妇女与现代的农学家进行对比的话，正是她们做出了大部分或者说全部的创新，同时，她们也知道了如何将亚麻织成衣服。动物的皮和毛已经不受欢迎了。

当妇女在种植植物的时候，男人（很可能是男人）开始养殖动物。到了公元前8000年，牧羊人在现在的伊朗西部成功养殖了山羊，山羊的基因后来得以进化，个头变得更大，性情变得更加温顺。公元前7000年前，牧人把欧洲野牛驯养成了今天温顺的奶牛，把野猪驯养成了家猪。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他们渐渐知道，不应屠杀所有的动物来获得食物，而应留着一些来获取羊毛和牛奶，并且——最有用的是——可以利用它们拉车[5]。以前，人们搬运东西只能用肩扛，自从给牛套上挽具之后，人就省力多了，因为牛能运载的货物是人类所能运载的三倍。到了公元前4000年，牛拉犁使得植物种植和动物驯养融合在一起。人们继续忙碌着，直到又过了6000年左右，人类才在工业革命中开始利用煤炭和蒸汽这些新能源。

侧翼丘陵区的早期农民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我们在乘坐长途航班时，往往害怕旁边坐着一个哇哇大哭的婴儿，但是我们不妨想想早期的妇女采集者，她们每年都要背着孩子走上几千英里的路途去采集植物。显然，她们并不想要太多的孩子。无论她们是有意还是无意，她们会用母乳喂养孩子到三四岁，从而减少怀孕次数（产生母乳会阻止排卵）。冰河时期的采集者很可能采用同样的方式，但是随着她们渐渐定居下来，她们开始不需要这么做了。事实上，生育更多的小孩成了一个优势，因为这会产生更多的劳动力。最近的骨骼研究表明，早期的农村妇女通常待在同一个地方，储存着食物，生七八个小孩（其中可能有四个能存活到一岁，三个存活到生育年龄），而她的祖先只会生五六个小孩。人们种植的作物越多，就能养活越多的孩子。当然，他们养的小孩越多，就要种植越多的作物。

于是人口激增。到了公元前8000年，一些村庄甚至有500个村民，是新仙女木事件前恩·马拉哈等村庄的10倍。到公元前6500年，在现在土耳其的恰塔勒胡由克，人口可能已经达到了3000人。这些村庄急剧膨胀，因此，它们也就面临着潜在的问题。科学家通过显微镜对恰塔勒胡由克的沉积物进行分析，发现人们把臭烘烘的垃圾和粪便倒在房子之间，堆积如山，然后这些垃圾和粪便被踩成了尘埃和烂泥。这些脏东西会吓退采集狩猎者，但是显然会对老鼠、苍蝇和跳蚤有利。我们可以从被踩成泥地的几小块粪便中看出，人们也在室内饲养动物。约旦艾因加扎勒遗址发现的人类骨骼表明，到公元前7000年时，肺结核已经从牛群传染到人类。人们定居下来，种植更多的作物，增加了人口，但是这也意味着要养活更多的人，会产生更多的细菌，这些都增加了死亡率。每一个农村在刚形成时的几代往往会迅速发展，直到它们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达到平衡。

虽然很肮脏，但很显然，这就是人们想要的生活。采集狩猎者群体有着广阔的地理活动范围，但是社会活动范围却很狭窄：环境发生了变化，但人类没有改变。早期农民的生活正好相反。你的一生可能都生活在自己出生的小村庄里——这个村庄到处都有圣坛，有盛大的节日和宴会，有住在坚固房子里的爱说闲话的邻居，他们的房子抹上石灰，屋顶还是防水的。在现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些小屋既拥挤，又烟雾缭绕，还散发出恶臭，但是它们却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因为人类不用再居住在潮湿的山洞里，也不用在下雨时在树下缩成一团。

早期的农民改变了环境，把它变成了同心圆——在圆的中心，是他们的家，然后往外依次是邻居、耕地和牧场。牧羊人在冬夏季节的时候，把饲养的动物赶到这些牧场。在这些牧场之外是一个野生、不受约束的世界，在这里，有着吓人的动物和野人等。一些挖掘者发现了一些刻有几条线的石板，在一些考古学家看来，这些线条画的就是林间小道。在公元前9000年左右，杰夫阿玛地区的村民和现在被阿萨德湖淹没的一些地区的人们似乎已经开始书写原始文字了，他们把蛇、鸟、农场动物和一些抽象的符号刻在石头上。

我们可以认为，侧翼丘陵区的人们通过将这些心理结构作用于他们的世界，也驯养了自己。他们甚至给“爱”赋予新的意义。夫妻之间的爱或者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是很自然的，在人类身上延续了几百万年，但是农业给这些关系注入了新的力量。采集者原先总是把自己的知识告诉他们的孩子，教他们如何找到成熟的植物、野生的动物以及安全的洞穴，但是农民传给下一代的东西更具体。为了生活得更好，人们现在需要财产——房子、土地和牲畜，更不用说诸如水井、墙壁以及工具这样的东西。显然，第一批农民是集体主义者，他们共同分享食物，甚至还一起煮食，但是到了公元前8000年，他们建起了面积更大、功能更多的房子，每一间房子都有专门的储藏室和厨房。他们还有可能把土地变成了私有田地。人们开始越来越倾向于建立小型的家族，家族成为几代人之间传递财产的最小单位。孩子需要这种物质的继承，否则的话，他们会变得非常贫穷。财产的传递成为关乎生死的重要事情。

有迹象表明当时人们已经产生祖先崇拜。我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0年，例如柯尔梅斯·德雷地区没有下颌的头骨，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祖先的地位不断上升。将死去的几代人的尸体埋在房子下面变得很常见，这种方式似乎能够充分表现出财产与后人之间的关系。有的人还不仅仅将尸体埋在地下，他们会在尸体腐烂之后再挖出来，把头颅拿走，然后再把无头尸体埋入地下。他们利用石灰，在头颅上制作出面容，在眼眶里装上贝壳，然后画出一些诸如头发这样的细节。

考古行业是男人的天下，而凯瑟琳·凯尼恩（Kathleen Kenyon）却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考古学家。她在西岸的杰里科遗址进行挖掘时，率先发现了这个可怕的风俗。不过现在考古学家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抹上石灰的头颅。人们究竟对头颅做了什么，我们还不清楚，因为我们只发现了那些重新被埋起来的头颅。大多数头颅被放在了深洞里，不过在恰塔勒胡由克地区，我们发现了一位埋葬于公元前7000年左右的妇女，她将一个头颅抱在胸前，这个头颅曾不止三次被抹上石灰和涂成红色。

早期农民与尸体如此亲密的接触会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感到恶心，但是显然，这对侧翼丘陵区的人们有着重大意义。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这表明了祖先是最重要的超自然存在。祖先遗留下了财产，使活着的人不至于饿死，活着的人因此对他们表示敬意。财产的传递很可能是通过神圣的宗教仪式进行的，这样就能说明为什么有的人比其他人拥有得更多。人们也有可能利用头颅来召唤祖先的灵魂，问他们的祖先何时开始耕种，去哪里捕猎或者是否袭击邻居。

整个侧翼丘陵区都出现了祖先崇拜。在恰塔勒胡由克，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尸体埋在房子下面，祖先的头颅也被抹上了石灰。在艾因加扎勒，考古学家发现了两处深坑，坑里有真人大小的塑像和半身像，是用涂上石灰的芦苇做成的。一些雕像有双人头，大部分雕像都有大大的眼睛。最令人惊讶的是，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土耳其东南部恰约尼地区的人们建起了被挖掘者称为“死亡之屋”的地方。在祭坛后面，藏着66个头颅和400具骷髅。化学家检测出，祭坛里的沉积物是人类和动物的血红蛋白结晶。黏土碗上有更多的人血，并且另外两个房子里也有沾满血污的祭坛，其中一个祭坛上还刻着人头。这相当令人难以置信。它听起来就像是一部惊悚电影——受害者被绑到祭坛上，挣扎着，牧师用锋利的火石割开他们的脖子，然后把他们的头锯下，储藏起来，敬奉者喝着他们的鲜血……

或许不是这样。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东西并不能证实或者推翻这样的假想。不过，这些塑像以及“死亡之屋”似乎暗示出现了宗教专家，他们用某种方式令人们相信，他们能够接近超自然力量。也许他们能够进入昏睡状态，也许他们能够更好地描述幻觉。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牧师可能是第一个享有制度化权威的人。也许，这就是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的起源。

无论正确与否，等级制度在家庭内部发展得最快。我已经说过，在采集狩猎社会，男人和女人各自扮演着不一样的角色。男人主要进行狩猎活动，而女人主要负责采集活动。不过现代研究表明，驯养进一步加剧了性别之间的分工，把妇女限制在了家里。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使得大多数妇女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怀孕以及照顾小孩上。农业的变化——很可能是妇女带来的变化——更加强了这种现象。人工种植的谷物比野生谷物需要更多的加工处理。因为妇女可以一边照看婴儿，一边在家打谷、研磨和烘烤，所以这些就变成了妇女的工作。

当出现土地辽阔而劳动力不足的情况时（如早期的耕种时期），人们往往开垦大片土地，男人和女人共同锄地和拔草。如果出现人口增长，而农田的产量却没有增加的情况（就像公元前8000年后的侧翼丘陵区那样），人们就会更努力地耕作，通过施肥、犁地，甚至灌溉从每一块土地上获得更多的食物。所有的这些工作都需要上半身的力量。有很多女人跟男人一样强壮，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男人负责户外工作，女人则负责室内工作。成年男人在农田里耕作，男孩照料牲畜，妇女和女孩做着比以前更加明确的室内工作。考古学家在阿布胡赖拉丘发现了162具公元前7000年的骷髅，通过研究，考古学家发现了令人惊讶的性别差异。男人和女人的上背椎骨都变大了，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头上经常顶着沉重的物体，但是只有女人的脚趾有关节炎，这是因为她们在研磨谷物的时候，长时间跪着，用脚趾发力。

除草、清理石块、施肥、浇水和犁地都能增加产量，并且继承一块精心照料的土地，而不仅仅是任意的一块土地，对一家人的财富来说有很大的差别。公元前9000年后宗教的发展方式表明人们开始在意祖先和继承，我们不妨认为正是从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把宗教仪式与其他制度结合起来。面对着这么多的危险，现代农民想要确保将来继承自己财产的人是他们的亲生孩子。采集者对性的随意态度使得男性产生了对女儿婚前贞洁以及妻子婚外行为的诸多担忧。传统农业社会的男性一般在30岁左右结婚，也就是在他们继承财产之后，而女性一般在15岁左右结婚。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这种模式是在农业产生的同时产生的，但是这很有可能。例如，公元前7500年之前，一个女孩往往是在父权下成长的，到青少年时期，她从父权手中被移交到夫权手中。婚姻可能会成为财富的来源，例如一个已经拥有大量土地和牲畜的人与另一个财产相当的人结婚时，就会巩固他们已有的财产。富有的人变得更加富有。

有值得继承的东西就意味着有值得被偷的东西。公元前9600年之后，侧翼丘陵区的防御工事和有组织的争斗迅速增多，这显然并非巧合。现代采集狩猎者的生活充满暴力，由于没有真正的等级制度约束他们，年轻的狩猎者往往认为杀人是解决争端的最好办法。在很多集体中，这就是死亡的主要原因。为了能够住在一起，人们不得不学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暴力。那些能够处理这些暴力的人将发展得很好，并且能够利用暴力从其他部落夺取物品。

最引人注目的证据是在杰里科遗址发现的。史上关于杰里科的各种记载，莫过于《圣经》里的故事最广为人知：约书亚率以色列大军围攻杰里科，鼓号齐鸣六天六夜，终于在第七天城墙倒塌，大军摧毁了杰里科。50年前，凯瑟琳·凯尼恩在这里挖掘的时候，她确实发现了城墙——但是，不是约书亚摧毁的那堵墙。约书亚生活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而凯瑟琳·凯尼恩所发现的像堡垒一样的城墙比这还要早8000年。凯瑟琳·凯尼恩认为，这些高12英尺，宽5英尺的堡垒是用来防御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300年。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显示，凯瑟琳·凯尼恩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她所谓的“堡垒”实际上是由不同时期建造的几堵小墙组成的，当初修建这些墙也许是为了阻挡河流。不过，她的第二个伟大发现——一个25英尺高的石塔很可能就是用来防御的。就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而言——将一块磨尖了的石头绑在棍子的一端，这确实是一个强大的堡垒。

除了侧翼丘陵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方的人们有这么多要防御的东西。在公元前7000年，这个区域之外的所有人几乎都是采集者，根据季节的变化转移地点，他们建立村落的地点，例如现在巴基斯坦的梅赫尔格尔和长江三角洲的上海，以杰里科的标准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地球上其他地方的采集狩猎者能够被空运到恰约尼或者恰塔勒胡由克，我想，他们一定不会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这里没有他们那样的洞穴或者小木屋，取而代之的是繁华的城镇，镇上有坚固的房子、大量的食品储存，以及让人惊叹的艺术和宗教遗址。他们会发现自己劳作辛苦，寿命短，而且还养着一群令人讨厌的细菌；他们会和那些富人以及穷人接触，对男人的权威以及父母的权威感到恼怒或者高兴；他们甚至还可能发现，一些人能够在宗教仪式中杀死自己；他们也可能疑惑，为什么人类要让自己遭受这一切？

前进和繁殖：农业的延伸

让我们从产生等级制度和繁重工作的史前侧翼丘陵区快速前进一万年到1967年的巴黎。

对于巴黎大学楠泰尔学院校园的中年男管理员来说（源自于恰塔勒胡由克地区的父权制），他们管理的女学生不能进入男生的宿舍（反之亦然）。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显然不能理解这样的规定，但是300代以来年轻人不得不遵守这样的规定。不过现在不再是这样了。随着冬季的来临，学生们对长者的权威发起挑战，希望决定自己的爱情生活。1968年，丹尼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现在欧洲议会中一位受人尊敬的绿党成员，以前曾经是一个学生激进分子，被称为“红色丹尼”）发动了“五月风暴”，开启了一连串学生运动的序幕。学生走上街道示威，与武装警察发生冲突。路障和焚烧的汽车使得巴黎瘫痪。法国总统戴高乐秘密会见了他的上将，想寻求军队的支持。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密歇根大学年轻的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萨林斯早年因写过一系列关于社会进化的书以及对越南战争的批判而闻名。现在他放弃了在安娜堡（他毫不留情地将安娜堡称为“一个只有小巷的小大学城”）学习的机会，转而去法兰西学院求学，法兰西学院是人类学和学生激进主义的圣地。随着危机的加深，萨林斯向《摩登时代》（Les Temps Modernes）杂志投了一篇文章，后来这篇文章成为有史以来人类史学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文章之一。

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在楠泰尔的墙上潦草地写着：“打开托儿所、大学以及其他牢笼的大门。由于教师和考试，我们的竞争从6岁就开始了。”萨林斯的文章为学生提供了某些东西：不是答案——无政府主义者很可能并不想要答案，但至少是某种鼓励。萨林斯认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为不可实现的事物——无限的需求建立了圣地”。我们遵从资本主义的准则，努力赚钱，所以我们能够通过购买那些我们并不需要的东西来满足我们无限的需求。萨林斯建议，我们可以学学采集狩猎者。他解释道：“世界上最原始的人类，几乎没有任何财产，但是他们并不贫穷。”这听起来就像一个矛盾的观点：萨林斯认为采集者一般一周只工作21～35个小时——比巴黎工厂的劳动者，甚至可能比学生的工作时间还短。采集狩猎者没有汽车，也没有电视，但是他们并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们的收入很少，但是他们的需求更少，萨林斯认为，正是因为这样，他们生活在“原始富足的社会”。

萨林斯提到了关键的一点，他问道：如果得到的报酬是工作、不公平和战争的话，为什么农业社会要取代采集社会？但农业社会确确实实取代了采集社会。到了公元前7000年，侧翼丘陵区的采集业已完全被农业取代。公元前8500年之前，人工种植的谷物就已经传到塞浦路斯，到公元前8500年，就传到了土耳其中部。到了公元前7000年，完全人工种植的植物就已经传到了以上所有的地区，并向东传到了巴基斯坦（或者有可能是巴基斯坦自己发展起来的）。它们在公元前6000年到达了希腊、伊拉克南部和亚洲中部，在公元前5500年到达埃及和欧洲中部，在公元前4500年到达大西洋沿岸。

几十年来，考古学家一直对事情发生的原因争论不休，但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例如，在最近一个权威评论的末尾，剑桥大学的格雷姆·巴克（Graeme Barker）给出了他所能给出的最好结论，农民“用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速度和出于不同的理由代替了采集者，但是他们面对的挑战是相似的”。

虽然整个过程杂乱无章——这个过程经历了几千年，穿过了几个大陆，怎能不混乱？但是如果我们记得这只是关于地球获得能量之链的过程，那么我们就能明白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轨道的变化意味着地球能获得更多的太阳能，光合作用将一部分太阳能转化成了化学能，新陈代谢将一部分化学能转化成了动能，农业使得人类能够从动植物中获取更多的能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虽然害虫、肉食动物和寄生生物吸收了其中一部分能量，但还是有很多剩余的能量。

像植物和其他动物那样，人类主要通过有性繁殖来释放多余的能量。高出生率意味着新的村庄可以迅速发展，直到每一寸可利用的土地都被耕种，然后出现疾病和饥饿，最后死亡率和出生率相平衡。一些村庄就这样稳定发展，总是在崩溃的边缘徘徊着；而在另一些村庄，则有一些大胆的人决定重新开始。他们也许会走上一个小时到同一个村庄或平原上的一块空地（也许不太合人意）——或者长途跋涉几百英里寻找他们听说过的绿色牧场。他们甚至还可能漂洋过海。毫无疑问，很多冒险家都失败了，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幸存者夹着尾巴灰溜溜地回来了。不过，有一些人成功了。人口数量急剧增长，直到死亡率赶上了出生率。

当大多数农民扩张到新的领土时，他们发现采集者已经生活在那里了。这让我们很容易想到西方老电影中的场景：农民抢掠牛群，剥去采集者的头皮，双方用弓箭互相攻击。不过现实可能没这么戏剧化。考古学家研究发现，每一个地区的首批农民往往定居在与当地采集者不同的区域。这一点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因为最好的农田和最好的采集地很少有重叠的。至少，在初期，农民和采集者可能互相忽视。

当然，最后，采集生活消失了。今天，你在托斯卡纳或者东京郊区已经看不到狩猎者或者采集者在修剪过的地方觅食了。农业人口迅速增长，仅仅几个世纪就占领了最好的土地，直到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好入侵（在他们眼里）采集者生活的边缘地带。

关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主要有两个理论。第一个理论认为，农民从根本上摧毁了原始富足的社会。疾病是其中一个原因，老鼠、牲畜以及永久性村庄毫无疑问使得农民没有采集狩猎者那样健康。不过，我们不能将这种传染病与1942年之后夺取几百万美洲原住民性命的传染病相比。农民与采集者只是隔着几英里的森林，而不是不可穿越的海洋，因此他们之间疾病的差异并不是非常大。

但是，即使没有大规模的屠杀，数量的多少还是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采集者决定和农民打一仗，就像很多现代殖民地那样，他们就有可能摧毁奇怪的农业村庄，不过，会有更多的农民前来，攻破他们的防线。另外，采集者可以选择逃跑，但是无论他们撤退多远，新的一批农民最后还是会出现，他们会砍掉更多的树，到处传播细菌，直到采集者被打败，而这片土地农民也不能利用了，就像西伯利亚和撒哈拉沙漠的情况那样。

第二个理论认为，以上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因为大部分区域出现的首批农民并不是来自侧翼丘陵区的移民的后代。他们是定居下来的当地采集狩猎者，最后自己成了农民。萨林斯的观点使得农业与原始富足的社会相比一点也不吸引人，但是采集者很可能并没有面临两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农民不会进入采集者的林地。相反，他会首先进入一个没有像他那样精耕细作的村庄（也许没有开始使用犁耕地和施肥），然后进入精耕细作程度更低的村庄（可能烧毁森林，种植植物，直到长出野草，之后他们继续迁移），最后，他会进入那些完全依赖于采集狩猎的社会。思想、人口和细菌在这个广阔的接触带不停地来回流动。

当采集者意识到他们的邻居能够以更加集约的办法杀死他们赖以生存的野生植物和动物时，他们没有对农民发动进攻或者逃跑，而是加入了这个群体，加强了自己的耕作。人们并没有用农业完全取代采集业，而是决定少花一点时间进行采集，多花一点时间种植。之后，他们可能要决定是否要除草、犁地和施肥，不过——重复之前提到的情景——这只是从原始富足社会迈向繁重劳作和慢性疾病的一小步。整体说来，在经历了几百年，跨越了几千英里后，那些向农业靠近的采集者人口数量增多了，而那些固守自己传统方式的人减少了。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的“边界”延伸了。没有人选择等级制度和更长的工作时间，妇女也不喜欢患有关节炎的脚趾，这些东西悄悄地降临到他们身上。

无论考古学家挖掘出多少石器、焚烧过的种子或者地基，他们都无法证明其中的任何一个理论。不过基因学再一次提供了（部分）帮助。20世纪7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卢卡·卡瓦利-斯福扎（Luca Cavalli-Sforza）对欧洲血型和核DNA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他的团队发现从东南部到西北部，基因频率的变化相当一致。他们指出，这证实了考古学家所说的农业传播方式。他们得出结论：在亚洲西部的移民把农业带到欧洲后，他们的后代大规模地替代了原始采集者，把剩余的采集者逼退到遥远的北部和西部。

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认为语言学也支持卡瓦利-斯福扎的观点。他认为，第一批农民不仅用西南亚的基因替代了欧洲的基因，还用侧翼丘陵区的印欧语系代替了欧洲的本土语言，出现了诸如巴斯克语这样孤立的语言。农业社会对原始富足社会的取代在欧洲人的血液和语言中体现了出来。

起先，这些新的证据只是引起学者们更多的争论。语言学家马上就挑战了伦福儒的观点，认为如果欧洲语言真的是在六七万年前从同一个祖语中分离出来的话，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就会更大。1996年，布莱恩·赛克斯（Bryan Sykes）带领的牛津团队在基因学方面挑战了卡瓦利-斯福扎的观点。赛克斯研究的是线粒体DNA而不是卡瓦利-斯福扎研究的核DNA。他发现，传播路线并非像斯福扎所说的那样自东南向西北传播，而且由于这个传播路径太混乱，无法轻易地在地图上表现出来。赛克斯发现六组基因宗谱，只有其中一组能够与来自亚洲西部的农业移民相联系。赛克斯认为，其他五组的历史更加久远，可以追溯到25000～50000年前。他总结道，所有的这些都表明了欧洲第一批农民主要来自那些决定定居下来的原住采集者，而不是来自侧翼丘陵区的移民后代。

卡瓦利-斯福扎和赛克斯的团队在1997年《美国人类遗传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过之后，他们的观点开始慢慢融合。卡瓦利-斯福扎现在认为来自亚洲西部的农业移民占了欧洲人DNA中的26%～28%，赛克斯则认为这个数字是20%。要说每三四个欧洲人中就有一个是西南亚移民的后代，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简单，但也没有太大的错误。

猜测与预言：东西方的生产活动对比

无论是卡瓦利-斯福扎还是伦福儒，又或者是赛克斯的观点——即使是他们之间达成的妥协——都无法令楠泰尔的学生高兴，因为所有的这些理论都认为农民将不可避免地代替采集者。基因学和考古学认为，竞争与考试或者教师无关，因为竞争一直伴随着我们。这意味着不管如何，事情大体上都会像现在这样发展。

但是，这是真的吗？毕竟，人类有自由意愿。懒惰、贪婪和恐惧或许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中做出选择。如果欧洲第一批农民中至少有3/4是原始采集者的后代，那么显然，史前欧洲人很可能会停止耕作——如果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抵制人工种植的话。那么，为什么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呢？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的。在公元前5200年前的几百年前，农业从现在的波兰传播到巴黎盆地之后，停止了传播。在1000年里，几乎没有农民进入巴黎盆地与波罗的海之间五六十英里的土地，波罗的海地区的采集者也很少有人从事更加集约的耕作。在这儿，采集者保留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沿着农业/采集的断层线，我们发现了大量加固了的定居点和被钝器杀死的年轻人的骨骼，骨骼左边是他们的头颅——如果他们是面对面搏斗，用手抓着石斧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形。一些大型的坟墓甚至就是发生屠杀的地点。

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7000年前，在欧洲北部平原的边缘发生了怎样的情况，但是地理和经济对确定农业/采集边界的作用与文化和暴力的作用一样大。波罗的海的采集者生活在一个寒冷的伊甸园，这里丰富的海洋资源供养着村庄里密集的人口。考古学家已经挖掘出大量的贝壳和盛宴的残余物，这些东西在村庄的周围堆积如山。显然，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采集者能够自给自足：有足够多的采集者可以对抗农民，但是为了养活自己，其中一部分人不得不转向农业生产。同时，农民发现，那些原先在侧翼丘陵区人工种植和养殖的动植物在这个遥远的北部生长得并没有那么好。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公元前4200年之后，农业会最终移至北部。一些考古学家强调是推力的作用，认为农民的数量已经增加到一定程度，所以他们压制了所有反对的声音；另一些人强调是拉力的作用，认为采集社会自身的危机使得北部受到侵略。但是无论结局怎样，波罗的海的这个特例表明，一旦侧翼丘陵区出现了农业，原始富足的社会将无法存续。

我这么说并不是在否定自由意愿的存在。那样的话会很愚蠢，虽然有很多人会受到诱惑而否定自由意愿的存在。例如，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结尾就用奇怪的附录否认历史上的自由意愿——说它奇怪，是因为这本书描写了各种痛苦的决定（和优柔寡断）、思想的突然转变和很多带来严重后果的愚蠢错误。托尔斯泰认为，尽管如此，“历史上的自由意愿只是一种表达，这种表达暗示着我们并不知道人类历史的规律”。他继续说道：

认为人的自由意愿能够影响历史事件，就如同认为移动天体的自由力量与天文学相关……如果有一个天体可以自由移动，那么开普勒定律和牛顿定律都将无效，并且关于天体运动的任何理论都将不复存在。如果有任何一个行动是出于自由意愿，那么也就不会有历史规律的存在，同样消失的还有对历史事件的看法。

这是一派胡言。高级的一派胡言，再高级也是一派胡言。在任何一天，任何一个采集者都可以决定不再进行集约生产，任何一个农民也可以从自己的土地或者磨石边走开，去收集坚果或者捕杀野鹿。显然，有些人这么做了，于是对他们自己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长远来看，这并不重要，因为对资源的竞争意味着那些继续耕作或者更加辛勤耕作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农民们养育更多小孩，饲养更多牲畜，开垦更多田地，和采集者有着更深的矛盾。就像公元前5200年波罗的海的情形那样，农业的扩张在适当的时候放慢了脚步。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能一直持续下去。

毫无疑问，农业也会受到当地条件的限制（例如，在公元前6500～前6000年，过度放牧使得约旦河谷变成了一片沙漠），但是除了像新仙女木事件这样的气候灾害，世界上的所有自由意愿都无法阻止农业生活方式向所有适宜的地方扩展。当智人与温暖、潮湿和稳定的气候以及能够被种植和驯化的动植物联系起来，农业的发展就变得不可避免。

到了公元前7000年，欧亚大陆西端那些充满活力的、开放的农业社会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一样。这时，我们可以将“西方”与其他地方区分开来。但是，西方与其他地方之间的差异并不是永久性的。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在幸运纬度带上，大约有6个地区的人们开始独立发展农业。

在侧翼丘陵区之外，农业发展最早也最明显的地方就是中国。公元前8000～前7500年之间，长江流域的人们就开始种植稻；公元前6500年，中国北部的人们开始种植粟；粟和稻分别在公元前5500年和公元前4500年完全人工种植；野猪也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之间被驯化。最近的研究发现，耕种在西半球几乎同时开始。公元前8200年，南瓜在秘鲁的南充克流域已经开始人工种植；公元前7500～前6000年，墨西哥瓦哈卡的人们也开始种植植物。公元前6500年时，南充克流域已经出现了花生。虽然考古证据显示，公元前5300年，瓦哈卡地区野生的类蜀黍转变为人工种植的玉米，不过基因学家怀疑这个过程实际发生得更早，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

显然，中国和西方的驯养与侧翼丘陵区没有关系，不过发生在流经巴基斯坦的印度河的情况就没有那么明朗了。公元前7000年左右，人工种植的大麦、小麦，驯养的绵羊和山羊突然在梅赫尔格尔出现了，很多考古学家认为是来自侧翼丘陵区的移民把它们带到那儿的。小麦的出现尤其引人注意，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将当地野生的小麦与在梅赫尔格尔周围出现的人工种植的小麦区分开来。植物学家还没有对这个地区进行彻底的研究（甚至那些在这块土地上到处寻找这些部落领地的巴基斯坦军队也并不十分了解），所以这儿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虽然现有的证据表明印度河流域的农业确实是由侧翼丘陵区发展而来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地区的农业以自己的方式迅速发展着：在公元前5500年，人们驯化了当地的瘤牛；公元前2500年出现了一个先进、有文化的城市社会。

公元前7000年左右，撒哈拉沙漠的东部比现在要潮湿得多，每一年的夏季都有大量的季风雨注入湖中，即便如此，它还是不适宜居住。显然，在这里，逆境是“发明之母”：牛和羊不能在野外生存，但是如果采集者将它们从一个湖赶到另一个湖，就能使这些动物生存下来。公元前7000～前5000年之间，采集者把自己变成了牧民，把野生的牛和羊变成了体型更大、性情更加温顺的动物。

到了公元前5000年，在两个高原地带也出现了农业，其中一处在秘鲁，人们在这里放牧着美洲驼，采集着变异的奎奴亚藜种子；另一处是新几内亚岛。考古学家在新几内亚岛的发现和在印度河流域的发现一样有争议，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公元前5000年时，高地的人们放火烧毁森林，抽干沼泽，种植香蕉和芋头。

这些地区的发展历史都大不相同，但是，就像侧翼丘陵区一样，每一个都是特色鲜明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传统的起点，这些传统流传至今。在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回答那个从第一章起就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了，那就是如何定义西方。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对各种所谓“弹性地理”的西方定义做出了批判。他认为，这些定义“只是为了扩大作者的利益”。戴维斯不分精华糟粕全盘否定，并且拒绝谈论西方。多亏了考古学家提供的时间深度，我们现在能够做得更好。

现代社会的伟大文明都要追溯到冰河时期末期驯养的开始。我们没有必要因为戴维斯的观点而不把“西方”作为分析范畴：它只是一个地理术语，指的是那些由欧亚大陆最西部的核心驯养地区发展而来的社会。公元前11000年之前把“西方”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地区来讨论毫无意义，当时的耕作刚刚开始让侧翼丘陵区变得不同。只有在公元前8000年之后，“西方”这个概念才变成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但是其他农业核心也开始出现。到了公元前4500年，西方扩张，包括了欧洲大部分的地区，并且在过去的500年里，殖民者把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西伯利亚都纳入了“西方”。因此，把“东方”定义为那些在公元前7500年由中国最东部的核心驯养地区发展而来的社会再自然不过了。我们同样也可以谈论具有可比性的西方、南亚、新几内亚和非洲的传统。我们问为什么西方统治世界，实际上是问为什么是从侧翼丘陵区农业核心发展而来的社会而不是从中国、墨西哥、印度河流域、撒哈拉东部、秘鲁或者新几内亚的农业核心发展而来的社会统治着我们的地球。

我的脑海中马上就浮现出一个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解释：侧翼丘陵区的人们——第一批西方人——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早几千年开始发展农业，是因为他们更加聪明。当他们穿过欧洲时，他们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基因和语言传递了下来。1500年之后，欧洲人就利用自己的智慧将地球上的其他地方殖民化。以上这些就是西方得以统治世界的原因。

就像我们在第一章讨论的种族论那样，这个解释毫无疑问也是错误的。至于原因，进化学家和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已经在他的经典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做出了有力的解释。戴蒙德认为，自然是不公平的。侧翼丘陵区比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早几千年出现农业，不是因为那里的人们特别聪明，而是地理因素使然。

戴蒙德认为，虽然现在地球上约有20万种植物，但是只有几千种是可以食用的，其中只有几百种可以人工种植。事实上，我们今天消耗的热量中超过一半是来自谷物，其中最重要的谷物包括小麦、玉米、稻、大麦和高粱。这些从野生状态进化而来的谷物并不是在全球范围内均匀分布的。在65种最大、最有营养的种子中，有32种生长在亚洲东南部和地中海盆地的野外，而亚洲东部只有6种，美洲中部有5种，撒哈拉以南非洲有4种，北美洲也是4种，澳大利亚和南美各有2种，欧洲西部有1种。如果人们（就整体而言）是完全一样的，并且世界上所有的采集者都一样懒惰、贪婪和恐惧，那么侧翼丘陵区的人们之所以比其他人更早开始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是因为他们有更多好的原材料。

侧翼丘陵区还具有其他优势。野生小麦和大麦只需要一个基因突变就能被驯化，但是将类蜀黍变成玉米却需要几十个基因突变。公元前14000年左右进入北美洲的人不会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懒惰、更贪婪，他们种植类蜀黍而不是小麦，这也没有什么错。在西方，没有野生的小麦。移民也不能将驯化作物从东方带到西方，因为只有美洲和亚洲之间出现大陆桥的时候，他们才能进入美洲。公元前12000年左右，当上升的海平面还没有淹没大陆桥时，他们还没有驯化作物可以携带。当出现驯化的粮食作物[6]时，大陆桥已经被淹没了。

在驯养动物方面，机遇再一次青睐了侧翼丘陵区。世界上有148种大型哺乳动物（重量超过100磅），直到1900年只有14种被驯养，其中有7种原产于亚洲西南部。世界上5种最重要的驯养动物中（绵羊、山羊、奶牛、猪和马），除了马之外，在侧翼丘陵区都有野生原种。在14种被驯养的动物中，东亚有5种，而南美只有1种。北美、澳大利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一种也没有。当然，非洲到处都是野生动物，但是在驯养诸如狮子和长颈鹿这样的物种时，显然具有极大的挑战性——狮子会吃掉你，而长颈鹿跑得比狮子还快。

但是，我们不应该认为侧翼丘陵区的人们首先发展了农业是因为他们在种族上或者文化上更加优越。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比其他地方有更多适合种植的植物和驯养的动物，因此，他们率先发展了农业。中国的野生动植物的资源虽然比不上侧翼丘陵区，但条件也比较优越。大概2000年之后，中国也开始了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又过了500年才出现了撒哈拉沙漠的牧民，当时他们驯养绵羊和牛群，因为沙漠里无法种植作物，这些牧民没有变成农民。新几内亚高地的人面临着相反的问题，他们只有一些可以种植的植物，但没有适合驯养的大型动物。他们需要再过2000年才能发展为农民，并且永远也不会成为牧民。不像侧翼丘陵区、中国、印度河流域、瓦哈卡和秘鲁那样，撒哈拉和新几内亚的农业核心没有发展自己的城市和文明——不是因为他们不够优越，而是因为他们缺少自然资源。

与非洲和新几内亚地区的人们相比，美洲原住民有更多的事可以做，但比不上侧翼丘陵区和中国的人们。瓦哈卡和安第斯山地区的人行动迅速，在新仙女木事件结束后的2500年里就种植起了植物（不过没有驯养动物）。火鸡和美洲驼是除了狗之外，他们可以驯养的两种动物，而这还要再经历几个世纪。

澳大利亚的资源最有限。最近的挖掘表明，澳大利亚人尝试过鳗鱼养殖。如果再给他们几千年时间的话，他们或许也能建立驯养和种植的生活方式。然而，在18世纪，欧洲侵略者征服了他们，带来了小麦和绵羊。

就目前我们所说的，不管哪里的人似乎确实都一样。全球变暖给了每个人新的选择，包括劳动量更少、劳动量不变和吃得更多，或者生更多的小孩，即使这意味着要更辛勤地劳动。新的气候状况也使人们能够选择在更加庞大的群体生活，不用那么频繁地四处迁移。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些不做改变、生育更多小孩和更加辛勤劳动的人就会排挤那些做出不同选择的人。自然因素使得西方首先开始了这个过程。

伊甸园之东：中国最早期的农业文化和西方有多大差别

也许宣扬长期注定理论的人会同意这种观点，也许任何地方的人们真的是完全一样的，也许地理因素确实对西方更加有利。但是，历史不仅仅是由天气和种子的大小决定的。显然，人们在劳动得更少、吃得更多和供养更多的人口之间做出的选择也很重要。故事的结局往往在一开始就决定了，也许今天西方得以统治世界的原因是因为一万年前在侧翼丘陵区建立的文化和后来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比世界上其他核心地区的文化都更有潜力。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在西方之外，起源于中国的记载最为详细、历史最为悠久，并且（在我们现在的时代）最为强大的文化。我们需要找出中国最早期的农业文化和西方的农业文化有多大的差别，以及这些差别是否导致了东方和西方不同的发展方向，从而揭示为什么西方社会得以统治全球。

直到最近，考古学家对中国早期的农业还是知之甚少。很多学者甚至认为水稻——中国最主要的食物——起源于泰国，而不是中国。1984年在长江流域发现的野生水稻表明人们曾在这里种植过水稻，但是依然没有直接的考古证据。问题是，虽然面包师总要烤一些面包，留下一些烧焦了的小麦或者大麦的种子，从而被考古学家发现，但是煮食水稻却很少会有烧焦的种子留下。因此，对考古学家来说，要恢复古代水稻更加困难。

不过，考古学家们不久就攻克了这个难题。1988年，挖掘者在长江流域的彭头山发现，公元前7000年左右，制陶工人开始将米糠和稻梗加入陶土中，防止陶壶在窑中破裂。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种植这些作物了。

不过，真正的突破始于1995年，当时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和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麦克尼什（Richard MacNeish）合作（麦克尼什是世界一流的实地考察者，他在20世纪40年代在墨西哥开始挖掘的时候，在地沟里待了5683天，令人惊叹——几乎是我的10倍；2001年，当他在伯利兹实地考察的时候，发生事故身亡，享年82岁。据说，他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不停地和救护车司机说着考古学）。麦克尼什不仅给中国同行带来了研究早期农业的专业技术，同时还带来了生物考古学家德博拉·皮尔索尔（Deborah Pearsall）。这位考古学家带来了新的科学技术。尽管在考古发现中我们很难找到水稻的踪迹，但是所有植物都从地下水中吸收少量的硅。一些植物细胞中富含硅质，当植物腐烂的时候，就会在土壤中留下植物岩。对植物岩的研究不仅能让我们了解当时的大米是否被食用，还能让我们知道水稻是不是人工种植的。

严文明和麦克尼什在靠近长江流域的吊桶环遗址挖了16英尺深的地沟。皮尔索尔通过研究植物岩发现，公元前12000年时，人们就已经将野生稻连根拔起，带回洞中。就像侧翼丘陵区一样，随着全球变暖，这里的小麦、大麦和黑麦迅速生长——这对采集狩猎者来说，是一个黄金时期。虽然植物岩无法表明稻向人工种植发展的过程与黑麦在阿布胡赖拉丘发展的过程一样，但是新仙女木事件对长江流域的破坏和对西方的破坏一样大。公元前10500年，野生稻在吊桶环几乎完全消失，直到公元前9600年之后气候变暖，野生稻才再一次出现。那个时候，粗糙的陶器碎片（很可能是来自煮食谷物的容器）已经很常见了，这比侧翼丘陵区的第一个陶器早了2500年。公元前8000年左右，植物岩变得更大，表明人们开始种植野生稻。到了公元前7500年，野生谷物和人工种植植物在吊桶环一样常见；到了公元前6500年，完全野生水稻已经消失。

自2001年开始在长江三角洲进行的一系列挖掘证实了这条时间线。到了公元前7000年，黄河流域的人们已经开始种植小麦。黄河和长江之间有一个名为贾湖的重要遗址，这个地方的人们在公元前7000年就已经种植水稻和小麦了，也可能已经驯养野猪了。公元前6000年左右，赤山的一场大火烧焦了近25万磅重的粟米种子，这些粟米种子被储存在8个坑里。在一些坑的底部，粟米下面埋着狗和猪的完整骨架（很有可能用于祭祀），这是有关中国驯养动物的最早记录。

像西方一样，东方种植植物、驯养动物以及发展科技的过程跨越了几个世纪。长江流域的河姆渡的高地下水位让考古学家们惊喜不已，这里保留着大量被水浸过的大米、木制品和竹制品，全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到了公元前4000年，水稻已经完全被人工种植，像西方的小麦和大麦一样，等着人类来收割。河姆渡人还驯化了水牛，用它们的肩胛骨当做铲子。在中国北部的渭河流域，考古学家发现，在公元前5000年之后，开始慢慢地从狩猎转向农业。这在人们使用的工具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随着人们从开垦森林土地变为在农田上耕种，工具也从斧头变成了石铲和锄头，并且由于农民翻地翻得越来越深，铲子也变得越来越大。在长江流域，可辨别的稻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700年。

早期的中国村庄，像公元前7000年左右的贾湖地区，看起来和侧翼丘陵区首次出现的村庄非常相像，都是又小又圆的半地下小屋，小屋之间有磨石和尸体。

有50～100人居住在贾湖，其中一间小屋比其他小屋略大。但是研究发现，当时人们还很贫穷，性别差异也不明显，煮食和储存的食物都是公有的。这种情况在公元前5000年发生了改变，当时一些村庄有150个村民，并且有一些地沟保护。在这个时期记录最全的遗址姜寨，小屋面向一块空地，空地上有两大堆灰烬，这些灰烬很有可能是宗教仪式遗留下来的。

姜寨的这些祭品——如果它们是的话——与西方几千年前建起的圣坛相比，显得相当温和，但是贾湖坟墓中的两个重要发现表明，宗教和祖先对这里的人们来说也很重要。第一处发现中有三十几支用丹顶鹤翼骨雕刻而成的长笛，它们均出现在比较富裕的男性的墓葬里。其中5支还可以吹奏。最早的长笛源自公元前7000年，只有五六个孔。虽然它们并不十分精致，不过可以用来吹奏现代的中国民歌。到了公元前6500年，长笛上一般有7个孔，制造长笛的人也对音调制定了标准，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有一群笛手在共同吹奏。大约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一个坟墓中，有一个8孔长笛，能够吹奏现代所有的旋律。

这一切都非常有意思，但是只有当我们看到24个富裕男性的坟墓时，我们才能明白长笛的全部意义。这些坟墓中有龟壳，其中有14个龟壳上还刻有简单的符号。在一个约公元前6250年的坟墓中，死者的头已被移走（让人想到了恰塔勒胡由克），取而代之的是16个龟壳，其中两个还刻上了符号。其中一些符号——至少，在一些学者看来——与中国最早的象形字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5000年后中国商朝的皇帝开始使用这些象形字。

在第四章中，我会再一次提到商朝的碑文，但是，我现在只想说明，虽然贾湖符号（公元前6250年左右）和中国最早的文字系统（公元前1250年左右）之间的差异就像叙利亚杰夫阿玛的奇怪符号（公元前9000年）和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文字系统之间的差异那样大，但是中国有更多的证据证明其连续性。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刻有符号的奇怪陶壶，尤其在公元前5000年之后。同样，对于这些贾湖地区的符号是否是商朝文字系统的直系祖先，专家们也各持不同观点。

认为它们之间存在联系的最重要原因是很多商朝文字也是刻在龟壳上的。商朝的皇帝在宗教仪式中利用这些龟壳来预测未来，而这种仪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贾湖遗址的挖掘者提出这样的问题，龟壳、文字、祖先、预言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是否有可能在公元前6000年就开始了。读过孔子学说的人都知道，中国的音乐和宗教仪式在公元前1000年时就已结合在一起，那么贾湖坟墓中的长笛、龟壳和文字能否作为证据证明仪式专家能够与五千年前的祖先对话呢？

这是个引人注目的连续性，但是也存在着平行性。在本章的前面部分，我曾提过，在约旦艾因加扎勒发现了一尊独特的塑像。这个塑像有两个人头，眼睛很大，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600年。美术史学家丹尼丝·施曼特-巴塞瑞特（Denise Schmandt-Besserat）指出，公元前2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描绘的神灵形象和那些塑像有着惊人的相似。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第一批农民的宗教中有一些部分延续了特别长的时间。

甚至早在发现贾湖遗迹前，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张光直——中国考古界的泰斗——认为中国第一批真正有影响力的人是巫师，他们能够令别人信服，他们能够和动物及祖先对话，能够在几个世界之间穿梭，也只有他们能够与老天交流。20世纪80年代，当张光直提出这个理论时，当时的证据只能显示这些巫师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出现，在那个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迅速，一些村庄变成了城镇。到了公元前3500年，一些群落已经有两三千名成员，和3000年前恰塔勒胡由克和艾因加扎勒的人口一样多。一些群落已经能够动员劳动者用一层层夯土建造堡垒（好的建筑石料在中国很少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要属西山的城墙。这个城墙厚10～15英尺，长度超过1英里。即使到了今天，这堵墙还有8英尺高。地基下面陶土罐中的小孩骨头也许就是祭祀品。在定居点的很多坑里都是骨灰，一些人的姿势表明他们曾做过挣扎。这些骨灰有的还和动物的骨头混合在一起。这些可能就是活人祭祀，就像土耳其的恰约尼那样。有一些证据表明，这种可怕的仪式在公元前5000年传到中国。

如果真如张光直所说的那样，公元前3500年确实是巫师起着领导作用，那么这些巫师有可能居住在占地4000平方英尺的大房子里（考古学家常常把这些房子称为“宫殿”，虽然有一点夸张）。这些房子的地板抹上了石灰，还有大壁炉和装有动物骨头（不知是不是祭品）的灰坑。其中一个坑里有一个白色的大理石物体，看起来就像一根权杖。最有趣的“宫殿”在案板，坐落在城镇中间的高地上。这个“宫殿”中有石柱，周围都是灰坑。有的灰坑里装着被染成红色的猪下巴，有的装着用布包着的猪骨头，还有一些装着陶土雕像。这些雕像有大大的鼻子、胡须，还有尖尖的帽子（就像好莱坞电影里的巫婆）。

关于这些小雕像，有两个方面令考古学家激动不已。第一，制作这些雕像的传统延续了几千年。考古学家在“宫殿”里发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雕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这个雕像的帽子上还刻有中国的汉字“悟”。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所有的这些小雕像，包括在案板发现的，全都代表着巫师。第二，很多小雕像看起来像高加索人，而不是中国人。类似的雕像从案板一直到中亚的土库曼斯坦都曾发现过，这条路后来成了丝绸之路，连接起中国和罗马。即使在今天，西伯利亚的萨满教还是非常有势力，为了获得金钱，狂热的幻想家仍会召集神灵，为冒险的旅游者预测未来。案板的小雕塑也许能够说明，公元前4000年左右，来自中亚偏远地区的萨满和中国传统的宗教权威相结合。一些考古学家甚至认为，这意味着，公元前10000年时侧翼丘陵区的萨满对东方也有着某种影响。

其他证据显示，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最不可思议的是，西方人完全不知道塔里木盆地的那些干尸，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现》、《国家地理》、《考古学》和《科学美国人》对它们进行了介绍。干尸也具有高加索人的特点，这似乎证明了公元前2000年前，人们确实从中亚甚至亚洲西部进入中国的西北部。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是，那些埋葬在塔里木盆地的人不仅像案板雕像那样有胡须和大鼻子，而且他们也偏爱尖尖的帽子（一个坟墓中有10顶羊毛帽）。

对于一些异常的发现，人们总是过于激动，但是，即使把这些理论放在一边，看起来宗教权威对早期中国而言就像宗教在侧翼丘陵区那样重要。如果还有人心存怀疑，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两个惊人发现应该能够驱散他们的怀疑。在西水坡挖掘的考古学家惊奇地发现约在公元前3600年的一个坟墓中躺着一个成年男子，他的旁边放着一些刻有龙虎图案的蛤壳。在坟墓的周围，还有更多刻有图案的蛤壳。其中一个图案是一只有着龙头的老虎，背上有一只鹿，头上还有一只蜘蛛，另一个图案是骑着龙的男人。张光直认为，死者是一个萨满，周围的这些是帮他游走于天地之间的动物神灵。

在中国东北的一个发现让考古学家们更加惊讶。公元前3500～前3000年之间，一系列占地两平方英里的宗教场所在牛河梁发展起来。这个地点的中心被挖掘者称为“上帝的庙宇”。这是一个长60英尺的半地下走道，房间里有人、猪龙混合体以及其他动物的泥土雕像。至少有六尊雕像是裸体的妇女，有真人般大小，盘腿坐着，保存最好的塑像有红色的嘴唇和用翡翠镶嵌的淡蓝色眼睛。翡翠是一种少见、难以雕刻的宝石，在当时的中国已成为一种奢侈品。蓝眼睛在中国很少见，因此人们很容易把这些雕像与案板和塔里木盆地那些看起来像高加索人的塑像联系起来。

虽然牛河梁与外界隔绝，但是有6个坟墓群散布在这个庙宇周围的山上。一些坟墓有100英尺宽，并且坟墓中的物品还包括一些翡翠饰物，其中一个刻有猪龙混合体的图像。考古学家认为，由于缺乏证据，我们无法确定埋在这里的男人和女人到底是牧师还是首领，很有可能他们中既有牧师也有首领。不过，无论他们是谁，用翡翠为一小部分死者——往往是男性——陪葬在整个中国都变得非常流行。公元前4000年时，对死者的真正崇拜开始出现。看起来，东方核心地区的人们和侧翼丘陵区的人们一样在乎祖先，只不过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西方是将头颅从死者身上取下，然后把它们与活人放在一起，而东方对死者的敬意则在坟墓中表现出来。但是，在欧亚大陆的两端，人们都将最多的资源投入到与神灵和祖先有关的仪式上。第一批拥有真正权力的人似乎是那些能够与祖先和神灵交流的人。

公元前3500年东方的农业生活方式和几千年前在西方创立的农业生活方式极其相似——都需要辛勤劳动，储存食物，建立堡垒，进行祭祀，还包括女人对男人、小孩对老人的从属——这种农业生活方式似乎已经在东方的核心地区牢固地建立起来，并且传播到其他地方。东方的农业传播和西方的农业传播过程非常相似，或者至少可以说，东西方的专家都采用了同样的方式进行争论。一些考古学家认为，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人们迁移的时候，穿过东亚，传播了农业；另外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当地的采集者开始定居下来，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与其他人进行交易，并且迅速在大范围内发展类似的文化。在东方，语言学方面的证据和在欧洲一样引起争议，并且也没有足够的基因数据来说明一切。我们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在公元前6000年之前，中国东北的采集者就生活在大村庄里，种植着黍类。公元前4000年，长江流域的人们已经种植水稻，水稻在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种植的时间是公元前3000年，在泰国和越南的种植时间是公元前2000年。那时，水稻的种植已经传到马来半岛，穿过南中国海进入菲律宾和婆罗洲。

像西方的农业发展一样，东方的农业发展也遭遇了一些挫折。植物岩表明在公元前4400年，水稻就传到了朝鲜，黍则是在公元前3600年传到朝鲜，公元前2600年传到日本。但是史前的朝鲜人和日本人在接下来的2000年里并没有重视这些新鲜事物。像欧洲北部一样，朝鲜和日本的海岸有着丰富的海底资源，能够支持永久性的大型村庄。这些村庄被大量废弃的贝壳包围着。这些有着丰富资源的采集者发展了先进的文化，显然并不急于开始发展农业。再一次，就像公元前5200～前4200年间的波罗的海地区的采集者那样，他们有足够多的人（也足够坚定）去驱赶那些试图强占他们土地的人，但是当饥饿迫使他们从事农业时，他们的人数则显得不够多。

无论是朝鲜还是日本，人们转而发展农业都与金属武器的出现有关——公元前1500年在朝鲜出现了金属铜，公元前600年在日本出现了金属铁。就像欧洲的考古学家争论究竟是推力因素还是拉力因素结束了波罗的海富足的采集社会那样，一些亚洲学者认为武器来自那些带来农业的入侵者，而另一些亚洲学者则认为由于采集社会发生了极大变化，因此农业和金属武器突然变得具有吸引力。

到了公元前500年，稻田在日本南部的九州岛已经很普遍了。但是农业发展在日本最大的岛屿本州岛受到了挫折。又过了1200年，农业才在日本北部的北海道发展起来，这里食物采集的机会尤其多。但是最终，就像西方一样，东方的农业活动完全替代了采集活动。

烧煮和烘烤，头颅和坟墓：东西方的其他不同之处

我们该如何弄懂这一切？当然，西方和东方是不一样的，无论是人们的饮食还是他们敬畏的神灵。没有人会把贾湖当成杰里科。但是巨大的文化差异是否能够解释为什么是西方统治世界？这些文化传统会不会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做同样的事？

表2-1总结了这些证据。我想，主要说明了三点。第一，如果一万年前在侧翼丘陵区建立的文化（由这个文化发展出了西方社会）确实比东方文化在社会发展方面更具有潜力的话，我们就应该能够从表2-1中看到东西方存在的一些巨大差异。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看到。事实上，东西方发生的事情基本一样。西方和东方都驯养了狗，种植了植物以及驯养了大型动物（这里我所说的大型动物指的是体重超过100磅的动物）。它们都见证了“成熟”农业（指的是高产量、高强度的体系，有完全人工种植的植物，以及财富和性别等级）的发展，以及大型村庄（指的是超过100人的村庄）的兴起，并且在两三千年之后，发展成了城市（人数超过1000人）。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建造了精致的建筑和堡垒，发明了原始的文字系统，在陶壶上绘制漂亮的图案，建起了巨大的坟墓，崇拜祖先，用人类当祭品，并且逐渐扩展了农业生活方式（起初是缓慢的扩展，2000年后加速发展，最后甚至完全取代了最富足的采集者）。

第二，东西方发生的事情不仅相似，而且发生的先后顺序也差不多。我已在表2-1中用连线表示。图中大部分直线的斜度都是差不多的。西方先开始发展，大约2000年后，东方也开始发展。这有力地表明了东西方的发展遵循同一个文化逻辑，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同样的原因产生同样的结果。唯一的区别在于西方比东方早2000年开始这个过程。

第三，我的前两个观点并不是完全正确的，总有例外的情况。东方比西方早至少7000年开始制造陶器，也比西方早1000年开始建造大型坟墓。另一方面，西方比东方早6000年建造大型圣坛。如果有人认为正是这些原因使得东西方的文化朝不同的方向发展——巨大的文化差别能够解释西方得以统治世界的原因，那么他就要解释为什么陶器、坟墓和圣坛的意义这么重大，而那些认为这些并不太重要的人（比如说我自己）就需要解释为什么东西方会分道扬镳。

对于陶器这么早就出现在东方的原因，考古学家大都达成一致看法：因为东方的食物使煮食变得非常重要。东方人需要能放在火上的容器，因此也就很早地掌握了制造陶器的技术。如果这个观点正确的话，我们不应该关注陶器本身，而应该问问是否是烹饪上的差异使得东西方朝不同的方向发展。比如，或许西方人的烹饪方法会留住更多的营养，因此造就了更加强壮的人民。不过这个观点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骨骼研究表明，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的生活都很暗淡：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将此时的生活描述为贫穷、肮脏和物资缺乏。在东西方，农民都缺乏营养，身材矮小，背负重担，一口坏牙，而且寿命很短；在东西方，农业的发展都逐渐改善了人们的饮食；在东西方，最终都出现了了不起的烹饪技术。东方人对煮食的依赖只是其中的差异之一，但总体说来，东西方营养方面的相似点还是远远大于它们的不同点。

表2-1 东西方起源的对比

或许从长远来看，不同的烹饪方法产生了不同的饮食方式和不同的家庭结构。但是再一次，事情是否真的是这样，我们并没有明显的证据。在东西方，最早的农民似乎都共同储存、烹饪甚至食用食物，几千年后才发生改变，这些事情开始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再一次，东西方之间的相似超过了它们的差异。东方早期对陶器的制造显然是一个有意思的差别，但是这似乎与西方得以统治世界的原因并没有太大关系。

那么，东方早期精致的坟墓和西方更早些时候精致的圣坛是否有关系呢？我想，这些只是各自发展中的一小部分。正如我们所见，东西方都曾对祖先非常崇拜，当时农业的发展使得对逝者土地的继承成为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出于各种原因，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理解，东西方为什么用不同的方式向祖先表示感谢，与他们联系。一些西方人显然认为，四处传递他们亲属的头颅，把公牛的头和脊柱放于屋中，以及把其中的一些人作为祭品就能达到目的；而东方人一般将刻有动物图案的翡翠作为陪葬品，并砍掉其他人的头，把它们扔在墓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偏好，但是结果却是相似的。

我想我们能够从表2-1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早期东西方核心区域的发展非常相似。我不想掩饰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例如石器的类型、人们吃的动物和植物，但是，这些差异都不能为我们先前提到的理论提供支持，即在冰河时期后，西方文化的发展方式使得它比东方文化更具潜力，从而解释为什么世界是由西方统治。这看起来并不真实。

如果任何长期注定理论能够经得起表2-1的检验，那么最简单的理论就是，得益于地理因素，西方领先东方发展2000年，这个领先优势足以让它先开始工业革命，然后得以统治世界。为了检验这个理论，我们需要将东西方的比较放到离我们更近的时期，看看事情是否真的是这样。

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从表2-1中得到的第二个结论是，跨文化比较很难。在两栏中列出重要的发展只是一个开始，因为要了解表2-1中的异常现象，我们就需要将煮食、烘烤、头颅以及坟墓放在当时的背景中考虑，找出它们在史前社会中的重要意义。这将会把我们带到人类学（人类学是对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去。

19世纪，欧洲的传教士和牧师收集了殖民帝国的人们的信息，他们报告中所描述的奇怪风俗使很多学者感到震惊。人类学家对比了这些活动，推测了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路径，从而推断出人类更高文明行为（他们指的是更像欧洲人的行为）的进化。他们派遣渴望成功的学生前往奇异的地方搜集更多的例子。其中有一个名叫布罗尼斯拉夫·马利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优秀年轻人，他是一位在伦敦学习的波兰人。1914年，“一战”爆发的时候，他正在特罗布里恩群岛上。当时，马利诺夫斯基没有船回家，于是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合理的事情：他生了一会儿闷气之后，在岛上交了一位女朋友。因此，到1918年，他已经对特罗布里恩群岛上的文化了如指掌了。他了解到了专家的研究中缺失的部分：人类学其实是解释不同的习俗如何变成一个整体的。要进行比较，对象必须是有完整功能的文化，而不是脱离背景的零碎习俗，因为即使是相同的行为，在不同的背景下也会有不同的意义。例如，拍脸的动作在堪萨斯代表你不同意，而在新几内亚却代表你同意。同样的，相同的想法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就像史前东西方分别用传递头颅和用翡翠陪葬来表示对祖先的尊敬一样。

马利诺夫斯基不会喜欢表2-1。他会坚持认为，我们不能对两个功能文化进行评判，说哪一个文化更好。我们也不能把“西方领先”作为一本书的开头。他有可能会问，“领先”是什么概念？我们究竟如何理清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中那些特别的习俗，并将它们互相对比？即使我们能够理清事实，我们怎么知道该衡量哪些部分？

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如果我们要解释为什么西方得以统治世界的话，就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尽管在过去的50年里人类学家为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心力交瘁。带着一些不安，我将试着对这些棘手的问题给出答案。

[1] 地理学家威廉·瑞安（William Ryan）和沃尔特·皮特曼（Walter Pitman）在他们的著作《大洪水》（Noah's Flood）中提到，正是由于黑海的洪灾才有了《圣经》中的这个故事。他们认为这场洪灾发生在公元前5600年左右，不过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个盆地在公元前16000～前14000年之间就被淡水淹没了，然后在公元前7400年左右，由于地中海的注入，海水变咸。这样早期的一次洪灾不可能是诺亚方舟这个故事的素材。古代文献中对现在波斯湾地区洪灾的描述更为可信。

[2] 有人认为一些比亚特兰蒂斯更为发达的文明在冰河时期繁荣于沿海平原，但是在公元前12700年之后随着海平面的上升，这些文明被吞没，之后就被遗忘了。考古学家一般不认同这个观点，不是因为他们试图掩饰真相，而是因为这并不可信。抛开其他原因，要认同这个观点，我们必须相信在内陆高地（就是那些在水平面以上的区域）没有人和那些消失的城市进行贸易或者模仿它们的成就。尽管我们进行了一百多年的考古挖掘，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来自这些文明的遗迹。人们常常在河床上发现冰河时期的石器以及哺乳动物的骨头，但却从来没有发现先进的人工制品。

[3] 这是一个感人的情景，只要我们不去想这只狗是怎么和它的女主人埋葬在一起的。

[4] 一些考古学家持另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在北美的一些地方——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000年——发现的玻璃、碳和铱表明，它们是由于酷热产生的——这种热量只有在彗星残骸撞击地球时才会产生。这些考古学家不仅描绘出了冰川的逐渐融化，还描绘了北极一股突然的气流使得墨西哥湾暖流停止流动。不过，即使是那样，也不会产生《后天》中那样的超级风暴。

[5] 这听起来就像显而易见的事，但是给动物上轭，使得动物在拉车的时候不会勒死自己，同时还要使动物听从人们的控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6] 与非粮食作物相反——2005年的一份DNA研究发现，美洲的第一批殖民者从亚洲带来了栽培的葫芦，他们将此作为容器。

第三章 测量过去，验证未来

考古学的进化

正如第二章末尾所描述的那样，当进化还是个很新的概念时，文化人类学家就对其发起了反抗。世界的现代意识仅仅能追溯到1857年，那时，一个未受过正规教育的英国学者，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发表了一篇题为《进步的法则与原因》的文章。斯宾塞性格古怪，他曾当过铁路工程师，在当时刚问世的杂志《经济学人》当过技术编辑，还曾是女小说家乔治·埃利奥特的情人。这些他都做得不成功，既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没有结婚。然而，这篇文章却使他一夜成名，轰动一时。斯宾塞在文中解释道：“从科学所能理解的最遥远的过去，直到刚刚过去的昨天，进步在本质上都是从单一到多样的转变。”斯宾塞认为，进化是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这是对一切事物任何变化的解释：

由简单到复杂的前进，是通过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表现在我们可追溯的以及可推导的宇宙万物最初的变化中；表现在地球地质和气候的进化上；表现在其表面每一个有机体的演变中，以及有机体种类的增殖中；表现在人类的进化中，无论是文明开化的单独个体，还是种族的群体；表现在社会政治、宗教和经济组织方面的进化上；还表现在组成我们日常生活环境的人类活动的无数具体和抽象的产品的进化之中。

在之后的40年里，斯宾塞致力于把地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伦理学融合到一个进化理论里。斯宾塞取得了巨大成功，到1870年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使用英语写作的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了。日本和中国的学者想了解西方的成就时，翻译的首选就是他的作品。同时代的伟人们都尊敬他的思想。达尔文1859年首次出版的《物种起源》中，并没有包含“进化”一词，第二版和第三版也没有，甚至连第四版和第五版里也没有出现。但在1872年第六次印刷时，达尔文觉得有必要借用这个由斯宾塞创造并推广的词条。[1]

斯宾塞认为，社会的进化经过了四层变化，由简单体（无首领的游牧群体），到复合体（拥有政治领袖的固定村落），以及双倍复合体（拥有教堂、政府、复杂的劳动分工以及学术研究），直到三倍复合体（像罗马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那样的伟大文明）。这种说法很快流行起来。然而在如何标记划分这些发展阶段上，理论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进化是从野蛮到蒙昧，再到文明开化；有的则倾向于认为进化是从神秘到宗教，再到科学。到1906年，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浩如烟海的术语感到十分厌烦，他抱怨：“现在有些作家太过虚荣，对待别人使用的术语就像是用过的牙刷一样嫌恶。”

不论进化论者使用的是何种划分标记，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他们都本能地感觉自己肯定是正确的，但却没有多少有力的证据支持。因此，一门新兴的学科——人类学——便开始着手提供数据资料。有的社会相对而言进化的程度较低，譬如非洲或特罗布里恩群岛的殖民地民族，当地人仍使用石器，保持着丰富有趣的习俗，堪称古代的活化石，折射出史前时代三倍复合社会里的文明人的样子。人类学者要做的（除了忍受疟疾、体内寄生虫和不友好的原住民）只是做好笔记，然后他（那时人类学者中女性不多）就可以回来填补进化史中的缺口。

马利诺夫斯基反对的就是这个知识性项目工程。从某种程度上说，会出现这种问题本身就很奇怪。如果进化论者想要记录社会的进步，为什么不直接使用考古学的数据，研究史前社会留下的实际遗址，而要间接地通过对当代群体的人类学观察，来推断他们是不是其后裔呢？答案是：一个世纪前考古学家知道的还不多。正式的挖掘工作才刚刚开始，进化论者只能结合考古报告中稀少的信息、古代文学作品中偶有的细枝末节以及随机的民族志的记载——这就很容易给马利诺夫斯基和怀有类似想法的人类学者们造成一种印象，认为进化论者对历史的重建只是投机的推测，是精心编造的故事。

考古学是门新兴的科学。仅三个世纪前，我们关于历史最久远的证据——中国的五经、印度的《吠陀》、希伯来《圣经》，以及希腊诗人荷马——只能勉强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在这些经典作品的记录之前，历史的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中。挖掘这一简单的动作改变了一切，当然花了一段时间。1799年，拿破仑入侵埃及的时候，随身带去一队学者，他们抄写并带走了几十份古代铭文。19世纪20年代，法国语言学家揭开了这些象形文字的秘密，把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又向前推了2000年。19世纪40年代，英国探险家们不甘示弱地挖凿隧道，进入了位于今天伊拉克境内的古代城市遗址，悬吊着绳索，抄下了伊朗山中的王室铭文。19世纪40年代还没结束，学者们就已经能读懂古波斯、亚述和巴比伦的智慧遗产。

19世纪50年代，当斯宾塞刚开始写关于进化的文章时，考古学仍然比科学更有冒险性，充斥着真人版的印第安纳·琼斯。直到19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们才开始把地层学的地质原理（常识性原理，诸如遗址的最上层泥土肯定晚于下层泥土出现，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沉积土的顺序来重建事件发生的次序等）运用到挖掘中去，到20世纪20年代地层学分析才成为主流。那时，考古学家们仍然是依据遗址与古代文学作品中提到的事件的联系，来给出土物标记日期的。因此直到20世纪40年代，世界上的大部分发现都笼罩着浓厚的推断和臆测色彩。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核物理学家们发现可以利用放射性碳测定日期，通过研究骨头、木炭和发现的其他有机物中的不稳定碳同位素的衰变，来确定物品的年代。考古学家们开始给史前时期排序，到20世纪70年代，全球性的框架体系逐渐成形。

20世纪80年代，我还是一名研究生，曾有资深的教授说，在他们做学生的时候，他们的老师曾建议，野外考察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一件礼服和一个小型左轮手枪。直到现在我也不确定是否应该相信，但不管他们说的是不是事实，到20世纪50年代，詹姆斯·邦德时代肯定已经走到了终结的边缘。真正的突破来自专家们日常的辛勤工作，挖掘史实材料，把史前时期推向更早，足迹遍布全球。

博物馆储藏室里充斥着工艺品，图书馆书架上堆满了技术性专题论文，但一些考古学家担心最基本的问题无法解答。那就是，这一切意味着什么？20世纪50年代的情形与19世纪50年代正好相反：以前是重要理论寻求数据的支持，如今是大量的数据需要理论来总结。满载着来之不易的成果，20世纪中叶的社会科学家们，尤其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们，准备好迎接另一波理论的冲击。

有些社会科学家称自己为新进化论者，以显示他们比斯宾塞等守旧的“古典”进化论者更加先进。他们表示，虽然手边有充分的史实资料可供使用，可这一大堆证据本身就成了问题的一部分。重要的信息被湮没在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凌乱混杂的陈述记录或历史文档里。简而言之，科学性还不够。为了从纷繁的19世纪类型学中解脱出来，创造一个统一的社会理论，新进化论者们认为需要将这些故事转化成数字。通过测量差距、分配分值来给各个社会排名分等，然后寻找分数之间的关联，以及可能的解释。最后，他们可以尝试去回答一些问题，使花在考古学上的所有时间和金钱都物有所值——社会的进化是只有一种方式，还是多种方式并存的；在离散进化阶段，社会是否发生集群现象（如果发生了的话，它们又是如何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或者是否存在某个单一的特征，如人口、技术（或者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地理特征），能够解释一切问题。

人类学家劳尔·纳罗尔（Raoul Naroll）从事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名为“人际关系区域档案”的大型数据搜集工程。1955年，他首次探究他所谓的社会发展指数。纳罗尔在全世界范围内随机选择30个工业化前期社会（有现代的，也有过去的），他翻遍档案，查找它们之间的差别。他认为，这些差别会反映在最大居留地的规模大小、劳动分工的程度，以及隶属组织的数量上。纳罗尔把结果转化为标准格式，提交了分数报告。得分最低的是火地岛的雅甘人，1832年达尔文惊叹他们“生存状态的改善程度之低，超过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他们在满分63分的情况下只得了12分。最高的是西班牙入侵前的阿兹特克，得分58分。

之后的20多年中，其他人类学家也进行了类似的尝试。尽管使用了不同的分类、数据集、数学模型和计分手段，但他们对结果达成一致的概率高达87%～94%，这对社会科学来说是件好事。斯宾塞去世50年后，也是他那篇关于进化的文章发表100年后，新进化论者们已经可以泰然自若地证明社会进化的法则。

人类学的退化

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如果新进化论者们已经做了交代，解释了有关社会进化的一切，那我们应该已经听说过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应该已经回答了“为什么是西方主宰世界”这一问题。毕竟，这个问题与东西方社会发展的相对水平有关。究竟是像长期注定理论家宣称的那样，西方遥遥领先已经很久了，还是像短期偶然理论家认为的那样，西方的领先只是最近才发生的？如果新进化论者们能够测量社会发展，我们就不必在那些复杂的图表上浪费时间了。只需要计算冰河时期结束之后不同时间点上东西方的得分，进行比较，看看哪套理论更符合实际即可。那么为什么还没有人这样做呢？

我怀疑，这大体上是由于新进化主义出现了内乱。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纳罗尔拿起他的计算尺之前，在很多人类学家看来，测量社会是很幼稚的想法。那群“相信法则与秩序的家伙们”（评论家们这样称呼纳罗尔及其同伴），手里拿着印有编码数据的穿孔卡片，对统计资料进行深奥难懂的争论，在足有仓库大小的电子计算机前忙活，这些似乎与忙于挖掘发现的考古学家们以及采访狩猎者的人类学家们所知的现实格格不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时代的变化，新进化主义渐渐变得不再那样荒诞可笑了。例如，我曾在第二章中提到其作品《原始富足社会》的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其职业生涯时是个进化论者，可是到60年代，他却认为“对越南反抗斗争的同情甚至是钦佩情绪，加上对美国战争道德和政治上的不满，可能会削弱经济决定主义和进化发展的人类学基础”。

到了1967年，萨林斯在巴黎争辩狩猎者们事实上并不贫穷时，新一代人类学家们提出了更强硬的观点。这些人在美国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女权运动中成长起来，深受反主流文化思潮的影响。依照他们的说法，进化论者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实际上就是按照与西方人的相似程度来给非西方社会划分等级，而令人惊讶的是，西方人总是给自己打最高分。

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迈克尔·桑克斯（Michael Shanks）和克里斯托弗·蒂利（Christopher Tilley）写道：“进化理论很容易滑入自圆其说的思想意识，或是主张西方在与其他文化关系中的优先地位，认为其他文化的主要作用只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补充。”许多评论家感觉，这种对数字的自信不仅仅是西方人满足虚荣心的游戏，也是我们狂妄傲慢的一部分，而狂妄给我们带来的是地毯式轰炸、越南战争和军工企业联合体。瞧啊，约翰逊总统要下台了，那么，民族优越感泛滥的教授们带着他们的傲慢和数学，也该滚蛋了。

静坐抗议和侮辱谩骂把一场学术辩论转变成了摩尼教的一决雌雄。在一些进化论者看来，他们的批评者们是道德败坏的相对主义者；而对某些批评者来说，进化论者则是美帝国主义的傀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类学家们在聘用、任期和研究生招生委员会等方面钩心斗角，破坏了研究事业，导致学术的两极分化。美国最著名学府的人类学系衰退堕落了，就像一对婚姻不幸的夫妻，多年的互相责难终于爆发，两人开始分居。“我们（甚至）都不叫对方名字了，”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1984年遗憾地说。最极端的例子在斯坦福，我的母校。那里的人类学家们在1998年决裂，正式分裂成支持进化的人类学科学系和反对进化的文化与社会人类学系。每个系开始独立地招聘、解聘和招生教学。组织之间成员互不认识，也不需要认识。他们甚至创造出一个新的动词，让自己的院系更“斯坦福化”。

斯坦福化的悲哀——或是喜悦，这取决于说话者——让人类学家们在好几年的学术会议上津津乐道，可是对于解决社会科学中最大的难题之一，斯坦福化没有多大帮助。[2]若想解释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我们就需要在这一问题上正视双方的论点。

社会进化的批评者们认为相信法则秩序的家伙们目中无人，这当然是没错的。就像赫伯特·斯宾塞本人，试图解释一切事物的任何变化，很可能最终什么都解释不了。关于新进化论者到底在测量什么，存在着很多不解和疑惑。即便他们对社会内部进化发展的本质达成了一致（这大多发生在他们坚持斯宾塞的变化观点的情况下），这种在积分排行表上给全世界的不同社会划分等级的行为实际意义也不明显。

批评者们认为，评分表掩盖的东西比它揭示的还要多。它掩盖了文化个体的特性。20世纪90年代时，我在研究民主的起源，十分赞同这个观点。创造这种管理形式的古希腊的确很奇特，那里的很多居民打心眼里相信，发现真理最好的方法不是向牧师询问神的想法，而是把所有人召集到山腰上，争论一番，然后投票。给古希腊的变化打分并不能解释民主的由来，而用社会发展指数掩盖了希腊人的特色，分散了人们对其独特成就的注意力，从而实际上加重了任务的困难程度。

不过，那并不代表设计社会发展指数是在浪费时间，只是对于那个具体问题来说用错了工具。西方统治世界的问题是另外一回事，是需要我们纵观几千年的历史，观察万顷的土地，汇集上亿的人来进行比较的巨大工程。对这个任务来说，社会发展指数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工具。毕竟，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的争议之处在于出现东西之分后的一万年左右的时间里，东西方社会发展的整体形态。长期注定和短期偶然理论者们并没有专注在这一点上，直接对质对方的观点，而是着眼于不同的历史部分，使用不同的证据，用不同的方式定义他们的术语。跟随相信法则秩序的家伙们，把浩如烟海的史实证据缩减为简单的数字得分，有其缺点，但也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可以让所有人面对相同的证据，并得出惊人的结果。

我们需要测量什么

第一步要弄清楚我们到底需要测量什么。我们可以听参加过鸦片战争的罗伯特·乔斯林勋爵（Lord Robert Jocelyn）说说，西方的统治是怎么通过那场战争传播出去的。1840年7月，一个炎热的星期天下午，他看着不列颠舰队缓缓靠近定海，那里有一道坚固的堡垒阻挡了他们进入长江入口处。“船队对着小镇舷炮齐射，”乔斯林写道，“随后，木料的碰撞声、房屋的倒塌声、人们的哭喊声在岸边回响。我方首先开火，持续了9分钟……我们登陆时，海岸上已经生气全无，只剩下几具尸体、弓箭、断裂的长矛和枪支。”

这里就体现了西方统治世界的直接原因：1840年，欧洲舰队和枪支可以突破任何东方国家的防御。当然除了军事力量之外，还有其他因素也导致西方统治世界。1840年跟随英国舰队的另一位长官阿迈恩·芒廷（Armine Mountain），把定海的中国武装比喻成中世纪编年史中的插图。看上去“就好像那些老照片里的物件复活了，恢复了生机和颜色一样，”他回想着，“在我面前动来动去，完全不晓得世界已经前进了好几个世纪，也全然不知现代兵器的使用方法、发明和改进。”

芒廷领悟到炸毁舰队和堡垒只是西方统治世界的最直接原因，是西方一系列优势长链中的最后一环而已。更深层的原因是英国工厂能够大量生产炸弹、大炮和战船，而英国政府能够筹集资金，支持覆盖半个地球的远征。那天下午英国人之所以能堂而皇之地闯进定海，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成功地从自然环境中获取能量，并用于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全都归结为西方人不仅在能量链上比其他任何人爬得更高，而且，与历史上的早期社会不同，他们的高度可以使之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投射自己的力量。

这种在能量链上攀爬的过程，遵循20世纪50年代纳罗尔之后的进化论人类学家们的传统，我称之为“社会发展”的基础——主要是一个团队掌握其物质和精神环境以达到目的的能力。[3]说得更正式一点，社会发展就是人们赖以衣食住宿的技术、物质、组织上和文化上的成就，人类以此繁衍后代，解释周围的世界，解决集体内部的纷争，以其他集体为代价拓展自己的势力，以及保卫自己应对其他集体拓展势力的尝试。我们或许可以说，社会发展衡量一个集体达成某项目的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理论上是可以跨时间和地域来比较的。

在做更深入的讨论之前，我想郑重申明一下：衡量和比较社会发展并不是为了对不同集体做道德上的评判。例如，21世纪的日本遍地都是空调和电脑化工厂，以及熙攘忙乱的城市，拥有汽车、飞机、图书馆、博物馆和高科技医疗，居民教育程度很高。当时的日本人已经充分地掌握了他们的物质精神环境，远远超过1000年前的先祖们，那时根本没有这些东西。这样看来，说现代日本比中世纪日本更发达就十分合理了。但这并不能说明现代日本人是否比中世纪的日本人更聪明、更有价值，或更幸运（不用说更快乐了）。也没有对道德上、环境上，或是其他社会发展的成本代价做出什么暗示。社会发展是一个中性的分析范畴。衡量是一回事，褒贬是另一回事。

本章稍后将会讨论衡量社会发展有助于我们解释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事实上，除非我们想出一个测量社会发展的方法，否则将永远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然而，首先我们需要建立一些原则来指导指数的设计。

用现代最受敬仰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作为开始是最好不过的了。爱因斯坦曾说过：“科学，要尽量做到最简，但不要过于简单。”也就是说，科学家们应该把想法蒸发成可以用事实检验的结晶，想出最简单的方法来进行检验，然后就这样，不要加什么，也不要再减什么。

爱因斯坦本人的相对论提供了一个很著名的例子。相对论暗示引力会使光线弯曲，意思是，如果该理论正确的话，每当太阳经过地球和另一个恒星之间时，太阳的引力会使恒星发出的光线弯曲，使恒星的位置看上去稍微改变了一些。这样一来就很容易检测了。只是太阳光线太强，我们无法看到它附近的恒星。不过，1919年，英国天文学家亚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想出了个巧妙的解决办法，很符合爱因斯坦的那句格言。爱丁顿想到，在日食期间观察太阳附近的恒星，就能够测量它们的偏移距离是否如爱因斯坦所预测的那样。

爱丁顿动身去南太平洋，做了一系列观察，并宣布爱因斯坦是正确的。尖刻的评论接踵而至，因为证明爱因斯坦正确和错误的结果差别甚微，爱丁顿充分利用了1919年可用的仪器。除去相对论的复杂性[4]，天文学家们在应该测量的对象和方式上是持一致意见的。那么，关键就看爱丁顿的测量是否准确。还是从壮观的星体运动回到定海野蛮的轰炸上来，我们会立即发现，在面对人类社会时，问题要复杂得多。到底应该测量什么来给社会发展分配分值呢？

如果说爱因斯坦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指导，那么我们可以从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寻求实践指导，这不仅是因为它与我们需要的指数有很多相似之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设计这一指数来衡量每个国家为公民提供实现自身价值的能力和表现。参加这一项目的经济学家们首先讨论人类发展到底是指什么，然后总结出三个核心特征：人均寿命、人均教育程度（表现为文化水平和学校入学情况），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然后，他们设计出一个复杂的衡量系统，综合这些特征，给每个国家评出一个0～1之间的分数。0意味着根本没有人类发展（也就是所有人都灭亡了的情况），1则表示在调查完成所在年份里现实世界中可能达到的最完美状态。（例如，在最近可用的指数中，2009年，挪威居于首位，得分0.971，而塞拉利昂垫底，仅有0.340。）

这一指数符合爱因斯坦的规则，因为这三个参数可能是联合国在抓住人类发展意义前提下所做的最简化处理了。尽管如此，经济学家们仍然有不满意的地方。最明显的是，我们可以衡量的不仅是寿命、教育和收入而已。它们的优势在于方便定义和记载（较之其他特征，如幸福），不过我们完全可以再调查一些其他可以生成不同分值的因素（例如就业率、营养，或住房）。即便是最认同联合国的参数的经济学家，有时也不愿把它们并入一个人类发展分值。他们认为，这些特征就像是苹果和橘子，把它们捆在一起简直是荒谬。也有经济学家不排斥选择及合并这些参数，但是不喜欢联合国统计学家们衡量每个特征的方式。他们指出，这些分值看似客观，实际上却十分主观。还有些评论家对给人类发展打分这一概念本身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会造成一种印象，感觉好像冰岛和挪威人在通往极乐天堂的路上已经走了96.8%的路程，是塞拉利昂人们幸福程度的2.9倍——这两点都不大可能。

不过，尽管恶评如潮，事实证明人类发展指数还是大有用处的。它便于救援机构把基金拨给最需要的国家，即便是批评者们也同意，有个指数可以让一切更明晰，辩论也就更深入透彻。过去15000多年的人类发展指数，与联合国的指数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不过，也具备一些相似的优点。

正如联合国经济学家们，我们应该遵循爱因斯坦的规则。指数应该衡量尽可能少的社会维度（尽可能简单），而且抓住前文定义的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特征（不能过于简单）。我们所衡量的每个社会维度都应该符合六项基本标准。第一，必须具有相关性。也就是说，必须与社会发展有所关联。第二，必须具有文化独立性。例如，我们或许认为文学艺术作品的质量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有用参数，可是我们对此类参数的判断具有严重的文化局限性。第三，这些特征必须相互独立。譬如，如果选用国家人口总数和财富总量作为特征，我们就不能使用人均财富作为第三个特征，因为这是可以由前两个特征推算出来的。第四，必须有足够的档案记录。由于是回顾几千年前的事，这一点的确很重要。因为各个特征可供使用的证据数量差距很大。尤其是年代久远，我们根本无法了解某些有用的特征。第五，必须具有可信性。也就是说，专家们大都同意证据的意义和价值。第六，必须具有便捷性。这或许是标准中最不重要的一项，可是证据越是难以获得，或计算结果所需的时间越长，该特征的可用性也就越小。

任何特征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选择的每个参数都不可避免地会在这几项标准上表现各有优劣。可是在花了几年时间研究这些参数之后，我选定了四个特征，在这六项标准上都表现不错。虽然它们加在一起，在为东西方社会提供一个综合性的描述上，较之联合国利用寿命、教育和收入特征告诉我们有关冰岛、挪威或塞拉利昂的信息也好不了多少，但是，它们确实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很好的缩影，向我们展示了为理解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所需要解释的社会发展的长期模式。

我选择的第一个特征参数是能量获取。倘若不是从动植物中获取能量以养活很少耕作的士兵和海员，从风力和煤炭中获取能量以发动船只驶向中国，从炸药中获取能量向中国的驻守部队开火，英国根本无法在1840年抵达定海，大肆破坏。能量获取对社会发展十分关键——20世纪40年代，著名的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提出把人类历史缩减成一个方程式：E×T→C，这里E代表能源，T代表技术，C代表文化。

这其实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怀特的意思并不是说把能量与技术相乘，就可以完全了解孔子、柏拉图、荷兰画家伦勃朗或中国山水画家范宽的一切了。怀特所说的“文化”实际上更像是我说的社会发展。即便如此，他的方程式对我们的目的来说太过简单，对于解释定海事件还不够。

如果没有能力组织好，就算掌控了世上所有的能源，也无法把英国的海军中队带去定海。维多利亚女王的属下们能够召集军队，支付军饷，训练他们听从指挥，开展大量棘手的工作。我们需要测量这种组织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组织能力与斯宾塞的区分理论有所重合，但是新进化论者在20世纪60年代意识到，想直接测量社会的变化，甚至是给出让评论家们满意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一个既与组织能力紧密相关，同时又便于测量的替代参数。

我选择的是城市化。这看起来也许有点奇怪，毕竟，说伦敦是个大地方，并不能直接反映墨尔本勋爵的资金流，或皇家海军的指挥结构。然而，再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选择就没有那么奇怪了。支持一个300万人口的城市所需要的组织能力令人咋舌。要有人负责把食物饮水运进来，把垃圾废物运出去，提供工作岗位，维持法律秩序，扑灭火灾，在每个大城市里，日复一日地进行各种活动。

当然，如今有些世界级大城市运作失常，犹如噩梦一般，充斥着犯罪、肮脏和疾病。历史上的大城市大多难免如此。公元前1世纪，罗马拥有100万居民，那时市井歹徒时常阻碍政府运作，死亡率高到每个月仅仅为了维持人口总数，就有超过1000名乡下人要移居罗马。可是，尽管罗马有着各种卑鄙阴暗的方面（2006年美国家庭影院频道电视剧《罗马》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使这个城市得以运作的组织机构却是之前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管理的——正如管理拉各斯（人口1100万），或孟买（人口1900万），更不用说东京（人口3500万），也是远超罗马帝国的能力所及的。

这便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家们经常使用城市化来大致反映其组织能力。这种测量并不完美，可是作为粗略的指导还是很有用的。对我们来说，一个社会最大城市的规模不仅可以在过去几百年的官方数据中查找，还可以追溯考古学记录，因而能够对其自冰河时期以来的组织能力水平有个大致的认识。

除了获取并组织好物理能量，英国还需要处理并传递大量的信息。科学家和实业家们需要准确地进行知识转移；枪支制造商、船只制造商、士兵和海员们越来越需要读懂书面指令说明、计划和地图；亚欧之间需要传递各种信件。19世纪英国的信息技术与我们现在相比当然十分落后（从广州到伦敦私人信件需要3个月，政府急件因为某种原因需要4个月），可是较之18世纪的水平却已先进很多了，而18世纪与17世纪相比也有很大进步。信息处理对社会发展十分关键，所以我把它作为第三个特征。

最后一点是发动战争的能力，很遗憾，这点也同样重要。就算英国获取、组织和传递能量的能力再强，1840年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还是因为他们能够把这三个参数转化为破坏力。第一章中，我不赞同亚瑟·C·克拉克在他的科幻小说《2001太空漫游》里把进化等同于杀戮的技能，但是，在为社会发展设计指数时，如果不包含军事力量的话，这样的指数就毫无用处。正如毛主席的名言：“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9世纪40年代之前，没有哪个社会可以把军事力量投射到整个地球，讨论由谁“统治”也是毫无意义的。可是，1840年以后，这可能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

正如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没有人能裁定只有这些特征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最终方法，同样，对特征做出的任何变动都会改变分值。然而，好消息是，几年来我研究的这些替代参数都没有对分值产生太大的影响，也没有改变社会发展的整体模式。[5]

如果爱丁顿做了画家，他或许会成为一位绘画大师，用肉眼难辨的微小细节描摹世界。为社会发展制定指数更像是电锯艺术，用树干雕刻出灰熊来。毫无疑问，这种粗糙和敏捷的程度会让爱因斯坦的头发更白，不过对不同的问题，需要规定不同的误差范围。对于电锯艺术家来说，唯一重要的问题就是树干像不像熊。对比较历史学家而言，则是指数能否显示社会发展历史的整体状况。当然，把指数所揭示的模式和历史记录的细枝末节进行比较，那是历史学家们自己要去判断的事情。

实际上，激励历史学家们做这些事可能就是指数能起到的最大作用了。可争辩的余地还很大：不同的特征、不同的计分方式可能会更有效。但是，用数字说话，我们就必须关注错误的来源，以及修正的办法。这可能不像天体物理学那样精准，但总比在黑暗中到处乱转要好得多。

如何进行测量

现在需要生成一些数字资料。搜集2000年世界各国的数据资料是相当容易的（不妨使用千禧年这个日期作为指数的终止时间）。联合国有各种项目公布每年的统计数据，例如，美国人均年耗能达8320万千卡，相比之下，日本人均只有3800万千卡；79.1%的美国人居住在城市，而日本则是66%；每1000台互联网主机就有375台产自美国，只有73台产自日本。国际战略研究所每年的《军事力量对比》告诉我们每个国家拥有多少军队和武器装备，以及它们的威力和价值。我们都快被数字淹没了。不过，我们要决定怎样把它们组织在一起才能得出一个指数。

坚持最简原则，把2000年可达到的社会发展指数的最大值设为1000分，再平均分配给我提出的四个特征。1956年，劳尔·纳罗尔公开发表了第一个社会发展的现代指数，他也给自己所提出的三个参数平均分配分数，因为正如他所说的，“没有理由给其中哪个更多的分值比重”。那听起来有点自暴自弃的感觉，但我们确实有理由给参数以同等的重要性。即使能想到什么理由在计算社会发展时给予其中某个特征更大比重，我们也没有根据去假设这些砝码在15000多年里始终有效，或是对东西方同样适用。

给2000年的每个参数设定好最高分值250分，之后就是最困难的部分了，那就是决定如何给东西方历史的各个阶段打分。对于计算的具体步骤我就不赘述了（本书结尾将总结附录中的数据和一些主要难点，网上也公布了完整的解释说明），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快速浏览一下准备过程，把步骤解释得更详细一点应该还是有帮助的。（如果您觉得没有必要的话，当然可以略过这一节。）

城市化可能是最简单明了的特征了，不过这个参数也面临一些难题。首先是定义方面：城市化到底是指什么？有的社会科学家将其定义为居住地达到一定规模的人口比例（例如1万人）；也有的认为，城市化是指不同居住地档次的人口分布，从城市到村庄；还有一些人觉得，城市化是指一个国家社区的平均大小。这些方法都很有效，可是要运用到我们研究的整段时期却很困难，因为证据的性质一直在改变。我决定使用一个较为简单的参数：每个时期东西方社会已知的最大居住地规模。

关注最大城市的规模并没有解决定义方面的问题，我们仍然需要决定如何定义城市的范围，如何把不同类别的数据证据结合起来。不过，这确实把不确定性降到最低限度了。在整理这些数据时，我发现把城市的最大规模和其他标准（譬如城市与农村的人口分布估测，或是城市的平均大小）结合起来，会显著增加任务的难度，对整体分值却没有多大影响。那么，既然复杂的测量方式产生的结果大致相同，同时却存在更多的估测因素，我觉得还是使用较为简单的城市规模参数更合理。

大多数地理学家认为，在2000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拥有约2670万人口的东京。[6]那么，东京在组织力，或者说城市化参数上得满分250分，这也就意味着计算其他城市得分时，1分需要106800的人口（即250分除以2670万）。2000年西方最大的城市是纽约，拥有1670万人口，得了156.37分。虽然100多年前的数据没有这么准确，不过所有历史学家都同意那时的城市要小得多。在西方，1900年的伦敦拥有大约660万居民（得分61.80）；而在东方，东京仍然是最大的城市，拥有大约175万居民，得分16.39。回到1800年的情况，历史学家们需要结合若干种不同的证据，包括食物供应和税收、城市的物理面积、住房密度以及趣闻逸事的记录。不过大多数人得出的结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北京，拥有约110万人口（得分10.30分）；最大的西方城市仍然是伦敦，拥有约86.1万人口（得分8.06分）。

我们越往前追溯，误差就越大，不过在1700年之前的那几千年里，最大的城市显然在中国（日本紧随其后）。首先是长安，然后是开封，再后来，公元800～1200年，杭州拥有接近甚至超过100万居民（约9分）。相比之下，西方城市连一半的人口规模都没有。再往前几个世纪，情况就恰好相反。公元前1世纪，罗马拥有的几百万居民使其当之无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长安大概只有50万人口。

我们越往前观察史前社会，其证据就会变得越模糊，数字也明显减小。可是结合系统的考古调查和小范围的细致挖掘，我们还是能够对城市规模有个合理的大致感觉。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很像电锯艺术。最普遍接受的误差估计达到10%，不过也不太可能比这个数字更大了。由于我们运用相同的估测手段测量东西方城市，大致的趋势还是相当可信的。根据这个体系，每获得一分，需要有106800居民，因此人口略微超过1000就可以得0.01分。正如第二章中所说的，西方最大的村庄在公元前7500年左右就达到了这一水平，而东方则是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在这些年份之前，东西方都是零分（分数表见附录）。

再来谈谈能量的获取，该特征提出了截然不同的问题。关于能量的获取，最简单的方法是考虑人均能量获取，用每日获取能量的千卡数来测量。根据与城市化特征相同的步骤，从2000年开始，美国每日人均获取能量约228000千卡。这个数字占据历史最高水平，得满分250分（本章前面提过，我所关注的并不是评判我们掌控能源、建造城市、交流信息和发动战争的能力，只是对其进行测量而已）。2000年，东方最高人均获取能量是日本的104000千卡，得113.89分。

有关能量获取的官方数据，东方只能追溯到大约1900年，西方约为1800年。不过幸运的是，有很多方法可以补救。人体有一些基本的物理需求。每天至少需要从食物中得到约2000千卡的能量才能正常运作。（个子较高或运动量较大的人需要更多，反之亦然。目前美国人均每日摄入3460千卡，正如特大号腰带无情地揭示的，这远超过了我们的人体所需。）如果你每天摄入的能量少于2000千卡，身体功能就会逐渐萎缩——力量、视力、听觉等，直到死亡。日人均食物消耗不可能长期低于2000千卡，也就意味着最低的分值是2分左右。

不过，实际上，最低的分值总是高于2分的，因为人类获取的大部分能量并不是以食物的形式。在第一章里我们看到，50万年前，直立猿人可能就已经在周口店生火做饭了，10万年前，穴居人肯定是如此，并且还穿着动物毛皮。我们对穴居人的生活方式知之甚少，猜测得不会太准确，可是加上非食物能量来源，穴居人平均每天获取的能量应该多出至少1000千卡，这样总共就有大约3.25分。毫无疑问，较之穴居人，现代人类烹煮更多食物，穿更多衣服，并且使用木材、树叶、猛犸象骨和兽皮建造房屋——所有这些，又寄生于植物提供的化学能量，而后者又依赖于太阳的电磁能。即便是20世纪技术最落后的采猎社会，食物和非食物来源总量每天也至少有3500千卡。考虑到气候更加寒冷，他们冰河时期末期的远祖们每天肯定需要近4000千卡，也就是至少4.25分。

我相信不会有哪个考古学家会在这些估测上纠缠不休，不过冰河时期的狩猎者的4.25分和现代汽油电力轰鸣的西方的250分之间，还是有着巨大的差距。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呢？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生态学家们群策群力，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

1971年，《科学美国人》杂志的编辑们邀请地球学家厄尔·库克（Earl Cook）写一篇名为《工业社会的能量流》的文章。文中包含一个图，显示了对采猎者、早期农耕者（指第二章中提过的公元前5000年西南亚的农民）、后期农耕者（1400年左右的欧洲西北部农民）、工业人群（1860年左右的欧洲西部），以及后20世纪“科技”社会的人均耗能的推测，耗能方式分成四类：食物（包括供食用的家畜的饲料），家庭和商贸，工业和农业，以及交通运输（见图3-1）。这个图后来被多次引用。

库克的猜测经受住了近40年的与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经济学家们收集的结果比较的考验。[7]当然，他们只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但我们可以用东西方社会各个时期留存下来的详细证据，来研究实际社会与这些参数的背离程度。有时候我们可以借助文本证据，但大多数时期，一直到前几个世纪，考古发现更为重要。譬如挖掘出的人和动物的骨骸、房屋、农耕工具、梯田和灌溉的痕迹、手艺人的店铺和商品、手推车、船只，以及承载这些的道路的遗迹。

有时候，证据来得很意外。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着重描述的冰芯还显示了由空气传播的污染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里增长了7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罗马在西班牙采矿造成了污染，前10年对泥炭田和湖里的沉积物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欧洲13世纪生产出的铜和银是公元1世纪时的9～10倍，其中隐含的能量需求可以想象——需要劳工挖矿，牲口运走煤渣；更多的劳工和牲口修建公路，建造码头，装卸货船，把产品搬运到城里；用水车碾碎矿石；最重要的还是木材，井筒需要原木支撑，锻炉需要木炭燃料填装。通过这种独立的证据来源，我们也可以比较不同时期的工业活动水平。直到11世纪，冰层的污染才降到罗马时代的水平（中国的档案记录显示，由于钢铁工人源源不断的需求，开封附近山上的树木都被砍伐得差不多了，煤炭在史上首次成为一个重要的能量来源），直到19世纪，因为英国喷涌黑烟的烟囱，污染的程度才再次远远超过罗马时代。

我想再次强调一下，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种电锯艺术。譬如，我估计在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鼎盛时期，日人均能量获取在31000千卡左右。这要大大超过库克对后期农业社会26000千卡的估计，不过考古学清楚地表明罗马人比18世纪前的欧洲人要吃更多肉，建更多城，开更多更大的商船。这样说来，罗马的能量获取与我的估计肯定会有5%的偏差。不过，因为我在附录中提到的原因，误差应该不会超过10%，肯定不会达到20%。库克的框架以及详细的证据使得估测产生的误差不会很大，而且正如城市化的得分，由于所有的猜测工作都是由同一个人完成的，使用的原理也是相同的，这就意味着即使出现错误也是有一致性的。

信息技术和战争也有自己的困难（附录中简略提到，在我的网站上有详细讨论），但与城市化和能量获取采用同一原理，或许产生的误差也是一样的。正如我在附录中讨论的原因，分值达到15%甚至20%的系统性错误，才会对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造成实质的影响，但如此巨大的误差是有悖于历史证据的。可是，最终唯一确定的方法是其他历史学家提出自己的数字，他们或许更倾向于其他特征，或是使用其他的计分方式。

图3-1 数字能量链：地理科学家厄尔·库克关于从能人时代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日人均能量获取的估计（单位：1000千卡）

50年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主张科学的进步是“推测与辩驳”的过程，遵循之字形路线：一个研究者抛出一个观点，其他学者争先恐后地进行反驳，在这个过程中提出更好的观点。我认为，这一过程同样适用于历史。我相信任何符合证据的指数得出的模式都会与我的差不多，但如果我错了，其他人发现这个计划有不足之处，那就希望我的失败能鼓励他们找到更好的答案。再借用一次爱因斯坦的话，“对任何理论来说，其最好的命运……莫过于能为一个更全面的理论的提出指明方向”。

测量的时间和地点

最后有两个技术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多久计算一次分数。如果愿意的话，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就可以描述每年甚至每月的社会发展变化。不过，这样有多大意义值得怀疑。毕竟，我们希望看到很长时间跨度下的历史的整体架构，为此，每个世纪给社会发展把一次脉应该就足够了。这一点也是接下来我想要证明的。

然而，当我们回顾冰河时期末期，若是每隔一个世纪观察一次社会发展，这既不可能，也没有多大价值。公元前14000年的情形和公元前13900（或13800）年没多大区别，部分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实质证据，部分是由于变化本身发生得就很缓慢。因此，我采用比例增减的方法。从公元前14000～前4000年，社会发展每1000年测量一次。从公元前4000～前2500年，证据的质量有所提高，改变也有所加快，因此我每500年测量一次。在公元前2500～公元1250年，每250年测量一次，最后，从公元1400～2000年，每个世纪测量一次。

这样做也有风险，最明显的是追溯历史越早期，变化就会显得越平缓。每1000年或500年才计算一次分数，我们很可能漏掉一些有趣的发现。不过，要为已知的信息标注日期，较之我所提出的时间范围，很难有更准确的方法了。我并不想把这个问题置之不理，在第四章到第十章的叙述中将会填补尽可能多的空白，可是此处用到的框架在我看来确实为实用性和准确性提供了最好的平衡。

第二个问题是在哪里进行测量。当你阅读前面的内容时，或许会吃惊我在给“西方”和“东方”生成数字时对自己所指的世界的某个部分会如此含蓄。有时候我说的是美国，有时是英国，有时是中国，有时是日本。在第一章里，历史学家彭慕兰抱怨比较历史学家们常常歪曲了对西方统治世界原因的分析，他们草率地把面积很小的英国和领土辽阔的中国进行比较，然后就下结论说西方在1750年就开始领先于东方了。他认为，我们必须比较规模相似的单元。我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对此做出了回应，把西方和东方具体定义为起源于黄河长江流域和侧翼丘陵区的原始东西方农业革命的社会。不过现在得承认，那只是部分解决了彭慕兰的难题。在第二章中，我描述了农耕开始后的5000年左右时间里，东西方地区令人惊叹的扩张过程，以及在侧翼丘陵区或长江流域等核心地区，和诸如北欧或朝鲜半岛等周边地区之间经常存在的社会发展的差异。那么，当我们为社会发展指数计算分值时，应该关注东西方的哪些部分呢？

我们可以尝试研究整个东西方地区，尽管那就意味着，譬如，1900年的分值将综合考虑工业时期英国浓烟滚滚的工厂和轰隆作响的机器、俄罗斯的农奴、墨西哥的苦工、澳大利亚的牧场工人，以及广阔西方地区各个角落的群体。我们需要为整个西方地区调配出一种平均的综合性的发展分值，对东方亦然，然后对之前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重复同样的过程。这样做太过复杂，且不实际，我怀疑它根本就没什么意义。当解释西方规则时，最重要的信息一般来自比较各个地区最发达的部分，由最密集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联系起来的核心地带。社会发展指数需要测量和比较的是这些核心地区内部的变化。

然而，我们将在第四章到第十章看到，核心地区会随着时间发生迁移和改变。西方核心地区的地理位置从公元前11000～公元1400年期间是很稳定的，基本保持在地中海东岸。在公元前250～公元250年左右，罗马帝国向西扩张，吞并了意大利。除此之外，核心地区一直在如今伊拉克、埃及和希腊组成的三角形区域里。从1400年起，核心区域不断向西北方向移动，首先在意大利北部，然后到西班牙和法国，再扩大到囊括英国、比利时、荷兰和德国。到1900年，核心区域横跨大西洋；2000年，固定在了北美。东方的核心直到1850年之前一直保持在黄河长江地区，尽管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中心向北部黄河流域的中原转移，公元500年后又转向南方的长江流域，1400年之后又逐渐转向北方。到1900年，核心区域扩展到日本，2000年在中国的东南部。目前为止我只是想说明，所有的社会发展分值都反映了这些核心区域的社会，这些核心区域转移的原因，我们将在第四章到第十章重点讨论。

英国工业革命：三分靠判断，七分靠运气？

游戏规则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来看一些结果。图3-2显示了前16000年的分值，因为冰河时期末期世界开始热闹起来了。

在这么多铺垫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坦白说，并没有看出多少东西，除非你的视力比我的好很多。东方和西方的曲线靠得如此之近，以至于难以区分，而且它们直到公元前3000年才勉强离开图的底部。即便如此，也是直到几个世纪之前才有大的变化，两条线几乎都是突然90度转折，直线向上攀升。

这个图看起来很让人失望，但事实上却告诉了我们两件十分重要的事。第一，东西方社会发展并没有太大差别。以我们所观察的尺度看，二者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无法区分。第二，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是迄今为止史上最迅猛、最巨大的转变。

要想获取更多信息，我们需要换个角度观察这些分值。图3-2的缺点在于，由于20世纪时东西方的曲线陡然攀升，为了在纵轴上显示出2000年的分值刻度（西方906.38分，东方565.44分），早期过低的分值就不得不被压缩到肉眼难辨的程度。所有模式若想显示增长的加速较之以前是成倍增长而非简单增加，都会存在这个问题。不过幸运的是，有个很简便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难题。

图3-2 计分：公元前14000年以来的东西方社会发展

设想一下，我想买杯咖啡，却没有钱。我从本地的黑帮老大那里借了一美元（假设那时一美元还是能够买到一杯咖啡的）。当然了，他是我的朋友，所以只要我在一个星期以内还给他，就不收利息。不过，要是我超过了期限，债务就会每周翻一倍。不用说，我超过了期限，所以现在我欠他两美元。天生对理财少根筋，我又拖了一个星期，也就是欠了4美元。接着又过了一个星期，于是欠款变成了8美元。我出了城，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图3-3显示了我的债务变化。正如图3-2，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多大变化。直到大约第14周时，代表利息的曲线才变得清晰，而那时我的债务已经令人咋舌地累积到了8192美元。第16周，债务盘旋上升至32768美元时，曲线终于完全离开了图的底部。到第24周，等到黑帮找上门时，我已经欠了8260608美元的巨款。那真是史上最昂贵的一杯咖啡了。

图3-3 一杯800万美元的咖啡：传统图表显示的复利。虽然咖啡的价值在14周内由1美元盘旋升至8192美元，在图中这场财务危机直到第15周才趋于明显

当然，按照这个标准，我的债务在前几个星期的增长实在是微不足道，从1到2到4，再到8美元。可是假如我买了那杯咖啡后的一个月左右，碰到了黑帮老大手下的一个小喽啰，那时我的债务是16美元。假设我没有16美元，但给了他5美元。考虑到自身安全，我坚持每周偿还5美元，持续了4周，可接着就又一走了之了。图3-4中的黑线代表没有任何还款的情况，而灰线则代表坚持5周，每周还5美元之后的债务增长情况。我那杯咖啡最后仍然花了不止300万美元，却只相当于一分未还情况下最终利息的一半还不到。这至关重要，然而在图中却无法看到。从图3-4中无法得知为什么在结尾处灰线比黑线低那么多。

图3-4 一种不是很有力的表现方式：黑线显示的是与图3-3相同的债务累积情况，而灰线则表现了第5周～第9周的小额还款后的状况。该传统（线性-线性）图中无法显示这些还款情况

图3-5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我的破产。统计学家们把图3-3和图3-4叫作线性——线性图，因为每条轴上的刻度都是以线性增长的，也就是说，过去的每周在横轴上占据相同的长度，债务增长的每一美元在纵轴上也占据相同的高度。对比之下，图3-5在统计学中被称为对数线性。时间在横轴上也是以线性单元分配的，但纵轴是以对数的方式记录我的债务，意味着图的底部轴线和第一条水平线之间的空间代表了我的债务从1美元到10美元的10倍增长，第一条和第二条水平线之间的空间意味着又涨了10倍，从10美元到100美元，然后再涨10倍，从100到1000，如此反复，一直到最顶部的1000万。

政治家和广告商们已经把用数据误导人们发展成了一项精湛的艺术。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就曾有感而发，“谎言有三种：无伤大雅的小谎，糟糕透顶的大谎和统计数字。”图3-5或许就证明了他的话。不过与图3-3和图3-4相比，实际上只是关注了我债务的另一个方面。使用线性——线性刻度很好地表现了我债务的糟糕程度，对数线性刻度则清楚地显示了原因。图3-5中的黑线平滑，说明未作偿还时，我的债务稳定地增长，每周翻一倍。灰线显示4周的翻倍之后，我的一系列5元还款是如何减缓，却并没有停止债务的增长。当我停止偿还时，因为债务再一次每周翻倍，灰线再一次上升到与黑线平行，但最后并没有涨到那么令人眩晕的高度。

图3-5 预示破产的平滑直线：对数线性刻度表上的债务增长。黑线显示未还款时债务的稳定翻倍，而灰线表现了第5周～第9周小额还款的影响，以及之后停止偿还时又回到翻倍增长的状态

政治家和统计学家们并不总是在撒谎，只是根本没有一种完全中立客观的方式可以表现政治和数字。每句新闻陈述、每个图表，都强调了事实的某些方面，而低估了另外一些方面。因此，图3-6用对数线性刻度显示了从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的社会发展分值，与图3-2的线性-线性版本相比，同样的分数却给人以截然不同的印象。图3-6比图3-2更有揭示性。近几个世纪里社会发展的飞跃十分真实，清晰明了，再多巧妙的统计手法也无法掩饰。但在图3-6中它并没有像图3-2里那样突兀。当曲线开始向上攀升时（西方大约在1700年，东方在1800年左右），两个地区的分值已经比曲线左半部分高出10倍左右了。这个差别在图3-2里很难看到。

图3-6表明，解释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就意味着要回答几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社会发展在1800年之后会突然发生飞跃，达到的水平之高，使得一些国家能够向全球范围投射威力（接近100分）。

在发展达到这样的高度之前，即便是地球上最强大的社会团体，也只能统领自己的那一部分地区。然而，19世纪的新技术和制度允许社会把地方统治变成全球性的统治。当然，我们也需要弄清楚为什么西方是第一个迈进这一门槛的地区。不过，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还需要理解在此前的14000年里，社会发展增长如此之巨的原因。

图3-6 对数线性刻度表现的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的社会发展。这种表现方式十分有效，突显了东西方的相对增长率，以及在1800年以前几千年的变化的重要性

图3-6显示的还不止这些。它还表明东西方的分值实际上并不是直到几千年前才开始有差别的：自从公元前14000年起，西方的分值就在90%的时间里比东方高。这似乎是对短期偶然理论的一个挑战。西方自从1800年开始就处于领先地位，是对长期注定理论的一种回归，并不是什么古怪的异常现象。

图3-6虽然并没有否认短期偶然理论，但的确意味着成功的短期理论需要更加周密，要同时能够解释冰河时期末期的长期模式，以及1700年以后发生的事。不过，从这些模式看来，长期注定理论家们也不能高兴得太早。图3-6清楚地显示出西方社会发展分值并不是始终领先于东方。两条线在公元前的1000年里不断趋近，在公元541年相交，之后直到1773年，东方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这些日期精确到难以置信，前提当然是假设我计算的社会发展分值完全正确。最合理的说法应该是，东方的分值在公元6世纪中期超过西方，而西方在18世纪后期重获领先地位。）东西方分值在古代曾趋近，东方在社会发展上领先世界1200年，这些都不能证明长期注定理论的错误，正如西方在冰河时期末期以来几乎一直领先，也不能推翻短期偶然理论一样。但是，这些事实意味着成功的理论需要更加周密详备，需要考虑到比目前所提供的还要广泛的证据。

在结束对这些图表的研究之前，还有几个模式值得提一下。在图3-6里可以看到，而在图3-7中更加清晰。这是个普通的线性——线性图，不过只覆盖了从公元前1600～公元1900年的3500年。截去2000年的高分部分，我们就可以伸展纵轴，从而看到早期的分值。缩短时间跨度，可以拉长横轴，使横向改变也更加清晰。

图3-7 跨越时空的曲线：线性——线性表现的从公元前1600～1900年的3500年里的社会发展。线A代表可能的43分门槛，阻挡了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西方罗马帝国以及1100年左右中国宋朝的持续发展。线B表现了东西方在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里分数下降的潜在联系。线C显示了1300年左右开始的东西方的另一潜在关联

这张图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点。首先，在公元1世纪，西方的最高分在43分左右，紧接着是一个缓慢的下降过程。如果再向右边看一下，就会发现东方的最高分是1100年的42分左右，是中国宋朝的鼎盛时期，然后是类似的下降。再往右，在1700年左右，东西方得分都降到了40分的底部，不过这一次并没有停滞，而是加快了速度。100年后，西方的曲线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而攀升。

有没有某种“40分门槛”阻止了罗马和中国宋朝的发展呢？我在前言中提到过，彭慕兰在他的书《大分流》中主张，18世纪时，东西方都陷入一种生态瓶颈状态，这按理说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和倒退。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彭慕兰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英国靠三分判断和七分运气把掠夺新大陆的成果和化石燃料的能源结合起来，从而打破了传统的生态限制。有没有可能，罗马和宋朝的社会发展达到40分底部时，也遇到了类似的瓶颈，却未能突破？若当真如此，在过去的2000年历史里，主导的模式或许是长期波动，庞大的帝国分值攀升到40分底部，然后又跌回来，直到18世纪特殊事件的发生。

图3-7让我印象深刻的另一点是我们既可以在上面画横线，也可以画竖线。可以画竖线的最明显的地方是在公元1世纪，东西方分数都处于顶峰，虽然东方得分与西方还有不小的差距（34.13分和43.22分）。与其只关注西方上升到40分底部，或许我们应该不管它们达到的水平，而是去寻找影响旧世界两端，致使罗马人和中国人的社会发展分数下降的事件。

在1300年左右我们还可以画一条竖线，东西方得分再一次遵循类似的模式，尽管这一次是西方的分数低了很多（30.73分和42.66分）。东方的分数已经下滑100年了，西方这时也加入了进来，直到1400年之后两条曲线才有所回转，在1700年左右开始加速上升。同样，与其关注18世纪早期触及40分底部的分数，我们或许应该寻找是什么全球性事件，在14世纪沿着相同的轨迹推动了东西方的发展。或许正如彭慕兰总结的，工业革命首先来到西方并不是纯属侥幸，而是东西方其实都在朝着这样一个革命的方向前进着，但西方对14世纪发生的事件的反应，使之稍稍超前一点，这微小的优势却对其领先到达18世纪的飞跃点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我看来，图3-2、图3-6和图3-7说明了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都存在的一个缺点。一小部分理论家关注农业革命初期的事，大多数则研究最后的那500年。因为其中的几千年大体上被忽视了，所以当观察整个历史架构时，对突然出现的那些陡增、下滑、坍塌、会聚、超越，或水平顶部以及竖直连接等现象，他们甚至很少去尝试着解释。坦白说，那就意味着这两种方法都不能解释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这样一来，二者就都无法回答隐藏于其后的问题——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斯克鲁奇的疑问：未来依然扑朔迷离

在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的高潮部分，圣诞未来之灵把埃比尼泽·斯克鲁奇带到一个杂草丛生的教堂墓地。圣诞未来之灵静静地指向一个无人打扫的墓碑。斯克鲁奇知道自己的名字将出现在那里，他知道自己将长眠于此，孤独清冷，被人遗忘。“这些幻影是一定会实现的事情，还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他呼喊道。

我们也可以对图3-8提出同样的问题，它突显出了20世纪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增长率。[8]东方曲线在2103年与西方交叉。到2150年，西方的统治地位就将结束，其繁盛将如尼尼微和提尔一样成为历史。

图3-8 即将发生的？如果把20世纪东西方社会发展速度延伸至22世纪，可以看到东方于2103年重获领先地位（在对数线性图中，东西方曲线从1900年起都是直线前进，表明增长率不变。这里是线性图，所以两条线都急剧上升）

西方的墓志铭同斯克鲁奇的一样清晰：

西方统治

1773～2103

愿灵安息

这些幻影真的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吗？

斯克鲁奇在面对自己的墓志铭时，跪倒在地。“行行好吧，圣诞未来之灵，”他祈求道，紧紧抓住圣诞未来之灵的手，“告诉我，如果我现在改变自己的生活，你给我看的未来幻影也会改变！”圣诞未来之灵没有回答，但斯克鲁奇自己悟出了答案。他被迫同圣诞过去之灵和圣诞现在之灵一起度过了一个糟糕的夜晚，因为他需要从他们那里学到什么。“我会吸取教训的，”斯克鲁奇保证道，“噢，告诉我，我可以把这个石头上的字抹掉！”

在前言中，我说过在分析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特别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人当中，自己属于少数派，因为我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现代历史学家，或政治学家。借着斯克鲁奇的比喻，我认为由于讨论缺少历史学家，我们陷入了只与圣诞现在之灵对话的误区。我们需要把圣诞过去之灵也请回来。

为此，本书的第二部分（第四章到第十章）将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讲述东西方过去几千年的故事，试图解释社会发展产生变化的原因；在第三部分（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我将把这些故事串起来。我相信，这不仅能解释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也能告诉我们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1] 虽说如此，达尔文的进化观与斯宾塞的其实存在很大差异。斯宾塞认为进化适用于一切事物，是渐进性的，会不断地完善宇宙万物。达尔文则把进化局限在生物学范畴，定义为“有改变的传代”，认为改变的原因是随机的基因突变，因而是没有方向性的，有时会由简单结构生成复杂体，有时又不会。

[2] 斯坦福大学在2007年承认了这件事，并举办了一次强制的“复婚”，把两派人类学家又重新组合在了一起。

[3] 心理学家使用的“社会进步”有很大区别，是用以指代孩童学习成长环境中的社会习俗。

[4] 伦敦皇家天文学会的一位成员试图赞美爱丁顿，说世上仅有三个人能真正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学说，而他便是其中之一。爱丁顿沉默了，最后说：“我只是好奇，那第三个人是谁？”

[5] 我也搜集了最大政治单位的人口规模、生活水平（使用成人身高作为替代物）、交通速度、大型建筑物的规模等数据资料。这些特征与我最后选择的4个相比，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与其他特征存在重复部分，数据资料不足），不过好消息是这些特征与我选的那4个大致遵循同样的模式。

[6] 我在前面给出的数字3500万是针对2009年而言的，意味着在2000～2009年，东方在组织力或城市化上的分值由250分飙升至327.72分。在本章末以及第十二章我将继续讨论21世纪社会的加速发展。

[7] 对于库克的数据，我只做了一个实质性的修改。我认为他过高地估计了植物驯化初期西南亚地区的能量占有增长率。他提出的公元前5000年左右，日人均耗能12000千卡的“早期农业”时期数字，应该更符合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水平。

[8] 我为2000年设定的最高分是1000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以后不会有更高的发展水平。通过我的计算，在2000～2010年，在我编写本书的时候，西方发展指数从906分上升到了1060分，而东方从565分升至680分。

第四章 后来居上：东方领先的世纪

盲人摸象：长期注定论和短期偶然论的片面之处

南亚有盲人摸象的古老故事。一个人抓住象鼻，说这是一条蛇；另一个人摸象尾，认为这是一根绳；第三个人靠着象腿，得出这是一棵树的结论，如此等等。关于西方为什么统治世界有两个理论，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读到这些理论时我们不免会想到这个故事，长期注定理论拥护者和短期偶然理论拥护者就像那些盲人，只摸到了大象的一部分，却误认为这就是整个大象。相比之下，社会发展的特征让我们看到事物的真面目，因此也就不会再有关于蛇、绳、树的错误判断了。每个人都必须认识到，我们只摸到了长牙象的一部分。

图4-1总结了第二章留给我们的印象。最后一个冰河时期末期，气候和生态因素导致西方社会发展比东方起步早，虽然新仙女木事件使西方发生了气候灾难，但是西方还是明显地领先于东方。不可否认，早至公元前10000年前，我们的电锯艺术的确十分粗糙。在东方，很难发现4000年内有任何可衡量的社会发展变化，西方社会在公元前11000年比公元前14000年发展程度高，但即使在这里我们也无法找到社会发展变化的微妙痕迹。虽然这些社会发展指数不能反映出什么，但是有数据总比没有强，而且这些指数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正如长期注定理论所预测的，西方一开始就抢先了一步，而且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但是图4-2就没有图4-1那么简单了，图4-2继续描述公元前5000～前1000年的社会发展。它和图4-1的差别就像绳和蛇的差别一样。两幅图像绳和蛇，有相似之处：两幅图中，东西方都继续向前发展，相差不大，西方的发展总是领先于东方。但是，两者的差别也一样显著。首先，图4-2的发展曲线比图4-1上升更快。在公元前14000～前5000年的9000年间，西方的社会发展水平翻了一番，东方上升了2/3，但是在接下来的4000年间——是图4-1所覆盖时间段的一半不到——西方发展水平增至3倍，东方增至2.5倍。其次，我们看到，公元前1300年后，西方社会发展势头在历史上首次下滑。

图4-1 至今的发展形势：公元前14000～前5000年，西方社会发展处于领先地位，第二章已对此做出阐述

图4-2 东西方继续向前发展，差距先拉大，后缩小：公元前5000～前1000年，东西方社会发展速度加快、发展差距扩大和缩小

我试图在本章解释这些事实。我认为，西方的加速发展和公元前1300年后的下滑，事实上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我把这个过程叫作发展悖论。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会看到，在解释为什么西方统治世界时，在这些解释告诉我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时，这个悖论的规律发挥主要作用。但在这之前，我们需要研究在公元前5000～前1000年间发生了什么。

伊拉克地区：逝去的辉煌

公元前14000～前5000年间，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翻了一番，农村从侧翼丘陵区发展蔓延至亚洲中部和大西洋沿岸。然而，公元前5000年，虽然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离侧翼丘陵区相距仅数天步行路程，但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还是几乎没有出现农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这片“两河流域的土地”现在是伊拉克。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是现在的伊拉克，这并不奇怪。2003年以来，因为各种新闻报道，我们对伊拉克的恶劣环境十分熟悉。夏天气温高达120华氏度，几乎不下雨，周围呈现荒漠化。很难想象农民居然会选择在那里居住，而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甚至更热、更潮湿，农民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寻找水源，而是如何有效利用水。印度洋季风会带来一些雨水，这些雨水刚好能促进农业发展。然而，如果农民能控制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夏季洪水，在恰当的时候将这些水导入他们的田地，灌溉庄稼，那此地发展前景光明。

在广袤的欧洲大陆上，一些人选择农业生活方式，邻国人学到农业耕作并依靠农业生活，他们都不断修正传统农艺，适应新的环境。但是，有些农艺只适用于侧翼丘陵区的旱作农业，要让其适用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灌溉农业，仅仅进行“修正”是不够的。农民不得不从零开始。经过20代人的努力，他们改善了沟渠、渠道和蓄水池，不但使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边缘耕地渐渐充满生气，而且使其比侧翼丘陵区更多产。他们改变了地理的意义。

经济学家有时候把这个过程叫作探索后发优势。当人们将一项适用于发达核心地区的技术用于欠发达的边缘地区时，他们改善这项技术有时候能使这项技术得到更好的应用，以至于边远地区变成了新的核心地区。公元前5000年，这样的事情在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生了，纵横交错的沟渠滋养了一些世界上最大的村庄，供养了大约4000人。这么多人可以建造更精致的神庙。在一个村庄埃利都，我们就发现了层进式神庙，这是公元前5000～前3000年以砖为平台的神庙，这些神庙总是采用相同的基础建筑方案，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神庙越造越大，装饰得也越来越华丽。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积累了如此多的优势，以至于古老的核心地区侧翼丘陵区开始效仿这个泛洪平原上充满活力的新社会。公元前4000年左右，生活在伊朗西南靠近侧翼丘陵区的平原上的苏萨居民甚至超越了埃利都居民，用砖块建造了一座长250英尺、高30英尺的平台。虽然19世纪的挖掘者考古技术还不够精湛，在挖掘这个遗址时破坏了证据，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推断，这个平台在当时可能支撑着一座宏伟的神庙。然而，即使是这些挖掘技术不够精湛的考古学家，也不会错过这些越来越复杂的组织，包括世界上最早的铜饰，标志着行政控制的印章或黏土压痕，以及一些图像，专家认为这些图像是“僧侣王”。考古学家常常想象这样的情景，区域首领住在苏萨，苏萨比周围的村庄都大，偏僻村庄的村民可能到苏萨来崇拜神灵，感谢神灵，并用食品交换饰物和武器。

当然，村民没有这样做——因为从如此粗糙的遗址中很难看出这一点。但是考古学家不得不依靠苏萨来理解这段时期的历史，因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村庄经历了6000年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洪水，被深深地埋在了淤泥之下，让考古学家难以研究（此外，还有一个明显的原因是，自从伊朗于1979年爆发伊斯兰革命，或者自从萨达姆·侯赛因在1990年侵略科威特，这里几乎再没有新探索）。公元前4500年后，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类似的改变可能正在发生，但是直到公元前3800年，考古学家才看到了这些改变。

关于为什么村庄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这个问题，考古学家中还存在争议。公元前6000年，当农民开始搬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时，由于地球公转时不断改变围绕太阳的轨道，自转也不稳定，因此美索不达米亚达到了史上最热、最潮湿的顶点，但是到公元前3800年，世界又开始降温。你可能认为这对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农民来说是个好消息，但是你错了。更凉爽的夏季意味着能带来降雨的印度洋季风越来越弱。降雨越来越少，越来越难预测，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被炙烤之地，正如我们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上看到的一样。问题一个个出现：春季降雨减少，意味着庄稼生长季节变短，庄稼在每年夏天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发洪水前成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农民2000年来辛勤建立起来的农作系统再也无法适用。

气候变化使美索不达米亚人面临艰难的抉择。当沙尘来袭，侵入他们的田地时，他们可以逃避现实，继续自己的生活，但是不采取任何措施是有代价的，饥饿、贫穷，甚至饥荒会接踵而来。或者他们也可以迁移到不太依赖季风的区域，但是对于农民来说，要让他们放弃照料得很好的土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如何，侧翼丘陵区很明显是该去的地方，但是那里已经有很多村庄了。2006年，叙利亚东北地区的布拉克的考古学家挖掘出两座公元前3800年的集体墓地，埋葬的都是年轻人，他们明显是大屠杀的受害者。因此，让农民搬回拥挤、充满暴力的侧翼丘陵区，这也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如果美索不达米亚人都不采取任何措施，或者都逃跑了，那这个新的核心地区就会瓦解。但这时出现了第三种选择。人们可以抛弃他们的村庄，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一些较大的地区聚集。这看起来违反常理，因为如果庄稼收成减少，更多人来到更小的地方会使事情变得更糟糕。但是，一些美索不达米亚人似乎想出了办法：如果更多人齐心协力，他们可以建造更大的灌溉系统，储存洪水，灌溉庄稼。他们可以向更多的矿工提供食物，让他们从地下开采铜，让更多的铁匠制造饰物、武器和工具，让更多商人将这些商品带到周边地区。事实证明他们非常成功，到公元前3000年，青铜（铜和小部分锡的合金）大量代替了石头，成为新的武器和大多数工具的原料，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战士和工人的效率。

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有组织。集中管理就能解决问题。到公元前3300年，人们在小泥板上刻画他们的活动的记录，大多数考古学家将这些复杂的记录称为书写符号（即使现在也只有一小部分研究符号的精英才能看懂）。无法书写符号的小村庄发展碰壁了，但是有一处遗址——乌鲁克发展成为一座真正的城市，大约有两万居民。

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了管理、会议和备忘录——对现在很多人来说，这些东西是祸根，但却是人类成就的标志。然而，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就会更清楚，这些事物往往是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组织促使侧翼丘陵区的村庄、黄河两岸的村庄成为城市、国家和帝国；组织失败则导致这些城市、国家和帝国的失败。组织的有些管理者是我们故事中的英雄，有些也是恶棍。

随着季风的停止，管理的诞生肯定造成了创伤。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画面，颓废又饥饿的败兵纵队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没精打采地向乌鲁克行走，就像连破车都没有的贫困移民，更不用提新政了。我们还可以想象愤怒的村民拒绝将权力交给高傲的官僚，那些官僚企图征用他们的田地和庄稼。结果往往是使用暴力。这样乌鲁克就很可能分裂，很多竞争城镇确实已经分裂了。

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古代管理者如何帮助乌鲁克度过危机，但是考古学家怀疑，他们依靠了神庙。很多证据都指向这一点，这些证据互相支持，就像北美印第安人的圆锥形帐篷一样。比如说，考古学家在神庙遗址挖掘出成堆的大小相同的碗碟，这些碗碟被称做“斜沿碗”，可能被用来分配食物。最早刻有符号的陶片主要来自神庙，陶片上代表“配额”的符号就是斜沿碗的图画。当书写系统发展至人们可以记录这些信息时，这些符号告诉我们，神庙控制着大片灌溉土地以及在这些土地上工作的劳动者。

神庙迅速发展成为名胜古迹，使建造这些神庙的群落相形见绌。长长的阶梯通向上百英尺高的坛庙，专家在坛庙内与神灵进行交流。我们在第二章提到公元前10000年的圣坛，如果说这是人们向神灵传达信息的扩音器，那这个公元前4000年乌鲁克的宏大神殿就是一个扩音系统，这套扩音设备能让齐柏林飞船乐队大显身手。如果这样神灵们还不能听到人们的呼喊，那他们肯定是耳聋了。

正是这些对神灵的呼喊让我开始对考古产生兴趣。1970年，我的父母带我去看伊迪丝·内斯比特（Edith Nesbit）的电影——爱德华时代的经典《铁路少年》（The Railway Children）。我很喜欢这部电影。但是这部电影之前放的纪录短片更让我心潮澎湃（那时人们常这么说）。那天晚上，我迷上了阿波罗11号，想成为一位宇航员，但是这部低成本制作的电影——一部根据埃里克·冯·丹尼肯（Erich Von Däniken）的书《众神的战车》（Chariots of the Gods）改编的纪录片（勉强称得上纪录片）——让我意识到考古是我必走的道路。

和亚瑟·C·克拉克在小说《2001太空漫游》中声称的一样（类似出版于1968年的《众神的战车》），冯·丹尼肯也声称外星人在远古时代访问过地球，并告诉人类天大的秘密。然而，冯·丹尼肯与克拉克不同，他强调他没有胡编乱造，外星人会经常回到地球。外星人激发了人们建造巨石阵和埃及金字塔，希伯来《圣经》和印度史诗描述了外星人的宇宙飞船与核武器。冯·丹尼肯坚持认为，早期文明中，一些国王声称自己和太空超人生物交谈，原因是他们的确和太空超人生物交谈过。

虽然证据不足（委婉地说），但是这个论证说服了许多人，很多人对它坚信不疑，冯·丹尼肯卖了6000万册书。他现在仍有很多粉丝。几年前，我站在烤肉架旁考虑着自己的事情时，我被他的粉丝——非常严肃地——指控为密谋掩盖这些事实。

人们常常批评科学家将奇迹从世间带走，但是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希望揭示真理。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理就是我们不需要太空人来解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神王，我们更不需要《2001太空漫游》中的场景来解释智人的进化。自从农业出现后，宗教专家开始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当神灵要抛弃人类，停止给人类雨水时，美索不达米亚人会本能地依赖牧师的帮助，这些牧师声称自己有特殊方法能与神灵交流，然后转告人们应该怎么做。在这些艰难的时代里，组织是生存的关键，因此，有越多人按牧师说的做，事情就会变得越顺利（前提是牧师给出合理的建议）。

两个过程互为因果，其逻辑和冯·丹尼肯的论证逻辑一样，都是循环的，但是前者更有说服力。野心勃勃的人声称自己有特殊方式可以和神灵交流，他们说他们需要富丽堂皇的神庙、隆重的仪式和大笔的财富才能让神灵听到他们说话。一旦得到这些东西，他们就可以证明，他们的确和神灵亲近，因为他们有富丽堂皇的神庙、隆重的仪式和大笔的财富——毕竟，神灵只会把这些财富给他所爱的人。公元前2700年左右，当记录员正在记录这些事件时，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国王们甚至宣称，神灵是他们的祖先。有时候，将权力委任给与神灵交流的人会创造奇迹，比如在乌鲁克（但是我怀疑），但是当他们失败时——失败是常有的事——留给考古学家去发现的就寥寥无几了。

乌鲁克不仅成了一个城市，而且成了一个国家，有中央机构征税、为整个社会做决策，并依靠军队维护社会秩序。一些人有最高地位（但是明显不包括女士），还有一大队勇士、地主、商人和有文化的官僚辅佐他们。几乎对于每个人来说，国家的崛起意味着自由的丧失，但是在艰难的时代，这是成功的代价。与国家形成前的社会相比，付出如此代价的社会能聚集更多人口、财富和权力。

公元前3500年后，城市和国家促进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社会发展，然后向外延伸，就像侧翼丘陵区曾经的农村一样。乌鲁克式的物质文化（斜沿碗、书写陶土片、华丽的神庙）被传播到了叙利亚和伊朗。关于它们是如何传播的争论和农业最初是如何传播的争论很相似。人口密集、组织严密的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可能曾对人烟稀少、权力分散的北部地区进行殖民，这些殖民地包括北叙利亚的哈布巴凯比拉，这看起来像有人复制了一个乌鲁克街区，并将它丢弃在1000英里外。相反，早在斜沿碗发明之前，布拉克就是一座大市镇，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地方社区，对乌鲁克的风俗挑三拣四。村民努力依靠微薄收入为生，他们看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城市繁荣，于是允许当地牧师成为国王；野心勃勃的牧师看到乌鲁克的宗教首领飞黄腾达，可能就和他的村民交谈，或者哄骗他们，或者威吓他们，让村民允许他们拥有类似的权力。有些人更喜欢村庄生活，但是他们肯定会发现，无论以何种方式，国家的形成是大势所趋，就像几千年前觅食者发现农耕时代的到来是大势所趋一样。

埃及的法老为什么如此成功

公元前5000年左右，当第一批农民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汗流浃背地种植庄稼的时候，更多勇敢的人从约旦河谷向西奈沙漠走去，到尼罗河流域去碰运气，寻找肥沃的土地。埃及几乎没有可驯育栽培的本土植物，在农业发展方面也落后于侧翼丘陵区，但是一旦引进合适的种子和动物，埃及就繁荣发展起来。尼罗河每年泛滥的时候刚好是灌溉庄稼的季节，大面积的绿洲受雨水滋润，在沙漠中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然而，这些优势意味着，公元前3800年季风的退去对埃及造成的影响比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影响还要大。很多埃及人离开了他们的绿洲，来到了尼罗河流域，那里水源充足，但是土地缺乏，尤其是在上埃及尼罗河流域变狭窄的地方[1]。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人们通过管理解决了这个问题。挖掘出的坟墓表明，上埃及的村庄首领既要管理军事，又要管理宗教事务。成功的首领在村庄获得更多的土地，变得越来越富有，而失败的首领不知去向。公元前3300年，形成了三个小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安葬国王——如果“国王”这个称谓不是太高贵的话暂且用之——的富丽堂皇的墓地，这些墓地模仿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建筑风格，墓地内还埋葬有黄金、武器和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口的物品。

这些国家互相战斗，直到公元前3100年统一成一个国家。那时候皇家宏伟建筑物的规模迅速扩大，独特的埃及象形文字突然出现。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一样，书写可能只限于一小部分人群，但是埃及的文字记录一开始就不光包含叙述性文字，还包含官僚的账目。一个引人注目的文本描述道，一位叫那尔迈的上埃及国王在公元前3100年征服了下埃及，还有一个文本写到了一个叫“蝎子王”[2]的国王。后来还有文本提到了征服者美尼斯（可能和那尔迈是同一个人）。虽然细节方面令人困惑，但是故事的基本框架已经清晰：公元前3100年左右，在尼罗河流域，那时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统一了，约有100万名臣民。

公元前3100年后，上埃及的物质文化迅速向尼罗河流域传播。几千年前随着农业的发展，乌鲁克文化在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传播，和乌鲁克文化的传播方式一样，下埃及人可能仿效了（或是自愿，或是不得不以这种方式与之竞争）上埃及的生活方式。有明显证据表明，组织成国家的上埃及比以村庄为基础的下埃及发展得更快，政治统一含有一些南方征服北方的意味。

公元前3500年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乌鲁克进行扩张，公元前3300年，上埃及也进行扩张，两者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却有着不同的结果。首先，当那尔迈/美尼斯/蝎子王于公元前3100年征服下埃及的时候，乌鲁克的扩张突然终结。乌鲁克城被烧毁，很多刚刚发展起来的有着乌鲁克式物质文化的地区也被遗弃。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个谜。公元前2700年左右，象形文字开始记录更多信息时，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分裂成了35个城邦，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神圣的国王，那时美索不达米亚人开始称呼自己为苏美尔人。因为乌鲁克管理松散，统一的埃及成为主要的西方核心地区。

为什么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展不同，这仍然无法解释。可能因为埃及只有一条河流和三角洲以及一些周围都是沙漠的绿洲，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有两条河流、很多顺畅的支流，周围还有很多山丘，这使得埃及比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更易征服。也可能是因为那尔迈比乌鲁克国王做了更明智的决策，这个国王的名字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也可能是因为某些其他关键因素。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埃及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苏美尔国王宣称自己像神灵，而埃及国王宣称自己就是神灵。电影和电视剧《星际之门》改编自冯·丹尼肯的书，它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释：那尔迈一行人是真正的太空人，而乌鲁克国王只是太空人的朋友。虽然这个解释引人注目而又直接易懂，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很多人认为，事实上法老（埃及国王的称号）在提升自己的神圣形象方面下了不少工夫。

我们大多数人认为，自我神化是疯子的行为，在5000年前也不是容易的事。那这些国王是如何做到的呢？那尔迈和他的朋友没有给出任何解释（神灵是不需要自我解释的），根据后来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我们有了最佳线索。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2年征服了埃及，宣称自己是法老。在和他的将军争夺权力的时候，他发现传播一个谣言很有用，这个谣言就是，他也是神灵，就像之前的法老一样。几乎没有马其顿人去认真核实这个谣言，这为亚历山大增加了筹码。当他的军队到达现在巴基斯坦的地方时，他召集了10位当地的智者，并命令他们回答他提出的最深奥难解的问题，违者处死。当轮到第七位智者时，亚历山大问：“一个人如何变成神灵？”这位哲学家很简单地回答道：“做一件凡人无法完成的事。”很容易想象，亚历山大假装搔头不解：最近有人做了凡人无法做到的事吗？答案非常明显，他可能已经告诉自己了：是的，那就是我。我刚刚推翻了波斯帝国。没有凡人可以做到。我是神，所以当我的朋友反对我时，我杀死他们不应该感到不安。

事实也可能是亚历山大和他的支持者编造了整个故事，但是从某种程度上看，故事的真假没有公元前4世纪20年代的这个现象重要：一个国王宣传自己是神的最好方法是展现非凡的军事威力。对于3000年前这是不是已经是最好的方法，我们只能进行猜测，但是在统一尼罗河流域这件事上，蝎子王、那尔迈或者美尼斯的确做到了人们所认为的凡人做不到的事。可能将一个神圣的国王和一位伟大的征服者结合在一起能让自我神化听起来更可信。

这也不是法老唯一成功的政变。上埃及的首批国王们肯定发展了乌鲁克式的管理技能，也就是让人们向他们提供资源，让人们接受中央管理，但是法老们从整个尼罗河流域吸收了当地精英，让他们担任管理者。法老们在孟菲斯建造了一座新的都城，颇具策略性地将其建在上埃及和下埃及中间，让地方贵族加入他们。法老们在孟菲斯分配恩惠，小贵族对这个政体有所贡献，法老们给予他们一些奖励，让他们继续巩固这个体系。当地的领主从农民身上榨取税收，在让农民能勉强生存的情况下，他们尽可能多地征税，然后将收入上交，以此换取法老的恩惠。

法老的成功一部分依靠政治活动，一部分依靠他们和贵族之间为共同利益而互相利用，一部分依靠华丽的粉饰，比如假装是神灵而不只是神灵的朋友，这些手段当然更容易成功。哪位当地的权贵不想为神灵服务？然而，为慎重起见，法老也创造了强大的符号语言。公元前2700年后不久，卓瑟法老（King Djoser）的艺术家设计了篆刻象形文字的样式，描述存在了500年的神王。人们看到一位不朽之人死去，卓瑟理解了其中神学的微妙，因此他设计了埃及王权的根本象征——金字塔——来保存神圣的法老的尸体。高450英尺的胡夫金字塔建于公元前2550年左右，在1880年德国的科隆大教堂超过它的高度前，胡夫金字塔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迄今它仍然是最重的建筑，重约100万吨。成千上万的劳工花了几十年建造金字塔：采石，让石头沿尼罗河漂下，然后拖到建筑地。金字塔脚下的所谓工人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给工人提供食物、指挥他们行动需要增加大量的官僚，加入工人群对于那些可能从未离开过家的村民来说肯定是一次变化非常大的经历。如果有人在金字塔建造之前怀疑法老的神圣性，那他们在金字塔造好后肯定不会怀疑了。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城邦的发展趋势和埃及相似，但是它发展得更慢、更谨慎。根据象形文字记录，每个城市被分为很多“家族”，每个家族包含很多一夫一妻制家庭。每个家族有一户家庭作为首领，组织土地和劳力，其他家庭按等级负责不同的事务，有些家庭在田地里工作，有些家庭制作工艺品，完成安排的工作份额，以此换取口粮。规模最大、最富有的家族理论上由神灵领导，可能管理成千上万英亩的土地和成百上千的工人。为神灵管理这些家族的人通常是城市的首领，由国王领导城市的守护神家族。保护守护神的利益是国王的工作。如果国王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的守护神也会发达；如果国王没有做好，守护神也会没落。

公元前2500年以后，这成了一个问题。农业的发展让人们可以供养规模更大的家庭，人口的增长促使人们为了更肥沃的土地而争斗，也促使争斗方式变得更有效。有些城市战胜并占领了另外一些城市。其中的神学意义和埃及神王的死亡一样棘手：既然一个国王保护他的守护神的利益，那如果另一位自称是其他神灵的国王占领了这个城邦，这又意味着什么？有些牧师提出“庙城”理论，使宗教等级制度和守护神的利益独立于国王。成功的国王为回应这种理论，声称自己不仅仅是神灵的代表。公元前2440年左右，一位国王宣布他是他的守护神的儿子，还有人创作了诗歌，描写吉尔伽美什国王如何在世界之外旅行以寻求永生，这些诗歌开始传播，成为《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中的一部分，这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巨著。

统治者寻找新的场所显示他们的威严，因此出现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宏伟的建筑，乌尔皇家墓地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墓地中华丽的金银殉葬物像埃及法老的金字塔一样，暗示着死者绝非凡人；74人被毒死给普阿比王后陪葬，这暗示着统治者为与神灵的关系而争斗对苏美尔老百姓来说简直是噩耗。

公元前2350年左右，冲突开始白热化，出现了暴力政变、武力征伐，还有革命性的财产和神权的再分配。公元前2334年，一个叫萨尔贡（Sargon）的人（意思可能是“合法的统治者”，虽然这很可疑，他可能是在夺权后开始使用这个名字）建立了一座新的城市，名为阿卡德。现在这座城市可能埋于巴格达地下，还没有挖掘出土，这毫不奇怪。但是其他遗址的陶片记录着，萨尔贡并没有和其他苏美尔国王战斗，他劫掠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直到有足够的财富组织一支5000人的全职军队。然后他攻打了其他苏美尔地区，通过外交手段和暴力征服了那些城市。

教科书常常称萨尔贡为世界上第一个帝国创立者，但是公元8世纪前，埃及也有统治者统一国家，他们的做法并无二致。萨尔贡本人并没有成为神，但是在镇压公元前2240年左右的一场叛乱后，他的孙子纳拉姆辛（Naram-Sin）宣布，八位苏美尔神灵想让他加入他们的行列。苏美尔艺术家开始描述纳拉姆辛为尊贵的、超越生命和传统性质的神明。

到公元前2230年，西方有了两大核心地区——苏美尔和埃及，它们使侧翼丘陵区原来的核心地区黯然失色。为了应对生态问题，人们创建了城市；为了应对城市之间的争斗，他们创建了有百万人口的国家，这些国家由神灵或者神王统治，由官僚管理。随着核心地区的争斗促进社会向前发展，城市网络蔓延至叙利亚和黎凡特更原始的农村，经过伊朗蔓延到现代土库曼斯坦的边界。在克里特岛，人们不久也开始建造宫殿，马耳他建起了巨石庙，西班牙东南沿海开始零星出现要塞城镇。在更远的西北方，农民在每个可生存的生态环境中生活。在西方世界最边远的地方，大西洋海浪拍打着不列颠的寒冷海岸，人们投入了大约3000万小时的劳动，建造了最神秘的不朽建筑——巨石阵。公元前2230年，冯·丹尼肯的故事中访问地球的太空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外星人没有必要继续介入人类的发展了，因为这些聪明的猩猩正在促使社会发展稳步前进。

荒野西部：核心地区的分裂和斗争

如果太空人50年后重返地球，他们会感到震惊。西方各个核心地区都在分裂，人们互相斗争，颠沛流离。在接下来的几千年中，一系列的社会动荡（一个听起来比较中性的词，却包含了各种恐怖的屠杀、痛苦、逃离和通缉）将西部地区的人们逼向荒野。当我们问是谁或者是什么扰乱了社会发展时，我们会得到一个惊人的答案：这可以归咎于社会发展本身。

人们试着改变命运的主要方式往往是传播信息、传递物品和四处迁移，因为在一个地方富足的东西在另外一个地方可能稀有而珍贵。这使结果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住在一起，组建社会，按不同的社会阶层进行管理。4000年前，神庙和宫殿占有最好的土地，中央官僚机构没有将土地直接分给农民家庭，因为每户家庭都试图种植他们需要的所有作物，中央官僚机构规定哪些农民应该种什么。拥有肥沃庄稼地的村庄可能只种小麦，而山区的村庄种植葡萄树，还有的村庄专门制作金属制品。然后官僚就可以重新分配这些产品，从中拿去一些官僚所需要的，储存一些以备不时之需，将其余的作为配额口粮分配给臣民。公元前3500年乌鲁克就开始实行这种分工分配，1000年后这成了社会规范。

国王之间也互赠自己喜欢的礼物。埃及法老们有大量的黄金和谷物，他们将这些物品送给黎巴嫩城市的次级统治者，这些统治者则赠予雪松木作为答谢，因为埃及缺乏上等木材。无法赠送合适的礼物是非常失礼的事情。因为心理原因，同时出于巩固地位的考虑，再加上拉动经济的需要，埃及法老互赠礼物这个现象就约定俗成了，而且这使物品运送、人们的迁移和观点的传播变得十分有效。在这些传播网络终端的国王和中间的很多商人变得越来越富有。

现在，我们往往认为指令经济肯定效率低下，因为指令经济由国王、独裁者或者政治官僚规定每个人应该做什么，但是大多数早期的文明都依靠这种经济体制。可能在缺乏信任和法律的世界里，市场经济无法运作，这种经济体制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但是它们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比皇室卑微的独立商人总能依靠皇家和牧师的事业而飞黄腾达。邻里之间用奶酪交换面包，或者帮助别人挖茅坑来换取照顾小孩的服务。城镇和国家人民在集市进行交易。修补匠用驴子装载着坛坛罐罐，来往于集市。在国家的边境地区，耕地慢慢退化成沙漠或山川，村民用面包和青铜武器与牧羊人或觅食者交换牛奶、奶酪、羊毛和牲畜。

关于这些交易的最有名的记述来自希伯来《圣经》。在希布伦附近（现在的约旦河西岸）的山丘上，雅各是一名成功的牧羊人。他有12个儿子，但是他偏宠第11个儿子约瑟，送给他一件多彩服。约瑟的10个哥哥一气之下把约瑟卖给了去往埃及的奴隶贩子。几年后，希布伦缺乏粮食，雅各派他的10个儿子去换取谷物。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那遇到的埃及宰相正是他们的兄弟约瑟，虽然他是一个奴隶，但是在服侍法老的过程中得到提拔（不可否认，是在强奸未遂被判入狱一段时间后，当然，他是被陷害的）。当时商人不可信，因此当约瑟假装认为他们是间谍而把他们关入大牢时，他们一点也没觉得奇怪。但是故事结局很圆满，雅各和他的儿子们以及所有的后裔来到了埃及。“于是他们在埃及有了社会地位，”《圣经》写道，“在那里繁衍生息。”

约瑟的故事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6世纪，那时人们已经追随这部《圣经》长达2000年之久，这些人到现在姓名已经失传。亚摩利人来自叙利亚沙漠边界，库提人来自伊朗的山区，他们以商人或者劳工身份来到埃及，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城市里的熟面孔；来到埃及的还有尼罗河流域的“亚细亚人”，埃及人用这个带有轻蔑性的词指亚洲。社会的不断发展使核心地区与毗邻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互相渗透，使核心地区不断扩大，人们对环境的控制力增强，从而促进社会发展。但是发展得越来越复杂是有代价的，社会体系变得越来越脆弱。这始终是社会发展悖论的核心部分。

神王纳拉姆辛有一个同样神圣的儿子沙尔卡利沙利，公元前2200年左右，当他在阿卡德的正殿统治美索不达米亚大部分地区时，问题开始出现。耶鲁大学的哈维·韦斯（Harvey Weiss）是挖掘出叙利亚的恩利尔遗址的考古学家，他认为自己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恩利尔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的萨尔贡时期是一座有着两万人口的城市，但是一个世纪后却成了一座被人遗弃、荒无人烟的城镇。为了寻找原因，韦斯研究小组的地质学家通过地质沉积物的微观研究发现，公元前2200年前，恩利尔和毗邻地区的土壤中的灰尘数量剧增。灌溉渠被淤泥堵塞，这可能是因为降水量减少，人们渐渐离开此地。

1000英里以外的尼罗河流域也出现了问题。在约瑟的故事中，法老依靠解梦人来预测农业收成，但是真正的法老有一种测量工具，叫作尼罗河水位计，用来测量河水的流量，并预示收成好坏。记录测量读数的文字显示，公元前2200年左右，河水流量大量减少，埃及也变得越来越干旱。

公元前3800年左右，干旱的天气促使乌鲁克发展成为伟大的城市，并且发动战争统一了埃及，但是在这个复杂、互相关联的世界里，舍弃恩利尔这样的城市也意味着，亚摩利人和亚细亚人所依靠的商业活动会随之消失。就好像约瑟的兄弟来到埃及买谷物，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谷物。他们本可以回到希布伦，告诉父亲不得不挨饿了，或者他们也可以继续走入法老的领地，如果可行的话就买食物或者用工作来换取食物，如果不可行就抢夺或者偷窃食物。

在其他情况下，阿卡德和埃及民兵组织可能已经杀了这些令人讨厌的人（经济移民或者罪犯，就在于你怎么看了），而公元前2200年，这些武装力量本身就很松散。有些美索不达米亚人将他们的阿卡德国王看作残暴的征服者。当假装神圣的沙尔卡利沙利未能处理好公元前22世纪90年代面临的问题时，很多牧师家庭不再与他合作。他的军队慢慢解散，将军宣称自己是国王，亚摩利帮派占领了所有城市。在不到10年内，帝国瓦解了。每个城镇各行其是——正如一位苏美尔编年史家描述的：“那谁是国王？谁又不是国王？”

在埃及，宫廷和贵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开始升温，国王佩皮二世已经在位60年，面对质问，他证明宫廷和贵族是不平等的。当他的朝臣一个个密谋反对他时，当地的上层人士却自行其是。军事政变爆发，公元前2160年左右，下埃及建立了一个新王朝，这时几十个独立领主和难以统治的亚细亚人团伙在乡村胡作非为。更糟糕的是，下埃及底比斯的卡尔纳克神庙的大祭司逐渐使用越来越响亮的头衔，最终与下埃及发生内战。

到公元前2150年左右，埃及和阿卡德分裂成了很多小国，为了争夺农民手中逐年减少的粮食，这些国家互相争斗。一些武装团体因此发财，但是少数保留下来的记录大体上都是描述当时令人绝望的情况。还有记录显示，这个危机还波及了核心地区以外的地方。考古学家很难判断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何时与另一地区产生联系，况且我们应该认识到，有时候不起眼的巧合也含有重要的信息，但是希腊最大建筑的灰飞烟灭、马耳他神庙的终结、西班牙海岸线上要塞的废弃都发生在公元前2200～前2150年之间，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些事情之间的联系。

西方核心地区要建立更加庞大和复杂的社会体制，需要依靠人口、商品和信息的定期流动，而气候或社会局势的突变——比如恩利尔的气候突然干旱，或者佩皮二世年迈时期社会的动荡——同时也破坏了这些社会体制。一些破坏性事件不一定会造成社会混乱，比如公元前2200年后的气候干旱和移民，但是这些事件影响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至少在短期内，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佩皮有一位像约瑟那样的顾问，那他或许能扭转乾坤；如果沙尔卡利沙利妥善处理他与将军和牧师的关系，那他的帝国就不会灭亡。然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后乌尔城利用阿卡德的瓦解，建立了一座新的帝国，这个帝国比阿卡德小，但是因为官僚强行征税，留下了各类税单，我们对该国的了解更多。4万份税票被公开，还有更多的等待专家去研究。

舒尔吉（Shulgi）于公元前2094年登上了乌尔的王位，宣称自己是神灵并实行“个人崇拜”。他甚至创造了一种新的音乐体裁“舒尔吉圣歌”，来赞美他各方面的能力，从唱歌到预言，让人们敬畏他。虽然舒尔吉才华横溢，但是在他死去（公元前2047年）后的几年内，他的帝国也开始衰落。公元前21世纪30年代，乌尔频遭袭击，问题严重，因此这里的人们建造了100英里长的城墙来抵御亚摩利人，但是公元前2028年，很多城市开始抵制乌尔的税收制度，因此国家财政在公元前2020年左右破产了。当一些将军企图为乌尔征收谷物，还有一些将军宣布独立的时候，乌尔面临严重的饥荒，就像是阿卡德没落过程的重演。苏美尔诗歌《乌尔哀歌》（The Lamentation over Ur）中写道：“饥荒就像洪水一样淹没了城市。臣民像被洪水包围，费力喘息。国王在宫殿孤独一人，呼吸沉重，人们放下武器……”公元前2004年，袭击者洗劫乌尔，俘虏了乌尔最后的国王。

当美索不达米亚四分五裂时，埃及又统一了。当时上埃及的底比斯大祭司当了国王，在公元前2056年击退了主要敌人，并于公元前2040年统治了整个尼罗河流域。到公元前2000年，这个西方核心地区看起来非常像它1000年以前的样子，埃及在神王的统治下统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分裂成很多城邦，由国王统治，这些国王最多只是“像神”而不是神。

4000多年以前，西方核心地区的野蛮社会形势令人目眩，到那时，一些促使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已经很明显。社会发展不是克拉克书中的巨石或者冯·丹尼肯书中的外星人施与人类的礼物或者诅咒，社会发展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但不是以我们自己选择的方式。正如我在前言中提出的，归根结底，因为人类懒惰、贪婪、恐惧、总是寻找又简单又有利可图的方式做事，社会才不断发展。从乌鲁克的崛起到埃及底比斯的统一，懒惰、贪婪和恐惧推动着社会的每次发展。但是人们无法以自己的意愿推动社会发展，每次社会发展都以之前所有的发展成果为基础。社会发展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包含各个前进阶段，必须以正确的顺序进行。乌鲁克的首领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无法实施乌尔1000年以后在舒尔吉的统治下才发展成熟的官僚体制，就像征服者威廉在中世纪的英格兰无法制造电脑一样。正如美国人所说，你无法一下就从这到那。这种积累的社会发展模式也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发展速度在不断加快：每次创新都建立在前人创新的基础上，并且为后人做铺垫，这意味着，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发展越快。

然而，创新过程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创新意味着改变，会带来同样多的欢乐和痛苦。社会发展造就赢家和失败者，造就新的富有和贫穷的社会阶级，造就男性和女性以及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的新关系。因为后发优势理论，之前被边缘化的人被赋予了权力，这时社会发展甚至还创造出新的核心地区。社会发展需要社会扩张，社会变得更复杂、更难管理。同时，社会发展程度越高，越能威胁到社会发展本身。因此就产生了这个悖论：社会发展产生的强大力量能危害社会发展本身。当这些力量失去控制——特别是变化的环境使不确定因素大量增加——社会的混乱、毁灭和瓦解就会随之而来，正如公元前2200年发生的那样。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会看到，社会发展悖论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长期注定理论不可能是正确的。

越过国界线：由贸易和战争塑造的时代

虽然公元前2200年后，社会动荡横扫西方核心地区，但是这也不是“黄昏时刻”。公元前2200年后的衰落甚至没有在图4-2中表现出来[3]。这可能低估了破坏性事件的规模，即使是这样，有一件事是非常明确的：到公元前2000年，西方的社会发展比公元前3000年快50%。社会发展不断向前，西方社会发展规模扩大，形式更复杂。

核心地区在其他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公元前2000年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统治者再也不宣称自己是神灵，甚至在埃及，人们也不再那么信任法老。公元前2000年，雕像和诗歌将法老刻画为比公元前3000年更好战、厌世和令人失望。国家权力肯定也因此缩水：虽然宫殿和神庙还是很重要，但是更多的土地和贸易掌握在私人手中。

然而，破坏性事件之所以没有使历史发展倒退，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核心地区不断扩张，吸引边缘地区的加入，这些边缘地区在倒退时发现了新优势，于是加入了核心地区。从伊朗到克里特岛，这些地区都依靠雨养农业，边境线常常剧烈变动，人们在此建造埃及式或美索不达米亚式的宫殿，并采用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的经济体系。总的来说，边境地区的国王比依靠灌溉农业的核心地区的国王更需要依靠军事力量，并且更少宣称自己是神灵，可能是因为埃及和苏美尔的统治者看上去太庄严，以至于伊朗和克里特岛的国王很难让自己看起来像神灵。

社会的不断发展再次改变了地理的意义。公元前3000年，大河流域对社会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公元前2000年，生活在旧核心地区的北部边缘地区有更大的优势。现在乌克兰地区的牧人在公元前4000年驯化了野马，2000年后，在现在哈萨克斯坦的大草原上，驯马人在强壮的马身上套上绳索，来驾驭轻便的二轮马车。一些草原牧人驾着马车出行，他们不关心核心地区的情况，但是如果有人有能力购买4000辆马车，那情况就不一样了。马车不是坦克，可以压垮敌人的阵线（很多历史巨片的导演喜欢这样描述），但是登上马车，弓箭手队伍能迅速移动，这使行进缓慢的老式步兵部队彻底过时。

马车的优势看起来十分明显，但是在一种战略系统下运筹帷幄的军队往往很难采用另外一种战略系统。如果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驾驶战车的军队，等级分明的纯步兵军队就会陷入混乱，一群新的精锐部队就会被授权。虽然缺乏证据，但是有着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的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似乎慢慢地采用了这种新的战略系统。北方的新城市则更灵活，比如神秘的胡里安人所居住的城市，很明显，他们在公元前2200年从高加索移居至美索不达米亚北方地区和叙利亚。胡里安大草原让他们能更有效地使用新武器，而且因为社会结构松散，或许他们更容易采取新的战略系统。胡里安人、伊朗西部地区的加喜特人、安纳托利亚的赫梯人[4]、现代的以色列和约旦地区的西克索人以及希腊的迈锡尼人都没有埃及或者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巴比伦城组织严密，但是严密的组织一时变得无关紧要，因为有了马车，这些之前被边缘化的人们就有了更好的作战方针，他们就能侵略，甚至占领历史更悠久、更富有的邻国。西克索人不断向埃及迁移，在公元前1720年建立了自己的城市，并在公元前1674年夺取了王位。公元前1595年，赫梯人侵略了巴比伦，不久加喜特人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城市。到公元前1500年，胡里安人创建了一个王国，名为米坦尼，迈锡尼人征服了克里特人。

那是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但是从长远看，那些动乱使核心地区扩张，而没有使社会发展倒退。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因为奴役、放逐、屠杀和劫掠，北方的移民取代了当地的统治者。在埃及，底比斯人领导的叛乱于公元前1552年终结了西克索王朝，社会也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到公元前1500年，新的王国在旧核心地区的北部边缘地区形成，它们发展迅速，很快成为一个扩大版的旧核心地区。这些大国互相联系紧密，因此历史学家将接下来的300年称为国际化时代。

贸易蓬勃发展。皇家的记录文本充满了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在阿马那发现的公元前14世纪的书信显示，巴比伦、埃及、亚述、米坦尼和赫梯等新兴强国的国王谋取更高地位，索取礼物，嫁出公主。他们创造了共同的外交辞令，并互称“兄弟”。二级统治者被排除在强国俱乐部之外，强国俱乐部的国王称他们为“仆人”，但是等级是可以重新商量的。比如说，阿希亚瓦（可能是希腊）是一个陆地边界的强国。在阿马那的记录中没有阿希亚瓦的书信，但是赫梯国王在一份公元前13世纪的条约中列了一张“和我等级相当的国王”的列表，他列了“埃及国王、巴比伦国王、亚述国王和阿希亚瓦国王”——为了完善这张列表，他把亚述国王从列表中除去。

这些兄弟国家之间的交往越密切，他们的竞争就越激烈。公元前8世纪的西克索侵略使埃及的上层人士受到创伤，无法逾越的沙漠会保护他们不受攻击的想法被粉碎，他们决定防止这样的侵害再次发生，因此他们将松散的民兵组织升级为永久军队，配备职业军官和当代马车军队。公元前1500年，埃及人沿着地中海岸征伐至叙利亚，沿途建筑要塞。

公元前1400年爆发了军备竞赛，落后者遭殃。在公元前1350～前1320年之间，赫梯和亚述人吞并了米坦尼。亚述干涉了巴比伦的内战，到公元前1300年，赫梯打败了另一个邻国阿尔查瓦。赫梯和埃及国王发动了一场殊死的冷战，派出了很多间谍，发动了很多次秘密行动，控制叙利亚的城邦。公元前1274年，冷战变成热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支军队——估计每支有3万名步兵、5000辆战车——在卡叠什发生冲突。很明显，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陷入了困境。既然他被人们视为神灵，这个困境不会引起任何问题，拉美西斯二世在7座以上的神庙张贴了以下告示，告诉我们他发动了史泰龙的电影中兰博式的狂暴行为：

国王陛下（拉美西斯二世）歼灭了我们的敌人哈梯人（也叫赫梯人）的整个军队，还有他们的军队首领和所有弟兄，以及和他们同伙的国家的所有首领、步兵和战车骑兵，他们一个个倒下。国王陛下以牙还牙，将他们杀死。他们横尸于他的马前，而且国王陛下独自征战，并没有他人陪同。

如拉美西斯二世所说的，“哈梯的卑鄙首领”后来求和了（他最好求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要从神王的夸大言辞中得出军事史实，这很困难，但是所有其他的证据都显示，事实和拉美西斯二世的吹嘘完全相反，拉美西斯二世那天差点中了赫梯的埋伏。赫梯人沿着海岸线不断向前行进，直到公元前1258年，他们因为遇到了新的战斗而停止前行，一场是与亚述在安纳托利亚南部的山脉交战，另一场是与希腊的冒险家在安纳托利亚西部海岸交战。有些历史学家认为，5个世纪后希腊的史诗——荷马的《伊利亚特》大致反映了公元前1220年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希腊的盟军围攻了赫梯的附庸城特洛伊；远在东南地区，一场更具破坏性的围攻正在进行，这场战争以亚述在公元前1225年侵略巴比伦告终。

这些都是野蛮的搏斗。失败意味着被歼灭——男人被屠杀，女人和小孩被俘，城市残破不堪，渐渐被人遗忘。因此，为了赢得胜利，人们不惜牺牲一切。更多武装上层人士出现了，他们比之前的更富有，他们的内部宿怨发生了变化。国王们在他们的宫殿修筑防御工事，或者在不受低阶层人士烦扰的地方建造新城市。税收和强制劳役剧增，而且随着贵族依靠借贷保证奢华的生活方式、农民抵押粮食收成以生存下去，负债不断增加。国王们将自己描述为人们的牧者，但是他们花更多时间去剪人们身上的羊毛而不是去保护他们。国王们控制劳动力，迫使人们为他的建筑工程工作。为法老的城市辛劳工作的希伯来人、雅各儿子们的遥远后代，只是这些奴隶人口中最为人熟知的。

因此，公元前1500年后，国家权力增加，西方核心地区随之扩张。人们在西西里、撒丁岛和意大利找到了希腊制造的陶器，这表明，其他更值钱的（但是考古更难发现）的商品也被带到遥远的地方。考古学家深入安纳托利亚海岸，发现了当时的贸易机制，这令人惊奇。公元前1316年左右在乌鲁布伦失事的船只装载着大量铜和锡，这些铜和锡能够锻造10吨青铜，还装载着从热带非洲运来的乌木和象牙、黎巴嫩的雪松木、叙利亚的玻璃、希腊和现在以色列地区的武器。简而言之，能赢利的东西都有一些，这些东西可能是被聚集到一起的，船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在轮船航行路线的各个港口，收集各种各样的物品。

西方核心地区逐渐开始包括地中海海岸。含有青铜武器的富有者的坟墓显示，在撒丁岛和西西里，村庄首领慢慢成为国王。记录文本显示，年轻人离开这些岛上的村庄，就像核心地区战争中的雇佣兵那样，去寻求自己的财富。撒丁岛人在巴比伦停了下来，甚至还到了现在的苏丹。在这里，埃及军队为了寻找黄金向南行进，沿路袭击当地的国家，建造神庙。在更远的地方，瑞典的军队首领们不断被战车埋葬，战车是西方核心地区的地位象征，瑞典军队还使用其他进口的军事武器，尤其是锋利的青铜剑。

随着地中海变成了新的边界，不断前进的社会发展又一次改变了地理的意义。公元前4000年，因为灌溉农业和城市的发展，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大河流域开始变得比侧翼丘陵区的旧核心地区更发达，在公元前2000年，远距离贸易迅速发展，使地中海广阔的航路创造更多价值。公元前1500年后，动荡的西方核心地区进入了扩张的新时代。

天下万国：中国为什么没有金字塔

考古学家往往会遭受这样的烦恼，我认为这个烦恼是埃及嫉妒症。无论我们在何处挖掘，挖掘出何物，我们都会认为，如果我们在埃及挖掘的话，我们会找到更好的东西。埃及嫉妒症也会影响到其他行业的人，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会感到很宽慰。1995年，中国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国务委员宋健正式访问了埃及。考古学家告诉他埃及的古物比中国的年代更久远。回到北京后，他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4年后，该工程宣布了发现成果：埃及古物的确比中国的年代久远。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久远多少时间。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公元前9500年农业生活方式就开始在西方发展，足足比中国早2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农业传播至边缘地区，比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当公元前3800年季风开始转而向南吹时，这些农民为了保护自己，建造了城市和国家。东方也有很多干旱的边缘地区，但是到公元前3800年，他们才开始接触农业，因此更寒冷、更干旱的天气没有导致城市和国家的崛起。如果温暖潮湿的长江和黄河流域更干旱一些、更易控制一些，可能会使两岸的村民生活更方便。长江流域的大片区域在公元前4000年是亚热带森林，这在现在很难想象。在北京现在堵车严重的地方，那时大象在吼叫。

公元前4000年的中国没有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一样，发展并建立城市和国家，但人口缓慢增长。人们砍伐森林，建立新的村庄，老村庄发展成城镇。人们获取能量的能力越强，人口增长越快，人们的压力也越大。因此，他们像西方人一样，不断改进，不断试验，寻找新方法，从土壤中获取更多东西，更有效地组织自己，并从别人手中夺取他们想要的东西。在更大的区域周围出现了用夯土建筑的坚固要塞，这意味着当时有战争；有些居住地比其他地方更有组织，这意味着出现了群落规划；房屋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在房屋里面发现了更多物品，这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房屋之间的差距也在增大，这可能意味着富有的农民正在将自己同邻居区别开来。有些考古学家认为，房屋内工具的分配也显示了性别差异。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山东，一些人的最后容身地——大坟墓中比别人有更多的物品，特别是男人的坟墓，有些坟墓中甚至还有精致的玉雕饰物。

虽然这些玉饰很漂亮，考古学家在挖掘中国公元前2500年的遗址时，还是很难避免埃及嫉妒症带来的说不出的痛苦。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伟大的金字塔或者皇室的刻印文字。事实上，他们的发现更像是考古学家发现的公元前4000年西方核心地区的遗址，在城市和国家出现不久之前。东方走着像西方一样的道路，但是至少落后1500年。按照这样的模式，东方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间经历了社会转变，就像西方在公元前4000～前3500年之间经历的转变一样。

在长江和黄河流域周围，社会变化加速，但是一个有趣的模式出现了。最快的改变不是发生在最广阔的有着肥沃土壤的平原上，而是在狭窄的地方。在这种地方，如果人们在村庄内为抢夺资源而斗争失败或者战争失败，就很难逃跑，很难重建家园。比如说，考古学家发现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间，在山东的小片平原上形成了新的居住分布模式。一个大城镇发展起来，这个城镇可能有5000名居民，周围分布着较小的卫星镇，每个卫星镇又有各自更小的卫星村。调查发现，伊朗西南地区的苏萨在1500年前也有着相同的模式。当一个群落取得政治控制权时，可能都会采取这种模式。

有些人的葬礼上会有奢华的祭品，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公元前2500年之后，真正的国王在山东可能很难享受到这样的待遇。一些坟墓中有十分豪华的玉饰，其中有一座坟墓中有一个看起来很像皇冠的绿松石头饰。然而，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也只是丁公[5]的一片十分简陋的陶瓷碎片。这片看起来其貌不扬的陶瓷碎片刚刚出土时，挖掘人员只是把它和其他挖掘出的物品一起扔到了桶里，但是当他们回到实验室清洗这块陶瓷碎片时，他们发现在碎片表面刻有11个符号，这些符号和中国后来的文字有关，却又与之不同。挖掘人员提出疑问，这是不是广泛流传、写在易毁坏材料上的文字的冰山一角？山东的君王是否像1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乌鲁克统治者一样，有官僚帮他处理事务？事实可能如此，但是其他考古学家认为，这些文字的鉴定非同寻常，他们怀疑日期鉴定错误，他们甚至怀疑这是伪造的。只有之后的发现才能解释这些疑问。无论有没有这些文字，掌管山东群落的人肯定权力很大。到公元前2200年，人类献祭变得很寻常，有些坟墓还有祖先崇拜。

这些掌管者是谁？陶寺[6]是400英里以外汾河流域的一处遗址，可能会提供一些线索。这是到当时为止最大的村落，大约有1万居民。一座巨大的夯土平台可能支撑起了中国第一座宫殿，虽然唯一的直接证据只是被毁坏的墙上的一片装饰碎块，碎块是在一个考古坑穴中被发现的。

在陶寺，成千上万的坟墓被挖掘出来，这些发现暗示，当时有着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10座坟墓中有9座是小坟墓，只有很少的祭品。10座坟墓中约有一座较大的坟墓，但是约100座坟墓中就有一座巨大的坟墓（通常是男性的）。有些巨大的坟墓有200件祭品，包括画龙的花瓶、玉饰和整猪，这些猪被用来献祭而不是被吃掉。最富丽的坟墓还含有乐器：黏土或木质鼓，鼓皮用鳄鱼皮制成，还有大石钟、外形奇特的铜铃，这和第二章已经谈论过的史前墓地贾湖有着惊人的相似。

我在第二章讲述贾湖时提到了考古学家张光直的理论：东方的君王从史前的萨满发展而来，这些萨满用酒、音乐和重复的仪式来向自己（和他人）证明，他们旅行至精神世界，和祖先与神灵交流。当张光直提出这个想法时，贾湖遗址还没有被挖掘，而且他只能找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证据。但是说到陶寺和其他相似遗址时，他指出，中国的宗教和皇家的象征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间被具体化。

2000年后，一本关于礼仪的儒家著作《周礼》列出了在陶寺的坟墓中发现的所有种类的乐器，将其列为上层人士仪式中演奏的乐器。

张光直认为，和《周礼》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也显示了公元前2000年那段时期的状况。其中最重要，也可能是最神秘的著作就是《吕氏春秋》，这是一部包含很多实用知识的著作，由秦国丞相吕不韦于公元前239年编撰。吕不韦宣称：“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天下。”据说圣王是地神的后代，最后一位圣王禹通过开凿水渠，抵御黄河的洪水，拯救了人类。有文本记载：“苟非禹，吾属皆为鱼矣。”[7]充满感激的人们让禹成为他们的大王，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夏。

吕不韦对自己编撰的《吕氏春秋》的准确性深信不疑，他在城市的主要集市外悬赏，谁能把书中的文字增加一个或减少一个，他就赏黄金千两。（幸运的是，现在出版社不要求作家这么干了。）虽然吕不韦的信念很感人，但是大禹的故事听起来和诺亚方舟的故事一样缺乏可信度，诺亚方舟是拯救人类使其逃离洪水的西方版本。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些圣王完全是虚构的。然而，张光直认为吕不韦的书保留了公元前3000年的真实信息，虽然这些信息有点歪曲。在那个时代，类似王权的权力在东方正在形成。

吕不韦书中描述，圣王将天圆地方作为他们立天下的法则，张光直认为，这和一种玉卮“琮”有关系。公元前2500年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在富丽的墓地里就有琮，后来传到了陶寺和其他地方。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圆和方代表了天和地的统一。方圆一直代表着皇权的强大，一直到1912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终结。如果你在北京的紫禁城，在拥挤的人群中探视昏暗的宫殿内部，你就会看到同样的符号——方形王座、圆形藻井——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形状。

古代的僧侣王宣称他们可以在我们的世界和精神世界中穿行，并且将琮作为他们权力的象征。张光直指出，这些记忆一直保留至吕不韦所处的时代。张光直将公元前2500～前2000年这段时期称为“玉琮时代，在这段时期萨满教和政治活动联合起来，上层阶级出现，用萨满教来控制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琮当然是皇家财富，比如，最大的琮刻着神人和动物，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琮王（他们非常缺乏幽默感）。

如果张光直的理论是正确的，那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间，宗教专家们就把自己变成了统治精英，就像美索不达米亚地区1000多年前的宗教专家一样，他们还将夯土平台上的庙宇作为向神灵传达信息的扩音器。一处遗址甚至还有一座形状似琮的圣坛（不可否认，虽然很小，斜边长只有20英尺，平台很低）。

到公元前2300年，陶寺看起来就像发展中的乌鲁克，他们有了完整的宫殿、平台，当地的首领正要成为天子。很突然的，他们没有成功。上层阶级的宫殿被摧毁，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宫殿留下的唯一痕迹是在垃圾坑里发现的一块墙壁碎块，我之前提到过。40具尸骨被扔进当时宫殿所在的地方，其中有些尸骨被肢解，有些尸骨上还有武器，一些最大的墓地遭到掠夺。陶寺的面积变成了原来的一半，在几英里开外，一座新的大城镇发展了起来。

考古学家感到最沮丧的是，我们常常能发现事情的结果，却找不到原因。我们可以编造故事（野蛮人烧毁了陶寺！内战摧毁了陶寺！内部争执让陶寺分裂！新的邻国侵略了陶寺），但是我们几乎无法分辨出哪一个故事是真的。这样的话，我们最多也只能认为，陶寺的衰落是社会发展进程的一部分。到公元前2000年，山东最大的地区也被废弃，中国北部地区人口减少——这时，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当然也在遭受干旱和饥荒灾害。气候变化会造成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危机吗？

如果像埃及的尼罗河水位计那样，陶寺也用一个黄河水位计来记录溢流水位，或者，如果中国的考古学家也像叙利亚恩利尔的考古学家那样进行微观研究，那我们就能回答上面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些证据。这些事件发生2000年后，有相关文字记录，我们可以搜寻这些记录来找到相关信息，就像我们从《吕氏春秋》中找到关于圣王的故事一样，但是我们无法辨别，这些文字的作者对如此久远的年代了解多少。

《吕氏春秋》中写道：“当禹之时，天下万国。”很多考古学家认为这里的“国”指的是“酋邦”，是一个城墙包围的小型政治单位，他们觉得这个词能十分恰当地描述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间黄河流域的情况。还有些学者主张，禹王的确存在，他终结了万国时代，并建立了夏朝。文献资料甚至还提供了气候原因：黄河不是美索不达米亚式的风沙中心，黄河流域10年中有9年会下倾盆大雨，这也是为什么禹需要疏导黄河的水。当然，这些学者的推测可能是真的，20年前，黄河有些地方开始干旱，人们经常把黄河干旱叫作“黄祸”，因为大多数年间黄河都会发洪水，使大批农民遭受苦难。

禹的故事可能的确是基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一场真正的灾难，也可能只是一个民间故事。我们无法确定。但是我们又一次发现，虽然我们不清楚发生社会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但是结果却很明显。公元前2000年，山东和汾河流域的城镇再次发展起来（陶寺甚至还有一座高20英尺，对角线长200英尺的大平台），后发优势开始显露——这个理论在西方历史中如此重要，在从前的穷乡僻壤伊洛河流域，更多的纪念性建筑开始建立起来。

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伊洛人为什么不模仿陶寺的建筑，而是创造了全新的建筑风格。之前的1000年，中国北方流行从每个角度都能看到、都能靠近的大型建筑，陶寺的建筑代替了这种建筑，宫殿变成封闭式的，庭院被有顶的走廊包围，只有几处入口，然后用高高的夯土墙将宫殿隐蔽起来。解释建筑风格是一件很棘手的事，但是伊洛式的建筑风格可能意味着，随着僧侣统治传播到伊洛河流域不断变化的边缘地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等级制度变得更森严。

我们可以将这看作东方的乌鲁克时代，一个群落远远超过它的竞争对手，并发展成为一个国家，统治者可以使用武力强行做出决策，强行征税。这个群落就是二里头，公元前1900～前1700年，二里头迅速发展成一座真正的城市，有25000居民。很多中国的考古学家认为，二里头是夏朝都城，传说夏朝由禹王建立。其他国家的学者大体上都反对这个说法，他们指出，到二里头废弃以后1000多年才有关于夏朝的文献资料。可能他们认为夏朝和禹王都是人们编造的。这些学者指责中国的学者，说得好听点，就是认为他们轻易相信这些神话；说得难听点，就是认为他们别有用心，利用这些神话进行宣传鼓吹，以提升现代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毫不奇怪，这些争辩变得很令人讨厌。

这些争论与我们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但是我们也不能避而不谈。就我来说，即使关于禹的故事大多数是民间传说，我也倾向于相信夏朝的存在以及二里头是夏朝的都城。我们在接下来的部分会看到，当我们想要证实它的准确性时，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历史学家非常善于将名人代代相传，我无法想象禹和夏是凭空编造出来的。

无论事实如何，夏朝的禹，或者任何统治二里头的人可以指挥更多劳工来建造一系列宫殿，可能还在夯土平台上建新的封闭式宗庙。支撑一号宫殿的平台总共花费了10万个工作日的劳动来完成。在距离此地0.25英里的地方，考古学家从青铜铸件中发现了熔炉、渣滓和铸模。公元前3000年，人们就发现了铜，但是铜对人们来说一直是新事物，多数人只是把它当做小饰品。当二里头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发展起来时，武器还不常见，石头、骨头和贝壳还只是农业工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000年。因此，二里头的铸造工艺较之早期的工艺有了重大突破，产出了大量武器和工匠的工具，这帮助这个城市取得了成功，同时也生产出了非凡的礼器——陶寺早期的铜铃、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青铜牌饰和直径一英尺多的青铜觚。在二里头发明的这些器物（青铜斝、青铜鼎、青铜爵、青铜盉）成为东方人传达宗教旨意的终极扩音器，它们代替了琮，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间在宗教仪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伟大的器物只能在二里头找到。张光直认为，皇室的权力是由这些礼器和超自然世界来体现的，如果他的看法正确，那青铜礼器对二里头的神权来说可能和青铜剑同样重要。二里头的国王有最大的扩音器和神灵交流，一些次要的小国领主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与最能向神灵传达信息的人合作是明智的。

然而，对于国王来说，青铜器皿是一种工具，同时也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青铜器异常昂贵，需要无数工匠，一吨又一吨的铜、锡、燃料——这些在伊洛河流域都很短缺。二里头不仅建立了一个小国家（一些考古学家通过定居的格局，猜测这个国家占地2000平方英里），还派出殖民者去掠夺原材料。比如，东下冯地处丘陵，有丰富的铜矿，在二里头以西100英里，有二里头式陶瓷和大量炼铜残渣，但是没有宫殿、富丽的坟墓或者铸造器皿的模具，更不用说这些器皿本身了。原因可能是考古学家挖掘错地方了，虽然他们在东下冯寻找了很长时间。最可能的原因是，铜在东下冯被开采并提炼，然后被送到二里头这个东方第一殖民政权。

从二里头文化到甲骨文的发掘

后发可能会有优势，但是也有不利之处，尤其是当一个周边国家进入一个旧核心地区时，它就会面临新的周边国家，这些国家和它一样想进入旧核心地区。公元前1650年，二里头是东方最耀眼的城市，庙宇中闪耀着青铜鼎，悦耳的钟声不绝于耳，但是如果有大胆的二里头城里人走出黄河流域，走到一天步行路程之外，他就会置身于一个充满军事要塞和敌对领主的暴力世界。在离二里头40英里的地方发现了两具被剥掉头皮的尸骨。

二里头和这些荒野边界的关系，可能很像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阿卡德帝国和亚摩利的关系，贸易和劫掠对双方都有利，一直到这个平衡被打破。偃师建于公元前1600年，距二里头5英里，这个军事要塞的出现意味着东方出现了动荡。后来，文献资料显示，在这段时期，一个新朝代商朝推翻了夏朝。在偃师发现的最早文物结合了二里头式的物质风格和黄河以北地区的文化传统，大多数中国的考古学家（现在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考古学家）认为，商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跨越了黄河，击败了二里头，建立了偃师来统治那些更卑下却更久经世故的敌人。当二里头逐渐衰退时，偃师迅速发展成一座伟大的城市，直到公元前1500年，商朝的君王可能不想离之前的敌人二里头人太近，于是迁都50英里以东的新城市郑州。

看起来，人们在二里头能做的事，在郑州能做得更好，或者规模更大。郑州的内城和二里头差不多大小，郑州还有1平方英里的市郊，每个郊区有各自的夯土墙。据估计，这需要1万劳工花费8年建造完成。后来一首诗这样描述建造这类墙的劳役：“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8]那时郑州肯定萦绕着轰轰、噔噔、乒乒的建造之声。郑州需要不止一处的青铜铸造间，其中一处就留下了8英亩的废料堆。郑州的礼器延续了二里头的传统，但是更宏大。公元前1300年被匆忙埋葬（可能是因为战乱）的一座青铜鼎高约3英尺，重约200磅。

郑州同时也扩张了二里头的殖民范围。在长江之外400英里，矿工为了寻找铜矿，挖遍了铜陵的山谷，开采了上百个竖井，破坏了当地的山水，留下了30万吨残渣。他们留下的物品（保存相当完善，考古学家甚至还找到了他们的木质和竹质工具，还有芦苇席子）和商朝都城的很像。当乌鲁克的物质文化在公元前3500年后沿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传播时，有些遗址看起来就像乌鲁克的复制品，甚至连街道的布局也一模一样。同样，商朝的殖民者在盘龙城建造了一座小型郑州，商朝式的宫殿、富丽的葬礼、青铜礼器一应俱全，开通了从铜陵到商朝中心城区的通道。

然而，直到公元前1250年，商朝才真正繁荣起来。根据传说，1899年，北京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管官员王懿荣的亲戚得了疟疾，派人去买一剂中药龟甲[9]。这位生病的亲戚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当他看到仆人带回的龟甲上刻有一排符号时，他猜测这是中国古代的文字。他把龟甲送到王懿荣家，询问他的意见，王懿荣猜测，这些文字可追溯到商朝。

王懿荣买了更多龟甲，在译解这些符号上有了很大进展，但是进展还不够迅速。1900年夏天，义和团运动使人们对西方的愤怒爆发。皇太后支持这些人对西方的反抗，并派包括王懿荣在内的朝廷官员掌管民兵队伍。义和团团民包围了外国大使馆，但是两万外国军队——日本、俄国、英国、美国和法国——突袭了北京。王懿荣的家在这场灾难中被掠夺殆尽，他和他的夫人，还有长媳一同服毒跳井自尽。

王懿荣的刻有甲骨文的龟甲传到了他的一个老朋友手中。10年内，这位朋友被发配到中国荒凉的西部地区，忍辱负重，最后也病逝了，但是他在1903年成功出版了一本关于甲骨文的书。这在当时引起了一阵甲骨狂热。国内外的学者纷纷抢购龟甲，有一位学者出价每字3盎司白银，而那时北京的劳动者每天只能赚到1/6盎司的白银。坏消息是，这股热潮导致了非法挖掘，一些武装团伙在西红柿田里为了抢夺龟甲碎块而决一死战。然而，好消息是鼓舞人心的。王懿荣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些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而且这些甲骨文还记录了中国到商朝为止的历代帝王，这些名字和公元前1世纪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记载不谋而合。

古董商试图将甲骨文的挖掘地保密，但是人们很快就知道它们来自安阳。1928年，国民政府在那里启动了首次官方考古挖掘。不幸的是，同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挖掘一样，这次挖掘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军阀和强盗在附近争斗，盗墓者用自制手枪向警察射击，日本军队逼近此地。1936年挖掘将要结束前一小时，考古学家发现了史上规模最大的甲骨文龟甲，共有17000片。考古学家又花了四天四夜将这些龟甲挖出土，他们知道这些龟甲可能永远也不会再入土了。在接下来战乱的10年，他们的大多数发现都消失了，但是青铜器和甲骨文龟甲在1949年被运往台湾。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安阳的挖掘改变了中国早期的历史。

这几次挖掘表明，安阳是商朝最后一个都城，建于公元前1300年。安阳用城墙围起的居住地直到1997年才被发现，占地约3平方英里，但是像郑州一样，安阳的市郊使城区相形见绌。庙宇、墓地和铸铜间在周围10平方英里以内都可见到，整个面积相当于曼哈顿的1/3。一处在2004年被挖掘的铸造间占地10英亩，但是这个用来举办仪式的地方的中心处正在举行一项不同的活动：国王通过举行仪式祈求祖先保佑，这些仪式在甲骨文记录中十分重要。

挖掘出的甲骨文在武丁王（公元前1250～前1192年）统治时期就开始出现了，根据这些甲骨文含有的信息，我们可以将当时仪式的各个阶段拼凑在一起。国王会向祖先提出问题，在流经安阳的河流对岸，国王从华丽的坟墓中召唤祖先的灵魂。他将一根烧烫的木棒压在龟壳或骨头上，然后解释碎裂的声音的含义，专家就会在甲骨上记录下结果。

这些仪式使武丁王成为祖先首领，负责为最近死去的国王举办祭祀活动，将这些国王的灵魂召集在一起，让他们召集并招待各自的祖先，这些祖先——为了特别严肃的事情——会召集所有祖先的灵魂，直至所有人的共同祖先——至高神灵“帝”。不会说话的乌龟能让人们听到祖先的旨意，这种思想在6000年前的贾湖就存在了，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但是，商朝的君王使其规模更大，形式更佳。考古学家在安阳发现了2万多片甲骨，西方甲骨文研究泰斗古德炜（David Keightley）计算，当时大约制造了200万～400万片，用去了10万只乌龟和牛。仪式还包括饮酒狂欢，可能是为了让君王和巫师进入状态，和神灵交流。

商朝的君主死后都会举行规模宏大的葬礼，下一任君主会传承这个传统。考古学家发现了八座皇家坟墓，从公元前1300～前1076年的每位君主都有一座，第九座帝辛的坟墓未建造完成，商朝在公元前1046年灭亡的时候，帝辛还在位。所有坟墓都被掠夺，但是墓地仍然规模宏大——每座坟墓挖出几千吨泥土，根据埃及的墓地规模标准来看，这是微不足道的，但真正令人震惊的是商朝葬礼的特色：暴力。

中国古代文学讲述过人们为社会上层人士“陪葬”，但是安阳的挖掘者在挖掘出这么多残酷的发现之前还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第1001号坟墓可能是武丁王的墓地，墓地里有200具尸体——竖井底部有9具尸体，每个坑穴放一具尸体和一条狗，还有一些被故意折断的青铜剑，在竖井周围的壁架上还有11具尸体，坟墓封土的斜面上还分散着73～136具尸体（很难从这些破碎的尸体残骸判断精确数量），坟墓表面附近还有80具尸体。坟墓周围大约共有5000个祭祀坑，每个祭祀坑里都有陪葬的人（大多数是男人，有些人因为苦役而伤了关节）和动物（从鸟类到大象）。这些被命运诅咒的人没有安详地死去。有些人被砍头，有些人被砍去四肢，有些人被腰斩，还有些人被绑得身体扭曲，这些人肯定都是被活埋的。

这些数字令人震惊。甲骨文记载了13052次仪式性凶杀，如果像古德炜说的那样，我们只发现了其中的5%～10%，那么受害人总共有25万人。平均算来，150年内，每天有4～5人死于非命。然而，事实上，他们被聚集到宏大的葬礼上。在这场贵族的狂欢会上，他们被刀劈，哭喊着死去，墓地的确是用鲜血建造成的。大约3000年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国王为了向他们嗜血的神灵魁扎尔科亚特尔提供战俘的血，发动了战争。商朝的君王可能为了祖先，做了同样残忍的事，尤其是对羌族人，在甲骨文记载中，有7000多名羌族人被害。

武丁王和他的同僚像西方的伟大国王那样，在这个世界建造墓地，同时和另外一个世界的神灵交流。因为个人崇拜和战争，他们成了君王，葬礼使死去的君王变成下一任君王的祖先，这充满了军事象征意味。第1004号坟墓（可能是廪辛的墓地，廪辛死于公元前1160年左右）虽然被掠夺，但仍然有731支矛头、69把斧头和141只头盔。武丁王和帝的直接交流也往往是关于战争的。甲骨文记载：“甲辰卜，争贞：我伐马方，帝受我佑。”

按照西方的标准来看，商朝的军队规模很小。甲骨文记载的最大军队有1万人，是卡叠什罗马军队的1/3。甲骨文记录的地名显示，武丁王直接管理黄河流域的一小块土地，还有一些遥远的殖民地，比如盘龙城。很明显，他管理的国家不像埃及那样完整、有税收、官僚制度健全，而是一些分散的同盟，这些同盟会向安阳进献贡品——用来祭祀的牲畜、白马河兽骨，甚至是用来献祭的人。

公元前1世纪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将商王写入他编纂的历史中，他编写的历史使早期的中国历史听起来很简单。在圣王（禹王时代达到顶峰）时代之后，中国建立了夏朝，然后是商朝，接下来是周朝（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三个朝代）。中国自这三个朝代起发展起来，其他信息都不值一提。但是考古学家发现二里头和安阳在当时是无可匹敌的，同时也发现，司马迁的记录使历史过于简单化。夏朝和商朝周围还有几十个邻国，就像埃及和巴比伦那样。

考古学家才刚刚开始发掘其他国家令人印象深刻的遗迹，尤其是中国南部和东部地区。直至1986年，我们还毫不知晓，一个富有的国家于公元前1200年在长江上游的四川兴旺发展起来。但是考古学家不久就在三星堆发现了埋有宝藏的坑穴，其中有几十座青铜钟，一些六英尺高的人像，大眼，戴冠，还有精致的青铜“神树”，是人像的两倍高，枝叶繁茂，硕果勾垂，枝上立鸟栖息。挖掘者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失落的王国，这个国家的主要城市于2001年在金沙附近被发现。据估计，在21世纪的前20年，中国将建造世界上一半的房屋和高速公路，我们难以预测抢救遗迹的考古学家是否会在这些挖土机前抢先一步，发掘新的遗迹。

我们很容易认为赫梯人、亚述人和埃及人是不同的民族，因为古代的记录文本显示，他们有着不同的语言，而且我们习惯地认为，西方被分为很多国家。然而，在东方，根据司马迁编写的历史，中华民族始于夏朝，并向外辐射，这个想法如此吸引人，以至于人们很难想象中国之外的其他东方国家，这些国家现在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事实上，古代东方和西方都包括众多国家，它们有着相同的信仰习惯和文化形式，但又有着不同之处。它们进行贸易、战斗，互相竞争，不断扩张。随着我们的证据不断增加，古代东西方的发展历程看起来越来越相似。可能在当时，安阳有一座木质大厅放置文件，这些文件写在丝绸和竹子上，记录与外国统治者的外交往来，就像埃及阿马那的陶土片一样。可能金沙的君王在和武丁王讨论是否平等对待山东的君王时，称呼武丁王为“兄弟”；可能武丁王甚至将商朝的公主嫁到长江流域的一个小朝廷，让公主在这个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地方生儿育女。这些事情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

国家开始分裂：连外星人都会感到吃惊

我又要提到冯·丹尼肯的太空人的故事。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2200年瓦解了，虽然这使外星人感到吃惊，这一点我之前提到过，但是如果他们到公元前1250年中国的武丁王时代和埃及的拉美西斯二世时代看一下，他们就会十分满意，这样他们的任务才算真正完成。这时西方的社会发展得到24分，是公元前5000年的3倍。

平均每个埃及人或美索不达米亚人每天获取2万千卡能量，相比之下，公元前5000年每人每天获取8000千卡，最大的城市可能有8万居民，比如埃及的底比斯或者巴比伦。规模最大的军队可以召集5000辆战车，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一个国家（可能是埃及，也可能是赫梯）可以建造一个核心范围内的帝国。新兴国家在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其他地方发展，有着各自的宫殿、神庙和圣王，然后核心地区的帝国会吞并这些国家，并不断扩张。东方的发展继续落后于西方一两千年。东方可能会像西方那样遇到发展障碍，而西方可能会遇到更多动乱，但是这些动乱仅仅是放慢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就像之前讨论的那样。西方社会发展将会保持领先态势，几千年后西方发现化石燃料，继续统治世界。

因此，西方核心地区的每个主要城市，从希腊到我们现在称为加沙地带的地方，在公元前1200年都被付之一炬，外星人会认为这是又一次浩劫，像公元前2200年或公元前1750年那样——很确定地说，是一场很大的浩劫，但是长期来看，这不需要担心。甚至在历史记录员还没来得及记录，灾难就十分突然地席卷宫殿的时候，那些外星人也毫不担心。

公元前1200年左右，在希腊的皮洛斯，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片不同寻常的陶土片，陶土片上有一行文字“守卫者正在守护海岸”。考古学家还在相同的地方找到了另一块陶土片，上面的文字明显写得很匆忙，写到一半就终止了，这些文字看起来是在描述为防止不测而举行的人祭。在乌加里特——叙利亚海岸上的一座富有的贸易城市里，考古学家在一个烧窑里发现了一些陶土文件，在把这些文件归档之前，记录员打算在烧窑里烧干陶土。他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些文件带走，乌加里特就遭到洗劫。在乌加里特即将瓦解的时候，这些文件读来让人感到事情十分严重。文件中有一份来自赫梯的国王，他乞求食物：“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在另一份文件中，乌加里特的国王写道，当他的军队和战船在支援赫梯人时，“敌人的战船来到了这里，我的城市被烧毁，他们在我的祖国作恶”。

到处都被黑暗笼罩，但是只要埃及仍然挺立，希望就仍然存在。拉美西斯三世法老以他的名义建造了一座神殿，里面立了一块碑，碑文看似是在讲述乌加里特的故事：“外国人在他们的岛上密谋，在他们武器的威力下没有国家得以幸存。”这些外国人——拉美西斯称他们为海人——击败了赫梯、塞浦路斯和叙利亚。公元前1176年，他们又来到了埃及。但是他们没有预料到埃及的神王，神王说道：

那些胆敢侵犯我国边境的人，他们将会断子绝孙，他们的身心、灵魂将万劫不复……他们被拖到海滩上，在海滩上被包围、征服、杀戮，尸体成堆……我（甚至）只要提及埃及这个名字，就能从他们手中夺回原来的土地。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呼喊我的名字时，就会燃烧殆尽。

拉美西斯三世所说的海人也可能是皮洛斯和乌加里特故事中的恶棍。拉美西斯说，这些恶棍包括Shrdn、Shkrsh、Dnyn和Prst。埃及的象形文字不记录元音，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Shrdn应读做“Sherden”，这是撒丁岛人的古代名字，Shkrsh读做Sheklesh，是Sikels（西西里）的埃及文名字。历史学家还不是很清楚Dnyn指什么人，可能是指Danaan，后来诗人荷马用这个名字指希腊人。我很确定Prst指什么人，是指Peleset，是非利士人（Philistines）的埃及文名字，他们在《圣经》中很出名。

这些都是不同的地中海人，他们为什么会来到尼罗河三角洲，历史学家还在不停地争论。证据不是很完整，但是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原因是在公元前1300年，西方核心地区所有地方都气温过高，降水量太少。他们指出，旱灾重现了公元前2200年的景象，使人们迁移，国家因此瓦解。还有些考古学家认为，地震使西方核心地区陷入混乱，在边境地区为掠夺者和袭击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人们的作战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来自边缘地区的大批轻装步兵原来纪律涣散，有了用来砍杀的新式刀剑和更致命的标枪后，这些步兵部队就能打败核心地区的战车队伍，这些战车部队表面光鲜，实际上却笨重而不灵活。疾病也有可能是人们迁移的原因之一。公元前14世纪20年代，一场可怕的瘟疫从埃及传到赫梯。一位祈祷者说：“赫梯之地，每个角落，都在死亡。”虽然幸存的史料没有再次提到这场瘟疫，但是，如果在史料记载更完善的时代，此类瘟疫会不断地在史料中被提及。到公元前1200年，核心地区人口明显减少。

虽然潜在的动态机制看起来已经足够清晰：核心地区和扩张的边境地区的关系突然转换了。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这场危机的具体原因，这是不争的事实。和之前讨论的事情一样，扩张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地中海沿岸的新边境地区促进了社会快速发展，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揭示了新的后发优势，并且引起了社会动荡——人们迁移、变得唯利是图、使用难以控制的新策略——这些都是对已经存在的社会旧秩序的挑战。公元前13世纪，核心地区看似已经对他们建立的边境地区失去了控制。

不管人们是被迫还是出于自愿，不管原因是气候变化、地震、战场的改变还是瘟疫，人们开始大量向核心地区迁移。在公元前13世纪20年代，拉美西斯二世已经加强了埃及的边境防御，将移民安置在受到严密管制的城镇，或者让他们参军，但这还远远不够。公元前1209年，梅内普塔法老不仅要与撒丁岛人和西西里人作战（拉美西斯三世在公元前12世纪70年代就与他们作战），还要同利比亚人和阿凯瓦沙人战斗——希腊语可能是阿希亚瓦——这些人联合起来从西方袭击埃及。

梅内普塔胜利了，他十分欣喜，割下了死去敌人的6239个未受割礼的阴茎，以此来计算敌军死亡人数，但是就在他数这些阴茎的时候，风暴席卷了北方地区。希腊、赫梯和叙利亚的城市被摧毁。后来有传说讲述，这时埃及有移民迁移去希腊，考古学家的发现也暗示了可能有向外迁徙的移民。加沙是非利士人公元前12世纪定居的地方，在那里发现了很多陶器，这些陶器和希腊的陶器别无二致，这表明非利士人一开始是希腊迁移过去的难民。更多的希腊人在塞浦路斯定居。

随着越来越多的难民从受灾地区迁移出去，移民数量迅速增长。这看起来是一场无组织的迁徙，因为到处都充满劫掠和斗争。很明显，叙利亚的瓦解促使阿拉姆人移民至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虽然拉美西斯已经宣布了胜利，之前的海人还是在埃及定居了。和希腊一样，埃及人不但向外移民，还有人向内移民。圣经故事中讲到摩西和犹太人逃出埃及，并最终在现在所称西岸的地方定居，这些故事可能就反映了这些混乱年代的现实。梅内普塔在公元前1209年的碑文中提到以色列，说他离开了这片“寸草不生”的土地，这是《圣经》以外史上第一次提到以色列，可能不仅仅是巧合而已。

公元前13世纪20年代开始的移民，其规模之大，让之前的社会动荡相形见绌，但是到公元前12世纪70年代，在飞碟里监视人类的外星人可能仍然希望这个阶段和之前的动荡一样。毕竟，埃及并没有被洗劫，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亚述人在对手国屈服的时候扩张了领土。随着时间慢慢流逝，动乱仍在继续，但是这个阶段的动乱和之前的完全不同，这一点慢慢开始变得明显。

在希腊，公元前1200年遭到破坏的宫殿没有再次被占领，旧官僚体制消失。希腊富有的贵族确实像以前一样保存了一些物品，将它们转移至易守难攻的地方，比如山上或小岛上，但是他们在公元前1125年遭到了新一波的破坏。我在读研究生时，非常有幸来到这些遗址之一进行挖掘（不但考古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还在那里遇到了我未来的妻子），这个遗址在派洛斯岛上的库库纳里的一座山顶上，防御坚固[10]。这些贵族的首领享受了优越的生活方式，他的居住地风景优美，能看到美丽的海滩，王冠装饰华丽，还内嵌象牙。但是在公元前1100年，灾难发生，他未能幸免于难。希腊的村民采集了石头来攻击袭击者，并且把他们的牲畜带到城墙后（我们在废墟中发现驴的尸骨），但是他们在有人——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是谁——攻击堡垒的时候，在战斗发生之前就逃走了。在希腊常常可以看到类似的景象，公元前11世纪，幸存者只建造了简单的泥坯屋。人口减少，工艺水平降低，平均寿命也减少了。黑暗时代来临了。

希腊的衰落是一个特例，但是赫梯帝国也衰落了，埃及和巴比伦艰难地控制移民和袭击者。随着村民不断遗弃他们的田地，饥荒越来越严重。因为农民没钱交税，国家就无法征兵；因为没有军队，袭击肆虐，当地强人建立公国。公元前1140年，位于现在以色列的埃及帝国衰落了。警备部队不再从军，有的成了农民，有的成了强盗。《士师记》（The Book of Judges）中讲述了这次埃及衰落中犹太人的状况：“以色列在那时没有国王，所有人都根据自己的评判标准来做事。”

到公元前1100年，埃及四分五裂。底比斯人离开了，移民在尼罗河三角洲建立了公国。不久，拉美西斯十一世这位官方神王竟被自己的大臣控制——这位大臣在公元前1069年篡位。几个世纪内，埃及无足轻重的法老几乎都没有组建军队，建造纪念性建筑，甚至都没有记录多少历史。

亚述早期看起来像个大赢家，但是随着阿拉姆人不断迁徙，它也对农村地区失去了控制。到公元前1100年，田地继续休耕，国库资金用尽，亚述这片土地上不断发生饥荒。我们很难了解这种情况，因为官僚越来越少记录历史，到公元前1050年，这种记录突然终止了。那时候，亚述的城市被遗弃，整个亚述帝国成为人们的记忆。

到公元前1000年，西方核心地区缩小了。撒丁岛、西西里和希腊很大程度上和广阔的世界失去了联系，勇士首领分割了赫梯和亚述帝国留下的土地。叙利亚和巴比伦王国的城市幸存了下来，这些城市，比如乌加里特，在公元前2000年是大城市，但是后来不幸地衰落了。在埃及，一些小国家幸存了下来，但是这些国家相比辉煌的拉美西斯二世的帝国，十分弱小，十分贫穷。在这个阶段，社会发展首次倒退。所有社会发展参数都下滑了：到公元前1000年，人们获取的能量更少，城市规模更小，军队更弱，比公元前1250年的前人留下的资料更少。社会发展指数又下滑到600年前的水平。

战车：商朝上层人士的陪葬品

公元前1200年左右，当武丁王还在位时，商朝的上层人士又有了新的陪葬物品：战车。公元前12世纪和13世纪，安阳上层人士的坟墓中就有几十辆战车（不用说，当然是完整的战车，被宰杀的马和人都被埋葬）。商朝的战车和西方核心地区500年前的战车十分相似[11]，考古学家一致认为，这两种战车都源自哈萨克斯坦公元前2000年发明的战车。经过两三个世纪，战车制造工艺传到了胡里安人的手中，胡里安人也有了战车，西方强国的平衡格局被打破，战车制造工艺传到黄河流域需要8个世纪。

就像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一样，商朝的人在接受使用新武器方面发展缓慢。他们肯定是从西北方的鬼方族人和羌族人那里学到战车的制造方法，甲骨文记载了这些邻国的人在战争中使用战车。在武丁王时代，商朝人只用马车进行捕猎，而且还不能驾驭自如。有记录描述武丁王在捕猎犀牛的时候翻车了。武丁王幸免于难，但是某位皇子伤得很重，甲骨文花了大篇幅描写如何驱散引起他痛苦的鬼神。几百年后，商朝人开始在战斗中使用少量战车，但是他们没有像赫梯人和埃及人那样大量使用，而是分散在步兵队伍中，可能是让官员乘坐的。

商朝人和西北方邻国人的关系看起来很像5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人和胡里安人与赫梯人的关系。和美索不达米亚人一样，商朝人和邻国人进行交易，进行战斗，还使邻国人互相战斗。其中一群人——周人于公元前1200年在甲骨文中首次被提到，他们被描述为商朝人的敌人。后来他们成为商朝人的同盟，但是到公元前1150年，他们又变成了敌人，那时他们居住在渭河流域。当周人不断和商朝人建立然后又终止友好关系的时候，周人也在汲取适合他们的商朝文化。到公元前1100年，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宫殿、青铜器、占卜仪式和富丽的坟墓。一位周人贵族在死去的时候杀死一队战车部队用来陪葬，这是商朝的传统，周王甚至娶商朝的公主。像美索不达米亚面对胡里安人和赫梯人的战车那样，商朝也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很明显，周人与西北部地区的人们结成同盟，在公元前1050年威胁着商朝都城安阳。

就像西方古代的国家一样，商朝面临动乱时很快就瓦解了。据甲骨文记载，自公元前1150年，商朝的上层社会内部就发生了动乱，君王权力增强，却失去了很多贵族支持者。到公元前1100年，商朝南部的殖民地脱离了商朝统治，很多离商朝很近的同盟（比如周）叛变了。

公元前1048年，商王帝辛还能召集800位领主来抵挡周人的袭击，但是两年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周武王率领300辆战车绕到安阳城后攻取安阳。在一首描述武王伐商的诗歌里，周王的战车听起来所向披靡：

檀车煌煌，驷彭彭。

……

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12]

帝辛后来自杀了。武王任用了一些商朝的官员，处决了另一些官员，留下帝辛的儿子让他做藩王。武王实施的政治后来遇到了麻烦，我们在第五章会看到，但是，到这时，东西方社会发展差距大幅缩小。西方一开始在农业、村庄、城市和国家的发展这几方面领先东方2000年，但是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之间，差距逐渐缩小至1000年。

早在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西方考古学家认为他们知道中国为什么开始赶上西方：因为中国几乎从西方复制了所有的物质文化——农业、陶器、建筑、冶金和战车。格拉夫顿·艾略特·史密斯爵士（Sir Grafton Elliot Smith）是一位英国人类学家，在埃及开罗，他满腔热情，甚至成功地给埃及嫉妒症冠以恶名。无论他在世界上看到什么，无论在何处看到——金字塔、刺身、巨人和侏儒的故事——艾略特·史密斯都会认为它是以埃及为原型的复制品，这是因为，他坚信埃及的“太阳之子”在全世界都传播着“太阳巨石”文化。我们不但都是非洲人，而且都是埃及人。

这些理论甚至在当时看起来也相当疯狂，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逐渐证明艾略特·史密斯的所有论点都是错误的。东方的农业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东方人使用陶器比西方人早几千年，东方有自己的纪念性建筑的传统，甚至人祭也是东方独立发明的。但是即使如此，东方还是有一些重要的想法来自西方，尤其是青铜铸造。青铜在二里头非常重要，但是青铜并不是首先在发达的伊洛河流域被发现，而是在西北方干旱贫瘠、狂风侵袭的新疆，可能是由那些长相像西方人的人经过西伯利亚大草原传播到新疆，我在之前提到过，这些人埋葬在塔里木盆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战车可能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传入中国，在战车被传入西方核心地区500年后，经过西伯利亚大草原来到中国。

虽然一些西方的技术向东方传播解释了中国社会发展为什么赶上了西方，但是最重要的原因绝对不是东方复制西方，而是西方的倒退。东方社会发展在公元前1200年仍然落后西方1000年，但是西方内部的突然瓦解很快就抹去了6个世纪的成就。到公元前1000年，东方的发展只落后西方几百年。西方在公元前1200～前1000年的倒退是我们要讲述的第一个转折点。

五大天启骑士[13]

为什么西方社会发展出现倒退，这是历史上的不解之谜。如果我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那么我肯定早就说出来了，但是事实是，除非有幸能意外搜集到新的证据，否则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答案。

尽管如此，本章描述了社会发展中的动荡，我们系统地审视这些动荡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表4-1总结了我认为最重要的特征。

公元前3100年西方的乌鲁克，以及公元前2300年东方的陶寺都停止了扩张，是怎样的动乱造成它们发展的停滞，我们对此知之甚少，所以我们也许不应该去讨论这些，但是东西方的四场动乱可以被分为两组。第一组——西方在公元前1750年的危机和东方在公元前1050年的危机——也许可以说是人为的。战车参与的战争改变了强国的平衡格局，野心勃勃的外来者征伐到核心地区，暴力、移民和政权更迭不断发生。东西方这两次危机的主要结果就是，政权转移到之前被边缘化的群体手中，社会继续发展。

表4-1 天启骑士：列出的各种灾难（公元前3100～前1050年）

第二组——西方在公元前2200～前2000年的危机和东方在公元前1200～前1000年的危机——却迥然不同，很明显是因为自然因素使人类看上去更愚蠢。人类基本上无法控制气候的变化，气候变化至少是造成这段时期饥荒的原因之一（如果圣经中约瑟的故事能给我们一些启发，那就是缺乏农耕计划也是造成饥荒的原因之一）。第二组社会危机比第一组严重得多，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试验性结论：当天启四骑士——气候变化、饥荒、国家灭亡和移民——走到一起，特别是当第五位骑士疾病加入他们的时候，社会动乱会变成社会瓦解，有时甚至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倒退。

但是，我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气候变化造成的社会动荡直接导致了社会的瓦解。西方核心地区遭受的旱灾在公元前2200年比在公元前1200年更严重，但是在公元前2200～前2000年间，该地区只是稍有动乱，而在公元前1200～前1000年间，该地区四分五裂。公元前3800年发生的旱灾可能比公元前2200年或者公元前1200年的更严重，但是相对来说，那次旱灾对东方几乎没有影响，事实上还使西方社会向前发展了。

以上论述又表明了第二个可能的结论：社会瓦解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造成的。我认为我们可以说得更详细：规模更大、结构更复杂的核心地区会发生规模更大、更具威胁性的社会动荡，使一些破坏性因素更危险，比如，气候变化和移民会引发彻底的社会瓦解。公元前2200年，西方核心地区已经有很大规模，有宫殿、神王和重新分配的经济体，包括从埃及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所有区域。旱灾频频发生，人们从叙利亚沙漠和扎格罗斯山脉迁徙出去，这两个因素彻底改变了这个地区的内部以及外部关系，这样的结果令人震惊，但是因为西方的两个核心地区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联系并不紧密，所以每个核心地区都单独衰落。到公元前2100年，埃及部分地区瓦解，而美索不达米亚恢复发展；而当美索不达米亚部分地区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瓦解时，埃及恢复发展。

对比之下，公元前1200年，西方核心地区扩展至安纳托利亚和希腊，到达了亚洲中部的绿洲，甚至到达了苏丹。移民明显是从动荡的地中海地区开始的，但是在公元前12世纪，从伊朗到意大利都有移民。因为移民造成的社会动荡比之前任何时候的规模都大，并且席卷至互相联系的核心地区，在这些地区，社会发展更容易遭到阻碍。入侵者烧毁了乌加里特的庄稼，因为乌加里特国王派军队支援赫梯。一个地区发生的灾难又加重了另外一个地区发生的灾难，这样的情况在1000年前从没有发生过。当一个国家灭亡时，其他国家也会受到影响。公元前11世纪到处都充满着动乱，最终拖垮了每一个人。

社会发展悖论——社会发展产生的强大力量能危害社会发展本身——意味着，越大的核心地区会给自己带来越大的问题。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这再熟悉不过了。19世纪，国际经济不断发展，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团结到一起，使社会迅速发展，发展速度史无前例，但是这也导致了美国股票市场在1929年产生泡沫，使所有国家受到严重打击；过去50年，组织严密的国际金融发展速度令人吃惊，使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这也导致了美国2008年新的经济泡沫产生，几乎对整个世界都造成了巨大影响。

这个结论令人惊恐，但是从这些国家早期动乱的历史中，我们也能得出第三个结论，这个结论更乐观一些：规模更大、结构更复杂的核心地区会发生规模更大、更具威胁性的社会动荡，但是也能采取更多、更严谨的措施来应对这些动荡。世界金融领袖应对2008年的经济危机，其手段若在1929年是难以想象的，在我编写本书之际（2010年年初），他们看似已经解决了这场金融危机，就像解决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危机一样。

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会引起更大的社会动乱，与之相应会有更精确有效的解决方法，两者的关系就像一场竞赛。有时平定动乱的解决方法落后于这些社会问题，就像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200年在西方发生的一样。无论是因为领导者犯了决策错误，或者社会制度瓦解，还是因为组织机构和技术还没有产生，社会问题都有可能不断加剧直到失控，社会动乱演变成社会瓦解，从而导致社会发展的倒退。

在公元前1200～前1000年之间西方社会瓦解之前，西方社会发展领先东方13000年。我们有理由相信西方社会发展将永远领先于东方。在这次瓦解之后，东西方差距缩至很小，如果西方再次发生这样的动乱，那东西方就没有差距了。社会发展悖论在公元前5000～前1000年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表明，没有什么物质文明是永恒的。长期注定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西方统治世界。

[1] 我们的现代地图中，北面在上方，而埃及人认为，尼罗河从南面的“上埃及”流向北面的“下埃及”，这点我们可能会混淆。

[2] 很遗憾的是，电影《蝎子王》和我们所知道的真实的蝎子王一点相似之处都没有。

[3] 这种情况部分是因为我们的考古数据资料十分粗糙，部分是由于技术原因。因为数据资料不完整，所以我在描述公元前3000年前的社会发展时，以250年为间隔，很多公元前2250年和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社会动荡事件都没有涉及。而且，西方有两个核心地区，一个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一个在埃及，这两个地区都曾面临不同节奏的衰退。公元前2100年，埃及的社会发展比公元前2200年慢，但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已经从衰退中恢复；到公元前2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再次分裂，而埃及恢复发展。

[4] 古历史学家通常将这片现在土耳其的土地以希腊语命名，叫作安纳托利亚，意思是“东部的土地”，因为本来从亚洲中部地区来的土耳其人在公元11世纪才在安纳托利亚定居下来。

[5] 丁公遗址位于山东省邹平市苑城镇丁公村东，距今约2000～5500年。——译者注

[6] 陶寺遗址位于黄河中游地区，距今约3900～4500年。——译者注

[7] 意思是，如果不是禹王，我们就都变成鱼了。——译者注

[8] 出自《诗经·大雅·绵》。翻译成现代诗歌：盛起土来满满装，填起土来轰轰响。噔噔噔是捣土，乒乒乒是削墙。——译者注

[9] 我说“根据传说”是因为周口店遗址（第一章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史前遗址）的线索差不多也是以这种方式在同一年开始发现的：一位德国博物学家因为国内动乱而被困在北京的时候，他辨认出一家药店的“龙骨”为早期的人类牙齿。这样的巧合稍有可疑。

[10] 我想再次感谢雅典考古协会的迪米特里厄斯·斯基拉尔迪（Demetrius Schilardi）博士，他十分慷慨地邀请我们加入他们的挖掘团队，挖掘工作从1983年开始直到1989年。

[11] 唯一的区别就是中国战车比西方的战车有更多的轮辐。

[12] 诗歌出自《诗经·大雅·大明》，节选部分的意思是：檀木战车光彩又鲜明，驾车驷马健壮又雄俊……袭击讨伐帝辛，一到黎明就天下清平。

[13] 在《圣经》的《启示录》中有四骑士，传统上被解释为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但是对于四骑士的解释略有争议。——译者注

第五章 东方的周朝、秦朝，西方的亚述帝国和罗马帝国

东方和西方并驾齐驱

图5-1可能是最单调的图表了。不像图4-2，在图5-1中，两条线并没有交叉、中断或汇合，而是保持平行将近1000年。

图5-1 历史上最单调的图表：公元前1000～前100年间的社会发展

尽管图5-1结构比较简单，但这个时期那些未发生的事对我们的整个故事非常重要。在第四章中我们看到西方文明核心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瓦解，导致社会发展迅速倒退。花了5个世纪的时间，才把社会发展指数拉回到公元前13世纪左右就达到的24分。如果在这个水平再次倒退的话，就能将东西方的差距抹平了。但如果在24分时东方社会瓦解，东方将会重蹈西方公元前1200年的覆辙。事实上，正如图5-1显示的那样，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东西方社会平行发展，并驾齐驱。公元前500年左右是历史的转折点，因为在这段时间内社会发展并未倒退。

但是图5-1期间发生的事也非常重要。在公元前1000～前100年间，东西方社会发展指数几乎都翻了一倍。西方社会发展指数超过了35分，尤利乌斯·恺撒跨过卢比肯河时的分数要比哥伦布穿越大西洋时的还要高。

为什么西方文明核心不在公元前700年左右达到24分时瓦解，或者东方文明核心相应地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瓦解？为什么社会发展在公元前100年时达到如此高的分值？为什么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文明核心如此相像？我将在本章回答这些问题。紧跟着大家会问的问题是：如果在公元前100年时社会发展程度如此高，那为什么古罗马或者古中国不在新世界开拓殖民地，或者发生工业革命呢？这些问题需要等到第九章和第十章，我们对1500年后发生的事和之前发生的事进行比较后才能回答。现在我们先看看这段时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周朝国王和西方的君主们

总体来说，东西方文明核心都在公元前1000年中进行了内部重组，创造了新制度，避免了因持续扩张而造成的瓦解。

统治国家有两种方式：高端和低端策略。高端策略比较昂贵。统治者在政府机构或军队中雇用人员进行有偿服务，通过雇用或解雇这些人员将权力集中。支付这些人员的薪酬需要大笔收入，但是政府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税收产生收入，军队的任务就是执行这个过程。目标是达到平衡：大笔税收收入支付出去，然后可以收到更多税收，统治者和他们的雇员以此差额为生。

低端策略比较便宜。统治者并不需要巨大的税收收入，因为他们没有大笔支出。他们让其他人来支付这笔费用。统治者依靠地方贵族（很可能是他们的亲属），让他们在自己的领地里建立军队，这样他们自己就不必支付军队的费用。统治者通过和这些领主分享利益来犒赏他们。统治者屡战屡胜，结果达到了一个低端的平衡：没有大笔收入，但是支出更少，统治者和他们的亲属以此差额为生。

在公元前1000年中，东西方最大的事件都是统治策略从低端转向高端。这个转变从乌鲁克时期开始。公元前3000年中期，埃及法老就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建造金字塔，1000年后，他们的继承人建造了复杂的战车军队。在公元前1000年中，当时国家的规模和领域都比先前的国家大得多。因此，本章将主要介绍这些国家的管理方式和战争。

在公元前1000年中，东西方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来达到高端统治，但都是困难重重。东方国家比西方国家的出现要晚得多，在公元前1000年时还处于低端统治。商朝是一个松散的联盟，盟国把乌龟和马匹进贡到安阳，需要出兵打仗时就出兵。周武王在公元前1046年推翻商朝，当时的周朝可能更加松散。武王并没有吞并商朝，因为他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对其进行管制。武王在商都立了一个傀儡皇帝，之后就回到了渭河流域。

这是控制前朝残余势力成本较低的方法，但是很快，在低端统治中常见的手足竞争出现了。武王的家族也未能避免这种竞争。公元前1043年，武王薨，留下三个兄弟和一个儿子。根据史官记载（当然是由胜者编写的），因武王的儿子成王年幼，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摄政（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事实上他发动了叛变）。武王的另外两个哥哥联合商朝的残余势力来反对周公。

公元前1041年，周公平定叛乱，杀死了两个哥哥，但是他意识到他不能像武王期望的那样统治商朝，也不能任由敌人密谋造反，于是想出了一个巧妙但低端的解决方法：派皇亲贵戚到黄河流域建立独立的城邦（关于数目，不同史书有不同记载，从26～73个不等）。这些城邦不用向他缴税，也能留守在黄河流域。

周室像个家族企业，与做家族生意最有名的黑手党有很多相似点。君主相当于周室的黑帮老大，以大规模的地产为生，用初步的官僚制度统治国家；那些次级统治者相当于黑帮大人物，住在自己坚固的城池中。当君主号召开战，诸侯就带着战车和军队来帮君主打败敌人。当战争结束，“歹徒们”分享战利品，然后各自回家。每个人都很开心（除了被掠夺的敌人）。

与黑帮老大一样，周王用精神及物质来奖励下属使其保持忠诚。君主将大量金钱用于立法，这是区分君主和歹徒的唯一区别。他们使次级统治者深信：君主作为一家之长、预言者及人与上天的沟通者，有权力号召他们。

君主对亲属的忠诚依赖度越高，相应的对掠夺财物的需求就越小。周王积极推动了一种新王权理论的形成：地，天界至高的神，因商王道德败坏而鄙弃他们，选择并委任周王做人间的统治者。关于武王的美德故事如此详细，以至于到公元前4世纪思想家孟子认为，武王没有攻打商朝，只是对民众说了一句“我不想打仗，只想给你们带来安定”，立刻“人们（因归顺而）磕头的声音像山崩地裂一样”。

即使有的话，也只有很少的诸侯会相信这种荒谬的言论，但这个德配天命的理论确实起到了鼓励他们去追随君主的作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周王道德败坏，上天可以撤回对他的天命，并选择他人。除了这些领主还有谁能判定君主的行为是否符合上天的标准呢？

周朝的贵族喜欢在祭祀祖先所用的青铜器上铭刻他们所获得的荣誉，这一点很好地体现了物质和精神奖励的结合。例如，有篇题词介绍了成王（公元前1035～前1006年在位）如何在一个烦琐的仪式上给一位追随者封爵赏地。这篇题词写道：“晚上领主收到的赏赐有：许多樵夫，二百佃户，皇家马车，青铜马具马饰，一风衣，一长袍，布料和鞋屐。”

周朝的这个骗术非常有效。国王庞大的军队机动性很强（公元前9世纪时拥有数百辆战车），并达成先辈遗愿，向周朝周围的“野蛮敌人”收取“保护费”。周朝领土内的农民受到保护，辛勤劳作，促进城市发展。诸侯不向农民征税，而要求他们提供劳役。理论上很美好，农田被划成3×3九格，如井字棋盘那样，8家佃户分别耕作外面的8块农田，并轮流为中间第九块领主的农田干活。现实无疑要混乱得多，但贵族通过结合农民的劳动服务、掠夺和勒索，开始变得富有。他们修建壮观的陵墓，活人陪葬的数目比商朝要少，而用更多的战车陪葬。浇铸和铭刻数目惊人的青铜器（约1.3万件青铜器已经发掘和公布），尽管文字仍然是贵族的工具，但它的传播超越了其狭隘的用途。

但这个体系有一个缺点，它依赖于战争的胜利。王位传了将近一个世纪，但在公元前976年昭王战败。失败不是任何人都想写下来的，我们了解的内容来自一部被遗弃的竹简编年史。这部编年史在公元前296年随墓葬埋入地下，在近6个世纪后坟墓被盗时才被发现。据史书记载，两个诸侯支持昭王与周朝南疆的楚国开战。编年史上写道，“天空黑暗，狂风暴雨，”“野鸡野兔都吓坏了。昭王的6支军队在汉水全军覆灭，昭王战死”。

周朝突然失去了军队、君主以及天命的神奇性。也许就像诸侯们总结的那样，周王的品德也不是那么高尚。他们的问题更加复杂：在黄河东端发现的公元前950年的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已不再表达对周室的忠心。君主努力去控制诸侯，但却失去了对西疆“野蛮的敌人”的控制，他们开始威胁周朝的城池。

新掠夺的土地不够肥沃，贵族间因土地而发生的矛盾明显上升。面对低端统治瓦解的危机，穆王转向了成本更高的解决方案，在公元前950年后，他建立官僚体系。几位周王（不确定是哪几位）通过行政官员转让土地，大概是为了奖励忠诚并惩罚背叛，但贵族做出了反击。将青铜器的铭文拼凑起来大概可以得知，在公元前885年，要不是许多诸侯坚持，夷王就会被废黜。夷王与最大的诸侯齐侯开战，在公元前863年将齐侯在铜锅里活煮。公元前842年，像黑帮老大被手下背叛并铲除一样，许多领主奋起反击，厉王流亡。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西方的君主们也在公元前10～前9世纪建立了低端统治的国家。西方文明核心在公元前1200年的瓦解是如何开始的，以及之后是如何恢复的，都不为人知，但是在绝望中产生的发明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长途贸易的瓦解迫使人们转而依赖于当地资源，但一些重要商品，尤其是制作青铜的重要原料锡，在很多地方都找不到[1]，西方人因此用铁来代替。塞浦路斯的铁匠一直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冶金技术，在公元前1200年就已经知道如何从地中海地区常见的其貌不扬的红黑色铁矿石中提取有用的金属，但是只要还有青铜，铁就不会被广泛应用。锡供应的中断改变了这一切，使铁或其他金属成为主导。到公元前1000年为止，从希腊到现在的以色列，新且便宜的金属被广泛应用。

在20世纪40年代，欧洲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提出“廉价的铁器使农业、工业和战争都民主化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之后60年的发掘并未给出更明确的答案，但柴尔德肯定是正确的，由于铁器容易获取，这使金属武器和工具在公元前1000年要比在之前1000年中常见得多。即使在贸易恢复后，也没有人再用青铜做武器或工具了。

西方文明核心的恢复首先在以色列出现。根据希伯来《圣经》记载，公元前10世纪，大卫和所罗门国王创造了从埃及的边界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的“联合王国”。首都耶路撒冷迅速发展，所罗门国王宴请来自远方的示巴女王（也许在也门）并向地中海地区派出贸易代表团。尽管比一些国际性王国要弱小，但相比同时代的周室家族生意，联合王国更加中央集权化，向各地征税及收取贡品。如果以色列人和犹太人没有在公元前931年所罗门去世后突然分裂，这个联合王国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除非这些事情都没有真正发生过。许多《圣经》学者认为不存在联合王国。他们认为这全都是幻想，是几个世纪后以色列人因当时形势糟糕而杜撰出来的，用以自我安慰。考古学家们在寻找《圣经》中提及的大卫和所罗门建造的宏伟建筑时遇到了困难，关于这个主题的辩论相当激烈。通常情况下即使最敬业的考古学家也会在关于古贮存容器年表的研讨会上打瞌睡，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有个考古学家却提出，通常被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的罐子其实是在公元前9世纪被创造的。这意味着先前那些被认为是公元前10世纪所罗门王国宏伟建筑物的建造日期也必须向后推100年，反过来，这也意味着所罗门王国贫穷而普通，希伯来《圣经》的故事不正确。结果他引起了犹太人的公愤，不得不雇用保镖。

在我看来，《圣经》与第四章中提及的关于夏商朝的中国古典文献一样，可能被夸大，但也不可能全部是想象出来的，也有证据表明在公元前10世纪末西方文明核心开始复苏。在公元前926年，利比亚诸侯舍松契一世夺取了埃及王权。为恢复埃及帝国，他进军犹大（即现代以色列南部和约旦河西岸），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但在北部地区，更强的国家也出现了。经过100年的黑暗时代，在公元前934年，从国王阿舒尔丹二世开始，亚述帝国再次崛起。亚述帝国恶行累累，相比之下周朝如同天堂一般。

阿舒尔丹很清楚亚述帝国正从黑暗时代复苏过来。“亚述帝国的人民曾因饥荒而流离失所，远离家乡，现在我把这些疲惫的人带回来了，”他写道，“我将他们安顿下来……他们生活安定。”在某些方面阿舒尔丹很传统，把自己看作亚述的守护神阿舒尔在人间的代表，就像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们在过去2000年中所做的一样。不过，因为大多数凡人都没有认识到他是至高的神，阿舒尔在黑暗时代后成了一个非常愤怒的神。阿舒尔丹的任务是通过掠夺使凡人认识到阿舒尔神的至高地位。只要亚述帝国变得富有，一切都在所不惜。

在亚述中心地带，国王建立了一个小型官僚体系，任命管辖者为天子，赏赐大量土地和劳动者。这些都是高端统治策略，但亚述国王的实际权力来自低端统治。国王并不向人民征税，而依靠天子们提供部队，像周王一样，用爵位和战利品来奖励他们。天子们任期30年，爵位实行世袭制，并将劳动者转化成农奴。

和周王一样，亚述帝国的国王也都是贵族的傀儡，只要战争获胜就不会出什么问题。天子们提供的军队要比周朝的诸侯们提供的更庞大（根据史书记载，在公元前870年有5万步兵，在公元前845年有10万，外加几千辆战车），国王的相对高端的官僚体系给军队提供后勤支持。

不出意料，亚述周围弱小的邻国为了防止被亚述消灭掉而愿意向其支付保护费。亚述帝国的提议往往令它们难以拒绝，尤其是因为亚述帝国常常会在当地立一个傀儡国王，而不像周朝那样赶走当地人，用本国人取而代之。战败的国王也可以获利，如果下次他们将军队借给亚述帝国，那上缴的钱财可以有所减免。

有些代理国王可能会不遵守协议，因此亚述人想出了很多恐怖政策。代理国王并不需要膜拜阿舒尔神，但他们必须承认，阿舒尔统治天国及他们自己的守护神。结果导致了其他国家在宗教及政治方面发生叛乱，亚述人别无选择，只有严惩他们。亚述国王用刻有暴力场景的雕刻来装饰宫殿，面对屠杀他们已经麻木。举个例子，亚述那西尔帕二世在公元前870年左右对叛乱者的惩罚是：

我在他的城门外建一座塔，我要把叛乱的首领都剥皮，用他们的皮来盖塔。把有些人关进塔内，把有些人钉在柱子上，把其余的处以火刑。

许多俘虏被处以火刑，许多俘虏苟且活着。但是一些人，我把他们的鼻子、耳朵和手指切掉，还有许多人我把他们的眼睛挖掉了。我把活着的人堆成一堆，人头再堆成一堆。把他们的头挂在市里各个地方的树干上。年轻人和姑娘处以火刑。活捉到20个人，我把他们在宫里剥皮了……其余的战俘我让他们在沙漠里渴死。

在公元前9世纪，东西方文明核心的政治命运向着不同方向前进：周朝瓦解，亚述帝国在黑暗时代后复苏。但两者都经历了不断的战争、城市的发展、贸易的增长和新型但低端的统治策略的运用。在公元前8世纪，又出现了一些共同点：两者都发现了低端统治的局限性。

叛乱的诸侯

就像俗话说的那样，凡事有利也有弊。在公元前800年左右，地球的轴线产生轻微摆动，造成北半球狂风肆虐。在欧亚大陆西部，冬季吹的主要是从大西洋来的“西风”，这意味着冬季降雨量上升。这对于地中海盆地的农民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在当地造成死亡最常见的原因一直是在炎热干燥天气中肆虐的肠道病毒，而且农民的主要问题是，如果冬季风不够大，就没有足够的雨水带来好收成。寒冷和雨水比疾病和饥饿要好得多。

但是对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居民来说，新的气候很糟糕。当地造成死亡的原因主要是由寒冷和潮湿引起的呼吸道疾病，主要的农业问题是夏季生长季节过于短暂。由于公元前800～前500年间的气候变化，欧洲北部和西部人口减少，但地中海周围地区人口增加。

中国的冬季风主要来自西伯利亚，所以在公元前800年后，冬季风变得更强烈，天气变得干燥寒冷。这样的气候有利于长江黄河流域的农耕，所以该地区的人口上升，但是对于生活在黄河以北、人口增长但气候却日益干旱的高原居民来说，日子更为艰难了。

在整体的大变化中，当然也存在着局部差异，但主要结果和第四章中我们看到的气候变化结果一样。区域间的平衡被打破，迫使人们做出反应。据一位撰写古气候学教科书的专家说：“如果这样的气候变化发生在今天，将给社会、经济和政治带来灾难性后果。”

东西方土地面积差不多，且都面临人口增长的压力，导致了冲突和革新的出现。这两者对统治者都有利，更多的冲突意味着有更多机会帮助朋友并惩治敌人，更多革新意味着财富增长。推动两者发展的是人口增长，这意味着更多劳动者、士兵和收益。

那些掌握实权的君主确实能获益，但对于公元前8世纪采用低端统治策略的君主来说，要想获益有些困难。最大的赢家，即最有可能利用新机会的是低端统治君主所依赖的地方老大，即地方长官、地主和驻军指挥官。这对于君主来说是个坏消息。

在公元前770年，东西方的君主都丧失了对诸侯的控制。埃及在公元前945年差不多都统一了，但在公元前804年分裂成了3个王国，到公元前770年分裂成了12个独立的公国。在亚述，沙姆希阿达德五世经过争斗才在公元前823年继承王位，但是他丧失了对代理国王和领主的控制。有些天子甚至以自己的名义发动战争。亚述研究者将公元前783～公元前744年这段时间称为“间隔期”，在这段时间内，君主无足轻重，叛乱四起，领主肆意妄为。

对于地方贵族、小君主和小城邦，这是一个黄金时代。最有趣的例子是腓尼基，位于现今的黎巴嫩海岸。由于西方文明核心在公元前10世纪复苏，腓尼基因埃及和亚述间的贸易活动而繁荣。他们的财富引起了亚述人的注意，不过，到公元前850年，腓尼基人开始上缴保护费。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推动了腓尼基人冒险到地中海地区赚钱以谋求和平，其他人却认为，人口增长及地中海地区新市场的驱动更为重要。无论何种原因，到公元前800年，腓尼基人已开始航海远行，在塞浦路斯设立贸易点，甚至在克里特岛建立了小神社。到公元前750年，希腊诗人荷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的读者知道（但并不相信）“腓尼基人以船而闻名，为了营利，他们用船载来无数漂亮的东西”。

希腊人口增长最快。腓尼基的探险家和商人使饥饿的希腊人觉醒了。公元前800年，有人携带希腊陶器到意大利南部；公元前750年，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在地中海西部长期定居。双方都喜欢通过河流连接内陆市场的港口，但希腊人比腓尼基人多，他们以农民的身份定居，抢占了沿海最好的土地。

原住民有时也会抵制。有些人，如意大利埃特鲁斯坎和撒丁岛的部落，在殖民者到来前就已经有城镇和长途贸易了，现在他们建造城市和纪念碑，组织低端统治的国家，使农业密集化。他们根据希腊字母创造出了字母表（希腊人反过来又在公元前800～前750年间根据腓尼基语调整了希腊字母）。这些字母比以前拥有上百个符号的文字（每个符号代表一个辅音加元音音节）更容易学习和使用，比拥有几千个符号的埃及象形文字或中文（每个符号代表一个不同的字）都要简单。乐观估计，在公元前5世纪，10%的雅典男性能阅读简单的文章或写自己的名字，数目远远超过之前东西方的任何地区。

我们对欧洲公元前1000年城市、国家和贸易发展的了解，相比对之前四五千年中农业发展（在第二章讨论过）的了解要多得多。但是对于两者相关问题的争论却很相似。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内，殖民化使城邦从地中海东部向西部延伸；有人反驳说，原住民为了抵抗殖民主义而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后者主要是年轻学者，指责前者在宣扬他们所谓的现代殖民体系的文明任务；而前者主要是老一代的学者，他们回应说，这些批评者意在扮演被压迫者的捍卫者，而不是真正想找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与以色列考古学家引起的公愤相比（据我所知，暂时还没有人需要保镖），上面的论战明显要温和许多，但也算是一场激烈的争论，足以吸引我。为了解开这个问题，2000～2006年的每个夏季我一直在西西里的一个叫蒙特帕里卓的发掘点工作。[2]这座原住民的古城在公元前650～前525年被厄力密亚人占领。它非常接近腓尼基和希腊的殖民地，从我们所在的山顶就能看到它，是一个检验到底是殖民化还是本地发展导致地中海西部崛起的理想地点。经过7年的研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两者兼而有之。

当然这与考古学家们对几千年前农业扩张得出的结论类似。在每种情况下，不论在核心或周边地区，社会发展水平都有所上升。商人和殖民者因受竞争对手排挤或是被机会吸引，离开核心地区；在周边地区，一些人积极效仿核心地区或形成自己的风格。结果更高的社会发展水平从核心地区向外扩散，覆盖早期的体系，并不断转化，因为周边地区的人们在转化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新方法，并发现了他们的后发优势。

蒙特帕里卓当地的一些新举措很重要。一方面，我们怀疑我们的发掘点被来自塞吉斯塔的厄力密亚人所破坏，他们在公元前6世纪时建立了自己的城邦。但是希腊殖民者的到来也很重要，因为塞吉斯塔国家的形成部分是因为要和希腊竞争土地，很大程度上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塞吉斯塔的贵族努力和希腊抗争，借鉴希腊的做法。事实上，他们在公元前5世纪30年代建的希腊式神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许多艺术史学家认为，他们当时一定雇用了设计雅典帕台农神庙的建筑师。塞吉斯塔人也把自己融入了希腊神话，声称（罗马人也同样）自己是埃涅阿斯的后人。到公元前5世纪，地中海西部的殖民城市，如迦太基（腓尼基人移居地）和锡拉库扎（希腊人移居地），已经能和旧的核心地区相媲美。伊特鲁里亚的社会发展也不甘落后。几十个民族，如厄力密亚人，也不落后。

西方核心地区国家的瓦解与周边地区扩张的进程与东方相似，都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大约在公元前810年，周宣王失去对诸侯的控制。诸侯日益强盛，觉得没有必要再服从君主。周朝的都城陷入了派系斗争，西北方的犬戎长驱直入。宣王的儿子幽王在公元前781年即位，他试图结束这种困境，决定跟叛乱的诸侯和权倾朝野并与太子及太子生母勾结的大臣们一决雌雄。

在这一点上，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资料。公元前1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讲述了一个离奇故事：周朝有个君王曾打开了一个装有龙涎的千年古盒，一只黑色虫子爬了出来。司马迁并没有讲为什么君王让几个宫女脱光衣服，并对怪物吼叫。虫子没有逃跑，而是钻入了其中一人体内。这个宫女生下一个像爬虫的女婴后将其遗弃。一对避难的夫妇将这女婴带到了叛乱的诸侯国褒国。

故事的关键点是：龙女长大后成了一个美女，叫褒姒。公元前780年，褒国人为了与幽王达成一项协议，把褒姒献给了幽王。幽王宠爱褒姒，次年，褒姒诞下一子。这就是为什么幽王想杀太子和他生母了。

之后国家太平，直到公元前777年幽王流亡的儿子回到叛乱的诸侯国，并与幽王的权臣勾结。众多诸侯和西北方的犬戎结盟。

幽王只顾博宠姬褒姒一笑（褒姒不爱笑，考虑到她的背景，这一点也不奇怪），只有一事行得通。周朝设立了烽火台，如果犬戎突袭，鼓声和烽火可以通知诸侯出兵救援。司马迁说：

幽王命人点燃烽火台并打鼓。烽火台只有在外族入侵时才能点燃，许多诸侯赶来。但他们抵达后，却发现根本没有入侵者，狼狈撤离。看到这个场景，褒姒就笑了。幽王大喜，于是命人又点了几次烽火台。三番五次，各个诸侯慢慢开始不听幽王的命令，不来勤王。

幽王作茧自缚。当犬戎和申侯真的在公元前771年造反时，许多诸侯看到烽火却不愿再被戏弄，决定不发一兵一卒。叛军杀了幽王，烧毁都城，立其子为周平王。

这个故事很难当真，但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它确实保留了部分真实情况。在公元前8世纪70年代，西方的埃及和亚述统治者陆续丧权，中国的君主制也因人口增长、地方权力复苏、派系斗争和外族入侵等内外压力结合而受到重挫。

在公元前771年叛乱的诸侯们也许只想证明自己的实力，立了一个傀儡国王，继续无视君主。他们决定把自己的青铜礼器埋在渭河河谷里（考古人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在此发掘出大量青铜器），等犬戎掠走宫中财宝退兵后再取回。但是他们想错了。犬戎没有退兵，诸侯立平王，把都城从镐京东迁至洛邑（位于黄河流域）。[3]原本的天子周室在丧失大片故土后已衰落，这一点很快就显现出来了。诸侯国中最强的郑侯开始挑战王权。在公元前719年，周王被迫将太子送到郑国当人质，在公元前707年，另一个诸侯故意用箭伤了周王。

到公元前700年，诸侯国（据一古书记载有148个）基本与周室脱离关系。为首的诸侯仍然打着周室的旗号行事，但实际上无视周室，相互争霸，私订盟约。在公元前667年，当时雄霸一时的齐桓公召集各诸侯会盟，承认他为盟主。次年齐桓公逼迫周王封他为伯侯，代表周室的利益。

北有戎狄，南有蛮族。齐桓公攘夷狄，创霸业。但这些战争的主要结果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在地中海西部殖民的结果类似，都是造成外族入侵，并迅速扩张。

在公元前7世纪，北方的国家与戎狄通过联姻而结盟。齐、晋、秦与许多精通周朝文化的戎狄首领结盟，扩张势力。南蛮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楚国，后来在公元前7世纪与晋齐大战。到公元前7世纪50年代，楚国入盟。与西方的塞吉斯塔和自称是埃涅阿斯后代的罗马人不同的是，楚国的首领认为他们与中原的国家一样，是周朝的一个州。结合中原及南方特色的楚文化在公元前600年出现。

楚国实力大增，在公元前583年，晋国决定与其他蛮族结盟以对抗楚国。公元前506年，盟国之一吴国实力大增，打败楚国。到公元前482年，吴国称霸，与楚王一样，自称周室后代。另一个南方国家越国，此时也实力大增。越王勾践自称是大禹后代，卧薪尝胆，力图灭吴。在公元前473年，越国攻陷吴国，夫差上吊自杀，越国成为霸主。尽管政治体系瓦解，但东西方文明核心都急剧扩张。

西方的亚述帝国与东方的战国七雄

公元前750～前500年是历史的转折点。在公元前750年，西方社会发展指数与其在公元前1200年文明核心瓦解前相当，逼近24分；公元前500年，东方社会发展指数也达到24分。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气候发生变化，人口迁移，冲突不断升级，新国家成为文明核心，老国家开始瓦解。文明核心似乎完全有可能再次瓦解，但两个文明核心都进行自我调整，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知识来应对它们所面临的挑战。这就是图5-1如此单调但又有趣的原因。

改革最先在亚述出现。公元前744年，新贵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在一场政变后登上王位。刚开始，他和先前几位篡位的君主没什么区别，但是在之后短短20年间他使亚述从一个破落低端的国家蜕变成了充满活力的高端国家。在此期间，与黑手党的合法化一样，他从一个“黑道老大”变成了伟大（但残忍）的国王。

他的秘诀是废黜天子。提格拉·帕拉萨建了一支常备军，由他支持，只听命于他一人，而不需要领主提供军队。他迫使战俘组成了他的私人军队，留存下来的文字资料没有记载他是怎样做到的。当他的军队取胜时，提格拉·帕拉萨直接把战利品赐给军队，而不再和领主分享。倚仗军队，他瓦解了贵族的势力，细分国家高等行政机构，并将俘虏的宦官安排在这些机构中。宦官有两个好处：他们不可能有后代来袭位，且通常被认为他们不可能会叛乱。最重要的是，提格拉·帕拉萨通过扩大官僚体系来统治国家，废黜天子并选用忠于他的行政官员。

面对高昂的开支，提格拉·帕拉萨调整了国家财政制度。他主张定期上缴贡金，基本上就是税收，而不是不时地掠夺外族。如果代理国王有异议，提格拉·帕拉萨就用亚述官员代替他。例如，以色列王比加在公元前735年与大马士革城和其他叙利亚城市一起发动抗税起义。提格拉·帕拉萨狠狠惩治了他们。他在公元前732年攻破了大马士革城，派官员驻守，并吞并了以色列北部肥沃的山谷。提格拉·帕拉萨不得人心，结果被暗杀，比加人立何细亚为亲亚述的国王。

直到提格拉·帕拉萨在公元前727年去世，亚述一直都国泰民安。何细亚认为新亚述体系将随着提格拉·帕拉萨的死而消亡，于是他就停止上缴贡金，但提格拉·帕拉萨设立的机构即使在最高层发生变动的情况下也可以继续下去。亚述的新国王撒缦以色在公元前722年攻陷以色列，杀了何细亚，派官员驻守，并将数以万计的以色列人驱逐出境。从公元前934～前612年，亚述强行让450万人迁徙。部分人口被充军，建城池，参与提高帝国生产力的项目，如筑坝、栽树、培育橄榄树、挖运河等。被驱逐的劳动力进入尼尼微和巴比伦后，两座城市的人口都增加到10万，它们吸收各地资源，规模空前。社会发展高涨，到公元前700年时，亚述成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

历史是不是因为提格拉·帕拉萨在公元前8世纪阻止了国家瓦解而改变了发展轨迹？曾经有段时间历史学家会毫不犹豫地肯定这一点，但现在他们都不会把结果只归因于这位独特的伟人。他们这样做可能是正确的。伟大的提格拉·帕拉萨可能是很残酷，但绝不是唯一的。所有公元前8世纪晚期西方文明核心中的统治者都采用了中央集权化来应对他们的困境。在埃及，来自现今苏丹的努比亚人甚至在提格拉·帕拉萨夺取王位之前就已经统一了全国，并在之后的30年中进行改革。甚至到公元前8世纪10年代，犹大国王希西家也采用了同样的做法。

历史并非仅由一个天才改变，当时的情形更像是绝望的人们想尽办法生存下去，其中最好的方法是获胜。要么中央集权，要么灭亡，未能成功控制地方领主的统治者被那些成功的统治者击败。希西家担忧亚述，感到有必要壮大犹大王国；亚述的新国王森纳赫里布也担忧希西家，感到有必要阻止他。公元前701年，森纳赫里布侵略犹大王国，俘虏它的人民。他赦免了耶路撒冷，因为（据希伯来《圣经》）上帝的天使击退了亚述人，或是因为（据森纳赫里布传记）希西家同意上缴更多的贡金。

不管原因究竟如何，森纳赫里布的胜利给他带来了一个严酷的新现实：每次亚述获胜就产生了新敌人。当提格拉·帕拉萨在公元前8世纪30年代早期吞并叙利亚北部时，大马士革和以色列联合反对他；当亚述王撒缦以色在公元前722～前732年间征服大马士革和以色列时，犹大王国就成了前线；在公元前701年犹大王国灭亡后，埃及就面临威胁了，所以在公元前7世纪70年代，亚述占领了尼罗河流域。最后亚述人发现埃及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远了。10年后亚述人从埃及撤兵，前线都出现了问题。摧毁北方劲敌乌拉尔图后，他们就常受到高加索毁灭性的袭击；击溃南方劲敌巴比伦后，他们开始与东南方的伊勒姆作战；在公元前7世纪40年代战败伊勒姆后，居住在扎格罗斯山脉的米底人成了威胁，而且他们使巴比伦恢复了实力。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他的著作《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说：在过去的500年中，战争迫使欧洲国家过度扩张，削弱了它们的实力，导致最后垮掉。尽管达到了高端统治模式，拥有巨大的收入、专业化的军队和官僚体系，击败了所有对手，最终亚述帝国作为过度扩张的典范而难逃垮掉的厄运。到公元前630年，亚述全部撤兵。公元前612年，米底和巴比伦组成的盟军洗劫了尼尼微并分割了帝国。

亚述帝国的突然崩塌导致了第四章中的情况再次发生。军事动乱使以前处于外围的民族有机会成为文明核心。米底借鉴了亚述的机构和政策，巴比伦再次成为强国，埃及试图在黎凡特重建帝国。分割亚述领土的争斗也促进了它们的扩张。米底的中央集权使另一个外族，即伊朗西南部的波斯变得强大。在公元前550年，波斯诸侯居鲁士推翻了米底。米底的派系斗争为他铺平了道路。（米底国王先前曾逼迫一位将领吃他自己儿子的肉，之后他又愚蠢地把攻打居鲁士的军队派给了这位将领。该将领之后叛变，军队垮掉，居鲁士顺利接手。）

像先前的亚述国王一样，波斯统治者认为他们是由上帝委派的。他们的家族阿契美尼德代表着与黑暗和邪恶斗争的光与真理之神——阿胡拉·马兹达。他们相信其他民族的神灵看到他们的正义性后也希望他们获胜。因此，当居鲁士在公元前539年夺取巴比伦时，他（表面上真诚地）说这样做可以让那些被巴比伦腐败统治者压制的神灵得到释放。他随后把巴比伦人在公元前586年抓来做俘虏的犹太人送回了耶路撒冷，希伯来《圣经》的作者也对居鲁士的自命不凡有所证实。他们相信自己的神，认为居鲁士是“我的牧羊人……我的救世主……我抓住他的右手来征服其他国家”。

居鲁士率领他的军队到达了爱琴海和现在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远地区。他的儿子冈比西斯征服并统治埃及。接下来发生的事与司马迁讲的那个故事一样离奇，最后在公元前521年，他的远房亲戚大流士继承了宝座。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冈比西斯做了一个梦，误以为他的兄弟司美尔迪斯想谋反，于是他派人暗杀了司美尔迪斯。有个牧师也叫司美尔迪斯，且和死去的司美尔迪斯长得一模一样。这个牧师假装是真正的司美尔迪斯，继承了王位。冈比西斯发现这件事后，尽管有些害怕，但还是骑马赶回王宫说出了真相（谋杀兄弟的事实），但因不小心刺伤了自己的大腿而去世。与此同时，假司美尔迪斯也因没有耳朵而被他的妻子识破（假司美尔迪斯在早期因受刑罚而被削了耳朵）。于是7名贵族杀了假司美尔迪斯，并开始争夺王位：每人带着马到指定地点，谁的马在太阳升起时先叫，谁就成为国王。最后大流士赢了（事实上他作弊了）。

值得一提的是，事实证明这是选国王的好方法。[4]大流士很快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成为新一代的提格拉·帕拉萨。他向全国3000万人征税，将收入最大化。据希罗多德记载：“波斯人称大流士是一个商人……他尽可能谋利。”

大流士来到了社会发展已复苏的地中海沿岸。到公元前500年时，商人不再为宫殿和庙宇服务，而为自己谋利，促进了经济发展。商人将海运成本降低，通过船运输奢侈品及食品等大宗货物来谋利。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吕底亚人开始铸币。到大流士统治时，铸币技术已被广泛应用，进一步加快了商业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到公元前400年，平均每个希腊人要比他们三个世纪前的先辈多消费25%～50%。房屋更大，饮食更多样，人们更长寿。

大流士通过雇用腓尼基人成立波斯第一支舰队，开凿苏伊士运河连接地中海和红海，并控制希腊城市来介入地中海繁荣的经济。据希罗多德记载，他派间谍监视意大利，甚至考虑过攻打迦太基。

大流士死于公元前486年，这时西方社会发展指数已比公元前1200年的24分整整高出了10%。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农业产量已稳步增加；巴比伦大约有15万居民（据希罗多德说，这个城市如此之大，以至于居鲁士占领它的消息花了几天才传到每家每户）；波斯军队规模庞大，甚至把整条河都喝干了（这也是希罗多德说的）；多达1/10的雅典人会写自己的名字。

东方社会发展指数也达到了24分。从公元前8世纪以来，东方国家与西方一样也进行了重组并实行中央集权化。公元前771年周王朝的瓦解让诸侯们喜忧参半。没有周王朝，他们可以肆意征战。诸侯们原本听命于周王，不过他们发现周王依赖他们的军队，而且自己的权臣也开始变得难以驾驭。解决办法是废黜贵族，引进外族人，像提格拉·帕拉萨那样用囚犯组建军队。与周朝毗邻的大国（晋、齐、楚、秦）在公元前7世纪就开始这么做，并逐渐变得强大起来。

相比黄河流域的其他国家，楚国受到周室的管制较少。早在公元前690年，楚国就创建了新直辖区，行政长官直接向楚王汇报。其他国家争相效仿。在公元前7世纪60年代，晋献公采用了更激烈的策略，屠杀国内名门望族的首领，并提拔顺从他的臣子。其他国家也争相效仿。在公元前594年，鲁宣王采用了新策略：让农民对自己耕作的土地拥有所有权，不用再服劳役，但是前提是他们需要服兵役或缴税。不用多说，其他国家当然也群起仿效。

这些采用新统治策略的君主与西方国家的君主一样，创建更大规模的军队，面对更强劲的对手，并从经济发展中获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后更愿意努力耕作，提高农作物产量，并发明了牛拉犁。铁制农具得到了广泛使用。到公元前5世纪，铁匠们学会使用风箱，将铁矿石加热到熔点2800华氏度后再铸造。[5]吴国的铁匠甚至能控制铁中的碳含量，造出真正的钢铁。

城市蓬勃发展（到公元前500年鲁国临淄的居民人数可能已达到5万）。和西方一样，需求促进商业发展。在公元前625年，鲁国的一位大臣为了促进贸易，取消了边境检查站。水上贸易兴旺，晋国及位于洛邑的周室推行铜币（但与西方无关）。与西方相似的另一点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不平等也在加剧。税收增加，从公元前6世纪初的10%上升到了100年后的20%。诸侯在宫殿里建冰室，而农民却陷入贫困状态。

在西方，经济在公元前6世纪迅速扩张，且国王已重掌权力，但在东方，经济的发展却加剧了君主的烦恼，因为取代诸侯的往往是权倾朝野的卿大夫。卿大夫往往能比他们的君主更好地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最后常常成了竞争对手。在公元前562年，鲁国三桓三分公室，建立三军，各领一军。公元前537年，鲁国由三桓中的季孙氏专权。晋国的卿大夫韩、赵、魏发动内战，持续了50年，最终在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地。

但在这个时候，君主（及那些篡位的卿大夫）找到了解决办法。如果卿大夫和他们取代的诸侯一样成问题，为什么不从其他国家招募臣子呢？这些臣子被称为“士”，常翻译成gentleman（君子），因缺乏政治关系而不可能权倾朝野。其中许多士出身卑微，这就是他们选择仕途的原因。士这群人的出现及壮大证明了中央集权化和知识的传播。数以千计的士穿梭于各国间，担任一些卑微的职位。

只有少数幸运的士得到了君主的重视，并加官晋爵。有趣的是，与西方不同，这些士而不是他们效忠的君主成了当时文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他们在这些作品中扮演以德服人、辅弼君主的良臣。《左传》写于公元前300年左右，记述了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都是关于这些士的。我最喜欢的是赵盾，晋灵公的权臣。《左传》描写道，晋灵公不行君道，他在高台上用弩射行人，观看他们躲避弩箭的样子。[6]一次因为熊掌没炖烂，就把厨师杀掉，把尸体装到筐子里让宫女拿去扔掉。

赵盾多次劝谏，使晋灵公生厌，晋灵公便派去刺杀赵盾。一大早就去了赵盾家，只见赵盾早就穿戴好上朝的礼服，忙于政事。不愿杀害这样一位忠臣，也不愿违背国君的命令，最后他选择了唯一的出路，一头撞死在树上。

晋灵公再次刺杀赵盾。灵公设下埋伏，结果赵盾手下一拳打死了袭击他的狗，且灵公的一名武士是赵盾多年前救助的饿汉，通过两人的协助，赵盾最终得以脱险。最后，与《左传》中其他故事一样，晋灵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赵盾也常被指责没有对此事进行阻止。

在公元前5世纪，其他（表现较好的）君主取得了成功，新型的建筑风格展示了他们国力的日益强盛。周天子将宫殿建在三四英尺高的平台上，但后来的诸侯将建筑向垂直方向发展，达到用文字可以形容的最高高度。据说，有一座楚国的宫殿坐落在500英尺高的平台上，高到甚至可以碰到云端。另一座在中国北部的宫殿叫作“空中平台”。统治者对他们的宫殿严密设防，如同害怕敌国一样害怕自己的国民。

到公元前450年，东方的统治者像西方的一样征税建军，并通过不会因君主的死亡而瓦解的国家机构来处理这些复杂的事务，使国家走向了高端统治型。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指数超过了24分。在西方，文明核心扩张，波斯帝国统一了其大部分地区；在东方，类似的过程也在进行之中。在公元前771年周朝灭亡后出现了148个国家，但到公元前450年，只剩下了14个，其中4个（晋、齐、楚、秦）占主导地位。

在第四章中，我提到冯·丹尼肯的外星人预测说，大约在公元前1250年时东西方文明核心会继续扩张，两个地方都将会出现一个大帝国。如果大约在公元前450年时他们再回来，可能他们会觉得预言属实。毕竟预言的内容没有错，只是时间错了。

思想经典：从孔子、墨子和庄子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外星人也可能会很有兴趣地发现，地球人曾持有的人能与上天交流的观念正在消失。几千年来，君主像天神一样，用祭祀来维持道德秩序，以此将卑微的平民与统治者联系起来，通过在通灵塔上献祭或在坟场屠杀战俘来与上天取得联系。但现在，原来神圣的君主将自己的角色变成了行政首长，他们的统治“魔法”消失了。“要么让我早点死，要么让我生得晚点，”7世纪希腊诗人赫西奥德抱怨说，“因为现正处于铁器时代……正义之神和愤怒之神身着可爱的白色长袍，离开了凡间。他们遗弃人类，加入了奥林匹斯山永生的众神，把苦痛留给凡人，这样就没有援助来对抗邪恶了。”

但这只是一种看法而已。从爱琴海海岸到黄河流域，其他思想家开始对世界运行的方式提出了新观点。他们之所以从边缘地区谈起，从社会角度看，是因为他们大多处于社会底层；从地理角度看，是因为他们大多来自文化核心边缘的小国。[7]他们（可能）说，不要绝望，我们不需要神圣的国王统治这个已被玷污的世界。救赎要靠我们自己，而不在腐败、暴力的统治者手中。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二战”结束时试图搞清当时的道德危机。他将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几个世纪称为“轴心时代”，意味着历史围绕这个轴心旋转。雅斯贝斯称在轴心时代，“据我们今天所知，人类才形成”。轴心时代的著作——东方的儒家和道家文献，南亚的佛教和耆那教经书，西方的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圣经》（及衍生出的《新约》和《古兰经》）——成了定义生活意义的经典及永恒杰作。

对于那些本身没有或者很少留下书面作品的人来说，佛陀与苏格拉底是非常成功的。他们的传人（有时并不是嫡系）记录、润色或完全编造他们的言语。通常没有人真正知道创始人当时是怎么想的，因此，他们的继承人激烈争斗，举行议会，把对手逐出教门，驱逐到外面黑暗的世界。现代哲学最大的成功在于揭示了：继承人在分裂、对抗、咒骂和迫害彼此的同时又多次写或改写了他们神圣的书籍，结果使文本几乎不可能保持原意。

轴心时代的著作各种各样。有些是晦涩的格言集，有些是诙谐的对话，还有很多诗歌、历史故事或论证法，有些文本则结合了所有这些类型。经典著作一致认为，他们的最终主体，一个超越堕落世界的超然境界，是难以用言语描述的。佛陀说，涅，字面意思是“吹灭”，一种像熄灭蜡烛一样将这个世界的激情熄灭的心境，难以用言语描述，甚至连尝试也是不适当的。对于孔子，仁（常译为“人性”）也难以用语言描述。“我越仰望它，它就越高；我越了解它，它变得越难；我看到它在我前面，突然又在我背后……谈论它时，有谁能一点都不犹豫？”同样，苏格拉底放弃了给美下定义，他说：“我理解不了，如果我去尝试只会让我出洋相。”他只能用寓言来表达：美像火焰，投射出我们误以为是现实的影子。同样，耶稣也只是间接提到天国，他也喜用寓言。

最难定义的是道，道家的理解如下：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此两者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经典著作一致认同的第二件事是如何实现超越。儒家、佛教、基督教等的教义远比保险杠上贴的标语来得重要。但当我在最喜欢的咖啡馆写这一章时，外面有辆车上贴着一条标语，很好地做了总结：“同情是革命。”遵循道德准则，放下欲望，对待别人像你希望别人对待你那样，这样你将改变这个世界。所有的经典都敦促我们要容忍，并提供提高自身修养的一些方法。佛陀用冥想；苏格拉底青睐对话；犹太教祭司呼吁学习；[8]孔子也提倡学习，并注重礼乐。在每种文化传统中，有些人倾向于神秘主义，而另一些人更务实、通俗。

这个过程总是一个自我塑造、内部调整的过程，不依赖于神圣的国王，甚至神。事实上，超自然的力量与轴心思想偏离。孔子与佛陀拒绝谈论神灵；苏格拉底尽管自称虔诚，但最终因信奉雅典的神而被指责；犹太教祭司警告犹太教徒，上帝神圣而不容称呼或过多赞美。

在轴心思想中，君主面对的情况甚至比神还要糟。道家和佛陀对君主主要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而孔子、苏格拉底和耶稣公开指责道德缺失的统治者。轴心评论困扰着善人和伟人，新出现的关于出身、财富、性别、种族和社会阶级的问题明显是反传统文化。

在指出东方、西方和南亚经典中的相似点时，我不会去掩饰它们之间的差异。没有人会把三藏（“三篮”）佛经误以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或孔子的《论语》，但也不会有人把孔子的《论语》误以为是与之相媲美的其他中国经典，如道家的《庄子》或法家的《商君书》。在公元前500～前300年，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世，我想花一点时间来看看这一区域出现的多种思想流派。

孔子把公元前11世纪的周公作为美德的榜样，把重建周朝礼制，恢复当时的美德作为目标。孔子称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考古发现其实孔子对遥远的周公时代所知甚少。并不是周公，而是后来在公元前850年左后发生的大规模的“礼制改革”使周朝恢复了等级森严的礼制。后来，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霸主们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用大量财宝陪葬，礼制再次发生变化。

孔子是士，受过教育，但不是特别富有。他可能会反对第二个变化，将公元前850～前600年间的礼制理想化，并将其追溯到周公时代。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这意味着重生者而非祖先，重真诚敬畏而非炫耀伪善，重美德而非出身，用简单的礼器正确行礼，遵循先例。孔子坚持认为如果他能说服一个统治者实行仁爱，大家都会模仿他，世界就会和平。

公元前5世纪的思想家墨子却完全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孔子误解了仁爱。他提倡行善，而不是人为善；是对每个人行善，而不只是家人。墨子拒绝礼乐和周公。他说，即使民不聊生，儒家却还“像乞丐一样，像田鼠偷藏食物，像公羊那样贪婪地看着，像阉猪一样跃起”。墨子身穿粗布衣服，席地而卧，吃稀饭，过穷苦的生活。他倡导兼爱，即“兼相爱，交相利”。他提倡“视人国若其国，视人家若其家，爱人若爱其身”。他认为“灾难、侵占、不满和憎恨产生的原因就在于人们不能兼爱”。墨子用外交来避免战争，四处奔波直到把鞋磨破。他甚至派了180个年轻的追随者誓死捍卫一个受到不义侵略的国家。

通常被归为道家的思想家对墨子和孔子的观点都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天道无为”：夜晚到白天，喜悦到悲伤，生到死，没有什么是固定的，难以定义。人吃牛肉，鹿吃草，蜈蚣吃蛇，猫头鹰吃老鼠。谁能说哪个最好？道家指出：儒家认为是正确的，墨子的追随者却认为是错的，但实际上一切都是相互连接的。没有人知道天道通向何方。我们必须达到天人合一，但切不可操之过急。

道家思想代表人物之一庄子讲述了另一位道家代表人物列子的故事。列子多年求道后，觉得还是没学到东西，就回家了。

（庄子说）三年不出家门。替妻子做饭，像侍候人一样喂猪。对任何事物都不分亲疏远近，去除雕琢，返璞归真，损弃心智，独以形体存在。在纷纭的大千世界中，保持真朴，以此终生。

庄子认为列子故事让孔子与墨子的实践主义看起来既荒谬又危险。庄子设想有人对孔子说：“你忍受不了这一代人的痛苦，于是你离开，却给今后世世代代造成了困扰。你是打算造成这个悲剧呢？还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错的不一定有害，有效的也可能不对。”相比之下，庄子称墨子“真正是天下最好的人”，但却把生活的乐趣都抛弃了。“墨子信徒穿毛皮粗布，穿草鞋，日夜不停地工作，以刻苦自励为最高理想。”墨子主张“人生时应勤苦，死时要薄葬”，但“即使墨子自己能忍受”，庄子问：“怎么使天下众人也这样生活呢？”

墨子反对孔子，庄子反对孔子和墨子，而所谓的法家反对他们全部。法家反对轴心思想，比马基雅维利更不择手段。法家认为，仁、兼爱和道都没有抓住重点。试图超越现实是愚蠢的：神圣的君主只能屈服于那些能有效管理国家的人才，民众也应该采用这个体系。商鞅是公元前4世纪秦国的丞相，法家的指引之光，他的奋斗目标并不是人道，而是“使国家富裕，兵力增强”。商鞅说：“敢于做敌人所不齿的事，则可得利。”不用为善也不用行善，因为“用强权统治的国家往往更有秩序也更强大”。不用把时间浪费在礼制、实践论或宿命论上，而要将法律和酷刑（斩首、活埋、苦力）结合起来统治国家，并将法制强加于人民。法家认为法律就像木匠的矩尺一样，可以将杂乱的原料变得符合规则。

中国的轴心思想范围涉及神秘主义和独裁主义，并不断地发展。例如，公元前3世纪的学者荀子将儒家、墨家和道家思想结合起来，并与法家相对抗。许多法家弟子支持墨子的工作伦理与道家的包容万物。几个世纪以来，各种思想相结合，之后又经历千变万化的复杂重组。

南亚和西方的轴心思想也大致相同。我不会再详细谈论这些文化思想，但只要稍稍看一下希腊这块小土地上发生的事，我们就能想象出当时思想的大锅沸腾的样子。在公元前1200年，希腊神圣的王权可能比之前的西南亚古国都要孱弱，于是到公元前700年，希腊人决定反抗这种王权。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们比其他轴心时代的民族更加直接地面对了这个问题：在缺乏统治者的情况下，一个美好的社会该是怎样的？

希腊人的其中一个对策是通过集体政治来解决问题。既然没人能拥有超然的智慧，一些希腊人问，为什么不集中每个人有限的知识来创建一个（男性的）民主社会呢？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想法，甚至墨子也没有想到这一点，长期以来理论家普遍认为男性民主的发明标志着西方与其他地区的决裂。

关于这一点，读者可能会有质疑。14000年来，在希腊人开始实行民主前，西方社会发展指数就一直比东方高。在公元前5～前4世纪，即希腊民主的黄金时代，西方的领先地位也基本没什么变化。只有到公元前1世纪时，罗马帝国采用民主政策，才使西方的领先地位急剧上升。希腊决裂论（将在第六章到第九章细谈）面对的更大的问题是2000年后民主在西方完全消失，这一点就是古希腊民主与美法两国革命的区别。19世纪的激进主义者发现古雅典为关于现代民主国家如何运作的辩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反方观点，但是我们需要选择性地阅读大量历史资料才能看出从古希腊到美国开国之父的民主自由精神的延续。（顺便说一句，这些开国之父利用“民主”一词来代表权利滥用，与暴民统治只差一步。）

不管怎样，希腊对轴心思想的贡献并不在于这些民主派，而在于苏格拉底引导的对民主的批评。他认为，希腊并不需要民主，民主只会加强那些靠外表作判断的人的无知；希腊需要的是像他一样的人，知道自己对善的本质这一关键点一无所知。只有这样的人通过哲学辩论磨炼出理性后才可能理解善（是否任何人都可以，苏格拉底也不确定）。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追随者之一，将苏格拉底的美好社会模式分成了两个版本：对儒家来说足够理想的《理想国》以及足够让商鞅称心的《律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学生之一）的思想也涵盖了类似的范围，从人道主义的《伦理学》到逻辑分析的《政治学》。关于相对主义，公元前5世纪的一些诡辩家可以和东方的道家相媲美。就如在神秘主义方面，有远见的帕尔米尼底斯能和恩培多克勒相当。作为普通人来看，普罗泰戈拉的成就和墨子相当。

在介绍这本书时，我谈到了另一个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今天西方之所以能取得统治地位，不是因为古希腊人发明了民主本身，而是因为他们创造了唯一合理的动态文化，而古代中国却采取了蒙昧主义和保守主义。[9]我认为这种理论也是错的。这个理论将东方、西方及南亚的思想夸张化了，并忽略了其内部的多样化。东方思想可以像西方思想那样理性、自由及愤世嫉俗，西方思想也可以像东方的那样神秘、专制、相对和模糊。轴心思想的真正统一是多样化的统一。东方、西方及南亚思想的差异，观念、论点及冲突的范围都很相似。在轴心时代，思想家们不论是身在黄河流域、恒河平原抑或地中海东部城市，都为辩论开辟出了新疆域。

与过去真正的决裂是由于这片知识疆域作为一个整体的形成，而不是其中任何一部分（如古希腊哲学）的形成。没有人在公元前1300年西方社会发展指数首次达到24分时提出轴心论。公元前1364～前1347年，埃及法老阿肯纳顿是最理想的候选人，他推翻了传统的多神信仰，确立了三位一体的统治模式，即他、他的妻子奈费尔提蒂及太阳神阿顿。阿肯纳顿敬拜阿顿神，为之谱写赞歌并建了一座满是神庙的新城，促进了怪异的艺术风格的形成。

100年来，埃及历史学者一直在争论阿肯纳顿的所作所为。有人认为他是试图创造一神教，一个和弗洛伊德相当的著名学者认为，当希伯来人还在埃及的时候，摩西剽窃了阿肯纳顿的想法。当然，阿肯纳顿“为阿顿神谱写的赞歌”与希伯来《圣经》中《诗篇》第104篇“给造物者上帝的赞歌”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然而阿肯纳顿的宗教革命并不属于轴心思想。它并不包括个人的超然性，事实上，阿肯纳顿禁止平民膜拜阿顿神，这使法老作为凡间和神界桥梁的角色更加突出。

对阿顿神的崇拜只能证明在君主依靠神灵而稳坐宝座的社会里要做出思想方面的重大改变有多困难。他的新宗教并没有赢得大众支持，他一死，以前的多神信仰就又回来了。阿肯纳顿的庙宇被毁坏，直到1891年考古学家发掘出了他的城市，那次被遗忘的变革才重新为人所知。

那么，是不是由于轴心思想的影响使得图5-1如此单调？是不是因为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由于孔子、苏格拉底和佛陀引导人类跨越了智慧的障碍，社会发展指数才达到了24分？是不是因为在之前1000年中没有出现这样的天才，所以当时的社会发展受到了阻碍？

可能不是这样的。首先，这个说法与年代图表不符。在公元前8世纪，西方的亚述达到了高端统治，使当时的社会发展指数超过了24分，但是苏格拉底时代在3个世纪后才出现，在此之前西方思想中基本上没有明显属于轴心思想的内容。东方也是同样的情况，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秦、楚、齐和晋国的社会发展指数达到了24分，当时也正好是孔子最活跃的时期。但东方轴心思想的主要浪潮是在随后的公元前4～前3世纪才到来。如果南亚人把佛陀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晚期是正确的，那高端统治应该在轴心思想之前就已经形成了。

其次，这个说法与地理也不符合。最重要的轴心思想家来自小的边缘国家，如希腊、以色列、佛陀的故国萨迦或孔子的故国鲁，而且很难看出，在一个政治落后的强国中，政治上的超越性突破是如何影响社会发展的。

最后，这与逻辑也不符。轴心思想是对高端统治的回应，往往和伟大的君王及他们官僚的权力相冲突，最多也是对其保持中立态度。我怀疑，轴心思想对提高社会发展的真正贡献是在后来的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所有的大国都利用这一思想为它们服务。在东方，汉朝将儒学改造成了官方意识形态，指引官僚忠于职守。在印度，伟大的阿育王显然是真的被自己的暴力血腥吓到了，在公元前257年左右皈依佛教，但他仍旧不愿放弃战争。而在西方，罗马人先是改变希腊哲学的原有立场，然后再将基督教变成他们的国家支柱。

轴心思想最理性的部分就是其促进了法律、数学、科学、历史学、逻辑学和修辞学的发展，这些都使人们了解更多关于他们所处世界的信息。但图5-1背后真正的动力和冰河时期结束后的情况是一样的。在建造更强的国家、到更远的地方做生意，并在更大的城市定居的过程中，懒惰、贪婪及恐惧的人们发现了更容易、更有利可图、更安全的做事方法。在之后五章中会多次提及一种模式，正是按照这种模式，新时代相应的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当高端统治的国家出现，人们对世界也不再抱有幻想，轴心思想也就相应出现了。

秦国和罗马帝国成功的秘诀

如果要进一步证明轴心思想是国家重组的后果而不是原因，我们只需要看看秦国，一个位于东方文明核心西部边缘的强国。《战国策》是一本有关外交策略的著作，作者不详，书中描述说：“秦国与戎狄习俗相同，有虎狼一样的心肠，贪暴好利，不守信用，不知道礼仪德行。”尽管秦国与儒家的主张全然相反，但它在公元前3世纪从东方文明核心的边缘一直扩张到了整个文明核心地区。

在欧亚大陆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来自西方文明核心边缘，且常被比作狼的罗马人摧毁了文明核心，奴役了把他们称为蛮族的哲学家。在公元前167年，希腊人波里比阿被送往罗马做人质，他写了40卷的《通史》（Universal History）来向他的同胞解释这一切。他问：“谁这么狭隘或懒惰以至于不想知道……在不到53年的时间内（公元前220～前167年）罗马人是如何史无前例地统治了几乎整个已知世界？”[10]

秦国和罗马有许多共同点。两者都把在旧核心区域实行的新组织方法和在烽火前线磨炼出的军事手段结合了起来，是两个后发优势的典型，两者都屠杀、奴役并驱逐对手，且两者都促使社会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秦国和罗马还是我们称之为暴力悖论的典型：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当血河干涸，他们的帝国让人民变得更加富裕。

秦国和罗马成功的秘诀很简单——只是数字而已。两者走了不同的路线，但它们都比对手更善于招募士兵、军事武装以及休养生息。

几个世纪以来，秦国一直是东方战国六雄中最弱的。[11]后来，它开始走向高端统治，在公元前408年实行土地税。无情的战争迫使其他国家向国民征兵征税，并用法家的手段来进行处罚。统治者们千方百计增加收入，高效的治国策略迅速流传，因为不效仿的话就会被消灭。公元前430年左右，魏国开始聚集劳动力挖灌溉渠以提高农业产量，其他国家，（最终）包括秦国，纷纷效仿。赵国与魏国修建长城以保护水田，其他国家也效仿。

在公元前4世纪，秦国国力追上了其他国家。在40年代，商鞅说服秦国国君实行管制和惩罚，将秦国变成了噩梦般的国度，他自己也因此而扬名：

（商鞅）命令居民以5家为“伍”、10家为“什”，将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责令互相监督。不告奸者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

这并不是独裁主义幻想，从秦国司法官员陵墓中发掘出的竹简表明，秦国向所有野蛮人强制实行律法。

值得慰藉的是，商鞅作法自毙，最后车裂而死。当时，采用高端统治及法制政策的秦国取得了大胜，东方文明核心成了一个武装阵营。在公元前500年，3万人的军队已经算大规模了，但到公元前250年，10万大军也算正常，20万大军也没什么特别的，真正强大的军队规模还要再翻一倍。人员伤亡数相应也变得巨大。据史书记载，在公元前364年，秦军灭了魏国6万大军。这些数字可能被夸大了，但想到秦国士兵以头颅数领赏（字面上是这么说的，事实上，他们以上缴敌人的耳朵封赏），所以也不会太离谱。

毫无约束的军队引起了恐慌，在公元前361年，超级大国定期召开会议商讨它们之间的分歧。被称为“说客”的雇佣外交官在公元前4世纪50年代出现。一个人可能穿梭于几个大国间，并同时担任这些国家的重臣，和亨利·基辛格一样编织着阴谋的大网。

温斯顿·丘吉尔说过，“争吵不休总好过争战不休”，但在公元前4世纪蛮力还是击败了谈判。问题在于秦国。秦国以绵延的群山做掩护，难以攻克，并利用核心地区边缘的地理位置，吸纳来自西方的无国家社群，使其军队不断向核心地区逼近。《战国策》称“秦国是‘天下万物’的死敌”，它想“吞下整个世界”。

其他国家意识到它们需要联合起来对付秦国，但是四个世纪的战争让它们互不信任，相互背叛。公元前353～前322年，魏国建立联盟，但是盟国打了几场胜仗后，因害怕魏国实力比它们强，于是开始攻打魏国。魏国像是被抛弃的情人或领导人，转而投奔秦国。公元前310～前284年，齐国建立了新联盟，结果重蹈魏国的覆辙。之后赵国接过了盟主的衣钵。在公元前269年，赵国战胜秦国。希望在每个人心中萌动，但这个希望太小、太晚了。秦王嬴政发现了一个可怕的新战略：只要杀很多人，其他国家就不可能重建军队。秦国发明了敌尸清点计数。

接下来的30年里，秦国将领杀了约100万的敌军。关于这段时期的史书充斥着屠杀的凄惨，但在公元前234年秦国斩首10万赵人后，屠杀停止了。之后，秦国就没了劲敌，其他国家选择投降，放弃杀戮。

秦国的残敌走投无路，打算谋杀秦王。在公元前227年，一名刺客绕过秦王的护卫，抓住秦王的手臂，把涂有毒药的匕首刺向秦王，可惜没能刺中，只割断了秦王的袖子。秦王用柱子做掩护，趁机从剑鞘中拔出长剑，把刺客刺死了。

齐国，最后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公元前221年也被消灭了。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他规定：“我是一世皇帝，我死后皇位传给子孙时，后继者沿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万世。”对此没人敢反对。

罗马建立帝国的过程与秦国不同。公元前521年，大流士登上王位时，波斯已经统一了当时西方文明核心的大部分地区。大流士想瓜分地中海地区财富的欲望掀起了反抗的浪潮，最终摧毁了整个波斯帝国。当时的希腊和意大利城邦已经很发达，能充分利用能源和信息技术，但组织和军事能力不强。所以大流士将它们一一攻破后，用武力威逼它们屈服，但正是武力威逼使这些城邦结合起来，并促使它们提高了组织和军事能力。

因此，当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在公元前480年率领大军攻打希腊时，雅典和斯巴达放下分歧，一致抵抗。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电影《300勇士》不同）记载了这次使雅典成为联盟之首的大捷战。和东方国家结盟对抗秦国那样，雅典对斯巴达的威胁超过了波斯，于是可怕的雅典——斯巴达大战，即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公元前431年爆发（修昔底德记载，但迄今未拍成电影）。公元前404年，受到重创且饥饿难耐的雅典人被迫投降，撤除海军，拆毁从雅典城到出海口的工事，此时西西里和迦太基也卷入了战争；战争也使部分地中海地区，尤其是马其顿，成了希腊经济腹地。

马其顿可以说是个古老的香蕉共和国，资源（尤其是木材和银）丰富但混乱。50年来一直受希腊城邦的摆布，其政治就像是充斥着通奸、乱伦和谋杀的肥皂剧，但在公元前359年，腓力二世得到王位，成了马其顿的提格拉·帕拉萨。腓力二世并不需要社会科学家来解释什么是后发优势：他本能地理解并借鉴希腊人的制度来统治其领土辽阔、资源丰富但动荡混乱的王国。他挖掘银矿，任用雇佣军，并与不可一世的贵族合作，无视希腊城邦。如果没有在公元前336年被神秘刺杀，他一定也会无视波斯。传言说，腓力二世喝醉后，因儿女恩怨而轮奸同性，之后便丧命了。值得一提的是，腓力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在短短4年内（公元前334～前330年）就完成了腓力二世的计划：征服波斯帝国，焚毁波利斯城，东征至印度边界。直到他的军队拒绝继续远征，他才停止扩张。

亚历山大生于幻想破灭的新时代（亚里士多德曾是他的导师之一），没有意识到做一个神圣的国王有多困难。[12]虔诚的波斯人认为他们的国王是与黑暗永恒斗争的阿胡拉玛兹达神在人间的代表，因此亚历山大肯定是邪恶的代表。毫无疑问，这个形象问题就是亚历山大努力让波斯人相信他神圣的背后原因（第四章中提过）。也许，假以时日他会成功，但他越是想让波斯人相信他神圣，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就越觉得他疯狂。但是时间短暂，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突然死亡——很可能是中毒而死，几位将领互相混战，分割帝国，建立三大王国（也向神权靠拢）。

要是和秦国一样的话，其中一个王国应该会征服其他王国，但亚历山大的继任者和这位伟大的国王一样只是昙花一现。在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与希腊开战，借鉴希腊制度并打败希腊，之后又征服了波斯帝国，但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几乎将其全部吞并。

罗马是通过将殖民与发展边缘地区结合起来进行扩张的典型例子。自公元前8世纪以来，罗马就深受希腊影响，在与邻国的战争中逐渐变得强盛，建立了高低端相结合的组织模式。最重大的决定由贵族参议院做出，议会以农民为主，通过投票决定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和秦国一样，罗马处于由低端向高端统治模式发展的晚期。罗马从公元前406年开始发放军饷，可能也在同时开始征税。几个世纪以来，罗马帝国的收入大多靠掠夺而来，与战败的敌国达成协议，向其征兵而非征税。

虽然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反对神圣的王权，但他们很清楚征服与神权的联系。凯旋的将领驾着装饰圣洁的白马战车在罗马城内游行，陪同的奴隶在其耳边轻声说：“记住，你只是凡人。”胜利使神圣的王权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强大的征服者可以做一天神，但仅此而已。

对于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人来说，这种机制并不新鲜，但其高低端统治相结合产生的劳动力规模如此之大，甚至可与秦国匹敌。在公元前480年，波斯20万大军入侵希腊，战败后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恢复国力。罗马没有遇到这种限制。一个世纪的战争带动了意大利全部的劳动力，参议院从公元前264年开始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西部的控制权。

迦太基人将罗马的第一支舰队引进一场风暴中，结果10万罗马水兵葬身海底。罗马于是建了一支更大的舰队。两年后这支舰队在狂风暴雨中惨遭覆没，所以罗马建了第三支舰队，结果第三次失去了海军。在公元前241年，罗马的第四支海军终于打败了迦太基，因为迦太基无法弥补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迦太基花了23年来恢复国力，之后汉尼拔将军率领战象部队，翻越阿尔卑斯山脉，从后方攻击意大利。公元前218～前216年，他俘虏或屠杀了10万罗马人，但罗马军队源源不断地增兵，最后通过消耗战将他打败。和秦国一样，罗马对暴行进行了重新定义。波里比阿说：“罗马人的风格是消灭见到的一切形式的生命，一个不留……所以当罗马人攻下一座城的时候，你不仅可以看到人的尸体，还可以看到被砍成两半的狗，以及其他动物被砍下的四肢。”迦太基最终在公元前201年投降了。

争战比争论要更受参议院的青睐。仅仅经过一个夏天的休整，罗马就开始进攻地中海东部亚历山大继任者的王国，公元前167年将其全部吞并。后来经过与当地部落的连年苦战，罗马军队深入到了西班牙、北非和意大利北部。罗马成为西方唯一的超级大国。

秦始皇建长城与东西方的第一次接触

到公元前200年，东西方自冰河时期以来再次变得前所未有的相似，都只由一个人口众多的超级大国统治，都出现了一批生活在大城市、受过轴心思想教育、有文化教养的精英。大城市由多产的农民供应食物，由复杂的贸易网络提供补给。东西方社会发展指数都比公元前1000年高出了50%。

本章很好地阐释了这一原理：民族总体来说是一样的。虽然中间隔着广阔的中亚和印度洋，东西方互相独立，但却各自按着相似的历史轨迹前进，主要的区别在于西方仍勉强保持了在社会发展中的领先地位。西方的社会发展依赖于冰河时期末期由栽培植物和饲养家禽形成的地理位置优势。

本章还阐释了第二个原理：虽然地理位置决定了社会发展过程，但社会发展也改变了地理的含义。文明核心的扩张缩小了东西方间的差距，将东西方糅合进了一部全球史，造成了戏剧性的后果。

即使到公元前326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率兵远征到旁遮普时，受过最好教育的东西方人还根本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亚历山大向手下保证他们很快就可以在包围世界的海洋中沐浴（但是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不是海洋，而是固城林立的恒河平原，于是士兵开始叛乱）。

亚历山大于是掉头回家，将很多叛乱者留了下来。一群人在现在的阿富汗建立了巴克特里亚王国。到公元前150年，该王国征服了部分恒河平原，融合了希腊和印度文化。一本印度史书记载了一个佛教和尚与讲希腊语的巴克特里亚国王间的对话，对话之后国王和他的随从都改变了信仰。

巴克特里亚王国值得一提：它在公元前130年左右瓦解，这是同时在东西方史书中被提及的最早的历史事件。一两年后，一位来自中国的使节踏上了王国的废墟，回国后将他的精彩经历禀告了皇帝，特别提及了中亚的马匹。在公元前101年，一支中国的远征军踏上了这片土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当地反抗的军队可能包括罗马人以及来自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战俘，他们经过多次易手后，最后被卖到了中亚山区与中国军队作战。

缺乏浪漫色彩的历史学家认为罗马人和中国人要再过200年才会接触。据一本中国史书记载，一位中国将军在公元97年“派副官甘英前行到西海海岸后返回”。尽管不知这片遥远的海岸具体在哪儿，但可以确定的是甘英到达了大秦王国——从字面上就能看出，“大秦”这个名字体现了中国人眼中自己帝国宏伟遥远的倒影。西海是不是地中海？大秦到底是不是罗马？这两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反浪漫派历史学家认为，大秦国王安敦（应该是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在公元166年派遣使臣至中国首都洛阳，才使中国人和罗马人最终相遇。

很可能在此之前，东西方就已经有了更富有成果的接触。但因为参与接触活动的人对受过教育的史书编撰者来讲太卑微了，不值一提，所以不曾在史书中提及。其中一群人是商人。在罗马贵族老普利尼（死于公元79年，因痴迷于维苏威火山爆发，结果未能及时逃开熔岩）的鸿篇巨制中，他描写了世界及其特殊性，提到每年有一支商船队从埃及的红海海岸驶向斯里兰卡。实际上有一份叫作《红海旅记》（The Voyage on the Red Sea）的希腊语商业文件流传了下来，类似贸易手册，粗略地描述了印度洋的港口和风向。

罗马商人在印度留下了踪迹。18世纪，英国和法国殖民者刚在印度定居，就从当地人手中获得了古罗马钱币，但直到1943年，罗马对印度影响的程度才变得清晰起来。那年夏天，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高潮，英国殖民者眼看统治即将结束，决定重新发掘被忽视几十年的印度文化遗产。准将莫蒂默·惠勒（Mortimer Wheeler）从意大利的萨勒诺前线被调遣至新德里，监管150万平方英里和埃及一样文物丰富的领土。

惠勒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足迹遍布三大洲。他对罗马古迹严谨的发掘工作使英国考古学得到了彻底改革。他的职位变动同样令人诧异。对此，印度爱国主义者质问道：大英帝国已经奄奄一息了，为什么还要派个对印度不如对英国本土罗马古迹那样了解的，且已退役的老顽固来呢？

惠勒有很多东西需要去证明。一抵达孟买，他就开始了考古之旅。到钦奈（殖民地马德拉斯）后，他发现政府机关因为即将到来的高温酷暑都已关闭，于是决定到当地博物馆消磨时间。“在一个作坊的橱柜内，”他在回忆录中说道：

我的手紧握着一个陶器的瓶颈和长手柄，这个陶器与当地的热带风格迥异。当我看到它时，我想起了那个在新德里议会被提出的挑衅性问题：“罗马人统治下的英国与印度有什么联系？”完整的答案就在这里。

惠勒拿着的是一个在离海岸80英里的阿里卡梅度（彭地治利）挖出的罗马酒缸的碎片。他搭了通宵火车，在小镇的法国餐馆吃过早餐，喝过小酒后，开始寻找罗马人留下来的遗迹。

公共图书馆的一个套间内存放着三四个博物馆的箱子。我满怀希望，大步走过去，用黏黏的手臂拂去灰尘，仔细观察。一个月内第二次，我的眼睛开始放光。堆在一起的是十几个罗马双耳细颈高罐（酒坛子）的碎片，一盏罗马灯的部件，一块罗马凹雕（浮雕胸针），大量印度陶片——陶瓷碎片、小珠子以及赤土陶器——以及任何学过古典考古学的人都不会搞错的红釉面陶瓷碎片。

惠勒把一块赤土陶器带回新德里后，他拜访了几个从事战争航空摄影的英国考古学元老。“我偶然间得到了一块赭色黏土陶片，”他指的是从阿里卡梅度博物馆得到的红釉面陶瓷，“结果令人满意，有人能理解是多么美好的奖励！”

据考古发现，到公元前200年就有货物从地中海运抵阿里卡梅度（和其他几个港口），且数量在之后三个世纪内不断增加。最近在埃及红海海岸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干枯的椰子、大米和黑胡椒，这些食品只可能来自印度。到了公元1世纪，中国与印度开始贸易往来，两地同时也与东南亚地区有货物流通。

东西方在越过汪洋大海后得以牵手，这么说有点夸张。与其说两者间存在着一张关系网，不如说是一些细线将两端串了起来。一个商人可能通过海运把红酒从意大利运到埃及，另一个可能通过陆路运到红海，第三个可能运到阿拉伯，第四个可能越过印度洋运到阿里卡梅度。在那里，他可能会碰到当地的丝绸商人，出售来自黄河流域，被转手更多次的丝绸。

虽然这只是个开始。《红海旅记》提到了一个叫“Thin”的国家，可能是“秦”不标准的发音；后来有个叫亚历山大的希腊人自称到访过“支那”，很可能就是中国。公元前100年左右，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军队行军到巴克特里亚，丝绸和香料沿着丝绸之路向西流通，而金银向东流通。只有轻巧、昂贵的商品，如丝绸等，在历经6个月5000英里的运输后仍可以赢利。在一两个世纪内，所有罗马贵族死后都会披一条丝绸披肩。中亚商人在中国所有的主要城市都设立了办事处。

东西方的第一次接触对于那些统治核心地区的贵族来说很值得庆祝，但对那些将贵族视为比商人还要卑鄙的人来说，却值得担忧。约在公元前390年，罗马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在他的著作中写道：“他们身材矮胖、四肢粗壮、肥头圆耳，丑陋畸形，像两只脚的野兽。”他还写道：

他们的外形尽管可怕，却仍是人类，但他们的生活是如此艰苦，不用火，不食熟食，靠吃树根、草根和在他们大腿和马背上稍微温热后半生的肉为生。

这些人是游牧民族，对于地主阿米亚努斯来说完全陌生。我们已经谈到过他们的祖先，中亚的游牧民。他们约在公元前3500年开始驯养马匹，约在公元前2000年开始将马匹套在推车上，促进了马拉战车的出现。战车使西方核心在公元前1750年后陷入混战，500年后被传到了东方。骑在马背上要比驾驶马车更方便。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马匹更大，马具改进，可从马鞍上发射的小型强劲弓箭被发明出来，三者结合起来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马背上的游牧生活。骑马使地理再次发生彻底改变，逐渐使蒙古一直延伸到匈牙利（都是游牧民族命名的）的干旱平原变成了连接东西方的“草原通道”。

在某些方面，这些草原游牧民类似大帝国边缘相对落后的居民，与希伯来《圣经》中雅各和他的儿子一样。他们用动物和毛皮去换回定居居民的产品。双方都会获利：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丝绸和波斯的地毯被用来装饰西伯利亚巴泽雷克的豪华陵墓，而在公元前9世纪，亚述人从游牧民那里引进马匹和弓箭，用骑兵取代战车。

但也有问题存在。巴泽雷克墓葬中除了丝绸地毯外，还有成堆的铁制武器和用敌人颅骨镀金后制成的奖杯，暗示贸易和战争互不影响。尤其是在公元前800年后，寒冷干燥的天气使草原牧场骤减，那些能迅速迁徙，且经过长途跋涉抵达牧场后还可以作战的牧民就拥有了巨大的优势。所有部落都开始骑马，在相隔数百英里的冬季和夏季牧场间穿梭。

他们的迁移产生了连锁反应。在公元前8世纪，马萨格泰人向西迁移，越过现在的哈萨克斯坦，遇上了斯基泰人。斯基泰人与史前被农民侵占觅食栖息地的采猎者及西西里岛居民在希腊殖民者登陆后遇到的选择一样：他们可以坚守阵地，组织起来进行反击，甚至推举出国王，或者逃跑。那些放弃的人跨过伏尔加河，导致当时已定居在那里的西米里族人也面临了战斗或逃跑的选择。

在公元前8世纪初，西米里难民开始迁徙到西方的核心地区。他们数量不多，但造成的破坏很大。在农业国家，许多农民在田里辛勤劳作来供给军队。在战争高峰期，罗马和秦国军队对平民征兵，每6人征一人；在和平时期，每20人征一人。相反的是，游牧民族的每个男人（也有许多女人）都是战士，从小就与马和弓箭打交道。这是不对等战争最初的例子。大帝国实力雄厚，设有军需官，军队装备有攻城武器，但游牧民族移动迅速，常进行恐怖活动。事实上，他们不迁徙的时候往往忙于互相争斗。

多年的气候变化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相结合，致使西方文明核心的边缘地带陷入了暴力和动乱。亚述帝国在公元前700年左右仍是西方最大的帝国，邀请西米里人到核心地区并帮助他们打败对手。起初确实行之有效，在公元前695年，土耳其中部的弗里吉亚国国王弥达斯，据希腊传说称可以点石成金，被西米里人包围都城后自杀了。

虽然消除了像弗里吉亚那样的缓冲国，但是亚述人将自己的心脏地带暴露给了游牧民族。到公元前650年，斯基泰人控制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他们“行为暴力，无视法律，最终导致了混乱”，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道：“他们像强盗，来回奔走，窃取每个人的财产。”游牧民族破坏了亚述帝国的稳定，且在公元前612年协助米底人和巴比伦人洗劫了尼尼微，之后立即转而攻打米底人。直到公元前590年左右，米底人想出方法来对抗这些诡计多端、移动迅速的敌人。根据希罗多德记载，这个方法就是等他们的领袖在宴会上喝醉后再杀他们。

米底、巴比伦和波斯的国王尝试去应付游牧民族。一种方法是什么也不做，但后来游牧民族洗劫了边疆省份，税收收入因此减少。买通游牧民是另一种方法，但上缴的保护费和洗劫造成的损失一样巨大。第三个方法是先发制人，进军草原并占领游牧民赖以生存的牧场，但这个做法的支出和风险都更大。无须再防卫，牧民可以撤退到寸草不生、干旱的荒原，使入侵者因不能及时补给而垮掉。

波斯帝国的创立者居鲁士试图在公元前530年对马萨格泰人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像之前的米底人一样，他用了葡萄酒战略：先让马萨格泰人先锋部队洗劫他的阵营，在他们喝醉后再将其屠杀，虏获了他们女王的儿子。“你如此嗜血，”托米丽司女王在写给居鲁士的信中说道，“把我的儿子还给我，这样你的军队可以全身而退……如果你不同意，我以太阳神起誓，我会让血多得让你喝不完。”女王的话应验了，她打败了波斯人。居鲁士的首级被割下，浸在盛血的革囊里。

先发制人的战略一开始比较糟糕，但在公元前519年，波斯的大流士证明了这个策略行得通，他击败了波斯人称为“尖帽斯基泰”的联盟，向其征收贡金并设立了傀儡国王。5年后，他再次尝试，跨过多瑙河，将其余的斯基泰人追击到了乌克兰腹地。和现代很多不对等的战争一样，很难说到底谁赢了。希罗多德认为这是一场灾难，大流士幸运地逃生了，但斯基泰人再也不是波斯人的威胁，所以很明显，有些事开始步入正轨了。

在东方，草原骑兵的诞生需要更长时间，正如在东方，战车的普及要比在西方花的时间更长。但是当游牧民连锁反应影响到东方的时候，产生的效应一样强烈。游牧民族的东扩很可能在公元前8世纪犬戎袭击周朝时就已开始了。北方的民族吸纳了新来的游牧民族，后来在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被秦、晋吞并。游牧民族的入侵和东方国家的扩张相结合，减少了缓冲国家，和西方的情况一样。

此时赵国位于边缘地区。和亚述人对斯基泰人所做的一样，赵国招募游牧民骑兵攻打邻国，并将臣民训练成骑兵。赵国采用了一项在西方不常用的战略——消耗战，建立长城阻止牧民入内（至少在贸易和突袭的路线上）。这似乎比战争或付保护费更有效，于是在公元前3世纪各国大量建造长城。秦始皇下令修建的长城绵延2000英里，成本（根据传说）是每建一码要死一人。[13]

秦始皇并不为此担心。事实上，他重视城墙的建造，将这个防御性战略转化成了武器，用长城将游牧民族传统放牧的草场圈入了自己的疆域。后来在公元前215年，他采用了先发制人的战略。

长城是一个明显的征兆：地理的含义再次发生了变化。在图5-1中推动东西方社会平行发展的动力——更多能源的获取、更有效的组织、广泛传播的知识、更致命的军队——正在改变这个世界。到公元前200年，东西方各自由一个大帝国统治，两方的军队和商人甚至深入了两方之间的地区。大草原再也不是东西方之间的巨大障碍，而成了一个连接两方的通道。东西方核心的历史尽管相互独立但却非常相似，并开始结合起来。尽管只有极少数的商品、人员或思想从欧亚大陆的一端传到另一端，但却形成了新的地理现实。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在公元前200年时统治核心地区的大帝国因此而瓦解，处于上升趋势的社会发展被扭转，西方的领先地位被终结。矛盾的发展正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1] 西方核心的锡资源主要位于安纳托利亚的东南部。

[2] 我想借此机会再次感谢支持过我的塞巴斯蒂亚诺·图萨（Sebastiano Tusa，原为特拉帕尼省考古主管）、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森（Kristian Kristiansen，哥德堡大学）、克里斯托弗·普雷斯科特（Christopher Prescott，奥斯陆大学）、迈克尔·科尔布（Michael Kolb，北伊利诺伊大学）、埃玛·布莱克（Emma Blake，亚利桑那大学）、罗塞勒·吉利奥（Rossella Giglio）和卡泰丽娜·格雷科（Caterina Greco）以及塞勒姆人，尤其是乔瓦尼·巴斯科内（Giovanni Bascone）和妮古拉·斯帕尼奥洛（Nicola Spagnolo），各位捐助者以及所有参与这个斯坦福项目的学生和工作人员。

[3] 历史学家通常把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称为西周，从公元前771年周室东迁至洛邑到公元前481年，或公元前453年，或公元前403年（不同历史学家观点不同）称为东周。

[4] 如果这是真的，那也无可厚非。但大部分历史学家怀疑事实上是大流士谋杀了真正的司美尔迪斯，并推翻了拥护他的神职人员。

[5] 到公元前1世纪，铸铁技术已在中国普及。将铁矿石加热到1650华氏度，并多次锤击制成熟铁，这一技术直到14世纪才在西方出现。

[6] 这里有一个问题：赵盾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610年左右，但弩在5世纪中叶才开始普及。因此一些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说，《左传》实际上是民间故事的集合，只表达了故事大意，关于士和君主真实情况的描写却很少。但这么说可能太武断了。尽管赵盾的故事有很多荒诞的地方，但《左传》的编撰者显然有可靠的消息来源，且看得出来这个故事至少是做过修改的。

[7] 但并不是全都这样。耆那教创始人大雄（Mahavira，约公元前497～前425年）来自印度最强大的国家摩揭陀。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大致生活在公元前1400～前600年（当时波斯还在西方文明核心边缘），尽管这样，这位伊朗人还是被一些历史学家归为轴心时代的大师。（我这里不讨论琐罗亚斯德是因为历史资料太混乱。）

[8] 犹太教学校在公元前1世纪及公元后的几个世纪内发展尤为迅速。

[9] 一些理性的历史学家和许多新时代的拥护者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虽然他们仍同意东西方存在区别，但他们认为东/南亚的思想解放了人类心灵而西方的抽象主义却将其抑制。

[10] 这只是波里比阿所知道的整个世界，他根本不知道秦国的存在。

[11] 公元前6世纪有4个大国（晋、齐、楚、秦），之后晋国内战，分裂成3个国家（韩、魏、赵），于是就有了6个大国。一些历史学家把燕国（位于当今北京附近）也算做大国，即第七大国。

[12] 有记载说：亚历山大比波斯国王矮1英尺，当他第一次坐上波斯国王的宝座时，他的脚够不着地面。他的脚晃来晃去，庄严全无，直到侍臣给他垫了脚凳，问题才得以解决。

[13] 秦长城并不是北京一日游中参观的长城（这个是16世纪的）。从外太空看不到长城，更不要说在月球上了。

第六章 金戈铁马：东西方帝国与外来入侵者的斗争

最美好的归宿：东西方社会发展的衰退

“在此最完善的世界上，万物皆有归宿，此归宿自然是最完美的归宿。”在伏尔泰的经典喜剧作品《老实人》（Candied）中，导师邦葛罗斯孜孜不倦地重复着他的乐观主义哲学。在书中，邦葛罗斯先后遭遇一连串的厄运：感染梅毒，一只眼睛失明，半截耳朵溃烂，遭人囚禁奴役，被宗教裁判所施以绞刑，甚至接连遭遇两次地震。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一切皆善”的说教。

当然，邦葛罗斯这个人物是伏尔泰跟读者开了一个小玩笑，用来讽刺当代哲学的愚昧无知，但是历史上确实曾经涌现出许多真实的“邦葛罗斯”。在公元后的前几个世纪，东西方核心都被非常富庶的强大帝国所主宰。一位中国诗人曾这样描写：“帝王出游，场面极尽奢华。欢愉无尽，绵延数万年。”对于罗马帝国，古希腊雄辩家阿里斯提得斯（Aristides）更加热情洋溢地赞叹：“为了帝国的永存，文明世界一齐祈祷。请求所有的神一起赐予这个帝国，赋予这个城市永恒的繁荣，永不消逝，直到石头漂浮在海面上，直到草木再不发芽。”

那么这些“邦葛罗斯”到底做了些什么，从而导致了图6-1中的情形？东西方的社会发展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达到巅峰，随后不约而同地出现衰退。这种衰退与之前相比又更进一步。它不仅范围更为广泛，波及欧亚大陆两端，而且影响程度更深，持续时间更长，长达数个世纪。截至公元400年，东方社会发展的衰退程度超过了10%；截至公元500年，西方社会的发展程度倒退了20%。据统计，西方世界社会发展占据领先地位长达14000年，本章旨在向广大读者展现其末尾阶段，并探讨这次衰退的根源所在。

图6-1 一个旧世界——大规模衰退：古代帝国的巅峰时期、衰退时期以及瓦解时期（公元前100～公元500年）

秦汉和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世界新秩序

古代帝国也不全是“邦葛罗斯”式的人。经历了数百年的战火纷飞、生灵涂炭，我在第五章中提及的“暴力的悖论”——战争最终引导和平繁荣的事实——才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统一战争刚结束，秦国和罗马帝国这两个超级大国就在血腥残暴的内战中诞生。秦国很快稳定下来，并日益强大，而罗马帝国则经历了更为漫长的过程。

在征服战争中，秦朝中央集权的强制机构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在和平统治阶段，这种机构的运作结果并不理想。公元前221年，秦国消灭了最后的敌人，但是秦始皇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征召男丁，这一次并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派遣他们修建自己的陵寝。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些人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因为他们修筑了绵延数千公里的道路和运河。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远非如此。根据司马迁的记载，作为秦朝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自命为“天子”，并寄希望于一些招摇撞骗之徒，靡费大量钱财寻求长生不老之药。也许就像现代人买保险那样，他花费36年时间，命令70万男丁修建帝陵。（考古学家已经在秦始皇陵挖掘出数百人的殉葬坑。）

这个占地20平方英里的中国墓葬建筑群（大部分还未被开掘）与埃及金字塔遥相呼应，不相上下。秦始皇陵是一个工作队于1974年挖掘水井时无意中发现的，现在已闻名遐迩。共有六千多尊真人大小的陶俑守卫着整个陵寝，它们是世界考古界的奇迹，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司马迁描述秦始皇陵时根本没有提及这些名震四方的兵马俑。司马迁将兵马俑略去，转而描述陵墓地下400码宽、周围环绕着水银仿制的秦国河流的青铜宫殿。（1981～2003年的探测调查发现，陵寝地下的土壤中含有大量水银。）司马迁还补充说，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命令将他所有未生育过的嫔妃、知道陵寝秘密的匠人以及秦国数百名高级官吏一起在此陪葬。

秦始皇的暴政激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强烈抵抗。王公贵族加以指责，秦始皇强制将其遣送回都城；知识分子站出来反抗，秦始皇活埋了460名反抗儒生；农民发动起义，他残忍地将叛乱者腰斩。[1]

由于秦始皇在国内实施恐怖统治，他刚驾崩就发生了大规模内乱。公元前209年的某天，故事拉开了帷幕：两名下级官吏必须及时将征召文件送去卫戍部队，但是由于突发暴雨，导致他们无法完成任务。而根据秦律，延误军务必定招来杀身之祸。根据司马迁记录，其中一人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于是发动起义。

正如他们预料的那样，两名起义者很快被处死，但是他们的义举很快传遍全国。不出几个月，中国又回到了大一统之前各国混战的状态。公元前206年，秦朝覆灭，叛乱演变成可怖的内战。经历四年的野蛮屠杀之后，农民出身的刘邦掌握了局势，随后建立了汉朝。他将8万名俘虏全部处死，宣告从此天下太平，史称汉高祖（或汉高帝）。[2]

罗马与秦国所面临的问题正好相反。秦国的问题在于高度集权的统治方式无法适应和平年代的发展步伐，而罗马最棘手的问题是组织机构过于松散。在罗马帝国内部，由富有的年长男性成员组成的元老院以及由贫穷市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得到进一步发展，这对于一个城邦国家的运作来说绰绰有余，但是它们无法胜任对一个帝国的管理，导致战利品堆积如山、成群的奴隶无人处置、国家对那些因战功而极其富有的军事将领疏于防范。公元前133年的秋天，议会成员由于政见不合而发生冲突，元老院的元老们居然砸碎他们坐的长凳，互相拳打脚踢，拼死互殴。到公元前80年左右，再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到底是谁在统治罗马帝国。

尽管罗马在接下来的50年间内战频发，但至少没有像秦朝那样顷刻崩塌。越来越多的军队只效忠于他们各自的军事将领，不再遵从为国尽忠的原则。元老院为了遏制这些战功赫赫的军事领袖，只好派他们攻打更为弱小的邻国（反而使得这些将领实力大增），或者任命新的军事将领来讨伐旧将领（结果又引发了新的危机）。到公元前45年，尤利乌斯·恺撒成功地打败了所有入侵者，次年遇刺身亡。自此，历史的车轮重新开始转动。公元前30年，屋大维在埃及抓捕了安东尼和克丽奥佩特拉（“埃及艳后”），他们最终被迫自杀。此时，罗马帝国的贵族们对于长期征战已经深恶痛绝，于是达成一致意见：私底下，他们将对屋大维（后命名奥古斯都）唯命是从，而在公开场合，他们又假装把他当做普通市民对待。通过这个诡异的协定，似乎所有人都保全了面子。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宣布重建共和国，成为这个帝国的实际统治者。

到了公元前1年，东方和西方两个核心都处于独立王国的统治之下，但是这个局面的形成并非毫无悬念。事实上在公元前203年，汉朝的开创者汉高祖曾经签订了一项协议，同意与他最后的敌人分享东方核心的统治权，但他随后违背承诺，将对方杀死，并且掠夺其所有财富。到公元前30年左右，地中海地区似乎即将分裂，一边是来自罗马的屋大维统治下说拉丁语的西部，另一边则是来自埃及的安东尼和克丽奥佩特拉统治下的说希腊语的东部。如果汉高祖信守承诺，或者安东尼不那么沉迷于酒精和性爱，那么这一章的内容将会彻底改写。然而，当时南亚正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公元前1000～前600年间，位于恒河流域的小城市和小国家不断发展，最后成为类似东西方核心地区的先进国家。公元前3世纪，这些城市和国家被庞大的孔雀王朝吞并，建成了可能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虽然秦朝很快就会赶超它）。然而孔雀王朝没有像罗马和秦国那样不断壮大，反而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间逐步分裂。到了奥古斯都时代，整个南亚再一次分裂为众多彼此交战的小国。

托尔斯泰有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有同样的幸福，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国家关系。对于国家来说，分裂灭亡有无数种方式，比如战场失利溃败，君主昏庸无道，贵族脱缰失控，百姓暴动叛乱以及政府运作不良。但是保持国家统一只有一个方法：妥协。在这一点上，汉朝和罗马的统治者都显示出了卓越的才能。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与其他诸侯达成一项协议：将他“国家领土”的2/3分别赏赐给10个诸侯，作为其统治下的半独立国家存在，从而结束内战。汉高祖深知，为了防止新的内战发生，国家需要根除这些诸侯的威胁。如果下手过快，惊动了这些诸侯的话，可能会引发帝国原本想要阻止的战争。相反，如果下手太慢，又会导致这些诸侯势力过于强大。然而，汉朝皇帝很好地把握了时机，在公元前100年利用几次突发的叛乱活动，彻底解除了来自诸侯的威胁。

和秦始皇的妄自尊大相比，汉朝皇帝们显然要收敛得多，但他们或多或少也存在狂妄的一面。例如，公元前141年汉景帝驾崩时，也有众多兵马俑随葬（数量是秦始皇兵马俑的6倍多，但是高度只有其1/3）。尽管汉朝皇帝和商周的君王一样，坚信自己是连接人间和上天的代理人，但是除了伟大的征服者汉武帝之外，汉朝其他皇帝都未曾宣称自己长生不死或君权神授。

他们小心谨慎地维持统治。皇帝们与世家大族打交道时，需要抛弃皇家信仰（尽管也可以采取比较实际的做法，即把贵族的财富与宫廷自身的成功联系在一起）。如果想安抚士绅学者，就需要将皇位纳入一个理想化的儒家等级制度模型（在此也有一个具有实践意义的做法，就是把人们对于儒家经典的认知程度作为入仕的考量标准，而非凭借贵族关系网络）。而在广阔的乡间，维持皇家的权威需要运用一些其他要素。在前轴心时代，皇帝曾经充当世人和祖先、神灵之间的桥梁角色，现在他们要将这种角色与更加现实的措施相结合，诸如减少赋役、缓和严酷的秦朝律法以及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

这种妥协带来了和平统一的局面，并逐渐将东方核心转变为一个独立的整体，东方核心的统治者们称之为中国（世界中心的“中心之国”）或者天下（普天之下，因为在他们看来，边境线之外的其他东西都无关紧要）。至此，人们开始认识到把东方核心看作一个独立整体的意义，并且由于近代西方人的发音错误，将“秦”（Qin）读做“China”，因此西方开始用“China”来称呼中国。尽管当时中国内部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是东方核心已经开始向中华民族演变。

罗马人也做出了类似的妥协。公元前30年，罗马内战结束，胜利者奥古斯都遣散了征召来的士兵，派遣职业军人驻守边防。和汉朝的皇帝一样，他深知强大的军队时刻威胁着他的统治。中国统治者用犯人和外国人补充军队，意图将其驱逐出主流社会；而奥古斯都和他的继任者们决定将军队安置在较近的范围内，将军队改造成核心社会机构，直接听命于皇帝。

战争成了专业人士的专利，其他人都转投和平之路。像中国一样，罗马吞并了其他的附庸国，并将贵族的财富与国家的财富紧密联系起来。皇帝们如履薄冰，步步谨慎：对待贵族阶层时表现出高不可攀的气势，处理军队问题时要扮演他们的最高统帅，与那些将统治者想象成超自然存在的民众接触时又要变得神圣庄严。他们运用一种“死后上帝”的策略来代替以往“一日上帝”的妥协办法。这种理论声称，皇帝们在死前都只不过是杰出的人类，死后方被拥入神性的怀抱。有些皇帝认为这种理论纯属无稽之谈，例如维斯帕先。他在弥留之际还与朝臣戏谑道：“我想我正在变成神。”

在公元1世纪以前，一种希腊罗马式的文化融合不断发展，当时的富人们可以在约旦到莱茵河区间内的城市游历：他们在风景似曾相识的城市停留，用几乎相同的金制餐具吃饭，观看相似的希腊悲剧，用巧妙的方法间接提及荷马和维吉尔，四处寻觅对其良好教养表示欣赏的志趣相投者。地方知名人士越来越多地得到长老院的认同，本地权贵篆刻碑文时采用拉丁文和希腊文两种文字，甚至连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也开始认同自己是罗马人。

这种妥协平息了抵抗行为。在这一点上，当属1979年的喜剧《布莱恩的一生》（Monty Python's Life of Brian）总结得最为全面。雷吉（由约翰·克立斯扮演）是犹太人民阵线的主席，当时的追随者大多对革命毫无热情，因此他试图激起他们内心对罗马统治的反抗怒火，结果却发现他们更倾向于谈论罗马帝国带来的好处（尤其是美酒）。雷吉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针对罗马帝国的著名问题：“那么好吧。除了环境卫生以外，医药、教育、美酒、公共秩序、愤怒、净水系统以及公共卫生——罗马人到底为我们做了些什么？”那些自由的捍卫者沉思片刻，随后有一人试探性地举起手说：“他们还带来了和平？”雷吉被这个愚蠢至极的回答惊呆了，回复说：“哦，和平……你闭嘴！”

雷吉并未意识到：和平改变了一切，和平带来了横贯欧亚大陆两端的繁荣富强。两大核心国人口迅速增长，经济飞速发展。从最基本的方面来说，据我们统计——社会总产量、每单位土地的产量或每单位劳动力的产量——农业产出呈上升趋势。汉朝和罗马的律法不仅为地主的财产提供了更多的安全保障，对待农民的财产也一视同仁。各阶层的农民因此得到更多耕地，他们致力于扩大灌溉面积，改进排水系统，购买奴隶或者雇佣劳动力，并且更多地使用肥料和更加先进的工具。埃及相关史料表明，罗马时代的农民每播种1磅种子就能收获10磅小麦，这对尚未经历现代化进程的农业生产来说，无疑是一项傲人的成绩。虽然尚无任何中国农业的相关记录，但是在农业手册中保留下来的农业发现和农业记录表明，中国当时的农业产出也相当高，尤其是在黄河流域。

就这样，农民和工匠将能量获取推向更高水平。然而，当时贵族撰写并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中却鲜少提及这些，他们不约而同地对此保持沉默。事实上，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史，此前使用的能量均来自动物肌肉或者生物燃料，但是当时的人类已经发现四种潜在的、具有革命性的能源——煤炭、天然气、水力和风力。

前面两种能源一直处在边缘地带，当时中国有一小部分铁匠将煤炭用于铸铁作坊，四川的制盐者用竹管将天然气抽上来，通过燃烧来蒸发海水中的水分。但是，后两种能源的发展完全不同。公元前1世纪，罗马和中国都发明了水车，为磨坊提供动力研磨谷物，以及加热熔炉。目前所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当属公元100年后建于法国巴贝格地区的水车，它拥有16个互相连接的轮子，可以产生30千瓦的能量，基本等同于100头公牛（或者两辆全速行驶的福特T型车）所产生的能量。这种水车轮子大多较小，但是一个普通的罗马磨坊产生的能量就相当于10个壮年男子用脚踩轮子产生的能量。

然而，风力和水力的广泛使用并非来源于新型水车，而是来自对旧航海技术的革新。除非能够找到将生产出来的数千吨小麦、数百万加仑[3]酒和几十亿颗铁钉运送到潜在买主所在位置的方法，否则根本没有人会生产这些东西。因此，规模更大、条件更好且价格低廉的船运（以及港口、运河）几乎和耕地、水车占据着同等重要的地位。由此可见，贸易和工业发展是同步的。

图6-2很清晰地表明了当时的西方发展状况，将不断增长的海难船只数量和2005年针对西班牙佩尼多维洛地区湖泊沉积物调查研究中记录的铅污染水平对比。（之所以调查海难船只，是因为缺少现存的关于古代船运的书面记录，因此——除非随着时间推移，船长们莫名其妙地变得笨拙，因而经常在驾驶船只时发生触礁事故——海难船只数量最能体现出当时船运发展的程度；之所以调查铅污染水平，是因为作为银加工业的衍生物，铅对于地球化学家来说是最容易展开研究的同位素。）图中，两条曲线同步上升，且都在公元前1世纪达到顶峰，这体现出当时贸易和工业发展的紧密联系（以及对于环境发展来说，古罗马时期绝非黄金时代）。

我们还无法将图6-2与东方发展的相应图表做比较，因为中国考古学家还没有搜集到可以计量的足够数据。然而现存资料表明，公元前300年后东方核心的贸易发展相当繁荣，但是仍不及西方核心发展程度高。举例来说，近期一项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罗马帝国当时流通的货币数量大约是汉代的两倍，并且当时罗马最富裕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大约是中国富人财产的两倍之多。

这种贸易发展的差异性很可能与两者不同的地理条件有很大关系。在罗马帝国，90%的人口居住在距离地中海10英里范围内。公元前第二个千年，西方核心扩张到地中海沿岸，带来了各个领域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相应的持续性破坏。但是到了公元前1世纪，当罗马人完成对整个海岸线地区的征服之后，罗马帝国立即终结了这种破坏行为。当时的地中海已经构建起四通八达且价格低廉的水路运输系统，得益于此，贸易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图6-2 商品和服务：地中海海难船只数量和西班牙佩尼多维洛地区湖泊铅污染水平的平行增长趋势。沉船数量以及铅含量已经做过标准化处理，因此能够在同一纵坐标上对两者进行比较，公元前1年两者数量均计为100

然而，对于汉朝来说，居住在近海以及靠近河流的人口比例较少，而且并非所有的河流都能随时保持畅通无阻。罗马的军事扩张保证了一个新经济疆界的稳定发展，那里的农民能够将最先进的农耕技术运用在新近征服的土地上，然后再卖出农作物，满足意大利和希腊城市的粮食供应。然而秦朝和汉朝缺少像地中海那样的水运通道，因此贸易活动只能局限于相对较小的范围内。一些汉朝皇帝通过疏浚黄河和渭河，以及修建人工运河绕开难行区域等手段，试图提升中国的交通运输水平，但是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一直未能解决这个难题，也就一直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地中海。

在东西方经济发展背后，存在着两股相似的力量，分别起着拉动和推动作用。所谓拉动作用就是指国家的发展壮大。罗马和汉朝的征服者在各地广泛征税，并将多数税收收入用于扩充边防军队（当时罗马大约拥有35万军队，中国拥有至少20万军队）和建设庞大的都城（罗马都城大约有100万居民，而汉代都城长安大约拥有50万居民）。东西方核心都需要将食物、商品和钱财从富裕、纳税的地区运送到穷困、消耗国家收入的人群聚居地。

泰斯塔西奥山（也称“碎陶片之山”）是位于罗马郊区的一个遗址，它充分展现了西方这股拉动力影响范围之广。和气势磅礴的秦始皇陵相比，这座仅有150英尺高、杂草丛生且到处散布着破损陶片的土堆实在是相形见绌，但是对于考古学家来说，这就是建造于意大利的“埃及金字塔”。长达3个世纪的岁月里，共有2500万个储藏罐被丢弃至此，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些罐子大多用于储藏橄榄油——共两亿加仑的橄榄油——并将其从西班牙运至罗马，那里的城镇居民将橄榄油广泛应用于烹饪、沐浴[4]以及燃烧照明。站在泰斯塔西奥山上，你会深切体会到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几乎无所不能，从而心怀敬畏。而这不过是罗马众多垃圾填埋场中的一个。

第二股力量起到推动作用，其运作原理大致与气候变化相似。公元前800年后的全球气候变冷，使得落后国家陷入混乱之中，引发了长达数个世纪之久的扩张运动。到了公元前200年，持续性的地球轨道变更带来了气候学家口中的“罗马暖期”。冬季风不断减弱——对于地中海和中国长江与黄河流域的农民来说是个坏消息，但对于那些从先前的全球变冷趋势中孕育而生的先进国家来说，东西方社会已经具有足够的应变能力，不仅能够适应气候变化，还能够进一步对气候变化加以利用。尽管世事艰难，但逆境也加速了人类的多元化进程和开拓创新的步伐。人们重新开始使用水车和煤炭，并且通过船运将货物送往各地，从而发掘当地的独特发展优势。先进国家为贸易发展提供了道路和港口，以增加船运活动的利润，还提供了军队支持和法律条款，以确保利润的安全性。它们甚至非常明智地宣称：富人应该支付更多税款。

高端国家还将统治范围由原本的核心腹地扩展到受暖期影响而更加多产的地区——例如西部的法国、罗马尼亚和多雨的英格兰，以及东部的中国东北、朝鲜和中亚地区。尽管他们自身并未意识到，但实际上东西方的皇帝们选择两面下注，因为尽管气候变化对温暖地区造成了一定损害，但同时也为寒冷地区带来了诸多效益。在罗马，商人们依托地中海将商品运往各地，由此获取巨额利润；而在中国，大河往往不如地中海便捷通畅，因此利润也相对较少。但就整体来说，东西方贸易发展程度相差并不大。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历经各种战争、奴役和屠杀，孕育出一个富足的时代，也酝酿出本章开头提到的民众的过分乐观情绪。尽管富裕的成果并没有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分配，因为当时农民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哲学家或者国王的数量，但是当时存活下来的大城市人口已经多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居民数量，而且整体来说这些人寿命更长、生活质量明显提升、拥有更多的财产。

20世纪70年代，我在英国从事考古挖掘工作，曾经发掘出几处罗马时代的遗址。当时的考古工作相当艰苦，我们需要用镐清理出混凝土（另一项罗马人的发明）浇灌而成的巨型房基，并且必须赶在更多发现堆积如山之前，争分夺秒地完成工作记录。之后，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公元前700年左右的希腊社会，并在1983年展开针对那个时代遗址的第一次挖掘工作。结果令人大吃一惊。这些人不曾拥有任何物品，如果能找到一大块生锈的铁板已经算是大发现了。与更早期的人类相比，罗马人可以说是身处消费天堂。公元前800年左右，罗马帝国西部的人均消耗仅仅处于勉强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平，然而六七百年之后人均消耗量增长超过了50%。

当时的东方也正在经历类似的过程，尽管——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数据还不够充分。如果依据现代的标准来看，那么当时生活在东西方核心的居民生活极端贫困——有一半幼儿不足5岁就夭折，几乎没有人能活过50岁，长期饮食不良使得古人比现代人身高足足矮了6英寸——但是与之前的时代相比，当时可以算是黄金时代。因此，古代国家到处遍布“邦葛罗斯”式的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汉武帝抗击匈奴与东西方的交流

然而，这些“邦葛罗斯”并未意识到，核心内部加速的社会发展进程也同样改变着国界线以外的世界。当帝国强盛时，统治者可以把他的意志肆意强加于边境线上的居民，以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的大流士和公元前3世纪的秦始皇为例，他们都将中亚的大片草原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但当帝国衰微时，游牧民族就会进行反击。公元前300年左右的西方，亚历山大大帝手下的将领们纷纷在波斯帝国的废墟之上建立新的国家，但都无法与他们伟大祖先建造的强大国家相提并论。而塞西亚人很快入侵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北部，另一群来自中亚的帕提亚人也开始向伊朗渗透。公元前200年，罗马人向马其顿王国发起猛烈攻势，最终导致马其顿王国灭亡，而帕提亚人却从中渔翁得利。

帕提亚人与之前深入西方核心的游牧民族有所区别。当时的游牧民族——例如塞西亚人——都是通过掠夺或者向农耕国家勒索保护费获取财富，他们基本等同于强盗，而且对于征服先进国家以及管理自身混乱不堪的官僚机构毫无兴趣。相反，帕提亚的骑手们只能被称为半游牧民族，他们来自中亚大草原的边缘地区，而非大草原贫瘠的腹地，他们世代与农耕者毗邻而居，他们的统治者深谙如何从备受压迫的农民手中榨取税收，同时竭力维持其军事权力所依附的“马背上的传统”。公元前140年左右，他们已经成功地将之前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转化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松散统一的落后国家。

帕提亚王室喜欢以居鲁士和大流士的后裔自居，并竭尽全力去适应西方的先进文化，但事实上，他们的国家一直停留在松散统一的落后形态。尽管曾经给罗马帝国带来短暂而猛烈的冲击——当时的罗马人已然忘却游牧民族骑兵的巨大威力——但是他们永远无法真正威胁罗马帝国的存在。帕提亚的骑兵以“回马射”闻名于世，即指骑兵佯装退却，随后返身向追捕者发射弓箭。凭借类似的战术，帕提亚骑兵于公元前53年向罗马军队发动突然袭击，导致这支军队全军覆没，甚至杀死了罗马大将军克拉苏。帕提亚国王对西方文化极其推崇，在他的手下呈上克拉苏的人头时，他还在观赏希腊的悲剧，他所受的教育足以让他理解戏剧对话所表现的主人公的宿命悲剧。

与东方核心的秦汉王朝与匈奴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相比，西方核心的罗马帝国与帕提亚人之间的争端显然相形见绌。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先发制人发动战争，结果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战争非但没有对游牧民族产生胁迫效果，反而激起了大草原上的一场政治革命，正是这场革命使得长期争斗不止的匈奴部落统一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游牧国家。和帕提亚人不同，匈奴首领冒顿单于没有向农民征税，以支撑日益完备的贵族体系，相反，他展开了对中原的疯狂掠夺，并用抢夺来的丝绸和美酒买通不断减少的游牧首领，让他们对其效忠，从而建立了极端落后的国家。

冒顿很好地把握了时机。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公元前209年，冒顿接管了匈奴部落，在接下来的9年中，利用中原的内乱肆意洗劫。汉代第一位皇帝汉高祖决定结束这种局面，他在公元前200年派遣一支庞大的军队直入大草原。这一行为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对游牧民族发动战争与王位争夺战截然不同。面对汉朝的强劲攻势，匈奴人采取暂时撤退的战略，把汉朝军队留在荒野之中忍饥挨饿，然后冒顿伺机发动突袭，而当时汉朝士兵中有1/3已经冻掉了手指，再也无力迎战。汉高祖勉强得以全身而退，多数士兵却未能逃过一劫。

汉高祖终于意识到，和匈奴士兵相比，汉朝的军队损耗严重、兵将反应迟缓并且不擅长先发制人，因此他提出了第四种战略：与冒顿和亲。于是，汉高祖将他的长公主许配给冒顿，命令她即刻起程离开长安。这位公主被迫放弃原本优渥的生活条件——经过打磨的精致石板房以及珍珠镶嵌的精美床罩[5]，匆匆赶往大草原，在毡帐里凄凉地度过余生。1000年后，仍有中国诗人为这位汉朝公主赋诗，感慨她孤苦伶仃，被迫与野蛮粗鄙的牧民为伍的无尽悲戚。

这次皇家联姻开创了中国学者所说的“和亲政策”。除了和亲以外，汉高祖每年将大量黄金和丝绸赏赐给冒顿。然而，封赏并非长久之计。匈奴越发贪得无厌、索取无度，随后开始在各地肆意掠夺。他们深信，只要破坏的成本低于开战的成本，汉朝的皇帝们就不会贸然战争。

这种和亲政策持续了60年，汉朝国库日渐空虚。公元前130年之后，汉朝皇室愤而停止和亲政策。一些官员对公元前200年发生的灾难仍然心有余悸，提出对匈奴采取忍耐放纵的政策；另一些官员则强烈要求向匈奴开战，血债血偿。公元前135年，在一向持保守态度的皇太后逝世后，年轻的汉武帝决定采取武力镇压。公元前129～前119年期间，汉武帝每年派遣数十万精锐部队讨伐匈奴，但每次都铩羽而归，仅存半数残兵败将。战争消耗了巨额的人力和物力，于是汉武帝的批评者，即那些撰写史书的鸿儒们总结说：“这场由汉武帝率先发动的战争无疑是一场灾难。”

但是，如同400年前波斯帝国的大流士对塞西亚人发动战争一样（也被史学家认为是失败的战争），汉武帝发动的战争也对游牧民族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失去了汉朝的封赏，也无法将洗劫来的财富分给部下，匈奴统治者控制下的牧地不断受到威胁，游牧民族联盟最终解体，匈奴内部爆发动乱。公元前51年，匈奴承认汉朝统治。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匈奴分裂成两个部落，一个部落退居北方，另一个部落在汉朝内部定居下来。

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和汉朝都取得了对游牧民族的主动权。汉朝皇帝采取“以夷制夷”政策，赐予南匈奴稳定的居住地（以及长期的封赏），换取他们对其他游牧民族作战。由于受到森林、山脉和东欧农场的保护，罗马得以免受游牧民族侵扰，他们只需要面对来自帕提亚（半）游牧民族的威胁。即便如此，罗马人在迎战帕提亚人时，仍然将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和运河边作为战场，而非游牧民族占据优势的草原。只要罗马皇帝对战事加以足够的重视，罗马军团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攻破帕提亚人的顽强抵抗。

尽管如此，在罗马东部和中国北方的边疆地区，战争并未真正平息。公元114年，罗马人将帕提亚人赶出美索不达米亚，取得了对整个西方核心地区的控制权，但在公元117年，他们只能再次放弃这片“河流之间的土地”（意指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2世纪，罗马人曾经四次意欲夺取美索不达米亚，但每次都被迫放弃。对于罗马人来说，尽管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物产富饶，但毕竟地处遥远，难以驾驭。相反，汉朝统治者将匈奴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使得汉朝版图上的边境线逐步转变成一块流动的边境区域。在这片北方荒野上，人员得以自由流动，政府也极少插手干预。由此可见，强大的军事威慑作用远胜于细枝末节的法律条款。

游牧民族和农耕国家之间联系日益紧密，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地理状况，甚至导致整个世界范围缩小。最显著的效果就是出现了大片由乌克兰向蒙古延伸的共享物质文化地区。通过这片区域的开放，商人和士兵不断流动，沿途传播东西方的文化、艺术和武器。然而，在东西方之间航行着的最重要的“货轮”是无法用肉眼辨别出来的。

数千年间，随着旧世界农民不断在村庄聚居，逐渐出现了一群讨厌的病原体，它们大多具有高度传染性，相当一部分病原体具有致命性。由于吸入污浊的空气或者饮用受污染的水源，许多人染上瘟疫，并且交叉感染，导致疫病迅速蔓延。但同时，也有不少人并未感染疫病，由此证明这些人本身具有抗体，能够抵抗疫病侵袭。在1000年间，这些自带抗体的人群通过基因库将自身的防御力延续下去。尽管随机突变仍然可以将休眠的疾病转化为致命杀手，如野火燎原般肆虐人间，但随后宿主和病毒会自发构建起一种新的平衡，使得两者都能存活下来。

如果暴露在一群从未接触过的细菌中，人类几乎没有任何防御能力来抵挡这群静默的杀手。最著名的案例当属由著名地理学家及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命名的“哥伦布大交换”，它始于1492年，当时欧洲对新世界展开了一系列可怖的征服活动。完全分隔开来的病毒分别在欧洲和美洲大陆发展变化。美洲本土也存在着可怕的疾病，比如梅毒，但是美洲本土疾病相对来说症状轻微、感染范围较小，完全无法与来自欧洲的各种细菌相提并论。当时，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的人们对于流行病学方面的研究几乎一无所知，在欧洲殖民者踏上这片土地之后，诸如麻疹、脑膜炎、天花、伤寒等疾病——此类疾病数不胜数——就开始入侵他们的身体，摧毁他们的健康细胞，病人最终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死亡人数，但是哥伦布大交换至少将新世界3/4的人口从地球上抹去。一位16世纪的法国人总结说：“这一切灾难似乎是上帝的意愿，他希望（美洲本土居民）将土地拱手让与新来的殖民者。”

一个类似的“第一次东西方交流”在公元2世纪孕育而生，但分布更加均衡。在农业发展初始阶段的几千年间，西方、南亚和东方核心分别酝酿着各自特有的致命疾病组合。自公元前200年起，这些疾病仿佛处于不同的星球，发展趋势大相径庭。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商人和牧民在不同核心之间自由流动，不同的病毒逐渐合并，并在全世界引发了巨大的恐慌和阴霾。

据中国史料记载，公元161～162年间，西北边境有一支军队正在与游牧民族对峙，但是军中突然发生神秘的瘟疫，大约1/3的士兵因此丧命。公元165年，同样有史料记载某个军营发生了类似的疫病。罗马史料也描述了罗马与帕提亚人战斗期间一个军事基地发生的瘟疫，而这个基地与中国的瘟疫发生地相隔4000英里。公元171～185年之间，中国接连发生了5次瘟疫，同一时期的罗马也遭受了几乎同样多的瘟疫肆虐。根据现存的详细记录，疫病在埃及夺去了超过1/4的生命。

现在，我们已经很难弄清楚古代疾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方面是因为病毒在过去的2000年中不断发展进化，另一方面是因为古代的记录者在描述疾病时含糊其辞。现代社会中，作家们可以买到诸如《电影剧本创作入门》（Screenwriting for Dummies）这类书籍，随后套用书中公式，就能够制作出一部电影或电视节目。同样，古代的作家们也深知任何一本优秀的史书都需要包含关于政治、战争和瘟疫的相关内容。就像现代人观看电影一样，古代的读者们对这些情节发展有着很强的敏感性。作家在描述瘟疫时，必须涉及瘟疫来临前的征兆、发生时阴森可怖的症状和令人惊愕的死亡率、腐烂的尸体、崩坏的法治、心碎的寡妇、凄惨的父母及儿女。

如果想要描写瘟疫蔓延的惨状，最容易的方法是提取另一段史料并替换其中的人名。关于这一点，西方的原型出自修昔底德对公元前430年左右侵袭雅典的一场瘟疫的目击实录。尽管修昔底德的相关叙述并不清晰，但是2006年的一项DNA研究证实那是伤寒症的一种。在其后1000年间，其他史学家公开地反复引用这一描述，而且他们关于疫病的描述全都含糊不清。

除了这种不确定性的疑云，印度相关记录表明，公元2世纪的印度未发生任何瘟疫，这就与罗马和中国的史料记载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可能是因为养尊处优的统治阶层对数百万贫苦百姓的生死漠不关心，但是更为可信的说法是瘟疫的确绕过了印度。这也说明了第一次东西方交流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和大草原，而非通过印度洋的贸易航线，这也和瘟疫始于中国和罗马、始于边境线上的军营之中的事实一致。

不论微生物交换的机制如何，在公元180年后几乎每一代都要重演可怕的瘟疫。在西方，最严重的时期是公元251～266年，当时罗马城中每年有5000人丧生；在东方，最暗无天日的年代是公元310～322年期间，（根据史料记载）疫病又在西北部地区肆虐，几乎无人幸免于难。一名从瘟疫中幸存的大夫将瘟疫描述为类似麻疹或天花等疾病：

近来有许多人遭受传染性肿胀的折磨，这种肿胀开始于头部、面部和四肢。但是不久之后，这种肿胀蔓延到全身各处，看上去就像是含有白色物体的疮。当这些脓包干透之后，又出现了新生的脓包。如果病人早期没有得到治疗的话，通常会死亡。即便康复也会留下丑陋的紫色伤疤。

第一次东西方交流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城市萎缩，贸易衰退，税收锐减，土地荒废。祸不单行，当时一切迹象——泥炭沼泽、湖泊沉积物、冰芯、树木年轮、珊瑚中的锶钙比率，甚至海藻中的化学物质——都显示罗马暖期就此结束，气候开始变得不适宜人类生存。公元200～500年期间，平均气温下降了大约2华氏度。另外，气候学家所说的“黑暗时代寒冷期”导致夏天更加凉爽，减少了海洋的水汽蒸发，季风和降雨也随之减弱。

在其他条件之下，日益繁荣的东西方两大核心也许能够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就像公元前2世纪罗马暖期开始时一样。但是这一次，瘟疫肆虐以及气候变化——第四章重点描述的天启五骑士中的两名——并驾齐驱，共同作用。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其他的三骑士，即饥荒、移民及亡国是否会加入这一行列？一切都取决于人类准备如何应对。

王莽、董卓和曹操：天命已尽的汉朝

和其他组织机构一样，汉朝和罗马帝国在发展过程中解决了各自的特定问题。它们学会了如何打败对手，如何用简单的技巧统治广袤的领土和庞大的人口，如何将富裕地区的粮食和财富转移到边境线上的军队以及大城市中去。尽管这两个国家在解决问题时方法大同小异，但正是这些区别决定了它们如何应对第一次东西方交流带来的挑战。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两个国家如何处理军队问题。公元前120年之后，为了抵抗匈奴的不断入侵，汉朝建立了庞大的骑兵队伍，并且越来越多地雇佣来自游牧民族的骑兵。公元1世纪时，汉朝统治者将“以夷制夷”的政策运用得得心应手，使得许多牧民在汉朝境内定居下来。这带来了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汉朝统治者减少了对边境的匈奴士兵的监督管理，使边境军事化，另一方面将境内非军事化。在中国腹地，人们很少在都城以外看到军队驻扎，雇佣军更是少见。中国的贵族阶层认为服兵役毫无意义，因为来自“蛮夷之地”的官员都驻扎在远离都城之地，而这些来自远方的外国人替汉朝打仗。

对于汉朝统治者来说，这个政策有积极的一面，原本强大的贵族再也无力调遣军队，无法组织叛变。但这也带来了消极后果，因为统治者不再拥有强大的军队，无法制衡那些事实上对统治阶级构成威胁的贵族。随着国家的军事垄断地位不断削弱，贵族们开始任意欺压当地农民，吞并土地以建造私人宅邸，并把那里作为私有封地进行地主式管理。从农民身上榨取的财富是有限的。天高皇帝远，而地主却近在咫尺，因此更多的财富落入当地地主手中，只有少数作为税收送去长安。

为了遏制这一趋势，汉朝统治者们对贵族建造府邸的规模以及拥有的农民数量进行限制，将土地重新分配给自由民（且可征税的）小农，并通过国家对铁、盐、酒等生活必需品的垄断积累资金。但是公元9年，王莽篡位称帝，宣布土地国有，废除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并宣称从此以后只有国家才能占有黄金，这一事件加剧了统治者与地主之间的矛盾。王莽的集权很快瓦解，但是此后农民起义剧烈地撼动着整个国家。公元30年后，当汉朝重整秩序时，统治者的政策已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取代王莽登上帝位的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出身地方豪族，他能够攀上权力顶峰并非依靠旧皇室的裙带关系。为了恢复汉室的权威，光武帝必须与手下的巨贾富商紧密合作，他甚至拿出自己的财富用于投资，由此开创了地主们的黄金时代。逐渐的，地主们变得和皇帝一样富有，统领着数以千计的农民，事实上这些贵族几乎无视国家权威和那些讨厌的收税人员。之前的汉朝皇帝将构成威胁的地主迁入长安，这样就可以时刻留意他们的一举一动，但是光武帝坚决要求迁都洛阳，而洛阳恰好是地主们最强势力的据点，在那里贵族形成了对皇室的监视。[6]

这个精英阶层开始掌控国家权力，并逐渐摆脱国家巨大的财政开销——军队。到公元1世纪后期，匈奴已经无法构成主要威胁，这就意味着为抗击匈奴而集结起来的庞大骑兵军团必须自生自灭，骑兵要生存就必须去掠夺他们曾经保护过的农民。到了公元150年左右，南匈奴——理论上的附属地区——已经基本独立。

面对羌族——大致是当时中国西部边境所有的农牧民——造成的新威胁，他们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更不用说重整军队。也许是得益于罗马暖期温和的气候，羌族人口接连几代迅速增长，并且一些小团体已经迁入中国的西部地区。如果条件允许，他们就占领土地；如果条件不允许，他们就发动战争，四处偷窃。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汉朝需要建立起一支卫戍部队，而不是游牧民族骑兵，但是洛阳的地主们并不想为此埋单。

一些官员建议放弃西部省份，任由羌族人自生自灭，另一些官员则担心这将引发多米诺效应。一位朝臣据理力争：“如果失去凉州地区，那么三个附属国将会成为边境。如果这些附属国的人民向内迁徙，那么弘农将会成为边境。如果弘农的人民向内迁徙，那么洛阳将成为边境。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就会到达东海边，这样一来东海就成了边境。”

汉朝政府最终被这种说法说服，决定维持原来的路线，花钱筹建军队，但是渗透仍在继续。公元94年和公元108年，羌族军队两次占领了西部省份的大部分地区。自公元110年开始，羌族不断崛起。公元150年，羌族也和匈奴一样摆脱了洛阳统治阶级的统治。当地地主被迫在西部和北部边境建立他们自己的防御体系，将附庸的农民转变成民兵，那些受国家派遣又被国家遗忘的地方官员们也组织起自己的军队（他们在任职地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来支付军队费用）。

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汉朝天命已尽。公元145年相继发生了三次分散的起义，要求建立新政权。然而对于拥有大片土地的精英阶层来说，这无疑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尽管汉朝版图缩小，税收锐减，军队在某种程度上私有化，但是他们的土地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饶多产。同时，战火纷飞的国家根本无暇顾及当地税收，战争阴云对他们来说也只是遥远的传闻。在他们眼中，似乎万物都找到了最完美的归宿。

公元2世纪60年代，第一次东西方交流踏上中国土地，此后中国的“邦葛罗斯”以一种粗暴的形式觉醒了。瘟疫在西北方肆虐，羌族向汉朝统治核心地区推进，进而席卷各地。汉朝非但没能力挽狂澜，反而爆发了内乱。

理论上来说，在洛阳任职的官吏有数百人，他们原本应该将皇帝的意愿转变为现实，但实际上（就像很多朝代的政府工作人员一样），他们却干着以权谋私的勾当。这些官僚中有许多人来自地主家庭，在遇到他们厌恶的事情时（比如为战争筹集资金等），他们通常都擅长寻找借口来逃避。但凡有些主见的皇帝都要学会与之周旋，一些皇帝开始任用皇亲国戚，尤其是众多嫔妃的亲戚；另一些皇帝转向宦官寻求帮助，我在第五章提到了宦官具备的优势。精明的皇帝会将两者发挥到淋漓尽致，但是这些代理人也各有他们自己的小算盘，并希望皇帝不要过于精明。公元88年后，由于外戚和宦官的肆意妄为，14岁以上的皇子们没有一个能够活着登上帝位。皇室政治沦为围绕大臣、宦官和年幼皇帝的外戚展开的阴谋。

公元168年，当时正处在汉朝最需要领袖人物的紧要关头，然而年仅12岁的汉灵帝登基后不久，宦官就发动了反对外戚的政变。此后大约20年间，伴随着疫病四下蔓延、匈奴和羌族不断侵扰，宫廷却沉溺于清洗和反清洗的内部矛盾之中，夺走了数千人的性命，并导致整个宫廷机构瘫痪。宫廷的腐败无能此时攀至顶峰。不公平的现实引发了人民的叛乱，但是灵帝却无力集结和指挥军队，只能任命各地的铁腕人物组织军队，尽可能维持其统治。

国家陷入这场突如其来的混乱之中，这是百姓无法理解的，而儒家礼仪和道教神秘主义也无法对此做出解释，于是一群自称先知的人填补了空白。在黄河流域，一位内科医师宣扬罪恶导致疫病、忏悔带来健康，从而赢得了众多追随者。公元2世纪70年代，他进一步总结说，这个朝代本身是罪恶以及瘟疫蔓延的最终根源，因此必须推翻它。他宣称：“当一个新的甲子开始，伟大的命运将会降临世界。”

但是伟大的命运并没有到来。相反，当日历翻到下一个甲子年，即公元184年的4月3日，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尽管支持汉朝的军队镇压了叛乱（也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黄巾是指叛乱者头上所戴的头巾，黄色则是新时代的象征），但是类似的起义在中国境内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上天似乎也想表现他的不满，黄河大规模泛滥，36.5万名农民流离失所。“五斗米道”运动（承诺人们只要忏悔自身罪过并献出五斗米，即可免受瘟疫）将四川变成独立的道教神权统治地区；羌族则利用了这场骚乱，再次洗劫中国西部地区；原本代表皇帝镇压反抗、抵抗入侵的特别指挥官变成独立的诸侯。当朝廷终于决定展开行动时，却事与愿违，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公元189年，汉灵帝想召势力最强的诸侯董卓入京，但是董卓却回复道：“在我掌控之下的汉族军队和蛮夷军队都对我说：‘如果你走了，我们的供给将被切断，我们的妻儿将会死于饥寒。’所以他们把我的行李拿走，不让我离开。”在汉灵帝一再坚持下，董卓最终听从君命来到洛阳，但也带来了他的军队。就在董卓赶到洛阳之前，汉灵帝驾崩，外戚（拥立13岁的皇子为继承人）与宦官（拥立8岁的皇子为继承人）正式对立，两股势力互相杀戮。

董卓借机攻入洛阳，杀尽宦官，谋杀了较为年长的皇子，拥立年幼的皇子登上帝位，史称汉献帝。随后，董卓火烧洛阳，并开始思考下一步行动。

天下的统治权已然不在汉室皇帝手中，但也不属于董卓，因为当皇帝作为管理者的高级权力失效后，他们那含糊、天授的低级权力仍继续发挥作用。只要汉献帝还活着，就没有人胆敢宣称自己是皇帝，也没有人敢谋杀幼帝。（诸侯争斗是无比残酷的，董卓于公元192年遇刺身亡。）权力掮客们不断上演着争权夺利的戏码，将汉献帝视作傀儡，整个国家分裂成数个封地，而匈奴和羌族在边境地区虎视眈眈。曾经坚不可摧的汉朝高级管理机构已然烟消云散。

公元197年后，曹操写下了《蒿里行》这首诗。

铠甲生虮虱，

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

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

念之断人肠。

曹操一直抑制着这股悲愤之情，直至俘获汉献帝，随后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中国北方的霸主。

曹操是一个复杂的人。他完全有能力恢复汉室，将自己打造成英明辅臣，名垂青史。但是他亲眼目睹诸侯对国家造成的破坏，因此他将士兵驻扎在领地，一些人从事耕种，另一些接受战争训练，以此解决军事问题，并且将乡绅阶层分为九个等级，根据精英领导制度决定各自的地位，以此解决政治问题。和一千年前亚述王国的提格拉·帕拉萨一样，曹操并不重视富商巨贾。这样看来，曹操似乎极有可能重新统一中国。然而公元208年，曹操的水军在赤壁之战中毁于一旦，这个希望又一次破灭了。

尽管曹操有不少功绩，但是他（主要是因为公元14世纪的鸿篇巨制《三国演义》）却被后世看作颠覆汉朝的恶魔。20世纪的京剧表演中，曹操脸谱为粉白色，眼睛描有黑线，是众人鄙弃的反面角色。到了20世纪90年代，曹操的形象添加了几分高科技色彩，跃入电脑屏幕中，摇身一变成为无数电脑游戏中的恶人。随着电视剧《三国演义》的热播，曹操又进入了电视屏幕。随后曹操进入电影荧幕，出现在亚洲人出资拍摄、时至当日造价最昂贵的电影中（《赤壁之战》耗资8000万美元，该电影上部的上映时间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重合）。

曹操之所以臭名昭著，更多是因为他死后所发生的事情，而非他自身犯下的罪行。赤壁之战后，魏蜀吴三国之间形成了某种平衡。公元220年后，曹操的长子曹丕迫使汉献帝退位，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在这个时期，曹氏建立的国家是三国中最强大的。公元263年，曹魏打败了其中一个对手，曹魏被司马家族取代后称晋朝[7]，公元280年，其又集结起一支庞大的军队和舰队，灭掉了吴国，成功统一天下。

在接下来的10年中，后汉的瓦解看上去就像是一次短暂的反常现象，也许可以和公元前2200年或公元前1750年发生在西方核心的事件比较。当时气候变化、移民和饥荒三个因素导致国家灭亡，但是它们对于社会发展影响甚微。然而人们很快发现，事实上汉朝衰亡与公元前1200年左右西方的衰落极其相似，并带来巨大的长期后果。

战场上的胜利本身能够消灭其他幸存的诸侯，但是它无法改变中国潜在的根本问题。贵族阶层一如既往的强大，很快破坏了曹操的军事领地和精英领导制度。瘟疫仍在蔓延，“黑暗时代寒冷期”不仅使得黄河流域的农民生活更为艰难，对匈奴和羌族人来说也是不小的考验。公元265～287年，25万中亚人口在西晋境内定居。有时候，西晋对移民带来的劳动力表示欢迎。但也有一些时候，政府无法很好地安置这些移民。

在这一点上，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往往具有意想不到的影响力，例如皇帝的感情生活。晋武帝共生育了27名皇子，当他于公元290年去世后，一些皇子雇佣了他们能找到的最野蛮的游牧民族士兵，用于争夺权力和财富。而这些游牧民族的士兵也并不傻，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不必满足于已支付的酬劳，他们尽可以随心所欲地漫天要价。公元304年，一个匈奴首领没有拿到理想的酬劳，于是宣称要建立新国家取而代之，导致矛盾进一步升温。之后，西晋没有满足他的全部要求，因此他的儿子在公元311年将洛阳城付之一炬，亵渎了西晋王室的祖坟，将晋怀帝囚禁起来，命令他在晚宴时倒酒。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获得的战利品与他们本身的价值不符，于是匈奴在公元316年将长安城夷为平地，并且捕获了晋愍帝，让这个阶下囚负责洗杯子和倒酒。几个月后，匈奴人厌倦了这种游戏，于是杀死了愍帝及所有皇亲国戚。

西晋由此灭亡。匈奴和羌族的军团继续在中国北方地区肆意洗劫，西晋朝廷置百万百姓于不顾，逃至长江边的建康（现在的南京），放弃了中国北方这片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地区。然而，受到高死亡率（随着瘟疫袭击该地区）以及大规模移民的双重影响，许多北方土地已经退化成荒漠。这一现实正好符合了从草原地区迁入的游牧民族的需要，但是对于留下来的农耕团体来说，这意味着再次的饥荒。如果是在以前景气的年代，当地乡绅或者国家可能已经介入并给予援助，但是现在没有人可以伸出援手。雪上加霜的是，蝗灾吞噬了村民们勉强生产出来的少数作物。随后，草原移民带来的新型瘟疫给日渐困窘的农耕者带来了更为沉重的打击。公元317年左右，也就是长安被焚后的一年，天花首次出现在中国境内。

在贫瘠荒芜的土地上，匈奴和羌族首领发起更多的战争，但是这些战争更像是大规模的奴隶抢夺运动，而非国家之间的冲突。统治者们每次召集上万个农民，集中在新的都城周围，命令奴隶们开垦土地来供给专门的骑兵军队。同时，骑兵们从草原引进新式武器，例如合适的鞍具、马镫，以及高大的马匹，这实际上淘汰了步兵部队。那些没有逃往南方的汉人贵族只得迁往山区，他们的附庸农纷纷涌入巨大的围栏之中，因为那里是躲避骑兵劫掠的唯一场所。

当时，中国北方新建立的国家（中国的史学家称其为“五胡十六国”）都处于极其不稳定的状态。举例来说，一个国家在公元350年采取了过激的种族清洗政策，导致汉人大肆屠杀中亚人，引发国家内乱。官方史料记载：“死亡人数超过20万，尸体堆积如山，远至城墙之外，被豺狗、野狼和野狗啃噬。”这场内乱最后留下了一片权力真空地区，导致其他国家首领蜂拥而至。到公元383年时，出现了另一个诸侯，他似乎有能力统一中国。但是当他围攻建康时，一个很明显的小失误最终演变成惊慌失措的大溃败。公元385年，他的国家也不复存在。

从长安逃离出来的人们向南方迁徙，公元317年在建康建立了“东晋”[8]。与中国北方的强盗国家不同，东晋拥有奢华的宫廷，并保持汉室皇族一贯的生活方式。它派遣使节前往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创造出卓越的文学和艺术成果。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朝代存在了一个世纪之久。

但在表面的光鲜背后，东晋帝国也和北方国家一样四分五裂。北方贵族逃亡南方后，对于遵从皇帝命令毫无兴趣。一些逃难的贵族聚集在建康，成为趋炎附势的寄生虫，依附皇室朝廷为生。另一些拓殖长江流域，并在这片炎热湿润的土地上建立起他们的领地。他们将本土居民驱逐出去，砍伐森林，排干沼泽的水，让逃难的农民作为农奴在此定居。

冲突在社会各个层面酝酿蔓延。从北方逃至此地的新贵族与南方旧贵族长期不合，各个派别的贵族共同打击中层富裕阶级，富裕的中层精英阶级压榨农民阶级，各阶层的汉人将本土居民驱赶至山区和丛林，每个人都在反抗危机四伏的建康朝廷。尽管写就了许多失去北方故土的悲戚诗歌，逃亡中国南方的地主们并不急于交税或是臣服于可能重新统一中国的势力。晋朝天命已尽。

罗马帝国与汉朝统治的不同之处

和公元前12世纪的危机不同，由东西方交流引发的危机影响范围遍及欧亚大陆，当时西方出现了第一部现代历史著作，即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编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吉本说，该书的主题是一场“可怕的革命”，“这场革命将永远被世人铭记，直至今日（18世纪70年代）仍然影响着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吉本是正确的：在他有生之年，西方社会发展重新攀上了罗马帝国时期达到的高度。

罗马帝国和汉朝皇帝曾经面对同样的问题，但是运用了不同的解决办法。中国的统治者恐惧内战，于是将军队中立化，导致统治阶级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来抵御强大的地主阶级；相反，罗马帝国统治者接管了军队，并将他们的亲属任命为军队首领，并用平民补充军队。这种做法导致平民很难反抗皇帝的意志，但对于士兵来说却正好相反。

这种体系的管理需要高超的技巧，由于许多罗马统治者都有神志失常的倾向，周期性的冲突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卡利古拉纵欲放荡，甚至让他的马成为执政官，这已经够荒唐了；而尼禄竟然强迫元老院议员当众唱歌，甚至杀害胆敢违抗他的人，这种做法显然超出了忍耐的极限。公元68年，军队中三个不同派别分别宣称他们的首领为皇帝，最终一场残酷的内战平息了事端。史学家塔西佗记录说：“现在，帝国的秘密被揭开——皇帝可以在罗马之外产生。”哪里有士兵，哪里就有可能存在新皇帝。

不可否认的是，罗马采取的办法的确保卫了边疆地区。在公元1世纪时，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外的日耳曼人和中国西部边境地区的羌族人一样人口迅速增长。此后，部落之间互相争斗，与罗马的城镇开展贸易，并悄然经由河道进入帝国内部。为了完成这些事情，他们必须组织起更大的团体，推选出强势的首领。为了应对边境日渐松懈的问题，罗马帝国和汉朝一样建造起长城（最著名的是横贯大不列颠岛的哈德良长城），监督贸易，并且反击入侵活动。

公元161年，马可·奥勒留成为罗马皇帝，当时罗马似乎还处在健康发展的轨道上，而且马可·奥勒留对哲学充满热情。然而，他必须面对第一次东西方交流带来的众多问题。在他即位当年，第一次严重的瘟疫在中国西北边境的军营爆发；来自叙利亚的帕提亚人入侵罗马，迫使马可·奥勒留纠集军队来应对威胁。拥挤不堪的军营为疫病传播提供了理想条件，于是在公元165年爆发瘟疫（可能是天花或麻疹，但是史上的记载都含糊不清），给他的军队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伴随着遥远北部和西部发生的人口变动，强大的日耳曼帝国穿越多瑙河，瘟疫也在公元167年蔓延至罗马。马可·奥勒留用他的余生——13年——与入侵者抗衡。[9]

和中国不同，罗马在公元2世纪取得了边境战争胜利。如果没有获胜的话，公元2世纪80年代的罗马就会像汉朝一样陷入重重危机。尽管如此，马可·奥勒留的胜利仅仅影响了变革的步伐，而非结果，这也意味着单独靠军队的力量无法阻挡国家灭亡的命运。疫病引发了平民大规模死亡、国家经济崩溃、食品价格和农民工资飞涨。从这个角度看，瘟疫实际上为幸存下来的农民提供了获得财富的机遇，他们可以抛弃原本贫瘠低产的土地，聚集在肥沃多产的土地上。但随着农耕范围收缩，税收和租金也随之下降，中国经济大环境进入自由落体阶段。公元200年后，地中海沉船残骸数量锐减。公元250年后冰芯中的污染水平、湖泊沉积物以及沼泽也大幅度减少（见图6-3），所有人都可以切身感受到生活的艰苦与匮乏。公元200年后，发掘出来的牛、猪、羊骨骼明显变小、变少，这就表明当时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到公元220年左右，富有的城市居民所建造的宏伟建筑与雕塑数量也不断减少。

图6-3 衰亡与瓦解：公元后第一个千年，地中海沉船残骸数量以及西班牙佩尼多维洛湖床的铅污染水平。下降曲线与图6-2中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上升曲线相对应。和图6-2中一样，沉船数量和铅含量已被标准化，因此它们可以在同一纵坐标中进行比较，公元前1年两者数量均计为100

就在马可·奥勒留取得胜利的50年后，罗马失去了对边境地区的控制。公元前1世纪，虽然汉朝战胜了匈奴，但对汉朝统治者来说，边境地区似乎变得更难驾驭。同样，当时罗马也接连取得胜利，重挫帕提亚军队，使得该政权在公元3世纪20年代波斯入侵前就已经灭亡。然而，新生的萨珊王国建立了更集权、更先进的国家，并在公元244年打败了罗马军队，杀死了领军的罗马皇帝。

大批军队和金钱被用于支撑坍塌的东部防线，导致罗马无力在多瑙河、莱茵河边界严密布防。入侵者没有以小团伙的形式偷越边境、抢夺牛羊，而是作为数百人或数千人的强大军团冲破脆弱的防线，烧杀抢掠，抢夺奴隶。刚从波罗的海沿岸移民至巴尔干半岛的哥特人沿路掠夺直至希腊，甚至在公元251年打败并杀死另一位罗马皇帝。也许是人口流动的缘故，当时瘟疫爆发变得更为频繁。公元259年，罗马终于召集起一支军队对抗波斯入侵，可是结局更为悲惨：罗马皇帝瓦勒良不仅被俘，还被关进笼子长达一年，身着奴隶的破烂衣服，遭受极端可怕的折磨。罗马人坚称瓦勒良的刚毅不屈最终打动了捉拿者。但事实上，如同匈奴抓获汉朝皇帝一样，波斯人最终对折磨瓦勒良失去了兴趣，于是将他的皮剥下来，挂上城墙。

第一次东西方交流以及波斯萨珊王朝的崛起导致罗马帝国的地位一落千丈。在人口减少、经济停滞不前的紧要关头，罗马皇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金钱和军队。他们想到的第一个（但并不明智的）办法就是利用货币贬值的手段来组建新的军队，结果导致货币价值下降，加速了经济崩溃。军队认识到中央政府的失败无能，于是决定自己掌握政权，很快就宣称新皇帝即位。这些新皇帝与之前的皇帝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完全没有天赋君权的观念。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强硬派军人出身，有些甚至是列兵出身的文盲，因此很少能够在王位上坚持两年以上，所有人最终都死于非命。

由于军队各派别之间忙于内乱而忽略了边境防御，罗马的地方贵族也和中国的地方贵族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他们将农民变成附庸，并将他们组织成民兵。叙利亚的贸易城市巴尔米拉最终成功地将波斯人驱逐出去，它理论上是代表罗马出战，但是最终该国女王（亲自带领军队并且时常穿戴盔甲参加市民集会）入侵罗马，并占领埃及和安纳托利亚。在帝国另一端的莱茵河上，一位统治者宣称独立的“高卢王国”诞生，并将高卢（现在的法国）、不列颠和西班牙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

公元270年，罗马和公元220年的中国一样分裂成三个王国。尽管四处兵荒马乱，但罗马的情形并没有到非常糟糕的程度。公元3世纪60年代，巴尔米拉和高卢进攻波斯和日耳曼王国，这为罗马帝国赢得了喘息的机会，地中海周边的城市——罗马帝国的财政支柱——基本上处于安全状态。只要保证商品能够经由海运送往各地，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金钱流入帝国金库，这样一来，军人出身又注重实际的新皇帝就能够养精蓄锐，重建帝国。他们在统治区增加赋税，在佩戴盔甲的步兵周围建立突击队，随后对敌人发动攻击。公元272年，这支军队粉碎了巴尔米拉的入侵；公元274年使高卢覆灭；到公元282年为止，基本铲除日耳曼战团的威胁；公元297年，罗马占领了波斯帝国后宫，为瓦勒良报了一箭之仇。

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公元284～305年在位）利用这个转折点，迅速进行行政、财务和国防改革，旨在让罗马帝国更好地应对新世界的问题。这一举措使得罗马的军队规模差不多翻了一番。边疆地区的动乱几乎从未真正平息，但是当时罗马帝国用纵深防御抵挡日耳曼人的侵袭，又用围困策略拖垮波斯帝国，因此战胜的概率远超过战败的概率。为了处理这些事务，戴克里先将工作分成四个部分，各派遣一名长官和一名副手处理西部和东部各省事务。不出意料，这些长官引发了两场、三场或四场内战，这几乎和他们抵抗外敌的次数一样多。但如果把这些内战与公元3世纪90年代中国晋朝爆发的27次内战相比，当时的罗马可以说是相当稳定。

一个新的罗马帝国初步成型。随着西部地区的决策机构向边境地区的前沿转移，而东部地区的决策机构向一个名为君士坦丁堡的新兴大城市转移，罗马已经不再是都城。但最终，任何机构重组都无法解决罗马帝国潜在的根本问题，跨越数世纪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已经动摇。随着粮食、酒类和橄榄油的贸易开展，财富再次由上至下传播开来，东部地区在公元4世纪走上复兴之路，但是西部地区却逐渐脱离这个轨道。西欧的大地主对公元3世纪时获得的权力紧握不放，将“属于他们的”农民牢牢捆绑在土地上，并且将他们与国家税收分离。随着他们日渐自给自足，周遭的城市开始缩小，贸易和工业发展更是大幅下滑。而最棘手的问题超出皇帝能力范围之外：气温和降雨持续减少，瘟疫继续横行，草原移民也在持续增加。这些都不是皇帝所能改变的。

公元350年左右，一群匈奴人横跨哈萨克斯坦，向西迁徙，引发了周围各国的一阵动荡。人们一直在争论匈奴人为何能够引发如此多的恐慌。古代文人将其归咎于匈奴人特有的令人恐惧的气质，而现代学者通常归咎于他们使用的具有强大威力的弓弩。在此，我们需要从结果出发，寻求事件的缘由。为了逃避匈奴的威胁，游牧民族纷纷逃入印度、伊朗，或向西撤退至现在的匈牙利。这使得哥特人的生活愈加艰难，因为他们在公元3世纪入侵这个国家——即现在的罗马尼亚——之后就作为农民定居下来。经过一番激烈的内部辩论，哥特人决定向罗马人寻求庇护，要求迁入罗马帝国。

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罗马制定了和汉朝类似的“以夷制夷”政策，原则上认可移民迁徙，并将他们分成小团体，随后征召入伍，或安排在农场定居，抑或作为奴隶买卖。这样不仅减轻了边境压力，提升了军队人数，而且增加了纳税人口。显然，移民们的想法与统治者截然不同，他们更青睐作为小团体在帝国内部定居，并继续保持以前的生活方式。为防止这种现象发生，罗马需要时刻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对移民产生威慑作用。

公元376年夏天，哥特人抵达多瑙河岸边，这令身在君士坦丁堡、统治东部地区的皇帝瓦伦斯左右为难。一方面，迁居至此的哥特人人数过多，带来诸多不便；另一方面，接纳如此多的移民将带来巨大的潜在利益，尤其考虑到当时瓦伦斯最精锐的部队远在波斯作战。于是瓦伦斯决定允许哥特人迁入，但是哥特人刚一过河，那些指挥官们就如脱缰野马般失去了控制，因为比起分散安置移民，他们对牟取暴利更有兴趣。食不果腹的哥特人爆发了动乱，他们洗劫了现在的保加利亚，并要求在帝国内部建立自己的国家。对此，瓦伦斯采取强硬态度，拒绝与其谈判交涉。他让波斯前线的军队撤回并赶往巴尔干半岛。他没有等待西罗马帝国皇帝支援，而是选择直接开战，尽管这又是一项错误的决定。

公元378年8月，大约1.5万名罗马士兵（其中许多人是日耳曼移民）在阿德里安堡与大约2万哥特人展开激战。结果，包括瓦伦斯在内的2/3罗马士兵在接下来的溃败中战死。回想奥古斯都时代，失去1万军队并不是重大损失，甚至不会留下书面记录，因为当时的罗马有能力组织起更大规模的军团展开可怕的报复。然而，公元378年的罗马帝国已经日益衰微，这些死去士兵的空缺无人补充。于是哥特人抓住这一时机，顺利侵入罗马帝国。

就这样，两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僵持局面。哥特人不像游牧民族匈奴人，他们不会伺机偷盗一番，随后回到草原；他们也不是波斯人那样的帝国主义者，意图吞并其他地区。哥特人想要在罗马帝国疆域之内建立自己的领土。但是他们没有攻城装备，无法对城镇发动进攻，也没有行政机构来管理国民，因此他们需要罗马的合作。当这种期望破灭之后，他们就在巴尔干半岛四处破坏，试图威胁君士坦丁堡同意赐予他们自己的国土。东罗马帝国皇帝没有足够兵力驱赶哥特人，只得以国库空虚作为挡箭牌，收买哥特人，又不时与之发生小冲突。直至公元401年，他说服哥特人继续向更理想的西部迁徙，顺理成章地将哥特人变成西罗马帝国皇帝的头等难题。

但是这个聪明的外交手段很快失效。公元405年，匈奴人继续向西推进。同时，越来越多的日耳曼部落逼近罗马边境，导致更多地区沦陷。主要由日耳曼移民组成的罗马军团在一名半日耳曼将军带领下，进行着血腥的消耗战；外交官也施展外交手段，试图寻求更多外援。但在公元406年的新年前夜，数以千计的日耳曼人冲过了冰封的莱茵河，罗马最终沦陷。自此，再也没有任何军队能够阻止他们前进的步伐，这些移民分散开来，到处抢掠。诗人西多尼乌斯原本是富裕贵族，他曾经描述了一群士兵冲进他的住宅并向他施加侮辱的情景。他与一位住在罗马的朋友通信时说：“为什么要为维纳斯而唱？当我置身于长发的暴民当中，被迫聆听日耳曼演说，卑鄙的勃艮第人将腐臭的黄油涂抹在头发上，而我还要板着脸为他们唱赞歌……你根本想象不到，有人每天清晨朝你打嗝，散发出累积十天的大蒜和洋葱的恶臭。”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嫉妒西多尼乌斯。另一个目击者用更加直白的文字写道：“整个高卢都弥漫着火葬柴堆散发出的浓烟。”

不列颠的军队爆发了起义，开始掌管自己的防御部队。公元407年，莱茵河防线的剩余部队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所有地区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为了引起灾难缠身的西罗马帝国注意，哥特人于公元408年入侵意大利，又在公元410年公开劫掠罗马。公元416年，他们终于得偿夙愿，西罗马帝国的皇帝同意：如果哥特人帮助他赶走日耳曼人并将篡夺者从高卢、西班牙清除，他们就可以获得部分领土。

和中国边境的情况类似，罗马边境也曾经成为蛮夷的（这些帝国以此称呼外族人）聚居地，之后这些人获取国家支付的酬劳，负责保护国家不受其他蛮族入侵威胁。这对皇帝来说是双输的局面。公元429年，当日耳曼的哥特人（代表罗马而战）在西班牙打败了日耳曼的汪达尔人（反对罗马）时，汪达尔人被迫退至北非。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是现今的突尼斯沙漠在当时是罗马的粮食基地，拥有上万平方英里的灌溉耕地，每年向意大利出口50万吨粮食。失去此地供应的粮食，罗马城将会饿殍遍地；没有此地的税收收入，罗马根本无力支付受雇攻打汪达尔人的日耳曼雇佣军费用。

在接下来的10年中，聪明的罗马将领和外交家（通常都是日耳曼人出身）成功遏制了汪达尔人，并稳定了高卢、西班牙地区，但在公元439年，情况急转直下。汪达尔人占领了迦太基的农业腹地，对罗马来说最糟糕的情况终于成了现实。

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乐于看到他们在罗马的潜在竞争对手的种种惨状，但是西罗马帝国即将灭亡的悲惨前景也给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敲响了警钟，于是他集结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帮助解放现在的突尼斯地区。然而公元441年，当他的军队集结时，另一个打击从天而降。匈奴王阿提拉——罗马作家称其为“上帝之鞭”——入侵巴尔干半岛，他不仅带领着最勇猛精干的骑兵，还拥有先进的攻城装备。（可能是来自君士坦丁堡的难民将此技术带给他，一名狄奥多西的大使声称，公元449年时他曾在阿提拉的宫廷中见到这样的一个流放者。）

在匈奴攻城槌的猛攻之下，狄奥多西的防御体系简直不堪一击，于是他放弃攻打汪达尔人。他拯救了君士坦丁堡——仅仅如此——但对于罗马来说，这是最黑暗的日子。公元400年，罗马城拥有大约80万居民。到了公元450年，人口仅存3/4。税收枯竭，军队消亡，最糟糕的是出现了更多篡夺者意图谋取王位。阿提拉审时度势，在榨干巴尔干所有财富之后，决定继续西进。罗马西部军队的半哥特指挥官成功地使哥特人相信阿提拉也是他们的敌人，他带领的是全部由日耳曼人组成的军队。他导致了阿提拉人生中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失败。阿提拉还没来得及展开报复行动就含恨而终：在他第无数次的婚宴上，他因饮酒过量导致血管爆裂，“上帝之鞭”最终去和他的主人见面了。

失去了阿提拉，松散的匈奴国开始分裂，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暂时摆脱了危险的境地，于是试图再次收复西罗马帝国，但是直到公元467年，他们才将所有的条件准备妥当，包括金钱、船只以及一位值得信赖的罗马铁腕人士。东罗马帝国皇帝倾尽国库所有，派遣海军上将巴斯里斯克斯（Basiliskos）带领1000艘军舰重夺北非，试图解决西部省份的财政危机。

最终，罗马帝国随风而逝。公元468年夏天，北非沿岸的风原本是西向的，推动巴斯里斯克斯的舰队逼近迦太基。但是就在登岸的最后关头，风向突然逆转，使得舰队无法靠岸。借此机会，汪达尔人放出火船攻击罗马密集排布的舰队，这正是1588年英国对抗西班牙无敌舰队时所采用的策略。罗马的旧式船只采用干燥易燃的绳子、木制甲板和布制风帆，顷刻间舰队就成了炼狱火海。惊慌失措的船员们互相踩踏，争相用长杆把火船推向远处，然而无处可逃的罗马军队已然方寸大乱。汪达尔人趁乱登船，展开杀戮，战争由此结束。

在第五章我已经讲过了历史的伟人理论，该理论认为创造事件的是独一无二的天才人物——例如亚述的提格拉·帕拉萨，而非强大的客观力量——例如第一次东西方交流。伟人理论的对立面是历史的蠢人理论：我们必须问，如果巴斯里斯克斯足够机智，想出了逃脱困境的办法，会发生什么呢？[10]他可能已经重新占领迦太基，但是这能够修复意大利——北非财政轴心吗？也许能。汪达尔人已经在非洲长达30年，罗马帝国也许能够很快重建其经济结构。又或者，不能。哥特国王奥多亚塞是当时西欧最铁腕的人物，他觊觎意大利已久。公元476年，他致信君士坦丁堡皇帝芝诺说世界不再需要两个皇帝，因为芝诺的荣耀足以统治全世界，并提议让他以芝诺的名义统治意大利。芝诺深知奥多亚塞意在占领意大利，但他也明白没有必要与之争辩。

就这样，罗马的末日到来了。伴随罗马灭亡的并非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而是一阵呜咽啜泣。如果当初巴斯里斯克斯收复了迦太基，那么比起公元476年的真实情况，芝诺保卫意大利时情况是否会改观呢？我对此持怀疑态度。自此，再也无人能够拥有足够实力掌控一个横跨地中海的帝国，而公元5世纪时疯狂的幕后操纵、政治活动和暗杀都无法改变经济下滑、政治崩溃和移民流动的现实。古典世界就此结束。

更小的世界：东晋和拜占庭帝国对比

自此，东西方两大核心都分裂成两部分。在中国，东晋王朝统治着前朝的南部地区，且自视为整个中国的正当统治者。同样，西方的拜占庭帝国（这样称呼是因为其都城君士坦丁堡位于古代的希腊城市拜占庭）统治着古罗马帝国的东部，并宣称拥有对整个罗马帝国的统治权。

东晋和拜占庭帝国都是先进国家，拥有完备的官僚体系、税收制度和受薪军队。它们都拥有大城市和有学识的文人，而尼罗河流域、长江流域也前所未有的富饶多产。随着中国北部和欧洲西部渐渐脱离核心区域，它们的统治范围也不断缩小。

管理者、商人和金钱组成的网络曾将东西方核心国家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但这一网络被疫病、移民和战争瓦解。公元4世纪的中国北方国家和公元5世纪的西欧国家一直处于低级阶段，它们的皇帝整日与将领们在抢夺来的大殿中饮酒作乐。这些皇帝乐于向被征服的农民征税，尽管他们实际上并不需要这些财富，因为他们不需要支付雇佣军的薪酬。他们极其富有，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试图对官僚机构进行管理，并从难以驾驭的手下那里征税，这些手段造成了诸多麻烦。

在中国北方和罗马帝国西部，有许多旧式的富有贵族家族携带财产逃往建康和君士坦丁堡，但他们中更多人选择留在旧帝国的废墟之中，也许像西多尼乌斯一样维持着贵族的骄傲姿态，但又与新统治者达成某种协议。他们适应了新的社会现实，用羊毛裤子换下丝绸袍子，消遣活动也从古典诗歌转向狩猎。

有些现实产生了积极的结果。之前，贵族所拥有的地产遍布整个汉朝或罗马帝国，但现在那些超级富有的贵族们都消失了。尽管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地主的财产受到国家限制，但他们的富裕程度仍然令人咋舌。古罗马和中国的精英阶级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与他们的征服者通婚，并从破败的城市搬到乡下的领地。

在公元4世纪的中国北方和5世纪的西欧，伴随着不断加速的向落后国家发展的趋势，皇帝们允许贵族向农民收取租金，而这原本是农民应当作为税金交给国家的盈余资金。随着人口减少，农民能够集中精力耕作最为肥沃多产的土地，盈余资金也不断增长。数世纪以来，农民非但没有忘记历代积累的农耕技术，反而自行创造了不少新技术。公元300年后，长江流域的排水系统以及尼罗河流域的灌溉系统得到长足的发展，牛拉犁在中国北方迅速推广，条播机、铧式犁以及水力磨坊也在西欧盛行。

尽管贵族们一再地粉饰太平，而农民不断地大胆创新，我们无法否认的是：汉朝和罗马曾经繁荣一时的官僚、商人以及管理者行列正在不断削弱，这就意味着欧亚大陆两端的经济大环境持续衰退。这些人通常都是唯利是图、毫无竞争力的代表，但是他们确实完成了一项任务，那就是将商品运往各地，从而发掘了不同地区的竞争优势。如果没有他们作为媒介，经济会变得更为本土化，也更倾向于自给自足。

贸易通道收缩，城市也在收缩。南方游客对中国北方城市的衰败破落感到震惊，而在古罗马帝国的一些地区衰败程度极其严重，以至于诗人开始产生这样的疑问：周围这些正在腐朽的巨石废墟究竟是不是人类建造的？公元700年左右的一首英文诗歌这样写道：“断裂的屋脊，摇晃的高塔，这是巨人的杰作，霉变在城楼和炮膛蔓延。破碎的盾牌，倒塌的房顶。这都是岁月的痕迹。”

公元1世纪，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曾经吹嘘说，他将罗马从一个砖瓦城市改造成大理石城市。但是到了公元5世纪，欧洲又倒退成木头世界。在古罗马城镇房屋的断壁残垣之间，开阔地上四处散布着简易棚屋。我们现在已经对这些简陋棚屋有了一定认识，但倒退到20世纪70年代我在英格兰开始挖掘工作时，挖掘者仍试图运用新技术来谨慎处理有关这些房屋的蛛丝马迹。

在这个更加简单的世界，货币、计算和文字纷纷失去它们的功用。再也没有人去开采铜矿，自然也无法铸币，因此中国北方的皇帝首先尝试减少货币的金属含量（一些人声称由于货币的金属含量过低，货币轻得可以漂浮在水面上），随后索性停止发行货币。账务记录及人口普查被取消，图书馆被荒废。这是一个不平坦的过程，蔓延数个世纪。中国北部和西欧的人口大幅下降，荆棘和森林重新覆盖了农田，居民寿命变短，生活质量下降。

佛教与基督教：东西方宗教的盛行

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对于大多数东方人和西方人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陈旧观念不起作用，求神拜佛也无济于事。

在中国，一旦边境地区防卫崩溃，批评者就会开始控诉朝廷天命已尽，因此治病神力崇拜盛行，影响长达1000年之久。但是在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中间出现了一批具有独创性的人才，他们开始质疑儒家哲学的权威性。竹林七贤是活跃于公元3世纪的一群自由思想家，他们成了新感性主义的精神领袖。据说他们整日沉迷于交谈、诗歌、音乐、饮酒以及药物之中，却对研读经典、为国尽忠这类话题避而不谈。曾有故事记载，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被认为严重违反了封建礼仪（在无年长妇女陪同的情况下，他独自一人与他的嫂子同行），但是阮籍却不以为然，反而大笑说：“难道你是要我遵从孔子推崇的礼，去遵从儒家学说？（礼岂为我设邪？）”他还抒发了自己对政治制度的看法：

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

在当时，汉族宫廷诗人所具备的道德精神严肃性变得有些滑稽可笑，新一代的诗人更加青睐抒情诗歌，擅长描写田园牧歌，或者索性出世退隐。尽管这些美学家们事务繁忙，无法退居远山，但是他们同样可以在自己府邸的花园里体验隐居感觉，也可以效仿王导（公元300年东晋的宰相），花钱雇人代表自己隐居。汉代的画家们开始尝试将山水野趣作为创作对象，到了公元4世纪，著名画家顾恺之更是将山水画的地位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使山水画成为一种主要的艺术形式。竹林七贤和其他理论家主张形式大于内容，他们倾向于研究绘画和书法的技巧，而不是其中隐含的道德含义。

公元3世纪，出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但是这场反叛一味地嘲讽、拒绝传统，却没有提供积极有效的应对办法，大体上只造成了消极的影响，但这种情况在世纪末有所改观。距当时800年前，中国本土的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刚刚兴起，佛教也经由南亚传播到了中国大地。公元65年，佛教首次出现在中国的书面史料中，而对于佛教传播比较可信的说法是：随着第一次东西方交流的不断推进，东亚和南亚的商人开始在中亚绿洲聚集汇合，最终将佛教带入了中国人的视野。尽管当时已经有一些城市的知识分子开始信奉佛教，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只把佛教看作从草原传入的众多外来哲学之一。

公元3世纪晚期，这种局面开始逆转，这主要归功于来自中亚的僧人翻译家竺法护。他长期在长安与敦煌绿洲之间游历，致力于佛教经典的再译，并在印度观念中添加了能够被中国人接受的元素，获得了众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和大多数轴心时代圣人一样，释迦牟尼并未留下任何手迹，关于释迦牟尼的启示也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佛教的早期形式强调严格的沉思和自我觉醒，但是竺法护推崇的是所谓的大乘佛教，这就使救赎的过程不再艰苦繁重。在竺法护的表述当中，释迦牟尼并非精神追寻者，而是永恒怔悟的化身。竺法护坚持认为，原初的释迦牟尼只是在这个世界或其他世界中存在的众多佛祖中的第一位佛。这些佛被一群其他的圣人所围绕，尤其是菩萨。菩萨原本是通往怔悟的凡人，但却推迟了自身的涅，旨在帮助渺小的凡人实现圆满，从重生和遭难的轮回中解脱出来。

大乘佛教有时会走向极端的方式。大多数佛教派别相信弥勒佛（也称未来佛）终有一天会引导众生走向极乐世界。但是公元401年，中国出现了一群狂热的佛教徒，他们自称是神圣的佛祖，事实上却与强盗、暴民及反叛的官吏为伍。他们打着救赎的旗号，却到处滥用暴力，实施破坏，最后这场暴动在血腥杀戮中落下帷幕。

大乘佛教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简化了传统佛教的繁重教规，并为众生打开了救赎之门。公元6世纪，盛行的“佛祖讲经”只要求信徒围绕释迦牟尼和弥勒佛的塑像步行数圈，崇拜圣物（一般是佛牙、佛骨以及据说曾经属于佛祖的化缘钵），诵读佛经，胸怀慈悲之心，勇于自我牺牲，并遵从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讲经者坦言，这些行为并不会将信徒引向涅，但是至少会给他们带来健康、财富以及不断升华的重生之路。佛教中的“净土派”将这种观念更进一步，他们声称信徒去世之后，大慈大悲的菩萨和阿弥陀佛会向其解读生死轮回，并引导他们去往西方极乐世界，在那里他们可以远离尘世的烦扰，寻求涅。

在印度，佛教徒为了寻求涅之路，通常会选择上路流浪，沿途乞讨。从中国传统的角度来看，这些神圣的流浪者（与富有的隐士诗人相对立）无疑是异类，因此这种方式在中国并不盛行，但是印度信徒通往怔悟的第二条道路——修行——却得到广泛传播。公元365年左右，道安——他并非中亚移民，而是一位被训练成儒家学者的中国佛教徒——起草了一份适应中国社会的佛教戒律，规定和尚必须削发剃度，和尚、尼姑均要节制欲念，学会顺从，通过自己的劳动谋生，并运用戒、定、慧来追寻自我救赎。和发展了千年的佛教一样，佛教徒在修行过程中也常常走入极端：许多和尚、尼姑对修行的认识相当狭隘片面，有些人不惜伤害自己，目的是仿效菩萨舍身拯救世人；甚至有人在数千人面前自焚，以求洗涤自身犯下的罪孽。不论如何，道安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将佛教修行行为塑造成固定的宗教组织，部分填补了公元4世纪以来国家机构崩溃所引发的机构空白。佛教寺院建造水力磨坊，筹集资金，甚至组织起防御力量。富有的教友把土地和佃户赠与佛教寺院，被驱逐的农民也纷纷前往寻求庇护，这些佛教寺院在作为虔诚信仰的核心的同时，还成为社会稳定的绿洲，甚至是财富聚集的岛屿。公元5世纪出现了数以千计的佛教寺院，一位官员在公元509年写道：“寺院现在已经无处不在了。”

佛教在中国的征服行为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公元65年，中国仅有数百个佛教徒。到公元6世纪，大多数中国人——大约3000万人——成了佛教徒。这个数字令人震惊。但是在欧亚大陆另一端，还有一个名为基督教的新兴宗教，它正以更快的速度不断发展。

西方古典传统的崩溃晚于东方，也许是罗马防线维持得更为持久的缘故。公元160年后，瘟疫同样在罗马大肆蔓延，导致治病神力崇拜不断出现，但是罗马人并不赞同中国普遍采取的暴力革命方式。尽管如此，公元3世纪的骚乱确实动摇了西方的古老传统。那些遍布罗马帝国各处的雄伟塑像静静地见证了一种全新艺术审美的诞生：艺术家抛弃了古典艺术中庄严肃穆的原则，转而欣赏古怪的比例结构和那些巨大的、向上凝视的眼睛，这就形成了塑像似乎在互相注视的效果。另外，不断有新宗教从东部的边缘地区传入罗马帝国，例如来自埃及的伊西斯、来自叙利亚的不败之日、可能来自伊朗的密特拉神（其追随者形象为地狱的杀牛者）以及来自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它们都宣扬生命永恒。受其影响，人们开始在烦扰动乱的现世中追寻救赎，忽略了对宗教的理性解释。

一些哲学家试图强调过去几世纪累积的学识仍然是相关的，以此回应这种价值观的危机。在他们的时代，波菲利和普罗提诺等学者为适应现代需求而重新解释柏拉图哲学（后者可能是继亚里士多德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于是他们成为西方闻名遐迩的学者。但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开始寻找与之南辕北辙的新解。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基督教给所有人带来了些许安慰。和大乘佛教一样，基督教是建立在旧轴心时代思想基础上的新概念，它以更适应现代需求的方式，为世人提供了一个看待核心思想的新角度。基督教取代了犹太教，宣称其创建者耶稣是预言中诞生于此地的弥赛亚。我们将大乘佛教与基督教称为“第二波”轴向宗教。与第一波轴向宗教先行者相比，第二波轴向宗教向更大范围的世人打开救赎之门，并且将通往救赎的道路改造得更加简单易行。同样关键的一点在于，这两个新兴宗教都是普世教会。因此，耶稣和释迦牟尼都不属于任何一群“上帝的选民”，他们的使命是拯救所有的普罗大众。

耶稣和释迦牟尼一样，并未留下任何圣典。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50年代，当时使徒保罗（他从未见过耶稣）试图让基督徒们认可一些关于基督教到底是什么的核心观点。大多数追随者接受了一些观点，例如他们应该受洗、向上帝祈祷、抵制其他的神、周日聚餐、脚踏实地努力工作。然而，一旦超越这些基本前提，各种说法纷至沓来。一些人坚持认为希伯来圣经中描述的上帝只不过是之前一系列神中最后降临（且最低微的）的一位；有人认为世界是邪恶的，因此上帝作为创世者也一定是邪恶的；有人认为世界上有两个神，一个是恶毒的犹太神，另一个是神圣（但不可知）的耶稣之父；有人相信世上存在两个耶稣，一个以逃离受难的精神形式存在，另一个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肉体形式；有一些人暗示耶稣可能是女人，并且女人和男人之间可能是平等的；有人认为新的启示或许可以否定旧的启示；有人推测耶稣即将重生，因此所有基督徒都要禁欲；有人说因为时间紧迫，基督徒必须自由恋爱；还有人认为升入天堂的唯一途径是以残忍可怖的方式完成殉道，因此性爱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

人们普遍认为，释迦牟尼对宗教上的超然存在持实用主义态度，建议人们选用最有效的方法，摈弃其他。另外，在寻求涅的过程中，佛教徒有许多条道路可供选择。然而，基督教认为能否进入天堂取决于是否知道上帝和耶稣是谁，以及他们想要做什么。为了解释这些问题，基督徒陷入了疯狂的自我定义。公元2世纪晚期，多数信徒开始认同主教存在的必要性，主教应该被视为最初传道者的后裔，拥有评判耶稣意愿的权威。那些想法激进、近乎疯狂的传道者逐渐被世人遗忘，《新约》的内容变得更加明确具体，通往启示的窗户被关闭。除非得到主教的同意，否则没有人能够修改这本圣书，也没有人能够从圣灵那里得到启示；除非基督徒自己愿意，否则也没有必要恪守禁欲或成为殉道者。

到了公元200年，尽管人们仍然对此争论不休，但是基督教已经发展成一门有纪律的宗教信仰，并对救赎（合理地）做出了明确规定。和大乘佛教一样，基督教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宣扬的思想亲切易懂，为身处乱世的世人提供了通往救赎的实用方法。博学的希腊人甚至暗示说，第二波轴向基督教与第一波轴向哲学之间并没有很大区别：柏拉图（有人称之为雅典的摩西）已经通往真理，基督教也已知晓真理，但是真理却是相同的。

当先进国家的机构开始瓦解时，主教们就被用来填补机构空白。他们动员信徒重新筑造城墙，修补道路，并与日耳曼入侵者展开谈判。和佛教徒一样，基督教的圣人们也选择隐居郊外，超然遁世，并成为当地的领袖人物。当时出现了一个举国闻名的苦行者，他身着刚毛衬衣，居住在埃及沙漠中的墓穴，不吃不喝，不断与心中的魔鬼斗争。他的追随者坚称：“他从不用水沐浴身体，以祛除污垢，甚至从不洗脚。”还有一位圣人，他在叙利亚一座50英尺的塔中坐了40年。当时，还有一些隐退者用动物毛皮遮掩身体，以青草果腹。简而言之，他们成了“圣愚”，即为了基督的缘故变成愚妄的人。

在挑剔的罗马绅士看来，这些都是奇异怪诞的行为，基督徒们也对这些引发众人狂热仿效，并且只回应上帝旨意的极端分子表示忧虑。公元320年，一位来自埃及名叫帕科米乌斯的圣人想出了解决办法。他将当地隐士全部集中在第一个基督教修道院，使这些人处于他严格的纪律约束下，并通过辛勤劳作和虔诚祈祷追寻救赎。帕科米乌斯和中国的道安并无任何交集，但是他们提倡的修道院形式却惊人地相似，并且两者都引发了类似的后果：公元5世纪，整个社会的经济大环境陷入崩溃，基督教修道院和女修道院也成了拖垮当地经济的沉重负担；随着古典知识不断消逝，修道院成了知识聚集的中心；战乱时期，修道院可以将信徒转化成民兵，用以维持当地的和平安定。

基督教的传播速度甚至超越了佛教。公元32年左右，耶稣去世，他当时只有大约几百名追随者；到了公元391年，当皇帝狄奥多西宣布基督教为唯一合法的宗教时，已经有超过3000万罗马人改信基督教，尽管“改宗”是一个很笼统的词汇。当时尚有一些受过高等教育者对此保持怀疑，他们在接受新的信仰之前，仍试图用强大的逻辑性和严密性深刻探究教义内涵。然而只消一下午时间，基督教、佛教的能言善辩者就能使他们周围数以千计的人心悦诚服。由于相关的所有统计数据都很粗略，因此我们只能逐个进行剖析。我们不知道——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改宗”的步伐何时何地开始加速，又在何时何地开始减缓，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基督教和佛教在起步阶段只有数百名追随者，但最终都拥有了超过3000万信徒，影响范围遍及整个中国和罗马帝国。图6-4清晰地显示出数世纪以来两个宗教的平均增长率：中国佛教徒平均每年增长2.3%，这意味着每30年就翻一番；而基督徒每年增长3.4%，每20年就可以翻一番。

在图6-4中，曲线呈上升趋势。然而在图6-1中，表示社会发展程度的曲线却呈平稳下降态势。这两者到底有没有联系？其实这个问题早在1781年就由爱德华·吉本提出。他说：“毋庸置疑，基督教的传入对罗马帝国的兴衰存亡起到了一定影响作用。”但是吉本认为，基督教的影响程度并非基督徒本身相信的那样。他暗示说，基督教的传播导致罗马帝国的精力不断衰竭：

图6-4 统计人数：基督教和中国佛教的不断发展，假定发展速度恒定。纵坐标为对数，与图3-5和图3-6一致，因此发展的平均速度（基督教为平均每年增长3.4%，佛教为平均每年增长2.3%）导致图中出现直线

教士们卓有成效地宣扬忍耐和自强的学说，积极向上的社会美德遭到了压制，最后一点残余的尚武精神也被埋葬在修道院中。对慈善事业和拜神活动无止境的需求耗费了绝大多数的公有、私有财富，而众多崇尚禁欲和洁身却碌碌无为的男女肆意挥霍着士兵的粮饷。

忍耐和自强同为基督教和佛教的美德。那么，我们能否将吉本的论点进一步延伸，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各种宗教思想——神职者的谋略战胜政治，心灵的启示战胜理智——终结了古典世界，导致数世纪以来社会发展不断下滑，使得东西方差距不断缩小？

对这个问题，我们无法轻易解答，但是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和第一波轴向思想类似，第二波轴向宗教是社会发展变化的结果，而非根源。犹太教、希腊哲学、儒家学说、道教、佛教和耆那教都出现于公元前600～前300年间，当时社会发展水平超越了公元前1200年西方核心崩溃时所达到的水平（大约24分）。实际上，这些教派和学说的相继出现回应了当时先进国家的重组以及世界的觉醒。第二波轴向宗教起到了某种镜像作用：随着第一次东西方交流不断发展，先进国家的统治根基不断动摇，于是人们发现第一波轴向思想有所欠缺，而推崇救赎的宗教适时地填补了空白。

图6-4中的曲线表明，两者的增长率最终实现了平衡。除非这些数据完全不准确，否则基督教和中国佛教在第一次东西方交流之前都只处于边缘地带。然而到了公元250年，当时有大约100万基督徒（大概占罗马人口的1/40），这个人数显然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当时基督教已经开始成为皇帝的燃眉之急，它在最艰难的时刻与国家争夺资金，而且基督教信奉的上帝又否决了罗马帝国皇帝长期用以论证统治合理性的死后上帝说法。公元250年，皇帝德西乌斯展开了大规模的迫害基督徒行动，但他不久之后就被哥特人杀死。公元257年，瓦勒良也着手进行迫害行动，但也为波斯人所杀。

上述事例表明：运用武力威胁人民的行为注定会失败，因为这些人希望追随耶稣痛苦地死去，并将之奉为人生最大的成就。在接下来的50年间，尽管罗马皇帝不断地试图扫清基督教的影响，但是基督教集会数量平均每年增长3.4%，公元310年左右，基督徒人数猛增至1000万人，几乎占罗马帝国人口总数的1/4。显然，基督教已经发展到第二个临界点。公元312年，当罗马皇帝康斯坦丁深陷内战时，他发现了上帝所在。因此他没有动用武力镇压基督教，而是做出了妥协，如同500年前他的祖先对具有同等破坏力的第一波轴向思想做出妥协一样。康斯坦丁将大笔财富送往教会，免除教会赋税，并认可其等级体系。作为回报，教会也认可了康斯坦丁的统治权。

在接下来的80年间，罗马帝国所有的剩余人口都转变为基督徒，贵族掌握了教会领导权，教会和国家合力洗劫了帝国内部其他异教徒所拥有的财富——这也许是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基督教的时代终于来临了。公元310年左右，亚美尼亚国王皈依基督教。公元340年左右，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也开始信奉基督教。也许是因为伊朗的索罗亚斯德教与基督教遵循类似的发展模式，所以波斯帝国皇帝们并没有跟随这个趋势。

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似乎也经历了类似的临界点。图6-4表明，公元400年左右佛教徒突破百万，但由于中国南北地区差异过大，佛教发展在这两个地区也有截然不同的后果。在战乱纷争不断的北方，佛教徒出于自身安全考虑，通常都在各国都城聚集，这就导致他们容易遭受统治者的压迫。到了公元400年，北魏成为诸国之中最强大的力量，并专门设立了一个政府部门来监督管理佛教事务。到公元446年，这个部门开始对佛教徒施加迫害。中国南方则正好相反，那里的佛教徒们没有在都城建康聚集，而是沿长江流域散布开来，寻求当地权贵的庇护，以躲避朝廷迫害，并且逼迫皇帝让步。公元402年，僧人甚至得到皇帝特许，恩准他们在面见皇帝时无须跪拜。

图6-4表明，截至公元500年，中国大约有1000万佛教徒。当佛教发展到第二个临界点时，统治者（中国的南方和北方皆是）做出了和康斯坦丁一样的妥协，因此佛教团体开始肆意挥霍钱财、免征税收、加官晋爵。中国南方的梁武帝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极力推崇盛大的佛教节日，甚至下令宗庙祭祀皆不用牲畜（可以用点心糕点代替），并派遣使节前往印度收集经典。作为回报，佛教统治集团认可梁武帝是菩萨和救世主的身份。北魏皇帝的做法更为高明，他们获得了选择佛教团体首领的权力，随后通过该首领宣称自己是佛祖化身。如果康斯坦丁知道的话，一定会羡慕不已。

忍耐和自强并未导致东西方的衰落和瓦解，社会发展的自我矛盾性才是罪魁祸首。这种衰落和瓦解在一定程度上遵照了公元前1200年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当时正在扩张的核心引发了一连串无法控制的事件。然而到了公元160年，社会发展又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种模式，通过中亚将东西方紧密联系起来，开创了细菌和移民不断流动的东西方交流，从而改变了整个东西方的地理版图。

到了公元160年，较之公元前1200年的西方核心国家，古典世界各国规模进一步扩大，势力日趋强盛，但同时这些国家的全球化进程所引发的破坏效果也愈演愈烈。面对它们自己释放出来的力量，古典国家显得手足无措。数个世纪过去了，社会发展进程每况愈下，文学、城市、税收和官僚机构失去了它们各自的价值。以往毋庸置疑的事情，当时已经变得无法确定，因此数千万人试图给中国的古老智慧带来全新的转折点，在这个扭曲变形的世界中寻求救赎。和第一波轴向思想一样，第二波轴向思想也是危机四伏，不断挑战着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三纲是指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尽管这一波思想看似来势汹汹，但是最终再一次与权力和财富颠覆性地握手言和。到公元500年，这些国家日渐式微，而寺庙却日益兴盛，生活依旧继续。

如果我是在公元500年时撰写这本书，那么我极有可能成为一名长期注定理论家。在每个千年中，都会发现社会发展的自我阻碍作用，每向前行走两三步，随后就会向后倒退一步，这种破坏程度日益严重，不仅影响到西方，而且已经侵蚀东方的社会发展，但其模式显而易见。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东西方差距不断拉大；在倒退过程中，这种鸿沟相应缩小。这一过程循环往复，影响范围日益扩大。尽管西方对世界的统治力不断变化，但仍然保有领导地位。

然而，如果我将写作时间向后推一个世纪，那么事情将会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

[1] 至少，儒家学者们是如此描述的。许多现代的史学家怀疑，当时的乡绅阶层将整个事件进行了美化。然而，秦始皇将农民腰斩的事实似乎无可置疑。

[2] 中国皇帝一般都有众多名号。每一位皇帝都拥有一个或更多的称谓（例如，刘邦也被称为刘季），而且每一位皇帝都至少有一个庙号（例如，刘邦被称为汉高祖，或者汉高帝，意为“最高的祖先”）。为了避免造成读者的困惑，我将引用安妮·帕卢丹（Anne Paludan）在其编写的实用书籍《中国皇帝简史》（The Chronicle of Chinese Emperors）中所使用的皇帝庙号。

[3] 1加仑≈3.8升。——编者注

[4] 没有发明肥皂前，人们沐浴时会在身上涂满橄榄油，然后把它刮下来，起到祛除污垢的作用。这种近乎奢侈的做法要求使用者拥有一定的财力，而且可能并不符合所有人的品位，但比起使用尿液做牙膏（曾有一个罗马诗人以讽刺的口吻提及这件事），这显然已经有所改进。直到1000年后，中国才发明了真正意义上的肥皂和牙膏。

[5] 这是《楚辞》中描写的公元前208年长安宫殿的奢华景象，尽管目前为止这样的情景并未在挖掘现场出现。

[6] 史学家通常将公元前202～公元9年这段时期称为西汉，因其都城长安位于西边；而将公元25～220年这段时期称为东汉，因其都城洛阳位于东边。其他史学家更倾向于称之为前汉和后汉。

[7] 晋国是公元前8～前5世纪战国时期的一个国家。在公元220～589年这一分裂时期建立起来的新国家大多选择沿用古国的名字，从而使他们的统治看上去更加正当合理，他们显然没有考虑到这种做法会给今天的学生带来众多困惑。

[8] 称其为“东晋”是为了与“西晋”区别开来，后者在公元280～316年期间统治整个中国，都城为长安。

[9] 但是，他利用晚年撰写了《沉思录》，这是一部斯多葛派哲学的经典著作。

[10] 当然，这种说法假设巴斯里斯克斯是蠢人。罗马人更倾向于阴谋说，他们指控巴斯里斯克斯收受贿赂，并差点处死他。

第七章 大唐盛世：世界开始向东方倾斜

东方引领世界

根据图7-1所示，公元541年应该称得上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年份之一。在那一年（考虑到一定的误差范围，也可以说是公元6世纪中叶），东方的社会发展速度超越了西方，结束了长达14000年的旧格局，并且一举否定了所有简单化并且长期僵化的关于西方统治世界的理论。截至公元700年，东方的社会发展程度比西方高了1/3。到公元1100年，将近40%的巨大差距超过西方占据发展优势的2500年中最大的东西方差距。

图7-1 巨大逆转：东方逆转了下降的颓势，并且史上首次赶超西方

为什么东方能够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领先于西方？为什么在西方发展持续性地落后于世界的同时，东方的社会发展却能够在接下来的500年里大幅提速？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解释为什么西方能够统治当今世界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当我们试图在本章回答这些问题时，会涉及不少英雄人物与反面角色，他们或天资聪慧，或笨拙愚钝。但是在这些戏剧化场景背后，我们会发现一个简单的真相，也就是贯穿整个故事始终并且酝酿出东西方差异的因素——地理条件。

为什么东方的社会发展能够迅速恢复

在公元100年之前，东方的社会发展进程就开始趋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公元400年，当时东方的社会发展已经衰退到5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国家衰亡，城镇颓败，从亚洲内陆向中国北方地区以及从中国北方迁徙到南方的移民潮剧烈地震荡着整个东方的统治核心。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些移民的出现，才使东方的复兴之船得以起航。

从第四章到第六章，我们讲述了处于上升趋势的社会发展是如何改变地理地貌，如何从落后困顿之中发掘出潜在的优势资源，又是如何在茫茫大海和广袤草原上开辟出条条通途的。然而，公元3世纪以来的历史表明，这种关系也可以反向作用：衰落的社会进程也同样改变着地理地貌。随着罗马和中国的各个城市不断萎缩，文化水平退步，军队士气委靡，生活水平下降，统治核心地区在地理版图上不断收缩，而两者相同的萎缩现象的背后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东方的社会发展能够迅速恢复，而西方的社会发展直到公元8世纪仍然处于颓势。

我们在第六章讲到，公元300年之后，地处黄河流域的古老的东方核心腹地分裂，数以百万计的北方居民开始了向南方迁徙的过程。大批的移民将长江流域以南的土地从汉代以来荒芜的边缘地区，转变成了焕然一新的边疆。这些避难者进入南方潮湿闷热且充满陌生感的地界，那里不适宜种植他们赖以生存的主食——小麦和粟米，但是水稻却长势喜人。大多数土地人烟稀少，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和语言与来自中国北方地区的移民大相径庭。这种充满暴力的生存环境以及严酷艰辛的磨合，塑造了这些殖民式土地掠夺者们坚毅的性格，这些移民激增的人口数量以及更为严密的组织体系逐渐将这片土地的早期居住者驱逐出去。

在公元280～464年之间，长江流域南部的纳税人口数量增长了5倍，但是移民对南方的作用不只是带来了更多的人口，他们也带来了新技术。根据《齐民要术》记载，截至公元530年，已经为人所知的水稻品种超过了37种，而且移植技术（6个月期间在特殊的花坛内栽培种子，而后将种子转移到水田中去）也变得相当普遍。这需要极其艰苦的劳作，但是确保了好收成。《齐民要术》解释了如何使用肥料，使农民能够持续地耕作土地从而避免了土地闲置的问题；还解释了如何使用水车——尤其对于那些周围环绕着溪流并且拥有大笔资金可用于投资的佛寺来说——以更加低廉的成本将谷物磨成面粉，研磨大米以及将种子榨成油。这一切使得整个新边疆地区的农业生产逐步发展，这和罗马人创造的历史有些相似：罗马人在公元前1世纪征服了西欧，之后几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南方的农业落后面貌逐渐转变成了竞争优势。

低廉的交通运输成本导致粮食价格也渐趋低廉。尽管中国的河流无法像地中海一样提供便利的水道，但是人类的聪明才智逐步弥补了这一不足。虽然水下考古学家尚无法提供如同地中海沉船残骸那样的统计数据，但是有可靠的文字记录显示当时的船只尺寸越来越大，速度也越来越快。明轮船于公元5世纪90年代左右在长江上出现，并往返于成都和建康两地，船上所载的水稻为发展中的城市提供了口粮，而这些城市的市场都鼓励经济作物买卖，比如说茶叶（在公元270年左右的现存记录中被首次提到，到公元500年时成了广泛传播的奢侈品）。社会上层的政客、商人和寺院都凭借长江流域行船的租金收入、船运事务和磨坊经营而变得富有。

然而，建康的统治阶级并未因此致富。这种情况和罗马帝国比起来，更像是公元前8世纪的亚述帝国，在那里，官员和地主掠夺了飞速增长的人口和贸易带来的成果，而非国家——直到提格拉·帕拉萨的出现才扭转了这种情况。然而，中国的南方从未出现过提格拉·帕拉萨。曾经有一位帝王成功地统领整个贵族集团，甚至试图再次征服北方，但是这些努力随着内战的爆发而付诸东流。在公元317～589年，陆续有多个政权统治了（遵循某种模式）建康。

《齐民要术》表明，直到公元6世纪30年代为止，北方一直保留着复杂的农耕体系。此后，随着盗匪数量剧增且活动日益猖獗，远距离贸易行为乃至货币系统都逐渐消亡。这种衰败现象一开始制造了比南方更多的政治骚乱，但新的统治者逐渐开始在北方恢复秩序，其中最主要的一支是来自东北大草原边缘的鲜卑族。和6个世纪之前统治伊朗的帕提亚人一样，鲜卑族人将游牧传统与农耕传统结合起来，世代以来凭借精湛的骑术征战四方，同时从农民那里收取保护费。

公元386年，鲜卑人在中国北方的断壁残垣之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史称北魏。[1]他们没有洗劫汉族贵族阶级，而是和他们签订了某种协议，至少保存了一些原本的食禄官僚和旧时高级国家形式之下的税收制度。这种做法使得北魏相较于当时北方其他混乱不堪、暴行遍布的国家，拥有了极大的竞争优势。事实上，北魏的优势使之在公元439年统一了北方。

据说，北魏与残余的汉族旧贵族之间制定的协议始终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对于大多数鲜卑战士来说，他们宁愿去放牧也不愿意与文人们交谈；即使这些骑手真正定居下来，他们一般会建造自己的孤堡，以避免和汉族的农民们接触。他们的国家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满足于攻打北方其他的游牧国家。但是在公元450年，当鲜卑的骑手们到达建康的城郊时，他们才发现：尽管他们可以打赢战争，掠夺财富，但是他们无法威胁真正的城市。只有一小部分拥有大型船只、攻城战车以及强大军需供应的先进国家才能做到这一点。

由于缺少先进的军队体系，他们无法洗劫中国南方地区；由于他们已经统治了整个北方，他们侵吞北方其他国家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因此北魏的统治者无法取得足够的资源来换取支持者的忠实跟随——这是落后形态国家潜在的致命缺陷。在公元5世纪80年代，孝文帝认识到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向先进的国家形态转化。他为此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革：他将所有土地国有化，再重新分配给那些愿意履行纳税义务和国民义务的人们。另外，为了使鲜卑人像先进国家的臣民一样思考和行动，孝文帝向传统发起了一场正面攻击：孝文帝禁止了鲜卑的传统服饰，用汉族的姓氏代替了鲜卑族的姓氏，要求所有30岁以下的臣民说汉语，并且将几十万人口迁移至洛阳一处备受尊崇的圣地，建设起一座新城市。

一些鲜卑人放弃了他们祖辈的生活方式，开始像汉族贵族一样安定下来，但是另一些鲜卑人拒绝这么做。由此，文化改革演化成了一场内战，公元534年，北魏分裂成东魏（现代派）和西魏（传统派）。传统派坚守着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不断地吸收来自大草原的骑手。很快，他们的军事力量似乎足以压倒孝文帝施行的变革。绝望是变革的温床。虽然孝文帝试图将鲜卑的勇士转化为汉族的谦谦君子，他的继任者却反其道而行之：给予汉族士兵免税优惠，任命汉族的贵族为将军，并且允许汉族士兵使用鲜卑名字。因此，汉族农民和文人学会了打仗，在公元577年完全颠覆了之前的改革。虽然这次变革历经了一个漫长而混乱的过程，但是孝文帝的远见卓识最终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这一切造就了一个极端化的中国。北方是一个先进国家（在公元581年的军事政变之后更名为隋朝），拥有强大的军队以及四分五裂、衰败落后的经济；而南方是一个分裂的国家，组织机构涣散，尽管一直在尝试利用繁荣的经济所积累下来的财富，但是几乎都失败了。

这种现象听起来完全是不正常的，但事实上这对于社会发展的起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机遇。公元589年，隋朝的第一位皇帝——隋文帝——打造了一支舰队，纵横驰骋于长江流域，并且将一大批军队（可能有50万人）派驻到建康。由于南北的军事力量极端不平衡，南方城市在几周之内就被攻破。当他们意识到隋文帝实际上想要向他们征税，南方的汉族贵族大规模地揭竿起义，据史料记载，他们屠杀——甚至生吃——隋朝的官员们，但是这些叛乱最终在一年之内被扫清。隋文帝在没有发动残酷艰苦的战争，且当地的经济也没有受到破坏的情况下，就征服了中国南方地区，自此东方的复兴大业开始起飞。

武则天统治下的唐朝

在重新构建起一个独立庞大的帝国的同时，隋朝立即着手两件事情。第一，隋朝这个立足于中国北方的强大国家，开始开拓南方新兴的经济前沿；第二，隋朝允许南方的经济繁荣扩展到全国范围。

这一切并不总是有意识地进行的。当隋朝的帝王们修建那个时代最宏伟的纪念碑——1500英里长、130英尺宽、连接长江和中国北方的大运河时，他们其实只是想要修建一条向全国各地运送军队的超级通道。然而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条运河成了中国的经济大动脉，将南方的大米运送到北方城市，以满足当地人的需求。公元7世纪的学者总是这样抱怨：“凿穿太行山脉，修建起运河之后，隋朝给人民施加了无法忍受的苦难。”但是同时，这些学者也承认“大运河给人民带来了不计其数的福利……这些福利确实是巨大的”。

这条大运河的开通就像人工地中海一般，它使得中国像罗马一样拥有了一条便捷的水道，进而改变了东方的地理面貌。价格低廉的南方大米被运送过来，使得北方城市急速膨胀。“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诗人白居易这样描述面积30多平方英里的长安——这个中国的古代都城。数百万的人口熙熙攘攘，聚集于宽阔的林荫大道上，这些道路的宽度是纽约第五大道的5倍。这一繁荣景象并非长安所独有，洛阳拥有大约长安一半的人口，其他十几个城市也都拥有几十万的人口。

尽管如此，由于北方的国家政权运作与南方的水稻种植发展是两条全然不同的道路，中国的经济复兴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生机勃勃的官僚组织管辖着城市的市场，使农民和商人致富，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另一方面，过度的行政管理管制着贸易活动的每一处细节，极大地束缚了农民和商人的自由，给社会发展带来了阻力。官员负责核定价格，之后再向人们宣布何时可以进行买卖，甚至规定商人应该如何生活（例如，商人不允许骑马，那样被认为是过于高贵体面的行为，小商小贩不配享有）。

当时的政府官员将政治因素放在经济因素之前。政府不允许人民买卖土地，相反，他们声称土地国有，国家只是将土地租给农民使用。这一政策迫使农民登记纳税，并且限制了有权势的地主阶级，但是却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很多年以来，历史学家都猜测，在这些土地法中，更多的是关于意识形态问题，而非现实问题。当然，学者们也进行了推理论证，他们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未完成现代化的国家能够处理如此多的文书工作。[2]然而，在戈壁沙漠边缘的敦煌这一干旱环境下保存下来的史料显示，公元8世纪的管理者们的确遵循了这些规则。

当然，农民、地主和投机者找到了规避法规的方法，但是行政部门的文件暴增，并逐渐堆积如山，由此引发了自身的一场变革。理论上来说，汉代以来的入仕考试使得行政机构保留了整个中国最优秀聪慧的人才，但是从实践来说，贵族家庭经常试图将政府要职变成世袭的福利。然而在公元7世纪，考试成绩的确成了成功的唯一标准。如果假定（正如大多数人所做的那样）诗词歌赋和引经据典是考量行政人才素质的最佳准则，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中国发明了有史以来最为公正合理的行政公职人员的选择机制。[3]

随着旧贵族对政府要职控制的逐渐松弛，行政任命开始成为贵族们追寻财富与权力的必经之路，进入行政机构的竞争也开始白热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考试通过率不到1%，而且不断出现考生重考数十年的悲喜剧。就像当今社会的家长想让孩子通过残酷的考试，进入众人梦寐以求的名校一样，那些野心勃勃的家族会雇用辅导老师，而新近发明的印刷术使数以千计的习题册得以问世。还有一些考生穿上了“作弊服”，将范文写进衣服内衬。由于分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章写作，那些年轻考生很快成了诗人。随着这些思维活跃的诗人不断涌现，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来临了。

考试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中间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新的开放观念延伸至两性关系，甚至有一些历史学家称之为一种“原型女性主义”。我们不应该将这种趋势夸大化，在《太公家教》这本现存的8世纪古籍中出现了一些对妇女的建议，这对于1000年前的先辈们来说是完全不足为奇的：

新妇事父，

音声莫听，

形影不睹；

夫之妇史，

不得对话。

另一方面，出现了新的嫁娶模式，以及针对女性能力的开明佛教观念（相较于孔子的观念而言），给予女性最大限度的自由，无视“祖父的训诫”。以武则天为例，她13岁时进入皇帝后宫，之后作为尼姑修行，后又成为前任皇帝儿子的宠妃。武则天的能力远胜她那平庸软弱的皇帝丈夫，于是她垂帘听政，涉足国事。据称公元683年她的丈夫驾崩之后，武则天毒死了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之后又罢黜了她两个亲生儿子（分别在6周后和6年后）。公元690年，武则天走到台前，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凭借自身能力登上帝位的女皇帝。

从一些方面来看，武则天是不折不扣的女权主义者。她建立了一个研究机构来撰写《列女传》，并带领一支女性队伍前往泰山，进行中国最神圣的仪式——祭天，这震惊了保守派人士。但是妇女团体有其局限性——当她丈夫的贵妃和其他宠妃成为她攀向权力顶峰的绊脚石时，武则天（又一次残忍地）掐死了自己的亲生孩子，借以陷害竞争对手，再砍下其手脚，将其浸入酒坛之中。

武则天的佛教信仰就和她的女权主义一样充满矛盾。她绝对是一名虔诚的信徒，一度禁止肉店经营，甚至亲自迎出长安城去，只为面见一位从印度取经归来的僧人。然而她又公然地利用宗教为政治目的服务。公元685年，她的情人——另一个僧人——“寻得”一部《大云经》，其中预言了一位拥有统治整个宇宙能力的女性的崛起，称武则天为弥勒佛降生，传说龙门石窟精美绝伦的卢舍那佛像就是仿照武则天形象雕刻的（见图7-2）。

武则天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也同样错综复杂，矛盾重重。她推动科举考试制度凌驾于家族裙带关系之上，这引发了那些一直依赖于此的儒家文人们的强烈憎恨，而武则天也回应了他们的这种情绪：她在文人队伍中进行大清洗，清除了那些借着撰写官方史料将她塑造成女性登上权力顶峰之后大乱天下的反面形象以实施报复的文人。

图7-2 这反映了武则天的面容？这尊卢舍那佛塑像位于龙门石窟，雕刻于公元700年左右，传说它是以这位史上唯一以自己名义统治中国的女性为原型雕刻而成的

但是，即使这些文人也无法掩盖武则天统治的璀璨光辉。她号令百万雄师，调动庞大的人力物力，深入大草原。与汉代相比，当时的唐朝更像罗马，主要在帝国内部进行招募，从贵族阶层中吸收政府官员。这样可以胁迫内部对手加强戒备从而保持指挥官的忠诚度。任何官员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即便只调遣了10个人，也要面临一年的牢狱之灾；如果调遣了一个团，那么就要被绞死。

这支军队将中国的统治范围扩展到了从未到过的东北、西北以及中亚地区，甚至在公元648年侵入了印度北部。因此，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中国的软实力不断提升。与作为文化中心的印度相比，公元2～5世纪之间的中国显得黯然失色，印度的传教士和商人将佛教思想向更远更广阔的范围传播，新兴东南亚国家的上流人士都沿袭着印度的服饰、经卷和宗教传统。然而到了公元7世纪，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一种具有显著特色的印中文化开始在东南亚盛行，中国的佛教学派将佛教思想重新塑造后传回印度，而朝鲜、日本等新兴国家的统治阶级则完全从中国学习佛教思想。他们仿照中国人的衣着服饰、城镇规划、法律准则和文字，并且承认自身从属于中国的附属国地位。

中国的文化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来自自身对外来思想的开放程度以及接受新生事物并与之融合的能力。在武则天统治时期，许多有权有势者的祖先都可以追溯到大草原的游牧民族移民，而且他们与草原——这条贯穿东西的通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来自亚洲内陆的舞者和乐师在长安城风行一时，追逐时髦的人们穿着波斯风格的服饰：紧身上衣、褶裙和长面纱。在当时，真正的“潮人”们只选用东非的“鬼奴”作为看门人。一位主人冷酷地说：“如果他们在运输途中没有死亡，我们就可以留下他们。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尽管仍然无法开口说话，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听懂‘人类’的语言。”

即使冒着摔断骨头的危险，中国大家族的子孙仍然热衷于游牧民族的独特游戏——马球；遵照中亚的风俗，每个人都要坐在椅子上，而不再坐于席上；时髦的女性游荡于异域宗教神坛附近，例如索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这些事物经由聚集在中国城市的中亚、伊朗、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传播到东方。2007年的一项DNA测试显示，有一个名为虞弘（Yu Hong）的人，在公元592年时被葬于中国北方城市太原，而他实际上是欧洲人（虽然仍不清楚这个人是自己万里迢迢地从西方移民至东方，还是他的祖先经历了更为漫长的移民历程）。

武则天统治下的世界是公元589年中国重新统一的结果，这次统一在南方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开拓了南方广阔的经济发展领域。这解释了为什么东方的社会发展如此迅速，但是对于为什么东西方的社会发展在公元541年产生了交叉这一问题只回答了一半。要想得到完整的答案，我们还需要了解西方社会发展持续下降的原因。

最后的后裔：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的衰败

从表面上来看，西方的复苏至少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还是和东方极其相似。在这两个核心地区，每当一个庞大的古国没落，就会出现一个更小的帝国，声称对整个地区具有合法的管辖权，而另外一些“野蛮”国家会无视这些宣言。在经历了公元5世纪一系列的灾难性事件之后，拜占庭帝国加强了边界防御体系，享有了相对和平。公元527年，一位名叫查士丁尼的君主即位。至此，一切迹象都在朝着积极方向发展。

史学家经常把查士丁尼称为“最后的罗马人”。他精力充沛，统治期间彻底整顿行政机构，加强税收，并且重建君士坦丁堡（雄伟壮观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就是他留下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他像魔鬼一样工作。一些批评家坚持认为他其实就是魔鬼——就像好莱坞电影里的吸血鬼一样，从不吃饭、饮水或者睡觉，尽管他偶尔会有旺盛的性欲。一些批评家甚至说他们曾经看见查士丁尼脑袋与身体分离，当他的身体在夜间于走廊徘徊时，他的脑袋就四处乱飞。

根据传言，查士丁尼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他的妻子狄奥多拉（见图7-3），一个比查士丁尼更声名狼藉的人。狄奥多拉在婚前曾经是一位女演员（在古代，这是对妓女的委婉说法）。有谣言说狄奥多拉的性欲比查士丁尼还要旺盛，说她曾经与晚宴上所有的来宾做爱，之后当他们都筋疲力尽时，又去勾引他们的30个仆从。这些传言也许有真实成分，但是狄奥多拉的表现就像一位真正的皇后，比如，公元532年时，贵族为了反对查士丁尼的税收政策，试图利用球迷骚乱将其推翻，狄奥多拉阻止了查士丁尼逃跑。她指出：“每个人出生之后都必须面对死亡，但是如果有一天人们不再称我为‘伟大的君主’，我也不会再苟活于世。我的丈夫啊，如果你要寻求安全，那很容易……但是我更愿意重复一句老话——紫色（皇帝的颜色）是最好的保护罩。”于是，查士丁尼重新振作起来，调遣军队，并且以后从未重蹈覆辙。

图7-3 比武则天还要坏（更坏还是更好，这取决于你自身的角度）？意大利拉文那的一幅镶嵌图中描绘了皇后狄奥多拉的面容，这个镶嵌图是在公元547年制作完成的

就在之后的那一年，查士丁尼派遣将军贝利撒留从汪达尔人手中强行夺取了北非。65年前，汪达尔人的火船使拜占庭帝国重新占领迦太基的企图灰飞烟灭，但是如今轮到汪达尔人溃不成军了。贝利撒留横扫北非，之后穿过西西里，在那里，哥特人也随即被攻破。查士丁尼的贝利撒留将军在罗马欢庆公元536年的圣诞节，一切看上去都很完美。然而公元565年，查士丁尼去世之后，新一轮的征服又揭开了帷幕，帝国破败了，西方的社会发展已然落后于东方。到底哪里出了错？

根据贝利撒留的秘书普罗科匹厄斯留下的一本名为《秘史》（The Secret History）的记录来看，这一切都是女人的过错。普罗科匹厄斯提供了可以与女皇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反对派官吏相匹敌的复杂阴谋论。普罗科匹厄斯说，贝利撒留的妻子安东尼娜是皇后狄奥多拉最好的朋友以及狂欢作乐的伙伴。为了使查士丁尼从她与安东尼娜的传言中分散注意力，狄奥多拉故意在查士丁尼面前诋毁贝利撒留。结果查士丁尼真的相信贝利撒留正在密谋陷害他，于是将他召回，而他的军队由于失去主帅，迷茫无措，最终被击败。查士丁尼又将贝利撒留派回去拯救危局，之后却因偏执再度发作，再一次陷入了愚蠢的轮回（不止一次）。

没有人知道普罗科匹厄斯的记录中有多少可信的成分，但是对于再征服失利的真正解释似乎在于：公元6世纪，尽管东西方核心拥有众多的共同点，但是两者之间的区别起着更大的作用。从战略上来说，查士丁尼的地位与隋文帝统一中国时是完全相反的。在中国，所有的北方“野蛮”国家在公元577年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联盟，而隋文帝则征服了富裕但薄弱的南方。相反，查士丁尼不断尝试从富有的拜占庭帝国手中征服众多的贫困却强大的“野蛮”国家。就像公元589年时隋文帝面对的情况一样，查士丁尼想要一举统一核心地区是不可能的。

查士丁尼还要处理波斯人的问题。一个世纪以来，拜占庭帝国与匈奴进行了一系列战争，税收的争端以及宗教动乱使得波斯帝国的军事维持平静的状态，但是罗马帝国从废墟中崛起的前景迫使波斯人采取行动。在公元540年，一支波斯军队攻破了拜占庭帝国薄弱的防卫工事，横扫叙利亚，迫使查士丁尼在两个前线同时作战（这也许是贝利撒留从意大利被召回的真正原因，而非安东尼娜的私通丑闻）。

雪上加霜的是，在公元541年，据说有一种可怕的新型疾病在埃及肆虐。病人有发烧症状，并且发生腹股沟和腋窝部位肿胀。大约一天过后，这些肿胀部位会发黑，随即病人进入昏迷或者精神错乱的状态。在之后的一两天，大多数病人会在极度痛苦中咆哮着死去。

这就是黑死病。一年之后，这种疾病传播到了君士坦丁堡，大约有10万人病死。由于黑死病的死亡率很高，因此以弗所的大主教约翰宣布：所有人在出门时都必须在脖子上挂一个标注姓名的牌子。

君士坦丁堡认定瘟疫来自埃塞俄比亚，大多数史学家也同意这一观点。黑死病的病菌可能在距公元541年很久之前就开始在非洲的大湖地区进化，并通过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黑鼠身上的跳蚤四处传播。在很多年间，红海的商人们一定将许多埃塞俄比亚老鼠带到埃及，但是由于携带瘟疫病菌的跳蚤只有在59～68华氏度之间才能变得活跃起来，埃及的温度为这种传染病的传播制造了障碍——显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6世纪30年代末。

之后发生的事情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树木年轮显示，之后经历了好几年不同寻常的严寒天气，拜占庭帝国和盎格鲁——撒克逊的天象观测者记录下了一颗巨大彗星的出现。有些史学家认为彗星的尾巴制造出了一个尘幔，从而降低了温度，使得瘟疫爆发，有些认为火山灰是温度降低的罪魁祸首，而另一些则坚持认为瘟疫爆发与尘幔和火山都无关。

但是在这一切传言和行为背后，导致公元6世纪西方社会发展下滑的原因既不是彗星，也不是战略问题，甚至不是自身道德标准的松懈。东西方之间的最终差别，在于地理因素，而非人为因素，而这种差别决定了战争打击和疾病侵害是如何影响社会发展的。查士丁尼统治下的帝国经济状况良好——埃及和叙利亚的农民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多产，商人们仍然将谷物和橄榄油运送到君士坦丁堡——但是西方与东方不断开拓的水稻田新边疆不同。当隋文帝征服中国南方地区时，他派遣了至少20万军队；而查士丁尼即使是在公元551年，在他意大利战争的辉煌时期，也只招募到两万军队。隋文帝成功地夺取了中国南方巨大的财富，而查士丁尼仅仅赢得了更为贫穷、战乱纷飞的土地。如果再过几代时间，一个重新一统的罗马帝国有可能已经把地中海打造成商贸的高速通道，从而开拓新的经济前沿，扭转社会发展的落后局面，但是查士丁尼并不拥有这种财力。

在较量开始之前，地理条件局限性就已经注定查士丁尼英雄主义又充满虚荣心的再征服会以失败告终，而他付出的努力也许只是让早已注定的失败更为凄惨。查士丁尼的军队将意大利变为一片废墟，而供养其军队的商人们又将老鼠、跳蚤和死亡带到了地中海。[4]这场瘟疫在公元546年之后逐渐消退，但是病菌已经扎根于此，因此每年瘟疫都会在某个地方爆发，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公元750年，期间人口锐减高达1/3左右。就如400年前第一次东西方交流引发的传染病一样，大规模的死亡最初给一些人带来了利益：劳动力减少，因此幸存者的工资增长（与基督教信条明显不一致的是，以弗所的大主教约翰在公元544年抱怨说，大规模的死亡把洗衣服的成本抬高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查士丁尼的应对措施就是将工资限定在瘟疫爆发之前的水平。这一做法显然无济于事，此后，土地荒芜，城市缩小，税收减少，机构分裂。很快，每一个人的处境都变得更为悲惨。

在之后的两代，拜占庭帝国内部发生动乱。公元5世纪时，英国和高卢大部分地区都已经退出西方核心地区；公元6世纪时，战争频发的意大利和西班牙部分地区也步其后尘；随后分崩离析的浪潮翻滚着，从西北一直向东南蔓延，最终吞噬了拜占庭帝国的核心腹地。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下降了3/4，农业、贸易和国家收入衰落，帝国末日近在咫尺。到公元600年时，只有一个人仍然幻想着重建西方核心：波斯帝国的国王库斯鲁二世。

毕竟，罗马不是西方帝国中唯一可以被重建的国家。重回公元前500年，当罗马仍在停滞不前时，波斯帝国已经统一了西方核心的大部分地区。现在，拜占庭帝国奄奄一息，似乎又到了波斯帝国重振雄风的时刻。公元609年，库斯鲁二世冲破了拜占庭帝国衰败的边境防御工事，拜占庭的军队随即溃不成军。公元614年，库斯鲁占领了基督教的圣城耶路撒冷，并夺取了基督教最为神圣的遗迹：钉死耶稣的真十字架碎片、戳穿耶稣身体的圣矛以及使耶稣苏醒的圣海绵。5年之后，库斯鲁夺取了埃及。公元626年，也就是查士丁尼掌权的99年之后，库斯鲁的军队穿过博斯普鲁斯，瞭望着君士坦丁堡。而他雇佣的来自西部草原的游牧民族同盟——阿尔瓦人横扫巴尔干半岛地区，并且蓄势待发，等待着从其他海岸发动攻击。

但是库斯鲁梦想破灭的速度甚至比查士丁尼还要快，公元628年，在库斯鲁去世之后，他的帝国也随之四分五裂。拜占庭帝国的国王赫拉克利乌斯对驻扎在君士坦丁堡城墙外的军队不予理会，而是从教会那里借来了金银财宝，并且航行到高加索地区。在那里，他凭借着那些财宝，从突厥[5]部落中雇佣了游牧骑兵，因为他推断骑兵将会是战争的关键，既然拜占庭帝国的骑兵所剩无几，那么不如雇佣一些骑兵。结果他雇佣的这些突厥骑兵将阻击他们的波斯士兵打得溃不成军，并且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次战败使得波斯帝国也卷入了分崩离析的浪潮之中。库斯鲁的亲生儿子将库斯鲁锁起来并且饿死了他，随即波斯帝国统治阶级分裂，之后又把库斯鲁征服的土地割让出去，将他夺取的文物送还回去，甚至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整个波斯帝国陷入了内战的泥淖，在5年之内频繁更换了8位君主，而赫拉克利乌斯则被称为当时最伟大的人。当时有人赞叹说：“无边无际的愉悦感以及无法形容的幸福感充斥于天地之间，就让我们齐声高唱天使的赞歌吧！”另一个人写道：“至高的荣耀归于神，让和平祥和落至人间，赐予人类幸福安宁。”

公元533年之后的这个世纪，西方古国的垂死挣扎就是命运之神的残酷判决。由于缺少像中国那样的新经济前沿，库斯鲁在扭转西方社会发展颓势的问题上和查士丁尼一样无能为力，他们越是努力尝试，结果就越糟糕。罗马和波斯最后的后裔引发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暴力、瘟疫和经济衰退，最终架空了整个西方核心。就在公元630年，也就是赫拉克利乌斯攻下耶路撒冷并在原地修复真十字架之后的10年，他们所有的荣耀和悲剧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变得无关紧要了。

先知的预言：阿拉伯人的征服

在事先并未觉察的情况下，查士丁尼和库斯鲁的行为不约而同地遵循着某些古籍的准则。他们努力想要控制核心地区，结果却引起动乱，而且将更多边缘地带的人卷入僵局。库斯鲁把阿瓦尔人带到君士坦丁堡，而赫拉克利乌斯将突厥人领入美索不达米亚。另外，两个帝国都雇佣了阿拉伯部落来守卫他们在沙漠地带的边境，因为这样做要比负担自己的卫戍部队成本更低。曾经将罗马的边陲德国化、将中国的边境地区匈奴化的同一想法，如今又将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共有边界阿拉伯化。在公元6世纪，两大帝国与阿拉伯地区的联系越发紧密，分别建立起阿拉伯附属国：波斯帝国将阿拉伯南部纳入自己的版图，而拜占庭帝国的埃塞俄比亚同盟侵占了也门来制衡两国力量。阿拉伯地区被引入统治核心，而阿拉伯人也在沙漠中创建了自己的国家，沿着商路构筑绿洲城镇，并且改信基督教。

大规模的波斯——拜占庭战争强烈撼动着外围的阿拉伯地区。这两大帝国土崩瓦解之后，坚强的阿拉伯人仍然在废墟上战斗。公元7世纪20年代，阿拉伯西部城市麦加和麦地那为了贸易航路而展开斗争。为了便于互相照应，它们各自的军队在沙漠中呈扇形展开，伏击对方的商旅队。古老的帝国边界对于这场战争来说无关紧要，当麦地那的领袖在公元630年攻占麦加时，他手下的入侵者实际上已经攻入巴勒斯坦。在那里，忠于麦地那的阿拉伯人和忠于麦加的阿拉伯人发生了猛烈的冲突，而其他阿拉伯人则在君士坦丁堡的资助之下对这两支力量全都予以打击。

对于在同一片沙漠边缘生存的阿拉姆部落成员来说，这一切大体上与公元前1200年埃及和巴比伦王国灭亡时的情景相似：这些都只是国家灭亡时边境地区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对于阿拉姆人来说有一件事是他们所不熟悉的，那就是麦地那的领袖——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Muhammad ibn Abdullah）。

当波斯于公元610年左右展开对拜占庭的灾难性战争时，这位穆罕默德就已经有了先见之明。大天使加百列已经现身并且命令道：“宣读吧！”穆罕默德陷入了慌乱之中，他坚称自己没有宣读者，但是加百列又接连两次发出了同样的命令。之后穆罕默德耳畔传来了这样一番话：

你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你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以人所未知。

穆罕默德认为自己一定是疯了或者是被恶魔附身，但是他的妻子安抚了他的情绪。在之后的22年里，加百列一次又一次地返回，使得穆罕默德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几欲昏厥，并通过这位先知之口传达真主的旨意。这些话语诉说着人世的美丽和传统，在听到的那一瞬间人们就被转化了。一位名叫欧麦尔的重要的皈依者说：“我的心变得柔软，我流泪了。伊斯兰教信仰进入了我的身体。”

伊斯兰教遵从真主的意志，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称为经典的第二波轴心时代宗教。其创始人来自精英团体的边缘（他是一个从事贸易的暴发户氏族的小人物）和帝国的边缘，他并未留下任何手迹（古兰经，或者称为宣读，是在其死后被整理出来的），他相信真主是不可知的，他的思想是基于早期轴心时代思想的。他践行在真主面前公平公正、在弱者面前体恤同情的行事准则，并且把这一切与早期轴心时代思想家分享。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又有一种全新的身份：一个轴心时代思想的捍卫者。

与佛教、儒家学说和基督教不同的是，伊斯兰教诞生于衰败帝国的边缘地带，当时正处在持续征战的混乱年代。伊斯兰教不是暴力的宗教，但是战争是穆斯林无法置身事外的事情。穆罕默德表示过，以真主之名，打击那些与你为敌的人，但是不要采取主动攻击。真主不会爱护那些侵略者。像20世纪的美国穆斯林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崇尚和平，待人有礼，遵守律法，尊重他人。但是如果有人侵犯了你，那就把他送去墓地。”宗教传播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强制力，但是穆斯林们（真主意志的“顺从者”）在自己的信仰受到威胁时会被迫捍卫自己的信仰——由于穆斯林在传播他们宗教思想的同时，不断向衰败的帝国深入拓展，因此这种情形是极其常见的。

因此，阿拉伯移民们在当地落后面貌背后寻找到了他们的优势所在：宗教救赎和军国主义的结合给了他们组织归属和人生目标，而这两者在现实世界中都是难以实现的。

像其他身处边缘地带、想要在核心地区寻求一席之地的人们一样，阿拉伯人声称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赛玛利的后人，与生俱来就拥有这样的权利。穆斯林宣称，亚伯拉罕和以赛玛利亲手建造了麦加最神圣的神殿克尔白，伊斯兰教是亚伯拉罕宗教最后和最完善的版本。古兰经把犹太教称为伊斯兰教的同源宗教。从亚伯拉罕到耶稣，所有的先知都是正当的（虽然耶稣并非弥赛亚），而穆罕默德是最终的先知，传递真主的旨意，兑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承诺。这些宗教之间的争斗是无谓的：事实上，西方需要伊斯兰教。

穆罕默德写信给库斯鲁和赫拉克利乌斯进行解释，但是并未得到任何回复。不论如何，这并不影响阿拉伯人持续不断地迁入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他们更多是作为战团进入这些地区，而非以军队的形式；他们的规模很小，很少超过5000人，可能从未超过15000人；他们较少进行激战，而是更多地打游击战。然而，抵抗他们的少数防御军队规模也并不比他们大。在公元7世纪30年代，当时的国家都濒临破产，四分五裂，根本无力应对这一令人困惑的全新威胁。

事实上，亚洲西南部的人们似乎并不特别在意阿拉伯的首领们是否会取代拜占庭帝国或者波斯帝国的官员们。几个世纪以来，两个帝国都以冠冕堂皇的教义为由，迫害了许多基督徒。例如，自公元451年以来，拜占庭帝国的官方说法是耶稣有两个本性，一为人性一为圣性，两者融合于一体之内。而一些埃及的理论家反驳说，耶稣其实只有一个本性（完全的圣性）。截至公元7世纪30年代，因此丧命的人数众多，以至于叙利亚和埃及地区有许多怀抱着“一个本性”[6]信仰的基督徒们积极地欢迎穆斯林的到来。他们认为与其忍受那些散布宗教恐怖的统一宗教信奉者，还不如接受认为这个问题无关紧要的异教徒领袖。

公元639年，4000名穆斯林入侵埃及，国王亚历山大不战而降。曾经强盛一时的波斯帝国苟延残喘，在历经10年的内战之后，最终如空中楼阁一般倒塌。而拜占庭帝国则撤退至安纳托利亚，从而丧失了帝国3/4的税收来源。在随后的50年间，其高端统治灰飞烟灭，帝国要想存活下去只能寻求低端手段，也就是依靠当地显贵资助来供养军队，同时要求士兵自己种植粮食谋生，而非领取薪酬。到公元700年，只有5万人生活在君士坦丁堡，他们开垦郊区，种植谷物，断绝进口，并且不使用货币，而是进行物物交换。

在一个世纪间，阿拉伯人侵吞了西方核心最富裕的地区。公元674年，他们的军队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之下扎营。40年后，他们在巴基斯坦印度河河岸集结，向西班牙进发。公元732年，一个战团抵达法国中部普瓦捷。然而令人疑惑的是，这些来自沙漠并进入帝国核心的移民随后放慢了步伐。一个世纪之后，吉本进行了这样的思索：

（阿拉伯人）胜利的战线绵延1000英里，从直布罗陀的岩石蔓延到卢瓦河的河岸；如果重复同等的距离，撒拉逊人（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可以进入波兰境内或者苏格兰高原。要不是因为莱茵河并不比尼罗河、幼发拉底河更加通畅，阿拉伯人的舰队可能已经不战而胜，进入泰晤士河河口，那么可能剑桥的学校现在都在教授古兰经，而神职人员们在向祛除邪念的信徒们揭示穆罕默德的圣洁和真理。

吉本不带任何嘲讽色彩地补充说：“基督教徒通过想象这些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得到启示。”18世纪的伦敦和7世纪的君士坦丁堡一样，当时的世俗认知将基督教精神视为西方的核心价值观，而将伊斯兰教视为其对立面。西方核心的统治者们可能经常将那些从边缘地区来的人看作野蛮族群，但是吉本非常清楚阿拉伯人其实是具有更大规模的西方核心第二次轴心转移的一部分，而这个转换过程一开始就注定了基督教精神的胜利。实际上，我们可以跳出吉本的思维模式，将阿拉伯人置于一个更为长久的传统之中，追溯到公元前2200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亚摩利人时期，并且站在阿拉伯人的角度看待他们：他们曾经因为争端被卷入核心地区，现在向当权者追讨自己正当的权利。他们来此并非为了埋葬西方文明，而是试图让它更完美；不是为了挫败查士丁尼和库斯鲁的野心，而是为了将其实现。

就像吉本在18世纪发表的言论一样，我们这个世纪的许多政治家很容易倾向于将伊斯兰文明想象成一种局外的、与“西方”文明（指西北欧及其海外殖民地）相对立的文明。但是这种倾向性忽视了历史的真相。到公元700年，伊斯兰世界或多或少已经成为西方的核心，而基督教国家只不过是这个核心北部的边缘地带。和罗马人一样，阿拉伯人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同样多的西方核心文明。

与东方隋文帝的征服相比，阿拉伯人的征服要花费更长的时间，但是因为阿拉伯军队人数少，并且很少遇到大规模的抵抗，所以他们很少摧毁所征服的土地。公元8世纪，西方的社会发展最终停止了衰退。现在，也许这个大部分重新统一的西方核心能够强势反弹，就像公元6世纪时的东方核心一样，从而缩小东西方之间的鸿沟。

核心的转移：东西方走了不同的道路

然而图7-1清晰地表明这一切并未发生。尽管两个核心在公元700年都基本统一，并且在公元8～10世纪之间都经历了，或者说是遭受了类似的政治命运，东方的社会发展速度仍然快于西方。

可以证明的是，两个统一核心的政治统治都是风雨飘摇。它们的统治者必须重新学习汉代和罗马时期统治者已经熟悉的课程，那就是帝国的统治是凭借欺骗和妥协实现的，但是当时的隋朝和阿拉伯人都不善此道。像汉代一样，隋朝也要警惕游牧民族的入侵（当时是突厥人[7]，而非匈奴人），但是由于东方核心的不断强大，他们也要提防来自新兴国家的威胁。当高句丽王朝与突厥人开展秘密协商，讨论联合起来侵略中国的时候，隋朝的皇帝决定采取行动。公元612年，他派遣一支庞大的军队攻打高句丽王朝，但是由于恶劣的天气、糟糕的后勤保障以及残暴的将领指挥，战争以失败告终。公元613年，他又派遣另一支军队，在公元614年又派遣了第三支，正当他筹备第四支军队时，叛军违抗了他的命令，转而颠覆了他的国家。

在一段时间里，这些天启骑士似乎挣脱了束缚。诸侯们瓜分了整个中国，突厥首领们则对他们的领地任意摆弄，随意洗劫。灾荒和疫病不断蔓延，传染病在草原之间不断传播，听上去就像是从海上带来的黑死病一样令人作呕。但是如同统治者的蠢笨愚昧足以引发灾祸一样，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物出现足以结束灾祸。当时中国有一个称唐国公的诸侯，他成功地说服了匈奴最主要的首领们支持他攻打其他诸侯。当匈奴意识到自己犯下大错时，他已经称帝，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唐朝。公元630年，他的儿子利用突厥的一次内乱，将中国的统治范围延伸到了从未涉及的草原地区。国家掌控力得以恢复，人口流动扩大，疫病逐渐消失，这酝酿出了高速的社会发展，由此成就了之后的武氏天下。

唐朝运用了比隋朝更为强硬的手段，保证了统治核心的统一，但是人毕竟是有血有肉的，这种手段并不见得总是奏效。事实上，正是情感丰富的人们瓦解了唐朝。根据著名的大诗人白居易所说，公元740年时，唐玄宗——“迷恋红颜祸水，最终祸国殃民”——疯狂地爱上了亲生儿子的王妃，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杨贵妃，并且将她封为自己的妃子。这个故事听上去就像1500年前周幽王和意图颠覆西周的蛇蝎美女褒姒之间的爱情一样令人生疑。但是尽管如此，传统观点认为唐玄宗为了取悦杨贵妃什么都愿意做，他的办法之一就是给杨贵妃宠信的人无数的荣誉，包括一个投向汉人的名叫安禄山的突厥将领。唐玄宗忽视了对兵权的限制，纵容安禄山集结起庞大的军队。

考虑到宫廷争斗的复杂程度，安禄山迟早会失宠，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公元755年，当安禄山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公然调动庞大的军队围攻长安。唐玄宗和杨贵妃仓皇逃亡，但是途中愤怒的卫兵将内战的爆发归咎于杨贵妃，并要求唐玄宗处死她。唐玄宗为了防止自己的挚爱落入士兵手中，只得啜泣着让近身的大太监勒死了杨贵妃。这就是白居易所描写的“花钿委地无人拾”这一情景。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

根据传说，唐玄宗曾派一道人前往仙岛追寻杨贵妃的灵魂。白居易在诗中以杨贵妃的口吻对玄宗说：“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与此同时，唐玄宗的儿子平息了叛乱，但是他用的方法——给予其他军事统帅和安禄山一样广泛的权力，并且雇佣草原上的突厥人——为以后的灾祸留下了隐患。当时的唐朝边境瓦解，税收锐减，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唐朝在重建秩序和新的动乱、入侵、叛变之间循环往复，风雨飘摇。公元907年，一个诸侯杀死了年轻的皇帝，结束了唐朝的悲惨境遇。之后的50年里中国北方处在一个大诸侯国统治之下，南方则由8～10个小诸侯国控制。

玄宗的人生悲剧暴露了中国最根本的政治问题：强大的帝王拥有过多权力，以至于无视其他的组织机构。对于贤明的君主来说这是好事，但是考虑到能力分配的随机性以及面临的挑战之大，这意味着国家的灾难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悲剧发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核心有着与中国完全相反的问题：帝王领导力太薄弱。庞大的阿拉伯帝国没有君主。穆罕默德只是先知，而非君主，人们追随他是因为他们坚信穆罕默德知道真主的旨意。当穆罕默德在公元632年去世之后，很明显人们再也没有理由追随任何人了，穆罕默德的阿拉伯联盟也面临解体。为了防止这种情形发生，他的几个朋友讨论了一整晚，选择了他们的成员之一作为哈里发，这个含糊不清的词语意为（真主的）代理人和（穆罕默德的）继任者。然而，哈里发唯一的统领权来自他与前任先知的亲密程度。

考虑到阿拉伯首领难以驾驭的特性（一些人想要洗劫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有一些试图将国家领土进行分配，使其能够作为地主定居下来；另一些仍然致力于将新的先知神圣化），最初的几位哈里发可以说做得相当出色。他们劝说大多数阿拉伯人尽可能少地侵扰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将被征服的农民留在他们的土地上，把地主留在他们的领地上，把官僚留在账房内。他们做的最大的改变就是将帝国的税收分配到他们各自手中，借此为阿拉伯人——真主忠诚的捍卫者——提供有效的收入来源，并让他们居住在只有阿拉伯人的要塞城市——它们是这片被征服的土地上的战略点。

但是，哈里发无法解决的问题在于：哈里发这个指代不明的词汇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是集中财富、发布命令的国王？是宗教领袖？是新征服的领地中为独立的族长提供建议的人？他们是代表前伊斯兰部落的精英？还是代表穆罕默德最初的追随者们的穆斯林选举人？还是信徒们平等主义团体的领导者？没有哪一位哈里发能够让所有的穆斯林都满意，当第三任哈里发在公元656年被谋杀之后，这种困境上升到了危机的程度。穆罕默德生前好友很少有当时还活着的，因此选举移交给了穆罕默德年轻的堂弟（或者女婿）阿里。

阿里想要还原他所认为的伊斯兰教的最初精神，但是他捍卫穷人的利益，主张将税收收入分配给士兵，更加公平地分配战利品，这些政策激起了先前特权阶级的强烈不满。内战一触即发，但是穆斯林（在这个阶段）仍然不愿意互相杀戮。公元661年，他们从危机边缘退了回来：阿里的支持者们幻想破灭，但是他们没有使整个阿拉伯世界陷入战争，相反，他们杀死了阿里。现在哈里发的头衔落到了阿拉伯规模最大的军队首领头上，他在大马士革建都并且进行了不太成功的斗争，试图建立一个拥有集中税收和官僚制度的传统国家。

在中国，唐玄宗的爱情引发了政治灾难；在西方，兄弟情义——或者说缺少兄弟情义——招来了祸事。公元750年，一个新的哈里发王朝将都城迁往巴格达，并且更加积极地追求集权主义。但是公元809年，兄弟之间的一系列争斗使得哈里发马蒙的权力——即使在阿拉伯标准之下——异常衰弱。他大胆地决定深入问题的核心：真主。和基督教、佛教不同，穆斯林没有教会阶级制度，哈里发虽然拥有巨大的现世权力，但他们对真主旨意的了解并不比其他人多。马蒙决定再次撕裂伊斯兰教的旧创，改变这一状况。

回到公元680年，穆罕默德的堂弟/女婿阿里被谋杀之后不到20年，阿里的亲生儿子侯赛因举起义旗，反对哈里发制度。当侯赛因被打败继而被杀死时，几乎所有人都袖手旁观。但是在之后的100年里，一个小分支（什叶派）意识到现在的哈里发是依靠谋杀阿里而夺取职位的，因而是不合法的。这个分支——什叶派教徒——争论说，侯赛因、阿里和穆罕默德的鲜血的确为我们提供了真主特别恩典的真理，因此只有伊玛目这条血缘线的后代才能够引导伊斯兰教。尽管大多数穆斯林（被称为逊尼派，因为他们遵循传统，即伊斯兰教教规——逊奈）认为这个观点荒谬绝伦，但什叶派教徒们继续宣扬他们的理论。到了公元9世纪，一些什叶派教徒相信伊玛目这一支正将他们引向救世主，也就是在人间建立真主的王国的救星。

马蒙决定选择现在的伊玛目（侯赛因的来孙，即玄孙之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由此将什叶派变成他专属的派别。这是聪明的做法，巧妙地处理矛盾且充满谋略，但是伊玛目于当年去世，他的儿子对马蒙的策略完全不感兴趣，于是计划流产。勇敢无畏的马蒙展开了他的第二个计划：他在巴格达雇佣了一些深受希腊哲学影响的宗教理论家，宣称古兰经是一本由人创造的书，而不是真主思想精髓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手段，古兰经——以及所有的参与翻译的神职人员——被置于真主在人间的代理人哈里发的权威之下。马蒙建立了一个伊拉克宗教裁判所[8]，逼迫其他学者认同他的思想，但是少数强硬派的神职人员无视他的威胁，坚持认为古兰经是真主自己的思想，胜过世间一切——包括马蒙的命令。这场争斗一直延续到公元848年，直到哈里发承认失败。

马蒙的第一个计划和第二个计划中表现出来的愤世嫉俗削弱了哈里发的权威，而他的第三个计划则将他的统治撕成碎片。虽然宗教权威仍然在躲避他，但是马蒙决定不再小心翼翼，而是直接购买军事武力——即雇佣突厥骑兵作为奴隶军队。然而，和之前的统治者一样，马蒙和他的继承人也认识到了游牧民族基本上是不受控制的。到了公元860年，哈里发其实已经成为他们自己奴隶军队的人质。没有军事力量和宗教支持，他们再也无法获取税收，最终只能把领地卖给埃米尔，这些军队将领支付一大笔钱，把他们能够榨取的所有税收都保留下来。公元945年，一个埃米尔亲自夺取了巴格达，哈里发帝国分解成十几个独立的酋长国[9]。

当时，东西方两大核心都分裂成十几个小国，尽管两个核心的崩溃存在着相同点，但是东方的社会发展持续上升且速度快于西方。对这个问题的再一次解释似乎是这样的：创造历史的既不是君主，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数以百万计懒惰、贪婪并且恐惧的人民，他们在寻求更简便、更有利可图并且更加安全的行为方式的过程中，创造了历史。无论统治者使他们遭受了多少创伤，人民都要继续在世间得过且过，必须充分利用一切事物。由于东方人和西方人身处的地理环境完全迥异，两个统治核心的政治危机也分别以不同的结局收场。

在东方，公元5世纪以来的内部移民潮在长江以外创造了一个新边疆，并且成为东方社会发展背后的真正驱动力。公元6世纪时，一个统一国家的恢复加速了社会发展的上升进程，到公元8世纪时，这种上升趋势极其强劲，并安然度过了唐玄宗沉迷美色、荒废朝政的年代。政治动乱必然会产生消极影响。例如，公元900年东方社会发展的急剧下滑（见图7-1）就是敌军将拥有百万人口的长安夷为平地的后果。但是多数战争都远离主要的粮食生产地、运河以及城市，而且这些战争扫除了之前阻碍商贸行为的政府管理者，可能实际上起到了加速发展的效果。在这种战乱年代，由于无法监管国有土地，行政人员开始从垄断者和贸易税收中敛财，也不再给商人们提供经商信息。此时权力从中国北方政治中心向南方商人转移，被迫自生自灭的商人们由此发现了更多加速贸易发展的方式。

中国北方大多数的海外贸易都是由国家主导的，在中国宫廷和日本、朝鲜统治者之间通商。公元755年后，随着唐朝政权的颠覆，这些贸易联系随之丧失。通商虽然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比如日本的精英文化开始脱离中国模式，向着更具独创性的方向发展，并且出现了一系列女性文学巨著，例如《源氏物语》和《枕草子》。但是，海外通商的结果多数都是消极的，在公元9世纪时中国北方、朝鲜和日本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经济衰退和国家覆灭。

相反，在国家的严格管制之下，中国南方的独立商人们开拓了一条新的自由之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不断地在爪哇海发现公元10世纪时期的沉船残骸，其中不仅有来自中国的奢侈品，还有来自南亚和伊斯兰世界的陶器和玻璃制品，这意味着当时的海外贸易市场已经扩展到了这个区域。并且由于当地精英阶级对日益兴盛的商人们征税，由此诞生了第一批强大的东南亚新兴国家，也就是现今的苏门答腊岛地区和柬埔寨的高棉人居住区。

欧亚大陆以西拥有全然不同的地理条件，加上粮食产地的范围无法与东方相提并论，这意味着其政权解体也会导向全然不同的结果。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掩埋了曾经分隔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的旧边界，开创了穆斯林核心的新繁荣。哈里发扩大了伊拉克和埃及的灌溉工程，而移民将作物和技术传播到了地中海地区，通过填闲作物的方法，农民们可以在土地上一年两收，甚至一年三收。在西西里进行殖民统治的穆斯林甚至发明了经典的西方食品，例如意大利面和冰淇淋。

虽然打破罗马和波斯的旧边界带来了收益，但是地中海地区出现的将伊斯兰教国家与基督教国家分隔开来的新边界又带来了损失，两者逐渐互相抵消。随着地中海南部和东部发展成为伊斯兰国家（公元750年时，阿拉伯人统治下的人民中只有不到1/10是穆斯林，截至公元950年，这个比例超过了9/10），阿拉伯语成为通用语言，因此与基督教国家的联系减少了。之后，随着公元800年的哈里发王国分裂，埃米尔在伊斯兰内部也筑起了界限。一些穆斯林核心的强盛地区，比如西班牙、埃及和伊朗，凭借国内需求得以延续，而其他的地区则衰落了。

公元9世纪的中国战争大多避开了经济腹地，而伊拉克要与突厥奴隶军队抗争，同时非洲种植园的奴隶们在一个自称诗人、先知和阿里后裔的领袖领导下，发动了长达14年的起义，摧毁了伊拉克脆弱的灌溉网络。

在东方，在朝鲜和日本走向政权崩溃的同时，中国北方的统治核心也遇到了危机；同样的，在西方世界，随着伊斯兰核心的分崩离析，基督教边缘地区也开始了进一步的分裂。拜占庭人互相残杀，导致数以千计的人死亡，并且因为新的教义问题（尤其是关于上帝是否认可耶稣、玛利亚和其他圣人的形象问题）从罗马教会分离出来；而日耳曼王国基本上与地中海地区隔断联系，开始创建自己的世界。

在遥远的西方边缘地区，有一些人期望凭借自己的能力将这片土地变成核心地区。从公元6世纪开始，法兰克人就成为一方霸主，北海周边相继出现了许多小的贸易城镇，以满足法兰克贵族对奢侈品永无止境的渴求。他们保持着征税少、行政管理少的落后国家形式。那些善于在好斗贵族之间调解矛盾的帝王能够迅速统一包括西欧大部分地区在内的庞大而松散的领土，而在无能君主领导之下，拥有相同条件的国家很快就灭亡了。如果一国的国王拥有太多子嗣，那么这个国家通常都是以众王子瓜分土地而告终——这又导致重新统一的战争。

公元8世纪末对于法兰克人来说是很好的时机。公元8世纪50年代，罗马教皇向其寻求帮助，以抵抗当地暴民；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早晨，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10]甚至让罗马教皇利奥三世在圣彼得大教堂向他下跪，并将他加冕为罗马皇帝。

查理曼大帝励精图治，试图创建一个与他头衔相匹配的王国。他的军队把火药、利剑和基督教思想带到了东欧，将穆斯林赶回了西班牙；同时他的官僚机构集中征税，在亚琛（一个宫廷诗人称之为“待建的罗马”）集结了一批学者，创制了稳定的货币体系，并监督贸易的复兴。这不禁让我们将查理曼大帝与孝文帝对比：三个世纪之前的孝文帝将位于中国贫瘠边疆的北魏帝国推向了顶峰，启动了东方核心迈向重新统一的历程；而查理曼大帝在罗马进行加冕礼，派遣使节去巴格达表示友好，同样表现出了如孝文帝一般的雄心壮志。法兰克编年史还记载了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当时哈里发把一头大象送给了查理曼大帝作为回应。

然而在阿拉伯人的记载中，既没提到法兰克人，也没提到大象。查理曼大帝并不像孝文帝，而且显然在哈里发政权中无足轻重。查理曼大帝从未宣称为罗马皇帝，也没有让拜占庭帝国的女皇伊琳娜[11]让位于他。事实上，法兰克帝国从未向先进国家的方向深入发展。尽管查理曼大帝有雄心壮志，但是他没有机会统一西方核心，甚至没有机会把这个基督教边缘地区转化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不幸的是，查理曼大帝唯一能够实现的成就就是将社会发展到足够程度，以引诱来自基督教外围地区之外更荒芜的土地上的入侵者侵略他的国家。公元814年他去世时，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长船沿河而上，直入帝国心脏地区，马扎尔人骑着强壮的草原矮种马洗劫德国，而北非的撒拉逊海盗正要独自劫掠罗马。亚琛备战不足，应对迟缓；当北欧海盗的船只靠岸后开始焚毁村落时，皇家军队姗姗来迟甚至索性踪影全无。渐渐的，村民们开始向当地有权势的人寻求庇护，而城镇居民们则向他们的主教和市长求助。公元843年，查理曼的三个孙子将帝国分成三份，国王这个称号对于他们的子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

伊斯兰世界和拜占庭帝国的陨落

这些劫难似乎还远远不够，欧亚大陆在公元900年之后又处于一种新的压力之下——这个压力要按照字面意思理解，随着地球的轨道不断变更，大陆的大气压也在不断上升，减弱了由大西洋吹向欧洲的西风带以及由印度洋吹向南亚的季候风。在公元900～1300年，整个欧亚大陆平均温度大约上升了1～2华氏度，降雨量平均减少了10%左右。

一直以来，气候变化迫使人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是由人类自己决定如何改变。在寒冷潮湿的北欧，所谓的“中世纪暖期”非常受欢迎，当地人口在公元1000～1300年间大约翻了一番。然而在更为炎热干旱的伊斯兰地区核心，它就不那么受欢迎了，当时伊斯兰世界的总人口大约下降了10%。而一些地区，尤其北非地区的人口却大幅增长。公元908年，依弗里其亚[12]——大约在现在的突尼斯——脱离了巴格达的哈里发王国。激进的什叶派教徒[13]正式建立了一个被称为法蒂玛的绝对正确的哈里发伊玛目阵线，因为他们宣称是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的后裔（以及伊玛目）。公元969年，这些法蒂玛的后裔征服了埃及，在开罗建造了一座伟大的新城，并发明了灌溉系统。到了公元1000年，埃及已经拥有了当时西方最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埃及商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呈扇形扩散开来。

1890年，如果开罗的犹太人团体没有下定决心重塑延续了900年的犹太人集会，那么我们将会对这群商人知之甚少。和许多犹太人集会一样，这里的集会也有一个储藏室，里面保存着信徒们不再需要的文件资料，从而避免了因损毁印有上帝之名的资料而亵渎神明。一般来说，储藏室会定期清理，但是这里的储藏室却堆满了几个世纪以来累积的废纸。随着重塑运动的开始，旧文件开始在开罗的古董市场出现。1896年，两个英国姐妹将一大捆资料带回了剑桥。在那里，她们把两本书展示给剑桥大学研究犹太教法典的学者所罗门·谢克特（Solomon Schechter）。谢克特一开始心存疑惑，随即大为惊叹：其中一本是圣经书籍《德训篇》（Ecclesiasticus）的希伯来残本，以前只有希腊翻译版本为世人所知。这位学识渊博的博士立刻于当年12月前往开罗，运回了14万册资料。

在这些资料中，有数百封公元1025～1250年期间的信件，最远是从西班牙和印度寄到开罗的贸易商行。当时随着人口增长，市场和利润也不断扩大，于是紧随阿拉伯的征服形成的意识形态分歧也日渐消弭。这对于通信者来说显然是无关紧要的，他们更担心的是天气、家庭和如何赚到更多金钱，而非宗教和政治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拥有地中海商人的典型特点。尽管记载很少，但是很显然，商贸发展和依弗里其亚以及西西里一样国际化且利润丰厚，例如，穆斯林地区巴勒莫就成为与意大利北部的基督教地区通商的新兴城镇。

就连蒙特帕里卓，这个近年来我一直在调查挖掘的意大利西西里的偏远山村，也参与其中。正如我在第五章提到的，我曾经前往调查公元前7～前6世纪间的腓尼基人和希腊殖民地，但是当我们在2000年开始挖掘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古老的房屋之上又发现了第二层村庄。这第二层村庄大约建于公元1000年左右，可能是由来自依弗里其亚的穆斯林移民所建，并且在1125年左右被焚毁。出乎意料的是，在对该遗迹出土的碳化植物种子进行仔细研究时，我们的植物学家们发现了一间曾经装满了被仔细保存的脱粒小麦的储藏室，里面几乎没有一根杂草。[14]这与我们找到的公元前6世纪的种子情形完全不一样，那时的种子总有许多杂草、谷壳混杂其中。这些被用于制作粗糙的面包，有可能是在某个简陋的农村中作为粮食：那里的村民从事耕作，自给自足，而且从不介意他们的食物偶尔出现的不佳口感。12世纪发明的扬谷筛除去了小麦的杂质，当时的商业化农民已经开始为挑剔的城镇居民生产食物。

如果地域狭小的蒙特帕里卓能够与全世界商业网络相联系的话，那么地中海的经济一定会蒸蒸日上。但是在亚洲西南这块最古老的穆斯林核心地区，经济发展并不理想。自从公元9世纪60年代起，情况变得非常糟糕，伊拉克的哈里发带来充当军队的突厥奴隶们已然发动政变，摇身一变成了苏丹人，但是噩梦还在继续。从公元7世纪开始，穆斯林商人和传教士就开始向草原上的突厥部落宣扬穆罕默德的真理；到了公元960年，葛逻禄氏族——现今的乌兹别克斯坦，据说当时大约有20万户人口——大部分人都被转化成伊斯兰信徒。这是信仰的胜利，但是很快演变成政治家的梦魇。葛逻禄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喀喇汗帝国，而另一个突厥部落塞尔柱人也追随着他们的信仰，进行了移民：他们一路洗劫，直入伊朗，并在1055年占领了巴格达。[15]到1079年，他们已经将拜占庭人驱逐出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又将法蒂玛人赶出叙利亚。

很快，亚洲西南部的伊斯兰世界与日益兴盛的地中海伊斯兰世界渐行渐远。塞尔柱突厥人集结起一个大国，但甚至比哈里发王国还要运转不良。1092年，这个国家的强权君主去世之后，他的儿子们遵循草原传统，将国家分为9部分，彼此交战。在他们的战争中，骑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塞尔柱国王们将大片土地赏赐给那些能够为其提供大批骑兵的军队首领。这些游牧民族将领，如预料的一样，导致政务荒废，商贸停滞，甚至连铸币活动也停顿了，城市萎缩，灌溉运河淤塞，大量村庄倾颓。在中世纪暖期炎热干燥的气候里，农民们必须持续性地艰苦劳作，却只能勉强保持原先的土地不变成草原或者荒漠，但是塞尔柱政策又加重了他们的负担。许多偏爱游牧生活多于城镇生活的征服者，对于农业的荒废并不担忧，并且随着12世纪逐渐过去，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离开他们的土地，加入突厥人当中，开始从事畜牧业。

在接连几年灾祸不断之后，由于对激进的什叶派理论的恐慌，伊朗东部的学者们开始建立学派，发展并传授连贯一致的逊尼派理论，这得到了塞尔柱贵族的支持，并在12世纪时大力推广。它的学术代表作——例如，安萨里（al-Ghazali）的《宗教学科的复兴》（Revivification of the Sciences of Religion），其中运用希腊逻辑学知识来调和伊斯兰法律体系、苏菲神秘主义和穆罕默德的启示——一直以来都是逊尼派思想学说的基石。事实上，逊尼派的复兴非常成功，以至于一些什叶派教徒坚信谋杀逊尼派领袖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回应方法。撤退到伊朗的山区后，他们组建了一个被对方称为“刺杀者”的秘密组织（根据传说，用这个称呼是因为其成员借由吸食大麻，将思维引领向谋杀的“正确框架”之下）。

谋杀无法逆转逊尼派复兴的脚步，但是这场知识运动——尽管已获取成功——仍然无法维持一个塞尔柱国家的运作。缺少法蒂玛王国为北非提供的那种政治组织，塞尔柱的土地在中世纪暖期的重压之下不堪重负。时机选择不当，因为同样的天气情况为亚洲西南部制造了同样的挑战，却为欧洲边缘伊斯兰核心地区的人们，即那些难以驾驭的袭击者、商人和侵略者创造了众多机遇。同样关键的是，更加温暖的气候给北欧带来了更长的生长季节和更好的收成，这使得原本边缘化的土地成了潜在的利润来源。等到中世纪暖期逐渐消退，农民已经将曾经的森林开垦成可供耕种的广袤土地，在西欧大约砍伐了一半的树木。

和所有从侧翼丘陵区传播开来的农业一样，两股力量结合起来，共同作用，将先进的农业技术从西欧带到东欧。一股力量是通常由教会领导的殖民统治，一般在边境地区建立有序的组织机构。威尔士的杰拉尔德写道：“给予僧侣们一块荒野或者一片野林，然后等待几年，你不仅会发现美丽的教堂，而且旁边还有人类居所。”扩张是贵族的工作：根据1108年开展的征兵运动，“异教徒是最低劣的群体，但是他们的土地是最理想的，那里到处充斥着肉类、蜂蜜和面粉……在这里你不但能够拯救你的灵魂（通过强迫异教徒改变信仰），只要你愿意，还能够获得非常理想的用以定居的土地”。

有些异教徒逃脱了，有些屈服了，其结局并不比奴隶好多少。但是就像几千年前狩猎采集者遭遇了农业生产者、西西里岛人遭遇了希腊殖民者一样，有时异教徒们会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信仰。随着法兰克王国和日耳曼王国的农民向东迁徙，砍伐树木，开垦牧场，一些波西米亚、波兰、匈牙利，甚至遥远的俄罗斯村民们开始模仿他们的农业生产技术，利用更加有利的天气条件展开更为密集高效的耕作方式。皈依基督教的首领们劝说或强迫他们的臣民纳税，并且陆续展开对殖民者的打击活动。

欧洲的国家、教堂以及密集型农业的不断扩展与公元5世纪以来江南地区的农业扩展很类似，但是有一个关键性的区别，那就是没有在新的农业边界和旧的城市核心之间构建主要的贸易通道。由于欧洲缺少像中国的大运河那样的水路运输方式，因此无法将波兰的粮食以成本低廉的方式运送到巴勒莫和开罗这样的大城市。西欧的城镇靠近这些农业边界地区，不断发展壮大，但是依旧存在数量不足、规模太小的问题，因而无法提供足够的市场空间。这些西欧城镇没有从东欧进口粮食，通常它们会通过提升当地生产水平、开拓新能源的方式来进行种植。

水力磨坊原本常见于伊斯兰核心地区，现在也传播到了基督教边缘地区。以公元10～13世纪为例，法国罗贝克山谷的磨坊数量增长了5倍。根据1086年编著的《土地调查册》（Domesday Book），当时的英格兰拥有5624家磨坊。农民也认识到了马匹的优势，尽管它们吃得比牛多，但是拉犁速度快并且工作时间更长。公元1000年之后，马的数量逐渐增加到牛的3倍，欧洲开始采用——由于第八章已经讲述过的原因——穆斯林发明的、用以减少摩擦的马蹄铁，又用脖圈马具代替了笨拙窒息的喉——肚带马具，从而使马的牵引力提高了4倍。公元1086年时，英格兰贵族土地上仅有1/20的役畜；到了130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1/5，并且由于拥有多出的马力（更不用说多出的粪肥），农民有效地减少了荒废的土地数量，因而在他们的土地上创造出更多财富。

尽管欧洲的农场相较埃及和中国来说不够多产，但也逐渐出现剩余产品可供卖给城镇，并且这些发展中的城镇开始扮演起新的角色。许多西北欧人民都是农奴，法律规定农奴必须为地主劳作，地主保护农奴不受强盗（和其他地主）的掠夺。至少在理论上，这些地主像诸侯国君主一样，他们拥有土地，作为装甲骑兵为国家而战以报效国王，而国王服从于传达上帝指令的教会。但是地主、国王和教会都想获取更多财富，他们如今聚集于城镇之中，城镇居民通常能够用一部分财产换取摆脱封建义务的自由。

就像亚述和周朝以来的落后统治者一样，欧洲的国王们有效地经营着他们的勒索保护费组织，但是他们的管理甚至比多数前人更加混乱。城镇、贵族、君主和教会人员不断地互相干涉，并且由于缺少真正的中央权威组织，争端几乎不可避免。比如公元1075年，教皇格雷戈里七世宣称他拥有德国所有主教的任命权。他的目的是改革教会领袖的道德操守，但是由于主教控制着德国大片的土地，这个举措也起到了其他的作用，它使格雷戈里掌控了德国许多的资源基地。德国国王亨利四世在恐慌中回应，他宣称他是信仰的守护者，并且有权将格雷戈里免职。他坚称：“现在，不再是教皇，而是我，亨利，托天之佑，和所有的主教一起向你们宣布：免职！免职！”

然而，格雷戈里非但没有被免职，反而将亨利驱逐出基督教会。从实际意义来说，这意味着德国的封建地主能够在法律上无视其统治者。因为在自己的土地上一事无成，亨利不到一年时间就沦落到极其凄惨的地步，他要赤着脚在阿尔卑斯修道院之外的雪地里跪三天以祈求教皇的原谅。他这么做了，但随后又与教皇开战。这是一场没有胜负的战争。教皇格雷戈里在他的雇佣兵洗劫罗马之后，没有钱支付给雇佣兵，因此失去了所有人的支持；而国王为躲避亲生儿子的追杀，在逃亡过程中自杀。这个神学争议从未真正解决。

11世纪的欧洲充斥着这种乱成一团的挣扎，但是随着这些争端被解决，组织机构的实力逐渐强大，责任范围也日渐清晰。国王越来越多地在领土上进行组织、调动和征税。一位史学家将这一过程称为“一个迫害社会的形成”：官员们说服人民，视自己为国家明确界定的一部分（英国人、法国人等），而非其他部分——即流放者，诸如犹太人、同性恋、麻风病人和异教徒，这些群体首次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国家保护之外，并且受到恐吓威胁。在这种不甚愉快的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有效国家。

其他史学家对这个过程评价较高，称之为“教堂时代”，因为令人心生敬畏的纪念碑散布于整个欧洲。1180～1270年期间，仅法国就建造了80座教堂、500座修道院以及数万座教区教堂。当时，从采石场采集了超过4000万立方英尺的石料，远远超过了埃及金字塔所用的石料数量。

随着罗马帝国一起衰败的还有西欧的学术水准，而且只有在查理曼统治之下的法国得以部分恢复。然而公元1000年后，教师开始在新建大教堂周围聚集，并且像伊斯兰世界的独立法学者一样建立学校。赴伊斯兰世界的西班牙学习的基督徒们带回了阿拉伯宫廷学者珍藏了几个世纪之久的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的论述翻译。这一切充实了基督教的精神领域，帮助神学家以9世纪马蒙统治下的巴格达神学家那样复杂的方式看待上帝，但是这也在受过教育的精英团体中制造了新的矛盾。

在这一问题上，彼得·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比任何人都清楚。作为一个涉足新的知识领域的聪慧的年轻人，阿伯拉尔在1100年左右开始在巴黎为人所知。他不断地转学，并且用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为难他的那些迂腐学究派的老师，借此羞辱他们。诚实正直但是单调乏味的老师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事业陷于崩溃，因为二十几个像阿伯拉尔一样的学生运用他们如刀锋般锋利的辩论技巧，将惯例习俗（可能是每个人灵魂的归宿）变成重重疑团。阿伯拉尔自我感觉极其良好，于是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引诱了他的学生海洛薇兹（Heloise），并使之怀孕。海洛薇兹的家族颜面尽失，对他进行了报复。阿伯拉尔羞耻地说：“一天晚上，当我正在熟睡时，他们切下了我用来做那件事情、他们厌恶至极的器官。”

阿伯拉尔和海洛薇兹羞愧难当，各自退居教堂，但他们在20年间保持通信，阿伯拉尔一方面为自己辩护，一方面又炽热地爱恋着海洛薇兹。在被迫隐退的期间，阿伯拉尔撰写了《是与否》（Sic et Non），一本将逻辑学应用于基督教矛盾的手册。如果说阿伯拉尔的名字变成了学习新知的危险的代名词，那么也是他迫使基督教神学家把卷宗权威性与亚里士多德唯理主义互相融合。1270年，阿奎那（Aquinas）在其著作《论基督教神学》（On Christian Theology）中将其进一步升华，指出基督教的学术和逊尼派复兴的学术同样错综复杂。

其他欧洲人的做法与阿伯拉尔完全背道而驰：他们没有从伊斯兰核心地区把思想和组织形式带回基督教边缘地区，而是自己搬到了伊斯兰核心地区。来自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商人们与来自开罗、巴勒莫的商人们争抢利润可观的地中海贸易，他们买入卖出，抑或偷盗厮打。在西班牙，那些来自日益拥挤的西北欧的移民帮助当地的基督徒，将穆斯林驱赶出去，而诺曼人（或许是古代挪威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引发了一系列的掠夺和征服。

诺曼人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异教徒维京人的后代，公元9世纪时在欧洲西北偏远的边疆地区，他们曾经作为掠夺者盛极一时，但是在10世纪发展为更加文明形式的偷盗者。随着中世纪暖期北美洲北大西洋的水域逐渐开放，他们搭乘长船来到冰岛、格陵兰岛甚至北美洲的文兰，大规模地在爱尔兰和英格兰定居。公元912年时，他们的首领罗洛（Rollo）在法国北部加入基督教，成为一名正当的国王（现今的诺曼底）。

诺曼人在信仰的细节问题上一直都含糊不清，他们在公元931年的罗洛葬礼上用100名俘虏做祭祀，但是他们的野蛮骁勇使他们成为理想的雇佣军，声名远播至君士坦丁堡。公元1016年，他们受雇参与攻打意大利南部的无止境的战争，却同时与交战双方作战，随后诺曼人构建起自己的国家，在公元1061年逼近西西里，在那里他们展开了一场抵制穆斯林侵占者的近乎种族灭绝的战争。如果你现在游览西西里，你会发现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伊斯兰统治的唯一纪念碑，这个岛屿曾是地中海地区的奇迹。

诺曼人对伊斯兰教并无特殊的敌意，他们对待基督徒也同样恶劣。一位意大利作家称他们为“一个无人性、野蛮、残暴且可怖的种族”。拜占庭的公主安娜·科穆宁娜对此更为震惊，她写道：“只要有战役和战争发生，诺曼人的心中就会发出咆哮声，他们无法克制自己。不仅士兵，就连首领们也无法抗拒地扑向敌方。”

拜占庭人艰难地认识到了诺曼人的特性。在公元9～10世纪，随着伊斯兰世界转向内部斗争，拜占庭帝国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元气；公元975年，一支拜占庭军队甚至攻入了耶路撒冷近郊（这支军队没能占领圣城，但是夺回了耶稣的便鞋和施洗者乔治的头发）。但是不到一个世纪，拜占庭变得极度依赖诺曼雇佣兵，而诺曼雇佣兵的不可信赖（尽管他们很凶猛，但很多人在战时却临阵退缩）造成了公元1071年拜占庭灾难性地惨败于匈奴人手下。20年后，君士坦丁堡受到匈奴人的围攻，拜占庭的国王写信给罗马教皇，希望教皇出手相助，资助更多雇佣兵。然而教皇并不这么想。教皇寻求的是巩固自身地位以和欧洲的君主们抗争，因此他在公元1095年召集了一次集会，提出了远征的想法——十字军东征——旨在将突厥人赶出耶路撒冷。

这引发了极度狂热，事实上这种狂热超出了教皇和拜占庭帝国的预期。数万村民开始向东进发，洗劫中欧地区，沿途屠杀犹太人。只有少数人到达安纳托利亚，也就是当年突厥人屠杀他们的地方。除了奴隶以外，没有人到达圣城。

更有实际作用的是法国和诺曼武士组成的三支军队，由热那亚商人资助，公元1099年时他们在耶路撒冷会合。他们的时间配合近乎完美：塞尔柱人疲于内战，无暇抵抗，因此他们在几轮惊险的试探之后，最终攻破了圣城的城墙。长达12小时的烧杀抢掠中，他们将犹太人活活烧死，或者将其肢解（据一名犹太妇女观察，这些基督徒至少没有像突厥人那样首先强奸受害者），残忍行径甚至使军中的诺曼人都瞠目结舌。最终，到了黄昏时分，征服者们过深及脚踝的血水，来到圣墓堂感谢上帝庇佑。

虽然东征规模浩大，但是这次针对核心地区的直接侵袭并未严重威胁伊斯兰统治。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国家步步退缩，直到1187年穆斯林重新占领圣城。之后还有多次东征，但是多数以失败告终。1204年的第四次东征，由于无法承担船只费用，只得把军队借给威尼斯投资家，用以劫掠君士坦丁堡，而非耶路撒冷。东征和拜占庭帝国都再也没能从失败中复原。

西方迫于中世纪暖期的压力，改变了地理形态。伊斯兰地区继续作为核心存在，但是随着西南亚的社会发展停滞，伊斯兰教的重心开始向地中海地区转移，甚至在地中海地区也是各有成败。埃及成为伊斯兰统治皇冠上的宝石；拜占庭帝国，这个罗马帝国最后的遗迹，最终陨落；粗鄙落后的西北边缘地区在所有地区中扩张最为迅速。

宋朝是盛世的延续还是衰败的开始

东方核心的发展趋势也大同小异。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公元960年，中国又重新统一。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原本只是一个将领，但是他认识到：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已经使许多精英阶级人士感觉到中国理应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只要时机恰当，他振臂一呼，人们就会响应他，而非对抗他。如果需要运用武力，他也及时地加以利用。但与前人试图统一东西两个核心的情况不同，当时多数国家以和平方式向他屈服，表示接受宋朝的统治。

宋太祖还认识到，军队将领是前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于是他设法消除这个威胁。官方史料记载，宋太祖邀请那些将他推上皇位的将领赴宴，随后“杯酒释兵权”。表面上，他向这些将领敬酒，恭贺他们达到了退休年龄（那些将领事先完全不知情）。实际上，他将这些将领解职，撤销其兵权。就这样，宋太祖发动了一场出人意料的不流血的政变，此后需要调动军队时，通常都是他自己统领全军。

宋朝从军事政府向平民政府转变，从而极大增强了人们对于和平统一的广泛愿望。但不足之处在于，中国当时仍有敌人，尤其是两个半游牧民族——契丹人和党项人，他们已经在中国北方边疆地区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这些威胁可不是酒能解决的，于是在失去整个军队且整个国家遭到覆灭危险之后，宋朝又走上了送礼求和的老路。

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办法奏效了，和塞尔柱人颠覆西方核心不一样的是，契丹人和党项人没有颠覆东方统治核心。和之前的几个朝代一样，宋朝持续的送礼求和策略以及边防驻扎并未真正起到维护和平的作用，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濒临破产。到公元11世纪40年代，宋朝政府维持的是一个百万之众的庞大军队，每月消耗数千套铠甲、数百万弩箭——这与宋太祖的设想背道而驰。

一些将领希望能够出现一些神秘武器，帮助中国免于再次陷入与草原民族的对峙僵持状态。公元850年左右，道家的炼丹术士发现了一种火药原材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材料是在寻找长生不老药的过程中寻得的）。到了公元950年，一些画作描绘了人们使用竹管互相喷射燃烧着的火药的情景。公元1044年，一本军事手册中描述了一种“火药”，包裹在纸或竹子之中，由弹弓发射。然而，这种火药的杀伤力不强，而且爆炸声会使马匹受到惊吓，而敌人却几乎毫发无损——至少当时如此。

由于技术上缺少重大突破，宋朝军事发展急需更多的金钱，可是援助来源却出乎意料。其中一个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公元755年安禄山发动叛乱使中国深陷动乱以来，许多学者开始质疑人们对于外来事物的热衷，他们认为这种热衷带给中国的只有突厥人的入侵以及社会混乱。自汉代灭亡之后，对于那些幻想破灭的贵族们来说，长达5个世纪的时间是一段野蛮残酷的插曲，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腐坏堕落。他们认为，其中最有侵蚀性的外来入侵者是佛教。

公元819年，学识渊博的诗人韩愈写了《谏迎佛骨表》呈给皇帝，以表达他对于大众歇斯底里情绪的恐慌，这种情绪爆发是因为宪宗要将佛骨迎入宫中供养三日。韩愈称：“佛者，夷狄之法耳。”当佛教盛行于中国的时候，他就宣称：“当时群臣才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然而，当时的知识水平极为优秀。知识分子们学着去思考、描画，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始学习像古人一样写作，重新拥有了古典美德，拥有了挽救这个国家的能力。韩愈倡导古文运动，重现了古典写作的清新隽永和高尚道德，并且强调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对佛教的抵制是充满争议的，但也是合理的。佛教寺院已经聚集了巨大的财富。到了公元9世纪40年代，唐武宗开始灭佛时——解除僧职，关闭寺庙，掠夺财富，他更多的是基于财政压力考虑，而非被学者对佛教的严厉谴责所打动。官方的态度使得像韩愈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得格外令人尊崇。数百万的佛教徒继续存在，但是还有数百万对这个外来宗教充满疑惑的中国人，他们认为佛祖关于人生的重大问题的答案——诸如，真正的我是怎样的？我要如何适应这个宇宙？——有可能隐藏在他们自己的儒家经典中某些显而易见的地方，并由此受到激励。

一种儒学复古运动横扫贵族阶层，在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也就是契丹人和党项人入侵时，国家最优秀的思想家像孔子一样挺身而出，为统治者提出宝贵建议。他们坚持认为，人们必须忘却重生和不老，要明白此时此刻就是一切，满足感来源于人世的行动。有人总结说：“真正的学者，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儒学复古运动将经典学说变成了完善社会的行动指南。他们宣称，拥有哲学和艺术技能，并且能够正确地理解古典文化的人，才能够运用古典道德，从而拯救当今世界。欧阳修就是一个例子，他在幼年时期偶然发现韩愈的文章，随后创造了他自己的“古代散文”风格，并成为著名的诗人、历史学家以及收藏家，一路加官晋爵，拥护财政和军事改革。

众多同样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其中最为卓越出众的当数考古学先行者、伟大的散文家以及宋朝宰相王安石。王安石树敌众多（包括欧阳修在内），他们攻击他，说他是粗鄙、令人反感且卑鄙肮脏的，并最终导致王安石声名狼藉，惨遭流放。然而，王安石激进的新政策——相当于在11世纪将罗斯福新政与里根经济政策相结合——真正起到了缓和矛盾的作用。王安石抨击税收制度，并实施了更为公正公平的税收系统，从而增加国家收入；他投资众多公共事业，提倡“青苗法”，国家向农民和小商人提供借贷资金；他用更廉价的民兵替代昂贵的职业军人，由此平衡预算。当遇到保守官员的反对阻挠时，他就用新官员取而代之。他还在行政人员考试中加入了经济学、地理学和法学内容，建立新学校教授知识，并为通过考试者增加薪俸。

尽管儒学复古运动的成就非凡，但是与同时期盛行的第二波发展进程——一次可与古罗马媲美的经济繁荣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对中国的几乎所有地区来说，中世纪暖期无疑是上天的恩惠：湖泊沉积物、石笋化学物和古籍记载都表明，半干旱的北部地区降雨量增加，这正是当地农民所希望的；而潮湿的南方降雨量减少，也符合该地区农民的期望。因此，到1100年时，中国人口大约上升至1亿人之多。

截至1100年，公元6世纪时《齐民要术》中提及的37种水稻全部被高产的变种水稻所取代，农民们有规律地将水稻与小麦相间种植，每年可以从受过灌溉和施过肥的土地收获三季作物。不断延伸的道路网络——城市内部的道路通常由石料筑成，有时甚至乡间道路都使用砖石——使得粮食向港口运输的过程更为便捷，并且水路运输水平也得到了大幅提升。中国的造船工人模仿了波斯、阿拉伯和东南亚地区船只的长处，建造出拥有密封层、4根甚至6根桅杆以及多达1000个强壮船员的大型远洋航行船只。船运费用不断攀升，商人们因为大规模贸易活动而聚集起来。根据一位12世纪的作家所说：

通过互相连通的河流与湖泊，人们可以去往任何地方。当一艘船驶离港口，行驶一万里之遥都无任何阻碍。每年，百姓将耕种和食用之外的剩余粮食用于交易。大商人囤积平常人家缺少的东西。小船从属于大型船只，并参与联合经营活动，来回往复，通过卖粮获得可观收益。

但是，这一切都要花钱，随着经济增长，政府试图铸造足够的铜币。结果，对新铜矿资源的挖掘（以及在铜币中掺杂铅的不甚光彩的行为）使得铜币的产量由公元983年的3亿枚飙升至公元1007年的18.3亿枚，然而依旧供不应求。

人的贪婪和懒惰拯救了危局。公元9世纪，在茶叶贸易开始大行其道、国家商业监管松弛的情况下，四川的商人开始在长安设立分部，在那里他们可以将买卖茶叶所得货币兑换成“飞钱”，也就是当时的纸质付款凭证。回到四川之后，这些商人可以在总部将这些票据换成现钱。设想一下，一袋飞钱价值相当于40袋铜币，这样一来飞钱的优势立现，随后商人们开始凭借自身实力，普遍使用这种票据。他们发明了信用货币，即价值依赖于使用者的信用而非自身金属含量的代币。公元1024年，宋朝政府实施了合理的下一步计划——开始印刷纸币。很快，发行的纸币数量超过了铜币。[16]

随着纸币和信用货币深入乡间，买卖过程变得更为简单，更多的农民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收成最好的作物，将它们卖掉换钱，再购入他们无法轻易生产出来的物品。一个和尚在偶入一个偏远村庄小型集市后，这样描写道：

朝日还未从湖面升起，

荆棘丛生，一瞬间仿佛绵延无尽的松林。

幽暗中，古木伫立于悬崖之巅；

猿猴荒凉的呼喊随风飘荡下来。

山回路转，一座山谷映入眼帘，

在远处，有一处村庄隐约可见。

沿途到处都是笑声和叫喊声，

雇农们你追我赶，

准备在长达数小时的集市上斗智斗勇。

摊位和商铺众多，仿佛云彩一般，

他们带来亚麻织物和桑树皮做的纸，

或是向前驱赶着母鸡和乳猪。

条条道路上，遍布着刷子和簸箕——

各种家什不可胜数，简直难以用纸记录。

一位老者管理着这场繁忙的交易，

每个人都对他的一言一行心怀敬畏。

他谨慎小心地比较，

对交易物品一一检查，

在他的手中慢慢翻转。

当然，城市的市场更为广阔，吸引了半个大陆的商贩。西南亚商人将位于泉州的港口与印度尼西亚的香料群岛、印度洋群岛连接起来，然后从这些地方向中国所有城镇输送进口商品。为了支付其费用，家庭作坊生产出丝绸、瓷器、漆器和纸张，其中最成功的那些作坊进一步升级成工厂。甚至在村庄都可以购买到书籍这一类原本近乎奢侈的物品。到了公元11世纪40年代，雕版印刷生产出数百万册相对廉价的书籍，这些书籍随后大量发行，甚至进入平民百姓手中。当时中国的文化水平可与1000年前的罗马相抗衡。

然而，最重大的改变是在纺织和煤炭行业，准确地说是在那些推动了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活动领域。11世纪的纺织者发明了脚踏缫丝机，1313年，学者王祯在其著作《农书》中描述了一种大型纺纱机，可以用畜力或水力带动。王祯批注说：“这种机器成本比它所代替的女工成本要便宜得多，可以应用于中国北方生产麻布的大部分地区。”王祯将他的技术记录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借以抒发他的震惊之情：

车纺工多日百，

更凭水力捷如神。

世间麻欸乡中地，

好就临流置此轮。

把18世纪法国的纺织机设计图与14世纪王祯的设计对比之后，经济历史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不得不承认：“法国纺织机与王祯所设计机器的相似程度惊人，以至于令人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的疑惑——纺织机其实始于中国。”尽管王祯的纺织机不如法国的高效，但是伊懋可总结道：“如果这部织机所代表的阵线能够进一步延长，那么中国将会比西方早400年进入真正的纺织生产领域的工业革命。”

由于缺少宋朝纺织生产和价格的统计数据，我们无法考察该理论的真实性，但是我们获得了其他行业的相关信息。当时的捐税收入表明，铁产量在公元800～1078年间增长了6倍，高达12.5万吨——几乎和整个欧洲在1700年时的钢铁生产总量相同。[17]

在拥有百万人口的开封城，炼铁厂围绕着主要市场聚集起来，炼出的铁（在多种用途中）被制成军队所需的武器。因为开封位于大运河畔，地理位置便利，因此被选为都城。尽管开封城历史并不悠久，没有绿树成荫的大道，没有以前的都城那样雄伟恢宏的宫殿，也没有吟诵开封的诗歌传世，但是在11世纪时，开封发展为一个繁华、喧闹且充满生机的大都市。从夜晚直到凌晨时分，吵闹的酒肆长时间供应酒水[18]，50家剧院各自吸引着数千观众前往，商铺甚至占据了城市的一条主要大道。在城墙之外，铸造厂夜以继日地燃烧着火焰，黑暗的作坊喷射出火苗和浓烟，消耗数万棵树木，将矿石熔化成铁水——事实上，燃烧的树木数量极多，铁器制造者买下整座山后将树木全部砍伐殆尽，因此将木炭价格哄抬到普通家庭无法承担的程度。公元1013年，发生了一场由燃料引发的暴动，受寒冷侵袭的开封百姓有数百人遭到了无情的践踏。

显然，开封进入了生态瓶颈阶段。在中国北方并没有足够多的树木，来同时供给数百万人吃饭、取暖以及维持炼铁厂数千吨铁的正常生产。眼下有两个选择：第一，开封人以及/或者炼铁业逐渐搬离此地；第二，有人能够发明或寻找到新的燃料来源。

在智人生存的时代，他们总是凭借对新的植物和动物的开拓，供给食物、衣服、燃料和居住地所需。之后，人类已经成为更有能力的寄食者。以公元1世纪的汉代和罗马帝国的臣民为例，他们每人获取的能量是其冰河时期先祖在14000年前获取的能量的七八倍之多。[19]汉代人和罗马人还学会了利用风和潮汐来发动船只，以获取他们生活所需的动植物，并且学会了在磨坊中运用水力。然而，公元1013年受寒冷之苦而暴动的开封人基本上还处在一种仅靠其他生物供养的阶段，在能量链条中他们并不比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者高多少。

在几十年间，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在不知不觉间将开封的铁器制造者变成了变革者。1000年前的汉朝时期，已经有一些中国人开始利用煤炭和沼气，但是这些能源并未被广泛使用。只有当贪婪的炼铁工厂与炉灶、家用能源消耗争夺能源时，炼铁产业才实现了从古代有机经济向矿石燃料新世界的跨越。开封靠近中国两大煤矿储备地，又临近黄河，拥有便捷的交通，因此它并不需要天才——只需要贪婪、绝望以及反复尝试——来解决如何用煤炭代替木炭来熔化铁矿石的问题。资金和人力在定位、挖掘以及搬运煤矿的过程中也极其关键，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商人（拥有资源的人）引领时代潮流，而非住户（不拥有资源）。

一首写于公元1080年左右的诗歌使我们对这次变革有了一定的认识。

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裂骨干。

湿薪半束抱衾，日暮敲门无处换。

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磐万车炭。

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

根苗一发洁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

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悍。

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锻。

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

煤炭业和炼铁业同步发展。有充分证据表明，一个四川的铸造厂雇用了3000名工人，每年将35000吨矿石和42000吨煤炭铲入熔炉，炼出14000吨生铁。到了公元1050年，煤矿挖掘范围扩大，家家户户都开始使用煤炭。政府在公元1098年重新修订贫困救济准则时，煤炭也成为官方唯一提及的燃料。在公元1102～1106年间，开封开辟了20个新煤炭市场。

到那时候，东方的社会发展程度已经达到了1000年以前古罗马时期的顶峰。而西方伊斯兰和基督教两大核心仍然呈现分裂局面，远远落后于东方的发展进程，并且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夕。事实上，所有的一切都暗示着中国的工业革命浪潮正在开封被煤灰熏黑的城墙下酝酿着，并且将把东方在社会发展上的领先优势转化成东方统领世界的局面。历史的发展进程似乎是要将艾伯特亲王带到北京，而非将洛蒂带到巴尔莫勒尔堡。

[1] 令人困惑的术语再次出现。鲜卑人的名字来自第五章提过的古代魏国（公元前445～公元前225年）。为了将鲜卑人与之前的魏国区分开来，一些史学家将鲜卑人称为拓跋魏国（名字源于统治国家的鲜卑氏族）；另一些史学家更倾向于称之为北魏，在此采用后一种说法。

[2] “文书工作”这一词语的使用是正确的。中国在汉代的时候发明了纸，真正的纸在公元7世纪开始普及。

[3] 当英国在19世纪80年代重新构建行政机构时，自觉地引用了类似的考试机制，用以测试年轻人对希腊和拉丁文经典的了解程度，之后再将那些聪慧的年轻人送去统治印度。直到现在，英国的政府公职人员仍被称为Mandarins（说普通话的人）。19世纪的保守派将考试视为将英国“中国化”阴谋的一部分。

[4] 其实瘟疫是由人类传播的，而非老鼠。在两年的生命期限内，平均每只老鼠走过的距离只有1/4英里。如果老鼠是罪魁祸首的话，那么每个世纪瘟疫传播的范围都只能前进12英里。

[5] 史学家用突厥人这个词来描述现代土耳其人的草原游牧祖先，他们在公元11世纪才迁徙到现在的土耳其地区。

[6] 这个术语是指一性论，来自希腊语中的“一个本性”。

[7] 他们是突厥人的远方亲戚，这些突厥人居住在大草原另一端，曾经受雇于赫拉克利乌斯，并于公元7世纪20年代侵略美索不达米亚。

[8] 针对穆斯林于公元7世纪征服的、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土地命名问题，史学家一般将它的希腊名“美索不达米亚”转换为阿拉伯名“伊拉克”。

[9] 哈里发对巴格达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258年（在开罗的“影子哈里发”一直持续到更晚的时期），但是和公元前771年中国的周王一样，他们只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埃米尔一般在他们周五的祈祷仪式上会提及哈里发，其他时候则无视其存在。

[10] 查理曼大帝的真名是加洛林（Carolus），查理曼是加洛林·马格纳斯（Carolus Magnus）的法语化版本，意思是“查理大帝”。

[11] 伊琳娜可以说与狄奥多拉和武则天棋逢对手：她在公元797年把亲生儿子的眼睛挖了出来，使他失去成为统治者的资格，由此夺取王位。

[12] 依弗里其亚是非洲的阿拉伯化说法，是突尼斯的罗马名字。

[13] 就激进的意义而言，这里指的是那些经常动用武力，反对他们所认定的逊尼派非法政权的伊斯玛仪什叶派，而不是指那些以更平和的方式等待隐藏着的第十二个伊玛目归来的十二伊玛目什叶派。

[14] 在这里，我要再一次感谢汉斯-彼得·斯蒂卡（Hans-Peter Stika）为这些研究发现所做的分析。

[15] 在直译突厥名字时，有几种方法；一些史学家倾向于Qarluq、Qarakhanid和Saljuq，而不是Karluk、Karakhanid和Seljuk。

[16] 宋朝发行了大约10亿枚铜币以及价值12.5亿枚铜币的纸币。在国家3.6亿铜币储藏量的担保之下，这些纸币可以完全兑换成铜币。

[17] 11世纪的税务登记极难解读，一些史学家认为增长没有这么多。然而，没有人否认当时的税收增幅巨大，并且最终被用于能源领域。

[18] 在1063年宵禁被解除之后。

[19] 在东方，人均能量获取从公元前14000年左右的每人每天（各种用途）大约4000千卡（社会发展指数4.29分）上升至公元前1世纪时的27000千卡（29.35分）；在西方，人均能量获取从公元前14000年左右几乎相同的水平上升至公元前1世纪时的大约31000千卡（33.70分）。

第八章 走向世界：元、明两个朝代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马可·波罗眼里的中国

马可·波罗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到惊奇。中国的宫殿是世界上最好的，统治者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中国河流上的船只比基督教国家所有河流上的船只还要多，运载着比欧洲人所能想象的还要多的食物，这些食物精致得几乎令人无法相信。中国少女谦逊端庄，中国妻子善良美丽，杭州妓女的热情好客也让外国人念念不忘。但是，最让人惊讶的，还是中国的商业。“我可以非常老实地告诉你，”马可波罗说道，“中国的商业规模之大，若非亲眼所见，绝不会有人相信。”

于是，问题产生了。1295年，当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时，那些等着听他故事的人，事实上并不相信他的话。尽管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例如10磅重的梨，马可·波罗大部分的描述还是和我们在图8-1中所见的一致。马可·波罗去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发展正远远领先于西方的社会发展。

虽然马可·波罗惊叹于东方世界，但是有三件大事他并不知道。首先，它的领先地位正在下降，社会发展指数从1100年的20分降至1500年的6分以下。其次，在第七章末尾预见的那个情形——东方的铁器制造商和磨坊主将开始工业革命，大量利用化石燃料——并没有发生。虽然马可·波罗对中国火炕燃烧用的煤炭感兴趣，但是他对中国的肥鱼以及半透明的瓷器同样感兴趣。尽管他所描述的这片土地令人惊叹，但是它还保持着传统的经济模式。最后，马可·波罗的到来是对未来的一种预示——欧洲人就要来了。1492年，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声称自己到达了中国，虽然他到达的是美洲。1513年，哥伦布的侄子拉斐尔·佩雷斯特雷洛（Rafael Perestrello）成为第一个真正到达中国的欧洲人。

在哥伦布登陆和西方的社会发展超过东方之间，经历了三个世纪。这一章揭示的漫长时期并不是东方时代的结束，甚至不是东方衰败的开始。

图8-1 在日益缩小的世界里日益缩小的差距：贸易、旅游以及动荡时期再一次将东西方连接在一起

成吉思汗的铁骑征服欧洲

这是1127年的1月9日，地点在开封。这个城市的城墙在铁锤和炮弹的攻击下变得满目疮痍。没人知道在这场大风雪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城墙上的中国防御者们射出大量弓箭，不停地向黑暗中开火，试图击退向他们逼近的敌军。三千名女真族士兵最先受到攻击——有的被烧，有的被比弓箭还锋利的石头砸伤——但是进攻者踩在尸体上继续前进，重整队伍。女真族是中国北部边界的最新威胁，他们习惯了面对糟糕的情况。在城墙内，虽然有100个人倒下了，但是四处遍布的尸体并没有令防御者失去信心。但接下来军官们逃散了，谣言四处散布。没多久，传来了攻城塔的声音以及毒箭的嘶嘶声。我们不知道恐慌是如何产生的，只知道突然有成千上万的士兵尖叫着从城墙里跑出来，拼命地四处逃散。敌人攻入了城内，烧杀抢掠。宫殿里的很多女人宁可投水自尽，也不愿忍受将要发生的事，但是皇帝就这么等着被俘虏。

开封的沦陷是意料之中的。尽管在11世纪，宋朝经济繁荣发展，但是与北部边境的契丹族无休止的战争给宋朝的经济带来了巨大影响，并且历代皇帝只是不停地寻找新的方式进行赔款而已。因此，在1115年，当“野蛮的女真族”提出帮助攻打契丹族时，宋徽宗心急地接受了。宋徽宗本该担心这些女真族在短短的20年里已经从落后地区的农民变成了令人闻风丧胆的骑士，但他并没有。宋徽宗精通音乐、绘画和书法，但他并不是一个政治家，而且他的大臣们醉心于政治斗争，并不理会铁一般的事实。对女真族的支持，使得宋徽宗创造出了一个怪物，这个怪物首先侵吞了契丹族，然后是宋徽宗自己。如果残余的宋朝大臣没有坐船逃窜的话，他们也会被这个怪物吃掉。直到1141年，女真族（当时控制中国北部）和一个被极度削弱了的宋朝（定都杭州）才划分了边界。

开封的沦陷以及之后南北贸易受到破坏，意味着在整个12世纪社会基本没什么发展。虽然社会停滞不前，但是并没有崩溃。开封迅速地从这场浩劫中恢复过来，甚至一度成为女真族的首都；杭州也发展成了一个大都市，给马可波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南部的煤田产量虽然没有北方煤田的产量多，但是依然非常可观。12世纪的工业家已经懂得如何在生产铁的过程中利用更加廉价、劣质的煤炭，甚至还懂得如何从铁加工过程所产生的污染副产品中提炼铜。贸易、纸币、化石燃料以及商品生产不断发展，在1200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发展仍然领先西方一个世纪左右。

铁木真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铁木真于1162年在寒冷的蒙古草原出生。他的父亲也速该从蔑儿乞人手中夺走了诃额仑，使她生下了铁木真。铁木真名字的由来是在他出生时，也速该正好俘虏了敌对部族的一位名为铁木真·兀格的勇士。按照当时蒙古人的信仰，在抓到敌对部落勇士时，如正好有婴儿出生，该勇士的勇气会转移到该婴儿身上。铁木真之名即由此而来。铁木真的父母有一次在撤离营地的时候，把他给忘了，直到一年后才回来找他。后来也速该被塔塔儿族杀害，塔塔儿族还赶走诃额仑，偷了她的动物，使她挨饿。铁木真跑回家中，抓老鼠给诃额仑充饥。他还杀害了同父异母的兄弟，因为根据部落的规定，他的兄弟有权娶诃额仑为妻。之后，铁木真被贩卖为奴隶，等他逃出来之后，未婚妻已经被抢了，肚子里可能还怀着另一个男人的孩子。铁木真把抢夺她的人杀了，把她夺了回来。[1]

铁木真是一个铁血铮铮的男子汉，否则的话，蒙古人也不会称他为成吉思汗——意为“无畏的领导者”——他也不会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心理专家都认为，他夺权的道路（杀死自己的胞弟札木合，无视亲族要求改变战争，以及在争吵中和他的酒鬼儿子反目）与他早期的家庭经历不无关系。

在某些方面，两千年里，蒙古草原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和他之前的首领一样，成吉思汗一方面害怕宋朝，一方面又觊觎它的财富。这些因素促使他突然袭击宋朝北部的女真国，并且利用战利品贿赂其他的蒙古领袖，让他们追随他。但是在其他方面，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使是成吉思汗本人也要遵守这个历史规律，即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半个世纪以来，定居在这里的中国人、穆斯林以及基督徒在草原上建立城镇，引进了灌溉技术和犁。农民从游牧民那里获得土地，而游牧民从农民这里学会了制造武器。

很显然，在这样的交易中，游牧民占了上风。后发优势再一次显现。成吉思汗——这个最了不起的游牧首领——知道如何将城里的技师和他的骑兵部队完美结合起来，使得他的部队所向披靡。在他死之前（1227年），他已经从太平洋一路打到了伏尔加河。根据一个波斯人所见，成吉思汗就像“从纸上抹去字迹”那样轻易地扫除障碍。蒙古人所经之处“都变成了猫头鹰和乌鸦的栖息地，只听得见呼呼的风声”。

成吉思汗不需要社会发展指数来告诉他宋朝是个适合抢掠的地方。我们所知道的，是他试图偷走一切，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将宋朝北部都变成蒙古马驹的冬季牧场。1215年的时候，他摧毁了90多座城市，放火烧了中都（今北京）整整一个月。不过，在他死后，统治者开始认为让农民留在土地上并向他们征税，获得的回报更大。

不久就出现了一个机会实行这个新政策。宋徽宗与女真族联盟对抗契丹族，结果使得开封沦陷，自己被俘虏。然而宋朝新的统治者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而是在1234年的时候和蒙古族结成了类似的联盟与女真族对抗。结果更糟：蒙古人吞并了女真人的金国，并且使得宋朝军队处于崩溃的边缘。

正是蒙古政治的特殊性使得宋朝在1230年时并没有灭亡。成吉思汗死于1227年，他的儿子窝阔台接过了大权，尊称为“大汗”。但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为了继承汗位不久就开始了政治斗争。有些人担心，如果窝阔台征服宋朝的话，手中会有更大的权力，那么在汗位的继承中，对他的儿子会非常有利。因此，他们对主要的蒙古将领施加压力，让他们进行西征。1237年的时候，他们成功地令主要的蒙古部落突然改变计划，向西前进。

欧洲人完全不能理解蒙古人。英国编年史学家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认为，这些入侵者完全是一个谜。他说：“直到如今，还没有任何方法接近他们，他们也从来不暴露自己，这使得我们必须通过与其他第三者的普遍交往，才能了解一些关于他们的风俗习惯或其人民的情况。”马修错误地将鞑靼人（对蒙古人的称谓之一）翻译成塔耳塔洛斯（Tartarus），塔耳塔洛斯是地狱深渊之神。他认为蒙古人就是“跟撒旦同属一类的、面目可憎的一个大部落”。又或者，他们是以色列人中走失的一个部落，最后又找到了回去的方向。虽然马修知道，蒙古人并不会说希伯来语，也似乎完全不知道摩西律法，但是马修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这些犹太人在摩西得到十诫前，误入歧途，他们：

追随奇怪的神灵，有着不为人知的习俗，所以现在有着更加了不起的行为。由于上帝的报复，他们不被其他民族所了解，他们的语言令人迷惑，变成了冷酷而且没有理性的禽兽。

蒙古人征服了德国和匈牙利的骑士，并远征至维也纳。但是他们掉头离开了——就像他们突然放弃宋朝那样，将他们的战俘驱赶到亚洲腹地。蒙古人侵略欧洲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影响可汗的继任者，所以当窝阔台在1241年12月11日死去的时候，欧洲突然失去了它的重要地位。

当蒙古人再一次把目光投向西方时，他们明智地选择了一个更加富裕的目标——伊斯兰中心。1258年，他们仅用两周时间就攻破了巴格达的城墙。三天里，他们没有给最后一位哈里发任何吃的和喝的，然后把他扔到一堆金子上，叫他吃金子。当他拒绝这么做时，他和他的继承人被人用毛毯裹起来，活活踩死了。

1260年，一支埃及部队在加利利海岸边阻止了蒙古人的进攻，但是那时蒙古人的四处征战已经使得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些伊斯兰的中心地带经济落后了两个世纪。不过，蒙古人对欧洲最大的影响，恰恰是他们没有做的那些事情。正因为他们没有洗劫开罗，所以开罗仍然是西方当时最大、最富有的城市；正因为他们没有入侵西欧，所以当时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仍然是西方国家最大的商业中心。伊斯兰核心地带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但是埃及和意大利的发展仍在继续，并且到了1270年，就是马可波罗动身前往中国的那一年，欧洲的中心决定性地转移到了地中海地区——这块地区是蒙古人没有入侵的。

在又一位可汗驾崩之后，他的继承者忽必烈最终决定完全征服宋朝，蒙古人放弃了他们在西方的战争。这是蒙古人有史以来打得最为艰难的战争，也是最具有毁灭性的。为了攻破宋朝的抵抗，忽必烈花了5年的时间围攻襄阳。到了1279年，当忽必烈把宋朝最后一个小皇帝逼到海里的时候，中国处于工业革命边缘的经济结构正在崩溃。东方的社会发展直线下滑。

除此之外，还有自然灾害的影响。开封从女真人的抢掠中恢复了过来，不过它经历的真正衰退是在1194年，当时黄河决堤，摧毁了供养这座城市的运河——这条运河给开封运来煤炭，运走产品。在此之前，黄河就已经泛滥过很多次，与之前相比，此次最大的不同就是蒙古人的破坏放大了自然的残酷性。在蒙古军队入侵后，1230年发生的饥荒和瘟疫夺走了开封周围100万人的生命，在四川这个人数也许更多。1270年时，死亡人数更多。总的说来，13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四大天启骑士——迁徙、国家崩溃、饥荒以及疾病，人口减少了1/4左右。尽管马可·波罗对中国十分赞叹，但到了1290年，中国的工业发展已经停滞了。事实上，东西方的差距正在缩小。

枪炮、病菌和钢铁：社会发展最强大的塑造力

在公元1～4世纪之间，东方的社会发展曾经衰退过。第一个千年中，东方社会发展迅速，有效地缩短了核心地区间的差距。一些旅行者、商人以及掠夺者建立了重叠的贸易区，他们穿过大草原，进入印度洋。这种东西方交流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但同时也产生了破坏发展的因素。当西方的核心地带无法打破43分左右的社会发展指数上限时，天启骑士把东西方的核心都拖垮了。

到了公元9世纪，东方的发展已经恢复到可以开始第二次东西方交流。商人、传教士以及移民再一次穿过了大草原和印度洋，建立起交流的重叠区。在成吉思汗小时候，商人已经不仅带着诸如香料、丝绸这样的奢侈品，还带着散装食物穿过印度洋，数量之多，令罗马人都会嫉妒；从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到爪哇的麻喏巴歇，国际化的商业城市正在兴起。

蒙古人对草原的征服给第二条东西干线带来了稳定，可汗窝阔台也急于把他在喀喇昆仑的新首都变为一个帝国之都。据说，他为了吸引商人到那儿，无论他们要价多少，都付给他们比要价高10%的价格。波斯学者拉希德丁（Rashid al-Din）写道：“每天吃完饭后，他会坐在宫殿外的一张凳子上，在那儿有各种各样堆积如山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

除了商人，一起到来的还有牧师，这显示了蒙古人对宗教的开放态度。“就像上帝给了一只手不同的手指一样，窝阔台也给了人类不同的信仰方式。”窝阔台的继承者这么告诉一个基督徒。为了了解不同的信仰，1254年，可汗决定在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间进行一场公开辩论。这种事也只有在喀喇昆仑才会发生。

很多人围观，但是辩论进行得并不成功。根据蒙古传统，在辩论中场休息的时候，要给辩论者端上马奶酒。但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他们的争论偏离了重点。酒精磨钝了他们的善辩，基督徒唱起圣歌，穆斯林吟诵起了古兰经，佛教徒陷入了沉思之中。最后大家都醉得不能继续了。

虽然这些宗教团体没能实现他们之间的对话，但是西方人不断前来。穆斯林商人将东方的货物带到克里米亚的卡法，然后卖给意大利人；意大利人不但把这些货物卖到北欧，还追踪这些货物的来源。马可·波罗的叔叔于1260年离开卡法，一路来到北京，然后在1274年的时候，又进行第二次旅程，带上了小马可·波罗。之后传教士到来了。1305年，一位刚刚到达北京的基督徒炫耀自己通过草原的这条路线比海上贸易路线更迅速、更安全。

第一次东西方交流只是在欧亚大陆之间建立起了一些简单的联系，但是第二次东西方交流却织起了一张真正的网，使得大量人口穿过欧亚大陆，为1100年之后的几个世纪带来了第一次技术迁移。这对落后的西方国家来说非常有利。一些事物如独轮手推车，在公元1世纪左右就在中国发明出来了，于1250年左右传到了欧洲，公元5世纪在中国使用的马项圈几乎在同一时间传到欧洲。

但是，那时最重要的技术迁移却是廉价的铸铁工具。这些工具于公元前6世纪在中国出现，公元1世纪的时候已经变得很常见了。11世纪，阿拉伯人已经掌握了铸铁技术，不过1380年才传到欧洲。如果你曾经试着不用铁锹挖掘泥土的话，你就知道铸铁有多重要了。我在希腊读研究生的时候，当时储藏室的钥匙丢了，我们没有任何铁制工具就开始挖掘。当你像1380年前的欧洲人那样徒手挖掘时，土壤似乎变得尤其坚硬。我可以肯定地说，第二次东西方交流解放了欧洲的能源生产。

同样重要的还有信息技术。公元105年，中国工匠首次用桑树皮制成纸张，到公元700年的时候，纸张已经变得十分常见。造纸术于公元750年传入阿拉伯（因为在中亚抓住几个中国造纸师），意大利在1150年之后从阿拉伯买进纸张，直到1276年，才开始自己制作纸张。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工匠已经使用了500年的雕版印刷术和200年的活字印刷术。欧洲在1375年左右才引进或者说是改造了雕版印刷。12世纪末，中国和印度发明的船桅和船舵，经由阿拉伯传到地中海地区。

除了诸如独轮手推车这样的古代发明，西方人也学习了最新的技术。1119年，中国的书籍中首次提到指南针；1180年指南针传到阿拉伯和欧洲；而火炮传播得更早。在13世纪，蒙古军侵略宋朝时，东方的工匠已经知道如何令火药迅速氧化从而发生爆炸，而不仅仅是燃烧，接着他们将这个新技术应用到竹筒中，助推箭头。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火炮（也许要追溯到1288年）在中国东北，是一根一英尺长的铁管，能够装入铅弹。仅仅30年后，在1326年，佛罗伦萨的一份手稿描述了一门铜炮，并且第二年在牛津手稿的一个插图中画出了两门做工粗糙，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火炮。阿拉伯首次使用火炮是在1331年与西班牙的战争中。西欧很可能是从蒙古人那里直接学到火炮技术的，然后将这个技术传给了西班牙裔的穆斯林。又过了30年（1360年），这些新武器才传到了埃及。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火炮极大地改变了西方世界，即使如此，第二次东西方交流和第一次东西方交流一样，传播的最重要物品却是病菌。“中西方的文明都遭受了灾难性的瘟疫。瘟疫摧毁了国家，使人口急剧减少，”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哈尔顿（Ibn Khaldun）写道，“它吞噬了文明的很多美好事物，使它们彻底消失。”这个瘟疫就是黑死病。

瘟疫在亚洲腹地变异，沿着丝绸之路扩散。一位阿拉伯学者（他自己就是死于瘟疫的）认为大草原约在1331年爆发瘟疫。同年，瘟疫沿着长江流域肆虐，据说每10个人中就有9个死于瘟疫。我们无法得知，在接下来的20年内是不是同样的病菌摧毁了欧亚大陆，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1338年和1339年蒙古人的墓碑上提到的瘟疫就是这个。到了14世纪50年代，瘟疫平息了好几年，然后突然地到处都迅速爆发了瘟疫。1345年，中国东部沿岸瘟疫肆虐，第二年，一支蒙古军队将瘟疫带到了克里米亚的卡法，一个世纪前，马可·波罗的叔叔正是从这个城市离开，动身前往北京的。第二次东西方交流回到原点。

1347年，商人们把鼠疫带到了地中海的每一个港口。从英国到伊拉克都出现了黑死病——“胳肢窝下或者腹股沟突然出现肿块，通常这两个地方都有肿块，”一位法国编年史家在1348年记载道，“死亡不可避免。”通过咳嗽传播的肺鼠疫，甚至更加致命。“人们身上有很多血点，身上布满了红斑，然后死亡。”大马士革的一位诗人这样写道，他本人于1363年死于瘟疫。

很多作家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墓地都无法容纳更多的尸体，牧师正念着最后的经文就突然死去，整个村庄都空了。另一位大马士革诗人写道：“人类的灵魂变得非常廉价。”黑死病的一种症状就是患者的皮肤上会出现许多黑斑。

到了1351年，已经有1/3甚至一半的西方人死于疾病，疾病从地中海地区扩散到俄国，然后又传播到中国。那一年，中国皇帝从亚洲内陆征用了“绿眼基督徒”与那些带来瘟疫的造反者作战。瘟疫杀死了一半的军队，之后中国每年都受到瘟疫的袭击，直到1360年。我们无法计算死亡人数，但这数字肯定大得惊人。

黑死病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尤其是在1340年。中世纪暖期接近尾声，开始了气候学家所说的小冰期。从挪威到中国，冰川开始形成。位于格陵兰和冰岛之间的丹麦海峡，自1350年后定期结冰。挪威人丢弃了他们在格陵兰的定居点，北极熊穿过冰桥前往冰岛，那儿对他们来说足够冷。在1303年和1306～1307年，波罗的海就封冻过两次；1309～1310年，英国的泰晤士河也完全结冰。1315～1317年，欧洲西北部降雨频繁，以至于谷物都在地里腐烂了，并且——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由于土地过于泥泞，骑士无法作战。

谷物歉收，亲人死亡，人们相信上帝正发出某种信息。在中国，匪徒发起了宗教叛乱，主要就是反对蒙古入侵者。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外族皇帝的纵酒狂欢，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以救世主自居的领导者宣称佛祖惩恶扬善，引导每一个人死后都进入天堂。到1350年的时候，这个帝国已经开始瓦解了。

对于古代西方的核心地区之一伊拉克，我们知之甚少。那儿的蒙古统治者和中国的蒙古统治者一样无能，不过在埃及和叙利亚，瘟疫增强了伊斯兰教的地位。显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瘟疫只是用来惩罚异教徒这个说法（对于相信的人来说，死于瘟疫是一种恩赐，也是一种殉道），例如，编年史学家阿瓦第（al-Wardi）就写道：“我们请求上帝原谅我们灵魂里的罪恶，瘟疫就是他对我们的惩罚之一。”那些贩卖魔法防御的商人也有了生意——但是最受欢迎的做法还是集体祈祷会，游行到圣人的墓穴前以及对醉酒和道德沦丧所采取的更加严厉的措施。

对很多基督徒来说，事情看起来更加严峻。因为不仅看起来上帝在惩罚他们（一位意大利人悲叹道：“当我准备写上帝对人类的神圣审判时，我感到心烦意乱。”），而且教会本身看起来也快要瓦解了。1303年，法国国王派人殴打教皇，并把他关进监狱。之后不久，教皇法庭转移到法国的阿维尼翁，阿维尼翁成为腐败和堕落的代名词。一个教皇甚至宣布禁止说耶稣曾是穷人。最后一些红衣主教转而支持罗马，选出了一位反对教皇的人，与阿维尼翁教皇在每件事上进行争论。1409年后的几年，实际上有三位对立的教皇，每一位都宣称自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

人们对教会失去信心后，开始依靠自己解决问题。1260年前后，意大利北部出现了一个主张极端苦行的鞭笞派：

该派教徒赤裸上半身，穿过城市以及繁华小镇的十字路口和广场。他们在那儿围成圈，一面唱圣诗，一面用皮鞭抽打自己，直至流血。他们认为可以借此赎罪，并且劝人悔改……必须指出的是，很多受人尊敬的妇女和虔诚的老夫人就像男人一样，用这种方式进行苦修，唱着圣诗穿过小镇和教堂。

其他人选择更加传统的赎罪法，例如杀戮犹太人，即使犹太人和基督徒死得一样快（正如一位教皇于1348年指出的那样）。但是什么都起不了作用，地中海周围那些西方核心地区就这样迅速崩溃了。末日似乎就要来临。

不同的河流：攻陷君士坦丁堡与朱元璋起义

历史似乎在不断地重演。公元1世纪，西方的社会发展指数达到了43分左右。

1100年之后，东方的社会发展达到了相同的水平，也面临着同样的灾难。如果冯·丹尼肯的外星人在1350年再一次来到地球的话，他们就会发现，人类的历史不断面临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循环。

但是就像我所想象的所有太空人一样，他们可能也会犯错，因为另一条历史规律也在起作用。即使是天启骑士也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在第二次东西方交流时这些骑士所经过的核心地区与他们在第一次东西方交流时所摧毁的核心地区大不一样，这意味着第二次东西方交流带来的结果与第一次东西方交流的结果差异巨大。

最为明显的是，1200年左右的第二次东西方交流中，东西方核心地区的地理面积都比第一次东西方交流时的地理面积大，这个面积的差异非常重要。一方面，核心地区越大，受到的破坏也越大：我们很难给灾难量化，但是始于13世纪的瘟疫、饥荒和迁徙确实看起来比始于公元2世纪的要严重得多。但是另一方面，核心地区越大，也意味着越能承受冲击，越能迅速恢复发展。13世纪的日本、南亚、地中海盆地以及欧洲大部分，都逃脱了蒙古人的摧毁；14世纪，日本和南亚还躲过了黑死病；中国的中心地带——长江三角洲似乎也完好地度过了这些灾难。

经济地理也发生了改变。公元100年左右，西方的中心比东方的中心更加富裕和发达。但是到了1200年，则是另一种情形了：东方的中心（而不是西方的中心）创下了历史纪录，并且西方的任何事物与东方的商业网络相比（尤其是那些连接中国南部、亚洲东南部和印度洋的商业网络），都相形见绌。

政治地理的变化巩固了经济。还在公元100年的时候，每个核心地区的大部分贸易只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进行；而到了1200年，贸易已经跨越了国界。政治上，东西方的核心都比以前要混乱得多。并且，即使在黑死病之后，大国再一次巩固了原先的中心地带，政治关系还是变得非常不一样。每一个大国都必须和周围的一些小国打交道。在东方，这种关系主要是商业和外交上的；在西方，这种关系更多的是暴力上的。

把以上这些因素都放在一起考虑，这些变化意味着，在第二次东西方交流中，这些核心地区比第一次东西方交流时恢复得要快，恢复的方式也不相同。

14世纪的时候，西方的奥斯曼人在原先的中心地带迅速重建了一个帝国。蒙古人摧毁了原先的伊斯兰王国后，土耳其部落于1300年左右定居在安纳托利亚，奥斯曼人只是其中的部落之一。但是在发生黑死病的几年后，他们已经比对手更占上风了，并建立起了一座欧洲桥头堡。到了13世纪90年代，他们就已开始欺凌拜占庭帝国的幸存者；到了1396年，他们令基督教世界十分恐惧，以至于原先针锋相对的罗马和阿维尼翁教皇达成统一意见，联合起来，派遣十字军讨伐他们。

这是一个灾难，但是当帖木儿（一位蒙古首领，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对伊斯兰世界发动新的进攻时，基督徒获得了短暂的希望。1400年，蒙古人攻入大马士革；1401年，他们抢掠了巴格达，据说当时用巴格达9万居民的头骨在废墟周围建起一座座塔；1402年，帖木儿打败奥斯曼，把苏丹王关进笼子，苏丹王最后羞愧而死。但是之后，基督徒的希望落空了。帖木儿决定不再留下来继续破坏穆斯林其他的土地，而是杀回中国，因为他认为当时中国的皇帝侮辱了他。然而，1405年，帖木儿却在骑马前往中国报仇的途中病死了。

幸免于难的奥斯曼人在20年里迅速恢复了商业，但是他们在巴尔干遭遇了惨痛的教训。1402年，蒙古人侵略他们的时候，蒙古弓箭手包围并射杀了行动不如他们敏捷的奥斯曼人。欧洲军队无法和这些骑士短兵相接，但是他们已经大大改进了他们的武器，所以在1444年的时候，一支匈牙利军队给了奥斯曼人狠狠一击。匈牙利人将武器绑在一起，然后将小炮装在车上作为移动的堡垒，阻挡了土耳其骑兵的攻击。如果匈牙利国王那天没有冲在军队的前面战死的话，他也许就能取得胜利了。

土耳其人学得很快，马上就想到了最好的应对办法：购买欧洲人的武器。这个新技术很昂贵，但是即使是欧洲最富有的城邦，例如威尼斯和热那亚，也要比苏丹王贫穷得多。奥斯曼雇佣意大利人作为军官和攻城技师，将被奴役的基督徒训练成步兵精英，并且还招募欧洲枪手。不久之后，奥斯曼又重新开始进攻了。1453年，他们对君士坦丁堡发动进攻时（当时的君士坦丁堡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堡垒，也是土耳其进攻的最大障碍）挖走了拜占庭的一流枪手——一个匈牙利人。这个枪手为奥斯曼制造了一个可以扔一千磅重的石球的铁质加农炮，（根据编年史学家所说）它的声音大得会让孕妇流产。事实上，这个大炮在第二天就出现了裂缝，在第四天或者第五天的时候已经坏了。但在这个大炮坏了之后，这个匈牙利人又制造了一门更小、更实用的加农炮。

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君士坦丁堡的城墙被攻破了。成千上万个惊慌失措的拜占庭人涌入圣索菲亚大教堂（吉本称之为“人间天堂，第二个天空，最后的乐园和上帝的宝座”）——他们相信预言所说的，当异教徒攻击教堂的时候，会有天使出现，手握短剑，恢复罗马帝国。但是没有天使出现，君士坦丁堡沦陷了。吉本指出，它的沦陷带来了罗马帝国的最终灭亡。

随着土耳其人的逼近，欧洲国王更加残暴地互相对抗和镇压异教徒，爆发了真正的战争。先是1470年法国和勃艮第的战争。他们用更厚的炮管制造加农炮，在加农炮中装入火药，并用铁质炮弹替代了石头炮弹。这样便产生了更小型、更有威力和更易于携带的加农炮，原先的武器被废弃了。新型的炮弹很轻，可以装在昂贵的新型战船中，这些战船是靠风帆行驶而不是靠船桨。加农炮的炮门很低，它的铁质炮弹正好可以击中敌军船只的吃水线。

除了国王，没有人能够承担得起这么昂贵的技术。慢慢的，西欧君主买入了大量新型武器用来震慑贵族、独立城市以及主教，这些主教混乱、重叠的管辖范围使得早期的欧洲国家非常脆弱。君主们在大西洋沿岸建立起了更加强大的国家——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国王的命令贯彻全国，并且这个国家第一次要求人们对它保持忠诚。一旦国王成功控制贵族，就可以建立官僚体制，直接向人民征收税收以及购买更多的枪支——当然这也会迫使邻国君主购买更多的枪支，从而迫使每一个人捐出更多的钱。

后发优势再一次显现，斗争慢慢地将西方的中心转移到了大西洋。意大利北部的城市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是欧洲最为发达的地方，但是现在它们的先进却面对着一个劣势：要将诸如米兰和威尼斯这样的城邦国家变成意大利民族国家，它们显得过于富有和强大，但是要单独对抗诸如法国和西班牙这样真正的民族国家，它们却还不够富有和强大。马基雅维利这类作家对这种自由非常高兴，但是当1494年，法国军队入侵意大利时，这种代价就显而易见了。正如马基雅维利承认的那样，法国对意大利的进攻已经变成“对其发动战争时毫无畏惧，继续战争时毫无危险，结束战争时毫发无损”。12支最新的法国加农炮扫清了路上的一切障碍，法国军队只花了8个小时就把蒙特·圣乔瓦尼城堡炸开了，杀死了700名意大利士兵，而法国只牺牲了10名士兵。意大利的城市不能和诸如法国这样的大国相比。到了1500年，大西洋沿岸的西方核心地区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战争是主要的因素。

相比之下，东方的核心转移到了中国，商业和外交起着主要作用，虽然新的帝国的崛起也和西方一样，是以残酷的流血事件为开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重新统一了中国。朱元璋于1328年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当时蒙古力量正在衰败。朱元璋的父母（为了逃离沉重税收迁移到其他地方）卖掉了朱元璋的哥哥和姐姐，把最小的儿子朱元璋留给一位僧人抚养。这位老人给朱元璋讲了很多红巾军的英勇事迹，红巾军运动是诸多对抗蒙古统治的运动之一。老人坚持，报应就要到了，菩萨不久就会从天上下来惩治这些恶人。但是相反，1344年的夏天面临着蝗虫和旱灾，疾病（极有可能就是黑死病）夺走了朱元璋一家人的性命。

年少的朱元璋在寺院里打杂，但是因荒年寺院难以维持，方丈遣散众僧，朱元璋只得离乡为游方僧。在中国南部游历了三四年之后，朱元璋回到寺院，却见寺院已被烧成了平地。蒙古统治的崩溃也带来了国内战争。朱元璋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于是就和其他僧人一起，在这冒着烟的废墟上游荡着，时常饥肠辘辘。

朱元璋长相奇丑，身材很高，下巴突出，满脸麻子。但是他很聪明、刚毅，能读书写字（这得归功于那些僧人），总之，他属于任何帮派都想拉他入伙的那种人。当一支红巾军队伍经过时，他们就把朱元璋招收入伍。红巾军首领对朱元璋非常欣赏。后来，他娶了首领的女儿为妻，并且最后成了这帮人的首领。

在12年无休止的战争中，朱元璋把自己的手下从一帮残忍的匪徒变成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并且将其他叛乱者从长江流域驱逐出去。不过，他并不相信红巾军盲目的目标，而是组织了一个能够管理整个帝国的官僚体系。1368年1月，40岁的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欢呼声中，登上皇帝的宝座，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朱元璋的所有诏令听起来都好像与他糟糕、贫穷和暴力的幼年生活有关。他想把中国变成一个和平稳定的田园式天堂，在这里，德高望重的老者监督着自给自足的农民，商人只对不能在本地生产的商品进行贸易，并且（不像朱元璋的家庭那样）没有人四处搬迁。朱元璋认为很少有人需要离开家8英里远，并且如果不经允许就离家超过35英里远，就要被鞭打。朱元璋担心商业和货币制度会腐蚀稳固的社会关系，曾三次颁布法令限制外国人和政府批准的商人进行商业活动，甚至还禁止外国香料的流入，防止它们诱惑中国人进行非法交易。到1452年为止，朱元璋的继承者三次更新这些法令，在第四次更新法令的时候，由于害怕商人能够轻易地进行不必要的商业活动，皇帝禁止了白银的流通。

朱元璋在自己的遗诏中写道：“31年来，我一直都努力地执行上天的命令，担惊受怕，没有哪一天过得轻松。”但是，我们必须想一想，朱元璋的斗争有多少只是存在于自己的想法里，而没有实际行动。与他之前的那些蒙古统治者相反，朱元璋急于把自己变为理想化的儒家统治者，只不过他从来没有真正禁止过对外贸易。他的儿子永乐皇帝甚至还扩展了对外贸易，多次为了自己的私生活引进朝鲜处女（他说，她们有利于自己的健康）。但是，明朝的君主并没有坚持通过官方进行贸易。他们再三宣称这样是为了保护社会的稳定（理论上），让外国人显示应有的尊重。一个统治者解释道：“我并不喜欢外国的东西。我接受它们仅仅是因为这些东西来自遥远的地方，表达了远方人民的真诚。”“贡品”（指那些在国土之外的交易）填满了皇帝的金库这个事实也不值得一提。

尽管如此，贸易还是发展迅速。1488年，一位遭遇海难的朝鲜人观察到，“杭州湾里的外国船只就像梳齿那么密集”。沉船遗骸考古学家发现，商船变得更大了。皇帝不得不多次修订关于贸易的法令，这有力地反映了人们正在忽略这些法令。

商业繁荣的影响非常深远。农民收入再一次增加，家庭人口增多，大批农民开垦了新土地或者去城里工作。遭受了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后，当地的有识之士修复了道路、桥梁以及运河，商人贩卖食物，人们都奔向市场，廉价出售自己能够生产的产品，购买其他商品。到了1487年，一位官员写道，人们“把谷物换成金钱，然后再把金钱换成衣服、食物以及日常用品……整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是如此”。

商业将扩大了的东方核心联系起来，就像战争将西方国家联系起来一样。14世纪的日本在人口、农业以及金融方面都迅速发展。虽然受到明朝的法令限制，但是日本和中国的贸易还是稳定增长。贸易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显得更加重要：从外贸中获得的税收为爪哇的麻喏巴歇等国的兴起提供了资金，麻喏巴歇控制着香料产业。许多当地的统治者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向中国寻求帮助。

所有的这些都不需要摧毁了西方国家的那种残酷的暴力。除了试图在越南建立起一个友好的政权，早期的明朝皇帝只与蒙古人作战。蒙古人仍然是明朝唯一的威胁。假如帖木儿没有在1405年驾崩的话，他可能已经将明朝推翻了。1449年，另一支蒙古部落俘虏了一位明朝皇帝。但是，明朝皇帝认为他们不需要先进的炮弹与蒙古人作战，只需要拥有大批的传统军队就可以了。例如，1422年，当永乐皇帝入侵大草原时，他就动用了34万头驴、11.7万辆马车以及23.5万个车夫来运输供士兵食用的4800万磅谷物。

为开展对外交流，扩大明朝的影响，永乐皇帝于1405年宣布要派使臣到“西洋（即印度洋）上的各国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将商业与外交联系起来。不过和使臣们一起去的，还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船。为了造这艘船，他召集25000个工匠在当时的首都南京建造了大造船厂。四川的伐木工人挑选出最好的杉树来制造船桅，榆树和雪松来制造船体，橡树来制造舵柄，并且砍下整棵树，让它们顺着长江而下，到达造船厂。工匠建起几百英尺长的巨大干船坞，用来建造大船。他们考虑了每一个细节，甚至给铁钉涂上了特制的防水层。

这艘船并不是军舰，但是建造这艘船的目的就是为了震慑他国，令他国敬畏。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木船，约有250英尺长，吃水2000吨；船头站着历史上最伟大的上将——穆斯林宦官郑和。据说郑和有7英尺高，腰围60英寸（一些记录中，郑和高9英尺，腰围90英寸）。

300多艘船起航，载着27870名船员。此行的计划是在印度洋周围的一些富裕国家上岸。这些国家的国王发现，一夜之间，宫殿的窗户外面到处都是中国的船只。他们交出大量的贡品，通过官方渠道进行交易。但是这次航行也是一次大冒险：船员们觉得自己似乎来到了一个贫困地区，在这儿，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在斯里兰卡的时候，当地的穆斯林给他们看圣经上亚当的脚印；而在越南时，船员们认为他们必须躲过一些“僵尸头野蛮人”。

这个女鬼是人类家庭中一个真正的女人，唯一的特别之处在于她的眼睛没有瞳孔。到了晚上，当她睡着的时候，她的头就会飞走，吃人类婴儿的粪便。这些邪气进入婴儿的腹部，最后，婴儿因为受到邪气的影响而死亡。然后这个头就会飞回来，重新安到她的身上，与之前无异。如果人们知道了，等头飞走后，把她的身体移到其他地方，当头飞回来的时候，如果不能安到身体上的话，这个女人就会死亡。

不过，除了他们自己想象的一些威胁外，船员们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危险。1405～1433年之间派出的7支宝船舰队有史以来最有力地显示了明朝国力。为了夺得马六甲海峡（它那时和现在一样都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航道，而且时常有海盗侵袭），他们打了三次仗。除此之外，他们只在斯里兰卡内战中支持一方时使用了武力。摩加迪沙的街道并没有给中国船员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位郑和的手下写道，“我们四处张望，看到的只是叹息的人们以及愠怒的眼神。整个国家除了山，什么也没有，一片荒凉”）。不过，麦加倒是令他们印象深刻（虽然一位官员觉得伊斯兰教最神圣的神殿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塔一样）。

宝船舰队向南部和西部足足行驶了9000英里，但是一些研究学者认为，这只是个开始。郑和的船上有指南针和地图，装有大量食物和饮用水，所以他们能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前任英国皇家海军潜艇艇长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他的畅销书——《1421：中国发现美洲之年》（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中指出，这艘船到达过很多地方。孟席斯认为，郑和的手下周满率领船队穿过当时还未在图上画出的太平洋，于1423年夏天登陆俄勒冈州，之后沿着美国的西海岸向下航行。孟席斯认为，虽然在旧金山湾丢了一艘船，但是，周满还是坚持沿着墨西哥湾沿岸，一路驶向秘鲁，最后才穿过太平洋返回中国。1423年10月，经过了4个月的绕道之行后，周满安全地回到了南京。

孟席斯认为，传统的历史学家忽略了周满的功绩（还忽略了更令人惊讶的航行——郑和的手下到过大西洋、北极、南极洲、澳大利亚和意大利），因为郑和的航海日志在15世纪时就丢失了。并且由于很少有历史学家像孟席斯那样具有实际的航海知识，因此，他们也就不能发现隐藏在15世纪和16世纪地图中的线索。

但是历史学家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他们承认，郑和的航海日志确实已经丢失，但是这些历史学家发出疑问：为什么现有的大量明朝文献——包括对郑和航行的两次现场目击——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发现？他们好奇，15世纪的船只如何能够达到孟席斯理论中要求的那种船速？郑和的船员如何像孟席斯声称的那样绘制世界的海岸线？为什么孟席斯收集到的证据无法经受学术检验？

我必须承认我站在质疑者这一边。我认为，孟席斯的《1421：中国发现美洲之年》与冯·丹尼肯的《众神的战车》不相上下。但是，就像冯·丹尼肯的猜想那样——或者像本书的简介中提到的艾伯特在北京的情形一样——《1421：中国发现美洲之年》的优点在于，它让我们思考为什么事情不是这样发展的。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如果事情就像孟席斯所说的那样发生，西方现在很可能就不会处于主宰地位了。

郑和下西洋的“奇特经历”

时间是1431年的8月13日，地点在特诺奇蒂特兰。郑和的头疼痛不已。他每天所做的，就是不停地派遣信使到燃烧中的城市，要求他的同盟停止屠杀阿兹特克人。但是，当阳光穿过烟雾时，他放弃了。他告诉自己，没有人能因为这些屠杀责怪他。这些人野蛮、粗鄙而无知，他们甚至不知道铜是什么。他们在乎的只是用玻璃般光滑的黑色石头劈开敌人的胸膛，扯出敌人那还跳动着的心脏。

郑和和他的手下当然知道中国古代商朝的故事：几千年前残暴的商朝统治者以人做献祭，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在太平洋之外是一个平行的世界——这个世界比僵尸头野人的国家还要奇特——那儿的时间是静止的，而且仍然由商王统治。郑和的手下猜想，上帝一定又给他们委派了和古代周朝一样的任务，郑和是新的吴王，是为了从这片土地的邪恶国王手中夺过上帝委任的统治权，是为了开创一个黄金时代。

当皇帝派他前往东洋时，郑和并没有预见到这些。皇帝说，你从东海进入蓬莱岛。自从秦始皇以来，人们一直在寻找这些岛屿。那儿的精灵住在银子和金子装饰的宫殿里。鸟儿和野兽都是全白的，还长着仙草。10年前，我们的上将周满来到了这片神奇的地方，我现在命令你给我们带回长生草。

郑和比任何人见过的世面都要多，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惊讶。即使是碰见了传说中的龙和大鲨鱼，他也会镇定自如。但是他还是没能发现长生草。郑和的船队沿着日本的海岸线向上行驶，赐予当地武装派别一些头衔，接受了他们的贡品。他的船舰已经逆风行驶了两个月，驶向海天交融的地平线。他那些几乎就要叛变的手下发现了一块新土地，这块土地上都是树、雨水和山峰，情形比在非洲的时候更糟。

当他们沿着海岸线向下航行时，花了更长的时间。在那儿，他们发现了当地人。这些当地人并没有吓得跑开——事实上，这些当地人是出来迎接他们的，带着一些他们从来没有尝过的美食。这些好客、半裸的当地人并没有长生草，虽然他们吸食着会令人兴奋的药草。他们也没有银子和金子装饰的宫殿，不过他们听起来好像在说这些东西都在岛内。所以，郑和只带了几百个人、几十匹马，在对当地语言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动身寻找长生草去了。

有的时候他不得不与野蛮人进行搏斗，但是火焰炸弹起到了威慑的作用，这些野蛮人不敢进入他们的地盘。即使有的时候，没什么火力了，马匹和钢制短剑也一样能吓住这些野蛮人。不过，他最好的武器却是这些当地人。这些当地人把郑和和他的手下当做神明一样来对待，给他们搬运供给品，为他们打架。郑和聪明地利用野人来对付野人。郑和“手下”的这群野人自称是普雷佩查。这些原住民原先就对邻近的原住民阿兹特克充满仇恨，郑和让他们这种仇恨达到极点。虽然郑和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仇恨，但是这并不重要，慢慢的，原住民间的内战让他更加接近长生草。

直到他的同盟来到阿兹特克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之外时，郑和才不得不承认，没有什么长生草。就特诺奇蒂特兰本身而言，它非常大：街道宽广、笔直，还有阶梯式的金字塔。但是，这儿没有白色动物，没有银子和金子装饰的宫殿，当然也没有长生草。事实上，到处都是死亡。可怕的黄水疮和脓包夺走了几千人的生命，他们的身体甚至在他们死亡之前就已经发臭了。郑和见过很多的瘟疫，但没有哪一个像这个一样可怕。不过他的手下中，100个人中只有一个得这种病，这显然是得到了上帝的庇佑。

直到最后一刻，瘟疫的危险性才显露了出来——郑和手下的原住民已经虚弱得不能攻击特诺奇蒂特兰人，特诺奇蒂特兰人也虚弱得不能防御了。但是，上帝又一次站在了郑和这一边。郑和的骑士通过堤道，用弓箭攻进了特诺奇蒂特兰。街上发生了一场胜负显而易见的恶战——阿兹特克人用石头和棉花对抗中国的铁质短剑和锁子甲——阿兹特克人放弃了抵抗，普雷佩查开始烧杀抢掠。当最后一个阿兹特克国王伊兹科阿图在宫殿门口抵抗时，他们用剑把他刺死了，然后把他扔进火里，挖出了他的心脏，并且——最为恐怖的是——他们把他的肉割下，生吃了。

郑和的疑问有了答案。这些人并不是不死之身。他这个开创了新时代的“吴王”也不是。事实上，这时候唯一的难题就是，他怎么把自己抢夺到的财物带回南京。

伟大人物和愚笨之人：为什么中国越来越保守，而西方越来越愿意冒险

当然，事实并不是这样，而是像我在前言中描述的那样。特诺奇蒂特兰人确实被洗劫了。它的邻居美索美洲人对其发动了多次进攻，并且还带来了致命的疾病。不过洗劫发生在1521年，而不是1431年；领导者是荷南·科尔特斯（Hernan Cortes）而不是郑和；致命的细菌来自欧洲，而非亚洲。如果周满真如孟席斯所说的那样发现了美洲，如果故事正如我刚才描述的那样展开，而且墨西哥成为明朝帝国而不是西班牙的一部分的话，当今世界就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了。美洲就有可能与太平洋的经济而不是大西洋的经济联系起来；它们的资源可能推动东方的工业革命，而不是西方的工业革命；艾伯特就可能死于北京而不是巴尔莫勒尔堡。西方也不会占据主宰地位了。

那么为什么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如果他们的船长愿意的话，明朝的船只完全可以航行到美洲。事实上，1955年一艘仿制郑和时期的船只从中国开到了加利福尼亚州（虽然没有返回中国），在2009年时，另外一艘按明代原样复制的木帆船“太平公主”号从台湾启程，用了79天横跨太平洋，于10月9日抵达旧金山，可惜在回程抵达台湾的前夕被撞沉。“太平公主”号这次往返太平洋的活动，初衷就是利用科学实证法来证明明代的时候，中国人就有能力横渡大洋到达美洲再返回中国。

大多数人认为，历史之所以这样发展，是因为在15世纪的时候，中国皇帝已经对航海失去兴趣了，而欧洲的国王（不管怎么样，有一些）对此变得感兴趣了。就某个方面来说，这是非常正确的。当永乐皇帝在1424年驾崩的时候，他的继承者首先制定法令，禁止远洋航行。不出所料，印度洋上的国王停止了进献贡品，于是下一位皇帝于1431年派遣郑和再次前往波斯湾，只是后来的正统皇帝又废除了这项法令。1436年，朝廷拒绝了南京船坞要求招收更多工匠的再三请求，在接下来的10年或20年里，大船都腐烂了。到了1500年，没有皇帝像永乐皇帝那样，派船前往各国，即使他们有这个想法也无法付诸实施。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皇族正做着截然相反的事情。葡萄牙亨利王子是一位航海家，为探险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他的一部分动机是出于自私的打算（例如觊觎非洲的黄金），一部分则是由于超自然的原因（例如，他相信在非洲的某个地方，有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祭司王约翰。这位国王长生不死，守卫着天堂的大门，并且会将欧洲从伊斯兰教手中解救出来）。同时，亨利还为探险提供资金，雇佣制图师，帮助设计能够航行至非洲西海岸的新型船只。

葡萄牙的探险当然并非都是一帆风顺。1420年，一位船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未来的岳父）发现了无人居住的马德拉群岛，他在波尔图桑塔岛放走了一只母兔和它的孩子。兔子的繁殖速度很快，它们吃掉了所有的东西，迫使船员不得不迁移到马德拉（葡萄牙语中意为“树林”）一个森林茂盛的小岛上。这些殖民者放火烧这个岛，迫使“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小孩为了躲避这场大火，都逃到海里去。海水没过他们的脖子，他们两天两夜没有吃没有喝”，一位编年史学家这样说道。

但是在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之后，欧洲人发现这片烧焦了的土地非常适合甘蔗生长，亨利王子也出资让他们建立磨坊。在30年里，他们引进了非洲奴隶在他们的种植园劳作，到了15世纪末，这些开拓者每年都出口600多吨的蔗糖。

航行到大西洋更深处时，葡萄牙的船员发现了亚速尔群岛。沿着非洲海岸，他们于1444年到达了塞内加尔河。1473年，他们首次穿过了赤道，并且在1482年的时候到达刚果河。船队在那里遇到了强烈的风暴。苦于疾病和风暴的船员们多数不愿继续冒险前行，数次请求返航。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力排众议，坚持南行。船队在大洋中漂泊了13个昼夜，不知不觉间到达了非洲南端的“风暴角”（现在称之为“好望角”）。迪亚斯本想继续沿海岸线东行，无奈疲惫不堪的船员们归心似箭，迪亚斯只好下令返航。虽然迪亚斯并没有发现祭司王约翰，但是他发现了一条可以通向东方的海上之路。

与郑和的航海相比，葡萄牙人的探险规模既小得可笑（只有几十个船员，而不是成百上千）又不体面（有兔子、蔗糖和奴隶，甚至没有从其他王室那里获得礼物）。但是事后看来，1430年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或者说是唯一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就是在这个时候，西方才变得有可能主宰世界；就是在这个时刻，海上技术的发展将几大海洋变成了高速通道，连接起整个地球。亨利王子抓住了这个机遇，而明朝正统皇帝却将这个机遇拒之门外。从这里开始，历史上关于伟大人物和愚笨之人的理论似乎有了定论：这个地球的命运依赖于这两个男人所做的决定。

但是，是这样吗？亨利的远见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显然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其他的欧洲国王紧随其后，意大利无数的私人航海探险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亨利是以收集钱币而不是航海为兴趣的话，其他的统治者很可能会接替他的做法。当葡萄牙国王约翰拒绝资助冒险家哥伦布那个听起来疯狂的想法时——向西航行到达印度，卡斯提尔女王伊莎贝拉介入了（虽然在她点头同意前，哥伦布已经向她说了三次这个想法）。不到一年，哥伦布回来了，宣布——他在这里犯了两个错误——他已经登上了大可汗的土地（他犯的第一个错误是，那里实际上是古巴；第二个错误是，蒙古人已经被中国驱逐出去一个多世纪了）。卡斯提尔发现了通往亚洲的新路线，这引起了英国亨利七世的恐惧。于是在1497年时，亨利七世派遣佛罗伦萨商人乔瓦尼·卡波托（Giovanni Caboto）进行航海活动。卡波托到达了纽芬兰岛，不过他和哥伦布一样，犯了糊涂，坚持认为这片土地也是大可汗的土地。

虽然正统皇帝的错误今天看来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1436年，当他“决定”不派造船者去南京时，他才9岁。他的大臣们为他做了这个决定，于是在整个15世纪，正统皇帝之后的历任皇帝都在重复这个决定。有一个故事说，1477年，当大臣们重提派宝船舰队航行这个想法时，一些阴谋家烧毁了郑和的航海日志，其中以刘大夏为首。他跟兵部尚书这样说道：

郑和前往西方的航海浪费了上百万的金钱和谷物，而且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此……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行动，大臣们本应该予以强烈反对。即使这些旧资料现在还保存着，也应该被烧毁。

了解了刘大夏所要表达的意思之后——刘大夏是故意“丢掉”这些资料的——兵部尚书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说道：“你的阴德不小。这个位置迟早是你的！”

即使亨利和正统皇帝是不一样的人，做出不一样的决定，历史也仍然会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问为什么是由某一个王子或者皇帝做出一个决定，而是要问为什么当中国越来越保守时，西方的欧洲人反而更愿意冒险。或许只是由于文化的原因，使科尔特斯而不是郑和到达特诺奇蒂特兰，无关伟大人物或者愚笨之人。

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文艺复兴

“此刻，我希望自己能再年轻一次，”荷兰学者伊拉斯谟在1517年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没别的原因——只是我预见一个黄金时代就要到来了。”这个“黄金时代”，法国人称之为复兴，意为“重生”：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这个复兴就是指突然而又不可逆转地使欧洲人与世界上的其他人区分开来的文化力量，使哥伦布和卡波托这样的航海家得以进行航海活动。意大利文化精英中那些富有创造力的天才——一位19世纪的历史学家称他们为“第一批现代欧洲之子”——使科尔特斯得以踏上特诺奇蒂特兰。

历史学家大都认为复兴源于12世纪，当时意大利北部的城市摆脱了德国和教皇的统治，发展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地区。他们的领导者希望摆脱受外国统治者统治的历史，开始寻找使城市发展成独立的共和政体的办法。渐渐的，他们发现可以在古罗马文献中找到答案。到了14世纪，气候变化、饥荒和疾病破坏了很多旧的确定性，于是一些学者将古代经典著作阐述为社会重生。

这些学者声称，古罗马是一个充满智慧和美德的土地，但是野蛮的“中世纪”介入古罗马与现代之间，腐蚀了一切。学者们建议，要发展意大利新的独立城市，就要往回看，他们必须建起一座通往古代的桥梁，这样就能复兴古代人的智慧，人性也会变得完美。

学术和艺术就是这座桥梁。学者们遍寻修道院寻找丢失的手稿，像罗马人那样全面地学习拉丁语，从而以罗马人的思维来思考、说话。这样，这些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他们自称）就可以重新抓住古罗马的智慧。同时，通过到处寻找罗马废墟，建筑者们能够修复古代文物，建造代表最高美德的教堂和宫殿。画家和音乐家没有罗马的例子可供学习，他们尽力地猜测古罗马的典范和统治者，迫切地想让自己看起来正在努力完善世界。他们邀请人文主义者作为顾问，委托艺术家给他们画像，还收集了罗马文物。

文艺复兴有一个奇怪的方面是，这个表面上重修文物的行为事实上却产生了发明和开放式求知这样非传统的文化。当然，也有来自保守派的声音。他们驱逐激进的思想家（例如马基雅维利），威胁他们保持沉默（如伽利略）。但是，他们却阻止不了新思想的萌发。

回报是惊人的。通过将学术、艺术以及工艺的每个方面与其他事物联系起来，并以古代的标准对它们进行评价，诸如米开朗琪罗这样的“文艺复兴人”把它们一下子全都解放了。在这些令人惊叹的人物中，有的像阿尔贝蒂这样创立了伟大的理论，也有像达·芬奇这样的伟大人物，他们擅长一切事物，从肖像画法到数学。他们创造性的思维可以毫不费力地游走于工作室和权力走廊之间，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用来指挥军队、担任职务和给统治者提出建议（除了《君主论》，马基雅维利还写出了他那个时代最好的喜剧）。游客和移民将新思想从佛罗伦萨这个文艺复兴的中心传播至葡萄牙、波兰和英国，于是具有当地特色的文艺复兴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

毫无疑问，这是历史上最惊人的插曲之一。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并没有重建罗马—— 即使在1500年，西方的社会发展仍然比1500年前罗马的发展顶峰低了整整10分。与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相比，更多的意大利人识字了，但是欧洲最大的城市面积也只有古罗马的1/4；欧洲的士兵虽然配有枪支，但若与恺撒大帝的军团作战的话，也只是小兵小将而已；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也没有罗马最富有的行政区那么多产。但是，如果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者确实彻彻底底地变革了西方文化，使得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区分开来，并且在保守的东方人安于现状时鼓舞了西方的冒险家征服美洲，那么这些量的差异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猜想，假如中国的知识分子听到这个想法的话，会感到非常吃惊。我可以想象得到，他们放下砚台和毛笔向19世纪的欧洲历史学家解释的情形。他们向那些提出这个理论的历史学家说道，20世纪的意大利人并不是第一个对自己的历史感到失望，并从古代寻求方法完善现代的民族。中国的思想家——正如我们在第七章看到的那样——在400年前做着非常相似的事，就是回望过去的佛法来寻找汉朝文学和绘画中的智慧。意大利人在15世纪的时候通过过去寻求社会重生的道路，而中国人在11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做了。1500年的佛罗伦萨人才辈出，这些人才精通医术、文学和政治，不过1100年时的开封就已经如此了。那时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名为沈括，其著作涵盖了农业、考古、制图、气候变化、古典文学、人种论、地理、数学、医学、冶金学、气象学、音乐、绘画和动物学等，难道达·芬奇精通的领域会比沈括精通的领域还要宽，还要惊人吗？沈括和所有佛罗伦萨的发明家一样精通工匠技艺，而且还介绍了运河水闸和活字印刷的工作原理，设计了新型的水闸，修建几个能抽干10万英亩沼泽的水泵；沈括和马基雅维利一样博学多才，而且还任职司天监，与游牧民商定协议。假如达·芬奇知道的话，也会惊叹不已的。

如果中国也对自己400年前的文化进行复兴的话，那么关于文艺复兴使得欧洲进入一个独特的发展方向这个理论也就不那么有说服力了。如果说中国和欧洲都是因为两次轴向思想浪潮才出现了文艺复兴，这样可能更合理：因为每一个时代都获得了它所需要的思想。聪明、有知识的人们思考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并且如果他们面临类似的问题的话，他们就会用类似的方式解决，无论身处何时何地。

11世纪的中国人和15世纪的欧洲人确实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他们都生活在社会发展的时代，他们都了解第二波轴向思想结局很糟（东方的唐朝灭亡和对佛教的抵制、气候变化、黑死病，以及西方的教会危机）。他们都往回看“未开化”的过去，看看第一波了不起的轴向思想（东方的孔子和汉代王朝，西方的西塞罗和罗马帝国）。中西方采取的方式也是相似的：将先进的学术应用到古代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中，并以全新的方式解读世界。

询问为什么欧洲的文艺复兴促使冒险家前往特诺奇蒂特兰，而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却安于现状、错失机遇这个问题，就好比询问为什么西方的统治者都是聪明人，而东方的统治者都是愚笨之人这个问题一样糟糕。显然，我们需要重新表述问题。我们应该这么问：如果欧洲15世纪的文艺复兴真的激发了探险活动，那么为什么中国11世纪的文艺复兴没有同样的影响呢？为什么中国的探险家在宋朝的时候没有发现美洲呢？这个时代比孟席斯推断他们去美洲的时间更早。

直接答案是没有文艺复兴精神促使宋朝的冒险家前往美洲，除非他们的船能到达那里，而11世纪的中国船只很可能做不到。一些历史学家并不赞同，他们指出，1000年左右，维京人就乘坐比中国大船简陋得多的船只到达美洲。但是我们看一下地球仪就能发现其中有很大的不同。要到达美洲，这些维京人要穿过法罗群岛、冰岛以及格陵兰岛，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穿过宽于500英里的公海。这听起来或许很可怕，但是将它与中国探险家穿过的海域相比，也就没什么了。中国的探险家必须从日本穿过5000英里的黑潮，经过阿留申群岛，才能到达加利福尼亚的北部（如果顺着赤道逆流从菲律宾到尼加拉瓜的话，就要穿过两倍距离的公海）。

自然地理——以及本章稍后将要谈到的其他形式的地理——使得西方的欧洲人穿过大西洋比东方人穿过太平洋要容易得多。即使大风暴可能会将偶尔出现的中国船只吹到美洲——可以想象得到，北赤道洋流也会将他们带回——11世纪的探险家即便被文艺复兴精神所激励，也不会找到美洲，然后告诉世人。

只有在12世纪，造船和航海技术提高到一定水平时，中国的船只才可能完成南京与加利福尼亚州之间12000英里的往返航程。当然，这也比哥伦布和科尔特斯早了近400年。那么，为什么12世纪的中国没有出现征服者呢？

这可能是因为12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精神在衰退，无论我们如何界定文艺复兴精神这个词。12世纪的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然后13～14世纪的时候出现下滑。随着文艺复兴先决条件的消失，精英思想趋于保守。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070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使得新儒家思想家拒绝接触更加广阔的世界，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是由于1127年开封的衰败，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原因与这些完全无关。但是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虽然知识分子继续放眼世界，但是他们的行动实际上却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大多数人不愿冒着生命危险卷入国家的内部政治斗争中，于是选择了安于现状。一些人创办学校，并且虽然安排了讲课和阅读，却拒绝为科举考试培养学生；一些人为秩序良好的村庄和家庭仪式制定规则；还有一些仍然关注自身，通过“静坐”和沉思完善自己，如20世纪的理论家朱熹所说的“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朱熹是那个时代的巨人。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但一直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这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因为牵涉国家政治，导致他被革职还乡，他毕生的理学研究也被批判为“伪学”。但是随着13世纪外在威胁的增加，以及国内大臣寻求各种方式保住自己的地位，朱熹的理学看起来非常有用。他的理学第一次得到平反，被列入科举考试范围，最后成为国家管理的唯一思想基础。朱熹的思想成为正统思想。1400年左右，一位学者开心地说道：“因为朱熹，人们得以了解理学，不再需要书写，要做的只是实践。”

朱熹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二大有影响的思想家（仅次于孔子）。由于每个人的判断标准不同，有人认为朱熹完善了儒家思想，也有人认为他使中国处于停滞、自满以及压抑的状态。但是这些褒奖或者指责都过分夸大了。和所有最优秀的理论家一样，朱熹只是提出了时代需要的想法，人们觉得这些理论合适就使用了。

这一点在朱熹的家庭观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到了12世纪，佛教、原型女性主义以及经济的发展已经改变了原先的性别角色。有钱人家开始让他们的女儿接受教育，给她们更多的嫁妆，这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规定女儿和儿子一样能继承财产。甚至在一些贫穷人家，商业化的纺织生产使妇女的赚钱能力增强，也就使她们拥有更多的财产权。

12世纪男性富人开始反抗，当时朱熹还是个小孩子。男性要求女性守贞操，妻子不能独立，并且妇女只能待在家里（如果她们必须出去的话，就要蒙上面纱，或者坐在轿子里）。批评者们尤其反对那些再嫁的寡妇，认为她们把财产带入了其他家庭。当13世纪朱熹的理学得到平反时，他的思想看起来就像给这些想法披上了哲学外衣。14世纪，那些官僚废除有利于妇女的财产法令时，他们宣布这些措施的基础就是朱熹的思想。

朱熹的著作并没有给妇女的生活带来改变，只是对知识分子以及很可能没有读过朱熹文章的人产生了影响。例如，在这些年，工匠眼中女性美丽的象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公元8世纪，佛教和原型女性主义盛行的时候，当时最流行的陶瓷雕像类型是被美术史学家戏谑地称为“丰满女性”的雕像。据说受杨贵妃的启发——她的美貌引发了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他们所展示的妇女都相当丰满。相反，到了12世纪，画家笔下的妇女一般都很苍白，憔悴，服侍着丈夫或者疲倦地坐着，等着丈夫回来。

这些苗条的美人也许是一直坐着，因为站着很疼。臭名昭著的裹脚习俗（把女子的双脚用布帛缠裹起来，使其成为又小又尖的“三寸金莲”）可能始于1100年左右，在朱熹出生前30年。大概那个时候有一些诗指的就是裹脚这件事，在1148年后不久，一位知识分子写道：“女性的裹脚是最近开始的，在以前的任何书籍中均没有提到。”

关于裹脚的最早考古依据是在黄升以及周夫人的墓中发现的，她们分别死于1243年和1274年。她们的脚上都裹着6英尺长的裹脚布，穿着丝绸鞋，鞋头向上翘（见图8-2）。周夫人的骨骼保存完好，可以看到她那畸形的脚：她的8个小脚趾头扭曲在脚掌下，两个大脚趾头向前伸着，使得这双纤细的脚能够穿进她那又小又尖的鞋子。

12世纪的中国并没有要求女性裹脚，改善女性的走路姿势似乎可以让所有人着迷（至少，让男性着迷）。但是，黄升和周夫人受到的折磨比其他国家的人们受到的折磨要大得多。穿细高跟鞋会让你脚趾起泡，裹脚则会使你坐在轮椅上。这个习俗带来的痛苦是——日复一日，从出生到死亡——难以想象的。就在周夫人被埋葬的那一年，一位学者对裹脚进行了批判：“还不到四五岁的无辜小女孩，却要遭受裹脚带来的无尽痛苦。我不知道裹脚的用处何在。”

图8-2 小脚：黄升墓中的丝绸鞋和袜子。黄升死于1243年，是个年仅17岁的女孩。这是历史上关于裹脚的首个有力证据

确实，裹脚有什么用？但是裹脚变得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恐怖。13世纪的裹脚使双脚变得更瘦，而17世纪的裹脚却是使双脚变得更短，而且还要弓，要裹成粽子状，成为所谓的“三寸金莲”。20世纪深受裹脚之害的妇女双脚的照片简直惨不忍睹。

把所有的这些都归罪于朱熹就有点过分了。他的哲学思想并没有使中国的核心文化变得更加保守，相反，文化中的保守主义使他的想法受到欢迎。朱熹的思想只是军事溃败、紧缩以及社会发展下滑的最明显的反映。12世纪世界衰退时，古代与其说是复兴的来源，还不如说是避难的场所。在1274年时，也就是周夫人死的那一年，全球探险的可能动力之一——文艺复兴精神已经极其缺乏了。

那么，1100年之后社会的停滞以及之后的衰退是否解释了为什么是科尔特斯而不是郑和到达了特诺奇蒂特兰呢？这只是解释了部分原因而已。不过这倒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2～13世纪没有伟大的探险航行。但是到了1405年，当郑和的第一支宝船舰队从南京出发时，东方的社会发展又一次加速。永乐皇帝多次派郑和下西洋显示了他开放的思想。随着社会的再一次发展，15世纪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可以替代朱熹思想的理论。

例如，王阳明就曾经非常努力地遵循朱熹的思想。在1490年时，像朱熹建议的那样，王阳明花了一周凝视着竹子的茎。但是这非但没有给他带来顿悟，反而使他生病了。就在那时，他产生了一个顿悟：他认识到每个人直觉上都知道事实，而不需要几年的静坐或者学习孔子的言论。只要我们实践了，就能够获得智慧。这个顿悟非常适合发展中的社会。王阳明成为新的文艺复兴人，跻身于时代一流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行列。王阳明的弟子甚至更加反对朱熹的思想，认为街上都是圣人，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判断对错，认为变得富有是件好事。他们甚至——恐怖中的恐怖——提倡妇女平等。

结束郑和航海的这个决定，并不是在保守主义衰退的背景下，而是在充满着扩张、创新和挑战的背景下做出的。没有证据显示是死板、保守的思想阻碍了15世纪中国的探险活动，而朝气蓬勃的文艺复兴则推动了欧洲人漂洋过海。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呢？

为什么是欧洲人发现了美洲，而不是中国人

我们已经看到了答案：是地理，而不是人，使得中西方走向不同的道路。地理因素使得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容易到达美洲。

欧洲人最显而易见的地理优势是自然地理：季风、岛屿的位置以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面积差距都对他们非常有利。如果有足够时间的话，东亚的探险家最后也一定会穿过太平洋。但是，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维京人或者葡萄牙船员总是会比中国人或者日本人更容易到达新大陆。

当然，在现实中，其他条件很难同等。并且，在15世纪时，经济和政治地理使原本就有自然优势的西欧更具有优势。当时东方的社会发展远高于西方，并且由于马可·波罗这样的人，西方人知道了这一事实。这刺激了西方人下决心要在经济上超过东方人，跻身于地球上最富裕国家的行列。相反，东方人却没有多大的动力前往西方。他们依赖于别人主动走向他们。

阿拉伯人地理位置优越，控制着丝绸之路的西方路段以及印度洋的贸易路线。多个世纪以来，位于东西交通路线两端的欧洲人落后闭塞，靠威尼斯人从阿拉伯人的桌子上收集来的面包屑勉强生存。不过，十字军和蒙古军的征战开始改变了政治地图，令欧洲人更容易进入东方。贪婪战胜了懒惰和恐惧，商人（尤其是威尼斯商人）从红海进入印度洋，或者，就像马可波罗那样，穿过大草原。

当西方欧洲国家开始迅速发展，并且在黑死病之后频繁发动战争时，政治地理推动了经济发展。大西洋沿岸的统治者急于购买更多的大炮，想尽各种办法获得更多的财富（加强税收体制、抢劫犹太人、掠夺邻国等）。他们乐于与任何能够给他们提供新的收入来源的人进行合作，即使是游荡在海湾的那些贪婪、自私的人。

大西洋上的国家与红海以及丝绸之路的距离非常遥远，但是所有的船长都对自己了不起的新型船只有信心，利用礼物、借款以及贸易垄断作为交换，把原先地理上的孤立变成了一个优势。他们找到了从大西洋通向东方的路线。有一些人想要从非洲南端进入印度洋，避免与威尼斯人和伊斯兰教徒做交易；一些人坚持他们会一直向西行，直到绕地球一周到达东方。（第三种方法是从北极穿过，很显然不太吸引人。）大多数欧洲人更喜欢向南行驶而不是向西行驶，因为他们计算出——正确地计算出——往西去东方的话，要航行非常长的时间。如果在这里要提到一个愚笨之人的话，那么非哥伦布莫属。他错误地估计了距离，并拒绝相信他把数字弄错了，因此他开通了一条通向特诺奇蒂特兰的路。相反，如果要提到伟人的话，那就是明朝皇帝周围的那些大臣们。在计算了成本和收益之后，他们在15世纪30年代停止了郑和不切实际的航行，并且在15世纪70年代“弄丢”了他的航海日志。

有时愚笨一点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愚笨和聪明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因为地理令历史这样发展。当永乐皇帝在1403年掌权的时候，他需要修复中国在南亚的地位。派遣郑和的宝船舰队去卡利卡特和霍尔木兹花费巨大，但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是派遣郑和向东航行进入空荡荡的大洋是完全不可能的，无论那儿有多少长生草。15世纪的中国统治者最后会停止航行到印度洋这个代价高昂的航海活动，这看起来是很有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可能派船进入太平洋。经济地理使探险活动变得不合理。

但是欧洲的船员为了寻找通向东方财富的路线而穿过大西洋时，为什么没有马上发现美洲，这一点也令人费解。哥伦布和他的船员需要勇气来探索这片未知之地，他们顺着风，但是无法保证会有另一阵风把他们带回家。如果他们退缩了，在欧洲的港口也有很多勇敢的人会再一次尝试。并且即使在1492年的时候，伊莎贝拉女王拒绝了哥伦布的第三次建议，欧洲人也不会停止向西航行。哥伦布要么会再找一个支持者，要么就是会出现另一个航海家——卡波托，或者是1500年发现巴西的葡萄牙人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发现这片新大陆。

地理使得一切事情的发生不可避免——就像农民取代狩猎采集者或者国家取代村庄一样不可避免，太平洋沿岸大胆的船员会比南中国海同样大胆的船员更早发现美洲。

事情一旦那样发生了，结局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了。欧洲的病菌、武器和制度比美洲当地人强大得多，当地人和国家就这么崩溃了。如果蒙特祖马或者科尔特斯做出另外的决定，征服者可能就会死在特诺奇蒂特兰沾满鲜血的祭坛上，他们的心脏也会在他们撕心裂肺的尖叫声中被挖出，然后敬奉给神灵。但是在他们之后会有更多的征服者，带来更多的天花、大炮以及种植园。当地美洲人不能阻挡欧洲帝国主义者，就像七八个世纪之前欧洲当地的狩猎采集者不能阻挡农民一样。

当欧洲人绕过南非进入印度洋时，地理位置也同样重要，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欧洲人进入的是一个社会发展程度更高的世界，有古代的帝王、创办已久的商行以及当地致命的疾病。距离和代价——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使得欧洲人入侵东方就像欧洲人入侵美洲一样不引人注目。1498年葡萄牙人第一次绕过非洲进入印度的航行只有四艘船，船长瓦斯科·达·伽马只是一个不知名的人物，人们对这次航行并不抱什么希望。

达·伽马是一个了不起的船长。他顺着风在公海航行了6000英里，到达了非洲的南端。但是，他不是一个政客。他所做的一切几乎让人对他失去信心。他绑架当地向导，鞭打他们，这在他离开非洲之前就差点酿成了灾难。当被他虐待的向导把他带到印度的时候，他因为把卡利卡特的领导者误认为基督徒，而得罪了这些领导者。他给他们一些微不足道的礼物，进一步得罪了他们。最后他设法得到了一箱香料和宝石，然后不顾所有人的反对，逆风行驶。近一半的船员死在了印度洋上，而幸存者也因坏血病残疾。

但是，因为亚洲香料的边际利润超过100%，尽管达·伽马犯了这么多的错误，他还是为自己和国王谋取到了大笔财富。在达·伽马之后，几十艘葡萄牙船只也穿过了印度洋，利用他们唯一的优势：火药。在进行交易、欺凌时，葡萄牙人发现没有什么能像枪支这么有效。他们把印度洋沿岸的海湾都当做贸易飞地（或者是强盗的巢穴，看出自谁的口中），还把辣椒运回葡萄牙。

这么小的规模使得葡萄牙的船只看起来更像是围绕在印度洋国家周围嗡嗡叫的蚊子，而不是征服者。但是在它们叮咬近10年后，土耳其、埃及、古吉拉特和卡利卡特的国王及苏丹王——受威尼斯的怂恿——觉得受够了。1509年，他们召集了100多艘船，在印度洋沿岸困住18艘葡萄牙战船，攻击他们，强行登上他们的船。葡萄牙人把他们炸成了碎片。

就像一个世纪前奥斯曼人进入巴尔干半岛那样，印度洋上所有的国家统治者争先恐后地复制欧洲人的大炮，却发现要射中葡萄牙人，仅仅依靠这些大炮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引进整个军事体系，变革社会秩序，培养新型的士兵。这在16世纪的南亚很难做到，就像3000年前西方核心国家的君主想让他的军队适应战车一样困难。那些行动缓慢的统治者不得不给凶猛的入侵者开放一个又一个的港口。1510年时，葡萄牙人胁迫马六甲的苏丹王，要求他把马六甲海峡的贸易权让给他们——马六甲海峡通向香料群岛。当苏丹王重新鼓起勇气，拒绝他们的要求时，葡萄牙人占领了他的整个城市。马六甲的第一位葡萄牙总督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写道：“谁控制着马六甲，谁就控制着威尼斯。”并且，不仅仅是威尼斯。

“中国”是一个重要且非常富裕的大国。要控制中国，马六甲的总督不需要使用太多的武力，因为这里的人们非常软弱，因而也就很容易征服。经常去中国的船长宣称，只要有10艘船，占领马六甲的印度总督就能沿着海岸占领整个中国。

1500年之后的几年，对于已经穿过大西洋和非洲南部的冒险家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既然他们已经到达东方，为什么不占领东方？所以在1517年的时候，葡萄牙国王决定派皮雷斯到广州与天朝讲和并进行贸易。不幸的是，皮雷斯和达·伽马一样不善于外交，皮雷斯坚持要见皇帝，但当地官员都予以拒绝。这样对峙了三年后，皮雷斯终于在1521年得以晋见皇帝。也就是在这一年，科尔特斯登上了特诺奇蒂特兰。

不过，皮雷斯的结局和科尔特斯大不相同。到达北京后，皮雷斯还要再多等几周才能见到皇帝，但是一切都变得糟糕透顶。当皮雷斯正在和皇帝商讨的时候，马六甲苏丹王寄来了一封信，谴责皮雷斯偷了他的皇位。还有很多信是来自皮雷斯在广州得罪的那些官员的，他们指责他是个间谍。最糟糕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皇帝驾崩了。在一片声讨和反对声中，皮雷斯一行人被戴上了镣铐。

皮雷斯后来怎么样了，至今还是个谜。和他囚禁在一起的船员在一封信中提到，皮雷斯死于狱中，但是另一份记录则写道，皮雷斯被驱逐到一个村庄，20年后，一位葡萄牙牧师在那里遇见了他的女儿。牧师坚称，这个女孩用葡萄牙语背诵主祷文以证实她的身份，并且告诉她皮雷斯和一位有钱的中国妇女结婚了，最近才死去。但是，总的说来，皮雷斯很可能和其他大使的命运一样。他们被戴上了镣铐，判处了死刑，并被肢解。每个男人的阳物都被割了下来，塞进嘴巴里。之后，他们的尸体会在广州示众。

无论皮雷斯的命运如何，至少他尝到了苦头，知道即使他们有枪支在手，在这个真正的世界中心，欧洲人还是无足轻重。他们摧毁了阿兹特克人，用武力打进了东方市场，但是要给东方人留下深刻印象，却没有那么容易。东方的社会发展仍然大大领先于西方，并且尽管欧洲有文艺复兴、船员以及火炮，1521年时，并没有多少证据显示西方将大大缩小差距。在我们看清楚科尔特斯——而不是郑和——烧光特诺奇蒂特兰究竟带来了多大的变化前，还需要3个世纪的时间。

[1] 此处关于铁木真的事件与一般史实不完全一致，疑为作者错误。——编者注

第九章 西方的赶超：大清王朝为什么出不了牛顿和伽利略

涨潮：西方超过了东方

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曾说过，“水涨船儿都跟着高”。这一论断在1500～1800年间再正确不过了，因为此时连续三个多世纪东西方社会都呈现出上升的发展趋势（见图9-1）。

在阿肯色州希伯斯普林斯，肯尼迪在一次庆祝新建大坝的演讲中发表了这一著名的论断。在他的反对者们看来，这项计划是最糟糕的笼络民心的政治拨款：在他们看来，谚语中所说的涨潮确实能够托起所有的社会之舟，但是在这股大潮推动下，一些社会之舟却要比其他的上升得更快。同样，这一观点在1500～1800年间再正确不过了。东方社会发展上升了25%，而西方社会发展的速度是其两倍。在1773年（或者，考虑到合理的误差范围，大约是1750～1800年间）西方社会的发展赶超东方，结束了长达1200年的东方时代。

关于世界发展潮流何以在1500年后上升如此之迅速，以及西方社会之舟何以上升得尤其之快这两个问题，历史学家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本章的讨论中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一旦我们将其置于社会发展的长期背景下，我们就不难发现答案了。

图9-1 一些地方的社会之舟上升得更快：18世纪社会发展的浪潮推动东西方社会达到经济发展的极限，但是这股浪潮却推动西方发展得更好、更远、更快。根据图中的指数可以看出，在1773年西方社会再次占据了领先位置

张居正、戚继光：他们挽救不了明朝的颓势

皮雷斯事件过了很久才在中国人心中淡去。直到1557年中国官员们才开始对定居澳门的葡萄牙商人不予理睬和干涉。尽管到1570年为止，其他葡萄牙人也先后在远至日本长崎的亚洲海岸附近开设商店，但他们的人数仍然少得可怜。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东方大陆仍然只是一些神秘的地名；对大多数东方人来说，葡萄牙甚至都无法引起他们的兴趣。

这些欧洲的冒险家们对于16世纪普通东方人的主要影响在于那些他们从欧洲带来的神奇的植物——玉米、土豆、甘薯、花生。这些植物在其他植物无法生长的地方生长，在恶劣的天气中存活下来，神奇地喂养了农民和他们的家畜。在整个16世纪，从爱尔兰到黄河流域，各地都种满了这些植物。

葡萄牙人移民来的时候可能正是一个紧要关头。16世纪是东西方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在16世纪90年代（无可否认的一个尤其好的年代）伦敦市民们能够看到最新上演的戏剧，如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尤利乌斯·恺撒》和《哈姆雷特》，花费不多就能买一本宗教宣传册来读，如约翰·福克斯的那本血腥的《殉教烈士传》，被新出版社成千上万册地印制出来，里面充斥着宗教信仰者们的木版插画。在欧亚大陆的另一头，北京人能够观看汤显祖长达20小时的《牡丹亭》，此剧直到今天仍是中国最受欢迎的传统戏曲。他们还可以读《西游记》。

但是在这些光辉灿烂的外表之下，一切并不是都真的那么美好。黑死病曾经夺去了东西方核心地区1/3甚至更多的人的生命，而且在1350年后的近100年间不断地反复爆发，使得人口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但是，在1450～1600年间，每个地区的人口反而都几乎成倍地增长了。1608年一位中国学者曾经这样说道：“居民繁衍如此之速，史无前例。”在遥远的法国，观察者们也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正如一句民谚所讲的那样，人们繁衍之速就如“谷仓里的老鼠”。

恐惧一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大动力。更多的孩童就意味着要将土地分割得更小，或者有更多的后代被排挤到寒冷的野外，并且也总是意味着更多的麻烦和争端。农民们要更经常地除草和施肥，建造水坝，挖井灌溉，或者做些手工编织并努力卖出更多的衣服。一些人到偏远的地方定居，努力在山间和沙漠中维持生活，而这些贫瘠的地方是他们的祖先以前绝不会涉足的。一些人放弃了人口高度密集的核心地带，而选择到荒凉、人烟稀少的边境地区。但是即使他们迁移到新大陆来种植庄稼，似乎也没有足够的地方让人们四处流动。

人口稀少而土地充足的15世纪对人们来说越来越变成一个模糊的回忆：欢乐幸福的日子，西方的牛肉与啤酒，东方的猪肉与白酒。1609年中国南京附近一个县城的县官曾经说过，回溯以前，任何事情都要比当时好：“每家每户都有房子住，有土地可以耕种，可以从山上砍柴来烧，有自家的菜园来种植蔬菜，每家都能够自给自足。”但是现在，“贫者十人而九……贪婪罔极，骨肉相残。”曾在中国待过的一位德国旅行家在1550年左右的陈述更加直白：“在过去，农民家吃的和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肉类和食物都有着充足的供应。”但是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彻底改变了……今天即使最为宽裕的农民家里吃的食物也要比过去长工和仆人吃的差。”

在迪克·惠廷顿笔下的英国童话故事里（和许多同类故事一样，也追溯到16世纪），一个贫穷的小男孩和他的猫一起从乡下漂泊来到伦敦并过上了好生活。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数百万逃难来到伦敦的饥民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从油锅跳进了火坑里，情况丝毫没有得到改善。图9-2展现了1350年后城市实际工资（即刨除通货膨胀后消费者购买基本生活用品的能力）所经历的变化，图中数据来源于经济历史学家们数年间艰巨刻苦的挖掘工作。他们从各种不同历史人物口中得出支离破碎的片段并做出解读。直到14世纪欧洲的文件档案才开始提供清晰连贯的数据以精确计算出不同时期的城市实际收入，而在中国，直到18世纪以后我们才能获得这样的机会。尽管有着数据上的缺口以及大量的交叉线，至少欧洲的发展趋势是清晰的。基本上可以说，在所有我们可以证明的地方，在黑死病消失后的一个世纪内实际工资几乎都翻了一番，然后随着人口的恢复与增长，大部分又回落到黑死病爆发以前的水平。在15世纪20年代，佛罗伦萨人将石块运至高处，建成了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设计的佛罗伦萨大教堂那高耸的穹顶，这时他们以肉类、奶酪、橄榄油为食物。而到1504年，他们的后代们运送安置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像时却只能靠面包勉强过活。又一个世纪以后，他们后代的后代能有面包吃就感到很满足了。

图9-2 1350～1800年间北京和6个西方城市的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虽然每个城市每种行业情况各有不同，但是通过测算，几乎每个地方都能发现这一趋势：在1350～1450年间工人的工资水平几乎翻了一番，但之后就开始回落，到1550年或者1600年时工人的购买力已经下降到了1350年前的水平。1600年以后欧洲西北部的工资水平逐渐和欧洲其他地方拉开了差距，这一原因我们将在本章后面详细讨论（巴黎和瓦伦西亚的统计数据始于1450年左右，北京的统计数据始于1750年前后，还有，毫不奇怪的是，1453年前后君士坦丁堡的统计数据存在空缺，因为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洗劫了该城市）

那个时候饥饿已经蔓延到了整个欧亚地区。收成不好，政策不对，或者仅仅是坏运气都能使得贫穷的家庭沦落到四处觅食果腹的境地（在中国是米糠豆荚、树皮野草；在欧洲是甘蓝残茬和各种杂草）。一次灾难就能使上千人涌到马路上来寻找食物，最虚弱的人会饿死。在欧洲那些最古老的民间传说（如迪克·惠廷顿笔下的那些）的原始版本中，农民出身的讲故事人经常梦想的不是金蛋或者神奇的魔法豆茎，而是实实在在的鸡蛋与豆茎，很有可能这一切并不是巧合，这些农民们想向神祈求的只是填饱自己的肚子。

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社会，中等阶层逐渐对流浪者和乞丐们变得冷酷无情，将他们赶进救济院和监狱，或者将他们送到边境地区，或者将他们卖为奴隶。当然这些做法都很冷漠无情，但是显然那些富裕的人觉得自己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没有心思理会别人的事情。正如一位绅士1545年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所发现的那样，当生活艰难的时候，“灾民们（也就是最穷的人们）被免于徭役赋税”，但是“富人们因此受到的赋税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也变成了穷人”。整个社会的下滑速度使得那些出身显贵的人也感到了压力。

那些上流社会的后代们努力寻找新的方法，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中争夺财富与权力，这些人对传统的不屑一顾使得保守主义者们非常恐惧。一位中国官员曾这样警示说：“人们逐渐穿戴起了奇异的服装与帽子。”他的一位同事这样写道：“甚至有书香之家开始经商！”更糟糕的是，甚至以前颇受尊敬的家族“也疯狂追逐起了财富与显耀……他们以控告别人为乐，利用手中的权力向诉讼案件施压，以至于你根本分不清是非曲直。他们追逐奢侈与精细巧妙的款式，以至于无法分辨尊卑贵贱”。

中国的文官制度成了一个爆发点。士族阶层不断扩张，但是行政职务的数量并没有相应增长。随着科举中榜的门槛越来越高，富人们发现谋生求财之道远比读书科举重要。一位县级官员曾经这样抱怨道：“寒窗苦读之士欲（在科举考场）得一方席位，却因穷困潦倒，被官员们当做难民一样拒之门外。”

即使对于社会阶层最顶端的皇帝们来说，也是艰难之世。理论上来说，不断增长的人口对于统治者大有益处——更多的人上交赋税，更多的士兵可以征募——但是实际情况却没有那么简单。被逼到无以为继的时候，饥饿的农民们可能就会起来反抗，而积怨已久、难以驾驭的显贵们经常会和这些农民达成一致。（长久以来中国形成了这样的特殊传统，失败的官员若不能在仕途上功成名就，便会以叛乱者的身份重新出现。）

这些问题自从王权出现就一直存在，几乎和王权一样古老，而大部分16世纪的君主们也选择以老办法来应对，那就是中央集权和对外扩张。日本可能是一个最为极端的例子。日本的政治权威在15世纪彻底崩溃，村庄、寺庙，甚至单个城市街区都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并雇佣暴徒来保卫自己的政权或者抢夺相邻地方。[1]到16世纪，人口的增长引发了对资源的激烈争夺，在众多的小领主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大的领主。1543年第一批葡萄牙生产的枪支被运送到日本（比葡萄牙人远渡重洋而来要早一个世纪），而到16世纪6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手工业者们已经可以制造出高级的滑膛枪，帮助大领主们扩张。1582年，一位叫作丰臣秀吉的首领统一了几乎整个日本群岛，成为幕府将军。

丰臣秀吉成功说服了他争论不休的同胞们将他们的武器统一上交，并承诺将会把这些武器熔铸成钉子与螺丝，以此来建造世界上最大的佛像，其高度几乎是美国自由女神像的两倍。他解释说，这“不仅有益今生，更能造福于身后”。（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却不为丰臣秀吉的话所动，在他看来，丰臣秀吉“诡诈狡猾难以想象”，“竟然以宗教献身为借口来剥夺人们的武装”。）

不管丰臣秀吉的意图是什么，解除民众的武装确实是迈向中央集权政府的一大进步，极大地减轻了清点人口、测量土地、征收赋税与分派兵役的工作量。1587年，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丰臣秀吉表示军事扩张是解决他所有难题的办法，并决定入侵中国。5年后他的军队——可能有25万之众，全部武装有最新的滑膛枪——在朝鲜登陆，并清除了之前的一切阻碍。

他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中华帝国：历任统治者们在扩张的优缺点上意见存在重大分歧。一些明朝皇帝，正如日本的丰臣秀吉一样，试图全面整顿帝国摇摇欲坠的财政，并对外扩张。他们制定了新的人口普查制度，试图厘清每人应缴什么样的税，将复杂的徭役和田赋改为简单的银两赋税。但是，绝大多数政府官员却并不赞成。他们指出，数百年的传统显示理想的君主应该安静地（而且要不那么奢侈地）坐在权力的中央，作为道德的典范来引领民众。理想的君主不会主动挑起战争，当然也不会从地主绅士阶层抽取赋税，获得钱财，因为这些正是官僚们出身的家庭。人口普查与税务登记是丰臣秀吉的骄傲所在，在这里却可以被完全忽略。所以，如果长江流域的某个县城在1492年上报的人口数量和8年前调查的一样，又会怎样呢？学者们坚持说，不管它有没有对人口进行普查，这样的王朝可以延续一万年。

激进的皇帝们则陷在官僚体系的沼泽中艰难挣扎。有些时候结果颇具喜剧性，例如1517年明朝的正德皇帝坚持要对蒙古发动战争，但守卫长城的官员拒绝打开城门让其通过，理由是皇帝应该待在皇城北京。有些时候，事情却远不是有趣可以形容的，如正德皇帝因为顽固守旧而杖责其宰相，在这一过程中还处死了一些人。

皇帝们很少有正德这样的精力来整治政府和土地赋税，大部分人只是任由账簿慢慢腐烂。因为国库空虚，他们停止了军队的军饷供给（1569年，当时的兵部侍郎承认他只能找到花名册上1/4的士兵）。毕竟，贿赂蒙古人比和他们打仗要便宜得多。

皇帝们还停止了对海军军费的拨付，即使这些海军要承担镇压沿海黑市贸易这样的重任。自从14世纪明朝洪武皇帝禁止私人海上贸易以后，这一地下黑市就逐渐发展起来。沿着中国海岸线从南向北，中国、日本、葡萄牙的走私者们经营着利润丰厚的生意，购买最先进的滑膛枪并逐渐变成海盗，而且他们在武器数量上已远远超过了那些拦截他们的海岸巡防军队。也许这些海岸巡逻队并没有真的试图拦截，因为来自走私者们的回扣是他们主要的额外收益。

中国的海防越来越类似于那些像《火线》[2]这样的警匪电视剧，金钱交易的流动，逐渐混淆了暴力罪犯、地方名流和腐败官员间的界限。一位正直而天真的政府官员曾经真的遵循法律处决了一个走私团伙，尽管这些人中的一个是一位法官的叔叔。然后有人动用了关系，这名官员被解除了官职，后来他在皇帝宣布通缉他时选择了自杀。

在16世纪50年代，政府实际上丧失了对海岸防线的控制。走私者们成了海盗王，控制了20个城市，甚至扬言要抢掠位于南京的皇陵，最终由一群政治精明而且廉洁的官员将其打败。改革者们利用一支由3000名火枪手组成的秘密军队（因其统帅戚继光而被称为“戚家军”，是那些常胜军队中最有名的一支）打了一场战争。这支军队有时是由政府提供资金，有时却得到不到政府的资助，而是由一位扬州知府向当地富户征收额外税款并暗地里提供给他们。戚继光领导的戚家军表明，只要有足够的决心，大明帝国还是可以击败挑战者的，而他们抗倭的成功也开启了一个（短暂的）改革时代。戚继光后来被调派戍守北方，在此期间他改进了长城的边防，建造了敌楼，在敌楼之间调派了训练有素的火枪手，像一个世纪前匈牙利人在与奥斯曼大帝的战争中使用的车轮堡那样将火炮架到马车上。

16世纪70年代，中国历史上最能干但又颇具争议的宰相张居正改革了税收制度，收清了所有的欠账，并改革军队使之更现代化。他提拔了许多能干的年轻将领，比如戚继光，并亲自监督年幼的万历皇帝的教育。国库重新充实了，军队也再一次振兴，但是在1582年张居正死后官僚体系再一次反击。张居正死后遭到了贬黜，他派系下的官员也都被解除了官职，值得尊敬的抗倭英雄戚继光死时孤独一人，一贫如洗，就连他的妻子也抛弃了他。

自从能干的首辅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在每件政务上都备受挫折，最终失去了耐心，在1589年开始了罢工。他退缩到一个自我放纵的世界中，在服装上大肆挥霍，变得大腹便便以至于需要有人在旁搀扶才能站起来。其间有25年他都拒绝上朝，留下一帮大臣们对着空空的宝座叩头。这期间没有任何政策得到执行与实施，没有任何官员得到任用与提拔。1612年时大明帝国中一半的官位都无人担当，朝堂之上未办理的案件已经积压数年之久。

因此，当丰臣秀吉于1592年出征时他期待着轻轻松松就能胜利就毫不奇怪了。但是不知是因为丰臣秀吉犯了错误，还是因为朝鲜海军的改革，还是中国军队（尤其是戚继光创建的炮兵）表现得异常勇猛，日本军队陷入了困境，裹足不前。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如果丰臣秀吉没有在1598年死掉的话他可能还是会征服中国，但是实际情况是，丰臣秀吉手下的将领们立刻重新考虑了扩张的计划，他们放弃了对朝鲜的征服，很快退回到日本国内处理更为严重的内部争斗问题。万历和他的政府官僚们也恢复了无所作为的糟糕状态。

在1600年以后，东方核心地区的强国们默认了官僚们意见的正确性：中央集权和对外扩张并不能解决它们的问题。边境草原部落对中国来说仍然是一大挑战，欧洲海盗或者贸易者们在东南亚地区仍然不断制造各种麻烦，但是日本受到的威胁却如此之少——单就世界的历史而言——以至于它实际上完全停止了火药枪支的使用，那些熟练的制枪工匠们又回到以前，开始制造刀剑（谢天谢地，不是犁头）。但是，在西方却没有国家能够有幸这样。

帝国的皇冠

在某些方面，16世纪的东西方社会非常相像。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一个强大的帝国统治着传统意义上的中心地区（在东方，是位于黄河长江流域的明朝，在西方是位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奥斯曼帝国），而且在它们的边缘地带都存在着商业发达的小国（在东方有日本和东南亚诸国，在西方有西欧诸国）。但是在这些边境邻国方面，东西方却各不相同。相对于明朝内部的争执不休，不管是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还是其臣属官僚们都一致坚信不疑地认为对外扩张是解决他们问题的关键。经历过1453年奥斯曼军队的洗劫后，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一度降到仅仅5万人，但随着它再次成为一个强大帝国的首都，人口又很快地回升了。到1600年时这个城市共有40万人口，因此——像数百年前的罗马人一样——他们需要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果实来供养自己。像古罗马时代的元老院首领们一样，土耳其帝国的苏丹们认为对外征服是保证这一切给养的最好办法。

苏丹们制订了复杂的计划，犹如舞蹈一般，他们一只脚踩在西方核心地区，一只脚横跨草原。这就是他们成功的秘密所在。1527年，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粗略估算，他的军队一共包括75000名骑兵和28000名禁卫军。骑兵中的大部分都是传统游牧部落中的贵族射手，而禁卫军则是由训练成火枪手的基督教奴隶和辅助的炮兵组成。为了使那些骑兵们高兴，苏丹们将征服后的土地作为封地一一分派；为了使禁卫军们满意——也就是说，按时按量分发工资——苏丹们制定了连丰臣秀吉都会印象深刻的土地测量制度并力图促进现金的最大化流通。

所有这些都需要良好的管理，而奥斯曼帝国逐渐膨胀的官僚制度确实发扬了帝国最光辉灿烂的一面，这时的苏丹们只需要灵巧地挑动各利益团体去互相争斗。在15世纪，苏丹们通常比较偏向于支持禁卫军、中央集权政府和都市文化；在16世纪，苏丹们倾向于贵族制度、权力下放和倡导伊斯兰教。但是，比这些灵活的政策变动更重要的是对外掠夺，因为正是对外掠夺提供了一切。奥斯曼帝国需要战争，而他们也总是能够在战争中取胜。

他们面临的最艰难的考验来自东部边境。很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在应对着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小规模叛乱，这一地区的红发[3]什叶派武装分子痛斥他们为腐败的逊尼派暴君。当波斯国王于1501年宣称自己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后代时，这一冲突变得更为严重。什叶派的指责转向帝国内饥饿的、被剥削和压制的大众，他们狂热的做法甚至让久经沙场的士兵们也震惊不已：“他们摧毁了一切——男人，女人甚至孩童。”一位中士曾经这样记录什叶派的叛乱：“他们甚至还要灭掉猫和鸡这样的动物。”土耳其的苏丹向宗教学者们施压，宣布什叶派为异教徒，因而在整个16世纪圣战从未停止过。

先进的武器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更具优势，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彻底打败过波斯军队，却使得波斯人裹足不前，然后他们就可以向西南方向入侵，在1517年征服更大片的土地——埃及。自从900多年以前阿拉伯人胜利以来，饥饿的君士坦丁堡人第一次可以有保障地得到尼罗河出产的早餐供应。

但正如亚述人以来的每次权力扩张一样，奥斯曼人发现一场战争的胜利只是拉开了另外一场战争的序幕。要想恢复埃及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粮食贸易，他们必须建造一支强大的舰队来保护自己的船只，但是当他们打赢地中海地区凶狠的海盗（既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以后，他们的舰队也航行得更远了。到16世纪60年代时，土耳其人控制了整个北非海岸，并和西欧海军开战。土耳其军队还向欧洲内陆推进，在1526年战胜了凶猛的匈牙利人，杀死了匈牙利人的国王以及大部分的贵族。

1529年，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在维也纳城外安营扎寨。他暂时还不能攻下这座城池，但是围城本身已经使得基督徒们心惊胆战，害怕奥斯曼帝国很快就会吞并整个欧洲。“一想到（一场大战的）结果我就忍不住打颤，”驻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大使曾这样写道。

在奥斯曼帝国一方，他们拥有着无尽的财富、丰富的资源、战争方面的经验与训练、老练的士兵们、一连串从不间断的胜利……在我们这边，却只能看到空虚的国库、奢侈的习惯、枯竭的资源、沮丧的士气……而且，最糟糕的是，敌人已经习惯于胜利，而我们则是习惯于失败。我们还能对结果有任何的怀疑吗？

但一些欧洲人确实仍对结果抱有怀疑，尤其是查理五世。他是哈布茨堡家族的族长，这个家族是黑死病爆发后一直在争夺中欧统治权的几个超级宗族之一。由于精明的政治联姻，而他们的姻亲也“适时”地去世了，哈布茨堡家族逐渐挤到了从多瑙河到大西洋一带地区的宝座上，并且在1516年整个欧洲遗产——奥地利、德国的大部分和现今的捷克共和国、意大利南部、西班牙以及现今的比利时与荷兰——都落入了查理的手中。在这诸多地区拥有的王位使他拥有着整个欧洲最好的士兵、最富裕的城邦和最优秀的财务官。而且在1518年，德国王子也选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一项称号，作为欧洲混乱的中世纪的一项奇怪的遗风，可谓好坏参半。正如伏尔泰在18世纪50年代所说的那句名言一样，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驾驭那些争吵不休的王子们并将他们聚到一起花费的力气远超过了王位带来的价值，尽管如此，原则上，任何坐在神圣罗马帝国皇位上的人都是查理曼大帝的子孙——当集结整个欧洲来对抗土耳其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许多观察家们预想西欧只有两种可能：被伊斯兰世界征服，或者顺服于哈布茨堡家族——唯一一个足够强大可以抵抗土耳其人侵略的民族。查理的大臣在1519年给这位皇帝的信中这样总结道：“上帝对您一直都是很仁慈的。他使您凌驾于基督教世界的所有国王与王子们之上，并使您享有着自从您的祖先查理曼大帝以来任何君主都未享有过的至高权力。他促使您走向世界范围的君主制，走向在唯一上帝护佑下的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统一。”

如果这位大臣正确的话，西欧会更加类似于世界上其他的核心地区，都是由一个伟大的皇帝所统治。但是被人领导驱使这样的想法却使基督教世界的众多国王和王子们警惕起来，他们先发制人对查理发动了战争，想要使他下台。法兰西甚至和奥斯曼帝国签订了条约共同对抗哈布茨堡家族，法兰西与土耳其的联合舰队甚至于1542年炮轰了法属里维埃拉（当时处于查理的统治下）——理所当然，所有这些都迫使查理大帝更努力地尝试统领整个基督教世界。

查理大帝与其儿子菲利普二世都将他们长期统治时间[4]的大部分用于和其他基督徒的战争，而不是穆斯林。但是他们的努力不但没有将西欧变成一个伟大的陆上帝国，反而使得欧洲更加四分五裂，加深了旧的分歧，又造成了新的争端。举例来说，在1517年万圣节，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城堡教堂门前发表其不满基督教会做法的《九十五项论纲》的时候，他所做的并不是非常特别的事，这只是宣传神学辩论的一种传统方式（和黑死病以后许多关于教会的批评比较起来，路德更积极温和）。但当时紧张的社会氛围使他的宗教抗议变成了一场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大地震，这一社会震荡经常被他同时代的人拿来和土耳其世界中的什叶派——逊尼派分裂相提并论。

路德本来希望查理大帝会支持他，但是查理认为要想统领整个基督教世界，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教会。“当一个僧侣与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意见相左的时候，他一定是错误的，”查理曾这样对路德说，“我决意用我的所有属国与领土，我所有的朋友，我的身体、血液、生命、灵魂来与之对抗。”他也确实如此做了，但是当整个欧洲武装起来支持或反抗哈布茨堡的时候，否认基督教世界内存在的派系分歧就显得具有灾难性了。有时因为原则的问题，有时因为些微的优势，有时仅仅因为困惑，上百万的人们拒绝承认罗马教廷。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互相残杀，新教徒杀害其他的新教徒，关于抗议的不同解读也成倍增加。一些新教徒宣扬基督复临、自由博爱，或者共产主义的思想，一些人的下场血腥凄惨。但总而言之，不管他们的抗议暴烈还是崇高，都使得哈布茨堡想要统一基督教的做法更加困难——而且代价更为高昂。

民众一旦认定他们的敌人是敌基督[5]的代理人就很少会愿意和解，因此小冲突上升为大冲突，大冲突又拒绝终结，所以代价就这样螺旋增加。最终，哈布茨堡的底线就是底线本身：他们只是负担不起统一整个西欧的代价。

查理没能完成他统一西欧的事业，他在1555～1556年间从各个王位上退位，并将之分给了两个人：他的堂兄得到了奥地利和神圣罗马帝国，而菲利普则继承了西班牙和其他西欧地区。这是很聪明的一项策略：将哈布茨堡统治等同于西班牙统治，菲利普能够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并集中精力解决真正的问题——钱的问题。

在40年的统治期间，菲利普像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一样辛苦工作，试图改革哈布茨堡的财政状况。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花费大量的时间在马德里市外的办公室内工作，经常忙碌得没有时间去实地参观一下自己的领地。但是尽管他像丰臣秀吉一样满腔热情地统计人口，向民众征税，增加收入，并打败了法兰西与土耳其，他所追求的统一西欧的终极胜利却从来没有实现。他的税官们压榨得越严重，出现的问题就越多。菲利普的臣民们繁衍之快如谷仓里的老鼠一般，处在饥饿和国家税收的夹缝之间，而且看到他们上交的税收被用于和遥远的国家作战，但他们对于这些国家的人们一无所知，于是开始了越来越多的反抗。

在16世纪60年代，菲利普甚至试图将基督教会与征税相提并论。本来很迟钝麻木的荷兰人，承受着哈布茨堡新教的迫害和严苛重税的负担，爆发了一场冲击祭坛、亵渎教会的暴烈行动。失去富裕的荷兰而将之置于一群加尔文主义者的手中，对菲利普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派遣军队前去镇压，而这只是促使荷兰人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菲利普不断地赢得一场场战役的胜利，却总是不能赢得整场战争。荷兰民众再也不愿向哈布茨堡缴纳新的赋税，而且当他们的宗教信仰受到威胁时，不管花费多少钱财、牺牲多少生命，他们都要捍卫自己的信仰。到16世纪80年代，菲利普在战争上花费的钱财远远大于整个帝国的收入，因为不能再负担胜利或者失败，菲利普向意大利金融家们借的钱越来越多。当他既不能支付军队的开销，也不能向债权人还钱时，他就宣布破产，然后再如此反复重演。而他的军队因为得不到俸禄，变得骚动起来，四处抢掠为生，因而菲利普的信用也一落千丈。但直到1639年（在海上）和1634年（在陆上）西班牙才被彻底打败。而当菲利普于1598年去世时，整个帝国已经濒于毁灭，所负的债务是其年收入的15倍。

200年后，又有一个西欧陆上帝国和哈布茨堡帝国非常相像，而到这时，其他的西欧国家已经开始了一场变革整个世界的工业革命。如果哈布茨堡或者土耳其人在16世纪统一了欧洲的话，可能这次工业革命永远都不会发生。或者说，在没能统一整个西欧的查理与菲利普身上，在没能征服西欧的奥斯曼·苏莱曼身上，我们终于发现了改变历史进程的拙劣傻瓜。

尽管如此，我们要再次提醒，这不能单单归罪于任何一个人。那位担忧土耳其人入侵的欧洲大使曾指出：“唯一的障碍是波斯人，他们处在奥斯曼帝国的后方，使得（土耳其）侵略者们不得不小心提防。”打败波斯人、什叶派教徒和欧洲人对土耳其人来说都在他们能力范围之外。相类似的，查理和菲利普之所以没能成为基督教世界的唯一统治者，不是因为他们输掉了一些决定性的比赛（实际上，在16世纪80年代以前他们几乎每战必胜）或者缺少一些决定性的资源（实际上，他们拥有的运气、才能和优势都比自己本来的份额要多），只是因为打败土耳其、统一分裂的基督教世界和西欧的其他国家对他们来说是超出组织架构与财富资源所能承受范围的。既然哈布茨堡拥有着众多的优势都不能统一西欧，那么就真的没有人能做到了。西欧注定要和那些从土耳其到中国之间的众多帝国截然不同。

暴动、革命、农民起义：风雨飘摇的东西方帝国

尽管每个帝国的经历各不相同，但东西方核心地区的社会发展一直都在进步，而且在1598年丰臣秀吉和菲利普去世后的数十年间，明显又可以看到社会发展的悖论再次出现。像以前的很多时候一样，气候变化导致了不断加剧的危机，虽然自从1300年后气候一直比较寒冷，但是现在却变得越来越寒冷了。一些气候学家将之归因于1600年秘鲁境内的火山喷发，而其他人则将之归结于太阳黑子活动的减弱。但是多数人都同意大部分的旧大陆地区在1645～1715年间非常寒冷。从英国伦敦到中国广东，书吏和行政官员们都在抱怨冬天的冰雪天气和过于凉爽的夏天。

住在寒冷城市里的人们和贫瘠土地上的人们联合起来，使得17世纪对那些毫不设防的民族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不管这些民族的人们生活在森林、湿地、野外还是殖民地。有时政府受到良心的谴责，于是制定法律想要维护这些受害者的利益，但是那些试图将核心地区的边界往外扩展的殖民者却很少理睬这些法律。在中国，所谓的棚屋民族侵入了大山森林深处，在当地脆弱的生态系统中种植甘薯和玉米，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植被。他们将苗族等原住民族驱赶到了饥饿的边缘，但是当苗族人起来反抗的时候，政府又派遣军队来镇压他们。日本北部的阿依努人、英格兰最早殖民统治下的爱尔兰人以及北美洲东部的原住民族都有过这样悲惨的遭遇。

殖民者们之所以如此大举入侵是因为他们本来所处的核心地区的资源正在逐渐枯竭。“每一寸土地都能压榨出利润来，”一位中国官员曾这样坚持道。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地与开发者合作，力图将灌木丛与湿地改造成牧场与耕地。另一位中国官员在17世纪20年代痛斥道：

请不要再去占有掠夺那些芦苇地和草场上的蝇头小利！……一些人因其惰性，不考虑长远之将来，而仅追逐于芦苇之地的蝇头小利，拒绝耕种庄稼所获得的更大利益。他们不仅不愿复垦土地，更因别人如此做法而恶之……商业集市因而日渐荒凉，政府收入因此日益不敷。如此之境况孰能忍乎！

荷兰和英国的企业家们以同样饱满的热情对湿地进行拓荒开发。国家赞助的灌溉计划带来了大片肥沃的土地，但是之前生活于此的当地人却在法庭上、大街上掀起了激烈的抗争。他们（大部分是无名氏）的抗议之歌让人为之心酸：

看哪，这些排水工人正在破坏着造物主的伟大设计，

这些正在使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消瘦，并终成乌鸦与虫蟊的猎物；

因为这些确实意味着所有的沼泽地区都将枯竭，

所有的一切都将干涸，我们也将死去，

而一切只是因为埃塞克斯的牛犊们需要牧草。

鸟禽们尚且有羽毛翅膀可以迁徙到其他的国度，

但是我们却没有类似的交通工具来帮助我们移居；

除非我们团结起来，用战争将他们驱逐，

我们将不得不将自己的故乡土地（啊！多让人伤心的事）

让给那些有角的野兽与牛畜。

侵略者以及他们带来的同样具有侵略性的动植物，迫使当地物种迁移离开，或者大肆猎杀而终使这些物种灭绝，然后他们就可以开垦栖居地，毁掉森林。在17世纪60年代，一位学者曾抱怨说日本4/5的森林已经被砍伐殆尽。在16世纪50年代前后，英格兰和苏格兰地区有10%的土地尚有森林覆盖，但是到18世纪50年代时这些剩下的树木有一半以上已经消失了。对比之下，在1600年时爱尔兰仍有着12%的森林覆盖率，但是到1700年时殖民者已经砍伐掉了5/6的树木。

大城市附近木材的价格上升得非常快，人们开始寻找替代手段。在日本江户附近地区，制盐制糖工厂、陶艺工人，最后甚至连普通家庭都开始用煤作为燃料，而在欧洲人们同样可以这样做，用泥炭和煤来代替木炭。正如500多年前中国开封的人们一样，伦敦人欣然接受了这些化石燃料，因为它们的市场价格要比木炭低。虽然大部分英国家庭还是可以找到木柴的影子，但是到16世纪50年代时，平均每个伦敦人每年烧掉的煤几乎达到了0.25吨，到1610年时这数字又增长了3倍，而到17世纪50年代为止，整个大不列颠的燃料有一半以上来自煤炭。“伦敦被包围在一团如云般密布的煤海当中”，1569年一位伦敦人这样抱怨道，以至于“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和地狱相似的地方的话，那就是大雾天气下火山一般的伦敦城”。

令人悲哀的是，他误解了当时的情况，因为其他欧亚大陆的人们正在为自己制造更糟糕的地狱。气候变化只是启示录中第一个冲破束缚的骑士，越来越严重的资源紧缺压力也导致了政府的失败，压力之下越来越多的政权崩溃坍塌。如果君主们试图削减开支，他们就会失去自己的大臣以及将士们；而如果他们试图从纳税者身上挤出更多的税收，他们就会失去所属的商贩和农民。自从国家政权出现以来，穷人的激烈抗争就一直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现在这种抗争变得更加剧烈了，因为那些被剥夺财产的贵族们、破产的商人们、领不到军饷的士兵们还有怨恨的官员们都加入了这一队伍。

随着时局变得越来越艰难，西方统治者们想方设法增加人们的叛乱成本，从而降低人们叛乱的可能性。这些统治者们更加坚定地重申他们是上帝意志的代表。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更积极地讨好宗教学者们，西欧的知识分子们则创立了“专制主义”的理论。他们宣称，国王的权威完全来自上帝的恩典，任何议会、任何教堂、任何个人的意志都不能削弱国王的权威。根据法语中的一句名言，国王的权威不受制于任何一个国王、任何一种信仰、任何一种法律。挑战这一权威中的任何一部分都等同于挑战所有纯洁美好的事物。

但是恰恰有许多不满的民众想要挑战这一权威。1622年，土耳其的苏丹和哈里发奥斯曼二世——分别是命定的穆罕默德继承人以及上帝在尘世的代表——因为越来越多的军费开支而试图削减步兵军队，最后这些步兵队伍的反应却是将皇帝从皇宫中拖出来勒死，然后还切割了皇帝神圣的躯体。奥斯曼的弟弟想要解决这一困境，于是他和那些严苛的教士们结成同盟，甚至通过禁止喝咖啡、制定对吸烟的死刑处罚来取悦教会。但是在17世纪40年代，苏丹宣称其存在合理性的努力彻底失败了。1648年，步兵军队和教会结成了同盟，处死了苏丹“疯狂者”易卜拉欣（这个绰号于他确实名副其实），由此拉开了持续50年内战的序幕。

17世纪40年代对所有地方的皇室来说都不啻一场梦魇。一场场反对专制统治的叛乱使整个法国陷入了混乱；而在英国，议会向顽固的国王宣战并最终将国王送上了断头台。这一切就如打开魔瓶释放出妖怪一样，引发了一系列的混乱。如果连本来如神明一般权威的国王都能被审判并处决，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自从古希腊文明以后，这可能是民主思想第一次开始萌芽。“在英国最穷困的人和那些最伟大的人一样，有着同样的人生可以展开，”议会领导的军队中有一位上校军官曾这样说，“每一位生活在政府管理下的公民首先应该自己同意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下生活。”

这些在17世纪的背景下都是颇有冲击力的言论，但是英国激进派的各个分支派系的言论甚至更为狂野。其中一个自称“平等主义者”的派系对所有的社会区分都持反对态度。“没有人生下来是要受别人控制的，”他们指出，“更没有人生下来是为了驾驭别人。”而且，如果说社会等级是有悖于自然、不应该存在的，财富更是如此。在国王登上断头台的一年之内，一个自称“真正的平等主义者”的派别分裂开来，分别建立了10个公社。另外一支派系浮嚣派将上帝看作“伟大的平等主义者”并宣扬永久革命的思想——“推翻，推翻，推翻……定要确保天下公平公正，否则上帝带来的灾难将会腐蚀并吞噬你们拥有的一切。”

平等主义思潮的时代已经来临。例如，1644年一份关于平等主义者的报告中曾这样写道：（平等主义者们）将他们的犁锄打造成了刀剑，并为自己取了“和国王平等”这样的称号。他们宣称他们正在消除主人与奴隶、富人与穷人、达官显贵与底层人民的区别和差异。佃户们占有了地主们最好的衣服……他们会命令地主们跪下来为他们倒酒，他们会在地主们的脸上扇上两记耳光并且说：“大家都是平等的人。你们有什么权利称呼我们奴隶？”

然而，那些极力宣扬平等的军阀们却不是英国人，事实上，他们正在中国的东海岸地区猖狂活动。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这样的情况：上文讨论过的对稳固的社会等级制度的激烈挑战——例如15世纪90年代中国的王阳明对朱熹思想的批判，以及16世纪前10年马丁·路德对天主教会的挑战那样，这些挑战和国家的失败一起形成了关于人的平等的新观点。但是，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这些不同的思想在18世纪的世界有着各不相同的命运。

在中国，明王朝因为财政破产和派系斗争而陷入瘫痪，而当瘟疫——启示录中的第三个骑士——在1628年爆发时，明王朝的皇帝看起来已经丧失了天意的授权。叛乱者们越来越觉得任何行动都不过分。在17世纪30年代，明王朝分裂成了不同的割据政权，而1644年，北京城最终也陷落了。明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在皇宫大殿后的一棵孤零零的树上吊死了。“朕凉躬圣意，有伤天德，”他在衣袍上这样写道，“死去无颜见祖宗。朕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毋伤百姓一人。”

实际上崇祯帝只是在浪费自己的遗言。这些军阀们较之欧洲的国王、土耳其的苏丹或者明朝皇帝本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没有财力来支撑膨胀的军队。因此他们只得放纵士兵们四处抢掠，试图从民众的身上获取收益。自从战争出现以来，军队都免不了要劫掠无辜的民众，而且很可能很早之前他们就已经设计了种种不同的残忍行为，在那以后的恐怖年代中，他们只是通过各种令人瞠目的对等行为来不断地重复他们的残忍行径。尽管如此，在残酷的17世纪，整个欧亚大陆上，愤怒、贪婪、恐惧的士兵们似乎在残忍行为方面又开创了新的高度。我们的文献中充斥着各种折磨、大规模屠杀、轮奸等行径。当北京城陷落的时候，市民们遭到了士兵的残酷殴打，只是为了榨取他们可能拥有的银两。有些人反复三四次地被夹手指或者夹胳膊。而且负罪之人还会牵连到与之相关的其他人，于是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被牵连获罪……百姓们开始对生存失去了兴趣。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在西方世界国家政权的衰败所引起的暴力则更为严重。在德国，宗教战争在1618～1648年间达到了糟糕的顶点。在基督教世界的每个角落我们都能找到庞大的军队，如果士兵们真有薪水的话也极不规律，他们和土地隔离开来，敲诈勒索任何他们可以得到的东西。现存的原始资料充斥着各种残忍野蛮的暴行。德国小镇贝利茨，不幸地因为位于1637年神圣罗马帝国军队行进的路上，因此成为这样一个极好（或者说极坏）的例子。一位海关官员曾写道，在召集了当地人之后，这些强盗和杀人犯们找到一截树枝，插进那些可怜的人的喉咙里，任意搅拌并往里倒进水去，再加上沙子甚至人类的粪便。这些人为了钱而折磨他人，令人憎恨，一个叫作大卫·奥特尔的贝利茨公民就是一例，他在被这样折磨后很快死掉了。

另外一群士兵将一个贝利茨人吊到树上，用火来烤，直到他答应供出自己的积蓄所在；而另外一群士兵，因为听说他们的同伴将人放到火上烤而得到了钱财，又把这个人抓了回来，将他的脸对着火，“直到他死去，这个人的皮肤如一只被屠宰的鹅那样剥落下来”。

一直以来历史学家们都认为这样的故事只是一种宗教宣传，这些故事如此可怕，人们很难想象它们竟是真实发生的，但最近的研究表明情况恰恰相反。超过200万人死于暴力（直到20世纪世界大战之前这一死亡人数都是无可匹敌的），而且可能有10倍之多的人死于紧随战争而来的瘟疫与疾病——启示录中的第三个和第四个骑士。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中欧地区，人口下降都有1/3之多，就像一场人为的黑死病那样。

瘟疫本身则以更为凶猛的变种席卷而来。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就是在此50年之后写成的。他在书中生动地记叙了1665年横扫整个伦敦的谣言、恐慌与痛苦。中国医生的报告也几乎同样生动形象。在1642年的长江三角洲有人这样记述道，“有时很多人都因为甲状腺炎脖子肿了起来，有时候很多人的脸部和头部都膨胀起来”，或者“有时候很多人都遭受腹泻和间歇性发烧的折磨，也可能是抽筋、脓疱、皮疹、结痂处发痒，或者疥疮”。

启示录五骑士中的四位都在争相角力，但是就像图9-1所显示的那样，并没有发生像17世纪那样的社会崩溃。社会发展继续往前推进，西方于1710年（因为参考指数的准确性差异，可能要加减25年的时间），东方于1723年（同样，在这附近）分别达到罗马帝国和中国宋朝以前发展指数的顶点——43分。到1800年时，东西方社会发展都接近了50分。这时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社会发展会与历史潮流相悖呢？

草原时代的终结：沙俄和清朝的边疆政策

1689年8月22日，尼布楚。西伯利亚的夏天虽然短暂却出奇的美丽。每年的这个时候，随着地面解冻，新发出的草芽如绿色的地毯一般铺满了整个徐缓起伏的山区，其间又点缀着各种红色、黄色、蓝色的野花与蝴蝶。但是今年的夏天却有一点不同：在石勒喀河河岸附近，出现了一个帐篷组成的小镇，数百名中国谈判人员与头发斑白的俄罗斯人一起坐了下来，一同商议一个共同的边界。这些中国人是通过让基督教传教士将他们的条件译成拉丁语来谈判的。[6]

这些俄国人此时距家乡万里之遥。在1500年时，俄国还只是荒凉的西欧众多公国中的一个，挣扎着试图在从南方大草原侵袭而来的蒙古人和西方日益推进的波兰、德意志、立陶宛等国家的夹缝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俄国凶狠的、未开化的王子们自称沙皇（即独裁者），从而表明他们像拜占庭帝国甚至罗马帝国一样自命不凡，但他们似乎常常不能确定他们到底想成为欧洲式的国王还是蒙古式的可汗。直到16世纪50年代沙皇“恐怖伊万”——即使以俄国统治者们令人不安的标准来看也颇为暴虐——的时代，莫斯科才开始有一定的分量，但是伊万行动如此迅速，很快就补上了逝去的时间。冒险家们背负着滑膛枪，越过乌拉尔山脉，在1598年打败了当地的蒙古可汗，从而开启了通向西伯利亚之路。

西伯利亚最为人所知的是作家索尔仁尼琴关于古拉格（前苏联劳改集中营）的小说中冰天雪地的背景，但那个时候它在俄国人的印象中却是一个财富之地。对皮草的狂热紧紧攫住了他们：因为很久以前已经将他们境内的貂鼠、黑貂、鼬獾等捕猎灭绝，欧洲人现在很愿意为他们的皮大衣支付高昂的价格。在40年间，俄国的皮草商人在这片苔原上驰骋捕猎来供应这一利润丰厚的市场，他们最远甚至来到了太平洋岸边。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寒冷森林的边缘上建起了一圈细细的栅栏，他们从这里出发冒险去诱捕水貂，或者从当地石器时代的猎人们手上敲诈毛皮。尽管以苏莱曼大帝或日本幕府将军丰臣秀吉的标准来看，这些空旷的荒野称不上一个帝国，但是从毛皮生意中获取的税收曾不止一次地使沙皇们免于灾难。

俄国的捕猎者们和中国的军队很快就在黑龙江边发生了冲突，但是到17世纪80年代时双方都准备好了开始谈判。每一方都害怕对方会像之前的许多决策失误的君主那样，邀请蒙古人作为同盟军并因此释放天启录中的第五骑士——迁徙，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都来到了尼布楚协商谈判。

他们那一年夏天在西伯利亚达成的协定完成了世界史上的一大转变。2000年来这片干草原一直是东西方之间的一大通道，很大程度上处在那些伟大的农业帝国的控制范围以外。移民、微生物、思想以及发明创造都随之涌来，将东西方捆绑到社会发展抑或崩溃的一致旋律上来。在极少数情况下，一些征伐进取的国王会花费极大的代价将他们的意愿强加到这片草原上，如波斯帝国的大流士大帝、中国汉朝的汉武帝或者唐朝的太宗皇帝，但这些毕竟只是少数。历史上的规则是：农业帝国向游牧民族支付任何他们想要的和希望的最好的东西，以此来确保边疆的稳定。

但是火枪的使用却改变了这一切。游牧民族经常使用火器（人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枪，是1288年在中国东北一个游牧地区发现的），而且很有可能是蒙古人将火器从中国传入了西方。但是随着枪支制造得越来越好（射击得更快也更远），帝国建设得越来越有组织，那些有足够的财力征召上万名步兵，用滑膛枪和加农炮来武装他们，并训练他们连续发射的将军们逐渐开始击败那些游牧民族的骑兵。在1500年前后，那些从草原上来的马上的弓箭手们还经常打败农业王国的步兵。但是到1600年，他们就只能偶尔取胜了。而到1700年时，胜利对他们来说则是闻所未闻的事了。

俄国人在这一潮流中领先。在16世纪50年代，“恐怖伊万”的炮兵部队将软弱的蒙古汗国赶出了伏尔加盆地，而且在接下来的100年间，俄国、土耳其、英国和波兰逐渐用游击队、沟渠、栅栏等围住了干旱的乌克兰大草原。以滑膛枪为武装的村民们开始引导游牧民族的活动方向，并最终将他们隔绝开来。在尼布楚，沙俄和中国商定：没有人——难民、商人、逃兵，尤其是迁移的游牧民族——可以在未经两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在这片大草原上自由迁移。现在所有的人都成了农业帝国的属民。

1644年发生在中亚地区的最后骚动向我们展示了改变之巨。那一年，一支农民起义军攻克了北京，中国大明王朝的统治终于崩溃，而随着内战越来越失去控制，一位前明将领认为请满族人——来自东北地区的半游牧民族——越过长城来重建秩序可能是众多正在发生的罪恶中相对较轻的一个。中国的统治者们一直有这样一个传统，将亚洲内陆地区的游牧民族带进帝国的内战中来，而这通常都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但是和之前的入侵者不同，满族人不是以游牧民族骑兵的形式而来，相反他们带来的是一支和明朝相差无几的军队，都是由步兵组成，装备有从葡萄牙人那里仿造而来的滑膛枪和火炮。

满族人毫不费力地占领了北京城，其间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于是他们宣称自己将建立一个新的大清王朝，并用了将近40年的时间四处征战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满族人的这些努力和之前草原游牧民族入侵的结果大相径庭。满族人的入侵没有打开闸门，让更多的来自寒冷北方的游牧民族进来，他们的长期征战与努力只是将清朝军队磨炼得更为强大，并重新向中亚地区扩张。1697年，清朝军队在内蒙古草原深处击败了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武装，1720年，清政府又将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延伸到多山的西藏地区。在18世纪50年代，针对游牧民族的问题，清政府又实行了最后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将他们的枪支、弹药、炮弹运送至当今的吉尔吉斯斯坦地区，打败了最后的抵抗力量。

在17世纪和18世纪，那些农业帝国们——最先是，沙俄和大清帝国——高效地消灭了天启四骑士之一。因为这个原因，社会发展即将达到极限时的压力并没有像公元2世纪和12世纪那样引发草原移民的浪潮。而且，即使国家管理失败、饥荒、疾病以及气候变化这些因素都加起来，也没有使这些核心地区彻底崩溃。大草原作为高速通道已经被关闭了，而伴随着它的关闭，旧世界历史的一个篇章也落幕了。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这是十足的灾难。那些在战争中幸存的族人们被束缚得越来越紧。自由迁徙——他们生活方式的根本所在——不得不依赖于遥远的皇帝们的一时兴起，而自从18世纪以降，那些曾经骄傲的草原勇士们越来越多地沦落为雇工、暴徒——例如那些被用来监督看管暴民们的哥萨克人。

尽管如此，对这些帝国来说，关闭草原通道却是一项不折不扣的胜利。中亚地区长久以来都是外敌入侵等危险的主要来源，现在却已经成为帝国的新边境。随着来自游牧民族的袭击的减少，一两百万俄国人以及500万甚至多达1000万的中国人从拥挤的核心地区迁徙而来，定居于草原边境上的这片新的土地。而一旦移居到这里，那些吃苦耐劳的人们就开始开发分割这片土地，他们有的种田，有的采矿，有的伐木，源源不断地将原材料和上缴的赋税送回帝国的核心地带。草原通道的关闭不仅仅避免了帝国的崩溃，它还开辟了一个草原宝藏，突破了数千年来社会发展限制在40分这个低水平上的极限。

海洋时代的开端：西欧国家对财富的追逐

当沙俄和中国忙于关闭旧的草原通道时，西欧国家正在试图打开一个全新的海洋通道，这一通道的开辟将更剧烈地改变整个世界的历史。

自从西欧人第一次穿越大西洋进入太平洋海域以后，100年来他们的海上帝国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自从13世纪以后，威尼斯人就一直在通过开展和印度的海上贸易，远渡重洋跨过非洲南端而不是讨价还价地穿越土耳其帝国来聚集财富。葡萄牙的水手们同样在进行海上贸易，却更为迅速，成本也更为低廉。西班牙人在美洲进入了一个完全的“新世界”，他们在那儿的所作所为和俄国人后来在西伯利亚的所作所为颇为相似。

无论是西班牙人还是俄国人都尽可能地将自己的这些附属地对外承包。沙皇“恐怖伊万”给予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在乌拉尔山脉以东所有事务的决断权，条件是只要对方给予自己一定的彩头；任何人提出要求保留自己在美国所得的一切，西班牙国王们都会多多少少给予他们，只要能保证哈布茨堡家族享有其中的20%。无论是西伯利亚还是美洲，都有小群的亡命之徒呈扇形四散开来，在这片地图上尚未标明的领土上四处设置栅栏，占据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片区域，而且经常写信回国来交换更多的金钱和欧洲女人。

就像对毛皮的狂热驱使着俄国人一样，对金银的狂热同样驱使着西班牙人。科尔特斯在1521年洗劫了特诺奇蒂特兰，首先将西班牙人领到了这条道路上，而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则加速了这一进程。他在1533年绑架了印加国王阿塔华尔帕，作为赎金，他要求国王的臣民们将一间长22英尺、宽17英尺、高9英尺的房子装满金银财宝。皮萨罗将这些印第安文明历史上积累起来的艺术宝藏都熔化成了金锭——13420磅的黄金和26000磅的白银——最后还是扼死了国王阿塔华尔帕。

到1535年，这些轻轻松松就能获得的不义之财逐渐耗尽了，但是对于埃尔多拉多——遍地都是财富的黄金国——的幻想使得残忍的行为不断发生。“他们每天都无所事事，只是幻想着黄金、白银还有秘鲁印第安人的那些宝藏，”一位编年史作家曾经这样感叹，“他们就像亡命之徒一样，疯狂，着魔，脑子里充满了对金银财宝的贪婪欲望。”

这些人的疯狂在1555年找到了新的出口。这个时候先进的银矿开采技术使得新大陆的采矿业成为一项利润丰厚的产业，产出非常惊人：1540～1700年间大约有5万吨白银从美洲运到了欧洲，其中有2/3来自现今的玻利维亚境内的波多西山脉，人们发现这一山脉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矿山。到1580年为止，欧洲的银库储备增长了一倍，而哈布茨堡家族所拥有的份额则增长了10倍之多——即使这样，正如1638年间一位从西班牙来到波多西的游客所注意到的那样，“在波多西所铸造的每一比索（中南美货币单位）硬币都是以10名印第安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另一方面，和俄国颇为相似的是，哈布茨堡家族开始将他们所征服的殖民地作为开创欧洲陆上帝国的战争的财政来源。“波多西银矿的存在只是为西班牙不断扩张的野心而服务，”一名参观者这样写道，“它的存在旨在惩罚土耳其人，让摩尔人谦卑，使佛兰德斯人颤抖，令英格兰人畏惧。”

哈布茨堡家族将其从新大陆开采的银矿的绝大部分用于支付欠意大利金融家们的债务，而大部分的白银经由这些威尼斯商人之手又流通到了中国，因为中国需要银币来满足其蓬勃发展的经济需求。“中国的皇帝们可以用在秘鲁开采后流通到中国的银条来建造一座宫殿，”一位商人曾这样认为。尽管哈布茨堡家族一直在对外出口银币，而中国明王朝一直在进口银币，在其他方面它们却有许多相似之处，那就是，它们更关注做大整个经济蛋糕中自己的那一部分，而非做大经济蛋糕本身。这两个帝国都严格地将海上贸易限制在少数容易征税、有国家垄断支持的领域。

理论上，西班牙每年只允许一艘大型帆船满载银币越过大西洋对外流通，而且（再一次地，理论上而言）对其他货物的贸易规定也同样严格。但实际上，结果正如中国困扰不断的沿海地区一样，那些被排除在官方交易之外的人们开创了一个巨大的贸易黑市。这些“闯入者”就如中国当时猖狂走私的海盗一样，无视官方的征税规定，任意杀害反对的人们，低价抛售货物来和官方贸易者竞争。

那些16世纪20～30年代在哈布茨堡家族的欧洲战争中首当其冲的法国人，最先加入了这场关于海盗的争斗。最早的有记录的海盗袭击是在1536年，到16世纪50年代时海盗袭击就变得非常普遍了。“遍布整个海地的海岸边，没有一座村庄没有遭受过法国人的洗劫，”1555年一位官员曾这样抱怨道。16世纪60年代，英国走私者也开始进行奴隶贩卖，或者在机会出现的情况下，登岸劫掠那些运送白银的骡队。由此劫掠来的不义之财颇为丰厚，因而在20年内西欧地区最野蛮、最不顾一切的男人们（还有一些女人）都聚拢而来，加入了这一行列。

像中国一样，西班牙对此的反应缓慢而又漫不经心。通常情况下，这两个帝国都认为忽略这些海盗要比打击他们代价更小，直到16世纪60年代，西班牙才开始像中国一样真正地反击。一场全球范围内持续数十年之久的打击海盗的战争就此爆发，从中国到古巴（同样还有地中海地区的奥斯曼帝国）都有军队用短刀、火炮作战。1575年，中国舰队和西班牙舰队甚至在菲律宾群岛附近联手镇压海盗。

到这时为止，中国明王朝与奥斯曼帝国或多或少都取得了打击海盗战争的胜利，但是西班牙仍然在与一种更加严重的私掠活动斗争——国家支持的海盗活动。私掠船船长们一般都有国家统治者颁发的许可证，甚至国家给予的船只来掠夺西班牙人。这些人的头脑中没有适可而止的概念。在16世纪50年代，凶残的法国私掠船船长“木腿”勒克莱尔将古巴的重要城镇洗劫一空。1575年，英国的约翰·奥克斯纳姆将船驶入加勒比海地区，停在巴拿马附近，然后将船上的两门大炮拖出，面朝整个岛屿。当他行驶到太平洋一侧的时候，他下令砍伐树木，建造了一艘新船，招募了一群逃跑的奴隶作为船员，几周之内在秘鲁无人防守的海岸一带令人闻风丧胆。

奥克斯纳姆最后的结局是在利马城被吊死，但是4年以后他的老船友弗朗西斯·德雷克（同样是善于欺诈的盗贼，但有着远见卓识，总而言之，最完美高超的海盗）卷土重来，带着更野心勃勃的计划：航行绕过南美洲的最南端，将秘鲁劫掠一空。在他所率领的由6只海船组成的船队中，最终只有一艘成功地绕过了好望角，不过这艘船装备的武器弹药非常充分，因而很快就在太平洋地区建立起了英国舰队的权威地位。德雷克继续他的海盗事业，从一艘西班牙货船上抢夺了史上最大一批金银（超过25吨），之后意识到不能再原路返回，于是他镇静地满载着他的战利品环游世界。海盗的事业是有着丰厚的回报的：德雷克的赞助者们得到了47倍的回报，而伊丽莎白女王仅用她所享有的1/3的战利品，就还清了英格兰所有的对外债务。

受到这些胜利的鼓舞，西班牙的竞争对手们分别将自己国家那些想要成为征服者的人们派往新大陆。但是这些进展却不怎么顺利。在一次希望战胜经验的巨大胜利后，法国人于1541年在魁北克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希望在此找到金矿和香料。但他们后来发现，在魁北克这两种东西都缺少，因此殖民地的建立也就失败了。法国人接下来的努力也没有能够成功：法国殖民者模仿西班牙人，几乎就在佛罗里达西班牙要塞的隔壁定居，结果迅速地遭到了屠杀。

第一批英国的冒险家们也同样不切实际。在于1579年威慑整个秘鲁以后，德雷克沿美国西海岸往北航行，在加利福尼亚（也许就在现在被称为德雷克湾的、旧金山附近风景如画的入海口处）登陆。在那儿他将当地人召集到海滩上，然后对他们宣布他们的家乡现在被更名为新阿尔比恩——新英格兰——是女王伊丽莎白的属地。然后，他再次出发起航，再也没有返回。

1585年，德雷克的对手沃尔特·拉雷（或者像他的对手们习惯称他的那样，沃尔特·雷利）在现在的北卡罗来纳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罗阿诺克。拉雷比德雷克更加务实，至少给殖民地带来了真正的拓荒者，但是他想将罗阿诺克作为劫掠西班牙船只的海盗巢穴的计划却是灾难性的。罗阿诺克岛的地理位置非常差，因此当第二年德雷克从岛边驶过的时候，饥饿的定居者们便搭载德雷克的船只回英国了。拉雷的一个副手把第二批人运到了罗阿诺克（他本应该把这些人带往切萨皮克湾一个更适宜的地方，但是却迷路了）。没有人知道第二批定居者们发生了什么，当他们的统治者于1590年返回的时候，他发现所有的人都不见了，只有一个名字——克罗坦，定居者们对于罗阿诺克的称呼——刻在树上。

这些边境地区充满暴力，生命因而显得廉价，但无论何时美洲原住民的生命总是要比那些殖民者的廉价许多。西班牙人喜欢开玩笑，嘲弄位于马德里的君主们是如此的低效，以至于“如果死亡来自西班牙，我们所有人都会永生”，但是美洲原住民可能不会觉得这玩笑有趣。对于他们来说死亡确实来自西班牙。因为有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屏障，他们进化得对于旧世界的病毒没有丝毫的抵御能力，自从哥伦布登陆美洲的几个世代以来，他们的人口至少下降了3/4。这就是第六章中提到过的“哥伦布大交换”：欧洲人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大陆，而美洲原住民却染上了天花。虽然欧洲殖民者有时发现他们遇到的原住民有着令人恐惧的残酷，但大部分情况下死亡却是以一种不为人察觉的方式降临在原住民身上，就像人的呼吸或者体液中的微生物一样。而且这些病毒传播的速度要比在欧洲大陆上快得多，一旦从殖民者传播到原住民身上，只要这位感染了的原住民接触其他健康的原住民，病毒就会随之传播。因此，只要白种人露面，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夺去原住民不断缩减的人口。

在任何土地肥沃的地方，殖民者都会创建历史学家与地理学家克罗斯比所称的“新欧洲”——移植他们家乡的翻版，使他们熟悉的庄稼、杂草、动物四处遍布。而在那些殖民者不想要的土地上，比如新墨西哥，正如西班牙总督宣称的那样，“除了裸体的原住民，假的珊瑚，以及一些鹅卵石”，那里什么都没有，但这些殖民者的生态帝国主义（克罗斯比的另一妙语）仍然改变了这些土地的样貌。从阿根廷到得克萨斯的广大地区，牛群、猪群、羊群四处奔跑，变得更加野性，并繁殖了上百万的牲畜，占据了整片草原。

更妙的是，殖民者们还创造了“改进的”欧洲，在这里他们不用试图从粗暴的农民身上努力敛税，他们可以将幸存的原住民变成奴隶或者——如果原住民无法利用的话——运到欧洲做奴隶（证据证明第一批运送而来的黑人奴隶是在1510年，到1650年为止黑人奴隶的数量已经超过了西属美洲的欧洲人）。“即使你是穷人，你在这儿过得也要比在西班牙富裕得多，”一位在墨西哥的殖民者在家信中这样写道，“因为在这里你总是负责的人，不需要亲自工作，而且你可以骑在马背上监督他人。”

通过建造升级版的欧洲，殖民者们开始了地理学意义上的另一次革命。在16世纪，欧洲的统治者们总是依照传统的思维方式，仅仅将新大陆作为劫掠的来源，用以资助欧洲大陆上的战争，因而对于他们来说将美洲与旧世界分割开来的海洋就是一件麻烦事。但是到17世纪，地理上的分割开始变成一件好事了。殖民者们可以利用新旧大陆的不同生态环境，生产欧洲所没有的，或者在美洲出产效益更高的商品，然后将之销往欧洲市场。于是，大西洋不再是一种屏障，而更像是一条高速通道，使得贸易者们可以将两个不同的世界连接到一起。

1608年，法国殖民者们又回到了魁北克，只不过这次是作为毛皮商人，而不是为了淘金，他们由此繁荣发达起来。詹姆斯敦的英国殖民者们在1612年发现烟草在弗吉尼亚生长得特别好，而在此之前他们几乎饿死。尽管这些烟叶没有西班牙人在加勒比海地区种植的质量好，但是成本非常低廉，于是很快英国人就开始大把地赚钱。1613年，荷兰的毛皮贸易商在曼哈顿定居，之后买下了整座岛屿。17世纪20年代，为了逃离宗教迫害而从英格兰来到马萨诸塞的人们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将用来制造船桅杆的木材运回国内。到17世纪50年代时，他们开始将牛群和鱼干送往加勒比海地区，在那里糖就像白金一样正掀起一轮新的热潮。殖民者们和奴隶们，开始是细水长流般缓慢地，然后如洪水般大批地向西跨过大西洋来到新大陆，而奇异的商品与赋税则向东流回欧洲。

在一定程度上，新边境的移民总是做着类似的事。古希腊人将小麦从西地中海地区运回国内，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定居者们将大米沿大运河一直北上运往京城，而大草原边上的殖民者们则将木材、毛皮与矿产运回莫斯科与北京。但是大西洋周围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以及海洋的广袤无垠——尽管很大但仍是可以管理的，考虑到复杂的现代航运的话——使得西欧的人们能够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来：一种由互相叠加的三角贸易体系连接起来的相互依赖的、横跨大陆的经济。

贸易者们不再是简单地将货物从A地运到B地，他们可以将西欧的工业制品（纺织品、枪械等）运到非洲西部，以此交换奴隶获取利润，然后他们可以将奴隶运到加勒比海地区，并以之交换糖（同样，获取一定的利润），最终他们可以将糖带回欧洲出售，获取更多的利益，然后再购进一批新的制成品，再次出发去非洲进行交易。另外，定居于北美洲的欧洲人也可以将他们酿造的朗姆酒运到非洲来交换奴隶，然后将这些奴隶运至加勒比海地区以交换糖，然后再把糖带回北美洲以生产更多的朗姆酒。其他人可能会将食物从北美洲运到加勒比海地区（那里用于生产糖的土地非常昂贵，如果为奴隶们的生活需要而种植庄稼太不划算），他们在那里购买糖，然后将其运到西欧地区，最后带着北美洲所需要的各种制成品返回。

落后的政治体制也显示了其优越的一面，为贸易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作为16世纪欧洲的大帝国，西班牙拥有最发达完善的君主专制政体。这一政体通常将商人们看作赚钱机器，威胁他们缴纳钱财，还将殖民地看作用于掠夺财富的来源。如果哈布茨堡家族真的成功地打败他们的欧洲劲敌，将欧洲统一为陆上大帝国的话，大西洋经济肯定会像这样一直保持到17世纪。但是，相反的是，那些来自欧洲相对落后的西北边境的商人们，因为他们国王的软弱，将情形导向了另一个方向。

这些人中最为领先的是荷兰人。在14世纪时荷兰还只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地区，被分割成一个个城市大小的城邦。理论上来讲荷兰人应该效忠于哈布茨堡王朝，但实际上那些遥远而繁忙的统治者发现，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欧洲西北地区要麻烦得多，显得很不值得，因此就将政权留给了荷兰本地城市的上层人士。为了生存，荷兰的这些城邦不得不改革创新。缺少木材，它们就开发泥炭作为能量来源；缺少食物，它们就在北海一带捕鱼，然后用渔业所得和波罗的海附近的国家交换粮食；因为缺少国王和贵族来统一管理国家，富裕的商人们尽力使城邦成为商业友好之地。充足的资金与更为完善的政策帮助荷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资金，到16世纪后期，曾经落后的荷兰一跃成为欧洲的银行业中心。因为可以以低利率对外借款，荷兰一直为欧洲持续不断的消耗战提供资金支持，直到慢慢地削弱西班牙政权。

英国缓慢稳步地朝着荷兰人的方向发展。黑死病爆发之前，英国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王国，但是其蓬勃发展的羊毛贸易使得英国的商人比除荷兰以外的任何地方的商人都更有影响力。在17世纪，商人们最先带头反对国王、挑起战争，甚至最终将那些软弱的统治者们送上了断头台，然后推动政府建立一支庞大的、最先进的舰队。当1688年一场政变将一位荷兰王子推到英国王位的宝座上时，商人们就是其中主要的受益人。

1600年以后西班牙王室的统治逐渐削弱，与此同时荷兰和英国的商人们积极地向大西洋推进。如图9-2所示，1350年在欧洲西北部边境的英格兰和荷兰地区，普通民众的工资水平已经稍高于富裕但更拥挤的意大利的工资水平。1600年以后，差距拉得越来越大。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饥饿的人们所带来的无情压力使得工资退回到黑死病爆发之前的水平，但是在欧洲西北部人们的工资却越来接近15世纪黄金时代的水平。

这一切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像以前的西班牙人一样，从美洲大陆榨取财富运回欧洲。当专家们就欧洲西北部的新财富有多少直接来自殖民与贸易展开辩论时，最高的估计也在15%以下（最低的仅为5%）。大西洋经济的革命性变化在于它改变了人们工作的方式。

在这本书中我曾好几次提到过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于恐惧、懒惰以及贪婪。恐惧一般会战胜懒惰，因此当1450年后人口急剧增长的时候，全欧洲的人们因为对失去地位、挨饿甚至饿死的恐惧与焦虑而行动起来。但是1600年后，贪婪逐渐开始战胜懒惰，大西洋经济系统的多样性生态、成本低廉的交通、开放的市场使得小奢侈品成为欧洲西北部普通民众负担得起的消费。到18世纪时，一个人只要口袋里有些余钱就可以做很多事，而不仅仅是买块面包。他可以买到进口茶叶、咖啡、香烟、糖或者自家制作的土烟管、雨伞、报纸一类的东西。大西洋经济体系不仅使金钱获得慷慨的回报，也使得人们愿意支付贸易商们所需要的现金，因为贸易商们会不惜价钱购买一切他们所能买到的帽子、枪支、毛毯并运往非洲或者美洲进行交易，而制造商们会付钱让人们来生产这些东西。一些农民整个家庭都从事纺纱织布的工作，一些人加入了手工作坊，一些人彻底放弃了耕种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些人发现为这些手工业者提供食物是一个更为稳定的市场，从而使圈地、灌溉、施肥的集约化管理和购买更多的牲畜成为可能。

具体的细节可能各有不同，但是欧洲西北部的人们确实越来越多地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工作时间也越来越长，因此能够购买更多的糖、茶叶与报纸等生活用品——这也意味着有更多奴隶跨过大西洋被贩卖到美洲，更多土地被改成种植园，更多工厂和商店陆续开办。销售额逐渐增长，规模经济开始出现，物价下跌，这片遍地货物的新大陆更多地为欧洲人打开。

不论是好是坏，到1750年为止世界上第一种消费文化已经在北大西洋沿岸成形，并改变着上百万人的生活。这时的男人们一般都不敢在咖啡馆公然露面，除非他们能够大方炫耀自己的皮鞋和怀表——更不用说要告诉自己的妻子当客人来访时不能在茶里加糖，自然不会悠闲地把几十天的宗教圣日当做假期一样度过，也不太可能会遵守“圣周一”的习俗，用这天来睡觉以摆脱周日狂欢的宿醉。当有那么多商品要买的时候，时间就如同金钱一样珍贵了。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曾经惋惜道，“以时针就能很好地分割一整天时间”的日子再也没有了。

世界就像钟表一样，但中国的时间却是静止的

事实上两个指针的时钟只是新的时代对于人们的最低要求。西方人想要了解播种机和三角犁，想要知道真空与锅炉的原理，想要了解那些不仅有两个指针，而且即使带到世界的尽头也能准确显示时间的时钟。正是这样的时钟使得在海上航行的船长们能计算出经度。2000年以来——事实上，自从上次社会发展指数达到40分上限以来——古代人睿智、古老的声音一直都在为人类生活中的尖锐问题提供指引与借鉴。但是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古人的经典不能为他们想了解的东西提供答案。

弗朗西斯·培根写于1620年的《新工具论》一书的书名就说明了一切。工具论是哲学家们对于亚里士多德的6本逻辑学著作的称谓，但是培根却重新赋予它们以新的定义。培根坚持，“古代典籍所享有的荣誉和尊敬丝毫不变，从不消减”。他说，他的目标是“仅仅作为一种指导来指引未来的道路”。尽管如此，培根也指出，一旦我们开始这项征程，我们会发现“只有一条道路……一定基础上对科学、艺术和所有人类知识的完全重构”。

但是什么又能提供这一重构的基础呢？非常简单，培根（以及越来越多的他的同辈们）说，那就是观察。哲学家们应该从理论的故纸堆中抬起头来，认真审视他们周围的一切——星星与昆虫、火炮与船桨、掉落的苹果和摆动的吊灯。他们应该和铁匠、钟表匠以及机械师这些真正懂得事物是如何运作的人们交流。

在培根、伽利略、笛卡儿以及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学者们看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得出相似的结论：和大部分古圣贤所说的相反，大自然并不是一个有着自己愿望和意图的活着的、呼吸着的有机体。它实际上是机械的。事实上，大自然和时钟非常相似。上帝就像一个钟表匠，他拧开内部互相啮合的齿轮使自然运行，然后退到旁边观看。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人类就应该可以像对待其他的机械装置那样揭开大自然的运作机制。毕竟，笛卡儿说：“一个由必要数量的齿轮组合而成的时钟会显示时间，就像由一粒种子萌芽而生的植物会结出特定的果实一样自然。”

关于自然的这一钟表模型——再加上一些非常聪明的实验与推理——所获得的收益非常惊人。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一直隐藏着的秘密被突然地、惊人地揭露出来。结果发现，空气实际上是一种物质而非虚无；心脏的跳动将血液输送到身体各处，就如同河水的流动与咆哮一样；还有，最让人困惑的是，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

所有的这些发现都和古代的著作甚至圣典相违背，因而引发了一场场批判的风暴。伽利略对于天空的缜密观测的回报是，在1633年被拖到教皇法庭上，被恐吓威逼收回对于自己知道是正确的理论的宣称。但是所有这一切恐吓威胁最后的结果却是促进了新思想从旧地中海中心地区传播到欧洲的西北部。在这里，社会发展正在快速前进，因而古代思想的缺点也就最为显而易见，人们对于挑战古代权威的焦虑也最为轻微。

欧洲西北部的人们开始了全面的文艺复兴运动，拒绝古典的思想而不是像以前一样从中寻求答案。到17世纪90年代，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社会发展已达到顶峰，正在艰难地缓慢推进，巴黎的学者们一本正经地就现代人是否正在超过古代人展开了辩论。到那时为止，对任何有眼睛可以视物的人来说答案都再明显不过了。1687年，牛顿出版了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字原理》，使用他本人创立的微积分来表达他所构建的宇宙的机械模型。[7]这本书之深奥难懂（即使对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而言）不亚于爱因斯坦于1916年发表的广义相对论。不过尽管如此，每个人都不得不同意（正如他们对于相对论那样）这本书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再夸张都不足以描述这些伟大科学家的功绩。当英格兰诗人亚历山大·蒲伯被请求歌颂牛顿的时候，这位诗人这样颂扬道：

自然，以及自然的伟大法则隐藏于黑夜之中，

上帝说让牛顿出现吧！于是瞬间到处充满了光亮。

但在现实中，从黑夜到白天的转变并不是那样瞬息而就的。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字原理》出版时，正值英格兰最后一桩吊死巫师的事件发生5年以后，而5年之后又发生了马萨诸塞的塞勒姆巫师审判。而牛顿本人对于炼金术和地球引力同样热情，一直到最后都坚信他能将铅变成金子，这些因为1936年数千份他的私人信件被拍卖而为大家所熟知。在17世纪的科学家中，他不是唯一一位拥有在今天看来非常奇怪的观点的人。但是不管怎样，西方人对于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清醒，逐渐用数学消解了神灵与魔鬼的传说，数字成为现实的衡量尺度。

根据伽利略的观点，哲学就交织在宇宙这本宏大的书中，连绵不断，供我们仰望观瞻……它是以数学为语言写成的，组成它的文字有长方形、圆形以及其他几何图形，没有这些图形，人类是不可能理解其中的任何一个字词的。如若没有数学以及这些数学图形，人类就如同在黑暗中漫步一样。

一些科学家推测，自然界的真理可能也同样适用于社会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官员们——尤其是金融家们——非常欢迎这一观点。同样，国家也可以被看作一台机器，政治家们可以计算国家的财政收入与支出，部长们也可以校准其内部复杂的齿轮。但是这种新的思考方式也非常令人担忧，自然科学通过揭露古代权威观点的任意性而获得了自己新的角色，社会科学会不会同样对国王与教会的权威加以颠覆呢？

如果这些科学家是正确的，观察与推理确实是理解上帝意愿的最好工具，那么说它们同样是管理政府的最好工具也是合情合理的。英国理论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主张，认为自创世之初上帝就赋予了人类某些自然权利也是同样合乎情理的，他由此推断：“人类从出生起就拥有一项权利……保护自己的财产——也就是他的生命、自由、资产——不受其他人的损害与侵犯。”因此，洛克总结道：“人类结成联邦，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最伟大、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如果事实如此的话，那么人类就是“生而自由、平等、独立的，未经个人同意，任何人的财产不得被剥夺，或置于别人的政治权利之下”。

如果这些观点只限于那些在象牙塔里用拉丁语高声辩论的知识分子的话，它们可能会非常让人困扰。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些观点首先兴起于法国，然后很快扩展到其他国家，富裕的妇女们赞助成立了许多沙龙，在那里学者们互相讨论，新的强大思想震荡着社会。业余爱好者创办了讨论俱乐部，邀请演讲家们解释新的观点，展示他们的实验成果。低廉的印刷费用、更好的发行制度、民众们越来越高的文化水平促进了新闻报纸业的兴起，将新闻报道与社会批评和读者来信结合起来，将狂热与骚动传递给成千上万的读者。在星巴克出现的300年以前，有进取心的咖啡屋所有者们意识到，如果他们提供免费的报纸以及舒适的椅子，顾客们就会愿意在那儿坐下——读书、辩论、买咖啡喝——待一整天。一种新的东西逐渐形成了：公共意见。

舆论制造者们喜欢宣称启蒙运动正在全欧洲范围内广泛传播，用智慧之光照亮了几个世纪以来为宗教迷信所蒙蔽的黑暗深处。但是到底何谓启蒙呢？德国思想家伊曼纽尔·康德曾经这样直率地描述启蒙运动：“敢于去了解！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解能力自由思考！”

这一运动对于既定权威的挑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大部分18世纪的君主们选择了妥协，而非与之抗争。他们坚持说他们一直就是开明的、受过启蒙的专制者，他们的统治是合情合理的，是为了公众的利益的。“哲学家们应该不仅是世界人民的老师，也是各国王子们的老师，”普鲁士国王曾经这样写道，“他们必须合乎逻辑地思考推理，而我们必须根据逻辑来行动决策。”

但是，在实际中，王子们通常会发觉他们的臣民的思维与逻辑非常让人恼火。在大不列颠[8]，国王们不得不忍受臣民的这些逻辑；在西班牙，统治者们可以将之肃清消灭；但是在法国却有着足够的先锋主义精神（这个术语本身就来自法语），到处是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各种批评家，以及足够多的专制主义者，他们将这些批评家们投进监狱并不时地将他们的著作列为禁书。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曾经认为，这是“一种为批评与讽刺所缓和了的专制主义”——这使得法国成为一个完美的温室花园，启蒙思想可以在这里兴旺发展。

在所有这些18世纪50年代启发了法国的社会批评与争论的书籍与妙语中，没有什么能比《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更能激励人心、更能给人以启迪了。“没有例外，也无须额外的告诫，一个人必须认真审视并触动所有的事情，”那部书的一位编辑这样说道，“我们必须将所有过去的愚蠢浅见践踏于脚下，推翻那些不是以逻辑建立起来的障碍，重建宝贵的科学和艺术自由。”一场接一场的叛乱都坚持宣扬奴隶制、殖民主义、女性与犹太人法律地位的低下有悖于自然和理性。伟大的思想家伏尔泰在18世纪60年代于瑞士流亡期间，甚至公然挑战他称之为“臭名昭著的东西”——教会与国王的特权。

伏尔泰非常清楚地知道欧洲应该到何处寻求更为开明的典范：中国。他坚持认为，在中国人们可以找到一个真正贤明的统治者。这些统治者通过和合理的官僚体系协商进行统治，竭力避免发动无意义的战争和宗教迫害。他们也找到了儒家学说作为思想基础，（和基督教义不同）儒家思想是一种对于理智的信念，不受任何迷信和愚蠢传说的影响。

伏尔泰并不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在他出生之前一个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就已经开始向专制统治提出挑战了。造纸印刷术的出现也使得中国产生了比欧洲西部地区更广泛的、乐于接受新思想的读者群体，私人的学术团体也兴盛起来。其中最负盛名的东林书院比伏尔泰更为直接地与那些臭名昭著的事物对峙。在17世纪30年代，东林书院的领导人倡导自立，鼓励学者们通过自己的判断，而不是更古老的文本来寻求事情的答案[9]。因为大肆批评明朝廷的统治，一个又一个东林党的文士被关进了监牢，受到了残忍的折磨或者遭到处决。

当入关的清王朝在1644年开始对整个中国的统治时，知识分子们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了。数以百计的学者拒绝为满清朝廷工作。其中一位就是顾炎武，他只是一个低级别的官员，从来没能通过最高的殿试。顾炎武将自己放逐到遥远的边境地区，不受专制统治者的干扰。在那里他背弃了从12世纪以来就一直统治着知识分子思想的形而上学的吹毛求疵，而是像英国的培根一样，试图通过观察真实的人们所做的具体的事情来理解世界。

顾炎武四处游历长达40年之久，将对农业、采矿业、银行业的详细描述都记录下来。随着他名声越来越盛，人们竞相效仿他，尤其是那些震惊于在17世纪40年代瘟疫爆发时自己竟然束手无策的医生们，这些医生收集病人的发病史，坚持要用实际结果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到17世纪90年代，即使皇帝本人也不得不宣称这一方法有着“查考问题之根源，与普通民众切磋探讨，最后将之解决”的优点。

18世纪的学者们将这一方法称为考证，即“实证研究”。它更看重事实而非推断，将条理的、严谨的方法应用于数学、天文学、地理学、语言学以及历史学等诸多领域，而且不断发展出评估证据的规则。在所有方面考证都可以和西欧的科学革命相提并论，除了一点——它没有建立一个自然的机械模型。

和西方人一样，东方的学者们经常对他们从上次社会发展的高峰即指数高达43分的时期（就他们而言，是11～12世纪，处在宋王朝统治时期）所继承来的学问感到失望。东方人没有否定以气为主宰的宇宙观，或者幻想一个像机械一样转动的世界，他们中的大部分选择回溯到更受尊敬的权威——古代汉朝的经典文本。即使顾炎武本人对于古代碑文的热情也不亚于采矿或者农业，而很多采集病例史的医生在用其证明汉代医学典籍的正确性时的兴奋也不亚于治病救人时的欢欣鼓舞。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没有改变文艺复兴的形式，而是选择了第二次文艺复兴。其中涌现了很多伟大的学者，但是这一选择也导致了中国没有出现伽利略和牛顿这样的人物。

这正是伏尔泰错误的地方。他将中国树立为一种典范恰好是在中国要结束这种典范的时候——事实上，此时此刻，在欧洲的学术沙龙里伏尔泰的对手们正开始对中国做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尽管他们没有社会发展指数来证明西方的社会发展已经削弱了东方的领先地位，这些人还是得出结论，中国绝不是理想的开明帝国。相反，中国是欧洲的一切事物的对立面。欧洲从古希腊文明中学习到了物力论、逻辑推理和创造性的精神，而且正在超过他们的老师，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时间却像是静止的。

西方优越性长期注定理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孟德斯鸠认为气候是最终的解释：凉爽宜人的天气给予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一种身体和精神上的活力，使得他们富有耐心而又勇敢无畏，能够成就艰巨的事业”，然而“生活在炎热气候中的人们的软弱性使得他们经常沦为奴隶……在亚洲普遍有这样一种奴性的精神，是他们一直都无法摆脱的”。

其他一些欧洲人在这一理论上发展得更为深远。他们认为，中国人不仅是天生奴性，他们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类。遗传基因学之父卡罗鲁斯·林奈乌斯曾经宣称发现人类有四大种族——白种的欧洲人、黄种的亚洲人、红色皮肤的美洲人以及黑色皮肤的非洲人。在18世纪70年代，哲学家大卫·休谟认为只有白种人才有能力构建真正的文明。康德甚至怀疑黄种人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种族。他曾经这样认为，可能黄种人是印度人与蒙古人的后代。

很明显，欧洲白人更拥有敢于发问的精神。

康熙，伟大的傻瓜：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西方世界兴起

1937年，三位年轻的科学家从中国的首都南京坐船来到了英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从他们热闹、混乱的家乡（因其炎热闷湿的气候而被称为中国的“四大火炉”之一）来到有着安静的修道院、淅沥的小雨和刺骨的寒风的剑桥都是非常艰难的。但是那年夏天的境况尤其艰难，这三个人不知道他们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一支日本军队正在向南京进逼——那一年12月他们将屠杀多达30万的南京市民，其残忍程度连经历这场灾难的一位德国纳粹军官也感到震撼。

这三个难民也不可能指望他们到达的时候会受到多少欢迎。时至今日，剑桥的科学实验室里到处是中国学生的身影，但是在1937年的时候休谟和康德的影响仍然很大。这三个人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而李约瑟，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后起之秀，比任何人受到的触动都要大。这三名学生之一的鲁桂珍写道：“他越是了解我们，越是发现我们在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和见解方面和他是多么相像，这一切促使他那充满好奇的头脑发问，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西方世界兴起？”

李约瑟在汉语言或者历史方面没有受过任何的正规教育，但是他确实有着最为敏锐、最为怪异的思维，而这两者正是这所大学素来闻名的。鲁桂珍成了他的启蒙老师，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帮助他掌握中国的语言以及古代历史。李约瑟倾心热爱着鲁桂珍的祖国，1942年他放弃了剑桥大学安全舒适的生活，接受了英国外交部驻重庆办事处的一个职位，帮助中国的大学在与日本的灾难性战争中生存发展。英国广播公司曾写信给他，请他记录自己在中国旅居的印象，但是李约瑟做的比这些要多得多。在信的边缘他随手写下了一句将改变他一生的疑问：“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向前发展？”

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的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那么多世纪以后，反而是西欧于17世纪开创了现代科学技术——现在一般被称为“李约瑟难题”。40年后当我结识他的时候（当时我的妻子正在鲁桂珍所在的剑桥大学学习人类学，我们租住了鲁桂珍博士的房子的二楼），李约瑟仍然在研究这一问题。他一直没能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得益于他数十年来将中国的科学成就分类编目的辛勤工作，我们现在能够比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科学历史。

正如我们在第七章讨论过的，中国在11世纪社会发展达到顶峰的时候取得了快速的科学技术进步，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崩溃，这些进步随之转向。真正的问题是17～18世纪当社会发展再次达到顶峰的时候，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没有像欧洲人那样创造出自然的机械化模型，揭开自然界的奥秘。

再一次的，答案还是知识分子们只会回答社会发展推至他们面前的问题：每个时代得到其所需要的思想。随着欧洲人一步步扩展大西洋另一端的新边境，他们需要对于标准空间、金钱、时间的精确测算，而且当用两个指针的时钟来计量时间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欧洲人不得不迟钝起来，不去思考究竟自然本身是不是一个机械装置。同样，西方的统治阶级需要变得更加迟钝，不去注意科学思维潜在的可以使那些古怪的、无法预料的思想家们懈怠的优势。就像轴向思想和之前的文艺复兴这前两次社会思想浪潮一样，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最先应该是西方社会发展上升的结果，而非原因。

当然，东方人也在大草原上开创了新的边境，但是较之大西洋沿岸，这是一种更为传统的边境，因而对于新思想的要求也不那么迫切。东方的自然和社会哲学家们也确实提出了一些和西欧人同样的问题，但是用宇宙的机械模型来重塑思想的要求却不那么明显，而且对于急于把知识分子笼络到新政权下的清朝政府来说，放纵激进思想的危险大大地超过了它可能具有的优点。

清朝统治者想尽了一切办法，试图将学者们聚拢到国家行政事务上来，而不是流连于私立学院或者游历四方寻求事实加以考证。清朝政府建立了特别的考试制度，慷慨地付出，大方地表扬。年轻的康熙皇帝以身作则，刻苦钻研儒家学说，特别召集了一群学者和他一起学习，并且于1670年颁布“圣谕”以彰显他对待此事的严肃与郑重。他资助编纂了巨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书，在他去世后不久出版，厚达80万页）[10]，但是这些书并没有像同时期法国的百科全书那样在社会上造成触动，他们编纂的目的本身就是什么也不触动，忠实地保存古代文献，为忠于统治者的学者们提供一些闲职。

这项策略的成功非常惊人，随着知识分子们逐渐回归到朝堂之上，他们将考证本身变成了官场的敲门砖。参加科举的考生们必须展示实证研究，但是只有那些能够获取文献资源的学者才能真正掌握考证这一学问，因此也就阻碍了所有非少数精英阶层的考生们取得高分的机会。以传统思想看来，担任政府官员这一利润丰厚的职务是一项巨大的激励。

我会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留到第十章再来仔细讨论——假设有更多时间的话，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能否开创出自己的科学革命？但是实际的情况是，西方人并没有给予他们这样的时间。自从16世纪70年代以来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就在通过澳门向中国内地渗透，虽然他们远渡重洋是前来解救人们的灵魂而不是推销他们的科技，但他们却非常明白好礼物能够使客人更加受欢迎。西方的钟表在中国异常受欢迎，眼镜也是如此。一位长期以来视力一直在下降的中国诗人（此处指《桃花扇》作者孔尚任）曾经满怀欣喜地描述道：

西洋白眼镜，市自香山。

制镜大如钱，秋水涵双窍。

蔽目目转明，能察毫末妙。

暗窗细读书，犹如在年少。

不过，耶稣会士们带来的最大的礼物还要属天文学。传教士们知道历法在中国是相当重要的，在错误的日子庆祝冬至日可以使整个宇宙陷入混乱，情况之糟糕不亚于基督教世界的人们搞错了复活节的日期。中国的官员们将这件事情看得如此重要，他们甚至可以聘请外国人在天文局任职，只要这个外国人——大部分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对于星象天文比国人懂得更多。

耶稣会士们明智地将此作为他们接近中国统治者的最好途径。16世纪80年代，耶稣会士出身的数学家们曾经深深地卷入了天主教历法的改革中，尽管他们的历法以欧洲西北部地区的标准来看已经过时了（他们顽固地坚持地球中心论的宇宙观），但还是要比中国的任何历法好得多。

开始的时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到1610年时，好几个朝廷要员因为对耶稣会数学的深刻印象，秘密地改信了基督教。他们公开地宣扬欧洲的学术要优于中国，并且翻译欧洲的教材。一些较传统的学者有时不禁对这种不爱国的态度感到反感，于是在17世纪30年代耶稣会的主要支持者开始采取一种更微妙的策略。“将西方知识的内容融化，”他向他的同胞们保证，“我们可以将它们融入（传统中国）大一统的模子里。”他甚至暗示，可能西方学术只是早期中国智慧的副产品。

当满族人于1644年攻克北京的时候，耶稣会士们成功地预测了日食。他们的声望因此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而且在1656年的几个月中似乎皇帝本人也要改信基督教了。胜利好像已经在望，直到这位十多岁的君主意识到基督教不允许一夫多妻制，因此他转而支持佛教。传统主义者们于是开始了反击，指责耶稣会是间谍组织。

1664年又举行了另一场关于天文望远镜的竞赛，耶稣会士、天文局以及一个穆斯林天文学家分别预测即将到来的日食的准确时间。天文局说，2点15分；穆斯林说，2点30分；耶稣会士说，3点。望远镜被架设起来，以便将太阳的影像投射到一间漆黑的屋子里。2点15分到了，日食没有出现。2点30分，仍然什么也没有出现。几乎刚好就在3点的时候，一片阴影开始慢慢笼罩了这个火红的圆盘。

裁判们裁决道，不够好，就此禁止基督教。

情况看起来就是这样了——除了中国历法仍然是错误的这一让人烦心的事实。因此，当康熙皇帝于1668年掌握大权时，他立即重新安排了一场比赛。耶稣会士再一次获胜。

康熙皇帝因此完全信服了耶稣会士拥有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全心全意投身于他们的教学中，和牧师们数小时地坐在一起讨论，学习他们的算术、几何以及机械学。他甚至学起了大键琴。“我意识到西方数学有其可用之处，”这位帝王这样写道，“在后来南巡途中，我利用西方的方法向官员们展示在规划河工时怎样计算得更为精确。”

康熙意识到“算术之‘新方法’使得基本错误不可能出现”，而且“西方历法的基本理论没有丝毫错误”，但是他仍然抵触耶稣会士们宣扬他们的科学和上帝的主张。“即使一些西方研究方法不同于我中国，甚或比我们更加优良，其中新颖创新之处却甚少，”康熙总结道。“数学之原理皆源出于《易经》，西式方法皆源出于中国……毕竟，”他补充道，“他们所知仅为我所掌握其中之一部分。”

1704年，教皇因为担心耶稣会士对天文的推广传播远甚于基督教义，派遣使团到北京来监视他们。而康熙皇帝因为担心他们煽动叛乱，就此冷落了这些传教士。他创建了新的学术机构（类似于法国巴黎的科学院），在这里中国的科学家们可以不受耶稣会士的影响，自由地研究天文和数学。当时耶稣会士们所教授的数学，以及少量的代数和微积分，本来已经落后北欧好几十年了，康熙将这一与西方科学的联系毅然切断后，东西方的学术差距很快变成了深渊。

人们一般很容易将康熙大帝（见图9-3）作为李约瑟难题的答案，谴责他是一个笨拙的傻瓜，本来可以将中国的科学带入先进的18世纪，却没有这么做。

图9-3 伟大的笨手笨脚的统治者？清朝皇帝康熙，由意大利艺术家乔瓦尼·盖拉尔迪于1700年前后绘成

但是在所有这些坐在天朝宝座上的男人（以及一个女人）中，康熙绝对是最不应该获得这一称号的。宣称耶稣会士们知道的只是他所知道的一小部分虽然很不谦虚，但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康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强势的领导者、一个实干家（包括养育了56个子女）。他是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看待西方人的。2000年以来中国的帝王们意识到游牧民族的作战能力比他们更为优越，而且通常情况下收买这些草原牧民要比与他们作战风险更小。当这一情形改变的时候，康熙第一个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亲自在17世纪90年代关闭了草原通道。但是对于西方人，情形却又相反。从17世纪60年代以来康熙一直和西方人密切接触，但是在1704年以后忽视他们反而看起来风险更小。一些东南亚的统治者们在16世纪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而到1613年时日本的幕府将军也同样效仿起来。日本于1637年爆发的一场剧烈的、受基督教影响的起义只是使统治者更加确信要切断与西方的联系。在这种大环境下，康熙的决定看起来绝不是愚蠢的。

在任何情况下，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问的。即使假设康熙预见到了西方科学的走向并推动其发展，他能够使东方社会发展在18世纪领先于西方吗？

答案几乎毫无疑问是否定的。中国确实和欧洲西北部地区一样面临着一些相同的问题，一些中国的思想家们也确实朝着相似的方向发展。例如，在18世纪50年代，戴震（像顾炎武一样，只是一个低级别的官员，从未通过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提出了类似于西方的思想，认为自然是机械化的，它不以任何意图或者目的而运行，可以经受实证的分析和检验。但是作为一名杰出的古文字学家，戴震总是将他的论据建立在古代典籍的基础上，因而到最后，保存过去的辉煌与荣光在中国似乎比解决问题要重要得多，而这些问题却是西方人不得不关注并加以解决的。

大西洋边境的挑战使得西方人互相叫嚣、争吵关于新问题的答案。那些像牛顿和莱布尼茨那样做出解答的科学家们赢得了以前的科学家所无法想象的巨大荣誉与财富，而像洛克和伏尔泰这样的新理论家们，则积极探寻这些科学进展的含义以寻求社会秩序。而对比之下，中国的新草原边境构成的挑战却要温和得多。康熙建立的科学机构中的学者们，享受着数目可观的俸禄，感到没有任何必要去发明微积分或者弄清楚地球是不是围着太阳公转，将数学——像医学一样——变成典籍研究的一个分支好像对他们更为有益。

东西方各自得到它们所需要的思想。

1773年：乾隆时期西方超越了东方

当康熙大帝于1722年去世的时候，社会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过去曾经有两次，分别是公元1世纪左右的罗马帝国和1000年之后的中国宋王朝，社会发展指数曾经达到了43分，但是灾难随之而来，将社会发展再次带入低谷。尽管如此，到1722年草原通道已经被关闭了，天启四骑士之一已经死掉了，社会发展也没有在达到高峰的时候崩溃。相反的是，新的边境以及草原的边缘地带使得东方社会发展继续上升，而与此同时，欧洲西北部的人们，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努力而免于草原民族迁徙的威胁，在大西洋上开辟了新的边境。西方社会发展比东方更为迅速，并且在1773年（或者在那前后）赶超了东方。在欧亚大陆的两端都可谓一个新的时代。

或许有人要问，是这样吗？如果罗马帝国时代或者中国宋王朝时期的人们被放置到18世纪的伦敦或者北京的话，不论男女，他们肯定会对许多事情都感到惊奇。比如说枪支，或者美洲新大陆，或者烟草、咖啡和巧克力。至于流行时尚方面——假发？满族人的大辫子？紧身衣？裹着的小脚？啊，什么样的时代！啊，什么样的习俗！他们会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就像西塞罗过去喜欢说的那样。

但是很多方面，事实上非常多的方面，应该都看起来非常熟悉。现代世界以火药为装备的军队肯定比古代的要强大很多，而且比之古代，现代有更多的人可以读书识字，但是不管东方还是西方都不能自豪地宣称拥有像古罗马或者中世纪的开封那样有着数百万人口的城市。[11]尽管如此，最重要的还是，来自过去的人们会发现尽管社会发展比过去上升得越来越高，人们推动社会发展的方式却与罗马人和中国宋朝人们采用的方式无异。农民们在使用更多的肥料，开挖更多的沟渠，循环种植农作物，减少休耕。工匠们在燃烧更多的木材以铸造金属，当木材变得稀少的时候，又转而使用煤炭作为能源。人们饲养更多、更大的动物来帮助转动车轮、提拉重物或者在更平坦的道路上拖动更好的马车。风能和水能被更高效地利用起来，用来粉碎矿石，碾磨谷物，在改造的河流以及人工运河上拖曳船只。但是，尽管宋朝和罗马时代的人们很可能会承认18世纪的很多事物比11世纪或者公元1世纪时要更大、更好，但他们可能不会承认事情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这就是麻烦之处。对大草原和海洋的征服并没有突破罗马人和宋朝人在43分左右所经历的瓶颈，只是将其推得更高一些，而到18世纪20年代时已经出现了警示的信号，显示社会发展再次被拉到了极点。图9-2的左半部分所显示的实际工资，情形就不是很乐观。到18世纪50年代时，各个地方的生活标准都在下降，即使在欧洲经济最为活跃的西北部地区也不例外。随着东西方核心地区极力想将这一极值推得更高，时局变得越来越艰难。

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北京的官僚们、巴黎出入沙龙的人们以及每位自尊自爱的知识分子都竞相抛出不同的理论。一些人认为所有的财富都来自农业，因此开始劝说统治者对那些抽干沼泽或者在山坡上开垦梯田的农民们施以仁慈，减免他们的税收。从中国的云南到北美的田纳西，棚户和小木屋延伸到越来越远的、未开化民族狩猎的森林地区。其他理论则坚持认为，所有的财富都来自贸易，因此统治者们（经常是同样的那几个）将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抢劫邻国的商业，使邻国变穷。

在这一点上又有着巨大的差异，总体来说，西方的统治者们（自从15世纪以来他们就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战争）认为战争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东方的统治者们（通常战争打得不那么激烈）认为战争不会解决问题。日本就是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在1598年从朝鲜撤军后，日本的统治者就此决定对外征服没有任何利益，而到17世纪30年代时，他们甚至得出结论，认为对外贸易只会使他们流失诸如银和铜之类的贵重货物。中国和荷兰（1640年时唯一准许进入日本的欧洲国家）的商人们被限制在日本长崎狭小的贫民区里，而妓女是唯一允许进入这个地方的日本女性，因此对外贸易的减少就毫不奇怪了。

辽阔蔚蓝的海洋保护了日本不受侵略，因而直到1720年日本社会一直繁荣兴旺。日本的人口翻倍地增长，江户甚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米饭、鱼和豆子代替了廉价的食物，出现在大多数人的食谱中。和平主导着这片土地：普通日本民众自从在1587年将他们的枪支上缴给丰臣秀吉以后，再也没有重新武装自己。即使是脾气暴躁易怒的武士们也同意通过剑术来解决他们的争端，这一点使得19世纪50年代恃强凌弱侵略日本的西方人士惊讶不已。“这里的人们好像很少知道如何使用火枪，”一位西方人这样回忆道，“这给一位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对武器的无知是一种反常，象征着原始的纯真和田园式的单纯，要知道，他可是从孩提时代起就看到孩子们举枪射击的。”

但是，1720年后情形就逐渐不容乐观了。日本的人口达到了极限，没有技术上的革新与突破，想要在这片拥挤的土地上挤出更多的食物、燃料以及住房是不可能的了，而且没有对外贸易，日本人也无法从外面获得更多的物资。日本农民们展示了令人吃惊的独创性，日本的官员们也意识到燃料危机对他们的森林植被造成的损害并开始积极地保护森林，日本的精英文化因此转向一种朴素美丽的、旨在保护资源的简约主义。尽管如此，食物价格仍然不断上升，饥荒越来越多，饥饿的暴民们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日本不再是世外桃源。

日本之所以选择了这一极端的道路，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日本国土安全的一大确实可信的威胁——也选择了同样的道路。中国广阔的、开放的疆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在整个18世纪会一直持续增长，但是清王朝还是不断地将大洋之外的危险世界拒之门外。1760年中国所有的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这一通商口岸，而当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793年派遣马戛尔尼勋爵（1st Earl Macartney）向清政府抱怨贸易的限制时，乾隆皇帝断然回复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对于更多的接触，他总结道，“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

西方的统治者们很少会赞成乾隆皇帝闭关锁国的观点。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并不像中国的清王朝那样由一个大帝国所主宰，相反，这是一个充满了争吵与不断的权力转换的世界。正如大多数西方统治者所观察到的那样，即使整个世界的财富是固定的，一个国家也总是可以争抢到这个蛋糕中最大的一块。用于战争的任何弗洛林（英国旧货币单位）、法郎或者英镑都会得到相应的回报，而只要有一些统治者这样想，所有国家的统治者们就都不得不做好打仗的准备。西欧国家的军备竞赛从来没有停止过。

欧洲的军火商们不断地改进他们的贸易工具（更好的刺刀、预先包装好的弹药盒、更快的发射装置），但是真正的突破还是来自更科学地管理、组织暴力。纪律——诸如制服、约定的军衔、为那些随心所欲的军官们而建立的行刑队（普通士兵与之相反，总是受到残忍的惩罚）——取得了奇迹般的效果，而全年制训练的增加更是创造了能够进行复杂的军事演习和稳定射击的战争机器。

这些井然有序且训练有素的战争机器为了掠夺更多的荷兰盾（荷兰及荷属殖民地的货币单位）而发动战争，造成了更多的伤亡。之前荷兰与它的敌对国家常常与私人签订合同，让签订者雇佣大群的暴民杀手，可是不定期甚至从不付给杀手们雇佣金，让这群乌合之众从普通老百姓那里敲诈。但是后来它们都相继摒弃这一廉价而肮脏的传统。虽然战争仍然可怕，但也因此受到了一些限制。

在海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那个年代，海盗横行，他们跳下海盗船，将抢来的宝藏埋藏在岛屿上。于是英格兰发起一场新的打击海盗的战争，这场战争就像中国在16世纪发起的那场战争一样，打着反对贪腐、振兴国家的旗号，但也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当时有个臭名昭著的摩根船长（一位17世纪来自威尔士的加勒比士兵，后来成为一种朗姆酒的代名词）无视英格兰与西班牙签订的和平条约，在1671年对西班牙在加勒比的殖民地进行大肆掠夺。但是在他的那些身居高位的支持者的帮助下，他居然获得了骑士头衔，甚至爬上了牙买加总督的位置。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1701年。那时同样臭名昭著的基德海盗船长抢劫了一艘来自英格兰的船。被发现后，他的船被强行拖到伦敦。在伦敦，当他获知那些身居高位的支持者（包括当时的国王）不能或不愿意帮助他时，他用最后一先令买了一瓶朗姆酒。随后他就被送上了绞刑架，在绞刑架前他大声高呼“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辜的人”，声音大得几乎把绞索震断了。在从前这也许可以救了他，但在那时却是不可能的。人们不得不用第二根绞索来结束他的性命。

直到1718年，英国海军包围了黑胡子海盗（爱德华·蒂奇，18世纪横行加勒比海地区最臭名昭彰的海盗。著名的“黑胡子”这个外号就来源于他那满脸零乱而又尽显狂野的黑色长胡子。“黑胡子”在全盛时期拥有由4艘帆船组成的海盗舰队，其中“复仇女王”号是他的旗舰），而当时没有人愿意去救他。当时人们花了比处决基德更大的力气来对付他——对着他开了5枪并且捅了55刀，但最后还是那些水手结果了他的性命。虽然那一年在加勒比发生了50次海盗掠夺，但到了1726年，海盗掠夺只出现了6次。海盗横行的年代结束了。

打击海盗是要花钱的。只有财政上有了更大的发展，组织领导上才能提高。事实上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承担每年士兵和水手巨额的供给。但是荷兰政府再一次找到了解决方法——信贷。俗话说只有钱才能生钱，荷兰有稳定的商业收入，有可靠的银行处理现金，同时那些商业大亨还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借来更多的钱，可以用比那些爱挥霍的敌人更长的时间来还清债务。

英国曾经一度跟随着荷兰的步伐。到1700年时，两国都拥有自己的国家银行，并且通过证券交易所发行长期债券来管理公共债务。为了解除放贷者的顾虑，政府通过征税来偿付基金的利息，其结果让人称道。正如丹尼尔·笛福（新海洋航道的史诗巨著——《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所解释的那样：

信贷制造了战争与和平，组建了军队，装备了海军，发起了战争，包围了城镇。总的来说，与其把它叫作金钱，还不如把它叫作战争之源更为合适。信贷迫使士兵战斗，却不付给他们报酬；让海军前进，却不给他们提供保障。但是只要它高兴或是有需要，它就会给英国财政部与银行带来数百万的收入。

无穷无尽的信贷意味着无休止的战争。大英帝国通过与荷兰长达20年的战争，才从后者手中抢来了最大的贸易份额。然而这个胜利只是为接下来的一场更大的争夺铺平了道路。法国的统治者们似乎有意建立一个陆地帝国，摆脱哈布茨堡家族的控制（欧洲历史上支系繁多的德意志封建统治家族）。英国的政治家们害怕了，他们担心“一旦法国在陆地上无所畏惧，他们一定会在海上毁灭我们”。当时英国的首相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坚持认为解除这一担心唯一的方法是“通过德国来征服美洲”，同时为大陆联盟提供资金，使法国在欧洲受限，这样英国就可以侵吞海外殖民地了。

在1689～1815年的一半的时间里，英国与法国一直都在交战。这一战争始于1689年，当时法国第一次侵略英国，却以失败而告终。1815年，威灵顿最终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英法战争才得以结束。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争夺不过就是一场西方内战——一场为了争夺欧洲核心位置的战争。大批的军队在德意志拦击战斗，并在佛兰德斯挖掘战壕。在暴风雨肆虐的法国海岸，在地中海波光粼粼的海水中，双方士兵登上彼此的船只，互相展开厮杀。在美洲西部与孟加拉的丛林中，这些欧洲人特别是当地的联军展开了更为艰苦的战斗。这些独立游击的战役使这场西方内战演变成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战争中不乏勇敢与背叛的事例，这些足以写出好几本书来。但是真正的故事在于英镑、先令、便士之中，即金钱利益当中，信贷持续不断地为英国军舰、军队提供补给，但是法国人却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军费。在1759年，曾有一位身居高位的英国人自夸说：“胜利的钟声频频在我们国家响起，我们的钟因而被敲打得破旧。”到了1763年，法国别无选择，只好签署条约放弃他们大部分的海外领土。

尽管如此，西方社会的战争还没有成功一半。即使是英国人也感觉到了财政资金的紧张，因而不得不试图让美洲的殖民者们为英法战争埋单。而当这一不高明的主意于1776年引发起义的时候，法国人用金钱与舰船来资助起义者，使得一切都不同了。即使是英国作为日不落帝国的威望，也不能制服三千英里之外的决心坚定的起义者们以及另外一个超级强国。

尽管如此，财政上的利益还是可以减轻失败的刺痛。在任何合理的世界里，将美洲输给那些受法国启蒙运动启迪的革命者们本应该会使英国的大西洋经济破产，并在欧洲开创一个法国帝国的统治。皮特也曾经同样担心，警告英国民众说如果英国输掉战争，他预计英国的每一位绅士都要变卖家产远渡重洋到美洲去，但是贸易与信誉再一次拯救了英国。英国逐渐还清了欠款，保证它的舰队一直在海上巡航，继续运送美国人需要的各种物品。到1789年时英美贸易又回到了革命前的水平。

然而，对于法国人来说，1789年却是一场灾难。为了赢得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路易十六积欠了大笔无力归还的债务，因此不得不召集贵族、僧侣和富裕的平民们，请求增加新的赋税，但是结果却是平民们发动启蒙运动来反对他。富裕的平民们大声宣扬着天赋人权（两年之后，还有女人的权利），发现他们自己一边发动了这一反抗和内战，而一边又试图置身事外。“让恐怖成为这个时代的秩序！”激进主义者大声叫喊着，然后处决了他们的国王、国王的家属以及成千上万他们的革命同胞们。

再一次地，合情合理的估计被历史的现实打乱了。美国的革命没有使英国顺利成为西方的主宰，而是创造了新的大规模战争的形式，在其中令人兴奋的几年中，法国的天才将军拿破仑似乎将会最终开创一个欧洲大陆帝国。1805年，他召集法兰西帝国大军，试图进行自1689年来第四次对英国的入侵。“让我们坚持6个小时，渡过英吉利海峡，”他告诉自己的军队，“我们就会成为世界的主宰！”

拿破仑没有得到那6个小时，尽管他将英国商人关闭于欧洲的所有港口之外，使之成为英国商人们的最大梦魇，他还是不能摧毁英国的经济实力。1812年时，拿破仑控制了欧洲1/4的人口，并且一支法国军队最远还侵略到俄国的莫斯科。两年之后，他却已经失去了大权，而一支俄国军队（由英国人出钱资助）却打到了法国巴黎。1815年，维也纳大会上的外交官们通过反复的协商达成了一些条款，而这些条款将在接下来的99年中削弱西方战争。

这些战争最后有没有带来一些不同呢？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的。在英法冲突前夕的1683年，维也纳也曾处在一支土耳其军队的围攻之下，但是当英法两国于1815年在此集会的时候，西方战争却已经极大地推动了西欧的火药、军队纪律以及经济发展，而土耳其军队也再未光临过。当拿破仑于1798年入侵埃及的时候，奥斯曼帝国不得不依靠英国才能将其赶出去，而在1803年不到5000人的英国军队（有一半的人还是在当地征召的，然后加以欧洲射击术方面的训练）在阿萨耶对人数是他们10倍的南亚人进行扫射。很明显，军事实力的平衡已经打破，优势转移到了西欧。

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情况却又并非如此。尽管存在着许多的战争和轰炸，实际工资水平却在1750年以后持续下降。自18世纪70年代以后，一群自称政治经济学家的学者将所有科学和启蒙的工具都用于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到的结论却不是很好：他们宣称，铁一般的规律统治着人性。首先，虽然帝国的兴起与对外扩张可能会提高生产力和收入水平，但人们却总是会将多余的财富转化为更多的孩子，而孩子们空空的肚子则会消耗掉额外的财富。其次，更糟糕的是，当这些孩子们长大成人需要一份工作时，他们之间的竞争又会使工资降低到饥饿边缘的水平。

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可以摆脱这种残酷的循环。如果这些政治经济学家们对社会发展指数有所了解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指出尽管发展的极限瓶颈被稍微推高了一点，但它仍然是和以前一样难以撼动的。他们很可能会兴奋地了解到西方的指数于1773年赶超了东方，但肯定会说这些实际上无关紧要，因为铁一般的规律禁止任何指数上升得更高。政治经济学科学地证明了没有任何事情会真的改变。

但是接下来情形却真的改变了。

[1] 这些是黑泽明的经典小说《七武士》（1954）的背景，或者——考虑到一定程度上历史地理变动的情况——约翰·斯特奇斯改编导演的几近经典的《七侠荡寇志》。

[2] 《火线》是一部美国电视剧，讲述了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警察与犯罪团伙间的交锋。

[3] 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头戴有着12道褶缝的高高的红帽子，这12道褶缝象征着在千年之时将会达到统治顶点的12位伊玛目（伊斯兰教领袖）。

[4] 跳过各种复杂情况，他们的统治从1516～1598年，共长达82年。

[5] 敌基督，统治末世的基督的主要敌人，在《约翰书》里首次提到。在中世纪，当教皇和皇帝争权时，便互指对手为敌基督。在宗教改革时期，路德等新教领袖认为教皇制本身为敌基督。——译者注

[6] 他们谈判的结果非常富有成效，现在的两国边界仍然是在他们当初决定的黑龙江上。最近一次协商发生于2008年7月，也只是将边境线向河上的一座岛移动了一两英里。

[7] 除了一种情况，那就是，事实上17世纪70年代致力于相似的数学方法的德国思想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首先创立了微积分，而牛顿只是剽窃了他的成果。最有可能的情形是，这两位思想家各自独立地创立了微积分，但是互相对剽窃的指责最终使他们的关系破裂。

[8] 1707年英苏合并法案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联合成一个大不列颠的统一王国，1800年又有一部单独的法案将爱尔兰加了进来。

[9] 他们的领袖人物陈子龙从王阳明的学说观点中汲取了灵感。

[10] 这本书的后继者《四库全书》于1782年编纂完成，多达36000卷。

[11] 在东方，1722年的北京大约有65万居民，而江户（现代的日本东京）很可能人口稍微多一些；在西方，伦敦可能有60万居民，而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可能为70万。

第十章 西方的时代：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世界180度大转变

有时，只需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改变脚下的土地。在西方世界中，1776年恰是这种情形。在美国，一场抗税起义演绎成了一次革命；在格拉斯哥，亚当·斯密完成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首部鸿篇巨制《国富论》；在伦敦，爱德华·吉本的著作《罗马帝国的兴衰》出版发行，一夜之内震撼全城。此时，伟人们正成就着不凡的事业。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是奥金莱克的第九任领主。不过，在当年的3月22日，博斯韦尔并没有参加智者云集的聚会，而是登上了一辆马车，沿着泥泞的土地，驶往英格兰中部伯明翰外的一片领地——索霍区。

从远处看，索霍区的钟塔、车道、帕拉第奥式的建筑外表恰似乡村小屋，说不定哪天博斯韦尔也想进去沏上一杯茶，听几个笑话。可是走近一瞧才发现，这里锤子撞击声、车床嘶鸣声、劳工咒骂声嘈杂混乱、充斥双耳，他对此地的任何美好幻想随即消散得无影无踪。这并非简·奥斯汀小说中的场景，此处是一个工厂。虽然博斯韦尔特权在握，自命不凡，但是仍想一睹为快，因为索霍区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索霍区展现的一切正如博斯韦尔所料——成百上千的工人、“高大宏伟、设计精巧的机器”。更重要的是，此地的主人是马修·博尔顿（博斯韦尔称他为“铁的领主”）。博斯韦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博尔顿先生对我说的话：‘先生，我在这里出售的是全世界想要的东西——能源。’”

正是博尔顿这类人欺骗了政治经济学家，令他们做出悲观预言。从采集狩猎者巡游苔原觅食的冰河时期至博斯韦尔和博尔顿相识的1776年，西方社会发展缓慢，社会发展指数仅提高了45分。可是在随后的100年里，却提高了100分。进步之快难以置信，世界来了个180度大转变。1776年东西方的实力仍然不相上下，都只比43分——这一发展分值的上限高一点儿。一个世纪之后，能源交易将西方领先变成西方统治。“此乃真理”，诗人华兹华斯于1805年如是说：

……一小时的

世界在躁动，最温和的人都被激发了；

骚动、激情与观点的碰撞

充满了貌似平静的屋子。

普通的生活中却激荡着思想观点的碰撞。

我一直说：“历史真是讽刺啊，

过去就是现实生活的镜子！”

的确，历史是讽刺的，至少过去是这样。但实际上，未来并非如此。其实，世界的躁动才刚刚开始，在下个世纪西方世界将迎来超常规的发展。对于任何在纵轴显示出当代西方社会发展指数冲到906分的图表（见图10-1），都会将充斥本书前九章的上下沉浮、领先落后、胜败得失的社会变化贬得一文不值。而这些变化都是由博尔顿所出售的能源导致的。

图10-1 世界躁动：过去2000年社会发展状况。此图展示了自1800年来西方引领的发展腾飞，这让世界早期历史中的所有事件变得无足轻重

蒸汽机：改变了一个时代

其实，早在博尔顿之前，世界就有了能源，而他所出售的是更先进的能源。几百万年来，几乎所有驱动力都来自人力和畜力，虽然人力、畜力非常惊人——可以兴建金字塔、开凿大运河、描画西斯廷大教堂——但终究有局限性。最明显的就是，人力、畜力是动物身体的一部分，动物需要吃，需要睡，还需不时地补给能量、添加衣物。而所有这一切都来源于植物和其他同样需要吃、睡等活动的动物。并且，在这条相互依存的关系链上，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土地的支持。因此，当土地在18世纪中叶越来越紧缺时，人力、畜力也变得昂贵起来。

几个世纪以来，风能和水能推动轮船和磨石运转，助人力、畜力一臂之力。但是，风能和水能同样有弊端，它们只能在某些地方使用。蒸汽冬天凝结，夏天蒸发；而空气一旦凝重，风车的叶片就一动不动。

人们需要的是随时随地都能方便使用的能源，这样人们可以在工作中使用能源，而不是将工作迁移到能源所在的地方完成。此外，这种能源来源要可靠，不会因天气的变化而改变供给；它占地适中，不会侵占百万顷树木和农田。11世纪中国开封的冶铁工场主发现，煤是种不错的能源。但它也有局限性，煤只能在发热时提供热量。

将热量转化为动力的突破始于18世纪，地点就在煤矿中。当时，洪水一直困扰着人们。虽然可以用人力、畜力和铲斗开采矿井（比如，有个聪明的矿主给500匹马套上轭，让它们来拉一条铲斗链），不过非常昂贵。事后，人们发现解决方法非常简单：可以用发动机（以矿井中的煤为动力）将水抽上来，而无须吃食物的动物了。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在18世纪，东西方文化的核心地区都需要煤，都面临着矿井被淹的情况，但英国的发动机制造者想出了解决方法。如我们在第九章所讲，这里是欧洲西北部最边缘的地方，大西洋经济体的国家鼓励具有某些科学性的补锅工作。补锅匠将商业的敏锐、实际操作金属的经验与一些基本物理知识相结合，来解决能源紧缺问题，他们的出现正是时候。这些人在中国和日本也存在，不过凤毛麟角。而据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他们中甚至没有一个人试着修补过燃烧煤炭的发动机。

“矿工之友”是西方使用的第一台抽水机，于1698年在英格兰获得专利权。这台机器燃烧煤来煮沸水，然后将蒸汽在真空中冷凝。随后，操作人员打开阀门，在真空的作用下水从矿井中吸上来。如今，工人们关上阀门，移动灶火，同样可以将水煮沸，产生蒸汽，不断重复煮沸、冷凝这一有违万有引力的过程。

“矿工之友”运行缓慢，且只能将水提升40英尺。此外，它的明显不足之处就是易爆炸。不过，它仍比喂养上百匹马要便宜。这台机器也给予修补工作更多的灵感，但改进后的发动机依旧十分耗能，因为它们要用同一汽缸煮沸水，然后冷却形成真空。工人们在每次击打活塞的时候都得重新加热汽缸。即使是最好的发动机也只能将不到1%的煤产生的能量转化为抽水的动力。

几十年来，这种低效率的转化限制了蒸汽动力的使用范围，使它仅在矿井中用于抽水工作。即使这样，一个矿主还抱怨说：“这些发动机使用了大量的燃料，严重损害了我们矿井的利润……赋税太重与禁止采矿无异。”对于任何需要将煤炭从矿井运输到工厂的企业而言，蒸汽发动机真是太贵了。

但是，教授们对发动机却颇有兴趣。格拉斯哥大学购买了一个微型发动机样品，可是却没有哪一个学者可以将其发动起来。直到1765年，该校数学仪器制造师詹姆斯·瓦特在工场里成功将其发动。发动机虽然运行了，可是效率并不高，这让瓦特百思不得其解。在进行其他任务的时候，瓦特一直在思索蒸发、冷凝水的更好办法。直到有一天，他终于想了出来，就如他写的那样：

在一个周日的下午，天气晴朗，我出门散步……正在此时，一个想法从脑中蹦出。蒸汽具有伸缩性，会冲进真空中。若能在（加热的）汽缸和耗尽的容器中间建立连接，蒸汽就会冲进去，这样可以不冷却汽缸而冷凝蒸汽……当整个过程在脑海中构建妥当时，我发现半晌的工夫已经过去了，我还没走到高尔夫球场呢。

那是个周日，对主虔诚的瓦特只能放下手中的活，但是周一早上他以现有材料迅速组建了一个新模型，将冷凝器和蒸汽汽缸分开。这样，汽锅保持高温，冷凝器保持低温，而不是加热冷却交替进行。这种方法可以减少用煤近8成。

此时，一系列新问题接连产生，但瓦特仍孜孜不倦年复一年地继续探索。他的妻子去世了，支持者也破产了，可发动机仍旧不能稳定地运转。1774年，就在瓦特准备放弃研究寻求更稳定的职业时，“铁的领主”马修·博尔顿前来帮助瓦特。他收购了瓦特负债累累的支持者，将发动机制造厂迁到伯明翰。为了解决瓦特的困境，博尔顿既投入了资金，又投入了人力，派遣聪慧的金属制造工“钢铁疯子”威尔金森（Wilkinson）前来助阵。（威尔金森认为，万事万物都可以用铁来制造，包括自己的棺材。）

就在6个月后，瓦特给父亲写了封信。我认为这是封有史以来低调程度位列第二的信（在本章后面的内容中，我将谈谈最低调的信）。在信中，瓦特写道，他的发动机现在“相当成功”。1776年3月，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公开展览会。会上，瓦特和博尔顿的发动机只用60分钟就将水从60英尺深的矿井中抽了上来，而消耗的煤仅为旧机器的1/4。

怪不得在博斯韦尔访问索霍区时，博尔顿表现得自信十足。现在发动机在矿井外性价比很高，局限性很小。“如果我有……100个小发动机……外加20个大的共同运作，我们就能够把全部问题成功解决掉，”博尔顿给瓦特写道，“晒草要趁太阳好，我们要抓紧有利时机。”

虽然一些顾客的光临会让他们感到惊喜，但他们的确抓住了有利时机。第一个利用蒸汽动力的制造商是棉布制作商。西欧并不产棉布，直至17世纪，英国人一年四季都穿着破破烂烂、带有汗臭味的毛料衣物，内衣往往也是如此。可以想象，当商人开始从古印度进口轻便、色泽明丽的棉布衣物时，该有多么轰动。1708年，丹尼尔·笛福回忆道：“棉布悄悄来到我们的屋子，进入壁橱、卧室。窗帘、地毯、椅子，连床都是用棉布做的，要不就是印度制品，绝非他物。”

进口商发了大财，不过他们投资的是印度棉花，而不是英国羊毛。因此，羊毛巨头们游说国会禁止买卖棉布衣物。于是，其他英国人进口生棉花（这仍是合法的），自己制造棉布。不幸的是，这些棉布织物没有印度货的质量好。到了18世纪60年代，英国棉布市场的规模只有其羊毛市场的1/13。

但是，棉花的确有个好处，即可以用机械将纤维纺成纱，完成这一费力的工作。1万年来，纺织品的生产需要心灵手巧的女工（极少使用男工）将一小捆羊毛或纤维绕在纺锤上。我们在第七章看到，1300年，中国的纺纱工人用水能或畜力为能源的机器来提高生产率。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这种机器使用得越来越普遍，产量也稳步提高。但英国突然开始机械化，使古代的一切技术相形见绌。1770年，一个纺纱工人用脚踏式纺纱轮要花200小时才能纺出一磅纱线[1]；到了1800年，性能卓越的设备可以在3小时内完成相同的工作量。这些设备的名称轰动一时——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纱机和克朗普顿的走锭细纱机（罗伯特自行控制的走锭细纱机诞生于1824年，只需要1小时20分钟就可以将上述任务完成了）。机器不断进步，蒸汽动力日趋完善，织机在大工厂里聚集排布。第一个完全由蒸汽发动机供能的纺织工厂于1785年开张（当然，这里的发动机是博尔顿和瓦特提供的）。

织机使得英国棉花价格更低、质地更为纤细结实、粗细均匀，其品质甚至超过了印度产品。1760～1815年，英国出口的成衣数量增长了100倍。棉纺业，这一曾经不起眼的产业，转变为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产值约占国民总收入的1/12。10万男男女女（尤其是童工）一天12小时以上、一周6天奋战在工场，大批大批地生产棉布运到市场。纺纱的价格从1786年的每磅38先令跌至1807年的每磅7先令。虽然价格下降，但市场扩张，利润仍在继续膨胀。

地理位置的优势促使棉纺业在英国蓬勃发展。棉花的原材料产于英国海外，因而不需要在国内争夺土地生产。相反，美国渴望得到英国的钞票，他们将百万顷土地变成棉花种植园，让成百上千的奴隶在此劳动。美国的棉花产量从1790年的3000包陡升至1810年的17.8万包，到1860年更是飙升至450万包。英国在纺织技术上的创新促使美国在种植园生产上产生了新创意。例如，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的轧棉机。它可以把棉花纤维从黏性种子上分离，这比雇佣奴隶用手来分要便宜。美国棉花供给增加，满足了英国的需求。这样，美国的棉花仍保持在低价位。工厂和种植园主富裕起来，棉花生产给大西洋两岸创造出庞大的劳动力新队伍。

回看英国，先进技术从一个产业扩展到另一个产业，促进了更多新技术的产生。最重要的飞跃就是制造材料以供其他新兴产业使用的制铁业。英国的制铁工人在1709年已经知道如何用焦炭熔炼铁（这比中国的冶金学家晚了7个世纪），但是如何让熔炉恒定高温，一直没有找到办法。1776年后，博尔顿和瓦特的发动机通过提供稳定气流解决了这一难题。在随后几年中，科特的搅炼法（这和棉纺业其他名称一样让人叫绝）成功解决了剩余的技术问题。和棉花的问题一样，制铁工人发现劳动力成本下降了，同时就业、产值及利润陡升。

博尔顿和其竞争者揭示了能源的真面目。虽然他们的革命用了几十年的时间（1800年，英国制造商使用水车产生的能量是蒸汽发动机的3倍），然而这却是整个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进展最快的变革了。在近百年的时间中，技术变革粉碎了社会发展指数上限永远不可突破的神话。1870年，英国蒸汽发动机产生400万匹马力的动力，与4000万的人力相当。假如工业继续依靠人力的话，这些人所需的小麦将是英国小麦总产量的3倍多。化石燃料让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

巨大的差距：为什么中国、日本没有发明蒸汽机、纺纱机

当地人喜欢称我的家乡——英格兰中部地区斯托克为工业革命的摇篮。它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此地是制陶场的中心。18世纪60年代，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将机械化推广至制瓶业。斯托克遍布颇具工业规模的制陶场。这甚至影响到200年之后，就连我小时候的考古经历都烙上了韦奇伍德的印迹。那会儿，我正在考察从威尔登工厂后面那大堆垃圾中挖出的一个破罐子，而韦奇伍德当年就在威尔登工厂学手艺。

斯托克是个以煤炭、钢铁和泥土为主的城市。在我小的时候，大部分工人天没亮就起床，奔向矿坑、钢厂、制陶场。我的祖父是钢厂工人，父亲未满14岁就辍学下矿井了。在我念书的时候，不断有人告诉我，我们的祖先给英国添了彩，并且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还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的勇敢、坚毅和富有创意。但是却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这片土地上的山川峡谷成了工业启蒙地，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却是讨论中西方巨大差距之源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具体说来是在斯托克及其周边地区）而不是在西方世界的其他地方有什么必然的原因吗？如果没有必然关联，那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世界其他地方存在某种必然吗？或者说，工业革命必然会发生吗？

在本书开头，我谈道，即使这些问题的确是关于西方的领导地位是否形成于遥远的过去，对这些问题作答的专家们最多也就往后推四五百年来寻找答案。我认为，应把工业革命放到长远的历史中进行考察。我希望，到目前为止，我在本书前九章阐述的观点能够提供一个不错的解答。

工业革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迅速地在大范围内促进了社会发展。若不考虑这一点，工业革命与历史上早期的改良运动就无异了。与早期其他迅速（或相对迅速）发动起来的运动一样，工业革命产生于历史上一个今人看来并非特别重要的时期。自农业起源以来，主要的核心地带已经通过殖民和模仿等方式，经过整合并扩大了，边缘地区的人采用了核心地带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有时他们还将核心地带的理念融入环境迥然不同的边缘地区。这一过程时而显示出后发优势：公元前5000年，农民们发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谋生的唯一方式是灌溉，这样可以将这片平原变成一片新的核心地带；公元前1000年，当城市和国家扩展到地中海盆地时，产生了一种新的海上贸易形式；公元400年后，中国北方的农民向南迁徙，将长江以南的穷乡僻壤变成了一片沃土。以上这些时期无不体现了后发优势。

公元10世纪以后，当西方核心地带从地中海沿岸向北、向西扩展时，西欧国家终于发现新的海上技术可以将他们在地理上独居一隅、长期以来成为落后之源的劣势变成优势。与其说是按照设想，倒不如说是得益于机遇的垂青，西欧建造了一个新兴的海上帝国。此外，崭新的大西洋经济体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挑战。

没有谁可以保证欧洲会战胜这些挑战。罗马（公元1世纪）或中国的宋王朝（11世纪）也没有找到突破社会发展指数上限的方法。所有迹象表明，人力和畜力是动力的最终来源，识字的人不超过10%～15%，城市和军队的人数永远不会超过100万，社会发展指数永远都不会超过43分。但是，在18世纪，西方人却无视这些限制，他们出售能源，使以前发生的一切变得一文不值。

在罗马和中国宋朝失败的地方，西欧却取得了成功，这是因为那时产生了三个变化。第一，技术不断积累。每次社会发展衰退的时候，一部分技术就会消失，不过大部分技术不会，几个世纪过后，一些新的技术又会加入其中。因此，同一条河踏进两次、同样的技术有新发展的原则继续起作用。任何一个在公元1世纪和8世纪之间逼近社会发展指数上限的社会都和它们的前辈不同。它们做的会比逝去的更好，这点它们都知道，并且相信可以做得到。

第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技术积累，农业帝国现在已拥有高效的武器，这让俄国和中国清王朝关闭了西伯利亚大草原上的通道。最终，在17世纪当社会发展指数逼近上限时，第五个天启骑士——移民——并没有到来。核心地区也成功地应对了其他四大天启骑士，避免了社会崩溃。假如没有这一变化，18世纪可能会和公元3世纪、13世纪一样成为一场灾难。

第三，还是因为技术的积累，船可以将人们载到任何想去的地方。这样，欧洲人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西洋经济体了。罗马王朝和宋王朝都没能建设一个可以如此促进商业发展的国度，因此，它们都不需要面对17～18世纪欧洲国家关注的那些问题。牛顿、瓦特等人也不一定就比西塞罗、沈括等人聪明，只是他们想到了不同的事情而已。

在突破社会发展指数上限方面，18世纪的西欧做得比以前任何社会都要好。在西欧，由于西北部区域国王统治力量更为薄弱，商人力量则更为强大，因而西北部发展得比西南部好。而在西北部，英国发展得最好。1770年，英国不仅薪水更高、煤资源更多、金融实力更强，而且那里实行了比其他地方更开放的制度（不管怎么说，对于中上阶层的男士是这样的）。另外，由于英国对荷兰和法国的战争都取得了胜利，它也同时拥有了更多的殖民地、贸易和战舰。

英国是工业革命最容易发生的地方，不过并不是注定会发生。如果1759年是法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不是英国（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如果法国夺去了英国的海军、殖民地和贸易，而不是相反的情况，那么我的长辈们就不会在小时候对我讲述斯托克是如何成为工业革命摇篮的故事了。在法国那些和英国同样烟尘密布的工业城市里（如里尔），长者们讲的故事或许就是另一番情景了。毕竟，法国有许许多多的发明家和企业家，只要国家的要素禀赋或国王和将军的决策中有什么小小的改动，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无论是伟大的人物、笨拙的白痴，还是走霉运的人都与工业革命为什么在英国而不是在法国发生有关，但是他们和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在西方展开的关系却不甚清楚。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我们需要考察一些更强大的力量，因为一旦技术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一旦西伯利亚大草原通道开放——比如说在1650年或1700年——我们就很难想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工业革命在西欧的某个地方发生。如果法国或一些低地国家而不是英国成为世界工厂，那么工业革命的进展就没有现在这么迅速了，它或许会在19世纪70年代发生，而不是18世纪70年代。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也会有所不同，不过西欧仍会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西方仍会统领世界。这本书仍然可以继续写下去，只是我可能会用法语来写，而不是英语。

也就是说，除非东方率先独立地进行工业化，否则统领世界的就是西方。假设西方工业化进展变慢了，东方可以独立发展工业化吗？当然这里我列举的是种种假设，但是我想答案是非常明显的：不太可能。即使到1800年东西方社会发展实力不相上下，也鲜有迹象说明如果独立发展，东方可以快速进行工业化，并于19世纪开始腾飞。

东方国家有广阔的市场和繁荣的贸易，但是它们和大西洋经济体的发展模式不同。虽然东方居民不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的（“在中国，下层阶级的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连欧洲最贫穷的国家都不如”）那样穷，图10-2同样表明他们也并不富裕。北京人[2]并不比佛罗伦萨人穷，可却比伦敦人穷不少。中国、日本（及南欧国家）劳动力价格低廉，这并没有激发他人和博尔顿一样用同样的激情去投资机器。在1880年，开一个雇佣600名中国工人的矿厂的成本预计为4272美元，差不多和一台蒸汽泵的价格一样。即使在他们有其他动力可供选择的时候，精明的中国投资商们通常仍会乐意雇佣便宜的劳动力，而不会购买昂贵的蒸汽机。

由于修补生意收入太少，东方商人、宫廷学者都没有对锅炉、冷凝器产生足够的兴趣，更别提珍妮纺织机、水力纺纱机和搅炼机了。要产生自己的工业革命，东方需要创造出一些与大西洋经济体相提并论的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东方国家也可以产生出更高的工资，应对新的挑战，促进整个科学思想、机械修补技术的发展及廉价劳动力的诞生。

如果时间允许，这种情况有可能产生。18世纪，在南亚，一群散居在外的中国人蓬勃发展起来。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大西洋经济体之间相互依存的地理关系可能在19世纪出现。可是其他条件不会相同。从英国在美洲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詹姆斯敦到机械大师詹姆斯·瓦特改良蒸汽机，西方人用了200年的时间。如果东方处于极端隔绝之中，如果东西方在19～20世纪走同样的路，都在构建一个地理上多元化的国家，如果东方和西方走的路线大致相同，一个中国的瓦特或日本的博尔顿将会在这一非常时刻出现，并在中国上海或日本东京展示自己的首部蒸汽机。可是，这些“如果”一个都不会发生，因为西方的工业革命一旦开始，它就主导了整个世界。

图10-2 世界各地的工人工资不同：虽然工人们并不乐意，但是在1780～1830年间，英国工人的工资比其他国家工人的高。本图对伦敦、佛罗伦萨（代表南欧低收入群体）和北京（代表中国、日本劳工的收入水平）非技术工人的实际工资进行了对比

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资本家和无产阶级

直到1750年，东西方核心区域间的相似性还是很明显的。先进的农业经济在东西方并存，在这种经济体制中，劳动力划分复杂细致、贸易网络密集、制造业不断增长。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富有的地主们坚信自己的社会地位、传统习惯和财富价值不会改变。每个地主都用详细的规则让他人服从，遵守礼节，每个地主都践行着文明的精华部分。除了在文体和叙述上有明显的不同外，我们不难发现18世纪出版的小说中存在着某种相似性，比如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小说《克拉丽莎》（Clarissa）和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就体现了某种密切的关系。

到1850年，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将所有这些相似性驱散得无影无踪，这个不同之处就是：在西方，一个新兴的以蒸汽作为能源的铁之领主崛起。按照最著名的评论家的话，“混杂的封建关系将人和他‘自然属性的上一级’相联系，但铁之领主的崛起将这一联系无情地扯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说：“这一新兴的阶级将最为神圣的宗教狂热、侠义的热情、无艺术修养的情感淹没，把它们投入自我本位主义的冰冷水域中。”

关于这个新兴的阶级正在做什么，观点不一、众说纷纭，但是大多数都赞同无论他们在做什么，这个阶级改变了一切。对于一些人来说，那些利用能源、出售能源的百万富翁是英雄。他们的“能源和坚定不移的信念受到判断力的明确指引，但（只是）获得了一种普通的奖赏”。因此，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在其维多利亚时期的经典作品《自己拯救自己》（Self-Help）中解释道，“在早期，技术工业的产品主要是奢侈品，是针对少数群体的。而现在，最精致的工具和发动机都用于生产针对社会大众的普通消费品”，这是因为人们对工业的投资增加了。

但是，对于其他人而言，工厂主们是一群毫无人情味儿的衣冠禽兽，他们就像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中的葛擂梗先生一样。葛擂梗一直认为“生活中只需要事实。没有别的东西要种植了，把其他一切东西都根除掉吧”。狄更斯探索工业革命的方法并不轻松。他在一家制靴厂上班，父亲在债务人的牢房里卖命。就像狄更斯所看到的那样，工人无法在生活中发现美好，他们被驱赶到摧残灵魂的城市，比如小说中虚构的科克镇，“胜利实质上就是……一个机器密布和烟囱高耸的城市，烟尘冗长的尾巴不断地伸展着，伸展着”。

当然，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不少葛擂梗一样的人。恩格斯在年轻时描述19世纪40年代曼彻斯特的情况，并对科克镇工人的困境发表演讲。恩格斯说：“一个商人耐心地听着，在街角我们分开了。他说：‘但是，这里的确创造了很多财富。就说到这吧，先生。’”

这个商人说得没错：通过利用化石燃料中的能量，博尔顿和瓦特的蒸汽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恩格斯也没错：那些创造财富的工人只分享了其中很少的一部分。1780～1830年间，每个工人的产量增幅超过25%，但是薪水仅仅上涨了5%。剩余的这些产值都被当成利润剥削了。在贫民窟里，愤怒呼声迭起。工人们组织了工会，要求执行《人民宪章》。激进分子则密谋推翻政府。雇农的生计受到打谷机的威胁。1830年，他们砸碎机器，烧毁柴垛，联名签署写给贵族的恐吓信，署名“斯温船长”，听上去像个海盗头子的名字。在每个地方，地方官员和牧师都受到激进主义的影响，他们给法国式起义起了各种各样的名称，领主们全力向激进主义逼近。骑兵们踩踏示威者，工会会员被捕，砸坏机器的工人被押到大英帝国最远的殖民地接受刑事处罚。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一过程显得分外清楚：西方的工业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促进社会的发展，但同时用一种反常的节奏演绎着发展的悖论[3]。资本家把劳动者仅仅看成“帮手”、磨坊厂和工厂里有血有肉却无足轻重的人物。同时，资本家也赋予了他们共同的使命，将其变成了革命者。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道：“所以，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家用栅栏把农村围起来，将无产者驱逐进城市成为雇佣奴仆，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富有的地主并没有将农民驱逐出土地，而是婚姻家庭驱使农民来到城市。实际上，19世纪的集约型农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不是减少劳工数，人们抛弃农场来到城市的真正原因是繁殖后代的需要。1750～1850年间，人们的平均寿命增长了3岁。但是，历史学家却未能解释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是因为瘟疫减少了？营养食品更多了？水质更好、下水道变干净了？育儿经验更科学了？是棉质内衣造成的，还是其他什么导致的呢？）人们多活的那些年可以用来养儿育女。这就意味着除非女士晚婚，或者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性行为，或是流产、饿死孩子，否则她们可以养育更多的子女。女士们确实改变了她们的行为，但是这还不足以解释为何她们的寿命变长了。在1780～1830年间，英国的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倍，达到1400万。约有100万多出来的人口在田间地头工作，600万人在城市寻觅工作。

这些关于人类繁殖的确凿事实说明工业革命的弊端是明显存在的：工业化带来创伤，但是其他的选择会更糟。16世纪人口增长之时，整个西方的工资体系全面崩溃。但实际上，1775年后英国的工资却开始增长，把其他国家抛在身后（见图10-2）。当英国人真的出现集体饥荒的时候（即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饥荒），这也与贪婪的地主和笨拙的政治家有关而和工业无关（爱尔兰的工业数量极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潮流将那些年里工人的热情转变成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自1780年以来，资本家将很多利润用于庄园、贵族爵位和暴发户的服饰上，同时把更多的资金投资于新机器和磨坊。大约到了1830年，这些在机械上的投资提高了每个脏兮兮、营养不良且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帮手”的生产率，使得这些“帮手”变得有利可图。老板常常撕毁与罢工者的条约，将其解雇，和其他老板展开竞争寻找新的“帮手”。在随后的50年里，工资和利润一同增长。1848年，在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时，英国工人的收入终于达到了黑死病之后工人工资的水平。

和其他年代一样，19世纪30年代产生了这个时代所需的思想。随着工人身价的提高，中产阶级对被压制群体有了那么点儿同情心。一方面，失业似乎必然成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贫者被驱赶至工场（中产阶级说这是为贫者好）；另一方面，狄更斯对这些工场的真实描述使得《雾都孤儿》成为畅销书，一时间“改革”一词成为标语口号。官方委员会谴责城市的肮脏环境，国会禁止工厂雇佣9岁以下的童工，并将13岁以下童工的每周工时限制在48小时以内。此外，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推广全民教育。

在今天看来，这些维多利亚时期的改革家似乎是伪善的，但是采取切实的措施提升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具有革命性。这与东方核心社会的对比非常明显：在中国，工厂雇员数量仍然很少，有识之士按照传承了几百年的传统，将亲手写的关于乌托邦改革构想的卷轴交至帝国官员的手中，这些官员同样保留了中国的传统习惯，那就是对此不理不睬。这些即将成为改革家的人大部分从地主阶级中分化而来，并在继续分化。洪亮吉（因在社会问题上批判政府无能，被判“大不敬”罪，处以死刑）和龚自珍（他是一个怪人，衣着古怪，写着草书，沉迷赌场）被证明是最具建设性的社会批判家，两个人几次参加科举考试均落第，且在改革上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即使是非同寻常的实用改革方案也无人问津：比如19世纪20年代的改革方案，计划用船经海路调运粮食至北京，以避免途径大运河时食物腐烂变质。

在西方，也只有在这里，一个崭新的以煤和铁为主的世界就要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能如此接近梦想。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1851年发表评论：“在本世纪前50年，我们希望可以实现美好的憧憬，这是一件令人高兴并引以为荣的事。在过去的50年中，社会空前发展，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其进步之大令人吃惊。就文明的欧洲来看，在几个关键的地方，18世纪和19世纪的不同之处还是很明显的，这比公元1世纪和18世纪之间的差异还要大。”西方世界迅速发展，把世界其他地方抛在了身后。

西方世界轰隆隆地前进，而东方世界却沉寂异常

1872年10月2日，晚上7点45分，伦敦。这里将要出现一个著名的故事场景：“先生，我在这儿呢！”菲利斯·福格（Phileas Fogg）大步流星跨进俱乐部，叫喊着。虽然他在埃及被当成银行抢劫犯，在内布拉斯加受到北美印第安苏族人的攻击，在印度营救一个被迫自杀的漂亮寡妇，福格却做到了自己承诺的事。他在80天里环游地球，未耽误一分一秒。

这同样是个虚构的场景，但是和儒勒·凡尔纳的所有小说一样，《80天环游地球》也是以现实为依据的。1870年，一个名叫乔治·特雷恩（George Train）的人环游地球80天，“特雷恩”在英语中意为“火车”，名字取得真是恰到好处。当科学技术不能为他所用的时候[4]，小说中的福格会转而依靠大象、雪橇和帆船以寻求帮助。但是如果没有崭新的工程项目的胜利完工——苏伊士运河（1869年开通）、旧金山——纽约铁路（同年完工）、孟买——加尔各答铁路（1870年完工）——福格和特雷恩都不可能顺利实现他们的旅行。正如福格出发前说的那样，世界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由于殖民主义者将新的生活方式带到周边世界，边缘地区的人们相互效仿、抵制抑或背井离乡，在提升社会发展水平的同时，核心区域总在不断地扩张。19世纪与前几个世纪的不同仅仅体现在规模和速度上，但是这些不同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在19世纪以前，伟大的帝国占据了世界的各个部分，凭着自己的意愿兼并土地，但是新技术将这些界限淡化。社会发展领先的国家可以统治全球，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将化石燃料中的能量转化成动力彻底打破了距离对社会发展的制约。早在1804年，英国工程师展示了轻便高压的发动机，它可以推动客车沿着铁路运行。到了19世纪的头10年，类似的发动机可以开动划桨船。在另一代有灵感的人大胆尝试后，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著名的名为“火箭”的机车在利物浦——曼彻斯特的铁轨上运行，速度为每小时29英里[5]。用这台发动机开动的轮船能够跨越大西洋航行。社会发展改变了地理格局，并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轮船不受狂风和海浪的限制，不仅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而且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人们在哪里铺设了铁路，货物就可以通过陆路运送到哪里，成本和海运一样便宜。

科学技术改变了殖民现状。1851～1880年间，500多万英国人（当时总人口为2700万）移居国外，大部分迁至北美——这片他们最重要的新天地。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称这次白种人的大规模迁徙为“白色瘟疫”。1850～1900年间，“白色瘟疫”队伍砍伐了美洲1.68亿英亩的森林，面积超过英国可耕种土地面积的10倍。1799年，一位旅行者曾记录，美国的先驱们“对树木有着不可容忍的极端厌恶之情……他们不带丝毫怜悯之心，砍伐了眼前所有的树……所有这些树遭遇着相同的厄运，经历着同样的浩劫”。100年之后，砍伐树桩的机器、喷火器和炸药让这伙人更为嚣张，他们对树的厌恶之情有增无减。

一个前所未有的农业发展高峰期促进了进展同样迅猛的城市的发展。1800年，纽约城区只有7.9万人口，而在1890年达到250万。此时，芝加哥成为世界的奇迹。芝加哥是个平原城市，在1850年人口只有3万。到1890年，它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人口超过100万。因为芝加哥的发展，科克镇成了上流社会。这让评论家大为惊叹，一位评论家写道：

对于芝加哥来说，在所有中部城邦内，在所有东北部城市中，交通和工业咆哮着，锯木厂嘶鸣着。工厂的浓烟染黑了天空，机器相互碰撞，火焰迸发。车轮转动，活塞推进汽缸。齿轮紧挨着齿轮。传动带勾住巨大的鼓轮。转炉将熔铸钢铁的烟雾喷向浓烟密布的天空。

此乃王者帝国。

在将工业化向东扩展至整个欧洲的过程中，竞争发挥的作用比殖民要大。1860年，英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完全工业化的经济体，生产的铁和纺织品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但是比利时（这里有上等的煤和铁）率先步入了蒸汽和煤炭时代，沿着法国北部——德国——奥地利这条弧线紧随其后步入新时代。到1910年，德国以前的边缘地区和美国发挥了后发优势，逐步超过了领先于它们的国家。虽然德国的煤炭资源没有英国丰富，但它的利用率比英国高。当前这批德国工人的父辈是边工作边接受培训的，缺少什么时候关闭阀门、什么时候收紧线轴的本能直觉。而今，德国推行了技术教育。

美国虽缺少能够聚集资本的家族企业，但却拥有另一个优势：出售股份来为现代大公司募集资本，从而有效地将资产所有者和雇佣经理区分开来。这些雇佣经理能够自由地对生产流水线和新的管理科学进行实验。所有这些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在英国人看来是如此荒谬，但是在新的高科技产业，诸如化学工业中，知道一点关于科学和管理理论知识却能比只凭感觉产生更好的结果。

历史学家通常称德国和美国领先的时代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此时科学更系统地应用于技术。这一切迅速将菲利斯·福格的功绩变得陈旧不堪，将20世纪变成石油、汽车和飞机的时代。1885年，戈特利布·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和卡尔·本茨（Karl Benz）两人明白了如何在内燃机中有效地燃烧汽油（此时，灯具使用的是一种低价的煤油副产品）。同年，英国的机械师改良了自行车。此外，人们将轻便的新型发动机和稳固的新型底盘相结合，设计出了汽车和飞机。1896年，汽车的运行速度依然很慢，在美国首届汽车赛上，一些人起哄道：“让马来比赛吧！”但是到了1913年，美国工厂生产出100万辆汽车。那时，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自行车修理工莱特兄弟给汽油发动机装上了两翼，可以在天空飞行了。

石油改变了地理格局。一位英国石油商在1911年兴奋地说：“内燃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它将代替蒸汽，速度之快让蒸汽机顿时黯然失色。”因为石油比煤炭轻便，产能更多，并且可以让机器运行得更快，因此那些坚持使用蒸汽机的人必然会被投资新发动机的人超越。英国首席海军顾问1911年坚持认为：“速度是重中之重！”温斯顿·丘吉尔——英国第一位年轻的海军舰队司令——也被先进的技术所折服，将皇家海军的动力来源从煤炭更新为石油。相对于俄国、波斯（今伊朗）、东南亚的石油，以及美国举足轻重的石油资源来说，英国无穷无尽的煤炭储备显得不值一提。

同样，通信手段也在快速发展。1800年，传递信息最快的方式就是通过船只运送信件，但是到了1851年，英国人和法国人可以通过海底电缆用电子信号传递信息。1858年，英国女王和美国总统打起了越洋电话。在《80天环游地球》中，我们多次发现每件事都取决于电报技术。在1866～1911年间，跨大西洋电报成本下降了99.5%，但当时这方面成本的降低是理所当然的。凡尔纳科幻小说中曾畅想电话的诞生，仅仅三年后，第一部电话于1876年问世。1895年，无线电报诞生。1906年，无线电应运而生。

快速发展的交通和通信技术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的发展。早在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已经意识到财富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和劳动的分工。如果市场大，每个人都可以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东西并售出，用赚来的利润购买他们所需的其他东西。斯密推断，这种经营方式要比每个人自给自足的生产利润更高。他还认为，产生这个结果的重要原因是自由化：经济逻辑要求推翻阻碍人们沟通的那堵墙，让人们沉浸在“用货车装运、物物交换、商品交易的活动中”。

不过，说得容易做起来难。那些生产世界上最低价位商品的人（如英国实业家）都是为自由市场而生产的，而那些生产毫无竞争力的高价产品的人（如英国农民）通常认为游说国会对竞争者征收关税比转至新的生产线更好。为了说服英国统治者废除保护主义政策，流血冲突发生了，政府垮台了，饥荒不断。所幸，保护主义终于废除了（并且对进口商征收的平均关税从1825年前后的超过50%到50年后降至不足10%），全球市场蓬勃发展着。

对于一些人而言，对自由市场的迷恋可以用疯狂来形容。英国制造商出口火车、轮船和机器，英国金融家借给外国人资金让他们去购买这些产品。英国建立起来的外国产业实际上挑战了自己的经济主导地位。但是，对于自由贸易者来说，他们的狂热中蕴涵着策略。通过在世界各地向竞争对手销售产品、借出资金，英国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市场，它可以在此集中经营那些利润最丰厚的工业（以及正在不断增长的金融）技术。而英国所做的不仅仅是这些。英国的机器帮助美国和欧洲生产出英国本土需要的食物，通过向英国出售食物获得的利润又可以让其他国家的人购买更多的英国商品。

自由贸易者分析道，人人都会赢——不管怎么说，人人都愿意接受这严厉的、葛擂梗式的自由主义逻辑。鲜有像英国这样富有热情的国家（德国和美国格外保护其年幼的工业，不与英国竞争），但是到19世纪70年代，西方核心国家都迅速和这个金融体系联系了起来。西方的各种货币与黄金的汇率限定在一个固定值，这让商品交易更具有可预测性，政府通过市场规则为贸易服务。

但这仅仅是开始。自由化会跨国界起作用，它可以清除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但却原封不动地将国家内部的贸易障碍保存了下来。自由化是一个一揽子协议，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表述的那样：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的相互关系。

如果传统规章制度中关于人该如何穿着、谁值得崇拜、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去做的规定阻碍了生产和市场的壮大，那么这些传统还得继续保留下去。自由派理论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总结道：“人类，个人也好集体也罢，有充分理由去干涉他们任何一个人行为的自由，其最终结果是自我保护。这超越了他自己、他的身心，是个人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其他一切，人人都可以争取。

农奴身份、行业协会和其他对行动和职业的法律限制崩溃了。1865年，一场战争结束了美国的农奴制度，但是在二三十年内，西方其他保有蓄奴制的国家将这一古老制度中和平（通常也是有利可图）的部分合法化了。越来越多的老板和员工相处融洽，1870年后，大部分国家将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合法化，让所有男性参与选举，提供免费的小学教育。随着工资的上涨，一些政府提供退休保障、开展公共健康服务、发放失业保险金。国民对政府的回馈就是愿意在陆军和海军中为国家服役。毕竟，国家给人们提供了这么多保障，还有谁不愿意为国而战呢？

自由化消除了很久以前形成的偏见。2000年来，基督徒迫害犹太人和不跟随耶稣的人，但是突然间其他人的信仰也似乎成了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当然他们并没有理由剥夺这些异教徒的财产或选举投票的权利。实际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信仰似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因为诸如社会主义、进化论、民族主义等新的信条挤入了宗教长期把持的地盘。似乎将上帝废黜还不够，女性低等说——这一最为根深蒂固的偏见同样受到攻击。穆勒写道：“调节现存男女间社会关系的原则（一个性别合法地从属于另一个性别）本身就是错误的，现已成为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最终，没有一个奴隶最后还是奴隶，他们总会翻身，这话同样适用于妇女。”

电影和小说常常将维多利亚时代展示为一派安逸的景象，那里烛光闪闪、炉火熊熊、温暖人心，人们各司其职。不过，当时人们所经历的可不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9世纪的西方“像一个魔术师，再也不能控制下层社会的力量，虽然它已经动用自己的魔咒来召唤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此狂欢，保守主义者试图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教会表明立场（有的用粗鲁的方式，有的用灵活的方法），反对社会主义、物质主义和科学。拥有土地的贵族捍卫他们在阶级秩序中的特权。反犹主义和奴隶制度又冒了出来，戴上了新的面具。各类冲突变得激烈。实际上，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一同阐述了其观点，因为在那一年，革命几乎席卷了每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似乎世界末日就在眼前。

西方社会很快剥离了他们和东方社会极为相似的特征。通常，这种改变在小说中最能体现。你不会在19世纪早期中国的小说中发现性格果断的女主人公形象，而这种形象却充斥着同时期的欧洲小说。最能体现反对妇女受压迫的小说应当是李汝珍的传奇讽刺小说《镜花缘》，书中一名男商人被女性化，甚至被逼至裹小脚的地步。（李汝珍在书中写道，他的脚几乎失去了原本的形状，血肉挤成浆状……脚上只剩下干枯的骨头和干瘪的皮肤，真的缩到了一个很小的尺寸。）在当时的中国小说中，狄更斯笔下向上奋进的形象难以寻觅，塞缪尔·斯迈尔斯笔下白手起家的男性形象毫无踪迹。沈复令人伤感的《浮生六记》虽说浪漫感人，但生活却被严格的等级制度所摧毁，更体现了这一特征。

但是实际上，西方的新特点正是：它越是高速发展，跑步行进在和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上，就越是使得其他国家跟随其路线，紧追其快速前进的步伐。市场不会沉睡，它必须扩张，整合前所未有的活力，否则工业这匹饿极了的猛兽就会死去。西方自由的酸性吞噬了社会内部及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间的障碍，没有哪种社会风俗、传统或皇帝圣旨可以保留令沈复如此压抑的古代秩序。不管是否准备就绪，这就是一个世界。

“复仇”号旗舰：西方对东方的压榨与欺凌

全球化展示了这个时代的秘密——在这个新世界中，说西方仅仅在社会发展方面领先他国是毫无意义的。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原先的农业核心社会大部分已经独立发展起来了，但是社会的发展稳步地改变着地理格局，将世界核心区域联系在了一起。

早在16世纪，新型船舶就可以让欧洲人征服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将新大陆上以前独立的核心区域转变成西方的外围区域。欧洲人在18世纪就开始将南亚的核心区域变成另一个类似的外围区域。到了19世纪，蒸汽船、铁路和电报将西方的触角伸向世界，再一次改变了地理格局。英国是西方最强大的国家，可以将自己的意愿传递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随着西方人从环境中获取更多的能源，为了合理确定相互间的占有比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陡升。1800～1900年间，西方能源获取量只增长了2.5倍，但其军事力量却增长了10倍。工业革命将西方在社会发展中的领先地位变成了统治。

令人愤怒的是，东方的强大国家却对此不予理睬，它们把西方的贸易商限制在广州和长崎等几个极小的区域内从事交易。如我在第九章中所提到的，当英国马戛尔尼勋爵于1793年来到北京要求开放市场的时候，乾隆皇帝坚决回绝了他——尽管如此，正如马戛尔尼在日志中回忆的那样，普通中国人“都是做非法买卖的。在我们所停泊的几个中国海港里我发现，没有什么能比看见我们的船经常驶入这些港口更让他们感到惬意的了”。

在19世纪30年代，问题越发凸显。300年来，西方商人一直都是乘船来到广州，兑换银元。银元似乎是唯一一件他们拥有同时中国官员也需要的东西了，他们可以用银元来买茶叶和丝绸。18世纪80年代，每年有将近700吨的银元从西方运至广州。但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发现，许多中国人喜欢吸食鸦片——这种种植于印度的神奇毒品。西方商人（尤其是英国人）极大地推动了毒品交易。到1832年，他们运送了将近12吨的鸦片到广州，每年吸鸦片成瘾的人数保持在100万～200万（见图10-3）。购买毒品所需的钱将中国由白银流入国变成白银净支出约400吨的国家。这可是一大堆毒品，一大笔钱啊！

图10-3 1730～1832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鸦片销售量陡然增加

商人们坚称鸦片“只是为中国社会的上层阶级服务，就像英国白兰地和香槟是为上流社会提供一样”。但是，实情却并非如此，而且这些商人也心知肚明。鸦片使许多人的生活破碎，使这些人境遇悲惨。同样，这让一个从未见过鸦片烟枪的农民心碎，因为银元流入鸦片贵族手中增加了金属的价值，这就迫使农民销售更多的农作物以换得更多的银元缴纳赋税。实际上到1832年，税收增长到了50年前的两倍。

清朝道光皇帝的谋士提出了一个市场解决方案，即将鸦片合法化，却遭遇了冷嘲热讽。鸦片本土种植后将会减少从英国进口的数量，这样就可以阻止白银外流，增加税收收入。但是道光皇帝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听从他手下大臣们的建议。他想从鸦片自身寻求解决方案。1839年，道光皇帝宣布禁烟。

我在此对第一次禁烟运动做一下简单介绍。起初，禁烟运动很成功。道光皇帝的禁烟大臣没收了数吨鸦片，并将其烧毁，投入大海中（之后写了一篇堪称经典的诗歌献给海神，对污染其领域的事件致以歉意）。但是随后，禁烟运动进展得并不顺利。英国的贸易专员发现，市场的神奇力量无法奏效的地方，枪炮却可以做得更好，于是他将英国拖进了和中国的战争中。

随后，就到了工业革命展现其优势的时候了。英国的秘密武器就是军舰“复仇”号，一艘崭新的全铁制大轮船。不过，甚至连皇家海军都对这个巨大的武器持怀疑态度。就像其船长坦言的那样，“木头的漂浮性质让其成为建造船只最天然的材料，因而我们无须考虑用什么形状的木头或是用什么方式来打造木头。而铁的下沉性质却使其一眼看上去并不能像木头那样，可以漂浮在水面上”。

这一担忧似乎是有道理的。船的铁制外壳扰乱了指南针的正常运行。甚至还未驶离英国，“复仇”号就撞上礁石了，它在好望角附近还险些撞成两半。船长需要把几块木头和铁块拴在船侧才能保持船体漂浮于水面。但是，一旦到了广州，它就一扫往日的阴霾。“复仇”号没有辜负这个名字的内涵，它依靠蒸汽驶入了木船无法经过的浅水道，将所有敌对势力撞成碎片。

1842年，英国船队关闭了京杭大运河，将北京城逼到了饥饿的边缘。清朝钦差大臣耆英握有与外国人和平谈判的权力，向皇上保证仍可以“解决这些小问题，完成国家宏伟大业”，但实际上他却允许英国船只驶入其要求开放的中国港口——随后美国、法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也提出相应要求。当中国人民对这些外国魔兽（见图10-4）的敌意奋起反抗，使得这些特权未能获得预期的利润时，西方人就会提出更多的要求。

图10-4 文化不一致：中国一幅简笔漫画——口中喷火的英国士兵（1839年）

西方人之间也相互引诱，吓唬对方说，商业中的竞争对手会获得更多的特权，会把英国的贸易商们从新市场中驱逐出去。1853年，英国与他国的贸易竞争扩展到日本。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乘汽船来到东京湾，要求获得让美国驶往中国的船只在东京湾补给能源的权力。虽然仅有四艘现代船只跟随，但是这些船只装备的军事火力比日本所有枪支火力加起来还要大。它的舰队是“水域里自由移动的城堡”。当时有人目睹这一切后惊奇地说：“一团黑烟从烟囱里冒出来，我们还以为起火了呢，真的是这样！”最后，日本允许美国在两个港口通商。立刻，英国和俄国要求同样的待遇，日本也一一满足。

地位之争并未就此停止。1842年，在中英《南京条约》附件中，英国律师创造了一个关于法律地位的新名词，即所谓的“最惠国”，这意味着中国给另一个西方国家的任何权利也要同样给予英国。中美于1843年签署的条约规定可以在12年后进行修订，因此，英国外交官于1854年也要求享有同样的权利。可是清王朝终止了这项权利，英国随即向中国宣战。

即使是英国国会，也觉得这么做有点儿过分了。国会严厉指责了帕默斯顿首相，其政府随之倒台，不过选民对他的支持率却不断攀升。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将赃物送回巴尔莫勒尔堡。为了在修约时不让他国超过自己，美国总领事威逼日本答应另一个新条约，并威胁若不答应，英国的船队就会轰开日本的大门，输入鸦片。

1860年，西方像个巨人一样立于世界之上，所及之处无边无际。古老的东方核心在一个世纪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而今与南亚和美洲以前的核心地带一样，已沦落成西方核心国家新的边缘地带。北美大部分人口来自欧洲，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挤进了世界的核心区域。对于此次地理格局的巨大调整，欧洲则继续开拓新的边疆。他们驾驶着汽船将白人大批大批地运送至南非、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然后运回沉甸甸的谷物和绵羊。1870年，非洲在西方人绘制的地图上还是一大片空白的区域，等待开发。到1900年，它几乎已经全部掌握在欧洲人的手里了。

回首这些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19年将其称为“黄金年代”，此时：

对于（西方）中产阶级来说，生活成本低，麻烦事儿少，服务便利，身心舒适，消遣娱乐随手可及。这比以前社会上最富有的人或有权有势的君主生活得还要好。伦敦的市民打个电话就可以叫来可口的饭菜，在床上喝着早茶，品尝世界各地的美食……而且这些订单很可能提前送达呢！此时此刻，以同样的方式，他还可以将自己的财富投资于自然资源和世界各地新兴的企业……如果愿意的话，他可以立刻获得通往世界各地、各种气候环境下便宜又舒适的旅行，而且不用护照，也不需要任何正式手续……接着，他可以继续出访他国，不了解那里的宗教信仰、语言风俗也没什么大碍。他新创造的财富都是他自己的，如果他人对此有任何一点干涉，他都会觉得自己的权利受到极大的损害，震惊万分。

但是，对于1890年在刚果盆地度过大部分时光的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来说，事情却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他在自己的反殖民主义经典著作《黑暗的心灵》（Heart of Darkness）中评论道：“征服全球大体意味着，从那些和我们有着不同肤色或比我们的鼻子稍微大一点的人手中夺去所有。当我们深入探究后就会发现，征服全球并不是件好事。”

刚果确实是一个极端的实例：比利时利奥波德国王夺取刚果，并将它占为私人财物。他折磨、伤害并残杀了500多万刚果人，用这种方式促使其他人向他进贡橡胶和象牙。借此，利奥波德国王成了亿万富翁，但这绝不是个例。在北美和澳大利亚，白人几乎将原住民斩尽杀绝。一些历史学家谴责欧洲殖民主义，因为这些殖民主义者几乎将1876～1879年和1896～1902年间的弱季风变成了一场场灾难。从中国到印度，从埃塞俄比亚到巴西，饥饿已经扩展成饥荒。痢疾、天花、霍乱、黑死病接踵而至，夺去了将近5000万生命。一些西方人为缓解饥荒状况筹集善款，一些人则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还有一些，如《经济学人》杂志则抱怨道，饥荒救济款只会告诉饥饿的人“政府有让人民存活的义务”。难怪库尔茨先生渐渐消失的话语在此时赫然出现，成为欧洲帝国主义的墓志铭——“真可怕啊！真可怕啊！”[6]库尔茨是个邪恶的天才，康拉德描绘他在森林中开创自己的事业。

东方世界没有出现像刚果那样糟糕的情况，但是仍然遭受了西方国家的军事打击、羞辱和剥削。由于社会各界人士——爱国志士、持异议者和犯罪分子谴责政府的无能，发动了武装起义，中国和日本已经四分五裂了。宗教狂热分子和民兵屠杀离开保护地的西方人以及纵容这些侵略者的官僚们。西方海军轰炸沿海城市进行打击报复，敌对派别在西方国家间挑拨离间。欧洲的武器大量涌进日本。1868年，英国支持的日本派别推翻了日本的合法政府。中国内战夺去了2000万人的生命。随后，西方金融学家断定政权更迭会伤及投资回报。于是，在一批“常胜军”和美英官员及炮舰的帮助下，大清王朝镇压了起义，总算保住了统治地位。

西方世界指挥东方各国政府该做些什么，西方抓住东方的资产，在它们的国会内阁中安插西方的顾问。毫无悬念，这将压低西方的进口关税，并且降低那些西方需要的商品的价格。有时，这些举措甚至会让西方人感到不舒服。1879年，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Grant）告诉日本天皇：“看到欧洲列强试图侮辱亚洲国家，我怒火中烧。”

但是，大多数西方人总结道，事情就是按照它本该发生的那样进行着。看着东方国家一个个崩溃，西方优势的长期注定理论变得更加确定了。在东方国家里，君王腐败，孔门弟子卑躬屈膝，十几亿苦力吃了上顿没下顿。似乎这些国家命中注定就该受欣欣向荣的西方国家的征服与压迫。世界似乎行进至终结，步入了其注定的形式。

东方的战争：日本冲到了前面

傲慢自大的西方人沉浸在19世纪长期注定理论的成功应用中，却忽视了一件大事，即他们以市场为导向的帝国主义理念的逻辑性。正如市场曾经引导英国的资本家在其最强悍的竞争对手德国和美国进行工业基础建设一样，现在市场奖赏将资金、技术、经验投资于东方国家的西方人。西方人可以随时依照他们的喜好累积资本，但是资本对新利润的不断追求也给准备利用投资机遇的东方人提供了契机。

东方人抓住机遇进行投资的速度快得惊人。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模仿西方的精华。他们将西方在科学、政治、法律和医学方面的书籍翻译成中文、日文，派代表团去西方进行实地调查。西方人也迅速前来向东方人出售他们刚生产出的小玩意。中国和日本的资本家在农村开设工厂，也污染了那里的生态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出人意料。东方人争先恐后地尝试促使西方社会迅速发展的工具。其实，西方人600年前也是这么对待东方传来的先进技术的，如指南针、铸铁技术，还有各式枪炮。以前美洲、南亚的主要国家在过去300年间已经沦落成西方的边缘地带。这些地区对西方统治的反应与中日等东方国家对此的反应截然不同。

美洲原住民从未发展过本土工业，南亚在这方面做得比东亚各国还要慢。一些历史学家觉得文化解释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可以明确地说），西方文化十分鼓励努力工作、理性思考，而中日等东方文化在这方面却很少强调，南亚文化提及得更少，其他地区的文化则几乎从未涉及过。但是殖民主义思维定式留下的产物确实需要这么做。

当我们在一个长期的范围内观察东方国家对西方统治的反应时，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两种显著的相关性。第一，那些在西方统治世界之前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如东方的核心区域）工业化的速度往往比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核心区域快；第二，那些避免了欧洲直接殖民的地区往往比沦落成殖民地的地区发展速度快。日本社会在1853年前已经取得了较高的发展，并且没有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在19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开始了工业化。而印度的社会发展较为一般，并且沦落成西方列强的完全殖民地。直到20世纪90年代，印度的现代化才开始起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发展水平很低，也成为西方的完全殖民地。直至今日，那里才开始追赶其他国家的发展脚步。

由于19世纪的东方（按照工业化前的标准来看）是个农业高度发展的社会：城镇发达、文化普及、军事力量强大，不少居民变通西方的方法，将其应用到新的社会环境中。甚至有些东方人接纳了西方关于工业化的观点。对于每一个东方资本家来说，他们的头脑中都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武士在抱怨：“旧生活需要美好的东西，虽然这些东西可能一无是处。但是新生活只需要有用的东西，虽然它们可能看上去并不赏心悦目。”虽然1900年城市实际工资上涨，但是中日两国的持异议者还是积极组建社会主义政党。

各个国家对工业化的看法各不相同。就像在西方，一旦时机成熟，不管是伟人、傻子、文明人还是倒霉鬼基本上都不会出来阻挠工业革命的开展。但是，和西方一样，这些力量却可以决定哪个国家处于领导地位。

当W·S·吉尔伯特（W.S.Gilbert）和亚瑟·沙利文（Arthur Sullivan）于1885年表演喜剧《天皇万岁》（The Mikado）时，他们将日本看成是东方异域国家的典型代表，在那里小鸟会为爱殉情，刽子手也会自杀。但实际上，日本的工业化速度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都要快。1868年内战后，他们将年少的新天皇扶上宝座。在东京，聪明的掌权人成功地使日本免于和西方列强作战。他们主张主要利用本地资本投资工业，劝阻愤怒的人们对外国人先发制人。与此相反，中国于1884年和法国开战（在一小时内，中国昂贵的新型战舰大部分被摧毁），西方列强从中国拿走——准确地说是抢走——大量财物，中国遭到了破坏性攻击。

日本的政府中坚分子面对的事实是：自由化是个一揽子交易。他们戴上了西方的高帽子，穿上了西方传来的服装。一些人建议采用拉丁文字，其他人主张日本人学说英语。他们开始思考任何可能奏效的方法。而中国的清王朝官员的做法与此形成反差。清朝官员考虑的是各自集团的利益。46年来，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反对任何危及清朝统治稳定性的现代化方案。有一次，她采纳了西方人的提议，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当光绪皇帝于1898年试图进行百日维新运动（精简政府机构、改革科举制度、创立新式学校、创办大学、调节茶叶和丝绸生产、进行出口贸易、发展采矿、兴修铁路、西化陆军海军）时，慈禧太后宣布光绪帝请她回来摄政。随后将光绪幽禁于宫中，处决了光绪手下进行变法运动的大臣。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前，她用砒霜将光绪帝毒死。然而，光绪皇帝至死都是改革派的支持者。

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裹足不前之时，日本正在赶超。1889年，日本颁布了一部宪法，给予富有的男性选举权，允许组建西式政党，创建现代政府部门。中国仅在慈禧太后在位期间钦定了一部宪法大纲，于1909年给予男性有限的选举权。日本将普及全民教育列为重中之重。到了1890年，2/3的日本男孩和1/3的日本女孩接受了免费的小学教育，而中国最终并没有进行全民教育。两国都于1876年铺设了第一条铁路，但是上海政府于1877年拆毁了铁轨，因为担心叛民会利用铁路进行不法活动。1896年，日本有2300英里的铁路，而中国仅有370英里。这种巨大的差距还体现在钢铁、煤炭、蒸汽机的拥有量及电报线路的数量上。

纵观历史，核心地带的扩张通常会在边缘地区展开激烈的战争，这将决定边缘地区的哪一部分会抵制（或同化）大国的文化。在公元前1000年，雅典、斯巴达和马其顿为争夺波斯帝国的边缘地区进行了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战争。在中国，随着核心地区在黄河流域的扩张，楚、吴、越三国在南方同样展开了争夺战。19世纪，当东方成为西方的边缘地带时，争夺战再次上演。

16世纪9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未果。自此以后，东方大国认为国与国之间战争的代价大于所获得的利益，但是西方的入侵推翻了东方人此前的想法。无论哪一个东方国家，只要它尽快进行工业化，重组经济，重振军威，它不仅会拒西方帝国主义者于国门之外，还会压制其余东方国家的发展。

最后，带给中国重创的是日本的工业化，而非英国的战舰。日本缺少自然资源，而中国供应充足。日本需要市场，而中国市场广阔。在日本，关于国家发展战略的争论很是激烈，甚至发展到暴力的程度，但是在过去五六十年中，日本逐渐变得依赖于中国的原材料和市场。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好战分子已经下定决心征服整个东方世界的核心国家，将中国和东南亚变成其殖民地，赶走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一场东方大战打响了。

但是，这场东方大战和18世纪的西方大战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东方战争发生时西方已经占据了全球的统治地位。这将一切都变得复杂了。因此1895年，当日本无视中国对其侵占朝鲜的抵制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送给其表兄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一幅令他十分害怕的画《黄色的危险》（见图10-5），敦促他“要教育亚洲人，要保护欧洲免受不凡的黄色人种的袭击”。因此，尼古拉斯夺取了日本从中国侵占的大片土地。

图10-5 “黄色的危险”：这幅画是根据德国威廉二世创作的草图而绘制的。威廉二世解释说，此图的创作意图在于鼓励欧洲人联合抵制佛教教义、异教教义和野蛮的侵袭，保卫基督教

但是，其他西方国家却发现了与日本合作的好处，它们想利用日本处于萌芽阶段的力量来为它们维持东方的秩序。1900年，机会来了。当时，中国的一个秘密反帝国主义团体——义和团发动起义（他们宣称，练习中国武术100天就能刀枪不入）。2万外国军队镇压了这场运动，其中参与镇压的大部分士兵来自日本，虽然西方的记载中不会对此进行记录——尤其是好莱坞大片《北京55天》（55 Days in Peking）更是只字未提。英国对此十分满意，它们在1902年签订了海军同盟协定，认可了日本在亚洲的大国地位。日本坚信英国的中立立场，于1904年对俄国展开复仇战，击沉了俄国的远东舰队，与俄国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陆地战，击垮了俄国军队。沙皇尼古拉斯派遣自己的主力舰队航行两万英里来到日本意图扭转局势，日本战舰同样将其击沉。

虽然从东方掠夺财物返回伦敦还不到半年，但是古老的东方国家对此的反应却是如此激烈，似乎都可以颠覆西方帝国了。颜面尽失的俄国司令官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Aleksei Nikolaevich Kuropatkin）总结道：“1904～1905年间发生的事不过是和先遣部队进行的一场小规模冲突……对于所有欧洲人来说，维护亚洲和平的共同认知才是重要的事。只有怀着这一愿望，我们才能遏制‘黄色危险’。”但是，欧洲却忽略了他的建议。

世界大战：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14～1991年间，西方大国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其一是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决定了德国能否建立欧洲陆上帝国。其二是1939～1945年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的是同样的问题。其三是1947～1991年间的冷战，目的是商定美国和苏联如何分割世界。这一系列战争加起来形成了西方世界新的战争。它包含夺去上亿人性命、威胁到了人类生存的东方战争。与此相比，18世纪战争的规模真是相形见绌。1991年，西方仍然统领着世界，但是在很多人看来似乎库罗帕特金的担心真的快要来了：东方蓄势准备夺去世界霸权。

人们常常说到新的西方战争是如何开始的——奥斯曼帝国的长期衰败是如何导致巴尔干地区滋生恐怖主义分子或自由斗士的，当时，一个名叫黑手党的团伙专干坏事，虽然运气不好，但它是如何于1914年6月刺杀奥地利哈布茨堡家族继承人的（第一个刺客扔的炸弹没有扔到奥地利大公的车上，仅仅让司机拐错了方向，倒了车。车恰好停在第二个刺客的面前，这位刺客行刺成功），以及旨在维护欧洲和平的一系列条约是如何把每个人拖到崩溃边缘的。

随后的事情也同样众所周知——欧洲现代化城市是如何征召年轻人参军的，数量之多前所未有。这些人装备上最新式的武器，将他们巨大的能量投入这场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屠杀中。1914年前，一些学者认为，大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经济联系得太紧密。如果战争发生，所有国家都会受损，因此它们会阻止冲突产生。但是，到1918年，他们得到的教训是：只有那些有效利用广阔而多元经济形式的国家才可以在20世纪的战争中求得生存。

战争似乎展示了自由、民主国家的优势，这些国家的人们全身心投入这场争斗中。公元前1000年，东西方人都明白，富有活力的帝国是发动战争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历史上，帝国是长期存在的政府管理形式，其中带有从亚述、波斯、秦朝等帝国延续下来的传统。在当今这个10年中，他们明白了这些富有活力的帝国与战争格格不入。

最先走向灭亡的帝国是中国的大清王朝。清王朝陷入债务、战争的泥潭中，政府管理混乱，小皇帝溥仪的大臣们早在1911年就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不过，当袁世凯1916年称帝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同样不能掌控国家的局势。另一个军阀派别辅佐溥仪重新即位，这也是没有办法之举。一架飞机在北京紫禁城上方投下炸弹，溥仪再次被罢黜，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几天之后中国的帝制结束。

随后灭亡的是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1905年，俄国与日本开战，尼古拉斯沙皇政府差点儿被日本推翻，勉强保住江山。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其王朝彻底颠覆。1917年，尼古拉斯家族被自由派夺走了权力，并于1918年被布尔什维克党枪决。德国的霍亨索伦家族和奥地利的哈布茨堡家族仓皇逃离自己的祖国，从而避免了像罗曼诺夫王室一样的命运。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苟延残喘，到1922年终于灭亡。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破坏，但是也清除了欧洲古老的王朝帝国，中国一天比一天危弱，“一战”强化了西方统治。“一战”最大的赢家似乎是英国，然后是法国。英国不仅侵占了德国的殖民地，将大英帝国延伸至更远的非洲、太平洋以及古奥斯曼帝国的油田，此外还欺凌东方盟国日本，让日本交出其在战争中夺取的大部分德国殖民地。到1919年，世界上超过1/3的大陆面积和约1/3的人口在英国和法国的掌控之下。

但是，在我上学的时候，旧地图上仍然用彩色标示着这些帝国，这其实是一种误导。战争在增强西方力量的同时，也重新分配了它们之间的权力。欧洲进行战争的花费超出了其本身的财力，战争的开销甚至超过了英国的贷款数额。1920年，通货膨胀率上涨至22%；1921年，失业率超过11%。8600万工人进行罢工。英国仍然是日不落帝国，不过它得挣扎着维持对商业的全球开放。

为了还清债务，英国进行了大量投资，其中大部分是跨洋投资。战争就是地狱，而美国就有这么一场战争，它以世界工厂和银行的方式出现。回溯至15世纪，西方的核心区域从地中海地区转移至西欧；到了17世纪，核心区域又转至欧洲西北部的海上帝国；到了20世纪，随着欧洲西北部海上帝国的崩溃，北美帝国崛起，西方的核心地带再次发生转移。

美国将自己改变成一种新的组织，我们可以称其为次大陆帝国。和传统的皇室帝国不同，美国没有古代压迫农民的贵族统治阶级。和欧洲各海上帝国不同的是，这个帝国没有工业化的较小的定居地来生产棕榈和松树。但是，在几乎消灭原住人口，进行了血腥内战，将上百万过去为奴隶的人变成实质的农奴身份后，欧美国家将民主公民身份从大西洋东岸散播至世界其他国家。那里富裕的农民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偏北地带广阔的工业化腹地上饲养牲畜，购买商品。1914年，这个次大陆的美洲帝国已经可以和欧洲的海上帝国相抗衡了。1918年后，美洲帝国的贸易走向了全世界。

欧洲富商们纷纷跑到美国吸收资本，这让他国大为吃惊。一位美国国务卿评论道：“世界金融中心从幼发拉底河岸转至泰晤士河及塞纳河河岸需要上千年的时间，但是转移至哈德逊河河岸似乎只用了一朝一夕。”1929年，美国持有1500多万美元的外资，和英国1913年拥有的数量差不多。此外，美国的全球贸易增长约50%。

在美国的领导下，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经复活，但有个明显的不同之处。1914年以前，虽然凯恩斯说，“伦敦对全球信贷行业有显著的影响，英格兰银行几乎可以声称自己是世界管弦乐队的指挥”，但是1918年后，美国担当了这一指挥角色，虽然它并不情愿。1918年以后，美国的政治家们逃避了欧洲的竞争及战争，离开了空空的指挥台，他们撤到政治孤立中，和18世纪的中国及日本情况相似。当时机不错的时候，管弦乐队即兴表演，还可以应付过去。但是当时机不好的时候，演出的音乐就变成了刺耳的杂音。

1929年10月，事情进展得不怎么顺利，运气也不太好，乐队指挥也不在场，而美国的股市泡沫不断，全球金融随之崩溃。就像传染病一样在资本主义世界火速蔓延开来：银行倒闭，信贷蒸发，货币崩溃。虽然没多少人挨饿，但是到1932年圣诞节时，25%的工人失业。在德国，失业率接近50%。失业大军一列接着一列，探出灰白的脸朝外张望。英国记者乔治·奥威尔认为：“他们凝望着自己的命运，就和动物在牢笼里的呆滞惊异神情一样，只是不明白自己这是怎么了。”

至少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自由民主党所做的一切只是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似乎不仅是发展的悖论降低了西方核心世界的发展水平，而且后发优势在其他方面也显现功效了。几百年来俄国都是一个落后的边缘国家，重组后它形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国一样，它将新兴工业和广阔的农业腹地联系起来。但是和美国不同的是，苏联鼓励国有企业、集体农业及中央计划模式。苏联采用更接近西方国家的方法来动员人民，而非用旧皇室帝国的方式。

与失败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不同，苏联发展成功了，不过其人民生活水平却很低。无可置疑的是，斯大林的确采取了一些正确的措施。因为当资本主义工业在1928年和1937年崩盘的时候，苏联生产总值增长了三倍。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访问苏联回国后，曾对美国人民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我已经看到了未来，而且它起效了。”[7]

1930年，对于许多人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的教训并不是告诉人们自由的民主制度是未来的社会形态：虽然主张自由主义，但依旧是英国——法国——美国的联盟获得了胜利，而不是自由主义获胜。其实，获胜的真正原因是次大陆帝国，它越是不自由开明，就越容易获胜。日本跟随主张自由的国家，获得了很大利益，但是当全球经济和以贸易为导向的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日本并未继续追随这些国家。由于失业率飙升，民主制度步履维艰，共产主义势力增长，军国主义介入，强烈要求组建日本帝国，让日本人求生。军队，尤其是激进的初级军官失去控制，利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混乱态势和中国内战吞并了中国东三省，直指北京。一名日本中佐解释说：“只有通过日本——满洲间的合作和日中友谊，日本人才可以成为亚洲的统治者，进而发动对各类白种人的最后一场决定性战役。”

从某种程度而言，军国主义发挥了作用。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了72%，钢铁产量增长了18倍。但是代价仍然很高。“合作”和“友谊”常常意味着封锁和屠杀。即使是以保守且具有欺骗性的20世纪30年代的标准来衡量，日本的野蛮行径依旧令人震惊。此外，时至1940年，征服者显然没有解决日本的问题，因为战争消耗资源的速度比获得资源的速度还要快。战舰和炸弹燃烧使用的每5加仑石油中，有4加仑是从西方购买的。军事计划——依旧征服他国——却没有任何减缓。随着中国的局势变得日益困难，日本提出了另外两个惊人的海上计划：即使意味着和美国开战，也要打入东南亚，摆脱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石油和橡胶的依赖。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计划来自德国。战败、失业、金融危机给歌德和康德的后人留下创伤。这伤痛是如此之深，他们甚至乐意听妇女数落犹太人，散播征服万能说。阿道夫·希特勒虐待、驱赶德国的犹太商人，将行业工会主义者打入监狱。此后，他向自己的财政部长保证：“集中营是保持我们货币稳定的首要原因。”希特勒看上去举止怪异，但行事是合乎情理的：赤字支出、国有化、重整军队消除了失业，并在20世纪30年代带动工业产值增长了一倍。

希特勒公开吹嘘自己的计划，他想通过击败海上帝国夺取德国西部，并将东欧的斯拉夫人和犹太人赶走，替代以强健的雅利安农民。希特勒有着以德国为中心建立次大陆帝国的野心，这种野心不仅是偏执狭隘的，而且发展到了种族屠杀的地步。几乎没有多少西方人会相信，这是他的真实想法。这种自欺心理带给他们一件他们最想避免的事——又一次世界大战。在那几个昏天黑地的月份中，一个陆上帝国似乎即将统一欧洲，虽说1812年已经首次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与拿破仑的做法不同的是，希特勒转身攻击英吉利海峡、白雪皑皑的莫斯科和沙漠成片的埃及。他想做到能力不及的事，希特勒试图将与日本的东方战争归入自己的西方战争中。但是他并没有将英国击败，而是将美国卷了进来。战争使美帝国和苏联结成同伙，虽然德国和日本抢夺欧洲和东方的矿物和劳动力，但是它们无法遏制这两大帝国联合起来所带来的金钱、人力和制造业的优势。

1945年4月，美军和苏联军队在德国会师，他们相互拥抱，喝酒跳舞狂欢。几天之后，希特勒自杀，德国投降。8月，天空中冒出团团火焰，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爆炸，将其夷为平地。日本天皇一反常规，直接向人民发表演说。他告诉臣民：“战争的形势并不总是朝着有利于日本的一面发展。”然而，即使在此时，顽固的日本官兵仍企图发动政变，以期继续战斗。但是同年9月2日，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1945年，日本赢得东方战争、赶走西方帝国的计划和德国建立欧洲次大陆帝国的计划双双破产，西欧的海上帝国也被消灭。这些国家受到战争影响而无法对民族主义者进行反击，在二三十年内就灭亡了。欧洲被击碎了。一位美国官员于1945年沉思自问：“如果我们不考虑罗马帝国的倒台，欧洲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崩溃似乎是史无前例的。”

但是，西方的社会发展并没有在1945年崩溃，这是因为西方的核心世界如今已经很强大了，即使是最大的战争也不能将其全部毁灭。苏联已经重建了工业，这是德国所不及的，苏联的炸弹差点在美国国土爆炸[8]。与此相反的是，日本对中国开战所造成的破坏及美国对日本的破坏却将东方的核心区域彻底毁灭了。其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让西方的统治变得越来越强大。毋庸置疑的是，西方的统治地位仍旧存在，不过问题在于谁是领导者——苏联还是美国。

这两大帝国将过去欧洲的核心区域在它们中间划分开来，把德国一分为二。随后，美国的金融家们给资本主义制定出一个低劣的国际金融新体系，并精心策划了马歇尔计划，这或许是有记录以来有关利己主义最明智的计划了。如果欧洲人的口袋里有钱，美国人想让他们用这些钱来购买美国的食品，进口美国机器，重建他们的工业。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笔钱可以让欧洲各国不去支持共产主义。鉴于此，美国给了欧洲135亿美元，占1948年总产值的1/20。

西欧人瓜分了美国的金钱。他们接受了美国的军事领导，加入了推行民主、主张贸易的欧盟[9]（美国劝说欧洲人建立在联邦德国工业化领导下的陆上帝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有人接受这一主张）。东欧人接受了苏联的军事领导，此外还接受了推行共产主义且转而向内发展的国会，以此来支持经济发展。苏联没有将资源输入东欧，而是将资源从东欧撤离，监禁或枪杀了其对手，即便这样，东欧的产值在1949年还是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在美国控制的区域中，情况稍有好转，而且这里的监禁和枪杀数量很少，产值在1948～1964年间增长了一倍。

这并不是美苏之间第一次分配西方的核心国家，但是原子弹之类的武器使它们和以前的分配方式有所不同。苏联于1949年试验了原子弹，到1954年，美苏双方都有了氢弹，这比炸毁广岛的原子弹威力大了1000倍——甚至更高。丘吉尔在日记中写道，就像克里姆林宫报道中总结的那样，“总的来说，原子弹创立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全球新环境，它让生命无法生存”。

但是，这蘑菇云有一个银色的内层。丘吉尔对英国国会说：“虽然这看上去有点儿奇怪，但是我认为，它具有广泛的潜在破坏力，我们要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确保相互毁灭”已经产生，虽有一系列小摩擦，世界险些就要进入大决战的边缘，但是西方世界最终并未上演第三次世界大战。

然而，就西欧和日本的战后问题，西方在第三世界进行了一场战争。战争主要是通过委托战争代理人的方式发动的（对于苏联来说，代理人通常是农村革命，而对于美国来说是血腥的独裁者）。从表面来看，对美国而言这本应该是个走过场的比赛。现在美国占据的世界领土比英国一个世纪前所占据的地盘还要大。尤其是在东方，美国显然掌握着整个局势。美国将5亿美元注入日本，建立了一个忠实的、经济繁荣的盟国。由于受到美国慷慨的经济援助，国民党军队蓄势待发，下定决心，一定要打败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最终结束中国内战。

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失败改变了局势。东方变成了当时西方冷战的兵家必争之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400万人丧生（毛泽东的一个儿子也丧身于此）。游击战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激烈进行。1968年，50万美国人投身越南战场，最终却以失败告终。

这些战争是美苏西方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前沿阵地，但是它们绝不是东方战争的重复。中国和日本是东方最强大的国家，1945年后，领土扩张获得的好处却很少。中国国内问题丛生，而日本——和西欧在欧洲的成功一样让人费解，这颇具讽刺意味——正忙于实现许多它在1941年苦心想出的目标。日本聪明地赢得了美国的支持，它利用旧工业被摧毁的机会，重组工业，并对其进行机械化，找到了有利可图之处。到1969年，日本的经济超过了联邦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稳步逼近美国。

此时，美国感觉到了冷战全方位竞争带来的压力。虽然美国在越南投下的炸弹比在德国多，但是却遭遇了战争的重创。在国内，美国人民对此褒贬不一，这损害了美国在国外的影响力。苏联的战争代理国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战争取得胜利，这将美国此前的胜利贬得一文不值。美国苦心建立的东方盟友国家现在发展很好，它们侵占了美国的市场，而美国花大价钱保护的欧洲盟友正考虑精简武装力量，形成不结盟国家。美国把以色列归为其盟友，导致阿拉伯国家政府投奔苏联。1973年，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作战时，阿拉伯国家禁运石油，油价飙升，可怕的经济滞胀（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产生）一触即发。

20世纪70年代，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当时我和朋友们正在英国随意地聊着美国即将崩溃的情况，那会儿我们正穿着美国的牛仔裤，看着美国的电影，弹着美国的吉他。我记得，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其中的矛盾。此外，我非常确定，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们不仅没有见证美帝国的灭亡，而且我们实际上在为美国赢得西方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大家很快就明白，具有决定意义的前线并不在越南或安哥拉，而是在商店里。

东西方的竞争：生活从来没有这样美好

1957年，英国首相对选民说：“我们坦然面对吧。我们许多人民的生活已经不能再美好了呀！”英国本来可能失去帝国的位置，失去在世界中扮演的角色，但是和世界上日益增加的人口一样，不管怎么说，他们拥有了很多物质。到20世纪60年代，100年前从未见过的奢侈品——如收音机、电视机、录音机、汽车、电冰箱、电话、电灯（还有，深深印入我脑海中的塑料玩具）——都成为西方核心国家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见图10-6）。

这让有些人恍然意识到这是个粗俗的物质时代。一位诗人曾经这么写道，在这个世界中：

……新房里走出来的居民，悄悄推着手推车

走在笔直的道路上回家，

从玻璃旋转门里自由经过，由着自己的意愿——

便宜的外套、温馨的厨房用具、新潮的鞋子、冰冻的棒棒糖[10]，

电动搅拌器、面包机、洗衣机、甩干机——

一个买便宜货的队伍，生活在城市但是活得简单，居住于

只有售货员和买卖关系出现的地方。

从美国的莱维敦到英国的泰尔福特，郊区和卫星城在每条便道和小路附近伸展蔓延，其方块状和没有变化的造型在美学家看来是大煞风景。但是，这些新兴的城区带来了人们想要的东西——小小的空间、室内管道设备，还有供闪亮的福特车停放的车库。

图10-6 生活不能再美好了：本书作者和身旁的玩具（摄于1964年圣诞节）

20世纪是什么都不缺乏的时代，物质之丰富是前人做梦都想不到的。用便宜的煤炭和石油生产出的电力供所有活动使用，只需一按开关，发动机就开始运作，房屋就亮起来。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奴隶不会从我们身边消失，我们始终需要他们帮我们做事，除非我们拥有能够自动运转的机器。如今，他的设想实现了，电力给我们（甚至是我们当中最微不足道的人）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温暖以及娱乐活动，而同样的工作量以前需要几十个奴隶才能完成。

能源革命将16世纪童话故事中描述的天天享受饕餮大餐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在1500～1900年间，由于农事活动组织更为有效，饲料质量也更好，西方国家的小麦产量几乎增长了一倍。可是在19世纪90年代，即使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也无法突破以前的农业产值。至此，增加畜力的使用可以提高产量，因而到1900年，北美1/4的农田用来喂养马匹。随后，汽油的使用对美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国的第一家拖拉机厂于1905年开业。到1927年，美国农场上拖拉机提供的能量和马匹提供的能量一样多。

1875年，半数美国人在田地里干活，而100年后只有2%的人从事农业。机器将人从农事活动中解放出来，使人们离开土地。只需雇几个帮手，点燃柴油发动机就行了，机器使得做农活的利润提高了。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称这些拖拉机为“塌鼻子怪物”。他写道：“这些怪物扬起灰尘，将长鼻子伸进去，横行农村，越过栅栏，穿越庭院，笔直地进出于溪谷中。”

斯坦贝克希望世界上受压迫的人民发动革命，剥夺土地的大潮将俄克拉何马州的农民向西驱赶，将摘棉花的黑人向北驱赶。当这股汹涌的大潮减退的时候，许多移民都在城市找到了工作，这比他们所抛弃的农村工作薪酬更高。现在那些取代他们的农业商人向他们出售低价食品，在化学肥料和除草剂上投资获利，用电动马达抽水灌溉农田，而且还种植几乎可以抵挡任何侵害的转基因庄稼。到2000年，美国农田每公顷消耗的能源量是1900年的80倍，产值是1900年的4倍。

今天美国走到哪儿，世界明天跟到哪儿。1950～2000年间的“绿色革命”使全球粮食产值增长了3倍。物价稳定下降，饮食中肉类所占比例增加。除去疾病、战争、暴乱等非常时刻，世界摆脱了饥荒。

和所有有机体一样，人类吸收了过多的能量，并将其用于繁殖后代。20世纪，随着食品供应的增加，世界人口几乎增长了3倍。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却偏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人类没有将全部能量用于哺育新生儿，而是将其中一些能量储存于自己的身体中。2000年，成人平均比1900年增重50%。人类的身高增加了4英寸，也长胖了，更有体力了。人们的器官更具活力，身体中的脂肪更多（在发达国家，肥胖更严重），这些大块头们能够抵御更多的疾病和创伤。很明显，现代美国人和欧洲人比他们的祖父辈能多活30年，他们的视力、听觉及其他器官的衰弱时间、关节炎发病的时间均向后推迟了一二十年。在余下的世界大部分地区，包括中国和日本，人们的寿命延长了近40岁。甚至在艾滋病和疟疾肆虐的非洲，2009年人均寿命也比1900年增加了20岁。

在过去100年中，人类身体发生的变化比过去5万年要大得多。此外，尤其是在富裕国家——人们学会了改变不利因素。自1300年起，欧洲人就开始使用眼镜，而今眼镜已遍及全球。医生发明新的技术来拯救听觉，让心脏起跳，重新接上四肢，甚至干预细胞的生长。公共卫生计划消灭了天花和麻疹，它们不再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主要杀手了。垃圾收集和清洁饮用水计划在呵护人类健康方面贡献更多。

图10-7显示的是美国退伍军人受哪些慢性疾病的困扰，从图中我们可以得知人们的健康状况提高了多少。考虑到其工作具有暴力性，退伍军人可能不是研究人类健康的理想样本。但是由于军队保留了大量记录，因而退伍军人这个集合成为研究的最佳子集，从中可以发现退伍军人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惊人的改善。

图10-7 能怎样就怎样：美军退伍军人的健康状况（1910～1988年）

这些退伍军人以男性为主，但是女性的身体状况改变得更多。纵观历史，妇女曾经是生养孩子的机器。由于半数孩子在一岁前就会夭折（实际上，大多数在第一周），而能够平安度过儿童期的孩子中又只有一半能活到40岁。为了保持稳定的人口数（抚养两代人至成年后，妇女及其配偶才可退休养老），妇女一生中平均需要生育5次，也就是说她们成人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要么在怀孕，要么在养儿育女，或者是一边怀孕一边抚养后代。但是在20世纪，这一高死亡率、低科技化的时代终结了。

在1900年以前，身材高大、脂肪多、壮实的妇女所生育的后代更强健，她们喂养的食物更多，对孩子的照顾也更周到。这类妇女的后代很少会夭折，因而人口迅速增长，直到妇女开始控制她们的生育能力。人们总是有避孕的方法（传说，18世纪风流浪子卡萨诺瓦将柠檬一分为二，自制避孕套），因而到1900年，发达国家的出生率有所下降，但是在20世纪，美国的科学技术解决了这一问题。1920年，橡胶避孕套问世；1960年，口服避孕药出现。在发达国家，出生率降到人口更替水平以下，即一对夫妇平均只生两个孩子。

孩子健康状况的提高和良好的医疗设施将女性从需要辛劳一生的哺育工作中解脱出来。同时，供熨烫衣物的廉价电子线圈、烤面包机、装在洗衣机上的小型发动机以及吸尘器将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以前需要好几个小时的乏味工作现在只需按一下按钮就可以轻松解决。以前，妇女总是有做不完的活儿。但是到1960年，妇女可以驾驶汽车（基本上美国每个家庭都拥有一辆汽车）前往超市购物（这里出售的食品量占全国的2/3），把买的东西存在冰箱里（98%的家庭有电冰箱），她们可以在孩子放学回家前启动洗衣机洗好衣服，然后安安稳稳地坐下来看电视。

经济正快速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蓝领工人的人数减少了，对白领员工的需求陡增。这些变化让从家务活中解脱出来的妇女离开家门出去工作。1960年后，在富裕的发达国家中，拥有工作和高学历的妇女比重稳步上升。和前面几个时代一样，这一时代也拥有其主导的思潮。诸如《女性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性政治》（Sexual Politics）等书籍促使美国中产阶级妇女跳出其传统角色，找到人生的成就感。1968年，100名抗议者制止了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美国小姐选美比赛。到了20世纪90年代，男性和女性共同分担了家务劳动和抚养子女的任务（当然，女性通常做得比男性多）。

早在1951年，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看到了事情发展的走向。“尼龙战争”这个故事在赞扬的同时也嘲讽了美国的消费主义。他假设战略家们向总统建议“如果允许他们以美国富人为榜样，会发现俄国人将不再会容忍继续给他们坦克和间谍，却不给他们吸尘器的主人了”。如果美国在苏联市场中投下袜子和香烟，苏联共产主义立刻就会分崩离析了。[11]

现实和小说一样奇怪。苏联和美国都相信自己可以用工业化的力量威慑对方。1958年，这两个国家同意在对方国家举办工业博览会。首先，苏联运送拖拉机、卡车、火箭模型到纽约，让资本家们明白抗议是无效的。1959年，美国对其进行了漂亮的反击，派遣理查德·尼克松（时任美国副总统）去莫斯科指挥占地5万平方英尺的美国家电展览，其中包括按实物大小建造的新住宅样板。虽然莫斯科民众还在迷惑地观望，但是尼克松和赫鲁晓夫已经在西屋洗衣机前摆好了打斗姿势。

尼克松发话道：“任何能减轻妇女工作的东西都是好的。”赫鲁晓夫反驳说：“你想把妇女关在厨房里，我们可不是这么想的，我们认为她们能做得更好。”此话或许有理，苏联妇女外出工作的人数比美国多。另一方面，此时距半数苏联家庭拥有洗衣机的年代还有十多年。坐公交车从工厂回来后，典型的苏联妇女每周还需做28小时的家务活。

尼克松用一首自由企业赞歌来回应。他解释说：“我们不会让一个政府高层官员来做出什么计划，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制造商，许多不同种类的洗衣机，所以家庭主妇们可以自由决定……竞争哪台洗衣机性能更优岂不是比竞争火箭的威力要好得多？”尼克松总结道：“我们不会把这（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到你们的生活中，但是你们的后代会看到这一点。”

尼克松说得没错。1959年，赫鲁晓夫否认了美国工人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他的后代发现他们被骗了。他们会亲眼看见，美国的发展更快。一个笑话在当时广为流传。据说，有一天，一列火车正载着苏联的领导人穿越西伯利亚大草原。突然火车停了下来。和往常一样，斯大林跳起来叫着：“把司机打一顿！”司机被打了，可是火车还是没有动。随后赫鲁晓夫下令：“让司机继续开车！”司机回到了座位上，但是火车依然一动不动。然后，勃列日涅夫微笑着建议道：“让我们假装这列车在运行吧。”

苏联的民众可以打开电视机，看到像我一样的人们弹着吉他、穿着牛仔裤，但是糟糕的是他们会看到工业革命的崭新时代即将开始，这次是由信息技术推动的，它给铁幕右侧的国家带来了更多的好处。美国的第一台计算机——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埃尼阿克，ENIAC）于1964年问世。它重达30吨，需要很多电力，启动这台计算机时甚至需要关闭费城所有电灯。在随后的30年中，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向西方企业出售仍然庞大但重量稍轻的电脑。1971年，在微处理器发明后，真正的转型开始了。

和以前一样，革新者是精英里面的边缘人物——在优化计算机上，这个人不是来自在信息时代大放光彩的IBM，而是如史蒂芬·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一样，来自诸如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郊区的修车厂这类地方。沃兹尼亚克及其商业伙伴史蒂夫·乔布斯带领一帮思维怪异的朋友，用仅有的91000美元启动资金，在1976年推出了他们的第一代苹果电脑。到1982年，苹果电脑的销量达到5.83亿美元，随后，IBM发明了个人电脑与之竞争。那时，哈佛大学的辍学生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创立了微软公司，重新部署了西海岸的办公、生活格局。计算机化推广到了每一个办公室、每一户家庭，计算机一年比一年便宜、方便，而且功能也变得更有趣多样了。

计算机不仅改变了西方人娱乐、经营的方式，也改变了战争发动的方式。截至1985年，计算机进入了西方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苏联除外。

在颠簸中前行：中国的发展转入快车道

东方也必须改变。美国的东方盟友迅速从中国撤出。日本紧随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之后，迅速将经济的利益链从20世纪60年代价值猛升的塑料玩具转向重工业和电子产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经济转型后，其他东方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处在了经济发展的底层。东方国家的工资普遍上涨，人均寿命延长，新生儿更加强壮。新的住宅小区配有各式电器。

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持续一个世纪的战争使中国工业化的脚步落后于日本。但是1949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和平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正如公元6世纪隋朝统一中国，10世纪宋朝大一统和14世纪明朝一统中华一样，如今的和平环境也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复苏。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推行了苏联式的五年计划，将中国的工业产值提高了一倍多，实际工资上涨超过三成，人均寿命从1950年的36岁提高至1957年的57岁。

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的经济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继续增长。但是，毛泽东的思想受到1915年左右的一股思潮的影响。毛泽东阅读了马克思（以及斯宾塞）的书籍。他相信长期注定理论，坚信东方的劣势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根深蒂固了。他的解决方案就是下决心根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中国青年》杂志撰文写道，即使是在家里也得这么想：“世界上最亲的人是我们的父母，但是他们再亲也比不上毛主席和共产党亲……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带给我们一切。”毛泽东宣布开展“大跃进”，以赶超西方国家。全国99%的人口去集体农场劳动，每个农场都有几千人。在有些地方，乌托邦的社会理想四处散播：

1958年10月中旬的一天，跑马公社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带队到外地炼钢铁）在大会上宣称：11月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时，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大会一结束，人们就到街上商店去拿东西。商店的东西拿完后，就去拿社员家的东西。别人的鸡，可以随便抓来吃；这个队种的菜，别的队可以随便来挖。甚至连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因为马上就共产主义了，子女也成了大家的。

在其他地方，愤世嫉俗的思想盛行。有些人称之为“全部吃光”的时代：由于失去了工作的动力和能量，许多人什么活也不干了。

虽然产量下降了，但是上级下达指令必须汇报增产。一位代表坚持认为：“不是没有食物，稻谷其实很丰富，只是九成人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上有问题。”

更糟糕的是，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恶化了。虽然失去了苏联的援助，中国仍然想赶上西方的钢铁产量。4000万农民离开田地，建造后院铸造厂，只要找到矿石就拿去熔炼，甚至连百姓自家烧菜用的铁锅、铁盘都用来炼钢。他们所生产出来的钢铁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使用，但是却没有人敢说出这一实情。

农村变得越来越浮夸。据一名记者报道：“空气中弥漫着扩音器里发出的地方戏剧的高亢旋律，周边回荡着鼓风机的嗡嗡声、汽油发动机的晃动声、载重卡车的喇叭声以及老牛拉矿石和煤发出的咆哮声。”

农民唱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但是天堂里有麻烦，因为当人们不唱的时候，他们就闹饥荒了。下面所写的是对当时的回忆，只是语调异常平静，让人感觉不太正常：

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死掉。1960年2月，爷爷的腿全部肿起来了，头发也掉光了，身上到处都疼，连张嘴的力气都没有。我们还有三只小山羊。婶婶悄悄地杀了两只来给爷爷补身体。不幸的是，干部发现了这件事，把死羊带走了。

就算是这样，爷爷还是幸运的。

1958～1962年间约有2000万人挨饿。1960年前后，中国重新引进了一些私人资本。到1965年，农业产值已经恢复到了1957年的水平。

中国和西方世界一样经历了战后的婴儿潮，繁育出了一大群缺少持之以恒精神的青少年。西方社会的富裕年轻人利用手中的购买力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调节了他们在音乐、服装和性习惯上的理念，但是在中国，毛泽东依照自己的理念调整这群愤世嫉俗的年轻人的观念，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百万青少年离开了学校，放弃了学业成为闹事的红卫兵。西方的青年歌颂革命，而中国的青年以革命为生。阶级憎恶让大众普遍变得狂躁。

1969年，事情明显朝病态方向发展。“亚洲四小龙”迅速发展，不断将中国大陆抛在身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恶化，在中苏边境也引发了冲突。最后，毛泽东放弃了激进的军事行为，他开始寻求改变不利局面。

1972年，在进行了一系列秘密外交后，美国总统尼克松飞到北京，和中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尼克松高兴地说：“正是这一周改变了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说得没错。华盛顿——北京这两个轴心的联合让勃列日涅夫大为惊恐。尼克松访问中国不到3个月后，就来到莫斯科和苏联进行谈判。

通过与尼克松会谈，毛泽东表明自己支持渴求西方技术的实用主义者，反对消灭中国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人士。当时有件事一时轰动全国。一个学生在考试的时候交了白卷却获得了著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在试卷中夹了一张纸条声称，革命的纯洁性比“这么多年来姿态悠闲却尽做毫无意义之事”的人更有价值。激进的大人物们（据说是这样）认为“晚点的社会主义的火车要优于正点的修正主义列车”，这对一些苏联人来说并不正确。

1972年后，实用主义者们退出了。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恢复了名誉。他将敌对势力控制在外，展示了自己卓越的执政能力。邓小平将毛泽东说的“实事求是”作为自己的格言，他毫不含糊地面对了对中国最为不利的事实：人口增速快于经济增速。为了使每年进入社会求职的人都有饭吃，中国的经济需要保持每年7%的增幅，且至少持续二三十年。

实践经验表明，若有个和平、统一的政府，中国也可以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经济中求得繁荣，但是邓小平进展得更多，他还积极推动了中国的统一大业。为了减少人口对资源的压力，他提出了“计划生育”政策，（在理论上）要求生育两个孩子的妇女实行节育。在提高了资源占有量之后，他将中国领进了全球经济中。中国加入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放经济特区以吸引外资，甚至允许可口可乐公司在上海设厂。

到1983年，邓小平有效地消除了毛泽东推行的人民公社。农民推行“副业”，农民的个人收入增加了，商人的部分利润得以保存。虽然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但是家庭可以承包土地30年，然后进行自主经营。在城市，房地产甚至可以作为抵押进行贷款。农业产量陡增，虽然保守主义者担心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自由化并没有让社会倒退。邓小平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鼓吹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是一种谬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致富不是罪过。

类似的想法也在4000英里以外质问着莫斯科的领导人。在尼克松访问中国后，苏联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很好。在阿拉伯国家提高油价的时候，出口大国苏联也获利了。随着资金滚滚流入苏联，莫斯科资助并打赢了一系列代理国战争，此外，它于1978年在核武器方面超过美国。但是这一系列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的高潮所致。一场支持阿富汗盟友政权的干预演变成一场延绵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持久战。油价下降了2/3，美国军事开支迅猛增加，尤其是在高新技术武器方面。

苏联中央政治局开始担心普通民众会发现他们的经济火车一动不动。它可以生产出大量的坦克和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但却无法造出电脑和汽车（还有一个苏联笑话是这样说的。问：如何才能让拉达轿车价值增长一倍？答曰：装在坦克里）。持不同政见者的不满一触即发。有人认为一场新的军备竞赛即将爆发，这让苏联的统治者大为惊恐。

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妻子在花园中散步的时候，他对妻子坦言说：“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在随后数小时内，戈尔巴乔夫将被任命为苏共总书记，可是花园是他唯一一处可以躲避侦查间谍的地方。和邓小平一样，他也明白自己必须面对现实。1986年，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发生爆炸。随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行改革和公开性政策——其实这只是重新认识到了马克思、恩格斯150年前早已知晓的道理：自由化将所有固定的、快速冻结的关系全部消除，而不单单是我们不喜欢的那部分。

戈尔巴乔夫什么也没有做。1989年10月，他访问柏林的时候，很多人再次欢迎他。在随后的几周里，民主德国人开始在柏林墙上跳舞，用铁锤和凿子攻击墙体，上千人越过墙进入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的政府不知所措，无能为力。就这样，民主德国政权解体了。几个月后，苏联开始解体。直到新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宣布退出苏联时，戈尔巴乔夫仍主张保留苏联，但他已沦落成一个已不存在的帝国的总书记。1991年的圣诞节，他终于迫于压力，签署法令，宣布苏联解体。

这样，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

刮东风还是刮西风

当皇室帝国无法应对所有战争的时候，它们在1917～1922年间几乎全部消失，美国表明自己是个不好对付的庞然大国，但是当共产主义在1989～1991年间遭遇挫折时，美国准备填补这一空白。每两年，美国国防部在《国防规划导引》中修订其宏大战略。报告的初稿于1992年3月出炉，恰在苏联解体的三个月之后。这篇报告展示出了大胆的新设想：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防止新对手的再次出现，不管这个对手是前苏联领土上的国家还是其他国家，它都会给苏联此前制定的秩序带来威胁。这……要求我们敢于阻挠任何敌对力量，别让他们去占领那些资源充足且可以为全球供给能源的地区。这些地区包括西欧、东亚、前苏联国家和东南亚。

当“一位认为这个冷战后策略之辩应该在公开范围内展开的官员”（就像《纽约时报》说的那样）泄露这个计划的时候，政府很快缓和了自己的语气，但是一个和以前世界一样、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世界格局再次出现。

苏联解体了。破产并没有像打倒罗曼诺夫王朝的内战那么可怕，但是俄罗斯作为苏联主要的继承者，其产值在20世纪90年代下降了40%，实际工资收入下降45%。1970年，苏联人平均寿命为68岁，只比欧洲人平均寿命少4岁；但到了2000年，俄罗斯人平均寿命为66岁，比欧盟居民少了12岁。俄罗斯仍然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国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国家。但是正如《国防规划导引》预期的那样，俄罗斯没能产生和苏联一样的威慑力。

欧盟也没能挑战美国对西方世界的统治地位。对于一些人来说，欧洲蹒跚向前的经济政治一体化看上去像是建立一个次大陆帝国，并和平实现哈布茨堡皇室、波旁王朝、拿破仑和希特勒通过暴力没有实现的愿望。但是实际上，欧洲不断分裂，经济增长速度变慢，人口老龄化和军事力量的衰弱使得欧洲离超级大国的差距还很大。

东南亚于1992年进入规划者的视野中，主要是因为他们担心出现敌对势力夺走该地区的油田，就像1990年的伊拉克那样。他们忽视了20世纪70年代不断滋长的宗教极端主义，并且（几乎和其他地方一样）该地区受到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负面影响。但是规划者的推断最荒谬的是在东方。在《国防规划导引》公布于世的几周内，美国主要的东方盟国日本陷入经济危机，而其主要东方对手中国经济腾飞。

自西方开始将以前的东方核心国家变成边缘地带以来已经有150年了，明眼人都知道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如果有一个和平且负责任的政府，并且接受西方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东方人可以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为自己所用，转化巨大的人口压力。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在全球秩序中找到了正确的位置。

广东省某主题公园正中间的高尔夫球车的后面，这儿似乎不像个讲台。但是就在这里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红色资本主义的障碍倒塌了。当毛泽东和尼克松在20世纪70年代初会面的时候，美国的生产力约是中国的20倍。美国创造了全世界商品总量的22%，而中国仅占5%。在随后的30年里，美国的生产力继续增长，而中国的生产力增长了2倍。到了2000年，美国的生产力仅为中国的7倍。美国占世界商品的份额为21%，基本上没有变化，而中国的占有率约增长2倍，为14%。

但中国的经济增长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很多工厂随意倾倒废弃垃圾，污染主要河流。在排水沟附近生活的人罹患癌症的概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农业毫无节制地利用河流的水能，致使很多河流干涸了。伐木业疯狂地发展。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现在的沙化速度是以前的两倍。

但是，经济发展对社会是有回报的。邓小平的发展规划消除了饥荒现象，并带来收入的巨大增长。每年，占中国人口2/3的农村人口的工资平均增长6%。但是这些收益集中于中国的东部沿海区域，在贫穷的内陆农村，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仍然很落后。这导致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自20世纪90年代，1.5亿人民迁至城市，每年都创造出和美国芝加哥一样大的新城。来到城市显然可以使农民的收入增加一半，同时还给制造业带来劳动力，而其劳动力价格只是发达国家的一小部分。

1992～2007年间，中国出口额增加了十几倍，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从180亿美元飙升至2330亿美元。2008年，在美国诸如沃尔玛之类的折扣店里，中国商品通常占总货物量的9成。很多美国人身上的衣服至少有一件是中国制造的。《商业周刊》杂志评论道，“中国价格”已经成为“美国工业最害怕的四个字了”。那些不能与中国商品相抗衡的企业纷纷破产倒闭。

图10-8 风往哪个方向吹：20世纪既是西方统治的高峰也是其统治的终结吗？西方领先的社会发展，其发展指数从1900年的101分上涨至2000年的336分，但是东西方之间的分值比例从1900年的2.4∶1下降至2000年的1.6∶1，差距缩减了1/3

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一样，中国成了世界工厂。金融记者詹姆斯·金奇（James Kynge）描述了在意大利偶然听到的两位中国商人的谈话，听上去特别像是狄更斯笔下葛擂梗夫妇的话语：

老板说他们“已经旅行一个半小时了，但几乎没有看到一间厂房”。另一位年轻的男士说：“外国人喜欢看风景。”老板停下来想了想，问道：“风景和产量，哪个更重要呢？”……老板的想法涵盖了好几个方面……为什么外国人这么懒？在欧洲没有剩下多少工厂的时候，他们做些什么呢？你真的能仅仅依靠服务业带动经济的发展吗？欧洲的奶牛每天真的需要消耗两美元的津贴吗？

50年前，毛泽东曾经说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20世纪50年代，东方就在西方羽翼的控制下，只是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划分成了不同的派别而已。但是到了2000年，毛泽东的话是对的。西方的社会发展远在东方之前——其社会发展指数超过东方300分——比任何时候的差距都大。不过，西方和东方分值的比例在1900年达到2.4∶1，而在2000年，仅为1.6∶1。20世纪不仅是西方时代发展到极致的时期，也是这一时代走向终结的开始。

[1] 纺纱轮于12世纪传入欧洲，一个纺纱工人需要500小时才能纺出一磅纱。

[2] 在18～19世纪，东京、苏州、上海、广州的工人均比在北京工作的工人收入低。

[3]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另一种不同的术语，这样由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增加了对剩余劳动的榨取，也加剧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4] 但是，并不是热气球技术。这一细节因为电影主演戴维·尼文（David Niven）的精彩表现而在1956年补充上。

[5] 当火车空着的时候，的确可以达到这个速度。但是当载重13吨时，速度就会下降至每小时12英里。

[6] 现在人们可能从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的电影《现代启示录》中知道这句话。这是20世纪60年代，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在维也纳对《黑暗的心灵》的改编。

[7] 斯蒂芬斯于1919年出访苏联，但是很显然，在出行之前他就说了这句话。不考虑这类细节，20世纪30年代的欧美共产主义者将此话奉为祷文。

[8] 除去日本袭击珍珠港，对美国领土的唯一一次进攻是在1942年。当时，一架日本飞机（从潜水艇上发射出去）在俄勒冈州的布鲁克林爆炸。

[9] 起初，这个组织是建立于1948年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和1952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于1958年重组后，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并通过1993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改组成欧盟。

[10] 即冰棒。

[11] 1935年，杜邦公司研究人员偶然发现了尼龙。“二战”后，商店开始销售尼龙长统袜，美国女人们为此疯狂。——编者注

第十一章 为什么是西方统治世界

西方得以统治世界是因为地理方面的原因。生物学告诉我们，人类为什么要推动社会的发展；社会学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做到的（除非人类没有推动社会发展）；地理学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西方，而不是其他地方在过去的200年里统治着全球。生物学和社会学提供了普遍规律，适用于任何时期、任何地点的任何人，而地理学则告诉我们其中的差异。

生物学告诉我们，我们是高级动物，像所有的生物一样，我们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我们从周围环境获取能量。当能量不足时，我们就变得无精打采，最终死亡；当能量充足时，我们就精力充沛。像其他动物一样，我们充满好奇，但是也很贪婪、懒惰和怯懦。我们与其他动物唯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有能够控制这些情绪的工具——进化给予我们更加聪明的大脑、更加圆润的嗓音以及可对掌的拇指。正因为这样，我们能够以与动物不同的方式对环境施加影响，能够储存更多的能量，从而在全球建立起村庄、城市、国家和帝国。

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很多西方人认为是生理方面的原因使西方得以统治世界。他们坚持认为欧洲白人比其他种族进化得更快。他们错了。首先，我在第一章已经讨论过，基因和骨骼方面的证据是非常清楚的：大约10万年前，有一支人类在非洲慢慢进化，然后扩散到全球，使得原先的人类灭绝。全球各地，现代人的基因差别是非常小的。

其次，如果西方人在基因上真的比其他人优越，那么社会发展历史就不会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了。在早期领先了一段时间后，西方应当继续领先下去。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见图11-1）。在冰河时期末期的时候，西方确实领先于东方，但是它的领先优势时而扩大，时而缩小。公元550年左右，西方的领先优势完全消失，并且在接下来的1200年里，东方的社会发展领先世界。

现在很少有学者宣扬西方人基因比东方人优越的种族论，但是任何支持这一说法的学者，都会发现西方人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并没有基因优势，而在公元8世纪的时候又具有基因优势了，或者说东方人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更加优越，而公元8世纪的时候则失去了这种优越性。说得婉转些，这将是一个艰巨的工程。一切都显示，无论我们看哪里的人们——整体而言——他们看起来都完全一样。

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西方统治世界不是由于生物方面的原因，虽然生物学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发展保持前进，但是生物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下一步要讲到社会学，它告诉我们社会是如何迅速发展的。

如图11-1所示，社会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前言部分，我提到了“莫里斯定理”（由伟大的科幻小说家罗伯特·海因莱因的一个想法推演而来），以此来解释整个历史的进程——变化是因为懒惰、贪婪和恐惧的人们（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想获得更简单、更有益和更安全的生活而产生的。我希望第二章至第十章的证据已经能够证明这一点了。

图11-1 历史的发展：东西方社会发展以及硬上限，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

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在不停地忙碌着，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舒适、更富裕，或者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想紧紧抓住自己已有的东西。一般说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渐渐地推动了社会发展。但是在社会发展中的这些巨大变化——农业的起源，城市和国家的出现，不同帝国的创立以及工业革命——没有一个仅仅是因为人们的忙碌而出现的，每一个变化都是在危急时刻孤注一掷产生的。冰河时期末期，狩猎采集者发展迅速，这给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获得资源，他们对捕获的动物和采集的植物进行驯养，慢慢的，一些狩猎采集者变成了农民。一些农民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于是又对资源造成了新的压力，为了生存——特别是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他们把村庄变成了城市和国家；一些城市和国家运转得很好，然后它们也遇到了资源问题，于是就把国家变成了帝国（首先是征服陆地，然后是草原和海洋）。一些帝国又重复了这个过程，它们变得非常强大，也给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于是就开始了工业革命。

历史并不是一波接着一波发生。事实上，历史是不断重复的。世界总是不断产生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适应，而历史就是人们不断适应世界变化的过程。在这本书中，我把这个过程称为社会发展的悖论：社会的发展创造了削弱社会发展的因素。

人们每天都面临和解决这样的悖论，但是有的时候，悖论会达到难以解决的程度，因此就会产生急剧的变革。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往往不知道要做什么，更不用说怎么做了。并且，随着社会接近悖论的极限，发展和崩溃之间就开始了竞赛。社会很少会保持在一个极限停滞不前。相反，如果它们不知道如何打破这个极限，它们所面临的问题就会变得难以控制。我所说的五个天启骑士中，就会有一些或者全部失去控制，饥荒、疾病、迁移和国家崩溃——尤其是加上气候变化的因素时——会使社会停止发展几个世纪，甚至会将社会带入一个黑暗世纪。

当社会发展指数达到24分左右，就会出现一个硬上限。公元前1200年后，西方的社会发展就是在这个水平停滞然后崩溃的。不过，最重要的一个门槛是在43分左右，我称之为硬上限。公元1世纪的时候，西方的发展达到了这个硬上限，然后就崩溃了；大约1000年之后，东方的社会发展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这个硬上限严格限制了农业帝国的发展。突破这个硬上限的唯一办法就是开发化石燃料中储存的能量，就像1750年后的西方人那样。

将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联系起来，能解释很多历史进程，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推动社会发展的，并且为什么在某一时刻社会发展迅速，而其他时候却发展缓慢，甚至倒退。但是，即使我们将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还是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是西方统治着世界。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借助于地理因素。

我已经强调过地理因素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一方面，自然环境影响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变化改变了自然环境的意义。2000年前，生活在煤田之上并没有多大意义，但是从200年前起，这开始变得意义非凡。通过利用煤炭资源，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发展得都要迅速——以至于在1900年后不久就产生了新的能源替代了煤炭资源。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包括地理因素对人类的意义。

以上就是我的论点。在本章，我会花大量的篇幅阐述一些最显而易见的反对理由。但是在这之前，我要先概述一下第二章至第十章中提到的主要事件。

在15000年前左右的冰河时期末期，全球变暖划出了几条幸运的纬度（在东半球约是北纬20～35度，在西半球约是南纬15度～北纬20度之间），在这里进化了大量可驯养的动物和可种植的植物。在这一广阔的地带中，亚洲西南部一个名为侧翼丘陵区的地区是最为幸运的。因为那儿有着最多适合驯养的动物和植物，所以那儿的人们也就比其他地方的人们更容易变成农民。公元前9000年，侧翼丘陵区的人们率先建起村庄，开始驯养动物和种植植物。西方社会产生了第一批农民。大约2000年后，在现在的中国——这里适合驯养的动植物虽然没有侧翼丘陵区丰富，但种类也非常多——人们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就是起源于东方的农民。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世界上近一半地区的人们开始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每一次都开创了新的区域传统。

因为西方人是首先从事农业的，也因为（群体的）人们大致相同，所以西方人首先感受到了社会发展的悖论，首先掌握了我所说的后发优势。社会的发展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口、更加精致的生活方式、更多的财富以及更强的军事力量。通过殖民扩张和战争，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社会以牺牲那些社会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社会来推动自己的发展，农业也传播得更远、更广。为了使农业在新的土地上发展，例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河谷，人们不得不重新改造农业。在灌溉农业出现之后，那些落后区域的农业甚至比侧翼丘陵区的核心农业更加多产。公元前4000年后的某段时间，当侧翼丘陵区最大的农业村庄还在努力维持着农业时，美索不达米亚的人们已经懂得如何建立城市和国家。大约2000年后，东方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发展的悖论使得黄河流域的村庄具有了类似的后发优势。

新的国家要以新的方式与周围的地区打交道，这就在它们的边境产生了更具破坏力的社会矛盾。它们不得不试着应对这些矛盾，当它们把事情弄糟时——或许就像公元前31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公元前2300年左右中国的陶寺以及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750年之后的西方——它们就陷入了混乱。每一次崩溃又带来一段时期的环境变化，我认为，可以将这个天启骑士加入另外四个天启骑士。

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更糟糕的破坏和崩溃，但同时也产生了更大的弹性和更强的恢复力。公元前1550年后，西方的城市以及国家从灾难中恢复过来，并向地中海东岸发展。接着，东西方间第二大地理差异开始发挥作用：东方没有哪一个地方像地中海一样，能够提供廉价、便捷的运输。但是，和其他地方一样，地中海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当社会发展指数达到24分的时候，它产生的破坏就无法控制了。并且在公元前1200年，天启骑士再次降临。西方核心地区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的重创，进入了长达几个世纪的黑暗时期。

由于发展的悖论，冰河时期末期，地理因素使得西方在社会发展方面长期领先，但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崩溃无法预测。有的时候，一些不同的决定或者一点小运气就可以延迟甚至阻止灾难，我们的选择相当重要。要突破24分的硬上限，国家要重新进行组织，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来研判世界，从而创造所谓的第一波轴向思维。公元前1200年左右，西方人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们社会发展的领先优势被缩小了；在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西方人和东方人都根据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必要的调整，因此在接下来的1000年里，他们并驾齐驱。

东方和西方一样，都建立起了集权的国家，然后发展成为成熟的帝国。公元前200年后，地理的意义又发生了变化。在西方，罗马帝国控制了地中海地区，社会发展指数超过了40分。到公元1世纪，社会发展又达到了硬上限。不过同时，罗马帝国以及汉朝的兴起也改变了东西方之间距离的意义。欧亚大陆两端有大量的财富，商人和游牧民也就有了新的理由进行迁移。他们尝试着连接起核心区域，于是开始了第一次东西方交流。交流进一步推动了东西方的社会发展，但同时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天启五骑士首次同时出现在核心地区，带来货物和思想的同时，也带来了病菌。罗马帝国和汉朝非但没有突破这个硬上限，反而在公元150年时都崩溃了。

东西方都进入了新的黑暗时期，在此期间，第二波轴向思想（天主教、伊斯兰教和大乘佛教）替代了第一波轴向思想，但是它们崩溃的方式并不相同。在西方，德国的入侵者攻入了地中海西岸相对落后的地区，核心地区在地中海东岸发展起来。在东方，亚洲腹地的侵略者摧毁了黄河流域较为发达的地区，核心地区转移到长江以南次发达的地区。

地理上的差异带来了巨大的差别。公元450年，长江流域出现了发展稻作农业的区域；到了公元600年，中国又重新统一；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连接长江和黄河的大运河成为中国漕运的重要通道，它对于中国的意义就如同地中海对于古罗马的意义。不过在西方，阿拉伯人虽然强大得可以摧毁地中海的核心地区，但却不足以重建这些核心地区，社会发展一路下跌，直到公元700年。

公元541年左右，东方的社会发展领先于西方（这证明了西方并不是一直都处于领先地位的）。到了1100年，东方的社会发展达到硬上限。由于经济的发展超过了资源的再生速度，制铁工人开始利用化石燃料，发明者创造出新的机器，宋朝的知识分子努力寻求真正的中国文化复兴。但是就像1000年前的罗马帝国那样，宋朝也无法打破这个硬上限。

从某种程度上说，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早期发生的事件和发生在第一个千年的事件是相似的，只不过要将东西方对调而已。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第二次东西方交流，并且再一次解放了五个天启骑士。东西方的核心地区都衰退了，只不过在东方衰退的时间更长，程度更深。在西方，地中海东岸社会发展程度更高的伊斯兰中心地带受到的影响最大。到了1400年，一个新的核心区域形成了，并且西欧开始了文艺复兴。

这些孤立的、原先边缘化的欧洲地区发挥了后发优势。西欧人利用在第二次东西方交流中从东方学到的造船、火药及其他技术，把大西洋变成了一条交通要道，再一次改变了地理的意义。为了得到东方的财富，西方船员误打误撞地登陆了美洲，这令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

15世纪的时候，东方人本可以发现美洲（一些人认为东方人确实发现了美洲），但是由于地理方面的原因，西方人总会比东方人更快到达美洲。对东方人来说，航行到印度洋上比航行到空荡荡的太平洋上收获要大得多，并且将内陆向草原推进，收获也很大，因为近2000年来，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一直是他们最大的威胁。

17世纪，核心地区的扩张使地理的重要性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央集权的帝国用火枪和火炮阻断了连接东西方的交通要道——亚洲腹地的草原，结束了游牧民族的迁移，有效地扼杀了天启五骑士之一。相反，在大西洋，西欧商人开辟的这条海上通道推动了新兴的市场发展，并就这个物质世界如何运转提出全新的疑问。到了1700年，社会发展再一次达到了硬上限，但是这一次，天启五骑士并没有降临，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发生灾难，西欧由于海上路线的刺激，开始利用煤炭和蒸汽。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东方人也可能会有同样的发现，也会有自己的工业革命，但是由于地理的原因，西方人更容易发现美洲——这意味着西方人会首先开始工业革命。正是地理的原因把洛蒂带到了巴尔莫勒尔堡，而不是把艾伯特带到了北京。

西方统治的必然性

你可能会问，是否有来自人类自身的影响呢？这本书大量地谈到了伟人和愚昧之人，他们的信念以及他们不断的冲突，难道最后，其中都没有一个有重要影响吗？

答案既是肯定也是否定的。我们都有自由的意愿，正如我反复强调的那样，我们的决定确实能改变世界。只是我们大部分的决定并不能使世界发生多大的改变。例如，我现在就可以马上停笔，辞掉工作，成为一名狩猎采集者。这当然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我会失去我的家，并且，由于我对狩猎和采集知之甚少，我很可能会被毒死或者饿死。我周围的人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更多的人并不会受到多大影响。例如，你就会找点儿其他书来读。但是，世界还会继续。我所做的任何决定都不能改变西方对世界的统治。

当然，如果上百万的美国人决定辞掉朝九晚五的工作，变成狩猎采集者，那么我的决定就会由一个疯狂的个人异常行为变成一个集体运动，这样的话，确实会产生很大的不同。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这样的群体决定。例如，“二战”后，约有5亿妇女比自己的母亲结婚年龄要小，生育的孩子更多，于是人口激增。30年后，她们的女儿则做出截然相反的决定，于是人口增长变慢。这些选择共同改变了现代历史的前进方向。

但是这些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一个半世纪前，卡尔·马克思直接说道：“男人（和女人）制造了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历史，因为他们面临的环境不是他们能够选择的。”20世纪，妇女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决定生更多的孩子（之后是生更少的孩子），但是她们却常常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毫无选择——就像一万年前，那些决定从事农业的人，或者5000年前搬到城市的人，又或者200年前在工厂工作的人，他们也一定常常觉得自己实际上并没有选择。

要做出符合实际的决定，我们都面临巨大的压力。我们都知道那些忽略这些压力、做出奇怪决定的人。我们往往崇拜激进分子、叛乱者和浪漫主义者，但是我们却很少会追随他们。我们大都非常清楚循规蹈矩的人往往更成功（这里的意思指的是更容易得到食物、住处和配偶）。进化决定了我们所谓的常识。

即便如此，奇怪的决定很显然也会有不同寻常的后果。以穆罕默德为例，或许这个例子比较极端。公元610年前，这个平庸的阿拉伯商人本可以非常明智地将与加百列天使的相遇归咎于胃痛或者其他一切可信的理由。但是他选择了听从妻子的话——他的妻子坚持认为天使的造访是真实的。多年来，穆罕默德和大多数的先知一样，看起来荒谬可笑。但是后来，他统一了阿拉伯。他的继承者哈里发摧毁了波斯，粉碎了拜占庭，把西方分成了两半。

所有人都认同穆罕默德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对历史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即便如此，公元7世纪以及之后的西方核心地区的变化并不能归结于穆罕默德个人。在加百列天使造访穆罕默德前，阿拉伯人就已经开始创造新的一神论，并且已经在沙漠上建立起自己的城邦了。早在穆斯林主战派入侵时，拜占庭和波斯就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了，而且地中海地区在公元3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瓦解了。

如果穆罕默德做出不一样的决定，那么公元7世纪的基督教也许会选择其他的攻打对象，而不是入侵穆斯林地区。如果没有穆罕默德的话，西方的社会发展在公元750年之后也许会恢复得更加迅速，也许不会，但是西方仍然需要几个世纪才能赶上东方。无论穆罕默德做了什么，西方核心地区仍然是在地中海东岸；土耳其人也依然会在11世纪的时候入侵西方，然后蒙古人在13世纪的时候入侵（在1400年左右再一次入侵）；核心地区也仍然会向西转移到意大利，然后在15世纪以及之后的几个世纪转移到大西洋。如果穆罕默德更正常一点的话，那么现在就可能是基督教而不是伊斯兰教影响从摩洛哥到马来西亚这些地区的信仰——这是一件大事。但是毫无疑问，仍然会是欧洲人征服美洲，西方现在也仍然会统治世界。

适用于穆罕默德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我们所知道的伟人。亚述国王提格拉·帕拉萨三世以及秦始皇都建立起了可怕的高度集权的古代帝国；16世纪时，欧洲的哈布茨堡王室以及日本的丰臣秀吉都没能建立帝国；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以及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使改革派得以掌权。但是大部分的伟大人物或者愚笨之人所做的就是加快或者减缓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进程。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如果我们能像做实验那样回到过去重新开始，除了把伟大人物替换成愚笨之人以及将愚笨之人替换成伟大人物之外，其他的保持不变，事情的结果也会基本保持不变，即使事情发展的轨迹可能有所不同。显然，伟人通常认为仅仅凭借自己的意愿就能够改变世界，但是他们错了。

这个道理适用于对外政治，也适用于对内政治。例如，马修·博尔顿和詹姆斯·瓦特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后者发明了改变整个世界的蒸汽机，而前者为瓦特提供了设备资金以及技术上的支持，特别是在加工制造工艺方面。但是他们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伟大人物，正如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一样。亚历山大于1874年2月14日为自己新发明的电话申请了专利——就在同一天，伊莱沙·格雷（Elisha Gray）也为他自己新发明的电话申请了专利。博尔顿和瓦特与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相比，也未必就显得独一无二。约瑟夫在1774年发现了氧气，而一年前一位瑞典化学家就已经发现了氧气。同样，他们也不会比1611年各自发现太阳黑子的四位欧洲科学家更独特。

历史学家常常惊叹几个独立的个体常常会想到一起，例如发明灯泡的想法几乎同时在几个人的大脑中出现。与其说伟大的思想是出于一个人的智慧，还不如说是一群有着相同疑问和解决方法的思想家的逻辑结果。17世纪早期的欧洲学者也是如此，一旦有人发明了望远镜（9个人宣称自己发明过望远镜），如果没有一些天文学家很快发现太阳黑子，那才令人惊讶。

很多了不起的现代发明不止被发明一次。统计学家斯蒂芬·施蒂格勒（Stephen Stigler）甚至提出一条法则，他认为没有哪一项发现是以真正的发现者命名的（施蒂格勒法则实际上是由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25年前发现的）。博尔顿和瓦特领先了，但是其他人也有可能领先。如果瓦特没有在18世纪70年代发明出蒸汽机，其他人以后肯定也会发明出来的。事实上，如果瓦特没有去申请专利，从而把其他人从这个领域排挤出去的话，蒸汽机会改进得更快。

伟人以及愚笨之人都是时代的产物。那么，我们能否认为这个时代的某种精神而不是某些特定人物决定了历史，使得有些时候产生伟人，而有些时候则产生了一群愚笨之人？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是如此，例如，在他们看来，西方得以统治世界的真正原因是14世纪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变得保守，放弃了整个世界，而此时欧洲的文化变得开放，促使探险家漂洋过海，直到到达美洲。

我在第八章花了一些篇幅阐述了这个想法，认为这个想法与现实并不符合。与其说文化是我们脑海中的一个声音，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还不如说文化是一个市政厅，能让我们讨论我们的选择。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需要的思想，受到地理以及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

这能够解释为什么东西方思潮在过去的5000年里是如此相似。在东西方的核心地区，第一批国家的兴起——西方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东方是公元前2000年后——引起了关于神圣王权的本质以及限制王权的讨论。随着东西方核心地区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官僚化——西方是公元前750年后，东方是公元前500年——这些讨论产生了第一波轴向思想，思考个人成就的本质以及与世俗权威的关系。到了大约公元200年左右，随着汉朝以及罗马帝国的瓦解，这些问题就催生了第二波轴向思想，讨论有组织的教会如何能够在一个混乱而又危险的世界中拯救它的信徒。当社会复兴时——中国在1000年，意大利在1400年，如何跳出令人失望的过去从而获得第一波轴向思想中失去的智慧，这个文艺复兴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

我认为，长久以来，东西方的思潮发展得如此相像的原因在于，社会要保持发展只有一条途径。社会发展指数要突破24分的硬上限，东西方都要加强国家的中央集权，最终将不可避免地促使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第一波轴向思想。而这些国家的衰退又促使人们转向第二波轴向思想，它们的复兴几乎总是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文艺复兴。每一次巨大的变化都促使人们思考时代所需的思想。

但是，1600年左右，当西欧人迈向科技思潮而东方人（包括那些生活在大西洋沿岸核心区域外的西方人）却故步自封时，其中产生的巨大分歧又具有怎样的重大意义？思想方面划时代的转变是否反映了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而不仅仅是时代获得了它所需要的思想？

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认为如此。这些学者指出，当心理学家把人们绑在功能磁共振成像机上，叫他们回答问题时，如果这些问题需要将信息放在一个广泛的背景下而不是孤立看待的话，西方受试者大脑中的额叶和顶叶会更加活跃（意味着他们更努力来集中注意力）。东方人正好相反。

这些差异意味着什么？脱离背景孤立地看待事实是现代科学的特点（就像常见的描述方式：“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也许有一个理论能够解释，大脑功能上的差异意味着西方人在逻辑和科学方面强于东方人。

但是也许不是这样。这些实验并没有表明东方人不能将事实和背景区分开来，或者说西方人无法从恰当的角度考虑问题，只是他们不大适应用对方的方式思考问题，并且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想明白。东西方人都能够执行两种类型的任务。

在每个时代的每片土地上，我们总会发现理性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前者将具体的事物抽象化，后者着迷于错综复杂的事物，甚至有一些人既是理性主义者，又是神秘主义者。变化的只是他们面临的挑战。1600年左右，当欧洲人开始发展大西洋经济的时候，他们也给自己带来了问题。机械模型和科学模型成为解决这些问题最有效的手段。在接下来的400年里，这些思考方式融入了西方教育中，并渐渐地成为默认的思考模式。在东方，大西洋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似乎并不那么迫切，甚至到了19世纪，这个过程也没有走太远。

20世纪60年代，一些西方社会学家认为，东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使信仰者无法产生冒险精神以及创新精神这两个经济成功所必需的因素。20世纪80年代，一群新的社会学家从日本经济的成功案例中得出结论，认为孔子思想中对权威的尊敬以及为集体自我牺牲的精神并没有抑制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儒家思想解释了日本经济的成功。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更加理智的结论，那就是人们会促使文化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在20世纪末期，产生了儒家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

每个时代都会产生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思想，这个结论也许能够解释另一个奇怪的现象，心理学家称之为弗林效应。自从有了智商测试，测试的平均分稳步上升（大约每10年提高3分）。想一想我们变得越来越聪明了，这真是令人兴奋，但是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越来越擅长以现代、分析的方式思考问题，而这正是这些测试所要测量的。看书比听故事更能让我们变得现代化，而且，令很多教育家恐惧的是，玩电脑游戏能让我们在此基础上变得更加现代化。

毫无疑问，并非所有的文化对变化的环境都会做出一样的反应。例如，在伊斯兰教的土地上，就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或者多样化的现代经济。一些非伊斯兰教徒认为，伊斯兰教的教条非常愚昧，令人们深陷迷信的深潭中。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什么1000年前，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哲学家和工匠都是伊斯兰教徒，以及为什么直到16世纪，伊斯兰教的天文学家都无人能够超越。

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自1700年后许多伊斯兰教徒对军事和政治上的缺陷都采取了保守的态度，正如13～14世纪的中国儒家思想家一样。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土耳其。土耳其现在已经非常现代化，足以成为加入欧盟的候选国家。不过，总的说来，随着伊斯兰世界从西方国家的核心变为外缘，它的社会发展停滞了，令人感觉它是受害者。要结束这种局面，对伊斯兰教来说，任重而道远，但伊斯兰世界也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

文化和自由意愿这两个因素，使莫里斯定理变得更加复杂——莫里斯定理认为变化是因为懒惰、贪婪和恐惧的人们（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寻求更简单、更有益和更安全的生活而产生的。文化和自由意志会加快或者延缓我们对环境变化的反应。他们偏离了任何简单的理论。但是第一章至第十章的那些事件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文化和自由意志从来不会长久地胜过生物、社会以及地理因素。

帖木儿摧毁了意大利：如果历史可以假设

西方得以统治世界既有长期原因，也有短期原因，依赖于地理因素和社会发展之间不断的相互影响。但是西方统治本身既不是一直存在的，也不是偶然的，将之称为可能发生的事件更加准确。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地理因素对西方都非常有利。我们不妨认为，西方统治往往看起来更为可能。

为了解释这些相当神秘的评论，我想借用一下罗伯特·泽梅基斯（Robert Zemeckis）在1985年的喜剧《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中所使用的方法。电影的开头是一个疯狂的教授将巨大的吉他放大器、偷来的钚和一辆德罗宁汽车组装起来，发明了一部时光机器。当恐怖分子杀死教授后，年轻人马蒂（由迈克尔·福克斯扮演）开始追击，然后时光机器把他带回了1955年。在那儿，他遇见了他未来的父母，当时他们还只有他现在这么大。然后灾难降临了——马蒂未来的母亲没有爱上马蒂未来的父亲，反而爱上了马蒂。这在整个历史中，或许毫不起眼，但是对马蒂来说，却非常重要：如果他不能在电影结束前让过去恢复原样，那么他就无法出生。

我在这里不按照历史学家常用的方法，即从开始讲到我们这个时代，我想，我们不妨像马蒂一样，回到过去，然后，就像电影那样，想想可能会发生什么阻止未来事件像现在这样发生。

我会从两个世纪前的1800年开始。我们处在简·奥斯汀的时代，我们发现，那个时候西方看起来就已经很有可能在2000年的时候统治世界。英国的工业革命正在进行，科学发展欣欣向荣，欧洲的军事力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强大。当然，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多一点运气，拿破仑就有可能赢得战争，或者说只要少一点运气，英国的统治者就无法解决工业化带来的挑战。无论怎样，英国的发展都有可能变得缓慢，或者——正如我在第十章提到的那样——工业革命有可能转移到法国北部。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不过，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西方的工业革命受阻的话，180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一旦开始了工业化，我们同样也难以想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那贪婪的市场走向世界。1793年，当清政府拒绝马戛尔尼勋爵的贸易使命时，马戛尔尼勋爵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要让中国关注人类知识取得的进步是徒劳无益的。”虽然这句话有点夸张，但是或许他是有一定道理的。

无论我们假设何种对西方不利的情形，例如想象它的工业化延缓了100年，或者说直到20世纪欧洲才进行帝国主义扩张。但是即使这样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东方能够在西方之前开始工业革命。东方的发展或许需要像西方那样建立起多样化的区域经济，而这需要花上几个世纪的时间。1800年的时候，我们不能完全肯定，西方会在2000年统治世界，但是我认为有95%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再倒退150年，回到1650年，当时的牛顿还是一个小男孩，那么西方的统治看起来就没那么确定，但是仍然是可能的。火炮打退了蒙古人，船只开拓了大西洋经济。工业化看起来仍然遥不可及，但是在西欧有了产生工业化的先决条件。如果17世纪50年代，荷兰在与英国作战时赢了英国；如果1688年，荷兰支持的英国政变失败；或者说如果1689年，法国成功入侵英国，那么有利于博尔顿和瓦特的特殊机制就不会形成；如果这样的话，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工业革命就会延迟几十年或者会发生在西欧其他地方。但是我们还是很难看到，如果这样的话，1650年之后将会发生什么。或许如果西方的工业化进程变慢，清朝的统治者也有不一样的表现，那么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国可能会更快地跟上欧洲的科技发展。但是正如我们在第九章看到的那样，东方人要首先发生工业革命还不仅仅需要这些。1650年时，我们还不能像1800年那样肯定西方会在2000年统治世界，但是这看起来仍然是最为可信的结果——有80%的可能性。

不妨再往回倒退150年，退到1500年，这个预测看起来更不可信。当时的西欧已经有能够航行到新大陆的船只，但是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对新大陆进行抢掠。如果哈布茨堡家族更幸运一点儿的话（或者如果卢瑟从未出生过，或者查理五世指派了他，又或者如果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取得胜利，然后镇压了荷兰的独立运动），或许他们真的能成为基督教世界的领导者——这样的话，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或许就会消灭诸如牛顿和笛卡儿这样激进的声音，而且任意征税就有可能像历史上破坏西班牙商业那样破坏荷兰、英国和法国的贸易。不过，这些只是假设，尽管我们知道哈布茨堡帝国可能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结果，驱使更多的清教徒穿过大西洋，建立城市，开始开拓大西洋经济以及科学改革。

或许哈布茨堡家族会面临比现实更加糟糕的情况。如果奥斯曼帝国更彻底地击败了波斯什叶派教徒，那么土耳其就有可能在1529年占领维也纳，伊斯兰教徒就有可能入侵英国，并且，正如吉本所说的那样，牛津的学校现在就有可能教授古兰经。土耳其的胜利也许会使西方的重心留在地中海，从而把大西洋经济扼杀在摇篮中——但是另一方面，就像我之前假设的哈布茨堡的胜利，这也许会刺激一个更加强大的大西洋世界的形成。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如果在17世纪，奥斯曼帝国和沙皇俄国厮杀得更为激烈，他们也许就无力击退蒙古人。如果这样的话，17～18世纪的时候，清朝的胜利也许就会把蒙古人驱逐到欧洲，使17世纪西方的危机转变为与罗马帝国末期所面临的危机一样严重。一方面，西方面临着新的黑暗时期；另一方面，在经历了足够长的几个世纪后，中国在其社会发展达到硬上限时，就有可能发生科学和社会变革。谁知道呢？不过，有一件事非常清楚：1500年时，可以看出西方将在2000年统治世界的可能性比1650年要低得多，最多有55%的可能性。

再往回退150年，退到1350年。这个时期黑死病流行，西方在2000年统治世界的可能性看起来非常渺茫。最不可思议的一点是，过不了多少年，蒙古征服者帖木儿从中亚一路入侵印度和波斯，然后在1402年摧毁了奥斯曼帝国。就在那个时候，帖木儿决定掉头前往中国报复中国皇帝，因为他认为中国皇帝侮辱了他。但是帖木儿在到达中国前就驾崩了。如果1402年后，他继续往西进军，那么他就有可能摧毁意大利，阻止文艺复兴，使西方的发展倒退几个世纪。另一方面，如果他不是于1405年在东征的途中驾崩，而是多活几年的话，他就有可能像忽必烈那样征服中国，使东方而不是西方的发展倒退几个世纪。

事情完全可能会朝不同的方向发展。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内战后有可能无法重新统一中国，那么中国在15世纪的时候，就会是地方割据，内战频繁，而不是成为一个伟大的帝国，成为东方的核心。那么谁又能说结局会是怎样呢？可能会发生混乱，但是如果没有明朝独裁的高压统治，海上贸易或许就会受到刺激。我在第八章说过，明朝的中国永远也不可能创造一个西方后期大西洋经济的东方版本——地理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明朝的话，东方的殖民者和商人有可能会在东南亚以及香料群岛开拓小型大西洋模式的经济。不过，底线是1350年的各种可能性要比1500年还要多。2000年时西方得以统治世界，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最多只有25%的可能性。

我可以继续假设下去，做出各种假设是一件有趣的事。但是关键点很明确。西方能否在2000年的时候统治世界，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偶然性。我们往回走得越远，可能性就越多。1800年，不同的决定、文化趋势或者偶然性完全不可能阻止西方在2000年时统治世界；1350年，这个结果仍然非常可信。但是，我们很难想象，1350年之后发生的任何事会使东方在西方之前发生工业革命，或者说这些事会阻挡东西方的工业革命。

如果要找到东方或许能够在2000年统治世界的迹象的话，我们就要倒退整整9个世纪，回到1100年。如果当时宋徽宗能够更好地对付女真人，避免1127年开封的沦陷，或者如果铁木真的父母在铁木真小时候真的把他丢掉，让他死在大草原上而不是长大成为成吉思汗，那么谁知道未来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距离和航海技术使得东方不能像18世纪的欧洲那样通过开拓大西洋经济开始工业革命，不过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开拓类似的经济。如果宋朝没有受到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欺凌，那么中国的复兴文化就有可能发展为科学变革，而不是演变为自满和裹脚。一亿中国人的内在需求、南方农业区域和北方工业区域之间的贸易，以及亚洲东南部的殖民化都有可能扭转局势。当然也可能不会这样，要知道，在枪炮和军队封锁辽阔的草原之前，中国一直支持大规模移民政策。但也可能我们对清朝统治者同时应对诸多复杂问题的能力过于乐观。总之，我想，东方会在12世纪发展起来的可能性非常小。

如果我们利用时光机器做最后一次旅行，从宋朝再往回退1000年，则又是另一种情况。现在，我们要问的，不是为什么东方不能在2000年时统治世界，而是要问罗马帝国能否在西方突破硬上限的1700年前突破硬上限。坦白地说，我认为这完全不可能发生。像宋朝一样，罗马帝国不仅需要在没有大西洋经济的背景下，找到突破硬上限的途径，还要有足够的运气来躲过天启五骑士。当中国的汉朝在公元3世纪崩溃的时候，罗马帝国已经被削弱了，在公元5世纪的时候也崩溃了。当然，罗马人有可能战胜哥特人，在国内混乱的情况下继续支撑下去，但是罗马帝国能够摆脱17世纪的危机吗？即使能够摆脱这个危机，他们又怎么能够逃脱西方社会发展的衰退？公元100年后罗马发生工业革命的可能性甚至比公元1100年后的宋朝还要小。

以上所有的这些都说明，西方在2000年前得以统治世界，既不是长期以来注定如此，也不是一个短期的偶然性。它更多的是长期的可能性。即使在1100年，东方也不太可能首先发生工业革命，从而在全球施加它的影响，然后像现在的西方这样得以统治世界。不过，这些看起来总是可能发生的：火炮最终会被发明出来，将蒙古人击退，船只和市场能够开辟海洋通道。并且一旦事情这样发生了，新的地理因素会使得西方更可能在东方之前发生工业革命。我想，唯一可能阻止这些发生的就是艾萨克·阿西莫夫在《夜归》中提到的夜幕低垂时：毁灭一切的大灾难摧毁了文明，使得人性又回归原始。

夜归：如果希特勒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西方统治的时代前，世界最接近崩溃的时候是在公元前10800年，当时有一大块冰湖变成了北大西洋，温度降低使墨西哥湾暖流转向。之后是长达1200年的短冰期，称为新仙女木事件。这次事件阻碍了社会发展，使得稳定的农村生活以及侧翼丘陵区的早期农业受到破坏。新仙女木事件是末次冰期的最后一次寒冷事件。新仙女木事件之后气候变暖，进入温暖的全新世。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假如发生像新仙女木事件这样规模的事件，结果会非常恐怖：世界各地年年都将无法获得丰收；上百万的人会饿死；大量的移民将会使欧洲大部分、北美和中亚变为空城；战争、国家的灭亡以及瘟疫带来的巨大灾难将是前所未有的，就像是天启骑士将自己的坐骑变成了坦克。急剧缩小的人口规模将使赤道附近的村落荒废。人们祈祷下雨，在干燥的土地上勉强度日。社会发展将会因此倒退几千年。

其他灾难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天文学家曾计算出，假如有一个直径一英里的小行星撞击了地球，效果就相当于1000亿吨TNT当量。人们对此产生的后果看法并不一致，但这肯定会导致高层大气充满尘埃，遮蔽阳光，导致几百万人饿死，还有可能产生大量的氮氧化物，破坏臭氧层，使人们暴露在致命的太阳辐射中。相反的，我们更容易对一个直径两英里的行星撞击进行模拟。它产生的效果相当于两万亿吨TNT当量，能消灭地球上的所有人。

很显然，庆幸的是，在我们的历史中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不用沮丧地想象事情会变得多糟糕。行星撞击以及冰期并不像战争或者文化：它们现在（或者应该说直到最近）是人类无法控制的。愚昧之人、文化趋势或者偶然性都不能产生另一片寒冷的巨大海域，使得湾流转向，这意味着不可能形成新的新仙女木事件。即使是最悲观的天文学家都认为直径几英里的行星撞击地球几万年才会发生一次。

事实上，愚笨之人在历史上所做的任何事都不会使人类面临灭绝。即使是最为血腥的战争，如20世纪的世界大战，也只是加速了正在发生的趋势。1900年，美国这个新兴的次大陆帝国已拥有一个工业核心，挑战着西欧的海洋帝国。两次世界大战总的来说，就是为了决定谁将代替西欧。是美国？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迅速工业化的苏联？还是在20世纪40年代试图征服次大陆帝国的德国？在东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日本试图征服世界，工业化为一个次大陆帝国，然后超过西方。日本失败之后，中国开始工业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社会萧条，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飞速发展。我们难以知道欧洲的海洋帝国如何能够在这样的竞争中存活，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从非洲到中南半岛的民族主义浪潮、西欧逐渐减少的人口及其对手国家的工业时。

如果欧洲的大国没有在1914年和1939年参与世界大战的话，它们的海洋帝国肯定能够持续更长的时间；如果美国没有在1919年逃避它的全球责任的话，这些海洋帝国也许会崩溃得更快；如果希特勒打败了丘吉尔和斯大林，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又或许，情况不会发生改变。罗伯特·哈里斯的小说《祖国》（Fatherland）中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故事中的谋杀之谜发生在1964年的德国，但是——事情很快就明朗了——德国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每一件事都似乎出奇的不同。希特勒杀害了所有欧洲犹太人，而不是杀死了大部分的犹太人。他手下的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将希特勒的想法变为现实，重建了柏林。柏林的胜利大道有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两倍那么长。胜利大道通向世界上最大的建筑——这里的建筑高耸入云。随着故事的展开，场景开始呈现出一种更加奇怪的熟悉感。美国和苏联之间开始了冷战。两国各自都有核导弹撑腰，彼此虎视眈眈，都争取拉拢第三世界国家。它们正慢慢走向缓和。在某些方面，一些结果和现实并没有多大的差异。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可能造成的唯一不同的结果就是演变为核战争。如果希特勒制造出了核武器，那么他肯定会使用，但是因为他在1942年取消了核研究，所以假设的情况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美国在日本扔下了两颗原子弹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但是当苏联在1949年测试它的第一个核武器时，末日变得愈加可能。即使在1986年它们处于最顶峰的时候，世界上所有导弹的弹头加起来造成的破坏力也只有直径两英里的行星撞击地球的破坏力的1/8，但是这也足够毁灭现代文明了。

我们很难理解那些能够沉着冷静看待核战争的人物。

不幸的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和美国的领导人意识到只有通过“确保相互毁灭”才能解决核武器的问题，即在核战争或大规模常规战争中，每一方都应该做好毁灭对方城市和国家的准备。关于这场竞赛如何开始的细节，人们至今还不清楚。当时美苏之间还有一些频繁的电话联系，尤其是在1963年秋，约翰·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试图制定美苏竞争规则的时候。赫鲁晓夫由于害怕美国的武力威胁，在古巴部署了核导弹，肯尼迪出于担忧，武装封锁了古巴。苏联的战舰开到距离美国海域几英里的地方，肯尼迪派了一艘航空母舰阻拦它们。肯尼迪认为此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达到了1/3甚至1/2。接着在10月24日星期三的早晨10点左右，情况急转直下。肯尼迪和他顾问紧张得一言不发，此时手下报告说，苏联的潜艇挡住了美国航空母舰的路。如果苏联不发动进攻的话，那么它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肯尼迪的弟弟回想当时的情况：肯尼迪“将手抬了起来，捂着自己的嘴。他不停地攥紧拳头，然后又松开。他的脸看上去很疲惫，眼里透出痛苦”。他的下一步行动有可能是发射4000个导弹，但是苏联的潜艇并没有开火。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在10点25分的时候，苏联的船慢了下来，然后掉头走了。灾难并没有发生。

30年来，边缘政策和荒谬的错误产生了一连串的灾难，但是最糟的情况并没有发生。自1986年以来，世界核导弹的数量已经减少了2/3，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即2010年年初，核武器的数量有可能会大量减少。美国和俄罗斯现有的几千种武器仍然能够杀死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但是依照现在的局势，发生灾难的可能性还是比40年前“确保相互毁灭”时的可能性小得多。生物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地理因素继续编织着各自的网，历史还在继续。

基地

至少到目前为止，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夜归》还不能很好地解释历史的发展，不过也许他的《基地》系列能够更好地做出解释。阿西莫夫在书中写道，在遥远的未来，一个名叫哈里·谢顿的年轻数学家乘坐太空船去川陀星。川陀星是已经存在了12000年的银河帝国的首都。谢顿在那儿的“10年数学会议”上发表了他的学术文章，解释了心理历史学这个新科学的理论基础。谢顿认为，大体说来，如果我们将常规历史、大众心理以及先进的数据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理解驱动人性的力量，然后将其用于预测未来。

谢顿在川陀星最大的大学当上主任之后，他研究出了心理历史学的方法。他预见未来银河人将会经历一段长达3万年，充满无知、野蛮和战争的黑暗时期。皇帝提升谢顿为第一部长。担任这个了不起的职务后，谢顿计划组建一个名为基地的智囊团。这些学者一边把所有的知识收录到银河百科全书中，一边密谋1000年后重建帝国。

《基地》系列小说在科幻迷中掀起了一股热潮，风靡了半个世纪，但是对那些听说过哈里·谢顿的专业历史学家来说，谢顿只是一个滑稽人物。历史学家坚称，只有在阿西莫夫疯狂的想象中，才有可能利用已经发生的事预知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很多历史学家否认过去有很多的发展轨迹可循，而那些认为过去确实存在这些发展轨迹的历史学家则认为了解这些发展轨迹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例如，杰弗里·埃尔顿（Geoffrey Elton）——他是剑桥大学近代史教授，对历史上的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也许能代表大多数人的观点。他认为：“有记载的历史，最多也就追溯到200代前。即使在历史上有更大的目的，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目前为止还不能真正地从手头那一点历史记录了解这个目的。”

在这本书里，我曾经提到过历史学家往往低估自己。我们不一定要把目光局限于有着历史记录的这200代。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展到考古、基因以及语言学——本书前面几章中主要的证据——我们就会更加了解历史。事实上，回到500代前就已经足够了。我认为，有这么充足的时间，我们真的能够从中得出事物发展的趋势。现在就像谢顿那样，我想说，一旦我们这么做了，我们就可以利用过去预见未来。

第十二章 竞争、毁灭，还是融合：世界的发展趋势

2103年，西方统治的时代才会结束

在第三章末尾，埃比尼泽·斯克鲁奇恐惧地盯着那块铭记着“埃比尼泽·斯克鲁奇”的墓碑。他紧紧地抓着圣诞未来之灵的手，拼命地问：“这些是表示未来一定会这么发生，还是说未来可能会这么发生？”

我想，我们不妨对图12-1提出同样的问题。图12-1显示，如果现在东西方社会发展的速度和20世纪时的发展速度一样，那么东方就会在2103年的时候再一次超过西方。但是，由于17世纪以来，社会发展的速度一直在加快，所以图12-1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对这个图最好的解释就是最早要到2103年，西方统治的时代才可能结束。

东方现在的城市规模已经和西方一样大了，并且中国和美国经济总量（这也许是进行预测时最简单的变量）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战略家们认为，到203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赶上美国；高盛集团的银行家们认为这会发生在2027年；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们认为到202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会赶上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甚至预测这会发生得更早（他们分别认为是2020年和2016年）。东方要在战争能力、信息技术以及能量获取方面赶超西方，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认为2050年后，东方的社会发展会迅速地赶上西方。

图12-1 亘古不变？如果现在东西方社会发展的速度和20世纪时的发展速度一样，那么西方就会在2103年结束统治地位

不过，还是有人心存怀疑。以上所有专家的预测都是在2006～2007年之间作出的，当时东方正处于金融危机的前夕，而这些银行家、会计师和经济学家并没有预测到这场金融危机。我们应该知道，《圣诞颂歌》最关键的一点是，斯克鲁奇的命运并不是板上钉钉的。斯克鲁奇跟圣诞未来之灵保证道：“我不会忘记从过去、现在和未来得到的教训。”然后，斯克鲁奇果然在圣诞节早晨起床的时候，变了一个人。他身上的杀气消散了，他的心从坚冰变成了热情的火焰，最终这团火温暖了整个城市，他成为这个城市最会过圣诞节的人。

和斯克鲁奇一样的西方是否能够在21世纪重新改造自己，继续保持领先？在本章中，我会给出一个令人惊讶的回答。

我在这本书中提到，预言家在试图解释西方得以统治世界的原因以及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时，最大的缺陷在于他们看得不够远。他们在向我们解释历史的时候，也只是回顾了几百年前的事情，这就像斯克鲁奇单单通过与圣诞现在之灵对话来吸取教训。

如果我们按照斯克鲁奇的实际做法，牢记圣诞过去之灵的话，就能做得更好。或者我们可以模仿哈里·谢顿，在研究银河帝国的未来时，先了解它的千年历史。像斯克鲁奇和谢顿那样，我们不仅仅要了解现有的趋势将如何发展，还要了解这些趋势是否会产生削弱它们的力量。我们需要考虑社会发展的悖论，了解后发优势，并且预测地理因素将如何影响社会发展以及社会发展将如何改变地理的意义。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就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中美共同体崩溃之后

人类生活的每个时代都非常有趣。

自2000年以来，作为世界核心的西方和边缘的东方之间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关系。在19世纪40年代，西方的核心区域就已经扩展到世界，把它的影响力覆盖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并将原先独立的东方核心变为西方的新边缘地带。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历史上所有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的关系一样，只不过前者的规模更大一些。东方用自己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富裕的西方进行贸易。人们发现了后发优势，日本进行了重建。到了20世纪60年代，东亚的一些国家进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市场，开始繁荣发展起来。1978年之后，中国等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市场也有更大的弹性。早期西方学者认为东方大量的贫困人口以及固执的知识分子是东方落后的因素，而现在这些看起来却像是巨大的优势。整个东方最终都开始了工业革命，东方的企业家们建起工厂，向西方（尤其是美国）销售廉价的商品。

以上这些都不是特别新鲜的事，并且十多年以来一直发展得很好（除了那些试图与廉价的亚洲商品进行竞争的西方人）。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生产商发现——就像其他边缘国家的人们一样——即使是最富有的核心地区也不能统购边缘国家所能出口的一切商品。

东西关系变得不寻常的原因是在2000年后出现了新的解决办法。虽然美国的人均收入几乎是中国人均收入的10倍，中国还是能够借钱给西方，让他们持续买进东方的商品。中国常常把大量的经常项目盈余投资于诸如美国长期国债这样以美元标价的证券。中国购进几千亿美元，使得人民币看起来比美元廉价，从而令中国的商品比西方商品便宜得多。

经济学家意识到，这种关系相当于在一场婚姻中，一方负责存钱和投资，另一方则负责花钱，但是双方谁也离不开谁。如果中国停止买入美元的话，美元就有可能崩溃，那么中国持有的8000亿美元就会贬值。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人停止购买中国商品，那么他们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信用也没有了。美国人一旦发起抵制活动，中国的企业就会陷入混乱之中，但是中国可以通过抛售美元、破坏美国的经济来实施报复。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金融历史学教授弗格森和柏林自由大学经济史教授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将这个奇怪的关系称为“中美共同体”，认为中美已经走入共生时代。但是，美国不能永远通过向中国借钱来购买中国的商品。中美共同体大量的低息贷款使双方的资产都出现了通货膨胀，并且在2007年的时候，泡沫经济开始崩溃。2008年，西方经济直线下滑，导致其他国家经济也出现下滑。到了2009年，13万亿美元的消费者财富化为乌有，中美共同体也出现了衰退局面。

2010年早期，政府的迅速干预似乎避免了重蹈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覆辙，但是中美共同体的崩溃还是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东方，失业人口剧增，股票市场崩溃，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还不到2007年的一半。即便如此，中国在2009年7.5%的增长速度还是远远高于西方核心地区在最好时期的增长速度。中国需要5860亿美元来刺激经济，不过它至少还有足够的储备金来解决这个问题。

西方面临的情况则严重得多。美国在其现有的国债上又动用了7870亿美元来刺激经济，但是2009年，它的经济还是下滑了2%。2009年夏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20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反弹到8.5%，而美国只有0.8%。最令人恐惧的是，美国国会预算局预测，在2019年前，美国将无法还清它为刺激经济所借的国债，到那个时候，美国的老龄化将使美国经济进一步衰退。

2009年10月，世界20个经济强国的首脑聚集在一起，商讨解决危机的办法，一句俏皮话开始流传起来：“2009年，中国拯救了资本主义。”这句话有很大的真实性，1918年的情况可以拿来与2009年进行对比。当时，整个大西洋都面临着国家力量和财富的衰退——从欧洲原先的核心地区到美国新兴的核心地区。2009年，整个太平洋也有可能发生同样的衰退——从美国到繁荣发展的中国。中美共同体有可能只是通往东方统治道路上的一个停靠点而已。

毫无疑问，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个预测。一些专家指出，美国就像斯克鲁奇一样，已经多次彻底地改造了自己。关于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经历的经济大萧条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已经有太多的批评声，但是最后，美国的经济得以反弹，分别在20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的时候打败了纳粹和苏联。这些乐观者坚称，美国的企业家和科学家总能想出办法，并且即使美国在2010年确实陷入了危机，它也能在2020年时超过中国。

其他一些专家则强调中国自身也存在着问题。最明显的是，由于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工资水平，中国正在失去一些后发优势。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低端的制造工作开始从中国沿海转移到内陆，现在正集体转移到诸如越南这样工资更低的国家。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自然过程，但是有一些人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开始失去它的优势了。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是一个更大的挑战。由于低出生率和迁移率，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上升得比美国快，到204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老龄化问题要比美国严峻得多。中国自然资源的短缺也有可能减缓经济的增长，城乡之间的差距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只要发生其中任何一件事情，就有可能出现动乱。

西方一群有影响力的学者认为，或许所有的这些猜测都不重要，因为它们都会被忽略。尽管在20世纪的时候，大西洋的财富和力量都经历了衰退，但是2000年，西欧人还是比他们在欧洲帝国主义鼎盛时期的先辈富有得多，因为上升的资本主义浪潮推动了西方各国的发展。在21世纪，太平洋上的国家有可能会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在前面就提到了安格斯·麦迪森，他认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年的时候会超过美国，并且预测在2003～2030年之间，中国的人均收入会增长两倍（人均收入18991美元）。他认为，美国的人均收入只会上升50%，但是因为他们的起点很高，所以到2030年，美国人均收入将为58722美元，是中国的3倍。罗伯特·福格尔则更加乐观，他认为中国的经济会在2016年超过美国。他说，到204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会达到令人惊讶的85000美元——但是到那个时候，美国人均收入将达到107000美元。

其中，最乐观的看法是记者詹姆斯·曼（James Mann）所说的“平稳版本”，即东方的繁荣发展将使得东方西方化。到那时，询问是否还是由西方继续统治这个问题已毫无意义，因为整个世界都已变成了西方。1999年时，乔治·布什这样说道：“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时机对我们非常有利。”

一些人认为，使现代全球经济繁荣的唯一方式，就是要变得自由和民主——也就是说，要更像西方的核心地区。不过，那些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东方的西方学者却不认同东方在有能力统治全球的时候文化也会变得西方化这一观点。毕竟，美国取代欧洲成为西方核心国家的时候，它的文化和欧洲文化并不一样。相反，欧洲人开始抱怨本国文化的美国化。

当中国的城市精英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美国主宰的全球经济时，他们喜欢上了西方文化中的很多事物。他们脱下了中山装，创办了英语学校，甚至在故宫的星巴克里喝着拿铁咖啡。北京后海的昂贵酒吧里挤满了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这些人就像纽约和伦敦股民一样，手拿黑莓手机，关注股票行情。不过，问题是，当太平洋国家面临力量和财富衰退的时候，它们的西方化进程是否还会继续。

马丁·雅克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随着东方和南亚根据自己的需要，适应了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我们已经看到了他所谓的“争鸣的现代性”的发展。雅克认为，在21世纪上半叶，支离破碎的全球秩序将会代替西方统治，使得多种货币（美元、欧元以及人民币）和经济/军事影响范围（就像美国对欧洲、亚洲西南部和南亚的影响，以及中国对东亚和非洲的影响）都会受到各自文化传统的统治（欧美文化、儒家思想等）。但是他预测，在21世纪下半叶，具体的数字将证明一切，中国将统治世界，世界将被东方化。

雅克通过总结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权力运用的方式推断得出，21世纪末，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将与19～20世纪以西方为核心的世界有着巨大的差别。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等级化，认为外国人就应该向东方进贡，而不是像西方理论那样，觉得每一个国家和机构名义上都是平等的。这个世界也会变得非常偏执，会摈弃西方人主张的人类价值理论，中央集权论者也不能忍受人们对政治统治者权力的任何反对。在整个世界，人们会忘记过去欧美统治的辉煌成就。他们会学说普通话，而不是英语，他们会纪念郑和，而不是哥伦布；他们会学习儒家思想而不是柏拉图理论，并且他们会对中国的文艺复兴人物沈括惊叹不已，而不是对达·芬奇感到赞叹。

一些战略学家认为中国的全球统治会遵循儒家思想中的和平治国，不像西方那样具有军事侵略性。其他战略家却不这么认为。不过，我们无法从中国的历史中得到明确的答案。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一些统治者反对将战争作为政策工具（尤其是在贵族和官僚中），但是有更多的人崇尚武力，例如除宋朝以外的几乎每个朝代的前几任皇帝。那些自称“现实主义者”的国家关系理论家们普遍认为，自朝鲜战争以来，中国的谨慎与其说是由于儒家思想，还不如说是由于自身的缺点造成的。自2006年以来，中国的军事开支每年至少增加16%，其目标是要在21世纪20年代赶上美国。或许可以说，东方要在21世纪统治世界，其过程可能会比19～20世纪的西方更加血腥。

这就是我们的未来。也许会有伟大的人物帮助美国，帮助西方多统治几代；也许会有一群愚笨之人暂时阻挠中国的崛起；也许东方会被西方化，或者西方将被东方化；也许我们会共同生活在地球村里，或者我们会陷入文明的冲突里；也许每一个人都会变得更加富有；也许我们会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灰飞烟灭。

这种自相矛盾的预测只会让人想起我在第四章提到的盲人摸象的故事，故事中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摸到的是真正的大象。我在本书中提到，唯一可以解释西方统治地位的方式是利用社会发展指数进行说明。我现在想要证明，用同一种方法也能帮助我们了解100年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拥有1.4亿人口的城市：未来的社会发展速度会让你瞠目结舌

我们再来看看图12-1，尤其注意2103年，东西方交汇的这个点。到那个时候，社会发展指数会超过5000分。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冰河时期末期到2000年间的14000年里，社会发展指数上升了900分。根据图12-1，在接下来的100年里，社会发展指数还将上升4000分。900分把我们从阿尔塔米拉岩窟的石洞壁画带到了原子弹时期，那么另外4000分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只有了解当社会发展指数达到5000分时世界会是怎样的，我们才能了解中美共同体崩溃之后将会发生什么。

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2000年的一次访谈中提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们的生活方式将比过去的几千年面临着更为根本的变革。”或许，这听起来有点极端，但是如果图12-1确实显示了未来的轮廓，那么里夫金的预测实际上却是过于保守了。根据图12-1，在2000～2050年之间，社会发展速度将是过去14000年的发展速度的两倍；到2103年，发展速度还将翻倍。这真是对历史的极大讽刺！

之前提到的所有预言在此刻全部破灭。根据现在对未来的所有推断，我们得出意料之中的结果，即未来和现在基本一样，除了中国会变得更加富有。如果我们把整个历史都置于这个问题之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和圣诞过去之灵对话的话——我们将不得不承认接下来的社会发展速度将史无前例。

5000分的社会发展指数所蕴涵的意义令人瞠目结舌。如果我们假设能源获取、社会组织、信息技术和战争能力到2013年在社会发展指数中占的比例和2000年大致相同，那么一个世纪后，就会出现拥有1.4亿人口的大城市（相当于将东京、墨西哥城、纽约、圣保罗、孟买、德里和上海合并为一个城市），每天的人均能量消耗将会达到130万千卡。

战争能力的5倍增长则更加难以想象。我们有大量的武器，足以摧毁这个世界好几次。21世纪，我们不再是简单地增加核导弹、炸弹以及枪支的数量，相反，21世纪的科技会使武器变得无用，就像坦克使得骑兵失去作用一样。美国科学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致力于开发反弹道导弹，诸如《星球大战》里的情形肯定会变为现实。机器人将为我们作战，网络战争将会变得极其重要。纳米技术会把日常材料变为坚硬的盾牌和极具杀伤力的武器，并且每一种新的进攻形式都会带来同样高端的防卫形式。

不过，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还是图12-1暗示的信息技术的变化。20世纪把我们从录音机和电话时代带到了网络时代，21世纪使发达国家的人们更容易得到世界上的所有信息，我们的大脑就像（或者说变成了）一台大型的计算机，其计算能力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大脑和机器的计算能力。

当然，所有的这些听起来都不大可能。拥有1.4亿人口的城市根本无法运作。这个世界也没有足够的石油、煤炭、天然气和铀来满足人均能量消耗达130万千卡的几十亿人口。纳米技术、计算机以及机器人战争会把我们全都消灭。我们的大脑会与计算机结合——我们将不再是人类。

我想，这就是图12-1最为重要，也最令人担忧的暗示。

在本书中，我主要提到了两个观点：第一，生物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地理因素共同解释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其中生物因素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社会因素显示了社会如何发展，地理因素则决定了哪里的社会发展（或者倒退）得最快；第二，虽然地理因素决定了哪里的社会发展或者倒退，但社会发展也决定了地理因素的意义。我现在准备对此做出进一步的阐释。21世纪的社会发展指数上升得如此之快也将改变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意义。我们正接近历史上最大的断层。

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是一名发明家，也是一名未来主义者，他将此称为“奇点”——“在未来时代，科技将会迅速发生变化，产生的影响也极其深远……科技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其观点的基础之一就是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是由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来的。其内容为：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而价格将降低一半。40年前，庞大的计算机每秒运行几千万次运算，要花几百万美元，而我现在使用的小型电脑，只需要花费几千美元，每秒能够运行几十亿次运算——在性价比方面提高了10倍，或者说每18个月就翻一番，就像摩尔预测的那样。

库兹韦尔认为，如果这种趋势继续的话，到2030年左右，计算机就能够运行可以复制10000万兆电子信号的程序，即人类大脑220亿个神经细胞每秒发出的信号数量。它们能够存储一般大脑所能存储的10兆记忆。到那个时候，扫描技术将能够精确地描绘出人脑中的每一个神经细胞——技术拥护者们认为，这意味着我们能够将真实的人类思想上传到机器中。库兹韦尔认为，到2045年左右，计算机就能够解析世界上的所有思想，从而有效地将碳基生物和硅基生物融合成一个单一的全球意识。这就是奇点——我们将超越于生物之上，进化成一个比人类更为先进的全新物种。

人们对库兹韦尔充满激情的想法褒贬不一，有人觉得他的想法非常可笑，有人则对他的想法充满了敬佩之情。就像在他之前的所有预言家一样，他所犯的错误可能远远大于他做对的事。但是，库兹韦尔的所谓“来自怀疑的批判”毫无疑问是非常正确的，即不相信这么奇怪的事居然会发生。正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理查德·斯莫利（Richard Smalley）常说的那样：“当科学家说某件事是可能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低估了事情发生所需的时间；但是，当他们说不可能的时候，他们很可能错了。”人类正踉踉跄跄地迈向某种奇点，政府和军队也正认真对待奇点，并对此制订计划。

也许，我们已经看到了变化。我曾在第十章中指出，工业革命使人类的意义发生了比农业革命时更为巨大的变化。纵观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饮食的改善使得人们的寿命变为原来的两倍，身高也比人类的祖先高了6英寸左右。现在妇女花在生育和抚养孩子上的时间也更多了，而且与早期相比，很少有婴儿夭折了。在一些最富裕的国家，医生们似乎能够创造奇迹——他们能让我们保持年轻（2008年，在美国有500万例肉毒杆菌手术），可以控制我们的情绪（每10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服用百忧解）并加强从软骨到阴茎的一切功能（2005年，美国医生开出了1700万份伟哥、犀利士和乐威壮等处方）。我想，古代那些年老的皇帝会认为这些紫色的小药丸和库兹韦尔的奇点一样奇妙。

21世纪的基因研究更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修正了我们细胞中的复制错误，并且在我们的器官出现问题时培育出新的器官。一些科学家认为我们正接近“部分的永生”：就像亚伯拉罕·林肯的著名斧头（这把斧头换了三次把手、两次刀刃）那样，我们身上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被更新，从而获得永生。

那么为什么要局限于修复已经坏掉的那些呢？你也许记得20世纪7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无敌金刚》（The Six Million Dollar Man）。电视一开始，就出现一位名为史蒂夫·奥斯汀（由李·梅杰斯扮演）的飞行员。他在一次空难中失去了一条胳膊、一只眼睛和两条腿。这时响起了画外音，说道：“我们可以改造他——因为我们有科技。”奥斯汀马上就变成了一个仿生人，他跑得比汽车快，手臂上带着盖革计数器，眼里装着变焦透镜，并且最后还出现了一个仿生女友（即林赛·瓦格纳）。

过了30年，运动员都变成仿生的了。2005年，高尔夫球手老虎·伍兹做了眼科手术后，他的视力变得比过去更好了；2008年，国际田径联合会临时禁止短跑运动员奥斯卡·皮斯托瑞斯（Oscar Pistorius）参加残奥会，因为他的假腿似乎比那些真腿跑得快得多。

到了21世纪20年代，发达核心地区的中年人可能会比他们年轻时视力更好，跑得更快，样貌更好看。但是他们没有下一代那样犀利的眼神、敏捷的身手和漂亮的外表。基因测试使得人们能够选择打掉畸形胎儿，并且，由于我们能够更好地控制某种基因，父母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设计婴儿。一些人可能要问，如果你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婴儿类型，那么为什么还需要自然的基因呢？

有人对此做出回答，这是因为优生学——无论是受到像希特勒这样的种族狂热者还是消费者的驱动——是不道德的。同时，优生学也是危险的。生物学家喜欢说“进化比你聪明”，有一天我们或许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我们试图通过去除自己的愚蠢、丑陋、肥胖和懒惰等特质来超越自然。批评者们认为，所有这些关于超越生物的想法，只是因为我们想扮演上帝的角色——据说，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这位率先给人类染色体排序的科学家对此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我们不是扮演上帝，我们就是上帝。”

争论还在继续，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时代——正如我们之前的那些时代——最后会得到它所需要的思想。一万年前，一些人可能会担忧种植小麦、驯养羊群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200年前，肯定有人对蒸汽机抱有同样的想法。那些抱有疑虑思想并能掌控自己的人才能获得发展，反之，则不能。将治疗性克隆、美容以及延长寿命宣布为不合法的做法听起来不太可行，而禁止对自然界的军事利用听起来更加不可行。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是研究如何改变人类项目的最大赞助者之一。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正是该机构给我们带来了互联网（当时被称为阿帕网）。现在它的大脑界面项目正在研究分子大小的计算机，利用酶以及DNA分子，而不是硅，植入士兵的大脑中。2002年诞生了第一台分子计算机，2004年产生了更加先进的计算机帮助治疗癌症。不过，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希望通过提高士兵的染色体接合速度、增加记忆容量甚至提供无线网络连接，让士兵也具备计算机的一些优点。同时，该机构用类似的方法进行“无声通话项目”。在开口说话前，人脑首先把语言信息转换成神经信号。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希望通过对这些神经信号的分析，使士兵在战场上实现无声通信。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指出，这样的“网络传心术”将在21世纪20年代成为现实。

库兹韦尔关于奇点的最后一个看法是，能够复制生物大脑运转的计算机将发展得越来越快。2007年4月，IBM的研究者将蓝色基因/L超级计算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平行皮层模拟器，这个模拟器能够运行一个模拟老鼠大脑功能的程序。这个程序只有老鼠大脑的一半那么复杂，运行速度也只有老鼠的1/10，但是同年9月，这个实验室已经能够模拟更大、更复杂的老鼠大脑。

当然，老鼠的大脑远远不能与人脑相比。实际上，这个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估计，如果要模拟人脑，需要比现在强大400倍的电脑，而凭借2007年的科技水平是无法达到能源、冷却以及空间方面的要求的。不过在2008年的时候，计算机的成本已经大幅下降了。IBM预测，蓝色基因/Q超级电脑将在2011年得以运行，并且至少能够实现1/4的目标。更加野心勃勃的小鹰项目连接起上千台蓝色基因超级电脑，能够在21世纪20年代的时候更加接近目标。

如果有人坚持认为到2045年的时候，这些就相当于库兹韦尔的奇点，那就显得轻率了。不过，要是否认我们正在接近一个巨大的断层，则会显得更加轻率。无论我们把目光投向哪里，科学家们都正在打破生物的界限。克雷格·文特尔的实验室已经利用单纯的化学物合成了单一的细胞染色体。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即2010年下半年，他们可能已经将人工染色体移植到细胞中，产生了地球上第一个合成的自我繁殖的有机体。基因学甚至有着自己的摩尔定律和卡尔森曲线：1995～2009年间，合成DNA的成本从每个碱基对1美元降到了不足0.1美分。一些基因学家认为，到2020年，创造出全新的有机体将变得非常普遍。虽然我们很难接受这个想法，但是最近几个世纪的发展趋势使人类存在的意义发生了变化，有可能实现社会发展指数5000分所要求的大规模城市、巨大的能量储备、具有杀伤力的武器以及科幻式的信息技术。

本书大量提到了社会的发展，讲述了很多早期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人类的进化消灭了早期猿人，农业的出现使狩猎采集者所面临的紧要问题变得不再重要，同样，城市和国家的兴起使史前人类担忧的问题变得不再重要。草原通道的关闭以及海洋路线的开通结束了限制东方两千年发展的不利因素，工业革命使以前所有的问题都显得无足轻重。

这些变革正在加快步伐，每一次变革都使社会发展的程度更深、速度更快。如果社会发展正如图12-1预测的那样，在21世纪的时候，确实上升4000分，那么这次正在进行的革命将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一次。很多未来学家都认为，这次变革的核心在于将遗传学、机器人技术、纳米技术以及计算机科学的变革都结合起来，它所产生的影响将会推翻我们已知的大部分知识。

但是，虽然图12-1清楚地显示了东方的社会发展指数高于西方，但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在这个部分引用的每一个例子——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IBM、《无敌金刚》——都是发生在美国人身上的。东方的科学家对新技术的研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例如，日本和韩国的机器人技术都很先进），但是目前为止，这些变革主要还是发生在西方。这意味着那些认为美国将会经历衰退而中国将会崛起的专家们是错误的：如果美国对新科技的主导像两个世纪前英国对工业技术的主导一样，那么基因/纳米/计算机革命将会比工业革命产生更加重大的影响，将更多的财富和力量转移到西方。

另一方面，财富潜在地从西方转移到东方意味着美国现在的统治只是20世纪末遗留下来的，意味着到21世纪20年代，这些巨大进步将会发生在东方的实验室里。中国正投入大量的资金吸引本国最好的科学家从美国回来，也许，在21世纪40年代，将是联想而不是IBM的主机引起世界的关注，因此图12-1或多或少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或许，这个奇点会使“东方”和“西方”这两个存在了1万年的概念变得毫无意义。它不是改变了地理，而是废除了地理。人类和机器的结合意味着出现了新的获取和使用能源的方式、新的共处方式、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新的沟通方式。这意味着新的工作方式、思考方式、关爱方式以及微笑方式，也意味着新的出生方式、衰老方式以及死亡方式，这甚至还意味着所有这些事情的终止以及我们大脑所不能想象的新世界的诞生。

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有可能成为现实。

当然，除非有什么事阻止了它们的发生。

最糟糕的情形：什么可以让世界毁灭

2006年年末，我和妻子受邀参加斯坦福大学的一个会议，主题是“危机中的世界”。这次会议明星荟萃，其中一些还是世界上一流的决策者。这天明媚阳光暖洋洋地洒在我们身上。股票市场、房价、工作以及消费者信心指数始终都是我们谈论的焦点。当时还是美国的早晨。

在吃早饭时，我们从国防部前秘书长那里得知了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威胁，包括核威胁、生物威胁以及恐怖分子的威胁。吃午餐时，我们了解到了现在环境恶化的惊人程度以及国际安全面临的巨大风险，同时，我们还知道了全球性的瘟疫几乎不可避免。所有的事情都在恶化。我们听到越来越多令人沮丧的消息，听着专家们报告一个个正在逼近的灾难。会议举办得非常成功，但是，晚餐结束后，当主讲人宣布我们在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中失败的时候，听众几乎没有任何反应。

那天听到那么多令人绝望的消息后，我开始思考（说得委婉些）。在公元1世纪以及公元1000年后，社会发展达到了一个极限，并且社会发展本身产生了使东方社会崩溃的破坏力。我们现在是否在讨论一个新的极限，大约在1000分左右？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天启骑士们是否正在比我们更快地接近奇点？

那五个熟悉的因素——气候变化、饥荒、国家崩溃、迁移以及疾病——似乎全都回来了。首先，全球变暖或许最能够说明社会发展的悖论，从1800年起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化石燃料向空气中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从而令大气层吸收了大量的热量。我们的塑料玩具和冰箱将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温室。自1850年来，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1华氏度，其中最近30年上升得最为明显，温度计里的水银不断上升。

过去，较高的温度往往意味着农业收成更好，社会发展更快（如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暖期），但是，这一次的情况却不相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2007年表示“极端气候的变化频率和强度，以及海平面的变化，大多都对自然界以及人类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全球变暖会产生突然且不可逆转的影响”。这些说法已经比较委婉了，这份报告中的注释说明更令人惊慌。

冰盖中的气泡表明，在过去的65万年里，二氧化碳的浓度一直在提高，从冰河时期的180ppm（百万分比浓度）上升到温暖的间冰期时期的290ppm。到了1958年，二氧化碳的浓度突破了300ppm。到了2009年夏天，这个数字达到了387ppm。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计，如果目前的趋势没有得到遏制的话，到2050年，这个数字将会达到550ppm——比过去的2400万年中的任何时刻都要高——平均温度将会上升5华氏度。如果能量摄取正如图12-1显示的那样保持持续增长的话，整个世界就会变得更热，而且变热的速度会更快。

即使我们停止排放温室气体，空气中已经包含大量的二氧化碳，所以气温还将继续上升。我们已经使大气层的化学成分发生了改变。无论我们现在采取什么措施，北极都将融化。根据一些保守估计，例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估计，到2100年，冰盖将全部融化；最激进的学者认为，到2013年，两极在夏天时冰盖将全部融化。大多数科学家认为这将发生在2040年左右。

随着两极的融化，海平面将上升。现在的海平面已经比1900年时足足高了5英寸。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计，到2100年，海平面将继续上升两英尺。关于两极融化最为恐怖的预测是，届时海平面将上升50英尺，淹没地球上数百万平方英里最好的农田以及最富裕的城市。地球在以超乎我们想象的速度迅速缩小。

但是，即使冰块融化成冰冷的水，由于海洋从大气层中吸收热量，它们的温度仍然会变得越来越高，并且由于现在海洋冬天的温度没有以前那么低，飓风持续的时间将会更长，也将更加猛烈；潮湿的地方会变得更加潮湿，也会发生更加猛烈的风暴和洪灾；干燥的地方会变得更加干燥，也会发生更多的森林火灾和沙尘暴。

全球变暖对我们中的很多人产生了影响，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个人在2008年的时候就受到了全球变暖的影响。早在加利福尼亚州火灾季节前，我们的房子就已经被充满灰尘的空气包围了。天空变成了橘红色，消防直升机的旋翼淹没了我们的声音。我们在下雨之前在房子周围挖了一条防火道，真是千钧一发。或许，我应该说，雨终于下了：现在美国西部的火灾季节持续的时间比20世纪70年代持续的时间要长78天，是30年前的5倍。消防队员认为，以后还会更糟。

所有这些都属于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说的“我们所知道的可怕事物”。不过，他认为，“更可怕的，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弗里德曼解释道，这是因为，我们所面临的并不是全球变暖，而是“全球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非线性的：一切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紧密相关，以异常复杂的方式进行反馈。当地球环境发生突然且不可逆的变化时，就会出现临界点，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临界点在哪里，或者说当我们达到这些临界点时，会发生什么。

最恐怖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人类该如何应对。就像过去发生的所有气候变化一样，这次的气候变化也不会直接导致地球崩溃。2006年，英国的《斯特恩报告》估计，如果我们在2100年前，继续像现在这样破坏环境的话，气候变化将会使全球经济产量在现在的基础上下降20%——这个前景令人沮丧，但是我们知道这并不代表着世界末日。并且即使最可怕的预测真的实现了，即温度上升了10华氏度，人类也能够应对。我们真正应该担忧的不是天气本身，而是2100年前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将会造成更多的灾难。

最明显的灾难就是饥荒。绿色革命也许是20世纪最伟大的成就，它使粮食产量增加的速度比人口增加的速度更快。在2000年前，事情看起来似乎是如果我们能够遏制独裁者和军阀的邪恶和愚蠢，我们就能消灭饥饿。但是10年后，这看起来不太可能。社会发展的悖论再一次发生了作用。随着人们财富的增加，农民们用越来越廉价的谷物饲养动物，这样我们能够吃到昂贵的肉食；越来越多的农田开始产出生物燃料，这样我们开车的时候就不用耗油了。结果是：在2006～2008年期间，主食的价格上升了1～2倍，非洲和亚洲饥饿的人群发生了暴动。2009年，史无前例的谷物大丰收（23亿吨）以及金融危机使得价格下降，但是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会达到90亿，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预测，价格会波动得更加剧烈，食物也会变得更加紧缺。

21世纪，地理因素将继续对东西方产生不同的影响。全球变暖将提高农作物在寒冷地区的产量，如俄罗斯和加拿大等大国，但是将会对非洲及亚洲的国家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将从非洲延伸到亚洲的一条线称为“不稳定的弧形带”。世界上大部分的贫困人口都生活在这条弧形带上，而且农作物产量下降会潜在地释放三大天启骑士。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估计，在2008～2025年之间，面临食物或者水资源短缺的人口数量将由6亿上升到14亿，并且其中大部分生活在这条弧形带上。《斯特恩报告》总结道，到2050年，饥荒以及干旱将产生两亿“气候移民”——是2008年全球移民总和的5倍。

西方核心地区的大部分人已经将移民视为一个威胁，虽然3个世纪前草原通道的关闭使得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不是社会发展的威胁。2006年，盖洛普民意测验指出，美国人认为移民是美国的第二大严重问题（仅次于伊拉克战争）。对很多人来说，墨西哥人走私毒品、争抢工作岗位所带来的威胁超过了所有利益。对欧洲人来说，他们对恐怖分子的恐惧也同样巨大。在美国和欧洲，本土主义者认为新来的定居者难以同化。

全球变暖甚至可能使反对移民的激进主义者的恐惧在21世纪20年代成为现实。成千上百万的饥饿者、愤怒者以及绝望者都将逃离伊斯兰世界，前往欧洲以及美国。人口迁移的影响将使得历史上的一切事物都相形见绌，再次产生过去草原通道上的各种问题。

疾病，作为天启骑士之一，可能成为这些问题之一。在公元2世纪以及14世纪，移民者在穿过草原的同时也传播了瘟疫，20世纪最严重的流行病——1918年的H1N1流感——在美国和欧洲的士兵间传播。H1N1在一年内杀死的人——可能有5000万——比黑死病一个世纪内杀死的人还要多，是过去30年艾滋病导致死亡人数的2～3倍。

空中旅行使得疾病更加难以控制。自1959年非洲出现艾滋病毒后，20世纪80年代四大洲爆发了艾滋病；2003年，非典病毒（SARS）在中国东部变异后，数周内就传播到了37个国家。基因学家在31天内对这个病毒的DNA进行排序（给艾滋病毒排序则花了15年），国际上的迅速反应将其扼杀在了摇篮中。但是，到2009年，当流行病学家辨别出所谓的猪流感时（被称为“新型H1N1”，从而与1918年的流感进行区分），猪流感已经传播得太广，难以控制了。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如果猪流感或者任何其他类似的流感像1957年的H2N2病毒那样——杀死了100万～200万人口——具有杀伤力的话，猪流感将杀死200万～740万人口；如果猪流感的致命性像1918年的流感那样，那么将会导致2亿人口死亡。当今世界比1918年时做了更好的准备，但是即使死亡人数只是当时的1/10，也会产生短期的经济衰退，这将使2007～2009年间的经济危机看起来微不足道。世界银行估计，一场流行病将会使世界经济产量减少5%。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官网上，《流感：你需要知道的10件事》（Ten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About Pandemic Influenza）中列出的一些预测更令人恐惧：

·世界可能马上就会发生另一场流行病。

·所有的国家都会受到波及。

·药材供应将会短缺。

·将会发生大规模的死亡事件。

·经济和社会将会受到巨大破坏。

当四大天启骑士——气候变化、饥荒、迁移以及疾病相继发生时，它们就会互相作用，从而释放第五大天启骑士：国家的崩溃。世界上一些最不稳定的政权正好位于不稳定的弧形带上。并且，随着压力的增加，一些政权有可能像阿富汗或者索马里那样完全崩溃，增加人民的痛苦，为恐怖分子提供更多的避难所。如果这些核心地区继续不稳定的话，它们的经济就会完全受到弧形带资源的限制，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陷入最糟糕的情形。

早在1943年，当美国军队进入波斯湾时，他们就了解了这个核心问题。报告指出：“这个地区的石油是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奖品。”西方核心地区的发达国家不久就将它们的宏伟战略定位在了海湾石油上。20世纪50年代，当西欧的力量衰退的时候，美国开始介入，秘密或者公开地帮助盟国，对抗敌国，保持自己能够自由进入弧形带的权利。苏维埃政权虽然没有那么依赖海湾石油，但是它也一样积极地进行干预，目的是不让美国从中获利。20世纪90年代，当苏联解体的时候，中国对石油的依赖（自2000年以来，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占了全球石油需求的40%）使其不得不也加入这场大博弈中。

中国对资源（大豆、铁、铜、钴、木材、天然气以及石油）的渴望，意味着在21世纪初它与西方在不稳定的弧形带将会产生不断的冲突。中国的外交官强调中国是“和平崛起”（还有人低调地称之为“和平发展”），但是西方对此产生的焦虑在20世纪90年代起就逐步增加。根据2005年的一份民意调查，54%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世界和平的一种威胁”；200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全球稳定的第二大威胁，仅次于伊朗。

1914年，当欧洲的大国们还在努力应对巴尔干半岛上的奥斯曼帝国时，塞尔维亚的黑手党只需要一把手枪就能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2008年，美国的一个委员会总结道：“2013年年底前，恐怖分子很有可能会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用于世界的某个角落。”大国们现在正努力应对不稳定弧形带上的复杂情况，我们无法想象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基地组织将会做出怎样的举动。

这条弧形带上存在的问题比一个世纪前巴尔干半岛的问题还要可怕得多，因为这些问题随时有可能引发核战争。自1970年左右，以色列已经建立起大型军火库；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对原子弹进行了试验；自2005年以来，欧盟和美国就一直谴责伊朗试图制造原子弹的做法。大多数国际观察员认为，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某个时刻，伊朗就能够制造核武器了。这将促使半数伊斯兰国家寻求核威慑力量。以色列预测伊朗在2011年的时候已能够用核武器武装自己，但是以色列不会让伊朗实现。以色列的战机已经摧毁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核反应堆，并且如果伊朗不停止制造原子弹的话，以色列也会对其发动进攻。

在不稳定弧形带上，美国在其最亲密的盟友和最厌恶的敌人之间，无法就核冲突问题保持中立。也许，俄罗斯和中国也不能保持中立。俄罗斯和中国都对伊朗制造核武器的野心予以谴责，但是它们却让伊朗参加上海合作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是遏制美国在中亚的势力。

当然，如果东西方爆发全面战争的话，将是人类的浩劫。对中国来说，这可能会导致自我毁灭：美国的核弹头数量是中国的20倍，美国能到达中国的核弹头数量也许是中国能到达美国的核弹头数量的100倍。中国在2010年1月进行了反弹道导弹试验，但是它的水平还是远远落后于美国。美国有11艘航空母舰，而中国一艘也没有[1]，并且美国的军事科技力量远远领先于中国。

即便如此，就算美国赢得战争，它所面临的情况也将和战败一样糟糕。即使是一个小规模的冲突，也有可能导致可怕的代价。如果中美共同体突然分裂，这对双方来说都意味着金融灾难。核战争的结果更加可怕，它将把美国西海岸以及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一片放射性废墟，杀死上千万人口，使全球经济陷入混乱。最糟糕的是，中美战争很容易就会把俄罗斯牵扯其中，而俄罗斯现在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库。

不管我们站在什么角度，发动全面战争都是疯狂的举动。幸运的是，一大批专业文献向我们说明了在全球化的今天，发动全面战争是不可能的。一位专家说道：“没有什么自然力量能够忽视贷款的力量。”另一位专家认为：“国际资金流动是全球和平的最大保证。”还有一位专家则认为战争“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钱，严重阻碍了贸易，所以战争之后，将是贷款和产业的全面崩溃”，这意味着“全面的损耗和贫困，工业和贸易将被摧毁，资本的力量也受到重创”。

这令人欣慰——除了这些专家没有谈及21世纪初中美可能会发生冲突。1910～1914年间，所有的专家都认为现代国家在贸易和金融上联系紧密，因此欧洲完全不可能发生大国之间的战争。但是还是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也许各国的政治家们能将我们从一个个悬崖边上拉回，也许我们能在30年或者50年内避免核战争，但是我们要认真想想，我们是否能够保证恐怖分子以及图谋不轨的国家永远都得不到核武器？或者我们能否遏制每一个统治者发动核战争的念头？即使我们把核武器增长速度限制在现有的速度上，到2060年，也将会有接近20个核大国，其中一些还处在不稳定弧形带上。

每一年我们都要避免天启骑士不断带来的威胁。资源压力将会增加，新的疾病将会进化，核武器将会激增，并且——最为严重的是——世界气候变化难以预测。那些认为我们可以永远成功应对各种危机的想法未免过于乐观了。

我们似乎在接近一个新的极限。在公元1世纪，当罗马达到极限的时候，人们面临着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情况是他们找到解决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将会向前发展；另一种情况是他们找不到解决的方法，这时，天启骑士就会令社会崩溃。罗马的崩溃带来了6个世纪的衰退，使西方社会发展下降了超过1/3。11世纪，中国的宋朝也达到同样的极限，它也没能找到解决办法，于是东方的社会发展程度在1200～1400年间下降了近1/6。

在21世纪，我们达到了新的极限。我们面临着相同的选择，但是情况却更加严峻。当罗马和宋朝无法找到解决办法时，它们在崩溃前至少还有几个世纪的衰退，但是我们就没那么幸运了。我们的未来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但是最大的可能性是我们将走向毁灭。

对于西方统治来说，奇点的意义饱受争议，不过毁灭带来的后果则更加明确。1949年，爱因斯坦告诉一名记者：“我不清楚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使用何种武器，但是我知道在第四次世界大战中他们的武器——就是石头。”在末日之后，没有人能够进行统治。

接下来的40年非常重要：世界末日真的会来临？

通过与圣诞过去之灵对话，我们得到了令人惊恐的结论：21世纪将有一场激烈的赛跑。在一条跑道上，是奇点；在另一条跑道上，则是末日。二者必将决出胜负。我们要么马上（也许在2050年前）就会开始一场比工业革命影响还要深远的变革——这场变革使我们现在面临的一切问题都无足轻重，要么就会蹒跚地走向前所未有的崩溃。我们难以知道妥协是否会起作用，即每一个人都变得更富有，中国渐渐地超过西方，事情就像过去那样发展着。

这意味着接下来的40年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应该采取以下行动来阻止末日的到来。首先，我们要避免全面的核战争。要避免全面的核战争，就需要大国削减它们的核军火库。矛盾的是，追求全面裁军可能更加危险，因为核武器已经被制造出来了。大国们随时可能迅速地制造核弹，并且那些真正的破坏者——恐怖分子以及图谋不轨的国家统治者——会忽视所有的协议。在未来的30～40年间，核武器激增将会增加爆发核战争的风险，最稳定的局势是，大国们有足够的核武器阻止进攻却没有足够的武器毁灭所有人。

原先的核大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在“二战”期间，集数学家、和平主义者以及气象学家（他后来意识到天气研究对空军的重要性后，就不再研究气象了）身份为一身的刘易斯·弗赖伊·理查森（Lewis Fry Richardson）得出一个著名的结论，即2000年前，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有15%～20%。不过，在2008年，能源科学家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作出了乐观的预测，他认为2050年前，发生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规模的战争的可能性远低于1%。2010年1月，《原子科学家通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刊载的一篇名为《末日的时钟》（Doomsday Clock）的文章提到，我们已经非常接近末日了。

其次，我们要减缓世界气候变化的速度。在这点上，事情进展得没有那么顺利。1997年，世界各国领导者齐聚东京，试图找出解决办法，他们达成协议，到2012年的时候，本国温室气体的排放要比他们在1990年的排放量降低5.2%。但是，这个减排责任主要落在了西方发达国家身上，并且美国——20世纪90年代世界最大的环境污染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在很多评论家看来（正如一位印度官员所说的那样），这就像是“身材肥胖的人要求那些体型瘦弱的人节食”。但是，美国的决策者提出，只有印度和中国（中国在2006年的时候取代了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也减排，温室气体的排放才能得到控制。

2008年之前，美国和中国都在努力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但是它们还缺少达成广泛协议所需的政治意愿。《斯特恩报告》的作者们预测，在2050年前，将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450ppm以内从而避免灾难所需要的科学技术、森林保护等需要花费一万亿美元。但将这个代价与什么措施都不采取所导致的后果相比，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然而，2007～2009年的经济危机后，很多国家的金融体系受到重创，因此，它们对昂贵的减排方案的支持也就大打折扣。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尽管核战争和全球气候变化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实际上，它们都会带来相同的问题。五千年以来，国家和帝国是地球上最有效的机构，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改变了地理的意义，这些机构已经变得不那么有效了。托马斯·弗里德曼简洁地对此做出总结：“全球化的第一个时期（大约1870～1914年）将一个‘大’世界变成了一个‘中等’世界，但是这次的全球化（自1989年以来）则将一个‘中等’世界变成了一个‘小’世界。”6年之后，世界变化的程度之深使得弗里德曼又总结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次，他认为：“全球化的第三阶段，正将‘小’世界变成一个‘迷你’世界，同时还使得地球变平。”

在这个迷你、扁平的世界里，我们没有藏身之处。核武器和气候变化（更不用提恐怖主义、疾病、迁移、金融、食物和水资源等）是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解决。国家和帝国只在本国内拥有主权，并不能独自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1945年，当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后，爱因斯坦不到一个月内就在《纽约时报》上提出了最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要拯救文明和人类，需要创立世界政府。”爱因斯坦被人们讥笑为一个涉足自己完全不懂的领域的幼稚科学家。爱因斯坦直言不讳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如果无法成立一个世界政府，那么我们的未来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人类对自己的完全毁灭。”

回首过去的15000年，爱因斯坦似乎对历史的发展方向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从石器时代的村庄到乌鲁克和商朝这样的早期国家，再到亚述和秦国这样的早期帝国以及诸如英国这样的海洋帝国，有着明显的趋势表明政治单位越来越大。据此产生的逻辑结果是在21世纪早期，美国将作为全球帝国崛起——或者，随着经济平衡越来越倾向于东方，21世纪中期或者末期，中国将作为全球帝国崛起。

不过，这个逻辑结果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越来越大的政治单位几乎毫无例外都是通过战争建立的，也只有爱因斯坦所说的世界政府才能够加以阻止。如果阻止核战争的唯一方式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如果建立世界政府的唯一途径是通过中美核战争，那么我们的前景将十分暗淡。

不过，这两个前提事实上并不是完全正确的。自1945年以来，非政府组织开始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职能。这些组织包括慈善团体和跨国私人企业，它们处于国家或者联盟（如欧盟、联合国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保护伞下。毫无疑问，国家依然是安全（联合国在停止战争方面，和国际联盟一样无所作为）和金融（2008～2009年，政府提供资金拯救资本主义）的保障者，并且不会马上消失。但是接下来的40年里，阻止末日来临的最有效的方式可能就是让国家和非政府组织进行更为紧密的合作，让政府用某些方面的国家主权换取它们所不能单独实现的解决方法。

这将是一个难以处理的局面。就像过去的很多情况一样，新的挑战需要新的思想。但是，即使我们在接下来的50年里能够建立可以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机构，要使奇点赢得这场比赛，这也只是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情形与公元1世纪、11世纪以及17世纪的情形相比较，当时的社会发展指数达到了43分这个极限。我在第十一章中提到，罗马或者宋朝能够突破这个极限的唯一方法就是像17世纪的欧洲和中国的做法那样，通过关闭草原通道以及打通海上通道改变地理格局。只有那样，它们才能重新获得安全，才能提出需要用科学方法解决的各种问题，并且建立有利于工业革命出现的种种前提条件。当然，无论是罗马还是宋朝，它们都没能做到这一点。在几代人的时间里，迁移、疾病、饥荒、国家崩溃以及气候变化共同导致了欧亚大陆的崩溃。

17世纪，欧洲和中国确实改变了地理格局，它们提高了上限，虽然我们在第九章中看到，它们并没有打破这个上限。到了1750年，社会再一次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但是那个时候，英国的企业家已经利用改变的地理格局开始了能源储存的革命。

在21世纪，我们需要遵循相同的方法。首先，我们必须改变政治地理，为能够减缓战争以及全球气候变化步伐的全球机构腾出空间；其次，我们必须好好利用争取到的时间发动一场能源方面的新革命，降低我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如果我们像20世纪那样继续使用石油和煤炭，那么我们可能在碳氢化合物耗尽之前就已经灭亡了。

一些环境保护主义者则提供了新的建议，希望人类能够回归更为简单的生活方式，从而大量减少能源的使用以及阻止全球气候变化，但是这很难实现。2050年前，世界人口很可能将继续增加30亿，其中的上千万人口很可能会由于极度贫困而起来反抗，使用比以前更多的能源。戴维·道格拉斯（David Douglas）是美国互联网技术服务公司Sun的首席可持续发展官，他指出，如果每个人拥有一个功率为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使用4小时，那么整个世界需要近60个500兆瓦的发电站。国际能源机构预测石油的需求量到2030年时将从2007年的每天8600万桶增加到1.16亿桶。他们预测，即使到那时，仍然会有14亿人口要面临电力缺乏的情况。

世界贫富差距的加大使得未来50年里能源需求不可能降低。如果我们使用更少的能源运输食物，那么上千万的贫民就会挨饿，这将使我们更快地面临末日。但是如果人们没有挨饿的话，他们就会需要越来越多的能源。单单在中国，马路上每天就新增1.4万辆汽车；2000～2030年之间，约有4亿人口（比美国的人口总数还要多）将从低耗能的农村迁往高耗能的城市；越洋度假、乘坐飞机以及住宿旅馆的旅游者数量将由2006年的3400万上升到2020年的1.15亿。

除非灾难迫使我们减少能源需求，否则的话，我们不可能这么做——这意味着，要避免资源耗竭和地球污染，唯一的方法就是开发新的可持续的洁净能源。

原子能将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对放射性物质的恐惧使得核计划一度搁浅，但是随着新的时代产生新的观念，人们的恐惧也许会消失。或者太阳能会变得更加重要，地球接收到的太阳能只有二十亿分之一，其中还有1/3被反射回去。即便如此，地球每小时还是会接收大量的太阳能，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前提是我们能够有效利用。或者，纳米技术以及基因学能够开发出全新的能源。当然，这些大部分听上去就像是科幻小说，并且要开启一个利用洁净能源的新时代，我们需要大大提高科学技术。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提高科技水平的话，我们马上就会面临末日。

要使奇点赢得这场比赛，我们需要控制战争的爆发、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进行能源革命。我们要确保每一件事的发展方向都是正确的。只要其中一件事出现错误，世界末日就会赢得这场比赛。情形很不乐观。

未来该怎样：如何看待我们当前面临的威胁

一些科学家认为，他们已经知道谁将赢得这场比赛，因为答案写在了恒星上。1950年的某一天（没有人知道确切时间），物理学家恩利克·费米（Enrico Fermi）和他的三位同事在新墨西哥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一起吃午餐。他们谈论着《纽约客》（New Yorker）上的一幅漫画，漫画上画着一个飞碟。于是他们谈到了外星人。突然费米问道：“这些外星人在哪里？”和费米共进午餐的同事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费米仍然在思考着外星人。费米一边吃午饭，脑海中一边闪过一些数字。他突然想到，虽然银河系中2500亿颗恒星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适合居住，但是外太空仍然充满大量的外星人。我们的地球还很年轻，还不到50亿年，所以其中一些外星人比人类的历史更加久远，也更加先进。即使他们的太空船速度不比我们快，他们也需要花上5000万年的时间来开发整个银河系。所以，他们在哪里？为什么他们没有和我们取得联系？

1967年，天文学家约瑟夫·什克洛夫斯基（Iosif Shklovskii）和卡尔·萨根（Carl Sagan）对费米的问题做出了回答。他们计算出，如果每25万颗恒星中有一颗恒星被一颗适合居住的行星环绕着，那么在整个银河系中，就有100万个潜在的外来文明。约瑟夫·什克洛夫斯基和卡尔·萨根认为，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得到来自他们的任何信息，这一定意味着先进的文化总是会自我摧毁。他们甚至认为，这些外星人在一个世纪内不断地制造核武器，然后自我毁灭，不然的话，宇宙中一定有来自他们的各种讯息，而我们也能得到这些讯息。所有的这些证据表明在2045年，我们将走向毁灭。这正是广岛和长崎被投下原子弹的100年后（令人不安的是，2045年正好也是库兹韦尔指出发生奇点的年份）。

这是个非常聪明的观点，但是，要计算出这些数字，还是有很多的方式。100万个文明都将走向末日只是一种猜想，并且德雷克方程（由法兰克·德雷克于1961年提出，可以计算出宇宙中有几个星球有生命存在）的大部分解答事实上得出的是更低的数字。根据德雷克自己的运算，我们的银河系在它的整个历史中只产生了10个先进的文明，其中外星人以我们不知道的方式存在着。

总之，费米的观点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不仅依赖于恒星，还依赖于我们的过去。即使历史不能给我们准确的预测工具（像阿西莫夫在《基地三部曲》中想象的那样），但是它却给我们提供了相当可靠的暗示。我想，这些暗示正是我们未来唯一的真正基础。

从短期看来，过去建立的各种模型表明了财富和力量从西方转移到东方是不可阻挡的。19世纪，原先的东方核心地区变成了西方的边缘地区，使得东方获得了后发优势。而且，中国现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与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结合依然还在进行。过不了多久——也许是2030年之前，但几乎可以肯定是在2040年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会超过美国。21世纪的某个时刻，中国会用尽自己的后发优势，但是到那个时候，世界的经济中心仍然还在东方，并将延伸到亚洲的南部和东南部。21世纪，财富和力量将不可避免地从西方转向东方，正如19世纪，财富和力量从东方转向西方那样。

毫无疑问，财富和力量从西方转向东方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但是目前为止原先的西方核心在人均能量获取、科技以及军事实力方面还具有极大的优势，并且很有可能在21世纪上半叶继续以某种方式保持它的统治。只要美国还足够强大地作为世界警察，那么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就和英国作为世界警察时期的概率一样小。但是在2025～2050年之间的某个时刻，美国的全球领先地位将削弱，正如1870年后的英国，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也将增加。

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也将增加不稳定因素，因为科技使得我们更容易制造出高端武器。史蒂文·梅斯（Steven Metz）是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的一名教授，他认为：“我们将看到，如果美国之外的国家没有相同的技术，那么他们就会发展与之类似的科技，尤其是因为现在的技术都是现成的。现在，一些破坏分子完全不需要去发展技术，他们只需要买下技术就行了。”2001年，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必须考虑到可能的军事冲突，因为到2020年后，中国可能在技术上和军事上更为先进。”

美国也许将率先研制出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机器人、纳米武器、能够控制敌人计算机和机器人的计算机技术以及将太空军事化的卫星。可能的风险之一是美国会在2040年之前部署它那些尖端武器，美国的领导者也有可能为了改变他们长期的战略下滑而去开发具有巨大优势的科技。不过，我觉得这不大可能发生。即使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紧张局势下，美国也没有在苏联建立起核武库之前去攻打它。真正的风险是，那些害怕美国的军事实力在未来几年来会产生突破的国家可能会选择首先出击而不是坐以待毙。德国在1914年发动世界大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这种想法。

21世纪要维持和平的话，需要很强的政治手腕。在这本书中，我已经讨论过，伟大的人物或者愚笨之人从来没有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我认为，这些人所能做的，最多只是加快或者延缓历史的进程。即使是最糟糕的决定，例如公元530～630年之间拜占庭查士丁尼国王与波斯库斯鲁国王开战的决定，也只是加快了崩溃的速度。假如查士丁尼和库斯鲁没有发动战争的话，西方的社会发展也许能恢复得更快，不过就算他们发动了战争，社会发展最终也会恢复。

但是，自从1945年以来，领导者却真的有能力改变历史。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1962年的时候就差点改变了历史。核武器的产生容不得我们犯一点错误，也没有机会重来。过去我们犯错的结果是导致社会衰退或者崩溃，而现在，这些错误将直接导致我们的灭亡。领导者有史以来第一次起着决定作用。我们只能希望，我们的时代像之前的大部分时代那样，可以获得它所需要的思想。

在第十一章我提到，西方得以统治世界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确定性，对21世纪的大竞赛而言，更是如此。现在，我们的胜算看起来并不大，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时代能够得到它所需要的思想，那么奇点将很有可能取得胜利。

如果在接下来的50年里，无污染的可再生能源能够替代碳氢化合物，那么它们就会减少（很显然不是消除）大国在不稳定弧形带里相互争夺资源、争斗不休的风险。它们也将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减少弧形带里的压力，并且可能比工业革命更大幅度地提高粮食产量。如果机器人技术像很多科学家预测的那样有很大的进展，那么智能机器就有可能使发达的欧洲国家和日本避免人口灾难，为它们国家的老年人提供廉价的照顾服务。如果纳米技术也能达到人们所宣传的程度，我们甚至在21世纪40年代前就可以净化空气和海洋了。

但是最后，我们只能依赖一个预测，那就是无论是世界末日还是奇点都不可能真正赢得这场比赛，因为这场比赛没有终点线。即使到了2045年（这个时间是库兹韦尔认为奇点到来的时间，是约瑟夫·什克洛夫斯基和卡尔·萨根认为世界末日最早来临的时间，是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袭击后的一个世纪），我们也不能宣布历史结束了，宣布哪一方赢得了比赛。如果——我认为这有可能发生——在21世纪中期，世界毁灭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社会发展指数也超过了2000分，新的奇点改变人类的意义远远超过结束这场比赛的意义。

我们不妨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威胁。这些令我们感到害怕的威胁似乎和过去那些不断推动变化的力量有很多相似之处。相对突然的多次环境变化会使得物种变异，改变它们的基因。180万年前，非洲东部森林的干旱完全有可能产生比能人更为先进的物种。现在的21世纪，某种类似的事情又一次发生了。

大规模的灭亡正在发生，每20分钟左右就有一种植物或者陆地动物消失。2004年的一份研究预测，可能出现的最好结果就是，2050年之前，世界上的1000万种动植物中只有9%面临灭绝，不过大多数生物学家预测生物的多样性将减少1/3～1/2。一些生物学家甚至提到了第六次大灭绝，认为到2100年，世界上2/3的物种都会灭绝。人类可能就在这些灭绝的物种当中，但是21世纪的残酷情况不仅仅是将人类从地球上抹去那样简单，而有可能像180万年或者10万年之前那样，为具有新型大脑的生物体创造条件——这种情况下，这个大脑就融合了人脑和机器——从而替代人类。这时的天启骑士没有蹂躏我们，而是加快了我们步入奇点的步伐。

但是这个奇点也许和世界末日一样可怕。在库兹韦尔想象的世界里，随着人脑和机器智能在21世纪40年代的融合，奇点的发展也会达到高潮，并且我们当中有幸活到那个时候的人事实上就会长生不死。但是那些最有经验的人们——美国军队的技术专家们——认为事情并不会那样发展。例如，美国前上校托马斯·亚当斯（Thomas Adams）就认为战争已经超过了“人类空间”。因为武器变得“更快、更小、更多了，并且创造了人类难以控制的复杂环境”。他还认为，技术“正迅速地将我们带向我们不想去但又不能避免的地方”。人类和计算机的结合也许只是人工智能彻底代替人类的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正如人类代替了早期的猿人一样。

如果这就是21世纪末奇点要带我们去的地方，那么这将意味着人类的结束，同时结束的还有人类的懒惰、贪婪以及恐惧。在这种情况下，我所谓的莫里斯定理——变化是因为懒惰、贪婪和恐惧的人们（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了获得更简单、更有益和更安全的生活而产生的——最后也将被扭曲。

社会学也将走上同样的道路，虽然我们还不知道哪一种形式将统治机器人社会，但奇点肯定会彻底毁灭原先的地理格局。东西方之间原先存在的差异对机器人来说也毫无意义了。

当2103年的历史学家（如果到时还有历史学家的话）回望碳基智能到硅基智能的转变时，他们将惊讶地发现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就像从狩猎采集者到农民的转化、从村庄到城市的转化、从农业到工业的转化一样不可避免。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自冰河时期末期以来，从原先的农业核心发展出来的地区传统注定要融合成一个单一的后人类世界文化。现在看来，21世纪早期人们对西方的统治以及这种统治是否会继续的担忧有一点滑稽。

东西交汇：如果没有了东西之分

这听起来有些讽刺意味。在这本书的开头，我就做了一个假设，假设1848年中国皇帝将艾伯特带到北京作为人质，然后在接下来的十一章里我解释了为什么事情没有这样发生。对于本书的主要问题，我认为答案是地理因素：是地理而不是人类，将洛蒂带到了巴尔莫勒尔堡，而不是把艾伯特带到了北京。

在本章，我将进一步阐述这个观点，因为解释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解答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就像地理决定了西方得以统治世界那样，它也决定了东方会利用后发优势赶上西方，直到它的社会发展超过西方。但是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社会的不断发展总是改变着地理的意义，并且到了21世纪，当社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地理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到时真正有意义的就是奇点和世界末日之间的竞争。为了防止世界末日的来临，我们需要把越来越多的问题变成全球性的问题，关于世界上的哪个国家具有最高的社会发展程度这个问题将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这就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回答本书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得以统治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也回答了第二个问题（未来将发生什么），但是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将使得第一个问题失去重要性。我们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会使事情变得明朗（或许事情一直都很明朗）——即真正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不是关于西方，不是关于东方，也不是关于人类。真正重要的历史是关于进化和全球化，它告诉我们，我们是如何从单细胞生物走向奇点的。

在本书中，我提到了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历史，但是现在，我要做出进一步的阐释。从长远来看，在进化历史的时标上，无论是长期注定理论还是短期偶然理论都无足轻重。15000年前，在冰河时期结束前，东方和西方的区分并没有多大意义。从现在起的一个世纪后，东西方的区分再一次变得没有意义。在这个中间时代，东西方的重要性只是地理意义的副作用。这个时代只是一个过渡时代。到那个时候——我认为这个时间处于2045～2103年之间——地理的意义将不再那么重要。东西方时期只是我们经历的一个阶段。

即使这个时期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以与现实不同的情形发生——如果郑和真的到达了特诺奇蒂特兰，如果出现的是新型的太平洋经济而不是大西洋经济，如果是中国而不是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如果是艾伯特到达北京而不是洛蒂到达巴尔莫勒尔堡——生物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地理因素的强大力量仍然会推动历史像现在这样发展。美洲（或者我们现在可以将其称为“郑和之地”）本将成为东方的一部分，而不是西方的核心地区；东方本可以统治世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西方统治世界，但是世界依旧会越变越小，变成现在的“迷你型”。无论中美联合体是否崩溃，21世纪早期的世界仍有可能继续被中美联合体共同统治，世界末日和奇点之间的竞赛仍将继续。东方和西方也将慢慢地失去它们的重要性。

这个结论并不令人惊讶。早在1889年，当时世界正从“大”世界变为“中等”世界，一个名叫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年轻诗人就已经能看清楚部分真相了。从前线回到伦敦不久，吉卜林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取名为《东西方民谣》（The Ballad of East and West）。故事中讲述了一个名为卡迈勒的边境袭击者的故事，他偷了一个英国上将的驴。上将的儿子跳上自己的马，穿过沙漠追逐卡迈勒（“月亮低垂，马蹄声招来了黄昏，他骑的马像一只受伤的公牛，而这头驴却像一只刚醒来的小鹿一样”）。不过，故事的最后，这个英国人没追上。卡迈勒进行了反击，他举起了来复枪。但是故事的结局皆大欢喜：这两个人“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他们发现彼此都没有错误，大家都是上帝之子”。

诗的开头是这样的：啊，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它们永不交汇。人们常用这个开头来说明19世纪西方那令人难以忍受的自满。当然，这并不是吉卜林真正想要表达的。事实上他写的是：

啊，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它们永不交汇，

直到地球和天空都站在了上帝的审判席上；

没有东方和西方之分，也没有边界、种类和生命，

两个巨人面对面站在一起，

虽然他们来自地球的两端！

正如吉卜林看到的那样，人们（真正的人类）是完全一样的，是地理模糊了真相，要求我们走到世界的两端去了解事情。但是在21世纪，社会的急速发展和世界的缩小使得我们无须这么做。当我们超越了生物界限的时候，既没有东西方之分，也没有边界、种类和生命。如果我们能够长久地推迟世界末日的来临，那么东西方就可以交汇了。

我们可以做到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与1000年前宋朝面对的挑战以及2000年前罗马帝国所面临的挑战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现在知道了很多牵涉其中的因素。不像罗马和宋朝，我们的时代也许还没得到它所需要的思想。

贾雷德·戴蒙德在他的著作《崩溃》（Collapse）的最后一页提到，有两种力量能够解救地球于灾难之中：考古学家（他们发现早期社会的错误）和电视节目（传播考古学家的发现）。作为一个看过很多电视节目的考古学家，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不过我还想增加一个救世主，那就是历史。只有历史学家能够将社会发展放在一起描述，只有历史学家能够解释人类之间的差别以及如何防止这些差别消灭我们。

我希望这本书在这一进程中能有所帮助。

[1] 中国已在2011年拥有自己的第一艘航空母舰。——编者注

附录 社会发展指数：帮助我们看清历史的基本轮廓

社会发展指数作为连接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发现的桥梁，是本书的重点。社会发展指数本身并不能解释为何西方能够统治世界，但是却能够告诉我们历史的基本轮廓。在本书中，我详细介绍了社会发展指数。如有读者对书中的方法和详尽的证据感兴趣，可登录相关网站查看或阅读《文明的度量》[1]。本附录仅对主要的术语和基本的结论做出简要总结。

社会发展指数的四大异议

关于社会发展指数，主要有四大异议。

第一，对社会发展进行量化，并且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的社会发展做出比较，忽略了人类的意义。因此，我们不该利用社会发展指数。

第二，对不同的社会进行量化和比较是合理的，但是书中所定义的社会发展是不正确的。

第三，书中所定义的社会发展能够有效地将东西方进行对比，但是作者用来测量社会发展的四大因素（即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并不适宜。

第四，这四大因素能够很好地测量社会发展，但是作者所列举的事实有误，因此测量并不准确。

我在第三章中已对第一个异议做出解释。对于很多历史学和人类学问题来说，对社会发展进行量化和比较并没有多大帮助，但是为什么由西方统治全球这个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比较和定量的问题。要对此做出回答，我们必须量化社会发展并做出比较。

在第三章中，我也对第二个异议做出过一些回答。或许有比社会发展更为有效的方式，但我还未想出。这个问题就留给其他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吧。

至于第三个异议，我们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一是，我们可以在四大因素的基础上增加更多的因素；二是，我们应该使用不同的测量因素；三是，我们应当减少所使用的因素。在我撰写本书时，我确实还考虑了一些其他因素（例如，最大的政治单位面积、生活标准、交通速度或者最大遗址的面积），但是，所有的这些因素要么缺乏事实依据，要么缺乏相互独立性。在任何情况下，大多数因素在整个历史中都不断反复出现。对这些因素进行任何可信的组合都将得出极其相似的结果。

对于这个反复出现的规律而言，主要有两大特例。我们将一个特例称为“反常的游牧民”，即大草原社会通常在能量获取、社会组织和信息技术上得分较低，但是在战争能力方面的得分却很高。这种反常现象解释了为什么真正的游牧民族能够打败其他帝国，却不善于管理帝国[2]。虽然这值得我们仔细研究，但是它并不会直接影响本书中对东西方核心之间的比较。

关于第三个异议的另一个说法则是只需要考虑能量获取，而不考虑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等因素，原因是这三者都只是利用能源的不同方式而已。图附-1显示如果只考虑能量指数，历史看起来将会如何。该图与图3-3有所区别，但是差异并不大。在只有能量指数的这个图中，在90%的历史时期，西方仍然领先于东方，在大约公元550～1750年之间，东方还是赶超了西方；在公元100～1100年之间，一个瓶颈依旧阻碍了社会发展（人均每天获取30000千卡能量），后工业革命依然使得早期时期相形见绌，并且在2000年还是由西方统治世界。

如果我们只考虑能量，那么相比四个因素而言，确实更加简便，但是也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缺陷，这就是我接下来要提到的第二个特例：自工业革命以来，各大因素之间的关系变得非线性。由于新的科学技术的出现，在整个20世纪，城市的面积增加了3倍，战争能力增加了4倍，信息技术增加了7倍，而人均能量获取仅仅增长了1倍。假如我们仅仅分析能量的话，那么就未免过于简单了，而且也扭曲了历史。

图附-1 仅有能量指数：如果我们只从人均能量获取方面来看，东西方之间的对比是怎样的

第四个异议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问题，因为要判断我是否误解了事实或者使用了不恰当的方法，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检验我用来计算东西方分值的所有信息来源。要在这个附录中对此进行检验显然不太可能，这只会使得这部作品更加冗长，所以我已将相关信息放到网站上或《文明的度量》中。有时间和兴趣的读者可以查证。

接下来我将总结数据，阐述自己是如何计算出这些分值的，并对误差做出解释。

能量获取

我将首先阐述能量获取，因为这是四个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回溯足够久远的历史，就会发现，社会组织、战争能力以及信息技术这三大因素的分值均为零，这是因为那时人类活动的规模非常小，因此它们产生的价值指数还不到0.01。相反，能量获取的分值却从未降到零，这是因为人类如果没有能量获取的话，就将面临死亡。为了生存，每人平均每天就要消耗约2000千卡。现代西方人均每天获取的能量约为228000千卡（=250分），因此在理论上，最低的分值应为2.19。在实际中，自冰河时期末期以来，能量获取的分值一直在4分以上，这是因为人类使用的大部分能源是不可食用的（例如衣服、房子、工艺品和石油等）。直到工业革命前，能量获取分值大约占了社会发展指数的75%～90%。在2000年，能量获取在东西方分值中依然分别占据20%和28%。

有关能量获取的依据既有来自现代统计，也有来自文学作品中关于农业、工业和生活方式的记载，还有来自考古学中关于饮食、工艺和生活品质的发现。如何将这些方面结合起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和其他作者一样，我也借鉴了先前研究者的成果。正如我在第三章中解释的那样，厄尔·库克在1971年关于能量流的研究中提供了一个简便的基点，能够用来检验其他的估计。所有的这些汇集起来就形成了西方核心地区的当代水平，即每人每天获取23万千卡。库克将此大致分成了四类：食物（提供给人类和动物）、家庭/商业，农业/工业和交通。

瓦茨拉夫·斯米尔有效地将非食物消耗分解为生物质和化石燃料，并将它们在西方核心地区的发展用图表表示出来。要将他的数据转换为能量获取分值，需要几个步骤，得出的数据是在1900年时人均每天获取93000千卡；在1800年时，人均每天获取38000千卡，正好将库克的估计（即工业化后的欧洲将在1860年人均每天获取77000千卡）包含其中（见表附-1）。

假如我们回溯到1800年以前，回顾的年代越久远，越难以得到官方数据。但是经济越依赖生物燃料，我们就越可能用经济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得出的对比信息代替官方文件。1700年，西方核心地区人均每天获取30000～35000千卡。我们得到的关于西方社会的数据清楚地显示，我们回顾的历史越久远，数字下降得越多[3]。对比数据显示，西方人均每天获取的能量从未低于30000千卡。虽然这有值得质疑的地方，不过我认为，即使是在公元8世纪，人均每日能量获取也从未降到25000千卡以下。我将在后面给出解释，不过我认为这些猜测与实际的差距不超过5%～10%。

罗马时期令人印象深刻的房屋和遗址、遇难船只的数量、生产货物的总量、冰芯的工业污染程度以及聚居地惊人的动物骨骼数量，所有的这些都表明公元1世纪西方的能量获取高于其在公元8世纪甚至13世纪时的水平，但是具体高多少呢？经济史学家给出了一个答案。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认为，公元300年时，西方核心地区的实际工资可与18世纪欧洲南部人们的实际工资相比；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则认为，罗马时期人们的工资比中世纪欧洲的大部分人的工资都要高；杰夫·克朗（Geof Kron）、尼古拉·克普克（Nikola Koepke）和约尔格·巴滕（Joerg Baten）收集的数据显示，公元1世纪和18世纪的水平几乎没什么变化；克普克指出，古代房屋比18世纪欧洲最富裕地方的房屋都要结实。我估计公元1世纪人均每日获取能量31000千卡，在公元500年前缓慢下降，之后加速发展，一直到公元700年。

表附-1 能量获取（单位：1000千卡）

公元前1000年，西方核心地区的能量获取不仅低于罗马时期的水平，甚至低于其在公元8世纪的水平。公元前300年后，能量获取剧增，这是因为地中海地区融合成了一个更大的经济政治单位，以及罗马暖期增加了产出，不过大量的考古数据表明，早在公元前600年，能量获取就已经加速发展。我认为，公元前1000年，能量获取可能为人均每天20000千卡，与公元前2000年相比略有下降，但是高于公元前3000年的水平。

史前早期的分值更低。在新仙女木事件末期，采集者大约人均每日获取能量5000千卡，但是随着气候变暖，人均每日获取能量剧增（相比之前的水平而言）。人们通过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来获得食物，同时还利用动物进行劳作。到了公元前5000年，在侧翼丘陵区建立村庄的人们从衣服、燃料、农场动物、房屋、日常用品和遗址中获取的能量为人均每日12000千卡，虽然他们的饮食相比4000年前并没有多大改善。

计算东方的分值难度更大，部分原因是诸如库克和斯米尔这样的学者只关注世界上能量获取最多的地区，并没有将地区之间进行对比。不过，我们可以从联合国2006年的一份统计入手。联合国统计，在2000年，日本人均每日获取能量104000千卡（还不到西方水平的一半）。在1900年，东方的大部分核心地区还是以农业为主，其中日本的石油利用和以煤为动力的产业才刚刚起步。日本的人均每日能量获取约为49000千卡（依旧不到西方的一半）。在之前的5个世纪，煤炭利用和农业产出稳步增长。在1600年，长江三角洲的产量比西方任何地方的产量都要高，但是到了1750年，荷兰和英国的农业迎头赶上，并且东方的实际工资只能与南欧相比，而不能与富裕的北欧相提并论。我估计在1400年和1800年，东方核心地区的人均每日能量获取分别为29000千卡和36000千卡，这个数字在18世纪的时候迅速增长。

关于1200年后的危机给中国的能源使用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影响，人们看法不一，不过很可能自宋朝鼎盛时期后，能源使用有所下降，当时的人均每日能量获取很有可能超过30000千卡。

在西方，考古证据表明，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中期，能量获取下降，但下降了多少，我们难以给出答案。我在第五章中提出，汉朝的能量获取比东方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都要高，但是低于同时代的罗马或者之后的宋朝；我认为公元1世纪的人均每日能量获取为27000千卡，之后略有下降，在公元700年时又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

相比西方而言，东方的能量获取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稳步增长，约在公元前500年后加速发展，并且由于运河的开通、贸易的发展以及金属工具的传播，能量获取在公元前300年后发展更为迅速。公元前1000年，人均每日能量获取约为17000千卡；到了秦朝，这个数字很可能达到了26000千卡。

在史前时期，东方的能量获取似乎和西方经历了同样的门槛，但是之后的发展却落后了西方一两千年。

社会组织

在工业化之前的历史中，社会组织在社会发展指数中始终是第二大重要因素。我在第三章对这个因素做了详细介绍，解释了我选择最大的城市面积作为社会组织代表的理由。引用的数据有很多歧义，专家也对各个时期的城市规模见解不一，因此定义也就相对灵活。我在网站上和《文明的度量》中对我的选择做出了解释。在表附-2中，我总结了我的一些主要计算。

表附-2 东西方核心地区最大聚居地的人口数量（单位：千人）

续表

战争能力

自有文字以来，人们就开始记载战争，并且自史前早期开始，人们就常常将武器作为陪葬品。因此我们能够了解到大量的甚至是现代以前的战事。在给战争能力打分时，最主要的挑战不在于经验，而在于概念，即我们如何对比性质完全不同的战争体系，而且这些战争体系与以前的体系也无法进行对比。最著名的是，1906年当英国制造出“无畏”号战舰时，就是基于这么一个想法：它有着令人惊讶的枪支弹药，无论多少数量的19世纪90年代的船只加起来都比不上一艘1906年后的战舰。

不过，实际情况是，事情从来不会这么简单。在恰当的环境中，简易爆炸装置能够给高科技军队重重一击。理论上，我们可以将同一指数分值分配给完全不同的军事系统，虽然专家可能对这些分值看法不一。

在2000年，西方军事力量前所未有地达到了250分，显然比东方高了许多。东方的一些军队也很庞大，但是武器系统的重要性远超过单纯的数字。美国与中国的军事开销比例为10∶1；在航空母舰和核弹头数量方面，中美之间的比例分别为1∶11和1∶26；中国落后的体系与美国的M1主战坦克和精确武器之间的差距更大。因此，东西方的比例应在1∶10到1∶50之间。我选择了1∶20，即在2000年，西方达到250分的时候，东方仅有12.5分。

将2000年的分值与早期的分值相比，难度更大。但是如果我们观察军队规模、移动速度、后勤能力、攻击能力、装甲和防御工事等方面的变化，我们就能做出估计。据估计，大炮的火力从1900～2000年增加了20倍；考虑到20世纪其他的变化，我认为，1900～2000年，西方战争能力增强了50倍，即1900年时，西方的分值为5分，而2000年时，其分值为250分。

1900年时，西方的军事力量远远高于东方，虽然差距没有2000年时大。1902年，英国海军的吨位几乎是日本海军的6倍，而且欧洲任何一个大国的军队规模都比日本大；我将1900年东西方的比例设为1∶5，即1900年，东方分数仅为1分（1900年西方的得分为5分；2000年，东方的得分为12.5分）。

显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这种主观性的计算。但是，这里的重点是，2000年，西方的军事力量如此强大，显得其他分值（包括1900年西方的分值，甚至2000年东方的分值）都无足轻重。也正因为如此，这个估计中的错误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我们可以把1900年之前的战争能力分值全都翻倍或者减去一半，却不会对总体社会发展指数造成多大的影响。

西方战争能力在1800～1900年的变化虽没有1900～2000年的变化那么大，但影响也非常深远。它将我们从航海时代带到了机关枪时代，同时也即将带来坦克与飞机。19世纪，西方的战争能力很可能有了大幅度增强，我将1800年西方的战争能力设定为0.5分。当时的西方战争能力远远高于东方，因此此时的东方战争能力可能仅为0.1分。

1500～1800年，欧洲经历了历史学家称之为“军事革命”的时期，使得其战争能力增强了3倍。而在1700～1800年（1700年时，康熙开始征服大草原），东方的战争能力却倒退了。由于缺乏外部威胁，中国的统治者为了寻求和平红利，往往减少本国的军备，忽视科技进步。1800年时，东方的作战水平并不比其1500年的水平高出多少，因此在19世纪40年代的时候，英国军队轻而易举地入侵中国。

14世纪，火药的出现增强了东西方的战争能力，虽然其影响比不上19～20世纪的发明所带来的影响。1500年左右，欧洲最好的军队比5个世纪前的军队强大了一倍左右。这些军队的强大依赖于军队规模、后勤能力以及火药技术。

我们难以计算出1500年左右的西方与国土辽阔、组织严密但还未使用火药的罗马帝国在战争能力方面的比例。据一项研究，2000年左右，一架轰炸机的破坏能力是一个罗马军团的50万倍。我们不妨由此推断，公元前/公元1世纪时，西方的分值是0.0005分。但是显然，罗马军团的数量远多于美国轰炸机的数量，因此，我将现代西方与罗马的战争能力的比例估计为2000∶1，因此公元前/公元1世纪的西方分值为0.12分。因此，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其军队是15世纪时欧洲陆军和海军的一大威胁，但对“军事革命”时期的军队来说，并非如此。这也意味着，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其战争能力可与蒙古的战争能力相当，优于中国唐朝的战争能力。

表附-3 战争能力（单位：分）

在东方，到了公元前200年，铜器依然是主要的工具。汉朝（公元前200～公元200年）的军事力量似乎没有罗马强大，虽然在第一次中西方交流后，中国的军事力量没有西方下降得多。公元6世纪，隋朝统一了中国。隋朝的军队比西方的任何军队都要强大。在公元700年左右，武则天在位期间，这个差距更大。

公元前东方的军事实力比罗马帝国时期和汉朝都要弱得多。我认为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东方没有哪支军队能够达到0.01分；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西方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军队很可能达到了0.01分。

信息技术

考古发现和文字记录展示了各个时期出现的各种信息技术，而我们也很容易估计这些媒介能够以怎样的速度传输多少信息，以及传输多远的距离。真正的困难在于估计多少人能够使用各种不同的科技，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这就意味着有多少人能够读和写，以及水平如何。

摩尔定律——自1950年以来，信息技术的成本效益每18个月就翻一番——似乎暗示着2000年的分值应该比1900年的分值高10亿倍。因此，有人认为1900年时，西方的分数为0.00000025分。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就忽视了诸如书籍（现在受到了数码媒介的挑战）这样过时的信息储备形式的灵活性以及先进技术的变化。

在战争能力这一方面，现代信息技术与早期信息技术之间差距巨大，但是两者之间的正确比例应该不到十亿比一。1900年之前的分值（甚至1900年之前的误差）应该更低。另一方面，关于多少人能够读、写和计算，以及水平如何，这方面的证据比战争方面的证据更模糊，因此我的猜想也就更加主观。

在表附-4中，我采用了多步骤方法来量化信息技术。首先，按照历史学家常用的方法，我将人们的水平分为高级、中级和初级。每一个级别的范围按照读写能力划分如下：初级——能够读和写一个名字；中级——能够读和写一个简单的句子；高级——能够读和写结构紧凑的文章。这与中国在1950年的扫盲运动中的定义也颇为相似（有文化：能够认识1000个汉字；半文盲：能够认识500～1000个字；文盲：认识300～500个字）。

其次，利用现有的知识，我将不同时期的成年男性划分为3种类别。在高级水平中，每1%的男性就获得0.5分；在中级水平，这个数字为0.25分；在初级水平中，则为0.15分。之后，我将同样的分值标准用于女性。关于女性文化程度方面的证据比男性的少，在20世纪之前，能读书写字的女性显然比男性少（往往少很多）。尽管我对近代之前的数据基本靠猜测，但是我尝试对女性和男性使用信息技术的百分比做出估计。之后，我将基于信息技术的数量和水平对每一个时期计算出分数。

表附-4 信息技术分值

续表

2000年，东西方核心地区所有男性和女性文化水平均为高级[4]，因此东西方的信息技术的分值均为100分。1900年，在西方核心地区，几乎所有的男性都至少识一些字（50%为高级水平，40%为中级水平，7%为初级水平），并且女性得到几乎与男性同样良好的教育，这使西方核心地区在信息技术方面获得了63.8分。在东方，大多数男性也有一定的知识，虽然他们的知识水平并不高（我估计有15%为高级水平，60%为中级水平，10%为初级水平），而且有文化的女性可能只有男性的1/4。这样，东方核心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分值只有13.4分。随着我不断重复这些计算，我的猜想中的误差也就逐渐增加，虽然这些误差的影响并不大。

最后是根据通信科技的变化速度和覆盖范围计算出乘数。我将用来处理信息的高级工具分为三大类：电子类（到2000年，东西方均使用）、电气类（西方在1900年前就已经使用）和非电气类（在西方可能已经使用了11000年，而在东方可能使用了9000年）。

与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不同，我不准备对比印刷术发明前后的时代。印刷术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产生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廉价的资料，而不是像电报或者互联网那样改变了通信方式。这些量的变化也已被考虑在内。至于电子科技，我认为东西方的乘数应分别为1.89和2.5，这反映了2000年东西方分别可利用的计算机和宽带数量。电气技术在1900年前就对西方有所影响，因此我用了0.05的乘数；非电气技术在其他时期均有使用，所以我在东西方都使用了0.01这个乘数。因此，在2000年，西方的社会发展指数最高值很可能达到了250分，而东方则达到了189分；在1900年，西方达到了3.19分，而东方达到了0.3分；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西方的分值就达到了社会发展指数的最低要求，即0.01分，而东方则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达到这一数值。

存在的误差

在上一节，我反复提到估计和猜想这两个词，这是因为要建立社会发展指数就不得不提到它们。这产生的结果之一就是没有任何指数是“正确”的，无论我们如何正确定义这个词。因此，要问我在计算社会发展指数时所得出的分值是否有误，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肯定有错误。真正的问题是：这些错误是大还是小？这些错误是否严重到扭曲了基本的历史，使得第四章至第十章的图表完全误导读者，因此这一整本书也就有着致命的错误？或者这些错误实际上非常小？

图附-2 显示的错误：社会发展指数出现系统性错误的含义。（a）将西方的指数提高10%，将东方的指数降低10%；（b）将东方的指数提高10%，将西方的指数降低10%

理论上，我们很容易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我们只要问以下两个问题：（1）如果我们要使过去看起来与本书中提到的完全不一样，我们需要对分值做出多大的改变？

（2）这些变化是否可信？

要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我在前面提到过的网站中所列举的证据，检验我所做出的每一个计算。但是这里，我要简要说明一下，有可能会有系统性的错误影响了我对整个历史发展的看法。根据我的社会发展指数，在公元前14000年之后，西方得以领先。东方慢慢地追赶上来，并且在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里，西方在大部分的历史时间里领先的优势很小。公元前100年左右，西方进一步领先。但是在公元541年，东方领先西方，直到1773年。之后西方重新领先，如果在21世纪这种趋势继续的话，西方的领先优势将会持续到2103年。自冰河时期末期以来，在92.5%的时间里，西方的社会发展一直都领先于东方。

我曾在第三章指出，我的整体分值最多会有10%的浮动，但不会影响基本模式。图附-2a显示，如果我将西方社会发展指数整体降低10%，将东方社会发展指数提高10%，结果会是怎样；图附-2b显示如果我将东方社会发展指数降低10%，而将西方社会发展指数提高10%，结果又是如何。

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些分数都十分不可信。图附-2a中，西方的分值被提高了10%，东方的分值则被降低了10%，我们在图中看到，1400年时，西方比东方更加先进，此时正是郑和下西洋的前夕；它还意味着公元前218年，当汉尼拔率领他的大象进攻罗马时，西方的发展已经高于东方。如果以上这些都不够特别的话，这个图还告诉我们，当公元前44年恺撒大帝被谋杀时，西方比1793年的东方更加先进，此时中国的乾隆皇帝拒绝了马戛尔尼勋爵的贸易要求。

图附-2b也许更加特别。在图中，公元700年时的西方社会发展指数低于东方孔子时期的社会发展指数，这显然不对。公元700年时，阿拉伯人控制着大量来自大马士革的哈里发；在这张图中，1800年已开始工业革命的西方社会，其发展指数低于1000～1200年间处于宋朝统治下的东方核心的社会发展指数，这更不可能。

即使历史学家能够忍受这些奇怪的结论，图附-2中所显示的历史发展轨迹与图3-7中的差异还没有大到需要改变基本的模式。短期偶然理论依然证据不足，因为即使在图附-2b中，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西方的分值依然高于东方（虽然此时的“大部分”只有56%，而不是92.5%）；长期注定理论也是如此，因为即使在图附-2a中，东方也曾领先7个世纪。对于不断向前但却受到干扰的发展而言，生物学和社会学依旧是最合理的解释，而地理因素也仍然最能够解释为什么西方得以统治世界。

图附-3 更大的错误：（a）将西方的指数提高20%，将东方的指数降低20%；（b）将东方的指数提高20%，将西方的指数降低20%

要改变基本模式，我的估计就要做出20%的改动。图附-3a显示，如果我将西方社会发展指数整体降低20%，将东方社会发展指数提高20%，结果会是怎样；图附-3b显示如果我将东方社会发展指数降低20%，而将西方社会发展指数提高20%，结果又是如何。

这一次的模式非常不同。在图附-3a中，西方的分值始终高于东方，使得长期注定理论看起来非常可信，同时也让我的观点，即社会发展改变了地理的意义变得不成立。图附-3b中的东西对比有效推翻了我的实际指数所得出的理论，使得东方自冰河时期以来有90%的时间都领先于西方。

如果图附-3a或图附-3b中有任何一个是正确的话，那么你在本书中所读到的一切均是错误的。不过，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它们都是错误的。在图附-3a中，西方社会发展指数被提高了20%，而东方的指数则降低了20%，我们看到，在公元前/公元1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的发展仅比1900年工业化的日本低5点，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在图附-3b中，东方社会发展指数被提高了20%，而西方的指数则降低了20%，这意味着，在商朝之前的东方社会比波斯帝国统治下的西方社会发展的程度要高；这意味着，西方在1828年，即鸦片战争的前夕才赶上东方；同时还意味着，西方的统治已经结束了（在2003年）。以上这些都不可信。

因此，我在第三章中提出：我的估计出现的误差很可能低于10%，绝对不可能超过20%。即使误差达到了10%，我所阐述的历史基本框架依然成立。

结论

我在第三章中不止一次地注意到，制定社会发展指数是一种艺术。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个指数能够给我们一个大概、足够好的估计，使得指数设计者的假想显而易见。我已说过，长久以来我们无法解释西方为何统治世界的原因是，学者用不同的方式定义术语以及关注问题的不同方面。只要建立指数，就能帮助我们向前跨出一大步。那些批判本书的学者，即提出四大异议的人，应该想出自己的测量方式。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一些真正的进步。

[1] 《文明的度量》，[美]伊恩·莫里斯，中信出版社。

[2] 诸如帕提亚人、鲜卑和满族人这样的半游牧民族最终发展为帝国统治者，但是像匈奴这样的游牧民族却没能发展成帝国统治者。最例外的要数蒙古人，不过关于他们作为帝国统治者的记录却非常少。

[3] 中世纪学者可能会惊讶于表附-1中，西方核心地区在1000～1400年之间，人均每日能量获取均保持在26000千卡。众所周知，当时西方的欧洲社会正在迅速扩张，但此时的西方核心实际上代表了东部地中海伊斯兰的核心地区，当时这个核心地区停滞不前（详见第七章）。在这几个世纪中，西欧人均每天能量获取均低于25000千卡，直到15世纪才赶上地中海地区。

[4] 我需要再一次强调，我所划分的等级，即初级、中级和高级，其标准远比21 世纪的标准低。任何能够填写现代工作申请表或纳税申报单的人都被认为是具有高级水平的人。

致谢

和其他著作一样，如果没有很多人的付出，就不可能有这本书。要不是在斯坦福大学人类科学学院开放的思想氛围中学习过一段时间，我不可能完成这本书，因为在这儿，我们不用受到传统学术的束缚。在此，我要感谢史蒂夫·哈伯（Steve Haber）、伊恩·霍德（Ian Hodder）、阿德里安娜·梅厄（Adrienne Mayor）、乔希·奥伯（Josh Ober）、理查德·萨勒（ Richard Saller）、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尤其是凯西·圣约翰（Kathy St.John），感谢他们这么多年的鼓励与支持。

在我写作的过程中，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康斯坦丁·法佐尔特（Constantin Fasolt）、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约翰·哈尔东（John Haldon）、伊恩·霍德、阿格尼丝·许（Agnes Hsu）、马克·刘易斯（Mark Lewis）、巴纳比·马什（Barnaby Marsh）、尼尔·罗伯茨（Neil Roberts）和理查德·萨勒帮我审阅了部分章节。在我完成本书后，埃里克·基斯基（Eric Chinski）、丹尼尔·克鲁（Daniel Crewe）、阿尔·迪安（Al Dien）、多拉·迪安（Dora Dien）、马丁·刘易斯（Martin Lewis）、阿德里安娜·梅厄、乔希·奥伯、迈克尔·皮特（Michael Puett）、吉姆·罗宾逊（Jim Robinson）、凯西·圣约翰和沃尔特·沙伊德尔帮我审阅了全书。感谢他们提出的宝贵建议。

感谢鲍勃·贝拉（Bob Bellah）、弗兰切斯卡·布雷（Francesca Bray）、伊懋可、伊恩·霍德、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马克·刘易斯、刘力（Li Liu），汤姆·麦克莱伦（Tom McClellan）、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沃尔特·沙伊德尔，内森·希文（Nathan Sivin）、亚当·斯密（Adam Smith）、理查德·施特拉斯堡（Richard Strassberg）、唐纳德·瓦格纳（Donald Wagner）、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和张雪莲（Zhang Xuelian），由于他们的帮助，我有幸读到许多未曾发表或者新近发表的文章。除了以上诸位，还有奇普·布莱克（Chip Blacker）、戴维·克里斯琴（David Christian）、保罗·戴维（Paul David）、兰斯·戴维斯（Lance Davis）、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彼得·加恩西（Peter Garnsey）、戴维·格拉夫（David Graff）、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森（Kristian Kristiansen）、戴维·莱廷（David Laitin）、杰弗里·劳埃德（Geoffrey Lloyd）、史蒂夫·米森（Steve Mithen）、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吉姆·希恩（Jim Sheehan）、史蒂夫·申南（Steve Shennan）、彼得·特明（Peter Temin）、洛塔尔·冯·法尔肯豪森（Lothar von Falkenhausen）、克丽丝·威克姆（Chris Wickham）、王国斌、加文·赖特（Gavin Wright）、维克多·熊（Victor Xiong）、杨晓能（Xiaoneng Yang）、赵鼎新（Dingxin Zhao）、周逸群（Yiqun Zhou），与他们的交谈极大地启发了我。同时还要感谢参加“古地中海和中国帝国”以及“第一个大分支”会议的每一个人，他们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感谢斯坦福大学人类科学学院对我的资金支持，使我得以完成本书。感谢米歇尔·安杰尔（Michele Angel）为本书中的地图做了最后的修改，感谢帕特·鲍威尔（Pat Powell）为了让我合法使用他人的成果所付出的努力。

最后，我要感谢桑迪·迪迦斯特安（Sandy Dijkstra）和桑德拉·迪迦斯特安文学社，本书的编辑、法勒-斯特劳斯-吉鲁出版社的埃里克·基斯基和尤金妮娅·查（Eugenie Cha），以及Profile出版社的丹尼尔·克鲁。要不是他们的鼓励，我也不可能完成本书。

再一次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文明的度量

——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美] 伊恩·莫里斯 著

李阳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 (美) 莫里斯著；李阳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6

书名原文: 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

ISBN 978–7–5086–4494–3

I.文… II.①莫… ②李… III.东西文化－文化史－研究 IV. 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9555号

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 by Ian Morris

Copyright © 2013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Sandra Dijkstra Literary Agency，Inc. in association wit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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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著者：[美]伊恩·莫里斯

译者：李阳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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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我们如何度量文明

为何西方主宰了世界

什么是社会发展

进化、分化、能量：怎么理解社会发展

批评与缺点：谁犯了错

我们需要解释什么

第二章 跨越时空的度量：社会发展指数

定量、东西方、时间：什么支撑着社会发展指数

社会发展是可以计算的

250分还是0.01分：哪个社会更发达

反对者的声音

通吃：展示历史的轮廓

第三章 能量获取：交替上升

东方、西方从哪儿出发

度量的单位

证据的本质

中断与增长：西方能量获取

后来者居上：东方能量获取

无法突破的“硬天花板”

第四章 社会组织：上限未定

办法、假设和来源

从穆赖拜特到纽约

从姜寨到东京

多少人才够

第五章 战争能力：工业变革带来的巨大差距

量化战争能力

西方是军事霸主吗

难以评估的东方

工业革命改造枪炮

第六章 信息技术：它影响了社会

读、写和计算

信息技术记分牌

西方识字率

东方识字率

信息技术的反馈回路

第七章 让历史成为指南：度量文明的意义

误差和讹误

指数的直观显示

物质与文化的角力

直线发展和多线发展的进化

社会进化的方向

致谢

为何西方主宰了世界

大约250年前，西欧的知识分子们遇到了一个问题。问题本身并不算坏：西方似乎主宰着世界，却不知道何以如此。18世纪的理论家们的解释千差万别，不过最流行的几种观点都认为：自远古时代起，西方就形成了一些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质，这些特质决定了西方终有一天要成为世界霸主。

直到21世纪初，这样的观点仍然有市场，只是形式得到了极大的改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观点与18世纪的如出一辙，是认为欧洲人继承了某种独特而先进的文化传统。这种西方文明的根源通常要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不过也有人认为，史前印欧人、古日耳曼人，或者说中世纪的欧洲人，才是西方文明的奠基者。

在18世纪，还有一股思潮认为，正是得天独厚的环境和气候条件，使得欧洲人比其他人种精力更充沛、创造力更强。这种观点至今仍有大量支持者。一些学者将生态论和文化论结合起来，提出是两者的相互作用将现代化初期的欧洲推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甚至连欧洲人在生理上优于其他人种的观点，也在改头换面后仍为一些人所坚持：一些经济学家声称，自13世纪以来，自然选择使得欧洲人比其他任何人种都更节俭、更勤劳；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古人类学家认为，自一万年前农业起源以来，遗传进化方面的差异使得欧洲人及其后代比其他人种更具活力、更善于发明创造。

这些理论全都成形于18世纪，当时欧洲的财富暴涨和实力激增的现象迫切需要得到解释。直到20世纪晚期，在东亚也出现了同样的暴涨现象后，这些理论才遭遇严峻挑战。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跃居主要经济体，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用长期的文化、环境或种族因素来解释西方成功的理论，肯定是不正确的。他们开始认为，世界历史的重头戏并非西方长期而不可阻拦的崛起，而是多极世界的形成，西方只是在近代暂时甚至可能是偶然占据了优势。

这些新理论甚至比旧的长期注定论的争议还要大。其中一些最为极端的观点认为18世纪的理论家们的认识恰好是本末倒置的。按照这些新理论，实际上中国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全球占据领先优势，只是一系列怪异的偶然事件才使得天平短暂地向欧洲倾斜。然而，绝大多数理论观点完全反对进行长期分析，认为复杂的亚洲社会和欧洲社会是沿着平行的轨道发展的，直到18世纪，甚至19世纪，由于双方在国家结构、先天条件、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或者思想潮流方面的细小差异，才使欧洲获得了统治地位。

关于西方崛起的原因和后果的争论，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但不同理论的支持者似乎经常是在各说各话。他们常常以不同的方式定义关键术语，使用不同类型的证据，并采用不同的举证标准。结果，观点不同者很难就他们试图说明什么达成一致，更不用提如何说明。

在我看来，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我称之为“社会发展”的问题，也就是社会通过影响物理、经济、智力等自然环境和知识环境以达到相应目标的能力。新版本的18世纪理论的捍卫者们倾向于认为，西方的社会发展在数百年前，甚至数千年前就已经领先于世界其他地方了。他们的批评者则倾向于认为，西方只是在六七代人之前才脱颖而出的。如果真想解释西方称霸的原因，就需要衡量社会发展，对其进行跨越时空的比较。我们只有在建立了社会发展史的基本模式后，才能着手分析历史为什么是这样演进的。

定量分析并不一定使争论更加客观，但的确通常能使之更清晰，能促使争论各方讲清楚他们所使用的术语究竟是什么意思，阐明他们为什么要赋予这些差异不同的数值。任何不同意某位学者观点的人，都可以关注其证据和用于计算分值的方法，而不是交换含混不清、道理不足的概括总结。与社会发展概念类似的数值指数，以这样或那样的名称，在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金融学、社会学和政策制定等领域，都已经得到了完善，而且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中，也有一个这样尺度鲜明的模式。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历史学家也开始将类似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通过搜集大量统计数据来解决大问题。其经典的案例也许当属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和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 Engerman）合著的《十字架上的时间》（Time on the Cross）。该书汇集了数千份种植园档案中的数据，分析出19世纪美国南方的奴隶制究竟怎样有利可图，以及奴隶们又有怎样的亲身经历。

《十字架上的时间》为计量史学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模式。该书共有两卷，第一卷是较宽泛的概述，既针对专业学者，也面向对美国历史感兴趣的一般读者；第二卷则详尽地展现了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统计技术和对统计资料的运用。

《文明的度量》将遵循这一模式。本书是我此前的书《西方将主宰多久》的姊妹篇。在我写那本书时，编辑和我决定将其支撑材料放到一个网站上，而不是再出一本纸质书，但自那时起，情形就越来越明显，有些人希望得到这些材料的纸质版本，并希望材料更为广泛并得到修订。

我写《文明的度量》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我想给批评《西方将主宰多久》的人提供些“炮弹”。他们需要这些“炮弹”来对我在该书中得出的结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尽管我当然希望我的论述能经得起这样的挑战，但如果我本人的分析能引发清晰的争论，最终得到更完善的社会发展指数，并对西方实力和财富的崛起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那么也是不错的结果。

第二个目的是想为比较史学变得更加清楚、更可量化做出贡献。由生物学家转为历史学家的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曾指出：“科学的历史是有说服力的。一门学科通常只有创造出数学理论，才是成熟的。”适合一切尺度，能回答所有从事比较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们想问的所有问题的数值指数，是永远不可能存在的，但是能使比较史学成为这样一门成熟学科的最好办法之一，也许就是精心设计出多重指标，使每项指标都能解决一个特定问题。本书起首处，我要开宗明义地对我在提及“社会发展”这个概念时头脑所想的，做出正式定义。继而，我要对为做出这个定义所吸收的观点，以及最近50年来针对这些观点的异议，逐一综述。在第二章中，我试图从这些批评中提炼出社会发展指数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然后解释我是如何努力应对这些挑战的。在本书的主体部分（第三章到第六章），我列举了我所取得的成果所依据的证据。这些成果主要是在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方面取得的，这是社会发展指数的4大特性。在最后一章，我思考了对于社会科学中的其他争论，社会发展指数有可能做出贡献的一些方式。

什么是社会发展

我所说的“社会发展”，指的是“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我要给这一特性贴上“社会发展”的标签，是因为它与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有很多共同之处。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曾提出，将这一概念称为“社会力量”也许更好，但不能令我信服，尤其是因为这个概念与以前曾极具影响力的“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所定义的那种——极其不同，这个用词很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混淆。

社会发展是一个重要概念，因为西方（这是又一个需要定义的重要概念，在第二章有详细的说明）在过去200年来主宰世界的主要原因是：（1）其社会发展达到了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高的水平；（2）这种水平之高，使得西方能够在全球施展其实力。

也许我们应当将“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称作社会发展的最小定义。这样很便利，但却不够精确，而且像所有最小定义一样，其外延抽象化程度很高，使之很难用于操作（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立刻将这样含糊的一种说法付诸使用）。

因此，社会科学家们通常会在最小定义后续之以一个“理想型”定义。这种理想型定义“旨在汇集众多最大属性，也就是囊括所有（非特有的）有助于以其最纯粹、最理想（或许也是其最极端）的形式定义该概念的特性”。

用更正式的说法来说：“社会发展就是技术、生计、组织和文化方面的总体成就，人们通过这些成就来吃饭、穿衣、居住和繁殖自身，解释周围世界，在群体内解决纠纷，扩张自己的势力并压缩其他群体的势力，保卫自己、抵御其他群体扩张势力的企图。”

从原则上讲，社会发展是我们可以衡量并通过时间和空间进行比较的事物。如果西方的社会发展水平自远古时代起就高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话，那么“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的答案一定深藏在历史中，正如西方生态和环境优越论的持有者们所主张的那样。然而，如果西方的社会发展是在公元前1000年后开始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的，我们也许就要断定：主张希腊、罗马重要性的人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事实证明西方的社会发展超越其他文明是发生在现代的事情，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那些旧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必须另寻解释了。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社会发展是对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的衡量，而不是对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的解释。社会发展只是向我们展示了我们需要解释的模式。

社会发展也不是衡量不同社会的价值的标尺。例如，21世纪的日本，遍布着配有空调、实现了计算机化的工厂和繁华的城市，到处是汽车和飞机、图书馆和博物馆，拥有高科技的医疗条件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当今的日本人对自然环境和知识环境的利用远比他们1 000年前的祖先要充分。1 000年前的日本，上述事物一概没有。因此，要说现代的日本社会发展水平比中世纪的日本要高，是完全成立的。然而这绝不意味着现代的日本人比平安时代的日本人更聪明、更富裕或者更幸运（更不用说“更幸福”了）。同样，社会发展得分高低与道德、环境及其他社会发展的成本毫无关系。社会发展是一种中性的分析范畴。

进化、分化、能量：怎么理解社会发展

学者们对类似于社会发展的观点一直饶有兴趣。对于这一历史观点，已有若干出色的评述，所以我不打算再做全面概括了。我将只关注看上去与本书中将构建的社会发展指数最为相关的观点，然后介绍一些对这些方法最为重要的批评。

最有助益的起点也许当属那位古怪的英国大学问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于1857年发表于《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上的《论进境之理》（Progress: Its Laws and Cause）了。像19世纪中叶的许多英国知识分子一样，斯宾塞也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先前难以想象的进步时代，并想对此做出解释。他认为：“从科学所能探及的最遥远的过去，到新奇事物层出不穷的昨天，进步最本质的成分，是从相同性质转化为不同性质。”他提议将事物从起初简单到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机制称为“进化”：

事物经过持续分化的过程，从简单发展到复杂，可以看出在我们所能推论的宇宙的最早变化中，在我们能够通过归纳而确定的最早变化中，是相似的。这种发展可以从地球在地质和气候上的演变中看出；可以从地球表面每个单个的有机体的演变中，以及有机体的种类增长中看出；可以从人类的进化中看出，无论是关注文明的个体还是各种族整体；可以从社会的演变中看出，就其政治、宗教、经济组织的变化而言；可以从所有那些或具体或抽象的人类活动的产物的演变中看出，正是这些无穷无尽的人类活动的产物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

在接下去的40年内，斯宾塞将地质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伦理学归拢成一个涵盖一切事物的单一的进化理论，来解释宇宙是怎样从简单而无差别变得复杂而千差万别的。在其三卷本《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中，斯宾塞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4个演变阶段，从简单阶段（没有领袖的游荡营居群），经过复合阶段（有政治领袖的稳定村落）和加倍复合阶段（有教会、国家、复杂的劳动分工和学术活动的群体），到三倍复合阶段（像罗马，当然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那样伟大的文明）。

斯宾塞的观点赢得了大量读者，自20世纪50年代起，很多人都认可了他的理论，并以此来构筑自己的思维，我将使用“社会进化论”这个术语，作为我本章将要讨论的所有理论流派的广泛的标签。我也将把“社会进化”（英国喜用的术语）和“文化进化”（美国喜用的术语）视为同义词。

到1870年时，斯宾塞已然成了用英语写作的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当19世纪晚期日本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认为他们需要了解西方的成功经验时，斯宾塞的著作也是他们的首选之一。甚至在《物种起源》（Origin of the Species）的前五版中并未使用“进化”一词的达尔文，在1872年修订第六版时，也不得不向斯宾塞借用了这个词。

还有几位19世纪末的理论家（经常和斯宾塞一起被称为“古典进化论者”）也创造了他们自己版本的斯宾塞类型学。例如，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在其《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书中论述了从原始到野蛮再到文明的变化；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在他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中也使用了同样的术语；这本书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可供这些理论家们利用的考古资料少之又少，因此他们非常倚重于假设。他们假设19世纪定居于非洲、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的居民，其祖先就是在那里居住的，他们的理论阐释了这些已经处于三倍复合阶段（即文明的演变阶段）的民族，一定是自史前时代就在那里定居了。然而，甚至他们所依赖的极其有限的人种学信息都充满了问题。这些信息大多来自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他们所感兴趣的，通常都只是他们所接触的族群的一些非常特别的特征。结果，当20世纪初，第一代专业人类学家独立展开田野调查后，他们很快就发现，那些理论家们所假设的事实，很多完全是错误的。

进入20世纪最初10年时，一股强烈的反冲发生了，在整个20世纪，斯宾塞关于进化和分化应当是历史研究的中心的观点，仅是昙花一现。其批评者中最重要的当属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一位移居美国的德国学者）和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一位移居英国的波兰学者）。到20世纪20年代时，他们已说服了很多人类学家，使他们相信田野调查的内容包括大量独立的“文化”，每种文化都必须理解为一个独特的、无缝的凝聚系统。

功能主义——认为观点、体系和价值会在所有这些独立的文化中达到平衡的理论——变得越来越流行，经常会打动人类学家们，使他们认为这是比那些古典进化论者们跳跃式的推测好得多的建设自然科学的社会学的基础。采用功能主义方法的代价之一，无疑是使得对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和解释变得困难多了，但社会学家们通常愿意付出这个代价，而作为科学思维的一项组织原则的斯宾塞的进化论，很快崩溃了。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仍执着于用进化论来论事，但在自由民主国家（以及在法西斯国家，尽管相当困难），大多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认为，将人类群体按照从简单到三倍复合或从野蛮到文明的序列排列，就相当于编造既虚假又无意义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也许是博厄斯单一主义的高潮期，但钟摆已开始向回摆动了。考古学家V·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又一位移民的学者（这回是从澳大利亚移民到了英国），其学术生涯便极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地层挖掘（即在一个考古遗址将沉积物分层，排列出可相互对照以确定时期的序列）成为考古学的规范，积累得足够多的资料使得广泛的综合分析成为可能。

柴尔德的第一部真正成功的著作《欧洲文明的开端》（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简直是那个时代的典型，该书专注于某一特定地区，而不是像斯宾塞那样以全球为单位进行思考；以迁移和传播而不是进化和分化来解释文化的变化。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柴尔德像自由民主国家的很多社会学家一样，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开始探讨一些非常不同的问题。在《人类创造自己》（Man Makes Himself）和《历史上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两本书中，他意识到考古学日益扩大的资料库已经理所当然、不容置疑地展现出，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农村和城市是独立发展的。到1951年时，他甚至打算写一本叫作“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的书。

就在同一时期，美国的许多社会学家也回到了进化论的框架之内。其中一些人像柴尔德一样，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例如，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以笔名发表了一系列左翼政论文章。不过也有一些人强烈反对这种倾向，例如，经济学家华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给他的经典著作《经济成长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起了个副书名“非共产主义宣言”（A Non-Communist Manifesto）。然而无论政治动机如何，美国人多倾向于像斯宾塞那样强调分化，而不是选择柴尔德的更人本主义的进化论。

这些思想者中影响最大的也许当属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了。在一系列研究论文中，帕森斯不仅提出了一种社会阶段的新类型学[原始阶段、中间阶段（又可再细分为古代时期和晚近时期）和现代阶段]，而且提出了用以解释从原始到现代的发展的一种复杂的框架体系。帕森斯认为社会进化是由累进的6种“进化的共性”构成的，每种共性包括“各种结构形成的一种综合体，其相关发展过程会使特定种类的生命系统的长期适应能力获得极大发展，以致只有发展出这种综合体的系统，才能获得更高水平的一般适应能力”。首先产生的是社会阶层和文化正统性（即社会内的等级制度和差别，以及社会之间的群体认同性和差别），其次产生官僚机构和市场，最后是普遍性的规范准则（特别是在法律和宗教方面）和民主。

帕森斯的思想在于意图将从人类进化到20世纪的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一切，都囊括进一个单一的框架内，比柴尔德更雄心勃勃，但也因为其循环性，即认为分化既是进化的原因又是结果，而受到广泛批评。因此，尽管有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帕森斯的理论所带来的冲击力是有趣的，但仍然转向其他方向去寻找对社会进化的解释。帕森斯之后，这些年来作品得到最广泛传诵的进化论者，似乎当属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了。他强调能量获取是推动进化的动力。像其他进化论者一样，怀特也将历史按阶段划分（他的划分法是：原始社会、文明社会和复合社会），然而与他的大部分前辈不同的是，他提出，“当每年人均利用的能量增长了，或者技术手段使能量发挥作用的效率增长了，或者上述两个因素同时增长了，文明就进步了。”怀特的结论是，历史可以概括为一个公式：C= E×T，即文明（Culture）=能量（Energy）×技术（Technology）。当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后，便从原始社会进步到文明社会；实现工业化后便从文明社会进步到复合社会。

这是对斯宾塞–帕森斯路线的重大背离，但是当怀特关注起能量利用提高的结果后，他的理念被认为更接近于社会进化论的正统了。他认为，从原始社会通过文明社会到达复合社会的最重要的结果，是分化的增长。正如他所解释的：

农业……极大地增加了粮食供给，反过来又导致了人口的增长。随着人力劳动在农业生产中的效率越来越高，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力可以从获取食物这一任务中分离出来，转向其他职业。于是社会中出现了很多职业群体，如泥瓦匠、金属工、玉匠、织工、文书、牧师等。其结果是加速了艺术、手工艺和科学（如天文学、数学等）的进步，因为这些行业已掌握在专家，而不是“万金油”手里了。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增加了更多的职业群体，生产的目的变成了交换和销售（而不再像部落社会那样主要是为了使用），于是出现了交换的媒介：货币、商人、银行、典当行、放贷者、奴隶等。财富的积累和对有利之地的争夺引发了征服战争，促成了职业军人和统治阶级、奴隶制和农奴制的产生。于是，存在于人力发展阶段的农业，使人类的生活和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三十年，美国思考社会进化问题的学者通常聚拢在“新进化论”的标签下，以便与（主要流行于欧洲的）19世纪的古典进化论相区别。新进化论的讨论大多贯穿着两大观点：一种是回归于分化是进化的最重要的结果（按照帕森斯的观点，也是进化的原因）；另一种观点希望对进化进行量化，以便做出更明确的对比。

用数值尺度来为社会进化分级的主张，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古典进化论的鼎盛时期。在可靠的、跨文化的数据的基础上进行这样的分级，最早的尝试也许当属泽巴尔德·施泰因梅茨（Sebald Steinmetz）的长篇大论《社会类型的分级》（Classification des Types Sociaux），是一篇主要关注生存技术的文章。汉斯·涅波尔（Hans Nieboer）在其经典的论文《作为产业制度的奴隶制》（Slavery as an Industrial System）中更详尽地阐述了这种主张，伦纳德·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及其合作者则进一步扩展了这一框架。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社会学家又发现大量的新证据，统计技术也越来越成熟，使得那些早期的尝试显得毫无立足之地。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Carleton Coon）在一本大众教科书中所发的一番简短议论中，散布了这样的观点：通过统计一个社会中专家的数量、贸易量、企业集团的数量，以及机构的复杂程度，建立更加完善的数值指标应当是可能的，然而第一个真正可用的指标却是拉乌尔·纳罗尔（Raoul Naroll）提出的。

纳罗尔是“人类关系地区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简称HRAF）的一名研究人员。“人类关系地区档案”是耶鲁大学于1949年建立的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旨在为人类行为、社会和文化进行全球性比较创建一个数据库。纳罗尔从全球范围内随意挑选了30个工业化前的社会（既有当前的，也有历史上的），然后遍搜“人类关系地区档案”以探究它们的分化情况。

鉴于分化可能存在几乎无限的维度，纳罗尔为这一概念的运用设立了两个原则。首先，他认为必须将研究限制于部分特性，这些特性能以最小的数目涵盖斯宾塞关于“分化的大部分想法”；其次，选定的特性必须符合一些基本的准则。它们必须有文化自由性（不能有种族优越的偏见）、逻辑独立性（不能充斥着伪相关）、充分的文献资料和可靠性（专家们不能对事实有太大的分歧），以及便利性（如果数据太难获得，则评分系统是不切实际的）。

纳罗尔将目光落在3个特性上：社会中最大定居点的规模、其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以及该社会子群的数量。在调查了各种各样的定义问题和方法问题后，他对这3个特点进行了量化，将结果转换为标准格式，生成了一种“社会发展指数”，以63分为最高分数。在他的分数表上，以12分垫底的是火地岛的雅甘人（Yahgan），就是在1832年令来访的达尔文惊叹为“生存于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要低的进化状态”的那群人；高居榜首的是15世纪的阿兹特克人（Aztecs），为58分。

几年后，当时还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任职的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提出了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建立指数的方法。卡内罗像帕森斯一样，也对下面这个问题感兴趣：所有社会在从一级复杂/分化水平提高到另一级时，是否都必须具备“进化的共性”（卡内罗称之为“功能性先决条件”）？他从社会心理学家们那里借来了量表分析技术，继而寻找起“具备下列特点的特性：（1）这些特性的出现标志着复杂性程度比它们未出现时提高；（2）这些特性一旦形成，就很可能保留下来，即使不是无限期地保留下来，至少也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保留下来”。

卡内罗挑选了8个这样的特性（石建筑、政治状况、金属矿石冶炼、社会分级、织布机纺织、酿酒、陶器、农业），根据其有/无而打分，而不是像纳罗尔那样赋予数值。随后，他挑选了9个南美洲社会，将它们排列在一张他称之为“量表”的表中（见表1.1）。

卡内罗称，量表使他不仅能给这9个社会的复杂性评分，从0分（又是19世纪的雅甘人）到9分（15世纪的印加人），也使他可以证明这8个特性全部都是功能性先决条件，即“x必然优先于y，也就是说，如果没有x的预先存在，y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卡内罗根据史实，检验了他的关于古代近东和盎格鲁–撒克逊的英国出现上述特性的顺序的指数，声称自己的方法可以自夸为高于0.90的“复制系数”。

表1.1卡内罗的量表，显示了南美洲9个社会中8个选定的文化特性的有（+）与无（－）

石建筑
－
－
－
－
－
－
－
－
+

政治状况
－
－
－
－
－
－
－
+
+

金属矿石冶炼
－
－
－
－
－
－
+
+
+

社会分级
－
－
－
－
－
+
+
+
+

织布机纺织
－
－
－
－
+
+
+
+
+

酿酒
－
－
－
+
+
+
+
+
+

陶器
－
－
+
+
+
+
+
+
+

农业
－
+
+
+
+
+
+
+
+

雅甘人
舍伦
特人
桂库
鲁人
图皮南巴人
希瓦
罗人
库马
纳人
安萨
马人
奇布
查人
印加人

以会导致结果不同的不同统计技巧而进行的实验和得到的指数，在此后10年内大量涌现。其中大多遵循纳罗尔和卡内罗的模式，将反映大量不同的人类活动的特性聚拢在一起，试图得出对整个社会的概括印象，但也有一些人选择仅仅关注某种能够更直接地反映分化情况的特殊史料，比如丧葬情况或定居模式。然而，尽管有种种不同，各式各样的数据指数大多产生了近似的结果：根据卡内罗的统计，当时结论比较相近的分析家达到了87%~94%。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进化论变成了非常热门的研究项目，部分要归因于两本书对基于分化的理论进行了非常清楚的阐释，分别是埃尔曼·瑟维斯（Elman Service）的《原始社会组织》（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和莫顿·弗里德（Morton Fried）的《政治社会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前者将社会划分为营居群、部落、酋邦和国家，（更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后者则将社会分类为平等主义阶段、等级阶段、阶层化阶段和国家阶段。这些分类法（尤其是瑟维斯的分类法）多多少少在整个社会科学的领域里替换了帕森斯和怀特的术语。

20世纪70年代也许是美国新进化论的高潮。然而，就像是20世纪头10年——当时古典进化论眼看着就要产生出一种崭新的大综合——的离奇再现，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钟摆突然远离一切近似于斯宾塞的理论而去。经济史和政治学是鲜有的例外，也许是因为制度分析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推动了接近于过去的阶段理论，以及定量进化论在苏联依然受到青睐。然而在西欧和美国，对于进化论所进行的社会学、人类学和考古学争论，也像20世纪头10年那样带着政治锋芒。关于派性偏见、招摇撞骗和劣质学术的指责，败坏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支持和反对进化论的著述的形象。

一些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从简单到复杂的元叙事是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组织了当今世界史前史的写作，使之有利于现代化精神和西方优越性”；另一些人则回应，评论家们应当“抛弃他们对‘他异性’和‘自反性’之类的执着，转向评价真正重要的客观问题，进行一些深刻的思考，在解答问题时采用严格的定量方法”。大学里的人类学系往往是斗争最激烈的地方，一般分化为文化派和进化派两翼，有的各自招录教员和研究生（如哈佛大学），有的甚至索性分裂成两个系（如斯坦福大学）。

大约自2000年起，向社会进化论的又一次回摆似乎开始了。在20世纪70年代新进化论的鼎盛时期，自封为达尔文主义者的考古学家们是其最猛烈的批评者。按照主要的达尔文主义者之一罗伯特·邓内尔（Robert Dunnell）的说法，“如果说进化的意思是指其在科学中的作用的话，那么文化进化论既不是科学，也不是理论，更不是进化论。就其本身而言，在信守科学方法的考古学中，将其作为一个解释框架，是不适当的。”

然而，社会进化论的最新一次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生物学和社会行为的共同进化的理论化推动的。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一书，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贡献。该书非常得体地将生物学、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结合起来，引人入胜地讲述了过去15 000年来植物、动物和人类社会的共同进化。

戴蒙德在其学术生涯开端时是生物学者，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学院任教多年。现在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地理系教授。除了曾短期在斯坦福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外，他从未在任何大学的人类学系、考古系或历史系担任过教职，尽管现在他已经成为这些领域最畅销读物的作者。

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关于进化论的学术争论中的火药味，戴蒙德的书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吸引了非学术界的读者，该书是已经在大学外销售了数百万册后，才在大学内产生影响的，这也许并非偶然。这对于新的社会进化论来说似乎很典型。尽管再没有人写出能像《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那样畅销的书，但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哲学、心理学、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领域的学者们都在为争取更广大的读者而写作。这一趋势使得大多数关于新进化论的著述摒弃了狭隘的专家腔调，又回归了斯宾塞和达尔文时代的风气，那时候严肃的学术著作都希望能为非专业读者直接阅读。

尽管学术界争论不断，我们还是有很好的理由相信，21世纪前10年有可能出现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的新的综合，论述这种新综合的著述将同时针对大学内外的读者。我写作《西方将主宰多久》和《文明的度量》，主要目的之一也是希望为这种新综合做出贡献。我提出的“社会发展”概念，脱胎于可回溯至斯宾塞的社会演变思想，建立在可回溯至纳罗尔的指数建设传统之上，然而本书仍将努力对在20世纪曾频繁再现的上述思想做出严厉批判。

在下一节中，我概括了一些对社会进化论的最重要的反对意见。我主要关注于过去50年，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声音。这些批评可谓是这种方法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本章结束之处，我从这些争论中提炼出了建立社会发展指数所必须克服的最重要的难题。

批评与缺点：谁犯了错

分化

我从“分化”这个词说起，是因为自斯宾塞以来的大多数理论家，都将这个词视为社会的维度，当社会进化得更为复杂时，其“分化”就会增长。然而，实际上，尽管“分化”现在已被普遍认为是核心概念，但经历了曲折的历史。

在分化问题上，考古学家们面临的困难也许比所有其他领域的学者都要大，因为他们发现分化实在是太难以度量了。20世纪70年代，考古界的一些社会进化论者被吸引去研究墓葬，希望丧葬礼俗能够清楚地表明社会分化出了什么样的社会角色，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批评家们展示的是，埋葬者们通过他们对死者的不同待遇所要表达的，实际上是对活人之间应保持的理想关系的看法，而不像信奉帕森斯理论的社会学家们所认为的是实际社会角色的表现。于是，尽管分化在正式定义时很被看重，但在考古学家们实际判断进化/复杂性时，分化起不上太大作用。例如，在纳罗尔1956年的社会发展指数中，只有一个特性（定居点规模）会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代表着分化；而在卡内罗最终的特性列表上，只有1/6的维度与分化直接有关。

自20世纪80年代起，考古学家们普遍渐渐放弃了将分化作为分析工具，然而社会学家们却越来越倚重分化。他们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我们认为的最复杂的社会——伟大的现代民族国家——实际上在分化程度上还不及一些现代化之前的古代国家。这些古代国家有着复杂的住宅区网络、秩序和等级。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提出，分化是同质的市民社会兴起的标志。

这个过程对于现代性来说也不算独特：在另一个广为人知的事例中，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这一同质的市民社会，合法的分化程度也远不及此前古代时期的城邦。尽管公元前6世纪和前5世纪的国家能力和繁荣程度有巨大增长，雅典墓葬所表现出来的状态结构的复杂程度却显著下降了，这点众所周知。

蒂利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分化本身是一个连贯的、普遍的、像法律规定一样的社会过程。”于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分化”一词便从社会学的讨论中消失了，甚至比从考古学讨论中消失得还要彻底。

复杂性

如果说“分化”太不一致，无法作为社会进化理论的基础的话，“复杂性”一词也必须随之丢弃，因为在大多数社会学家的正式定义中，这个词是完全依赖于“分化”的。然而，在过去20年间，相当多的社会学家都提出，如果我们在斯宾塞的分化论基础上，以从自然科学领域汲取的复杂性理论来替代社会科学观念的话，“复杂性”可以保留为一个中心概念。

许多版本的复杂性理论都认为，如果我们将组织视为复杂的适应系统的话，我们很快就能看到宏观的模式和结构，从作用者依照完全不同的观念或者根本不依照任何观念行动的微观行为中显现出来。斯宾塞也许会欣赏这样的观点：秩序和等级制度的出现和毁坏是自然过程——通常被称为自组织临界性（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简称SOC）——对137亿年前宇宙的形成和人类组织的形成同样有重大意义。相关的观点已为人类学、考古学、管理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所采用。

复杂性理论的支持者经常会吸收和利用新进化论者的分类法，特别是当他们想要描述现代化之前的人类社会时。然而，他们也往往认为新进化论不严密、陷于经验主义和缺乏清楚的解释。

进化

虽然复杂性理论的支持者们复兴了斯宾塞的进化观，将其作为一个能涵盖从地质学到法律程序等一切的概念，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起，有一些社会学家逆向而行，拒绝再使用同样的标签，以生物有机体的改变和社会组织中发生的多样化类型的变化来描述达尔文学说的派生理论。

最尖刻的批评也许是来自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他提出任何自称为进化论的理论，“都必须至少与生物进化论有一些假定的概念上的连续性……（并且）社会进化论必须具体说明一些不只是一系列涉及某种特定条件的变化的东西，即某种能成为变化原理的东西”。他认为社会进化论与生物进化论的共性极少，特别是因为社会进化论依赖于将达尔文的变化原理——适应——不断扩展，直至其变得“无可救药地难以名状”。

许多生物学家都同意这一观点。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尤其直言不讳。他是一位将博弈论运用于生物进化论的先驱人物。他认为“进化理论的解释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三大假设：突变是非适应性的，后天属性是不可遗传的，遗传是符合孟德尔法则的——遗传是原子性的，我们平等地从我们的双亲那里继承原子，或者说基因，而不从任何其他人那里继承。而在文化类比中，所有这三大假设都是不成立的”。

一些考古学家对这类担忧的回答是，将人工制品视为人类表型的延伸，关注自然选择在它们古往今来的独特的持续状态中是如何运作的。罗伯特·伦纳德（Robert Leonard）总结了自称“信奉达尔文学说的考古学家们”的观点，解释说，“对社会进化论者来说，适应就是在环境中有功能的任何行为。对进化论者来说，适应是在很长时间内被自然选择所改变，以使其服务于某种重要的进化功能的一种表型特征。”信奉达尔文学说的考古学家们对于社会进化论往往比支持复杂性理论的学者们更为苛刻。他们普遍认为社会进化论在关于选择的单位方面呈现无可救药的混乱，在论及适应时更是如此。

进步

今天已经很少有社会学家将“进步”这个词用作社会进化或分化的同义词了。但这是斯宾塞的核心概念之一，因此需要做一短评。

斯宾塞一定会认为诸如帕森斯的“进化的共性”和卡内罗的“职能先决条件”等社会学概念，与他的“进步”概念所见略同，无论后韦伯学派的社会学家们如何费力地试图将事实与价值分开，虽然许多社会进化论的批评者似乎也赞同。例如，考古学家迈克尔·尚克斯（Michael Shanks）和克里斯托弗·蒂利（Christopher Tilley）提出，关于进化、分化及相关概念的讨论，“很容易滑入自认正当或主张西方优先等思想方式”。如果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关于进步的隐含假定就将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所有关于社会进化的讨论中。

阶段理论

实际上所有古典进化论者和新进化论者，从提出了从简单社会到三倍复合社会的类型学的斯宾塞，到提出了营居群、部落、酋邦和国家的交替论的瑟维斯，都创造了社会进化的阶段理论。这些理论有很多优点，尤其是它们具有能够预测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变量的可能性。比如说，假如所有营居群都的确是以小股、流动的群落生活，人口密度很低，只有最低限度的技术，等级观念很弱，性别秩序肤浅，那么对于对一个社会只略知一二，比如只了解其生存基础和聚落形态的考古学家们来说，也许就能设想出该社会一些无事实证明的特征，比如其法律或其亲属关系。

根据HRAF的数据，考古学家查尔斯·麦克奈特（Charles McNett）声称推测准确率可达50%，而在20世纪70年代，很多史前史学者都在辛勤地工作以阐明各阶段的考古关联，并在它们当中划分出具体的社会。然而，正如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种研究本身就会产生问题。个案研究发现一些社会并没有按照阶段理论所宣称的它们应该运行的方式运行；而对HRAF数据所进行的要素分析，又不能证明变量间存在明确的关联，因为不同的轮转会产生极其不同的负载。

20世纪80年代所进行的更仔细的跨文化调查表明，统计问题反映了真正混乱的现实。对新大陆各社会的调查发现“每个检查过的属性……都有相当大的可变性。这些差异是连续性的，而非孤立个别的，没有显而易见的社会模式或子类型。而且，不同的组织特征之间也发现了不同强度的关系”。

更糟糕的是，由于阶段之间清晰的分界线在现实世界中非常模糊，很难知道经验数据什么时候会证伪任何具体的阶段理论。在一个事例中，同一会议文集的撰稿者们，就人口密度和定居地规模是否与政治制度有确定的关联，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一些考古学家为澄清问题，试图将瑟维斯提出的4个原始阶段划分出子类型，或者主张酋邦和国家代表着交替的发展道路，而不是连续的阶段。瑟维斯本人对混乱的回答是提出了一个更简单的“大分水岭”，在分水岭之前的“原始社会被划分为亲族群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主义的”，在分水岭之后，“它们中的一些出现了等级制，由一股中央权威力量控制和指导——这股中央权威力量会创制成政府”。然而，大多数考古学家却持相反意见，越发认为阶段只是速记描述，或者为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上进行启发而叠加的理想类型。

社会

伴随着对理论家们将社会聚拢在一起的阶段连贯性的挑战的，还有对“社会”本身的连贯性的挑战。

社会学家们很早就坚持认为“社会”是通过实践而非一元化制度组成的群体。人们也许会根据种族、政治、宗教、文化或其他条件来规定自己的社会。通常一个人会同时属于好几个社会，须根据具体情况以在它们当中做出选择（或者被选择）。迈克尔·曼将社会称为“同盟的、重叠的、交叉的网络”，吉登斯则谈及“像浅浮雕一样从它们嵌入的一系列其他系统性关系的背景中‘凸显’出来的社会系统。它们之所以凸显，是因为确定的结构原理足以创造出一种跨越时空的可具体指明的总体的‘制度的聚类’”。

人类学家也有这样的担忧。阿希尔·古塔（Akhil Gupta）和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为批判他们称之为“陈腐地‘在某某’模式”，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主宰了人种学的思想，提出：

无论地方和文化存在什么样的关系，都必须作为人类学研究的问题，而不能被当作一个人为讨论的出发点而做的让步；文化的领域化（比如成为种族或民族的文化）必须理解为正在进行的历史和政治进程的复杂且因情况而异的结果。正是这些进程，而不是先给定的文化领域实体，需要进行人类学研究。

社会学家们分析的“社会”，通常与人类学家们研究的“文化”殊为不同，似乎与考古学家们通常称为“文化”的人工制品的群集也不大相同。（考古学家们对“文化”的经典定义是：“在有限的地理范围内以聚集物的形式持续而反复地出现的明确而广泛的人工制品种类的多元集合。”）

纳罗尔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创造了一个新术语“文化单位”作为回应。他将“文化单位”划分为4个类型，因两种地质年代计算尺度而有所不同，但这种复杂的想法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如果分析单位当真这样不稳定，那么社会进化论的基本内容，也就是长期大规模的比较，似乎注定要走向失败。

量化

量化对于社会进化研究的大多数途径都极为重要。半个世纪前，纳罗尔和卡内罗就已经为如何将名词转化为区间数据这一基本问题绞尽了脑汁。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将独特的人类状况或历史情境转换为可供计算的序列数据这一愿望本身就受到了挑战。正如尚克斯和蒂利所看到的，将历史“数学化”是进化论者们把西方主宰合法化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一部分。他们指出，数学化背后错误的假设，就是当我们量化时，“我们重新发现了我们本来的数学上的自我，并且在对直接性和事实性的痴迷中发现了当前存在的必然性；这变成了客观必然”。

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其一篇经典的文章中提出，社会科学家们被拽向了两个相反的方向。一个倾向于将社会科学的主题“过度社会化”，在所有问题中都嵌入了太多的背景，给相互矛盾的意义建设和颠覆留下了太大的余地，以致任何解决方案都变成了不可能；另一个倾向是“社会化不足”，从背景中曲解细节，强加意义，因此得到的只能是肤浅的答案。

在抽象性和直接性之间寻找最好的平衡点就成为挑战。不同学科往往青睐于天平上不同的点，人类学和历史学在过度社会化方向上走得最远，而经济学和心理学在社会化不足方向上走得最远。如果（本章前面所引用的）彼得·图尔钦的说法“一门学科通常只有创造出数学理论，才是成熟的”是正确的，那么社会进化论就需要更多（也更精致）的量化；如果尚克斯和蒂利以及那些与他们持同样见解的人是正确的，那么数学化和社会进化论就不过是社会化不足的极端版本。

我们需要解释什么

这是一组可怕的批评攻势。如果这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斯宾塞学派的社会进化论传统——以及通过一种社会发展指数来解答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的所有希望——似乎都存在致命缺陷。

准备与批评者辩论以捍卫进化论的人为数并不少。不过，在本书中，我打算改弦易辙。过去半个世纪来出现的很多批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值得认真对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完全摒弃社会进化论的倾向也是正确的。在第二章中，我试图证明，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批评，是有可能建立一种更集中、更具说服力的指数的。这个指数将能够避免新进化论的许多缺点，真正为我们提供一种工具，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目前）西方主宰世界，我们需要解释什么。

在第一章中，我提出，对于长达两个世纪的关于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一问题的争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社会发展指数，因为这将使我们能够将西方社会的发展与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进行长期比较。我们只有确定了需要解释的历史的轮廓，才能对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做出更好的解释。

继而我查看了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的社会进化论研究，以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其最新版本——新进化论——的批评。在本章中，我将描绘一种社会发展指数。这种指数回应了对进化论的最严厉的批评，又没有忽视其中心目标——能够对社会发展进行跨越时空的度量和比较。

我的方法依赖于9个核心假设。首先，我会对它们进行阐述；其次，我将继续解释社会发展指数将如何运作。在本章结束时，我将解释为什么我认为这个指数完善了20世纪新进化论的指数。

定量、东西方、时间：什么支撑着社会发展指数

我做了9个基本假设，每个假设都需要开展不同程度的讨论。

定量分析

社会发展除非能够量化，否则就是一个无用的概念。已经有好几代历史学家对定量和定性的优缺点进行了争论，我不打算对这些越来越没有结果的争论老调重弹。

我并不想当然地认为定量分析就一定比定性分析更客观，无论我们是计算还是描述，都总会出现本能的判断和潜在的武断的识别。第三章至第六章将详细介绍一些在这方面，我所做过的最重要的判断和识别。

也就是说，定量分析的办法应当比定性分析更清晰，因为定量迫使分析者专注于这些判定，并且要系统地阐明做出某个选择而不是另一选择的理由。如果我们不对社会发展进行定量分析，争论就将继续陷于打概念仗的泥沼之中。所以我们的目标必须是为社会发展建立一个数字指标，使得对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和不同历史时期进行直接的比较变得可行。

简约性

据说爱因斯坦说过：“在科学上，应当使事情尽可能地简单，直到不可能更简单了。”尽管没有人曾试图寻找这句引言的原始出处，但我认为，必须以此作为研究社会发展的目标，但是并非所有人类学者都同意这样的看法。（就此而言，也并非所有自称社会科学家的学者都同意。）

学者们通常会认为做学问的目的应当是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增加复杂性。无疑有许多问题——尤其在文化研究方面——需要能使我们的认知更加复杂、更加玄妙精微的方法，为此甚至可以付出使之晦涩难懂的代价，但在讨论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话题时，一般来说，主要是因为复杂性太重了，使得中心议题在大量细节中被模糊了，分析往往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典型误区。

特性

设定像“社会发展”这样一个宽泛的概念，要求我们先将其分解为更小的、可直接度量的单位。遵照HDI模式，我试图在为社会发展的形式定义时涵盖全部标准的最小数量的具体特性。任何特性列表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挑选出最佳集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种集合中增加更多的特性，就将经不起爱因斯坦的简单性的考验，因为那将使事情走向毫无必要的复杂；而如果我们减少特性，那么这份列表就将无法包含定义的全部要素，并将使事情过分简单化。

第一个HDI是在1990年由经济学家马赫布卜·哈克（Mahbub Haq）设计的，旨在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从国民收入核算上转移到人类福祉上。在和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及一个联合国经济学家团队的合作下，哈克巧妙地设计出了HDI，为联合国发展署的官员们提供了一种单一分数，使他们能够了解各国在促使其居民发挥其内在潜力方面做得怎么样。

HDI利用3个特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知识和教育（以成人识字率占2/3的分数，以大中小学入学率占另外1/3的分数），以及生活水准[以美元计算的购买力平价换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联合国人类发展计划署经常改变其计算方法，2011年变动尤为明显，其进行了大改变，为生成分数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计算器。

HDI被批评得体无完肤，从对特性的选择、基础数据的差错、对教育和收入的看重，到对环保和道德的忽视，都是如此，然而它仍然被证明极其有用，并得到了广泛运用。

人类发展与我在第一章中定义的社会发展并不相同，但是确定一个易处理的小数量的可定量分析的特性这一基本原则却是相通的。当然，HDI与我的社会发展指数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最明显的是，每个发表的HDI都是对一时的快照，不考虑历史变化。HDI可以通过比较每个年度报告中单一国家的分数，在一定程度上估量一段时间的变化，但由于其可能得到的最大分值总是1.0，HDI更适合于在图表中标示一个国家在某一时间点在世界上的相对位置，而不大适合于度量发展水平历经时间长河的变化。

总之，尽管HDI和我的社会发展指数目标大为不同，但其基本原则——小数量的可定量分析的特性能够作为较为宽泛的概念的代表物——却是个极好的起点。

有用特性的标准

在社会科学中，就如何挑选好特性有很多讨论，大多数说法都关注6项标准：

（1）特性必须是相关的。也就是说，必须告诉我们一些与我在第一章中定义的社会发展有关的情况。

（2）特性必须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例如，我们也许会认为文学和艺术的质量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有用的尺度，但是众所周知，对这些问题的判断是受到文化制约的。

（3）特性必须是相互独立的。例如，如果我们以一国人口数量和一国财富数量为特性，就不能再以人均财富量为第三个特性了，因为这是前两个特性的产物。

（4）特性必须有充分的文件证明。当我们回溯几千年前的历史时，这的确是个问题。特别是对遥远的过去，我们的确可能对一些可能有用的特性知之不多。

（5）特性必须是可靠的。也就是说专家们对证据的判断多少是一致的。

（6）特性必须是便利的。这也许是最不重要的原则，但取得证据越难，计算结果的时间越长，这个特性的用处越小。

关注东方和西方，而不是整个世界

对社会发展进行真正的全球考察，尽可能详细地评估世界所有地区的情况，当然是非常受欢迎的。然而，那需要极其大量的工作，对于解释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着实是个钝器，它增添了不必要的复杂性，经不起简单的检验。

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一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西方的社会发展水平在遥远的古代就比世界其余地区的高，还是西方仅是在近代异军突起。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没必要同样详细地调查世界上所有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出于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和《西方将主宰多久》第二章中讨论的原因，在最近一次冰期的末期，大约公元前13700年时，“幸运纬度带”（大致为北纬20°~35°的旧世界和南纬15°至北纬20°的新世界，见图2.1）的地区中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社会发展开始加速，超越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地区。

图2.1 幸运纬度带

资料来源：迈克尔·安吉（Michele Angel）制作

在过去数百年间，世界上仅有的似乎比较可能与西方匹敌的地区，是那些从新世界的核心地带发展起来的地区，以及南亚和东亚。这些地区在最后一个冰期的末期时，成为潜在的可用于家居的植物和动物聚集最稠密的地区。实际上，自最后一个冰期末期起，唯一在社会发展方面得分高于西方的地区是东亚。因而，遵照精简原则，我关注东西方的对比。

哪儿是东方，哪儿是西方

解释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的最大困难之一，在于不同的学者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定义“西方”这个词，使争论陷入了打概念仗的僵局。据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计算，学术界共有不下12种不同的定义，相通之处仅仅是他所谓的“弹性地理”。戴维斯的结论是，西方“几乎可以被其定义者以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定义”，结果便是“西方文明本质上是个知识建构上的混合词，可用来进一步为其创造者的利益服务”。

戴维斯指出，问题在于历史学家们往往从他们喜欢与西方联系起来的一些价值着手，比如，民主、基督教、科学或自由，然后确定一批似乎享有这些价值的国家。然后再一本正经地将这些国家与一系列他们认为不享有这些价值的“非西方”国家对比，再就差异提出一种解释。他们的困境在于，反对的历史学家们也可以很简单地将另外一些价值定为西方的精髓，提取另外一些享有这些价值的国家进行不同的对比，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能同样服务于自己的目的。

为了避免这种民族优越感，我做出了极其不同的假设。我不是建立一些我认为属于西方的价值，再沿时间向前回溯，而是一开始就着眼于故事开端，再向后展望。地区之间生活方式的根本不同，实际上只是在最后一个冰期结束后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当时一些群体开始栽培植物、驯化动物，而另一些群体仍在延续着采集食物的谋生手段。正如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的第二章中所解释的，我对“西方”的定义是，人类在欧亚大陆最西部最早进行驯养生活的核心地带，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源头地区，通过一系列殖民和竞争发展和扩张的社会。

在这一地区，驯养生活促使人口增长，同时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和人口向外扩张。到公元前4000年时，这个“西方”已经扩展至包括了欧洲大陆的大部，以及今埃及、今伊朗的西部边缘和中亚的一些绿洲（见图2.2）。在公元第一个千年，“西方”继续扩张，囊括了今天我们称之为“欧洲”的全部地区；在公元第二个千年，欧洲人又将“西方”扩展至美洲、大洋洲和非洲海岸。

图2.2 西方的早期扩张，公元前9000~前4000年

同样，当我提及“东方”时，指的是人类在欧亚大陆最东部最早进行驯养生活的核心地带，即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也是通过一系列的殖民和竞争发展和扩张的那些社会。像在西方一样，驯养生活促使人口增长，同时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和人口向外扩张。到公元前2000年时，“东方”扩展至包括了我们今天称为“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到公元前1500年时，“东方”又囊括了今天的菲律宾和朝鲜半岛，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又兼并了日本。

这种将“东方”和“西方”定义为欧亚大陆最东端和最西端的驯养生活核心地带的社会的办法是常识。这样定义还有一大好处，就是使我们能够对长期的人类历史采取一贯的概念，避免困扰了很多关于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的争论的意识形态极端化。

度量的时间间隔

社会发展指数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度量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化，所以指数必须有历经时间长河的维度。我从最后一个冰期接近结束时，即公元前14000年开始打分，一直持续到公元2000年，这样不仅提供了一个便利的结束点，也使我们能再有一些时间看看此后的发展趋势如何。

遵照精简原则，在计算社会发展分数时，时间间隔应当小到足以显示变化的大致模式，但不能更小了。在史前时期，年代测定技术通常要允许较大幅度的误差，但社会变化的速度通常也非常缓慢。即使我们有足够好的证据来区别公元前12000年和公元前11900年，其差异也许仍然太小，无法度量。

因此我使用一种浮动的间隔。从公元前14000~前4000年，我以每1 000年为单位来度量社会发展。从公元前4000~前2500年，证据的质量改善了，变化加速了，因此我以每500年为单位来度量社会发展。对于公元前2500~前1500年，我将间隔减为每250年为单位，最终从公元前1400~公元2000年，我以每100年为单位来度量。到了20世纪，资料的质量已使我们可以逐年探查变化。甚至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至少自20世纪下半叶起，可以逐月查看变化，不过精确到这个程度对于回答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并无多少助益，却要增加巨大工作量，违背了对有用特性的讨论中的第6项原则。

这个办法的缺点之一在于史前时代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被消除掉。的确，从长远来看，冰期结束后的头几千年，社会的发展变化比过去数百年缓慢得多，但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史前考古遗迹的年代也可以得到非常精确的确定（例如，法国阿尔卑斯山脚的湖畔村庄，通过树木年代学测出的时间，误差只在几年之间），很明显，这些漫长的波浪遮掩了很多较短的周期。目前，似乎还没有办法解决。

关注核心地带

历史学家彭慕兰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指出，一些历史学家热衷于提升欧洲的优越地位，于是经常犯一个低级的错误，即与将现代欧洲早期最发达的部分，如英国和荷兰，与整个中国对比，然后得出结论：欧洲在18世纪，甚至在17世纪，就要发达得多。将不相称的地区相比较，得出的是无意义的结果（这就是第一章中所提到的，纳罗尔提议用他本人创造的更抽象的“文化单位”，来取代考古学家们和人类学家们用于做比较的正式单位的原因）。因此，以适当的、可比较的时空单位来考察社会发展，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有一个解决方案，是把上述定义的整个东方地区和西方地区作为我们的分析单位，尽管这意味着西方的分数，比如说公元1900年的分数，将把工业化的英国、俄国的农奴，墨西哥的日工，以及澳大利亚的农场工人归在一起计算。继而我们不得不为整个西方地区计算一个平均的发展分数，然后再对东方重做一遍同样的工作，再对历史上每一个更早期的点重复同样的进程。这样做就太复杂了，因而是不切实际的，违背了对有用特性的讨论中的第6条原则；而且这样做也许根本是无意义的。当要解释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时，最重要的信息通常会来自比较每个地区最发达的部分，也就是聚集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相互作用最强烈的核心地带。社会发展指数需要衡量和比较这些核心地带内发生的变化。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核心地带发生了极大的迁移和变化（见图2.3）。从公元前11000~约公元1400年，西方的核心地带在地理上非常稳定，一直安于地中海的东端，除了约公元前250~公元250年的500年间，罗马帝国向西扩张，纳入了意大利。否则，西方的核心地带就始终维持在今伊拉克、埃及和希腊形成的三角形内。自公元1400年起，这一核心地带不断地向北和向西迁移，先到达意大利北部，继而到达西班牙和法国，然后又扩张至英国、低地国家和德国。公元1900年，该核心地带跨越了大西洋。到2000年时，牢牢地在北美洲扎了根。

图2.3 东方和西方核心地带的迁移

资料来源：迈克尔·安吉制作

在东方，核心地带始终保持在最初的黄河–长江之间地带，一直到公元1850年。尽管大约公元前4000年后，重心北移至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公元500年后又回到了南方的长江谷地，公元1400年后再次逐渐北移。到公元1900年时，该核心地带纳入了日本，到公元2000年时又纳入了中国东南部。

至于东方和西方的核心地带的确切边界在哪里，无论在任何时间点，专家们都会有不同见解。在表2.1中，我大致标示了核心地带。

表2.1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和东方核心地带

西方
公元前14000~前5000年 | 侧翼丘陵区（亚洲西南部）
公元前4000~前3500年 |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亚洲西南部）
公元前3000年 | 埃及（非洲东北部）
公元前2500~前1300年 | 埃及（非洲东北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亚洲西南部）
公元前1200~前1000年 | 埃及（非洲东北部）
公元前900~前700年 | 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亚洲西南部）
公元前600年 | 埃及（非洲东北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亚洲西南部）
公元前500年 | 波斯帝国（亚洲西南部）
公元前400年 | 波斯帝国–爱琴海（亚洲西南部－非洲东北部－欧洲东南部）
公元前300年 | 希腊化王国（亚洲西南部－非洲东北部－欧洲东南部）
公元前200年 | 地中海盆地（亚洲西南部－非洲东北部－欧洲东南部）
公元前100~公元200年 | 地中海中部（欧洲南部）
公元300~600年 | 地中海东部（亚洲西南部－非洲东北部－欧洲东南部）
公元700~800年 | 埃及（非洲东北部）、叙利亚－伊拉克（亚洲西南部）
公元900年 | 埃及（非洲东北部）、西班牙（欧洲西南部）
公元1000~1400年 | 地中海盆地（亚洲西南部－非洲北部－欧洲南部）
公元1500~1600年 | 大西洋沿岸地区（欧洲西部）
公元1700~1800年 | 法国、英国（西北欧洲）
公元1900年 | 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欧洲北部，美洲北部）
公元2000年 | 美国（美洲北部）
东方
公元前14000~前2250年 | 黄河－长江河谷（中国）
公元前2000~前600年 | 黄河河谷（中国）
公元前500~公元200年 | 黄河－长江河谷（中国）
公元300~900年 | 长江河谷（中国）
公元1000~1500年 | 黄河－长江河谷（中国）
公元1600年 | 黄河－长江河谷（中国）、日本
公元1700~1800年 | 黄河－长江河谷（中国）
公元1900年 | 日本
公元2000年 | 中国东部、日本

近似和讹误

理所当然的是，世上根本没有百分之百精确的指数，无论是从较严格的意义上来解释“精确”一词，使其意味着所有单个细节都绝对正确，还是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解释，使其意味着所有专家都会做出同样的估计，即使他们无法证明这些估计是正确的。在所有历史知识中，我们可以完全确信的只有很少一部分，而专家们能一致同意的更少。因此，如果问我计算的社会发展分数是否正确，是没有意义的。它们当然是不正确的。唯一有意义的问题是，它们有多不正确？它们是否大错特错，证明了我错误地识别了社会发展历史的基本形状，意味着我对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所做的解释存在致命的缺陷？抑或这些误差实际上都微不足道？

解决这些问题有两个主要办法。一个办法是假设我犯了系统错误，普遍地高估了西方的分数而低估了东方的分数（或者相反），然后再问：（1）我们需要将分数改变多少，以使历史显得非常不同，使得《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所提出的论点不再适用？（2）这样的改变是否貌似合理？我将在第七章中回答这些问题。

另一个办法是假设错误不是系统性的，高估或低估东方和西方分数的错误都是以随意和不可预知的方式犯下的。解决这类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自我修复我个人打分所基于的证据。我将在第三章到第六章详细说明这种办法。

社会发展是可以计算的

第一项挑战是找到符合有用特性假设下所列6项标准的最小数目的特性。在试过几种组合之后，我选定了4个特性：（1）能量获取；（2）社会组织；（3）战争能力；（4）信息技术。

能量获取必须作为社会发展的所有可用的衡量尺度的基础。牛顿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物质的复杂组合使得其如果没有自身所处环境的补充能量的输入，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分解。人类如果不获取能量，也会（像植物和其他动物一样）死去。同样的，除非人类能从所处环境中获取能量，否则人类创造的社会也会瓦解。人类群体为了增强对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精神环境的控制，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不得不增加其能量获取。

然而，单是能量获取不足以衡量对社会发展重要的一切事物。甚至我所知道的对文明最简化的定义——莱斯利·怀特的C= E×T，都认为衡量人们对他们获取的能量的使用方式，与衡量能量本身同等重要，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怀特对“技术”的分类太过宽泛、太难以量化，所以我进一步将其细分为3个特性。

社会组织是其中的第一个。这一概念不可避免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斯宾塞的分化概念重合，但为了避开我在第一章中提到的关于定义和衡量尺度的无休无止的争论，我从经济学家那里学来了一招，以社会中最大永久定居地的人口规模，作为对社会组织的大致的间接度量。

这也许看上去像种奇怪的方式。今天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城市简直是功能失调的噩梦，充满了犯罪、污秽和疾病。然而历史上的大多数大城市无疑也是如此。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有100万居民。那里也有街头犯罪团伙，时常会导致政府停转；城市人口死亡率过高，以至于每个月都不得不容许上千名乡下人移居罗马，以保持人口数量。然而尽管罗马有种种邪恶，保持其城市运转的组织，却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早期社会所远远无法胜任的——正如管理像拉各斯（人口1 100万），或孟买（人口1 900万），更不用说东京（人口3 500万）这样的城市，要求有远高于罗马帝国的组织能力。

这就是社会科学家们经常将城市化作为评估社会组织的大致尺度的原因。这样做有好几种办法。我们可以计算一个社会中居住在特定规模的定居点（10 000人是较流行的截断点）的人口的比例，也可以将定居点分成不同的等级，计算每个社会有多少个等级。然而我选择的办法，是只分别计算东方和西方社会最大的永久定居点的人口数量。我选择这种办法，一是因为如果我们要将研究一直回溯到公元前14000年的话，我们必须使用一些证据，而这种办法看上去最适合于这类证据；二是因为我知道还没有哪项研究表明这种办法比任何复杂得多的办法更不好用。

信息技术是能量使用方面又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随着社会发展的推进，人们必然要处理和交流巨量的信息。任何社会如果没有文字和计算系统，都不可能发展得太远。为了发展得更远，要求有越来越成熟的媒体储存和传播信息，要求有专门的机构将读写和计算技能传授给越来越多的人。

战争能力也是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像植物和所有其他动物一样，人类若想生存，必须竞争和合作。鉴于人类（像蚂蚁和黑猩猩一样）已经发展为一种社会性物种，需要时常将其合作性的行动转为群体针对其他敌对群体的暴力竞争。在考古记录中，武器和堡垒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当信息技术达到能够记录细节的阶段后，世界上大多数文明的文字资料中，都充斥着对战争和战役的描写。

这4个特性并非合起来就构成了过去16 000年社会发展的总体画面，也没有比联合国的特性——预期寿命、教育和收入——告诉我们更多的关于我们想了解的人类发展情况。这些特征的功能非常有限：它们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社会发展的有用的概览，展示一下我们在回答为什么目前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时需要解释的模式。

并不是只有这4个特性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我也观察过若干其他可能的特性，包括最大的政治中心的人口规模、科学能力和对于技术能力的更广泛的衡量尺度，但是，没有一个能像能量获取、社会组织、信息技术和战争能力这样，更好地服务于有用特性假设下开列的原则。也就是说，特性中的确有相当大的冗余，说明与社会发展的核心概念关联密切的任何特性组合，都可能产生非常近似的一套分数。

250分还是0.01分：哪个社会更发达

对于任何指数来说，最大的挑战无疑都是决定如何给特性分配分数。为了使情况简单，我决定将1 000分定为指数的顶点——公元2000年前所可能得到的最高分数。然而，这个顶点与HDI中可能的最高分1.0所起的作用非常不同。在联合国的指数中，1.0代表着某种完美，意味着任何一个社会的得分都不可能高过1.0。而我的社会发展指数则相反，1 000分只是公元2000年所能得到的最高分。从指数的顶点到本书写作时，又过了十几年，西方发展的分数在继续上涨，已经超过了1 000分。假如东方和西方继续以20世纪的速度发展，到21世纪末时，两者都将达到5 000分；而如果增长率超过20世纪的速度——目前的情况似乎正是这样——两者在2100年时的得分还会更高。

设计了HDI的经济学家们创建了一个详尽的权重体系，将3个特性的分数标准化，然后计算出相加后总分的平均数。相反的是，当1956年纳罗尔发表了他原创的社会发展指数时，他给他的3个特性设置了相同的权重，他解释说，“因为没有明显的理由认为某一特性比另一特性有任何更高的重要性。”

不同权重的优缺点总是有讨论的余地，我将在第七章再回到这个问题上，但是纳罗尔的办法在这里似乎比联合国的要中肯。即使有很好的理由确定某项特性比另一项意义更重要，也没有根据假设这一重要性能贯穿我们所考察的整个16 000年，或者它们始终同样适用于东方和西方。

因此我把我的1 000分平均分配在4个特性上。这意味着在某个特性上能获得最高值的社会，将在其达到那个水平的阶段（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是公元2000年）获得250分，而其他社会因为达到的是较低值，相应地获得较低的分数。我将在第三章到第六章详细说明证据、定义问题和我如何计算每个特性的分数，但在此，我要简短地举一个具体例子，以说明打分系统的运行机制。我将以社会组织为例，通过最大定居点的规模来进行间接度量，因为这也许是最简单明了的特性了。

大多数地理学家都将公元2000年时的东京，归为自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我们所知的最大城市，该城有大约2 670万居民。于是，公元2000年的东京获得了划拨给社会组织这一特性的满分250分，即意味着在指数中，每106 800人得1分（2 670万人除以250分）。公元2000年，西方核心地带的最大城市是纽约，有1 670万人。按照每106 800人1分的算法，纽约的得分是156.37分。

公元1900年的资料没有这么完备，但所有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那时候的城市要小得多。在西方，1900年的伦敦大约有660万居民，得61.80分；而在东方，最大的城市还是东京，但那时只有175万人，得16.39分。

当我们回溯到公元1800年时，历史学家们不得不将若干不同种类的证据结合起来，包括食品供应和税收记录、城市覆盖的自然区域、这些区域内房屋的密度，以及逸闻故事等，不过大多数人的结论都是，北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可能有110万，得10.30分；西方最大的城市还是伦敦，人口有大约86.1万人，得8.06分。

沿时间继续回溯，误差幅度将越大，但在公元1700年之前的1 000年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显然在中国（日本的城市经常紧随其后）。公元800~1200年，首先是长安，其次是开封，最后是杭州，人口在100万上下（分数在9分左右）。与之相反的是，西方城市始终没有超过其一半的规模（西方最大的城市通常在欧洲南部和亚洲西南部的伊斯兰地区，而不是欧洲北部和西部的基督教地区）。再往前几个世纪，这种情况则要颠倒过来：公元前1世纪，有100万人口的罗马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都会，而中国长安的居民人数可能只有其一半。

当我们回退到史前时代时，证据无疑越发模糊了，数字也变得小得多了。然而，将系统的考古调查结果和较小区域内详细的发掘记录结合起来，我们对于城市规模仍能产生合理的感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分解的艺术，不过就算是最广为人们接受的估量结果，仍可能需打10%的折扣，但误差幅度不可能更大了；而且由于我们对东方和西方的考古遗址采用同样的估算方法，大概的趋势应该还是相当可靠的。

由于在社会组织这个特性上，需要有106 800人才能得1分，略微超过1 000人将得到0.01分，这是值得纳入指数的最低分数了。能达到这个水平的西方最大的村落出现在大约公元前7500年，而东方最大的村落出现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在这两个时间之前，西方和东方的得分都将为0（参见第四章）。

另外3个特性的分数，也以同样的方式计算：（1）确定在这个生活维度中能得到最高分的社会（就能量获取而言，在公元2000年的美国，平均每个居民每天消耗大约228 000千卡的能量）；（2）将满分250分分配给这个社会；（3）计算能得到1分所需要的表现（就能量获取而言，228 000除以250分，等于平均每人每天消耗912千卡得1分）；（4）估算历史上不同时间每个社会在这个特性上的分值；（5）将这些估算出的分值除以分母，将它们换算成指标中的分数。在计算了自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整个时期中每个特性的得分后，我只需将4个特性的得分相加，就能得到一系列每个地区社会发展的分数。这就使得我们可以将世界上不同地区在历史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对比了。

反对者的声音

根据第一章回顾的关于新进化论的争论，可能存在4种主要的反对我的意见。我将针对每一种说上几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几种反对意见都不是致命的。

1.将不同时代和地区的社会发展量化并进行对比，使人类失去了人性，因此我们不能这样做。

这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反对新进化论的浪潮中最具影响力的声调，类似的观点在历史学家中也赢得了许多追随者。然而，这却是至今提出的反对意见中也许最令人无所谓的，因为一旦我们认识到不同的问题需要我们以不同程度的抽象性来解决，其力量就基本消失了。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许多领域的学者们都感觉到像新进化论、新古典经济学等高度抽象的科目，以及同源方法，都留下了太多未解之谜，于是他们非常明智地转变了观念，采取了似乎更有利于做好工作，以回答他们感兴趣的问题的思维方式。例如，许多社会学家不再将支持常态和结构化的分化和功用作为组织概念，甚至社会科学中最坚定地致力于量化和抽象化的人口学和经济学，也进行了自身的后现代转型。

当然，我发现了我自己的研究正是如此。在利用新进化论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比较框架，弄清了铁器时代希腊的社会变化后，这些方法的局限性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古希腊社会一些最重要的特征，如激进的男性民主制与大规模奴隶制的结合，很不符合瑟维斯、帕森斯和弗里德的理论，他们都认为民主是与先进的现代国家相关联的。如果完全不解释希腊民主制的来源，无视古希腊人的独特成就，而在社会发展指数中给希腊打分，就会使事情更加困难。

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进化论和社会发展指数都是在浪费时间，这只是意味着回答这个特别的问题还需要其他工具。用一种更狭隘、更排他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古希腊社会，会比进化论的方法产生更多成果，但这样也有局限性，尤其是不足以解释经济、军事和政治发展是如何驱动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内的变化的。为了弄清这些问题，也得到其他材料的指引，我重新转向更广泛的进化论工具和将希腊置于全球框架中的需要。

问为什么目前西方主宰世界，与问为什么有些希腊城邦给予所有成年男性公民投票权，是不同类型的问题。这是一个宏大的比较研究的问题，要求我们纵观数千年历史，横跨百万平方千米土地，汇聚几十亿人口。为实现这一目标，一个社会发展指数恰好是我们需要的工具。

2.将社会量化并进行比较是一种合理的做法，但我定义的社会发展（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却不是应该度量的事物。

这种反对意见用不着多费口舌就能解决。持这种意见的批评者需要表明有其他事物可供度量和比较，对于解释为什么目前西方主宰世界，将比我定义的社会发展更加有益。我不知道是否存在这样的其他事物，所以我请批评者们来确定，并证明它们能产生更有益的结果。

3.我所定义的社会发展，也许是一种在历史长河中比较不同地区的有用方式，但我用来度量的特性（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并不是最好的特性。

这种反对意见可能以3种形式出现：

（1）在我考察的4个特性（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之外，我们还应增加更多的特性。不过尽管必然还有很多特性可供我们考察，但精简原则要求我们在能涵盖社会发展的全部意味的最小数量的特性之外，不要再增加更多的特性。批评者需要证明我的4个特性实际上未能涵盖社会发展的一个或多个重要方面，而涵盖这些方面将会产生足以与我的指数大相径庭的结果，因而值得付出额外的努力，增加工作的复杂性。

（2）我们应当采用不同的特性。同样，当然有其他变量可供我们度量，但我考察过的所有其他特性，都不大符合前述各种原则，普遍存在严重的经验主义问题，或文化依赖，或相互重叠。如前面所提到的，大多数其他特性在历史大部分时期中都多多少少显示出相当大的冗余，而对于它们的任何貌似合理的组合，往往都会产生大致相同的最终结果。

（3）我们关注的特性应当更少。考虑到4个特性当中存在的冗余，我们或许应减少几个特性，以增强简约性。很显然，方法也许是放弃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只专注于能量获取，因为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都只是使用能量的途径。图2.4展示了单看能量的指标会是什么样的。图2.5则不同，展示了由全部指标产生的分数，但两者的区别并不大。在单有能量的图中，正如在完全的社会发展图中一样，自冰期晚期以来，西方仍在90%的时间里领先东方；东方仍然是在大约公元550~1750年超越了西方；大约公元100~1100年仍然有一个硬上限阻碍了发展（稍高于每人每天30 000千卡）；后工业革命时代的得分仍高于较早的时代；公元2000年仍然由西方主宰世界。

图2.4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能量获取情况（线性标尺）

图2.5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社会发展得分（线性标尺）

单是关注能量，当然有更加简约的好处，但也有巨大的缺陷。我采用的4个特性并不完全多余，自大约公元1800年工业革命开始以来，能量获取与其他特性呈现非线性关系。能量获取的余裕的增长，导致了选定领域能量使用的极其巨大的增长。新技术的出现，20世纪城市的规模翻了4番，战争能力增强了50倍，信息技术跃进了80倍，而人均能量获取才翻了一番。如果只关注能量，就经不起爱因斯坦理论的检验，因为那样太简单了，扭曲了历史的原貌。

4.这4个特性是度量社会发展的好办法，但我犯了事实错误，得到了错误的度量结果。

正如在讨论近似和讹误时提到的，应对这个反对意见有两种主要方法。一种是假设我犯了系统性的经验主义错误，始终高估了西方的分数而低估了东方的分数（或者相反），然后问两个问题：（1）我们需要把分数改变多少，才能使历史看上去非常不同，以致《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不再有效？（2）这样的改变是否似是而非？我将在第七章里论述，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意见不能成立。

另一种辩驳这种意见的办法是，假设存在一贯但并不系统的经验主义错误，随意、出人意料且严重地夸张或低估了东方和/或西方的分数。避免这一危险的唯一办法，无疑就是贯彻第三章到第六章提出的意见，对照证据检查指标中的分数。

通吃：展示历史的轮廓

对于我创造的社会发展指数，我最想说的是，它反映了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也同样反映了社会进化论者们的贡献。从斯宾塞最初的文章发表以来，社会进化论的批评者们就辩称，社会进化论者们试图解释一切，却往往最终什么也没有解释清楚。

批评者们有一点显然是正确的，就是没有能通吃的社会发展指数。纵观整个20世纪，指数创造者们想把各种各样的主题纳入自己的框架，却往往使得不具备可操作性，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经常又使情况雪上加霜。例如，卡内罗的解决办法是给他的指数增加越来越多的特性，结果，特性从1962年的8种，膨胀到1970年的618种，仍然还望不到明显的尽头。

本书中的指数并非试图解释一切，只专注一个问题：为什么欧亚大陆西端的社会，在19世纪主宰了世界，而其在北美的殖民地，又在20世纪取代了它们。

这样的专注有3点好处。它使得3种情况成为可能：（1）定义社会发展的核心概念时，头脑中有这一特定问题；（2）选择能直接证明核心概念，同时又合情合理、易于操作的特性；（3）设计能在时间的推移中度量变化的指数。

这些好处也使得我避免了许多摧毁了新进化论者的指数的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棘手的分化概念。这个概念是从斯宾塞那里传承下来的，但几乎不可能付诸实践。由斯宾塞学说的分化概念发展而来的某些见解，在任何关于社会发展或社会进化的有用的定义中，都应占有一席之地。而这种见解的确在我的指数中出现了，作为更广泛的社会组织特性的一部分，通过城市规模而进行间接度量。然而，这里提供的指数确保不会陷入麦圭尔（McGuire）在新进化论者对分化的研究中发现的那些陷阱。

同时，这个指数也避免了与任何特定的社会进化理论密切结合（相反的是，比如说，与卡内罗的量表分析倒是密切结合，而量表分析又是与直线发展的阶段理论明显相关联的）。这个指数也同样便于度量是否所有社会都的确是沿着卡内罗提出的路线发展的，或者自组织临界性是否始终符合长期、大规模的社会变迁。

本章介绍的方法对于解决分析单位问题，也有一定的作用。这个问题曾令20世纪的社会进化论者痛苦不堪。这里介绍的办法，也使得在东方和西方各确定一个核心地带，有了很大的灵活度，由社会发展水平来决定，而不是由它们的周边区域来决定。

这对于通过城市规模这个变量间接度量的社会组织特性，也非常适用，尽管它并没有完全解决能量获取、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的单位定义问题。对于这些特性，仍然有可能有倾向性地确定一个核心，有意地将高分和低分的地区结合在一起，人为地制造出较低的总体分数。

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我将下面这个问题称为“彭慕兰问题”：历史学家彭慕兰注意到，认为欧洲在工业革命以前就已经比中国发达的历史学者们，经常试图以一种不相称的比较来证明自己的论点，即以欧洲一小块发达的核心地带——通常包括英国和低地国家——与整个中国相比较。彭慕兰指出，更相称的比较，应当是将英国与长江三角洲比较，或者将整个中国与整个欧洲相比较。

我的指数应对彭慕兰问题的主要办法是要求分析必须清楚。表2.1清楚地显示了在每个时间点上，哪个地方被认为是每个地区的核心地带。该表允许批评者们挑战定义，提出另外的核心地带，并显示出他们的修改将会如何改变分数。将假设暴露于挑战和歪曲之下，给指数建设提供了一种较好的基础，比试图制定能应对一切可能性的规矩要好。

最后，说说定量分析的问题。长达50年的关于社会进化的数值方法的辩论，其主要教训是辩论本身就跑题了。有些学者从原则上就反对定量分析的办法，另一些学者反对定性分析的办法也同样是建立在原则的基础上，但两派学者都错了。有些问题只能用定量的办法来回答，而有些问题只适用于定性的办法。如果“为什么目前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果真是一个关于社会发展的问题的话，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定量分析，使用一个能向我们展示需要解释的历史轮廓的社会发展指数。

70年前，莱斯利·怀特曾说，能量获取应当是了解社会发展的基础。物质的复合性层次要想随时间的推移而维系，除非它们能自由地从所处的环境中获取能量，人类及其社会也不例外。

如果没有氧气，构成我们身体的物质的复合性层次在几分钟后就要开始瓦解：如果没有水，我们几天后就会完蛋；如果没有食物，我们至多撑上几星期，也要呜呼哀哉。如果将多个人聚在一起创造超个体，人们就必须获取更多的能量，这使得能量获取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

我在说“能量获取”时，指的是人类全方位的能量获取，最重要的有：

食物。无论是直接消耗，还是喂养牲畜以让它们提供劳力，还是喂养肉畜以供随后食用。

燃料。无论是用于做饭、取暖、制冷、烧窑或烧炉，还是用于为机器提供能源。燃料既包括木头、煤炭、石油、天然气，也包括风能、水能和核能。

原材料。无论是用于建筑、金属制品、制陶、制衣，还是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如此定义的能量获取与更普遍使用的生理幸福感尺度有关，但要宽泛一些。生理幸福感尺度包括诸如实际工资、人均GDP、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或者人均NDI（国民可支配收入）等。实际工资衡量校正了通货膨胀的个人收入（无论是以现金还是其他形式获取）；GDP衡量消费、生产添加的价值和一国疆域内产生的收入；GNP衡量的是加上或减去从世界其他地方转移财产收入或劳动收入而来的净收入的GDP；而NDI衡量的是GNP加上或减去以货币或其他形式从世界其他地方获取的净转移支付的GNP，包括税收和馈赠。GDP、GNP和NDI只需各自简单地除以研究地域的人口数量，就可转换为人均数字。

经济学家通常关注的是人均实际工资、人均GDP、人均GNP和人均NDI，而不是能量获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度量标准在现代经济体（即1800年后的西方、1900年后的东方和1950年后的世界其他地方）中，比种类更广泛的能量获取记录要完备得多。然而，如果在时间跨度极长、生存实践的本质变化巨大的情况下做比较，能量获取是一种更灵活的度量标准。

东方、西方从哪儿出发

关于人类的能量使用情况，涌现了浩如烟海的文献，贡献者有医学研究者、工程师、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人道主义者。然而，相形之下，很少有人尝试对其进行历史的综合分析，而且由于不同的研究者专注于不同的能量获取特点（比如，食物消费、净能量使用、物质生活标准、总消费等），以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度量（比如，每人每天千卡消耗量、出生时预期寿命、实际工资、身高等），或者对变化进行定性分析而不是定量分析，使得即使只是形成总体概貌也变成了一个复杂的任务。因此，我首先要更严密地定义我的一些术语。

我的总体框架要从一幅广为引用的图说起（见图3.1）。这幅图最初是于1971年发表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上的。在该图中，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地球科学家厄尔·库克（Earl Cook）对狩猎–采集社会、早期农业社会（他指的是大约公元前5000年亚洲西南部的农民）、先进农业社会（大约公元前1400年欧洲西北部的农民）、工业社会（1860年左右的西欧人），以及他本人身处的北美和西欧的技术社会的典型的人均能量获取，进行了粗略估计。库克给4项指标打了分：食物（包括喂养的家畜）、家庭和商业、工业和农业，以及交通运输。此图表成为研究能量获取情况的历史学家一个常用的出发点。

图3.1 厄尔·库克的社会发展不同阶段能量消费（以每人每天计算）

资料来源：库克，《能量流》（Flow of Energy），137页。

库克将食物能量与非食物能量区别对待，这是至关重要的。人类对食物能量的消费是具有极大的强制性的：如果在一段时间内，这一数值远低于平均每人每天2 000千卡，人们就会变得虚弱而无法劳动。他们将丧失身体的机能，过早死去。然而，如果食品能量的输入在一段时间内持续高于4 000千卡，人们也会变得肥胖，患上极其严重的相关疾病，同样会有不少人过早死去。（营养学家通常会用“卡路里”来描述物理学家所说的营养“千卡”，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上列出的含热量实际上指的是千卡。）

食物能量的消费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化，部分是因为人们会在诸如谷物等“廉价”热量食物和诸如肉之类的“昂贵”热量食物之间来回摆动（大致估算，消耗10千卡的植物才能生产1千卡的肉类）。在肉类丰富的21世纪，饮食通常会达到每人每天大约10 000千卡。然而，在非食物的表中，能量消费变化得更显著。大多数狩猎－采集社会消耗的非食物热量都相当少：他们需要生物量用于烹饪、燃料、衣服、武器、篮子和个人饰品，但通常居住在非常简陋的栖身所里，只有极少的实用物质产品。农业社会通常有数量多得多的坚固房屋，有大量的各式各样的人工产品，而现代工业社会无疑更是能生产出数量巨大的非食物产品。在最简单的热带狩猎－采集社会，总能量获取量（食物+非食物）大致会低至每人每天4 000~5 000千卡；而在当代美国，这个数字则会高达每人每天230 000千卡，全球平均数现在大约为每人每天50 000千卡。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人均非食物能量都是趋于上涨的，但人们没有多少办法将非食物热量转化为食物。结果，增加食物热量的困难成了扩大人口规模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主要障碍。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其《人口原理》（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中就已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写道：“应当始终牢记，食物与加工产品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加工产品的原材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可以促使它们需要多少就能生产出多少。然而对食物的需求，绝对没有这样的创造力。”

甚至在史前时代，非食物能量都能稍稍缓解食物供应的压力。例如，提供肥料、改善交通以使食物从充裕的地方流动到匮乏的地方，还可以提供燃料以加工食物。然而，直到19世纪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始于马尔萨斯在世时——交通、加工、肥料和科学干预才对食物供应进行了彻底改革，使得人类的身材、寿命和健康状况得到不断改进。

尽管马尔萨斯和库克的研究都很出色，对长期经济史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们仍通常会忽略食物热量和非食物热量的差别，只专注于食物，他们的结论是：自一万年前农业发明到200年前工业革命之前，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在最被广为引用的最近的一次讨论中，经济史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清楚地表明：“（公元）1800年时世界上的人均富裕状况并不比公元前100 000年时好。”但他的论断是错误的。正如马尔萨斯所认识到的，如果良好的天气状况和先进的技术或组织促使了食物产量提高，人口往往会增长，消耗掉盈余的食物，迫使人们消费更少、更廉价的食物热量，然而尽管人均食物供应有下降的压力，从长远来看，非食物能量获取的增长，在整个全新世却得到了稳步的累积。

库克提出，虽然典型的狩猎－采集社会只能获取每人每天2 000千卡的非食物能量，但到早期农业社会时便提高到8 000千卡，而工业革命前先进的农民所获取的达到了每人每天20 000千卡。我重新构建的框架认为，从长远看（暂且忽略几个暴跌期），自大约公元前12700年冰期结束后的13 000年间，非食物能量的获取提高得较缓慢，但却很平稳，直到罗马时代的意大利——最先进的古代农业帝国的核心地带——这一数字可能会达到每人每天25 000千卡。这似乎是前工业社会可能达到的上限，相当于经济史学家E·A·里格利（E. A. Wrigley）所说的高级有机经济体和化石燃料经济体之间的界限。

在将近2 000年间，农业帝国不断冲击着这个上限，但却无法突破。到了十七八世纪，当全球化达到了能使植物和动物在大洲之间流动的程度时，投入到交通运输业的热量开始间接地转化为食物热量。然而，直到19世纪，企业家们学会了将煤燃烧释放的热能转化为动能后，非食物能量获取才得到了极大增长，使之能够转化成食物热量。这便将人类从马尔萨斯所说的陷阱中解救了出来——至少目前如此。

库克的估计当然只是个起点，因为他只提出了6个数据点（原始人社会、狩猎社会、早期农业社会、先进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技术社会），没有尝试区分世界上的不同地区；他也没有提供他估计时使用的资料来源。因此，在重新探索西方和东方的能量获取时，我先将库克的数据作为出发点，为给定体制内“正常”的消费建立一个数量级，然后利用更详细的证据，估算出每个时间点上东方和西方的核心地带实际上距离这些正常的数据有多远。

度量的单位

在书中，我使用下列传统的度量单位及缩写：

1卡=将1立方厘米的水的温度提升1℃所需要的热量

1卡= 4.2焦耳

1焦耳= 0.238卡

1英制热量单位= 1 055焦耳

1吨小麦当量= 3 300 000千卡

1吨原油当量 = 10 038 000千卡

1公升小麦当量= 0.78千克小麦当量=2 574千卡

1兆焦=239 999千卡

1瓦特= 1焦耳/秒

1马力= 750瓦特

成人基本生理需求所需食物热量=2 000~2 700千卡（=8~11兆焦≈90瓦特）/（人·天）

证据的本质

关于能量获取的可靠的统计资料，在东方的核心地带，只能部分回溯到20世纪，在西方也只能回溯到19世纪早期。即便如此，这些资料通常也都会遗漏大量的农业社会用于燃料和建筑的生物量。零星的统计资料在中国和日本的部分地区可追溯至19世纪，在西欧可至少追溯至17世纪。在此之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只有文本记录，偶尔才有一些计量文献，在中国可回溯至公元前12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可回溯至公元前3000年，但这些资料都无法提供像现代时期那样可供了解的细节。

我们在时间上回溯得越远，就越必须依赖于考古证据和比较证据。前者有时能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关于谷物和技术的非常清晰的画面，以及关于贸易水平和生活水准的一种尽管模糊但仍然很重要的感觉。结合现代语境中记录良好的关于类似的谷物、技术、贸易和生活方式的能量产额的比较证据，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能量获取。我们偶尔也可以对照一些完全不同类别的证据，如冰蕊和泥炭沼的污染记录等，反复核查结果。

将这样形形色色的资料结合在一起，当然是个挑战，需要时常施展猜测的功夫。一方面，这使得专家们对于公元1900年之前的东方和公元1700年之前的西方的精确分数，永远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但另一方面，证据的确形成了没有专家会质疑的历史上能量获取的参数。例如，没人会认为公元1000年西方的核心地带（大约在伊拉克－埃及一带）或东方的核心地带（黄河流域）的能量获取，会像1 000年后的美国或日本一样高，或者就此而言，像1900年、1800年，甚至1700年时的核心地带那样高。同样的，也不大可能会有专家提出公元1000年时西方的能量获取会和1 000年前罗马帝国时一样高，但几乎所有专家都会同意，那时的能量获取会比大约公元前1000年“黑暗时代”的地中海地区高。在东方，大多数中国经济史学家也许会同意，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1000年左右的宋朝，比在公元1年左右的汉朝要高，比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西周时期更是要高得多。任何违背这些看法的结论，都会招致严密的审查。

在一定限度内，我们当然可以建立一个大致的、约略的能量消费数字，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将误差幅度控制到足够小，从而大概估计能量获取状况，使我们能够确认对于为什么目前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的最好解释，究竟是长期注定论，还是短期偶然论，抑或根本是某种其他理论。

中断与增长：西方能量获取

计算不同时期的能量获取的最好方法，是从最广为人知的时期向最不为人知的时期推算，因此我不是从公元前14000年起始，不断向前推进至公元2000年，而是让我的讨论从目前开始，回溯至公元1700年，然后向后进行两次大跳跃，再去填补三个时期之间的沟壑。第一个跳跃是跳回到约公元前500~前200年的古典地中海世界，有好几位经济史学家新近提出了一些消费水平的数据；第二个跳跃是跳回到我们故事的开端，大约公元前14000年时，在这个时间点上（尽管会令非考古学家们大吃一惊），我们可以对冰期晚期狩猎－采集社会的消费，做出非常自信的估计。

表3.1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

年代 | 千卡/（人·天） | 分数（分） | 年代 | 千卡/（人·天） | 分数（分）
公元前14000年 | 4 000 | 4.36 | 公元前500年 | 23 000 | 25.06
公元前13000年 | 4 000 | 4.36 | 公元前400年 | 24 000 | 26.15
公元前12000年 | 4 500 | 4.90 | 公元前300年 | 26 000 | 28.33
公元前11000年 | 5 000 | 5.45 | 公元前200年 | 27 000 | 29.42
公元前10000年 | 5 000 | 5.45 | 公元前100年 | 29 000 | 31.06
公元前9000年 | 5 500 | 5.99 | 公元前1年 | 31 000 | 33.78
公元前8000年 | 6 000 | 6.54 | 公元100年 | 31 000 | 33.78
公元前7000年 | 6 500 | 7.08 | 公元200年 | 30 000 | 32.69
公元前6000年 | 7 000 | 7.63 | 公元300年 | 29 000 | 31.60
公元前5000年 | 8 000 | 8.72 | 公元400年 | 28 500 | 31.06
公元前4000年 | 10 000 | 10.90 | 公元500年 | 28 000 | 30.51
公元前3500年 | 11 000 | 11.99 | 公元600年 | 26 000 | 28.33
公元前3000年 | 12 000 | 13.08 | 公元700年 | 25 000 | 27.24
公元前2500年 | 14 000 | 15.26 | 公元800年 | 25 000 | 27.24
公元前2250年 | 16 000 | 17.44 | 公元900年 | 25 000 | 27.24
公元前2000年 | 17 000 | 18.52 | 公元1000年 | 26 000 | 28.33
公元前1750年 | 19 000 | 20.65 | 公元1100年 | 26 000 | 28.33
公元前1500年 | 20 500 | 22.34 | 公元1200年 | 26 500 | 28.88
公元前1400年 | 21 000 | 22.88 | 公元1300年 | 27 000 | 29.42
公元前1300年 | 21 500 | 23.43 | 公元1400年 | 26 000 | 28.33
公元前1200年 | 21 000 | 22.88 | 公元1500年 | 27 000 | 29.42
公元前1100年 | 20 500 | 22.34 | 公元1600年 | 29 000 | 31.06
公元前1000年 | 20 000 | 21.79 | 公元1700年 | 32 000 | 34.87
公元前900年 | 20 500 | 22.34 | 公元1800年 | 38 000 | 41.41
公元前800年 | 21 000 | 22.88 | 公元1900年 | 92 000 | 100.00
公元前700年 | 21 500 | 23.43 | 公元2000年 | 230 000 | 250.00
公元前600年 | 22 000 | 23.97 |  |  |

图3.2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线性－线性标尺）

图3.3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对数–线性标尺)

不远的过去(1700~2000年)

公元2000年的统计数据质量很好，据此可以得出西方核心地带（美国）的人均获取食物+非食物总能量为（每人每天）大约230 000千卡。按照第二章中介绍的方法，每人每天230 000千卡——史上最高的能量获取水平——可得到满分250分，意味着在指数中，每人每天920千卡得1分。

我们关于1900年甚至1800年西方最先进的经济体（大西洋北岸一带）的资料，至少在某些方面是相当完备的。有可回溯至1700年的关于欧洲某些部分的工业产值的比较丰富的资料，但主要难题是怎样将这个信息与用作燃料、房屋和衣服等的生物量结合起来。最依赖于生物量的农民往往不会留下太多的文字记录，这就迫使我们关注那些根据比较证据所做的估计，再与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定性证据进行对比核实。定性证据通常极其丰富，但又必须将不同来源的资料汇集起来，这不可避免地会扩大误差。

将化石燃料和生物燃料的数字，与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人口数据相结合，显示西方核心地带典型的能量获取数字为：1900年，每人每天约92 000千卡；1800年，每人每天约38 000千卡。据我的大致估计，1900年的每人每天92 000千卡可分解为约41 000千卡来自化石燃料，8 000千卡来自食物/牲畜饲料，43 000千卡来自非食物生物量；而1800年的每人每天38 000千卡，可分解为约7 000千卡来自化石燃料，6 000千卡来自食物/牲畜饲料，25 000千卡来自非食物生物量。1900年的每人每天92 000千卡和1800年的每人每天38 000千卡这两个数字，都与库克所估计的1860年的先进西方经济体为每人每天77 000千卡的数字完全相容，在这样的数据可等同的范围内，与遗嘱检验记录和工业考古学所提供的关于家庭用品增长的证据，看来是一致的。1800年和1900年的数字比2000年的数字所容纳的误差幅度要大，但与历史文献中关于能量使用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以及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所重新确定的实际工资的变化趋势，也是相符的。

我所估计的西方核心地带的人均能量获取在1800~1900年有242%的增长，低于已被广泛接受的发达的欧美核心地带工业产值增长的统计数字。那是因为在估算工业产值时，生物量和肌肉力量通常完全不纳入计算，使得总体能量获取的情形被扭曲了。19世纪工业产值的一个重要剖面是在向着取代生物量和肌肉力量，而不是增加它们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要容许工业核心地带有比以往高得多的人口密度，而又不至于产生环境灾难。

当我们回顾1800年之前时，不确定性无疑大大增加了，但我们的估计仍然有强大的约束力。西方的能量获取在18世纪比在19世纪显然要增长得慢，但比在17世纪或16世纪则要增长得快；如果库克的推断——中世纪晚期先进的农业社会已能获取每人每天26 000千卡的能量——是正确的，1700年左右早期现代化的西北欧所消费的能量，一定在每人每天30 000~35 000千卡。

1700年和1400年西方核心地带能量获取的比率大致为5∶4，这一猜测是基于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证据做出的，内容涵盖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房屋质量的改善，家庭用品品种的增多和质量的改善，西北欧地区实际工资的上涨，昂贵热量消费的增长，工作时间的增加，等等。

安格斯·麦迪森估计西欧的人均GDP在1500~1700年，从798美元（以国际元来表示，这是一种与1990年的1美元具有同样购买力的假设单位）增长至1 032美元。有好几位经济学家都认为麦迪森的数字低估了，但其总体趋势似乎没有错误——只要我们记住几乎所有的计算结果似乎计算的只是非食物热量。成人的身高是反映儿童营养水平的强有力的指标，但在1700年与在1400年似乎变化不大。

我的数字——1700年为32 000千卡——当然是个推测，但我认为误差不超过10%，原因如下：

一是，如果西北欧的消费在1700年时已经超过了每人每天35 000千卡，但是到1800年时只增长到38 000千卡，就很难解释工业和运输业上消耗的所有额外的能量从何而来（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艾伦所展示的，实际工资在1750~1800年也许是下降了，随后也增长得很缓慢，直到1830年，因为新的经济精英获得了大量利润，又进行了再投资）。

二是，西北欧的能量消费在1400年时已经达到了每人每天26 000千卡，假如在1700年仍然低于每人每天30 000千卡，就很难解释贸易、工业、农业和林业在15~17世纪，怎么可能像我们所知的那样迅猛发展，而能量获取增长得却这样缓慢。

三是，假设西方的能量消费在1400年后迅猛上升，在1700年左右却仍低于每人每天30 000千卡，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将1400年的数字从每人每天26 000千卡压低至每人每天20 000千卡，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或者承认，（按前现代化的标准）生产力极高的1400年左右的欧洲社会，在能量获取方面还不及大约3 000年前青铜时代的地中海东南地区，这似乎不大可能；或者承认，大约公元前1600年的能量获取还要低，或许在每人每天15 000千卡左右，这反过来又要求我们将更早的数字压得更低。由于我们可以为后冰期时代的能量获取设一个至少每人每天4 000千卡的下限，将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能量获取水平压低到每人每天15 000千卡，这么一来，像公元前1500年左右乌尔这样的考古遗址有坚固的房屋，而像公元前12000年左右以色列的恩马拉哈这样的遗址只有非常简陋的栖身所，两者之间生活水准存在的巨大差异就难以解释了。

图3.4 1700~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

古典时期（公元前500~前200年）

过去几年，有几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曾尝试量化古典时期地中海地区的实际工资和人均GDP。这些计算虽然与本书所定义的能量获取不是一回事，但是迈出了非常有益的一步。

实际工资

我们有关于古代地中海地区工资和食物价格的信息，参差但有用，据此也能计算出部分时期和地方某类人每天能买得起的小麦的数量。在最近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循早期现代史学家扬·范·岑登（Jan Van Zanden）之例，将古代的工资数据换算为“小麦工资”，借以表示一名工人一天收入可以买到的小麦的公升数。掌握了这样的信息，以及1公升小麦（0.78千克）含2 574千卡，我们就能计算出由工资水平代表的能量获取情况了。

沙伊德尔证明，在公元前400年之前不久，一名雅典成年男子的实际工资，每天可以购买含有超过22 400千卡能量的小麦，而到了公元前3世纪20年代，实际工资的购买力上升到相当于每天33 500~40 000千卡。这是极高的数字了，接近于18世纪甚至19世纪早期的西方核心地带了。

沙伊德尔关于公元前几个世纪罗马时代的意大利的数据，变化要大得多。其中罗马城的工资居于相当于每天15 500~43 000多千卡，而庞贝的每日工资是12 000~30 000千卡。这些数字的平均值为每天大约25 000千卡，但正如沙伊德尔所指出的，考虑到变异量，很难过多相信这个数字。

这些数字代表着前进的一大步，但在将实际工资与能量获取相关联的道路上，也有后退的两步。首先，正如沙伊德尔本人所强调的，数据点如此分散，我们无法判断数据是否典型。这种情况只有一例，在古代欧亚大陆的西部，即公元前385~前61年的巴比伦，我们知道许多商品的真正详细的一系列价格，然而价格波动得也很剧烈。由于我们经常不得不面对一连几个世纪无资料的情况，只搜集到单独的价格点，我们很可能会被零星信息误导。

其次，工资水平与总体的食物+非食物能量获取之间的关系很不明朗。我们只有少量行业的工资信息，许多人也许部分或很大程度上是在非货币化经济中从业的，他们在家庭农场或家庭商铺中谋生。在古典时期的雅典，工资数据是由诸如军饷和担任公职的俸禄之类的国家雇佣主宰的。在这些部门，国家担任了独家垄断买方的角色，这就使得工资水平与私有领域的关系变得很难琢磨了。

罗马的数据没有如此严重地偏斜于国家付酬，但也有它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无记录的行业和有记录的行业的对比情况如何，也不知道家庭通常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收入来源来补充文献中提到的工资收入，或者典型的家庭在能量获取方面有多少来自完全在货币化经济之外的生物量。

人均GDP

还有一个办法是计算古代社会的GDP，再除以其人口规模。有多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提供了对公元最初两个世纪罗马帝国的估计（见表3.2）。这个办法避免了实际工资的一些问题，但也产生了其自身的一些新难题，最明显的是计算须依赖于一系列消费情况。沙伊德尔和弗里森（Friesen）甚至承认“研究罗马世界的学者们，如果不熟悉我们的方法，也许会倾向于把这种项目贬斥为一团乱麻般的臆想”。

表3.2 罗马人均GDP估计

千克小麦当量（人·年）
千卡（人·年）
千卡（人·天）

霍普金斯
491
1 620 000
4 438

麦迪森、戈德史密斯
843
2 780 000
7 616
仅算意大利：12 712

特明
614
2 030 000
5 561

麦迪森、戈德史密斯
（经沙伊德尔、弗里森的数据调整）
620
2 050 000
5 616
仅算意大利：9 370

埃及“概况”
（沙伊德尔、弗里森）
390
1 290 000
3 534

埃及“可观数字”
（沙伊德尔、弗里森）
940
3 100 000
8 493

沙伊德尔、弗里森
714
2 360 000
10 710

301年，戴克里先价格法令（根据艾伦的资料）
204
670 000
1 836

资料来源：霍普金斯，《罗马帝国的税收和贸易》(Taxes and Trade in the Roman Empire）；戈德史密斯，《规模和结构的估计》(Estimate of the Size and Structure）；麦迪森，《世界经济的轮廓》(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特明，《估算GDP》(Estimating GDP）；沙伊德尔和弗里森，《经济的规模》(Size of the Economy）；艾伦，《罗马究竟有多繁荣？》(How Prosperous Were the Romans？）

最重要的假设是估计最小食物需求量，这一“提高”能表现出非食物消费情况；另一个假设是要表现出政府开支情况，还要推测出每年工作日的典型数字。关于所有这些数据，意见都很不一致。公元最初两个世纪人均GDP的估计结果，低至古代史学家基思·霍普金斯（Keith Hopkins）提出的相当于每人每工作日7 364千卡，高达经济学家雷蒙德·戈德史密斯（Raymond Goldsmith）和安格斯·麦迪森提出的每人每工作日12 636千卡。沙伊德尔和弗里森强调研究一系列估计的必要性，但他们的确提出了每人每工作日10 710千卡，作为总结性的数字（17 000万人口在220个工作日中生产了5 000万吨小麦当量）。将估算方法与罗马帝国治下的埃及的资料相结合后，他们认为实际的数字必然在每人每工作日5 864~14 091千卡，好几种不同的方法也都会合于这一范围。

这些能量获取的分数比从实际工资推算出来的要低得多，这似乎出于多个原因。原因之一是，人均GDP的估算法是运用于整个罗马帝国，而不是意大利核心地带的。这又一次提出了关于单位选择的“彭慕兰问题”。我们需要专注于西方最发达的核心地带，在此应该是意大利。麦迪森意识到了这一点，提出流入意大利的税收和贡赋提高了其NDI，使之比帝国其他地区高出2/3，这将使麦迪森对意大利能量消费的估算被推高到每人每工作日12 712千卡（或者，使用沙伊德尔和弗里森对他的分数提出的调整，每人每工作日9 370千卡）。

然而，意大利的这个分数，甚至仍然低于沙伊德尔所使用的从罗马和庞贝的实际工资推算出的能量获取数字范围的最低值，接近于库克计算的早期农业社会（他指的是大约公元前5000年亚洲西南部的农业社会）的分数。对此的解释是，用于所有对GDP数字的“提高”，非常严重地低估了罗马经济中用于燃料和建筑、风能和水能，以及原材料的生物量。霍普金斯只提高了33%，试图覆盖种子和损耗，即使戈德史密斯给出的最高估计（得到了麦迪森、沙伊德尔和弗里森的同意）也只有75%。关于能量获取的对比数据表明，真实水平一定高得多。

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在其对生物质能量精妙的研究中，以能量密度为标准将生物质燃料分成了两类（见表3.3）。他的极低密度类（泥炭、生材、草类）每千克产生5~10兆焦（相当于1 200~2 400千卡），而低密度类（作物残茬、风干木材）每千克产生12~15兆焦（相当于2 880~3 600千卡），看来与古罗马最为相关。煤炭的使用在罗马帝国并非无足轻重，尤其是在北方省份，但化石燃料的确还不是主要的燃料来源。

表3.3 能量密度

密度 | 能量 | 能量密度（每千克兆焦）
食品
极低 | 蔬菜、水果 | 0.8~2.5
低 | 薯类、牛奶 | 2.5~5.0
中等 | 肉类 | 5.0~12.0
高 | 谷物和豆类 | 12.0~15.0
极高 | 食油、动物脂肪 | 25.0~35.0
燃料
极低 | 泥炭、生材、草类 | 5.0~10.0
低 | 作物残茬、风干木材 | 12.0~15.0
中等 | 烟煤 | 18.0~25.0
高 | 木炭、无烟煤 | 28.0~32.0
极高 | 原油 | 40.0~44.0

资料来源：斯米尔，《大众能量学》（General Energetics）

我们当然没有罗马帝国生物质燃料使用情况的统计数字，但我们的确有一些具有提示性的比较证据。20世纪热带狩猎－采集群体通常靠每人每年不到500千克的生物质燃料就能过活，其中大部分估计是极低密度类型的，也就是说，其能量获取量大概为每人每天1 300~2 600千卡。气候较冷地区的农业社会化通常使用的生物质燃料约为每人每年2.5吨，估计既有低密度类的，也有极低密度类的；假设低密度类/极低密度类的比率为50∶50，那么能量获取量约为每人每天12 329~22 191千卡。18世纪西北欧和北美先进的有机经济体的使用量为每人每年3~6吨。如果我们再次假设低密度类和极低密度类燃料的比率为50∶50，那么能量获取量将为每人每天21 699~43 397千卡。

这些关于其他社会生物质燃料使用情况的数据，与库克对西欧中世纪晚期先进农业社会的非食品能量消费的估计——每人每天20 000千卡——是一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古代地中海地区的经济在这个范围内需要摆在什么位置。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求助于考古学。

考古证据

考古方法包括调查古人为获取能量所留下的实际物质残存，其形式包括人类和动物的骸骨、碳化的种子、花粉、房屋、人工产品和污染留下的化学痕迹。这种实地考察的办法比更程式化的实际工资法和人均GDP法麻烦得多，但更具有实证效力。最重要的是，比之非常抽象的人均GDP法，这能描绘更清晰的画面，并显示出无论实际工资法还是人均GDP法，都严重地低估了古代社会的能量获取能力。

考古证据证实了实际工资法产生的数据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按照古代社会的标准，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获取能量的能力很高。他们的饮食相对较好，肉类的含量通常较低，尽管地方与地方之间差别较大。橄榄油、葡萄酒、水果、大蒜和鱼类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尽管鱼类的消费量像肉类一样，一地与另一地之间差别很大。食物消费不足以将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提高到168厘米以上，但鉴于“昂贵的”热量的数量，按照地中海地区古代社会的标准，典型的希腊人摄入的食物能量一定是相当高的，也许能达到每人每天4 000~5 000千卡。

典型希腊人的饮食好（人口增长也快），部分也许是因为太阳活动减弱，使得公元前800年气候从亚北方气候转为了亚大西洋气候，给地中海地区带来了更凉爽、更湿润的天气，有利于依赖冬季的雨水种干谷的农民。然而，最近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80份论文的综合研究，显示出了超乎寻常的区域差异，而在大约公元前800~前200年，只有细微的变化。

无论气候扮演着什么角色，希腊人的行为变化似乎的确发挥着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起，实地调查的考古学家们就认识到，对希腊农业模式的旧看法，即认为其效率低下和规避风险，绝对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的农业体系不可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供养古希腊世界的人口密度。

关于聚落形态和发掘出来的农庄的证据，表明公元前500~前200年可能出现了邻近土地上形成集中劳动群体的变化，使得肥料得到大量施用，通常生产是为了适应市场，通过干谷耕作获得的收益至少要到19世纪才能与之媲美。孢粉数据支持了这一观点，谷物和橄榄生产的巅峰时期，在大约公元前500~前200年，不仅出现在希腊，而且遍及地中海东部地区，甚至深入到亚洲的伊朗西部。

古典时期希腊的房屋又大又舒适，通常都有240~320平方米的屋顶空间。关于房屋价格的资料存在争议，但一般来说一座房子的成本大概是1 500~3 000德拉克马（古希腊银币），当时5 000千卡的日常饮食需要约半个德拉克马——这意味着一座普通房屋的成本相当于1 500万~3 000万千卡。按30年的房屋寿命期平摊，相当于每天将近1 375~2 750千卡。（我们无从得知希腊人预期的房屋寿命是多久，但30年似乎大致符合从考古遗址观测到的房屋重建率。）

更难量化的是窑炉、熔炉、作坊等代表的人均能量消费。正是这些窑炉、作坊生产了我们在希腊人的房屋中，在神庙、堡垒、武器和盔甲、战船、公共建筑、私人纪念碑、道路、港口、艺术作品，以及考古学家们发掘的无数其他目标旁发现的所有人工制品。还有从远到乌克兰和埃及等地的农场运来的大量食物，其运输成本所代表的人均能量消费。然而，对比古希腊定居点（如毁于公元前348年，如今已被发掘得很详细的奥林索斯）与中世纪和早期现代北欧地区的定居点（如英国的沃勒姆－珀西）的房屋质量和手工艺品的丰富程度，更不用说对比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希腊，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古希腊人享受着极高的物质生活水平。

同样惊人的还有，古希腊人不仅承受得起相当高水平的非食物消费，并且在公元前4世纪的爱琴海一带也承受得起较高的人口密度。在希腊的好几个部分，公元前4世纪的人口密度都无法望其项背，直到20世纪。如此多的希腊人居住在城镇或小城市里，而不是住在小村或农庄中，这个事实一定意味着他们的能量获取达到了非同寻常的高度。杰夫·克朗（Geof Kron）在一篇重要论文中利用住房证据，论证了在许多方面，普通的希腊人实际上过着比18世纪普通的英国人都要好的生活。

希腊考古资料清晰地指向高能量获取量（按照前现代的标准）。我估计公元前4世纪的这个数字在每人每天20 000~25 000千卡（更可能接近于较高的数字而不是较低的数字），是从“黑暗时代”的水平——在公元前1000~前800年，每人每天接近于16 000千卡——突然跃升上来的。

大量关于罗马证据表明，公元1~2世纪意大利地区的能量获取，比公元前4世纪时的希腊还要高。农业产量的水平仍然存在争议，尽管按照前现代的标准，埃及的灌溉农业的产量似乎极高。对于消费的定量研究——包括从定居点发现的牲畜骸骨，到船只残骸的数量、因工业活动而产生的铅和锡污染的水平、森林采伐的程度、公开铭刻石头的频率、流通中的钱币数量，以及沿德国边境发现的考古出土物的数量在内的一切——也指向了同样的结果：地中海的人均获取能量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增长迅猛，其巅峰时期是公元前100~公元200年，然后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中期出现下跌。图3.5展示了船只残骸数量的升降（通常被视为海上贸易水平的表现），与西班牙潘尼柳–韦柳地区年代确定的沉积物中铅污染水平的高低密切匹配。

每类资料都有其自身的局限，但没有一个论点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清楚公元前第一个千年非食物消费有很惊人的增长，以及为何其巅峰出现在公元头两个世纪。船只残骸的资料和罗马城周边的运输用陶器的巨大垃圾堆（其中仅泰斯塔西奥山就包含2 500万个陶器的残片，这些陶器曾被用于装船运输两亿加仑橄榄油），也证明了非食物能量被用于增加食物供给，而且“昂贵”食物热量的消费水平异乎寻常地高。一些学者还探明了公元头两个世纪人们身高有所增长，尽管另外一些学者比较悲观，认为罗马帝国早期意大利成年男子的身高普遍不到165厘米，这使得他们比铁器时代或中世纪的意大利人要矮。更多的证据，以及更多的与之相应的统计技术的运用，应当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寄希望于格尔杰·克莱恩–戈尔德维克（Geertje Klein-Goldewijk）的罗马人骨骼数据库的面世。

图3.5 船只残骸和铅污染情况所显示的公元前后第一个千年经济增长和下跌情况

资料来源：帕克，《古代船只残骸》（Ancient Shipwrecks）；许兰德等，《精炼前工业化时代》(Refining the Preindustrial）

像在希腊的情况一样，房屋证据的信息量也许是最大的，罗伯特·斯蒂芬（Robert Stephan）和杰夫·克朗目前正在搜集和分析这方面的资料。来自埃及和意大利的资料已经表明，公元初的几个世纪，典型的罗马房屋甚至比古希腊的房屋还要大，而且（按照前现代的标准）复杂精细的水管设施、排水系统、屋顶和地基遍及社会各阶层的房屋。

罗马考古遗址物质产品的激增甚至更令人惊讶。轮制的、烧制得很精美的陶器，装葡萄酒和橄榄油的双耳瓶，还有贱金属的饰物和工具的大规模生产，在公元头几个世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准。分布图也显示，到公元200年时，贸易网络之广大和密集，远超后世，至少要到17世纪才又恢复到那时的水准。与帝国正式边界之外很远的印度的贸易规模，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考古数据表明，通过考察实际工资，尤其是人均GDP的办法来研究罗马经济，会低估罗马核心地带的能量使用情况。迄今为止，所有的人均GDP计算均以人类对食物热量的生理需求为出发点，对非食物消费进行了随意的“提高”，既没有考虑生物质能量的比较证据，也没有考虑非食物消费异乎寻常的激增的考古证据。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至今出现的最大的“提高”为75%，但比较证据表明，对于复杂的农业经济来说，这个数字甚至都太低了。

库克总结说，即使对于一个“标准的”先进农业经济体，“提高”的幅度都应在300%以上。考古证据很清楚，大约公元前200~公元200年的罗马时代的意大利，绝非一个“标准的”先进农业经济体。目前还没有办法非常精确地确定应当对其“提高”多少，但考古证据给我的启示是，应当比古希腊高出许多，很可能应提高400%以上。因此，公元1世纪时罗马核心地带总能量获取能力大约为每人每天31 000千卡。

这一估计使得公元100年左右的罗马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能力，仅比公元1700年的西北欧核心地带稍稍落后一点。

对罗马经济来说，这是一个比人均GDP的估计更乐观的评定，但能解决对罗马经济观察方法不一致的问题。麦迪森的数字显示公元初几个世纪的罗马帝国，与1500年的西北欧最相当，不过他随后又指出，罗马的城市化水平实际上与约1700年的西欧更接近，而不是约1500年。虽然沙伊德尔和弗里森也曾总结说，公元2世纪时整个罗马帝国范围的经济不像1580~1600年的荷兰或1680~1700年的英国的经济那样复杂、精细，但他们的确提到过，意大利核心地带的表现要好得多。经济学家保罗·马拉尼马（Paolo Malanima）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我只知道另外还有两个人，曾试图用我在这里使用的术语，计算整个罗马帝国的能量获取。第一次讨论是瓦茨拉夫·斯米尔在其《为什么美国不是新罗马》（Why America Is Not a New Rome）一书中提出的。这本书旨在彰显当代美国和古罗马之间的不同。斯米尔非常正确地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两者在能量获取方面存在巨大的鸿沟。然而，斯米尔在试图证明这个非常有效的观点时，所提供的罗马人能量使用数据是难以置信地过分低估了。他认为当代美国人使用的能量比罗马人高出30~50倍，这将使罗马人的总能量获取数值定为每人每天4 600~7 700千卡。如果我们假设其中大约2 000千卡是食物（这意味着忽略考古证据所显示的来自肉类、食用油和葡萄酒等的相当高的昂贵热量消费水平），那么就只剩下每人每天2 600~5 700千卡来涵盖所有其他能量消费了。为了证明这个估计是正确的，斯米尔提出罗马人使用的燃料每人每年只有相当于180~200公斤的木材，或者说大致为每人每天1 750~2 000千卡的热量。

这些数字与关于罗马人的消费状况，或罗马时代沼泽、冰蕊和湖床的铅污染程度的考古证据不相符。斯米尔的数字与他在《世界历史的能量》（Energy in World History）一书中使用的前现代时期生物量的数据，也不兼容。斯米尔对罗马的估计，使其能量获取能力与一些有记录的最简单的农业社会为伍。我本人的估计与洛·卡西欧（Lo Cascio）和马拉尼马的计算大致相当，我们都将巅峰时代的罗马（约公元100年）的能量获取能力与1700年的西北欧相提并论，而麦迪森和沙伊德尔、弗里森则认为其与16世纪的西北欧相近。然而，斯米尔在《为什么美国不是新罗马》一书中提出罗马人获取的非食物能量只有每人每天2 600~5 700千卡，这就将罗马人的水平降至不足斯米尔本人在《世界历史的能量》一书中估计的18世纪的西北欧能量获取数字（每人每天21 700~43 400千卡）的1/8了，使罗马人更接近于狩猎－采集社会，而不是早期现代农业社会。所有其他类的证据都使之显得实在太低了。

第二个讨论是保罗·马拉尼马在他的论文《罗马世界的能量消费和能量危机》（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ergy Crisis in the Roman World）中提出的。这篇论文是其在2011年罗马美国学院的一次会议上发表的。该论文的附录之一直接回应了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的论点，提出罗马人获取的能量在巅峰时期为每人每天6 000~11 000千卡。这大致是斯米尔所估计的数字的两倍，却不及我的数字的1/3。

我们的计算之间的某些差异是明显的。正如上文所述，不同类型的食物能量有不同的成本；通常要耗费大约10千卡的饲料才能产生1千卡的肉食，这意味着向肉类消费转变的时期，也是人均能量消费增长的时期。以面包和水为食的人，也许会像以牛排和香槟酒为食的人一样，吃掉同样千卡数量的食物能量，但食用牛排/香槟酒代表着高得多的总体能量消费水平。考古证据表明，罗马时期大多数人的饮食成本都有巨大增长。这在罗马本地最为显著。葡萄酒和橄榄油消费的爆炸性增长创造了泰斯塔西奥山，但即使在最简陋的村落遗址，也出现了向更昂贵的食物热量转化的惊人证据，覆盖的人口达数千万。虽然普通罗马人的饮食并非牛排和香槟酒，但的确他们至少有橄榄油和进口葡萄酒。

马拉尼马将用于建筑、工业和运输的材料排除在了能量内容之外。在罗马时代之前的大部分时间，这种定义上的差异不会对计算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那时候的建筑、工业和运输业一直非常简单。但考古证据又一次清晰地显示，罗马时代与前罗马时代最巨大的反差之一就是所有这些领域的活动的蓬勃发展。

马拉尼马在定义上的判定，不断地创造着比我的分值要低的能量获取分数。而同时这种情况又不少见，那就是当他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猜测（例如，对于罗马帝国役畜的数量及因此而消耗的饲料量的人均数值，或者对人均消耗的木材量的猜测），而选择了较低的估计数字时，我们的差异还在进一步扩大。这些差异合起来，就会使我们每个人所估计的提高的幅度越发不同。

如果争论纯粹是定义上的，那倒不是很重要，因为马拉尼马和我都竭尽全力地做到了清楚、直白，读者们可以根据自己想了解的问题，选择使用相关指数。然而，马拉尼马还提出，我所得出的罗马帝国的数字肯定是夸大了。他认为我的数字意味着罗马人获得了比19世纪的许多欧洲人还要多的能量，而且罗马帝国早期的能量强度（即消费的能量与GDP的比值，或者基本上是耗费1千卡所能赚取的美元数）是1800年的西欧的两倍。

马拉尼马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将我对罗马帝国核心地带能量消费所做的每人每天31 000千卡估计，与他本人的欧洲人在1800年只能获取大约每人每天15 000千卡的估计进行了比较。他的数字比我得出的1800年左右西欧核心地带能量消费为每人每天38 000千卡的数字低了很多。我的数字来自库克、斯米尔和麦迪森的计算，因为纵观19世纪前的时期，马拉尼马定义的能量获取比库克的和我的都狭窄得多。结果，马拉尼马计算的1900年前的分数，始终只有我和库克计算的一半左右，所以，将我计算的100年的能量获取数与他自己计算的1800年的数字进行比较，只能产生荒谬的结果。我们的设想当然是不同的——按照马拉尼马的计算，西方核心地带的普通人在1800年消费的能量要比100年时的多大约75%；而依据我的计算，只多25%——但是，在罗马帝国使用的能量比英国廉价的情况下，马拉尼马认为我的分数是荒谬的，纯粹是因为他坚持将术语定义不同的指数直接进行比较。

我们可以将定义上的分歧视为看待数据的两种不同方式，马拉尼马的定义将导致较低的结果，而我的定义则导致较高的结果。那么引人注目的是：总体的画面何其相似。马拉尼马和我都认为，欧洲从中世纪到工业革命之间的这段时期，能量使用是稳步增长的这种旧看法是错误的。能量获取状况自罗马帝国之后曾一路下跌，最快也要到1700年时，欧洲人才刚刚赶上罗马人的水平。甚至到20世纪时，我们的画面仍大致是相似的。依照我的定义，在西方核心地带，能量消费从1900年的每人每天92 000千卡增至2000年的每人每天230 000千卡（增长系数为2.5）；而依照马拉尼马的定义，在西欧，能量消费从1900年的每人每天41 500千卡增至2000年的每人每天100 000千卡（增长系数为2.4）。

然而，这种将马拉尼马的计算和我的计算相对比的方法，会忽略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正如我在前文中指出的，当我们只观察过去2 000年时，这两种方法会产生大致相同的情景。但是，当我们观察自最后一个冰期以来的历史时，情况就大为不同了。马拉尼马的数字意味着从拉斯科时期到泰斯塔西奥山时期，人均获取能量一定大致翻了一番（从养活能生存的人口所需的最低水平，每人每天4 000千卡增长至每人每天约8 500千卡），而我则认为应当增长了七八倍，增长至每人每天31 000千卡。

马拉尼马倒不像格里高利·克拉克那样离谱。正如我前面曾提到过的，克拉克曾说，“（公元）1800年时世界上的人均富裕状况并不比公元前100000年时的好。”然而，马拉尼马的数字意味着在公元前14个千年间，能量获取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005%。而我的数字意味着年平均增长率为0.02%，这个速度也不算快，但使前现代的经济发展展示出一幅非常不同且更真实的面貌。

在本章较前面的部分我曾提到过，对罗马世界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们，通常都试图探究罗马的实际工资或人均GDP，却很少有人关心考古记录的杂乱的细节。其结果之一便是他们似乎往往对罗马世界与史前社会之间的鸿沟，缺乏比较清晰的认识。马拉尼马对度量什么和如何度量所做的设想，没有抓住罗马帝国的生活与像耶利哥那样一万年前的农业城镇的生活，以及像南非的平纳克尔角那样10万年前的定居点的生活之间的反差。观察非常长期的能量历史，需要更完备地研究考古记录，也需要采用像库克那样的先驱人物们创新的方法。能量流之类的问题对研究史前社会和古代社会至关重要，而库克等人的方法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比马拉尼马的方法要敏锐得多。

结论

贯穿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人均获取能量都有所增长，在1世纪时达到最高点，约为每人每天30 000千卡。按照前现代的标准，达到极高的水平，接近于1700年左右西方核心地带的水平，不过按现代的标准仍算很低，也许连当代美国15%的水平都达不到。图3.6显示了我对古代时期（公元前500~公元200年）和现代时期（1700~2000年）的估计。

图3.6 公元前500~公元200年和1700~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估计数字

古代和现代之间（200~1700年）

下一个挑战是填补古代地中海地区和早期现代欧洲的数据之间的漫长鸿沟。我把这1 500年分成了3个阶段： 200~700年、700~1300年、1300~1700年。

衰退（200~700年）

图3.5显示了在这第一个阶段中，工业和商业活动出现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意味深长的衰退，说明能量获取也在下降。

原则上讲，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于301年颁布的关于价格和工资的著名法令，应当能使我们了解4世纪初时的实际工资情况，从而为我们提供起点，但实际上，问题远不是这样简单。根据沙伊德尔的计算，从该法令所推测的非熟练工人实际工资只相当于每人每天9 376千卡，低于1~2世纪时意大利的大约每人每天25 000千卡（不过存在很大的变量，12 000千卡上下）。然而，罗伯特·艾伦的计算显示，实际工资只相当于1 439千卡，和18世纪欧洲最贫穷的地区一样低，即使把工资全部用于购买食物，也维持不了太久。无疑，这个法令似乎说明从公元150~301年，实际工资下降了，但沙伊德尔和弗里森建议将其中的数字权当痴心妄想，与真实世界中的价格相距甚远，他们恐怕是对的。

最近几项对考古证据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公元200~700年间能量获取水平下降的印象，不过这些研究也表明，变化的详细情况和速度在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表现殊为不同。一些新的能量获取手段，例如铧式犁和水车的使用，在公元200年后变得越发普遍，尤其是在罗马核心地带其他方面都相当落后的北部边缘地区，但是总体趋势是显著地在向另一个方向变化。

除非罗马晚期考古的专家们能够更精确地对考古证据进行量化，否则很难做出准确的估计，但是公元200~700年的概貌是：由石头和砖头盖成的高大房屋被木头和泥土建成的矮小房屋取代了；铺砌的街道被泥土道路取代了；排水沟和高架渠被废弃了；人的寿命、身高和数量都下降了，存活下来的人们从城市流向了农村；远程贸易衰落了；简陋的手制陶器取代了精致的轮制陶器；木制和骨制的工具使用增多，而金属工具减少；工厂纷纷歇业，被乡村匠人或家庭手工业者取代。

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曾提出，西方核心地带能量获取水平下降，是从1世纪60年代开始的。当时穿越大草原的人口迁徙，使得欧亚大陆东西端原本迥然不同的细菌融合了起来。图3.5显示，这种被称为“安东尼瘟疫”的突发疾病，在公元200年前就已经开始拉低能量获取水平了。随着气候开始恶化，到公元3世纪时，这种下降的趋势日渐明朗，特别是在罗马帝国的西部；但是从5世纪开始的第二轮暴跌有着深远的影响。早在公元450年，不列颠岛的极西北部便显示出物质财富的骤降。到500年时，高卢也出现了这种情况。600年时蔓延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到700年时又吞没了北非和爱琴海沿岸的拜占庭核心地带。

公元400~700年，崩溃的浪潮从西北席卷东南，通常呈现出各种纷繁复杂的模式，正如新近对6世纪安纳托利亚地区西部的萨迦拉索斯遗址的公共厕所进行的植物考古研究所证明的。研究显示在当地农业越来越精耕细作的同时，城市结构却在瓦解，呈现出明显矛盾的画面。然而，在长达三个世纪的过程中，整体效应却是明显无误的。西方的核心地带在地理上收缩了，缩小到今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一带。地域的缩小是与人均能量获取水平的下降是相应的。

这就是说，我们应当认为公元200~700年的西方核心地带能量获取水平的下跌并非是灾难性的。在埃及和伊拉克，灌溉系统、城市和基本的国家形态仍然是完整无缺的，阿拉伯人的征服也许反而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增长。在其他地方，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如意大利地区的6世纪，或安纳托利亚地区的7世纪），人们仍然采集木头，生火做饭，做着与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大致相同的事情。然而，总体能量获取水平肯定是下降了。例如，最近对英国所做的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7世纪时，非常简单且千篇一律的谷物食物，代替了罗马时代更加丰富多彩的饮食。

在当前的证据状态下，我们只能根据特定的考古发掘报告，进行大致的猜想。从公元200~500年，能量获取水平可能下跌了10%（核心地带从大约每人每天31 000千卡降至大约28 000千卡）；然后在公元500~700年，又下跌了10%，降至大约每人每天25 000千卡。其实，公元200~700年，埃及和伊拉克的人均能量水平即使真有下降，恐怕也降得很少，但是意大利、北非和高卢南部等地区的暴跌，却导致了西方最发达的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700年时比200年时低了20%。

这个下降程度远没有图3.5所显示的那样剧烈（原因是图3.5也许主要反映的是变化最大的非食物热量和昂贵食物热量），但在一些罗马史专家看来，似乎仍然被夸大了。在整个19~20世纪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学家们都倾向于认为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对晚期古代社会的总体观点是正确的，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有批评家提出了反对意见。按照最主要的修正主义者彼得·布朗（Peter Brown）的说法：“撰写晚期古代世界（公元200~700年）的历史简直是太容易了，好像那就是一个关于‘衰落和瓦解’的悲伤故事。”布朗抛弃了吉本的黑暗画面，他主张：“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这个时期是与令人震惊的新开端相连的……对于被一个敏感的欧洲人如此珍重地视为其自身文化中最‘现代’和最有价值的……‘当代’特性，我们表现得极度敏锐。”

布朗意在提醒历史学家们，不应让衰落和瓦解的叙事，遮掩了晚期古代社会文化转变的复杂而迷人的事实，但经过30年的提醒后，许多历史学家如今已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安德烈娅·贾尔迪纳（Andrea Giardina）曾评论说：“现在有一种普遍的信念……认为诸如‘衰落’或‘颓废’之类的词意识形态色彩太过强烈，因而也就成了对人们的误导。”布朗主张我们应当将公元200~700年这个时期视为从古典文化进入早期中世纪文化的转型时期，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太多历史学家任由这种新观念蒙住了自己的双眼，无视这也是政治和经济崩溃的时代这一事实。战略学家爱德华·鲁瓦克（Edward Luttwak）最近曾说，“新的时尚观点将晚期古代社会的转型几乎说成了和平的迁徙与温和的渐进式转变，然而却遭到了详细的考古证据的反驳。考古证据中充满了暴力、破坏，以及上千年都无法恢复的物质享受和教育成就的灾难性的损失。”我发现几乎没有人否认这个结论。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的对渐进主义模式的最好的修正办法，就是直接将对2世纪时罗马帝国任何部分的遗址考古报告和调查数据，与7世纪时同一地区的报告和数据进行对比。所有遗址（甚至包括比罗马帝国所有其他部分都更好地渡过危机的埃及的遗址）都显示出物质生活水平和能量获取水平的下降。

说不清的600年（700~1300年）

虽然很少有人质疑这600年间西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是否在总体上呈现缓慢上涨的趋势，但详细情况却难以说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研究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于能量获取的关注度相比同行要低。

在公元700年时，西方核心地带已收缩至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地区。有一些证据表明，8世纪或9世纪是叙利亚，9世纪或10世纪是伊拉克，11世纪塞尔柱人入侵时是整个亚洲西南部地区，能量获取水平都下降了，但是在700~1300年这段时期，似乎埃及始终保持着能量获取的高水平，而西班牙地区有所上升。欧洲基督教地区在900年后显然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复苏，到1300年时，最富裕的地区意大利赶上了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带埃及的水平。

拜占庭帝国在10世纪也显示出经济迅速复苏的迹象。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在其一篇极具价值的论文中，利用了相当丰富的资料，计算出在大约公元1000年时，拜占庭核心地带非熟练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为大约每年680美元（以1990年国际元的购买力平价）。像罗马的人均GDP的计算一样，这个数字对食物热量之外考虑很少。米拉诺维奇特别对非食物收入进行了小小的提高。然而，他的确注意到了，他得出的拜占庭人均GDP数字比大多数人估计的罗马帝国早期人均GDP数字低大约20%，比扬·范·岑登计算的1086年英国人的收入和格里高利·克拉克计算的13世纪初英国建筑匠的收入高20%~25%。所有这些人均GDP研究使用的都是同样的方法，说明即使绝对数字低估了能量获取水平，随时间推移的相对变化仍然可以准确地反映实际状况。

从这些对比推断，再为非食物热量做较大的提高，如果公元1世纪时罗马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大约为每人每天31 000千卡的话，那么公元1000年左右拜占庭的能量获取水平则约为每人每天26 000千卡。而如果米拉诺维奇所采纳的罗伯特·洛佩兹（Robert Lopez）的论断——公元1000年左右拜占庭和阿拉伯人的阿拔斯王朝的能量获取水平大致相当——是正确的，西方核心地带整体水平也应当达到每人每天26 000千卡。而公元第二个千年早期，英国遥远边缘地区的能量获取水平约为21 000千卡。如果有什么要补充的话，那么通过罗马和拜占庭人均GDP和实际工资的对比，也许会稍稍低估了公元100~1000年能量获取水平总体的下降情况，因为这一下降也许对非食物热量的影响比对食物热量的影响要大得多，而戈德史密斯–麦迪森–米拉诺维奇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都忽略了这些非食物热量。

如果这一系列推断都是正确的，我们必然会得出结论：西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在700~1000年只有极小提高，从每人每天25 000千卡增至26 000千卡。尽管这个数字无疑与希腊的发现是相符的，但考古证据的匮乏使得这点很难得到验证。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在700~900年比较平稳地保持在大约每人每天25 000千卡，在10世纪时开始攀升，在1000年时增至每人每天26 000千卡，然后可能在1300年时达到了每人每天27 000千卡。欧洲的考古证据似乎与此相符，有家庭财产增多、坚固房屋增多、贸易加强，以及政府开支大大增多的显著迹象。甚至在遥远的波兰边缘地区，11~12世纪的饮食也比以前要丰盛得多，花样也繁复得多，但是欧洲最富裕的地区似乎仍然是意大利。

我们不可能对13世纪的意大利和埃及进行直接的考古对比，这是令人沮丧的，但经济史学家谢夫凯特·帕慕克（Sevket Pamuk）搜集的实际工资数据显示，1300年时意大利北部的工资水平（可以推测总体的能量获取水平）可能已经赶上了埃及，并领先于拜占庭；而到1400年时，意大利连埃及也超过了（见图3.7）。

图3.7 1300~1800年非熟练工人实际工资

资料来源：帕慕克，《黑死病》（Black Death），第297页，图2

快速增长（1300~1700年）

如果对中世纪和近代的能量获取水平的这些估计大致是正确的，那么在1300~1700年这段时期，西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一定增长了大约23%，从大约26 000千卡增至大约32 000千卡。这比同样时间跨度的任何其他时期都要快，除了公元前400~前1年这段时间，当时增长了29%——从24 000千卡增至31 000千卡。古代和近代早期增长率和总体分数的近似，说明历史学家们喜欢将这些时期做类比，并非是不合时宜的。

欧洲许多城市自中世纪晚期以来的极其详细的实际工资系列数据，如今都可以得到。这些数据表明整个13世纪和14世纪早期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总体减少了；1350年，黑死病加大了土地与劳动力的比率后，工资得到了巨大回升；随着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的人口增长，实际工资又逐渐下降了，但是到1600年时，西北欧和南欧、东欧的工资水平拉开了距离：西北欧的工资呈回潮之势，而南欧和东欧仍在继续下跌；1700年时，阿姆斯特丹的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比在1350年时高出了30%，而伦敦的非熟练工人高出了80%，这两地的工资增长都高于前面提到的能量获取水平的提高。

安格斯·麦迪森对人均GDP的估计使得1500~1700年这段时期呈现出极其不同的面貌。按照麦迪森的计算，除了意大利，整个16世纪西欧的生产率全面持续增长。在他看来，1700年时荷兰和英国取得了领先地位，并非因为它们在17世纪复苏了而其他地区却倒退了，而是因为它们比欧洲的其他经济体发展得更快。他确定在1500~1700年西欧生产率增长了29%。

像古代时一样，实际工资和人均GDP情况之所以有所不同，很大程度上应解释为，度量的是非常不同的事物。西欧的领主们在黑死病肆虐后无法再任性妄为，使得资源配置大大地向穷人转移，实际工资的增长比生产率的增长快得多；但随着16世纪人口回升，实力又转回贵族那一边，尽管人均GDP仍在增长，实际工资却下降了。

1350年后长达一个世纪的实际工资飙升，也遮掩了14世纪的广泛大衰退的事实。衰退在很多方面损害了贸易和工业。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表明情况并不像以往的某些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严重，但14世纪的灾难和不稳定似乎仍然拉低了能量获取水平，但下降幅度不大。从1300年的每人每天27 000千卡降至1400年的26 000千卡，但由于缺乏关于定居点的可量化的考古证据，这只是猜测。

1300~1700年的能量获取水平呈现上升（见图3.8），这方面的考古证据非常明显，似乎也符合我在前文中提出的23%的涨幅，尽管考古证据还没有详细到能够验证我所提出的每人每天的能量获取水平在14世纪下降了1 000千卡的看法。西北欧农业产量增长的证据非常清楚，文字资料和实物证据都表明，13~14世纪在城市人口增长的压力下，捕鱼量有显著增长，渔场也得到了扩张。

图3.8 公元前5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

食物热量的增加仍不足以明确地影响成年人的身高，但在非食物热量中，变化要惊人得多，特别是在1500年后。遗嘱和诉讼文书中显示的细节和发掘出的遗物，全都表明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1700年时西欧的房屋比1300年时的更大、更精致，物质产品也更丰富。工业生产在增长，人们工作的时间更长，诸如泥炭和煤炭等化石燃料开始贡献巨大的能量。虽然对比肯定仍然是猜测性的，不会很精确，但17世纪时西北欧的人均能量获取水平可能已经超过了罗马巅峰时期（约公元100年时）。

冰期晚期的狩猎－采集社会（约公元前14000年）

尽管也许令人吃惊，但我们在估计冰期末期的能量获取水平时，较之其后到18世纪前的任何时代，我们有更充分的立足点。尽管自农民将最后的食物采集者逐出最早的西方核心地带（侧翼丘陵区）已过去了数千年，同时，该地区的气候和生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比较研究仍能相当准确地确定能量获取的可能参数。

颇具盛誉的生物能量学和灵长类动物生态学等领域的研究，为我们展现了我们最近的进化邻居类人猿的能量使用情况的生动画面，而经济人类学家也测出了从炎热的非洲到寒冷的西伯利亚，当代世界各地的食物采集者的能量获取情况。

已知最早的作为物种的人，180万~250万年前生活在东非地区。他们的能量需求近似于黑猩猩，但有相当确凿的证据表明，这种“能人”吃肉的次数比黑猩猩要频繁，他们甚至可能已经成为活跃的猎手，而不是拾荒者。通常需要植物与太阳能的光合作用产生的大约10千卡的化学能量，才能使动物产生1千卡的动能，所以，能人已经在用昂贵热量取代廉价热量了。即便如此，能人由于身材矮小、脑容量较小、物质文化简单，可能通常也只需要大约每人每天1 500千卡的能量。

随着180万年前东非的能人进化成直立人，能量获取水平可能得到了巨大飞跃。直立人的脑容量增长了大约40%（从610毫升增至870毫升），体重增长了75%（从35千克增至62千克），身高增长了近50%（从1.15米增至1.7米）。直立人可能已能随心所欲地生火，这极大地增强了他们非食物能量获取的能力，并使他们通过改造食物从中吸收了更多热量。由于大约5万年前的考古记录太少，证据是存在争议的，但是最近在以色列的盖谢尔贝诺特雅各布地区的考古发现强而有力地证明了79万年前直立人已经懂得使用火了。假如从木头中释放能量烹饪食物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技术，那么直立人的总体能量获取水平可能已升至大约2 000千卡。

随着原始人类北迁越过北纬40°线，他们必须摄入更多能量以应对更为寒冷的气候。英国的山毛榉坑和德国的舍宁根都发现了4万年前的人类经常使用火的确凿证据。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尼安德特人摄入的食物能量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昂贵的肉类热量，特别是在较寒冷的地区和时间。生物能量学家估计他们通常每人每天要消费至少3 000千卡，也可能接近5 500千卡。

冰期晚期的现代人需要用于食物的热量相对较少，因此用于燃料的热量也较少，但其他类非食物能量的获取极大地增长了。对虱子的基因分析表明，人类至少在5万年前，也可能在15万年前，就开始穿合身的衣服了。对化石脚骨所做的解剖研究也表明，至少在4万年前，人类也普遍穿鞋了。大约5万年前，智人也开始将少量的能量用于个人装饰，将相对较多的能量用于建设栖身场所。考古学家们至今仍未发现关于原始人类盖房子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但至少自5万年前起，现代人开始将能量投入建筑了。从最早的时候起，修建这些建筑物就需要数千千卡的非食物能量，但是人们在没有山洞可以使用时，有了遮风避雨之所，就可以借助火炉取暖，使这种努力得到了回报。

到冰期末期，大约公元前14000年时，在亚洲西南部西方核心地带，像欧哈罗这样的考古遗址，人类总体的能量获取水平（食物+非食物）一定是在每人每天4 000千卡左右。我做出这样的估计，是因为食物能量不可能长期远少于每人每天2 000千卡。假如非食物能量获取远低于此，纳吐夫人的物质文化就要比考古记录所显示的简陋许多；假如非食物能量获取远高于此，考古记录也会比实际显得富裕许多。

从采集者到帝国主义者（公元前14000~前500年）

正如图3.9所清楚地显示的，关于冰期晚期西方核心地带狩猎－采集社会能量获取水平合理有把握的估计数字（公元前14000年，每人每天4 000千卡），与下一个合理有把握的估计数字（公元前500年的地中海东岸城市居民，每人每天23 000千卡）之间，还有很大的空白需要填补。我们可以为这13 500年简单地假设一个平稳的增长率，或者是算术的，或者是几何的。但实际上，将实地考古资料与文献数据相结合，借助经济人类学方法，再对比公元前500年之后的分数，我们是可以得到更准确的估计数字的（见图3.10）。

图3.9 公元前14000年和公元前500~公元2000年的西方能量获取情况

我将这一时期划分为6个阶段，先简要地概括一下每个阶段的大致发展情况，再努力对这些变化对于能量获取的意义进行定量分析。

丰富的采集社会（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

考古证据似乎非常清楚，亚洲西南部随着冰期末期气候越来越温暖、越来越稳定、饮食越来越丰富，棚屋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精致了，物质文化在发展。叙利亚的阿布胡赖拉的考古发现表明，用于种植的黑麦在公元前11000年时，更大种子已被选出来。亚洲西南部的人仍然是采集者（不过越来越多地成为定居者），到公元前11000年时，他们的能量获取水平仍然更接近于冰期晚期时的每人每天4 000千卡，而不是库克所认为的早期农业社会所应达到的每人每天12 000千卡，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出，这3 000年至少就百分比而言有了相当大的相对增长，即便没有按照后世的标准，认为在千卡的绝对数量上有较大增长的话（见图3.10），也会得出这一推论。

图3.10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每千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

新仙女木小冰河期（公元前10800~前9600年）

被称为新仙女木期的长达1 200年的小冰河期（公元前10800~前9600年），对能量获取意味着什么，是有争议的。一方面，公元前10000年时，很多永久性村落似乎被遗弃了，居民回到了更具流动性的生活，在建筑和物质文化方面投入的能量也减少了；另一方面，最早的重大公共建筑出现在像柯尔梅斯德雷、杰夫–阿玛和穆赖拜特这样的考古遗址，意味着能量获取的增加。在我看来最稳妥的办法是，至少在相关证据得到重大完善之前，先假设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前10800~前9600年基本是持平的。这样与平稳的算术增长模式和几何增长模式都有了较大差异。这两种模式都认为公元前10800~前9600年之间能量获取水平增长了17%（算术模式认为从每人每天9 000千卡增至10 500千卡；几何模式认为从每人每天6 000千卡增至7 000千卡）。

农副产品的革命（公元前9600~前3500年）

公元前9600年后，随着天气变暖和定居生活的普遍化，我们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第一个是，耕种恢复得相当快。在公元前9000年时的约旦河谷、幼发拉底河谷和底格里斯河谷的多个考古遗址，都出现了非自然生长的小麦和大麦的大种子，到公元前8500年时就变得更普遍了，在很多考古遗址都能看到完全是人类种植的最早的小麦和大麦（坚硬的叶轴和外壳都还没有碾碎）。到公元前8000年时，沿着今伊朗、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和约旦的边境地区延伸的侧翼丘陵地区，将近半数的碳化的谷物种子都是人类种植的了。到公元前7500年时，几乎全部的种子是种植的了。

驯化动植物的定居生活提高了平均每公顷耕地能量获取量，并且至少在短期内，提高了人均能量获取水平。然而，多余能量的主要用途之一是生养了更多婴儿，这就引发了第二个趋势。村庄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几何级的人口增长超越了算术级的食物供给增长，使得人均食物供给跌回最低限度。这两个趋势共同造成了一种矛盾的结果，尽管公元前9600~前3500年非食物能量获取水平显然得到了巨大提高，总体食物供应的最好情况也就是停滞不前。种植谷物的廉价热量越来越多地替代了基于狩猎和采集野生食物的更为丰富的饮食。人们的骨骼记录表明，总体而言，早期的农业人口健康程度不及农业产生之前的狩猎–采集群体。

过去30年的考古发掘情况也表明，自新仙女木事件后，能量获取的变化率比原先想象的要慢得多。我们不应想象发生了一场单一的农业革命，也许应当认为从用全部时间采集食物，到采集与耕种相结合，再到用驯化的植物和动物生产出的食物逐渐替代野生食物，是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最新的研究也表明，在侧翼丘陵区，这一过程大致发生于公元前9600~前7500年，经历了大约2 000年。

而且，这还只是第一阶段，驯化植物和动物这一转变之后，跟随而来的是时间更为漫长的食物能量的副产品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农民们逐渐加强实践，发现了驯化的动植物的新用途。人们花费了很多世纪，才学会了轮换种植谷物和豆类以恢复地力；去除杂质，更有效地处理谷物；更有效地烘烤面包；约束动物用于取奶或牵拉，而不是在它们尚幼小时就把它们全部吃掉；制造更高效的犁和装有轮子的车；储藏设施也越来越完善，打井技术为溪水流不到的地方提供了水。

完整的古代干谷农业在亚洲西南部至少直到公元前4000年时才就位。到那时，除草、轮种和为庄稼施肥才全部成为常规做法，极大地增加了每公顷能量获取量，即使大部分甚至全部的能量盈余都转换成了更多的人口，而不是更多的人均获取食物能量。

非食物能量获取的增长依然缓慢，但已经明显得多了。就像计算后罗马时期的能量获取量一样，最好的办法就是对比不同时期的定居点遗址。来自阿布胡赖拉的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见图3.11）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顶部是一座小而结实的房子的一部分，建于公元前8000年左右；底部是一个脆弱得多的棚屋的残存，建于大约公元前12000年。如果我们将时间继续推移，我们发现在公元前6500年左右时，房屋更加牢固——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恰塔尔休于。到公元前4500年时，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欧贝德时期越发令人难忘。迈克尔·罗亚夫（Michael Roaf）曾描绘过一个相当典型并且也保存得非常完好的例证：伊拉克的玛德胡遗址，面积170平方米。那时的房屋已经用泥砖建得很坚牢了，通常会围成一个阴凉的院子，有防水的屋顶，还有很大、很好的仓储设施。

图3.11 叙利亚阿布胡赖拉的房屋遗迹。底部为公元前12000年左右的棚屋的柱坑；顶部为公元前8000年左右的泥砖房屋遗存

资料来源：摩尔（A.M.T. Moore）、莱格（A. J. Legge）和希尔曼（G. C. Hillman），《幼发拉底河畔的村落：阿布胡赖拉，从采集到农业》（Village on the Euphrates：From Foraging to Farming at Abu Hureyra）（2000年版），第107页，图5.4

典型的家居产品也同样在增长。陶器于公元前7000年左右开始使用，自那以后不久就有专业的制造者开始使用陶轮了。编织似乎也在稳步发展成熟，铜质的饰品、工具和武器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开始使用。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考古学家对亚洲西南部不同历史时期的家居产品进行过系统的定量分析和比较，但阿布胡赖拉（约公元前12000~前8000年）和玛德胡遗址（约公元前4500年）家居产品内容的反差，还是很引人注目的。

各种各样的重大公共建筑所消耗的能量也急剧增长。耶利哥有一些早至公元前9000年的作为防御工事的塔，但是与公元前3500年埃利都的精美神庙或者苏萨的堆积的巨大土台相比，就要逊色多了。图3.12是约公元前5000~前3500年埃利都神庙序列的复原图，能够像阿布胡赖拉的房屋图片一样形象地说明非食物能量获取的增长情况。

图3.12 伊拉克埃利都神庙遗迹。最底部是建于约公元前5000年的神庙；最顶部是建于约公元前3000年的神庙

资料来源：迈克尔·罗亚夫，《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近东文化地图集》（Cultural Atla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and the Near East），1990年，第52页

用于运输的能量也在增加。将畜力与带轮的车辆联系在一起的最早的确凿证据，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苏美尔人所绘的牛车图。而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坟墓中，出土了真实的车辆。风力和水力也得到了利用。独木舟于公元前5000年被用于打鱼；在埃利都，公元前4000年时就开始使用正经的船了。

公元前9600~前3500年非食物能量获取水平增长非常明显。不过，我们应当记住，就公元前14000~前11000年丰富的采集社会而言，尽管公元前9600~前3500年能量获取水平在百分比上变化很大，但在绝对数字上，按照现代的标准却并不大。甚至到了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末期，西方核心地带的人们仍然是村民，他们的能量获取水平大致处于图3.1中库克所谓的“早期农业社会”阶段。

古代国家（公元前3500~前1200年）

公元前3500年后，随着有中央政府的国家的创建和扩张，西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增长率开始加速。但由于没有对人体骨骼资料进行系统性搜集，讨论又一次无法进行，就像对旧石器时代饮食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及其他人类学分析不足一样。零散资料给人们形成的总体印象是，食物热量摄入的总体变化相对不大。

对于西方核心地带不同部分的饮食和营养，我们可以勾勒出非常简略的画面，但细致研究后会发现，地区间的差异非常大。高产可能是长期趋势：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之间的结实率上涨了（在公元前2000年时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大麦种植可能达到了30∶1），但人口似乎增长得同样快，抵消了收益。

然而，像较早的时期一样，人均非食物热量获取也有极大增长。最引人注目的是金属器具的普及。这决定了这个时代的标准名称：青铜时代。据皇家官方档案记载，宫廷里有很多青铜铸造坊；考古发掘者也发现了大量的私人铸造坊；自公元前1200年后，西方核心地带的石制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就消失了。

著名的埃及金字塔、亚述和巴比伦金字形神塔，以及青铜时代的宫殿和神庙，无疑消耗了巨额的能量。约公元前2600年修建于埃及吉萨的大金字塔，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重的建筑物，重约100万吨。长距离贸易的规模也在迅猛扩大，尤其是在公元前1600年后，在土耳其海岸外发现的船只残骸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点。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大量新增人口所消耗能量的增长。公元前3500~前1200年，在西方核心地带的所有部分，房屋标准和家居产品的数量和工艺都有较大的改善。

像其他时期一样，这段时期内也存在强烈的地区差异，以及突发的地方性崩溃事件。例如，爱琴海克里特岛的新宫殿时期（约公元前1800~前1600年）是一个十分富足的时期，有很大的房子（中等规模房屋的楼层平面都有130平方米）和丰富的物质文化。然而，公元前1600年后，克里特岛上的非食物财富似乎下跌了，而与此同时希腊大陆却仍在持续增长。

这一时期最大的突发性崩溃事件，似乎发生在公元前3100年后的美索不达米亚。乌鲁克被焚毁了，其庞大的物质文化区瓦解了；还有公元前2200~前2000年，发生在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经叙利亚和黎凡特到埃及的整个地区（地中海沿岸很多地区也受到了冲击）。然而，尽管这两次崩溃都留下了清晰的考古痕迹，但却没有明显证据表明能量获取受到了很大影响。

这似乎有好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两次崩溃实际上发生的地点都非常分散，一些遗址被毁灭并放弃了，而另一些却依然繁荣（例如在叙利亚，今塞赫那城和斯维哈特大约在公元前2200年被放弃了，而布拉克丘和莫扎却发展得更大了）。对于崩溃的根本原因，考古学家们意见不一，有些人甚至质疑使用“崩溃”这个词是否合适。

另一个原因是公元前3100年时在埃及出现了新的核心地带。尼罗河谷没有受到公元前3100年崩溃的影响，尽管公元前2200年后的灾难的确给埃及造成了重大冲击，但与对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作用时间不同。公元前2100年，埃及的古王国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卡德王国都已经瓦解了，但强大的新国家乌尔第三王朝重新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大部。到公元前2000年时，乌尔王国也崩溃了，但中王国重新统一了埃及。尽管公元前2200~前2000年这个时期留下了明显创伤，但西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似乎始终在增长。公元前1800~前1550年又一轮动乱发生时，能量获取似乎仍在增长。

还有一个原因，我界定能量获取的办法也许低估了危机对此的影响。在早期历史的这段时期，公元前2500年前，我每500年计算一次分数；公元前2500~前1500年之间，我每250年计算一次分数。公元前3500年的分数度量的是乌鲁克崩溃之前的能量获取水平。虽然美索不达米亚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前3000年时也许低于公元前3100年之前（证据并不清楚），但埃及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前3000年时肯定比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3500年时高。同样，对公元前2250年的能量获取的计算，显示的是大崩溃开始前的水平，而且虽然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2000年时仍处于混乱中，埃及的秩序已经恢复了。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提到的，在两个分离甚远的时间点之间进行度量，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抹平现实的变化。

既然我们为城市化设置了低门槛（大约5 000人），可以说到公元前1250年时，西方核心地带的很多人都已经成为城市居民了，而欧亚大陆西部的大多数人已经生活在有行使职责的中央政府的古代国家中了。他们的能量获取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库克的图表（见图3.1）中早期农业阶段的水平——每人每天12 000千卡了。即使将最富裕的青铜时代晚期定居点，如乌加里特（毁灭于约公元前1200年），与一流的希腊定居点，如奥林索斯（毁灭于公元前348年）相比，青铜时代社会的能量获取水平仍无法与古希腊的每人每天大约25 000千卡相提并论。

青铜时代末期（公元前1200~前1000年）

公元前1200~前1000年，席卷了整个西方核心地带的崩溃提供了能量获取水平下降的第一个无可争议的证据。在受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今希腊和土耳其），城市和精美的经典建筑一起灰飞烟灭，甚至在受危害最小的地区（埃及），社会上层的活动也锐减了。

至今尚无很多证据证明埃及普通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变化，但在叙利亚、以色列和爱琴海地区，住房的标准、物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贸易网络的规模都急剧下降了。缺乏人体骨骼的大规模系统性对比，又一次造成了问题，但至少在爱琴海地区，成年人的死亡年龄下降了；同时，发病率增长的一些证据也肯定了成人身材呈下降趋势。

铁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000~前500年）

能量获取水平一定是急剧飙升了，才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青铜时代后的低谷期蹿升至公元前500年的约25 000千卡。而公元前500年，正是地中海古代社会经典时期的开端。

大多数可用的资料和早期阶段所用的同属一类。像通常一样，经典建筑是最明显的证据：公元前6世纪波斯波利斯的波斯王宫和巴比伦的神庙、宫殿，使此前几个世纪的所有建筑都黯然失色，就像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庙和罗马卡皮托林山的朱庇特神庙对扩张的核心地带边缘地区所起的作用一样。

在核心地带，房屋说明不了太多问题。那里有多间屋子、方方正正的房子一般面积都在50~100平方米。这种情况好几个世纪来都很普遍，但在以色列，结实的两层楼“柱屋”在公元前1000~前500年变得更普遍、更大，也更豪华。再往西到地中海地区，多间屋子的方正房子逐渐取代了面积较小、曲曲弯弯、只有一间屋子的房子。这一过程在希腊始于公元前750年左右，到公元前500年时大致完成；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始于公元前600年左右，到公元前400年时告一段落；在法国南部始于公元前400年左右，到公元前200年时基本完成。

在希腊，关于成人身材的证据多少有些模糊不清，但公元前1000~前500年，成年人的平均寿命明显提高了，发病率也可能下降了，说明作为其基础的能量获取水平也在增长。然而，关于饮食的直接证据仍然不清楚，因为目前遗址中在食物方面的变量使得仍不可能探求现象变化。

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变化是铁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肌肉力量的效用。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很早的时候，金属就已经偶尔被使用了，但公元前1100年后不久，塞浦路斯地区的锻工们开始更加系统地打造铁器。这可能是因为公元前1200年贸易道路崩溃后，获得制作青铜器所需要的锡出现了困难，不得不采取对策。到公元前800年，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之后，铁的优势（尤其是其含量丰富和成本低廉）已经尽人皆知了，于是铁被继续当作工具和武器的标准原料。公元前1000年，希腊几乎所有的武器都是铁制的了；公元前700年，最早的铁制工具也在希腊出现了。当时铁制武器在意大利、法国南部和西班牙东部也已得到普遍使用。

公元前800~前500年，对地中海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兼并，是西方核心地带最迅速的扩张。尽管亚洲西南部的老核心地带的经济活动无疑仍在增长，但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和今天突尼斯所在的地区发展得更为迅猛。最容易量化的证据是船只残骸和污染记录（见图3.5）。

对希腊以外地区的人体骨骼、住房以及其他形式的证据缺乏系统性的搜集，又一次妨碍了估算，但总体面貌似乎是清晰的：公元前1000~前500年，西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在上升——也许像以前一样快。在地中海盆地的中部和西部，上升得尤其快。

能量记分牌

要填补公元前14000年（每人每天4 000千卡）到公元前500年（每人每天23 000千卡）之间13 500年的能量获取分数的鸿沟，办法之一是索性假设一个固定的增长率，无论是算术的还是几何的（见图3.13）。然而，本节讨论的证据显示，那样做将遗漏大量重要信息。

考古证据显示得非常清楚，公元前最后几千年的能量获取水平，比冰期晚期和冰期刚刚结束的时期，增长得要快得多，意味着算术增长曲线肯定存在严重的误导。如果设定一个几何级的固定增长率（每年0.013%），会更大致符合实际，但即便如此，也会遗漏一些重要的细节，如公元前10800~前9600年新仙女木期能量获取的中断、约公元前3500年后的显著加速，以及公元前1200年后的下跌。最好的估计曲线无疑是几何曲线和算术曲线下方的那条曲线。其增长率是指数的，但指数总体是随时间推移而增长的。

然而除了这些基本的看法，我们没有确凿的一个点，继续推进的唯一办法是估计，然后将估计结果与实际的考古证据、比较证据，以及我们为公元前500~公元2000年期间估计出的分数进行对比。

图3.13 估计公元前14000~前500年西方能量获取水平的可供选择的办法

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能量获取水平也增长了，但极其缓慢。像新仙女木期前的阿布胡赖拉这样的定居点，相比于像欧哈罗这样的冰期晚期的考古遗址，人们获取的能量似乎更多。我猜测增长大致在每人每天1 000千卡，从每人每天4 000千卡增至5 000千卡（即3 200年间增长了25%，平均每年增长0.007%）。我这样假设并没有确凿的根据。房屋面积和精致程度、食物准备的复杂程度和物质文化的扩展程度的增长，也许只代表每人每天500千卡的增长（即12.5%的增长率）；也许能代表每人每天2 000千卡的增长（即50%的增长率）。虽然这两个数字都过于极端了，但即使两者中有一个比我估计的每人每天1 000千卡更接近于现实，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的变化量仍然非常小，假设公元前10800年时的能量获取水平为每人每天4 500千卡，或者每人每天6 000千卡，而不是每人每天5 000千卡，对于随后的计算的影响都微乎其微。

正如前面的章节提到的，新仙女木期（公元前10800~前9600年）的证据有相互矛盾的迹象，所以我决定将这1 200年的能量获取情况视为没有变化。当然，这也许又是错误的。能量获取水平也许下降了（不过不可能一直跌到公元前14000年的水平），也许在继续上升（不过不会像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那样快）。不过，像较早的时期一样，所涉及的数量微乎其微，估计误差更可能是相互抵消，而不大可能相互掺和。

公元前9600~前3500年，能量获取水平的增长似乎远大于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库克估计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前5000年时已经升至每人每天12 000千卡了，只比上面的几何曲线所指示的每人每天13 000千卡低一点。但目前可用的考古证据表明，这似乎太高了。库克也许犯了20世纪中叶的考古学家们偶尔会犯的错误，以为农业革命只是一场单一的、极其迅速的转型。然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耕种和驯化是一个长达大约4 000年的过程，而且这还只是在亚洲西南部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不间断的革命副产品的第一阶段。在公元前9600~前3500年，总体的能量获取水平大致翻了一番，从大约每人每天5 500千卡增长至每人每天11 000千卡（年增长率为0.013%，几乎比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翻了一番），而不是像库克认为的那样到公元前5000年时就翻了一番还要多。按照库克的估计，公元前10800~前5000年的年增长率为0.017%。如果以这样的年增长率，到了公元前3500年，分数将达到每人每天15 500千卡。按照我的设想，如果能量获取在公元前3500~前1200年几乎又翻了一番，那么青铜时代晚期的能量获取水平就将达到每人每天30 000千卡——几乎相当于1世纪罗马帝国全盛时期、12世纪中国宋朝，或者大约1600年时西欧和中国核心地带的水平了。

这恐怕根本不可能。假如库克估计的公元前5000年的为每人每天12 000千卡的数字是正确的，那么与后来的数字保持看似合理的关系的唯一办法，就是假设公元前5000年后能量获取的增长率急剧减缓。假如增长率降到只有每年0.015%（也就是说，比库克估计的公元前9600~前5000年的0.017%的年增长率还要低），那就将把公元前12000年的分数拉低至每人每天21 000千卡，像我估计的一样。然而，考古证据却很难与公元前5000年后增速减缓的说法相吻合。库克对大约公元前5000年西方核心地带能量获取的估计（每人每天12 000千卡）一定是过高了。如果能量获取在公元前10800~前5000年大致增加了50%，也就是从每人每天5 500千卡增加到大约8 000千卡（而不是像库克认为的那样翻了一番还要多，从每人每天5 500千卡增至12 000千卡），然后在公元前5000~前3500年又增长了大约1/3（从每人每天8 000千卡增至11 000千卡），那么我们绘出的新石器时代的能量使用情况，及其与青铜时代的关系的图画，就合理多了。所以，公元前5000年时，能量获取水平增长至每人每天8 000千卡，然后到了公元前3500年，增长至每人每天11 000千卡。

公元前3500~前1300年——大致是从乌鲁克时代到拉美西斯大帝的时代——能量获取水平大约又翻了一番，从每人每天11 000千卡增长到21 500千卡（年增长率为0.029%，恰好是公元前9600~前3500年增速的两倍，是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增速的4倍）。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我所估计的增长曲线就在公元前13世纪赶上了几何曲线（见图3.13）。公元前1300年的数字当然有可能或高或低，但任何较大的改变（比如说低于每人每天18 000千卡，或高于每人每天25 000千卡）都将意味着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早期，必须假设一个奇慢或奇快的变化率。

公元前1300~前1000年，能量获取水平的下降程度是比较难以估计的。我曾经提出，公元前13世纪的这个数字稍稍下降了一点，从每人每天21 500千卡降到21 000千卡，然后下降速度加快，在公元前1200~前1000年，从每人每天21 000千卡降到20 000千卡（公元前1200~前1000年的年下降率为0.025%）。波谷的底部也许还要更深一些，那样的话，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早期的增长一定要稍微快一些，以便在公元前500年时达到每人每天23 000千卡；波谷的底部也可能稍微浅一些，那样的话，随后的增长一定会更慢一些。然而，20世纪90年代，一些考古学家声称公元前1200年后崩溃的规模实际上极小，甚至根本没有崩溃，是误入歧途了，好比提出后罗马时代也没有崩溃一样。

如果这些数字大致是正确的，那么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前1000~前500年，一定是上升了大约15%，从每人每天将近20 000千卡增至23 000千卡（年增长率为0.029%，比公元前3500~前1200年的估计增速稍快一些）。据我的估计，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前500~前1年又上升了35%（从每人每天23 000千卡增至31 000千卡）。

在图3.5中，船只残骸和铅污染分别代表着远程贸易和金属制造业。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15%的增长出现在公元前500年之前，另外85%的增长在公元前500年之后完成。这也许意味着我对公元前1000年（其实是公元前1300年）的估计太低了；或者这也可能只是反映了一个事实，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地中海地区出现大规模的人口增长（沙伊德尔估计在公元前1200~公元150年，人口大致增长了4倍），其中大部分是在公元前500年以后增加的，意味着贸易和工业的总量增长似乎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晚期得到了很大的重视，但人均增长量却没有得到很大重视。

惊人的积累：西方能量获取

图3.2和图3.3显示了我为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整个时期西方能量获取水平所计算的分数。这样的图表就其本质而言，大量数据都是近似值。很难想象每个数字都是正确的，这意味着（如第二章中所提到的）应当问的问题不是所有的数字是否都正确——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不是这样——而是这些数字是否错误到严重歪曲了西方能量获取的历史轮廓的地步。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答案一定是：否。我计算的分数无疑都是在正确范围内的，出于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讨论过的原因，系统性误差的幅度恐怕不会超过上下20%。然而，最受关注的肯定是非系统性误差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图表的形状。

图3.14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假设罗马的增长率较低而早期现代时期的增长率较高）

图3.14显示了能量曲线将会如何变化，例如，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能量获取水平实际上只是我估计的一半（即在公元前1000~前1年，从每人每天20 000千卡增至25 500千卡，而不是31 000千卡），而公元700~1500年的增长，则是我估计的两倍（即从每人每天25 000千卡增至29 000千卡，而不是从每人每天25 000千卡增至27 000千卡）。这些重大的修正令我非常吃惊，因为难以得到现存的考古证据的确证；然而它们对图3.14的影响却并不大。公元前1000~公元2000年的能量获取增长情况变得平稳多了（这从图3.15中更容易看出。该图既显示了实际估计，也显示了这些修正估计，而且只显示公元前1500~公元2000年这一时期），但基本情形大致是相同的。

图3.15 对公元前15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实际估计与修正估计（假设罗马时期的分数应降低而早期现代的分数应提高）的对比

我们可以拿任何假设的修正数字来做实验，但是这样的实验的主要价值就是展现我们需要对分数进行多么剧烈的改变，才能对西方能量获取历史的基本形态产生重大影响。基本的模式是非常清楚的——从冰期末期到国家开始出现（从约公元前14000~约前3000年），是一段极其漫长的发展极度缓慢的时期，在早期国家和帝国时代（约公元前3000~前1年）虽有所加速，但发展仍然非常缓慢，然后波动不断冲击着农业社会的上限，使之稍稍超过了每人每天30 000千卡（约为公元1~1600年），继而是短暂的农业社会的上限继续被推动提高的时期（1600~1800年），最后是（至今仍在持续的）爆炸式增长的短暂时期（1800年至今）。

经济学家们经常认为工业革命前没有发生任何重要变化。格里高利·克拉克曾说过（本章前面曾引用过）：“（公元）1800年时世界上的人均富裕状况并不比公元前100000年时的好。”他配发的图表（见图3.16）将前现代时期的生活标准表现为在马尔萨斯论的上限周围盲目乱撞，其非同凡响之处只在于其直率，观点本身仍然是错误的。

图3.16 格里高利·克拉克对过去3 000年来人均收入的再现

资料来源：格里高利·克拉克，《应该读点经济史》（A Farewell to Alms），第2页，图1

从冰期末期到1800年，能量获取水平有巨大的增长。然而，正如马尔萨斯本人所认识到的（见第三章第一小节），能量必须区分为食物热量和非食物热量。当人们将能量的意外收获转换为生养更多的孩子时，每单位土地上食物热量的增长很快就被消费掉了。然而非食物能量获取却不会被抵消掉，考古记录证明，过去16 000年的积累是惊人的。图3.2和图3.3中的上升趋势被各种各样的崩溃打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公元前1200年后、公元200年后和公元1300年后，但这样的中断每次都被证明是暂时性的，并且只能毁灭先前增长的部分成果。

后来者居上：东方能量获取

对东方能量获取情况的研究，比对西方的要少得多，定量估计尤其少。然而尽管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东方能量获取情况的主体轮廓却相当清晰。在最后一个冰期末期，大约公元前14000年时，在东方那些最得天独厚的地区，人均能量获取水平与西方是不相上下的，都在4 000千卡左右。出于地理原因（就此而言，生态差异使欧亚大陆西部可驯化的潜在动植物物种比东部要多），东方的分数起初上涨得比西方慢，耕种和驯养植物最早的清晰迹象的出现，比西方核心地带晚了2 000年。东方的分数增长到公元前3000年时开始加速。像西方一样，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早期发生了一次严重崩溃。但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迅速恢复了，到公元400年时又开始向上提升了，但直到公元1000年后，达到农业社会的上限——大约每人每天30 000千卡。在公元1200~1400年间又经历了一次严重崩溃之后，东方的分数于1600年又恢复到农业社会的上限，然后在18~20世纪迅速增长（相对于更早的时期）。表3.4、图3.17和图3.18显示了我对自公元前14000年起东方能量获取情况的估计。

相对而言，在史前社会和古代社会，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东方核心地带的分数似乎比西方核心地带低，但在西方历史学家们称之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时代，也就是大致从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中叶到第二个千年的中叶，东方核心地带的分数要高。不过，将这些比较再进行精练，要困难得多。

在本节中，我首先从最近的时期——1800年开始。接下去，像我在分析西方能量获取情况时一样，我先从广为人知的时代（先是960~1279年的宋朝，然后是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汉朝）开始，然后再填补鸿沟，最后再转入史前时代的东方。

表3.4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情况

年代 | 每人每天能量（千卡） | 分数（分） | 年代 | 每人每天能量（千卡） | 分数（分）
公元前14000年 | 4 000 | 4.36 | 公元前500年 | 21 000 | 22.88
公元前13000年 | 4 000 | 4.36 | 公元前400年 | 22 000 | 23.97
公元前12000年 | 4 000 | 4.36 | 公元前300年 | 22 500 | 24.52
公元前11000年 | 4 000 | 4.36 | 公元前200年 | 24 000 | 26.15
公元前10000年 | 4 000 | 4.36 | 公元前100年 | 25 500 | 27.79
公元前9000年 | 4 500 | 4.90 | 公元前/公元1年 | 27 000 | 29.42
公元前8000年 | 5 000 | 5.45 | 公元100年 | 27 000 | 29.42
公元前7000年 | 5 500 | 5.99 | 公元200年 | 26 000 | 28.33
公元前6000年 | 6 000 | 6.54 | 公元300年 | 26 000 | 28.33
公元前5000年 | 6 500 | 7.08 | 公元400年 | 26 000 | 28.33
公元前4000年 | 7 000 | 7.63 | 公元500年 | 26 000 | 28.33
公元前3500年 | 7 500 | 8.17 | 公元600年 | 27 000 | 29.42
公元前3000年 | 8 000 | 8.72 | 公元700年 | 27 000 | 29.42
公元前2500年 | 9 500 | 10.35 | 公元800年 | 28 000 | 30.51
公元前2250年 | 10 500 | 11.44 | 公元900年 | 29 000 | 31.06
公元前2000年 | 11 000 | 11.99 | 公元1000年 | 29 500 | 32.15
公元前1750年 | 13 000 | 14.17 | 公元1100年 | 30 000 | 32.69
公元前1500年 | 15 000 | 16.35 | 公元1200年 | 30 500 | 33.24
公元前1400年 | 15 500 | 16.89 | 公元1300年 | 30 000 | 32.69
公元前1300年 | 16 000 | 17.44 | 公元1400年 | 29 000 | 31.06
公元前1200年 | 16 000 | 17.44 | 公元1500年 | 30 000 | 32.69
公元前1100年 | 16 500 | 17.98 | 公元1600年 | 31 000 | 33.78
公元前1000年 | 17 000 | 18.52 | 公元1700年 | 33 000 | 35.96
公元前900年 | 17 500 | 19.07 | 公元1800年 | 36 000 | 39.23
公元前800年 | 18 000 | 19.61 | 公元1900年 | 49 000 | 53.40
公元前700年 | 18 500 | 20.16 | 公元2000年 | 104 000 | 113.33
公元前600年 | 20 000 | 21.79 |  |  |

图3.17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情况（线性–线性标尺）

图3.18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情况（对数–线性标尺）

最近的过去（1800~2000年）

像西方核心地带一样，2000年时东方核心地带也有高质量的统计资料，可供计算能量获取情况时使用。东方核心地带（日本）的人均食物热量和非食物热量的总体能量获取水平为大约每人每天104 000千卡，不到美国的消费量每人每天230 000千卡的一半，但比东方（或西方）历史上任何较早时期高得多。

在东方，可靠的政府统计数据不会在历史上回溯太远，而且（像西方一样）农民家庭用于燃料、房屋、衣服等的生物量缺乏量化的资料，使得问题更为复杂。1900年，日本烧了300万吨煤（大致相当于每人每年消费500千克，或者略高于每人每天500千卡；而1903年英国的消费水平为1.81亿吨煤＝每人每天4.36吨≈每人每天40 000千卡），以及只能称之为微量的石油。然而，随着18世纪和19世纪人口压力的增大，生物燃料的使用也越来越高效和密集，而资源基础在逐渐弱化，也许堪与十八九世纪西北欧先进的有机经济体相比。总之，各种不同的资料表明，1900年东方核心地带日本的能量获取水平低于每人每天50 000千卡。

20世纪初期中国北方农民的生活相对记录得比较好。煤和豆渣肥料在19世纪时已经得到广泛应用。1900年时的生活水平普遍低于日本，一些地方实际上还在下降，但能量获取水平肯定高于每人每天40 000千卡。

19世纪东方（尤其是中国）的生活水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激烈争议，以致成为西方统治的长期注定论和短期偶然论争执的主要战场。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历史学家中主导的理论是，中国经济在1400~1900年是停滞的。例如，安格斯·麦迪森估计，中国的人均GDP在1000~1500年，从450美元增长到了600美元（以1990年国际元表示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然后在1500~1820年，一直停留在600美元没有变化。同样，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认为，中国农业在中世纪经历了强劲的增长和变革后，于元朝（1271~1368年）达到了其极限，自那以后，最优的实践方法从中国南方农业核心地带传遍了全中国，但基本上没有再出现重要的新技术。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了一个更宽泛的观点，中国在宋朝（960~1279年）接近于工业起飞后，就陷入了一个他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传统的依靠肌肉力量和水力的技术达到了其效率的极限，但却没有足够的诱因跃升到使用化石燃料的技术。无论是含蓄还是直率，此类观点都认为东方核心地带的人均能量获取水平，从1368年明朝建立到19世纪40年代欧洲人入侵，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这些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遭到了猛烈攻击，部分是因为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向学者们开放了大量明朝档案，历史学家们从中发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丰富证据，特别是清朝（1616~1911年）的证据。彭慕兰尤其主张，18~19世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长江三角洲）的发展轨道，与西欧的发展轨道更多的是相似而不是差异。他认为，中国原始工业化形式与工业革命是类似的。彭慕兰还提出，清朝时期的中国即使人口迅速增长，生活水平还是在提高中。按照他的计算，19世纪典型的中国成年男子每天消费2 386~2 651卡路里的食物，与英国的水平是大致相当的。中国人消费的食糖、烟草、蜡烛、家具和肉类的数量似乎也在上升中，棉质衣服已普及寻常百姓。

为1400~1900年的东方勾勒出的农业退化的悲观的旧画面，仍然有其捍卫者，但随着东方实际工资和农业产量的长期资料的完善，越来越多学者认为，在两种理论中折中是最为合理的。悲观主义者们认为，1600~1800年农业劳动者的人均产量的确是下降了（见图3.19），但仍然相当高，晚至170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可能仍然比欧洲任何地区的都要高。

图3.19 1300~1800年欧洲和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情况

资料来源：艾伦，《农业生产力和农村收入》（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Rural Incomes）

相形之下，乐观主义者们认为，1738~1900年的北京实际工资的确是稍稍上涨了（见图3.20），但仍然非常低，与落后的欧洲南部差不多，与兴旺发达的欧洲西北部相差甚远。1738年时，北京、上海、苏州和东京实际工资的购买力，还不及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一半，但大致与欧洲南部（如米兰）或中部（如莱比锡）相当。东方的工资实际上在1918年时仍与南欧非常接近，但在1820年的时候，中欧的工资就已经与东方拉开了距离，而向英国靠近了。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800年东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低于西方核心地带，但低得并不多。按照我的计算，当时西方的能量获取水平是大约38 000千卡。在东方核心地带，农业产量很高，也有相当大量的煤用于取暖和做饭，但没有蒸汽动力，关于实际工资的资料也表明总体生活水平低于西北欧。所以，东方标准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其核心地带（中国北方和沿海地区，再加上日本）大约为每人每天36 000千卡，在不超过西方能量获取水平的前提下，不会过于高于这个水平；在不降至罗马帝国水平的前提下，也不会低得太多，与罗马帝国为伍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图3.20 公元1738~1918年欧洲和亚洲实际工资

资料来源：艾伦，《工资、价格和生活水平》（Wages, 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这些数字表明，东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进入现代时期的时间（这么看来，大约是在1800年）仅比西方稍晚一点（见图3.21）。与传统/悲观论点相左的是，19世纪东方能量获取水平的确上升了，但增幅比西方要小得多。在19世纪全球力量重新分配中，西方占了先机，是由西方的腾飞，而不是东方的衰落决定的。同样，20世纪东方的全球地位提高，也不是因为西方的衰落，而是因为东方人学会了利用西方人率先利用的化石能量资源。

图3.21 1800~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能量获取情况

中国宋朝（960~1279年）

宋朝也许是中国前现代时期能量获取的巅峰时代。人口增长非常迅猛，从10世纪早期的大约5 000万人增至1200年的1.2亿人，但所有的迹象都表明，生活水平和能量获取水平上升得更快。

最清楚的文献证据来自需要大量燃料的冶金业。50年前，经济史学家郝若贝（Robert Hartwell）重新分析了宋朝税单，提出11世纪宋朝的铁产量比历史学家们先前认为的要高出20~40倍。据他计算，1078年时中国的总征税产量为75 000~150 000吨，比850年时增长了12倍。而且，郝若贝指出，1078年中国的铁产量大致比1640年的英格兰和威尔士高出2.5倍，超出1700年整个欧洲的产量的一半，大约与中国1930~1934年每年产量持平。郝若贝对文献的分析不断受到挑战，葛平德（Peter Golas）在《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他所负责的那卷中，提出郝若贝的铁产量数字存在整个数量级的偏差。然而后来，唐纳德·瓦格纳（Donald Wagner）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他所撰写的那卷中得出结论，尽管郝若贝对不同文献的解读有缺陷，但他的数字肯定是大致正确的。中国历史学家漆侠独立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宋朝铁制工具在农业生产中的大规模扩张，意味着11世纪时农民家庭对金属的需求一定达到了每年7万吨左右；而国家对铁制钱币和武器的需求还更大。铜的生产同样非同寻常，从997~1070年产量涨了4倍，从2 420吨增长到12 982吨，比1800年时全世界的产量都要高。11世纪和12世纪，中国金属制造业的副产品首次在格陵兰岛和南极洲的冰冠上留下了痕迹，就像1 000年前的罗马的银加工业。

郝若贝不断地将宋朝冶金业的扩张与1540~1640年的英格兰相比较，认为——像英国的例证一样——结果之一是炼铁极大地加快了以化石燃料代替木炭的进程。假如中国的铁器制造商们完全以木炭为燃料，那么1080年时他们就需要烧掉22 000棵成材的大树，远超过开封一带所能够供给的数量。所以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学会了用焦炭来炼铁，转而大规模地采煤。到1050年时，开采的煤产量之高，以致家庭做饭和取暖时烧煤比烧木柴都要便宜30%~50%。到1075年时，开封已经有了只出售煤的专门市场，1096年的官方文件也讨论了煤供应问题，甚至根本没有提及木材作为热源的事。对于在蒙古境内曾是大宋帝国边境的地区发现的铁制品和钢制品新近所做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转变，在10~12世纪，冶金业用煤炭取代了木炭。

不幸的是，至今还没有发掘出的船只残骸、动物骨骼等的统计资料，无法与公元前900~公元800年的西方核心地带相比（见图3.5），但是来自文学、艺术及其他文物的质量证据证实了贸易、商业和制造业有巨大的扩张，纺纱机和水车得到了广泛应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广东沿海遭到大肆洗劫的大量宋朝沉船残骸，显示了船体在变大，船上货物越来越丰富。2007年得到完好打捞的“南海一号”沉船证实了这一点。

那时的房屋也变得更结实了，在12世纪的杭州，两层小楼非常普遍，与古老的中国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然而，大多数人也许仍住在只有一两间屋子的木质小房子里。有一些证据表明出售陶器和其他家居用品的大众市场在增长，但对家庭集合艺术品似乎没有任何统计研究。

图3.22 宋朝时期（1000~1200年）和现代时期（1800~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情况，及与西方能量获取情况的对比

11~12世纪的能量获取水平（按照前现代时期的标准）无疑很高，但很难赋予其绝对值。铁制品的生产规模和中国的冰蕊污染记录显示，其能量获取水平大概和罗马帝国1 000年前曾达到的水平差不多（每人每天31 000千卡），或者达到了西欧大约公元1700年的水平（每人每天32 000千卡）。然而，中国没有发生任何我们可以称之为工业革命的事件，说明其能量获取不可能接近西欧1800年的水平（每人每天38 000千卡）。我姑且假定宋代的能量获取水平仍稍稍低于罗马，在1100年时达到了每人每天30 000千卡，也许到1200年时稍稍超过了这个数字（见图3.22）。一个稍稍高于罗马水平，或许甚至与欧洲1700年的水平（32 000千卡）相当的数字，似乎同样是说得通的，但更高或者更低的数字——比如说达到了每人每天35 000千卡，或者低至每人每天25 000千卡——似乎就不大可能了。

现代早期的中国（1300~1700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在中世纪时期经历了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巨大飞跃后，在1400~1800年，农业和工业生产均陷入了停滞状态，然后在19世纪，由于内战、政府管理不善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入侵的影响，实际上倒退了。

这种论点有好几个版本。德怀特·珀金斯在他对1368~1968年的农业产量的先驱性研究中，在卜凯（John Buck）对战争时期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15~19世纪，最先进的农业技术从长江流域推广到中国北方，然后随清朝时期的移民，又推广到陕西，甚至西部更远的地方。据珀金斯的计算，长江三角洲地区水稻的产量到1300年时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为每公顷[1]3.5吨，是1800年英国地区产量（每公顷1.7吨）的两倍还要多，尽管按照劳动者人均产量计算，只有1800年英国水平的1/3（每公顷0.3吨比每公顷0.92吨）。中国的生产力与罗马帝国治下的埃及的灌溉小麦种植相比，成绩也极可观，埃及的产量可能大约为每公顷1.67吨和每人0.6吨。珀金斯认为，最先进的农业技术于1400年后在全中国普及，极大地提高了农业总产量，甚至人均产量也因为出现了较好的耕作方式而有所提高，但19世纪最优秀的农民仍不及14世纪最优秀的农民那么高产。

伊懋可提出了一个更宽泛的观点，中国的能量获取水平经过唐宋时期非同凡响的提升后，于14世纪陷入了一个“高水平均衡陷阱”（见图3.23），农业、工业、财政和交通运输业都达到了传统手段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伊懋可说，唯一提高生产力的办法就是转向化石燃料经济，但由于传统技术已经达到了如此完美的巅峰，东方没有诱因让人们进行那种能引发西方工业革命的革新。简而言之，这样的革新实际上会降低产量，因此受到人们排斥。

这两种论点都认为中国经济停滞了大约400年，这与20世纪中叶认为中国是永恒静态的传统西方理论是相符的。在同样的理念下，安格斯·麦迪森提出，1500~1820年，中国的人均GDP稳定地保持在600美元，只有1700年英国水平的一半。正如上面提到的，罗伯特·艾伦认为1738~1900年中国城市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相对稳定无变化，而长江三角洲的农业产量在1600~1800年略微下降了。

图3.23 高水平均衡陷阱

资料来源：伊懋可，《中国过去的模式》（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自20世纪90年代，来自彭慕兰等人的挑战重启了争论。我本人的计算结果是，1200年宋朝的能量获取水平与罗马帝国非常近似（刚刚超过每人每天30 000千卡），而在1800年，能量获取水平只比当时的西方略低一点（每人每天36 000千卡）。这将意味着人均能量获取水平在1200~1700年增长了15%~20%。由于极少有历史学家对他们的早期现代时期生活水平提高的说法进行过量化分析，所以很难说我的数字是更接近于珀金斯/伊懋可/麦迪森/艾伦的观点，还是彭慕兰/王的观点。

然而，如果说1200~1700年的增长是一帆风顺的，似乎也不大可能。对长江三角洲一带新近的研究显示，有些地区这500年来的确很稳定，但总体而言，13世纪、14世纪和17世纪（也许稍好一点）都是饱受创伤的。尤其13世纪和14世纪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下降、城市毁灭和贸易崩溃。我不了解对经济具体领域的详细研究情况，但非常粗略地推测，能量获取水平在1200年左右达到巅峰——勉强超过每人每天30 000千卡——之后，可能下降了5%。譬如，1300年为每人每天30 000千卡，1400年为每人每天29 000千卡。这将导致1400~1800年是比传统模式更快的恢复时期。在3个世纪中，人均能量获取水平将提高20%。

图3.24 罗兹·墨菲关于1600~2000年西方崛起、东方衰退

资料来源：罗兹·墨菲，《外来者》（The Outsiders）

未来的研究也许能够得出这些瞎猜的答案，但总体画面似乎是可信的：1200~1800年东方能量获取水平在稳定增长——实际上，按照前现代时期的标准，应当算是迅速增长；但西方能量获取水平的增长快得多。如果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诸如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和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等历史学家们的主张——现代早期“东方的衰退”和现代早期“西方的崛起”对于促成19世纪西方的统治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必然是错误的，除非我们能发现证据，能证明公元1400年前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已经上升到足以与19世纪的西方相匹敌，然后又下降了——实际上，这似乎正是墨菲的图（y轴上没有数字）想展示的。

图3.25展示了我对公元第二个千年东方能量获取状况的估计。

图3.25 公元第二个千年的东方能量获取情况

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公元前200~公元200年）

古代中国在汉朝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20年，通常被划分为西汉/前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9年）、王莽改制时期（公元9~23年，也称为“新朝”）和东汉/后汉时期（公元25~220年）[2]是个庞大而复杂的农业帝国，在很多方面都堪与同时代的罗马帝国相媲美。然而直到最近才开始有人将罗马帝国与汉帝国进行系统性的比较，而我们当前迫切需要考古证据的全面比较，如能以量化的形式更好。除非有这样的比较结果可供利用，否则这部分的估计必然是非常印象化的。

最普通的对汉朝经济的研究结果，几乎没有提供什么统计数字，但文献资料和对汉朝考古证据的定性分析，的确使尝试性的计算变得可行。汉朝最发达的农业在中国北方，特别是中原地区，但似乎明显不及当时最高产的罗马帝国先进。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都显示，公元前1世纪时，中国即使最成熟的铁器加工业都无法与罗马帝国相比，而且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铁器只是非常缓慢地在中国农业中得到推广。公元前200年时，青铜工具、木制工具，甚至骨制工具和贝壳制工具，都比铁制工具要常见。关于犁的考古证据是有争议的，金属头的犁似乎到东汉时才得到普及。大规模使用犁牛和用砖衬井进行灌溉，似乎也是东汉而不是西汉的特色。文学作品也描述了一系列汉代出现的耕作方式改进，起始于公元前100年左右赵国的轮作法，但这些改进方法到底在多大范围内实施了，就不得而知了。很多最高产的技术和机械也许只局限于东汉的精英阶层使用。

给人形成的印象是汉朝的农业生产力不及罗马帝国，尤其不及尼罗河谷的灌溉农业发达。这也许不仅是印象。生产力在公元前200~公元100年之间肯定是增长了。贾思勰写于6世纪30年代的《齐民要术》一书，也表明农业技术（特别是水稻种植技术）即使在农业组织和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也不断改善。许倬云搜集的文献资料表明，汉代农业是高度成熟的，但仍不及贾思勰时代的中国农业发达，也许也不及罗马帝国的农业发达。对汉代和罗马帝国成人身材的骨骼证据和营养的稳定同位素分析进行系统性的比较，将是极有助益的。

似乎没有任何全面的考古出土物目录，可供我们对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定居点遗址的物质产品的丰富程度直接进行比较。对公元11年因黄河泛滥被淹没的一个村庄三杨庄新近的发掘记录的全面出版，将尤其富有价值。该村发现后，立刻被冠以“亚洲的庞贝”的称号。遗迹保存非常完好，考古学家们甚至发现了村民们在泥泞的田地中逃跑时留下的脚印。不大引人注目但却更具价值的是，至今可查阅的简要报告中描述的有着黏土屋顶的砖砌房屋，简直就像是稍小版本的同时代的罗马房屋。村民们的农具配备得很好，很多都是铁制的。从留存下来的黏土模型和布局证据判断，汉代城市里的房屋无疑是非常精美的，但总体的考古记录显示，中国的城市比罗马面积要小，结构也比较潦草。

文学作品中有大规模铁生产的描述。新近在朝鲜的发掘也发现了建于公元2世纪的令人惊叹的炼铁设施。沙伊德尔提出，罗马的货币供应大致是汉帝国的两倍，罗马最大财富值也是汉朝最大财富值的两倍。这些统计数字也许与人均能量获取水平只有松散的关联，但验证了人们认为西方古代时期能量获取水平高于东方的印象。汉代的能量获取水平似乎也低于宋代。至少从已公开的汉代考古证据来看，没有任何成就堪与宋代的煤铁使用、道路建设、技术革新、金融工具或者远程贸易水平相比。不过，与草原游牧部落和东南亚间的贸易在汉代的确有迅猛增长，而且如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所提到的，到公元2世纪时，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之间可能存在直接的贸易接触。

依照目前的证据状况，任何关于汉朝能量获取的实际数字，都必然是猜测性的。汉朝的数字一定低于西方的巅峰罗马时代（每人每天31 000千卡）和东方的巅峰宋朝（每人每天约30 500千卡）。考古证据和文献记录也显示，汉朝在后罗马衰落的低谷期时（公元8世纪时为每人每天25 000千卡），能量获取水平高于西方，比西方晚期青铜时代的巅峰（公元前1300年时为每人每天21 500千卡）更是要高出许多。因此，汉朝的巅峰为公元1世纪，达到27 000千卡，到公元200年时由于组织和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而稍有下跌（跌至每人每天26 000千卡）。西汉时期的增长似乎相当显著。这一时期能量获取水平提高了10%以上，从公元前200年的每人每天24 000千卡增长到公元前100年的25 500千卡；在公元前/公元1年和公元100年时，达到了巅峰水平：每人每天27 000千卡。正如上面所提到的，这些数字仍然是猜测性的，当有更好的比较考古资料可利用时，应当予以校正；然而，汉朝的巅峰水平似乎不可能低于每人每天25 000千卡，或高于每人每天29 000千卡。

图3.26 公元前200~公元200年和1000~2000年，古代、中古和现代时期东方能量获取状况，及与西方能量获取状况的对比

图3.26显示了对公元前200~公元200年和1000~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水平的估计，将其与过去2 200年西方分数的弧线对比，显示出西方核心地带在古代稍稍领先；在中古和现代早期，西方工业革命爆发之前，东方核心地带稍稍领先。

证据不足的800年（公元200~1000年）

“分裂时期”（公元220~589年）的能量获取历史甚至比汉朝的还要模糊。鲁威仪（Mark Lewis）新近发布了一份对这一时期的极富价值的研究成果，阿尔·迪安（Al Dien）也搜集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并做了同样有益的概括，但量化的研究仍然极其稀少。

像西方一样，中国经济的主要基础结构在公元200年后也瓦解了，尽管农业技术也许还有所改善。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展示了比任何汉朝文献都要详细的干谷种植知识，也披露了中国南方所实践的高深的水稻种植知识。看来自公元3世纪起，最好的水稻种植方法在长江以南得到稳步推广，到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时，水稻产量有了大幅提高。

随着5世纪轮船出现在长江上，原本只在佛寺使用的水车走进了许多家庭，地方特产如茶叶等得到广泛交易，经济的基础结构也在改善。国家强烈干预土地所有权，最著名的事例是“均田制”，但在4~6世纪那动荡的时代，那似乎有助于将农民拘系在土地上。在589年中国重新统一以及7世纪开凿大运河之前，汉朝以后的经济恢复很大程度上只局限于南方新种植水稻的地区，北方的商业衰落到连货币制度都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的地步；但是到公元650年时，整个帝国范围内的经济已经在复兴中了。水力灌溉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据记载，长安和其他一些大城市都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公共市场。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国家政权的崩溃削弱了唐朝对经济的控制，但任何损失似乎都不及官僚干预的放松所获取的商业获益更大。

大多数历史学家似乎都同意，中国在公元600~1000年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依照前现代社会的标准），那段时期在经济上比西方先进。唐代上层社会的房屋至少像汉代一样显赫，佛教和宫廷艺术也很兴盛。然而，中国中古时期的考古学家们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艺术史和建筑上了，我们缺乏证据来定量分析这些变化对个人层面上的能量获取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估计的能量获取数字——公元200年时为26 000千卡，公元1000年时为每人每天将近30 000千卡——大致是准确的，那么中间的7个世纪增长率就大约为15%。上面所引用的资料给人的印象是，这些增长主要来自公元700~900年。我因此估计，在公元200~500年之间，能量获取水平大致保持在每人每天26 000千卡，然后在公元600年时升至每人每天27 000千卡，到公元800年时又升至每人每天28 000千卡，公元900年时升至每人每天29 000千卡。图3.27显示了这些估计的分数，以及假如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200~1000年在平稳增长的情况下的分数（无论是算术级增长还是几何级增长），差别极微小。

图3.27 估计公元200~1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水平的3种方法

图3.28展示了我对自公元前200年以来整个时期东方和西方的估术。按照这些数字，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563年，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越了西方；不过，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公元1800年之前的2 000年的能量获取的历史就太平淡了。无论在欧亚大陆的东端还是西端，庞大的帝国都在冲击着有机经济可能达到的上限，但都无法突破。这是支持近些年关于欧亚文明的一个普遍看法——历史是循环的——的事实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变化的欧亚精英人士是正确的。

图3.28 公元前2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能量获取情况

冰期晚期和后冰期时代的狩猎 – 采集社会（约公元前14000~前9500年）

我对冰期晚期和后冰期时代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的估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估计西方时所依赖的同样的灵长类动物能量学和人类进化研究成果。公元前14000年左右，东亚的智人一定已经能够获取大约4 000千卡的能量，否则他们就会灭绝；而假如他们获取的能量比这多得多，甚至能达到5 000千卡，那么我们就能从考古记录上看出这一点，比如会有更精致的建筑、物质文化，或者昂贵的食物热量。然而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将近5 000年的时间里，考古记录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在西方核心地带，能量获取水平在冰期结束之前就已经在增长了；但在东方，公元前9000年之前的考古遗址，完全没有任何建筑结构遗存。有一些证据表明，大约2.5万年前对动物尸骸的利用增多了。在中国南方的玉蟾岩遗址，也发现了手工制作、烧制温度很低的粗糙陶器——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年代可回溯至大约公元前16000年。到公元前14000年时，中国北方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也在制作陶器了。陶器的发明也许意味着人们开始食用需要煮沸的新型食物了，很可能是野生稻（在南方）和野生粟（在北方）。

然而，东方核心地带的情况与西方核心地带不同。在西方核心地带，到公元前11000年时，阿布胡赖拉的黑麦种子已经变得比较饱满了。而在东方核心地带，却几乎没有公元前14000~前9500年间人均获得的食物热量有所增长的较明确的证据。在吊桶环遗址，发现在公元前12000年时，野生稻谷被采集并带回了山洞，正好是在公元前10800~前9600年的新仙女木寒冷期之前，但野生稻谷在这个迷你冰期期间似乎又消失了，直到公元前9600年后才又重新出现。至今还没有发现在新仙女木期前有种植稻谷或其他植物的证据。这几千年当然会有其他变化，但似乎都是循环性的，而且规模极小无法度量。因此我估计公元前14000~前9400年整个时期，能量获取水平都在4 000千卡左右。

从采集者到帝国主义者（公元前9500~前200年）

正如图3.29清楚显示的，公元前14000~前9500年冰期后狩猎–采集社会能量获取水平合理有把握的估计数字（每人每天4 000千卡），与下一个估计数字（公元前200年西汉时期的每人每天24 000千卡）之间，还有很大的空白需要填补。我们可以为这9 300年简单地假设一个平稳的增长率，算术的或者是几何的，但实际上，将实地考古资料与文献数据相结合，借助经济人类学方法，再对比公元前200年之后的分数，我们是可以得到更准确的估计数字的（见图3.30）。

我将这一时期划分为3个阶段，先简要概括每个阶段的大致发展情况，再努力对这些变化对能量获取的意义进行定量分析。

图3.29 公元前14000~前9500年和公元前2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状况

图3.30 估计公元前9500~前200年东方能量获取水平的3种方法

采集者和农民（公元前9500~前2500年）

在东亚工作的考古学家们经常热衷于将农业起源的时间尽可能地向前推。在中国北方的一些考古遗址，如早至公元前9000年或前8500年的河北南庄头遗址和虎头梁遗址发现的石磨和石辊，有时被视为小米种植的证据。在新近的一篇文章中，张家富等人提出，黄河河谷的龙王辿遗址出土的25 000年前的磨制石器，将中国农业的起源极大地前推至冰川时期。然而，对欧洲冰期磨制石器上的淀粉残渣的分析，证明其时间可回溯至公元前23000年，说明这些工具被用于将野生植物碾磨成糊状，制作前农业时代的粥或面包，中国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新近在东胡林出土的公元前9000年的石磨上残存的淀粉，说明这些工具也是用于碾磨野生植物的，特别是橡子。迟至公元前6000年时，在中国东北的白音长汗出土的石磨器上的淀粉中，橡子依然是主要成分。在渭河河谷，种植农业开始很久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野生食物也仍然是重要的食品。

东亚驯化植物的直接物证已成为激烈争论的话题。在大约公元前7000年的长江流域的彭头山遗址，制陶的胎泥中发现了稻壳灰屑，这肯定说明稻谷已经得到了驯化种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已成为中国考古界的老生常谈。最近，蒋乐平和刘莉又提出，在长江三角洲的上山遗址和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发现的稻壳印痕和植物化石，证实了水稻被驯化种植是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

然而，将中国的考古证据和论点与关于亚洲西南部农业的开端的争论相比较后，富勒（Fuller）等人提出，水稻一定是经历了很长时期的栽培，才形成了完全驯化的品种。他们认为蒋乐平和刘莉被不成熟的小穗所误导了，这些小穗在采集的野生稻中极其常见，上山遗址和贾湖遗址出土的都是野生稻。富勒等人的结论是，正经种植稻子是直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才开始的，也许是因为橡树覆盖面积减小，此前作为重要食物的橡子出现短缺。他们提出，完全被驯化的稻子是直到大约公元前4000年才进化而成的。他们还认为，中国北方驯化粟谷实际上先于南方驯化稻子，对于公元前5500年时栽种粟谷，和公元前4500年才出现驯化稻子，都有清晰的证据。

随后是激烈的交锋。情况经常是这样，似乎争论双方都有充分的根据：如果种植和驯化稻子像富勒坚称的那样晚，那么其在中国传播的一些特点就难以解释了；然而如果种植和驯化开始得像刘莉主张的那样早，此后一直缺乏较大的、明确无误的样品，也同样难以解释。进一步的工作无疑会解决这些问题。富勒提出的长期而持久的种植模式应当会得到证实，而传统观点可能也会被证明无误，即在水涝地上的公元前5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很多稻子都是驯化的，而到公元前7000年时，贾湖、吊桶环、彭头山等地都已经出现了种植的稻子。

我们对东方核心地带中国的农业革命的想象，与西方核心地带亚洲西南部的现象越来越像了，只是大约晚开始了2 000年。正如在西方一样，似乎决定性的步骤并非发生在大河的河谷，而是在环绕着河谷的侧翼丘陵地区。农业革命的传播推广花费了数千年的时间，并且与模仿和移民相结合，还伴随着时间同样漫长的副产品革命。

这种趋势在中国可以通过农具的演变很好地看出来。例如，在6 000年前的半坡遗址，收割用的刀具占全部农具不到1/3，而到了5 000年前，在庙底沟遗址，收割刀具的比例就上升到1/2以上。在半坡遗址，锋利度不够的陶刀数量比石刀多，比例在2∶1以上；而在庙底沟遗址，石刀数量超过了陶刀。在半坡，（刀耕火种时伐倒树木所必需的）斧子数量比（在已经开垦的土地上翻土所必需的）铲子要多，比例在5∶1以上；而在庙底沟，锹的数量超过了斧子，比例在4∶1以上。庙底沟的锹的刃，也普遍比半坡的长50%（30厘米比20厘米），说明5 000年前的农民比6 000年前的农民翻土翻得更深，以改善土壤的通风条件。

也有其他证据支持副产品革命为时很漫长的设想，如中国北方新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粟成为主要食物来源是直到公元前5000年以后的事情，长江流域也有证据表明驯化动物的过程也非常缓慢。

然而，东方和西方的巨大差异，是西方核心地带的耕种和驯化似乎开始得比东方核心地带早大约2 000年。即使我们忽略大约公元前11000~前10500年（显然早于新仙女木期）阿布胡赖拉种植的黑麦种子，到公元前9500年，就在新仙女木期刚刚结束时，种植的大麦和小麦已经确定无疑地出现在西方核心地带了。按照目前的证据状况，很难看到大约公元前7500年（甚至比这还晚，假设富勒是正确的）之前东方有种植稻子或粟的情况。完全驯化的小麦和大麦已经被确凿地认定于公元前7500年左右出现在西方的侧翼丘陵区；驯化的粟直到公元前5500年前在东方都并不常见，稻子要到公元前4500年（或者按照富勒的说法，在公元前4000年）才被完全驯化。副产品革命在西方到公元前4000年时已基本完成，在东方到公元前3000年时还仍在进行中。例如，直到公元前2500年，我们才发现了真正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说明东方典型的农业性别结构：男性从事户外活动，女性则从事室内活动。

像西方一样，东方食物热量总获取量的增长，是伴随着巨大的人口增长和缓慢而又惊人的人均非食物热量的增长的。已知最早的房屋时间可回溯至大约公元前8000年，在长江三角洲的上山遗址；更早的遗址只发现了灶台。房屋的面积在稳步增长，从公元前7000年的贾湖遗址平均4~6平方米的圆形的半地下的棚屋，到公元前4000年大河村遗址上30~40平方米的正方形的地面上的建筑。公元前7000年的贾湖遗址最大的房屋面积为10平方米，而公元前4000年的大地湾遗址却有150平方米和290平方米的“宫殿”，而且面积还只是根据房顶算出的。房屋的体积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以前增长也很缓慢，但在那之后，就突飞猛进了。

古代国家（约公元前2500~前800年）

公元前2500年以后，特别是公元前2000年后，随着更复杂的社会形态的出现，能量获取的增长率大大加速了。像在西方一样，由于没有对人体骨骼数据的大规模系统性的搜集和比较，未能直接记录下古代国家的出现对人类体格的影响，但存在其他变化的迹象。

其一是稻子种植在中国北方的推广，特别是在约公元前2300年之后；其二是动物骨骼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晚期和第二个千年的定居点中的大量增加。到公元前2000年时，驯化的猪一般在家养的畜类中占到2/3以上。文献记录也提到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农业组织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改革，也许反映了真正的变化。

《孟子》第三篇上部提到井田制，据说是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早期西周王朝设立的制度，尽管孟子所言一定是对当时混乱的现实的理想化描述。历史学家们经常把这种土地占有制度称为封建制，尽管这似乎不完全适当。

总的来说，东方农业生产力（无论是劳动力人均还是每单位土地）似乎一直比当时的西方要低得多。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考古遗址中出现了不少铜器（大多是装饰品），但在公元前800年之前，极少见到金属农具的实例。在公元800年前，木头、石头、骨头和贝壳始终是占绝对优势的最重要的农具材料。除非有更好的证据出现，否则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东方古代国家农业产量的增长，慢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西方古代国家的灌溉农业体系所带来的。

然而，在公元前2500~前800年，非食物能量获取水平看来的确有强劲的增长。由于考古学家们让人出乎意料地对后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定居点缺乏兴趣（不是因为缺乏实际的遗迹，而是因为考古学家们只关注贵族坟墓和重大建筑），我们的想象受到了限制。为数不多的出土物的确显示，到公元前800年时，房屋的面积和质量都有所改善。洞穴屋依然在建造，但更多人住到了地面上，有人住在结实的矩形房屋中，有挖了防护壕的地基、夯土或泥砖的墙、灰泥抹的地面，以及墙围。一些房屋中有绘画装饰，也有一些房屋是围绕着一个宽敞的院子建造的。墓穴中发现的浸满水的木器，说明细木工技术得到了较大改善。这些事物发展的年代顺序尚不清楚，但宽泛地说，我们可以相信房屋建造水平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晚期到第一个千年的早期，有了长足进步。

家居用品的数量和质量也有提高。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时，陶器已经普遍使用飞快旋转的轮子制作了，丝绸、漆器和玉器也更加常见了。最早的铜器出现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几乎可以肯定是受到了越过大草原传来的西方冶金技术的推动。金属似乎非常罕见，直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早期，二里头、郑州和安阳才出现了巨大的铸造作坊，打造武器和一些手工工具，最重要的是铸造祭祀器皿。铜陵保存完好的矿井遗址显示了早至公元前1600年的中国冶金的规模。

鲜有像样的家庭考古资料，意味着我们对金属的日常使用情况知之甚少，不过坟墓中出土的物品和财宝似乎意味着，到公元前800年时，青铜器皿已在某种程度上照社会等级自上而下流传了。在上层社会，金属的使用量是极大的，公元前12世纪的后母戊鼎（大概是从安阳的王室陵墓中发现的），使用了将近一吨的青铜。自公元前1046年商/周更迭后，有铭刻的青铜器皿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也许证实了一个非常富有的贵族阶层的出现。考古学家们也已经确定了上层社会中发生了“祭祀革命”，自公元前9世纪起开始用青铜器陪葬，这似乎与青铜工艺的巨大进步，包括脱蜡法和焊接法的应用，是相适应的。

上层社会的重大建筑在公元前2500年以后也有重大发展。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晚期最大的一些遗址（有时会占地200~300公顷）开始夯出通常会高达两米的土台。其中最宏伟的陶寺遗址有早至公元前2600年的一个占地5公顷的宫廷院落；到公元前2300年时又筑起了厚达9米的防护墙，有巨大的圆形碑，还有墙上有绘画的宫殿。

大约从公元前1900年开始，在可能是夏朝和商朝的都城的二里头和郑州，建起了规模大得多的宫殿。而从公元前13~前11世纪，尽管曾遭受洗劫，安阳的商朝王陵无论依什么标准，仍然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至今发掘出的西周宫殿都不及其前朝商朝的宏伟，不过其都城酆京遗存的房屋仍然极大而坚牢。公元前1046年后，富裕的墓葬骤然激增。贵族炫富的程度和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前1000~前800年也许是持平的，但比公元前2500年时要高得多。

像西方一样，在古代国家时期，确定无疑地发现了最早的地区性崩溃的证据，最明显的是公元前2300年左右陶寺的陷落和山东复杂社会的瓦解。不过，像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750年西方的崩溃一样，陶寺/山东的衰落对于能量获取水平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至少对于如此粗略的度量工作来说是如此。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800~前200年）

东方没有经历像公元前1200年西方的崩溃那样的灾难。西方的崩溃使其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一连下降了好几个世纪。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则相反，上升得越来越快。像古代国家时期一样，缺乏对人体骨骼资料的系统性搜集和家庭考古的不足，限制了我们，但相同的是，仍有充分的证据使我们可以勾勒出总体的画面。

文献资料证实，土地占有制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特别是出现了向私人土地所有制的转变。土地掌握在法律上自由的农民手中，国家课税取代了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民在土地上为他们的主人劳作的制度。这方面最早的清楚记载是公元前594年鲁国对农产品课税。到公元前3世纪时，这种向自由持有土地的制度的转变可能已经完成。这种土地所有权的改变大概鼓励了农民自发地加大了投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更高的产量便是其理所当然的结果。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还伴随着农业理论和方法形成了成熟的文献并不断发展，以公元前440年魏国的李悝为开端。

多茬复种的文献证据似乎也是与这种新的土地所有制相伴的。到公元前200年时，两种作物轮种（中国北方是小麦和粟，南方是粟和水稻）已显然成为常态，偶尔也会种些豆类，可能两年轮种3种作物。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提出，“牛”字的流传说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叶时，役畜也变得重要起来（至少是在上层社会）。然而，在更确定的文献证据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国家大规模地涉入水利工程始于公元前4世纪30年代魏国的地方官西门豹。战国时期所有国家都大力投资开凿运河，以提高农业产量，其最高峰为大约公元前300年秦国的李冰在新征服的四川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

金属工具最早开始大规模使用大概是在公元前800年以后。李学勤和唐纳德·瓦格纳都认为，公元前800~前500年，在长江下游地区，青铜工具变得越来越重要，但一些考古学家仍对此持怀疑态度。然而，到公元前500年时，中国也开始使用铁器（可能像青铜技术一样，制铁工艺最初也是跨越草原由西方传来的）。中国的铁匠进步非常迅速，在公元前6世纪时就炼出了真正的钢，公元前5世纪时铸出了生铁（而欧洲的铁匠是直到公元14世纪才掌握了这项技术）。到公元前200年时，铁制武器开始取代青铜武器，铁制工具的使用显然也越来越普遍。不过，青铜业依然繁荣。公元前6世纪的铜绿山铜矿显示了异常成熟的建筑水平，有设有树木线的竖井。侯马的铸造作坊也同样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段时期，商业也迅猛发展。公元前625年从鲁国的臧文仲开始，大臣们在各自国内巡视以废除关卡。诸侯国都必须向商人们保证不干涉贸易，水运也变得越来越便利。中国商人在没有受到西方发展影响的情况下，于公元前5世纪开始独立铸造和使用青铜钱币。到公元前200年时，已有数以百万计的青铜钱币在流通。中国考古学家还没有像西方考古学家那样对船只残骸、动物骨骼、碑铭和铅污染状况进行量化，但在公元前800~前200年之间贸易有了巨大增长，似乎是非常清楚的事实。

计算分数

图3.30显示了3种不同的办法，来填补公元前9500~前200年能量获取分数估计的鸿沟，或者索性假设能量获取以算术或几何的规模稳步增长，或者依据实际证据进行估计。算术级增长似乎不大可能：图3.30中上面那条线意味着，自大约公元前7000年贾湖文化建立到大约公元前5000年河姆渡文化建立，和自大约公元前2300年陶寺文化毁灭到大约公元前300年秦国在四川兴修水利工程，能量获取水平的增长是一样快的。这不可能是正确的。我们或许应当假设能量获取水平的增长是几何级的，指数随时间而增长。

我们在将西方的考古数据转化为消费水平时所遇到的所有挑战，在东方进行转换时也都会遇到，但将东方的考古发现与西方相比较，显示出东方实际上是沿着一条与西方非常相似的轨道前进的。主要的不同在于，东方走上耕种和驯化的道路比西方晚了大约2 000年，其能量获取水平也相应落后于西方。在从采集向农业过渡的时代，最初差距似乎也停留在大约2 000年。从公元前9500~前6000年，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增长了大约50%，从每人每天4 000千卡增至6 000千卡；到公元前2500年时，随着副产品革命的完成，又增长了50%，增至每人每天9 000千卡。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埃及人建设大金字塔的时代，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似乎还停留在约公元前4500年时西方核心地带的水平，当时西方最早的大城市，比如布拉克丘和苏萨，都已经出现了（见图3.31）。

图3.31 公元前9500~前200年东方和西方能量获取状况

不过，公元前2500年后，东方能量获取水平的增长要快得多。由于东方的数据实在太少，我们只能就总体印象而言。在我看来，到公元前2000年埃利都腾飞前夕时，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一定大致达到了大约公元前3500年西方核心地带的水平，即苏萨时代和乌鲁克扩张的前夕（每人每天11 000千卡）。公元前1500年，当商朝建设郑州时，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与公元前2400年的西方的水平大致相当了，即乌尔王陵和埃及大金字塔兴建的时期（14 000千卡）。令我惊讶的是，到公元前1000年，当周朝取代了商朝时，东方能量获取水平已经与同时期的西方核心地带不相上下了。当时西方正处于危机后的恢复时期，埃及的中王国取代了旧王国，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第三王朝取代了阿卡德王朝的城邦（每人每天17 000千卡）。不过，到公元前500年时，因为西方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崩溃，并且恢复缓慢，东西方差距进一步缩小了。到公元前500年时，东方能量获取水平已经和东西方大约公元前800年的西方差不多了。当时亚述帝国正面临巨大危机，不得不进行上层体制改革——当时的水平是21 000千卡，当然也是西方于大约公元前1400年时达到的水平，即埃赫那吞和奈费尔提蒂开始奇特的宗教和政治实验之前半个世纪。

这些估计当然还需要更好的证据支持（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目前都还只是推测而已。但如果这些大致在正确的范围内，那就意味着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大约公元前9500~前3500年这6 000年的时间里大致翻了一番后，在公元前3300~前1300年这2 000年的时间里又翻了一番，然后在公元前1300~前200年这1 100年间又增长了50%。

公元前1200年左右西方崩溃是到公元前200年时，东西方差距缩小到只有300年的主要原因，但差距缩小的趋势早在此之前就开始了。在公元前2200~前1200年的1 000年间，实际上西方能量获取水平只增长了31%，而东方增长了52%。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原因还不十分清楚，尽管目前看来，东方的青铜技术很可能是向西方学习来的，并且驯化的小麦也同样是通过跨越大草原的商人获得的。这是否是东方迎头赶上的唯一原因，塔里木盆地里那些保存完好的干尸是否就是把很多技术从西方传到东方的中亚商人，是否还有至今未知的其他原因促使东方社会在古代国家时期比西方发展得快，都还有待研究。

无法突破的“硬天花板”

图2.5显示了过去16 000年间的能量获取状况，也展示了《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的主要论点。社会发展指数的其他维度——社会组织（通过城市规模来度量）、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终究不过是使用能量的方式；尽管单纯度量能量获取无法涵盖社会发展的完整内涵，但能量必然是任何指数的中心支柱。因此我讨论能量获取的证据时比另外3个特点更为详细。

显然，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尽管能量获取是历史的脊梁，我们关于能量获取的证据却是零散和不尽准确的。总体而言，西方历史比东方历史有更多的资料可供研究，西方历史的确有可供量化的证据存在。像史前考古的情况一样，致力于西方考古的学者们对于发掘结果，通常会比东方的同行们做出更多的综合整理。特别是西方学者们做了更多的家庭考古工作，并对实际工资进行了更多的研究。

随着证据基础的改善，新发现会解决这里遗留的一些问题。例如，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更有信心地断言，西方能量获取水平在罗马时代的巅峰期究竟是公元前1世纪还是公元1或2世纪，其水平是否当真比东方的巅峰期宋朝要高（以及东方的巅峰期是否真的是12世纪）。我们应当也能够证明，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早期到中期，东方和西方的能量获取水平是否都真的下降了；公元前1200年左右，西方的危机是否真的拉低了能量获取水平（我认为是的）；公元前2200年左右西方的危机和公元前2300年左右东方的危机，是否也拉低了能量获取水平（我认为没有）。更好的证据将不可避免地加强我得出的一些结论，而削弱我的另一些结论。

不过，总体情况显然是有充分坚实的基础的，即使所有具体分数都还存在争论的空间。能量获取水平在最后一个冰期末期时非常低，不会过分高于每人每天4 000千卡，增长得也极其缓慢。食物热量有所收益，但是，正如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前所认识到的，这些收益通常都被转化为更多的人口，增加的人口消费了增加的收益，使得大多数人的能量消费水平仍低于每人每天2 000千卡。但是，也如马尔萨斯所看到的，非食物热量也有大量收益，而且随时间积累。因此，总体（食物+非食物）能量获取水平是几何级增长而非算术级增长的，指数是随时间推移而增长的。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我们都能比较清楚地看到耕作开始的大致时间（西方为约公元前9500年，东方为约公元前7500年）、驯化动植物开始的大致时间（西方为约公元前7500年，东方为约公元前5500年）、古代国家兴起的时间（西方为约公元前3500年，东方为约公元前2000年）、大帝国创建的时间（西方为约公元前750年，东方为约公元前300年），以及最重要的化石燃料工业兴起的时间（西方为约公元1800年，东方为公元1900年）。从古代大帝国的巅峰时期到工业革命兴起，大约2 000年的时间里，能量获取水平一直被控制在一个我称之为“硬天花板”的上限之下，略高于每人每天30 000千卡。这标志着农业社会所可能达到的极限就是如此。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从古代和中古时期流传下来的精英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人性达到其顶峰、历史是循环性的、最好的时代在过去等感觉——正如自公元1700年以来西方能量获取水平爆炸式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18~19世纪众多欧洲思想家，以及20~21世纪的美国人抱持的乐观主义。

[1] 1公顷=10 000平方米。——编者注

[2] 应还包括更始帝时期（23~25年）。——编者注

办法、假设和来源

社会科学的一个长期的研究传统，特别是在考古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城市研究领域，在于表明一个社会中最大定居点的规模与其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种关联性远非完美，但对于探索跨度为16 000年的社会发展指数这种粗线条的研究，已经足够了。

原则上讲，探究城市规模还有一大好处，就是概念上比较简单。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1）确定东方和西方在历史上每个需要计算指数值的时间点上的最大定居点的规模；（2）确定公元2000年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规模；（3）将公元2000年时最大城市的人口数除以250（社会发展指数所能赋予“社会组织”这个特性的满分）；（4）再将过去城市的人口数除以那个数字。

由于对城市边界的定义和统计数据的可靠性的看法不同，人口统计学中对于公元2000年世界上最大城市的规模，意见很不一致。为了设立一个相对无争议的基线，我索性采用英国《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社出版的《袖珍数字世界》（Pocket World in Figures）中的估计：东京高居榜首，其人口为2 640万；纽约则是西方核心地带的最大城市，人口为1 670万。当然，还有大量其他估计数字可供我使用，但所有可靠的数字似乎都与上述数字相差不远。

这个起点意味着东方在公元2000年的社会组织方面得到满分250分，每106 800人得1分。纽约有1 670万居民，因而为2000年的西方挣得156.37分。值得记录的最小分值为0.01分，只需1 000人即可获得。这意味着，与能量获取分数不同的是，社会组织分数的确可能降至0分，公元前4000年之前的东方和公元前7500年之前的西方，人口都太少而无法度量。

以这种方法计算组织分数，主要的障碍是经验主义。对于早期定居点，我们必须借鉴考古学和人种志/历史的类比。估算极其依赖于对定居点面积的度量和根据有记录的人口密度的外推。人类学家罗兰·弗莱彻（Roland Fletcher）曾向我们展示了人口密度统计的差异有多大，尽管这些数字似乎都遵循了一般原则。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古希腊，估计数字可能非常可靠，误差幅度极小；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比如公元前第三个和第二个千年的美索不达米亚，估计数字就不那么可靠了。总体而言，大多数记录良好的前现代城市，很少有人口密度超过每公顷200人的，每公顷将近100人的城市更为常见。偶尔也可能有前现代城市的人口密度高达每公顷500人，但这样的人口密度极其异常，需要有非常清楚的证据。然而，20世纪和21世纪的超大城市中极小的村庄和特定地区，有时人口密度却完全可能超过每公顷500人。

从古代起，就有一些文学作品提到城市规模，但这些资料往往不可靠，因为古代城市的居民通常并不知道自己周围住了多少人。这意味着在现代之前，考古和类比仍然非常重要——尽管由于同时代没有很像前现代时期的“城市巨人”罗马和长安那样的城市，使得过去3 000年的类比比史前时期的还成问题。在近代，食物进口的资料有时也会留存下来，这给了我们又一个核实人口规模的办法。而在现代，我们可以利用相当准确的官方统计资料。

一些作家提供了有精确数字的关于城市历史的概述。特蒂斯·钱德勒（Tertius Chandler）所著《4 000年城市发展史》（Four Thousand Years of Urban Growth）是一部价值无量的参考书，可能也是被引用最多的著作，尽管书中提供的资料来源太少。其较早的版本，《3 000年城市发展史》（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rban Growth）对资料来源注明得较好。对前现代城市规模的所有估计数字都存在争论的空间。钱德勒和福克斯（Fox）的一些估计数字从资料上看是站不住脚的。他们估计的中世纪伊斯兰城市的数据尤其过高，而且像许多历史学家，他们过分夸大了古希腊城市的规模。例如，他们认为公元前430年时雅典居民有15.5万人，而不是3万~4万人。然而，他们对中古和现代早期中国的估计数字，避免了历史学家们时常出现的浮夸。

只采用单一的资料来源，例如钱德勒和福克斯的《3 000年城市发展史》，然后始终依赖于这个来源，虽然会有一些好处，但似乎弊端更大。依赖于单一资料来源的最大好处是，犯的错误会比较一致，因此容易补偿。然而，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错误似乎会无序散布。所以，我决定不这样做，而是采取无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专家来说都是最好的办法：交叉检验它们的分数，以减少主观臆断。我总结了西方和东方城市的结果，对于每个城市都列出我的资料来源，以及估计中涉及的任何特殊问题。如果某个估计数字是我自己推测的，我还将提供选择这个数字的理由。我将我对西方的估计收集在表4.1中，对东方的估计收集在表4.2中。研究公元前3000年之前时期的西方考古学家，和研究公元前2000年之前时期的考古学家，以及研究公元第二个千年的历史学家，通常都会提供对城市规模的估计数字，即使他们的数字五花八门。但不幸的是，研究从公元前3000/2000~公元1000年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大多不肯冒险给出具体的估计数字。

从穆赖拜特到纽约

对于每段时间（公元前1400年之前，每100年；公元前1500~前2500年，每250年；公元前2500~前4000年，每500年；公元前5000年之前，每1 000年），我首先提出我确定的最大城市及对其人口的估计，然后提供我的主要资料来源和该城市在社会发展指数中所得的分数，最后简要地评述冲突的估计数字和证据的本质。

表4.1 公元前8000~公元2000年西方最大定居点规模

年代 | 定居点 | 规模（人） | 分数（分）
公元前8000年 | 穆赖拜特 | 大概500 | —
公元前7000年 | 贝达、巴斯塔、恰塔尔休于 | 1 000 | 0.01
公元前6000年 | 恰塔尔休于 | 3 000 | 0.03
公元前5000年 | 布拉克丘 | 4 000 | 0.04
公元前4000年 | 乌鲁克、布拉克丘 | 5 000 | 0.05
公元前3500年 | 乌鲁克、苏萨、布拉克丘 | 8 000 | 0.09
公元前3000年 | 乌鲁克 | 45 000 | 0.42
公元前2500年 | 乌鲁克 | 50 000 | 0.47
公元前2250年 | 阿卡德、孟菲斯 | 35 000 | 0.33
公元前2000年 | 孟菲斯、乌尔 | 60 000 | 0.56
公元前1750年 | 巴比伦 | 65 000 | 0.61
公元前1500年 | 乌鲁克、底比斯 | 75 000 | 0.7
公元前1400年 | 底比斯 | 80 000 | 0.75
公元前1300年 | 底比斯 | 80 000 | 0.75
公元前1200年 | 巴比伦、底比斯 | 80 000 | 0.75
公元前1100年 | 孟菲斯、底比斯、塔尼斯 | 50 000 | 0.47
公元前1000年 | 底比斯 | 50 000 | 0.47
公元前900年 | 底比斯 | 50 000 | 0.47
公元前800年 | 尼姆鲁德/卡尔胡 | 75 000 | 0.70
公元前700年 | 尼尼微 | 100 000 | 0.94
公元前600年 | 巴比伦 | 125 000 | 1.17
公元前500年 | 巴比伦 | 150 000 | 1.40
公元前400年 | 巴比伦 | 150 000 | 1.4
公元前300年 | 巴比伦、亚历山大 | 150 000 | 1.4
公元前200年 | 亚历山大 | 300 000 | 2.81
公元前100年 | 亚历山大，可能还有罗马 | 400 000 | 3.75
公元前/公元1年 | 罗马 | 1 000 000 | 9.36
公元100年 | 罗马 | 1 000 000 | 9.36
公元200年 | 罗马 | 1 000 000 | 9.36
公元300年 | 罗马 | 800 000 | 7.49
公元400年 | 罗马 | 800 000 | 7.49
公元500年 | 君士坦丁堡 | 450 000 | 4.23
公元600年 | 君士坦丁堡 | 150 000 | 1.41
公元700年 | 君士坦丁堡 | 125 000 | 1.17
公元800年 | 巴格达 | 175 000 | 1.64
公元900年 | 科尔多瓦 | 175 000 | 1.64
公元1000年 | 科尔多瓦 | 200 000 | 1.87
公元1100年 | 君士坦丁堡 | 250 000 | 2.34
公元1200年 | 巴格达、开罗、君士坦丁堡 | 250 000 | 2.34
公元1300年 | 开罗 | 400 000 | 3.75
公元1400年 | 开罗 | 125 000 | 1.17
公元1500年 | 开罗 | 400 000 | 3.75
公元1600年 | 君士坦丁堡 | 400 000 | 3.75
公元1700年 | 伦敦、君士坦丁堡 | 600 000 | 5.62
公元1800年 | 伦敦 | 900 000 | 8.43
公元1900年 | 伦敦 | 6 600 000 | 61.8
公元2000年 | 纽约 | 16 700 000 | 156.37

公元2000年：纽约，16 700 000人，156.37分。据《经济学人》的《袖珍数字世界》估计，2000年墨西哥城的人口为18 100 000人，圣保罗为18 000 000人，但纽约仍然是西方核心地带（即美国、加拿大边境地区，以及西北欧和中欧）最大的城市。

公元1900年：伦敦，6 600 000人，61.8分。钱德勒估计伦敦的人口为6 480 000人，根据多种官方统计资料，似乎城市历史学家们普遍认同的数字为大约6 500 000。

公元1800年：伦敦，900 000人，8.43分。关于1800年的人口比1900年的争议要多一些。一些资料来源认为伦敦的人口数要小一些，证据是将官方统计数字与见证人的评述结合在了一起。当时西方第二大城市可能是君士坦丁堡，钱德勒认为其人口为570 000人。

公元1700年：伦敦、君士坦丁堡，600 000人，5.62分。钱德勒估计君士坦丁堡人口为700 000人，而伦敦为550 000人；贝洛赫（Bairoch）认为君士坦丁堡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650 000~1 000 000人。国际中世纪后勤学项目联合主任之一约翰·霍尔顿（John Haldon）认为，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可能将近700 000人。我的论点是在综合了税收记录、食品进口记录、出生和死亡记录，以及城市覆盖的面积后得出的。

公元1600年：君士坦丁堡，400 000人，3.75分。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认为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为600 000人；钱德勒认为是700 000人；贝洛赫则说是650 000~1 000 000人。证据仍然主要是税收记录、食品进口记录、出生和死亡记录，以及城市覆盖面积，但1600年时证据质量骤然下降。

公元1500年：开罗，400 000人，3.75分。弗兰克说贝洛赫估计开罗人口为450 000人，贝洛赫还估计君士坦丁堡人口为300 000~500 000人，但约翰·霍尔顿认为距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遭洗劫过去不久，人口估计只剩下100 000人左右。证据与1600年和1700年的仍是一类，但对于公元500~1500年，就如何解释这些证据，争议要大得多。欧洲历史学家和中东历史学家有时也采用非常不同的方法，经常导致对伊斯兰城市不切实际的高估，他们认为人口密度会达到每公顷500~1 000人。伊斯兰城市的历史学家对于把握不大的估计往往比欧洲的历史学家谨慎。对开罗的估计似乎尤其成问题。证据主要来自军人登记册、当时人们的印象，以及城市覆盖面积，但在对证据所做的解释中存在很多疑问。

公元1400年：开罗，125 000人，1.17分。这是我本人的估计，是在比较了欧洲城市在黑死病期间极高的死亡率的基础上做出的。钱德勒认为开罗在1400年仍然有360 000居民，但那将意味着人口只从瘟疫前巅峰时期的450 000人下降了20%。这似乎与阿布·卢格霍德（Abu-Lughod）和多斯（Dols）所述不符。关于证据的本质，见“公元1500年”一段。

公元1300年：开罗，400 000人，3.75分。关于资料来源和问题，见“公元1500年”一段。

公元1200年：巴格达、开罗、君士坦丁堡，250 000人，2.34分。关于这些城市的人口，有一些不同意见，但一般都认为人口全都在200 000~300 000人之间。然而，也有一些估计（尤其是对巴格达），认为还要高很多（见“公元1000年”一段）。

公元1100年：君士坦丁堡，250 000人，2.34分。威克姆（Wickham）认为开罗在11世纪时，人口也达到了250 000人。

公元1000年：科尔多瓦，200 000人，1.87分。这是我的估计。也有几项估计认为科尔多瓦的人口达到了400 000~500 000人。钱德勒也认为君士坦丁堡的人口达到了300 000人，巴格达人口为125 000人。然而，这些估计似乎都太高了。霍尔顿认为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为150 000人，而巴格达居住区的面积（550~860公顷）似乎太小了，不足以居住100 000人以上的人口。科尔多瓦的面积大致是巴格达的两倍，因此，11世纪其巅峰时的人口为200 000人。

公元900年：科尔多瓦，175 000人，1.64分。这是我的估计。钱德勒估计巴格达的人口为900 000人，君士坦丁堡人口为300 000人，而科尔多瓦为200 000人。还有几位学者把巴格达的人口估得很高，不过再没有人估得像钱德勒那样高了。例如伊拉·拉比达斯（Ira Lapidus）认为是300 000~500 000人，那样的话，人口密度就是每公顷350~900人。按照钱德勒的估计，人口密度则为每公顷1 050~1 600人。这两个数字似乎都高得出奇了。其他工业革命前的大城市甚至很少有达到每公顷200人的。

公元800年：巴格达，175 000人，1.64分。这是我的估计。巴格达自762年建城后，显然发展非常迅速，在812~813年和865年遭到围攻之前，人口可能达到了巅峰。钱德勒估计的巴格达人口为700 000人，君士坦丁堡为250 000人，科尔多瓦为160 000人。考虑到这些城市的实际面积，以及黑死病肆虐了好几个世纪后西方核心地带普遍人口较少的情况，这些数字似乎又都过高了。霍尔顿估计750年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仅仅为40 000~50 000人。

公元700年：君士坦丁堡，125 000人，1.17分。这是我的估计，是从霍尔顿关于公元500年和750年的数字推测来的。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在550~750年肯定是陡然下降了。下降自查士丁尼大瘟疫开始，在7世纪10年代的波斯战争和40年代与埃及的谷物贸易瓦解后又加速了。霍尔顿估计750年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为40 000~50 000人，但是证据不足以使我们确定公元700年之前和之后各下降了多少。下降最严重的时期是在公元700年之后。人口在7世纪仅下降了15%~20%，在8世纪又下降了65%。

公元600年：君士坦丁堡，150 000人，1.41人。参见“公元700年”一段的讨论。

公元500年：君士坦丁堡，450 000人，4.23分。卡梅伦（Cameron）和威克姆认为人口应为500 000人，钱德勒认为是400 000人。讨论非常倚重于谷物供应资料。在公元439年丢失了北非之后，罗马人口迅速下降，到公元600年左右时，可能减少到只有20 000~40 000人。威克姆称7世纪的罗马为“都市村庄”。

公元400年：罗马，800 000人，7.49分。罗马人口在公元3世纪时可能就下降了，但很难说下降了多少。不过，很显然在4世纪时，它仍然是地中海地区遥遥领先的最大城市。到439年，汪达尔人征服北非时，该城也许仍有75万居民。自那以后，人口骤降。威克姆就此提出了一个较低的数字：在5世纪早期时为500 000人。

公元300年：罗马，800 000人，7.49分。参见公元400年一段。公元300年时，城区人口数量比400年时的要低，这也许意味着3世纪时人口的下降比我想象的要剧烈，4世纪时又上升了，但这些都无法肯定。

公元200年，罗马，1 000 000人，9.36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罗马在公元前1世纪晚期时有100万居民，而且大致保持在这个水平上，至少一直到公元200年，然后在3世纪有明显下降，5世纪时急剧下降。不过，我们恐怕已经无法更确切地了解这些情况了。一些学者认为罗马要小得多，人口也许从来没有超过500 000人。然而这有些太小看罗马了，500 000人恐怕是最低的可能数字了。这个论点部分依赖于另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整个意大利的人口（究竟是四五百万，还是1 200万以上），部分取决于城市本身的人口密度。

公元100年：罗马，1 000 000人，9.36分。这是普遍接受的关于公元头两个世纪的数字（参见“公元200年”一段）。直到大约公元200年之前，人口完全有可能一直在持续增长，但不大可能比100万人多太多。

公元前/公元1年：罗马，1 000 000人，9.36分。参见“公元200年”一段。

公元前100年：亚历山大，也可能是罗马，400 000人，3.75分。谷物贸易记录又一次起到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200年：亚历山大，300 000人，2.81分。

公元前300年：巴比伦、亚历山大，150 000人，1.4分。沙伊德尔认为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1年建城后发展非常迅速，但在公元前3~前2世纪速度减缓。

公元前400年：巴比伦，150 000人，1.4分。估计数字是根据城市规模、人口密度，以及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等当时的人所做的评述得出的。一些人对巴比伦人口的估计数字要低一些。盖茨（Gates）认为是80 000人，这对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巴比伦是合理的，但对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的巴比伦，恐怕太低了。

公元前500年：巴比伦，150 000人，1.4分。参见“公元前400年”一段。

公元前600年：巴比伦，125 000人，1.17分。这是我的估计，是根据公元前400年和公元前500年的估计数字推测的。

公元前700年：尼尼微，100 000人，0.94分。估计数字又一次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对人口密度的猜测和对诸如《圣经·约拿书》等当时文献的解读得出的。因此，各种估计数字大相径庭。例如，阿凯尔曼（Akerman）认为尼尼微的人口为300 000人，意味着人口密度为每公顷630人。

公元前800年：尼姆鲁德（也被称为“卡尔胡”），75 000人，0.7分。参见“公元前700年”一段。

公元前900年：底比斯，50 000人，0.47分。第三中间期（约公元前1100~前650年）的埃及的文字资料特别匮乏，而考古学家也基本上未对这个时期的遗址发掘予以重视，所以我们对这个时期的估计主要是靠猜测。

公元前1000年：底比斯，50 000人，0.47分。

公元前1100年：孟菲斯、底比斯、塔尼斯，50 000人，0.47分。

公元前1200年：巴比伦、底比斯，80 000人，0.75分。新王国时期的底比斯和青铜时代的巴比伦的居住区如今大都已沉于地下水位之下，使得很难展开正式研究。然而，底比斯显然比中王国时期的城市大得多。中王国的城市一般只有50公顷左右，底比斯也许是公元前1500~前1200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了。我们关于巴比伦的信息非常稀少，其中大部分来自德国人早期对默克斯地区的发掘。

公元前1300年：底比斯，80 000人，0.75分。

公元前1400年：底比斯，80 000人，0.75分。

公元前13500年：乌鲁克、底比斯，75 000人，0.7分。还有一些估计要高得多。例如，克里斯蒂安（Christian）认为巴比伦的人口达到了200 000人。

公元前1750年：巴比伦，65 000，0.61分。这是我的估计。我们仍然不知道汉谟拉比（在“长年表”上于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位）时期巴比伦的面积和人口密度。那时候的巴比伦，如今不仅在地下水位之下，而且深埋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巴比伦之下。它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国其他城市的遗迹显示人口密度相当高，因此推测其都城人口为65 000人左右，应当是在正确范围内的，尽管我们缺少能进行严格估计的信息。

公元前2000年：孟菲斯、乌尔，60 000人，0.56分。关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城市（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的人口密度，不同的意见实在太多了，以致大多数考古学家都不肯给出具体数字。钱德勒估计的数字相对争议较少。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甚至是第二个千年，任何城市的人口都不可能达到100 000人，当时最大的一些城市的人口都在50 000人加上15 000人上下（可得0.33~0.61分）。根据R·M·亚当斯（R. M. Adams）的调查，乌鲁克的人口数字可能比孟菲斯和乌尔还要可靠，尤其比对阿卡德的猜测可靠。目前连阿卡德的位置都还没有确定。

公元前2250年：阿卡德、孟菲斯，35 000人，0.33分。参见“公元前2000年”一段。

公元前2500年：乌鲁克，50 000人，0.47分。参见“公元前2000年”一段。

公元前3000年：乌鲁克，45 000人，0.42分。参见“公元前2000年”一段。

公元前3500年：乌鲁克、苏萨、布拉克丘，8 000人，0.09分。乌鲁克和苏萨的人口数字纯属猜测，而非严格的估计。乌鲁克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发展得很快。公元前3500年时，该城很显然是最大的苏美尔人定居点，但依照目前已有的证据，我们无法非常准确地推算出其人口。苏萨的遗迹显示该城也是一座大城镇，但由于19世纪的考古发掘质量太差，我们也无法说出该城人口的准确数字。新近在布拉克丘进行的发掘表明，该城在公元前3000年时达到了10 000人，就此前2 000年的水平来说，已算非常大了——甚至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定居点。然而，至今没有更准确的估计数字了。

公元前4000年：乌鲁克、布拉克丘，5 000人，0.05分。参见“公元前3500年”一段。

公元前5000年：布拉克丘，4 000人，0.04分。参见“公元前3500年”一段。

公元前6000年：恰塔尔休于，3 000人，0.03分。

公元前7000年：贝达、巴斯塔、恰塔尔休于，1 000人，0.01分。耶利哥的规模也许差不多，可能还有一些大致同样规模的更早的定居点；梅塞尔斯（Maisels）认为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穆赖拜特有500~1 000居民。

公元前8000年：最早到公元前7500年前，西方核心地带恐怕没有任何定居点的人数能达到500人，这意味着没有任何城市能达到我所确定的指数的最低分0.01分。

从姜寨到东京

表4.2 公元前4000~公元2000年东方最大定居点规模

年代 | 定居点 | 规模（人） | 分数（分）
公元前4000年 | 姜寨、贾湖 | 300 | 0
公元前3500年 | 西坡 | 2 000 | 0.02
公元前3000年 | 大地湾 | 5 000 | 0.05
公元前2500年 | 陶寺、两城镇、尧王城 | 10 000 | 0.09
公元前2250年 | 陶寺、两城镇、尧王城 | 14 000 | 0.13
公元前2000年 | 酆城南水 | 11 000 | 0.10
公元前1750年 | 二里头 | 24 000 | 0.22
公元前1500年 | 郑州 | 35 000 | 0.33
公元前1400年 | 郑州 | 35 000 | 0.33
公元前1300年 | 郑州 | 35 000 | 0.33
公元前1200年 | 安阳 | 50 000 | 0.47
公元前1100年 | 安阳 | 50 000 | 0.47
公元前1000年 | 洛邑、酆京 | 35 000 | 0.33
公元前900年 | 洛邑、酆京 | 40 000 | 0.37
公元前800年 | 洛邑、酆京 | 45 000 | 0.42
公元前700年 | 临淄、洛邑 | 55 000 | 0.51
公元前600年 | 临淄、洛邑 | 65 000 | 0.61
公元前500年 | 临淄 | 80 000 | 0.75
公元前400年 | 临淄、曲阜、洛邑、新郑、舞阳 | 100 000 | 0.94
公元前300年 | 临淄、曲阜、洛邑、新郑、舞阳 | 125 000 | 1.17
公元前200年 | 长安 | 250 000 | 2.81
公元前100年 | 长安 | 375 000 | 3.75
公元前/公元1年 | 长安 | 500 000 | 4.68
公元100年 | 洛阳 | 420 000 | 3.93
公元200年 | 长安 | 120 000 | 1.12
公元300年 | 平阳、长安、洛阳、许昌、邺 | 140 000 | 1.31
公元400年 | 平城 | 200 000 | 1.87
公元500年 | 洛阳 | 200 000 | 1.87
公元600年 | 大兴城/长安 | 600 000 | 5.63
公元700年 | 长安 | 1 000 000 | 9.36
公元800年 | 长安 | 1 000 000 | 9.36
公元900年 | 长安 | 750 000 | 7.00
公元1000年 | 开封 | 1 000 000 | 9.36
公元1100年 | 开封 | 1 000 000 | 9.36
公元1200年 | 杭州 | 1 000 000 | 9.36
公元1300年 | 杭州 | 800 000 | 7.50
公元1400年 | 南京 | 500 000 | 4.68
公元1500年 | 北京 | 678 000 | 6.35
公元1600年 | 北京 | 700 000 | 6.55
公元1700年 | 北京 | 650 000 | 6.09
公元1800年 | 北京 | 1 100 000 | 10.3
公元1900年 | 东京 | 1 750 000 | 16.39
公元2000年 | 东京 | 26 400 000 | 250.00

公元2000年：东京，26 400 000人，250分。中国最大的城市为上海，12 900 000人，120.79分。

公元1900年：东京，1 750 000人，16.39分。一些城市历史学家做出了稍低的估计，但是对这一地区的估计数字，意见总体似乎是一致的。估计数字是根据人口普查、纳税申报、食品供应和军事人员等多种官方统计资料做出的。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是北京，大约有1 100 000居民（10.3分）。

公元1800年：北京，1 100 000人，10.3分。对清朝时期北京的估计，很大程度上依据于调运粮食的统计资料，估计结果大相径庭。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布罗代尔（Braudel）认为北京的人口为300万或200~300万。钱德勒的估计数字似乎与社会历史学家们对清代北京的描述更为相符。

公元1700年：北京，650 000人，6.09分。在遭受1644年残酷的洗劫之后，北京人口急剧下降，到1700年时可能仍未恢复到1600年的水平。然而，也有一些历史学家给出了较高的人口数字。

公元1600年：北京，700 000人，6.55分。一些历史学家给出了更高的数字，但却没有提供支持这些数字的证据。

公元1500年：北京，678 000人，6.35分。莫特（Mote）估计16~17世纪南京和北京的人口都在大约100万左右，但这似乎不大可能，既因为这个数字太高了（北京可能直到18世纪晚期，人口才达到100万），也因为学者们普遍认为自1421年北京取代南京成为国都以来，南京人口下降了大约50%，这是莫特在别处也承认了的。贝洛赫也同意较低的估计数字，他认为1600年时北京至少有600 000人。

公元1400年：南京，500 000人，4.68分。莫特说他认为南京的人口大约有100万人，但根据他本人粗略的计算产生的结果实际上是400 000~500 000人。

公元1300年：杭州，800 000人，7.5分。贝洛赫认为1300年左右另有4个中国城市人口在200 000~500 000人，而杭州“可能要大得多”。然而，他根据稻米的消费量计算而来的数字更准确地指向了800 000人，同时，伊懋可通过稻米消费量计算出的数字为600 000~700 000人。饶济凡（Rozman）也认为12~13世纪杭州的人口在500 000人以上，甚至可能高达100万人。库恩（Kuhn）和克里斯蒂安也倾向于100万人，施坚雅（Skinner）认为是120万人。我为1200年选择较高的数字：大约100万；为1300年选择较低的数字：800 000人。到1300年时，中国整体人口都减少了。当马可·波罗于13世纪晚期访问杭州时，该城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是马可·波罗言语间暗示的数字（500万~700万）肯定是高得离谱了。马可·波罗恐怕根本不可能知道杭州的人口数，只需想想该城比他那个时代欧洲和伊斯兰世界的城市都大得多即可。

公元1200年：杭州，1 000 000人，9.36分。参见“公元1300年”一段。

公元1100年：开封，1 000 000人，9.36分。钱德勒和贝洛赫都认为开封较小（他俩分别认为开封的人口为400 000人和400 000~450 000人），但这似乎与当时文献对该城市的描述不符。不确定因素似乎很大程度上来自哪些区域应算作“城市”这个问题。新城建于955年，有长27千米的城墙（962年又延长了3.3千米），在旧城46个行政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75个行政区，但在公元1000年之前，该城人口就已经在向城墙之外发展了。到1021年时，14个新的城外大行政区得到了承认。官方统计资料称，980年左右开封辖区共有890 000人定居，1103年时增加到130万人，城市某些部分的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公顷500人。如果我们只计算城墙内的人口，那么钱德勒和贝洛赫的估计可能是合理的；如果我们计算全部人口，莫特、施坚雅和库恩选择的官方数字，看来就是合理的了。我倾向于后者，但考虑到资料的模糊性，我索性做一个粗略的估计：100万人。按照官方数字，1100年时，杭州可能有80万~100万人。

公元1000年：开封，1 000 000人，9.36分。参见“公元1100年”一段。

公元900年：长安，750 000人，（我的估计）7分。中国的历史学家很少对公元900年左右的长安人口发表意见。9世纪70年代末，黄巢曾反复洗劫过这座城市，并于880年和883年将其彻底焚毁，其人口锐减也就毫不奇怪了。在9世纪70年代末之前，长安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贝恩（Benn）认为其人口达到了200万人，库恩认为“在100万人以上”，但即使已经开凿了大运河，也很难看出怎么可能运输那么多谷物到长安，来供养贝恩提出的那么多人口。施坚雅认为中唐时期长安可能有大约100万人，似乎更为可信，我认为这个数字适用于公元800年和700年。包围了30多平方英里[3]的城墙内无疑能容下100万人，但200万人恐怕不大可能，人口密度实在太大了。不过，自9世纪70年代以来，人口是怎样骤降的，也不大清楚。原始资料称当皇帝唐僖宗于885年回到长安时，该城已被彻底毁灭，但这显然是夸大之词，因为该王朝又在那里维系了20年，直到904年军阀朱温下令将所有仍存在的建筑摧毁。直到那一年之前，长安仍是主要的人口中心。不过，即使这个猜想是错误的，公元900年时东方的社会组织/城市规模的分数仍然很高，因为洛阳那时可能也有500 000~750 000人。武则天于7世纪晚期移居洛阳时，可能有100 000多户家庭随之迁移。贝恩认为洛阳的人口高达100万人。不过，饶济凡提出的数字是500 000人。

公元800年：长安，1 000 000人，9.36分。参见“公元900年”一段。

公元700年：长安，1 000 000人，9.36分。参见“公元900年”一段。

公元600年：大兴城（7世纪时被唐朝重新命名为“长安”），600 000人，5.63分。这是我的估计。隋朝兴建了大兴城，作为其新都，城墙包围的面积有30多平方英里，在7世纪时可容纳约100万人。不过，皇帝于583年定都于此时，该城还仍在建设中，很多行政区尚无人居住。公元600年时，该城人口可能已经很多了，因为建筑工程需要数以万计的劳工，加上他们的家眷，更不用说大量官员和工匠（及其家眷），还有上百座寺庙里数以千计的和尚和尼姑了。而且，当隋朝于589年灭亡了中国南方的陈朝后，又有大量人口从南方迁到了大兴城。

公元500年：洛阳，200 000人，1.87分。北魏的孝文帝于493年将都城从平城迁到了洛阳。据史书记载，他还于495年调集了150 000名士兵到洛阳，并将部分洛阳周边土地赐予他们。该城于公元6世纪扩展了许多，人口很可能像大兴城一样，达到了600 000人。

公元400年：平城，200 000人（我的估计），1.87分。公元400年左右，中国北方有好几座大城市，但平城（1048年更名为“大同”）可能是最大的。史书记载公元398年，有100 000名鲜卑人被强制迁往平城；399年时，又有100 000名河南农民和2 000户富裕的中国少数民族家庭被迁往那里。除了像邺城等极少数例外之外，公元200~400年这段时期城市的考古证据极其匮乏。

公元300年：平阳、长安、洛阳、许昌、邺城，140 000人（我的估计），1.31分。公元四五世纪时，很难定义究竟什么样才能算城市；因为那个时期的主要战争基本上都是来自奴隶的袭击，所以在中国北方，城市就像是巨大的军营。军阀聚拢了成千上万户家庭，将他们围在中央，而堡垒周围则有广袤的可供耕种的土地。平阳、长安、洛阳、许昌和邺城在公元300年左右都成了大城市，可能比公元200年左右最大的城市还要大，而比公元400年左右最大的城市稍小一些。

公元200年：长安，120 000人（我的估计），1.12分。公元190年时，军阀董卓劫掠并摧毁了洛阳，将其人口迁移到长安；196年，曹操将皇室也迁到了长安（直到他死后，皇室才迁回洛阳）。这些城市显然比公元100年的洛阳要小得多，更不用说公元1年的长安了。

公元100年：洛阳，420 000人，3.93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非常详细地描绘了汉朝一些主要城市的布局，却没有提供对人口的估计。从考古发掘报告和留存下来的城市平面图来看，似乎长安和洛阳（在公元前206~公元32年和公元32~220年两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分别为都城）的人口都有数十万。据史书记载，秦始皇曾于公元前3世纪20年代强行迁移了120 000户家庭到其都城咸阳，在公元前3世纪10年代又迁移了更多家庭去照料他的墓地。这些数字很可能有所夸张，但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时，咸阳可能的确有200 000人以上的居民。汉朝在长安的新都城至少也一样大。到公元前1世纪时，长安的两个主要市场面积分别达到了50公顷和25公顷，这也说明了人口之庞大。该城面积广大，达到了44.5平方公里，但从发掘区域的人口密度，以及一向不够完备的长安粮食供应记录来看，其人口数量不及当时的罗马。我估计到西汉末年时（即公元前/公元1年左右），该城的人口可能达到了巅峰，为大约500 000人，不过这种猜测的误差很可能会达到20%左右。

长安周围还有一些卫星城，使得估计其人口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围绕着皇陵发展起来的卫星城，分别散布在郑国渠两岸30千米和灞河、浐河两岸20千米的区域内。如果我们把长安及其卫星城合并在一起计算，那总人口会超过罗马，但由于这些卫星城从各方面来看都像是独立的城市，所以我没有这样做。也有一些证据表明长安在公元前100年后发展放缓，自汉武帝于公元前87年死后，也没有再建立新的卫星城。洛阳面积比长安小一些，但人口显然比长安稠密。我因此对洛阳做稍低的估计，认为其人口在公元100年巅峰时为420 000人。当然，如有上下20%的误差也是合理的。

公元前/公元1年：长安，500 000人（我的估计），4.68分。参见“公元100年”一段。

公元前100年：长安，375 000人（我的估计），3.75分。参见“公元100年”一段。

公元前200年：长安，250 000人（我的估计），2.81分。参见“公元100年”一段。

公元前300年：临淄、曲阜、洛邑、新郑、舞阳，125 000人（我的估计），1.17分。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考古资料依然很少，但这些城市的规模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下半叶似乎明显稳步扩大。最大的城市的城墙[舞阳（燕国），长达27千米；新郑（郑国/韩国），16千米；临淄（齐国），15千米；曲阜（鲁国），14千米；洛邑，后更名为洛阳（周朝都城），12千米]一般都围拢了9~15平方千米的面积，说明人口应在100 000~200 000人之间。然而，一些城市显然有较大的典礼和工业用地，而且（至少在起初）可能有大片的土地被并入城墙内，只是为未来的发展预留。下面的估计是我自己做出的，误差可能会比汉朝的城市大，甚至可能高达上下50%。

古代的文献资料并无多大帮助。《史记》中记载齐国的临淄有70 000户人家，号称有210 000名成年男子。司马迁评论说，该城如此拥挤，以致人们“挥汗如雨”。他的数字暗示总人口可能达到350 000~750 000人，这将使临淄的人口比同时代的巴比伦要多得多。不过，考虑到该城的实际面积，似乎是不大可能的；而且这还意味着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些城市在公元前500~前1年之间实际上没有增长，即使证据毫不含糊地表明它们的面积在这段时期至少增加了一倍，甚至可能增加了4倍。

贝洛赫认为战国时期（公元前480~221年）有4~6座城市的人口在100 000人以上，这与我此处所做的估计非常一致。

公元前400年：临淄、曲阜、洛邑、新郑、舞阳，100 000人（我的估计），0.94分。参见“公元前300年”一段。

公元前500年：临淄，80 000人（我的估计），0.75分。参见“公元前300年”一段。

公元前600年：临淄、洛邑，65 000人（我的估计），0.61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上半叶的考古证据，甚至比下半叶还要缺乏（其实比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晚期都要少）。我们可以肯定公元前1000年左右最大的城市，比公元前500年左右的要小，但我们不能确定小多少。我猜测前者的人口大约是后者的一半，但是这全都依赖于对定居点面积和人口密度的估计。

关于最大城市（西周的都城、渭河流域的酆京和镐京，东周的都城洛邑）的资料非常少，而且大多局限于贵族陵墓和青铜器皿。酆京的出土物散布在大约12.5平方千米的区域内，而镐京的出土物散布在大约6平方千米的区域内，但这些区域只有小部分当年是盖有建筑物的。对于洛邑，我们甚至不知道那些偶然发现的出土物就是来自洛邑城本身，还是也有可能来自郑州。

冯·法肯豪森（Von Falkenhausen）认为“周原（即酆京和镐京地区）上的西周都城，是由一些宗教兼居住功能的大院落非常随意的聚合而构成的。这些院落散布在可能广阔达200平方千米的区域内。院落之间有大片的农田相隔”。如果他的说法是正确的，那就不仅意味着周朝都城人口非常之少，而且意味着由于居住模式过于分散，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早期的中国根本谈不上“城市”。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晚期的“城市”。

即便如此，这200平方千米内的出土物显然密度不同，（像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国作家们那样）认为酆京、镐京和洛邑是明显的核心地带，似乎是合理的，即使从有密集、连续的房屋建筑区域这个意义上判断它们不是严格的“城市”。我猜测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洛邑和酆京有35 000人，镐京可能有它们的一半。我想公元前1000年时洛邑和酆京还不大可能有50 000人，因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上半期的增长量不可能超过20 000人。因此，东方最大的城市是以相当平稳的增长率发展的，从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人口增长了一倍稍多，从35 000人增长至约80 000人。

公元前700年：临淄、洛邑，55 000人（我的估计），0.51分。参见“公元前600年”一段。

公元前800年：洛邑、酆京，45 000人（我的估计），0.42分。参见“公元前600年”一段。

公元前900年：洛邑、酆京，40 000人（我的估计），0.37分。参见“公元前600年”一段。

公元前1000年：洛邑、酆京，35 000人（我的估计），0.33分。参见“公元前600年”一段。钱德勒认为洛邑人口有50 000人。

公元前1100年：安阳，50 000人（我的估计），0.47分。作为商朝最后的都城，安阳自1928年以来得到了大规模发掘，尽管有城墙的城市洹北直到1997年才被定位。洹北城墙包围的面积有470公顷，判断其中有20 000~25 000人似乎是合理的，但安阳的其他遗迹蔓延了大约30平方千米。像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早期一样（参见“公元前600年”一段），在这样一个分散的定居系统中，很难确定一个“城市”的边界在哪里。因此我提出的50 000人就多少有些武断了。如果非常狭义地将这个城市只定义为城墙包围的区域，那么这个估计数字可以砍去50%；而如果非常广义地将其定义为包含郊区，则又可能将总人口提高到100 000人，甚至还要多。如果安阳的人口有50 000人，就与公元前1100年的孟菲斯一样大了；如果有100 000人，那它就是公元前13~前11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了。我提出50 000这个数字，是对这座城市非常狭义的定义和非常广义的定义取中。

安阳建于约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200年时已显然成为主要的定居点（无论怎样定义）。考虑到对公元前1100年做估计时的不确定性，为公元前1200年提出一个不同的估计数字，将更麻烦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索性为两个年代都提出50 000人这个数字。

公元前1200年：安阳，50 000人（我的估计），0.47分。参见“公元前1100年”一段。三星堆有围墙的定居区面积也许能达到350公顷，人口也许能与安阳匹敌，但我们对三星堆仍然知之甚少。

公元前1300年：郑州，35 000人（我的估计），0.33分。郑州的二里岗遗址，大约兴建于公元前1600年，通常被认为是商朝早期的一个都城。有围墙的定居区面积有300公顷，但还有一堵更大的外围墙包围了总计达1300公顷的区域。像安阳（参见“公元前1100年”一段）一样，想准确估计其人口有两大难点：第一，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定义“城市”；第二，如何，计算城市内的人口密度。我只好又一次在最狭义的定义（城墙之内的核心区域人口不到15 000人）和极广义的定义（多达50 000人）之间取中了。郑州似乎比公元前13~前11世纪的安阳要小得多；我估计的数字为35 000，将使其规模相当于同时代的巴比伦和底比斯的一半。

公元前1400年：郑州，35 000人（我的估计），0.33分。参见“公元前1300年”一段。在缺乏详细的考古证据的情况下，我对公元前16~前14世纪的郑州提出同样的数字。

公元前1500年：郑州，35 000人（我的估计），0.33分。参见“公元前1400年”和“公元前1300年”两段。

公元前1750年：二里头，24 000人，0.22分。二里头比公元前1500~前500年的遗址得到了好得多的探索。二里头三期的面积大致达到了300公顷。
24 000人这个估计数字——即使刘莉认为只是作为从18 000~30 000人的一系列估计数字的取中点提出的——可能仍然是东方最可靠的史前人口统计学数据了。24 000人这个数据意味着大约每公顷80人，按照巴比伦等同时代的西方城市的标准来看，人口密度算是低的，但与史前其他中国定居点比，仍相对较高。

公元前2000年：酆城南水，11 000人（我的估计），0.1分。这个定居点面积似乎达到了230公顷，但发掘得仍然非常不足。我猜测人口密度人较低，大约每公顷50人。

公元前2250年：陶寺、两城镇、尧王城，14 000人（我的估计），0.13分。陶寺在其全盛时期，面积达到280公顷，我猜测人口密度为每公顷50人。刘莉也说龙山文化时期最大的酋邦可能有10 000多名成员，这也许意味着对陶寺的人口密度，我们应当采用较低的数字（甚至即使以史前中国定居点的标准来看，陶寺的出土物实际上极其分散）。新近的研究表明，两城镇和尧王城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下半期，面积甚至比陶寺还要大，分别达到了272.5公顷和367.5公顷。

公元前2500年：陶寺、两城镇、尧王城，10 000人，0.09分。公元前2500年的陶寺显然比其后来的巅峰时期要小，但我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估计数字。参见“公元前2250年”一段。

公元前3000年：大地湾，5 000人（我的估计），0.05分。该定居点的面积大约为100公顷，我猜测人口密度在每公顷50人左右。

公元前3500年：西坡，2 000人（我的估计），0.02分。该定居点的面积大约为40公顷，我猜测人口密度在每公顷50人左右。

公元前4000年：没有任何定居点面积大到能供养1 000人，故而得分为最低分（0.01分）。公元前4000年时，姜寨的面积为5公顷，刘莉计算的人口密度为每公顷44~63人，意味着该定居点只有220~315人。彼得森（Peterson）和谢拉赫（Shelach）为该遗址的人口设计了一个有趣的动态模型，所产生的数字要稍高一些，但也仅仅是400人左右。公元前6000年时，贾湖的面积也是大约5公顷，人口密度也非常低。从公元前第7个至公元前第5个千年，似乎再没有面积能超过2公顷的考古遗址了。

多少人才够

间接度量

自我们有文献资料起（西方始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东方始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晚期），直到公元20世纪，在所有时间点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都是行政中心。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端起，孟菲斯是埃及的都城，而安阳是商朝的都城；到了19世纪，伦敦是大英帝国的首都，而北京是大清帝国的首都。如果我们将时间回溯到孟菲斯和安阳之前，有一定数量的证据表明，西方的乌鲁克和东方的郑州（也可能是二里头），也是更早期国家的都城。

这个现象似乎证明了选择城市规模作为社会组织的间接度量手段的正确性。在大部分时间里，一个地区最大城市的规模就是衡量其政治组织职能的尺度之一。在以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我曾经提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希腊世界的情况正是如此，现在我要将这一论点扩展到整个前现代历史。只是到了20世纪，经济力量才压倒政治力量，以致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首都华盛顿在2000年未能跻身于世界最大城市的前30名；而东方最强大国家的首都北京，只排在第24位。在此前的全部历史中，城市规模都是社会组织的非常直接的反映。

能量获取失去对城市规模的影响

总体而言，能量获取历史的图形（见图2.5）与城市规模–社会组织的图形（见图4.1），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的。两者都在冰期结束后增长非常缓慢，在公元前最后几千年开始加速，然后在公元19世纪和20世纪呈爆炸式增长。在两幅图中，在过去10 000年间，西方的分数在大部分时间都高于东方。然而，两幅图中的差异也如相同处一样引人注目。

图4.1 公元前8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最大的城市的规模

图4.2和图4.3分别标绘了西方和东方的能量获取情况和城市规模（以社会发展指数上的分数的形式表示），以及两者在对数–线性标尺上的对比（图4.4和图4.5则在线性－线性标尺上展示了同样的数据；可以看出同样的模式，不过对比不像对数标尺上那样鲜明）。能量获取曲线与城市规模曲线最引人注目的反差，似乎是：（1）城市规模曲线开始上升的时间比能量获取曲线要晚得多；（2）城市规模曲线比能量获取曲线不稳定得多。这两个反差很容易解释：城市规模是能量获取的功能之一。只有当能够达到某种水平的能量获取（每人每天7 000~8 000千卡），最大定居点的规模才会开始显著增长；然而一旦某个社会跨过了这个门槛，能量获取预算边缘相对较小的变化，就能对可用于组织较大的社会的能量数量产生巨大影响。

图4.2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与城市规模在对数–线性标尺上的对比（以社会发展分数衡量）

图4.3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情况与城市规模在对数–线性标尺上的对比（以社会发展分数衡量）

图4.4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与城市规模在线性－线性标尺上的对比（以社会发展分数衡量）

图4.5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情况与城市规模在线性－线性标尺上的对比（以社会发展分数衡量）

图4.6 公元前4000~前1500年东方和西方最大定居点规模

因此，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当能量获取水平达到每人每天大约11 000~12 000千卡时（见图4.6；西方于大约公元前3500~前3000年，东方于公元前2000~前1500年到达此水平），城市化的起步阶段历程很相似。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期时，两者的定居点规模都出现了暴跌。西方发生了阿卡德、乌尔陷落和埃及旧王国衰败等危机，东方则出现了陶寺和山东早期城市的败落，尽管这些危机对东西方的能量获取状况都只产生了极微小的影响。

最近3 000年的变化甚至更为惊人（见图4.7）。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能量获取的增长率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都加速提高了，但城市规模的增长还要更快。能量获取似乎又出现了一个门槛，这回是略高于每人每天20 000千卡。跨过了这道门槛的社会，就能创造出有100 000人以上的城市。还有一道门槛是大约每人每天27 000千卡，跨过这道门槛，创造有50万~1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便有了可能。公元第一个千年早期的大危机在东方和西方都造成了能量获取能力前所未有的锐减（在西方，公元100~700年降低了将近20%；在东方，公元100~300年降低了将近4%），但危机对城市规模的影响还要大得多：公元200~700年，西方的城市萎缩了85%以上；公元1~200年，东方的城市萎缩了75%以上。

图4.7 公元前1000~公元1500年东方和西方最大定居点的规模

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中晚期，东方的城市规模急剧扩大。在其跨过了每人每天27 000千卡的能量获取门槛后，出现了堪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晚期的罗马相匹敌的城市。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500~1000年增长了13%（从每人每天26 000千卡增至29 500千卡），但是东方的城市规模同样在这500年间增长了400%（从20万居民增长至100万居民）。公元第一个千年晚期颠覆了中国唐朝的战争几乎没有对能量获取水平产生什么影响，但的确在短期内造成城市规模下降了25%。

能量获取与城市规模的关系一直到了公元第二个千年都还在起作用。1200~1400年旧世界的第二次大变迁导致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下降了5%，但最大城市的人口下降了一半；在西方，能量获取水平未受影响，但城市规模萎缩了几乎2/3。

能量获取水平自公元1500年（特别是1800年后）的提升，对城市规模有可想而知的巨大影响。大约每人每天45 000千卡似乎是能量获取的又一道门槛，使得出现数以百万计居民的城市成为可能。20世纪的世界大战使得东方最大的一些城市受到严重破坏，但城市规模的波动性已经极强，东京和北京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都发展得比以往更大，而西方最大的一些城市（在美国）在两次大战中均毫发无损。

城市规模的量级

城市规模数据也表明，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着定居点规模的量级。国家出现以前的农业社会（如在西方核心地带公元前3500年之前和东方核心地带公元前2000年之前出现的社会）似乎无法供养大约10 000人以上的定居点；农业国家（公元前第4个到前第一个千年早期主宰着西方核心地带，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早期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主宰着东方核心地带）似乎供养不起大约10万以上人口的定居点；农业帝国（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到公元第二个千年晚期主宰着西方核心地带，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晚期到公元第二个千年晚期主宰着东方核心地带）似乎供养不起大约100万以上人口的定居点。然而，工业社会却能够维系2 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见图4.8）。

图4.8 自冰期以来已知最大定居点及群落组织水平

前现代时期有序的层层递进，当然部分是因为定量估计的粗糙性（图4.7中线顶点是平的纯粹表明我们资料的缺乏；罗马、长安、开封和杭州拥有80万或120万人口，与图中标绘的它们拥有100万人口，是同样有可能的）。然而，结果的一致性的确表明了一个值得以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数据进行检验的假设——如果没有化石燃料带来的能量激增，以及与之相关的组织和技术方面的收益，则没有人能生活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中。我们还需要观察，我们目前的发展水平会给城市规模设置怎样的上限，以及我们是否能突破这个上限。

[3] 1英里≈1609米；1平方英里≈258万平方米。——编者注

量化战争能力

再没有什么事情像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那样，使得西方主宰世界的局面变得如此清楚。一支小小的英国舰队在中国长驱直入，威胁要切断向北京运送粮食的大运河，并迫使清政府做出了丧权辱国的让步。根据随军的罗伯特·乔斯林（Robert Jocelyn）勋爵的记录：“军舰向定海小城舷炮齐发，房倒屋塌、木头相撞、人们呻吟哀号的声音在岸上回荡。我方的炮击持续了9分钟……我们在一处废弃的河滩上上了岸，除了几具尸体，一些弓和箭、折断的矛和枪，这片地区什么都没有了。”

中国人很好地接受了教训。“所有共产党人都必须明白这个道理。”毛泽东在一个世纪后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事实一向如此，战争能力始终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对社会发展指数来说，幸运的是，许多因素——历史学家对记述战争的痴迷，强制性军事档案的保存，艺术赞助者们喜好被描绘成武士，普遍存在的以武器和盔甲陪葬的风俗，堡垒考古的清晰度——结合在一起，意味着我们能够相对较好地了解很多历史背景下的战争的不同侧面。我们在对战争能力进行量化分析时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来自概念方面的挑战，而不是资料缺乏。

人们尝试着度量战争能力，这就像战争本身一样古老。几乎所有开战的决策都包含某种对社会之间相对军事实力的评估（即使侵略者往往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而防御者往往低估了本方的实力）。20世纪时，有一系列军事方面的行家里手和门外汉都曾试图设计出一些演算法，供将军们预测战争结果。

这些量化者中的第一位，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具影响的一位，是博学多才的弗雷德里克·威廉·兰彻斯特（Frederick William Lanchester）。他不仅是英国最重要的汽车工程师之一，还写过一本关于空战的先驱性的书，提出了一系列微分方程，来预测空战的结果。自那以后，兰彻斯特的方程被发展成为量化战争消耗的通用法则。

兰彻斯特方程因为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曾反复受到批评。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特雷弗·内维特·杜普伊（Trevor Nevitt Dupuy）研究出了一套更为复杂的“定量判断模式”，须使用不少于73种变量。但最近10年，已经有一种简单得多，也令人信服得多的替代方法被设计出来了。

所有这些方法都是为了对潜在的未来战争进行量化，并且都受过历史上实际战争的数据的检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之间，或者地理上相距甚远、历史上从未交战的社会之间比较战争能力，困难要大得多，但是社会发展指数所必需的。专业军事人员经常用儿童游戏“石头剪刀布”来形容作战系统是怎样运行的：A系统（比如说使用步枪的步兵）会强于B系统（比如说使用军刀的骑兵），而B系统强于C系统（只有大炮的炮兵）；但是与此同时，C系统又强于A系统。因为军事能力总是依赖于环境的（也就是说，建立武装部队是为了在特定的地理和政治条件下，与某种具体类型的敌人作战。善于对付某种类型敌人的部队，也许不善于对付其他类型的敌人）。这种因时间和空间不同而结果变化极大的比较，必然比能量获取或社会组织那种广泛的比较要抽象得多。

战争能力的比较，归根结底一定是对社会可调动的破坏力的衡量。“破坏力”是指社会可投入战场的兵员数量。这种力量又会因武器的射程和火力、可调动兵力的数量和速度、防御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而发生改变。而且，这些基本的要素——都理所当然地在许多时候和许多地方得到了很好的记录——一定要与一些没有得到很好记录，但同样重要的因素结合起来。这些因素包括士气、领导能力、指挥和控制能力、清楚地理解战略的能力、行动力、战术原则、组织学习能力，以及经济、后勤、思想和政治等方面更广泛的参数。

技术问题令人望而生畏，但自从19世纪末期以来，战争游戏的研制者们（既有专业军事人员，也有业余爱好者）就一直在努力想办法，要将扑朔迷离的复杂现实简化为可供比较的数值。总的来说，军事史学家菲利普·萨宾（Philip Sabin）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商业化战争游戏通常试图复制过多细节，但与社会发展指数非常相似的是，这些游戏的重大贡献是使得假设变得清楚明确了。

一些游戏发行多个版本，模仿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战争，为跨越时间和地点思考战争能力提供了良好的起点。例如，电子游戏公司GMT的系列游戏“历史上的大战役”，包括公元前第二个千年西南亚的战车大战、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罗马共和国的战争、同时期印度的战争和13世纪蒙古人的战争等各种战役变体。至少在战术层面上，游戏允许启人深思的比较，不过，像所有这样的规则系统一样，这个游戏最大的价值也许仍是系统在似乎运转不灵时提出的问题。

原则上讲，社会发展指数所需要的跨历史比较应当与实际历史背景下的比较没有差异，但实际上，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巨大变化会使情况变得极为复杂。譬如所谓的军事革命，就经常是设计出新的作战系统，使旧系统根本无法与之匹敌。这方面最著名的事例就是英国皇家海军的“无畏号”战列舰。这种装备了大量武器和更厚钢板的战舰，是英国于1906年投入使用的，目的在于让以前所有军舰都被淘汰——只是因为海军战术的变化，才使得这种新式武器融入了旧式战舰仍然重要的系统里。

甚至对现代最致命的武器——核武器——来说，也是如此。核武器的破坏力远比非核武器大得多，但它们并非无可匹敌地更具破坏性。核武器的威力是以千吨或百万吨TNT（三硝基甲苯）当量来衡量的，这一事实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

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破坏力使先前历史上的一切都相形见绌。在1942~1945年3年的轰炸中，美国空军第八航空队总共才向德国扔下了70万吨炸药；而在1961年万圣节那天，苏联试验的单一一颗炸弹，即所谓的“沙皇炸弹”，威力相当于5 000万~5 700万吨炸药。到1966年时，单独一颗苏联SS-9Ⅱ型导弹就可以携带相当于2 500万吨炸药的弹头，是美国“二战”期间轰炸德国的全部炸弹的破坏力30多倍；到20世纪70年代时，苏联总共部署了255枚这样的洲际弹道导弹。

然而，核武器的破坏力仍然可以和常规武器在同一个天平上予以衡量，正如放射性尘降物的毒害作用能以拉德来衡量，并与毒害作用较小的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对比一样。而且，像1906年后建造的无畏舰级军舰一样，核武器也被融入了更广泛的作战系统中，而这种作战系统依然依赖于1945年之前就在使用的武器类型（尽管以高得多的效率形式）。核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但并非不可衡量。

社会发展指数在衡量战争能力方面最大的困难，是将2000年的武装力量与之前阶段的武装力量的关系予以量化。1900~2000年，战争能力的飞跃实在太巨大，难以衡量；而1800~1900年，战争能力的变化也可称之为飞跃，尽管幅度不那么巨大，但也同样难以衡量。

一方面，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在计分系统内将最高分250分打给2000年的西方，那么在估计1900年的战争能力时，在百分比上就会有相当大的误差幅度，更不用说1800年或任何更早的时期了。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破坏力与以往的差距实在太巨大，1800年前的分数会极低，也就意味着就社会发展指数的实际分数而言，误差也会极小。如我们将看到的，我为这些问题提供的答案，意味着1600年之前甚至没有任何作战系统能得到0.2分（也就是说，不到当代分数的千分之一）；而1500年之前，甚至很少有作战系统能得到0.1分。战争能力像城市规模/社会组织一样，是能量获取的功能之一，一旦能量获取水平达到了每人每天100 000千卡，只需在边缘处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就会刺激战争能力向上激增。衡量战争能力对社会发展指数的主要贡献，是强调了工业化的20世纪和21世纪与所有先前的社会之间的巨大鸿沟。

西方是军事霸主吗

20世纪的变革

对于现代西方军事实力有很多评估，我主要依赖的是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每年出版的《军事平衡》（Military Balance），该书提供国家投入、军力、素质和后勤等方面的数据。

美国自“9·11”事件后又加大了军备投入，但即使在此之前，美国的军力就已经傲视所有对手了。公元2000年，美国可以代表西方获得满分250分。有很多国家在武装部队服役的军人人数上超过美国，俄罗斯的核武库也比美国大了几乎一倍，但美国在战争所有其他维度上都占有巨大优势，已经远远打破了平衡。美国军队的装备和供给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好得多，训练和领导也强于大多数国家，机动性也很强。美国有11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完全主宰着全球海洋，美国空军在天上也发挥着同样作用。美国的核弹头及其运载工具也更加可靠，一般认为比其对手俄罗斯威力更大。

一旦我们从2000年回溯到1900年，量化战争能力的最大困难就出现了。1900年的西欧武装力量的数据记录很好，也很容易获得，但为1900年的西方计算一个相对于2000年的西方的分数，就非常困难了，因为军事系统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2000年的军队比1900年要大，尽管并没有大许多。在某些方面，基本武器是相似的——1895年投入使用的英国的李–恩菲尔德步枪，准确射程为大约500米，枪口初速为每秒733米，而M16步枪（1963年装备于美国陆军，但其改进版在2000年仍是常规武器）的准确射程为550~800米，枪口初速为每秒948米。然而，差异却超过相似性：M16步枪每分钟能发射700~950发子弹，而李–恩菲尔德步枪通常每分钟只能发射二三十发子弹（在测试条件下，其发射纪录为每分钟38发）。一把普通的M16步枪或者AK47突击步枪，比1900年的最好的重机射速都要快得多（马克沁重机枪每分钟只能发射450~600发子弹）。而最早的大致相当于M16或AK47步枪的德国MP18轻机枪，直到1918年才投入使用。

军事史学家通常将现代大炮的出现定为1897年投入使用的“法兰西75”。那是一种75毫米口径的膛线加农炮，配有长驻退机，意味着炮手们不需要在每次发射后都添加炮弹。这种炮的发射速度可以达到惊人的每分钟15发炮弹，射程达7.5千米。现代更复杂的大炮射速要慢得多。美国陆军最新式的榴弹炮——2005年投入使用的155毫米口径的M777——每分钟只能发射2~5发炮弹；然而，这种钛炮非常轻，可以装载在飞机上，射程达到24~30千米，而且，当使用“神剑导引炮弹”时，其圆径概率误差可达到24千米内只有5米（也就是说，50%的炮弹将落在距目标只有5米的范围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制导武器的革命已经使每一门现代大炮的价值都超过了1900年时的数十门大炮，而运输机械化、通信手段和电子控制方面的先进同样令人惊叹。

在海上，1900年最强大的武器是新式钢铁装甲蒸汽动力的战列舰（“战列舰”一词是1892年最早开始使用的），通常排水量达到15 000~17 000吨，航速达每小时30千米，可装载4门12英寸口径的大炮，能发射400千克重的炮弹，射程将近23千米。1906年后，无畏号不仅配备了更重的装甲，还增加了6门12英寸口径的大炮，而且航速还提高到了21节[4]。1911年后，各国海军又纷纷用石油代替了煤作为燃料。所有这些改变都具有革命性的结果，然而即便如此，所有这些军舰与当代美国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排水量100 000吨，最大航速每小时56千米，可航行20年无需添加燃料，可载90架飞机，打击范围在700千米以上）之间的差距，使得20世纪早期所有连续类型军舰之间的差异都相形见绌。

20世纪战争革命最惊人的部分无疑发生在空中。飞机最早用于军事是在1911年，当时意大利在与土耳其交战时使用了轰炸机和侦察飞行。这些早期飞机与2000年最精密的军用飞机（即1989年投入使用的B-2隐形轰炸机）之间的差距，足以令人窒息。B–2隐形轰炸机的航程达到11 000千米，巡航速度为大约每小时900千米，且它实际上是无法探测的，能够穿透任何防空系统，发射精确制导的炸弹或者10兆吨以上TNT当量的核武器。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比较各个时期的武器火力、军队机动的速度和范围，以及武装力量的无数其他维度。例如，人们普遍认为从1900~2000年，大炮的威力提高了20倍；从1918~2000年，反坦克火力提高了60倍。但是为20世纪全部变化打一个具体的分数，却要难得多。

表5.1 自公元前4000年以来的战争能力（以社会发展分数衡量）

年代 | 西方（分） | 东方（分） | 年代 | 西方（分） | 东方（分）
公元前4000年 | 0 | 0 | 公元前/公元1年 | 0.12 | 0.08
公元前3000年 | 0.01 | 0 | 公元100年 | 0.12 | 0.08
公元前2500年 | 0.01 | 0 | 公元200年 | 0.11 | 0.07
公元前2250年 | 0.01 | 0 | 公元300年 | 0.10 | 0.07
公元前2000年 | 0.01 | 0 | 公元400年 | 0.09 | 0.07
公元前1750年 | 0.02 | 0 | 公元500年 | 0.07 | 0.08
公元前1500年 | 0.02 | 0.01 | 公元600年 | 0.04 | 0.09
公元前1400年 | 0.03 | 0.01 | 公元700年 | 0.04 | 0.11
公元前1300年 | 0.03 | 0.01 | 公元800年 | 0.04 | 0.07
公元前1200年 | 0.04 | 0.02 | 公元900年 | 0.05 | 0.07
公元前1100年 | 0.03 | 0.02 | 公元1000年 | 0.06 | 0.08
公元前1000年 | 0.03 | 0.03 | 公元1100年 | 0.07 | 0.09
公元前900年 | 0.04 | 0.03 | 公元1200年 | 0.08 | 0.09
公元前800年 | 0.05 | 0.02 | 公元1300年 | 0.09 | 0.11
公元前700年 | 0.07 | 0.02 | 公元1400年 | 0.11 | 0.12
公元前600年 | 0.07 | 0.03 | 公元1500年 | 0.13 | 0.10
公元前500年 | 0.08 | 0.04 | 公元1600年 | 0.18 | 0.12
公元前400年 | 0.09 | 0.05 | 公元1700年 | 0.35 | 0.15
公元前300年 | 0.09 | 0.06 | 公元1800年 | 0.50 | 0.12
公元前200年 | 0.10 | 0.07 | 公元1900年 | 5.00 | 1.00
公元前100年 | 0.11 | 0.08 | 公元2000年 | 250.00 | 12.50

我选择的2000年与1900年的西方战争能力的比率为50∶1，这样产生的1900年西方战争能力的分数就只有5分（与2000年的250分相比）。很显然，这个分数跟瞎猜差不多。如果选择100∶1的比率，则1900年的得分为2.5分，也许同样是个说得过去的猜测。不过假如比率是25∶1，1900年的得分就会是10分，就不大可能了。

这一误差幅度比整体社会发展指数的误差（见第七章）要大得多，但2000年西方战争能力的分数与所有较早阶段的分数之间的巨大差距，意味着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2000年之前的所有分数减半或翻倍，也不会使指数出现任何可以辨别的差异。表5.1、图5.1和图5.2运用我估计的数字，展现了自公元前4000年以来东方和西方战争能力的分数。图5.3和图5.4则展现了如果我们将对2000年之前的所有估计减半之后得到的分数。

在纵轴上使用对数标尺使得差异更明显，所以图5.2在对数－线性轴上显示了我计算的分数，图5.4以同样方式显示了修订后的数字（即2000年前所有时期使用的都是减半后的分数）。修订后的数字当然使20世纪的破坏力比我的估计大了一倍，但是将2000年以前的分数减半的主要结果，并不是增加了现代/前现代的反差，而是使得公元前100~公元200年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变得极小，以致无法衡量（而我的估计则相反，显示出罗马帝国的战争能力稍强于汉帝国）。结论必然是，对2000年与1900年之间战争能力的比率的任何合理的估计——无论是50∶1，还是100∶1，还是只有25∶1——对于更大的社会发展指数都没有什么差别。

图5.1 公元前3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线性－线性标尺）

图5.2 公元前3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对数－线性标尺）

图5.3 公元前3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以线性–线性标尺标绘，将2000年前的所有分数减半）

图5.4 公元前3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以对数－线性尺度标绘，并将2000年前的所有分数减半）

1500~1800年欧洲的军事革命

1800~1900年西方战争能力的飞跃与1900~2000年的飞跃，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也非常巨大。武器的射程、精度、射速，抛射的力度（因炸弹的发明而威力更大），军队的规模，运输的速度，以及后勤保障能力，在整个19世纪都普遍提高了一个数量级。然而，纯技术力量的大小取决于人们对其的应用。据军事分析家斯蒂芬·比德尔（Stephen Biddle）计算，1800年左右时，如果一个拿破仑式的千人步兵团向另一个步兵团发起冲锋，针对每一个攻方士兵，守方大致能打两发子弹；如果一个世纪后重复同样的步兵团攻防，那么就将有200多发子弹射向每一个攻方士兵。不过，令人惊奇的是，从1815~1918年，军队在战斗中的伤亡比例实际上呈下降趋势，因为战术家们采用了新的作战方式，使得部队暴露在敌人直接火力下的机会降到了最低。

法国人于18世纪90年代发明了“全民动员”，使得军队规模扩大到50万人——将近1900年世界最大军队的一半了——但是其主要武器滑膛步枪比1900年的步枪效率就差远了。即使是训练有素的拿破仑步兵每分钟也只能打大约4发子弹。滑膛枪的子弹可以射到400米开外，但射程一超过50米（最多75米）就很不准确了，只打一个单发实际上没有任何用处，甚至在打不超过75米的目标时，也只有多人齐射才有命中把握。在18世纪的一次演习中，步枪手们射击60米外一个宽达30米的目标，只有不到一半人命中。

滑膛大炮，尤其是能发射12磅[5]重炮弹的大炮，每分钟能发射4~6发炮弹，有效射程达到500米，于1800年开始成为战场主宰，但滑膛炮仍然远不及1900年的膛线炮更有效；平射弹道的炮弹是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普遍使用的。

1800年最好的军舰，比如英国皇家海军的胜利号（1765年下水），在顺风的情况下航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5~17千米，但在恶劣天气下就要慢得多。胜利号载有104门炮，总共能发射大约1吨实心弹丸，射程大约为2 000米。该舰与无畏号出现之前其他拥有钢铁装甲、蒸汽动力、炮弹和鱼雷的军舰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显著的。

又一次，将军事系统的复杂性概括为一个单一的分数，是件非常主观的事情，但我认为1900年和1800年西方战争能力的比率大约为10∶1，1800年的得分为0.5分。这个猜测的误差可能像我对1900年的猜测一样大（或者说与拿破仑时代的步枪单发的准度差不多），真实比率也很可能是20∶1。如果相对于2000年的战争能力，我对1800年和1900年都高估了，那么我们也可以不给2000年打250分，给1900年打5分，给1800年打0.5分，我们完全可以在给2000年打250分的情况下，给1900年打2.5分，给1800年打0.13分，就像图5.5（线性－线性图）和图5.6（对数－线性图）所显示的。但是即使像现在这样把1900年前的分数大大减少，对整体社会发展指数所产生的影响也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所涉及的绝对数值实在太小了。

图5.5 公元前3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将以线性–线性标尺标绘，1900年之前的分数降低之后）

图5.6 公元前3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以对数－线性尺度标绘，并将1900年之前的分数降低之后）

由于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以及最重要的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的先锋性工作，1500~1800年这段时期已经广为人知是“欧洲军事革命时期”，其特点是陆海军规模、效率、火力和到达范围的巨大增长。然而与1800~1900年的变化相比，这些军事革命实际相形见绌，不过它们仍然将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军事能力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火器和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而一些社会利用了这些变化，是促使军事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使用火药的武器在14世纪20年代就到达了欧洲，但过了100年，它们才开始在陆地和海洋的战场上变得重要起来。甚至在1500年，火枪手们的发射率还在以几分钟打一发子弹，而不是一分钟打几发子弹计算，而他们的枪只在非常短的射程内才有效。特别是在英国，长弓在训练有素的弓箭手手里，每分钟能发10箭，精度可达200米，不少士兵都不相信，弓将不再是最优越的武器。而在骑兵最为重要的大草原上，直到17世纪，弓仍然在战场上发挥着主导作用。

甚至早期的火绳枪也能发射比箭要重的抛弹（滑膛铅丸），因此有更强的穿透力，但火枪的主要优势是对枪手的技能要求较低，不像弓箭手那样需要学很多技巧。正如意大利的拉文那战役（1512年）、马里尼亚诺战役（1515年）和比科卡战役（1522年）所证明的，在适宜环境下，众多火枪是可以战胜弓箭和长矛的。早在1490年，威尼斯就决定用枪来取代十字弓，到了16世纪60年代时，英国人对长弓的喜爱已经确定无疑地被普遍认为不合时宜了。1594年，荷兰陆军发明了队列战术和火枪齐射，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效率（尽管他们的战术需要更多训练和管理）。17世纪30年代，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向世人展示了这种新办法的威力有多大。

17世纪，燧石发火装置极大地提高了火枪的发射率。18世纪插座式刺刀的出现又使火枪手同时能发挥长矛手的作用。大炮的进步更是迅速。到1494年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时，火炮已经使中世纪的石制堡垒失去了作用，但到17世纪中叶时，更复杂的土木工事又重塑了防守方的优势。

18世纪晚期组织方面的进步——尤其是法国在陆上发明了纵队进攻和军队的部门结构，英国在海上进行了战术革新——进一步提升了军队的绩效，但是最大的变革还是在组织方面。当时最强大的西欧国家法国，1500年时能够组织四五万人的军队；1600年时能组织8万；1700年时为40万；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时率领的是60万大军。海军的增长要缓慢一些，1700~1800年，英国（当时最强的海上强国）、西班牙和俄国都将其现役军舰数大致涨了一倍，而法国的舰队在1689年路易十六入侵英国的计划失败后，实际上萎缩了。这段时期开始时，奥斯曼土耳其的陆海军实力都还是西方最强的；但到结束时，军事力量的天平已经决定性地倾向了西欧方面。

将如此众多而复杂的信息转化为西方战争能力的单一分数，又一次需要动用非常主观的猜测，但是1500~1800年的变化，尽管有革命的性质，却明显比1800~1900年的变革要小得多（更不用说与1900~2000年相比了）。西方战争能力在16世纪大致增长了50%，在17世纪增长了100%，18世纪又增长了50%，在整个军事革命时期实力涨了4倍（与之对比的是，我估计19世纪涨了10倍，20世纪涨了20倍）。从1800年的分数0.5分向后推，1700年的分数大致为0.35分，1600年为0.18分，1500年为0.13分（见图5.7）。

图5.7 1300~19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

从恺撒到苏莱曼（公元1~1500年）

大多数军事通史学家认为，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的前半期，西方的战争能力总体下降了，在后半期恢复。但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伯纳德·巴克拉克（Bernard Bachrach）在其一系列研究中，提出后罗马时代的西欧军队比其他历史学家设想的规模更大，更多地由步兵主宰，更善于远程作战，更多采用围困战术而不是直接战斗。然而，这只是极少数人的观点，我还是追随主流意见：西欧的军事力量自200年后开始下降，400年后下降得更快，600~800年时极其衰弱，然后缓慢恢复，1300年后复兴开始加速。倒是没有什么迹象表明14世纪黑死病肆虐后，在军事方面出现了堪与能量获取和社会组织相比的衰退。

然而，尽管战场上有重要变化，比如由于能够得到更大的马匹和马镫，使得重型骑兵兴起，伊斯兰军队中马上弓箭手的效率也在提高，但公元500~1300年战术的持续性更引人注目（实际上自公元前700年后的整个2 000年间，战术都没有什么大变化，因为普遍都在使用铁兵器和骑兵）。基本的军事要素——铁兵器、金属盔甲、步兵和骑兵结合的战术、箭术、围城机械、划桨结合风能的战船——在这段漫长的时期内几乎没有变化，真正的变化是在后勤和组织方面。

公元前1世纪30年代，罗马共和国大约有25万武装人员。他们被编制在效率极高的军团内，得到前现代世界最出色的后勤系统的支持。他们（大部分时间）由优秀的职业尉官和士官领导，即使他们的高级军官——特别是在共和国时期——有时不尽如人意。

公元3世纪的危机后，军队扩大了，在4世纪中叶时可能达到了大约50万人。关于晚期罗马军队的素质，存在很多争议，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任务的性质变了，从边境防御转向了纵深防御，随之引起了组织上的变化，卫戍部队和野战军的差别越来越大，后者采用了比早期帝国军队更小的单位和更多的骑兵，所有部队也都更加依赖机动兵力。

有些旧说法称卫戍部队效率低下，可能言过其实了，但从2世纪60年代的安东尼瘟疫到378年的阿德里安堡战役，罗马军事力量恐怕的确严重衰退了（尽管还不是灾难性的）。

从阿德里安堡战役到609年波斯国王霍斯劳二世入侵拜占庭帝国，由于人口下降加上行政结构破碎，西方军队的规模和战斗力进一步下滑。到7世纪时，军队萎缩到只剩下几万人。阿拉伯人之所以得以迅速征服了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大部，更多地要归因于帝国结构的瓦解，而不是哈里发的军事力量有多么强大。

整个西方中世纪，军队始终规模很小、组织涣散、供给不力，人数基本不到罗马帝国军队的1/10，效率更不值一提。中世纪的欧洲军队有学者仔细地研究，但没有得到那么透彻研究的拜占庭军队，特别是伊斯兰军队，在大约630~1500年也许仍很强大，尤其是在土耳其军队配备了成千上万名强悍的马上弓箭手后。

西欧的十字军于1099年奋力攻占了耶路撒冷，拜占庭军队也收复了一些失地，但总体而言，10~15世纪，优势在土耳其人一边。1527年，土耳其苏丹苏莱曼大帝据称能召集75 000名骑兵（大多数是弓箭手）和28 000名持枪步兵，另外还有野战炮兵。尽管他在1529年未能攻克维也纳，土耳其军队仍然是16世纪西方最强大的军队，很可能在17世纪还继续领先。同样，土耳其海军尽管在1571年著名的勒班陀战役中也吃了败仗，但直到1600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始终是基督教势力在地中海上的一个强劲对手。

将所有这些历史简化为战争能力的分数，又一次需要将每支军队所面临的具体任务抽象化，但一些基本结论应该是合情合理的。1500年西方最大的军队的规模仍然比罗马共和国晚期或罗马帝国早期的军队要小得多，并且远不及罗马人技艺娴熟；但是火器威力的增长（尤其在攻打堡垒时，庞大的野战军与轻骑兵相结合，如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使我怀疑苏莱曼大帝的军事实力恐怕最终赶上了恺撒的军队。

如果给1500年西方的战争能力打0.13分，那么给1年打0.12分，是合情合理的。如果认为罗马军事力量直到4世纪时仍然很强，然后骤降的普遍看法是正确的，我们也许可以认为300年时有0.1分，到600年阿拉伯人征服前夕时暴跌至只有0.04分，到1200年时又反弹至0.08分，然后于1500年更快地攀升至0.13分（见图5.8）。[认为罗马的分数应该稍高一些（比如说0.13或0.14分）或稍低一些（比如0.10和0.14分似乎更为合理）的历史学家们，也可相应地调整300~1200年的分数。]

这些数字与历史文学中的定性估计是相一致的。然而，其中也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抽象性和主观判断，反对者也许不会接受。这就是说，图5.9展现了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所有前现代时期战争能力的分数，包括恺撒时代和苏莱曼时代的分数，以公元2000年的视角看时都太小了，对它们进行任何可以想象的调整，都不会对社会发展指数造成多少影响。而且这还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军事力量超乎寻常而造成的人为假象。图5.10显示，即使从1900年的视点来观察，1~8世纪西方军事实力的变化都仍然小到可以不计。只有当我们从1800年的视角（如图5.11）回望时，我们才能看出早期分数间明显的高下。即使我们将600~800年的分数翻倍，或者断定罗马的战争能力直到1600年而不是1500年才被超越，那也没有什么不同。

图5.8 1~15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

图5.9 1~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

图5.10 1~19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

图5.11 1~18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

早年的战争（公元前3000~前1年）

公元前最后三个千年，将我们从埃及第一位法老纳美尔的时代，带到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的时代，人类的战争能力有了相当显著的增强。在这段漫长的时期内，战场上的主要进步也许要列上：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时，青铜武器取代了石制武器；公元前2500年，重型步兵兴起；公元前1600年左右，马拉战车普及；大约同一时代，合成弓（反射弓）取代了单弓（整片弓）；公元前1100年后，铁制武器取代了青铜武器；公元前900年左右，骑兵出现；公元前700年后，三桨座战船普及；公元前600年后，方阵战术兴起，并不断得到改善；公元前400年后，扭力弹弩和更大的战船（四桨座和五桨座的大帆船）出现；公元前300年左右，堡垒得到完善；公元前200年左右，更灵活的步兵战术得到发展。

对于军队组织方面的进步，我们也可以列出同样的单子：专门的战场阵形最早的迹象出现在大约公元前2500年，至今所知最早的常备军出现在大约公元前2350年，职业战车手出现在大约公元前1500年，由税收支持的常备军出现在公元前750年之后，专职水军出现在公元前500年之后，罗马人对征兵制的改革发生在公元前400年之后。军队规模也显示出同样的上升途径：大约公元前2350年时，阿卡德国王萨尔贡号称麾下有5 400人；公元前1274年加低斯之战时，交战双方分别投入了大约30 000名步兵、5 000辆战车；公元前845年，跟随亚述国王萨尔玛那萨尔三世出征的有10万人；公元前480年，波斯入侵希腊时出动的也是10万大军（准确的数字有争议）；公元前3世纪40~60年代罗马和迦太基大战时，动用的水军兵力也以10万计。

图5.12展示了3种用数字表示公元前3000~前1年战争能力的结果。我给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战争能力打了0分，并不表示我支持曾经一度流行的一种观点：国家出现之前的社会都是和平之地。这种理论已经被彻底否定了。0分纯粹是技术上的问题，反映的是社会可用的破坏力太小，发动不了足以记录在社会发展指数上的战争。

图5.12 估计公元前3000~前1年西方战争能力的3种结果

我们当然可以从其他假设起步，比如说，从我们至今听说的第一支常备军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时间，公元前24世纪开始计分，但没有明显理由重视这些假设中的某一个而忽视其他。我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计0.01分，纯粹是因为这是一个便利的整数，但是也没有其他看似合理的假设能使社会发展指数显示出任何比较明显的差异来。

图5.12中最上方的线，显示了公元前3000~前1年按简单的算术增量增长的战争能力，中间的线显示了按几何量级增长的战争能力（即以每世纪8.65%的稳定增长率增长），最下方的线显示的是我对变化率的估计。（从公元前3000年的0.01分到公元前1年的0.12分，算术曲线和几何曲线都不是平稳上升的，因为涉及的数字实在太小，而最低分数是0.01分，上升线都不可避免地是曲折的。）

算术增长显然不符合实际。那意味着到公元前2200年时，阿卡德国王沙尔卡里沙里和埃及法老佩皮二世的军队（大部分人有青铜武器，但也有一些士兵只有石制武器，步兵几乎没有盔甲，军中没有战车或骑兵，只会构筑非常初级的防御工事）可以得0.04分，简直与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的军队（有铁制兵器、反射弓、骑兵和骆驼部队，会构筑坚固的城堡）一样强大了。那还意味着公元前1300年时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军队（可得0.08分），像公元6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的军队一样威武了。这两种结论都是绝对不可能的。

几何曲线似乎要可信得多，尽管该曲线掩盖了公元前1200~前1000年的崩溃，肯定过于简化了事实。公元前2200~前2000年的崩溃也对战争能力有巨大影响，但是又一次因为那个时期的分值太低（只有0.01分），无法在图中将衰退显示出来，除非我们假设公元前2100年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战争能力跌回到国家产生之前、青铜利用之前的水平，这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我估计的增长率走向与简单化的几何曲线相差甚远。我的曲线在公元前3000年后缓慢起步，在公元前1200~前1000年的黑暗时代有所下降（从0.04分降至0.03分），继而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早期有一次快速增长。（无论在几何曲线上还是估计曲线上，公元前400~前300年的分数都是相同的0.07分，倒不是因为这段时期战争没有发展——这个世纪的军事水平从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重装步兵和三桨座战船发展到了亚历山大大帝和迦太基时期的各种武器协同的战术和五桨座战船——而是因为要把极小的数字凑成整数：公元前400年的分数恰好勉强超过0.07分，而公元前300年的分数不足以进到0.08分。）

几何曲线和估计曲线都显示，公元前13世纪，也就是国际时代的国王们似乎正要将东地中海地区变成一个单一大帝国的时期，当时的战争能力大致处于公元7世纪所跌回的相同水平（0.04分）。公元7世纪时，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都在分崩离析，阿拉伯的征服者们正企图夺回他们先前的领地。估计曲线还显示，古代的战争能力在约公元前900年时恢复到公元前13世纪的水平，当时诸如阿达德尼拉里二世等亚述国王也建立起大帝国。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我提出了这些看似合理的结论。最后，我的估计还表明，公元前200~公元200年罗马的战争能力与公元1300~1500年西方的水平非常接近——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人应该会认同这个观点。

图5.13 公元前3000~前1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

难以评估的东方

2000年东西方的军事平衡

2000年东方最大的军事强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尽管获得其军事力量的大体数字非常容易，给东方的战争能力打多少分却困难得多。

2000年时，美国与中国在市场交易率方面的投入比超过20∶1，在购买力平价率方面超过9∶1，美国核弹头数量对中国的优势超过25∶1，洲际弹道导弹超过10∶1，核潜艇为14∶1，航空母舰编队为11∶0。两军主战坦克的数量大致相当，但美国坦克的质量远比中国好得多。在从卡车到直升机在内的所有其他武器上，美国都占压倒优势。就总体技术能力而言，美国领先得甚至还要多。西方的军事主宰当然不是全面的，经常有分析家对美国海军是否敢在台湾海峡与中国众多潜艇和反舰导弹直接对抗表示怀疑；但中国在其近海之外几乎没有施展其军事力量，而美国却像个巨人一样跨坐在其他国家上。

公元2000年西方的战争能力显然比东方强很多，但究竟强多少？据我所知，很少有人试图把这个问题简化成一个单一分数。最广为人知的数字比较恐怕要数国家实力综合指数（Composite Index of National Capability，简称CINC）了。这是国际关系方面广为应用的一个计分系统，旨在标示每个国家的硬实力在世界上所占的百分比。其分数可回溯至1816年，但只能用于进行国家之间的共时比较，不能衡量历时性的能力变化。

不过，CINC所衡量的国家实力比我此处要查究的战争能力要广泛得多。该指标给每个国家打分，是根据其人口规模、城市化程度、钢铁产量、能量消费水平、军费开支，以及其军事人员的总数。按照CINC，2000年时，中国（16%）已经超越了美国（14%），尽管两个大国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军事不平衡。

战争游戏设计者詹姆斯·唐尼根（James Dunnigan）在他的《如何作战》（How to Make War）一书中，采用了非常不同的办法，给不同国家的“战斗力”打不同的分数。他对陆上实力和海上实力分别打分，在两个项目上都将美国定为榜首。在陆上，美国得2 488分；中国排第二，得827分。在海上，美国得302分，中国排第5，得16分。（英国排第二，得46分；俄罗斯排第三，得45分；日本排第4，得26分。）

如果我还继续沿用在社会发展指数中使用的技巧，只关心东方和西方最发达的地区，那么采用唐尼根的数字，将使公元2000年时西方和东方战争能力的比率大致为：陆上3∶1，海上19∶1。如果我们将陆上和海上的分数相加，那么美国就是2 790分，中国为843分（比率为3.3∶1）。如果我们改变一下，对陆上和海上实力等量齐观，将美国在两个领域的分数都转换成125分，同样合计入我在此使用的250分系统内，那么中国的得分为48.17分（陆上41.55分，海上6.62分），西方和东方的比率则略高于5∶1。

唐尼根没有解释他的分数是怎么得来的，但如果西方和东方战争能力的比率在3∶1~5∶1这个范围的话，必然要设想投资收益是递减的，因为美国的军费开支远远超过中国，2000年时双方的比率为9∶1~21∶1。在技术的复杂精密性方面也应大大加权，因为美国占有巨大优势的是复杂的技术密集型武器，如洲际弹道导弹、反导弹系统、隐形轰炸机、精确制导导弹和航空母舰，而不是诸如冲锋枪和手榴弹之类的简单武器。美国在电子战方面领先多少，还须继续观察，但2010年和2012年其分别利用“Stuxnet蠕虫病毒”和恶意程序“火焰”发动的网络攻击分别获得成功，表明美国的优势相当大。

美国及其盟友在击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低技术敌人时所遇到的困难，表明唐尼根的假设有其价值，但也有证据显示，这些困难既源于战略和原则的失误，也与西方战争能力固有的局限性有关。还有一些军事分析家认为，投资实际上是收益递增的，在信息处理技术不断完善和信息传输系统越发精确的驱动下，军事革命已经给作战方式带来了极大改变，程度不亚于现代早期欧洲的军事革命（速度却要快得多）。1991年和2003年对伊拉克常规部队“一边倒”的战争，证明这种观点也有其价值。军事革命似乎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国与国之间交战的方式，扩大了西方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战争能力方面的领先优势，但对于占领和安抚战败国却没有多少影响。

公元2000年的西方和东方战争能力的对比大致为20∶1，比唐尼根提出的3∶1~5∶1要高得多。这将是历史上西方和东方战争能力最为悬殊的比率，甚至使19世纪和20世纪的比率都相形见绌，但是，公元2000年时东方和西方军事力量方面巨大的技术差距似乎证实了这一点。

如果我的估计是合理而准确的，在社会发展指数上，与西方的250分相比，2000年东方的战争能力只能得12.5 分。如果唐尼根的估计更准确，那么2000年东方可得48.17分（图5.14中估计的“低分数”）或75.54分（“高分数”）。

图5.14 对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军事力量对比的不同定量估计

东方的现代军事革命（1850~2000年）

19世纪中叶，现代西方作战系统传到太平洋地区，是东方军事史上意义最深远的裂变。中国军队使用火器比西方时间更长，但没有跟上西方自15世纪使用火药武器后的前进步伐。日本则相反，使用火器相对较晚，却在16世纪成为变革的中心。然而，日本统一并放弃了丰臣秀吉的扩张政策，意味着日本军队自17世纪早期到19世纪早期没有打过大仗，于是日本火器发展在这段漫长的时期停滞了。

1840年和1850年，当西方的海军远征舰队分别来到中国和日本海岸后，中日两国均仿效起西方的军事实践来，但日本对新挑战的适应要成功得多。日本政府于1873年引进了欧洲式的征兵制度，并于19世纪70年代末废除了武士制度，继而先后按照法国和德国的路线建立了陆军，按照英国的路线建立了海军。1880年时，日本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陆军只有71 000人（只相当于德国陆军人数的1/6），海军舰船总吨数只有15 000吨（相当于英国海军的1/40）。但到1900年时，日本陆军有234 000人（几乎相当于德国陆军人数的1/2），海军舰船总吨数达到187 000吨（几乎相当于英国海军的1/5）。

日本军队的素质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1894~1895年他们在侵略中国时，表现出了对西方军事思想、纪律、组织（和硬件）的精通。1900年，日本军队在围剿北京的使馆区的义和团时扮演了主要角色。1902年，英国认识到与日本结为海上同盟，是保证其在太平洋事务上继续发声的最好办法。1904~1905年，日本在对俄国的战争中取得了令人震惊的胜利（尽管这场战争差点导致日本破产）。虽然日本的战争能力比欧洲所有主要强国要弱很多，但已经成为一个地区性强国了，也许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抵御欧洲人武力的非西方国家。

日本在1914~1915年和1941~1942年战争中的惊人胜利，都是在西方列强耽于欧洲战争而无暇旁顾的情况下取得的。日本在《凡尔赛条约》中得到了它觊觎的大部分利益（尽管它在条约中加入主张种族平等条款的要求落了空），然而当它在1942~1945年不得不面对美国的认真抵抗时（即使美国只是将太平洋战场列为二级前线），东西方战争能力的持续差距就彰明较著了。

日本在1945年被几近全面地解除了武装（尽管到20世纪末时其海军又一次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地区性力量），但中国在1949年结束其内战后，重新成为东亚强国。中国在1950年的朝鲜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虽然也付出了惊人代价），在1962年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取得胜利，在1964年成功试验了其首颗原子弹。然而，人民解放军的训练和专业化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中遭受了严重损失。在20世纪70年代，其组织、理论和装备方面的严重缺陷暴露无遗。邓小平于1979年启动了军队现代化改革。20世纪90年代，中国军费开支开始大幅增长，在10年间涨了4倍，在接下去的10年内又涨了4倍，尤其强调加强海军，并对美国及盟友潜在的压倒优势形成不对称反应。到21世纪20年代时，中国的军费开支也许会赶上美国，但在2012年时，东西方的军事差距仍然是巨大的。

东方的战争能力在整个20世纪一直落后于西方。日本军队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与西方军队的战斗中取得了显赫的战绩。中朝军队和越南军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与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战争中也占据了上风。但在所有这些战争中，东方军队都得益于一个现实，就是在西方人的眼里，这些战斗都发生在争夺欧洲的大战争中的二级战场，西方的重点先是与纳粹德国的争夺，继而是与苏联的争夺。东西方战争能力的差距在1900~1940年有所缩小，但仍然很大，而在接下去的60年中又进一步拉大了。

为1900年东西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打一个分值，没有2000年那么难。如前面提到的，1900年时德国陆军对日本陆军的优势在2∶1以上，英国海军对日本海军的优势将近6∶1，而且无论陆海军，欧洲军人的素质也要高得多。我估计1900年时西方和东方之比大致为5∶1。1900年西方战争能力的分数已被定为5分，意味着东方的得分是1分。还有更深的含义，东方的战争能力在20世纪增长了12.5倍，而西方增长了50倍，东方2000年的军事力量比西方1900年时高出2.5倍。然而，假如我们采用唐尼根估计的数字，也就是东方的军事能力在2000年为48.17~75.54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相应接受一个更高的增长数字（即东方的战争能力在20世纪增长了50~75倍），这似乎太过分了。

火药时代的东方战争能力（公元1500~1850年）

新近的一系列研究使得中国2 000年帝制以来历史上关于东方战争能力的大致轮廓已经相当清楚了。主要的难题又一次是打一个精确的分数，但是在东方，涉及的数字（因而也就是合理的误差）在大部分时期甚至比西方还小。

将1900年之前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直接进行比较，是件虽不精细但却仍然可行的事情。到1800年时，西方已经显然要强大得多了，也许在1500年时，也就是西方军事革命开始时，就已经更为强大了。明朝在必要的时候，的确有能力召集庞大的兵力（尤其是在15世纪上半期应对草原战争时），但没有像欧洲人一样有效地利用火药技术。

16世纪时，西方的大炮已经确定比东方的优越了。明朝政府也许早在16世纪20年代就见识过一些西方的大炮了，但即使这样，他们到16世纪40年代仍然对这种大炮很感惊奇。那时日本的军械师已经非常高效地仿制出一些这样的炮，不过数量仍然极少。甚至在16世纪中叶扭转了抗倭战争局面的著名的戚家军，拥有的火枪手与同时代的西欧军队相比也少之又少。他们的枪通常都造得很粗糙，往往会自爆，这使得枪手们不敢离自己的武器太近，因而也就不能有效地瞄准。戚家军的人数从来没超过10 000人，对海战的影响远比对庞大的明朝陆军的影响大。戚继光实施的一些新的海战备战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明朝水师自15世纪早期以来衰退得非常严重，手忙脚乱地付出了许多仓促的努力，才建立起一支部队，于16世纪90年代与朝鲜水师联手打退了日本的进攻。陆军也同样如此。例如，北京的禁卫军到1564年才用铅制炮弹替代了泥炮弹，到1568年才（像欧洲人一样）改用了铁制炮弹；直到15世纪70年代，戚继光才采用了将轻型炮装置在由柳条栅栏围护的手推车上的办法，就像1444年匈牙利人在瓦尔纳与奥斯卡人作战时使用的那种车。

16世纪明朝的战争能力无疑比哈布斯堡帝国要弱得多（更不用说奥斯曼帝国了），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小小的荷兰共和国还要弱。我提议1600年给东方打0.12分（西方为0.18分），在丰臣秀吉发动朝鲜战争时，日本的军事力量已经与中国持平，东方1500年只能得0.1分（西方为0.13分）。这意味着中国的战争能力直到1600年左右才达到罗马巅峰时期的水平，尽管那时候人类使用火器已经有三四个世纪了。

中国的战争能力在整个17世纪是处于上升状态的。1696年，康熙与准噶尔游牧部落作战时，带了235门重型炮（每门重4~5吨）和104门轻型炮（每门重40~400千克）。但欧洲人的战争能力增长得更快。我估计1600~1700年欧洲人的战争能力翻了一番，从0.18分增至0.35分；这段时期东方的战争能力只增长了25%，从0.12分增至0.15分——意味着康熙的军事实力在罗马皇帝奥古斯都（0.12分）和哈布斯堡皇帝腓力二世（0.18分）之间。

1750~1800年，中国和日本的战争能力都急剧下降。1800年时，清朝拥兵85万，其中25万据说是精锐的满洲旗兵。不过，相对于其庞大数量，我们必须指出其素质、组织和后勤自康熙时代起就在全面衰退。尽管乾隆皇帝因十大军事胜利而在1792年自封了“十全老人”的光荣称号，但实际上他的军队在缅甸、越南和尼泊尔都蒙受了惨重损失。

当罗伯特·乔斯林勋爵（我们在本章开头曾引用过他的话）于1840年观看中国陆军和水师的行动时，东方和西方在武器和组织方面的差距已经非常巨大了。英国军官阿尔明·芒廷（Armine Mountain）在一个著名的比喻中，称中国军队就像是14世纪傅华萨（Froissart）所著《英法百年战争编年史》中的插图，“恰好是他的老版画的主题所呈现出的生活、物质和色彩，不知不觉地跨越了好几个世纪，和所有现代的习俗、发明和改进一起在我眼前浮动。”

我估计西方的战争能力从1300年的0.1分增至1400年的0.11分。如果这个估计是可靠的，而且阿尔明的判断也是可靠的，那就意味着在1700~1840年，东方的战争能力从0.15分降到了大约0.11分。我猜测阿尔明夸大事实的成分极小，于是在1700~1800年，在欧洲人的战争能力增长了将近50%，从0.35分增至0.5分的同时，中国的战争能力却下降了25%，从0.15分降至只有0.12分（日本的军事实力则降得更低）。

这意味着1800年清朝军队的战斗力还不及1600年之前不久与丰臣秀吉作战的明朝军队，不过多少比在克雷西战役、普瓦捷战役和阿金库尔战役中厮杀的骑士和弓箭手们强一些。这也意味着东方的战争能力在19世纪增长了10倍，才使得日本在1900年得到了1分（见图5.15）。

图5.15 1500~1900年，军事革命时代的东西方战争能力

中华帝国和游牧时代（公元前200~公元1500年）

中国在2 000年帝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内，战争能力都强于东方（甚至世界上）的任何对手，但也有例外的时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外，与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称为“游牧异族”的民族有关。

总体而言，我用于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4个特点的分数，都显示出存在相当大的冗余，然而有非同寻常的社会形态来抵消这一趋势。草原游牧民族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这些群体通常在社会组织和信息技术方面都得分极低，在能量获取方面也乏善可陈，但在火药时代来临之前，只有最为高效的农业帝国才能在战场上胜过他们。

在东方，农业帝国显然在大约公元前100~公元100年达到了这一水平。当时汉朝军队经常能击败匈奴军队，然后在7世纪，唐朝军队在与突厥对峙时甚至取得了更大的优势。然而，直到1700年后，随着火器得到了巨大改善，清朝军队才真正控制了草原。在中原王朝占优势的这些时期之前和之间——即大约公元前200年、200~500年和800~1500年——草原游牧民族的军事实力强于任何农业国家。

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最强悍的草原社会在社会发展指数的战争能力方面，也许平均能得到大约0.1分（浮动为±25%~50%）。最低分（也许是大约0.06分或0.07分）出现在公元头两个世纪，当时罗马、波斯和汉王朝都成功地压制了新的游牧大帝国在草原上的崛起，最高分（可能为大约1.3分，大致是匈奴的两倍）则出现在成吉思汗时代。

这意味着成吉思汗的蒙古游牧部落的武力可能已经超过了罗马帝国，甚至可能与1500年左右的奥斯曼帝国不相上下了。当然，已经无法证明这样的看法是否正确了，但帖木儿的确曾在1402年轻取了奥斯曼军队，并认为他的游牧部落的实力足以在1405年推翻明王朝。另一支蒙古军队的确于1450年俘虏了明朝皇帝，假如他们愿意的话，也很可能攻陷北京城。不论有多少参考价值，“历史上的大战役”游戏也假设成吉思汗的军队在战术上优于恺撒的军队。

然而，尽人皆知的是，游牧民族的统治者在试图将其战争能力转化为政治权力时，都极其困难。只有拥有“半游牧”背景的民族才有可能成功建立统治王朝，如6世纪时鲜卑人建立了隋唐，12世纪时女真人建立了金朝，17世纪时满族人建立了清朝。完全游牧背景的征服者，如13~14世纪的蒙古人，似乎在进行统治一个农业帝国所必需的文化调整时感到太困难。因此，对于整个公元前200~公元1800年，我只给中国的战争能力打分，而不计游牧民族。

东方军事史上这段时期的大致轮廓还是相当清楚的，尽管精确打分又是一个主观的问题。我将从15世纪说起，回溯至公元前200年。

公元1400年，就在郑和远航和永乐大帝征伐草原前夕，明朝的军事力量是非常强大的。皇帝号称统率着一支有3 500条船的近海船队（其中有1 750条战船、1 350条巡逻船和400条武装运输船）和一支120万人的陆军。但实际上，军队的规模要小得多，不过在1414年对草原最大的一次征伐的确投入了大约50万兵力。明朝的战争能力无疑比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要强（我给奥斯曼帝国打的分数为0.11分），但恐怕不及13世纪中期蒙古人鼎盛时期，因此，我为1400年的东方估计的分数是0.12分。

到1300年时，蒙古人在夺取了全中国后，军事实力比13世纪中期巅峰时可能有所下降，但依前现代的标准依然令人生畏。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甚至重建了中国水师，修复了自13世纪中期就处于失修状态的战船，据说还在1274年派遣了4 500艘战船，搭载15万士兵远征日本。我为之打0.11分，稍稍低于明朝早期全盛时期，但这只是猜测；估计为0.1分或0.12分也是合理的。

尽管宋朝有不尚武的名声，但在10世纪晚期，其军队仍在迅速发展。据说997年太宗驾崩时，宋军有65万之众；1022年仁宗时，兵力接近100万。11世纪的王安石变法引发了财政危机，使得领军饷的职业士兵逐渐减少而民兵开始增多，削弱了整体力量，但军队依然强大。1081年时，正规军有32万人，还有同样数量的勤杂人员，得到庞大的中央军械库的支持。甚至在12世纪二三十年代，朝廷仍然能向战场上投入10万~20万兵力。

12世纪的南宋统治者为了与女真族作战，大大加强了水师，制造了更大的战船，包括能抵御风浪的明轮船，还研制了许多新武器，如弩炮、火箭和喷火器等。12世纪的明轮船有可能长达60~90米，配有8个轮子，可载700~800名水手。到12世纪30年代时，最大的船的长度超过了100米。到1200年时，一些船甚至装上了铁板，做装甲用。

1000~1200年，宋朝的军事力量显然比当时四分五裂的西方要强大得多。在西方，1000年时军事力量最强的可能是拜占庭帝国，1100~1200年是塞尔柱突厥。我给1000年的拜占庭打0.06分，给1100~1200年的塞尔柱人打0.07分和0.08分。我姑且建议给1000年东方的战争能力打0.08分，给1100~1200年的东方打0.09分。这意味着宋朝的战争能力即使在其巅峰时期，也不及罗马帝国。

然而，唐朝的战争能力更为接近罗马帝国。8世纪早期的文献显示，唐朝有大约50万军队，军队高度集权，有严格的纪律，有长期服役的专业化部队。

唐朝的军事力量依赖于将草原的重型骑兵与6世纪北魏、北周及其继承者隋朝发展起来的大规模步兵结合了起来。这一过程始于5世纪早期鲜卑征服中国北方大部，5世纪晚期，北魏孝文帝改革加速了其进程，但即使到了6世纪30年代，10万人仍被认为是一支庞大的军队。

直到6世纪晚期，随着中国北方的巩固，才产生了更加强大的军事力量。589年，隋文帝征服南方时，曾在长江流域屯兵518 000之众，并得到有5层甲板的战船的支援。这种战船可载800人，装备有尖刺状的伸臂，可固定住敌方的战船，并供本方士兵登上敌船（令人惊讶的是，听上去很像罗马人在公元前3世纪60年代晚期制造的带有乌鸦吊桥的五桨木船）。

在隋朝建立了庞大的水军，于589年统一中国，于612~614年与高句丽进行了灾难性的战争后，唐朝水军逐步缩小。然而，保留的规模依然算是很大，因为没有国家能从海上对该帝国形成实质性的威胁，（至少到755年前）中国的国内和平也不要求江河上有庞大的武装存在。只有极少数的情况下需要船只，当7世纪60年代与朝鲜的战争重启后，强大的唐帝国也能够在短时间内建造或征用数以百计的船只，发动大规模战役。

755~763年的安史之乱极大地削弱了唐帝国。763年11月，一支吐蕃军队竟然攻破了长安城，而且在接下去的两个世纪里，中国的军事能量都消耗在连绵不断的内战和算是部分成功地抵御吐蕃侵袭的战争中。在中央权威崩溃后，各藩镇还保持着自己的军队，但即使最大的藩镇（例如平卢军）的军队人数也不到10万。而且藩镇的军队普遍装备、补给和统领都很差。

在5世纪早期鲜卑统一中国北方之前，军队规模都相当大，但都远不及唐朝时期战斗力强。例如，公元279年，晋朝召集20万大军和支援战船征讨长江以南地区。这场战争与隋文帝于589年在同一地区为同样目标而发动的战争非常相似，但晋军的人数只是隋军的40%，且组织水平更接近于汉朝而不及隋朝。

在接下去的200年里，骑兵主宰了中国战场。出土文物、陶俑和墓中浮雕提供了大量关于武器的信息，显示4世纪时骑兵普遍使用了马镫。很多坟墓中出土的物证都表明冲击武器和马的护甲越来越普遍地得到应用，说明战术发生了重大变化。

虽然200~400年的战争能力显然有重大进步，给这段分裂时期打分却仍然不容易。东方的军事力量从来没有衰落到西方7~9世纪的羸弱水平，国家的基础设施始终得以保存。即使在4世纪，5万~10万人的军队也比比皆是。尽管攻城器械基本上从北方军队中消失了，但南方的堡垒依然坚固。400年后，军事实力增长得比以前更快。从我给600年的隋朝军队打0.09分回溯，我给500年打0.08分，给200~400年这段时期打0.07分。

变化极小的分数遮掩了重大的变革，但除非我们将公元600年的分数推得更高，我们就不得不或者（像我那样）设想公元200~400年的变化没有大到能在指数上显示出来，或者认为分数在公元200年后的某个时候降到了0.07分以下，然后又迅速攀升了。0.06分将相当于西方在6世纪早期或大约公元1000年时的水平，但我从文学作品中得到的印象是，在整个分裂时期，东方的战争能力仍然高于那些水平。

西汉王朝（公元前206~公元9年）的战争能力还要更高。公元前3世纪的大战，催生了交战双方都动辄上万人的大规模步兵部队。他们娴熟地运用围城技巧和后勤保障手段，还开创了大量的军事理论。

公元前200年时水军还很弱，因为控制江河湖海没有什么重要意义；骑兵也是如此，而且许多军队都还在使用青铜武器而不是铁制武器。然而，在接下去的两个世纪里，铁制武器逐步取代了青铜武器，随着主要战争从中国军队之间的内战转变为抵御匈奴游牧部落的战斗，骑兵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长。

西汉军队的规模是起伏不定的，公元前200年后随着皇帝削藩，军队人数有所下降，但为了打大仗，此后又有所攀升。如公元前97年武帝出击匈奴时，就派出了14万步兵和7万骑兵。不过总体趋势是下降的，东汉王朝（公元25~220年）于公元31年废除了普遍征兵制，并认真开始在帝国核心地带实行非军事化。到公元1世纪50年代时，汉帝国的军事制度改为将大量军队（通常都是处于帝国极松弛的控制下的盟国骑兵）驻扎在边境地区，帝国核心地带只留下一支规模极小的常备军，大约只有4万人。

汉朝军队的战斗力似乎始终没有达到罗马帝国军队的水平。我为公元前100~前/公元1年的汉军打0.08分（罗马巅峰时期为0.12分），然后公元100~200年稍降一点，为0.07分。对这段时期的大部分估计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在当前的证据条件下，即使将西汉的得分提高到0.1分，也不为过。不过，除非我们认为汉朝的军事实力实际上与罗马势均力敌，否则不可能将东方的战争能力分数改变到足以严重影响社会发展指数的程度。

公元前200~公元1500年西方和东方战争能力曲线（见图5.16）的形状显示，在火药革命爆发之前，恐怕任何国家（包括最强大的草原联盟）都不可能使其军事力量超越0.1~0.12分。尽管进行跨越漫长时间和广袤空间的广泛对比极其困难，但铁制兵器武装下的罗马帝国军队、唐朝初期军队和明朝初期军队的战斗技能，似乎的确是达到了大致相同的水平。较而言之改进指挥与控制、加强后勤的空间都不大了，因此也不可能比这些时段的水平再高很多了。

图5.16 公元前200~公元16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

中国早期（公元前1600~前200年）

正如对西方早期战争能力的分析一样，在指数中可能出现的极小分数只能对图解产生影响（见图5.13）。

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中国史前时代使用武力的证据，但直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早期，我们才看到金属武器的经常使用，以及我们可以合理地视为国家级战争的军事组织的迹象。依照我对西方早期战争能力采用的原则，我将最低的分数0.01分给公元前1600年，这与通常被认为与商朝的到来相关的一些事件是大致相符的。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期东方的战争能力，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西方核心地带的大致处于同一水平。战争中通常使用青铜武器，参战人数只有几千名，都是没有盔甲的民兵，没有骑兵或战车，也没有专门为打仗建造的船，只有非常简单的防御工事。

东方和西方战争能力的时间滞差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晚期急速缩小了。这大概与战车从中亚向这两个地区的推广（大约公元前1800年传至西方，公元前1200年传至东方）大有关系。商朝晚期的战争似乎比商朝早期规模要大得多。按照甲骨文上的标示，商朝的远征军通常大约有3 000多人，但至少有一次，商王武丁和夫人妇好召集了10 000人。到公元前1200年时，这些军队已经用上了战车，但似乎局限于主要将战车用于军官的车乘。公元前1200年时战争能力的增强足以将分数提至0.02分。我估计西方的分数是在公元前1800年时升到了0.02分，说明东方和西方军事力量的差距缩小到了大约600年。

在西方，军事变革的步伐在公元前1500年后加快了。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王国中，战车部队成为主力，在高度集中的统领下，越来越多的专业化部队建立了起来。西方战争能力的得分在公元前1400年增至0.03分，公元前1300年增至0.04分。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晚期，东方似乎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军事能力加速增强的时期。到公元前1000年时，周朝也大规模地使用起战车来，就像自公元前1500年起的西方军队。据（公认是将近1 000年后编撰的）《史记》记载，公元前1045年，周武王在推翻商朝的战争中，统率了45 000名步兵、6 000名盟军和300辆战车。即使实际数字只有一半，这支军队按照西方公元前1500年的标准，也相当可观了（尽管不会给公元前13世纪的西方国王们留下什么印象）。因此我提议给公元前1000年的东方战争能力打0.03分。

周朝军队在公元前10世纪似乎更加壮大了，并使王权跨过了渭河，扩展至黄河流域。然而，在公元前957年周昭王在汉水流域遭遇惨败后，国家开始分裂。给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体系打分无疑是武断的，但公元前1000~前900年周朝军力的增长不足以使得分升至0.03分以上，但公元前850年后国家陷入的混乱却足以使得分降至0.02分。

军事力量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期和晚期迅速而稳步增长。最重要的变化在组织方面，从贵族征税征兵，并坐在战车里指挥自己的部队，转为统治者征税，征召自由的农民组成大规模的步兵部队。公元前7世纪时，10 000人的军队仍被视为庞大。然而，到了公元前6世纪晚期，主要的军队能召集到50 000人，而一个世纪后，最大的军队的人数还会再翻上一番。

公元前5世纪时，中国学者以能投入战斗的战车数量来衡量国家的大小：千乘之国（1 000辆战车可能只是公元前632年晋文公投入城濮之战的战车数量的一半）为小国，万乘才是大国。然而，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军队的规模呈爆炸式增长。我们的文献资料提供的数据（达到了60万）经常受到怀疑，但到公元前250年时，秦国无疑能一次性投入数十万兵力。铁制兵器直到公元前200年后才普遍使用，但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我们也看到了战车被骑兵取代，围攻战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国北方许多地区都建起了泥砖长城，以抵御草原袭击者。

在图5.13中，我标绘的东方战争能力的分数在公元前700~前100年是稳步增长的，从0.02分增至0.08分。这无疑是过分简单化了，增长率在公元前400年后很可能加速了，但鉴于涉及的分数实在太小，目前这样标绘，比插入停滞时期和骤变时期，随意性似乎要小一些。

工业革命改造枪炮

跟社会组织一样，战争能力也是能量获取的功能之一。能量获取水平稍微提高一点点，通常就能引发战争能力的巨大增长（见图5.17和图5.18）。

图5.17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水平与战争能力的对比（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以社会发展分数衡量）

图5.18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水平与战争能力的对比（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以社会发展分数衡量）

东方和西方一样，战争能力在经过了一段增长缓慢得在发展指数上难以衡量的漫长时期后，又突飞猛进了一段，在大约1 000年间（西方为公元前1800~前500年，东方为公元前1200~前100年）从0.01分跃升至0.08分。继而在接下来的将近2 000年间，东西方的战争能力又都似乎在不断地冲击着我们也许可称之为“硬天花板”的上限，即0.08~0.12分（见图5.19）。

在0.08~0.12分这个范围内，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经历了多少不同的道路。在东方，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波峰（公元前100~公元100年、公元700年、公元1400年）被崩溃（公元200~400年、800~900年）分开。每个波峰都比前一个要高（公元前100~公元100年为0.08分，公元700年为0.11分，公元1400年为0.12分，在大约1500年经历了一次轻微的下跌后，于1600年又恢复到这个水平）。

图5.19 公元前500~公元1600年，军事上的“硬天花板”

前现代时期的西方战争能力经历了一段更富戏剧性的历史，从公元前500~前100年（如前所述，图中公元前4世纪那段时间的线是平直的，只是为了将极小的分数凑整）相当平稳地增长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0.12分，然后又一路下跌，到公元600年时降至0.04分，公元800年又开始平稳上升，约于15世纪40年代突破了0.12分的上限——此时正是从奥斯曼土耳其前往勃艮第、法兰西和英格兰的枪手们开始实验新武器和新战术的时候。

图5.19恰好说明了早期现代欧洲军事革命理论家们的观点：枪是欧洲军事腾飞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是枪使得15世纪时的欧洲军队在很多重要方面超越罗马帝国成为可能，然而是战术、后勤、指挥和控制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才使得新武器的潜力得到了充分发挥。

正如肯尼思·蔡斯（Kenneth Chase）所指出的，这些变革之所以始于欧洲，尤其是西欧，而不是中国、印度、伊朗或土耳其，是因为：（1）欧洲距草原较远，这使其难于维持较大规模的骑兵部队，意味着其战场上保留着大量运动缓慢的步兵，因此发射较慢的枪仍是有效的；（2）欧洲有大量筑有围墙的城市，使得大炮有较大的用途；（3）欧洲在政治上四分五裂，意味着战事不断，因而革新是有益的。

表5.2 约1400~1700年促成军事革命的因素

| 步兵 | 城市 | 分裂程度
基督教世界 | 非常重要 | 非常重要 | 非常重要
伊斯兰世界 | 比较重要 | 不重要 | 比较重要
东方 | 不重要 | 比较重要 | 不重要

表5.2粗略总结了地区差异，将欧亚大陆幸运纬度带上的地区分为3部分，分别是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和东方。在伊斯兰世界（大致从巴尔干半岛到印度），步兵经常在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但草原骑兵通常起主宰作用，很少采用战术，因为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虽然印度在政治上有些四分五裂，奥斯曼帝国与波斯、埃及及其他邻国都进行过长期的战争，但政治争端并不像欧洲那样剧烈。东方则相反，壁垒森严的城市是首要的军事目标，但除了1592~1598年在朝鲜发生过大战外，鲜少发生国家间的战争，主要的战争是在中国的边防军与草原骑兵之间进行的。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欧洲发生军事改革的诱因要比欧亚大陆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大得多，所以是西欧人最先开发了火枪和火炮的潜能，并为进行更现代化的战争而组织社会。

这就是说，组织效率不可能将现代早期的战争能力在社会发展指数上再提高哪怕1.0分。只有工业革命和将自然科学手段运用于运输、供给和火力，才能做到这点。将图5.17和图5.18，与图4.2和图4.3对比，就可看出工业革命对战争能力的影响比对城市规模要大得多。

[4] 1节=1海里/小时≈1.852公里/小时。——编者注

[5] 1磅≈0.45千克。——编者注

读、写和计算

除了极少数例外之外，人类与所有其他动物不同的是，能够随时间推移，通过积累信息、观念和优良传统来实现文化进化。早在180万年前的直立人时期，原始人类也许就有了与现代语言相似的语言，而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的共同始祖——有可以发出语音的舌骨和也许能分辨出交谈语言的发音的内耳。然而，过去15万年来智人的进化，才代表着这方面的革命。

几十万年来，信息的传输和储存完全依赖于语言和记忆。最早的通过实体信息符号进行交流的确凿无疑的证据，要回溯至将近10万年前，南非克拉西河1号洞刻有符号的赭石碎片。然而，这类符号不仅极少，也非常简单，直到大约5万年前，才在所有发现人类的地方突然普遍起来（至少是依照史前的标准化）。考古学家们通常称之为“人类意识的大爆炸”。

最早的明确表示数字和话语的符号，于5 000年前较常出现于亚洲西南部，自那以后这些技术就传遍了全世界。几乎是理所当然地，我们相对非常清楚自文字和数字产生后的信息技术的历史，因为每一件从古代留存下来的文件，本质上都是这样的技术完善和推广的例证。因此，我们能够比较详细地探查到存储和交流信息的系统是怎样产生的，获取信息是怎样变得越来越容易的，以及各种各样的技术是怎样不断完善的。

存储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对于掌握智力环境至关重要，并且本身就是社会发展这个概念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然而，尽管人类写作和计算的自然痕迹有考古证据，但衡量不同技术的应用程度仍是非常困难的。欧洲的一些历史学家曾勇敢地尝试估计过去两三千年有多少人能读、会写以及语言水平。计算能力尽管明显更重要，但得到的关注度不及读写能力，但还是有一些极富价值的研究成果。

自20世纪80年代起，语言学家中就有反对量化的声音，许多欧洲学者认为，欧洲有那么多种类的语言，计算有多少人能读、会写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认识的前半部分（欧洲有许多种类的语言，因此也就有同样多种类的计算方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后半部分（计算有多少人具有读写能力是无意义的）并非必然。只要我们清楚读写和计算的意义是什么，并且承认其他历史学家在问其他问题时也许会选择不同的定义，那么量化就仍然是必要的手段。至于在人文科学和许多社会科学领域更广泛的反对量化之声，那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于要回答什么问题的质疑之声。

将信息技术作为社会发展指数的一个特性，需要分别计算下列分数：（1）在特定时间点上，技术在东方和西方的成熟程度；（2）技术的使用范围。然后将两个数字相乘，以得出东方和西方信息技术在历史上的一系列分数。

跟考据战争能力的情况一样，最大的困难不在于前现代时期的证据稀少，而在于20世纪技术成熟度的巨大飞跃，使得公元2000年的信息技术很难与先前时期对比。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曾指出，摩尔定律称信息存储和检索的成本效益自1950年以来每18个月翻一番，也许意味着公元2000年西方信息技术的分数比1950年高出10亿倍还多。公元2000年西方的分数是250分，实际上我们回溯不到1970年时，就已经跌至可衡量的最低分数0.01分了。

我们很多人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的卷盘式磁带机和有大型主机的计算机，与我们这个文明时代的音乐播放器iPod和平板电脑iPad等相比，那些简直像是古代的机器；然而假如你认为在人类首次登上月球的那个时代的信息技术太过原始而无法衡量，那也是很荒谬的。计算信息技术的分数要求对不同种类的系统加权，并确认它们之间的变化不是线性的或直接的。文字并没有替代语言，电话或推特也没有替代面对面的交谈。新的信息技术形式也许最终能完全替代过去几十万年来发展的形式，但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而且在计算信息技术的历史分数时，我们还必须认清复杂的重叠模式。

有多少人会读、会写、会计算，他们的技能处于什么水平，他们使用什么信息技术，其证据是零散破碎的，也会引发很多不同的解释；而且还要考虑到时代变迁中不同的人对不同的变革是各有偏好的，这又增加了计算中的主观性。因此信息技术的分数比另外3项特性争议更多。

信息技术记分牌

给信息技术分类的困难，要求在计分时采用两段法。

1.技能。遵照历史学家们的普遍范例，我将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群，按照使用他们那个时代的信息技术时的能力，划分为3个技能水平：初步、中等和充分。同样遵照标准范例，我在划分每个类别时都将门槛设得较低。“初步”包括能够读和写名字，或者记录简单的数字；“中等”意味着能够读或写简单的句子，或者用加、减、乘、除来解决基本的问题；“充分”意味着能够读或写更连贯的文章，或使用更高级的数学技巧。

一些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曾提出，这样的定义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因为在有些文化传统中，语言和数学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运作的。然而，尽管这个问题值得进行更多的研究，但目前似乎还没有什么实证研究支持这样的主张。例如，将读写能力划分为初步、中等和充分3级水平，是中国在1950年开展扫盲运动时独立创制的，规定充分的读写能力为认识1 000个以上的字，中等文化水平为认识500~1 000个字，而基本的读写能力为认识300~500个字。

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研究成果（如有可利用的专家的定量估计则直接利用，如无则通过专家的定性讨论进行推算），我将不同时期人口中的成年男子按照充分、中等和初步3个类别进行了划分。如果人口中每1%的成年男子能够进入充分技能类，则可得0.5 ITP（信息技术分）；每1%的成年男子能进中等技能类，可得0.25 ITP；每1%的成年男子能进初步技能类，可得0.15 ITP。

这些数字是且只能是掌握信息技术的不同水平之间的差异的武断估计。这也许对于某些时间和地点是非常合理的，但对于另一些则大谬不然。然而，打分时坚持一贯性似乎比虚伪而高度主观地追求更加精确更为重要。将分数相加起来，会得出每个时期唯一的男性ITP。如果认为我为初步、中等和充分技能类别提出的数字不合理，批评家们当然可以用其他数字做实验，然后看看需要多少数字才能改变结果，并且对社会发展指数产生重大影响。

关于女性读写和计算能力的证据普遍比男性要少，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在20世纪前的大部分时间和地点，会读、写和进行数学计算的女性要少于男性（通常是要少得多），并且通常都处于较低水平。

史前时代的男女差异无疑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这意味着我又一次只能瞎猜，唯一所受的约束是从历史资料中得来的总体印象。然而，做出清楚的猜测比留下含糊的假设更具建设性，所以我冒昧地提出一系列估计数字，抛砖引玉。然后我将估计的每个时期的性别乘数运用于男性ITP分数，得出女性的ITP分数；将这两个分数相加，就能产生一个东方和西方在特定时间点上的唯一的ITP分数。

在公元2000年的西方核心地带，我将100%的成年男子划入充分技能类，得到的男性ITP分数为50（即100%×0.5）；而女性的技能分数也是男性的100%，于是女性的ITP分数也是50分（即男性的50分×100%）。因此，公元2000年西方ITP得分为100。

西方核心地带的职业文字和计算从业者通常设定的初步、中等和充分技能的标准比历史学家要高得多，因此他们不仅不会同意我所主张的100%男性都有充分的技能，也不会同意女性的计算技能与男性相当。然而，尽管为初步、中等和充分的读写技能和计算技能设定极高的标准对那些寻求在复杂的21世纪社会提高标准的人非常适宜，对于长期的跨文化比较却无所助益，因为那将使1900年之前的所有分数都降为零。

2. 技术的变化速度和所达范围。计算分数的第二个阶段，是再设立一个能反映存储和交流信息的技术的变化速度和所达范围的乘数。我将处理信息的工具分为3个更广泛的类别：电子媒介（2000年时在东方和西方广泛应用），电媒介（1900年时在西方广泛应用，但在东方没有应用），还有电之前的媒介（在西方可能使用了11 000年，在东方可能使用了9 000年）。

我为公元2000年西方使用的最先进形式的电子媒介赋予的乘数值为2.5。2000年时东方也使用类似的媒介，但不够普及。电话（既包括固定电话，也包括移动电话）和电视在东西方大致同样普及，但电脑和互联网主机在西方更为普及（美国每100人中有62.3台计算机，中国香港为38.5台计算机，日本为34.9 台计算机；美国每100人中有375.1台互联网主机，中国台湾为97.3台互联网主机，日本为72.7台互联网主机）。由于2000年西方的乘数为2.5，我为东方核心地带使用的乘数为1.89。2000年西方在社会发展指数上的信息技术得分为250分（即100 ITP×2.5）；东方的得分为189（即100 ITP×1.89）。

公元2000年西方核心地带电子乘数定为2.5，是因为为这一特性所设的最大分数是250分，但为电媒介和电之前的媒介设乘数值就要难多了。我不知道以前是否有人尝试计算整个20世纪信息技术的功能的总体增长量，但根据专家文献，我的猜测是2000年可用的电子媒介比1900年西方可用的电媒介，功能增长了大约50倍。这意味着1900年西方核心地带的乘数为0.05。

19世纪的信息技术也有非凡的进步，不过显然与20世纪无法相比。1900年西方可用的电子媒介功能比1800年时可用的电子之前的媒介增长了5倍，这样便得出1800年的乘数为0.01。我将此作为所有电之前的信息技术系统的基准面，包括大约公元前9000年时出现在西方，公元前6250年时出现在东方的，有记录的最早的用视觉符号所做的实验。

也许有人不同意我提出的数字，我对电之前的信息技术的粗泛分类无疑也存在许多变量。历史学家尤其会注意到我对印刷媒介和印刷产生之前的媒介没有做类别上的区分，尽管印刷机的发明在15世纪对欧洲精英文化、17世纪后对东方精英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已经众所周知。

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印刷的主要贡献是产生更多、更便宜的物质，而不是像电报在19世纪、互联网在20世纪那样改变了信息存储和检索的方式，这些纯粹数量上的变化已经作为因素计入了指数。然而，即使其他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涉及1900年前的信息技术分数的数字也实在太微小——甚至比战争能力的数字还要小——将不会使乘数有太大改变，也不会对最终的社会发展分数造成太大的影响。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没有区分符号形式，将字母的、章节的、表意的以及其他的文字形式均视为电产生之前的系统的变量。这样过分简化了事实，但是因为：（1）对文字系统相对效率的判断太容易陷入局限于文化的价值判断中；（2）公元1700年前所有时间点上的微小分数意味着任何看似合理的调整都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我决定索性对于电之前的各种信息技术系统一视同仁，只关注它们的应用范围。

最后，我没有将电之前的计算工具单分成一类，比如大约公元前2500年最早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的算盘，或者其简单形式大致同样古老的印加结绳话。这与我没有区别对待印刷机是同样的原因：电之前的计算工具加快了计算速度，改善了精确性，但并没有像计算机那样改变计算过程。

图6.1以线性–线性标尺展示了我计算的分数：1900年西方的分数不过是勉强看得到，但更早时期的分数就都看不到了。图6.2在对数–线性标尺上展现了同样的数据。不同在于，将西方1500~1800年的乘数改为0.02以反映印刷机带来的重大影响，将东方1400~1900年的乘数改为0.02以反映这段时期印刷术的巨大扩张，在线性–线性图（见图6.3）上造成不了可见的变化，在对数–线性图（见图6.4）上只能造成极小的变化。

图6.1 公元前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信息技术（以线性－线性标尺标绘）

图6.2 公元前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信息技术（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

图6.3 公元前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信息技术（东方1400~1900年，西方1500~1800年因印刷术而分数翻番）

图6.4 公元前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信息技术(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东方1400~1900年，西方1500~1800年因印刷术而分数翻番）

这种计算方法依赖于一个更进一步的关键假设：采用可见符号来记录概念是至关重要的。人类交谈和计算几万年后，才开始书写或使用数字符号，我们通过传统、仪式和艺术储存和交流了浩如烟海的信息。然而，很显然的是，所有纯粹口头系统的信息技术，在社会发展指数中自然都是零分。

我这样做有三个理由。

第一，出于生物学的考虑：人脑都是一样的，尽管先前曾提到有人声称文化之间有极端变量，但至今尚无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不同口头文化的人群在头脑中处理和存储信息，或者通过说话交流信息的能力有什么重大不同。如果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出于比较的目的，文字产生以前的信息技术系统实际上都要归零。只有更成熟的文字和计算技术开发出来后，可以衡量的差异才开始出现。

第二，出于实际的考虑：即使上一段所提到的假设是错误的，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来衡量和比较古代没有文字的不同文化的信息技术系统。假如在符号系统最早的证据在两个地区出现（西方为大约公元前9300年，东方为公元前7000年）之前的时代，东方的口头文化在处理、储存和交流信息方面是否强于西方的口头文化，我们无从得知。

第三，出于经验的考虑：使用可见符号来记录述谓性概念和数学概念的革命性的影响已经非常确定了。经常给那些强调直观记录的有效性的人贴上“进化论者”标签的批评家们，提出了大量理由要求人们当心极端的主张，在解释文字的影响时要持灵活态度；但是在经过了半个世纪的争论后，从纯粹口头转变为口头和文字的信息技术的各种组合，究竟是加强了个人能力，产生了等级层次，还是同时促成了两者，似乎仍然不清楚，这也标志着在增强人的存储、使用和传播信息的能力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在西方，这方面的证据得到了极其详细的研究，最早的符号可能是用来记账的，从中也逐渐产生了口头形式。在东方，证据不那么清楚，但同样的模式应当也适用。

表6.1 西方信息技术得分

年代
充分
（0.5分）
中等（0.25分）
初步（0.15分）
男性分数
（分）
女性
（%男性）
读写分数
（分）
乘数
总分（分）

公元2000年
100 (50)
0
0
50
100% = 50
100
2.5
250

公元1900年
40 (20)
50 (12.5)
7 (1.05)
33.6
90% = 30.2
63.8
0.05
3.19

公元1800年
20 (10)
25 (6.25)
20 (3)
19.3
50% = 9.65
28.95
0.01
0.29

公元1700年
10 (5)
15 (3.75)
25 (3.75)
12.5
10% = 1.25
13.75
0.01
0.14

公元1600年
5 (2.5)
10 (2.5)
10 (1.5)
6.5
2% = 0.13
6.63
0.01
0.071

公元1500年
4 (2)
8 (2)
6 (0.9)
4.9
2% = 0.10
5.0
0.01
0.05

公元1400年
3 (1.5)
6 (1.5)
4 (0.6)
3.6
1% = 0.04
3.64
0.01
0.04

公元1300年
3 (1.5)
6 (1.5)
4 (0.6)
3.6
1% = 0.04
3.64
0.01
0.04

公元1200年
3 (1.5)
6 (1.5)
4 (0.6)
3.6
1% = 0.04
3.64
0.01
0.04

公元1100年
2 (1)
4 (1)
2 (0.3)
2.3
1% = 0.02
2.32
0.01
0.02

公元1000年
2 (1)
4 (1)
2 (0.3)
2.3
1% = 0.02
2.32
0.01
0.02

公元600~900年
2 (1)
2 (0.5)
1 (0.15)
1.65
1% = 0.02
1.67
0.01
0.02

公元300~500年
3 (1.5)
4 (1)
3 (0.45)
2.95
1% = 0.03
2.98
0.01
0.03

公元前100~公元200年
4 (2)
6 (1.5)
5 (0.75)
4.25
1% = 0.04
4.29
0.01
0.04

公元前500~前200年
2 (1)
3 (0.75)
2 (0.3)
2.05
1% = 0.02
2.07
0.01
0.02

公元前900~前600年
1 (1)
2 (0.5)
1 (0.15)
1.65
1% = 0.02
1.67
0.01
0.02

公元前1100~前1000年
1 (1)
1 (0.25)
1 (0.15)
1.4
1% = 0.01
1.41
0.01
0.01

公元前2200~前1200年
1 (1)
2 (0.5)
1 (0.15)
1.65
1% = 0.02
1.67
0.01
0.02

公元前2700~前2300年
1 (1)
1 (0.25)
1 (0.25)
1.4
1% = 0.01
1.41
0.01
0.01

公元前3300~前2800年
0 (1)
1 (0.25)
2 (0.3)
0.55
1% = 0.01
0.56
0.01
0.01

公元前6000~前3400年
0
0
1 (0.15)
0.15
1% = 0
0.15
0.01
0

公元前9000~前6100年
0
0
0
0
0
0
0.01
0

公元前9300~前9000年
0
0
1 (0.15)
0.15
1% = 0
0.15
0.01
0

表6.2 东方信息技术得分

年代
充分
（0.5分）
中等（0.25分）
初步（0.15分）
男性分数
女性
（%男性）
读写分数
乘数
总分（分）

公元2000年
100 (50)
0
0
50
100% = 50
100
1.89
189.00

公元1900年
15(7.5)
60 (15)
10 (1.5)
24
25% = 6
30
0.01
0.30

公元1800年
5 (2.5)
35 (8.75)
10 (1.5)
12.75
5% = 0.64
13.39
0.01
0.13

公元1700年
5 (2.5)
20 (5)
10 (1.5)
9
2% = 0.18
9.18
0.01
0.09

公元1600年
4 (2)
15 (3.75)
10 (1.5)
7.25
2% = 0.15
7.4
0.01
0.07

公元1500年
3 (1.5)
10 (2.5)
10 (1.5)
5.5
2% = 0.11
5.61
0.01
0.06

公元1400年
3 (1.5)
10 (2.5)
10 (1.5)
5.5
2% = 0.11
5.61
0.01
0.06

公元1300年
3 (1.5)
5 (1.25)
5 (0.75)
3.5
1% = 0.04
3.51
0.01
0.04

公元1200年
3 (1.5)
5 (1.25)
5 (0.75)
3.5
1% = 0.04
3.51
0.01
0.04

公元1100年
2 (1)
2 (0.5)
3 (0.45)
1.95
1% = 0.02
1.97
0.01
0.02

公元前600~公元1000年
2 (1)
2 (0.5)
2 (0.3)
1.8
1% = 0.02
1.82
0.01
0.02

公元前1000~前700年
2 (1)
1 (0.25)
1 (0.15)
1.4
1% = 0.01
1.14
0.01
0.01

公元前1300~前1100年
1 (0.5)
1 (0.25)
1 (0.15)
0.9
1% = 0.01
0.91
0.01
0.01

公元前7000~前1400年
0
0
1 (0.15)
1.15
1% = 0
0.15
0.01
0

西方识字率

当我们沿时间长河回溯时，证据的性质变化极大，但我们仍然能拼出一幅非常粗略的画面。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历史学家对1600~1900年欧洲的识字率做了些先驱性的探索工作，讨论了不同时间男性和女性识字的不同水平。也有一些学者对美国开展了少量的同类工作。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这类统计方法遭到了批评，历史学家逐渐放弃了有利于文化史研究图书和读者群体的量化方法。在重构现代早期识字率时，所运用的方法问题无疑是重要的，但研究方法的改变，似乎更多的是受背离定量分析的更广泛的史学趋势的影响，而不是因为有确凿的证据表明20世纪60~80年代的研究结果有什么严重的错误。

从专家研究中浮现出的整体画面是，自1600年以来整个欧洲和北美洲识字率的地区变化和广泛趋势相结合，各级水平的识字率都有所提高，并且男女之间的差距也在缩小。在我的指数上，将奇波拉（Cipolla）、斯通（Stone）及其他人提出的数字转换成分数后，表现出自1600~1800年大致每世纪翻了一番，（社会发展分数）从1600年的0.07分增长至1800年的0.29分，然后又飙升至1900年的3.19分。

公元1600年之前，证据情况不大好。中世纪史专家大张旗鼓地研究了欧洲关于读写情况的文献，但对计算情况关注不够。在伊斯兰核心地带，情况却正好相反，关于读写情况的文字资料极少，但自然科学和数学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也很少有人专注于研究中世纪的伊斯兰教育情况和更广大的伊斯兰人口的读写和计算能力。

自历史学家们有时称之为“12世纪复兴”的时代起，西欧男性的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开始缓慢增强，而在公元1100年前，他们的水平非常低，对此意见似乎较一致。会读写和计算的女性的数量，可能是直到1500年后才开始稳步增长的。

研究伊斯兰教育的学者基本上无人愿意冒险去做任何量化估计，但看来公元1100年前，尽管顶级的伊斯兰学者计算能力比基督教世界顶级学者要强，读写能力至少也不相上下，但读写却局限于极少数人。我们也许可以说，中世纪伊斯兰的读写工作只是抄写员和神职人员的绝技，而在基督教的欧洲，读写却为更广大的工匠阶层普遍掌握（尽管能读的读物通常都与《圣经》相关）。伊斯兰世界没有出现16世纪的欧洲男性踊跃阅读宗教经典并带动识字女性增多的兴旺景象。

1100年时，仅仅具备最基本的阅读水平的西方人可能还不到10%，算得上有完全读写能力的人甚至更少（可能仅有2%）。能读会写的女性数量尤其难以知晓，但有文化的女性与有文化的男性的比率恐怕要达到1∶100，实在少到几乎无法对分数产生影响。我估计大约1100年时西方的社会发展分数只有0.02分，到1500年时以缓慢的增量达到了0.05分，然后增长速度才得以加快。

读写和计算在古典时代比在中世纪，似乎普及更广、更深，尤其是在民主时期的雅典（公元前508~前322年）和大约公元前200~公元200年的意大利。在此方面，威廉·哈里斯（William Harris）做出过非常过硬的量化估计，我基本上将采用他的数字。

新近对古希腊–罗马读写水平的研究，像中世纪史专家和人类学家们一样，强调读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不可能由一个单一的分数来反映，但哈里斯在计算比率时，已经将读写的各种各样的形式考虑在内了。

结合这些批评，我估计西方核心地带信息技术的社会发展分数在公元前100~公元200年这一时期达到的巅峰为大约0.04分。公元200年后开始下跌，我为公元300~500年估计的分数为0.03分，此后，由于缺乏任何更清楚的证据，也因为所涉及的数字实在太小，我给直到公元1100年复兴之前所打的分数，都停留在0.02分这个静止的水平上。

再回望公元前100年之前，公元前400~前200年，在爱琴海岸和东地中海的核心地带，信息技术得0.03分，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早期的0.02分比，有所增长。分数这样微小，精确性和细微差别都谈不上了；我给公元前2200年（阿卡德王朝和乌尔第三王朝等官僚国家兴起）到公元前500年（希腊的民主国家开始扩张）的信息技术打的分数基本上是持平的，表示历史学家经常称之为“抄写识字文化”和“工匠识字文化”（我还要加上“识数文化”）的结合。

说到抄写/工匠识字文化，我指的是有一个人数极少的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大概只占男性人口的1%）完全掌握了文学经典，一个人数稍多一些（大概占男性人口的2%）的官僚精英阶层掌握了记录技术，还有一个较小的工匠群体（也许是1%~2%）能够读和写自己的名字，并且能进行他们的专业所需要的计算。这种抄写/手艺信息技术所得的社会发展分数为0.02分，除了在公元前1200~前1000年的崩溃时期出现了一次中断，各种文字证据都骤然萎缩。在希腊，文字可能完全无用了，在整个东地中海一带，只有非常少的文字资料留存了下来。对那个“黑暗时代”，我打0.01分。

抄写识数文化和识字文化最早的确凿证据，大约于公元前3300年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我给这段时期打0.01分。信息技术在接下来的1 000年中成熟度和应用范围均有所增长，但鉴于社会发展指数中可用的最小增量是0.01分，图6.2中对这段时期只能用平直线标示，直到大约公元前2250年才向上跳跃。早在公元前9000年也有人类符号活动的细微迹象，也有一些学者称之为书写或算数，但这些痕迹实在太稀少，我仍给它们打零分。

东方识字率

在我能看懂的语言中，对东方识字文化和识数文化的定量分析比对西方的要少得多，图6.2中的平直分数线和表6.2的简略便反映了这一点。我给东方打的分数必然将复杂得多的模式过分简化了，使之像西方的分数图中标绘的一样，充满了起伏。

公元2000年，我采用HDI，将日本核心地带的东方识字率视为与西方核心地带的相同，但正如我在“信息技术记分牌”一节中所解释的，我使用乘数1.89，而不是西方的2.5，来表示2000年时日本电子媒介的可用性比美国要狭窄。

1900年，日本政府开始为提高识字率付出艰辛努力。虽然标准与西方核心地带相比算是低的，但比前现代文化要高得多，可能有85%的男孩和25%的女孩至少掌握了一些技能。就日本达到的水平，存在一些争议，但由于日本的信息技术即使在1900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电之前的技术，所以在这个时期，东西方在社会发展分数上的差距是巨大的。

我计算的东方分数是0.3分（30 ITP ×0.01，表示仍处于电之前时期），而西方的分数是3.19分。1900年左右，中国人的识字和识数水平比日本还要低，因为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对于大众教育存在矛盾心态。中国人的文化程度按照前现代的标准算是非常高了，1900年时可能至少有50%的男孩达到了基本的识字标准，但迈向大众教育的步伐仍然相当迟疑。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众教育才真正起飞。

1900年之前，清朝时期的中国基础教育和工匠识字文化在稳步扩大。1700年左右，可能只有5%的男人可以说能够比较流畅地阅读，35%的男孩粗通文墨，但到1800年时，中国北方将近一半的男孩都达到了粗通文墨的水平。

女性读写和识数受到很大限制。18~19世纪西方人的识字和识数率比东方人高（尤其是女性），但绝对数字仍然很小，社会发展分数的实际差别（按我的计算，西方1700年为0.14分，1800年翻番为0.29分，东方1700年为0.09分，1800年时大致增长了50%，为0.13分）并不大。

明朝时期的分数似乎更低，尽管可能比1600年开始信息繁荣之前的西方要高。在欧亚大陆两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可能没多大区别，但中国似乎有一个相当大的中等识字识数文化程度的群体（男性占压倒多数）。实际分数必然是凭印象打的（我给1500年打0.06分，给1600年打0.07分，西方同期分别为0.05分和0.07分），然而由于17世纪前的分数如此之低，除非误差非常大才会对社会发展指数产生严重影响。当时日本的水平可能与中国非常接近。

回溯到更早的时期，打分的精确性无疑会更差。精英教育在唐朝和宋朝得到了很大改善，10~12世纪，书籍和财务记录始终处于爆炸状态，使我感到信息技术的应用大致堪与西方的罗马帝国时期（0.04分）媲美。打0.03分或0.05分似乎也同样合理，但低至0.02分（相当于我给公元600~900年的西方打的分数）或高达0.06分（相当于16世纪西方的分数）恐怕都是不可能的。分数从1000年的0.02分迅速上升到1400年的0.06分。

由于没有更好的理由做其他选择，我索性假设公元前600~公元1000年这段漫长的时期都是同一个分数0.02分。在这16个世纪，识字率和识数率无疑都是波动的。定性证据表明，两者可能在公元前600~公元100年都上升了，在公元100~400年都下降了，然后在公元400年后又再次上升了。越来越多的汉朝文献正在被发现，特别是在干旱的西北和湿润的南方，气候条件利于竹简留存。然而，目前看来，中国人的识字率和识数率似乎仍然低于罗马的水平。汉朝灭亡之后信息技术的衰退似乎也不像西方后罗马时代的衰退那样严重。中国在0.02分上下的变量从历史上看一定很重要，但在社会发展指数上，恐怕就小得可以忽略不计了。

中国符号表示法最早的证据来自大约公元前6250年的贾湖，也有充分证据显示在接下来的5 000年这一实践存在着连续性。然而，直到大约公元前1300年，中国使用的文字符号和数学符号似乎才能够与公元前3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的符号相媲美，能够得到0.01分。在接下来的1 000年里，证据显示符号系统的应用不断扩张，从甲骨文到青铜器皿上的铭文，再到大规模地使用墨在竹简和丝绸上书写。然而，分数实在是太低了，这些改进在社会发展指数上，只能从0.01分跳到我给大约公元前600年打的0.02分。

信息技术的反馈回路

图6.5和图6.6非常清楚地表明，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信息技术都对过去几个世纪广泛的变化格外敏感。

图6.5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水平与信息技术在对数－线性标尺上的对比（以社会发展分数衡量）

信息技术和能量获取被卷入了一个反馈回路。如果人们的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没有发展到一定的水平，18世纪晚期最初的英国工业革命就不可能发生。而19世纪晚期使化学全面工业化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更是倚重于信息技术。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20世纪末21世纪初生产力的爆炸式发展，与全新形式的信息技术的彻底腾飞，关系更是极其密切。

图6.6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水平与信息技术在对数－线性标尺上的对比（以社会发展分数衡量）

新近的信息爆炸意味着1700年之前的所有信息技术得分都必须极低。信息技术是社会发展指数4个特性中最难衡量的，但由于前现代时期的分数实在太低，即使有误差，似乎也不大可能对总体的社会发展分数造成明显差异。

在本书中，我介绍了支持一种分析工具——社会发展指数——的证据和方法。因此，以一个关于这种工具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更开放的讨论，而不是一系列结论来结束本书，似乎是明智的。

我先用两节来讨论一下指数可能出现的问题。首先，我对误差和讹误做些评论。新进化论者的指数最大的缺陷之一是，由于指数并非真正为回答某个具体问题而设立，其设计者很难准确地说出它们为什么会出现讹误。误差项取决于所问的问题，就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我们对于能够容忍多大的误差才能保证指数不误导，可以做到相当准确。

在接下来的一节中，我将转向展示数据的问题。在展示统计信息时，根本没有中立的方式；各种方式都会强调指数的一个或多个维度而忽视其他维度。我成系统地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均优先选用线性–线性图，但其他方式也有其优点。

然后我将回到在第一章中曾考虑的问题上，探讨此处谈论的指数怎么会有助于统一历史上的进化理论。我对有可能形成一个这样的理论，而且社会发展指数可以成为这个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持乐观态度。最后，我将探讨这样一个理论能否真的使历史成为未来的指南，就像斯宾塞150多年前所声称的那样。

误差和讹误

第三章至第六章讨论过的几乎所有细节都可能受到质疑，证据几乎都可以进行多种解释。有不止一种方式来定义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我也能以其他方式计算分数。在产生社会发展指数的每个阶段，都会牵扯出长长的一连串争论和推断。

因此，另一位研究者完全可能得出一套完全不同的社会发展分数。实际上，任何其他研究者是极其不可能得出与我完全一致的一套分数的。就此而言，如果我再重新计算一遍社会发展分数，我本人也很可能得出不同的数字。

所以，问指数是否正确这个问题，是没有用的。从来没有指数是“正确”的，无论我们是从严格的意义上理解为表7.1和表7.2中的所有530个数字都完全符合实际，还是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为所有专家都将同意这些数字。我计算的分数肯定是错误的，唯一有用的问题是它们错得有多厉害。它们是错到了连图2.5中描绘的历史基本轮廓都属误导，以致整个《西方将主宰多久》这本书都有致命缺陷呢？还是误差实际上微不足道？

想确知这些问题的答案，唯一办法是让其他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来研究我在第三章到第六章中展示的证据，并检验我的论点。不过，在此，我至少能肯定地说出指数能容忍多大的分数错误，以及什么情况能促使我改变主张。如果我计算的分数基本上和其他分析家计算的数字相差在10%以内，那么我试图解释的模式的基本轮廓就仍然可以维持现状。如果我的数字基本上和其他人差15%，那么我也许要将发展曲线的形状改变得足以修正我的观点，这取决于细节。如果相差在20%以上，那么显然我的观点需要修正了。

表7.1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社会发展分数

（单位：分）

年代 | 能量获取 | 社会组织 | 战争能力 | 信息技术 | 总分
公元前14000年 | 4.36 | 0.00 | 0.00 | 0.00 | 4.36
公元前13000年 | 4.36 | 0.00 | 0.00 | 0.00 | 4.36
公元前12000年 | 4.90 | 0.00 | 0.00 | 0.00 | 4.90
公元前11000年 | 5.45 | 0.00 | 0.00 | 0.00 | 5.45
公元前10000年 | 5.45 | 0.00 | 0.00 | 0.00 | 5.45
公元前9000年 | 5.99 | 0.00 | 0.00 | 0.00 | 5.99
公元前8000年 | 6.54 | 0.00 | 0.00 | 0.00 | 6.54
公元前7000年 | 7.08 | 0.01 | 0.00 | 0.00 | 7.09
公元前6000年 | 7.63 | 0.03 | 0.00 | 0.00 | 7.66
公元前5000年 | 8.72 | 0.04 | 0.00 | 0.00 | 8.76
公元前4000年 | 10.90 | 0.05 | 0.00 | 0.00 | 10.95
公元前3500年 | 11.99 | 0.09 | 0.00 | 0.00 | 12.98
公元前3000年 | 13.08 | 0.42 | 0.01 | 0.01 | 13.52
公元前2500年 | 15.26 | 0.47 | 0.01 | 0.01 | 16.29
公元前2250年 | 17.44 | 0.33 | 0.01 | 0.01 | 17.79
公元前2000年 | 18.52 | 0.56 | 0.01 | 0.02 | 19.11
公元前1750年 | 20.65 | 0.61 | 0.02 | 0.02 | 21.30
公元前1500年 | 22.34 | 0.70 | 0.03 | 0.02 | 23.09
公元前1400年 | 22.88 | 0.75 | 0.03 | 0.02 | 23.68
公元前1300年 | 23.43 | 0.75 | 0.03 | 0.02 | 24.23
公元前1200年 | 22.88 | 0.75 | 0.02 | 0.04 | 23.69
公元前1100年 | 22.34 | 0.47 | 0.03 | 0.01 | 22.85
公元前1000年 | 21.79 | 0.47 | 0.03 | 0.01 | 22.30
公元前900年 | 22.34 | 0.47 | 0.04 | 0.02 | 22.87
公元前800年 | 22.88 | 0.70 | 0.05 | 0.02 | 23.65
公元前700年 | 23.43 | 0.94 | 0.07 | 0.02 | 24.45
公元前600年 | 23.97 | 1.17 | 0.07 | 0.02 | 25.23
公元前500年 | 25.06 | 1.40 | 0.08 | 0.03 | 26.56
公元前400年 | 26.15 | 1.40 | 0.09 | 0.03 | 27.67
公元前300年 | 28.33 | 1.40 | 0.09 | 0.03 | 29.85
公元前200年 | 29.42 | 2.81 | 0.10 | 0.03 | 32.36
公元前100年 | 31.06 | 3.75 | 0.11 | 0.04 | 35.50
公元前/公元1年 | 33.78 | 9.36 | 0.12 | 0.04 | 43.30
公元100年 | 33.78 | 9.36 | 0.12 | 0.04 | 43.30
公元200年 | 32.69 | 9.36 | 0.11 | 0.04 | 42.20
公元300年 | 31.60 | 7.49 | 0.10 | 0.03 | 39.22
公元400年 | 31.60 | 7.49 | 0.09 | 0.03 | 38.67
公元500年 | 30.51 | 4.23 | 0.07 | 0.03 | 34.84
公元600年 | 28.33 | 1.41 | 0.04 | 0.02 | 29.80
公元700年 | 27.24 | 1.17 | 0.04 | 0.02 | 28.47
公元800年 | 27.24 | 1.64 | 0.04 | 0.02 | 28.94
公元900年 | 27.24 | 1.64 | 0.05 | 0.02 | 28.95
公元1000年 | 28.33 | 1.87 | 0.06 | 0.02 | 30.28
公元1100年 | 28.33 | 2.34 | 0.07 | 0.02 | 30.76
公元1200年 | 28.88 | 2.34 | 0.08 | 0.03 | 31.33
公元1300年 | 29.42 | 3.75 | 0.09 | 0.04 | 33.31
公元1400年 | 28.33 | 1.17 | 0.11 | 0.04 | 29.65
公元1500年 | 29.42 | 3.75 | 0.13 | 0.05 | 33.35
公元1600年 | 31.06 | 3.75 | 0.18 | 0.07 | 35.60
公元1700年 | 34.87 | 5.62 | 0.35 | 0.14 | 40.98
公元1800年 | 41.41 | 8.43 | 0.50 | 0.29 | 50.63
公元1900年 | 100.25 | 61.80 | 5.00 | 3.19 | 170.24
公元2000年 | 250.00 | 156.37 | 250.00 | 250.00 | 906.37

按照图7.1中以对数–线性标尺展示出的指数，西方的社会发展水平自公元前14000年后领先于东方。东方慢慢追赶了上来，尤其是在公元前2000年后，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的领先优势都很小。公元前100年左右，西方再次将领先优势扩大。但到公元541年时，东方首次升到了西方之上。东方的分数保持领先直到1773年。自冰期结束后92.5%的时间里，西方的发展水平均高于东方。

图7.1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社会发展分数（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

表7.2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社会发展分数

（单位：分）

年代 | 能量获取 | 社会组织 | 战争能力 | 信息技术 | 总分
公元前14000年 | 4.36 | 0.00 | 0.00 | 0.00 | 4.36
公元前13000年 | 4.36 | 0.00 | 0.00 | 0.00 | 4.36
公元前12000年 | 4.36 | 0.00 | 0.00 | 0.00 | 4.36
公元前11000年 | 4.36 | 0.00 | 0.00 | 0.00 | 4.36
公元前10000年 | 4.36 | 0.00 | 0.00 | 0.00 | 4.36
公元前9000年 | 4.90 | 0.00 | 0.00 | 0.00 | 4.90
公元前8000年 | 5.45 | 0.00 | 0.00 | 0.00 | 5.45
公元前7000年 | 5.99 | 0.00 | 0.00 | 0.00 | 5.99
公元前6000年 | 6.54 | 0.00 | 0.00 | 0.00 | 6.54
公元前5000年 | 7.08 | 0.00 | 0.00 | 0.00 | 7.08
公元前4000年 | 7.63 | 0.00 | 0.00 | 0.00 | 7.63
公元前3500年 | 8.17 | 0.02 | 0.00 | 0.00 | 8.19
公元前3000年 | 8.72 | 0.05 | 0.00 | 0.00 | 8.77
公元前2500年 | 10.35 | 0.09 | 0.00 | 0.00 | 10.44
公元前2250年 | 11.44 | 0.13 | 0.00 | 0.00 | 11.57
公元前2000年 | 11.99 | 0.10 | 0.00 | 0.00 | 12.09
公元前1750年 | 14.17 | 0.22 | 0.00 | 0.00 | 14.39
公元前1500年 | 16.35 | 0.33 | 0.01 | 0.00 | 16.69
公元前1400年 | 16.89 | 0.33 | 0.01 | 0.00 | 17.23
公元前1300年 | 17.44 | 0.33 | 0.01 | 0.01 | 17.79
公元前1200年 | 17.44 | 0.47 | 0.02 | 0.01 | 17.94
公元前1100年 | 17.98 | 0.47 | 0.02 | 0.01 | 18.48
公元前1000年 | 18.52 | 0.33 | 0.03 | 0.01 | 18.89
公元前900年 | 19.07 | 0.37 | 0.03 | 0.01 | 19.48
公元前800年 | 19.61 | 0.42 | 0.02 | 0.01 | 20.06
公元前700年 | 20.16 | 0.51 | 0.02 | 0.01 | 20.70
公元前600年 | 21.79 | 0.61 | 0.03 | 0.02 | 22.45
公元前500年 | 22.88 | 0.75 | 0.04 | 0.02 | 23.69
公元前400年 | 23.97 | 0.94 | 0.05 | 0.02 | 24.98
公元前300年 | 24.52 | 1.17 | 0.06 | 0.02 | 26.87
公元前200年 | 26.15 | 2.81 | 0.07 | 0.02 | 29.05
公元前100年 | 27.79 | 3.45 | 0.08 | 0.02 | 31.64
公元前/公元1年 | 29.42 | 4.68 | 0.08 | 0.02 | 34.20
公元100年 | 29.42 | 3.93 | 0.08 | 0.02 | 33.44
公元200年 | 28.33 | 1.12 | 0.07 | 0.02 | 29.54
公元300年 | 28.33 | 1.31 | 0.07 | 0.02 | 29.73
公元400年 | 28.33 | 1.87 | 0.07 | 0.02 | 29.99
公元500年 | 28.33 | 1.87 | 0.08 | 0.02 | 30.30
公元600年 | 29.42 | 5.63 | 0.09 | 0.02 | 35.16
公元700年 | 29 .42 | 9.36 | 0.11 | 0.02 | 38.91
公元800年 | 30.51 | 9.36 | 0.07 | 0.02 | 39.96
公元900年 | 31.06 | 7.00 | 0.07 | 0.02 | 38.69
公元1000年 | 32.15 | 9.36 | 0.08 | 0.02 | 41.61
公元1100年 | 32.69 | 9.36 | 0.09 | 0.02 | 42.17
公元1200年 | 33.23 | 9.36 | 0.09 | 0.03 | 42.71
公元1300年 | 32.69 | 7.50 | 0.11 | 0.04 | 40.34
公元1400年 | 31.06 | 4.68 | 0.12 | 0.05 | 35.91
公元1500年 | 32.69 | 6.35 | 0.10 | 0.06 | 39.20
公元1600年 | 33.78 | 6.55 | 0.12 | 0.07 | 40.52
公元1700年 | 35.96 | 6.09 | 0.15 | 0.09 | 45.29
公元1800年 | 39.23 | 10.30 | 0.12 | 0.13 | 49.78
公元1900年 | 53.40 | 16.39 | 1.00 | 0.30 | 71.09
公元2000年 | 113.33 | 250.00 | 12.50 | 189.00 | 564.83

图7.2在对数－线性标尺上展示了假如我将西方的发展分数一直低估了10%，而将东方的发展分数高估了10%，那么东方和西方正确的走势将是怎样的（即在图中将我计算的所有西方分数提高10%，将所有东方的分数降低10%）。图7.3则展示了假如我犯了相反的错误，将东方发展分数低估了10%而将西方发展分数高估了10%，将会是怎样的。

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图7.2和图7.3的可信度扭曲了多少。图7.2分别将西方和东方的分数提高和降低了10%，这就要求我们承认在公元1400年，当郑和正准备扬帆印度洋时，西方比东方要发达；这也意味着当公元前218年，汉尼拔驱赶着他的大象进攻罗马时，西方的发展水平已经比东方的郑和时代要高了。好像这些结论还不够荒唐似的，该图还告诉我们，当公元前44年恺撒遇刺时，西方已经比公元1793年乾隆皇帝拒绝马戛尔尼勋爵的通商请求时的中国要发达了。所有这些结论没有一个能与众多历史证据相符。

图7.2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社会发展分数（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将所有西方的分数提高10%，将所有东方的分数降低10%）

图7.3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社会发展分数（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将所有西方的分数降低10%，将所有东方的分数提高10%）

图7.3将东方的分数提高了10%而将西方的分数降低了10%，甚至更为荒唐。例如，700年时，大马士革的哈里发统治着一个从今葡萄牙一直延伸到巴基斯坦的大帝国，该图给当时西方打的发展分数却比孔子时代的东方还要低，这恐怕根本不可能；1800年，工业革命已经展开，英法两大帝国攫取了全球大片土地，然而该图给西方打的分数，却比东方在1000~1200年的宋朝时期还要低，似乎更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即使历史学家们能够忍受这样奇怪的结论，图7.2和图7.3所描绘的历史的形状与图7.1所描绘的，差异并没有大到要改变基本模式的地步。短期偶然论仍然不足以成立，因为即使在图7.3中，西方的分数在冰期结束后的大多数时期仍然高于东方（只不过这个“大多数”意味的是56%的时间，而不是92.5%）。长期注定论也不足以成立，因为即使在图7.2中，东方也领先了7个世纪。我计算的分数所产生的模式——西方在过去15 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领先，但中间插入了一个1 200年的“东方时代”——仍然是不变的。

要改变基本模式，我估计必须是在误差达到了20%以上的情况下。图7.4展示了假如我对西方的发展分数一直低估了20%，而对东方的分数高估了20%，那么历史将是什么样子。图7.5则展示了假如我将东方的发展分数低估了20%而将西方的分数高估了20%的结果。

这回模式大不相同了。在图7.4中，西方的分数总是高于东方，使得长期注定论貌似非常合理，也否定了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通篇的主张：社会发展改变了地理的意义。图7.5则相反，实际上颠倒了我的实际指数得出的结论，使东方在冰期以后90%的时间内处于领先地位。

图7.4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社会发展分数（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将所有西方的分数提高20%，将所有东方的分数降低20%）

图7.5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社会发展分数（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将所有西方的分数降低20%，将所有东方的分数提高20%）

假如图7.4或图7.5是正确的，那么《西方将主宰多久》中的一切就都是错误的。然而，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两张图都是错误的。图7.4将西方的分数提高了20%，而将东方的分数降低了20%，告诉我们公元前/公元1年时罗马帝国的发展分数只比1900年工业化时期的日本低5分，这不可能是正确的。图7.5则相反，将东方的分数提高了20%，而将西方的分数降低了20%，意味着东方的发展在商朝之前的时代就比西方在波斯帝国时期快；而西方是直到1828年，鸦片战争前夕时才赶上东方的；并且西方的统治已经结束（实际上是在2003年）。所有这些看来都是不可信的。

因此我的结论是：（1）我估计的误差恐怕不会超过10%，并且肯定不会超过20%；（2）即使误差超过了10%，我试图解释的基本历史模式也仍然是有效的。

指数的直观显示

计算社会发展分数是一回事，展示结果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所有可以想象的展现方式都不可避免地会突出信息的某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因此，对指数本身以及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对其所做的解释的另一种可能的反对意见，或许是我选择的视觉展示方式模糊了其他同样适当的对记录的解释。

感谢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研究生艾萨克·奥珀（Isaac Opper），有一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我的注意。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解释的，我计算分数时，给每个特性打的最高分值为250分（均为公元2000年），分数除以250，才能知道什么样的表现可以得到1分，然后我又设定指数上值得记录的最低分值为0.01分。其结果是3项特性的分数一路跌到了0分，分别是社会组织（西方于公元前8000年，东方于公元前4000年）、战争能力（西方于公元前3500年，东方于公元前1750年）、信息技术（西方于公元前3500年，东方于公元前1400年），但能量获取没有。这是因为人们如果不能获取到最低量的能量，即每天4 000卡（得4.36分），他们就无法生存。

结果，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能量获取分数都在社会发展总分中占到了90%以上，直到公元前100年（见表7.3）；甚至自那以后又过了2 000年，直到20世纪，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的分数全都有了爆炸式增长以后，能量获取在总分中仍然占到75%以上。

表7.3 社会发展总分中能量获取所占百分比

年代 | 西方（%） | 东方（%） | 年代 | 西方（%） | 东方（%）
公元前14000~前4000年 | 100* | 100 | 公元前100年 | 87 | 87
公元前/公元1年 | 78 | 86
公元前3500年 | 92 | 100* | 公元100年 | 78 | 88
公元前3000年 | 97 | 99 | 公元200年 | 78 | 96
公元前2500年 | 94 | 99 | 公元300年 | 81 | 95
公元前2250年 | 98 | 99 | 公元400年 | 80 | 94
公元前2000年 | 97 | 99 | 公元500年 | 88 | 93
公元前1750年 | 97 | 98 | 公元600年 | 95 | 84
公元前1500年 | 97 | 98 | 公元700年 | 96 | 76
公元前1400年 | 97 | 98 | 公元800年 | 94 | 76
公元前1300年 | 97 | 98 | 公元900年 | 94 | 80
公元前1200年 | 97 | 97 | 公元1000年 | 94 | 77
公元前1100年 | 98 | 97 | 公元1100年 | 92 | 78
公元前1000年 | 98 | 98 | 公元1200年 | 92 | 78
公元前900年 | 98 | 98 | 公元1300年 | 88 | 81
公元前800年 | 97 | 98 | 公元1400年 | 96 | 86
公元前700年 | 96 | 97 | 公元1500年 | 88 | 83
公元前600年 | 95 | 97 | 公元1600年 | 87 | 83
公元前500年 | 94 | 97 | 公元1700年 | 85 | 79
公元前400年 | 95 | 96 | 公元1800年 | 82 | 79
公元前300年 | 95 | 91 | 公元1900年 | 59 | 75
公元前200年 | 91 | 90 | 公元2000年 | 28 | 20

*社会组织的分数，在西方是从公元前8000年，在东方是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记录的，但直到公元前3500年的西方，公元前3000年的东方时，它们的分值仍然太小，在社会发展总分中的贡献不到0.5%，意味着它们作为舍入误差消失了。

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讨论了能量获取分数是怎样淹没了其他3个特性的，但随意地为其他3个特性加权或提高分数，制造的问题将比解决的问题更多。并非所有人都同意我的观点，但艾萨克·奥珀指出，有更容易的办法让另3个特性更清楚明确。

图7.6 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的社会发展分数

*上方的两条线展示了西方和东方4个特性的总和的对数（将4个特性的分数相加，然后计算总和的对数）；下方的两条线展示了西方和东方4个特性的对数的总和（先计算4个特性的分数的对数，然后再将4个对数相加）。对数的总和虽然直观上不够明显，但对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在前现代时期的小变化更为敏感。

资料来源：艾萨克·奥珀绘制

展现前现代时期社会发展分数的变量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在对数－线性图上标绘数据。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的某些点上这样做了，将4个特性的分数相加，然后计算其总和的对数。这有其用处，但如果我们分别计算4个特性的对数，再把对数相加，得出一个单一的分数，我们就能绘出一幅不再由能量获取的高分数主宰的图了。图7.6中上方的两条线分别展示了西方和东方特性总和的对数，下方的两条线则分别展示了特性对数的总和。可以看到，将特性的对数相加后产生的曲线，对于20世纪前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哪怕极小的变化都更加敏感。

公元前2200年后西方核心地带埃及旧王国和阿卡德王国的崩溃，公元前2000年左右东方的陶寺的毁灭，以及公元前771年中国西周王朝的灭亡——当以其他形式绘图时，都被能量获取分数的持续性淹没了——现在却都非常清晰地显示出来了。而且，自20世纪60年代曾被众多的学者极度轻视的西方后罗马时代的瓦解，现在也凸显了。

图7.6 中下方的线也改变了图中左手侧斜线的形状。该图不再单纯由能量获取水平（最重要的是农业的出现）驱动，其对于其他特性更强的敏感性，已将西方领先于东方的时间从约公元前12500年（冰期结束时）推迟到约公元前7000年，最早的人口超过千人的定居点（贝达、巴斯塔、恰塔尔休于等）出现时。现在看来，西方发展的速度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最早的国家出现时加快了，然后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再次加快，当时罗马帝国将地中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统一在一个单一的政治框架之下，标志着又跨越了一个门槛。不过，在这两个时间之间，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200年的崩溃，现在以趋势线上突然中断的形式清晰地凸显出来，两次中断后又都迅速地恢复了正常。

东方古代时期的曲线的变化也很有趣。这回农业的出现也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发展速度是直到公元前4000年，西坡成长为约1 000人的定居点后，才真正加快的。东方的曲线此后平稳上升（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和公元前800年中断，但都比西方大约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200年的大崩溃要平和得多），直到大约公元前600年，发展再次提速，直到大约公元100年。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应当能表明，东方曲线相对于西方的平稳性，是代表着历史的真实，还是只因为我们对西方考古和古代历史知识了解得更详细。

将特性分数的对数相加，而不是计算特性分数总和的对数，对公元1年后2 000年间的曲线形状影响较小，因为到了这个时候，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的分数已经足够高，无论用哪种办法都可以显示了。然而，将特性分数的对数相加，的确突出了偏离总体趋势线的程度。

我写《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支持中国的发展在明朝和清朝并没有停滞这个观点。图7.6中下方东方的曲线使这一点甚至更加清楚，公元1400~1800年的分数紧紧追随着汉朝之后更长期的趋势。

将特性分数的对数相加，也有助于使西方在公元1400~1800年的爆炸式发展显示得更为清楚，强调了现代西方的主宰并不是以“东方的衰落”为基础的：东方社会在1400~1800年间表现得不错，但西方社会表现得更好。前现代时期全球化对西方社会发展的驱动，像公元前最后3个世纪的地中海化对罗马社会发展的驱动一样有利。

图7.6中下方西方的线突出了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所论述的两个论点。第一个是早期现代欧洲的发展的确与罗马共和国的发展有共同之处，而且17~18世纪欧洲人在其社会发展方面重新获得了将近2 000年前的水平时，谈论一场“古代和现代的战争”，是非常正确的；第二个是尽管早期现代的欧洲成绩不俗，但真正革命性的变化还是发生于1800年之后，是随着欧洲西北部的人们开发并利用了化石燃料中的能量而发生的。将特性分数的对数相加，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计算特性分数总和的对数更灵敏的可视化表现形式，然而能量获取仍然是人类历史的基础。

物质与文化的角力

我曾经说过，社会发展指数的主要贡献之一是迫使分析家分析得更加清楚明确。指数是形容需要做出解释的模式的宝贵工具，那些像我一样持这种观点的人都不得不详细地讲清自己的证据和方法。那些持不同意见或认为指数的设计或运用不合理的人，也能够清楚地看到指数是怎样运作的，从而进行详细的批驳。争论的双方都不必陷入含糊的斥责。这种含糊的斥责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新进化论的争论中曾非常普遍。

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我只关注了世界上两个地区，但社会发展指数无疑可以扩大为真正的全球性工具。我常常想，这可以为解决社会科学中一些长久争议不休的问题做些贡献，比如物质力量和文化力量在塑造历史方面哪个相对更重要。

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我严厉地批判了唯物主义者，提出过去16 000年来东方和西方社会发展惊人的相似性，表明两个地区的文化特性并没有很大不同。与之一脉相承的是，每个时代都有其需要的思想（或者也许是其值得拥有的思想）。不过，这至多仍是一种假设，而一种适当的全球性社会发展指数，显然将是进一步检验这一观点的工具，将世界的不同部分视为历史的自然实验。

最有用的对比，也许是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对比，因为自大约公元前10000~公元1500年，两个时段基本上没有进行有意义的接触。欧亚大陆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也是如此，但新世界还有另一个有利条件，使其与欧亚大陆的对比富有成果。新世界有一处像旧世界而不像澳大利亚的特点，就是在冰期结束时，也有一个包含有大量且集中的可供驯化的动植物的幸运纬度带。澳大利亚的西南部的确也有一个地中海气候区，但在冰期结束时却没有进化出同样丰富的小麦、大麦、稻子、玉米、土豆、绵羊、山羊、猪或牛，这使得驯化动植物并在本地发展出复杂社会比在欧亚大陆困难得多。

如果文化当真是个因变量，我们也许要指望新世界的核心地带以类似于旧世界核心地带的方式扩张，引发同样一系列后发优势、发展悖论、社会崩溃，以及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描绘的所有其他现象。

如果将社会发展指数扩展到新世界，就会看到类似事情的确发生了。驯化动植物首先出现在新世界的幸运纬度带，在瓦哈卡地区和秘鲁高原。随着这些地区的社会发展，城市和国家出现了，新的核心地带（即尤卡坦半岛、墨西哥河谷）在最早驯化动植物的地区旁形成了。图7.7是一幅简图，展现了古代复杂社会的5个地区主要的文化转型，加强了人们的这一印象：旧世界和新世界最早的农业核心地带，遵循大致相同的时间表，在很大程度上独立地历经了同样的发展阶段。

图7.7 世界5个地区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大舞台（实线代表变革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扩散；虚线则非）

耕作（人类对植物生命周期的干预，所产生的选择压力会导致植物出现非自然的大种子）开始与驯化（人类的干预使动植物的基因发生重大改变，使它们转化为只能在人类继续干预下才能生存的新物种）开始的时间间隔，在旧大陆普遍为大约2 000年；在新大陆普遍为大约4 000年，可能是因为新世界的农作物不及旧世界的适应性强。例如，将墨西哥类蜀黍转化为玉米，比将野生小麦、大麦或稻子转化为它们的驯化品种，需要的基因转变要多得多。

然而，由于动植物驯化到城市、国家兴起之间的时间间隔，新世界（约3 000年）比旧世界（3 000~ 4 000年）短，这被部分拉平了。在旧世界，又过了1 500~3 000年，像埃及旧王国和中国商朝这样的国家才变成了真正的帝国，统治着200万以上平方千米的疆域和数千万人口。在新世界，在像莫切文化和特奥蒂瓦坎这样最早的真正国家兴起大约1 500年之后，征服者才来到美洲，切断了本土人的试验；但是在那个时候，印加和阿兹特克的扩张已经产生了与旧世界最早的帝国规模大致相当的组织。假如没有被侵扰，那么再过1 000年，它们完全有可能沿着旧世界帝国道路发展。

作为一名外人看新世界的考古记录，我的印象是：专家根据这份资料算出的社会发展指数，将表明美洲系统性地落后于欧亚大陆，其模式与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提出的论点非常相符。在能量获取方面，新世界的一些农作物比旧世界的要强，但美洲缺乏役畜一定严重影响了人均可获得的能量。缺少这样有用的动物，很可能是新世界的运输中车轮使用得非常有限的很大原因，尽管在欧亚大陆，由人推动的独轮车于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公元前1世纪在中国，已经显然独立地发明出来了。

在信息技术方面，无论旧世界还是新世界，记录文字和数字的系统都是伴随着最早的城市和国家的出现而投入使用的，然而与大约公元前1500年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实践，或者大约公元前500年中国的实践相比，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区在大约公元1500年时对这些技术的使用，似乎仍然非常有限。

在战争能力方面，一些大约是在旧世界最早的国家出现的时代发明的技术（例如堡垒等），在新世界大约也是在同样的时代出现的，但是在随后的1 500年中，这些技术在美洲的传播不及欧亚大陆快。而且一些其他技术（例如青铜武器和盔甲），在美洲根本没有出现；由于美洲所有有可能进化为驯服马的野马品种在人类到来之后都消失了，新世界的军队无疑从来没有发明过战车和骑兵。

弓箭在新旧世界的命运更是有趣。弓是60 000年前在非洲发明的，然后传遍了旧世界。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时，强劲有力的合成弓已经在旧世界所有的复杂社会应用了，十字弩也在中国发明了。然而，据我们至今所知，最早移居美洲的人并没有引进弓，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重新发明了弓，直到大约公元前2300年，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北极小工具传统”遗址才出现了箭头。这些武器随后非常缓慢地在北美传播，直到大约公元1100年才传到中美洲，并且始终没有达到旧世界弓的精致程度。

相反的是，城市规模似乎在新世界的某些部分发展得比旧世界要快。到公元500年时，今墨西哥境内的古代印第安文明特奥蒂瓦坎可能已有10万~20万居民，比欧亚大陆任何地区最早的城市出现后1 000年内的任何遗址都大得多。最早达到特奥蒂瓦坎可能达到的规模下限的旧世界遗址，是大约公元前700年的尼尼微；直到公元前3世纪时才有城市达到其上限，是亚历山大。

对新旧世界的这些差异的解释，可能已经具备。贾雷德·戴蒙德在其《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指出欧亚大陆比之美洲有三大地理优势，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使其在我所谓的社会发展中领先的原因。

戴蒙德说，首先，在冰期结束时，欧亚大陆拥有比美洲更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基础，使得亚洲西南部和东部的人们比中美洲或安第斯地区的人们更容易驯化植物和动物。其次，新世界有可能驯化的大型（即重达100磅以上的）哺乳动物，在最早的人类殖民该大陆后很快出现的巨型动物灭绝现象中大多被消灭了。最后，甚至大陆的布局都对美洲原住民不利。欧亚大陆基本上是东西走向的，因而起源于西南亚的观念、制度和实践，能够在地理学家们称之为“生物群系”的统一的生态区中传播数千英里，到达欧洲或中国。美洲则相反，基本上是南北走向的，意味着在中美洲或安第斯地区崭露头角的观念、制度和实践，只能在小股人群（相对于旧世界而言）中流传，然后才能跨越极其不同的生物群落区。因此，新世界的观念、制度和实践要很长时间才能浮现，要更长时间才能传播。

由于大陆数量太少，戴蒙德的观点很难验证，尽管最近一项对语言多样性的研究的确提供了至少是有限的支持。新世界的社会无疑有其独特的特色，它们有早熟的（相对于旧世界社会而言）城市化，却又较慢采用新的作战方式和信息技术，这一现象仍亟待解释。将社会发展指数延伸到全球尺度上，将更容易看出戴蒙德的地理框架是否能解释新旧世界的差异，或者我们是否需要赋予文化因素更重要的地位。

直线发展和多线发展的进化

“毫无疑问，直线发展的进化与多线发展的进化之间的争执，是文化进化论方面最令人烦恼的问题之一。”罗伯特·卡内罗在结束他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时总结道。

不过，像许多这样的问题一样，烦恼很大程度上来自不清楚问题是什么，以及对适度水平的抽象的隐含假设。在一些学者看来，问社会发展是否是直线发展的，似乎意味着问现代化是否只有一条道路（而且，相应的还要问现代化是否不止一种）；而在另一些学者看来，这似乎意味着问更普遍的问题：社会是否会向多个方向发展（相应的，问是否有多重道路，以致谈及发展就是个错误）。

社会发展指数认为，对第一种问题——现代化是否只有一条道路——的回答，是毫不含糊的“是”。指数显示的不仅是从采集者到农民再到工厂工人并继续发展的一系列非常清晰的进步，也表明了在每种广义的组织下的发展所能达到的一系列像“硬天花板”一样的上限。在指数上，任何狩猎－采集社会都不可能发展到超越6~7分的程度；任何农业村落社会都不可能超越10~12分；任何农业帝国都不可能超越45分。任何狩猎－采集社会或农业村落社会都不可能跨越农业帝国阶段而直接实现工业化——除非受到另一个已经经历了这些阶段的社会的影响；没有任何社会能从草原游牧阶段直接进入工业社会，除非先被一个农业帝国征服。

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无休无止地争论现代化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所有他们通常视为“现代”的社会，都经历了上一段描述中的一两条道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现代化都包含能量获取激增的意味。这种激增是由借助了化石燃料的威力的工业革命带来的，而其后果又是将能量应用于重新划分的各行各业。关于现代化是多重的还是单一的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对概括这些社会的最有益水平方面的分歧。

如果我们从第二种意义上来看直线发展与多线发展之争问题——社会是否能向多个方向发展——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时序观点，以及我们将调查的终点设在哪里。如果我们从观察1 000年前的世界开始，我们的回答将是毫不含糊的“是”：社会非常显然是在向多个方向发展的，从卡拉哈里沙漠的猎手到突厥游牧者，从密西西比河畔的农夫到中国宋朝。

然而，在支持多线进化的论点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的文化，在解释这种多样性时，作用就很有限了。在一个给定的生物群落区内，众多社会倾向于以大体相同的方式发展。农业是在幸运纬度带内生根的，也是从那里向外推广的。居住在大草原上的牧民，经历了徒步、乘车和骑马的发展阶段。狩猎和采集则主宰着不支持农业或畜牧业的环境。

又一次，我们的工作所停留的抽象层次也决定着我们能看见什么。譬如说，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基督徒和托尔特克人的生活方式，无疑在各种各样的方面都大相径庭，学者们完全可以随意选择强调这些差异而忽视其共性。然而，社会发展指数迫使我们认识到，生物群落区内的共性是真实存在且至关重要的。决定多线进化的主要因素是地理，而非文化。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只观察21世纪的世界，我们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将是“否”：社会并不是向多个方向发展的。几千年来，在不同的生物群落区内，地理推动着发展沿不同道路前进，但是随着世界上的幸运纬度带内社会发展的增长，最发达的社会在空间上不断扩张。到公元200年时，欧亚大陆上农业帝国的商人们将商品从旧世界的一端移向另一端；到公元600年时，我们已掌握有个人来往于欧洲到中国全程的确凿证据；到公元1400年时，欧亚大陆上的人已经有了能够可靠地渡过任何海洋的船只；而到公元1900年时，欧洲人及其海外殖民者已几乎将整个世界聚合成一个单一经济体。全球化历程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一旦有一个社会跨越了化石燃料的门槛，整个世界迅速变成现代社会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于是，对于社会是否会向多个方向发展的问题，我们是回答“是”还是“否”，完全取决于我们所着眼的年代。研究史前时期的考古学家和研究前现代时期的历史学家可以心安理得地回答“是”，但是任何将21世纪包括在内的思想，都迫使我们回答“否”。

我相信，社会发展指数指向合格的直线发展。第一，只有一条道路通向现代化；第二，只有居住在特定地方的人们能走上这条道路；第三，一旦有足够多的人在这条道路上走得足够远了，其他所有人就都会被拽上这条道路。

社会进化的方向

生物进化经常被描绘为一个无方向的过程。博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曾以一幅清晰生动的画面，向我们描述了假如我们有什么办法重放生活磁带的话，那么它将极可能不会再导向我们这里了。他说：“神圣的磁带播放机掌握上百万个脚本，每个脚本都极其合理。在开端处即使不经意间一个小小的偏转，都会释放出像众多小瀑布一般的结果，形成一个在回顾时会觉得不可避免的特定未来。然而在开始时哪怕最轻的一碰，假如接上了另一个槽口，历史就会转入另一个看似合理的渠道……因此，对我们来说，我想我们只能大喊：噢，神勇的——也是不大可能的——新世界，让这样的人进去吧！”

在进化论是思考人类社会的正确框架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像古尔德一样看到生物学和文化之间的连续性，也许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任何事情使得过去15 000年不断上升的社会发展成为不可避免的模式。指数上的数字开始攀升，是因为公元前12700年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上升的发展成为一种成功的适应。改变了环境背景，你也就改变了适应景观；在一种环境下兴盛，比如发展水平高的群体，到了另一种环境下就不一定兴盛了。

这种观点的隐含之意，似乎是社会进化像生物进化一样没有方向；一种社会发展指数，无论其在了解历史方面的描述性价值如何，都没有预测能力。但这样看也许会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泼掉。生命历史上其实有非常明显、非常强大的模式，很多生物学家都曾得出结论：动物进化到像人类一样聪明——也许像人类一样看待事物——是完全可能的，以致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不可避免的。

古尔德本人愿意承认，尽管他看到了生命彩票本质的随意性，但贯穿生命历史，有一种“复杂性的右倾”一直在非常稳定地运行着。社会历史尽管时常被像物种历史所受到的同样众多的冲击所打断，然而在过去15 000年中，也仍然能看到同样稳定的“右倾趋势”。整个历史明显的含义是——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从长远来看——我们也许能预期社会发展分数会不断地增加。

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我提出事实的确如此，并认为如果我们预测社会发展指数在整个21世纪及以后的趋势，我们是可以有一些看法的。我的预测非常粗糙，只是推断东方和西方的社会发展指数在21世纪将以与20世纪相同的速度继续增长。假如情况的确如此，东方的分数将在2103年赶上西方，届时两个地区在指数上都将达到大约5 000分（见图7.8）。

这个论点比本书的任何其他部分都吸引了更广泛的关注。21世纪的发展道路会遵循这样一个过分简单化的直线性预测，是非常不可能的，但是预测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能否实现（实际上所有预测都不能实现），更多的是在于迫使我们提问，我们需要将设想改变多少，才能产生彻底不同的结果。

预测20世纪指数趋势线到21世纪的走向时，会认为过去50年“东方的崛起”并非西方主宰的暂时中断。这是中期历史趋势的结果，是由可回溯到一个多世纪前的地理意味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太平洋实际上变小了）驱动的。西方国家政府也许能操纵财富和实力向东方的转移，最老练的西方政策预言家们关注的恰恰是这一点。然而，阻止或逆转东方的崛起，要求有至今尚未确定的会使地理再度强烈改变其意味的发展，并且这些发展是有利于西方复兴的优势的。

图7.8 未来的趋势？对21世纪东方和西方社会发展分数的预测

不过，预测20世纪趋势线的进一步走向的最意味深长的含义，是社会发展在下一个百年将达到5 000分。从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发展提高了900分。这是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的岩洞壁画发展到互联网而获得的。不过，按照图7.8的设想，2000~2100年发展还将再提高4 000分；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个分数可能被低估了。新世纪开端这十几年的所有迹象都表明，发展是以指数方式增长的，而不仅是像20世纪末时那样的线性延伸。

又一次，重要的问题不是问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讨论的具体预测能否实现，而是需要发生什么情况，才能使现实远离我的预测所依托的设想，使社会发展分数在2100年时远远达不到5 000分。从过去15 000年的社会发展曲线来判断，最有可能的答案似乎是发生一场新的社会崩溃。

5 000分的设想认为人类社会永远摆脱了马尔萨斯理论的限制，但对冰期后的历史显然也有另一种解释：工业化只是将这些限制向外推了推。它推动力度的确很大，使全世界的人口增长了一个数量级，也使数十亿人脱了贫；但对指数的这种解读仍然要提出，工业社会也将面对内在的“硬天花板”，就像曾限制了农业社会发展的“硬天花板”。

罗马帝国和宋朝等农业帝国在社会发展分数超过了40分以后，便开始动摇和衰退，现代社会在1 000~5 000分的某处，也许也会遇到新的“硬天花板”。假如一个拥有100亿人口的世界发展停滞了，或者出现了难以预料的气候变化，或者发生了核扩散，再或者出现了机器人战争、电子战争和纳米战争等分布不平衡的发展，其后果会比农业时代的发展停滞还要恐怖。

指数暗示接下来的50年将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一方面，假如19世纪和20世纪能量增长带来的好运只是一锤子买卖，那么21世纪就将注定成为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糟糕的时代；另一方面，假如工业革命被证明只是一个更长时期的能量革命的第一阶段，那么当前这个世纪将肯定会使人类变得面目全非。到21世纪60年代时，也许我们将看清世界走向什么道路。

社会发展指数当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但它可能是确定其中一些问题的宝贵工具。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他的经典著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的开头推断：“假如有更高级的生物从太空造访地球，为了估量我们的文明水平，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会是：‘他们发现进化论了没有？’”假如这样的事情当真发生了，我想他们问的既包括生物进化，也包括社会进化。

致谢

《文明的度量》与我此前所写的《西方将主宰多久》是姊妹篇，但是一本截然不同的书。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我试图讲述最近15 000年来社会发展的故事；而在本书中，我想介绍我在建构那些故事背后的社会发展指数时所使用的论据和论证方法。

和许多书一样，本书也是持续多年的讨论的产物。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我在英国剑桥大学读研究生时，就有人向我介绍了社会进化的观点，自那以后，我就不时思考并与他人讨论这个问题。在此期间，我欠下了很多人的人情，特别想感谢以下各位：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约翰·贝内特（John Bennet）、弗兰切斯卡·约翰·谢里（Francesca John Cherry）、埃里克·齐恩斯基（Eric Chinski）、大卫·克里斯汀（David Christian）、杰克·戴维斯（Jack Davis）、斯特凡·德·施皮格利埃（Stephan de Spiegeliere）、贾雷德·戴蒙德、阿尔·迪安、汤姆·加伦特（Tom Gallant）、彼得·加恩西（Peter Garnsey）、班宁·加特（Banning Garrett）、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黛博拉·戈登（Deborah Gordon）、史蒂夫·哈伯（Steve Haber）、约翰·霍尔顿、保罗·霍尔斯特德（Paul Halstead）、伊恩·霍德（Ian Hodder）、徐心眉（Agnes Hsu）、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卡拉·克尔凯郭尔（Karla Kierkegaard）、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森（Kristian Kristiansen）、大卫·莱廷（David Laitin）、迈克尔·莱西希（Michael Lässig）、鲁威仪、安东尼·林（Anthony Ling）、刘莉、安格斯·麦迪森、阿莱西奥·马格纳瓦卡（Alessio Magnavacca）、保罗·马拉尼马、乔·曼宁（Joe Manning）、迈克尔·麦考密克（Michael McCormick）、汤姆·麦克莱伦（Tom McLellan）、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苏雷什·奈杜（Suresh Naidu）、雷维尔·内茨（Reviel Netz）、道格·诺思（Doug North）、乔希·奥伯（Josh Ober）、艾萨克·奥珀、安妮·波特（Anne Porter）、迈克尔·普特（Michael Puett）、库马尔·罗摩克里希纳（Kumar Ramakrishna）、安娜·拉泽托（Anna Razeto）、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吉姆·罗宾逊（Jim Robinson）、理查德·萨勒（Richard Saller）、沃尔特·沙伊德尔、格伦·施瓦茨（Glenn Schwartz）、雨果·斯科特－加尔（Hugo Scott-Gall）、史蒂夫·香农（Steve Shennan）、丹·斯梅尔（Dan Smail）、瓦茨拉夫·斯米尔、拉里·史密斯（Larry Smith）、迈克·史密斯（Mike Smith）、安东尼·斯诺德格拉斯（Anthony Snodgrass）、彼得·特明（Peter Temin）、尼克·托马斯（Nick Thomas）、彼得·图尔钦、巴里·温格斯特（Barry Weingast）、托德·怀特洛（Todd Whitelaw）、詹姆斯·惠特利（James Whitley）、格雷格·伍尔夫（Greg Woolf）和诺姆·约菲（Norm Yoffee）。他们都曾帮助我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希望他们能同意我很好地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如果没有下面这些人，我也根本完不成这本书。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罗布·滕皮奥（Rob Tempio）的鼓励；感谢Profile Books图书公司的丹尼尔·克鲁（Daniel Crewe），是他看出原本只被我视作一个数据库的东西可以扩展为一本书；感谢桑迪·戴克斯特拉（Sandy Dijkstra）和阿拉贝拉·斯坦（Arabella Stein）的指教，是他们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感谢凯茜·圣约翰（Kathy St. John）的支持和耐心；感谢我父亲诺埃尔·莫里斯（Noel Morris）给我树立的榜样和早年对我的教育，事实证明，他教我的数学派上了用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游者 / （英）克拉克著；董莹，肖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8

书名原文: The Sleepwalkers

ISBN 978–7–5086–4699–2

I. 梦…　II. ①克…　②董… ③肖… III. 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料　IV. K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5959号

The Sleepwalkers by Christopher Clark

Copyright © 2012 by Christopher Clar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限量尊享，不得销售

梦游者

著者：[英]克里斯托弗·克拉克

译者：董莹 肖潇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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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游者

[英]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 著

董莹 肖潇 译

中信出版社

“一战”其实是欧洲各国合力上演的一场悲剧。而所有的参与者，无论是领导人、外交官、将军都在“一战”一触即发之前，莽撞自负、懦弱多变。他们不是狂徒，也不是谋杀犯，而是一群懵懵懂懂、不知未来去向的“梦游者”。

献给约瑟夫和亚历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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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通往萨拉热窝事件之路

第一章 塞尔维亚的幽灵

第二章 无个性的帝国

第二部分 欧洲的分裂

第三章 由多极到两极：欧洲在1887~1907年

第四章 欧洲外交政策的多种声音

第五章 巴尔干半岛的复杂情况

第六章 最后的机会：1912~1914年的缓和与危险

第三部分 危机

第七章 萨拉热窝谋杀案

第八章 扩张的旋涡

第九章 法国人在圣彼得堡

第十章 最后的通牒

第十一章 枪声响起

第十二章 最后的日子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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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14年6月28日是个星期天。这天清晨，当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偕夫人索菲·霍泰克（Sophie Chotek）出现在萨拉热窝火车站时，欧洲大陆还是一派和平的景象。然而，37天之后，这里却燃起了战火。这个多事之夏爆发的冲突导致欧洲成为6 500万兵力厮杀的战场，三大帝国卷入其中，造成2 000万士兵和平民死亡，2 100万人受伤。这场浩劫宣告了降临在20世纪欧洲的恐怖的开始，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所说，它是“20世纪所有灾难的开始，此后各种灾难便接踵而至了”。战争爆发之前，人们就开始对战争为何会发生这一问题争论不休，时至今日，战争爆发的原因也未有定论。这一事件还催生了数量空前、内容翔实、流露出强烈道德情感的历史文学作品。此外，1914年发生的事情仍是那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们津津乐道的政治危机，由于它们过于错综复杂，以至于任何的假设和猜想都能够自圆其说。

研究“一战”起源的历史学家总会碰到一些问题。首当其冲且最显著的一个问题就是研究资料的过剩。每个交战国都有卷帙浩繁的官方外交文件，搜集的档案资料也数量庞大，而其中有些文件是否真实地还原了历史还有待商榷。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布的官方文件大都带有致歉并反思的意味。长达57卷的《德国外交部档案》（Die Grosse Politik）将15 889份文件归纳在300个主题下，但它本质上并不具备纯粹的学术客观性，人们只是希望能够通过曝光战前的档案来反驳《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加之的“战争罪名”。法国政府也不例外。外交部长让·路易·巴尔都（Jean Louis Barthou）于1934年5月指出，战后出版的文献“充满浓厚的政治色彩”。其目的在于“根据《凡尔赛条约》，在德国发起的这场战争中维持秩序”。1926年出版的8卷合集《奥匈帝国外交政策》（Österreich-Ungarns Aussenpolitik）的其中一位编者路德维希·比特纳（Ludwig Bittner）在维也纳指出，他们之所以出版该合集，是未雨绸缪，及时出版官方资料，防止某些国际机构（很有可能是指国际联盟）迫使奥地利政府在情况并不乐观时出版。抱着将法国要求赔付战前贷款这一事实合法化的希望，苏联早期的出版物在一定程度上旨在证明：是独裁的沙皇及其盟友挑起了战争。在英国，人们高调呼吁学术公正，《英国关于战争起源的文件》（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也应运而生。尽管如此，之后的文件记录仍有偏颇和疏忽，这也使得关于1914年战争爆发前夕英国的所作所为的描述并不中肯。总而言之，尽管有着不可否认的学术价值，但正如德国军事历史学家伯恩哈德·施韦特费格（Bernhard Schwertfeger）在其1929年的批判研究中所言，欧洲的文件记录俨然在为“历史文件领域的世界大战”提供军火。

对于那些致力于洞悉通往战争之路的人来说，尽管政客、指挥官以及其他关键决策者的回忆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但它们同样疑点重重。对于人们热切关注的问题，很多文件却保持出奇的缄默。在此举三个例子：德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于1919年出版了《对世界大战的反省》（Reflections on the World War），实质上对他自己及其同僚在1914年“七月危机”时的行动只字未提；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Sergei Sazonov）在其回忆录中对自己在关键事件中的表现轻描淡写、敷衍了事，丝毫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的10卷回忆录记录了他的执政时期，但它的宣传作用却超过了其启发性——普恩加莱关于危机时期的“回忆”与他当时匆匆记下的日记（这些日记并未出版）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之处。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那言辞温和的回忆录也只是隔靴搔痒地解释了一个敏感的问题：他在1914年8月之前对协约国的承诺以及这些承诺在他处理危机时所起的作用。

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名叫伯纳多特·埃弗利·施米特（Bernadotte Everly Schmitt）的历史学家曾于20世纪20年代末造访欧洲，并采访了一些经历过战事的政治家。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受访者对自己的作为从未感到怀疑（但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格雷，他“直率地承认”，在“七月危机”发生时，在通过柏林与维也纳协商的过程中，他犯了一个战术上的错误。但他提到的这个错误并不重要，同时这种口吻也折射出一种英国特有的自我贬低的官方话语方式，因此这并不是对其应负责任的认真反省）。其他人的回忆同样漏洞百出。施米特追踪访问了俄国前财政大臣彼得·巴克（Peter Bark），他现在是伦敦的一名银行家。1914年，巴克参与了一系列会谈，会议上做出了许多至关重要的决定。然而当施米特与他对话时，巴克却坚持说他“不记得那一时期发生的事情了”。幸运的是，这位前大臣当时的笔记给我们提供了更真实的信息。1937年秋，一位名叫卢西亚诺·马格里尼（Luciano Magrini）的研究者来到贝尔格莱德，对每一位与萨拉热窝阴谋有关系的幸存者进行了采访。他发现，有些人为一些他们并不知道的事情作证，有些人“保持沉默，或对他们所知的事情给出错误的解释”，还有一些人“夸大事实或是一味专注于自我辩解”。

此外，我们现有的了解仍旧匮乏。许多与关键人物的交流只是口头进行的，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它们都是通过间接的或者后来的证据来重现历史的。与萨拉热窝事件相关的塞尔维亚的组织异常警惕，并没有留下书面证据。涉嫌参与行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关键人物——塞尔维亚军事情报部门主管德拉古廷·迪米特里维奇（Dragutin Dimitrijević）定期焚毁他的文件。很多人对维也纳和柏林在最早关于如何应对萨拉热窝事件的讨论的确切内容一无所知。记录6月20~23日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俄法首脑会议的文献对理解危机的最后阶段具有潜在的巨大重要性，然而它们却无迹可寻［俄国的会议记录可能早已丢失，而委托编辑《法国外交文件》（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的团队也没能找到法方的版本］。苏联曾经的确出版过许多关键的外交文件，以此来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阴谋，但这些文件对时间段的划分并不规范，没有按照一定的顺序编纂；此外它们还普遍存在片面聚焦某些事件的问题，比如俄国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企图。有些文件（其数量不明）在内战时期混乱的运输过程中丢失，苏联也从未有系统编纂成卷的可与英国、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原版相匹敌的文档记录。时至今日，俄方出版的记录仍然处于未“竣工”的状态。

另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一战”危机内幕的繁杂精细。古巴导弹危机虽然已经足够复杂了，但它所涉及的仅有两大阵营而已（美国和苏联），无非再加上那些“代理者”和“追随者”。与此相反，要研究“一战”的起因，必须要弄清楚实力居于同等地位、相互独立的5大竞争对手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它们是德国、奥匈帝国、法国、俄国和英国，如果我们加上意大利的话，这一数字就变成了6个；此外，其他一系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且拥有独立主权的方面同样可以考虑在列，如奥斯曼帝国和巴尔干半岛的诸国——后者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内政治局面高度紧张且动荡不安。

参与战争的国家的政策制定过程往往并不透明，这是研究“一战”起源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想象，1914年的“七月危机”表现出“国际化”特征，它波及一大批民族国家，这些国家联系紧密，又是独立而离散的单一实体——就像台球桌上的台球。但是危机期间负责政策制定的权力机构却并不统一。在多个执行单位中，我们甚至不能确定究竟谁是真正的政策制定者；此外，那些所谓“政策”（或至少是那些影响政策走向的不同的主观意愿）并非必然出自国家的高层系统，它们或许出自外交组织的外围机构、军事指挥官、部门的官员，抑或来自职权范围常常包括政策制定的大使们。

由此看来，现存的资料中，关于承诺、威胁、计划和预言的内容相互交错，毫无头绪，如此具有迷惑性的卷帙浩繁的解读使得战争爆发的原因变得捉摸不定。实际上，任何观点都能够在现有的资料中找到证据支持。正是因为关于“一战”起源的解读囊括了太多的维度，因此任何一位历史学家（甚至一位能够驾驭多国语言的出色学者）历尽一生都无法阅尽它们——根据20年前的统计，当时就已经有2.5万份相关的书籍和文章了。其中一些将战争责任归罪于某个充当“害群之马”的国家（公认的是德国，但实际上其他国家都难辞其咎），另一些将原因聚焦于“体制”的缺陷。总之，问题的复杂性并没有终止人们的讨论。历史学家试图解开战争罪责或是独立机构和体制约束之间关系的问题，他们的辩论又延伸到对国际关系全局把握的宏观视野上，其中包括关系中的威慑、缓和与疏忽，或是诸如平衡多方、协商和顺应时局的普适机制。尽管这些辩论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但仍然没能找到突破口。

尽管人们对这些辩论已不陌生，但这一主题却历久弥新。实际上，与二三十年前相比，它对我们的现实意义更为重要。时代和世界的改变让我们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1914年。20世纪60~80年代，人们越发普遍认为1914年爆发的战事散发着神奇的魅力，并很容易将欧洲“最后的夏天”那场灾难想象成爱德华时期的一场古装剧。在现代人的头脑中，那个仍然以世袭皇权为统治的世界，那个追求奢华的年代中苍白的礼节和华而不实的服饰已经离去，那些故事的主人公似乎来自另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这些设想在潜意识中坚信，如果这些主人公的帽子上插着俗丽的鸵鸟毛，那么他们的思想和动机也一定是如此滑稽且荒唐的。

然而对于一位了解1914年“七月危机”爆发始末、身处21世纪的读者来说，他会对危机中展现出的原始的现代性感到震惊。事件以车队和自杀式袭击开场。在萨拉热窝事件背后，分明是一个崇尚献身、死亡和复仇的恐怖组织，但是这一恐怖组织并没有固定的活动区域，没有明确的地理或政治归属，它只是分散在政治边界的小股势力，人们无法对其做出界定，因为它只是间接与其他政权相联系，想要从组织外围觉察出其隐秘的存在是相当困难的。诚然，人们还是完全有理由认为1914年7月离我们没有那么遥远，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它呈现出更清晰的轮廓。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两极化的体系日益明显，各种力量前途未卜，帝国走向衰落，新兴大国正在崛起——与1914年7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视角的转换让我们重新反思战争是如何在1914年降临到欧洲的。接受这项挑战并不意味着对流于俗套的现代主义的默许（这种现代主义将历史的解读建立在满足现代需要的基础上），而是利用现代的优势去认可过去以及历史中的人物。

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战争的开端，即巴尔干地区的背景。塞尔维亚是关于“七月危机”的史籍中的盲点之一。很多人将萨拉热窝事件仅仅当作一个托词，与最终发起战争的真正列强相比，它实际上无足轻重。近期对于1914年战争爆发的一个精彩的解释提到：“（萨拉热窝）行刺事件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真正让这些国家走向战争的是人们对这次事件的利用。”“七月危机”中，从宏观的巴尔干地区的维度来看，对塞尔维亚的边缘化引燃了事件，成为萨拉热窝事件的导火线，并一发不可收拾，进入地缘政治阶段；随着事态的发展，塞尔维亚的重要性也逐渐被淡化。

其次，我们的道德罗盘同样发生了偏转。以战胜国姿态出现的塞尔维亚族居于主体的南斯拉夫，似乎隐晦地为1914年6月28日那位打响第一枪的人做出了合理辩解——这是南斯拉夫当局的观点。为了纪念“象征迈向南斯拉夫之自由的第一步”的刺杀事件，在事发地点，他们用铜质记号和徽章作为标记。在那个国家概念方兴未艾而颇受欢迎的时代，人们普遍对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抱有感性的怜悯，而对多元化联邦形态的哈布斯堡帝国却表现出刻板的冷淡。20世纪90年代的波黑战争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巴尔干民族主义的杀伤力。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1]和塞尔维亚人包围萨拉热窝引爆战争的事实，很难让人将塞尔维亚想象成受大型政治集团摆布的棋子或受害者，从而证实了这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自身就是一股历史的推动力。从欧盟的角度来看，对于业已消失的混合帝国——哈布斯堡帝国，我们现在表现出更多的同情，或至少不再那么蔑视它。

最后，如今以下这种观点或许越发得不到支持——我们应当对萨拉热窝事件更宽容，它只不过是并不具有真实因果重要性的小事故而已。2001年的“9·11”事件就很好地印证了单一的、象征性的事件（不管它陷入历史洪流的程度有多深），确实能以该种方式不可逆转地改变时局，它能以始料不及的紧迫感摒弃旧的观点，催生新的观点。将萨拉热窝以及巴尔干地区重置于事件的中心并不是要将塞尔维亚人及其政治家妖魔化，也不是让我们摆脱解读其他力量的责任，只是在各种力量之中，塞尔维亚的政治家、官员及激进主义分子的行为和决定奠定了萨拉热窝事件的结果。

因此，本书致力于以现代视角来解读1914年的“七月危机”——这或许是迄今为止最复杂的现代事件。重点不在于战争为何爆发，而是其以何种方式呈现。在逻辑上，二者是密切相关的，但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研究方向。“战争以何种方式呈现”这一问题需要我们按照一定顺序深入研究产生既定结果的列强之间的互动。与此相反，“战争为何爆发”这一问题则需要研究那些细微而绝对的原因：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军备竞赛、国家联盟、财政问题、对待国家荣誉的看法以及动员机制。尽管后者能够通过分析具备一定的明确性，但其中仍有曲解之处，因为人们会产生一种基于逐渐建立的因果思维的假象；各种因素相互推挤，重重地压在事实上；政客们成为某种力量的执行者——这种推动力早已成形并超出了人们的可控范围。

与此相反，本书的内容更关注各种机构。关键的决策者（国王、外交官、大使、军事指挥官以及众低等官员）以小心翼翼、精明算计的步履逐渐逼近危险。战争的爆发是一系列决策不断积累的产物，而这些决策正是政治家有意而为的。在掌握了最佳信息之后，他们通过自我思考和反省，明确了诸多可供选择的方案，继而形成最佳的判断决策。诚然，民族主义、军备竞赛、国家联盟以及财政问题的确是事件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只有被嵌入促使战争爆发的决策中，才具有实际的解释价值。

保加利亚一位研究巴尔干战争的历史学家最近发现：“只要我们提出‘为什么’的问题，便不自主地聚焦到罪责的问题上。”在战争打响之前，关于战争爆发的罪行和责任的问题就已然出现了。所有的资料和文件都充斥着对罪行的归咎和谴责（侵略性的意图在这里总是被理解为敌意的，而抵御性的意图才是合理的）；《凡尔赛条约》第231条奠定了“战争罪”问题持久而突出的显赫地位。相反，对战争“如何发生”的探讨却是另外一种解读方式：纵观事件始末，并非旨在完成一个针对某个国家或个人的档案记录，而是为了定义引爆战争的决策，理解其背后的理性及情感支撑。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开责任的问题，相反，它是在对“如何发生”的理解的基础上，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为什么”的问题。

因此，本书重在讨论战争是如何在欧洲大陆点燃的。通过多角度的叙述来追踪、还原这条战争之路，包括对维也纳、柏林、圣彼得堡、巴黎、伦敦和贝尔格莱德的关键决策中心的分析，此外还简单地囊括了罗马、君士坦丁堡和索非亚。本书共有三部分。第一部分重点关注两大死对头——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它们之间的争端是战争的导火线，因此我们需要追溯二者直至萨拉热窝事件前夕的互动和交往。第二部分仍以叙事的手法，回答以下4个问题：欧洲的两极分化是如何形成相互对立的联盟阵营的、欧洲国家的政府外交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处于欧洲权力和财富中心外围的巴尔干地区是如何成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危机爆发源头的，以及表面上做出绥靖姿态的国际体系最终如何倒向了战争。第三部分聚焦萨拉热窝事件和“七月危机”，探究主要决策中心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将危机不断向前推动的考量、误解以及决策。

因此，本书的中心论点在于，只有准确追踪和阐明关键决策者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自己观点的，1914年7月所发生的事情才有意义。要完成这项工作，我们不仅需要简单地回顾战争爆发前的国际“危机”，还需要了解它们的过程，以及它们是如何构成人们的观点、激励人们的行动的。那些将欧洲送上战争之路的人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反应？人们可以从许多资料中体会出当事人的恐惧和对灾难的预测，但这些情感又是如何在同样的人身上与傲慢、狂妄相互交织的？战前，为何那些看似具有异国情调的地方会如此举足轻重——正如“阿尔巴尼亚问题”和“保加利亚借贷问题”，它们与大国列强又有何干系？当决策者们谈及国际环境以及外部威胁时，他们是否洞见了真相，还是为了向其对手展现自己的忧惧和愿景，还是两者兼有？因此，本书的目的就是尽可能生动地还原战前以及战时关键当事人所经历的高度动态化的“决策环境”。

大部分最近出版的关于战争的有趣作品认为，实际上，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未必会发生的”——至少在它真正爆发之前。由此可知，冲突并非是长期恶化的局面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爆发，而是短时期发生的，对国际体系具有一定震撼力。不管我们对这种观点接受与否，至少它开始了对战争的偶然性因素的关注。当然，我在本书中探讨的问题似乎确实在1914年发生了，但仍存在一些不同的发展矢量，将事情引向不同的、未曾出现的结局。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我致力于展现因果关系的碎片是如何在合适的时机汇聚到一起并引发了战争的，但我并不会将结局绝对化。我试着提醒自己，书中出现的那些人、那些事以及那些推动力本身都可能改写历史与未来——或许它们不是那么糟糕。

[1]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是于1995年7月发生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斯雷布雷尼察的一场大屠杀。屠杀持续11天，大约8 000名当地穆斯林男性被塞尔维亚族军官枪杀。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在欧洲的最严重的一次屠杀行为。——译者注

第一章 塞尔维亚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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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格莱德谋杀

1903年6月11日，时间刚刚过了凌晨两点，28名塞尔维亚军官集结在贝尔格莱德皇宫的入口处。一阵交火后，在这栋建筑前站岗放哨的卫兵被逮捕并缴械。谋反者从值班的卫兵队长那里获得了钥匙，之后闯入了接待大厅，迅速登上楼梯、穿过走廊，直奔王寝。最终，他们发现了国王的卧室。卧室被两扇厚重的橡木门保卫着，谋反者用一箱炸药进行了爆破。爆破的冲击力使得大门从墙体脱落，撞向室内的前厅，藏在后面的王家副官无一幸免。爆炸同样让皇宫的供电系统瘫痪，因此整栋大楼陷入了一片漆黑。但入侵者们并没有因此停止行动。他们从附近的房间找到了一些蜡烛，闯进了国王的卧室，却发现亚历山大国王（King Alexander）和德拉加王后（Queen Draga）早已不见踪影。但王后阅读过的法国小说还在床旁边的桌子上倒扣着，格外引人注目。有人摸了一下床单，感受到床单上还有余温——他们两人似乎刚刚离开。在卧室进行了一番徒劳的搜索后，入侵者们手持蜡烛和左轮手枪，对皇宫里的房间进行了逐一排查。

一间，两间……军官们不断向储藏柜、挂毯、沙发和其他可能的藏身之处开火。而此时，亚历山大国王和德拉加王后正在楼上与卧室相连的狭小的侧楼里瑟瑟发抖，平时，王后的仆人常在这栋侧楼给她熨烫、缝制衣服。搜查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这期间，国王趁机悄悄地穿上了一条裤子和一件红色的丝绸衬衫——他可不想赤身裸体地被敌人发现。王后也穿上了一条白色丝绸质地的裙子以蔽体，还套上了一只黄色的长袜。

在贝尔格莱德，其他受害者也遭到搜查和杀害：王后的两个被人普遍怀疑觊觎、图谋继承塞尔维亚王位的兄弟被引诱出王后的住所，然后“被带到皇宫附近的一个警卫室，在经过一番羞辱后被残忍地刺死”。杀手同样闯进了总理迪米特里捷·辛卡尔–马尔科维奇（Dimitrije Cincar-Marković）和军政大臣米洛万·帕夫洛维奇（Milovan Pavlović）的住所，两人皆遇难。当时帕夫洛维奇藏身于一个木柜中，遭到25轮射击。内政大臣贝利米尔·西奥多洛维奇（Belimir Theodorović）也遭到了枪击，但侥幸活了下来。其他大臣均被逮捕。

让我们再把视线转回皇宫。王家第一副官拉扎尔·彼得罗维奇（Lazar Petrović）已缴械投降，在一阵交火后被抓，并由谋反者们引导着穿过昏暗的门厅，被迫对着每扇门呼叫，以找到国王的藏身之处。进行第二轮搜查时，谋反者们终于在帐帘后面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入口。当他们中的一位准备用斧子将墙砸穿时，彼得罗维奇感到已回天无力，便答应劝国王出来。在与外面一墙之隔的距离，国王询问来者姓名，他的副官答道：“是我，您的拉扎尔，请为您的军官们打开门吧！”国王说：“我还能相信我的军官们的誓言吗？”谋反者们佯装顺从。于是，这位戴眼镜的胖国王穿着不协调的红色丝绸衬衫出现了，他的臂弯里搂着王后。之后，这对夫妻被冰雹般的、毫无方向的子弹射杀了。彼得罗维奇抽出藏着的手枪，进行了最后的、绝望的反抗，以保护他的陛下（之后人们才得知这一细节），却也被乱枪打死。这种暴行越发肆无忌惮，甚至演变成一场狂欢。事后，国王的意大利理发师（他被命令对尸体进行处理，给它们穿上衣服，以便举行葬礼）证实，尸体被利剑刺穿，被刺刀撕裂，部分已经被剖开，遭到斧子的砍击，直到它们四分五裂、无法辨认。这位理发师因此也受到了心理上的极大刺激。他们将王后的尸体顺着卧室的窗台扔了下去，这具赤身裸体、血肉模糊的尸体直接落到了花园里。据说，当谋反者们也对亚历山大国王做出上述举动时，他的一只手在一瞬间死死地扒住了窗台。一位军官操起军刀向这只手砍去，几根手指被砍下来，国王的身体坠落到了地上。当谋反者聚集在花园里抽烟并对他们的“工作成果”进行检验时，天空开始飘雨。

佩塔尔·卡拉乔尔杰维奇一世

1903年6月11日发生的事件掀开了塞尔维亚政治史的崭新一页。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塞尔维亚的历史十分短暂，而统治权几乎占据这个年轻的国家大部分历史的奥布雷诺维奇王朝现在荡然无存了。短短几个小时的刺杀行动后，谋反者们敲响了奥布雷诺维奇王朝的丧钟，佩塔尔·卡拉乔尔杰维奇（Petar Karadjordjević）作为继任者，登上了塞尔维亚的王位（当时，此人正流亡瑞士）。

奥布雷诺维奇王朝究竟是如何引来如此残忍的杀身之祸的呢？塞尔维亚的君主政体从未形成稳定的局面。问题的根源部分在于与王朝分庭抗礼的家族的存在。在使塞尔维亚从奥斯曼帝国的魔爪中解放的斗争中，奥布雷诺维奇家族和卡拉乔尔杰维奇家族渐行渐远。那位皮肤黝黑的领袖——“黑乔治”（Black George）彼得罗维奇（Petrović）是卡拉乔尔杰维奇家族诞生的第一位风云人物。1804年，正是他率领部队起义，成功将奥斯曼人驱逐出塞尔维亚，使塞尔维亚在若干年内都没有遭到侵略；但到了1813年，当奥斯曼部队蓄势发动一次反攻并获胜时，这位英雄却被迫流亡奥地利。两年后，在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Miloš Obrenović）的带领下，塞尔维亚爆发了第二次起义。但米洛什是一位易妥协、顺从的政治家，他与奥斯曼政权达成共识，承认了塞尔维亚的公国性质。当彼得罗维奇重返塞尔维亚时，米洛什下令对其行刺，帮凶就是奥斯曼帝国。在了结了政敌之后，米洛什被授予塞尔维亚王子的头衔。奥布雷诺维奇家族的成员在塞尔维亚以公国身份归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时间内实施统治（1817~1878年）。

同时存在的两大对立阵营，地处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之间，小农经济为主体形成的争强好胜的政治氛围，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这个国家形成了火药味浓重的君主体制。让人感到震惊的是，19世纪塞尔维亚的摄政王没有几人因为自然死亡而结束统治。公国的元勋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王子是位残酷的独裁者，他执政期间频频出现反叛事件。1839年夏，米洛什出于对长子继承王位的考虑而退位；长子米兰（Milan）当时因患麻疹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继位13天后便离开人世，直到死他都没有意识到父王让自己继承王位的意图。小儿子米哈伊洛（Mihailo）的统治也因为1842年的一场谋反戛然而止，这就为另一位卡拉乔尔杰维奇家族的后人——“黑乔治”的儿子亚历山大的夺权留下了余地。然而在1858年，亚历山大也被迫退位，米哈伊洛在1860年重新问鼎王座。但在他第二次执政期间，他不再像第一次那样受欢迎了；8年后，他和一位女性表亲一同遇害，据说，卡拉乔尔杰维奇家族正是这起阴谋的支持者。

米哈伊洛的继任者——米兰·奥布雷诺维奇四世的漫长的执政期（1868~1889年）终于保持了政局的连续性。1882年，即柏林会议授予塞尔维亚以独立国家地位4年后，米兰宣称塞尔维亚王国成立，自己当仁不让地成为国王。但政局的极度动荡仍然困扰着这个新成立的国家。1883年，政府尝试解除塞尔维亚东北部民兵使用武器的权力，这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地方起义——蒂莫克叛乱。米兰对起义者采取了残忍的镇压手段；在贝尔格莱德，那些被怀疑与起义有牵连的高层政治人士都遭到了迫害。

19世纪80年代早期，塞尔维亚的政治环境发生了改变——现代的政党制度出现了（同步诞生的还有体现现代政治特征的报刊、政党会议、宣言、竞选策略和本地委员会等）。这些新生事物成为公共生活中的不可抗力，但国王对此却采取独裁的手段加以钳制。1883年的选举结果显示，塞尔维亚议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对现存体制持反对态度。国王拒绝从占主导地位的人民激进党中委任政府幕僚，而是选择成立一个官僚内阁。法令允许设立议会，却又在10分钟之后将其取消。关于1885年那场与保加利亚的血战，王室做出的执行决策既没有咨询部长的意见，也没有询问议会，米兰与纳塔莉王后（Queen Nathalie）的唇枪舌剑和离婚丑闻也进一步侵蚀着君主专制统治。当米兰在1889年退位时（当时他只希望能够迎娶他的私人秘书——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他的离开似乎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奥布雷诺维奇家族管理塞尔维亚事务的摄政时期（此时米兰的儿子亚历山大王子尚幼）持续了4年。1893年，年仅16岁的亚历山大以一场奇怪的“政变”结束了该家族的摄政阶段：内阁大臣都被邀请参加晚宴，当大家热情地举杯时，国王亲切地告知所有人，他们都被捕了；年轻的国王宣布了当政的意图，声称自己拥有“完整的王权”；关键的部级大楼和通信部门已被军队占领。当贝尔格莱德的居民第二天醒来时，他们发现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告示，通知众人亚历山大已经获得了实权。

实际上，上任国王米兰仍然在幕后处理政事。米兰批准了摄政时期，而代表儿子发动“政变”的也是他。在当代欧洲很难找到如此怪诞的家族伎俩——退位的父亲成为继位的儿子的首席幕僚。1897~1900年，这种“米兰—亚历山大”共政的局面一直持续着，米兰被委任为塞尔维亚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成为掌握军政大权的第一公民。

亚历山大的统治成为奥布雷诺维奇王朝的末路。在他父亲的协助下，亚历山大很快将在登基典礼上人们赋予他的希冀挥霍一空。他将塞尔维亚宪法中相对自由开放的条款统统删去，取而代之的是新专制主义的内容：民主选举被取消，媒介自由被废止，并停办了报纸。当人民激进党首领们提出抗议时，却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亚历山大以手握生死大权的独裁者的姿态，恣意对宪法进行废除、篡改和中止。他从不尊重司法公正，甚至密谋对高层幕僚的暗杀活动。亚历山大和他的父亲米兰两人一同鲁莽地操纵着这个国家，更别提亚历山大的母亲纳塔莉了（尽管与米兰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但她仍然是幕后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这些都对奥布雷诺维奇王朝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亚历山大决定迎娶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工程师的遗孀，这样的结合当然并没有改善局面。1897年，他第一次遇到了德拉加·马欣（Draga Mašin），当时她是国王母亲的一位女仆。德拉加比国王年长10岁，在贝尔格莱德声名狼藉——人们都知道她已经没有生育能力，而且据说她的私生活十分不检点。在王家委员会召开的一次言辞激烈的会议上，部长们纷纷劝阻国王不要与德拉加结婚；内政大臣乔尔杰·根契奇（Djordje Genčić）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论点：“陛下，您不能和她结婚。她可能会成为任何一个人的情妇——当然也包括我。”这种耿直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根契奇之后也成为谋反行刺的军官之一。其他的高级军官也有类似的看法。在一次群情激昂的内阁会议上，代理总理甚至提议在皇宫中逮捕国王，或是将其五花大绑，强行驱逐出国境。幕僚上下反对德拉加的呼声过于强烈，以至于国王发现一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再提拔合适的高级官职候选人。亚历山大和德拉加订婚的消息本身就足以导致全体内阁成员辞职，国王不得不勉强集合了一帮乌合之众，组成婚礼上的“内阁”。

亚历山大国王和德拉加王后
（约1900年摄）

对这段婚姻的争议同样使国王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米兰因德拉加即将成为自己的儿媳妇而勃然大怒，辞去了军队最高指挥官的职位。在一封于1900年6月写给他儿子的信中，他称亚历山大“正将塞尔维亚推向深渊”，并在结尾处警示他：“在你做了这般蠢事之后，如果有哪个政府把你驱逐出境，那我将是第一个拍手称快的人。”但亚历山大非但对这些意见充耳不闻（他和德拉加于1900年6月23日在贝尔格莱德完婚），还利用他父亲辞职之机，加强自己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之后，米兰的同党和德拉加的敌人被逐渐从军事高层和行政部门中清除，国王的父亲处于被持续监视的状态，接着他被勒令离开塞尔维亚，之后又被下令永远不得返回境内。米兰定居奥地利，并于1901年去世——这对于那对夫妻来说莫不是一种解脱。

1900年年底，这段君主专制统治也曾拥有一段短暂的受欢迎时期——王室宣称王后怀孕了，这引发了公众的同情。但1901年4月，有人称王室宣称德拉加有身孕只是安抚舆论的诡计，这又使得民愤四起（首都大街小巷都在流传，王室以“假婴儿”的把戏来稳固塞尔维亚王位的继承权，但最终还是暴露了）。但亚历山大对这些糟糕的征兆并不在意，仍大肆宣传，鼓吹对王后的盲目崇拜——斥巨资举办公共活动来庆祝她的生日，将军团、学校，甚至村庄都以她的名字命名。同时，他对宪法的践踏更加猖獗。1903年3月，国王借机在深夜中止宪法，对新式媒体和组织进行压迫的法律条文也在匆忙的草拟中，45分钟之后，宪法内容被更换。

直至1903年春，塞尔维亚举国上下大多数人都团结起来，共同抗议亚历山大国王和德拉加王后的统治。在1901年7月的选举中，人民激进党获得了数量占绝对优势的议会席位，他们对国王的独裁控制愤恨不已。在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和银行业家族中（特别是那些业务涉及牲畜和食物出口的家族），很多人都看清了奥布雷诺维奇王朝亲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他们将塞尔维亚的经济禁锢在奥匈帝国的垄断之下，剥夺和封锁了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者进入世界市场的权利和途径。1903年4月6日，贝尔格莱德爆发了一场游行示威，抗议者谴责国王恣意篡改宪法，但这次示威活动被警察和宪兵残酷地镇压了，18人殒命，50人受伤。尽管被捕者几天之后就被释放了，但还是有百余人（其中不乏军官）被逮捕并监禁。

在不断加剧的对立中，塞尔维亚军队也成了反对者的中坚力量。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军队是塞尔维亚社会中最活跃的组织机构。在这样一种仍旧以极不景气的乡村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中，想升职可谓步履维艰，但成为一名军官正是能够获得地位和影响力的不二之选。这种优越性在米兰国王那里得到了强化——他慷慨地拨款给军队，扩大军官队伍，其代价就是削减了本来就短缺的国家高等教育资金。但自从1900年，米兰突然被驱逐之后，军官这一美差就迎来了它的末日：亚历山大国王削减了军事预算，军官的薪水逐月减少，甚至还出现了拖欠。此外，还通过了一项任人唯亲的政策：国王及其妻子的朋友和亲戚能够被晋升到关键职位。人们普遍相信一个事实（尽管官方出面否认），那就是国王没有一位血缘上的继承人，他计划将塞尔维亚王位传给德拉加王后的兄弟尼科迪耶·伦耶维卡（Nikodije Lunjevica），这激化了人们的愤怒情绪。

1901年夏，塞尔维亚军队中一位相当有天赋的年轻中尉酝酿了一场军事谋反行动（该中尉在1914年发生的事件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名字叫德拉古廷·迪米特里维奇，因为他拥有强健的体格，令他的崇拜者联想到肩膀宽阔的古埃及公牛神“阿匹斯”，他也因此获得了这样一个绰号。在塞尔维亚军事学院毕业后不久，他就在参谋部谋得了一个职位。由此可见，他的上级相当器重这个年轻人。迪米特里维奇天生就是政治阴谋领域的佼佼者。他的行动极其诡秘，他能够绝对地投入军事和政治工作；他的手段非常毒辣，在危机时刻表现得出奇的冷静。迪米特里维奇不是能够统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领袖，然而他却具备十足的能力，能在小群体和私人交际圈中令对方信服，向他的信徒传达一种使命感，并消除质疑、煽动极端行动。他的一位合作者对其如下描述：“他是一种神秘力量，我在他的命令面前完全顺从，尽管我的理智告诉我这样做并不合理。”另外一位谋反者同谋甚至对“阿匹斯”能够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感到困惑：他并不聪颖过人，又不具有雄辩能力和口才，他的想法似乎也不能自圆其说；“然而，他的确是我们之中唯一一位仅仅依靠他的出现就能将我的思路带到他的方向上的人；他只用最普通的方式道出寥寥数语，我就会完全臣服，成为他的意志的忠诚执行者”。迪米特里维奇从小生长在男权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中，这是他上述高人一等的能力的根源。在他成年后，妇女只是被边缘化的存在，他对她们从来没有性欲。他的居所杂乱无章，他所有策划阴谋的地点都是烟雾缭绕、全体成员皆为男性的世界——贝尔格莱德的咖啡厅。曾经这是些非常私密的场所，但现在，人们在这里的对话并不需要确切被对方听见，人出现即可。在他最广为人知的一张照片上，这位谋反者魁梧、强壮，留着髭须；他身旁还有两个同谋，摆出一副明显心怀不轨的表情。

迪米特里维奇原本计划在1901年9月11日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一次舞会上谋杀这对王室夫妻（当天是王后的生日）。这项计划似乎出自伊安·弗莱明（Ian Fleming）[2]的小说——两位军官被委派袭击多瑙河发电站（该发电站为贝尔格莱德提供电力），而还有一位的任务是摧毁为舞会场地提供电力的稍微小一点儿的公电站。一旦陷入黑暗，4名出席舞会的刺客就趁乱点燃窗帘，敲响警报，然后逼迫国王和他的妻子服毒自尽，了结两人的性命（这一方案巧妙地避免了混乱之中寻找武器的可能）。他们在一只猫身上成功检验了毒药的毒性，但这缜密的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发电站由重兵把守，无法进入，并且王后最终并未出席舞会。

他的其他计划也都失败了，但他并不气馁。这些谋反者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兢兢业业”，试图扩展政变的范围。他们“招募”了百余名军官，其中不乏年轻人。1901年年底，有些公民政治领袖也加入进来，当中的一位便是前内政大臣乔尔杰·根契奇——在反对国王的婚姻一事上直言不讳的那位。1902年秋，谋反组织正式有了自己的秘密誓约。其构思者便是迪米特里维奇，他将组织的目标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我们预感国之将陷……罪魁祸首便是国王和他的情人德拉加·马欣；我们立誓要将他们除掉，以践行我们的宗旨。”

1903年春，谋反组织的成员扩大到120~150人，计划在皇宫内刺杀这对王室夫妻的方案已经完备。如要执行计划，则需要周密的准备；然而，国王和他的妻子深知自己不得人心而草木皆兵，因此对于安保措施近乎偏执，增强了他们的安全防卫。如果没有一帮侍从跟随，国王从不单独出现在城里；德拉加王后因为过于担心发生意外，曾将自己禁足在皇宫长达6周。皇宫内和周边区域的安保力量增加了一倍。一时间，关于一场即将到来的谋反暴动的谣言风行，1903年4月27日的《泰晤士报》还援引了贝尔格莱德的“匿名信息来源”，称“针对王室的一个军事谋反组织发展得如此壮大，以至于国王和政府都不敢采取措施与之对抗”。

对线人的征募（包括皇宫护卫队的军官和国王的随从副官）确保了刺客们能够顺利在哨兵把守的地方杀出一条路，进入皇宫内部。谋反的日子在行动的前三天才确定——当得知所有的关键谋反者能够各就各位时。这项计划应该是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的，之后立刻被广而告之，以防止警方或是国王政权的残余势力的介入和破坏。谋反者在大功告成的一瞬间急于宣扬自己的行为，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国王和王后的尸体被从卧室窗户扔出。“阿匹斯”本人也在突围进入皇宫的刺杀小分队中，但他没能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在皇宫主入口处与卫兵的交火中，他中弹了，身负重伤，失去了知觉，倒在地上，差一点儿就因为失血过多而一命呜呼。

贝尔格莱德行刺
（法国Petit Journal画报，1903年6月28日）

“不负责任的因素”

“城市悄无声息，人们也普遍无动于衷。”1903年6月11日晚，英国驻塞尔维亚大使乔治·博纳姆爵士（Sir George Bonham）向伦敦发出了言简意赅的消息。消息称，塞尔维亚的“革命”使得首都居民“欢欣鼓舞”，凶手们将第二天（1903年6月12日）“改为节假日，街道上到处装饰着国旗”。人们“完全没有流露出该有的后悔之情”。根据博纳姆在维也纳的同事弗兰西斯·普伦基特爵士（Sir Francis Plunkett）所称，塞尔维亚悲剧中“最让人震撼的特点”是“在这样一场惨绝人寰的谋杀案面前，人们表现得出奇的平静”。

对此感到反感的观察者洞悉到了这种稳定情绪背后的原因：对于一个长期浸淫于暴力和弑君传统的国家来说，这种冷酷似乎并不奇怪。实际上，贝尔格莱德的公民有十足的理由为谋反者喝彩——谋反者立即将统治权转移到一个超越党派的临时政府。议会也被迅速重建。佩塔尔·卡拉乔尔杰维奇结束了在瑞士的流亡，重返塞尔维亚，并被议会推选为国王。带有强烈民主色彩的“1888年宪法”（现更名为“1903年宪法”）在被稍微调整之后恢复权威。两大敌对的塞尔维亚王朝之间历时已久的纷纷扰扰瞬间成为过去。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法国和瑞士度过的卡拉乔尔杰维奇是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追随者，他年轻时甚至将穆勒的《论自由》（On Liberty）翻译成塞尔维亚文，这激励了那些具有自由意识的人。

更让人感到宽慰的是，佩塔尔在他的流亡生活结束后不久向公众声明：他准备成为一位“真正以宪法为准则的塞尔维亚国王”。塞尔维亚自此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议会制国家，徒有君主之名，国王并不具有实际的统治权。在对冷酷无情的总理辛卡尔–马尔科维奇（他是亚历山大的追随者）实施谋杀的行动中释放了强烈的信号：从今往后，政治权力将掌握在大众以及各党派手中，而不是集中于国王手中。政党可以光明正大地开展工作，不必担心受到打压。媒介也最终摆脱了奥布雷诺维奇王朝严酷的审查制度。这些转变昭示着国家的政治生活更重视大众的需求，更契合舆论。塞尔维亚的政治形态正以全新的面貌进入一个新纪元。

但是如果说1903年的政变革除了积弊，它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在1914年显得尤为突出。总而言之，谋反组织并没有在成功除掉这对王室夫妇之后解体，而是继续强势存在于塞尔维亚的政治和公众生活中。行刺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便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中就有4名谋反者（4人中有军政大臣、公共事务大臣以及经济大臣）和6名政客。仍然处于康复阶段的“阿匹斯”受到了来自议会的正式表彰，成为民族英雄。事实上，这个建立在血腥谋反和夺权基础上的政权，以及对于仍然阴魂不散的暗杀组织的恐惧，使得公开批判步履维艰。政变发生10天后，新政府的一名部长向一名报纸记者坦言，他认为刺杀行动“很可悲”，但“在这种情况下却无法公开地表达意见，因为军队中可能没有人会认同，而王权和政府都是以军队为支撑的”。

纵观整个宫廷，刺杀组织的影响力格外巨大。英国使者威尔弗雷德·塞西杰（Wilfred Thesiger）在1905年11月从贝尔格莱德发出的消息中称，“截至目前，谋反的军官已经成为国王举足轻重、独一无二的支持力量”，如果没有他们，国王“将会陷入孤立，届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的忠心甚至友情是国王可以信赖的”。因此，当佩塔尔国王在1905年冬为他的儿子乔尔杰王子寻找一位陪同他一起游览欧洲的人时，“阿匹斯”成了不二人选。这时“阿匹斯”刚刚从一段漫长的康复期中走出，但他的体内仍然存留着三颗子弹——行刺当晚击中他的那三颗。这位弑君行动的首席策划师也因此被赋予新的任务——照料下一任卡拉乔尔杰维奇的国王，直至他受教育阶段的结束。然而乔尔杰最终还是没能成为国王：1909年，因为将贴身男仆活活打死，他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前程。

奥匈帝国驻塞尔维亚公使认为，尽管国王是由议会选举产生的，但本质上仍然是将其送上王位的那些人的“囚徒”——这种言论实际上并不夸张。1905年11月底，奥匈帝国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总结道：“国王就是傀儡。”谋反者只是利用国王作为政治杠杆，谋求和确保他们自身的军事和政治地位。新委任的副官全部来自谋反者团队，管理军火的军官以及军务处邮政部门的官员同样如此。这些曾经的谋反者同样有能力影响军事方面的人事变动，包括控制高层指挥的职务。利用他们在君主那里的便利，他们还影响着关乎国家大事的政治问题。

谋反者的阴谋并非到此为止。新任政府承受着从与他国伙伴关系中撤出的外部压力——特别是与英国之间关系的紧张（英国已经撤回了军事全权大使，公使馆被交到了临时代办塞西杰手中）。直到1905年秋，欧洲大国的代表们仍然对贝尔格莱德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事件表示谴责，尤其受到谴责的是其司法系统。在军队内部，以米兰·诺瓦科维奇（Milan Novaković）上尉为首的“反叛国”军事组织在要塞城市逐渐壮大队伍，米兰还草拟宣言，呼吁取消68名“杰出”叛军的领导权。诺瓦科维奇迅速遭到逮捕，在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自我辩护之后，他和他的同伴被军事法庭判定有罪，并被判处监禁。两年后他离开监狱，却“重操旧业”，继续他公开反对这些谋反者的事业，因此又重返牢房。1907年9月，传言称他和一位男性亲属试图逃跑，于是在一种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被杀害，这一传闻激起了议会和自由媒介的愤慨。因此，军队和民间权威之间的糟糕关系在1903年暗杀行动之后一直没有得到缓和——这一系列因果关系也解释了塞尔维亚在1914年的举动。

在不断发起挑战的诸多民间组织中，挑大梁的当属人民激进党领袖尼古拉·帕希奇（Nikola Pašić）。帕希奇在瑞士获得了工程学硕士学位，是暗杀事件后国王的得力助手和幕僚。1904~1918年，他位居十任内阁之首长达9年。作为处于塞尔维亚权力顶峰的人，在最终引发“一战的”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包括发生前后），帕希奇都是其幕后主要的决策者之一。

毫无疑问，帕希奇是现代欧洲历史上一位显赫的政治家，这不仅表现在他从政的时间长（他在塞尔维亚政坛上活跃了40年）还因为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他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获得胜利。尽管他名义上是工程师，但他兢兢业业为之奉献的还是政治——这也是为什么他直到45岁依旧单身的原因之一。从一开始，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塞尔维亚的独立事业。1875年爆发了一场反对奥斯曼帝国在波斯尼亚统治的民族起义，作为《民族自由报》（Narodno Oslobodjenje）的记者，年轻的帕希奇前往前线，冒着危险报道战况。19世纪80年代初，他便对人民激进党的现代性问题予以关注——这也使得该政党成为塞尔维亚政坛上最具影响力的力量，直到“一战”爆发。

人民激进党由选举产生，它融合了自由宪政的理念，呼吁塞尔维亚扩张以及巴尔干半岛塞尔维亚族区的领土统一。政党最坚实的基础（同样也是保持其选举成功的关键）是这个国家大多数人口主导的小农经济。作为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人民激进党主张平民主义的多元化，并与俄国境内的泛斯拉夫主义有密切联系。他们对专业化的军队建构表示怀疑，不仅因为他们对维持军队所产生的财政负担感到不满，还因为他们认为民兵组织是最佳且最纯粹的军队组织。1883年蒂莫克叛乱爆发时，人民激进党与拿起武器的农民并肩战斗，反抗当局。政府先对叛乱进行了镇压，之后又将矛头对准了人民激进党的领袖们。帕希奇是嫌犯之一，为了逃避抓捕，他及时出逃，但在本人未在场的情况下被宣判死刑。在流亡岁月里，他与俄国一直保持联系，他本人也成为泛斯拉夫圈中炙手可热的红人，因此，他的政策总是与俄国的政策亦步亦趋。1889年，米兰退位后，对帕希奇的宣判被取消，而他也在流亡期间成长为一名激进运动的英雄。回到贝尔格莱德后，他在一片赞许声中被选举为部长主席，之后又成为首都的市长。但是他第一次的总理任期（1891年2月至1892年8月）的结束，是由于对米兰和摄政者持续操控宪法感到不满而辞职。

1893年，因反抗摄政者，帕希奇以特命全权公使的身份被亚历山大派往圣彼得堡。这一举动目的在于消除帕希奇的政治野心，同时让其离开贝尔格莱德。帕希奇致力于建立深入的俄国—塞尔维亚关系，并且对于一点毫不怀疑，即塞尔维亚未来的民族解放事业最终还将仰仗俄国盟友的支持。但米兰重返贝尔格莱德政坛阻碍了这项工作的开展。人民激进党受到侵扰，并被从行政部门中清除，帕希奇本人也被召回。在米兰—亚历山大联合执政期间，帕希奇遭到了严密监视，与权力失之交臂。1898年，当局借口他在公开场合侮辱米兰，对其实施了9个月的监禁。1899年，当举国为谋杀米兰的笨拙阴谋感到震惊时，他还在服刑期间。人民激进党再度被怀疑是谋反者的同谋，尽管他们与波斯尼亚青年之间的关系之前并不明朗，现在也尚未明朗。亚历山大国王要求将帕希奇判决为刺杀计划的同党，但由于奥匈帝国政府紧急出面，这位人民激进党领袖的性命最终才得以保全（如果从后来事情发展的角度来看，这足够讽刺）。亚历山大的统治一向以阴谋论著称，帕希奇也被告知他与其他几位人民激进党同僚将被国王处决，除非他承认自己对刺杀事件负有道德上的责任。由于不知道奥匈帝国的干预足以挽救他的性命，他屈从并承认了。文件得以公开，他也免于牢狱之灾，但公众普遍怀疑他为了苟活于世而出卖了自己的政党。虽然帕希奇还活着，但至少在同一时刻，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在亚历山大政权的风烛残年，他完全在政治舞台和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王权的更迭成为帕希奇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他东山再起，进入政治鼎盛时期。他和他的政党成为塞尔维亚政坛的中流砥柱。这位对权力向往已久的人终于如愿以偿，他是如此适合成为一名掌权者，因此他迅速适应并扮演起国父的角色。贝尔格莱德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对他并没有好感，但他在农民群众中却享有盛誉。他浓重的乡下口音被许多人讥笑。他的谈吐并不流畅，多带有旁白性质的嘀咕和感叹词，这也成为人们在他身上挖掘到的趣闻。当被告知著名的讽刺作家布拉尼斯拉夫·努希奇（Branislav Nušić）1908年在镇上发动了一场示威游行以抗议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吞并，并骑马闯入外交部时，据说帕希奇当时做出了如下回应：“呃……你们瞧……我知道他写的书很棒，但是，嗯……他的骑术也这么棒，这是我没想到的……”帕希奇并不是个出色的演说家，但极其善于与人沟通，特别善于与占塞尔维亚大多数选民人数的农民进行沟通。在他们的眼中，帕希奇的言论低调内敛、朴实无华，却让人回味无穷；更别提他那浓密而充满阳刚之气的胡子，好像它们是近乎出神入化的谨慎、前瞻性和智慧的象征。他的朋友和支持者称呼他为“Baja”，这个词意为一个人拥有非凡的气质，他不仅受人尊敬，而且被人所爱慕。

曾被判处死刑、多年流亡国外，以及长期处于被监视情况下而形成的偏执症状——所有经历都在这位政客的举手投足和气质形象上留下了烙印。帕希奇谨小慎微、行为诡密、秘而不宣。多年后，他曾经的秘书回忆道，在传达想法和做出决策时，他并不想将这些信息付诸纸笔，甚至不想口头表达出来。他习惯定期焚烧文件，不管是公文还是私密文件。在暗含潜在冲突的情境中，帕希奇习惯于被动处理，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摊牌。他务实到了一定程度，在他的对手眼中，他全然缺乏原则性。所有这些特征又与其他个性相互交织：他对舆论极其敏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工作，让塞尔维亚这一民族达到自己理想的状态，并以此为自己的事业。在谋反行动开展之前，帕希奇就已被告知；虽然他保守了秘密，但拒绝加入该行动。当皇宫血案的具体执行计划送到他面前时，他最特别的反应是携家带口乘火车来到亚得里亚海岸，等待最后的结局。

帕希奇的成功仰仗确保他自身以及政府的独立性，而同时又能与军队及其内部的谋反者联盟建立稳定而持久的关系——对此他心知肚明。这并非单纯关乎那100名临时参与阴谋行动的人的问题；在谋反者看来，这些年轻的军官（他们的人数在持续增长）身上承载着的是塞尔维亚的民族意志。然而事实上，帕希奇最为强劲的政敌，独立激进党（他们于1901年从帕希奇领导的政党分裂出去，独立成为一个派系）试图与谋反者联手，前提条件是后者要对帕希奇政府进行破坏行动。这使得问题变得复杂而棘手。

在这种微妙的情境中，帕希奇处理起事情来却精明而游刃有余。他与谋反者们单独会面，向他们提出意见，目的是为了阻止反政府联盟的形成。尽管受到了来自人民激进党同僚的反对，他还是为成立军队提供了慷慨的一揽子资助，用以弥补米兰退位后军队丧失的福利和好处；他公开承认1903年政变（这对于谋反者来说具有极大的象征性意义和重要性），并反对将谋反者绳之以法的企图。然而，他同时也在持续向他们施加压力，削减他们在公众视野中的出现频率。当谋反者们计划在政变事件一周年纪念日举行庆祝舞会时，由于帕希奇（以及外交大臣）出面干预，这一庆祝日期被推迟到1904年6月15日，即新国王选举登基纪念日。1905年，谋反者们的政治势力已经得到加强，媒体和议会对此表示关注。帕希奇警示议会，在宪法权威框架以外进行操控的那些“并不可靠的人”已经对民主秩序造成威胁。这很好地契合了激进民众和普通士兵的想法，他们憎恶军官团充满政治野心的、“罗马禁卫军”式的特点。1906年，帕希奇巧妙地借助与大英帝国重修旧好的契机，以退休的名义解除了几位谋反者的军官职务。

这些精明的举动产生了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谋反者中最为杰出的人被革除了职务，因此在短期内，他们对国家政权的影响得到了抑制。另一方面，帕希奇并没能成功抑制谋反者组织在军队内部的发展势头，也阻止不了民众对其的认同感；谋反行动赢得了这些民众的认可，他们甚至持有比最初的同谋者更极端的观点。最重要的一点是，让大多数谋反者高官从公众视线中淡出的举措让勤勉的“阿匹斯”趁机成为群龙之首。“阿匹斯”一直是政变周年庆典上的重量级人物。在这样的庆典上，谋反者军官们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国家剧院附近一个小公园里的餐馆里欢聚一堂，举杯相庆。在下面这件事情上，“阿匹斯”比任何一位谋反者都要用心：招募一批极端民族主义者，全力支持以实现凝聚所有塞尔维亚人，使之形成统一体为目标的事业。

意念蓝图

对“凝聚所有塞尔维亚人”这一观念的强化，是塞尔维亚人的精神构想，它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巴尔干地区的政治地图并无干系。对此，最有影响力的政治表达见于1844年内政大臣伊利亚·加拉沙宁（Ilija Garašanin）为亚历山大国王起草的一项秘密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即为1906年出版的“草案”，其中记载了加拉沙宁对“塞尔维亚国家及外交政策规划”的设想。该文件对几代塞尔维亚政治家产生的影响毋庸赘述——它最终成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大宪章”。加拉沙宁开篇明义，认为塞尔维亚“虽然是小国，但必须走出当下的局面”。他指出，塞尔维亚政策的首要戒律必须是“国家统一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在塞尔维亚国家地域范围内所有塞尔维亚人的统一：“只要有塞尔维亚人居住的地方便是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国家地位的扩张主义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原型，那便是中世纪斯特凡·杜尚（Stefan Dušan）统治时期的塞尔维亚：它广袤的疆域囊括了现在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此外还包括现在阿尔巴尼亚的所有领土、马其顿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以及希腊中部和北部地区；有意思的是，它并不包括波斯尼亚。

在科索沃地区与土耳其人一战败北后，塞尔维亚于1389年6月28日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并分崩离析。但加拉沙宁认为，这次败北并没有削弱塞尔维亚作为国家的正统性，它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断点。因此，团结所有塞尔维亚人、实现大塞尔维亚的统一并不是什么创新之举，而是对既定现实的“修整”，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意识和历史权力。“他们不能指责我们是在毫无头绪地另辟蹊径，也不能诬陷我们是在谋划一场革命或是动乱。每个人都需要了解并认同，我们这样做有政治需求和合理性，这种观念在前辈的时代已经被树立，它深深扎根于塞尔维亚人的政治和国家生活中并被传承下来。”由此可见，加拉沙宁的观点将一段历史时期戏剧性地拉近，这种情况也经常出现在关于融合性民族主义的讨论中。此外，它建立在这样一种想象之上，即统治者杜尚在中世纪制定的格局迥异、种族多元的综合性政策，能够与文化和语言上都同质化的民族国家的现代观念融会贯通。塞尔维亚的爱国者们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发现不一致的地方，他们认为，事实上这些国家的所有居民在本质上都是塞尔维亚人。武克·卡拉季奇（Vuk KaradŽić）［现代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学语言的缔造者、著名的民族主义文章《塞族人无处不在》（1836年）的作者］就谈及了一个拥有500万使用“塞尔维亚语”的塞尔维亚人的国家，它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开始，延伸至泰梅什堡的巴纳特（当时位于匈牙利东部地区，今在罗马尼亚西部）、巴奇卡地区（该地区范围从塞尔维亚北部到匈牙利南部）、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以及从的里雅斯特到北阿尔巴尼亚的亚得里亚海岸。然而，这些地区当然有许多人“很难承认自己是塞尔维亚人（尤其是克罗地亚人），但似乎很有可能他们会逐渐习惯这一身份”——卡拉季奇做出了如此让步。

对统一的规划和渴望使得塞尔维亚的国家组织不得不与两大强势的陆上帝国做长期抗衡——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它们的存在成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实现的拦路虎。1844年，奥斯曼帝国仍然控制着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塞尔维亚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以逐步脱离奥斯曼帝国的束缚，之后再将独立的部分整合，利用固有的塞尔维亚帝国的良好根基和积淀，建立起一个新的大塞尔维亚国家”，奥匈帝国同样注定成为其敌人。在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和伊斯特里亚—达尔马提亚的塞尔维亚人（更不用提那些并不承认塞尔维亚血统的克罗地亚人）恐怕都期待着从哈布斯堡皇朝统治下获得解放，并以贝尔格莱德为中心团结在一起，实现统一。

直到1918年，这些目标都业已实现，加拉沙宁的备忘录仍旧是塞尔维亚统治者制定关键政策的蓝图。这些目标已经通过民族主义的宣传手段，逐渐渗透到了广大普通民众中。发起宣传的人有的来自贝尔格莱德，有的来自媒介内部的爱国组织。由此看来，大塞尔维亚的设想已经不仅限于政府的政策中，也成为宣传的内容。这种思想融入了塞尔维亚人的文化和民族认同之中。杜尚关于宏大帝国的回忆尤其能够从人们耳熟能详的史诗歌曲中得到体现，这也是这个民族鲜活而独特的传统。这些歌谣由单弦民族乐器古斯勒琴演奏出的忧郁曲调为伴奏，歌者和听者能够同时陷入对塞尔维亚历史的回忆和沉思。在塞尔维亚境内的村庄和市场，这些歌谣能够将诗歌、历史和民族认同非凡地融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民族气质。一位对此早有洞悉的观察者是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他在1829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塞尔维亚史的书中提到：“这个国家的历史由诗歌来体现，这也转化成它独特的民族资本，并深深镌刻在它子民的回忆中。”

镌刻在人们回忆中最深刻的当属塞尔维亚人民奋勇抗击外来统治者的传统和记忆。人们铭记在心的是1389年6月28日科索沃战场上塞尔维亚人被土耳其人打败的屈辱。经过几个世纪的润色，这场中世纪发生的原本并不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逐渐演变成塞尔维亚反抗异端外敌的象征性事件。围绕这一事件，出现了一些鲜活的人物。他们有在民族危难之际力挽狂澜、实现塞尔维亚大一统的风采无限的大英雄，也有摒弃了共同事业或是向敌人出卖国家的背信弃义的叛徒。诸多的虚构人物包括英雄刺客米洛什·奥比里克（Miloš Obilić），歌谣中记载了他在战斗打响的那天潜入奥斯曼帝国的指挥部，割开了苏丹的喉咙，之后他被逮捕，奥斯曼帝国卫兵砍掉了他的头颅。行刺、殉道、牺牲以及以死者的名义进行复仇，这些成为这个民族的核心主题。

理想中的塞尔维亚承载着神话般的过去，在它的歌谣文化中这个国家富有无穷生机。1875年，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起义打响了。英国考古学家阿瑟·埃文斯爵士（Sir Arthur Evans）观看了这段时期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的史诗歌表演。他感到极其震撼，感慨这些歌曲“让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在光荣的传奇中忘却了他们国王的狭隘传统”、让他们认为与所有塞尔维亚“同胞”拥有共同经历的力量，这种力量“颠覆了地理学家和外交家们的一切虚伪言辞”。诚然，这种口传史诗文化在进入19世纪后逐渐衰落——它们逐渐被印刷品所取代，但英国外交官查尔斯·艾略特爵士（Sir Charles Eliot）于1897年来到塞尔维亚，听取了德里纳河山谷的市场上游吟歌手演唱的史诗后，不禁感慨：“歌手们以单调的吟唱，在单弦吉他的伴奏下道出这些溢美之词，但它们是如此真实的表达，因此整体效果非常有感染力。”在很多情况下，武克·卡拉季奇编纂和出版的有关塞尔维亚史的诗集都具有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力，在文学出版物种类越发繁多的时期，也能够保持很好的销量。此外，史诗集的数量也在增加。1847年，黑山王子主教佩塔尔二世，彼得罗维奇–涅戈什（Petrović-Njegos）出版的经典之作《高山花环》（The Mountain Wreath），向推翻暴政的谋反者以及民族烈士米洛什·奥比里克表达了崇敬之情；此外，该书还呼吁将反抗外部势力统治的斗争进行到底。《高山花环》成为塞尔维亚民族经典诗歌，并流传至今。

面对收复“失去的”塞尔维亚国土的承诺，以及面对两大强势的陆上帝国、在夹缝中求存的窘境中，塞尔维亚的国家外交政策呈现出一系列特点。首先是地理边界的不确定性。大塞尔维亚的原则和承诺没有问题，但这项收复国土的工作从哪里开展？从匈牙利王国的伏伊伏丁那开始，还是从人们熟知的“旧塞尔维亚”——当时为奥斯曼帝国所辖的科索沃开始？从波斯尼亚开始（该地从未被纳入杜尚的帝国范围，但居住着大部分的塞尔维亚人），还是从马其顿向南拓展（这片区域仍在奥斯曼帝国的掌控下）？关于“大一统”的理想遭遇了现实中塞尔维亚国家经济和军事资源的匮乏，显得格外苍白。这意味着贝尔格莱德的决策者毫无选择，只能对巴尔干半岛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局势做出随机应变的反应。因此，1844~1914年，塞尔维亚外交政策的目标如罗盘针一般飘忽不定，这种踌躇的逻辑还时常伴随着无动于衷。1848年，在伏伊伏丁那的塞尔维亚人抗议匈牙利革命政府提出的匈牙利化政策，加拉沙宁向他们伸出了援手，为他们提供来自塞尔维亚公国的必需品和志愿军。1875年，黑塞哥维那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因为塞尔维亚人在那里发起了反抗奥斯曼统治的起义。在第一时间赶往战场浴血奋战的人中，就有帕希奇、军事指挥官以及未来的国王佩塔尔·卡拉乔尔杰维奇（他使用化名加入部队）。1903年后，在一场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失败后，人们对解放奥斯曼马其顿的塞尔维亚人的愿望更加强烈。1908年，当奥地利人正式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时（自从1878年，奥地利人便开始对该地区实行军事占领），这一地区成为议事日程上的首要问题。然而到了1912年和1913年，马其顿又成了人们优先讨论的话题。

塞尔维亚的外交政策不得不在一种矛盾中左右为难：一方面是渗透在国家政治文化中的、理想中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却面临着巴尔干地区复杂的种族问题。科索沃处于塞尔维亚神话体系的中心位置，但从种族关系方面来看，它却并非确凿地归属于塞尔维亚的领土。至少回溯到18世纪，该地的绝大部分人是说阿尔巴尼亚语的穆斯林。武克·卡拉季奇口中的达尔马提亚和伊斯特里亚的塞尔维亚人实际上很多都是克罗地亚人，他们并没有加入大塞尔维亚国家的意愿。历史从未记载波斯尼亚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虽然该地居住着许多塞尔维亚人（1878年，这些人占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43%的人口，当时这两个地区处在奥匈帝国的统治下），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居民，除此以外还有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约占20%）以及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约占33%）。（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成为该地的独特之处，而在塞尔维亚，在经历了长期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之后，大部分穆斯林被迫移民、被驱逐出境或是惨遭杀害。）

而马其顿的情况更为复杂。在当时的巴尔干政治版图中，我们所称为马其顿的地理区域不仅包括之前的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还包括沿塞尔维亚南部和阿尔巴尼亚东部地区边界地带、保加利亚西南部的一大片区域，以及希腊北部的大片领土。至今，关于马其顿确切的历史边界仍具争议（单从雅典和斯科普里之间对“马其顿”的名称使用的争端便可看出[3]），同时，这片地区是否拥有或在什么程度上拥有独特的文化、语言或民族认同也值得商榷（时至今日，世界上除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所有的语言学家都承认马其顿语的存在）。1897年，当查尔斯·艾略特爵士旅行至塞尔维亚，他讶异地发现他的塞尔维亚陪同者“不允许马其顿出现保加利亚人”，而是“坚持认为那个国家的所有斯拉夫居民皆为塞尔维亚人”。16年后，当卡耐基基金会派遣委员会到该地，调查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这里所发生的暴行时，该委员会成员发现住在马其顿的人们无法在种族问题上达成共识；当这些问题被谈及时，人们的观点十分极端，甚至在大学里也是如此。委员会当年出版的报告中提及该地区拥有两种种族观点而非一种，这两种观点分别是索非亚和贝尔格莱德各自持有的。一方面，马其顿的西部和北部充斥着渴望与祖国实现统一的塞尔维亚人；而另一方面，这一地区似乎是保加利亚的中心地带。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都在马其顿境内设置了高度活跃的宣传机构，目的是使本地的斯拉夫人皈依于他们各自的民族大业。

理想中的民族建构以及种族现实之间的不匹配，使得塞尔维亚国家目标的实现注定是个充斥着暴力的过程。这不仅体现在其他大小势力虎视眈眈的地区层面，还体现在属于争议领土的城镇和村庄中。一些政治家为了应对这种挑战，试图以一个更为慷慨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政治视域（即多元种族合作的观点）将塞尔维亚的国家目标纳入其中。其中一人便是尼古拉·帕希奇，他在19世纪90年代曾以长篇大论指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应当联合起来，因为这是时代的需求，小国的出路就是要团结起来。然而这种浮夸的言辞背后，首先是基于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本质上是同胞的假设，其次是塞尔维亚人将在这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因为相比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是更为纯正的斯拉夫民族，前者长期处于“外来文化的影响之下”。

作为地处两大陆上帝国之间、资源匮乏的小国，塞尔维亚无力在全世界面前追寻它的目标。因此，仍旧是相邻国家或帝国国民的塞尔维亚人关于“解放”的渴求便掺杂了一些隐秘性。1848年，在伏伊伏丁那起义爆发期间，加拉沙宁道出了这项义务。“伏伊伏丁那的塞尔维亚人，”他写道，“正期待所有的同胞施以援手，以战胜他们的传统宿敌，取得胜利……但由于一些政治因素，我们不能公开帮助他们，我们只能在私下对他们进行秘密援助。”这种对于隐秘行动的青睐同样出现在马其顿。1903年8月，在一场针对土耳其人的马其顿人暴动失败后，新登上历史舞台的卡拉乔尔杰维奇政权便开始在该地区实行积极的政策。他们建立了委员会，协助在马其顿开展行动的塞尔维亚游击队队员，此外他们还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议，招募人马并为战士们供给必需品。当在贝尔格莱德面对奥斯曼帝国大臣时，塞尔维亚外交大臣否认政府对此进行干涉，并反对那些无论如何都是非法召开的会议，因为它们“并没有对共同体的形成起作用，而是单纯为了敛财，以及向边界以外拥有同样宗教信仰的人表达同情”。

谋反者们同样积极地参与了这场跨国界活动。谋反者军官和他们在军中的同僚在贝尔格莱德召集了一个非正式的民族委员会，他们还为运动提供帮助，并指挥了许多志愿军军队。严格来说，这些军队并非塞尔维亚的正规军，但志愿者军官立刻被要求听从军队调遣的事实，证明了官方在很大程度上对此给予支持。民兵组织开展的活动也在规模上稳步扩大，塞尔维亚游击队员和保加利亚志愿军军团之间也爆发了数次暴力冲突。1907年2月，英国政府要求塞尔维亚停止这种行为，这似乎也使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战事一触即发。塞尔维亚再次推卸责任，否认开展游击队活动，宣称这样“不会阻止人民抵御外侮”。但政府对这项事业的支持破坏了这种姿态的正确性，1906年11月，议会已经筹集了30万第纳尔来援助旧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地区进行抗争的塞尔维亚人，之后又“为极其昂贵的开支和保家卫国的民族利益”提供了“秘密贷款”。

如此一来，领土收复主义也带来了一些风险。将游击队送往战场并不困难，难的是一旦派出人马，便无法对其实施控制。到1907年冬，在马其顿的一干塞尔维亚勇士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独立发起了行动，来自贝尔格莱德的一位特使费尽周折才对其重新施加控制。因此，“马其顿纠纷”也传递出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教训，这对1914年的事件有着关键的影响。一方面，控制权向激进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谋反组织）的偏移也带来了这样的危险：对塞尔维亚国家政策的控制权可能正在从政治中心转移到外围并不可靠的成员手中。另一方面，1906~1907年的外交行动显示，塞尔维亚政府和其他那些被委任传播民族统一主义政策的组织之间模糊而非正式的关系，可能会使政治责任从贝尔格莱德分离，并且使政府操控的空间和机会最大化。贝尔格莱德的政治精英们开始习惯于一种矛盾思想（这种矛盾思想来源于时不时出现的借口）：塞尔维亚的官方外交政策与国境外的民族解放事业是两码事。

分裂

加拉沙宁曾在1844年写道：“对塞尔维亚来说，与奥匈帝国达成一致并和谐相处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直到1903年，贝尔格莱德和维也纳之间爆发公开冲突的可能性仍很小。从贝尔格莱德方面看来，它在这两个国家共享的那条漫长的国境线上并无防御能力。塞尔维亚的首都气派地坐落于多瑙河和萨瓦河汇流处，距离奥匈帝国的国境线只有很短的车程。塞尔维亚的出口物资大多数运往奥匈帝国，大多数进口物资也来自那里。该地区地理上的规则在俄国的政策里得到了加强。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俄国向保加利亚伸出援手，帮助其在奥斯曼帝国之外形成了一个大的国家实体——其目的还是想让保加利亚依附于自己。由于已经预见到有朝一日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将会在马其顿的领土问题上产生分歧，当时的米兰王子（也就是之后的国王）面对这一威胁，积极寻求与维也纳建立密切的关系。因此，正是俄国对索非亚的帮助，将塞尔维亚推向维也纳的怀抱。只要俄国继续用保加利亚作为筹码推行其巴尔干政策，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的关系似乎就会和睦。

1881年6月，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达成了一项商业协议。3周后，双方又追加了一项秘密协议——该协议由米兰王子亲自协商并签署，其中规定了奥匈帝国不仅要承认塞尔维亚王国的地位，还要支持塞尔维亚兼并马其顿领土的事业。塞尔维亚方面则同意不会破坏奥匈帝国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地位。该项协议中称，塞尔维亚“绝不允许任何发端于自身领土的政治的、宗教的抑或其他的针对奥匈帝国的阴谋，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新帕扎尔的桑扎克”。米兰更是力图加强这种联盟关系：在咨询奥匈帝国之前，塞尔维亚不会与任何第三方签署“任何形式的条款”。

毫无疑问，这些共识小心翼翼地建立起了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良好的关系，但它并不是坚不可摧的：它并没有涉及塞尔维亚公众敏感的生活层面——他们从骨子里是反奥匈帝国的，双方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越发让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感到无法接受；此外，缔结关系的是一位古怪的、越发不受人欢迎的塞尔维亚君主。但是只要米兰·奥布雷诺维奇在位一天，他们就至少能够保证塞尔维亚绝对不会与俄国联手共同对付奥匈帝国，且塞尔维亚的外交政策也将一直直指马其顿，以抗衡有朝一日与保加利亚的冲突，而不是指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892年，双方签署了一份新的贸易协议。1889年，秘密协议又续签了10年，尽管它继续成为塞尔维亚对奥匈帝国政策的有效纲领，但之后它还是被废止了。

1903年王权的更迭重置了这一关系。奥匈帝国很快便承认了卡拉乔尔杰维奇的政变，部分原因是佩塔尔曾向奥地利人保证，他会继续保持塞尔维亚亲奥的姿态。但不久后，塞尔维亚的新任领导人却表现出将塞尔维亚的经济和政治推向独立的意图。1905~1906年，贸易政策、军备订单、复杂的财政情况以及地缘政治相互错杂，使得双方出现了危机。奥匈帝国试图实现三重目标：确保与塞尔维亚的商业协议，确保塞尔维亚的军备订单继续流向奥匈帝国的工厂，以及向塞尔维亚提供巨额贷款。但三项目标中没有一项达成，这使得两位邻居之间的关系疾速冷却，这件事的结果对奥匈帝国来说也是个十足的灾难。塞尔维亚的军备订单被法国的施耐德–克勒索公司接收，而这家公司正是奥匈帝国公司——波西米亚的斯柯达的竞争对手。奥地利人迅速做出反应，中止了与塞尔维亚之间的猪肉贸易，消费者为此抗议，引发所谓的“猪肉战争”（1906~1909年）。但这项举措却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塞尔维亚很快发现了其他的出口市场（特别是德国、法国和比利时），并开始建造大规模的屠宰场，借机从长期依赖奥匈帝国的加工过程中解放出来。最终，塞尔维亚完成了一项大额借贷，而且贷款方不是奥匈帝国，而是法国（这也算是对塞尔维亚军火订单寻求法国卖主的“礼尚往来”）。

说到这里，我们应当停下来，思考法国提供贷款背后的故事。正如所有新兴的巴尔干国家，塞尔维亚常常举借外债，完全依赖于此，大部分借款是为军事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在米兰国王统治时期，奥地利人情愿作为贝尔格莱德的债主。但自从这些贷款超过了贷款方的资金，它们不得不借助多种多样的抵押：一定的税收或是铁路特权。来自铁路、印花税和酒水的被抵押的收益应当由塞尔维亚政府以及债券持有人代表联合控制下的特殊国债来支付。这一举措使得塞尔维亚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陷入动荡，并且丝毫没有对贝尔格莱德政府的财政挥霍起到限制作用，这导致直到1895年，债务额累积超过了3.5亿法郎。破产的脚步逐渐逼近，贝尔格莱德又谈成了一笔新贷款，通过这一举措，所有的旧债被合并，并按较低的利息来计算。抵押的收益被置于分管之下（其中一部分管理者是债权人代表）。

换言之，诸如塞尔维亚这样脆弱的借方（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巴尔干国家以及奥斯曼帝国）只有在同意财政控制特许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理想数额的贷款。这种财政特许意味着主权国家职能的部分担保契约。主要出于这一原因，该地区的国际贷款成为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当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外交手段和强权政治。法国的国际借贷高度政治化。有些国家的政府政策被认为是违背法国国家利益的，法国从不会让贷款流入这些政府，只有在获得经济或政治特许的情况下，贷款才得以进行。有时，它也会勉强为一些并不可靠但在策略上十分重要的客户提供贷款，以防他们另寻其他出路。它在寻求潜在客户的过程中表现出攻击性和强硬的态度。以塞尔维亚为例，塞政府于1905年夏被告知，如果他们在贷款方面不给予法国优先权，法国面向塞尔维亚的资本市场将全部关闭。在意识到策略和财政之间的关系之后，法国外交部于1907年将商务部门和政治部门合并。

在这样的背景下，塞尔维亚1906年的贷款事件便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借用一位研究战前金融情况的美国分析家的话，法国与塞尔维亚的财政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和重要”。塞尔维亚3/4的债务来自于法国，这对于塞尔维亚来说是一笔巨额的义务——偿还计划已经规划到1967年（实际上，1918年以后，塞尔维亚就一直没有对债务的大部分进行偿还）。这笔资金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于购买军火（尤其是大炮），而这些交易大部分是在法国完成的，这不仅让奥匈帝国感到恼火，英国的外交官和军火供应商同样十分头疼。1906年的贷款使得塞尔维亚不惧怕奥匈帝国的商业压力，并且帮助它开展一场旷日持久的关税战。1906年，驻塞尔维亚的英国使节报道：“帕希奇先生抵制奥匈帝国要求的事件无疑取得了成功，这标志着塞尔维亚的经济和政治解放迈出了重要一步。”

然而，在金融领域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塞尔维亚经济整体呈现出不景气局面的事实。这个国家的经济下滑态势与其说与奥匈帝国的关税政策脱不了干系，不如说它深深根植于其历史背景和土地结构。塞尔维亚的成立和后续的扩张同时伴随着剧烈的逆城镇化过程，大部分穆斯林城镇已经饱受数十年的骚扰和驱逐，人口锐减。取代奥斯曼帝国周边地区相对城镇化甚至世界性大城市的帝国结构，是一个完全由信奉基督教的小农生产者组成的社会和经济体；造成这一局面的部分原因是塞尔维亚本地贵族阶层的缺失。此外，王朝阻止大庄园进行合并，以防止出现新兴的统治阶级。城市不断缩水，而人口增长率却狂飙突进；年轻的家庭对成百上千公顷的边缘土地进行开拓，社会对于婚姻和生育并无限制。自19世纪中叶到1914年“一战”爆发之前这段时间，这种人口恣意的增长丝毫没有改进和逆转塞尔维亚经济的颓势和衰落。19世纪70年代初至1910~1912年，农业的人均产值下降了27.5%，部分原因是人们对于耕地的过度开发导致了大规模滥伐森林。因此，养猪业赖以发展的牧场数量锐减，而养猪业是塞尔维亚传统农业中利润最大、最高效的产业。到19世纪80年代，舒马迪亚地区美丽的野生森林景观（同时也是适宜养猪业发展的不二之选）几乎消失殆尽。

如果单从商业和工业部门的增长来看，事态发展会不会更乐观一些？这些领域的情况仍然不容乐观。塞尔维亚的企业很少产生于对国内生产制造商品的需求。农村人口很难接触市场，基础工业十分落后。与此相比，塞尔维亚的邻居保加利亚靠纺织厂为工业增长提供了驱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塞尔维亚的经济发展不得不依靠对内投资，布达佩斯一家食品加工公司最先让塞尔维亚的梅子果酱得以包装、出口；19世纪对丝绸和葡萄酒的高需求同样也是国外企业家带动的。但是这种对内投资十分缓慢，当外国公司试图在塞尔维亚开展业务时，排外主义、官僚腐败和低劣的商业伦理等多方面的影响使得它们放慢了脚步。有些地方的政府制定政策鼓励投资，但即便如此，当地豪强对外国公司的阻挠仍旧是不可小觑的问题。

对塞尔维亚人力资本的投入同样欠缺：1900年，塞尔维亚国内只有4家师范学校，小学老师中有一半并没有接受过教育学的训练，大多数学校班级并不是在专门的教学楼上课，并且只有大概1/3的孩子是真正来上课的。所有的弊端暴露了这个国家农村人口教育意识的薄弱，在他们眼里，学校只是政府设立的陌生机构。1905年，为了批准一项新的收益来源，议会决定向教科书征税（议会大多数是由农民构成的），而家庭蒸馏工艺甚至都不在税收范围内。这一结果导致文盲的比例大幅攀升：该国北部地区的识字率为27%，而东南部地区仅有12%。

这种糟糕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在许多方面产生了影响，它意味着塞尔维亚社会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仍然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同质性。乡村生活与农民的口述文化传统（如那些非凡的神话故事）之间的纽带从未切断，甚至连贝尔格莱德（1900年，其识字率仅有21%）也仍然只是一个农村流动人口聚集的城市，这个“农民城市者”的世界深深地受到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与血缘关系的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中，现代化意识的发展并不是来自对世界的开创性认识，而更像是以一种与现代思维相互抵牾的方式，仍然沉迷于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

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特殊联系的现实解释了战前塞尔维亚表现出的几大明显特征。在如此缺乏有抱负、有能力的年轻人的经济体中，军队难免成为主角。这也反过来证明了在面对来自军事指挥机构的挑战时，民政系统为何不堪一击——这也是影响1914年夏天席卷塞尔维亚那场危机的关键因素。然而，对正规军队保持警惕的农民文化，使得非正规的民兵组织以及游击队系统的党派冲突成为家常便饭，这也是塞尔维亚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以来所面临的中心主题。对于一个军国文化不断扩张且缺少与一个庞大而有力的受过良好教育阶层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加强了19世纪其他国家的议会系统）的政府来说，民族主义成为唯一的、最有力的政治工具和文化传统。这个国家几乎普遍对兼并土地抱有热情（这些土地至今都未成为塞尔维亚的国土），这种热情根植于流行文化中对神话的崇拜，同时也来源于对土地极度渴求的农民——他们自己的土地已在不断缩水，变得越来越低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塞尔维亚的经济困境是奥匈帝国惩罚性的关税制度造成的，或是由于来自奥匈帝国的束缚，那么这种论点虽然可疑，但或许也会得到最热烈的赞同。商业和工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局面使得塞尔维亚的统治者们不得不依赖国际金融，为了寻求积极的外交政策，他们需要为军队筹集资金。这也是为什么1905年之后塞尔维亚与法国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从金融和地缘政治上来看，这是塞尔维亚迫切的需要。

升级

1903年后，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将其重点主要放在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三国在马其顿的争端问题上。1908年，当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奥匈帝国吞并时，事情发生了转机。由于这两个奥斯曼帝国的行省已经处于奥匈帝国的统治下长达30年，因此人们对于这种转变并没有多大异议——从占领到直接吞并，这种名义上的改变似乎无伤大雅。但塞尔维亚人并不这么认为。声明“使得人们爆发出史无前例的憎恶，群情激昂”。人们召开了“各种会议”，会上，发言人“吵嚷着要对奥匈帝国宣战”。超过两万名群众参加了在贝尔格莱德国家剧场举行的集会，独立激进党领袖柳巴·达维多维奇（Ljuba Davidović）在集会上发表演讲，声称塞尔维亚人民必须誓死与吞并行为斗争。“我们要坚持抗争，直到胜利，但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也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我们要知道，我们不仅在捍卫所有塞尔维亚人的尊严，我们也在捍卫整个斯拉夫种族的尊严。”几天后，冲动的王太子乔尔杰在首都一万名听众面前发表演讲，表明他正计划率领一支武装起来的塞尔维亚革命军收复被吞并的行省：“我是一名军人，我为此感到极度的自豪；我将因成为你们的领袖感到骄傲，塞尔维亚同胞们。这场绝望的抗争关乎生死，关乎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荣耀。”连塞尔维亚人民激进党首领尼古拉·帕希奇（当时他还没有任部长委员会主席一职，因此发表言论时更自由一些）都认为，如果吞并行为得不到纠正，塞尔维亚必须为解放之战做好准备。俄国自由主义者帕维尔·米留可夫（Pavel Miliukov）1908年拜访塞尔维亚时，为该国公众的激烈情绪和冲动意向大为震惊。他回忆道，参加与奥匈帝国的战争成为“人们的意愿，胜利似乎是容易而肯定的”。这种观点很普遍，没有人会提出质疑——“与他们对此进行争论毫无用处”。

塞尔维亚的政策和意图背后的思维方式又一次趋于明显。1909年4月27日，驻贝尔格莱德的英国大臣在一篇报道中称，塞尔维亚人由于吞并而激起的情感只能通过下面的事实来理解：

对每一个对政治感兴趣或身体力行的爱国者来说，塞尔维亚这个国家不仅仅是国王佩塔尔意志的体现，还包括所有其他在种族和语言上一致的同胞们的意志。因此，人们期待大塞尔维亚的最终实现，它能够囊括这个国家的所有不同部分，而这些部分现在尚处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基于这一观点，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民族论上看，波斯尼亚都是大塞尔维亚的核心部分。

在一本同时代的关于危机的小册子上，尼古拉·帕希奇在国家问题上最为得力和最有影响力的智囊团成员、著名的民族志学家约万·斯维伊奇（Jovan Cvijic）认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是塞尔维亚问题的关键，其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种族的民族志中处于中心位置。如果没有它们，那么大塞尔维亚便无从谈起。”在泛塞尔维亚政治家的观念中，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属于“处于外国统治之下的塞尔维亚领土”，其构成人口“在种族和语言上完全属于塞族”，包括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以及“塞尔维亚—伊斯兰教徒”，当然，还包括少数民族的“暂住居民”以及奥匈帝国在过去30年中安插的“剥削者”。

在这股愤怒的推波助澜下，为了追求民族目标，一个新的群众组织成立了，即塞尔维亚民族自卫组织。它招募了来自分布在塞尔维亚城市和农村的220多个委员会，以及作为援军、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数千名成员。在马其顿争取民族统一的斗争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人们的视线突然转向了被兼并的行省：民族自卫组织组织游击队成员招募志愿者，建立在波斯尼亚的间谍系统，并说服政府采取更激进的民族政策。在马其顿战场上厮杀过的老兵，如“阿匹斯”的亲密盟友沃亚·坦科西奇（Voja Tankosić），就在波斯尼亚的前线严阵以待。在那里，他们训练了数千名新兵，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战争。一时间，塞尔维亚似乎马上就要向它的邻居发动一场自杀式攻击。

贝尔格莱德的领导人一开始是鼓励这种激进行为的，但他们在不久后发现，塞尔维亚根本不可能阻止兼并行动。这种清醒态度的关键来自俄国，它并没有鼓励塞尔维亚进行抵抗。这不足为奇，因为兼并发起人正是俄国的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Alexander Izvolsky）——至少在原则上可以这么说，他向他的奥匈帝国同行阿洛伊斯·埃伦塔尔（Alois Aehrenthal）提出了这样的计划。伊兹沃尔斯基甚至就兼并事宜，提前向塞尔维亚外交大臣米洛万·米洛瓦诺维奇（Milovan Milovanović）发出警告。在马林巴德的一次会议上，伊兹沃尔斯基有所退却了。这位俄国外交大臣告知他的塞尔维亚同行，尽管圣彼得堡将巴尔干诸国当作“俄国的孩子们”，视如己出，但无论是俄国自己，还是其他列强，面对兼并行动都无能为力。（伊兹沃尔斯基并没有向他的塞尔维亚听众提及他自己向奥地利人提议兼并两个行省的事实，而这项提议的目的在于确保俄国的战船能够在土耳其海峡更自由地出入。）在圣彼得堡期间，塞尔维亚的外交大臣之后还被警告说，塞尔维亚无论如何都不能向奥匈帝国进军，“因为一旦行动，必然会孤立无援，因为整个世界都向往和平”。

外交大臣米洛瓦诺维奇是一位温和的政治家，他曾对帕希奇处理1905~1906年奥塞危机的方式进行了批判，但在1908年，他惊奇地发现，他本人也在支持战争。现在，他正身处一种微妙的境地。在直接和伊兹沃尔斯基商谈过后，他发现联合欧洲列强反对兼并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他不得不限制塞尔维亚国内出现的民族主义狂躁，同时，他还需要以一种温和的“国家”政策，将议会与政治精英联合起来——两项目标实际上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塞尔维亚公众能以任何理由指责他是站在奥匈帝国立场上的民族利益的“背叛者”。他的两难境地还包括人民激进党和其之前的党派同僚独立激进党之间的矛盾和敌对。人民激进党领导人之间的派系斗争，如帕希奇派和围绕在米洛瓦诺维奇身边的官僚激进分子，又将事情复杂化、不确定化。在这种情况下，米洛瓦诺维奇兢兢业业地追寻一种温和政策，该政策主要聚焦确保有限的领土补偿，以及忍耐处理来自泛塞尔维亚媒体的诽谤和中伤。然而在公共场合，他采取强硬的措辞，决不妥协，激化国内人民的情绪，并激怒奥匈帝国的媒体。在近乎疯狂的掌声中，他于1908年10月在议会做了演讲：“塞尔维亚的民族进程需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解放！”他声称，由于对实现这一目标进行阻挠，奥匈帝国已经使得“整个塞尔维亚准备与其展开生死较量”势在必行了。

米洛瓦诺维奇的窘境正是这一时期塞尔维亚决策者们面临诸多压力的真实写照，这位聪明而谨慎的人清醒地认识到塞尔维亚地理位置和目前状况的局限性。1908~1909年的冬天，所有列强都在敦促塞尔维亚做出妥协、接受现实。但米洛瓦诺维奇同样知道，一个负责任的官员绝对不可能公开否认塞尔维亚统一的民族进程。无论如何，米洛瓦诺维奇本人就是对这一进程的狂热和忠诚的拥护人。他曾说过，塞尔维亚永远不能停止实现统一的事业。“从塞尔维亚的立场来看，塞尔维亚的国家利益与其他塞尔维亚同胞的利益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又能投射出政治和种族义务背后的思维方式。关键的一点在于，如米洛瓦诺维奇这样温和的人（甚至还包括帕希奇，他最终动摇了呼吁战争的立场）与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仅在于如何处理国家所面临的困境的方式。他们并没有也不希望去否认民族主义进程。从国内方面来看，极端主义者总是占据言论上风，因为发起争论的正是这些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温和派如果想让自己的声音被接受是很难做到的，除非他们也采用极端主义者的语言和口吻表达观点。由此，外部观察者若想分辨政治精英们的态度变化也是非常困难的。这种动态的政治文化非常危险，1914年6月和7月，它同样影响了贝尔格莱德。

最终，奥匈帝国还是得手了，贝尔格莱德被迫于1909年3月31日公开放弃了自己的声明。历尽千辛万苦，政府终于扼制住这种狂热。贝尔格莱德答应维也纳解除武装，并与“志愿军及其他组织”脱离干系。民族自卫组织被剥夺了其发动反抗的权利和战争补助，该组织转变为（至少是从外部发生转变）一个和平的泛塞尔维亚宣传和信息机构，其运营与一系列其他民族主义联盟有着紧密的联系，比如Soko体育社团，及一些旨在通过文学作品、公共教育和青年工作加强塞尔维亚文化的组织。

塞尔维亚或许并没有改变兼并结局，也没有获得米洛瓦诺维奇要求赔偿的领土，但这件事同样带来了两大变化。首先，这次危机促成了贝尔格莱德和两大列强之间的关系进入蜜月期。一位新俄国公使的上任加强了其与圣彼得堡的联系，他就是尼古拉·哈特维希男爵（Baron Nikolai Hartwig）。他热情鼓吹泛斯拉夫主义，持亲塞立场。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前夕暴毙，他的影响力一直居于贝尔格莱德的政治生活的中心地位。除此以外，与法国的金融和政治关系也得以加强，这表现为法国贷出的一笔巨额贷款，目的是要实现塞尔维亚军队的扩张，并提高其战斗力。

其次，1908~1909年的愤怒和失望使民族主义者的思想变得更加激进。在兼并的问题上，尽管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削弱了他们的势力，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和野心。政府和民族主义者之间也由此出现了裂痕。身在马其顿（塞尔维亚在该地仍与保加利亚处于冲突状态）的一位民族激进主义者波格丹·拉登科维奇（Bogdan Radenković）会见了马其顿前线的军官们（他们中的一些人是1903年的谋反者），共同商讨成立一个新的秘密团体。商谈的结果便是1911年3月3日在贝尔格莱德一间公寓内成立的“不统一毋宁死”组织，也就是人们所知的“黑手社”。在当天出席成立会议的7个人中，“阿匹斯”（现在是军事学院的战略学教授）便是一员，他得到了无可动摇的领导地位，带领着一群年轻的谋反者队伍及其同僚。毫无疑问，“不统一毋宁死”组织的规章宣称了其目标为“大塞尔维亚的统一”。其他条款同样规定了所有成员要对政府施加影响，让他们接受“塞尔维亚是所有塞尔维亚人，当然还是所有南斯拉夫人的核心”这一观点。为了宣传组织的职责和意志，他们还创立了刊物。这一新的举动假设了无所不包、处于支配地位的大塞尔维亚概念。为了时刻准备着为大塞尔维亚的实现进行暴力抗争，整个社会需要在所有塞尔维亚人居住的领土内开展革命性的工作。在塞尔维亚国境线以外的地区，人们同样需要采取一切手段与明显的敌人斗争。

在完成“国家事业”的过程中，这些人逐渐发现，自己越发成为塞尔维亚民主议会体制的敌人，尤其是人民激进党——他们将人民激进党的领导人称为“国家的叛徒”。在“不统一毋宁死”组织内部，塞尔维亚军方对人民激进党一直以来的憎恶仍在持续。其中可以发现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思维方式：他们的任务并不仅仅是要更迭国家主权所有者（1903年，他们达成了这一目标，但对塞尔维亚来说并没有带来值得称赞的好处），还要彻底对塞尔维亚的政治和社会进行洗牌（“使这个堕落退化的种族获得生机”）。

他们同样对神秘仪式表现出狂热的态度。成员在加入时必须举行仪式，该仪式是由一位名叫约万诺维奇–丘帕（Jovanović-čupa）的内部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共济会成员）设计的。新加入的人要在一间漆黑的屋内，在一个蒙面的塑像前发誓，表明自己完全服从组织，无论痛苦或死亡的决心。

我（名字），即将加入“不统一毋宁死”组织；在普照我的阳光下，在滋养我的土地上，在上帝面前，在祖先的鲜血前，我以我的名誉和我的生命担保，从这一刻起，直到死亡，我都将忠实于这个组织的纪律，我将时刻准备着为此做出牺牲。

我在上帝面前发誓，以我的名誉和我的生命担保，我将执行所有命令，义无反顾，毫无疑义。

我在上帝面前发誓，以我的名誉和我的生命担保，我将终生保守组织的秘密，直至将秘密带入我的坟墓。

如果我对誓言有所背叛，愿上帝和我同组织的战友们成为我的审判者。

但该组织并没有书面纪录，其成员没有正式的登记名单，管理机构松散，每个成员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因此对组织的规模以及活动并没有全面的把握和认识。因此，该组织究竟发展到何等规模，仍然无人知晓。截至1911年，成员数量增长至2 000~2 500人；巴尔干战争爆发期间，成员数出现了明显的增长，根据一位曾当过逃兵的人提供的数据，这一人数达到10万~15万人，但这种依靠回忆的估量显然夸大了事实。无论确切的人数究竟是多少，黑手社的确很快融入了塞尔维亚的官方机构：从它在军队的机构开始，逐步渗透到边境部队的官员和海关军官中，尤其是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边界地区。在波斯尼亚，仍然有大批间谍机构招募的新成员为民族自卫组织工作，尽管该组织曾在1909年表面上解散。他们开展的活动中，有一项是维持恐怖主义训练营的存在。在那里，成员们接受射击术、投掷炸弹、炸毁桥梁和间谍活动训练。

老练的阴谋家“阿匹斯”为组织设立了标准，对神秘主义的狂热与他的性格相吻合。组织的官方标志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一个圆形的图案中，具备了头盖骨、交叉的腿骨、一把匕首、一个装满毒药的玻璃瓶和一颗炸弹的元素。之后，当被问及为何他和他的同僚们采用这些标志物时，“阿匹斯”回答道，对他来说，“这些象征看起来并不骇人、并不消极”。毕竟，这是所有抱有民族主义观念的塞尔维亚人的任务——“用炸弹、匕首和枪支保卫国家”。他还回忆道：“当我在马其顿时，人们就已经使用毒药了。所有游击队员都要随身携带，其目的不仅仅是攻击敌人，还在于解救落入敌手的战友。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标志出现在组织的徽章中，这是大家视死如归气概的象征。”

但在公众眼中，黑手社的神秘性却充满矛盾。流言蜚语接踵而至，称政府和媒体已经觉察到了它的存在，甚至还有证据表明，接替放弃权力的哥哥乔尔杰位子的亚历山大王子被提前告知了这个新组织的存在，并对其活动予以支持。（王子本人是一小撮资助方中的一员，在这些人的资金帮助下，该组织创立了自己的刊物。）其招募新成员的过程并不正规，通常是半公开性的；成员对于组织的爱国工作很少参与，许多官员加入组织之后便相安无事了。贝尔格莱德的咖啡馆里却经常举办晚餐和宴会，届时，“阿匹斯”也会与会并主持，他坐在长桌边，挤在一群持民族主义观点的学生中。当贝尔格莱德的指挥官米洛什·博扎诺维奇（Miloš Bozanović）向他的部下科斯蒂奇少校（Major Kostić）询问关于黑手社的信息时，科斯蒂奇充满疑惑地回答：“您真的不知道吗？这人尽皆知啊。他们在咖啡馆和酒吧时都会谈及这个组织。”或许对于一个像贝尔格莱德这样的城市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在这里，人们相互认识，在咖啡馆而不是家里进行他们的社交生活。但是黑手社这种引人注意的秘密状态或许同时也在满足一种情感上的需求：如果无人知晓你是一个秘密组织，那么这个所谓秘密组织的特征是否失去了它的意义？被人们目睹在桌前和其他共谋者举杯同饮、共进晚餐会让他们意识该组织的重要性；对那些名义上不在组织内但知情的人来说，这样会让他们形成震撼人心的共谋之感。对于一个声称代表了塞尔维亚国家沉默的大多数的组织来说，这是很重要的。

但如果该组织的存在是人尽皆知的，那么对于组织的目的则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解读。帕希奇的观点代表了许多人民激进党领导人的想法，他们认为黑手社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从内部推翻塞尔维亚国家——似乎将组织的极端民族主义色彩仅仅当作颠覆国家的幌子。这种误解也被写入了许多外交报告中。例如，消息一向很灵通的驻塞尔维亚的奥匈帝国公使在其1911年11月的报告中写道，黑手社作为爱国团体的主张和在塞尔维亚国外开展行动以团结所有塞尔维亚人的行动，“仅仅是种伪装，其真实目的在于干涉国内事务”。在1914年危机爆发时，奥匈帝国当局始终被这种误解所蒙蔽着。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不统一毋宁死”以及民族自卫组织的行动与当地本土泛塞尔维亚激进者组织相互交织，后者中最重要的当属波斯尼亚青年党。波斯尼亚青年党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它更像是在该地开展活动的革命青年团体和个人的集合（约从1904年开始），其聚焦的塞尔维亚地区与黑手社和民族自卫组织相比，范围要小得多。因为他们的行动正是在奥匈帝国警方的眼皮底下开展的，因此这些波斯尼亚青年采取了一种以小圈子为基础的隐藏的、灵活的组织形态，这些圈子仅通过指派的中间人相互联系。1910年，波斯尼亚青年党的活动进入鼎盛期，其中一位成员向在波斯尼亚的奥匈帝国总督发起了自杀式袭击。1910年6月3日，趁波斯尼亚议会成立的契机，来自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学生波格丹·热拉伊奇（Bogdan Žerajić）向总督马里扬·瓦雷沙宁（Marijan Varešanin）开了5枪。这几颗子弹都没有命中目标，热拉伊奇打出了第6发，也就是最后一发子弹——朝着自己的脑袋。他以无名者的身份埋葬在专门为罪犯和自杀者而设的萨拉热窝公墓，但他的坟墓不久后变成了塞尔维亚地下组织的圣地，他的行为也受到贝尔格莱德民族主义媒体的吹捧。

没有人对热拉伊奇荣誉的赞扬能比得上他在波斯尼亚青年党的同伴弗拉迪米尔·加契诺维奇（Vladimir Gačinović）。加契诺维奇曾离开波斯尼亚，到贝尔格莱德读高中，之后在那里读大学；刚读了一个学期，他便赢得了去维也纳大学就读的政府奖学金。1911年，他同时参加了“不统一毋宁死”组织和民族自卫组织。在他回到萨拉热窝之后，他在这座城市成立了一个激进者组织。但加契诺维奇这个名字被人们熟知则是由于他写的一本歌颂热拉伊奇的生与死的小册子。《英雄之死》（The Death of a Hero）对这个饮弹自尽的杀手的描述是“行动果敢、充满力量、满载生之荣耀的人，他是新纪元的开拓者”，并在书的结尾提出了非常具有煽动性的问题：“年轻的塞尔维亚小伙，你们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加契诺维奇的小册子作为违禁作品在波斯尼亚广泛流传，并成为泛塞尔维亚恐怖主义者之流最热衷的作品，它也将行刺和牺牲的主题付诸实践，这种方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科索沃史诗。热拉伊奇的行动标志着系统使用政治恐怖主义打击哈布斯堡皇朝政治家的开端：从热拉伊奇的死一直到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决定命运的枪击案发生，在王朝辖区的南斯拉夫行省内，类似事件发生了7起，并有十几起阴谋被扼杀在摇篮中。

三次土耳其战争

1911年9月末，在“不统一毋宁死”组织成立仅6个月时，意大利对利比亚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这场对奥斯曼帝国所辖范围内地区平白无故的袭击使机会主义者抓住良机，因此引发了对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控制地区内的一连串袭击。巴尔干国家之间也形成了松散的联盟（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和希腊），向奥斯曼帝国辖区同时发动了攻击，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这次战争始于1912年10月，1913年5月结束）。战争的结局是巴尔干同盟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将奥斯曼帝国的势力逐出了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色雷斯。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1913年6~7月），交战国又为第一次战争赢得的战果而反目：塞尔维亚、希腊、黑山和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争夺马其顿、色雷斯和多布罗加。

这两场战争所带来的结果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详述。在这里，我们只需要了解，战争中最明显的受益者正是塞尔维亚：它获得了瓦尔达尔中部地区，包括奥赫里德、比托拉、科索沃、什蒂普和科查尼，此外还包括奥斯曼帝国行政区新帕扎尔的桑扎克东边的部分（西部被黑山占有）。塞尔维亚的领土从1.86万平方英里[4]扩张到3.39万平方英里，人口数也至少增加了150万。举国上下皆大欢喜，因为他们获得了科索沃地区——这片塞尔维亚民族史诗中的神秘土地。由于扩张后的塞尔维亚在西面与黑山接壤，通过与其邻居结成政治联盟，塞尔维亚被认为获得了通往亚得里亚海岸的永久权。此外，塞尔维亚的参战似乎表明这几年法国用于塞尔维亚军事投资的贷款并没有白白付出（1913年9月，法国银行的财团又为其提供了一笔大额资金贷款）。在第一次动员令下达之后，3周内便有30万兵力在国内集结。一位国外观察家记录道，当时，塞尔维亚的军力已经“成为不得不被重视的力量”，且这个国家也成为该地区的主要角色。驻贝尔格莱德的英国公使戴雷尔·克莱肯色普（Dayrell Crackanthorpe）记录了人民高涨的情绪：“可以这样说，塞尔维亚发觉自己已经获得了想要的大部分，并且能够遵循自己的意志制定国家政策了。”举国上下的政治精英都在“经历一个极端自我满足的阶段”，媒体和舆论铺天盖地地谈论着塞尔维亚在战场上的胜利，同时也时刻将这种胜利与奥匈帝国外交的失败做对比。

对于有些生活在贝尔格莱德新征服的领土的人来说，强加在他们之上的塞尔维亚法规带来的却是烦恼和压迫。1903年塞尔维亚宪法规定并保证的组织、集会和媒介自由（分别为第24、25和22项条款）并没有被带到这些新扩张的领土上，同样，第13项条款（废除对政治犯的死刑）也不适用于这些地方。此外，这些居民没有投票权。换言之，一时间，新征服的土地带有一种殖民地的色彩和特征。对此，政府对这些决定做出了以下的解释：新扩张领土的居民的文化水平过低，赋予他们自由会危及国家安全。实际上，他们主要的考量是，将一个以非塞尔维亚人为主体的地区排除在国家政策之外。诸如Radičke Novine和Pravda这样的反对派媒体很快便讽刺道，实际上，这些“新塞尔维亚人”在塞尔维亚统治下享受的政治权利远不如土耳其人统治的时期。

对塞尔维亚来说，这场战争带有二元性，它不仅包括正规军集团的作战，还有（和过去发生的战争一样）游击队组织及其他自由作战的勇士。在新扩张的领土上，官方和非正规集团的联手作战导致了惊人的后果。他们对奥斯曼帝国的建筑，例如学校、澡堂和清真寺，进行恣意的损毁。英国领事绞尽脑汁将这种损害降到最低，他劝说当地的塞尔维亚军事指挥官，称某些建筑物可以追溯到斯特凡·杜尚的年代，因此这些建筑是塞尔维亚的国家遗产。这种策略成功了，其中一个案例就是在马其顿斯科普里的一座美丽的16世纪土耳其式古桥。

1913年10月和11月，英国在斯科普里和莫纳斯提尔的副领事们报道了塞尔维亚在所吞并领土上的行为：一贯地胁迫、恣意地扣押、殴打、强奸、焚烧村庄以及大屠杀。莫纳斯提尔的副领事格雷格（Greig）称：“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塞尔维亚对其统治下的穆斯林进行定期的大屠杀和驱逐。”11天后，他又发了另一篇报道，警告“在塞尔维亚军队异乎频繁、野蛮至极的大屠杀和烧杀抢夺下，保加利亚几个地区内的人口，特别是穆斯林人口，濒临灭绝的危险”。到月底，“塞尔维亚军队伙同那些狼狈为奸的人以另外的形式进行的抢掠、谋杀和凌辱”，已经陷入近乎无政府的状态。根据副领事在12月的报道，阿尔巴尼亚人和其他的穆斯林人、保加利亚人、弗拉其人以及犹太人非常担心自己将被一个“不名一文的国家”所统治，这个国家“以它自己的存在方式将每个团体榨干，直至回归到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最黑暗的日子，而这种黑暗程度还无人知晓”。这位英国副领事从南部靠近希腊边界的比托拉进行报道称，原来的地方官员已经被一伙腐败的“塞尔维亚前宣传人员”组成的新队伍取代，这个罪恶团伙的头目们“曾经做过理发师，或是塞尔维亚的特工和间谍；从事过让人羞于启齿的工作的当地塞尔维亚人”。格雷格总结道：“对于塞尔维亚的敌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帮人建立的恐怖组织更能令他们欢欣鼓舞的了。”

这些报道的耐人寻味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其令人不安的内容，还在于那位明显带有亲塞情绪的英国公使克莱肯色普对此持有的怀疑态度。克莱肯色普关于那些被吞并地区发生的事件的报道，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仅是“一位熟知的塞尔维亚军官”；他仅从字面意思上就接受了贝尔格莱德政府的官方否认，并试图通过说服外交部消弭格雷格发自莫纳斯提尔的报道的影响力——这位副领事上了那些歇斯底里的难民以及他们荒谬言语的当。当然也有人会说，联盟体系中的国家会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审视发生在巴尔干地区的事件，塞尔维亚因此成为在一场与其可怕的邻居奥匈帝国之间的蔚为壮观的抗争中以友好姿态奋斗的国家。只有那些来自被吞并地区（以及罗马尼亚、瑞士和法国）的官方报道才会越来越激烈地向英国外交部力陈马其顿暴行不应当被视为奥匈帝国的宣传手段。

与此同时，塞尔维亚政府丝毫没有兴趣阻止未来可能发生的暴行，也没有兴趣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调查。当英国警告帕希奇发生在比托拉的事件时，他只是简单地回复称，他私下里并不认识那里的地方行政长官，因此不做评论。他关于派遣一位专员到南方进行进一步调查的提议从未得以实施。在君士坦丁堡，当有塞尔维亚公使告知他穆斯林显贵们的不满时，他声称，这些来自移民的故事将他们的遭遇夸大其词，而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的新同胞更容易接受自己。当卡耐基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一群精挑细选的、公正无私的国际专家组成）来到巴尔干地区，执行他们的任务，即调查发生在争议地区的暴行时，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获得来自贝尔格莱德的任何帮助。

一时间，战争似乎缓和了贝尔格莱德执行机构之间的紧张情绪。在这段时间里，地下组织、正规军、各个党派以及内阁部长都在国家问题上统一了战线。在塞尔维亚1912年发动入侵之前，“阿匹斯”被委派到马其顿，负责执行军队的秘密行动。1913年与阿尔巴尼亚酋长们的协商中，黑手社实际上在贝尔格莱德扮演了外交部的武装力量的角色。在对南部新征服地区的平定中，不仅牵扯到正规军，还涉及志愿者队伍，后者由沃亚·坦科西奇等黑手社人员领导，而这位坦科西奇正是杀害德拉加王后两个兄弟的谋反活动的监督者。1913年1月，“阿匹斯”被提拔为陆军中校，并在8月被委任为总参谋部情报机构的头目（这一角色使他控制了在奥匈帝国内部广泛开展的塞尔维亚民族自卫组织的活动），这标志着黑手社的势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巴尔干战争一结束，原来的统一体便呈现分裂的态势——关于新征服地区的管理问题使得军民关系遭遇了毁灭性打击。一方是塞尔维亚军方以及来自独立激进党反对派的追随者，另一方是占据内阁大部分剩余席位的人民激进党领导人。争端集中在新土地的管理模式问题上：帕希奇内阁意图依法建立一个临时的人民管理体系；与此相反，军方仍坚持军事化统治。仰仗着最近取得的胜利，军事领导人拒绝出让被吞并地区的统治权。这已经不仅仅是控制权的问题，而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那些强硬派分子坚信，只有靠一种稳固和狭隘的管理方式，塞尔维亚才能够在多元种族兼存的地区施加控制。当激进派内政大臣斯托扬·普罗蒂奇（Stojan Protić）在1914年4月正式将军队归属行政当局时，一场酝酿已久的危机终于爆发。新领土的官员们拒绝遵守法律条例，军事派使军队团结议会中的独立激进反对派，正如1903年的谋反者们所为。甚至还有传言称，一支由“阿匹斯”率领的贝尔格莱德独立军团会开赴皇宫，逼迫佩塔尔国王退位，并对人民激进党内阁成员实行暗杀。

直到1914年5月，贝尔格莱德的形势不得不依靠外国势力进行干预，才能阻止帕希奇政府的倒台。俄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公使出人意料地公开宣称俄国的巴尔干政策需要保留帕希奇的执政才得以开展。法国政府也对他表示支持，暗示如若帕希奇政府倒台，而由独立派和军事集团成员继任的话，那么法国将中止自1905年便开始的对塞尔维亚慷慨的国家金融投资。这种情况似1899年事件的拙劣重现，当时老谋深算的人民激进党领导在奥匈帝国公使的干涉下得以自保。而此时，“阿匹斯”选择从争吵中抽身而退——显然这是高人一等的做法。面对威胁，帕希奇寄希望于即将到来的1914年6月大选，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这场并不透明的政治斗争中，丝毫没有什么能够让身在维也纳的塞尔维亚事务观察员感到宽慰。正如戴雷尔·克莱肯色普在1914年3月指出的，激进派内阁提出的“更为节制和谨慎的观点”以及受到黑手社影响的“军事政党”的意见，都或多或少地相信奥匈帝国不久后会分崩离析，塞尔维亚将成为这片广大国土的继任者，大家都在等待着大塞尔维亚的实现。分歧在于采取的方式不同：军事政党坚信“当这一时刻到来，应当采取侵略战争，国家已经蓄势待发”，而更为温和的人们则认为“奥匈帝国的瓦解终归会实现，但这并不是外力使然，而是源于帝国内部”，因此他们认为应当做好准备迎接这一事件的到来。此外，从制度上看，塞尔维亚官方的温和派与强硬的民族主义者之间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军方的高层及其情报机构（以及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情报系统）、海关总署、内政部门以及其他政府组织皆为网状系统，这个网状系统又深深地渗透于国家当中。

阴谋

若要对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的遇刺案的细节进行重构，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刺客自己使出浑身解数使贝尔格莱德摆脱干系：幸存的参与者拒绝透露内幕，其他人或夸大其词、轻描淡写或是用模棱两可的语言来掩盖事情的真相，这导致了证据的混乱和相互矛盾。对于这场阴谋，并没有现存的参考资料，事实上，所有参与者都习惯于保守秘密。塞尔维亚究竟有没有蓄意和刺杀行动的组织相勾结？这一鬼祟的勾当并没有真实的文件记载。因此，关于这次阴谋的编史工作只能靠一些战前的回忆录、证词和口供等拼凑在一起来开展，而这些证据都是在威逼利诱的情况下取得的，有些还建立在已销毁的或是零星残存的文件来源所声称的内容的基础上，它们大多数甚至与阴谋的计划和执行并无直接联系。尽管如此，关于这次刺杀行动背景的资料仍然是纷繁复杂的，历史学家们对几乎每一个细节都做了详尽而充满分歧的研究。因此，需要在冗杂、失真和充满偏见的材料和二手文献中披沙拣金，总结出一个具有“最大合理性”的结果，拨云见日。

在这场行动背后，“阿匹斯”是其总设计师，但这个行动创意本身或许真正来自他的助手拉德·马洛巴比奇（Rade Malobabić）——一位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塞尔维亚人。马洛巴比奇是一位间谍，为民族自卫组织效力多年，搜集关于奥匈帝国防御工事和军队动向的情报，并把它们交给塞尔维亚的边防军官（这些军官同样是黑手社的成员），通过他们再递交给塞尔维亚的军事情报机构。马洛巴比奇身为特工，具有超凡的奉献精神和聪明才智，他对边界地带了如指掌，数次从奥匈帝国当局的逮捕中成功脱身。据说，为了将情报报告给塞尔维亚的接头军官，有一次他横渡了近乎冰点温度的德里纳河，他出现时身上挂满了冰碴。马洛巴比奇很可能是将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这位明显的奥匈帝国继任者）1914年6月到访萨拉热窝的消息告知“阿匹斯”的第一人。

我们很难了解“阿匹斯”为何迫切敦促刺杀大公行动的开展，因为并没有关于他的动机的直截了当的解释。1914年年初，波斯尼亚当地的激进分子主要将其敌意聚焦在管辖波斯尼亚的奥匈帝国地方官奥斯卡·波蒂奥雷克（Oskar Potiorek）身上，他同时也是瓦雷沙宁（1910年6月，热拉伊奇对其行刺未遂）的继任者。随着仇恨的目标被转移到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身上，“阿匹斯”挥舞起手中的政治指挥棒。对于一位地方官员的行刺当然会闹得满城风雨，但这件事很容易被定性为由地区统治导致的区域性事件。与此不同，在哈布斯堡皇朝现任皇帝已经83岁高龄时，对该王朝继任者的刺杀则注定被视为动摇其生存根基的毁灭之举。

需要强调的是，斐迪南大公之所以成为目标，并不像宣称的那样，其对奥匈帝国内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采取敌对措施。恰恰相反，如果借用杀手普林西普的话说，“作为未来政坛的首领，他将通过一定的改革手段阻止我们实现统一。”普林西普暗示着斐迪南大公对君主政治改革方案表示支持，而这将赋予斯拉夫民族更强的自治性。许多塞尔维亚的民族统一者认为此举对于统一大业来说将是潜在的威胁。如果哈布斯堡皇朝按照联邦制原则实现成功转型，将整体一分为三，使维也纳、布达佩斯和萨格勒布（一个与布达佩斯处于同一地位的首都城市）共同统治，那么这对塞尔维亚来说是危险的——它将会丧失其作为南斯拉夫领导者的地位。因此，将斐迪南大公作为打击对象成为恐怖行动的典型逻辑，即温和的改良者比激进的敌人和强硬派更值得担忧。

那些被挑选执行行刺斐迪南大公任务的人都来自民族统一主义组织。三名将要作为刺杀核心力量被送往萨拉热窝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青年皆由沃亚·坦科西奇招募而来。当特里夫科·格拉贝日（Trifko GrabeŽ）、内德利科·查布里诺维奇（Nedeljko Čabrinović）和加夫里洛·普林西普被坦科西奇这位伯乐选中时，他们都只有19岁。他们彼此是好友，经常相互来往，尤其是在各自的公司里。格拉贝日是帕莱地区一位正统神父的儿子，他的家乡位于距离萨拉热窝东部12英里[5]的地方，他来到贝尔格莱德以继续完成高中学业。查布里诺维奇在他14岁时就辍学了，之后就在贝尔格莱德的一家专门出版无政府主义文学作品的公司当印刷员。像格拉贝日一样，普林西普也是为了求学才来到贝尔格莱德的。他们三人都出身贫寒，且家庭并不幸福。格拉贝日和查布里诺维奇在他们早年的生活中，都饱受父亲独裁一样的压制。在审讯过程中，查布里诺维奇告诉法官，当他还在家的时候，他的父亲曾经虐待他，原因是他在萨拉热窝的学校读书时的表现平平，这个男孩最后因为打了他的一位老师的耳光而被学校开除。来自家庭的压力逐渐恶化，查布里诺维奇之后甚至成为一名为奥地利人服务的警察卧底——这也是这位男孩希望抹杀的污点，因此他积极投身于民族事业。格拉贝日同样被图兹拉的文法学校开除，因为他给了他的教授一拳。当时维持生计是非常困难的，只有普林西普有定期收入，这来源于他的父母微薄的收入，但这些钱通常用于与朋友们一起挥霍，或是借给贫穷的熟人。查布里诺维奇之后回忆道，初来贝尔格莱德时，他曾有几天都拖着行李箱（这是他所有的家当）流落街头，大概是因为无处栖身。因此，这些男孩的健康状况并不理想，这并不奇怪。他那时或许是得了痨病，疾病迫使他早早地离开了萨拉热窝的学校。根据审讯的备忘录，他被描述为“一个个头很小、很脆弱的年轻人”。

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年轻时）

内德利科·查布里诺维奇

这些男孩并没有沾染上恶习。他们在阴郁的环境中长大，却又年轻气盛；他们颇有些理想主义，却又缺乏经验。这些品质正是现代恐怖活动滋生所需要的养分。他们对饮酒没有嗜好。尽管他们也向往浪漫的恋情，但他们并没有沉迷于异性交往。他们阅读民族主义的诗歌、报纸和小册子。这些男孩充分地了解塞尔维亚国家的苦难遭遇，他们谴责所有人，除了塞尔维亚人，他们深切感受到自己的同胞所遭到的蔑视和侮辱。一个不断被提到的话题是，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斯尼亚经济萧条（这种抱怨掩盖了一个事实，实际上，与大多数塞尔维亚中心城市相比，波斯尼亚在工业化和人均收入水平方面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自我牺牲精神是他们一再强调的，甚至成为一种偏执的思维。普林西普甚至还抽时间全文背诵《高山花环》——彼得罗维奇–涅戈什的一部情绪昂扬的史诗，它赞美了一位自私的谋反者米洛什·奥比里克。普林西普在审判中向法官陈述，在行刺前的几日，他照例去了自杀式袭击者波格丹·热拉伊奇之墓——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我通常日夜守候在那里，思考我们民族的境遇、我们糟糕的处境，和他本人（热拉伊奇），之后我决心执行这项刺杀任务。”同样，查布里诺维奇也声称自己在抵达萨拉热窝之后不久就去凭吊了热拉伊奇的墓。当发现这座墓已经被遗忘之后，他还献上了花（奥地利人关于该审讯内容做出了一个颇具嘲讽意味的注脚：这些鲜花被附近墓地的扫墓人偷走了）。查布里诺维奇称，就是在拜谒热拉伊奇安息之地的过程中，他形成了这样的念头：像热拉伊奇那样死去，并且付诸行动。“无论如何我都清楚，我不会苟活。自杀的念头时刻萦绕在我的心头，我对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在乎了。”

竟然有人徘徊在一位自杀者的墓前，这是十分有意思且意味深远的。这位自杀的刺客非常符合科索沃英雄的特征和举止，并且象征着狂热的泛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意识觉醒——他们的期刊、日记和通信中无不充斥着自我牺牲的字眼。就连袭击事件本身似乎都是热拉伊奇行为的翻版，因为普林西普原本计划将地点准确地定在热拉伊奇当时的行动地点——国王大桥，他说：“我想与已故的热拉伊奇一样，从同一个方位射出子弹。”

对于所有刺客来说，贝尔格莱德就像一个温床，将他们的政治观点激进化，并把这些观点同塞尔维亚的统一大业紧密相连。审判纪录中，查布里诺维奇口述他是如何在1912年病得无法继续在塞尔维亚工作，并且决定返回家乡时，来到贝尔格莱德民族自卫组织的办公室，被告知，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经常能够得到回萨拉热窝的旅费。瓦西奇（Vasić）上校在办公室接待了他，他是当地民族自卫组织的秘书。瓦西奇给了查布里诺维奇钱和爱国文献，还没收了他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并告诉他这些被没收的东西并不值得牵扯一位年轻的塞尔维亚爱国者的精力，瓦西奇鼓励他，要时刻做“一个优秀的塞尔维亚人”。对于这些饱受男性权力煎熬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来说，以类似的会见对他们进行重塑是十分关键的。在民族主义的组织中，前辈们不仅准备在金钱上帮助这些迄今为止明显缺乏经验的年轻人，给他们提供建议，同时还表现出真情实感和尊重，好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他们属于这历史性的一刻，他们是这项伟大而光荣的任务的参与者。

对于民族运动来说，前辈对年轻人的关怀，并介绍他们加入组织，是民族运动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当从贝尔格莱德返回萨拉热窝时，查布里诺维奇发现自己与以前接触的社会主义观念环境格格不入了；当意识到他的世界观已经转变后，社会主义政党的同志们谴责他为塞尔维亚的煽动者和间谍，并将他驱逐出该政党。1913年重返贝尔格莱德时，查布里诺维奇已经不再是一名“左翼”的革命派，而是“混入民族主义成分的无政府主义者”。普林西普也经历了类似的事情：在1912年5月离开萨拉热窝之后，为了完成中学教育，他来到贝尔格莱德，同样遇到了孜孜不倦的贝尔格莱德民族自卫组织的瓦西奇上校。当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时，瓦西奇协助普林西普前往奥斯曼帝国边境，签署成为志愿兵的协议，但当地的司令员（无独有偶，这位司令员正是沃亚·坦科西奇）拒绝了他，理由是他“个头太矮，体型瘦弱”。

与瓦西奇这样的激进分子和民族自卫组织的宣传的接触同样重要的是咖啡屋里的社交环境，它为漂在贝尔格莱德年轻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青年提供了一种归属感。查布里诺维奇经常去的咖啡屋有“榛子花环”、“绿色花环”和“小金鱼”，根据他之后的回忆，他在这些地方听到了“各种方式的谈吐”，那里还混杂着“学生和排版工人”，但最多的还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青年。这些年轻人在这里用餐，他们吸着烟，谈论着政治，争论着报纸上报道的内容。正是在“榛子花环”和“绿色花环”咖啡馆，查布里诺维奇和普林西普第一次思考了刺杀奥匈帝国继承者的可能性。为这些年轻人提供勃朗宁手枪和子弹的黑手社高层人员成为“贝尔格莱德咖啡馆圈子中的风云人物”。在这样的地方，人们普遍的政治立场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反奥匈帝国情绪。审判纪录中的公开纪录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法官询问普林西普，格拉贝日究竟是如何树立了极端的民族主义观念的。普林西普直截了当地回答道：“他（格拉贝日）重返贝尔格莱德后，也接受了相同的原则。”在获悉了他的言外之意后，法官继续发问：“也就是说，只要来到贝尔格莱德，你们就能够成功向别人灌输这样的观点了？”当发现自己被看透之后，普林西普拒绝做任何评论。

米兰·齐加诺维奇

在这场刺杀计划尚处于萌芽阶段时，策划者们就力图确保自身与贝尔格莱德当局没有任何表面上的关系。管理这伙刺客的是一名叫米兰·齐加诺维奇（Milan Ciganović）的人，他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黑手社成员，曾在坦科西奇麾下的游击队与保加利亚人作战；当时，他是塞尔维亚国家铁路的员工。他向坦科西奇汇报情况，后者则直接与“阿匹斯”接头。所有的命令都是口头传达的。

刺客的训练活动在塞尔维亚的首都开展。在游击队学校时，普林西普便已经掌握了射击技巧，他是三个人中枪法最准的。1914年5月27日，他们拿到了武器——来自位于塞尔维亚克拉古耶瓦茨的军工厂的4支手枪和6枚手榴弹（每枚都不足2.5磅[6]）。此外，他们每人随身携带一只用棉布包裹的小瓶，里面是氰化物毒药。在行刺成功实施或者失败之后，他们必须吞食氰化物自杀。这是在采取预防措施，防止疏忽的举动或是严刑逼供使得塞尔维亚和这件事扯上关系。更何况对这些年轻气盛、迫切地想为国捐躯并将这种行为视为殉道的年轻人来说，这样做再符合不过他们的意愿了。

在黑手社和与他们沆瀣一气的塞尔维亚海关的帮助下，这三名刺客成功潜入波斯尼亚。5月30日，查布里诺维奇在黑手社地下铁路特工（这些特工中有几名中学教师、一名边防警察、一位市长秘书等）的协助下，成功通过了玛利沃尼科的边境检查站，并由此踏上了去往图兹拉的路。在那里，他将与他的朋友们汇合。普林西普和格拉贝日则在塞尔维亚边境官员的指引下来到莱捷斯尼卡，并于5月31日出现在德里纳河上位于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领土交界的一座植被葱郁的小岛上。这个藏身之处经常出现走私者，它很好地保护了他们，躲过了奥匈帝国边防警察的巡查。当次日夜幕降临时，在一位为地下铁路组织工作的业余走私者的指引下，他们进入奥匈帝国的领土。

尽管他们使尽浑身解数试图躲过奥匈帝国边防警察或者军官，但这三位刺客以及帮手们却在与他们的塞尔维亚同胞们打交道时表现出极度的轻率。比如，在将普林西普和格拉贝日带到一位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农民米塔尔·凯罗维奇（Mitar Kerović）家后，那位身为地下铁路特工的教师喝白兰地喝得酩酊大醉，他对那位农民大吹特吹：“你知道这些年轻人是谁吗！他们将要去萨拉热窝，向马上到来的斐迪南大公投掷手榴弹把他炸死。”出于一种鲁莽的逞强劲头，普林西普也加入进来，炫耀起他的手枪，并讲解藏在裤子里的手榴弹是如何操作的。因为他们的愚蠢，凯罗维奇家族（这些大字不识一个、丝毫不关心政治，并且对这些男孩的行为仅一知半解的人）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内乔·凯罗维奇（Nedjo Kerović）因为驾驶他的马车将这些男孩运送到图兹拉，之后被判通敌罪，因为成为杀人犯的同伙而被判处死刑（之后改为20年监禁）；他的父亲米塔尔被判处终身监禁。在1914年10月对刺客的庭审现场，他们的供词为整个严肃的审讯过程带来一丝罕见的幽默。当主审法官问到其年龄时，已经是5个孩子的父亲的内乔·凯罗维奇回答，他自己也不能准确地说出自己的年龄，这得问他的老父亲。而当米塔尔被问到男孩们抵达他家的那晚，他究竟喝了多少酒时，他回答：“在我喝酒的时候，我并不会统计自己喝了多少，我能喝多少就喝多少。”

到达波斯尼亚后，这些男孩身边又多了一个四人集团，这一集团是由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黑手社成员达尼洛·伊利奇（Danilo Ilić）招募而来的。伊利奇23岁，是他们中年纪最大的。他曾获得奥匈帝国政府奖学金，被培养成一名中学教师，但在大病一场后，他抽身而退。他是波斯尼亚青年党成员，私下与加契诺维奇是朋友——也就是那位对热拉伊奇高歌赞扬的人。与其他人一样，伊利奇在1913年来到贝尔格莱德，在那里，他经常光顾咖啡馆，被招募进入黑手社，并在1914年3月重返萨拉热窝之前（之前他在萨拉热窝一家当地的报社当审校员和编辑）赢得了“阿匹斯”的信任。

第一个被伊利奇招募进刺杀队伍的是“左派”革命者——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巴希奇（Muhamed Mehmedbašić）的黑塞哥维那穆斯林木匠。1914年1月，他们在法国与沃亚·坦科维奇会面，计划行刺波蒂奥雷克，但他们的行动失败了。在火车上，穆罕默德巴希奇看到一群身着制服的警察，惊恐万分，将那装着毒药的小瓶子扔进了厕所（连行刺的匕首也被他扔出了窗外）。另外两名被招募进来的萨拉热窝人是波波维奇（Cvijetko Popović），他是一名优秀的18岁的在校生，以及瓦利可·丘布里洛维奇（Veljko Čubrilović），那位带领他们来到凯罗维奇家的中学教师是他的哥哥。丘布里洛维奇只有17岁，是这里面最小的男孩。在所有人被整合成一支队伍之前，他从未见过伊利奇；这两位当地的男孩同样只有在行刺行动中，才第一次见到普林西普、穆罕默德巴希奇、查布里诺维奇和格拉贝日。

乍一看来，伊利奇选拔的行刺者队伍十分奇怪，其中一人在执行高度危险的任务时已经暴露出他的笨拙和胆小，而另外两人完全还是毫无经验的中学生，但这种看似疯狂的举动背后却有它的策略。萨拉热窝当地的第二组人马的任务实际上是对行刺活动进行掩护和毁灭证据。在这种情况下，穆罕默德巴希奇是个不错的选择，虽说能力欠佳，但他干劲儿十足，而且不是塞尔维亚人，因此可以为贝尔格莱德小组提供有效的支持。作为黑手社成员，伊利奇和普林西普可以轻易选择自杀，或至少在事件之后保持沉默。萨拉热窝男孩无法对此作证，原因很简单：他们对其背后更大的阴谋一无所知。因此，该行为可以名正言顺地被定性为一个地区性事件，而与贝尔格莱德毫无干系。

尼古拉·帕希奇的反应

尼古拉·帕希奇对刺杀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阴谋究竟了解多少？他会采取什么措施阻止事情的发生？实际上，帕希奇对该计划或多或少也有所了解。这种判断有若干证据支持，但大多数有说服力的证据都来自柳巴·约万诺维奇（Ljuba Jovanović）——帕希奇政府的教育大臣。根据约万诺维奇的回忆（1924年出版的回忆录残篇，但也可能写于更早的时期），帕希奇告知塞尔维亚内阁，“在5月底或是6月初”，“有人计划来到萨拉热窝行刺弗朗茨·斐迪南”。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所有内阁成员都认为，总理应当向德里纳边界的军官下达指令，防止有人穿越边境。其他文件和零星的证据（这些证据都是1918年帕希奇自己整理的，他整理这些文件的原因很奇怪且不详）。但是他是如何知道此事的？根据间接证据猜想，给他提供消息的人最有可能是塞尔维亚铁路雇员、黑手社特工米兰·齐加诺维奇。他很可能是总理本人的私人特工，他的任务就是时刻关注社会活动的动向。如果这些都成立，那么帕希奇便掌握了所有细节和行动的具体时间表，不仅是行动计划本身，还有参与者及其背后的组织。

塞尔维亚官方当然没有留下关于三位刺客的任何纪录。他们在5月底进入波斯尼亚。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是1914年夏非法携带武器跨越边境的唯一一批人。6月的前半个月，来自塞尔维亚边防的报告证实，被隐瞒的越境活动还有很多。6月4日，波德里涅区区长警示内政大臣普罗蒂奇称，有军官正伙同边防人员预谋“利用我们在波斯尼亚的人，转移一批数量可观的炸弹和武器”。这名区长考虑将武器查封，但因为装着它们的箱子已经到达波斯尼亚境内，他担心追回箱子可能牵连并暴露边防军队的行动。更多的调查显示，在波斯尼亚一方负责接洽这批武器的人正是拉德·马洛巴比奇。

据一位当地的官员所说，这些行动耸人听闻的是，它们并不是简单地在相关当局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开展的。再加上犯罪者正是“政府官员”，很容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我们欢迎这样的行动。”帕希奇和内政大臣普罗蒂奇深谙这个道理。如果帕希奇在计划尚未出炉就已经知晓，我们将期待他尽一切可能撇清它与贝尔格莱德政府的关系。6月10日，边境地区当局确实得到风声，要求“制止所有类似的活动”。

而这些相关地区的公务人员是否当机立断地禁止这些行动则是另一码事儿了。赖科·斯特潘诺维奇（Raiko Stepanović）是边防警卫的一名警官，他走私了一只装满枪支和炸弹的箱子越境，但当他被传讯向区长解释自己的行为时，他却直接拒绝露面。在6月中旬的一次会议后，民政当局收到官方命令，要求严查向波斯尼亚非法运送武器和人员的事例；4名边防警卫的领导收到一封简短的告示，“建议”他“停止从塞尔维亚向波斯尼亚输送武器、军火以及其他爆炸物”。但这些信息都被当作耳边风，无人回应。后来的事情显示，边界军事人员从他们上级那接受了严格的指示：不理会民政方面的有关问题。

换言之，塞尔维亚边界的军事力量已经不再受贝尔格莱德政府的控制。当军政大臣上书总参谋部，质疑并要求告知关于军队在波斯尼亚的暗中行动时，这一请求先是被呈上至行动指挥部，该方称对这些事情一概不清楚；之后，军事情报处的头目便知悉了此事，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阿匹斯”本人。在向行动部门递交的一篇冗长的、毫无诚意且言语并不坦率的反馈中，“阿匹斯”为马洛巴比奇的纪录和此人的声誉辩护，坚称任何经他手的枪支纯粹是为了支持塞尔维亚在波斯尼亚开展的特工行动。关于那些炸弹，他声称一无所知（3年后，他却信誓旦旦地说，他私下委托马洛巴比奇，为他的刺杀计划提供装备和支持）。他说，如果边境地区出现了安全风险，则不能归咎于谨慎而必要的军事行动，而是那些政府官员和特工的问题——他们傲慢地要求对边界进行巡查和监督。简而言之，错就错在那些人试图干预敏感的军事行动，而这又超过了他们的能力和理解力。这一回复被呈到了塞尔维亚总参谋部，接着在6月23日由总参谋部部长整理、签署，递交到了军务部。民政当局和军事领导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从德里纳河岸到贝尔格莱德当局无不如此。

“阿匹斯”以及总参谋部语气强硬的反馈使得帕希奇十分恼火和紧张。6月24日，他采取行动，下令对边防警卫的活动进行全面调查。在一封写给军务部的顶级机密信件中，他写道，根据“多方”了解，“军官们”从事着一些不但很危险，而且具有叛国性质的活动，“因为其妄图在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之间制造冲突”。

如果塞尔维亚所有的盟友和伙伴知道我们的军官和警官的所作所为，他们不仅会弃我们而去，还会站在奥匈帝国那边，允许它惩罚那个浮躁的、靠不住的邻居。因为它唯恐天下不乱，并要在邻国的领土内开展行刺活动。从塞尔维亚的国家利益出发来考量，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这危急存亡之秋，任何挑唆与奥匈帝国发生冲突的事情都应当终止，因为我们需要韬光养晦、休养生息，和平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信末还附加了一道命令，要开展一项“严肃的调查”，弄清楚究竟有多少军官牵扯到这种荒唐而鲁莽的行为中，希望能够对反抗的势力进行“清除和镇压”。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悬崖勒马为时已晚，因为那些年轻人已经在5月底成功穿越了边境——这距离帕希奇采取行动关闭边界已经过去了两个星期。很难想象，在行刺这件事上，为何这位总理的反应如此迟缓。他肯定已经认识到，下达给边防警卫的命令一定会被当作耳边风，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黑手社的成员。或许是因为他担心激怒这位强大的对手——“阿匹斯”，招致可怕的后果。尽管他下达了“严肃调查”边境人员的命令，但“阿匹斯”仍然不为所动，自始至终都稳坐塞尔维亚军事情报部门的第一把交椅。他并没有因此被革职，甚至当调查结果出来之后，他竟成功逃脱了责任。我们很容易联想到1914年5月那场给塞尔维亚带来沉痛打击的政治危机。帕希奇成功地在那场危机中幸存了下来，但也只是凭借运气罢了，何况还有对塞尔维亚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两大列强的大使助他一臂之力。因此，甚至有人怀疑他是否真的想要对“阿匹斯”开展的活动进行干预。或许帕希奇担忧一场公开的对峙可能会招致黑手社的憎恶，引来杀身之祸，尽管这并不太可能，因为他在5月的危机中毫发无损。另外，我们不能忘记，无论如何，这位塞尔维亚总理仍然是整个国家权力最大的人，是一位拥有出色能力的政客，也是党魁——他的党派成员仍然占据着国家议会的大部分席位。因此，更有可能的是，在这几个星期里，帕希奇又才重拾自己的老作风——这是他在久经塞尔维亚混乱政局的考验之后形成的，即始终保持低调，不要硬碰硬，让矛盾自行消除，以无为的姿态等风暴过去。

然而，帕希奇手中仍然有一张王牌：他大可以私下警示维也纳这场刺杀行动，同时明哲保身。人们热议的问题是，他究竟有没有这样做。在这件事情上很难找到证据，没有人愿意承认提供或者收到过事前的警示。1914年7月接受一家匈牙利报纸的采访时，帕希奇自己也否认了这一点。他也不能这样做，因为如果承认提前告知，那么他和他的同僚们相当于刺杀事件的从犯。战前为塞尔维亚辩护的人也是同样的理由，他们认为战争爆发前塞尔维亚当局是无辜的，他们的理论是：塞尔维亚政府完全没有参与任何阴谋策划。同样，奥匈帝国当局也不可能收到这样的警示，因为如果被告知存在这样的阴谋，为何他们没有采取更好的措施保护他们的王位继承人呢。7月2日，维也纳一家半官方报纸《异闻报》（Fremdenblatt）发表评论，否认了这些流言，称关于这即将到来的危险，奥匈帝国外交部没有收到任何告知。

尽管如此，还是有足够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类似的警示是存在的。最可靠的一个证据来源是法国外务部副秘书阿贝尔·费里（Abel Ferry）7月1日的日记；在日记中，他记录了老朋友，塞尔维亚驻巴黎公使米伦科·韦斯尼奇（Milenko Vesnić）来访。在他们的谈话过程中，韦斯尼奇曾提到塞尔维亚政府“提醒奥匈帝国政府，他们听到了一些关于刺杀计划的风声”。驻维也纳的塞尔维亚军事专员在1915年对意大利历史学家马格里尼说，帕希奇曾向塞尔维亚在维也纳的公使馆发电报，称“有信息泄露出来，塞尔维亚政府已经掌握消息，在大公访问波斯尼亚期间，有人策划要置他于死地”，奥匈帝国政府最好将到访的日期推迟。

大量的证据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重现塞尔维亚驻维也纳公使约万·约万诺维奇（Jovan Jovanović）是如何采取行动的。6月21日中午（也就是帕希奇从贝尔格莱德发来电报之后的第三天），他会见了奥匈帝国财政大臣利昂·比林斯基（Leon Biliński），试图转达这一信息，告知对方如果大公出访波斯尼亚将会出现的后果。但他在表达时却拐弯抹角：大公如果选择在科索沃战争周年纪念日到访，那么肯定会被对方视为挑衅行为。在那些为奥匈帝国服役的塞尔维亚青年当中，“可能就会有人把他们的步枪或手枪上膛……”比林斯基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场谈话的重要性”，只是简单地回复对方：“就让我们期待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吧。”在之后的几年里，比林斯基拒绝向记者或是历史学家谈及这一情节。显然，他当时并没有把这种警告当真。对方的表达如此含糊，因此更容易被理解为一种恫吓，仿佛是这位塞尔维亚公使在做一次毫无理由的尝试，试图通过向奥匈帝国的高级官员进行模棱两可的威胁，来干涉帝国的内部事务。因此，比林斯基认为不需要将这些信息上报给奥匈帝国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伯爵（Count Berchtold）。

也就是说，确实有类似的警告被传达给对方，但没有一个人的行为真正起了作用。回顾这个过程，所有人似乎都在遮遮掩掩。约万诺维奇应当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向对方提出警告，告知对方准确的信息。同样，帕希奇也应当直接告诉奥地利人他们所面临的危险，而不是迂回地通过约万诺维奇来传达。他大可开展一次针对刺杀行动的调查，这会危及他的政权，但会确保他的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可事实总是更为复杂、受到很多限制。一方面，约万诺维奇不仅是塞尔维亚外交系统的工作人员，更是一个泛塞尔维亚激进分子，他的职业生涯无不带着极端民族主义的色彩。约万诺维奇之前是“科米塔吉”的成员，在1908年兼并之后，他在波斯尼亚参与制造骚乱，甚至还亲自坐镇指挥游击队。1914年夏，如果帕希奇政府倒台，他还差点儿以黑手社成员的身份成为外交大臣的候选人。确实，就连奥匈帝国也曾因为这位塞尔维亚大使的泛塞尔维亚情结向塞尔维亚提议，如果这一职位由一名更温和的人来担任，他们会非常欢迎。这也是为什么约万诺维奇选择比林斯基，而不是直接会晤贝希托尔德伯爵——后者十分不待见他。

同样，帕希奇的行为也是出于诸多考量。一方面，作为人民激进党的领袖，他担心黑手社一干组织会将这种通风报信的行为视为赤裸裸的叛国，他们一定会采取行动。他只能希望萨拉热窝行动以失败告终。最重要的是，他清楚地知道这个国家的政权自始至终与民族主义组织纠缠不清。这不仅仅事关塞尔维亚的国家团结，这种团结是通过国家机构和各种能够渗透到邻国的志愿组织缔结而成的；同样，这还关乎国家的未来。塞尔维亚在过去需要这样的民族主义团体，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收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时刻，这个国家同样需要它们。

这个老道而有趣的政客深刻地了解，如果塞尔维亚试图在巴尔干战争的血的教训之后重振雄威，和平发展是首要前提。新兼并地区的统一（实际上，这一过程是暴力和痛苦的）方兴未艾，强迫选举迫在眉睫，但是最聪明的政治家的特质不正是在于他能够同时应对不同程度的制约和挑战吗？帕希奇渴望和平，但他同时相信——他从不掩盖这一点，塞尔维亚扩张的攻坚阶段必须通过战争来赢取。只有一场诸列强都参与其中的欧洲大冲突，才能够扫清横亘在塞尔维亚“大一统”道路上的强大障碍。

或许帕希奇还记得1908~1909年兼并危机期间，伦敦外交部常任副大臣查尔斯·哈丁（Charles Hardinge）对驻伦敦的塞尔维亚公使格鲁伊奇（Grujić）的警告。哈丁在1909年1月对这位公使说，只有塞尔维亚受到来自奥匈帝国的攻击，俄国和协约国家才会向它伸出援手；如果塞尔维亚先发制人，那么任何的援助都免谈。帕希奇之所以可能考虑到这一点，是因为1914年初春，他和俄国沙皇进行会晤，他向沙皇请求如果遭到奥匈帝国攻击，请俄国提供支持。如果刺杀行动成功，那么塞尔维亚就成为挑衅的一方，这一请求必然被回绝，但是帕希奇相信奥地利人不会把刺杀行动（如果行动成功的话）和塞尔维亚政府联系起来，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联系并不存在。奥匈帝国如果反击，那么俄国和它的同盟必然会相助，塞尔维亚便有了靠山。在帕希奇看来，这并不是说俄国和塞尔维亚的关系有多么紧密，而是俄国在巴尔干政策中符合逻辑的体现。帕希奇对这种补偿机制十分有把握，这种执着甚至遭到了嘲笑。6月中旬，他收到了来自圣彼得堡的塞尔维亚公使的报告，为了可能出现的“对西面国家的侵犯”，俄国重新调整了东部防线，以部署更多军事力量。这些消息使得帕希奇对这位盟友的支援更加深信不疑。

这并不是说帕希奇在刻意寻求一场大规模的冲突，或是说挑唆奥匈帝国进攻的想法直接促成了他的行为。事实上，或许他在考虑，在这样历史性的时刻，一场战争对于塞尔维亚的独立来说是很必要的，所以在为时已晚之前，他暧昧的举动丧失了阻止刺杀行动的机会。在面对如何处理萨拉热窝阴谋的时候，这些想法肯定时刻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使得他放缓了行动的步伐。

历史的遗留以及1903年以来塞尔维亚王国的发展，都在1914年夏使贝尔格莱德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个国家的民主是如此原始和脆弱，它的政治决策者们一直处于被动的守势：在军队和各个密谋组织之间夹缝求生，控制议会的人民激进党的领导人毫无决断力。两次巴尔干战争使得这个国家呈现出空前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国家和非官方的民族主义机构（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界线以外的）相互渗透，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政府的监督管理寸步难行。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对其领导人提出了巨大挑战，在与奥匈帝国的关系上，这些特点也不断造成压力。常驻柏林的塞尔维亚公使米洛什·波奇舍维奇（Miloš Bogičević）说：“对于那些非塞尔维亚人而言，在众多以实现大塞尔维亚理想的国家组织之间找到一条出路是非常困难的。”各种行动背后各国家机构之间错综复杂的瓜葛，使得人们要想分清楚究竟它的性质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无异于无稽之谈，就连那些老道的外国观察家都云里雾里。

如果站在尼古拉·帕希奇的角度来看，1914年夏所积攒的各种压力已经达到临界点。在两次艰苦的战争后，财政和军事都呈现出疲态，新兼并的地区军事暴动此起彼伏。此外，针对那位强大却很不宽容的邻居发动的刺杀行动也以失败告终。但帕希奇，这位势必要力挽狂澜应对1914年6月28日的行动所引发的危机的人，自身也是这种政治文化的产物：行事遮遮掩掩，小心翼翼地几近怠惰。这些都是将近30年的政治生涯对他的塑造。这些特质帮助他在狭隘而混乱的塞尔维亚政界生存下来。但如果要应付恐怖分子在萨拉热窝制造的危机，这些特质恐怕还远远不够。

[2]　伊安·弗莱明（1908—1964），英国小说家，最广为人知的“007”——英国特工詹姆斯·邦德，就出自他的笔下。——译者注

[3]　斯科普里：马其顿共和国首都。雅典和斯科普里之间的名称之争缘自：“马其顿”是古希腊时期希腊北部国家的名称。由亚历山大大帝统治的马其顿帝国曾征服小亚细亚、波斯和埃及等地，把希腊文明传播到中东各地，至今，希腊仍将其北部地区称为马其顿。希腊认为，由斯拉夫民族（马其顿斯拉夫族）建立的国家无权使用属于希腊的名称作为国名，因此提出抗议。由于以上原因，马其顿独立初期，希腊雅典等地曾举行大规模示威，抗议马其顿共和国使用“马其顿”一名。——译者注

[4]　1平方英里≈2.59平方千米。——编者注

[5]　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6]　1磅≈0.453千克。——编者注

第二章 无个性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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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制衡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哈布斯堡皇朝的生存轨迹可以由两场军事灾难来定义。1859年，法国和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军队在索尔费里诺打败了奥地利的10万大军，这也吹响了意大利成为单一民族国家的号角。1866年，普鲁士人在克尼格雷茨摧毁了奥地利的24万军队，将奥地利驱逐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德国。这些接二连三的打击改变了奥地利的命运。

在军事打击的重创下，新专制主义的奥匈帝国逐渐演化成奥匈帝国。根据1867年的协议，奥地利和匈牙利两大国家（即西边的德国人和东边的匈牙利人）之间实现权力共享。旋即出现的是一个统一的政体，就像一只双黄的鸡蛋：匈牙利王国和奥地利领土中称为“内莱塔尼亚”（意为“利斯河一侧的地方”）的部分在哈布斯堡双君主制的外壳下融为一体。两大实体都拥有自己的议会，但它们没有共同的首相和共同的内阁。只有在外交事务、国防和国防相关的财政事宜上，两者才通过对帝国直接负责的“共同部长”统一处理。帝国共同利益不能通过议会会议来决定，因为这样做的话就会暗示匈牙利王国仅仅是一个更大帝国实体的附庸。相反，两者之间经常派“代表”相互切磋（代表团由30人组成，分别来自双方），他们定期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碰头。

这种双边协议达成后，便招致了许多批评，也树敌不少。一方面，那些强硬的匈牙利马札尔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是否认匈牙利应有的国家独立性的自我出卖。有些人还称，奥地利仍然在利用匈牙利王国，让它变成自己的农业殖民地。引起争议的是，维也纳拒绝出让武装部队的控制权，拒绝创建一支独立、平等的匈牙利军队——关于这一问题的宪法危机在1905年扰乱了帝国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奥地利的德国人认为，匈牙利人会蚕食更为发达的奥地利经济，他们应当为此承担更高份额的经费。这种体制势必导致分歧，因为协议要求“合二为一”的两大帝国每隔10年就关税同盟进行重新协商（收益和征税是二者共同享有的）。每次协商之后，匈牙利人的要求都变得越来越大胆。协议中同样没有说明，这两大“优等民族”中究竟是谁对其他少数民族拥有政治监管权。协议签署后的第一任匈牙利总理久洛·安德拉希（Gyula Andrássy）向他的奥地利同事建议：“您看护好您那边的斯拉夫人，我们管好我们这里的。”战争爆发前的几十年里，帝国的11大官方民族之间关于民族权利的抗争逐渐成为主旋律，包括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罗塞尼亚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

两大帝国之间分别有自己的措施来应付这些挑战。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匈牙利人主要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冷处理。王国的选举权仅仅覆盖人口的6%，且最富裕的阶层马札尔人拥有最有利的财产资格。这样就导致尽管马札尔代表仅占人口的48.1%，却控制了90%的议会席位。300万的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罗马尼亚人是整个国家人口最多的民族，占人口的15.4%，但在400余个匈牙利议会席位中，他们仅占5个。此外，从19世纪70年代起，匈牙利政府便开展了雄心勃勃的“马札尔化”运动。教育法强行规定各个州和不同信仰的学校都使用马札尔语，甚至那些上幼儿园的孩子也要服从这一规定。同时要求教师能够熟练掌握马札尔语，如果他们被认为“对匈牙利国家抱有敌意”，则会被解雇。针对少数民族激进分子的严格措施助长了语言权的退化。来自南部伏伊伏丁那的塞尔维亚人、来自北部的斯洛伐克人和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罗马尼亚人常常联起手来，为少数民族的权利抗争，但收效甚微，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实在是太小了。

与此相反，在奥地利的内莱塔尼亚，政治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动，以符合少数派的需求。1882年和1907年的选举改革（男性普选权被正式确立）旨在创造公平的政治环境。但是这些民主措施却增加了民族冲突的潜在可能性，特别是在公共机构（如学校、法庭和行政机关）语言应用的敏感问题上。

没有哪个地方的民族主义政治摩擦比内莱塔尼亚议会更严重。内莱塔尼亚议会坐落于维也纳环路一栋宏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内。这个拥有516个席位的立法机关（也是全欧洲最大的）除了会出现人们熟悉的政党间的思想分歧，还有民族势力掺和其中，各种矛盾交织成一幅分裂重重的景象。比如，在1907年选举产生的具有合法权的30余个政党中，有28名捷克平均地权论者、18名捷克激进民族主义者、17名捷克保守人士、7名捷克温和派、2名捷克改革分子、1名独立身份的捷克人和9名捷克民族社会主义者。波兰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甚至斯洛文尼亚人和罗塞尼亚人也同样被划分成不同的思想阵线。

由于内莱塔尼亚没有官方语言（与匈牙利王国截然相反），那么议会召开的过程便不存在统一的语言。人们可以随便使用德语、捷克语、波兰语、罗塞尼亚语、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斯洛文尼亚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和俄语。但议会并不提供翻译，除非演讲的代表自行提供演讲稿的译稿，否则即便演讲者使用的并非德语，也不会记录或者显示演讲内容。就连那些来自最微不足道的派系的代表因此也能够通过用很少人能够听懂的语言夸夸其谈，来防止别人说三道四。他们是不是真的在谈论当下的话题，还是在用地方话吟诵诗歌，别人无法判断。尤为著名的是捷克人，他们最喜欢用夸张而过分的冗长演说对议事进行阻挠。内莱塔尼亚议会还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特别是在冬季，维也纳那些总想找点儿乐子的人便会蜂拥而至，旁听议会。一位细心的柏林记者发现，与这座城市的电影院和歌剧院不同，旁听议会会议是免费的。

民族冲突已经非常紧张，以至于在1912~1914年，各种各样的议会危机重创了君主政体的立法机构：1913年，由于波西米亚人存心作对、不服管束，奥匈帝国首相卡尔·施蒂尔克伯爵（Count Karl Stürgkh）解散了他们，由一个帝国委员会接手管理该省。1914年3月，捷克人对此事的抗议又掀起了波澜，而3月16日，施蒂尔克把捷克人的组织也解散了。当奥匈帝国在7月向塞尔维亚宣战时，它仍然处于解散状态，因此，在战争爆发时，内莱塔尼亚实际上在遵循一种专制统治。匈牙利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1912年，继萨格勒布和其他几个南斯拉夫城市共同抵制一位不受欢迎的政府官员后，克罗地亚的宪法被暂停；仅在布达佩斯一地，战前的几年变成了针对少数民族反抗和选举权改革要求、保护马札尔霸权的议会专制时期。

这种惊人的失调现象显然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奥匈帝国政体已经奄奄一息，它在政治版图上的消失仅仅是时间问题。这是一些敌对分子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个帝国近年来（战争爆发前）对于统一的任何尝试都是徒劳的。实际上，奥匈帝国政治骚乱的程度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严重。比如，1908年在卢布尔雅那也陆续出现民族冲突，布拉格也时不时会上演捷克人和日耳曼人斗殴的场面，但不同于当时的俄国或是20世纪的贝尔法斯特，这些冲突都没有上升到暴力程度。至于内莱塔尼亚议会出现的骚乱，则更像一场慢性疾病，而非不治之症。政府常常行使1867年宪法第14条规定下的紧急命令权。此外，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政治冲突会相互抵消。对于奥匈帝国的君主政权来说，发生在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教权保守主义者以及1907年后出现的其他政治团体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一种恩惠，因为它可以制衡各个民族阵营，民族主义的毒素因此也被冲淡了。想要在众多力量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以维持多数派的统治，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要求技巧、灵活性和对策略的想象力，但从1914年以前的三任奥匈帝国首相贝克（Beck）、比纳特（Bienerth）和施蒂尔克的表现来看，尽管政体总是遭遇间歇性的创伤，但他们还是能够力挽狂澜的。

战争打响前的几十年里，也是哈布斯堡皇朝经历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呈现一派普遍繁荣的景象——这与同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形成了鲜明对比。与另外一个日薄西山的政体，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相比，哈布斯堡皇朝一样显得与众不同。奥匈帝国广大的关税同盟里，自由市场和竞争制度刺激了技术的革新和新产品的引进。二元君主制的多样性在于，新型的工厂能够从各种各样的工业合作中受益，而有效的运输体制、高品质的服务和配套设施又加强了这种合作。这种经济的良性发展在匈牙利王国尤为显著。19世纪40年代，匈牙利还是奥匈帝国的“大粮仓”——出口奥地利的货物中有90%是农业产品。但在1909~1913年，匈牙利的工业出口上升了44个百分点，而奥地利—波西米亚工业地区对于廉价食品持续走高的需求同时拯救了匈牙利的农业部门，哈布斯堡共同市场抵御住了来自罗马尼亚、俄国和美国的竞争。许多经济历史学家都认为，1887~1913年，帝国整体内部见证了一场“工业革命”，或者说是自力更生的扩张增长阶段：1881~1911年，生铁消费增加了4倍；1870~1900年，铁路覆盖面积也翻了两番；接受基础教育的人数超过了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战争爆发前的几年，奥匈帝国，特别是匈牙利，是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年平均增长率为4.8%）。

就连长期居住在维也纳的《泰晤士报》记者、挑剔的观察家亨利·威克姆·斯蒂德（Henry Wickham Steed）都在1913年发出感慨，“奥匈帝国出现的‘种族斗争’”在本质上是现有体制内对于保护权和恩惠的争取：

争取语言权的本质是对官僚影响力的争取。同样，捷克人、罗塞尼亚人和意大利人提出的建立新的大学或中学的要求（同时遭到日耳曼人、波兰人以及其他种族的反对），实际是要求建立能够造就潜在官员的新机构，而这些未来的官员能够将议会党派的政治影响力官僚化。

此外，使保障民族权益的政策更灵活、更具适应性的努力也在缓慢却卓有成效地推进（至少在内莱塔尼亚如此）。1867年的基本法正式对内莱塔尼亚统治下的民族的地位和语言平等做出说明，一大批判例法供法律起草者参考，为其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法，例如德属波西米亚地区的捷克少数民族的语言使用规定。在帝国最后的和平年代里，内莱塔尼亚当局一直在根据少数民族的需求调整自己的政策系统。比如1914年1月28日在伦贝格通过的《加利西亚协议》，它确保了之前遭到排挤的罗塞尼亚人（即乌克兰人）能够在扩大的地区立法权中获得固定比例的选举权，并向他们承诺不久之后建立一所乌克兰大学。连匈牙利当局也在1914年年初国际环境恶化时期做出了表态。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的南斯拉夫人也得到承诺不再受过度强权的困扰，并保证他们获得媒介自由；特兰西瓦尼亚也收到消息，称布达佩斯政府打算满足当地罗马尼亚人的诸多要求。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警觉地认为，这些措施可能会巩固哈布斯堡皇朝在罗马尼亚地区的统治。于是他在1914年1月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提议，向在俄国西部生活的数以百万计的波兰人也做出类似的让步。

这些针对不同需求做出的调整说明该体制最终会在一定的框架内，实现一系列对民族权利的保障。有迹象表明，在响应这些地区的物质需求后，管理的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当然，扮演这个角色的是国家，而不是哈布斯堡困难重重的议会。与各个政党或是立法会议不同，通过一种更加直接和连续的方式，即通过教育委员会、城市委员会、县委员会、市长选举等范围的扩大，国家与公民被紧密联系起来。国家（或者说其主要职能）不再是实施镇压手段的暴力机器，而是一个各部分相互黏合的、充满活力的实体，一个多元社会、经济体和文化利益之间的中间人。1890~1911年，哈布斯堡官僚体制的国内行政花销增加了366%，因此而付出了巨额经费。但哈布斯堡皇朝的居民们都因有序的政府而获益匪浅：公共教育、福利、卫生、法制以及精巧的公共设施等。哈布斯堡政体的特点在它灭亡后仍然闪烁着余晖。20世纪20年代末，当作家（同时也是机械领域专家）罗伯特·穆西尔（Robert Musil）回顾奥匈帝国尚存的最后几年和平时光时，他脑海中闪过的画面是“洁白、宽阔、繁华的街道……如河流般有序地延伸，就像军装上的绶带，用白色的臂膀拥抱着这片土地”。

最后，大多数少数民族激进主义者认可了哈布斯堡联邦，承认它是一个共同的防卫体系。少数民族之间爆发的惨烈冲突，例如在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地区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或是在加利西亚的波兰人和罗塞尼亚人之间发生的冲突，以及杂居着不同民族的地区，这些状况似乎都在说明，成立新的、离散的民族实体只会引发更多问题，而不会缓解现状。无论如何，这些年轻的单一民族国家如果失去了一个帝国的护卫，又怎能继续生存下去？1848年，捷克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弗朗齐歇克·帕拉茨基（František Palacky）就警告称，哈布斯堡皇朝的解体只会为“俄国君主制的入侵”制造条件，而不是换来捷克的独立和解放。他说：“我发自内心地认为，并且也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维也纳是能够保卫我们的民族，使之和平、自由和公正的中心。”1891年，查尔斯·施瓦岑贝格王子（Pince Charles Schwarzenberg）询问年轻的捷克民族主义者爱德华·格雷格尔（Edward Grégr）：“如果您憎恶这个帝国……那么您的国家那么小，它能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吗？您是把它再拱手让给德国还是俄国呢？如果您抛弃了奥地利同盟，您将孤立无援。”1914年以前，那些寻求与帝国彻底决裂的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仍然只是一小部分人。在很多地区，民族主义政治集团已经融入联盟，如老兵俱乐部、宗教和慈善团体、狙击手联盟，哈布斯堡的爱国精神得到了不同形式的滋养。

沉着冷静、拥有着美髯的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很好地诠释了为何人们因此敬重君主国，且它能够长治久安的原因。但这位君主的私生活却写满了悲剧：皇帝的儿子鲁道夫和情人在家族狩猎场双双自杀；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即人们熟悉的“茜茜公主”）在日内瓦河畔被一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他的兄弟马克西米利安被墨西哥叛乱者在克雷塔罗处决；他最喜欢的侄女被活活烧死，而这场悲剧是由一个未熄灭的烟头点燃了她的衣服引起的。皇帝将这一连串的打击进行了淡化处理。在每个正式的庆典仪式上，他的标志性语言总是“很好，我们很满意”，这句话也因此变得家喻户晓。当处理复杂的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平衡不同力量以达到各方面都不会呈现抱怨时，他总能表现得很周到；他积极投身于宪法改革的每一阶段。然而在1914年，他却显得怠惰了许多。在战斗打响前的两年里，他维护独裁的匈牙利首相蒂萨·伊斯特万（István Tisza），共同抵制少数民族对于选举权的要求。只要匈牙利王国向维也纳提供它所需的资金和选票，弗兰茨·约瑟夫就能接受马札尔的领导权，虽然它罔顾王国内其他少数民族的利益。由此可见，他已经与时代格格不入了。奥匈帝国日耳曼政治家约瑟夫·马里亚·伯恩莱特（Joseph Maria Baernreither）在1913年（此时弗兰茨·约瑟夫已经83岁高龄）写道：“我们的时代气势如虹、排山倒海而来，而对于我们年迈的皇帝来说，它却仍如同在远方飒飒作响。他已经不再有任何实质性参与。他不再理解这个时代，而时间却不会因此停下它的脚步。”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对这位皇帝在政治上和情感上有着强大的依恋。众所周知，他受欢迎之处并不在于他体制内的角色，而是体现在普罗大众对他的情感。到1914年，他的在位时间甚至比他的臣民们的寿命还要长。用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的作品《特罗塔家族》（The Radetzky March）里的话来说，他似乎“潜藏在冷若冰霜的高龄背后，就像一块铠甲覆盖下催人振奋的水晶”。他常常出现在子民的梦中。在数以万计的肖像画中，他湛蓝色的眼睛仍然炯炯有神——在客栈、学校、办公室和火车候车室，我们常常能够看到这双眼睛；日报仍然用惊叹的口吻报道，他是如何在国事场合迈着稳健而灵活的步伐从他的马车上走下。正如它旧时的风采，这个帝国依旧繁荣、井然有序，于乱象中向世人展现罕见的稳定局面。危机此消彼长，但从未危及它的存亡。正如维也纳记者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所说的俏皮话，这种局面“让人绝望，却无伤大雅”。

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却是个特例。1878年的柏林条约授予奥地利人管辖权，使这片土地从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中易手；30年后，奥匈帝国正式吞并了它。19世纪末，波斯尼亚还是一个植被郁郁葱葱、山地层峦叠嶂，南部是海拔2 000多米的高山、北部是萨沃河溪谷的国家。黑塞哥维那则主要是由湍急的水流作用劈就的荒凉而高耸的喀斯特高原，周围由群山环绕——严酷的地形条件使得这个国家几乎没有基础建设。哈布斯堡控制下的巴尔干地区的这两个省的状况一直充满争议。那些在1914年夏天潜入萨拉热窝、杀害奥匈帝国继承人的年轻的波斯尼亚塞族恐怖分子，辩称这一行为的动因是他们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同胞们遭到压迫，历史学家们也认为应当归咎于奥地利人自己，因为是他们的压迫和恶政，将波斯尼亚的塞族人拱手让给贝尔格莱德。

真的是这样吗？在刚刚占领该地的前几年里，确实出现了广泛的抗争，特别是人们对征兵制度的不满。但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这些省份也经历了类似的骚乱；19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1914年，这些地区实际上经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1878年之后，农民的生存状况成为统治该地区的一个瓶颈。奥地利人并没有选择废除奥斯曼的领主体系（直到1914年，还有约9万波斯尼亚塞族农奴在这样的体系下劳作），有些历史学家将其视为一种“分而治之”的政策，目的是讨好住在城市里的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而压制主要是由塞尔维亚人构成的农民。但这种观点只是一种基于过去的想法。正是根植于文化的由来已久的保守性，而非一种殖民统治哲学，才使得奥匈帝国在这些新省中的统治得以巩固。“渐进性和连续性”是奥匈帝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统治的特点，这正迎合了这些地区的传统性。只要有可能，那么在奥斯曼时代制定的法律和制度就能继续沿革、发挥作用，而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它们。但哈布斯堡的统治确实也通过一次性清算解放了所辖范围的农民们，超过4万波斯尼亚农奴在占领后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的这段时间获得了人身自由。无论如何，从20世纪早期整个欧洲的农民境遇标准来看，“一战”前夕，旧体系下的塞尔维亚农奴的生活确实不能算糟糕，他们或许比达尔马提亚或是南意大利的农奴活得更滋润一些。

在增加农业产量和改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工业状况上，奥匈帝国当局也付出了很多。他们建立了模范农场，包括葡萄园和鱼塘；培训中学老师，让他们了解初级农艺学；建立了一所农业高等院校，而在邻国塞尔维亚，这种教学机构还从来没出现过。如果说引进新方法的过程仍然相对缓慢，那么农民对创新的抵触情绪是主要原因，而非奥匈帝国的责任。此外，还有大规模的投资资本涌入这些地区。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公路和铁路的运输网络，其中有一些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山地铁路。诚然，这些基础设施工程部分被用于军事目的，但其他一系列部门（如采矿业、冶金、林业和化学产品制造业）同样也吸引了大批投资。在本杰明·卡洛伊伯爵（Count Benjamin Kállay）统治时期（1882~1903年），工业化的步伐达到最高峰，其结果就是巴尔干地区实现史无前例的工业产值（1881~1913年年均增长率达12.4%）。总而言之，哈布斯堡将这些新省份当作施展其施政才能的平台，其目的是“展现哈布斯堡统治的人性和效率”。到1914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已经发展到可与帝国内其他地域媲美的水平。

奥匈帝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统治纪录中最大的一个失误是，低得耸人听闻的识字率和受教育人口比例（甚至比塞尔维亚还要低）。但这种结果并不是奥匈帝国的政策使然。奥地利人兴建了大约200座小学、3所中学、1所师范类高等院校以及1个科研所。虽然这些努力收效甚微，但它们的作用也不能完全被忽略。导致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农民们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直到1909年（在这些省被正式兼并之后），小学义务教育才被引进。

诚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境况并非可人而光明的。哈布斯堡统治者竭尽全力，应对所有针对帝国的民族主义行为，有时也会果断地重拳出击。1913年，奥匈帝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军事管理者奥斯卡·波蒂奥雷克终止了1910年波斯尼亚宪法，加强了政府对教育系统的控制，禁止发行塞尔维亚报刊，并关闭了许多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文化组织。必须指出的是，尽管采取了强硬措施，但它们都是出于对膨胀的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遏制。另一个让人恼火的事实是，对边境西部和北部的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地区以及东部的伏伊伏丁那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管理是失败的，这些地区都处于匈牙利严格的统治之下。总而言之，对这些省不同民族群体的多元传统的尊重，使得这种管辖相对来说是比较公正和有效的。西奥多·罗斯福在1904年两位奥匈帝国高级政客造访白宫时表示，哈布斯堡君主国“知道如何以公平的姿态对待这个国家存在的不同民族和宗教，因此也会懂得如何获取巨大的成功”；他还不开心地添了一句，他相信美国在菲律宾事务的管理上能够从奥匈帝国身上学习很多。此外，游客们也被哈布斯堡政权的公正性所震撼：1902年，一位美国记者观察到，在不同的种族和宗教群体中，处处体现一种“相互尊重和相互包容”的精神；法院在“明智和真诚的管理下”，“公正对待每一位公民，无论他持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拥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

在“一战”爆发前夕，我们对奥匈帝国状况和前景的评判或许会遇到一些问题。从战争期间一直到1918年战败，这个帝国的溃败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预示着它迫在眉睫而不可避免的衰落，这掩盖了它之前的光辉，也导致人们对它的评价充满矛盾。捷克民族主义者爱德华·贝内什（Edvard Bene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一战”期间，贝内什成为捷克秘密独立运动的组织者；1918年，他是新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国家的奠基人之一。但是在他1908年发表的“奥匈帝国的问题和捷克的质疑”的研究论文中，他也曾对哈布斯堡联邦的未来充满信心。他说：“有人提到奥匈帝国会瓦解，我根本不相信。奥匈帝国的各个民族之间拥有共同的历史沿革和紧密的经济联系，它们是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的。”另外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泰晤士报》记者（之后是该报编辑）亨利·威克姆·斯蒂德。1954年，斯蒂德在一封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信中称，当他在1913年离开奥匈帝国时，“我感觉我正在逃离一座将倾的大厦”。当时大多数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然而，当他回过头来重新审视1913年的奥匈帝国，他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尽管他对哈布斯堡统治的诸多特征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但那一年他还是写道，在10年的“持续观察和体验”中，他无法获得“任何充足的理由”，认为哈布斯堡君主政体“不应当在欧洲大陆维持其合法地位”。他总结称：“它的内部危机通常是发展导致的危机，而不是衰落引起的危机。”只有在“一战”期间，斯蒂德才是一名真正呼吁奥匈帝国解体的人。在捷克民族主义者托马什·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的回忆录《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Making of a State）1927年的英译本中，斯蒂德为其作序，在序中他写道，“奥匈帝国”这个名字是以下这些特征的同义词：“能够抹杀一个民族的灵魂，用少得可怜的物质利益来腐蚀它，剥夺它的自由、它的良知和它的思想，摧毁它的意志，消解它的毅力，让它放弃追求理想的道路”。

这样极端的反转也有相反的版本。研究哈布斯堡皇朝的最著名的专家之一、匈牙利学者奥斯卡·亚西（Oszkár Jászi）对这种二元体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29年，他在一份研究君主制解体的宏大研究中总结道：“‘一战’并不是原因，深深积累的仇恨的最终爆发以及各民族的不信任态度才是导致帝国瓦解的原因。”然而在1949年“二战”结束后，亚西的家乡又遭受了一次灾难时刻，独裁和种族灭绝的噩梦挥之不去。这一次，自1919年就流亡美国的亚西发出了截然相反的声音。他写道，在旧的哈布斯堡时期，“法制还算健全，个人的自由越发受到重视，政治权利也不断扩大，民族主权的原则逐渐被尊重。自由流动的人口和商品让君主国里的每一寸土地都享受着利益”。那些曾经忠于哈布斯堡、对民族独立欢欣鼓舞的公民，之后却指摘旧有的二元君主制；那些在1914年怨声载道的人，之后却陷入对往事的怀恋。1939年，在写到君主制的瓦解时，匈牙利作家米哈伊·鲍比契（Mihály Babits）是这样形容的：“现如今，我们对这一损失追悔莫及，急切想要寻回曾经我们所厌恶的事物。我们现在独立了，但我们没有欢愉之感，我们感到的只是焦虑。”

棋逢对手

在1859年和1866年的两次战争中战败后，奥地利人被驱逐出意大利和德国，从此，巴尔干地区便成为奥匈帝国外交政策的焦点。不幸的是，他们在缩小地缘政治范围之时，恰逢巴尔干半岛的动荡越演越烈的时期。此外还存在一个潜在的问题，那就是奥斯曼政权已经日薄西山，在东南欧苟延残喘，俄国和奥匈帝国都对该区域的利益虎视眈眈，而这造成了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从历史渊源上看，俄国和奥匈帝国都认为自己应当在奥斯曼帝国撤出的地区行使主权。哈布斯堡自古以来就是欧洲东部抵御土耳其人的大门。而在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认为，巴尔干地区新兴的斯拉夫人民族（尤其是东正教徒）和圣彼得堡的老东家在利益上具有一致性。奥斯曼帝国的退出引发了争议，即土耳其海峡未来的控制权究竟归谁。对俄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是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敏感话题。与此同时，许多雄心勃勃的新巴尔干国家诞生，它们各自为政，相互之间还有利益冲突。在这片混乱的土地上，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就像两位博弈的棋手，它们小心翼翼地走着每一步，希望能够消除或削弱对手的优势。

直到1908年，合作、妥协和对非正规的势力范围进行界定让事态中潜藏的危险得到抑制。1881年，俄国、奥匈帝国和德国之间对之前达成的三皇同盟进行了调整，俄国承诺“尊重”《柏林条约》的规定，即奥匈帝国1878年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正式统治，三个当事国还同意“相互为对方考虑”彼此“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俄奥之间在1879年和1903年的另外几项协议，重申了对巴尔干地区现状的共识。

然而，巴尔干地区的政治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与敌对的势力集团保持良好关系并不足以保证安定。半岛上那些次要的难缠分子同样需要安抚和驯服。从维也纳的立场上看，最重要的关系当属塞尔维亚王国。在亲奥匈帝国的米兰·奥布雷诺维奇的漫长统治期里，塞尔维亚十分归顺维也纳，默许了帝国的区域领导权。同样，维也纳支持贝尔格莱德1882年以王国的身份争取选举权的努力，并答应如果塞尔维亚意欲扩张到南部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马其顿，奥匈帝国会提供外交上的帮助。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古斯塔夫·卡尔诺基伯爵（Count Gustav Kálnoky）在1883年夏告知他的俄国同行，与塞尔维亚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帝国在巴尔干政策的关键。

尽管米兰国王同样很友好，但他绝不是一个省心的伙伴。1885年，通过提出退位、将自己的儿子送到奥地利上学，并允许帝国吞并他的王国，这位国王在维也纳制造了一场骚乱。奥地利人当即拒绝了这种胡闹的行为。在维也纳的一场会晤上，人们提醒这位狼狈的君主他作为国王应尽的责任，并把他送回了贝尔格莱德。古斯塔夫向奥匈帝国首相解释道：“比起一个信马由缰的省份，一个繁荣和独立的塞尔维亚更符合我们的意图。”然而就在米兰国王似乎要放弃统治权的4个月之后的11月14日，他出其不意地进攻了自己的邻国保加利亚——俄国的附属国。这场冲突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在保加利亚人的抵抗下，塞尔维亚军队很快就被打败了，然而事情的善后还需要外交行动，以防止得到缓和的俄奥关系再起波澜。

新国王表现出比他的父王更加奇怪的举止：亚历山大国王狂妄地吹嘘奥匈帝国给他的王国提供的帮助；1899年，他公开宣称“塞尔维亚的敌人就是奥匈帝国的敌人”，这样失言举动震惊了圣彼得堡，同样也使得维也纳感到尴尬万分。但是他也对亲俄政策心动不已：1902年，在他的父亲米兰国王死后，亚历山大国王不遗余力地寻求俄国的支持，他甚至对圣彼得堡的记者宣称，哈布斯堡皇朝“是塞尔维亚的头号敌人”。可以想象，在听到亚历山大早年便遇害的消息后，维也纳并不感到惋惜，尽管那里的政客们像其他人一样，对这样的根除行动感到震撼。

奥地利人慢慢地意识到，1903年6月的弑君行动标志着新的突破。维也纳的外交部迅速与篡权者佩塔尔·卡拉乔尔杰维奇建立良好的关系——他们乐观地把他视为亲近奥匈帝国的人。奥匈帝国是第一个正式承认新塞尔维亚政权的外部势力。但是好景不长，人们很快发现，两个邻国之间和睦关系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政治事务的管理权已经由一些公开反对二元君主制的人接手，维也纳的政策制定者们越发担心贝尔格莱德媒体的民族主义恶言（它们现在已经摆脱了政府的管控）。1903年9月，驻贝尔格莱德的奥匈帝国公使康斯坦丁·邓巴（Konstantin Dumba）在报道中称，这两个邻居之间的关系“已经糟糕到极点”。维也纳重新认识了这场违反道德的弑君暴行，并与英国一道对卡拉乔尔杰维奇进行制裁。俄国人试图从松动的奥塞关系中趁火打劫、分一杯羹，他们向贝尔格莱德政府保证，塞尔维亚的未来在西方，在亚得里亚海岸，并教唆他们不要恢复与维也纳之间的长期贸易协定。

1905年年底，这种紧张态势终于演变成公开冲突——维也纳发现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私下”成立了关税同盟。1906年年初，维也纳要求保加利亚拒不履行这一协议，但适得其反；除此之外，与保加利亚的联盟一夜之间被塞尔维亚国人奉若神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的）。而在过去，对大多数塞尔维亚人来说，它是可有可无的。在第一章中，我们大概讲述了1906年的危机，更重要的一点是，使维也纳的政客感到担忧的与其说是这个与保加利亚缔结的具有微不足道的商业重要性的同盟，不如说是这背后暗含的政治逻辑。如果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关税同盟只是迈出的第一步呢？巴尔干国家“联盟”会不会携起手来反对奥匈帝国，并投入圣彼得堡的怀抱？

这很容易被当作奥地利人偏执的想法，实际上，维也纳政客们的担忧并不是天方夜谭：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的共同关税实际上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第三个协议，前两个协议已经明确表态，其出发点是针对奥匈帝国的。两国之间的《友谊条约》和《同盟条约》已经于1904年在贝尔格莱德签署。邓巴已经竭尽全力解读到访的保加利亚代表和他们的塞尔维亚对话者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尽管他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但他还是没能明确地探明这些协商的机密之处。这就表明，维也纳担心俄国的介入是有其原因的。尽管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已经缓和，且俄国正忙于与日本进行一场恶战，但圣彼得堡的确意图建立一个巴尔干联盟。这些协商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保加利亚外交官迪米特尔·里佐夫（Dimitar Rizov），他曾是为俄国亚洲部门工作的特工。1904年9月15日上午11点，俄驻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大使们同时（且秘密地）收到由两国外交大臣分别呈上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联盟协议复印件。

奥匈帝国在巴尔干政策问题上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即国外和国内事务彼此之间的高度融合。原因很明显：因为这片国土存在许多少数民族，在帝国的国境线以外，还有他们真正的“家乡”，因此，国内和国际的政策很容易混淆。哈布斯堡境内的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境外没有独立主权的“母国”，但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300万罗马尼亚人则不然。由于二元体系过于复杂，维也纳无法阻止匈牙利与邻国罗马尼亚相分离的不公正的文化政策——毕竟后者是该地区一个具有巨大战略价值的伙伴。然而至少到1910年，奥匈帝国和罗马尼亚之间的关系还是能够不受国内紧张局势的影响的，这主要是因为身为奥匈帝国和德国同盟国的罗马尼亚并没有挑唆或利用发生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民族事端。

然而，在塞尔维亚人和塞尔维亚王国则不会发生这种事（特别是在1903年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仅有4成人口是塞尔维亚人，南匈牙利的伏伊伏丁那有很大一片地区都是塞尔维亚人定居点，在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地区也有小部分塞尔维亚人。1903年弑君事件之后，贝尔格莱德加快步伐，在奥匈帝国内发起民族主义活动，主要针对的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1906年2月，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军事专员波米亚诺夫斯基（Pomiankowski）在一封致总参谋部长官的信中对问题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如果未来发生军事冲突，塞尔维亚一定会拉拢奥匈帝国的敌人助阵。问题不在于政府的态度，而在于总体上有着极端民族主义血统的政治文化。波米亚诺夫斯基警告称，就算掌舵的是一个“明智而通情达理”的好政府，也不可能阻止“所有强大的激进沙文主义者”采取“冒险行为”。然而比塞尔维亚“公开的敌意和它糟糕的军队”更危险的是“塞尔维亚激进分子在和平年代的间谍活动，它们会系统地对我们的南斯拉夫人民进行毒害，且试想最坏的结果，它们将成为我们的军队面对的严重困难”。

塞尔维亚整个国家，更确切地说，是这个国家里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所表现出的沙文民族主义，成为维也纳评估与贝尔格莱德关系的焦点。1907年夏，外交大臣冯·埃伦塔尔伯爵在对新任奥匈帝国驻塞尔维亚公使的官方指示中说明了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从弑君行动之后每况愈下的。埃伦塔尔回忆，在米兰国王执政期间，塞尔维亚王室完全有能力对抗任何“波斯尼亚的公然煽动行为”，但自从1903年6月弑君事件发生后，事情便发生了变化。不仅是因为佩塔尔国王在政治上的弱势，无法对沙文民族主义进行打压，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也开始利用这些民族运动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贝尔格莱德的新任奥匈帝国公使的“当务之急”之一是，对塞尔维亚民族活动进行严密的观察和分析。当机会来临时，公使便会告知国王佩塔尔和总理帕希奇，他已经充分掌握了泛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活动开展的规模和特征。毫无疑问，贝尔格莱德的领导们应该意识到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占领是“不可更改的”。最重要的是，对方不能用那种习以为常的官方的否认来敷衍公使：

估计他们还会对你的警告一如既往地用一些陈词滥调做出回应，在被占领的省份的问题上，塞尔维亚的政治家们往往会因为鬼祟的密谋备受指摘，他们也常为自己做出毫无实质内容的辩解：“塞尔维亚政府致力于维持正确而清白的关系，但我们无法左右国家的意见，这需要实际行动。”

埃伦塔尔的官方指示体现了维也纳对贝尔格莱德的态度：他们相信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原始力量，但深深质疑对方的领导人，对波斯尼亚的未来，他们也表现出万分的焦虑，虽然奥地利人表面上做出了傲慢而自信的姿态。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于1908年还是被奥匈帝国吞并了。奥匈帝国和其他列强都认为，1878年的占领就意味着永久的拥有。1881年修订后的三皇同盟相关条约中有一项秘密条款，奥匈帝国明确表态“无论何时，吞并这些省份都是恰如其分的”，这项声明隔三岔五就会在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外交协议上出现。俄国也没有对此进行辩驳，尽管在这一实质性转变的时刻（从占领到吞并）来临时，圣彼得堡持保留意见。对于奥匈帝国来说，正式的吞并所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任何关于这些省份未来发展的未知都烟消云散，柏林会议上达成的协议中规定占领的期限正是1908年，因此这是在最后的期限内仓促实现的。通过诸如成立省级议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更充分地融入了奥匈帝国的政治结构中。这也有利于为对内投资创造稳定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吞并的行为是对贝尔格莱德（以及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人）发出的信号，宣称了奥匈帝国对这些地区的永久占有权，这也至少在理论上消除了骚乱发生的一大隐患。

在1906年10月被晋升为外交大臣的埃伦塔尔一直在殚精竭虑地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他是这种二元君主制的忠实拥趸。但在1905年，当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的政治精英因为共同军队管理权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时，他对之前看似坚不可摧的同盟关系产生了质疑。到1907年，他开始支持在君主制问题上引入第三方的意见，两大主流的权力中心应当由包括南斯拉夫（最主要的是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内的第三方进行调解。这个想法得到了南斯拉夫上层集团的强烈支持，尤其是布达佩斯管控下的克罗地亚人，他们不愿意被分成内莱塔尼亚、匈牙利王国和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省三个支离的部分。只有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被帝国完全吞并，它才最终可能被纳入这个体系。而这样一来，正如埃伦塔尔热切希望的那样，才能在内部实现对贝尔格莱德的民族主义活动的制衡。届时，塞尔维亚将不再是巴尔干南斯拉夫的一片山麓地带，而是从帝国内广袤的、以克罗地亚为主导的南斯拉夫实体中被割裂出去。

1908年夏在奥斯曼马其顿地区爆发的青年土耳其革命，成为吞并计划的导火线。青年土耳其组织逼迫君士坦丁堡的苏丹颁布宪法、成立议会，他们计划对奥斯曼帝国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一时间谣言四起，称土耳其的领导人不久之后将会在奥斯曼帝国内，同时包括一些奥匈帝国占领的地区（但它们暂时还没有奥匈帝国的代表机构），举行普选。土耳其的新政权通过革命匡正了自身的合法性，同时提高了士气。如果这个新政权意欲夺回它们丢失的西部军事重地，并承诺进行宪法改革以赢取当地人的民心，那该怎么办？一个趁火打劫的穆斯林—塞尔维亚民族联盟想利用这些不确定性，从土耳其领主地位那里宣布自身的独立。这就变得很危险，因为这些省的民族联盟可能会与土耳其人联手，将奥地利人驱逐出去。

为了在一片混沌中先发制人，埃伦塔尔当机立断，准备兼并事宜。在得到一笔慷慨的赔偿后，奥斯曼人放弃了他们名义上的主权。更重要的是要摆平俄国人，他们的默许是整个计划的基础。埃伦塔尔坚信，与俄国之间维持良好的关系是问题的关键。1899~1906年，作为驻圣彼得堡的奥匈帝国大使，埃伦塔尔为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做出了许多贡献。让俄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对之前的协议进行担保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在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合法化统治的问题上，俄国人没有提出异议——前提是圣彼得堡也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事实确实如此，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支持下，正是伊兹沃尔斯基本人，提出如果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兼并，那么俄国要从奥匈帝国那里得到进入土耳其海峡的许可。1908年9月16日，伊兹沃尔斯基和埃伦塔尔在布赫劳城签署协议。因此，1908年的兼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奥匈帝国和俄国在巴尔干问题上达成共识的产物。此外，这次交易中双方寻求到了一种平衡，因为伊兹沃尔斯基和埃伦塔尔所追求的实际上是相同的：通过秘密协议确保自己的利益，但违反了《柏林条约》，牺牲了奥斯曼帝国的利益。

尽管做了准备，埃伦塔尔于1908年10月5日宣布兼并的事实还是在欧洲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危机。伊兹沃尔斯基出尔反尔，否认曾与埃伦塔尔达成共识，他之后甚至否认他之前就了解埃伦塔尔的动机，并要求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归属问题召开国际会议。危机由此爆发，并持续数月。塞尔维亚、俄国和奥匈帝国甚至进行战争动员，摩拳擦掌。埃伦塔尔始终没有理会伊兹沃尔斯基关于召开会议的要求——这项要求并没有在《布赫劳协议》中出现过。直到1909年3月，德国致信俄国，要求俄国承认兼并的合法性，并要求塞尔维亚也这样做。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首相警告称，如果他们不干，那么“就让该发生的发生吧”。这样的口吻不仅暗含了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德国可能会拿出证据，证明伊兹沃尔斯基在地区兼并事宜中的所作所为。伊兹沃尔斯基立刻败下阵来。

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在这次兼并危机中，埃伦塔尔负主要责任。而这样说公平吗？诚然，这位奥匈帝国外交大臣的行为缺乏外交透明性。他没有尝试通过召开国际会议，邀请签署《柏林条约》的多方共同解决兼并危机，而是选择运用老套的外交手段：秘密会议、相互许诺，以及私下的双边协议。而这种鬼鬼祟祟的行动及其成果很容易让伊兹沃尔斯基抓到把柄，声称自己，甚至整个俄国，都被这位“老奸巨猾”的奥匈帝国外交大臣欺骗了。然而也有证据表明，危机之所以爆发，是因为伊兹沃尔斯基为了不丢掉饭碗并保全个人名誉，以一种过分的方式撒了谎。这位俄国外交大臣的判断出现了两点失误。首先，关于土耳其海峡向俄国战舰开放的问题，他误认为伦敦会赞同这一点。其次，他彻底低估了兼并对于俄国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据说，当1908年10月8日，伊兹沃尔斯基在巴黎听到兼并的消息后，他还表现得相当镇定。直到他几天后来到伦敦，发现英国摆出不配合的姿态，并且还听到来自圣彼得堡媒介的风声，这时他才惊慌失措地认识到自己的失误，并开始尽力将自己的角色塑造成受害者。

不管埃伦塔尔的决策是对还是错，波斯尼亚的兼并危机还是成为巴尔干地缘政治的转折点。它将俄国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问题上实现合作的最后可能和意愿摧毁殆尽，从这一刻起，遏制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冲突产生的消极影响变得更加困难。它同样影响了奥匈帝国的邻居和盟友——意大利王国。双方之间的关系早就有紧张的趋势，意大利少数民族在达尔马提亚和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的权利问题和他们与亚得里亚的强权政治之间的对抗是两大争论的焦点，然而兼并危机要求意大利进行赔偿，这激起了意大利人的愤怒，双方陷入新一轮的紧张关系。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关于巴尔干亚得里亚海岸的利益分歧已经越来越难以调和。起初，德国人对兼并问题并没有表态，但他们很快便积极地对奥匈帝国表示支持，这种姿态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效果：它阻止了俄国政府从兼并危机中捞取更多的好处，但从长远来看，它使得圣彼得堡和伦敦更坚定了原有的想法：奥匈帝国是柏林的左膀右臂。对于1914年的危机来说，这种观点产生了十分危险的后果。

危机对俄国的影响尤为深刻和持久。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败局，使得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前景破灭。伊兹沃尔斯基和英国大使阿瑟·尼科尔森爵士（Sir Arthur Nicolson）于1907年8月31日签署的《英俄公约》限制了俄国在波斯地区、阿富汗和中国西藏的影响力。当下，只有巴尔干地区还是俄国能够继续施加影响的地区。舆论认为，俄国是斯拉夫少数民族的守护者，这些声音灌输给关键决策者，因此所有人都在土耳其海峡的问题上产生了偏见。在伊兹沃尔斯基的误导和普遍的沙文主义情绪的煽动下，俄国政府和人民将兼并视为对彼此之间的共识的无情背叛，是对自己的不可原谅的侵犯，是在关键问题上让人无法接受的挑衅。在波斯尼亚危机发生后的几年时间里，俄国人计划在军事上投入大量精力，这在欧洲引发了一场军备竞赛。俄国同样表现出要更深层次地介入塞尔维亚政治的姿态。1909年秋，俄国外交部委派尼古拉·哈特维希为驻贝尔格莱德的俄国公使。他是一个“狂热地遵循亲斯拉夫人传统的人”。走马上任之初，这位精力充沛、头脑聪敏的外交官便不遗余力地迫使贝尔格莱德对维也纳表现出更强硬的姿态。实际上，他有些发力过猛，以至于僭越了圣彼得堡管理者们下达的指令。

谎言与伪造

兼并危及使得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二元君主制的政治体制更是让情况雪上加霜。数年来，奥匈帝国当局一直在观察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联盟（1905年在匈牙利辖内的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首都萨格勒布成立的政治宗派）的动向。在1906年的选举之后，该联盟攫取了对萨格勒布的控制权，提出了“南斯拉夫议程”，旨在寻求帝国境内所有南斯拉夫民族的统一，并在一些相当棘手的问题上与匈牙利当局长期斗争，如对方要求所有国有铁路的军官必须讲马札尔语。不过这都是司空见惯的情况，真正让奥地利人感到担忧的是，联盟的一些（或是所有）代表都有可能成为贝尔格莱德的间谍。

在1908~1909年的危机中，这些担忧上升为一种偏执的心态。1909年3月，当俄国在与波斯尼亚的对峙中妥协退让时，哈布斯堡当局出其不意地对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联盟发动了一场不合时宜的司法攻击，主要的53名塞尔维亚激进分子被判处叛国罪，原因是密谋将南斯拉夫地区从奥匈帝国中分裂出去，归入塞尔维亚。就在同一时间，维也纳作家海因里希·弗里德永（Heinrich Friedjung）博士在《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上发表文章，谴责联盟的3名主要政治家收受来自贝尔格莱德的补助金，然后替塞尔维亚王国卖命，开展叛国行动；他号称政府机密文件已经证实了这些指控的真实性。

对于叛国行为的审讯从1909年3月3日一直持续到11月5日，很快，它便给政府的公共关系带来了彻底的灾难。法院听取了276名证人的证词，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是被告人提到的。在阿格拉姆（即现在的萨格勒布）宣布的所有31项罪名之后却在维也纳的上诉中被撤销。与此同时，弗里德永以及《帝国报》（Reichspost）一位编辑也遭到了一系列诽谤指控。这位博士作为证据的“秘密文件”变成了伪造物，由塞尔维亚的一名双重间谍传给了奥匈帝国使馆，奥匈帝国外交部之后又将它交回弗里德永。作为杰出的历史学家，这位不幸的弗里德永博士的名誉被可耻地滥用，他做出道歉并撤回了指控。但是，捷克民族主义活动家、同时也是被告的辩护者托马什·马萨里克仍然穷追不舍地对这次事件刨根问底，通过广泛的调查搜集新的证据，并在多次公共讨论中声明奥匈帝国驻塞尔维亚大使以埃伦塔尔伯爵的名义刻意伪造了文件。

维也纳当局根本不可能从一开始就知晓这些文件并非真实的，他们的偏执可能会轻信这些言论——奥地利人一直都对他们所担忧的事情深信不疑。但阿格拉姆和对弗里德永的审判还是对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关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尤其糟糕的是，这场丑闻曝光不久后，奥匈帝国在塞尔维亚的代表约翰·福尔加奇（Johann Forgách）伯爵成为众矢之的。1910~1911年，马萨里克仍然在努力“揭发”令人尴尬的奥匈帝国的不义行为（他的发现并非都是真的）。塞尔维亚媒体欢欣鼓舞，将福尔加奇逐出贝尔格莱德的呼声此起彼伏。福尔加奇——这位很早以前就对自己的处境倍感不快的代表，发起了猛烈还击，否认所有的指摘（或许他是正确的）；同样身为攻击对象的埃伦塔尔，发现无法让这位跟敌人唇枪舌剑、交锋正酣的公使离开，因为这样就暗示着维也纳默认了奥匈帝国当局在故意欺骗公众。1910年11月，福尔加奇私下致信维也纳的外交部门称：“情况对我来说很不乐观，但如果当地政府能够悬崖勒马、主持公道，那么我一定会从贝尔格莱德媒体发起的风暴式打击中挺过来，因为我已经经历了那么多不愉快。”

尤其让福尔加奇感到愤怒的是，塞尔维亚高级军官总是不断地介入这件事，以达到让他身败名裂的目的。在这些人当中要属外交部的米罗斯拉夫·斯帕拉伊科维奇（Miroslav Spalajković）最过分。斯帕拉伊科维奇向马萨里克提供证据以攻击奥匈帝国政府；在对弗里德永进行审判的日子里，他甚至成了代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联盟的专家证人。在竭力质疑伪造文件的可信度之后，他又继续采取行动，断言福尔加奇为了捏造针对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联盟的指控，故意肯定了这些信息的真实性。1910~1911年冬天，荷兰驻贝尔格莱德使节弗雷登比赫（Vredenburch）称，斯帕拉伊科维奇一直在外交圈内散布针对奥匈帝国代表的流言。更糟糕的是，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斯帕拉伊科维奇和他的妻子身边出现哈特维希的身影，也就是那位新任俄国公使。福尔加奇愤怒地将他称为“我们的死对头”，两人之间互通信件，恶语相向。1911年4月，福尔加奇下令奥匈帝国在贝尔格莱德的所有外交人员都不许和斯帕拉伊科维奇有任何往来。他告知埃伦塔尔：“在某些方面，这个过度焦虑的人神志并不健全。自兼并以来，他对奥匈帝国的憎恶已经让他精神出问题了。”

很明显，福尔加奇在贝尔格莱德的工作已经无法继续下去，1911年夏，他被召回。但阿格拉姆和弗里德永的丑闻还在审讯中，这件事在塞尔维亚首都造成的余波尚未散去，因为很多关键人物都在1914年爆发的战争里悉数登场了。作为外交部高级官员，斯帕拉伊科维奇很看重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利益——他的妻子是波斯尼亚人；1879年，他在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中提到，既然这两个省是奥斯曼封建统治下独立的合法实体，那么奥匈帝国对它们的兼并就永远不是合法的。之后，斯帕拉伊科维奇成了塞尔维亚驻保加利亚的公使。他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串通俄国，在巴尔干同盟中建立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联盟。在保加利亚任职期间，他是哈特维希最亲密的朋友，以“每月20次”的频率拜访他。很快，他便被调到圣彼得堡的公使馆去了。在那里，适逢1914年“七月危机”如火如荼之时，他的工作是将沙皇和他的大臣们的意图传达给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政府。1912年，埃伦塔尔突患白血病逝世，继他之后奥匈帝国外交部的政策制定者中，福尔加奇（这位被调离原岗位的强硬的反塞主义者）当仁不让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名重量级成员。他不大可能忘记伊兹沃尔斯基和埃伦塔尔之间的私人过节，波斯尼亚危机过后，维也纳的报刊恰当地将其看作阻碍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关系改善的绊脚石。1914年“七月危机”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那就是其中许多主要人物早就是老熟人了。在关键事务背后，埋藏的是纷纷扰扰的私人恩怨和挥之不去的伤害。

单凭奥地利人的力量，塞尔维亚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其背后牵扯许多交互错杂的关系。首要的是塞尔维亚和俄国的关系，尤其是在兼并危机之后，双方的关系得到了加深。维也纳对俄国公使哈特维希十分提防，因为他是个持反奥立场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他在贝尔格莱德越发重要的影响力并不是什么好兆头。一位在索非亚的法国公使这样描述哈特维希：“一个典型的农民”，顽固地坚守“旧俄国政策”，并时刻准备“牺牲远东，赢得巴尔干地区”。哈特维希与塞尔维亚总理帕希奇之间建立了异常亲密的友谊，这两个人每天都要见面。塞尔维亚外交部的官员们也跟着向俄国代表团的外交官们示好：“我们是唇齿相依的伙伴。”一位俄国记者曾做出如此评价：“没有人相信，俄国和塞尔维亚之间在共同的政治目标上存在任何秘密。”贝尔格莱德的大街小巷都欢迎这位俄国公使，他就像一个征服了这里的英雄一样风光：“只要有人看到他很有特色的脑袋，他就会赢得热烈的掌声。”

理论上，维也纳可以通过寻求与保加利亚之间建立良好关系来转移塞尔维亚的敌意，但这种选择同样会带来问题。由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间依旧存在领土争，讨好索非亚就不得不冒着与布加勒斯特分道扬镳的危险。得罪布加勒斯特是极不明智的选择，因为罗马尼亚少数民族有许多人生活在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如果罗马尼亚脱离维也纳，转而投入俄国的怀抱，那么少数民族问题将会扰乱该地区的安全。匈牙利外交官和政治领导人尤其警告称，“大罗马尼亚”对二元君主制的威胁不亚于“大塞尔维亚”。

亚得里亚海岸的小公国黑山也是问题之一。弗朗兹·莱哈尔（Franz Lehár）的轻歌剧《风流寡妇》（The Merry Widow）就是取景于这个风景如画却颇为贫穷的王国。黑山共和国是巴尔干地区面积最小的国家，仅有25万人口，散居在虽然美丽但环境很恶劣的山峰和溪谷中。这个国家的国王身着镶满金银、颜色鲜艳的华丽制服，人们在黄昏时可以看到他在他的宫殿前吞云吐雾，等候路人过来搭话。布拉格记者埃贡·埃尔温·基施（Egon Erwin Kisch）在1913年夏徒步从采蒂涅出发，途径黑山首都，最后到达美丽的港口城市里耶卡（现在克罗地亚境内）。旅行中，他听到山谷里传来枪声，这使他大惊失色。一开始他还以为巴尔干爆发了战争，但他的防卫人员向他保证，这只不过是黑山青年用他们的俄式步枪朝湍急的山溪里的鱼开枪的声音。

这个国家虽然贫穷且面积狭小，但它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洛夫琴山上架起枪支，能俯瞰奥地利在亚得里亚海岸的卡塔罗建造的港口设施，而后者丝毫没有防御能力。1861年之后掌握政权的王子尼古拉（Nikola）是继维多利亚女王和弗兰茨·约瑟夫之后，在位时间最长的欧洲君主，同时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他成功地将自己的国土扩张了一倍；1908年吞并危机时，黑山的领土再一次得到扩张；之后，他又开始盘算阿尔巴尼亚北部的一小块地盘。1910年，他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国王。他以超凡的技巧，嫁出自己的女儿们。塞尔维亚的佩塔尔·卡拉乔尔杰维奇是他的女婿（尽管他的黑山妻子在他刚获得王权时就离世了）；尼古拉的其中一个女儿埃莱娜嫁给了意大利的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Victor Emmanuel III）；另外两个女儿则嫁给圣彼得堡的俄国大公，他们都是俄国上层社会的精英。尼古拉充分利用他的国家敏感的战略地位，以吸引强大的外部支持者，而这些支持者中最重要的当属俄国。1904年，他为了表现对大斯拉夫同盟的支持，悍然向日本宣战。作为回报，俄国给他提供军事补助，并派出军事代表团帮助“黑山军队的重新改组”。

与黑山联姻的意大利的处境同样复杂。1882年5月起，意大利与奥匈帝国和德国结成三国同盟，并在1891年、1902年和1912年三次恢复自己的成员国地位。但在与奥匈帝国的关系问题上，意大利国内的意见出现了严重分歧。一般来说，意大利的自由主义者、非宗教人士和民族主义者倾向于与奥地利人对抗，尤其是在亚得里亚海的问题上，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将其视为巩固意大利影响力的最佳地点，而意大利的天主教徒、教权主义者和保守人士则相反，支持与维也纳修好并与之合作。面对这些不同的意见，罗马方面推行了一种精细化、多元化但常常自相矛盾的外交政策。1900年和1902年，意大利政府与法国签署秘密协议，解除了大多数与维也纳和柏林的条约义务。此外，从1904年起，意大利人渐渐将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政策视为对该地区利益的侵犯。黑山是意大利在巴尔干地区施加商业和文化影响的不二之选，外交大臣托马索·蒂托尼（Tomaso Tittoni）与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

对于1908年的兼并，意大利的反响非常强烈，并非仅仅因为抵制奥匈帝国的行为，更是因为埃伦塔尔拒绝为罗马提供财政支持——在哈布斯堡主要讲意大利语的港口城市伊斯特里亚建立一所意大利语授课的学校。1909年10月，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打破三国同盟的约定，与沙皇尼古拉二世签订了秘密协议，即之后的《拉冈尼基协定》。协定规定，在双方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意大利和俄国都不能在“欧洲东部”的问题上与其他方面缔结合约。此外，双方都承诺，“要支持彼此的利益，即俄国在土耳其海峡的利益，以及意大利在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的利益。”而这项协定并非表面上那么重要，因为意大利很快就和塞维利亚签署共识，推翻了之前的《拉冈尼基协定》中的许多承诺，但这也表明罗马下决心寻求一种更加肯定和独立的政策。

最有可能导致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出现分歧的是阿尔巴尼亚问题，这个国家仍然处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而意大利和奥匈帝国都认为，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逐步增大。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奥匈帝国就通过其在斯库塔里的副领事，为这个国家北部的天主教徒提供宗教保护。但意大利也对阿尔巴尼亚漫长的亚得里亚海岸线虎视眈眈。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罗马和维也纳都认为，一旦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的政权垮台，它们应当为阿尔巴尼亚的独立提供支持。而在双方的影响力究竟如何分配的问题上，还有待商榷。

佯装的平静

1909年3月，塞尔维亚正式宣告停止针对奥匈帝国领土内的秘密行动，并意欲与邻居奥匈帝国修好。1910年，在经历了诸多口角之后，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甚至同意以一份贸易协议来结束双方之间的贸易冲突。同年，塞尔维亚进口量增加了24%，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来自奥匈帝国的商品重新出现在贝尔格莱德商店的货架上；到了1912年，奥匈帝国再一次成为塞尔维亚的主要买家和供应商。帕希奇与奥匈帝国代表之间的一次会议上，双方都做出了信誉担保。但双方之间业已存在的尴尬似乎不可能那么容易被抹杀。尽管佩塔尔国王正式出访维也纳的计划已被提出，但一直没有付诸行动。最初，塞尔维亚政府以国王抱恙为由，将出访地点从维也纳改到了布达佩斯，但之后又推迟了时间；1911年4月，这个日子被一推再推，仿佛遥遥无期。然而就在奥地利人气愤不已时，1911年冬，塞尔维亚却对巴黎进行了一次十分成功的皇家访问。这次拜访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就连塞尔维亚驻法国的公使都回到贝尔格莱德，准备诸项事宜。更早之前，他们计划将维也纳和罗马作为这次法国之旅的额外访问地点，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打算。佩塔尔于11月6日到达巴黎，被安顿在法国外交部。在那里，他得了共和国总理的迎接，还被授予一枚金质奖章。在这样的场合，这枚奖章的意义十分特殊：它用来纪念和表彰这位国王，即作为一名年轻的塞尔维亚流亡者和志愿者，他在1870年法国与普鲁士的战争中表现非凡。让奥地利人更为恼火的是，当日的晚宴上，法国总理致辞的开场白中赞扬佩塔尔是“所有塞尔维亚人的国王”（很明显，也包括了在奥匈帝国生活的塞尔维亚人），并且会“带领他的国家和人民走向自由”。佩塔尔兴高采烈地回应，他和他的塞尔维亚同胞在追求自由的斗争中离不开法国的支持。

此外，种种现状背后，塞尔维亚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仍然耿耿于怀。民族自卫组织虽然在表面上已经转变成一个纯粹的文化机构，但它很快便重操旧业，它的分支机构在1909年之后迅速扩张，且深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奥地利人也铆足了劲儿，监视塞尔维亚特工在边境外的间谍活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塞尔维亚军队中的一名候补中尉德拉戈米尔·乔尔杰维奇（Dragomir Djordjević），他将自己的文化工作（即在波斯尼亚当一名“演员”）与管理塞尔维亚线人的秘密组织相结合。1910年10月，有人发现他重返塞尔维亚参与武装训练。奥匈帝国驻塞尔维亚的代表们很早就觉察到黑手社的存在，尽管他们当初并不确定究竟该如何利用这个充满秘密的新生集团。1911年11月12日的一篇报道中，新任驻塞尔维亚公使（也就是福尔加奇的继任者）斯特凡·冯·乌格龙（Stephan von Ugron）告知维也纳，“一个存在于上层圈子中的组织”目前是塞尔维亚媒体热议的话题。关于这个组织，外人没有“深入的了解”，只知道他们自称黑手社，其主要目的是重新获得奥布雷诺维奇时代军队所享有的国家政策影响力。

乌格龙和奥匈帝国陆军武官奥托·格利内克（Otto Gellinek）之后提供的消息显然更为充分。在这个新成立的组织中，“阿匹斯”是最重要的人物。对于该组织的目标，人们也有了更准确的了解：“行动计划包括清除这个国家里所有阻碍大塞尔维亚理想实现的人”，并且扶植一位“立志领导所有塞尔维亚人实现民族统一”的人上台。报纸上谣言四起，称黑手社已经草拟了一份黑名单，上面是他们准备行刺的官员——如果需要发动一场针对人民激进党政府的政变的话，但这些谣言之后被证明并不可信。1911年11月22日，格利内克在报道中称，显然，谋反者们计划通过合法的途径消除“塞尔维亚国内的敌人”，以便之后“通过联合所有的力量，清除外部敌对势力”。

起初，奥地利人以出奇的冷静对待这些组织。但格利内克发现，根本不可能放任这些秘密组织在塞尔维亚长时间存在，因为“每5个反叛者中，就有一个线人”。反叛活动在塞尔维亚是司空见惯的事，因此也不用大惊小怪。但当他们逐渐意识到黑手社在国家机关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之后，奥匈帝国观察家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1911年12月，格利内克称，塞尔维亚军政大臣取消了一项针对组织行动的调查，“因为将会招致大麻烦”。1912年2月初，他发现黑手社的性质已经变成半官方的了，很明显，政府“对组织内的所有成员和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身为国家公职人员的斯特潘诺维奇却是这一组织的保护人，这足以见得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有多大。

奥匈帝国在1914年夏的行为背后是一个复杂的局面。一方面，黑手社的确是一个针对塞尔维亚当局的颠覆性组织，后者也十分畏惧它；另一方面，大塞尔维亚的雄心却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容忍——国家领导人和民众亦如此。更重要的是，黑手社和当局似乎在行动上联起手来。1912年2月，乌格龙警告称塞尔维亚当局可能会支持“一次狂热的军事爱国主义行动”——如果这次行动能够让双方一致对外且不会再企图颠覆国内政权的话。民族主义组织Pijemont曾打着民族事业的幌子公开支持反对哈布斯堡的极端目标，而黑手社的存在又使得塞尔维亚当局无法采取行动进行打压。简而言之，奥地利人深谙黑手社的势力，以及塞尔维亚这个国家的复杂形势：帕希奇政府受到了重重限制，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14年夏。在1912年和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中，奥地利人目睹了黑手社组织的成长和扩张。1914年1月，人们的注意力被集中到了对谋反军官韦米奇的审判上。1903年刺杀行动后，韦米奇随身携带了一只箱子，里面装的是他从德拉加王后乳房上割下来的一块已经脱水的肉，这算是6月11日晚行动成功的战利品。1913年10月，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韦米奇射杀了一名塞尔维亚新兵，原因是他执行命令的动作太慢，而他也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但担任司法人员的全部是高级军官，他被宣判无罪，这在贝尔格莱德的部分媒体中掀起了轩然大波，韦米奇不得不接受塞尔维亚高级法院的复审，但宣判结果仅为判处10个月监禁，并且1913年12月底的一项由国王下达的赦免令又将刑期缩短。格利内克在1914年5月写道，军事警察“已经成为今天塞尔维亚政治的决定性力量”。塞尔维亚公共生活的“趋军事化”特征构成并加深了对奥匈帝国的威胁，因为“这些军事警察同时也是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排头兵，是号召反奥匈帝国的中坚力量”。

在这个混乱的局面中，最神秘的一个人物当属“塞尔维亚的无冕之王”——尼古拉·帕希奇。1913~1914年的政治风暴中，帕希奇按兵不动，生怕自己和军事警察之间发生直接冲突。1914年5月21日，格利内克写道，“带着他一贯的机敏”，这位总理巧妙地回避了来自议会的质询和催促，坚称塞尔维亚政府和军事警察们在所有重要问题上“都达成了高度一致”。在6月21日（萨拉热窝事件发生的前一个星期）的文件中，格利内克将当前的形势总结为4点：国家的大权已经落入反叛者之手，塞尔维亚当局有心无力，军队继续执行着他们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俄国公使尼古拉·哈特维希在贝尔格莱德仍是一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但这些都不能说明帕希奇可以被完全地忽略，正相反，存在长达30载的“亲俄”的人民激进党奠基人和领导人仍然处于“全权地位”。

然而，想与帕希奇进行直接对话是相当困难的。1913年秋发生的一段奇怪的插曲证明了这一点。10月3日，经过预先安排，帕希奇访问了维也纳。这次到访是一场及时雨，因为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在塞尔维亚占领阿尔巴尼亚北部地区的问题上一直没有达成共识。10月1日，贝尔格莱德收到一封信，警告塞尔维亚人必须放弃阿尔巴尼亚，但得到了模棱两可的反馈。在大使的陪同下，帕希奇与诸位奥匈帝国大臣举行了会晤，还与奥匈帝国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匈牙利首相蒂萨、福尔加奇、比林斯基等人共进晚餐。然而在这些活动中并没有对双方面对的问题进行彻底的讨论。联合财政大臣并兼管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事务的比林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帕希奇的谈话闪烁其词。他的话语“热情洋溢，辞藻华丽”，但刻意回避奥匈帝国方面提出的问题，东拉西扯，并保证“一切都会好的”。比林斯基还批评贝希托尔德没有给这位塞尔维亚政治家施加更多的压力。“外表精悍，有一把很有代表性的胡子，热情的目光，举止得当”，帕希奇用他彬彬有礼而激情四射的举止、刻意让人迷惑的话语，把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弄得云里雾里。在午饭前他们的第一场会谈中，贝希托尔德被帕希奇友好的姿态和热情所感染，以至于当谈及阿尔巴尼亚问题时，他竟然忽略了自己的职责——态度强硬地表达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占领表示反对。会谈过后，贝希托尔德在下午突然意识到他“忘记”告知帕希奇维也纳的态度。双方答应在当天晚上一起去看戏时重新讨论这个问题。这位外交大臣稍微迟到了一些，来到了他的皇家包厢之后，却发现帕希奇已经回酒店休息，现在他应该在床上呼呼大睡了。这位塞尔维亚总理在第二天早些时候匆匆离开了，双方再也没有进行进一步的会谈和交流。贝希托尔德回到他的办公桌前，以最快的速度写了一封信，并将它转交给酒店的信使，信使会在帕希奇离开这座城市时把信交给他。但因为这封信是用德文写的（更不用提贝希托尔德“天书”一样的字迹），帕希奇看不懂。即便这封信在贝尔格莱德被翻译过来，帕希奇或许也很难明白贝希托尔德到底在暗示些什么。奥匈帝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同样不知道信中写了什么，因为贝希托尔德没有留下信件的副本。假设比林斯基在十几年后的叙述是可信的，那么毫无疑问，这些充满喜剧特质的错误有一部分是奥地利人混乱的头脑造成的，或者说，是贝希托尔德近乎恼人的谦虚、羞怯和保守造成的，但这同时也表明了帕希奇真的是一个聪明狡猾的人。

萨拉热窝事件之前的数年、数月和数周里，奥匈帝国一直对塞尔维亚实施监控，他们发现这个邻国中的确存在一股企图颠覆政府的力量，而这一解释与事实有细微的差别。因此，这只能说是存有偏见的一家之言。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活动的观察深深根植于一种对塞尔维亚政治文化以及主要人物的消极的情感态度——这种态度部分来自经验，部分来自长久以来存在的刻板印象。奸诈、阴险、不可靠、闪烁其词、暴力、急脾气……这些都是从贝尔格莱德发来的报道中常见的描述。真正缺失的是一个彻底的分析，即分析塞尔维亚的反奥匈帝国团体与哈布斯堡帝国内的民族恐怖主义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阿格拉姆—弗里德永事件有可能使奥匈帝国的情报搜集工作在1909年之后受阻，正如20世纪80年代“伊朗门”让里根政府的秘密情报工作大大削弱一样。奥地利人知道，民族自卫组织的目标是颠覆哈布斯堡在波斯尼亚的统治，并在哈布斯堡境内开展破坏活动。他们认为，塞尔维亚在奥匈帝国境内的民族主义活动的动机根源是以贝尔格莱德为基地的爱国主义组织的泛塞尔维亚宣传。但两者之间的联系以及民族自卫组织和黑手社之间的关系都无从确认。尽管如此，萨拉热窝事件后，奥匈帝国之所以会有如此的想法和行动，早已经在1914年春之前就见端倪了。

鹰与和平鸽

巴尔干战争动摇了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坚固地位，同时它也壮大了塞尔维亚，后者的国土在战争中扩张了80%。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拉多米尔·普特尼克（Radomir Putnik）将军坐镇指挥的塞尔维亚军队体现的纪律性和主动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谈到贝尔格莱德的军事威胁时，哈布斯堡政府往往表现出轻蔑的态度。埃伦塔尔就曾用生动的比喻将塞尔维亚形容成在奥匈帝国果园里搞破坏的“无赖男孩”。然而1912年11月9日，总参谋部发文，称惊讶于塞尔维亚军事实力的崛起。该年年初便开始的铁路系统建设、武器和装备的现代化，以及前线兵力的增强（法国人是背后的资金支持者），已经让塞尔维亚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对手。此外，塞尔维亚的军事实力可能还会继续增强，其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新征服的土地有着160万人口。在1913年的报道中，驻贝尔格莱德的奥匈帝国陆军武官格利内克称，尽管眼下并没有直接的危机，但所有人都不能低估这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奥匈帝国的国防必须向塞尔维亚看齐。

在如何采取措施应对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日益衰退的地位的问题上，维也纳的关键决策者之间出现了分歧。奥匈帝国应该与塞尔维亚寻求和解，或是通过外交手段解决？维也纳需要和圣彼得堡重修于好？或者问题的解决需要付诸一场军事冲突？奥匈帝国多元的政治立场很难在这些问题上达成清晰的共识。外交政策也并非来自这一体系最高级别的一小撮人，而是产生于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相互磋商，而这些团体的关系有些并非是正式的，且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总参谋部就是众多团体之一。外交部当然也是一个主要参与者，尽管它的内部也是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相互竞争的平台。二元制度宪法要求，帝国的外交政策需要咨询匈牙利总理。内政和外交问题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许多大臣和高级官员同样宣称自己有解决问题的权力，比如负责管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事务的财政大臣利昂·比林斯基，甚至还有理论上是他下属的波斯尼亚地区长官波蒂奥雷克——一个意见总是和别人相左的人。奥匈帝国的政治结构如此开放，以至于连中等级别的人（例如外交官，或是外交部的部门领导）都可能通过提交来路不明的备忘录左右帝国政策的形成，而决策者们经常谨慎对待这些人的意见。负责总管事务的是皇帝，他的权力没有改变——赞同或是否决他的大臣们和谏言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但他反而起到了消极的作用：对于松散结合而成的政治团体给出的意见，他只知道顺从或是对它们进行调解。

在这种混乱的政治背景下，有三个人凭借巨大的影响力脱颖而出：奥匈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康拉德·冯·赫岑多夫（Conrad von Hötzendorf）、哈布斯堡皇位的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以及联合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

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是20世纪欧洲掌管军事大权的著名人物之一。1906年他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时已经54岁，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支持通过战争扫清帝国的敌人。在帝国的外交关系上，康拉德始终表现出野心勃勃的姿态。然而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却产生了深刻的焦虑，并常常考虑退休的问题。他在公共场合非常拘谨，喜欢独自一人登山，在登山的过程中，他还用忧伤的笔触完成了一幅描绘被黑暗的针叶林覆盖的陡坡的素描。间歇性的严重忧郁症让他趋向于自我怀疑，尤其是1905年他的妻子去世之后。为了逃离这场沉痛的打击，他从与维也纳一位实业家的妻子吉娜·冯·赖宁豪斯（Gina von Reininghaus）的关系中寻求慰藉。

利奥波德·贝希托尔德

康拉德·冯·赫岑多夫

这段不光彩的私情给康拉德的人生仿佛投射进一缕阳光。1907年，两人相识在维也纳的一场晚宴上，当时他们的座位挨着。大概一周之后，康拉德出现在赖宁豪斯的别墅并对她说：“我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您了，我的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您应当成为我的妻子。”大吃一惊的吉娜赶忙回答这是不可能的，她已经身处“七人联盟”中无法抽身——她的丈夫和六个孩子。“无所谓。”康拉德坚定地认为，“我不会退缩，这个愿望是我的动力。”一天之后，一位副官出现了，告知赖宁豪斯总参谋长处于脆弱的精神状态中，劝说她应当在毁灭他所有希望之前三思。8天后，康拉德本人又亲自拜访，宣称如果她明确地拒绝了她，他将辞去在总参谋部的职位，就此从公众视线中消失。最后他们达成一致：赖宁豪斯继续和丈夫、孩子生活，但应当时不时地和她的丈夫分开。这位总参谋长无畏的计划（大胆而狂热，甚至有些冒犯的求偶艺术）大获成功。

就这样，吉娜和丈夫继续一起生活了8年，期间她和康拉德是否还保持着关系就不得而知了。吉娜的丈夫汉斯·冯·赖宁豪斯（Hans von Reininghaus）虽然戴上了绿帽子，却仍然自鸣得意，这位富有的商人总归还有别的女人来慰藉自己，何况与康拉德攀上关系意味着能够轻易地获得利润颇丰的军需物品合同。只要有机会，康拉德就会来拜访他的情人。此外，他还写情书给她，有时一天会写好几封。但因为将它们寄给情人等于冒着丑闻曝光的危险，他只能将它们收集成一个集子，并命名为“记我的苦楚”。除了一些零星的新闻，这些信的主题一直没有变过：她使他的灵魂得到欢愉，只有她的想法才能将他从绝望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他的命运掌握在她手中，云云。1907~1915年，他一共攒了3 000多封信，直到他死后，吉娜才得知这个信集的存在。

我们很难将这段关系的重要性再夸大，因为从1907年到战争爆发，它就一直是康拉德生活的重心，虽然他也在不停思考其他一些事情，包括送到他办公桌上的军事和政治问题。这段关系中他的表现同时也可以解释康拉德职业生涯的特质，比如他不顾身份铤而走险的坚强意志，以及对破坏名誉的毫不畏惧。他甚至将发动战争当作赢得吉娜芳心的手段。康拉德认为，只有成为一名立下赫赫战功的战争英雄，他才能消除一切社会压力和障碍，让吉娜永远地离开她的丈夫和自己结婚。在一封信中，他幻想着从一场“巴尔干战争”中凯旋，将所有蹑手蹑脚的行为都抛弃在空中，大大方方地迎娶她。在那些年，他一丝不苟地将自己塑造成具有阳刚之气、衣冠楚楚而年轻的形象，这从他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在他的私人文件里（现在它们被陈列在维也纳的各大档案馆中），可以发现从日报上剪下的抗皱霜广告。总而言之，康拉德代表了欧洲男子的典型性格——脆弱且过度紧张，因此在某些方面具有忧郁的特质。

在面对哈布斯堡皇朝地缘政治上的困境时，康拉德表现出了他对梦中情人的那种偏执。1914年以前的欧洲军事指挥官中，他以出奇的好武独树一帜。每次遭遇外交上的挑战，他的回答都是“战争”；在这一点上，1906年的他和1914年的他没什么两样。康拉德一再重申要对塞尔维亚、黑山、俄国，甚至还有奥匈帝国不忠实的盟友、在巴尔干地区的敌人意大利，采取防御性战争。他从不掩盖他的意图，而是将它们公之于众，比如通过总参谋部控制下的媒体《军事快报》（Militärische Rundschau）广而告之。他对他坚定的信念非常自豪，并将这种果敢和大胆视为男人应有的品质。在他写给部长和同事的信中，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我一再地重申，我坚持自己的立场。”此外，他与人沟通的语气常常是粗鄙、吹毛求疵而自我欣赏的，这使得他的同僚和上司们很不快。1912年，当他的桃色新闻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时，吉娜建议康拉德，如果他能够更和气地和皇帝说话，并避免犀利的言辞，那么他一定能够和这位长辈更好地相处。

康拉德的眼中有许多潜在的敌人，但塞尔维亚是其中一个主要对手。在1907年写的备忘录中，他呼吁侵略并吞并塞尔维亚，他将这个国家描述成“滋生那些将南斯拉夫从帝国中分裂出去的意愿的温床”。1908~1909年，当兼并危机还处在风口浪尖时，他多次提出对贝尔格莱德进行防御性战争。1909年春，他对吉娜说：“这是一场危机，而我们却无动于衷。对塞尔维亚的战争能够挽救帝国。几年之后我们就会为自己的不作为而感到痛苦，那时我将选择负全责到底。”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期间，他又呼吁发动对塞尔维亚的战争。在1913年1月1日到1914年1月1日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他提出发动战争的次数超过25次。这种固执的坚持背后体现着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在他看来，两国的政治关系的主旋律且不可避免会发生的是竞争和对抗。与其说康拉德是个种族主义者（尽管一些稍微年轻的哈布斯堡军官都在憧憬着德国与斯拉夫民族之间爆发冲突），不如说他的思维更倾向于冷漠的霍布斯主义，认为两个国家为了追求各自的安全，诉诸永无止境的对抗。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

直到巴尔干战争打响，康拉德的呼声才变得姿态高于影响力。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1908年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同样，埃伦塔尔对他的论点也变得无动于衷，并且对这位总参谋长不懈地阻碍政策制定过程表现得越发没有耐心。1911年10月，当康拉德敦促与意大利开战时，埃伦塔尔终于忍无可忍，向皇帝递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书。埃伦塔尔写道，康拉德在总参谋部形成了一个“战争派”。如果不对他们的发展势头进行遏制，那么“帝国的政治行动将会被其削弱”。11月15日，在会见皇帝时，双方之间的矛盾达到顶点，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已经无法再忍耐这位聒噪而固执的参谋长，他将他召到美泉宫，狠狠地训斥了他。“我禁止您再向埃伦塔尔发动无休止的人身攻击。”他对康拉德说，“您那些关于意大利和巴尔干问题的指责直接是针对我的。政策——制定政策的人是我！我的政策是和平的政策。所有人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哈布斯堡皇帝和他的总参谋长之间的这次冲突值得一提，因为在康拉德的前任中，还没有谁和皇帝之间的关系会闹到这种程度。它象征着哈布斯堡指挥体系中有一小部分人已经与大部队分道扬镳，试图实现自主，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这使得政策制定的过程变得格外复杂。康拉德对皇帝的指摘毫不畏惧，赶忙起草一份尖锐的回复。但弗兰茨·约瑟夫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在他呈上这份回复之前就将他免职了。1911年12月2日，他被正式免职。

在反对康拉德和他的战争政策的人中，最执着且最有影响力的便是哈布斯堡皇朝的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而他的死也加速了1914年“七月危机”的发酵。在哈布斯堡的领导层中，弗朗茨·斐迪南的地位既复杂又关键。在宫廷中，他是个被孤立的角色。他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密。他之所以被提名为帝国的继承者，完全是因为皇帝的亲生儿子鲁道夫在1889年1月自杀了。对逝去的这位才华横溢却充满忧郁气质的皇太子的怀恋，无疑让皇帝和这位代替皇太子继承皇位、脾气古怪的人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在他的儿子死后不到5年，皇帝准备指定弗朗茨·斐迪南为继承者，两年后，即1896年，这位大公正式继承了皇太子之位。但即便是这样，皇帝和他的侄子之间的会面气氛依旧很尴尬。据说这位大公在去参加帝国会议的路上吓得瑟瑟发抖，就像一个要去校长办公室的学生。

1900年7月，斐迪南与捷克贵族索菲的婚姻进一步影响了他与皇帝的关系。这段通过自由恋爱而达成的婚姻违背了皇帝和哈布斯堡皇室的初衷。尽管有着高贵的波西米亚血统，但这位女伯爵还是没有达到哈布斯堡对皇室血缘关系的要求。弗朗茨·斐迪南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他积极赢得大主教们、大臣们，最后还有德皇威廉二世和罗马教皇的支持，以确保这个联盟的稳定性。弗朗茨·约瑟夫最终还是放弃了坚持，但对于这样一段婚姻，他仍不甘心，直到这对夫妻在1914年遇袭身亡。他的皇位继承人必须发誓，自己当时还未出生的孩子没有哈布斯堡皇室的血统。婚礼之后，这对夫妻继续忍受着哈布斯堡宫廷几乎包含了所有公众生活礼仪的规章制度（对他们来说，这些规定无疑带有冷落和歧视的味道）：索菲从来都不被允许使用大公妃的头衔，而是被称为第一公主，之后是霍恩贝格女公爵。在看戏的时候，她不允许和她的丈夫一起坐在皇家包厢，在用晚宴的时候也不允许和他坐在一起，在他乘坐华丽的金轮马车时，她也不能陪伴他。最让她感到受折磨的是皇帝的管家——蒙特诺福，他自己是拿破仑众多妻子中的一位的私生子，他无所不用其极地监督她落实每一条规矩，任何细节都不放过。

1906年后，当皇帝任命他的侄子为军队的总监察长时，弗朗茨·斐迪南开始打翻身仗，弥补多年来在宫廷受到的冷落。他在二元君主制摇摇欲坠的执行机构之上，建立了自己的力量集团。除了任命一波关键人物（比如埃伦塔尔和康拉德）之外，这位大公还扩大了他的军事总理府的活动范围，他将它们设立在自己的下宫旁边。在一位充满活力、才华横溢的总管亚历山大·布罗施·冯·阿伦瑙（Alexander Brosch von Aarenau）少校的监督下，军事总理府按照军事化方针和原则进行了重新改组。表面上看，它作为军事信息渠道，为政治情报搜集和一批记者提供掩护——这帮记者专门宣传大公的观念，打压政敌，并试图形成舆论和公开的讨论。该总理府以每年一万件的速度审理信件，它已经升华为帝国的智囊团和这个政治系统的权力中心，有些人将其视为“影子政府”。正如所有的智囊团一样，它也有行动的方向。一项内部调查表明，其主要的政治目的就是消灭任何能够加速哈布斯堡皇朝“国家—联邦之间的分裂”的“可能性意外”。

他们对政治分裂的担忧，实质上是对控制奥匈帝国东半部分的匈牙利上层集团由来已久的敌意的担忧。1866年，奥地利被普鲁士打败后形成的这种二元政治体系，成为大公和他的谋士们公开的批评对象。在弗朗茨·斐迪南眼中，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权力被集中在傲慢自大且并不属于忠实的政治伙伴的马札尔领导者手中，这就导致哈布斯堡其余9大官方民族被边缘化和排斥。当布罗施·冯·阿伦瑙被任命之后，他集结了一批愤愤不平的非马札尔学者和专家；军事总理府成为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的信息交流所，专门针对匈牙利王国欺压性的少数民族政策。

这位大公开诚布公地表明了他试图在继承王位之后重新规划帝国内部系统的意愿。他的主要目标是毁掉或是削弱匈牙利在帝国东部的领导权。弗朗茨·斐迪南还一度支持强化斯拉夫人的影响力，如在帝国内成立了一个以克罗地亚人（因此天主教成为主要宗教形态）主导的“南斯拉夫国”。正是这样一个念头，点燃了他的对手的敌意——信奉正统的塞尔维亚人。然而到了1914年，他似乎放弃了这项计划，转而进行一项影响深远的改革：将帝国变成一个包括15个成员国（大多数“成员国”内都有斯拉夫民族）的“大奥地利合众国”。

通过削弱匈牙利人的地位，大公和他的智囊团希望能够强化哈布斯堡皇朝的权威，与此同时，恢复少数民族对帝国的信心和忠心。不管人们如何看待这项工程——当然匈牙利人对此并不乐意，我们确实能够由此看出大公的激进目的，他的继承将摆脱1914年之前十几年浑浑噩噩的政治局面。同时，大公也成为统治阶层的众矢之的。皇帝拒绝支持任何对1867年二元协议的篡改，因为在他眼中，这项协议是他本人早年执政到现在经久不衰的典范。

弗朗茨·斐迪南的国内改革计划同样对他的外交政策的形成有深远影响。他相信，目前帝国体制上的缺陷以及对激进的国内改革的需求，决定了坚决不能实施冲突对抗的外交政策。因此，弗朗茨·斐迪南坚决反对激进冒险主义的康拉德。让人感到讽刺的是，正是弗朗茨·斐迪南本人（当他还是监察长时）将康拉德提拔到总参谋长的位子上的，让他从许多看似更合适的人选中脱颖而出。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人们才普遍错误地认为，奥匈帝国背后的战争贩子是这位大公。这两个人的确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例如平等对待少数民族，以及对高龄军官的退休金计划。私下里，弗朗茨·斐迪南也非常喜欢康拉德，部分原因是后者对他的妻子十分尊敬，抱有同情（这位皇位继承人一般喜欢通过人们对他不被看好的婚姻的反应和态度评判对方），而出于非常明显的原因（或许是同病相怜），康拉德欣赏大公的非正统婚恋。但在国土安全和外交问题上，两人的意见可谓南辕北辙。

在康拉德的眼中，军队是专门的现代战事工具，必须要完全达到现代化，要有实战能力，为下一场大战未雨绸缪；而对弗朗茨·斐迪南而言，军队主要是用来维持国内稳定的。通过成立无畏舰舰队，作为海军主义者的弗朗茨·斐迪南决心加强奥匈帝国在亚得里亚海的统领地位，而康拉德却认为组建海军是在浪费资源，资源应当用于军队建设。他曾对大公说：“一次最漂亮的海上打击不会弥补陆上作战的失败。”与康拉德不同，弗朗茨·斐迪南反对兼并波斯尼亚。1908年8月，他对埃伦塔尔说：“从我们不尽如人意的国内形势来看，我坚决反对所有类似的权力闹剧。”10月中旬，当塞尔维亚对兼并事件做出激烈的反应时，他告诫埃伦塔尔，不要让危机升级成一场战争：“如果战火燃起，我们绝不是受益方；然而在英国（或许还有意大利）居心叵测的撺掇下，那些巴尔干的讨厌鬼们似乎正将我们拉入军事冲突的泥潭。”他向阿伦瑙坦言，如果能给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一些颜色，那当然是很好的，但如果它们会让帝国卷入一场欧陆大战，或是一场拥有“两三条阵线”的、旷日持久而让人弹尽粮绝的冲突，那么这些“小打小闹的胜利”又有什么意义？他警告称，康拉德必须克制。1911年12月，康拉德要求奥匈帝国趁利比亚战争攻击意大利，导致了冲突的激化。康拉德被皇帝免去官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弗朗茨·斐迪南对他失望透顶。

弗朗茨·斐迪南最有影响力的盟友是哈布斯堡新任外交大臣利奥波德·贝希托尔德。贝希托尔德是个相当富有的贵族，他拥有独到的品位，是温文尔雅、有贵族气质的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当时仍然在奥匈帝国的上层管理集团中拥有显赫地位。他的性格小心谨慎，甚至有些畏首畏尾，因此他天生并不是政治家的料。他真正的爱好是艺术、文学和马术。他之所以从事外交工作，并不是因为对私权和声誉的渴望，而更像是在对皇帝和外交大臣埃伦塔尔表达自己的忠心。每当被提拔到需要更高资历和承担更多责任的职位时，贝希托尔德都表现出勉为其难的样子，而这毫无疑问是发自内心的。

从行政机关调到外交部后，贝希托尔德在驻巴黎和伦敦的使馆供职，1903年又来到圣彼得堡。在那里，他成为埃伦塔尔的亲密盟友，而埃伦塔尔自1899年以来便担任驻俄大使。圣彼得堡的工作正巧顺遂了贝希托尔德的意愿，因为他积极支持俄奥同盟。奥匈帝国与俄国的和谐关系的基础在于，在诸如巴尔干地区等存在潜在分歧的地区问题上保持合作。贝希托尔德认为，这种关系对帝国的安全和欧陆的和平都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埃伦塔尔在圣彼得堡的同僚，他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因为他确实在两国巩固良好关系的努力中发挥了作用。当埃伦塔尔要离开前往维也纳担任外交大臣时，贝希托尔德欣然接受了大使的职位，并坚信他的观点和维也纳那位新任大臣完全吻合。

然而1908年，奥匈帝国和俄国的关系急转直下。在贝希托尔德任职的前18个月里，两国关系还算和睦，尽管有事实表明，伊兹沃尔斯基正与奥匈帝国分道扬镳，转而采取一项新的大陆策略（这项新策略的基础是1907年俄国与英国之间新签订的协议）。然而兼并波斯尼亚引发的危机，摧毁了进一步与俄国外交大臣合作的所有契机，同时破坏了缓和双方关系的政策（而贝希托尔德正是因这项政策才答应任职的）。埃伦塔尔曾试图冒着与俄国翻脸的危险，维护奥匈帝国的威望，贝希托尔德对此深表遗憾。1908年11月19日，在一封呈给外交大臣的信中，贝希托尔德直截了当地进行了批判。他写道，鉴于“俄国不断膨胀的泛斯拉夫主义民族心理”，如若进一步采取“积极的巴尔干政策”，那么这必然会“对奥俄关系造成负面影响”。最近发生的事件已经使他在圣彼得堡的工作变得“步履维艰”。其他人或许能够通过个人魅力或诚挚态度来修复双方的关系，但对于“像我这样资质平平的人来说，这似乎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最后，他附上了一个请求：等局势恢复平静之后，他不再担任此职。

按理说，贝希托尔德应该在圣彼得堡待到1911年4月，但他的工作已经成为他的负担。象征着20世纪初显赫政治人物社交生活的奢靡财富对他来说已经开始变味。1910年1月，他在特克拉·奥尔洛夫—达维多夫伯爵夫人（Countess Thekla Orlov-Davidov）的住处参加了她举办的一场巨大的豪华舞会。那栋建筑是一位著名建筑师模仿凡尔赛宫建造的，所有的舞厅和走廊都被成千上万朵鲜花点缀，它们来自法国里维耶尔的花房，是斥巨资用一辆特殊的火车装载，一路穿过寒冷的北方运送而来的。对这位富有的艺术鉴赏家和狂热爱好者来说，这等无度的挥霍反而让人无法忍受。当贝希托尔德离开圣彼得堡返回他在布赫劳的住所时，他感受到的是一种深深的解脱。然而这种放松状态仅持续了10个月。1912年2月19日，皇帝召他到维也纳，指派他接任埃伦塔尔，担任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

上任之后，贝希托尔德仍希望修复和俄国之间的关系。诚然，他相信自己能够如愿以偿，这也是皇帝指派他成为外交大臣的动机。新任奥匈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杜格拉斯·图尔恩伯爵（Count Duglas Thurn）是这项政策的支持者。不久后贝希托尔德发现，他已然成为弗朗茨·斐迪南的坚实盟友，后者很快便向这位新任外交大臣靠拢，给他提出了许多建议，赞扬他比“他恼人的前任们（戈武霍夫斯基和埃伦塔尔）”优秀得多，并支持在巴尔干的缓和政策。这时，人们还不知道如何才能与俄国重修于好：俄国公使尼古拉·哈特维希鼓吹塞尔维亚的极端民族主义，包括在哈布斯堡皇朝内煽动民族情绪；最重要的是，俄国特工已经背着奥地利人，苦心建立了针对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巴尔干联盟。尽管如此，外交部的新鲜血液还是愿意着手进行意见交流。1912年4月30日，在对匈牙利代表团的讲演中，贝希托尔德宣称，他的政策“是倡导稳定与和平的政策，提倡对现有问题进行对话，避免干涉和打击”。

巴尔干战争正是对这些承诺的有力检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阿尔巴尼亚。奥地利人恪守成立独立阿尔巴尼亚的诺言，因为他们希望后者能够成为奥匈帝国的卫星省。然而对塞尔维亚政府来说，他们也想力保这块连通中心国土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狭长土地。在1912~1913年巴尔干冲突时期，塞尔维亚对阿尔巴尼亚北部进行了多次进犯，引发了国际危机。事情的结果同样导致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奥匈帝国也曾想满足塞尔维亚的需求（或仅仅对要求予以重视），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了，塞尔维亚由于在南部和西南部获得了新的领土而士气大增，逐渐成为一个有威胁性的存在。

奥匈帝国对贝尔格莱德的胜利表现出愤怒情绪。1913年秋，被塞尔维亚用武力征服的地区传来坏消息时，这种敌对状态再一次加强：奥匈帝国总领事杰里茨卡（Jehlitschka）从斯科普里发来报道，称那里发生了针对当地居民的暴行。其中一份报道还提到，10个小村庄被摧毁，那里的所有居民都惨遭屠杀。那些人被赶出村庄，被排成一排并扫射；房屋火光连天，但凡有妇孺从火光中逃出，便会被刺刀刺死。这位总领事称，总而言之，参与射杀平民的是军官，而对妇女儿童的杀戮则由士兵执行。另外的消息来源描述了塞尔维亚军队占领戈斯蒂瓦尔（阿尔巴尼亚奋起反抗塞尔维亚侵略者的地区之一）之后的行为。有大约300名戈斯蒂瓦尔穆斯林被捕，并在夜间被分成二三十人的小组，带离城区；之后，他们有人被枪托猛击而死，有的被刺刀刺死（因为如果开枪，附近的居民会被惊醒），然后统统被扔进事先挖好的巨大墓坑中。这些人与起义并无干系。杰里茨卡认为，这并不是自发的暴力行为，而是“一场血腥而有组织的种族屠杀或灭绝行动，这些人背后应该有发号施令的人”。正如我们所见，这样的报道与该地区的英国外交人员的报道如出一辙，而它们不可避免地对奥匈帝国领导层的情绪和态度造成了巨大的影响。1914年5月，塞尔维亚驻维也纳公使约万诺维奇称，就连法国大使都向他抱怨塞尔维亚人在新兼并地区的不当行为；希腊、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同僚也纷纷表示不满。塞尔维亚名声的败坏可能“产生极坏的影响”。帕希奇和他的大臣们摇唇鼓舌，对此进行了否认，而这种行为反而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政府要么是暴行背后的始作俑者，要么无意对这些行径进行阻止或是展开调查。让人感到可笑的是，维也纳的报纸上刊登的领导人文章建议塞尔维亚政府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并通过安抚政策使他们归顺。驻贝尔格莱德的奥匈帝国公使在呈给贝希托尔德的一封信中说，这样的建议对于“文明国家”来说或许还有些作用，但塞尔维亚是“犯罪和杀戮已经被制度化的国家”。关于暴行的报道对奥匈帝国政治的影响很难预测，维也纳的领导人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因为这些行径与他们眼中典型的塞尔维亚作风并不矛盾。此外，从政治角度看，他们还一再强调塞尔维亚领土扩张的非合法性。

尽管如此，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在1914年春夏之际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那年春天，贝尔格莱德的情绪尚且稳定，这反映了巴尔干战争之后该国家还未完全从战争的疲态中恢复过来。5月，面对新征服地区的不稳定和军民之间的冲突，贝尔格莱德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内的稳定。在1914年5月24日的报道中，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吉斯尔男爵（Baron Giesl）认为尽管塞尔维亚在阿尔巴尼亚边境布置了重兵，但这还不足以让人担心未来会发生侵略战争。而3周后的6月16日，贝尔格莱德的陆军武官格利内克派遣的部队打破了宁静。一时间，在外度假的军官被悉数召回，居民被禁止离开他们的住所，军队蓄势待发，形势一触即发。但这并不足以表明针对奥匈帝国或是阿尔巴尼亚的侵略意图。因此，南线还是和平的。

从奥地利人那里同样无法察觉要发动战争的迹象。早在6月，贝希托尔德命令一位外交部高级首领弗朗茨·马特申科男爵（Baron Franz Matscheko）起草一份声明，阐述帝国对巴尔干问题的关切所在，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这份在咨询福尔加奇和贝希托尔德的基础上完成的“马特申科备忘录”于6月24日被呈到了外交大臣的办公桌上，也成为我们了解1914年夏维也纳主张的最清晰的材料。这并不是一份鼓舞人心的文件。关于巴尔干问题，马特申科仅指出了两点积极因素：奥匈帝国与“最终从俄国的催眠下苏醒”的保加利亚之间的和睦关系，以及阿尔巴尼亚的独立。但阿尔巴尼亚并没有完全遵循成功的建国模式，其国内骚乱程度以及目无章法的程度已经相当严重。此外，阿尔巴尼亚人普遍认为，无外部势力的干预，良好秩序的建立便是空谈。其余所有问题几乎都是消极的。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中走向强盛和扩张的塞尔维亚成为空前的威胁，罗马尼亚的舆论正中俄国的下怀：罗马尼亚何时能够正式与三国同盟决裂从而投入俄国的怀抱，成为人们应当警觉的问题。奥匈帝国时时刻刻都承受着俄国政策的压力。当时，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势力已经被摧毁，俄国暗中资助巴尔干联盟的唯一目的就是对最后的奥匈帝国进行肢解，而俄国早已对帝国的土地虎视眈眈，妄图其成为自己的卫星省。

那么奥地利人提出的补救措施是什么呢？备忘录集中回答了4个外交问题。第一，必须让德国站在自己的一边，支持奥匈帝国的巴尔干政策。柏林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忽略维也纳在巴尔干半岛问题上面临的艰巨挑战，因此他们的态度必须有所转变。第二，罗马尼亚应当明确表态自己站在哪一方。俄国人已经在向布加勒斯特示好，希望能够拉拢一位新的同盟对付奥匈帝国。如果罗马尼亚人倾向于自己一方，则需要尽快告知维也纳，以便后者做出部署以加强特兰西瓦尼亚以及匈牙利东部其他地方的防御力量。第三，奥匈帝国必须尽力与保加利亚之间结成同盟，以对抗俄国和贝尔格拉德之间关系的深化。第四，必须通过使用经济特许权等手段，把塞尔维亚从对抗政策中拉拢过来，尽管马特申科仍然怀疑这种方法能否平息贝尔格莱德的敌对情绪。

“马特申科备忘录”体现出一种偏执的妄想，这种妄想奇怪地将强硬的姿态和宿命论融合在一起。许多同时代的人都发现，这是20世纪早期维也纳盛行的一种情绪和文化产物。但并不等同于维也纳承认战争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也不能说明他们渴望战争。正相反，他们所关注的是外交手段和目标，这与维也纳给自己的定位是相吻合的——“通过对话实现和平的政策”的倡导者。

另外，1912年12月被重新任命为总参谋长的康拉德仍然固执地坚持他的战争政策，但他的政治生涯已经日薄西山。1913年5月，反情报军事部门前长官、布拉格第八军团参谋长阿尔弗雷德·雷德尔上校（Colonel Alfred Redl）被发现向圣彼得堡定期汇报奥匈帝国军方的高级别机密，包括所有的动员计划。这次丑闻直接影响了外界对康拉德作为军事管理者的管理能力的质疑，因为这一级别人员的所有任命都是他的职责。雷德尔为人浮夸、轻率，是个同性恋者，他的联系人名单上都是重量级人物，这很容易让他成为俄国情报人员胁迫的对象。有人或许会问，这一行径是如何逃过康拉德的注意的？因为他从1906年就开始负责监督雷德尔的工作了。众所周知，康拉德对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多少兴趣，他与绝大多数高级军事人员只是泛泛之交。为了弥补他的失误，他将这位上校召至一家旅馆的房间里，递给他一把手枪，向他施加压力，迫使其自裁。雷德尔将手枪瞄准自己，扣动了扳机。这一不光彩的结局让总参谋部永远丧失了从雷德尔那里获悉他究竟向圣彼得堡泄露了什么信息，以及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的机会。

这或许是康拉德的本意。据说泄露奥匈帝国军事秘密的人里面有一个叫切多米尔·扬德里奇（Čedomil Jandrić）的南斯拉夫裔男子，他任职于总参谋部，这个人恰好是康拉德儿子库尔特的亲密友人。切多米尔和库尔特是军事学院的同窗好友，两人经常外出饮酒，寻欢作乐。不断有证据表明，扬德里奇伙同赫岑多夫的意大利情人以及其他若干名圈中朋友，卷入向意大利人出卖军事情报的事件中，这些情报之后不久便被意大利泄露给了圣彼得堡。库尔特本人也可能直接参与了为俄国人效劳的间谍活动，如果圣彼得堡军事区的军情首领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斯韦钦上校（Colonel Mikhail Alekseevich Svechin）的声明可以信赖的话。斯韦钦之后回忆称，奥匈帝国特工为俄国提供了高端的军事情报，包括总参谋长的儿子，据说他潜入了他父亲的书房，搜出了总参谋部的战事规划文件。康拉德家族与这种事情有染，可见能够造成多么大的影响。当时，库尔特的罪责并没有被全部揭发（如果他自己确实是个特工的话），但在1913年5月的维也纳，由康拉德主持的一次高级别会议上，那位年轻人宣称拒绝向自己人透露重要信息，因此备受谴责。在敦促会议给予当事人最严重的处罚之后，康拉德感到头晕目眩，从椅子上起身，暂时离开了房间。出于自负，这位总参谋长已经被雷德尔丑闻搞得元气大伤，颜面尽失，以至于在1913年的整个夏天，他都异常沉默。

弗朗茨·斐迪南仍然是最强硬的反对战争政策的人，这位皇位继承人比任何人都要努力地在冲淡康拉德在主要决策意见上的作用。1913年2月初，差不多在康拉德重返岗位的6个星期以后，弗朗茨·斐迪南在美泉宫的一次会议上提醒他“政府的职能是维护和平”，康拉德则以他一贯的坦率回答：“但明显不是以任何代价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弗朗茨·斐迪南多次提醒贝希托尔德不要在意这位总参谋长的观点，并派遣他的副官卡尔·巴尔多夫上校（Colonel Carl Bardolff）到康拉德那里，严肃地告知对方，不要“逼迫”外交部“采取行动”。康拉德却认为，这位大公“无论如何也不会支持与俄国开战”，他“并不想从塞尔维亚那里得到一草一木，抑或是一只羊，他的思想太单纯”。两人之间的关系具有越来越浓的火药味。1913年秋，他们之间的对抗已然公开。在一次高层首脑会晤之前，弗朗茨·斐迪南猛烈抨击总参谋长，因为他在没有征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下，恣意修改了军事演习的安排。只有前任总参谋长布罗施·冯·阿伦瑙从中调停，才成功阻止了康拉德的辞职。康拉德被迫离开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大公的一位副官回忆道：“自从雷德尔案之后，总参谋长就心如死灰……是时候该考虑考虑他的葬礼安排了。”在关于波斯尼亚1914年夏的演习问题上经过激烈交锋后，弗朗茨·斐迪南下决心除掉这位让人头疼的总参谋长。如果这位大公能够毫发无伤地从萨拉热窝回来，康拉德可能就会卷铺盖走人了。鹰派群体到时候恐怕就会失去他们最为坚决和专注的代言人。

与此同时，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外交关系呈现良好的态势（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奥匈帝国政府拥有东方铁路公司51%的股份，该公司是之前奥斯曼帝国在马其顿领土运作的一家国际化公司。既然大部分控制权已经转移到塞尔维亚手中，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必须就铁路权达成共识（同时还包括谁应当对战争损失赔款负责和如何、是否继续这项工作的问题）。因为贝尔格莱德坚持认为塞尔维亚应全权掌握，1914年春双方不得不进行协商，就价格和运输条件等达成一致。这些问题非常复杂、困难重重，局面不时出现敌对态势，尤其是当帕希奇就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霸道地插嘴、打断协商流程时，但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正面报道，在大公前往萨拉热窝时，协商仍在继续。双方关系的另外一个鼓舞人心的改善，是经过了数月的官方争论后，1914年5月底达成的共识：交换双方被指控为间谍罪的一小部分嫌疑犯。这件事的意义并非那么重要，但仍暗示了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彼此之间迟早会友好相处的希望。

第三章 由多极到两极：欧洲在1887~19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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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1887年与1907年这两个时间内的欧洲的大国势力分布做个对比，便能清晰地洞悉其中的端倪。1887年的欧洲所呈现的是一个多极化的势力分布，在这其中，多个国家或利益团体努力维持着彼此间微妙的平衡，使各个势力都得到制衡：英国与法国在非洲与南亚维持着竞争关系，英国在波斯和中亚地区亦与俄国针锋相对；而法国也费尽心机企图一雪1870年普法战争的前耻；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冲突使俄国与奥匈帝国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意大利与奥匈帝国在亚得里亚海的争端由来已久，而法意两国在法国对北非的政策上亦存在分歧。而所有这些矛盾都在1887年潜存着，德奥意三国同盟（其条约于1882年5月20日签订）使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不至于撕破脸，而带有防御性质的俄德《再保险条约》（1887年6月18日签订）则有效限制了两国对于他国领土可能造成的侵略行为，并使俄德关系不至于因为奥俄关系而发生冲突。同时俄国与德国的紧密关系也使法国无法联手俄国构建反德联盟，而英国借由1887年与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签署的《地中海协定》（其目的在于遏制法国在地中海地区、俄国在巴尔干地区及土耳其海峡的势力）也与欧洲的各个势力体关联到了一起。

然而1907年的欧洲局势与20年前相比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英法俄与德奥意两大联盟之下，呈现的是一个两极化的欧洲。德奥意三国同盟依然存在（虽然意大利此时与德奥两国已是同床异梦），法国与俄国组建了法俄同盟（其盟约于1892年起草，于1894年通过），规定如果三国同盟或其中一国动员兵力，“法俄一经得知，无须任何事先协议”，需立即调遣全部兵力，以“使德国立即陷入东西方向腹背受敌的局面”的速度来御敌。而随着1904年英法协约以及1907年英俄协约的签订，英国也加入法俄同盟之中。至此，距离这些国家真正与彼此组成同盟并打响“一战”虽然还为时过早，两大军事阵营的轮廓已然清晰可见了。

对于1914年爆发的“一战”来说，欧洲地缘政治体系的两极分化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前提条件。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关系虽然紧张，但当时绝对没有人能想到这会成为欧洲大陆迈入战争深渊的最后一步。欧洲两极分化的状态并没有引发战争，实际上相对于战前持续升级的两极对立局势，它也对平息分歧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当然也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因为存在两大阵营的对立，“一战”也不会就这样打响。很多至关重要的决定都是在欧洲两极化的大环境中产生的，而要想知道这种两极化的形势是如何产生的，就有必要先回答4个相关问题：为何俄国与法国要在19世纪90年代组成同盟对抗德国？为何英国也选择加入这个同盟？在促成这个同盟的过程中，德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个同盟发生了哪种程度的结构转型，才最终导致了1914年的世界大战？

法俄同盟：危险的关系

1870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为日后法俄同盟在欧洲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几个世纪来，德国所处的欧洲中部都处于一个多方势力各自为战而又不堪一击的状态，而如今，这个国家的各个部分以新的强势姿态联合起来，屹立于欧洲。1870年的普法战争使德国与法国的关系一落千丈，德国出乎意料地大胜法国，不仅让法国的精英阶层大跌眼镜，也引发了法国文化界的深层次危机感，而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及军方所极力坚持的吞并阿尔萨斯—洛林的事实，成了法德关系中永远无法弥补的一道深深的裂痕。阿尔萨斯—洛林俨然成为法国报仇雪恨的终极符号之一，随之而来的是沙文主义的不断发酵。虽然丢失的领土绝非法国新政策的唯一推动力，但其对舆论不断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对政府高层产生的隐性压力是不可忽视的。当然，即便没有割让领土，新兴的德意志帝国的存在也将改变其自身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毕竟在此之前法国的安全就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的政策。1871年后，法国不得不在东边寻求与新的稳固势力联合的机会，法国与德国之间旷日持久的敌对状态也因此深深地融入了欧洲的国际化体系。这种转变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似乎并不大，但欧洲各国却因此步入一个前所未见的全新时期。

鉴于德意志帝国的国土面积和潜在的军事实力，法国政策的主要目标便是：通过建立一个反德同盟来遏制德国的发展。俄国虽然与法国的政治体制大相径庭，但依然是同盟成员的最佳候选人。美国前驻法国大使尤斯蒂斯（J. B. Eustis）在1897年就注意到，在法国“面前有两条路，要么是孤军奋战，以其一己之力面对接踵而来的困难……要么寻求与俄国这个唯一能倚靠的大国的同盟关系”。如果法俄组建同盟，德国将面临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潜在威胁。

德国只有与俄国联盟，才能阻止这种被两面夹击的情况发生。为此，德国、奥匈帝国与俄国于1873年缔结了三皇同盟。但由于俄国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有利益之争，任何与这两国相关的联盟体系都注定无法长久。这也让德国必须在这些潜在矛盾最终爆发的时候，在奥匈帝国与俄国之间做出抉择。如果德国选择亲奥，法俄同盟的发展之路就将畅行无阻。作为德国首相、帝国的构建者，同时掌握着外交决策权的俾斯麦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其于1890年3月离任前相应地调整了德国的外交政策。正如他在1877年夏所宣布的，他的目标是创造一个“除了法国之外，所有大国都依靠于我们，且要让它们因彼此间的利益关系难以形成反德联盟的政治总形势”。为此，俾斯麦推行了一项双面政策：一方面，避免德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发生正面对抗；另一方面，利用其他国家之间的利益争斗，为德国尽量创造更多的优势。

俾斯麦的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停止了对非洲及太平洋地区殖民地的大规模掠夺，使英国不至于与其翻脸；他对于巴尔干地区的权益摆出了毫不在意的姿态，并于1876年12月在国会发表了著名演说，表示巴尔干问题不值得“让波美拉尼亚的士兵们献出自己的生命”；当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在1877~1878年的战争引发国际震动时，俾斯麦通过德国国会的力量使各国相信德国有能力成为欧洲大陆的守护者。这位德国首相还通过义务调解战后的领土纠纷，向世人证明，对于德国来说，欧洲大陆的和平与德国自身的稳定同等重要。1887年，俾斯麦构建的大陆联盟体系达到顶峰，德国通过各种各样的协约与欧洲的每个国家都保持紧密的联系。德国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以及与俄国的《再保险条约》确保了法国始终处于孤立的位置并且无法组建反德同盟，而由俾斯麦促成的英、意、奥《地中海协定》，甚至使德国与英国（经由三国同盟关系）变为了间接的同盟关系。

但无论如何，俾斯麦的大陆联盟体系并非无懈可击，特别是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为勉强维系的三皇同盟增加了不稳定因素，而19世纪80年代中期爆发的保加利亚危机也让俾斯麦的同盟濒临崩溃。1885年，奥斯曼帝国所属的东鲁米利亚爆发革命，并宣布与保加利亚合并。对此，俄国政府极力反对，因为保加利亚领土的扩大将使其更加靠近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君士坦丁堡，而这些地区均是俄国的战略要地。素来与俄国在中亚地区有利益争端的英国则承认东鲁米利亚为保加利亚的新领土。随后，塞尔维亚于1885年11月入侵保加利亚，使原本紧张的事态进一步升温。然而塞尔维亚人非但没有胜利，反而被保加利亚军队逼回塞尔维亚境内，最终在奥匈帝国出面干预的情况下，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才不至于被保加利亚占领。在各方的妥协之下，俄国成功阻止了保加利亚的国土扩张，却不得不接受保加利亚北部与奥斯曼帝国南部土地合并的事实。之后，俄国为了让保加利亚服从自己，甚至采取了包括绑架、恐吓和废黜保加利亚大公在内的一系列举动，但都以失败告终。直到1887年春，俄国都完全有可能不顾奥匈帝国和英国的反对，入侵保加利亚并扶植一个新的傀儡政权。而就在俄国政府因为巨大的风险打算放弃发动对保加利亚的战争时，一股巨大的反德舆论风波突然自俄国媒体和社会各界席卷而来，因为在泛斯拉夫主义的媒体眼中，此时的德国俨然与奥匈帝国一起成为巴尔干地区的最大获益者，也使俄国丧失了对于巴尔干斯拉夫人群体在政治方面的统辖优势。

对德国来说，这一切也是一个教训，巴尔干地区的问题依然存在。保加利亚危机从某种程度上凸显了潜藏在该地区的巨大矛盾，即发生在一个不算重要的国家身上的细微变化，都有可能导致两个大国因此走向战争。那么应当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呢？对此，俾斯麦的答案是再次寻求与俄国的友好关系，避免那些能触及共同利益的矛盾，阻挠俄法的交往，并在巴尔干地区的政策上做出适当的调整。俾斯麦于1887年与亲德的俄国外交大臣尼古拉·格尔斯（Nikolai Giers）签订了《再保险条约》，以稳固与俄国的关系。该条约规定，德国对俄国在土耳其海峡的主权提供支持，同时需在俄国与另一国家（奥匈帝国除外）交战时保持中立，由此，德国也能通过双重的条约在与俄国以及奥匈帝国的联盟上进行适当的利益权衡。

但俾斯麦的政策在国内没有得到完全认可。面对俄国强势的姿态以及德俄之间日益浓重的火药味，很多人开始对《再保险条约》提出质疑，甚至连时任德国外交部国务大臣的俾斯麦之子赫伯特也对这个条约有所顾虑。“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最糟糕的地步”，赫伯特曾这样向他的哥哥透露，《再保险条约》或许能“给我们6~8周的喘息之机用以抵御俄国”。另外，激进的情绪也开始在军方酝酿，很多人提议积极备战，应对可能来自俄国的威胁。伴随着不断增长的消极情绪、对俾斯麦政策的争论以及舆论的多重影响，一个包括部分政府高层在内的反对派开始形成。很多人质疑，德国为何要同时承担帮助奥匈帝国抵御俄国以及帮助俄国抵御奥匈帝国的责任？没有任何国家会这样做，为何德国永远要扮演制衡者的角色？为何唯独德国不能完全根据自身的利益制定相应的完全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国策？在反对派看来，俾斯麦精心打造的制衡各个国家的协约体系，其运作效果还不如一台老旧的破烂机器，是一个让德国陷入越来越危险境地的用“破铜烂铁”勉强维系的体系。也正是出于上述原因，此后接替俾斯麦出任德国首相的列奥·冯·卡普里维（Leo von Caprivi）于1890年春宣布与俄国签订的《再保险条约》失效。

随着德俄《再保险条约》的终结，法俄关系也迎来了新的转机。当然，在二者的关系中依然存在许多障碍。以独裁政治闻名于世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与实行共和制的法国统治阶层显然很难达成共识，同时俄国也对与法国结盟后的利益评估有所质疑。毕竟无论俄法关系如何，俄国应该都能随时获得法国的支持，既然这样，又何必为了争取法国的支持而束缚自己的行动呢？一旦俄国与德国真的爆发战争，法国政府是绝不可能袖手旁观的。至少德国当时必须在德法边境增加驻军，从而使俄国的边境压力得以减弱——这可是不需要签订任何条约就能拿到的实际好处。虽然法国和俄国在抵制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上有着相同利益，但俄法两国相隔甚远，难以在对抗英国上有实质性的紧密合作。以法国所处的位置，即便它有意维护德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也是鞭长莫及，就更别说维护俄国在北非的利益了。何况在某些问题上，俄法之间的利益矛盾可谓针锋相对。例如，法国的政策倾向于阻断俄国在土耳其海峡的通航，以防止其最终削弱法国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力，而东地中海地区也使法国和英国之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但同时，俄国似乎也没什么理由继续以让步的姿态保持与德国的友好关系。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频繁出现，主要表现在德国针对俄国的粮食进口关税方面，却很少涉及直接利益的问题。俄国与德国的主要争论源于在巴尔干地区与奥匈帝国的对抗，德国的实力成了消除俄奥争端的关键，特别是在巴尔干地区问题上，俄德两国联手抑制奥匈帝国可算是众望所归。而这也是三皇同盟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一种表现。德国的相对中立性使其相比于法国来说，在俄国人眼里是更有利的盟友。俄国人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才选择将其大陆安全政策的第一步放在与德国的结盟上。这也是为什么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即便个人对德国和德国人没有任何感情，但依然对各方的压力视若无睹，坚持于1887年签订《再保险条约》。

那么，俄国为何又在法国向其示好时，于19世纪90年代初向对方张开了双臂呢？即便亲德的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提出过改善条约的方案，德国拒绝恢复协议内容的行为还是改变了俄国政策的初衷。此外，1890年6月德国军事法案中规定增加预备役军力18 574人，加之德国宣布废除《再保险条约》等举动，都使俄国感受到了接踵而来的威胁。随着俾斯麦的离任，生性冲动鲁莽的德皇威廉二世大权在握，这个被沙皇亚历山大形容为“无赖的花花公子”的皇帝增加了德国未来外交方向的不确定性。同时，法国提出的大额国债也吸引了俄国沙皇的目光。但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让俄国真正动摇的原因是其对于英国将加入三国同盟的担忧。

19世纪90年代初，英德关系迎来战前的最好时期。借由1890年7月1日签订的《黑尔戈兰—桑给巴尔条约》，英国与德国之间交换或割让了位于非洲的部分领土主权，德国因此得到了位于北海的黑尔戈兰岛，这引起了俄国的警惕。1891年夏，三国同盟修订；此外，德皇出访英国期间被亲德媒体大肆宣扬，俄国的危机感急剧增强。特别是英国的《晨报》还提到“加入三国同盟，或者说是成为四国同盟的一员”。此外，1891年7月11日的Standard杂志称，英国与德国“自古以来就是朋友，更是盟友”，未来“英国海军将与德国军队联手”，一同捍卫欧洲的和平。随着类似报道的出现，法国与俄国的驻英大使之间也展开了多次交流。对于俄国来说，这意味着英国作为其远东和中亚地区的竞争对手，将要与强大的德国结为同盟，并进而与威胁着俄国在巴尔干半岛利益的奥匈帝国沆瀣一气。正如法国驻俄大使警告过的，这样一来所造成的局面将是“英国与德国政府在大陆均势政策上达成共识”，并给俄国带来潜在的灾难性后果。

英国与德国日渐亲密的关系，加之俄英之间在阿富汗、波斯、中国、土耳其海峡等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关系，都使俄国不得不更加慎重地考虑其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为了缓解这种威胁，俄国放下姿态，公开与法国签订合约。曾经与德国修订《再保险条约》的格尔斯在1891年8月19日写给俄国驻法大使的信中，提出了与法国签订合约的想法：三国同盟现在已经发生变化，“英国出于政治目的也或多或少地涉入其中”，这让俄国和法国不得不“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就如何看待对方国家这件事上重新交换意见”。鉴于英国与三国同盟的亲密关系所带来的威胁，格尔斯于1891年夏正式宣布增进俄法两国的互利交往。1892年8月18日，法俄签署军事协定，两年之后，两国最终形成了全面同盟关系。

在这一系列事件当中，有两个地方值得特别关注。首先，法俄联盟的形成动机十分复杂。虽然遏制德国是法国的最大目标，但俄国更看中的是阻挡奥匈帝国向巴尔干地区的扩张。法俄两个国家也都不得不防范，日渐发展的英国与三国同盟的亲密关系，特别是对俄国来说，其政策依然带有一定的亲德倾向，毕竟比起与德国为敌，与英国争夺全球范围内的利益才是它的终极目标。因此，在俄国的高层中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批亲德派人士——格尔斯就是其中之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曾表示，如果俄奥之间爆发战争，法俄同盟就将“摧毁”德国目前形成的主权国家，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些弱小的城邦”。这话让格尔斯大惊失色。但总的来说，俄国对于德国的敌意主要还是源于德奥之间的同盟关系以及德英之间的密切交往。直到1900年，关于军事方面援助的条款增加到法俄合约当中，规定如果英俄之间爆发战争，法国必须出动10万兵力到英吉利海峡协助俄国作战；如果英法之间爆发战争，俄国军队必须经由法国出资修建的铁路线直抵印度前线，以压制英军。

其次，1894年形成的这个法俄同盟对于两国关系来说没有什么新的价值。与之前欧洲大陆的两国、三国同盟或者三皇同盟相比，这个同盟主要表现在军事协定方面，规定两国要合并各自的力量以对抗共同的敌人（这一规定于1912年被写入海军法）。同盟的作用不再是“制衡”同盟之间的关系，而是面对并化解来自对立同盟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俄同盟标志着“促成‘一战’拉开序幕的转折点”。

法俄同盟丝毫没有加重与德国之间的矛盾。通过官方及民间的节日互访、宣传政策、文化及贸易合作等方面的交流，法俄两国之间达成了文化上的某种共识。但法俄之间存在的利益分歧依然阻碍着两国间更紧密的合作：在整个19世纪90年代，法国外交部长都坚持认为，既然俄国不愿意在帮助法国讨回阿尔萨斯—洛林的主权一事上采取实际行动，法国也就不必在与俄国的同盟中尽太多义务。而对于俄国人来说，也并不想因为与法国的同盟关系而疏远德国，相反，他们恰恰认为与德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才是上策。在俄国外交大臣的首席助理弗拉基米尔·拉姆兹多夫（Vladimir Lamzdorf）看来，同盟的目的是保证俄国一切行动的独立性，并在保障法国安全的同时抑制其打击德国的气焰。在同盟刚刚成立的前10年里，以沙皇为首的俄国政府首脑们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了如何以经济和政治手段渗透中国东北地区，并没有太过关注在欧洲中部和东南部的利益纷争。更重要的是，被视为促成了法俄联盟的英国也在一段时间内试图阻止欧洲大陆的各势力朝着一致反德的方向发展。俄国为了完全控制中国东北地区，与英国在对华政策上产生了利益冲突，这也使得与英国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与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

巴黎的反应

随着英国与德国的交好，如何权衡与英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也成为摆在法国面前的难题。在法俄同盟建立之后的前4年里，法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阿诺托（Gabriel Hanotaux）所推行的是坚决反英的政策。在法国殖民主义媒体的舆论影响下，阿诺托向英国在埃及的殖民地直接提出质疑，这种敌对状态最终酿成了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当时法国的一支远征军为了征收殖民地的款项而向尼罗河上游方向行进，同时一支英军部队也由占领地向南行进，两支部队在苏丹沼泽地的一个名为法绍达的废弃前哨站相遇了。由该事件引发的政治危机使两个国家在1898年夏向着战争的深渊迈进了一步。直到法国做出让步，危机才得以化解。

法国对德政策中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在于与英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纠纷。阿诺托在1892年的一份机密备忘录中提到，根据法国当时的政策，法国允许与德国在极其有限的方面进行合作。这一决定所带来的后果是增强了德国和英国之间和解的可能性，同时也加速了法俄同盟的形成与发展。而在阿诺托看来，阻止英德之间相互勾结的一个方法或许应是寻求法、德、俄三国在更广泛的事务方面的理解；这也将确保德国在法英的殖民地竞争中支持法方，进而摧毁“德国与英国之间存在了很久的和谐景象”，尤其是在这一切都只是英德在所谓的同为“日耳曼国家”的概念之下所形成的和平假象。法国与德国的这种联系当然是暂时有所裨益的：阿诺托曾写道，如果德国愿意永久归还其于1870年占领的法国领土，那么法德之间长久的友好关系或许还是有可能的。

泰奥菲勒·德尔卡塞

于1898年继任外交部长的泰奥菲勒·德尔卡塞（Théophile Delcassé）也面临着同样的局面。如大多数表现突出的法国政客一样，德尔卡塞在他的文章和言论中无时无刻不表露出对德国的不信任。法国曾经割让的土地在他心中留下了巨大的伤痛，以至于他的家人都不敢在他面前提到“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两个词。“我们当时甚至有一种错觉，这两个词是绝不能逾越的禁区。”他的女儿后来回忆道。但作为在各个领域争取影响力的大国，法国难免会在一些事务上面临与德国狭路相逢的尴尬局面。作为殖民部的副秘书长，德尔卡塞决定加大法国与英国竞争尼罗河上游殖民地的力度。其实他上任之时正值法绍达事件发展到顶峰，他当机立断决定做出让步，以避免法属南苏丹地区受到英国的威胁。但当英国拒绝和解之后，德尔卡塞转而变成反英姿态，并尝试（正如同阿诺托所做的一样）染指英国在埃及的利益。他的最终目标则是有朝一日能将摩洛哥纳入法国的版图。

为了向英国施加更多压力，德尔卡塞尝试着将阿诺托的构想付诸实践——将德国拉入法俄同盟。从1899年秋到1900年春，这个同盟的政治环境变得空前良好：在与法国驻德大使的一次会谈中，新任德国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暗示愿意德法之间共同分享欧洲大陆之外的利益。法国人都知道，德国媒体（同法国媒体一样）对于英国在布尔共和国发动的战争持反对态度，德国皇帝在这件事上，对英国行径的怒斥更是增加了法国人的乐观情绪。1900年1月，德尔卡塞操纵之下的主要媒体都鼓励德国加入法国与英国争夺埃及殖民地的斗争，并指出如果苏伊士运河恢复中立状态，德国也将从中获利，同时德法两国的强大海军联盟也将在欧洲重大问题上拥有与英国分庭抗礼的实力。在外交界，人们都知道这些文章皆是出自法国外交部之手，只不过是借媒体传递出他们的外交政策而已。

在德尔卡塞等待德国回应的同时，他与同僚们也在紧张地为可能与英国爆发的全球性战争做准备。“有人提出可以直接空降到英国本土实施打击。”他在1900年2月28日的内阁会议上说道，“有人则提议先出征埃及，也有人提出应该配合俄国在印度的军事行动，让印度支那的部队向缅甸发起进攻。”大家都认为法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应该召开一次更大规模的会议，以商讨法国究竟应该从何地发动对英国的武装突袭。德尔卡塞宣称，英国已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他还在1900年3月的日记中写道，是时候“为了全人类的利益”，采取实际行动了。同时他声称，英国为了离间法国同意大利、西班牙之间的关系，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而这些国家都对摩洛哥的领土图谋不轨（后来，德尔卡塞甚至也与美国人共同探讨抢占摩洛哥的计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对于德国往昔的不信任都转移到了英国身上。

然而法国的这些计划最终化成泡影，因为德国拒绝按照德尔卡塞的规划组成反英同盟。德国方面甚至指出，任何向英国提出的要求都应事先征求英国政府的意见。由此看来，德皇嘴上坚持说要反英，但在外交政策上却犹豫不决，简直是说一套做一套。“他确实说过‘我讨厌英国人’……”德尔卡塞抱怨道，“但他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真正把法德关系扼杀在恢复期的是德国为此提出的要求：1900年3月15日，来自法国驻德大使的一份报告称，德国只有在法、俄、德三国“保证欧洲政治版图的现状不再变更”的情况下，才能考虑继续发展反英同盟。实际上，这相当于变相要求法国承认德国对于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主权。

德国的此番要求永远地改变了德尔卡塞的想法，从这一刻起，这位法国外交部长彻底放弃了构建法德同盟的想法，联手向埃及殖民地进军的想法也永久地搁置了。相反，德尔卡塞开始认为，同英国结盟，并加强在贸易等方面的合作，将有助于法国实现自己的目标，即如果英国在埃及的殖民地能在法国的帮助下得到巩固，作为交换，英国便会将摩洛哥交到法国的手里。这种安排的好处就在于，能够防止出现（虽然实际上几乎不可能）英国和德国就摩洛哥问题达成一致——这对法国将是巨大的损失。到1903年，法国外交部长已经把摩洛哥和埃及之间的主权交换作为法英联盟的基础。

法国外交上的这种重新定位对法德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种亲英政策发展的同时，反德情绪也随之滋长。德尔卡塞在获取摩洛哥主权的方法的变化中，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德尔卡塞早期曾设想以武力威慑埃及，从而让英国顾此失彼，放弃对摩洛哥的掌控，之后法国会收买其他与摩洛哥利益相关的国家：西班牙将获得摩洛哥北部的土地，意大利将在利比亚事务上得到法国的支持，德国则将得到法属中非的一块土地作为补偿。20世纪后，法国对摩洛哥的政策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法国要与英国合作；更重要的是，德尔卡塞现在计划在不给德国任何补偿甚至不征得其任何意见的情况下，直接控制独立主权受到国际公约保护的摩洛哥。德尔卡塞对于这个充满挑衅性质的计划一意孤行，以至于在北非埋下了最终发生在1905年的摩洛哥危机的导火线。

英国结束中立

德国在凡尔赛宫的镜厅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的三个月后，1871年2月9日，英国保守党的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就在下议院的演讲中提到了普法战争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他告诉议员们，与普奥战争、法意战争或克里米亚战争相比，普法战争绝非一场“普通的战争”，“这场战争对德国来说意味着一次革命，甚至比18世纪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影响还大”。同时他强调，很多外交传统在这次战争后都已荡然无存。“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制衡关系已被彻底破坏，而这其中遭受损失最大、受到影响最严重的当属英国。”

迪斯雷利的这席话后来经常被看作对未来与德国的冲突的预言，但我们不能在“一战”爆发的事实基础上解读他的演讲，从而觉得他很高明。实际上对于当时的英国来说，普法战争之后崛起的德国并非其最大的威胁；俄国作为英国的宿敌，在结束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之后，又开始对英国图谋不轨。而依照英法于1856年参与签订的《巴黎和约》所规定的内容，黑海已经“正式永久地禁止”包括俄国所属国在内的任何国家在该海域内驻军。该条款的目的在于削弱俄国对东地中海地区的威胁，并防止俄国干扰英国通往印度的海陆线路。而随着普法战争中法国的战败，该条约的政治基础也土崩瓦解，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不再承认《巴黎和约》，对于俄国的黑海海域武装化行为也不再加以制止。俄国深知仅凭英国无法继续维护禁止黑海驻军的协约，于是开始了包括组建黑海舰队在内的一系列新动作。1870年12月12日，俄国正式宣布废除1856年签订的和平条约并开始建设“新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传至英国。俄国营建的波蒂港位于黑海东岸，这个“全副武装”的备战用港口距离奥斯曼帝国边境仅几英里。

至此看来，俄国新一轮的扩张似乎已经开始，而这一点迪斯雷利在1871年2月9日的演讲中也有所提及。在迪斯雷利看来，200年来，俄国一直是以一种“合法”的政策手段一步步扩张，直到“将国境线延伸到了海岸线”。但目前俄国在黑海地区的驻军则似乎预示着其扩张进入了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阶段，即开始将主要力量用在吞并君士坦丁堡、控制土耳其海峡。鉴于俄国“未曾向君士坦丁堡提出任何声明”且“没有任何染指那一地区的政治必要”，迪斯雷利宣称，俄国目前奉行的是一种“不合法且给别国带来祸患的外交政策”。在迪斯雷利看来，俄国并非唯一的威胁，他同时也非常关注美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与野心。值得注意的是，当迪斯雷利提到“德国的变革”时，他并没有以此喻示德国带来的威胁，而是更多地关注这场给“完全工业化的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的普法战争所带来的全球影响。

直到1914年，迪斯雷利演讲中所阐述的主题都被视作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1894~1905年，给英国利益带来“最显著和最长期威胁”的不是德国，而是俄国。而对于英国领导者来说，中国问题在当时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和巴尔干地区一样，都是由一个没落的帝国所引发的变革。在19世纪90年代初，俄国开始入侵中国东北，引发了一连串的区域性冲突，这一系列的冲突最终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达到顶峰。日本获胜后，开始与俄国争夺在中国东北的影响力。同时，中国的战败也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欧洲各国在中国加紧瓜分步伐的同时，欧洲本土之间的矛盾也加剧了。

对英国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俄国实力的不断增长。与非洲相比，中国对于英国来说有着无可复加的贸易潜力，然而俄国的存在却对英国的利益造成了威胁。在国际社会对八国联军（1898~1901年）施压之后，俄国却一家独大地在中国东北占据了更大的优势，故此，这个问题对于英国来说变得更加严重。然而，鉴于俄国的地理位置和其地面部队的先天优势，俄国进一步向东亚进行渗透的步伐根本无法阻挡。在这场新的“竞争游戏”中，俄国看来已经胜券在握。印度是英国的另一个脆弱的前线：英国领导人警觉地注意到，随着俄国的铁路逐渐稳步地向中亚地区延伸，俄国在次大陆享有比英国更好的“军事主导权”。

鉴于俄国在中亚和远东地区坚决实行的反英政策，并且法国也在非洲与英国进行竞争，法俄联盟成为英国政府最大的眼中钉。这个问题在布尔战争中显得尤为突出，当时英国为了向南非派遣充足的部队，导致了印度北部的兵力真空。1901年8月，一份来自国防部情报局的关于“英国针对法国及俄国的战争所需的军备”的报告中指出，如果俄国发动攻击，印度军队完全没有实力抵抗。更糟的是，（在英国人看来）俄国外交官们不只是好战、野蛮的，更是阴险狡诈、毫无诚信的。“俄国的外交发展史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谎言。”印度事务大臣乔治·汉密尔顿（George Hamilton）于1901年3月就中国问题进行谈判期间这样写道；印度总督乔治·寇松（George Curzon）也曾在1903年向身为海军要员的塞尔伯恩伯爵表示：“如你所知，俄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一个长期的、巨大的谎言”。

对于俄国的威胁，英国的应对措施是采取双面政策，一方面与日本和法国发展积极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寻求与俄国的利益共享，以减小来自俄国的威胁。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英国和日本都希望抑制俄国的扩张。在外交大臣金伯利（Kimberley）于1895年5月写给英国驻日大使的一封信中，他将日本比作英国在远东地区的“天然盟友”。20万日军于1895年年底驻扎于中国东北境内，由此给俄国造成的军事威胁与英国在印度北部带给俄国的军事优势相互抵消。同时，日益强大的日本海军也增加了“与俄国抗衡的筹码”，并因此让早已不堪重负的英国海军有了喘息的机会。直到1901年，在长时间的和平相处之后，英日之间终于展开了官方的正式合作；从一开始的海上联合防务协约，再到后来于1902年1月30日在伦敦签署的内容更为全面的协约。1905~1911年，合作不断升级（协约条款也逐渐增多），英日同盟也成为“一战”之前国际社会的另一个特色。

出于同样的考虑，英国也决定开始寻求与法国的友好关系。早在1896年，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就曾提出，英国就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交界处的湄公河地区向法国做出让步，这有利于拉近与法国的关系，从而暂时瓦解法俄同盟。而出于同样的目的，英法于1904年签订的《友好协议》（至少对于英国政府来说）也主要是旨在缓解与法国之间的殖民地问题，并同时对俄国产生负面影响，而非旨在反德。为了对该协议表示支持，德尔卡塞也表示，如果法英两国成为协约国，法国将对俄国加以抑制，而且如果俄国与英国开战，法国将不会向前者提供帮助。正如兰斯多恩勋爵（Lord Lansdowne）所说，人们有理由相信英法联盟比英俄联盟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英国在借力日本平衡俄国的同时，也与俄国签订利益分享协议，用以应对俄国的威胁。而这之间并无矛盾。正如时任英国外交部常任副大臣的托马斯·桑德森爵士（Sir Thomas Sanderson）于1902年5月写给英国驻俄大使的一封信中所说，与日本的同盟关系是非常宝贵的，但“我们更希望（俄国）看到我们的实力”，这将“更有利于（英国）对当前局势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英国国防部一直都在设想中亚地区可能产生的最坏情况，并于1901年12月向英国内阁发出警告：俄国有能力向特兰斯卡斯皮亚和赫拉特地区调配20万大军。而为了抵御这一可能到来的军事威胁，英国将被迫在印度增设5万~10万的兵力，这对当时正需大幅削减开支的英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而俄国向着阿富汗方向修建铁路的“疯狂步伐”也预示着英国在这场竞争中将迎来更多的挑战。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时，英国的这种担忧进一步加强。俄国无论是在海上还是陆上都没能占据日本的上风，而这也加剧了英国的担忧。基钦纳子爵就曾担忧：俄国会不会通过进军印度，为其挫败于日本的耻辱找回一些安慰？这样看来，印度需要大规模增兵：到1905年2月，据印度政府粗略统计，英国在印度的驻军预计需达到211 824人。这种增长带来的支出是巨大的，根据基钦纳的测算，为了阻挡“来势汹汹的俄国军队”，英国需要花费“2 150万英镑的军费”。对于在1905年上台时刚刚承诺过要削减军费、扩大内需的自由党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然而如果英国无法再用武力保卫印度北部的边境线，那么它就必须找到一个足以抵抗俄国进攻的非军事手段，以保证印度的安全。

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给出了一种两全的方法。随着俄国的战败及其国内发生的动荡，在印度增兵以防范俄国的想法也变得不再那么必要了。1905年上台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指出：“俄国在欧洲重新恢复元气的过程中，希望对于咱们的态度能够优于从前。”到1906年，格雷已成功地将在印度增兵的方案废止了。

英国这种多变的政策调整过程中，有一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无论是与法国的《友好协议》还是与俄国的双边对话，都没有被英国领导人视作反德的筹码。在英国的考量中，德国带来的威胁只是伴随着法国和俄国而产生的，德国政府的动作都是协同俄国和法国一同反对自己的。例如在1895年春，德国与法俄一起将日本逼退回甲午战争中其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内；又如在1897年，德国出乎意料地占领了山东胶州——当时伦敦（官方）认为这是出于俄国的默许与指示。在这些事例当中，德国都与法俄默契配合，进行反英的动作。不仅是在中国战区，在世界其他地区，德国对于英国来说，所带来的更多的是外交上的压力而非切实的利益掠夺。换句话说，“英德之间的对抗”并非英国政策中主要关注的内容；实际上，直到1904~1905年，英国还无暇顾及这方面的内容。

德国：后来居上的帝国

在俾斯麦时代，德国的外交重心主要在于防止其他大国组成反德联盟。各国之间尔虞我诈的关系也使他的目标相对容易实现。法国与英国的竞争让法国有些无暇顾及德国；俄国对英国的敌意也使其目光从巴尔干地区转移开来，从而避免了与奥匈帝国之间的冲突。作为欧洲大陆的强国之一，只要德国本身不想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它完全可以保全自己不至于陷入非洲、中亚和中国的区域争斗的泥潭。而只要英国、法国和俄国之间多保持一天竞争的关系，德国就能多一天在其中渔翁得利。这种现状维护了德国的和平稳定，却也让德国的领导者们开始有些蠢蠢欲动了。

但俾斯麦的政策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一政策需要德国在面对其他大国在非洲、亚洲和其他地方展开争斗时始终视若无睹，而且在其他国家分享世界其他地区的战果时，也只能做个局外人。这都需要德国在各个国家之间巧妙地周旋。而这很容易由于某些失误导致国民对于政府的不信任，并使执政党失去选民的支持。毕竟对于当时的德国中产阶级来说，建立殖民地能带来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能具备移民条件及贸易上的优势，是让人梦寐以求的。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德国对于压在其身上的权力与政治的束缚稍作反抗，都会受到其他大国的强烈抵制。从这方面来看，我们应当再次审视德国这一“姗姗来迟的帝国”与其他大国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的但是重要的特质。借助本国的广阔土地、富饶物产和与尚在扩张中的德国相比更为雄厚的军力等优势，英、法、俄三国都掌握着为国家赢得巨大利益的资本，并在国际社会中独占鳌头。英国可以通过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权益让步与法国搞好关系，俄国可以通过与英国划分在波斯地区的势力范围而赢得话语权，法国则可以通过将北非的领土划拨给意大利而赢得更多的盟友。至于德国，则没有这么“财大气粗”，作为后起之秀，它已经很难在这个早已被瓜分殆尽的利益市场占据有利位置了。即便它只想从中得到一些蝇头小利，也往往遭遇来自其他大国的巨大阻力。

例如在1884~1885年，当德国希望通过购买殖民地来满足帝国主义的胃口时，却遭到英国不屑一顾的回应。1883年，不来梅商人海因里希·福格尔桑（Heinrich Vogelsang）曾购买了一片今属纳米比亚的安哥拉海岸地区，在此后的那年中，俾斯麦曾询问英国政府是否承认德国对该地区的主权，而英国的答复一直很简单：英国不希望有任何其他国家在葡属安哥拉地区和英属开普敦地区之间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对此，德国随即也以两个问题针锋相对：英国凭什么证明自己的殖民地所属权？如果不承认此地属于德国，那么英国政府能否承诺保护该地区的德国公民？几个月之后，英国政府才迫不得已给出回应，对此，俾斯麦显然大为不满，其实他完全不用将此事放在心上：1895~1896年，英国与美国就委内瑞拉边境问题难以达成一致时，也是以这种傲慢粗鲁的态度给美国泼了一盆冷水。之后，当德国以雷厉风行的态度正式宣布其对于该殖民地的掌控时，英国政府立刻表示抗议，英德之间的关系由此日趋紧张。最令俾斯麦气愤的是，英国这种举动无疑是在推行“非洲版的门罗主义”。随着大臣们的接连施压，俾斯麦的儿子赫伯特被派往英国展开谈判。而英国由于面临其他更严重的危机（俄国对阿富汗的觊觎，加之在非洲地区与法国关系的僵化等），无暇再与德国纠缠，终于决定做出让步。这次的危机虽然安全度过，但欧洲大国之间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却也可见一斑了。

或许是出于希望挣脱俾斯麦政府给德国造成的自我束缚的原因，德国于1890年废除了与俄国签订的《再保险条约》。这一年德国的政局也发生了巨大转变，俾斯麦卸任首相一职，由列奥·冯·卡普里维接任，德皇威廉二世执掌政权，这一切都给德国的外交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但19世纪90年代初的“新政”最初可谓摇摆不定，加之俾斯麦突然卸任所造成的权力真空状况，实权实际上落在了当时在外交部机要部门的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斯泰因（Friedrich von Holstein）身上。霍尔斯泰因坚持的基本政策是，一方面加紧巩固与奥匈帝国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与英国方面的一系列协约尽可能地缓解巴尔干地区的紧张局势，尽管他自己并不希望与英国建立全面联盟的关系。他的外交政策的中心思想是争取最大限度的独立。与英国结盟很有可能意味着成为英国的“替罪羊”，就像在“七年战争”期间，身为英国盟友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最终发现自己被几个强大的敌国四面环伺。值得注意的是，霍尔斯泰因的亲信伯恩哈德·冯·比洛在1890年3月曾表示，德国“不应该依靠其他国家”。与英国达成合作协定的代价将意味着德国放弃了对殖民地的控制权，而这恰恰是卡普里维愿意付出的代价。

自由政策看起来是无害的，但实际上它的风险巨大。1891年夏，德国发现自己的盟友意大利正在与法国秘密会谈，以图在未来争夺北非殖民地的过程中得到法国的支持。与此同时，德国接到消息称法国外交人员从海路抵达俄国的喀琅施塔得港，并受到俄国媒体和民众的热烈欢迎。而1892年建立的法俄军事协定则表明，即便英国与这两个国家只是表面上的合作，也将极大地增加德国落入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的可能性。更值得德国警惕的是，虽然法国和俄国的友好关系不断加深，但也并未因此带给英国“必须与德国结盟”的压力；非但如此，英国政府甚至开始对法国和俄国先后采取绥靖政策。1891年法国舰队在访俄后回国的路上顺便象征性地造访朴次茅斯，为德国政府增添了更多的忧虑。

德国到底是否有能力在不借助其他盟国的力量下突破重围呢？卡普里维给出的答案是要进一步加强德国的军事防御能力。1893年的军事法案使军队扩充到552 000人，比10年前增加了15万人，同时军费开支已是1886年的两倍。但这些增长并不是某种政治战略的组成部分，而只是单纯地为了起到威慑作用。

德国高层之间在对于扩军所可能产生的外交影响问题上也争论不休。鉴于与法国改善关系已是痴人说梦，那么德国是否应该寻求英国的支持，或者从与俄国的联盟中找到发展之路？然而，这两种可能性的结果都令人失望。被德国高层寄予厚望的俄德贸易条约在1894年春宣告订立。迫于德国农业界的强烈抗议，德国政府通过此条约，这对两国的贸易增长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这并没能削弱俄国与法国的联盟关系，相反，俄国将这个条约视为受众的政治筹码，打算借此在德国处在外交劣势时进一步从中牟利。

与英国的外交往来也丝毫不轻松，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卡普里维在德国外交上推广的“自由政策”让英国变得更自由了，相比之下德国反而显得被束缚了手脚。法俄两国之间的同盟局面让英国得以在欧洲大陆各国间更有效地周旋，也降低了其与德国结成稳定同盟的必要性。英国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主动与德国寻求合作，但这与德国所给予的全方位的同盟关系支持相比，实在太微不足道了。例如1901年，英军在南非无法抽身，俄国借机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急于寻求德国的援助，赶忙在内阁中发布了一份密约，所涉及的内容是关于在特定的情况下（例如俄国与日本发生战争时）与德国结盟，以便联合英德两军的力量共同对抗俄国。此类密约被送至德国进行试探，但德国不愿意卷入任何反俄的事务当中，因为怕就此成为欧洲大陆各国的众矢之的，而如果真的面临那种情况，英国海军对他们的帮助只是杯水车薪。令当时德国首相比洛最忧虑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抵消英德结盟后带给法俄同盟的威胁感。这正是阻挠英德之间构建同盟的根本性问题。

另一个更长远且更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德国致力于扩张在欧洲以外的利益地盘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英国的抵触。当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Abdül Hamid）委托德意志帝国铁路公司建设一条从安纳托利亚到孔亚的铁路（巴格达方向）时，英国政府怨声载道，他们认为这个融资项目“未经允许就侵犯了英国的权益”，因为新铁路将会重创英国投资建设的士麦那铁路的收益。因此，在众多纠纷中，英国的决策者得出结论，尽管大英帝国的利益是“至关重要”和“最为核心”的，但德国总是“更奢侈”一些，后者劲头十足的行为背后一定是其他势力在挑唆。关于1894年5月12日签订的英刚（刚果）条约（通过该条约，英国获得了连接乌干达和罗得西亚的25千米宽的走廊地带）的纠纷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条约原本打算消除法国对尼罗河上游的企图，不料英国划分领土的警戒线却紧逼德国在东南非洲的地盘。德国只好通过协商向对方施加压力，英国最终退避三舍。这样的结果对于渴求民族自我主张的德国媒体来说是鼓舞人心的，同样，它也坚定了德国决策者们的信念——勇敢地反抗英国才是维护德国利益的不二法则。

1894~1895年发生的德兰士瓦危机是英德关系紧张局面达到顶峰的象征。在英国控制下的好望角殖民地和相邻的南非布尔共和国（即德兰士瓦）之间，积累着由来已久的矛盾。尽管德兰士瓦的独立已经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包括英国），然而好望角殖民地的统治者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却因觊觎19世纪80年代在那里发现的巨大的黄金储量而试图兼并北面的邻居。由于德国殖民者在德兰士瓦的经济事务中扮演着主导角色，并且德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占据所有国外投资的1/5，因此柏林政府能够在该独立共和国维持自身的利益。1894年，柏林计划投资修建一条铁路，这条铁路将被内陆包围的德兰士瓦和葡属莫桑比克的德拉瓜湾连接起来，引发了来自伦敦的抗议。当英国政府考虑通过兼并德拉加湾攫取这条并不受欢迎的铁路的控制权，并拒绝任何稀释他们在该地区政治和经济主导地位的安排时，德国则坚决支持德兰士瓦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另一次摩擦发生在1895年。当时英国驻德国大使爱德华·马来特爵士（Sir Edward Malet）在谈到德兰士瓦时，将其定义为英德关系的瓶颈，并且隐晦地指出：如果德国拒绝让步，则不排除两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最终，英国在1895年12月向德兰士瓦发动了一场失败的进攻，从而引发了一次全球性危机，德国政府也因此被激怒。实际上，英国政府并未正式批准利安德·斯塔尔·詹姆森（Leander Starr Jameson）发动袭击，尽管至少有一名英国政府官员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提前获悉了此事。英国发动的袭击以失败告终：詹姆森的手下很快就被击垮，成为德兰士瓦士兵的俘虏。正如巴黎和圣彼得堡的情形，柏林人普遍相信英国是这次来犯的幕后主使——尽管白厅官方否认了这一点。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德国政府以德皇的名义向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保罗·克鲁格（Paul Kruger）发去了一封私人电报。后来人们知道，这封“克鲁格电报”向总统致以新年的祝福，并祝贺他“在没有呼吁友方支援的情况下”抵御外侮，保卫了“他的国家的独立性”。

这个言辞温和的电报激起了英国媒体的愤慨，而对于德国人来说却欢呼雀跃，它被当作一种象征——人们终于能够为德国在海外的利益做点儿什么了。但“克鲁格电报”只是一种政治姿态罢了，很快，德国就从与大英帝国在南非的冲突中抽身而退。对于自己的意愿，德国缺乏执行手段。最终，柏林选择了妥协，其在非洲南部的政治未来也就此断送，只为换取英国对某些问题虚假的让步。最让德国民族主义媒体感到愤怒的是，德国政府在1899~1902年的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拒绝代表德兰士瓦进行干预，这导致德兰士瓦一败涂地，并被作为殖民地收入英国囊中。

因此，德国的孤立状态在19世纪90年代进一步加强。英国的承诺如空中楼阁，法俄同盟似乎极大地限制了德国在欧洲发展自身的活动。然而德国慢热的政客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主要因为他们相信世界列强之间旷日持久的紧张关系无法保证它们能够联合起来对付德国。与其选择以睦邻友好的政策打破孤立无援的状态，德国的决策者们宁愿另辟蹊径，选择以加强自身实力为指导方针的道路。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决定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停滞和相对的衰微后，海军建设和策略重新成为德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中心。舆论在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在英国，大型舰艇向来是德国的严肃报刊及其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读者们心向往之的。由美国作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提出的风靡一时的“海军至上主义”便是例证。马汉在《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中预言，全球列强之间的抗衡将由大批重型战舰和巡洋舰决定。德皇威廉二世也积极支持海军建设，他本人是一名狂热的航海爱好者，同时也是马汉的忠实读者。在他年轻时的一本画册中，我们会发现战舰的影子，他用热情饱满的铅笔素描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这些漂浮的要塞上架设的巨大枪炮如同发怒一般地工作着。这项工作背后的国际影响也是很关键的：毕竟正是与英国之间无足轻重的矛盾，坚定了德国加强海上军事实力的信念。在德兰士瓦事件之后，德皇开始疯狂地满足自己对舰艇的渴望，他开始盲目地认为所有的世界性危机都需要通过海军实力来解决。

德皇个人对海军事业如此地热衷，但在德国海军管理部门的高层人员中却出现了观念上的分歧。海军内阁首领、海军上将古斯塔夫·冯·森登·比布兰（Baron Gustav von Senden Bibran）和他雄心勃勃的下属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敦促进行大规模的大型战舰建设。与其对立的是行事谨慎的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霍尔曼（Friedrich Hollmann），他是海军的国务秘书，并且负责为帝国国会草拟海军立法议案。霍尔曼仍希望组建由快速巡洋舰组成的海上力量。当蒂尔皮茨将德国海军发展战略视为未来与大英帝国在本土水域附近相抗衡的力量时，霍尔曼的设想则是开发更为灵活和具有远距离作战能力的武器，以保护德国的海外利益。1893~1896年，蒂尔皮茨和他的同僚不断向霍尔曼发起攻势，公开质询他的能力，并不断向德皇进行轰炸式的“进谏”，力申他们的战略规划。在两大阵营之间摇摆许久之后，德皇威廉二世于1897年不再支持霍尔曼，蒂尔皮茨取得了他的位置。1898年3月26日，在一轮密集的宣传攻势之后，帝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海军法案。一改19世纪90年代早期和中期规划的折中性和零散性，蒂尔皮茨的帝国海军办公室规划了一项大规模的、长期的建设项目，其主导德国国防经费直到1912年。其最终目标是使德国海军能够与英国海军相抗衡。

在许多研究“一战”起源的作品中，德国开展雄心勃勃的海军项目的决定成为关键。从后人的眼光来看，它或许确实预示甚至解释了1914年冲突爆发的原因。难道挑战英国海上霸权不是一种多余的挑衅行为吗？它只会使两国关系恶化，让欧洲的格局走向极端化。

人们大可以对德国海军战略进行批判，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并不诞生于一种广泛的政治概念，且超越了自身的需求。但这项新的海军项目不但不离谱，还有其根据。德国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除非他们拥有令人侧目的海上实力，否则会一直被别人小觑。众所周知，英国在与德国的沟通中，其口吻一直是居高临下的。比如1897年3月，英国外交部副部长助理弗朗西斯·伯蒂爵士（Sir Francis Bertie）——因其火爆的行为而被送外号“公牛”，和德国驻英国的临时大使赫尔曼·冯·埃卡德施泰因男爵（Baron Hermann von Eckardstein）之间举行了一场会晤。在讨论进行的过程中，作为人尽皆知的亲英派人士的埃卡德施泰因（他的穿着打扮刻意模仿爱德华七世，并流连于伦敦的俱乐部）提及了德国在非洲南部利益的问题。伯蒂的反应十分强烈，他声称，只要德国敢动德兰士瓦一根手指头，英国政府就会“不顾一切地”死磕到底（很显然这是指一场战争），以“反抗德国的干涉”。“如果与德国之间爆发战争，”他继续补充，“整个大英帝国都会团结起来，届时，对于英国的舰队来说，封锁汉堡和不来梅，断绝德国的海上贸易将易如反掌。”

基于此，德国的海军政策不得不被视为阻力和威胁。诚然，新力量的宗旨无疑是反英的，蒂尔皮茨自己也做出了充分的说明：1897年6月，呈给德皇的舰队计划直抒胸臆，即“对德国来说，目前最危险的海上敌人就是英国”，之后几年的各种草拟提案和备忘录中，同样的假设也多次出现。但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军事力量的建设通常就是针对潜在的最强大的对手而制定的。直到1904年英法协议签订，法国海军的计划文件仍这样预测：一旦爆发战争，全副武装的巡洋舰就要全速前进，攻击英国商船，使英国本岛陷入饥荒和屈服。1898年，这一景象已经实际发生，英国海军因为需要更多的巡洋舰、克服本国食品供应问题而惊慌失措。

总而言之，德国在1898年之后建立自己的舰队的事实并非是让英国转向与法国和俄国结好的原因。英国决定与法国签订协约并寻求与俄国合作的安排，其压力源于帝国本身。英国的决策者对德国的海军建设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在意或警觉。英国的海军战略并非仅仅针对德国，而是在于维持自己在世界海上列强中的霸主地位，其竞争对手包括法国、俄国和美国。德国的海军建设并没有吸引英国战略家的注意。1905年，英国海军情报指挥官自信满满地说，对德国来说，英国的海上优势是“压倒性的”。1906年10月，英国外交部常任副大臣查尔斯·哈丁认为，德国并没有对英国海军造成直接威胁。次年，英国海军上将A·K·威尔逊爵士（Sir A. K. Wilson）在一篇报道中谈到，英德之间不可能爆发冲突，因为双方都不可能对对方造成“致命的打击”。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同样乐观：根据他在1907年11月的观察，“德国人还没有无畏舰的时候，我们已经拥有7艘了。”“1910年，他们将建成4艘来对抗我们的7艘，如果这几年间他们真的付诸行动，我们仍有足够的时间摧毁那些新鲜出炉的军舰。”就连第一海军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Sir John Fisher）于1907年写给国王爱德华七世的信中都在自吹自擂，夸耀英国对德国的巨大优势：“英国有7艘无畏舰，其中3艘是所向披靡的，而德国至今还没有着手建造第一艘！”这样的自信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德国占下风是理所当然的事：1898~1905年，当德国的战舰从13艘增加到16艘时，英国的舰船数量则从29艘增加到44艘。蒂尔皮茨曾将目标设定为1艘德国战舰对1.5艘英国战舰，但这目标距实现遥远无期。1913年，德国海军军部单方面下令正式开始英德军备竞赛，蒂尔皮茨对德国与英国的军舰对比比例感到满意，而到1914年，英国的领先地位再一次巩固。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媒体舆论和政界带来的紧迫感，另一方面是因为重视海军军力的人士推动为资金紧张的海军募集资金。

因此，在蒂尔皮茨和他的同僚开展的海军开支合法化的巧言令色的工作，与其收到的微弱效果之间，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德国海军建设旨在为1900年提出的“世界政策”提供支持。这一术语代表着一项聚焦扩张德国影响力（作为世界列强之一）的外交政策，以使德国能够以大国身份同其他列强对话。1897年，历史学家和时政评论员汉斯·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在一篇重要的时评中指出：“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世人将会被爱国主义唤醒，那些徒有一副空壳的国家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被其他优秀的种族（那些定义了人类精神轮廓的种族）所排斥。”在1897年12月6日的一次颇受欢迎且颇具影响力的演讲中，外交大臣伯恩哈德·冯·比洛传达了一种激昂奔放的信号：“德国将世界拱手让与邻邦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德国海上实力落后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它再也不会停留在纯粹哲学统治下的温床里，我们不想置任何人于不快，但我们同样需要在太阳下宣告我们的存在。”

“世界政策”一词似乎一度吸引了德国中产阶级和国家重要媒体的眼球。它之所以会引起共鸣，是因为它浓缩了人们当时最为强烈的愿景。世界政策意味着扩大国外出口市场的需求（当时出口增长势头正颓），意味着摆脱欧洲联盟系统的限制，以更广阔的世界作为展现自己的竞技场。它体现了膨胀的民族性，将德意志帝国四分五裂的地区团结在一起，并传达了几乎是被普遍认同的信仰：作为后起之秀的德国，若想在帝国盛宴上分一杯羹，想要得到其他列强的尊重，就必须奋起直追。然而，尽管世界政策含义深远，却从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就连使之成为德国外交政策指导性方针的比洛本人都没有做出准确的说明。他的表述充满矛盾，这说明世界政策与旧的自由政策（同样支持海军扩建）并无二致。前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将军（General Alfred von Waldersee）在其1900年1月的日记中气愤地写道：“我打算支持世界政策，如果我知道这玩意儿到底是干什么的。”

1897年后，世界政策的具体实践成就相对微小，尤其是如果我们将其与美国在同时期的帝国扩张相比：当德国确定获得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和中国北部沿海的胶州湾时，美国与西班牙就古巴问题交战正酣，在此过程中，美国于1898年将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关岛收入囊中，并于同年宣告了对夏威夷的拥有权；1899~1902年，美国又与菲律宾发生了惨烈的殖民地战争，菲律宾的人口损失介于50万~75万；1899年，美国获得了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并在当地支持下顺势建立了横亘中美地峡的运河，并握有控制权；最后，正如其国务卿的观点，美国对南美洲拥有“实际主权”。比洛兴奋地致信德皇威廉二世，称“对人民和海军来说，这次胜利是极大的鼓舞，他们将继续跟随陛下，向成为列强的征程、向伟大和永恒的荣耀进发”，而他所谓的“胜利”，指的却是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战略上对德国来说都一文不值的加罗林群岛！难怪有些历史学家对德国的世界政策做了如下总结：它的初衷是面向国内舆论的，是加强民族团结，以及用长期的预算投入对国家议会造成压力的手段，使持不同政见者闭上嘴（如社会民主党），借此巩固现有的主导型工业和政治局面。

或许德国在1900年前后制定的政策中最显著的短板是没有看到风起云涌的国际环境是如何一步步置德国于不利的。柏林的决策者们在20世纪初仍然自信满满，他们认为，大英帝国和俄国之间的紧张将继续为德国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短时间内，他们保持与圣彼得堡的良好关系；从长期看来，他们则相信英国由于与俄国相抗衡，且面临德国舰队的不断发展，将被迫与柏林寻求更好的关系。

惊天逆转？

1904年2月8~9日的晚上，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Togo Heiachiro）的舰队袭击并击沉了俄国在中国旅顺港停泊的战舰，日俄战争就此爆发。虽然冲突是由日本制造的，挑唆者却是俄国人。在过去10年中，沙皇和他最为得势的同僚们被这样一个愿景所诱惑——攫取东亚帝国广袤的领土。俄国人在中国北方、辽东半岛和朝鲜北部稳步推进，逐渐蚕食了日本在这些地方的权益。他们以1898~1901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实际上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一部分原因肇始于俄国对中国的入侵）作为借口，向满洲里派兵17.7万，声称要保护那里的铁路。起义被镇压后，俄国将其他列强敦促撤兵的要求当作耳旁风。直到1903年年初，人人皆知俄国意欲永久占领满洲里。日本多次要求俄国对其与日本在满洲里以及朝鲜的势力范围进行正式的边界划分，但并没有引起圣彼得堡的注意。

1902年，日本与英国建立同盟关系，日本因此信心大增，认为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处理事务了。于是，接下来的战争对俄国造成的打击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俄国的三支舰队中有两支全军覆没（更为讽刺的是，第三支幸存的黑海舰队之所以免遭厄运，是因为一条禁止俄国舰队通过土耳其海峡的限令）。俄国的军队在1904年满洲里战场上也一败涂地，日本人同时又包围了旅顺港，前去支援的俄方部队不得不从满洲里撤出。1905年1月，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日本占领了旅顺港。两个月后，一支27万人的日本军队在满洲里的奉天城附近击垮了人数略占优势的俄国军队。外部打击接踵而至的同时，俄国国内也爆发了一波接一波的民族暴动、大规模罢工、政治反抗以及人民起义，横扫整个帝国，它们暴露了沙皇专制的脆弱性。这导致一支将近30万人的队伍（比在满洲里战场迎战日本军队的人数还多）曾一度被迫驻扎在波兰整顿秩序。

日俄之间的冲突产生的影响既意义深远又充满矛盾。短期来看，这场战争似乎为德国提供了始料不及的机会，去打破法俄同盟和英法协约国施加的限制。但从长远来看，却有完全相反的效果：它反而加强了这些盟国之间的关系，所有人的目光从周边地区重新聚焦欧洲大陆，极大降低了德国行动的自由度。由于这两方面都对1914年的事件造成影响，因此我们应当对两者进行简要的分析。

直到1904年夏，德国的外交地位实际上比1890年俾斯麦卸任时还要糟糕。德国的政治领导者目空一切，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英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列强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会永远为良好的英德关系敞开大门。在这样的思维背景下，英法结盟的消息对德国来说简直是一道晴天霹雳。在1904年4月写给比洛的信中，德皇威廉二世告知这位大臣，这一消息引发了他的“无限深思”，因为英国和法国不再相互畏惧和排斥的事实意味着他们“越发没有必要重视我们的实力”。

而德国要如何让自己摆脱低落的情绪呢？对他们来说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转而寻求与俄国交好，以削弱或抑制法俄同盟；第二种是通过某些途径破坏英法关系。日俄战争为检验两种方法的可行性提供了机会。德皇曾一度试图通过外交途径与俄国人打交道，但结果并不理想，于是他很快发现从俄国的窘境中获得甜头的机会。1904年2月，他致信沙皇，称法国正为日本提供原材料，这种行为可不是一个可靠盟友应当有的。6月，他对尼古拉二世说，他相信法国与英国（日本的伙伴）的缔结，是在“阻挠法国向您提供帮助”。其他的信则都是表达了对俄国军队不幸遭遇的同情，以及他对俄国未来胜利的信心。此外，德国人还提供了更实际的帮助，诸如在德国境内的补给站（这是东行的必经之地）为俄国战舰填装燃煤。在这些主动示好行为的推动下，双方形成了两个正式结盟的提议。第一个诞生于1904年10月30日，其中规定，缔约方无论哪一方谁在欧洲或其他地方遭受攻击，另一方就要为其提供帮助。但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征求他另外一个盟友法国的意见之前，并不情愿达成正式共识。而法国显然是不会同意的，这相当于俄方拒绝了这项提议。

然而直到1905年夏，俄国的国内形势和军事地位急转直下。当德皇再次与沙皇商讨这些提议时，他发现沙皇开始动摇了。1905年夏，德国皇家游轮“霍亨索伦”号驶向芬兰海湾的一个小渔村，与沙皇的“极地之星”号汇合。7月23日，两艘船并排停泊，沙皇亲自登船用餐。之后，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期间德皇极尽所能地撩拨沙皇的忧虑，收效颇丰，使他担心英国的威胁以及法国的不可信赖，而此时的法国显然已经投入英国的怀抱了。在重重压力之下，尼古拉二世泪如泉涌，拥抱了他的德国表兄，并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但条约草案却夭折在圣彼得堡的官员手中，他们指出，在与法国结盟的同时（这种同盟关系仍然是俄国的安全保障）是不可能与德国结好的。法国也传来消息，确认自己永远不会容忍任何更改条约的行为，指的正是俄国与德国的合作。沙皇仍然支持与德国之间达成类似于共识的成果，但迫于来自政治和经济同僚的压力，他逐渐放弃了这种想法。德国向东寻求突破孤立局面的道路就此封上，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如此。

与此同时，面对英法协约的压力，德国也曾从中寻找突破。在突出的殖民地问题上，英法协约在磋商后形成了诸多解决方案，其中包括英国承认将摩洛哥划分到法国的势力范围，而作为回报，法国也承认英国在埃及的控制权。在英国刚刚做出承诺之后，法国决定继续采取行动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因此法国政府于1905年1月派出一位外交使节到摩洛哥城市非斯，商议巩固法国在摩洛哥的控制权。

鉴于协约上白纸黑字的内容，法国在摩洛哥宣誓主权的努力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但在1905年，法国外交部长选择给这项政策赋予明显的反德意味。通过交换领土，法国与西班牙的潜在分歧被消除，与意大利在1902年达成的北非共识既给了意大利一个交代，也体现了英国的立场。但德国人却在此方面毫无斩获，柏林甚至未被提前告知法国的意图。这与德尔卡塞个人的早期政策相悖，他预测，要获得德国的支持，必须做出领土上的补偿，即“他们可能觊觎的非洲的其他地方”。为了排挤德国，德尔卡塞在他的北非决策中加入了完全不必要的挑衅成分，这招致了他的法国同僚们的批判，就连保罗·雷瓦尔（Paul Revoil）——德尔卡塞在摩洛哥问题上最亲近的合作者都在为部长的不妥协感到遗憾，他反驳道，“最大的不幸”就是德尔卡塞认为“与德国进行磋商是让人厌恶的事情”。“德国人是骗子。”他表示，“但是天哪，我又不是在与他交换浪漫爱语或是象征爱情的戒指，而是要和他进行商业谈判！”就连法国殖民支持派领袖欧仁·艾蒂安（Eugène Étienne）都将德尔卡塞拒绝与德国协商摩洛哥问题视为“高度的轻率”。

德国方面，其外交部早就开始以怀疑的姿态观察法国在摩洛哥的动向，且其并不打算允许法国政府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来破坏德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德国的观点被制定成了法律条款，即“1881年国际协议”。这项协议正式提出，摩洛哥地区任何的改变都应当在法德双方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进行。然而，德国政策的最终目标不是按国际法办事，而是试图考验英法同盟关系的牢靠度。从伦敦发出的报道给了德国这样的信号：英国政府并不觉得自己有责任干涉法国和第三方国家在摩洛哥问题上的争议。德国希望这样的表态能够提醒法国——用德皇精巧的表达就是“海军是没有轮子的”，以此减少对方对于与自己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的敌意。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摩洛哥事件可以说是对俄国在1904~1905年所采取的措施的西方版本。

1905年1月初，一支法国代表团来到摩洛哥境内的非斯，宣示对摩洛哥军队及警察的控制权，但被苏丹拒绝。1905年3月31日，德皇威廉二世出其不意地造访丹吉尔。在人民极其兴奋的欢呼声中（他们认为德国的主权是能够与法国抗衡的力量，因此颇为欢迎），威廉二世骑马来到德国使领馆，让法国使领馆的三等秘书碰了一鼻子灰（这位秘书还“以德尔卡塞先生的名义”向德皇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在德国使领馆，德皇发表演讲，声称德国的商业和经济利益与摩洛哥的独立和统一息息相关，因此应当被接受。在这里短暂停留了不到两个小时，他便回船返航了。

就短期而言，这次声势浩大的姿态性政治行为取得了很大成功。德皇的造访在法国激起了愤怒，但英国并没有表现出干涉的兴趣。在一系列相互威胁和外交冒险政策之后，法国政府选择寻求一种和平的解决方式。泰奥菲勒·德尔卡塞下台了，他的挑衅政策也暂时宣告破产。他的职责落到了接任的并没有多少经验的法国总理莫里斯·鲁维埃（Maurice Rouvier）身上，这位新人支持就摩洛哥问题进行双边协商。德国人却一味试图巩固自己的优势，愚蠢地拒绝了鲁维埃的提议，并坚持根据1881年的条款，通过召开国际会议来解决问题。最后，德国的提议被通过，但德国的胜利也就此终结。会议于1906年1月在西班牙的港口城市阿尔赫西拉斯举办，摩洛哥的拟独立通过一般条款被确定下来，但是就其他提议，包括摩洛哥警力和经济机构的国际化，德国的谈判者并没有从其他列强那里获得任何支持（除了奥匈帝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已经被法国的领土补偿所收买，而俄国则因为法国向其提供贷款而支持自己的东家——他们都坚定地站在法国一方。俄国代表在抵达阿尔赫西拉斯时就明确表态自己会“不遗余力地”支持法国的所有提议。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所谓的三皇同盟的脆弱性在现实中暴露无遗。事实证明，通过多方磋商来解决问题的决定是错误的，其实当初法国的态度已经表明事情完全可以在双方之间解决。德国的决策者完全失误了。1906年4月5日，德国对摩洛哥政策的总策划师伯恩哈德·冯·比洛首相在帝国议会上发表演讲，宣布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的结果。就在演讲结束后不久，他便脸色苍白，栽倒在地。直到10月，他的身体才恢复过来。

德国政府在东西方问题上的努力因此彻底破产，而这些努力背后的目的是要打破德国的孤立局面。英法协约不仅没有因为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挑战而被削弱，反而得以巩固。在东方，日俄战争为德国创造的条件就此看来也是虚无缥缈的。当英国和俄国在1907年夏签署协议，结束了双方在波斯地区、阿富汗和中国西藏问题上的所有纷争时，德国在东方的选择机会也一起丧失了。

1907年的条约并非针对德国或是出于对德国的畏惧，事实正相反：由于俄国在英国的一系列弱势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威胁，那么他们必须舍弃德国而保住与俄国的关系。这是世纪之交以前英国的主导思路，在协约签订之后这种思路仍然奏效。1909年3月，查尔斯·哈丁爵士对此做了扼要总结。“我们与德国之间并没有悬而未决的争议，除了海军建设问题。”他对他的继任者阿瑟·尼科尔森说，“但是我们在亚洲的发展前景则取决于我们和俄国之间的关系，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牺牲与俄国之间的协约，即使是为了一个简化了的海军计划。”俄国的决策者同样支持协议，并抱有和英国一样的想法：对他们来说，这项政策并不是针对德国的，而是一个颇为划算的举动，旨在为国内的动荡赢得喘息的机会，为自身的对外行为赢得更大的自由。这些利益具体表现为波斯问题的和解以及英国支持俄国拥有进入土耳其海峡的权力。对伊兹沃尔斯基和他在伦敦的大使贝肯多夫伯爵（Count Beckendorff）而言，土耳其海峡问题是“协议所涉及的核心问题”，甚至能确保在将来某一“合适的时间”，俄国能够对通行权做出修改。

换言之，面对1907年形成的国际新格局对德国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不应当简单做如下假设：该结果真实地反映了当事人的目的性。只有在法国的例子中，我们才可以说其决策一贯优先考虑的是对德国的制裁。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系列的协议是世界历史出现转折后影响欧洲的结果——日本作为地区强国的崛起和中日战争，非洲问题以及中亚地区的角逐所造成的财政负担，奥斯曼帝国残余势力在非洲和西南欧制造的威胁，以及关于中国问题的纠纷（在这一问题上，不仅包含列强在中国的相互争夺，还有列强入侵所引发的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德国的“焦虑”及傲慢和强硬也是其中的一种表现，但它们应当以一种更开阔的视野来理解。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德国的孤立状态是咎由自取（他们举止奇怪，在国际上的口碑很差），但该结论并不是根据时代带来的地区重组过程得出的。

实际上，对德国的敌视与新的联盟体系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关系上的逆转：并非是他者对德国的敌对才导致了德国的孤立，而是这一新体系本身为他者对德意志帝国的不满创造了可能性并不断被强化。例如俄国，日本在东方的胜利以及与英国在中亚问题上分歧的暂时平息，都不可避免地使其外交政策重新聚焦剩余的阻碍其实现帝国大业的威胁——巴尔干地区的问题，即与奥匈帝国之间的分歧，更进一步来说，德国也脱不了干系。俄国外交政策团体分为“亚洲派”和“欧洲派”两大派系，双方的分歧也因此以后者的胜利告终。以伊兹沃尔斯基和萨佐诺夫为首的欧洲派（他们试图对德国采取不信任的姿态，借此与英国和法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关键问题上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英法协约的诞生消除了1904年协约缔结以前的反英情绪，断断续续地淡化了法国政治家对德国的畏惧心理。

言过其实

尤为显著的是英国的例子。让人惊讶的是，对德国挑战法国在摩洛哥势力的问题上，许多英国的关键决策者的反应十分激烈。1905年4月22日，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告知在巴黎的英国大使，他相信德国人会试图获得非洲西部海岸的港口，作为法国得到摩洛哥的补偿，且英国会站在法国一方，“强烈谴责这项提议”。而在巴黎的英国大使正是这位：“公牛”脾气的弗朗西斯·伯蒂爵士，泰姆子爵，曾就德兰士瓦问题以发动战争来威胁德国代理埃卡德施泰因的前议会副大臣。在将兰斯多恩的支持态度转达给德尔卡塞（他还没有听说德国觊觎西非港口的事）的过程中，伯蒂的语气十分坚定，坚决表示为法国提供无条件的支持。这位法国外交部长是这样被告知的：“考虑到德尔卡塞先生的立场，英国政府认为，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举措是极其不理智的，英国政府愿意倾其所有的能力为您提供帮助。”在与德尔卡塞的私人谈话中，伯蒂用掷地有声的言谈肯定了对对方的支持。一天之后，这位外交大臣对一位亲密的同僚称（他的言辞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伯蒂早些时候威胁埃卡德施泰因的话语），法国的地位现在已经坚不可摧：

德国很清楚，英国可能会将矛头指向自己。我在此重申，英国将会为我们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没有我们，任何和平协议都无法达成。你会认为德皇能够平静地设想他的舰队被击垮，他的海上贸易被摧毁，他的港口被英国的舰队夷为平地吗？

英国决策部门的其他人也同样发出了这种激奋的声音。格里尔森将军（General Grierson）是军事行动部门的首领，他和他的副手一道，以私人名义于1905年3月到法国和比利时边境地带考察，目的是评估英国远征部队降落地点的具体情况。4月，第一海军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甚至建议，将英国海军部署到基尔运河，并派遣远征军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海港。这些颇为偏激的反应并没有什么作用——它们没有对德国面对法国渗透摩洛哥所采取的立场进行是非评价，它们来源于这样一种想法：德国正在试探新协约关系的稳固性，毕竟，协约的基础是建立在主权交换之上的（以英国在埃及的权力换取法国在摩洛哥的权力）。

1905年12月继任外交大臣的爱德华·格雷爵士进一步巩固了英国外交部出现的反德情绪。格雷的同僚和下属源源不断地为他提供各种备忘录，提醒他柏林方面的威胁。外交部那些反对德国的声音反而被边缘化了。被派到德国的外交使节并不赞同这种主流观点，如拉塞尔斯（Lascelles）、索尔兹伯里和戈申（Goschen）。当他们回到英国时，被贴上了不入流人物的怀疑标签。相反，在慕尼黑（之后是维也纳）的费尔法克斯·卡特赖特爵士（Sir Fairfax Cartwright）却从来都没有忘记最大限度地贬低德国和奥匈帝国，他发回的报道格外受到赞扬：“从所有方面来看，这是一篇优秀的、颇具价值的报道”、“最有趣且最值得一读”、“有趣且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卡特赖特先生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最有能力的人做的报道”、“对时局做出的深度评论”等。

在英国外交决策的“官方意见”中，英德关系的历史写满了德国作为挑衅方的不良记录。外交部初级文员G·S·斯派塞（G. S. Spicer）逐渐相信，从俾斯麦上台的那一刻起，德国一直在不断地寻求一条非常不友好地侵蚀英国利益的道路。回顾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格雷认为，从1884年到他就任的这段时间（大概20年），英国一直被它的宿敌误导而做出让步。“日耳曼人含混不清的扩张规划”被归咎于德国的领导人。德国人被指责为妄图在欧洲大陆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刻意地将目标设定为统治世界”，正如伯蒂用他的伊顿口吻所说的那样：“将我们拉下水，然后偷走我们的衣服。”1909年11月，查尔斯·哈丁爵士将德国形容为“欧洲唯一一个有豺狼野心的势力”。这样的措辞不停被重复，人们抓住一切机会进行这样的表达（书信或是备忘录），这种情况逐渐成为一种“虚拟的现实”，在言辞中获得了它的意义。

为何这些人如此敌视德国？难道德国的行为真的比其他列强更“糟糕”，难道真的因为德国的愚蠢和傲慢，才使形势发展到这种地步，而其他列强则承担着调解者的角色吗？当然，在这种大环境中，确认某些具体的行为和动机在多大程度上是“挑衅”，并非易事，因为人们的主观印象独占鳌头，对得当的行为的判断标准总是不断变化。难道“克鲁格电报”就比措辞拙劣的格罗佛·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的消息（即大概在同时间从华盛顿发出的阻碍英国入侵委内瑞拉的抗议）更“有挑衅性”？难道获得胶州湾就比美国攫取巴拿马运河或是俄国将蒙古划为自己的保护地区更“有挑衅性”？难道德国在阿加迪尔用笨拙的方式寻求外交上的胜利就比法国在1911年单方面破坏法德摩洛哥协议（见第四章）更“有挑衅性”？或许这个问题的假设出了问题。那些反对德国的人并没有就一个具体的问题发起攻击，他们只是泛泛地指摘德国自负的野心和“具有威胁性的”行为、德皇的变幻莫测以及德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对欧洲列强之间平衡的破坏，却对德国破坏良好的世界秩序的具体定义一直讳莫如深。

对英国满腹牢骚的原因的最佳解释莫过于艾尔·克劳（Eyre Crowe）完成于1907年1月的一份著名的备忘录了，这份备忘录记录了当下英国与法德的关系。艾尔·克劳是英国外交部西方部门的高级文员，也是驰骋英国外交圈的杰出人物之一。他的父亲曾就职于英国领事馆，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德国人。就连克劳本人都是在莱比锡出生的，直到17岁来英国参加外交部的资格考试时，他还不能流利地说英语。正如他的同僚们所形容的那样，他这一辈子都带着“喉音很重”的口音，有位下属回忆道，他在批评自己的时候说“你写……写的报……报道简直一……一塌糊涂”（德国人的“r”发为小舌音，所以克劳将英语里“write”或是“report”当中的“r”音发得很重）。尽管他在处理部门事务时表现出让人钦佩的效率和勤奋，但人们对克劳的印象仍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德国式”风格的烙印，这也说明他永远不可能爬上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位置。尽管有着这样的个人背景，克劳仍然是白厅最为坚定地反对与德国结好的人之一。

1907年1月1日的备忘录以对最近发生的摩洛哥危机的简要回顾展开。克劳采用了一种故事叙述的手法。德国对法国的威胁是建立在将英法“年轻的友谊”“扼杀在摇篮里”的基础之上的，但这样的恐吓低估了法国对英国盟友的忠诚和果断。此类恐吓是无力和懦弱的，武装起来的英法同盟的大好前景足以让他们吓得屁滚尿流。但在他们退出之前，这些恫吓者却恬不知耻地讨好英国，“规划出一幅与德国合作所带来的具有吸引力的美好前景”，再次暴露出他们无耻的嘴脸。而英国应当怎样回应这种不讨喜的作态呢？克劳认为，作为世界老牌强国，英国受困于一种“自然律”，因此无法抗拒任何试图通过结盟来最终推翻英国霸权的国家。而这正是德国的政策想要达到的目的。德国的最终目标就是“先称霸欧洲，再占领世界”。英国的统治地位因其政治民主和商业自由而颇受欢迎，在这种情况下，德皇和泛日耳曼主义媒体的大声聒噪意味着德国的霸权代表着“政治独裁”，很可能“摧毁欧洲的自由传统”。

当然，克劳原则上不能反对德国崛起。但问题在于，德国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令人厌恶，具有挑衅意味。然而德国的挑衅行为究竟是什么？这些罪恶包括在桑给巴尔“模棱两可的行为”，包括获得喀麦隆（当时英国已经宣布将该国的居民纳入英国的保护范围）。或许对克劳来说，但凡英国的举目之处都在与德国纠缠不清。继续列举这些行为，我们还会发现更多：德国对德兰士瓦共和国提供了财政支持，德国对英国在南非战争中的行为感到不满，厌恶其插手中国长江流域的事务（“那里实际上是英国的地盘”）。更糟糕的是，德国对国际媒体施加了自己的影响力，纽约、圣彼得堡、维也纳、马德里、里斯本、罗马、开罗甚至伦敦，在这些地方，“德国使馆与一大批拥有广大读者的媒体有着秘密的、大部分没有被察觉的关系”，这“或多或少的是一种让人厌恶的行为”。

格雷称，这份有巨大吸引力的报告值得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和其他高层官员一读，里面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首先，克劳近乎滑稽地将大英帝国发起的战争以及对其保护国、占领地和兼并地区的行为视为自然而然的、颇受欢迎的，而德国在这方面徒劳的努力则被当作对和平粗暴离谱、必然失败的破坏。当英国打算在德兰士瓦问题上“诉诸战争来解决”时，德国怎么可能在萨摩亚问题上再与之纠缠！然而，德国的政策进一步被视为暗中破坏和扩大了诸帝国之间的分歧，因此，英国“与俄国在中亚地区的问题”是由德国挑起的，德国还“小心地煽动”欧洲的反动势力，向英国占领埃及发起诘难。无论英国及其帝国对手在哪里发生摩擦，德国总要在背后推波助澜。对于德国操控了从开罗到伦敦的媒体一事，克劳的处理方式和思维方式反映了其极强的偏执狂倾向：与那些规模更大、有更雄厚的资金支持（来自圣彼得堡和巴黎）的行动相比，德国的媒介工作简直微不足道。

或许这些无礼冒犯的重要性只能排在第二位，最核心的问题是克劳对于德国这个单一民族国家充满恐惧的心理分析：德国被视为一个复杂的人，密谋着用“具有攻击性的恐吓和挑拨”、“专业的勒索”、“威胁和冒犯”从中获益，“丝毫不顾及其他民族”。所有这些行为背后是否有更深的打算，或者这“只不过是模棱两可的、让人疑惑的、不切实际的政治家的表达”，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结果都是相同的：只有通过严格的规范才能让德国人老实。克劳称，法国也是如此，这个国家也曾一度让人烦心，处处与英国作对，无理取闹。但英国强硬地坚守埃及和苏丹的每一寸土地（最后还以发动法绍达战争为威胁），给这一切挑衅画上了句号。英国和法国变成了最亲密的盟友。从中可以看出，只有用最“不屈不挠的精神”来维护“英国在这世界上每个地方的权利和利益”，才能赢得“德国政府和人民的尊重”。这样的想法并没有给欧洲新兴势力留下余地。

尽管在克劳的文字中没有明确地表达，但在其陈述和理解背后，证明了德国经济大幅增长这一奇迹。1862年，当俾斯麦成为普鲁士首相时，德国各个州的制造业占到了世界工业产值的4.9%，名列第5，而英国则占到了19.9%，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1880~1900年，德国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位列第3；而到了1913年，它又前进了一步，超越了英国。换言之，1860~1913年，德国所占世界工业产值的比重增长了4倍，而英国下降了1/3。更让人惊讶的是德国在世界贸易中越来越突出的成就。1880年，英国控制着22.4%的世界贸易；虽然处在第二位，但德国所占的份额只有10.3%。然而在1913年，德国以12.3%的比率几乎可以与英国的14.2%相媲美。人们随处可以感受到这样的经济奇迹：1895~1913年，德国的工业产值增长了150%，金属制造增长了300%，煤炭产量则增长了200%。1913年，德国的经济所产生和消耗的电量比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加起来还高出20%。在英国，“德国制造”的字眼传递出了强烈的威胁感，这并不是因为德国的商业或是工业实践比其他国家更野心勃勃或更具扩张性，而是因为它们使英国认识到自己处于霸主位置上的局限性。

德国的经济实力解释了其他列强在政治上的焦虑和担心，正如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引发的恐慌一样。然而这对于英国外交政策呈现出的反德态度却并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这种意见并不是人人都认可的，就算是外交部内部高层人员亦如此，甚至在其他政治家中也不受欢迎。只有在幕后开展艰难的工作，才能将伯蒂、尼科尔森和哈丁推到更高的职位，以便能以他们的声音指引英国政策的方向。从低级别的职位到国王爱德华七世私人秘书，花费了伯蒂数年的时间，不遗余力地参与竞选，之后他便一路飞黄腾达。哈丁也同样是一位老练的政客，他将伯蒂推选为1905年驻法国大使职位的候选人。哈丁动用了他在高层的关系，“肃清”了“来自外交部高层的一些反对的声音”。伯蒂和哈丁之后又合伙将阿瑟·尼科尔森推举到高级使节的职位，尽管有人说他的妻子不擅社交且穿着打扮就像一个女佣。英国的政策原本可以遵循另外一条道路：如果格雷和他的同僚没有在如此多的重要职位上有所安排，诸如来自戈申和拉塞尔斯以及议会副大臣埃德蒙·菲茨莫里斯（Edmond Fitzmaurice）——他感叹道，“反德的病毒”已经感染他的同僚们——等人的温和言论会被更广泛传播。正相反，格雷的集团逐渐握紧了英国的政策，与德国关系的大方向也因此确定下来。

正如基思·威尔逊（Keith Wilson）所说，将德国所谓的“干涉”视作英国最大的威胁，反映并强化了更广泛的体制变化。多极化的世界在对非洲、中国、波斯和阿富汗等问题上“角逐”，使得其中的决策者时常觉得他们不断地在一个又一个危机中颠簸，庸人自扰般地设想那些遥不可及的挑战和威胁，而不是坐下来达成共识，这很容易形成一种单一的世界观：假想敌的目的是要统治世界。这并不是英国与俄国和法国结盟的原因，反而更像是它的结果。因为这种联盟关系的重构加剧了（实际上使其成为必要）英国的焦虑和偏执（这些表现在布尔战争期间达到顶峰）。英国的外交政策如美国在20世纪的外交政策一样，时常将威胁和入侵的手段作为假想的依据。在19世纪中叶，法国的入侵对政客们形成了周期性的刺激。到19世纪90年代，俄国接替法国，成为英国政治和公共问题的焦点——哥萨克骑兵们不久后就会入侵印度和埃塞克斯了。现在又轮到了德国。正是：“铁打的思维，流水的目标”。

回顾往事，在1904~1907年的风起云涌中诞生的三国同盟似乎是1914年爆发战争的诱因。这正是法国外交官莫里斯·帕莱奥洛格（Maurice Paléologue）的观点，他在30年后将其在这些年的日记整理出版，取名为“惊天逆转”（A Great Turning Point）。经过事后的杜撰，帕莱奥洛格的“日记”赋予法国决策者（尤其是他本人）几乎能够预测战争的超自然能力。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战后出现的关于战前政治家们的“回忆录”的观点的扭曲，这些“日记”就是其中的代表。1914年的结局对我们来说似乎能够推断十几年前甚至更早之前发生的事情，然而现实却是，这只是我们眼中所看到的而已，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1907年新同盟的缔结仍然无法显示欧洲大陆要爆发战争的端倪。在1905年遭受重创后，圣彼得堡的政客们被迫寻求与德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在此非常时刻，俄国国内的脆弱性不允许它采取任何国际冒险主义的政策。很难想象这样的场景：法国会为了俄国自愿涉足巴尔干问题。更难想象的是，俄国会为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而出兵柏林。1909年，法国与俄国就摩洛哥问题签署协议，成为在联盟体中“僭越原则的惊天案例”。1910年11月，俄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在波茨坦和柏林见面，商讨德国和俄国在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地区的利益问题。毫无疑问，这些举措无疑使得法国和俄国的关系变得疏远，但它们是朝着缓和局势的方向做出的重要姿态。至于英国和俄国在1907年的协约，它或许能够缓解俄国和英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但没有改变关系的本质，直到1914年，英国外交部甚至还在警惕俄国对英国辽阔帝国所造成的威胁。

简而言之，此后的前景并不清晰。1914年，三国同盟仍然超出大多数政客的理解范围。1904~1907年发生的大逆转能够帮助我们解释这些格局如何出现（正是它们，一场欧洲战争才有可能发生），却不能解释战争爆发的具体原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研究政策结果是如何通过决策过程诞生的，以及欧陆联盟松散的关系是如何在巴尔干半岛问题的催化下成为连环的。

第四章 欧洲外交政策的多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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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幅19世纪90年代末的漫画中，一位法国艺术家生动地描述了中国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夜所发生的危机。在英国和俄国的虎视眈眈之下，德国努力让自己在这个叫“中国”的蛋糕上分一杯羹，而其所得到的地方正是“胶州”。法国为它的俄国盟友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日本则袖手旁观。这一切的背后，是陷入了绝望境地的中国清政府和他们无力扭转的局面。正如其他类似的作品，诸列强被赋予了各自的特征：漫画里的英国、德国和俄国是通过他们各自的主权区域体现的，法国被人格化为“玛丽安”（法兰西共和国的绰号），而日本和中国则被刻画为充满异国情调的形象。将国家人格化是欧洲政治漫画的惯用手法，但这同样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将国家概念化为复杂的个人意图——国家被当作是个体的复合，这些个体由条约的执行机构统领，而其背后则由一个不可分割的意愿支撑。

然而即便是浮皮潦草地对20世纪早期的欧洲政府进行研究，我们依然能发现，产生政策的管理机构远远没有达到内部的统一。政策的制定并不是一些个人统治者的特权。在国家政策的选择上，人们的考量事实上来自于政治结构中非常边缘的地带。政府内部的派系划分和职能冲突、经济和财政限制，以及舆论的摇摆不定……这些都为决策过程添入了源源不断的不稳定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列强从管理机构的观点出发，摇摆不定，因此政策的论调和方向都是不确定的。不同论调所造成的混乱是理解欧洲体系在战争爆发前几年的间歇性动荡的关键因素。同样，它也解释了1914年的“七月危机”为何能够成为当代最为复杂和令人费解的危机。

君主政体下的决策者

瓜分中国

（亨利·迈尔，法国Le Petit Journal画报，1898年）

20世纪初的欧洲盛行君主制。6大列强之中，有5个拥有这样或那样的君主政体，只有法兰西共和国是个例外。巴尔干半岛新型的民族国家，如希腊、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全部都是君主政体。诞生了快速巡逻艇、无线电报机和电动雪茄打火机的欧洲却在本质上仍然沿袭着那种古老而辉煌的体制，它将庞大而复杂的国家与人类生物学出乎意料的想法和变化结合在了一起。欧洲的管理者们仍然将王权和王室视为焦点问题。德国、奥匈帝国以及俄国的大臣们都是由皇帝钦点的。三大帝国的皇帝都有无限制干涉国家媒体的权力。同样，对于他们各自的军队，他们都有正式的统治权。国家之间的沟通通过皇朝的体制来实现。使节要亲自向君主递交国书，君主国之间的直接沟通和会议在战争爆发前仍然存在。诚然，这种体制有很强的重要性，为交流创造了另一种渠道，尤其是在双方关系无法通过正式外交途径来确定的时候。

君主是国家和政治的象征，是获得和维系集体情感的纽带、桥梁。当巴黎民众看到爱德华七世慵懒地蜷在宾馆外面的椅子上抽雪茄时，他们脑海中的英国此刻也变成这样一个肥胖、时髦而自信的形象。1903年，爱德华七世在巴黎市民中建立了很好的口碑，这也为来年与法国签订条约铺平了道路。就连那位温良恭谨的“独裁者”尼古拉二世都颇受法国人的欢迎，当他1896年来到巴黎时，人们就像欢迎一位凯旋的英雄，尽管他不算十分有魅力，甚至信奉独裁统治的政治哲学，这些呼声纯粹是因为他被视为法俄同盟的代言人。这样看来，有谁能比狂热、粗鲁、容易焦虑且专横的德皇威廉二世，这个敢于向爱德华·格里格（Edvard Grieg，挪威著名作曲家）提出建议，指导对方如何指挥《培尔·金特》（Peer Gynt）的人，更能代表德国让人不安的外交政策（摇摆不定、毫无重点却踌躇满志）呢？不管德国的政策是不是德皇本人制定的，对于德国的死对头们来说，他已经成为它们的代言人。

战前欧洲的君主体系核心代表是三位表兄弟：沙皇尼古拉二世、德皇威廉二世和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在20世纪初，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家族系谱复杂得几乎能够融为一体：德皇威廉二世和国王乔治五世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妻子，来自黑森州的亚历山德拉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乔治五世和尼古拉二世的母亲是来自丹麦同一个家族的姐妹。德皇和沙皇都是沙皇保罗一世的曾曾孙。德皇的姨奶，普鲁士的夏洛特是沙皇的祖母。从这样的情形来看，1914年爆发的战争更像是达到顶峰的家庭矛盾。

威廉二世、尼古拉二世（他们身着各自国家的军服）

对各位君主在其管理范围内外的影响力进行评估是很困难的一件事。英国、德国和俄国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君主制。俄国的君主制本质上是独裁的，其议会和宪法对君主权力的限制十分微弱。爱德华七世和乔治五世代表的是立宪和议会君主制，他们没有直接操控国家的权力。而德皇威廉二世则介于两者之间，在德国，立宪和议会体制被嫁接到旧有的普鲁士军事君主制中，后者由于历经了国家的统一过程而被保留下来。但是正式的统治架构并非君主施加影响力的决定性因素。其他重要的因素包括君主本人的决策能力和洞察力，大臣们对异议的控制能力以及君主及其政府之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达成共识。

威廉二世

爱德华七世（身着其服役的澳大利亚第12轻骑兵上校军服）

在君主们所造成的重要影响中，最为显著的有一点是其对外交政策的构想随时间而变动。负责1904~1907年外交改组的爱德华七世对外交政策十分有限，并且对于自己能充分了解信息感到十分自豪。他的态度是帝国主义“沙文主义”的代表，例如，他十分恼火自由党反对1878~1879年的阿富汗战争，于是对殖民地行政负责人亨利·巴特尔·弗里尔爵士（Sir Henry Bartle Frere）说：“在我们没有完全拥有阿富汗之前，我是不会满意的。”对于1895年突袭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他十分欣赏和支持塞西尔·罗兹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但是对德皇的“克鲁格电报”却十分恼怒。在他成年后的生活里，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反德人士。造成这种情绪的根源或许部分来源于他对自己的母亲维多利亚女王的反抗，他认为母亲对普鲁士过分友好，此外还部分来源于他对那位不苟言笑的德国教师斯托克马男爵（Baron Stockmar）的畏惧和憎恨，这位教师是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安排的，目的是让年轻的爱德华能够热爱学习并终身学习。1864年爆发的普鲁士和丹麦之间的战争使他在早年的政治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对于那场战争，爱德华完全同情自己刚迎娶的新娘的丹麦亲人们。在他继任后，爱德华成为以弗朗西斯·伯蒂为中心的反德决策团体的重要拥护者。

1903年，当他正式出访巴黎时，这位国王的影响力到达顶峰，成为“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皇家来访”，它为两大敌对帝国间建立协约关系创造了可能。由于法国并不支持布尔战争，两大西方帝国之间的关系在当时仍不乐观。这次来访则是爱德华本人的主意，并取得了公共关系上的胜利，缓和了双方之间紧张的气氛。在签署条约之后，爱德华继续开展了与俄国达成共识的工作。尽管如此，他还是十分厌恶沙皇奉行的政治制度，并且对俄国在波斯、阿富汗和印度北部的部署存有疑虑。1906年，当他听说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人在巴黎时，便从苏格兰一路向南，只为和他进行会晤，伊兹沃尔斯基对此也做出了友善的回应，动身来到伦敦；根据查尔斯·哈丁的描述，两人的谈话“在实质上为英国与俄国达成共识奠定了基础”。上面两个例子中，国王并没有动用过多的管理权，更像一位“编制外”的大使。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的优先权与白厅的那些自由帝国主义派系紧密相关、高度符合，而这些主导外交政策的派系成员也是他自己不遗余力支持的人。

而乔治五世则是与之相反的例子。在他1910年继任前，他对外交事务并不感兴趣，对于英国与其他列强之间的关系，他只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奥匈帝国的奥地利大使门思多夫伯爵（Count Mensdorff）对这位新国王十分满意；与他的父王相反，这位新国王对任何支持或是反对的其他国家都没有强烈的偏见。如果门思多夫希望王室的换血能够降低英国政策中的反德成分，那么恐怕不久之后他就要失望了。在外交政策方面，这位新君主看似中立的立场仅仅意味着决策权紧紧握在以格雷为中心的自由帝国主义者手中。乔治五世从未组建过与其父王相抗衡的政治派系，他受到来自背后势力的限制，尽量避免在没有明确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前独自对政策做出解释。他或多或少地与爱德华·格雷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在与外国代表进行政治会谈时，他小心地寻求格雷的意见，尤其当对方是德国人时。因此，乔治五世的继任使得王室对一般外交政策路线的影响力一落千丈，尽管宪法规定两位君主有相同的权力。

尽管俄国的独裁统治呈现出高度集权化，但沙皇对于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也受限于一些微小的限制，且随着时间而变化不一。正如乔治五世，新的沙皇在1894年继任时还是白纸一张，没有任何经验。在成为沙皇之前，他没有拉拢自己的政治党羽，对父王的顺从也使他在表达对政策的意见时受到重重阻碍。作为尚处在青春期的少年，他并没有展现出在国家事务学习上的天赋。保守派法学家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Konstantin Pobedonostsev）曾被选中作为指导小尼古拉如何处理俄国内部工作的教师，他之后回忆道：“我唯一能观察到的就是他在全神贯注地挖鼻孔。”即使在他加冕后，他的极端腼腆和对真正施加政治影响力的恐惧，使他在早年不能按照自己的政治偏好行事。此外，他缺乏相应的执行支持来持续地形成他的政策路线，例如他没有个人秘书处和个人秘书。虽然他甚至获得非常细节的部门决策信息，但在像俄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这仅仅意味着君主已被琐事包围，而真正重要的事情却被丢在一边。

即便如此，沙皇还是能够左右俄国外交政策的具体动向，尤其是在1900年前后的那段时间。19世纪90年代末，俄国奔忙于对中国进行经济渗透。但管理层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满意这项远东政策，有些人对巨额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军事投入表示不满。还有一些人，例如陆军大臣阿列克谢·A·库罗帕特金（Aleksei A. Kuropatkin），则认为远东分散了人们对西方主要地区的注意力，尤其分散了对巴尔干地区和土耳其海峡问题上的精力。但同时，尼古拉二世仍然坚定地认为，俄国的未来不仅在于塞尔维亚，还有远东地区，但支持东方政策的人还是超过了其反对者。尽管最初还有些担心，但他还是对1898年攫取中国辽东半岛旅顺港的政策予以支持。在朝鲜问题上，尼古拉二世支持俄国对该地区进行渗透，而这样的结果导致了圣彼得堡和东京的利益冲突。

尼古拉二世的干涉政策以非正式联盟的形式展开，而非执行决策。比如，他与贵族企业主保持了密切的关系，这些人拥有在朝鲜鸭绿江的林场特许权。鸭绿江林场的大资本家A·M·别佐布拉佐夫（A. M. Bezobrazov）之前是一名骑士，他利用与沙皇的私人关系，以鸭绿江为平台，用非正式手段扩展俄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1901年，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Sergei Witte）称，别佐布拉佐夫与沙皇“一周至少要见两次面，见一次就要在一起4个小时以上”，为后者提供远东政策上的建议。大臣们对这些出现在朝堂上的毫无影响力的局外人的参与感到十分愤怒，但是对于他们越发膨胀的势力却束手无措。在这种非正式关系的影响下，沙皇在决策时变得越发偏激。“我并不想要朝鲜，”1901年尼古拉二世对王子亨利说，“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日本长期待在那里。这会成为开战的理由。”

之后，通过任命在远东的总督，尼古拉二世加紧了控制。总督不仅要对远东地区的民事和军事事务负责，还要展开与日本的斡旋。该机构的总负责人是E·I·阿列克谢耶夫（E. I. Alekseev），他直接受沙皇的控制，因此避开了大臣们的意见。这项任命是以别佐布拉佐夫为首的小团体策划的，他将其视为绕开审慎的外交部的一种手段。最终，俄国的帝国政策是在正式与非正式的两条平行轨道上开展的，双方之间相互竞争，尼古拉二世便可从中选择。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丝毫没有外交经验，对此也并不了解，因此他不友善的、固执的做派必然会与日本疏远，甚至激怒对方。尼古拉二世是否明确地要对日本发动战争我们无从知晓，但他的确对1904年战争的爆发及其后续灾难负有重大责任。

在日俄战争爆发之前，可以说沙皇的影响力十分强大，而大臣们却一直遭到打压。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战争政策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让他无法再主揽一切。失败的消息接踵而至，国内社会动荡不安，以谢尔盖·维特为首的大臣们提出合并政府的举措，并推进了一系列改革的实施。权力转移到大臣会议的手中，第一次朝着诞生一位主席或是总统的方向前进。在维特和他的继任者P·A·斯托雷平（P. A. Stolypin，1906~1911年）的努力下，决策在某种程度上开始与沙皇的初衷背道而驰，反对进行侵略性的干涉。斯托雷平是一个非常有决断力、有智慧和魅力且勤奋而不知疲倦的人，他用个人能力打动了大部分大臣，达到了一个政府所具有的高度，但在1905年之前，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斯托雷平主导的这些年中，尼古拉二世好像“很奇怪地从各种政治活动中消失了”。

面对这种情况，沙皇并没有选择沉默。就连斯托雷平当政时期，尼古拉二世都在寻找出路，通过在背后私下与大臣们勾结来削弱他的控制权。其中一位便是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伊兹沃尔斯基在与奥匈帝国的谈判上出现失误，引发了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吞并危机。为了回报奥地利在外交上对俄国在土耳其海峡通行权上的支持，伊兹沃尔斯基也对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表示了支持。但是不管是斯托雷平，还是他的同僚们都没被提前告知这一鲁莽行为，但沙皇本人却早已对此了如指掌。1911年秋，当斯托雷平被恐怖分子行刺后，尼古拉二世很自然地转而支持他的政敌，以消灭他的影响力。但大臣集团却威胁称要限制他的行动自由，因此尼古拉二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立场，与此同时开始结党营私，与自己提拔的人相互勾结。维特成为1906年独裁行动的受害者，如果斯托雷平没有被杀，他也会有同样的下场。他的继任者、性情温顺的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Vladimir Kokovtsov）于1914年2月被革职，因为他同样承认自己是联合政府理念的支持者。在此，我不想对试图左右俄国外交政策的密谋做过多解释，当下关键的是，1911~1914年，联合政府以及对独裁权力的重申都在经历下坡的阶段。

然而，独裁统治并没有通过政治手段实施，而是通过一种负面的手段来保护君主的权力：对任何具有主动权的政治组织一律打压。然而，独裁干涉的结果并没有强迫人们接受沙皇的意愿，而是在谁拥有权力的这个问题上增添了持续的不确定性。这种状态滋长了党派勾结，严重损害了俄国决策的连续性。

在三位重要的君主中，威廉二世一直是最具争议的一位，他在德国管理层中的权力也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德皇即位时确实有意让自己成为外交政策的一把手：“外交部？为什么，我就是外交部！”“我是德国政策的唯一决定者，”他在一封写给威尔士王子（也就是未来的爱德华七世）的信中如是说，“我走到哪里，我的王国就追随我到哪里”。威廉二世对大使的任命十分感兴趣，且常常无视首相和外交部的建议，一意孤行。与其他两位君主相比，他更将君主之间的会晤和通信视为帝国之间沟通的一部分，他认为这种独特的外交手段对国家利益有好处。就像尼古拉二世，威廉二世（尤其是在他早年执政时期）经常用自己的“偏好”绕开相关部门大臣的建议，助长派系之争以破坏统一政府的形成，且经常在没有告知相关部长的情况下提出一些主张，有时这些主张还与现行的政策相矛盾。

就是在这些方面——以并不权威的身份提出未被认可的观点，德皇招致了众人和历史学者的痛斥。不难想象，德皇对国内外政治话题的私人探讨（电报、信件、提议、对话、采访和演讲）当中不乏一些古怪的论调和内容。这些独特的想法十分引人注目，在他执政的30年中，可以说一直在演讲、写信、发电报、写文章和进行批评，当中大部分内容为后世子孙保留了下来。其中有些是乏善可陈的或是不合时宜的。这里举两个例子，它们都与美国有关。1906年4月4日，威廉二世作为客人应邀来到柏林的美国大使馆。在与他的美国东道主愉快地交谈的过程中，德皇提到了为德国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空间的必要性。他对对方说，在他就职时，德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大约4 000万，现在应该已经增长到大约6 000万。这本身是件好事，但他认为粮食问题是接下来20年里比较棘手的问题。此外，法国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人口不足的情况，需要进一步发展人口，或许应当询问一下法国政府是否介意将他们的领土向西边缩小一点，来接纳德国这边过剩的人口。这些愚蠢的言谈（我们只能将其视为笑话）都被其中一位参与谈话的人认真地记录下来，并被装入一封外交信件中，寄到了华盛顿。另一个例子是在1908年11月，当时外界传闻美国和日本可能要开战，德皇获悉后激动万分，他正想讨好一下大西洋那边的美国人，于是十万火急地致信罗斯福总统——这次是十分严肃的，称要为他提供一支普鲁士军队，驻扎在加利福尼亚海岸。

但这样的表达究竟与真正的政策结果有什么联系呢？对于现代民主国家的外交官或大使来说，如果用这样不合时宜的语言与其他人沟通，会被当场革职。但为何一国之君在这样重要的场合表现得如此失态？德皇的观点中出现的严重矛盾使得后人对其影响力的评估变得很困难。如果威廉二世的政治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那么我们能够轻易地将其意图与结果进行对比，但他的动机却常常模棱两可，他所关注的问题也变来变去。19世纪90年代末，德皇十分热衷一个在巴西建设“新日耳曼”的计划，“迫切地要求”并鼓励人们移民到该地区去。毫无悬念，这样的热情并没换来什么结果。1899年，他对塞西尔·罗兹说，他想将美索不达米亚作为德国的殖民地。1900年，中国义和团运动正如火如荼进行时，他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德国人应当派遣一个军团到中国，并对这个国家进行瓜分。1903年，他又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拉丁美洲”，且敦促海军着手准备入侵古巴、波多黎各和纽约的计划，但制定这样的入侵计划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因为总参谋部从未答应为其提供必要的作战部队。

德皇的想法层出不穷，他先是对这些想法有三分钟的热度，厌恶或是受挫之后，又弃之如敝屣。也许这个星期，他还对俄国的沙皇气愤不已，但一个星期后，这种态度可能又会发生180度大转弯。对他来说，联盟的计划是无穷无尽的：与俄国和法国结盟，共同对抗日本和英国；与俄国、英国和法国结盟，共同对抗美国；与中国和美国结盟，共同对抗日本以及德奥意三帝国；或是与日本和美国结盟对抗英法协约国……1896年秋，当英德关系在德兰士瓦问题出现后降至冰点时，德皇提议与法国和俄国达成同盟以实现共同防御。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他又突发奇想，试图简单地废除东非之外德国所有的殖民地，以消解与英国之间的潜在冲突。到了1897年春，威廉二世又放弃了这个想法，转而认为德国应当与法国寻求亲密关系。

威廉二世并不满足于将他的思想成果展示给大臣们，他还将它们直接传达给外国代表。有时候他的干涉与官方政策相悖，有时又成为他们的支持者。1890年，当外交部与法国的关系恶化时，威廉二世又活跃起来。他的举动与1905年摩洛哥危机时如出一辙，当外交部向巴黎不断施压时，威廉二世却向几位将军和记者（包括一位法国前部长）保证，德国会与法国和睦相处，在摩洛哥问题上，德国无意发动战争。3月，就在他启程去丹吉尔前，德皇在不来梅发表演讲，声称历史的教训已经让他知道，“永远不要在这个世界上追求无意义的权力”。此外他还说，德意志帝国应当“作为一个冷静、诚实和爱好和平的邻居，赢得别人的完全信赖”。一些高级政治人物（尤其是那些鹰派的军事指挥）则相信，这样的言论完全是在给摩洛哥的官方政策添乱。

1904年1月，威廉二世正好坐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Leopold）的旁边（这位国王专程赶到柏林庆祝威廉二世的生日），便利用这个机会对利奥波德说，如果德国与法国开战，他希望比利时能够站在德国这边。威廉二世承诺，如果比利时国王支持德国，那么比利时人将会获得法国北部疆土，他也会授予比利时国王“旧勃艮第之王”的称号。利奥波德在大吃一惊之后对他说，他的大臣和比利时议会很难接受如此的空想和大胆的提议。威廉二世则反唇相讥，声称比起耶和华，他更无法尊重一个对大臣和副手们负责的王室。如果不是比利时国王十分乐于助人，德皇将会“纯粹根据战略原则”采取行动，换言之，入侵并占领比利时。据说利奥波德对这一席话感到胆战心惊，用餐结束，他站起身来时，把头盔都戴错了。

正是因为这些轶事，威廉二世的大臣们试图让他与真正的决策过程保持距离。很不寻常的是，威廉二世没有参与其执政期间最为重要的外交决定（即1890年决定不变更与俄国的《再保险条约》），甚至都没被提前告知。1905年夏，伯恩哈德·冯·比洛首相授权威廉二世，于芬兰海岸的比约克向尼古拉二世提出一项联盟建议，但他回来时却发现威廉二世对条约草案私自做了更改。首相对此做出的回应是正式提出辞呈。由于害怕被他最得力的助手抛弃，威廉二世立刻打了退堂鼓。比洛最后答应继续留任，这份修改的条约也被撤回。

德皇不停地抱怨自己不知情，抱怨自己无法获悉重要的外交文件。当负责外交政策的官员坚持审查他与外国政要的私人通信时，他异常惶恐。1908年，德国驻华盛顿大使施佩克·冯·施坦伯格（Speck von Sternburg）拒绝将威廉二世的信传达给罗斯福（德皇在信中表达了他对这位美国总统的无限钦佩和尊重）。这引起了施坦伯格的紧张不安。让外交官们担忧的并不是信中传达的政治意图，而是过分抒情且很不成熟的语气。一位官员认为，德国君主写给美国总统的信，“就像一个头脑发热的中学生给一个面容姣好的女裁缝写信一样”，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诚然，这些表达方式让人十分不安，存在潜在的危险，尤其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各个政府不断揣度彼此的心思和意图。然而，有两个方面我们不应该忽略。首先，在这种情况下，德皇的身份是领导者和控制者，而他却不能真正改变些什么；其次，他言辞虚浮的恐吓时常伴随着德国是受攻击一方的假想。不能将威廉二世对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不合适的提议理解为具有进攻型的冒险行为，而应当看作德国面对法国攻势的一种回应。奇怪的是，在未来发生的冲突中，他对比利时中立立场的破坏并非出于单纯的破坏动机——法国和英国的参谋长同样也对德国入侵比利时的行为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我们应当在一个更大的环境背景下根据双方的地位特征来看待这个问题。德皇的众多特征之一就是，他从来都无法让他的行为合乎别人对他的要求。很多情况下，德皇并没有像一个君王那样发表讲话，而更像是一个过分热衷于表达自己现有成见的未成年人。他是典型的爱德华统治时代宫廷的代表，即便是对旁边的陌生人也会滔滔不绝地讲一些生活琐事，或是一直在对自己的同桌讲述自己最得意的计划。难怪对许多欧洲的政要来说，如果在午餐或者晚餐时被德皇揪住不放又难以逃脱，会是很可怕的事情。

威廉二世的行为确实对德国外交部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没有对德国外交政策的方向起到决定性作用。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认识到自己无能为力且并与真正的决策脱节，威廉二世才不停地表达自己的空想和幻想。比如未来发生在日本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入侵波多黎各、全球针对大英帝国的战争风暴、将中国划为自己的保护国，这些都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人按照自己的地缘政治思维勾画的蓝图，并不是政策。如果一场真正的冲突迫在眉睫，威廉二世则会立刻偃旗息鼓，然后为德国寻求理解，解释不发动战争的原因。当1905年年底德国与法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顶峰时，威廉二世惊慌失措，告诉比洛国内的社会主义波澜比国外的战争行为更值得关注；次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不期而来，拜见卸任的法国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这又让威廉二世坐不住了，他告诫首相，德国的枪炮和海军还不足以应付一场战争。威廉二世只是嘴上逞强，但当麻烦真正来临时，他却试图逃避。在1914年“七月危机”时，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1912年5月，法国驻德国大使朱尔·康邦（Jules Cambon）在一封写给法国外交部高官的信中说：“很奇怪这个人是如何做到出言如此鲁莽冲动，而在行为上却突然表现出谨慎和耐心的。”

通过对20世纪早期的君主们的具体观察表明，他们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呈波动状态，且其最终的决定权也是相对有限的。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读了大量的文件，且定期与他的大臣们会面，然而作为帝国的“第一官僚”，弗兰茨·约瑟夫与尼古拉二世一样，在巨大的工作量面前无法完全掌握办公桌上的海量信息。他并没有根据事务的重要程度安排自己的时间。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并不是通过皇帝的果断决策形成的，而是在外交部内部、周边派系和游说集团的相互沟通中产生的。意大利的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没有弗兰茨·约瑟夫那么勤奋，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山里或是他在卡萨尔帕洛措的住宅中。尽管他也在努力读完外交报道，他一天总要花3个小时读报，且会把自己发现的错误仔细地记录下来。这位意大利皇帝与他的外交大臣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全力支持1911年占领利比亚的决定，却很少进行直接干预。尼古拉二世能够在不同的政治派系中按自己意愿做出选择，由此破坏政府的统一性，却无法制定议程，尤其是在日俄战争惨败之后。威廉二世比尼古拉二世更为积极，但比起俄国大臣们，威廉二世的大臣更能很好地保护决策过程不受上述干扰。威廉二世的想法总是过于奇特，无法作为任何形式的行动选择而被采纳。

无论欧洲的君主们是否对政治进行了积极干预，他们的存在一直都是造成国际关系不稳定的因素。只有部分实行民主的君主体制的存在呈现出多样性特征，这些君主是被他们各自的执行机构所认可的，他们能够直接干涉国家的媒体和人力，并且对每个决策都有最终责任。纯粹的外交政策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君主们会参与重要的国家问题——无果的比约克会晤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外交官和政客们（尤其是君主自己）一直将君主视为总舵手以及国家政策的拟人化，他们的存在使得决策过程的核心一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在这种意义上，国王和皇帝是国际关系混乱的根源。这种明确性的缺失敦促各国之间应努力建立明确和透明的关系。

君主体制同样也使各国内部的关系界限变得模糊。比如在意大利，军队的统领权究竟在国王、军务大臣还是总参谋部长，还未被清晰界定。意大利参谋长在与德国和奥匈帝国政府同人进行商讨时，总是试图避免文官介入。同样，文官也将军官们排斥在自己的政治圈外。这样造成的后果是：意大利总参谋部长官甚至对意大利在哪种情况下，按三国协议规定，必须出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在所有地区的君主制度中发现相似的情况），国王或者皇帝成为分散的控制链条的唯一汇合点。如果他无法行使综合职能、无法弥补宪法缺失的机能，那么国家体系的问题则不会得到解决，国家也不会团结。而这些君主往往都无法达到这样的要求，或者说是他们一开始就拒绝这样做，因为他们希望通过参与各种关键的执行职能，使自己的观点得以保留，并显现出其卓越性。这样的想法破坏了决策过程。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相关的大臣所做的决策很容易被其同僚或对手推翻或破坏，这些大臣们经常觉得很难决定“他们的行为如何与大环境相融”。在这种疑虑的笼罩下，大臣们、官员们、军事指挥以及政策专家都认为自己有权力将各自的案例纳入讨论范围，而不是在个体意义上对政策结果负责。与此同时，人们感到必须要与君主的步调一致，于是出现了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拍马屁的局面，这破坏了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而这种联系恰能够为决策提供更为平衡的解决办法。这样的结果造就了党派主义和夸张虚浮的十分危险的文化氛围，比如酿成了1914年7月所发生的一切。

谁在统治圣彼得堡

如果君主无法决定外交政策的方向，那么由谁来决定呢？答案显然是外交首脑。这些人对国内外的外交官员进行监督，阅读并回复大部分的重要外交信件，并对议会和公众做出政策的解读和论证。然而实际上，与君主一样，欧洲国家的外交部长对政策形成的影响同样处在波动状态，且国与国之间也有不同。其影响力取决于一系列的因素：其他部门领导者（尤其是政府首脑）的意见和干预，君主的态度和行为，外交部高级工作人员对遵从部门领导者的意愿，以及体系内派系不稳定性的程度。

在俄国，外交大臣和他的家庭住在外交部内的公寓里——大广场上的一座巨大的、深红色的建筑，面对着冬宫。这样，他和他妻子、儿女的社会生活就会与外交部的工作交织在一起。被日俄战争以及1905年改革重塑了的政治体系动态走向决定了他出台政策的能力。一些有影响力的大臣继而着手建立一个更加集中的决策体系，这使得执行者能够平衡国内外的当务之急，并规范最高级别官员的行为。但这些努力究竟能获得什么样的效果还是有争议的。改革者中最为积极、最有才能的是谢尔盖·维特，他是财政和经济政策方面的专家，1903年，他因反对对朝鲜的政策，向政府递交了辞呈。维特试图成立一个由“总统”领导的“内阁”，这个内阁不仅有规范大臣、同僚行为的权力，还能够控制他们与沙皇的关系。更为保守的财政大臣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则将这些提议视为对沙皇专制原则的破坏，他认为只有政府形式才最符合俄国的国情。最后双方达成妥协：以大臣会议的形式成立一个类似内阁的组织，其主席或是总统被赋予解除不合作的官员职务的权力。尽管如此，“个人进谏的权利”还是被保留了。换言之，大臣们可以独立于首相（官方名称为“大臣会议主席”），直接向沙皇提出自己的意见。

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一切都取决于继任的首相、大臣们以及沙皇的意见能否实现一种平衡。如果主席十分强硬，那么他会希望将他的意愿强加于大臣。但如果一个非常自负的大臣设法支持沙皇的意见，那么他会与其同僚分道扬镳，另辟蹊径。1906年夏，彼得·斯托雷平被任命为首相，这一新体系获得了一位魅力十足且地位举足轻重的领袖。当时新上任的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看起来是那种能够配合的人。认为自己是“新政策”的支持者，且很快成立了外交部联络组织，搞好与杜马之间的关系。伊兹沃尔斯基以十分尊敬的语气与沙皇打交道，但不如他的前任那般讨好和恭顺。他致力于改革和政治部门现代化，同时，他是联合政府的积极的代言人。最重要的是，伊兹沃尔斯基与大臣会议的大多数同僚一致，同意与英国达成和解。

彼得·斯托雷平

然而，伊兹沃尔斯基对俄国外交政策的观点很快与他的同僚产生了分歧。斯托雷平和科科夫佐夫将《英俄条约》视为日俄战争以前告别多年来冒险主义的一次机会，它会让人们将的精力聚焦到国内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上来。然而对伊兹沃尔斯基而言，与英国的协议却为追求一种更为独断的政策提供了保证，尤其是在土耳其海峡通行权的问题上——英国在这一问题上一直对俄国的意愿进行阻挠。伊兹沃尔斯基认为，协约带来的良好的双边关系能够让伦敦接受俄国战舰通过土耳其海峡的许可权。这不仅仅是美好的愿景，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的举动让伊兹沃尔斯基更受鼓舞。1907年3月，格雷与俄国大使在伦敦签署条约，称“如果双方要建立永久的良好关系，那么英国将不再在其政策中坚持反对海峡通行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伊兹沃尔斯基与埃伦塔尔进行了注定会失败的协商。在协商中，他许诺俄国会支持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而奥匈帝国则要同意修改海峡协议。与埃伦塔尔的共识是迈向全方位协议修改的第一步。这次行动得到了沙皇的支持，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尼古拉二世在背后敦促伊兹沃尔斯基与奥地利人谈判的。1904年以前，作为对远东扩张政策的狂热追随者，沙皇现在则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海峡问题上。一位俄国政客回忆道：“攫取达达尼尔海峡和君士坦丁堡的想法一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为了避免来自斯托雷平、科科夫佐夫及其他大臣的阻挠，伊兹沃尔斯基利用了所谓的“个人进谏的权利”。这是政治家独立性的最高体现——这种独立性是通过游离在体制内不同权力中心的边缘获得的。但是他的胜利十分短暂，由于与英国之间没有达成最终协议，海峡政策破产了。俄国的舆论为伊兹沃尔斯基增添了不光彩的一笔，他也同时受到了来自斯托雷平和科科夫佐夫的指责。

短期来看，波斯尼亚兼并危机的瓦解（正如日俄战争的失败一样）重申了大臣会议的集体权威。沙皇失去了主动性，至少在当时是如此。伊兹沃尔斯基不得不做出让步，服从了联合政府的规则。而斯托雷平到达了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峰。专制政体的保守派支持者开始将其视为篡夺了帝国主人应有权力的“大人”或是“大宰相”。1910年9月，谢尔盖·萨佐诺夫取代了伊兹沃尔斯基的职位，这样的选择似乎强化了斯托雷平的统治地位。萨佐诺夫是个级别相对低一些的外交官，在外交部的高级职位上并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贵族和皇室的人脉。他更没有多少参与圣彼得堡决策的经验，对政府圈几乎没有个人影响力。外界评论人士认为，他唯一的参政资格是因其“平庸和顺从”方面有很好的名声，以及其斯托雷平妹夫的身份。

就在伊兹沃尔斯基的政策破产以及他本人离开外交部之后，俄国的外交政策逐渐开始脱离外交部，落到了首相彼得·斯托雷平手中。斯托雷平认为，俄国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换取和平，因此要寻求一种调和主义的政策。这种观念的结果就是进入一段与柏林结好的时期，尽管波斯尼亚的局势紧张。1910年11月，尼古拉二世和萨佐诺夫来到波茨坦并开展了一系列会谈，这标志着俄德的和睦关系达到了顶峰。

一开始，斯托雷平的遇刺并没有改变萨佐诺夫的政策路线。在突然失去庇护者之后，萨佐诺夫立刻转而依靠自己制造影响力。但他自己本身处于弱势，加上斯托雷平的死亡，导致了体制内潜在不稳定性因素增多。那些身在国外的甚为老练和自信的俄国代理商则变得更加独立而不受牵绊。尤其是君士坦丁堡的N·V·恰雷科夫（N. V. Charykov）与在贝尔格莱德的尼古拉·哈特维希这两位大臣，他们感到圣彼得堡的控制力正在逐渐削弱，便开始着手进行冒进而独立的行动，以充分利用巴尔干地区恶化的政治形势。与此同时，俄国驻法国大使正是前任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他控制决策的意图（尤其是在巴尔干问题上）在其重新回到外交系统后仍然没有减弱。伊兹沃尔斯基在巴黎秘密策划，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对萨佐诺夫进行恐吓”。

萨佐诺夫黯然失色的日子并不久。日复一日，他开始充分利用科科夫佐夫（接替斯托雷平成为首相的继任者）的政治弱点，在巴尔干政策上发出自己的声音。重要的是，俄国各方在决策的影响力方面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在君主、外交大臣、总统和大使的不同势力间游走。我们可以将这种情况称为“权力水力学”：当一方满溢时，另一方呈现出亏损，且体系内动态性的对抗在不同政治选择所造成的紧张状态下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俄国自由民族主义者和泛斯拉夫主义者更加倾向于在土耳其海峡问题上采取进取式政策，以寻求与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同胞”们的团结。与此相反，保守主义者则强烈感受到俄国国内的政治和财政弱势，以及如科科夫佐夫所指出的，“以牺牲农民的口粮换来的激进的外交政策”所带来的危险，因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寻求和平的外交政策。

比如，1909年春，当议员们在杜马当中讨论波斯尼亚兼并危机的重要性时，代表联合贵族委员会的保守派们认为，波斯尼亚的兼并无论如何都不会损害俄国的利益和安全，俄国应当采取完全不干预的政策，与柏林建立和睦关系。他们认为，真正的敌人应该是英国，英国正在将俄国拖入与德作战之中，只为了强化他们在世界市场的控制地位。针对这种情况，立宪民主党内的亲法和亲英的自由主义者呼吁将三方协议发展成为三方同盟，以便俄国在巴尔干地区施加影响，挽救自己越发不景元的大国地位。这是所有外交政策执行者以及在今天试图解读政策的人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国家权益”并非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加诸在俄国政府之上的客观命令，而只是政治精英自己内部具体利益的投射罢了。

谁在统治巴黎

法国的情况虽然不同，但也有许多相同点。与俄国相比，法国的外交部（即根据其地址而命名的“奥赛码头”）享有更大程度上的自主权。法国的外交部是一个高度社会化且相对稳定的组织，有着自己的使命。其团队精神通过密切的家族血缘关系得到加强：朱尔和保罗·康邦分别是驻柏林和伦敦的大使，1914年驻圣彼得堡的大使莫里斯·帕莱奥洛格是朱尔和保罗的妹夫，其他主要的家族还有埃尔贝特家族、德马尔热里家族以及德库塞尔家族等。外交部的保密传统保护了其独立性，敏感的消息只能透露给内阁部长。对高层官员来说，拒绝将消息告知位高权重的政治家（甚至共和国总统本人）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比如1895年1月（尚在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阿诺托的任期内），总统卡西米尔·佩里埃（Casimir Périer）在任职6个月后递交了辞呈，以抗议外交部没有告知他外交事务的最新进展，甚至是最重要的信息。政策文件皆秘而不宣。只有在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于1912年成为总理兼外交部长之后，他才获悉关于法俄同盟的重要细节。

约瑟夫·卡约

但外交部的相对独立性并没有必然地授予其部长权力和自主性。法国外交部长的权力非常小，甚至小于部里的人员。其中一个原因是部长人选的频繁更迭，这是战前法国政治的高度混乱造成的结果。比如在1913年1月1日到战争爆发期间，外交部就换了6任部长。在法国，政客在外交部的任期短暂，相较英国、德国和奥匈帝国，外交部的工作对其政治生命来说显得没那么重要。由于内阁的团结缺少制度约束，部长们的能力和抱负在严酷的党派斗争中消耗殆尽，而这正是法兰西第三帝国政府每天所经历的。

当然，也会有例外出现。如果部长能够在位足够长的时间且拥有巨大的决心和辛勤的努力，那么他必定会在工作中注入他个人的影响力。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位长达7年（1898年6月~1905年6月），这巩固了自己在外交部的统领地位。这不仅得益于他的勤奋，还在于他不在乎巴黎的那些重量级官员，他在整个组织内建立起由志同道合的大使及官员组成的关系网。正如欧洲其他地方，法国的政治体系内部的派系也有此消彼长的趋势，因此对权力的分配不得不进行调整。在德尔卡塞的强硬做派下，高级行政官员（即“中央”）的权力份额逐渐缩小，而摆脱了中央限制的大使们则逐渐活跃起来——正如伊兹沃尔斯基和哈特维希在萨佐诺夫早期执政时的所作所为。德尔卡塞冗长的在位时间催生了一个小内阁，以在伦敦和柏林的康邦兄弟以及在罗马的卡米耶·巴雷尔（Camille Barrère）为核心人物。这些大使们定期在巴黎会晤，商讨政策，并在关键的官员之间游说。他们完全绕开了中央的那些官员，通过私人信件与部长交流。

高级大使们对自己的重要性有格外深刻的感触，尤其当我们将其与现在的大使们的气质和想法作对比，更能发现这一点。保罗·康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01年，他在一封信中评论道，整个法国的外交历史不过是一个长长的名单，记载着身在国外的大使们在来自巴黎的反对之下想要有所突破的各种尝试。当他对来自首都的官方指示感到不满时，常常将它们付之一炬。在与朱斯坦·德赛尔福斯（Justin de Selves，1911年6月~1912年1月任外交部长）的谈话中，康邦毫无城府地告诉对方，他认为自己的作用与部长一样重要。如果我们还记得从1898年他成为法国驻伦敦大使到1914年夏之间，康邦见证了9位外交部长在这个岗位上来了又走（其中两位还经历过复职），也许对此会更容易理解一些。康邦并不认为自己是政府的下属或雇员，而是因为其专业知识而被授权参与决策过程并担任重要角色的法兰西公仆。

保罗·康邦

康邦崇高的自尊感背后是这样一种信念（这也是众多高级大使的信念）：他们不仅是法兰西的代表，还是一个国家人格化的象征。虽然他在1898~1920年任驻伦敦大使，但康邦一句英文都不会说。当他与爱德华·格雷（他也不会说法语）见面时，他坚持将对方的每句话都翻译成法语，就算是很容易理解的词，比如“yes（是）”。和许多法国政治精英一样，他坚信法语是唯一一种能够表达理性思维的语言。他拒绝在英国建立法语学校，理由很奇怪：他认为在英国长大的法国人的智力发育都很迟缓。康邦和德尔卡塞通力合作，才有了1904年《英法协约》的诞生。康邦本人从1901年开始便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劝服他的英国同人在摩洛哥问题上达成和解，同时敦促德尔卡塞撤回法国在埃及问题上不切实际的声明。

在德尔卡塞辞职后（当时第一次摩洛哥危机达到顶峰），事情发生了转机。他的继任者们没有那么强势和有权威。莫里斯·鲁维埃和莱昂·布尔茹瓦（Léon Bourgeois）在位的时间分别只有10个月和7个月；斯蒂芬·皮琼（Stephen Pichon）稍微长一些，从1906年10月到1911年3月，但他厌恶工作，经常不来上班。这样就导致中央的影响力稳步上升。到1911年，两大派系合并，共同掌管法国外交事务。一方是老使节们及其行政同僚，他们支持与德国缔约，寻求务实的、开放的法国对外关系；另一方是朱尔·康邦称为“激进分子”的中央官员。

大使们在资历和经验上具有权威，但“中央”的人却拥有强大的制度和机构优势，他们能够干预媒体报道，控制官方文件的传输，此外，还能够干涉部长级职务的“黑色内阁”——一个规模很小但很重要的部门，他们对公开信负责，拦截并破解外交信件。就像俄国一样，这些机构性的、带有对抗性的部门与对外关系上的分歧是一致的。内部对于获得影响力的斗争因此也直接影响了外交政策的定位。

法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政策就是一个案例。1905年，当法国和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发生分歧，德国次年又在阿尔赫西拉斯败下阵来之后，巴黎和柏林都在寻找一种解决方式，化解摩洛哥冲突。对法国来说，如何对待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声明出现了分歧。巴黎应当调解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还是视而不见？支持第一种意见的一个代表就是法国驻柏林大使朱尔·康邦——保罗的兄弟。对于与德国消除积怨，康邦的理由如下：德国人有权为其海外的实业家和投资者说话；德国的最高层政治决策者，从德皇和他的亲密友人菲利普·楚·奥伊伦堡伯爵（Count Philipp zu Eulenburg）到伯恩哈德·冯·比洛、德国外交大臣海因里希·冯·契尔什基（Heinrich von Tschirschky）及其继任者威廉·冯·舍恩（Wilhelm von Schoen），都由衷地希望与法国结好。他指出，法国的派系政治和兴致勃勃的民族主义媒体要对两个邻国之间产生的误解负主要责任。康邦的努力带来的成果便是1909年2月9日法国与德国的和解协议，德国在摩洛哥的政治主动性被排除，法国与俄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价值也得到了肯定。

我们要讨论的另外一方面是拒绝任何让步的“中央”集团。在幕后，疯狂的反德主义者莫里斯·埃尔贝特（1907~1911年在“奥赛码头”任通信部总管）等重要官员，利用他与媒体的密切关系，暗中向法国媒体泄露有争议的缓和提案（德国人并不知晓这些提案），甚至针对康邦本人煽动侵略主义的媒体斗争，进行蓄意破坏。埃尔贝特是那些成功向法国决策施加个人影响力的杰出案例。类似于几年前艾尔·克劳著名的英国外交部备忘录（除了一点不同：克劳的文件是被打印出来的，共25页，而埃尔贝特却以潦草的手稿形式洋洋洒洒地写了300页），在其1908年的备忘录中，埃尔贝特故意抹黑法德近期的关系，还采取了恶意中伤、含沙射影以及恐吓的诡计。他写道：德国人是不真诚的、多疑的、不忠的、奸诈的两面派，他们试图和解的努力只是狡猾的阴谋，目的在于戏弄和孤立法国；他们更看重自己在国外的利益；他们的外交政策徘徊在“恐吓和承诺”之间。他还总结道，对于两国之间糟糕的关系，法国几乎不负任何责任，毫无疑问，法国在与德国打交道时一直是以“和颜悦色且高贵的姿态”。“如果公正地查阅一下文献便会发现，法国及其政府无论如何也不应对这种现状负责。”正如几年前克劳的备忘录，埃尔贝特的备忘录的重点只是抨击对方备受指责的动机和“病态”行为，却没有明确指出对方的罪名。没有迹象表明，埃尔贝特曾经改变过他对德国的态度。他和中央其他固执的官员都是与柏林缔约的最大障碍。

1911年3月初，政府的垮台以及皮琼的离任为中央机构的影响力达到巅峰提供了机会。外交部长皮琼的继任者是谨慎自觉但完全没有经验的让·克鲁皮（Jean Cruppi），他之前是一名地方官员，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外交部的职位，是因为许多比他更适合这个岗位的人都拒绝任职——这也能够看出部长职位并不受人重视。在克鲁皮短暂任职期间（1911年3月2日上任，任期到6月27日），中央机关有效地控制了政策。由于承受外交部政治和商业部门主管的压力，克鲁皮同意中止所有与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经济联系，这是在变相否认1909年的和解协议。之后，一系列的举措逐步开展，不知不觉中，法国和德国之间关于从非斯到丹吉尔的铁路管理问题磋商被终止，在法国起草的关于摩洛哥的新财政协议根本就没有提到德国的参与。康邦大惊失色，他警示道，法国将自己与德国的关系引上了一条“困难重重之路”。

最终，在没有咨询其他利益相关国的前提下，法国作为宗主国，以镇压当地暴乱、保护法国殖民地人民为借口，决定于1911年春向摩洛哥城市非斯派遣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巴黎的行为同时触犯了《阿尔赫西拉斯决议》和1909年的《法德和解协议》。声称保护非斯的欧洲人团体而派遣军队的口实是虚伪的，摩洛哥内政所引发的叛乱以及其对欧洲人的危害也非常遥远。苏丹呼吁得到巴黎的援助——这其实是法国领事一手捏造的。当它被呈送到苏丹那里签字的时候，巴黎早就已经决定好要进行干预了。在这些事件之后，我们重新回到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上，当时的关键问题在于，并不是法国政府制定了对摩洛哥的激进政策，而是外交部的那些鹰派分子（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在1911年春和初夏达到无可匹敌的高度）。同俄国一样，权力从一个管理部门向另一个的倾斜，使得政策的论调和方向发生巨大的转变。

谁在统治柏林

德国亦是如此——外交政策的形成来自于政治体系内不同权力核心的交锋。但在体制上，德国与其他国家有明显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在1871年建立的囊括了德意志帝国这个复杂的联邦体制下，外交大臣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由帝国首相来承担的。因此，这一关键的职位实际上复合了诸多职能，与许多不同的部门有着联系。德意志帝国的首相通常还兼任着占据统治地位的联邦州普鲁士的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鲁士的领土居住着3/5的德国人口，此外还包括新征服帝国的领土。帝国没有外交大臣，只有一位外务秘书，他是首相的直接下属。首相与外交政策的密切联系通过这样一个事实便可表明：他的私人公寓就坐落在威廉大街76号那座小小的、拥挤的宫殿里——那里便是德国的外交部。

依赖于这样的政治体系，奥托·冯·俾斯麦才能在这一特殊的机构中获得统治地位，并一手包揽外交事务，而这样的政治体制正是他在德意志统一战争成果上建立起来的。1890年早春，俾斯麦离职，留下了一个谁也无法弥补的权力真空。继俾斯麦后第一位首相及普鲁士外交大臣列奥·冯·卡普里维在处理外交事务上并没有经验。卡普里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决策（坚持不修改《再保险条约》）实际上是在德国外交部一个小派系的帮助下做出的决定。该派系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暗地里反对俾斯麦的观点，其领导人是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斯泰因，他同时也是外交部政治部门的首脑；他是个极其聪明、表达能力强，私下却居心不良、不善社交的人。人们佩服他，却不喜欢他。他领导的派系很轻易地赢得了首相的支持。换言之，如同法国一样，外交部长（在德国是首相）一旦居于弱势方，便意味着主动权逐渐偏向威廉大街的那些高官手中——也就是柏林的“中央机关”。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卡普里维的继任者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Hohenlohe-Schillingsfüerst）的任期内（1894~1899年）。19世纪90年代早期和中期，德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不是通过首相或是帝国外务秘书，而是霍尔斯泰因。

霍尔斯泰因之所以能够成功，部分原因在于，他不仅与相关政客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还很好地处理了与德皇威廉二世身边智囊团的关系。那些年中，威廉二世积极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还决定成为“他自己的俾斯麦”，并试图建立他对德国臃肿的政治体系的“个人统治”。他最终没能达成这个目标，但他那让人发笑的举动却歪打正着地产生了一种对权力的聚焦效果，即大多数高层政客和官员共同协作，以避免皇帝对决策过程的统一性造成威胁。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斯泰因和菲利普·楚·奥伊伦堡伯爵——德皇最亲密的朋友和最有影响力的智囊团成员，甚至包括毫无作为的霍恩洛厄，都深谙“对德皇进行管理”之道，通过忽略德皇的重要性来做到这一点。在1897年2月写给奥伊伦堡的信中，霍尔斯泰因认为，他已经在三个月内看到他们的君主完成了“第三项政策方案”。奥伊伦堡回复他，让他不要担心，他敢肯定德皇的计划并非“方案。”而是异想天开的“无关紧要的笔记”，对政策的执行几乎没什么贡献。首相也没有被他说服：“看起来陛下又在推荐他的另一个新方案了”。霍恩洛厄如实写道，“但是我并不觉得它是具有策略性的，他的方案多得让人应接不暇。”

将外交官伯恩哈德·冯·比洛推上首相位置的正是奥伊伦堡和霍尔斯泰因。作为首相霍恩洛厄之下的帝国外务秘书（1897~1900年），比洛在他的朋友们的帮助下，完全有能力控制德国的政策。1900年后，他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德皇采纳了奥伊伦堡的建议，任命比洛为首相。与其他任何一任首相相比，比洛在极尽能事给威廉二世拍马屁的本领上更胜一筹，这也使得威廉二世信心倍增。尽管有许多政敌和存疑者，比洛–霍尔斯泰因–奥伊伦堡组成的三驾马车在一段时间内还是相当稳固地掌握决策权的。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它就可以良好地运转：一是，三个人对他们最终的目的达成一致；二是，他们的政策是成功的；三是，德皇没有从中掺和。

而1905~1906年摩洛哥危机期间，这三个条件都未满足。首先，在摩洛哥问题上，就德国的目标而言，霍尔斯泰因和比洛之间产生了分歧（比洛想要的是赔款，而霍尔斯泰因却不切实际地希望摧毁《英法协约》）。其次，1906年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当德国代表团发现自己孤立无援、法国人技高一筹时，便宣告摩洛哥政策出现了灾难性的失误。这次惨败导致的结果是德皇与其首相分道扬镳（他一直对摩洛哥问题的行动方针抱有疑虑），进而继续成为决策过程的一个障碍。

在同一时间，俄国却上演着完全不同的场景：沙皇的东亚政策削弱了自身的地位，内阁的责任则得到加强。而在德国，高层军官的失败暂时让德皇的行动更自由。1906年1月，外务秘书的职位突然空缺（之前的在职者因为过度操劳而去世了），威廉二世对比洛的意见置之不理，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继任者。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德皇的一位亲密友人海因里希·冯·契尔什基（他俩经常结伴旅游）会是对抗比洛–霍尔斯泰因集团的人。1907年初，有传言称“比洛阵营”和“契尔什基的圈子”之间产生了不和。

在他最后担任首相的几年中（一直到1909年），比洛为东山再起进行了不屈的抗争。正如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的所作所为，他试图建立新的效忠于自己的议会联盟，希望借此在政治上避开德皇的影响。他帮助策划了震惊世人的“《每日电讯报》丑闻”（1908年11月）：一家英国报纸刊登了对德皇的采访，其中德皇浅薄的言论激起了德国公众的抗议。比洛甚至间接地参与了1907~1908年的宣传运动，揭发了德皇亲密朋友圈内的同性恋行为，包括这位首相之前的盟友奥伊伦堡（他本人有可能确实是同性恋），而在德皇的支持下，他成了潜在的对手。尽管采取了大量的行动，比洛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却一直没有达到他早先的状态。1909年7月14日，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被任命为首相，事态才趋于稳定。霍尔维格缺少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但他非常沉稳、谦和且出类拔萃，很快，他在大臣和帝国秘书之间树立了自己的权威。这也说明了德皇为何在经过了《每日电讯报》以及奥伊伦堡的丑闻之后，仍然没有像之前那么坚定地公开挑战他的大臣们的理由。

爱德华·格雷爵士：高处不胜寒

英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不像斯托雷平和科科夫佐夫或是其德国同人比洛和贝特曼·霍尔维格那样，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没有理由担心来自王室的不受欢迎的干预。在国际问题上，乔治五世非常由乐意他的外交大臣操持一切，格雷也同样非常享受来自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的慷慨支持。不像他的法国同人，他并不需要与外交部其他位高权重的同僚进行对抗。比起他的法国同人们，单凭格雷持续的在位时间，就足以让他对外交政策产生持续的影响。1905年12月到1916年12月，爱德华·格雷一直大权在握，而在法国的同一时间段里，法国外交部却换了15个部长。此外，格雷在外交部的就职也加强了这样一部分影响，即那些支持他对英国外交政策观点的高层官员。毫无疑问，格雷是战前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外交大臣。

爱德华·格雷爵士

正如他19世纪的先驱们，爱德华·格雷爵士出身于英国上层社会。他有着辉格党贵族后人的尊贵血统——他的曾伯祖父参与了1832年英国议会法案改革。在1914年之前登上欧洲政治舞台的政治家中，格雷是极其让人费解的人物之一。他的疏离感和傲慢使他区别于自由党党内的其他人。他很久以前就加入了自由党，但是他却认为外交政策十分重要，以至于备受议会争议。他身为外交大臣，却对英国以外的世界茫然不知，从来没有对旅游表现出兴趣，不会说外语，并且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得十分局促。他是自由党政治家，可他的政策观点却遭到大部分党内人士的反对，与此同时，却得到了大部分保守党员的支持。他成为“自由帝国主义者”派系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然而他却对大英帝国漠不关心——他对外交政策和国土安全的观点主要聚焦于欧洲大陆。

格雷的内在想法以及办事方法有着令人奇怪的不协调——无论是私下还是在公开场合。作为一个年轻人，他身上并没有表现出聪颖、好奇、对政治的野心和驱动力。他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虚度了光阴，在以不理想的成绩取得法理学学位之前（他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听人说该专业很容易），他成为学校室内网球代表队的冠军得主。他的第一个政治职位是通过辉格党家族的关系获得的。成年以后的格雷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对他来讲，参与政治与其说是在度假，不如说是在承担一种让人感到厌倦的责任。1895年，自由党在一次关键选举中败下阵来，导致议会解体，格雷当时作为自由党议员和外交部的议会副大臣，却声称自己并不感到遗憾，他说：“我再也不会上班了，我离开下议院的时间也指日可待。我们（这里指他和他的妻子多萝西）终于感到些许安慰。”格雷是一个热衷于自然的人，喜欢观察鸟类和钓鱼。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他的一篇关于用假蝇钓鱼的文章名噪一时。就连在任外交大臣时，他也经常抓住时机离开办公室到郊外去游玩，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他会十分厌恶把自己召回伦敦的指令。那些和格雷共事的人，包括外交官塞西尔·斯普林–赖斯（Cecil Spring-Rice），都认为格雷对郊游活动的热衷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希望有人向这位外交大臣提议：“少花一些时间在他的鸭子上，多抽时间学学法语。”他的同僚们很难在他身上看到任何政治动机，他们深切地感到他是一个“丝毫没有个人抱负，冷漠而不易接近的人”。

实际上，格雷对于权力的胃口是很大的，他也准备为了获得并维持手中的权力而使用一些阴谋诡计。他之所以能够当上外交大臣，还要得益于他所信任的朋友们、自由党帝国主义者的精心策划——赫伯特·阿斯奎斯以及R·B·霍尔丹（R. B. Haldane）。在格雷钓鱼的小草房（位于苏格兰一个叫“维吕加”的小村庄）里诞生的“维吕加合谋”，旨在排挤自由党领导人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并建立他们自己在内阁的关键地位。作为外交大臣，隐秘地办事、小心谨慎的态度以及在幕后交易是他的行事风格。在他看似温文尔雅的羞怯背后，隐藏了对反对性政策的手段和策略的直觉。

格雷很快就控制了决策过程，他的权力无人匹敌，这也让英国的外交政策直接聚焦在“德国威胁论”上。当然，如果将英国政策的重新定位仅仅看作爱德华·格雷一人的功劳，那就太有失偏颇了。幕后的人并非格雷，新政策的支持者包括伯蒂、哈丁、尼科尔森、马利特（Mallet）、蒂雷尔（Tyrell）等人（这些拥有相同观点的人组成了松散的小同盟），与其说他们受到格雷的控制和操纵，不如说是与他同心同德。诚然，格雷是十分依赖这些协同者的，比如他的许多决策和备忘录都是模仿哈丁的风格。格雷集团的优势地位受到了来自针对外交部的新机构改革的冲击，这些改革的目的并不是加强外交大臣的权威，而是对一批更大范围内的高官的影响范围做出界定。然而，为了巩固自己的优势，格雷所做出的努力和他的警觉性让人刮目相看。当然，他之前的共谋者、1908~1916年任职首相的赫伯特·阿斯奎斯为他提供的坚定支持也帮了不少忙。来自于下议院保守党大部分成员的支持也对他有所帮助，这证明格雷具有跨党派的影响力。

然而格雷的大权在握以及观点的一致性并没有完全让英国免受欧洲其他国家那样的政策波动。格雷集团的反德立场并没有在外交部之外产生共鸣，甚至连大部分内阁成员都不支持这种观点。在自由党帝国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之间的矛盾的催化作用下，自由党政府（更广泛地说是自由党的行为）变得极端化。许多激进党领导人（其中不乏党内备受尊重的人士）强烈反对外交大臣的政策，认为这是在与俄国结盟。他们指摘格雷和他的同僚对德国采取一种完全不必要的挑衅姿态。他们质疑，安抚俄国所得到的好处是否大于与德意志帝国保持友谊的潜在利益。他们担心，三国协约的诞生并不会迫使德国采取一种更为激进的立场。他们敦促缓和与柏林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问题是英国的舆论，它们来自文化和政治精英。尽管英国和德国之间隔三岔五就会有“媒体之间的交锋”，但英国的舆论在战争爆发前几年已经逐渐偏向于亲德的态度。英国精英阶层中除了反德的声音，同时还存在友好的声音。后者认为两国之间有着多层次的文化关联，这些人对德国的文化、经济和科学成就有着深深的敬佩之情。

面对这些挑战，格雷通过躲开敌对的监视来保护自己的决策过程。从他的办公桌上发出的文件经常标着“仅在有限范围内传阅”的字样。他的私人秘书也经常会做出这样的解释：“爱德华·格雷爵士认为只让这些人过目就足够了。”对重要决策的咨询，尤其是关于与法国的深层缔约问题，仅限于管理层中那些可信赖的人了解。比如，1905年12月和1906年5月，内阁并没有告知法国和英国之间举行的商讨事宜，而在探讨中，两个国家的军事代表在原则上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只要爆发战争，英国就可以给予法国军事上的支持。这样的行动符合格雷对政策的精英主义理解，以及他对于缔结协约的公开表态：事情应当符合“一种忠实和慷慨的精神”，以此确保任何不测的发生只会“加强”而不是削弱“双方的协议”，此外，循序渐进而达到深入承诺的过程应当始终避免“党派论辩”的干扰。换言之，格雷在实行一种二元政策。在公开场合，他多次否认英国有义务为法国提供援助。在反对者的敦促下，他常解释说，相互关联的军事行动方案也仅仅是应急计划。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格雷成功地维持了英国外交政策的内部连贯性。

然而随着权力的平衡在英国政府和政治精英的派系之间不停地游走，我们还是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这种状态是如何变得复杂的。对那些直接与外交大臣和他的同僚们打交道的法国人来说，格雷爵士（这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对他的很古典的称谓）将在爆发战争时站在法国这边，尽管官方坚持协约的无约束性。而对于没有参加过秘密谈判的德国人来说，英国会抽身于欧陆的盟国之外，尤其是当法俄同盟采取措施针对德国而不是相反情况时。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

决策机构内不同利益方面的权力所形成的动荡，增加了欧洲国际体系内沟通交流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尤其是在政治危机爆发的时刻：两个或更多的国家的政府在高度紧张和威胁的氛围中相互打交道。这种情况在1911年夏发生在德国和法国之间关于摩洛哥问题的争执上充分地体现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法国外交部的一系列举措下（高潮是1911年4月向苏丹国派遣了一支大规模的法国军队），1909年的《德法协议》破产了。1911年6月5日，因为对法国单边攫取摩洛哥统治权力有所警觉，西班牙政府派遣军队占领了摩洛哥北部和西北部的拉腊什和凯比尔堡两地。现在来看，德国的干预似乎不可避免，于是，“黑豹”号炮舰于1911年7月1日及时地在摩洛哥海岸抛锚泊船。这艘炮舰的实力并没有给人留下印象，因为它已经超过了服役期达两年之久。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有许多让人感到奇怪的地方。事态发展到西欧国家之间即将爆发一场战争，但是当时反对党的观点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它们最后也成为持久解决方案的基础，但为何事态还是会恶化？部分原因在于法国外交部的不妥协。在危机爆发之初，掌握和控制主动权的是政府首脑机关，外交部长让·克鲁皮于6月27日离职的事实（就在“黑豹”号到达的几天前）巩固了高层官员们的地位。他的继任者朱斯坦·德赛尔福斯（像克鲁皮一样，他同样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很快便沦为法国外交部“内阁长官”莫里斯·埃尔贝特的傀儡。作为1907~1911年信息部的总管，埃尔贝特与媒介之间已经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他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竭尽所能地抨击与德国进行谈判的观点。部分原因是埃尔贝特以及其他拥有权力的高层官员的不妥协，才导致直到1911年7月底，法国驻柏林大使才接到通知，与德国进行商务研讨，探讨如何就法国在摩洛哥的独裁给予德国赔偿。

之所以有这样的缓和举动，全部仰仗于朱尔·康邦以驻柏林大使的身份，他越过外交部长直接向精力旺盛且直率坦诚的总统约瑟夫·卡约进行呼吁的努力（卡约于6月27日，即危机爆发前上台）。卡约是财政部长的儿子，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尤金·卡约（Eugène Caillaux），尤金曾在1870年之后迅速向德国提供了赔偿金。约瑟夫·卡约是位经济自由主义者，致力于实现财政现代化，他用商人的实用主义眼光看待外交事务。他认为，没有理由不按照其他国家的立场来对待德国在摩洛哥的商业利益，并且他对成为欧洲资本主义标签性质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进行了批判。内阁由此一分为二，一方是支持在摩洛哥问题上采取缓和政策的卡约，另一方是朱斯坦·德赛尔福斯，他是法国外交部鹰派的喉舌。在他的部长的敦促下，德赛尔福斯向阿加迪尔派遣了巡洋舰，这一举动很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而使事件升级。在卡约否决了这种选择后，鹰派开始组织力量对他和朱尔·康邦进行攻击。他们充分利用媒体报道，对缓和派人士进行贬损。卡约被莫里斯·埃尔贝特暗中破坏自己政策的行为激怒，叫他来办公室，用实际行动对他进行了警告：“我会像折断这根铅笔一样折断你。”卡约最终能够与德国达成和解，但只能通过与柏林进行秘密的和非官方的谈判（通过德国在巴黎的使节，通过在柏林的朱尔·康邦，或是通过一位从中斡旋的商人）来进行，以躲开部长和他的官员们。这样做的结果就是，8月初，卡约秘密地接受了柏林的意向赔偿措施，而外交部长朱斯坦·德赛尔福斯曾经对此提出坚决的反对。

这种暗箱操作的外交手段使总统成功地绕开了外交部那些反德的鹰派，但这种行为极具冒险性。1911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谈判突然破裂，使得事态出现了不必要的升级，包括法国派遣部队以及德国战舰驶向阿加迪尔的威胁——尽管卡约和他的德国对手实际上是很愿意选择妥协的。卡约责怪那位名叫丰德尔的调停商人，因为他在沟通中误解了对方的意思。但是如果外交部官员没有谋划将他免职或是破坏与德国的协商的话，则根本不需要丰德尔这个牵线人或是卡约的幕后操作。也就是说，卡约是没有办法才被迫绕圈子以达成自己的承诺，因为他的部长同僚们拒绝接受他向柏林做出的保证。这种复杂局面增加了柏林对如何解读法国的行动的不确定性：正如一位德国外交官所言，这需要在两种完全矛盾的趋势中进行甄别，“尽管法国媒体以及军队的沙文主义甚嚣尘上，但卡约的政策似乎更占优势”。

德国在危机期间的政策并不是由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所控制，当然也不是由德皇控制（他对摩洛哥问题丝毫提不起兴趣），而是在于士瓦本的帝国外交事务秘书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Alfred von Kiderlen-Wächter）。基德伦参与了1909年法国和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达成协约的过程，因此很自然地，他应当在德国如何对法国派遣军队的反馈中起关键作用。正如德国高级官员的典型做派，这位外务秘书将其个人影响力施加到摩洛哥外交政策制定的始末，并与巴黎进行沟通。基德伦并没有兴趣让德国在摩洛哥分一杯羹，但他同样决定不会允许法国单方面控制该地区。通过模仿法国的行为（做出一系列越演越烈的反对姿态），他希望能够保障德国的利益，并在法属刚果问题上获得土地补偿。他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样的目标不用发生冲突就可以实现，因为在1911年5月，约瑟夫·卡约以及其财政部长身份向在巴黎的德国外交官保证：“如果你们意识到自身在摩洛哥的重要利益，那么法国就准备在别处做出妥协。”因此，在卡约6月就任总统后，基德伦便认为这会成为法国的外交政策。他拒绝将两艘舰船派到阿加迪尔，他相信装备水平甚至不足以成功登陆的“黑豹”号作为象征性的表态已经足够。

危机的进一步演变证明了基德伦对法国的反应判断失误。他在评估德国国内环境时同样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基德伦与德皇威廉二世的私人关系并不亲密，且正如1905年那样，皇帝对1911年的北非政策同样表示怀疑。为了规避潜在的反对声音，基德伦寻求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客和公共人物的支持。但只要有媒介运动的介入，他还是无法控制舆论的方向和内容。结果，在民族主义媒体雷鸣般的煽动下（这让巴黎和伦敦都有所警觉），旨在持久地将危机控制在武装冲突的边界之内的德国政策得到巩固。极端民族主义报刊的大标题聒噪地呼吁“将摩洛哥西部还给德国”，而这反而成为巴黎鹰派们的把柄。让他们同样感到担心的是德皇，他对外务秘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以至于基德伦在7月17日正式递交了辞呈。好在首相霍尔维格从中斡旋，才挽救了这一政策，并留住了基德伦。

1911年11月4日，一项法德条约最终将双方的共识清晰地定义出来：摩洛哥成为法国专属的保护国，德国的商业利益通过条约得到保障，且部分法属刚果地区被让给德国。但1911年的摩洛哥危机也暴露出法国外交政策上危险的不连贯性特征。1911年11月18日成立的整顿性委员会调查了莫里斯·埃尔贝特的行为，这揭露了巴黎高层官员们的精心策划的阴谋。卡约的名誉也同样被败坏了。在公众眼中，他和他的内阁沆瀣一气，通过一项条约而割让给德国过多的领土（在那些法国民族主义者眼中则更为恶劣），因为与德尔卡塞在19世纪90年代末所设想的换取摩洛哥的条件相比，德方承担得过少。总统与德国人暗中谈判的举动昭然若揭（黑色内阁破译了电文，并战略性地透露给了中央控制的媒体），他的命运也由此被决定：在仅仅就职了7个月之后，卡约于1912年1月21日下台。

德国方面对于1911年11月的条约同样不满，他们认为德国得到的太少。部分原因是基德伦引起的，在德国期望通过挑战法国在摩洛哥地位所得到的与实际微小的收效之间存在巨大矛盾（比如“摩洛哥西部的利益”），极端民族主义媒体将此作为噱头挑起了人们的不满。因此，这位外务秘书深化了政府以及那些声称自己是其“天然支持者”的极端右翼势力的分歧。然而民族主义媒体所认为的做出牺牲的条约却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基德伦没有其他办法避免君主控制政策的决策过程。

或许德国在危机期间政策出现摇摆所带来的最重要结果是，让巴黎更深地误解其行为，认为对方的政策是出于恐吓的目的。当新任总理兼外交部长雷蒙·普恩加莱阅读1912年前几个月的外交文件时，被德国摇摆于强硬和妥协的政策立场所震撼了：“当我们对德国采取缓和的态度时，德国不领情；而我们在任意场合下表现出强硬态度时，德国人又打退堂鼓了。”因此，他得出了一个并不乐观的结论：只有“威胁性的语言”才对德国人有效果。

同样，英国在危机期间的表现也暴露了其管理机构内部的严重分化。伦敦自由党内阁的反应十分谨慎，因为他们认为法国要对危机的爆发负主要责任，因此要规劝他们让步。7月19日，内阁甚至授权格雷告知巴黎，英国可能在某些条件下承认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法国政府气愤地反馈道，英国在这方面的首肯可能会破坏1904年的《英法协约》。而与此同时，以格雷为首的反德集团却采取了坚定的亲法立场。尼科尔森、乔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哈丁以及格雷本人侃侃而谈德国的威胁，此外还老调重弹，强调当务之急是要维护《英法协议》。7月19日，理查德·哈丁要求军事行动指挥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延迟他的欧陆之行，以便能够用一个早晨的时间评估其军队实力，以防德法边境爆发冲突。当贾斯丁·德赛尔福斯对德国在刚果索要赔款的夸张程度表现出惊讶时，弗兰西斯·伯蒂爵士从巴黎致信格雷，告知他德国人“过分”的要求，这些要求“旨在让法国同意德国在摩洛哥海岸的控制权，但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他们根本不可能成功”。然而这却是对德国立场的误读，并且这种误读进一步在英国海军主义者中造成恐慌，因为对他们来说，德国在大西洋建立要塞的行动是难以接受的。

德国获得大西洋港口的愿景使得格雷成功说服内阁，于7月21日向德国大使发出警告：如果德国人在阿加迪尔登陆，那么英国也会采取措施确保自己在该地的利益，即格雷也要派出英国的战舰。就在同一天，格雷集团进一步让事态升温：1911年7月21日傍晚，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在府邸发表演讲，向柏林提出严正警告。劳合·乔治称，英国不可避免地要“保护它的地盘和它在世界列强中的领先地位”。英国的权力不止一次地“拯救”其他国家于“巨大灾难，甚至种族灭绝之危险中”。如果英国被迫在和平与妥协于其他势力之间做出选择，“那么我在此强调，以此为代价的和平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是一个不可忍受的耻辱”。次日，格雷成功鼓动了海军人士的不安，他警示劳合·乔治和丘吉尔，英国的舰队不久后可能会遭到袭击，此外他还通知第一海军大臣雷金纳德·麦肯纳（Reginald McKenna），德国的舰队已经被动员，整装待发，然而事实上，公海舰队还处于分散状态，德国人并没有打算将它们集中起来。

府邸演讲并非临时起意，它是由格雷、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精心策划的棋局。就像卡约绕过了外交部，实施他与柏林进行谈判的鸽派政策，以格雷为中心的反德阵营同样绕开了自由党内阁，向德国传递出强硬和暗中挑衅的信息。劳合·乔治敏感的发言词并没有经过内阁的同意，而仅仅被首相阿斯奎斯和外交大臣格雷认可。这次演讲标志着劳合·乔治正式与鸽派激进分子阵营和自由帝国主义者分道扬镳。他的言辞在柏林造成了恐慌，德国方面一直认为英国政府没有必要破坏《法德协约》的进路。外交大臣阿瑟·齐默尔曼（Arthur Zimmermann）质询驻柏林的英国大使：“劳合·乔治是何方神圣？他怎么能够对德国耳提面命，并组织法国和德国的和解？”

劳合·乔治的演讲同样震惊了英国内阁中那些并不认同格雷的大臣们。印度事务大臣莫利子爵（Viscount Morley）公开指责这次演讲（以及格雷之后与德国驻伦敦大使的谈话）为“未被授权且并未成功的对德国的挑衅”。大法官劳尔伯恩大人（Lord Loreburn）认为英国过于积极地在这场争议中支持法国，而无论如何，巴黎明显是不占理的一方。他恳请格雷否认这次演讲，并澄清英国并无干涉法国和德国之间谈判的意图。

格雷集团最终还是胜利了。1911年8月23日召开的帝国国防委员会会议达成了一项共识，如果法国和德国开战，那么英国会迅速进行干涉，包括派遣英国远征军。阿斯奎斯、格雷和劳合·乔治等人均出席，但关键的激进人士，如莫利、克鲁（Crewe）、刘易斯·哈考特（Lewis Harcourt）以及伊舍（Esher）等人，却既没有得到通知也没有被邀请。接下来的一周充斥着激情洋溢的战争规划（这对激进人士来说是十分恐怖的事情）。就连阿斯奎斯都从密集的“军事谈话”中抽身而退了，这些军事谈话旨在于1911年9月同法国进行调度合作计划以及战略合作，但格雷却拒绝中止它们。英国十分乐于幻想事态极速升级的可能。就连在危机达到顶峰的时候，法国方面都没有做任何的战争准备，而霍尔维格在一封给伦敦的德国大使的信中却感慨：“看起来英国已经摩拳擦掌，准备随时开战了。”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埃伦塔尔伯爵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8月3日，英国以摩洛哥争议为借口，将德国视为其对手。与俄国的相对保守和绥靖姿态相比，英国的积极性尤为明显。正是因为英国做出这样的反应，维也纳也决定放弃在摩洛哥问题上的中立政策。

尽管如此，鹰派和鸽派的斗争却一直没有停止。正如法国外交部的官员对卡约和倒霉的贾斯丁·德赛尔福斯进行报复，迫使他们于1912年1月下台，之后英国的激进自由主义者又展开了对格雷政策的新一轮攻击。在这些大臣中有许多人从未对格雷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前向法国的承诺表示过满意。1911年12月，后座议员对格雷提出了质询。这些非议部分是因为对他策略的隐匿性表示失望：为何政府的那些可能代表英国人民的行动却并没有被公之于众？杰出的自由主义活动家阿瑟·庞森比（Arthur Ponsonby）以及诺埃尔·巴克斯顿（Noel Buxton）激烈地反对格雷，要求建立一个委员会来改善英德关系。事实上，对这位外交大臣的抨击已经遍布整个自由主义媒体。巴黎的那些强硬派成功地使卡约和他的缓和措施声名扫地，英国的“亲德”游说同样也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将格雷和他的政策扫地出门。

三个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首先，由于英国的议会政治中强大的党派建构，英国的大臣们本身并不容易被这类质疑所击垮；其次，如果格雷的政策被全盘否定，那么他便会辞职，一并带走的还有劳合·乔治、霍尔丹，或许还有丘吉尔，在那些理性的非干预自由主义者眼中，这将昭示着政府中自由党人的末路；最后，重要的一点在于来自议会保守派对格雷与法国进行军事结盟政策的支持。帮助外交大臣预测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动向的一个方面便是阿瑟·鲍尔弗（Arthur Balfour，1911年11月前，他担任保守党领袖）私下提供的支持。1914年夏，一场笼罩在爱尔兰的危机即将爆发，这也引发了对保守党持续提供帮助的质疑。

但如果格雷的协约政策的本质是恰当并且合理的，那么面对来自如此具有影响力的国内反对者的叫嚣，他对自己的辩解则阻止他尽可能明确地阐释他本来的承诺。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格雷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问题：满足法国的要求（他已经对对方做出了明确的承诺），以及说服内阁中仍占据大多数的非干涉主义者他并没有这样做。1911年11月出台的两份内阁决议表明，他的内阁大臣同僚中有15人对格雷提出过警告，要求他停止支持那些与法国高层的军事会晤。当然，这些会晤并没有被提前告知他们或是提前征得他们的同意。1912年1月，劳尔伯恩带领下的非干涉主义者召开会议，达成了一项内阁声明，称英国“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公开或暗示的义务，来支持法国针对俄国采取的武力行动”。只有当劳尔伯恩告病辞职之后，格雷一众才从这些压力中松一口气。

对于采取以协约形式作为安全策略的政策平衡来自政府内部的反对声音的需要，使得英国发出的外交信号一直让人感到困惑和犹豫不决。一方面，英国的军事指挥通常在与法国同人的交往中自主决定并与之达成协议，这些来自英方的军事保证（一旦与德国爆发冲突）巩固了法国的地位。这些主动性行为并没有得到内阁的授权，更不用提英国议会了。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亨利·威尔逊被派往巴黎，与法国总参谋部人员进行商讨，目的是达成一项针对德国的英法联合动员计划，这便是1911年7月21日的“威尔逊–迪巴伊备忘录”——当时奥古斯特·迪巴伊（Auguste Dubail）将军是法国的总参谋长。这项备忘录规定，在动员的15天内，英国的6个步兵师、1支装甲部队以及2支骑兵部队（总共包括15万名士兵和6.7万匹马）将会被调往法国左翼。1912年前几个月，双方为了挫败德国的海军扩张，决定达成英法海军的合作，而这项决定进一步肯定了这样一种假设：一个防御联盟呼之欲出。

另一方面，1912年11月22~23日的格雷—康邦信件（正如莫利所言，这些信件是格雷那些非干涉主义政敌从他那里“敲诈”出来的）证明，《英法协约》只不过是一个联盟的象征，因为这些信中宣称双方具有独立行动的自由，甚至在第三方对其中一方进行打击时亦如此。英国究竟有没有支持法国的义务呢？格雷会在公共场合宣称，这些承诺只不过是没有约束力的权宜之策。而私下，这位外交大臣则将英法军事对话视为“与法国进行合作的义务”，只要“其行为并不具有挑衅性且是合理的”。当外交部常任副大臣阿瑟·尼科尔森爵士于1914年8月初力挺格雷，称“您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康邦保证，如果德国先发制人，您将站在法国这边”，格雷只是回了一句：“是的，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书面的回复。”

因此，在英国方面，英法之间的外交关系因为一种双重考虑而变得复杂起来。我们知道，格雷的公开声明需要字斟句酌，就连他的官方沟通都要满足内阁的非干涉主义者以及公众的要求。然而，保罗·康邦从那些伦敦的反德朋友以及驻巴黎的伯蒂口中听到的正是他所盼望听到的。潦草敷衍和不谨慎都是法国人所不能接受的。1914年“七月危机”达到高潮时，巴黎的决策者们、法国驻伦敦的大使，当然还有格雷自己都曾经一度感到高度焦虑。更重要的是，英方承诺的不确定性迫使法国的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在东方寻求弥补手段，他们甚至更加强烈地希望与俄国建立军事联盟。法国政府、卢森堡驻巴黎的大臣纪尧姆伯爵（Baron Guillaume）在1913年春都表示，自己有义务“不断地加强与俄国的联盟关系，因为众所周知，与英国的友谊正变得越来越不牢靠和无效”。对德国来说，英国政策的模棱两可也使其产生了疑惑和苦恼。为了安抚非干涉主义者，格雷不得不对柏林保持开放的态度；然而同时他又多次对德国人进行警告，以免他们得出结论，法国被彻底抛弃并且担心英国不会及时伸出援手。这种信息混乱的局面以及欧陆列强之间权力关系的动态性造成的结果是，英国意图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七月危机”中一直困扰着德国的决策者们。

军事与民事

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上校在1914年5月旅欧归来后，如实向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汇报：“欧洲的情形十分离奇，那里的军国主义氛围几近疯狂。”豪斯的观点部分来自于他的个人经历：他是典型的美国式“政治上校”。作为政治服务的回报，他在得克萨斯自卫队中获得了此等军衔。当豪斯上校拜访柏林时，德国人却将他当作军方人士来对待，常常在就餐时安排他和将军们坐在一起。他关于欧陆军国主义氛围的看法或许与这种不幸的误解有所关联。正是如此，来自大西洋彼端的人才感觉到战前的欧洲呈现出古怪的现象。高层政要、皇帝和国王们在出席公开场合时都会穿着军装，精心炮制的军事评论是公共仪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华丽的海军军力展览吸引着大批的人，占据了画报的大部分内容。部队招募的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几乎榨干了这个国家所有的男丁资源。疯狂的军事实力展览涌入大街小巷，甚至连最小的社区组织也不放过。这样的“军国主义”是如何影响1914年欧陆战争的决策的？是否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认为的，“七月危机”的根源是民事责任的消退，还是将军们手中的军事权力的异军突起？

在战前的管理集团中，军事与民事的冲突和分歧无可厚非，说白了就是钱的问题。国防开支成为政府开销的主力，部队长官们热衷于改良装备、培训士兵以及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不得不与民事政治家们斡旋，渴望更多的政府资源。与此相反，财政部长们以及他们的政治同僚则以财政紧张和维护国内稳定为由，力争限制军事力量的扩张。要想在这些较量中占上风，则必须依靠制度环境以及当下的国内和国际政治格局。

直到1908年，俄国军事指挥结构的混乱一直阻碍着将军们有效说服政府。但1908年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善。军事管理改革之后，诞生了一个更集中的执行机构，设立了军政大臣的职务，他有向沙皇直接汇报军事动向的专权。从1909年开始，新任军政大臣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Vladimir Sukhomlinov，1914年7月时他仍在位）和意志强硬的保守派财政大臣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之间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敌对状态。在强大的总统斯托雷平的支持下，科科夫佐夫（财政职责和国内经济发展的一把手）一直阻挠或是剥夺苏霍姆利诺夫的预算制定。工作上的摩擦迅速加剧了两人之间的私仇。苏霍姆利诺夫认为科科夫佐夫是一个“狭隘、啰嗦、自私的人”，而科科夫佐夫指责这位军政大臣无能、不负责任且贪污腐败（看起来他的指责好像更有道理）。

科科夫佐夫的德国同行是1909~1911年任职的财政大臣阿道夫·韦穆特（Adolf Wermuth）。在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支持下，韦穆特努力调整帝国的预算，削减公债。韦穆特指责蒂尔皮茨过度开支，经常抱怨这位海军大臣的失职，与科科夫佐夫抱怨苏霍姆利诺夫在处理军务基金时的挥霍态度如出一辙。这位财政大臣的格言是：“无税收，不开支。”在参谋长和军政大臣之间同样反复出现矛盾，因为前者要求增加资金供应，而后者常常拒绝或反对。近期的一份研究甚至表明，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规划大举西进行动的著名的“1905年备忘录”在一定意义上看并非“战争计划”，而更像是向政府要钱的恳求。除此之外，施里芬设想派遣81个师，这超过了德国当时实际拥有的动员总人数。由于联邦宪法向其成员分配直接税收的收益，而不是面向帝国政府，因此德国的军事财政问题更为复杂。德意志帝国的结构转移限制了帝国国防开支，而这种限制在英国、法国和俄国是不存在的。

然而，对财政资源的争夺在德国却很缄默，因为军事预算每隔5年才向议会提交一次，这种系统叫作“五年计划”。因为军事高层人员将这种“五年计划”视为保护军队免遭议会持续干预的手段，他们则十分不情愿通过请求大量的额外预算来破坏这种体系。这样的体系成为自我限制的有力保障。正如普鲁士军政大臣卡尔·冯·艾内姆（Karl von Einem）在1906年6月所观察到的那样，“五年计划”虽然是一项麻烦的安排，但是有用的，因为“如果改为按年度提交，每一次军事扩张后针对军队存在意义的粗鲁而固执的挑唆将会更为危险”。甚至在1911年，当人们进行“五年计划”的改革，且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7]以及军政大臣约西亚·冯·黑林根（Josias von Heeringen）协力谋取军队的实质性扩张时，其对手（财政部的韦穆特以及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则保证，和平时期军事力量的增加非常有限（约1万人）。

在每个欧洲国家中，我们都能洞悉这种类似的紧张状态。在英国，自由党人于1906年要求承诺削减用于布尔战争的大规模军事开支，并取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其口号是“和平、节约与改革”。在寻求与法国和俄国相互理解的决策中，预算限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其中的一个结果便是，当英国海军预算水涨船高时（1904年英国海军花销是德国的3倍。到1913年，其仍是德国的2倍还要多），陆军的花销却在战前的几年中基本不变，这迫使军政大臣霍尔丹不得不考虑有效节约和机构重组，而并非扩张规模。在奥匈帝国，双轨制政体的喧嚣舆论实际上严重阻碍了君主在世纪之交发展军事的步伐，因为匈牙利议会中主张自治主义的集团通过减少匈牙利的税收和招募，使得联合军队遭受了巨大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增加军事拨款的提议在无尽的立法斗争中消磨殆尽，正如奥匈帝国参谋长所言，哈布斯堡的军事力量在“持续停滞”的状态下裹足不前。这就是为何在1912年，奥匈帝国仅仅花费了其国民净产值的2.6%来进行防御的一个原因。这一百分比要低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当然也远远低于其自身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俄国、法国和德国当年的比例数据分别为4.5%、4.0%以及3.8%）。

在法国，19世纪90年代发生的“德雷福斯案”摧毁了第三帝国的军事力量与民事力量之间达成的共识，并将军队中的高层人物置于公开怀疑的风口浪尖上（这被视为教士与保守派的态度），尤其是那些共和主义者和反教会干预政治的左派人士。紧随这些言论之后的是，连任3届的激进派政府寻求积极的“共和化”军事改革，尤其是在埃米尔·孔布（Émile Combes，1903~1905年）和乔治·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906~1909年）担任总理时。政府对军队的控制越发严密，民事主义至上的部门壮大起来。尽管军事专家提出了意见，但兵役的年限还是从1905年3月开始由三年降到两年，目的在于将在“德雷福斯案”发生的几年中在政治上十分可疑的“禁卫军式的护卫队”转变成由后备军人组成“人民军队”，以担当战争时期的国家防御任务。

仅在战争打响前的几年，事情才开始向着军方的意愿发生转变。比俄国提前一些，法国的军队领袖于1911年被合法化，约瑟夫·霞飞（Joseph Joffre）正式走上和平时期承担军事计划的官方责任以及战争期间指挥主要作战部队的职位。为了筹措资金而进行的“长期而痛苦的斗争”还在继续，但在1912~1914年，普恩加莱政府以及后来普恩加莱个人支持军方的态度，因为法国政策和舆论主导的复杂重组而得到加强，这为重整军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到1913年，在政策上恢复三年服兵役制已经可行，虽然遭到了财政部长路易–吕西安·克洛茨（Louis-Lucien Klotz）的反对。克洛茨认为，对边防要塞的巩固会更划算且更有效。同样，在德国，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后的沮丧情绪使得军政大臣黑林根以及总参谋长毛奇痛下决心发展军队。利用他在帝国财政部的职位，阿道夫·韦穆特对昂贵的军费开支进行了顽强的抵制，但他却不得不在1912年3月辞职，因为他的政策已经无法获得政府的青睐了。韦穆特的财政紧缩时代宣告结束，而军事开支的倡导者逐渐以绝对优势压倒了其海军对手。经过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相对停滞状态之后，1913年7月3日的军费法案将德国的军费开支推向了空前的高度。

我们将视线转回俄国。仍旧担任财政大臣并在彼得·斯托雷平被谋杀后接替其首相职位的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发现，对苏霍姆利诺夫无休止的游说和遏制军务部的秘密谋划变得越来越困难。在1913年春的一次重要的大臣级会晤中，两人之间的敌意达到极限：苏霍姆利诺夫以一份主要预算提案将科科夫佐夫打了个措手不及，与会的所有人都被提前告知了提案内容，除了科科夫佐夫本人。按照俄国的惯例，君主的支持对权力的平衡起着重要作用。“在您和苏霍姆利诺夫的争执中，您总是正确的，”尼古拉二世于1912年10月对科科夫佐夫说，“但我希望您能理解我的想法：我会支持苏霍姆利诺夫，不是因为我对您没信心，而是因为我不得不批准军事开支。”

资源的大规模转移是否意味着权力的转移，或至少是政治影响力的转移？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需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毫无疑问，政体中的民事控制最稳固的当属法国。1911年12月，当霞飞阐述他的新战略计划时，他将其聚焦在跨越德法边境的大规模攻势调度上，激进党总统约瑟夫·卡约简略地告知总参谋部，决策最终的责任在于民事组织。卡约多次指出，他们的职责仅仅在于在专业范围内为其政治主人出谋划策。增加军事开支的变化以及对霞飞进攻调度的支持不是来自军方，而是那些政客们，尤其是他们的首领——具有鹰派作风但本质上却强调民用主义的雷蒙·普恩加莱。

俄国的情形完全不同。在这里，沙皇在专制统治中的重要地位使得大臣以个人名义实行相对自治成为可能。军政大臣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在他1909年上台时，圣彼得堡正爆发一场针对议会控制军队的争执。一组颇具影响力的代表坚决维护杜马对国防政策的监督作用。苏霍姆利诺夫则介入进来，破坏杜马的权利，以阻止“民用思想”渗入军事决策中，并保护沙皇的特权。也正是这一特权招致了公众的愤怒，但确保他能够保住自己的皇位。对皇室的支持使得这位军政大臣敢于起草一份安全政策，而这项政策与俄国对法国的官方承诺格格不入。

与满足法国的要求不同（即在动员的第一阶段采取对德国的迅速攻势），苏霍姆利诺夫1910年的重组将俄国的兵力调遣从与波兰的西部边界转移到俄国国内，其意义在于在单元作战力量和密集兵力之间应寻求更好的平衡，并打造一支能够被调遣至东部作战的军队。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西部边界可以欲擒故纵地拱手让与敌人，但俄国的军队可以进行大规模反击进攻。这项创新似乎并没有刻意迎合外务部门。法国军事专家起初对这项新计划表示十分恐慌，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话，法俄同盟中先发抑制德国的军事措施成为泡影。俄国人确实引起了法国的焦虑，但苏霍姆利诺夫拥有足够的独立权来设想和实施一项与法国之间的同盟（这也是俄国外交政策重心）格格不入的政策。

在沙皇的庇护下，苏霍姆利诺夫同样能够对科科夫佐夫的权威进行暗中破坏，不仅通过以军事预算的形式对其进行挑战，还包括在大臣会议中组建一个敌对分子集团。因此，这些举动为他提供了一个阐释他本人对俄国的安全形势的意见的舞台。1912年11月的第4周，即在一系列重要的会议结束后，苏霍姆利诺夫表态道，战争是无可避免的，“越早发动战争，我们越能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他认为，一场战争“对俄国有百利而无一害”。这种奇怪且颇具蒙骗性的言论让谨慎的科科夫佐夫大为震惊。但苏霍姆利诺夫之所以如此狂言，是因为他取得了其他民事大臣的支持，比如鲁赫洛夫（Rukhlov）、尼古拉马克拉科夫（Nikolai Maklakov）、谢格洛维托夫（Shchglovit ov）以及最为重要、最有权势的亚历山大·克里沃舍因（A. V. Krivoshein），克里沃舍因担任农业大臣一职，同时也是沙皇的心腹。1912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大臣会议中出现了“战争党派”，而这一部分人的头领便是苏霍姆利诺夫和克里沃舍因。

同样，在德国，体制内的“禁卫军”性质使得军队拥有一定自由。诸如总参谋长这样的关键角色自然能够时不时地对决策施加影响，尤其是在局势高度紧张的时候。遵从军事指挥官的命令是足够容易的，但明确他们在政府决策咨询中的地位则要相对隐晦一些，尤其在这样的情境下，例如俄国的大臣会议这样的决策组织一旦缺席，军事和民事官员们之间公开化的冲突则会变得没有必要。

理解军事与民事政策制定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方式是，考察大使、大臣以及大使秘书的官方外交手段，及其与处于总参谋部和海军部监管下的军事和海军部门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对时事的观点时常与官方外交部门相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911年10月，德国驻伦敦的海军随员威廉·魏登曼（Wilhelm Widenmann）向柏林发出了一份报告。魏登曼在其中写道，英国的海军官员如今公开承认，英国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爆发的几个月中“动员了其所有的舰队”。英国看起来“仅仅在等法国一声令下，便会向德国发动攻击”。更糟糕的是，新任第一海军大臣是“不讲道德、野心勃勃且不可信赖的煽动者”丘吉尔。因此，德国也必须武装到牙齿，以避免遭到无端的打击，这种防范心理和做派正如英国1807年将丹麦悉数驱逐一样。海军的军备重整十分必要，因为“英国人给人留下的只有一个印象：树立一个坚定的目标，并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去达成它”。这些报道传到了威廉二世那里，他高兴地进行了批注——“好”、“好的”、“太棒了”等诸如此类的话语。这种行为背后并没有什么让人感到奇怪的，魏登曼确实汇报了他在伦敦的所见所闻，但他更隐晦的建议是要阻止柏林的总参谋部利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破坏海军的财政优势。

魏登曼报告的意义不只在于其内容或是德皇的反应，更在于它们引发的首相以及外务秘书的反响。贝特曼·霍尔维格对这种超越外交规范的恐吓行为感到震怒，他要求德国驻伦敦的大使梅特涅伯爵（Count Metternich）写一份报道反驳魏登曼的言论。梅特涅对魏登曼的言论做了相应的改动。1911年夏，“整个英国”确实“做好了战争的准备”，但这并不表示英国有先发制人的动机。准确地说，对许多年轻的海军军官来说，战争“并不是不受欢迎的”，但这种态度是其他国家的军事官员所共有的。梅特涅认为，无论如何，对英国来说，这样的问题并不是由陆军或海军军官所决定的，也不是由军政大臣决定的，同时也不是由第一海军大臣决定的，而是一个由相关大臣组成的内阁决定的。梅特涅称：“正是在这里，舰队和部队才是政策最重要的工具，才是终结一切的手段，而不是政策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无论如何，英国都想将夏天出现的危机局势置于脑后。因此，与其将所有的一切都置于军备的篮子中，德国政府不如寻求与伦敦关系的改善。

而这次德皇显然不高兴了：“不对”、“胡言”、“不可理喻的废话”、“胆小鬼”，这些潦草写就的不快被写到了文件的边缘。“我不同意大使的观点！海军随员才是对的！”两份内容冲突的报道中很奇怪的一点是，双方都对政策的形成有一定影响。德皇以魏登曼的报道作为借口，要求一部新的海军法，而霍尔维维格则接受梅特涅的意见，继续采取缓和的措施。正如一位高级军官之后所言，在德国，“德皇制定一种政策，首相则有他自己的另一套想法，而总参谋部却一直在提出自己的意见”。

乍看之下，我们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在民主议会制的英国和法国（在这些国家中，民事决策者发号施令）以及体制更为专制的俄国、奥匈帝国和德国（在这些国家中，尽管有不同程度的议会形式，但军方总能够借助与君主的关系，以一种平等甚至更高的姿态与其民事对手抗衡）之间形成了清晰的界限。但真实情况比这样简单的二分法复杂得多。在法国，1911年之后的军事重组使得总参谋长霞飞的权力大为集中，集中到什么程度呢？他对武装部队的控制权甚至超过了他德国的贵族军事主义者同人赫尔穆特·冯·毛奇，甚至法国军队的新规定几乎使军队实现了完全的自治，尽管与德国的军队不同，这种自治仍然需要建立在相关民事部长的合作和支持的基础上。

同样，在英国，与法国之间不断深化的协约关系是军方促成的，而不是通过民事协商和共识实现的。我们已经目睹在1905~1906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期间，英国军方的关键人物是如何急切地想为法国提供帮助。我们完全不知道英国的军事指挥者是否将自己真正视为顺从的政治仆人。威尔逊并不是在简单地循章办事，关于未来的欧陆大战中英国军方要扮演的角色，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不断呼吁一场军事冲突。正如他的其他同人，威尔逊轻视民事政治家，认为他们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军事事务的重要性。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爱德华·格雷爵士是一个“愚昧、自负而无力的人，他无法在一个比葡萄牙面积还要大的国家中胜任外交大臣”。至于自由党内阁中其余的人，不过是“肮脏、愚蠢的卑鄙小人”。军方对政府的整体印象是“理论上的胜者，实践中的矮子”。出于政治上的保守性，威尔逊不遗余力地抨击他所轻视的自由党政治领导人，他通过亲密的伙伴尼科尔森爵士从外交部获得信息，然后将其传达给保守党的同僚们。在亨利·威尔逊将军眼中，奥匈帝国的康拉德和塞尔维亚的“阿匹斯”在英国都有“翻版”。与法国之间的军事对话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施加于民事领导人的压力，还在于因为它们的存在，与法国并肩同德国作战获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因此，协约国的军事化揭示了英国军事计划以及官方外交立场之间不断深化的矛盾——后者总体来说仍然排斥一切与“结盟”有关的字眼。

在法国与俄国的盟友关系中，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法国军方指挥官们破坏苏霍姆利诺夫1910年派遣计划所做的努力，导致双方之间的军事规划产生了进一步的相互依赖性，即该过程由军事部门所控制，但受到民事领导人的制裁。但是就算得到民事领导人的批准，他们也无法改变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当法国在法俄年度联合参谋会议上指出，俄国挥霍了太多借贷用于其在西部的铁路修建时，其结果却导致圣彼得堡的权力从科科夫佐夫转移到了他在俄国军方的对手那里。或许当科科夫佐夫指摘军方利用联盟关系加强他们在俄国政治体系中的分量时，他的想法是对的。

相应地，俄国对法国盟友的要求对法国国内政策也产生了潜在的深远影响。1914年，当俄国人发出警告，称任何减少国家兵役年限的做法都将破坏法国作为盟友的价值时，他们迫使国家领导人支持一项措施（即新近采取的“三年法令”），该措施与法国的选民产生了分歧。就连这项行动计划中最为技术性的细节都为政治矛盾爆发增加了火药味。法国的一小部分关键决策者费尽千辛万苦，向那些在政治背景下可能会进行抵制的人（主要是激进党和激进社会主义者）隐瞒这些策略性的联盟承诺的程度和本质。当普恩加莱与军方于1914年年初共同向致力于防御措施的内阁隐瞒法国战略的攻击性本质时，对自由裁量权的需要变得尤其强烈。普恩加莱在处理这些事务时过于保密，以至于他和霞飞甚至向陆军部长阿道夫·梅西米都隐瞒了新计划的细节。直到1914年春，建立法俄军事战略合作的承诺成为潜在的分歧，因为它使得法国不得不坚持一项连公共合法性都没有保障的军事计划。普恩加莱的斡旋行动究竟还能持续多久，我们不得而知，因为1914年夏爆发的战争让这件事无疾而终了。

因此，我们可见其中两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一方面，积极地采取宽容手段的想法不得不退让于本质上处于从属地位的军事领导；另一方面，禁卫军式的军队在享受相对独立性的同时也不得不受到政客们的遏制、操纵。毛奇要求进行防范性战争的建议被德皇以及民事政治领导人阻挠，正如康拉德同样被皇帝、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以及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干预一样。科科夫佐夫也曾一度成功地遏制了军政大臣更激进的想法。1913年年底，当苏霍姆利诺夫试图将作为总统和财政大臣的科科夫佐夫完全排除在军事开支的商讨之外时，大臣会议意识到这位专横的军政大臣的所作所为有些过分，并拒绝了他的要求。在俄国、德国、奥匈帝国、英国和法国，军事战略最终还是从属于民事政治家领导人的政治和政策的。

虽然如此，军事和民事之间的摩擦和实力均衡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他们各自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施加的影响继续成为列强之间不明朗关系的原因。欧洲所有的列强都做出这样的假定：在各自政府中都存在鹰派军事团体，并且它们都在不遗余力地评估这些组织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在1913年2月（当奥匈帝国和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紧张关系达到顶峰时）与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普塔莱斯伯爵（Count Pourtalès）的谈话中，俄外交大臣萨佐诺夫认为从对方在圣彼得堡工作的第一天开始，就一直充满着和平的愿景。但他是否能够强硬到抵抗来自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他尚武的规划在俄国军事情报部人尽皆知）的压力呢？即便贝希托尔德在当下仍然受到控制，那么权力会不会在二元君主制失效的情况下滑入军方之手，使得他们寻求更激进的解决方式？第一时间就注意到苏霍姆利诺夫和科科夫佐夫之间的权力之争的萨佐诺夫发现，这位总参谋长已经让俄国处于与奥匈帝国开战的边缘，他最清楚军事和民事决策者之间的关系是何等诡谲。在一篇关于1914年3月圣彼得堡氛围的精妙分析中，普塔莱斯觉察到主战派和和平派之间的一种均衡状态：“正如缺乏既有意愿又有影响力的人，且能将俄国拖入一场战争冒险的人一样，同样缺乏的还有其地位和影响力都足够强劲地唤起人们的自信，从而让俄国在若干年内走上和平之路的人。”科科夫佐夫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析则不甚乐观。对于他来说，沙皇似乎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在“军事圈子”中，而该圈子的人的“简单化观点”正“汇集着越来越多的力量”。

民事政治家并不乐意利用战争派的存在来强调他们自己的观点，这使得利用外部优势阐释这种关系的本质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在1912年霍尔丹主政时期，德国人希望英国能够相信，柏林政府分裂出了鹰派和鸽派两大阵营，且英国的让步能够强化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的地位，从而与柏林的主战派抗衡。1914年5月，他们又故技重演，通过一系列“具有鼓舞性”的媒体文章声称，英国和俄国海军对话的持续只会加强军方的势力，而打击温和的政治领导人。正如政府间沟通的其他领域，其各自体系中军事和民事关系的变易性被认知错误虚假陈述扩大了。

媒体与舆论

1909年3月，时任德国首相比洛在德国议会上宣称：“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世界上发生的任何冲突并不是都由王室倾轧或大臣们的阴谋，而是舆论激扬的煽动，这种情绪横扫媒体和议会。”比洛的断言是否正确？形成外交政策的力量是否超越了首相们和大臣们，而掌握在游说集团和政治刊物手中？

有一件事是不容置疑的：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十年中，政治公共领域以及更广泛的关于国际关系事务的公开讨论迅速地扩大着范围。德国出现了一大批民族主义媒体，它们致力于成为公众情感和游说政府的渠道。这样的结果导致了政治批判实质上和风格上的转变，这些批判变得更加蛊惑人心，追求一种传播更广、更极端的目的，因此政府时常发现自己处在一种指控中，即他们在追求民族目标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自信和肯定。同样，在意大利，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一种更果断和苛求的政治舆论已经形成：在极端民族主义者恩里科·科拉迪尼（Enrico Corradini）以及煽动者乔瓦尼·帕皮尼（Giovanni Papini）的影响下，意大利第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意大利民族者联盟于1910年成立。通过其议会代表和报纸，该政党要求奥匈帝国在亚得里亚海岸所管辖的意大利人居住地区，并在其他手段都行不通的情况下诉诸战争。到1911年，就连都灵和罗马相对温和的媒体都在雇用信奉民族主义的记者。在这里，甚至出现了比德国还严重的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在俄国也是如此，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出现了一大批刊物，到1913年，莫斯科最畅销的日报日销量达到了80万份。尽管审查制度依然存在，但统治者还是在外事问题上给予了很大的舆论自由（只要它们没有直接批评沙皇及其大臣即可），并且大部分重要报刊要求退休的外交官讲述其外交政策。此外，在波斯尼亚危机之后，俄国的舆论变得逐渐独断（尤其在巴尔干问题上）、逐渐与政府背道而驰。同样，在英国，迅速发展的报刊呈献给读者大量的民族主义、敌对情绪、安全危机和战争狂热。在布尔战争期间，《每日邮报》日销售量达百万份；1907年，其平均销售量仍在85万~90万份。

因此，君主、部长级高级官员有足够的理由对媒体严加管控。在议会体系中，积极的宣传可以被转化为得票，而消极的报道则可能酝酿的是反对的声音。在更为专制的体制中，公众支持成为民主合法性不可或缺的替代品。有些君主和政客积极地关注媒体，每天花费数小时研读报道。威廉二世就是一个例子，但他对公众批评的敏感本质上并不让人觉得意外。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曾经对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说：“如果我们在外交政策上失去了对公众舆论的信心，那么一切就都无从谈起。”在20世纪早期的欧洲，任何政体都会承认媒体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但他们确实因此而受到钳制了吗？

在处理公众意见时会出现矛盾，大臣、军官和君主相信（甚至有时候还会惧怕）媒体是公众情绪和态度的镜子和发泄渠道。所有的外交大臣都清楚当自己面对一个无法控制的国内敌对媒体时会发生什么。1911年，格雷就是自由党媒体的把柄；基德伦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后受到了来自民族主义媒体的攻击；德皇因为多个原因而遭到嘲笑，这些原因包括他在制定外交政策时的胆怯和优柔寡断。那些被认为向德国示好的法国政治家会被群起而攻之，正如约瑟夫·卡约所经历的。1914年1月，萨佐诺夫和他的外交部因“怯懦而没有主意”而被俄国民族主义媒体斥责。对敌对媒体和公众的畏惧成为许多外交大臣秘密采取行动的一个原因。正如查尔斯·哈丁写给尼科尔森的一封信中所说的，爱德华·格雷与俄国结好的政策很难被英国公众接受：“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隐瞒真相并寻找托词，来讨好充满反对声音的公众舆论……”在圣彼得堡，战前的几年中，人们一直记得公众风波是如何摧毁伊兹沃尔斯基的。

对于媒体，许多政治家进行了充满智慧和不尽相同的观察。他们认为很多风波都是爆炸性的——这些短期的煽动和狂暴不久后就会绝尘而去。他们明白，公众情感由相反的刺激产生，对政府的要求也很少具有现实性；他们认为（用西奥多·罗斯福的话说），舆论通常是“放肆的言论和畏缩的行动”的结合体。公众意见是狂躁而容易引起恐慌的，但十分不稳定。让我们来看看法国媒体建立起的仇英心理是如何在爱德华七世于1903年访问巴黎时得到消除的：当国王和他的随同共同驾车离开火车站驶向爱丽舍宫时，街上的人都在呼喊着不和谐的话语，更不用提那些充满敌意的横幅和侮辱性的漫画了。然而就在几天后，国王通过讨喜的演讲和颇具魅力的评论赢得了东道主的赞赏，媒体的口吻也随之改变。在塞尔维亚，因为奥匈帝国于1906年封锁了一起与保加利亚的海关联盟而煽动起的一波民族冲突，因为塞尔维亚公民意识到奥匈帝国现行的商业条约实际上比塞尔维亚与索非亚所结成的联盟更有利于本国的消费者而得到化解。在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德国的公众情绪出现了强烈的波动；9月初，柏林的和平示威吸引了10万民众，然而就在几周之后，气氛得到缓解，正如社会民主党的耶拿议会决定所反映的，人们又拒绝在发生战争时举行一场大罢工。1914年的春夏之际，法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记录了出现在塞尔维亚媒体报道中的关于与奥匈帝国关系的前后矛盾之处：3月和4月，人们还兴致勃勃地开展活动抵制维也纳，但到了6月的第一周，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双方的情绪却突然想不到地克制住了。

至于那些全欧洲国家的首都都能够听到的来自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的声音，大多数都仅得到了小范围的极端主义者的支持。那些最激进的极端民族主义游说所表现出的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其领导被持续不断的内讧和分裂所破坏——泛日耳曼联盟因为派系摩擦最终解体，就连规模稍大且稍微温和的海军联盟也在1905~1908年遭受着支持政府的派别和反对政府的派别进行的“内战”。俄国人民同盟——一个于1906年8月建立的沙文主义、反闪族人、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在全国拥有900多家分支，却于1908~1909年土崩瓦解，原因是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内讧，以至于分裂为一批更小的、相互敌视的团体。

与媒体有直接关系的精英所制造的舆论究竟是如何与大众的主流态度相关联的，我们还不能清晰地认识。战争带来的恐惧和沙文主义运动使得报纸销量走高，但他们对社会的影响究竟有多深？1912年12月，德国在莫斯科的总领事警告称，俄国“主战派”的敌意和恐德心态完全是巨大的误解，误解了俄国的还有这个国家的主流声音：斯拉夫主义媒体，因为它们“仅与俄国现实生活的趋势有着最为松散的联系”。德国的媒体报道的问题在于，其报道都是由那些缺乏在俄国生活的经验且与精英阶层鲜有接触的记者完成的。1913年5月，驻巴黎的比利时大臣纪尧姆认为法国有着“某种沙文主义”的倾向。它不仅存在于民族主义刊物，还充斥于剧院、评论和咖啡馆的演出中，各种各样的表演都表现出这种“呈现出亢奋情绪”的沙文主义。但他还加了一句：“真正居住在法国的人并没有表现出这种症状……”

除了英国，其他的各国政府都设置了新闻部，其目的不仅在于监督，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发布涉及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的媒体报道。英国外交大臣似乎觉得并没有必要对公众说明其政策的是非曲直，因此并没有成立官方机构来保障媒介的影响力；许多主流媒体都享受着丰厚的薪酬，但这些资金并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更多地来自私人或是党派资源。当然，这并不阻碍白厅官员和著名记者之间关系的发展。意大利的情况却相反。1911~1914年在位的首相乔瓦尼·乔利蒂（Giovanni Giolitti）定期支付给至少30位记者报酬，以换取他们支持自己政策的文章。俄国外交部于1906年成立了新闻部，自1910年起，萨佐诺夫定期组织在外交部以茶会友，对方是最为重要的编辑和杜马领导人。俄国外交官与其支持派报刊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一位记者在1911年称，圣彼得堡的外交部“似乎都成了《新时代》（Novoye Vremya）报纸的分支机构了”。经常有人见到报刊编辑叶戈罗夫（Jegorov）在外交大臣的新闻办公室里出现，该办公室的负责人涅利多夫（Nelidov）自己也曾当过记者，他也频频拜访报刊的编辑部门。在法国，外交官和记者的关系尤其亲密：第三共和国将近一半的外交部长都曾经当过作家或记者，并且外交部长们和媒体之间“沟通的渠道一直保持通畅”。1912年12月，当普恩加莱任职法国总理时，他甚至成立了自己的刊物，以此在法国政治精英群体中宣传自己的外交政策。

以国内半官方性质的报纸以及“具有导向性”的文章来检测舆论情况，是欧洲外交常见的手段。这些文章在独立报刊的自由言论的乔装下诞生，但其效果却首先取决于读者的怀疑程度，即它们是否出于权力的要求。例如，塞尔维亚人普遍认为，Samoprava这家报纸代表的是政府的观点；《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被认为是德国外交部在俄国的官方机构；在俄国，政府通过其半官方性质的杂志Rossiya来宣传自己的主张，但同样也时不时地在更为受欢迎的诸如《新时代》的刊物中进行鼓舞人心的宣传。像德国一样，法国外交部从一个秘密基金向记者支付现金报酬，并与一些报刊保持密切关系，此外还利用一些并不是特别严肃的刊物来设置自己的“政治风向标”。

像这样的干预有可能会出现失误。一旦某个特别的刊物经常刊登具有某种导向性的文章，该刊物就会被认为是轻浮的、具有偏见的、充满谬误的，其被认为表达的是政府的意向。比如，在1913年2月，当一家法国报刊刊登了一篇匿名的且非授权的信息来源、揭露了政府最近关于军备重组的商讨细节时，许多官员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澄清。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于1908年致力于“让舆论和媒体做好准备”迎接这样一个新闻：俄国已经允许奥匈帝国兼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而他完全低估了公众的反应程度。1914年，尽管《新时代》之前与外交部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反而倒戈萨佐诺夫，指控他在维护俄国利益时过于畏首畏尾，而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可能是媒体受到了来自军务部的压力。1909年弗里德永事件发生后，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埃伦塔尔在背后支持一次媒体宣传，这次宣传以针对一些著名的塞尔维亚政客叛国的虚假言论为基础，但他虚假的胜利却在之后一系列媒体和议会的批判风暴中折戟，这些批判针对的是1912年冬的普洛哈斯卡事件，具体内容是一位奥匈帝国领事遭到了塞尔维亚方面的虐待，而该消息最后被证明是虚假的。

官方对媒介的控制同样也会越出国界。早在1905年，俄国人向巴黎的媒体支付了8 000英镑，希望能够在法国提供贷款一事上得到公众的支持。法国政府也提供给意大利的挺法派媒体津贴（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期间对西班牙媒体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在日俄战争和巴尔干战争期间，俄国人也斥巨资贿赂法国的记者；德国人会给予圣彼得堡那些友好的记者们一定奖励，同时用金钱买通伦敦的报刊编辑（虽然大多数都失败了），为的是让他们多写一些有利于德国的东西。

那些具有导向性的文章也可以是以国外政府的视角来写的。1905年摩洛哥危机期间，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就利用稍作伪装的媒体文章，泄露英国军事计划的细节，以此恐吓德国人。这样，这些媒体成为可予以否认的、次于外交的国际沟通方式，它能在不会让任何人束缚在特定承诺的前提下，取得一种威吓或激励的效果。1912年2月，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乔治·路易（Georges Louis）翻译报道了一篇《新时代》上的文章，在附信中他表示，这篇文章“非常准确地反映了俄国军事圈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导向性文章使得体制内分散的组织（在这里指的是军务部）在不正式牵涉政府的情况下传播自己的观点。但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同的部门要求媒体按照不同的方向行事，例如1914年3月，当《证券交易报》（Birzheviia edomosti）发表文章（该文章被认为是受到苏霍姆利诺夫“指使”）宣称俄国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并且已经“抛弃”了纯粹防御战略的观点。萨佐诺夫当即在半官方的Rossiya媒体上发表了调停文章进行反击。这是一个二元控制的经典案例：苏霍姆利诺夫旨在向法国示意，俄国已经做好了准备且决定履行协约职责，而萨佐诺夫的回应则意在针对德国（或许还有英国）外交部。

在同一时间发表在《科隆报》（Kölnische Zeitung）的一篇文章几乎是由德国的外交部一手策划的，该文章根据俄国军事开支的高涨推测圣彼得堡具有侵略意图，而这样做的目的是诱导俄方做出明确的表态。在欧洲各国争取影响力的地方，用贿赂媒体来交朋友或是揭发对方的阴谋已经是老生常谈的手段了。德国人担心英国在俄国媒介的贿赂效果过于明显，且德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公使时常抱怨法语媒体的话语权过于强势，收受贿赂的主编“极尽能事地煽动针对我们的言论”。

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成了外交政策可利用的工具，而非其决定性因素。但这并没有阻止政策制定者将媒体真心地视为舆论的风向标。1912年春，朱尔·康邦担心法国媒体中的沙文主义会增加发生冲突的危险：“我希望这些以制造和传播舆论为职业的法国人能够克制自己，不要因为制造效果而玩火，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6个月后，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俄国部分媒体的泛斯拉夫主义高涨，俄国驻柏林大使表示了担忧（至少表明了这种担忧）：“这个国家民众的心智状况可能会左右其政府的行动。”

那些认为本国政府能够抵御国内舆论对政策制定影响的大臣和外交官，却在担心其他国家的政府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结束后，德国军事领导人担心法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复兴的呼声可能会逼迫其温顺的政府对德国发动突然袭击。相反，在法国的政策商讨中，他们同样时刻担心本质上提倡和平的德国领导人将会因为国内沙文主义舆论的影响，对其邻居采取打击。特别是俄国政府，他们被普遍认为最容易受到来自公共领域压力，尤其是当涉及巴尔干问题时，而“七月危机”时俄国人的表现也很好地证明了这种观点。但俄国人认为议会制的西方政府同样容易受公众压力的左右，首先是因为他们的民主化体制，比如英国就承认（正如格雷一如既往的行为）“危机时刻，英国政府的行动取决于英国舆论的方向”。政客们经常赞同这种说法：他们的行为受到国内舆论的限制。比如，1908~1909年，法国警告俄国人不要在巴尔干地区发动战争，原因是法国的公众对该地区并不感兴趣；1911年，伊兹沃尔斯基进行了还击，他敦促巴黎与德国磋商，原因是“俄国国内舆论无法接受在摩洛哥问题上发动战争”。塞尔维亚驻维也纳大使于1912年11月声称，塞尔维亚总理帕希奇别无选择，只能以国家的名义寻求一种民族统一政策。如果他试图调和与奥匈帝国的关系，那么贝尔格莱德的“主战派”将会把他扫地出门，并让另外一个自己人接替他的职位；萨佐诺夫则认为这位塞尔维亚领导人好战的公众姿态是因为塞尔维亚国内“有一些过头”的舆论作祟。

1912年11月，萨佐诺夫对德国大使普塔莱斯说，因为考虑到舆论压力，他不得不抵御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权利的侵犯。他运用同样的借口说服罗马尼亚人，不要在1913年1月与保加利亚发生冲突：“要谨慎！如果你们与保加利亚开战，我将无法抵御铺天盖地的舆论。”实际上，萨佐诺夫并没有太拿记者和编辑们当回事儿，并且他相信他比那些媒体更加了解俄国的舆论。在必要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应对潮水般的媒体评论，并始终利用国内的沙文主义情绪来说服其他国家的政客，他处在压力之下，并需要采取措施。而读者们通常能够看穿这种伎俩：当德皇在1908~1909年读到这样的报告，称支持泛斯拉夫主义的舆论可能迫使俄国政府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采取行动时，他当即在边上写下“恐吓”的字样。虽然如此，人们还是普遍假设国外的政府因压力而不得不与其舆论站在一边，这就意味着媒体的报道是外交内容所必需的。成捆的剪报和翻译文件出现在欧洲每一个国家的外交部。

因此，所有政府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引导舆论的努力强化了媒体监督的重要性，因为这里有一种可能性：即便不是舆论的关键，媒体至少也会成为政府的观点和意图表达的关键。因此，格雷将1911年9月阿加迪尔的反英媒体运动视为德国政府的策略性操控，目的在于在即将到来的帝国选举中动员更多的人支持海军法案；奥匈帝国大使则指责俄国外交大臣在波斯尼亚危机后鼓励媒体，对俄奥关系的负面影响进行报道。外交官们经常认真研读报刊，寻找那些具有导向性的、可能表达出各部门主要观点的报道。但自从大多数政府和一系列部门牵扯上关系之后，人们就很难从一篇具体文章中辨别其是否被官方操控。比如1910年5月，一家法国报纸发表文章，激烈抨击最近俄国的一项部队派遣计划，俄国外交部则怀疑该文章是官方授权而为之（在该案例中，这一假设却很不幸是误会），并向巴黎提出抗议。德国驻巴黎大使在一封信中写道，坚持认为法国媒体的观点与外交部或是政府的观点如出一辙的想法是一个误会，该报纸的编辑安德烈·塔迪厄（Andre Tardieu）经常因为在国家利益问题上的非主流言论而与当局发生纠纷。1914年1月，比利时驻巴黎的大使警告其政府，塔迪厄是该报纸的政治领导核心，而这一集团经常受到俄国大使伊兹沃尔斯基的指使。关于这种不确定性的疑虑不仅意味着使馆官员在搜罗媒体信息时不得不提高警惕，同时，针对外国政府的敌对言论可能会在一定场合下造成分歧，导致双方的外交官员通过自己幕后的媒体相互攻讦，而这一过程则可能会点燃公众情绪，一发不可收拾。英国和德国的外交部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之间不断夸大对方政府控制舆论的程度。

媒体的矛盾也可能是自发形成的，不牵扯政府的参与。各个政府都很清楚，沙文主义报刊的编辑们的不和将会升级，以至于威胁到国际关系氛围。1908年6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和英王爱德华七世（偕查尔斯·哈丁）在雷瓦尔举行了一次会谈，沙皇对哈丁说，俄国媒体的“自由”已经为他本人和他的政府制造了“巨大的尴尬”，因为“俄国每一个遥远的省城所发生的每件事，诸如地震或是雷击，都在第一时间被归咎于德国，因为俄国媒体所发出的不友好声音，人们对此产生很大的不满，抱怨我和我的政府”。但是沙皇也承认，他无力改变这种情况，除非与媒体进行官方沟通，但“这种影响虽然普遍却收效甚微”。他十分希望“媒体能够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内部事务，而不是一味地关注国外的动态”。

1896~1911年（1896年，英国对德皇的“克鲁格电报”表现出愤怒的情绪；1911年，英国和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又谈崩），英国和德国之间曾出现多次媒体战争。1906~1907年，两国政府都致力于通过高级记者代表团的交流进行一场“媒体裁军”，但都失败了。媒体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各国的报刊时常在国家利益问题上支持其他国家报刊的态度和立场，整篇文章被原封不动地采用或是进行稍微修改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俄国在柏林的全权军事代表塔季谢夫（Tatishchev）于1913年2月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报告称，《新时代》的泛斯拉夫主义文章给德国留下了“痛苦的印象”。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媒体之间的关系尤为紧张，因为各自国家的主流媒体都对对方的媒体保持高度警惕并监视——这个问题对1914年的“七月危机”有着重大影响。

尽管如此，欧洲的媒体是否在1914年之前越发充斥尚武情绪仍然值得商榷。最近关于德国报刊的研究认为，情况实际上更为复杂。在一系列战前重大危机期间（摩洛哥危机、波斯尼亚危机、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巴尔干地区的危机等）对德国媒体报道的研究显示，在外交途径中出现了对国际关系越发极端化的理解以及自信心的丧失。但期间也出现了一段缄默期，如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媒体战争在1912年戛然而止，战争爆发的前两年中，呈现出了“出奇的和谐与和平”。就连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1911年出版的《德国与下一场战争》（Germany and the Next War）常被当作德国舆论中膨胀的主战氛围的案例而被引用，都在他的那本极端激进好战的书中开篇便大费笔墨地为其同胞的“和平主义”表示惋惜。此外，沙文主义的表现也有所不同。在英国，反俄情绪仍然是战前最后几年中呼声最高的舆论，虽然双方在1907年便签订了协约。1911~1912年的冬天，当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正在善后时，自由党成员指控格雷以牺牲与德国之间的合作为代价，寻求与俄国之间过度的友好关系。1912年1月召开的公开会议要求英国和德国达成共识，而这些会议的召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俄国的敌视，这种敌对观点认为俄国的诡计会在帝国周边地区的诸多事务上威胁英国的利益。

政治家们经常提及（抑或抱怨）政府所面临的外部压力。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表明，无论是公共观点还是出版物所持有的观点都存在于政府之外，就像是压迫在部长办公室窗户玻璃外的迷雾，政策制定者可以选择将它们排除在自己的行动领域之外。提到“观点”，它们大多数意味着对于决策者及政策的公开支持或反对。但比观点更深入的是一种被詹姆斯·约尔（James Joll）称为“心态”的东西，它是“无法言说的假设”的产物，形成着政治家、立法者、公众人物等人的态度和行为。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或许可以认识到整个欧洲都在深化对战争的心理准备。这并不是出于对其他国家采取血腥暴力的动机，而是面对战争可能性的“防御性爱国主义”，它并不一定是欢迎战争的。这种观点被这样的信仰不断加深：冲突是国际政治的“自然”特征。1910年，英法协约关系的推崇者、爱德华七世的挚友和顾问伊舍子爵写道：“持久的和平只是一个虚妄的梦想”。两年后，他对剑桥的大学生听众说，不要低估“武装冲突诗意和浪漫的一面”，并警示他们，轻视冲突将会“展现出无力的精神和枯竭的想象力”。牛津大学军事历史学院的教授亨利·斯宾塞·威尔金森（Henry Spenser Wilkinsen）在他的就职演讲中称，战争是“人类交流的一种模式”。这种对战争必然性的宿命论式的接受可见于一系列分散的论点和态度中：有些人根据达尔文或是赫胥黎的理论认为，就英国和德国的能力和野心来看，它们注定会发生冲突，尽管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种族关系；另一些人则认为，战争是高度发展的文明的自然特征，肇始于其精密而发达的武器装备；还有一些人则鼓吹战争具有治疗性，是“对社会有益的，且能够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英国和德国对于类似观念接受度的强化是一种“具有牺牲性质的意识形态宣传”，这种宣传被报纸和书籍（尤其是那些面向男中学生的读物）大肆渲染，战争和冲突都被描述为积极的事物。新西兰一位崇尚武力的教士写了一本小册子，并由国民兵役联盟出版，该册子让男孩们有这样的感触：他们“身处所有他们遇到的女性（母亲、姐妹、女友）和一场不可思议的外来入侵的恶行之间，他们需抗击后者，保卫前者”。就连1908年开始的童子军运动都在一开始就“拥有强烈的军事特征，这些意识在战前的一段时间就被强化给孩子们了”。在俄国，日俄战争结束后的几年中，对军事改革的渴望催生了一股“军事复兴”的潮流：1910年，572本关于军事主题的作品被出版。其中大部分并非主战的，而是关于俄国的军事改革应当如何与更广泛的社会性改变过程发生联系的讨论，而这里的“社会性改变”是将社会引向一场大战所需要的牺牲的进路。

这些现象出现在欧洲所有国家中，它们帮助解释了这样一个问题：立法机构为何愿意接受战前阶段由于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而造成的财政负担。在剧烈的争执之后，法国下议院支持的新三年兵役法反映了公共领域中“战争威望”的重塑，这种观念在“德雷福斯案”（即提倡强烈的反军事民族精神）之后迅速被提倡，尽管我们同时不能忘记，激进党领袖之所以支持这项法案，部分原因是他们第一次可以享受到累进财产税的财政政策。同样，在德国，霍尔维格在1913年通过的大规模军事法案上得到了中右派的支持，而在资助手段的其他议案上，则取得了和中左翼人士一样的意见，尽管其原因只是他想通过向有产阶级征收一项新税来筹措部分资金。在这两个案例中，关于高度作战准备的观点与其他的社会—政治诱因相互掺杂，而后者的目的是确保通过议会为巨额账单赢得支持。与之相反，在俄国，政治精英对装备的热衷在1908年高涨，以至于杜马的拨款速度甚至比军事领导人考量如何进行处理的速度还快。需要注意的是，是杜马中的十月党人集团而非大臣推动了俄国的军事扩张运动。同样，柏林的立法也体现了防御性爱国主义情绪的普遍性：1902年，只有3名国会议员支持国家兵役联盟，而1912年，这一数字飙升至180人。

媒体也以不同的方式成为决策者提供需要考量的因素。前者从不能控制后者，而后者也从未控制得了前者。我们更应该谈到的是公众舆论和公共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个过程是一种持续的互动，其中，决策者时不时地寻求引导舆论，使之走向同一种声音，但他们也只不过是在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自治性、保护决策过程的同一性而已。另外，政治家不仅将国外媒体视为舆论的风向标，而且把它们当作官方观点和意图的指南，这意味着对言论发起者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将国家之间的交流复杂化了。更基础且更难以衡量的是“心态”的转变：它并非在沙文主义者的强硬和对抗中诞生，而是根植于一种广为接受的对战争的心理准备，人们设想它是国际关系本质中不容置疑的一点。这种情绪的积累可见于1914年“七月危机”，它不是以激进的纲领性声明来体现的，而是在民事领导者们意味深长的缄默中显现的。这些民事领导者或许希望自己能够指出，列强之间的战争将会是所有事情中最糟糕的。

权力的风水轮流转

如果我们假设战前欧洲各大权力集团处在一个紧密的执行机构的安排和管理下，以团结和合作为目的，那么重建它们之间的秩序仍然是让人望而却步的任务，因为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都不能被充分认识，除非考虑到所有其他国家。但1903~1914年，整个欧洲的现实情况甚至比这种“国际”模式还要复杂得多。君主的混乱干涉、军事与民事之间含混不清的关系、关键政治家之间对抗性的较量、政治体系中内阁的不团结，加之大众媒体对间歇性危机以及不断升级的安全问题的煽动和批判，使得这段时间里的国际关系变得空前不确定。决策的摇摆和多元的意图不仅给历史学家制造了难题，还为战前几年政治家对国际环境的分析造成障碍。

但我们也不能对此进行过分的观察。所有复杂的政治集团（甚至包括独裁主义者）都容易遭到内部压力和不确定性的困扰。关于20世纪美国外交关系的文学作品花费大量篇幅描述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和阴谋诡计。在关于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一项杰出的研究中，安德鲁·普雷斯顿（Andrew Preston）认为当约翰逊以及肯尼迪两位总统对发动战争犹豫不决且国务院的大部分人都反对干预时，规模更小却更为机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却强烈倡导发动战争，他们越过国会的监督，限制了总统在越南问题上的选择范围，直到战争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然而欧洲在“一战”发生之前的情形在一方面与之具有天壤之别。从牵扯在内的所有紧张关系来看，美国的政治体制在本质上是责任明确、高度集中的——外交政策的制定权最终毫无疑问地落在了总统手中。而战前的欧洲则不然，人们反复质疑格雷是否有权力在不咨询内阁或是议会的前提下自作主张。诚然，这些质疑施加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格雷无法清楚、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对法国来说，这个问题则更加模糊，外交部、内阁以及总统之间仍然没有达到观点上的平衡，甚至连老道而果敢的普恩加莱都在1914年春面临着别人要将他排挤出决策过程的压力。在奥匈帝国（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有俄国）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力在不同政治精英团体组成的蜂巢结构上来回游走，它的停留取决于谁能够形成更有效和果断的联盟。在这些例子中（包括德国），“至高无上”的皇权并没有得到体现，反而被体制内的权力关系搞得模糊不清。

与古巴导弹危机一样，这并不是两大相互较量的超级大国伸张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不同势力之间在相对不了解彼此意图的情况下展开持续而急切交往的过程，这一过程缺乏自信和信任（甚至在联盟中也是如此），相反，充满过多的敌对和偏执。各个国家内部权力的流动性及其外化在不同国家之间，加剧了群雄关系的不确定性。或许外交部门中的异议和雄辩确实能够起到积极作用，因为它们的质疑和反对或许会被一个更有秩序的政策环境所压制。但风险也的确是大于益处的：在充满潜在冲突关系的环境中，当双方的鹰派都占据了命令过程的主导方面时（正如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以及1914年6月28日发生的一切），快速而出其不意的事态升级将会是唯一结果。

[7]　赫尔穆特·冯·毛奇：本书中所提及的毛奇史称“小毛奇”。不再特别标注。——编者注

第五章 巴尔干半岛的复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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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在开战之前，其实就是第三次巴尔干战争。为什么这样说呢？与奥斯曼帝国毗邻的东南欧的冲突和危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欧洲的体系时常进行自我调适，以维持整个大陆的和平，但1914年之前的几年里，这一原则发生了转变。1911年秋，意大利发动战争，试图征服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非洲的一个省，引发了一系列在巴尔干地区针对奥斯曼领土的投机取巧的侵袭。地缘政治达到平衡的体系遏制了地区间的冲突，但这种平衡已经一去不复返。在经历过1912年和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奥匈帝国在东南欧地区面临一个更具有威胁性的新局面，而奥斯曼帝国的后撤则对俄国外交官和政策制定者们提出了战略性要求，并且这些问题是他们无法忽视的。两大洲际联盟体在这一动荡地区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在这个过程中，巴尔干舞台上上演的矛盾冲突与欧洲体系的地缘政治紧密相连，并不断使得事态升级，最终在5周之后，也就是1914年夏，扰乱了整个大陆。

空袭利比亚

1912年1月5日一大早，住在利比亚沙漠一处帐篷里的乔治·弗雷德里克·阿博特（George Frederick Abbott）就被喊叫声和枪声惊醒，他赶忙跑到阳光明媚的帐篷外，发现营地旁的阿拉伯和土耳其士兵正在盯着空中的什么东西——那是一架飞在约600米高空的意大利单翼机，阳光照射在机翼上，熠熠生辉。那架飞机完全不顾来自营地的射击，优雅地继续驶向西南部——意大利入侵利比亚已经有四个月之久。作为英国观察员，阿博特加入了奥斯曼帝国的部队，目的是写一部关于战争的历史题材作品。他写道，阿拉伯人“除了开枪之外”，对飞机丝毫不热衷，“他们认为新事物都是理所当然的，并不对此感到奇怪”。这架飞机在一天后又飞了回来，向营地空投了大量的宣传单，这些纸单在空中飘然而下，就像“许多人造的雪花片”。阿博特回忆，那些阿拉伯人“停止射击，弯下腰，迫不及待地捡起传单，希望这些纸片会是钞票”。

阿博特的那些土耳其兄弟十分幸运，因为这些从天而降的只是意大利在这片古老土地上投下来的宣传单而已。意大利军队和奥斯曼方面在军事技术上的巨大鸿沟产生了致命的后果。在利比亚战争的主要行动开展之前，意大利的飞机就做足了侦查工作，确定了敌人的位置和实力，因此意大利人能够通过野战炮兵连或者海上装甲力量对对手予以打击。同时这也是第一场进行空中轰炸的战争。1912年2月，在赞祖尔绿洲和加加莱仕之间的黎波里东南部撤退的奥斯曼帝国军队遭到了意大利P3飞艇的轰炸，溃不成军。该飞艇能够携带250枚烈性炸药制成的炸弹。飞艇扔下的炸弹数量很少，尽管机上的人已经尽全力了，飞行员不仅要驾驶飞机，而且还要拿起放在膝盖间的炸弹，并在瞄准地面敌军之前腾出手来插入导火线。

尽管不是什么最新的科技，但军事探照灯（皇家海军早在1882年就使用探照灯来对付亚历山大港的埃及军队）的出现也可以算作当时另一项高科技武器，且在利比亚战争中得到了杰出的运用。比起飞机和飞艇，它甚至具有更强的战略重要性，因为探照灯的使用阻止了奥斯曼帝国军队发动夜袭，或至少让对方在夜袭时付出更惨重的伤亡代价。一位英国观察家欧内斯特·贝内特（Ernest Bennett）回忆道，他和一小撮阿拉伯士兵沿着海岸的一条小径摸黑回到营地时，他们突然被意大利巡逻兵的探照灯发现了：“这些可怜的阿拉伯人在灯光照耀下的轮廓让我感到黯然神伤。探照灯、大炮、战舰、飞机，这些怪物实在是太可怕了！”

给巴尔干地区带来破坏的一系列战争开始于非洲，而1911年意大利对利比亚的进攻掀开了对巴尔干地区的奥斯曼势力进行打击的序幕。不同于埃及（当时属于英国）或摩洛哥（在法国的有效控制下），利比亚构成了奥斯曼帝国中的三大综合省。正如一位英国观察家所言，对巴尔干地区的国家而言，意大利对奥斯曼帝国在非洲的最后领地的毫无缘由的进犯成为一次“破冰之举”。多年以前，人们曾就形成联盟、为逐出巴尔干地区的奥斯曼帝国势力举行过会谈，但在实际行动中却一直没有突破。只有在意大利的侵犯行为之后，巴尔干国家才有胆量举起武器。当塞尔维亚外交部的前政治首领米罗斯拉夫·斯帕拉伊科维奇（Miroslav Spalajovic）1924年回顾这段历史时，他认为意大利进攻的黎波里成为后续战争的肇始：“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只是第一次进犯的演变。”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以前，意大利就一直强调意大利在北非地区的权益。1902年夏，根据《普里内蒂–巴雷尔协议》的条款，罗马和巴黎私下达成共识，在领土重新分配的问题上，法国的目的是摩洛哥，而意大利则要控制利比亚。这项共识确保了与曾是北非问题上的劲敌的意法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1902年3月，英国方面传来消息称，英国承认“利比亚局势的任何变动都与意大利的利益息息相关”。这些保证作为绥靖政策，旨在从意大利入手撼动三方联盟——其最不可靠的一分子。通过这种手段，沙皇尼古拉二世同意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国王于1909年制定的《拉冈尼基协定》。在该协定中，俄国承认意大利在利比亚的特殊权利，以此换取意大利支持俄国自由通行于土耳其海峡的权益。

向那些持激进政治观点的意大利民众宣扬侵略和吞并的政策并不困难。与其他国家一样，意大利的殖民主义正在高歌猛进，在他们的记忆中，“罗马非洲”时期的利比亚就是罗马帝国的粮仓，的黎波里塔尼亚也处于殖民地的中心位置。1908年，位于罗马的殖民办公室扩大了面积，同时升级为殖民地事务中央机构，这标志着政府内部对非洲殖民地问题越发重视。自1909年以后，民族主义者恩里科·科拉迪尼在民族主义机构L’IDEA Nazionale的支持下，不遗余力地号召对利比亚采取行动；1911年春，他公开要求入侵并吞并对方。政治精英集团内部也普遍认为，意大利需要找到一片物产丰富的土地，来安置涌出的移民。就连社会主义者都受到了这种观点的影响，尽管他们倾向于用“经济需求”这种措辞对此进行掩饰。

然而直到1911年夏，意大利领导人仍然严格地恪守着这个古老国家的传统——意大利不能挑唆奥斯曼帝国的分裂。1911年夏，首相乔瓦尼·乔利蒂仍然坚定地拒绝针对君士坦丁堡采取更激进的姿态和呼声（如在一系列关于奥斯曼帝国在阿尔巴尼亚地区利益的问题上），而法国人对摩洛哥问题的干涉则改变了这种局面。意大利外交部相信他们有充足的理由要求从利比亚那里得到补偿。一位意大利外交部高级官员指出，法国在地中海局势中表现出的“激进的改良”姿态打破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赶在舆论之前”将继续无作为的政策“合理化”。

刺激罗马采取行动的不是意大利所在的三国同盟，而是由英国、法国和俄国组成的协约国集团。1911年7月初，意大利人向英国政府抱怨，称奥斯曼帝国在的黎波里的统治成为意大利的一块“心病”（这是欧洲列强的惯常手段，即宣称他们现在的处境是在不公正中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从而将掠夺行为合法化）。7月28日，当意大利驻伦敦大使马奎斯·吉里诺·因佩里亚利（Marquis Guiglielmo Imperiali）向英国外交大臣提出采取实际干涉行动的问题时，格雷的反应是格外支持对方。格雷对大使说，他“与意大利十分有共鸣，鉴于两者之间良好的关系”。如果意大利在的黎波里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或是“遭到了强迫”，格雷将会“让土耳其人明确地认识到，他们不会从英国这边得到任何好处”。毫无疑问，意大利人将这些含混的表述视为攻击利比亚的通行证。但格雷一直表现得言而有信：9月19日，他告知外交部常任副大臣阿瑟·尼科尔森爵士，“最重要的事情是”英国和法国都不要阻止意大利的计划。在俄国人那里，意大利甚至得到了更令人愉快的答复。派到圣彼得堡的意大利大使被告知，如果意大利得到了利比亚，俄国将不会做任何干涉；圣彼得堡甚至还敦促意大利的行动要“迅速而果敢”。

因此，意大利首先与协约国国家展开了一系列商讨，却将自己三国同盟的盟友罔顾一旁。9月14日，乔利蒂和马奎斯在罗马达成共识，要尽早行动，以免“奥匈帝国和德国的政府觉察”。这种隐而不显的含蓄，德国人并不是没有觉察，而是不希望看到他们的意大利盟友与他们的奥斯曼兄弟之间爆发战争，并且已经采取行动，希望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寻求一种和平的解决方式。德国驻奥斯曼首都的大使甚至警告其意大利同人，意大利占领利比亚可能会瓦解青年土耳其组织的统治并引发一系列的动乱，这些动乱会让东方问题卷土重来。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埃伦塔尔伯爵再三要求限制意大利人的行为，并警告他们，鲁莽地占领利比亚可能会在巴尔干半岛导致不乐观的后果；他还提醒对方，他们自己也曾多次强调，奥斯曼帝国的稳定和统一是意大利最大的利益。

桑·朱利亚诺（San Giuliano）深刻地认识到意大利政策中相互矛盾的地方以及奥地利人所担心的“不乐观的后果”。1911年7月28日向皇帝和首相所做的一次冗长的报告中，他权衡了入侵的利与弊。他认为，对奥斯曼帝国地位进行打击的“可能性”会“引起巴尔干人民的反抗，并加速一场被迫让奥匈帝国卷入其中的危机”。这些有先见之明的意见背后的考量并不是真正为奥匈帝国的安全担忧，而是把握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一系列军事行动可能会以牺牲意大利为代价巩固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尤其是阿尔巴尼亚（在许多方面，该地区已经被视为意大利未来的另一块殖民地）。朱利亚诺的观点认为，巴尔干地区的危险也有积极的一面，即拖延意大利进攻北非的时间。

如果政治原因不足以削弱或瓦解奥斯曼帝国，那么在两三年内，奥斯曼帝国将会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给我们造成相当大的困难，并且使得针对的黎波里的计划无从谈起……

该观点最惊人的一点是其完全缺乏依据。诚然，奥斯曼帝国政府正在努力让已经淘汰的舰队实现更新换代，打造一艘现代化战舰的订单已经在英国人手中，并且政府还准备从巴西购买另外一艘。但与意大利的海军建设计划相比，这些努力相形见绌，更不用提意大利舰队当时的实力。假设奥斯曼帝国撼动意大利在东部地中海的海军优势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朱利亚诺的观点并非建立在列强在海军实力上的平衡的基础上，毋宁说它根源于一种时代的恐惧症：我们可以在那个时代的许多欧洲国家中发现它，那是一种觉得时间将被耗尽的紧迫感，人们认为自己的财产正在耗散，面临的威胁与日俱增，任何的拖延都一定会带来严重的惩罚。

因此，在一系列小规模的海军冲突之后，1911年10月3日，停泊在的黎波里港湾前的一群意大利战舰响起了出发的号角。其中一艘战舰上的意大利指挥官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枪手冲向前取枪，搬运工冲向军火库，信号员也都各就各位。”炮弹被搬运到排炮前，白色的弹壳，尖端是红色的，被整齐地码成一堆。在下午3点13分，“贝内代托·布林”号战舰首先在红堡打响了第一枪。之后是一片枪林弹雨，“沿着海岸，形成了一片白色的雾”。在敷衍地进行了抵抗之后，的黎波里沦陷了，1 700名意大利陆战队员仅用了48小时便占领了它。接下来的几周，图卜鲁格、德尔纳、班加西以及胡姆斯也相继沦陷。在之后的几个月中，意大利的士兵人数从2万增至10万，之后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微弱的防御下又有所损失。

朱利亚诺所期待的“速战速决”并没有实现。意大利人越发觉得打入这个国家内部困难重重，并且在战争的前6个月中，他们的胜利仅仅被局限在海岸的桥头堡地区。11月5日的一项意大利法令正式宣布“兼并”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这一举动不是军事情况的如实反映，而是做出旨在让其他国家进行草率调停的姿态。在1912年1月和2月针对黎巴嫩海岸的一系列行动后，意大利人摧毁了奥斯曼海军在贝鲁特的实力，清除了南部地中海地区对意大利仅有的海军优势威胁。与此相比，陆上作战却停滞不前，甚至有许多报道称意大利对当地的阿拉伯人施以耸人听闻的暴行。尽管在技术上处于弱势，奥斯曼抵抗者和他们的战友们仍进行着殊死搏斗。以土阿士兵为核心的部队在战争的第一个月里，向的黎波里周边发动强攻，实现了多点突破，大大挫伤了对方，造成对方大量的人员伤亡，而在意大利势力范围内的武装“叛徒”则从后部对反抗的士兵进行攻击。在整个冲突中，小规模的战斗、埋伏战和游击战妨碍了从主要海岸要塞向内部深入的行动，因此意大利人想要打入利比亚内部，恐怕要花20年的时间。

此外，朱利亚诺还认为，进攻并占领利比亚可能会对巴尔干半岛上的基督教国家有利。如果主动进攻有效，那么意大利一定会试图通过奥斯曼帝国本土的海上作战打破该地区的已有局面。1912年4月18日，意大利的炮艇轰炸了保卫土耳其海峡入口的两座堡垒。船上的炮手在离岸边约6海里的地方发射了346枚炮弹，造成一名士兵和一匹马死亡，损坏了一座营房。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动作，而不是对地方军事力量的真实打击。土耳其人也不出所料地采取了行动，他们停止了进出海峡的所有中立国的商业活动。

10天后，爱琴海南端的佐泽卡尼索斯群岛也遭到了袭击。从1912年4月28日到5月21日，意大利人一共占领了13座岛屿，岛上的希腊人将入侵者视为英雄和解放者。在消停了一阵后，意大利人在7月重整旗鼓，向土耳其海峡派出了8艘潜艇。土耳其人试图再次关闭海峡，尽管这一次君士坦丁堡在俄国的压力下同意只是通过放置鱼雷，缩小海峡通行的范围。1912年10月，意大利政府威胁道，如果奥斯曼政府不妥协，就要向爱琴海派出海军主力。在其他列强的施压下，尤其是俄国和奥匈帝国，他们的考虑分别是防止海运贸易的中断以及巴尔干地区不断升级的危险，奥斯曼帝国方面最终还是认输了，并于10月15日签署了一项秘密的和平协议，承认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自治。当天，一项帝国法令宣布奥斯曼撤出其在这些省的直接统治。3天后，这项安排被公开写在了《洛桑条约》中。

今天，大多数人都忘记了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但这场战争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整个欧洲和整个国际体系。利比亚反抗意大利占领的斗争是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出现的关键的早期催化事件。鼓励意大利毫无缘由地掠夺的幕后国家正是协约国，而三国同盟方面则勉强保持沉默。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端倪：诸列强的干预暴露了三国同盟的弱点和松散性。奥匈帝国和德国一再警告意大利，其行为会危及巴尔干半岛或者造成意想不到的结果，但这些声音完全被忽略了。这样看来，意大利这个盟友好像只是徒有其名了。

到此为止，意大利都没有表现出明显反对协约国的迹象。意大利复杂而模糊的外交政策仍然在充满矛盾的保证中寻求着并不牢靠的平衡。在北非问题上，他们与法国仍然是宿敌，并且这种敌对状态在表面风平浪静之下暗流涌动。双方在海上也发生过敏感事件，如意大利海军扣押法国船只，因为怀疑对方私下为奥斯曼帝国运送武器和军事人员，这些事件在意大利和法国之间也激起了相互的怨恨和偏执。尽管如此，战争同时还向巴黎和伦敦证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对于协约国来说，当下意大利作为三国同盟成员，非常具有价值。1912年1月，法国总理雷蒙·普恩加莱致信保罗·康邦，称对于三国同盟来说，意大利“这个盟友与其说是有利的，不如说是累赘”：

它（意大利）对奥匈帝国有着潜在的、无可救药的敌对心理。至于法国，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一旦爆发冲突，它将保持中立或更有可能在采取行动之前就静候事件的发生。因此，我们不必跟它走得太近……

发现三国同盟内部出现的混乱状况是更为根本和重要的。在进犯利比亚的行动中，意大利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支持。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方面，因为它揭示了欧洲内部亲奥斯曼的联盟是如何全面瓦解的。19世纪50年代，诸列强达成一致，纵容俄国针对奥斯曼帝国采取的行动——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后，这一团体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重新组合，并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保加利亚危机期间完成了重组。但20世纪初，它已经荡然无存了。在意大利战争初期，奥斯曼帝国曾经寻求与英国达成联盟，但因为不想破坏与意大利的关系，伦敦对此不置可否。而接下来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则彻底打破了这个绥靖集团。

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发生了：英国通过支持奥斯曼帝国的统一，逐渐改变了其长达一个世纪的承诺——帮助俄国进入黑海。诚然，英国对俄国的戒心还是让其无法彻底在海峡地区放松戒备。1908年，格雷拒绝伊兹沃尔斯基的要求，即放松对俄国进入土耳其海峡的限制，尽管《英俄协约》已经对此进行了规定。一直到1914年，奥斯曼在博斯普鲁斯的舰队仍然由一个英国人指挥——海军上将阿瑟·亨利·林普斯爵士（Sir Arthur Henry Limpus）。但由于地缘政治真空的逐渐形成（这使得德国同时也乘虚而入），使得英国也逐渐放松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承诺。1887年，俾斯麦在柏林向俄国使者保证，德国并不反对俄国人成为“海峡的主人，进入博斯普鲁斯和君士坦丁堡的入口的拥有者”。但在1890年俾斯麦卸任之后，与俄国结成的传统友谊关系开始松懈，德国的领导人转而与君士坦丁堡走得更近一些。德皇威廉二世于1889年10月和1898年10月冠冕堂皇地出访了奥斯曼帝国，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德国就为奥斯曼帝国的铁路建设慷慨地提供资金支持，首先是安纳托利亚铁路，其次是著名的巴格达铁路，这条1903年开始修建的铁路从柏林经过君士坦丁堡，直达奥斯曼占领下的伊拉克。

体制上的连续性成为从英国到德国盟友变动的基础。海峡问题（换一种方式来表达，即允许俄国势力进入东部地中海的问题）是长期困扰欧洲国家的诸多问题之一（如果我们抛开1915~1917年的小插曲，即法国和英国为了寻求圣彼得堡在战时与其达成同盟，向俄国许诺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的权利的话）。1945年，当土耳其在盟友美国的庇护下、以避免遭到来自苏联的潜在进犯可能时，这个问题仍然存在。这个关键的战略性承诺意味着土耳其自1952年以来已经成为北约组织的成员了——尽管它一直被欧盟拒之门外。在这个关键时刻，德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海峡的守护者。这一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同时伴随着欧洲向两大同盟阵营分化的过程。曾经一度有助于欧洲内部统一意见的土耳其海峡问题，当时却成为两极分化体系中敌对状态的深刻表现。

忙乱的巴尔干

当1912年秋，土耳其人向意大利人寻求和解时，巴尔干地区发生的一场主要的冲突却正在酝酿。1911年9月28日，意大利向君士坦丁堡下了最后通牒，而塞尔维亚外交大臣却提出警示，如果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继续拖延下去，将会不可避免地牵扯巴尔干地区。就在意大利1911年10月公开宣战的同时，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政府间的代表人也坐到一起，商讨共同的军事行动。1911年11月，塞尔维亚第一份与保加利亚结盟的条约草案明确指出，要对奥斯曼帝国发动一场战争。在1912年3月达成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防御同盟之后，双方又在5月签署了共同进攻的条约，正如意大利攫取佐泽卡尼索斯群岛那样。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条约主要集中在针对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东南欧的军事目的，但他们同样也在酝酿针对奥匈帝国的联合行动。以这两个国家为核心，一个秘密的巴尔干联盟正在形成，其目的是要将奥斯曼帝国赶出巴尔干半岛。当这些联盟国家开始行动起来，展开一场大范围的巴尔干战争时，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和平协商仍然裹足不前。1912年10月8日，黑山首先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打击，揭开了战争的序幕。1912年10月18日，就在签署《洛桑条约》之时，彼得一世在皇家声明中指出他“以伟大的上帝的名义，命令我勇敢的军队加入圣战，让我们的兄弟得到解放，并许诺我们一个更好的未来”。

1912年10月，巴尔干地区爆发战争，而这对每个人来说都不足为奇了。真正让当时的观察者感到惊讶的是，巴尔干联盟国家的胜利如此迅速、范围如此之广。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黑山的军队浩浩荡荡向奥斯曼的要塞开赴，同时，巴尔干半岛的海面上也闪过诸国的舰队。受地形影响，战争的主要地点将是色雷斯东部，那里波浪状的广阔平原在地峡处变窄，而那里就是君士坦丁堡所在的地方。30万保加利亚士兵涌入该地——该数量大约为这个国家男性数量的15%（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保加利亚的男性共有30%加入了作战部队）。在罗森格勒，一场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战线绵延36英里，向东一直到奥斯曼帝国在埃迪尔内的要塞。在骁勇善战的迪米特里耶夫（Dimitriev）的带领下，保加利亚士兵的作战果敢而凶残；迪米特里耶夫绰号“拿破仑”，不仅因为他与拿破仑一样都十分矮小，还因为他拥有强大的领导力。当土耳其人四散溃逃时，保加利亚士兵穷追不舍，不顾道路泥泞和倾盆大雨，直到他们追击至缺乏地图或已不在勘察的范围内——他们的司令却从没命令他们追到这么远的地方。保加利亚的猛攻最后爆发于仅离首都君士坦丁堡20英里的查塔尔贾防线。1912年11月17日，靠着首都提供的支持，土耳其人守住了最后的防线，运用精准火炮便将对方的先行部队造成了惨痛的伤亡，并抵御了一波接一波的攻势。这是保加利亚人离君士坦丁堡最近的一次作战了。

当保加利亚人大举开进色雷斯时，塞尔维亚第一军团的13.2万士兵则从南部向马其顿北部挺近。10月22日，他们出其不意地遭遇了一支驻扎在库马诺沃附近的奥斯曼军队。第二天，双方在一场冰冷的大雨中展开了战线长达10英里的战斗。两天后，塞尔维亚人一举击败了土耳其人。但是胜者并没有立刻进行追剿，而是继续向南行进，三天内就遇到零星的但火力十分猛烈的敌军，在普里莱普附近，又是伴随着冰冷的秋雨，塞尔维亚人再一次将当地的土耳其人赶了出去。应保加利亚同盟的请求（他们急于在希腊人得手之前拿下萨洛尼卡，但没有足够的兵力），塞尔维亚军官命令第一军于11月8日向比托拉前进——马其顿西南部濒临德拉格河的一座如诗如画的小城。而这里的奥斯曼帝国士兵则巩固了他们的地盘，他们将大炮拉到奥布拉科夫高地上，俯瞰着敌人的进犯。枪林弹雨从高地上倾泻而下，塞尔维亚人节节败退。11月17日，在攻击并占领奥布拉科夫大桥之后，形势才得以扭转，塞尔维亚人反败为胜。塞尔维亚人也占据制高点，以让人刮目相看的技术向对方发射炮弹，捣毁了守卫城市的奥斯曼帝国军队，为步兵团进一步向奥斯曼帝国的侧翼推进扫清了障碍。这是奥斯曼帝国在马其顿的最后据点。与此同时，塞尔维亚第三军已经从西面进入北阿尔巴尼亚，在那里，他们协助黑山军队围剿了守城斯库台。

战斗一开始，希腊人就一心一意地集中火力攻打萨洛尼卡——马其顿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该地区的战略重地。左翼的马其顿守军交给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军队，在色萨利的希腊军队则向东北方进攻，分别于10月22日和11月2日攻下了奥斯曼帝国在萨兰塔波罗斯和雅尼察的据点——通向萨洛尼卡的大门被打开了。但这期间也有有趣的插曲出现。在11月的第一周，希腊军队开始围城，而在意识到希腊人将要获得他们垂涎已久的战利品之后，保加利亚人却命令他们的第七师挥师向南，赶在希腊人得手之前捷足先登。当他们快赶到时，就派出信使提前通风，敦促奥斯曼指挥官向保加利亚人投降，并准备了相当优厚的诱降条款。但他们从指挥官那里却得到了近乎绝望的消息：“我只有一座塞萨洛尼基城呀，而且它已经屈服于人了。”显然，希腊人还是赶在了他们前面。先发制人地将保加利亚人拒之门外之后，希腊指挥官最终还是同意让1.5万保加利亚人与2.5万希腊士兵共同占领该城。在伊庇鲁斯王国（即阿尔巴尼亚南部）同时进行的一场战斗中，由于土耳其人在亚尼纳周围的要塞十分牢固，因此希腊人陷入了对方的包围中。战斗在几个地区陆续打响，但联盟所取得的胜利却十分可观：仅6周，他们就征服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近一半地盘。到1912年12月3日双方签署停战协议时，奥斯曼帝国在查塔尔贾防线西面进行继续抵抗的据点仅剩下阿德里安堡、亚妮纳和斯库台，并且所有的据点还都处于包围中。

正如萨洛尼卡纷争所体现的那样，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为第二次冲突（针对已经获得的领土）埋下了伏笔。1912年3月联盟形成时订立的协约中，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同意事先实施瓜分计划：保加利亚人的目的是马其顿南部，包括奥赫里德、普里莱普和比托拉。科索沃、新帕托尔的桑扎克被分给了塞尔维亚。包括诸如斯科普里这样的马其顿北部重镇则尚处于“争议区”，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一致，那么他们都要接受俄国的裁决。保加利亚人欣然接受这种解决方法，因为俄方的决定总是对他们有利的。

与此相反，塞尔维亚人则高兴不起来。许多政治精英都认为，由温和的总理米洛万·米洛瓦诺维奇参与的同盟协商使得塞尔维亚牺牲了许多利益。在这些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总参谋长拉多米尔·普特尼克以及激进党领袖尼古拉·帕希奇的影子。帕希奇之后发表评论称：“以我的观点，我们进行了太多的妥协。或者应该这样说，我们放弃了我们从来都不敢放弃的属于我们的塞尔维亚地盘，纵使我们并没有加入这个联盟。”几个月后，在1912年7月，米洛瓦诺维奇突然离奇死亡，他的死亡也使得持温和外交政策的官员中损失了一员大将。他死后6周，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帕希奇成为总理和外交大臣。

塞尔维亚政府摧毁与保加利亚的协约条款的明确意图甚至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之前就有所体现。1912年9月15日，帕希奇向塞尔维亚代表团暗中发去了通告，通告中他提到了“旧塞尔维亚”，并将普里莱普、基切沃和奥赫里德包括在内，而这些地区却在条约中被划给了保加利亚。在战争期间，塞尔维亚对马其顿的意图因为被阿尔巴尼亚的战事所搁置，当时的领导人一心着迷于获得亚得里亚海的港口。这个问题是塞尔维亚民族“统一”中老生常谈的：其扩张潜在包括了若干个不同的方向，这迫使决策者在不同的意见中做出选择。然而一旦事情变得明确，即奥匈帝国并不打算允许塞尔维亚获得阿尔巴尼亚的一块地区，并且获得亚得里亚港口的愿景也消失之后，贝尔格莱德的领导便开始公开违反与保加利亚签订的条约条款。塞尔维亚对莫纳斯提尔的兴趣尤为强烈，这片土地也是用数次的军事努力和惨重伤亡换来的。保加利亚人警觉了起来，他们要求对方做出澄清，但帕希奇却用他一贯的搪塞回应，“所有的分歧都将化解”，他向保加利亚人保证。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却在背后讨论兼并保加利亚辖区内的普里莱普和比托拉，甚至还在觊觎备受争议的斯科普里。此外，还有消息称，塞尔维亚虐待“解放区”居住的保加利亚人，这使得事情进一步升级。亚历山大王子曾经来到被征服的数个马其顿城镇（那些城镇里住着许多当地的保加利亚人），并与当地人进行了形式上的对话，可对话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你们是谁？”

“保加利亚人。”

“你们才不是保加利亚人。去你们的吧。”

数月以来，双方之间的冲突看起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都于1913年4月底同意将马其顿争议交给俄国进行仲裁。为了尽快解决问题，索非亚派出迪米特尔·里佐夫（这位保加利亚外交官曾在1904年协助双方达成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同盟协议）来到贝尔格莱德，为协商提前营造一种友好的气氛。里佐夫是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双边合作的竭力推动者，因此如果事态发展得很糟糕的话，他也能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在与塞尔维亚政府的谈话中，他明显感觉对方完全没有放弃任何地区和军事要塞（它们都处于“保加利亚辖区”）的意愿。尤其让里佐夫感到惊讶的是俄国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他向保加利亚首相汇报称，哈特维希在塞尔维亚事务中的影响极大，“以至于对方的外交同人私下称他为‘摄政王’，因为实际上他在代替疾病缠身的塞尔维亚国王行使权力”。5月28日，就在里佐夫离开贝尔格莱德的第二天，帕希奇旋即公开了他的兼并政策，并赶在联盟议会之前宣称，塞尔维亚将保卫所有浴血奋战得来的土地。

而接下来的关于马其顿的冲突则变得毫无调和的余地了。1913年5月的最后一周，大批塞尔维亚军队被调往沿保加利亚防线的各个据点，铁路也都停止了民用功能。6月30日，帕希奇再一次抢先联邦议会一步，重申他的马其顿政策，以免遭到极端民族主义代表的破坏（这些代表认为塞尔维亚应当直接并彻底地占领那些土地）。就在争论升级之时，信使赶来通报总理，称凌晨两点的时候，保加利亚的军队攻击了塞尔维亚在争议地区的据点。因此，双方再也不需要考虑如何宣战了。联邦议会顿时炸开了锅，帕希奇结束了会议联合政府一起准备组织反击。

接下来，曾经的联盟之间爆发了战争。塞尔维亚、希腊、奥斯曼帝国和罗马尼亚联军分别从保加利亚的侧翼地区进行攻击。7月初，保加利亚进入马其顿的军队在布雷加尔尼察河一带遭到了塞军的阻挠。7月1~18日，在马其顿东北部的卡里曼奇，成功挺进的保加利亚军队击败了对方的反击，阻止塞尔维亚人进犯西保加利亚。当塞尔维亚防线部分出现僵局时，希腊人从南部攻入，与对方发生了一场血腥却无果的战斗。与此同时，罗马尼亚从东边进攻，直逼索非亚，离保加利亚首都只有7英里不到了，这迫使保加利亚政府不得不要求停火。1913年8月10日签订的《布加勒斯特条约》中，元气大伤的保加利亚丧失了它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收获的大部分领土。

摇摆不定的人

俄国在巴尔干问题上的政策在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兼并危机的阴影下得到了强化。俄国人忘记了（或是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伊兹沃尔斯基在提议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为筹码与奥匈帝国外交官进行交换（以换取土耳其海峡的通行权）时所扮演的角色。更为宏观的国际背景，比如英国拒绝支持俄国进入土耳其海峡，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冲淡了。为了迎合民族主义者和泛斯拉夫主义宣传而进行的波斯尼亚兼并被认为是奥匈帝国背信弃义的一段历史，而德国在1909年3月为保护其盟友而进行的干涉则使事情的性质进一步恶化，这使俄国无法再经历第二次的“耻辱”。但是波斯尼亚混乱同样说明了俄国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孤立立场，因为法国和英国都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帮助俄国摆脱伊兹沃尔斯基制造的问题。因此，俄国在将来不得不寻求在该地获得发言权的途径——在不得罪其西方伙伴的前提下。

俄国在1911~1912年的巴尔干政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特征是微弱的中央权力和合作。1911年9月18日斯托雷平被刺杀，搅乱了当时的体制。首相的死亡就在意大利政府向奥斯曼政府发出最后通牒10天之后，新首相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还没有站稳脚跟。萨佐诺夫在1911年3~12月都在国外养病。在他的缺席下，外交大臣助理涅拉托夫（Neratov）竭尽全力力挽狂澜。行政控制权被大大地削弱，其结果就是俄国的政策被分裂成若干并行的、相互矛盾的集团。俄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恰雷科夫试图利用奥斯曼帝国的困境来与之协商俄国船只进入土耳其海峡的条件。利比亚危机发生时，恰雷科夫向奥斯曼帝国提议，俄国会确保奥斯曼帝国不丢掉君士坦丁堡以及色雷斯内陆的防御地带。作为回报，奥斯曼政府则要授予俄国船只进出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自由通行权。

而就在几乎同一时间，在贝尔格莱德的尼古拉·哈特维希却在寻求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哈特维希曾在外交部的亚洲部门受过训练，而该部门的文化则以武断的立场和无情的手段著称。自从他1909年秋到塞尔维亚首都任职后，他就成为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积极政策的拥护者。他并没有掩盖自己对奥匈帝国的厌恶和自己的泛斯拉夫观点。当保加利亚驻塞尔维亚首都的大使安德烈·列普切夫（Andrey Toshev）发表这样的言论时，他一点儿都没有夸张：“哈特维希一步一步地将塞尔维亚王国的命运掌握在手中。”毫无疑问，哈特维希在贝尔格莱德的政治生涯确实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俄国在贝尔格莱德的代办沮丧地认为，哈特维希在沙皇尼古拉二世面前的得宠以及圣彼得堡方面松懈的控制和监督，意味着他有着相当大的自由权来炮制自己的极端观点，就算它们与官方的表态大相径庭。他“明确地提出，他将随时为塞尔维亚提供俄国下一步的动态解读”。

当恰雷科夫正在做出与君士坦丁堡达成长久和平关系的努力时，哈特维希却敦促塞尔维亚人与保加利亚合伙，达成一个针对奥斯曼帝国的防御联盟。后者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将各方联系起来，因为他的旧友米罗斯拉夫·斯帕拉伊科维奇（在审判弗里德永丑闻期间，他几乎成为俄国代表团的一员）接受了作为塞尔维亚驻索非亚大使的职位，这将帮助他为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协约的缔造铺平道路。为了让他的观点被塞尔维亚政府接受，哈特维希致信外交大臣助理涅拉托夫，坚持称针对土耳其人（间接指向奥匈帝国）的巴尔干同盟的形成是确保俄国在该地区利益的唯一方式。他在1911年10月6日（就在意大利向的黎波里开枪后的第三天）向涅拉托夫表示：“现在的形势已经如此，双方（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应当形成伟大的抵御力量，保卫俄国和斯拉夫族——不能有任何哪怕是最小的踌躇。”

因此，当萨佐诺夫于1911年年底结束疗养回国后，他不得不在两种矛盾的建议中做出选择。最后，他选择抛弃恰雷科夫的立场。奥斯曼帝国被告知，应该忽视该大使的提议，恰雷科夫也在几个月后被召回。萨佐诺夫称，他惩罚了这位大使，因为他不顾他的旨意，越过圣彼得堡的“所有障碍”，“将事情搞得一团糟”。但是这只是烟幕弹而已：恰雷科夫已经得到来自外交大臣助理涅拉托夫的支持，他也绝不仅仅是在非常时期制定政策的俄国公使。从这方面来说，哈特维希行为的性质是更恶劣的。萨佐诺夫否决君士坦丁堡大使的真正意图，是因为获得土耳其海峡主动权的时机尚未成熟。1911年12月，在他从瑞士疗养地归返的途中，萨佐诺夫从伊兹沃尔斯基和驻伦敦大使贝肯多夫那里得到消息，直接敦促解决海峡问题可能会导致与法国和英国的关系紧张。尤其应当被考虑的是英国的态度，因为1911~1912年冬，俄国和英国在波斯问题的解决上再度陷入紧张局面。局势越严峻，英国就越不会在海峡问题上对俄国的目的网开一面。与此同时，俄国在1911年春夏出现的摩洛哥问题上一直对法国表现得不温不火，这也使得双方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法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看到俄国在东地中海达成心愿，因为他们也将此地视为自己的利益范围。最重要的是，法国对奥斯曼帝国大规模的投资让巴黎深切怀疑俄国的任何动机，认为这将危害自己的金融投资。一时间，协约国之间的关系相对削弱，在对像土耳其海峡这样的战略重地的问题上，如果成员之间有潜在的分歧，那么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换言之，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萨佐诺夫不得不将协约国的团结放在第一位，俄国在海峡的权力暂且搁置。

谢尔盖·萨佐诺夫

就在他放弃恰雷科夫观点的同时，萨佐诺夫选择支持哈特维希的亲塞、结盟政策，这样不仅会破坏奥匈帝国的意图，而且能够对奥斯曼帝国施加直接的压力。但这位俄国外交大臣却谨慎地避免以一种可能会让自己与西方协约国盟友分道扬镳的方式挑战奥斯曼帝国。利用机会获得海峡权力的苛求必须与独自行动所承担的风险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他鼓励意大利人对达达尼尔海峡发动进攻然后立刻撤退，这样可能会让奥斯曼帝国关闭水路，从而严重阻碍俄国的商业运输。萨佐诺夫同时告知英法，他的目的在于将意大利拉入伙；他对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称，他认为意大利的价值在于“抗衡奥地利”；实际上，他则希望意大利的突袭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为俄国提供一个借口，来要求只有他们自己的商船才能通行海峡。1912年10月初，萨佐诺夫对伊兹沃尔斯基表示，俄国“不要表现出与奥斯曼帝国角力且破坏其统一的姿态”是非常有必要的。

萨佐诺夫还支持并资助了巴尔干同盟的成立。在重新回到岗位之后，他成为联盟政策的倡导者，并声称自己被这样一种愿景所鼓舞：几十万的刺刀共同形成一座坚固堡垒，横亘在中央权力和巴尔干国家之间。他之所以选择资助1912年3月形成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同盟协议，是为了借刀杀人，针对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条约称，一旦“有任何的列强试图兼并、占领或暂时入侵”任何土耳其占领下的巴尔干领土——当然这里指的是奥匈帝国，签署国要“倾其全力，相互协助”。

萨佐诺夫心知肚明，巴尔干半岛在利比亚战争之后将有可能变得极其动荡。因此他相信，俄国在随即发生的任何冲突中都有话语权是相当重要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协议就相应地赋予俄国在任何后续冲突中起调停和仲裁的作用。一项秘密协议确保了签署方在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提前征询俄国的意见；如果两国在是否对奥斯曼帝国出兵、何时对奥斯曼帝国出兵的问题上出现分歧，俄国的否决权将会生效。如果在被征服地区的领土划分上有矛盾，那么该事务就要被提交给俄国进行仲裁，即俄国的决定与协约双方的行动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因此，这个联盟对于俄国的利益诉求相当有利。然而却仍然有几点存疑。过去的经验表明，俄国帮助下成立的巴尔干联盟可能并不会对圣彼得堡言听计从。1911年10月和11月，由于这一点产生的分歧已经引发哈特维希和A·V·涅克柳多夫（A. V. Nekliudov）之间的敌意，前者支持激进的巴尔干同盟政策，而在索非亚的后者则担心联盟会脱离俄国的控制。涅克柳多夫也有自己的论据：如果两大签约国确实在攻击的可能性和时间表上达成一致，俄国的否决权就毫无意义了（事实确实如此）；此外，如果两大签约国家又邀请其他邻国加入（例如希腊和黑山）他们的联盟而并没有征询圣彼得堡的意见呢？他的质疑再一次成为现实：联盟只是告知俄国附加在联盟之外的秘密军事条款，但并没有征得它们的同意；圣彼得堡反对让黑山和希腊加入的提议被忽略了。在该联盟完全存在之前，它们就已经脱离了俄国的控制。

当巴尔干猛虎在1912年10月脱笼而出时，萨佐诺夫公开对此表示限制（但这也只是示意性的）。另外，在伦敦的俄国大使被告知他不会同意任何牵扯俄国和奥匈帝国进行合作的提议。与此同时，联盟国家也得到警告，它们不会得到来自俄国的帮助。这些警告对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很是不寻常，因为俄国曾经鼓励它们为了共同的事业向奥斯曼帝国开战。驻法国的塞尔维亚大使米伦科·韦斯尼奇于1912年10月被萨佐诺夫在巴黎召去开会，而此时战争已经爆发。当着一群法国外交部官员的面，萨佐诺夫对韦斯尼奇说，他认为塞尔维亚的动员存在“计划不周”的问题，因此不得不对这场战争进行遏制，使其尽快结束。韦斯尼奇十分恼怒，他直言不讳地提醒萨佐诺夫，俄国外交部“完全了解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之间已经达成共识”。萨佐诺夫当即感到很尴尬——法国官员可都在场啊！——他回应说这确实是事实，但这只对于第一个“仅有防卫性质”的协议有效。萨佐诺夫告知索非亚，他并不是针对巴尔干战争，而是对时间表示担心：巴尔干战争或许会波及更大的范围，而俄国并没有为一场全面冲突做好军事准备。萨佐诺夫相互矛盾的信息令人质疑，再加上好战的哈特维希以及俄国在索非亚的军事随员，他们都鼓励各自的对话者，让他们相信如果事情变得糟糕，俄国不会让巴尔干“小兄弟们”自己收拾残局。据称，当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动员宣布开始时，涅克柳多夫一度喜极而泣。

但如果俄国的巴尔干政策不仅没有让俄国得到任何的海峡权益，还让其处于危险境地呢？圣彼得堡的政治领导人承认，海峡权应当留到合适的时机，即在奥斯曼帝国的管理相对放松的时候，但其他列强如果也乘虚而入，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阻碍他们的话，那就完全不能接受了。1912年10月，保加利亚军队出其不意地进攻色雷斯东部的查塔尔贾——奥斯曼首都最后的壁垒，这给萨佐诺夫和他的同僚们敲响了警钟。保加利亚任性的国王一直觊觎着古老的拜占庭，如果保加利亚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那么俄国将如何应对？萨佐诺夫对布坎南说，如果发生那种情况，“俄国将有义务对他们进行警告”。他很不由衷地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尽管俄国并没有打君士坦丁堡的主意，但我们也同样不允许其他国家占领它。”在一封写给涅克柳多夫的信中（该信件同时被抄送给在巴黎、伦敦、君士坦丁堡和贝尔格莱德的使馆），萨佐诺夫再一次重申，保加利亚占领君士坦丁堡的行为会使得俄国的舆论矛头指向索非亚。圣彼得堡向保加利亚大使发去了不友好的警告：“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进入君士坦丁堡，因为这样的话你们将要面临更复杂的后果。”当保加利亚对查塔尔贾的血腥进攻被打败之后，萨佐诺夫才从一场可能的干预中脱身。

这项策略的背后，是俄国媒体的挑唆。俄国报刊编辑们受到巴尔干国家和他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宿仇（奥斯曼帝国）之间的矛盾的激励。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事件能够激起俄国城市媒体如此强烈的兴奋、团结和愤怒的情绪。“如果斯拉夫人和希腊人能够胜利，那么还有哪个强者能够抢走他们通过浴血奋战得来的战利品呢？”评价萨佐诺夫在这些事务上施加的影响并不容易。这位俄国外交大臣对媒体想要了解他政策细节的兴趣非常反感，并且做出一幅轻视记者及其观点的姿态。然而，他对媒体批判又非常敏感。他曾经召集一次媒体会议，抱怨他感受到的来自记者的敌意。在10月31日致所有俄国大使的通知中，萨佐诺夫称，他无意让民族主义的声音在俄国媒体中传播，以至于影响他对政策的控制。但是他又进一步指出，公使们应当考虑利用媒体的煽动性文章来“使他国的内阁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时刻考虑我们目前遭遇的困难”。换言之，当他否认媒体影响他的决策的同时，他还看到敌对的媒体文章能够在国外被充分利用，以确保为控制外交协商留出空间。这些文件可能是最能揭示决策者和媒体之间关系复杂性的了。

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萨佐诺夫的政策充满了即兴和游移不定的特质。10月底，他坚定地宣称，他支持奥匈帝国维持在巴尔干半岛领土现状的政策。然而在11月8日，萨佐诺夫却告知意大利政府，塞尔维亚进入亚得里亚海的权益必须被保障，他还自负地加了一句：“忽略事实是很危险的。”然而仅在三天之后，他就告诉哈特维希，在亚得里亚海岸成立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国家是“无法逃避的必然之举”，这次他又加了一句：“忽略事实是很危险的。”哈特维希接到命令，警告帕希奇如果塞尔维亚人的行动过于激进，俄国可能会被迫抽身而退，让他们自行处理问题。这是这位俄国部长十分不乐意看到的，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这条消息同时也被发往伦敦和巴黎。然而到11月17日，他却又在为塞尔维亚辩护了。伦敦和巴黎又收到消息，称如果他们对塞尔维亚发动进攻的话，俄国可能有义务对奥匈帝国进行军事干涉；这两个政府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萨佐诺夫总是在改变他的立场。”1912年11月，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称：“他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总是轮番登场，让人捉摸不定。”“我曾不止一次责备萨佐诺夫变化多端的观点。”但是他继续指出，平心而论，这位俄国外交大臣“并不是其自由意志的履行者”，他需要考虑沙皇的意见，而后者当时受到圣彼得堡军方意见的左右。驻巴黎和德黑兰的前第三任秘书、就职于伦敦的外交部的罗伯特·范西塔特（Robert Vansittart）对这个问题做了简单的总结：“萨佐诺夫先生是个悲哀的摇摆不定的人。”

巴尔干冬日危机

萨佐诺夫还在犹豫不决时，俄国统治阶层对巴尔干的态度渐显强硬。在巴尔干半岛各国动员其军事力量时，俄国决定在1912年9月30日举行军事演习。这表明俄国打算通过对巴尔干采取军事行动向维也纳示好。奥匈帝国总参谋部的报告显示，约五六万俄国预备役军人被纠集到波兰战线的华沙地区（紧邻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预计后续还要召集17万人，用来在奥匈帝国边境建立一个大型的俄国军营。当被问及这些军事行动时，萨佐诺夫宣称他对此一无所知。与之相反，苏霍姆利诺夫坚称外交部完全知晓此事。无论萨佐诺夫是否参与了这个决定（两种可能都是可信的），军事演习（以及在巴尔干战争爆发后继续沿用这个策略的决定）标志着俄国与之前的保守政策告别。俄国开始拥护“实权”战略，即外交依靠武力威胁得以实现。在一封1912年10月10日写给科科夫佐夫的信中，萨佐诺夫评论道：“我们可能需要英法的实质支持，只要这两个国家明白我们愿意承担多少风险。”在战争爆发前一年，他告诉伊兹沃尔斯基，只有军事上有充分的准备且利用“和平压力”，才能使俄国实现目标。这是与他的政策自相矛盾的地方。

俄国对巴尔干转向更加坚定的政策，也标志了科科夫佐夫与苏霍姆利诺夫的权力平衡发生了变化。1912年10~11月，在讨论1913年的军事预算期间，沙皇明显不再愿意支持科科夫佐夫的限制军事开支的号召。10月31日至11月2日，在召开一系列会议后，内阁同意增补军事贷款6 680万卢布。这个提议的发起者不是苏霍姆利诺夫，而是萨佐诺夫，他在10月23日给科科夫佐夫写信称，他想提高军备实力以对抗奥匈帝国或者奥斯曼帝国。科科夫佐夫别无选择，只能将该信传达给苏霍姆利诺夫，由他正式申请提高贷款。这是削弱科科夫佐夫地位的关键步骤：首相无权否决由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提出、由沙皇在幕后支持的提议。11月5日之后，沙皇批准了一条法令，推迟俄军高龄入伍者返乡时间，因此，服役期延长之后的预备役人数增长到40万人。根据从圣彼得堡传到法国的信息，前线部队力量仅比战时水平低一点点。这些策略还有其他措施辅助：派遣一些队伍前进至邻近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边界、优化武装设备、保证足够储备。雅科夫·日林斯基（Yakov Zhilinsky）参谋长告诉法国军官，所以这一切的目的是保证“我们可以……迅速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事件”。

使冲突扩大的决定性事件发生在1912年11月的第4周，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以及其他司令积极说服沙皇颁布动用部分武力针对奥匈帝国的命令。科科夫佐夫回忆道，有人在11月22日告诉他，沙皇要在第二天早晨召见他和萨佐诺夫。当他们到达的时候，他们惊愕地发现军事会议已经决定，在紧邻奥匈帝国的基辅和华沙军事区进行武装召集。看来苏霍姆利诺夫前一天就想进行武装召集了，但是沙皇因为要先征求相关大臣的意见，因此推迟颁布命令。科科夫佐夫被军方这些蛮不讲理的小动作激怒，他指出该提议是愚蠢的：对奥匈帝国的小范围动武毫无意义，因为德国有义务在奥匈帝国受到攻击时协助他们。那法国这边呢？由于当下还没有和法国商量，突然动武很可能迫使俄国独自面对这愚蠢的结果。此外，该行为还违反了宪法：科科夫佐夫认为，苏霍姆利诺夫没有权力在未征求外交大臣的意见前，向沙皇提出这样的建议。尼古拉二世支持了科科夫佐夫观点，并同意撤销陆军大臣的命令。在这次事件中，萨佐诺夫选择站在首相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一边，支持撤销该提议，因为从政治角度看，它毫无意义；从战略角度看，它极不可行，而且还存在危险。这也是俄国“联合政府”的最后一次发力。

但是，在1912~1913年冬季危机时，萨佐诺夫事实上是支持对奥匈帝国动武的。也是这个政策使得俄奥边境成为“外交风暴中心”。在11月23日，平民和军官之间就动武问题发生对峙之后，事情出现了转机，但是圣彼得堡总归还是支持战争的。12月中旬，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向内阁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增强基辅和华沙军事区的边境骑兵团军力、召集预备役进行训练、增强边境部队战斗能力、运输马匹到边境区域、强化军事防卫以及禁止出口马匹。如果这些措施得以实施，则可能直接把冬季危机推至战争——一场波及全欧洲的战争在所难免，因为法国政府当时正敦促俄国加快对奥匈帝国进行制裁，并承诺在德国参与军事冲突时对俄提供帮助。但是这对于萨佐诺夫来说有些过头了，他再一次与科科夫佐夫站在同一战线，拒绝苏霍姆利诺夫的提议。这次，和平支持者仅获得了部分胜利：召集步兵预备役以及马匹出口禁令因为过分具有煽动性而被拒绝，但是其他措施仍然得以继续实施，此举自然会令维也纳的奥政府不安。

从历史上来看，1912年12月的最后一周，萨佐诺夫提出将加利西亚边境的部分俄军撤离（但是是在奥军先撤退的前提下）看起来更像是在进一步威胁恫吓，而不是真正努力缓和危机、避免战争。如果奥匈帝国不顺从，俄政府会再一次加速恫吓的步伐，并指出有可能进一步公开放宽征兵年龄上限，这将引起战争恐慌。萨佐诺夫甚至在1913年1月初告知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他有个“召集军事力量到奥匈帝国边境的计划”并计划征集更多军队。关于在基辅军事区征兵及俄对奥下最后通牒的讨论（这次是萨佐诺夫，而不是苏霍姆利诺夫）又重新提上了日程。

俄奥武装僵局的结果对双方来说都是痛苦的：在维也纳，边界冲突给原本财力薄弱的皇室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此外，捷克、塞尔维亚以及其他少数民族预备役士兵的忠诚度也受到质疑。如果时局持续高度紧张，他们中的很多人将失去原有的工作。俄方同样也有质疑边境军队的可靠度的问题，那些被召集来扩充和平时期加利西亚边境的军力逐渐产生反叛心理，他们要求要么即刻开战，要么撤退兵力。财政部及科科夫佐夫也抱怨维持预备役军队带来的财政负担。尽管一般说来财政问题对于俄方并不是主要问题，但是维也纳则不然，他们的大臣们十分担心其财政控制会彻底崩溃。科科夫佐夫成功地缓和了冲突，并说服沙皇不要继续采取进一步可能引发冲突的行动。

在这次事件中，奥匈帝国首先做出了让步，从1月底开始逐渐减少边防部队的军力。2月及3月，贝希托尔德又对贝尔格莱德进一步做出妥协。2月21日，弗兰茨·约瑟夫提议大规模减少加利西亚的兵力，尼古拉二世批准了这个提议，并允许被召集的年长士兵返乡。3月的第二周，边境双方的驻军大规模减少，并告知公众冲突正式得以缓和。

1912~1913年的巴尔干冬日危机结束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是一般看来，这次危机改变了维也纳政府和圣彼得堡政府的政策。奥匈帝国的决策者开始习惯于一种更为军事化的外交风格。在圣彼得堡则出现了战争派，该派别中最核心的成员有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Nikolai Nikolaievich）和彼得·尼古拉耶维奇（Pyotr Nikolaievich），他们都是高级军事将领，都迎娶了黑山公主。驻圣彼得堡的比利时大臣在1913年年初写道：“帝国的和平主义者不能（在庭上）劝服那些宣称不可能早于奥匈帝国撤退的人。”主战的观点获得支持，不仅是因为沙皇（间接）、高级陆海军将领站在这一边，还因为一批有影响力的民事大臣同样鼓励这种态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农业大臣克里沃舍因。

克里沃舍因是俄国政坛最活跃、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他是个对扩展政界网络得心应手的人：睿智、世故、敏锐，并且拥有一种能够恰当结交朋友的过人天赋。年轻时，他就因善于结交能帮助他登上较高职位的高官子弟而闻名。1905年，他混入了沙皇的秘书D·特列波夫（D. Trepov）的社交圈（1905年秋是沙皇启用私人秘书的唯一时期）。至1906年，尽管克里沃舍因还是没有任何固定官职，但他依然被皇家所接受。他也因此变得非常富有，还娶了纺织帝国后代莫罗佐夫家族的成员。通过这段联姻，他可以与莫斯科工业经营层保持密切的联系。

克里沃舍因的政治天赋源于他作为俄国人在波兰生活的幼年时光，他是在华沙出生长大的，这片土壤是孕育俄国民族主义者的温床。引用一位高级官员的原话来说，在波兰西部省份的俄国官僚“就像个封闭起来的营队，他们的想法总是会向国家权威靠拢”。1905年之后，西部地区成了杜马民族主义者的一个落脚点。掌握对外政策一开始并非克里沃舍因的拿手好戏，他是斯托雷平式的农业与管理革新者。他觉得跟外国人交流有困难，因为他不像大多数和他同阶层的俄国人那样能够流利地说德语或法语。但是，当他作为一颗政治新星冉冉升起时，他也旋即拥有了控制外交的野心——当然这也是最重要的政府事务。此外，1908年5月，他被任命为土地使用管理以及农业大臣，他的地缘政治权利范围比他的头衔所体现出的还要多。克里沃舍因的部门参与扩展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殖民地，因此他特别关注俄国远东和中国满洲的边境安全问题。就像很多以西方马首是瞻的政治家一样，克里沃舍因偏向于与德国保持友好关系。他不赞成伊兹沃尔斯基将波黑归为奥匈帝国属国的观点，也拒绝外交大臣所呼吁的对三国同盟进行“报复”的看法。

亚历山大·克里沃舍因

但是，在1914年夏季来到的几年以前，克里沃舍因经历了一次转变。他的一位强有力的导师斯托雷平突然被害身亡，联合政府变得毫无头绪。克里沃舍因开始更加努力地扩大杜马以及公众中的民族主义者圈子。在1912~1913年巴尔干冬季危机期间，他支持苏霍姆利诺夫在巴尔干地区的激进政策，并把“停止对德国人唯唯诺诺”、让大家信任俄国人民以及他们对祖国长久的爱作为依据。1913年春，他领导了一场获得高票数的竞选，以修改当时俄德税费协议条款。谢尔盖·维特和科科夫佐夫于1904年与德国签订的该协议；1913年，在俄国政界被广泛接受的一个观点是：该协议允许“狡猾、冷漠的德国企业家”从“头脑简单的俄国农业工作者”身上剥削“贡品”。这次明显是反对科科夫佐夫农业政策的竞选激起了德俄媒体间的争执。克里沃舍因的儿子在日后回忆，当时，那场争执越演越烈，俄国同德国的关系也越发恶化，但与此同时，克里沃舍因却成为法国使馆的宠儿，在那里，人们能经常看到他和他法国朋友圈的新朋友在一起。

克里沃舍因追求强硬外交政策的热情也反映了他对寻求能够将社会和政府联结起来的时机的渴望（对伊兹沃尔斯基和萨佐诺夫而言，这同样重要）。克里沃舍因以及他的部门能够在政府和官方机构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们与区域地方选举议会以及很多民事社会组织紧密合作。1913年7月，他在基辅举办了一场农业展并做了一个简短的且在日后变得非常知名的讲话。在该讲话中，他宣称，俄国只有在“我们”（即政府）和“他们”（即社会）之间没有不利分歧时，才能实现富裕、和谐。简言之，克里沃舍因代表了一种在对外事物上可怕的技术治国的现代主义、民粹主义、耕地区域主义、议会普及化以及渐强的鹰派观点的结合。至1913年，他毫无疑问是最擅长社交以及最有权力的民政大臣。难怪科科夫佐夫绝望地在大臣会议上谈及他的“孤立感”与“彻底无助”，很明显大臣会议是要逼他下台。

支持保加利亚，还是塞尔维亚

萨佐诺夫以及他的同僚最终不得不面对一个战略抉择：俄国应该支持保加利亚还是塞尔维亚？这两个国家中，保加利亚显然在战略上更加重要，它位于黑海，而且地处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使得它成为俄国的一个重要伙伴。在1877~1978年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失败为建立保加利亚紧急自治州创造了条件，该州名义上隶属奥斯曼帝国，实质上受俄国监管。因此，保加利亚在历史上一直是俄国的属国。但是保加利亚从来没有像俄国期待的那样，做个听话的属国。保加利亚的亲俄派和亲欧派不停争夺外交权，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统治阶层利用该国具有战略敏感性的地理位置，不断地向不同的势力表达自己的衷心。

萨克森–科堡和哥达–科哈里家族的费迪南德即位统治保加利亚后，这种混乱局面更加显著。1885~1918年，费迪南德首先作为王子君临，后来成为国王。他在亲俄和亲德的内阁派系间掌控着大局。保加利亚君主“一直定下规矩，自己不准确定地倾向于任何事情的一边，”乔治爵士日后回忆道，“一个投机者只会考虑他自己的利益，他通常……先谄媚地与一个国家搞好关系，然后是另一个……”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兼并危机令保加利亚与俄国的关系急速恶化，因为费迪南德决定暂时与维也纳联盟，利用这个契机弃置《柏林条约》（该条约将保加利亚定义为附属于奥斯曼帝国的自治公国），宣布保加利亚的统一与独立，并且在保加利亚古都特尔诺沃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仪式，还自立为沙皇。伊兹沃尔斯基对保加利亚的不忠表示吃惊，并警告保加利亚，他们不久将为自己对朋友的背叛付出代价。这场胜利十分短暂，而后果也十分恼人：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关于独立问题的谈判失败后，奥斯曼帝国开始在保加利亚边境集结兵力，保加利亚向俄国求助后，一切才得以平息。通过俄国的调停，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签署独立协议，维持一段时间忠诚的协约伙伴关系。

但是，即使是最亲近保加利亚的俄国政客也认识到，跟保加利亚关系的维持同样需要考虑到塞尔维亚的利益，尤其是在波斯尼亚兼并危机之后——该危机在俄国公众中激发了支持塞尔维亚的情绪。1909年12月，由于急于在巴尔干半岛重建据点，俄国战争部起草了一份秘密协定，开展俄国–保加利亚联合行动，以共同对抗哈布斯堡皇朝、罗马尼亚或是奥斯曼帝国，并向保加利亚保证马其顿和多布罗加（罗马尼亚边境有争议区域）的领土完整。但是，在伊兹沃尔斯基的指示下，该条约被搁置，因为它很大程度上伤害了塞尔维亚的利益。驻贝尔格莱德的哈特维希鼓励塞尔维亚人对抗奥匈帝国，并且代表塞尔维亚人去挑衅俄国，因此，对塞尔维亚还是保加利亚的选择问题上，矛盾越发显著。

1910年3月，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前往圣彼得堡，进行为期两周的高层对话。保加利亚要求俄方放弃塞尔维亚，坚决维护保加利亚，即只有在此前提下，才会形成一个稳定的巴尔干国家联盟。保加利亚首相马利诺夫告诉伊兹沃尔斯基，俄国不可能同时建立一个大保加利亚国和大塞尔维亚国：

一旦你决定为了你们自己的利益和我们站在同一边，我们很容易和塞尔维亚解决马其顿问题。只要塞尔维亚政府认识到这点，你们最好摆明立场让他们认识到这点，如此一来塞尔维亚就容易妥协多了。

保加利亚人刚刚离开、塞尔维亚人的彼得国王后脚就跟着来了。彼得在沙皇的宫廷上要比狡猾的、因塞尔维亚事件对俄施压的费迪南德受欢迎得多。他获得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俄国不再授予保加利亚优先权。俄国在马其顿问题上对保加利亚长期以来形成的支持名义上依旧存在，但实质上，伊兹沃尔斯基承诺他也会找到“保障塞尔维亚利益和权利”的方法。首先就是（这是个令塞尔维亚外交部振奋的消息）俄国现在承认部分马其顿领土归属塞尔维亚。

在俄国看来，巴尔干联盟政策的优势之一就在于它能够结合两种选择之间的矛盾——至少当下可以。一旦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在1912年3月缔结的联盟找到双方看似都可以接受的马其顿问题的解决方法，那么这样的联盟就可能成为俄国控制巴尔干半岛的长久手段。俄国仲裁争议区的条款看似是在保护俄国在半岛上的特殊地位，并创造出一套能够管理、化解双方冲突的机制。

保加利亚军队对君士坦丁堡毫无前兆的突袭引起了圣彼得堡的恐慌。萨佐诺夫强烈要求保加利亚要足够“理智”、谨慎，并且“在对的时机停手”；由于怀疑法国要求保加利亚占领奥斯曼首都，他的警告显得更加重要了。这种情绪在保加利亚进攻失败后得以缓解。战后，俄国专注于在两个胜利国之间调停，在符合1912年3月条约条款的情况下，使两国停战和解。但是塞尔维亚拒绝撤离已经获得的领地，而保加利亚又不同意放弃对该区域的所有权，调停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保加利亚声称调停的依据必须是1912年3月的条约，而塞尔维亚政府认为实际发生的事情已经令该条约无效。巴尔干半岛诸国正如尼古拉二世说的，就像“表现良好的孩子”却“长大变成了烦人的小混混”。

萨佐诺夫起初倾向保加利亚，对塞尔维亚不撤出占领地进行谴责。但是，在1913年3月底，俄外交大臣改为支持塞尔维亚且强迫保加利亚做出让步。当他得知保加利亚即将召回其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安德烈·列普切夫时，萨佐诺夫感到无比愤怒，并且谴责保加利亚是在维也纳的指示下行事，由于他们“对俄国以及斯拉夫民族的无理”，保加利亚正自己走向“毁灭”。最后，保加利亚同意不召回列普切夫，争执才得以平息，但是俄国却在进一步考虑疏远保加利亚。在萨佐诺夫重复警告任何挑起下一场战争的人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后，保加利亚在6月29日发动的战争为俄疏远保加利亚推波助澜。（但是俄国其实也参与其中，哈特维希让尼古拉·帕希奇无论如何不能主动带头，要等保加利亚先发起攻击。）

与此同时，俄国对罗马尼亚的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萨佐诺夫曾向罗马尼亚请愿，确保罗马尼亚不会对保加利亚的任何领土进行突袭，他指的是多布罗加——两个国家的争议边界区域。与此相反的是，1913年夏初，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关于马其顿区域协议破裂后，萨佐诺夫则告知罗马尼亚，如果罗马尼亚干涉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战争中侵略的一方，俄国将不会采取行动。这是至此为止最明确的反对保加利亚的行动，这令俄国立场空前明确。

圣彼得堡财政上的起色强化了其站在支持塞尔维亚一方的立场。根据卡耐基基金会对巴尔干战争的起因及经过的调查，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参战国就像“寻求借钱用于还债、重建军事和恢复生产力的乞丐”一样。保加利亚的状况最糟糕，刚与四国交战，其人力、财力都损失惨重（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保加利亚死亡人数达9.3万——比4个帝国死亡人数总和都多）。在1913年7月17日新任职的自由党首相瓦西里·拉多斯拉沃夫（Vasil Radoslavov）的统领下，保加利亚政府寻求一笔巨额贷款。维也纳第一个做出反应，10月底预付3 000万法郎，但是这些数额都不够保加利亚政府继续偿还自己的债务。尽管保加利亚承诺把达达尼尔海峡转让给俄国作为其管辖地，俄政府依旧不愿伸出援手。萨佐诺夫认为，只要是对俄有敌意的拉多斯拉沃夫执政，俄国就不能给予保加利亚经济援助。俄国无论如何都不能给予保加利亚所需要的贷款额度，尽管它希望如此。此外，也是更重要的，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对持有大量金融资本的法国施压，令其跟俄国站在统一战线，不给予保加利亚支援。

法国人并不需要太多的劝说，他们在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猪肉战争”之后，就出于政治动机给塞尔维亚提供资金支持。国际放贷是法国的一种成熟且高效的外交手段。驻索非亚的法国大臣安德烈·德帕纳菲厄（André de Panafieu）在1914年1月20日的一篇报道中观察到，只要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和平相处，想出拒绝保加利亚贷款的理由很容易，他也因此明白了金钱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但是很明显，如果萨佐诺夫过度运用这个政策，可能会起到反作用。新任俄国大臣亚历山大·萨温斯基（Alexander Savinsky）于1914年1月被派去索非亚，他的任务是防止保加利亚投靠日耳曼一方。从在索非亚的俄国外交大臣那边得到警告称，如果拒绝贷款，保加利亚就会向德国人借钱购买奥匈帝国的武器。在争议的压力之下，伊兹沃尔斯基求助于法国，使得法国外交部从2月开始便考虑给保加利亚提供贷款，但是条件却极其苛刻，比如要求资金只能用于购买法国的军备和军需用品。

可想而知，是德国救了保加利亚。3月中旬，德国政府同意以政府的名义向保加利亚提供贷款。这并不代表德国打算把保加利亚拉入长期的三国同盟，夏季，德国同样以优惠的条件贷款给塞尔维亚。当塞尔维亚拥有很高的信用额度，并不需要接受任何令协约国对其忠诚起疑的任何贷款时，保加利亚陷入绝望。当俄国和法国政府得知柏林与索非亚之间接洽后，最后一搏试图阻止贷款继续进行。萨温斯基在保加利亚亲俄媒介上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文章，并不断督促萨佐诺夫对保加利亚进一步施压。在最后一刻，法国一家专门给拉丁美洲和亚洲提供贷款的银行Périer & Cie银行为其提供了贷款：5亿法郎、5%的利息。基本是俄方通过伊兹沃尔斯基在巴黎斡旋获得的Périer银行提供的贷款，银行规定俄国作担保方，即如果违约，俄国需要承担保加利亚的债务。其目的是将巨额贷款和政治依赖性结合起来，以加强对巴尔干协约国的影响：计划劝服保加利亚接受贷款，日后再给他们施压以更换政府。但是Périer银行提供的贷款资金到位过晚（1914年6月16日），并未成功改变局面，最终还是经过几轮交涉、确保条件改善之后，德国提供的贷款获得了胜利。在这场喧嚣和混乱中，德国的“一揽子”财政（如果用词得当的话）于7月16日在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上得到通过。事实上，该法案既未被宣读，也未被讨论，更没有经过投票表决。在会议结束时，政府只是宣布议会通过了该法案。反对党指责政府出卖国家，并将“书本、墨水瓶扔向大臣们”。大家看见首相拉多斯拉沃夫维护秩序并挥动左轮手枪。贷款成了联盟的一个危险的工具。通过国际借贷武装自己虽然不是什么新鲜手段，但是在这种情形下，保加利亚被迫和三国同盟政策联系在一起，就像塞尔维亚融入了协约国政治体制一样。巴尔干发生的事情不过是对“忠诚”这一传统概念进行逆转。过去，俄国支持保加利亚，而奥匈帝国管辖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到1914年，这样的安排彻底调转。罗马尼亚也参与其中，1913年夏初，萨佐诺夫还在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的战争中邀请罗马尼亚政府加入保加利亚一方。当时时机已经成熟，因为罗马尼亚正因奥匈帝国示好塞尔维亚而感到愤怒，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也因为奥匈帝国反对签署作为他个人外交政绩的《布加勒斯特条约》而感到愤怒。俄国和罗马尼亚于1914年6月14日正式恢复邦交，当时沙皇在罗马尼亚黑海岸康斯坦察拜访国王卡罗尔。这是个象征性的仪式。到场的从沙皇手中接过奖章的唯一一位外国代表是法国驻罗马尼亚大臣卡米耶·布隆代尔（Camille Blondel）——他前不久刚从塞尔维亚国王彼得那里获得一枚高级奖章。奥匈帝国驻布加勒斯特大臣奥托卡尔·切尔宁（Ottokar Czernin）也参加了庆典，他把这一天形容成罗马尼亚“向三国同盟”的完美转型。

事情的结果就是奥匈帝国对巴尔干半岛的政治影响进一步被削弱。罗马尼亚的民族统一主义逐渐偏离比萨拉比亚地区（因为它与俄国有利益冲突），然后趋向特兰西瓦尼亚地区，这种趋势阻碍了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体化。当然，对罗马尼亚一些意愿的限制也成了俄国的目标。当萨佐诺夫询问罗马尼亚首相及外交大臣伊恩·布勒亚努（Ion Brătianu），“在俄国和奥匈帝国爆发武装冲突，俄国必须发起战争时”，罗马尼亚会有什么样的态度，布勒亚努“面露惊色”，并给出了个“搪塞的回答”。但是，当被进一步施压时，布勒亚努还是承认罗马尼亚和俄国在防止“任何削弱塞尔维亚的行动”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对于萨佐诺夫来说，这就足够了。因此，俄国与罗马尼亚恢复邦交造就了（援引自法国内阁一份报告）一种俄国给奥匈帝国施压的新手段。但是巴尔干地缘政治重组的最显著特点是它成形之快。这不是需要数年才能消失的长期现象，而是针对地缘政治环境更改的短期调整。1913年11月，萨佐诺夫告诉在圣彼得堡的比利时大臣，保加利亚现阶段倾向奥匈帝国很可能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这是一个由狡诈的费迪南德国王支持的特殊国会小集团的杰作，“对于他，我们完全没有敬重”。等时机到了，新的巴尔干联盟很可能很快又有进一步的调整或者形成新的体系。重要的是，在1914年夏，这种特殊结盟模式还在运作。

塞尔维亚现在是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傀儡了，这种形式既不必要也不自然。1909年，埃伦塔尔指责俄国即使在塞尔维亚不牵涉各国利益时期，依旧做塞尔维亚保护者的“疯狂主张”。他是有道理的。俄国声称做它在巴尔干的东正教“孩子”代表的行为，无异于一个民粹主义者为弱化奥匈帝国的政策辩护，它想要获得更多本国人的支持，以及确保自己在邻土耳其海峡的巴尔干内陆的霸权。泛斯拉夫主义学说可能在俄国民族主义媒介那边很受欢迎，但它也同希特勒的生存空间概念一样，不能为政治行动提供合法依据。此外，这个政策也没有保持其一致性，因为保加利亚人也是东正教派的斯拉夫人，而罗马尼亚人虽然信仰东正教，但不是斯拉夫人。俄国对塞尔维亚的承诺是出于霸权政治，而非泛斯拉夫主义。它令巴尔干两大势力变得极其不平衡，因为奥匈帝国在那里没有可以与俄国盟国相比的盟国。

虽然很难量化，但是不可否认俄国结盟塞尔维亚所带来的刺激效应。1914年2月，当帕希奇访俄回国后，由于沙皇对他的偏爱，呈现出一种“完全如痴如醉、触及灵魂”的状态：

从沙皇的每一个字（帕希奇告诉哈特维希），我都能感受到陛下对塞尔维亚的仁慈；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俄国对我们坚定不移的忠诚给予的无价的奖赏，在外交政策上，我们都毫无二心地跟随着俄国。沙皇的友好在我们看来也是对塞尔维亚光明的未来的保障，如果没有俄国强有力的援手，塞尔维亚不可能克服由充满敌意的毗邻国家制造的困难。

圣彼得堡收到的从斯帕拉伊科维奇那里发出的急件也显示出对方因为获得了俄国的支持而充满自信。沙皇“公开表示对塞尔维亚的偏爱”，斯帕拉伊科维奇在1914年1月21日与俄国统治者会面后报告：“并向我保证全俄国都是如此，尤其是在有决定权的区域。”“全俄媒体都支持塞尔维亚！”他于3月27日宣布。保加利亚媒体对塞尔维亚的批评受到了俄国媒体的强烈敌视。“曾经是保加利亚人对俄国媒体有影响，现在轮到我们了。”他宣称，“只有一家Rech报不那么友善，近几个月，它发表了一些批判塞尔维亚政府在新占领的马其顿地区的行为的报告。”但是这些负面报道对俄国官方关于新占领省份的看法没有影响，这很令人欣慰。斯帕拉伊科维奇与萨佐诺夫的代表涅拉托夫谈过，斯帕拉伊科维奇认为俄国外交部对塞尔维亚在兼并区域的出色表现印象深刻，他们愉快地谈及塞尔维亚如何修好公路，重建楼宇，“时间之短，令人都无法认出它们”——此处完全没有提及驱逐及屠杀。

法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M·德斯克斯（M. Descos）记录了塞尔维亚王国的这种新的自信。在报告帕希奇在国会的演讲时，他注明，政府现阶段“和平政策”的关键是确保塞尔维亚有机会“强化军队、扩展盟友以及力求在新发生的事件中表现最好”。值得注意的是，“帕希奇，一个通常表现得谦逊的人，却想将自己归于巴尔干事件中的权威人物——可能他认为塞尔维亚统治的时机已经到了”。德斯克斯还补充说，塞尔维亚领导者“跟俄国大臣关系如此亲近，很难区分究竟是俄国人还是塞尔维亚人的想法在控制着局面”。确认了塞尔维亚的身份和俄国的利益之后，塞尔维亚执政者纷纷转而准备接受俄国的激励。例如，1912年年底，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向圣彼得堡抱怨塞尔维亚大臣与奥匈帝国过度交涉。结果就是俄国外交部给帕希奇发函，要求塞尔维亚避免与奥匈帝国“所有过度公开的讨论”，以免引起“塞尔维亚与维也纳签署特殊协议的流言蜚语”。帕希奇对此做出的反应是给他的代表发出一封仅有“小心”二字的电报，并且是当着俄国公使哈特维希的面写的。哈特维希在1914年1月的贺年信中向萨佐诺夫保证道，“他们当然会听我们的指示。”

奥匈帝国的麻烦

《时代周刊》的驻地记者威克姆·斯蒂德1912年10月17日在维也纳报道称：“巴尔干大战真正开始，这一历史性时刻的严肃气氛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无论战争进程如何，情况必定发生巨变。”因为巴尔干发生的冲突比任何国家都要紧急、严重。联盟国家让人猝不及防的胜利令奥匈帝国面对一系列交织在一起的问题。首先，事实证明，奥匈帝国的巴尔干政策现在已经彻底破灭、无法挽回。维也纳的行动准则即永远把奥斯曼帝国作为整顿该区域的核心问题，至此也变得无关紧要。现在需要的就是迅速的随机应变。1912年夏，“保持现状的保守主义”不得不被摒弃，当前情况下催生了一个新计划，主要用来控制巴尔干的局势变化、以将其对奥匈帝国的损害降到最低。他们允许塞尔维亚侵占土地，但是他们必须保证今后好好表现，像有组织的经济合作就会比较受欢迎（奥匈帝国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比旧的关税联盟要慷慨得多，同时他们还派遣代表团到贝尔格莱德去提出条款）。另外，塞尔维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为了扩展其在亚得里亚海岸的边界获得许可。原因是塞尔维亚港可能很快就在外国势力（俄国）的控制下了。这样的理解听起来牵强附会，但是它获得了极度亲奥的贝尔格莱德“无冕之王”哈特维希的信任。

维也纳坚持：为了维持现有政策，阿尔巴尼亚必须成立并且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巴尔干国家为巴尔干人民”的宣传口号下，这个政策成了阻止塞尔维亚侵略亚得里亚海域的后备方案，因为所有塞尔维亚想侵占的港口都不可避免地处于阿尔巴尼亚境内。这项政策的宣布激起了帝国范围内支持塞尔维亚派系的反对声音，1912年11月，在萨拉热窝举行的波斯尼亚会议上，塞尔维亚代表做出了一项决议，认为塞尔维亚军队的“牺牲与胜利”证明了“令阿尔巴尼亚重归塞尔维亚”是合理合法的，并抱怨奥匈帝国不断挑衅南斯拉夫的“自主权”之苦，同时把原因归于“未开化的阿尔巴尼亚人”。但是，对于欧洲政权，贝希托尔德计划看起来像是对巴尔干发生的剧烈变化的一个温和回应，甚至萨佐诺夫都站到支持阿尔巴尼亚独立的一方了。

手中握有王牌的是塞尔维亚。到1912年10月底，塞尔维亚军队已经挺进至海岸，一路上惩戒性地杀死野蛮的阿尔巴尼亚反抗者。一系列的小型挑衅进一步僵化了双方的关系：塞尔维亚阻断奥匈帝国领事的信件，干扰其他领事间的交流，也有报告称有领事被逮捕或者绑架。比如，奥匈帝国驻米特罗维察的领事就被塞尔维亚军队关禁闭关了4天，这究竟是如塞尔维亚当局宣称的那样保护对方的人身安全，还是说像领事自己要求的那样——“这样他不用见证本地阿尔巴尼亚人被‘驱逐’”？在恐慌中，奥匈帝国外交部试图做另一番尝试，让情况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当证实无法与奥匈帝国驻普里兹伦领事奥斯卡·普罗哈斯卡（Oskar Prochaska）取得联系后，维也纳流传他被塞尔维亚人绑架并阉割。外交部调查并发现，虽然他确实被捕（有人伪造称他煽动土耳其人进行反抗），但是被阉割的流言是假的。外交部没有抑制谣言传播，反而允许其流传一两周，以最大化首都人民的愤怒。普罗哈斯卡几周后完好无损地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个计谋事与愿违，产生了很多攻击性言论。普罗哈斯卡事件是个不大也不聪明的舆论控制实践，它也成为宣称奥匈帝国总是用假造文件和伪造指控为自己辩护的人的把柄。

阿尔巴尼亚问题曾经一度看起来会激起欧洲边界的争端。至1912年11月中旬，黑山和塞尔维亚军队占领阿尔巴尼亚北部地区，包括阿莱西奥以及海港城圣乔瓦尼–迪梅杜亚和都拉斯。一大批黑山军队包围斯库塔里城，有3万阿尔巴尼亚人居住于此。事实上，这种侵略已经威胁到维也纳的政策。贝希托尔德继续坚持建立一个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并且驱逐所有占领军。但是黑山人和塞尔维亚人拒绝交出他们在阿尔巴尼亚的领地。维也纳决定，如有必要将用武力驱逐侵略者。但是俄国在与奥匈帝国交界的边界处召集军队演习也表示俄国可能愿意武力支持其委托人。11月22日，黑山共和国国王尼古拉通知奥匈帝国驻采蒂涅大使：“如果帝国试图武力驱逐我，我会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炮。”

整个1912~1913年的冬季至春季，阿尔巴尼亚问题一直困扰着欧洲政治。1912年12月17日，该问题由在伦敦举办的、由爱德华·格雷任主席的强国大使会议第一次会议提出，以寻求解决巴尔干战争问题的办法。大使们一致同意在各国共同担保下，建立一个中立、自治的阿尔巴尼亚国家。萨佐诺夫（在经历了稍许动摇之后）同意了阿尔巴尼亚的自治，但是划定这个新国家的国界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俄国要求普里兹伦、佩奇、迪勃拉、达科维卡和斯库台应该归属塞尔维亚和黑山，而奥匈帝国希望这些地方属于新阿尔巴尼亚。为了平息与俄国的争议，奥匈帝国最终做出让步，同意把大部分争议地区划归给塞尔维亚，这个提议一开始并不是由贝希托尔德提出，而是由他派去伦敦的大使门思多夫伯爵提出的，门思多夫伯爵和俄国大使贝肯多夫伯爵在会上做了很多消除双方对立观点的工作。至1913年3月，阿尔巴尼亚与塞尔维亚边界问题至少在理论上是基本解决了。

但局势仍然持续紧张，因为还有10万塞尔维亚军队驻扎在阿尔巴尼亚。直到4月11日，塞尔维亚政府才宣布撤军。国际焦点继而转向黑山，其军队依旧包围着斯库台并拒绝撤离。尼古拉国王宣称，只有强国们直接攻击黑山领土，让它“光荣战退”，它才会愿意撤军。很难说他究竟是认真的，还是只是在取笑国际共同体。4月22~23日晚，于阿尔巴尼亚出生的斯库台总指挥埃萨德·帕夏·拓普塔尼（Essad Pasha Toptani）投降并撤离。黑山的旗帜飘扬在城市及要塞上空，黑山和塞尔维亚都欣喜若狂。荷兰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称，斯库台的投降令塞尔维亚首都陷入“难以言表的欢乐”，全城挂满旗帜，所以商店都关门，两万狂欢者在俄国使馆外庆祝。

当从伦敦寄来的要求黑山撤离的联合信函被忽视之后，国际共同体一致同意在大使会议的下一次会议（计划于5月5日）上讨论联合政权的应对之道。与此同时，奥匈帝国开始准备在外交手段失败后针对黑山侵略者采取单方面行动。俄国会对奥匈帝国军事行动做出何种反应还不清楚。至1913年1月末，俄国及其外交部对鲁莽的黑山国王失去耐心。尼古拉国王可能认为他的行为符合斯拉夫民族的利益，因此会获得俄国全心全意的支持。事实上，俄国外交部把他看作一个做事不顾后果的人，他的行事目的仅仅是让自己在国内享有盛誉。1913年4月，俄国外交部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手段，公开声明否定尼古拉以及他对斯库台的处理方法。在这份声明中，萨佐诺夫（虽未提及，但众所周知他就是作者）指责媒体对该问题愚蠢的处理方法，并指出尼古拉对斯库台没有控制权，该市“完全属于阿尔巴尼亚”。因此，俄国准备好接受几个国家的联合提议。但是当斯库台危机到了紧要关头，萨佐诺夫也警告说公众舆论可能强迫他在奥匈帝国单独行动时采取武力干涉。布坎南在圣彼得堡报道：“政治前景空前黑暗。”

问题存在数月之后，突然消失了。5月4日，在伦敦大使会议举办的前一天，尼古拉国王宣布他把“斯库台的命运交给强国联合体”。随后，该城就分给了阿尔巴尼亚。1913年5月30日，各方在伦敦签署了一份和平条约，正式宣布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7月29日，在会议的第54场中，大使们确认阿尔巴尼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近一半的阿尔巴尼亚领土（尤其是科索沃）是在伦敦达成一致、确定的国界之外。

伦敦签署的和平协议墨迹未干，巴尔干地区却再一次爆发战争。这次是由瓜分战利品之事引起。1913年8月10日签署的《布加勒斯特条约》把马其顿东南的一些新的区域分给了塞尔维亚，因此扩大了其王国的领土：与1912年前相比扩大了近100%，并且使其增加了64%的人口。维也纳陷入混乱，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个新局面。1913年夏，关于阿尔巴尼亚与塞尔维亚边境再次动荡的报告送至维也纳，贝希托尔德此时依旧试图在自相矛盾的政策中重获政治控制。尽管被不断谴责和警告，塞尔维亚依旧拒绝从阿尔巴尼亚部分边境地区撤军，而该地区在伦敦会议上一致同意归属阿尔巴尼亚。这种做法的表面意图是保护塞尔维亚不受阿尔巴尼亚暴徒侵袭，事实上，塞尔维亚军队才是边境麻烦的制造者。7月，维也纳要求塞尔维亚撤军，但是毫无成效。然后，在爱德华·格雷的协调下，强国联合起来一致要求塞尔维亚撤军，但是依旧毫无成效。法国和俄国阻止了一场9月初的联合抗议；当德国、英国和奥匈帝国进行单方面抗议时，得到的是时任外交大臣的米罗斯拉夫·斯帕拉伊科维奇的回应，他否认在争议地区有任何塞尔维亚军队驻扎，几天后又有些自相矛盾地说，军队已经撤到德林河岸线之后。尽管如此，塞尔维亚军队依旧在伦敦会议划出的国界之内。9月17日的报告称塞尔维亚打算在几个入侵的区域设立海关办事处，这加剧了维也纳的不安。

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猫鼠游戏解释了为什么奥匈帝国政策决策者逐渐丧失了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两国间利益冲突问题的信心。当阿尔巴尼亚人在边境通过游击战等方式对塞尔维亚的挑衅（例如，否认违背伦敦协议、否认侵占地处塞尔维亚边境的属于阿尔巴尼亚的主要城市）做出反应时，塞尔维亚军队则使他们节节败退，甚至比他们更加深入阿尔巴尼亚领土。塞尔维亚驻维也纳公使约万诺维奇在9月26日接受一家维也纳报纸的采访时声称，由于很难在阿尔巴尼亚找到解决边境问题的机构，所以塞尔维亚“不得不自己采取行动”，该言论敲了警钟。帕希奇9月30日宣布塞尔维亚打算“为了保护自己”占领阿尔巴尼亚疆域内的“有战略意义的位置”，这进一步将局势复杂化。10月1日，奥匈帝国向帕希奇政府发出要求其澄清言论的信函，却得到了一个敷衍的答复。

10月3日，帕希奇对维也纳进行短期访问，但这也没有改善局势。贝希托尔德，这个被塞尔维亚领导人以热情及友善的方式“缴械投降”的人，错过了向帕希奇转达奥匈帝国的态度的机会。帕希奇向维也纳媒体代表保证，“他对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未来的关系很看好”，但是他也提及了阿尔巴尼亚国境的“边界更改”。贝尔格莱德发出的声明称，塞尔维亚不属于“违抗欧洲”、抢占阿尔巴尼亚领土，这着实令人欣慰。一位接待奥匈帝国领事里特尔·冯·施托克（Ritter von Storck）的塞尔维亚高级外交官“热情地好像帕希奇在奥匈帝国签署了一份防御联盟协约似的”。但是当被问及塞尔维亚对阿尔巴尼亚的具体政策时，他很官方地回避了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军队在阿尔巴尼亚继续挺进。10月9日，奥匈帝国领事坚持要与帕希奇会面谈这事件，总理虽然依旧心情愉悦，但还是坚称塞尔维亚只是“临时”占领阿尔巴尼亚领土。10月15日，在半官方报纸上，塞尔维亚声明其确实计划占领阿尔巴尼亚的“有战略意义的领土”。奥匈帝国的警告再次得到挑衅式的回复之后，10月17日，奥匈帝国向贝尔格莱德下了最后通牒。塞尔维亚要在8天内撤出阿尔巴尼亚，如果塞尔维亚没有这么做，奥匈帝国会采取“适当措施保证要求得到满足”。

最后通牒奏效了。1913年秋，列强们与塞尔维亚达成一致，认为塞尔维亚侵占阿尔巴尼亚领土是违法的。在圣彼得堡的外交大臣萨佐诺夫甚至也改了口，承认“塞尔维亚在该事件中应当受到更严重的谴责，这也是导致它近期收到最后通牒的原因”，并要求塞尔维亚赶紧做出让步。在收到最后通牒两天后，帕希奇宣布塞尔维亚撤军。至10月26日，塞尔维亚军队撤离有争议的区域。

1913年10月，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僵局为萨拉热窝事件之后，奥匈帝国为处理破坏两国关系的危机提供了经验。首先，最显著的是要强调最后通牒的效果。奥匈帝国于10月17日发出的信函都得到媒体的广泛支持，塞尔维亚最终撤出其军队的消息也令维也纳欣喜。贝希托尔德因为在斯库台事件中的胆怯曾被斥责，当时他却在尽享荣耀。塞尔维亚与维也纳的沟通也留下了麻烦的印象：他们狡诈而不失礼貌，看似温和的政策实际上充满了挑衅和不安分。不仅是利益冲突，执政形式也有矛盾。看起来，贝尔格莱德只有在维也纳的威逼下才会撤退，泰然接受任何因此带来的羞辱；一旦奥匈帝国有所松口，塞尔维亚则又开始尝试挑衅。塞尔维亚的行事准则就是：军事实力的重要性更大。

对奥匈帝国来说，巴尔干战争改变了一切。首先，战争表明了奥政府的孤立状态，以及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臣是如何无法理解其观点的。俄政府对奥匈帝国的敌意使得它理所应当完全不顾奥政府在该区域的利益。更令人担忧的是其他强国对此事的冷漠。国际共同体不愿看到奥匈帝国在其南部面对真正的安全威胁并有权抵抗它，这反映了其态度上的大转变。西方国家通常认为奥匈帝国是维持中西欧稳定的支点，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其保护好。但是到1913年，这样的准则不再那么吸引人。另一种趋势取而代之，1907年后，这种趋势在合约国中很快获得支持，即认为欧洲是一个联盟集团，每个国家都扮演重要角色，和地缘政治没有太大关系。许多英法出版的战前几年反奥匈帝国的政治报告也通过传播奥匈帝国不符合时代、必将消亡的观点，强化了这种趋势。更有甚者，像塞尔维亚报纸报道的那样，把奥匈帝国称为“欧洲的第二个病人”（在奥斯曼帝国之后，该帝国常被如此形容）。

特别令人警觉的是，来自德国的支持不温不火。1913年10月，德国政府很肯定地支持对抗塞尔维亚的政策——这正是危机有扩大的风险、可以提供支持的时候，但是德国的行为与它的承诺有所背离。1913年2月，双方在加利西亚边境纠集的军队如此之多，令人觉得战争一触即发，甚至连军方都急需警惕。毛奇跟他的同僚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写信保证德国会在俄国袭击奥匈帝国时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但是如果是奥匈帝国挑起战争，德国就很难进行合法干预，因为德国人民不会理解这样的行为”。

奥匈帝国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态度。不仅不要求德国政府与奥匈帝国团结一致，威廉二世还禁止在柏林的外交办公处参与任何“有可能妨碍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军队胜利进程”的活动。他认为，巴尔干战争是世界史进程的一部分，可将伊斯兰教徒赶出欧洲。如果巴尔干国家可以通过牺牲奥斯曼帝国稳固自己，这就可以成为在适当的时候建立一种联邦盟国（“巴尔干共和国”）的基础。太平盛世、奥俄紧张关系的平息、新区域市场的形成，这都给德国出口创造了最佳的条件。威廉继续奉行这种路线。1912年，塞尔维亚入侵亚得里亚海的危机时期，威廉二世明确拒绝德国应该帮助奥匈帝国对抗塞尔维亚的想法。当然，巴尔干半岛局势当时的改变对维也纳来说“并不舒服”，但是威廉二世“绝对不会考虑为了阿尔巴尼亚和都拉斯的利益，向巴黎和莫斯科进军”。11月9日，他甚至向外务部提议，要求维也纳同意塞尔维亚作为阿尔巴尼亚的宗主国。

这种疯狂的想法中还是有可以安抚已经很烦恼的奥匈帝国政府的部分。1912年11月22日，在一次与他的朋友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秘密会谈中，威廉二世表示在塞尔维亚军队入侵阿尔巴尼亚这件事上，他愿意支持奥匈帝国的立场，尽管这意味着要冒向俄国宣战的风险，但是前提是英法不参与；一个孤立的俄国，他补充道，是不太可能冒风险挑起冲突的。但是就连这如此微弱的宽慰的信号都在三天后消失了，贝特曼·霍尔维格和基德伦发出官方消息称，德国会寻求多边解决方案。1913年2月，巴尔干危机达到顶峰，威廉二世给弗朗茨·斐迪南的信中要求他与俄国商谈，找到减缓危机的解决方法，因为面临的问题没有严重到要持续陷入武装僵局。10月18日，阿尔巴尼亚危机白热化，威廉二世在与康拉德的一次谈话中承认，情况可能“终于”达到“一个强国不再能控制，必须用武装来解决的地步”。但是10天后，他告诉在柏林的奥匈帝国大使，维也纳应该通过贿赂塞尔维亚领导人，以大量现金（“从国王开始，从上到下，他们都很需要钱”）、军事交换计划以及优化贸易条件来安抚这个国家。1913年12月，威廉二世向奥匈帝国驻慕尼黑公使保证，“几百万”就够收买贝尔格莱德了。

在1914年4月25日发出的报告中，外交部高官、奥德关系专家、时任奥匈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弗里茨·康特·绍帕里（Fritz Count Szapáry）描述了一副毫无前景的德国对巴尔干政策的分析图。1909年3月，协助结束波斯尼亚兼并危机的强有力的德国后援已经成为过去，绍帕里称。绍帕里援引德国决策者委婉的话语：取而代之的是“一场为了保障经济文化活动实现无冲突的对话”。所有德国直接反对俄国的立场完全被摒弃，无论做出什么决定，德国都会事先询问一下俄国的意见。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德国放弃奥匈帝国、选择其他利益集团、给奥匈帝国施压接受塞尔维亚的胜利和挑衅，总的来说就是在“牺牲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利益”。这个观点更加戏剧化，奥匈帝国对俄国加强对塞尔维亚支持的理解经绍帕里添油加醋了一番，但是也确实反映了当时大家对德国没有对巴尔干地区采取任何举措的失望。尤其令人伤心的是，柏林急于促成《布加勒斯特条约》的签订，使奥匈帝国失去了与保加利亚结好的机会，奥地利人，而非德国人，把它视为制衡塞尔维亚的潜在力量。

孤立感，以及1912~1913年不断遭到的挑衅，都令维也纳决心采取单方面行动。奥匈帝国主要的政策决策者们也不再那么抗拒使用武力解决。最显著的象征就是在俄国召集军队进行威胁时，奥匈帝国决定召回康拉德。“你必须再次担任总参谋长。”国王在1912年12月7日召见这位将军时疲惫地对他说。复职后，康拉德当然为战争提出自己的意见，但不过都是些老生常谈。更令人担忧的是，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他们对极端措施的抵抗逐渐弱化。1912年秋，几乎所有人（包括匈牙利首相蒂萨）都倾向于采取对抗军事威胁的政策。值得一提的例外就是弗朗茨·斐迪南，他在10月12日写给贝希托尔德的极有说服力的一封信中警告他不能允许帝国陷进康拉德的“魔法战争厨房”。此外，需要考虑的还有俄国、保加利亚、德国，这些国家很有可能避免各类高风险的手段。至于贝尔格莱德，弗朗茨·斐迪南补充道，想要挑起冲突的人是弑君的主战派（孰知，在8个月后，正是这些人将其暗杀）。总的来说，他不认为有任何发起战争的“必要”。发动战争的压力仅仅来自奥匈帝国皇室的仆人们，他们“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侵害着帝国”。但是到了1912年12月11日，在美泉宫举行的高级官员会议上，连弗朗茨·斐迪南一反主张和平的常态，支持不惜任何代价与塞尔维亚进行武装对抗。

但是这个改变转瞬即逝，他刚一听到贝希托尔德和民政大臣的对立观点，这个法定继承人立即转变了他的观点，并表示支持贝希托尔德的外交方案。4个月后，轮到贝希托尔德反悔了。在1913年5月2日的联合内阁会议上，由于被黑山再次攻击斯库台所激怒，贝希托尔德也第一次同意召集兵力对抗黑山共和国。当然，这并不等同于发起全欧或者局部战争，因为黑山共和国这次是完全孤立的，甚至连塞尔维亚都撤回了其兵力。贝希托尔德希望仅靠召集兵力就可以将侵略者驱逐出阿尔巴尼亚，并且深信俄国不会干涉。等真正开始行事之后，却发现召集兵力是没有必要的，尼古拉自己在最后通牒下达之前就撤退了。但是，该会议的基调预示着维也纳更加倾向战争的态度。1913年9~10月，在塞尔维亚第二次侵略阿尔巴尼亚北部之后，康拉德一如既往要求开战，贝希托尔德也再一次基本同意应战，不同寻常的是这次弗兰茨·约瑟夫也同意了。就在此时，只有弗朗茨·斐迪南和蒂萨（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还在做高级官员中的“和平鸽”。而最后通牒成功驱退了塞尔维亚军队，这本身也证明了更加军事化的外交方式很有效。

这种喜战态度也表明，财政的限制增强了奥匈帝国战略决策的意识。针对巴尔干战争危机的局部兵力召集已经极大地限制了帝国的经济。1912~1913年的额外支出总共3.9亿克朗，相当于奥匈帝国全年的军事支出预算，在奥匈帝国经济萎靡时是个严重的问题。不得不提及的是，奥匈帝国在军事上的支出却极少：在强国中，意大利的军事支出更少。奥匈帝国每年的征兵人数（占总人口的0.27%）比法国（占总人口的0.63%）和德国（占总人口的0.46%）都少。1906~1912年虽然是帝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但是资金却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拨给了军事预算。尽管人口增长了两倍，但是帝国在1912年的步兵营士兵数量甚至低于1866年，当时，帝国军队须在克尼格雷茨和库斯托扎迎战普鲁士和意大利军队。双轨制政体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之一——匈牙利一直遏制军事增长，建造昂贵的基础设施的压力是另一个原因。令情况恶化的还有夏季或早秋征兵对农业经济的极大破坏力，因为这会造成大量农业劳动力无法从事收割工作。1912~1913年，批评政府者指出，和平时期征兵成本高昂，破坏了帝国经济，并且没有加强帝国防御水平。看起来，帝国负担不起战略征兵策略了。如果真的是如此，政府控制巴尔干地区危机的灵活度就大大降低。没有战略征兵的中间选择，决策就没有那么多细微差别。只有和平或战争的区别。

法俄同盟的巴尔干化

1912年夏，法国是否在一场纯粹的巴尔干冲突中支持俄国还是个未知数。法俄于1893~1894年签订的军事条约也在这一点上表现出模糊的特征。其中的第二条条款规定，如果三国同盟中有任何一方进行了全面动员，法国和俄国将同时、即刻调动起所有兵力，并在最短的时间内派兵到前线而不需要事先商议。这似乎在暗示一场巴尔干危机已经足以诱发奥匈帝国在某些情况下采取行动，而与此同时也自动带来了法国和俄国的反动员，二者的动态又会引发德国的反动员。因为1879年的德奥双边同盟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签署双方将在任一方遭受来自俄国或其他俄国支持下的势力攻击时相互帮助。因此，这种机制表面上看起来会使巴尔干危机升级为一场欧陆大战，更重要的是，无论奥匈帝国的动员是局部的还是全面的，结果都会如此。

让人感到疑惑的是，法俄军事条约中的第一条规定只有在以下情形，才有干预的义务：a）德国进攻法国时；b）德国或德国支持下的奥匈帝国进攻俄国时。该条款设置了比第二条更高的军事干涉门槛儿。文本中出现的矛盾反映了双方一开始就不同的需求。对法国来说，该同盟以及附属的军事条款只是反抗和遏制德国的手段；对俄国来说，其核心考虑则是奥匈帝国，尽管做出了努力，但法国谈判代表还是不能说服他们的俄国伙伴放弃其在第二条中规定的随奥匈帝国的动员而开展的法国全面动员的内容。相应地，这有效地使得俄国手中握着随时挑唆起一场为了其在巴尔干野心的欧陆大战的遥控器（至少在字面上是如此）。

然而联盟（就像宪法一样），对政治现实充其量只起到大概的引导作用。巴黎的决策者们很快意识到第二条中暗含的风险，并迅速对法国的义务做出限制性阐述。比如1897年爆发在希腊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30天战争”期间，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阿诺托就告知圣彼得堡，法国不会将奥匈帝国的干涉视为条款上所规定的情况。同时我们也看出，法国十分不情愿被卷入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兼并危机。在这场危机中，法国人拒绝承认它会给法国或俄国“至关重要的利益”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威胁。1911年，在法国的敦促下，双方修改了军事干预的条款。双方立刻为对方提供帮助的义务不变，但条件变为德国的全体动员。然而，如果奥匈帝国进行全面或部分动员，法国和俄国之间则也会同意采取合适的行动对策。

1912年，这种趋势却突然发生扭转，这种变化成为战前最重要的战略调整的原因之一。多年以来，法国政府都试图让法国游离于巴尔干动荡的影响范围之外，但现在，他们扩大了法国的承诺，宣布了法国对纯粹的巴尔干危机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这种思路的更改的幕后人是普恩加莱，1912年1月14日到1913年1月21日他任外交部长，之后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就在他上任的第二天，普恩加莱公开宣称他将“保持与俄国之间最正直的关系”，并且“在充分与对方协商的基础上确立法国的外交政策”。在巴黎与伊兹沃尔斯基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之后，普恩加莱向俄国人重申，如果与奥匈帝国的分歧升级为战争，法国将向俄国伸出援手。1912年11月，他又告知伊兹沃尔斯基，法国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担心“自己会孤立无援”。

追寻这种思想的演变历程并不简单。普恩加莱本能地对德国方面造成的威胁十分重视，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德国在1870年攻占他的家乡洛林时，他只有10岁，被迫举家逃亡。他所住的地方被德国占领了三年之久，直到法国对此进行了赔偿。这并不是说普恩加莱是一位布朗热式的收复失地主义者，但他仍然深深地质疑德国人，他们与俄国和法国达成协议共识的努力在他眼里则是陷阱和妄想。普恩加莱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法国和俄国之间达成联盟关系，这也是确保法国安全的关键之举。当不同的政治思路让人充满疑惑时，他同样也想防止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混乱再度上演。在这里，性格起到了一定作用：他倾向于清晰的立场，并一贯坚定地追寻他的目标。有批评者认为，这种对于清晰定义的目标的坚定追求立场缺乏一定的灵活性。保罗·康邦认为，普恩加莱的“死板”反映了他“在外交事务上的不老道，这是法律界人士的显著特征”。保罗的兄弟朱尔也认为“在普恩加莱的头脑中，一切都是量化的、分门别类且被有序记录的，就像文件夹一样”。

然而普恩加莱并不是旨在将法国的安全政策赋予更激进目的的唯一一人。他的晋升有着这样的背景：当时，法国的政治基调正在从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所遵循的历史学家称之为“民族主义复兴”的思路中发生转变。共和派政治家在德雷福斯案发生之后，倾向于对法国的安全政策采取一种防御性措施，其标志就是对领土边界安全以及全国性武装的强调。与此相反，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后的几年，法国又回归到另外一种政策，它考虑到军队的职业利益，同意延长训练时间，讲求指挥机构的集权化和效率化，并且设想，在下一场战争中明确地采取进攻作战。与此同时，1905年的和平主义和反军事主义的普遍情绪被一种更积极的态度所压制。并不是所有的法国人都能抵御民族主义的浪潮——拥有这种激进好战性格的正是普遍年轻的、头脑聪明的巴黎人，但对军事力量的重建却成为共和国政策的信条之一。

或许是意大利对利比亚的进攻以及奥斯曼势力在欧洲开始走下坡路，才使得普恩加莱将巴尔干半岛纳入他的战略考虑范围。早在1912年3月，他就告诉伊兹沃尔斯基，巴尔干本土危机和具有更宏观的地缘政治意义的事件之间的长期存在的差别，“已经不再具有实际重要性了”。在欧洲现阶段的联盟体系面前，设想“巴尔干地区发生的事情不会影响到整个大陆”是不切实际的。“俄国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事务上发生的任何冲突都会触发奥德联盟的行动；与此同时，法俄同盟也会联手予以抗衡。”

普恩加莱究竟有没有意识到支持俄国在巴尔干的政策所带来的危险呢？在法国总理于8月到访圣彼得堡期间，他与俄外交大臣萨佐诺夫进行了一次对话，阐明了这一点。普恩加莱知道，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已经签订协议，因为伊兹沃尔斯基在4月已经告知他此事，但他并不知道该条约的内容是什么。当法国外交部长询问圣彼得堡其确切内容时，却没有得到任何答案（萨佐诺夫之后称，他推迟了向普恩加莱发送信息的时间，因为他担心其中的内容可能被泄露给法国媒体）。8月，在圣彼得堡与俄外交大臣会谈期间，普恩加莱又提出了这一问题。萨佐诺夫将文本翻译成法语，呈现给对方。这些细节震惊了法国人，尤其是涉及针对奥斯曼帝国（如果有必要，还有奥匈帝国）的自发动员，更不用说现在仍然划分在奥斯曼控制下的马其顿领土，并且俄国将作为未来发生的任何争议的仲裁者。普恩加莱认为，该权限的规定“隐晦地出现在字里行间”。在会谈后他写了如下文字，以抒发自己内心的挫败感：

该条约似乎埋下了不仅针对奥斯曼帝国，还针对奥匈帝国的战争的种子，而且它建立了俄国对诸斯拉夫王国的霸权，因为俄国成为所有问题的裁判。我对萨佐诺夫先生称，该条约完全没有符合之前我所被告知的内容，就让我开诚布公一些，这纯粹是战争条款，它不仅揭露了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动机，同时让人有理由担心他们的企图是被俄国所激发的……

对于俄国在巴尔干政治上的影响，普恩加莱并不是唯一感到担心的人。法国驻圣彼得堡的使馆参赞让·杜尔塞（Jean Doulcet）几乎同时认为，巴尔干共识实际上是“瓜分计划的条款”。俄国对此的支持也说明：“俄国人准备绕开关于奥匈帝国的杂事，在不考虑奥匈帝国利益的前提下直接与土耳其人进行清算。”

在这个问题上，有的人可能会期待普恩加莱开始质疑在巴尔干问题上支持圣彼得堡是不是明智的，但他的发现（俄国已经如此深入地将自己卷入半岛事务）却似乎带来了相反的结果。或许这只是单纯让他认识到，根据俄国政策的整体情况，巴尔干冲突不是可能，而是几乎注定要发生。因此，该问题要被纳入联盟的讨论范围内。另外一个更长远的因素是，普恩加莱认为（一部分法国军方人士也持这种观点），巴尔干战争是最可能将俄国彻底拉入伙，共同对抗德国人的方式。普恩加莱的军事顾问对他说，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如果开战的话，将会削弱奥匈帝国军队中1/2~2/3的力量，俄国也会派遣大量部队针对德国，因此会迫使德国分配更多的兵力到东线，这样会大大缓解法国在西线的作战压力。

无论他改变思路的原因是什么，1912年秋，普恩加莱坚定地支持俄国对巴尔干的武装干涉。9月的第二周（当第一次巴尔干危机迫在眉睫但还没有正式爆发时），他与伊兹沃尔斯基举行会谈，这位法国总理对俄国大使说，奥斯曼帝国对保加利亚的破坏，或是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进攻，都可能“迫使俄国放弃其被动的角色”。无论俄国是否有必要对奥匈帝国进行军事干预，以及这种干预是否会将德国卷入其中（根据德奥双边联盟，这是不可避免的），“法国政府都将提前将此断定为合乎条约规范的，且不会耽误一分钟，去履行自己对俄国承诺的义务”。6周之后，战争还在进行，伊兹沃尔斯基向萨佐诺夫汇报称，普恩加莱对“在某个特定的情况下加入战争”“丝毫不担心”，并且他认为三方协约国将会取得胜利。伊兹沃尔斯基补充道，这种自信是建立在最近才被呈上总理办公桌的法国总参谋部的细节性分析上的。

的确，普恩加莱如此尽责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以至于有时候他冒着赶在俄国前面的危险。1912年11月4日，他致信萨佐诺夫，提议俄国与法国和英国一道，先发制人，抵抗奥匈帝国的干预。该提议着实让伊兹沃尔斯基大吃一惊，他写信告知了萨佐诺夫。直到最近，这位大使才指出，法国政府的目的并不在于参与一场看似纯粹的巴尔干事端。但最近，该观点发生了转变。巴黎现在承认，“奥匈帝国的任何领土入侵都会打破欧洲的平衡状态，并且会触犯法国的根本利益”（与之前法国关于波斯尼亚兼并危机并没有涉及自己利益的辩解相反，这次他们转变了口径）。伊兹沃尔斯基总结道，普恩加莱对巴尔干事务的前瞻性措施，标志着法国外交部的“新思路”。他建议圣彼得堡的外交部立即把握这种优势，以确保在未来取得法国和英国的支持。

直到11月中旬，萨佐诺夫仍然还在预测奥匈帝国进攻塞尔维亚的可能性（或至少进攻塞尔维亚在阿尔巴尼亚的部队），并且希望知晓伦敦和巴黎对俄国的武装干涉有何反应。格雷的回答明显是一种敷衍，他认为，这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对于并没有发生的假设情况，我们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决定”。与此相反，普恩加莱的反应是要求萨佐诺夫进行更清晰的表述，他询问俄国政府具体的意图是什么？这必须明确地说明，否则“法国政府的主动行为将会承担这样的风险：或者没有达到其盟友的目标，或者又做得过火了”。俄国人完全没有理由怀疑法国在一场巴尔干危机中不会提供帮助：“如果俄国参加战争，法国也会效仿，因为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必定会站在奥匈帝国的背后。”在几天后与意大利驻巴黎大使的谈话中，普恩加莱坚定地表示：“如果奥塞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俄国完全可以依赖法国的武装援助”。

在其回忆录中，普恩加莱强烈否认自己做过这些保证，而伊兹沃尔斯基也很明显不是一个完全公正的证人。正是他在波斯尼亚兼并危机时所犯的错误，毁掉了他在圣彼得堡的政治生涯。在质疑声中，他从高位上下马，却仍然对埃伦塔尔和奥匈帝国的背信弃义耿耿于怀。他是否为了坚定其同僚萨佐诺夫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决心而撒谎？还是正如普恩加莱自己之后承认的，他并没有夸大法国总理的言论，以此扩大他在巩固联盟中发挥的作用？

这只是可能的臆断，但事实证明它们都是假的。比如，伊兹沃尔斯基在9月12日的报道中称，普恩加莱宣称法国军队对在一场肇始于巴尔干危机的欧陆军事冲突有着必胜的决心，9月2日的总参谋部备忘录证实了这一点，而伊兹沃尔斯基并没有独立的权限阅览该文件，这说明备受质疑的谈话确实发生过。11月17日，伊兹沃尔斯基记录了普恩加莱关于忽略俄国而感到不安，这也是真实的。在普恩加莱1914年“七月危机”期间的日记中，他同样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这种疑虑。此外，还有许多证人可以作证，诸如前总理和外交部长亚历山大·里博（Alexandre Ribot），他是一位聪明的法理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他在1912年秋与普恩加莱多次会面。在里博1912年10月31日的私人笔记中，他写道：“普恩加莱认为，塞尔维亚不会撤退出于斯屈布；如果奥匈帝国进行干涉的话，俄国将不会坐视不管。德国和法国也将根据条约履行他们的义务，加入进来。内阁特意做此决定，并认为法国应当坚守承诺。”

普恩加莱的转变在大多数高层决策者中引发了复杂的反响。他对德国的不信任和对契约的死守得到了颇具影响力的巴黎政治学院的积极回应，对于他们来说，对斯拉夫民族的同情和对德国的敌对是不证自明的。军方高层对此也表示普遍支持。法国总参谋部第二办公室的维尼亚尔上校（Colonel Vignal）在其1912年9月2日的回忆录（普恩加莱在与俄国大使的交谈中还引用了他的话）中认为总理应当意识到，巴尔干地区开始的战争将会为协约国的胜利提供千载难逢的机会。由于奥地利人将会在与南斯拉夫的战斗中元气大伤，德国人必定会倾其全力，从西线的进攻中抽调部队，到东边抗衡俄国。在这种情况下，“三方协约国将面临最好的获胜机会，这种胜利使得他们能够重新规划欧洲的版图，尽管奥匈帝国可能会在巴尔干取得地区性的小胜利”。

而其他人对此则并没有表现出支持。驻伦敦大使保罗·康邦就对普恩加莱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前几个星期里针对奥匈帝国采取的对抗性立场感到惊慌。1912年11月5日，在回到巴黎期间，他写信给其兄弟朱尔，抱怨媒体的一篇文章（明显其背后的怂恿者是普恩加莱）直接对奥匈帝国进行挑衅，以一种“毫不巧妙、毫无耐心、毫不谨慎”的姿态责备维也纳。保罗进一步采取措施，在11月2日一个周六的晚上与普恩加莱进行对话。康邦冒着风险向对方建议，法国应当考虑允许奥匈帝国拥有新帕札尔区（该区只是“一堆石头”，毫无价值可言），这样他们就对巴尔干地区的其他地方没有兴趣了。而总理的回答着实让他一惊：“根本不可能让奥匈帝国这样一个没有交战、没有权利的国家得到任何好处，这将让法国产生非议，并破坏协约国之间的关系！”普恩加莱继续指出，“法国在战争开始就没有太大作为”（此时，康邦在后面加了一个带括号的惊叹词），“而我们同样有义务分一杯羹，比如爱琴海的一座岛屿……”次日早晨（11月3日星期天），康邦经过一夜对此谈话的担忧，再一次前去会见普恩加莱，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为了区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区，不值得发起战争。”他对总理说。比起带来的好处，一座爱琴海小岛将会引发更多的麻烦。康邦同时对普恩加莱所言的按照“舆论”压力行事表示质疑。与普恩加莱的主张不同，法国公共舆论表现出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的姿态，康邦警告称，政府不去煽动起“让问题不可能解决的舆论”是非常重要的。普恩加莱无法接受对方的意见，谈话终止了：

“我已经在内阁议会上跟政府摆明了我的立场，”普恩加莱冷冷地回答，“他们已经认可了我的观点，现在这是内阁的决定了，我们没法违背。”

“我们没法违背？您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除了只有两三个部长知道，其他的内阁成员根本就一无所知，且此类会谈一直对此问题有所保留。”

“这是政府的决定，”他继续敷衍道，“对此施加压力是无效的。”

这种交锋中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上述内容，因为这并不是要求一个行省的问题，奥匈帝国已经从该地区撤出了军队，将其交给邻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来管理。这件事早就成为历史，被人们淡忘了。更关键的是普恩加莱对法国深入、直接地卷入巴尔干问题的意见所传达出的内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总理让人匪夷所思的笔记中所记录的：如果将一个行省让给奥匈帝国，那么巴黎将寻求以“爱琴海岛屿”的形式的赔偿。更悲观的信息不仅从康邦的信中，还能从里博的言论中感受到：法国的巴尔干政策不再是根据新情况随机应变的了，而是陷入坚决而果断的承诺中，陷入“根本没有回头路”的“决定”中了。

争取主动权的法国

1912年12月19日，俄国驻巴黎的军事随员伊格纳季耶夫上校（Colonel Ignatiev）在一封信中记述了与法国陆军部长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的一段冗长的对话。米勒兰提出了一个关于奥匈帝国在塞尔维亚和加利西亚防线增加兵力的问题：

米勒兰：您认为奥匈帝国进行动员的动机是什么？

伊格纳季耶夫：对于这个问题进行猜测是很困难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奥匈帝国针对俄国的准备动作，其意义远非防卫性的。

米勒兰：好的，但您不认为占领塞尔维亚是让您采取行动的直接信号吗？

伊格纳季耶夫：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知道我们并不期待欧洲爆发战争，或是采取某些手段激化欧洲的冲突。

米勒兰：所以，您要让塞尔维亚自由行动了？这当然是您自己的决定。但我们也要理解，这不能归咎于我们。我们准备好了。

伊格纳季耶夫写道，米勒兰似乎对他含混不清的回答“感到烦躁不安甚至有些恼怒”。这位法国部长坚持认为，这不仅仅是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或是都拉斯的问题，而事关“奥匈帝国在整个巴尔干半岛的霸权”。对此，俄国政府不可能完全置之不理。

法国部长的言谈之中有些地方十分值得注意。这位部长是位受人尊重的社会主义政治家，处理外交事务不是很娴熟，他的政治生涯主要关注养老保险、教育以及劳动环境，而不是地缘政治的问题。然而到1912年，从在校期间就是普恩加莱挚友的米勒兰，却成为法国民族复兴的领导人之一。因为坚韧、勤勉和强烈的爱国情感等优秀品质，他为人们所敬畏。他的目标不仅在于重振士气，加强军事领导权威，还在于为法国人民灌输一种尚武的精神。他与伊格纳季耶夫的交谈反映了1912~1913年巴尔干冬日危机时期，法国领导人普遍的一种态度。伊格纳季耶夫写道：“卡斯泰尔诺将军（General Castelnau）曾两次对我说，他本人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他甚至十分喜欢作战。”的确，整个法国政府“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支持我们，共同打击奥匈帝国和德国。如果需要的话，不仅在外交方面，还有军事方面”。伊格纳季耶夫认为，这种主动性的原因在于，巴尔干战争为法国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时机，扩大冲突的范围，因此德国也就会把其注意力集中在对付俄国上，“将法国抛诸脑后”。诚然，1912年11月和12月，来自巴黎的信息言辞过于激动，以至于萨佐诺夫本人不得不敦促法国冷静下来。

该政策背后的协调者正是普恩加莱。在他之前，已经有许多外交部长和总理在这两个岗位上来来去去，并没有给法国的外交政策留下什么谈资。但普恩加莱却是个例外，他将总理的职权和外交部长的职位结合起来，排斥不受欢迎的意见。他经常早早地就来工作，这种行为明确地体现了以往非常闲适的法国外交部在这些天内出现的严肃氛围。他坚持阅读并标注档案文件，定期查阅邮箱；还有人称他时不时地自己撰写文章。他并没有耐心应付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大使，1914年1月他怒气冲冲地称，这些部长过于轻易地就接受他们赞同的政府观点。为了确保外交部不会失去控制，普恩加莱成立了由信得过的、忠心耿耿的顾问组成的内阁，正如德尔卡塞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时的所作所为一样。

1913年1月，普恩加莱当选共和国总统，他是直接通过总理职位成为法国总统的第一人。奇怪的是，这在理论上削弱了他的外交决策能力，因为根据传统和经验，尽管拥有让人敬畏的特权，但总统的职位在权力中并不处于重要位置。在议会两院的选举中，人们期待他能够作为“向前滚动的弹球”，在内阁陷落时能够力挽狂澜。但是这位前总理并不甘心从此大权旁落，在选举开始之前，普恩加莱就明确表示，他想要充分利用总统一职所赋予的宪政手段——他的头脑和对宪法的深刻理解确保他能够放开手脚施展抱负。1912年，他甚至出版了政治科学教科书，书中他认为，总统的权力（比如解决议会问题）是关键的稳定因素，总统能够恰当地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出色的角色。

在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之后，普恩加莱立刻对候选人选举施加间接影响，以确保他在外交部的继承者是一个实力孱弱、毫无经验或是对自己的战略和外交观点唯命是从，抑或是结合所有以上特征的人。查尔斯·若纳尔（Charles Jonnart）于1913年3月接替普恩加莱的职位，他正是其前辈理想的人选：他曾任阿尔及利亚的总督，对对外关系一概不知，且在处理日常事务中需要完全依靠普恩加莱的手下、政治部首领莫里斯。普恩加莱于1913年1月26日在其日记中坦言：“我仍然控制着若纳尔，我每天都要去外交部。”

当法国的领导人在扩大与俄国的联盟职责时，与法俄军事条约紧密相关的条款中出现了重要变故。法国军事指挥官为苏霍姆利诺夫1910年的调度计划感到担忧（该计划将俄国地区的焦点从波兰转到了往东几百英里的地方），因此不得不拖延西线的动员时间，这破坏了条约文本所规定的同时动员的设想。1911年法俄总参谋部年度会谈中，法国代表团以此问题向其俄国同人施压。俄军总参谋长雅科夫·日林斯基的回答并不是特别能给予对方信心。他承诺，俄国的武装力量将倾其全力在动员的15天之后尽快实施行动。但他还承认，必须到1913年和1914年，才能够完成给部队配备野炮和机关枪的工作。

在条款的约束下，俄国究竟能多快地调兵、调动多少人以及调遣到哪个方向，这些问题成为1912年和1913年法俄内部磋商的首要问题。在1912年7月的会谈上，法国总参谋长约瑟夫·霞飞请求俄国将其所有通往东普鲁士和加利西亚防线的铁路都改成双轨铁路。有些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铁路线甚至可以将运送兵力的速度提升4倍。1912年7月的法俄海军条约为双方海军达成密切合作和协调提供了契机，这是双方合作的另一大收获。此外，俄国的保证逐渐提高。1912年，日林斯基承诺在动员第15日以80万大军进攻德国；次年，承诺得到了升级，他认为自己能够再提前两天达成上述目标。动员的方向是双方关切的另一个问题。内部磋商的记录记载，法国军官不遗余力地将俄国的视线集中到德国身上，而不是将奥匈帝国作为实质对手。尽管法国人愿意承认以巴尔干事端为战争借口的合法性，但如果俄国纠集大量军队对付哈布斯堡王朝，法国不得不在西线孤军奋战，抵御大量来犯的德国人，那么从法国的角度来说，联盟的军事目的就不复存在了。1912年的一次会晤中，这个问题被提出，日林斯基并不认为俄国还需要考虑其他威胁：奥地利人同样也在改善他们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由于对民族士气来说，这个地带是敏感的，因此俄国选择冒着在巴尔干失败的危险则是不可能的。瑞典人是另外的潜在威胁，此外还有奥斯曼帝国。但霞飞坚信，“摧毁德国的军队”实际上将能够解决联盟面临的所有问题；因此，“不惜任何代价”达成这一目的是至关重要的。总参谋部之后的记录中总结道，会谈的结果是恰如其分的——“俄国的指挥官承认德国是最根本的敌人”。

普恩加莱也尽其所能说服俄国方面。在1912年8月起身前往圣彼得堡之前，当他询问霞飞他应当和友方谈什么问题时，这位法国总参谋部长“指出了改善铁路的问题，其他的就没有多说了”。抵达俄国首都之后，法国总统认真地不停向对方询问铁路问题：“我想让他（沙皇尼古拉二世）意识到我们的总参谋部提出的完善铁路的问题，我们对此很感兴趣”；“我向他（萨佐诺夫）解释了将道路扩充2倍、4倍的必要性”，等等。普恩加莱的记录甚至还让我们了解了俄国管理层内的权力之争：它发生在科科夫佐夫和军事指挥之间。俄国首相对在巴尔干的激进政策表示怀疑，作为金融界人士，他并不热衷于将大把大把的贷款都用到修建铁路这一目的可疑的商业行为上。面对普恩加莱的观点，他回复道，俄国近期正在“研究”改善铁路的问题。普恩加莱则坚持称：“考虑到时间很紧张，因为很有可能德国在俄国防线地带取得的战果将决定一切。”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平淡无奇的设想给科科夫佐夫留下的印象可想而知。普恩加莱认为，只有对方由此“感到不快”，俄国的军事指挥才能够在不直接咨询财政大臣（即科科夫佐夫）的前提下赢得法国政府的支持，以保证军事拨款。普恩加莱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给俄国施加压力，使其加强自己的武装。

法国人自己也在按照说服俄国的那一套行事。1911年7月，约瑟夫·霞飞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当时，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正处于白热化阶段，这一任命使法国的战略握在一个信奉“进攻理论”的人手中。法国的军事家倾向于在将来与德国的对抗中采取防御性手段：1903年的第15号作战计划以及1909年的第16号作战计划都设想了在战斗的第一阶段采取防御性的调度，之后则在了解敌军意图的情况下进行决定性的反攻，这种思路与1910年苏霍姆利诺夫的调度计划截然相反。但是霞飞却修改了第16号作战计划，允许部队先发制人，从阿尔萨斯打入德国的领土，因为他认为“仅凭进攻就足以瓦解敌人的意志”。同时，他比他的前辈更积极地与法国的盟友和协约国伙伴搞好关系。作为法国方面，他推动了1911年、1912年和1913年召开的联盟内部会议，他与其俄国同僚日林斯基的友谊是他成功的关键。同时，他也与英国军事指挥人员有着密切的来往，尤其是与亨利·威尔逊。霞飞是第一位将英国远征军纳入自己的部署的法国军事战略家，他对第16号作战计划的修改就包括对集中在比利时边境的英国军队做出的细节性规定。

普恩加莱在霞飞那里发现了一个十分适合他自己的战略观的军事伙伴。诚然，两人之间在某些问题上也有分歧。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关于比利时的中立的问题。根据德国方面泄露的文件以及其他军事情报，如果爆发战争，德国人将通过中立的比利时对法国发动进攻。1912年2月21日普恩加莱新任总理时，当他在外交部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来商讨法国的防御部署时，霞飞提出了一项先发制人的策略——当然也是通过比利时来达成，霞飞认为，这是抵消法国在人数上不敌德国的唯一方法。英国当然会理解这项措施的需要，并且比利时和德国之间的关系当时十分冷淡，这意味着甚至有可能提前与比利时达成共识。然而普恩加莱却断然拒绝考虑霞飞的意见，因为进攻比利时将会顶着冒犯英国舆论的危险，并且格雷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恪守他对巴黎的诺言。在法兰西共和国，民政权力是大大高于军事权威的，这是一个显著的特征。而普恩加莱的远见和智慧则在于，他将与东方国家的协议中高度带有攻击性的因素，与法国前线需要采取的策略性的防御姿态巧妙地结合起来了。这就是法国如何解决1914年几个交战国所面临的一大棘手难题的方式。

在普恩加莱胜任共和国总统之后，他继续对承诺进行强化。1913年春，泰奥菲勒·德尔卡塞被任命为驻圣彼得堡的大使，这是个明确的信号。德尔卡塞的任职期却很短，从一开始他就只打算在圣彼得堡待到1914年的法国选举。然而，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时离职的杰出（在位时间很长的）前辈的决定对法国的政策动向一点儿都不担心。在圣彼得堡的德尔卡塞和在巴黎的伊兹沃尔斯基，即联盟的双方大使都对德国有着强烈的主观上的憎恶。德尔卡塞的这种情感在近几年甚至变得更加强烈，当他东行的路上途径柏林时遇见朱尔·康邦时，据说他拒绝下火车，防止自己鞋子的灵魂被德国的土壤玷污。这位新任大使以其对铁路战略的专业性知识著称（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外交部长，德尔卡塞甚至向俄国政府施压，让他们修建铁路以对抗大英帝国）。不难想象，俄国媒体热烈欢迎他的上任，称“他好战的性格”将成为协约国的一笔资本。普恩加莱在给沙皇的介绍信中称，这位新任大使的目标是“进一步强化法俄联盟之间的关系”，之后还不厌其烦地向对方灌输向帝国西部防线修建军事铁路的重要性。伊格纳季耶夫称，德尔卡塞已经被法国政府授权，“让我们提出用于此事的任何数额的贷款”。

在他短暂的职业生涯（从1913年3月23日到1914年1月）中，德尔卡塞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他过于忙碌，以至于人们很少在圣彼得堡的社交场合见到他。在他第一次会见沙皇时（就在他到达的第二天），他强调了“完成铁路工作、实现总参谋部的意志”的重要性，并出奇招：直接请求科科夫佐夫提供必要的支持。他在圣彼得堡工作生活期间，除了萨佐诺夫和科科夫佐夫，德尔卡塞几乎不与任何人会面，就连英国大使都觉得和他约见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他向其俄国同人夸口说：“我了解俄国所有的外交政策，我身边的人对此却知之甚少。”德尔卡塞监督着诞生了法国巨额贷款成果的谈判：法国资本市场为俄国的私人铁路公司提供25亿法郎，有效期为5年，每年分期付款额度为5亿法郎；作为条件，西部的军用铁路要按照1913年共同商讨所设想的进行优化。1914年1月开始，莫里斯走上了德尔卡塞的位置，他和他的前辈并无二致，同样计划将战略性强化和处理外交政策问题的强硬作风结合起来。

普恩加莱的压力

在普恩加莱前18个月的总统任期里（直到“一战”爆发之前），他都在逐步提高法国军事计划的进攻性。他支持由法国内阁和参议院于1913年夏通过的《三年法案》，根据这一法案，法国军队的兵力提升至约70万人，使得与德国仅差5万兵力，并向俄国展示出法国真的要为了对抗“主要的敌人”而贡献自己切实的力量了。通过选任副总理、掌握国防部高层权力等措施，普恩加莱成为法兰西第三帝国成立以来最强势的总统。

而这一切行动都有着一层公众的意义。普恩加莱—米勒兰—德尔卡塞三人之间所形成的联盟关系引发了比利时驻法国大使纪尧姆男爵的注意。纪尧姆对普恩加莱一派所坚持拥护的《三年法案》表示震惊，虽然这帮助普恩加莱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但他也同时“忽视了其中不断滋生的不稳定因素”。纪尧姆在1914年1月写道，“正是普恩加莱、德尔卡塞和米勒兰三位先生”在现在的法国社会中“发起并推行民族主义、强硬外交政策和沙文主义政治”。他将此视为“当今欧洲最大的一次咎由自取”。普恩加莱不只是一个巴黎的贵族，纪尧姆在1914年5月写道，他同时也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通过自己的极端手段在全国赚取了人们对自己的支持。他是一个叱咤法国各地的优秀的演说家，所到之处得到的都是赞誉与支持。

尽管得到了全国这么多地区的支持，法国政治体制的内在波动性仍使普恩加莱当时的位置变得并不是那么稳定。在这个过程中，法国的高层也频繁出现变动，就连普恩加莱的亲信查尔斯·若纳尔也在短短两个月里离开了外交部长之位。接替他位置的外交部长皮琼则表现出一副与中央意见背道而驰的姿态，甚至开始在与德国的交往中表现出更加温和（或者说不再那么强硬）的姿态。当普恩加莱1913年归来时，他找了另一个傀儡替代皮琼。新任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加斯东·杜梅格（Gaston Doumergue）在就职之前就已经承诺将继续遵循《三年法案》和普恩加莱的既有外交政策。总统希望缺少经验的杜梅格能彻底听命于自己。但他并没能如愿，因为杜梅格作为亲俄派的同时，暗地里也跟普恩加莱对着干，甚至任命了普恩加莱的死敌约瑟夫·卡约为财政部长，并逐步开始剥夺总统在外交政策讨论中的话语权。

普恩加莱始终在面对着一群强大且不择手段的政敌。1913年5月，当总统与天主教会高层的一次秘密谈话所达成的内部交涉遭到曝光并在内阁引起轩然大波时，他的政治图谋遭到重创。1913年春，普恩加莱和皮琼已经进行了一系列这种谈话，目的是选举一名能够支持法国的教皇继任者。这看起来似乎并无大碍，因为这能巩固法国在天主教国家中的地位。但在1914年之前的法国，一名政界的高层领导和天主教廷之间的此类协议很难让人接受，因为当时的法国政治文化本身就在抵制宗教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次讨论本来是绝对保密的，就是为了防止激进派及其支持者从中作梗。但在1913年4~5月，意大利驻法国使馆收到的三封电报披露了普恩加莱、皮琼和梵蒂冈之间的交涉。5月6日，内政部长让-路易–吕西安–克洛在内阁会议上公布了这些电文的内容。在随后爆发的舆论风暴中，皮琼威胁称如果此类电报继续被泄露，他将辞职。电报的泄露停止了，但覆水难收，因为这些敏感的材料日后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作为证明普恩加莱失职的证据。

这里还有一个进一步的、个人方面的问题：普恩加莱担任总统期间，通过一个私下的过场就迎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亨丽埃特。但1913年5月，在人们知道了亨丽埃特的前两任丈夫都去世了的消息后，他才迫于其妻子的压力，并遵循其不久前刚去世的老母亲的遗愿，正式通过宗教仪式迎娶了她。后来的这次仪式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普恩加莱一直担心泄露出去的话会影响自己的声誉。出于对此的担忧，他也费尽心思收买那些激进派的领袖人物，以防被抓住把柄。他甚至邀请亲英的激进派领袖和反普恩加莱一派的乔治·克里孟梭（后来拒绝了他的提议）共坐一叙。对于各种阴谋的担忧，直到“一战”爆发，一直伴随在这位总统左右。

换句话说，普恩加莱已经很脆弱了，甚至某些时候他可能将面临必须放弃自己现有政策的局面。民族主义的锐气于1914年年初便开始消退，形成了另一股复杂的力量。普恩加莱在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人士的眼中“逐渐成为遭人厌恶的对象”，他的政敌克里孟梭和卡约也抓住一切机会向他发起口诛笔伐。最令人担忧的是，如此之下产生的新的对立局势可能迫使《三年法案》被废除，并由此让法俄同盟变得不那么稳固。1914年4月26日和1914年5月10日的大选带来的颠覆性影响已经很难准确定位了，但这意味着《三年法案》的根基开始动摇。随着1914年6月2日杜梅格政府的垮台，普恩加莱不得不去寻求另一个可以拯救这项法案的政治伙伴。经过几次碰壁之后，普恩加莱和前社会主义者勒内·维维亚尼（René Viviani）搭上了线，后者在6月12日组成了一个新的内阁，在17个内阁成员中，有10个人都支持《三年法案》。当新的政府于6月16日再次赢得大多数支持时，内部的危机似乎平息了。《三年法案》安全了，至少暂时是如此，但这种状态又能持续多久呢？

国际问题的发展引发了更多的关注。1913~1914年，巴黎的政策决策者们对俄国势力的增强变得尤为关注。法国军方观察员报告称，俄国的军队自对日战争的挫败后已经取得巨大的发展；俄军士兵是“一流的，坚韧的，训练有素的，有着强烈的纪律性和对国家的巨大忠诚”，俄军也在为了战胜其“最终的敌人”而时刻准备着。法国金融专家证实了俄国的这些情况。巴黎证券交易所的资深经纪人M·德韦纳伊（M·de Verneuil）长期研究俄国的经济。德维纳伊曾长期参与俄法之间的商贸活动，在此期间，他也曾前往圣彼得堡，探讨科科夫佐夫政策下法国新贷款的事宜。在1913年7月7日的一封信里，他向外交部长皮琼报告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德维纳伊对俄国的经济发展持一种极为乐观的态度，但从他最近到访俄国的经历来看，真实的情况甚至超出了他的预期：

我很清楚地感觉到，在接下来的30年里，我们将目睹俄国在经济方面一个空前的成长，这将相当于（如果保守地说，不会超过）美国19世纪末所发生的那些巨大的变革。

不仅德维纳伊有这种感觉：在1914年，法国驻圣彼得堡外交官的报告中也提到了俄国“巨人”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有着“一流的”士兵和“无尽的权力”。在参加了那年春季的演习后，该外交官更是激动地表示：“我看的越多，就越觉得惊叹，俄国人真是我见过的最强的人种。我在任何其他的军队中都感觉不到这种源源不竭的力量与能量。”媒体的一些报道则加剧了这种感觉。1913年11月，法国《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位驻俄国通讯员在文中宣称：

我们不能过于夸赞俄国军队的强劲，这容易让人联想到法国自身的问题，在法国，军费开支一直是个严重的问题，而俄国人完全不用担心这些。在这场军备竞赛中，俄国比任何人都更有优势取胜。俄国的人口随着其财富的发展而增长，也让军队的扩大成为可能。他们也完全没必要抑制这种增长。

而将此看得最严重的正是普恩加莱自己。

所有这一切，从表面来看都对法俄同盟是好事。但在巴黎，也给人们带来了挥之不去的疑惑。如果俄国变得足够富有、强大，以至于不再需要依靠法国的援助，那局势又将如何发展？最起码，俄国的这种快速发展肯定会让局势变得不利于法国政府，因为正如一名外交官在1914年2月表示的：“俄国每多获得一分自立的力量，就将多挣脱一分来自我们的控制。”而法国这种忐忑的心情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可笑：这完全是建立在对于俄国经济和军事实力过度的评估之上的。但这些错误的判断已经足够让法国人乱了阵脚，在结合了其他情况之后，法国政府认为目前针对德国的手段也难以为继了。

在1914年6月底，令普恩加莱自己也感到吃惊的是，他还在保持镇定。他的政策是安全的，至少在目前政府垮台之前是这样的。勒内·维维亚尼在与议会的周旋方面是一个得力的助手，但在外交事务上则完全是个新手。万一国内政治危机升级，作为总统应该是可以轻松控制住局面的。积极的军事政策和对巴尔干地区的战略保持不变。但从中长期来看，普恩加莱一派的未来显得就不那么明朗了。这种奇怪的政治组合也将在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爆发之后影响法国的政策。就像其他很多因这件事而陷入困境的决策者们一样，普恩加莱也将面临分秒必争的压力。

第六章 最后的机会：1912~1914年的缓和与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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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1914年年初。“自从我进入外交部任职，就没遇上风平浪静的时候。”阿瑟·尼科尔森写道。尼科尔森的这段话把我们的注意力带到了战争爆发之前的两年那令人好奇的特征上，尽管在这段时间内，各国武器储备迅速增加，一些军方高层及公众领袖表现得越来越好战，欧洲国际体系却在整体上展现了危机处理和缓和外交方面的惊人能力。这是否意味着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半里，其发生的可能性反而越来越小了呢？难道外交上的缓和只不过是在掩盖不断深化的联盟内部的敌对关系？若果真如此，缓和局势下所隐含的事实与导致战争在1914年爆发的交错复杂的因果关系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

缓和政策的局限性

1912年夏，德国皇帝与俄国沙皇在一众高级官员的陪同下，在波罗的港（即帕尔迪斯基）——俄国海军在柏格里半岛（今爱沙尼亚东北部）的一个海军驻地，进行了非正式对话。这次会面被认为是对沙皇在1910年到访波茨坦的回访。会面进行得非常顺利，两位君主一起漫步、共同用餐、检阅士兵，而官员们则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气氛融洽。时任俄国首相科科夫佐夫和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首次在波罗的港会面，两人惺惺相惜。他们都很拘谨且保守，属于温和派。他们之间的对话冷静且坦率，详细讨论了两国在武力装备方面的有关政策。他们互向对方保证自己的国家只不过是采取守势，都认为当下不断膨胀的军费开支在公众心目中留下了局势动荡不安的印象。霍尔维格说，大家都希望，“所有国家都有如此多的相同利益，以至于他们只会把军备竞赛当作预防性措施，而不是打算动真格的”。

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

霍尔维格与外交大臣萨佐诺夫谈及各种话题，但他们都尽量采取缓和的语气。谈到关于巴尔干半岛日渐动荡的局势时，萨佐诺夫向贝特曼保证，俄国针对基督教斯拉夫国家的“任务”早已是过去式。萨佐诺夫重申，俄国并没有打算利用奥斯曼帝国的困境从中谋利。霍尔维格表示，尽管有时德国被认为有意干涉三国协约之间的内务，但他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不过反过来说，他也觉得德国并无必要与英、法、俄三国培养过于深厚的友谊。在会面结束之际，当萨佐诺夫问起“你觉得如果把奥匈帝国也考虑进来，情况会怎么样”时，霍尔维格向他保证，德国不会在奥匈帝国对巴尔干半岛的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萨佐诺夫问道：“所以（德国）不会鼓励奥匈帝国采取什么行动吗？”霍尔维格回答，柏林方面并无兴趣支持维也纳这些“冒险”政策。会面结束前，双方都表示，将这样的会面变成每两年一次的“例会”是个不错的主意。

德皇威廉二世在这次会面上已尽力表现得最好。沙皇一直害怕与这位德国同辈会晤：他总是很勉强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据科科夫佐夫的观察，这是因为“沙皇只是害怕德意志帝国的扩张，而这并非他的本意”。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普尔塔勒斯伯爵在会面前曾在备忘录里写道，威廉二世被告知在会面中要避免谈论有倾向性的话题，尽可能地采取聆听的态度，只有这样，沙皇才有机会发言。在大部分时间里，威廉二世都控制得非常好，但仍免不了有些小纰漏：在沙皇的“斯坦达特”号上的第一顿午宴后，威廉二世支开萨佐诺夫，直接与沙皇谈了一个多小时（“针对沙皇”可能是更合适的说法），说起自己与父母的关系，称父母从未给予他关爱。萨佐诺夫觉得威廉二世的表现“明显过了头，没有表现出他这样地位崇高的人所应有的审慎和尊严”。会面的第二天，一行人在酷热中参观了一些废弃要塞，这些要塞分布在彼得大帝建造的港口周围。威廉二世又将之前的警示忘得一干二净，强留科科夫佐夫听他反复唠叨建立泛欧石油信托基金的重要性，要以此抗衡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科科夫佐夫回想起这次对话时说：“他的表达过于生动，完全将正式场合下的礼仪抛诸脑后。”

阳光十分灼热。沙皇并不想打断我们的对话，但他站在威廉二世的身后，向我示意他已经不耐烦。不过，威廉二世的热情越发高涨，不停回应我的主张。最后，沙皇的耐心消耗殆尽，向我们走过来，听我们谈话。于是，威廉二世转向他，用法语说道：“你们的首相并不是很同意我的想法，但我想极力说服他，不想让他心存犹疑。我希望您让我用我们在柏林搜集到的资料来证明我的观点。等一切准备妥当，我希望您允许我继续和他讨论这一话题。”

这场景十分值得描绘：猛烈的阳光灼烧着要塞废墟里的乱石，科科夫佐夫穿着夹克，热得几近昏厥；威廉二世面部赤红，他的胡须颤抖着，对他的话题越来越投入，一边说话，一边打手势，完全不在意身边人是否难堪；而沙皇站在他身后，极力想要从这种折磨中逃脱，躲到阴凉处。没人知道威廉二世最后是否将“在柏林搜集到的关于石油财团的资料”发给科科夫佐夫，因为这说不准——他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德皇在皇室中被认为是“难应付的人”，也不足为奇。

关于威廉二世的这些小插曲并没有对双方的融洽气氛造成什么损害，这次会谈在非常好的氛围中结束。7月6日，一份官方联合公报发表，声称“这次会谈的气氛非常好，这不仅成为两位君主之间‘友谊关系’的又一例证，也证明了两国想要维持‘双方之间长久以来可敬的传统’的‘坚定的决心’”。

在1914年战争爆发前几年的缓和局势中，波罗的港的会面成为俄国与德国的外交关系最高点。但实际上，这次会面带来的影响十分有限。两国之间的对话虽然友好，却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决定。所发布的联合公报也只不过是模糊不清的概述，反而更加清晰地显示了会面既没有达成“新的共识”，也没有“在团结各个势力上有所进展”。而这种团结早已被证明对维持和平与稳定的局势是非常有价值的。霍尔维格和萨佐诺夫在巴尔干局势问题上做出的种种保证的背后，暗藏着十分危险的矛盾：德国的确在加紧对奥匈帝国的限制，维也纳对“柏林已对同盟国许下坚定承诺”表示怀疑，而俄国人正在并将继续和巴尔干地区对着干。萨佐诺夫对霍尔维格保证，俄国并无意趟奥斯曼帝国这摊浑水，而且他们在巴尔干半岛的“任务”早已结束。这样的保证其实是有误导性的，实际情况要糟得多。如果这些保证就是俄德两国互相理解的基础，那么这基础的确非常不牢靠。哪怕是波罗的港会面的联合公报里那些谨慎的套话，都足以在伦敦和巴黎引发一阵猜想。位于圣彼得堡的俄国外交部在波罗的港会面前后都曾向伦敦及巴黎方面保证，自己对三国协约的承诺比以往更加坚定。与之相反的是，俄国在波罗的港进行的试探性和解显示出多方参与的缓和政策是多么难以捉摸。

德国与英国之间的缓和政策也有着类似的结构与政治上的约束。1912年2月的霍尔丹任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德国和英国没有就海军武力限制达成共识，而霍尔丹任务的始作俑者是霍尔维格。他的目标是和英国达成这样的共识：要让国际问题（尤其是殖民问题）能够通过合作来解决，而不是走上竞争和对峙这条路。但是在首相眼里，蒂尔皮茨将军在海军建设上的野心会成为达成这一共识的主要障碍。然而德皇个人对海军建设项目表示出的支持态度，以及德国决策层中混乱而脱节的架构，都说明需要用间接手段来瓦解当前的海军策略。为了削弱蒂尔皮茨将军的势力，霍尔维格站到了海军部这一边，成为海军部长期对抗帝国海军办公室斗争中的一分子（海军部对蒂尔皮茨将军更注重船舰数量而忽略对海军人力的教育及培养这一做法是持批判态度的）。陆军长期以来面临资金短缺，而海军的预算却不断增加。霍尔维格就怂恿陆军坚持要求重新整装及扩军。当然，霍尔维格也和德国驻英国大使梅特涅沟通过，为的是他之后试图让德皇相信这种观念时能握有更多的胜算：“相对于当下采取的关于军事力量及挑战的政策，控制海军扩张或许对英国更有用。”总而言之，霍尔维格费尽心思地采取各种手段，想把帝国的国防政策重心从发展海军上移开。

正如约瑟夫·卡约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的所作所为，霍尔维格也动用了一位非政府官员身份的中间人：立足于汉堡的运输界大亨阿尔伯特·巴林。他为拓展沟通的渠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像许多商界及银行业的大人物一样，巴林深信文明在国际贸易中的价值，认为欧洲战争会是一项愚蠢的犯罪。通过银行业的关系，他接触到了英国银行家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并通过他向柏林传达英国在原则上有意寻求在海军武力和殖民等问题上的相互理解。1912年2月，陆军大臣霍尔丹动身前往柏林，试探达成这一相互理解的可能性。

为什么霍尔丹任务最终失败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德国在海军建设的规模及步伐上不予妥协——霍尔维格和极不情愿的威廉二世是想要在这些方面做出让步的。真正的绊脚石是柏林方面坚持要得到实质性的回报，换句话说，柏林方面希望与英国约定，如果德国与欧洲另一国家之间发动战争，英国必须保持中立性。而英国方面为什么不愿做出这一承诺？有观点认为英国被其与法国之间的义务所束缚，但这一说法已经站不住脚，因为霍尔维格想要将这一“保持中立”的约定限定于德国并非侵略方的情况下，同时也明确表示，若与现有的由高层缔约方制定的协议无法协调，任何新达成的共识都将作废。英国对这一约定有所保留的真正原因是不想有所付出却毫无收获：英国已经能够轻而易举地在海军竞争中摘得桂冠，享受毫无争议的优越感。霍尔维格和威廉二世想要以中立协议换取德国永久认同英国在海军实力上略胜一筹，但英国有何必要以这样的交易来换取它已拥有的领先地位呢？总的来说，并不是船只什么的阻碍了双方达成共识，而是因为双方在利益上的冲突无法调解。

霍尔丹从柏林返回英国，对他在德国所看到的混乱连连摇头。即使是局外人也看得出来，霍尔维格根本没有说服威廉二世和帝国海军办公室站在他这一边。但同样在英国，认为这次任务失败的呼声也十分高涨。一开始，英国只把这次任务当作纯粹的试探。霍尔丹不得不以学术的名义远赴柏林（他当时担任伦敦大学皇家委员会的主席）。在一份英国起草给德国政府的备忘录里描述道，他“既无权力和德国立下协议，也无法对其他同僚进行约束”。霍尔丹曾向法国驻德国大使朱尔·康邦保证，这趟德国之行是为了缓和政策，而不是为了立下友好协约。在巴黎，英国驻法国大使伯蒂努力想要破坏协议，他暗中警告普恩加莱，并唆使外交部向英国施压。此外，据说，在对话期间为霍尔丹提供资料和建议的那个人正是阿瑟·尼科尔森。他一直相信，任何对德国的让步都会增加与俄国成为敌人的风险，而俄国的支持对英国的安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他从不掩饰他对霍尔丹冒险行为的反对。1912年2月，他与伯蒂说起此事：“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放弃一直占据的有利地位，放下身段，努力把自己陷于所谓‘相互理解’的泥沼中，这样会毫无疑问地损害我们与法国及俄国之间的关系。”伯蒂也认同霍尔丹之行是“非常愚蠢的一步棋”，它只不过是为了让“驱赶格雷的激进分子们”闭上嘴而已。带着这样的出发点，这项任务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让尼科尔森和伯蒂感到欣慰的是，格雷不接受“中立公约”，霍尔丹任务宣布失败。英国驻德国大使戈申从柏林写信给尼科尔森表示祝贺：“有这样的好结果，你功不可没。”

正如尼科尔森的笔记所描述的，缓和政策的发展（至少在英国）受到了集团式思维的局限，而这一思维方式仍被认为是国家安全不可缺少的根基。缓和政策或许可以成为集团式策略的一个补充方案，却永远无法代替它。1911年11月，在下议院的一次演讲中，爱德华·格雷爵士非常利落地描述道：“一个人不会以牺牲老朋友的代价来争取新的友谊。我们当然要接触新朋友，但绝不能以我们现有的友谊为代价。”

也正是因为英国并没有为霍尔丹任务投入太多，它的失败很快就过去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的英德缓和局势得以持续。只不过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导致双方未能就海军问题达成协议，而那些事情有着历史性的非凡意义。1912年秋，巴尔干危机爆发，德国外交大臣基德伦–韦希特尔向英国大使戈申提议，两国应该统一认识，防止双方变成敌对关系。在格雷这方面，他让霍尔维格知道他急切盼望着和英国有“紧密的政治合作”。英国和德国共同资助了1912年12月至1913年7月在伦敦召开的大使会晤。针对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引发的一些最棘手的问题，两国帮助起草了妥协方案，并极力主张对它们各自的盟友（俄国及奥匈帝国）做出限制。

当然，这里面也有更深层的动机。外交大臣基德伦在1912年突然去世，继任者戈特利布·冯·贾高（Gottlieb von Jagow）接手他的工作，继续在巴尔干半岛的合作，希望能让英国看清俄国在这一地区的激进政策，从而摆脱对三国协约的依赖。格雷则希望德国能继续对奥匈帝国施加控制，以免巴尔干地区的冲突对欧洲和平造成威胁。但无论是德国还是英国，都没有准备好在各自的联盟政策上进行实质性改变。英德之间的“巴尔干缓和政策”大体上还是有效果的，这是因为双方虽都十分专注于这一地区，但实际上它们在巴尔干半岛并没有什么性命攸关的利益。另一个原因是奥匈帝国和俄国都无意发动战争。这一缓和策略没有实质内容，也只在欧洲和平没有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才能起到一些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说，缓和政策的发展潜力受到了联盟内部集团反弹的约束。这是对的，但这并不能完全说明联盟是国际体系内非常稳定及坚固的组织。许多主要决策者已经察觉到联盟内部有多么脆弱和不稳定，但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奥匈帝国时常担心德国会马上将自己与俄国区别对待，置哈布斯堡的盟友于不顾。不过这一担心并非子虚乌有，有证据显示德国在1910~1913年对奥匈帝国的限制鼓励了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行动，却并没有为奥匈帝国带来任何安全利益作为弥补。在波罗的港的会面中，普恩加莱察觉到一些不祥的迹象，预示着俄国和德国在巴尔干及海峡地区问题上会达成合作关系。1913年春，法国渐渐传出对英德两国相互示好的不满，乔治五世则被指想与德国发展良好关系。英国驻俄国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则认为，若有蛛丝马迹能证明奥匈帝国与俄国之间的缓和趋势，前景将不容乐观：俄国会背弃协约国，与德国和奥匈帝国为伍，重演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三皇同盟的局面。

回到英国与俄国的关系，英国担心俄国这一强大的盟友会变成可怕的敌人。在战争爆发前三年，俄国和英国在地缘政治上的紧张局面又恢复如前。从中国到突厥斯坦及阿富汗，中国及中亚阵线上隐患重重，其中以波斯地区最为严重。1912年夏，俄军武装进入波斯北部，人们开始怀疑英俄条约是否能够继续维持。早在1911年11月，格雷就曾警告过俄国驻英国大使贝肯多夫伯爵，很快就会有人命令他公开否认俄国在波斯地区的行动，因这会对英俄条约的前景造成威胁。这件事不仅引起了外交部的注意，内阁、国会及新闻界都十分关注。1912年9月，当萨佐诺夫和格雷在巴尔莫勒尔堡会面探讨波斯地区问题时，就有公众游行示威抵制这位外交大臣。对于大英帝国发展前景的忧虑，加上长久以来自由运动及英国新闻界对俄国的恐惧，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融合。这些忧虑在1913~1914年早期一直存在，且越发严重。在1914年2~3月，格雷与布坎南大使多次通信，表示英国对于俄国出于战略目的计划在波斯地区建造铁路十分不满，因为这些铁路横跨波斯地区，直达印度边境。俄国已经开始排挤英国在波斯地区的贸易利益，甚至对于在协议中规定的英国控制的区域也是如此。中国边境的局势更加不容乐观：1912~1913年，英国收到线报，俄国正在煽动蒙古族人与中国西藏相互发动“非常规的军事活动”；俄国的来复枪穿过乌兰巴托被运抵拉萨这一举动也被侦查出；俄国布里亚特“僧侣”正在训练中国西藏的军队，同时俄国还在不断逼近中国其他地区及土耳其斯坦地区，在距离英军斯利那加驻地240公里处建造防御工事。这一切看起来就像俄国正在伺机而动，准备入侵印度。

英国察觉到的这些潜在威胁导致其外交政策出现裂痕。在格雷看来，俄国这些令人恼怒的举动加强了英德在巴尔干半岛的缓和政策的重要性。就在人们惊讶于英国和德国的外交官竟然轻而易举地开始合作时，萨佐诺夫在巴尔干地区充满投机意味地蜿蜒前行激怒了他的英国盟友们。格雷的举动得到了他的长期私人秘书威廉·蒂雷尔的支持，他与格雷的关系的密切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位同僚。他倾向于“反德政策”，之后却变成了“坚定的英德共识的拥护者”。英国方面发现，自从发现自己在海军实力的竞争中不敌英国，德国就像是被“拔掉了刺”，不再是英国的主要威胁，所以英国对与德国的合作也更感兴趣。重新采用这样较为灵活的政策，一方面是不想让激进的反对党在恐俄这一议题上再出声，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制止“驱赶格雷”的倡议者，他们把外交大臣对柏林的敌意看作对英国独立和欧洲和平的威胁。

不过，亲近德国所得到的好处太少，远远无法弥补失去俄国的支持所导致的风险，这样的选择近乎空想。在真正的转折点到来之前——而这并没有发生在1913~1914年，亲俄抵德的论调仍然占据主流。在1913年，俄国的角色是一个危险的敌人，尤其是当时的英国决策者像其法国同僚们一样，十分坚定地相信俄国的庞大力量。在他们看来，这时的俄国比1900年时更加危险。在日俄战争及1914年“七月危机”这几年以来，英国大使馆的军官及一些专家确信俄国的军事力量十分强大，尽管许多证据显示并非如此。这种确信在现在看来是十分荒谬的。1909年9月，由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Sir Ian Hamilton）——他也曾是大使馆军官中的一员，在中国东北地区日军驻地见识过俄军的行动——呈交了一份十分有代表性的报告。在该报告中，他表示俄军在过渡时期进行了极大的改进。多亏了“突进”战术所带来的“非同一般的优势”，俄国军队现在已经可以被描述为“比德军更加骁勇善战”。由于汉密尔顿也曾参与过德军调遣，他的观点非常有分量。

在伦敦，一些重要的决策者认为，俄国对英国的威胁和德国相较之下仍显逊色。1912年12月初，当第一次阿尔巴尼亚危机正处于最严重的时候，一位英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承认：“我们的人民所害怕的是，德国向俄国提出，如果俄国放弃三国协约，德国将会协助其控制奥匈帝国。这才是最危急的状态，而不是各大势力之间的冲突。我们真的非常担心俄国会在三国联盟这边引发骚乱。”在尼科尔森的眼里，英国的安全问题和帝国的发展仍然要依靠“英俄条约”，他希望这份精心打造的条约能够带着法国盟友一起，组成一个完全成形的联盟。“相比于与德国为敌，失去法国和俄国这两个盟友更加不利。”他在1914年写道，“显然，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把最好的条件都留给俄国，如果我们与俄国的关系不再友好，甚至变得再不往来，那么我们将会在一些地区面临困境——一些我们无法保障自身安全的地区。”即使是些微与德国和解的举动，都是在拿英国为人称道的可靠性来冒险。一旦别人认为英国不再可靠，俄国就很有可能摒弃英国，与之为敌。尼科尔森的观点来源于战前时期在伦敦很流行的一种论调：经济水平的增长和军事力量的强大会让俄国变得越来越独立，而到那时，英国对俄国来说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以这一论调看来，无论是付出多大的代价，英国都需要保持与俄国的友好关系。虽然尼科尔森很惊讶萨佐诺夫在俄国资助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对抗奥斯曼帝国时的表现，以及俄国在整体上对塞尔维亚政府的怂恿。不过考虑到俄国与英国一旦相互对立所造成的灾难，这些就都只是小事罢了。在某些方面，英国的外交人员觉得在处理巴尔干问题时的日子更好过，相比处于奥匈帝国与俄国共同管辖时期的巴尔干，那时的巴尔干局势更容易控制。这种共同管辖的关系会回过头来促使局面回到1907年年初，当时英俄两国正处于公开的全球性竞争关系。1913年的英国觉得自己在这样的局面下毫无胜算，获胜概率还不如在布尔战争时期的。1912年夏，尼科尔森甚至宣扬，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是不可避免的，英国不应该反对俄国的举动。他告诉身处维也纳的英国驻奥匈帝国大使：“既然此时的俄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军队也整装待发，此时俄国的表态就是要再次强调并重新确立自己在巴尔干地区的领导地位。”

缓和政策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在并不稳定的联盟内部起着作用。它能掩盖主要政治人物对危机的警觉，从而使局面更加危险。在伦敦召开的大使会晤（格雷认为会晤能成功举行，大部分的功劳属于自己）让格雷对自己处理危机及“拯救和平”的能力非常自信，而正是这一自信成为他的障碍，他在面对1914年7月的萨拉热窝事件时就没能及时回应。格雷从英德在巴尔干地区的缓和政策中认识到，不论发生什么事，德国都会继续抑制自己的奥匈帝国盟友。贾高和霍尔维格也同样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那就是英国至少曾经认识到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政策的真面目，一旦俄国在该地区制造冲突，英国很可能会保持中立。此外，缓和政策对欧洲国际体系中的某一方起到的作用，也会同时僵化其与另外一方的关系。比如说，由于英德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合作，英国的态度变得不明朗，这就导致法国与俄国的关系受到影响。比利时首相在1913年4月致信法国：“法国政府想要加强与俄国的关系，因为它们意识到自己与英国的友谊变得越来越不牢靠，效果也越来越不尽如人意。”

这一切仿佛暗示着在战前时期，欧洲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而战争是打破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纵观局势，可能能够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即使是缓和政策，也对和平造成了威胁。但我们不该忘记，整个欧洲体系仍然充满活力，或者说它的发展前景仍然有无限的潜力。在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英国一些最高层的决策者逐渐明白，英国与俄国在波斯问题上的协议可能无法持续到原本计划的1915年续订时。1913年春，蒂雷尔认为英国应该要容忍俄国的冒进行为，直到巴尔干地区的危机平复，然后在1914年或1915年，再对俄国在波斯、蒙古及中国附近的行动采取强硬态度。1914年，随着尼科尔森逐渐被孤立，他与格雷之间出现了裂痕。尼科尔森对《英俄条约》的无条件的支持态度，使许多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对其产生了越来越深的怀疑。蒂雷尔和格雷，以及外交部的其他高级官员，非常反感俄国没有遵守1907年所签协议中的条款，而且开始觉得与德国进行一些往来能够修正俄国的这种态度。到了1914年春，连尼科尔森都察觉到了外交部的这种想法。1914年3月27日，他警告一位同事，不要以为当下的这种势力分布能够持续很久：“我相信，非常有可能的是，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欧洲政治布局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组合。”

生死存亡之际

英国与俄国之间发生的这些事对德国来说意味着什么？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着眼于战争前的两年国际形势发展中存在的种种矛盾。一方面，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后，局势缓和，尤其是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有所好转，有迹象表明欧洲内部的各个阵营仿佛正失去它们的功能性和凝聚力。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缓和政策不仅仅是想要暂时缓解敌对关系，更是真的有可能成为欧洲国际系统的常态。由此看来，一场全面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另一方面，阿加迪尔和巴尔干地区的危机加快了各国军事准备的速度，同时，在巴黎的支持下，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政策主张变得更为激进。对三国协约瓦解的担忧，加上当时在欧洲占据主流的好战情绪，的确在短期内使三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德国的政策就显得既无条理又模糊不清。我们先要记住，德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为俄国经济的发展及活力所震惊。霍尔维格在1912年夏到访俄国之后，对法国驻德国大使朱尔·康邦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9个月之后，韦纳伊也对皮琼做出了类似的阐述）：

首相感到十分钦佩及惊喜，以至于这些感触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政策。这个国家气势雄伟，幅员辽阔，农业发展强劲，人口涨势迅猛。但他觉得仍然缺少的是对知识及智慧的追求。他把俄国和美国两地的年轻人互相比较，在他看来，俄国青年的未来一片光明，而美国青年之后不过就是普通人而已。

从德国军中最有影响力的几位指挥官的立场上来看，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似乎使德国迅速处于下风。赫尔穆特·冯·毛奇从1906年起接任总参谋长，接手施里芬计划。他认为德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十分不乐观，更倾向于发动战争。简单来说，他的观点就是两个不言自明的假设：第一，从长远来看，欧洲两大阵营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第二，发动战争的时机是德国无法控制的。无论是德国可预见的敌人，还是经济飞速增长、人力资源充沛的俄国，它们的军力日益壮大，直到它们强大到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开战的时机——他们很享受这种绝对的优越感。

值得关注的是，两种假设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第一种假设不过是毛奇偏执又悲观的心理映射，无法得到客观证实。与之相反，虽然也有些许偏执的意味，第二种假设已经可以通过比较分析欧洲各国相对军力来证实。两大阵营之间的不平衡持续加剧，德国在之后战争中获胜的可能性越来越不容乐观，这些都引发了毛奇的担忧。1910年之后，俄国着手进行第一轮武器及军力重整，他的担忧加深也是情有可原的。

1914年的赫尔穆特·冯·毛奇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和巴尔干战争把欧洲向战争又推进了一步，也掀起又一轮购买武器的热潮。1912年11月，俄国加紧充实军备以抗衡奥匈帝国，法国政府在一旁拍手称快，德国却显得束手束脚：它们没有召集后备役军人，没有保留征兵制，也没有尝试进行征兵动员。但从11月中旬开始，鉴于俄国大规模的招兵买马逐渐为人所知，德国的指挥官们越来越坐不住了。最引起他们警觉的是，俄国保留了高等级征兵制，大大增强了波兰战线的军队实力。来自不同消息源和地区的情报显示，俄国军方高层普遍认为和奥匈帝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最好的开战时机就是现在”。这些都使得德国方面的忧虑持续加深。

因为接踵而至的种种征兆以及加利西亚边境两侧的军队行动而慌了阵脚，又急于打破“德国对于保护奥匈帝国在地区内的安全早已失去兴趣”这样的流言，德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于1912年12月2日在国会发表了一个10分钟的演说，这算得上是对劳合·乔治前一年在伦敦市长官邸发表的演说的修订版，形式更加简洁，态度更加谦虚。他一开始就指出，“为了使战争地域化，德国到目前为止已经运用了自己的影响力”，且这一目的“已经达成”。此论调赢得了场内一片喝彩。紧随其后的则是用词十分小心、严谨的警告声明：

如果（当然我并不希望这样）困难无法解决，所有陷入其中的国家就应该将它们之前声称的一切付诸实践。我们的盟友们也必须如此。如果一切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的盟友们在这一过程中被第三方攻击，国家受到威胁，那么我们作为一位忠实的盟友，应该坚决且鲜明地表态，和我们的伙伴站在一边（右翼及德国国家自由党欢呼不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为我们国家在欧洲的地位而战，也为保护我们的未来和国家安全而战（右翼人士欢呼）。我确信，只要遵循这样的方针，全体人民都会支持我们（全场欢呼）。

《泰晤士报》在第二天就刊发了演说全文，认为首相的言辞“没什么新意，或者说算不上轰动”。《泰晤士报》驻柏林记者写道：“很显然，德国希望和平，同时也在努力保证（追求）和平。”格雷却不这么认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召见了德国驻英国大使利赫诺夫斯基伯爵（Count Lichnowsky），告诉他一旦德国与法俄联盟之间爆发战争，英国更有可能成为德国的敌人。伯爵将这一对话呈报给柏林，引发了一片恐慌，更确切地说是让德皇慌了神。他对来自英国的信号向来敏感，他表示他了解了格雷这一“精神上的宣战”。在深深的震惊中，威廉二世召集毛奇、蒂尔皮茨、海军部战时参谋长黑林根（Heeringen）及海军内阁长官穆勒上将（Mueller），于12月8日上午11点在皇宫里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一开始，威廉二世就将自己的好战情绪倾泻而出：他提出奥匈帝国必须对付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军队当时正在阿尔巴尼亚），如果俄国攻打奥匈帝国，德国将对后者提供援助。威廉二世吼着说，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德国陆军就要直指法国，海军则要派出潜艇，用鱼雷对付英国的舰队。在之后的讨论结束前，他敦促海军加快U型潜艇的生产，要求“必须在传媒界有更多动作，以劝说公众接受这场打击俄国的战争”。他还认可了总参谋长毛奇的观点：“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越早开始对我们越有利。”

在历史学家眼里，这场“战争会议”的意义有不同的解读——这个名字不过是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的霍尔维格出于讽刺所起的绰号罢了。一方面，有人认为，1912年12月的这次会议不仅揭示了德皇在决策制定过程中持续的关键地位，也展示了一幅全面的战争蓝图：以战争为立足点，将海军和陆军、德国经济及公众观点全部包括在准备这场早有预谋的战争的过程中。也有人认为，这次会议是德国对国际危机的响应，否认德国军方及政界领导层将开始为这场蓄谋已久的欧洲大战倒计时这样的论调。谁是对的？毫无疑问，这次会议上提及的军事策略是充满好战情绪的，而且很明显，威廉二世暂时是想站在他手下那些最激进的指挥官这边的。另一方面，实际上这次会议并没有让这场保卫战进入倒计时阶段。我们拥有的唯一一份来自与会者的会议报告是穆勒上将的日记，他将会议的观察总结为“几乎毫无成果”。在会议结束之后，既没有全国性的宣传活动，也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投入为战争做准备。12月8日的那次会议的主角并不是威廉二世，而是霍尔维格。他随后就让德皇“认清了自己的位置”，并“废除了”德皇在这次会议上做出的各项决定。战争会议的惯性还持续了一阵子；终于，在1月初，笼罩在柏林上空的危机感渐渐消散，威廉二世也终于冷静下来。霍尔维格说服他放弃海军的扩充计划，他在会议上要求的潜艇增产最终也未实现。1913年4~5月，塞尔维亚—蒙特内哥罗占领阿尔巴尼亚城市斯库塔里，引发新一轮的巴尔干危机，此时的威廉二世仍然反对任何增加战争风险的行动。

和12月在新宫举行的这次会议相比，另一件事的意义更加深远。11月，军方决定要想方设法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增加德国在和平时期的军事力量。俄国在处理巴尔干危机问题上的态度为德国敲响了警钟。德国对于安全问题恶化的担忧则全部反映在1913年德国军费预算法案上。在12月的一份详细备忘录里，毛奇极力促成一项野心勃勃的军队扩充及改进计划。他据理力争，强调一旦战争爆发，德国很有可能将面对法国及俄国的两面夹击，那时奥匈帝国的帮助作用甚微，而意大利则完全帮不上忙。根据格雷在12月3日发出的警告，英国非常有可能加入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能派出的步兵将比英国、法国及比利时三国联军少192个营。来自俄国的威胁也不可忽略，它的兵力正在逐年增强。1913年4月，在国会预算委员会召开的一次秘密听证会上，将军们表现出对德国前景的担忧。他们认为德国目前的处境很难以和平的手段来解决，且获胜的概率不大。到1916年，俄国的军力将会发展到不可战胜的地步。法国在战略铁路、军队流动性及部署上的优势已经显而易见：直至1913年，法国已经拥有16条双轨铁路，与支线环形道、车站、交叉道相连；而那时的德国仅拥有13条直通边境的铁路。

在争论了许多细节及讨价还价之后，新的预算法案在1913年7月通过。和平时期的军队规模已达到89万人，增加了13.6万人。但这仍然没有满足德国的安保需求。法国和俄国见此纷纷增加了自己的军队开支，抵消了德国增加的军力。在欧洲第一轮扩军潮中，俄国发展速度成为其他国家标榜的对象；而现在，这个位置让给了德国。1913年的德国军队法案对1913年8月法国通过三年制兵役法起了关键作用。这一切都促成了俄国名为“大计划”的军事扩张及装备更新项目。1913年3月，沙皇批准了数额惊人的预算，这些预算将用于炮兵及计划中的其他武器装备。俄国的这项野心勃勃的计划预计将在1917年前为冬季和平时期的军队增加80万人。与1910年的调遣方案不同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将驻扎在俄国属于欧洲版图的地区。结果就是，1914年，俄国和平时期拥有的军队规模达到约150万人，这一数字是德国的两倍，甚至比德国与奥匈帝国两国军队相加还多了30万。到1916~1917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200万。俄国在1914年的军队规模也要归功于由法国资助的俄国战略铁路计划。1905年起，德国就以施里芬计划作为对俄国军队扩张的回应。施里芬计划是为了应对德国被法俄两面夹击的状况，首先集中军力对抗法国，而在东边按兵不动；在解决西部战线的问题之后，再转向东边对付俄国。但如果法俄联盟的力量分配变化使得施里芬计划变为废纸，德国应该怎么办？

有消息指出，与它的两个敌人相比，德国能够更快地做出改进，而这一点也在1914年那段时间为德国军方带来了短期的战略优势。与此同时，俄国军方的经济基础似乎仍然薄弱：在1900~1913年，俄国的生产力与德国相比其实是下降的。但是柏林方面依然觉得形势十分严峻。1904年，法俄军队比德奥军队多260 982人；到1914年，这一差距的估值已经达到约100万人，且还在继续快速扩大。在1914年5月25日的一份报告中，位于圣彼得堡的德军随行官员指出最新的增长情况（从45.5万人增加至58.5万人），并且预估了接下来三四年间和平时期军队的增长，并总结道：“俄国的军队将会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增长。”毛奇把法俄之间的借贷关系看作“1870~1871年的战争以来，法国用来对付德国所做出的最敏感且最充满战略意味的一击”，并且预测它将带来“让德国转为劣势的决定性转折点”。直到1916~1917年，德国的战略家们确信，俄国的战斗力已经足以让施里芬计划失效。

出于对东线及西线暗涌的危机和时间紧迫的担忧，毛奇成为“保卫战”的极力拥护者。他认为只有这样，德国才能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解决即将来临的危机。在他眼里，过往所有的战前危机都是在尝试弥补德国在策略上越来越严重的失调，且这些尝试均以失败告终，而这种失调将很快置德国于不可挽回的劣势。保卫战这一想法很快就在军方指挥层内传播开来。一项最近的研究显示，曾出现过许多情况使得指挥层中的高级人员迫切要求开战，“越快越好”，即使这样意味着德国将主动开战，还要背负侵略者的骂名。当然，并非只有德国是这样看待局势的。早在1914年早期，普恩加莱就对《晨报》（Le Matin）的编辑说，德国害怕俄国的发展壮大，“他们知道这个巨人每天都在成长，他们想要在它的力量强大之前攻击它、摧毁它”。1914年3月，英国陆军行动部总指挥亨利·威尔逊收到了一份新闻简报，上面列出了1913年以来俄国军队所做的各项改进。威尔逊做出了以下评论：

这是一份有分量的新闻。现在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德国对未来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这是“生死存亡之际”。

在德国军方的好战倾向背后，暗藏着一丝宿命论的意味。提起战争时，他们谈论得更多的是“战败和被消灭的双重威胁”，而不是胜利。这种想法的危险性显而易见，正是这种想法使得指挥官批准将最激进的主动性作战视为基本防卫。不过，军方坚持的保卫战这一论点又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德国的外交政策呢？就算在诸如普鲁士—德国这样的带有禁卫军性质的系统中，也必须依靠大多数高层指挥官的能力才能说服其民政机关的同僚，接受他们的战略计划。因此，并不是特别成功的。毛奇于1912年12月在新宫敦促道，“战争越早开展越好”，但是尽管德皇似乎很快就接受了这位总参谋长的意见，事情还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很矛盾的是，在柏林并没有一个像圣彼得堡的大臣会议那样的共同决策机构，这就导致军方很难在政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团体支持他们的提案，并使用军事征税来打破财政上的限制。在巴黎，那些最有影响力的民政及军方官员紧密合作以筹措资金，来支撑由于采取进攻策略而不断上涨的军费开支。在德国，由于体制和法制上的重重障碍，民政和军方之间这样的紧密协调很难实现。德国没有克里沃舍因这样的人，而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与俄国的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相比，更加强势且更难对付。在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后，霍尔维格持续奉行与英国及俄国保持不引人注目且务实的合作政策。他在1911年12月发言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与英国妥协。”1913年3月，他写道：“我们必须控制法国，并且对俄国和英国采取谨慎的态度。当然，这种政策既没有让我们的爱国主义者高兴，也不受欢迎。”1914年之前，保卫战这一论点从来没有被德国摆上政策层面，而是一直被平民领袖们反对，就像康拉德在维也纳提出的那些吵吵嚷嚷的要求一样。无论是在1905年或1908~1909年，还是1911年（当情况变得比在1914年夏对德国更加有利），德国政府都没有考虑要挑起这一场保卫性战争。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正是英国把危机推到了动用军事力量的地步，而不是法国或德国。在1912~1913年冬季危机中，是法国而非德国的政策越来越向（虽然是断断续续地）保卫性战争这种论调靠拢。与巴黎和圣彼得堡之间的沟通相比，德国更多地被约束在给盟友维也纳的忠告中。

至于德皇，虽然好战的论调在他嘴边就要脱口而出，但他还是害怕了，并警告陷入无尽的挫败感的将军们，无论什么时候，若一场真正的冲突正在逼近，一定要保持戒备。威廉二世仍然对与英国的长期和解抱有希望。他在1913年表示，他仍然认为英德战争不可能爆发。他还对德国军力自信满满，足以阻止俄国以武力介入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纷争。在这种自满的情绪下，作风强硬的法金汉（Falkenhayn，之后他成为德军总参谋长）在1913年1月的一封信里察觉到，包括威廉二世在内的政治领导层，对长久和平的可能性抱有一种虚幻的信任，而这使得毛奇在与德皇要求更加激进的外交政策的“斗争”中“孤立无援”。德皇对保卫性战争这一想法的抗拒态度成为不断壮大的“反对军事派”的令人厌恶的一个特点。和以前一样，民事的优先地位仍然高过军方领导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在反对主动权的论调与德国或其他决策者的行为之间划清界限。相反，保卫性战争的逻辑对主要决策者在1914年夏的危机中的思考影响深远，而这一切不为人知。

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德国人

德国的决策者（撇开那些执着于在两条战线上武装德国以应对未来战争的人）也发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德国既能追求自己的利益，又能避开战争的风险。一群较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包括殖民地事务大臣伯恩哈德·德恩伯格（Bernhard Dernburg）、驻英大使保罗·梅特涅以及他的同事，之后成为外交大臣的理查德·冯·库尔曼（Richard von Kuehlmann），继续推进对英国的缓和及妥协政策。这一路线在一本名为“没有战争的德国世界政策！”（A German World Policy Without War!）的政治宣传册中有了更加正式的表达。这本册子在1913年于柏林匿名出版，撰写者为理查德·普莱恩（Richard Plehn），他和库尔曼在伦敦曾经有密切的工作来往。在白厅（英国政府所在地）内也有潜在的支持这一政策的伙伴，尤其是反对格雷的自由党成员，比如殖民地事务大臣刘易斯·哈考特。

尽管霍尔丹任务以失败告终，探寻对英缓和政策的努力却并非颗粒无收。1912年夏，关于殖民问题的新一轮谈判展开。两国签署了关于非洲领土的协议，这些领土当时隶属葡萄牙帝国管辖，而葡萄牙帝国的经济前景并不被看好。由于柏林和伦敦两方对何时及如何公开这份协议意见相左，最终导致协议没有生效。但它仍然显示了两国在原则上还是愿意划清自己的利益范围，并共同合作防止第三方介入。

纵观世界，在全球帝国竞争的舞台上，以及欧洲这个因为联盟集团而变得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德国的发展空间非常有限。但有一个地方尤其吸引那些奉行“没有战争的世界政策”的官员们：奥斯曼帝国。长久以来，德国都被束缚在这个帝国非常激烈的内部斗争环境中，但在19世纪80年代，柏林变得更活跃了。这一举动受到了正被英治埃及（1882年）疏远的奥斯曼帝国的鼓励，君士坦丁堡方面非常积极地讨好在柏林的伙伴。德国的银行、建筑公司及铁路公司开始进驻这些苏丹帝国开发程度较低的地区，建立租界，划分利益范围。1881年，安纳托利亚铁路动工。这一铁路连接君士坦丁堡和安卡拉与孔亚，由德国出资并建造，两条铁路都在1896年前完成。政府对这些投机事业的支持一开始虽然断断续续，但逐渐变得明确，且一直保持了下去。到了1911年，驻扎在君士坦丁堡的德国大使已经可以将奥斯曼帝国描述为德国的“政治、军事及经济利益范围”。通过在奥斯曼帝国（尤其是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德国人希望能够稳定面临其他帝国力量（尤其是俄国）威胁的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一旦破裂，就仿佛是向世界各个帝国敞开了瓜分领土的大门，它们一定会想确保自己能分到一杯羹。

安纳托利亚铁路被寄予了厚望。奥斯曼当局试图安抚并联合安纳托利亚“未开化的东部”——那里当时仍在遭受切尔克斯土匪的破坏，并让奥斯曼土地上最不开化的地方走向文明。他们以东方学者的视角审视安纳托利亚这片土地，把它看作急需开垦的殖民地。他们向已经通了铁路的地区引进新的粮食作物，比如甜菜和土豆，后来发现在这个地区早有这些植物的种植历史。他们还尝试引进一些经济作物，比如可以用于造纸的细茎针草。许多尝试都止步于试验阶段，要么是因为气候与土壤条件不适合作物生长，要么是因为当地人拒绝采用新的农耕技术。居住在安纳托利亚乡下的一些人会把大量稻草带到火车站喂食牵拉火车的马匹。对他们来说，蒸汽机车的出现无疑是一次难忘的冲击。

在德国，开拓安纳托利亚的想法也同样煽动了殖民计划的火焰。一些泛日耳曼主义者认为（虽然不太可能），今后可以把安纳托利亚地区发展为德国大量人口的居住地；其他人更感兴趣的是开拓当地市场、贸易路线及原材料开发。就像19世纪30~50年代的水电大坝或60年代的太空旅行，铁路在20世纪初始占据了帝国幻想中的一个特殊位置。在英国及其开普殖民地，建造开普至开罗的铁路计划正在准备中；几乎在同时，法国也加入竞争，筹划建造一条横跨非洲的超级铁路，西起塞内加尔，东至吉布堤。伟大的全球电报网络历史已经开始：已经在基础设施和国家权力之间建立了紧密联系，尤其是在英国的某些地方，电报站同时也是皇家权威与律法的小型前哨站。

因此，1903年奥斯曼帝国政府将一个非常大的铁路建设项目交给一家隶属于德国银行的公司时，引发了一阵惊恐。这条铁路将把安纳托利亚铁路在安卡拉的终点进行延伸，经由阿达纳和阿勒波，穿越美索不达米亚到达巴格达，并最终到达波斯湾的巴士拉。这个项目在理论上可以在某天实现乘火车由柏林直达巴格达，却遭到了来自其他帝国力量的质疑及阻挠。由于英国海军当时正计划将以煤炭为动力的船只更新为以汽油为动力的型号，油田对于英国来说越来越重要。英国担心铁路建设项目将使德国优先获得奥斯曼伊拉克的油田。英国还担心，这些从英国称霸世界的海军带来的束缚中挣脱、由陆路来到东方的德国人，会威胁到英国在殖民贸易中的统治地位。虽然铁路的路线已经确定（这给工程师和投资者带来了不少麻烦）并会尽量远离俄国有意向的地区，圣彼得堡方面还是担心德国因此会威胁到俄国对高加索地区及波斯北部的控制。

回想起来，这些战略上的担忧很牵强，但它们在那时对决策者的影响却非常大。这些决策者倾向于认为，资金上的投入将必然导致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威廉二世在支持奥斯曼和支持伊斯兰之间飘忽不定时，就完全没有打消这种担忧。1898年，威廉二世第二次访问中东，他在大马士革市政厅即兴说出了一段祝酒词：“愿苏丹陛下，以及将他看作‘哈里发’的全世界3亿穆斯林，坚定地相信德国皇帝会是你们的朋友。”这段话很快为世界各报纸引用。这样的表述源于阿拉伯人民的欢呼所带来的兴奋与激动，却因德国与泛伊斯兰及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为伍，而唤醒了对德国的恐惧，而且这种恐惧在英国和俄国势头渐长。

实际上，德国的经济投入符合国际惯例。德国在电子设备、农业、矿业及城市交通上的投入非常多，与奥斯曼帝国的贸易往来也正在增长。但在1913年，德国依然在从奥斯曼帝国进口方面落后于英国、法国和奥匈帝国，在出口奥斯曼方面落后于英国和奥匈帝国。法国在这上面的投资比德国多了约50%。所以和欧洲大陆与英国的竞争相比，德国也说不上在这方面特别上心。为了确定能够战略性地控制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石油开采权，一场竞争悄然而起。比如，英国的银行和投资者在伦敦方面的支持下，通过强硬杀价，加上毫不留情的金融外交，轻而易举地就将德国推向了不利局面。即使是在铁路建设领域，德国将多于一半的投资花在这上面（3.4亿金法郎），法国也不甘示弱，投资金额达到了与德国差不多的水平（约3.2亿金法郎）。奥斯曼帝国公债由一家国际代理机构作为帝国债权人的代表进行管理，公债中的62.9%为法国所持有，德国和英国差不多平等瓜分剩下的份额。君士坦丁堡实力最强的金融机构，奥斯曼帝国银行除了负责控制有利可图的烟草垄断及为数众多的企业，还拥有在奥斯曼帝国独家发行货币的权利。这样大的机构并非德资银行，而是一家法英合资企业。同时，它也是法国政策中的一颗棋子，它的信用及财政管理全部由巴黎掌控。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谈判之后，一系列的国际合作的确对缓和巴格达铁路沿线的紧张局势有所帮助。1914年2月15日，法国与德国签订协议，划定了两国主要投资者的利益范围（法国的资本投入对于这个项目的资金筹备来说非常关键）。6月15日，通过让步妥协，德国终于能够不再理会英国的反对声。这些让步中包括了认可英国对至关重要的未来铁路中的巴士拉—波斯湾区段的控制权，这一举动也牺牲了这个项目应给德国带来的地缘战略价值。协议、让步再加上其他一系列的合作，各国已将政治问题摆在一边，而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确保经济活动能够有实际效益方面。这也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奥斯曼帝国或许真的可以提供一个舞台，让“没有战争的世界政策”得以施展，从而及时建立与英国合作的某种基础。

比中立巴格达铁路权所产生的矛盾更加严峻的是，1913年12月德国军事代表团抵达君士坦丁堡时引发的一场危机。在巴尔干地区发生灾难性的军事活动之后，奥斯曼帝国政府迫切渴望外国的协助，通过彻底的改革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尽管奥斯曼军方指挥官曾经短暂考虑过邀请法国军事代表团前来，但显然德国更像是伙伴。从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德国军方顾问就已经是君士坦丁堡的常客，当时戈尔茨·帕夏（Goltz Pasha）将军已经在训练奥斯曼帝国基层军官。但是与以前的尝试不同，这次的行动目的是扩大规模。代表团首领被任命为指挥官（拒绝停止这种放权行为被看作导致之前尝试失败的原因），而且将负责整个奥斯曼军队的训练活动，总参谋部也包括在内。指挥官同时拥有无限的军队视察权力，他也会有一队由40位现役德国军官组成的小组跟随。最重要的是，作为奥斯曼第一军团的指挥将军，他同样也肩负着保卫海峡地区及君士坦丁堡的重任。被选中作为领头人物执行这次任务的是，驻扎在卡塞尔的第22师指挥官中将利曼·冯·桑德斯（Liman von Sanders）。

无论是德皇还是首相霍尔维格，都不认为这次的任务相较之前的实例有任何基本偏差。也由于这项任务的细节由奥斯曼帝国和德国军方指挥官内部起草，没有人把它和与俄国之间的正式外交谈判联系起来。反而是德皇于1913年5月参加普鲁士的维多利亚·路易丝公主与汉诺威的欧内斯特·奥古斯特王子的婚礼时，以非正式的口吻，向俄皇尼古拉斯二世和英王乔治五世提出了问题。他们之中没有人对这项计划好的行动表示反对。霍尔维格在1913年11月与萨佐诺夫短暂会晤时也没有提及此事，他还以为沙皇已一五一十地告诉萨佐诺夫了。当利曼任命的细节渐渐泄露出来时，俄国报业掀起了一片反对的声浪。公众的愤怒离不开俄国外交部门的煽动，但真正原因是民众担心这项行动不仅将使德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扩大（因此形成战略瓶颈），同时将给奥斯曼帝国带来新生机，而当时在俄国对中短期发展的战略思考中，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与分裂已经成为既定元素。在一封寄给沙皇的信中，俄国军方驻柏林全权大使将利曼描述为一个“充满活力、喜欢自我吹捧”的人。德皇在一次与代表团成员秘密会晤时，催促他们为他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能够“听从我的命令”并成为“对俄国激进谋略中的一个砝码”。这些话经由俄军驻柏林随行官员巴扎洛夫传回圣彼得堡。由此，萨佐诺夫认为这次德军的行动“有非常明显的政治意义”。此时在圣彼得堡则是一片恐慌，“我从未见过他们这么激动”，爱德华·格雷向德国驻伦敦大使吐露了心声。

为什么俄国人对利曼的任务反应如此强烈？我们应该回顾一下在1912~1913年的危机时期，俄国的战略思考仍是以海峡地区为中心。当时萨佐诺夫的政策倾向于着重应付巴尔干半岛问题而不是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而海峡地区对俄国经济生产的重要性从未如此显而易见。在1903~1912年，俄国37%的出口需途经达达尼尔海峡；对于小麦和黑麦的出口来说，这一比例则达到了75%~80%，而这一出口对俄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转型以及现金匮乏的经济体制至关重要。两次巴尔干战争已经显露出这些关联的紧迫。自冲突开始，萨佐诺夫多次向好战的各国以及结盟的势力表示，关闭海峡地区中立性的商务运输将会使俄国的出口商遭受“巨大的损失”，必须避免这种导致损失的情况发生。如果这一切发生，战争将导致达达尼尔海峡经历两次暂时关闭，严重损害俄国的贸易活动。

造成损害是一方面，在这样一个有着关键性地缘政治利益的地区永远失势是另一方面的担忧，且后者更为严重。1911年夏，苏霍姆利诺夫十分担心德国在博斯普鲁斯地区建立据点，“在奥斯曼帝国的背后，”他警告道，“正是德国。”1912年11月，保加利亚似乎即将拿下君士坦丁堡。在那时，萨佐诺夫命令伊兹沃尔斯基前去警告普恩加莱，一旦君士坦丁堡沦陷，俄国将不得不立即将整个黑海舰队部署在该地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萨佐诺夫与总参谋部及海军讨论俄军的登陆计划，以保护君士坦丁堡并彰显俄国的利益。英国提议将奥斯曼帝国的资产国际化，但遭到了萨佐诺夫的反对，因为这样做有可能弱化俄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为了以军事行动占领君士坦丁堡及整个海峡地区，新的计划应运而生。在一份于11月12日为科科夫佐夫和后勤主任准备的文件里，萨佐诺夫阐述了俄方占领君士坦丁堡所带来的优势：这将确保又一世界贸易中心的形成，这是“打开地中海大门的钥匙”，这是“在为俄国实力实现前所未有的发展打下基础”。他表示，俄国将建立“一种国际身份，或者说是一顶本就属于俄国的皇冠，以彰显在两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它的努力和付出”。在暗暗透露这一观点的重要性时，萨佐诺夫总结出，如此巨大的成就将在“毋庸置疑的超越民族的重要性”的前提下“联合政府及社会”，并由此“重塑我们国家的生活”。

在最近海峡地区的混乱局势中，俄国在贸易上遭遇了上百万卢布的损失。1912年11月23日，萨佐诺夫向尼古拉斯二世指出：“想象一下，如果海峡地区不是落入奥斯曼帝国手中，而是在另外一个有能力反对俄国要求的国家，会发生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忧虑导致1913年夏天至秋天，俄国黑海海军指挥官都集中精力，使即将到来的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占领成为可能。海军总参谋部的A·V·聂梅兹（A.V.Nemitz）上校声称俄国“必须准备好在近期实现（占领海峡地区）的目的”。对奥斯曼帝国海军舰队不断壮大的担忧也反过来使得这些提议更为迫切。土耳其人已经订下了一艘无畏战舰，当时仍在英国建造。1912~1914年又加订了两艘，不过这些战舰都没有在战争爆发前交货。无论如何，奥斯曼帝国当地高级官员对俄国海军军力的看法，让圣彼得堡的海军至上主义者们有这样一种预感，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帝国计划被倒置了。

俄国人(尤其是萨佐诺夫，他与所有相关的策略讨论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于是变得对利曼·代表团到达君士坦丁堡时的海峡地区控制问题极其敏感。令外交大臣特别不快的是德国指挥官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一开始，德国人并不愿意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有错，因为此前没能任命真正的权威人士担任军队顾问（德国和奥斯曼帝国），这被当作没有进行真正改革的核心原因。经验告诉我们，若没有足够的能力支持改革完成，只有下命令的权力是远远不够的。萨佐诺夫并没有被打动，还尝试通过争取另外两个协约国的支持来向柏林施压。他向伦敦和巴黎发出了一份联合备忘录，以最强硬的言辞反对这项活动，并在结尾给出暗示性威胁：“如果德国这么想要在君士坦丁堡占据首位，那么其他国家就会发现它们不得不遵从这样的做法，尽管它们在意的是自己在奥斯曼帝国的利益。”

这种倡议并未成功，主要是因为俄国把利曼的任务当作对自身性命攸关的利益的威胁，而持这种看法的只有它自己。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随军官员都没有收到关于利曼到来的特别通知。他们认为，德国在之前几次任务的失败后加强控制以获得某些长远价值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格雷也对此进行了辩护，他认为爱尔兰危机及“国家内部的困境”已经比对这件事的介入来得迫切得多。同样，相比法国资本越来越壮大的统治地位，英国人也不那么关心德国在奥斯曼帝国得势这件事了。1913年3月，路易斯·马利特爵士（Sir Louis Mallet）告诉爱德华·格雷：“在法国金融家的逼迫下，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是不会存在的。”3月18日，在英国下议院的一次有力的演说中，奥斯曼及中东地区问题专家、保守党下议院议员马克·塞克斯爵士（Sir Mark Sykes）警告称，法国金融在奥斯曼叙利亚的绝对统治将最终“为合并而铺路”。

事实上，英国海军已经派代表团驻扎在博斯普鲁斯。1912年，海军上将阿瑟·林帕斯（Arthur Limpus）到达该地区之后曾将领地扩大——他的雇佣合同上写着他的职位是“舰队指挥官”。除了监督奥斯曼军队训练和补给品的改进，林帕斯还协调鱼雷舰艇及地雷在土耳其海峡地区的分布部署，这是防止外国战船进入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林帕斯能从一个较为广阔的政治层面理解自己的任务：他与奥斯曼海军部门的联络并不只包括技术现代化、采购及训练，还有更多战略重要性的议题，比如“让俄国军队穿越黑海时更危险”而需要的海军军力水平。换句话说，他之所以出现在君士坦丁堡，想要达到的目的和利曼的很相似。林帕斯以自己的睿智与泰然来看待英国和德国对奥斯曼海军及陆军的共同管制。他在1912年6月对奥斯曼海军说道：“英国在海军方面的经验以及海岸建设方面无人能及。”

德国拥有最强大的陆军力量，这支军队也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我很确定，让德军顾问参与陆军的方方面面是最明智的。我也相信，在海军事务上采纳英国顾问的建议同样是最明智的选择。

由此，萨佐诺夫发现，想要把协约的伙伴国也拉进俄国对于德国代表团抵达奥斯曼这件事的愤怒情绪中是很困难的。格雷拒绝了萨佐诺夫发来的带有威胁语气的联合备忘录，并建议在德军代表团范围内对君士坦丁堡开展无伤害性的调查。尽管在圣彼得堡，德尔卡塞很积极地表示赞同，但法国外交部已经变得甚至比英国外交部更不上心。因为在萨佐诺夫充满威胁的联合备忘录中，法国看到了一幅完整的“亚洲奥斯曼帝国的瓦解”的画面，而这将有可能给法国金融利益带来灾难性的损害，所以法国更倾向于支持格雷较为缓和的提议。也就是说，已经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吸引了太多不同类型的帝国的野心和狂想，使得三国协约无法联合起来对抗同一个可能的威胁。

无论如何，利曼的这一篇文章使得俄国主要决策者之间的情绪有了一次危险的升级。英国和法国对于俄国的抗议反应如此不温不火，使得萨佐诺夫大为恼火。在1913年12月12日发给俄国驻英国大使的一份电报中，他咬牙切齿地阐述了自己越来越不信任英国支持的效力，还说“身为三国协约中的两个国家却缺乏团结，这让我们非常担忧”。在12月23日呈交给沙皇的一份报告里，他的态度则是公开地表明了自己的好战性格。他促请立即准备好“联合军事措施”，并与法国和英国协调。三国协约应该“在小亚细亚地区掠夺并占有些什么，并声明在达成自己的目标前不会离开该地区”。当然，如此戏剧化的主动行动是冒着触发“欧洲大混乱”的风险进行的。但一方面，摆出这种“坚定的决心”很有可能达到他们想要的效果——迫使德国改变心意；另一方面，屈服“可能会招来致命的后果”。为了讨论由利曼事件引发的一连串问题，召开一场峰会很有必要。

1913年1月13日召开的峰会，由首相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主持。萨佐诺夫、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总参谋长日林斯基及海军大臣格里戈洛维奇（Grigorovich）悉数出席。会议的开始就是讨论向君士坦丁堡施压，迫使其放弃对德国军队代表团的需求所应采取的“强制措施”。有一种意见是可以用经济制裁来向奥斯曼政府施压，不过被摒弃了，因为这同样会在很大程度上伤害法国在奥斯曼的金融利益，也会使协约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另一条路则是动用协约国的军事力量，以武装占领奥斯曼的要塞。萨佐诺夫指出，最关键的前提是法国的支持。和往常一样，科科夫佐夫反对任何战争的论调，认为战争所冒的风险太大了。在整个会议过程中，他努力想要使会议进程的基调变得温和且理性。他认为，建立明确的限制很重要，要列明哪些是俄国能够容忍的举动，哪些不可以，而不是表现得因为一时的报复心态而满腔怒火。在科科夫佐夫的观察中，德国是在寻找一种逃离“由俄国的要求所造成的局面”的方法，并已准备好做出妥协。所以，避免发出“带有最后通牒意味的明确声明”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那会迫使德国巩固自己地位。但当时，这位首相遭受了苏霍姆利诺夫、萨佐诺夫、格里戈洛维奇和日林斯基的轮番挑战，他们争论说德国武力干涉的可能性已达到最小，但万一情况坏到极点，即使没有人愿意看到这一局面，战争是可以接受的。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和总参谋长日林斯基都断然宣称：“俄国已经完全准备好与德国进行一对一的战争，更不要说和奥匈帝国对战了。”

这些激烈的场面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因为德国很快就做出了让步，危机得以解除。鉴于俄国的强烈反应以及伦敦和巴黎的催促调停，柏林政府同意将利曼调任至苏丹陆军：他仍然是督察长，但是“奥斯曼帝国陆军元帅”这一晋级实则让他丧失了第一军团的指挥权，却不有损于他的面子。

利曼事件并没有升级成为欧陆战争，但现在回顾来看，它确实揭露了其中的一些端倪。首先，它揭示了一些俄国决策者已经变得多么好战。尤其是萨佐诺夫，由早期从事文职时的优柔寡断转到了一种更加坚定且更加反德的思维方式。他开始撰写描述德国和俄国之间关系的文章，完全不考虑柏林的立场：俄国永远是温顺的、热爱和平的邻国，而德国则是虚伪的掠夺者，不放过任何一个欺凌、羞辱俄国的机会，现在是时候坚定地站起来了！这种文章在政策广度上带来的缩紧不容低估。巴黎反复的保证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月13日的会议上，萨佐诺夫表示，虽然并不清楚英国对俄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会有何反应，可以确定的是一旦战争爆发，法国将会提供“积极的援助，甚至是最终极的力量”。萨佐诺夫说，法国大使德尔卡塞已于近期向他保证，“法国将与俄国同进退”。至于英国，虽然一开始伦敦方面仍有犹豫，但“毋庸置疑”的是一旦冲突的结果对法国和俄国不利，英国将会介入。

沙皇也同样开始采取更坚定的立场：在1914年4月初和大使布坎南的一次对话中，他说：“人们普遍以为没什么能把德国和俄国分开，可不是那么回事：达达尼尔海峡那里有点儿问题。”沙皇害怕德国在达达尼尔海峡努力把俄国限制在黑海范围内。若德国尝试这么做，那么协约国就要更紧密地联合起来，让柏林更清楚“三国协约将共同对抗德国的侵略”。在德国，俄国对利曼代表团的激烈反应，再加上德国根据俄国的要求而投降所带来的痛苦，让德国人觉得柏林和圣彼得堡已被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分开。“俄国和普鲁士之间的关系将永远成为历史！”威廉二世哀叹道，“我们已经变成敌人了！”

对作风稳健的科科夫佐夫来说，利曼事件终于显露了他地位的卑微。当危机爆发时，他一直在法国就新铁路贷款的事进行谈判。萨佐诺夫指派他前往柏林与德国谈判。科科夫佐夫写的关于那些会谈的报告显示出他已经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坐在冷板凳上了。他向萨佐诺夫抱怨——他不怎么掩饰这种抱怨，让他在德国的对话人明白俄国体系的“特色”，即身为首相却在“权力与特权”上受限颇多，是非常困难的。科科夫佐夫在1月13日出任首相一职是他最后一次担任这样的职务。1914年1月底，作为首相及财政大臣的他被沙皇免职了。

科科夫佐夫的免职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政策，或者更广泛地说，是他所代表的谨慎且保守的俄国政治倾向的失败。新的首相是戈列梅金（Goremykin），他被普遍认为不过是一个傀儡领袖，如萨佐诺夫日后回忆所描述的，他“很久以前就失去了对任何事物关心的能力，只在意个人的宁静和舒适。同样失去的还有考虑他周围正在发生什么事的能力”。新大臣会议的真正权力源泉其实是社会关系广泛的克里沃舍因，他自1913年起就一直在协调反抗科科夫佐夫的活动。在财政部门，科科夫佐夫的继任者巴克能力很强，但是个平凡的角色，同时还是克里沃舍因的手下。克里沃舍因是强硬派的积极支持者，而强硬路线正是苏霍姆利诺夫和萨佐诺夫一直追求的。没有了科科夫佐夫在旁不停倡议谨慎，大臣会议的天平偏向了好战那一边。

伊万·戈列梅金

最终，利曼事件显现出俄国对海峡地区变得多么热衷。同时，麻烦的问题不断涌现，三国协约的伙伴国对俄国努力争取在海峡地区畅通无阻表示支持，但这种支持能保持多久？萨佐诺夫在这一点上的怀疑反映在并不怎么重要的1月13日的会议总结里。总结在一方面同意俄国应该在协约国的支持下，施展一系列强制的手段对付君士坦丁堡；另一方面，如果协约国继续抱持支持的态度，俄国要限制自己的强制手段，不可以涉及军事。俄国在协约国支持上的怀疑是对的。即使危机过去，英国仍然担心俄国会“在不远的将来再次提出（关于土耳其海峡）的问题”。

换句话说，很难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项直接并公开地瞄准海峡地区安全控制问题的政策得到俄国的保证，提供必要的国际支持。1911年11月，当恰雷科夫在探寻与奥斯曼政府达成双边协议的可能性时，正面临这样的问题。那时，萨佐诺夫选择不承认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因为他相信直接争取海峡地区的时机仍未成熟。他转而投向哈特维希，因为他那好战的泛斯拉夫政策主要针对的就是巴尔干半岛，并特别关注塞尔维亚。萨佐诺夫的选择说明，重新将目光投向巴尔干战线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在海峡政策上遭受的失败或挫折。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默认的或不得已的选择。但是在巴尔干半岛的前进政策并不要求放弃俄国在海峡地区的终极利益。相反，这只不过是用一种更长久、更曲折的方式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俄国的战略思考在1912~1914年逐渐倾向于把巴尔干看作海峡地区的腹地，同时也是确保自己对奥斯曼控制住“咽喉”地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关键。在这种决心的背后是一种信任：相信俄国在海峡地区的宣言只有在欧洲全面战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这种信任在战前最后几年内渐渐变为萨佐诺夫的中心思想。而在这场战争中，俄国将为自己的终极目标而战斗即确保自己在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地区的控制。

这些都在1914年2月8日的国家特别会议议定书里呈现了出来。会议由萨佐诺夫召集并主持。在科科夫佐夫下台之后，会议的基调及大致氛围很明显并未延续他的风格。会议重新确定了俄国控制海峡地区的重要性。但连萨佐诺夫都承认，现在仍然很难描绘拿下海峡地区却不触发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的画面。由此展开了关于俄国应该如何考虑这两项不同任务的优先性的讨论：攻占达达尼尔海峡，动用所有可用的力量赢得欧洲战争。作为对萨佐诺夫观点的回应，总参谋长日林斯基表示一旦欧洲战争爆发，俄国将没有多余的力量攻占海峡地区，因为军力要集中在俄国西端战线。但是（这也是概念上非常重要的一步）如果俄国在西线战争中占据优势，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许多其他地区的问题就算是其他更严重冲突的一部分，也能得以解决。这一点也得到了总军需官达尼洛夫（Danilov）的赞同。他反对军方任何专门为保障海峡地区而采取的行动：

西线战争需要的是整个国家军事力量的投入，我们不可能分配任何一个军团去执行其他任务。我们必须集中精力保证在整场战争中最重要的战场的成功。在这个战场的胜利需要我们在其他次要问题上做出对自己非常有利的决定。

这并不是会议上被采纳的唯一一种看法。身为俄国海军行动部门领导的聂梅兹上校曾经警告说，萨佐诺夫、日林斯基和达尼洛夫所描绘的愿景只有一种情况下才有意义，那就是：威胁君士坦丁堡安全的敌人，和俄国在西部战线的敌人是同一个国家（比如德国和/或奥匈帝国）。在那种情况下，再加上如果那时海峡地区能够及时被俄国掌控，俄国才能够真正地只关注主要冲突。但在争夺海峡地区的努力中，聂梅兹描述道，俄国也曾遇到过德国和奥匈帝国以外的敌人。这说起来仿佛也合理，即当俄国在德国和奥匈帝国前线浴血奋战时，有可能有“外国舰队和军队”来占领海峡地区，在这里他暗中影射了英国。聂梅兹说出了他的道理：从这几年的经验看来，任何单方面改变海峡地区政治体制的尝试，都有可能遭受来自朋友和敌人的抵抗。

这些反映都反过来解释了为什么利曼事件成为俄国对英国政策的关键节点。萨佐诺夫立即开始施压，采取能使三国协约变成完全成熟联盟的措施，他同时也是与伦敦进行的海军对话的主要参与者，这一对话开始于1914年6月7日。在他的传记里，萨佐诺夫回忆起德国派遣至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军事代表团，它“迫使”俄国在“意识到柏林引发的共同危险”的基础上寻求与英国之间“实质上的一致”——这也同样符合我们回顾走向1914年战争爆发这段历史时所看到的。但正当萨佐诺夫梦想着以“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联盟”正面对抗德国并抑制它的势头时，很明显（虽然这并不是外交大臣能够马上实现的），一份与英国的海军协议履行了约束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的诺言，并使其退出了海峡地区那些不受欢迎的行动。俄国于1914年5月正式递交给伦敦的抗议强化了这一论断，这一抗议针对的是英国官员在奥斯曼帝国海军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俄国眼里（对英国人来说亦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潜在的敌人不止一个。在联盟的架构下隐藏的是老牌帝国之间的竞争。

启动巴尔干计划

在一封于1913年5月寄给哈特维希的信中，萨佐诺夫概述了近期巴尔干半岛的事件以及它们对于英国的意义。他写道，“塞尔维亚”仅仅完成了“它历史路径的第一阶段”：

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它还必须经历一段痛苦的斗争，其存在性甚至会受到质疑。塞尔维亚的期许之地在今天奥匈帝国的领土，而不在它现在努力争取却被保加利亚人阻碍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迎接将来不可避免的抗争而坚定、耐心地努力，对于塞尔维亚是至关重要的。时间正在对塞尔维亚产生积极的影响，它的敌人已显露出明显的解体征兆。

这封信的有趣之处不仅仅在于萨佐诺夫如此坦率地将塞尔维亚人的敌意从保加利亚转移到奥匈帝国身上，而且在于他声称历史已经决定了哈布斯堡政权已经时日无多，他自己仅仅是默认了历史的裁决。我们经常在协约国政治家的虚华辞藻中见到类似的奥匈帝国必将衰落的论调，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是多么有所助益。它们使塞尔维亚的武装斗争得以合法化，像现代化的先驱一样注定要扫除过时的双君主制度。同时，它们掩盖了过多的证据可以证明的事实：奥匈帝国确实是欧洲文化、管理和工业现代化的中心之一，然而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尤其是塞尔维亚，却仍然深陷经济倒退和生产力下滑的旋涡之中。不过，这些精妙的论调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们让决策者得以掩藏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所要承担的责任。如果未来已经被描绘出来，那么政治就不再意味着在指向不同将来的选项中做选择，其任务变为去迎合与个人无关的磅礴历史潮流。

到1914年春为止，法俄同盟已经在奥匈帝国及塞尔维亚的边境构筑起了一个地缘政治的诱因。他们把三大强国的防御策略与欧洲最暴力、最不稳定地区的不确定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对法国来说，投身于塞尔维亚突出阵线是其对法俄同盟忠诚的合理结果，而这本身也出于法国决策者眼中不可动摇的政策限制。这些政策上的限制之一来自人口。即便三年制兵役法给军队带来巨大扩张，法国的指挥官们仍然认为其兵力不足以独力对抗德国方面的威胁。所以要战胜德国需要两个条件：英国远征军参加协约国在西线的战斗；快速穿越比利时，使得法国部队可以包围被重兵把守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不幸的是这两个选择是互相排斥的，因为突破比利时中立地区就意味着丧失来自英国人的支持。然而英国人模棱两可的政策使人心生怀疑，即使放弃入侵比利时带来的战略优势，也无法保证英国会在战争的第一个也是决定性的阶段就介入。

因此，法国不得不在东方寻求帮助，以补偿其在西方不足的安全感。比利时大臣在1913年说过，与英国人的友谊看起来越不“可靠和有效”，就会有越多法国战略家认为需要“加深”与俄国的联盟关系。法国政府从1911年开始着重发展俄国的进攻实力；在1912~1913年致力于确保俄国的兵力部署计划针对德国，而非它们在巴尔干半岛上的仅仅是名义上的敌人奥匈帝国。强有力的经济动力渐渐加固了双方密切的军事联系。实施这一策略意味着付出一定的战略代价，因为将重注如此压在依靠俄国上以占据对德国的主动，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法国的自主权。法国决策者愿意专门在巴尔干半岛事务方面扩展与俄国之间的同盟关系，这种将主动权交到俄国人手中的让步表明了法国人心甘情愿接受接踵而来的限制。究其原因，在于法国人最担心的并不是俄国会贸然采取行动，而是俄国人会完全不采取措施，因其占有过大优势而不再关注同盟的安全价值，或是将其精力集中在进攻奥匈帝国而非“主要对手”德国身上。

准确地说，启动巴尔干计划的吸引力在于，它似乎是在联合行动中获取俄方支持的最有希望的途径，这不仅仅是因为俄国历来就对巴尔干半岛地区显示出强烈的兴趣，也因为可以依赖塞尔维亚与奥匈帝国之间的冲突激起俄国的民族情感，如此一来俄国的领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采取行动。因此，法国给俄国的巨额借款（当时算得上金融史上最大规模的贷款之一）加上能让俄军主力进攻德国的战略铁路建设项目，可以迫使德国（如法国期待的那样）分散兵力，减轻对西线的进攻压力，给法国留下获胜所需的喘息时间。

俄国对塞尔维亚阵线的投入源于不同的考量。长久以来，俄国一直谋求和有能力抵御奥匈帝国的一众巴尔干半岛国家达成某种合作关系。俄国在意大利对利比亚战争期间重新启用了这一策略，出面促成了将俄国定义为半岛上仲裁者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同盟。因瓜分领土问题产生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时，俄国意识到原先的同盟策略已被淘汰，在一番推诿之后，它选择了塞尔维亚作为主要委托人。保加利亚的利益受到损害，很快被纳入同盟国的势力范围。正如1912年12月至1913年1月的事件所展现的，与塞尔维亚越走越近的俄国的立场已转变为与奥匈帝国直接对峙。

然而，俄国并没有很快接受法国总参谋部反复提出的战略设想。在苏霍姆利诺夫的重新部署计划中，俄国兵力不再集中于与德国接壤的边境，这使得法国人大为光火。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法国人将能把庞大军队送入敌人腹地的铁路干线数量翻了两番，并借此成功迫使俄国接受在可能的最短时间内将最大打击力量输送到西部边境的策略。

如果说俄国和法国的战略思想最终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致，是出于如下几个原因。法国人对俄国承诺的巨额借款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合作。由于俄国对奥匈帝国的进攻不可能不涉及德国，那就显而易见，只有当俄国能够战胜德国时，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地位才有可能被颠覆。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利曼·冯·桑德斯被派往君士坦丁堡不仅引起俄国的战备升级和对德国真实目的的怀疑，也澄清了巴尔干战略与俄国对土耳其海峡的更基本的需求之间的联系。在2月8日的特别会议上，萨佐诺夫、苏霍姆利诺夫和日林斯基认识到，确保能够通行或控制土耳其海峡的目标，尽管被一致认为对俄国的经济和战略未来有深远意义，但也必须为在欧洲斗争中战胜同盟国的任务让路。这不仅仅，或者说并不是主要由于害怕德国在土耳其海峡取得控制权，而是由于协约国同盟当时还未准备好支持俄国人去争取这一关键战略资产。确实，三个协约国在土耳其海峡问题上的观点如此迥异，使得俄国外交大臣认为只有以爆发全面战争为背景，俄国的行动才能得到其西方盟友的支持。

我们需要明确区别一点：法俄战略家们从未计划发动一场针对同盟国的侵略性战争。这里我们讨论的只是设想中的情况，而非计划。尽管如此，决策者们几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行为对德国会有所影响，这一事实仍十分引人注目。法国决策者了解到军事威胁的天平已经不再倾向德国。1914年6月一份法国总参谋部的报告满意地指出“军事形势已转变为对德国不利”，几乎一样的结论也出现在英国的军事评估报告中。但由于主要决策者将其行动视为防御性行为，将侵略的意图完全归咎于敌人，他们不曾认真考虑过他们制定的措施可能让柏林面临的选择越来越少。一个国家为了加强自身防卫而采取的措施“反而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并迫使其他国家做最坏打算”的情形，被国际关系学家称为“安全困境”，而这正是“安全困境”的一个显著例子。

那么英国人意识到了巴尔干化的协约国安全策略所带来的风险吗？英国决策者足够清楚地认识到，欧洲的地理政治趋势已经形成一个机制。如果以正确的方式触发这一机制，它将使巴尔干半岛上的争执变为一场欧洲战争。他们看待这一可能性的态度，正如他们看待欧洲局势的几乎所有方面那样，十分矛盾。即使最亲俄的英国决策者也对圣彼得堡的巴尔干政策不无批判。1912年3月，当尼利尔森得知俄国人促成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同盟条约的签订时，他强烈谴责了俄国人的这一新举措：“这说明俄国政府无意在巴尔干事务上与奥匈帝国政府携手合作，对此，我非常遗憾。”1912年9月，当萨佐诺夫在伦敦和巴尔莫勒尔与英国主要政治家会面时，英国在巴尔干事务上“过度的谨慎”以及他们怀疑俄国蓄意对奥斯曼政府施压一事，给萨索诺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塞尔维亚部队于1912年11月突破阿尔巴尼亚到达亚得里亚海岸时，英国驻巴黎大使伯蒂警告法国外交部长，英国不会因为贝尔格莱德要在亚得里亚海夺取一座海港而参战。

然而在仅仅数日之后的12月4日，爱德华·格雷给了德国大使利赫诺夫斯基伯爵一个强硬的警告：

如果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进攻，以及在舆论驱使下的俄国军队开赴加利西亚（而不是再一次忍受诸如1909年那样的屈辱）共同导致了一场欧陆大战，并且德国不得不对奥匈帝国施以援手，那么法国也会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因此再没有人能预知其后果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交流是以德国首相霍尔维格对德国议会发表的一次10分钟的演说为借口。在那次演说中，霍尔维格提醒众人，如果奥匈帝国出乎意料地遭到另一大国（此处明显指的是俄国，其在加利西亚边境的军事措施已经引起战争恐慌）进攻，德国会出面干预以保护盟友。利赫诺夫斯基将格雷的话理解为一次“不可能被误解的暗示”，它说明保护法国不被德国击败对英国来说是极为必要的。几天之后，看过利赫诺夫斯基总结报告的威廉二世大为恐慌，认为这是对德国“道德上的宣战”。正是这次警告引发了1912年12月8日的波茨坦战争会议。法国的文件中明确地记录，就在格雷发出警告当天，他将自己与利赫诺夫斯基伯爵的对话内容传达给了大使保罗·康邦，康邦随后将细节告知了普恩加莱。

值得注意的是，在格雷的警告中，启动巴尔干计划能够引发的一系列因果联系得到了有力证明，其中包含众多假设。格雷首先赞同了萨佐诺夫与伊兹沃尔斯基对1909年遭到“羞辱”的观点，似乎忘了正是英国拒绝与伊兹沃尔斯基在海峡问题上合作，才促使这位当时的俄国外交大臣声称自己被奥匈帝国外交大臣欺骗而引发危机。至少可以说，认为俄国多次遭到同盟国羞辱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事实恰恰相反，俄国幸运而轻易地逃过了自己亲手制造的危险。接着，“如果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冲突煽动了俄国国内舆论，俄国决策者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进攻奥匈帝国”，这一想法也大有问题。事实上俄国国内的意见并非毫无保留地支持在塞尔维亚问题上轻率行事。虽然一些民族主义报刊理所当然地表示支持，但其他人持不同意见，例如米谢尔斯基亲王的保守派刊物《公民》（Gćazhdanin）就谴责斯拉夫派“无力的浪漫主义”，并抨击了所谓俄国必然要在奥塞冲突中支持塞尔维亚的观点。在1913年2月，巴尔干冬季危机正值高峰时，前俄国首相谢尔盖·维特估计只有大约10%的俄国人赞成战争，而剩余90%的人则反对战争。格雷还假定，俄国的介入一定会侵犯一个并未直接威胁俄国安全的国家，还会“不可避免地”将法国卷入其中。这一观点实质上赞同了——或者说至少含蓄地承认了，普恩加莱考虑俄国进攻另一欧洲大国的可能性，因而增加了条约承诺的行为。格雷暗示，在某种情况下，这会迫使英国干预援助法国。格雷也许对“为塞尔维亚而战”的可能性感到窘迫，他无疑陆陆续续地表达了这一点，不过他已理解和合法化了巴尔干的计划，并且将其融入自己的观点。我们需要记得，这一情景并不是国际体系的中立特征。它体现的并不是客观的必要性，而是交织着倾向性思维、承诺和威胁。这表明格雷十分倾向于将协约国同盟安全最大化，而舍弃了纯粹的大国之间的策略平衡。为利赫诺夫斯基描绘情景时，格雷不是在预言已注定的未来，而是在清晰表述让未来成为可能的一系列认识的一部分。

这些谋划的一个关键前提是拒绝（无论是明确地或含蓄地）奥匈帝国以一个欧洲大国的方式保卫其邻近区域利益。英法决策者在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会因何爆发冲突的问题上总是闪烁其词。奥匈帝国虽然还未进犯塞尔维亚，但普恩加莱从未在与他人的谈话中试图清晰定义这一标准，包括在与伊兹沃尔斯基的谈话中，以及在1912~1913年冬季与法国战争部队、高级军事指挥官们的谈话中，而后者已敦促采取进攻性措施。格雷的态度则更矛盾，他试图将其区分开来。1912年12月4日，即他向利赫诺夫斯基发出警告的同一天，格雷在给身在巴黎的伯蒂的便笺中写道，英国对巴尔干冲突的反应将取决于“战争如何爆发”：

如果是塞尔维亚挑衅奥匈帝国，使其产生有合理理由的怨恨，那么情况会和奥匈帝国主动进犯大不相同。

可是怎么算是“有合理理由的怨恨”呢？在1912~1914年分化对立如此严重的欧洲，我们很难界定哪种程度的挑衅会导致武装报复。不愿意把奥匈帝国的安全要务加入考虑也进一步证明了，大国们对将来“二元君主制”的完整性是多么的无动于衷。这或是由于它们将其视为德国身边缺乏自治性地缘政治认同的宠物狗，或是由于怀疑其在巴尔干半岛上有激进的谋划，又或是由于它们认为已不能再给君主制国家时间，其必将很快让位于更年轻、更好的后继国家。这个局面的一个讽刺之处是，无论哈布斯堡的外交大臣是雄辩——如艾伦塔尔，还是仁和——如贝希托尔德，都没有区别：前者被怀疑有侵略性，后者则被认为对柏林阿谀奉承。

让已被判处死刑的哈布斯堡雪上加霜的是一种乐观的观点，认为拥有许多自由斗士的塞尔维亚已被赐予了未来。在我们意料之中，从哈特维希发自贝尔格莱德的充满热情的报告，以及法国驻塞尔维亚首都公使德斯克斯发出的热烈支持的快件中，我们都能看清这个趋势。法国继续提供存在已久的经济援助。1914年1月，贝尔格莱德又得到了一大笔法国借款（金额达到1912年整个塞尔维亚国家预算的两倍）以支持其庞大的军事支出，帕希奇与圣彼得堡协商，同样得到了一笔军事援助，包括12万支步枪、24门榴弹炮、36门“拥有最新系统”的加农炮以及适量军需品，他声称（后被证实确实发生）保加利亚从奥匈帝国也得到了类似的货物。

格雷在1913年伦敦和会的谈判中隐蔽地采取了亲塞尔维亚策略，赞同贝尔格莱德索要新阿尔巴尼亚国家领土的要求。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大塞尔维亚的概念表示支持，而是因为在他眼中，安抚塞尔维亚是协约国同盟长久维持下去的关键。最后的领土划分将超过一半的阿尔巴尼亚人口关在新成立的阿尔巴尼亚王国门外，被划归塞尔维亚统治的很多人遭到迫害、放逐、虐待及残杀。然而在塞尔维亚政坛交友甚广的英国代理部长克莱肯色普却先是压制，而后淡化处理了被征服区域发生暴行的新闻。当这些罪行的证据不断增加，尽管也有人陆陆续续地对此表示厌恶，但还是不足以改变国家倾向与俄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政策。

两个更深层的因素使得巴尔干半岛问题的触发变得更为敏感。一个是奥匈帝国日益增长的抑制塞尔维亚领土野心的决心。我们已经知道，随着巴尔干半岛局势的恶化，维也纳的决策者们逐渐倾向于鹰派的解决方案。他们的情绪随着危机的起伏波动，但是始终有积累效应存在：每次都有更多的决策者选择采用激进的姿态。经济上和国内士气方面的因素增强了政客的易变。随着金钱因和平时期调动而流出，随之而来的是对少数民族征募的忧虑，奥匈帝国的选择范围渐渐缩小，其政治前景渐渐失去可能性。然而，我们不能忘记1914年6月贝希托尔德得到的最后一次战前区域战略总结中，对使用军事手段解决奥匈帝国在半岛上面临的众多问题只字未提。

另一个是德国人对“实力政策”的倚仗日益加深。从俾斯麦到比洛，再到贝特曼·霍尔维格，通过实力最大化寻求自主权和国家安全一直是德国政策的一大特征。历任决策者没能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对力量的追求可能引起德国邻国的敌意以及疏远潜在盟友。不过，只要这个政策继续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以杜绝敌对阵营联合进攻德国的可能性，其带来的孤立的威胁即便很危险，也未到达势不可当的程度。直至1912年，协约国同盟大规模增强军事防备，使得这一途径在更长时期内的可行性被逐渐破坏。

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年，两个问题困扰着德国战略家和决策者。第一个问题在上文中提及过：如果战争爆发，德国能够击退其对手的相对实力优势能保持多长时间？第二个问题则与俄国人的意图相关：俄国领导人是否在积极准备一场针对德国的预防性战争？这两个问题之间有紧密联系，因为如果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俄国确实在寻求与德国开战，那么用政治上代价高昂的让步来避免战争的方案就变得不那么有说服力了。如果没有避免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只可能推迟它的发生，那么明智的选择是现在就与敌人开战，而不是等到相同的情景重现，环境却已不再对德国如此有利的时候。

男性主义的危机？

如果在1914年的春天和初夏对欧洲的大臣们做一次调查，我们必定不惊讶于那不幸的性格结构。从卡斯泰尔诺和霞飞到日林斯基、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威尔逊和毛奇，这些高级军官全部是策略性进攻计划的拥趸，他们对那些政治决策者们施加着具有波动性却十分重要的影响力。在1913~1914年，德尔卡塞和帕莱奥洛格两位强硬派先后任法国驻俄国大使，而仍旧决心为1909年的“羞辱”报仇的伊兹沃尔斯基正驻巴黎工作。法国驻索非亚大使安德烈·德帕纳菲厄在1912年12月观察到，伊兹沃尔斯基是“最好的驻法国大使”，因为他“在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问题上拥有个人利益”。而他的俄国同僚注意到，当他谈及奥匈帝国对贝尔格莱德的政策时，他总是呈现出“从吞并时期就不曾离开他的明显的苦涩语调”。脾气暴躁且厌恶奥匈帝国的米罗斯拉夫时任塞尔维亚驻圣彼得堡大使，他的老对手福尔加奇伯爵正在维也纳协助制定战略。这不禁让人想起哈罗德·品特的戏剧，登场人物之间知根知底却又互相厌恶。

这是一幕只有男性人物的戏，那么这一点有多重要呢？男子气概一向包含了多种行为形式；这些男性的男子气概受到他们的阶级特性、民族性和职业影响。然而，引人注意的是关键人物经常刻意地诉诸男性的行为模式，这与他们对战略的理解是相互交织的。“我衷心地相信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应当挺直腰杆。”尼科尔森在给他的朋友查尔斯·哈丁的信中写道，并建议伦敦拒绝任何来自柏林的重新修好的恳求。至关重要的是，德国驻法国大使威廉·冯·舍恩在1912年3月写道，柏林政府在与法国的关系上保持着“完全冷静沉着”的姿态并“冷血地”尝试解决国际局势带来的国防问题。当伯蒂谈到德国会“把我们推入水中，并偷走我们的衣裳”的危险时，他把国际体系比作了一个挤满了男青年的乡间操场。萨佐诺夫赞扬了普恩加莱“正直诚实”的品格和他“意志的坚定不移”；保罗·康邦欣赏他具有专业法学家的“刚正”，尽管内敛自主的“户外活动者”的魅力是格雷最重视的公众人物特质。霍尔维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1914年的危机期间畏畏缩缩而不支持奥匈帝国，体现的是一种“自我阉割”的行为。

对颓废的男子气概的祈求在那些年的书信和备忘录中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其影响很难被囿于局部。然而这确实反映出欧洲男子主义的历史中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性别历史学家提出，大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数十年中，一种主要与满足欲望（食物、性、商品）有关的相对豁达的父系特征正被某种更加敏感、更加严苛、更加有节制的特征所取代。同时，来自低级别及边缘雄性的竞争，例如无产者和非白种人，更加强了在精英人群中对“真正男子气概”的演绎。特别是在军事领袖群体中，毅力、韧性、责任和毫无保留的服务逐渐代替了过去注重、现在却被视为“娘娘腔”的上层社会出身。“尽可能地表现男子气概在（男人的）眼中是真正优秀的品质。”维也纳的女权主义者和自由思想家罗萨·迈尔霍费尔（Rosa Mayreder）于1905年写道，“他们全然不顾失败的无情和只为符合传统男子气概标准而行动的纯粹谬误。”

但是，这些逐渐过度膨胀的男性气质却在压力下存在着，因为服从、谦恭、有教养和慈悲的理想特质仍被看作“绅士”的特征。也许我们可以将在许多关键决策者身上观察到的角色压力和疲惫的迹象，譬如情绪起伏、强迫症、神经紧张、优柔寡断、心理疾病和逃避现实，归咎于已经开始给一些人带来无法承受的对性别角色的强调。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既有好战的严格执行纪律者的冷漠形象，也有对女性的支持的渴望。在女性的陪伴下，不可动摇的指挥者的面具摘下，显露出一个迫切需要安慰和心理支持的难以满足的人。他的母亲芭芭拉在去世前都与康拉德同住，或住在他附近。康拉德为填补逝去母亲的空缺，最后与吉娜·冯·赖宁豪斯（Gina von Reininghaus）（此女子当时已婚，后离异）结婚并让她随军生活在切申的奥匈帝国总部，这一举动让他的同僚和维也纳社会大吃一惊。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法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德斯克斯。一位对德斯克斯很了解的俄国同僚说，两次巴尔干战争的“深深的道德打击”已经损伤了他的“神经系统”，“他开始变得更孤僻，还不时会重复哼唱他最喜爱的关于和平不可侵犯的小曲”。

在巴尔干战争期间，贝希托尔德时常在日记中抱怨噩梦连连、不眠之夜和头痛。当新任法国总理勒内·维维亚尼前往圣彼得堡参加1914年7月的峰会时，这位生性安静的人几乎彻底崩溃。哈特维希也处于压力之下。俄国驻索非亚大使亚历山大·萨温斯基相信哈特维希已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失去了心理平衡”；萨温斯基观察到，哈特维希“到处都能看见他自己树立的敌人”。直至1914年初夏，哈特维希都在抱怨自己的心脏不好以及憧憬在巴特瑙海姆的暑假和治疗。可是他并没有活过“七月危机”。正如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在1904年所说的，被许多人视为这个时代标志的这种神经质不仅以这些有权势的男人身上的焦虑表现出来，也在他们的强迫性欲望上得以体现，这一强迫性欲望驱使他们为成为一个“勇敢之人”而非“懦弱之人”而战胜个人意志“弱点”。然而，当把这些人物与这个故事在性别史的更大范围内联系起来时，我们似乎能发现一种基于崇尚坚强不屈，而非上一代政治家（俾斯麦、卡武尔、索尔兹伯里）身上可见的能屈能伸、战术灵活和诡计多端的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

漫漫长路

奥匈帝国公设律师格奥格·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在其1892年出版的《主观公法权利体系》（System of Subjective Public Laws）中分析了他所谓的“事实的规范性力量”概念。其意为人类根据现有事件状态确定规范权力的倾向。他提出，人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事态对人的影响塑造了人对事态的认知。陷于这个解释的循环当中，人们往往很容易放弃对现有事物的观察，而设想事态是正常的，因此必须包含某种道德的必要性。

当我们在思忖历史事件，尤其是像“一战”这样灾难性事件时，某种大致相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当这些事件发生时，会把一种必要感加于（或是有可能加于）我们身上。这是一个会在许多层面上显露出来的过程。它可见于信件、演说以及事件主要参与者的回忆录。他们很快强调并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没有人可以回避战争的爆发。这样对必然性的记叙有许多种形式：他们可能仅仅是把责任推给其他国家或参与者，也可能归咎于体制本身具有引发战争的倾向，不受个别参与者意愿的控制，或是归结于人类不可控的历史或命运的力量。

在相关文献中占首要地位近一个世纪的对战争起因的探求，加强了这一趋势：从欧洲的战前数十年中找出的各种原因像砝码一样被放上天平，直到人们的意见从可能性倾向必然性。意外性、选择和成因被从视野中剔除。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和视角相关的问题。当我们从遥远的21世纪早期回头看1914年前欧洲国际关系的转折起伏时，我们的观点不能不透过后续事件的镜片。这些事件汇集成类似于狄德罗所描述的一张构图优秀的图片：“事物整体都被囊括于单个视角内。”当然，尝试去纠正这个问题，盲目追求意外性和无意为之都是不合常理的。此外，这只不过是将一个“多元决定”的问题替换成了一个“不完全决定”的问题——关于一场没有起因的战争。与此同样重要的是要了解这场战争完全没有发生的重要性的可能性及其原因，这一观点的重要性与分析战争为何以及如何确实发生的重要性相当。

欧洲领导层之间互动的一个惊人之处在于，对盟友和潜在敌人的方方面面的意图的长期不确定性。权力在派系和要员之间的不断变化，以及对公众意见可能带来的影响，仍然是个问题。格雷能在内阁和议会中战胜他的对手吗？普恩加莱能保持对法国各部门的掌控吗？军方的意见向来都为维也纳的战略讨论定下了基调，但在雷德尔事件曝光后，康拉德的权力似乎开始缩小，其已大有可能被免职。同时，鹰派在圣彼得堡正占据上风。外国政治领导人在解读权力关系时遇到的困难更加重了这些在国内诱发的不确定性。英国观察者（根据我们的回溯，错误地）相信像科科夫佐夫（尽管他刚刚被撤职）和杜尔诺沃（Durnovo）这样的鸽派保守党人士已增强了对沙皇的影响，并准备卷土重来。巴黎曾忧心忡忡地讨论过以前首相谢尔盖·维特为代表的亲德派即将获得的胜利。对关键决策者易受公众意见风向影响的紧张也一直存在。在一份于1914年2月最后一天从柏林发出的报告中，德国皇帝的朋友利奥多维奇·塔季谢耶夫（Leonidovich Tatishchev）少将承认尽管他已经注意到了德国出版物中对俄国的高度敌意，他还是无法判断这对威廉二世会有何影响：“我相信大体上，陛下对和平的热爱是不可动摇的，但这种倾向可能正在他的幕僚之中减弱。”不过，两周后他宣布警报解除，指出最近俄德媒体的结怨似乎没有给德国统治者留下丝毫印象。在所有的猜疑和侵犯的表面之下，是一种对如何解读他国官员情绪和意图的基本的不确定性，更不用说如何预判他们对仍未发生的不测之事的反应了。

未来仍然广阔。两个强硬的欧洲武装阵营中都出现了“大规模冲突发生的时机正在流逝”的征兆。英俄同盟正面临窘境，看起来它无法维持到定于1915年的续期。正在品尝在巴尔干问题上与德国关系缓和的胜利果实的英国决策者，甚至开始显露出要改变看法的迹象。普恩加莱能否在更长时间内支持他的安全策略，这一前景并不明朗。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谋求和成功达成了有关交换政治犯的协议，以及东部铁路问题的解决，都说明双方的关系正渐渐好转。最重要的是，没有一个欧洲大国正在考虑对其邻国发动一场侵略性战争。他们都对这样的主动行动心存恐惧，随着协约国的军事准备升级，维也纳与柏林军方曾经讨论过抢先发动一场战争以打破僵局，但是他们并未确定下来这种先发制人的策略。维也纳也没有决定要在未被挑衅的情况下入侵塞尔维亚——这将会发展为地缘政治层面上的自杀式行为。整个体系仍旧需要从外部点燃，即通过俄国人和法国人在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边境建立起的契机。如果帕希奇的塞尔维亚政府能谋求国内整顿，进而将威胁国家政权乃至欧洲和平的民族统一运动扼杀于摇篮之中，男孩们也许就不会跨越德里纳河，维也纳也许就会在良好的时机得到更加明确的警告，枪声也就不会响起。造成1914年灾难性结果的相互交错的诸多承诺并不是欧洲体系的一个长期性特征，而是无数短期性调整的结果，这些调整本身就是大国间关系瞬息万变的佐证。

假如枪声并未响起，1914年已成的历史将让路于一个不同的将来，可以想象，在其中，三国协约将不会在巴尔干危机被解决之后继续存在，英德之间的缓和也可能会取得更实质性的进展。矛盾的是，第二种未来的合理性增强了第一种发生的可能性，恰恰是为了避免被俄国放弃和确保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才使得法国加强了对圣彼得堡的压力。如果同盟关系能更可靠和持久，关键决策者们或许不用承受那么大的压力而采取他们倾向的行动。与此相反，战前最后数年特有的缓和时期有着矛盾的影响：让发动一场欧陆战争的可能性变得渺小，但是也使得关键决策者们低估了参与战争的风险。这是大国集团之间发生冲突（正如正在进行的最终将欧洲卷入战争的一连串事件那般）的危险正在降低的一个原因。

第七章 萨拉热窝谋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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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

1914年6月28日是个星期日，这天早上，身为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偕夫人索菲乘坐火车来到萨拉热窝，之后改乘汽车经由阿佩尔码头前往市区。其车队共由6辆车组成，为首的一辆车上坐着身着黑衣的萨拉热窝市市长费希姆·埃芬迪·丘尔契奇（Fehim Effendi Čurčić）和警察专员埃德蒙·热尔德（Edmund Gerde）。他们身后的第二辆车是一辆经典的双门跑车，车的顶篷收卷了起来，这样能让车上的斐迪南大公夫妇清楚地看到一路上夹道欢迎的人群。在他们后面的车上坐着的是波斯尼亚州长奥斯卡·波蒂奥雷克将军，在副驾驶位置坐着的是弗朗茨·冯·哈拉赫（Franz von Harrach）中校。更靠后的三辆车上则载着当地的警察以及大公和州长的随员。

如画的景象呈现在斐迪南大公夫妇面前，沿着河的两岸是林荫大道，直通萨拉热窝市中心，再往远处则是高达1 500多米的山峦，在半山腰上还星罗棋布着村舍民居。山的顶端有薄薄的积雪，只有一些杉树与巨石点缀其间。在街道两旁偶尔可见的清真寺和宣礼塔，则向人们述说着曾在这座城市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奥斯曼文明。在市中心的大集市里，错落的小巷组成了这个由木头和石头搭建的“迷宫”，地毯商、菜贩、马贩、铜匠……各行各业的人在这里叫卖着。在集市的中心，一个由奥斯曼慈善教会组织经营的小屋里，正在向穷人免费发放咖啡。尽管前一天刚下了阴冷的小雨，但6月28日的这个早上，整座城市都沐浴在暖融融的阳光中。

6月28日，斐迪南大公与索菲在萨拉热窝

对奥匈帝国来说，这个出访的日期并不吉利。1389年的这一天，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科索沃战役中击败了塞尔维亚王国贵族的军队，结束了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地区的统治，并为日后奥斯曼帝国吞并塞尔维亚打下了基础，这一天也被当地人称为“圣维特日”。1914年的这一天，整个塞尔维亚地区的相关纪念活动尤其热烈而激进，因为这是科索沃地区在经历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后赢得“自由”以来的第一个圣维特日。“激励着（塞尔维亚）一代又一代的科索沃圣火，现在已经熊熊燃烧起来。”黑手社在1914年6月28日的一份记录中写道，“科索沃自由了！科索沃终于报了一箭之仇！”对于这个由塞尔维亚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所组成的组织来说，斐迪南一行在这个时间来到萨拉热窝，是对塞尔维亚乃至整个波斯尼亚地区的挑衅。

在斐迪南一行到来之前，已有7名恐怖分子隐匿在城市中的两个据点。在斐迪南大公抵达的当天早晨，他们已沿着河岸就位。他们的腰间都绑着跟小蛋糕差不多大的炸弹以及12秒引爆装置，口袋里则揣着上满子弹的左轮手枪。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们才准备了如此充足的人力与武器，以便在其中有人被发现、被捕或刺杀失败时立刻能有其他人继续完成刺杀行动。他们每个人还随身携带着一小包氰化物粉，这样一来，当他们完成各自的使命后，可以给自己来个痛快的了断。

与此相对的则是当地政府安排的完全不到位的安保措施。尽管曾被警告可能会出现恐怖袭击，斐迪南大公和索菲依然乘坐着敞篷车沿着拥挤的、人尽皆知的既定路线行进。本应站在两侧人群与车队之间起保护作用的警戒人员一个也没有就位，这让车队完全暴露在人群面前，甚至连贴身警卫团也不在身边，警卫团长错误地与另外几个当地官员一起乘上了车队中的一辆车，而将自己的下属留在了火车站。

大公夫妇对自己的安全也是毫不关心，在三天前，弗朗茨·斐迪南与夫人索菲还在附近的一座名为伊利兹的小镇上，并被那里安逸的生活环境所麻木，斐迪南夫妇甚至当时曾一时兴起步行到大集市里参观。而他们不知道，加夫里洛·普林西普，这个当时也藏匿在集市中的塞尔维亚青年将在三天之后开枪打死他们。在搭乘火车去萨拉热窝的前一晚，索菲在晚宴上遇到了波斯尼亚克族领导人约瑟普·苏纳里奇（Josip Sunarić），他曾告诫当地政府，在这个民族情绪严重激化的时候让斐迪南大公夫妇进入市里并不是明智之举。“我亲爱的苏纳里奇，”当时索菲告诉他，“您还是错了。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所到之处都感受到友好的氛围，即便是在塞族地区，他们都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我们，我们对此也觉得非常欣喜！”弗朗茨·斐迪南在当地一直以来是以难以交流和充满警惕的状态示人，而在他波斯尼亚之行的最后一站，他也想表现得更加“亲民”一些。在过去的几天中，他以总司令的身份检视了波斯尼亚山地驻军的情况，而此刻他想的是以继承人的身份接掌哈布斯堡王朝的王位。

最重要的一点是，6月28日是弗朗茨·斐迪南和索菲的结婚纪念日。尽管有着哈布斯堡王朝繁文缛节的宫廷礼仪作祟，但大公和夫人的婚后生活依旧美满。弗朗茨·斐迪南在1904年曾对一个朋友说，和“我的小索菲”喜结连理，是他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她是他的“所有幸福的来源”，他们的孩子则是最令他“喜悦和骄傲”的，“我就静静地坐在那里欣赏着他们的身影，可以就那样待一整天，因为我是那么爱他们”。即便当时政治婚姻充斥在皇室之间，但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斐迪南夫妇在萨拉热窝期间感情也是非常浓烈。索菲执意在结婚纪念日这天留在弗朗茨·斐迪南身边，而在这个奥匈帝国的海外附属国，他们也能拥有与在维也纳相比完全不同的感受。

车队驶向市中心的楚穆尔亚桥，街道两旁的民居和店铺墙面上都挂着代表哈布斯堡的黑黄相间的旗帜，以及代表波西尼亚的红黄相间的旗帜。随周围的欢呼声渐强，人群中的一个刺客穆罕默德巴希奇已手握炸弹蓄势待发，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因为一旦炸弹的引信被开启，将会发出巨大的响声引起周围人的警觉，此时就将没有退路，必须扔出炸弹。第一名刺客刚想拉开炸弹的引信，却在最后的时刻感觉到了什么人（或许是一个警察）站在了他身后，这让他惊得愣住了，就像他1914年想在火车上刺杀奥斯卡·波蒂奥雷克时一样，这次的刺杀也失败了。人群中的另一个刺客，也是第一个发起刺杀行动的是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查布里诺维奇，当时他藏在靠近河岸的一侧道路边。他扔出了炸弹，听到引信被拉响的声音，大公的保镖哈拉赫还以为是车胎爆了，但司机看到了迎面飞来的炸弹，赶紧猛踩油门。时至今日我们还不能确定，当时是斐迪南大公挥手挡开了炸弹，还是它打到了车的篷子上自己弹开了。无论如何，炸弹没有落到预期的位置，而是在车的后方爆炸了，在地上炸出一个大洞，碎片也波及了周围的一些人。

斐迪南大公对这个突发状况表现出惊人的冷静，转过头来一看，第四辆车已经停了下来。空气中由于爆炸的冲击波而弥漫着浓重的灰尘和烟雾。除了索菲的脸颊被爆炸的碎片擦伤之外，他们二人并没有受到其他伤害。第四辆车上的乘客虽也受伤，但都没有生命危险，有些人还正想下车。受伤最严重的是波蒂奥雷克将军的副官埃里克·冯·梅里齐（Erik von Merizzi）中校，他虽然神志尚清，但头部受伤，流血不止。周围的一些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次爆炸的波及。

查布里诺维奇扔出炸弹之后，就吞下了随身携带的氰化物粉，并纵身跳入河中，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一个痛快的“了断”。毒药过于劣质，以至于直接溶解在了他的嗓子和消化道，非但没能致命，甚至可以说是让他毫无异样的感觉，而夏季的河水水位太低，不仅没能淹没他，就连推动他流走的水流程度都达不到。相反，他只是滚落到了7米之下的河床上，并很快被闻讯赶来的一个店主、一个拿着手枪的理发师和两名警察制伏。

斐迪南大公非但没有要求车队立刻离开现场，还耐心地查看了一下伤者的情况，命令车队继续前往市中心的市政厅，并在回来的时候改道去医院探望伤者。“这没什么的，”当时他说道，“这个人明显是疯了而已，咱们还是按照原先的日程安排进行。”随后，后面几辆车绕过冒着烟的第四辆车，再次组成了一连串的车队向目的地进发。剩余的刺客们仍然潜伏在自己的袭击位置上，继续等待下一个合适的机会。但他们实在太年轻且缺乏经验，其中三个人在车队靠近自己时都惊慌失措。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刺客瓦索·丘布里洛维奇因为出乎意料地看到大公的夫人也一起在车上，在最后关头像第一个刺客一样僵在原地。“我没有掏枪，因为我看到大公夫人也在那里，”他后来回忆道，“我不忍心伤害到她。”刺客波波维奇也由于恐惧而没有出手，他一直在指定地点准备行动。但由于他“在最后一刻被斐迪南大公的视线扫过时吓破了胆”，所以并未实施刺杀。当他得知查布里诺维奇扔出炸弹后落得那样的下场时，他惊慌失措地藏到了附近的一个塞族俱乐部里，并把自己携带的那个炸弹藏到了地下室的一个箱子后面。

刺客普林西普一开始也是惊慌失措，听到爆炸声后，他以为刺杀行动已经成功，随即跑向查布里诺维奇所在的位置，却看到他弯着腰一边忍受着喉咙里氰化物的灼烧，一边被双手绑缚着押走了。“我立刻发现他并没有成功，同时也没有饮毒自尽，当时我打算赶紧开枪打死他，而就在这一分神的工夫，车队开了过去。”于是普林西普放弃了干掉同党的念头，而是将注意力重新放在了车队上，但当他看到斐迪南大公的时候（他是通过其头盔上点缀的绿色鸵鸟羽毛准确地认出他的），车已经加速了，使他难以瞄准。普林西普在这种情况下依旧保持着冷静，在得知大公夫妇不久将返回后，他在弗朗茨·约瑟夫大街的右侧找到了一个新的刺杀位置，这也是官方所公告的车队离开城市的必经之路。另一个刺客特里夫科·格拉贝日为了找普林西普也离开了隐藏的位置，却在第一声爆炸后被抓。当车队经过他所在的位置时，或许是由于恐惧，他完全乱了阵脚，而根据他后来的供述，他表示当时周围的人太多了，拥挤到他连掏出炸弹的空隙都没有。

起初一切行动看起来还都在按照日程计划进行，直到车队到达萨拉热窝市政厅，一路上没有再发生其他意外。紧接着还发生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轮到市长丘尔契奇致欢迎辞时，他自己明知道刚刚在路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意外，他之前准备的那些欢迎的套话已经完全不合时宜，但他当时实在太紧张了，以至于完全忘记修改自己的措辞。在高度紧张的情绪下，他满头大汗地走上演讲台开始致欢迎辞，其中就包含如下内容：“萨拉热窝首都的民众们今天都充满了喜悦之情，他们以最热烈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阁下您的到来的巨大期待与欢迎……”他的发言并没有进行多久，就被斐迪南大公一阵不满的咳嗽声打断了。斐迪南大公之前一直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怒火，在这一刻终于爆发了：“我身为客人出访你们的国土，却被你们的民众用炸弹来欢迎！”随后是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索菲在他耳边窃窃私语，随后弗朗茨·斐迪南恢复了冷静：“就这样吧，你可以继续说了。”在市长终于费劲地念完自己的欢迎辞之后，又出现了片刻的停顿，因为斐迪南自己准备的那份致辞已经被第三辆车上受伤官员的血浸掉了字迹。但随后斐迪南还是随机应变地进行了致辞，并委婉地提到了早上所发生的意外事件：“市长先生，在此我衷心地谢谢你，你确实让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里市民们对我的欢迎！在刺客行刺失败时，周围人爆发出的欢呼声是那么热烈。”在讲话的最后，斐迪南大公还特别用克罗地亚语叮嘱市长，要代表他向市民们致以深切的慰问。

讲话结束后，大公夫妇也要暂时分开了。按照日程安排，索菲将在市政厅一层的一个房间里会见穆斯林妇女代表团，男性不能进入该房间，这样参会的妇女们就可以揭开面纱。房间并不宽敞却很温暖，大公夫人在看到其中一个妇女代表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前来时，似乎也勾起了她对自己孩子的想念，面露忧色，她说道：“你们看，这个小女孩跟我家的小索菲差不多高呢。”后来她再次提到，她和丈夫都希望能与他们的孩子尽快团聚，并表示“我们从来没有扔下孩子这么久不管”。与此同时，斐迪南大公口授了一封电报给奥匈帝国皇帝，表示他们二人都很好，此时正在市政厅里。但早上的意外所带来的惊吓这时似乎开始在他身上造成影响，据一个当时在场的人后来回忆称，斐迪南大公“说话的声音显得滑稽而尖锐”，“他站立的姿势也很怪异，就像踢正步一样交替抬起双腿。我想他可能借此表示他并没有因为早上的意外而害怕”。当然，他的表情也流露出对波蒂奥雷克的安保工作的严重失误非常不满。

访问活动接下来怎么进行？原先的计划是车队在行驶过大集市时右转，开上弗朗茨·约瑟夫大街，之后开到国家博物馆。斐迪南大公询问波蒂奥雷克是否还有遭到袭击的隐患，根据波蒂奥雷克后来讲述的，当时他给出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答复，他“希望没有，但即便有着铜墙铁壁一般的安保防护，也无法完全防止近距离的袭击”。出于安全起见，波蒂奥雷克建议取消接下来的行程安排，直接开车出城回到伊利兹镇，或者去州长的官邸，并从那里沿着河的左岸一路前往火车站。但斐迪南大公一心想去探望正在西郊的驻军医院里疗伤的波蒂奥雷克的那名受伤的副官。当然，博物馆之行必然取消了，车队将原路返回，不再经过弗朗茨·约瑟夫大街，以防遭遇更多的袭击。此外，按照原计划，斐迪南大公夫妇在市政厅的活动结束后也将分开，大公前往博物馆，他的夫人则前往州长的官邸。但索菲在所有人面前毅然决然地表示：“我要和你一起去医院。”出于安全考虑，哈拉赫决定站在车左侧的踏板上（朝着河的那一侧），防止遭遇其他袭击。

伴着烈日，车队离开市政厅一路向西行驶，但大家都忘了将行程的变动告知司机，当车队经过大集市后，前导车右拐驶入弗朗茨·约瑟夫大街，后面载着斐迪南大公夫妇的车也随即跟上。波蒂奥雷克责备司机：“我们走错路了！我们应该原路返回！”汽车停了下来，（由于没有倒车挡）缓慢地返回主干道。

普林西普的机会来了，他早已埋伏在弗朗茨·约瑟夫大街右侧的一家商店门前，此时他终于有机会追上这辆几乎停在原地的车。由于来不及解开腰间的炸弹，他掏出左轮手枪连开两枪，子弹直接朝着目标射去，而此时站在车左侧的哈拉赫只能眼睁睁看着右侧飞来的子弹。据普林西普后来的供述，当他从店铺门前遮阳棚的阴影里冲出来瞄准的时候，时间似乎都静止了，而索菲的眼神一度让他迟疑不决：“当我看到一个女士坐在他的身边，我曾犹豫是否要开枪。而同时，我的心里也是百感交集……”在波蒂奥雷克后来的讲述中，也对当时的那一幕有着特别的感受：我坐在车上，注视着杀手的脸，他开枪了，但似乎并没有烟尘和火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寂静，仿佛子弹来自遥远的方向。一开始人们都以为刺客打偏了，因为斐迪南大公夫妇依然端坐在座椅上，但实际上他们当时都已经受了致命的弹伤。第一颗子弹穿过了车门，击中大公夫人的腹部并瞬间切断胃动脉；第二颗子弹则击中了大公的脖子，穿过颈静脉。当车向着目的地酒店开去的时候，索菲的身子倒了下来，面贴到了她丈夫的双膝上，波蒂奥雷克起初以为她只是吓得休克了。直到他看到鲜血从斐迪南大公的嘴里涌出，他才意识到事态远比想象的严重。而站在踏板上的哈拉赫则探身进到车内，拽着大公的领子使他的身体保持坐着的姿势，这时他听到弗朗茨·斐迪南气若游丝的声音：“索菲，索菲，你不能死，要为咱们的孩子活下去！”装饰着绿色鸵鸟羽毛的头盔从他头上滑落，当哈拉赫询问他的伤是否严重时，斐迪南大公一遍遍重复着：“这算不了什么！”之后陷入昏迷。

在车队的后面，普林西普被人群包围了。他刚想举枪自杀，手中的左轮手枪就被人打掉了，他也没来得及吞下随身携带的氰化物粉。如果不是警察及时赶到并将他带走，他很可能当场就被围上来的愤怒群众乱棍打死。

在到达州长官邸的时候，索菲已经气绝身亡，他们两个人被分别安排到不同的地方施以急救。弗朗茨·斐迪南昏迷不醒，他的贴身男仆莫赛从事发现场一路跑到这里，此时正想剪开大公的制服前襟以便他呼吸。鲜血染红了这名男仆的黄色袖口，随后他跪在床边，询问斐迪南是否有遗言给孩子，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大公的嘴唇早已僵硬。几分钟后，这名奥匈帝国的皇储被宣布已经死亡。凌晨两点，消息迅速从那里传播出去，钟声响彻萨拉热窝。

亦真亦幻

萨拉热窝的枪响也打乱了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的思绪。6月28日下午，他正在巴登度假，这是一个离维也纳很近的温泉小镇。这里远离喧嚣的人群，也让他有机会耐心阅读俄国象征主义的典型代表梅列日科夫斯基（Merezhkovsky）的一篇论文。他很快沉浸在文字当中。

而林间的风声、小鸟的阵阵啼叫和公园里悠扬的音乐声在我看书的同时似乎也萦绕在耳边。我可以清楚地辨别那旋律，因为我的耳朵此时已经屏蔽了吵闹的街道和湍急的河流所带来的噪声；只有一个意料之外的停顿让我竖起了耳朵。……突然音乐停了下来，我不知道他们演奏的是哪个乐章，我只是感觉到音乐突然停了。我本能地抬起头，远处的人群似乎也乱了阵脚，突然静止了动作。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萨拉热窝事件就像在1963年达拉斯发生的肯尼迪总统遇刺案一样，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记忆深处。当斐迪南大公被刺身亡的消息传出的时候，人们都在回忆当时自己在哪、和谁在一起。来自维也纳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罗萨·迈尔霍费尔当时正在与她患有抑郁症的丈夫卡尔在德国旅行，他们在德累斯顿所下榻的旅馆对面的一家百货商店的橱窗上看到了相关消息被贴出。甚至在事件发生的半个世纪之后，阿尔方斯·克拉里–阿尔德林根（Alfons Clary-Aldrigen）王子想起他当时正在与金斯基的亲戚在波西米亚的森林里打猎，当他们在黄昏时分在森林边缘的路边露营时，来自金斯基的一个厨师骑着车将这个从当地邮政局局长那里得知的消息告知了他们。国会议员约瑟夫·雷德利希（Joseph Redlich）则是通过电话得知这个惊人的消息的，随后的整个下午他都在打电话给亲戚朋友和合作伙伴，告知他们这一消息。剧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就在４个星期之前还梦到耶稣会指派他去刺杀大公，在那之后他就被人打电话告知大公遇刺身亡了。

更有甚者，奥匈帝国财政大臣利昂·比林斯基在事件发生前就有预感。6月28日，由于要等到11点才去做弥撒，他就一早在维也纳的家中看报，他被上面的一篇关于斐迪南大公出访波斯尼亚的详细行程的文章吸引了。

直至今日，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在读到这篇描述（出访萨拉热窝）行程细节的文章时身体上的不适感。但鉴于只是一些疼痛的感觉而无大碍，当时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自己竟然为看到斐迪南大公出席这样的活动而感到难受。然而片刻之后，（向我通知他遇刺的消息的）电话响了。

利昂·比林斯基

当时的俄国驻维也纳大使称，这个消息太过骇人，以至于当时很多人不相信这件事真的发生了，直到当天晚上一些相关细节报道见诸报端、表示哀悼的旗帜在政府建筑上升起，才算证实了此事的真实性。“首都的居民聚集在街道上，为了这件事七嘴八舌地讨论了一整夜。”在24小时内，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甚至传到了《好兵帅克》（The Good Soldier Svejk）里。那个傻气十足的捷克士兵帅克在布拉格家中的客房里，一边给自己患有关节炎的膝盖上药，一边谈论此事。萨拉热窝事件甚至融入当时的很多文学艺术创作当中，在雅罗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šek）的这部小说《好兵帅克》中，就以斐迪南大公遇刺这一事件作为重要情节的铺垫，当时帅克从负责清扫公寓的米勒太太那里得知这个消息的，他借助帅克这一英雄形象的塑造，讽刺了奥匈帝国政治上的丑恶。

米勒太太：他们在萨拉热窝把他刺杀了，先生，用的是左轮手枪，你可能已经听说了吧。当时大公正与他的夫人一起坐着车。

帅克：哦，你知道得还挺清楚，米勒太太，原来他们是在车里遇刺的啊。这也难怪了，如果是平时，他可能不会这么轻易就遇刺了，但当主动权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脚下时就不一定了，况且是在萨拉热窝！那是波斯尼亚地区啊，米勒太太，我希望是土耳其人干的，毕竟我们当时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从他们手里抢过来就是个错误。

直到奥匈帝国覆灭多年之后，关于萨拉热窝事件的描述依旧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来自萨拉热窝的消息与多年来文学上关于消失的帝国的想象紧密呼应：从卡尔· 克劳斯的《人类的末日》（Last Days of Mankind）中不祥的电话铃声，到约瑟夫·罗特的《特罗塔·冯·斯普尔杰少尉》（Lieutenant Trotta von Sipolje），在书中，特罗塔中尉接到“令其终日幻想成为现实”的噩耗。

我们很难具体评估萨拉热窝事件在当时对奥匈帝国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一个专家曾如此写道，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作为公众人物“最杰出”的一点“就是他在各个阶层都并不是那么受欢迎”。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绝非万人迷，他没什么人格魅力，并且易怒。透过他平时给人的那种矮胖、迟钝的形象，普通大众很难想象当他和至亲在一起时完全是另一种状态：他会变得充满活力，碧蓝的眼睛里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他不能容忍有犯上由头的行为，同时他又对只知道阿谀奉承的人深恶痛绝，在他的政治友人奥托卡尔·切尔宁看来，他是一个“很记仇的人”。他暴躁的脾气也让那些大臣和高官们经常“在还没面对他的时候就已经胆战心惊”。他只有几个真正交心的朋友，在与其他人交流时，他更多时候是保持着戒心。“在每次与别人初次见面时，我都认定他们是不怀好意的。”他曾经这样说，“只有深入交往后，我才慢慢消除自己的这种成见。”他对于打猎的极端痴迷也不时引起负面评论，尤其是在布吕恩巴赫堡所在的山谷，这里是他的主要狩猎场，为了保证当地能有足够的健康的猎物，弗朗茨·斐迪南封锁了城堡周边所有的土地。当地人不能再走那些熟悉的路了，也不能再到山上去放羊了，这都引起了当地的民怨。剧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就曾在记录萨拉热窝事件的一份笔录中注意到，当时的“第一波袭击”很快退却，但因为斐迪南大公“极其不受欢迎”，民众中的戾气一时间并没有消散。

也正因此，刺杀案的消息公之于众时并没有引发大范围的哀痛情绪，这也是为什么这场刺杀案一直以来都以发生地命名，而不是受害者的名字（相较之下，没人将肯尼迪总统遇刺的事件称为“达拉斯事件”）。也正因为斐迪南大公并非一个饱受欢迎的公众人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个事件并不能作为“一战”爆发的导火线。当然，这么想是错误的。首先，不管他是否受欢迎，他的皇位继承人身份和对于改革的热忱都受到广泛的认可。驻君士坦丁堡的奥匈帝国大使曾告诉他的塞尔维亚同事，弗朗茨·斐迪南有着“罕见的活力和坚强的意志”，将把自己全部的精力与心血献给国家，并将带来巨大的改变。他的身边聚集着一群有识之士，并且“都深知只有实施一个彻底的改革政策”才能确保帝国的持续生存。此外，这不仅关乎弗朗茨·斐迪南个人的存亡，更在于他为之奋斗的事业的走向——王朝的未来以及“哈布斯堡国家理想”的实现。

弗朗茨·斐迪南的声望在纸媒的报道炒作之下不断提升，24小时之内萨拉热窝事件的诸多主要细节（从查布里诺维奇扔出炸弹到跳河寻死、从大公对伤者所表示出的关切到他在市长致辞时对情绪的克制、从那个致命的通往弗朗茨·约瑟夫大街的弯道到大公弥留之际对妻子说的话）已是人尽皆知。报纸以大篇幅持续报道此事。代表哀悼的黑色条纹最先出现在报纸的头版，随即街上开始出现哀悼的黑旗，直到最后就连电车上都被盖上黑布以示哀悼。舆论领袖们也开始从大公个人出类拔萃的政治能力竟然英年早逝、一段完满的婚姻就这样被硬生生地摧毁了、大公夫妇的三个孩子一夜间变成了可怜的孤儿、老皇帝承受丧子之痛等多个方面突显这一事件是如此让人悲痛。

此外，这也是第一次将大公的私人生活暴露于公众的视野当中。6月3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大段援引了大公对自己家庭的一段描述：“每当我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回到家里，看到爱妻在那里做针线活、孩子们在周围玩耍，我就感到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在了家门外，而围绕着我的只剩下幸福。”这些被大公的亲信们整理口述出来的片段，完全改变了大公曾经的那种并不太受欢迎的形象，但事实上报道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媒体炒作而非事实。在卡尔·克劳斯将这些内容引入自己的作品后，弗朗茨·斐迪南之死也显得倍加悲壮了。

然而，萨拉热窝事件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出于政治原因而非冲动所为。舆论领袖们也迅速将此事件包装得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代表维也纳资产阶级的《新自由报》用“命中注定的打击”来形容这个事件，“当这个可怕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撰稿者如此写道，“就仿佛是暴风撼动了帝国的权威，似乎历史注定要用血在这个新时代开启的时刻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茵斯布鲁克消息报》（Innslbrucker Nachrichten）则用“奥匈帝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大事件”来形容此事。斐迪南大公遇刺后，有媒体报道，这不仅意味着国家丧失了其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更使民众们失去了这样一位“他们所依靠的、能够为他们构建美好未来的伟人”。当然，这些都是来自奥匈帝国的声音。在布达佩斯，更多的声音则是一个灾星终于陨落了。但即便在这里，资产阶级报刊也将这个事件渲染为一个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在舆论的普遍影响下，这个事件的严重性传遍了奥匈帝国的大城小镇，很少有人能坚持客观冷静地看待这个事件。但也有例外，当时身在布拉格的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对此事充耳不闻，他那天的日记里只记录了一些日常琐事：出门走错了路、坐错了车，然后又错过了电话。当然，他只是为数不多的特例。

调查开始

针对萨拉热窝事件的相关司法调查自普林西普开枪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在事件发生的几小时之后，忍受着氰化物残渣的灼烧和弗朗茨·约瑟夫大街上群众“私刑”后带来的伤痛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被带到了身在萨拉热窝的奥匈帝国法官莱奥·普费弗（Leo Pfeffer）面前。普费弗后来回忆道：“这个年轻的刺客身材矮小且面黄肌瘦。很难想象看起来如此文弱的一个人能犯下如此深重的罪行。”一开始普林西普似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但当普费弗直呼其名的时候，普林西普“以一个清晰而平缓的声音”回应了他。在之后的几天里，普林西普以坚韧的毅力百般阻挠官方的调查取证工作，在6月28日下午对他进行首次审讯时，他表示自己完全是独自行动的，跟查布里诺维奇没有任何瓜葛。“当我听到（查布里诺维奇所投出的炸弹产生的）爆炸声时，”普林西普解释道，“我告诉自己：看来有人有跟我一样的目的。”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他甚至为自己的虚假供述增加了很多细节描述，以加强其所谓的真实性：他当时被查布里诺维奇的举动震惊了，以至于忘记在大公经过自己身边时举枪射击，之后只好迫不得已找了另一个地方实施他自己的刺杀行动。查布里诺维奇起初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他也声称自己是独自策划的此事，他使用的炸弹是从贝尔格莱德一个不记得名字的“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得到的。

刺杀者在法庭上

而第二天，也就是6月29日星期一，查布里诺维奇的供词却突然改变了，他承认与普林西普是同伙，并且他们在贝尔格莱德一起策划了此次犯罪行动，武器是由一个曾参加了巴尔干战争的“前游击队员”在复员后保留下来并提供给他们的。后来查布里诺维奇指认了齐加诺维奇就是那个“前游击队员”，当普林西普在周一早上面对以上供述时，他也承认他们确实是同伙。

至此，两个年轻人都做出了一个较为合理且一致的供述，调查此时似乎已经到头了。普费弗并不是一个善于审讯罪犯的人，他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采用刑讯逼供或任何其他司法威胁的审讯方法。普费弗似乎非常反感采用这种威逼的手段得到不同犯罪分子之间的一致口供，因为在他看来，只有面对独立的罪犯并通过非胁迫的方式得到的供述才是值得信赖的真相。实际上，想得到独立的供词并非易事，因为查布里诺维奇和普林西普即便被各自关在单独的房间里，却可以通过敲击之间的隔板，以他们之前在一本俄国小说里学到的暗语及时交换信息。

在这之后推动调查取得更多进展的并非这两个人的供词，而是来自于当地警方对相关嫌疑人员大范围的搜捕，因为他们都怀疑此事必有其他同党尚未落网。达尼洛·伊利奇就是因此落入警方手里的。实际上警方并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他们之所以逮捕伊利奇，是因为知道他与普林西普交往密切，并且他经常与塞尔维亚种族主义者们沆瀣一气。而伊利奇此时也不知道警方到底掌握了多少证据，同时他开始怀疑是普林西普或查布里诺维奇供出了自己。当他在7月1日星期三被警方带到普费弗法官面前时，他彻底慌了，并要求“坦白从宽”，他表示，如果法官能保证他不被判处死刑，他就把知道的一切都供出来。普费弗没有这个权利，但他提醒伊利奇，在奥匈帝国的法律中，提供相应证据帮助破案确实有助于在最终判决中减刑。

逮捕嫌疑人

对于伊利奇来说，这就足够了。他的供词揭穿了普林西普和查布里诺维奇之前编造的故事，并让调查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根据伊利奇的供述，参与此次刺杀活动的远不止两个人，而是一个由七人组成的组织，其中三个人来自贝尔格莱德，这三个人是由伊利奇亲自招入组织的。之后他提供了该组织的详细名单，并推测了他们目前的大致行踪。在得到这些信息后，普费弗立刻从审讯室冲到外面，并电话通知各处去逮捕名单上的那些人。

第一个落网的是特里夫科·格拉贝日，即第三个来自贝尔格莱德的组织成员。当时在普林西普开枪后。格拉贝日也给自己精心规划了一个摆脱嫌疑的办法，他从事发现场小心地离开，躲到了他在萨拉热窝的一个叔叔家，并把随身携带的炸弹和手枪也藏在那里。之后他绕过城镇闹市区，来到另一个在当地开餐馆的叔叔那里，在那里吃了饭并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乘火车回到在帕莱的家中，并打算从那里逃往塞尔维亚。最后他在临近塞尔维亚边境的一座小镇上被逮捕。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的9天内，丘布里洛维奇和波波维奇也先后落网，只有穆罕默德巴希奇尚未被抓。当时他已经逃到了黑山，并躲过了奥匈帝国警方的追捕。即便如此，萨拉热窝的警方也已经可以采取下一步行动了。伊利奇的供词又使得更多的相关人员进入警方的视线当中，从学校教师到街头地痞无所不包，甚至连当时给几名刺客提供过夜住所或帮助他们藏匿、运送武器的当地农民也被牵连。

想查出塞尔维亚与这件事有关的方面则是更为困难的一件事。武器是塞尔维亚产的：左轮手枪是在塞尔维亚手工制造的，炸弹经查也出自塞尔维亚的军事重镇克拉古耶瓦茨。6月29日，查布里诺维奇供出在贝尔格莱德时是丘布里洛维奇给他们提供了武器装备。但以当时丘布里洛维奇身为波西尼亚流亡者的身份，他在当地似乎并没有那么强的能力通过高层搞到这些东西，这也表明塞尔维亚官方并未参与此事。而根据后来意大利历史学家路易吉·阿尔贝蒂尼（Luigi Albertini）的结论，如果齐加诺维奇是作为尼古拉·帕希奇的助手在黑手社做相关的情报工作，那么他也不会这么快就被抓到。对于沃亚·坦科西奇这名曾经参加游击战的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根据伊利奇的供述，坦科西奇不仅为刺客们提供了武器，还在贝尔格莱德训练他们的枪法，而且也是他告诉他们，即便自杀也不能落入警方手里。来自贝尔格莱德的这几名刺客一开始表示完全没听说过有坦科西奇这么一个人，直到他们一个个被带到伊利奇面前当面对质之后（一个比较少见的方式，可通过嫌犯之间的当面口角来从中辨别真相），普林西普、查布里诺维奇和格拉贝日才承认坦科西奇确实也参与了这次犯罪活动。

但经过两个星期的努力，直到此时奥匈帝国方面对于该事件的幕后真凶到底是谁，还是一头雾水。或许确实如历史学家约阿希姆·雷马克（Joachim Remak）所说，普林西普、格拉贝日和查布里诺维奇在面对审讯时通过“从最初的闭口不谈到扭捏作态，再到最后的假意逢迎”而精心布下了一个迷局，同时在他们三人的努力之下也让伊利奇的供词丧失了很大效用，也让贝尔格莱德官方未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他们都没有提到黑手社，而是一直在暗示关于齐加诺维奇和民族自卫组织之间的联系，但实际上这种转移注意力的方法让奥地利人的调查走向错误的方向。加之普费弗法官消极的诉讼态度，也给了刺客们更多的时间完善他们谎话的各个细节。

即便警方的调查进展缓慢，依然让奥匈帝国政府上层将此事与贝尔格莱德有关的边境问题产生了联系，而波蒂奥雷克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的几小时内所发出的电报就已经提到了该事件与塞尔维亚有关组织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电报中称“投掷炸弹的人”查布里诺维奇实际上参与了一个“由贝尔格莱德方面操纵的”塞尔维亚社会团体；普林西普也曾在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学校就读，而且警方也曾在普林西普哥哥的住处找到“整整一个图书馆那么多的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关于种族主义的书籍”。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也截获了一份加密的电报，上面显示查布里诺维奇就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的几个星期前还曾受雇于贝尔格莱德的一家出版社。而在6月29日发出的另一份比较长的报告中，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发现这些刺客曾在贝尔格莱德接受“政治教育”，并将谋杀冠以塞尔维亚种族文化的高尚名义，其中最著名的教材范例当属中世纪的自杀式袭击者米洛什·奥比里克，他被称为“塞尔维亚人的英雄”：

我还不敢直接指责贝尔格莱德（政府）应对谋杀行为负责，但他们肯定有间接责任，在他们的领导下，民众受教育的程度一直不高，尤其是在（塞尔维亚）外交部之下的宣传部，他们多年以来安插一些教授和写手煽动舆论引发种族仇恨。

波蒂奥雷克也并未就此收手。在一份发给陆军大臣的加密电报中，他发现刺客曾提到从贝尔格莱德获得武器装备的支持。但即便刺客并未亲口承认这一点，波蒂奥雷克也“完全相信”幕后的黑手来自于塞尔维亚。尽管他无权为此采取什么官方措施，但在他看来，只有“在外交上采取强硬的手段，才能确保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的长治久安”。萨拉热窝事件的余波在最初的报道中持续存在，“我们依然没能从昨天的灾难性事件中缓过神来，”驻贝尔格莱德的奥匈帝国大使表示，“为此我也始终很难以冷静和客观的态度评估萨拉热窝事件所产生的后果……”仅仅通过司法方面的调查，奥匈帝国方面立刻就对塞尔维亚政府充满了复仇的愤怒，并将其作为“假想敌”来看待了。

塞尔维亚的回应

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反应引起了塞尔维亚的极大重视，贝尔格莱德政府极力示好，但其官方的吊唁与塞尔维亚民间丝毫没有悲痛之感的氛围让奥匈帝国政府感到巨大反差。根据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的报告，本来计划在事件第二天举行的纪念同样身为刺客的米洛什·奥比里克的活动被临时取消了，但他的报告中同样指出，民间对于萨拉热窝事件表现出的情绪似乎很高涨。其中，在科索沃地区更是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圣维特日庆典，据奥匈帝国领事报告，萨拉热窝事件的消息传到当地时，当地人“极其夸张”地热烈庆祝，那种表现“我只能用‘兽性’来形容”。此外，塞尔维亚官方此前表示的将对此事件进行7周的官方哀悼活动也被改成了只持续8天，但这好在对塞尔维亚爱国主义者中所充斥的对哈布斯堡家族此次深重打击所带来的喜悦有所掩饰。

伴随着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媒体持续的谩骂之声，奥匈帝国方面的质疑也进一步加强。6月29日，印有关于揭露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塞尔维亚人的所谓“种族灭绝”阴谋的小册子开始在贝尔格莱德被分发，里面提到哈布斯堡王朝当时对屠杀坐视不管，这让奥匈帝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颇为不满。情况后来愈演愈烈，第二天就有当地一份重要报纸指出并谴责维也纳政府试图与塞尔维亚结盟完全是个“谎言”；其他媒体则将刺杀斐迪南大公的刺客称为“身怀荣誉感的优秀青年”，带有如上内容的这篇文章（以及很多其他类似的文章）被定期翻译、刊发在奥匈帝国国内的报刊上，不断激起民怨。带来更恶性的影响是（因为内容里充满了真实的描述），这些文章中阐述了关于贝尔格莱德政府曾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前向维也纳方面提出过官方警告。一篇在贝尔格莱德《新闻报》（Stampa）上刊登的名为“一个被忽略的警告“的文章指出，塞尔维亚驻维也纳大使约万·约万诺维奇曾将刺杀的各项安排提前告知了贝希托尔德伯爵，后者对于大使的此番话语“感激不尽”，并将这一警告及时地转达给了皇帝和皇储。以上内容可以被理解为两层意思：一方面揭示了奥匈帝国方面对于这个警告的忽视，另一方面透露出塞尔维亚政府事前就对此次刺杀行动了如指掌了。

当然，面对指责之声，塞尔维亚官方几乎束手无策。贝尔格莱德政府既不能禁止在咖啡厅里随处可见的庆祝活动，也无法控制科索沃地区的激进活动。媒体成为灰色地带，在维也纳，约万诺维奇意识到了贝尔格莱德的媒体刊发的内容所带来的巨大威胁，并敦促帕希奇对其中最恶劣的几家媒体采取措施，杀鸡儆猴，防止更多极端言论的涌现。奥匈帝国方面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并对塞尔维亚的行为提出警告。但对于帕希奇政府来说，对限制塞尔维亚媒体的言论自由，他们缺少足够的宪法依据。实际上政府还指示塞尔维亚新闻出版署署长要谨慎处理贝尔格莱德记者的有关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帕希奇在7月7日官方辟谣后，关于贝尔格莱德政府曾官方警告维也纳关于刺杀的这一传言也烟消云散了。帕希奇是否动用强制措施管住了媒体的嘴，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他很有可能考虑到如果此时对媒体强硬，会导致内阁中激进派作祟，因此没有动用强制手段。此外，毕竟8月14日的大选日益临近，面对选举阵营中普遍的对奥匈帝国的愤慨情绪，帕希奇也不敢在此时对种族主义者们大动干戈。

还有更多失误是原本可以避免的。6月29日，塞尔维亚驻圣彼得堡大使米罗斯拉夫·斯帕拉伊科维奇向俄媒体表明了关于波斯尼亚反对维也纳政府的各项论据，谴责奥匈帝国政府对塞尔维亚收复失地的组织所进行的干预活动。多年以来斯帕拉伊科维奇都在向媒体表示，身在维也纳的一些政治领袖正在谋划反奥匈帝国的活动，其中就包括“新兴的被称作‘黑手社’的组织”。他坚持认为，在塞尔维亚国内没有任何革命组织。在日后接受另一家媒体的采访时，他还否认刺客的武器是由贝尔格莱德方面提供的，并指责耶稣会挑起了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波斯尼亚地区的宿怨，并警告称如果有塞尔维亚领袖在波斯尼亚被逮捕，很可能由此引发塞尔维亚人对政府的反抗。斯帕拉伊科维奇历来以善于与奥匈帝国外交官针锋相对并在唇枪舌剑中占据上风而出名，就连与他交往密切的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都形容他“不甘平静”。但当这些公开言论快速地被传到维也纳的官方时，也加剧了萨拉热窝事件之后的阴云。

帕希奇也因为其不合时宜的虚张声势使这摊浑水越搅越浑。在6月29日于新塞尔维亚进行的一场有几名内阁大臣、多名奥匈帝国辖区的塞尔维亚代表出席的演讲中，帕希奇警告如果奥匈帝国方面尝试以“刺杀案这一让人遗憾的事件”作为政治筹码抵制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人民则“必将毫不迟疑地捍卫自己的权益、完成自己的使命”。在当时刺杀案发生没过多久的那个时刻看来，这一姿态显得甚为扎眼。在7月1日发送给所有塞尔维亚使馆的通函中，帕希奇也以类似的态度，对贝尔格莱德政府为事件的平息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奥匈帝国媒体在其中的险恶用心进行了深刻的对比与揭露，并提出塞尔维亚及其利益的代表者必须抵抗维也纳政府任何“印有欧洲整体舆论导向”的尝试。在后来就此通函的进一步补充中，帕希奇指责了维也纳媒体对塞尔维亚报刊的错误翻译与舆论导向，并指出这一行为阻碍了贝尔格莱德政府采取正面措施控制舆论发展。简而言之，帕希奇有些时候更像是在扮演一个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媒体火上浇油而非是釜底抽薪的角色。

帕希奇与奥匈帝国大使和外交官们的往来一直困难重重，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几天，他们之间的交流显得尤为尴尬。例如7月3日，在贝尔格莱德进行的一次对大公的官方悼念仪式上，帕希奇对奥匈帝国大使表示对此可以尽管放心，贝尔格莱德政府将“像是本国的领袖去世一样”处理这件事。他这么说固然是出于好意，但在塞尔维亚这样一个弑君行为在历史上并不少见的国土上，这番话就显得毫无分量了。

与帕希奇的话语相比，更重要的是他或他的政府能否在奥匈帝国政府调查皇储夫妇遇刺案的根源动机时提供可靠的协助，而在这一点上也同样有充足的理由加以质疑。6月30日，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里特尔·冯·施托克（Ritter von Storck）会见了塞尔维亚外交部秘书长斯拉夫科·格鲁伊奇（Slavko Gruić），询问塞尔维亚警方目前在调查众所周知的刺杀阴谋上已经有了怎样的进展，格鲁伊奇对此报以了一种极端的（很可能是装傻充愣）天真的态度，表示因为不确定奥匈帝国政府是否希望就此事展开调查，警方还未有任何动作。施托克听后勃然大怒，表示不论维也纳方面是否要求进行调查，这都应该是贝尔格莱德警方最起码的职责。

然而，尽管塞尔维亚做出过官方的承诺，但其当局从未就萨拉热窝事件进行过切实有效的犯罪动机调查，或对该事件所带来的危害进行实质性的评估。格鲁伊奇表示，内政大臣确实任命了贝尔格莱德警察局局长瓦西尔·拉扎列维奇（Vasil Lazarević）调查该事件，一周后拉扎列维奇就结束了他的“调查”并欣喜地宣布，萨拉热窝事件与贝尔格莱德方面没有任何瓜葛，同时他补充，在贝尔格莱德从来没有过名叫“齐加诺维奇”的人。当施托克提出希望得到塞尔维亚警方及外交部的帮助，调查一个可能有计划更多刺杀行动的当地一个学生团体时，却得到了对方敷衍了事的合作，这使他相信，尽管尼古拉·帕希奇一直担保塞尔维亚的调查效果，但实际上塞尔维亚外交部在萨拉热窝事件的调查中并不能胜任一个合格的协作伙伴。对于黑手社，塞尔维亚当局没有任何先发制人的措施，警方大多按兵不动，而帕希奇关于非法入境者的调查效果也并不尽如人意。

帕希奇（和塞尔维亚政府的大多数人）并没有与奥匈帝国方面建立最终的协助关系，而是采取了自我辩解的态度：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到萨拉热窝，塞尔维亚民族始终都是受害者，而这都是奥地利人带给他们的；如果有必要，塞尔维亚人有通过言论或军队保护自己的权利。在帕希奇看来，萨拉热窝事件与“塞尔维亚官方”没有丝毫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针对萨拉热窝事件的参与个人或组织所进行的独立措施，在贝尔格莱德方面看来都是可以允许的。塞尔维亚也指出，奥匈帝国此前一直都对自己的政府进行无端的言论攻击。这一切在塞尔维亚方面看来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激怒了奥匈帝国政府，在他们眼中看到的只有塞尔维亚的傲慢无礼和假意逢迎，而塞尔维亚曾经信誓旦旦做出的关于遇到灾害性事件时的所谓合作，在此刻只能产生更负面的作用。从贝尔格莱德方面的言论中，完全看不到塞尔维亚政府能对此次针对萨拉热窝事件的调查起到任何实质性作用。虽说对于已经在与塞尔维亚合作道路上踌躇不前的奥匈帝国来说，这些也没什么值得惊讶的，但这些后续事件的发生使两国关系已经很难再恢复到曾经正常的轨道上了。

还需要做什么

事件给奥匈帝国决策层带来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6月28日之后没几天，奥匈帝国的决策者们就达成共识：只有靠军事手段才能解决与塞尔维亚之间存在的种种问题。鹰派更是对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施以前所未有的压力，要求他迅速采取行动。“去年我还在写给你的信中表示我们将学着宽容对待塞尔维亚的戏谑态度，而不是简单地付诸战争。”里特尔·冯·施托克在6月30日给贝希托尔德的信中这样写道，“现在，事情变得完全不同了。”

在回答是要和平还是要战争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再错误地认为与塞尔维亚开战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了，我们需要做的是抓住一切机会毫不迟疑地给予他们毁灭性的打击。

被任命为接替瑟杰尼（Szögyényi）出任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的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王子在事件的第二天早上会见了贝希托尔德。霍恩洛厄威胁道，如果现在还不采取严厉的措施，他即便是冒着犯上的大罪也不愿去继任驻柏林大使一职。在贝希托尔德经历了一天的类似对话之后，当天晚上，康拉德到了。这名总参谋长借助萨拉热窝事件终于得以毫无顾虑地开始再次说起他的那套理论，即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立刻开始总动员，不要再与贝尔格莱德政府进行任何谈判了。“打蛇打七寸，否则你只会面对毒蛇坐以待毙。”后来贝希托尔德回忆道，总参谋长的建议其实可以用三个词概括：“开战！开战！开战！”而刚从南蒂罗尔视察归来的国防大臣克罗巴廷（Krobatin）在6月30日（星期二）与贝希托尔德和康拉德会见时也持类似的态度。克罗巴廷声明，军队已经准备就绪，面对如此灾难性的事件，战争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联合财政大臣利昂·比林斯基也被卷入了此次事件。作为奥匈帝国政府中起关键性作用的三大高官之一，他所扮演的角色对这次危机的走向至关重要。比林斯基并不仇视塞尔维亚人，作为负责波斯尼亚的行政大臣，他在处理该地区少数民族事务时从未采取过强硬措施，始终以平易近人的形象示人。他通过自学学会了阅读并能听懂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平时与他的南斯拉夫同事们交流也是用俄语而非德语，这也让属下们备感亲切，在日常工作中他也尽全力营造和谐的氛围。直到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比林斯基仍在持续致力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与少数民族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即使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他也极力反对波蒂奥雷克在波斯尼亚地区开展的镇压行动。

在巴尔干局势动荡的时期，比林斯基对于与塞尔维亚的关系是战还是和的态度曾来回摇摆。在1913年5月与阿尔巴尼亚北部地区的对峙和10月的阿尔巴尼亚危机中，即便他知道皇帝和皇储对于全面战争都不会支持，并且会因此面临兵源不足的问题，他依然是主战派的一员。另外，他也与塞尔维亚驻维也纳大使约万诺维奇交往甚密，并通过这层关系和平解决了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的边境纷争。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他反对帮助保加利亚打击贝尔格莱德政府，并以此帮助塞尔维亚开拓了疆土。同时他也极力反对康拉德针对邻国发动战争的建议，认为这将使奥匈帝国变成一个暴虐无理的国家，失去在大国之中的权威。

但萨拉热窝事件让比林斯基的态度急转直下，从6月28日下午开始，他就大力倡导对塞尔维亚加以制裁。即便他与弗朗茨·斐迪南从未有过真正的交往，但他依然认为在萨拉热窝事件上他也有着不可推卸的失职责任，当然，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他完全不必为此自责。他之前也并不清楚波蒂奥雷克将大公夫妇带进城里的种种安排，因此他在后来读到相关报道时更是感到莫大的震惊。虽然在大公夫妇此次出行的安全事务上从未征求过他的意见，但在萨拉热窝事件后的会议上，他并没有像贝希托尔德那样急于通过各种证据摆脱各方的责难。

鹰派中最激进的当属比林斯基的下属波蒂奥雷克了，与比林斯基不同，他有充分的理由为萨拉热窝事件感到自责。波蒂奥雷克也提出要首先在波斯尼亚地区开展演习行动。在斐迪南夫妇出访当天，一切安排都是由他全权负责的，也是他在大公从市政厅出发之后的这段行程中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与处理。实际上，波蒂奥雷克只是在借这种深切的自责掩盖自己好战的本性。在从萨拉热窝传到总参谋部的报告中能看出，波蒂奥雷克期望对贝尔格莱德进行快速打击。留给奥匈帝国的时间不多了，波斯尼亚地区即将面临被塞尔维亚势力控制的局面，一旦如此，该地区将无法再进行大型兵力部署。只有打击散布在各地的塞尔维亚组织、根除贝尔格莱德的问题，奥匈帝国才能确保巴尔干地区的安全。波蒂奥雷克虽然并不能扮演决策者的角色，但他的相关报告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弗朗茨·斐迪南始终认为奥匈帝国只会因为与别国的战争而变得更加不堪一击，波蒂奥雷克则推翻了这种论断，指出战争将解决帝国内部的种种问题。这种被后世历史学家称为“国内政治的首要性”的理论帮助康拉德和克罗巴廷在与鸽派的论战中占据上风。

外交部的官员们也开始接受这一主战的政策。早在6月30日，德国驻维也纳大使契尔什基男爵就表示大多数驻外使节都希望看到一个“与塞尔维亚一了百了的做法”。主战的事态也逐渐扩大开来：出席了几次相关会议后便自称是“塞尔维亚问题专家”的亚历山大·冯·穆苏林（Alexander von Musulim）男爵作为一名克罗地亚人，生怕塞尔维亚的发展会给克罗地亚带来威胁；奥匈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弗里茨·绍帕里因为回国探望生病的妻子故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正巧在维也纳，在他看来，俄国在巴尔干地区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则值得忧虑；自1913年10月开始担任外交部政策司司长一职的福尔加奇伯爵也因为曾经在贝尔格莱德遭遇的不堪经历而颇有成见。主战派占到了决定性的比例。掩盖对对抗政策的偏好是积极外交政策的一贯作风——这被视为是顺从的极端反面，以及可能困扰奥地利政策的得过且过的心态。埃伦塔尔在1908年到1909年的波斯尼亚兼并危机期间，曾就这些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的先发制人的观点与其前任们的“宿命论”形成了鲜明对比。福尔加奇、亚历山大·奥约斯伯爵（贝希托尔德的幕僚长）、绍帕里、阿尔伯特·内梅斯伯爵（Count Albert Nemes）和穆苏林男爵都是埃伦塔尔的忠实信徒。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危机期间，这些人多次向贝希托尔德施压，要求他不要放任俄国的恐吓行为，也不要纵容塞尔维亚“越发的无礼举动”；他们私下还为他实施的过度安抚政策感到悲哀。更有一部分政界人士在1912~1913年持续劝诫贝希托尔德不要向俄国或塞尔维亚“日益蔓延的侵略”屈服。

萨拉热窝事件不只鼓动了鹰派走向战争，也彻底摧毁了和平的希望。如果弗朗茨·斐迪南在1914年波斯尼亚之行中幸免于难，他必将继续坚持他一贯以来反对战争的态度。在他此次出访结束后，他可能就会将康拉德调离目前的岗位，如果果真是这样，也就绝不会有这个好战的总参谋长的今天了。“大公一直以来反对战争，这完全不合情理，”一个奥匈帝国高级外交官曾在7月底这样对约瑟夫·雷德利希说，“是他的死让我们找到了一种他活着的时候永远不可能带来的力量！”

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的前几天，奥匈帝国联合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的压力是最大的，他被萨拉热窝的消息极大地震惊了。他和弗朗茨·斐迪南自儿时起就是要好的伙伴，与这个英姿勃发、自信满满、富有主见的大公相比，他则显得思维缜密、心思细腻，他们二人彼此间充满了敬意。贝希托尔德深知这名曾带给外界古怪形象的大公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是怎样一个有着真性情的人。此外他们二人还有一层亲戚关系：贝希托尔德的夫人南迪纳和索菲也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贝希托尔德得知刺杀消息时正身在他位于布赫劳的城堡，他震惊得哑口无言，之后立即乘坐火车赶往维也纳，并召开一系列紧急会议。“一个逝去的人，一个逝去的伟人的阴影笼罩着所有的谈话，”贝希托尔德后来回忆道，“我内心的伤痛无以复加。他被残忍地杀害的场景一遍遍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他那明亮的眼睛依然散发着光彩……”

贝希托尔德除与塞尔维亚开战之外就别无选择了吗？这当然离不开萨拉热窝事件之后第二天就有鹰派开始对他教唆身为外交大臣必须对此采取措施。即便贝希托尔德也曾在一些事务上采取过强硬措施（例如针对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但他始终还是主要以怀柔政策而出名的。1914年5月，曾有一名大使宣称贝希托尔德就是个“外行”，他那“缺乏主见的做事方法和不足的信念”让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始终找不到正确的方向。为了催促这位外交大臣对萨拉热窝采取强制措施，鹰派开始费尽心思进行各种努力。康拉德也扮演了鹰派中的急先锋，他在6月30日对贝希托尔德宣称，奥匈帝国目前陷入了和在巴尔干战争时相同的窘迫境地。

事实上，贝希托尔德似乎自己提早做出了一个或许是完全出自个人意向的导向直接措施的政策，这个别人眼中“大丈夫能屈能伸”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铁腕的领袖。在6月30日下午1点就萨拉热窝事件举行发布会并在美泉宫接受皇帝会见时，他第一次有机会阐述自己针对这次危机的观点。这次会见至关重要，在一份未曾出版的贝希托尔德的回忆录中，他记述了关于此次会见的细节。引起他高度关注的是，尽管皇帝与大公和他出身低微的夫人索菲的关系并不大好，但对于萨拉热窝事件依然表现出极大的悲痛。这位83岁高龄的统治者破例拉住贝希托尔德的手并要求他坐下，在谈到近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时，他的眼眶湿润了。贝希托尔德与皇帝达成了共识——奥匈帝国的“忍耐政策”已经到达了极限，同时贝希托尔德警告，如果帝国在这样一个极端恶劣的事件后表露出自己的软弱，那么“东边和西边的邻国将更加肆无忌惮地开展自己的利益行动”。帝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据贝希托尔德回忆，皇帝看起来明确了目前所处的状况并完全同意所需要采取的行动。但皇帝也坚持要求贝希托尔德与当时身在维也纳的匈牙利首相蒂萨伯爵的步调保持一致。

这里蕴含着一个潜在的严重问题：蒂萨强烈反对立即采取冲突行为的政策。蒂萨曾于1903~1905年出任匈牙利首相，并于1913年再次接任，是匈牙利政坛的一把手。这个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人同时也是俾斯麦的狂热崇拜者，他通过贿选、对内铁腕统治、倡导经济改革而为马札尔中产阶级带来利益与支持率等手段建立起自己的统治。蒂萨于1867年建立了妥协系统。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同时信赖与奥匈帝国的同盟关系，他认为这是匈牙利未来安全保障不可或缺的力量。他坚持执行马札尔精英统治的方针，并因此使非马札尔人不能进入政坛。

对蒂萨来说，皇储遇刺事件带来的不是悲痛，而是极大的解脱。弗朗茨·斐迪南曾倡导的改革或将撼动蒂萨所建立的权力体系，大公与罗马尼亚知识分子的密切联系尤其让人感到不安。因此，这位匈牙利首相并没有像他的奥匈帝国盟友那样表现出愤怒与对塞尔维亚实施制裁的急不可耐。在6月30日下午与贝希托尔德的一次会见以及之后几天与皇帝的书信交流中，蒂萨认为不能以此作为与塞尔维亚开战的“借口”。主要的限制因素还在于目前巴尔干地区并不稳定的局势。1914年与俄国以及协约国调解之后所产生的罗马尼亚问题才是关键所在。鉴于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巨大规模的罗马尼亚少数民族和与罗马尼亚冗长的边境线，布加勒斯特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是严重的安全威胁。蒂萨认为，在这种罗马尼亚随时可能翻脸挑起战争的情况下与塞尔维亚开战是一种非常不明智的行为。为此蒂萨设想了两种选择：要么在德国的帮助下说服罗马尼亚再次加入三国同盟，要么通过建立与罗马尼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的敌人保加利亚的关系，达到限制罗马尼亚的目的。

罗马尼亚政府的心腹之患只有保加利亚。一旦他们觉得不能阻止我们与保加利亚的联盟，他们或许就将尝试加入三国同盟并借此保护自己免遭保加利亚的侵略。

在匈牙利人眼中，这其实是巴尔干关系的再次体现。身为特兰西瓦尼亚贵族家庭的后裔，蒂萨很愿意看到罗马尼亚受制于马札尔精英集团的控制。蒂萨和他的幕僚们都觉得保持与俄国的友好关系是匈牙利安全的巨大保障，当时这种理念在马札尔领导集团中也颇为盛行。这名匈牙利首相指出战争并非是绝对的。蒂萨曾在1913年10月第二次阿尔巴尼亚危机中支持对塞尔维亚动用武力，同时他也很乐意看到在将来某个更合适的时机展开与塞尔维亚的另一场战争。但他坚决反对大多数奥匈帝国决策者所支持的直接采取行动的政策。

即便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奥匈帝国领导层一直被激烈的情绪冲击着，但他们很快意识到不可能为此就立即采取军事行动。首先说服蒂萨同意这一观点就很难，而不论是政治上还是宪法上都不可能在这个二元制的统治系统下忽略匈牙利首相的意见。此外塞尔维亚官方对开展萨拉热窝刺杀行动的介入问题也并未完全得到证实。在6月30日下午与贝希托尔德的会见中，蒂萨曾指出应该给塞尔维亚政府更多的时间，让他们“展示出良好的意愿”。贝希托尔德对此表示怀疑，但他同意等到塞尔维亚政府的罪责被进一步确认之后再采取军事行动，这将需要更多的时间。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军事行动所需要的准备时间。康拉德反复要求鸽派们“立即行动”（即无须等待更多的调查结果），但他也曾在6月30日上午告知贝希托尔德，总参谋部需要16天筹备针对塞尔维亚的打击行动——后来证实远不止需要这么几天。因此即便领导层同意立刻展开行动，也免不了被一拖再拖。

最后，最重要的是德国的态度。德国会同意与贝尔格莱德政府对峙吗？德国对于奥匈帝国的巴尔干政策的支持也已经形同虚设。绍帕里大使8周前才刚刚从圣彼得堡写信过来抱怨德国为了奥匈帝国的巴尔干利益而做出了太多的“牺牲”。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的前几天，各种信息从柏林接踵而来。7月1日，德国著名记者维克托·瑙曼（Viktor Naumann）将贝希托尔德的幕僚阿列克·霍约斯（Alek Hogos）称为“内阁之首”，用以抨击他相信德国将乐于看到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开战并准备好与俄国开战的可能的一厢情愿。瑙曼并不能代表官方的意见，但他与德国外交部政策司司长威廉·冯·施图姆（Wilhelm von Stumm）交往甚密，因此他的话也带有一定分量。同时，德国大使契尔什基男爵则催促奥比利人小心观察。每当奥地利人向他感叹采取强硬的措施是多么有必要的时候，契尔什基在6月30日写道：“我就会劝诫他们要冷静地分析形势，不要冲动。”在一次与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的谈话中，德国外交副秘书阿瑟·齐默尔曼表示了他对维亚纳政府所处困境的同情，但同时也警示他们不要对贝尔格莱德政府提出“羞辱性的要求”。

德国皇帝的看法也值得关注。1913年秋冬之际，威廉二世就多次建议奥地利人通过礼尚往来建立与贝尔格莱德政府的友好关系。而在他于1914年6月与弗朗茨·斐迪南的最后一次会见中，德皇则是含糊其辞。在被问及奥匈帝国“能否在未来继续依赖德国的力量”时，威廉二世“避重就轻地做出了回复，并且完全没有提供一个让人满意的答复”。在7月1日提交给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一份报告中，蒂萨警告称德皇是“亲塞尔维亚”的，并且如果想让他支持维也纳政府的巴尔干政策，就需要给予德皇更有力的说服。在威廉二世即将来维也纳出席大公葬礼的时候，奥匈帝国的领导层本来希望两国的皇帝可以借此机会面对面地交换意见，但德皇的此次行动随即因为“塞尔维亚刺客组织还将对德皇展开刺杀行动”这一传言而被迫取消了，故而只能通过其他手段争取与德国达成一致意见。

最后，起码在一件事上贝希托尔德、蒂萨和其他奥匈帝国决策者们达成了共识：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开展之前，都必须先充分征询德国的意见。贝希托尔德负责监督对德国的外交动作，两份文件都被发往德国盟友处。第一份是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写给威廉二世的私人信件，虽由皇帝签名，但实际上是由贝希托尔德的首席顾问阿列克·霍约斯所起草的；第二份则是关于萨拉热窝事件的备忘录，其中还包括暗杀事件后的一些内容。

如今这两份文件产生的效果让人震惊。备忘录传递出来的实际上与巴尔干协约的内容如出一辙，但更强调罗马尼亚的潜在危害。法俄同盟的侵略性被夸大了，并被误导地称为不仅对奥匈帝国是威胁，对德国也是威胁。在文件的最后有这样一个附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上述备忘录刚刚被写完。”这份文件完全是为了宣扬塞尔维亚所带来的“危险和紧迫性”，并指出此时对塞尔维亚采取怀柔政策毫无意义。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要挑起战争，但也暗示着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近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份文件还以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结尾：奥匈帝国之鹰“现在必须亲手撕裂它的敌人们笼罩在它头上的罗网”。

弗朗茨·约瑟夫写给威廉二世的私人信件则更加开门见山，它也对罗马尼亚和俄国可能采取的动作做了暗示，但结尾处则明示了需要对塞尔维亚采取措施。文件中指出，刺杀行动绝非偶然，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牵涉贝尔格莱德政府”。只有当塞尔维亚成为“巴尔干地区的一个中立力量”时，奥匈帝国才会安全。

你也将明白最近发生在波斯尼亚的事件进一步说明塞尔维亚与我们同床异梦，欧洲大国所倡导的和平实际上纵容了贝尔格莱德政府的狂妄，让他们逍遥法外。

现今的读者们对这些文件感到震惊的原因在于，这些文件没有做到有理有据，也并没能以情动人，没有要求德国的援助，没有提出任何政治协议，没有讲威胁为何最大化，也没有将巴尔干的局势阐述清楚，而只是将外交途径解决的关键放在了塞尔维亚上，而这就让读者明白了该文件的起草者心中是渴望战争的。

贝希托尔德最开始打算将这两份文件以政府定期快递送到柏林，但在7月4日的这个周六，他给驻柏林大使瑟杰尼发电报表示他的“内阁之首”霍约斯伯爵将亲手将两份文件送至柏林。瑟杰尼被要求安排一场与德皇以及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会见。霍约斯虽然只有36岁，但他已经是外交部中鹰派的代表人物了。他与柏林政府的关系也很好，1908年瑟杰尼大使就曾赞许他促成了与德国“亲密的且值得信赖的”友好关系。在中国期间，霍约斯结识了阿瑟·齐默尔曼。在霍约斯看来，与德国的友好关系是奥匈帝国安全保障的基石。更重要的是，身为强硬派的霍约斯一开始就主张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在争取蒂萨的支持时，他也得到了良好的效果。

通过派霍约斯执行前往柏林的任务，贝希托尔德确保了借助这两份文件将好战的思想有效地传达过去。毫无疑问，在德国人眼中奥地利人也很重要。虽然表面上同意蒂萨所建议的在采取任何措施之前都要征询德国的意见，贝希托尔德的这一举动实际上中断了传统的匈牙利决策进程，并保证政策方向朝着对萨拉热窝事件予以制裁的方向。这是很重要的，正如德国大使在7月3日向贝希托尔德尖锐地指出的，奥地利人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天赋就是通过一系列策划影响政策的走向。

部队武装进程、政治纷争、萨拉热窝警方的调查、等待德国的支持，这些都拖延了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日程，康拉德对此也束手无策。而随着危机的发酵，奥地利人开始越来越认为即便草草准备之下就对塞尔维亚发动武装突袭也是理所应当的，尤其是经历了如此的举国哀悼之后。在危机就这样愈演愈烈的时刻，罗马尼亚首相布勒蒂亚努在7月4日曾质疑为何奥匈帝国不直接攻击塞尔维亚。“之后（你）将得到整个欧洲的同情。”危机将如何发展，人们争论不定，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自载着阿列克·霍约斯的火车在夜色中抵达柏林的那一刻，通向和平的那道大门就关闭了。

第八章 扩张的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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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国的反应

6月28日周二的下午，德皇正在北海海岸准备在基尔帆船赛中驾着他的快艇一展身手。在发动机马达开始轰鸣的时候，帝国海军内阁长官穆勒上将在岸边告知了他萨拉热窝事件的消息。经过了快艇上的短暂会面，威廉二世必须立刻回到柏林去“掌控局势并确保欧洲的和平”。差不多与此同时，一封关于此事的电报也被发至正在隆尚马场与其他外交官观看比赛的雷蒙·普恩加莱总统手里。除了奥匈帝国大使塞琴（Szécsen）立即离开了，包括总统在内的其他外交官仍旧留下来观看下午的比赛。

上述这些小插曲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上暗示了1914年7月所发生的那场危机中各方势力的分布。据英国驻柏林大使表示，萨拉热窝事件在德国引发了巨大的恐慌。德皇不久前才刚刚在大公位于波西米亚的府邸会见了他，而他们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在德国早已是家喻户晓。之后迎来的是对奥匈帝国老皇帝的同情。德国人与奥地利人感同身受，事件在无数人心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像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那样，当他在办公室看到报纸头条登出的这个消息时，他一度差点儿昏了过去。

在罗马尼亚同样充满悲痛的情绪，即便最近布加勒斯特政府与维也纳政府并不是非常亲密。罗马尼亚新闻界一致将斐迪南大公赞扬为“少数民族的保护者以及民族权益的支持者”。根据俄国驻布加勒斯特特使发来的一份报道显示，罗马尼亚人一致认为弗朗茨·斐迪南有效地调和了马札尔精英阶级和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多“政客”希望大公的努力可以打开罗马尼亚与维也纳政府的友谊之门。塞尔维亚驻布加勒斯特特使也表示，罗马尼亚对于刺客的反应表现出“这个事件给塞尔维亚的国际形象带来的损害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在其他地方则是另一番景象。最鲜明的对比是塞尔维亚国内的反应，英国大使称之为在大众中“充斥着麻木的感觉而非哀悼”。而在邻国黑山，据奥匈帝国使领馆秘书洛塔尔·埃格·里特尔·冯·摩沃德（Lothar Egger Ritter von Möllwald）报告，虽然也有对于大公之死的哀悼情绪，但他们认为这都是奥地利人自作自受的恶果。在黑山境内临近奥匈帝国边境的小镇梅塔卡，节日用的旗子在7月2日依然飘扬着；根据奥地利人的了解，那种旗子只应该在6月30日科索沃纪念日那天才挂出来，也就是说当地人是为了挑衅附近的奥匈帝国部队才有这种举动的。塞尔维亚驻圣彼得堡大使斯帕拉伊科维奇则表示，弗朗茨·斐迪南的死让人“为之一振”。

作为奥匈帝国的盟友和对手，意大利面对大公夫妇死讯时则表现得百感交集。由于大公是马札尔人，身在奥匈帝国的意大利人都对他心怀愤恨。英国驻罗马大使伦内尔·罗德（Rennell Rodd）表示，即便官方表现出一片哀悼之情，但“人们实际上普遍对大公之死表现得幸灾乐祸”，奥匈帝国大使和塞尔维亚的一些外交官也证实了这一事实。根据俄国大使的报告，周日下午人们聚集在罗马的剧院里庆祝这一消息，欢呼雀跃并让乐团演奏国歌，之后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刺客的罪行令人发指，”桑·朱利亚诺对苏贝耶夫（Sverbeyev）大使这样说道，“但好在世界和平的现状不会因此受到更多撼动了。”而当塞尔维亚大使在罗马召开记者招待会时，一名意大利记者以“感谢塞尔维亚”总结了他的感想。

在法国，关于萨拉热窝事件的消息所占的版面实际上还不如一些政治丑闻靠前。1914年3月16日，前总理约瑟夫·卡约的夫人走进《费加罗报》（Figaro）编辑加斯东·卡尔梅特（Gaston Calmette）的办公室，并朝他开了6枪。这场谋杀是因为在约瑟夫·卡约竞选期间，卡尔梅特在报纸上刊登了卡约在尚未与前妻离婚的情况下写给现任卡约夫人的情书。审判在7月20日公开进行，由于此案涉及性丑闻和在法国公众眼中的知名女性，媒体对此高度关注。7月29日，法国当地主流媒体以比萨拉热窝事件两倍之多的篇幅报道了卡约夫人被无罪释放的消息。巴黎的很多记者也报道了萨拉热窝事件，而主要的态度是维也纳方面无权因此指责萨拉热窝政府参与此次刺杀阴谋，恰恰相反的是，法国媒体普遍指责维也纳媒体恶意煽动反塞尔维亚情绪。

相比之下，塞尔维亚驻伦敦大使在报告中表示，伦敦的媒体表现出“支持奥匈帝国舆论”的态度，并因萨拉热窝事件而指责塞尔维亚：“他们说这是塞尔维亚革命性的举动，而且与贝尔格莱德政府有关。这对塞尔维亚可不妙。”《泰晤士报》的一名高层于7月16日指出，奥匈帝国政府完全有权利针对萨拉热窝事件展开一切必要的调查，同时塞尔维亚政府也应该极力支持相关活动。

以上各国针对萨拉热窝事件做出的不尽相同的反应反映出各国之间的亲疏离合，其中罗马尼亚算是个有趣的例子。由于大公一直以亲罗马尼亚的形象示人，他在舆论中也树立了较好的形象。但作为罗马尼亚新的大权在握者的卡罗尔国王，则持有亲贝尔格莱德的态度，他相信塞尔维亚政府将针对罪行开展有效的调查，因此奥匈帝国政府无权强求贝尔格莱德方面做任何事。

更加值得人们警惕的发展是此事逐渐成为战争的隐患，首先是有流言在大国外交事务当中兴起，将斐迪南大公视作奥匈帝国鹰派的领袖人物——这显然是子虚乌有。强调受害者的侵略性可以削弱奥匈帝国方面的势力，同时也让塞尔维亚的行为看起来理所应当。之后出现了更加超前的假设，甚至没经过深度的调查，即塞尔维亚官方完全没有参与策划萨拉热窝事件。根据1914年7月13日塞尔维亚驻柏林大使的表述，俄国外交大臣当时告知俄国驻柏林大使“塞尔维亚政府并没有策划萨拉热窝事件”——即便当时奥匈帝国方面的调查已经表明并非如此。米罗斯拉夫·斯帕拉伊科维奇在圣彼得堡肯定地表示，即便奥匈帝国政府向俄国媒体提供了很多相关证据，圣彼得堡的媒体依然遵从俄国政府的口径，并将萨拉热窝事件称为“单纯的奥匈帝国外交事故”。

如果从俄国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不能看出他们的这种观点是如何否定维也纳对刺杀案调查的权利，并通过这种假象描绘凶手的无辜，而其实际目的必然是另有所图的。根据舍别科（Shebeko）大使从维也纳发来的报告，这些年来弗朗茨·斐迪南只不过充当了皇帝的傀儡。由于奥匈帝国的“德意志血统”，才使得在刺杀案后产生了反塞尔维亚情绪。舍别科在7月1日报告称，特别是德国大使契尔什基尽可能地“利用这一让人伤心的事件”营造舆论抵制塞尔维亚和俄国的情绪。

哈特维希从贝尔格莱德向圣彼得堡发去报告，称奥匈帝国所有的质疑都是毫无道理的：塞尔维亚绝对没有幸灾乐祸的情绪，相反，那里的所有人都沉浸在萨拉热窝事件所造成的悲痛情绪之中；那个所谓的谋划刺杀行动的贝尔格莱德恐怖组织完全是编造出来的；查布里诺维奇也并非是从克拉古耶瓦茨军械库拿到的炸弹和武器。这些声称奥匈帝国政府在假造证据的言论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因为它再次唤起了奥匈帝国在塞尔维亚的那些丑闻（参见第二章），也不仅因为它们完全是假的（这些当然是假的），更是因为这让人们觉得奥匈帝国实际上是想借此事件煽动情绪以实施针对贝尔格莱德政府的侵略行动。在这一阴谋的背后，据俄国的特使所称，实际上是德国人想借此向东进军，从而削弱法俄同盟。在大战爆发前的几周里，一系列协议在各国之间被订立下来，也必将被历史所铭记。

之后的一切顺理成章，在俄国决策者眼中，奥匈帝国政府没有任何权利以任何方式与塞尔维亚敌对。在俄国看来，一个主权国家没有义务对一位国民在外国所做的私人事情负责，尤其是当这位国民还是一个冲动的无政府主义者时。在这里俄国没有特别指向塞尔维亚或南斯拉夫的那些可能参与刺杀行动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一个个体的行为就让整个民族饱受责难，是不对的。舍别科7月5日在维也纳向一名英国外交官说道，奥匈帝国政府指责塞尔维亚“对大公之死幸灾乐祸”是“不公平”的。7月8日，萨佐诺夫和奥匈帝国驻圣彼得堡临时代办奥托卡尔·切尔宁之间的一席谈话就足以看出俄国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后对于维也纳是多么的遏制。切尔宁提到奥匈帝国“有可能”“要求塞尔维亚政府就萨拉热窝事件进行相应的调查”。萨佐诺夫的回复则是警告这位奥匈帝国外交官，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将“给俄国留下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奥地利人应该放弃他们现有的念头，“免得陷入危险的境地”。在6月18日与刚刚回维也纳参加完夫人葬礼回到圣彼得堡的绍帕里大使的一次谈话中，萨佐诺夫以更决绝的态度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塞尔维亚政府将容忍此类阴谋事件的产生。”

这一表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俄国决定如何针对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冲突做出回应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俄国看来，这一切都是奥匈帝国蓄意制造的假象，并想以此对贝尔格莱德不利，毕竟在历史上塞尔维亚“小兄弟”的英勇抗争就被俄国所肯定。而既然俄国对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冲突的对错与否已做出判断，其他大国的态度相比之下也不那么强硬而肯定了。法国政府已经全权委托圣彼得堡方面处理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冲突，普恩加莱未经任何亲自调查就断定贝尔格莱德政府绝对与萨拉热窝事件无关。在1914年7月4日与奥匈帝国驻法国大使进行的一次颇有意思的谈话中，这位法国总统将萨拉热窝事件的刺客与1894年暗杀时任法国总统萨迪·卡诺（Sadi Carnot）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相提并论。这看似是一个同病相怜的态度，实际上是暗示萨拉热窝作为一个非主权地区，没有义务和责任承担罪责。为此奥匈帝国方面徒劳地回应总统，刺杀卡诺的凶手“与在意大利的任何反法组织都没有关系，而现在萨拉热窝的情况是这些刺客已经为颠覆君主制谋划多年”。

贝肯多夫伯爵

爱德华·格雷曾至少表现得在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争上只是从理论上分析一下而已，因为他认为英国不应支持由三国同盟或塞尔维亚这两者间任意一方所挑起的战争行为。而他也一直没有表明态度，同时，在萨拉热窝事件刚发生的那段时间里，他也并没有对俄国的言行予以反对。7月8日，俄国驻伦敦大使贝肯多夫伯爵告诉爱德华·格雷他“并不觉得针对塞尔维亚的反对行为有什么依据可循”，格雷对此的回答也是非常精明的：

我说过我不知道目前都有什么设想。我只能认为或许审讯中的一些发现指向了萨拉热窝事件中的炸弹是在贝尔格莱德生产的，而这被奥匈帝国政府用作抵制贝尔格莱德政府的一个借口，但这都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猜想而已。

贝肯多夫伯爵说他希望德国遏制奥匈帝国的动作。但他也应该想想，德国并不希望争吵持续下去。

格雷对此没有做出（或记录下）更多的回应，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德国的这种做法让“争吵”不在他们这里变得更加严重，也防止了大国之间因此直接兵戎相见。但持续的争论也随着维也纳发给格雷的电报而展开，这份电报描述了英国驻维也纳大使与俄国外交官之间的对话，其中俄国外交官表示他无法相信奥匈帝国会愚蠢到让自己“冲进战争的深渊”：

一切只针对塞尔维亚的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俄国必将保卫塞尔维亚。毫无疑问，塞尔维亚如果不得不面对战争，那么意味着整个欧洲都将燃起战火。

10天之内，俄国就推出了一份关于萨拉热窝事件的局面分析图，其中的自相矛盾之处很明显。正如一名奥匈帝国外交官所指出的，一方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南部斯拉夫人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抗争着，另一方面反对对塞尔维亚的战争激怒了克罗地亚人，这些都不合情理。从俄国来看，塞尔维亚无非就是渴望和平的生活，并如同萨佐诺夫此前向帕希奇所保证的那样，很快将在哈布斯堡王朝覆灭之后得到南斯拉夫的土地。斯帕拉伊科维奇的一份广泛传播的报告也刊登在圣彼得堡的媒体上，其中指出贝尔格莱德政府曾警告维也纳方面可能发生的萨拉热窝事件，而这也是被俄国所忽视的。首先，俄国在塞尔维亚和巴尔干地区的扩张行为也被忽略。另一个很明显在示意图中隐含的信息就是，俄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地下网络。就在“一战”结束后，驻扎在贝尔格莱德的俄国指挥官阿尔塔莫诺夫（Artamonol）上校承认他们在战前即已有密切联系。他甚至承认他给黑手社提供资金用以运作在波斯尼亚的阴谋，即便他否认参与了刺杀大公的阴谋。

不管怎么说，可以确定的是，英国和法国都不打算质疑俄国在萨拉热窝事件上的态度。奥匈帝国在人们看来是想利用一个人的死去向他们和平的斯拉夫邻居挑衅，这让俄国的军事力量开始有可能参与到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争端当中，巴尔干局势也变得愈发紧张了。

霍约斯伯爵前往柏林

在阿列克·霍约斯乘着火车经过一夜的颠簸在7月5日星期天早上到达柏林之前，当地就已经对奥匈帝国即将对贝尔格莱德政府采取的制裁有了某种程度的准备。而关键的转折点还是在于德皇。当威廉二世读到契尔什基在6月30日的报告中关于他正努力让奥匈帝国方面冷静下来的内容时，他也几近震怒了：

谁给了他这样做的权力？这简直愚蠢透顶！这是奥地利人自己的事，跟他毫无关系。以后如果事情变得更坏了，就会变成：这也并非是德国的意愿！契尔什基能不能别再做这些无稽之举了！是时候一网打尽塞尔维亚人了。

而这一言论肯定也传到了契尔什基的耳朵里，因为就在7月3日，他向贝希托尔德确认了柏林政府将给予奥匈帝国外交方面的积极支持。因此霍约斯才在德国将给予支持这件事上有着十分的把握。他首先提出与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瑟杰尼进行短暂会晤，就他所携带的备忘录文件及奥匈帝国皇帝写给德皇的私人信件做一个接洽。之后瑟杰尼就带着这两份文件的复印件奔赴波茨坦面见德皇并共进午餐，同时霍约斯则与柏林政府外交办公室副秘书长阿瑟·齐默尔曼会面。

威廉二世与瑟杰尼大使在波茨坦皇宫花园最西边的新官会面了，这是一座巨大的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德皇一边听着瑟杰尼的介绍，一边浏览了一下两份文件，之后明确表示他已经“对于共同向塞尔维亚做出制裁有所准备”，但同时他必须考虑这样的行动可能会导致“整个欧洲的复杂局势”，因此他“在与首相协商并达成一致之前，还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之后德皇就离开了餐桌。瑟杰尼这样写道：

饭后，当我再次强调此次情况的严重性时，陛下让我告知我们的最高统帅（弗兰茨·约瑟夫），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依靠德国的全力支持。正如他所说，他必须听听首相的意见，但他认为贝特曼·霍尔维格不会有与他完全一致的观点，特别是在我们对塞尔维亚采取制裁方面。但是，在他（德皇威廉二世）看来，这一行动刻不容缓。俄国不管在任何事务上都与我们持敌对的态度，但他对此已有多年的准备，而如果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爆发战争，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德国将一如既往地站在我们一边。更不要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绝无开战的意图，而且必然会在任何武力行动之前做足考量。但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认识到了对塞尔维亚进行武力制裁的必要性，如果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他（德皇）不像我们一样采取行动，就一定会有追悔莫及的那一天。

就在大使与德皇在波茨坦会面的同时，霍约斯与齐默尔曼在位于柏林的外交办公室举行了非正式会谈。外交部秘书长戈特利布·冯·贾高由于还在度蜜月，未能出席此次会见。霍约斯与齐默尔曼在德国将对奥匈帝国制裁塞尔维亚一事上达成了原则上的一致。齐默尔曼看了两份文件，表示他无权提供代表官方的观点，而根据霍约斯后来的回忆，齐默尔曼在向大使表示德国将向奥匈帝国提供支援之前，又强调如果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展开行动将“有90%的可能引发一场波及整个欧洲的战争”。不管怎么说，齐默尔曼曾在7月4日于维也纳表现出的那种忐忑不安的情绪，此时已经烟消云散了。

当天下午5点，一伙人在新官举行会谈讨论当天的事件，并达成一致意见。出席此次会谈的有德皇、他的副官普勒森将军、国防大臣林克将军，以及战争部长法金汉，齐默尔曼和首相也出席了。普勒森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此次会谈的细节。德皇当众读出了弗兰茨·约瑟夫写给他的信，从中众人得出一致的观点：奥匈帝国已经“准备好向塞尔维亚开战”，而又想“先确认德国是站在自己这边的”。“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觉得奥匈帝国越早向塞尔维亚开战越好，至于俄国，其虽然与塞尔维亚很亲近，但也不会掺和到这场战争当中”。

第二天，7月6日，霍尔维格与齐默尔曼会见了霍约斯伯爵和瑟杰尼大使，并正式告知德国将给予奥匈帝国支持（德皇威廉二世此时已离开柏林去观看每年在斯堪的纳维亚举行的快艇比赛）。霍尔维格先阐述了一些针对巴尔干地区的总体局势的看法：保加利亚应该加强与三国同盟的紧密关系，布加勒斯特应该减少其在特兰西瓦尼亚对罗马尼亚的支持，等等。之后他才转入拟议的军事行动话题：

在我们与塞尔维亚的关系当中，（根据瑟杰尼后来的报告）他指出德国政府认为我们必须理顺如何处理这个关系；不管我们的决定是什么，我们都应该相信德国作为我们的盟友和奥匈帝国王权的支持者，将站在我们一边。我在之后的谈话中总结出来，德皇和首相都认为针对塞尔维亚的行动将成为解决巴尔干问题的良好途径之一。从一个国际的视角来看，他将当前的这个局势看得非常重要。

与其他内容相比，关于这个问题的陈述显得少得可怜，瑟杰尼只用了54行文字表述了将针对塞尔维亚采取的具体措施，且其中并未提到俄国方面——这个方面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次德国政府内部也达成了一致，德皇和首相（他也曾是外交大臣）达成一致，外交部副秘书长也与秘书长贾高的意见相同。国防大臣告知并建议德皇，德军已经对所有情况做好了准备。其结果就是德国给予的支持许诺变成了“空头支票”。

鉴于这种对于同盟关系的支持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对德国方面的以上形容并不为过。德皇和首相相信奥地利人完全有理由对塞尔维亚展开武力行动，且不必忧虑俄国方面的威慑。更大的麻烦是，德国人对奥匈帝国的信息领会得过于严重了，以至于做出了驱使奥匈帝国迈向战争的支持性行为。虽然弗兰茨·约瑟夫在信中并没有直接提到针对塞尔维亚的“战争”，但从字里行间中读者都能领悟到维也纳政府正在准备采取最激进的行动，不然人们还能怎么理解两国之间“冲突的调解”已经不可能，而且只有在塞尔维亚“作为巴尔干一支争霸势力被消灭”才能解决问题等此类字眼？霍约斯伯爵的所作所为也让人相信维也纳政府确实是这么考虑的，他在柏林执行“任务”期间，加入了过多的个人行为；后来他向历史学家路易吉·阿尔贝蒂尼表示，是他，而非大使，把瑟杰尼总结的霍尔维格的话做出那种解读的。

德国领导层如何评估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可能带来的俄国威胁，以至于让德国卷入同盟之中并激怒法俄同盟，进而引发欧陆战争这种风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威廉二世、贝特曼和他们的军方参谋们将萨拉热窝事件视为与其他大国挑起冲突并从中为德国带来利益的机会。几年来，由于三国同盟逐渐失去军事上的优势，德国军方都在尽力避免战争，留给德国的时间不多了。而现在若要打一仗，还是有可能胜利的，但5年来的军事装备发展上的差距让协约国的获胜概率也增大了。

像这样的权衡在德国领导层中究竟又做了多少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首先注意到，关键决策者不相信俄国可能对此做出干预，同时也不想挑起俄国的参战。根据7月2日撒克逊驻柏林特使萨尔扎·利希特瑙（Salza Lichtenau）的报告，虽然某些高层军官强调“现在立刻开战”是非常可取的，俄国也毫无准备，但似乎德皇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之后由撒克逊军队代表递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与那些迫不及待想要开战的人相比，“德皇表示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7月5日下午在波茨坦与威廉二世举行会谈的人都认为俄国虽然与塞尔维亚关系亲密，“但并不会加入这场战争”。因此，当法金汉在会上向德皇问及他是否希望针对大国之间的冲突“进行某种形式的准备”时，威廉二世表示了否定。德国没有进行军事准备，并维持这种姿态直到7月底，这一方面显示出德军对于已有的准备工作的信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德国领导层希望将冲突限制在巴尔干地区，即便目前的备战情况非常冒险。

德皇自己也坚信冲突只会发生在巴尔干地区内。7月6日早上，在他离开柏林之前，他告诉海军将领阿德米拉尔·冯·卡佩勒（Admiral von Capelle），鉴于“沙皇不会与出现弑君行为的国家站在一起，并且俄国和法国都没做好准备”，“他相信不会出现更多军事问题了”。对其他军方高层人士，他也是这样说的。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德皇一直以来都认为虽然俄国方面的军事准备在推进，但距离冒险开战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在巴尔干危机之后的1913年10月底，他就曾劝慰瑟杰尼大使，“这一刻俄国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威胁感，接下来6年里也完全不必为之感到畏惧”。

这种推论并不是反对战争，相反，这也同主战思想交织在一起。主战思想由两个独立分开的要素组成：首先是人们已经能够察觉到，德国在欧洲军事上的能力已经减退；其次是德国看起来必须在为时不晚之前通过战争解决这一问题。德皇所考虑到的主要是第一点要素。毕竟鉴于德国本身的实力不及当年，俄国干涉进来的可能性更小了。如果与1914年相比，俄国在战争中胜利的可能性真的在这三年中远远超过了德国，那圣彼得堡又何必冒险在还未做万全准备的时候就挑起欧陆冲突呢？

基于这样的考量，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情况。第一种是，俄国对奥匈帝国的行为不进行干预，放任其攻打塞尔维亚，或许会在之后召开外交发布会，向其他国家阐述其这样做的原因，而这也是霍尔维格等人认为比较有可能的；第二种看起来出现的可能性较小的情况是，俄国会质疑奥匈帝国，并不顾自身备战尚未完成的状况，参与到战争当中。正因为出现了第二种情况的假设，让预防战争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如果不管怎么说都要爆发战争，那倒不如现在立刻开战。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认为俄国不会干预的假设显然是错误的。造成这种过度错误考量的原因并不难找。俄国在1913年10月接受的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引发了当时德国的种种想法，再有就是当时对俄国强权根深蒂固的认知。在柏林政府看来，萨拉热窝事件是对君主制的一种政治文化上的巨大冲击（这种观点在一些英国媒体上也能看到）。而如同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样，德皇认为沙皇不会“与谋反者”狼狈为奸。除此之外，当时我们必须记上一些关于俄国的意图问题。德国人并没有意识到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斗争已经成为法俄同盟所关注的问题，他们也难以想到，对俄国和法国来说，谁挑起战争并不重要。

此外，德国人也没能意识到科科夫佐夫离开俄国内阁之后在俄国国内产生的新的重大政治变化。在这一点上，不只是他们犯了糊涂，英国人也误以为科科夫佐夫为首的反战派已然占据上风。而在法国，谢尔盖·维特所领导的“亲德派”也受到侧目。从前的成见加上现在的种种谣传，让局势变得越发危险。与此同时，鉴于此前曾与伦敦政府合作处理巴尔干问题，德国人想当然地认为即便自己与英国人之间在海上存在利益纷争，但在这件事上，英国会支持德国的理念，并对俄国施压。这种缓和风险无异于“温水煮青蛙”：德国的决策者们为此低估了可能存在的风险。

因此就像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需要对风险的正确评估，但在当时的德国人那里正少了这一环。那就是，俄国将借此机会向中欧大国宣战，借奥匈帝国的力来发力，达到打破三国同盟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危机倒不像是战争，而是俄国建立其帝国的一步。而如果俄国也是渴望战争的（从其当时的一系列动作中，在德国眼里看来也确实如此），那么与其退缩逃避，倒不如面对俄国挑起的这场战争。毕竟，如果德国选择逃避，那么就将面临输掉盟友、丧失在欧洲的军事优势的局面。

因此，严格地说，这就不是一个以危险为中心的评估，而是面对俄国所带来的危机进行的一次应对。换句话说，如果俄国选择对德国发动欧陆战争，那么并不是因为德国，而是俄国为了重新平衡欧洲大国关系所采取的一个渠道。从这个角度来说，德国并不是在冒险，而是在验证威胁。这也是霍尔维格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个月一直坚持的观点。

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一内容，我们需要简单回顾一下1914年春夏之交世界各国政客和媒体对此事的评论。1914年1月2日，巴黎《晨报》以很大的篇幅发表了一篇名为“庞大的俄国”的文章，撰写该文的是总编辑斯特凡娜·洛桑（Stéphane Lauzanne），他刚刚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旅行归来，透过他细腻的文笔，柏林的读者们形象地感受到了俄国对于战争的挑衅意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一幅名为“俄国的备战情况”的图，在这张图上，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密密麻麻的部队被铁路线连起来。图的附注中表示这些是“俄国截至1913年12月31日的确切部队部署情况”，并提醒读者们注意“这些武装力量对俄国和普鲁士边境地区产生的特别影响”。夸张地描述了俄国的军事力量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为抵制俄国的贷款寻找的借口，但在德国读者眼中，这篇文章却起到了不同的警戒作用。这些原本源自官方的信息被错误地放大了，《晨报》代表的是普恩加莱的口舌，而洛桑也曾在其赴俄期间与萨佐诺夫以及俄国的高级军事指挥官会面。此外还有一些类似的虚张声势的内容被写入报道，几乎在同一时期，被看作总参谋部官方刊物的军事杂志也为与德国的战争表达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观点：

不仅是部队，俄国的所有民众都必须清楚，我们要为了消灭德国的战争而全副武装，即便为此我们将付出上万人伤亡的代价，德意志帝国也必须被消灭。

这种半官方的恐怖舆论一致持续到夏季。尤其令人不安的是6月13日《商业日报》（Birzheviia Vedomosti）上刊登的头条：“我们准备好了。法国也必须准备好了。”这篇文章也在法国和德国被广泛传播。而真正引起柏林政府领导层警惕的是来自驻圣彼得堡大使普塔莱斯的（准确）建议，而他的灵感则完全来自俄国军政大臣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他描绘出一个在战争爆发后德国将面临庞大战争机器的情景：俄国军队人数很快将达到232万（相比之下德国和奥匈帝国只有约180万的兵力）；而借助目前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络，调兵也更加方便了。

苏霍姆利诺夫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吓唬德国人，而是想告诉法国俄国已经尽了两国协约中应尽的义务，同时提醒法国人也做出一些应有的“表示”。但不管怎么说，这一信息给德国人带来的是更多的担忧。德皇更是写下了这样的随笔：“哈！俄国佬终于摊牌了！这时候如果还有德国人觉得俄国和高卢人并没有和我们开战的想法，那真算是脑子有毛病了！”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也获知了来自苏霍姆利诺夫的信息。在6月16日写给驻伦敦大使利赫诺夫斯基的信中，首相指出，俄国“军国主义党徒”的战争欲望从来没有“如此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过。同时他表示，到现在为止只有那些“极端分子”、泛德意志分子和军国主义分子对俄国为侵略德国备战一事有所认同。而现在，“就连那些淡定的政客们”（在这里霍尔维格应该也把自己算在内）也“开始相信俄国对德国的侵略性了”。戈特利布·冯·贾高也认为，即便俄国现在似乎还没有准备开战，但很快它就将以其庞大的军队、波罗的海舰队以及战略铁路网等多方军事优势“淹没”德国。在1913年11月27日和1914年7月7日德军总参谋部报告中提供的针对俄国战略铁路设施的最新分析中，深入俄国腹地并把与德国和奥匈帝国边境接壤的一些关键铁路线路用粗笔重点标示了出来。

1914年6月英俄海军的会谈让协约国之间的战略合作进一步深入，也让德国的担忧进一步加剧。1914年5月，为了应对来自法国外交部的压力，英国内阁决定加入与俄国的海军高层对话。尽管这次会见是秘密进行的，但德国依然通过潜伏在俄国驻伦敦使馆的间谍本诺·冯·西伯特（Benno von Siebert）详尽了解了会谈的相关内容。柏林政府从中了解到，英国和俄国正在密谋一旦战争爆发，英国的军舰将载着俄国的先遣部队在波美拉尼亚登陆。这一消息引发了柏林政府的高度警戒。1913~1914年，俄国在海军方面的军费支出首次超过了德国，德方开始担心俄国更富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和与协约国之间的稳固关系将很快使德国陷于束手束脚的不利境地。爱德华·格雷给利赫诺夫斯基提供的闪烁其词的回复与西伯特所阐述的细节大相径庭，这让人不得不警惕英国的刻意隐瞒，让德国与英国间一度产生了信任危机。对于贝特曼·霍尔维格来说，这件事情非常严重，毕竟在他过去制定政策时，一直认定即便英国与协约国之间有瓜葛，也绝不会支持一场由协约国发起的侵略德国的战争。

作为霍尔维格最亲密的顾问和知己，外交官库尔特·里茨勒（Kurt Riezler）的日记里记载了这位首相当时是如何做出支持维也纳政府的决定的。在结束了与瑟杰尼和霍约斯于7月6日的会见之后，里茨勒陪同霍尔维格回到了位于霍恩芬诺的府邸。里茨勒回忆起当晚他与霍尔维格的一段对话：

夜色之下，谈话就发生在阳台上。他透露给我的那些秘密信息（德国间谍偷听到的关于英俄海军谈话的相关内容）令人无比震惊。他认为英俄海军关于波美拉尼亚合作行动一事非常严重，事关重大。一方面，俄国的军事实力持续增长；另一方面，稳固德国在波兰的阵地已经于事无补。此外，奥匈帝国的实力也在逐步减弱。

随着对俄国方面的担忧，对于与奥匈帝国的同盟关系的可靠性和长久性也受到了挑战。

首相谈到了一些重要决定：刺杀弗朗茨·斐迪南的凶手，塞尔维亚官员的涉入，奥匈帝国想要重整旗鼓，以及弗兰茨·约瑟夫的信件里提到的关于联军的战斗。

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动作一直以来都让我们觉得进退两难：如果我们鼓励他们，他们就会说是我们逼迫他们这么做的；如果我们反对他们，他们就会说我们视他们于困境而不顾，之后他们就将投入早已伸开双臂迎接他们的西边其他大国的怀抱，而我们也将失去最后一个可靠的盟友。

在7月7日与里茨勒的一次谈话中，霍尔维格更是表示，奥匈帝国不可能“作为我们的盟友参与任何一场因德国的原因而爆发的战争”。相比之下，一场源于巴尔干地区紧张局势且事关奥匈帝国利益的“来自东部的战争”则将让维也纳政府倾其全力：“如果战火从东边烧来，随后我们加入战争，为奥匈帝国而战，而不是奥匈帝国为我们而战，那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成功的希望的。”德国的这种想法恰恰与法国领导层的想法如出一辙，即一场源于巴尔干的战争将让俄国全力加入欧洲大国对抗德国的战争之中。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都不相信其盟友会在只涉及法国或德国利益的战争中全力以赴。

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

一个决策在参考了多方形势后被确定下来：奥地利人，或者说至少是贝希托尔德一派，力求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与塞尔维亚的冲突。但在其他各项事务上，维也纳政府内部却始终没能达成一致。直到霍约斯出发前往柏林时，还没有形成各方面的一致意见，例如，如果奥匈帝国在战争中胜利，该如何处置塞尔维亚等问题。当齐默尔曼询问关于奥匈帝国战后的打算时，霍约斯给予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回复，他宣称，塞尔维亚的领土将由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瓜分。而实际上霍约斯并无权限向齐默尔曼阐述此类国策，同时期奥匈帝国的同僚们也绝无此意。在后来回忆自己为何会提出这种瓜分政策时，霍约斯表示，因为他当时怕德国会因为感觉到“我们（奥匈帝国）没有针对塞尔维亚设置具体的政策且缺少一个明确的目标”而失去对奥匈帝国的信任；有着怎样的目标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关系重大的是让自己的盟友感觉到自己具备坚定的信念和胸有成竹的计划。蒂萨在得知霍约斯的言论后勃然大怒，因为相比维亚纳的那些政治精英们，匈牙利人更关注的是南斯拉夫对哈布斯堡家族带来的威慑。维也纳政府随后表示，并没有侵吞塞尔维亚领土的意图。但霍约斯失态的言论已经显现出奥匈帝国在危机之下的政策有失考量。

时机是另一个问题。德国人坚持认为，如果要对塞尔维亚采取反制行动，必须尽快进行，最好赶在人们对萨拉热窝事件的愤怒还没完全消散的时候。但奥匈帝国的政治字典中“雷厉风行”这个词并不多见，很明显，如果想要采取军事行动，绝不是立刻就能做到的，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政治方面的。在霍约斯从柏林回来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7日，举行的部长级联合会议上，就下一步该如何进行的问题，高层决策者中还存在分歧。贝希托尔德表示，如果想保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稳定，就必须首先解决塞尔维亚的问题。如果对此无动于衷，奥匈帝国对于俄国发起的南斯拉夫及罗马尼亚抵抗运动也将丧失主动权。他的这一言论也是在刻意迎合将特兰西瓦尼亚的利益看得最重要的匈牙利首相蒂萨伯爵。而蒂萨无动于衷，他回复贝希托尔德，他非常关注塞尔维亚媒体对此形势的报道以及萨拉热窝事件的调查结果对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的影响，但首先必须尽可能地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必须先向贝尔格莱德政府发出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其展示的要求也必须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但也并非不能完成的”。同时要对特兰西瓦尼亚增兵，防止罗马尼亚借机发动侵略。之后维亚纳政府必须寻求在巴尔干霸权的争端国之间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维也纳应该寻求与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之间更为亲密的关系，用以制衡塞尔维亚的力量，同时“迫使罗马尼亚回到三国同盟”。

他的这种言论并非出乎意料的，将特兰西瓦尼亚放在头等位置是匈牙利一贯的政治理念。但蒂萨眼前的这些政府人士则更希望贝尔格莱德政府拒绝奥匈帝国提供给塞尔维亚的相关条件。国防大臣克罗巴廷警告，通过纯粹的外交手段取得成功，会给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圣彼得堡政府以及南斯拉夫地区带来一个维也纳政府已经变得软弱的印象，因此是毫无可取之处的。留给奥匈帝国的时间不多了——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地位已经日趋衰弱。霍约斯的会议记录中也反映出这一紧迫的形势。所有人都认为“不管是通过军事还是和平手段”，首先要解决与塞尔维亚的争端。此外，大臣们接受了蒂萨的提议，即只有在贝尔格莱德政府对最后通牒依然无动于衷的情况下才施以军事打击。最后，除了匈牙利首相蒂萨之外，所有人都认为即便纯粹的外交手段能给予塞尔维亚“深重的羞辱”，依然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最后通牒必须规定得足够苛刻，以使得贝尔格莱德政府难以接受，“这样一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只有军事手段了”。

午餐后，康拉德和海军参谋部代表卡尔·凯勒（Karl Kailer）参加了大臣们共同出席的军事行动会议。在国防大臣克罗巴廷的质疑之下，康拉德解释说，虽然针对塞尔维亚的战争部署［被称作“B计划”，“B”代表“Balkan”（巴尔干）］需要大量部队前往南部，但与俄国的冲突也将迫使奥匈帝国的注意力向东北部转移。至于这种转移是否有必要，并且何时做出部署，尚需时日加以确认，但康拉德希望在行军之后的第5天能知道是否需要将俄国视为威胁，而这一迟疑甚至就可能冒着将加利西亚北部拱手让给俄国的危险。至于如何在这两场看起来完全不同的战争中转换，并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与会的大臣们也并没有提出疑问。

这次会谈起着一个分水岭的作用，会议结束的时候，和平解决此事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了。但依然没有任何付诸行动的迹象，不宣而战的做法遭到了否定。在决定中有着巨大发言权的蒂萨始终认为应当先通过外交手段对塞尔维亚进行鞭策。直到一个星期后，他才屈从于大多数人的意见，而那也是因为他开始担忧如果塞尔维亚问题不能得到妥善的处理，将对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产生不利的影响。但对于立刻采取行动，奥匈帝国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障碍。在哈布斯堡家族统辖的农村地区，正值收获时节，青壮年劳动力并不是那么愿意立刻放下手里赖以生存的农活走上战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奥匈帝国总参谋部针对农忙时节做出了调整，允许这些士兵抽时间回家打理农活，之后再回到部队参加夏季的军事演练活动。在7月6日，也就是会议开始的前一天，康拉德就已经获悉阿格拉姆（萨格勒布）、格拉茨、普雷斯堡（布拉迪斯拉发）、克拉科夫、泰梅什堡（蒂米什瓦拉）、因斯布鲁克和布达佩斯的部队因农忙而7月25日才能回归服役。

因此康拉德别无选择：他可以禁止再出现新的离队行为（他也确实这么做了），但他如果召回各地的兵源，就必须面临干扰农作物收割、扰乱铁路网秩序并因为一系列大动静导致欧洲各国都知道奥匈帝国在策划一次突袭等弊端。而出乎意料的是，作为这一军队新政的创造者的康拉德并没有看到这一问题，而是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晚上就吩咐贝希托尔德，要像1904年日军突袭俄国舰队时那样不宣而战。

与此同时，维也纳方面也对下一步行动达成了一致。在7月14日召开的一次峰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针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将于7月19日周日逼迫内阁大臣检查并获得通过。而贝尔格莱德政府在7月23日才能见到这份最后通牒，这是为了防止雷蒙·普恩加莱总统和他的新总理勒内·维维亚尼于7月20~23日前往圣彼得堡的时候见到这份文件。贝希托尔德和蒂萨一致认为：“如果这份最后通牒暴露在圣彼得堡，将被视为对大国的一种挑衅行为，进而增加俄国和法国对此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

从这一刻开始，无论是战略方面还是外交方面，保密都是最重要的。康拉德于7月10日告诉贝希托尔德，绝不能让塞尔维亚得到任何风声，从而扰乱了奥匈帝国的进军计划。从奥匈帝国近期对塞尔维亚军事实力的评估来看，一旦开战，塞尔维亚将是一个难缠的对手。（当1914年冬塞尔维亚军队打败奥匈帝国军队时，这一评估也被验证了。）保密行动的成功与否也能决定维也纳政府能否在其他欧洲大国没做出防备时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自己的要求传达到贝尔格莱德，因此刻意避开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在圣彼得堡的这段时间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贝希托尔德也下令媒体禁止谈到关于塞尔维亚的内容。这步棋显然是有效的：在危机酝酿期间的几周里，关于塞尔维亚的消息并不再那样频繁见诸报端，这让舆论产生了片刻的镇静，而在此之下实际埋藏着一触即发的危机。在面对俄国的关系上，维也纳政府尽其所能地避免任何可能出现的摩擦，奥匈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绍帕里使出浑身解数与俄国外交部周旋，让他们以为一切都风平浪静。

然而不幸的是，这一精心掩藏的政治意图却出乎意料地在柏林露出了马脚。7月11日，德国外交部秘书长戈特利布·冯·贾高告知德国驻罗马大使关于奥匈帝国的种种意图，弗洛托（Flotow）将这个消息又转达给了意大利外交大臣桑·朱利亚诺，同时将这一信息加密之后向意大利驻圣彼得堡、布加勒斯特和维也纳的使领馆发了电报。奥匈帝国方面一直在密切关注着维也纳和罗马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他们破译了该电文，并立刻了解到意大利已得知奥匈帝国向德国寻求支援的计划，甚至已经将此计划告知了两个不太友好的国家——俄国和罗马尼亚将为此做出“威胁式的举动”。奥地利人也有理由相信，掌握着先进解码技术的俄国人也已破解了意大利的电文，并知道了关于奥匈帝国最后通牒的内容。事实上俄国并非破解了意大利的电报才能知道这些，他们早已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相关知情人那里知道了最后通牒的信息。7月16日，在与德国前任外交官（原驻罗马大使）吕措（Lützow）伯爵的谈话中，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得知了奥地利人正在起草一份“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可能接受”的“极其不堪入目的条款”。令人吃惊的是，吕措是在维也纳与贝希托尔德和福尔加奇谈话的时候知道这些事的。舍别科将这一惊人的消息直接通过俄国外交部告知了沙皇尼古拉二世。沙皇对此的评论值得我们牢记：“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对别的国家提出要求，除非它已经决定发动战争。”这也清楚地表明了俄国支持贝尔格莱德政府、抵制奥匈帝国的态度。

奥匈帝国保密工作上的漏洞产生了两个巨大影响。第一个方面的影响是，大约在7月20日前后，俄国和其大国盟友们就已经完全了解了奥匈帝国在策划什么。而通过7月17日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克莱肯色普的报告，塞尔维亚对此也已经一清二楚。在圣彼得堡和贝尔格莱德，对这一情况的提前掌握有助于他们在最后通牒被真正呈到贝尔格莱德之前就采取相应的应对工作，也正如此，7月19日的圆桌会议上，帕希奇义正词严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绝不接受这些任何其他独立主权国家都不会接受的要求。”除此之外，这也让法国领导人和其总理在7月20日到达圣彼得堡之后，有充分的时间对最后通牒有所准备。萨佐诺夫所声称的俄国和法国在7月23日得知关于最后通牒被呈送到塞尔维亚外交部的消息之后无比震惊，完全是无稽之谈。

第二个方面的影响是关于维也纳对其德国盟友的处理上。贝希托尔德指责德国人将他的秘密战略曝光了，为了不让漏洞进一步扩大，他干脆中断了与柏林政府的联络，这也使得德国甚至不如其他大国更了解奥匈帝国最后通牒的具体内容。奥匈帝国方面对于这次危机的非常奇怪的处理方法还包括，直到7月22日晚才将最后通牒的副本发送给德国。而这更让其他大国认为奥匈帝国与德国之间在密谋着什么大计划，让危机进一步升级。

我们应该对奥匈帝国的决策过程再做一次分析。贝希托尔德虽然在很多鹰派眼中是软弱的，但他终归在6月28日控制了政治走向。但他只有通过艰巨的磨砺和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达到人们的共识。

或许奥匈帝国决策过程中最大的弊端是个人和团体的狭隘视野。奥地利人经常像井底之蛙一般表现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在他们看来，俄国的出兵和欧洲大陆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也就此讨论过多次，但他们从没有真正客观审视过当时的情况，更没有评估过奥匈帝国与其他一个欧洲大国或多个欧洲大国爆发战争之后的具体后果。这其中有很多可能的原因，其中一个可能就是奥匈帝国对德国军力的巨大信任，他们相信如果爆发战争，德国将很快击败俄国；奥匈帝国政界的组织架构也不利于一项决策在经过全面的考量之后得到确认。决策者们往往只关注当时舆论的走向而不是维也纳的实际国情。奥匈帝国决策的唯我主义也反映出地缘隔离政治的弊端。奥匈帝国的政治家们从没有“对于欧洲的责任”，因为在他们眼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欧洲，即使塞尔维亚大军侵略我们，俄国和法国的舆论也将永远认定我们是有罪的”。而最大的问题是，奥匈帝国政府始终觉得他们对塞尔维亚的制裁是理所应当的，就连蒂萨也在后来认同了贝尔格莱德应该为此付出代价，而且无所作为只会让人们觉得奥匈帝国气数已尽。从另一方面来说，鹰派的举动将让奥匈帝国找回自信，就如同“我思故我在”。

总而言之，奥地利人在决策过程中所经历的是一种被理论界称为“选择性决定”的过程，这充满了非客观之下的奉献，并且会受个人情绪的左右。这种决策因为其表面看起来遵从民意而具备一定的市场。但这也并不是说奥匈帝国的决策都是“非理性”的，毕竟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也是在综合考量了各方面的因素之后才做出决定的。

尼古拉·哈特维希的离奇死亡

就在奥匈帝国酝酿其政策期间，俄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突然暴毙而亡。哈特维希长期以来一直受心绞痛的折磨，由于本身肥胖的体格和易怒的性格，加之工作压力带来的高血压，导致了这一结果。以往他每年都会到巴特瑙海姆修养，同时进行减肥。在他的下属巴西尔·斯坦德曼（Basil Strandmann）听说了萨拉热窝事件的消息之后，立刻结束了他在威尼斯的假期，回到贝尔格莱德，恰巧发现哈特维希的健康状况欠佳。哈特维希告诉斯坦德曼，“鉴于秋天之前都不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他已经提交了一份7月13日开始休假的申请。

而7月10日，就在距离他休假开始的三天前，哈特维希得知奥匈帝国的吉斯尔男爵刚刚回到了贝尔格莱德，他随即致电奥匈帝国使领馆，并安排了一次到访，想对此前的种种误会做一个释疑。7月3日，贝尔格莱德的媒体曾广泛报道称，俄国使领馆是城里唯一一个没有对大公之死降半旗表示默哀的单位，意大利和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都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此外，还有知情人士称，就在大公遇刺的当晚，哈特维希还在自己的府邸举办了一场宴会，欢声笑语响彻周围的街道。因此，俄国公使也着急了，他不想让这些消息传到奥地利人的耳朵里。事实上，这次会见还是非常和谐的，吉斯尔耐心听取了哈特维希的解释，甚至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他促膝长谈。

在谈过了自己欠佳的健康状况和假期计划之后，哈特维希将话题引入了重点——为塞尔维亚政府辩护。但就在他刚刚开口还没说出一句话时，大概晚上9点20分，他失去了知觉，从沙发上瘫软下来，手里的香烟甚至还燃着。随后哈特维希的马车接来了他的女儿柳德米拉（Ludmilla）和一名塞尔维亚当地的医生，哈特维希的私人医生也立刻赶到了，但无论什么方法，都无法再次唤醒他了。吉斯尔男爵的夫人想安慰哈特维希的女儿，但被决然地以“没心情听奥地利人说话”回绝了。柳德米拉·冯·哈特维希刚刚在晚上同塞尔维亚王储亚历山大会面，此时她在父亲死去的房间里焦急地四处查看，并问旁人此前是否有给他喝过什么水或吃过什么食物。吉斯尔表示，哈特维希只是抽了几根自带的俄国香烟。柳德米拉随即找到了残留的烟头，并自己收了起来。哈特维希之死引发了巨大的猜想，更有一家报纸将吉斯尔和他的妻子称为“当代波吉亚”——毒死自己不欢迎的客人。几天后吉斯尔自己也无意中听到理发店里两个客人之间的谈话：

奥匈帝国派来的大使都非常奇怪。一开始是个低能儿（指前任福尔加奇大使），现在倒好，来了个杀手。吉斯尔从维也纳带来了电椅，谁坐上去都会立即死亡，并且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幸运的是，这两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认出邻座的吉斯尔。在哈特维希家人和贝尔格莱德政府的要求下，萨佐诺夫同意破例将哈特维希安葬在塞尔维亚。葬礼当天，前来哀悼的市民夹道相送，足以见得他在贝尔格莱德的巨大影响力。不管怎么说，从哈特维希在巴尔干地区造成的影响来看，这位俄国公使在吉斯尔的沙发上昏死一刻之前，已经充分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用法国公使德斯克斯的话来说，在哈特维希“不屈的意志”已经成功“影响了塞尔维亚意识形态，并让欧洲的塞尔维亚问题进一步升级”的情势之下，他死去了。

第九章 法国人在圣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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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罗宾伯爵换了火车

1914年7月6日，26岁的法国外交官路易·德罗宾（Louis de Robien）离开法国前往圣彼得堡，就任法国大使馆参赞一职。为了在当地就普恩加莱总统即将于7月20日进行的国事访问进行筹备工作，他提前出发了。为了争取时间，德罗宾没有搭乘并非每天都发车的北方快车，而是乘坐一趟普通的卧铺长途车前往科隆赶快轨，路上也有机会在路过鲁尔工业区时一睹莱茵河畔那座哥特式大教堂“永远令人印象深刻且美丽异常”的芳容。火车从那里取道东边，直到抵达东普鲁士的东部边界维尔巴伦。在这里，德罗宾不得不离开舒适的德国车厢，换乘其他列车，因为俄国和欧洲的普通铁轨是不一样的。他与边界之外的人的第一次接触令人印象深刻：火车一停，一群穿着大靴子的“大胡子部落成员”就闯进车厢拿走了他的行李。德罗宾和其他乘客还经过一个旁边站满了“持巨大军刀的士兵”的检查站，在这里，他们的护照被逐一检查，这一过程让德罗宾颇为震惊，因为“在那个自由无阻的年代，人们只有去俄国旅行时才需要携带护照”。在提交了他的旅行相关文件后，德罗宾被安排在一间装潢颇为奇怪的大等候室里。一切手续办妥之后，列车再次出发，穿过一片“带着可怕的悲伤感”的乡村，村中最显眼的是一些洋葱状尖顶的教堂。他曾尝试与一些看起来像是工程师的人交流，但这些人只能说几句德语。“我们感觉，”他这样回忆道，“我们好像是在中国一样。”

他抵达圣彼得堡之后（在这里他将度过战争年代并见证两次革命带来的灾难般的后果）并没能消减自己的陌生感，相反，这几乎算是“加剧了我们的失望”。这座俄国的首都处处是“可怕的小马车、又长又破的街道和长得非常有异域风情的大胡子车夫”。他最初下榻在法国大酒店，那里的房间虽大，但家具丑陋破旧，“与我们在欧洲所习惯的全然不同”，所以后来他决定退订房间，并改为住进位于“著名的内夫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街”上的欧洲大酒店。但即便是欧洲大酒店，也并不是那么“欧洲”，河岸两遍的店铺都非常让人失望。这位来自巴黎的贵族写道：即便是里面最好的店，也只能跟法国的乡镇店铺相比。

想融入当地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路人几乎都听不懂他说的话，这让德罗宾感到非常意外，因为在巴黎时他的同事都肯定地告诉他，当地人人都会法语。当地的饮食也让这名挑剔的伯爵感到不堪忍受：在他的报告中，他记录称俄国的食物都非常糟糕，尤其是鱼汤，简直是“令人深恶痛绝”，只有罗宋汤是“值得保留在菜单里的菜品”。至于“他们的伏特加”，则太容易让人醉了，“完全不能与我们这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文明人慢慢品味的红酒相提并论”。

在对城市有了一个大体的熟悉之后，德罗宾开始着手他的工作。法国大使馆坐落在美丽的涅瓦河畔，是在多尔戈鲁基家族的府邸旧址上扩建的，这一点起码还能让人感到些许的欣慰，令德罗宾最为印象深刻的还有使馆驻守部队那清一色的蓝色制服和短款马裤。大使办公室位于一层，正对着河岸，办公室里挂有范德尔·莫伊伦（Van der Meulen）的画作。隔壁是一间放着电话的小房间，使馆的工作人员每次都齐聚于此喝下午茶。再隔壁是法律顾问M·杜尔塞（M. Doulcet）的办公室，这里挂满了历任法国驻俄国司法人员的画像。在使馆的后部，在堆着各种文件的后面是使馆的保险库，这里存放的是机密文件和密码函。而使馆里装饰得最奢华的地方，还要数一楼的接待处了。

莫里斯·帕莱奥洛格大使自1月起就到任了，并将工作三年，德罗宾也认识他，从1914年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大使中等身材，头发整齐地打理过，且“深邃的眼眶下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德罗宾看来，帕莱奥洛格更像是一个“小说家，而非外交官”。他任何时候都从艺术和文学的角度审视事物。“每当他看到什么事情或遇到一个事件，他会凭想象再次塑造它们的特征，让这些事物变得更为理想化，而非真实。”帕莱奥洛格还特别以自己的名字为自豪，他曾（特别）强调这有可能是从拜占庭时期的一个皇帝那里直接继承下来的，同时他也认为他骨子里就带着细腻的文艺和思想的血液（他的父亲是一个希腊的政治难民，他的母亲是一个比利时音乐家）。

由于此前从未任职过这么高阶的职务，帕莱奥洛格在到达圣彼得堡之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德罗宾注意到，这位大使以自己的习惯充分诠释了一个“更小的”国家的形象：每当秘书宣布比利时特使或荷兰大使来访时，帕莱奥洛格都会从后门出去先溜达一会儿，之后才回到接待室，一边张开双臂迎上去，一边说“有失远迎，我今天实在是太忙了……”即便在面对高级外交官的场合，他也竭尽所能地显示自己奢华的排场。就连使馆晚宴所准备的食材都是帕莱奥洛格从巴黎带来的，这在圣彼得堡前所未见。而在德罗宾看来，帕莱奥洛格的“东方”血统造就了这样的他，同很多暴发户一样，他喜欢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

在俄国任职期间，帕莱奥洛格总喜欢以自己的叙述替代外交活动中客观的报道。德罗宾回忆起大使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被沙皇召见前去洽谈关于重要的军事工作方面的事宜。帕莱奥洛格希望相关报道在他回到使馆的时候就发出去，这样消息就能在“起到最大影响的时候”到达巴黎。为了实现这一效果，他提前结束了使馆的会议，前往沙皇那里，德罗宾和他的同事则随便编了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会议记录。在这些虚假的报道里，德罗宾回忆起一个最能代表帕莱奥洛格风格的句子：“会见的谈话内容进入了转折点，而皇帝在此时递给我一支香烟。”

德罗宾对于这位大使的评价虽然并不甚好，但或许是客观的。帕莱奥洛格是法国外交界最“传奇”的官员之一。起初他年复一年地在巴黎进行枯燥的基础工作，后来被调去管理秘密档案，其中主要包括关于法俄同盟和军队情报部门的一些工作，对此他干得乐此不疲。常年的工作让他对军事方面的内容深有了解，例如关于法国与德国的关系等方面。他的笔记中展现出以一个伟人的姿态对历史性决策所做出的那些浪漫的描述：

（在他所写的卡武尔伯爵传记中，他这样写道）在某些情况下，智者往往留下很多机会，并避免自己超越理智，每每做出正确的决定，这就像是一种天赋。这不是谁教给他们的，也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规律，而是一种特殊的感知让他们这样做。

帕莱奥洛格对德国的厌恶之感充斥着夸张的情绪，这也被他的很多同事认为是危险的信号。在他前往圣彼得堡任职之前，曾于1907~1912年在索非亚工作，当时他的一个同事就指出，帕莱奥洛格的报告和谈话中充满了诸如“地平线、云彩和狂风暴雨”等狂野的意向。实际上后来也很难找到任何关于他的正面评论了。一位高级外交官也在1914年5月注意到，关于这个新大使，有太多的负面报道。伊兹沃尔斯基将他评价为“故事制造者，一个狡猾的幻想家”。帕莱奥洛格过去在索非亚认识的同事甚至也于1912年谈到他的时候将他形容为“偏执”、“传播谣言”的人。

而帕莱奥洛格被委派至驻圣彼得堡大使这样一个对法国外交来说显得尤为重要的位置上，也就值得关注。他是通过拉拢普遍的政治群体，而非通过特别的实力一步步爬上来的。德尔卡塞发现了帕莱奥洛格并大力提拔了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都认为德国是法国的威胁——德尔卡塞从帕莱奥洛格那里找到了共鸣。帕莱奥洛格的仕途随着德尔卡塞在1905年的下台也走入低谷。而普恩加莱拯救了他，他们二人从学生时代起就是好友。德罗宾曾不客气地评价道，帕莱奥洛格中学时代作为普恩加莱和米勒兰的同窗，真的是他“巨大的能力”——“他之所以能有后来的事业，完全是因为这些朋友人脉从中疏通的缘故”。普恩加莱任总理期间，于1912年将帕莱奥洛格从索非亚召回，并将其升迁至外交部负责全权工作。这样一个缺少资历而又饱受争议的人物突然得到如此的待遇，让很多老资格的大使颇为震惊。法国驻马德里大使认为帕莱奥洛格“并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法国驻日本大使也将这形容为一个“不明智的选择”。在外交界，这些评价已经非常严厉了。

普恩加莱其实也深知帕莱奥洛格的声誉和所作所为，但由于他们二人在所有关键的问题上都出奇的一致，他也不忍制止帕莱奥洛格的过激行为，甚至变成听取其建议。事实上，正是帕莱奥洛格让普恩加莱在巴尔干地区也掺一脚。帕莱奥洛格不相信奥匈帝国和俄国能就地区利益问题达成和解，而他个人对奥匈帝国和德国的憎恶也让其对俄国的居心叵测视而不见。他将两次巴尔干战争视为俄国为了巩固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而发起的。出于与普恩加莱的亲密关系，萨佐诺夫也对帕莱奥洛格就任驻圣彼得堡大使一事没有表示异议。德尔卡塞离任之后，帕莱奥洛格于1914年1月接任驻圣彼得堡大使一职。在出发前往俄国就职之前，帕莱奥洛格曾向一位恰巧在巴黎的俄国外交官表示，他将结束法国一直以来对外软弱的政策，并且“他将为建立一种强硬的对外政策而不懈奋斗”。“这一切已经持续得够久了，现在我们应该让德国看到我们的实力！”这位新大使就秉承着这样的理念和态度走马上任了。

普恩加莱乘船前往俄国

7月15日星期三晚上11点30分，总统专列离开巴黎北站，前往敦刻尔克。车上坐着的有雷蒙·普恩加莱、新总理勒内·维维亚尼和外交部新任长官皮埃尔·德马尔热里（Pierre De Margerie）。第二天一早，三人又搭乘法国号战舰穿过波罗的海前往喀琅施塔得和圣彼得堡。维维亚尼出任总理只有死咒，还没有什么实际经验。对于普恩加莱来说，他的主要作用在于协助相关法令的制定，并维护自己的防守策略。随着对俄访问的展开，他的水平也显得有些差强人意了。皮埃尔·德马尔热里则是在51岁时被普恩加莱亲自提拔的。普恩加莱将德马尔热里视作看门狗，让他注意帕莱奥洛格的一举一动，监督其可能做出的出格举动。而这在后来被证明毫无意义。帕莱奥洛格深得普恩加莱的赏识，于是在其升迁到圣彼得堡后，德马尔热里接替了他原有的职位。在这个新职位上，他也证实了自己的能力以及忠诚，后面一点是尤其被所有最高领导者所看重的。而维维亚尼和德马尔热里在政治上终归还是难有作为。

普恩加莱在7月16日早上5点登陆法国的敦刻尔克时，思绪万千。首先是关于查尔斯·安贝尔（Charles Humbert）对法国军方管理层震惊四座的控诉。7月13日，在参议院的一次递交军需用品特殊预算选举报告的演讲中，作为默兹河议员（该地位于法国和比利时边界），安贝尔对法国军方管理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声称，法国的要塞质量低下，工事配备的枪支缺少弹药，要塞与要塞间的无线通信装备常常出现差池。他说，但凡德国在梅斯的无线装置处于传输中，凡尔登的接收站就会出故障。法国的大炮数量大大逊色于德国，尤其是重型机枪。有一个细节最能够吸引法国民众，尤其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母亲们的注意力，即军队急需供应靴子；安贝尔称，一旦开战，法国士兵只能带一双靴子上战场，顶多再在他们的军用背包里带上一只存放了30年之久的旧靴子。这场演讲触动了政治神经。在陆军大臣阿道夫·梅西米（Adolphe Messimy）的回应中他并没有否认这些指控的内容，但坚持认为所有的前线情况都在迅速地改善。到1917年，大炮的不足可以得到有效缓解。

雷蒙·普恩加莱

勒内·维维亚尼

更让人头疼的是这样一个现实：身处议会风波的风口浪尖上的人正是普恩加莱的宿敌乔治·克里孟梭，他声称报道中揭露的现象说明应当对新的军事财政政策加以阻止。只有解决问题，并及时通过新的军事预算，才能够避免推迟总统的离任。在他们赶往敦刻尔克的那天，维维亚尼似乎有些紧张，满脑子都是阴谋论的阴影——尽管普恩加莱竭尽全力地安慰他。

如果这些还不够，对卡约夫人的审讯工作将于7月20日开展；我们有理由担心法庭上的检举和曝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丑闻，这些丑闻足以撼动政府的安全。当谣言四起时，丑闻的规模便开始膨胀：人们传言被杀害的报刊编辑卡尔梅特掌握了线索，破译了德国人的电报，电报中清楚地揭露了卡约与德国方面在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的谈判事宜。在沟通中，至少根据电报内容是如此的，卡约向柏林方面提及了双方结好的希求。同时，卡约还信誓旦旦地表示，普恩加莱已经在进行精心策划，以针对他本人。7月11日，就在总统离开俄国之后的第三天，卡约威胁道，如果普恩加莱不释放他的夫人，那么他就将一切公之于众。巴黎政治阴谋的隐秘机制仍然开足马力地运行着。尽管有这些顾虑，普恩加莱还是以出奇的冷静和果断的神态踏上了横跨波罗的海的旅程。这必定是在非常时刻逃离巴黎进行喘息的机会——对卡约的审判已经逐渐引发了媒体的狂乱。前三天他几乎都在甲板上度过，并给维维亚尼写信，告知在圣彼得堡的任务；后者对外交政策的冷漠态度曾让他觉得“十分惊讶”。他对这些事物的总结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普恩加莱在离开巴黎时的所思所想，包括“联盟问题的细节”、对“1912年在圣彼得堡谈及的诸多话题”的回顾、“法国和俄国之间的军事条款”、俄国在海军条约上与英国的处理方法以及“和德国的关系的处理”。普恩加莱宣称：“我从未在德国的问题上犯难，因为我对他们的态度一直非常坚决。”

“1912年在圣彼得堡谈及的诸多话题”包括加强战略性铁路的建设、波兰地区进行大规模防御性攻击的重要性，以及将德国视为头号敌人的必要性。提到英国的内容暗示了普恩加莱不仅考虑了与俄国的联盟，而且高瞻远瞩，酝酿着三国协约的雏形。如若将普恩加莱的信念一言以蔽之，即联盟是我们的牢固基础、是我们的军事防御力量中必不可少的关键，它的维系只能通过在敌对势力的需求面前不妥协来达成。这是表达他对于巴尔干危机的认识的基本公理。从他的日记中可以判断，普恩加莱在海上的数日感到格外轻松。当维维亚尼因为巴黎丑闻以及从巴黎发出的无线电报所揭示出的密谋片段而感到焦虑不安时，普恩加莱却在甲板上享受着温暖的气候，在“细浪”冲刷着的湛蓝海面上与阳光嬉戏。仅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困扰他：在7月20日靠近法属喀琅施塔得港时，船只以15节的速度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前进，却撞上了一艘牵拉着护卫舰驶向泊港的俄国拖船。这起事故惊醒了船舱里的普恩加莱。接海军舰队的指令在公海上行驶的一艘法国战舰竟然撞上并损毁了盟国的拖船，这是何等令人懊恼的事情。他在日记中气愤地写道，这是一个“缺乏技巧和庄重的姿态”。在船只驶入喀琅施塔得港后，总统的情绪因人们的热情而缓解。海军船只、装点得如同过节一样的邮船以及欢快的小渔船从四面八方倾巢驶出，欢迎来客和被拉到一边的皇家汽艇——该艇用来将普恩加莱运送到沙皇的“亚历山德拉”号游艇上。普恩加莱记录道：“带着时常困扰我的情绪，我离开了法国，在加农炮的聒噪中，我离开了我们的一艘战舰。”在对面的亚历山德拉桥上（在该桥上能够饱览周围所有的景色），沙皇身边的莫里斯·帕莱奥洛格或许已经在脑海中为他的回忆录打好了腹稿：

场景是何等的蔚为壮观。在晃动的银白闪光中，法国人缓缓地乘着青绿和翡翠色的浪头朝我们驶来，船身后面泛起了一道长长的白色皱波。然后船优雅庄重地停住了。载着法国最高领导人的雄伟战舰名副其实。法国人终于踏上了俄国的土地。我感到自己的心脏仿佛小鹿撞胸。

博弈

之后三天进行的峰会备忘录全数丢失。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外交档案》（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cais）的编辑们进行了搜寻工作，却徒劳无功。或许人们对此不会感到吃惊：俄国在会上的记录也丢失了；在战争和内战的年代，档案工作出现了中断。然而，通过阅读普恩加莱日记里的描述、帕莱奥洛格的回忆录以及外交官在关键的日子保留下来的记录，我们还是可以对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基本清晰的了解。

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是中欧地区日益升级的危机状况。作为一次早有计划的国事访问，这一内容应当作为主要议题，同时也必须着重讨论关于塞尔维亚的问题。但事实上，结果恰恰相反。就在普恩加莱还没从“法国”号军舰上走下来的时候，沙皇就已经向帕莱奥洛格大使表示了自己对此次会议的强烈期待：“我们将讨论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我相信我们将在各项事务上达成共识……但现在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尤其重要——我们与英国的关系。我们必须让英国加入我们的同盟。”

在相关手续完成之后，沙皇和他的法国客人就来到“亚历山德拉”号的船舱里开始对话。“或者我应该将之称为讨论，”帕莱奥洛格这样写道，“很明显，他们在像谈生意一样互相交换问题并争论着。”在他看来，普恩加莱主导着此次会谈，很快就只有他“侃侃而谈，而沙皇只是边听边不住地点头，表现出他由衷的赞同”。根据普恩加莱的日记记载，在游艇上的此次谈话首先涉及的便是同盟关系问题，对此沙皇表现得“尤为强硬”。沙皇询问他关于安贝尔丑闻的事情，他认为这件事给俄国留下了非常糟糕的印象，并敦促普恩加莱尽一切可能阻止《三年法案》的失效。普恩加莱对此做出了回应，向对方保证，新的法国议会已经通过投票继续保留法律表现出其真正的决心，且维维亚尼也会对此予以坚定的支持。之后沙皇又谈到关于谢尔盖·维特和约瑟夫·卡约之间的关系，这在当时也被认为是事关俄国、法国、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但他们两人都认为这对于地缘政治并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总之，尽管之后他们并没有搭乘同一艘舰艇回到岸上，但普恩加莱和沙皇已经达成了共识。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同盟的团结性，这不仅意味着外交方面的支持，更有军事行动方面的内容。次日（7月21日），沙皇前往普恩加莱下榻的夏宫府邸看望他，二人又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面对面交流。这次，会谈首次集中在关于俄国和英国在波斯问题的紧张关系上。普恩加莱做出调解的姿态，表示这些小矛盾不应影响英俄关系的友好发展。两人也均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伦敦政府或圣彼得堡政府，而在于一些含糊不清的“地区利益”。沙皇带着些许轻松的情绪称，爱德华·格雷没有允许柏林因为觉察到海军谈判而破坏协议的达成。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事务也被涉及，即阿尔巴尼亚问题、希腊和奥斯曼帝国在爱琴海地区的争端以及意大利的有关政策，但根据普恩加莱的笔记，沙皇的“心头之患”还要数萨拉热窝事件之后奥匈帝国的动向。在普恩加莱看来，沙皇在这一点上表达了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观点：“他一次次跟我强调，在目前的形势下，法俄之间完整的同盟关系对他来说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之后不久沙皇就离开了。

可见这次谈话的主题再次锁定在面对奥匈帝国的挑衅行为，法俄同盟所应表现的无可动摇的团结。但在实际行动中，这又将意味着什么呢？是否意味着如果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法俄同盟将在必要的时刻发动一场欧洲大陆范围的战争？在当天（7月21日）下午，普恩加莱在与维维亚尼和帕莱奥洛格一同接见多名大使的时候，用加密的信息回答了这一问题。大使中排在第二个的就是奥匈帝国驻俄国大使绍帕里，他刚处理完夫人的丧事从维也纳归来。在对斐迪南大公遇刺表示了几句慰问之后，普恩加莱向他询问塞尔维亚方面是否有新的消息。“相关的司法调查正在进行当中。”绍帕里回答道。根据帕莱奥洛格的记录，普恩加莱是这样回应的：

我当然对此非常关注。我记得近期的两个事件也并没能促进你们与塞尔维亚的关系……你不记得了吗？弗里德永事件和普罗哈斯卡事件？

一个国家元首在他国期间所做出如此表态，在此前并不多见。且不说其中的讥讽意味，这实际上是提前否认了奥匈帝国方面对于萨拉热窝事件调查的权威性。这表明法国没有也不会承认塞尔维亚政府将对萨拉热窝事件负任何责任，同时针对贝尔格莱德政府的任何要求都将是非法的。弗里德永和普罗哈斯卡事件完全只是法国为了让自己对奥匈帝国的反对变得更加合理的借口。为了把话说得更明白，普恩加莱进而做出了如下举动：

我以强硬的态度提醒奥匈帝国大使，塞尔维亚在欧洲的朋友们不会让其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

帕莱奥洛格还记录了下了一些普恩加莱的言论：

塞尔维亚跟俄国人的关系非常亲近，而俄国和法国是同盟。这里面的复杂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劝君不可轻举妄动！

绍帕里也向奥匈帝国领导人汇报了这些关于奥匈帝国的行动将导致“危害和平局势”的言论。不论萨佐诺夫具体说了什么，产生的效果也是令人震惊的，而且不仅是对绍帕里来说，就连作为其同盟的德罗宾也在笔记中表示：“并没表现出俄国对奥匈帝国众所周知的反感。”在会见的最后，绍帕里记录道（他的判断一向非常准确）法国总统作为一名“处在别国领土上的外国官员”，其“过激的言论”与“萨佐诺夫先生尚且克制的言论”产生了强烈的对比。这一切都表明，普恩加莱的圣彼得堡之行对目前的事件“只会引发更激烈的争端”。

绍帕里在将萨佐诺夫和普恩加莱的言辞加以对比之后，发现了法俄关系当中某些貌合神离的方面。在当晚于使馆举行的晚宴上，普恩加莱坐在萨佐诺夫旁边。在闷热的房间里（房间的通风很差），他们讨论了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局势。令普恩加莱颇感失望的是，萨佐诺夫显得心事重重，并没有给出什么确定的观点。“这个时机对我们来说不太有利，”萨佐诺夫说道，“我们国内的农民都还在忙于农活。”与此同时，在其他客人所在的隔壁的小厅里则弥漫着一种不同的情绪氛围。在这里，普恩加莱的一名随行上校则听到了“为了下一次战争的必胜”等诸如此类的祝酒词。萨佐诺夫优柔寡断的态度让普恩加莱感到不安。“我们必须，”他叮嘱帕莱奥洛格，“向萨佐诺夫警告关于奥匈帝国的邪恶意图，并激励他保持强硬的态度、履行对我们所做出的支持承诺。”当天晚上，普恩加莱与维维亚尼以及刚刚从巴黎回来的伊兹沃尔斯基一起在沙皇的游艇上见了面。维维亚尼表现得“非常悲伤”。游艇沿着河岸静静地行驶着，普恩加莱仰望着夜空并思考着：“奥匈帝国到底在针对我们策划着什么？”

第二天，7月22日，更是难熬的一天。维维亚尼几近崩溃，尤其到了下午更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这名坐在沙皇左侧的法国总理对于俄国提出的问题哑口无言。午后，他的行为变得愈加古怪起来。当沙皇和普恩加莱坐在一起欣赏军乐演奏时，维维亚尼却独自在附近自言自语，甚至一度嘀咕咒骂的词语，似乎是在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帕莱奥洛格也无法让他平静下来。普恩加莱的日记里对此也略有记录：“维维亚尼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糟糕，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当天的晚饭还是非常完美的。”事后，维维亚尼被诊断出有“肝脏方面的严重问题”并需要尽早退休。

我们尚不可知到底是什么让这名总理当时陷入如此糟糕的心理和生理状况。有历史学家指出他之所以精神崩溃，是由法国国内的危机事件导致的。但作为鸽派来说，维维亚尼似乎更像是被当时法俄双方在会谈期间日益增强的好战情绪刺激到了。德罗宾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在德罗宾的记录里他谈到，7月22日双方的会谈中，所涉及的内容其实完全是关于战争方面的，“人们能感觉到，气氛从前一天晚上开始就发生了转变”。有“法国”号的船员开玩笑称可能在回国的路上就遭到攻击，但这显然已经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了。7月23日，事态发展到了最高潮，这也是普恩加莱此行在俄国停留的最后一天，这位法国元首在俄国人特别为其准备的法语进行曲中检阅了7万人的俄国军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参加检阅的军队所穿的并非传统的礼仪用军装，而是平时训练时的卡其色军装，德罗宾将这视为渴望战争的另一种表现。

7月22日晚，身为俄国帝国卫队司令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Nikolai Nikolaevich）公爵在圣彼得堡郊区风景如画的豪华宫殿里设宴款待普恩加莱和帕莱奥洛格，这让他们仿佛感受到了同盟关系最为亲密的时刻。在晚宴上迎接两位法国客人的是尼古拉的妻子阿纳斯塔西娅和妹妹米丽提娅，这两姐妹是黑山国王尼古拉的女儿。“你意识到了吗，”她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正在经历历史性的时刻！”

我收到了一封来自父王的加密电文，他说我们在月底之前将面临一场战争……我父亲才是真正的英雄！……他是当之无愧的领袖！看看这个我一直随身携带的小盒子，这里面装着来自洛林的泥土，这是两年前我和我丈夫一起从法国边境带回来的。你看那边的桌子上摆的都是洛林奶蓟草，我不想养其他的花，这些荆棘是我特意将种子带回来种植的……米丽提娅，继续跟咱们的大使讲讲，讲讲今天的这一切对咱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得去迎接沙皇了……”

在当天晚上于“法国”号上举行晚宴时，维维亚尼和帕莱奥洛格就对媒体公布怎样的政策决议产生了很大分歧，最后帕莱奥洛格就塞尔维亚问题写下了这样的话：

米丽提娅的话并不是象征性的。在一封1912年11月来自驻圣彼得堡的法国军事随员的信中，拉吉什（Laguiche）将军证实，1912年夏，公爵夫人在她的丈夫参加法国南锡附近的演习时，曾派了一个人跨越边境，来到德国控制下的洛林地区，并命令该人带回了一朵蓟草花和些许土壤。她将蓟草花带回了俄国，悉心培育它发芽，然后把种子种到洛林的泥土里，浇水灌溉直到新的花朵长出来。之后，她将洛林的土壤和俄国的土壤混合起来，象征法国和俄国组成联盟，并将其转交给园丁继续培育，还警告他如果花死掉的话，他将被赶走。正是在这个花园里，她采摘了后来在1914年7月向普恩加莱展示的花卉样本。这种过度热情的姿态的确在政治上发挥了作用：阿纳斯塔西娅的丈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一位泛斯拉夫主义者，并且是沙皇隔代的大表兄）就是那些在向尼古拉二世施加压力、以塞尔维亚的名义进行军事干预（如果奥匈帝国逼迫贝尔格莱德接受“根本无法接受”的要求）的人之一。

当阿纳斯塔西娅在晚宴时招待她的邻居并预言“‘那里’将要发生战争……奥匈帝国将荡然无存……你们将重新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和我们的敌人在柏林见吧……德国将遭到毁灭云云”时，餐厅里一直播放着黑山狂想曲。普恩加莱也目睹了夫人们的行动。他在一场舞会的幕间休息时刻坐在萨佐诺夫旁边，这时阿纳斯塔西娅和米丽提娅走了过来，开始责备这位外交大臣在支持塞尔维亚的问题上缺乏激情。这位外交大臣的软弱举止让人浮想联翩，但普恩加莱还是十分满足地写道：“沙皇这边虽然没有两位公爵夫人那般热情，但似乎在保卫塞尔维亚的外交问题上比萨佐诺夫坚定得多”。

这种不和谐并没有妨碍双方盟友在行动方针上达成一致。在7月23日晚6点，法国人离开的前一天晚上，维维亚尼似乎从他的肝病中恢复了一些，并与萨佐诺夫在发往俄国和法国驻维也纳大使的指示上达成共识。这一友好的合作行动方针旨在对奥匈帝国采取温和的行动，并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奥匈帝国不会损害塞尔维亚的荣誉和独立。诚然，这些言辞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以提前打破这样的印象：双方早就知道奥匈帝国的问题会出现。乔治·布坎南同意他的政府也发出类似的信息。

法俄两国政府此次在维护欧洲的和平局势，尤其是巴尔干地区的平衡方面，达成了完全的一致。

维维亚尼对此表示不满，他说：“我认为这涉及太多关于俄国的巴尔干政策了。”他之后做了如下修改：

共和国总统造访俄国沙皇的举动，给予双方之间友好且相互结盟的政府一个良机，使双方意识到，他们在关乎和平的诸多问题上有着完全一致的观点，且欧洲各国势力的平衡在于诸国的努力，尤其是巴尔干国家。

这是一篇言辞非常委婉的公报，但依然被自由派和泛斯拉夫主义的俄国媒体加以扭曲报道，成为推动贝尔格莱德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催化剂。

普恩加莱对于这顿晚宴不是非常满意。他在笔记中写道，午后就开始下起大雨，厨师并没有对此做出充足的准备，菜都上迟了，而且“没人觉得菜做得好吃”。但对于本次出访，他总体上还是满意的。他此行就是希望俄国能拿出更强硬的态度，显然对方也很认同。这种强硬的姿态主要是当奥匈帝国政府表现出任何对塞尔维亚的威胁行为时所应做出的。他已经到处宣扬要摆出强硬姿态的理念，他的言辞被有意的人听到了。这里所说的强硬是针对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采取行为进行毫不妥协的反抗。根本没有证据表明，普恩加莱或是他的俄国对话者或多或少地考虑过奥匈帝国会采取什么手段，才能够名正言顺地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后行事。人们已经不需要即兴创作或新的政策声明——普恩加莱只是坚持他自1912年夏所做的计划。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何与他周围的人不同，在造访期间明显地保持冷静。这是许多法俄对话中设想的巴尔干局面。如果俄国同样保持强硬态度，那么事情就会按照政策预期进行。普恩加莱将此称为和平政策，因为在他的设想中，德国和奥匈帝国会在如此坚定不移的团结中一败涂地。但是如果其他一切都落空，那么强大的俄国以及作为军事、海上、商业和工业强国的大英帝国将会面临更糟糕的局面。

德罗宾作为一个全程的近距离的见证者，并不完全同意这些观点。他觉得普恩加莱已经剥夺了维维亚尼的权利。正如总统和外交大臣，他也是身负职权的公务员，向尼古拉二世施压，使其做出保证和承诺。就在他们离开前，普恩加莱还再次提醒沙皇：“这一次，我们必须保持强硬。”

（据德罗宾回忆）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来自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被发到了贝尔格莱德政府手中。看来我们的对手也决定“保持强硬”。双方都觉得用虚张声势的手段就能让对方认输。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要做得太过火。悲哀的博弈开始了。

帕莱奥洛格日后可能会这样写：只有真正伟大的人，才敢于玩这么命运攸关的游戏。他眼中的“实干家”此刻已然成为“一个赌徒，一举一动不仅决定着未来的走向，更决定了重大事件的转折”。

第十章 最后的通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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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的要求

就在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乘船驶向喀琅施塔得港口时，奥地利人也开始对最后通牒进行最后的修订，并准备发给贝尔格莱德政府。7月19日周日，为避开关注，部长联合委员会的成员乘坐着一辆无牌照的车，秘密前往贝希托尔德的私人公馆讨论“即将对塞尔维亚展开的抵制行动”。众人对即将发往贝尔格莱德的文件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讨论，并得出了最终的确定方案。众人一致决定最后通牒将于7月23日下午5点发布（后来又被推迟到了6点，以确保在普恩加莱离开后才发布）。贝希托尔德想当然地称他相信“我们的相关言论不会在普恩加莱离开圣彼得堡前就被外界所了解”，但由于他注意到维也纳的计划已经传到了罗马，现在有必要加快速度了。塞尔维亚政府将有48小时进行回应，而如果他们不能达成一致，最后通牒将于7月25日周六晚到期。

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此次非正式讨论其余的内容也涉及了最后通牒发布之后的事宜。康拉德向蒂萨保证，他们将有足够的兵力保护特兰西瓦尼亚应对可能遭受的来自罗马尼亚的攻击。蒂萨坚持要求奥匈帝国一开始就宣布“对抵制塞尔维亚没有进一步的计划”，并且无意吞并任何国家的领土。这位匈牙利首相之所以如此反对，是因为在此前的一系列会议上他都感觉到，任何反对塞尔维亚的行为都将导致南斯拉夫人对奥匈帝国的反抗情绪加剧；同时他也担心俄国不会对奥匈帝国政府的侵吞行为坐视不管。他的这一要求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贝希托尔德坚持认为在冲突发生之后，也许塞尔维亚领土的减少是减少奥匈帝国所带来的威胁的不可或缺的方法。蒂萨坚持自己的立场，并最终在会上达成一个折中的方案：维也纳将在适当的时候宣布，奥匈帝国并非企图侵占塞尔维亚的领土。但这也会让其他国家，特别是保加利亚，产生借机侵占塞尔维亚领土的念头。

奥匈帝国召开的所有会议都没有涉及在整个事件中如何做到全身而退。塞尔维亚所处的地区一直不太平：相邻的阿尔巴尼亚局势始终不稳定，保加利亚也有可能在出现战乱之后回归亲俄的政策，而保加利亚政局的变化与罗马尼亚领土的变化之间又该如何得到平衡？亲奥的卡拉乔尔杰维奇王朝能否稳坐江山，如果不能，谁将替代它？另外还有一些次要的问题：如果奥匈帝国被迫与德国断绝关系，又该由谁来接管其位于贝尔格莱德和采蒂涅的使领馆？所有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而直到7月7日会议结束，对于俄国对此可能做出的反应，始终没有得出应有的准确评估。康拉德对于军事情况的评估完全集中在奥地利的B计划而非R计划，前者是一个纯粹针对巴尔干地区的军事战略，然而后者则是对于俄国可能对奥匈帝国加利西亚地区所发动的攻击做出了防御预案。即便如此，也没有任何一个高层官员提醒康拉德：俄国一旦发难，奥匈帝国该如何应对，包括相应的战略转变会有哪些困难。奥匈帝国的高层一直在聚焦贝尔格莱德的边境问题。即便普恩加莱曾向绍帕里发出特别警告称塞尔维亚也是有“朋友”的——法国和俄国将对奥匈帝国的侵犯行为做出反击，贝希托尔德在知道这些消息后，依然没有改变既定的策略。

相关文件和最后通牒是由男爵穆苏林·冯·戈米（Musulin von Gomirj）起草的，他并不是一位高级官员，只是自1910年开始担任宗教和东亚政策的相关顾问。穆苏林之所以被任命为最后通牒的起草者，是因为他出色的文笔。正如刘易斯·内米尔（Lewis Namier）后来所说，他是“引发欧洲那段灾难般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诚实的、善良的却因噩运被选为这场‘游戏’兵前卒的人”。穆苏林像一名珠宝商对待价值连城的钻石一样精雕细琢这个文件。在文件的最开始提到，塞尔维亚曾承诺将在结束波斯尼亚危机之后与奥匈帝国做“友好的邻居”。文件进而指出，塞尔维亚政府一直以来都在包庇其境内源自“恐怖主义行为、一系列暴动与谋杀”的“颠覆运动”——这实际上将此前的多起南斯拉夫恐怖分子暴行与萨拉热窝事件联系起来。同时文件指出，塞尔维亚政府还“包庇多种社团形式的犯罪活动”，并“包庇某些塞尔维亚舆论向青少年所灌输的对奥匈帝国皇室的仇恨情绪”。针对萨拉热窝事件的初步调查显示，刺杀者是在贝尔格莱德计划的此次行动并受到相关支持，而其通向波斯尼亚的道路则是在买通了塞尔维亚边检官员之后才打通的。因此，奥匈帝国“放任”塞尔维亚种种不负责任的做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通牒文件最后要求，贝尔格莱德政府必须将这份文件所提到的内容在全国范围内广而告之，并抵制泛塞尔维亚的领土收复主义。

或许这份文件最有意思的部分也是在奥匈帝国向贝尔格莱德宣战5天之后就立刻被其他国家在原文件中抓到了口实的部分，即文件中并没有提到塞尔维亚官方与萨拉热窝事件有关；相反，它只是用极其隐晦的语句谴责塞尔维亚政府的“包庇”导致了萨拉热窝事件的发生。这些谨慎的用词只简单地体现出什么是奥匈帝国政府所知的和不知的。维也纳的外交部已经派出弗里德里希·冯·维斯纳（Friedrich von Wiesner）参赞前往萨拉热窝，整理并分析整个事件的相关背景。7月13日，经过一系列缜密的调查，维斯纳在结论中指出并没有证据指向贝尔格莱德政府与萨拉热窝事件有关联或需负任何直接责任。鉴于这份调查报告，后世很多人认为萨拉热窝事件纯粹只是奥匈帝国发动战争的借口。但当时的情况也是颇为复杂的。正如维斯纳后来向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多特·埃弗利·施米特所解释的，他的报告内容被“广泛地误解了”。

据（维斯纳）回忆，当时他所找到的证据很明显能从道德层面上指向萨拉热窝政府应对刺杀事件负责，但鉴于此类证据并不能被法庭接受，他也就没将这些内容用于对塞尔维亚的质疑上。他说他在回维也纳的路上搞清了这一切。

既然奥匈帝国一向以最严格的法律手段来处理这个事件，那么毫无疑问塞尔维亚对其来说就与萨拉热窝事件有直接的关系。关于受过训练的凶手及入境塞尔维亚等方面的相关证据已经掌握得够多了，只差确认具体是塞尔维亚的哪些组织与之相关。在追踪关于民族自卫组织的相关线索时，奥匈帝国政府却漏掉了更重要的黑手社，后者实际上在塞尔维亚国内的影响更加根深蒂固。他们不仅没能追踪到“阿匹斯”的线索，也没有找到塞尔维亚政府与这次阴谋的关联，或许是因为比林斯基与塞尔维亚大使的对话内容让贝希托尔德觉得很尴尬，相关的调查遇到瓶颈。如果他们对全局有更多的了解，奥匈帝国方面无疑将更准确地判断局势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一时间，弗里德永案（该案成为俄国和法国扬扬得意地拒绝接受维也纳声明的理由）所带来的耻辱使得最后通牒的起草人不得不修饰他们的言辞，试图以萨拉热窝调查中收集到的贫乏的信息为基础，证明事实、消除疑窦。

随之而来的是最后通牒中的10大要求。前三条关注于要求塞尔维亚政府对领土收复主义进行打压，并叫停任何反奥匈帝国的国策。第4、6和8条提到关于镇压萨拉热窝可能出现的涉及军界及边境官员的暴乱。第7条更为具体：要求“立即”逮捕沃亚·坦科西奇和米兰·齐加诺维奇将军。奥匈帝国所不知道的是，坦科西奇是黑手社的骨干成员，是“阿匹斯”的亲信，也正是他招募了刺杀小组的三名核心成员。齐加诺维奇在奥匈帝国看来是“刺杀事件初步调查之后显示为和事件有所牵连的政府人员”，但实际上根据后来柳巴·约万诺维奇的证词，他也是黑手社混在帕希奇麾下的间谍。第9条要求贝尔格莱德向维也纳对“身在塞尔维亚国内和国外的塞尔维亚高官的不正当表达方式做出解释。这些人虽然有着官方身份，但仍然在6月28日战争爆发后毫不犹豫地在采访中表达了他们对奥匈帝国的敌意”。这一点最主要涉及来自圣彼得堡的斯帕拉伊科维奇的采访；此外它还提醒我们，奥匈帝国的态度已经深深受到塞尔维亚对战争反应的影响。第10条则要求贝尔格莱德政府应“毫不迟疑”地贯彻如上各条内容。

最具争议的当属第5条和第6条的内容。第5条要求贝尔格莱德政府“与奥匈帝国合作，共同镇压对帝国皇室有害的活动”，第6条要求奥匈帝国的“有关部门”也要“参与相关犯罪活动的调查”。与往常一样，这份文件的条款是由各方共同提议设立的，但是贝希托尔德坚持将奥匈帝国方面对相关调查的参与权加到要求当中。原因很明显：维也纳政府不相信塞尔维亚当局能在没有奥匈帝国当局的监督和核查的情况下进行有效的调查。必须指出的是，从6月28日到最后通牒的发布期间，塞尔维亚政府也没采取什么有效的举动让奥匈帝国改变这一固有想法。

而这些要求对于法国、俄国和塞尔维亚本身在其主权问题上所达成的一致必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一个国家当然可以依据法律来规定其公民在自己的领土上可以做的事。但在塞尔维亚主权不可侵犯的形势之下，这显得有些走样了。首先是对等问题。塞尔维亚（或者说至少是国家领导人）接受塞尔维亚以及其在奥匈帝国生活的民族同胞的最终的“统一”。这意味着帝国的领土与未被界定的“塞尔维亚化”的领土之间存在模糊的界限。而帕希奇领导之下的塞尔维亚很难地争取到收复这些领土。塞尔维亚与奥匈帝国之间夹杂着的民族及领土问题时常让二者出现摩擦，而且当时对于此类问题的相关国际仲裁机构也尚未建立。

当爱德华·格雷看到奥匈帝国最后通牒的全文后，他将其形容为“一个国家给另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的最强硬的文件”。温斯顿·丘吉尔在一封写给他妻子的信中也将它描述为“有史以来此类文件中最为猖狂的一个”。我们不知道格雷和丘吉尔是在和什么相比较的情况下才产生这种想法的，而且由于萨拉热窝事件，也让这个文件本身变得难以被完全客观地评判。但这些评价会让人们觉得奥匈帝国的这些要求简直和蛮荒时代野蛮人的行径无异，是对他国主权的践踏。而实际上奥匈帝国的这份文件所要求的并不过分，例如，它与1999年3月北约发给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最后通牒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那份文件中有如下内容。

北约的人员需享有在搭乘车辆、飞机、轮船并携带任何设备时自由进出南斯拉夫共和国国境并在国境内开展相关事务的权力。这些事务应包括但不限于驻扎营地、工业生产、军队训练等活动。

亨利·基辛格将朗布依埃描述为“一个挑衅和开始轰炸的借口”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当时这些条款即使对于最为温和的塞尔维亚也是难以接受的。相比之下，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中所要求的内容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可以确定的是，维也纳政府的最后通牒就是从塞尔维亚可能不会接受为假设而制定的。这并不是一次挽救两国之间和平的最后尝试，而是奥匈帝国用来表示出自己毫不让步的立场的工具。另外，不像朗布依埃所想象的那样，通牒的内容并非是想完全击垮塞尔维亚而提出的；这些条款的内容和抵制塞尔维亚领土收复主义息息相关，第5条和第6条甚至直接就反映出这些问题，条款的起草者也很看重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直到7月16日，英国公使戴雷尔·克莱肯色普才将这份文件交给塞尔维亚外交部秘书长斯拉夫科·格鲁伊奇，并指出塞尔维亚此时应当针对刺杀事件展开独立调查，格鲁伊奇则坚持“在萨拉热窝事件的准确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不采取任何其他应对奥匈帝国的措施”。格鲁伊奇表示，一旦调查结果公布，塞尔维亚政府将遵从“不惜任何代价按国际惯例协助调查”的规定。格鲁伊奇还称，即便出现了最坏的情况，“塞尔维亚也不会孤军奋战。至少俄国不会在塞尔维亚遭受大规模攻击之时坐视不管”。这种模糊的表述表明拒绝屈从敌邻邦的威胁的确是不太可能的。在1912年巴尔干国家进攻奥斯曼帝国时，塞尔维亚政府正是以强制和顺从问题为由，向其他国家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护的。他们认为，奥斯曼帝国在马其顿进行改革的尝试多次失败，这意味着他们拒绝“外国势力”参与到这样的改革中来，并且“整个世界”对于他们“独立地进行严肃的改革”的承诺充满着“深切的不信任感”。贝尔格莱德是否有人在1914年7月注意到了这种相似之处，仍然值得验证。

塞尔维亚的回应

7月23日早上，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吉斯尔男爵致电塞尔维亚外交部，告知他们维也纳政府将与塞尔维亚总理于当晚进行一次“重要的沟通”。帕希奇当时因参加选举而离开了贝尔格莱德，财政大臣拉扎尔·帕丘（Lazar Paču）在此期间代理他的职务。在提前得到关于最后通牒的信息后，帕丘试图通过电话联系帕希奇，让他尽快回来。但帕希奇并不想为此回到贝尔格莱德，并指示帕丘“在我的住处接待吉斯尔”。当吉斯尔于下午6点抵达时（最后的期限被推迟了一个小时），帕丘和作为翻译的格鲁伊奇接见了他，因为财政大臣本人并不会说法语。

吉斯尔交给帕丘最后通牒、最后通牒的两页附录以及一份写给代理总理帕丘的说明，并告知他需要在48小时内做出答复。如果在给定期限内塞尔维亚没能给出让人满意的答复或根本没有答复，吉斯尔将断绝两国的外交关系，并带着所有使馆的外交人员回到维也纳。在浏览最后通牒的内容之前，帕丘就直接表示目前国内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很多高层官员都不在贝尔格莱德，客观条件上来说就很难让这些决策者们及时聚在一起做出决定。对此吉斯尔表示：“在这样一个铁路和电报高度发展的年代，对这样一个小国家来说，召集这些官员应该只需几小时就足够了。”同时他表示：“这是塞尔维亚的内政问题，对此他自己无须发表看法。”在吉斯尔发给维也纳的电报中，结尾处表示“不会再有商量的余地”，但在战后与意大利历史学家路易吉·阿尔贝蒂尼的谈话中，吉斯尔回忆称，帕丘当时迟疑了一下，说他无法接受这些条款。在当时的情况下，吉斯尔说他将文件放在了桌上，“帕丘想怎么处置它都可以”。

尼古拉·帕希奇（1919年）

吉斯尔一走，帕丘就召集了仍在首都的大臣们，并一起浏览最后通牒的全文。帕丘大为震惊，因为他曾认为德国最终将冒着“将自己也拖入战争”的风险来支持奥匈帝国。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场的人读完文件后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因为没人敢第一个说出自己的想法”。第一个开口的是教育大臣柳巴·约万诺维奇，他先是在屋里来回踱步，之后表示：“除了开战，我们别无选择。”

后来出现了一个值得一提的小插曲。鉴于这份文件的极端重要性，在场的人都清楚帕希奇必须立刻返回贝尔格莱德。为准备将于8月14日进行的选举，帕希奇已经在塞尔维亚南部的尼什城准备了一上午。在进行了一个演讲之后，这位总理似乎突然对竞选失去了兴趣。“如果我们能稍微休息一下，应该是件好事，”他告诉同行的外交部政策大臣沙伊诺维奇（Sajinović），“你觉得去萨诺尼卡（即塞萨洛尼基，据1913年的《布加勒斯特条约》该地被希腊吞并）待两三天怎么样？那边也没什么人认识我。”而就当帕希奇和沙伊诺维奇在车站等着乘坐开往塞萨洛尼基的总统专列的时候，有列车员告知帕希奇，他们接到了来自贝尔格莱德的紧急电话。电话正是拉扎尔·帕丘打来的，恳请帕希奇回到首都。然而帕希奇并无意立刻就赶着回去。“我告诉拉扎尔，等我回到贝尔格莱德之后，自然会给出答复。但拉扎尔告诉我这并非一个普通的文件。但我坚持我的意见。”之后，他就和沙伊诺维奇登上了开往塞萨洛尼基的列车。当火车抵达尼什南部50公里外的莱斯科瓦时，这位总理才被摄政王子亚历山大的电报劝了回来。

这确实奇怪，但并非不合常理。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在1903年夏，当帕希奇提前得知谋反者将刺杀亚历山大国王和德拉加王后时，他就带着全家坐火车前往了亚得里亚海岸，在那里坐等结果。我们已经无法还原他在7月23日下午究竟在想些什么。在阿尔贝蒂尼看来，他可能只是希望能远离接受最后通牒的条款所带来的沉重的责任。有趣的是，贝希托尔德已经从秘密渠道获悉，帕希奇打算在收到最后通牒之后就立刻辞职。他可能只是乱了阵脚，或者他觉得无法理清头绪了。全国大选加上塞尔维亚所遇到的最为紧迫的外部危机，已经让他陷入极大的压力。无论如何，最终总理和随行的沙伊诺维奇于7月24日早上5点抵达了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花了一段时间对最后通牒做出具体的回应。7月23日晚上，在帕希奇返回首都的路上，帕丘向塞尔维亚使馆发去了一份密函，表示奥匈帝国政府列出的这些要求“过于苛刻，塞尔维亚政府不可能全部接受”。帕丘在会见临时代办斯坦德曼（他在哈特维希去世后接任了驻俄国大使）时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帕丘走后，亚历山大王子又来与斯坦德曼讨论了这次危机事件。他也坚持表示，接受这样一份最后通牒，“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莫大的侮辱”，并称他将希望寄托于沙皇，相信“他强大的话语权可以解救塞尔维亚于危难之中”。第二天一早，帕希奇又去面见了斯坦德曼。这位总理认为，塞尔维亚既不应该立刻接受这些条款，也不应该反对奥匈帝国的这些要求，而应该立刻想办法推迟回应最后通牒的期限。在这个时候向国际社会申诉支援，对塞尔维亚无疑是很好的。“但是，”帕希奇补充道，“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我们也将战斗。”

从这些内容来看，似乎塞尔维亚领导层都立刻一致认为，塞尔维亚如果必要的话对此必须反抗并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但这些言论都是从斯坦德曼的报告中转述得知的。看起来贝尔格莱德政府急于寻求俄国的支持。从其他报告中还能看出，塞尔维亚的决策者们都对奥匈帝国可能发起的攻击深感畏惧，同时又觉得似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了。而1913年10月萨佐诺夫曾建议贝尔格莱德政府在面对阿尔巴尼亚利益方面的问题时应向奥匈帝国妥协，这不禁让人担忧俄国这次能否支持塞尔维亚度过此次危机。至于法国的态度，也难以了解，因为法国的领导人正在从俄国返回的路上，而法国特使德斯克斯由于国内问题被召回巴黎之后，还没有人来接替他的位置。

7月23日晚上由帕丘组织召开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没有得出任何结论，而这一情况也一直持续到帕希奇归来的那个早上。帕希奇只是表示，在俄国人发表他们的意见之前，不应轻举妄动。除了与斯坦德曼的会谈被报告给了圣彼得堡政府之外，还有两个官方的要求需声明。帕希奇致电斯帕拉伊科维奇，要求他搞清楚俄国政府的观点。同一天，摄政王子亚历山大向沙皇发电报表示，塞尔维亚“无法孤军战斗”，而贝尔格莱德政府将接受“陛下（沙皇）所认为我们可以接受的”最后通牒中的任何条款。意大利历史学家卢西亚诺·马格里尼通过对当时的塞尔维亚决策者们以及其他相关的见证人的了解，认为当时贝尔格莱德政府为了避免战争，不得不接受最后通牒的内容。带着将辞职的情绪，帕希奇最终于7月25日向塞尔维亚当局建议贝尔格莱德政府应当“同意各项条款”并让维也纳政府“完全满意”。这与他前两天颇为坚定的言辞相比明显是退让了。而在一份于7月25日午后克莱肯色普发出的电报显示，此时的塞尔维亚政府甚至愿意接受条款中最为过分的第5条和第6条，组建一个联合委员会，“并宣称该组织符合国际惯例”。

还是俄国人的支持让塞尔维亚吃了颗定心丸。7月23日，大约早上8点半，一封斯帕拉伊科维奇前一天晚上发出的电报到达了塞尔维亚，报告了他与普恩加莱在出访期间的谈话。普恩加莱向这位塞尔维亚特使询问关于贝尔格莱德的最新消息，当斯帕拉伊科维奇告知情况非常糟糕时，普恩加莱表示：“我们会帮你们改变这种现状。”这是可喜的，但并不代表着特别的改观。在7月24日午夜前后，又有一封电报发到贝尔格莱德，称“一个大胆的决定”迫在眉睫。

一封发于7月24~25日，来自斯帕拉伊科维奇最为轰动和重要的电报，详细说明了他和萨佐诺夫于7月24日晚上7点前所进行的对话的内容，在此期间，这名俄国外交大臣将下午3点进行的俄国大臣会议的内容转告给了塞尔维亚特使。斯帕拉伊科维奇在报告中称，俄国外交大臣“厌恶地谴责了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并宣称任何国家若接受这样一份文件的要求，还不如“自杀”。萨佐诺夫向斯帕拉伊科维奇承诺，塞尔维亚可以“非正式地依赖俄国的支持”。但他还无法确定具体的帮助形式，因为这些问题需要“由沙皇决定，并征询法国的意见”。在此期间，塞尔维亚应避免任何不必要的挑衅行为。如果遭受攻击又无力自保，塞尔维亚应当立刻将部队由东南部调进俄国领土。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任由奥匈帝国占领国土，而是保存塞尔维亚部队实力，以备日后的反攻行动。

7月25日晚上8点，斯帕拉伊科维奇又发来一份电报称他与刚从沙皇官邸归来的塞尔维亚国防部官员进行了会见。这名官员此前与俄国总参谋长有过会谈，他告诉斯帕拉伊科维奇，俄国防部已经表现出“充分的备战状态”，并准备好“最大限度地保护塞尔维亚”。沙皇对此的决心更是让所有人震惊。此外，俄国已经下令，下午6点整，也就是塞尔维亚被要求回应最后通牒的截止时间，所有俄国军校的应届学员都将被提升为军官级别，这也是即将开始做全军动员的清晰信号。“在各个方面，沙皇政府的所作所为都让人欢欣鼓舞。”在发至贝尔格莱德的其他电报中则报告了各项已经着手进行的军事准备措施，“荣誉感和（可以做出任何程度的）牺牲的精神”充斥在俄国国内，而关于英国的舰队也开始备战的消息则让人更为振奋。

俄国提供军事支持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消除了弥漫在贝尔格莱德的悲观情绪，也打消了一些大臣试图接受最后通牒的条款以防止战争爆发的念头。斯帕拉伊科维奇于7月24日发出的关于萨佐诺夫承诺支持贝尔格莱德政府的电报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于凌晨4点17分到达，第二部分于7月25日上午10点到达。关于报告斯帕拉伊科维奇与国防部官员于7月25日下午的会谈内容的电报，于7月26日某个时间被送达了贝尔格莱德。这封电报是前一天晚上8点发出的，所以这应该是在贝尔格莱德政府对奥匈帝国做出最终回应之前被送达的。

即便呈现这样的形势，塞尔维亚的大臣们还是做了很大的努力去好言缓和与维也纳政府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塞尔维亚的主权受到侵害。帕希奇、柳巴·约万诺维奇以及当时大多数身在贝尔格莱德的高官共同起草了相关的文件。塞尔维亚外交部秘书长斯拉夫科·格鲁伊奇后来向路易吉·阿尔贝蒂尼描述了当局是如何忙于应对奥匈帝国进行答复的。7月25日周六下午，众多官员在上面进行着反复的修改，以至于到最后连最初的字迹都难以辨认了。

最后到了下午4点，文件似乎终于顺利完成，人们试图将其打印出来。但是打字员缺乏经验，打字机也出现了故障，因此该回复不得不用誊写墨水手抄而成，文件用胶版批量印刷出来……最后半小时的工作最为慌乱。回复文件上到处是钢笔修改的痕迹。插入的句子又被墨水勾掉，面目全非。到下午5点45分，格鲁伊奇将文件放在信封里，呈给了帕希奇。

帕希奇曾希望格鲁伊奇或其他下属能将这份回函交给吉斯尔男爵，但没人愿意去，他说道：“好吧，我自己去拿给他。”之后他走下楼梯并加入了与吉斯尔的会议，与此同时高官们都慌忙地乘火车赶往尼什，塞尔维亚政府已经迁到该地，以应对可能遭受的冲击。

塞尔维亚的回复可能看起来一团糟，但它可算是外交事务中含糊其辞做法的“杰出体现”。曾负责起草最后通牒初稿的穆苏林男爵将其形容为他所遇到过的“最精明的外交技巧示范”。有人指出塞尔维亚政府曾在巴尔干战争期间等多个场合表现出其温和、顺从的态度。事实上，“塞尔维亚为了维护欧洲的和平已经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因此这份回函的起草者们也相信，他们的回复将消除两国间所有的误解。由于政府无法追究每个个体的行为责任，也无法对媒体或是“社会的和平工作”直接施加控制，因此它为来自维也纳的指责感到讶异和痛苦。

在这份回函中，起草者们将对于条件的接受、逃避与拒绝等微妙地混合交织在一起。第一，他们同意官方谴责一切针对奥匈帝国侵吞塞尔维亚领土的内容的宣传（而他们在此处用了动词的情态形式，以避免表明曾经其实有过类似的宣传）。第二，在关于抑制领土收复主义方面，回复中称，塞尔维亚政府没有掌握“任何证据能证明民族自卫组织或其他类似的社会组织”犯有“此类罪行”，不过他们愿意解散民族自卫组织及其他“可能有此类反奥匈帝国意识的”组织。第三，政府很愿意“在帝国提供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消除任何反奥匈帝国的教育宣传。第四，同意撤销军方可疑人员的职务，但也只能在奥匈帝国能提供这些人的“姓名以及他们的具体罪责”的情况下。在关于成立奥匈帝国—塞尔维亚联合委员会的事情上（最后通牒中的第5条），回函中表示塞尔维亚政府“没有充分了解这一要求的明确意思”，但他们将同意此类规划，前提是这符合“国际法、刑事诉讼法，并能维护良好的邻国关系”。第6条要求（允许奥匈帝国官员参与对相关违法人员的协同检查）被回绝了，因为这与塞尔维亚的宪法相违背。这事关塞尔维亚主权问题，为此萨佐诺夫也强烈要求贝尔格莱德政府守住底线。关于第7条里所要求的逮捕坦科西奇和齐加诺维奇，塞尔维亚政府表示他们已经“在这份回函发出的当晚”逮捕了坦科西奇，而“还无法抓住齐加诺维奇”。奥匈帝国政府也被再次要求提交“推断犯罪的证据以及证物，以便后续的调查”。这是一个比较狡猾的回应：一旦在萨拉热窝城里发现有名叫齐加诺维奇的人，警察就会把他遣送出去，同时官方则会表示城里找不到名为齐加诺维奇的人。关于第8条和第10条里谈到的对反对奥匈帝国的行为做出查办并通报帝国，被无条件地接受了。但第9条关于对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塞尔维亚官员不当言论做出惩戒，则得到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应：如果奥匈帝国政府“具体指出哪些段落有这类内容，并能证实确实是塞尔维亚官员所说的”，那么塞尔维亚政府将“很乐意给出”相应的解释。

也难怪穆苏林大加赞赏这篇回函的用词。其实这篇回复并非完全屈从于奥匈帝国的要求。该文件是为塞尔维亚的朋友塑造的，而非敌人。它给奥地利人所提供的便利非常小。首先，它将对萨拉热窝事件的调查责任推到了维也纳政府身上，同时又没有明确表示这样合作的调查真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样看来，这实际上延续了塞尔维亚当局自6月28日以来的政策：避免被卷入事件当中，同时概不承认任何与之有关的言行。回函中所提到的“国际法”其实只是障眼法，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相关的国际法可以对此类联合机构的行为加以裁决判定。但不管怎么说，文中已经完美地展示出一种不明就里却仍要尽一切便利条件来接受最后通牒的表象。

因此，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来讲，这是一个经过高度掩饰的拒绝。既然帕希奇的拒绝先发制人，对民族主义集团势力进行打压，使得事情发展到了这种地步，那么人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发问，他是否还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在第一章中，我们探讨了导致总理在6月28日之后表现出让人匪夷所思的被动性的多种原因，这种被动性体现在最近与军事派和黑手社集团的交锋中一直处于下风；在塞尔维亚政局处于危险的巅峰时，他30多年的政治生涯深深地将含蓄寡言和行事隐匿的作风烙在了他的性格中；此外，帕希奇和他的同僚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其基本思想中还是对此抱有同情的。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做出设想。帕希奇必定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担心对这个案件的任何彻底调查，因为这可能牵涉塞尔维亚政坛一系列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核心当事人。说得好听一点儿，对“阿匹斯”集团的任何调查都会损害贝尔格莱德的政治事业。但更令人担心的是，对双重间谍齐加诺维奇（他已被奥匈帝国方面列为嫌疑人）的追踪和调查可能会暴露帕希奇和他的大臣们提前知晓真相的事实；在7月7日接受晚报采访时，帕希奇曾激烈地否认自己提前知道内幕。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奥地利人确实在缘木求鱼，即要求符合政治版图的塞尔维亚官方对扩张主义的塞尔维亚民族统一势力进行打压。问题在于，这两方实际上是相互勾连、自成一体的，它们是一个体系的两个方面。在贝尔格莱德的战争部（如果确有这样一个官方部门的话），在主接待大厅前面挂着一张塞尔维亚的地图；地图前竖立着一个颇有讽刺意味、全副武装的女性形象，在她所持的盾牌上罗列着“仍需要被解放的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达尔马提亚……

就在接到塞尔维亚的回函之前，吉斯尔就已经料到他们不会无条件接受这些要求。当天下午3点开始，塞尔维亚的军事总动员令就已经生效了，部队已经大张旗鼓地出发并占领了城市周围的高地，国家银行及重要档案都已经撤出贝尔格莱德，外交使团已经做好准备遵循政府的指令，途径尼什，来到其在克拉古耶瓦茨的临时地点。对参与起草这份回函的高官们也发出了相应的警告。在最后期限到来的最后5分钟，也就是7月25日（周六）下午5点55分，帕希奇出现在奥匈帝国使馆并移交了回函文件，并用蹩脚的德语说道（他没说法语）：“我们已经接受了你们提出的部分要求……至于其他部分，我们希望你们能表现出一名奥匈帝国大将应有的骑士精神。”然后他就离开了。吉斯尔瞥了一眼文件，随后签署了一份已经准备好交给总理的关于他将与部下于当晚一同离开贝尔格莱德的信件。身在塞尔维亚的奥匈帝国公民的权利保障交给了德国大使馆，使馆里相关的密件都已被焚毁，而已经打包好的行李被装到了等候在门口的车上。下午6点30分，吉斯尔偕妻子及部下搭上了离开贝尔格莱德的火车。10分钟后，奥匈帝国封锁了国境线。

这是否意味着战争开始了？在7月24日发给身在伦敦的门思多夫的一封电报里，贝希托尔德要求这位大使转告爱德华·格雷，奥匈帝国的文件并非正式的最后通牒，而是一个“有时间限制的行动方针”，如果在到期之后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就意味着外交关系的破裂以及可能开始的相关军事准备。但战争终归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之后塞尔维亚退缩了，“在我们的大军压境之下”，贝希托尔德说道，他们将偿还奥匈帝国所遭受的一切损失。第二天，就在贝希托尔德前往巴特伊施尔会见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时，在途经莱姆巴赫时，收到了一封身在维也纳的第一分队长官马基奥（Macchio）发来的电报。马基奥报告称，维亚纳的俄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库坦舍耶夫（Kudashchev）已经官方提请延长奥匈帝国最后通牒的期限。贝希托尔德回复表示，延长最后期限的截止时间是不可能的，但他补充说，即便超过了最后期限，塞尔维亚也可以通过接受奥匈帝国的要求来避免战争。在历史学家阿尔贝蒂尼看来，或许这些话表现出贝希托尔德一时的糊涂，也或许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只是逢场作戏——谁都能看出奥匈帝国已经急于在军事上有所行动。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最后的辩解并没有什么好处。7月26和27日，斯帕拉伊科维奇带来了令人为之一振的消息：俄国正在动员170万人的部队，并计划“一旦奥匈帝国攻击塞尔维亚，就立刻向奥匈帝国发起进攻”。斯帕拉伊科维奇在7月26日报告称，沙皇称塞尔维亚人将“像雄狮一样战斗”，甚至有可能摧毁奥匈帝国的铜墙铁壁。虽然德国的态度尚不明确，如果德国人没有加入战斗，沙皇认为这将是一个“让奥匈帝国分崩离析”的绝佳机会；如果德国参战，俄国将“执行与法国的联合军事行动计划，这样战胜德国也完全不在话下”。

斯帕拉伊科维奇作为前任塞尔维亚外交部政策大臣，对这些消息无比激动，以至于他也开始建议相应的政策：“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善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甚至可能促成塞尔维亚真正的统一。因此，奥匈帝国对我们的攻击也将是一个契机，我们应以上帝的名义回击！”这些来自圣彼得堡的激进情绪让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奥匈帝国也不会再对开战有所迟疑了。帕希奇一直以来就坚信，塞尔维亚及其盟国不会得到安宁，而将借助强国的力量展开伟大的战争。这并非从来未曾经过谋划，而是一个即刻就会爆发的局面。虽说两周之前或许还有办法避免严重争端的发生，但战争已经近在咫尺。对塞尔维亚来说，已经没有回头的机会了。

“局部战争”开始

1914年7月28日早晨，弗兰茨·约瑟夫在他位于巴特伊施尔的皇家别墅的书房写字台前，用一支鸵鸟毛做成的羽毛笔签署了对塞尔维亚的宣战声明。在他面前的是他已故妻子的大理石半身像。在他的右手肘边，是一支造型十分具有艺术感的电动雪茄点火机，它是铜质的，十分笨重，带有深色木质底座，线路引向桌子后面的壁式插座。声明文件的格式参考了奥匈帝国在1866年宣告对普鲁士开战时的模板。

承蒙上帝保佑，我的强烈的愿望依然如是——将这虽已被判决的几年时光神圣化，继续开展和平的工作，继续保护我的人民免遭战争的牺牲和重负。然而事与愿违，一个恶毒的敌手却在威逼我，让我不得不为了维护我人民的权力和财产，在度过了长久和平的时期之后再次拔出我的利剑。

但这次，贝尔格莱德已经接近于无人区了。所有适龄的男性都被征召入伍，许多家庭已经逃往国内的其他地区找亲戚避难，大多数外籍人员也已经离开。7月28日下午2点，关于大战一触即发的传言像野火一样蔓延在整座城市当中。街道上零售的报纸都被立刻抢购一空。当天更有两艘塞尔维亚籍的船只携带弹药和地雷在多瑙河上被奥匈帝国的侦察兵截停。第二天凌晨1点刚过，塞尔维亚部队就炸毁了连接塞姆林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大桥。奥匈帝国炮艇向岸边开火，在经历了短暂的交锋之后，塞尔维亚部队撤退了。

时年58岁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当时也了解到了开战的消息，他对此非常欣喜：“30年来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个奥地利人，并觉得应该给这个垂暮的帝国一个机会。我对奥匈帝国又充满了自豪。”

第十一章 枪声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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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让步

在经历了充斥着招待会、军事评论、演讲、晚宴祝酒词的忙碌的4天后，莫里斯·帕莱奥洛格需要休息。在7月23日晚上于“法国”号舰船上见过了普恩加莱之后，他告诉仆人第二天早上不要打扰他。但事与愿违，早上7点就有紧急电话，通报关于奥匈帝国最后通牒的消息。对于这位当时还躺在床上、处于半睡半醒状态的大使来说，这些内容就好像一个似真似幻的梦进入了他的脑海：

这些内容在我听来是那么的不真实，却又是客观存在的。我又感觉自己仿佛还在继续着昨天和沙皇的对话，陈述着自己的观点。同时我又强烈地感觉我只是在一场噩梦之中。

帕莱奥洛格当即取消了他的午餐安排，改为与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和英国驻俄大使乔治·布坎南会面，此次会面在法国大使馆举行。根据他的回忆，帕莱奥洛格向两位来客回顾了前一天晚上法国总统和沙皇的谈话内容，并重申三个大国必须保持“毫不让步”的政策。萨佐诺夫回应道：“但如果这样的政策将导致战争呢？”帕莱奥洛格对此表示，只有在“德意志势力”已经“打定主意靠武力手段来维护其在欧洲东部的利益”时，毫不让步的姿态才可能引发战争。（这位法国大使在此极佳地演绎了7月的第二个星期里，霍尔维格向里茨勒所表达的观点。）

萨佐诺夫似乎也并不像帕莱奥洛格所形容的那样畏首畏尾：在与乔治·布坎南的一次会谈中，正是萨佐诺夫宣称“俄国将不惜一切动用武力”。不论他们的观点如何，三个人此时都从奥匈帝国呈献给贝尔格莱德政府的最后通牒中看出了形势的危急。萨佐诺夫和帕莱奥洛格一同开导布坎南，让他去劝说英国政府放弃“无异于自杀式行为的”中立政策。布坎南表示同意并承诺将“严词”劝告格雷，让他实行“抵抗德国”的政策。曾与大使在那天午后有过交流的德罗宾伯爵为此震惊，他回忆道：“在这个气氛紧张的午餐时间里，他们都彼此刺激、怂恿。帕莱奥洛格更是夸大了他与普恩加莱的谈话内容……”

事实上，萨佐诺夫并不需要帕莱奥洛格或其他任何人的怂恿。就在他前往法国使馆共进午餐之前，他就已经向奥匈帝国驻俄大使写信阐述了他如何看待目前的情况，以及他将如何对此进行反馈。在绍帕里大声读出了奥匈帝国最后通牒的内容之后，萨佐诺夫愤怒地咆哮道：“我懂了。你们就是想与塞尔维亚开战！德国的舆论也在怂恿你们这么做。你们这是要让欧洲陷入战争。你们这样做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很快你们就将看到英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应了。”绍帕里表示愿意提供证明维也纳政府这样做的合理性的证据，但萨佐诺夫大手一挥，表示自己没兴趣知道：“是你们自己想要战争的，而且只是你们自己。”当绍帕里表示奥匈帝国有维护自身利益，而且是“世界上最热爱和平的国家”时，萨佐诺夫讽刺地回应道：“像你们现在这样在欧洲燃起战火，人们确实能看出你们有多么爱好和平。”就这样，绍帕里愤愤不平地离开了，他立刻回到了奥匈帝国使馆，并将如上信息加密回报给了奥匈帝国。

这位奥匈帝国大使刚走，萨佐诺夫就叫来了俄国总参谋长亚努什科维奇（Yanushkevich）将军。他宣称，俄政府将很快发布一份新闻公告，将告知外界，如果“塞尔维亚同胞的尊严和主权受到威胁”，俄国将不会再保持“坐视不管”的状态（第二天又针对此内容发布了进一步的说明）。之后，他和亚努什科维奇讨论了关于“针对奥匈帝国展开局部战争”的计划。在最后通牒发布的那天，这位俄国外交大臣坚持自己毫不动摇的政策，摆出一副好战的姿态，并做出了让危机进一步升级的一系列决定。

那天下午3点，召开了一场持续两小时的大臣会议。萨佐诺夫在刚刚结束与帕莱奥洛格和布坎南的午餐会面后，在理事会上第一个发言。他以描述目前所处的危机四伏的欧洲形势作为开场。他指出，德国一直以来都在进行“系统的准备工作”，其目的不仅在于扩大其在中欧的影响力，更在于铲平“包括三国同盟所带来的影响在内的所有国际问题”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在过去10年中，俄国在面对其挑衅时一直都保持着克制，而这恰恰“鼓励”德国产生了更多“侵略性的企图”，到了该摆明自己的立场的时候了。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正是“在德国的纵容之下”写就的，如果贝尔格莱德政府接受这些条约，实际上就意味着臣服于德国。如果俄国此时放弃属于自己的“历史使命”，不维护塞尔维亚同胞的利益，那么俄国自己也将丧失“所有的权威”，进而“在巴尔干地区陷入被动”，并且“只能屈居于第二大国”之位了。为此他也警示道，一个坚定的立场可能引发与奥匈帝国和德国的战争，而更让人不安的是，目前还不知道英国将站在哪一边。

在他后面发言的是农业大臣克里沃舍因，他是一名坚决反对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的观点的大臣。当时他是沙皇面前的红人，同时也与杜马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身为农业大臣，他与地方自治机关的联系也非常紧密，这些人的势力遍布俄国。他曾经为《新时报》工作多年，这是一家在巴尔干和土耳其海峡问题上有着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媒体。他曾支持苏霍姆利诺夫在1912年11月提出的针对奥匈帝国出兵的提议。他也和黑山的米利察（Militsa）过往甚密。在科科夫佐夫离开后，克里沃舍因是大臣会议中最有权势的人。这名鹰派成员在外交问题上也显得越来越反德意志。

7月24日，在这次大臣会议的发言中，克里沃舍因首先大段阐述了关于军事行动的利与弊，但最终表示应对奥匈帝国的行为予以坚决的回击。他强调，俄国在经历了1904~1905年的变故之后，目前已经进入一个空前的政治、经济、军事大发展的时期。但重整军备的进程尚未完成，这也让人担忧俄国目前的军事力量能否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现代高效的科技”武装相抗衡。但反过来说，“总体条件”在近几年里已经有所改善（或许他指的是法俄关系的巩固），这样看来，帝国自己也很难向公众解释为什么在如此好的情况下还表现得“畏首畏尾”。接着出现了争论的核心问题。过去，俄国“过于审慎的态度”没能“稳定”中欧的动荡局势。可以肯定的是，一旦开战，俄国也将冒很大的风险，日俄战争就是前车之鉴。但永无止境的“调解”并不能为俄国换来其想要的和平。“纵使我们再怎样调解，战争也在所难免。”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最好的政策应该是“以一个更为坚定、充满活力的态度面对中欧地区的动荡局势”。

克里沃舍因的发言在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后面发言的人也没有对他的结论表示异议。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和海军大臣格里戈洛维奇承认，重整军备的进程确实没有完成，但二人“都表示不能再这样犹豫着任人宰割了”，而且在他们看来，“毫不让步的姿态没什么不好”。财政大臣彼得·巴克表达了自己对于俄国发动欧陆战争后所需承担的经济财政冲击的担忧，即便如此，他也承认，一再让步并不能保障和平，而且“既然俄国的荣誉、尊严和权威受到挑衅”，他认为没有理由不坚持目前大多数人所认可的决策。戈列梅金在最后总结道：“立刻帮助塞尔维亚，是俄国的责任。”毫不让步的姿态比调解更有可能争取到和平，即便不能顺利走向和平，“俄国也应该准备好为和平做出牺牲”。最后，大会达成了以下五点共识：（1）将要求奥匈帝国延长最后通牒的最后期限；（2）将建议塞尔维亚不要在边境地区交火，而是将军队撤到国家内部备战；（3）将要求沙皇“原则上”同意随时准备动员基辅、敖德萨、喀山和莫斯科军区的部队；（4）将责成国防大臣加紧军事物资的储备；（5）将紧急撤回目前俄国在德国和奥匈帝国进行的一切投资资金。

“这次战争真的开始了”

第二天（7月25日），又举行了一次更为隆重的大臣会议，由沙皇亲自主持，总参谋长亚努什科维奇和尼古拉斯公爵都参加了会议，后者作为圣彼得堡行政区的执行长官，也曾在普恩加莱到访期间在其面前直言不讳地交换观点。此次会议不仅确认了此前所做的决定，还制定了更具体的军事行动措施。最重要的是，理事会决定授权一系列所谓的“战争筹备阶段”的准备工作。这些包含着复杂的军事准备措施的工作，不仅在与奥匈帝国接壤的地带生效，而且是为了俄国在欧洲所有领土准备的。

7月24日及25日的会议确实有着不容置疑的历史性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代表着大臣会议在斯托雷平去世之后再次恢复了其在外交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力，这在外交方面是相当不寻常的。为了让其他政客将德国视为灾祸的始作俑者，萨佐诺夫后来表示他甚至修改了法俄同盟的一些核心内容，即德国才是“主要敌人”，而非奥匈帝国。至于这是一场奥匈帝国还是德国引发的危机，其实没有差别，因为奥匈帝国一直被认为与德国是一丘之貉，且其除了“称霸近东地区”之外的终极目标尚不为人知。至于俄国对于战争的准备相对不足的问题，大臣们以含糊其辞的借口表示，即便俄国采取“调解”的姿态，不攻击德国的盟友奥匈帝国，但战争“终归”还是会爆发。这种论点很像是霍尔维格在7月初所持的一系列观点：萨拉热窝危机实际上是在试探俄国的意图，如果俄国为此不顾一切地挑起欧陆战争，那就说明他们只是以此为借口。但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在霍尔维格的想法中，这是用来辨别俄国是否有意发动战争的，而并非用以辨别德国的军事企图。相反，在圣彼得堡所判断的标准并非出于被动，不是在俄国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而且也似乎（还不能确定）正使危机进一步升级。

两次会议所确定下来的军事措施也尤为让人感到费解。首先，在7月24日的会议上被萨佐诺夫和亚努什科维奇所认可的开始着手进行局部备战动员的方案，实际上非常不切实际，而且存在较大的潜在风险。即便是局部动员，如果向奥匈帝国展示了威胁性，那就将不可避免地带动整个奥德同盟做出反应。而让德国也开始反击，这就好比德国针对俄国进行局部动员，即便没有在西侧动兵，也一样会引起法国的警戒与还击。如果这些反击的动作出现，在南部军区向奥匈帝国发起攻击的右翼部队将在前线迎战来自两个国家的敌军。因动员的局部性所带来的大部分战略空间也因此成为泡影。更令人担忧的是，俄国原本的计划中是不包含局部动员的，并没有计划直接针对奥匈帝国一国发兵。目前这个被称为19号命令的军事动员计划是同时针对奥匈帝国和德国的“整体计划”，“不成功便成仁”。不同区域的人口密度变化意味着绝大多数军队都吸收了来自其他动员区的后备役士兵。此外，在全面出兵的同时，有一部分毗邻奥匈帝国的军队被预留作为防备波兰地区德军势力的力量。因为如果所有一切都不算足够糟糕的话，限定在某些地区的动员则只会使那些进入或穿越中心区的铁路运输调度陷入巨大灾难（这些调度十分复杂）。因此，奥匈帝国的动员不仅对其自身来说是冒险之举，也会让俄国在随后必要之时向全体动员的转变中受阻。

鉴于这些弊端，局部的动员计划恐怕还缺少周密的考虑，但为什么萨佐诺夫还对此坚定不移呢？显然，全面出兵很可能引发一场全面战争。萨佐诺夫无疑也记得1912~1913年的那场危机，那正是由一次针对奥匈帝国的紧急出兵而引起的。军事人员受到格外关照，而军事和民政人员之间的沟通又不甚充分，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身为文官且对军事事务十分反感的萨佐诺夫不会掌握更多消息。当时萨佐诺夫就从亚努什科维奇那里得到了极其糟糕的建议。亚努什科维奇作为一个文臣而非武将，在战略方面并不突出，他之所以受到重用，更多的是因为沙皇个人的喜爱，而非其真正的能力。但此时，就连亚努什科维奇本人及其下属都认为局部的军事动员是非常不可取的。萨佐诺夫还是坚持己见，或许他觉得需要给沙皇提供一个替代全军出动的方案，或许他寄希望于仅以局部的军事力量就让奥匈帝国和德国屈服，或许另一方面来看，他希望通过局部动员让沙皇的决策也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这些不确定因素中最起码有一点是确定的：俄国高层中出现了脱节。沙皇被允许将波罗的海舰队增加到萨佐诺夫的局部动员计划中，这更印证了这一事实，即尽管对外交大臣来说，这在他避免与德国对抗的打算中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但不管怎么说，从目前来看，局部军事动员的政策只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工具，起码在7月28日政府正式宣布这一政策之前是这样的。与此同时，大臣会议也达成了一个更重要的决议，即重新启动“关于在1913年3月2日备战期间的规定”。这种战前动员方案适用于舆论、铁路等多个方面，加之还有其他的多项相关措施：在基地之外进行训练的部队被即刻招了回来；大约有3 000名军校候补生被提升为军官，以在军官数量上满足战时需要；港口严阵以待，马匹和马车随时备战，华沙、维尔纽斯和圣彼得堡地区的所有堡垒都被转至战时状态，以便在任何时候听从当局调遣，即时进行战略部署。而且，这些措施不仅生效于临近奥匈帝国的边境地区，而是整个俄国在欧洲的国土。

当然，这些措施是充满了风险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又怎么判断俄国到底是在进行战前动员，还是已经开始了军事行动呢？3月2日的一份用于行动规范的相关文本传达出了军事动作的指向。根据这份文件的规定，部队被召回并“被指示按照对敌状态的情况穿好制服严阵以待。马匹被聚集起来，从士兵到军官都结束了休假。一些被怀疑有间谍倾向的人相继被捕。马、牛和农作物的出口活动也受到了限制。钱财和有价证券被从靠近边境的银行转移到了远离边境的银行。海军舰艇都已各就各位，随时准备好出击”。

为防止可能产生的误会，亚努什科维奇告知各地区的指挥官，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打破3月2日行动规范的规定。

之后，很显然，很多其他势力也将这次战前动员理解为了局部动员。比利时驻圣彼得堡的外交武官在7月26日的报告中就指出，沙皇已经下令调动“位于基辅和敖德萨的10个军团”，并称这一命令已经受到俄国军界的普遍支持，并指出之后媒体关于“军事动员”的报道恐怕都将被封杀。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外交官也开始发回带有警示性的报告。奥匈帝国驻哥本哈根大使塞切尼（Széchényi）伯爵在7月26日的报告中称，丹麦外交大臣埃里克·史卡维尼斯（Eric Scavenius）已经从圣彼得堡得到消息，称俄国开始了军事动员——尽管塞切尼认为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挑衅行动，英国和法国不会出来助长俄国的气焰。第二天，奥匈帝国驻基辅领事海因（Hein）报告称，目击大批军官进行集结，且有庞大的炮兵部队从基辅军事基地向西边行进，其目的地不明。同一天晚些时候（7月27日），他报告称有16列运载着大炮和哥萨克骑兵的火车离开基辅，且有26列运载着大炮和工兵的火车已经从敖德萨出发，这些列车的目的地都是俄奥边境。占地广阔的基辅军营此刻空空如也：部队要么已经被调往其他战区，要么就已经上船。从波兰的彻卡科瓦发来的一份加密报告显示，该地区的演习被中断，所有部队回到了城里集结；“大批的”大炮已经被装上了列车的车厢，并在开往维也纳方向的车站待命；而在几天前，7列满载工兵的列车已经离站。从莫斯科发来的报告称，规模仅次于法国空军的沙俄帝国空军已经开始向西进发，而骑兵团已经来到距叶卡特琳诺斯拉夫（即今日的第涅伯佩特罗斯克）南部约600英里的地方进行集结。奥匈帝国驻加利西亚的外交官报告称有包括大炮和哥萨克骑兵在内的“巨大规模的”部队已经越过边境。从黑海东岸的巴统传来消息称，哥萨克骑兵团已经在前往华沙的路上了。俄国向驻圣彼得堡的德国大使馆发出的领事文件报道了各种部队准备迎战的信号，包括河流采矿、扣押车辆、一整支从基辅向西挺进的俄国炮兵部队、被莫斯科电报厅阻截的德国加密电报、结束演习的军队、开赴卢布利林和科韦利的步兵和骑兵、成群的马匹、大批护送军用机车，以及部队准备应战的其他准备信号。早在7月25日傍晚，当帕莱奥洛格前往圣彼得堡的华沙车站和“非常热切地想要”回到巴黎的伊兹沃尔斯基告别时，二人就被周围接连不断的骚动所震惊了：

站台上传来巨大的喧嚣声。火车上挤满了官兵，这看起来像是军事动员。我们交换了一个眼神，并在同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次战争真的开始了。”

俄国人的情理

在实施了以上的种种措施后，萨佐诺夫和其幕僚们使得危机进一步恶化，并大大增加了爆发欧陆战争的可能性。一方面，俄国的战前动员改变了塞尔维亚的政治氛围，贝尔格莱德政府原本是想考虑接受最后通牒的要求的，但现在也只能硬着头皮往上冲了。这也加剧了俄国国内的压力，舆论纷纷表示俄国不会在面对塞尔维亚所受到的压迫面前“保持无动于衷的态度”。这给奥匈帝国敲响了警钟。最重要的是，这些措施让德国也感到了威胁，虽然此前德国一直坚持寄希望于这次危机只在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迸发。

为什么萨佐诺夫要这么做？他不是一个坦诚的人，也从没有在那些日子里明确表明自己的动因，但他得到最后通牒的消息时的第一反应似乎暴露了他的想法，当时他就激动地表示：“这将是一场全欧洲的战争！”萨佐诺夫从一开始就认为，俄国必须对别国针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做出回击。他对于最后通牒所给出的回应与他此前的言论完全一致。萨佐诺夫从不承认奥匈帝国有权对塞尔维亚进行领土收复主义的制裁。相反，他赞同巴尔干领土收复主义，并认为塞尔维亚才是继承奥匈帝国君主制的正确人选，在他看来，这样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国家才应当成为正统。他似乎并没有看到俄国专制下的民族压迫其实正与他自己的理论相悖。

在萨拉热窝事件后，奥匈帝国就有权采取任何行动，抵制贝尔格莱德政府，这一点是萨佐诺夫从一开始就反对的。他曾经在各种场合多次表示，他将对针对塞尔维亚的威胁行为做出军事上的反击。早在7月18日，那时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的内容还未揭示，萨佐诺夫就已经告诉乔治·布坎南，“对于任何奥匈帝国针对贝尔格莱德提出的类似最后通牒等形式的要求，俄国都不会坐视不管，可能将会被迫采取适当的军事措施加以回击”。萨佐诺夫一定也已经注意到了这里面所隐含的巨大风险，因为在1912年11月巴尔干危机进入白热化阶段时，他也同科科夫佐夫一样反对所谓的局部动员，正如科科夫佐夫所说的：“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动员就是一次动员，是为了真正的战斗而准备的。”

当然，1914年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风险变得更大，而且随着科科夫佐夫的退休，政界的情绪也变得难以控制。但还有另一个更大的区别：1912年11月，萨佐诺夫曾给自己的支持加上了一个前提，即“即便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开战，我们也应该首先争得我们的同盟国家的理解”。至于这个理解，至少是对法国来说，在1914年夏的此时此刻是毫无疑问的。在塞尔维亚问题上的强硬姿态并非只是普恩加莱和帕莱奥洛格费尽心思所阐述的，目前的这一危机也是自巴尔干危机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情况。俄国驻巴黎的一名军事随员伊格纳季耶夫就曾在7月30日满怀喜悦地报告，在与法国国防部高层有过多次接触之后，他发现“在法国看来，此次俄法两国的战略合作将有很好的前景”。比利时驻法国的大使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法国高层普遍看好战争。”他在7月30日这样写道：“他们渴望战争，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时机非常合适，而且也是时候让一切做个了结了。”

帕莱奥洛格并没有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曲解了法国的意图，并且未经巴黎政府的授权就对圣彼得堡方面做出种种承诺；他也并没有误导巴黎政府对俄国的动员行动展开错误的反应，以至于最终无法抑制俄国的动作。相反，他在俄国政府采取种种措施期间，一直在向法国外交部提出警示。一封发于7月24日晚上6点30分的电报里确认了关于“通过军事手段争取和平”以稳固联盟关系的必要性，当晚11点的另一份电报提到了俄国“将在塞尔维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毫无疑问地有责任”采取的种种措施。之后，次日凌晨4点45分的一份被标明了“紧急”和“机密”的电报中指出，大臣会议在那天已经“原则上”同意了针对“13支对奥匈帝国展开反击的部队”的军事动员。最后有这么几句关键的话：

只有在奥匈帝国尝试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手段的情况下，军事动员才立刻公开执行。但是，从今天开始就要进行秘密的准备。

维维亚尼事后才知道这一切，并强烈谴责了帕莱奥洛格的越级行为，但即便维维亚尼的权力已经名存实亡（普恩加莱也正希望如此），如果帕莱奥洛格的笔记还不足以描述，那么来自法国军事大使随员拉齐什（Laguiche）将军的类似的大量报道则可以进行弥补。比如，他于7月26日称，“秘密的军事部署”已经在华沙、维尔纽斯和圣彼得堡展开，所有地区都与德国毗邻。然而法国外交部则没有表态。尽管普恩加莱之后篡改了他参与这场危机的关键细节，他同样也没有呼吁对此进行遏制，甚至向帕莱奥洛格抵赖，不承认他曾在圣彼得堡极力鼓吹此政策。

可以肯定的是，萨佐诺夫曾几何时也相信危机是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加以解决的。奥地利人的动作曾在7月25日收到最后通牒的回复之后有过片刻的停滞，他们是希望或许能在最后一刻收到贝尔格莱德反悔的决定。萨佐诺夫将此误以为是维也纳政府在寻求一种冷处理以及谈判的方式。“直到最后一刻，”他在7月26日告诉法国大使，“我将为谈判一直做好准备。”当他召来绍帕里并听取其“坦诚和忠实的解释”时，他的这些想法也展露无遗。在读过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的内容后，萨佐诺夫坚持认为这篇文件充满了“让人难以接受的、荒谬的、带有侮辱性的”词句，并表示：“收回你们的最后通牒，修改你们的措辞，我保证你们将得到想要的结果。”如此“谈判”之下，很难有进一步的进展。不管怎么说，奥匈帝国之所以会有短暂的迟疑，并非是对自己的要求的合理性有所疑虑，而是希望贝尔格莱德政府能就此屈服。俄国战前动员的消息让这些希望烟消云散了。没有人比斯帕拉伊科维奇看到登上火车的哥萨克骑兵部队而更激动了，他见证了塞尔维亚民族在最后时刻为了统一与自由所做的斗争。加之沙皇敦促塞尔维亚人要“像狮子一样”去战斗，贝尔格莱德政府似乎不会对最后通牒有所屈服了。而且，在此期间，萨佐诺夫曾特别指示贝尔格莱德政府不要接受英国在其中的调解。

即便他们就这样放任危机不断升级，俄国人也必须保有必要的谨慎。不管俄国的行动是否有必要，法国都从始至终地支持俄国在巴尔干地区做出的任何干预行为。但安抚法国与英国的舆论并且尽量不激怒德国仍然是非常有必要的。自1912年11月开始，对于俄国的军事动员一直存在一种设想，即即便军队都已集结完毕，“如果没有受到敌方的攻击，依然是能避免战争爆发的”。在军事动员的初期，“巧妙的外交周旋”将使“敌人放松对于威胁的警惕性”。就在俄国的军事动员令发出后，帕莱奥洛格于7月25日与萨佐诺夫进行了一次会谈后向巴黎政府报告称，俄国将只针对奥匈帝国开战，并将避免其他挑衅行为，“以此让德国不至于加入战争”。对于俄国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法国和英国的舆论把奥匈帝国而非俄国视为战争的发起者。萨佐诺夫在7月24日这样告诉帕莱奥洛格：“我们必须让奥匈帝国完全陷入不义之战的境地。”这种必须让对手被视为战争发起者的想法，将在大战爆发前的最后几天里在各种关键决定中产生影响。

这些所作所为都只是为了塞尔维亚吗？俄国真的为了保护其远方的友好国家的主权而不惜冒战争的风险？我们不难看出，塞尔维亚当时在俄国眼里变得越发重要，部分原因是索非亚地区的异化，部分原因是与保加利亚相比，塞尔维亚更能对奥匈帝国的统治产生影响。对塞尔维亚的同情情绪在俄国的泛斯拉夫人群和民族主义者中非常强烈，这也让政府借此与国内的中产阶级达成了良好的沟通。同时，奥匈帝国要求塞尔维亚人从阿尔巴尼亚北部撤军，这与俄国曾经于1913年10月将这一地区交给贝尔格莱德政府控制的初衷相悖。而且与俄国的邻国、拥有部分黑海沿岸地区控制权的保加利亚不同的是，塞尔维亚本身对俄国的地缘政治没有任何威胁。

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一下俄国领导层对土耳其海峡未来发展日渐强烈的焦虑情绪，或许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何俄国对此的回应是如此强硬了。俄国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俄国海军司令部）自19世纪90年代起就在追求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控制权。同样，我们也看到保加利亚是如何浩浩荡荡逼近君士坦丁堡，巴尔干战争期间粮食出口的中断，以及利曼事件是如何让这一事件列入1912~1914年的重要议事日程的。1914年夏，俄国进一步深化了对土耳其海峡的忧虑。更重要的是，奥斯曼帝国和希腊之间后来针对爱琴海群岛北部地区的控制权开展了海军军备竞赛，为了保持领先优势，奥斯曼海军从英国购买了两艘无畏级战舰，第一艘将于1914年7月抵达。

这一地区性的争端特别让俄国人为之担忧。首先，如果地区矛盾进一步升级，海峡的不平静将使俄国在此地区的商船活动受到巨大影响。其次，一些小国（希腊或保加利亚）可能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里夺走俄国也想夺取的部分。再次，希腊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可能使英国海军也掺和进来，而俄国人一直极力压制英国海军的规模。最后，其中最为令人担忧的是奥斯曼帝国将有无畏级战舰进入黑海，而俄国并没有这种级别的战舰。俄国海军司令在1914年1月时警告，奥斯曼帝国无畏舰的到来将制造出一种“毁灭性的，近乎是6倍强于”俄国黑海舰队的军事力量。“对黑海控制权的丧失，将给我们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显而易见。”萨佐诺夫于1914年5月告诉俄国驻伦敦大使，“因此我们不能就这样坐视奥斯曼海军力量持续快速地扩张。”直到1914年7月底，萨佐诺夫仍在向英国提请收回向奥斯曼帝国出售的无畏级战舰。

以上这些问题在“七月危机”中对俄国到底有多大影响，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于正式文件都侧重于对奥塞冲突的关注，俄国之所以做出这些决定，有可能主要还是为了团结斯拉夫的“小伙伴们”，并借此在巴尔干地区获得合法的控制权。萨佐诺夫已经有了足够的前车之鉴，他深知不可能与其盟友共同管理海峡。然而，由于让海军尤为着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没有为军队参谋长共享，事件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另外，海峡问题对克里沃舍因来说也非常重要。作为农业大臣，他很清楚这一地区在俄国农作物出口方面的巨大商业效益。巴尔干近期的不稳定局面正通过海峡问题点燃巴尔干战场的导火线，因此，人们逐渐将巴尔干半岛视为海峡的关键战略后方。同时，俄国如果在巴尔干半岛获得控制权，也将防止博斯普鲁斯地区受到更多的侵扰。对于海峡地区的利益谋划因此也在俄国针对塞尔维亚的问题上产生了影响。

不管这些因素孰轻孰重，俄国已经走上发起战争的道路。从这一点上来说，其他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1914年8月前几日爆发的战争变得几乎（虽然并非不能）不可避免了。这也正是为什么1914年7月24~25日结束了圣彼得堡的会谈之后，负责军事动员的俄军长官多波罗斯基（Dobrorolsky）将军在1921年回忆称：“战争已经在所难免，俄国与德国之间频繁往来的电报都在促成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然而7月的决定性的第四个星期里，俄国人和他们的法国盟友还在继续探讨和平的政策。用沙皇的话来说，普恩加莱、萨佐诺夫、帕莱奥洛格等人所坚持的“毫不让步”的政策是“以武力的手段确保和平”。

这种婉转的说法对俄国和法国乃至英国的侵略性都有所掩盖，我们在一些内部文件和私人信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说法。很有意思的是，在德国的一些文件里，反倒经常性地将战争视为一种必要的手段。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看看俄国和法国的政治家们所说的维护和平的手段，我们就不难发现这实质上和德国所说的并无不同。我们尚不清楚为什么在表述上会有所区别，但或许我们从中就能看出德国当时就已经表现出对战争的渴望。这可能正反映出克劳塞维茨对德国的政治语言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克劳塞维茨始终认为战争是必要手段，而战争作为政治的一种方式也将最终服务于政治；相比之下，俄国和法国的决策者们言语中所反映的则是战争与和平都是可以选择的手段。不管怎样，两者的想法都没能阻止他们于1914年7月将欧洲卷入战火。

第十二章 最后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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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罩在欧洲的奇怪光影

在1914年7月的危机酝酿期间，英国决策者们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北爱尔兰阿尔斯特地区的9个县上。1914年5月21日，一项关于爱尔兰自治的规定被下议院在第三次审议时通过，但遭到上议院的反对。为了争取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以阿斯奎斯为首的自由党决定利用议会法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避开上议院直接通过该项决议。爱尔兰地区风雨欲来。或许有解决的办法能让双方——爱尔兰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工会——都满意，但他们还是开始了争斗。同年春天，爱尔兰地区即将爆发内战。这一问题持续发展，成为21世纪初期北爱尔兰地区政局最为不稳定的因素。

阿尔斯特地区的问题对英国的政治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这一问题触及了英国政治体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方方面面。保守党激烈地反对自治。英国军队则深受工会的影响，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来自盎格鲁–爱尔兰家庭。实际上，如果地方自治被强制要求执行，这些军队恐怕都难保忠诚。在1914年3月20日的卡拉事件中，57名驻扎在基尔代尔郡的卡拉营地的英国军官宁愿辞职，也不愿加入自治的行列与工会势力相抗衡。

赫伯特·阿斯奎斯

在领导层中暗中支持工会的抵抗行动的是指挥官亨利·威尔逊，他曾为英国的领土政策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威尔逊越来越明显地对“醉鬼”（他是这样称呼阿斯奎斯的）和其“肮脏的内阁”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他以地方自治问题来要挟这位首相满足工会的相关需求。1914年6月29日，威尔逊和他的同僚在内阁会议上提交给陆军一份备忘录，在其中，他们指出，如果要想收回地方自治的权力，应当把英国远征部队整个安置在爱尔兰。换句话来说，如果英国政府希望收回地方自治的权力，那就意味着需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放弃在欧洲大陆部署军力的打算；相反，如果对欧洲大陆部署兵力，就意味着放纵地方自治势力的滋长。或许在整个欧洲，除了奥匈帝国之外，还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像英国这样，由军官势力影响政治决策。

当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英国还在为阿尔斯特地区的争端而苦恼。首相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但他与年轻貌美的社交名媛维尼夏·斯坦利无话不谈，包括其日常事务。从他们的某些信件中可以看出，“奥匈帝国皇族”于6月28日惨死令首相极为震惊，让他不再只是一门心思放在“阿尔斯特所发生的那些琐事”上。直到7月24日，阿斯奎斯都没有再提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只是一直汇报从阿尔斯特地区传来的种种负面消息。直到首相经历了漫长的关于北爱尔兰问题的讨论研究之后，才注意到奥匈帝国刚刚“向塞尔维亚送去了一个难以让人接受的最后通牒”：

我们确定距离一场真正的末世大战只有一步之遥，且这场战争真正的规模足以震惊阿尔斯特和那些民族主义的拥趸。庆幸的是，我们似乎可以不被牵涉其中。

这封信是以“光明陷落”这样让人诧异的字眼开始的，但阿斯奎斯指的是维尼夏是在早上离开伦敦回到她的家乡安格尔西郡，而不是欧洲的文明危在旦夕。

对爱德华·格雷来说，这些天也是很难熬的：他的视力在下降，在球场上他已经难以准确接到飞来的壁球，也难以用肉眼直接辨认出天上的星星。他打算花更多时间待在乡下，更有传闻说他准备去找一名很有名气的德国眼科医生治疗。但不管怎么说，与阿斯奎斯不同的是，格雷立刻就察觉到了在欧洲东南部酝酿着的危机。

7月，在他与一些大国的驻英大使会谈时，格雷像往常一样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7月8日，他警示保罗·康邦，如果奥匈帝国皇帝不顾国内的舆论，一意孤行要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那么法国和英国就需要尽其所能地防止俄国也加入战争。对此，康邦表示“强烈支持”。当天，格雷还提醒俄国大使，德国对于近期的英俄海军会谈非常警惕，而且俄国能否让德国不怀疑自己面临一场政变，将是至关重要的。7月9日，格雷向德国大使利赫诺夫斯基保证，英、法、俄之间绝没有达成任何秘密协定或结成固定的盟友关系。但他也补充说，英国现在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已经度过了“蜜月期”，而利赫诺夫斯基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没有挑衅的态度”，自1906年开始，这些国家的陆军、海军元帅就已经开始了某种“谈话”。

这位外交大臣很礼貌地与奥匈帝国大使会谈，但对事情的定性不置可否。当门思多夫伯爵在7月17日向他抱怨贝尔格莱德媒体的不当言论时，格雷回应称，这些塞尔维亚的报纸似乎从来就没有言论得体过。门思多夫承认或许是这样的，但继续表示，奥匈帝国不会再允许出现如此不负责任和挑衅的言行。“爱德华·格雷爵士承认这一点。”门思多夫在报告中指出，“但对此事再无进一步的讨论进展。”在当晚9点收到了奥匈帝国发给贝尔格莱德的最后通牒后，格雷于7月24日再次会见了门思多夫，也是在那个时刻，他将最后通牒形容为他所见过的最“让人束手无策”的文件。而也是在当时，这位外交大臣表示，奥匈帝国提出的一些关于塞尔维亚部门改革的要求是“合乎情理”的。就在同一天，在经过内阁的批准后，他建议4个不在事件中心的大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应该干预俄国和奥匈帝国之间可能爆发的冲突。

以上这一切信息都没有表现出格雷有想要掺和进冲突之中的想法。他经常强调民意（在这里，他更多的是指公开的舆论意见）是英国政府做出决定的最高参考，而且在此方面不会有其他干预。几乎所有的大型媒体都对英国加入欧洲战争不看好。《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刊文表示，基于“联盟条约”的保护，英国不用担心被卷入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争端，并宣称，曼彻斯特一点儿也不在乎贝尔格莱德的情况，就如同贝尔格莱德毫不在乎曼彻斯特一样。7月29日，对英国可能将“为了实现俄国在斯拉夫地区的霸权统治”而做出牺牲，《每日新闻》（Daily News）表示了极大的抵制。8月1日，一个名为阿尔弗雷德·乔治·加德纳的自由撰稿人写了一篇题为“我们为什么一定不能开战”的文章。文章主要有两个中心思想：一是英国与德国之间没有利益冲突，二是如果英国遏止了德国，将从侧面让俄国建立“从欧洲到亚洲”的霸权。除了代表自由党人的媒体之外，保守党的大部分媒体也纷纷表示应当冷处理。例如《约克夏邮报》（Yorkshire Post）就刊文指出，不论是奥德同盟胜利还是法俄同盟胜利，对英国来说都毫无区别，因此“英国完全没有理由加入这一争端”。《剑桥每日新闻》（Cambridge Daily News）于7月28日认为，英国对这场迫在眉睫的冲突兴趣寡淡。《牛津编年史》（Oxford Chronicle）也于7月31日称，政府的责任是将争端局部化，并明哲保身。只有《泰晤士报》一直以来都在主张英国应该出兵干预：尽管威克姆·斯蒂德于7月17日对奥匈帝国表示强烈的同情，但该报从7月22日起就卷入了这场大陆冲突，并于7月27日、29日和31日公然支持英国的介入。其中尤以喜好自我炒作的霍雷肖·博顿利（Horatio Bottomley）为首，他在自己创办的报纸《英国佬》的7月第1期上这样写道：“我们一直视塞尔维亚为邪恶势力滋生的温床，”并要求“必须消灭塞尔维亚”，但相反的，英国民众也应该要求英国政府“利用这一危机为契机”去“消除”德国舰队对英国的威胁。塞尔维亚驻英国大使博斯科维奇在看到《英国佬》的文章后大为震惊，他甚至向英国外交部提交了正式文件，要求起诉这种对塞尔维亚的“恶意中伤”。

至少直到8月初，还没有公众舆论要求英国政府对此次危机进行干预。而且内阁似乎也并不打算这么做，大部分高官也都赞成不干预政策。正是同一拨人煽动内阁，使得后者于1911年11月将矛头对准了格雷的政策。这是格雷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他的外交政策连他自己政党里的一大部分人都反对。一直以来他都能对保守党在国会上的支持抱以期望，但在1914年夏天，随着反对地区自治制度情绪的高涨，这一支持也显得岌岌可危。面对种种压力，此刻他只能依赖于阿斯奎斯、霍尔丹和丘吉尔这三位同僚了。

直到7月24日的内阁会议后，在经过了对阿尔斯特边界问题的长时间讨论之后，他才将欧洲正在酝酿的危机提上讨论日程，并指出4个位于事件边缘的大国应该出面协调两个当事国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英国内阁第一次为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讨论了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后来，丘吉尔用一段颇有文艺气息的话引起了内阁对于格雷的观点的关注：“弗马纳和蒂龙的土地消失在薄雾之中，来自爱尔兰的狂风和奇怪的光影开始肆虐并笼罩在欧洲的版图上。”内阁在那个周末终于做出决定，通过了格雷所提出的4个国家对俄国和奥匈帝国关系进行调解的方案。

7月第4个星期的周末，格雷开始进一步向政府施压，要求明确规定在哪些情况下将出手调解。7月27日（周一），他询问内阁，如果法国遭到德国的攻击，英国政府是否会出面进行调解。格雷的老对手莫利、西蒙、伯恩斯、比彻姆和哈考特纷纷威胁表示，如果政府进行调解，自己将立刻辞职。在7月29~30日进行的一次晚间会议上，在经过了长久的讨论之后依然得不出结论的情况下，格雷要求政府承诺会在必要的情况下对法国提供支援。对此只有4位内阁成员表示支持（其中包括阿斯奎斯、霍尔丹和丘吉尔）这一提议，其他人全都表示反对。

甚至就连在比利时的问题上也不太容易让英国政府出面干预。人们普遍认为，德国将会违背1839年规定比利时为中立国的国际公约，穿过比利时入侵法国。但英国内阁对此的看法是，即便英国也是这一公约的签署国之一，但维护公约所规定的内容应该是所有签署国共同的责任，凭什么单独要求英国要为此而出力呢？同时英国表示，即便问题真的出现，英国回应的将是“一个政策，而非一种义务”。事实上，英国的军事高官和政界领袖们普遍不相信德国会跨过中立的比利时直捣法国。在1911年英法对话的基础上，亨利·威尔逊所得出的结论是，德国人会选择经由阿登山区穿过比利时南部这一路线，范围在桑布尔河和马斯河以南。这一结论也被呈递到了帝国防务委员会的第114次会议上。针对相同的情况，内阁在7月29日也做了讨论，劳合·乔治在讨论中通过地图展示了之所以德国军队“只会选择比利时最南端的角落通过”的原因。英军的战略要点主要集中在安特卫普和斯海尔德河，这两个地方都被视为是事关英国安全的门户要道。“我不明白。”丘吉尔表示：“如果德国真的只是擦边经过比利时，我们为什么还要掺和进去。”劳合·乔治后来声称，如果德国只是经过阿登山区而进入比利时，他将拒绝加入战争。英国的决策者们认为，比利时人不管怎样都不会以南部地区作为最后的防线，而是会在进行一定的抵抗之后退守北部，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德国入侵比利时、英国从中调解争端的可能了。

但无论如何，都不能以此就推断格雷和他的同僚们将放弃对协约国的长期承诺。相反，格雷几乎完全是从协约国的身上看到了欧洲正在逐渐酝酿的危机。在法国面临危难时，英国政府可能袖手旁观，这让格雷感到格外焦虑。他打心眼儿里不喜欢他的同僚们对贝尔格莱德实行的冒险主义政策，并且对新征服地区人民所遭受的屠杀和痛苦感同身受。毫无疑问，他也充分了解到了此次塞尔维亚对于奥匈帝国皇储延续方面所产生的威胁。他认为任何大国都不应“被拖入一场由塞尔维亚发起的战争当中”，然而他也无意对奥匈帝国所提出的最后通牒事件进行调解。7月24日在内阁会议上提出的四国调解机制夭折了。这里面所涉及的四国当中（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只有一个国家可能会去捍卫奥匈帝国的权益。最终，最直接地对塞尔维亚民族统一进行资助的列强，并没有卷入或受限于达成一致的决定。虽然自1913年在伦敦成功举办大使会议后，格雷对自己调和国际局势的能力很有信心，但与当时各国间针对阿尔巴尼亚边境问题的争端相比，这次的大国之间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就是完全不同的事了。

在应对这次危机时，格雷经常将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争端当作整个协约国需面对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正应了俄国的政策。格雷确实曾在发言中表达过“安抚”俄国的重要性，他也确实要求圣彼得堡政府避免不必要的挑衅行为，但他表现得对于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公布之后，在俄国究竟引起了怎样的风波，完全是一知半解，或者说是毫不在意。这种无知并不完全是他的错，因为俄国一直以来都在故意向乔治·布坎南隐瞒其“秘密准备”的进度，而是于7月26日告诉他，目前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已经开展的“防卫措施”只不过是为了应对国内罢工的浪潮。布坎南并没有完全相信：在他于7月26日写给格雷的一份简报中，他报告称，鉴于罢工已经“基本结束了”，他所看到的种种行为一定“毫无疑问”与“军事动员的企图”密切相关。但格雷对此不以为意，而布坎南方面也并没有跟进这些线索，伦敦政府也没有要求他这么做。7月26日，也就是在布坎南递交了报告之后，格雷已经面见了利赫诺夫斯基伯爵，伯爵也带来一份紧急电报，报告称俄国似乎正在准备“一定程度上的储备工作”，也就意味着俄国开始了军事动员。格雷回应称，英国政府“没有得到关于总动员的消息”。但之后他补充道：

不管怎么说，在奥匈帝国也开始在军事上有所动作时，我们很难劝说俄国停止军事动员；我们不该这么做。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主要所应该做的是防止军事行动的真正实施。

这是对于当时情况的一种奇特的反应，至少可以说，它忽略了奥匈帝国与俄国军事动员的差别，即奥匈帝国的举措完全是针对塞尔维亚的，而俄国则是针对奥匈帝国和德国，由于1913年3月2日的规章适用于几乎所有俄国西部的军事地区，并且动员的范围已经扩展至波罗的海舰队。在那个军事攻击的速度是胜败关键的时代，格雷的此番回应也暴露出他对于军事方面的无知。最后，如果格雷曾经把心思放在解决本国国内的民族纠纷上，或许他也能花更多心思去审视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深层矛盾，并防止俄国从中作梗，引起边境冲突。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在7月8日他与贝肯多夫的会见上，格雷最终还是默许了俄国的观点，即“塞尔维亚的战争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一场欧洲大陆的战争”。

格雷大概了解法国领导人访问俄国时发生了些什么。在7月24日的一份报告中，布坎南指出，法俄之间的会晤透露出在“欧洲总体的和平与局势均衡”方面，俄国和法国所达成的“完美的共识”，为此这两个国家已经能够做出“出于它们联盟关系义务之下的庄严承诺”；萨佐诺夫也曾要求布坎南转告格雷，俄国希望英国也能“宣布和法国与俄国的同盟关系”。在艾尔·克劳对该报道的评论中，他的言辞较格雷的更为犀利，但是其内在逻辑却与这位外交大臣的如出一辙：

无论我们如何评价奥匈帝国针对塞尔维亚的行为，法国和俄国都会认为这些只是托词，三国同盟针对三国协约的动机已经很明显了。我认为英国试图在圣彼得堡和巴黎的任何场合驳斥或是掩盖这一观点的行为都是不合时宜的，更不用提这样做的危险性……我们在这场争端中的利益与法国和俄国息息相关，这场争端并不是为了塞尔维亚，而是在欧洲进行独裁的德国和那些争取个人自由的国家之间的较量。

格雷向利赫诺夫斯基保证，英国没有任何义务与那些协约国合作。但他在7月29日也告诫这位德国大使（未经内阁正式授权），如果德国和法国开战，英国可能会采取必要的冒险举措。当贝特曼·霍尔维格7月30日联络伦敦政府称，只要英国同意保持中立，德国就将放弃此前吞并的法国领土，格雷发电报给戈申表示，这个提议“暂时难以接受”。

格雷的所作所为表现出协约国的思维方式已经深切地影响了他对于此次危机的看法。实际上，这是最开始巴尔干局面的新循环，它成为法俄联盟的生动逻辑，同时也体现在格雷于1912年12月初向德国大使提出的警告中（见第五章）。在巴尔干地区将会出现争端（这无关于谁先挑起的），俄国将加入，并让德国也卷进来，法国也将“不可避免地”站到其盟友一边，英国则不能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法国被德国消灭。这正是格雷在1914年所执行的政策思路，尽管有着暂时的质疑和推诿。他没有权衡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争端，实际上他对此没有丝毫兴趣，并非是因为他觉得塞尔维亚是无辜的，而是因为他和法国、俄国一样，认为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威胁成为再次激活这个同盟的“借口”。

这一战略的主要内容是英国接受，或者起码不反对俄国通过进攻奥匈帝国来解决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争端，以及在此过程中法国不可必要的对俄国进行支援的行为。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争端的具体的进一步发展并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最重要的是一旦俄国（和法国）加入，形势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而这样来看，德国也在其中占有巨大的分量，因为其对奥匈帝国的支援必将导致法国采取军事行动，进而引发欧陆战争。

普恩加莱回到巴黎

就在格雷在7月24日的内阁会议上提出他的四国调解机制时，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正在俄国鱼雷舰的护送下，乘坐“法国”号舰船穿过芬兰湾。当他们于次日到达瑞典后，普恩加莱通过加密线路使用电报，以确保只有他和（名义上）维维亚尼对政策改变有所掌握。他指示总理向法国媒体发表声明，通告称维维亚尼已经与各方进行了良好的沟通，恢复了各项事务的正常运转。普恩加莱的笔记中曾写道：“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比安弗尼–马坦（Bienvenu-Martin）（缺乏经验的法国代理外长）已经没有了实权。”在过去的24小时里，他们一直通过“法国”号上的无线电台接收关于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危机发展的各种细微的进展。随着对局势更为全面的掌控和了解，普恩加莱也更加坚持他在圣彼得堡期间所陈述的观点：奥匈帝国的所作所为是不合法的，维也纳政府的要求“对于塞尔维亚来说显然是让人难以接受的”，确实构成了“对人权的侵犯”。维护和平的责任不再由俄国担负了，其军事准备行动已经在法国领导人访问期间全面开始，现在关键要看德国的了，它必须让奥匈帝国盟友们冷静下来。如果德国没能做到这一点，普恩加莱在7月25日的日记里写道：“他们将把自己置于一个极其错误的境地，并将为奥匈帝国的鲁莽行为付出代价。”

尼古拉二世和普恩加莱

普恩加莱对他自己在事件中的角色的看法十分积极，最能够体现这一点的是他面对新闻时的反应。萨佐诺夫要求塞尔维亚面对奥匈帝国的边境进犯勿做抵抗，而是向国境内转移兵力，他会向国际社会抗议入侵行为，并呼吁多方制裁，这一消息传到当时正在斯德哥尔摩的普恩加莱耳中时，他也颇为关注。萨佐诺夫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这样要求的目的一方面是为塞尔维亚争取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也是让奥匈帝国军队尽可能地进入到俄国B计划的包围圈，并减少俄国在加利西亚地区可能遭到的抵抗。普恩加莱误会了这一目的，他以为萨佐诺夫已经丧失了理智，并打算把俄国所应尽的职责全权交给巴尔干地区。“我们确实不能做到比俄国更‘勇敢’了。”他这样写道，“塞尔维亚已经为此受尽了一切羞辱”。这简直是，或者说看起来像一切都回到了1912~1913年冬天，当时法国决策者们要求俄国在巴尔干地区以更强硬的姿态对抗奥匈帝国。同时，在巴黎的俄国军事随员对法国军方的好战言论十分费解。当然，现在的情况是不同的。俄国的相关政策已经得到了通过，普恩加莱没有理由担心萨佐诺夫会再次迟疑。

鉴于当时中欧危机持续升级，普恩加莱却依然没有取消在回国路上顺道访问瑞典的行程，这让人觉得很诧异。他在斯德哥尔摩的短暂停留有时也被视作法国领导人对危机局面被动处理的一个表现。那么如果说普恩加莱有意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他又为什么和维维亚尼在回国的途中在瑞典逗留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对瑞典的访问绝非简单的游览，而是考虑到瑞典在圣彼得堡所陈述的联盟战略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普恩加莱曾和沙皇讨论了关于在战争来临时，确保瑞典保持中立的必要性。瑞典与俄国的关系近年来持续恶化，这主要是由于俄国在斯德哥尔摩开展的间谍行动以及可能对两国边界或波罗的海地区所做出的挑衅行为。在他们于圣彼得堡会面的最后一天，尼古拉斯二世要求普恩加莱亲自向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转达他对俄国与瑞典间和平的意愿。普恩加莱将告诉瑞典国王，沙皇对波罗的海的邻国绝对没有冒犯的意图，并且至今对间谍活动毫不知情，并会严令禁止一切此类行为。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瑞典决不能与德国成为伙伴，组成战略合作关系。7月25日，在与古斯塔夫五世进行了一下午的会见后，普恩加莱成功地转达了这些内容，并得到了瑞典国王欣然接受了沙皇所希望的瑞典保持中立局面的回报。

当然，在欧洲危机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不得不待在瑞典的酒桌旁，确实让人觉得无可奈何，尤其是对焦急的维维亚尼来说。但法国的公众舆论依然很冷静——注意力依然集中在卡约一案的审判上，直到7月28日卡约夫人出人意料地被无罪释放才结束。普恩加莱自己也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打乱行程提前回国，反倒会引起法国乃至欧洲的不安。此外他可能会“给人以法国可能也被卷入了争端的印象”。但当法国政府在7月27日得知德皇已经提前结束了波罗的海的行程返回柏林的消息时，普恩加莱也被国内一封接一封的紧急电文召回巴黎，再没有时间继续原本安排的丹麦与挪威的行程，毕竟这两国的行程安排从战略上考虑也没那么急迫。就此，“法国”号舰船直接返回敦刻尔克。

它们几乎没有改变航线，但“法国”号和其护送舰艇在穿越基尔外围的梅克伦堡湾时，与一艘德国的战列巡洋舰相遇了。德国战舰为此给予特别礼遇，甲板上所有士兵鸣枪致礼，法国的护送舰艇也给予了回礼，法国号作为一艘搭载国家领导人的舰艇，没有回应此礼节。几分钟后，法国号的电报接收台截获了一份从德国舰艇上发出的加密电文，大概内容是警示柏林方面，法国总统正在返回巴黎的路上。

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发现他们在国际形势上有着越来越巨大的分歧。普恩加莱注意到，这位总理看起来“越来越忧虑且困惑”，而且忙于通过一些“极其矛盾的设想”。7月27日的一封电报表示爱德华·格雷已确定英国不会在巴尔干地区爆发战争时袖手旁观，普恩加莱“将这种坚定不移的例子展示给维维亚尼”，想借此让他振作起来。当天，总统花了大量的时间，就像当初在圣彼得堡的时候那样，向维维亚尼阐释“软弱就意味着迟早要崩溃”，而唯一明智的做法是“坚持一如既往的毫不让步的态度”。但维维亚尼依然“紧张、激动，不断地自言自语，表达自己对当前外交政策前景的忧虑”。皮埃尔·德马尔热里也对维维亚尼所表现出的“神智不稳定的状况”而感到不安。让普恩加莱感到惊愕的是，总理似乎对任何事的观点都无法保持一致，除了关于社会主义领导人让·饶勒斯（Jean Jaurès）政党大会和政治联盟。

其实普恩加莱自己也感受到了压力。尤其令人苦恼的是7月27日爱德华·格雷发来的令人迷茫或者说是不知所云的电文。在警告了奥匈帝国大使英国不会在巴尔干地区爆发战争时袖手旁观之后，格雷又警告法国大使保罗·康邦，英国的公众舆论不会支持英国加入针对塞尔维亚问题而引发的战争当中。但总的来说，维维亚尼惧怕的是走向战争的局面，普恩加莱惧怕的是在交战时不能战胜奥匈帝国。

如果奥匈帝国试图进一步扩大其胜利（普恩加莱的“胜利”指的是贝尔格莱德可能接受奥匈帝国的要求），如果它向其宣战或是进入贝尔格莱德，那么整个欧洲会允许它这样做吗？欧洲仅仅会干预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事态以防止其升级吗？这意味着站在奥匈帝国的一边，公然针对塞尔维亚。我向维维亚尼阐述了所有这些反抗的声音。

7月28日，当他们进入北海并靠近法国海岸时，普恩加莱提前通知敦刻尔克取消接待：总理专列已经准备就绪，一行人将直接从港口前往巴黎。北海上空乌云密布、遮天蔽日，海面波涛汹涌，并伴着细雨。从最新收到的电报消息来看，英国支持大国之间的“集体行动方针”，以化解危机，这对法国总统无疑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只有在奥匈帝国退缩的情况下，俄国才会退缩了。最后，从巴黎又传来了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在对德国大使冯·舍恩（他坚称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问题是仅限于这两个国家的问题）做出回应时，代理外长比安弗尼·马坦宣布，除非德国制止奥匈帝国，否则法国也不会对俄国做出干预。普恩加莱对此大为赞赏，并指示德马尔热里让普恩加莱向巴黎发电报，表扬代理外长的这一回应。这件事其实也映射出1914年7月底法国制定外交政策时的关系链。

就在他回到法国时，普恩加莱已经打定了主意——虽然德国还没有表现出要采取军事反击措施的迹象——一场欧陆战争已经无法再避免了。他欣慰地看到部长们的情绪依然镇定而坚决，而且他们的态度也比怯懦的维维亚尼更加坚定。普恩加莱已经发电报给比安弗尼·马坦，指使他与在国防部、海军署、内政部和财政部的同僚们取得联系，以确保在关键情况下采取所有“必要的预防措施”。令他感到欣喜的是，所有有关部门的相关活动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外交部副秘书长艾贝尔·法瑞（Abel Ferry）和此前前往敦刻尔克参加总统欢迎仪式的公共工程部部长勒内·雷努尔（René Renoult）告知普恩加莱，休假中的士兵都已经被召回，在外训练的军队也已返回自己驻扎的营地，各处均已进入警戒状态，各地相关公务员也已经被命令留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确保各项支援物资的就位；“总之，目前已经做到的就是在任何必要的情况下都可以立即出兵。”在从敦刻尔克返回巴黎的火车上，雷诺特问普恩加莱是否还有可能通过政治手段缓解各国之间的矛盾，普恩加莱回答道：“不，不可能和平解决了。我也不可能再做出类似的安排了。”最值得一提的还有普恩加莱在日记中所描述的当天欢迎他回归巴黎的那些人群，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心态已经完全放在了战争上：

我们立刻发现，人们的士气非常高涨，特别是码头的那些装卸工人和水手们。大量群众聚集在这里，他们高呼，‘法国万岁！’‘普恩加莱万岁！’我极力控制着自己激动的情绪，并与市长和议员们说了几句话。他们都告诉我，在这种时刻，国家上下必将团结一心，同仇敌忾。

俄国政府也早已实施了影响巨大的战前动员措施。巴黎方面也从帕莱奥洛格7月25日发来的简报和之后不久驻圣彼得堡的参赞拉齐什将军的报告里得知了这些消息。7月29日早上伊兹沃斯基大使又带来消息，称俄国打算在同一天对奥匈帝国展开局部动员。我们现在很难再找到当时普恩加莱是如何回应此事的了，因为他后来（在整理自己的回忆录时）删掉了7月29日信件的一半内容，而这几页正是与对俄政策有关的。此外，当天的部长级理事会所讨论的内容也没有保存下来。但根据约瑟夫·卡约的一份记录所表示，部长级理事会明确对俄国的措施表示认同。26~27日以及29日，巴黎政府也没有做出遏制同盟国所作所为的举动。

所有这一切都与各国在巴尔干战争之后达成的协定相符，也符合法国的战略设想，这也让俄国的军事动员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了。但在这过程中也必须考虑到英国的干预。7月底，英国政府对于是否以及以何种方式、在何种时机下加入即将到来的欧陆战争仍然悬而未决。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法国与俄国显露出是侵略战争的姿态，英国作为历来“不打不义之仗”的国家，不会对它们提供支援。然而，法国在与德国西部地区接壤的防线上又需要俄国尽快做出军事上的行动。这听起来就像这样一个熟悉的悖论：一场在西部的防卫战需要从东部的侵略战开始打起。这种矛盾给巴黎的领导人也带来了很大压力。7月29日晚上，当德国宣布如果俄国不停止军事动员，德国也将开始出兵时，这种压力变得尤其巨大。

7月30日凌晨时分，伊兹沃斯基在俄国驻巴黎大使馆收到了一封来自萨佐诺夫的电报，警告他关于德国的这一通告。既然俄国不会退缩，萨佐诺夫写道，看来他们有意“加速我们防御措施的执行，并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出准备”。萨佐诺夫指示伊兹沃斯基感谢法国政府曾说过的“我们完全可以将法国视为可靠的盟友”的这种承诺。既然俄国已经建议法国像此前计划的那样开始一个局部动员（仅针对奥匈帝国），由此也可看出萨佐诺夫的“加速进程”实际意味着俄国立刻进行全军总动员，而这一举措事实上将导致几乎不可避免的欧陆战争。不出所料，这一消息在巴黎引发骚动。伊兹沃斯基派秘书在夜深人静之时悄悄前往外交部，同时自己与维维亚尼会面，向他展示萨佐诺夫的电报。之后不久，7月30日早上4点，维维亚尼与陆军部部长阿道夫·梅西米和普恩加莱在爱丽舍宫就电报的内容进行了讨论。最终他们拟定了一个措辞谨慎的回应，并在当天一早发出。

法国决心履行同盟的全部义务。但是，考虑到维护和平方面的问题以及尚没有做出站队的那些小国，我相信最可取的一种形式是，在俄国做出必要的军事准备和防卫工作的同时，也不至于惊动德国，使它全面或局部出兵。

这一回复后来也常常被视为法国政府当时愿意为了和平而可以无视法俄同盟的表现。当然在维维亚尼看来就是如此：在当天晚上与前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阿诺托的一次会谈中，他抱怨俄国对法国完全是“先斩后奏”。但这一回复的目的其实比它看上去的更为复杂。它实际上是要告诉英国，法国正在努力遏制俄国的动作——也正因为此，该回复的内容也同时被抄送发往了身在伦敦的保罗·康邦。之所以说这份文件与英法关系也紧密相连，是因为在普恩加莱的日记里记载着，发往圣彼得堡的消息是“考虑到英国举棋不定的态度”而撰写的。然而与此同时，德马尔热里和梅西米奉普恩加莱之命——显然维维亚尼对此不知情——向伊兹沃斯基表明法国政府真正的意愿。在伊兹沃斯基后来的报告中，法国的真实态度与此前所发出的回复消息大相径庭：

刚刚我与德马尔热里聊了聊，他告诉我法国并没有打算对我们的军事行动做出干预，但他相信考虑到和平问题，这些军备行动应该尽可能地避免过于公开或带有挑衅意味。法国国防部长也向伊格纳季耶夫伯爵（俄国驻巴黎外交官）传达了同样的意思，即我们可以发表一份声明，表示我们愿意为了和平起见而暂时放缓我们的军事动员措施，但另一方面，我们并不需要真的放缓我们的军备行动，甚至可以在需要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大军事动员的力度。

这两封电报都发自7月30日，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法国在法俄同盟和英法同盟的框架下，在三国的微妙关系当中是如何寻找一个平衡点的。口口声声表示自己“考虑到要维护和平问题”，实际上是让对手放慢脚步——虽然看来并不会达到这种效果。与此同时，俄国的战备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阿贝尔·费瑞在7月30日早上于外交部举行的部长级会议期间，在笔记中这样总结了法国的政策：“不制止俄国的军事动员。进行军事动员，但并不花太大精力在这上面。”在普恩加莱记载发给圣彼得堡回复内容的同一天，他这样写道：“与此同时，我们采取必要的措施组织起我们在东部的武装力量。”

俄国的军事动员

7月29日傍晚，俄军总参谋长将全面军事动员的会签文件发给塞尔盖·多波罗斯基将军。作为动员的指挥官，多波罗斯基的任务是得到高官们的会签，否则命令就不能被视作生效。将军后来回忆起他与国防部部长、海军上将和内政大臣会见并索要他们的签字时的情形。当时的气氛非常沉闷，就连曾以脾气暴躁著称的苏霍姆利诺夫最近也变得格外安静了。或许，多波罗斯基为自己烧掉了几个月前所写的关于俄国《准备好开战了》的文章感到后悔。海军上将格里戈洛维奇在看到总参谋部部长的会签文件后很震惊：“什么？与德国开战？我们的舰队恐怕难以与德国的舰队相抗衡啊。”之后他给苏霍姆利诺夫打电话，对此消息进行了证实，然后还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签字了。多波罗斯基在内政大臣尼古拉·马克拉科夫的办公室里则感受到了“教堂里一样的气氛”：在柔和的灯光下，狭窄的桌子上摆满了巨大的神像。“在俄国，”部长说道，“国内的广大民众永远不会支持战争。比起战胜德国，革命更符合他们的口味。但人终归逃脱不了自己的命运……”马克拉科夫说着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架，然后也在会签文件上签了字。

大约晚上9点，在得到了所有会签之后，多波罗斯基辗转来到圣彼得堡的中央电报局，而电报局局长早已接到命令，准备为他发出这份“极其重要”的电报。文件的内容被小心翼翼地打出多份副本，这样一来就能从圣彼得堡同时发往俄国的各个主要电报中转站，之后就将传送到各个区的所有乡镇里。为了确保这份文件能被送达，电报局甚至暂时关闭了所有其他电报的流量通道。晚上9点半，就在电报要开始发送时，电话响了：是总参谋长亚努什科维奇，命令多波罗斯基暂时不要发出电报，而是等待进一步的指示。之后一个信使带着参谋官图甘–巴拉诺夫斯基（Tugan-Baranowsky）的命令来了。沙皇改变了主意。局部动员的命令将取代全军总动员的命令，以顺应7月24~25日的会议上所达成的“原则”。新的命令已经起草完成，并在29日当晚午夜时分发出，基辅、敖德萨、莫斯科和喀山地区就此进入了军事动员状态。

这一突如其来的转变让法国驻俄使馆感到哗然。法国外交官拉齐什将军在10点过后就被告知了军事动员的消息，但俄国人让他不得向帕莱奥洛格大使透露此事，以免后者不慎走漏了风声。但帕莱奥洛格在一个小时之后就从其他人那里得知了这个消息，并立即派遣他的一等秘书尚布伦前往俄国外交部，发送紧急电报给驻巴黎的俄国使馆，告诉他们俄国已经开始秘密的军事动员（之所以选择去俄国外交部发电报，是因为他担心法国使馆的电报系统已经遭到监视；与此同时，帕莱奥洛格向外交部发送了一封加密的电报：“请从俄国使馆接收一封紧急的电报，勿通过我们的电报系统。”）就在查姆布伦前往外交部的途中，他遇到了拉圭彻，而后者刚刚得知沙皇又取消了军事动员的命令。拉圭彻命令查姆布伦删掉电文中提到的“开始秘密军事动员”的内容。而这样一来，这封发往俄国驻巴黎使馆的电报里就基本上没有俄国针对奥匈帝国进行军事动员的内容了，因此维维亚尼和他的幕僚们也依然不知圣彼得堡政府对于军事总动员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第二天的早晨，帕莱奥洛格对军事随员以及他的一等秘书所做出的阻挠他与巴黎进行沟通的努力表现出强烈不满。

不管怎么说，7月29日所宣告的局部动员并没有继续开展。局部动员对于俄国参谋部也阻碍重重，因为这相当于打乱了其后的全面军事动员的安排。除非该命令被撤销，或总动员的命令在24小时之内再次提上日程，否则俄国西线将难免受到重创。7月30日早上，萨佐诺夫和克里沃舍因通话——他们都“对全军总动员的取消感到极大的震惊”。萨佐诺夫告诉克里沃舍因，有必要安排说客去向沙皇告知全军总动员的迫切性了。上午11点，萨佐诺夫和亚努什科维奇在后者的办公室里会面，这名总参谋长再次陈述了立刻进行全军总动员的必要性。萨佐诺夫在总参谋长的办公室里直接打电话到夏宫联系沙皇，在焦急地等待了几分钟后，终于有人接听了，对方的声音起初让人难以辨认，“似乎很久没有打过电话了，并想知道自己是在和谁通话”。沙皇同意于当天下午3点面见萨佐诺夫（他拒绝同时面见克里沃舍因，因为他不喜欢同时面对多名高官时，对方所带来的压迫感）。

在夏宫，萨佐诺夫被直接召唤到沙皇的书房，在那里，他发现这位俄国的最高统治者看起来“劳累而心事重重”。在沙皇的要求下，即将返回俄国驻德国使馆的外交官塔季谢夫将军也见证旁听了此次会见。萨佐诺夫说了50分钟，讲到了关于技术上的种种困难，提醒尼古拉斯二世，德国人已经拒绝了“我们所有的和解条件，这对于一个有着完整主权的大国已经远远超出了所能容忍的范围”，同时他对此总结道：“已经没有维持和平的希望了。”在会见的最后，沙皇说道：“你是对的，现在我们只能专心备战了。传我的命令给总参谋长，开始军事动员。”

终于，亚努什科维奇接到了他期盼已久的电话，悬着的一颗心落地了。“发出你的命令吧，将军。”萨佐诺夫在电话中这样告诉他，“然后——剩下的时间暂时回避一下。”但萨佐诺夫还是担心又会出现另一个无理由撤回命令的要求。多波罗斯基将军再一次前往中央电报局，发送出全军总动员的指令。这次，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处在千钧一发的时刻了。当多波罗斯基在大概下午6点时走进电报局的大楼时，“电报局里的工作人员都神情严肃”。每个人都端坐在自己的电报机前，等待着输入这份电报的副本。沙皇没有发来其他消息。6点过了几分，虽然人们都保持着沉默，但电报机键盘敲打的声音已经响彻整个大厅。

俄国的军事总动员是“七月危机”中里程碑一样的重要事件，俄国是首个发动总动员的国家。在当时那个阶段，德国政府甚至还没正式宣布国家进入备战状态，俄国的战争准备从7月26日开始发挥作用，而奥匈帝国则仍然专注于为击败塞尔维亚而进行的局部军事动员。这件事后来也成了法国和俄国政客之间的一个尴尬的话题。在战争爆发后所发布的橙皮书中，作者还将奥匈帝国下令军事总动员的时间提前了三天，这样看上去俄国只是对此做出对应的总动员行为。在维也纳的舍别科大使所发的一封日期为7月29日的电报中表明，全军总动员的命令“预计”在第二天发出，但这被篡改为是7月28日所发出的，电报的内容也被改为“全军总动员令已经签署”。事实上，奥匈帝国的全军总动员令最早是在7月31日才下达，真正执行则是在第二天。法国的黄皮书在对待文件记录上十分冒险：其中插入了一段虚构的公报，公报于7月31日出自帕莱奥洛格，称俄国的命令是“奥匈帝国进行全面动员的结果”，同时“也是德国在过去6天内暗中持续进行的动员措施的结果……”实际上，从军事方面来看，德国在危机期间发生始终都表现得相对冷静。

俄国人为何要走这一步？对于萨佐诺夫而言，导致这种决策的决定性因素无非是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对此他曾立即向俄国驻伦敦、巴黎、维也纳、柏林和罗马的大使馆发电报，通知它们俄国政府将在第二天宣布在临近奥匈帝国的地区进行（局部的）军事动员。（这也正是7月29日法国部长级理事会上所讨论过的那封电报。）从这一点上来说，对于萨佐诺夫而言，让德国人明白“俄国没有进犯德国领土的意思”，是非常重要的——也正因为此，他强调局部的军事动员。那么为什么他又如此迅速地从局部动员转变成了全军总动员呢？这里面有4个原因。其中一个我们已经谈过了，即局部动员在技术层面上难以在需要的情况下转变为全军总动员（根本不存在类似的合适的计划）。

另一个原因是萨佐诺夫自己的定论——从危机萌芽阶段便开始接手，一路走过深有体会——奥匈帝国的强硬态度其实是有德国做靠山情况下的狐假虎威。这也是深深地根植于俄国的巴尔干政策之中的想法，曾经一度抑制奥匈帝国在欧洲事务中的话语权： 1912年夏天在波罗的港，萨佐诺夫向霍尔维格下达了警告不要鼓励奥匈帝国的冒险行为。而根据相关报告显示，德国仍在持续支持奥匈帝国，而不是压制。在他的回忆录里，萨佐诺夫回忆起在7月28日，也就是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当天，他收到驻伦敦的贝肯多夫大使发来的电报，报告称从他与利赫诺夫斯基伯爵的谈话中，“证实了他的定论”，即德国“还在‘支持奥匈帝国摆出强势的姿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因为它让德国成为俄国发起这场战争的理由，也让德国成为有责任维护和平的一方。正如贝肯多夫简洁地总结的那样：“柏林才是一切的关键之所在。”

在一份7月28日发往巴黎和伦敦的电报中，萨佐诺夫表示自己从德国驻俄大使普塔莱斯伯爵那里得知，“是德国助长了奥匈帝国的嚣张气焰”。第二天，当普塔莱斯给俄国外长看过一份关于德国首相的通告后，外长姿态也变得更加强硬了。这份通告指出，如果俄国执意进行军事动员，那么德国也将被迫开始出兵。萨佐诺夫将此视为德国首相的最后通牒，并简略地回应道：“现在我对于奥匈帝国没有妥协的原因已经心知肚明了。”这让波达尔斯惊得险些从椅子上蹦起来，并表示：“我强烈抗议这种恶意诋毁的造谣！”会见在一片冷漠的氛围当中结束了。对于俄国来说，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如果说德国正是奥匈帝国政策的背后支持者，那么进行局部动员就是毫无意义的，反而会让德奥联盟变得更加巩固——那么何不正视威胁，并调动一切力量与这两国抗衡呢？最后，萨佐诺夫对于全军总动员的提议，还在7月28日得到了帕莱奥洛格的支持，“法国政府做出指示”，俄国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寻求来自已经做出完全准备的法国的支持，法国必将履行同盟的义务”。俄国甚至还有信心获得英国的支援。“今天他们都在圣彼得堡被说服了，事实上他们甚至直接做出了承诺。”比利时外交官伯纳德·德艾斯卡勒（Bernard del’Escaille）在7月30日这样写道：“英国将支持法国。这份支援力量的意义重大，并让主战派进一步占了上风。”他所说的这种支持指什么，何时将揭晓，人们还不太清楚，但至少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他关于俄国领导人仍然对英国的干预抱有信心的看法几乎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虽然全军总动员的命令立刻就得到了确认并被沙皇所通过，但与针对奥匈帝国的局部动员相比，它还是夭折了。根本原因是沙皇恐惧并厌恶战争，而现在他正面临着真正发起战争的局面。事实上所有了解沙皇的人都知道，他的个性本身就存在矛盾：一方面，他担心战争将对自己的国家造成深重的破坏与伤害；另一方面，他又是个极其感性的民族主义者，有着浓烈的爱国使命感。7月29日，就在全军总动员的命令准备从中央电报局发出时，一封于晚上9点20分从德皇威廉二世那里发出的电报引起了沙皇的注意。电报中，这位沙皇的德国表亲表示，德国政府仍然希望在维也纳和圣彼得堡政府之间建立起“直接的理解”，并在电文最后这样写道：

当然，俄国所进行的军事动员可能被奥匈帝国视为威胁，而我们都希望战争得以避免，而我作为调解人，也非常愿意接受你的意见。

就这样，沙皇一边说着“我才不会成为一个刽子手”，一边执意取消全军总动员令。亚努什科维奇通过电话让多波罗斯基脱不开身，与此同时，信使赶赴电报局，告知局部军事动员将取而代之的消息。

作为沙皇的表亲，德皇的一封简单的电报竟然就让全军总动员的命令推迟了将近24小时，这确实令人震惊。1917年2月的革命后，有人发现了沙皇的私人信件，其中就包含当时沙皇与德皇的书信，书信的署名均为“威利”和“尼基”。这两位皇帝曾一直在用英语互通书信，并且一度极其亲密。这一发现曾引起极大轰动。1917年9月，曾经在革命活动期间进行报道的记者赫尔曼·伯恩斯坦（Hermann Bernstein），将其报道内容发表在《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上；4个月之后，这些内容被重新收录成书（西奥多·罗斯福为该书作序）。

这些被后世习惯性地称为“威利–尼基电报”的书信内容，曾一度对学者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部分原因是因为从这些只言片语中，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战前的欧洲两个皇帝之间的对话；另一部分原因是，从这些信件中也能深刻体会到，当时的世界命运仍然掌控在几个极权国家的手中。实际上，这两种原因都是误解，至少从1914年的那些著名电报来看是这样的。那些在“七月危机”期间交换的内容既不是密码（因为这些内容早已被广为人知）也不是隐私，它们实际上是以私人信件式的措辞所写成的外交电文。所有相关内容都是经过外交部的相关人员仔细审查之后才被发出的。这表现出的是，在“一战”爆发前，君主之间直接书信往来的形式依旧在欧洲的政治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君主制早已徒有虚名。它们的存在反映出欧洲政治体制中君主立宪的结构，而绝非君主制本身对政策的影响力。7月29日德皇发给沙皇的那封电报则是个例外：它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出现的，在那个时刻，沙皇掌握着最终的决定权，而这并非因为他是政策决定中的关键人物，而是因为他的许可（和签字）是下达全军总动员令的一个必要步骤。这表现出的不是权力的问题，而是君主专制制度遗留的问题。当时沙皇本来就觉得很难对总动员做出首肯（考虑到其中的危险性，这是值得理解的），而“威利”的电报则正好让他“借刀杀人”。但这效果只持续了不到一天的时间，毕竟德国和俄国的政策还是对立的。7月30日早上，当沙皇收到威廉二世发来的电报，文中重申了普塔莱斯大使前一天的警告时，尼古拉斯二世放弃了和自己的表亲之间商议和平事宜的想法，转而选择了全军总动员。

关于俄国军事动员，还有一点：在萨佐诺夫于7月30日下午面见沙皇时，他发现沙皇对于奥匈帝国军事动员对俄国所表现出的威胁非常担忧。“它（德国）不想承认奥匈帝国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出兵了。现在它又要求我们停止军事动员，而绝口不提奥匈帝国方面的事。现在，如果我接受了德国的建议，那就相当于我们将赤手空拳对抗奥匈帝国的枪炮。”而我们知道，虽然来自俄国的威胁日益严峻，奥匈帝国的备战行动到目前为止仍然完全聚焦在针对塞尔维亚的战斗上。沙皇的焦虑并非是他个人的问题，倒更能从中体现出当时俄国对别国军事威胁性分析的普遍警觉。俄国的军事情报部门一直以来都对奥匈帝国的军事实力有所高估，更重要的是，奥匈帝国曾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危机中不宣而战，突然加强加利西亚地区的兵力，这也给俄国留下了前车之鉴。而矛盾的是，由于现在俄国详尽掌握了奥匈帝国的军事部署计划，俄方的戒备心更强了。这并非是一个新问题：早在1910年，新出任国防部部长的苏霍姆利诺夫就曾夸口说，他见证了奥匈帝国军队的严整军容和其海军舰队的“征服马其顿”计划。他声称这些都表现出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展对俄国所带来的巨大威胁，使所有的外交保证都变成了一纸空话。而这些奥匈帝国的陈旧设想实际上根本没有被付诸行动，其实只是当时苏霍姆利诺夫要求政府进一步提高军费预算的借口罢了。对于此类政策的过度解读，直到1914年都对俄国的安全政策制定产生了负面影响。正是因为对于奥匈帝国的军事动员计划太了如指掌了，俄国一方面将奥匈帝国目前的局部动员视为其将来整体动员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则将一些奥匈帝国计划的内容都视为已经存在的潜在威胁。

例如，1913年，俄国情报部门得知，奥匈帝国已经部署了7个兵团执行对塞尔维亚的作战任务。但在1914年7月，俄国舍别科大使和武官温内肯（Vineken）的报告（准确度尚存怀疑）指出，兵团数目可能达到8个或者9个。以这些情报作为参考，俄国情报部门认为康拉德可能已经从他的针对塞尔维亚的B计划转为针对俄国的R计划，换句话说，已经开始“秘密布署全军或接近全军的总动员”。现在回顾起来，我们知道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军力水平评估确实在上升，这也让塞尔维亚提高了自己所需动用的军力水平。而从“一战”爆发后第一年的情况来看，即便奥匈帝国提升了预期的军力，但还是不足以战胜这个真的如沙皇所激励的一样在“像狮子一样战斗”的塞尔维亚。从这个例子也足以看出，错误的情报分析对于时局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在当时充满了偏执心态的氛围中，想对所面临的威胁做出客观评估，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每天都看总参谋部的情报调查结果的沙皇，也对这些对奥匈帝国的错误评估信以为真，这就带来了极坏的影响。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俄国人为什么一直认为自己的全军动员是在奥匈帝国的全军动员之后才进行的了。这也是为什么俄国像所有被卷入这场危机中的人一样，声称自己是迫不得已、背水一战了。

跃入黑暗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

1914年7月中旬，德国人都固执地坚持着他们将冲突限制在局部地区的政策。最初几天里，危机看似很容易得到解决。威廉二世在7月6日告诉弗兰茨·约瑟夫，“情势会因为塞尔维亚的屈服而在一周之内得到缓解……”当时他确实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曾对战争部长法金汉表示，“紧张时期”或许会持续更长一段时间，大概有“三个星期”那么长。但即使到了7月的第三个星期，当危机得到轻易解决的希望已经渺茫时，德国的领导人依然坚持固有的政策。7月17日，柏林撒克逊使馆的临时代办得知“可能只会爆发局部战争，因为英国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而法国和俄国也同样不想被卷入战争”。在7月21日于驻罗马、伦敦和圣彼得堡的德国大使进行的圆桌会议上，霍尔维格表示：“我们迫切希望冲突仅限于局部地区，如果任何其他大国不顾同盟的协约强行介入此次冲突，都可能导致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如果想将冲突限制在局部地区，德国人自身就要先采取一切手段避免战备的升级行为。一方面是出于这个考虑，另一方面也是让德皇在霍尔维格的建议下对波罗的海舰队进行巡视期间不至于被打扰。出于同样的考虑，军队里的高级将领们也被建议与德皇同行，或去休假。总参谋部部长赫尔穆特·冯·毛奇、海军大臣冯·蒂尔皮茨和海军上将雨果·冯·波尔都已经休假了，军需官瓦德西将军则在其梅克伦堡的岳父家里休假，战争部长法金汉正外出进行例行的巡视，此后也将开始休假。

让这么多关键将领离岗，实际是一个错误。他们之中的有些人也已经对危机有所警觉，但对德国的军力很有信心。在他们看来，除非奥匈帝国直接对贝尔格莱德政府采取行动，否则紧张局势不会进一步升级。另外，德国人绝非像某些言论所说的那样，是在佯装涣散，实则暗自四处备战。当时的内部备忘录和书信都表明，德国的领导人和军方都认为是可以将冲突控制在局部地区的。德国高级军官并没有召开会谈，而且赫尔穆特·冯·毛奇直到7月25日才从波西米亚休假归来。7月13日，他曾写信给德国驻奥匈帝国外交官，表示奥匈帝国将被默许“击败塞尔维亚并立刻让局势回归稳定，并与其形成奥匈帝国—塞尔维亚同盟，就像普鲁士在1866年对奥匈帝国所做的那样”——在这一点上，他显然仍然相信奥匈帝国有能力在不引起俄国干预的情况下，对塞尔维亚发起攻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军事情报网的涣散。负责情报和反间工作的总参谋部Ⅲb部门的主管沃尔特·尼古拉上校，当时正在哈尔茨山区与家人度假，且并未被军方召回。在波茨坦会议后，东部边境情报搜集工作负责人的职位依然没有落实，且完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仅在7月16日才有相关部门的人意识到，或许“在这个看似波澜不惊的政治局面之下，很有必要更加密切关注俄国的动作”，但即便如此，德国依然没有做出“任何特别的举动”。在一些与俄国领土毗邻的地区，当地的情报官员被允许继续休假到7月25日，例如毛奇。

为了不干扰将冲突限制在局部地区的政策，贝特曼和德国外交部反复多次敦促奥地利人有所行动，但维也纳的政客们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去遵从德国人的意思。腐朽的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之下的这个烦琐的政治机器已经很难迅速果断地做出决策了。早在7月11日，霍尔维格就已经开始担心奥匈帝国的举棋不定会让情势有变。他在一份日记中记载库尔特·里茨勒这样总结问题：“显然（奥地利人）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进行军事动员。康拉德曾说需要16天。这是很危险的。立刻做出反应并向协约国示好——只有这样，紧张局势才能被及时止住。”等到7月17日，德国驻维也纳使馆的秘书施托尔贝格告知霍尔维格，贝希托尔德和蒂萨之间仍在进行“磋商”。为了尽量加快速度，同时减少国际社会的负面情绪，贝希托尔德才把最后通牒的回复期限设为在48小时之内。出于同样的原因，贾高也要求奥地利人将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日期从29日提前到28日。

如果奥地利人的这些相应的政策日程改变不利于将局势控制在局部冲突的范围内，那为什么德国人又要这么坚持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一直相信是更深层的结构性原因，例如俄国军备计划的不完整性，抑制了武装干预的扩大。法国政府的态度很难捉摸，更何况法国总统、总理和外交部政治部门长官在7月第4个星期的时候都在俄国或在海上。但从安贝尔针对法国军备工作的报告中，德国政府更深信协约国不会掺和到战争当中。

德国高层略带怀疑地看了安贝尔的报告，但实际上这份报告更多的是通过其中的激烈言辞对陆军部部长梅西米和其部下进行政治攻击。德国的军事专家很快就指出，法国的小口径火炮实际上比德国的武器杀伤力更大。鉴于法军将战术从防守变成了更多的积极进攻，其看似荒废的边境守备线实际上成为转移视线的把戏。不管怎么说，在毛奇受到安贝尔的启发所写下的秘密备忘录里，他指出法军在东部边境的军事准备确实不足，特别是在重炮、迫击炮和防爆弹药储存方面。最起码，安贝尔的报告指出法国政府，特别是法国的军事指挥，不会让法俄同盟为了塞尔维亚而卷入战争；俄国也一样不会轻举妄动。

对德国来说，另一个必须将冲突限制在局部地区的原因是缺少其他选择。德国不可能放弃与哈布斯堡家族的结盟关系，这不仅是出于声誉和政治权利的原因，同时也是因为德国的政策决策者们打心眼里支持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裁决。如果目前军事实力的均衡转变成了对德国不利的局势，德国为此失去奥匈帝国这个唯一的大国盟友，情况就太糟糕了。由于意大利太不可靠，德国领导者已经不再将它视作可以信赖的盟友。由于意大利的摇摆不定，格雷所青睐的通过4个外围大国调解争端的计划也变得不太可行了：如果意大利由于其反奥地利巴尔干政策，而与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协约国站在一起，那么对奥匈帝国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德国愿意向维也纳政府转达英国的建议，但在霍尔维格看来，德国只应该在俄国和奥匈帝国之间，而非在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进行多边干预。

对霍尔维格来说，比局部冲突的策略或其他选择更好的发展方向是，俄国决定不顾一切地为了塞尔维亚而悍然发动战争，让局势超出德国所能控制的范围，让俄国和协约国同盟被戴上入侵者的帽子，成为整个欧洲的敌人。从外交部秘书长贾高于7月12日写给德国驻英国大使利赫诺夫斯基的信件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思路：

我们需要将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冲突控制在局部地区。能否达成这一目的，首先要看俄国和协约国的各国有何动作。我们不会有计划地发起战争，但如果战争最终还是开始了，我们也不会退缩。

我们再一次可以从危机中诸多“主角”的推论中洞悉事情的发展趋向：认为自己受到外部的不可抗拒力，不得已而为之，同时将决定战与和的责任坚定地放在对手肩膀上。

通过他们对奥匈帝国的支持和他们对将冲突控制在局部地区的信心，德国领导人的种种决策实际上也让危机局势进一步恶化了。而从他们对1914年夏天的事件所做出的反应，并不能表现出他们有这样一个计划，即将这场危机作为将邻国卷入一场有预谋的战争的机会。相反，齐默尔曼、贾高和霍尔维格均在努力放慢灾难发展的步伐。直到7月13日，齐默尔曼仍然相信不会出现“整个欧洲范围的冲突”。到了7月26日，外交部的高官们还认为法国和英国都不会卷入任何巴尔干地区的冲突当中。德国的领导人显然完全没有成为局面的主导者，倒是在努力跟上形势的发展。在危机发展过程中占到决定性意义的几天里，贾高给其他人的印象是“焦虑、犹豫不决、胆怯”以及“无法胜任他的职责”，霍尔维格则向提尔皮茨提到了“溺水之人”的典故。

在炎热的7月里，德皇乘船前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附近巡游。在波罗的海进行这样一趟固定的行程，早已成为威廉二世在夏天的固定安排。这让他有机会从烦琐而让人焦虑的政府工作当中获得短暂的休憩与解脱。在这艘皇家游轮“霍亨索伦”号上，围绕在人们的赞颂声当中，德皇总能感受到巨大的自我满足感。在基尔赛艇会期间度过了几天时光之后，威廉二世一行前往挪威的沿海小镇巴尔霍姆，并在那里一直待到7月25日。在7月14日，他正是从这个地方对弗兰茨·约瑟夫向德国的求助做出回复的。信中重申了他曾做出的支持奥匈帝国的承诺，并谴责了“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分子”对奥匈帝国的威胁，但并没有提到因此就要发动战争。威廉二世表示，虽然他必须“继续对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关系持观望的态度”，但在他看来，对抗反君主制制度主义者是“每一个文明国家的责任”，并值得为此“使用大国的一切必要的手段”。而信的其他内容则完全关注于巴尔干地区局势以及如何遏制“在俄国驱策之下的巴尔干同盟”的出现。信的最后，德皇还对奥匈帝国皇帝的丧子之痛致以深切的慰问。

从德皇对于这些国务文件的反应中可以看出，就像柏林的其他高官一样，他不想听维也纳政府的唠叨。他主要关心的在于，如果这样拖延下去，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给奥匈帝国所带来的国际上一致认可的正义性将不复存在，奥匈帝国也可能最终失去追责的决心。在7月15日左右，他欣喜地得知一个“积极的决策”正在酝酿当中。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在奥地利的要求被送到贝尔格莱德之前，还会耽搁一段时间。

不管怎么说，在7月19日，威廉二世被外交部秘书长贾高发往霍亨索伦号上的一封电报震惊得“说不出话来”。这封电报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新内容，但文中提醒道，一份最后通牒被计划于7月23日执行，同时还实施了一系列的有关措施，以保障“万一出现不可预料的情况，”皇帝“可以及时做出（军事动员）的决定”，这让威廉二世感受到了隐藏的危机。他立即下令当时正在公海航行的舰队取消前往斯堪的纳维亚的行程，随时准备返航。他的忧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英国海军此刻也在对军事动员进行评估，而且处在高级的备战状态当中。但霍尔维格和贾高也正确地评估到了，如果干涉英国的军事动员，情况将变得更糟，因此，在7月22日，他们没有接受威廉二世的想法，并要求驻扎在挪威的舰队继续按照既定的计划出发了。从这一点上来看，外交仍然比战略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尽管局势已变得日趋紧张，但威廉二世仍相信危机的波及范围不会进一步扩散了。在看过奥匈帝国发给贝尔格莱德政府的最后通牒的副本后，他这样评价：“事情恐怕没有看起来这么严峻吧，这毕竟只是一份言辞激烈的文件罢了。”威廉二世显然已经和他的随行人员一样，认为奥匈帝国最终还是会对塞尔维亚妥协。当海军上将穆勒指出最后通牒意味着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时，德皇甚至决绝地反驳了他。他坚称，塞尔维亚人绝不会冒险与奥匈帝国开战。穆勒这样解释这种现象——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德皇在心理上对战争毫无准备，一旦他意识到真的可能开战，他就会变得畏首畏尾、不愿意承认现实。

威廉二世于7月27日下午回到了波茨坦。第二天一早，他就看到了塞尔维亚5天前回复给维也纳政府的关于最后通牒的内容。他的回答至少可算是出人意料的，他这样写道：“48小时（截止时间）之后的一个完美的结果。这比我们所预期的情况都要复杂得多！但这确实让战争成为不可能。”而在了解到奥匈帝国已经发布了局部军事动员的命令后，威廉二世表示十分震惊：“如果是我，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会做出这种决策的。”当天上午10点，德皇匆匆地给贾高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示，既然塞尔维亚已经“完全放下了姿态，委曲求全”，“没有任何理由再为这个问题发动战争了”。他还写道，奥地利人此时不应该直接向塞尔维亚宣战，而应该考虑暂时占领贝尔格莱德市区，以确保塞尔维亚确实能够履行承诺。更重要的是，威廉二世命令贾高通知奥匈帝国政府，德皇希望“战争不要爆发”，而且准备“就维护和平的问题与奥地利进行磋商”。“我将尽一己之力促成此事，同时也将照顾奥匈帝国朋友的民族荣誉感。”此外，他还写信给毛奇，表示如果塞尔维亚按照对奥匈帝国的承诺履行了各项措施，那么就不存在开战的必要了。据国防大臣的回忆，在那一天里，德皇还进行了一场“让人迷惑不解的演讲，从中人们感到他不想让战争爆发，并且下决心即便可能让奥匈帝国陷入尴尬的境地，也要尽一切力量避免战争”。

在历史学家看来，德皇的这些突如其来的谨慎，恰恰表现出他当时的情绪已经开始不受控制。早在德皇于7月6日与古斯塔夫·克虏伯在基尔会见时，他曾再三告诉这位企业家：“这一次，我不会退缩。”而在克虏伯看来，德皇这样说只是在故作强势。正如路易吉·阿尔贝蒂尼所说的：“当距离危险的情况很远的时候，威廉二世充满着满腔的愤怒与士气；但一旦他发现战争的威胁近在眼前，他反而变得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而到了7月28日，这种威胁已经迫在眉睫了。在利赫诺夫斯基最近从伦敦发来的电报中，他报告称爱德华·格雷表示塞尔维亚所表现出来的良好姿态“远远超出他的设想”，并提醒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奥匈帝国能否摆正自己的位置了。威廉二世一直以来很看重英国政府的观点，因此他也一定认真听取了这些提醒。但在某些方面，威廉二世在7月28日的笔记倒是与以往他的失态表现大相径庭：与维也纳和柏林政府的那些将最后通牒单纯视为一个开战借口的人不同，德皇将之视为在危急关头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外交文件，为此他还在坚持以政治手段解决目前在巴尔干地区的问题。

德国的决策者们之间开始出现分歧。最高领导人在主权问题方面存在分歧，但这分歧很快又消失了。德皇于7月28日写给贾高的信并没有起到作用。如果威廉二世曾经关注过自己命令的落实情况以及大国政策的发展状况，那么他的这封信则可能改变危机发展的轨道，甚至是世界历史。但他对维也纳政府的所想所为充耳不闻，而与此同时维也纳政府已经急切地准备向塞尔维亚发起攻击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在此前危机发展的最关键的几周里他一直在外，他已经对柏林政府的政策发展失去了应有的了解。他写给贾高的信件完全没有改变德国对奥匈帝国的态度。霍尔维格也没有及时将威廉二世的意见转达给奥匈帝国，也就导致奥匈帝国并没有推迟的7月28日宣传日期。而在德皇给写信贾高仅15分钟后，霍尔维格也给契尔什基发了一封紧急电报，提到了威廉二世的一些观点与诉求，但省略了关于对战争的抵制态度等重要内容。相反，霍尔维格还在电文的一开始写道，德国必须“避免给奥匈帝国留下德国想劝阻他们的印象”。

我们很难搞清楚霍尔维格为什么要这样做。该文件并没有体现出对这种观点的支持——他的外交思想已经演变成防御战的政策了。很可能是他只是已经承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与维也纳政府合作，防止俄国对奥匈帝国的种种举动做出过激的反应。7月28日晚上，霍尔维格说服德皇给尼古拉斯二世发出一封电报，向他保证德国政府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促成维也纳与圣彼得堡政府之间的相互理解；而就在24小时之前，他还认为这样的举动是欠考虑的。后来所发生的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写给“尼基”的信了，告诉他不要把“威利”只当做调解人。霍尔维格所期望的是在局部地区爆发冲突，而不是避免冲突，而他也在致力于化解上层对他在政策制定上所造成的影响。

从7月25日开始，越来越多的迹象表现出，俄国已经开始进行军事部署了。柯尼斯堡的情报官员报告称，截获了一批在法俄之间传输的“超乎寻常的冗长的”加密情报。7月26日（周日）早上，驻俄皇官邸的德国军事代表彻留斯（Chelius）中将报告称，俄国当局似乎已经开始运作“针对奥匈帝国的一切反制措施”。为了获得俄国的更多相关军事情报，情报局IIIb部门的尼古拉上将提前结束了休假返回柏林，同时发布命令称“特别的旅行者”将被调动起来。这些人其实是以游客或商人的身份进入俄国和法国境内，进行秘密间谍行动，并如同尼古拉上将所说的，“不论法国还是俄国在备战”，都要由他们进行密切监视。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经常往返于较近的国家与德国之间，传递情报，例如赫诺蒙特先生就曾在三天内两次前往华沙，并且一度因为国界的关闭而被困在俄属波兰境内。另一部分人则被派往更远的地方，将情报通过加密的电文传输回德国。当时的局面看起来还无须太过着急——情报部的官员于7月25日告知这些“旅行者”，紧张的局势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如果局势得到缓和，这些“旅行者”也将真的被安排回家休假。

“特别的旅行者”和在东部边境驻扎的其他情报人员很快开始对俄国的军事准备情况进行侦查。从柯尼斯堡发来报告称，有空的货运列车向东部行驶，科夫诺地区的俄军兵力集结也值得警惕。7月26日晚上10点，德军间谍温特斯基从德维纳伊发来电报称，城市里已经开始了备战。在整个27~28日，持续不断的情报由“特别的旅行者”和情报人员发送给德军总参谋部新成立的“情报评估委员会”。7月28日下午，委员会将所取得的所有最新消息总结如下：

俄国显然已经开始了局部军事动员，但准确规模尚不能确定。已经可以确定敖德萨和基辅两个军区已经被调动起来；莫斯科军区的动作还未确认；华沙军区尚待单独的评估报告结果；在德维纳伊等其他军区，动员令尚未下达。不过可以确认的是，俄国在德国边境地区驻扎的一些边防军队一定也在备战。或许关于其“站前准备期”的声明，是面向整个帝国的。随处可见的前线士兵都已拿起武器、严阵以待了。

在情况如此恶化之下，德国的外交又因为7月29日更多关于局部动员的确认消息而陷入恐慌：出于对伦敦的意见和俄国军备情况的担忧，霍尔维格突然改变了他的策略。在7月28日辜负了威廉二世的和平期望之后，他现在又希望向契尔什基转达德皇曾经劝奥匈帝国和谈的意愿。但由于俄国的军事准备工作进行得过于迅速，德国几乎被打乱了阵脚，也无法再顾及这些和谈的事宜了。

在7月30日俄国军事动员的消息传出后，德国对此做出军事上的回击，已经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两天前，战争部长法金汉在经过与霍尔维格的一番理论之后，已经成功地将在外参加训练的部队调回了他们的驻地。这个时候，早起的准备工作——在西部地区储备粮草，在铁路沿线加强驻军力量——还在秘密进行当中，因此也就能与德国表面上的外交手段共同应对紧张局势的发展。但这些内容到了“战争爆发前的最后阶段”时，也变得毫无意义了。德国是否要采取军事动员、何时采取军事动员，成为柏林政府在战前最后几天争论的核心问题。

在7月29日，也就是俄国开始局部军事动员的那天进行的一场会议上，德军高层之间仍对此存在分歧：法金汉认为应当宣布，当前已经进入了战争爆发前的最后阶段，而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和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认为目前种种措施只是为了确保交通运输网的安全。德皇则似乎始终在这两种意见之间举棋不定。柏林政府就如同圣彼得堡政府一样，君主仍然在政策的最终确立过程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威廉二世当天早上收到沙皇发来的电报，其中关于威胁“（俄国的）极端措施将把局势引向战争”的观点，一度让他同意国防大臣的意见。但在霍尔维格施压之下，他又改变了想法，认为战争爆发前的最后阶段并没有到来。法尔肯海对这种结论表示失望，但在日记中他写道，他能理解德皇这么说的动机，“因为人们对维护和平的信念，或者至少是期望，能驱散所谓‘战争的威胁’的影响”。

7月31日，在经过了又一段时间的踌躇之后，驻莫斯科的波达尔斯大使发来消息称俄国已经下令从前一天晚上的午夜开始进行全军总动员。德皇这次在电话中宣布了战争已经迫在眉睫，而法金汉在7月31日下午1点向军队转达了德皇的口谕。现在俄国是主动出兵的一方了，这对德国的领导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历来很担心被国内舆论抨击为挑起战争的一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他们在国会选举中占有超过1/3的席位。霍尔维格于7月28日与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阿尔伯特·休特古姆（Albert Südekum）举行了会谈，后者承诺社会民主党将不会就政府对俄国进行的还击做出批评（社会民主党内本身也有着很强的反俄情绪）。7月30日，首相告诉他的幕僚们无须担心，一旦战争爆发，国家内部不会出现政党的内讧。

鉴于目前俄方的动作，威廉二世也无法再拒不承认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但有趣的是，根据巴伐利亚军事代表冯·魏宁格的记录，这些即将开战的论调是法金汉“从他嘴里硬生生掏出来的”。到了下午，德皇又恢复了平静，可能主要是因为他告诉自己，自己是在外界情形逼迫的情况下才做出这些决定的。对于几乎所有的“七月危机”的参与者而言，该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在法金汉出席的一次会议上，威廉二世将当前的紧张局势全部归结为是俄国的单方面原因造成的。“他的神情和语言，”法金汉在日记中写道：“不愧为一名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不愧为普鲁士的国王。”这是身在前线的鹰派士兵的让人惊愕的言论：他们声讨君主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观念。就这样，当俄国拒绝停止军事动员令时，德国于1914年8月1日向俄国正式宣战。

“这过程中一定有些误会”

在7月的最后几天里，德皇的注意力也一直放在英国政府身上。部分是因为，像很多德国人一样，他也把英国视作欧洲大陆局势的重要支点之一，同时认为英国有能力阻止一场欧陆战争。威廉二世一方面高估了英国在大陆政策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又低估了和平政策对英国领导层（特别是格雷）所产生的影响。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观原因有很大影响——威廉二世一直以来都在费尽心思寻求与英国的共识，但只在某些时候能得到认同。对于他来说，英国代表着一切贵族式的生活状态——最好的武器装备、充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海军部队、财富与成熟的特质。他欣赏这种世俗的、些许贵族式的（至少与他的来访中所遇到的人相比是这样的）、泰然自若的举止，却很难进行效仿。那里也是他已故的祖母的故乡，威廉二世后来回忆道，她老人家绝不会允许尼基和乔治这样联合起来欺负他。他所嫉妒而憎恶的哥哥——爱德华七世——成功提升了英国的国际水平（而威廉二世并没能在德国身上做到这一点）。而且英国也是他那已去世了30年的母亲的出生地，虽然他和母亲的关系一直不好。每当威廉二世试图去理解英国的政策时，以上种种复杂的情绪总会萦绕于他的脑海，影响他的思绪。

德皇于7月28日收到来自身为普鲁士皇储的弟弟的来信，告知他乔治五世不希望英国被卷入战争当中。在7月26日早上，亨利就从考斯赶回白金汉宫，去向英国国王道别，之后返回德国。两人也有简短的交谈，亨利后来表示，乔治五世对他这样说道：“我们要尽可能地置身事外，并保持中立。”皇储于7月28日在基尔港刚一登陆，这些内容就通过电报发给了德皇。威廉二世将这个内容视为是英国对中立的官方正式表态。而当提尔皮茨对于他的这些理解表示质疑时，威廉二世以一种想当然的口气说道：“我得到了一位国王的承诺，对我来说这就足够说明一切了。”我们已经无从得知，英国国王究竟有没有说过那些话。从他的日记中我们也看不到任何与此相关的记载，那上面只是这样简单地写道：“普鲁士的亨利今天早上来见我；之后他就返回了德国。”但另一个可能出自爱德华·格雷的对此次会见的相关记录，提供了更多细节内容。根据那上面的记载，当亨利寻味乔治五世，英国将在欧洲爆发战争之后做出何种举动时，这位英国国王是这样回答的：

我不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跟任何人都没有冲突，我希望我们能保持中立。但如果德国对俄国宣战，同时法国加入俄国一方，那么恐怕我们也将被卷入其中。但你放心，我个人和英国政府都将尽我们所能地去避免一场欧洲的战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亨利的报告中或许偷换了概念，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这份记录的准确性，也可能乔治五世的真实意思是介于这两种说法之间的。但不管怎么说，亨利的电报足够让德皇确信英国不会参战了，而德皇自己也因为英国政府，特别是格雷的退缩，而感到宽慰。

利赫诺夫斯基伯爵

也正因此，7月30日早上格雷和德国大使利赫诺夫斯基之间的谈话让威廉二世感到震惊，在这次谈话中，格雷警告称英国只有冲突被限制在奥匈帝国、塞尔维亚和俄国之间时，才会保持中立，而如果德国和法国也参与了进来，英国就将加入协约国的一方。大使的报告随即让德皇愤然写下了如下的手记：英国人就像“无赖”和“奸商”一样，想让德国置奥匈帝国“于生死攸关的境地而不顾”，谁也不能以自己的靠山来威胁德国。当第二天俄国全军总动员的消息传来时，威廉二世的思绪再次转向了英国政府。将俄国的军事动作与格雷此前的警告结合在一起之后，俄国的军事总动员向威廉二世“证明”了英国打算以不断升级的冲突规模作为“借口”，从而“让所有的欧洲国家按照英国的意思，与我们为敌”！

之后，8月1日（星期六）下午5点刚过一会儿，一个更为轰动的新闻来了。就在德国政府签署了全军总动员的命令之后不久，利赫诺夫斯基从伦敦发来电报，报告了当天上午与英国外交部秘书长的会议内容。似乎格雷表示，如果德国不进攻法国，英国不仅会保持中立，还能担保让法国也在这场大战之中按兵不动。电文内容如下：

爱德华·格雷爵士刚才让蒂雷尔爵士传话给说，说他希望在今天的部长级理事会结束后，向我做出一份声明（利赫诺夫斯基于早11点14分发出），从而有助于避免这场战争灾难的发生。蒂雷尔爵士认为，这似乎意味着如果我们不攻击法国的话，英国就将保持中立，并保证法国也按兵不动。今天下午我应该就能得到更多有关的细节。爱德华·格雷爵士刚刚又给我打电话询问，我是否能保证，如果法国在德国与俄国的战争中保持中立，我们就不会攻击法国。我想他承诺我可以做出这样的保证，而他也表示将在今天的内阁会议上谈到这些问题。附注：蒂雷尔爵士恳求我通过我的权力来阻止我们的部队攻击法国边境。一切都靠这个了。他说，有一次，德国的部队已经穿越了前线，而法国的部队则撤退了。

德国的决策者们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条件感到意外，并赶忙开始着手就此做出积极的回应。但当天晚上8点左右从伦敦发来的电报打断了这一切：“承接我上一封电报，蒂雷尔爵士刚刚跟我见了面，并告诉我爱德华·格雷爵士希望今天下午就提议英国保持中立，即便我们与法国和俄国交战也无所谓。我将在3点30分见到爱德华·格雷爵士，之后还将即时汇报进一步的情况。”

从伦敦发来的消息引发了德皇与总参谋长之间的激烈争辩。德国的军事动员已经箭在弦上，这也意味着施里芬计划已经开始执行了。在接到了利赫诺夫斯基的第一封电报后，威廉二世打算，即便军事动员令无法立刻终止，他也愿意停止对法国的一切军事行动，以换来英国和法国的中立。在霍尔维格、提尔皮茨和贾高的支持下，他命令在从伦敦发来进一步能说明英国的真实意向的消息之前，停止一切的部队行进进程。而在威廉二世和霍尔维格希望抓住机会避免来自西面的战火的同时，毛奇则认为全军总动员一旦下令了，就不能停下。“这引发了一个极其激烈的争辩，”一个当时也在场的人回忆道：“毛奇当时非常激动，他的嘴唇在颤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德皇和首相以及所有其他人对他的劝说都显得徒劳无功。”毛奇认为，将德国的后方毫无戒备地暴露在法国的军事威慑范围之内，无异于自杀；况且第一巡逻队已经进入了卢森堡地区，同时第16师也从特里尔出发紧跟其后。威廉二世对此不为所动。他已向特里尔发布了命令，要求第16师在卢森堡边境外停止进军。当毛奇恳求皇帝不要停止对卢森堡的占领，因为这关系到德国对其铁路的控制权时，威廉二世反驳道：“那就用其他的铁路线！”争辩陷入了僵局。在这个过程中，毛奇变得几近歇斯底里。这名总参谋长私下里曾几乎带着哭腔对法金汉表示：“他已经完全崩溃了，因为德皇的这个决定表现出他还对和平抱有幻想。”

即便在后面一封电报发来后，毛奇仍在继续坚持动员计划不应该在这个节骨眼上因为法国的立场而临时改变，但威廉二世不听了：“如果是你那有着优秀军事才能的叔叔，他一定不会有这样与我相抗衡的态度。只要我做出了命令，那就必须是合理的。”之后威廉二世下令拿瓶香槟来，毛奇彻底震怒了，后来他告诉妻子，他完全做好了准备去与敌人作战，但不能是在有着“这样的一个皇帝”的情况下。毛奇的妻子甚至表示，这次争辩所带来的压力造成了这位总参谋部部长患上了轻度中风。

就在威廉二世开始拿着香槟把酒言欢时，霍尔维格和贾高仍在起草针对从伦敦发来的第一封电报所做的回复。他们写道：“如果英国能全权担保法国确实能在德国与俄国的冲突中保持中立，”德国就会接受英国的提议。德国的进军仍会继续，但部队将等到8月3日下午7点才会穿过法国国境，为的就是等待最终的协定落实。德皇又在自己单独发给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电报里再次强调了这一点，表示他很乐意接受“在大不列颠保障之下的法国的中立”，并且表示不会让法国感到“紧张”。“即将穿过法国国境的前线德国部队已经接到了电报和电话传去的命令，停下了进军的步伐。”贾高也发了一封电报给利赫诺夫斯基，请他代为向格雷的提议致谢。

不久之后，一封来自利赫诺夫斯基的新报告发来了。期待已久的与格雷于下午3点半进行的会见如期召开，但让德国大使惊讶的是，格雷没有提出关于英国和法国保持中立的提议，而且他似乎也从未在内阁会议上提过这类事情。相反，他暗示德国和法国可能只是在“一场俄国所发动的战争当中，极力克制着自己不去攻击对方”，而德国的所作所为则可能引发英国的干预。格雷特别警告称：“想让英国对于（法国或德国）任意一方对中立国比利时所做的暴力行为做出容忍，都是不可能的。”利赫诺夫斯基对此问了一个问题，引起在座的外交部官员一片哗然：如果德国同意其军队不进入比利时的境内，格雷是否也能承诺英国继续维持中立的态度？奇怪的是，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格雷显得有些失措：他表示，由于英国有做出任何选择的自由，他也不能给出这样的承诺。换句话说，格雷看来是在背离他此前的提议。同时他透露——或许是在不经意间的——他在做出自己的提议之前，并没有征询过法国政府的意见。在报告这次混乱的谈话时，利赫诺夫斯基表示英国政府似乎没有打算做出任何会让自己束手束脚的承诺，而格雷还将对法国和德国之间发动战争的可能性进行进一步的评估。他的这封电报在当晚早些时候到达了柏林，引发了巨大骚动，让德国政府无言以对。

然而与此同时，德皇写给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关于他很乐意接受英国提出的法国保持中立的提议的电报也到达了英国，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恐慌。没人比格雷显得更加惊慌失措，这位外交部秘书长即刻就被召至白金汉宫，被要求对此做出解释，同时起草一份回复。晚上9点左右，他用铅笔写下了这封后来成为乔治五世写给威廉二世的回复电报的文字：

在利赫诺夫斯基皇储和爱德华·格雷爵士今天下午讨论关于如何在奥匈帝国与俄国之间达成和解，进而防止德国与法国之间爆发冲突的事情时，这过程中一定有些误会。爱德华·格雷爵士将于明天一早安排一次与利赫诺夫斯基皇储的会见，并阐明在此过程中是否有对他所说的话的误解。

而任何其他尚存的歧义都被利赫诺夫斯基后来的电报所消除了，他在乔治国王收到德皇的电报的几乎同一时间收到了贾高发来的关于“接受”英国政府的“提议”的电报。利赫诺夫斯基这次的电报中清楚地写道：“由于英国政府没有过任何提议，您的电报没有起到作用。因此他们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动作。”

但这时候柏林已经过了晚上11点。身在总参谋部的毛奇已经差不多可以安心了，虽然他还在为德皇下令停止第16师的进军而伤心。临近午夜时，毛奇被命令回到皇宫去听取最新的调遣。等他到达之后，威廉二世向他展示了后来收到的修正了（真正的）英国的立场的电报，并说道：“现在你想怎样都随你了。”

格雷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他在8月1日与利赫诺夫斯基、康邦以及众多同僚的会面并不能被视作促成了战争的爆发。7月29日，格雷曾警告利赫诺夫斯基，如果德国和法国都参与战争，那么英国也将被迫立刻采取行动——正是这个警告激怒了德皇，使他将英国政府称为“无赖”和“奸商”。然而在7月31日，他又告诫英国驻法国大使伯蒂，英国的公众不希望英国参与到一场与自身利益几乎毫不相关的争端当中。或许格雷确实是在利赫诺夫斯基面前表现出了中立的立场——也就是说利赫诺夫斯基自始至终就没有误会他的本意。这样看来，“误会”变成了格雷开脱自己欠妥当行为的借口。又或者他只是因为英国内阁对法国态度的摇摆不定而做出意见的修正。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做，那么中立的提议至少会给英国提供一种手段，使德国做出各种保证（比如保证不会先发制人对法国进行攻击）。也可能格雷根本就没有过保持中立的想法，而是鉴于他的自由帝国主义同盟霍尔丹大臣的压力，不得不采取某种方法来尽量延迟法国和德国开战的时间，这样才能更好地为英国远征部队的训练做准备。同时，国际金融市场在7月最后一周里的低迷走势也成了他曾一度迟疑不定的原因之一。

不管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之间也对此事尚存争论），很显然，格雷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让事态处于危机爆发的边缘。在一场包括法国参与在内的欧陆战争爆发的情况下提议英国中立，足以让这位外交部秘书长的态度产生巨大的逆转，以至于转向他本来不想发展的那个方向。同时，关于法国和德国应当保持武装对峙的内容也被明确地记载在相关的档案中。在8月1日下午5点25分发给伯蒂的一封电报中，格雷表示他已经让德国大使“停止德国军队的进军，除非法国出兵国境，否则德军也不能越界。我不确定这是否能让法国人放心地开始履行自己在联盟中应尽的责任”。但即便是这样的建议也是让人匪夷所思的，因为它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的：法国可能会情愿抛弃其与俄国的联盟，而该联盟是普恩加莱及其同僚多年来煞费苦心维护的。这顶多意味着人们对于更大范围内的政治和军事局面之现实的把握能力非常小。而不久，格雷就被命令成为伯蒂的下属，后者曾激动向这位外交部秘书长发泄自己的不满：

我无法想象当俄国与奥匈帝国开战，并遭到德国攻击时，法国会保持沉默。如果法国真的这样做了，德国将首先进攻俄国，之后如果他们打败了俄国，就将转向法国。法国在法俄同盟中的重要地位岂不是不言自明？

正如我们所知，格雷的这种政策夭折了；格雷甚至在伯蒂的话传到自己耳朵里之前就自我否定了这一政策。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些日子里，格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常常失眠。他无从了解内阁是否以及什么时候会支持他的倾向于加入战争的政策，同时他也受到来自同僚们的种种压力，包括内阁里的大量鸽派人士的反对，以及保守党里倾向于加入战争的人。

还有一方面的巨大压力来自俄国于7月30日所发出的军事动员令。31日深夜，德国使馆告知英国政府，针对俄国的命令，德国政府已经宣布战争已经一触即发，并通告如果俄国不立刻收回全军总动员的命令，德国也将不得不出兵，而这就将“意味着战争”。这一表态给英国政府敲响了警钟。凌晨1点30分，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和格雷的私人秘书威廉·蒂雷尔爵士乘坐出租车赶到白金汉宫告知了国王这一消息，这样英国国王就可以给沙皇发电报，要求他停止俄国的军事动员。阿斯奎斯后来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可怜的国王被从自己的床上拽了起来，当时发生的事对我来说简直是再奇特不过了（你们也知道我经历了足够多奇特的事了）——他穿着棕色的睡袍，脸上的痕迹显现出他刚才正在睡“美容觉”——而我当时就这样在一旁说着刚刚得到的消息。他当时的建议是，应该直接以私人的形式处理此事——例如以‘我亲爱的尼基’这种方式为开头来写信，然后在信的最后署名“乔治”。

外交活动从那天黎明开始就变得愈加活跃起来。

我们或许应该考虑俄国军事动员的消息在“七月危机”最终爆发前的几天中，对于英国外交部的深刻影响。正如我们所见，格雷和蒂雷尔已经一度开始重新考虑与俄国的关系。随着俄国对波斯和其他帝国外围领土的压力，英国方面曾考虑过抛弃英俄协约，改为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外交姿态，接纳与德国之间的可能的合作。这从未成为英国外交部的政策，但关于俄国军事动员引发了德国反制措施的消息，至少加重了俄国加剧此次危机的罪责。英国的领导人对塞尔维亚并没有特别的兴趣或同情。这是一场东部的战争，与白厅里的政客们并没有太大关系。而即便是这样，是否也加剧了格雷对巴尔干局势的忧虑呢？

7月29日上午，格雷提醒康邦，法国正放任自己被“卷入一场不属于它自己，而是属于其盟友的战争；法国之所以会加入，完全是出于荣誉感和责任感的驱使”；相反，英国则“不受这种束缚，而将不得不决定政府出于何种利益做出何种应对措施”。“我们所希望的，”格雷补充道：“一直以来都是避免被卷入源于巴尔干问题的战争当中。”两天后，在德国政府宣布战争进入迫在眉睫的阶段之后，格雷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与康邦的观点相反——现在这种状况与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完全不同，当时英国和法国都加入了战争，而“在现在这场危机中，法国正被卷入一场跟自己毫无关系的战争”。康邦对此表示了巨大的失望，并询问如果德国攻击法国，英国政府是否将帮助法国。格雷对此的回应更加尖锐：“最新的消息是俄国已经下令所有的舰队和陆军部队进行总动员。在我看来，这将酝酿一场危机，而且将使德国的军事动员看起来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发起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而发生德国与法国之间的对峙，而同时，俄国也将孤军面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攻击。“如果法国没能利用这个机会，”格雷在8月1日下午告诉康邦，“那是因为这个联盟是仅限于法国和俄国之间的，我们对此毫不知情”。在写下这些内容时，格雷所做的工作远远不止这些：通过收回支持态度或为军事准备而拖延时间，来为事件降温；他正在与三国协约无意识的一项特殊共识斗争。格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对三国协约的内容也有着特别的理解。一个东南欧的争端能引起一场欧陆战争，即便三国同盟的成员里没有任何一个遭受直接的攻击或威胁，但这也把他吓到了。格雷最终还是忠实于他自1912年所遵从的三国同盟政策，但在这段时间里，三国之间发生的种种变故也让我们必须注意“七月危机”所带来的变化，即一个接一个的痛苦抉择不仅让党派之间产生了分歧，也让关键的决策者之间产生了异议。

保罗·康邦的磨难

这些都是保罗·康邦生命中最糟糕的日子。当他看到奥匈帝国政府写给贝尔格莱德政府的最后通牒文件之后，他就明白一场横跨欧洲的战争已经一触即发了。虽然他有时候也不能认同普恩加莱在俄国巴尔干政策上的支持态度，但他现在认为法俄同盟在面对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矛盾之时，必须共同面对可能出现的威胁。事实上，他于7月25日下午离开伦敦，以便去向代理外长比安弗尼·马坦阐明当前的事态。或许正是因为康邦的影响，代理外长才告诉德国驻法国大使，普恩加莱于7月28日了解到相关消息的时候是极其高兴的。

对于康邦来说，同时也是对于威廉二世来说，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英国政府的态度了。“如果英国政府今天真的开始全权参与此次危机事件，或许还有可能挽救和平。”他于7月24日对记者安德烈·热罗这样说道。在7月28日与格雷的一次会议上，康邦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如果英国真的就这样对欧洲大陆爆发战争的趋势坐视不管，那么维护和平的机会也就变得岌岌可危了。”其实这也是又一次地将维护和平的责任转嫁给了别人。在康邦看来，法国与俄国共同举兵征讨奥匈帝国并不是下一步所应做的，但这也将是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动武之后自然会出现的状况。这样看来，英国现在确实对维护和平有责任，只有它的强大海军和贸易优势可以防止德国政府及其盟友的介入。多年以来，康邦也一直在告诉英国首相，法国完全依靠英国的支持。

他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里。毕竟，严格来讲这并不是一场自卫战争，而是一次法国被迫加入的，与俄国共同发起的针对巴尔干地区争端的干预——这也是他自己此前就有所关注的问题。为了不惹来更多麻烦，法国也在竭尽所能地不去招惹德国：7月30日早上，在巴黎召开的部长级理事会决定，法国的掩护部队将在孚日山脉到卢森堡一带部署，而不接近距离前线10公里以内的地区。这是为了避免任何与德国巡逻队可能发生的冲突而决定的，同时也是为了向英国政府展示法国政策的和平本质。人们都认为，限制区内的道德效果和宣传价值要优先于军事风险。英国方面立刻通过康邦了解到了这一新的政策。然而事实上，英国政府继续如格雷反复强调的那样，既不表现是法国盟友，也对三国同盟的内容不管不顾。俄国和法国都没有被攻击或受到任何直接的威胁。原本康邦打算向格雷申辩，称法国是“在俄国遭受攻击时不得不进行了援助”，但当时奥匈帝国和德国都没有显现出任何攻击俄国的意向。同样不可能的是，英国企图进行干预的声明会使诸列强在不征求英国意见的前提下，放弃它们已经采取的政策。

造成这种局面的是深深扎根在英法协约关系里的历史分歧。康邦一直都一厢情愿地认为英国和法国一样，将协约视为平衡和限制德国的一种工具。他并不知道，对英国的领导人来说，协约有着更为复杂的目的。除了一般规定的内容之外，协约还是转移大英帝国领土威胁的手段，而当时最好的选择就是将可能的威胁都转向俄国。康邦之所以失算的一个原因是，他太相信常务副部长阿瑟·尼科尔森爵士的建议，爵士对于维护俄法同盟有着极大的意愿。但尼科尔森虽然有一定的影响力，在英国政府里就没什么发言权了，而且他的观点已经和格雷一派的观点完全脱节了，后者对俄国有着越来越强烈的反感，并日益热衷于亲德（或者说至少不那么反德）的政策。这是一个经典案例，说明了那些掌握最佳信息的人们若想猜透其同伴和敌人的动机，是多么困难。

因为英国政府里对约束性协议的反感增强，在地缘政治上的分歧又进一步加大了，尤其在自由主义激进派的政客中，更多人开始对俄国抱有敌意。因此英法友好协议对于双方来说也意味着不同的内容。在整个联盟存在的年月里，法国外交部“寻求着友好协议的存在感，并艰难地践行着其中的内容”。而所有这些问题也正是由爱德华·格雷和保罗·康邦的不同政见所引起的。前者对待法国和欧洲时十分小心谨慎、闪烁其词，且彻底忽略了它们，而后者则过度追捧法国，对协约国倾其所能。让康邦取得至高无上的成就的，不是他的政治生涯，而是他一生的爱国行为。

格雷的所作所为也受着限制。他没能在7月27日就干预战争的问题争取到内阁的支持。当他两天之后征求对法国的正式支持的承诺时，再次失败了，只有他的4个幕僚支持他（阿斯奎斯、霍尔丹、丘吉尔和克劳）。在该次会议上，内阁拒绝了这样的观点：英国作为1839年《伦敦条约》（承认比利时为中立国）的签署方，有义务反对德国使用军事力量对该条约进行破坏。内阁里的激进分子们认为，同盟协约不能只由英国执行，而应该是所有签署国共同的责任。内阁决议认为，如果问题扩大，该决定的也将是“一个政策，而非一种义务”。而法国和俄国坚持认为，只有当英国政府清楚地表态将坚定地维护英俄同盟时，才能让德国和奥匈帝国“知难而退”。格雷也受到了来自其同僚的压力：尼科尔森和艾尔·克劳都强烈建议他宣布对同盟的坚定维护。在7月31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记载了克劳为格雷提供了在内阁中与反对者们据理力争的论据。可能英国确实没有义务去帮助法国，他写道：“但英国对于自己在海峡彼岸的‘朋友’所应有的那份‘良知’是不可否定的。”

确实，我们与法国从未有过书面约定的内容。我们没有协约规定之下的双方义务。但我们之间协约国的关系是存在的，是经过一定发展的，并用来检验我们的处世之良知。如果英国不能在一场争端发生的时候维护它的伙伴，那协约国的名号也就毫无意义了。此事关系荣辱。要想名声不堕，就应奋勇出战。

相反，尼科尔森则更关注比利时以及英国维护比利时中立性的责任。但格雷一派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话语权。决策的关键所在已经从外交部转移到了内阁，完全抛弃了格雷一派。

8月1日早上的一次内阁会议后，格雷失望地向康邦转告，内阁反对对此次欧洲危机的任何形式的干预。康邦对此表示不满，并表示不会将这个消息转告法国政府；他只会告知他们，英国政府并没有达成任何决定。但格雷反驳道，目前这个就是决定。内阁已决定，英国不会为与自己无关的利益问题而派远征军前往欧洲大陆。在失望中，法国大使改变了他的提议。他提醒格雷，根据1912年海军协议，法国已经从北部港口撤军，实际上就是将自己的安全交付给了英国皇家海军。虽然英法两国并没有因为该协议而正式结盟，他也恳求道：“既然当时是你们建议我们从港口撤军，难道英国政府没有义务帮助我们，至少提供舰队的支援？”格雷对此表示震惊，他承认，如果德国对法国的海岸地区发起进攻，或德国对比利时的中立性视而不见，那么英国的公众舆论或将改变。最重要的是他承诺将向内阁提出关于向法国海岸地区增援的问题。康邦悲伤地结束了这次会见。回到格雷办公室隔壁的大使办公室后，他坐到了尼科尔森旁边，喃喃自语道：“他们打算放弃我们。他们会放弃我们了。”

英国介入

事实上，情况并没有康邦想象得那么糟。在1914年8月初危机形势急转直下之时，公众情绪就已经高涨了。康邦对于被英国政府抛弃的恐惧和格雷关于在政府中失势的担忧，都可能让我们错误地领会当时的真实情况：英国政府内部已经开始倾向于对欧洲大陆形势采取干预的态度。7月29日，内阁任命丘吉尔为海军大臣，着手准备舰队的动员。而当天晚上，阿斯奎斯通过与丘吉尔的眼神交流传达给了他对于将舰队转入战时状态的默许态度。8月1日，在没有确认得到内阁同意之前（但已经有了首相的默许），丘吉尔就开始对舰队进行军事动员。

与此同时，保守党也开始对干预行动进行游说。代表保守党利益的媒体也刊文阐述英国干预欧洲大陆危机所带来的好处。当《曼彻斯特卫报》、《每日新闻》等报刊都坚持对中立政策的维护时，以《泰晤士报》为首的保守党报刊则强烈要求对抗奥匈帝国和德国，并参与到即将爆发的欧陆战争当中。而在幕后，坚定地支持英国干预的军事行动总指挥亨利·威尔逊，由于他连日以来频繁来往于法国使馆与外交部，也让保守党的领导层感到英国政府的态度可能是要放弃法国。

8月1日，在康邦与格雷会见不久之后，保守党领袖劳埃德勋爵给法国大使打了电话。康邦仍然处于愤怒之中：他问道，英法军事协议对于英国总参谋部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英国多年以来所承诺的支援又表现在哪里？“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有共同之处，”大使强调，“我们的总参谋部已经寻求过意见。你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全部计划和预期的指令安排。”康邦尽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灵活地应对着劳埃德。他表示，法国外交部认为英国保守党并不能坚持自己所希望的对战争采取干预措施的设想。劳埃德坚决地否定了这一点，在结束了会见之后，他决定发起一次保守党内的对干预政策的演说。当天晚上，在张伯伦的家里举行了一场会议，等到第二天（8月2日）上午10点，已有包括议会领袖人物兰斯多恩和博纳·劳（Bonar Law）在内的多名保守党人士对积极的干预政策表示支持。在一封写给阿斯奎斯的信中表明，反对派们将支持干预的政策，并警告他，如果英国政府依然决定保持中立的观望态度，不仅将损害国家的声誉，更可能危及自身的安全。

但最关键的还是要争取内阁对此的首肯。在内阁，主流意见还是不对欧洲的战争进行干预。多数人仍然对与法国的协约关系持质疑的态度，并且对与俄国的公约有着敌视的态度。“每个人都希望在一旁观望，”阿斯奎斯于7月31日这样告诉维尼夏。丘吉尔后来回忆称，至少有3/4的内阁成员都不希望被卷入一场“欧洲大陆的争端”，除非英国自身也受到攻击，“而这似乎是不可能的”。而反干预主义者们也可以得到伦敦的银行和商业机构的财政支持：在7月31日，阿斯奎斯会见了一个由城市金融家们组成的代表团，他们警告他不要让英国被卷入欧洲的战争当中。

8月1日早上的内阁会议上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意见。以莫利和西蒙为首的反干预主义者们发表了一份声明，英国政府“从现在开始”，“不论出现何种状况”都绝不会出手。相比之下，丘吉尔则“非常好战”并要求“立刻进行军事动员”；而如果内阁依旧保持中立的姿态，格雷则可能辞职；“霍尔丹困惑不解。”内阁否决了立刻部署英国远征部队前往欧洲大陆的提议——格雷和自由党也反对这个决定。（正是这个决定让保罗·康邦陷入了绝望之中。）约翰·莫利则在丘吉尔面前得意地宣布了“和平主义者”的胜利，他说道：“最终我们还是打败了你们。”

然而，到了第二天——8月2日（星期日）——快要结束时，英国政府已经采取了进行干预的关键步骤。内阁会议从上午11点一直开到下午2点，格雷被授权告知法国大使，如果德国舰队穿过北海或进入英吉利海峡，阻断了法国的航道或对法国的海岸线展开攻击，那么英国的舰队将对法国提供全面的保护。农业和渔业委员会委员长沃尔特·朗西曼爵士后来将此事形容为“内阁还是认为，与德国的战争在所难免”。在于晚上6点半到8点召开的会议上，与会者又达成一致，表示如果比利时的中立性遭到“实质性的破坏”，“我们也将被迫采取行动”。而后来的这个情况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德国曾经明确对英国表示，他们将穿过比利时朝法国进军。在意识到局势已经开始朝着干预政策的方向发展时，伯恩斯在第一次会议之后宣布辞职；第二次会议之后，莫利也立刻提请辞职。这在“和平主义者”里掀起了巨大波澜。

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大逆转是怎样做到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先关注主张干预的人士在这个过程中的辩论能力。内阁大臣赫伯特·塞缪尔提前制定了两次会议的议程，首先讨论关于德国的轰炸对法国海岸的威胁，其次是将比利时的中立性的“实质性的侵害”转换为引发英国出兵的原因。这两项提案还有一个重要之处是，都为了确保成为“德国的行动而非我们的”，所以“罪责在于德国”。在8月2日上午的会议上，格雷满怀深情地提出，英国政府对于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支援法国，有着道德良心上的义务，并表示，“我们告诉法国，可以依靠我们，而如果我们现在又不能在法国身陷危险时提供帮助，那我也没有脸面继续待在外交部了……”而在倾向干预政策的人们与格雷和首相持相同意见的同时，“和平主义者”没能争取到其他各党和议会的更多支持，无力再在面对目前众望所归的形势之时逆流而上了。

自由主义者们所提出的观点到底有多么重要？由于英国是在德国进入比利时境内后，于8月4日对德宣战的，而且由于协约国之间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同盟，历史学界普遍认为比利时和法国是让英国的内阁、国会与民众选择加入战争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确实没错。于8月3日在下议院进行的一次精彩的演讲中，格雷将英法同盟也纳入了支持战争一派的内容中。他表示，英国经常在“一遇到战争中需要提供支援时”就放弃对法国的援助。但两国海军之间的合作实际上更多表现出的是道义上的内容：

法国的舰队目前部署在地中海地区，而法国北部和西部的海岸则完全处在海军兵力真空的状态。法国的舰队在地中海集结，这跟之前相比意味着更多的差别，因为英法两国之间长久以来增进的友谊让法国觉得无须害怕英国。法国朝向英国的海岸线是完全不设防的。法国的舰队长年以来一直都只在地中海集结，因为信任与友谊一直在英法两国之间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鉴于此，格雷向康邦和普恩加莱建议法国撤回其在东地中海的舰队，因为意大利也可能在合适的时机到来之后加入到战争中来，而英国则可能在不久之后为了保护地中海的“如同国家命脉一般的”商路，而加入战斗。这是格雷政治生涯中最为成功的一次演说——人们在读过了这篇讲稿之后，都会从中领略到格雷那巧妙的措辞中为帝国主义给出的道义上的借口。对此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来自反对干预战争局势的自由主义者克里斯托弗·艾迪所说的话：“格雷的演讲让内阁里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人感到满意，除了可能有3~4个反对意见。”而一旦决定被做出，英国就立刻以惊人的速度开始按部就班地部署，创造了包括各个工会党派甚至是爱尔兰种族主义者在内的不列颠神圣联盟。随后，康邦也丧失了在英国外交办公室的威信。这确实让人感到痛苦，但这位法国大使才是真正正确的，虽然这种情况只维持了几天的时间。

然而，鉴于比利时和法国的因素并没有在内阁7月底的决定中起到很重要的影响，我们需要再仔细审视一下英国做出这个最终决定的过程。一定还有其他重要因素导致了内阁的态度从中立到干预的转变，尤其是在部委中的那些“骑墙派”对内阁最终决议的确定产生了巨大影响。面对着这个复杂的环境，自由党在承受了格雷和阿斯奎斯的辞职之痛后，将如何在党派政治斗争中存活下去，成了另一个巨大的问题。而这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爱尔兰问题的态度，如果出兵干预，那么地方自治政策就不得不无限期地推迟，随着格雷的政策被采用，自由党的内阁也显然将面临垮台的境地。对于那些坚持比利时中立及英法海防协议的人，这是一个避免因干预与否的辩论而让政府崩溃的有力论据。

在这些考虑的背后，是对于逐渐浮现出来的争端对英国可能造成的威胁的忧虑。自1900年左右开始，抵御俄国的威胁就一直是英国政府在制定政策中所考虑的中心主题。1902年，英国就曾利用英日同盟以制衡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实力；1904年组建的英法协约关系又进一步地打压了俄国的气焰，至少作为英国的竞争对手来说是这样的；1907年，在英国无法继续有效驻防的帝国外围所发生的冲突为与俄国的公约提供了——至少是在理论上提供了——管理的手段。但来自俄国的威胁直到1914年都从未消失，事实上它甚至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更大了。当时，俄国在波斯和中亚地区的极端霸道和挑衅的举动让英国政府的一些高层人士认为，英俄协约关系可能已经名存实亡，也有一部分人要求在与俄国联盟方面做出更多努力。正如布坎南于1914年4月在给尼科尔森的信中所写的：“俄国正在迅速崛起，所以我们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争取与它的友好关系。如果它认为我们不可靠，或者没有利用价值，它就可能转而与德国亲善，谋取奥斯曼帝国地区的利益。”尼科尔森在1912年也曾更具体地谈道：

……如果不能与法国和俄国搞好关系，那情况会比与德国搞不好关系更加糟糕。德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困扰，但它无法威胁到我们真正重要的利益，而俄国则能在这方面让我们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确切地说就是在中东和印度地区对我们造成威胁，有可能让局面退回到1904年和1907年以前的状态。

而英国之所以在1914年参战，也是为了抑制德国，而非俄国。对于两种大相径庭的安全保障思路，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论——此前的一些研究（以及部分最新研究）强调英国以大陆均势政策作为中心的政治思想，最近的研究则把英国的外交政策制定方面放到了更为全球化的视野，指出英国当时作为一个在世界强国中并不靠前的国家，将俄国视为最为根本的基本威胁。大陆均势政策确实在1905和1911年的危机之后对英国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实际上这两种观点是混杂地存在于英国政府高层当中的。从艾尔·克劳对7月25日布坎南大使从圣彼得堡发来的电报所做的笔记中就可见一斑。克劳始终是一名奉行大陆均势政策的人，并将抑制德国放在首要的位置。但他也做出了其他针对英国安全性的呼吁：

如果在战争到来之时，英国只是在一旁袖手旁观，那么以下两种可能性中必然会发生一种：1. 德国或奥匈帝国赢得战争，占领法国，击溃俄军。英国在那种孤立的状况之下又将被置于怎样的位置？2. 法国和俄国赢得战争。他们对英国的态度将发生怎样的转变？印度和地中海地区是否又将易主？

总之，英国关键的政策决策者们并非在1914年被迫从大陆政策主义和帝国政策之间做出选择。不论是将俄国或德国作为首要的威胁，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英国对协约国的援助将意味着既对俄国抱持绥靖和包容的态度，又对德国产生抵制和遏止的效果。在1914年的情景下，英国政府的决策出于对全球和大陆安全形势的考虑，决定支持协约国共同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

聚焦比利时

法国的政策是对敌国威胁的主动出击以及对自身的安全进行被动防御相结合的；对德国来说，则正好相反。由于腹背受敌，德国政府必须决定先攻破哪一边。西线的攻势更为重要，因为德军认为在这一侧会受到更为强烈的抵抗；而在东线，只保持了能够拖住俄军前进步伐的力量。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鉴于毛奇费尽心思地阐述了俄军在军事装备和工业发展方面的进步，在东、西战线之间对平衡的把握有所改变，但战略计划的基本思路依然不变：在向东与俄军开战之前，德国将先集中大量兵力消灭西边法国的军事力量。而自1905年起，德国的领导层就认为只有取道中立的卢森堡和比利时，才能在对法国的军事行动上获得成功。该攻击会通过阿登森林旁的两条道路进行，一条穿过卢森堡国境，另一条则包围着被称为荷兰的咽喉要道的马斯特里赫特阵地的凸出部分。穿过比利时南部地区。德军的各路部队将从法国北部绕过凡尔登、南锡、埃皮纳勒和鲍尔弗等重要防御据点，从东北部直取巴黎，从而立刻结束西线的威胁。

毛奇与其他总参谋部的军官都将这个计划视为对法军事行动中当之无愧的制胜计划，所以他们也没有设定其他方案。唯一的一个备选方案，即只对俄国进行军事行动的东征计划于1913年被搁置。很显然，德国的军事领导层完全不关心对比利时中立性的破坏可能在外交方面造成的政治影响。史学家们也曾对德国军事计划的这种死板表示过质疑，认为这完全是军队为了实现“绝对的毁灭效果”所做出的违反政治与舆论规则的行为。但之所以将计划的方案设置得如此有局限性，也是有一定原因的：鉴于法俄同盟之间日益增进的共同防务合作关系，只针对一边的战斗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东征计划被废止。此外，德国军方并没有对英国的干预问题做出很多考虑，因为在大多数德军高层人士看来，英军是不可能参战的，这成了德军战略和政策上的另一个失误。

随着德国8月1日军事动员日期的临近，德国领导层又做出了两个空前巨大的错误决策。西线的进攻计划需要立即迅速向比利时出兵。毛奇表示，进军绝不能有任何延迟，因为如果等到比利时在列日要塞的防御工事完成了，就将阻挡德军前进的道路，并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而这种立即行动的决策在政治上出现了程序问题，导致了在德国正式开始向比利时进军、穿过比利时国境之前，比利时和法国的军队将有更多的时间加固自己的防御工事。另外，格雷和他的幕僚们要想做出干预战争的决策，原本应该很难，但并非不可能。格雷的政敌可能已经指出，俄国和法国才是此次战争的挑起者，而非德国；而英国如果出兵干预，则将让俄国和法国陷入更为不利的舆论旋涡中。在认识到这一点后，海军上将提尔皮茨就曾愤怒地质疑：“为什么我们没有再等等？”

8月2日发给比利时政府的最后通牒，是德国犯下的另一个灾难性的错误。既然决定了要破坏比利时的中立性并且加快进军的速度，或许更好的处理方法（对德国来说）是直接入侵并穿过比利时国境，并在事后对此进行相应的赔偿措施。这正是英国政府期待德国人做的。而阿斯奎斯内阁中的部长们——包括丘吉尔——一直以来都在重复一个观点，那就是英国不能将德国借道比利时作为干预战争的理由，前提是德军只驻扎在桑布尔—马斯一线，不进入安特卫普及斯海尔德河口等战略敏感地区。

然而另一方面，德国领导层则认为除了最后通牒之外，没有别的方式开始对比利时的进军，并让英国袖手旁观。最后通牒由毛奇于7月26日起草，并由德国外交部修订：鉴于参战部队中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以呼吁在比利时问题上根据国家利益进行周密考量。最后通牒的开篇表示，德国认为法国即将穿过比利时国境，对德国发起攻击，而“如果德国这种出于自保才出兵进入比利时境内迎战法国的行为，被比利时政府视为敌对行为，那对德国政府来说将是巨大的遗憾”。之后是几点内容：第一，德国将保障比利时所有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第二，一旦对法战争结束，就立刻撤出比利时；第三，全额赔付在比利时境内所造成的任何伤害；第四，如果比利时抵抗德国部队，“德国将遗憾地将比利时视为敌国”，但如果比利时没有抵抗德军，“两个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就将“更加深厚而持久”。

后来关于最后通牒的内容又有两个显著的变化。在毛奇的要求下，留给比利时政府的回复时间从24小时缩短到12小时，因为他急于快速开展军事行动。此外，关于指出比利时在保持“友好态度”的情况下，将可以“从法国的领地”获得割让领土的条款被删除了，因为德国外交部突然觉得这可能会让英国政府也蠢蠢欲动。霍尔维格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并不能解释他在危机的白热化阶段所做出的政治判断。

从德国外交官贝洛·萨雷斯克（Below Saleske）把最后通牒交给比利时外长达维南的那一刻开始，对德国来说一切都开始变得糟糕了。如果毛奇直接从比利时南部穿过，或许直接就能形成军事上的突破口。但最后通牒让比利时政府对此有所防备。这个任务现在落到了比利时国王和政府首脑布罗克维尔伯爵的头上。布罗克维尔在晚上8点前往皇宫面见国王时，带上了最后通牒的法文翻译版。这两个人将如何回应，是毫无悬念的。比利时国王一向以正直的为人和坚定的信念而闻名，布罗克维尔则是一个老牌的爱国者。他们将最后通牒视为对比利时荣誉的一种侮辱——除了这个他们还能怎样看呢？一小时后，晚上9点，比利时的部长级理事会和议院都对德国最后通牒的内容进行了讨论。整个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异议：大家从一开始就明确认为，比利时将奋起抗争。在当晚几个小时之后，比利时外交部给德国写就了一个维护自身尊严的掷地有声的回复：“如果比利时政府接受了这些条款，那么将成为国家的耻辱，并背叛比利时在欧洲的责任。”

8月3日上午，法国驻布鲁塞尔外交官M·克罗布科斯基（M. Klobukowski）看到了最后通牒的原文和比利时的答复，他立刻将此消息告知了哈瓦斯通讯社。随后一场舆论风暴横扫比利时和所有协约国，引得群情激奋。在比利时，爱国情绪被点燃了。在布鲁塞尔和其他大城市里，大街小巷都挂上了国旗；所有的党派都表示要同仇敌忾，捍卫祖国和荣誉，与入侵者做抗争。国王于8月5日在众议院做了关于维护国家团结、保卫祖国的演讲，并询问在座的议员：“你们是否将不惜一切代价守护我们祖先延续下来的神圣领土？”欢呼声如雷鸣般响彻大厅。就这样，德国的最后通牒变成了一次“可怕的情绪感染”。它在战时宣传的过程中让人们产生了共鸣，甚至掩盖了战争的合理性和后果，让协约国的战争被赋予了一种坚不可摧的道德正义感。

很多德国人都对比利时誓死抵抗的决定表示震惊。“唉，可怜的傻瓜们，”一名德国外交官在布鲁塞尔的德国使馆惊呼，“唉，可怜的傻瓜们！他们为什么不知难而退呢？我们并不想伤害他们，但如果他们挡在我们前进的路上，那他们必将被消灭。唉，可怜的傻瓜们！”也许因为他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德国人在6天之后，才在8月8日再次对比利时发起呼吁。被毛奇视为眼中钉的列日要塞与此同时也完成了进一步的加固措施。在一份给美国驻比利时外交官布兰德·惠特洛克（Brand Whitlock）的笔记中，德国政府表示了对“将要遭受血洗的列日要塞”的遗憾之情，并附注：

现在，鉴于比利时的军队将为了维护军队的荣誉感而对抗与自己过于悬殊的力量，德国政府恳请比利时国王和比利时政府及时收手，挽救比利时于未来的战争之灾。德国再次在此给出庄严的承诺，绝不会借此机会对比利时的主权有任何侵犯。德国随时都准备着将在战争情况发展到合适阶段时撤出比利时。

这份提议，也被拒绝了。

迈入战争

随着全军动员、最后通牒和宣战的一步步实施，本书的内容也进入了尾声。在于8月1日（星期六）在圣彼得堡与萨佐诺夫举行的最后一次会面上，波达尔斯大使嘀咕着“不可理喻的话”，泪流满面，之后费力地说了句“这就是我任务的结果了”就跑出了屋。当利赫诺夫斯基伯爵在8月2日给阿斯奎斯打电话时，他发现首相“几近崩溃”，泪水“从他的脸颊滑落”。在布鲁塞尔，即将离开的德国外交官们坐在一堆已经打包的盒子和文件当中，摸着额头，抽着烟，努力缓解着心理压力。

外交斡旋的阶段已经进入尾声，下面该通过士兵和舰队来“交流”了。德国的军事动员令发出后，巴伐利亚的军事全权代表前往柏林与外交大臣长举行了会见，他发现“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面庞，人们在走廊上碰面时会激动地握手，大家都在庆祝成功克服障碍”。7月30日，在巴黎的伊格纳季耶夫上校报告了法国人“对于有机会获得战略优势的”那种“不加掩饰的喜悦”。第一海军大臣丘吉尔对即将到来的战斗充满期待。“一切都走向灾难、趋于崩溃。”他于7月28日写给自己妻子的信里这样描述道：“对此我异常兴奋而愉悦。”在圣彼得堡，亚历山大·克里沃舍因向由杜马议员组成的代表团承诺，德国的军队将很快被粉碎，而战争对俄国来说是一个“福音”：“我们将造就这场战争的一切胜利。”

曼塞尔·梅里，一名来自牛津圣米歇尔镇的牧师，在7月中旬前往圣彼得堡，准备在那个夏季担任当地英国教会的神父。当军事动员令发布后，他曾尝试乘船逃往斯德哥尔摩。但他的船——“多贝尔恩”号被限制在港口不得出海。芬兰湾的所有灯塔都被摧毁了，喀琅施塔得的所有堡垒也接到命令，向所有穿过雷区的船只开火。7月31日，圣彼得堡的天空灰暗而多风，梅里与其他旅客都被限制在船上，看着预备役的士兵成群结队地走过。几个人迈着“轻盈的步伐”走着，但大多数人都“拖着沉重的步伐，身旁跟着的女人则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送她们的丈夫、孩子或爱人奔赴战场”。

在8月1~2日的这天晚上，巴黎市中心的大道上也弥漫着这种哭喊声，成群结队的士兵向火车站集结。现场没有音乐、歌唱或欢呼声，只有靴子摩擦的声音、马蹄走过的声音、卡车发动机轰鸣的声音，和搭载着火炮的车厢驶过楼下与鹅卵石摩擦所发出的噪声，而窗内，很多人睡眼惺忪地望着前往前线的部队。

公众对开战消息的反应因为虚假的报道而受到扭曲，所以政府发言人们总是宣称，政府是被公众舆论逼着加入战争行列的。可以确定的是，人们也都没有对檄文产生太多反感，几乎所有地方的人都或多或少自愿地前往集结地点。造成这种准备为国家奉献的状况的并不是出于对战争的渴望，而是出于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由于冲突的内在原因十分复杂，让士兵和民众都相信他们是出于自卫才加入了战争，都认为他们的国家受到了敌人的攻击和挑衅，认为他们自己是为了维护和平才这样做的。就在协约国的同盟部队备战的同时，事件本身的导火线却很快地被人们忽略了。“看来没人记得，”美国驻布鲁塞尔的一名外交官在8月2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几天前塞尔维亚还在这次的事件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现在看来，它已经退出了这个舞台了。”

对于即将到来的战争，也出现了一些沙文主义的热情，但这都是偶然现象。关于欧洲的英雄人物欣然抓住机会打败仇敌的神话早已化为泡影。在大多数地方，对大多数人来说，军事动员的消息让人震惊，如同“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突然炸响的惊雷”。城里的富人纷纷撤离，并没有觉得动员令所引领人们进入的战争将让士兵们失去亲人、致残，甚至死亡。在俄国的农村，经历了片刻“死一般的寂静后”，得知军事动员的人们“无论男女老少都痛哭起来”。在法国东南部的小镇瓦蒂利厄，钟声将工人和农民们召集到镇上的广场。有些刚刚从田里回来的人甚至还没来得及放下手里的干草叉。

“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将面临什么？”妇女们问道。妻子们、孩子们、丈夫们，所有人都被激动的情绪所淹没：妻子们紧紧地抱着自己的丈夫；孩子们看到自己的母亲哭了，也跟着哭了起来；只有惊慌与不安包围着我们。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幅景象啊。

一名英国游客回忆在阿尔泰（塞米巴拉金斯克）哥萨克地区住宿时，旗手扛着“蓝色的旗帜”，伴着军号，带来了军事动员的消息。哥萨克士兵传达了沙皇的命令，“拼尽全力击败敌人”。但谁是敌人？没人知道。发来军事动员令的电报里也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流言四起，起初大家觉得这场战争一定是针对中国的：“俄国在蒙古的进军太深入了，中国为此宣战。”后来又有流言称：“是跟英国打仗，跟英国。”这种观点也曾盛行了一段时间。

直到4天之后，一些进一步的真实消息才传到我们这里，然而没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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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我永远都不可能搞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1936年，小说家瑞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站在萨拉热窝市政厅的阳台上对她的丈夫这样说道。她表示，这不是因为相关的史实太少，而恰恰是因为有太多的事实摆在那里。1914年那场危机的复杂性也正是本书的核心内容。出于当时的复杂原因而出现的一些行为，在当今的政治现象中同样存在。在写本书最后一部分时，正值欧洲2011~2012年经济危机的最高峰——这也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复杂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陷入欧债危机的国家，像1914年那些国家一样，也都注意到了有可能出现的普遍的灾难性结果——欧元崩溃。所有的大国都不希望产生这种结果，但除了这个共同的利益，他们也各自有着特殊且矛盾的、属于各自的利益关注点。基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每个国家的举动都可能引发他国进一步的反应，而由于政策决定的不透明，其产生的连锁反应很难被预估。与此同时，身陷于欧债危机的各国领袖们还在尝试利用普遍性危机作为杠杆，以争取他们自己的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1914年的那些人跟我们是同一代人。但我们之间的不同之处也和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一样显著。至少负责解决欧债危机的各国领导们对问题的关键有着相同的认识。与此相反的是，1914年关于道德与政治的争端磨灭了各国间的共识和信任。况且1914年也还没有如此强大而成熟的国家体系，可以准确制定应对策略、调解冲突、实施有效的补救措施。此外，1914年危机的复杂性并非源于各国之间单一的政治经济体系交流，而是源于各国之间频繁出现的军事动作和面对高风险、低信任所做出的对威胁的反应。

普林西普的足迹
（萨拉热窝，摄于1955年）

国际关系体系中发生的飞速变革，对形成1914年复杂的事件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阿尔巴尼亚地区的异军突起，黑海地区进行的奥斯曼帝国与俄国间的军备竞赛，俄国对从索非亚到贝尔格莱德政府的重新定位等，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不是长期的历史变革，而是短期内发生的变化。所产生的后果由于欧洲各国之间密切的关联性而扩散：例如格雷与自由党之间的斗争、普恩加莱和其同僚们推行的政策或是苏霍姆利诺夫对科科夫佐夫发动的战役。根据一份未出版的回忆录所记载的，科科夫佐夫在1914年1月卸任后，沙皇尼古拉二世首先想到将他的职位交给行事风格非常保守的彼得·N·杜尔诺沃，这是一个强势而有着坚定信念的人，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巴尔干纠纷。但杜尔诺沃并没能胜任，后来位置又让给了戈列梅金，由于他的软弱，克里沃舍因和一些高级军官们于1914年7月掌握了议会的实际权力。过于关注这个细节可能有失偏颇，但这也确实是引发1914年危机的原因之一。

这反过来让国际关系变得更加不透明且难以预测，以至于使同盟国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不信任感，这对和平都是非常不利的。在1914年，俄国和英国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度相对较低，并且还在继续下降，但这并没有让英国外交部拒绝加入这场俄国发起的欧洲战争；相反，它还加强了增援。这同样也适用于法俄同盟：对于未来发展的疑虑让两国的心气更加高涨，而不以避让的姿态对待危机。各国政府间关系的变化以及外部条件的多变导致了政策上的变革和信息的复杂交错，这成为战前危机阶段的显著特点。而鉴于1914年前后类似的文件或承诺过于多变，用“政策”这个词似乎也确实不合适。俄国或德国在1912~1914年是否有过一个巴尔干政策，是值得推敲的——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些多样的措施、方案和表态，难以下一个总体的定论。对于各国领导人来说，大国关系的变动也意味着制定政策者将承受巨大的国内压力，这不仅来自于媒体舆论、工业和金融团体，也来自于他们各自的政党内部。而这也加剧了各国决策者们在1914年夏天焦虑的情绪。

我们需要区分一下对决策者产生影响的客观因素，以及他们对本国及他国所说的关于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本书中所涉及的关键国家领导人的内心都曾经充满了恐惧、不安以及对各自利益的追求。在维也纳上演的是一个关于年轻暴徒弑君之后，政府教唆邻国共同抵制贝尔格莱德的故事；在塞尔维亚，被受害妄想症所困扰的贪婪而强大的哈布斯堡皇朝也做过同样的应对举动；而德国则是因对未来被入侵、分割的恐惧导致了1914年夏天的决策。俄国多次在轴心国那里蒙受羞辱同样产生了影响，对过去的认知不复存在，人们更加认清了现在的局势。其中最重要的是，奥匈帝国出于历史发展角度必然会出现衰败趋势（这十分有利于奥匈帝国的敌人），这也逐渐改变了此前人们对奥匈帝国扮演中欧和东欧霸主的看法。它破坏了这样一种观念：正如其他列强，奥匈帝国为保护现有利益而不顾一切地进行抵抗。

巴尔干地区是战争爆发的中心，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巴尔干地区也正是斐迪南大公遇刺事件发生之地。但还是有两个特别之处值得关注。首先，巴尔干战争以一种非常危险的方式重新确定了强国和弱国之间的关系。在奥匈帝国和俄国领导人看来，如果对巴尔干半岛的归属权加以干预，将带来新的威胁，特别是在1912~1913年冬季危机期间。后果之一就是法俄同盟的巴尔干化。法国和俄国以不同的步伐、出于不同的原因，在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边境地区设置了地缘政治的敏感地带。巴尔干问题并不是由逐渐成形的政策或阴谋引发的，1912年和1913年的遗留问题也和此后的“一战”爆发没有必然的或线性的联系。这并不能说巴尔干问题的形成实际上是由塞尔维亚问题导致的，并将整个欧洲卷入了1914年的战争，正相反，一旦战争爆发，它便可以提供能够对危机做出解释的概念框架。世界上两个差异巨大的大国俄国和法国也为了这一地区的稳定联合起来。

对于地区安全已经被巴尔干战争破坏了的奥匈帝国来说，萨拉热窝事件的刺客们也不是发动战争的借口。这是带有变革意义的事件，带着实实在在而又无从捕捉的威胁。如果以我们现在的时代背景来评判，维也纳政府是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与贝尔格莱德政府就萨拉热窝事件寻找和平的处理方式的，但在1914年就不可能了。同样，爱德华·格雷爵士所提倡的“四国调解”机制也不可能真正实施，因为他所代表的党派自身就对奥匈帝国局势的发展走向漠不关心。并非塞尔维亚当局不愿意或者不能抑制由盛行起来的领土收复主义者策划的萨拉热窝事件，而是塞尔维亚的盟友们并没承认维也纳政府对贝尔格莱德政府进行监控和疏导的权利。他们之所以拒绝维也纳政府的要求，是因为他们认为塞尔维亚的主权是不容侵犯的。这与2011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对一项提案的争议有相似之处，该提案是北约国家支持的，即应加强对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的制裁，以防止其对该国公民中持不同政见者的进一步屠戮。俄罗斯代表当时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这表现出一种不太恰当的“对抗方式”，是典型的西方做法；中国的代表则认为强加制裁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是对叙利亚“主权”的干预。

那么罪责又该在谁那儿呢？鉴于断言德国及其盟友对战争的爆发有着道义上的责任，战后的《凡尔赛条约》第231条规定，战争的罪责在于战争起源。类似的对德国的指责从未停止过。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费舍尔论文”，这份由弗里茨·费舍尔、伊曼努尔·盖斯和几名年轻的德国同事共同撰写的20世纪60年代的文件里，他们将德国视为引发战争的主要责任国。根据他们的观点（抛开费舍尔一派内部的诸多变化不谈），德国并非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战争，而是主动选择了战争，或者应该说是一种更糟的情况，即德国人事先就策划了此次战争，以图借助战争的爆发打破欧洲其他国家对自己的孤立，并跻身世界大国之列。对费舍尔论文的近期研究强调了，德国学者之所以认为德国对“一战”负有罪责是源于他们对纳粹时期的反思；费舍尔的观点在许多方面遭人诟病。但即便如此，“费舍尔论文”的简化版仍然被当作学习德国“一战”时期心态的重要文献。

我们真的有必要将战争的罪责怪到某个国家头上吗，或者我们真的有必要按照那些参战国的责任程度列出他们应该为战争的爆发所承担的罪责？在一份根据当时的文件所做的研究中，保罗·肯尼迪指出通过指责全部的国家或不指责任何的交战国，来解决相关的战争缘由问题都是“站不住脚的”。肯尼迪暗示，强硬的做法不应该回避问题。人们如果只是为了责备而责备，并不能最终达到责备错误一方的目的。围绕责备而进行的解释则更能够构成假设。人们普遍倾向于首先假设在冲突中一方是正确的，另一方是错误的。塞尔维亚人寻求民族的统一是错误的吗？奥地利人坚持阿尔巴尼亚的独立性是错误的吗？这两个国家哪个错误更大？这些问题都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思维方式的另一个错误是，它将问题局限在了某个特定的政府或者国家，而非相互影响的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因此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对批判对象的探索使得人们容易将决策者的举动看作有计划而为之，并有着连贯的意图。而实际上你需要证明，确实有人渴望战争并引发了战争。在极端情况下，这样的过程中就诞生了阴谋论式的叙述：一小撮掌权的人（比如那些穿着天鹅绒夹克的恶棍们）依照一个恶毒的计划，从幕后操纵着事情。无可否认，这样的解释确实传递出一种道德满足感，而且从逻辑上看，1914年夏天所爆发的大战也是由这种方式开始的，但是本书认为以上论点并不能由切实的史实证据支撑。

1914年战争的爆发过程绝非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那样：最后，我们发现罪魁祸首站在温室里的尸体旁，手里拿着一支冒着烟的手枪。在这个故事里，没有冒着烟的手枪，或者应该说每个主要角色的手里都拿着枪。从这一点来看，战争的爆发是一场悲剧，而非罪行。认识到这一点也并不意味我们要为奥匈帝国和德国领导人穷兵黩武的姿态和帝国主义的野心开脱。关于这一点，费舍尔和他的历史学家们是对的。而同时，德国也绝非唯一的帝国主义者，也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帝国主义思想控制的国家。引发“一战”的那场危机是各国政治文化交织在一起所导致的。这是一场多极化的事件，是一种大范围内的相互影响。也正因此，“一战”的危机成为当代最复杂的事件之一，同时也让“一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在刺客普林西普射出那两颗致命的子弹之后成为悬而未决的谜题。

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与后来“一战”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相比，1914年危机期间政客们尔虞我诈所得到的任何所谓权益都是微不足道的。当时的各国领袖们知道他们在冒着怎样的风险吗？有种说法是，欧洲人普遍毫无根据地相信下一次的大陆冲突将是类似18世纪那样的短暂而尖锐的内阁之争，就如俗语中所说，人们将“来得及回家过圣诞节”。最近，这种“对于短期战争的幻想”的说法也遭到质疑。德国的施里芬计划是以大规模的闪电突击对法国进攻，但就连施里芬的下属都认为，接下来的战争无法取得快速的胜利，而恐怕会演变为“步履艰难的充满血腥的道路”。赫尔穆特·冯·毛奇也希望，如果欧洲爆发战争，能迅速结束战斗。但他也承认这场战斗有可能旷日持久，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在1914年7月底也曾将此形容为“世界末日”临近了。一些法国和俄国的将领则将其称为一场“灭绝人类的战争”以及“文明的湮灭”。

他们都对这一点心知肚明，但他们真的切身感受到了吗？这或许也是1914年之前和1945年之后最大的区别。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领导人和舆论都深刻地认识到核战争意味着什么——广岛和长崎升起的两朵蘑菇云是那个时代普通民众永远的噩梦。也正因如此，后来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再也没有发展到核战争的程度，但在1914年则完全不同。在许多政治家看来，对短期内结束战争的期望和对长期战争的恐惧相互抵消，让人们不怯于冒险。1913年3月，《费加罗报》的一名记者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巴黎军医界领军人物的报道。其中包括雅克–安布鲁瓦兹·蒙波菲特（Jacques-Ambroise Monprofit）教授，他刚从希腊和塞尔维亚的军事医院完成一项特殊任务归来，在那里，他协助当地的军医建立了更高水平的手术标准。蒙波菲特注意到“被法国大炮（这些炮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前就已经被卖到了巴尔干地区国家）炸伤的情况不只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同时也会导致最恐怖的死亡方式——骨头被震碎、肌肉组织被撕裂、胸部和头部被炸开了花”。由于这种武器的杀伤效果过于残忍，军医中的另一名杰出的专家安托万·德佩（Antoine Depage）教授甚至提出对这种武器实施国际禁运，防止其出现在未来的战争当中。“我们理解他的用心良苦，”记者评论道，“但只要我们有一天还可能陷入寡不敌众的境地，我们就必须让敌人知道我们有如此厉害的武器保卫自己，让敌人恐惧……”这篇文章在结尾表示，法国应该为同时拥有让人感到恐怖的武装力量以及“一个能化腐朽为神奇的医疗组织”而感到高兴。在“一战”前的欧洲，诸如此类的文章比比皆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1914年的这些主角们就是一群梦游者，他们悬着一颗心，但又视而不见，他们被自己的梦困扰着，却没有一个人睁开眼去看看，他们将带给这个世界的是一场怎样的灾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的艺术：托马斯·杰斐逊传 /（美）米查姆著；贾冬妮，徐宁，唐辉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5.5

书名原文： Thomas Jefferson: The Art of Power

ISBN 978–7–5086–5085–2

I. 权… II. ①米… ②贾… ③徐… ④唐… III.杰斐逊，T.（1743~1826）－传记IV. K837.12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9228号

Thomas Jefferson: The Art of Power

Copyright © 2012 by Jon Meacham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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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艺术：托马斯·杰斐逊传

著者：[美]乔恩·米查姆

译者：贾冬妮 徐宁 唐辉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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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艺术

——托马斯·杰斐逊传

[美] 乔恩·米查姆 著

贾冬妮 徐宁 唐辉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序 世界之希望

第一部分 继位

第一章 幸运之子

第二章 什么决定了我的命运

第三章 革命的根源

第四章 诱惑和考验

第五章 充满欲望和否定的世界

第二部分 革命

第六章 惊心动魄

第七章 和平遥遥无期

第八章 大名鼎鼎的杰斐逊先生

第九章 人类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

第十章 责任的吸引力

第三部分 改革者和州长

第十一章 自由的议程

第十二章 棘手的州长职务

第十三章 蒙蒂塞洛的英军

第十四章 超越死亡的炽热感情

第四部分 失意的议员

第十五章 重返政治舞台

第十六章 一场为了赢得尊重的战斗

第十七章 消失的城市和终生的劝告

第五部分 世界是他的舞台

第十八章 浮华的欧陆

第十九章 知识的世界

第二十章 头脑和心灵

第二十一章 你觉得我们的新宪法怎么样

第二十二章 巴黎的条约

第六部分 首任国务卿

第二十三章 纽约的新职位

第二十四章 杰斐逊先生太讲民主了

第二十五章 两只斗鸡

第二十六章 最后的风暴

第七部分 反对党领袖

第二十七章 蛰居蒙蒂塞洛

第二十八章 就任副总统

第二十九章 邪巫的统治

第三十章 亚当斯对阵杰斐逊：第二回合

第三十一章 危急之秋

第八部分 美国总统

第三十二章 新秩序开始

第三十三章 踌躇满志的总统

第三十四章 胜利、丑闻与隐疾

第三十五章 有如神助

第三十六章 举国欢腾

第三十七章 黑暗大阴谋

第三十八章 这该死的禁运

第三十九章 告别终极权力

第九部分 蒙蒂塞洛之主

第四十章 我的身体、头脑和日常生活

第四十一章 培养政治家、立法者和法官

第四十二章 联邦的丧钟

第四十三章 算了，医生，就这样吧

后记 所有荣耀归于杰斐逊

作者摘记及致谢

描绘早期的美国总统时，你大可以泼墨写意，只要寥寥数笔，他们的形象便尽现眼前，唯独他除外……杰斐逊得用铅笔精描细绘，逼真与否，全看是否绘出了那些若隐若现、闪烁跳跃的光影。

——亨利· 亚当斯

《托马斯· 杰斐逊时期的美国历史》

在我看来，这是白宫有史以来最非凡的一次聚会，汇聚了众多英才和人类智慧的结晶，如果说有遗憾的话，那就是少了已离开我们独自用餐的托马斯·杰斐逊。

——约翰·F· 肯尼迪

于1962年在为在世的诺贝尔奖得主庆祝晚宴上的致辞

献给赫伯特·温茨

一如往常，也献给玛丽、玛吉、萨姆和基思

序

世界之希望

华盛顿特区，1801年冬

他天明即醒。在国会山康拉德–麦克蒙公寓房间里，体形瘦长的托马斯·杰斐逊掀开被单，伸出长腿，将双脚浸入一盆冰水中。他认为这样做有益健康，于是早起冰脚便成了其保持终生的习惯。在他位于弗吉尼亚蓝岭附近西南群山中的蒙蒂塞洛庄园，每天清晨放在杰斐逊卧榻旁边的铁桶把地板磨出了一圈凹痕。

1800~1801年冬，华盛顿，杰斐逊即将58岁。他身高6.25英尺[1]，头发已逐渐转灰，不再是年轻时的红棕色；因日晒而遍布雀斑的脸上开始显出皱纹；目光锐利但难以捉摸，时而呈蓝色，时而呈棕红或褐色；牙齿十分健康。

1801年2月初，首都四处道路泥泞，建筑稀稀落落。混乱无序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总统宝座归属尚不明朗，宪法地位岌岌可危。杰斐逊避居在新泽西大街康拉德–麦克蒙公寓里，默默沉浸在无言的痛苦中。这栋新建公寓的马厩可容纳60匹马，距离尚未竣工的国会大楼仅200步之遥。

他一边足浴，一边整理思绪。经过一轮轮激烈竞选，他成功挑战现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并在预选中将其击败。然而，这位高个儿弗吉尼亚人却获得了与纽约人阿伦·伯尔相同的选举人票，后者精力充沛、风度翩翩、灵活善变，本作为他的副总统参加竞选。根据1800年生效的选举规则，总统和副总统的选票无法分出胜负，这就使得原本从亚当斯到杰斐逊的和平的权力交接演变成了一场宪政危机。

焦虑不堪、郁郁寡欢的杰斐逊在给长女的信中写道：“在这里参加各种活动，无欢娱却精疲力竭。敌手、间谍环伺，蓄意曲解我的字字句句，一旦与事实不符，便口诛笔伐。”他的命运掌握在其他人手里，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他憎恶无尽等待，憎恶流言蜚语，憎恶懵然无知。然而，他却无能为力。托马斯·杰斐逊能做的只有等。

杰斐逊说，选举成了“所有谈话的主题”。杰斐逊与伯尔选票相同，亚当斯紧随其后，选举成了众议院代表的竞赛，无人知晓前路几何。突然间，一轮全新的选举在众议院展开，16个州的代表每人要投出一票，赢得9票者当选总统。“危机影响空前深远……”2月第二个星期的《华盛顿联邦党报》[2]如此宣告。可能是伯尔当选吗？他承认视政治为“玩物与名利”，他会被心怀鬼胎的联邦党人选为总统，从他的民主共和党[3]同伴杰斐逊手中夺走总统宝座吗？又或者杰斐逊的政敌们会选出一位临时总统，拒绝将最高权力拱手让给杰斐逊和他的民主共和党人？

在华盛顿沉重压抑的氛围中，似乎一切皆有可能。杰斐逊乐于散发一种不囿于政治的哲学家风度，却发现自己不得不奋力稳固选举地位，他要将美国从据称有君主制倾向的联邦党手中拯救出来。1776年，还是青年的他为了美国的自由而不顾一切，如今，25年过去，杰斐逊认为他所熟知和热爱的美利坚合众国可能要走到尽头了。1800年选举期间，爱国医生本杰明·拉什告诉杰斐逊：“听说某位国会议员哀叹我们脱离大英帝国，并诚挚希望我们重新回到它的治下。”

这样的想法令杰斐逊胆战心惊。他坦承自己有责任维护1776年《独立宣言》所申明的原则。身为绝大多数选民的选择，如果他在总统选举中败北，那么这些年来美国人民一直是为了什么而抗争？危机四伏。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一位老革命友人埃尔布里奇·格里说，杰斐逊的反对者们已经开始从“分化思想转化为分化人民的行动了……这是他们煽动、酝酿内战的开端”。

有流言称，刚获任首席大法官的国务卿约翰·马歇尔有可能击败杰斐逊，被任命为总统。当弗吉尼亚州州长詹姆斯·门罗被告知宾夕法尼亚州有22 000人已“随时待命，准备在极端时期拿起武器”时，他说：“倘若联邦分裂了，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混乱是杰斐逊所深恶痛绝的，威胁着他热爱的和谐。

最终，一场暴风雪袭击华盛顿之后，杰斐逊在众议院第36轮投票中险胜，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总统。自此，造就美国独一无二的政治丰功伟绩的杰斐逊时代开始了。与这位蒙蒂塞洛的哲学大师相较，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时被形容为更英明、更务实。然而，若以大权在握的时间为粗略的判断标准，杰斐逊当属美国共和体制前50年里最成功的政坛人物。1800~1840年的40年间的36年里，居美国总统要职的不是杰斐逊本人，就是自称“杰斐逊的拥护者”的人：詹姆斯·麦迪逊、詹姆斯·门罗、安德鲁·杰克逊以及马丁·范布伦。（约翰·昆西·亚当斯担任一届总统，属唯一例外。）这个未引起关注且未公开过的“杰斐逊家族”，在美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杰斐逊构想清晰，目标宏大——期盼民众政府在美国得以存续。他相信，民众受过良好教育，民智已开，他们的愿望定会实现。他的对手们对人民则缺乏信心，他们担心大部分美国公众可能无法担当自治的重任。而杰斐逊认为正是这批美国公众才是自由的救星，民族的灵魂，共和的希望。

为实现目标，杰斐逊追求权力，一旦在手即施加影响，令现实屈从于其个人意志，按其心中蓝图重新加以塑造。最伟大的领袖既不是空想家，也不是独裁者。他们如杰斐逊一样，既畅言国家宏图伟业，又深谙权力之道，懂得达权知变。杰斐逊在整顿思想、打动人心方面的能力超群，激情澎湃的同时又不失踏实务实。为实现构想，他妥协退让，也相机变通。杰斐逊在特定时期，心甘情愿应时而动，使得他成为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历史人物。然而，在现实世界，身处那个时代，当杰斐逊被赋予国家安全的重任时，他大胆创新，灵活机变，堪称锐意改革的领导人。

选择理想还是现实、高尚的目标还是无奈的妥协，美国一直都在挣扎。杰斐逊也是如此。和美国一样，在杰斐逊的内心和头脑中，是追求完美还是得过且过，是理智行事还是随心所欲，这种交战一直在上演。于他同于美国，这种矛盾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斗争。杰斐逊的故事之所以能引起共鸣，主要是因为他代表了一种永恒的戏剧情节：在复杂的乱世当中，通过争夺国家的领导权实现伟大的变革。

杰斐逊比任何一位早期的美国总统——无论是华盛顿还是亚当斯——都更加深信人性的可能性。他志存高远，但也明白，要让梦想成为现实，其捍卫者要足够强大和狡猾，能让历史为其所用。大体来说，就是哲学家的思考、政治家的操控。杰斐逊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他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而且常常能同时扮演好两种角色。这就是权力的艺术。

他爱妻子，爱藏书、农场、美酒、建筑、荷马作品、马术和历史，爱法国和弗吉尼亚联邦，爱花钱，爱最新的理念和观点。他对美国和美国人深信不疑。在1801年的首次就职演说中，他曾说过，这个国家是“世界最大的希望”。他认为只要用心，美国人几乎无所不能。杰斐逊曾在1814年这样形容他的美国同胞：“他们能做到的就一定会做到。”

艾萨克·格兰格·杰斐逊是蒙蒂塞洛的一位奴隶，他眼中的杰斐逊令人敬畏： “杰斐逊先生个子很高，身板笔直，肩膀宽阔。他身形挺拔，长脸形，高鼻梁。”埃德蒙·培根，蒙蒂塞洛的一位监工，形容杰斐逊“像一匹骏马，没有一丝赘肉……脸上总是一副和蔼可亲的表情”。

高个子和令人敬畏也许会赢得一时的尊敬，但很难被喜爱；过于平易近人也许会赢得一时的喜爱，但很难被尊敬。杰斐逊就是那种极为罕见的领导人，他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却又不会让人有压迫。他的气质赋予他独特的机会，让他能努力落实头脑中的想法，让周围的世界朝着他的理想转变。

杰斐逊是哲学家，也是科学家；是自然主义者，也是历史学家。他是启蒙思想家，总是向前看，对知识有着执着的追求；他酷爱细节，每天都会关心天气，随身携带一个印着乳白色树叶图案的小本，把每天的花销记录下来；他是骑马高手，认为阳光“治百病”。杰斐逊还有步行的习惯，这让他身体匀称强健。他不喝烈酒，但喜爱葡萄酒，每天要喝上三杯左右；他不吸烟，收到仰慕者送的哈瓦那雪茄，他都会转送给朋友。

杰斐逊对于发明和探索孜孜不倦，他设计过餐桌旁的上菜架，还有蒙蒂塞洛房间门上的隐蔽式开门装置。他喜欢考古学、古生物学、天文学、植物学和气象学，还曾经把《新约》中他认为超自然的、不可信的段落删除，把剩余的诗章按他心目中的正确顺序排列，创作了自己的“福音书”。音乐让他提神，园艺使他快乐。他喜欢买漂亮东西，也喜欢自己动手建造。在蒙蒂塞洛，他曾创作过帕拉第奥风格的建筑草图，还设计过罗马风格的弗吉尼亚州议会大厦，其灵感源自法国南部城市尼姆的一座古庙宇。他是意大利面爱好者，曾费力地抄下法文的冰激凌食谱，还乐此不疲地寻找完美的沙拉配菜。他养牧羊犬（他最爱的两条分别是贝热尔和格雷佐）。他懂拉丁文、希腊文、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

杰斐逊喜欢研究人性，热衷于观察使人前进的动力，关心他人生活的细节。他爱读塞维涅夫人的书信，她的信件反映了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风貌；还有斯达尔夫人的作品《科琳娜或意大利》，一本浪漫主义的流浪汉小说。蒙蒂塞洛的藏书室中有一系列的藏书，一位访客将其内容总结为“君王丑闻”，杰斐逊把它们放在一起，标题为“列王纪”。它包括“Bareith公主的回忆”（由普鲁士的Bareith长公主、腓特烈大帝的姐姐著），“德拉莫特伯爵夫人回忆录”（作者是卷入玛丽·安托瓦内特钻石项链丑闻的关键人物之一），有关审判约克公爵的记述，以及因纵容其情人向军官出售军衔而被迫辞职的英军统帅的故事。据杰斐逊的访客回忆，他在讲到这些故事时“有一种满足感，但他又声称这类事情通常并不重要，这好像有点儿自相矛盾”。

据说，一位乡村旅店的客人曾经和一位“衣着朴素、低调的旅客”聊过天，这位客人根本认不出这位陌生旅客是谁。二人聊了一个又一个话题，这位不起眼的旅客“对每个话题都很精通”。聊到法律，“他就觉得自己是个律师”；聊到医学，“他就确信自己算得上医生”；聊到神学，“他又笃定自己能当个牧师”。后来，旅馆的客人“十分讶异”，于是就问店主这位奇人是谁。

店主的回答很简单：“哦，我怎么觉得你应该认识他。”

杰斐逊有众多挚友，对于他们来说，杰斐逊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之一，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可敬但不傲慢，耀眼但不张扬，力争胜利但不让人厌烦。

然而，他同样有众多对手，而且层出不穷，对于这些人，杰斐逊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狂热分子、一个蛊惑者、一个空想家、一个像女人一样的亲法人士，不值得被一个伟大国家的政府所信任。而杰斐逊只能竭尽所能扭转这些看法。他渴望得到人们的喜爱和认可。

他善于操控情感和政治，对批评敏感，执着于名誉，献身于美国。他走出蒙蒂塞洛的庄园，夜以继日地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看到人类的思想被君主、牧师和贵族禁锢在封臣制度下长达多个世纪之后，理性的标准最终得以建立”。作为庄园主、律师、议会议员、州长、大使、国务卿、副总统、总统，杰斐逊大半生都在寻求自控和影响他人生活及命运的能力。对杰斐逊而言，政治不是令人沮丧的烦心事，而是让一切成为可能的伟大事业。

有自己的父亲作为榜样，他很早就立志要扮演大家长的角色，并且乐于承担随之而来的责任。他是个人自由主义理想的先行者，是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的决策人，是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队的派遣者，是美国西进运动的先驱。为了制衡权力和联邦军队的影响，他领导了这个新生共和国的第一次民主运动。而至关重要的或许是他赋予这个国家“美国人不断进步”的理念——一种明天会比今天和昨天更加美好的精神。自此以后，美国最伟大的政治家都会因为构筑了“美好前程指日可待”这一杰斐逊式的愿景而飞黄腾达。

杰斐逊的人生经历之所以引人入胜，某种程度上还在于，在面对极端的政党偏见、经济不确定性以及外来威胁时，他总有办法坚持下来，而且多半还能占据上风。杰斐逊的政治领导力颇具启发性，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总统，他可以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运筹帷幄：一方面，营造未来会更好的希望；另一方面，运用政治的灵活性和技巧，最大限度地把理想转化为现实。

他通常被视为美国的缔造者和设计师：一位能清晰描述国家未来的人，但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虽然杰斐逊曾写过不少振奋人心的经典语录，他的诸多理念也广为流传，然而，杰斐逊并没有因此而止步不前。他是一位建造者，一名斗士。在担任总统期间，他曾说过，“现实性优先于纯理论”，而且，“现实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被统治者的习惯决定的”。

杰斐逊为了最伟大的事业而战斗，然而他却很少关注被迫害者和被奴役者的公平与正义。最终，对所有的争论、分歧、学术研究以及研讨会而言，关于杰斐逊大概也只有一件事是毫无争议的：这个生活和工作于1743~1826年的人同绝大多数凡人一样，会被激情、偏见、骄傲、爱情、抱负、希望和恐惧所左右。在接下来的几章，我要做的就是让人们重新意识到，杰斐逊——那个谋求公职、为新时代定义了人权、探索不断拓展的科学和哲学前沿领域的人，那个爱女人、养奴隶、参与缔造了一个国家的人——也是一个凡人。

他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是18~19世纪的背景下所塑造出的人物。因此，必须将他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看待。诚然，他所关注的诸多方面具有普遍性，这也是客观事实。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具有深远影响。

全世界，或者说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深知，杰斐逊是一位魅力非凡、卓越高雅的人。无论是谁，哪怕你是碰巧出现在他面前，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利用这片刻时光展现他的魅力。无论男女，他都会调侃打趣，让你对他产生好感。“被喜爱是一件令人陶醉的事，”他对他的孙辈讲，“获得人们喜爱的方法就是：不要同人争吵，也不要发脾气。”他厌恶面对面的争辩，更喜欢圆融地化解言谈中的冲突与不快，这让一些人以为杰斐逊同他们的观点一致，但事实上，他只是在竭力避免冲突而已。正是由于他对一团和气如此痴迷，一些人将他的有所保留误解为表里不一，他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然而，女士们却对他青睐有加。受华盛顿民主共和党《国民通讯员报》的发行人塞缪尔·哈里森·史密斯的邀请，杰斐逊造访了史密斯家。在会客厅，他同女主人、史密斯的妻子、作家玛格丽特仅仅独处了几分钟。起初，这位出身于联邦党人家庭的史密斯太太并不了解杰斐逊为何方神圣，但她发觉自己“有些被这位访客高贵稳重的气质所震慑”。然而，这种“战栗的感觉”只是一瞬间的体验。就座后，这位陌生的造访者“举手投足安然自若，还漫不经心地把胳膊搁在他座位旁的桌子上，他转过来对着我，神情流露出关爱，声音柔和，举止优雅，宛若女性一般”。他还有“唤醒别人”的天赋，“开始会聊点儿日常生活的话题，”史密斯太太说道，“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开始在观察这个人了，相当有趣。”

杰斐逊的非凡魅力让她不由自主讲了一些她原本不打算讲的事，她也不明白为什么。“他的言行、神情都散发出一种气质，瞬间就能让我敞开心扉。”这位到访者有些许的控制欲。“我发觉自己可以很坦诚地告诉他，我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史密斯太太说，“我并不了解他，但他饶有兴趣地听我说些家长里短，让我感到安然自在；他神情举止温和友善、抚慰人心，甚至让我忘了他不是我的朋友。”

就在这时，客厅的门开了，史密斯先生走了进来。一听到这位到访者就是“杰斐逊先生”时，史密斯太太立刻变得异常兴奋，同时也觉得颇为尴尬。“我感到脸颊一阵灼热，心跳急剧加速, 在他离开之前，我没敢再多说一句话。”她被杰斐逊的公众形象和他本人之间的巨大差异所迷惑。“难道这就是我平日里听到的、被联邦党人大肆抨击的那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那个粗鄙的蛊惑民心的政客？那个狂妄的无神论者？那个生活放荡的男人？”她不禁问道，“眼前的这个男人优雅谦恭，举手投足透露着高贵，声音柔和谦卑，面容和善而不乏智慧，难道他就是那个胆识过人的一党之首？那个和平生活的破坏者？那个所有阶层的公敌？”在起身离开的时候，杰斐逊“真诚地跟我们握手道别……以一种再平常不过的方式说道：‘我是您二位的朋友。’”

杰斐逊敏锐的感官不仅局限于欣赏艺术的优美、音乐的力量和自然的瑰丽。他曾追求过两个女人，而后他的妻子带给了他十多年的幸福生活，而妻子的亡故让他一蹶不振，他变得冷漠麻木，悲恸地徘徊在蒙蒂塞洛的树林中，甚至想到了自杀。

妻子临终前，杰斐逊曾许下诺言，有生之年绝不再娶。而他也信守诺言，不过他确曾与一个女人——美丽（但已婚）的玛丽亚·科斯韦——有过一段情。最终，杰斐逊还是同帮他打理蒙蒂塞洛庄园的萨莉·海明斯维持了长达数十年的关系，而萨莉·海明斯是他亡妻的黑人奴仆，更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他们生育了6个子女（其中两个夭折），而这引发了长达两个世纪的猜想：这段风流韵事的实质是爱情，是权力，还是兼而有之？如果是兼而有之，那么到底有几分真情，又有几分不得已？杰斐逊跟萨莉·海明斯的关系大约始于1787年，一直持续到1826年杰斐逊去世，前后将近40年。

美国的建国堪称传奇——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拆解为17世纪詹姆斯敦和普利茅斯的故事和18世纪的革命故事，这种传奇的力量之大，让人难以预测后来在这片国土上真实发生的故事。两个半世纪以来，我们习惯性地将历史看作一系列必然事件，这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不可避免的结局。然而，以美国的经验为例，没有什么是命中注定的。如果将其视为一场精心设计的行动，让英国人的邪恶帝国和高贵的美国人对抗，那这种看法对英美双方都不公平，因为它不但以漫画的方式挖苦了英国人，而且也低估了杰斐逊和他的同僚们在选择妥协还是背叛时面临的复杂局势。

毕竟，大部分美国人都是英国人的后裔，因此独立革命前数十年的美国文化都对君主政体恭敬有余，甚至达到拥护的程度。杰斐逊的美国先祖及其同辈们生活的环境使民众习惯于身为大英帝国的成员。对于英王乔治三世的憎恨标志着革命进入活跃期，但许多美国人对此并不习惯，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个特例。

杰斐逊生活和工作在一个一切都是未知的年代。他知道，也能感觉到，美国的敌人无处不在。最强大的敌人是英国，不仅在争取独立的战争期间。我并不想以传统的方式回顾独立战争，比如从1775年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爆发武装斗争开始，到1781年英军在约克镇败北结束，我想做的是谈一谈杰斐逊的看法，这样也许更有启发性。在杰斐逊看来，与大英帝国的抗争及其对美国人生活的影响从1764年就开始了，直到“1812年战争”中美军的新奥尔良大捷、1815年签订《根特条约》，抗争方才结束。

通过讲述杰斐逊怎样看待这场斗争——至少是他不为人知的经历——不难看出，杰斐逊生活和担任总统的年代属于“50年战争”时期。这场战争时而紧迫、时而缓和，但一直在推进，并以不同的形式呈现。1775~1783年和1812~1815年，对抗发生在传统战场上，也有以支持者代理人与英国和印第安人结盟的形式进行的对抗，还有商业打击和反击。需要担心的是加拿大新斯科舍或英国西部顽固势力（独立战争后，拒绝投降的顽固势力）借助英国军事运动对美国进行政治入侵。还有对新英格兰和纽约分离主义情绪的忧虑，以及对美国政府与社会中君主政治复苏的恐惧。

与英国的持续冲突犹如一面三棱镜，可以透过它解读美国国内外发生的任何政治事件。即使与英国有潜在的盟友关系，那也是为了与法国对抗，是国家利益的权衡，并非出自对英国人的喜爱。杰斐逊不信任曾经的宗主国，以及那些幻想维护，甚至依赖君主政体及其外在光环的美国人，这些外在光环包括贵族出身、世袭爵位、永久的立法机关、常备军、庞大的海军机构及中央集权财政体系等。一旦觉察到有可能发生上述情况时，他会立刻本能而迅捷地做出反应，以免革命工作和制宪会议陷于险境。大英帝国的海军力量如此强大，而其官员和军队又近在咫尺，这一切都使他忧心忡忡。

从杰斐逊当选总统至1809年卸任，在两届总统任期内——尤其是1783年在签署标志着独立战争结束的《巴黎和约》期间，面对诸多可能性，难道他都表现得过分偏执，像个妄想狂吗？或许吧。难道他在不遗余力地散播阴谋论么？是的！妄想狂有时会臆造出假想敌，而阴谋也只有在实施的过程中流产才变得荒唐可笑。杰斐逊对“君主复辟”怀着深深的不安与焦虑，因为在他看来，“君主复辟”只不过是恢复大英帝国影响的一个代名词而已。而且“君主复辟”也是对美国人谋求与众不同的自治事业的终结。幸运的是，杰斐逊的这种不安和焦虑被极少数人消除了，其中就包括乔治·华盛顿。在一个间谍活动猖獗、恐怖事件频发的革命年代，美利坚合众国可能会遭受多舛的命运，正如其他共和国所遭遇的那样。由此来看，杰斐逊凭借敏锐直觉将英国视为宿敌不足为奇，但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杰斐逊认为自己已陷入一场持久战，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生活于他而言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就必须用他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而不是按照我们所理解的。

在杰斐逊看来，美国没有安全可言，独立革命的胜利仅仅标志着这场浩大、长达半世纪的战争中一次战役的结束。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到约翰·亚当斯的亲英立场，这些新英格兰的敌意明显对他的总统任期构成了威胁，他认为英国会威胁民主共和主义，他对政治生活正是放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考量的。回顾历史，在对待英国的问题上，杰斐逊似乎是多虑了——对于经历过那些岁月且承受过同样压力的人来说——但这些焦虑对他而言是不容回避的。

杰斐逊渴望伟大，那个时代的这幕大戏为他提供了一个舞台，而他也从未真正离开过。1803年，在他给威廉与玛丽学院的校友、革命同僚约翰·佩吉（佩吉是杰斐逊总统任期时的弗吉尼亚州州长）的信中写道：“时代剥夺了我们选择自由的权利，从而抽空了我们对学习的激情和宁静，然而时代为我们撒播下了一颗种子，孕育一个公平政府、一个崭新的世界，而这将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因此，处在这个时代的人都应该义不容辞地放弃自己的追求，肩负起这个时代的重任。”

他退休后归隐蒙蒂塞洛，回首以往的岁月、战争的阴霾、艰难险阻以及不屈的抗争，他自认尽职尽责。他向一位来访者谈起：“当我将步入人生的大道时，面对国家当时的处境，每一个忠诚的人都会竭尽全力。”杰斐逊曾说过，独立革命不过是一场“大胆和未能确定的选举……对我们国家而言，要么投降，要么战争”，他别无选择。

理解杰斐逊的起点不在康拉德–麦克蒙，不在总统府邸，甚至不在位于山丘上的他心爱的蒙蒂塞洛庄园。在蒙蒂塞洛庄园之前，杰斐逊拥有另一座位于弗吉尼亚西南树林中的庄园。寻找托马斯·杰斐逊应该从那里开始，它位于詹姆斯河支流里瓦纳河两岸，是一座已经销声匿迹，被称为沙德维尔的庄园。

[1]　1英尺≈0.305米。——编者注

[2]　联邦党：美国共和党的前身。——译者注

[3]　民主共和党：美国民主党的前身，由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于18世纪70年代创立。——译者注

1752年，托马斯·杰斐逊的父亲彼得·杰斐逊公布了和测量员约书亚·弗莱合作的成果：为弗吉尼亚州划定边界，并绘制了一张该殖民地的地图。

第一章
幸运之子

强健的身体让他拥有坚强的意志、自由的思想。

——彼得·杰斐逊，托马斯·杰斐逊之父

彼得·杰斐逊是那种引人注目的人。一位仪表堂堂、富裕阔绰、受人尊敬的农场主。他力大无比、耐力惊人，远近闻名。在弗吉尼亚州阿尔伯马尔县境内及其周边地区，他拥有广袤的土地，蓄养着众多奴隶。在那里，他沿着里瓦纳河修建了沙德维尔庄园——以他妻子珍受洗礼的伦敦教区命名。

18世纪上半叶是一个令年轻人、白人、男人、富人和弗吉尼亚人热血沸腾的年代，一个聚敛财富、保护私有财产、种植并出售烟草的时代。众多雄心勃勃的人——一群大胆的冒险家怀揣着对家园的渴望，受开垦农场、扩张土地和蓄养奴隶等财富欲望的驱使，纷纷涌向大西洋中部的广袤荒野。

在当地，彼得·杰斐逊是成功的测量师和富足的种植园主。托马斯·杰斐逊于1743年4月13日出生，身为长子，他深知自己的父亲是位受人尊敬的人。

彼得·杰斐逊勇气过人，精于马术，擅长打猎。托马斯·杰斐逊回忆，他的父亲曾一个人推倒了一间木棚，而三个奉命将其拆毁的奴隶都没能撼动分毫。据说还有一次，他父亲独自一人竖立起两个单体重量1 000磅[4]的烟草大桶，简直是神奇非凡、不可思议！

父亲的声望对儿子影响巨大，他对父亲怀有一种崇敬的眷恋之情。杰斐逊曾写道：据父系家族传说，我们的祖先来自威尔士的斯诺登山一带，那里是英国海拔最高的地方。其他有关这个家族起源的一切都已消逝在历史的迷雾之中，同斯诺登山的联系是关于杰斐逊这个颇具声望的古老家族从古至今、代代相传的唯一记述。那里即便不是家族的诞生之地，也是其力量的源头。

有其父必有其子，托马斯·杰斐逊一步步获得了权力。有父亲作为榜样，杰斐逊从小接受的教育就很明确：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还要注意的是，要能够逐渐适应权力，有责任、有担当。杰斐逊学习能力过人，求知欲很强，他既务实，又肯钻研；既足智多谋，又善于分析。

杰斐逊很早就通过行动而不是理论，懂得并领悟了忍耐和随机应变的重要性，正如他父亲所希冀的那样。杰斐逊10岁的时候，父亲就给了他一把枪，让他独自一人在沙德维尔的树林里生活。杰斐逊要证明自己能够独自在野外生存才能回家。

起初，考验并不顺利，他一无所获，没能猎到任何东西证明自己的能力。这片树林是禁入区，周围的一切（树木、灌木丛、岩石和河流）都让他感到恐惧和沮丧。

但他拒绝放弃或认输，像一名坚守的战士等待着好运降临。他的家人是这样记述的：“终于，他把一只野火鸡关进了围栏，用吊袜带把火鸡捆在树上，给了它一枪，然后扛起火鸡凯旋。”

这次丛林考验倒是预示了杰斐逊一生的命运：碰到阻挠时，他能够勇往直前；遭遇意外时，他可以转危为安；取得胜利时，他享受成功的喜悦。

杰斐逊先后得到父母和教师的悉心教导：作为一名绅士，他应当尽责于家庭、帮助邻里、尽职于自己的郡县、服务于自己的群体，尽忠于国王。在弗吉尼亚，家族的长子在成人后要肩负起家族的重任，使众人遵从于他。杰斐逊逐渐长大，他深信，掌控他人的命运是这个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生而为领袖，除此之外，他“一无所知”。

1612年，杰斐逊家族从英国移民到弗吉尼亚。在这个新世界，这个家族很快变得兴旺显赫、声名鹊起。1619年，詹姆斯敦召开议会，杰斐逊家族一名成员当选议员。未来总统的曾祖父是一名种植园主，娶了查尔斯城县一位法官的女儿，并在约克镇从事买卖地皮的生意。他于1698年去世，留下了包括土地、奴隶、家具和牲畜在内的诸多遗产。他的儿子，未来总统的祖父，也名为托马斯，在殖民社区里的地位比他的父亲更加显赫，拥有一匹赛马，担任亨利科县的治安官与和平法官。他把财产同样也传给了儿子彼得·杰斐逊：一栋豪宅、银质的餐具和大量昂贵、坚实的家具。作为民兵队队长，托马斯·杰斐逊的祖父曾用烤牛肉和珀西科酒款待上校威廉·伯德二世——弗吉尼亚最有权势的人之一。

彼得·杰斐逊于1708年出生于切斯特菲尔德县，他在其父辈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彼得和威廉与玛丽学院的数学教授约书亚·弗莱一同绘制了第一幅弗吉尼亚的权威地图，并穿越了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边界，这个显著的成就要归功于他深厚的知识积累。托马斯·杰斐逊写道：“父亲的学识被忽略了，其实他意志坚强、判断敏锐、渴求知识，他阅读很多书籍提升自己。”通过自学，彼得·杰斐逊成为民兵队长、教区代表和弗吉尼亚州下议院议员。

在界定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边界线的远征中，这位父亲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开拓英雄。家族史记录者是这样记录的：穿越蓝岭时，彼得·杰斐逊和他的同伴日间击退了野兽的袭击；夜晚，出于安全的考虑，在树上轮流休息。

食物匮乏、筋疲力尽、晕倒昏厥，这支队伍蹒跚前进。靠生食动物的肉，彼得·杰斐逊才得以生存了下来，直到工作结束（也许正如家族史里所记载的，吃掉能找到的所有可维持生存的东西）。

托马斯·杰斐逊在父亲的光环下成长，彼得·杰斐逊去世时，托马斯·杰斐逊只有14岁。父亲很强大，能做到其他人无法企及的事情，他通过自己的意志、体魄的力量，改变了周遭的世界。勘探者定义新的世界，探险者征服未知世界，绘图者勾画这个世界。在托马斯·杰斐逊的心目中，父亲彼得·杰斐逊三者兼备，是一位神一般的人物。托马斯·杰斐逊崇拜父亲的力量，并且一生都在追述这位英勇的长者的故事。托马斯·杰斐逊的曾孙女讲述道：“我的曾祖父对自己父亲性格中高贵的品质充满了子孙对先祖的由衷的崇敬与钦佩。”父亲深深地影响了其他人的生活方式，而托马斯·杰斐逊也竭尽全力扮演同父亲一样的角色。

彼得·杰斐逊婚姻美满，娶了弗吉尼亚一个名门望族的女子。1739年，他同1721年出生于伦敦的珍·伦道夫喜结连理，她的父亲艾夏姆·伦道夫是一名庄园主和海军上尉。珍同父亲居住在古奇兰县的丹吉内斯带有私家花园的府邸里，拥有巨大的产业。

伦道夫家族的殖民起源可以追溯至1642年从英国移民而来的亨利· 伦道夫，他与一名下议院议员的女儿结为夫妻。亨利·伦道夫发迹于弗吉尼亚，在亨利科县担任官员，同时还是下议院的一名职员。1669年，他返回英国，据说，他很轻易地说服了年轻的侄子威廉与他一同前往弗吉尼亚。

威廉·伦道夫与托马斯·杰斐逊的外祖父就这样各自于1669年和1674年来到了新世界，具体年份说法不一。后来，威廉同样也在弗吉尼亚飞黄腾达，而且很快就接替了叔叔在亨利科县的职务，并不断获得大量土地。作为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总督伯克利勋爵的助手，威廉·伦道夫很快在航运业、烟草种植业和奴隶贸易中赚得盆满钵满。

威廉之所以家喻户晓，源于他位于詹姆斯河土耳其岛的辉煌华丽的府邸。威廉同他的妻子玛丽·艾夏姆·伦道夫（詹姆斯河百慕大种植园园主的女儿）生育了10个儿女，有9个存活了下来。一位1779~1780年前往弗吉尼亚游览的英国旅客，托马斯·安布雷这样记录道：“伦道夫家族人口众多，像苏格兰氏族那样，他们因众多的府邸而声名显赫。”正如伦道夫历史学家乔纳森·丹尼尔所记载，其中包括查茨沃斯庄园的威廉、特可侯庄园的托马斯、威廉斯堡塔兹韦尔庄园的约翰先生、克勒斯耐克的理查德、朗菲尔德的亨利、布雷默的爱德华。还有丹吉内斯的艾夏姆，杰斐逊的外祖父。

身为上尉和商人，托马斯的外祖父往返于新旧世界。大约在1717年，他迎娶了一位极为标致的英国女人：珍·罗杰斯。他们居住在伦敦和弗吉尼亚古奇兰县的府邸里。

1737年，一位商人形容托马斯·杰斐逊外祖父这个家族“是一群温和有礼、穿着考究的人”。杰斐逊的母亲珍是这个家族的成员之一，颇以自己拥有高贵的英国血统而骄傲。她继承了“祖上苏格兰莫里伯爵的爵位，这个家族与许多英国和苏格兰显赫皇亲贵胄有着血缘或联姻的关系”。

这个家族的威廉·伯德二世（据说他修建了一座佐治亚种植园府邸威斯多佛，位于里士满南部的詹姆斯河上）拥有的财产较杰斐逊家族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段关于伯德二世1711年2月寻常一天的描述让人们感受到托马斯·杰斐逊出生之前的数十年间弗吉尼亚的精英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早上6点起床后，阅读了两章希伯来文和一些琉善著的希腊文书籍。祈祷后，早餐喝了些热牛奶。餐后，练了会儿舞蹈，就去砖房查看奴仆堆积木板的劳动情况，发现他们懒散懈怠，厉声威吓了一顿，并没有鞭打他们。天气很冷，外面刮着东北风。给英国的亲友写了封信。之后阅读英文书籍到12点，这时邓恩夫妇来了。午餐吃的是煮牛肉。下午我和邓恩先生玩了会儿桌球，然后我们在种植园里散了很长时间的步，之后查看了所有生意……晚餐吃了些面包和乳酪。

无论是靠近大西洋的东海岸地区，还是森林覆盖的蓝岭山丘，杰斐逊的诞生地弗吉尼亚给予这片土地上的子民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位游览过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英国游客注意到，“较之于其北方的邻居，这些更加宽容的殖民地区……给予年轻人更多柔和、安逸的娇宠”。孩子们从小就学习音乐和舞蹈，包括小步舞和名为“乡村舞”的舞蹈。卡特家族庄园位于阿尔伯马尔以东大约100英里[5]，一名家庭教师这样描述在庄园诺米尼大厅所上的课程，也就是年轻的弗吉尼亚年轻人跳舞的场面，他说：“实在是美得令人赞叹。看到这么多的年轻人，绽放出最美的一面，和着优美音乐的节拍，轻盈起舞。”

托马斯·杰斐逊出生在殖民地的上流社会，成长于一个富裕、有教养、交游广泛的家庭。他们用银器进餐，优雅跳舞，时常大宴宾客。

彼得·杰斐逊的书房在房子的一楼（一楼共有4个房间），他在一张樱木桌上办公。他的藏书包括莎士比亚、乔纳森·斯威夫特、约瑟夫·艾迪生的著作和波·德·索尔亚斯·拉平的《英格兰史》。托马斯·杰斐逊写道：“我年轻的时候，着迷于历史书籍和游记。”尤其是乔治·安森的《环球旅行记》和约翰·奥格尔比的《美洲》，这两本书为年轻的杰斐逊提供了一条通往更加广阔的世界的文学走廊。彼得·杰斐逊的孙辈回忆起祖父时说道：“当我还是个孩子时，祖父就对游戏等消遣不感兴趣，而是非常喜爱阅读，他从没有闲坐、无所事事的时候。”

对于富裕的弗吉尼亚白人而言，生活是悠闲惬意的。“父亲时常拜访一位挚友，二人一同进餐、共度夜晚，第二天又一起进餐，晚上才会返回沙德维尔。”托马斯·杰斐逊回忆道，“这位挚友也以同样的方式回访父亲。每周都如此，这样一来，你瞧，一周之内他们就会共度4天。”食物精致丰盛，美酒香醇甘洌，朋友愉悦惬意。

杰斐逊认为自己最初的记忆始于马背上。一名骑马的奴隶用手托抱着他，小杰斐逊的身下还有一个枕头，就这样赶了很长时间的路：一个白人幼主被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照看着。那时杰斐逊不过两三岁。他们举家赶往特可侯——沙德维尔西南方60英里的伦道夫府邸。特可侯的主人，珍·伦道夫·杰斐逊的堂兄威廉·伦道夫刚刚过世。弥留之际，鳏夫威廉·伦道夫请求彼得·杰斐逊这位“敬爱的、忠实的朋友”，赶到特可侯处理自己的后事，并收养自己的3个孩子，彼得·杰斐逊均一一做到了。（威廉·伦道夫和彼得·杰斐逊关系极为亲密：彼得·杰斐逊曾经从伦道夫手中购买了400英亩[6]的土地——沙德维尔所在之地，花费仅仅是饮下亨利·韦泽布诺恩最大号的碗所盛放的朗姆潘趣酒！ ）

托马斯·杰斐逊在伦道夫的府邸生活了7年，自威廉·伦道夫过世后，年仅两三岁的托马斯就生活在那里，一直到他年满9岁或者10岁。

彼得·杰斐逊可以从伦道夫庄园（他将此处管理经营得很好）很轻松地赚到自己和家人吃穿用度所需的费用，那些年他在特可侯为离世的朋友履行职责，而对自己位于阿尔伯马尔县的土地却疏于管理。在此期间，彼得·杰斐逊曾多次外出考察，这意味着他长时间远离家园，远离身处特可侯的妻子以及伦道夫和杰斐逊家族的亲人。

成年后的托马斯·杰斐逊不喜冲突的性格应该根源于在特可侯与伦道夫家族一起居住的日子。尽管托马斯·杰斐逊是父母彼得和珍·杰斐逊的长子，但在别人家寄居多年对他的性格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可侯财产的继承人、年长两岁的托马斯·伦道夫与他年龄最相仿，是否因此造成了年幼的孩子们之间的差别无从考证，但杰斐逊从小就不愿与人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在特可侯生活的日子让杰斐逊养成了在与人面对面交往时谦和礼让的性格。

当杰斐逊还在特可侯生活，而且仍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很早就意识到了蓄奴的弗吉尼亚地区生活的复杂性。数十年后，他在《弗吉尼亚纪事》中写道：“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整个交易是一场充斥着狂暴激情的永久运动，是奴隶主对奴隶经年累月的专制，是奴隶对奴隶主屈辱的服从。”作为孩子，看到这些就会去模仿，因为人是一种善于模仿的动物……在一旁的孩子看到双亲对奴隶的暴虐，便会模仿这种暴虐，并将其施加给身边卑微的奴隶。在这种纵容暴虐性格的环境下成长、受教育、每天施虐，怎能不养成令人憎恶的品性？

特可侯是杰斐逊与众不同的短暂童年时光的场景所在。他盼着课程早点结束，逃课溜走并躲藏起来，心里不断祷告着快点放学，可祷告并没有奏效。他更愿意相信：正统的基督教名不副实，根本就不像教徒们所宣扬的那般。

1752年，杰斐逊举家搬回到沙德维尔，这个种植园由母亲珍·伦道夫·杰斐逊掌管。母亲同传奇的父亲彼得·杰斐逊一样对小杰斐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以一种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的方式深深影响着他。

显然，珍喜欢按自己的判断行事。她有学识、善交际、偏好雅致的事物，从精致的盘子餐具到制作精良的桌子和考究的服饰。她默默地忍受着亡夫之悲，勇敢地面对丧子之痛，坚强地克制情感，隐忍不发直到终老，将自己完全沉浸在她所喜爱的一切事物以及她所热爱的生活之中。

她的长子托马斯·杰斐逊，长大后成为一位果敢、适应力极强的贵族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杰斐逊面对家庭悲剧时的果敢，以及用自己特有的方式管理领地和人民的决心，都要归功于母亲。从母亲身上他懂得了怎样坚强面对生活的风暴。

丈夫去世后，珍·杰斐逊不仅是沙德维尔的女主人，而且是真正的管理者。她时年37岁，是8个存活下来的孩子的母亲——长女珍，17岁；长子托马斯，14岁；最小的是一对两岁的双胞胎。她的玄孙女后来讲述了一个家族传说：杰斐逊太太是“一名有极其透彻和深刻领悟力的女人”。她必须管教孩子、管理沙德维尔等千头万绪的事，还有66名奴隶和至少2 750英亩的土地（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蒙蒂塞洛的1 000英亩土地）。从沙德维尔存留下的家谱得知，珍·杰斐逊是一个细致的记录者（托马斯·杰斐逊也继承了她的这个习惯）。

死亡、火灾和家人的不幸遭遇接踵而来。珍的8个孩子中，托马斯的姐姐伊丽莎白是残疾人。“我们生命旅程中最大的财富就是时常遭受的灾难和困苦，尽管我们深受其折磨。”杰斐逊曾写道，“但正因如此，才锤炼出我们坚强的意志抵御这些悲剧。战胜灾难和困苦应该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课程和修炼。”托马斯的母亲顽强地经受住了多重磨难的考验。同母亲一样，托马斯也坚强地面对着生活的磨炼。

作为女族长，杰斐逊夫人发明了一套与雇工、奴隶相处的好方法。“她是个令人愉悦、充满智慧的女人，同那个时代受过良好教育的其他弗吉尼亚女性一样，身份高贵……并且……是一名出色的女管家。”她的一位曾孙女评价道，“她和蔼可亲，温柔体贴，充满活力，性情令人愉悦，还非常有幽默感。她喜爱写作，尤其是写信，写得既轻松又意趣盎然。”

珍·杰斐逊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她丈夫在世时经常外出，而在其外出期间，特可侯和沙德维尔都交由她一人管理。1770年沙德维尔被烧毁后，珍·杰斐逊并没有举家搬迁、一走了之，而是努力重建家园，她的坚毅可见一斑。蒙蒂塞洛之所以能够成为儿子托马斯·杰斐逊的庄园，在某种意义上应当归功于她，因为这位伟大的女性总是能够按照期望将现实生活安排得妥妥当当。

77岁时，托马斯·杰斐逊开始着手撰写自己的传记，只在描述父亲时提及母亲。有关父亲彼得·杰斐逊，托马斯是这样描述的：“父亲出生于1708年2月29日，1739年与艾夏姆·伦道夫的女儿、19岁的珍·伦道夫通婚。伦道夫家族定居在古奇兰县的丹吉内斯，艾夏姆·伦道夫是伦道夫家族7个儿子中的一个。”然后，他描述了作为测量员和绘图员的父亲。托马斯写道：“父亲于1757年8月17日去世。我的母亲寡居至1776年离世。他们养育了6个女儿和2个儿子，我是长子。”

在母亲离世数月后，杰斐逊在写给英国伦道夫亲戚的一封信件里简短地谈到母亲，并记录了他付款请牧师操办母亲的葬礼。除此之外，现存的托马斯的其他记述中，再也没有谈及自己的母亲。

1770年沙德维尔遭受的大火让母子二人来往的信件都化为灰烬，而两人后来的信件显然都被杰斐逊自己销毁了。一代又一代的传记作家猜测杰斐逊和母亲之间存在嫌隙。但杰斐逊母亲寡居的19年中，杰斐逊大部分时间住在离母亲不远的地方，因为那时候他已长大成人。杰斐逊夫人一直活到1776年，那一年托马斯·杰斐逊33岁，正在起草《独立宣言》。杰斐逊在沙德维尔居住期间曾离家求学,进行初期的法律实践。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大学毕业后，已是年轻律师的托马斯称他所居住的房子为“我母亲的家”，这说明他们之间没有疏离，甚至没有嫌隙。直到1770年11月，托马斯才搬到了他建筑在小山丘上的蒙蒂塞洛庄园，因为那时在遭受火灾的沙德维尔庄园内，已经不能正常生活了。重建后的沙德维尔庄园比最初的小了很多。

杰斐逊在任何场合都喜欢有女性的陪伴。在兄弟姐妹中，和他关系最亲密的是大姐，名字也叫珍。珍出生于1740年，是彼得和珍的第一个孩子。据说，小珍是弟弟“家里亲密的忠实伙伴，是知晓他所有年轻的心事的心腹好友”。

他们喜爱在树林中消磨时光，同样也都热爱音乐。珍为他演唱赞美诗，他们还一起合唱圣歌。“多少个夜晚，在家里的火炉旁；多少个轻柔的夏夜，在里瓦纳河畔，都能听到他们的歌声，伴着他的提琴独奏，歌声缓缓飘向远方。”他给予姐姐最高的评价是：“我将永远视她为知己。”

托马斯9岁时被送去跟随威廉·道格拉斯牧师学习古典文化和法语。威廉·道格拉斯是古奇兰县特可侯附近圣·詹姆斯·诺瑟姆教区的教区长。在5年的时光里，托马斯都和道格拉斯在一起，只有夏季除外。早熟的托马斯后来回忆道格拉斯“是个肤浅的拉丁语学家，对希腊文没有什么造诣。除了教我关于这些语言的浅显入门知识外，道格拉斯还教我学习法语”。

之后，杰斐逊在牧师詹姆斯·毛瑞的寄宿学校里求学。他把毛瑞描述为“一位得体的传统学者”。毛瑞教得极为出色，由浅入深地教授托马斯古典文学。杰斐逊热情地回忆起他和毛瑞在一起的日子，不论是关于学习还是一起做游戏。很久之后，在一份写给毛瑞儿子的信中，杰斐逊希望他们能够再见一面，这样就“能够唤醒我们曾经沉浸于其中的青春记忆，回想起年轻时的风采、一起打猎的时光以及那时的所思所感。至少可以通过回忆，去捕捉那些青春闪光的瞬间”。

寄宿在毛瑞学校的快乐源泉之一是达布尼·卡尔，这位男同学成为杰斐逊年少时代最重要的朋友。卡尔出生于1743年（与杰斐逊同岁），来自路易莎县。这两个年轻人同样痴迷文学、热爱知识、陶醉于弗吉尼亚优美的风景。在沙德维尔，他们带着正在阅读的书籍，穿越遍布山丘的树林（杰斐逊后来称之为蒙蒂塞洛的地方），一起交谈，一同思考，然后到山顶附近的橡树下小憩。在那里，杰斐逊和卡尔结伴阅读，无所不谈。对杰斐逊而言，达布尼·卡尔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他们可以互相启发彼此的心智。杰斐逊晚年回忆道，除了他之外，再也没有人“拥有那么纯真的善良天性，谈吐和举止那么无拘无束，那么轻柔和令人愉悦”。两个年轻人间相处的方式既强烈又严肃，仿佛他们的生命已交融在一起，为他们交往的时光蒙上一层圣洁的光辉。他们相互约定：无论谁先离世，另一个人都要将逝者的尸骨埋葬在他们彼此钟爱的橡树之下。

在学校，詹姆斯·毛瑞培养杰斐逊接触文学、历史和古代哲学。在写于1762年的《论教育》一书中，毛瑞阐述了“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学习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的观点，但像杰斐逊这样的年轻人是适合的。毛瑞写道：“如果有人想要在神学界、医学界或法律界成为知名人物，那么掌握几种语言，如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是绝对必要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对那些想要谋求上流社会职位的人也至关重要，尤其对“那些生而为权贵、要代表国家发出声音、要封王拜侯的人”。

杰斐逊珍视他所受的教育，一般而言，教育是最为珍贵的，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也就是说,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他会接受父亲给他安排的古典式的培养模式，这是除了物质财富外，父亲留给他的精神财富。

1759~1760年在查茨沃斯庄园度假时，托马斯·杰斐逊就快17岁了。他母亲的表弟彼得·伦道夫在詹姆斯河的府邸距祖传土耳其岛庄园并不遥远。在杰斐逊拜访期间，彼得·伦道夫建议杰斐逊前往威廉斯堡的威廉与玛丽学院求学，这是除在牧师毛瑞监护下接受经典教育外最明智的一步。“去大学深造，”杰斐逊写道，“会获得更全面的知识,对我今后会更有帮助……并且像在这里一样，在那里也可以继续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此外，还可以学习数学等科目。”

威廉与玛丽学院录取标准并不复杂。根据学院规定，对投考学生的测试要求为“拉丁语和希腊语是否达到一定程度……”，愚笨和懒惰的考生不予录取。

杰斐逊既不愚笨又不懒惰，于是1760年，他离开阿尔伯马尔县前往威廉斯堡。威廉斯堡是弗吉尼亚的首府、下议院的所在地，此外，这里还有剧场和客栈，以及一群可以永远改变杰斐逊生活的人。

[4]　1磅≈0.454千克。——编者注

[5]　1英里≈1.6千米。——编者注

[6]　1英亩≈4 047平方米。——编者注

第二章
什么决定了我的命运

启蒙就是人类从自我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启蒙所需要的，不是别的，仅仅是自由……并且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自由也是所有形式中最不具有危害性的，即能够在一切事务上公开地运用理性的自由。

——伊曼努尔·康德，《何谓启蒙》

我能告诉你最好的消息是，威廉斯堡因众多才俊云集而绽放光芒。

——佩顿·伦道夫

威廉斯堡是殖民地首府，这里非常适合杰斐逊。各种最新的理性思潮、弗吉尼亚的名媛绅士都汇集于此，包括教授威廉·史莫、律师乔治·威勒、州长弗朗西斯·福基尔和政治家佩顿·伦道夫。这些人对杰斐逊的人生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里还有充满趣味的消遣娱乐：杰斐逊赌马、猎狐、闲谈、求爱、跳舞。最重要的是，威廉斯堡有一种精神气质吸引着杰斐逊：政治的刺激和魅力。

对杰斐逊来说，这里是个美妙的世界，学院是弗吉尼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乔治·华盛顿从威廉与玛丽学院获得了勘测证书，其他校友还包括未来的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未来的总统詹姆斯·门罗及17名弗吉尼亚的地方长官。

17~19岁时，杰斐逊进入威廉与玛丽学院继续深造。之后又进出威廉斯堡学习了5年的法律。威廉斯堡同沙德维尔一样，对杰斐逊形成了永久的影响。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在那些危机和平静的时刻，他的意念都会重回威廉斯堡，在所学的政治课堂上寻找方向，为探索的理念寻找指导。

学院生活围绕着雷恩教学楼展开。这座大楼建于1760年，是一座三层半的建筑，圆顶、砖墙结构，30年前又增盖了小教堂和地窖。东面围墙外是布鲁顿教区教堂，位于格洛斯特公爵街左侧，紧挨着通向总督府的宫殿草坪区。再往前一点儿是弗吉尼亚州议会大厦，格洛斯特公爵在此任职，下议院和普通法院也在其中。后边不足半平方英里的地方，就是杰斐逊所在的弗吉尼亚的整个公共权力组织的所在地，到这里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没有路标，你也可以乘坐一辆四轮马车观赏一下威廉斯堡一派公务繁忙的不凡景象。没有人比杰斐逊更喜欢这里。

对于杰斐逊来说，威廉与玛丽学院基本具备了大学生活的所有应有元素：阅读、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品位的教师，他们好像是从其他更富裕、更光明的世界来的使者。杰斐逊认为威廉斯堡是“美国有史以来礼仪和道德最好的学校”。

把他引入广袤森林又给予他前方指引的人是威廉·史莫，一位苏格兰平信徒及教授，给威廉斯堡带来了具有启发性的世界观。杰斐逊遇到史莫完全出于巧合，因为史莫在威廉与玛丽学院只任职了6年（1758~1764年），正好与杰斐逊就读学院的时间一致。杰斐逊很崇敬这位史莫教授，他评价道：“遇到史莫教授是我今生的殊荣，或许是他决定了我的人生。威廉·史莫是苏格兰人，一名数学教授，对众多实用科学分支都很有造诣。他还具有与人顺利沟通的天分，正直、举止绅士，思维开阔、思想自由。”

史莫先生1734年出生于苏格兰，他比杰斐逊年长不到10岁，是学院外聘的数学教授，还临时担任道德哲学教授。一个同时代的弗吉尼亚人描述史莫是“一位有礼貌、有教养的人”。史莫住在学院的两间房间里。据说居住条件“一点儿也不雅致”，但史莫和他的同事“对陈设的朴素十分满意，尽管开始的时候嗤之以鼻”。史莫的房间里有6把椅子、一张桌子、一座壁炉、一张床和一个床架。

相比起内部的装饰陈设，他们似乎对衣着更关注些。学院期望全体教员注重仪表，穿着俊美的丝绸外衣，仿佛去皇宫参加国王的生辰宴会，而这场宴会是所有英国绅士都想要出席致敬的。

史莫教授道德伦理、修辞学、纯文学和自然哲学（我们心目中的科学），还有数学。上午用于教学，下午则举行类似研讨会的环节，教授和学生就一些材料开展讨论，需要精通培根、洛克、牛顿、亚当·斯密的思想及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哲学。史莫将新知识时代这一关键性的洞见灌输给了杰斐逊：在人类事务中，是理性值得我们骄傲，而非启示或毋庸置疑的传统和迷信。

在史莫的影响下，杰斐逊开始分享伊曼努尔·康德1784年对时代精神所下的定义：“启蒙就是人类从自我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康德写道：“不成熟是指缺少他人的教导就没有能力运用自己的理智。这种不成熟状态之所以是自我造成的，其原因不在于缺少理智，而在于没有他人的教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

在威廉与玛丽学院，史莫就是这样将思想中的要旨精华传授给他的学生的，杰斐逊对此深深着迷。在之后的岁月里，当他回忆起史莫先生时，给予他最崇高的褒奖：“对我来说，他就像父亲一样……”

据说杰斐逊每天学习15个小时，每日天明即起，一直阅读到凌晨两点。在威廉斯堡时，黄昏时分，杰斐逊会跑到距城市一英里外的一块岩石处，以此锻炼身体；在沙德维尔时，他会划着自己的独木舟穿越里瓦纳河，并攀上他称之为蒙蒂塞洛的山岭。对于杰斐逊来说，懒惰是一种罪恶。他曾告诉他的一个女儿：“所有人类幸福的腐败中，它的腐蚀是最寂静无声的，然而却如此致命，好比一颗因懒惰而彻底腐坏的牙齿。”用于学习的时间是不容浪费的。“知识，”杰斐逊说道，“就是一种令人渴望和愉快的财富。”

同父亲一样，杰斐逊相信骑马和散步是美好的品德，认为精力充沛的身体有助于创造充满活力的头脑。杰斐逊曾说过：“每天锻炼身体不得少于两小时，不要考虑天气。”事实上，杰斐逊认为下点儿雨、天冷点儿更好。“没有谁会因为受点儿潮就生病或受伤的，”他说，“不过就是洗了个冷水澡，不会让人感冒的。”凶猛的动物是最健康的，它们暴露在一切天气中，对人来说也是一样，那些最健康的适应能力最强。

他说一名有抱负的律师，早上应该专注地研究法律，但要善于变化和调整：“首先进行适当时间的锻炼，将剩余的时间（我是说有空闲时间的时候）分成3个部分：首先分给历史一部分，其余两部分应该稍短，分给哲学和诗歌。”

杰斐逊善于提问。在他的观念里，“技工也是一位懂科学的人，”一位后代回忆，杰斐逊学习一切可以学到的东西，“不管是车轮的结构还是对一种灭绝物种的尸体进行解剖”，然后回到家记录下所听所闻。很快，他就被称作“活动的百科全书”。

杰斐逊既热爱学习又热衷消遣。令人担忧的是，在学院的第一个学年，杰斐逊的花费巨大。19世纪传记作家亨利·兰德尔称之为“过于张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花费在好马匹身上的费用”，杰斐逊为此写信给一位监护人索要自己那份遗产份额，以偿还所有的账单。感到好笑而非恐慌，监护人拒绝了杰斐逊的请求。后来，杰斐逊写道：“我经常混迹于赛马、玩牌、猎狐各种活动，还与科学、专业人士经常往来……在狐狸死去的狂热时刻，在钟爱的马匹获胜的时刻，在酒馆就某个问题雄辩的时刻……我常常问自己，我更应该追求哪一种名誉？驯马师？猎狐人？演说家？或是正直的国家权力的拥护者？”

事实上，这些事物并不是相互孤立的，杰斐逊明白其中的道理。他在威廉斯堡多年的生活方式让他明白追求知识和追求快乐是可以共存的。威廉斯堡受欢迎的雷利酒馆有一则座右铭说得好：“欢乐，是智慧和良好生活的产物。”

在总督府（而不是在雷利），杰斐逊深入细致地领会到了优质生活的艺术，其衡量标准是优雅的举止和交谈，这是他所珍视的两件事物。

弗朗西斯·福基尔是弗吉尼亚殖民地皇家官员，经常和威廉·史莫和乔治·威勒（弗吉尼亚最伟大的律师之一）一起聚会。托马斯·杰斐逊是参与聚会的第4人，杰斐逊称之为福基尔的“固定搭档”。他们共进晚餐，交流思想，欣赏音乐。这些长辈培养了杰斐逊对小提琴的热情，杰斐逊会应邀在福基尔的总督府音乐晚会上演奏小提琴。

福基尔出生于1703年，仅比杰斐逊的父亲大5岁，如果彼得·杰斐逊没有去世，也大致是这个年纪。这位总督喜爱科学、美食、音乐，而且热衷于玩牌。

福基尔并不是枯燥乏味的哲学家，他的行为世俗化，甚至有些放荡。有关福基尔到新英格兰上任，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他能上任是拜英国海军勋爵安森所赐。福基尔曾一夜之间就在牌桌上把全部家当都输给了安森勋爵，之后这位勋爵就环游世界去了。然而，无论怎么渲染这个故事，现今的情况是：处在敏感年纪的杰斐逊所遇到的这个男人一生都在追求快乐和权力，在这个过程中也展现了他的博学。

福基尔的父亲是一名胡格诺派医生，在英国皇家铸币厂与艾萨克·牛顿先生一起工作，并在英格兰银行担任主任。福基尔也对科学兴趣浓厚，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和英国南海公司的经理——由此证明福基尔具备了新旧英格兰的思想理念和实践能力，这一点杰斐逊应该留意到了。

福基尔精力旺盛。1758年，在他刚到达弗吉尼亚的几周内，突然下了一场7月罕见的冰雹，冰雹砸碎了总督府北面的窗户。福基尔对此深感兴趣，写了一篇关于这个现象的科学论文，并火速发信给自己的哥哥，并让他呈递给了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

律师乔治·威勒出生于1726年伊丽莎白城县，同时还是一位知名的政治家。在杰斐逊的眼里，他“鹰钩鼻子，中等身材，五官端正，身材匀称”，精明博学，善于求知。史莫对杰斐逊思想的影响仅通过理论方式，相较之下，威勒的影响方式则更加直接。威勒教了杰斐逊5年法律及其他科目，这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位长辈居住在布鲁顿教区教堂附近的一栋房子里，位于威廉斯堡的中心。杰斐逊回忆道：“威勒先生是我年轻时代忠诚和敬爱的导师，是我一生最真挚的朋友。”

在威勒家里，他们共度了1765~1772年的大部分时光。威勒使他懂得了自由和奢华。这位长辈品位奢华，派人去伦敦为夫人购买斗篷、天鹅绒马裤，为自己购买丝质长袜，还为他们共同购买了“一套雅致的桌子和茶具、不同尺寸的相同图案的碗具、雕花玻璃酒瓶和酒杯、一套玻璃的甜点餐具、4个中号和6个小号的盘具，以及……一辆漂亮的四轮轻便马车”。威勒一家还喜欢大宴宾客。杰斐逊曾满怀欣赏地记录过：“威勒夫人会将1/10非常昂贵的马德拉甜葡萄酒兑入马德拉白葡萄酒调制出一款美味的葡萄酒。”

在他的文学备忘录里，他曾摘录下碰撞出心灵火花的段落，杰斐逊引用诗人欧里庇得斯的诗句来描述与威勒在一起的日子：“没有什么比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更可贵的，无论是财富或皇权，拿这些令世人艳羡的东西与一位高尚的朋友相比是毫无意义的。”

1767年，威勒介绍杰斐逊到法院担任实习律师，开启了杰斐逊的法律生涯——1767~1774年杰斐逊一直在从事这个行业，后因独立战争的需要，他才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政治和外交。

当这些事耗费了杰斐逊主要精力时，审视他的生活和事业，不难发现杰斐逊的政治、外交才能源于总督府和那些穿梭于雅致、高天花板房间的人们的影响。亨利·兰德尔写道：“在福基尔总督府，与优雅的上流社会人士频繁交往中，不仅让杰斐逊提高了才智，据说，还让他养成了优雅的行为举止，这一点让他一生都卓尔不凡。”

在之后的岁月里，杰斐逊不断从威廉姆斯堡那些长夜汲取精神和物质营养。当他在蒙蒂塞洛的圆餐桌旁、在巴黎的沙龙里、在公寓的房间里、在费城和纽约的酒店里以及最后在华盛顿特区的总统府邸里，杰斐逊渴望谈论最新的科学和艺术，热衷与漂亮的女人、政治家和推动新旧世界运行的国务人士交谈。

在杰斐逊的精英阶层里，还包括他的表兄佩顿·伦道夫。他是弗吉尼亚司法部部长、弗吉尼亚下议院发言人及大陆会议第一任主席。伦道夫出生于1721年，性格友好、令人印象深刻。康涅狄格州的塞拉斯·迪恩这样描写了初遇佩顿·伦道夫时的感觉：“他友好，开放，举止从容，个子很高，但比例匀称……因形象出众获得了尊重和敬意，还拥有独立自主的高贵品格。”

史莫、威勒、福基尔和佩顿·伦道夫建立了杰斐逊判断他人的标准。他们代表着对风度翩翩朋友的喜爱、对精神生活的奉献和为了更高利益对政治职责负责执行的承诺。“每当遭遇困难和考验，”杰斐逊告诉他的孙子，“我都会问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史莫教授、威勒先生和佩顿·伦道夫会怎么做？选择怎样的道路才能确保获得他们的认可？”

以往的经验和心中的榜样总能给予杰斐逊以指导，他会思索这些阅历丰富的人——他尊敬和爱戴的人——在相同的境遇下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用杰斐逊的话来说就是“站在一个非常高的起点”，杰斐逊认为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起点，因此要不停地奋斗和超越。

为了追求这个高起点，杰斐逊从未切断自己和当代社会、文化潮流趋势的联系。在学院放假期间，杰斐逊便显露出弗吉尼亚人好客的天性，经常在沙德维尔庄园款待宾客或拜访朋友的庄园。

某个冬天，杰斐逊去拜访汉诺威县的纳撒尼尔·丹德里奇上校，在上校的家里遇到了帕特里克·亨利，一个居住在路易莎县的年轻人。杰斐逊回忆他们在邻里的季节性狂欢节上共度了两周。亨利经常会流露出些许不太优雅的举止，他的爱好很琐碎，喜欢跳舞、爱开玩笑，但他有种独特的气质，每个人最终都会被他吸引。

杰斐逊会从社会角度来看待生活，他相信自己的命运与身边的人密切相关。生活中少不了奴仆、家人和邻里，访客也会时常出现在身边。在一封给孙女的信里他这样写道：“我深信要与这个世界不断融合并与之俱进，才能获得自己的幸福。”

杰斐逊是个纯粹的政治人物。与身旁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为社区的各种事务而奔忙，他享受这种处在事务中心、掌控一切的状态，却并不在乎身边的事物到底是些什么。他曾是威廉与玛丽学院神秘社团扁帽俱乐部的活跃成员，但这个社团正如杰斐逊所说的：“其实也没什么意思。”

与威廉斯堡的魅力相比，庄园的喧闹都已变得苍白。当杰斐逊不在威廉斯堡时，他渴望了解所有发生在那里的情况。杰斐逊在给大学同学约翰·佩吉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城里有任何新闻，比如哪些熟人谁去世了、谁恋爱了、谁跟谁结婚了，都一定要告诉我。”

18世纪60年代早期，杰斐逊与一名叫作丽贝卡·路易斯·伯韦尔的年轻女子恋爱了，她是杰斐逊在英国格罗斯特县的同学小路易斯·伯韦尔的姐姐。这场恋情虽然没有结果，但是炽热的。一个不足20岁的年轻人能在信里写些什么呢，无非是些言过其实、令人心跳加速、浮华自夸的东西。与丽贝卡所有的通信中，他的幽默和自嘲大多单调无味，但这段经历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反映了杰斐逊对拒绝、混乱和批判的敏感。

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甚至连老鼠和雨水都在跟杰斐逊作对。1762年平安夜，杰斐逊像往常一样回卧室睡觉，他把笔记本、吊袜带和手表放在了一边。手表底下压着一张丽贝卡·伯韦尔的画像，这是杰斐逊唯一可以寄托情思的信物。

圣诞节早上醒来后，杰斐逊发现老鼠溜进自己的卧室，啃坏了笔记本和吊袜带，老鼠在圣诞夜离杰斐逊头部仅有几英寸[7]，更糟糕的是，雨水漏进了屋子，弄坏了他的手表和他珍爱的画像。苦恋中的杰斐逊认为这件事是可怕的预兆。

深陷苦恼的杰斐逊拿自己与乔布相比，思考着：“这世上是否真的有幸福？”他的回答是：“没有。”一个月后，1763年1月，来自沙德维尔的信中可以得知：杰斐逊仍旧很低迷。他在给约翰·佩吉的信中写道：“对我来说，这里的一切日复一日，让我感到苦闷压抑：早上起来吃早餐，之后是中餐、晚餐，然后上床睡觉。日复一日，昨天和今天没有一丁点儿不同。”

杰斐逊有很强的控制欲，同时也喜爱分享秘密：“我们必须制订个计划，互相交流想法，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不能告诉别人。”他写信给佩吉，彼此分享一些求爱、舞会的八卦和恋人用的小把戏。

在过去的一年里，杰斐逊对丽贝卡的情感变得越来越强烈。9个月后，1763年10月6日，星期四，杰斐逊决定对丽贝卡表白。那晚，威廉斯堡雷利酒馆阿波罗大厅正举办一场舞会，大厅里灯火辉煌。

在这种优雅的环境下，杰斐逊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杰斐逊第二天写道：“我做了很多准备：我先把要说的想好，然后组织成流畅的语言，还要用一种对方完全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表达。”与丽贝卡跳舞时，杰斐逊和她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一切都按计划在进行。

然而，当他设法表白时，思维却一片混乱。“我的天呐！”杰斐逊继续写道，“终于盼到一个表白的机会，但我根本连不成句，完全词不达意，呼吸急促，语无伦次，大脑彻底停摆！”

令他难堪的场面终于快要结束了。然而，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又尝试了一次：用他自己的话说，与丽贝卡开诚布公地谈了一次。他计划（并没有成行）去英国旅游，但他的心还系在丽贝卡身上，只要丽贝卡需要的话，哪怕只有丁点儿需要。

1764年1月，他把表白的事情告诉了朋友约翰·佩吉。他彻底坦白自己对丽贝卡的心意，但略去了那段混乱尴尬的表白，好给自己留几分颜面：“我没有逼问她给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明确地表示还会问她相同的问题。”最终的结果是，杰斐逊没有再问相同的问题——事实上，他和丽贝卡此后再也没有见过面，失败的打击让他退却了。在遭受丽贝卡的拒绝后，他患上了头痛病，这是他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压力一大就会持续头痛。

3月的一个夜晚，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杰斐逊批评自己“太消极”，说他想娶丽贝卡的“计划”现在已完全泡汤，因为丽贝卡就要嫁给约克富有的杰奎林·安布勒，婚礼定在1764年3月。

之后，他未遮掩地暗示自己与女奴或女仆发生了关系，虽然尚不确定，但很有可能。杰斐逊写道：“单身可以有很多快乐的抚慰。并不是因为出于本能的需要，而是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也可以随时同威廉斯堡的女人或年轻女子作乐一番。信徒圣保罗说过，婚姻是扑灭心中欲火最好的方式。现在我认为，如果他确切地知道，上帝在末日审判时对任何人都非常友善——不管此人是以婚姻中夫妻关系方式扑灭欲火，还是以其他方式——那么，圣保罗应该真诚地建议人们按自己的需要行事。”

写下这段话时已经接近午夜了。他忍受着头痛的煎熬，将要燃尽的蜡烛照在朱庇特身上，这位杰斐逊的私人奴仆已经坠入了梦乡。也许是此时的亲密让他敞开了心扉，也许他只是在夸夸其谈，但说“上帝”给了他这样的人满足性欲的方式，一定是有缘由的，看来他也充分地利用了这种方式。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杰斐逊希望自己能从失恋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幸运的是，他的教师和导师培养了他广泛的兴趣，这有助于他摆脱相思之苦。

[7]　1英寸≈0.025米。——编者注

第三章
革命的根源

服从宗主国是我们的职责，这一由来已久的信念局限了我们的思维，使它变得狭隘。

——托马斯·杰斐逊

对于杰斐逊来说，政治是无处不在的，就好像每天呼吸的空气一样。杰斐逊曾为自己写下这样的日记：“我们要比敌人活得更长久。”在备忘录的同一页上，记录着他派人去伦敦为奴仆朱庇特购买夏装，还有给自己做背心的鲜红布料，此外还有一句警句：“不自由，毋宁死。”

让我们跟随杰斐逊回到18世纪60~70年代初，去看看美国独立战争的形成及其原因。自由的定义及代议制政府的性质——基本的人权问题——在美国引起了像杰斐逊这样年轻人的注意。在那几十年里，伦敦掌控着美国的殖民地。英国《航海条例》控制着贸易运输；费城的商人或阿尔伯马尔县的农夫都受制于当时的经济体制，没有政治发言权；英国总督可以召集如弗吉尼亚下议院这样的殖民地议会，也可以否决任何立法，并有权随意解散会议；北美直接选出的英国代表没有资格参加英国议会。

在杰斐逊成长的年代，这些争端的范围和重要性逐渐扩大。1754年，杰斐逊还不满12岁，纽约举行了奥尔巴尼会议。在会议上，北美殖民地居民制订了一个提案，即大众熟知的“奥尔巴尼联盟计划”，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联邦皇家总督管理下的庞大自治省。计划的起草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特别指出：因为北美殖民地居民认为计划太专制，而英国方面又认为它太民主，计划最后流产了。

当杰斐逊14岁时，他得到了父亲留给他的波·德·索尔亚斯·拉平的《英格兰史》，一本揭示了美国革命根源的书，因为美国18~19世纪的历史与英国17世纪的历史密不可分。

因为大多数美国人都来自英国各地,他们大多也熟悉英国历史，这些人明白政治生活就是与统治阶级不断做抗争以维护个人的自由。

受到英国政治家、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的影响，杰斐逊认为历史是“哲学教学的实例”。因此，历史是极其重要的，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一代重新上演。哪里有暴政，哪里就会有不惜一切代价的反抗。

拉平的历史书于1723年首次出版，这本书里讲述了英国的历史故事（英国人民对暴政进行的反抗，如今在美国再度重演），其中包括君主政权与（相对来说）人民主权之间的抗争：辉格党倾向于议会及人民，托利党则倾向于国王。杰斐逊对此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思考，之后他得出结论：任何社会都会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两个阵营。

英国内战、王朝复辟及光荣革命影响了美国人对生活和政治的看法。在拉平、博林布鲁克和其他人的著作中，历史被描写成少数派与多数派之间的博弈。在17世纪的英国，民众起来反抗斯图亚特王朝国王的专治暴政，其中不乏贵族，引起了骚乱。奥利佛·克伦威尔为首的当权的共和国将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斯图亚特王朝之后复辟（这引起了更多政治和宗教的斗争），最后于1688年爆发了光荣革命，迎立玛丽和其夫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为英国女王和国王，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坐上王位的一个条件是：威廉和玛丽支持通过《权利法案》，限制君主滥用个人和议会的权力。通过1689~1701年出台的宪法条款，英格兰建立了新秩序并限定君权，从而保护自由。

与杰斐逊同时代的美国人被笼罩在这样一种气氛中：17世纪宗主国因暴政曾引起了民众及贵族的抗争。安全只存在于混合政府，行政机构对英国来说就是君主，应该由上下议院组成的两院制立法机构制衡（独立的司法系统也起到了关键作用）。美国人想要的是一种互相制衡的体制，他们开战要反抗的是缺乏公平和民主的政府。

由于自己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杰斐逊支持美国进行抗争。彼得·杰斐逊图书馆收藏了拉平所著的多卷《英格兰史》，体现了祖辈们的世界观，而托马斯·杰斐逊将把这种世界观推向大西洋世界的中心。早期杰斐逊传记的作者亨利·兰德尔在书中描述杰斐逊是“坚定的辉格派，他遵循某种民主的（取‘民主’一词广为人知的含义）概念和准则，并将其传给子孙”。

更为稀奇的是，托马斯·杰斐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他阅读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并成为该书理论的追随者。该书阐述了英格兰起初是由热爱自由的撒克逊人迁移建立的，这群热爱自由的人不甘于“征服者”威廉的君主制封建势力的压迫。根据这一观点，美国人是撒克逊个人自由传统的继承者，只是这个传统长期受到压制。

杰斐逊和他的革命同僚站在相同立场，他们1775年领导了独立战争，1776年发表了《独立宣言》，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身为英国后裔却享受不到与英国居民相同的权利。在1764~1774年的10年间，也就是在抗税运动和革命前夕，杰斐逊和志同道合的人们保卫个人自由不受侵害，并反抗将光荣革命成果据为己有的英国代表。每一项来自伦敦的提案、每一项税收、每一个帝国权威的标志，都唤起美国人对暴政的恐惧，因为这些17世纪的提案、税收和皇权表现已经引发了内战和复辟时期的宗主国国内的暴政。

随着同法国与印第安战争（也被称为“七年战争”或“帝国伟大战争”）的结束，英国有关税收和代表权的争论获得了新的力量，当然，这其实是有关自由和管理权的争论。

战争争端于1759年在亚伯拉罕平原结束，然而结盟的法国与印第安一方和英国与美国的另一方在新旧世界又展开了一场有关金钱和权利的冷战。

帝国的花销是巨大的，“七年战争”结束后，伦敦统治的帝国疆土庞大得惊人。简言之，伦敦需要大量资金，所以认为北美殖民地应该承担更多英国领土的维护费用。有约一万英军驻守在北美，这就意味着普遍的威胁，军队既可以解放和保护，也可以攻占和征服。

英国殖民当局如今更加深入美国人的生活，影响着他们的命运。美国人谨慎地观察到这一切,担心专制近在咫尺。英国同法国与印第安战争之前，英国殖民当局并没有下令禁止北美人民到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开荒；战后，俄亥俄山谷地区印第安部落起义反抗英国驻军，这之后，英国议会赋予国王随意处置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土地的权力，此举尤其损害了弗吉尼亚土地投机家和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战前，英国议会并没有很严格地执行《航海条例》管制贸易；战后，为了减少发生在美洲殖民地的走私活动,英国议会制定了“协助收缴走私物品令”，允许政府登上并搜查殖民地船只，此举尤其激怒了波士顿民众。

美国南部和西部民众因土地和印第安人感到愤怒，东北部民众因“协助收缴走私物品令”而感到担忧。1764年颁布的《食糖法》激怒了整个殖民地民众，其中包含了严格执行此法案的相关机构。尽管该法案实际上降低了糖浆的税收，但在其他物品上增收了关税（包括马德拉白葡萄酒，年轻的杰斐逊最钟爱的一种酒）。《食糖法》还试图在“七年战争”后建立一个原则和开创一个先例，用法律语言来描述的话，即“在大英帝国下辖的美洲地区提高税收是正当且必要的”。

1764年3月9日星期五，殖民当局下议院，英国首相乔治·格伦维尔，一位在1763~1765年担任英国政府首脑的辉格党派政治家，继宣布《食糖法》后，又提出了在殖民地实行《印花税法案》（规定凡殖民地的商业契约、广告、执照及新闻纸类甚至毕业证书都要缴纳印花税）。格伦维尔告诉下议院，他期望国会对辖地领土拥有绝对的主权和控制力，提高或征收任何税收，不希望遭到争议。

然而，争议是存在的，而且必然存在。美国民众都在争先恐后地阅读马萨诸塞州詹姆斯·奥蒂斯律师撰写的《英格兰殖民地宣称的和证实的权利》一书，这本1776年的小册子与托马斯·潘恩所著的《常识》类似，为美国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

1764年秋，奥蒂斯的观点在殖民地广为流传。这时，在威廉斯堡，乔治·威勒向下议院起草了一份抗议税收的请愿书。有些议员认为该请愿书言辞过于激烈，甚至有不忠之嫌，所以向威勒这个杰斐逊最亲近、最崇拜的人暗示，这一断然的看法可能会导致战争。

1764年弗吉尼亚决议总结了反英立场的精髓，并将其呈送给了英王及议会：“不经殖民地同意，不得擅自征税；非合法选定代表不得擅自征税。”弗吉尼亚决议在伦敦并未产生任何影响，英议会甚至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一决议。《印花税法案》于1765年3月22日星期五通过。

遭遇戏剧性尴尬结局的弗吉尼亚决议风波是杰斐逊第一次亲历的政治争端。弗吉尼亚关于如何应对《印花税法案》的争论包罗万象：情绪化的言辞、帝国的压力、代际划分以及立法手段。

在这个利害攸关的时刻，将这些原则和想法改善并应用于现实世界，这其中就包含了最初的政治和人类的谋略。对于这场斗争来说，这正是一个完美的试验场所，而这场斗争又与杰斐逊息息相关。

弗吉尼亚下议院大多数成员想采取反对议会权力主张的立场。但美洲人究竟能将殖民地及个人的辉格党解释权利推行多远？1765年3月30日星期三，帕特里克·亨利在下议院慷慨陈词地抨击英国暴政的演说，引起了杰斐逊的关注。在1765年的关头，甚至对于帕特里克·亨利这样的激进人士来说，想向大英帝国宣传也是不切实际的。

下议院春季会议已进入晚期。许多议员已经离开威廉斯堡回家了。杰斐逊后来回忆道：“我那时还是个学生。”而当时，杰斐逊则在一旁观察他们的举动。共有7个人进行了反《印花税法案》决议的发言。在发言中，帕特里克·亨利，这名自学成为律师的人正在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大胆的举措。而杰斐逊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纳撒尼尔·丹德里奇的府邸。

杰斐逊站在下议院门旁，惊奇地聆听亨利的演讲：实在是振聋发聩！哪里有暴政，哪里就会有不惜一切代价的反抗。根据留存下来唯一一份当时的会议记录，亨利激昂地讲道：“有塔克文和恺撒就有布鲁图，有查理一世就有克伦威尔，有乔治三世就有亨利！毫无疑问，一定会有可敬的美国人为祖国的荣誉而肝脑涂地！”杰斐逊听得热血沸腾，这样评价亨利：“他的讲演如荷马史诗般具有感染力，雄浑有力。”

一位和杰斐逊一同在场的法国旅游者记录道，当下议院议长听到亨利援引布鲁图和克伦威尔时，冲着亨利叫喊着“大逆不道”！

亨利让步了。根据这位法国旁观者的记述，亨利说道：“那么我请求各位的原谅，我会效忠英王乔治三世陛下，直至最后一滴血，但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为的是保护祖国奄奄一息的自由精神。”

对于亨利的决议，下议院分裂成两派，彼此的对抗进入白热化阶段。杰斐逊形容现场“十分血腥”。有关审议的记录十分有限，但亨利的演说大致如此。显然，“第五号决议”的框架是亨利提出的：

弗吉尼亚议会表决通过，只有议会拥有对该地区征税的权利和权限，试图将此权利和权限授予上述议会外的其他人员的行为将被视为破坏英国及美国的自由。

然而，佩顿·伦道夫等人想暂时采取更温和的立场，但亨利激进的“第五号决议”竟以十分微弱的20票对19票通过了！伦道夫得知结果后说道：“我的上帝，我宁愿花500基尼买一张选票。”如果再有一张反对票就会成平局，而议会发言人约翰·罗宾逊应该会投反对票，让“第五号决议”搁浅。

然而，激进派赢得了胜利。针对伦敦的相关会议记录并没有烦扰到温和派，真正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控。帕特里克·亨利已经建立起了成功的基石。

夜幕降临威廉斯堡，亨利离开了首府。他获胜了，或许他是这么想的。

第二天早晨——1765年5月31日星期五，杰斐逊迫不及待地返回下议院。昨天的激战深深地吸引着他，他早早抵达了会议厅。然而他发现了更早到来的另一位伦道夫表兄——彼得·伦道夫，他已经开始工作了。伦道夫正在查阅下议院的记录，想找到在议会会议期间如果议员发生分歧时应该如何处理的先例：他想要以此为借口废除“第五号决议”，击败亨利，重新夺回下议院的控制权。

于是，杰斐逊无意中成了有人要推翻前一日决议结果的见证人。约一个小时后，下议院又重议了该项决议，并撤销了前一日的决定。亨利的离开留给了对手可乘之机。虽然有关下议院5月31日《印花税法案》的重议结果静静地躺在记录本里，但这场内讧的惊心动魄却让人心有余悸。总督弗朗西斯·费尔法克斯在写给商务部的信中将它形容为“下议院一个小小的修改”——想必是因为亨利的离开——“有人想要攻击他人的决议……‘第五号决议’是最具冒犯性的，因此予以撤销。”

这件事引发了杰斐逊的思考：亨利究竟该被视为伟大民主的自由捍卫者，还是精英管理阶层的瘟疫？杰斐逊认为应该永不放弃政治斗争，也不回避使用任何手段获得胜利。仅仅22岁生日的6个星期后，杰斐逊就进入弗吉尼亚下议院这个权力错综复杂的地方开始了实习工作。这个星期四，亨利荷马史诗风格般的演讲振聋发聩，唤起他内心对辉煌自由的渴望，并让他断定交予国会任何控制弗吉尼亚和其他殖民地区的权力都无异于“摧毁美国的自由”。

于是星期五，他就亲眼看到了前一天落败的温和派抓住机遇，灵活机变地反败为胜。决不放弃，亨利的政敌既警觉又足智多谋，趁亨利离开之机，查阅记录寻找先例，为扳回败局找到了堂皇却确凿的理由。选择适当的手段也同等重要（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了立法程序），这样才能具备充足的能力获得期望的结果。在此后的岁月里，杰斐逊无论何时都能抓住意外的政治机遇而扭转乾坤，全是拜这次经历所赐。在威廉斯堡的5月末，他亲身经历了整个内讧夺权事件。

福基尔也感觉到局势在发生着变化。在随后的星期二，1765年6月4日，福基尔举办了一年一度的诞辰晚宴，借此向乔治三世致敬，这是威廉斯堡一大壮观场景。然而今年却盛况不再。“去那里本想能看到不少显贵，”一个无名的法国旅行者写道，“但让我失望的是那里总共就没多少人。在晚餐前我便索然离去了。”

因《印花税法案》下议院展开的内讧夺权事件，是杰斐逊亲身经历的第一个重大公共事件，他十分珍惜这次经历，从中懂得了精心的谋划可以反转乾坤、转败为胜。他知道精心的谋划不仅需要头脑，还需要安定从容的说服力。

里瓦纳河段不可通航，船只无法将满载的粮食从阿尔伯马尔县运到集市上。登上一条小舟，杰斐逊开始寻找可以运输的航线。

杰斐逊和朋友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沿着河岸划行，河边的景色“自然又美妙”。杰斐逊发现移除弥尔顿瀑布下的岩石可以改变里瓦纳河的流向，这样满载粮食的船只就可以通行到集市。除了个人出资，杰斐逊还成功地募集到散户资金实行这个计划。1765年10月，殖民议会赞扬杰斐逊做了一项“值得称赞的、有益的”工作，并授权其“清理詹姆士河段的瀑布、奇克哈默尼河段及詹姆士北部支流”。

杰斐逊兴奋不已。他效仿父亲留下的传统，在杂乱中创造了秩序。他所做的不是一件默默无闻的小事，还因此受到了肯定和嘉奖。

对于杰斐逊来说，威廉斯堡《印花税法案》斗争的11年间，里瓦纳河段通航工作及1776年费城《独立宣言》，是他走向稳定成熟的阶段，无论是在智力、政治还是情感上。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曾经并不是一个革命者。从忠诚的拥护者转变为革命者，这揭示了杰斐逊不仅是个实用主义者，同样也是理想主义者。他明白，利用哲学和历史创造情感诉求影响公众情绪是很重要的。

杰斐逊已具备非凡的领导能力，这意味着他懂得了怎样把复杂的事物提炼成易于理解的信息，从而传播到更广阔的世界，而且深入人心。1776年，杰斐逊帮助一个马里兰出版商，威廉·林德在威廉斯堡创办《弗吉尼亚州公报》，来制衡约瑟夫·罗伊尔、约翰·迪克逊和亚历山大·珀迪把控的报业。“直到革命斗争的初期，”杰斐逊回忆道，“我们都没有一家自己的报刊，所有的报刊都是政府控制的。如果我们没有公众的支持，就不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制衡政府的言论。”

杰斐逊着迷于御人之术，他不仅从书本上学习政治艺术，还在威廉斯堡和阿尔伯马尔县的具体工作中进行实践。他不善于公众演讲，但崇拜像帕特里克·亨利这样的天才演说家。沙德维尔对于来往威廉斯堡的各色行者来说，是个便利的落脚点。这些行者当中就包括切罗基族首领奥塔斯特，他1762年横渡大西洋是为参见乔治三世而来。“那是个月圆之夜，”杰斐逊回忆道，“渡轮上的奥塔斯特似乎在为此番航行进行祈祷，同时也祝福远在故乡的家人一切安好。他声音洪亮清晰，行动活跃，围坐在炉火旁的随从沉默不语。尽管我听不懂他的言语，但感受得到空气中弥漫着敬慕的气息。”

说到语言表达能力，杰斐逊知道他绝不可能与这样的人相媲美。正因为洞见了这一事实，他着重培养自己感化他人的能力。他深入研究了审议机构的套路，学习如何快速写出得体而又有说服力的信件，这在革命期间尤为重要。

杰斐逊专注于与他人愉悦沟通的微妙技巧，首要的是善于赞美他人，还要仔细聆听他人的愿景和观点。政治家经常说得太多，听得太少，这反而会弄巧成拙，因为太多例子证明：赢得朋友不是靠说服他们你的观点多正确，而是凭借你是否关心他们所想。每个人都愿意相信自己的言语令人着迷、富于启发性，甚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最好的政客能够营造一种印象，就像阿比盖尔·亚当斯所形容的杰斐逊那样：让每个与他打交道的人都感到自己很独特。

杰斐逊的孙子这样描述祖父的人际交流策略：“他掌控谈话的能力超群，总是不动声色地将话题转向对方最擅长的领域，无论对方是劳动者、机修工或是其他职业人员。”

这样的习惯获取的不仅仅是信息。亨利·兰德尔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一位受老式教育、既智慧又高贵的弗吉尼亚女士”经常在家款待杰斐逊。兰德尔记录道：“这位女士四处夸耀杰斐逊对自己的拿手菜很感兴趣，总是询问菜肴的具体做法。”尽管她怀疑杰斐逊的赞美甚至吹捧是出于礼貌，但她仍旧享受杰斐逊诚恳聆听她讲解的态度。“我知道这多半是想讨好我，”她承认道，“但他对菜肴真的很有鉴别力，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不会放弃任何值得学习的东西。”不仅对这位女士，还有许多其他人，杰斐逊都可以从容应对。

1765年秋是一段令杰斐极其陶醉的日子。这年7月，他的妹妹玛莎和他的朋友达布尼·卡尔步入婚姻的殿堂，他们的结合让杰斐逊喜出望外。卡尔在古奇兰县一个名为春天森林的地方开办了一家客栈，是杰斐逊往返威廉斯堡的必经之地。

年轻、聪明的杰斐逊不仅在威廉斯堡很受老师的青睐，还在弗吉尼亚贵族社交圈备受欢迎。杰斐逊已渐渐走出丽贝卡·伯韦尔留给他失恋的阴影，发现这世界幸福远多于悲伤。

1765年10月1日星期二，他的大姐珍离开了人世。父亲的离世及伯韦尔带给他失恋的阴影又淹没了他的心。他痛苦地领悟到生命的脆弱。

珍是杰斐逊挚爱的姐姐。1765年这个灰暗、悲伤的秋天，他沉浸在痛苦里无法自拔。新年的悄悄临近，也没能给杰斐逊带来一丝喜悦，他仍陷在失去至亲的悲恸之中。他的玄孙这样写道：“失去这样一位知己姐姐，杰斐逊的心底留下了一道永不可弥合的伤口。”引用英国诗人威廉·申斯通作品中的诗句：一个作家通常具有悲悯、忧伤的天性和离群索居的品性。杰斐逊用拉丁文写了一段墓志铭悼念亡姐，将其翻译出来是：

啊，珍，你是最美好的姑娘。

啊，在青春绽放的最美时刻你悄然离去。

与你偶然邂逅，留下了许多美丽的记忆。

别了，永远别离。

1766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珍离世约6个月后，杰斐逊开始了园艺记录，零零散散地记录了花朵和蔬菜的生长和凋落。他内心渴望着春天。1766年3月30日星期日，他这样记录道：“紫色的风信子开始吐蕊了。”4月6日，他又写下：“水仙和紫草也开始绽放了。”紫草又名血根草，存活期很短。一星期后，在他生日那天，“紫草凋谢了。”

杰斐逊仍旧沉浸在缅怀珍的悲伤里，对于留在家中还是远游难以抉择。数星期后，他计划去北方短途旅行。这是他第一次去弗吉尼亚之外的地方旅行，这次旅行预示着他今后的命运：他能用冷静的外表掩饰自己内心的焦虑，以及渴望融入世界政治舞台。杰斐逊于1766年春启程，他总是不忘防治和控制疾病，于是途中在费城逗留数日，前去看望威廉·希彭医生，并接种了天花疫苗。杰斐逊继续前往纽约，拜访了一位美国的精英朋友，食宿安排在朋友家里。在这位朋友家，他结识了马萨诸塞州的埃尔布里奇·格里——未来的革命战友和同盟伙伴。

这是一次危险之旅。行程的第一天，杰斐逊就被突然发足狂奔的马甩下去两次，“我的脖子都差点摔断了”。第二天又遭遇到了暴雨，可路上一个躲雨的地方也找不到。第三天，他涉渡一条溪流，差点被出乎意料的大水淹没。有生之年第一次，他的周围全都是陌生人，“连一张熟悉的面孔都找不到”。

杰斐逊在安纳波利斯逗留了几日，那里的景色极其优美，房屋也比威廉斯堡的优质很多。杰斐逊不自觉地被吸引到了马里兰殖民议会。他这样描述道：不知为何，这里的议会厅十分窄小；立法委员工作能力有限，多在做一些琐碎的事情。无论这里的设施或是委员的工作态度都没给杰斐逊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对马里兰议会的同事嗤之以鼻，在写给约翰·佩吉的信里说道：“当我靠近时，惊奇地发现会议现场一片嘈杂，就好像弗吉尼亚庄园主在开公开会议一样。”他注意到那里的发言人都戴着黄色的假发，这在年轻的弗吉尼亚人看来“一点儿发言人的架势都没有”。对议会的详细分析说明杰斐逊强烈的领导欲望。这对杰斐逊来说是很自然的，如今他是作为威廉斯堡的一名成员讲述邻近殖民地议员留给他的印象。相比之下，这里会场内精神高涨，声势浩大：“我要给你描述一下这里废除《印花税法案》后的欣喜气氛，不过你应该会在接到我的信之前就得知这个消息了。”

英国国会撤销了《印花税法案》，然而也意有所指地在1766年的《宣示法案》中声明，国会对殖民地拥有合法权力，“无论是何种事务”。对于杰斐逊来说，《印花税法案》的故事始于下议院的会议厅，终结于他第一次亲身体验这场以反对印花税为中心的群众运动的旅程中，这时殖民抗议的活动范围已远远超出了威廉斯堡和弗吉尼亚。在马里兰海岸人们为胜利举办的庆典及人群迸发出的欢快笑声中，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概念开始在杰斐逊的心中萌发。

杰斐逊师从乔治·威勒学习法律。1767年，杰斐逊获取了律师资格，在弗吉尼亚常设法院当了一名律师。他与母亲同住在沙德维尔，但经常外出。接手的案件使他经常穿梭在斯汤顿和温彻斯特法院之间。7月上旬，他收到了姐姐玛莎写给他的花园记录，告诉他：在栽种71天后，家里的康乃馨开花了。他对实用性的农场和观赏性的花园同样感兴趣。1767年11月下旬，他算计着需要储存多少干草才能让他的马群度过冬夜。

杰斐逊给同龄人的印象是一位聪明、热情，求知欲强的律师，代理各种不同的案件。一件案子是一个小偷偷了一瓶威士忌和一件衬衫；还有一件是诽谤案：一名叫作戴维·弗雷姆的已婚男人起诉有人诽谤他，说他和伊丽莎白·布尔金等女人通奸。

杰斐逊的朋友热爱他，委托人感激他，长辈欣赏他。他是那么优秀，让人不自觉就对他产生了信任，但他的一个朋友发现，杰斐逊的生活中多了一名已婚的美丽妇人。

第四章
诱惑和考验

你会认为我犯了他们指控我的其中一种罪，当我年轻单身的时候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妇人。

——杰斐逊，于1805年承认自己迷恋伊丽莎白·穆尔·沃克

人生来自由，这世上的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权利和意志。

——杰斐逊谈论770年“豪厄尔奴隶制案例”

这无疑是通奸行为，但杰斐逊陷得太深（或者他自认为如此）而无法顾及。杰斐逊有魅力、有阳刚之气，是一个有权势、有领导能力的男人，对于他所渴望的不会轻易放弃。

伊丽莎白·沃克正是他渴望的。伊丽莎白是他朋友约翰·沃克的新婚妻子，而杰斐逊与沃克从小就相识。这两个男人的交情深厚：彼得·杰斐逊指定沃克的父亲为遗嘱执行者之一，也就是说，城堡山的托马斯·沃克是小杰斐逊的监护人之一。这两个男孩有着相似的生命轨迹，在就读威廉与玛丽学院之前都寄读在詹姆斯·毛瑞的学校里。“在那所私立学校里，我们一起长大，交情日益深厚，”约翰·沃克回忆他和杰斐逊之间的友情，“我们珍爱（至少我是真诚的）彼此。”

伊丽莎白·沃克，人们平时都称她贝琪，是一位皇家总督的孙女、伯纳德·穆尔的女儿。伯纳德·穆尔是威廉国王县滨海地区切尔西庄园的主人。她的两个哥哥、杰斐逊和未来的丈夫沃克全曾一起就读于威廉与玛丽学院。1764年1月，杰斐逊向其他朋友通告了沃克的喜讯，而那时杰斐逊还沉浸在丽贝卡带给他的愁闷之中。“杰克·沃克和贝琪·穆尔订婚了，”杰斐逊在威廉斯堡写信给约翰·佩吉，“希望他所有的兄弟们都分享这份快乐。”

这种反语甚至是出于嫉妒。丽贝卡的拒绝仍旧啃噬着他的心，杰斐逊哪里有心情去庆贺朋友的浪漫好运。他的马匹被送回庄园不在身边，这更加重了他的苦闷。没有它们，他更加感到孤苦无依，他说，现在“我不能够随时乘兴骑马狂奔了”。写给约翰·佩吉的信注明着“魔鬼城堡”，将威廉斯堡渲染成黑暗的“魔鬼城堡”，因为在这里他失去了心爱的新娘。世界如此荒凉暗淡。杰斐逊想：“‘可怜的’约翰·沃克，你不会这么心急就把美丽的新娘娶进门吧，听说应该不会一两年之内就结婚的。”

然而杰斐逊错了。不到5个月，1764年6月第一个星期，贝琪·穆尔和约翰·沃克就在贝琪的家切尔西庄园结婚了。杰斐逊也出席了婚礼。约翰·沃克回忆，“杰斐逊是我的挚友”，在婚礼上担任了伴郎。婚后直到1768年，包括新生的小女儿在内，沃克一家都居住在人们熟知的贝尔沃府邸，距离沙德维尔大约5英里。同杰斐逊一样，沃克也是弗吉尼亚政界冉冉升起的新星。不久，沃克参加了代表团，并要前往纽约斯坦尼克斯堡同印第安人进行谈判。约翰·沃克在临走前，依着自己的心意，嘱托“杰斐逊先生……我的邻居和忠实的朋友主要负责照顾我的家人”。沃克的代表团将在初夏前往纽约。

这时，杰斐逊刚满25岁，贝琪·沃克也只有22岁。1768年夏，在拜访贝尔沃府邸的过程中，杰斐逊发现自己是贝琪唯一的陪伴，他感觉到自己似乎爱上了老朋友的新婚妻子。

鉴于自己所冒的风险，杰斐逊觉得要巧妙地展开爱情攻势。年轻的妇人开始反抗，但杰斐逊并没有放弃对她的追求。出于多方考虑，贝琪保守了杰斐逊求爱的秘密，但她直接向丈夫暗示了自己的焦虑。据约翰·沃克的回忆，他的妻子开始抱怨他为何让杰斐逊来照顾她们母女：“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会那么信任他。”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杰斐逊一直悄悄地展开着追求。有一次，趁沃克一家拜访沙德维尔的时候，杰斐逊变换了对贝琪的追求方式，将一张藏在袖子里的纸条塞进了她的长裙。约翰·沃克后来回忆道，这封信是“一张想要蛊惑贝琪相信这段淫乱的情感是多么纯真的纸条”。

或许从阿波罗大厅被丽贝卡拒绝蒙受屈辱的那一刻开始，杰斐逊就意识到他的文笔比口才好。写给沃克夫人的信是要试图给贝琪洗脑，劝说她接受自己的爱并无任何不妥。他的花招失败了。沃克夫人说她“看了一眼，当场就把信撕碎了”。

之后，在一位他们共同的朋友（著名猎人约翰·科尔斯）的庄园举行了持续数日的宴会。杰斐逊看到有机可乘便试图接近贝琪。一天晚上，所有女士都回房就寝了，杰斐逊认为时机已到。约翰·沃克回忆道：“他假装生病，说头疼就离开了我们，当时我也在场。”

悄悄地溜走后，杰斐逊找到贝琪的房间，在那里，据约翰·沃克说：“我的妻子已经脱衣睡下了。”杰斐逊再次失败。“贝琪愤怒地驱赶他并威胁说要喊人，杰斐逊这才仓皇逃走。”

数十年后，杰斐逊承认沃克所言非虚，这才让杰斐逊和沃克之间的党派分裂有所缓和。沃克早已得知杰斐逊数年间一直对自己的妻子图谋不轨，杰斐逊也承认那是一件不道德的事。

1768年夏，杰斐逊再次受挫于沃克夫人。不过这年金秋在威廉斯堡，杰斐逊倒是从戏剧和政治上得到了些抚慰。多年前，尊敬的长老会牧师塞缪尔·戴维斯在弗吉尼亚举办了多场民众喜爱的戏剧，目的是为了净化人们的心灵。他说：“戏剧和爱情小说比耶稣基督的史书更有可读性。”于是那年在威廉斯堡春季上演了约瑟夫·艾迪生的《鼓手》、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约翰·盖伊的《乞丐歌剧》、托马斯·奥特维的《得救的威尼斯》和《孤儿》等剧目。当时上演的剧目由威廉·维林的弗吉尼亚公司承办，其中包括喜剧：约翰·霍姆的《道格拉斯》和亨利·凯里的滑稽剧《诚实的约克郡人》。杰斐逊不仅观看剧目，还给予了资助：邀请意大利音乐家弗朗西斯·阿尔贝蒂从威廉斯堡到阿尔伯马尔县进行指导。阿尔贝蒂还指点了杰斐逊的小提琴琴艺。

1768年，弗朗西斯·费尔法克斯逝世于总督府邸。威勒–杰斐逊这个圈子中最有权力的人走了。在费尔法克斯的遗嘱中，他遗憾地表示死后会变卖所有奴隶。他还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允许12名成年奴仆选择自己的新主人，并规定女奴和孩子不得分开。一位思想开明的绅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还建议捐出自己的尸体用于解剖找出死亡的原因。他在遗嘱里交代，希望能为同胞比生前做点儿更有用的事情。

费尔法克斯的葬礼于5天后在布鲁顿教区教堂北侧通道举行，距离威勒的府邸不远。费尔法克斯的离去标志着杰斐逊、威勒及费尔法克斯密友时代的结束（这些费尔法克斯家宴上的座上宾，在明亮会客厅欣赏杰斐逊小提琴表演的密友们），也标志着当地温和治理时期的结束。晚年，杰斐逊评价费尔法克斯是“威廉斯堡历届总督中最具才华的人”。

诺伯恩·伯克利是第4代博特托尔特男爵，他接替了费尔法克斯的总督职位。他被大家称为博特托尔特大人，是一个善于享乐的人。有一次，杰斐逊的朋友一家正在自家威廉斯堡府邸的台阶上举行歌唱晚会，这时他们听到一个行人喊道：“唱得好！唱得好！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请继续，不然我就回家啦。”这个行人就是博特托尔特，随后，他愉快地加入了晚会。

欢乐并没有持续多久。同一天《弗吉尼亚州公报》以标题加黑边框的形式报道了费尔法克斯的逝世，悼念费尔法克斯的文章连载了9期，是一位宾夕法尼亚的名叫约翰·迪金森的农夫所写的信件。在文章中，他主张宗主国不应该忽视与美国的利害关系：“我们应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阻止大英帝国从我们身上夺取各种利益……让我们为了共同的目标，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

费尔法克斯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同一时期，杰斐逊在贝尔沃距离母亲的府邸两英里的地方（骑马至少半个小时）开始建造自己的新家，这引起了周围居民的纷纷关注。这期间，他经常返回大都会威廉斯堡逗留小住。新府邸被命名为蒙蒂塞洛，意大利语的“小山”。这片小山曾种过樱桃，1767年8月3日星期一，杰斐逊注意到樱桃树可嫁接的属性；还曾种过庄稼，1768年5月15日星期日，达成一项协议：“把山顶东北方向250平方英尺平坦区域种上小麦和玉米，到圣诞节时”可收获180蒲式耳[8]的小麦和24蒲式耳的玉米（可能有12蒲式耳的误差，以收割后称量为准）。杰斐逊在园艺记录本上记录道，如果想把坚硬的岩石挖走，则需要“冷静的人来处理我们之间的这个问题”，“冷静”根据上下文应该就是公正的意思。但令杰斐逊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句话就像是一句谶语：只是这里的“坚硬的岩石”不是真实的岩石物体，而是他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他决定在那里建造蒙蒂塞洛，按着自己的设想建造。

1768年12月15日星期四，《弗吉尼亚州公报》报道托马斯·杰斐逊当选为阿尔伯马尔县下议院议员，年仅25岁。

他将为托马斯·沃克医生工作，也就是约翰·沃克的父亲、贝琪·沃克的公公。竞选活动主要包括给有选举权的地主购买酒水和蛋糕。在接下来的41年里，杰斐逊基本没有离开过政坛。即便是没有正式职务的时候，他也没远离过那个时代的政治旋涡的中心。

自从《印花税法案》引起广泛不满并被废除后，176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以英国财政大臣查尔斯·唐森德名字而命名的《唐森德税法》，对输入殖民地的玻璃、纸张、颜料、茶叶等商品征收很重的进口税，并在波士顿设立海关税务司总署。13个殖民地中，马萨诸塞州率先起来反抗。1768年2月，波士顿马萨诸塞州的立法机构发出了一封抗议法案的通告信，并号召其他殖民地也起来进行反抗。这就是杰斐逊于1769年5月8日星期一首次当选议员时所面临的政治气氛。

威廉斯堡弥漫着一种紧迫感。英国当局已经下令：若弗吉尼亚州议会加入马萨诸塞州反抗《唐森德税法》的行动，博特托尔特将就地解散议会。不出几日，这里就上演了一幕解散议会的大戏。

弗吉尼亚州议会立法者通过了一项支持马萨诸塞州的决议。因此，1769年5月17日星期三中午，博特托尔特召集议员们在议会大厅开会。“我听说了刚通过的决议，但这个决议会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博特托尔特对议员们说道，“你们逼着我行使权力解散议会，那么我现在宣布议会解散。”

杰斐逊当选议员还不足10天。在他选任生涯刚刚开启的时候，就面临着纷争、危机，面临着为美洲殖民民众探索出一条摆脱宗主国的控制、实行自治的创新之路。

他随着同僚离开了议会厅，走进了雷利酒馆的阿波罗大厅，杰斐逊就是在这里首次遭受了失恋的打击。酒馆正门上方的二楼悬挂着领袖沃尔特·雷利爵士半身像，议员们依次从正门进入。正如《议院期刊》上所说的，他们决定“在这种不利情况下，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从而保护殖民地真正的、基本的利益”。第二天，弗吉尼亚州的议员们制订出了计划：他们决定不进口或购买任何大英帝国的货品。

随后，就职会议结束后，杰斐逊就离开了威廉斯堡回到蒙蒂塞洛。此刻，他完全沉浸在权力和对抗中。

1770年2月1日星期四，习惯了当一家之主的杰斐逊和母亲正在接待一位来访的邻居，这时传来了灾难的消息：沙德维尔失火了。

杰斐逊大惊失色。不过他询问送信奴隶的第一个问题是：他的图书馆是否还在。所有书都被烧毁了，这位奴隶答复道：“不过啊，我们保住了您的小提琴。”

杰斐逊是注重实物的人，他有收集物品的癖好，这种癖好其实就是他好奇心的一个具体表现。物品被烧毁或损毁令他极其烦恼和沮丧，但火灾同时也提醒人们，有很多事物并非人力可控。杰斐逊耗费了近10年学习法律和从事法律工作。法律这项事业基于一个前提：尽管人是有局限性的，但还是可以构造出一种秩序，让他们可以对世界事务行使权力。沙德维尔的烧毁就是一例：杰斐逊或其他任何人都是有局限性的，不是无所不能的。

几乎所有东西都被烧毁了。杰斐逊猜测被毁掉的图书应该价值200英镑。但这种想法并没有困扰他很久。他在写给约翰·佩吉的信中感慨道：“如果烧毁的只是200英镑的钱币……还真没什么可惜的！”

真正的痛楚源于失去了书籍和法律文件，其中包括为开庭期精心准备好的工作笔记。没有这些笔记，他就不能掌握手头的工作。杰斐逊陷入了绝望，甚至有些躁狂，四处告知亲友沙德维尔失火的消息获取建议和安慰。他在考虑是否需要重新选址修建家园——这对故土观念很强的人来说真是个非凡的想法。

火灾焚毁笔记带给杰斐逊的伤痛让他想起了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里的普洛斯彼洛，莎翁笔下一位里程碑式的悲剧人物。杰斐逊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在父亲的图书馆里，也就是现在被烧毁的这座。他凄凉地影射自己遭受了与剧中人相同的命运：

我们的狂欢已经结束。我们的这些演员，

我曾经告诉过你，原是一群精灵，

他们都已经化为轻烟消散了。

如同这虚无缥缈的幻境，

入云的阁楼，恢宏的宫殿，

庄严的庙堂，甚至地球自身，

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将同样消散，

如同这一场幻境，连一点儿烟云的影子都不会留下。

构成我们的材料也就是构成梦幻的材料，我们短暂的一生，

前后都被沉睡包围。

对于杰斐逊这样一位年轻的学者和有抱负的政治家来说，这是一段饱受考验的时间。在温暖的壁炉旁手持红酒，阅读悲剧作品、挖掘其中的哲理、体味精神内核及探索事物的本质并非难事，难的是有能力将脑中的想法转化成内在的感受。托马斯·杰斐逊就具有这种能力：他的头脑、心灵和开放的个性仿佛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很多哲学人士生活在抽象地带，总是在争论象征和幻象，能看到全局的读者和思想者很少。站在沙德维尔灰烬上的杰斐逊就在设法放眼全局。

杰斐逊摆脱了火灾所带来的痛楚，准备着手建造蒙蒂塞洛。阳光倾洒在小山山顶。在小山东南坡，杰斐逊打算建一座果园：里面种上梨子、苹果、油桃、石榴和无花果。“生活的不幸没有击倒你，”乔治·威勒在给学生的信中写道，“因此我确信，今后你一定能克服所面临的困难。这次磨难反而让你得到了多方面的锤炼。”威勒还附上了一则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格言：“忍辱求生，寄望将来。”

1769年，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公报》刊登了一则告示寻找一名逃跑的奴隶，全文如下：

该奴隶从阿尔伯马尔县的主人家中逃跑，

名叫桑迪，是一名黑白混血儿。

约35岁，身材矮小，有点儿肥胖，肤色较浅。

桑迪是鞋匠，

左撇子，可以做点粗浅的木匠活儿，

还懂点儿驯马和骑术。

有酗酒嗜好，喝酒时举止无礼、语言粗鲁；

行为狡猾、无赖。逃跑时骑着一匹伤痕累累的白马，希望他获得应有的处罚。

他还随身带着修鞋的工具，因此可能会重操旧业。

若有发现者请与我联系。

发现者若在本县发现该名奴隶，将获得40先令的报酬；

在弗吉尼亚州其他县发现该名奴隶，将获得4镑的报酬；

在其他州发现该名奴隶，将获得10镑的报酬。

托马斯·杰斐逊

从这个时期开始，直到杰斐逊逝世，历史学家卢西亚·斯坦顿搜集的相关资料证明：托马斯·杰斐逊拥有600多名奴隶，150名是从父亲和岳父那里继承的，20名是自己购买的，其余大多数都是自家庄园家奴的后代。1774~1826年的这段时间，杰斐逊拥有约200名奴隶（最少时165名，最多时225名）。当他跻身于最高权力阶层，身为一名外交家、乔治·华盛顿内阁成员、副总统、总统，赋闲在蒙蒂塞洛、成为美国圣贤时，杰斐逊一直体现着蓄奴者的利益。

比起后来的数十年，在杰斐逊刚刚进入公共事业领域时，他是努力改革奴隶制的。在1769年的下议院，杰斐逊回忆：“我那时提出了一项有关奴隶解放运动的决议，并努力使之通过，但最终遭到了否决。”杰斐逊所说的话里有两个关键词：他正努力使解放运动“获得通过”，这种运动不是广泛的解放运动，并不像90年后亚伯拉罕·林肯那样废除了奴隶制。

对于杰斐逊来说，这是一个权力问题。在1769年第一次议会会议上，他起草了一份议案：将解放运动的控制权从普通法院转移到奴隶主身上，法律将赋予弗吉尼亚奴隶主个人单方解放奴隶的权力。

在杰斐逊的脑海中浮现出，在弗吉尼亚州，他和其他像他这样的人不再受总督和议会的控制；在现有的法律下，由他们来裁决解放运动的请求，这些请求基于他们如何（不是庄园主，而是法官）选择定义“功劳”。杰斐逊请他的表亲，理查德·布兰德带头提议这项立法。议会对此的反应是迅速又坚定的。杰斐逊回忆：“布兰德受到了最无礼的对待。”

此后不久，杰斐逊接手了塞缪尔·豪厄尔诉韦德·尼德兰的案件。整个案件的关键是长期受到关注的种植园阶级问题：混血儿（父母一方为白人、一方为黑人）是否仍被视作奴隶？杰斐逊为自己的代理人塞缪尔·豪厄尔（其母为白人、父亲为黑人）争辩：法律应归还豪厄尔自由，但弗吉尼亚法令规定，豪厄尔应劳役至31岁才可获得自由。

杰斐逊就此进行了一场自然法的辩论，根据相关记录，“人生来自由，这世上的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权利和意志”。杰斐逊辩论道，“这就是所谓的个人自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因为这对他的生存来说是必要的”。但杰斐逊输掉了这场官司。

在他参与立法和公共生活的不同时刻，杰斐逊谈论和推行的做法最后都不言而喻地归结到奴隶制。豪厄尔案件最终失败了。但法庭上，杰斐逊的无私坦白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杰斐逊来说，废除相关的法令是下几代人的事情了，他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了。议会对布兰德的提案及法院对豪厄尔案件的反应不可能不给这样一位如此渴望成功的年轻律师和立法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奴隶制改革尝试的失败带给杰斐逊的打击让他最终退回更加保守的立场。

为了逃避沙德维尔火灾带来的焦虑、审判工作的失败和奴隶逃跑所增添的烦恼，杰斐逊用一种惯常的方式来排解：调情。“我经常愉快地回顾最后几次拜访罗斯维尔府邸所度过的充满哲思的夜晚，”这是他写给好友及同学约翰·佩吉的夫人信中的一段，“我喜欢从事物中寻找哲理，形式乏味的事物也一样。尽管如此，我不得不承认当我亲吻戴着红宝石戒指的纤纤玉指时，那感觉实在销魂。”提到另一位正在恋爱中的朋友，杰斐逊说道：“亲爱的女士，我并不是建议他放弃这段感情。相反，我很支持他，因为我太震惊。”

杰斐逊似乎也陷入了一场恋爱。

[8]　1蒲式耳≈35.238升。——编者注

第五章
充满欲望和否定的世界

婚姻中，和谐的状态是首要目标。

——托马斯·杰斐逊

我们谈到的这个女人是位富有的遗孀，颇有才华和智慧，而且其家族成员都“柔韧而又优雅”，玛莎·斯凯尔顿于1748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查尔斯城县一座名为森林的庄园。她比杰斐逊小5岁半。

熟悉她的人都叫她帕蒂，她美丽动人、通晓音律、博览群书，杰斐逊为她着迷。据说，帕蒂的美让人一见倾心，终生难忘。“她的肤色明亮；深褐色的眼睛大大的，仿佛会说话一般；浓密的秀发呈现赤褐色。”亨利·兰德尔在访问过帕蒂的晚辈后记述了以上文字。一个与帕蒂同时代的人评价她是判断力强、性情温和的女人。帕蒂和托马斯都爱好文学，所谈论的话题也非常广泛。一位男性亲属觉得“杰斐逊夫妇……真是一对知己，彼此交流知识、分享欢乐”。帕蒂教授自己的孩子和侄子、侄女什么是传统所谓的“知识的开端”，这与杰斐逊家族注重教育的传统不谋而合。

杰斐逊终于找到了最志趣相投的伴侣，这个女人与他心意相通。他们共度的夜晚充满音乐、美酒和谈话——他们无所不谈。他们充分地分享着彼此的生活。他甚至彻底敞开心扉，对她吐露自己的政治抱负。一个孙女回忆帕蒂“十分依恋杰斐逊并很尊重他的看法”。就杰斐逊本人而言，“从大局上讲，他是位可敬的丈夫；从细节上说，他又充满魅力”。

帕蒂曾用抱怨的口气讲述了几件杰斐逊慷慨解囊，结果接受者并不领情的事。“但他总是这样，”杰斐逊夫人这样评论道，“他心地善良，根本不相信这世上真的有坏人。”

聪慧、坚强，帕蒂喜欢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同时又很有原则。杰斐逊曾温和地指责她不要老是批评他们的大女儿帕茜惹是生非。杰斐逊对帕蒂说：“亲爱的，这么小的孩子犯了错，一次受罚就不会再犯。”（帕茜回忆当时的感觉：觉得有股暖流涌上心头，她非常感谢父亲的体谅。）

帕蒂不是一个谦让或顺从的女人。她有自己的主见，甚至有些武断和尖刻。埃伦·伦道夫·库里奇，杰斐逊的一个孙女这样说道：“我的祖母杰斐逊夫人性格活泼，有时甚至有些尖刻，但在她与丈夫相处的过程中，却完全服从丈夫，这出于她对丈夫深深的爱。”

然而，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有一次，杰斐逊同女儿讲到婚姻经验，建议女儿：“这会更好……如果就某件事，爱人的意见同我们的不太一样，那应该让对方保有自己的意见。如果这不是一件重要的事，那么我们干吗非要纠正对方呢；如果这件事很重要，那么先顺其自然，等到一个更轻松的时刻、和缓的场合，再一起沟通商讨这件事情。”

但当杰斐逊焦躁不安时，帕蒂又能够安抚丈夫。减轻托马斯·杰斐逊的紧张情绪绝非易事，杰斐逊非常敏感。从这一点来看，这样的一个人投身政治是很矛盾的，政治界总是充满着批评，鲜有赞扬之声。无论如何，杰斐逊内心与身外事务的关联遵循着与历代政治家相似的模式：雄心让他们渴望行动和喝彩，渴求赞扬的他们对批评有一种特别的反感。杰斐逊夫人是少数几个能抚慰杰斐逊心灵的人。

帕蒂·杰斐逊的父亲并非发迹于弗吉尼亚。他出生在英格兰兰卡斯特市一个贫寒、普通的家庭。约翰·威乐士在做律师时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之后还从事收债、奴隶贩卖的交易，并拥有一座庄园。约翰·威乐士的第一任妻子玛莎·埃普斯是百慕大庄园主弗朗西斯·埃普斯的女儿。他们于1746年成婚。1748年秋，一个名叫玛莎，昵称帕蒂的女婴降生了，但帕蒂的母亲却因难产离开了人世。此后，约翰·威乐士又再婚过两次，又生下了4个女儿，其中3个存活了下来。

帕蒂在一个没有安定感的家庭环境中渐渐长大。她从来不知道生母是谁，两位继母也是来了又走。这段悲惨的童年经历在她心上烙下深深的伤痕，帕蒂绝不允许自己的孩子也面临这种境况。在她的病榻前，帕蒂让杰斐逊当面发誓此生绝不续弦，她才撒手人寰。因为没有母亲可依靠，帕蒂很早就担当起了掌管森林庄园家务的重任，并懂得了世事的险恶和多变。

帕蒂父亲的生计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人的生活是否陷入窘迫。他是英国法雷尔和琼斯商贸公司里一名所谓的“代理人”，实际上，约翰·威乐士就是名收债人——这个细节，杰斐逊在自传里描写岳父的相关段落中并没有提及。“威乐士先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律师，但他因勤奋、守时、老练敏捷的品性广为人知，反而他出色的职业经历较少被人知晓。”杰斐逊这样描述他的岳父，“他是个最令人愉快的伙伴，性情幽默诙谐，颇受社会各界的欢迎。”

杰斐逊对岳父的这段描写，既带有屈尊俯就的意味，又含有忐忑不安的心绪。有关威尔士律师职业的评价也仅简单地以“经验丰富”寥寥几笔带过。更为有趣的是“颇受社会各界的欢迎”这句话——为何要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加上这一句呢，反倒暗示出约翰·威乐士在社会上的尴尬境地，引发出威尔士在殖民社会的身份问题。

岳父的身份对于杰斐逊想跻身其中的上流社会是一个威胁，因为威乐士体现了所有庄园主最深切的一两个担忧：如果奴隶暴动排第一位的话，那么还债（通常是巨额的）则排在第二位。威乐士的出现引发了庄园主的焦虑，很多庄园主好像在刻意躲避威乐士举办的宴会。

1767年1月1日星期四《弗吉尼亚州公报》上刊登了一首嘲讽诗，讽刺约翰·威乐士“没有教养”。这句话出自在威廉斯堡开庭的一场有争议谋杀案的审判现场。作为辩方律师，威乐士被指控做了伪证。“帕蒂的父亲不被这里所接受。”一位伦道夫家族成员这样说道，这说明杰斐逊决心冒险娶帕蒂为妻，更多的是出于爱而不是利益的考量。

1768年，杰斐逊开始为威乐士先生工作，担任他的法律助手。在此两年前，1766年11月，刚满18岁的帕蒂嫁给了巴瑟斯特·斯凯尔顿。次年，帕蒂生下一子，名为约翰；1768年9月，帕蒂的丈夫去世；1771年夏，他们的儿子约翰也不幸夭折。

丧失亲人的斯凯尔顿夫人回到了父亲的森林庄园，在那里，像这样一位楚楚动人的遗孀是绝不缺乏追求者的。求婚者们伺机而动，希望自己能最终抱得美人归。

帕蒂·威乐士·斯凯尔顿夫人周身散发出的魅力，很容易俘获一个像杰斐逊这样的男人。杰斐逊比她年长，可是她见多识广，要比实际年龄看起来更加成熟。帕蒂的举止端庄，丝毫不卖弄风情，她更像贝琪·沃克而非丽贝卡·伯韦尔。帕蒂是一个经历了丧母、丧夫、丧子的女人，生活带给她的磨砺让她懂得怎么操持一个庞大复杂的家庭。

不言而喻，弗吉尼亚庄园家庭生活主要复杂事务之一（帕蒂深深懂得这一复杂的事务）是处理与白人主人和黑人奴隶有关的血统、情欲和权力问题。

森林庄园充满了这样的问题。1735年前后，一个名叫海明斯的英国白人男子，一艘贸易轮船的船长，与一个纯血统的非洲女人生下了一个女儿。他们的孩子名叫伊丽莎白，人们通常叫她贝蒂。（这个细节出自麦迪逊·海明斯的相关记述，他是海明斯船长和非洲女人的曾孙。）在百慕大庄园埃普斯家族里，这位母亲和女儿最终也没能逃脱奴隶的命运——约翰·威乐士迎娶的第一位新娘，死于难产的玛莎，就来自这个家族。1746年——威乐士迎娶玛莎·埃普斯的那一年——作为陪嫁的伊丽莎白·海明斯约11岁，成了威乐士的财产，一同搬到了森林庄园。在那里，从18岁开始，她给威乐士陆续生下了好几个孩子。

这期间，威乐士后娶的两任妻子也都离开了人世。1761年2月，第三任妻子去世，这一年伊丽莎白·海明斯26岁，“鳏夫威乐士一直与其姘居在一起。”麦迪逊·海明斯记述道。到1762年时，伊丽莎白·海明斯共给托马斯·杰斐逊的岳父生了5个孩子：罗伯特、詹姆斯、帕西尼娅、科瑞塔和彼得。1773年，又生下了第6个孩子：莎拉，大家昵称她为萨莉。

这样的事情在弗吉尼亚蓄奴时代司空见惯。19世纪时，南卡罗来纳州的玛丽·博伊金·切斯纳特记录了那个年代一些关于白人女人的真实情况：任何一位夫人都能说出别家黑白混血儿的父亲是谁，唯独搞不清自己家的，因为与她偷过情的男奴仆为数实在众多。这些孩子就好像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这是一个充满了欲望和否定的世界。跨越种族的性爱——主人与奴隶之间的性爱——是不可直接言说的。血统、情感和沉默的怪异混合弥漫于整个森林庄园。杰斐逊知晓这座庄园是在1770年，那一年他作为帕蒂的一名追求者出现在这里。这种怪异的混合也将在日后的某个时候弥散于整个蒙蒂塞洛……

是否能赢得斯凯尔顿遗孀的芳心还不得知，这使杰斐逊的追求难以施展。在1771年的头几个月里，杰斐逊开展了全面的追求。他给威廉斯堡一位年长的德拉蒙德夫人——这位夫人与乔治·威勒交好——写了一封“浪漫的、充满了诗意的”信，在信中描绘了他心爱的帕蒂。“没有谁的笔下再能流动出如此动人的语句”，德拉蒙德夫人称赞杰斐逊（这封信已遗失）颇有密尔顿的诗风，并询问帕蒂“是否已心有所属”。

怎样俘虏帕蒂的芳心？音乐是个不错的方法，书籍也是。根据家族传统，杰斐逊和帕蒂确是珠联璧合的一对。曾有两个帕蒂的追求者来到了森林庄园，听到杰斐逊优美的音乐伴奏声及他俩动听的歌声，相互对视了一下，心照不宣地意识到自己绝无胜算，便悄然离开了。

一如往常，音乐是杰斐逊最好的同盟者。对他来说，歌唱和演奏小提琴或钢琴的方式胜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手忙脚乱地款待对方。音乐反而能让一个男人敞开心灵之窗，对于女人亦是如此。在杰斐逊的文学备忘录里转录了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一段文字：

灵魂里没有音乐，

或是听了甜蜜和谐的乐声而不会感动的人，

都是善于为非作恶、使奸弄诈的。

他们的灵魂像黑夜一样昏沉，

他们的感情像鬼蜮一样幽暗。

这种人是不可信任的。

杰斐逊的头脑主要思考的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的本性这样的主题，他总是能够回归政治的中心问题：一个男人该怎样——因为人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动物——在充满激情和冲突的世界里与近邻相对和平、仁爱地活着？这个问题没有单一的答案，仅通过持久的努力将冲突的元素化为和谐？或许在这场终生的斗争中，一个不断拼搏的男人能做出最有效的决定是究竟要娶谁为妻。杰斐逊需要一个女人共同分享他对音乐的热情和音乐所体现的东西——复杂巧妙、超然存在、对生活的幻想及心灵的吟唱，就如同分享彼此的血肉那样。帕蒂·威乐士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

杰斐逊下定决心娶帕蒂为妻，并想把一切最好的东西都给她。他甚至一度对家族流传下来的旧英格兰贵族遗物产生了兴趣。“我有一些纹章，家人告诉我是祖上传下来的，但是它们代表着何种权威就不好说了，”结婚前一夜，杰斐逊在写给自己的英国代理人托马斯·亚当斯的信中说道，“或许很有权威，或许只是些普通的而已。要是这样，你倒是可以帮我买些纹章，用劳伦斯·斯特恩的话来说：带有纹章的衣服其实跟其他衣服没什么两样，只是上面的纹章让人神往。”杰斐逊对母亲高贵的出身总是摆出一副冷漠的面孔，可能是受到了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的影响，斯特恩对代表权威的族徽不屑一顾，对自己曾追捧纹章的行为尽情自嘲了一番。假若探究追捧出于何种心理，不是出于虚荣，便是出自好奇。

杰斐逊越来越有兴趣给新娘购买大件物品。他订购了一架古钢琴（从德国汉堡订购的，他说“因为那里的古钢琴不仅制作优良，价格还便宜”），但不久他又喜欢上了钢琴，觉得必须要购买一架。他对自己的英国代理人说，钢琴真是令“我”着迷，先前订购的古钢琴就取消了吧。钢琴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杰斐逊希望马上拥有它。这架钢琴要用结实的上等红木制作，不要镶嵌饰片；中高音区的G~F调的琴键制作双份，以为备用；一定要精工细作才配得上“我”心仪的女人。他还购买了半打白色真丝棉袜和一把别致的伞——“伞要大……配以包裹着绿色丝绸的黄铜伞骨，要整洁精致”——“当然乐器是首要的”，他说。他已迫不及待地要在10月前见到钢琴。如果制作没有延期的话，正好可以赶上结婚典礼。

1772年元旦，托马斯·杰斐逊和玛莎·威乐士喜结连理。杰斐逊28岁，玛莎23岁。

这是冬日的一个星期三。在玛莎父亲的家中，牧师威廉·库茨为他们主持了一场英国国教式的婚礼。婚礼持续了数天。（杰斐逊付给牧师5英镑作为报酬，还打赏了伊丽莎白·海明斯——萨莉的母亲第一次出现在杰斐逊的记录本里。）1月2日，《弗吉尼亚州公报》刊登了他们结婚的喜讯：阿尔伯马尔县议员托马斯·杰斐逊先生和巴瑟斯特·斯凯尔顿的遗孀玛莎·斯凯尔顿喜结连理。

帕蒂是否曾是巴瑟斯特·斯凯尔顿的妻子，杰斐逊并不在意。杰斐逊在准备婚礼的过程中，沉浸在对新婚生活的无限憧憬里，他毫不在意帕蒂曾有过丈夫，因为他的眼中只有她。1771年12月30日，他们领取了结婚证书，杰斐逊竟错误地将帕蒂婚姻状况一栏填写为“未婚”，这时另外一只手将其划掉并改写为“遗孀”。

帕蒂的遗孀经历并不是附带的细节。帕蒂虽年轻，但比杰斐逊更加懂得婚姻所能带给人的慰藉和伤害。在帕蒂开始一段新生活的时候，这段经历给了她更多的信心。

1772年飘雪隆冬的头几个星期，杰斐逊该是这世上最满足的男人了。从随后几年帕蒂接连受孕来看，他们之间绝不缺乏床笫之欢。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玛莎，昵称帕茜，于1772年9月27日星期日凌晨1点降生——他们婚后居住在森林庄园的8个半月后。

婚后，杰斐逊夫妇在森林庄园逗留了一阵，之后他们决定动身去蒙蒂塞洛，在那里度过日益寒冷的大雪隆冬。当他们临近沙德维尔和蒙蒂塞洛时，因为积雪过深，马车已无法前行。卸下马车，他们骑马继续穿越树林。呼啸的寒风漫卷着雪花，地上已结起了厚厚的冰。天色渐渐灰暗，地上的影子越拉越长。

日暮时分，他们开始爬坡，缓慢而又艰难地向这座海拔867英尺的小山山顶行进。蒙蒂塞洛沿路树木的枝条几乎要被冰雪压断。杰斐逊夫妇不得不低头穿越低垂着冰冻枝条的灌木丛小路。

当他们到达山顶时，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山顶是如此荒凉！地上还残留着火灾的痕迹，奴隶们已四处逃散。女儿帕茜说：“一派凄凉、破败的景象。谁也意想不到一场艰辛跋涉后，竟落入如此境地。我经常会听他们讲述那段难忘的回忆。”

杰斐逊夫妇找到了残留的半瓶酒，像以往的夜晚一样，“喝得酩酊大醉、纵声歌唱、大声欢笑”。约一个星期后，他们搬到了麋鹿山的庄园里。这座庄园位于古奇兰县詹姆士河与伯德溪流的沿岸。麋鹿山属于帕蒂——她和她第一任丈夫居住在这里——杰斐逊夫妇充分利用了这里的房屋和土地（麋鹿山山顶面积约669英亩）。

在闲暇时光里，他们喜欢阅读詹姆斯·麦克佛森翻译的莪相诗集，此书据说是3世纪凯尔特的吟游诗人莪相所作。（事实上，这些作品虽有部分是根据凯尔特语民谣写成的，但大部分为麦克佛森自己所作。）“没有哪颗心灵能充满如此温柔、崇高的情感，没有谁的笔端会流淌出如此激昂的文字。”1773年杰斐逊记录道，“我毫不羞愧地承认：我认为这位粗鲁的吟游诗人是北美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

蒙蒂塞洛是杰斐逊心灵的避风港湾，他自己也这样说过。位于山丘的这栋建筑还是一个富有创新的防御之地，主人不仅可以在这座堡垒里寻觅藏身之所，而且可以集中火力展开一场攻坚战。这种灵感应该源自莪相的史诗般的诗文，杰斐逊据此建造了自己的世界。在他的记录本里，他摘录了一段讲述地位、权力、名望和冒险的段落：

汇集于高高岩石上两条深色的溪流在平原上混合、咆哮，

在喧闹、粗野、昏暗的较量中汇合于罗克林与因尼斯费尔。

宛如一场殊死的战争：

两方首领要置对方于死地，人群也早已厮杀在一起，

利器碰撞出铿锵之声，头盔碎裂满地，

鲜血喷涌，烟火四起。

抛光的紫杉木制乐器的弦子在低沉吟唱，

标枪在空中飞驰发出厉响。

暴风雨的夜晚电闪雷鸣，光亮中长矛散落一地。

波涛翻滚的海洋发出不安的声响，

宛如雷霆天国的最后鸣响，这就是战争的嘈杂之声。

这众多死难的英雄，勇士的鲜血喷洒满地。

帕蒂是名细心的主妇，采取行动确保丈夫个人方面一切安好。她会注意家里的肉类、鸡蛋、黄油、水果这些食物是否新鲜，监督奴仆制作黄油和肥皂。她还亲自指导怎样制作更复杂、精致的食物。“杰斐逊夫人走进厨房，手里拿一本菜谱，告诉我的母亲怎么制作蛋糕、果馅饼之类的东西。”艾萨克·格兰杰·杰斐逊回忆道：这名奴隶写下了一本有关蒙蒂塞洛生活的回忆录，并保留在了杰斐逊家族里。

曾有一名德国军官拜访蒙蒂塞洛，杰斐逊夫妇留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杰斐逊充满魅力，夫人楚楚动人。他羡慕杰斐逊的图书馆书籍丰富且经典，衷心地赞美杰斐逊亲自设计的蒙蒂塞洛府邸充满着“建筑的崇高精神”，他还注意到杰斐逊为客厅天花板设计了一个罗盘以测量风的强度和方向。

杰斐逊夫妇在一起的情形留给了他难以磨灭的印象。“弗吉尼亚人喜爱音乐，杰斐逊先生尤其如此，”这位来访者说道，“他的家里摆放着一架精致的钢琴和一些小提琴。杰斐逊先生擅长演奏小提琴，夫人则弹奏得一手好钢琴。她是一位各方面都很出色，令人愉快、通晓事理、有教养的夫人。”

这是一幅多么温馨的画面，小山丘上如此和谐、快乐的一家人。他们的生活充满构思、创意和动人的音乐。这正是杰斐逊渴望的生活——是他父亲构建、母亲保持的生活；在自己筑建的爱巢里，他所给予家庭的这种生活。

1773年5月16日星期日，是一个令杰斐逊悲痛万分的日子。他的挚友兼妹夫达布尼·卡尔因“胆汁热”离开了人世，留给杰斐逊的妹妹玛莎6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杰斐逊本能地担当起了父亲的责任。他竭尽所能地为妹妹一家提供安定的生活环境，无微不至地关爱他们，而把自己那份痛失年轻时代挚友的悲伤深深埋在心底。挚友的逝去将他抛入痛苦的深渊，似乎姐姐珍的离去也没让他如此痛不欲生。他不能把卡尔亲手埋葬在蒙蒂塞洛，他不能。起初，他只撰写了一篇墓志铭，在一张纸上草拟了朋友的墓碑碑文：

致朋友达布尼·卡尔的墓碑碑文

令人怀念的幽魂啊，天堂赐给每个人的礼物，

祝福像山泉一样涔涔涌出，愿你永得安宁。

这既非怜悯更柔情，也非真理更明亮。

他只遵循内心的声音行事，既不逢迎讨好也不躲避喝彩。

自然中绽放自己美丽的情怀。

轻拭密布着悲伤的眼中的泪水，

给予爱人恬静的温暖，消除她内心的悲伤，让她的心重新欢笑。

马利的远行

杰斐逊把碑文刻在一枚铜币上，将铜币钉在了卡尔墓碑脚下的树上：

那坟墓是否依然被绽放着花朵的枝条缠绕，

地上的青草轻敷在你的胸膛；

梦中涌出思念的泪水让她惊醒于又一个拂晓，

你离去后又一年的玫瑰花是否就要绽放，

白色天使挥动着银色羽翼，

布满贡品的土地如今已神圣庄严。

在墓碑上部雕刻着如下文字：

已亡人达布尼·卡尔，

路易莎县约翰与珍·卡尔夫妇之子，

生于1743年，

1765年和彼得与珍·杰斐逊夫妇之女，玛莎·杰斐逊结为夫妻

1773年5月16日逝世于夏洛茨维尔，

留下6个待抚养的后代，

卡尔品德高尚、判断力强、爱好学习，愿我们的友情长存

托马斯·杰斐逊献上此碑致我最热爱的人

哀伤之事接踵而来。就在杰斐逊努力平复失去挚友的伤痛时，帕蒂的父亲又去世了。1773年5月28日星期五，约翰·威乐士离开了人世，身后留下大笔负债。杰斐逊夫人毫不犹豫地把伊丽莎白· 海明斯及她与父亲的孩子——帕蒂的异母兄弟姐妹——从森林庄园接到了蒙蒂塞洛。

我们无法了解帕蒂对父亲和伊丽莎白之间的关系及对他们孩子的真实感受。鉴于她生活年代的限制，无论如何，我们也无法了解帕蒂为何会在父亲死之后，选择把海明斯一家接到蒙蒂塞洛自己的家里。

海明斯家族的命运将永远与杰斐逊夫妇及蒙蒂塞洛交织在一起。伊丽莎白·海明斯的儿子罗伯特，杰斐逊叫他鲍勃，代替朱庇特成为杰斐逊的贴身男仆，直到18世纪80年代杰斐逊动身去法国。伊丽莎白的儿子詹姆斯·海明斯随同杰斐逊前往巴黎担任厨师。伊丽莎白的另一个儿子，约翰·海明斯，成为一名技艺娴熟的工匠和木匠，可以制作精巧的家具和室内用具，还制作了一架杰斐逊自己设计的活顶四轮马车。

杰斐逊现在掌管着与自己和妻子相关的三个家族分支。他自己的家庭：妻子帕蒂和他们幼小的女儿；他的妹妹和他的外甥、外甥女；当然，还有一支不被众人承认的隐秘分支：他妻子父亲的情妇，伊丽莎白·海明斯及他妻子的异母兄弟姐妹，其中包括萨莉·海明斯。

杰斐逊是这样一个男人，有着开放的胸怀和兼收并蓄的品格。他是蒙蒂塞洛的主人、弗吉尼亚州的议员、一名著名的律师。而且他还将成为一名中央领袖，带领一个民族使用武装力量反抗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

约翰·特朗布尔对1776年夏提交《独立宣言》草案情景的再现。

第六章
惊心动魄

局势似乎马上就要演变成一场令人惊恐的危机，所有持共同目标的人们需要快速、团结地组建起自己的委员会。

——1774年3月31日弗吉尼亚议会上的一封信

蒙蒂塞洛遭遇了一个极为离奇的季节。1774年2月21日星期一午后不久，弗吉尼亚史上首次记载的地震猛烈地袭击了阿尔伯马尔县。在沙德维尔一片惊恐慌乱之中，伊丽莎白·杰斐逊——托马斯智力不健全的妹妹失踪了。三天后，当人们找到她时，她已溺死在里瓦纳河里。

5月第一个星期刚过了一半，一场春雪侵袭了蓝岭，蓝岭霎时白茫茫一片。第二天，一场可怕的霜冻肃杀了万物。杰斐逊在自己的园艺记录本上写道：“树叶、葡萄藤、小麦、黑麦、玉米和大量的棉花全部凋零。这场霜冻范围广、毁灭性强，整个县和临近的殖民区都遭了灾。”蒙蒂塞洛只有一半的水果幸免于难。

然而蒙蒂塞洛也有喜事降临：帕蒂·杰斐逊在1774年4月3日星期日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女儿。这个女儿名叫珍·杰斐逊，与杰斐逊的母亲和早逝的姐姐同名。这是帕蒂·杰斐逊婚后19个月内的第二次生产。在婚后的前27个月里，帕蒂有18个月处在孕期。即使在贵族精英家庭，生产也是极危险的，母亲和婴儿很容易丧生。杰斐逊深知这一情况：帕蒂和杰斐逊的6个孩子就有两个夭折了。

不言而喻，杰斐逊是位炽热的情人，但他也是位细心的丈夫和父亲。在他的记录本里曾记着购买“乳管”，一种协助哺乳的玻璃器具。

然而还有大量的政党事务需要处理。1774年城镇自治议会在威廉斯堡召开，有许多事务需要商榷处理，杰斐逊必须出席。

将妻儿留在家中——刚刚出生不久的小珍和蹒跚学步的帕茜——在英属北美殖民地与英国冲突升级的前夕，杰斐逊回到了威廉斯堡。

这场危机已经持续数年了，而且还将继续。当选下议院议员后，1769年5月，杰斐逊首次出席了下议院该年的第一届会议。杰斐逊身陷在与英国发生的不同程度的对抗之中。大英帝国通过征税对英属北美殖民地进行压榨已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英国议会又强加了新的税种以增加收入，殖民地有众多的殖民州首府（波士顿、安纳波利斯、费城、威廉斯堡等）因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抗。北美各地殖民当局和英国机构对这批顽抗、无理、忘恩负义者挑动的叛乱局面已忍无可忍。

从反抗《唐森德税法》到波士顿倾茶事件，英国当局试图施加控制。北美殖民地居民采取了多种形式的反抗，包括制定了停止对英贸易和抵制英货的法案，并抗议将倾茶事件的案犯引渡到英国受审。殖民地成立了通讯委员会，以使各殖民地加强联系，互通情况，协调抗英斗争。

在弗吉尼亚，托马斯·杰斐逊心中淤积着一种悲痛：独立并非没有可能，只是道路曲折又漫长。直到1772年5月，如乔治·威勒这类人士仍坚持维持或至少表面维持现状。威勒给英国当局写信，要求“赐发新的制服长袍，就像下议院成员现在穿着的那种，只是比我现在的好些……这件真是耻辱”。从他信中不难看出，尽管言辞嘲讽，威勒绝不会预料到殖民地会团结起来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并联合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

杰斐逊岳父当时的一番话鼓舞了许多殖民地开拓者的民族士气，因为他已经敏感地嗅到了反抗运动潜在的强大力量。1772年10月威廉斯堡的记录中记载，约翰·威乐士曾说道：“如果‘反对派政党’公开反叛大英帝国，局势会一片混乱，奴隶会加入反叛，我们贩卖奴隶的交易将很难再维持下去，我会在混乱前离开这里。”“反对派政党”当时还未形成，他随口暗指的还只是反抗运动。

反抗是一回事，反叛又是另一回事。与杰斐逊同一阶层的部分弗吉尼亚人选择了忠于大英帝国，而非走上革命的道路。他的表亲，塔兹韦尔庄园的约翰·伦道夫，后被人称为“保守党”约翰·伦道夫，因为他极为效忠大英帝国——当殖民地的革命情绪不断高涨时，他的忠心促使他选择了返回英国。总的来说，约有1/5，即20%的北美殖民地白种人居民选择了支持大英帝国。

然而，杰斐逊备忘录里的一则注释表明他的想法在不断膨胀。这则注释为：“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我们的国家。”

对精英阶层来说，革命是最敏锐的经济选择。英国殖民当局已下令禁止北美人民到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开荒，通过限制他们的资金（或限制他们贷款）达到自己的目的。弗吉尼亚州公共财政已陷入困境，州内无法继续通用“七年战争”期间发行的纸币，这使纸币的持有者迅速赤贫化。无疑还有个人资金方面的问题：庄园主亏欠英国债权人巨额资金。用杰斐逊的话来说，“这些债务从父到子已拖欠了数辈，因此庄园主实则是一些伦敦商贸公司的附属财产”。弗吉尼亚庄园主欠债至少230万英镑，几乎占到北美殖民地亏欠英国商贸公司总额的一半。1774年5月，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建议暂停偿还这类债务。

仅数个星期之前，在个人财务方面，杰斐逊刚做出了一个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决定。1773年约翰·威乐士去世时，留下了价值3万英镑的财产，但单他亏欠布里斯托的法雷尔和琼斯商贸公司（他最大的债权人）就高达1.1万英镑。1774年1月，杰斐逊和威乐士的其他两个女婿决定自行分配岳父的遗产，其结果是：如果杰斐逊偿还不了所承担的那部分威乐士的债务，就要用自己的财产抵押或偿还。

对殖民者来说，决意反叛绝不仅仅因为经济问题，但无疑与金钱密切相关。在弗吉尼亚，反叛的动力来自有产阶级，中产和无产阶级只是迟缓地跟从像杰斐逊这样的领袖人物。这是一场富人的革命，杰斐逊正是一名富人；这是一场开明的革命，而杰斐逊正是一个开明的人。

经济与意识形态的交融力量产生了一种思潮，这种思潮教导弗吉尼亚人如果脱离大英帝国的控制，就能看到一个更清新、更引人注目、更有吸引力的未来。

在杰斐逊的政治想象中，任何被视为侵犯自由的行为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解读。征税、驻军、制定贸易条例、禁止北美人民到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开荒、屠杀印第安人及其他事件，都是宗主国英国强势掌控北美殖民地权力的表现。这些权力在杰斐逊和其他人眼里是本应属于他们自己的（或者至少应由他们主导制定相关的宪法条例）。离专制主义仅一步之遥，大英帝国的镇压近在咫尺。英属北美殖民地居民的想法并没有错，从历史及他们的政治经历中可以看到，权力一贯倾向于统治者及其追随者，而并非定义更广泛的人民。

作为一名弗吉尼亚人及议员，杰斐逊敏锐地觉察到英殖民当局在不断地加大对权力的控制。1729年之前，英殖民当局未曾废除过弗吉尼亚殖民地宪法中的任何法案。在随后的35年间（即至1764年），殖民当局干涉多于60次，每年不少于2次。之后，1764~1773年的9年间，有35项法案被废除，呈稳定的令人激愤的上升趋势。这种局面令议会议员等弗吉尼亚当地的权力阶层极为愤怒。

1774年5月19日星期四，弗吉尼亚报纸通告了英国议会制定的《波士顿港口法案》。该法案宣布：封锁波士顿海港，断绝波士顿的对外通商，直到东印度公司在波士顿倾茶事件中的损失得到赔偿。

立法关闭波士顿港口意在报复波士顿人民为了抵抗茶叶人口税而发动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该举动激怒了杰斐逊所在的贵族权力阶层（这是人们熟知的1774年“无可容忍法案”中的一则法案）。据杰斐逊记录：包括他在内的几名弗吉尼亚议员一致同意“我们必须要与马萨诸塞州一样，大胆地采取明确的立场”。

帕特里克·亨利、理查德·亨利·李及其他四五名议员加入了杰斐逊的州议会大厦会议厅行动。他们以图书馆为家，泡在里面查阅大量的议会及立法先例，其中包括约翰·拉什沃思所编纂的文件，他是一名参加过英国内战的反君主制的历史学家。杰斐逊回忆道：“我们坚信，有必要唤醒麻木的民众，让他们认识到自身的处境。如果规定某一天为禁食和祷告日，这将最有可能唤起民众的注意力，并让他们警醒。”

1774年5月24日星期二，杰斐逊提出了一项关于禁食和祷告日的决议。从1774年反常的寒冷的5月，到6月，再到7月，通过这一决议和其他政治事件，杰斐逊抓住了一切机会调整殖民地人民的思想。在针对《印花税法案》开展的辩论期间，他看到诸多经验丰富的立法者想尽各种办法将他们的想法强加到帕特里克·亨利身上，这让他见识了实用主义的艺术。于是，他将自己的注意力从威廉斯堡议会转移到了广阔的农村地区，从立法机制转移到了群众运动的领导方面。在提出关于禁食和祷告日的决议后，他不遗余力地促使议会采纳并推广该决议，这表明他日益认识到调动其追随者的情绪的重要性。

对杰斐逊来说，基于宗教理由呼吁革命是一种权宜手段，这表明他对政治的一种理解，而非说明他真的认为上帝会帮助英属北美殖民地。虽然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基督徒，但他十分推崇精神感染力的作用。以宗教的方式提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理由，实际上是以一种不易被打败的方式与敌人展开斗争。杰斐逊和他的同僚们认为，他们只是在上帝面前表现出谦卑，呼吁广大笃信宗教的民众禁食、祷告，不要对抗权威。

在该决议的制定过程中，杰斐逊亲自斟酌措辞，同时，他的同僚们翻遍了拉什沃思关于英国清教徒采取的革命先例和形式的相关记载。用杰斐逊的话说，他和他的同僚们于1774年5月23日星期一“编造”了这一项决议，规定弗吉尼亚州的民众要虔诚地祈祷，以求从内战的罪恶中得到拯救。

与此同时，城镇自治议会商定要全面抵制各种英国货物，并号召成立大陆议会。了解了各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各项决策，并感受到当前局势的紧迫之后，位于威廉斯堡的殖民地领导层开始意识到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并认识到，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可能要为其在北美进行的殖民统治付出代价。

5月，杰斐逊从他的家乡阿尔伯马尔县出发，前往威廉斯堡。待到7月他回到家乡时，蒙蒂塞洛的樱桃已经成熟了。回家后，他便开始埋头工作。在一封写给当地选民的信中，他和约翰·沃克宣布了关于禁食和祷告日的提案。他们认为：由于受到恶意侵略，英属北美殖民地即将面临危险，而这一提案的提出正是为了应对这一危机。他们的提案口吻严肃，措辞严谨。与自治议会一样，他们也认为英属北美殖民地有发生“内战”的不祥之兆。

为了让民众更好地接受这一提案，杰斐逊向他的朋友查尔斯·克莱牧师寻求帮助。当年早些时候，杰斐逊的妹妹伊丽莎白溺水身亡后，正是克莱帮忙下葬的。克莱计划在哈德维尔河畔的圣安妮教区里的“新教堂”里布道。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里位于最中心，便于大多数教民前来，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吸引民众的注意。

在不同地方，举行礼拜仪式的日期不尽相同。1774年7月23日星期六，杰斐逊参加了圣安妮教区的礼拜仪式，这一活动散发出来的人文气息深深地震撼了他。他写道：“人们聚集在一起，面带忧虑和恐慌的神色。关于禁食和祷告日的提案犹如电击一般，唤醒了每一个人，让他们挺直了脊梁，坚守自己的信念。”

三天后，阿尔伯马尔县的选民们聚集在夏洛特维尔县政府，选举杰斐逊和沃克为代表，参加8月在威廉斯堡召开的特别会议。此外，选民们还通过了《阿尔伯马尔县地产所有人提案》，谴责了《波士顿港口法案》。该提案由杰斐逊起草，提出了“人类应共同拥有的权利”。他指出：“我们时刻准备着，和我们的同胞们一起，行使上帝赋予我们的所有正当权利。不论在何时、何地，一旦有人侵犯这些宪法权利，我们必须重新确立这些权利并保障它们的行使。”此外，该提案还呼吁立即禁止进口英国商品，并提出将于15个月后，即1775年10月1日起，禁止向英国出口商品，除非美国人民所受的冤屈得以平反。

在蒙蒂塞洛，杰斐逊一边吃着新鲜的黄瓜和生菜，一边忙碌地工作着。一次大规模大陆会议将于1774年9月5日在费城召开，杰斐逊忙着为出席此次会议的弗吉尼亚州代表们撰写与会细则。

以此为契机，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实质意义上的政治作品：《英属美洲民权概观》。这本手册大概有六七百字，其中探讨了诸多关于美洲发展的普遍话题，将英属美洲这一新世界里的各项权利与英国这一旧世界里辉格党人为自由而战的故事联系在了一起。

他说，他写这些是为了提醒乔治三世：

在移民到美洲之前，我们的祖先是英联邦自治领的自由居民。他们拥有大自然赋予所有人的一项权利——如果有机会，人们有权利离开故土寻求更好的生活……同样也是遵循这条普遍规律，他们的祖先撒克逊人也以同样的方式离开了故乡——欧洲北部的荒野和森林，占领了不列颠岛，在那里定居，并制定了法律体系。这一法律体系不仅为英国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也令英国人引以为豪。

在手册的最后，杰斐逊总结出政治和执政的本质：

去奉承那些害怕的人吧，这并不是美国特色。一味地恭维讨好，对那些贪赃枉法的人来说可能很受用，但是对那些坚持主张人权的人而言，却完全不起作用……请您张开双臂，拥抱自由、包容的思想吧！别让乔治三世这个名字成为历史长卷上的一个污点……执政的唯一技巧就是诚实。只要你一心一意地尽到自己的职责，即使你失败了，人们也会信任你。不要妄想以牺牲一部分人的权利为代价，满足另一部分人无节制的欲望，而是要赋予所有人平等和公正的权利……对于一个伟大的、蓄势待发的帝国，如何均衡其中各方的利益，这是命运给予你的一项重要任务。

杰斐逊还探讨了关于最大限度的忠诚这一话题，虽然这样的忠诚是有条件的：“我们既不愿意，也没兴趣脱离大不列颠的统治。”然而，却有许多人希望这样做。“更何况，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我们的财产却要向别人纳税，被别人管制，而我们自己却没有这样的权利。上帝赋予我们生命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自由。武力也许能摧毁我们的自由，却无法剥夺它。”

杰斐逊原本打算亲自把这一草案送到威廉斯堡。但他在途中感染痢疾。于是，他将草案复印了两份，派他的私人奴仆朱庇特送往威廉斯堡，一份交给佩顿·伦道夫，另一份交给帕特里克·亨利。之后，他返回了蒙蒂塞洛。

朱庇特将杰斐逊撰写的《英属美洲民权概观》送达威廉斯堡。在克莱门蒂娜·林德（北英格兰大街上的出版商威廉·林德的遗孀）的帮助下，这一手册得以出版，并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和伦敦引起了大量民众的注意。

在佩顿·伦道夫家，城镇自治议会的议员们聚集在一起，传阅杰斐逊的《英属美洲民权概观》。阅读之后，大家纷纷鼓掌称赞。为了扩大这一手册的影响力，林德太太用她的手动印刷机在威廉斯堡的路德维尔–派尔代斯印刷所印刷出版了《英属美洲民权概观》。在手册的出版序言中，林德太太这样写道：“在没有征询作者意见的情况下，我们冒昧地将他的观点与公众分享。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这本手册里，一位最优秀、最具智慧的人表达了他对于公众深感兴趣的话题的看法，而广大公众毫无疑问有权利了解这一切。”此外，林德太太（也可能是其他编者）还选取了西塞罗的一则箴言，附在这本小册子的开头：“对最高法官而言，为全社会服务是其应尽的职责。他有义务维持社会的尊严，并公平地为人民分配各项权利，只有这样，他才能忠实于人民给予的重大责任。”

1774年8月6日星期六，乔治·华盛顿花费3先令9便士购买了多本《英属美洲民权概观》，他将这本小册子称为“杰斐逊版的权利法案”。同时，托马斯·沃克（在杰斐逊的父亲彼得·杰斐逊的遗嘱里，托马斯·沃克被指定为杰斐逊的监护人之一）也将他的《英属美洲民权概观》一书借给了自治议会的议员、民兵上校威廉·普雷斯顿，敦促他仔细阅读这本册子，并嘱咐道：“我也只有一本，你一定要细心呵护它。”

在《英属美洲民权概观》一书中，杰斐逊明白了当地探讨了英属北美殖民地所暴露出的矛盾。对于当时的一些人来说，这样的揭露甚至可以说过于赤裸。但不论在思想上如何大肆地宣扬独立和战争，在现实当中，如何提出合理、正当的理由拿起武器进行革命，却又另当别论。正如杰斐逊所说：“目前，采取较为温和的立场是我们的首选，这是明智的做法。对于绝大多数的民众来说，我所提出的做法仍然过于激进。”他认为，在当时的弗吉尼亚州，民众在思想认识方面的步调“并不一致”，因此，需要采取“审慎的态度”，“将思想进步的民众和思想比较落后的民众团结在一起”。

这一手册的发行促使杰斐逊走上了引领美国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成为先锋战士之一。甚至有传言称，当时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剥夺公民权的法案。根据该法案，杰斐逊有可能被宣告犯有叛国罪，并被判处死刑。

倘若说关于禁食和祷告日的提案将阿尔伯马尔县的民众唤醒了，那么在《英属美洲民权概观》中，杰斐逊不仅有力地唤起民众的正义感，以促使他们对自己所受的冤屈提出控诉，还不遗余力地调动他们的使命感。在行文布局方面，他合理地兼顾了细节和整体。一方面，他对英国殖民者的劣行提出了最详细的指控（其中一些措辞甚至对当代读者来说都较为晦涩难懂）；另一方面，他还勾勒出一个辉煌的历史愿景，那就是，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将成为人类追求自由的漫长故事中无法磨灭的壮丽篇章。如此一来，通过关心民众所需，了解他们内心固有的渴望–––投身于追求自由这一项激动人心的事业当中，为平淡的日常生活注入神话般的色彩，杰斐逊熟谙笔杆子里的政治领导之道。

不断积累知识，开阔眼界，思考关于自由、法律，以及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等问题，这些构成了杰斐逊的精神生活。在威廉·史莫和乔治·威勒的指导下，杰斐逊和他的朋友达布尼·卡尔、约翰·佩吉都逐渐认识到，在人类社会中，处理各项事务所依靠的应该是理性，而非与生俱来的权利。专制统治，不论是由君主还是牧师实行，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在充实自己精神生活之余，杰斐逊也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必然会使他自己以及他的家人陷入各种危险。在他的日常记事本中，他摘录下了几行由蒲伯翻译的《荷马史诗》：

死亡是最可怕的命运，但任何人终究都要面对。

为国捐躯，是极其幸福之事，

在战斗中，勇士也许会被杀害，

但是，他的牺牲却能为祖国带来安宁，为孩子们带来自由，

所有国民也将对他的壮举感激不尽，

他的勇敢的朋友们将为他感到骄傲，

他的妻子将以他为荣，

整个民族将取得成功，

子孙后代也将受益于他的英雄事迹。

托马斯·杰斐逊为大西洋畔的世界带来《英属美洲民权概观》时，距离美国宣布独立仍有23个月。随着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发行，杰斐逊逐渐声名远播。约翰·亚当斯称这本册子为“一部令人叹为观止的政治作品”，“恰如其分的措辞体现了作者老练的写作才能”。

1774年夏秋，随着杰斐逊的政治思想和信念逐渐被公众接受，他仿佛成了一位预言者，站在高高的山顶上俯瞰世界，洞察事物的本质，并将他的所见所闻告诉他的同胞们。凭借坚定的信仰和过人的勇气，他撰写了《英属美洲民权概观》，为处于茫然中的民众带去信念。

随着1774年渐渐接近尾声，身为一个丈夫、一位父亲、一名律师、一个种植爱好者、一位立法者和一个思想家，31岁的杰斐逊娴熟地掌握了新颖、高超的政治写作技巧。凭借《英属美洲民权概观》和他的其他作品，杰斐逊展示了他表达民意、调动公众情绪的非凡才能，既为民众勾勒出对未来的憧憬，也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他如何让遥远的未来变得触手可及，如何让梦想走进现实。

第七章
和平遥遥无期

是服从还是反抗，必须做出最后的决断。

——英王乔治三世针对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反抗如是说

1775年3月初，蒙蒂塞洛的桃花开得正旺。杰斐逊正准备离开家乡前往里士满，参加在那里举办的弗吉尼亚州会议。此次会议将在圣公会的圣约翰教堂举行，届时将有诸多革命领袖与会。这座木制教堂位于山顶，是里士满最大的建筑物。据会议主办方预期，尽管初春时节的道路将略显泥泞，仍将有约100名代表前来参加会议。为了召开此次会议，教堂的每一块空间都被很好地利用了起来：圣坛围栏的后面设置了大会主席的席位，与会代表们坐在教堂长椅上，长椅的空余位置则预留给热切关注此次会议的民众们。教堂的窗户敞开着，这样一来，那些因为教堂里容不下而只能站到院子里的人们便可以聆听会议。

此次会议的日程安排得很紧，杰斐逊的任务也很繁重。预计战争有可能爆发，弗吉尼亚州的革命领导人们不得不就军事准备措施、税收和贸易等方面做出一系列决策。与此同时，殖民地的英国官员们则对杰斐逊和他的同僚们采取了更坚决的反对态度。

当时，弗吉尼亚殖民地总督是邓莫尔伯爵四世约翰·默里。他出生于苏格兰，继博特托尔特男爵之后出任弗吉尼亚殖民总督，以作风强硬而著称。在任期间，他曾禁止弗吉尼亚人从英国进口武器和火药。英国当局也下令没收任何运往美国的弹药，明确规定英国王室驻北美殖民地的官员们须阻止一切关于第二届大陆会议代表选举的活动。双方均未表现出任何让步的倾向。

在圣约翰教堂，杰斐逊全身心地投入各项工作中。他是务实主义者，而不是空想家。他深信，当时的局势所需要的是实际行动，而不是夸夸其谈。

1775年3月23日星期四，在这个温暖的春日，教堂的窗户都敞开着。站在教堂中殿东面过道处的47号长椅上，帕特里克·亨利呼吁弗吉尼亚州民兵队进入战略防御状态。他的演讲鞭辟入里：“诸位可能希望呼吁和平！和平！但是，目前和平的希望十分渺茫！”“战争实际上已经打响了！”讲到高潮处，他情不自禁地呼喊道，“我不知道别人会选择哪条道路，但我的选择是，不自由，毋宁死！”

对于杰斐逊而言，亨利仿佛拥有魔力。“在我看来，如果‘雄辩’一词足以形容能言善辩的话，他的雄辩能力超乎想象，令人印象深刻，甚至可以说叹为观止。”杰斐逊补充道，“在他演讲完之后再复述他的话不是一件易事，他发表演讲时说的话往往都切中要害。”

随后，大会决定成立一个包括杰斐逊在内的委员会，针对殖民地的防御工作制订各项具体计划。委员会决议：

每个骑兵队除长官外，由30人组成。每个骑兵配给良驹一匹、马勒一副、马鞍一套、手枪及枪套若干、卡宾枪或其他短火铳一把，并配有水桶一个、刀或战斧一把、火药一磅以及弹药至少四磅。所有士兵务必尽全力熟悉各项骑兵军事操练，并严格训练战马，以使它们适应枪支开火。

当然，各殖民地之间也有可能存在分歧。例如，纽约殖民地议会投票拒绝派代表参加将于5月召开的第二届大陆会议。针对这一事件，杰斐逊问道，这一决议是否意味着纽约州已经“脱离了联盟”呢？

武器、民兵队、团结–––在里士满，杰斐逊忙着从这些方面开展防御工作。在履行身为委员会成员和弗吉尼亚州议员的职责之余，杰斐逊也努力地让自己在里士满的日子过得愉快。他有时在荣赫鹏太太的小酒馆小酌两口，有时在荣赫鹏太太酒馆的竞争对手–––古恩的小酒馆那里用餐，有时则逛逛奥格尔维太太的书店，丰富自己的藏书。就在这舒适的日子中，他政治生涯中的下一个事件悄然而至。1775年3月27日星期一，杰斐逊当选为第二届大陆会议弗吉尼亚州代表。

第一届大陆会议是在《波士顿港口法案》以及其他所谓的强制法案颁布之后举行的。在1774年9~10月，也就是从杰斐逊完成《英属美洲民权概观》之后不久到他感染痢疾这一期间，与会代表们针对英国殖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申诉，呼吁北美殖民地坚决抵制英货（制定了抵制英货的详细措施），并达成了一致意见——若有必要，将召开下一届大陆会议。

这一必要性在1774年秋确实凸显了出来。这个秋天，战争的迹象似乎越来越明显。在新英格兰，英国驻军控制了火药库和大炮，以防止殖民地民兵使用这些军火；此外，他们还要求英国当局增派更多的驻军，因为他们已经预感到，血腥的杀戮即将上演。为了回应这一增派驻军的要求，也为了回应各殖民地在第一届大陆会议上提出的申诉，英国殖民政府明确指示英国驻军总司令托马斯·盖奇将军“用武力解决”。“对待武力反抗，就应血债血偿。”英国当局如是说。

谈判毫无可能，战争一触即发。因此，与第一届大陆会议相比，第二届大陆会议所承担的任务更加艰巨：如何管理这个业已开始反英武装革命，雄心勃勃地渴求独立的国家。

在里士满，以杰斐逊为代表的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关于民兵如何做好战斗准备的决议。该决议指出，如果我们不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一旦弗吉尼亚州遭受侵略或者爆发叛乱……整个州无疑会陷入危险的境地”。1775年4月的第3个星期过后，遭受入侵和爆发叛乱这两种可能性均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

1775年4月19日星期三，英国驻军与殖民地民众在马萨诸塞州的莱克星敦和康科德发生武装冲突。经过一天的激战，战火绵延了长达16英里，最终导致273名英国驻军和95名美国民兵伤亡。这场战斗的具体细节目前尚未完全明了，但它的历史意义却显而易见。正如杰斐逊在了解了这次战役的相关报道后所说的那样，“和解的最后希望”也破灭了，“疯狂的报复情绪似乎已经占据了所有人的心”。

画家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在写给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的信中道：“战火已经在美国燃烧起来了，我敢肯定，它将迅速蔓延，其猛烈程度将不亚于在任何时代、任何其他国家发生过的战争。”

与此同时，在弗吉尼亚州，各种状况也层出不穷，一方面，殖民地奴隶的反抗时有发生（尽管这些反抗有些是谣传，有些则真实发生了）；另一方面，总督邓莫尔伯爵下令管制威廉斯堡的火药供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弗吉尼亚州的革命领袖们忙着想各种对策。到了4月中旬，切斯特菲尔德县（距阿尔伯马尔县不远）的白人革命者们十分担心“殖民地奴隶发动叛乱”。而在诺森伯兰县，两个奴隶将一捆稻草绑在一根棍子上点燃，放火烧了一个民兵军官的房子。在这种形势下，邓莫尔伯爵决定拉拢殖民地奴隶。在他看来，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这些白人革命者所忌惮的奴隶们恰恰是英国殖民者在弗吉尼亚州的天然盟友。

1775年4月20日星期四到4月21日星期五，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们成功地将15桶半桶装的火药从威廉斯堡的弹药库转移到了皇家海军舰艇“莫德林”号上，解除了弗吉尼亚州民众的革命武装。满腔愤怒的民众聚集在总督府外面，时刻准备为争取独立而战。

为了平息众怒，邓莫尔伯爵于总督府中发表声明，称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保障火药的安全，以防范殖民地奴隶发动叛乱。但是，这位总督几乎无法掩盖他对于聚众人群的愤怒和蔑视，将他们的行为称为“对英国政府权威的莫大侮辱”。邓莫尔总督对威廉斯堡的民兵组织尤其感到愤怒，他说：“这些民兵用他们自己制造的火枪全副武装着和我谈判，而制造这些武器的工厂竟然就在距离我家仅有几步之遥的地方！”两天后，他逮捕了该工厂的两名负责人，这标志着他向殖民地民众发起了真正的进攻。

1775年4月22日星期六，邓莫尔总督宣称，“永恒的上帝作证”，倘若再有任何对英国王室政权的“损害或侮辱”，“我将宣布给予奴隶自由，并将威廉斯堡化为灰烬”。

不出预料，这则公告的发表迅速在白人当中引起了反响。一个宾夕法尼亚州白人在写给他的海外朋友的信中称：“邓莫尔总督打算解放我们的奴隶，这一想法简直比地狱还要黑暗、还要可怕。”于是，赞成蓄奴制的殖民地民众纷纷开始或加紧备战，杰斐逊便在他们的行列中。

北美大陆的这场危机充斥着各种明争暗斗，令杰斐逊有些困扰。1775年5月7日星期日，在写给他远在英国的恩师威廉·史莫的信中，杰斐逊说着说着突然笔锋一转，叹道：“天呐，我到底该怎么做？一直沉浸在我的祖国所遭受的苦难当中，我无法用三言两语解决这些政治纷争。”

然而，他无法自行解决这些困扰。在写给史莫的信中，他说：“这个星期，不幸的消息已经传来，英国驻军和我们在波士顿的同胞们之间发生了严重冲突。”在杰斐逊看来，在这种局势下，流血冲突的发生似乎注定了和平解决纷争变得毫无可能。（杰斐逊的信寄到英国之前，史莫逝世于英国伯明翰。）

邓莫尔扣押火药的行动以及他关于废除蓄奴制的言论使弗吉尼亚州的局势更加紧张，群情更加激愤。阿尔伯马尔县的民兵宣称：“邓莫尔应当停止扣押火药，别再危言耸听，唆使黑人奴隶叛乱。”

在杰斐逊看来，邓莫尔的所作所为真切地体现了一个普遍真理：英国政府的态度十分顽固，丝毫没有表现出对美国人民的尊重，似乎美国民众表现得越无畏，英政府采取的政策越粗暴。杰斐逊能够敏感地捕捉到这些蔑视，也可以敏锐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玄妙，这其中有尊重，有钩心斗角，也有顺从，它们以不同的比例结合在一起，并且不断变化着。这些关系不仅体现在人际交往中，也反映在政治领域里，杰斐逊可以敏锐地察觉出这些不同关系之间的较量和细微变化。

他精辟地分析了英国政府的这种做法：“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人性，注意一下它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我们就可以预见到，以北美殖民地民众现在的精神状态，英国政府傲慢自大的作为更容易让他们恼羞成怒，而不是吓坏。”

1775年6月，弗吉尼亚城镇自治议会在威廉斯堡召开会议，议员们热烈地探讨了当前的局势，这些讨论促使杰斐逊掌握了更多政治技巧。当时，议会正在考虑英国政府的和解建议，就在此时，弗吉尼亚州的三名殖民地居民因试图闯入火药库而被打伤，因为火药库里安置了散弹猎枪，一旦有人擅闯，便会开火。这一事件让邓莫尔深感时局动荡，为了安全起见，他和他的家人乘坐英国皇家海军舰艇“佛威尔”号离开了威廉斯堡。

大约在1775年6月10日星期六，杰斐逊代表弗吉尼亚州对英国政府提出的和解建议做出了回复。当时，皇家总督逃离；为了争夺火药，各种小规模冲突此起彼伏；奴隶叛乱使整个弗吉尼亚州人心惶惶。在这样群情鼎沸的局势下，杰斐逊丝毫没有自乱阵脚，他用慎重的语气说道：“我们仔细了解了和解提议，并尽我们所能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认真考虑。但是，令我们痛苦和失望的是，我们最终不得不声明，这项提议只是改变了压迫殖民地人民的方式，丝毫没有减轻他们的负担。”

和杰斐逊相比，弗吉尼亚州的另一些人则没有采取这么坚定的态度。据杰斐逊回忆，与自己相比，甚至与主张弗吉尼亚应采取更强硬的革命立场的佩顿·伦道夫相比，罗伯特·卡特·尼古拉斯和来自斯塔福德县的律师詹姆斯·默瑟曾更加公开地谈论支持与英政府和解。

因为伦道夫“担心尚未认清时局的尼古拉斯先生答应英政府的和解提议”，他便委托与他持相同立场的杰斐逊起草弗吉尼亚议会对该提议的回复。杰斐逊所做出的回复开了个好头，接下来，伦道夫便可以在弗吉尼亚议会当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如果指派尼古拉斯负责此事，显然收不到这样的效果。

在如何实现民族独立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诸多争议。即使在波士顿发生了倾茶事件，在莱克星敦和康科德爆发了武装冲突，在威廉斯堡发生了火药事件，后来又谣传着奴隶们将发动武装叛乱，杰斐逊和他的同胞们仍然激烈地争论着是否要与宗主国英国彻底决裂。

在杰斐逊这些年的政治生涯中，众人意见出现分歧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各种不确定性、各种冲突中，杰斐逊不断成长、蜕变。对他而言，处理政治事务往往意味着在那些热切地持有不同政见的人之间的博弈。他曾经梦想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探讨问题，顺利地达成彼此都满意的共识，但现实截然相反，而恰恰也是这些现实对他的影响最大。

在伦道夫的引领下，杰斐逊所提的草案最终通过了议会的表决。杰斐逊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草案受到尼古拉斯先生和詹姆斯·默瑟的种种质疑，就像被泼了许多冷水，它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但最终它还是通过了表决。对杰斐逊和伦道夫来说，最关键的一点是各殖民地要紧密团结在一起。

为了实现这样的团结，为了最终引领弗吉尼亚议会走向国会，杰斐逊不停地操劳奔波。1775年6月11日星期日，他从威廉斯堡出发，前往费城参加第二届大陆会议。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在召唤他。

第八章
大名鼎鼎的杰斐逊先生

在敌人面前，我们已经证明，我们可以像人一样理性地思考，现在，让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也可以像人一样英勇地战斗。

——托马斯·杰斐逊，于1775年7月5日

时局充斥着各种危险和不确定因素，因此大家的观点五花八门。

——托马斯·杰斐逊，1775年于费城

第二届大陆会议在位于费城第三大道和第四大道之间的栗树街上的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大厦（后来被称为独立厅）召开，杰斐逊参加会议时便寄宿在栗树街，在那里，他记录了一系列事件的发展。他将军事形势的变化记录下来寄回弗吉尼亚议会，仔细阅读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提议起草的《邦联和永久联合条例》，还做了北美大陆独立战争财务及军事预算。

在某种程度上说，为了这一时刻、这项工作，杰斐逊一直在准备着。自从10年前，他第一次站在威廉斯堡的城镇自治议会的大厅里，全神贯注地倾听了帕特里克·亨利的演说之后，他便一直在准备。在一个个星光闪烁的夜晚，他在福基尔总督的府邸里，听着音乐，不断汲取知识；在乔治·威勒家，他沉浸在法律和历史的世界里，度过了他人生最宝贵的几年；在雷利酒馆，他在佩顿·伦道夫的指导下，不断地观察和学习参政之道。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风格——以朋友的姿态赢得比他年长的人的支持，亲切和蔼地对待同龄人，凭借他的笔杆子和智慧在政治争论里锁定胜局，凭借这种杰斐逊式的政治风格，他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对他而言，那里不再是威廉斯堡，不再是里士满，而是家，他感到游刃有余，丝毫不感到无所适从。

在弗吉尼亚州，杰斐逊熟悉那里的一切人和事。在费城，他参加了两届大陆会议。在那里，他有过闲暇时的徜徉，碰撞出了新的思想火花，结交了新的朋友，结识了新的政治势力。

圣公会牧师威廉·史密斯说：“费城人是世界不同地方的人聚集在一起的一个民族，这些人在语言、习俗、思想等方面都有差异。”另一位牧师雅各布说：“即使是特拉华湾畔最贫穷的劳动者，也认为自己有权和绅士或学者一样，自由地表达对于宗教和政治事务的看法……因为每个人都期望，有一天，自己可以和他富有的邻居享有同等的地位。”

在费城，杰斐逊陷入了一场猛烈的战争和纷飞的战争传言中。在这种情况下，在第二届大陆会议上，马萨诸塞州的约翰·亚当斯提议任命弗吉尼亚州的乔治·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1775年6月15日星期四，会议最终通过了这一决案。两天后，大陆军与英军在波士顿打响了邦克山战役。

事实证明，帕特里克·亨利3月在费城以南250英里处的圣约翰教堂的预言现在应验了：和平手段无法解决问题。

在费城，杰斐逊的到来在与会代表中引起了巨大反响。罗得岛州的代表塞缪尔·沃德记录了他看到“大名鼎鼎的杰斐逊先生”时的感受：“这个弗吉尼亚人看上去睿智十足、意气风发，而他去年夏天撰写的《英属美洲民权概观》也确实证明了他的卓尔不群。”之后，约翰·亚当斯也转述了另一位与会代表对杰斐逊的看法：“杰斐逊是我见过的最强大的‘吸尘器’–––孜孜不倦地吸收着各种知识，他精通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还想学习德语。”

从表面来看，很难想象亚当斯和杰斐逊会有交集。年龄上，亚当斯比杰斐逊年长8岁；身高上，亚当斯比杰斐逊矮5英寸；亚当斯是个十足的新英格兰人，而杰斐逊则是地道的弗吉尼亚人；亚当斯很难保持缄默或者忍住脾气，而杰斐逊则擅长管理自己情绪。然而，多亏了亚当斯了不起的妻子——阿比盖尔在两人间的及时沟通，他们后来携手建立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最错综复杂的联盟之一。

约翰·亚当斯于1735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布伦特里。他的父亲是农民，同时也是政府工作人员。和彼得·杰斐逊一样，老约翰·亚当斯对他的儿子有重大影响。约翰·亚当斯年轻时就读于哈佛大学，他曾考虑成为公理会牧师，但后来放弃了这一想法，选择成为律师。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的动荡岁月里，他在波士顿律师界崭露头角。

从1775年到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组建政府之前，亚当斯和杰斐逊经常共事，且相处得十分融洽，尤其是在他们代表美国出使欧洲期间。但在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的前10年，他们在美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进行过激烈的争论。然而，两人退休后，便恢复了他们年轻时在费城建立的友谊。他们共同的革命伙伴本杰明·拉什在1812年2月写给亚当斯的信中说，“在我心中，你和杰斐逊就是美国独立革命的北极和南极”，“为了实现国家独立，有些人奔走呼号，有些人诉诸笔端，有些人毅然从戎，而你和杰斐逊先生则在思想上引领我们”。

通过对时局的进一步了解以及和美国北方殖民地的代表们（尤其是亚当斯）的接触，杰斐逊逐渐对新英格兰殖民地的革命志士钦佩不已。一方面，杰斐逊了解了诸多他们的英勇事迹；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密切关注着家乡发生的流血冲突，并将自己的荣辱和家乡的生死紧密联系在一起。和他们相处，杰斐逊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殖民地人民和英国殖民者之间的矛盾。他感到革命的气息在四周弥漫。

杰斐逊抵达费城的一周后，会议通过了入侵加拿大的决议。这一惊人之举牢牢锁定了加拿大在杰斐逊的政治和军事设想中的地位。自从1763年的法国–印第安人战争结束以来，英国已占领了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那里曾一度被称为新法兰西。1775年，美军入侵加拿大，蒙特利尔沦陷，但魁北克仍顽强抵抗，美军未能完全占领加拿大。这导致加拿大最终还是落入英国手中，成为美国独立战争中保皇派的安身之处。战争结束后，在美国人心中，加拿大成为一个可能重振英国势力的集结地，会对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产生影响。

1775年，在费城，杰斐逊可以感觉到，广大殖民地群众深受革命情绪感染。他于7月写道：“现在，只要我们愿意竭尽全力，没有人会怀疑我们没有能力反抗大英帝国的压迫，我们绝对有这个能力。”尽管通过革命实现独立是极有可能实现的，但杰斐逊仍保持着高尚的想法，希望美国民众以磅礴的气势和高尚的美德赢得独立。

围绕美国独立这一问题，杰斐逊和约翰·迪金森（《宾夕法尼亚农人来信》的作者），在后者坐落于费城边缘日耳曼敦道的斐尔丘庄园里探讨了几个星期。作为讨论的结果，他们起草了《武力革命的原因和必要性声明》。1775年7月6日星期四，大陆会议表决通过了这一声明。

第二天，杰斐逊悄然离开了大陆会议，乘渡船前往植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位于司库河畔的伍德兰兹庄园。在那里，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一起醉心于他们酷爱的园林园艺。徜徉在夏日的伍德兰兹庄园，杰斐逊任凭他的想象力恣意驰骋，他的脑海里充斥着各种思想的火花，思考着如何把自然界与人类融为一体。之后，他前往司库河瀑布游玩，还在那里享用了晚餐。

通过这样的短途旅行，杰斐逊将自己从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战争氛围中解脱出来，让身心得到了尽管很短暂但愉悦的放松。基于迪金森和杰斐逊起草的声明，大陆会议列出了武装抵抗英国统治的一系列理由。但是与此同时，会议还寄希望于与英王和解，并于1775年7月8日星期六向英国政府呈递了和平请愿书。

没有任何结果。

杰斐逊很少在大型会议上发表演说，他更喜欢用别出心裁的方式博得大家的喝彩。由于熟谙政治学和历史学，约翰·亚当斯认为，杰斐逊的保持缄默使他在辩论中获益良多。根据所有他曾经读过的书籍和他的亲身经历，亚当斯发现，“一个人要想成名或升迁，在公众面前能言善辩并不是一个万全之策，除非他极其谨慎、有节制、矜持地展现出其雄辩的口才”。亚当斯将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划归为与杰斐逊一样的一类人，因为他们也不愿意在公共场合滔滔不绝。亚当斯说：“一个在公众面前演讲的人无疑会和诸多公众事务打交道，这可能是出于自愿，也可能是受人敦促。他日复一日不辞辛苦地证明自己所采取的措施的正确性，反驳政见不同的人提出的异议，如此一来，公众就会对他过于熟悉，并不可避免地使他树敌过多。”

如果一个政治家能够默默无闻地起草公共文件或商议公共事务，而不是费尽心思地进入议会或某个较大的委员会，他往往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对公众施加影响，而且他树敌的风险会小很多。亚当斯说：“人们在争论的时候，往往会不甘示弱地推理、慷慨陈词、机智应答、讥笑挖苦、诙谐巧辩或者讽刺，而所有这些技巧都很容易在辩论中得到锻炼。”他补充道：“如此一来，如果一个人总是活跃在公开辩论里，几年下来，他便会在全国树立众多敌人，至少那些在某次争论中觉得难堪的人会与他为敌，他们会幸灾乐祸地挫他的锐气，让他蒙羞。”

在1775年的革命洪流里，杰斐逊勤于思考而又不忘联系实际，自信而又不失实事求是的精神。他说：“我们无法预测这场冲突的持续时间和激烈程度，但是，我们现在也在考虑是否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至少应该防范我们所预见的可能发生的灾难。”也许“一些天资聪颖、精神顽强的人士”应该交由华盛顿将军进行训练，以了解“必要的战争技巧”。

尽管诸多事情都无法预知，但战争中所使用的政治语言则必须颂扬已取得的胜利，为黑暗的时刻带去希望。杰斐逊就十分精通这一门复杂的语言，他清楚地认识到，弗吉尼亚面临着“缺乏”军事技能的局面——在劫掠肆虐的当下，它是唯一可以用来保障公众安全的技能。杰斐逊在这里使用“劫掠”一词，是他的律师身份使然。这个词是一个古老的法律术语，表示暴力占有财产，它是一种修辞手法，用来强调任何财产所有者都与斗争息息相关。

1775年8月1日星期二，杰斐逊来到第三大道，逛了逛罗伯特·贝尔的小店，买了一本詹姆斯·伯格的《政治专题论文集》。之后，他便离开费城，前往弗吉尼亚州。途中，他在特拉华州纽卡斯尔市的克莱夫人旅馆短暂停留。之后，他继续前行，到达安纳波利斯市的切斯特顿，最后经由皇家港口回到蒙蒂塞洛。

由于已找不到任何杰斐逊和他的妻子帕蒂之间的信件，我们只能猜测他们在分离时彼此表达思念的语气。尽管如此，鉴于杰斐逊一生中给他的家人和朋友写过许多信，我们可以推测，杰斐逊给妻子写信的方式有可能和与他同时代的小西奥多里克·布兰德给自己妻子写信的方式大致相同。布兰德也是弗吉尼亚人，他是一个医生、政治家，也是革命家。他在1777年在新泽西州的前线写给他的妻子玛莎的信中说：“天呐，亲爱的，在你给我写信的时候，你只要告诉我你的情况就好。无论如何，我期望你可以在聊别的话题之前，多谈些那个我喜欢的、永远喜欢的主题——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吃早餐，什么时候吃晚饭，什么时候外出，告诉我你的一切，别让我担心你的健康……不要害怕……是的，你又可以感觉到你丈夫满溢着爱和深情的亲吻。天堂不会无情地让两个如此深爱的人分开的，如果它硬生生地要使我们阴阳相隔，我们乘什么交通工具在天堂相会呢？”

和帕蒂一起，杰斐逊经营着他曾经幻想拥有的那种婚姻和生活。音乐和舞蹈在他们生活里是必不可少的，杰斐逊总是哼着小曲，他还订购了一架伊奥利亚竖琴，又花5英镑买了一把新小提琴。在记忆里，他记得他的姐姐珍唱歌的声音。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可以坐下来听帕蒂弹钢琴或竖琴。

据杰斐逊家的奴隶艾萨克·格兰杰·杰斐逊说：“夫人比较娇小，但是十分漂亮。”帕蒂总是很忙碌，一边忙着养育孩子，一边忙着在她丈夫不在家的时候照看种植园。她的账本上记录着她的日常工作，包括监督宰杀鸭、火鸡、猪和羊等。她还得管理家里的奴隶。

杰斐逊的住所蒙蒂塞洛一共经历了三次修建。尽管第一次建成的蒙蒂塞洛在18世纪90年代被杰斐逊拆毁并进行了重建，而且它比第二次以及最后一次建成的蒙蒂塞洛要小很多，但它仍然是一座宏伟的深宅大院。一位曾去过第一次建成的蒙蒂塞洛的客人这样写道：“这里是新建成的，有最新的意大利风格。”整个建筑的四周围着一圈柱廊，中楣上装饰着各式各样取材于神话的雕塑，非常迷人。在那里，杰斐逊收藏了一个象棋棋盘以及配套的棋子、一个西洋双陆棋的棋盘、一架折射式天文望远镜、8个百叶窗，以及苏格兰地毯。他总是注意搜集可爱的小玩意儿，当然，也总是热心于收藏各种书籍。即使是在第一次建成的蒙蒂塞洛里，据说也有一个书房，里面有丰富的、精心挑选的藏书。

据这位客人回忆，蒙蒂塞洛本身就是一座典雅的建筑。它恰恰是杰斐逊涉猎广泛、博闻强记的最生动体现。从书籍到音乐，到闲暇娱乐，到艺术，再到建筑，杰斐逊在不断地学习、体验、尝试、品味和生活着。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沙德维尔和位于威廉斯堡的总督府里，他曾经聆听教导——人可以领略并创造一个广阔的世界。

杰斐逊的建筑造诣得益于多本建筑学著作，其中包括詹姆斯·吉布斯的《建筑设计规则》以及《安德烈亚·帕拉第奥的建筑风格》系列丛书中的一册。在装潢蒙蒂塞洛的时候，他琢磨着餐厅应采用什么样的粉刷方案，订购了一本汉娜·格拉斯所著的《烹饪艺术——简单的美味》，还买了一个衣橱。

除了建筑设计，杰斐逊在哲学方面也造诣颇深。他加入了“推广有益知识”哲学协会，该协会是由弗吉尼亚州的哲学爱好者（包括他的朋友约翰·佩吉）以美国哲学学会为模型而创建的。后来在1780年他又加入了美国哲学学会。此外，他还对医学感兴趣。1772年，詹姆斯·麦克鲁格（独立战争时期任弗吉尼亚州所有医院的总负责人）出版了《人类胆汁研究》一书，杰斐逊便买了一本。

受约翰·伦道夫的熏陶，杰斐逊还对园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伦道夫是杰斐逊的表亲，他是保皇党，也是一位检察长，住在位于威廉斯堡南英格兰大街的塔兹韦尔庄园，那是一座占地99英亩的漂亮宅邸。伦道夫拥有当时在弗吉尼亚州大概是最好的一把小提琴，对此杰斐逊一直十分羡慕。伦道夫在园艺方面也颇具造诣，他还撰写了《一个弗吉尼亚公民的园艺论文》一书，在他的熏陶下，杰斐逊迷上了园艺。此外，菲利普·米勒、伯纳德·麦克马洪和托马斯·沃特利的著作也深刻地影响了杰斐逊对园艺和园林艺术的理解。在园艺方面，杰斐逊的核心思想是营造和控制对野性和自然产生的错觉。

1775年夏，伦道夫又一次成为杰斐逊一心惦念的表亲，不过这次不是因为园艺，而是因为其他原因。当年8月，杰斐逊给伦道夫写了一封信。在信的开头，他亲切友好地与伦道夫寒暄，对于伦道夫离开美国前往英国一事深表遗憾，并再一次地提及自己对他的小提琴的无限欣赏之意。

寒暄过后，杰斐逊便进入了正题：将伦道夫争取到美国独立事业的队伍当中，并成为这支队伍的骨干。杰斐逊认为，英国当局对美国人民的立场存在两个根本性的误解。第一个误解是：在美国，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不满仅仅集中在“一小拨人”当中，并没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目的，杰斐逊对当时的局势有如下分析：美国人民争取独立的运动并不限于革命精英，而是在汲取社会各个阶层的力量。

第二个误解令杰斐逊更加义愤填膺。他说：“英国当局一直认为，我们是懦夫，在他们的武力镇压下就会投降。”接着，他矜持、自豪地补充道：“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已经采取过的和将要采取的军事行动一定会让他们的幻想破灭。”总而言之，杰斐逊希望伦道夫向英国政府证明，北美殖民地人民是广泛、团结、勇敢的革命力量，理应得到英国当局更多的尊重。

杰斐逊是从纯政治的角度思考。如果北美殖民地民众被认定为既不团结又懦弱，那就无法促使英国当局考虑通过谈判解决矛盾。美国这个新世界的软弱只会引起英国这个旧世界的蔑视。

在信中，杰斐逊原本打算威胁一下伦道夫，但他后来放弃了这样的做法。他的威胁十分有趣，他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道：如果英国当局打算武力统治沿海殖民地，弗吉尼亚人民会采取另一种办法——也许我们当中最顽强的人会“翻越群山”，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这表明杰斐逊一直在参与探讨一种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那就是，致力于美国独立事业的殖民地民众可能会深入北美大陆腹地以脱离英国殖民统治。

这是有关杰斐逊这一构想的最初表达，在他后来的诸多文章中，他都将美国西部构想为自由的源泉和重振美国的地方。在1775年的这场危机中，杰斐逊提出的这一具体建议表明，他一直在竭力思索着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可能会造成哪些实际影响，以及一旦局势恶化，可能会发生哪些最可怕的突发情况。

杰斐逊并不想在信中对伦道夫放狠话，那样的话就达不到他写信的目的。他给伦道夫写这封信是为了通过他这位前往英国的表亲接触英国当局中有权势的人物。在信的结尾处，杰斐逊热情地与伦道夫道别：“我收藏的经典著作，尤其是关于政治学的书籍并没有我期望的那么全。既然你已前往有‘文学的殿堂’和‘书籍的国度’之称的英国，你可能会愿意处理掉你在美国的一些书，以便在英国买更好的版本。对此，我十分愿意效劳，不论你心中有怎样合适的人选，我都愿意与他竞争。”

杰斐逊在这封信里的潜台词是：或许我们是政治上的对手，但我们都热衷于文化，有着共同的爱好。他在信开头处提到了小提琴，在结尾时又提到了书籍，这使得他那些干预性的政治言论和主张看起来像是一段很自然的对话中的一部分，这体现了杰斐逊的精明之处。

伦道夫读出了杰斐逊的言外之意。1775年8月31日，在给杰斐逊的回信中，他写道：“虽然我们可能在政治上持不同的观点，但我找不到任何理由证明我们私下不可以惺惺相惜，我从前就坚信我们会彼此欣赏和尊重。如果我们的关系变得冷淡，我会小心翼翼地避免成为率先造成这种局面的人。我们俩似乎致力于截然相反的事业，而我们任何一方都有可能成功。”

杰斐逊的这封信达到了他的预期目的，信件经由伦道夫之手转到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达特茅斯伯爵二世威廉·理雅各的手中。如此一来，杰斐逊完成了他的预期任务：向英国殖民当局的当权人士表达自己的观点。

1775年9月，杰斐逊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蒙蒂塞洛陪他的家人。这期间发生了一幕悲剧：他年仅一岁半的女儿珍夭折了。自从珍去世以后，在每次离家外出的家信中，杰斐逊总不忘惦念他的妻子帕蒂和女儿帕茜，后者是他当时唯一活着的孩子。

然而，杰斐逊具有极大的公共责任感。于是，1775年9月25日星期一，他离开了蒙蒂塞洛，前往费城。

再次寄宿在栗树街，杰斐逊重新投入第二届大陆会议的工作当中，但他心里仍然牵挂着帕蒂和蒙蒂塞洛。他很依赖他的妻子，总是十分信赖地向她倾吐一些政治问题，也在写给她的信中提及军事事务。然而，在费城的这个秋天，他却没有收到妻子的任何音信，因为她生病了。

到了1775年10月31日星期二，他更加担心帕蒂。他告诉他的朋友约翰·佩吉：“自从来到这里，我每星期都留出将近一天的时间写信。尽管这样，我还是没有收到任何音信，哪怕是她写的只言片语。”

8天之后，他更加绝望了。他在写给他内兄的信中说：“自从我离开弗吉尼亚，就没有收到任何那里的人写给我的只言片语，更别说向别人打听下我家人的消息了。这让我心生挂虑，焦虑不断折磨着我，快无法忍受了。天呐，如果家里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知道吧。”

杰斐逊对家人的忧虑逐渐蔓延到了政治领域。有诸多报道称英国当局在集结兵力——经由伦敦塔运送大炮，从爱尔兰调集2 000人的部队，多艘护卫舰开往美国中部殖民地。这一切行动都是针对一个目标：弗吉尼亚。

更确切地说，都是针对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们。杰斐逊说：“应邓莫尔伯爵明确、坚决的指令，英国当局采取了这次行动，计划将我们沿河的种植园变成一片荒芜。”

似乎一切都不尽如人意。1775年10月22日星期日，杰斐逊应邀到费城葡萄酒商人亨利·希尔在罗克斯伯勒的乡间别墅用餐，这或许为杰斐逊提供了些许庇护，使他得以躲避这一系列风暴带来的冲击。在那里，以杰斐逊所崇拜的佩顿·伦道夫为首，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聚集在了一起。

不幸的是，4点左右，佩顿·伦道夫突患中风——杰斐逊称之为“卒中”，在奄奄一息地撑了大约5个小时后，当天晚上9点卒于希尔的别墅。

对于杰斐逊而言，佩顿·伦道夫是一个世界的象征，这个世界杰斐逊十分熟悉，并立志要在这里奋斗。因此，佩顿·伦道夫的逝世意味着这个世界的标志性人物在这个风云暗涌的时刻倒下了。佩顿·伦道夫在弗吉尼亚政治界叱咤风云，曾活跃在城镇自治议会、雷利酒馆、圣约翰教堂和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等重要政治场所。杰斐逊始终将伦道夫视为自己的榜样，十分钦佩伦道夫能兼具坚定的信仰和平易近人的态度。也正是凭借这种品质，伦道夫（杰斐逊称其为“最值得我们尊敬的演讲家”）得以在政治舞台上生存下来并茁壮成长。

佩顿·伦道夫去世，帕蒂生病，女儿夭折，这一切的发生似乎让杰斐逊在各个方面都陷入了困扰。之后，在1775年10月最后一个星期的中间几天，英国殖民者试图让英国舰艇上全副武装的英军登陆位于诺福克港口附近的弗吉尼亚汉普顿市。当时，诺福克港口在邓莫尔的控制下，这为英军在进入美国的关键要道上提供了一个战略基地。在北方，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和理查德·蒙哥马利领导下的大陆军在远征加拿大。而在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大会（城镇自治议会被邓莫尔解散之后成立的执政机构）则创建了一个安全委员会——一个用以监督该州军队的民间机构。

杰斐逊所珍爱的一切都处在危险当中。在《独立宣言》发布前的11个月里，争论永无休止。就家人而言，杰斐逊无法确定他们生活得怎样，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帕蒂的健康状况不佳；而就政治局势而言，似乎一切都扑朔迷离，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呈压倒性数量的英军与北美殖民地人民冲突不断。

在费城，杰斐逊不断地收到他最亲密的朋友们写给他的信，里面记录了占绝对优势的英军对弗吉尼亚的劫掠蹂躏。约翰·佩吉给他写信：“我们不在乎我们的城镇遭受掠夺，即使我们的房子被毁坏，我们也不会叹息。”这无意中重复了杰斐逊5年前对他说过的话。那时，杰斐逊家位于沙德维尔的宅第为大火烧毁，他给约翰·佩吉写信时曾说过这样的话。约翰·佩吉信中还说：“我早已放弃拯救我的房屋。”

与此同时，杰斐逊在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政治伙伴们也同样正在他们的家乡为类似的事情担忧着。杰斐逊在第二届大陆会议工作期间，人们有时会减少对他的个人因素的关注，而更多地去了解他撰写的那些引起大家共鸣的政治文件。然而，个人和外界是密切联系的：1775年的紧张局势和各种势力的角逐对1776年夏的杰斐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诸多报道，他了解到，在弗吉尼亚，革命群众与邓莫尔的关系逐渐恶化，流血冲突不断爆发，民众的恐惧逐渐蔓延。这使得他坚强起来，准备应对即将爆发的战争。

1775年11月7日在大众关于美国革命的记忆中是一个被遗忘的日子，但是这个秋日在弗吉尼亚发生的事情与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所有这些事件结合在一起，最终推动了第二年《独立宣言》在费城得以通过。

邓莫尔率舰队驻守诺福克，他宣布实施军事管制，并下令任何愿意拿起武器反对美国革命者的黑奴或契约仆人可以重获自由，这直接向弗吉尼亚白人革命群众发起了挑战。随着邓莫尔这一公告的发布，受惊的弗吉尼亚白人民众以及对他们深表同情的其他殖民地白人们突然目睹了那些他们激动不安地想象出来的可怕情景变成了现实——黑奴们群起反抗他们的主人。如此一来，诸多原本对独立保持淡漠态度的白人纷纷投入了革命的阵营。

在这样的局势下，杰斐逊立即想到了他家人的安危。如果邓莫尔能成功地鼓动黑奴和契约仆人加入英军的队伍，那么蒙蒂塞洛就可能会陷入危险的境地。因此，杰斐逊为帕蒂和他的家人制订了多个逃离计划。这样一来，一旦发生暴力事件，他们就可以逃到可能较为安全的地方，然后杰斐逊会与他们在那里会合。11月的时候，杰斐逊给他内兄写信：“我已经写信给帕蒂，告诉了她一个确保安全的方案，这样你们就可以远离邓莫尔伯爵警报的惊扰。”

就在杰斐逊为他的家人制定这些紧急措施时，邓莫尔这则鼓动奴隶罢工的公告迅速席卷了美洲东海岸。11月下旬，约翰·佩吉从弗吉尼亚写信给杰斐逊，他信中的语气既有蔑视又有一丝恳求：“看在上帝的面上，尽量让我们弄到些军火和弹药吧！”佩吉既害怕英军，又害怕黑人奴隶发动叛乱。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弗吉尼亚州的革命精英们意识到他们的财产会落入英国人之手。1775年年底，弗吉尼亚州的政治家罗伯特·卡特·尼古拉斯在写给杰斐逊的信中说：“有些无赖，都是些外国人，已经在搜寻那些大房子和漂亮的宅第了。”1775年11月25日，尼古拉斯又给杰斐逊写信：“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比我们现在更需要发挥聪明才智，这是刻不容缓的。”

随着第二届大陆会议接近尾声，为了查明此次会议未解决的事务，会议决定设立一个委员会负责这一项任务，杰斐逊被提名为这一委员会的成员。他一共发现了27件需要处理的事项，包括货币、印度事务和制盐等。此外，杰斐逊还有另外一项任务：按与会代表们的建议，会议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以负责在大陆会议休会期间管辖各项事务。为了规划这一委员会的工作职权，又设立了一个专门工作组，杰斐逊便任职于该工作组。

这些对杰斐逊来说是有益的工作，因为他需要对大陆会议所一直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并弄清它的哪些功能是必不可少的。1775年12月15日，他拟订了一份草案，其中列出了19项他认为至关重要的职能，包括“通过海陆两种方式为大陆军提供供给”、“搜集有关当前局势的情报，了解敌人的计划”、“确保军事要塞和军队驻地的防御以及保护，并防止敌人获得新的货船”等。这些职能着重强调了诸多实际的军事问题，也正是长期以来萦绕在杰斐逊心中的主要问题。

尽管自己的家人也陷入了可能发生的危险当中，杰斐逊还是清楚地表示：美国人民已经准备好坚持以眼还眼了。有报道称，美国军官伊森·艾伦在加拿大战役中被抓获，将被戴上镣铐遣送至英国，并将以莫须有的叛国罪受到处罚。为了回应这一事件，杰斐逊在他为大陆会议拟写的一项宣言草案中提出，英国囚犯应对发生在艾伦身上的一切事情负责。他说：“我们强烈谴责这起事件，它迫使我们血债血偿，为了制止血腥无谓的杀戮继续蔓延，我们唯有诉诸报复手段。”美国人民必须这么做，他们一定会这么做。

尽管最后大陆会议暂缓向乔治·华盛顿发布任何指示，但杰斐逊撰写的这一带有威胁意味的草案表明，他认清了当时局势的本来面目，而没有以自己原本抱有的美好期望看待它。

1775年12月28日星期四，杰斐逊离开费城踏上了回家的路，并于1月中旬抵达蒙蒂塞洛。当他回到家的时候，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随着新的一年来临，各种蓬勃的生命迹象如往常一样随处可见。杰斐逊打开了一桶1770年的马德拉白葡萄酒，和家人一同畅饮。他还计划带妻子一起到费城，注射天花预防针。然而，危机还是无法遏制地逐渐蔓延开了。1776年2月4日星期日，杰斐逊收到了一本名为“常识”的小册子。它的作者托马斯·潘恩这样写道：“美国的独立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全人类的事业。”杰斐逊完全赞同这一观点。

第九章
人类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立刻宣布各殖民地独立，把我们从废墟中拯救出来吧！

——约翰·佩吉写给托马斯·杰斐逊的信，于1776年春

钟声响了一整天，又几乎响了一整晚。连基督堂的教堂钟也响了。

——约翰·亚当斯，描述1776年《独立宣言》在费城通过时人们的反应

1776年3月31日星期日早晨7点左右，杰斐逊的母亲珍·伦道夫·杰斐逊突然中风，一个小时后逝世，享年55岁。

杰斐逊请查尔斯·克莱牧师主持他母亲的葬礼。珍被安葬在蒙蒂塞洛。看着她的遗体葬入他视为神圣的土地中，和其他已经去世的、他挚爱的人在一起，杰斐逊十分确信，母亲会永远和他的家人同在，永远和他同在。

珍的逝世让她的儿子变得更加茫然不知所措。他原本埋首于一个最困难也最可怕的政治事业（革命并建立一个新型政府）中，却突然赤裸裸地面对了人生终会经历的一种最严重的伤痛。人的一生中，在理想的情况下，孩子可以从父母那里得到呵护、安慰和爱。但是，父母有时也会让孩子恼怒、恐惧和焦虑。因此，父母的死亡对孩子来说既意味着损失，也意味着解脱。

在不同的时刻或者不同的年月，这两种感情混合的比例可能会变化，但有一点是不变的：父亲或母亲去世，意味着孩子自己将被迫承担起生活的重任，无论他几岁。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要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生活的重任也会越来越多。尽管杰斐逊的生活丰富多彩，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在母亲去世的这一天，他比任何时候都感到孤独。

当他转身离开墓地时，并没有忘记母亲。在强烈的悲痛情绪席卷他的内心时，他总会头痛，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周期性头痛发作”。他的这种偏头痛非常严重，使他的身体十分虚弱，有一次他甚至说“疼得无法读书，写作，甚至无法思考”。1776年以前，杰斐逊最后一次为人所知的头痛发作是在丽贝卡·伯韦尔给他带来极大的悲伤之后。而这次，因为母亲的去世，他大脑中的血液和神经又一次激烈地运动起来，让他陷入了极度痛苦。母亲的死亡带给杰斐逊的冲击让他几乎无法忍受。疼痛仍然在继续。

对杰斐逊来说，这一时期是不同寻常的，他的生活伴随着头痛、哀恸，以及对美国下一步行动的不确定。他试着让自己沉浸在种植园的生活中，花钱聘请助产师为伊丽莎白·海明斯接生她的儿子约翰。在家庭生活之外，他还试着解决一些政治事务，如筹集资金为弗吉尼亚购买火药，并救济波士顿的穷人。

1776年5月7日星期二，杰斐逊离开蒙蒂塞洛，7天后抵达费城。而帕蒂则留在了弗吉尼亚。杰斐逊对同为弗吉尼亚人的政治伙伴小托马斯·纳尔逊说：“在这里，我整个人处于一种不安的焦虑中，一如去年秋天我的状态，当时我妻子也无法跟我一同前来。”5月23日，杰斐逊寄宿在砖匠小雅各布·格拉夫的一幢三层房子里，位于费城第七大道和市场街的西南角。

刚开始，他感到自己与其他与会代表们的思维不同步。他们所探讨的事情他并不了解，因为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还在蒙蒂塞洛，沉浸在母亲逝世的哀伤当中。

但是，他很快便参与一切事务当中。

1776年6月第一个星期的周末，弗吉尼亚的理查德·亨利·李提议“各殖民地联合起来，不再效忠于英国王室。殖民地和大不列颠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均将也应该被彻底解除”。

做出决断的时刻终于要来临了。第二天，关于民族独立的争论便开始了。

大陆会议所主要关心的不是人的权利或美国政体的形式。历史的号角已经吹响，但它仅仅在远方响起。而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大厦则充斥着议员们嘈杂的讨论声，探讨着他们认为最实际的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

一些代表认为，草率地宣布独立可能会促使一些，甚至是所有中部殖民地（宾夕法尼亚、马里兰、特拉华和纽约州）脱离美国独立事业的阵营。杰斐逊认为，如果殖民地内部产生这样的分裂，“其他强国可能会拒绝与我们联合帮助我们完成独立事业，也可能会牢牢地控制我们……它们提出来的条件就会相应地更加严苛，更有损于我们的利益”。

在这种局势下，约翰·亚当斯、理查德·亨利·李、乔治·威勒以及其他几个代表便着手整理赞成宣布独立的证据。他们首先指出：“针对脱离英国统治这一计划或者殖民地有权利脱离英国统治这一点，并没有人提出异议。也没有人认为我们有可能会和英国重新建立关系，持反对意见的人只是不赞成现在宣布独立。”

因此，杰斐逊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鉴于纽约州、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和南卡罗来纳“与英国这个母本脱离的时机尚未成熟”，“它们在一段时间后再宣布独立是最审慎的做法”。

但不会太久。关于宣布独立的表决被推迟了3个星期，定在7月初。杰斐逊表示，在此期间，“应尽量减少对独立事业造成延误”。委员会的成员们奉命起草独立声明，为新政府制订计划，并为与外国结盟的谈判制定准则。

但是，距离独立声明的审议和表决已经不足3个星期，谁是起草该声明的最佳人选呢？

约翰·亚当斯认为这个任务非杰斐逊莫属。亚当斯的这一决定根源于前两年的一次秘密会谈。那是在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召开前夕，本杰明·拉什和其他几个与会代表在费城郊区遇见了马萨诸塞州代表团。他们来到位于费城法兰克福地区的一个旅馆，距离市区6英里。在一个清静的房间里，他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期间，拉什和他的同事们为亚当斯和其代表团提出了一些实际的政治建议。很久以后，亚当斯回忆道：“当时，我们对独立持有怀疑态度。”但马萨诸塞州当时在思想上比其他大部分地区都要先进。亚当斯继续回忆道：

拉什他们说道，现在，不论在大陆会议上，抑或在任何私人谈话中，你们绝对不能说出“独立”这个词，也不能有关于这一想法的丝毫暗示或影射。若做不到，你们的前途就毁了。因为在宾夕法尼亚，独立这一想法如同《印花税法案》一样并不得人心，在北美中部和南部亦是如此。在这些地区，没有人敢提独立。更何况你们还是陷入这种不幸境地的马萨诸塞的代表。波士顿和整个马萨诸塞都处于高压统治下。你们正遭受英国舰队和军队暴虐的欺压，你们本身就令英军以及英国政府的所有盟友厌恶。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在迫害你们，你们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你们的情绪被激了起来。如此一来，一旦你们提出独立，人们就会认为你们的这一想法过于强烈、过于狂热、过于乐观。因此，你们务必要非常谨慎。你们绝不能提出任何大胆的措施，也绝不可以声称要为独立打头阵。你们都知道，弗吉尼亚是整个殖民地联盟当中人口最多的州。弗吉尼亚人对于他们长久以来的统治感到非常自豪，并认为他们有权利获得独立事业的领导权。而且，南部和中部各地区也非常愿意将这一领导权让予他们。

亚当斯很欣赏这次坦率的交谈。他回忆说：“这些话非常率直……我必须承认，其中蕴含着诸多智慧和明智的判断，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同事们也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两年后，在1776年初夏，亚当斯会见了杰斐逊，提出了他所谓的“法兰克福建议”。一位记者对由杰斐逊执笔起草宣言一事感到好奇，在写给这位记者的信中，亚当斯说道：

你问为什么让杰斐逊这么年轻的一个人来负责《独立宣言》的起草？我的回答是：根据“法兰克福建议”，弗吉尼亚州将在独立事业中充当先锋……同时任命三个委员会：一个负责草拟《独立宣言》，一个负责拟定邦联章程，另一个负责起草将与法国签署的条约。理查德·亨利·李先生被选为邦联委员会的负责人，鉴于由同一个人负责两个委员会的事务会造成诸多不便，李先生便不宜再负责《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杰斐逊先生是在1775年6月加入大陆会议的，他以高超的文学和科学素养，以及令人称道的写作才能而声名远播。他的著作被广为传阅，以措辞得体著称。尽管他比较沉默寡言，但在与各个委员会探讨以及与人交谈时，他反应敏捷，言语坦诚，表述清晰明确，态度果断，甚至连塞缪尔·亚当斯都甘拜下风。因此，他很快就抓住了我的心。当此之际，我将自己的选票投给他，并尽我所能帮他拉票，如此一来，任何竞选者和他相比都少了一票，这使他当选为《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的负责人。我的选票数仅次于他，位居第二。该委员会经过开会讨论，决定由杰斐逊先生和我执笔，起草《独立宣言》，我想，这是因为我们俩的选票数位居前两名。

据亚当斯回忆，在他随后和杰斐逊的谈话中，杰斐逊建议由亚当斯一个人草拟《独立宣言》。

“我不会那样做。”亚当斯说。

“应该由你来起草。”杰斐逊答道。

“哦！不行。”

“为什么呢？就应该由你来起草啊。”

“我不会那样做。”

“为什么？”

“我有充分的理由。”

“你有什么理由？”

“第一，你是弗吉尼亚人，这件事就应该由弗吉尼亚人负责；第二，许多人厌恶我、怀疑我，我不太受欢迎，而你则恰恰相反；第三，你的写作能力比我强10倍。”

“好吧，既然你心意已决，我会尽我所能做好这件事。”

“很好。你起草好后，我们开会讨论。”

在《独立宣言》的起草过程中，杰斐逊的措辞需要既诗意又平淡，既要言之凿凿地谴责英国殖民政府，又要唤起人们对这项宏大的独立事业的同情。他说，他的目的“不是寻找一些以前从未想过的新的准则或新的论据……而是让公众了解一些有关美国独立的常识，用直率且坚定的语言赢得他们的赞同，进而证明我们被迫采取的独立立场是正确的”。

在小雅各布·格拉夫的房子里起草声明的那些日子里，杰斐逊睡觉是在一个房间，而起草声明则在位于楼梯对面的另一个私人会客室。他非常清楚他要做的是什么，也很清楚应该怎么做。关于独立的目的和手段，他曾进行过诸多思考。文字在他的笔下自然地流淌，彰显着他的个性及信念。他没有时间也不愿意采用那些新鲜的观点。他后来写道：“这份宣言既不是旨在体现其准则或观点的独创性，也没有照搬任何特定的和以前的作品，而是为了表达出美国人民的心声，并赋予这样的表达以当前局势所要求的恰当的基调和风格。”

在这一对战争充满忧虑的时期，随着立法工作忙碌的步调，杰斐逊完成了宣言的起草。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措辞更有力，而不是更无力地开了一扇窗，直抵他的思想和内心世界。他提炼出一种启蒙时期关于个体的神圣和核心地位的看法，认为自治是事物本质的一部分。

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则和自然之造物主的意旨，接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公布。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

私下里，杰斐逊有着最好的编辑：“不言而喻”这个词便出自本杰明·富兰克林之手。总之，杰斐逊所撰写的宣言草案是一个有哲学框架的政治承诺。它是一个政治家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创造出来的，目的是满足其受众的特别关注。而这群极其复杂的受众包括还在犹豫不决的美国人民、全副武装的士兵，以及全球的潜在盟友。

1776年夏，杰斐逊马不停蹄地工作着，既要在他的住处草拟宣言，又要执行大陆会议的职责。宣言起草好后，会议决定将它分发至“各个集会、政党代表大会、委员会和安全理事会，以及大陆军队的众指挥官；宣言还需在美国的各个州，以及军队的领导层予以宣布”。对该宣言有投票权的选民包括所有殖民地的宣言读者（特别是在民意仍倾向于反对独立的地区）和为了美国独立事业在军队服役的士兵们。针对不同类型的选民，杰斐逊对英王乔治三世提出了一长串指控，其中有些非常晦涩难懂，甚至他的同代人都很难理解。

杰斐逊草拟的《独立宣言》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包括洛克、孟德斯鸠、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哲学家们的思想，詹姆斯·威尔逊撰写的小册子《从性质和程度思考英国议会的法律依据》，乔治·梅森为弗吉尼亚州起草的一项宪法法案《弗吉尼亚权利法案》。

在《独立宣言》的起草过程中，杰斐逊也曾与富兰克林和亚当斯探讨。（在写给富兰克林的一个便条中，杰斐逊说道：“宣言已经委员会阅读完毕，并进行了几处小的改动。”当时，富兰克林因患痛风和疮疡不便出行。“富兰克林博士，能劳烦您仔细研读这份宣言，并以您更为宽广的眼界提出一些修改建议吗？”）

杰斐逊毫不吝惜对英国以及英王乔治三世的抨击，包括采用严厉的措辞谴责奴隶贸易。他曾在弗吉尼亚州提出反对奴隶制的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在法院和城镇自治议会上均已惨遭否决，在起草宣言时，他还是决定再做一次尝试，使大陆会议在奴隶制这一问题上采取较为先进的立场。

然而，他又一次失败了。亚当斯对杰斐逊所写的内容一直记忆犹新。他回忆说：

宣言起草好后，我们召开了一次会议，仔细研读了宣言的内容。我极其欣喜地看到，宣言的措辞具有高尚的格调，到处迸发出雄辩的才华，尤其是在抨击黑人奴隶制的问题上。虽然我知道，南方诸州的代表们绝对无法容忍大陆会议通过这一项内容，但我一定不会反对……

我们将草案向委员会汇报……我们都十分匆忙。大陆会议迫不及待地公布了正式的宣言。如我所料，正式的宣言仍保留了杰斐逊的风格，正如他第一次起草的那样。会议代表们删减了他的草案中约1/4的内容，他们抹杀了一些最好的想法，并删除了任何可能会引起非议的内容。

草案于1776年6月28日星期五提交大陆会议，相关辩论于7月1日星期一展开。据亚当斯回忆，当时，草案的内容被大段大段地删除，这让杰斐逊十分恼怒。他说：“一种懦弱的想法仍然萦绕在许多人心中，他们认为在英国还有许多值得保持友好关系的朋友。出于这个原因，那些对英国人予以谴责的段落才被剔除了，以免引起英国人的反感。”

此外，草案中对奴隶制的谴责也被删除了。杰斐逊说：“为了讨好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代表，草案中指责英国奴役非洲人的段落也被剔除了。这两个州从没有试图禁止输入奴隶，与此相反，它们仍希望继续实行奴隶制。……在我看来，对于谴责奴隶制的段落，北方诸州的代表们也感到有点儿敏感，因为尽管那里的人民本身很少有奴隶，但他们一直是相当重要的输入奴隶的媒介。”他废除奴隶制的又一次尝试再次以失败告终。于是，杰斐逊更加坚定了一个政治直觉，那就是只打自己绝对能赢的仗。

杰斐逊十分厌恶自己所撰写的草案被这么一大群人改来改去。当他坐在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大厦里，听着一个又一个代表表达他们的想法——改掉这一处，删掉那一处，他的内心极其痛苦。会议召开期间，本杰明·富兰克林遏制住了他的痛风，并出席了会议。对于杰斐逊明显表现出来的痛苦，富兰克林深表同情，他试图安抚这位年轻的同事。对杰斐逊而言，议员席上的代表们每提出一项建议和要求，都会让他深受煎熬，仿佛提出来的这些异议都不是针对草案，而是针对杰斐逊本人。富兰克林对杰斐逊说：“我给自己定了这样一条规矩，无论何时，我都会尽我所能避免起草将交由一个公共机构进行审查的文件。”然而，对于这些一时的不适，杰斐逊采取了一项特别措施，以行使自己的起草职责：不论他的草案被修改了多少，他的意见和看法仍然在独立事业中居于核心地位。文件起草人将其言词视为神圣的。日后，在描述起草宣言使用的那张书桌时，杰斐逊说道：“政治和宗教一样都有一种迷信的力量。并且这种力量与日俱增，终有一天它会赋予这个纪念物虚拟的价值，因其与《独立宣言》的诞生密切相关。”

1776年7月2日星期二，与会代表们表决通过了独立的决议。两天后的星期四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夏日，当天正午温度为华氏76度（约24.5摄氏度），代表们正式批准了《独立宣言》。当晚，《独立宣言》便交由费城印刷商约翰·当列普制成了第一套单面印刷本。7月6日，《宾夕法尼亚州晚邮报》的发行人本杰明·汤在他报纸的头版上刊登了《独立宣言》。

7月8日星期一，《独立宣言》通过表决这一消息在费城的州议会大厦前予以宣布。聚集在大厦外的人群欢呼起来：“上帝保佑北美各州的自由！”

对宣言进行表决是一个紧张的时刻。代表们知道，他们已经投入了一项反叛英国的事业当中。当感到浮躁时，他们总会尽力缓解这种紧张的情绪。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大厦附近有一个马厩，那里的马蝇飞进议会大厦里，不停地嗡嗡叫，让被詹姆斯·帕顿称为“穿着高贵的尊贵的代表们”大为困扰。几年之后，杰斐逊说起当时的情景，引用了帕顿的话：“他们拿着手帕，大力地驱赶着苍蝇……但是，这样的烦恼变得越来越沉重，最终导致他们没耐心延迟《独立宣言》的表决。于是，他们匆忙结束了这一项重大的议题。”

杰斐逊很喜欢关于弗吉尼亚州胖胖的本杰明·哈里森和马萨诸塞州纤瘦的埃尔布里奇·格里之间的一次争论的故事。哈里森说道：“格里，一旦独立事业失败，我们同时被处以绞刑，我肯定比你有优势。我都被绞死半小时了，你还在空中蹬脚挣扎呢！”

《独立宣言》公布后的几年里，有许多对宣言本身和它的意义的质疑声。约翰·亚当斯就是其中之一。作为《独立宣言》的作者，杰斐逊获得了很大名气，这让亚当斯着实忌妒，他抱怨说《独立宣言》是“戏剧表演”，而不是一份有实际意义的文件。亚当斯在1811年说：“杰斐逊轻而易举便获得了这场表演所有的舞台效果，他赢得了所有的荣耀。”

尽管如此，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中措辞的革命性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凭借笔杆子的力量，他清楚地阐述了一个治理人民的新前提：人人生而平等。他所说的“人”主要是指所有白人，尤其是有产阶级的白人。但是，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却指出了这份在费城通过的文件所蕴含的言外之意。边沁抨击《独立宣言》，对其中人人都拥有天生的、上帝赋予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想法嗤之以鼻。他表示，这种说法是“荒谬而不切实际的”。他还将这一美国的政治思想比作新英格兰地区受巫术的蛊惑而产生的愤怒。

边沁写道：“美国人告诉我们，‘人人生而平等’，这无疑是一个新的发现。它让我们第一次知道，一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就拥有和他父母等量的能力，以及和法官等量的政治权力。”

虽然这从根本上而言是美国人的基本观点，但边沁正确地理解了杰斐逊的言外之意。《独立宣言》通过后，杰斐逊也在第一时间明确地表示出他对于自己是《独立宣言》的作者的自豪感。他将自己起草的《独立宣言》的原始版本复印，向朋友们分发。他给一个同事写信：“这个原始版本比修改后的版本好还是坏，你会向那些批评者们做出你的判断。”他的朋友约翰·佩吉在阅读了原始版本后，先是对他表示了赞美，让他对自己恢复了信心。之后，佩吉温和地表示，与民族独立这件大事相比，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大厦里那些满腹牢骚地修改《独立宣言》的人们根本不值一提。他对杰斐逊说：“我非常满意你所起草的《独立宣言》。愿上帝保佑美国。我们都知道，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你不觉得有一个天使乘风而来，指挥着这场风波吗？”

第十章
责任的吸引力

我恳求你来接替我的工作，因为我承担着神圣的责任——回家照看我的家人。

——托马斯·杰斐逊写给理查德·亨利·李，于1776年

反抗暴君，即是服从上帝的旨意。

——美国的座右铭，由杰斐逊提议

1776年，杰斐逊在费城为民族独立事业忙碌地工作着，而与此同时，帕蒂流产了。在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的日子里，他没有一天能安心地休息，总是担心他的妻子，留意她的来信。1776年7月，在写给内兄的信中，他说，“我希望自己能更加确信帕蒂的身体已经康复”，“我之前写给她的两封信她都没有回，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收到任何一封她写给我的信”。

杰斐逊无法得知妻子的任何消息，他很厌恶这一点，他也非常担心最糟糕的状况发生。他与帕蒂·杰斐逊于1772年结婚，他们的婚姻十分令人羡慕。帕蒂是体贴的贤妻。她的外孙女曾这样评价她：“她丈夫的姐妹们都非常喜欢她（众所周知，姑嫂之间关系十分微妙，也不易相处），她丈夫的家人也很喜欢她，邻居亦是如此……她很明智，有着良好的家庭美德，这让她赢得了丈夫的尊重。她机智风趣，活泼开朗，个性和举止让人十分愉悦，这使她深得丈夫的赞赏和爱慕。”

杰斐逊知道自己有责任继续留在费城，他也感到自己无法避免地被政治生活所吸引。尽管如此，他还是渴望回家，渴望与他的妻子和家人团聚。

提到1776年夏在费城的杰斐逊，我们会想到他是一位忙碌工作的哲学家：他手握羽毛笔，才思敏捷，脑海里满是关于人的权利的启蒙思想。然而，在那关键的几个月中，杰斐逊做了很多事，他周围也发生了很多事，《独立宣言》的起草工作只是这诸多事情中的一件。在军事报告、战时供应问题以及有关内部颠覆的情报和传闻的猛烈冲击下，杰斐逊认识到，国家安全应居于核心地位。阴谋活动可能会造成诸多危害，对舆论进行管理永远是有必要的。

这些工作让他筋疲力尽。当时的政治局势充满对各种阴谋的担忧，国内的保皇党密谋破坏独立事业，而印第安人则蓄谋袭击边境地区。没有什么可以指望，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依赖。

这是一个充满各种计划和机密的时期。6月下旬，有消息称在纽约的大陆军内部有保皇党，密谋杀死乔治·华盛顿，叛离美国独立事业。据说这个阴谋策划者还包括纽约市市长。为了粉碎这一阴谋，华盛顿的贴身保镖队的一名成员被判处死刑。就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同时，英国政府正忙着集结兵力。

没有一个好消息，杰斐逊感到极其沮丧和苦恼。7月，他对理查德·亨利·李说：“我们的军队征募新兵的速度很慢，出人意料的缓慢，天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怎样。”

《独立宣言》起草时，美国背叛了英国殖民统治，并采取了诸多军事行动，这些行动并不是特别成功，整个美国的气氛非常紧张。在大陆会议代表改选时，杰斐逊所得的票数在所有现任弗吉尼亚代表中位列最后。在得知这一消息时，他意识到国内已经有诸多批评他的声音，自己的声誉也在逐渐削弱。他说：“远离自己的故乡300英里，随时可能遭受秘密暗杀，且丝毫无法自卫，这是一个痛苦的处境。”

杰斐逊坚信，他手中的工作将有助于澄清自己所遭受的责难。“如果有任何关于我的怀疑，我最近正在起草的‘《独立宣言》等’将让民众了解我的政治信条。”

在弗吉尼亚州，一场与切罗基人的战争让弗吉尼亚人极其沮丧。杰斐逊对美国原住民的看法，与同时代的白人政治伙伴们相比，有些许细微的差别，但这种差别也只有一点点儿。杰斐逊对印第安人的语言和文化深深地着迷，他经常寻求文物以及相关资料，以满足自己对美国原住民真切的好奇心。他认为印第安人是一个高贵的种族。虽然如此，他的核心观点与白人有产者的普遍看法仍一致：印第安人的土地注定属于白人，他们应该被反复灌输白人的思想。

与英国（或任何其他欧洲列强）结盟的印第安人部落对美国革命事业构成了直接的威胁。1776年8月，切罗基人袭击南方地区，杰斐逊发自内心地回应了这一消息。他写道，“没有什么能更迅速地削弱这些家伙，唯有把战争推进到他们家乡的核心地区”，“但是，我不会止步于那里。只要他们中有一个人仍留在密西西比河的这一边，我就永远不会停止驱逐他们”。这是一个有力的回应，为一个种族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1776年夏，杰斐逊把时间都花在了为政府管理中的难点工作做准备。例如，他提议并起草了一部弗吉尼亚州宪法。他也密切关注着大陆会议上关于国家政府的辩论，以及他称之为邦联条款的内容。

此外，他还帮助起草大陆会议的议事程序规则。他提出的建议体现了对秩序的渴望以及对文明礼貌的要求。例如，“未经会议许可，任何议员不得在开会期间在议院阅读任何文件”；“任何议员若要进入议院，或从议席离开，均不得从会议主席和正在发言的议员之间经过”；“当议院开会的时候，任何议员均不得与他人说话（或低语），以免打断正在辩论中的人”。

杰斐逊宣扬文明礼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美德，他身体力行。有一次，他和约翰·亚当斯在一个关于祈祷日的提案上产生了分歧。尽管他已经在弗吉尼亚州领略过宗教在感召公众方面的绝妙用途，但他却越来越抵触频繁地诉诸公众的信仰解决政治问题。多年以后，本杰明·拉什向亚当斯回忆： “你提出这一议案并为它辩护。在回应杰斐逊先生对基督教提出的反对意见时，你说，听到杰斐逊这样一位你一直极其敬重，并在诸多问题上志同道合的人提出这样的观点，你感到非常失望。这也是你唯一一次发现一个有着明智判断力和真正才干的人却是基督教的敌人。……你对我说，你认为你得罪了他。但是，你很快便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他并没有与你交恶，而是穿过房间，走到你旁边的一个座位坐下。”

杰斐逊明白一个永恒的真理：政治犹如万花筒，有千变万化，早上还是敌人，下午就有可能成为朋友。

由于他仍然十分担心妻子的健康状况，杰斐逊试图离开费城，回到留在弗吉尼亚的帕蒂身边。他给理查德·亨利·李写信：“我透过每一封信了解杰斐逊太太的健康状况，我已经向她承诺了回去看她的时间，我无法辜负她的期望，这意味着下个月11日我要离开这里。”他在信末又补充了附笔，恳求李来接替他的工作。

但是，杰斐逊不得不留下来，以保持弗吉尼亚代表团的法定人数。他很厌恶这一点。他在8月对约翰·佩吉说：“尽管杰斐逊太太的健康状况不尽如人意，我还是必须推迟我的归期，这让我十分痛苦。”

杰斐逊和他的同事们十分清楚美国独立斗争的规模之宏大。杰斐逊在费城的职责之一就是为新成立的美国设计国家纹章（国徽），这项任务由他与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共同完成。

富兰克林提议纹章的设计可以援引《出埃及记》当中穿越红海的故事，杰斐逊赞成这一提议，并建议纹章的图案可以设计为：“法老坐在一辆敞篷的双轮战车上，头戴一顶王冠，手握一把利剑，穿过摩西用手杖在红海中劈开的道路，追捕已经过了河的以色列人。云中的火柱发射出道道光芒，昭示上帝的存在。在上帝的授意下，站在对岸边的摩西再向大海伸出手，于是海水淹没了法老。这些画面的外围则环绕着以下一则箴言：反抗暴君，即是服从上帝的旨意。”在这一设计当中，摩西代表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法老代表英王乔治三世，摆脱了埃及人奴役的以色列人则代表广大美国民众。

事实上，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要求并没有高得吓人。要知道，首先，捍卫一国边界的费用相当巨大；其次，英国统治下的美国拥有非常可观的财富。此外，埃德蒙·伯克曾在伦敦建议殖民地有权享受“虚拟代表”，并为此提出了一个让人不得不信服的理由——英国国王和议会是整个帝国的管家，有权决定个别殖民地民众能否投票支持英国下议院的议员。

既然如此，为什么殖民地民众还要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真枪实弹，并将自己以及家人的生命置于危险呢？没有一个唯一的答案。英国内战遗留下来的思想以及政治遗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它对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既有指引作用，又有警示作用。首先，约翰·洛克和其他人清楚地阐明了后来被称为自由主义的传统——搜集了关于强调个体在市民生活、经济生活以及宗教生活中的自由的各种见解和信念。其次，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马基雅维利和其他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极力地保存古代共和国，经由那里，古典共和主义精神的核心，即德行、和谐、均衡、畏惧腐败，传到了英属北美殖民地。再次，第一次大觉醒运动中的宗教复兴对美国而言也尤为关键，因为18世纪中叶的布道往往专注于个人灵魂在与上帝的关系中的核心地位。这次大觉醒运动是一场新教运动，新教教义主要强调所有信徒的重要性，而不是神父、主教和基督教体系重要性。最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对这一制度的不满也对美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国人民拥有得天独厚的丰富的天然资源，以及无尽的经济能量，但许多美国人，包括杰斐逊在内，都发现自己永远欠他们英国债主的钱。

学者们经常想将上述这些现象中的某一个单独列为美国革命的起源。但是，最有说服力的说法似乎是：洛克式自由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共和主义、大觉醒运动、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对债务（以及英国商人和银行等债主们）的憎恨仿佛一条条支流，最终汇聚成了美国革命湍急的大河。

宣布独立之所以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论，一部分原因就是与英国政府的永久决裂并不是注定的。多年来，北美殖民地民众都选择相信君主制是由那些恶毒的反美大臣们掌控的。18世纪50年代到1776年，他们都怀揣着一个希望，那就是英王会设法纠正这一错误。例如，杰斐逊对这种可能性的相信程度便体现在他1774年撰写的《英属美洲民权概观》中。在那本小册子里，他始终对乔治三世保持着一种尊重和顺从的口吻。但是，从他在《独立宣言》中流露出的对英王的敌意和反对，便可见他深感被背叛和失望。

在1776年大陆会议的任期内，杰斐逊熟练地掌握了各种政治方法和手段。这在他所起草的《独立宣言》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他使用的措辞恰如其分地将原则转化为政策。此外，他还认识到了一个现实状况，那就是既要运筹一场战争，又要管理一个新生的政府。一个政治家的任务就是让现实和政策最大可能地符合理想和原则。33岁的杰斐逊发现，他很喜欢这个任务。他还发现了一些自己很擅长的东西。

1776年初秋，树叶刚刚开始泛黄，杰斐逊骑马从费城返回蒙蒂塞洛。在位于山顶的家中，与他的妻子和小女儿帕茜团聚，他感到非常轻松。帕茜在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刚庆祝了她的第4个生日。

但是，在其他地方——费城和威廉斯堡，政治家们仍然在忙碌地工作着。在威廉斯堡，议会代表们正忙着建立一个新的弗吉尼亚州政府。杰斐逊很早以前就欢欣鼓舞地期望为弗吉尼亚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州政府曾由佩顿·伦道夫领导，威勒管理，杰斐逊渴望能参与新政府的组建。

一边是与家人对他的需要和与家人在一起的快乐，另一边是治理国家的需要和这带给他的兴奋，杰斐逊要在两者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他很快便发现，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在不同的时期会发生变化：我必须回家，我必须参与政治事务，我必须回家，我必须参与政治事务。他在这两种决定之间翻来覆去，摇摆不定。他妻子的健康状况仍然不稳定，而她频繁受孕使她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在威廉斯堡，弗吉尼亚政府正在重建；在费城，一个新生的国家正在建立；此外，到处都是战争。

与杰斐逊同时代的人们都认为他是不可或缺的。弗吉尼亚州的律师埃德蒙·彭德尔顿便期望在新一届政府的工作开始时，杰斐逊能回到威廉斯堡。彭德尔顿给杰斐逊写信：“我希望你能打消这么早就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的愿望，发挥你的才能支持我们新宪法的制定。因为新宪法就像一株植物，需要它的朋友给予所有的关注，修剪它扶疏的枝叶，并对它呵护备至。”弗吉尼亚需要杰斐逊。

杰斐逊认为自己可以在威廉斯堡任职的同时照顾他的家人，他和帕蒂接受了乔治·威勒和伊丽莎白·威勒的提议，决定住在威勒在威廉斯堡的房子里。这意味着杰斐逊可以带着他的家人一同前往威廉斯堡，这样的安排在遥远的费城是不可能实现的。就这样，这个年轻的家庭在威勒家漂亮的砖房里安顿下来，这让杰斐逊得以享受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让他能在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实现平衡。不工作的时候，他便陪伴帕蒂和帕茜。一家人在楼上睡觉，在楼下招待客人，在两个对称的花园里享受家庭时光。

这很完美。

但是，这样的完美只持续了片刻。

在弗吉尼亚，约克镇战役标志着独立战争的结束，但就在度过了英国入侵的艰难岁月后不久，杰斐逊作为州长却无法有效应对局面。

第十一章
自由的议程

谬误只有在政府的支持下才能存活，而真理则可以自己站得住脚。

——托马斯·杰斐逊，关于宗教自由如是说

杰斐逊到威廉斯堡后不久，就面临一个新的抉择。大陆会议需要一些可靠的人代表美国的利益出使法国，于是，会议选举产生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巴黎促使法国和美国结盟。在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大厦的议员席上，与会代表们决定将这一项任务委托给宾夕法尼亚州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康涅狄格州的赛拉斯·迪恩和弗吉尼亚州的托马斯·杰斐逊。

如果无法成功地与法国联盟，美国将有可能输掉与英国的这场战争，因为英国实在太强大了。此外，美国人民还担心俄国可能派兵帮助英国，击溃美国的爱国人士。作为大陆会议的主席，约翰·汉考克承担着说服杰斐逊同意出使法国的任务，他给杰斐逊写信：“你认为什么时间和地点最合适开始这项工作……请回复我的这封快件，告诉我你的决定。”这封快件送到了杰斐逊手中，当时，他与他的家人在威廉斯堡，他在那里为弗吉尼亚州的新政府工作。

他让送信员等待他的答复。

在接下来的三天当中，他一直在痛苦抉择。待在威廉斯堡的好处之一是帕蒂可以和他在一起。鉴于她的健康状况，她不能去法国。如果他决定去巴黎，就意味着要再次分开。他怎么能丢下她乘船驶向大西洋的彼岸呢？那样的话他有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

但是，他又怎么能拒绝时代赋予他的这项伟大的任务和荣誉呢？权力、激情、旅行的魅力都近在咫尺，只要他投身于这项重要的公共服务事业当中，便可以品味这一切。长久以来，他一直想象着自己到世界各地旅游，现在他终于有机会这么做了，不是在梦里，而是在现实中。

送信员等待着他的答复。这项任务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会议选中他完成这项使命，这蕴含着对他的器重，对此杰斐逊欣慰又欣喜。他想给汉考克写信说：“贵机构对我下达这项如此机密的任命，如果我对此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那便是极度麻木与冷漠。我的感谢不足以回报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厚爱。”在两个决定之间，他踌躇不定。他不能离开他的家人，那他到底要不要带着她们一起去法国呢？

因为帕蒂的身体状况，他决定不去法国。他极其痛苦地做出了抉择。

杰斐逊爱他的家人，爱弗吉尼亚，也爱他新生的祖国。他从小在亲密和睦的亲友圈中长大，习惯了在一楼他父亲的书房里花几个小时读书，习惯了和他的姐姐珍一起在里瓦纳河岸边唱歌，也习惯了在他母亲的身边学习监督管理他的土地，他十分珍爱家乡的这一切。但与此同时，他也深深为政治所吸引。

在1776年秋，如果前往法国，他无法兼顾这两者，但留在弗吉尼亚，则可以。

于是，他叫来送信员，写了一张便条给汉考克：“我丝毫没有因为对我个人私事的顾虑而犹豫过是否接受这项任务，但是我家人现在的状况非常特殊，这种特殊的状况不允许我离开她们，而她们也无法和我一同前往法国，因此，我不得不恳请您准许我谢绝这项光荣的、对美国的独立事业极其重要的使命。”

在撰写完《独立宣言》后的那段时间，杰斐逊一直在学习如何将关于人性的想法转化成政治行动。正如他在《印花税法案》危机期间提出的关于禁食和祷告日的提案一样，《独立宣言》让他又一次认识到语言在领导艺术中的力量。向人们展示一个未来的愿景，并鼓舞人们一同分享，这是政治家才能的基本要素之一，以前是，现在也是。同样的，一个政治家可以在立法舞台上发挥他个人意志的影响力，赢得其他政治家的支持也是政治家才能的一个基本要素。

1776年10月，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开始了一系列为实现自由而进行的了不起的立法事项。他致力于将《独立宣言》中的美好愿景变成现实，在新组建的弗吉尼亚州议会起草了一系列法案。帕蒂在威廉斯堡陪伴着他。

对于杰斐逊而言，理念可以让人了解政治，但只有把理念转化为行动，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而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获得权力。杰斐逊小心谨慎地在威廉斯堡推进着他的工作，先提出一系列法案，以检测“大家改革的决心”有多大。当发现议员们对建立一个新秩序确实很感兴趣时，他感到非常满意，于是，他便加紧推进他的改革工作。（其实，他刚一明确了实施改革的理由，便开始着手这项工作了。）

在威廉斯堡的州议会担任代表期间，杰斐逊不停地劝诱，并努力说服他的弗吉尼亚同胞们，以引起真正的改变——让世界变得和以往不同。

他采取的第一个重要行动是1776年秋在威廉斯堡举行的反对限定继承和长子继承制度的罢工。根据这两项古老的制度，大地主不得不将其财产传给一个继承人，用杰斐逊的话说，这造成的结果就是：“法律赋予一些家族以特权，可以永久地拥有他们的财富，于是，这些与众不同的家族就逐渐形成了一种贵族的秩序，区分这些特权家族和普通家庭的标志就是他们房屋的壮观和奢华。”杰斐逊本身就从这一制度中受益，但是，他认为改革这一制度将带来更大的益处。

在杰斐逊的锐意改革下，弗吉尼亚州法律法规的每一部分都被仔细地审查。他起草了诸多法案，包括改革刑事司法，废除最严酷的刑罚（包括限定只有谋杀罪和叛国罪可适用死刑）；创建普通公共教育体制，为许多弗吉尼亚白人提供了更多受教育机会；加快在外国出生的美国居民加入美国籍的速度（对此，杰斐逊赞成限定一项必要条件：在美国居住至少满两年）。

工作过程中，杰斐逊注意到了一个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人。这位男士很年轻，身材矮小，在弗吉尼亚州的奥兰治县（位于夏洛茨维尔东北方约30公里处）附近长大。他25岁，而杰斐逊33岁；他身材矮小，而杰斐逊身材高大；他总是致力于轻描淡写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杰斐逊则习惯于发表隆重的声明。

这个新人就是詹姆斯·麦迪逊，后来成为托马斯·杰斐逊最值得信赖和极其珍贵的顾问。1751年，麦迪逊出生于一个种植烟草的绅士家庭，后来他曾北上就读于新泽西学院（今普林斯顿大学）。麦迪逊寡言少语，情感浓烈，精力充沛。据杰斐逊回忆，麦迪逊“养成了一个沉着冷静的习惯，这让他可以随时调动他清晰而敏锐的思维和广博的知识，并使他在之后参加的每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中都能第一个当选”。

35年后，当麦迪逊当选美国总统，成为杰斐逊的继任者时，作家华盛顿·欧文形容他“只是一个干瘪的小苹果”。就麦迪逊而言，人不可貌相。他尽管身材矮小，他的政治个性却非常强大。杰斐逊曾经对他做出如下评论：“探讨问题时，他从来不会离题进行徒劳的慷慨陈词，而是会紧扣主题，用纯粹、朴实、严谨又丰富的语言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常常会借助礼貌的客套和温和的表述舒缓对手的情绪。”对全国人民而言，麦迪逊是一位伟人；对杰斐逊而言，麦迪逊为他提出了诸多忠实、高明的建议，为他的职业生涯做出了宝贵贡献，是一位功臣。

他们俩一同发起的第一场战斗是在弗吉尼亚争取宗教自由。杰斐逊在威廉与玛丽学院求学时师从威廉·史莫，他阅读了诸多在启蒙运动时期对传统基督教持怀疑态度的人的著作。（杰斐逊坚信有必要实现信仰自由，麦迪逊也赞同这一观点。）杰斐逊认为使徒信仰是迷信的，故而是不合理的——这是杰斐逊谴责基督教的理由当中最令基督教徒难以忍受的一条。

杰斐逊在州议会任职期间大力改革州内法律，几年后，他写了一本书，名为“弗吉尼亚笔记”。在这本书中，杰斐逊如实记录了弗吉尼亚在信仰自由方面极其糟糕的表现：在弗吉尼亚，不为婴儿施洗礼属于犯罪；非国教教徒不得担任民事及军方公职；如果父母未能信奉规定的信条，他们的孩子将被带离他们身边。据说詹姆斯·麦迪逊在这些年曾听说浸礼会牧师在监狱传道。基督教教会显然也与其他机构一样，易受腐败侵蚀。1767年，杰斐逊曾接手一起案件：阿尔伯马尔县圣安妮地区的居民（具体来说是蒙蒂塞洛教区）试图免除牧师约翰·雷姆赛的职务，因为他喝醉并企图勾引一个并非他妻子的女人。教区居民们提出的一项指控是：雷姆赛“喝圣餐酒而醉倒”。

尽管杰斐逊长期以来一直在宗教观方面持怀疑态度，但他在州议会所做的有关宗教的事都是因为自由，而不是因为缺乏信仰。从政治角度来看，杰斐逊认为，使用公共资金供养一个国教教会，并将公民权利和信奉宗教联系在一起是不公正的（也是不明智的）做法。他说，这样的政教制度会造成“宗教性专制”。从神学角度来看，根据杰斐逊对约翰·洛克学说所做的笔记，可以发现他非常赞同一个基督教传统：宗教不应被迫依存于政府。他总结洛克的观点时这样写道，“我们的救世主耶稣没有选择通过世俗的处罚或剥夺民事行为能力传播他的宗教信仰”，因为那样“就是在用他万能的权力”强迫他人信教。与此相反，“他选择……通过他的信仰对理性的影响来展示这一信仰，从而告诉他人该如何继续前行”。这儿也可以引用杰斐逊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笔记：

反对：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宗教将衰落。

反对的理由：地狱之门必定无法战胜宗教。

换句话说，如果上帝还需要依靠一个人类建立的政府，那么上帝的力量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

1776年秋，弗吉尼亚州各地的非国教教徒们向州议会请愿，要求解除对圣公会的法定效忠。杰斐逊回忆道，宗教自由的呼声“引起了我所参与过的最激烈的争论”。埃德蒙·彭德尔顿和罗伯特·卡特·尼古拉斯支持国教——杰斐逊称这两人为“诚实的人、狂热的国教徒”。因此，宗教自由需要渐进的立法和较长的时间才能实现。最终在1786年，杰斐逊起草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规》得以通过。杰斐逊说，这部法规“旨在在它可以保护的职责范围内，去理解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以及任何宗教派别的信徒。”

在弗吉尼亚，奴隶制也许是唯一一个比宗教更能引起群情激愤和政治紧张的问题。早年间，杰斐逊在城镇自治议会任职时，曾主张反对奴隶制，但最终失败了。他在州议会任职期间，又提案解放州内奴隶，但又一次失败了，这证明了在奴隶制这一问题上人们的可悲之处。后来，他在起草《独立宣言》时，抨击奴隶贸易，但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在修改《独立宣言》时将这些言论删除了，这进一步证实了人们对奴隶制的可悲态度。

在州议会任职时，作为修订州内法律工作的一部分，杰斐逊和他的支持者们起草了一项修正案，规定“在某一天之后出生的（奴隶）恢复自由，并应在达到适当年龄时离开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杰斐逊认为自由的白人和自由的黑人无法在一起和睦地生活。

后来，杰斐逊卸任总统后回到蒙蒂塞洛过着退休生活，当他回顾自己制定这项修正案的经历时，他认为这项提案前景黯淡，他写道：“当时，公众心目中尚未认可（解放和驱逐）黑奴这一主张，即使在今天，他们也不会认同……。然而，终有一天，他们一定会认同并采纳这一主张，即使退一步来说，他们也会遵循它，那一天并不遥远。……黑奴们一定会获得自由，这是天意；当黑人和白人这两个种族享有同等的自由时，他们一定无法在同一个政府的管辖下共存，这也是天意。因为他们在本性、习惯和思维方面的差异已经在他们之间划分了一条条无法磨灭的界线。”

杰斐逊没有成功地改变公众舆论对奴隶制的看法。他所做的这些工作令他失望，也令美国失望了。

到了1776年年底，美国究竟能否实现独立，屹立于“世界大国之列”（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曾说）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一年结束时的局势和年初时一样，充斥着不确定性和危险。一位来自特拉华河河畔美国营地的记者对杰斐逊说：“敌军就像蝗虫一样。”

乔治·华盛顿率领的军队已竭尽全力，但军事形势仍很严峻。1776年年底，华盛顿说：“从来没有人……面临比我更多的困难，也从没有人拥有比我更少的摆脱困境的办法。”美国的独立事业似乎不太可能熬得过这一年的冬天。

美国民众依旧在担心英军对美国的破坏。理查德·亨利·李向杰斐逊转达了一些军事报告，内容是德国正试图支持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保守党，计划以“10 000人，其中主要是德国人”支持英国军官约翰·伯戈因进攻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之后，南部和中部各殖民地将处于军事管制政府的统治下”。

当杰斐逊在威廉斯堡的州议会的任期满后，他带着家人（当时帕蒂又怀孕了）回到了蒙蒂塞洛。1777年5月28日星期三，帕蒂诞下一子。

遗憾的是，这个小男孩只活了17天便夭折了。即使杰斐逊夫妇给他取了名字，这个名字现在也无人知晓。孩子的去世使杰斐逊夫妇非常悲伤，他们相互慰藉。不久，帕蒂再次怀孕。1778年8月1日凌晨1点半，帕蒂在家中产下一女，受洗礼时被命名为玛丽，昵称波莉。除了她的姐姐帕茜，她是托马斯·杰斐逊夫妇唯一一个活到成年的孩子。

尽管帕蒂·杰斐逊不断患病和怀孕，她总能迅速振作起来。她用账本记录在蒙蒂塞洛的家庭生活的种种细节。她的书写力道十足，且一目了然。当然，账本上也有她的信笔涂鸦，表现了她的梦幻和活跃的想象力。对待丈夫，她有一个完美主义的特点。据她的外孙女说，帕蒂·杰斐逊抄写了一本音乐书，上面“没有任何污渍和瑕疵”。这本书，连同她对家庭生活的诸多记载，一起“表现了她的整洁、秩序、出色的家政能力和女性教养”。她的外孙女这样描述她：“她不仅是一个出色的主妇和一个家庭的女主人，还是一位大方得体、高雅贤淑且颇具才情的女性，她有着极强的沟通能力，掌握一些音乐技能，了解所有良好的社交习惯，并拥有完美迎合她丈夫朋友的技巧。”

此外，帕蒂还努力参与备战工作。玛莎·华盛顿曾写信请求她帮忙缝制衣服以供应军队，为了回应这一请求，帕蒂还找来了詹姆斯·麦迪逊的母亲埃利诺·康韦·麦迪逊一起帮忙。她写道：“华盛顿夫人来信告诉我宾夕法尼亚的姐妹们所做的事，并告诉我同样的感激情绪在马里兰州也显露了出来，她肯让我知道这一切，我感到非常荣幸。……在她的信件的许可下，我认为有充分理由提出这一计划。我欣然承担这份责任，那就是，为女同胞们提供一个机会，证明她们也拥有能孕育这一计划的高尚情操。”

美军士兵们需要一切他们能得到的军需物资，因为革命战争即将猛烈地在南部爆发。在巴尔的摩，托马斯·纳尔逊试图表现得更加乐观，但他失败了。1777年1月，他给杰斐逊写信：“我们只要有一支良好的正规军，就能很快将这些该死的侵略者清除出北美大陆。……他们就像魔鬼，为了满足自己强烈的性欲，不停地玩弄女性，甚至是老妪。在他们经过的地方，几乎找不到一个处女。”

一种威胁感一直笼罩着美国民众。1779年5月，一名记者给杰斐逊写信：“我们得到了非常确定的情报，一大批援军将立即被派遣到美国（据5月1日纽约的报纸报道，有8 000人），如此一来，毫无疑问一场激烈的战役即将打响。大家普遍认为这场战役的目标将主要集中在南部各州，因为那里是我们防御最薄弱的地方，此外，如果敌人有必要撤军，从那里可以更容易撤到西印度群岛。”

英国当局企图击败美国人民的反叛，并恢复帝国的秩序，其中关键的一步就是入侵并征服弗吉尼亚州，这让弗吉尼亚人越来越担忧。在这一局势下，托马斯·杰斐逊当选为弗吉尼亚州州长，接替帕特里克·亨利担任州最高行政长官。

在接受这一职位时，杰斐逊就很清楚博得公众好感的重要性。他写道：“在弗吉尼亚州这样一个高尚又自由的地方，要想取悦这里明智的人们，没有什么比认可这里的同胞们更有效的了。”杰斐逊说他的“巨大痛苦”是担心“我所做的努力不够，无法满足祖国对我的期望”。

在竞选州长时，根据投票表决，约翰·佩吉与杰斐逊须进行最后的较量。在第一轮投票中，杰斐逊以55票比38票领先，此外，托马斯·纳尔逊获得32票。在第二轮投票中，即在杰斐逊和佩吉之间展开的决胜局投票中，杰斐逊以67票比61票获胜。

杰斐逊和约翰·佩吉的友谊已经超过20年，但这次他们不得不相互解释，承诺任何一方不得对州长选举怀有佩吉所说的“低级肮脏的感情”。投票结束后，佩吉按照原定的日程安排短暂离开了威廉斯堡，因此他无法与杰斐逊见面。但是，他希望杰斐逊这个新州长明白自己并不是回避他。1779年6月2日星期三，他给杰斐逊写信：“我可以向你保证…… 如果不是因为人们对我的行为做出了错误的解释，我绝对不会打扰你，向你道这个歉。”

杰斐逊回信说：“我们各自的朋友们十分热衷于将你和我置于竞争对手的处境，这让我极其痛苦。但是，让我感到宽慰的是，我认识到这是他们之间的竞争，而不是我们俩之间的竞争。我们之间选票数的差异微乎其微，根本不会让你感到丝毫痛苦，也不会让我感到丝毫快乐。由于我们彼此的性情使然，我们不会有那样的感受。”

杰斐逊还指出两人之间的票数差距非常小，以试图抚慰佩吉的情绪。但他知道，没有人喜欢在比赛中以微弱差距落败。此外，在提起佩吉所说的别人对他的误解时，杰斐逊努力地表达了自己与佩吉之间的一种牢不可破的情谊：“我非常了解你，也希望你能永远确信。你做任何事都不需要和我道歉。至于别人对你行为的那些解释，只会让我更加确信，让它们都见鬼去吧。”

不论两人对对方是多么友好，但是，竞争终究是竞争，总会有一个胜利者和一个失败者。杰斐逊了解如果结果相反，自己会是怎样的感受，他也极其厌恶两人的关系处于这种紧张的状态。于是，他努力缓和佩吉的情绪。他给佩吉写信：“这是第一次，我希望这也是最后一次我们之间拘于礼节。”他还补充说，佩吉太太在威廉斯堡对帕蒂的陪伴是后者来到首府后唯一的慰藉。

杰斐逊上任后，他希望自己身边都是他熟悉的、可以信任的人。据艾萨克·格兰杰·杰斐逊后来回忆，他当时乘坐一辆四轮马车赶到了威廉斯堡。此外，詹姆斯· 海明斯、罗伯特·海明斯和马丁·海明斯也到了威廉斯堡。

杰斐逊州长的任期为两年，即从1779年6月至1781年6月。在这段时期，他所关心的一切事情的未来都不确定，在这样的状况下，他将肩负起他深爱的弗吉尼亚州的命运。

第十二章
棘手的州长职务

他们一定打算发起另一场战役，以做最后的努力。目前他们的目标似乎是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边境和海岸地区。

——理查德·亨利·李，于1779年针对英国的军事计划如是说

人民对我们所从事的独立事业的忠诚以及他们对大不列颠的仇恨仍丝毫没有动摇，这让我极其满意。

——托马斯·杰斐逊，当来自英国的军事压力不断增大时如是说

他们敲着战鼓，列队行进至州政府，那是一个可怕的景象，仿佛最后的审判日到来了。

——艾萨克·格兰杰·杰斐逊，于1781年1月如此描述英军进攻里士满

在威廉斯堡有一座巨大的宅邸，有着青葱的草地和精致的花园，在托马斯·杰斐逊年轻时这里曾经是皇家总督府，现在这里即将成为杰斐逊的官邸。20年前，杰斐逊曾幸运地成为弗朗西斯·福基尔总督的座上宾，和他一起进餐、交谈、听音乐、演奏音乐，向诸多更杰出、更博学、更强大的人学习。20年过去了，杰斐逊现在36岁，成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弗吉尼亚州州长，同时也是一位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家。

杰斐逊担任州长的两年任期内充斥着各种威胁，他还将面临英军的入侵。但是到目前为止，弗吉尼亚州在军事方面的忧虑主要是英国政府在美国的代理人（包括印第安人、奴隶）造成的威胁，并没有受到英国军队全部军力的直接危险。战争确实真实地发生在弗吉尼亚州，但从邓莫尔总督时期到1779~1781年，这里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抽象的、理论上的，而不是有形的。

这样的局面在杰斐逊上任之前不久便改变了。英军袭击萨凡纳之后，佐治亚州便沦陷了。南卡罗来纳州成为英军的下一个目标。

杰斐逊喜欢控制，欣赏秩序与和谐，但现在他却发现自己面临着最无序、最混乱的危机：一场两条战线的战争。东面，与英军正规军作战；西面，不得不与驻守在底特律的英军和他们的印第安盟军抗衡。

在官邸里，当他走过一个个厅堂，观望着官邸的花园，听着妻子的话语和孩子们的声音，他的脑海中总是情不自禁地回响起自己曾在这些房间里、这些桌子旁听到的谈话，那些谈话让他受益颇深。不论用什么标准衡量，杰斐逊在仕途上的发展确实非常迅速。这个在1779年初夏接任弗吉尼亚州州长一职的男人雄心勃勃，但他并没有盲目地展现自己的雄心壮志。权力对他而言很重要，但他用勤学好问和贵族的自信风采掩盖了自己的野心。

和许多立法者一样，杰斐逊对行政权力持有一种矛盾的态度，直到他承担行政责任后也是如此。与刚开始接任州长一职时相比，他在战时担任州长期间，对权力有了不同的认识，对控制权的风险和可利用价值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此外，他还比先前更加敏锐地意识到担任公职所付出的代价。他提前预见到，自己担任州长的几年将伴随着“高强度的工作和巨大的个人损失”，他所说的“损失”比金钱损失更为重要。人们对他的认可和推崇曾促使他当选，但这很难持久。他知道，很少有人在卸任时仍能享有和刚上任时一样的地位。

一名记者从费城给杰斐逊写信表示问候，但他的问候是有所保留的。他写道：“故乡的人民选举你为最高地方行政长官，但我不会向你表示祝贺。这一任命将打乱你原本的计划，你也会发现，战争期间的州长职务将十分棘手。”杰斐逊确实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然而，从俘虏问题到军事防御，从边境安全到压制保守党的异议，通过诸多问题的解决，杰斐逊州长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做出困难的，甚至是严酷的决策。

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捕获驻守底特律的亨利·汉密尔顿，一位出生于爱尔兰的英军指挥官。据说他曾向印第安人提供奖金，悬赏白人的带发头皮，故而得一绰号：“买头发的将军”。在杰斐逊指示下，汉密尔顿被捕后被戴上了镣铐，尽管英国当局对此提出了异议。

杰斐逊早已公开表示，为了国家安全，他愿意做任何事情。早在1778年5月，一个名叫约西亚·菲利普的男子“犯有谋杀、烧毁房屋、浪费农田和其他敌对行为等罪行”，针对这一案例，杰斐逊起草了一项关于剥夺公民权的法案——根据法令自动对个人定罪。根据该法案，在一定的时间内，菲利普可以投降以接受审判；但如果他没有自首，则被宣判有罪。

杰斐逊的这项法案非同寻常地表达了权力的作用，同时也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的作品。从本质上讲，它否认了菲利普享有美国人民所说的那些他们正在争取的权利。然而，对杰斐逊而言，终结菲利普的叛乱这一实际需要远比理想地运用《独立宣言》所倡导的原则更加重要。

1778年6月，杰斐逊注意到军队招募不到足够的步兵志愿军，于是，他建议大陆会议：“从我们中指定精锐部分为步兵人选，再配以相同数量的马匹，形成骑兵部队。这一军种可以为我们带来一大批新的年轻人，他们还不曾迈步向前参与战斗，这里我指的是那些由于懒惰或自身能力不适合当步兵的人。”作为州长，杰斐逊还对弗吉尼亚海军的状态深感痛惜。他注意到，弗吉尼亚海军尝试造船的努力“非常失败，这让我担心不已。但是，我认为，尽管失望，我们还是应该继续坚持。原因很简单，我们无法用其他方法防御”。杰斐逊还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以东选取了一个地点，以视察弗吉尼亚军队的枪炮操作与射击技术。

除此之外，他还坚持努力确保西部地区的安全。他和乔治·罗杰斯·克拉克计划远征英军驻守的底特律。克拉克比杰斐逊小10岁，是一个身材高大、喜欢冒险的弗吉尼亚人，他年轻时曾学过土地勘测。克拉克在肯塔基州是一个先驱式的人物，在捍卫西部领土免受英国所支持的印第安人的攻击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还顶住了来自“买头发的将军”汉密尔顿的压力，占领了密西西比河畔的卡斯卡斯基亚以及温森斯（大约位于圣路易斯市和路易斯维尔市中间）。1778年严冬至1779年，他在西北地区的英勇战功确保了美军在伊利诺伊州的势力。此外，克拉克还是一个硬汉。多年以后，他的一条腿在一场事故中严重烧灼，需要截肢。他躺在医生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正在阅兵的肯塔基州民兵，等待手术。据说他听着军乐，挺过了残酷的截肢手术。手术结束后，他才把头转向医生问道：“嗯，结束了吗？”克拉克正是杰斐逊需要的那一种人：他是一个无畏的指挥官，执行着杰斐逊构想出的并为之奋斗的政治愿景。

但是，杰斐逊最终还是认为克拉克远征底特律的计划过于危险。他对华盛顿说，“兵力不足，资金匮乏，以及食品采购困难”使得这一任务目前尚不可能完成。于是，他遗憾地公布了这一决定。（将近25年后，杰斐逊委任乔治·罗杰斯·克拉克的弟弟威廉·克拉克和梅里韦瑟·刘易斯带队，进行横越美国大陆西抵太平洋沿岸的远征考察活动。）

不久之后，杰斐逊便需要克拉克实施另一项计划：镇压保皇党的暴动。1780年3月，他给克拉克写信：“我们有理由逮捕在西南部边境地区发起暴动的那些不满的居民（保守党们）。我命令你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予那些人警告……如果不将这种状况扼杀在摇篮里，如此危险的事端必将分散我们的兵力。”杰斐逊没有心思大发慈悲。

通过约西亚·菲利普和亨利·汉密尔顿事件，杰斐逊直接打击了敌军。外交手段、施以恩惠和宽容以待这些方法有它们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同样，武器、复仇和军队也有它们的用武之处。事实证明，托马斯·杰斐逊完全有能力有效地利用任何他认为最好的武器保护他的人民。

1779年与1780年之交，那是一个任何人都记忆犹新的寒冷的冬天。河流结了冰，冻得非常硬实，马和货车都能从詹姆斯河和波托马克河上驶过。

随着春天的来临，冰雪融化。杰斐逊和他的同事们做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举动：将弗吉尼亚州的首府从威廉斯堡迁往里士满。因为他们认为越往内陆地区会越安全。随后，杰斐逊将他的家人安顿在里士满夏柯山的一所房子里，这所房子是他向一个姻亲的叔叔借的。安顿好家人后，他充分认识到自己正处于极其紧急的气氛当中。

1780年5月10日星期三，查尔斯顿被英军攻陷。杰斐逊意识到，他处于包围之中。他于1780年6月表示：“极其可怕的攻击正威胁着我们，北面是俄亥俄州殖民地的英军，南面则是极易到达我们边境地区的印第安人，而东部地区则受到驻守在卡罗来纳州的英军的入侵。”

除此之外，当年夏天，在弗吉尼亚州西南部的蒙哥马利县的新河上又爆发了一场保守党起义，更多的印第安人暴力事件也频繁发生。1780年6月2日星期五，杰斐逊再次当选为州长，开始了他的第二个为期一年的任期。然而，这些坏消息没有给他带来丝毫宽慰。

在8月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康沃利斯勋爵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卡姆登彻底击溃了霍雷肖·盖茨率领的美军和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特拉华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民兵。

这让杰斐逊非常沮丧，他引用了“近来降临在我军当中的灾难”这样的字眼形容这一事件。他召集议会开会，以协助他做出“及时、极大的努力遏制敌军逼近”。他知道自己的选择余地是有限的，他说：“选出能实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措施实属不易，而且这些措施执行起来也很困难。”

最沉重的打击最终还是到来了。1780年12月29日星期五，美军将军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变节投靠英国，率领英军入侵弗吉尼亚州。1781年新年的早晨，英军进攻弗吉尼亚海角的消息传到了里士满。

在一个充斥着言过其实的表述和漏洞百出的谣传的时代里生活了这么久，杰斐逊没有轻易相信这则情报。自1777年以来，一系列关于入侵的传闻已引起了公众的不满，人们对于拿起武器准备战斗这样的号召也已出现矛盾的态度。杰斐逊于1779年12月表示：紧急召集民兵却“发现没有敌人”，这会引起他们的“反感”。

因此，在1781年英军进攻弗吉尼亚海角的消息传来后的两天内，杰斐逊拒绝召集弗吉尼亚的民兵队伍。一个报信者在杰斐逊位于里士满山上的住所里找到了他，他镇定如常，泰然自若——甚至过于镇定和泰然。

日子一天天过去，情形逐渐变得明朗，英军入侵的消息属实。于是，杰斐逊立即发布了命令，但为时已晚，无法成功解决两军之间严峻的敌对危机。

1781年1月5日星期五，随着英军向里士满行进，罗伯特·海明斯和詹姆斯·海明斯将帕蒂和杰斐逊的其余家人转移到杰斐逊在里士满以西的凡恩溪市的一处房产内，以确保她们的安全。

当天下午1点左右，英军抵达里士满，他们列队行进，并向城内发射火炮。一枚火炮射到杰斐逊在夏柯山的住处附近，将一个屠夫的房子的房顶炸了下来。据艾萨克·格兰杰·杰斐逊所说，“10分钟后，整个里士满看不到一个白人，因为他们拼命地奔跑”，逃向驻扎在里士满北部贝肯河畔的一个美军营地。

一片混乱。艾萨克·格兰杰·杰斐逊回忆道，“英军身穿红色衣服”，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市里行进”。为了防止被英军俘获，托马斯·杰斐逊早已撤离州长官邸。在英军入侵里士满的数小时里，他在市内不停绕行，努力确保美军的物资供应，并与美军军官会合。

杰斐逊的这项离开战事中心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英军已经带来了手铐，以期逮捕《独立宣言》的作者。

英军找到了杰斐逊在夏柯山的住所，一名英国军官问起他的去向。艾萨克的父亲乔治·格兰杰为了保护他的主人杰斐逊，答道：“他到山上去了。”

据艾萨克回忆，那名军官紧接着问道：“房子的钥匙在哪里？”艾萨克的父亲便把钥匙交给了他。

“家里的银器在哪里？”军官继续问道。

“也都带到山上去了。”乔治·格兰杰回答道。这其实是一个谎言：因为据艾萨克回忆，他的父亲已经把家里所有银器放到了一个床套里面，又将床套藏在了厨房的一张床底下，从而挽救了这些银器。

不久之后，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便将军队撤回到了海岸地区。与此同时，英军抓走了大量杰斐逊的奴隶，艾萨克·格兰杰·杰斐逊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随英军离开里士满时，听到了战争的声音——据艾萨克·格兰杰·杰斐逊回忆，爆炸的气浪袭来，“像发生了地震一样”。

如果更早发出调集民兵的号令，里士满防御战的结果会有所不同吗？英军入侵事件一个月后，杰斐逊在里士满写道，他认为“如果阿诺德向这里进军或撤离”，“勇气十足和信念坚定的民兵们”就可以俘获他。那样的话，被调动起来的民兵很可能会发挥其军事价值。杰斐逊的思想非常强大，但这一次，他对时局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在推迟下令召集民兵一事上，杰斐逊犯了一个常见的政治错误，那就是一味顺从公众意愿，而不是对他们进行引导。许多参与了真正民兵战斗的弗吉尼亚人都对杰斐逊所体现和代表的精英领导者们表示不满和质疑。弗吉尼亚州的本土文化原本就不利于抓住最好的时机进行迅速的军事部署，如今在战争时期，民兵们就更加难以召集。1781年3月，法国的拉法耶特侯爵抵达弗吉尼亚，担任大陆军的指挥。杰斐逊对他说：“法律法规不够严厉，民众不适应战争局势，也不习惯及时地表示服从，战争所需食物匮乏，又找不到采办这些物资的办法，这一切导致了我们下达的命令往往不起作用，因而迫使我们拖延了民兵的召集。当我们以某种方式无法实现目标时，就要尝试想别的办法。”

杰斐逊可能并不是因为惧怕英军才在那两天内阻止自己发布号令。他所担心的可能是，在自己无法确认来自英军的威胁是否真实的情况下，如果动员公众战斗，他将冒惹怒大众之险。由于他的犹豫，里士满没能守住。

然而，几年后，当杰斐逊肩负起更大的责任时，他在弗吉尼亚州汲取到的这一痛苦教训给他带来极大的帮助。无畏和果断有时是一位领导者应具备的美德。英军入侵弗吉尼亚其间，杰斐逊没有表现出无畏和果断，这让他为拖延付出了代价，但也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但是，当时他并不知道，有一天他将把自己成功当选美国总统的一部分功劳归于1781年的这次失败。

第十三章
蒙蒂塞洛的英军

这种恐怖和混乱是你无法想象的。州长、州议会，所有人都匆忙地跑来跑去。

——丽贝卡·伯韦尔的女儿帕蒂·安布勒

面对英军的进攻，杰斐逊领导下的弗吉尼亚州岌岌可危。1781年春末，康沃利斯勋爵和以手段残忍著称的陆军中校伯纳斯特·塔尔顿的注意力集中在弗吉尼亚州。迫于英军的步步紧逼，州长杰斐逊和弗吉尼亚州议会从里士满撤退到了夏洛茨维尔。但是，即使在那里，州议会也只能勉强召集齐议会的法定人数。

就在这一困难时期，一个曾经在杰斐逊家上演过的悲剧又发生了：一个孩子夭折了，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失去了三个孩子。这次去世的孩子是露西·伊丽莎白，亡于1781年4月的一天上午10点左右，当时她还不到6个月。第二天，杰斐逊没有出席州议会的会议，而是留在家里陪帕蒂。当天的天气非常不好，他给同事们写信：“据我所知，现在没有什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杰斐逊夫人的状况让我不放心留她独自在家，今天的会议我就不出席了。”

他留在家中陪伴帕蒂，一起为孩子的去世感到痛心，这一天对他来说是一次罕有的能和家人情感交融的机会。迫于工作的压力，他当时很少有时间休息。1781年5月28日星期一，杰斐逊意识到，他预料中的那一天即将来临。英军正朝着夏洛茨维尔向弗吉尼亚州内陆地区推进。因此，州议会拟定了一项召集弗吉尼亚州民兵的草案，但引发了暴动。杰斐逊不得不向乔治·华盛顿将军寻求个人援助。

在这样的局势下，杰斐逊给华盛顿写信，因为民兵人数不足，无法抵御英军，“民众普遍认为……没有人能阻止”英军的必然胜利。“我认为”只有华盛顿将军“来到他们中间，才能让他们完全相信他们可以得救，也才能让他们相信一切皆有可能”。

杰斐逊是在5月28日给华盛顿写的信，他打算在几天后，他的州长任期期满时引退。他对华盛顿说：“长久以来，我一直都表明了自己将（州长一职）让给更有能力的人的决心，我已经做好了退休的准备，过自己的个人生活。”

然而，在这样的紧急状况下，杰斐逊所提到的卸下重任（他称之为“我职务内的工作”）并回归个人生活这一举动并无法美化他的形象。州议会忙于处理各项事务，整个州都处于危险之中，在这样的局势下，谁都希望杰斐逊能化身为一位骑马而来的英勇的救世主，将弗吉尼亚人团结在一起，阻止英军的侵略。

但杰斐逊并不是救世主。1781年春，英军入侵弗吉尼亚州这一事件的可悲之处在于，全程没有出现一个爱国领袖，领导人们成功地应对这一紧张局势以击退阿诺德、康沃利斯或塔尔顿。战争过于分散，局势又非常不稳定，任何人都无法控制，包括杰斐逊，尽管他前两年一直忙于弗吉尼亚州边界地区的军事防御工作。

1781年6月2日星期六，杰斐逊在蒙蒂塞洛陪伴家人及几位客人，包括弗吉尼亚州下议院和上议院的发言人们。议员们享受他的殷勤款待，并等待将于6月4日星期一在夏洛茨维尔召开的立法会议。杰斐逊的继任者将在本次会议上选举产生。

杰斐逊经过仔细考虑后，建议他的政府同僚们选举政治和军事经验丰富的小托马斯·纳尔逊为下一任州长。杰斐逊说，“是时候该将民事和军事权力统一集中在同一人手中了”——前两年的经历让他认识到，这一举措“将极大地为军事措施的实施提供便利”。

虽然对于在蒙蒂塞洛召开的这一会议完全不知情，康沃利斯早已命令塔尔顿前往夏洛茨维尔追捕州政府官员。1781年6月3日星期日，英军骑兵策马飞奔，路过位于路易莎县的布谷鸟酒馆。英军经过酒馆的时候天色已晚，大概晚上九十点。当时，一个名为杰克·朱厄特的弗吉尼亚大个子民兵（据说身高6英尺4英寸，体重220磅）正好在路易莎县。当他意识到敌军正要去抓杰斐逊，便立即上马，冒险夜行40英里赶往夏洛茨维尔。

据说朱厄特骑着“方圆7个县中最好的且脚程最快的马”在旷野里狂奔。为了避开敌军，他没有走那些广为人知的大道，而是穿过林地，沿着山脊疾驰。据一个报道说，“在他策马前行的过程中，沿途低矮的树枝狠狠抽打着他的脸，划出许多伤口，最终变成了一道道疤痕，据说这些疤痕伴随着他的余生”。大约晚上11点左右，英军暂停行进，在一个种植园休息了大约3个小时，这为朱厄特争取了一点儿时间。深夜时分，塔尔顿再次下令暂停行进，纵火焚烧了一辆为美军运送物资的火车。

天亮时分，朱厄特抵达蒙蒂塞洛，他通知杰斐逊英军即将来袭。杰斐逊冷静地下令招待所有住在他家的人吃早餐，之后为家人召唤了一辆马车，然后与议员们道别。议员们下山返回了夏洛茨维尔，而帕蒂和他的两个孩子以及一些奴隶则动身前往周边的种植园避难。

杰斐逊留在了蒙蒂塞洛，非常孤独。不过，至少还有两个奴隶陪着他，其中一个便是马丁·海明斯。预料到英军的袭击，他们正忙着将家中的银器藏起来。而杰斐逊则试图抢救他的文件，他说：“在为离开蒙蒂塞洛做准备时，我把文件塞到任何可以塞的地方。”

之后，他做了一些完全符合他性格的事情：他决定亲眼看看英军是否来袭。他的控制和行动本能促使他骑马从蒙蒂塞洛前往附近的一个名为蒙塔尔托山或卡特山的山顶。他随身带着他的小望远镜。透过望远镜观察夏洛茨维尔，他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于是，他转身准备返回。就在这时，他的剑杖滑落到了地上。捡起剑杖时，他突然好奇心起。于是，他再次拿起望远镜仔细地观察。

这次，他看到了英军。

他当即返回蒙蒂塞洛，骑上了他最好的卡拉克塔克斯，出发追赶他的家人。他刚离开5分钟，英军便抵达蒙蒂塞洛。一个英军掏出一把手枪，扣动扳机，瞄准马丁·海明斯的胸膛，要求他说出杰斐逊的下落，否则就开枪。海明斯回答：“那你就开枪吧。”

不过，在英军短暂占领蒙蒂塞洛期间，这里没有任何枪声，也没有任何掠夺。（唯一的例外是英军喝掉了一些杰斐逊的藏酒。据说，他们喝酒是为了庆祝乔治三世的生日。）相比之下，康沃利斯对待杰斐逊的其他几处种植园则远远没有这么小心谨慎，尤其是对麋鹿山，英军驱散了杰斐逊在那里的奴隶，并放火烧了农作物。在塔尔顿–康沃利斯入侵事件期间，共有23名奴隶逃离了杰斐逊的种植园，其中至少有15人在约克镇或朴茨茅斯的英军营地中死于疾病。

离开蒙蒂塞洛后，杰斐逊骑马赶上了帕蒂和孩子们。最终，他们到达了杨树林庄园避难，这是他们在贝德福德县拥有的一处地产。他的家人安全了，他也安全了。

然而，他的名声却受到了损害。

1781年6月12日星期二，弗吉尼亚州议会在斯汤顿市的三一教堂召开会议，会议表达了对朱厄特的感谢，授予他一对手枪和一把剑作为纪念，以表彰他勇敢的夜间骑行。此次会议还通过了另一项决议，正是这项决议伤透了杰斐逊的心：

决议如下：于下届会议上调查本州行政首长在过去12个月当中的行为。

杰斐逊想象不到比这更糟糕的状况了，他的勇气和能力都受到了指控。在自己执政期间遭遇这样的灾难，真是糟糕透了。当他回想最近发生的一切时，也许不会承认这样的指控，但他一定能认识到，英军两次入侵弗吉尼亚州，并将州政府从夏洛茨维尔赶到斯汤顿市，这样的惨败会让人们对他的政治生涯有所质疑。这些他大概能应付。与他相比，乔治·华盛顿的声誉则得以维持。杰斐逊所需要的是时间——给他时间平静下来，决定如何才能最好地尽职于他如此坚信的独立事业。

然而事与愿违，他现在被迫与自己的过去进行斗争。对此，他没有刻意掩饰自己的愤怒。在一张纸条上，他以尖酸的语调写道，在议案当中，“既然你们并不是仅打算以普遍提出的一项建议损害我的名声，而是期望以后能找到事实依据以支撑这一建议，那么，劳驾向我详细地说明你们所引证的对我的糟糕的行为指控，希望你们不会觉得我这一要求有所不妥”。

在三一教堂召开的议会会议上，议员们投票决定对杰斐逊进行调查。然而，在这次会议上，议员们还讨论了另一项议案。这项议案含蓄地表示，英军入侵所造成的混乱并不是政府官员的过错，而是政府本身的过错。有议员认为，一个独裁者的时机已经来临，“……他应有权随时支配其公民的生命和财产，而不必服从他人”。

帕特里克·亨利也表示赞成这一“独裁者”措施，他说，一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无论怎么称呼他）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力……这对于遏制放荡敌军的肆意而为是很有必要的”。这一议案以及与之相关的讨论趋向于为杰斐逊开脱，这表明，那些最真切地经历了英军入侵事件的议员们认为权力的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出在州长这一职务上面，而不在州长个人身上。（该议案最后惜败。）

但是，关于杰斐逊担任州长时的糟糕表现却无法调和两次表决在本质上的矛盾。第一次表决是关于调查杰斐逊，这相当于对杰斐逊行为的控诉；而第二次表决则是关于杰斐逊的继任者们新享有的权力，这相当于默认了杰斐逊执政期间并不享有与时代挑战相称的权力。如此一来，在谴责杰斐逊执政失败的同时又试图改革他曾担任的职务，这本身在逻辑上就将责任从个人转移到了政府机构上。

然而，逻辑鲜能成为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杰斐逊的敌人看到了这样一个让他难堪的机会。虽然议会只对杰斐逊进行了短暂的调查——会议最终以赞扬而非谴责杰斐逊结束——但这一段经历永远地留在了杰斐逊的脑海中，也留在了他的政治对手的记忆里。他在被指控失职期间的辛酸是显而易见的。杰斐逊说，那些官方诽谤都“没有根据”。

9月，杰斐逊又一次迎来了出任驻法国特使的机会——这进一步表明，他担任州长的时期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美好的时刻（仅有的两个例外可能是朱厄特和马丁·海明斯），而他的表现并没有造成灾难性的政治后果。然而，杰斐逊谢绝了这项外交任命。他表示：“我已经决定向这一类事情做最后的告别，然后退休，回到我的农场，享受家人和书籍的陪伴，再也不会有任何事情能将我与他们分离。”

但尽管杰斐逊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地坚称自己想过田园般的退休生活，他仍决定留在弗吉尼亚政界，直到证明自己的清白。1781年9月，杰斐逊表示：“我希望自己在卸任时能得到应得的声誉，而不是让它被损害得更严重。出于这样的渴望，我将参加下一届的议会选举，并可能接受其中的一个席位。但是，鉴于我此次任职的目的只有这一个，因此这一目标达成后我就会离开。”在接下来的一年半当中，他没有担任任何公职。但在这段时间内，到处充斥着关于他州长一职的谣言，这让他遭受了极大痛苦。他永远无法完全退出政界，因为政界舆论对他而言仍然很重要。

1781年10月，美军在约克镇大败英军，结束了战争。和其他几个杰斐逊的奴隶一样，当时艾萨克·格兰杰·杰斐逊仍然被囚禁，他目睹了这场战役。据他回忆：“子弹不停地扫射，到处弥漫着枪炮造成的巨大烟雾，仿佛天堂和人间混在了一起。”他记得听到了伤员的哭声。“当烟雾散去，你就会看到倒在地上的死人。”

独立战争取得了胜利。显然，托马斯·杰斐逊也获得了胜利，因为他所从事的事业被证明是正确的，并取得了成功。1782年，法国的沙斯泰吕叙尔侯爵造访蒙蒂塞洛，离开后，他对这里的主人赞不绝口。

我来给你介绍一个人——杰斐逊，他不到40岁，身材高大，面容温和且令人愉悦，他的思想和见解比他的外在魅力更加突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祖国的独立事业。与此同时，他还熟练地掌握了绘图技术，并且是一个音乐家、几何学家、天文学家、自然哲学家、立法者以及政治家。他曾当选为著名的大陆会议的议员，并任职两年，正是大陆会议发起了美国革命……他还曾担任弗吉尼亚州州长，在阿诺德、菲利普斯、康沃利斯入侵该州期间坚守这一困难的岗位。他生性豁达，出于对政界的热爱，他表示自愿退休，远离政界和公共事务，因为唯有这样他才认为自己为人类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他不会忘记自己的任何一个目标，似乎从青年时期起，他就早已将自己的思想置于一个崇高的境界，正如他将自己的房子建在山上一样，从那里他可以审视整个世界。

以上这些描述是杰斐逊所乐见的别人对他的认识。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他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甚至连美国革命的胜利都无法让他完全忘记担任州长时那一段饱受争议的最后时期。他对詹姆斯·门罗说，议会调查对他的最坏影响之一是，公众可能会认为“他被控告是因为内心的背叛，而不仅仅因为思想的软弱”。对于他出任州长期间的工作的攻击，他说：“已经使我的精神受创，只有能够化解一切的死亡才会治愈这一创伤。”

他最后补充道：“杰斐逊夫人又生了一个女儿。”孩子取名为露西·伊丽莎白，是以她刚出生没多久便去世的姐姐的名字命名的。帕蒂没有更多的体力了。她自身体力不支，也找不到恢复健康的办法。杰斐逊说：“从那时起，她一直病得很严重，而且病情现在仍在恶化。”

第十四章
超越死亡的炽热感情

杰斐逊夫人向折磨她的疼痛屈服了，她终于摆脱了疼痛，却使我们的朋友伤心欲绝。

——杰斐逊的朋友埃德蒙·伦道夫对詹姆斯·麦迪逊如是说

杰斐逊的妻子生命垂危。帕蒂·杰斐逊的最后一个孩子，也就是第二个取名为露西·伊丽莎白的孩子是她在10年当中诞下的第6个孩子。她年仅33岁，但已精疲力竭。由于战争造成的紧张和劳累，所有家庭成员不得不撤离蒙蒂塞洛，这使她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她可能患上了结核病。1782年初夏，她已病得卧床不起。

她的丈夫不肯离开她。很久以后，女儿帕茜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杰斐逊“一直待在她的身边”。他竭力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照顾好妻子，帮助她吃药，帮她把杯子放到嘴边。

夜里他也一直守护在她的床前或者守在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帕蒂也很渴望杰斐逊的陪伴。“她的目光一直停留在他的身上，总是追随着他”，她在家一直是这样。“他说话的时候，其他声音都无法进入她的耳朵，或引起她的注意。当她从沉睡中醒来，如果找不到平日俯着身陪在她旁边的那个身影，看不到平日注视着她的那道目光，她会立即表现出担心和痛苦，甚至惊恐。”蒙蒂塞洛和他们彼此成了他们夫妇眼中俩唯一的真实生活。

渐渐地，她有了些力气，便开始在一小张纸上抄写斯特恩《项狄传》中的一些段落。

时间挥霍起来真快：我写下的每一个字母

都在向我诉说

人生如何在我笔下迅速地流逝。构成人生的那些日子，那些时刻

正飞过我们的头顶，就像起风时

天上的云朵一样一去不复返——

所有的一切都在继续——

她的字迹在这儿渐渐淡了下去，杰斐逊接着为她抄完了这一段话：

每一次

我亲吻你的手与你告别

那之后的每一次分离，都是永久离别的前奏曲

我们马上就会永远地分离了！

在这一段文字中，斯特恩传达且不间断地传达着悲哀的讯息，因为在他看来，甚至连在情感交融和相爱的瞬间，人们感受到的都不是满足，而是生命的短暂：这是一种阴郁但又现实的人生态度。

詹姆斯·门罗感觉到帕蒂生命垂危，也感觉到他的同僚深切的悲痛。他说：“说起杰斐逊夫人，我感到非常难过……每一次收到她安然无恙地度过了一天的消息后，我就很害怕她将离去。”他还向上帝祷告，希望帕蒂能康复：“祷告也许可以取悦上帝，让我们可亲的朋友恢复健康，从而重新拥有一个朋友，如果失去她你会感到极其悲痛。你的孩子们也可以重新拥有母亲，这是任何经济状况的改变都永远无法取代的。”

然而，祈祷并没有起到作用。1782年9月6日星期五近中午时分，帕蒂去世了。根据蒙蒂塞洛的传统，“家中的仆人”，包括伊丽莎白·海明斯，都在帕蒂·杰斐逊弥留之际陪伴她。据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管理蒙蒂塞洛的埃德蒙·培根说，蒙蒂塞洛的奴隶们“经常对我的妻子讲起，杰斐逊夫人去世时，他们都围绕在她的床边。杰斐逊先生坐在她身旁，听她讲着她想要完成的很多事情”。

像杰斐逊已故的母亲一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帕蒂都在安顿家中的各项事宜。“当说到孩子时，她簌簌泪下，一时泣不成声。最后，她举起了她的手……对杰斐逊说，一想到她的孩子们将来会由一个继母照看，她就无法放心地离开。”杰斐逊只有39岁，他精力充沛，性欲旺盛，要求这样的一个男人承诺永远忠贞看起来是一个自私的临终请求。然而，帕蒂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请求最有可能是考虑到她的孩子们的幸福。她可能认为，孩子的姑妈们，以及她认识很久、关系非常亲密的伊丽莎白·海明斯都可以给予孩子们母亲般的关爱，这就足够了，不必冒险找一个陌生女人成为蒙蒂塞洛的女主人。帕茜当时将近10岁，波莉4岁，露西还是个婴儿。而杰斐逊年轻富有，声名远扬，有着迷人的魅力。但他还是做出了承诺。他向奄奄一息的帕蒂保证，他不会再婚。

当时，许多人见证了杰斐逊的这一誓言。萨莉·海明斯就是其中之一，她是帕蒂同父异母的妹妹，当时还不满10岁。

在那个星期五差15分钟12点的时候，帕蒂·杰斐逊去世了。杰斐逊悲痛欲绝，他的妹妹玛莎·卡尔不得不搀扶着他离开他妻子的床边。据杰斐逊的女儿回忆，他当时“毫无知觉”，“卡尔夫人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他带到了书房，在那里他晕倒了”，而且并非短暂的昏厥。他“昏迷了很久，大家都非常担心，怕他永远醒不过来”。

当他苏醒过来时，悲伤得语无伦次，并且陷入了狂怒之中。一切都表明，帕蒂的去世对他而言是一场灾难，让他失去了所有控制力。据他的女儿帕茜说，“我没有目睹那个情景”——大概是指杰斐逊在书房苏醒过来的“情景”——“但是，晚上当我悄悄地进入他的房间时，他的情绪非常激动，直到现在我自己都不敢描述那种激烈程度。”（帕茜在半个世纪后这样写道。）

为了让他更舒适一些，人们在他的小书房里铺了一个床垫。然而，在悲痛的驱使下，他疯狂地冲出门外。帕茜抓住她的父亲，仿佛紧紧地抱住一个一直在她生命中的亲人。对她来说，兄弟姐妹们在她生命中来了又去，现在，她的母亲也去世了。在战争时期，他忙于领导大局，那时的他对于帕茜而言似乎是一个慈爱但又有些生分的父亲。但是，他深爱着他的家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让他们生活得更好。对待深陷丧妻之痛的父亲，帕茜表现得很坚强，也彰显出成熟，从她身上，杰斐逊看到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姐姐珍的影子，当然，还有帕蒂的影子。杰斐逊与帕茜紧紧相拥。在这段绝望的黑暗日子里，父亲和女儿相互慰藉，这种温暖而亲密的相处模式一直持续在他们以后的生活中。

帕茜说：“他在房间里待了三个星期，期间我从未离开他的身边。他几乎昼夜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只有在精疲力竭时，才会偶尔躺在那个床垫上，床垫是在他漫长的昏厥期间被放置到他房间里的。我的姑妈们也一直在他身边陪伴了几个星期，我记不清具体是多长时间了。”

他没办法让自己安静下来。“他终于从房间里出来，又骑着马出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总是骑着马去山间漫步，有时会到人迹罕至的小路，也常常会在林间穿梭。每一次忧郁的漫步，我永远陪在他身边，唯有我见证了他许多次悲伤情绪的爆发，这些记忆总能唤起那些时间无法抹去的失去亲人的记忆。”他不停地骑着马出去漫步，仿佛只有活动起来才能缓解痛苦。在1782年9月6日的那场灾难后，他首次给朋友们写的信中，他说：“我考虑过暂时离开弗吉尼亚州，去费城或者北方某地待一段时间。”

谣言几近将杰斐逊逼疯。埃德蒙·伦道夫对詹姆斯·麦迪逊说：“我一直都知道他把家庭幸福放在首位，但是，我绝没有想到他的悲伤会如此强烈，真的像坊间流传的那样，他一看到他的孩子就会晕过去。”

他为帕蒂写的墓志铭摘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核心部分。他将这些诗句用希腊文刻在墓碑上，这样，只有有教养的人才能够分享他对妻子的追思。亚历山大·蒲柏将杰斐逊选取的诗行翻译如下：

如果说在死亡的忧郁中，

友情和爱情的烈焰会不再炽热，

但是，我的感情的烈焰定会持续燃烧；

它将超越死亡，永不衰竭，给我的灵魂赋予生命。

在他心里，他与帕蒂的感情是永恒的，甚至能抵御死神的召唤。然而，墓碑上的文字却道出了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玛莎·杰斐逊……于1772年1月1日嫁给托马斯·杰斐逊，于1782年9月6日去世，永远离开了他。”

一个月后，他曾暗指自己有可能自杀。他写道：“这样痛苦地活着对我而言实在是太沉重的负担，我快无法承受了。如果不是为了忠实地履行照管孩子们的神圣职责，我一刻都不想继续这样痛苦地活着。”随着帕蒂的去世，他的世界似乎也崩塌了。他给帕蒂的表妹伊丽莎白·埃普斯写信：“我的一切幸福计划皆因她的去世被打乱了，对于未来的日子，我看不到任何希望，只有一片愁云惨雾，即使还有一个指望能让我高兴一些，它也无法将这忧愁抹去。”

为了那唯一的指望——帕茜、波莉和露西，他会活下去。他知道自己对于他的孩子和其他亲朋好友的责任。他对埃普斯夫人说：“……和你们沟通时，我会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让你们感到沮丧。我答应过你们要去艾平顿庄园，但现在我还不会去，当我可以控制自己的表情，不在别人开心的时候苦着脸让别人扫兴时，我就会去。”

要达成这样的目标，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他能做到的只有和帕茜一起到林间漫步或骑马出行。

飞行的未知和刺激使杰斐逊着迷，他详细了解了载人热气球表演的进展，图中展示的是18世纪80年代中期在杜伊勒里举办的热气球表演。

第十五章
重返政治舞台

各州之间将无视大陆议会而开战：一个要向法国请求援助，另一个则要让英国帮忙。如此一来，我们将把欧洲的所有战争引到我们的门前。

——托马斯·杰斐逊对于软弱的国家政府的担忧

杰斐逊现在年近四十，到目前为止，他从来没有在任何事情上失败过。他小时候是一个受宠爱的儿子、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25岁时在弗吉尼亚州城镇自治议会中执法，31岁时写下《英属美洲民权概观》，33岁时起草《独立宣言》，36岁时出任弗吉尼亚州州长。他已经习惯于成功和大众对他的赞誉，习惯于不断取得进步，成就一次又一次辉煌。

然而，现在的他不再辉煌。他挚爱的妻子已经去世。面对本尼迪克特· 阿诺德和查尔斯·康沃利斯对弗吉尼亚的进攻，他对州政府的领导被普遍认为几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事情的细枝末节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现实情况是公众认为杰斐逊的领导力不足。尽管他很厌恶这一点，但它仍然是一个事实。

诗人但丁在和杰斐逊大致相同的年龄时，感觉自己仿佛“在黑暗的树林里徘徊”，杰斐逊现在也有相同的感受，他必须强迫自己从最近的悲痛经历中走出来。他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情况，那就是他不再是一个完美的著名人士。除非他认识到，伟大的人生总会有种种不幸和过失，否则他将无法重返政治舞台。

在他准备重返政坛，想到自己的名声会遭遇到的危险时，他给在独立战争期间赢得了诸多著名的胜利，现在却饱受非难的乔治·罗杰斯·克拉克写信：“当你认识到自己做出了杰出的成就时，你必须确信，一定会有人与你为敌。”

如果不考虑到这句话与写下它的人以及收到它的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你根本无法理解它。在写给克拉克的信中，杰斐逊还说：“如果你想避免引起他人的敌意，就只能把自己局限在那些让人厌烦的常规职责的范围内。一旦你超出这一范围，并勇敢地做出了一些会让你的名声流芳百世的举动，你就会成为一个招致敌意的标记、一个他人忌妒攻击的对象。不论在你当政期间，还是卸任以后，这些敌意和忌妒都会伴随着你。”

精神的痛苦是一个公众人物需要为他人的奉承所付出的代价。自从杰斐逊担任州长后，他便认识到，在某种程度上自己以前从未付出过那样的代价。他也认识到，坚定地继续前行是将过去抛在脑后的唯一办法。除非他选择永远退休，但这可能使事情变得更糟。由于逆境本身就是杰斐逊所选择的政治生活的内在要素之一，他就要接受这样的生活对他的考验，并且在经历过逆境后，对于要走哪条路做出选择。

杰斐逊在1781年和1782年所遭受的个人生活的不幸和政治苦难——英军的入侵、对他名声的中伤，以及他妻子的去世——如果发生在那些不如他的政治家们身上，他们很可能会伤心地、愤怒地回到他们的种植园，感慨这一切的不公。

但杰斐逊没有这样做。他选择前进，而不是退缩。

当帕蒂·杰斐逊去世的消息传到费城时，杰斐逊在大陆会议的同僚们请他出使法国，担任巴黎和平委员会委员，负责制定战后秩序。

杰斐逊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他后来回忆道：“在我去法国的两个月前，我失去了生命中珍爱的伴侣。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之间的感情从未消退，这10年我过得一直很幸福。失去她之后，我的精神状况很差，国家的召唤让我得以更换生活环境。”

1782年11月26日星期二是杰斐逊一生的转折点。当天，他来到安普希尔庄园，该庄园位于詹姆斯河河畔，福林克里克河附近。它的主人是阿奇博尔德·加里，与杰斐逊一样是个革命者。在那里，杰斐逊给家中写信，吩咐孩子们注射预防天花的疫苗。从那时开始，他恢复了与外界的通信，走出了过去三个月的悲伤，开始重新接触世界。

在他拟写的接受驻法大使这一任命的草稿中，杰斐逊表示：“我会诚实正直地完成我的任务，并公正地兼顾两国的利益。”他可能希望通过强调自己更广阔的视野和全局策略，将他的政治生涯里那个不如意的前一章翻过去。不管怎样，他渴望尽快走马上任。他表示：“我要抓紧每一刻为出发做准备。”

在他写给沙斯泰吕叙尔侯爵的一封信中，他提到了发生在那个秋天的痛苦事情。他写道，之所以没有回复沙斯泰吕叙尔侯爵之前的来信，是因为“妻子的去世让我的世界也变得死气沉沉，我现在刚刚从那种麻木状态中稍稍缓过来”。

杰斐逊将两个较年幼的孩子（波莉和露西）交由帕蒂的妹夫弗朗西斯·埃普斯和表妹伊丽莎白·埃普斯照顾，而年龄最大的孩子帕茜则同她的父亲一起前往巴黎赴职。1782年12月15日星期日，杰斐逊从蒙蒂塞洛在《弗吉尼亚公报》刊登了一则公告，宣布他已将“自己的个人事务”委托给两个人照料，一个是帕蒂的妹夫——切斯特菲尔德县的弗朗西斯·埃普斯，另一个是他的朋友——阿尔伯马尔县的尼古拉斯·刘易斯。4天后，杰斐逊和帕茜动身前往巴黎。他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回来。

他急切地想离开家，走得越远越好。但是，英国政府对他此行百般阻挠，而且天气状况不好。他和帕茜原本预计将与法国公使一起乘坐“罗穆卢斯”号护卫舰从巴尔的摩前往法国，岂料船在距离巴尔的摩还有几英里的地方便冻住了。因此，杰斐逊只好留在费城，开始重新了解自己在6年前离开的那个国家政治舞台。他和他的女儿住在玛丽·豪斯夫人位于第五大街和市场街交界处的公寓里。

在豪斯夫人家，杰斐逊享受政治伙伴们（包括麦迪逊）的愉快陪伴，同时，沉浸在悲痛中的他还感受到了房东女儿伊丽莎·豪斯·特里斯特的同情。这种与富有同情心的女性朋友的友谊对他而言是必要的，自从他和他的姐姐珍建立起这种友谊后，他的生活中便一直有这样的朋友。伊丽莎·特里斯特便继续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在很长时间里他十分欣赏这位朋友。

在豪斯夫人家，纽约州国会议员威廉·弗洛伊德的美丽女儿——15岁的凯瑟琳·基蒂·弗洛伊德向32岁的麦迪逊表达了爱意。在这个戏剧性的事件中，杰斐逊扮演了配角。最终，基蒂赢得了外表严肃的麦迪逊的心。杰斐逊也参与了其中，他称之为所有住在豪斯夫人家的人的“善意的玩笑”，因为它记录了这段浪漫的爱情。

除了花时间和新老同事相处，杰斐逊还认真阅读了大陆会议秘书查尔斯·汤姆森保管的“外交事务机密日志”，并做了详细的记录。他还研究了大陆会议与驻法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驻西班牙的约翰·杰伊，以及驻荷兰的约翰·亚当斯的外交信件，并回顾了会议对派往国外的专员的指示，以及驻维也纳、俄罗斯、普鲁士和托斯卡纳的外交大使的任命。此外，他还研读了麦迪逊的文章《大陆会议政治事务观察报告——有关佛蒙特州问题和领土问题的影响》，并仔细研究了西班牙–美国密西西比河以东土地纠纷的有关文件。

渐渐地，杰斐逊熟悉了人看待周围一切的方式，他认识到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于是，他便向他未来的同事约翰·杰伊示好，杰伊当时是驻欧洲的一名外交官。杰斐逊表示：“如果我在更早一些时候见到你，我确信我就不会接受这项任务。因为我在最后时刻才参与其中，我所能做的也只有不给你们添麻烦。”这是一个化敌为友的暗示，旨在减轻对方对于一个新外交官的任何忌妒或厌烦。杰斐逊在努力与他周围的人成为朋友。

此外，他还努力结交那些地位比他更高的人。例如，他曾写信讨好乔治·华盛顿。华盛顿在整个国家中的崇高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在独立战争期间，杰斐逊便与他保持着最友好的关系。随着和平可能来临的大好形势出现，杰斐逊希望亲切友好地对待华盛顿，并帮他做些有用的事。他向华盛顿表示：“我对阁下为我们所吃的所有苦头和所做的一切表示我的敬意。”

就在这时，有消息传来，杰伊和当时在职的美国驻法代表们已经完成了将与英国签署的《巴黎条约》草案，这项文件将正式结束独立战争。该条约的文本正在送往美国，经大陆会议签署后将正式生效。如此一来，杰斐逊的任务还没开始执行便结束了。

于是，他回到弗吉尼亚州，又一次不情愿地成为一个平民。但是，他向詹姆斯·麦迪逊清楚地表明了他的雄心壮志：他想再次行动起来。他写道，“有时我们谈话的主题就是，只要国家需要”，他就会满腔热情地重返政治舞台。

这一愿望在不久之后便实现了。1783年6月6日星期五，杰斐逊当选为邦联议会弗吉尼亚州代表。埃德蒙·伦道夫向麦迪逊简练地叙述了这一消息：“杰斐逊先生同意担任代表团团长。”

在这之前，杰斐逊已经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没有担任任何公共职务了。

杰斐逊所入选的邦联议会是当时唯一的国家政府机构，根据《邦联和永久联合条例》设立，但它本身就有内在缺陷：既没有独立的行政机关，也没有司法部门，只有邦联议会。每个州在邦联议会中至少要有两名代表。大部分较大问题的决议需征得大多数州（9个州）的同意，这限制了政府的权力。即使议会具备了法定人数，并在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议会也没有什么权力：它不能征税、规范国家贸易或创建军队（尽管它有权宣战）。它也没有执法手段，各州实质上是主权国家，这导致邦联议会这个国家政府机构无力制定一致的外交和商业政策，然而，只有这些政策才可能让这个年轻的国家变强大。

1783年与1774年有着诸多共同点：一段曙色朦胧的时期，一段重大问题的答案尚未揭晓的时期。1774年的重大问题是战争；而1783年的重大问题则是和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美国人民能否化解矛盾现状，进而将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治理。

从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75年提议制定《邦联和永久联合条例》起，杰斐逊就一直在思考在全国层面上治理国家的实际问题。为了探讨富兰克林的提案，大陆会议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杰斐逊便在该委员会任职。1783年，他又被委派到另一个专门小组，以“组建一个邦联议会休会期间的常设机构”。在他的提议下，美利坚合众国委员会成立。杰斐逊始终执着地倡导增强而不是削弱中央政权。

但是，这个委员会并没有发挥它的作用。杰斐逊后来回忆道：“当时，人们将这一失败归咎于两三个人的坏脾气，但那些明智的人都认为它是人的本性所造成的。”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杰斐逊从战时治理弗吉尼亚的经历和18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机构的瓦解中吸取了经验，支持设立一个单一的（但负责任的）行政首长职位。这样的选择是顺应历史规律的。针对美国总统这一职位，杰斐逊表示：“提供建议的人可以有许多，但有最终决定权的裁定者只能有一个。我相信，这样的政权组织形式定能对智慧和实用性进行最佳结合。”

纵观1783年邦联议会的状况，杰斐逊担心国家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独立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怎样才能避免州与州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相互攻击呢？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有全部控制力的、有约束力的国家政权。现在的任务非常明确：杰斐逊和他的同代人必须“肩负起责任，加强我们邦联的凝聚力，并避免因目前的羸弱而造成残酷灾难”。

这些问题在18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持续存在。1786年，约翰·杰伊给杰斐逊写信：“我们建立邦联政府的决定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这一点我思考了很久，而且我现在一天比一天更加确信。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集中赋予同一群人，而且构成这一群人的成员每天还在变化，绝对不是明智的做法。”同年，杰斐逊对詹姆斯·门罗说：“如果我们的邦联不显示它的威力，国库里就永远不会有钱。各州必须看到它的铁腕，或者说一些州必须感受到它的铁腕。”

杰斐逊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邦联，国家将出现最糟糕的情况。

问题不仅存在于政治和法律方面，还存在于民族性上。美国这个新生国家的生存前景完全掌握在它的国民自己手中。1782年，有人简洁有力地提出了美国的民族性这一问题。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在他的《一个美国农民的信》中问道：“那么美国人──这个新生的种族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对于这个疑问，杰斐逊多年来一直在试图解答，虽然他的重点局限于一个区域，而不是整个国家。1780年，法国驻美使馆总领事巴贝–马霸侯爵曾向杰斐逊询问了一系列关于弗吉尼亚的问题。杰斐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最终集结成了一本书——《弗吉尼亚笔记》，这成为他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学创作，该书几年后在巴黎出版。这部作品是对马霸提出的诸多具体问题的回答，从“能否对弗吉尼亚州的范围和界限进行一个准确的描述”到“该州有哪些特别的风俗习惯”。这本书的内容既具体精确，又兼收并蓄，风格既正式又口语化。

这本书明显地表现出杰斐逊对于家乡的自豪，书中充满了对弗吉尼亚州美丽的自然风光的狂热赞美。但他也实事求是地表达了在革命时期执政所遇到的困难。对弗吉尼亚州的治理需要对诸多因素进行独特整合。“治理该州既需要英国宪法中最自由的原则，也需要那些源于自然权利和自然理性的原则。这些与绝对君主制准则是截然相反的。”

杰斐逊后来发现，弗吉尼亚州的状况在美国更广泛的范围内同样存在。美国人民还远远没有找到他们生活中那些相互竞争的因素（中央政府和各州、州和人民）之间的制衡点。

在一个雨夜，詹姆斯·麦迪逊在返回奥兰治的途中与他的弗吉尼亚同胞乔治·梅森交谈，他就当下的诸多问题试探了梅森的意见，发现梅森对这些问题持有“非正统的观点”。麦迪逊对杰斐逊说，梅森“对维护邦联的必要性或正当手段几乎没有什么认识”。

在这一时期，麦迪逊在《宾夕法尼亚邮报》（又名“广告周刊”）上匿名发表了两篇文章，但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视了。在文章中，麦迪逊热切地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提出了有利论据。但是，正如梅森的观点所显示的那样，这一论据未能引起广泛共鸣。

与此同时，麦迪逊的个人生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基蒂·弗洛伊德解除了婚约，这让他倍感羞辱。杰斐逊非常担心麦迪逊，便立即给他写信，表示了自己的关怀和同情：“不论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次不幸，我由衷地感到悲痛……这与我的预期完全相反，尽管我的预期是基于我对生活的充分了解。但是，在所有事物中，我们的感情却是最复杂、最神秘莫测的。”

这些安慰的话语出自杰斐逊这样一个好友，一个经历过悲伤，并很早就试图以一种达观态度看待生活挫折的人。他曾经体验过悲伤和孤寂，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使自己的情感正常工作，让他不管遇到任何事情都能继续前行。他相信麦迪逊也会做到这一点。

在这一时期，杰斐逊对有关政局的信息知之甚少。在他当选为邦联议会代表的10天后，他请求在里士满的一个弗吉尼亚州议会代表随时告诉他有关该州政治局势的消息。1783年6月17日星期二，他给该代表写信：“我对有关州议会的消息很感兴趣，但了解却很少，近乎没有。诸如，你做了什么？你正在做什么？你的领导们采取了哪些策略？他们是谁？两院的人员是怎样部署的……”

一如以往，信息就是力量。

第十六章
一场为了赢得尊重的战斗

对外民事部署和外交条约，国内民事部署，在国内和平地建立军火库和军事要塞，西部领土，印第安人事务，钱。

——托马斯·杰斐逊，列出战后美国所面临的问题

邦联议会变得无家可归，而且基本上没有任何权力。1783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400名大陆军士兵哗变，攻占了位于费城的邦联议会，要求政府支付他们的军饷。因此，议会代表们不得不离开宾夕法尼亚州，并预计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将议会迁往安纳波利斯。哗变发生的时候，管辖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州官员没有进行调停，导致议会代表们不得不撤离费城，前往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

换句话说，中央政府被本国人民逼得出逃了。

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期，政府的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据詹姆斯·麦迪逊汇报，当时邦联议会的代表们都有一个强烈的意愿，那就是，冒着他们的人身安全遭受威胁的风险，离开普林斯顿返回费城，以“防止任何有关这个如此重要的州的民众对革命或邦联政府不满的推论流传开来”。

尽管如此，邦联议会仍然留在了普林斯顿，直到1783年11月才迁往安纳波利斯。虽然在秋季自己的任期开始时，杰斐逊并不确定政府会定都哪里，但他早已让麦迪逊请豪斯夫人为他准备一间房间——无论大小。如果定都费城的话，他还就帕茜的就学问题向特里斯特夫人征求了意见，因为不论议会最终决定在什么地方召开会议，帕茜不久后便会到费城。

1783年10月16日星期四，杰斐逊离开了蒙蒂塞洛。他途经费城，最后于11月4日抵达普林斯顿到议会就职。然而，他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是最短暂的。他到达普林斯顿的当晚，议会便迁往了安纳波利斯，因为普林斯顿无法为议会代表们提供“足够的住宿”。麦迪逊并不赞成在普林斯顿召开议会会议，他认为这里是“一个村庄，既不能方便地完成公共事务，也无法体面地满足议会代表们的生活所需，更根本不能供养那些与议会有联系的人”。

秩序的实现需要权力，这样的权力是各州所缺少的，也是议会所需要的。杰斐逊既不是一个自反性国家主义的拥护者，也不是一个州权力纯粹主义者——这两种思想已经成形——他一直在努力思索如何在一个充斥着多种利益的国家分配权力。

对于邦联议会在1783~1784年的作用，杰斐逊的认识与他卸任州长后的想法是一致的：不论是谁当政，都必须拥有确定无疑的控制权。杰斐逊写道：“合众国各州聚集在邦联议会，共同代表整个联盟的最高统治权。在任何场合，不论是议会之于集体层面，还是议会主席之于个人层面，都应比其他机构和个人享有优先权。”即使杰斐逊在这里仅仅是指正式场合，但他的中心意思是非常清楚的：邦联议会要想发挥它的效力，就必须被置于最重要的位置。

安纳波利斯是一个宁静的地方。杰斐逊认为，这里太过宁静，并不适合成为一个战胜国的政府所在地。1783年12月，他给麦迪逊写信：“现在距离预定的开会日期已经过去两个多星期了，却只来了6个州的代表。”按照规定，只有具备9个州的法定人数，会议才可以召开。“罗得岛州的代表有望今天能来，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再来两个州，这就和地震什么时候发生一样无法预测。”他还表示，富兰克林、亚当斯和杰伊这些驻外专员们写道，“发生在费城的骚乱，以及邦联议会从那里撤离的事件给欧洲各国留下了最糟糕的印象，对于我们邦联的稳定性，以及我们的收场方式，它们也表示极大的怀疑”。

然而，邦联议会即将面临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在有限的时间内签署并正式批准《巴黎条约》，以结束独立战争，并获得英国对美国独立的认可。1783年12月13日星期六，杰斐逊被委派至一个专门委员会，以审查该条约内容。

该条约共有10项主要条款，其中英国政府承认美国领土，并承诺返还被其没收的财产（包括奴隶）。第10条也非常关键，规定了该条约的签署程序：本条约于1783年9月3日星期三在巴黎签署，务必于签署后6个月内正式生效。

虽然杰斐逊所在的委员会提议正式批准该条约，但邦联议会仍然不具备开会所需的法定人数。不具备法定人数，就不能采取行动。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让杰斐逊深感厌恶。

这一年的平安夜令人十分不安。杰斐逊感觉不太舒服，他很担忧。就在这一天，也就是1783年12月24日星期三，他给一个弗吉尼亚州记者写信：“我无法克制自己对目前严峻形势的极度焦虑。”现在只剩下“两个月多一点儿的时间”正式批准该条约，并将其送回巴黎。“目前只能说该条约有望得到批准”，希望议会尽快采取行动，以避免如果该条约没有及时得到正式批准，英国将企图对条约进行新的改动。

1784年元旦，杰斐逊情绪很低落，身体也不舒服。他对麦迪逊说：“自从我来到这里，我的健康状况就一直欠佳。现在，我的身体变得更虚弱了。”

如果邦联议会不迅速采取行动，美国将因未能及时批准和交付条约而在国外受辱。但是，如果议会在未具备9个州的法定人数的情况下采取了行动，中央政府则会面临权力被篡夺的危险。

杰斐逊找到了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可以维护——实际上是建立——美国的国际声誉，并避免议会遭受僭越权力的指控。以律师般的精确性，杰斐逊起草了一份议案，利用先前的一次投票表决，通过扩展其权限使其适用于《巴黎条约》，确保了该条约的正式生效期限得以延长。（最终，康涅狄格州和新泽西州的代表终于赶到，经9个州的代表批准后，该条约正式生效。）

目前，议会已成功地使《巴黎条约》正式生效，反过来说，该条约也正式结束了独立革命。为了宣布这一消息，杰斐逊起草了一份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他号召“各州的所有优秀公民们”以“每个人都必须要有的诚意”尊重并履行和平条款的内容，“这些维护他们利益的条款的制定得益于邦联政府的权威，他们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并被世界各国所了解和认可，与邦联政府的权威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杰斐逊认为，“在贸易政策上，我们一定要作为一个团结的民族采取行动”，这样英国“将做出更多的让步”。但是，照以前的情况看，“英国并不害怕采取报复行动”。

尽管如此，几个月来让杰斐逊备感紧张和不安定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这让他振作了起来，也可能让他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他曾对帕茜说：“我仅仅能在议会大厦里工作，无法到外面出席其他任何场合。”但是，《巴黎条约》正式生效后的第二天，他便表示他感觉“好多了”。这位《独立宣言》的作者宣布了和平的到来，再一次肯定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地区的身份。

注意到战争期间许多要塞被攻占，该条约还提出了诸多关于美国西部未来的议题，长期以来这是杰斐逊的兴趣之一。萦绕在他心头的西部地区具有浪漫性、科学性以及实用性。他喜爱那里无尽的森林——在那样的景象中，他就像一个古老的撒克逊人，在原始的自由里生活着；他也深深地被那里他所谓的“不同种类的骨骼、牙齿和长毛象的象牙”，以及其他自然标本所吸引。法国博物学家布丰伯爵曾认为，新世界（美洲）的动植物是低等的，这一评论杰斐逊一直记在心里。他后来于1784年在费城买了一张“极其大的美洲狮狮皮”给布丰看。

杰斐逊还是一个爱国者和政治家。同战时的担忧一样，战争结束后，他担心超出美国控制的边境地区会对美国造成威胁。1783年12月，他从安纳波利斯给乔治·罗杰斯·克拉克写信：“我发现他们已经在英国捐了一笔非常大的款项，用于考察密西西比河与加利福尼亚州之间的地区……他们声称这次考察只是为了传播知识，但是，我担心他们想要在那一地区建立殖民地。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谈到要尝试对那一区域进行探索，但这一提议的影响力很微弱。”不过，对于用什么办法实现这一探索，杰斐逊很发愁。他写道：“但我怀疑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筹集资金。你想要如何带领这样一个考察队呢？”

杰斐逊在“人类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中目睹了美国的故事，他很清楚自己所参与的这一事业的规模有多大。1783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杰斐逊多方打听，想通过塞缪尔·豪斯（伊丽莎·豪斯·特里斯特的哥哥，一个费城商人）购买一台机械复制设备。他想确保，到了讲述故事和编写历史的时候，他在独立事业中所发挥的作用能成为这个时代的长篇故事中的一部分。从开始分发他的《独立宣言》的原始版本时起，他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现在，他正在采取措施，保存关于每一天，甚至是每个小时自己在这个最大的舞台上的活动的记录。

第十七章
消失的城市和终生的劝告

州长是一个最纯真的博物学家和哲学家，还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他知识渊博，在各个方面都极其优秀。

——耶鲁大学校长以斯拉·斯蒂尔斯对杰斐逊的评价

在费城，到处都是关于气球的谣言。1784年3月，杰斐逊的朋友弗朗西斯·霍普金森给他写信：“据邦联议会的议员们的想象，当他们板着脸离开这里前往安纳波利斯时，我们都应该感到深深的悲痛。每看到一副板着脸的面孔，我们都应该回应一声叹息。然而，实际情形却远远不是这样。”“议会的名字几乎已经被人遗忘，如果说有一个人会说起这个值得尊敬的机构，那么就有100个人会谈论气球。”

此时正值巴黎盛大的乘气球飞行试验季，关于此类飞行，包括一次1783年11月的载人飞行的消息迅速传开。杰斐逊感觉到，人类对天空的控制可能出现革命性的变化。他回信道：“对于这些气球，你有什么看法？议员们确实开始装出一副严肃的面孔。”有报道说有人乘气球在3 000英尺的高空飞行了20分钟，飞行距离总长6英里。对此，杰斐逊以戏谑的语气予以评论，但他的话是有先见之明的。“这一发现似乎预示着那些在四周修筑了防御工事的建筑也会被破坏，除非它们的上空也设防，舰队也会被摧毁等。法国人现在可能会将他们的蕾丝、葡萄酒等向英国免税出口。建立在货物经由港口运输这一假设基础上的整个英国法律体系将进行修改。内陆国家现在也可能成为海上国家，除非你宁愿称它们为空中国家，因为它们将来的贸易将通过天空这一媒介进行。不过，说正经的，我觉得这一发明可能会带来些益处。”10年后，杰斐逊在费城见证了美国第一次成功的载人气球飞行。

作为一个律师、一个作家，同时也是《独立宣言》的签署者，杰斐逊的朋友霍普金森机智幽默地表达出政治和科学之间的一种联系。霍普金森写道：“在我看来，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家恰恰就像一个气球——极其易燃，每一阵风都能将它刮起，那些愿意忍受乘坐它飞上天的人们都冒着它可能会爆破的极大风险，并使他们从自己轻易上升到的高度跌落。”

杰斐逊对于科学的好奇心从来没有减弱。有一天，詹姆斯·麦迪逊给他写信，提到了从国外传来的一则不同寻常的消息： “在西伯利亚地区发现了一座地下城市，那里似乎曾经人口稠密，宏伟壮丽。许多罕见的珍品被发掘出来，其中有一座骑士雕像，它的脖子上绕着一条长达200英尺的金链。布丰根据俄国女皇曾送给他的一条6英尺的金链样品推断，这条金链的锻造极其精致，在巴黎没有一位大师能达到这样的工艺水平。”

詹姆斯·麦迪逊牧师（威廉与玛丽学院的校长，同时也是杰斐逊的政治盟友詹姆斯·麦迪逊的表亲）和杰斐逊通信聊气候（“英军抢了我的温度计和晴雨表”，对此他很恼火），聊新的科学书籍，还聊彗星。“你一定能观察到那颗彗星，它上个星期五晚上第一次在这里出现……我将尽力追踪它的运行轨迹，并将结果寄给你。”

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也通过信件和杰斐逊联系，好奇地向杰斐逊询问一个科学问题：在法国有传闻说，“在弗吉尼亚州或卡罗来纳州的一些最偏僻的村落里，人们用蒸馏法从土豆中制取白兰地”，这一传闻是否属实。他表示，他之所以向杰斐逊询问，是因为“我曾经听人很尊敬地提及您的名字，而且，您拥有广博的知识和对艺术和科学的热爱”。

杰斐逊相信反复试验法的正确性，他用这种方法探究布丰的热理论，并在植物学领域寻求突破性发现。他说：“我一直认为，在引进或传播新的植物品种的试验中，在100个品种中只要能找到一个有用的品种，并取得试验的成功，那么其他99次失败都是值得的。”

杰斐逊还给巴贝–马霸侯爵写信，以感谢他在费城为帕茜找了一位法语家教，并就帕茜的读物问题向他寻求建议。杰斐逊表示，他已经给帕茜找了一本阿兰–列内·勒萨日的法国流浪汉小说《吉尔·布拉斯》，还有一本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以我对这两部作品的了解来看，它们是所有同种类作品中最好的。”他的选择表明了他酷爱冒险思维，并希望他的女儿也能够与他分享这一乐趣。

他是一个慷慨的父亲，但同时可能也是一个严厉的父亲。在写给他的女儿帕茜的信中，他说：“我希望你能在我给你找的教师的指导下学有所成，这些学识会使你更值得我去爱你。即使它们不能增加我对你的爱，也会避免这种爱减少。”他还雇了弗朗西斯·霍普金森的母亲托马斯·霍普金森夫人照看帕茜，并将他心爱的已故妻子的权力赋予霍普金森夫人。

你要体谅这位让你住在她家的好心的夫人，她已经答应会监督你完成所有作业，并在你因不谙世事而迷惘于是非对错时告诫你。将她视为你的母亲，视为唯一一个……你现在要尊敬的人。不论何时，如果你任何轻率的行为导致了她的不悦或非难，都将是极不幸的。届时你要做出一切让步，以重获她的青睐。

在杰斐逊心中，他将帕茜放在了她母亲的位置上。但是，他不是一味地，而是视情况而定地疼爱她。他希望，他的女儿能拿出与他做所有事情时相同的干劲和努力，专心致志地完成他规定的任务。

对于你的时间表，我的建议如下：

上午8 ~10点：练习乐器。

10点~下午1点：跳舞，第二天画画，交替进行。

1~2点：画画（与跳舞同天），第二天写信，交替进行。

3~4点：读法语。

4~5点：听着音乐运动。

5点至就寝时间：读英语、写字等。

除了帕茜外，杰斐逊还教导其他孩子。1783年12月，在写给他的外甥彼得·卡尔（他的妹妹玛莎和达布尼的儿子）的信中，他说：“你现在已经长大了，应该认识到如何利用现在的时间对你未来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希望你一定不要浪费现在的每一刻。”他委托他之前的老师詹姆斯·毛瑞照看卡尔。

杰斐逊对卡尔寄予了厚望——这种厚望反映出了他自己的志向。他希望卡尔成为“一个有学问，有影响力的人”，并期望他为登上“公共舞台”做好准备。（他还建议卡尔学习西班牙语。他对卡尔说：“鉴于未来我们与西班牙的关系，西班牙语成为继法语之后现代语种中最有必要掌握的语言。……当你成为一个公众人物时，有可能会用到它。因此，如果你掌握了这门语言，可能会比其他候选人更有优势。”）

后来，他又对卡尔说，宗教需要的是审慎的思考，而不是反射式的接受。“宗教坚定地秉持理性，并以此对每一个事实、每一种看法做出裁断。甚至连上帝的存在都能勇敢地提出质疑，因为如果有上帝，他一定更尊崇理性，而不是盲目的畏惧。”

杰斐逊极其渴望秩序、控制和爱。1784年2月，他从安纳波利斯给麦迪逊写信：“门罗正在几乎毗连我家的地方购买土地，威廉·肖特也将要这么做。我希望你也搬到这个圈子里来……你考虑一下。只要你想，这是可行的。人生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它带给我们许多乐趣。其中最宝贵的乐趣之一就是理性的陪伴，它可以使我们增长见识，性情变得温和，振奋精神，促进健康。”

杰斐逊也一直是一位关心他人、乐于助人的朋友。例如，有一次他给乔治·威勒写信：“虽然我们从事不同行业使我们不能在一起，但我很挂念你，我向每一个从你那儿来的人打听你的健康状况……我会永远将那些和你一起度过的愉快、有益的日子珍藏在我的记忆里，并将那些你让我受益终生的极大恩情谨记于心。”又如，1787年年底，杰斐逊在里士满的朋友亚历山大·唐纳德正在家中招待沃纳·刘易斯时，收到了一封杰斐逊的来信。唐纳德对杰斐逊说，这封信“非常亲切友好，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以至于我无法克制自己，忍不住将信给他看。而他所说的话则让我的自尊心更受鼓舞，他说……在他所认识的所有人当中，你对于友谊的表达是最真诚的……似你这样高声望的人会很容易忘记他们的老朋友，但是你没有。而我必须公正地说，我自己从未有过你的这一想法”。

邦联议会仍然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之中，这种混乱似乎超出了杰斐逊的控制，它甚至很难召集到法定人数。1784年2月，杰斐逊对麦迪逊说：“议会向各州发出了一次又一次警告，但起不到任何效果。……我担心，我们的状况现在非常危急。”

报销议会代表们的个人费用也成了一个问题。杰斐逊表示：“在其他立法选题中，我们的经济窘迫应该受到关注。……我已经离开家4个月了，花费了1 200美元，现在才收到1/4便士。”而对于杰斐逊的一些同事而言，钱发的太晚了。“在此期间，由于缺钱，一些人的马从付费马房被赶了出来，我们感到很难堪。这实在让我们无法忍受。”

紧接着，关于英王或者英国重申影响力的唠叨便时常出现，暗示局势更加严峻。这让杰斐逊开始思考这几十年来的政治局势。1784年1月下旬，他针对一位波士顿记者的来信起草了一份答复，这位记者在信中告诉他：“……新斯科舍省政府的大不列颠的子民们侵占了马萨诸塞州的领土。”

几个星期后，当杰斐逊看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相关报告后，他提醒乔治·华盛顿：

他的信描述了英国针对我们的部署。他注意到，虽然英国已经与我们和解，但其实并没有和我们重归于好，也并不甘心失去我们这个殖民地。他呼吁我们注意众多的英国王室后代，注意他们中一些人所受的军事教育，以及那些会分散我们注意力的英国思想。他还希望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人民已经对他们的新政府感到疲劳。欧洲大陆有可能发生的状况可能会纵容英国重新占领我国的意图，我们也因此会得到一个有益的教训，即加强我们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友谊。

1784年3月，当杰斐逊在克服他的“又一次发作的周期性头痛”时，他给华盛顿写信：“我想，你很清楚邦联议会已经被严重削弱……这所造成的后果是，我们正在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努力工作都是徒劳。”

英国人正在催讨美国人的战前债款。而在《巴黎条约》所规定的内容里，至少还有两个问题尚未解决：一是英国承诺舍弃其在西部地区的堡垒，二是英国保证向美国归还其俘获的奴隶以及那些逃脱的奴隶。显然，这两个问题都备受弗吉尼亚民众的关注，并且多年来在英美两国之间引起了骚动。

针对西部地区，杰斐逊构建了宏大的梦想。他提出了一条贸易路线，将俄亥俄州和波托马克河流域连接起来。他说：“……如果我们打算拥有它，现在正是占领它的时机。”“整个世界都在变得商业化”，他正在促使弗吉尼亚州批准针对这一内河项目的一项特别税，但正如他对乔治·华盛顿所说的那样：“这类主张往往会引起最强烈的反对，理由是公共事业会管理不慎，投资巨大但成效甚微。”

杰斐逊克服这些障碍的计划是，招募退役的华盛顿负责这一项目。尽管几十年来华盛顿也一直有实施同一项目一样的想法，但这位将军的答复却是务实的。虽然他认可该计划的可取之处，但他表示：“我对公众同意采取这一措施不抱任何希望，一是因为忌妒行为普遍存在；二是因为均衡地分配那些为了实现你所提到的目标而拨给的资金，是很困难的。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难题（如果不是我对我的同胞们的看法太糟糕的话）：一是无法让他们认识到这一措施的绝妙和明智之处，二是很难从他们那儿筹集到钱。而且在我看来，这两个困难更加难以克服。”尽管如此，杰斐逊的信重新引起了华盛顿的兴趣。他们希望在波托马克河上开辟航道，并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使该河经由一条陆运通道与俄亥俄州相连接。华盛顿担任一家私营公司的负责人，负责监督波托马克河的河道改善。（在几十年之后，切萨皮克——俄亥俄运河浚成。）

4月，华盛顿给杰斐逊写信，含蓄地称赞了他关于“辛辛那提协会的意见”。这个组织由华盛顿领导下的军官构成，但有人担心这样一个新兴的贵族阶层可能会腐化合众国。

杰斐逊很高兴华盛顿向他询问这一议题。他说，辛辛那提问题“非常有趣，并和你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它也是我一直挂虑的事情……我希望你不必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作为我们的革命领袖，你的名声将流芳后世，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因那些不重要的争吵而受到损害”。

杰斐逊非常了解他的这位朋友，要想赢得华盛顿的关注，没有什么比指出他的声誉受到了威胁更管用的了。杰斐逊说，他确信华盛顿并无恶意。凭借“个人的克制和美德”，华盛顿“有可能使我们的革命事业避免失败，而没有像其他大多数革命事业一样，因为其建立起来的自由被颠覆而以失败告终”。但是，即使是他也“终究会死去，到那时，这个机构的继任负责人或者以后的继任者中的某一位可能会通过糟糕的途径争取荣誉”。杰斐逊还表示，邦联议会也同意他的看法。

杰斐逊反对这一新兴阶层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出于人的政治本性，一群定期会晤的人是极不可能一直保持和睦的。杰斐逊说：“让朋友之间发生争吵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在公众视线下陷入争论。”第二，一个世袭的阶层与建立在杰斐逊称为“人生来就被赋予的平等”的基础上的合众国是不协调的。

华盛顿似乎认真地听取了杰斐逊的劝告，他敦促辛辛那提协会停止授予荣誉会员资格。在杰斐逊看来，这一种会员资格“可能会让所有有才干、有官职、有财富的人加入这一阶层中，并进而介入政府”。

杰斐逊对中央政府和整个国家事业进行了广泛又大胆的思考。他对麦迪逊说：“我认为将我们的年轻政治家们召集到这里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在这里，他们能在一个更高的位置看待各项邦联事务，这样他们就能认识到联盟的重要性，并在返回各州后友好地对待邦联的各项措施。”

1784年3月1日星期一，邦联议会接受了弗吉尼亚州对俄亥俄河西北部领土的割让，结束了几年来的谈判和利益冲突。这一割让使美国西北部领土的所有权从弗吉尼亚州转移到了国家手中。土地已经割让了，但问题是，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在这样的形势下，杰斐逊经过思量，已开始制订一项建立新州的计划。他甚至给各个新州想好了名字：西凡尼亚、克罗尼瑟斯、阿瑟尼斯比亚、米索不达米亚、伊利诺伊亚、密歇根尼亚、华盛顿、萨拉托加、波利波特米亚和宾利斯比亚。《1784年法令》意义重大，因为它将未来新州的组织方面的诸多细节问题交由它们自行决定。但是，这些新州也将“永远是美利坚合众国邦联的一部分”，且“它们各自的政府也必须以共和为体”。

最重要的是，杰斐逊版的《1784年法令》中规定，禁止将奴隶制扩张至新的领土。但是，这一法令最终在邦联议会以一票之差被否决（一个来自新泽西州的代表因病重无法出席投票，注定了这一法令的失败）。想到当时的情景，杰斐逊写道：“我们目睹了数百万未出生的人的命运取决于一个人要说的话，在那一可怕的时刻，上帝也沉默了。”

在他早年的政治生涯里，杰斐逊试图通过法律和立法的手段废除奴隶制；现在，他已人到中年，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再冒着失去自己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有用性”的危险坚持废除奴隶制。（但是后来，废奴事业取得了一次局部性胜利：《1787年西北领地条例》规定，俄亥俄河以北及密西西比河以东的美国领土内禁止奴隶制。）然而，总的来说，公共生活对杰斐逊而言就是妥协和无休止地努力平衡各方利益。追求废除奴隶制，甚至按照杰斐逊的想法，在废除这一制度的同时将黑奴驱逐出境，这会对一个人的政治生涯造成致命性影响。杰斐逊不会再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追求一项他认为时机未到的事业。

1784年5月7日星期五，对杰斐逊而言是漫长且意义深远的一天。从早上到下午，他一共写了十几封信和文章，所涉及的话题包括美国纸币、西部地区的商业决议、辛辛那提协会、麦迪逊曾提到的消失的西伯利亚城，还有和波莉、埃普斯家族以及卡尔家族聊到的家庭问题。

下午5点，每天按时传送信件的人离开了安纳波利斯。邦联议会任命杰斐逊为美国驻欧洲代表团的一员，与富兰克林和亚当斯一起，负责在新生的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建立联盟。他急急忙忙给威廉·肖特（一个年轻的律师，也是杰斐逊的姻亲）写信，希望肖特能担任他的私人秘书，一同前往巴黎。他还写信叫詹姆斯·海明斯前来，希望将他训练成一个法国菜厨师。

在这一任命正式生效后的第二天，杰斐逊给麦迪逊写信：“现在，我将远离各州的纷争，进入一个新的领域，那里的分歧更少，但一旦有分歧，规模会更大。”他表示，他将以那些他在公共生活中一直遵守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在那里，我将继续遵循我在这里所遵循的原则。我相信，做不公正的事情，或提出不平等的要求，绝不会对任何一方有利。”

与此同时，他还请麦迪逊及时告诉他国内的消息：“每一届议会会议结束后的各项整体措施和部署，以及各个党派或个人的政治活动对我而言都是非常有趣且大有助益的信息。”他无法想象自己的生活中没有这样的消息，它们就是他每天的食粮。

他对麦迪逊的友爱和信任早已加深，因此，他将他所谓的“一项须悉心完成的遗留事宜”交由他的这位朋友：彼得·卡尔的教育问题。彼得的父亲是已故的达布尼·卡尔，杰斐逊在1784年仍然真切地记得他，就像他们小时候一样。在给麦迪逊的信中，杰斐逊写道：“我不会说这一遗留事宜是关于我妹妹的儿子，虽然她的重要性会让我理应那么做，我会说它是关于我朋友的儿子。如果不是上天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我的这位最亲爱的朋友本应成为我的孩子们的一个父亲。”14岁的彼得“几乎掌握了拉丁语，读过一些希腊语……我希望他在16岁之前能充分利用时间学好拉丁语、希腊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古英语。我打算让他满16岁时到威廉与玛丽学院上学”。

1784年5月11日星期二，杰斐逊给弗吉尼亚州议院写了一封告别信。在信中，他再一次强调了他最主要的政治担忧：极其不稳固的邦联。他表示：“我一切的政治行为的首要目标是，为我的祖国谋求正当权力，并加强与它的幸福和安全紧密相关的联盟。”就这样，他结束了自己为期6个月的作为邦联议会弗吉尼亚州代表的任职。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曾目睹了邦联的松散和国家政府的无力所付出的代价。

前往巴黎工作的前景既诱人，又有些令人恐惧。在为杰斐逊记录巴黎的政治生活时，威廉·肖特注意到，外表和各种微小的细节在那里非常重要。“巴黎这个地方愚蠢得很……是一个可怕的怪物，你必须服从它。”

在等候从波士顿通行期间，杰斐逊搜集了关于北部各州的商业情报，并做了大量的记录。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充分学习，以使自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完成这项使命的要求”。

1784年7月4日星期日晚上，杰斐逊完成了他的所有议会事务。这距离他起草《独立宣言》已经过去8年了，而美国这个在1776年夏宣布独立的国家面临着诸多对其可行性的严重质疑。

1784年7月5日星期一早上4点，杰斐逊与帕茜以及詹姆斯·海明斯一同乘坐“谷物女神”号巡洋舰离开了波士顿港。一个新世界的人将前往旧世界。

杰斐逊非常欣赏巴黎谷物交易所的穹顶这一建筑艺术上的创新设计。就是在一次来交易所参观时，他邂逅了玛丽亚·科斯韦。

第十八章
浮华的欧陆

比起斗士，懦夫总是更易陷于争执。

——托马斯·杰斐逊

横渡大西洋的船开得很快，在船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也很愉快；帕茜一直对“谷物女神”号上的“好友良伴和……精致的餐桌”念念不忘。杰斐逊回忆道：“整趟航程一直风遂人愿，除了偶尔要闪避浅滩之类，船从未偏离过航向。”

他还未抵达巴黎就已经爱上了法国。从大陆会议时期起，杰斐逊就一直在为美国主权的完整和独立而战，现在，赴任欧洲为他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常有意见认为，客居法国的这段时间是他的革命狂热期。在此期间，他与君主制的仇敌相见恨晚，对法国大革命及其种种过激行为有褒无贬，对其赞赏甚至到了不健康的程度。他的一些流传最为持久的激进语录就出自这一时期，这些名言往往没能得到应有的评价，因为人们总是把这些话单独拿出来考量，而没有将其放在杰斐逊数十年政治、外交和哲学生涯的大背景之下。

不过，应该客观地看待杰斐逊和法国、法国人的关系：一切以美国利益为先的政治活动。他下决心要建立起一种新的全球权力平衡，在这一均势下，法国能够帮助美国抵御英国人的贸易威胁和可能的军事威胁。从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旧政权到法国大革命，再到拿破仑时代，杰斐逊看待法国的视角一直都是它如何能在世界舞台上帮助美国。

杰斐逊把他的大部分精力花在了两个方面：为美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敬；促成商业条约的签订，为美国的贸易和财富铺平并拓展道路。他任由自己的思想漫游、驰骋、翱翔，可在自己肩负的主要职责——增进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方面，他始终心思专注、头脑清醒。国家只有表现出强大、团结的姿态才能赢得尊敬，为此，他竭力向世人展现美国的力量和团结，这是提升国家实力的需要。他一心致力于在巴黎引导美国展现国家实力，正如他在安纳波利斯所做的一样。

在穿越大西洋途中，杰斐逊安排“谷物女神”号的船长将欧洲的野猫、兔子和鹧鸪运给在弗吉尼亚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饲养和育种”。他还订购了斯蒂尔顿奶酪和波特啤酒，送给他的连襟。

经过19天的航程，“谷物女神”号在临近法国海岸时遇上了杰斐逊所谓的“浓重阴霾天气”。船程的最后几天里，帕茜突然发起了高烧。杰斐逊陪着她在怀特岛停留了大约一个星期后，才穿越英吉利海峡到达法国。杰斐逊一行于1784年7月31日星期六抵达勒阿弗尔。从这个港口到首都的行程令人沉醉。杰斐逊写道，他们一路骑行，“穿行乡间，再没有比这里更肥沃、更精耕细作的土地”。等到他于8月6日星期五到达巴黎时，他与这个被他称为“世界上最可亲的国家”的恋情已经在心里生根萌芽，而且持续终生。

在法国期间，杰斐逊就鲸油和烟草贸易达成了协议，为美国的生产者争取权益。他对法国在南太平洋的一次远征充满警惕，担心这是法国试图在太平洋沿岸建立影响力的举措。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他曾希望这场动乱能够促使法国购买更多美国的出口商品，尤其是食品；他还希望法国能够为美国的商船开放法国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圣多明戈。最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够和巴黎维持一种对伦敦的制约关系。眼前看不尽的是华裙美服，耳边听不尽的是夸夸其谈，杰斐逊却始终不曾忘记，他的首要任务是在各帝国列强激烈相争的世界上，保护和促进共和制的美国。

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曾建议杰斐逊拜访那些重要人物。“一定记得请富兰克林先生把你介绍给拉·罗什富科公爵。他是所有公爵中的明珠，为人侠义，还是个出类拔萃的化学家。他的家宅是能人异士经常聚会的场所。”意大利博学家菲利普·马泽伊就法国的一些重要人物向杰斐逊提供了不乏详情细节的描述。（举例来说：“美国人欠德·拉·沃居庸公爵一个大恩情，让他了解到美国人都对他感恩戴德是大有好处的。”）杰斐逊结交的朋友之一是德·孔多塞侯爵，这位侯爵相信美法两国的命运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他写了一本小册子——《美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其中的观点和潘恩的一样，对眼前的可能性充满了憧憬。“一切都告诉我们，我们正临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启蒙运动的现状确保了皆大欢喜的结局。”

杰斐逊先是在黎塞留街落脚，后来又搬到了小奥古斯丁街的奥尔良府。帕茜寄宿于她在潘塞梦皇家修道院的新学校，杰斐逊特地为她定做了在巴黎人看来时髦得体的新衣服。到了10月中旬，杰斐逊再一次搬家，这次是搬到泰特布路一栋叫作朗德龙府的宅邸，租金要4 000里弗尔一年。美酒、家具、音乐、骏马，还有细麻织品，这一切花光了杰斐逊的收入。“为了家具、衣服和马车……我不得不提前支用我的薪水，而且可能永远都还不上。”杰斐逊在给门罗的信中写道，“希望你能够尽可能谨慎地帮我处理此事，因为我知道国会对此十分敏感。我宁可破产，也不愿失去他们的尊敬。”

在巴黎，他与同样身为美国外交官的约翰·亚当斯会合了。这个时候，阿比盖尔·亚当斯已经来到巴黎和她的丈夫同住，他们在奥特伊区有一栋漂亮的房子。阿比盖尔觉得杰斐逊魅力十足。她写道：“我丈夫的同事杰斐逊先生是个出众的男人。”亚当斯夫妇的女儿纳比认为杰斐逊是“最亲切的人”，而杰斐逊和他们的儿子约翰·昆西更建立起非常亲密的友谊。约翰·亚当斯后来评论道，那段时间，这位年轻人更像是“你的儿子，而不是我的”。

杰斐逊生活和工作期间的巴黎正在飞速发展当中。他写道，巴黎“每天都在扩张，每天都在变得更加美丽”。住宅、剧院纷纷拔地而起，包税人城墙（确保对所有进入巴黎的货物征收税款的壁垒）修好了，同时兴建的还有近50栋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关税大楼。一个类似于城市购物中心的建筑群皇家宫殿在1784年开幕。这里饭店、赌坊、投注站应有尽有，而且（到了晚上）还有数量可观的娼妓。1784年正是杰斐逊到达巴黎的这一年，皇家宫殿欢乐喧嚣的气氛令他深受感染。他认为它是“这座城市主要的亮点”之一，还说里士满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市集。

流连于法国首都，以及后来徜徉于风景醉人的法国南部，杰斐逊学到了他所能学到的一切，关于建筑、艺术、戏剧、音乐、文学、佳肴、美酒，还有这个“伟大、善良”的国度的人民。杰斐逊后来在他的自传中写道：“问起任何一个周游过世界的人，愿意居住在世界上哪个国度？”他说第一个答案，会是自己的祖国。但是第二个答案？法国，理所当然，一定是法国。

就在杰斐逊致力于向世人明白无误地展示，美国的力量已经足以在外交和贸易政策方面与欧洲列强相抗衡的时候，他在地中海遭遇了一场危机。为此他竭力主张美国采取行动，甚至不惜动用包括战争在内的手段。

当时的巴巴里诸国（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威胁到了美国的贸易安全。巴巴里诸国被视为完全不讲信誉的国家，要求西方各国进贡以免受海盗的侵袭。（当时有一本书《地理：或对世界的描述》，书中写道：“这些国家以对基督教的敌视和主要集中于地中海地区的海盗行径闻名于世。基督教列强中只要有不向它们屈辱进贡的，都会遭到其海盗船的劫掠。”）对许多欧洲国家来说，这一危险真实存在，它们不得不每年向巴巴里诸国进贡，以确保本国船只的安全。

杰斐逊一直在暗中调查，其他国家到底付了多少贡金，才“买来了它们的平安”。他在给詹姆斯·门罗的信中写道，没人愿意告诉他，“不过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可知数目不菲”——每年10万~30万美元。“我们国家决不付这笔钱，”他继续写道，“向它们提议签订平等条约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吗？如果它们拒绝，为什么不跟它们开战呢……如果要发展自己的贸易，我们必须建立起海上霸权。以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缘由，选择这样一个相对孱弱的对手，不正是我们开创这一事业的大好时机吗？”

就在这时，摩洛哥皇帝俘获了一艘美国船只。杰斐逊再次疾呼以战争回应，他对门罗说：“眼下欧洲各国对我们毫无敬意，这势必会带来羞辱，而我们只能以开战回应。”他还认为，在巴巴里诸国对美利坚的敌意背后，是英国人在耍弄诡计：“这些行动是在伦敦密谋策划的，好以此为借口向我们的船只索取高昂的海险保费。”

众所周知，杰斐逊认为英国是永恒的威胁。“他有一个原则，就是为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福祉着想，必须远离英国。”卢塞恩写道，“正因此，在这一体系下，与法国建立紧密的联系至关重要。”

杰斐逊还担心英国人正巧妙地利用报章舆论损害美国在欧洲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于是他亲自执笔投稿。在给荷兰一家报纸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杰斐逊杜撰出了一个法国军官，借这个军官之口发表亲美的观点，以抵御英国人的政治宣传。杰斐逊以这个军官的口吻写道：“我（为美国）打过仗、流过血，因为我认为它的事业是正义的。”可是，回到法国之后，这个“法国人”却发现朋友们“纷纷表示惋惜……如此顺应天意的一场战争如今结出的都是苦果”。杰斐逊笔下的军官感到迷惑不解，这些善良的民众为什么会有如此错误的认识？

杰斐逊接着就把预设的答案摆了出来。他写道，因为他们看的都是英国人的报纸。“自从承认美国的独立以来，欧洲对大洋彼岸的境况一无所知，唯一的渠道只能是英国人的报纸。”他说，“但是这些报纸的报道都受到两个主导动机的支配：其一，阻止独立未遂而引发的根深蒂固的仇恨；其二，害怕他们的人民都移居美国而使国家变成空岛。”

这篇文章于1784年12月分两期登载在了《莱顿公报》上。杰斐逊懂得他那个时代的媒体的运作法则，他发表这封信是精心算计过的，目的就是通过自己得心应手的方式攻击敌人，改变公众的看法。

杰斐逊写信告诉弗朗西斯·埃普斯，他给埃普斯和自己的另一位连襟亨利·斯基普威思送去了成桶的白兰地（亨利娶了他已故妻子的一个姊妹），并且还计划从波尔多地区为埃普斯订购红葡萄酒。他也有自己惦念的美食：“如果有船从詹姆斯河开来勒阿弗尔的话，别忘了给我捎上一两打蒙蒂塞洛的火腿啊。”

1785年1月，从埃平屯传来了不幸的消息：杰斐逊年仅两岁的女儿露西因为罹患百日咳过世了。这种病“发作起来剧咳不止，像是要窒息一般……而且咳嗽是一阵一阵的，最后通常都要咳到呕吐为止。此外，它还会传染给其他人”。埃普斯夫妇也失去了一个女儿。伊丽莎白·埃普斯在信中写道：“蒙此不幸，言语无法描述我内心的痛苦。一场可怕的百日咳夺走了我们两家的两个女儿，两个可爱的露西，她们的病故前后相隔还不到7天。我家的露西先走……她不停地剧烈咳嗽，咳得全身都抽搐起来，撑了一个星期便去了。你的可爱天使卧床了一个星期，尽管也受了很多苦，好在没有剧烈发作。她的意识一直都很清楚，临去前还清楚地叫我，说她想要喝水……得了这样的重病，无法想象如何忍受。”

还是她的丈夫弗朗西斯·埃普斯把残酷的真相告诉了杰斐逊。他说，两个露西“都遭受了极大的痛苦，我从没见过还有哪个与她们同龄的孩子遭这样的罪……医药根本无能为力”。杰斐逊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心情，可以从他问候二女儿波莉的话中看得出来：“代我向埃普斯夫人转达深切的慰问。请她为我吻一下我最最亲爱的女儿波莉。噢！我多想自己能够吻一下她呀！”

露西的死对处在困难关头的杰斐逊来说是雪上加霜。“杰斐逊先生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而且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阿比盖尔和约翰·亚当斯的女儿纳比·亚当斯在日记中写道：“这个孩子（露西）出生的时候，他的妻子过世了，他为此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一度离群索居。现在这个消息对他的打击相当大。”

冬天到了，杰斐逊开始厌恶起巴黎的潮湿。“看看我吧，终于来到了浮华的欧陆！”他在1785年写道，“在这里，我发现人类的命运只能说是可悲可叹。伏尔泰话中的真理永不过时，这里的每个人不为刀俎，便为鱼肉。”尽管杰斐逊深深地喜爱法国，但旅居国外让他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他写信给门罗说：“上帝啊！我的同胞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承认我之前也跟他们一样。”这是拥护共和的杰斐逊——一位政治哲学家——发出的肺腑之言。他拒绝相信，也许有一天美国会和旧世界的众多国家一样，走上君主专制、神权至上和贪污腐败的道路。

一直等到来年春天，杰斐逊的情绪才有所好转。5月初，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个人决定：要想办法让一家人团聚。他每天都要散步6~8英里，好让自己不去触及心中的哀痛。露西已经不在了，他这时迫切地希望波莉能够到巴黎来，跟他和帕茜在一起。他在1785年5月给弗朗西斯·埃普斯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必须让波莉也到巴黎来。4月1日到9月不宜航行，这让我们有时间考虑周详——能在弗吉尼亚雇个妇人陪同她一起过来吗？”

美英两国本就不睦，现在关系更是每况愈下。约翰·亚当斯获任驻英大使，他和阿比盖尔·亚当斯从巴黎移居伦敦。在伦敦，阿比盖尔十分想念杰斐逊。她于1785年6月写信给杰斐逊：“我想我好像在哪儿听人说过，不管是谁离开巴黎，或多或少都要感到愁闷。我承认，我极不情愿扔下我在巴黎的花园，它无可取代。更糟糕的是，我不得不中断与一位可敬的朋友日益深厚的友谊，只有在这位朋友面前我才能兴之所至，无话不谈。他不必担心自己的位置在这里被别人取代。早晚有一天，他也会来到英国。”

杰斐逊成为唯一的美国驻法使节。他在给一位英国记者的信中谈道：“我国人民对你们国家的怨愤情绪正在发酵，或者倒不如说，这种情绪正是受到你们国家的感染。只有上帝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不过可以肯定，不是一个极端，就是另一个极端，正如两个热恋的情人不会懂得什么叫适可而止。”

杰斐逊认识到，如同情人或密友关系一样，敌对和疏远也没有中间地带。处在热恋之中，或者热恋过，再想成为普通朋友根本不可能。要么全情投入，要么各奔东西，因为感情一旦冷却，让它保持余温是相当困难的。在这样的情形下，人性往往倾向于再度全力燃起激情的火焰，或是干脆放弃这段感情，把它永远冰冻起来。总有一天，美国和英国必须做出抉择：是做永远的敌人，还是永远的爱人。

对外国势力在美国国内活动的担忧从未消散过。约翰·杰伊在1785年7月写给杰斐逊的信中说：“有情报显示（尽管情报的来源不是百分百可靠，但很多人都相信确有其事），英国人正通过提供免费的粮食、农具等，诱使我们的人民在我们的疆界内定居，但接受他们政府的保护。”

拉尔夫·伊泽德是一位参加过大陆会议的前外交官，他从南卡罗来纳州给杰斐逊写来的信使杰斐逊更进一步确认了自己对美国命运感到的忧虑。“据说英国人在背后怂恿海盗国家攻击我们的船只。如果这个消息得到证实，我赞同和英国开战，而不是去打阿尔及利亚。”伊泽德写道，“不幸的是，我们国家现在的状况，使我国没办法跟任何一国打仗……在现任政府下，美国的收入尚不足以抵偿国债。我们拿什么钱支持战争呢？”

伊泽德纵览大局，其中也包括他认识到了美国的政客在国家治理上的失败。“我们的国家一味追求民主。一个手艺人都知道，想要学到手艺，得从学徒做起。可是我们那些偏远乡下的同胞却认为，政治家和诗人一样都是天生的。”

和写诗一样，从事政治确有一部分要靠灵感，但它同时也是一门需要不断练习的技艺。这一点伊泽德说得很清楚，杰斐逊心里也很明白。这个他在威廉斯堡时期就已经学到的经验教训，现在在一洋之隔的欧洲大陆同样令他大受裨益。

第十九章
知识的世界

能否劳烦您为我觅得一副鹿角，越大越好？

——托马斯·杰斐逊写给阿奇博尔德·卡里的信

杰斐逊发现，在法国购物真是太棒了。他不断购买银器、瓷器和佳酿。他对新发明磷光火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买了3打送给在美国的朋友。他还自掏腰包观看歌剧、意大利式喜剧，偶尔还参加在杜伊勒里宫的大剧院举行的圣灵音乐会（杰斐逊初次参加这一音乐会时有幸聆听过韩德尔作曲的一支歌）。他在巴黎居住的5年内，总共购入了60多幅画作，其中很多是肖像，或者以宗教为主题。值得一提的有：一幅《浪子》、一幅《德谟克利特与赫拉克利特》、一幅《圣彼得的哭泣》、一幅《抹大拉的玛丽亚的忏悔》，以及一幅《希罗底手持施洗约翰的头颅》。

杰斐逊曾经两次参加过在巴黎歌剧院举办的化装舞会。舞会晚上11点开始，要到次日早晨6点才结束。（有一次，他和约翰·亚当斯的女婿威廉·史密斯成为一位放浪的男爵夫人追逐的目标。史密斯叙述道：“杰斐逊落荒而逃之后，这位夫人就把她的利爪伸向了我。”）每星期二是大使日，杰斐逊照例要到凡尔赛宫觐见。他也常到帕茜寄读的潘塞梦皇家修道院看望女儿。这个修道院由西多教团的修女主持。他在写给一个身在弗吉尼亚的妹妹的信中说：“这所学校提供的教育可以说是法国最好的，这里的教师也是最优秀的。”

他曾试过和巴黎人下棋，结果发现他们的棋艺远在他之上。他初到巴黎时，曾受邀加入过皇家宫殿的象棋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都是上层人士。他的一个外孙女回忆道：“我曾听他说过，他刚到巴黎的时候，参加过一个象棋俱乐部，结果马上就被打败了，而且是转瞬就一败涂地，结果他彻底放弃了与人对弈。”他这个人不喜欢输的滋味。

杰斐逊一心想要结交巴黎这座城市的知识圈子的成员。1785年6月，他前往萨努瓦拜访德·乌德托伯爵夫人，寄望这趟行程“为我打开大门，与围绕在伯爵夫人周围的文人学士交上朋友”。杰斐逊在那里听到了一只夜莺的鸣啭，并就此评论道：“尽管它的歌声几近完美，但我仍要毫不犹豫地宣称，若是放在美国，夜莺只能屈居季军。毋庸置疑，我们国家的嘲鸫和狐色鸫的歌声要比它动听得多。”

对于欧洲文化和政治正反两面的矛盾，杰斐逊始终态度暧昧。旅居国外时，他不知疲倦地倡导美国的事物；回到美国国内，他又不遗余力地宣扬欧洲的事物。他就这样游走在两个世界之间，向新世界传达旧世界的精粹，又向旧世界介绍新世界的裨益，他自觉扮演起中间人和公断者的角色。从政治理念到伦巴第杨树，从建筑风格到意大利面食，杰斐逊把自己置于这场跨大西洋对话的中心——当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祖国效力。

他到处寻访最优秀的艺术家。弗吉尼亚的官员交给杰斐逊和富兰克林一项神圣的使命：委托创作一尊华盛顿雕像，陈列在弗吉尼亚新州府里士满。杰斐逊为此找到了最佳的人选——乌东。杰斐逊视他为同时代最伟大的雕塑家。他在写给华盛顿的信中说，乌东想要前来美国“面见您，以便创作这座半身像”。

杰斐逊能对获得的任何一点儿知识都加以利用。1785年8月，他写信给约翰·杰伊：“国会想必有兴趣知道，这里的火枪制造技术出现了新的进展。每个零件都按照完全一样的规格生产，从而使得属于某支火枪的部件，可以用在军械库中其他任何一支火枪上面。”他还要求乔治·华盛顿“讲讲布什内尔在战争期间的潜水艇航行试验，不管记得多少都行。还有，你认为他的方法能够成功摧毁战船吗？”他给约翰·杰伊寄去了有关法国海军的文件资料，因为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们想要”建立一支海军部队。

布丰伯爵认为相较欧洲来说，美洲的动物都是次等的，杰斐逊花了大力气想要说服他情况并非如此。他托阿奇博尔德·卡里为他觅得一对雄鹿的鹿角：他打算拿着这个本土实例证明自己所言非虚。杰斐逊到访过一所盲人学校，学习这所学校的教学方法（他自己还有一本有关教授聋哑人的书）。他和杰出的法国政治家和植物学家马勒塞布也有往来：他用美国的坚果和浆果跟马勒塞布交换法国的葡萄藤植物。他还对美国探险家约翰·莱迪亚德的计划表示大力支持。莱迪亚德当时人在巴黎，他称杰斐逊为“我的兄弟”。莱迪亚德正计划一次远征，从西伯利亚出发，到堪察加半岛，再从那里到北美洲，到大西洋。

杰斐逊所处的位置得天独厚。1785年4月，詹姆斯·麦迪逊牧师从威廉斯堡给他写信：“了解自然科学领域的进展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不过，您几乎是我们唯一的消息来源。”祖国人民对信息的渴望可见一斑。麦迪逊在这封信的附笔中还说：“罗尚神父就他在光学方面的新发现有无再发表过文章？其效应是如何产生的？水晶的比重具体是多少？它和其他水晶石有什么不同？”杰斐逊十分高兴地一一解答了他的问题。

为约翰和阿比盖尔·亚当斯购物也是杰斐逊的一大乐趣。他买了一件罗马神话中战神玛尔斯的瓷器小摆设，并且和之前买的智慧女神密涅瓦、月亮和狩猎女神狄安娜、太阳和音乐之神阿波罗凑成一套，要送给阿比盖尔：“我想，这些摆设放在美国大使驻伦敦宅邸的桌上再合适不过了。英国人都不免要瞧一瞧，并且领会到，尽管智慧是我们的向导，音乐和狩猎带给我们至上的欢乐，但我们同样崇拜战神。这个守护神推动了我们国家的诞生，接受了我们的献祭，捍卫公义，打抱不平。”（遗憾的是，这些小瓷器在运往伦敦的途中打碎了。）有一次，他还受托给亚当斯夫妇的女儿阿比盖尔·史密斯寄去紧身褡。“他希望衣服合身，”杰斐逊在信中以“他”自称，“史密斯夫人未能将她的尺码相告……如果衣服太小了，不妨摆上一段时间。要知道世事仿如潮汐，有起也会有落。”为了报答杰斐逊的好意，约翰和阿比盖尔·亚当斯请人在英国为杰斐逊裁衣做鞋。

1785年9月，他写信告诉阿比盖尔·亚当斯：“我终于找到了一处房子，比起眼下住的地方，要合意得多。”这栋房子是朗雅克府，就在香榭丽舍大道和贝里街的拐角。他在1787年给尼古拉斯·刘易斯的信中提道：“我在自己的花园里种植玉米，这样可以供应自家的餐点，吃上自家的蔬菜。”

园艺维系着他与遥远祖国的感情纽带。“我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不再能够轻易适应新的礼仪和新的生活方式了：我仍怀有原始的性情，喜欢森林，喜欢荒野，喜欢蒙蒂塞洛自给自足的生活，更胜过这个花花之都五光十色的欢愉享乐。”

不过，他实在称不上是一个野蛮人。1788年，一位在伦敦研读法律的年轻的美国学生托马斯·希彭前来巴黎拜会杰斐逊，他后来写道：“我发现，尽管在满屋子的人当中，杰斐逊先生衣着最为朴素，身上挂的绶带和勋章最少，但他总是所有外交使节当中最获追捧、最受殷勤招待的，即使是那些朝臣也不例外。”

他的公务活动开展得游刃有余。1785年，拉法耶特从巴黎写信给马里兰州医生和政治家詹姆斯·麦克亨利，信中这样说：“他简直就是公正诚实、开明睿智的化身。每个认识他的人都尊敬他、喜爱他。”在1787年发表的一篇随笔中，意大利路易吉·卡斯蒂格利奥尼伯爵写道：“杰斐逊先生年约五十，身材瘦削，看上去严肃谦逊。初见之下，他杰出的才华并不显目。但是，只要和他聊起他自认有所涉猎的各类话题，人们很快就能发现，他见识高卓，心思敏锐。”

杰斐逊总是能够对他周围的世界迅速地做出判断和评估，对政治、科学、社交都是如此。他曾向一位美国朋友描述他在法国的那些年里巴黎人的生活，从这些描述中能够清楚地看出他的上述能力。他生动地勾勒出“巴黎空虚的熙攘喧闹”背后日常的琐碎：

上午11点，一位巴黎贵妇的一天开始了。窗帘拉开，她把头发捋得略像点儿样子，便半倚在靠垫和枕头上，读读信件便笺，了解一下亲朋好友的安康。接下来，她给一些相识之人写写信，然后在家里接待来访的客人。如果客人不多，她还可以出去走走，在皇家宫殿的花园和店铺间闲逛。不过她得抓紧时间，因为该做头发了，这时间可就长了！能赶得上吃饭已经是谢天谢地！饭后犯懒消食一阵，她便忙不迭地穿街走巷，访亲拜友，这大概要花上半个钟头。之后是去剧院看戏，看完之后又再花上半个钟头的时间进出密友的家，便可以吃晚餐了。吃完晚餐便是打牌，打完牌便上床睡觉，直到第二天中午起身，像拉磨的马一样，再把头一天的路线跑上一遍。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消磨，除了眼前的事物之外看不到任何目标：永远都在想办法躲避无聊……永远都在追求快乐，都总差一步。如果死亡或者破产打破了这个轮回，那也不过是晚上多了一个闲聊的话题，到了第二天早晨便都忘得一干二净。

这就是杰斐逊对法国人日常文化的看法。他在政治上也存在担忧，忧虑法国人是如何看待美国的。他在1786年2月写给麦迪逊的信中说：“欧洲的政治现实要求我们，在一切对外事务上，都务必作为一个国家主权，坚定地保持一致。还必须牢记：一个国家如果无法赢得尊重，便会招来羞辱，引发战争。”（他还向麦迪逊索要“一两百个美洲山核桃果。这样我便能够满足这里一些重要人物的愿望，而我也不胜乐意这样做”。）

在国内，麦迪逊在中央政府的权力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这是他和杰斐逊两人共同忧虑的问题。在安纳波利斯召开了一次大会，讨论贸易相关问题。大会结束时，召开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呼吁被提了出来。尽管进展缓慢，但实有成效。首先，各州必须同意派代表参加会议；其次，这些代表须拟订一个方案；最后，这个方案务必在各州批准通过。麦迪逊说：“我几乎对成功感到害怕。”

在法国期间，杰斐逊开始思考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有一个能够擦出思想火花的同伴讨论这些问题：1787年仲夏，托马斯·潘恩来到巴黎拜访杰斐逊。

潘恩是个紧身褡裁缝的儿子，1737年出生在英格兰诺福克郡的塞特福德镇。潘恩从小在宗教思想冲突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他的父亲是贵格会信徒，母亲却是一个英国国教会律师的女儿。潘恩幼时受洗于英国国教会，但有时也参加贵格会的集会。

1776年，潘恩撰写的小册子《常识》销售超过50万册，极大地鼓舞了北美民众。随后，他又分别于1791年发表抨击君主制的《人的权利》，于1794~1795年发表反对有组织宗教的《理性时代》。他言辞激昂，笔调铿锵，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潘恩和杰斐逊成为朋友，并且长期保持通信往来。他们对未来怀有共同的愿景：一个开明的新世界。不过杰斐逊从来没有忘记过一点：为了纯粹的理想而牺牲实在的进步，不愿做出任何妥协，是有勇无谋的莽夫所为。

约翰·亚当斯希望杰斐逊能够来伦敦。他当时和来自的黎波里的大使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气氛友好，双方头上裹着穆斯林头巾，抽着烟斗，喝着热咖啡。会谈之后，亚当斯相信，有可能和这个地中海强国达成一项协议。他担心，如果协议无法达成，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多年经营将受到威胁。他对杰斐逊说，“之前所做的努力、花费的金钱将会全部付诸东流”，并且认为，该地区可能发生一场战事，“战事将持续多年，除非立即采取更多的行动制止”。1786年2月21日星期二，他写信给杰斐逊，要求他前往英格兰一趟。

杰斐逊答应赴约。他对帕茜说，自己很快就会回来，甚至不用等她的信寄到伦敦。“给你请一位绘画老师的事等我回来再说，”他告诉她，“我希望到了那个时候，你的琴艺已经大有精进。不用说你也知道，你在任何合宜、有益的方面取得进步都会让我万分高兴。”

就这样，杰斐逊到了伦敦。在一次约翰·辛克莱爵士做东、许多内阁大臣就席的宴会上，他被安排坐在一位克拉克将军旁边，这位将军是个苏格兰人。“他先挑起了美国事务的话头，并且在谈话中告诉我说，如果现在美国向英国议会提出请求，希望重新承认英国为宗主国，将被绝大多数票否决。”

杰斐逊不敢相信他听到的话。“他说这番话完全是认真的，而且我认为，席上的宾客同样是这种态度，甚至英国举国上下都可能是这种态度。”在杰斐逊看来，“（伦敦）本届内阁的目标就是大力鼓吹眼下国内的繁荣景象，让国民欢欣雀跃，相信没有了美洲殖民地，英国只有得，没有失。他们是真的相信这一点。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啊！”

表面上，他既没流露出愤怒，也没表现出困惑，其实他是把自己的愤怒掩藏了起来。弗吉尼亚及其后多年的生活历练赋予他一种能力：无论内心多么波涛汹涌，表面都可以表现得波澜不惊。他通常能够娴熟地掌控自己的情绪。杰斐逊的一个朋友曾这样评论道：“在我认识的人当中，遭遇人生的种种不快时，再没有人比杰斐逊先生更不以为意了。他知道世事不遂意者十之八九，因此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够把这一点估算在内。碰上情绪激动的时候，他只要在心里默默数到10，便能够一如平常地谈论任何话题。”

在伦敦期间，他和亚当斯觐见了英王，结果却发现，“国王乔治三世和王后夏洛特对亚当斯先生和我本人的接见无礼至极”。不管人们对杰斐逊做何评价，没有人会说他是一个不懂礼貌的人，因此英王和王后极不友好的态度——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两位觐见者给汉诺威王朝带来了极大的羞辱——更验证了杰斐逊对世袭权力一贯以来的看法。

他在英国报纸上读到的对美国的恶意攻击令他深感震惊。杰斐逊对阿比盖尔·亚当斯这样评论道：“根据这些报纸的报道，美国到处充斥着种种人类最可怕的罪行：暗杀、自杀、偷盗、抢劫。而比暗杀、自杀、偷盗和抢劫更糟的，是最恶毒的污蔑！”他向阿比盖尔交心地讲了自己的看法：“这样的职位我恐怕难以胜任。我不喜欢困难，我喜欢在不受打扰的环境中尽我自己的职责。污蔑和诽谤会扰乱我的心绪，最后逼得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职位。这些是我的弱点。而亚当斯先生依靠理智的头脑和您的协助能够幸运地克服它们。”

在杰斐逊返回法国之前，他和亚当斯决定花上几天的时间参观英国的园林。于是两个人便一起旅行，一边热烈亲密地交谈，一边赞叹不已地欣赏园艺大师的鬼斧神工，这些大师凭借极具创造性的想象力，将工匠的巧思与天然的谐趣浑然融为一体。

回到巴黎之后，杰斐逊开始操心起把波莉从弗吉尼亚带来法国留在自己身边的种种事宜。他写信给弗朗西斯·埃普斯：“我在这件事上焦虑不安，总觉得自己遗漏了什么细节。幸好你和埃普斯夫人办事稳妥周到，免去了我不少烦扰。请埃普斯夫人代我亲吻我亲爱的女儿波莉，我的心里无时无刻不记挂着她。”

结果他收到了一封简短的来信，信里面只有一句话：“亲爱的爸爸，我想要见你和帕茜姐姐，但你得到埃普斯姨父家来。”

杰斐逊不得不和一个7岁的小孩子讲道理；他写信给波莉说：“我非常想见你，因此希望姨父和姨妈能够把你送到我身边来。我亲爱的波莉，我知道你舍不得离开姨父、姨妈，还有你的表兄、表姐，可是你姐姐和我不能没有你……你到了法国之后，会有老师教你弹琴、绘画、跳舞和法文，还能学会许多其他的东西，你的朋友一定会更加爱你，并且为你骄傲。最重要的是，只有来到我们的身边，受到我们的关爱，你才会更加爱我们；如果你和我们远隔重洋，你对我们的爱便不会那么深切。”

在黑暗的时期，查尔斯·汤姆森给他写来了一封信，信中洋溢的乐观情绪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安慰。信里写道：“我可以大胆地断言，全世界再没有哪一国的人民比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民更加快乐，更加迅速地取得进步。人口在增长，新的房子建造起来，新的土地开拓出来，新的定居点和工厂不断涌现，其速度之快，简直超乎想象。”

这正是杰斐逊所希望看到的。

第二十章
头脑和心灵

我的朋友，我们并非永生不死，又怎能要求快乐永驻？没有不带棘刺的玫瑰，也没有不掺杂质的欢愉。

——托马斯·杰斐逊

一位与她同时代的人这样写道：她“身上流着英意两种血统，一头金发，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体态婀娜……多才多艺，尤其在音乐方面颇有造诣”。玛丽亚·科斯韦，本名玛丽亚·路易莎·凯瑟琳·塞西莉亚·哈德菲尔德，1759年出生在佛罗伦萨附近——她比杰斐逊年轻16岁。她的父亲是个旅居海外的英国商人，在意大利经营一家很受欢迎的旅馆。历史学家海伦·杜普雷·布洛克曾详细记叙了玛丽亚·科斯韦的生平。据她所述，这个年轻的女孩从小家境富裕，深受艺术和宗教的影响。她年幼时差点命丧乳母之手，这个乳母在此之前已经杀死了哈德菲尔德家的4个孩子，因为她深信，自己是把这些孩子仁慈地送回上帝的怀抱。幸好有人听到她对玛丽亚说，“小可爱，我已经把4个孩子送往天国，我也要把你送去”，于是及时制止，才避免了又一出悲剧的发生。在此之后，玛丽亚被送到修道院接受教育，一面深造视觉艺术（她于1778年获谁进入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学习），一面为教会服务（她是圣母往见修道院的管风琴手）。

年轻漂亮的玛丽亚后来前往伦敦，进入了流光溢彩的伦敦社交圈。当时活跃在这个圈子里的，有作家詹姆斯·博斯韦尔、画家约书亚·雷诺兹爵士和安杰莉卡·考夫曼，以及收藏家查尔斯·汤利。她遇到了理查德·科斯韦，一个行为古怪但富有魅力且非常成功的微型图画画家。后来两人结了婚。有人这样形容科斯韦：他是个“身材匀称的小个子”，只可惜“脸长得像只猴子”。科斯韦个性张扬，雄心勃勃，受到威尔士亲王的赏识，而他在蓓尔美尔街的住所也成为伦敦的时髦沙龙。古董收藏家约翰·托马斯·史密斯描述道：“他把自己的新宅装潢得如画卷一般，而且奢华堪比王侯。没让画家把每个房间都描画下来真是太可惜了。这里的许多房间不像是居住场所，倒像是诗人幻想着施了魔法所勾勒出来的。”家具镂花镀金，上面覆着“最昂贵的热那亚丝绒”；象牙雕的橱柜；镶嵌的桌子，四足都刻成雄狮或老鹰的形态；玳瑁壳和金色铜制成的巨大音乐钟滴答作响；“古代……日本”的屏风下铺着波斯地毯。

对科斯韦夫妇的影响力，学者威廉·霍华德·亚当斯详细搜集过当时人们的评价。其中英国文人威廉·黑兹利特曾这样写道：科斯韦夫妇“有点儿像是一对搭档，他们持家的做派如此特立独行，令他们的新邻居都感到惊奇……于是成为城中人们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有一次，在科斯韦夫妇举行的一个派对上，作家兼政治家贺拉斯·沃波尔曾看到德·埃翁骑士当场教宾客击剑。这位骑士平时着女装，是当时闻名遐迩的异装癖者、外交家和间谍。皮埃尔–弗朗索瓦·于格，杰斐逊通过科斯韦夫妇结交的一位友人，曾为两部情色作品《十二位恺撒私人生活纪》和《罗马贵妇私密仪式纪》绘制插图。

1786年夏末，于格和科斯韦夫妇在巴黎结识了艺术家约翰·特朗布尔，其后又经由他介绍，认识了美国驻法大使。

杰斐逊当时的心情好极了。他正在做自己最热衷的事情：一趟悠闲自得、目的崇高，而且具有实用价值的巴黎寻访之旅。他在巴黎穿街走巷，探索建筑艺术，希望能够将欧洲最卓绝的建筑创新用于美国的建设。

杰斐逊同特朗布尔一道前往拜访建筑师雅克–纪尧姆·勒格朗和雅克·莫利诺斯，这两位建筑师设计了巴黎谷物交易所的穹顶。穹顶采用木制排骨架结构，排骨架间镶嵌玻璃，阳光透过玻璃，产生令人惊叹的采光效果。杰斐逊认为它是“地球上最精美的事物”，并且急着想要了解更多，于是便有了到圣弗洛伦廷街6号的这次拜会。在这里，杰斐逊和特朗布尔遇见了科斯韦夫妇。

玛丽亚当时27岁，她的美貌令时年43岁的杰斐逊一见倾心。她娇艳丰厚的双唇、熠熠生辉的紫罗兰色眼睛、梳着时髦发型的一头金发，这一切似乎即刻就点燃了杰斐逊对她的热恋。可以说，他陷入了那双迷人眼睛的深潭里，几乎一个月都没有浮上水面呼吸。

他一心只想着和玛丽亚做伴，其他的一切都顾不上了。那天杰斐逊本来已经有了应酬，答应要到罗什富科公爵夫人府上做客。现在他只好编造借口——不过编得并不太高明——派人向公爵夫人传话，有外交公文送到，“需要立即处理”。他的同伴也都加入这场“阴谋”中来。杰斐逊写道：“每个人当天都有约在身，可是为了能够一起进餐，大家都牺牲了自己的应酬。”

这一天过得近乎完美。玛丽亚虽然会说多种语言，可她的英语并不太流利，这或许倒为杰斐逊和她的交谈更增添了异国情调和迷人魅力。杰斐逊、科斯韦夫妇和特朗布尔一起在圣克卢用餐，观赏了一场焰火表演，又前往拜会了作曲家兼竖琴演奏家约翰·巴普蒂斯特·克伦普霍尔茨。

终于到了分别的时刻。不过，对杰斐逊和玛丽亚来说，他们虽然短暂但炽烈的恋曲才刚刚开场而已。在这段时间里，杰斐逊举手投足间都表现得像个坠入爱河的人。理查德·科斯韦可能察觉到了，也可能没有；即便他察觉到了，也很难说他真的在意。在科斯韦夫妇的圈子中，调情甚至更有过之的，都不过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杰斐逊自己的圈子中，这种事也算不上什么新闻。追求得不到的人，这样的事在他来说并不是头一遭，贝琪·沃克就是一个例子。

不过，1786年初秋的这段时间，是他第一次能够大胆展开一段恋情，而几乎不必担心受到周围人的指摘。杰斐逊面临的唯一危险在于：如果詹姆斯·博斯韦尔所言属实，那么玛丽亚“对待男人就像对待狗一样”。

他愿意冒这个险。日子一天天从指间溜走，不知不觉中，8月过去，9月来临，巴黎完全成了他们两个人的世界。从圣日耳曼到讷伊大桥，从塞纳河两岸的山丘到许多僻静的精巧园林，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杰斐逊觉得“每一刻都令人感到愉悦”。两人都很喜欢到处游览。巴加泰勒堡是一栋新古典主义穹顶建筑，由国王的弟弟德·阿图瓦公爵修建。黑兹花园是一座占地广阔的园林，园中有一栋建在古典石柱之上的4层花房，由弗朗索瓦·拉辛·德·蒙维尔建造，（“石柱的主意是多么了不起啊！”杰斐逊感叹道，“螺旋楼梯也美极了。”）杰斐逊和玛丽亚身处无人打扰的世界。“时光之轮转动的速度是马车的车轮无法想象的，”他说，“可是，到了晚上，回想起一天的光景，我们有多少快乐啊！”

这期间有一次，杰斐逊的右手手腕脱臼了。他神神秘秘地不愿吐露自己究竟为什么受伤。（1786年10月，他写信给威廉·史密斯说：“完全是一个低级的愚蠢错误。”）这个小插曲——可能是充好汉翻越围栏导致的——发生在9月18日当天或之前的某个时候，就在1786年9月11日美国国内各州的代表召开安纳波利斯会议之后几天。

在他休养期间，玛丽亚给他写来了信：“出于私心我希望……能够在席间为您服务，给您帮忙，并在餐后演奏音乐，分散您的注意力，使您不致感到过分疼痛。”

杰斐逊对自己手伤的疼痛程度毫不掩饰。“手腕的疼痛让我一夜没能合眼，”杰斐逊给玛丽亚写信道，“因此我感到万分遗憾，不得不推却您迷人的陪伴。我已经派人去请一位医生来，看看伤情变化是什么原因。希望只是昨天乘坐马车时路面颠簸所致。如果您今天不打算动身，那我还有机会再见到您；如果您今天便要离开，不管您去哪里，愿上帝保佑您……告诉我您今天不打算动身吧。”

玛丽亚即将离开巴黎，她立即给杰斐逊写了回信：

对造成了您（夜间）的痛苦，我感到非常抱歉……您当时再三坚称说不会出什么意外，我因为希望有您陪伴，也就没有坚持反对……我会从英格兰给您写信。我无法想象失去您这样一个遂意的朋友在身边的生活。我不想对您多加溢美之词，因为再多的赞美对您来说也是不够的。您的好意我铭记于心，想起我们一起共度的快乐时光，我便满心欢悦。期望来年春天我们能再相聚。

1786年10月9日，约翰·特朗布尔从安特卫普递来一张便笺：“科斯韦夫妇冒雨赶了一夜的路，已于今天凌晨3点抵达。”

他后来在信中告诉她，道别是他“最后一件悲伤的职责”。他于1786年10月12日写了一封剖白心迹的长信。这篇4 000多字的散文（比起一封常规的信，这更像是一篇散文）是这样开头的：“我独自一人坐在炉火边，深感悲伤。我的头脑和心灵进行了如下一场对话。”在这篇杰斐逊用左手写下的文章中，他对人性，尤其是对自己的性格，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头脑：啊，老友，你这副模样可真妙极了。

心灵：我实在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儿。悲伤浸透了我全身上下每一处毛孔，叫我无法承受。我情愿上刀山下火海，也不愿受这情感和恐惧的折磨。

头脑：这便是你的激情和轻率带来的必然后果。你一再引领我们陷入这般困境。的确，你也承认自己犯下了愚蠢的错误，可你仍义无反顾地拥抱它们，珍视它们。你若不知悔改，便无法重生。

心灵：噢，老友！现在不是指摘我缺点的时候。我已被悲伤撕得粉碎！如果你有治伤的良药，请将它敷在我的伤口上；如果没有，也请不要在我的伤口上撒盐。在我如此痛苦的时刻，就放我一马吧！换作其他任何时候，你的批评我都悉心接受。

头脑：恰恰相反。你情场得意的时候从不听从我的劝告；在你遭受痛苦的时候，或许能够认清自己的愚蠢，但一旦不再发作，你便好了伤疤忘了疼。因此良药虽然苦口，劝你服药是我的职责所在……

心灵：老天啊，我绝不相信他们就这样一去不返了！

头脑：希望你能够看清自己是多么鲁莽，将感情毫无保留地投放到很快就会失去的人儿身上，而且失去他们将带给你极大的痛苦。记得最后一个晚上，你得知你的朋友就要离开巴黎。光这一点便足以让你陷入苦恼的深渊。你整夜辗转反侧，不能成眠……你一再招惹这些痛苦。为了避免我们永受折磨，下次搅扰安宁前，你必得三思而后行。世上的一切事物均经过计算，因此行动之前一定要慎重考虑，掂量再三。天平的一端放上任何一件事物带来的欢愉，另一端便要放上随之而来的痛苦，看看究竟孰轻孰重。结交新友不可等闲视之，交友的机会出现时，需要全盘考虑。究竟是裨益大，还是烦恼多？不要一口咬上欢愉的鱼饵，除非知道鱼饵后没有锋利的钓钩。生活的艺术是避免痛苦的艺术：谁能成功避过围堵的暗礁浅滩，谁才是出色的领航员。欢愉总是在前方向我们招手，灾祸亦如影随形：在追逐前者的时候，后者往往已将我们绊倒。抵御痛苦最有效的方法是从自身寻找快乐……朋友不幸早逝，或是远离我们而去，我们觉得像是断了一条臂膀；朋友卧病在床，我们得要照看他，分担他的痛苦；朋友的财富毁于一旦，我们必得解囊相助；朋友痛失儿女、父母或伴侣，我们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

心灵：世上哪有比这更神圣的欢乐：为上帝夺去的好友留下悲痛的眼泪；照看病榻上的好友，为他减轻乏味和痛苦；和倾家荡产的好友一起分享面包！这个世界确实苦难无边，我们必须相互分担沉重的包袱……造化让我们共居一人之身，又让我们统辖不同的领地。头脑啊，你分得科学之地，我则分得道德之壤。倘若需要求取圆的面积，或是绘制彗星的轨道，倘若需要探知哪个拱顶支承最大，哪种固体电阻最小，都得交给你来处理，造化没有赋予我认知科学的能力。同样的，你不会懂得同情、仁慈、感激、正义、爱情和友谊，因为造化没有教会你认知情感，它们都在你的掌控之外，只得交给我来处理。道德对人的快乐至关重要，不能冒险让捉摸不定的头脑担此重任。因此，造化将道德的基础立于情感，而非科学。她将科学赋予所有人，因为所有人都需要；情感则只赋予少数人，因为少数人拥有已足够。我知道你装作掌握了至高权力，能够操控我们的一切行为，有时你庄重的格言和警句令我肃然起敬，我想要做正确的事，因此听从你的劝告……可是如果刺刀威逼我们的国家，让我们做出不义之举，这时主宰的是头脑而不是心灵，那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一定是高高挂在哈曼的绞架上[9]。你忙着计算财富、比较数字，我们则不惜抛洒温热的鲜血。我们倚靠一腔热情抵抗物质，顾不得自身的性命安危，拯救国家于存亡之际。这同时也是顺应天命，因为上天的旨意是永远要做正确的事，剩下的都交给她来裁夺。长话短说，我的朋友，记忆所及，你的建议从来只会让我作恶，而非行善。因此，我郑重禁止你插手我的一切事务。随你在白纸上画多少三角形和正方形，随你如何摆弄它们……我的朋友，我们并非永生不死，又怎能要求快乐永驻？没有不带棘刺的玫瑰，也没有不掺杂质的欢愉。这是我们生存的法则，我们必须遵从。

那么，最后到底哪一方取得了胜利呢？头脑还是心灵？杰斐逊将最后的话语权和最高的赞美——美国革命的胜利——都赋予心灵，因此答案也就显而易见了。

收到信时，这封信的直接收信人倒不知道该怎样应答才好。玛丽亚写信给杰斐逊道：“您的来信得容我细细思虑一番，每个字都要体味一个小时，每一句都可以写成一本鸿篇巨制。”由于她英文不佳，信里接下来的内容都是些文辞不通的话。他们的友好通信往来断断续续保持了终生。

杰斐逊的信是他就相互冲突的人性问题最丰富的文学阐释。他将这些人性的冲动归类为理智与情感的冲突，虽有用但太过简单化了。比如，心灵既可以为情感所驱使，也可以为欲望所驱动，或是两者的结合。他对玛丽亚的情感是出自他的灵魂，还是激素，或者最有可能的是出自两者的结合？即使对杰斐逊本人来说，答案也并非清晰可见。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杰斐逊有深刻的自我认识，知道生活中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他心怀希望对待生活的危机，同时也认识到，心碎、失败、失望和死亡永远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不带棘刺的玫瑰，也没有不掺杂质的欢愉。”他笔下的这句话出自他的心灵，而非头脑。“这是我们生存的法则，我们必须遵从。”杰斐逊相信未来会比过去更加美好。他深知最有意义的生活是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为追求崇高的理想而奋斗，也懂得痛苦是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事物而必付出的代价。

[9]　哈曼：《圣经》故事人物，企图灭绝波斯帝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阴谋败露后被悬于75英尺高的木架上绞死。——译者注

第二十一章
你觉得我们的新宪法怎么样

因此，应该珍视吾国人民的精神，悉心培育他们关切国事之心。不要太过苛责他们的错误，应该教导他们改正。

——托马斯·杰斐逊

法兰西债台高筑，面临极其严峻的考验。到了18世纪70年代中期，部分由于其在美国革命中的军费支出，路易十六的波旁政府陷入了长期的财政危机。再加上饥荒肆虐，财富又积累在少数人手中，民众的怒火越发不可抑制。杰斐逊对普通法国人的贫困状况深感震惊；帕茜一直都忘不了他们初到巴黎的时候，乞丐把马车团团围住的情景。

君主制和法兰西迎来了空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税赋分摊不均，征收随意。王室的奢靡开支和战争的高昂军费成为两项最沉重的负担。然而，贵族阶级和神职人员身上却负担较少，因为他们大部分是免税的，相反，平民阶级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税赋。因此，社会关系极度紧张，阶级对立持续发酵。在1786年8月给路易十六的一份备忘录中，财政大臣查尔斯–亚历山大·德·卡洛讷这样写道：“眼下的形势，增税已经没有可能，借贷只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削减开支只是杯水车薪。”在卡洛讷的敦促下，国王召开权贵会议——这是150多年来的首次——商讨改革方案。“此事当然引起了举国上下的关注。”1787年1月杰斐逊在给约翰·杰伊的信中说。不过，杰斐逊并非鲁莽之辈，他在信中提到，解决如此严重的问题需要采取灵活的对策。

杰斐逊1787年3月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如果他们的提议超出了国民习惯上能够承受的水平，那么就可能遭遇失败，而且这将无限期地阻碍最终目标的达成。”

权贵会议失败了，召开三级会议的呼声高涨起来——呼吁者包括拉法耶特侯爵。三级会议是贵族、神职人员和平民在中世纪设立的制度，其目的是为了辅佐君主。此前的最后一次三级会议召开于1614年。

希望进行大规模改革的脚步加快了。一位民主派人士在三级会议即将召开之时写下了下面这段话，真切地反映了时代精神：“我们谈论着要为国家制定一部新的宪法，（就好像）这是一件轻而易举、自然而然的事情。”他继续写道：“在那些日子里，狂喜的人们只看到希望，只知道庆祝，几乎不去考虑，在自由的第一根地桩打下之前，在遭到封建君主、特权教士、大行会和旧习俗反对的原则确立之前，我们还有无数的障碍需要克服。”

正当法国人民处于君主专制的水深火热之中时，美国民众却面临完全相反的问题。“我国政府的碌碌无为一天比一天更有甚之，”约翰·杰伊1786年10月给杰斐逊写信说，“国家债务累累，国库空虚，只能寄希望于人民的智慧或是激情带来变革。”

问题在于到底是依靠智慧还是依靠激情。在新英格兰，由于沉重的债务负担，一个独立战争老兵丹尼尔·谢司领导的团体发动了起义。杰伊告诉杰斐逊：“马萨诸塞眼下法纪败坏。”

1786年11月间，约翰·亚当斯写信给杰斐逊，期望消解他对谢司起义的忧虑。“对最近发生在新英格兰的动荡不必过分担忧，”亚当斯写道，“事情的起因是马萨诸塞州议会过分心急地想要摆脱债务。他们征收了一项新税，结果超出了人民能够承受的范围。不过一切问题最终都会得到解决，经过这场暴乱，政府只会变得更加强大。”

杰斐逊松了一口气，他对亚当斯说：“只要大家都理性地处理问题，那就不必担心局势会失去控制。”

当然，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英国人会利用这一时机给美国制造麻烦吗？杰伊写信给杰斐逊说，美国领土上可能有加拿大人的阴谋活动，通过“马萨诸塞的叛乱者和一些加拿大领导人物之间存在的某种默契”。杰伊还担心，英国人可能会利用一种“趁机捣乱的观点”：“美国大西洋沿岸各州和西部各州的利益是相悖的”，以及“后者的发展将损害前者的利益”。

杰斐逊给在美国的一位记者写了封信，希望能将自己的观点传达到国内。这时的杰斐逊已经不是1783~1784年那个毫无实权的议员了，他采取了一种更温和、更乐观的调子。毫无疑问，比起离美赴法之前，驻法这几年的经历让杰斐逊的政治观点变得更加民主。他写道：

既然我们政府的基础来自人民，那么政府的首要任务自然应该是让人民满意。如果由我来决定，是只要政府不要报纸，还是只要报纸不要政府，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当然，前提是每一个国民都能读到这些报纸，而且能够理解其中的内容……不要太过苛责（人民的）错误，应该教导他们改正。如果有一天民众对国是漠不关心，那么你和我、国会、州议会、法官和州长就会变成豺狼虎豹。这似乎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法则，不以个人的意志转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是唯一同类相残的动物。

在1787年1月30日星期二写给麦迪逊的一封信中，杰斐逊显示出他对政治的领悟，以及他对施政者与受政者两者性质的深刻理解。

他说，社会有三种存在形式：第一种是没有政府的社会（“就像印第安人那样”），第二种是“每个人的意愿都有公平影响力”的社会，第三种则是“强权社会，所有的君主制国家和大多数的共和国都是如此”。杰斐逊接着说，当然可以认为第一种是理想社会，但是在“任何人口众多”的国家，这样的存在形式都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他摒弃了那种人人自由、共同生活在“没有政府”的社会的伊甸园式图景。人类应该致力于建设第二种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绝大多数民众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和快乐。当然，它也有其弊端，最主要的是它容易经受动荡。但与君主制的压迫相比，这一点就算不上什么了。”

他说，自由需要耐心、宽容和坚忍。实现共和国的理想非懦弱怕事者所能为。他写信给麦迪逊道：“我倒觉得时不时地来场叛乱不是什么坏事，它之于政治世界就像风暴之于自然世界一样必不可少。”

1787年2月底，杰斐逊离开巴黎，独自一人展开了一趟游历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旅程。他写信告诉威廉·肖特：“建筑、绘画、雕塑、古迹、农业，还有穷苦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这些时刻都在我的心上。”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乡村美景和美食佳酿令他心醉神迷。“我现在身处谷物、美酒、橄榄油和阳光之地，”他的信上说，“就算天堂也不过如此吧。如果我不幸死在巴黎，请你一定要把我葬在这里，让我沐浴在阳光之下。我敢肯定，它能够让我死而复生。”他热爱古罗马统治时期的遗迹，热爱古老的石桥和高架的水渠。他还爱上了尼姆的卡利神殿，一座1世纪时建立的古罗马寺庙。这座神庙后来激发他设计了里士满的弗吉尼亚州议会大厦。1787年6月10日星期日，杰斐逊回到了巴黎。

回到巴黎的他发现，世界一片光明。在美国，制宪会议5月开始召开。他密切关注会议的进程，并对其中一项提案提出质疑。该提案规定，州立法机构通过的任何涉及国家事务的法案，联邦国会均拥有否决权。杰斐逊深知人性，也深知国会，他认为国会不过就是人性的放大而已，因此，他相信，国会将无法抑制自己对权力的滥用，并会认定一切事务都涉及国家利益。

1787年6月26日星期二，8岁的波莉·杰斐逊抵达伦敦。按照计划，波莉将托付在伦敦的阿比盖尔·亚当斯临时照管，但她不愿意和同来的船长，一个叫拉姆齐的男人分开，而拉姆齐船长也不愿意和萨莉·赫明斯分离。阿比盖尔·亚当斯在给杰斐逊的信中写道：“你原本安排照顾波莉的老乳娘病了，这次没能和她一道来。她随身带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是你身边那个仆人的妹妹。”

萨莉·赫明斯没有肖像留存于世。从有限的资料可以得知，14岁的萨莉陪着波莉·杰斐逊来到亚当斯夫妇伦敦的宅邸时，从外貌上看几乎完全是白种人，而且“非常漂亮，一头直发垂在后背”。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样貌多多少少地显露出韦尔斯家族的特征，也就是说，相貌很可能跟已故的托马斯·杰斐逊夫人，也就是她同父异母的姐姐，有一些相像之处。也可能大约14岁的萨莉发育得很好：阿比盖尔·亚当斯所猜测的她的年龄比实际要大一两岁。

此外，我们知道拉姆齐船长想要带着赫明斯在无人监护的情况下横渡大西洋回美国，不难想见，他的兴趣所在并不只是多一个谈话的对象。因此，有理由相信，萨莉·赫明斯在1787年夏到达欧洲的时候，已经出落成窈窕的少女。

亚当斯夫人立刻就发现，波莉是个童言无忌的聪慧的孩子。到了伦敦之后，她被从拉姆齐身边带走，就开始抽泣起来，大概是因为她在航程中与拉姆齐变得很亲近，而且可能很喜欢他。亚当斯夫人为了安慰她，就提起了她的姐姐帕茜。“我告诉她说，我一次都没见她姐姐哭过，”亚当斯夫人事后写信给杰斐逊：“结果她回答我说，姐姐年纪比她大，比她懂事是应该的，而且姐姐有爸爸陪在身边。”她又告诉杰斐逊：“我给她看了你的画像。她说她不认识画像上的人，她说她连你都不认识，怎么会认得画像上的人呢？”

亚当斯夫人在信中说，杰斐逊应该来伦敦接他的小女儿，最好把帕茜也一起带来，这样或许能“让她的妹妹不再排斥启程前往法国”。这一天结束的时候，阿比盖尔报告说：“小波莉……抹干了眼泪，上床睡觉了。”

一夜的休息在这个小女孩身上产生了神奇的效果。阿比盖尔写信说，到了27日星期三，她“已经完全一副随遇而安的样子……昨天的气恼、难过一扫而光。真是个好孩子”。

亚当斯夫人对萨莉倒是不知道该如何作想，她有点儿搞不懂她：“陪同（波莉）的那个女孩几乎还是个孩子。拉姆齐船长认为，她在巴黎派不上什么用场，他想把她带回美国去。当然了，这事该由你来决定。她看上去很喜欢波莉，脾气也挺好。”

1787年7月1日星期日，杰斐逊派他的法国管家阿德里安·帕蒂去接波莉和萨莉，同时向亚当斯夫人衷心地表示感谢。他宣称繁忙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三四个月以来拖下的事务都堆到一起了”——令他无法亲自前来。

得知父亲没有亲自来接自己，只是派了个人来，波莉大发脾气。她紧紧抓住阿比盖尔不肯放手，只顾着大声啼哭，“又记起了之前的种种伤心事”。阿比盖尔写信给杰斐逊说：“她今天早上跟我说，她抛下了弗吉尼亚所有的朋友，横渡大洋跑来见你，你至少应该抽空亲自接她，而不是派一个语言不通的人来。”为避免杰斐逊以为自己是在责怪他，她又加了一句：“我只是转述她的原话。”

波莉·杰斐逊和萨莉·赫明斯于1787年7月15日星期日到达巴黎。杰斐逊写信告诉阿比盖尔：“她已经完全不记得姐姐了，对我倒还是有点儿印象”——看来，她之前在伦敦对阿比盖尔·亚当斯说不记得杰斐逊的那些话，并非当真如此。

波莉平安抵达之后，杰斐逊坐下来给妻妹写信，感谢她和她的丈夫长久以来为自己年幼的女儿所做的一切。他在给伊丽莎白·埃普斯的信中这样写道：“她的读写、礼仪举止都无可挑剔，姨父、姨妈对她的悉心照顾让我们感激不尽。你们现在虽然不在她的身边，但她对你们的感情丝毫未减。请将她的这份敬爱视作对你们的微薄回报吧。”

想到费城制宪会议，杰斐逊给约翰·亚当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函：“这真是一次半神英雄的大会。”

其中一位半神英雄——詹姆斯·麦迪逊，此时却满腹忧虑，他写信给杰斐逊道：“再没有比此次大会的召开更引发普遍焦虑的了。”弗吉尼亚局势非常动荡，“在民众中……据传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情况虽然还没有糟到像马萨诸塞那样的地步，然而一场干旱导致粮食作物歉收，“征税也是造成不满的原因之一”。一些监狱、法院和政府办公室遭到了“蓄意焚烧”。

杰斐逊的其中一个担忧是，美国可能会改弦易辙，倒退回世袭权力制，甚至可能确立一位君主。他近距离接触路易十六宫廷的时间越长，这种担忧就越强烈。

这样的谣言从来没有平息过。西德尼勋爵1787年9月14日星期五从伦敦写信给多切斯特勋爵称：“这里有传言说，美国正寻求推立一位汉诺威王室成员为君主。如果他们确实提出了这样的请求，怎样处理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需要我们慎重考虑。”据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相信，与英国重新联合的“最有可能的形式”是“立在位英国国王的一个儿子为君主……签署一项家族协定”。

多切斯特于1788年发回伦敦的一份报告中说，这样的计划全都失败了。据称，汉密尔顿的计划是“建立一个君主国，将王冠戴在一位外国王子的头上……但是提议被否决了，尽管它在大会上获得了一些强有力的支持”。

在制宪会议召开的这一年，一位英国间谍——很可能是乔治·贝克威思——给在伦敦的英国外交大臣寄去密信，称美国的君主主义有萌芽之势。“眼下，从新罕布什尔到佐治亚各州，没有一位绅士不对现任政府嗤之以鼻。他们深信这样的政府低能无效，无一不盼望一个君主国的出现。”这封信接着写道：

这些人现在分为三个阵营：

第一阵营提议建立一个类似纽约州政体的联邦政府，下设一年一届的行政院、参议院和众议院。

第二阵营希望推立一位终身任职的国家元首，并设三年选举一次的两院制议会。

第三阵营意欲确立一个世袭制君主国，政府形式与英国的极为相似。

其中，第一阵营中的许多人以华盛顿将军马首是瞻，第二和第三阵营则将眼光投向汉诺威王室，希望推立国王的一个儿子为国家元首。

第三阵营的势力最为强大，当中不乏一些美国国内能人志士。……

通过其他消息来源了解到，美国国内才干卓著的人士普遍强烈地感受到，有必要建立一个君主国，他们认为当前的政府既没有效率，也不配获得尊重。不过，他们在确立何人为君主的问题上分歧巨大，有些人主张推举一个美国人，有些人主张推举一位英国或法国王室成员。

杰斐逊担忧封建君主控制美国国政，但他同时也相信，一个国家必须国力强盛，没有实力就没有自由。1787年，他看到了在尼德兰共和国发生的一场危机，认为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美国警惕。当时，尼德兰总督（得到英国支持）和爱国派（得到法国支持）之间爆发了冲突。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的军事干预下，爱国派遭到镇压，尼德兰总督取得了胜利，而法国则未能履行自己当初对爱国派的承诺。杰斐逊在1787年11月给杰伊的信中写道：“这件事给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无论结盟的原因是出于道德、荣誉、利益还是战争，一个在任何时间、任何形势下都可以依赖的盟国是不存在的。”

在杰斐逊看来，一个国家想要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他告诉杰伊：“因此，我们只有全副武装起来，才会是安全的。”

制宪会议在费城结束的第二天，乔治·华盛顿就派人给身在巴黎的杰斐逊送去一份宪法草案的副本，本杰明·富兰克林也派人送了一份，与此同时，谈论宪法的信件雪片般涌至杰斐逊的朗雅克府。在看过草案的副本之后，约翰·亚当斯对杰斐逊说，他觉得这份草案“经过精心的考量，达到了维护邦联完整、增进各方感情、统一思想模式的目的，其成果值得赞许”。

亚当斯问杰斐逊：“你怎么看《权利法案》？难道不应该在通过宪法之前先行通过这一法案吗？”

杰斐逊秉持同样的观点。第一次读到这份草案时，他就表达了强烈的异议。“你觉得我们的新宪法怎么样？”他写信给亚当斯道，“我承认，里面的部分内容让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赞同大会提出的这一草案。”

有关总统任期的具体条款让他感到不安。“总统四年届满后可以一再连任，直至终身。”杰斐逊说，“理智和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位最高行政长官的任期可以不受限制，那他一定会终身任职。经过一两代终身任职的行政长官后，世人便会认为这个职位是终身职位。从此往后，每一代的继任都将充满阴谋、贿赂、武力，甚至是外国干涉。”

他把自己不认同的内容之起因都归咎于英国，由于英国报界长期以来都在夸大美国局势的动荡，以致“最后全世界都相信了这些话。英国上至大臣，下至百姓都开始相信这些话，更不可思议的是，就连我们自己都信以为真”。杰斐逊继续说道：

我们的13个州已经独立了11年。这期间只（在马萨诸塞）发生过一次叛乱。也就是说，每个州每150年才会有一次叛乱。在此之前，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在150年间未曾发生过叛乱？如果不给统治者时不时地敲敲警钟，提醒他人民仍留存反抗精神，哪一个国家还能存续人民的自由？让人民拿起武器吧。方法是通过事实来纠正他们，并且宽恕、安抚他们。如果一两个世纪之内只是丧失几条人命，这又有什么要紧呢？自由之树需要不时以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浇灌，因为这对它而言是自然的养分。我们的制宪会议对发生在马萨诸塞的暴乱过于担忧了。

杰斐逊承认自己有些夸大其词：“由于眼下缺少可以转达你的具体信息，因此我任由自己的论点抒发了一番。既然我们无法提供消息，至少可以满足于逗乐解闷吧。”

1787年12月20日星期四，杰斐逊写信给麦迪逊，就宪法的具体条款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欢迎将权力分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分支；他赞赏联邦政府确保了足够支撑良好运作自由和权力，而“无须屡屡诉诸州立法机构”；同样让他感到高兴的是，“联邦立法机构被赋予了征税的权力，仅凭这一原因，我支持设立由人民直接选举的众议院”。

杰斐逊不同意将权利宣言（或法案）排除在外，这样不能保证“宗教自由、新闻自由、自由不受常备军侵害的权利、反垄断的权利、人身保护法令的永久性和始终如一性，以及获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

他表示可以容许这些事项在未来通过修正案或召开新的会议解决。最后，他同意由批准程序决定宪法的最终命运。“毕竟，我的原则归根到底是服从大多数人的意志。”他对麦迪逊说，“如果他们批准了整部宪法草案，那么我衷心地表示赞同，并希望他们能在日后发现问题时随时修正。”

可他越想这件事，就越希望有关权利的问题能够在新政府组建之前得到解决。杰斐逊建议，前9个州批准宪法，剩余的4个州则否决它，直到将有关个人权利的宣言补充进去。

尽管如此，他最终还是决定接受宪法草案的现状。他于1788年5月写道：“确实存在一些缺陷，让我一开始无法接受。不过，完美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应该对此感到满足。”

这是一个理解杰斐逊观点的要义：他下笔力求完美，但他会发现并汲取好的事物，而不会让两者拼得鱼死网破。

杰斐逊怀着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新宪法的批准进程。他从各方获知了各州会议的投票结果，并记录下来。1788年5月，他相信宪法的通过已是定数。当月15日，他说：“总统和新的国会很可能于9月在纽约就任。”

从一开始，杰斐逊就认识到了总统职位的重要性。詹姆斯·门罗在写给杰斐逊的信中谈到，华盛顿“再度投身公职之际，他所选择的道路不仅对他本人，而且对我们大家而言都值得关注：人的本性存在缺陷，如果他放纵这些特质——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一点与人类脆弱的本性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对美国人民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维系在一个人的身上。

1788年4月，杰斐逊结束了一趟欧洲旅行回到巴黎。在一堆信件中，他一眼便认出了玛丽亚·科斯韦的笔迹，于是迫不及待拆开她的信笺，顾不上读其他信件便坐下来给她写了回信。

他说自己在旅途中梦到了她。“身在海德堡的时候，我真希望您就在我的身边……事实上，我牵着您的手游遍了整个花园。”他写道，“您一定要……再给我写封信来，信里如同我对您的情感一样饱含深情。”他给她讲了个有关鼻子和阳具之间关系的笑话，是他从劳伦斯·斯特恩的小说《项狄传》中学来的，这在当时是相当常见的调情暗示。

不过，在这趟旅途中，他的心里可能同时有了萨莉·赫明斯的影子。在杜塞尔多夫，他被荷兰画家阿德里安·范·德·韦夫1699年创作的一幅画深深吸引，画中描绘的是亚伯拉罕与年轻的女仆夏甲圆房的情景。杰斐逊形容这幅画“非常甜美。若不是他已作古五六千年，我真愿意身为亚伯拉罕”。

1788年5月，他在朗雅克府写信给一位朋友：“巴黎俨然成为政治的熔炉。整个世界都围绕着政治疯狂地运转。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孩童，他们没有任何别的话题。”

第二十二章
巴黎的条约

他希望带我母亲一起回弗吉尼亚，可她犹豫不决。

——麦迪逊·赫明斯

1788~1789年，无论是在杰斐逊的公职生涯还是在其私人生活中，都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在尼德兰，借款谈判艰苦而漫长；在法国，革命洪流滚滚而来；在朗雅克府的围墙之内，萨莉·赫明斯的身影无处不在。

法国人对自由有着强烈的渴望——不但立法反对奴隶制，而且揭竿反抗路易十六——在这两年对杰斐逊而言，都是极大的考验，触及他个人生活最私密的领域，迫使他不得不思考自己的哲学信条可能产生的所有影响。

在这个急剧动荡的时期，杰斐逊似乎和他已故妻子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开始了一段性关系，而且这个妹妹还是他的女奴。从赫明斯1787年夏陪同波莉来到巴黎之后，她一直领着一份微薄的薪水——每个月12里弗尔，一共领了10个月。杰斐逊为她置办了衣装，还给她接种了天花疫苗。她的哥哥詹姆斯正在接受厨师的训练。关于萨莉日常的工作并没有清楚的记载，不过她在巴黎的部分时间可能是在修道院女校担任杰斐逊两个女儿的贴身女仆度过的。

杰斐逊的生活不可能更复杂了。他的公务紧急而繁忙；他在巴黎的知识界和社交界里穿梭往来；他要抚养两个女儿；他为年轻、脆弱的共和国日夜担忧；他还要跟一个已婚妇人言语传情，在林荫遮蔽的巴黎市郊偷偷跳下马车，在浪漫迷人的森林公园惬意漫步。从凡尔赛宫到剧场和歌剧院，他既生气勃发，却又忧心忡忡，随时都有可能从美国传来不幸的消息——祖国的安全、稳定和地位危如累卵。

一片疾风骤雨之中，有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随时听候他的吩咐。这个女子可能让他想起了她同父异母的姐姐——杰斐逊的妻子。杰斐逊和赫明斯两人之间到底有多少感情，这已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他可能爱过她，她也可能爱过他。也有可能，如同一些人指出的，这是带有胁迫性、体制性色彩的强奸。或许，她仅仅是为了在一个罪恶的制度下求得生存，把性关系当作一种责任，当作自己受奴役状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以此为手段，改变自己孩子的命运。又或许，以上种种情形在不同的时期都是真实存在的。

杰斐逊自己有一次评论道，性爱是“人类最强烈的欲望”，如果是他想要得到的，他不会勉强克制自己。而据杰斐逊的外孙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回忆，萨莉·赫明斯“肤色白皙，非常漂亮”。此后多年间，她生下了几个孩子。从资料记载的孩子的出生时间来推算，她怀孕的时间可能都是杰斐逊在蒙蒂塞洛期间。

尽管资料有限，我们极有理由相信，萨莉·赫明斯是一个聪慧、勇敢的女人。她出生在一个不公平的世界里，却竭尽所能改善自身的境况。她凭借着坚忍性格和生存本能开始了她人生中的这一新篇章，并且在今后的日子中保持了下去。

这个新的开始给她带来了希望。因为过去一直禁锢、奴役她的两大因素——地理和文化——现在站到了她这边：在法国，奴隶可申请获得自由，而他们的主人没有权力阻止。

杰斐逊很清楚这一点。作为美国驻法大使，他曾就这一制度向一个在法居留的美国奴隶主提供建议。萨莉·赫明斯也不是一个无依无靠、孤身一人流落异国的奴隶女孩，她的哥哥詹姆斯当时也在朗雅克府干活，如果她愿意，可以帮助她获得自由。

据他们的儿子麦迪逊·赫明斯后来回忆，萨莉当时已经成为“杰斐逊先生的妾室”，杰斐逊准备返回美国的时候，她正怀有身孕。麦迪逊·赫明斯说：“他希望带我母亲一起回弗吉尼亚，可她犹豫不决。”

犹豫不决即意味着拒绝。对杰斐逊来说，他完全不能接受有人违抗他的绝对意志，更何况这人还是个奴隶。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尽可能地掌控这个世界发生的种种变数。如今，一个跟他的大女儿年龄相仿的女孩，居然拒绝服从自己，拒绝接受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白人奴隶主对女奴的性支配。

“她才刚刚开始听得懂法语，而且在法国，她是自由的。如果回到弗吉尼亚，她会重新沦为奴隶。”麦迪逊·赫明斯说，“所以她拒绝跟他一起回去。”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杰斐逊刚刚同欧洲的银行家就一项债务达成协议，把法国从全盘崩塌的悬崖边上又拉了回来，眼下，他不得不和一个怀了身孕的未成年女奴谈条件。这个女奴现在有机会获得自由，而且这样的机会很可能仅此一遭，错过就再也没有了。

掌握主动权的人是她，而不是他。这样的情形看起来一定是超乎现实、无法想象的，甚至是荒诞不经的。或许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在一件让他紧张的事情上，杰斐逊真正地处于劣势。于是他开始让步，希望说服萨莉跟自己一起回弗吉尼亚。麦迪逊·赫明斯说：“为了劝诱她回美国，他向她允诺了很多特权，并且郑重发誓，会在她的孩子年满21岁时给予他们自由。”

萨莉·赫明斯同意了。“她决定完全相信他的许诺，同他一起回到弗吉尼亚。”麦迪逊·赫明斯说，“他们到达美国不久，她就生下了一个孩子，托马斯·杰斐逊是孩子的生父。这个孩子没过多久便夭折了。她后来又生了4个孩子，父亲都是杰斐逊。他们的名字是贝弗利、哈丽雅特、麦迪逊（我自己）和埃斯顿——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他们的父亲最终兑现了他在巴黎对萨莉许下的承诺。麦迪逊·赫明斯说：“根据父母在我们出生之前就达成的协议，我们全都获得了自由。”这是杰斐逊一生中最重要的契约之一。

在巴黎，权贵会议不得不让位于1789年5月三级会议的召开。杰斐逊在1788年7月给一位记者的信中写道：“我想你一定听说了关于这个国家内部动荡的可怕传闻。谣言总是愈传愈烈。……迄今为止，据我所能搜集到的最为可靠的证词，在骚乱中尚无一人丧生。”

法国王室深陷财政困境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便是美国无力偿还欠欧洲——主要是法国——的债务。这个问题给在外交前线的杰斐逊和亚当斯带来了麻烦。1788年年初，两人在阿姆斯特丹碰面，准备与尼德兰银行家展开协商。杰斐逊此行的主要目标包括：找到足够的资金，既可偿付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服役的法国军官的军饷，又可支撑美国在欧洲各国的外交驻地。1788年，他和亚当斯顺利达成了这两个目标。

随着人们对美国稳定的信心逐渐增强，美国的信用等级在欧洲市场上开始提升。由于杰斐逊本人欠下了大额的个人债务，因此他强烈反对国家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认为这会使国家受制于人。1788年5月，他写信给华盛顿：“对任何可能会影响我国信用的风吹草动，我都感到焦虑不安。我的设想是，尽可能提升我们的信用，但审慎使用。”

杰斐逊凭借巧妙的外交手腕商定了一项条约，这将是在新的宪法下首项获得通过的条约——一项界定美法两国之间外交关系的领事级协议。这项协议最初由富兰克林在1784年主持商定，但在当时被认为对法国做出了过多的让步，因而遭到国会否决。杰斐逊重开谈判，他的主导原则是：“改变做法……不再拒绝任何一项对我们无益的条款，而是接受任何一项对我们无害的。”

这是处理微妙事务的实际办法。协议获得通过后，美国被世人视为一股更强大、更成熟、更受尊敬的力量。杰斐逊的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

他对宪政下的美国政治充满好奇。麦迪逊告诉他，华盛顿将成为总统。约翰·汉考克和约翰·亚当斯是“被提及最多”的副总统人选。麦迪逊还说：“我认为杰伊先生或诺克斯将军是更好的人选，不过他们两人很可能都宁愿维持现状。现在还说不准前两人中究竟谁会出任，或者是否还会出现其他人选。”

大家都禁不住要猜测一番。“副总统的人选仍然悬而未定。”杰斐逊在1788年写给一位记者的信中说，“如果不是考虑到富兰克林博士的年龄以及他很可能不会接受，博士倒是个十拿九稳的人选。……亚当斯、汉考克、杰伊、麦迪逊和拉特利奇都有各自的支持者。”

10月过去后，幕后的权力角逐愈发激烈。麦迪逊报告说，考虑到华盛顿出身弗吉尼亚州，副总统的人选将在汉考克和亚当斯两人之间产生。在麦迪逊看来，这两个人都不理想：“汉考克软弱无能却野心勃勃，为了赢得支持不惜玩弄低级的花招……亚当斯在著述中公开宣称的政治原则让他遭到许多人的憎恶，在南方各州尤甚。”

杰斐逊热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在1788年11月说：“亚当斯先生和汉考克先生之间存在不公开的敌意，两人都被提名为副总统人选。”

私底下，有关君主制的议论一直没有消失。华盛顿的助理戴维·汉弗莱斯告诉杰斐逊，支持建立一个强大中央政府的人原本“对王权深恶痛绝，现在却开始认为，也许只有一位国王才能消灭邪恶。这样的议论真是令人震惊，不幸的是，连我都已有所耳闻”。

杰斐逊想要回国，至少是在国内待上一段时间，而且他特别希望能与华盛顿建立起私人关系。眼下回到国内，在政治上是有裨益的，因为他极为反感别人在背后说他的坏话。他的朋友弗朗西斯·霍普金森于1788年12月从费城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就提到了这件令人恼火的事：“顺便提一句，不断有人在我面前说，你是个强硬的反联邦主义者，这几乎等于在战时说某人是亲英分子一样。”

杰斐逊借此话题对派系斗争进行了抨击。“我不是个联邦主义者，因为无论在宗教、哲学、政治，还是其他方面，我的全部信仰不会只听由某一党派或派别的信条的摆布。我自己能够独立思考。”他在1789年3月给霍普金森的回信中说，“沉溺于派系之争是一个自由和有道德的人的终极堕落。如果不加入某个党派，我就不能进天堂，那我宁可不进。因此我向你郑重声明，我不是一个联邦主义者，但我更不是一个反联邦主义者。”

他一再重申自己的立场：“我最大的愿望是不受打扰地恪守自己的职责：避免受到瞩目，避免自己的名字见诸报端。因为在我看来，即便是毫无根据的小小指责，它所带来的痛苦也远远大过溢美之词带来的欢愉。”

麦迪逊从美国来信，向杰斐逊戏谑地报告了一条新闻：约翰·亚当斯想要为总统杜撰一个堂皇的头衔，结果以失败告终。“亚当斯竭力主张头衔的重要性。……拟议的头衔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殿下、各州自由的保护者。如果这个提议得到通过，无疑将令总统陷入两难的困局，在我们新生的政府中造成裂痕。”

杰斐逊称亚当斯的提议是“我听到过的最为荒谬的事情，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证明了富兰克林博士对我这位朋友的评价确实恰如其分：‘无论何时都是一个诚实的人，常常还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有时是个彻底的疯子’。”

这一年，法国迎来了一个严酷的冬天，然而杰斐逊的心情却好极了。他在1789年1月写道：“我们的新宪法……所取得的成功远远超出了我最初的期望。”

法国人能否也推出一部这样的宪法，成为一个引发激烈争论的爆炸性问题。1788年年末至1789年年初的寒冬，法国国内食物匮乏、政治动荡，局势一触即发。随着三级会议于1789年5月召开，巴黎街头发生了造成约百人丧生的暴乱。杰斐逊对此表现出了他后来对法国大革命一贯的态度：他对暴力流血坚持轻描淡写，认为这一事件与更广泛意义上的国家命运问题毫无联系。

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里，杰斐逊为法国人起草了一份权利宪章，并送到拉法耶特侯爵手中。杰斐逊的草案完全从务实的角度出发，没有对人类自由的大声疾呼，没有对言论自由等各种人权的激情罗列，这份草案更多的是关于程序和权力分配的记录性文件。[比如：“法律只能由（三级会议）制定，并须得到国王的批准”，“军队必须听命于国民政府”。]这份草案是他受时代精神的感召，为无数的可能性所激励而匆匆写就的。

1789年6月17日星期三，要求迟迟得不到满足的三级会议平民代表自行设立国民议会，从事实上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数百年来，受尽王权专制的欺压，法国人民终于奋起反抗。在此后的1/4个世纪里，从数次试图创立共和政府，到将国王和王后送上断头台，再到产生恐怖统治，最后到建立拿破仑·波拿巴的独裁帝国，法国一直在迈向现代性国家的道路上挣扎前行。这场斗争的实质影响不仅横扫法国，而且遍及世界，这其中就包括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法国曾帮助建立起来的国家——及其领导人，住在朗雅克府的美国驻法大使托马斯·杰斐逊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巴黎的动乱也波及杰斐逊。他的宅邸曾三次遭受劫掠，他还目睹了一场在路易十五广场（今协和广场）发生的巴黎市民与德国雇佣骑兵的街头战斗。开始时，还只是民众投掷石块，最后发展成雇佣军动用“强大火力”。

1789年7月14日星期二的晚上，在朋友德·科尔尼夫人府上做客时，杰斐逊获知了民众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他在两天后这样记叙道，“内阁更迭，在进攻巴士底狱的过程中，民众遭到屠戮，典狱长、副典狱长和商会会长被斩首，这些事件在巴黎引发的骚乱把国王吓坏了”，他向三级会议允诺遣散部队，并发誓进行改革，“将和平与幸福还给人民”。

局势的发展尚未明朗。“市内的气氛仍然极为紧张，遣散军队的时机尚未成熟，并且他们仍在继续武装和组织资产阶级。”到了第二天，也就是17日，杰斐逊告诉托马斯·潘恩：“巴黎过去这5天里的局势比我在美国见过的任何一次战斗都更危险。”

杰斐逊表现得临危不惧。在写给玛丽亚·科斯韦的信中，他说，“触目所及都是骚乱和暴动”，“人头落地成了家常便饭，每天早上醒来，倒要回想一下自己的脑袋还在不在脖子上”。

1789年8月25日星期二，拉法耶特请杰斐逊“推掉所有约会，在星期三做东设宴。我们一共8个人，都是国民议会的成员。我希望我们能够（联合起来），这是制止议会解散和内战爆发的唯一途径”。第二天，国民议会通过了由拉法耶特撰写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这份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不仅受到《独立宣言》的影响，并且在起草过程中，拉法耶特也不断征求杰斐逊的意见。

就在这个星期三，宴会从下午4点在朗雅克府开始，谈话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杰斐逊回忆说，在整整6个小时中，他“作为一个沉默的见证人，目睹了一场不同政见之间冷静而坦率的交锋。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对话、一次逻辑的推理，丝毫没有受到华丽辞藻和肤浅誓言的污染，足以与色诺芬、柏拉图、西塞罗等古人的著名论辩相媲美”。在杰斐逊的餐桌旁，这个8人团体就新共和国的政府架构问题达成了一致，并“决定了（法国）宪法的命运”。

对革命成功的期望空前高涨。拉法耶特将巴士底狱的钥匙作为礼物送给了乔治·华盛顿。他本人当时负责保证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安全，以期在推进革命的同时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据帕茜·杰斐逊回忆，有一次她和几个朋友站在窗口围观国王和王后的马车通过，随行保护的正是她父亲的这位同僚兼好友。最先过来的是王家马车，一位内侍向她鞠躬致意。接下来，几个小姑娘听到像“数千头公牛的吼叫声”，这是人群在呼喊拉法耶特的名字。“拉法耶特！拉法耶特！”民众欢呼道。这位年轻的法国绅士注意到帕茜正在窗口观看，于是向她鞠了一躬。他的这一致意令帕茜终生难忘。她将一个三色帽结——大革命早期的象征——留作永远的纪念。

尽管不时发生暴力事件，一直存在各种威胁，杰斐逊本人始终持乐观态度。他曾对拉法耶特说：“眼下看来，你们的革命正在稳步进行当中：期间当然少不了艰难险阻，然而，从专政到自由的转变不可能发生在羽毛床上。”

1789年9月初，杰斐逊在病中给詹姆斯·麦迪逊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是他沉浸在法国大革命狂热的激情中写就的，据他自己说，他的思想受到了欧洲近期事件的影响。“我的出发点想来是不证自明的，‘世界的用益权属于生者’——死者既无权威，亦无权利。”他稍后又补充道，“世界永远属于活着的世代。他们在自己的用益期内可以随心耕耘和收获。他们是自己的主人，因此可以随心地支配自己。……既然如此，每部宪法、每条法律，自然而然地会在19年的期限（19年是杰斐逊自己对一个世代的定义）过后终结。”

若仅从字面来看，这些想法简直就是灾难的配方。如果先例失去了权威，法律不能保护财产，榜样也不能引导我们，那么社会就会倒退到弱肉强食的原始状态，强权在无序中得到巩固。

关键在于，杰斐逊的意思是要让后代子孙原封不动地照搬他的想法，还是像他经常做的那样，只是分享自己在时代巨变中那种急切的心情。在这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尽管他高举今日的大旗，而不是强调回顾和存续往昔，他并不真正主张在世代的更迭中抛弃一切旧有的法律。单从1789年来看，他是着眼于过去5年间的种种事件看待当前世界的：在法国，个人和制度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一直由世袭地位决定。“这一原则——世界属于生者，而非死者——适用广泛，影响深远，无一国例外，尤其是在法国。”

1790年，在即将返美的数月前，在写给查尔斯·克莱牧师的信中，杰斐逊又完全换了一副务实的态度。克莱当时正谋求一个众议院席位。杰斐逊信中写道：“你在政治方面见多识广，在人情方面世故通达，不可能不知道自由的土壤是靠着一分一寸的争取而来的。我们应该满足于眼前唾手可得的果实，同时永不放弃尚未开花结果的理想。”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杰斐逊——宣扬摒弃一切法律的哲学家，还是相信“我们应该满足于眼前唾手可得的果实”的政治家？

这两个貌似矛盾的杰斐逊很可能都是真实的。他在一个时期抱有这样的想法，又在其他时期秉持那样的观点。有时，他脑海里同时出现两种相互矛盾的思想。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共性吗？更何况是不断求索、智识活跃的思想家？

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能够站在各种不同的层面上思考问题。不过，他总是会从空中楼阁回到坚实的土地上来，挑起治理一个不完美世界的重任——用他自己的话说，永不放弃尚未开花结果的理想。（在法国，他的注意力很快又回到火枪制造问题上——这表明他始终是立足于现实世界的。）

麦迪逊就杰斐逊满是狂想的来信认真给予回复，他总是担负着消化吸收杰斐逊的原始思想的责任。麦迪逊对共和国的诸多贡献之一，便是常常充当杰斐逊生活中的调停人角色，保护杰斐逊免受自身激进思想的伤害。

眼下正是这样一个时刻。虽然麦迪逊言辞温和，但是他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怀疑。“哲学立法的精神从未散播到合众国的部分地区，不论国会内外，都远不能称为潮流。”他写信给杰斐逊说，“此外……在我们这个半球，透过哲学这一介质看到的许多至高真理还不为一般政客的凡胎肉眼所察觉。在此之前，民众仍需启蒙教化。”

麦迪逊提到“哲学这一介质”，这是在告诉杰斐逊，对发生在欧洲的关于人的权利的革命，他的热情是脱离美国治国现实的。麦迪逊的话很有道理，从两人的这番信件往来也可以看出麦迪逊确实是一位诚挚、可敬、审慎的友人，在杰斐逊间或沉浸于哲学狂想时，他能够良言规劝，拉住脱缰的野马。麦迪逊一直在杰斐逊身边支持他、帮助他，同时巧妙地提醒他要牢记自己的核心理念：政治有其局限，政府有其缺憾，人性亦有其现实的一面。

1789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托马斯·杰斐逊带着两个女儿、萨莉和詹姆斯·赫明斯两兄妹一起离开了巴黎，启程返美。在勒阿弗尔和考斯停留之际，他教其他人如何丈量河流的宽度，还教导波莉西班牙语。据他记叙，他还“在当地漫游，想要寻得两只牧羊犬”。“为了找牧羊犬，我们走了10英里路，攀上了悬崖峭壁，而且还是冒着我这辈子所经受过的最狂暴的风雨。”结果牧羊犬没找到，倒是在路上见到了一桩触目惊心的事。“在我们回来的路上，”他写道，“看见了一个男人的尸体，这个人刚刚举枪自杀。手枪落在他的脚边，身子后仰，一动不动。子弹从前额到下巴射穿了整张脸，血肉模糊得辨认不出面目。头顶的脑壳也不见了。”就在经受暴雨又发现尸体的隔天，杰斐逊碰上有人卖狗，于是买到了“一只即将产崽的法国牧羊犬”，而他认为牧羊犬是“世界上最警觉聪明的狗”。

他们的船很快扬帆起航。在旅途中，萨莉·赫明斯是服侍杰斐逊一家人的佣人之一。一直到37年后杰斐逊逝世，萨莉仍然是杰斐逊家族的女奴。

乔治·华盛顿1789年春在纽约市宣誓就任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杰斐逊不久也来到纽约，出任华盛顿内阁的国务卿一职。

第二十三章
纽约的新职位

总的来说，我认为在像我们这样的政府中，给予和索取同样重要。

——托马斯·杰斐逊

在正式提名的信函送达的时候，杰斐逊正在埃平屯庄园。这座埃普斯家族的庄园位于里士满西南方的切斯特菲尔德县，就坐落在阿波马托克斯河畔。1789年11月23日星期一中午12点45分，杰斐逊搭乘的“克莱蒙”号于“天清气朗的秋日”横渡大西洋，抵达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同行的有他的两个女儿波莉和帕茜，以及萨莉和詹姆斯·赫明斯。一行人慢慢悠悠返回蒙蒂塞洛，途中在埃普斯府上稍作停留，主要是为了能让波莉与她挚爱的姨父母团聚。

1789年12月11日星期五，杰斐逊收到了总统提名的信函。杰斐逊从巴黎到达弗吉尼亚期间，有关此提名的消息已见诸报端，内容是：杰斐逊愿意出任国务卿吗？

杰斐逊并未给华盛顿一个明确的答复。国务院的职责不仅涵盖所有外交事务，而且包括不少国内事务。杰斐逊对此重担感到畏惧，而他自己也亲口承认了这一点：他担心“公众的批评和指责，即便他们的意图是公正的，亦难免有时会收到错误的信息或被人误导，而他们的意见又总是举足轻重且不可忽视的”。

杰斐逊身陷一个熟悉的困局：他渴望舞台，期盼掌声，同时又害怕失败和非难。在饱受舆论攻击的艰难时刻，他可以雄辩滔滔地声称自己一直希望从政坛退隐。但是，公职生涯让他感到厌恶的一面，同时也正是深深吸引他的一面。他渴望铸就伟业，也认为自己足以成就一番事业。他为国家服务和牺牲的意愿之强烈，丝毫不亚于他因为其服务和牺牲的对象认为他欠缺才能时所感到的痛苦。

有人可能会认为，如果当真如此憎恶“批评和指责”，就早该从公共生活中退隐，以免受流言蜚语和政治攻击的伤害。然而，这样的退隐对杰斐逊来说是不可能的，是对他本质性格的否定，因为他既是一个凡人，也是一位英雄。他既是一个在政治上永不退缩的斗士，又有一个容易受伤的灵魂。而他永远都如此。

华盛顿把说服杰斐逊的技术性工作交给了詹姆斯·麦迪逊。1789年年末，麦迪逊来到蒙蒂塞洛与杰斐逊详谈此事，并且希望纠正杰斐逊对国务卿职责的错误看法。国务卿并不主管所有的国内事务，他的身份是担任总统外交政策的总顾问。“在这件事上，但凡与我交谈过的人，都热切盼望（杰斐逊）能够接受任命。”麦迪逊写信给华盛顿说，“我有信心不负所托，此事的最终结果定不会令他们失望。”

普遍的赞同态度极大地鼓舞了杰斐逊，也让华盛顿打消疑虑，他认为杰斐逊是合适的人选，即使要与他展开拉锯战也是值得的。1月中旬在纽约与麦迪逊交换了意见后，华盛顿给杰斐逊写了封信，有力地陈明理由，邀请杰斐逊加入内阁，卸任驻法国大使。

华盛顿对杰斐逊说，“为了让你在充分掌握事实的基础上做出最终的决定，我想有必要告知你”，就是“关于你的任命得到了公众广泛的支持和欢迎”。

华盛顿希望得到答复。杰斐逊可以选择赴任纽约，也可以选择回到法国，但是他必须做出决定。

何去何从？杰斐逊热爱巴黎，而且外交职位既赋予他高度的自主权，又使他免于无休止的批评。可话说回来，他这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就是美国革命的成功，现在他必须下定决心，自己在哪里才能为这更崇高的事业做出最有价值的贡献：内阁，还是法国？

他接受了华盛顿的邀约。他从实际的政治考量向一位友人解释了自己的想法。华盛顿在来信中“说我可以自由选择，接受任命或者返回法国。但我很明白地看出，他更希望我选择前者。我从多个消息来源获知”——主要是从麦迪逊那里——“接受任命才是让人满意的做法。因此，我若选择返回法国，难免会招来恶感。这一点是任何职位都弥补不了的”。

杰斐逊出任国务卿时期是美国历史上既动荡不安又激动人心的年月。通过这一经历磨炼出的，是杰斐逊坚强的信念和灵活的策略。在他后来出任副总统，直至最终当上美国总统的过程中，这些信念和策略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美利坚合众国第一届内阁经历的风风雨雨对托马斯·杰斐逊产生的影响，乃至对整个国家产生的影响，都远远超出了华盛顿政府的任期。

杰斐逊和家人回到弗吉尼亚之后，已经17岁的帕茜很快便决定嫁给小托马斯·曼·伦道夫。小托马斯21岁，是杰斐逊童年玩伴的儿子，也是帕茜的第三代堂亲。他们小时候见过两回，都是在杰斐逊一家拜访茯苓庄园的时候：一次是在1781年英军入侵期间，另一次是在1783年。年轻的伦道夫一头黑发，胸怀宏图壮志，受过良好教育。杰斐逊一家于1789年抵达诺福克之后，他便立刻展开了追求攻势。在给一位法国朋友的信中，杰斐逊写道：“无论从才能、性情、关系，还是家世来看，他都是我的佳婿首选……我还是不敢擅作主张，因为这都得看我女儿自己的心意。”在女儿订婚之后，由于他希望将一切都办得妥妥当当，因此推迟了离开茯苓庄园的时间，以便与伦道夫一家商量婚事安排。最后，婚礼于1790年2月举行。

帕茜一回到美国就结了婚，而且对象还是一个她不太熟悉的男人，这件事似乎有些蹊跷。有历史学家推断，这可能是她对父亲和萨莉·赫明斯的私情做出的反应：女儿可能感到，自己在父亲心中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被取代了。

也有可能，事情正如表面上看来的一样。帕茜到了适婚的年龄，年轻的伦道夫又是一个合适的对象，而且从很多方面来说，伦道夫与她挚爱的父亲十分相像：他对农耕、科学、法律和政治都很感兴趣。这位男子得到了父亲的首肯，而且和父亲有着共同的爱好，因此在这门婚事提出之后，帕茜毫不犹豫就接受了，准备开始人生必经的第二篇章。

此后，杰斐逊前往纽约赴任，萨莉·赫明斯则留在了蒙蒂塞洛。在这些年间，她的主要职责是照管杰斐逊的私人房间和衣物，他把自己最珍视的物件都交由她保管。赫明斯在这一时期的具体住处已无法得知，有可能是位于一排18世纪90年代中期建成的原木奴隶营房中的一座。这排木屋沿着庄园的主要道路桑径修建，研究蒙蒂塞洛的学者指出，桑径两边曾有过二十来座房屋、作坊和牲口棚，当时的几十名奴隶和自由白人工人就在这里居住和劳动。学者认为在杰斐逊任职总统期间及之后的岁月里，萨莉·赫明斯住在建于1802~1809年的主宅南翼的露台区。

杰斐逊北上纽约的旅程缓慢，途中还不时遇到雪。然而，这似乎是一个政治上的春天。在乔治·华盛顿的就职大典举行之际，理查德·普莱斯从伦敦给杰斐逊寄来一封信。这位老者在当时的英国是一位激进的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支持美国革命。他在信中表达了许多人的心声：“我想，新宪法下的国会现已在美国诞生，急盼听到国会顺利运作的消息。我已近风烛残年，如今竟有幸见到人类取得进步，宗教迫害几乎绝迹，底层民众睁眼发现自身的权利，世界各国渴望争取失落的自由，老怀安慰，别无他求。”

到了纽约之后，杰斐逊在百老汇大道上找不到住处，于是只得租下了下曼哈顿仕女街57号的一栋房子。（他告诉帕茜，这栋房子“马马虎虎”。）亚当斯夫妇等老朋友十分欢迎他的到来。阿比盖尔·亚当斯在1790年4月间的一封信中写道：“杰斐逊先生现在身在纽约，他的到来为我们的社交圈子增色不少。”副总统亚当斯和夫人的住处——一所叫作里士满丘的宅邸——当时位于一个较偏远的居住区，此处即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格林尼治村。

这个世界永远都不会风平浪静。不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国外——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发生在国外的战争和冲突会直接影响美国国内的形势和政局——18世纪90年代已被证明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1791年夏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他也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哥哥）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共同发表了《皮尔尼茨宣言》，宣称要捍卫法国王室。这直接引发了1792年春法国革命党人向奥地利宣战，开始了长达13年的一系列战争，都发生在革命的（及后来拿破仑的）法国与君主制的欧洲列强之间。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流血（包括1793年对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处决，以及1794年的革命恐怖时期）也将英国和西班牙卷入了对法战争。

发生在旧世界的冲突同样给新世界造成了难题。在这10年间，由于英法之间的战争，美国亦曾数度濒临战争边缘，敌人既曾是英国，也曾是法国。不仅如此，战争的威胁还严重影响了美国国内形势（如在90年代末的最后几年，由于害怕爆发对法战争，政府对公民自由出台了强硬的限制政策）。在这重重考验期间，杰斐逊的身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他曾是国务卿，又是先后反对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政策的反对派领袖，最后还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副总统。

杰斐逊在这10年风暴中的种种行动，主要受到他对自由和权力的双重信念的驱使。也许可以说，他对法国过于宽容了，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同情是与他对英国君主主义的厌恶和恐惧密不可分的。

尽管发生了一场又一场的危机，到这10年结束的时候，杰斐逊与开始时并无两样：他仍然是美国试验的保护者和美国利益的捍卫者。

1790年3月21日星期日，美国历史上的首任国务卿第一次正式拜会首任总统，标志着两人之间长达4年“每日见面、挚诚交心”（杰斐逊原话）的友好关系开始了。这两人有太多的事情要谈，一次会面根本就谈不完，于是两人在星期一（画家约翰·特朗布尔给华盛顿画完肖像之后）和星期二再度会面。

华盛顿和杰斐逊相识已近25年，这可以追溯到他们在威廉斯堡出任弗吉尼亚下议院议员的时期，当时两人时常在这个旧殖民地首府的议会厅和雷利酒馆之间流连忘返。

在3月明媚的春光中，华盛顿有充足理由相信，坐在他面前的这个男人是值得另眼相看的：许多人都向他大力夸赞杰斐逊。拉法耶特曾在1788年对华盛顿说：“杰斐逊先生集出众的才能、高尚的品德、讨人喜欢的脾气及其他众多优点于一身，在这些方面，无人能与他相匹敌。因此他既是杰出的政治家、热心的公民，也是可亲的朋友。”美国商人纳撒尼尔·卡廷在法国与杰斐逊来往过一段时间后写道：“在我眼里，杰斐逊先生学识广博、见解高卓。他的风度肃穆得体、讨人喜欢。他的众多才能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可引以为荣。”几年前，约翰·亚当斯还在巴黎的时候，也曾对战争部部长亨利·诺克斯说：“不论是从能力还是品德来看，都很难找到像我的朋友兼同事杰斐逊先生这样的人才。”

对杰斐逊来说，华盛顿是高高在上、有距离感的，他优雅得体、超然孤高，就像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神话。“他无所畏惧，有种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泰然。”杰斐逊在很久之后写道，“他性格中最大的优点或许就是审慎，行事之前必先对任一条件、因素深思熟虑、再三权衡。如果心存疑虑，绝不会贸然行动。可一旦做出决定，便不顾任何艰难险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杰斐逊对华盛顿才智的评价就没那么高了：“他思维清晰、头脑灵活，不过算不上绝顶聪明。他的洞见深刻，可是不及牛顿、培根、洛克般敏锐，而且他认为自己的判断总是最明智的。他处理起问题来慢条斯理，鲜有创新或想象，但决断有力。”

在表象之下华盛顿还有隐藏的一面。“他天生急躁易怒、自视甚高，不过时刻的反省和坚定的意志让他牢牢地、习惯性地掌控自己的缺点。”杰斐逊继续写道，“然而，一旦失去控制，他的怒火是可怕的。”换句话说，就是与华盛顿打交道需要小心谨慎，不可冒犯他。

杰斐逊抵达纽约不久，他的间歇性头痛又一次发作了。这或许表明，在内心深处，他对未来的职责以及公众的审视感到惶恐。

在过去5年中，他不必每一天，甚至是每小时都处身刀光剑影的美国政坛。作为一个驻外大使，他更像是一个观察者，而不是一个演员。然而，现在他是新政府中的内阁高官，完全暴露在虎视眈眈的纽约政治阶层眼前。

他需要花上一段时间适应新的环境，在此期间，他对麦迪逊友情的倚重不但明显，而且真诚感人。有一次，就政府与联邦参众两院沟通形式的问题，杰斐逊写信征询麦迪逊的意见，他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不妨直抒你的意见。我在新的岗位上尚未熟悉情况，恐怕有许多地方要烦扰你。”

有一件事他心里非常清楚：国务卿这个行政职位位高责重。他在1790年4月写道：“与各国交往的事务完全是行政事务，因此除去需要特别呈交参议院决定的部分外，均属于国务院行政首长的职责。例外情况还需严肃解释。”

来到纽约没几个星期，杰斐逊就迎来了自己的47岁生日。他是全世界最有名望的美国人之一，可是因为他过去5年都在巴黎，所以许多在此期间跃上国内政坛的人物对他并不熟悉。威廉·麦克莱，一位不满现政府的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对杰斐逊的风度不但感到吃惊，而且相当失望：“他仪表随便、心不在焉，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一位国务卿或部长那种气定神闲的仪态。我想在他身上找到庄重肃穆，却只发现漫不经心。他说话几乎不停顿，可即便是他的谈吐也带有几分他个人仪表的特质，即随随便便、漫无章法。不过，他的言谈总是能带来有用的信息，有时甚至是卓越的见解。”

多年来，人们眼中看到的杰斐逊是在不断变化的。据报人塞缪尔·哈里森·史密斯的评述，杰斐逊“身材高大挺拔，举止灵巧潇洒。虽然称不上风姿绝尘，却也风度翩翩。他给人的印象便是这般英武矫健”。

一位英国旅行家约翰·伯纳德则写道：“他的见识既高雅，又深刻。他的谈吐高妙，从甚为严肃的道德议题，到轻松愉悦的幽默和畅想，都掌控得游刃有余。他的思路清晰明了，他的描述栩栩如生、一针见血。在所有抽象的话题上，他都直截了当——真是个名副其实的贵格会教徒；可当他谈论起自己对人性的看法时，则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其巧舌如簧不逊色于一位朝臣。”

杰斐逊深谙私人关系在政治中的重要性。他在1791年7月写给亨利·诺克斯的一封信中说：“倘若快到用餐钟点时，天下起了雨，或是天太热了你不想走远路，或是公务繁忙，你想在办公室多待片刻或用完餐后再回来办公，这时在城里用餐便是更好的选择。不管哪一天，如果遇到了上述情况，你都不必拘礼，尽可来与我共进午餐。只要我当日在家，必定欢迎之至。我的午餐时间是下午1点到3点45分，你的大驾光临一定会受到真挚的招待。”

杰斐逊视自己为政治动物。一位记者对他在《弗吉尼亚纪事》中流露出的反英论调提出质疑，他于是写信回应。他指出，书中的言论都出自战时，但是从那时以来，英国并未努力构建它与其前殖民地的建设性关系。“或许可以这样说，自战时以来，他们对待我们的行为和态度，并不如其预期的那样能够博得我们的好感。”杰斐逊在1790年11月说，“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我对他们绝不会表示强烈的支持或反对。不论何时，当他们出于对贸易的贪婪，愿意对我们做出让步时，我也将很乐意对他们做出让步，因为这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不过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现阶段我对此不抱希望。”

杰斐逊竭力想博得他人的好感，然而他发现，自己对纽约的政治气候水土不服。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在政府圈子里盛行的联邦主义风气让他感到“惊诧和苦恼”。

在晚间聚会上，他觉得自己“几乎成了民主共和派观点的唯一代言人”。总统的准国王待遇——觐见和鞠躬礼仪、众多马匹牵拉的庞大总统马车——也让杰斐逊感到不安，因为他相信，实质的变化总是紧随在做派的改变之后。他担心，形式上向君主制的倾斜，将是事实上迈向专制政体的一步。

约翰·芬诺在纽约发行的《美国时事报》为杰斐逊的结论提供了更多证据。约翰·亚当斯以笔名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题为“论达维拉”的文章，论辩纯粹的民主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大家思考：平等的法律真正能够实现并得到施行吗？因为它只有在一个权力平衡的政府下才能够出现，并且不应存在任何形式的差别与等级。”亚当斯继续道，“听人说，我们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朋友已经废除了一切形式的差别。别相信这些话，吾辈国民。不可能发生的事是没法办到的。难道他们均分了所有财产和土地吗？难道他们将所有男人和女人造就得同样聪慧、优雅和美丽了吗？”

杰斐逊担心亚当斯的论点背后隐藏着更深一层的含意：差别是天生的，而且很可能是继承而来的。这一观点在旧世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新世界也将如法炮制。基于这种忧虑，他安排芬诺发表了一篇国民议会对民众讲话的译稿：“国家，法律，国王。国家就是你们自己；法律也是你们自己，是你们的意志；国王是法律的守护者。”

杰斐逊还敦促芬诺在报上刊登翻译成英文的《莱顿公报》文摘，《莱顿公报》是一份以法语出版的亲共和派尼德兰报纸。这样一来，杰斐逊便能够在一向宣传联邦派政策的《美国时事报》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尽管到1790年8月初，芬诺完全成为联邦派的喉舌，不过有那么一段短暂时间，杰斐逊还是在《美国时事报》上施加了自己的影响力。

他不仅是从战术上打击敌人，而且是站在宏观的角度看问题。“对于人类和国家来说，我只有一个道德体系，”他在1790年4月写给一位法国友人的信中说，“即对任一约定都心存感激，并信守承诺。在任何情形下都开诚布公、慷慨大度。只有这样，才能长远地促进双方的利益，并且我确信，这也将增进双方的福祉。”

1790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纽约下了一场晚雪。这之后没过多久，华盛顿总统突然病重，很多人都以为他挺不过来了。可是到了6月初，总统的身体居然已经恢复得已如平常，还带上了杰斐逊前往桑迪胡克钓鱼。杰斐逊不论到哪里都保持着他的务实和乐天精神：他希望晕船能够“让我剩余的头痛一扫而光”。

这趟钓鱼之旅回来后，一天晚上，杰斐逊在华盛顿的宅邸附近遇见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1755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中的英属尼维斯岛，早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维京群岛的圣克罗伊度过。他的母亲是法国胡格诺派教徒，父亲是苏格兰领主，他本人则是一个私生子。母亲在他13岁时就过世了，他下定决心要摆脱卑微的出身，出人头地，于是自学成才。在做了一段时间的小职员之后，一些当地居民看到了他身上的潜力，出资送他到纽约深造学习。他最终被国王学院（今哥伦比亚大学）录取。由于他下笔成章（他是一个多产的散文作家）在美国革命期间，他成为华盛顿将军的首席副官，后与纽约名门斯凯勒家族结了亲，并被选为制宪会议的代表。据说，他的岳父、参议员菲利普·斯凯勒对君主制旧习“情有独钟”。

汉密尔顿赞成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寻求仿效英国金融和贸易制度的基本模式。他对公共事务的构想基于理性、思路清晰，而且他相信，他的构想是美国最佳的道路。正如任何一个研究过历史和人性的人，他对基于普选权和定期选举的共和政府能否长期维持下去心存疑虑——当时的世界上还从没有出现过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因此，相较杰斐逊而言，他对依照旧世界的模式改造美国政府持更为开放的态度。而且，汉密尔顿也愿意将总统或参议院世袭制（或至少是终身制）的可行性纳入考量。

在制宪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汉密尔顿提到了诞生一位美国君主的可能性，这位君主必须“能够抵御民意的洪流”。眼下，他则大力倡导与英国建立牢固的关系，但考虑到当时的现实，这意味着美国将成为英国的附庸国。

汉密尔顿的许多（但并非全部）观点与杰斐逊大相径庭，而且他表达这些观点的时候往往不留余地、言辞激烈。如此一来，杰斐逊逐渐开始把自己树立为这位财政部部长坚定的反对者。比方说，杰斐逊长期以来一直坚信，国家需要一个备受尊重和有效率的中央政府，并且为实现这一目标不懈斗争。然而，由于他目睹了法国的旧王政权，同时担心英国对美国图谋不轨，他对华盛顿总统周围的准君主制气氛感到不安。杰斐逊相信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共和政府。

随着华盛顿政府逐渐成形，杰斐逊开始把汉密尔顿视作共和派最深恐惧的化身：一个有可能愿意牺牲美国的自由事业换取专制独裁的人。而在汉密尔顿的眼中，杰斐逊是一个为了乘上法国革命的东风，不惜把美国人民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一切都抛弃的人。汉密尔顿的观点（和杰斐逊的一样）是极端的、反应过度的。然而，当时的政治现实是极端、过激的观点盛行，而汉密尔顿和杰斐逊身为政治家，都无法置身时代之外。

多年之后，随着强烈的情感终于冷却，杰斐逊觅得了一尊汉密尔顿的半身像，并把它放置在蒙蒂塞洛的门厅里，正对着一尊自己的半身像。据传记作家亨利·兰德尔所述：“走进大门，人们的眼光立刻落在两个面对面置于巨型底座的半身像上，这就是由切拉基创作的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像。汉密尔顿过世之后，杰斐逊看到人们为雕像所吸引的样子，有时不禁会带着沉思的微笑评论道：‘死后和生前一样势不两立。’”

在上述这个1790年纽约的夜晚，杰斐逊看到眼前这位财政部部长“面色沉重、形容憔悴，情绪之低落无法用言语形容”。杰斐逊写道：“甚至他的衣着都邋遢不整。”

汉密尔顿如此失仪是有原因的。他于1790年年初发表了自己的第一份《公共信用报告》，第二份报告在当年年末发表。在这份报告中，汉密尔顿提出，应该建立起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由中央政府为国债提供资金，并且承担各州的债务；同时还应成立一家国家银行；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一是来自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二是对烈酒课税。

为国债提供资金这一举措存在广泛的争议：这实际上意味着政府向联邦证券持有人支付名义（票面）价值，而投机商一早就在证券的原持有人手中进行收购，他们收购的价格比汉密尔顿建议支付的现价要低得多。这既是一个政治难题，在情感上也掀起了波澜。原因在于，这些证券的原持有人中，有许多是独立战争时期的老兵，他们没能预料到自己手中的纸券价值会水涨船高（他们过去习惯了接受大陆币作为报酬，而这些纸币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往往变得一文不值）。麦迪逊告诉杰斐逊说，更加精明的投机者正在“合众国的内陆和偏远地区撒网，利用证券持有人的信息缺乏谋取利益”。

尽管存在这些担忧，汉密尔顿仍然顺利推动了联邦政府对证券的购买，并成功地将联邦政府置于国家金融体系的中心。

汉密尔顿方案的第二部分——由联邦政府承担各州的债务——将进一步巩固政府的地位。如果债务都整合到了联邦政府这一层面，那么就需要政府通过征税偿还这些债务。在所有政府权力当中，征税的权力从来都是最根本和最具影响力的（也许可以说，开战的权力不在征税的权力之下，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战争也离不开征税，因为战争耗资巨靡）。

然而，由政府来承担债务的提议立刻就在国内产生了分歧。有4个州（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和马里兰）早已担负起自己的财政责任，偿还了革命战争时期欠下的大部分债务。其他州（主要是马萨诸塞、南卡罗来纳和康涅狄格）则没能还清债务，因此它们很乐意把自己的账单寄给人在纽约的汉密尔顿。财政上更有担当的各州认为，为帮助拖后腿的邻居摆脱债务，自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向联邦缴纳税款的冤大头。

1790年4月12日星期一，就在杰斐逊抵达纽约大约三个星期之后，由麦迪逊领导的政治力量在众议院以三票的优势，否决了联邦政府承担各州债务的提案。这对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来说，无疑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杰斐逊在总统宅邸附近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位仪容不整的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急需盟友，于是他提议与自己的这位内阁同僚交谈两句。两个人就这样在华盛顿家门口附近的街上谈起话来。杰斐逊是否愿意在债务担负问题上向汉密尔顿伸出援手呢？汉密尔顿相信，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合众国的延续”就将受到威胁。

杰斐逊知道事态紧急，因为国会似乎陷入了瘫痪。“情况确凿无疑”，“东部和南部各州……之间嫌隙至深”，造成了当时“局势一触即发、双方水火不容”的紧张气氛。

杰斐逊认识到有必要采取联合行动。和他的许多弗吉尼亚同乡不一样，这位国务卿并未条件反射式地全盘否定政府承担债务。持强烈反对意见的人认为，这样做实际上赋予北方更强大的财政权，因为如果希望它们改弦易辙，就要用其他条件交换。

首都的选址问题为达成交易带来了些许希望。纽约当时已是国家的经济中心，中部和南部各州期望看到政治中心能够设立在其他地方。费城、巴尔的摩和波托马克河边的乔治敦都是候选城市，还有人提到了新泽西的托伦顿或是萨斯奎汉纳河沿岸的某个地点。麦迪逊在1790年6月给门罗的信中写道：“首都定在波托马克河边的可能性很小，不过，政治交易瞬息万变，最后定在其附近的某处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听到汉密尔顿的请求，加上读到南方各州的来信，并对眼前的各项事务进行了一番梳理之后，杰斐逊意识到，可能，仅仅是可能，仍存有达成妥协的余地。

杰斐逊认为，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在一开始悄悄躲开公众的视线，于是，他设宴把关键人物都召集到一起。杰斐逊相信，解决办法是能够找到的。他说：“只要有机会说明主张，且相互理解，头脑清醒、观点坦诚的人士就能够找到某些交集，携手合作。”

协议如果不能达成，就意味着灾难。杰斐逊写道，事实摆在眼前，“如果每个人都固执己见，拒不妥协，为公共债务提供资金的议案就无法获得通过……没有了资金，将导致政府的覆亡”。

席间，麦迪逊答应缓和自己在债务负担问题上的反对立场，并同意将议案提交国会“以决定其命运”——这对汉密尔顿来说是一个胜利。据杰斐逊所述，不知道是麦迪逊还是汉密尔顿随后说，“鉴于这对南方各州来说是一颗难以下咽的苦果，应该在某些方面进行补偿，以示安抚”：首都理应设在波托马克河沿岸。

杰斐逊认为，这一最终结果是“所有可能的糟糕结果中最好的一种”。他心里清楚，汉密尔顿规划中的商业体制会引发各种金融投机行为，而他对此是深感厌恶的。“应该尽可能采取一切措施，打击没有资金就进行交易的人。”杰斐逊说，“这些商业投机者的行为最终都得由消费者来埋单，这会导致负债、破产，国家债务激增，并为此蒙受耻辱。”

不过，杰斐逊同样也相信妥协。他给女儿帕茜提出忠告：对任何人、任何事都采取宽容的态度。“亲爱的女儿，看待每一个人都要从他的优点出发，因为我们中没有一个人——确实，一个也没有——是完美的。假若有缺点的人都不值得我们去爱，这个世界就会成为爱的荒漠。”杰斐逊在1790年7月写道，“我们所能做的，是要尽可能善用我们的友情：热爱和珍惜朋友的优点，避免沾染他们的缺点；千万不能抛弃他们，就如同不能因为一两段乐章平淡无奇，就将整本乐谱丢弃。”这些话不论是对蒙蒂塞洛还是纽约的生活来说无疑是至理名言。

1790年12月，一位弗吉尼亚人写信告诉杰斐逊说，弗吉尼亚州议会对政府接管债务提出了正式抗议。信中称：“其中一党指控国会的行为是违宪的；两党都指控说，这是不公正的。”

就让他们说去吧。杰斐逊尽力达成了他能够达成的协议，就眼下来看，美国会因为这项协议变得更加强大。

第二十四章
杰斐逊先生太讲民主了

我承认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当前的政府形式无法满足社会终极目标的需要……也许引入英国政体才是权宜之计。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据杰斐逊的记述）

杰斐逊就任国务卿的日期是1790年3月22日星期一。112天后，就美洲爆发一场战争的可能性，他向华盛顿总统呈交了自己的第一份咨文——这绝非一个和平时期。难怪他的头痛病自他上任以来就一直对他苦苦纠缠。

一场世界大战似乎近在眼前。1789年7月，在温哥华岛西海岸的偏远小港努特卡湾，长期雄霸太平洋西北地区的西班牙俘获了两艘英国船。这一地区的毛皮交易利润丰厚，而且关系到与亚洲的贸易航线，因此不仅对西班牙，而且对俄国和英国来说都利益攸关。

1778年，英国探险家、海军上校詹姆斯·库克在努特卡登陆，并将其重新命名为英王乔治湾。西班牙人则主张，15世纪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一份敕令赋予他们对该地的所有权，因此他们决心击退任何国家对其属地的侵占。西班牙探险家埃斯特万·何塞·马丁内斯于1789年春抵达此湾，夺取了英国船只“皇家公主”号和“伊阿宋”号，俘虏了两船的船长和船员。

西班牙人夺船的消息传来，英国举国震惊，与西班牙开战的言论喧嚣至上。1790年5月初的一个晚上，在和一些英国议员共进晚餐之后，南卡罗来纳州律师和政治家约翰·拉特利奇提笔从伦敦给杰斐逊写信；信中说，他从没见过像这帮英国议员一样“傲慢的恶霸”。“他们一边倒地主张开战，张口闭口都是老英格兰和英国雄狮；他们轻蔑地笑称要让西班牙人吃尽苦头，（而且）开始迫不及待地计算起（西班牙）不得不为羞辱世界第一强国所要支付的数百万赔款。”

英国人的快乐意味着美国人的焦虑。杰斐逊担忧战争蔓延开来。英国人有可能派遣驻扎在加拿大的英军南下，夺取西班牙的领地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法国是西班牙的盟友，必定会卷入冲突。到时，全球各大洋都会爆发战事。刚刚通过新宪法一年多的美国，则身处旋涡的中心。按杰斐逊的说法，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很大”。

他最大的担心恐怕是，英国有可能对美国形成包围之势。副总统亚当斯赞同杰斐逊的观点；战争部部长诺克斯相信，一旦英国人控制了佛罗里达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将招来“塌天之祸、长久之殃”。

局势日趋恶化，美国深陷其中，必须决定是否允许外国军队借其领土通行。杰斐逊主张采取一条他所谓的“中间道路”，即在英国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尽量拖延答复。然而，如果最终不得不给出答复，他赞成允许英军通行，因为拒绝就可能引发英美战争。尽管并不惧怕战争，但杰斐逊同时指出“战争充满了变数”。他认为，手中握有尽可能多的选择才是最明智的做法。这是从务实出发的立场。

努特卡湾事件正赶上美国计划发起一次对印第安部族肖尼人和迈阿密人的战役，由西北领地的总督阿瑟·圣克莱尔领军。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应不应该把这次行动告诉英国人呢？如果告诉的话，英国人可能会向印第安人通风报信。这些部族一直是英国人的盟友，长期以来不断骚扰着美国的边疆地区。

杰斐逊向华盛顿建议，这次对印第安人的作战任务应该要保密。可无论是总统还是国务卿都没想到的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已经通过英国使节乔治·贝克威思将这件事透露给了英国人。此人曾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策反贝尼迪克特·阿诺德出过力。

通过汉密尔顿与贝克威思的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这位财政部部长的根本立场和行事风格。1789年，汉密尔顿曾私下里让贝克威思给英国当局传话，说华盛顿政府愿意和伦敦做生意。“比起任何其他国家，我一直更希望与贵国建立贸易关系。”汉密尔顿对贝克威思说，“我们的思维方式是英国式的，双方好恶也相似。”这明显是想要成为英国势力范围内的一员，而不是法国的盟友——后者正是杰斐逊支持的路线。

汉密尔顿告诉贝克威思，倘若英法之间爆发战争，美国的“海军力量将有可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成为贵国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助力”。这样的看法，在汉密尔顿看来，“可以说是我国最精英人士的观点”。

可这些并非杰斐逊的观点，汉密尔顿一派也深知如此。来自康涅狄克州的参议员威廉·塞缪尔·约翰逊对贝克威思说：“杰斐逊先生……眼下对我们来说太讲民主了。”

美国的亲英势力掀起了一场舆论攻势，把杰斐逊描绘成一个空想家，而不是一个实干家。“杰斐逊先生……的确有些才干……可他关于政府的观点不过是些纸上谈兵的空头理论，全是些源于洛克、锡德尼之辈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奇思妙想。”正如新泽西州参议员威廉·佩特森对乔治·贝克威思所说。

最后是西班牙人服软了。（征讨印第安部族的行动也以失败告终，不过原因与汉密尔顿的泄密无关。）对杰斐逊和他的同时代人来说，努特卡湾事件有其特殊的意义。它的波及面、突发性，以及发生的时点——美国政府刚刚诞生不久，这些都促进塑造成形了一种持续多年的习惯性思维：世界危机四伏，任何特定的事件都有可能引发普世的灾祸，旧世界——特别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仍然是对美国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1790年，美国首都从纽约暂移到了费城（以等待10年之后哥伦比亚特区建设完成）。在11月初迁往费城的路上，杰斐逊和麦迪逊在华盛顿的弗农山庄留宿了一晚。杰斐逊对总统的农艺颇为赞叹，他收下了一些麦种作为礼物，派人送给帕茜的丈夫小托马斯·曼·伦道夫，让他们在蒙蒂塞洛栽种。杰斐逊给女婿做出了明确的指示，他说，“最好是种在花园中最肥沃的土地上”，种子应该“分洞埋种，小洞之间需间隔适当的距离”。

到了费城之后，杰斐逊租下了高街274号托马斯·利珀的一栋4层砖楼。他又给自己和华盛顿订购了佳酿，接着便投入火热的事业中。

杰斐逊的目标是要在最大限度上建立一个受到尊重、繁荣富强、在不过分依赖任何一个盟友的情况下仍保有和平的美国。他首先面临的是三个既独立又相关的议题：与英法两国之间的贸易和外交关系，就英国政府强征美国水手休·珀迪事件与其进行交涉，在地中海地区投入兵力打击海盗。在这些议题上，杰斐逊追求的是自由贸易、相互尊重和正义。

可就在此时，建立国家银行、对杰斐逊所谓的烈性酒征收消费税这两个议题占据了更优先的位置，这些都属于汉密尔顿财政方案的一部分。

税法的通过没有遇到什么阻碍。为偿债提供资金和承担责任的问题敲定之后，政府需要收入来源才能履行自己新的义务。

然而，建立国家银行的提议激起了一场广泛的辩论，各方就联邦政府的作用争执不下，也对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各自在总统圈子里的影响力意见不一。汉密尔顿希望银行由联邦储蓄提供资金，但在运营的过程中部分地考虑到私人投资者的利益。

杰斐逊和麦迪逊对此表示反对。他们担心，汉密尔顿方案会让金融投机者从政府所资助的商业交易中获益。

华盛顿私下里就银行法案是否符合宪法征询过杰斐逊的意见。杰斐逊回答说，应该做出严格的界定：宪法中任何没有明确提及的权力应归于各州，而非联邦政府。他在1791年2月写道：“国会的权力已经明确划定，跨出界线仅仅一步，也会意味着拥有无限的权力，从此任何界定都失去了效力。”

历史后来证明，作为一个临场应变型选手和民族主义者，杰斐逊在这些议题上的立场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把他的以上观点置于历史环境中考察（这在当时是对抗汉密尔顿构想的唯一手段），并且认识到，杰斐逊对汉密尔顿构想持有怎样的态度（它将营造出更有利于专制、而非共和民主的气氛），这才能够深刻地了解杰斐逊的整体思想观。即便在1791年的这个时候，杰斐逊也不是固执己见的，他在信尾给华盛顿提出了务实的建议：“如果利弊难以取舍，（总统）无法决定，不妨相信立法院的智慧，它自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汉密尔顿给予了绝妙的回击，提出“如果仅从字面遵从（宪法赋予的）权力，政府的运作将会立刻停摆”。汉密尔顿获得了胜利，不过也是一次险胜。华盛顿让麦迪逊起草了一份否决书（虽然最后并未发布），而且一直拖到宪法容许的最后期限才签署法案。当然，他最终还是签署了，汉密尔顿打了一个漂亮仗。

“国会成员可以解散回家了。”威廉·麦克莱写道，“汉密尔顿先生无所不能，只要他想做，没有不成功的。”

费城的春天来了。杰斐逊在给波莉的信中记录下了五颜六色的鲜花绽放的盛景：

4月5日：杏花盛开。樱花树抽芽。

9日：桃花盛开。苹果树抽芽。

4月11日：樱花盛开。

不过，他并没有忘了汉密尔顿这桩事。杰斐逊给詹姆斯·门罗写信说：“先生，如果我们不能推翻‘欠债越多，致富越快’、‘公债为实业锦上添花’等诸如此类的原则，我们就完了。”就在同一天写给帕茜的信里，他提到的是女帽和费城出现的一种新的帽子样式：“特里斯特夫人说，这里最近出现的一种面纱很受欢迎。它固定在帽檐上，可以围系住脖子，也可以不系。”

仅仅过了一个多星期，杰斐逊的一张便笺引发了一场新的风暴。便笺上只有短短4句话，其中两句还是套话，但可以说，在杰斐逊的一生中，没有多少信件产生过这样的影响力。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麦迪逊借到了托马斯·潘恩刚刚在英格兰出版的《人的权利》的第一部分，他看完后又给了杰斐逊。小册子的主人约翰·贝克利是众议院执事，他请杰斐逊读过之后再递送给乔纳森·B·史密斯，一位费城商人。乔纳森的兄弟塞缪尔·哈里森·史密斯打算在美国出版这本小册子。1791年4月26日，在随书夹递的便笺中，杰斐逊简短地使用第三人称写下了自己的感想。

杰斐逊说，他“对于（潘恩的著作）将在这里重印感到非常高兴，终于有人对在我们中间跳出来的政治异端公开直言了。我毫不怀疑，我们的公民将再次高举起‘常识’的大旗”。他这里指的当然是潘恩于1776年撰写的小册子《常识》。

没过几天，杰斐逊翻开新近出版的小册子后发现，他便笺里的话也被一并印刷了。这几句话的意思显而易见：杰斐逊不但是潘恩的支持者，而且他相信，“在我们中间”有“政治异端”在散播。似乎这位国务卿是在向副总统和财政部部长宣战。

“确实，我当时想到的是，《论达维拉》在芬诺的报纸上连载了12个月都没有人站出来提出相反的意见。”杰斐逊在此事发生之后对总统说，“但是，我完全没有想过，自己要在公众面前站出来，成为那个反对者。”他告诉麦迪逊，之所以写下那几句话，“是为了不让便笺显得干巴巴的”。

杰斐逊相信，汉密尔顿正紧紧抓住便笺事件不放，把它当作杰斐逊“反对政府”的证据。杰斐逊不能苟同，他告诉麦迪逊，自己的话是“针对政府的敌人说的，就是那些想要改政府为君主制的人”。他还说，他相信汉密尔顿正在猛烈地攻击他：“我有理由认为，（汉密尔顿）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表达这些观点。”而杰斐逊最痛恨的就是有人躲在暗处诋毁他的名声。

把美国建国之初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概括为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之争，貌似很有几分道理。对两人各自的拥护者来说，在当时（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讽刺夸大对方的形象是便利的做法：汉密尔顿是个一心建立君主制、诡计多端的标准英国佬，杰斐逊则是个沉醉于过度民主、头脑简单的典型法国佬。当然，这样的简化不可避免是片面的。

18世纪90年代初期，杰斐逊有时会发现自己赞同汉密尔顿（以及华盛顿和亚当斯）的观点，这种情况在随后10年中也偶有发生。因为杰斐逊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相信一个能发挥作用的中央政府——他在弗吉尼亚任州长以及13州邦联时期的经历使他确信这一点——而且常常主张在必要时展示力量。

然而，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杰斐逊从来没有妥协过。这一信念贯穿了他从1790年直到逝世的大半政治生涯。他忧惧的是君主专制和独裁，这有别于忧惧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府。尽管常有人认为，在杰斐逊眼中，这两者是一回事。他用来称呼自己对手的一个词——“独统派”——就很能说明问题，因为“独统”的意思是“一个人实行的统治”。

杰斐逊感到焦虑，因为他担心王权可能以某种形式复辟，这种形式可能是一个拥有无上权力、不受1787年宪法制约的总统，也有可能是一个角色更明确的君主或独裁者。他不反对施用威权，且一直致力于怎样和平、公正地以最佳方式积累和使用威权。出于浪漫的想法，他梦想着一个品德高尚的自由和谐共处的未来；回到现实，他怀疑自己帮助建造的美国不过是以多凌少的暴政历史上又一个短命的篇章。杰斐逊有一次写信给麦迪逊说：“我们受的是君主主义教育，这就难怪我们中的一些人仍然奉君王为偶像。”

需要时刻保持警惕。杰斐逊曾说过：“王室对人民的爱永不改变，就像野狼对羊群的爱。”就连约翰·亚当斯似乎也存在这种担心。他1787年10月写信给杰斐逊说：

如果安古莱姆公爵，或者勃艮第公爵，甚至是法国王储本人向您漂亮、可爱的女儿求婚，那么全美国，从佐治亚到新罕布什尔，都会感到他们的虚荣心和骄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于是所有至理名言都被抛诸脑后，甚至我们头脑清醒的新英格兰共和派都会在心里把这一天当作感恩节庆祝。如果华盛顿将军有一个女儿，我毫不怀疑法国或英国王室的某个成员一定会向她求婚，或许两国都会提出婚约；如果他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一定会被邀请到欧洲挑选一位妻子。

亚当斯认为，美国和欧洲的贵族家庭之间联姻只会带来麻烦，美国会因此重蹈旧世界的覆辙，延续旧世界的陋习。“简言之，我亲爱的朋友，你和我不屈不挠、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可能到了下一代就会毁于一旦，仅仅是因为某些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名字的人的虚荣和纨绔念头在作怪。”

威胁国家安全的传闻不时从美国西部和英国王宫传来。前者诸如“西部地区的政治形势正迅速滑向危机边缘，必须即刻寻求西班牙或英国的保护”，自称“一位肯塔基绅士”的詹姆斯·威尔金斯在1789年写道。后者诸如“一种对我国根深蒂固的厌恶正在宫廷中不断滋长。如果无须全面开战或惊动内阁就可以惩治我们，针对美国的敌对行动早就重新展开了，即便这样做只是为了平息国王的怒气”，美国律师约翰·布朗·卡廷1788年8月从伦敦写信对杰斐逊说。

1793年6月，一位美国军事副官皮尔斯·达菲，在尼亚加拉与英国陆军军官、上加拿大省督约翰·格雷夫斯·西姆科进行了会谈。皮尔斯在他的报告中回忆说，西姆科曾问他，“美国人民还像从前一样支持华盛顿将军吗？还是像我了解的那样，他们更倾向于接受英国政府的管辖”？

要理解作为内阁成员、副总统及后来成为总统的杰斐逊，有一点需要牢记：他不但对人民一腔热情、对共和推崇至极，而且在他心里，深信各种势力正蠢蠢欲动——可见的和无形的势力、国内的和国外的势力——企图通过重新建立神职人员、贵族和君王的统治破坏人的权利。他之所以反对约翰·亚当斯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反对英国人和金融投机家，都是出自这一根本性的关切。

与任何一位卓著的政治家一样，杰斐逊一面致力于追求远大的理想，一面则在主政时擅于应变。他认为，只要自己坚守根本的共和信条，并且得到政坛上下和社会各界盟友的支持（这些人相信他会坚定不移地倡导法治下的民主自由），那么面对具体问题时，一切都可以灵活处理。

一些人认为这是虚伪，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政治智慧。一位政治领导人只要具有核心的战略信仰，那么战术上的灵活多变是颇有裨益的，而杰斐逊对共和制的捍卫正显示了他是一位这样的领导人。即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承认杰斐逊对国家的奉献精神，尽管两人在具体方式上天差地别。汉密尔顿在1801年曾说：“在我看来，若要真正对杰斐逊先生做出评估，需要一个中和的、而不是极端的价值体系。”

遗憾的是，产生这样成熟的想法不是始于两人冲突之初，而是到了尾声。杰斐逊和他所谓的独统派（独统派则视杰斐逊为美国的雅各宾，认为他恨不得在费城竖起一座巴黎的断头台）之间的较量之所以引起大家的兴趣，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虽是势不两立的仇敌，却能够（而且确实）不时地合作。即便是在双方水火不容的时候，他们仍然在同一个内阁供职，在同一张餐桌用餐，同样在美国政坛这个紧密的圈子里活动。手足之间时常爆发战争，正如杰斐逊与联邦党人长达十来年的斗争所表现的那样，家庭内部的战斗是最为残酷，也是最令人眼花缭乱的。

1790~1791年，在圣多曼格岛（今海地），奴隶和他们的自由民盟友起义反抗法国奴隶主。这场血腥的战事后来持续了10年以上。法国大革命让岛上的黑人奴隶看到了希望，他们要通过斗争赢得《人权宣言》中宣称的自由权利。

对美国的奴隶主来说，圣多曼格岛的战争似乎让他们瞥见了美国黑奴大规模反抗的未来。许多白人逃离了该岛，这引起了杰斐逊的关注。“圣多曼格岛逃难者（尽管他们都是贵族）的境况值得我们给予同情和援助。”他写道，“人类历史上还未见过如此惨痛的悲剧。……我更加确信，整个西印度群岛都会落入有色人种的掌控之中，早晚所有白人（会）被赶走。”对杰斐逊来说，对待这场起义最可取的方法，是把它当作一次警告。他说：“是时候了，我们应该预见到，这血腥的场面未来肯定（会）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甚至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波托马克河以南的地区），我们应该竭力避免这一灾难。”整个18世纪90年代，美国的奴隶主都在担心，以圣多曼格岛为引火线，国内会爆发一场蓄势已久的奴隶战争，黑奴很有可能得到圣多曼格岛黑人的直接帮助。英国外交官爱德华·桑顿于1802年向伦敦报告说，人们的担忧日益加深，“每当出现岛上黑人首领获得胜利的报道，都会引发美国的黑人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

随着时间推移，杰斐逊开始感到，圣多曼格岛有可能成为他为美国的奴隶寻找的庇护所（事实证明，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当他站在国务卿的战略制高点观察圣多曼格起义的时候，他没有料到图桑–卢韦蒂尔领导下的黑人的胜利，将给法国在新世界的势力以致命一击，而巴黎有一天会重新评估其在美国边界上的战略抱负。

1791年的部分时间里，华盛顿巡视了南方各州。“我今天写这封信就如同守夜人打更一样，不过是为了证明他还醒着，并且诸事安好。上个星期几乎没有任何国外或国内消息值得您关注。”杰斐逊1791年5月1日写信向华盛顿报告说。

杰斐逊和麦迪逊也打算出一趟门，前往纽约州和新英格兰的部分地区。这一地区是联邦党人的地盘，两人的政治对手都紧盯着他们的行动。杰斐逊和麦迪逊声称，他们此行是为了考察植物，杰斐逊还对小麦瘿蚊特别感兴趣。

这次旅行既有科学目的，也有政治目的。两个弗吉尼亚人在纽约市短暂逗留期间——杰斐逊住在比克曼街——会晤了纽约州首席法官罗伯特·R·利文斯顿和参议员阿伦·伯尔。他们还与菲利普·弗雷诺见了面，弗雷诺是一位作家，麦迪逊早在普林斯顿时就已经认识他了。两人想请他创办一份报纸，用来对抗亲汉密尔顿的《美国时事报》。起初，弗雷诺拒绝了，不过他最终还是接受了邀约，并于1791年10月31日出版了第一期《国家时事报》。杰斐逊后来聘用他为国务院的一名翻译员，让他得到了国务院的资助。

聘请弗雷诺是新生的民主共和党迈出的关键一步。通过创办报纸，杰斐逊扮演起了反对派领袖的角色。在随后的几年中，众议院执事约翰·贝克利逐渐成为民主共和党最出色的战略家，帮助组织策划了多个政治行动，在反对联邦党人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杰斐逊有一次曾说，那些“天生的领导者”必须将“同胞高涨的热情”汇聚起来，并导向“团结与成效”。这正是民意领袖的任务。

杰斐逊于6月中旬踏上了南归的旅程，麦迪逊则留了下来。1791年7月，他在写给杰斐逊的信中，生动地捕捉到了当时纽约的城市氛围：“这里没有新鲜的话题。实际上，所有人嘴里谈的都只有股票投机，咖啡馆里成日里聚满了赌徒。”

杰斐逊在费城仍没有完全安顿下来。这并非易事：他的行李散落四处，从法国到费城，再到蒙蒂塞洛。“你之前提到说，有两个抽屉送到了蒙蒂塞洛。”他写信给波莉，“我的两副象牙象棋在抽屉里吗？我在费城的行李里遍寻不着。”

1791年8月13日星期六，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私下里就亚当斯和由《论达维拉》而生的政治风暴交换了意见。据杰斐逊所述，汉密尔顿表示说，尽管他个人相信一个英式政府会更加稳固，但“既然我们走上了试验的道路，那么不论我的期望如何，都需要给这条道路一个公平的机会”。

杰斐逊反对汉密尔顿是出于政治考量。他在提到汉密尔顿方案时曾说：“不管这些措施在理论上的对错与否，都必须更多地关注广大民意。”在纽约时他曾询问利文斯顿：“选区的选民对我们政府的种种举措，是否真像他们的代表所称的那样满意呢？”杰斐逊还指出：“在南方，广大民众的不满情绪正在不断扩散、加深，天知道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爆发出来。我对此感到忧虑。”

他还担心着立法机构的腐败——立法者在经济上和汉密尔顿的证券与银行股票体系牵扯不清。杰斐逊认为，这样的金钱关系虽然算不上是公开的贿赂，但确实营造出一种国会和财政部相互关照的有害氛围。这种微妙的“腐败”形式让杰斐逊感到不安，他把这看作汉密尔顿及其盟友操控政府大方向的手段。而杰斐逊从来都不愿看到的，就是操控大权落入他人之手。

第二十五章
两只斗鸡

何其不幸……此刻宿敌和损友环伺，内讧却在攻击、撕扯我们的要害。

——乔治·华盛顿

宴会结束，美国政府的高层官员围坐在一起品尝佳酿。华盛顿总统此刻人在弗农山庄，他请杰斐逊代为召集副总统亚当斯和几位内阁成员，商讨待决事务。

国事处理完毕之后，谈话转移到了更为宽泛的话题上。杰斐逊的客人个个来头不小——约翰·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战争部部长亨利·诺克斯、总检察长埃德蒙·伦道夫，而这场国务卿家中饭后闲谈的主戏，便是亚当斯和汉密尔顿的“意见冲突”。

当晚的话题是英国体制的政府。在烛光下，亚当斯表示，在他看来，“如果一些缺陷和弊病能够得到纠正，那它将是人类发明的最完美的政府架构”。

可以想象，坐在那里听亚当斯对一个始终维护世袭权力的国家高唱赞歌，杰斐逊是何等震惊。

接下来，汉密尔顿比亚当斯更进一步，声称“这已经是最完美的政府模式，任何纠正其弊端的做法都等同于建立一个空中楼阁的政府”。在杰斐逊听来，这意味着汉密尔顿（同时，亚当斯在较小的程度上）更加相信英国体制的政府，而非美国体制。

汉密尔顿席间不经意的一句话更加深了杰斐逊的这一印象。杰斐逊在自己居所的墙上挂了启蒙时代大师的肖像，其中有弗朗西斯·培根爵士、约翰·洛克和艾萨克·牛顿爵士。汉密尔顿问杰斐逊，这些都是什么人。杰斐逊回忆道：“我告诉他这些人的名字，并且告诉他，他们是我的三位一体，古往今来世上最伟大的三个人物。”

听了这话，汉密尔顿沉吟了一会儿，然后打破了沉默。

“古往今来世上最伟大的人物，”汉密尔顿说，“是尤利乌斯·恺撒。”

这个晚上就这样结束了，杰斐逊不禁思忖起亚当斯和汉密尔顿两人之间的差别：“亚当斯先生做人、为政都诚实正直；汉密尔顿做人亦是如此，却相信为政时，需要借助武力或腐败。”

两人在华盛顿任总统的风云年代里都不是杰斐逊的盟友，分别代表了杰斐逊认为让人担忧、令人不安，甚至危险的势力和倾向。

1792年2月28日星期二的午后，杰斐逊眼看要迟到了。他原本希望能在3点总统对外接见访客之前拜会华盛顿。这次面谈对杰斐逊来说事关重大——他提出改进邮政服务，建议“将驿骑的速度翻一番”，从现在的每天50英里提高到100英里——却因为种种其他事务而耽搁了。

终于见到华盛顿之后，杰斐逊急急忙忙道出自己的提议。他解释说，邮政局应该归属他的国务院管辖，而非汉密尔顿的财政部，因为“财政部的影响力已经大到足以把一切行政权力吞入腹中”。

这件事不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杰斐逊说，因为他打算在华盛顿任期结束时就辞去国务卿的职务。他对总统说，他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寻求“建立稳固的秩序”。

华盛顿还没来得及答话，就被叫去接见下午的访客了。临走前他问杰斐逊明天早上能否与他共进早餐。

杰斐逊回答说可以，而且第二天准时赴约。早餐过后，两人复议了邮政问题。接下来，总统又将话题转回到杰斐逊前一天提起的更宽泛的话题上来。华盛顿说，他打算在四年任期届满后卸任，既是因为他年事已高（“他真的感觉到自己年纪大了”），也是因为免得让人以为他贪恋权位（“如果他继续留任，可能会招来话柄，说他尝到了总统职位的甜头之后便舍不得引退”）。不过，总统企望内阁成员不要仿效他的做法，他担心“这可能会在国民中引发震荡，造成危险的后果”。

杰斐逊含蓄地提到了击退敌人后随即辞官务农的古罗马英雄辛辛纳图斯，把自己的政治生涯归因于时代的机缘巧合。“我对他说，没有人比我更不情愿担任公职：当年形势危急，战争迫在眉睫，人民的一切辛苦经营可能付诸流水，凡我国民莫不应该为国鞠躬尽瘁，所以我才出任弗吉尼亚州长”，而且自那之后，他两度谢绝外交任命，直到“丧亲之痛……令我想到，离开一段时间，换个环境，对我来说可能是合宜的”，这才接受了驻法使命。

这个深冬的上午，望着眼前的总统，杰斐逊可能感到了一种无须多言的同志情谊。在与联邦党人的斗争中，他尽心尽力，也已感到疲倦。总统鼓励他在这个高位上继续干下去，无疑是对他个人的一种肯定。

这两个弗吉尼亚人既有着相仿的家世背景，又经受了相同的革命洗礼，在抵达人生顶峰的时刻，他们停下脚步，回顾来时的道路。不论多么短暂，在这一刻，两人是相互坦诚的。他们向对方倾吐的这些关于壮志、义务和权力的话，也是他们想对自己说的。两人都希望自己留给世人的印象是超脱党争、远离政治的钩心斗角的。

在这个充满了真挚友情的时刻，华盛顿向杰斐逊吐露了自己的忧虑，杰斐逊则开诚布公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华盛顿说，政府“在初始之时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可是……不满的情绪近来正不断加重，这远远超出了他的意料。如果政府发生剧变，这种不满情绪会发展到何等程度，实在难以预估”。

杰斐逊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他直言不讳且较为详尽地论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依他之见，“这些不满情绪只有一个源头”：汉密尔顿的财政部。

杰斐逊说，汉密尔顿“没有金银打底就大量印发纸钞的行为正在压垮这个国家”，这样做只会鼓动投机，阻碍“其他有利的行业”的发展。杰斐逊还对华盛顿说，他相信汉密尔顿派的议员“用纸币给自己造起了安乐窝”。

还不止这些。杰斐逊说，他的敌人“现在发起了一项提案，比以往任何提案都更进一步，也必将牵动许多人的视线，因为它最终决定我们的政府拥有的权力到底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说完这些话之后不久，杰斐逊就起身告辞了。

据杰斐逊回忆，他和汉密尔顿如今“天天在内阁争执不休，就像两只斗鸡”。杰斐逊意识到汉密尔顿是个聪慧的政治家，而且心不甘情不愿地赞赏其政治技巧。举例来说，汉密尔顿苦心经营同英国公使乔治·哈蒙德的关系。杰斐逊发现，汉密尔顿似乎总是对哈蒙德的想法了若指掌。用杰斐逊的话来说，这一点“证明了两人之间过从甚密。我据此相信，他把我们的所有观点和意见都转达给了哈蒙德，同时也从哈蒙德那里了解到英国宫廷的观点和意见”。

杰斐逊时刻都在担忧，会有人背弃对共和制的承诺。即便华盛顿本人也无法幸免于杰斐逊这些灰暗的想法。一次，谈到众议院能否投票通过为条约规定的款项提供经费时，华盛顿变得不耐烦起来。杰斐逊在1792年4月写道：“他说，他不愿看到事事都交给民主表决，如果（众议院议员）不愿遵照宪法规定的义务行事，那么政府就会终结，必须采取另一种形式。”

对杰斐逊来说，君主制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美国革命的豪言壮语——杰斐逊的豪言壮语，他笔端结出的果实——在首都的政治喧嚣声中日益式微。这里不像是共和国的中心，倒像是国王的宫廷。

公债、纸钞、消费税和国会的腐败嫌疑，随着1792年慢慢过去，杰斐逊相信所有这些将有可能导致终极的背叛。杰斐逊对华盛顿说：“这一切的最终目标都是在为政府形式的更迭铺路，从现在的共和制政府变更为仿效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他不点名地指出，早在1787年，汉密尔顿便提议建立更接近君主制政体的体制。“制宪大会期间已然议及此事，这不是什么秘密，其支持者也毫不隐讳自己的意图。”杰斐逊说，“当时想要付诸现实显然不切实际，可这些人并未放弃目标，正预先为其最终的实现做好一切准备。”

杰斐逊认为，许多国会议员在汉密尔顿式金融体系中都有既得利益。它“会在日后成为一件任人利用的工具，用来产生国王、贵族、平民，操控者选择产生何物，就能产生何物”。他对华盛顿说，“拥护君主政体的联邦党人”的目标，是把“新政府仅仅当作一块通向君主制的垫脚石”。

他担心，南方各州为了抗议联邦党人的主导地位，可能会脱离联邦，而这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杰斐逊说：“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合众国分裂为两个或更多的国家更无法估量的灾祸了。”一旦北方各州的利益集团占据了主导地位，事态的发展将难以预料。

在这件事上，杰斐逊相信华盛顿能够发挥作用。“整个联邦的信心系于您一人身上。……如果可以依靠您，北方和南方就能够团结在一起。”

再给我们几年时间，杰斐逊说，也许形势就会大为改观。“接下来的一两届总统任期将决定这场危机的结果。您已经把这么多年的时间奉献给了人类的福祉，我禁不住希望，您能够下决心再出任总统1~2个任期。”

1792年6月7日星期四，杰斐逊在华盛顿的宅邸就餐。据杰斐逊回忆，他与同席的约翰·杰伊“临近傍晚时分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争论：世袭还是选举，哪种制度更有可能产生睿智和诚实的公职人员”？杰斐逊拥护民主，杰伊则崇尚贵族统治。

华盛顿在一旁听着两人的争论。“我很高兴总统先生认真听取了这场谈话。这正可进一步证明我在先前信中提到的该党的图谋。”

杰斐逊向拉法耶特吐露了自己的忧惧：“太多证券投机商和国王投机商进入了我们的立法院，或者不如这样说，我们有太多的立法者成为证券投机商和国王投机商。”

对君主制的威胁，杰斐逊忧虑日深，华盛顿则试图在这一问题上安抚他。“他承认，可能确实存在这样的想法，但他不相信，存在以君主制替代当前政府形式的切实图谋。”杰斐逊回忆起华盛顿1792年7月曾对他讲过的话。这实在不是个让人安心的保证。

据杰斐逊所述，到了8月，华盛顿又重新提起了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分歧。华盛顿在信中写道：

何其不幸，何其令人遗憾啊！此刻宿敌和损友环伺，内讧却在攻击、撕扯我们的要害。……我相信，要牢牢驾驭政府的缰绳，或维系政府使之不致分崩离析，即便不是空中楼阁，亦甚艰难：若衣料量好了尺寸，却不摆上机器缝制，一人扯住左袖，一人扯住右袖，这件衣服不等试穿，便已撕裂了——在我看来，人类幸福和繁盛的最大期望便将丧失，也许是永远丧失了！

杰斐逊情绪激动地回了一封洋洋洒洒的信，言辞激烈地为自己辩白。他对华盛顿的语气变得尖锐——虽然依旧讲究策略，但已露出了锋芒——这是他针对总统8月那封信中含蓄的批评做出的回应。被人指说自己错了，这是杰斐逊的一大忌，因此他竭力为自己辩护：“在私下场合，我曾断然否定财政部部长提议的制度。对于这一点，我坦率承认，并且不怕再次重申。我们的分歧不仅仅是人们的猜测。”

他这是在直接挑战华盛顿。总统在信中表示，应通过实践活动解决意见分歧，杰斐逊则明确回答：不，他和汉密尔顿的分歧是更深层次的，触及根本的。他说，汉密尔顿的制度“源自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原则，且经过精心谋算，是要利用他的财政部对立法院议员施加影响，从而达到破坏和摧毁共和国的目的”。

政治斗争前所未有的激烈。杰斐逊把自己塑造成一位忠诚的斗士，受到野心勃勃、恃强凌弱的财政部部长的迫害。“他擅作主张与（法国和英国的）使节举行会谈，并且……每到议事时，（他）便透露出……这类谈话的只言片语，改头换面，断章取义，为自己的政见服务。”

最后，杰斐逊还告诉华盛顿，一旦自己卸下公职，若有需要，他将保留在“报章笔战”中阐明自己立场的权利：“我隐退之后，决不容许自己的声名因某人中伤诽谤而沾染上污点。此人从历史容其登上舞台之时起，便极尽阴谋操弄之能事，不惜颠覆收留他、培养他，而且施予他无限荣耀的国家的自由。”

1792年10月1日一大早，杰斐逊再次与总统会面，这一回是在波托马克河边的弗农山庄。华盛顿仍然希望杰斐逊能够留任。据杰斐逊说，总统“认为我的观点可在内阁中起到至关重要的制衡作用，有利于诸事遵循正确的轨道，不致走得太远”。

在君主制的威胁到底有多大这个问题上，总统和国务卿再度产生了分歧。华盛顿说，他“认为在美国，其意见稍有分量的人物当中，支持君主制的不超过10个”。杰斐逊的回答是，“人数远比他想象的要多。……我告诉他，尽管人民头脑清醒，可是有一个人数众多的派系心中以君主制为念。财政部部长就是其中一员。我曾亲耳听他说，当前宪制像兑了水的牛奶一般寡淡无味，是个不能长久为继的草台班子，唯一的用处就是当作一块垫脚石”。不久，早餐端了上来，谈话到此为止。

对自己左膀右臂之间的斗争，华盛顿采取了理智的态度。他在1792年10月18日星期四写给杰斐逊的信中说：“我郑重坦言，两位秉承的观点，我坚信皆出自无私、善意。唯实践能够证明争议诸事的政策的健益。”身为总统，不得不从大局出发处理这件事，华盛顿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既如此，”华盛顿继续写道，“这些美利坚合众国国民中见识卓绝的精英，坚持理想、久经考验的爱国者，内无私心恶念，外守纯良品行，他们何至于各守阵营，搅得风波不息？两位又何至于如此执着己念，竟不容对方一分半点？”

就在华盛顿斡旋于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同时，他还在为另一件事头疼不已：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因消费税而起的暴乱。他告诉杰斐逊，该地区的对抗局势现在已经发展得“过于公开、过于暴力、过于危急，政府若再轻描淡写，等同于将权威拱手相让，对可能发生的暴行袖手旁观”。抵制烈性酒税的声浪尤其让汉密尔顿感到不安，他因此起草了一份由总统发布、措辞强硬的公告。在这件事上，华盛顿特意将杰斐逊纳入意见征询程序中，并最终为公告赢得了国务卿的签字支持。总统希望自己的政府对外展现出团结一致的姿态，即使这个政府内部仍在你征我伐。

杰斐逊或许确实夸大了君主制的威胁，不过这个威胁绝不是他生造出来的。上加拿大省督约翰·格雷夫斯·西姆科在1792年8月写道：“倘若国会迎纳布伦瑞克王朝的一位亲王即位为总统或国王，则两国福祉从此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一切妒意烟消云散，两国的持久情谊必成为独立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典范。”此时正逢华盛顿为消费税公告争取杰斐逊的支持之际。“大不列颠深切关注此一目标，亦为美利坚合众国众多和平人士所希冀。一旦计划系统地付诸实施，各项事宜必将加速促成目标的完满达成。”从友人处听来的消息加深了杰斐逊的忧惧。有人向他报告说，在一次与汉密尔顿的宴后闲谈中，这位财政部部长说：“除了君主制，再没有任何一种政府形式能够获得稳定和保障。”

而汉密尔顿也有其他烦心事。1792年年底，他和一位有夫之妇的私情遭人揭露。这个名叫玛丽亚·雷诺兹的妇人与自己的丈夫詹姆斯·雷诺兹合谋，引诱财政部部长上了钩。据汉密尔顿自己承认，他在玛丽亚的诱惑面前没有多少招架之力。这对夫妇不断敲诈汉密尔顿。最终，不但私情传了出来，而且有谣言说，汉密尔顿在经济上有不正当行为。一个由国会议员组成的小组专门就此事展开了调查。结果认定汉密尔顿确实犯有通奸，但并不存在经济上的不法行为。

1793年年初，弗吉尼亚州国会议员威廉·布兰奇·贾尔斯提出决议案，旨在迫使汉密尔顿就某些问题做出解释，而这些问题与他的私生活并无关系。贾尔斯的意图是想更深入了解财政部的财政政策。

联邦党人把这一行动视作对汉密尔顿的党派攻击，他们指称，决议案是由包括杰斐逊在内的弗吉尼亚民主共和派系一手炮制的。虽然这份决议案一石激起了千层浪，却很快就不了了之。一份据称是杰斐逊所拟的草案以如下惊人之语作结：“会议经过表决认定，财政部部长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渎职舞弊，以国会之见，应请求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解除其职务。”贾尔斯最终提交众议院的议案中，并未出现吁请总统将汉密尔顿解职的语句。即使是这样一份措辞相对温和的决议案，最后也未能获得通过。

杰斐逊只在私下里表露出他对此事的失望情绪。1793年3月，谈到贾尔斯的决议案时，他在纪事中写道，只有贾尔斯“和其他一两个人抱有不切实际的乐观想法，认为决议案事实分明，众议院绝无可能不予通过”。但凡像他一样熟悉众议院的人，杰斐逊说，则对这样的结果毫不吃惊，因为他相信，眼下的众议院是由这样一帮人组成的：“（1） ……银行董事，（2）银行股东，（3）证券投机商，（4）盲信的追随者，（5）不了解（决议案）的无知之辈，（6）懒骨头和老好人，他们了解决议案的内容，也认可决议案的主张，可要不就是懒得审议，要不就是不愿出声当恶人。”

尽管在立法院遭到了挫败，杰斐逊仍然认为，或许就长远来说，这一行动对民主共和党人是有利的。用他的话来说，“通过此事，公众会明白他们面临的巨大危险”。或者不如说，这是杰斐逊一厢情愿的期望。

华盛顿最终同意续任总统，杰斐逊也答应了再留任国务卿一段时间。鉴于当时他在报纸上屡遭攻击，杰斐逊不愿让外界认为，自己是被赶下台的。他的自尊心太强，无法忍受这样的屈辱。他会在国务卿这个位子上一直留任到“之前兴风作浪的人”歇手为止。“等到这些人自己经受风雨之苦，不得不偃旗息鼓，”杰斐逊说，“我的船便会入港靠岸。”

自1792年秋以来，法国的暴力局势不断升级，最终在1793年9月达到了历史性的顶点：革命党人宣布实行“恐怖统治”，大肆处决那些被视为革命敌人的人。看似没有止境的流血事件为美国的亲英力量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美国政坛，对法国大革命的支持一度是众口一词的。“我们全都对法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在这一点上，能胜过我本人的更是寥寥无几。”约翰·马歇尔回忆道，“我真心相信，人类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国大革命的成败。”尽管一些联邦党人从一开始就有所异议，人们还是普遍认为，法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和美国革命同属一体。然而，随着法国大革命自1792年秋开始变得愈加血腥，美国舆论逐渐分化。特别是在极端分子举起屠刀发动暴乱和清洗，迫使拉法耶特流亡国外，并于1793年1月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之后，两派的立场更是泾渭分明。

杰斐逊本人对在巴黎发生的事件抱有复杂的态度，他的许多友人命丧断头台。拉法耶特逃离法国之后，落入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保皇军队手中，在欧陆度过了5年的囹圄生涯。然而，杰斐逊把法国的动乱看作共和与专制之间更广阔斗争的一部分，他相信，斗争的结果将决定时代的命运。“在这场必要的斗争中，许多有罪的人未经审判便遭处决，更有一些人无辜丧命。”他在1793年1月3日写给威廉·肖特的一封信中说。接下来，他又写道：

我对无辜者的殒命深感痛惜，并且至死都会将他们中的一些人铭记在心。然而，我哀悼他们正如我哀悼战死沙场的将士。……全世界的自由均系于这场斗争的胜负。自古以来，如此崇高的目标，岂是这么一点儿无辜者的鲜血就能够换来的？我为因这一事业牺牲的烈士悲恸不已，可是，与其事业失败，我宁可半个地球化为焦土。每个国家即便只剩下亚当和夏娃，只要他们是自由的，也好过眼下的光景。我向你倾吐内心的观点，是因为我真切知道，我们的公民中，100个里有99个和我一般看法。

杰斐逊表达这番夸张言辞的部分原因在于，法国依旧在美国政坛上扮演着象征性的角色。对杰斐逊来说，支持法国大革命等同于表明自己是民主共和党人，是自由的朋友；反对它，或是对它持保留态度，则意味着宣称自己是君主主义者，是自由的叛徒。

不过，他对当时政治气氛的描述倒也并不是不着边际的。就在1793年1月29日星期二，波士顿的亲法国团体宣布将举行集会，声援法国的革命者，公告中特别提到：“我们的法国盟友在当前争取自由和平等的光荣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许多市民迫不及待想要庆祝……为此，他们愿意宰杀一头公牛，并且供应美酒。”

1793年2月，华盛顿向杰斐逊提出了一个新想法：他是否愿意考虑返回巴黎担任大使1~2年，为美国在法国的利益代言。杰斐逊拒绝了总统的提议。

华盛顿在回复中对杰斐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总统说，杰斐逊“再三敦促”华盛顿“续任公职”，（现在）轮到自己身上，“却拒绝做出相同的承诺”。

杰斐逊见招拆招。他写给华盛顿的信言辞恭维、谦逊，但不难看出，他决心已定：“我对他说，两件事截然不同。他一身维系全美人民之信任，除他之外，再无旁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他续任与否至关重要。我的情况则不然：我如果外放，不会牵动人们的视线，除我之外，随手拈来，皆有良选。因此，我觉得自己在此事上可以任意而为。”

华盛顿只好让步，冷淡地要求杰斐逊“慎重考虑此事应如何安排”。这件事于是到此为止了。

在这个全美国最得人心、最有权势的人面前，杰斐逊如愿以偿。他在这件事情上采取了既彬彬有礼又讲究实际的态度：一方面赞扬了华盛顿；一方面又指出，比起在法国，自己在美国能够更好地处理当前的事务。他的论点是强有力的。

违拗乔治·华盛顿不是件轻易能够办到的事。但杰斐逊巧妙地运用了策略，在明确表达自己意愿的同时，由于他话语恭谦，反而让华盛顿无从反击。这件事突显了杰斐逊的政治形象：他能够在不动声色间不容反驳地达成目的。他不会咆哮怒吼，也不会浮华虚夸，他的言辞如和风细雨，可他的意志毫不动摇。

第二十六章
最后的风暴

我同情你的处境，可你必须挺过去。于公于私，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要求你再做出一段时间的牺牲，推迟退隐蒙蒂塞洛的打算。

——詹姆斯·麦迪逊对托马斯·杰斐逊的劝解

在弗吉尼亚州坎伯兰县的阿波马托克斯河畔，有一座叫作比怪的种植园，园主名叫理查德·伦道夫。看姓氏也知道，此人是杰斐逊的一位远房表亲。1792~1793年，发生在这里的一起事件引发了诸多的揣测和漫天的流言蜚语。这件事性质之残忍、恶劣，即便是杰斐逊本人，也难以泰然自若。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小托马斯·曼·伦道夫的一个妹妹（也就是杰斐逊的女儿帕茜的小姑子）安·卡里·伦道夫，与自己的姐夫理查德·伦道夫私通，并且怀了孕。在和姐姐、姐夫到邻近的一座种植园做客期间，安（大家都叫她南希）生下了死婴（不过也有可能是她流产了）。死婴当时被拿到野外处理了，尸体再也没有被找到。这件事迷雾重重，引人遐想，因此很快就传扬开来。理查德·伦道夫被控弑婴而出庭受审，不得不聘请包括约翰·马歇尔、帕特里克·亨利在内的律师为自己辩护。

发生在弗吉尼亚的这一恶性事件打破了当地和谐安宁的生活，这不禁让杰斐逊想到，自己身在首都，和谐安宁是多么鲜见。他写信给女儿帕茜，竭力劝她对四面楚歌的亲友要宽容体谅：“在他人最需要深情厚谊的时候，切不可吝啬相与，也不可为了明哲保身，不愿对溺水之人伸出援手。”杰斐逊笃信个人修养，并且认为，越是遇到急难关头，个人修养的作用越是重要。他在费城欲求和谐安宁而不得，时时刻刻都受到考验。

华盛顿第二届任期的就职典礼日益临近，可国家的改革依然不见迈出关键步子的迹象。在一次商讨总统宣誓仪式的小型会议上，亨利·诺克斯的焦虑情绪终于爆发了。“在讨论的过程中，诺克斯一直坚持要举行游行仪式。他突然变得非常激动，大声宣称，我们的政府如果不能完全改造，那么不出10年，必定分崩离析。”杰斐逊写道，“他说，当前的这个政府在他眼里一文不值。维系这个政府的，不是明文的宪法，而是华盛顿总统的个人魅力。”

在一封并未寄出的信中，纽约州首席大法官罗伯特·R· 利文斯顿写道，他希望杰斐逊不要因为1792~1793年遭到的攻击而辞职。利文斯顿说，杰斐逊不应“表现得像个被革除出部队的军官。因为完全有理由相信，一旦将军的职位出现空缺，你将被擢升为大军的统帅”。他还把杰斐逊在华盛顿内阁中任职称作“打入了敌方的阵营”。

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的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1792年9月，汉密尔顿在《美国时事报》上刊文称：“杰斐逊先生……在世人眼里是温和、谦逊、与世无争的哲学家，朴实无华、无欲无求的民主共和党人。他当然不会贸然自毁形象，让人视自己为耍弄阴谋诡计的煽动家、野心勃勃的捣乱分子。”

1792年年末，杰斐逊搬出了费城市区，迁居至斯库尔基尔河畔。他急切地想要知道家里的消息。“你一定得把蒙蒂塞洛的点滴新闻都写进信里告诉我，我在世上唯一关心的就是这些了。”他在信中对家人说，“我栽下的小栗子树长成什么样了？你的花园现在是何种景况？果树都开花了吗……

对每天绷紧神经的杰斐逊来说，蒙蒂塞洛的回忆是生活中的一个慰藉。他和华盛顿、亚当斯、汉密尔顿常常在思想上无法达成一致。这里有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例子：杰斐逊有时会为总统拟好信件，再由总统签名。他在信中用到了“我们的共和国”这样的说法（比如，“贵国派驻我们的共和国的全权公使”）。

据杰斐逊说，华盛顿有一次告诉他，“我们的政府无疑是一个共和政府，不过这个称谓不应如此使用。他确信，想要建立君主国的只是极个别人，全美国没人比他更坚定不移地反对这样一种改变。不过他不担心这个，他的忧虑来自另一方面：国家面临陷入无政府状态这一更大的威胁”。

不管怎样，可以说华盛顿那时的心情很糟。“诺克斯转述了几个小小的传闻，惹得总统大动肝火。”杰斐逊回忆道，“其中一件事是金先生告诉他的，金先生本人是听一位女士说起的，而这位女士又是听一位先生说的：总统先生和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没有本质区别，很快就会被人民赶出费城。”

杰斐逊相信，正是汉密尔顿一派在背后捣鬼。他们假冒民主共和党人，撰写文章大肆批评总统，其目的就是要使总统陷入孤立，“让总统相信，民主共和党是他真正的敌人，如此一来，他的天平便会完全倒向独统派一边”。

在杰斐逊面前，华盛顿提到了弗雷诺的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说此事让他深感不快。“他显然心烦气躁。”杰斐逊记述道，“我猜想，他是希望我向弗雷诺施加压力，或许解除他在国务院办公室的译员职务。而我决不会这样做：在我们的政府向君主制飞奔而去的时候，正是靠了他的报纸才挽救了宪制。”

杰斐逊不愿退让。在这场意志的较量中，这位国务卿一如既往地拒绝妥协。

1793年上半年，旧世界的战争再次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2月1日，就在路易十六遭处决11天后，法兰西共和国向英国宣战。华盛顿决心发表声明，宣称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杰斐逊对声明草稿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声明中流露出汉密尔顿式的亲英论调。

中立声明同时还引起了一些民主共和党人质疑行政权力是否过度扩张。麦迪逊写信给杰斐逊说：“还有人提出疑问：宪法是否允许行政机构在美国主战还是主和的问题上表明倾向？……决定战或和的权力……归于立法机构。”

华盛顿表现得太像一个国王了吗？詹姆斯·门罗认为，这份中立声明“是违宪的、不恰当的”。

总统对外界质疑中立声明的声音十分敏感。在11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华盛顿特意提到，他在一份草稿中就用到了“中立”这个词，“当时我们并未对这一措辞提出反对”。即使是在用餐之后，华盛顿仍然对这个问题耿耿于怀。杰斐逊回忆说：“讨论其他问题的时候，总统动辄发怒，我从未见过他这副模样。”

华盛顿对治理国家过程中的各种争吵深感厌倦。1793年11月，内阁讨论是否该由总统提议创办一所军事学院。华盛顿断然拒绝，因为“尽管可以说这是一件好事，他也不愿引发任何争论和批评”。

然而，争论和批评不以华盛顿的意志为转移：法国使节埃德蒙－夏尔·热内的即将到访在国内又掀起了一阵波澜。汉密尔顿认为，此时不宜以官方礼仪接待这位法国人，由此引发了“疑虑重重、麻烦不断的漫长商讨”（杰斐逊语）。

杰斐逊希望能够热情地公开欢迎热内，以此显示美国民众对法国的广泛支持。结果没想到，热内的到访简直是一场灾难：他不但侮辱了华盛顿，而且其言行举止引发了普遍的反感。不过，这里面不仅是个性冲撞的问题：这位使节试图组建一支私掠船队，这就公然违反了华盛顿的中立声明。据杰斐逊说，热内“头脑冲动、脾气火爆，凭空妄想，毫无见识，笔端和口头不但对总统大不敬，甚至出言粗鄙……他让我的处境极其难堪”。热内的确陷杰斐逊于两难，因为他向杰斐逊吐露了自己的计划：他打算在英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地煽动叛乱。杰斐逊决定保守秘密，因为热内这番话是对“杰夫（杰斐逊昵称）先生，而不是对国务卿”说的。

在汉密尔顿的推动下，1793年8月，内阁决定促请法国政府召回热内。杰斐逊视这一结果为必然，汉密尔顿也就赢得了这一仗的胜利。杰斐逊写信对麦迪逊说：“如果不把他赶下台，他一定会凿沉共和国这艘船。”

麦迪逊能够感觉到，杰斐逊在国务卿这个位子上越来越坐不住了，但他劝说杰斐逊坚持下去。杰斐逊不同意自己这位老朋友的看法。他在1793年6月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尽忠尽职地为国民服务，已经履行了自己的义务。”经过了25年的公职生涯，并经历了革命、战争和内忧外患的脆弱和平，杰斐逊感到疲倦。他说：“我体内血液的流动已经跟不上这个世界翻涌的节奏。”

在灰心丧气之中，他把自己的烦恼和无力感一股脑儿地倾吐出来。“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地劳心劳力。心里明知道这些努力不但折磨自己，而且无益他人，仍然单枪匹马与一支大军进行绝望、永恒的斗争，这支军队正在系统地破坏公众的自由和富足。”他接着又说，他“献出自己热爱的所有，换来自己憎恶的一切。眼前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人表示一丝一毫的感激；眼前既得不到快乐，将来也见不到希望”。

斗争无止无尽，胜利遥不可及。詹姆斯·门罗写信来说，他担心美国“正被一群心怀歹意的君主制拥护者撕成碎片”，这更加深了杰斐逊的忧虑。

就在此时，杰斐逊听到一个传言，说如果出现杰斐逊一派主导政府的情况，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及联邦党人鲁弗斯·金、威廉·史密斯“已经为自己在英格兰铺好了一条后路”。消息的来源“没有说明，这条路是他们主动铺好的，还是英国人告知他们的。这样一来，他们便可大胆行事，阴谋策划政府改弦易张；如果失败了，不得不撤退，那么像阿诺德……一样，英国有一份酬金在等着他们”。

在纽约，民众中出现了对联邦党政府不满的迹象，起因是出现了许多被称作“民主–共和社团”的团体，并且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这些团体由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领导，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新移民。然而，民主－共和社团宣扬共和主义和贵族威胁的言论激怒了华盛顿。一次内阁会议上，当亨利·诺克斯提到民众对总统的批评时，总统终于发了脾气。据杰斐逊回忆：“总统大发雷霆，无法自控……他不怕与天底下任何一个人当面对质，其任职以来所做的哪一件事不是出于最高尚的动机……以上帝之名，他宁愿进坟墓也不愿当总统，宁愿农耕度日也不愿君临天下。可竟然还有人指责他想当国王！”

会议不欢而散。

杰斐逊决心退隐。是时候做出战略性撤退了。只有这样才能看清，能否赢得更大的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华盛顿不愿看到杰斐逊递交辞呈，他于8月拜访了杰斐逊在斯库尔基尔河河畔的宅邸。

总统心事重重。而汉密尔顿也想辞职，这让华盛顿感到，他正失去对政府的掌控。他提议杰斐逊留任到下一期国会结束。杰斐逊拒绝了，他委婉地表示：“自己处在这个位置上，浑身都不自在。社交礼仪迫使我不得不在一成不变的圈子里活动，而我心里知道，这个圈子里的人，这些有钱有势的贵族、与英格兰唇齿相依的商人、（还有）靠证券投机起家的暴发户，都对我深恶痛绝。”

总统回答说，“我们所拥有的宪法是极好的，当前的要务是维护它。可能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党派，他们试图改变我们的政府，建立一个君主制国家。但是，他全心全意地发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全美国没有一个人会比他更加坚决地站出来反对”。

杰斐逊对华盛顿说：“任何一个美国人，只要他还头脑清醒，就不会怀疑您对共和国的忠诚。然而，我们三天两头听到拥护君主制的党派在叫嚣，宣称我们的政府不过是兑了水的牛奶，是无力自给的草台班子，必须将它彻底推倒，建立起更强有力的政府。对于这样的言论，我们居然拿不出实据来反驳。”

杰斐逊提出任命一位临时国务卿，过段时间再转而委任此人为财政部部长。华盛顿表示反对，他认为，“人往高处走，一旦坐上国务卿的位子，再想让他担任级别稍低的财政部部长，就没那么容易了”。

1793年夏末，费城爆发了黄热病疫情。“疾病已经传播到城里的大部分地区，而且传染性很强。”杰斐逊写道，“起初，4个病患里面就有3个丧命，现在，死亡率降到了1/3。患者先是头痛、肚痛，接着轻微发寒，再下来转为发热，呕吐物和粪便呈黑色，2~8天内可能死亡。”（一位求职者甚至试图借着疫情为自己捞到好处：“眼见此次疫情夺去各阶层、各行业众多无辜者的性命，不禁忧心如焚，深感悲伤。在下猜想，必定有一些公职空缺。因此缘故，特向阁下自荐。若得一官半职，必在此位上尽职尽忠。”）

杰斐逊不忘嘲讽汉密尔顿。“据说汉密尔顿染上了黄热病。”杰斐逊写信告诉麦迪逊，“前天晚上，他把两个大夫请到自己家里。他的家人担心他有性命之虞。照我看来，不过是他过于惜命，小题大做罢了。……此人乘船、骑马、患病，无一不是战战兢兢，如临大敌。他军中英勇的名声若是货真价实，倒真是天下一大奇闻。”

杰斐逊如此在意公众舆论对自己的看法，甚至甘冒染病的风险：“我想过暂时离开此地，因为我认为危险确实存在，但……我不想表现出恐慌。”

1793年12月31日，杰斐逊正式向华盛顿请辞，华盛顿则在新年的第一天接受了他的辞呈。总统表示，他对杰斐逊的决定“深感遗憾”。两人都极为看重名声，因此华盛顿对杰斐逊任期内的贡献给予高度赞扬：“值君离任之际，一定容我表达钦佩之情。你的忠诚和才能……尽显于本职岗位，完全不负期望。”

华盛顿的临别祝福是热切的：“请接受我最衷心的祈愿，祝君在退隐生活中找到幸福之源。”

杰斐逊开始打点行装，他告知自己的知交和信友：“里士满是距我最近的港口，往后的信件和包裹最好都寄到那里。”

人们纷纷猜测，他这次退隐会持续多长时间，没几个人相信他会永久隐居。独立战争时期的战斗英雄霍拉肖·盖茨听闻这个消息后就认为，杰斐逊的退隐很可能不会长久。他从纽约玫瑰丘给杰斐逊写来一封信，信中说，杰斐逊此次离任“荣耀载身。民众深怀感激之情，某一天或将迫使你不能不放弃闲适生活，再度为国效力。因此，切不要匆忙许诺，以免落得跟其他许多伟大人物一样，最终自悔食言”。约翰·亚当斯则言简意赅，仅仅感叹道，政治植物在不见阳光的地方长得多么茁壮啊！亚当斯与杰斐逊之间的友谊始于近二十年前，却未能经受住时代风云变幻的考验，成了政治角力的牺牲品。1794年1月6日星期一，亚当斯在给阿比盖尔的信中写道：“杰斐逊昨天离开了。就像丢弃一只缺了口的碗，这不失为一件好事。我知道他才能出众，也相信他正直不阿，但是狂热、偏见和宗派观念已经毒害了他的思想。”

杰斐逊提到这次退隐的口气，给人的感觉像是要一去不返了。“再没有任何私人事务能够把我从这片土地上召唤走。政治更是绝无可能，我对政治从理论到实践都深恶痛绝。”他在1794年2月3日星期一写给霍拉肖·盖茨的回信中说，“庄园的生活带给我莫大的欢愉。我先前放弃这份快乐，是因为国家危难，凡天下事，‘人皆有责’。”最后这句引自维吉尔。他接下来回到航海的比喻：“遇上这样的风暴，所有船员都必须到甲板上待命。如今海面恢复平静，我欢天喜地将航船交给热爱大海的水手。归根结底，我是陆地上的人，不过机缘巧合离开了自己的天然环境。现在我回来了，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除却航程中结下的友谊，我宁愿把此行的一切见闻都彻底忘记。”

然而，既然杰斐逊把自己在国家舞台上的责任归因于风云变迁，那么，当风暴再度来临的时候，他便没有拒绝复出的理由。不用说，风暴总是会再次来临的。

1800年大选混战中的一幅宣传画。

第二十七章
蛰居蒙蒂塞洛

从清早离开早餐桌后，到黄昏坐到晚餐桌前，我一整天都在马背上度过，甚至常常用过晚餐还会再骑一阵，直到天黑为止。

——托马斯·杰斐逊

“记得好像是蒙田曾经说过：无知是最柔软的睡枕。”1794年2月，杰斐逊在一封从蒙蒂塞洛寄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拿关乎政治的一切事务来说，我想这句话再正确不过了。因此，我竭力避免与任何政治事务沾边。”从费城回到蒙蒂塞洛的家中不过几个星期的时间，杰斐逊就惊异地发现，不论首都的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对普罗大众来说，都是远在天边、与已无干的事。“身在费城的时候，我怎么都不会想到，民众对首都正在发生的事情会如此孤陋寡闻……就如同这里的情况一样。”他对詹姆斯·麦迪逊说，“由此看来……在对他们的政府表示支持还是反对的问题上，显然人民并无任何能力做出判断，更不用提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了。”

从杰斐逊退出华盛顿内阁，到1796年重返国家政坛，与约翰·亚当斯角逐总统，他在蒙蒂塞洛蛰居了仅约两年时间。这段时期是深深契合杰斐逊性格的。在这两年里，发生在英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以及各民主－共和社团之间的种种事件，加深了公众眼中联邦党人拥护君主政体的印象，令其形象大受影响，而杰斐逊安居远方的家中悄无声息地发挥政治作用，让自己成为象征共和派希望的一面旗帜。杰斐逊深知，避世的英雄通常都会受到召唤，再度出山。毕竟，不久之前的华盛顿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美国人民曾经有过一次向一位伟岸的弗吉尼亚隐士求援的经历，他们很可能会再度这样做。

约翰·亚当斯此时仍然担任副总统一职，他于1794年4月送了一本书到蒙蒂塞洛，并且随书附上了友好的问候：“我要恭喜你，能够在种植园享受明媚的春光，远离政治的喧嚣和战争的传言。真希望我这里的春天能和彼处的一样啊！”杰斐逊回信向亚当斯表示感谢：“从前的我每天要习惯性地写上10~12封信，现在的我就像个农夫，把回信的事都推到了下雨天。倘若再遇上其他紧要的事务，回信更是遥遥无期。”可他还是忍不住要就外交政策略表评论：“我的同胞正因饱受英国人的羞辱而煎熬。我希望能找到一个方法，既可捍卫我们的信念和荣誉，又可维系和平。我承认，目睹过一场战争已经足够，这辈子再也不想见第二回了。”

这几句话耐人寻味，因为身在纽约和费城的时候，杰斐逊极少提到革命时期的战事。不过，现在回到了阿尔伯马尔县，他大概很难不会回想起英军的劫掠和暴行。眼前的景物不断提醒着杰斐逊战争的恐怖，他因此对当下发生的事件产生了新的认识，这是他整天忙碌于外交事务的时候无暇思考的。阿诺德、康沃利斯、塔尔顿，美国民众并没有忘记这些残暴的英军将领。

亚当斯同样不愿看到战争，他附和杰斐逊的想法，希望能与英国和平相处。在回函的最后，他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很快有一天能和杰斐逊一样，“从‘罗马的浓烟、金钱和喧嚣’[10]中抽身”。

然而，两人都希望看到的和平正面临新的威胁：英国海军发动了一系列的袭击，试图摧毁美国与法属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航线。英法两国眼下正处于交战状态，英王秘密颁布枢密令，要求封锁这些岛屿，切断（对法国人来说的）利润丰厚的贸易链——而这些贸易绝大部分是由美国船只承运的。美国人同时还担心，英国人强迫施行不平等的贸易条约，鼓动地中海的巴巴里海盗，并且暗地里支持美国边境上敌对的印第安部落。“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报复策略，以撼动他们整个王国的根本。”一家民主共和派报纸宣称。

乔治·华盛顿为了抵挡国内对英宣战的压力，派遣约翰·杰伊作为特使前往伦敦。曾担任过邦联外交国务秘书的约翰·杰伊现在是美国的第一任首席大法官。杰斐逊希望，杰伊此行的外交使命“能够在确保我们的信念和权利不受侵犯的条件下，帮助我们避免战争”。这不是件容易的差事。“我们当地的好战情绪愈发滋长了起来。”杰斐逊1794年4月写信对门罗说。

杰斐逊在山顶的庄园安居下来之后，想要开始构建一个尽可能自给自足的世界。18世纪90年代中期，他决定把房子的大部分都拆了重建，以建造一所更为恢宏的宅邸。由此，最初的蒙蒂塞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后世所熟悉的蒙蒂塞洛。这座庄园总是处在不断的建造和翻修中。蒙蒂塞洛初建的时候，杰斐逊曾写信对乔治·威思这样说：“以房子现在的状况来说，我们眼下和住在砖窑里没什么两样。”没想到多年之后，浩大的土木工程又开始了。

他理想中的房子真正竣工，要等到1809年他的总统任期结束之后，不过他看起来再没有比他在建造房子的时候更快活的时候了。一位访客曾经评论说：“他花了很长时间完善他的工程。”其实无须赘言，谁都看得出来：毕竟杰斐逊从1768年起就在山顶动工，而过了40年，仍然没有完工。杰斐逊自己也承认：“建筑是我的爱好，建了拆、拆了造是我最大的乐趣之一。”

在蒙蒂塞洛大兴土木的这么多年中，为了满足杰斐逊的需要，沿着主宅东南侧延伸的桑径两边也在不断扩建。根据蒙蒂塞洛史学家的研究，杰斐逊新建了更多奴隶营房，一间熏制鱼、肉等的烟熏室，还有制酪场、铁匠铺、木工坊、洗衣房、锯木坑等。1794年4月，他还在桑径创办了一项新的制造事业：一家制钉厂。在这家厂里，庄园的男童奴每天最多可以生产10 000枚铁钉。

一位法国友人1796年拜访蒙蒂塞洛时，不禁为杰斐逊对庄园事务巨细必究的娴熟掌控所惊叹。“他觉得指望不上临近的两个小镇，因此每一件物品都是在他自己的农庄里制造出来的。他的黑奴中有木匠、石匠、砖瓦匠、铁匠等。”这位访客写道，“童奴在制钉厂里干活……女奴则负责纺纱，以满足庄园的用布所需。”到了翻修工程于1809年完工之际，主宅的面积比原来扩大了一倍，并且新增了两个L形的露天平台。这两个平台是杰斐逊早在70年代初就开始构想的，它们将平台底下大部分的劳动和生活场所都巧妙地掩藏起来。制酪场、烟熏室和洗衣房都搬到了这里，此外还有厨房、冰窖、贮藏室、马车房和几个奴隶营房。

在这段造房务农的时期，杰斐逊的风湿症频繁发作，令他“被无休无止地折磨”，不过，家人的陪伴为他带来了慰藉和快乐。他在1795年年初的一封信中充满慈爱地提到帕茜的儿子、自己的外孙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小杰斐逊好动极了。他的一双小手摸着永远都是冰凉的，像冰块一样，可他就是不愿意穿戴暖和。一整个冬天，他穿着鞋的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这边刚给他穿上，一转身他就踢掉了，还把坚果等小玩意儿塞进一只鞋里拎着。这两天我们终于给他和安妮都穿上了印第安‘莫卡辛’鞋。这种鞋是用软皮做的，穿上去不但合脚，而且绑着鞋带。两个小孩子再也没办法把鞋子脱下来了。”

杰斐逊喜欢枪支和马匹，爱好狩猎和钓鱼。他往往给自己的坐骑起些高贵的名字，比方说，我们所知的杰斐逊的第一匹马，名字叫艾丽·克罗克[11]。还有古斯塔夫斯、库库林、大将军、阿尔弗雷德、卡拉克塔克斯、埃塞琳达、银尾、奥拉·穆尔、佩姬·华芬顿[12]、赞加、波莉·皮彻姆。他的两匹拉车的马分别叫罗慕路斯和雷穆斯[13]。此外，还有雷利、塔尔坎、卡斯托、迪奥梅德、布雷莫、威灵顿、特库姆塞和维和士。他的最后一匹马于1820年购得，取名神鹰。

无论留居庄园还是出门在外，杰斐逊都不会放过钓鱼的机会。在弗吉尼亚，他钟爱里瓦纳河上“老河坝下游不远处”的一块垂钓宝地；在费城，他享受斯库尔基尔河畔的钓鱼时光。1791年，他与詹姆斯·麦迪逊在北方的阿第伦达克山区旅行时，特地抽出一天时间在乔治湖上落竿。他在给帕茜的信中说：“湖中水产丰饶，溪红点鳟、湖红点鳟、鲈鱼等，不一而足，令我们在尽兴游玩之际更享受到了垂钓的乐趣。”杰斐逊对尚普兰湖的评价就没那么高了，在他看来，尚普兰湖虽然面积更大，但是“远不及乔治湖令人愉悦。此湖水质污浊，水流暗涌，鲜有猎获”——污浊、暗涌、鲜有猎获，这些不仅是杰斐逊在垂钓时最不喜的，也是他在生活中最不希望见到的。

杰斐逊家中不但收藏有枪支，旅行时也随身携带（有一次，他途经弗吉尼亚州的奥兰治县城时，不慎把一支锁在箱子里的枪遗忘在了旅馆里，不得不写信给旅馆老板）。对杰斐逊来说，狩猎是最佳的锻炼方式。尽管到了晚年时，骑马成为他最大的慰藉和消遣，只要提到狩猎，他还是常常竭力推荐。据他的黑奴艾萨克·格兰杰·杰斐逊回忆，杰斐逊主要猎杀“松鼠和山鹑”，“老主人不会射杀孵蛋的山鹑”。他是个讲求公平的猎手，在射猎前总是要将山鹑或野兔“从藏身处赶出来”，给它们一个逃跑的机会。他还会赶跑闯进蒙蒂塞洛鹿苑的偷猎者。

杰斐逊的枪支收藏中，包括一支双管猎枪和一整套土耳其手枪，这些手枪的“枪管制作极其精良，长20英寸，我用它们在30码[14]开外射猎松鼠时从未失过手”。在个人是否应该持有枪支的问题上，杰斐逊显然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在1822年写道：“每一个美国人，只要他希望保护自己的农庄免受四条腿的野兽的蹂躏，保护自己的国家免遭两条腿的侵略者的践踏”，都应该“拥有枪支”，并且说：“提到狩猎这项男人的运动和有益健康的锻炼方式，我是大力提倡的。”

通过与（以詹姆斯·麦迪逊为首的）友人的书信往来，杰斐逊时刻关注着当前的政治和外交动向。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人之间的嫌隙是永恒的主题。美国经济学家坦奇·考克斯当时在汉密尔顿的财政部担任助理部长，他从费城写信时提道：“不论是私下里还是台面上，两党之间相互攻讦，人身攻击令社交乐趣或是大受折损，或是难以获得。”这封信送达不过一个星期，另一封詹姆斯·门罗的信也寄到了，信中向杰斐逊详述了近期的消息：在杰斐逊贸易报告的相关决议问题上，两派激烈交锋；在国会要求审查古韦纳尔·莫里斯通信内容的问题上，双方争执不下；参院投票罢免了阿尔伯特·加勒廷——一位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共和党人——的议员资格，理由是他当选时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尚未满9年，不符合法律规定；一份印第安条约得到了签订；当然了，还有埃德蒙–夏尔·热内灾难性的到访。杰斐逊生活的环境虽然相对闭塞，但是各地的新闻却从来没有断绝往来过。

1794年3月，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党众议员西奥多·塞奇威克在国会试图推动一项立法，要求新建一支15 000人的军队，并且赋予总统控制海上通行的特别权力。据门罗对杰斐逊说，塞奇威克的理由是，“这项法案将为我们防范外敌的侵略提供支持。考虑到英国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我国的不友好行为，这样的侵略事件极有可能发生”。尽管民主共和党人确实对英国心存忧虑，但他们同时也对联邦党人的图谋怀有疑虑。他们担心，这只不过是联邦党人计划的第一步：这样一支军队日后如果壮大起来，虽说可能起到保卫美国的作用，但也很可能在危急关头成为颠覆宪法的工具。共和国往往因军事独裁而灭亡，而军事独裁者必然需要一支军队。“如此重大的变化一定是基于更为深远的目标。”门罗在写给杰斐逊的信中说，“这支部队的兵力来源不限于任一地区。尽管除去战时之外，这些士兵的地位差不多仅相当于临时民兵，但从其他任何方面来说，他们都算得上是正规兵。……军队的指挥权将归于辛辛那提。”

民主共和党人竭力寻找任何突破口发动攻击。作为入籍法案的一部分，威廉·布兰奇·贾尔斯提出修正条款，要求新入籍的美国公民声明放弃其原所在国的任何世袭头衔。通过这一做法，杰斐逊派希望能够大大降低移民贵族把旧世界的价值取向带到美国的概率。

作为反击，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党众议员塞缪尔·德克斯特也提出了自己的修正条款，要求蓄奴的移民申报他们拥有的奴隶财产。德克斯特称：“你们要向公众展示我们是世袭贵族，那么我以牙还牙，要向同一批公众展示你们是奴隶贩子。”贾尔斯的修正条款获得了通过，德克斯特则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从这两项动议中，我们对左右当时美国政治的情感因素可以窥见一斑——民主共和党人担心世袭权力日益壮大，联邦党人则忧惧蓄奴主的力量不断增强。

杰斐逊和他的战友一直以来都在忧虑，联邦党人手中掌握的权力会越来越大。1794年秋末，国会召开。在向各位议员发表年度咨文演讲时，华盛顿不仅提到了威士忌暴乱，而且对民主－共和社团毫不留情地进行了鞭挞。

发生在西部地区的威士忌暴乱源起汉密尔顿的消费税在农民中引发了强烈的不满情绪。抗议活动逐步升级，直至1794年达到高潮，发生了围攻联邦税务官约翰·内维尔将军的宅邸凉亭山这一事件。暴乱者的一个首领詹姆斯·麦克法兰中弹身亡。联邦政府征召了一支人数庞大的军队派往宾夕法尼亚西部地区，由汉密尔顿和绰号“轻骑哈里”的亨利·李三世统帅。华盛顿本人还曾一度随军亲征。暴乱分子很快就溃散了，但是华盛顿却在心里认定，这一暴力事件与民主－共和社团的政治煽动脱不了干系。因此，他在1794年对威士忌暴乱和这些社团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到了12月中旬，杰斐逊写信给威廉·布兰奇·贾尔斯，表明他对所发生的事件早有预见：“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动作，企图限制本国公民集会的自由、就关切的议题交换观点的自由，以及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表达这些观点的自由，这比我预料的时间提早了整整一个世纪。”

杰斐逊认为，政府不仅是在试图镇压宾夕法尼亚州的叛乱，同时也是在剥夺人民和平集会的自由。他直言不讳地对麦迪逊道：“独统派胆大妄为的举动我们早已见怪不怪了，此次对民主–共和社团的指责便是一例。”威士忌暴乱造成了什么真正的危害吗？对杰斐逊来说，几乎是不值一提的。他在1794年12月给麦迪逊的信中说：“抗议者确实举行了一次集会，就是否脱离联邦征询意见。但是，就某一议题征询意见并不等于确定地表示赞同，更不等于切实地转化为行动。”

杰斐逊深知，民众的吵吵嚷嚷是民主必须付出的代价。

杰斐逊坐镇家中时，他对事事都要严格掌控的性格显露无遗。他对自己的马匹有着一丝不苟的苛刻要求。他年轻的时候，但凡仆人把坐骑牵到他的面前，他都会用一条细纺白手绢擦拭马肩。如果手绢上沾染了灰尘，那么，他一定会要求仆人把马牵回马厩。只有一切做到最好才合乎他的心意。

他养的马匹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快乐，不过，他不喜欢动物有自己的意志。有几次碰上不听话的马，他平常的镇定自若都被丢到了一边。“他唯一按捺不住脾气发作的时候，是碰上他的马不听命令。每当这种时候，只要马稍有违忤，他都会用鞭子一顿猛抽，直到马乖乖驯服为止。”他的一个外孙后来回忆说。

家里人还流传下来另外两件他大动肝火的逸事，这两次发火都是因为他公然遭到了忤逆。第一件事是这样的：杰斐逊吩咐家里的一个奴隶去马厩要一匹拉车的马出门办事，可掌管马匹的黑奴朱庇特拒绝了他的要求，而且拒绝了不止一次，而是两次。居然有人违抗自己的命令，杰斐逊勃然大怒：“马上把朱庇特给我叫来。”据家里人叙述，朱庇特受到的这番叱责可不比寻常，简直是一场疾风暴雨，杰斐逊“说话的口气和脸上的神色，无论对是朱庇特还是被吓坏了的旁观者，都永生难忘”。杰斐逊的命令是不容挑战、不可置疑的，任何情况下都不行。

第二件事发生在一个渡口。有一次，杰斐逊和他的女儿帕茜乘船渡河。船上的两个渡工之前一直在争吵，开船后不久，两人就要动起手来。据说，杰斐逊“两眼冒出火光”，立刻“抄起一支桨来，挥过两个渡工的头顶，然后厉声呵斥，将这两个人的争吵声压了下去”。杰斐逊手里拿着武器，发出明白无误的命令：“赶紧给我好好划船，不然的话，我就把你们两个都丢进河里！”

当时在河中央，因为这两个渡工的争吵，他和女儿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因此杰斐逊掌控住局势，强力贯彻了自己的意志。“他们真的就赶紧好好划船了。那个高个子怪人在他们头顶上挥舞着一支沉甸甸的木桨，眼里怒火熊熊、脸上杀气腾腾的样子，我想这两个渡工恐怕是不会轻易忘掉的。”杰斐逊的外孙女记叙道。当他的挚爱受到威胁的时候——在这件事中，是他的女儿帕茜——他的真实情感便会流露出来。

美国也是他心中的挚爱，而且他越来越相信，国家的前途正处在危险之中。

“如果你以农夫的身份来探望我，那么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相互学习。我不过是一个初学者，内心既迫不及待，但又感到绝望。因为我现在年纪已大，很难学会一门新的手艺。”杰斐逊对威廉·布兰奇·贾尔斯道。他喜欢和老朋友在一起，在一封写给老友的信中，他说：“来吧……我们可以每天在一起喝汤饮酒，追忆青春岁月、过往传奇。”

麦迪逊对这样的田园生活不以为然。他在1795年3月写信对杰斐逊说：“你必须做好准备……接受你再固执己见也无法回避的事实。”对麦迪逊来说，这个事实的核心是：托马斯· 杰斐逊是注定要谋求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职位的人。

杰斐逊承认自己曾考虑过这件事。他告诉麦迪逊，他的敌人“在报纸上无休止地含沙射影”，说他企图继华盛顿之后成为总统，这迫使他感到，“为了自己的安宁，必须认真面对和思考这一问题”。他的结论——他在1795年4月写道——是否定的，他不会竞选总统。“我早几年的那点儿雄心壮志早已烟消云散，而且比起身后的评价，我更看重眼前的名声。”严格来说，这并非他的真实想法，不过是拿来劝慰自己的话罢了。政治人物不能够表现得贪恋权位，因此尽管杰斐逊渴望推动时代进程的意愿甚为明显，他在嘴上也总是要予以否认。

不过，在1795年的这个春天，他嘴上这老一套的抗议倒是比往常更多了几分可信的理由。一方面，他的风湿屡屡发作，长期忽视的庄园和账目事项也让他无暇分身；另一方面，外孙、外孙女承欢膝下，而且很可能在经过了4年之后，第一次能够长时间地维系与萨莉·赫明斯的私情。

当他写信给麦迪逊和其他朋友，告诉他们自己打算永久隐退的时候，他并非是在说谎。他在蒙蒂塞洛找到了安宁和慰藉。只不过，他可能并未完全意识到，自己与政治仍然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是自然而然、不假思索的。从他初次当选弗吉尼亚州自治议会议员到现在，已近1/4个世纪过去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早已和科学、音乐、蒙蒂塞洛一样，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就像他无法选择不对科学或书籍发生兴趣一样，他同样无法选择从共和国的事务中抽身而出。

他需要政治舞台，需要一个能够施展宏伟抱负的天地。这不仅关系到他的身体健康，而且关系到他的自我意识和心灵安乐。“我坚信，要想获得自身的幸福，必须不断地接触世界，跟随世界的脚步前进。任何人倘若失去了与世界畅通无阻的交流，必将因头脑的衰退而饱尝苦果。唯有满足我们好交际的天性，才能预防这种情况的出现。”杰斐逊在成为总统之后写给波莉的信中说：“关于这一点，我是有切身体会的。1793~1797年，我赋闲在家的时候，除了访客便再见不到其他人。终于，我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状况对我的头脑产生了危害，其直接的、不可阻挡的结果是造成了社交的障碍。当不得不参与社交活动时，我会感到浑身都不自在。我强烈地感受到与周围世界脱节所带来的影响，并由此认识到，这种影响会产生不合群的、遁世的情绪。如果任由这种情绪滋长，必将饱尝苦果。这个教训让我永生难忘。”

阐发信念，履行公职，为支持民主共和、反对君主专制摇旗呐喊：政治不仅仅是托马斯·杰斐逊所选择的事业，而且已成为他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尽管有时候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795年6月，他请费城的报社主编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把你们1794年出版的报纸为我发一份过来”。麦迪逊寄来一份他自己称是“即兴写就的报文”：一本题为“政治评论”的小册子。威廉·布兰奇·贾尔斯表示，“在我前往参加（国会的）冬季会期之前”，要来探望杰斐逊一趟。当年秋天，纽约州的阿伦·伯尔造访蒙蒂塞洛，联邦党人听到消息后，指责这两个人是在为即将召开的国会“部署和核准”民主共和党议程。

伯尔的这次造访是短暂的，他只在杰斐逊的山顶庄园逗留了一天。当时谁都没有想到，尽管这年秋天两人的会面只持续了短短数小时，在随后的12年中，两个人的名字却将一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先为盟友，后为仇敌。

阿伦·伯尔1756年出生在新泽西的纽瓦克。他的外祖父乔纳森·爱德华兹是著名的神学家、传教士，也是新泽西学院（今普林斯顿大学）的院长。伯尔的父亲阿伦·伯尔牧师娶了爱德华兹的女儿伊丽莎白，后来也成为该学院的院长，而伯尔正是在新泽西学院接受了教育。

阿伦·伯尔岁数比杰斐逊小，他面容英俊，谈吐迷人，敢做敢当，雄心勃勃。他在独立战争期间当过大陆军军官，后来做了律师，最后成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最为耀眼的政治家之一。他娶了西奥多西娅·普雷沃斯特，一位英国军官的遗孀，两人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也取名叫西奥多西娅。

伯尔是纽约州民主共和政治的奠基人。他一步一步攀上政治高峰，先是当选为州议会议员，接着出任纽约州总检察长，又在1791年进入参议院。深谙选举之道的伯尔为杰斐逊的政治事业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直到1800年总统选举的时候，杰斐逊认为两人的目标产生了冲突。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眼下，不论何门何派的任何一个美国政治家，甚至举国上下，都在担心美国可能与英国开战。

约翰·杰伊的伦敦之行不但未能达成杰斐逊期望的结果，而且事实上与他的期望相距甚远：1795年3月7日交到华盛顿总统手里的条约，被认为对英方做出了过多的让步。汉密尔顿多年来一直试图加强英美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而这个条约让他如愿以偿，从实质上把两国的经济牢牢拴在一起，并以条文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一场政治风暴迅即刮起，华盛顿遭到了无情的抨击。愤怒的民众当街焚烧杰伊的纸人像，甚至有人提出要弹劾华盛顿。杰斐逊对这一条约嗤之以鼻，认为它是汉密尔顿派一手炮制出来的，他的立场得到了大多数国民的支持。1795年8月，杰斐逊在写给小托马斯·曼·伦道夫的信中说：“从北到南，人们无不对这一条约口诛笔伐，谴责它不是极端愚蠢，就是极端肮脏。”

甚至8月中旬发生的洪灾也未能转移公众对杰伊条约的注意力。“在此之前，还从未有任何一份协议能引发如此普遍的不满情绪。”杰斐逊说。

他敦促麦迪逊在报章上撰文，对条约进行鞭挞，因为他担心，汉密尔顿可能会设法扭转公众舆论，赢得支持（他称汉密尔顿是“反共和派毫无疑问的支柱”），并且“在最初的哗然过后，民众的声音会自然而然地归于沉寂”。

杰斐逊在这个条约中看到的，是汉密尔顿通过杰伊的外交活动成功地把自己的主张转化成了法律条文。他对麦迪逊说：“还没有哪个党派使出过如此大胆的伎俩。噢，不用怀疑，这绝对是某党派的花招。他们在众议院未能赢得多数席位，因此便想出偷梁换柱之计，借助参议院和行政权力的力量，把自己的图谋伪装成条约，使之成为法律确立下来。这样一来，原先反对他们的众议院便被缚住了手脚，再也不能对宗主国的贸易设限了。”

尽管如此，条约还是以微弱优势获得了通过。不论是华盛顿本人，还是参议院勉强够上2/3的多数议员都相信，签订这样一份协议总好过与英国开战。

但是条约还面临另外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条约部分内容所需的资金必须得到众议院的批准。1795年12月，在一片批评声中（如“目空一切的暴君”、“践踏法律和宪法的统治者”），华盛顿前往众议院发表他的年度咨文。

这一次，他受到的欢迎大不如前。以彼得·箭猪为笔名的小册子作家威廉·科贝特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直到本次会期开始的几个月前，即便最恶毒的派系诽谤也不敢公开攻击他的人格。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他踏入国会的时候，未能得到在座每一位的衷心欢迎。”如今他放眼向台下望去，瞧见的一张张面孔都“跃跃欲试，想要阻挠他的政策，为他呈上已经溢到杯口的羞辱之酒”。

即便如此，众议院仍然和参议院一样，不情愿地投票通过了对条约的支持。最终，华盛顿于1796年5月6日星期五签署了该条约。就在华盛顿签字三天之后，麦迪逊写信对杰斐逊说：“（如果众议院胆敢否决条约，）新英格兰各州的大批民众已经准备起来暴动，推翻众议院了。这是贵族主义、亲英主义和唯利主义长期在这一地区施加影响的结果，共和主义如今溃不成军。”毫无疑问，这一回合是联邦党人赢得了胜利。

然而，这一外交和政治胜利的代价是高昂的。联邦党人推动杰伊条约获得批准的举动反而赋予新生的民主共和党人一个明确的目标，激励他们向这一目标迈进。

他们清楚地知道，应该向何处、何人寻求帮助。

杰斐逊已经在以务实的态度分析现时的政治形势，并以科学的眼光看待周遭的世界。在他于1795年10月中旬之后的某次所做的笔记中，概括性地勾勒出自己对当前形势的认识。杰斐逊写道：

在美国，确实已形成了两个政党。它们分别由以下各类人构成。

组成反共和党人的是：

1.老一代的流亡者和亲英分子。

2.居住在我们当中的英国商人，这些人是我国商人群体的主体。

3.依靠英国资本的美国商人，这些人在商人群体中为数不少。

4.投机商以及银行和公债证券持有人。

5.联邦政府官员，不过也有一些是例外。

6.为了往上爬不惜放弃原则的求官者，这些人为数众多，而且折腾的动静很大。

7.整日里惶恐不安的人，这些人生性软弱惰怠，宁可逆来顺受，也不愿积极进取。

组成合众国民主共和党的是：

1.全美国所有的土地所有者。

2.没有土地的农业和手工业劳工。

后者的总人数与前者相比大概是500∶1，尽管他们之间的财富差距没有如此悬殊，但前者的财富仍然远超后者，而事实上后者还是前者财富来源的基础。尽管反共和党的人数少得可怜，可是因为某些原因造成了他们势力强大、人数众多的假象。他们全都聚居在城市里，因此随时随地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行动。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报社供职，因此把持了大部分报纸。与之相反，务农的人口散布在全国各地，彼此之间少有交流信息的手段。但他们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强大力量和坚定意志，并且相信，只要依靠力量和意志，随时都可以一记重拳击垮颠覆政府的阴谋。

杰斐逊对敌人的评估混合着恐惧和骄傲两种矛盾的情感。一方面，他对联邦党人心存忧惧；另一方面，他也相信，只要民主共和党人行动起来，便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前者促成了他的危机感，后者则赋予他力量，使他能够在最绝望、最沮丧的时刻坚持奋斗下去。

1795年圣诞节过后的这一天，杰斐逊写信给贝奇，要求订阅他的《曙光报》；与此同时，他还给费城和里士满的其他许多报社主编写了信，提出同样的请求。尽管他从未真正远离政坛，但是这一次毫无疑问，他重新登场了。

杰斐逊从未怀疑过总统权力的分量。他在法国第一次读到宪法草案时，就意识到总统这一职务将是整个政府运作的中心。此后发生的种种事件证明了他当时的直觉是正确的。谈到华盛顿在杰伊条约这一议题上取得的胜利时，杰斐逊写信对门罗说：“你已经看到……一个人的影响力远远胜过了所有人。人民一心支持总统，既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也不相信自己选出的代表的判断。共和主义不得不放下船桨，将航船完全交托给领航员，依靠领航员为他们选择他认为最佳的航线。”

杰斐逊说这番话的时间是在1796年6月中旬，大约6个月后，总统选举团便将召开会议，推举华盛顿的继任者。因此不难想象，杰斐逊很可能是在考虑，如果美国这艘航船的领航员是一位民主共和党人，国家的前景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更进一步来说，他自己是否应该担任这个领航员。当时得体的做法是要在是否参选总统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但是杰斐逊不久就将做出抉择：他会允许自己的名字被提名，参选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吗？这将是自他在轰轰烈烈的独立战争期间选择“国家高于国王”以来，公职生涯中最重大的决定。

不过首先，他想要亲自向华盛顿本人澄清一些疑虑。事情的起因是杰斐逊在1796年6月9日的《曙光报》上看到了一篇报道，报道宣称消息来源是中立辩论期间华盛顿分发给内阁成员的一份机密文件。杰斐逊一向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并且特别看重华盛顿的评价，因此他决意要说服华盛顿相信，至少他本人没有辜负总统的信任。在他6月19日的信中，杰斐逊凭“一切神圣的事物和所有的荣誉”起誓，向华盛顿保证自己一直将文件“妥善锁藏，绝无泄露”。

1796年初夏的这几个星期中，杰斐逊一直在担心华盛顿可能对自己有意见，因为他知道，不断有流言传入总统的耳中，说杰斐逊私下里对他的这位旧上司不仅有诸多批评，而且极不尊重。为了消除华盛顿对自己可能产生的负面印象，杰斐逊在信中提醒华盛顿，有些人可能“试图在你我之间挑拨离间”，造谣杰斐逊“仍在政治圈子里营营碌碌，暗中挑起事端、策划阴谋反对政府”。

1796年7月，华盛顿写来了回信，表示相信杰斐逊在《曙光报》一事上是毫无责任的。不过他也借机谈到了杰斐逊对本届政府的看法：“既然你已先挑起话题，那么故意遮遮掩掩岂不是显得我不够直言坦荡，甚或枉称朋友：人们告诉我，你言行之间对我多有贬损，与我所认为的你对我的看法相距甚远。”

联邦党人为了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忙着排兵布阵。他们采取的其中一个策略是向杰斐逊的死敌帕特里克·亨利主动示好，支持他竞选总统。亨利表示他不感兴趣。不过，如果亨利接受这一提议，势必在弗吉尼亚州造成分裂，这进一步显示，联邦党人坚信杰斐逊将是他们在选举中的主要对手。

1796年8月，西部地区的议员威廉·科克在信中清楚地表明对杰斐逊的支持。科克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现在则是田纳西州的政治领袖之一。他在信中写道，他本人荣幸之至地“告知您，本州人民一致，衷心期望您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下届总统，伯尔先生担任副总统”。

杰斐逊的回答既清楚又含糊：“你向我提到的那个荣誉职位，我是断不敢倨傲拒绝的。然而说实话，人们认为我配当此任，对我来说便已足够，并非定要当真坐上那个位子。”他写信对科克说，因为“我深知，总统一职于任何人的名声都只能招来损害，而绝无增益”。

[10]　此诗出自罗马帝国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著名诗人、批评家贺拉斯的《歌集》。——译者注

[11]　艾丽·克罗克：取自流行于18世纪的一首爱尔兰民歌，内容是关于一位绅士向名叫艾丽西亚·克罗克的女士求爱却遭到拒绝。——译者注

[12]　佩姬·沃芬顿：在乔治王朝时期，英国伦敦有一位著名的爱尔兰女伶名叫佩姬·沃芬顿。——译者注

[13]　罗慕路斯和雷穆斯：一对双生子，传说中罗马城的建立者。——译者注

[14]　1码≈0.9米。——编者注

第二十八章
就任副总统

每个人都负有为国效力的义务，这一义务与他所获自然与命运的馈赠相当。

——托马斯·杰斐逊

你我都曾见过激烈的争论与政治上的互不相让。然而，激辩过后，纵使政见不同，双方仍然能够心平气和地交谈……然而，今非昔比了。现如今，曾经的至交好友若在大街上遇到，为了避免见面寒暄，都要穿过马路；为了避免触帽致意，都要扭过头去。

——托马斯·杰斐逊写给爱德华·拉特利奇的信

1796年9月19日星期一，华盛顿公开发表卸任演说，揭开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总统选战的序幕。照马萨诸塞州众议员费希尔·埃姆斯的说法，华盛顿的声明是“一个信号，就像帽子往地上一扔，各党各派的参选者听令起跑”。

共和国建国的最初数十年间，总统选举的许多做法在今天看来古怪得很：候选人不会发起竞选活动，他们通过知交或盟友间接放出消息说，已同意自己的名字被列入候选名单。政见相同的联盟于是提名自己中意的总统和副总统两位候选人。在大多数州，总统选举人公开表明自己所支持的两个职位候选人，选民投票给总统选举人，就意味着投票给这两个候选人。在1804年的第十二条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前，对总统和副总统并未分开投票选举，得票数第二的候选人当选为副总统。

不论现今的总统选战与当时相比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有一个特征是从一开始就保留下来的恒久未变的，那就是候选人之间肆意的相互揭短。

华盛顿的卸任演说发表仅仅10天之后，杰斐逊的政敌便对杰斐逊发起了攻击，而且一出手就毫不留情。1796年9月29日星期四，《哥伦比亚县镜报及亚历山德里亚县时事报》上发布了查尔斯·西姆斯的一份声明。此人是个联邦党人，也是一位律师，并且还是总统华盛顿的故旧。西姆斯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王子县、斯塔福德县和费尔法克斯县发起竞选活动，希望成为三县的总统选举人，并承诺支持约翰·亚当斯。在9月末的这份声明中，他公然挑战杰斐逊，对其展开了猛烈的抨击。西姆斯宣称，杰斐逊不能胜任政府要职，因为他在战时主政弗吉尼亚期间，“逢敌军入侵”而自顾逃离，“公文案册毁于一旦，致弗吉尼亚州州政府混乱，损失惨重，处境艰难”。这样一个怯懦的人是绝不该成为总统的，西姆斯说，“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料风暴会自何时、从何处来袭”。换句话说，杰斐逊不过是个贪慕虚荣的懦夫，而约翰·亚当斯则是值得信赖、能够坚持在乔治·华盛顿确立的道路上走下去的堂堂政治家。

杰斐逊一派立刻给予猛烈还击。加罗林县的约翰·泰勒，一位支持杰斐逊的弗吉尼亚人，公开撰文对西姆斯进行批驳。泰勒在文中重述了1781年英军入侵事件的经过，表明时任州长杰斐逊完全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更重要的是，泰勒辩驳说，选战必须立眼当下，而不是纠缠过去。这一政治策略此后屡为民主共和党人所用，起到了上佳的效果。他们提出，选战的实质是美国政府今后所走道路之争，是要走向民主共和，还是走向君主专制。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泰勒提到了1794年时任副总统亚当斯和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约翰·兰登之间的一场对话。据泰勒称，亚当斯当时说，“若无一位世袭的国家元首、一个世袭制或终身制的参议院，政府难以久立，人民难得福祉”。当年的竞选宣传册上是这样写的：“托马斯·杰斐逊是一位坚定的民主共和党人，约翰·亚当斯是一个死忠的君主主义者。”

签订杰伊条约之后，下一届美国总统面临的其中一个严峻问题就是，与法国开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一风险为原本就如火如荼的选战更增添了几分紧迫感。

秋末的蒙蒂塞洛遭遇了一股寒潮——气温降到了12华氏度（约零下11摄氏度），书桌上墨瓶里的墨水都冻住了——这时的杰斐逊仍在等待着1796年总统选举的结果。鉴于下一届总统将要挑起的重担，杰斐逊说，他倒觉得赢得总统之位还不如当个副总统呢。“在这件事上，没几个人会相信我心里真是这么想的。”杰斐逊写道，“就算如此，也不能代表我说的不是事实。我真心希望自己在投票中位居第二。”

汉密尔顿是此次选举中的一个不定因素，因为他既反对亚当斯，也反对杰斐逊。为了不让他的两个政敌当上总统，汉密尔顿想出了一条妙计。他鼓动南卡罗莱纳州的联邦党选举人不要把总统选票投给亚当斯，而是投给亚当斯的副总统人选、南卡罗来纳人托马斯·平克尼。汉密尔顿这样做的动机何在呢？麦迪逊在写给杰斐逊的信中说，汉密尔顿认为亚当斯“太刚愎自用，当不了这些幕后阴谋家的听话傀儡”。

尽管杰斐逊口头上不断客套地声言自己无心于总统之位，但种种迹象表明，他对这场关系个人荣辱的胜负还是很在意的。其中一个证据是1796年12月10日星期六麦迪逊写给他的一封便函。“如果运气使然，最终屈居人下，敬陪次席，你也应当欣然接受。”麦迪逊对杰斐逊如是说。关键就在这“应当”两个字：麦迪逊是杰斐逊最亲密的政治盟友和顾问，他一定是知道这位总统候选人对国家最高职位跃跃欲试才提出这样的建议。另一方面，麦迪逊也是在给自己的朋友打预防针：由于汉密尔顿一派在幕后耍弄政治花招，可能会出现亚当斯和杰斐逊票数相同的情况。这样的话，将由联邦党人控制的众议院决断选举结果。

杰斐逊知道，之后在众议院也可能出现票数相同的僵局。他在信中对麦迪逊说：“这是一个宪法未能提供解决方案的难题。”假若他和亚当斯真的面临这种情况，他授权麦迪逊“代表我，衷心表达推举亚当斯先生的愿望。自我们从政以来，他一直都是我的前辈。既然公众的意愿在我二人之间不分伯仲，理应敬他为先”。

随着各州的投票结果陆续报送到费城，平克尼落到了第三位。麦迪逊开始担心，杰斐逊一心希望当选总统，因此可能拒绝副总统之职。他知道杰斐逊看重名声，于是希望借此说服杰斐逊。他在给杰斐逊的信中说：“既然你已下定决心服从国家的召唤，那么，就交由国家来决定哪个岗位需要你吧。”并且，在总统身边若有一个人能发挥民主共和党的影响力，将起到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作用。“亦有理由相信，你与亚当斯共事可能为他的议事桌带来宝贵的影响，尤其是在我国的外交事务方面。”麦迪逊写道。

1797年2月8日星期三，选举人票清点完毕：亚当斯以71票险胜杰斐逊的68票，平克尼得到59票。联邦党人为杰斐逊当选副总统而心有怨言。据称，一位反对杰斐逊的牧师曾祈祷：“噢，主啊！求您赐双倍的恩典给我们的副总统吧，您深知他需要您的点化。”

亚当斯对当选总统喜不自胜。他在写给阿比盖尔的信中说，他深信“这个国家的使命、精神和蕴藏的力量，世上没有几人比我对它更加了解，也没有几人与它一起久经试炼，心志犹坚”。尽管陪坐次席，杰斐逊也对选举结果感到满意，认为是公众对他个人的肯定。他说：“此次投票的结果对我而言意义重大，不过这意义仅在于，它是衡量我在同辈国民心目中位置的一把标尺。”

在选举过后的那几周中，天气依旧寒冷，杰斐逊把时间都用来思考当前的政治形势。“我一早知道，在特拉华以北各州，亚当斯先生绝无可能丢掉任何一张选举人票，加上他在自由和公正的南方也有一定的支持者，这便足够了。”他写道，“考虑到公众寄予的信任，我若当选便不会推辞（总统一职），可我在上帝面前发誓，免担此责，我内心充满欢喜。”

他颇具预见性地冷嘲道：“蜜月期总是转眼即过，这放在哪里都适用，出任总统也不会例外。一时半刻的狂喜终将换来经年累月的烦恼和怨恨。”眼前来说，当个副总统无疑是更佳的选择。“此刻绝非觊觎舵轮之时。”杰斐逊说。

1796年11~12月的《康涅狄格新闻报》上，隐约出现了北方各州可能脱离合众国而自组邦联的言论。这些流言蜚语的背后显然预示着更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就出在“五分之三条款[15]”，这条宪法条文规定，各州人口数按照自由人总数加上奴隶实际人数的3/5确定，并由此对各州的众议员人数和选举人票数进行分配。北方各州认为，包括杰斐逊在内的南方人借助“五分之三条款”在全国选举中占了不正当的优势。4年之后，当杰斐逊成功赢得总统选举之时，抨击他的联邦党人蔑称他为“黑鬼总统”，因为他们认为，杰斐逊正是靠了“五分之三条款”才在大选中胜出的。因此，双方围绕奴隶制的斗争不仅关乎废奴道德问题，而且关乎现实的政治角力：具有讽刺意味，亦具有悲剧意味的是，每增加一个奴隶州，这些州的白人就在谋求权位时更添几分胜算。

与政敌在赤裸裸的权力谋算问题上纠缠不休，这并非杰斐逊所愿，亦非他所长，他更愿意站在宏观的角度强调国家团结的重要性。他对埃尔布里奇·格里说道：“我们永远都不应背弃我们的联邦，它是泊固定我们希望的最后一把铁锚，也唯有它才能阻止这天佑之国沦为角斗士相互厮杀的竞技场。”

在1796年大选的最后那段日子里，杰斐逊拟了一封写给亚当斯的信，信中言辞友善恳切。在一通照例的谦逊之词（“我并没有统辖天下人的雄心”）之后，杰斐逊写道，总统一职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倘若亚当斯能够“使我们免于这场会给我国的农业、商业和信誉以毁灭性打击的战争”，那么“荣耀必将归于您一身。彼此相交多年，虽然多有磕磕碰碰，或无意为之，或有意使然，可在我心中，对您那份深厚的敬重之情，一如我们并肩为国家独立而奋斗之时。因此衷心期望您在任期中铸就辉煌，收获喜悦，亦惠及吾辈国民”。

1797年元旦当日，杰斐逊将这封信的草稿寄给了麦迪逊。“我对给亚当斯先生当副手没有一丝一毫的厌恶情绪。”杰斐逊写道，“论及年纪，我是他的晚辈；论及在国会和外交部门的资历，我亦是他的晚辈；即便之前同在华盛顿政府供职期间，我仍是他的晚辈。”尽管如此，他仍想听听麦迪逊的意见：他该不该寄这封信给亚当斯呢？

麦迪逊立刻回信劝他打消这个念头，信中洋洋洒洒列出了六大理由，主要是：第一，既然两人之间眼下气氛融洽，“那么就需要掂量，有没有必要为了更进一步地改善关系而冒将事情变糟的风险”。第二，“并非所有人都不情愿在此刻的危机之下受命掌舵，信中所提及的‘在暴风雨中航行的至高愉悦’之类言语，是否会被误解为是对这些人的非议？当然啦，你比我更清楚亚当斯先生的脾气，不过在我看来，他是颇易动怒的。”第三，“必须考虑到在选举中你的那些热情、积极的支持者的微妙处境。此时的任何举动，即便有一分暗示说他们的渴望和努力不合情理，都会被视作一种贬低，是不妥当的。我就知道有些人因为全心全意地投入你的选举事业中，可能已经招来政治上的敌意，或至少是当选总统的不满，他们在此事上甚感不平。”第四，“考虑到亚当斯先生的政策很可能迫使民主共和党形成反对阵线……你此时给予赞美，表示信赖，虽出自私人的关切和情谊，日后若成了握在他手中的书面证供，岂非大失颜面？”

杰斐逊对朋友的相劝深表感激。他决定不把这封信寄出去。

1797年3月2日星期四，杰斐逊到达费城。他一刻都未耽搁，立即拜访了当时住在第四大街弗朗西斯旅店的当选总统亚当斯。亚当斯第二天上午便回访了杰斐逊下榻的临时住处。关上门之后，当选总统随即表示说，他很高兴只有杰斐逊一个人在，两人有很多事情要谈。

亚当斯提到了法国，他对杰斐逊说，他曾考虑过派遣这位新任副总统到巴黎执行一项外交使命，“不过他料想，现在此事已不可行了。因为一旦他本人发生意外，副总统必须代为履行总统职务，这时把人送走，显然是说不过去的。此外，把一个得到民众支持的竞争对手调离，等于是为自己清除障碍，这也不是正人君子所为”。那么，如果派遣麦迪逊出使巴黎，杰斐逊觉得如何呢？

杰斐逊同意自己此时不应该离开国内，他也表示，他认为麦迪逊不会接受这样一项任命。不过，亚当斯看起来已经拿定了主意。“他说即便麦迪逊先生拒绝，他也仍然要任命他。接受与否，全由麦迪逊来担此责任。”

1797年3月4日星期六，在国会厅举行了正式仪式，仪式虽简短，却令人难忘。其时，国会召开短会，宣布进行两项事宜，一是总统和副总统的就职典礼，二是新当选参众议员的宣誓就任仪式。杰斐逊的宣誓仪式在二楼的参议院举行，由参议院临时主席、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廉·宾厄姆主持。

美国的第一位国务卿现在成了第二位副总统。接下来，轮到杰斐逊主持8位新当选参议员的宣誓就任仪式，并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概括性地提及自己的政治理念，同时言辞得体但明白无误地谈到了总统可能的生死问题：“尽管宪法规定，在出现某些意外的情况下，总统职权由副总统代为履行，但我比任何人都更衷心地祈祷，这种情况不会出现，我不至受召担负更高、更重要的职责。”

但是，在当时两党之间不共戴天的政治氛围之下，杰斐逊的一些支持者认为他的演说是曲意讨好。一位纽约的民主共和党人据说曾这样评论道：“他在参议院做的头一件事是发表一篇趋炎附势、避重就轻的该死演说，公开宣称能够在约翰·亚当斯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爱国者领导下为国效力，是千载难逢的无上荣幸。这就等于是在对他的朋友说：我已经上位，你们都可以见鬼去了。”

在杰斐逊主持的新参议员宣誓仪式结束之后，大家又重新回到国会厅一楼的众议院，参加约翰·亚当斯的总统就职典礼。据亚当斯本人回忆，乔治·华盛顿看上去心情很好，甚至可以说是如释重负：“我想我都可以听到他脑子里的话：‘哈哈！我终于脱身了，你终于登场了！看看我们两个谁最快活。’”杰斐逊认为华盛顿是幸运的，他写信给麦迪逊说：“总统真是好运气，在泡沫要破灭的时候及时抽身，留给其他人背这个黑锅。”私下里，杰斐逊再次声明，他对选举的结果感到满意。“担任政府的二把手既是一项崇高的荣誉，又不必花费多少气力。”杰斐逊说，“相比之下，当一把手就有无穷无尽的烦恼。”

就职典礼两天之后，亚当斯和杰斐逊与华盛顿一起用餐。餐后，新当选的总统和副总统一同起身告辞。两个人走到街上的时候，杰斐逊告诉亚当斯，麦迪逊不会接受出使法国的任命。

这倒正合了亚当斯的意。这位新总统当天已经同他的阁僚商议过，他派遣麦迪逊的想法遭到了内阁中联邦党人的反对。“他即刻说，在征询意见的过程中，一些人对这项提名表示了异议，他先前确实考虑欠周。”杰斐逊回忆说，“接下来，他开始以诸多借口搪塞，说到最后，显然连他自己都难为情了。我们到了第五大街就分手了：他往市场街去，我沿着第五大街继续往前走。自此之后，他再未就这件事跟我提过一个字，也未就政府的任何政策征询过我的意见。”

约翰·亚当斯治下的美国内忧外患。在此期间，美法两国爆发了一连串的海战，导致美国损失惨重。（亚当斯称之为“与法国的半战争状态”。）作为总统，亚当斯竭力在后世称为“美法准战争”的这段历史时期维持和平，或至少是维持表面的和平。为了能够顺利履行总统职权，他全盘保留了华盛顿的内阁班底，其中包括出任国务卿的联邦党人蒂莫西·皮克林。这一决定后来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因为内阁官员往往自把自为，不断拖总统的后腿，陷政府于困境。副总统杰斐逊此时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主持参议院的工作，同时（悄悄地）构筑和扶持反对亚当斯联邦党政府的民主共和阵线。

回想起1797年3月6日星期一这天晚上与亚当斯的谈话，以及白天的事件，杰斐逊写道：“在这件事上，我当时的看法是，亚当斯先生逢此场合（他的就职典礼），一时激动，忘记了党派之争。他这个人行事一向没有章法，单凭眼前好恶，因此心思一动，决意要不偏不倚地把两党端平。结果到了3月6号星期一，他第一次与内阁碰头，才刚把自己的这些念头抛出来，就立刻被挡了回来，他本人也马上恢复了原先的党派之见。”

亚当斯任总统的这几年，杰斐逊家里的事也是接连不断。1796~1801年，帕茜·伦道夫接连生了三个孩子。1796年，罗什富科公爵造访蒙蒂塞洛，看到帕茜漂亮的妹妹波莉“一直跟父亲住在一起，不过她芳龄十七，又出落得花容月貌，不消说，很快便会发现，人生在世除了要尽女儿的义务之外，还有更甜美的义务在等着她呢”。波莉来年就嫁给了自己的一个表哥约翰·韦尔斯·埃普斯，他们后来有两个孩子。杰斐逊自己于1797年7月11日星期二回蒙蒂塞洛小住。8个月又3个星期后，萨莉·赫明斯生下了一个儿子，孩子取名叫威廉·贝弗利，大家都叫他贝弗利。

在当副总统的几年中，杰斐逊对待批评的态度变得达观了。他把批评看作政治生活不可避免的一个方面，若想在公共舞台上大展拳脚，必然要忍受批评，就像忍受暴雨或烈火的洗礼。“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是大小报纸演出的道具，供任意人等中伤的靶子。”他写道，“有些人仅仅通过这些动机不纯、言论不公的渠道对我有所认识，便也加入其中，乐此不疲。我一生竭力为公，换来的却是部分同胞的肆意谩骂，可以说罪名古怪、惩罚严苛至极。然而，这些以怨报德都是要承受的，就像身体需经受风暴、烈火等的折磨。”比起在法国或是初任国务卿的时候，他此时成熟、克制了许多，这表明，杰斐逊是能够不断成长、学习的。他可以不喜欢，可他知道自己必须容忍。

同样，他也开始把党派行为看作难免之恶。到90年代末期时，他甚至瞧不起那些自认高于党争的政界人士。在1797年6月写给伯尔的一封信中，杰斐逊这样说：“有些人全然缺乏固定的信仰体系，一时怯懦，一时无畏，就像风吹墙头草，今天倒向共和派，明天倒向贵族派，支持谁全凭临时起意。”

不过，杰斐逊的政治风格仍然是和风细雨的，不是疾风骤雨的；是彬彬有礼的，不是公然对抗的。对自己坚信的事业，他是一位斗士，可他并不亲自上阵厮杀。若在社会辩论中有至关重要的信息需向公众传达，他会发动知交和盟友撰文、发稿、宣扬理念。他几乎总是以温和的态度待人，部分原因是弗吉尼亚崇尚优雅礼仪、殷勤待客的文化使然，部分原因则是特意为之，是基于他对人和政治的了解：正面冲突往往徒劳无益。

他曾给自己的外孙写过一封经缜密思考的长信，信中阐明了他对政治的这一理解，以及如何处理与冲突各方的关系。在这封给帕茜的儿子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在是非对错问题上绝不苟且、行事审慎、待人和善，只有做到这三样，才能赢得世人的尊重。”他接着说，待人和善“就是要在与人交往中，不惜牺牲自己的小小方便或喜好，这点儿损失对我们来说不值一提，却可解他人一时之需；待人和善就是要在与人交谈时，面露愉快、恭维的表情，这样能够取悦他人，他们因此对自己感觉良好，也对我们感到满意。仅仅付出极小的代价就能博得他人的好感，这岂不是太划算了！”他继续写道：

遇上别人言语无礼的时候，倘若我们仍然和善待之，他就会恢复理性，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并且竭力弥补自己的过失。在场的人见了，也只会责怪他的不是，称赞你的大度。不过，谈到在社交场合为人处事的审慎原则，有一条至关重要，千万别忘记：绝不要与人公开争执或辩论。我还从没见过在这种情形下，辩论的一方能够说服另一方。相反，双方越辩越激烈，最后因为出言不逊要拔枪决斗，这种情形我倒见得多了。我们的信念源于自身冷静客观的推论，这或需要我们独处深思，或需要我们把自己从辩论中抽离出来，认真听取他人的看法，然后在自己心里不偏不倚地权衡斟酌。就是这一条最重要的原则，让富兰克林博士成为社交界最和蔼可亲的人：“从不顶撞任何人。”

亲英的杰伊条约引发了法国灾难性的反应。本来因为法国的缘故，期望维系与英国的和平，现在却因为英国的原因，可能导致与法国的战争，这就是18世纪最后10年的政治现实。

法国舰船开始虏获美国船只。杰斐逊写道：“我想不久就会焚烧我们的海港，劫掠我们的边疆，煽动暴民的叛乱，诸如此类一长串的灾难，任何人这辈子见过一次就绝不会想见第二次。”

美国政坛总是浸淫在一种持续的危机感之中：冲突的阴影永远挥之不去，不是与这个，就是与那个欧洲强国。不论联邦党人还是民主共和党人都认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命运会因某一刻爆发的冲突随时改变。社会舆论也深受影响：各党派的编辑发行本党派的报纸，驱动公众抛弃中间立场，只剩下偏激的意见，以及对极端结果的预料。

就在这样一种壁垒分明、剑拔弩张的气氛下，一封杰斐逊于1796年所写的信见诸报端，信中言辞似乎是在抨击华盛顿总统甘当维护英国利益的工具。

1797年5月间由菲利普·马泽伊发表在报纸上的这封信，是杰斐逊前一年写给他的。“我要是说出改奉异端的变节者的名字来，你一定会以为自己的脑子烧坏了。某些人过去在战场是参孙，在议院是所罗门，现在却让英格兰这个娼妇剃去了头发。[16]”杰斐逊在谈及围绕杰伊条约的争议时写道，“简言之，为了维护我们赢得的自由，很可能要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克服无数艰难险阻。”这封信被视作杰斐逊对华盛顿本人及其所谓亲英倾向的攻击，这就等于把弹药给联邦派报纸送上了门。“眼下敌意之盛，我们有生之年都恐难见其平息。”杰斐逊在给一位老朋友的信中说。

至少在这一点上，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人达成了共识。在他们看来，对方极端过激、不可理喻的例子俯拾皆是。

联邦党人有杰斐逊写给马泽伊的信为证，民主共和党人耳朵里听到的敌方消息也有一大箩。1797年圣诞节，麦迪逊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亚当斯正利用新一波黄热病疫情为借口，试图推迟国会会议的召开，以期攫取更大的权力。

与此同时，杰斐逊听到一件关于1792年副总统选举的传闻：当时与亚当斯竞争的民主共和党候选人乔治·克林顿获得了可观的票数，亚当斯为此大动肝火，曾对人说：“这些该死的，这些该死的！现在你们瞧见了吧，一个民选政府是行不通的。”据称，亚当斯最近还说过：“先生，绝不能让共和主义出头。”

杰斐逊也听到类似不少关于汉密尔顿的传闻。1797年年末，坦奇·考克斯声称，汉密尔顿曾对他说：“‘就我来说……我坦承自己是一个君主主义者。我不反对拿这个所谓的共和国来做试验，但是……’云云。”杰斐逊本已对他的联邦党同僚忧心忡忡，这些传闻在此时更是火上浇油。

[15]　五分之三条款：又称“五分之三妥协”，即将美国每州奴隶实际人数乘以3/5，算在该州总人数内。此为1787年美国南北方达成的妥协方案。这一条款在美国南北战争和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废除奴隶制后，被废止。——编者注

[16]　据《圣经》所载，参孙为以色列士师，被上帝赐予神力。他不听劝告，娶非利士妓女大利拉为妻，结果受其蒙骗而泄露了自己力气来自头发的秘密，被剪去长发，力量全失。——译者注

第二十九章
邪巫的统治

不，我认为在一个自由的国家，若要维护自由，政党是必不可少的：真正品德高尚者应当坚定不移地团结起来，组建一个政党，倘若敌人企图侵害平等的信条和人的权利，这个政党能够随时随地挫败他们的阴险图谋。

——杰斐逊的友人约翰·佩吉

新年里，与杰斐逊同住在弗朗西斯旅店的两位众议员——佐治亚州的亚伯拉罕·鲍德温和马萨诸塞州的汤姆森·J·斯金纳——给杰斐逊讲了一件事，这件令人不安的事发生在1787年。据两人描述，“在纽约和东部各州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联盟……其成员或是坚守部分君主制信条，或是受了谢司起义和旧国会无能的惊吓”。他们告诉杰斐逊，联盟的代表“甚至开会商议要武装夺权，建立新的政府。他们互通信件，还派了一位代表去见华盛顿将军，寻求他的支持”。

华盛顿没有参与这项阴谋，与此同时，由弗吉尼亚州倡议的制宪会议召开了。然而，（这一事件中的）君主主义者曾经一直——并且现在仍然——在等着新政府的垮台，君主制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取而代之。

1797~1801年杰斐逊担任副总统期间，政治气氛达到白热化程度。一次，康涅狄格州联邦党众议员罗杰·格里斯沃尔德羞辱来自佛蒙特州的民主共和党众议员马修·莱昂，说他怯懦无能，于是莱昂一口唾沫啐在格里斯沃尔德的脸上。莱昂是个以激烈言辞攻讦敌党著称的报人，联邦党人趁机提出动议，要将他从众议院除名。然而，动议未能通过，格里斯沃尔德在懊恼之下，挥舞手杖攻击莱昂，莱昂则抓起壁炉旁的煤钳反击，两个人就这样在众议院大打出手。

举国上下都在担忧，杰伊条约签订之后，可能与法国爆发战争。1798年3月，亚当斯透露，一项旨在与法国修好的外交使命失败了，因为三个法国官员——政府文件中称他们为X、Y和Z——不仅伸手索要贿赂和巨额贷款，而且还要求美国公开道歉，如此才肯恢复条约风波之后中断的两国贸易。这一政治事件在美国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美国人觉得受了法国人的侮辱，越来越多的人叫嚷着要与法国开战。据杰斐逊说，法国官员勒索未遂的消息“对共和派心理上造成的冲击之强烈，自我国独立以来还未曾见过”。

约翰·亚当斯发表咨文，号召美国人民备战。他下令全国“迅速、果决、团结一致地采取”措施，维护“我国以航海和贸易为业的公民的权利，保护任何易遭攻击的领土不受侵犯，贮存武器弹药，建立铸造厂和兵工厂，并扩充国库，以备支付非常开支和弥补贸易损失引发赤字的不时之需”。美法两国由此进入“准战争”状态：尽管双方都未正式宣战，美利坚合众国与它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盟友之间爆发了一系列残酷的海战。

这是一个硝烟弥漫的时期，接二连三的战事激起了全国上下的忧虑，担心法国势力和法国密探的渗透。亚当斯借机发动攻势，意图压制国内的不同政见（这不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以国家安全为名，行限制民权之实）。值此之际，杰斐逊扮演起他最能胜任的角色：一位滔滔雄辩、捍卫个人权利的斗士。

亚当斯政府引发最大抗议声浪的举动，是广为人知、合称“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的四项法案。这些议案在战争阴云的笼罩下获得通过，赋予总统特别权力。民主共和党人认为，这些权力是以国民的自由为代价的。《敌对外侨法》规定，总统有权将他认为有危害性的侨民驱逐出境。《惩治叛乱法》则判定言论自由是违法行为，禁止任何人“撰写、印刷、口头或书面发表……任何错误、丑化和恶意的言论，倘若这些言论蓄意中伤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或美利坚合众国国会两院之任一院……或导致它们……遭轻视或羞辱，或煽动美利坚合众国善良人民仇视它们，不论针对以上所有机构，抑或其中任一”。

此后一段时期内，国家严重分裂，两个阵营之间剑拔弩张、言辞激烈。杰斐逊和他的民主共和党同僚认为，美国人自由的终结不再是一个预言，而已经是赤裸裸的现实。“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辩护。”约翰·泰勒写道。他接下去说，政府如今“生生造出一条法律，若要依照它，即便向上帝祈祷好光景都是非法的了”。

一些民主共和党人觉察到，这是君主独裁思想在作祟。杰斐逊昔日大陆会议的同袍约翰·狄金森以英国内战的历史为鉴，感慨亚当斯总统已经在歧途上越走越远：“当时固然不可置信，眼下同样令人震惊：我们的先祖为了逃避斯图尔特王朝的癫狂和暴政，不惜来到美洲这片千里之外、危险四伏的荒野大地。如今他们的后代子孙居然把愚蠢、自私的斯图尔特们的每一个手段、每一条借口都拿来据为己用。”

《惩治叛乱法》一旦获得通过，并由亚当斯签署实行，直抒己见这项基本的自由权利就有可能导致最高2 000美元的罚款和最长两年的监禁。“就我个人而言，我看这帮人仅仅是把这些法律当作一次试验，要试试美国人民对公然违犯宪法的行为究竟能够容忍到何种程度。”杰斐逊说，“如果获得通过，我们马上便会看到国会试图通过另一项法案，宣布总统终身任职，死后职位由他的子嗣继承，参议院也要改弦更张为终身制。”换言之，法案的通过意味着杰斐逊这一代人为之奋斗的事业将化为乌有。

亚当斯和联邦党人则不这么认为，他们相信，限制过度的自由正是为了保护自由。战争威胁真实存在，而战争时期便需要施行非常手段（况且《惩治叛乱法》的有效期限仅到1801年）。亚当斯和他的盟友认为，大量涌入美国的外侨和毫不留情地质疑政府合法性的报界，这两股力量倘若合流，很可能是致命的。

麦迪逊在1798年5月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政情：“在赋予一国政府的所有权力当中，处理与他国关系的权力看起来最易遭到滥用，因为处理的过程可以隐蔽，也可以公开，或者为了达到营造特定舆论的目的，挑选公开的内容和时机……或许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为了对抗来自国外的危险——这危险是真的也好，假的也罢——必得以牺牲国内的自由为代价。”极端的时期似乎理应采取极端的措施。

1798年2月15日星期四，杰斐逊与亚当斯一起用餐。“在场的人很多”，杰斐逊写道，不过两人还是在餐后找机会聊了两句。他们谈到了上涨的物价（当然了，这都要怪汉密尔顿的“银行纸钞”）。“我们接下来谈到了宪法……他说，任何一个共和国都必须有一个根基深厚的参议院，如此才可以抵挡一切民众风暴和怒潮。没有了它，共和国绝不会长久。……他还说，将保护国民自由的使命交托给一个平民议会……是彻头彻尾的幻想。”

在费城向一群示威者发表讲话时，亚当斯谈到了自己的长期观点：“我不打算浇灭好奇的热情，也不愿左右探索的自由，只是大胆做一预测：在经过最孜孜不倦、最不偏不倚的研究之后，你们之中活得最长久的那一个会发现，就教育的原则、机构和制度总体而言，再没有比先祖留下来的更适合传给子孙后代的了。”亚当斯如此倒退的教育观就像一粒老鼠屎，让杰斐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耿耿于怀。

在杰斐逊看来，就像生活有残缺遗憾、政治有力所不逮是活生生的现实一样，人类头脑的惊人奇迹和无限可能同样如此。“若从总体上评价人性，我属于那种抱有期待的人。”他在成为总统的21个月之前写道，“一个人只要检视一下已知的领域，就没有可能看不到任一科学分支都是浩瀚无际，正等待我们去发掘的。”

天文学、植物学、化学、自然历史和解剖学，这些“科学分支……值得每一个人关注”，杰斐逊说。他又补充道：“尽管伟大的学科仍未得到探索，我们无法划定它们的边界，但是我们的才智能够担当起认知的责任。”认为“人类的大脑无法再取得进步”是一种“怯懦的”想法。

杰斐逊为美利坚合众国描绘的蓝图是波澜壮阔的。不论某一代人取得多大的成就，为之奋斗的事业永续。“这一代人即将离开历史舞台，他们为人类的斗争做出了贡献，迎头痛击了统治世界数千年的专制暴政，因此理当得到嘉许。”杰斐逊说。然而，迎头痛击并不等于灭绝根除。

1798年5月在费城，大约1 200人上街游行，支持通过《敌对外侨法》。这些人向亚当斯呈递了一份声明，为政府的违法政策摇旗呐喊。亚当斯宣布5月9日为斋戒日——根据独立战争时期在弗吉尼亚州的经验，杰斐逊知道这样的政治招数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结果，亲亚当斯的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人之间爆发了冲突。（新英格兰地区的民主共和党人纳撒尼尔·埃姆斯在日记中冷嘲道，“亚当斯的斋戒”意在“祈求上天的帮助来对抗法国人”。）据杰斐逊记述，“双方发生了打斗，轻骑兵被召到了现场。我是一大早写这封信的，因此还不知道详情细节。不过，看起来斋戒的意图就是要引发暴力。局势正迅速向骚乱演变。”这样的场景让杰斐逊回想起他在巴黎最黑暗的时光。

杰斐逊脑子里开始冒出阴谋论的念头。“不论是在住处还是任何其他地方，我知道我在费城的一切行动都受到监视，并被记录了下来。”他还担心有人拦截拆读自己的邮件。当时确实是一个多事之秋。1798年7月，弗吉尼亚参议员亨利·塔兹韦尔写信说起，恐怕《惩治叛乱法》会“迅猛无情地施行”。与此同时，杰斐逊料想一位宿敌即将到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可能当选为纽约州参议员。(汉密尔顿最后婉言谢绝进入参议院。)

眼前的疯狂让杰斐逊想到了一种自然元素：火。“政治倾轧和党派仇恨抹去了这里每一个人脸上的笑容。”他在写给帕茜的信中说，“他们就像是以火为生的火蜥蜴。”

杰斐逊手头拮据，他由此产生了一种无力感。“此刻在这世界上，我能够支配的钱不超过50美元，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钱将是我仅有的积蓄。”他在1978年4月写道。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得知了自己姐姐婚姻不幸的内情。他姐姐玛丽的丈夫约翰·博林据说不但酗酒贪杯，而且虐打妻子。“博林先生的酗酒恶习会毁了他自己，毁了他的财产和家庭。”杰斐逊写信对波莉说，“酗酒可以说是万恶之首。”不过，他在这件事情上是讲求实际的，甚至是冷漠无情的。“希望我的姐姐能够对他多一点儿耐心，容忍他的劣行。这样做可能减轻他对酒瓶的留恋，或者至少能够让她自己的处境好过一些。倘若我们不得不忍受生活的磨难，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咬紧牙关，坚强面对，凡事都顺应现实。”

1798年1月22日，帕茜写信告诉杰斐逊，只有两岁的哈丽雅特·赫明斯夭折了。哈丽雅特是杰斐逊和萨莉·赫明斯的女儿，不过帕茜在信中对孩子的身世只字不提。

1799年8月，多利·麦迪逊造访蒙蒂塞洛。杰斐逊写了一封信，请她带给她的丈夫。信中提到了好几件事：蒙蒂塞洛制钉厂依照订单生产了一批铁钉、工匠抹灰泥的技艺，还有“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决议案”。为了保密，信里未提及家中任何重要的消息：萨莉·赫明斯此时又怀了身孕。1799年12月初，萨莉生下一个女孩，但是还没来得及取名，这个孩子就死了。

政治斗争依然残酷激烈。“别人告诉我，全国范围内由XYZ事件引发的狂热情绪已经极大消退，而‘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则在四处寻求支持。”杰斐逊在1798年10月说：“我猜想，一些州议会在此事上绝不会轻易让步。……至少这可能是克伦威尔派的目标，至于蒙克和保王党人（其势力或许最为强大），他们正在耍弄花招，企图复辟仁慈的国王陛下乔治三世。”

在这场政治危机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提及英国内战和其保王党获胜结局的字眼。杰斐逊直接拿17世纪的这段历史类比：克伦威尔派就是民主共和党人，蒙克是一位支持查理二世复辟的贵族，保王党人就更不用说了。杰斐逊想要说的话很清楚：他担心当今的君主主义者正寻求让一位英国国王掌控美国大权，也就是所谓的乔治三世。

“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实施之后，政府针对性检控的行径令人震惊。民主共和党的报纸主编遭到逮捕、起诉和审判，因为他们发表了被亚当斯政府视为具有煽动性的文章。这其中最著名的是费城《曙光报》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案和里士满《观察家报》的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案。

报纸主编不是唯一的目标。佛蒙特众议员马修·莱昂——一位出自联邦党根据地新英格兰的难得的民主共和党人——被控犯有煽动叛乱罪，罪状是他曾写信给《佛蒙特日报》，抗议《惩治叛乱法》（这封信是在法案签署施行数周之前就写好的）。莱昂在信中严词谴责了亚当斯总统所谓“不断攫取权力的野心……对荒唐的浮华、愚蠢的吹捧和自私的贪婪有着无穷无尽的胃口”。然而，这封信尽管言辞激烈，却绝对称不上有什么叛国的言论。莱昂是爱尔兰裔，联邦党人因此攻击他是“一个煽动叛乱的外国佬”，“可能给我们造成的危害远胜过战场上1 000个法国人”。莱昂因此遭到起诉、审判，并被定罪。主持审理此案的是联邦党人威廉·佩特森，华盛顿任命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佩特森判处莱昂4个月监禁，并处1 000美元罚款，并在判词中说：“马修·莱昂，身为联邦立法院的一员，你一定很清楚一个不受约束的政府造成的种种祸害。”

杰斐逊忧心如焚。“我不知道哪一点让我感到更加心痛：是我写信时需要提心吊胆，还是我们国家沦落到如此光景。”杰斐逊写道，“审判莱昂的法官们……成了全体国民恐惧的对象。”尽管被判有罪，莱昂本人倒是勇气倍增，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去监狱报到，在牢里谋求竞选连任众议员，而且最终获选。

对杰斐逊来说，“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不仅令他极度灰心，而且让他难以置信。“但凡记得我们所见证过的时代、所经历过的风雨，任谁能够相信，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依着流行新词‘机密’和‘责任’之名，不但贯穿每一次革命行动、来之不易的自由精神被四处围捕，就连英国的辉格主义普遍原则[17]也未能幸免，反倒是亲英的屈从恭顺信条大获全胜？”杰斐逊写信对纽约州首席法官罗伯特·R·利文斯顿说。

杰斐逊绝不是个置身事外的人：私下里，他动员民主共和党候选人竞选公职。1799年年初，他恳请约翰·佩吉谋求一个众议院席位：“敬爱的先生，请您务必全力以赴……因为每一票都可能决定哪派（在众议院）取得多数。”

还有更激进的举措：杰斐逊秘密为肯塔基州的州议会起草决议案，抗议“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麦迪逊为弗吉尼亚州起草了同样的决议案。）这件事于是演变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副总统为美国的一个州服务，拟就了一份斥责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官方议案，并呈递到总统手中。《肯塔基决议案》是一份彻头彻尾的民主共和党文件，然而，杰斐逊在文件中一些过激的言辞威胁到了他热爱的合众国。在这份决议案中，他表示支持“联邦法令废止权”——如果一州认定联邦法律违宪，那么它有权拒绝执行。杰斐逊一向都倡导建立一个更强大、更有效的中央政府，而他在此提议的机制却只能引发混乱，几乎注定会导致国家的解体。

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主张国家主义的杰斐逊和主张联邦法令废止权的杰斐逊似乎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然而，如果从性格和政治的角度来看，杰斐逊这样做便合情合理了。对任何能够服务于他眼前目标的手段，他都是大力赞成的。担任邦联议会代表期间，他希望提升邦联议会的地位；当选弗吉尼亚州长之后，他希望强化州长的权力；现在，他与联邦政府意见不合（尽管他是该政府的一名官员），因此他希望各州能够掌握控制权，以达成他支持的结果。他的思想理念未必会坚守不变，然而他从政和治国却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他会动用情理许可范围之内的一切手段，把世界塑造成他想要的样子。

肯塔基民主共和党人兼该州众议院议长约翰·布雷肯里奇报告说，肯塔基州参议院对草案提到联邦法令废止权的部分犹豫不决。布雷肯里奇写道：“在参议院，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尤其是对这一句：‘由各州废止这些法令，将是正确的补救办法’。”杰斐逊经过一番考虑后，向麦迪逊承认，一条中间道路可能是更好的选择：“我想，我们应当……将此事预留在这样一条轨道上，既不必一力推进至极端，但若情况许可，亦能够尽可能地向前推进。”

如果说在联邦法令废止权的问题上，杰斐逊的确是言辞过激了，那么对于党派问题的性质，他的观点倒是日渐成熟。“在任何一个自由和公民议事的社会，人的天性决定了必然会出现对抗的党派，出现激烈的歧见和冲突。在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内，一方总是会在整体上压倒另一方。”他在1798年写给约翰·泰勒的信中说，“也许党派分歧是必要的，能够促使一方监督对方的行动，并向人民阐述各自的政见。……只需要一点儿耐心，我们将看到邪巫的统治很快就会过去，他们的咒语失去效力，人民恢复视力，看见真相。”

对杰斐逊来说，18世纪的最后10年不尽如人意，不过他从来没有真正绝望过。他知道搞政治需要贴身近攻，因此他尽可能消除自己对手的戒备。审理过莱昂叛乱案的最高法院法官威廉·佩特森曾这样评价杰斐逊：“只要真正认识了杰斐逊先生，就不可能与他结下私人仇怨。在政治上，没有几个人比我更激烈地反对他。直到不久之前，不论他的为人还是政见，都让我打心底里感到厌恶。”结果，这两个人碰巧一块儿旅行，途中交谈，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他的言谈很讨我喜欢。”佩特森说，“尽管我们两个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但他的态度不偏不倚，没有偏见。”

1799年1月，杰斐逊给埃尔布里奇·格里写了一封信，阐明了自己的政治信仰：

我赞成宗教自由，反对任何促成某一教派合法凌驾于另一教派之上的图谋。我赞成新闻自由，反对任何压制言论的违宪行为。国民针对其代理人的抱怨或批评，不论公正与否，都应该通过理性说服，而不是武力镇压。我赞成促进一切科学领域的进步，而不是借着神圣的哲学之名大声抗议……为了改善现状，应当往前看，而（不是）往后看，相信最黑暗蒙昧的时代才拥有政府、宗教、道德及任何其他科学最完美的形式，相信没有任何东西能比我们的先辈所创立的更加完美。……我心中最挚爱的是我的国家，我的家庭、财富和我自身的存在全系于它一身。对其他任何国家，我没有点滴兴趣、丝毫依恋，也没有一星半点儿偏爱的动机。我只关心它们对我的祖国是否友好，友好到何种程度。

当然，杰斐逊也不是一味沉浸在空想之中。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反对“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其中包括发动友人撰写抨击文章，还和麦迪逊讨论影响公众舆论的策略。杰斐逊说，公众对民主共和党的立场是愿意听取的，他由此“相信，这个夏天是系统发动攻势、不计牺牲的最好时机。新闻报纸就是我们的引擎”。他把民主共和党的宣传册寄送给门罗，请他代为散发：“希望你能将这些小册子递到我们的同胞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手上……在此事上不要提及我的名字。”他还请弗吉尼亚州民主共和党的主席分发一些传单：“小册子从我处得来这件事，我相信你会严守秘密。”

在副总统任上，杰斐逊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一位坚定果断的政府领导人，能够在影响民意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约翰·泰勒1799年2月写信对杰斐逊说。泰勒信中谈到的是州长一职，不过他和杰斐逊都知道，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总统之位。

[17]　辉格主义普遍原则：英国辉格党建立于1678年，得益于1688年光荣革命带来的种种变化，遵循有限君主制和议会重要性等原则。——译者注

第三十章
亚当斯对阵杰斐逊：第二回合

吾辈国民中的共和人士视我为他们权益的坚定维护者。我必须承认，这对我来说是全人类所能给予的最高奖赏。

——托马斯·杰斐逊

联邦党的策略看似儿戏，却行之有效。1799年2月25日星期一，众议院的民主共和党人计划发起申诉，反对“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联邦党人在众议院占有微弱多数的优势，他们召开了秘密预备会议，会上决定——据杰斐逊对麦迪逊言——“无论对方发表何种言论，他们这一方只以缄默回应”。

当天在议院，瑞士出生的宾夕法尼亚州州众议员、众议院民主共和党领袖艾伯特·加勒廷首先发言，反对《敌对外侨法》；弗吉尼亚州州众议员约翰·尼古拉斯紧随其后，发言反对《惩治叛乱法》。众议院多数党则通过最原始的方式破坏申诉程序：淹没发言者的声音。联邦党人“开始大声谈笑、咳嗽等”。

发生在众议院的这番喧嚷让民主共和党人不知所措、灰心丧气，他们甚至感到无能为力。“根本没有办法继续。”杰斐逊说。

蒙蒂塞洛和阿尔伯马尔县正当春光明媚，杰斐逊却在担心，亚当斯打算征召一支“总统部队，或总统国民军”，这支军队的组建“令我确信，它的意图旨在强行改宪”。他还相信，汉密尔顿会是新的兵团背后真正的指挥者。杰斐逊在1799年4月写道：“一旦汉密尔顿组建了这样一支军队，想要解散它谈何容易？”关于军队的辩论引发了暴力事件，罗阿诺克县的约翰·伦道夫——杰斐逊的一位表亲兼众议院议员——在议院抨击维持一支常备军的想法。他把正规军士兵称作“唯利是图的佣军”、“一群流氓暴徒”。第二天晚上，两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在“新剧院”门口截下了他。据杰斐逊说，伦道夫遭到了“推搡”，连“外套也被人扒走了”。

18世纪接近尾声，美国政坛又一次迎来总统选举，这是思想理念和人格魅力的战争中的一场终极战役。杰斐逊决心再度竞选总统。发生在他称之为“邪巫统治”时期的种种事件令他确信，共和主义正处于危险之中。

这一场胜负关系重大。一位记者报道说，在纽约圣安德鲁斯俱乐部的一次宴会上，汉密尔顿领头向乔治三世祝酒的欢呼声浪，盖过了对约翰·亚当斯的祝词。“没有凡人能够预料，哪一个政党会在选举中胜出。”杰斐逊在1800年3月如是说。

夸大事实是当时的风气。在民主共和党人眼中，亚当斯一心想要称王。一位民主共和党人写道，美国人民“绝不会允许联邦的最高行政长官从总统摇身变作一位君王”。在联邦党人眼中，杰斐逊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危险分子。《美国时事报》告诫选民，要选择“上帝——和一位虔诚的总统。如果投票给杰斐逊，就是亵渎的行为，是背弃上帝”。

然而，杰斐逊支持宗教自由的立场，赢得了许多温和派选民的支持。新泽西州的民主共和党人指责杰斐逊的敌人把宗教作为攻击武器，“因为杰斐逊不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他不愿看到贵格会信徒、浸礼会信徒、循道宗信徒，或任何一个基督教教派，向其他教派的牧师纳税；他也不认为，仅仅因为天主教徒相信圣餐变体[18]，或犹太教徒相信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19]，就要驱赶他们”。

尽管如此，杰斐逊不同寻常的信仰仍然一再遭到攻击。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缪尔·蔡斯，一个死硬的联邦党人，曾向一个大陪审团“慷慨陈词”，据门罗报告称，这篇讲话“处处含沙射影，充斥着东部各州（对杰斐逊）的构陷之词”，“他一本正经地宣称，绝不会容许一个无神论者在法庭上陈词做证”——这个“无神论者”显然是影射杰斐逊。

蔡斯还推动起诉、审判苏格兰出生的报人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罪名是煽动叛乱。卡伦德是一位言辞犀利、刻毒的民主共和党人，并在经济上得到杰斐逊的资助。这些指控的直接起因是一本名字看来高瞻远瞩的小册子：《我们的前景》，书的文风却极尽尖锐。“迄今，在亚当斯先生治下，邪风恶气不绝。”卡伦德写道，“身为总统，他一张口，一动笔，便语带威胁，厉声责骂。亚当斯政府一直以来的宏伟目标，是要激起反对党派的怒火，恶意中伤任何敢于和他意见相左的人，直至将他们置于死地。亚当斯先生煞费苦心——他的这番苦心不幸亦取得了成功——要破坏同志情谊，任信任和友谊毁于一旦，掐灭人生这场黑暗、可鄙的闹剧中最后一丝欢乐的火光。”

杰斐逊对卡伦德说，他的小册子“定会收到良效”。

阿比盖尔和约翰·亚当斯读到此册子之后，不禁怒火中烧。

1799年12月，乔治·华盛顿在弗农山庄辞世。尽管杰斐逊私下里一直记挂着这位老总统，但两个人在政治上已经渐行渐远，形同陌路了。杰斐逊觉得，此时最明智的做法还是留在蒙蒂塞洛，避免出席任何纪念华盛顿的活动。他仰慕华盛顿的领导才能，可是心里禁不住认为，这位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任总统最终成为联邦党的象征，而在杰斐逊看来，这个政党正把国家引上歧途。

这两人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的。杰斐逊没有对华盛顿说实话：他确实在暗中支持菲利普·弗雷诺和《国家时事报》，以这份报纸作为民主共和党人的阵地，抨击首任总统。他宁可拿假话蒙骗华盛顿，也不愿与华盛顿正面冲突。最终在政治上成为华盛顿继承人的，并不是杰斐逊，而是汉密尔顿。“举国上下，也许没有人比我更为他的辞世感到哀痛。”汉密尔顿在华盛顿去世后说，“将军对我的恩情我铭记于心，他是支撑我的最坚实的支柱。”

在全国各地一片歌功颂德的悼念声中，弗雷诺不忘借几行短诗给民意大潮注入一针清醒剂：

不烂舌，生花笔，

尔辈轻狂难尽数；

肆意吹捧寻常事，

反污逝者身后名。

曲意谄媚妄尊神，

君临四海未有之；

千般颂词都罢了，

只留清白在人间。

清白原是他根本，

何需荣耀落满身；

顶天立地大丈夫，

救国危亡只靠他。

詹姆斯·麦迪逊对联邦党人的活动也做出了阴暗的预言。他在1800年4月给杰斐逊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很显然，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让他们感到惊恐万分。在此之前，他们必定会拼死挣扎。”在给妹妹玛莎·卡尔的信中，杰斐逊把《惩治叛乱法》与1800年大选联系起来：“决定总统选举结果的选战已经拉开序幕，造谣诽谤的大炮火力全开。另外那个党首先对报纸出版人发起猛烈的进攻，其目的就是要夺取战场的主导权，迫使对方无法还击。”他在给帕茜的信中说：“我们的对手觉察到自身的力量正在衰退，可是他们仍不死心，试图通过立法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杰斐逊真心期望人民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他对民主的信奉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信念：他相信，只要开启民智，大部分民众便能够发现真理。

现在已经是1800年了，杰斐逊确信，联邦党人的“疯狂和奢靡”昭然若揭，蒙蔽不了选民雪亮的眼睛。“全国各州的人民，”杰斐逊说，“都拥护共和体制、共和原则，拥护简朴、节俭的生活方式，拥护宗教和民权自由。”

5月初，亚当斯对内阁进行调整，提名约翰·马歇尔为替代蒂莫西·皮克林的国务卿人选，任命塞缪尔·德克斯特接替战争部部长詹姆斯·麦克亨利。当初，亚当斯决定原封不动地保留华盛顿内阁，结果在他任内，他对政府的掌控一直未能达到自己的期望，现在他企图挽回失地，可惜为时已晚了。亚当斯同时还解散了杰斐逊所谓的“总统国民军”。杰斐逊写信对他的女婿小托马斯·曼·伦道夫说：“临近大选，（联邦党人）企图博取一些民心，只等换来4年执掌大权之后，便可继续违逆民意。”

1800年7月4日国庆的前一天，巴尔的摩的《美国人报》刊载了一则传闻，说杰斐逊“偶染微恙48小时”后在蒙蒂塞洛去世了。由于提到了时间、病情方面的细节，报道显得很可信。几家报纸随即转载；《美国时事报》称，报道“貌似有几分可信性”。直到7月6日谣言才完全平息，所有人都得知杰斐逊平安无恙，身体好得很。法国经济学家皮埃尔–塞缪尔·杜邦·德·内穆尔专门就此事从纽约写来一封信。“我以为自己失去了这个大陆上最伟大的人物，他的开明见识对新旧两个世界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他写道，“一连好几天，我都深陷难以言喻的绝望之中。”

在康涅狄格州的沙伦，一个联邦党人主导的地区，科顿·马瑟·史密斯牧师有一次宴请几位客人，当时尤赖亚·麦格雷戈里也在座，他是一位杰斐逊支持者。“我认为他是一个立场强硬的联邦党政客。”麦格雷戈里说。席间，史密斯问麦格雷戈里，他是不是真的希望见到“杰斐逊坐上总统这个位子”。

麦格雷戈里对此给出肯定的答案，史密斯听了之后，“说了许多恶意中伤的话”，抨击杰斐逊存在所谓的经济问题和违法行为。史密斯声称，杰斐逊“采用欺诈和强占的手段获得……产业——（他说）您有一次身为遗嘱执行人，从孤儿寡母的手中又骗又抢，得到了一块地产。这块地价值1万英镑，您不但只付给他们纸钞，而且票面价值还不到实际价值的1/40”。麦格雷戈里并不相信，并且当面质疑史密斯。史密斯执意不肯收回说过的话；他说，这件事千真万确，“是可以证明的”。

在1800年7月写给杰斐逊的信中，麦格雷戈里指出，在宴席间如此这般抨击杰斐逊，是前所未有的。“先生，我知道在这个州，您常常遭受辱骂毁谤——据我从可靠人士处打听得来的消息，这些指控都是没有根据的，是恶意中伤——然而，即便最恶毒的诽谤者也从未怀疑过您在钱财方面的清白。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他觉得应该告知杰斐逊指控他的这些罪名是何，并且希望杰斐逊能够对此予以还击。“先生，我冀望有能力在报纸上登载一篇事实分明、不容置疑的驳斥文章，与那个恶毒的谎言一起，摆在读者面前。”

杰斐逊完全否认这些指控——这些指称都是毫无根据的——并且为出现这样的谣言感到痛心。在这件事上，杰斐逊只能说，他指望“有一天，说谎的证人会遇上一位公正严明的法官，这位法官对他的造谣污蔑一清二楚”。

1800年秋，弗吉尼亚州亨赖科县一个名叫加布里埃尔的奴隶密谋暴动，结果在举事的当晚败露。这次起义组织散漫，领导者计划吸纳广大奴隶加入队伍，占领里士满、诺福克和彼得斯堡的部分地区。白人当局立即无情地展开镇压，对26名暴动参与者处以绞刑。

詹姆斯·卡伦德从里士满狱中写信告诉杰斐逊：“他们的计划是杀光所有白人，不分老幼，不论男女；还要杀光所有不肯加入他们的黑人；然后他们打算带着从城里劫掠来的财物逃进山区。妻子如果不愿追随自己的丈夫，也会和其他人一样命丧在屠刀之下——真是只有非洲人才想得出来啊！”

如同圣多曼格岛的武装冲突一样，加布里埃尔的暴动密谋使杰斐逊更加确信：黑人和白人自由地比邻而居，这样的理想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鉴于加布里埃尔事件，以及弗吉尼亚州对奴隶发动暴力叛乱的恐慌，弗吉尼亚州众议院咨询杰斐逊，国外是否有地方愿意接收美国黑人。当局随后向塞拉利昂公司[20]表达了意向，但是出于种种原因，谈判没有进行下去。

在纽约，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政情的发展感到不安：由于阿伦·伯尔领导有方，民主共和党人在他的大本营步步进逼。1800年春，纽约州选举结果出炉，民主共和党人一举夺下“他们的议会中的绝大多数席位”（杰斐逊语），实际上已经把赢得该年冬天总统选举人票所需的票数牢牢攥在手里。（在纽约州和其他10个州，总统选举人由州议会选出；联邦的16个州中，只有5个州的选举人是由全民选出的。）爱德华·利文斯顿从纽约来信报告：“每一个亲英分子的脸上都笼罩着愁云惨雾，实在是大喜之兆。”

汉密尔顿和他的岳父菲利普·斯凯勒向时任纽约州州长约翰·杰伊陈情，希望在新当选的民主共和党多数成员就职之前，更改该州的选举法，从而在事实上推翻选举结果。这是一个典型的汉密尔顿式花招。“身处我们眼下的时代，”他吁请杰伊，“容不得半点儿谨小慎微。”汉密尔顿声称，他的首要目标是“阻止一个宗教上的无神论者和政治上的狂热分子掌控国家的舵轮”。

杰伊不为所动。他在汉密尔顿这封信的末尾提笔写道：“出于党派私利提议这样一项举措，恕我不能为之。”民主共和党得以保全纽约州的胜利果实，为汉密尔顿的死敌走向总统之位铺平了道路。

纽约州选举结果传来的当天，人在费城的杰斐逊恰巧因为其他事务要和亚当斯碰面。据杰斐逊说，听到民主共和党在纽约州获胜的消息，总统“显然大受震动”，主动与自己的副总统“攀谈起来”。

“如此一来，我猜想这次选战我会是你的手下败将了。”亚当斯对杰斐逊言道，“我只有一句话要说：我会做一个最忠实的国民。”

“亚当斯先生，这并非你我之间的私人竞赛。”杰斐逊回忆自己当时这样回答。他接下来又说：

在政府制度的问题上，由于秉持两种原则体系，我们的同胞分裂为两个党派。您和其中一党观点一致，我呢，与另一党志同道合。如今在世的这一辈人当中，我们两个活跃在公共舞台上的时间，比大多数人的都要长，我们两个的名字也因此为更多人所熟知。为了这个缘故，其中一党以您为马首，另一党则把我推到台前。倘若我们两人今天不幸离世，明天立刻有另外两个名字补上，机器的运转丝毫不会受到影响。它运转的动力来自原则体系，不是因为你我个体。

“我想你说得对，我们不过是被动的工具。”亚当斯说，“我们两个的私交不应该受到这件事的影响。”

然而，在杰斐逊看来，亚当斯“没过多久就抛弃了在此事上的公正观点。联邦党人因为心里痛恨我，又因为落败而感到颜面尽失，因此每天编造出数以千计的不实之词诽谤我。我一直认为，跳梁小丑肯定把话都传到了总统的耳朵里，在他心里播下了怀疑的种子”。

杰斐逊说中了一点：联邦党人绝不甘心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退出舞台。有传闻说，他们打算再次从南卡罗来纳州推举一位平克尼出来，以期给选举制造混乱。1796年是托马斯·平克尼，1800年轮到他的哥哥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上场了：他将是联邦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亚当斯的竞选搭档。这一招完全是1796年联邦党竞选把戏的重演。根据法律规定，每一个选举人投票给两位候选人，但是无法指定哪一位是总统，哪一位是副总统。像汉密尔顿这样反对亚当斯的联邦党人期望，南卡罗来纳的选举人会投票给杰斐逊和土生土长的平克尼。这样，就能一举把平克尼推上总统宝座（平克尼稳获支持亚当斯各州的票数，再加上南卡罗来纳的选票，赢得整个大选的胜算很高）。

“给予亚当斯和平克尼同等的支持，很可能是拯救我们免遭杰斐逊的尖牙利齿荼毒的唯一办法。”汉密尔顿在1800年5月给一位联邦党同僚的信中写道。尽管杰斐逊指责联邦党人的战术是“装神弄鬼的伎俩”，但如果一切真按照汉密尔顿所预计的方向发展，杰斐逊有可能难以招架。

亚当斯四面楚歌。1800年10月，汉密尔顿在报纸上刊文，大肆抨击第二任总统。这篇文章题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一封信：谈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先生的公共行为与人品”。汉密尔顿在文中称，亚当斯“不具备管理政府的才能”，同时，“他在性格上天生有诸多明显的缺陷，不适合担任国家元首”。纽约州联邦党人罗伯特·特鲁普在写给驻英使节鲁弗斯·金的信中说，他认为汉密尔顿与亚当斯的党内分歧将使联邦党的愿景化为泡影：“我们的敌人团结一致，正在取得胜利。”

然而，汉密尔顿不认为会造成什么损失。“倘若注定要由一个敌人执掌政府，”他说，“我宁可要一个可以大声反对的，可以不必为其负责的，一个不会因其愚蠢、糟糕的举措令我党蒙羞的。”

1800年的秋天是杰斐逊有生以来最关键的一个秋天，每一天都怀着揪心的焦虑和欢跃的希望。他即将登上权力的巅峰，获得举国的支持，迎来胜利的荣光。此时此刻，他内心的情感汹涌澎湃。

在蒙蒂塞洛，他陷入了存在主义的危机。“有时候我问自己，我的祖国是否真的因为我来到这个世上而变得更加美好。”他在私人札记中写道，“我不能肯定确实是这样。的确，我是促成以下几件事的关键因素，可就算没有我，也会有其他人来实现，最多不过是稍晚些发生罢了。”在他列下的几件事中，包括了担任弗吉尼亚州众议院议员期间，改善里瓦纳河的通航条件；参与制定《独立宣言》；修订弗吉尼亚州的法律；把橄榄树引入美国。

各州选举的结果开始慢慢地陆续传抵蒙蒂塞洛。在需要获胜的州，民主共和党都取得了胜利：不但守住了南方的基本地盘，而且在宾夕法尼亚和纽约两州的选情也宣布告捷。前任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闷闷不乐地说：“民主原则的影响力似乎在明显扩大。”

此时传来消息，联邦党人企图利用南卡罗来纳州选举人票将平克尼推上总统宝座的计策失败了，杰斐逊很有可能成为总统。听闻此事，一位新英格兰牧师写道：“还从来没有什么坏消息能让我如此震惊。”

到了1800年12月12日星期五，杰斐逊感到已经胜券在握。他私下里说，自己很有可能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下一任总统。在给小托马斯·曼·伦道夫的信中，他写道：“我想现在可以说，大选的结果已见分晓。”特拉华州民主共和党人西泽·A·罗德尼为选举结果欢欣雀跃，他相信，杰斐逊当选总统标志着亚当斯执政年代的“狂风暴雨”终于要结束了。

尽管如此，杰斐逊仍然有一种不安全感，他心里时刻都在警惕联邦党人的陷阱。在写给阿伦·伯尔的信中，他说，有几个“野心勃勃的联邦党人表示，他们希望见到两位民主共和党候选人所获的票数相等。倘若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决意阻止众议院选出总统（他们确有能力这样做），将主持内阁之责转移到参议院议长身上”。

12月间，杰斐逊告诉麦迪逊，出现平票的可能性“让这里的每一位民主共和党议员面色沮丧，神情阴郁；相反，联邦党议员则喜不自禁，公开宣称他们会阻止选举，任命参议院议长为临时总统——照他们的说法，这只是对宪法的规定稍加扩展而已。……因此，到了2月，我们将迎来新的政治风暴”。

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一些激进分子（民主共和党人）担心，杰斐逊先生不会按照他们期望的方式主持政府。”马萨诸塞州联邦党人乔治·卡伯特在1800年12月28日星期日写信对鲁弗斯·金说，“另一些人则认为，站在一旁指责挑错是很容易、很轻松的，真要治理国家、树立权威就没那么简单了。他们不愿这个重担落到自己或友人的肩上，还有一部分人担心伯尔会成为总统。”

一些人把当前的戏剧性事件看作更宏大斗争——君主制与共和制之争——的一部分。“亲英分子已经开始跳出来，公开表示说希望出现同票的情形。”罗阿诺克县的约翰·伦道夫1800年12月16日星期二写信给马里兰州众议员约瑟夫·尼科尔森，“我担心，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会给我们制造麻烦。不过我也相信，反对君主制的人一定会谴责该党的所作所为。”

尽管一些联邦党人提出，愿意支持伯尔以作为政治和政策上的交换条件，这位纽约人表面上并没有流露出反对杰斐逊的迹象。“我不……担心会有任何尴尬，即便出现你我票数相等的情形——我的私交好友都很清楚我在此事上的愿望，绝不会想要从您那里分走任何一张选票。”伯尔对杰斐逊说，“恰恰相反，他们会是您最忠实的追随者。”没有证据表明，伯尔打算背叛杰斐逊，可是没过多久杰斐逊就开始相信，自己的这个竞选搭档是靠不住的、有妨害的盟友。在1800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出炉后，杰斐逊对自己的女婿约翰·韦尔斯·埃普斯全盘托出了这些想法。

“我听人说，总统情绪极度低落。我们都要庆幸没有处在他的境况。”蒂莫西·皮克林于1801年1月5日星期一写道，“现在举国上下都茫然失措、灰心丧气，这都是他鲁莽的（用个好听点儿的字眼）举措种下的恶果。许多有见识的联邦党人即便嘴上不说，至少心里都在怀疑，到底哪一种情形更不可取：是他再次当选，还是杰斐逊先生坐上总统的位子。”

民主共和党人担心，联邦党人会想方设法违逆民意。“现在大家都在担忧，”一位记者于1800年12月底写信对民主共和党人约翰·布雷肯里奇说，“杰斐逊和伯尔获得相等票数的选举人票，如此一来，东部各州会投票给伯尔，并非因为他们真心认为他更有能力，而是因为杰斐逊是人民的选择……他们的阴谋绝不会得逞。若真这样做，称他们的行为恶毒阴险、违背常情也不为过。不过，他们又有什么事是做不出来，不敢尝试的呢？”

1800年就这样在迷雾重重中走到了终点。“联邦党人似乎决意要阻止选举，然后通过议案，将政府大权交给杰伊先生（他会被任命为首席法官）或国务卿马歇尔。”杰斐逊在圣诞节后一天写信给麦迪逊，“不过我倒认为，马里兰和新泽西两州会与7个民主共和党占多数的州站在一起。”到了1800年1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投票结果全部出炉，并且递送到时任参议院议长杰斐逊手中。

杰斐逊和伯尔同票。

1801年1月2日，在给鲁弗斯·金的信中，詹姆斯·麦克亨利提出了关键性的问题。

麦克亨利问道：“最终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呢？”

[18]　圣餐变体：天主教认为无酵饼和葡萄酒在弥撒中经神父祝圣后变成耶稣的身体和血。——译者注

[19]　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即耶和华。——译者注

[20]　塞拉利昂公司：1792年建立，是英国在非洲第二个殖民地的法人团体。当时的移民是美国独立战争中因加入英军获得自由的美国黑奴，战后曾定居于英国在北美的新斯科舍殖民地。——译者注

第三十一章
危急之秋

流言四起，诡计横行。

——古韦纳尔·莫里斯

总统宝座会落入谁的囊中，现在根本无法预料。

——约翰·马歇尔

1800~1801年的华盛顿特区是个草草拼凑起来的首都。七八家旅店一起争抢生意（杰斐逊本人暂住在其中的康麦旅馆）；一位费城来的制靴匠刚刚在国会大厦附近开设了一家店铺，新开张的还有一家书店；莫氏杂货店的货架上摆放着马德拉白葡萄酒、白兰地和其他烈酒，此外还有肥皂、灯油和发粉；国会山的山坡上依旧林木丛生，野兽出没。

杰斐逊每天在参议院——他仍然主持参议院的工作——和自己的住处康麦旅馆之间往返，同时试图保持心情的平静。这并不容易做到，没人知道明天会传来什么消息。他在写给一个女婿的信中说：“选举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曾经的盟友阿伦·伯尔现在可能成为威胁。1801年1月5日星期一，《费城时事报》刊文称，“有人听到（伯尔）暗示说，他觉得自己和杰斐逊先生一样能够胜任总统的职责”。同一天，本杰明·希克伯恩（一位杰斐逊的支持者）报告说：“一些自称是我们朋友的人，愿意加入另外那个党派，以便到时联合起来，支持伯尔中校。”

杰斐逊的敌人确实在到处活动，任何能够不让杰斐逊掌权的方案都在考虑之列。“如果政府落入杰斐逊先生手中，我们有切实的理由担心，他的道德和政治试验会把政府拖垮。”特拉华州的联邦党众议员詹姆斯·贝亚德称。

艾伯特·加勒廷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联邦党人会耍弄什么诡计呢？他们会篡夺总统权力吗？……选举的前景存在风险。”

罗杰·格里斯沃尔德哀叹事情竟发展到眼下这个地步：“作为一个政治家，杰斐逊是所有人当中最不合格的——或许他当真为人正派，但是了解他私生活的人都非常怀疑这一点。”

1801年1月11日星期日，杰斐逊在国会大厦参加了早晨的礼拜仪式。主持仪式的是托马斯·克拉格特主教大师，他是马里兰州圣公会主教兼参议院牧师。罗杰·格里斯沃尔德当时也在场，因此能够在主教布道期间观察杰斐逊。据格里斯沃尔德称，克拉格特“学识多过智慧”，试图将某个《圣经》预言与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他写道，主教这样做，“势必要长篇累牍地谈到法兰西哲人不切实际的空想引发的种种祸端……接下来又讲到（他们）不信奉正教的行为，最后对他们的图谋在政治和道德上的危害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一番”。

在格里斯沃尔德的眼中看来，杰斐逊“以为主教一字一句都是在说自己，是在严词抨击他的理论和愿望”。杰斐逊“脸臊得像个15岁的小女孩，我毫不怀疑，他心里一定暗骂，让主教和他的预言都见鬼去吧”。

大西洋中部沿岸各州的杰斐逊支持者计划武装起来，向首都进军。杰斐逊私下说，违逆民意“等于是在我们面前劈开了一道深渊，每一个忠诚的爱国者往下张望时都不禁战栗”。“政府高层”中有人对埃尔布里奇·格里表示，杰斐逊的当选“是对宪法的一次考验”。

日子一天天过去，谣言开始四处传播。“值此危急之秋，有关联邦党人的图谋，我们这里听到一些不寻常的流言。”门罗1801年1月6日星期二从里士满写信对杰斐逊说，“据称，他们铁了心要阻挠众议院指定的总统人选。他们打算通过立法将权力移交给约翰·马歇尔、塞缪尔·A·奥蒂斯或其他什么人，直到举行下次大选。”

门罗还说，里士满的州议员正在争论要不要延长议会的会期，“以便随时采取必要行动，挫败”任何企图阻止杰斐逊当上总统的举措。

对任何人都不能放松警惕。“对不怀好意的外国使节应该严密监视。”坦奇·考克斯在1801年1月10日星期日写道，“对联邦党人的表白也不能轻易相信。……鉴于眼前的形势，我们应当意志坚定、头脑冷静，同时做好最坏的打算。”

在选举结果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联邦党人先下手为强，于同年2月通过了《司法条例》（1801年）。如果杰斐逊或者伯尔当选，天晓得联邦党集团什么时候才能再有能力采取行动。

因此，国会利用当前的时机通过了这项法案，并由亚当斯总统签署生效。该条例新增了联邦司法官员的人数，扩大了巡回法庭，并给予了法庭更大的权力，而且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数量从6人减为5人，这样一来，不管哪个民主共和党总统上台，都少了一个任命的名额。“（1801年）《司法条例》完全是强塞给我们的，一个字都不容许更改。”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共和党参议员史蒂文斯·汤姆森·梅森写道。

杰斐逊认为，亚当斯临到主政结束才通过的这条法律，是“趁着国会最后一次会期嫁接到司法体系上的寄生植物”，新获任命的联邦党人“撤退到司法机关这座堡垒……要从那里的炮台摧毁和抹杀共和制的所有成果”。这批新任命的法官在民间被称为亚当斯的“午夜法官”。此外，“午夜任命”的现象也出现在一些级别较低的职位上。

在这几个月中，亚当斯做出的最重大决定是任命他的国务卿约翰·马歇尔为美利坚合众国首席大法官，这就等于给了杰斐逊的死敌一个终身职位，而且这个职位还是联邦政府分立的三大权力机构之一的最高首长。联邦党人认为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人极其危险，就与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人认为联邦党人极其危险一样。

亚当斯和马歇尔在1801年1月碰了面，此时的马歇尔仍为国务卿，前来与总统讨论即将退休的首席大法官奥利弗·埃尔斯沃思的继任人选问题。亚当斯此前曾希望第一任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重新回到最高法院，但是杰伊选择了继续担任纽约州州长。

“现在我应当提名什么人呢？”亚当斯问马歇尔。

据马歇尔回忆，他告诉总统，他也想不出有什么建议。

“我想我必须提名你。”亚当斯说。

马歇尔回忆自己“既吃惊又高兴，默默地鞠了一躬”。

美国参议院在1801年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批准了总统的这项提名。

马歇尔的提名获得通过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民主共和党人相互打气，认为总统大选一定会获得预想的结果。“毫无疑问，杰斐逊先生是我们的磐石，只有他才能拯救我们摆脱眼前的政治困境。不论发生何种情况……我们绝不会背弃他。”特拉华州的西泽·A·罗德尼在1801年2月17日星期二写信对约瑟夫·尼科尔森说，“戈耳狄俄斯之结[21]把我们不可分离地牢牢拴住一起，任何阴谋都无法把它解开，任何刀剑都无法把它劈开。”

杰斐逊听到传闻说，联邦党人打算让参议院临时议长代理总统一职。他心里十分忧虑，于是前往拜访亚当斯，这次拜访只有一个目的：“请求他动用总统的否决权，阻止这项不顾一切的举措”。

听明白杰斐逊的来意之后，亚当斯勃然大怒。“他立刻大发雷霆，”杰斐逊回忆说，“（他答复我的话）言辞之激烈，以前当着我的面从未用过。”

“先生，”亚当斯对杰斐逊说，“选举的最终结果如何，完全操控在您的手中。”他表示，杰斐逊只需要承诺施行联邦党的某些政策，就可以揭开悬念，当选总统。用亚当斯的话来说，政府会“立刻被收入您的囊中”。

“亚当斯先生，”杰斐逊回答，“我尽职尽忠为人民的事业服务，于公于私，我相信自己的行为没有可指摘之处。我必须说，我绝不会通过暗中交易入主政府。只有在完全自由地遵从自己意愿的情况下，我才会接受领导政府的职责。”

“那么，就只能顺其自然了。”谈话到此结束了。

这是一个令人感到苦涩、难受的时刻——“自我们相识以来，还是第一次，告别的时候彼此心里愤愤不平。”杰斐逊回忆说。这是由当时的政治气氛和双方的政治利害关系所决定的。

在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托马斯·麦基恩看来，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人民利益、道德品格、个人责任和对国家的热爱联合一致，都要求确保（杰斐逊当选）。然而我听人说，嫉妒、怨恨、绝望和以制造混乱为乐的祸心，促使亲英的联邦党人将所有其他顾虑都抛诸脑后。他们意图使出一切手段，在各州之间保持等势的分裂，这样国会就有可能以法律的形式为我们直接任命一位总统，直到下次大选。”他说，尽管他个人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但他同时也相信，应当做好最坏的打算。

“可是，就算诸位议员有可能不顾一切，通过一个支持无政府和内战的党派提出的议案”，麦基恩质疑，他们有什么权力这样做呢？任命除杰斐逊或伯尔之外的任何人选都是违宪的，是篡夺政权的行为。

麦基恩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倘若恶徒胆敢图谋叛乱，破坏我们的联邦政府和合众国，或令其蒙羞，我即使不顾性命，倾家荡产，也要尽一己之责反对他们。因为依我之见，屈从于国内暴政比屈服于外国暴君还要来得更加可耻。”麦基恩说，宾夕法尼亚州民兵到时候会动员和武装起来，人数“超过两万人”，武器包括“铜制野战炮等”；州长同时打算下达政令，“逮捕和审判在宾夕法尼亚州州界之内的所有国会议员，或任何参与叛乱活动之人”。

华盛顿的一些政府大楼接连发生火灾也引发了疑虑。“上个月战争部刚遭火灾，这个月又轮到财政部，这虽然很有可能纯属巧合，不过，费城早前有人预言会发生这种事，而且去年7月间就听到了相关议论，因此很多人怀疑，这其中或有阴谋。”麦基恩说。罗杰·格里斯沃尔德也谈到了财政部和战争部的火灾，他评论道：“似乎上天对这座荒野之城中的政府设施降下了诅咒。”

紧张的时局让杰斐逊感到精疲力竭。“我渴望回到外孙、外孙女的身边，他们傻乎乎的小小错误能带给我比贤者的智慧更大的欢乐。”他写信对帕茜说，“在这里，到处人心险恶，我禁不住感到自己身处敌国。”

众议院计划在1801年2月11日星期三召开会议，选出总统。小托马斯·曼·伦道夫从阿尔伯马尔县写信来说：“2月11日的临近让本县民众屏息以待，焦虑的心情难以自制。”

随着国会议员会聚华盛顿，迷局反而加深了。据杰斐逊于2月12日星期四所做的笔记，他从与爱德华·利文斯顿的一次谈话中得知，有人在暗中进行见不得人的交易。“爱德华·利文斯顿告诉我，（联邦党人詹姆斯·）贝亚德于今天或昨晚拜会了塞缪尔·史密斯将军。他对将军表示，倘若将军改变阵营，转投伯尔的票，那么所有职位任他挑选，他特别提到了海军部部长一职。史密斯问他，他是不是能够做主，他说自己可以。……贝亚德还以同样的方式试探了利文斯顿……对新泽西州的（民主共和党众议员詹姆斯·）林博士，他们许诺让他主政新泽西州。”

贝亚德很快转变了战术。他前往拜见马里兰州民主共和党众议员塞缪尔·史密斯，通过史密斯向杰斐逊转达他的提议。贝亚德后来声称，他向史密斯说明，要化解目前的僵局，让杰斐逊当上总统，需要做些什么。如果杰斐逊承诺不会解除所有联邦党官员的职务，并且保留海军和公债，一切就都可以顺利解决。据贝亚德说，史密斯去拜会杰斐逊，得到了杰斐逊的默许，然后回复了贝亚德。

“这完全是谎言。”杰斐逊后来写道，“史密斯将军在来访过程中，没有向我转达任何提议，我也没有授权任何答复。”史密斯同意杰斐逊对此事的说法，他说，他与杰斐逊泛泛地讨论了政策问题，但是没有告诉杰斐逊自己问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史密斯向贝亚德做出的保证，是他自己对杰斐逊意图的揣测，并非杰斐逊的授意。

杰斐逊真的为了当上总统而暗中进行了交易吗？他对此予以坚决否认。不过，当时选举在一触即发的政治气氛下进行，大家开口闭口谈论的都是同一个话题，贝亚德有可能相信自己得到了足够的保证：杰斐逊不会把联邦党此前12年的辛苦经营全部推翻。听了史密斯的话之后——尽管这些话具体、明白到何种程度有待商榷——贝亚德行动起来，准备结束对峙，把总统之位送到杰斐逊手上。

据贝亚德自己的说法，杰斐逊非常清楚联邦党开出的条件。至少有两次——其中一次由亚当斯总统亲自出面——联邦党人请他表明态度，为打消他们的疑虑，以免他们把事情往最糟的方面想。纽约州参议员古韦纳尔·莫里斯有一天在参议院外面遇上了杰斐逊。“他把我拦了下来，开始谈到当前非同寻常、预示不祥的形势。他接着又说起，为什么占少数的几个州一心反对我当选总统，因为他们担心：我会强行免去所有联邦党人的公职，解散海军，撤销公债。所以只要我主动声明，或是授权友人声明，不会采取上述步骤，那么，选举一事即刻就能得到解决。”

站在参议院外的台阶上，认真考虑了莫里斯的这番话后，杰斐逊回答了对方：“我对他说，我迄今为止所走的道路，今后还会继续走下去，这一点我留给世人评判。此时此刻，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不做回应，保持沉默。我绝不应该答应什么条件，绝不应该通过暗中交易坐上总统的位子，也绝不应该让任何前提缚住手脚，妨碍我为了公众的利益施行自己认为适当的举措。”

杰斐逊知道自己放弃的是什么，据他回忆，“大家心里都清楚，古韦纳尔·莫里斯”有能力说动“一张选票改变立场，从而决定选举的结果”。

杰斐逊在宾州大道上遇见亚当斯时，两人也进行了类似的谈话。随后，联邦党人德怀特·福斯特到康麦旅馆拜访杰斐逊，希望杰斐逊能够做出保证，等于又把此事重提了一遍。然而，杰斐逊要说的话都已经说了，这是他的底线。“我不记得与塞缪尔·史密斯将军特别谈到过这件事。”杰斐逊写道，“很可能我们谈到过。当时私下里和朋友密谈，没有不聊起这个话题的，不是泛泛评论两句，就是具体提及某个方面。不过我可以肯定，不论是他，还是任何其他民主共和党人，都从来没有任何暗示，要我屈从某些条件，或向任何人做任何保证。我更加可以肯定，从来没有向他或任何其他人授意，说我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

汉密尔顿清楚这一点。“选杰斐逊要好过”伯尔，他说，“他远没有那么危险，而且还有几分自命清高。”汉密尔顿表示，杰斐逊“懂得见风使舵，会为了自己的名声和利益精打细算。这样一种品性的人，多半选择维护现有的体系：尽管起初反对，可体系一旦建立起来，他心里便明白，要想推倒重来，难免伤及自身”。其他一些联邦党人也同意他的看法。“杰斐逊先生品德高尚、头脑精明，对当前的制度不会试图做实质性的改变。这一制度由我们已故的敬爱的华盛顿总统所建立，并由亚当斯先生坚持奉行。过去12年间，几乎整个文明世界都掀起了腥风血雨，只有我们国家在这一制度下维系了和平安宁，创造了繁荣富足。”威廉·菲茨休，一位曾是华盛顿密友的弗吉尼亚州联邦党人在1801年1月这样写道。

选举过程缓慢冗长，在国会大厦里，投票反复进行了一轮又一轮。议员们睡在草垫上，天气非常糟糕。身体不适的马里兰州众议员约瑟夫·尼科尔森躺在担架上被抬过雪地，在众议院旁边的一个房间里安置下来，他的妻子引导着他的手写下选票上的名字。

终于，1801年2月17日星期二下午1点，历时36轮投票，杰斐逊获得了胜利。

民主共和党人认为联邦党人是“阴谋家”。据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杰斐逊派的报纸主编塞缪尔·哈里森·史密斯的妻子）所述，联邦党人马不停蹄地“匆忙躲回自己的住处，生怕同胞正义的怒火”惩罚他们试图破坏选举。

詹姆斯·贝亚德在选举过后声称，新英格兰已经准备好“丢弃宪法，甚至不惜为此冒内战的风险”。杰斐逊对麦基恩说：“倘若发生政变，我会坚决地和所有反对它、制止它的人站在一起。否则一旦开启这样的先例，此后必然不断有人仿效，直至暴君上台当政。”

杰斐逊公开展现出的冷静与力量此时起到了关键作用，激励民主共和党人坚持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回想上次大选时的情景，我对可能的后果不禁感到战栗。”弗吉尼亚州斯汤顿县的一名律师阿奇博尔德·斯图尔特写道，“民众最初的极度惶恐逐渐让位于坚定的决心，誓要与任何将非民选总统强加我们身上的图谋抗争。……见到民众的这种精神，我心里很是欢喜，因为它表明，我们绝不会不斗争就放弃自由。”

欢腾的礼炮宣布了杰斐逊当选的消息。在亚历山德里亚，礼炮轰鸣32响（在县城广场上放了16响，在波托马克河上又放了16响）；在里士满，人们放起了烟花；在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共和党人敲响钟声，从午前一直持续到日落。“我们的国民兴奋得几乎要发了狂，称他是人民的总统、国家的救星。”一位纽约州的联邦党人如此描述，“人人醉酒嬉闹，献祭给这位新神祇的牛羊比从前犹太祭司敬献给上帝的还要多。”一位新教牧师威廉·斯凯尔斯的看法则乐观得多。“许多人说您是个无神论者，”斯凯尔斯写信对杰斐逊说，“即便如此，我宁可要一个开明的无神论者治理国家，也不愿要一个偏执的圣徒，这样的人并不真正知晓上帝的旨意。”

约翰·马歇尔的国务卿一职要等到杰斐逊就任总统之后才会卸下，因此他现在身兼国务卿和联邦首席大法官两大要职。作为一个旁观者，他对眼前的这一切既感到惊讶，又心怀焦虑。至于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为什么“公众舆论发生如此天翻地覆、异乎寻常的变化”，以至于杰斐逊取亚当斯而代之，他都拒绝置评。“接下来应该选择哪条道路……才是更紧要的问题。如果不是当选总统圈子里的人，这一点便很难得知。”马歇尔在给鲁弗斯·金的信中写道。在外交政策上，马歇尔的担忧也是联邦党人一贯的忧虑：杰斐逊会“煽动人民对英国的憎恶和仇恨”，但是“并不打算挑起任何实质性的对抗”。

尽管近些年来关系一直紧张，杰斐逊和亚当斯夫妇还是保持了点到为止的礼貌关系。1801年1月初，总统和第一夫人请副总统杰斐逊来家里吃饭。“杰斐逊先生和我们一起用了餐。他在答复邀请的回帖中，恳请总统一定要相信，他对总统极为尊敬推崇。”在1801年1月3日给自己一个儿子的信中，阿比盖尔这么写道。她将于2月13日星期五离开华盛顿，动身之前，她在家里接待了杰斐逊，请他喝下午茶。据阿比盖尔说，杰斐逊“来拜访了我……一则同我告别，二则祝我一路顺风。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客气”。

这些重感情的点滴小事很能说明亚当斯夫妇和杰斐逊的品格。在过去的大约1/4个世纪中，他们一起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他们对彼此的人生了解之深入、透彻，在世的人当中，没有几个能够做到。当初是政治促使他们相聚在一起，现在也是政治促使他们分道扬镳。尽管如此，他们对彼此仍表现出了善意的关怀。

杰斐逊心中为选举的结果暗自雀跃。“无法在蒙蒂塞罗与你（和波莉）团聚，我虽说有些失望，但也并非全然遗憾。因为重任在肩，这对我们大家来说，都应是欢喜的。”他写信给帕茜，说明自己当选总统之后，需要继续留在华盛顿。

他欣喜地看到，人们从全球的视角出发评价他的胜利。“谈到未来，您将是舞台上的主角。”他在独立战争时期的同袍约翰·迪金森写道，“或许地球上芸芸众生之中，我们是少数挑选出来的英才，人类中的一大部分会从我们身上学到：自由绝对是超然的恩赐。通过启发心智，它的力量既能够波澜不惊地驱散内心的敌人，也能够锣鼓喧天地击退外来的仇寇。”另一位仰慕者写信对杰斐逊说：“先生，全天下苦苦挣扎的共和人士都以您马首是瞻，从您身上获得希望。”

杰斐逊并没有因为这些话而沾沾自喜。“如果我们一味沉浸在假设之中，”他说，“就浪费了成就一番真正事业的宝贵时间。”他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国家元首的责任”，杰斐逊有一次说，是要“集全体人民的信任于己身”，“把人民的力量全部联合起来，引导它们向唯一的方向前进，就如同全国上下为一体一心”。他也知道，要达成这样的目标，绝非易事。“对你的祝贺，我衷心表示感谢。不过，现在开篇才只写下几行而已，”他写信对友人约翰·佩吉说，“最后结局如何，没有人能够预料。”

[21]　戈耳狄俄斯之结：希腊神话中弗里吉亚国王戈耳狄俄斯所系的难解之结，神谕能入主亚细亚者才能解开，后来亚历山大大帝挥利剑把它劈开。——译者注

用杰斐逊一位朋友的话来说，买下路易斯安那，这宗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土地购买交易，整个事件简直就像被施了“魔法”一般。

第三十二章
新秩序开始

您一直深得民众的拥护，如今又取得政府的支持，前景不会比预期更有利了。与此同时，也必须承认，您要面临诸多麻烦与困境。

——詹姆斯·门罗

我清楚地知道我们当中有君主主义者。

——托马斯·杰斐逊

双方的对话交流缺乏热情洋溢的气氛。为了给就职典礼做安排，杰斐逊不得不给他的亲戚，约翰·亚当斯任命的首席大法官、联邦党人约翰·马歇尔写信。仅仅几天前他还是杰斐逊竞争总统宝座的潜在对手。杰斐逊写道：“既然两院已收到举行时间的通知，我猜想您会理解我希望务必严格守时。”马歇尔复信说他会“特别注意守时”。

两人都很准时。1801年3月4日星期三近午时分，当选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准备从康拉德–麦克蒙公寓步行前往不远处的国会大楼。约翰·亚当斯并不在场。这位美国第二任总统早已计划搭乘凌晨4点的马车离开华盛顿，启程北上返家（据说他途经纽约时“风驰电掣”）。《马萨诸塞侦查报》撰文称：“假使他能够逗留到继任者正式就职后再走，两党中理智的温和派人士会较为满意，也定会产生良好的效果。”然而，1800年11月亚当斯之子查尔斯亡故，亚当斯仍沉浸在丧子之痛中，加上阿比盖尔在马萨诸塞州的家中期待他早日归来，他已迫不及待离开首都。尽管亚当斯后来度过了1/4个世纪的春秋，但他再也没有返回华盛顿。

国会山上炮声在杰斐逊寄居的公寓外回响：哥伦比亚特区炮兵部队鸣响了礼炮。上午时分，塞缪尔·哈里森·史密斯造访，来取一个小包：杰斐逊用工整的小字抄写的就职演说的副本。副本将拿去排版，并在《国民通讯员报》上发表。

10点，来自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的一连步兵抵达，组成了一小支游行队伍。将近午时，杰斐逊走到室外，与护送他参加就职典礼的一批军官会面。国会议员代表们加入了护送队伍，他们跟随着这群军官前往国会大楼。军人们分成两列，抽出宝剑，请杰斐逊通过。他步行经过时，军人们立正、敬礼。炮声再次震响，声音回荡在山顶村庄的上空时，杰斐逊走进了国会大楼。

约有1 000人在参议院会议厅等候着他。一位立法者在给妻子的家书中这样描述会议厅：“大厅雄伟壮观，装设富丽堂皇。”房间长86英尺，宽48英尺，顶高41英尺。每位参议员都有一张桌子和一把红色皮椅。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写道，会议厅“太拥挤，我相信什么东西都进不来了”。当杰斐逊向大厅中部走去的时候，参众两院的议员们纷纷起立以示敬意。

马歇尔主持就职宣誓仪式之后，托马斯·杰斐逊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他用微弱的声音——在如此拥挤的房间里很少有人能听清——宣读了美国历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国家文件之一：一份争取自由与克己自制的声明。

所有人……都会牢记这一神圣的原则：尽管在任何情况下，多数人的意志都应起决定性的作用，但这意志必须合理才可合法；少数派拥有同等的权利，这种权利必须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如若侵犯，即是压迫。因此，同胞们，让我们同心同德地团结起来。让我们在社会交往中恢复和睦与友爱，如果没有这些，自由，甚至生活本身都会索然无味……各种意见分歧并不都是原则性分歧。我们以不同的名称呼唤同一原则的兄弟。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想解散这个联邦，或者想改变它的共和体制，那就让他们不受干扰地去做吧，将他们视作象征安全的纪念碑，有了安全的保障，错误的意见就可得到宽容，理性就得以自由地与之抗争。诚然，我知道，有些正直之士担心共和制政府不能成为强有力的政府，担心我们这个政府不够坚强，但是，在试验取得成功的高潮阶段，一个诚实的爱国者难道会因为一种理论上和幻想中的担心，就放弃这个迄今带给我们自由和坚定的政府吗？就以为这个被世界寄予最大希望的政府可能需要别的力量才得以自存吗？我相信不会。相反，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府。我相信唯有在这种政府的治理下，每个人才会响应法律的召唤，投奔至法律的麾下，像对待切身利益那样，迎击侵犯公共秩序的举动。有时我们会听到一种说法：不能让人们自己管理自己。那么，能让他去管理别人吗？或者，我们在统治人民的君王中发现过天使？让历史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各位同胞，我即将担当起你们委派给我的职务。根据我担任较低职务的充足经验，我已经意识到这是最艰巨的职务，因此，我能够预期，当一个并非尽善尽美的人从这个职位卸任时，很少能像就任时那样深孚众望。……由于判断有误，我会常常犯错。即使我是正确的，那些不是站在统筹全局的立场上看问题的人，也会常常认为我是错误的，我请求你们宽容我自己犯的错误，这些错误决不是故意犯的；我请求你们支持我反对别人的错误，这些人如果能全盘考虑，也决不会犯了。

这篇演说堪称政治杰作。“今天，新的政治纪元开启了——新秩序开始了。”约翰·马歇尔在就职典礼开始前给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写的信中说，“民主党人分成了投机理论分子和极端恐怖主义分子。我不倾向于把杰斐逊先生归为后者。”然而，“如果他与他们达成一致，我们不难预见，我们的国家将面临巨大的灾难；如果他没有如此，他们不久就会与他为敌，造谣中伤之事在所难免。”下午4点再提笔写信时，马歇尔的情绪稍微好转了些。他写道：“在收到这封信之前，你就会看到他的就职演说了。总体而言，观点阐述且表达了和解的意愿。”

詹姆斯·贝亚德认为这篇就职演说“政治意义比我们期望得要好，而且也没有迎合另一党派拥护者的各种愿望”。汉密尔顿承认演说“可谓坦率地厘清了过往种种误解，同时向民众郑重保证，新任总统不会沉溺于危险的改革措施，而会在关键问题上继续循着前任的脚步前进”。对医生本杰明·拉什，这位杰斐逊的崇拜者而言，这是感恩祈祷的时刻。“老朋友们由于所属党派不同，因所谓假定的政治原则上的分歧而隔阂多年，听完演说，立即握手言欢，因为他们头一次发现，对于实现国家的利益，他们仅仅在最佳实现方式上意见不同而已。”

政治失意又蒙受丧子之痛的约翰·亚当斯从马萨诸塞州昆西镇致信杰斐逊，信中提到他亡故的儿子。“这种事情是不大可能发生在你身上的，我衷心希望你永远也不会遭受任何类似的惨痛经历。”亚当斯又添了一条亲切的政治意见，“这一带联邦和睦平静，你期待执政期内的平安繁荣料想应无所滞碍，对此我谨向你表达诚挚的祝福。”

杰斐逊绝不会仅仅代理执政。他行事果决，雷厉风行，渴望拥有长久以来追求的权力。小托马斯·曼·伦道夫致信杰斐逊，“我们思索……魁伟强壮之士肩负重担乃自然之选择。我们深知您的心里定会为实现宏大的目标，在广阔领域纵横捭阖、殚精竭虑而欢欣雀跃，这亦是天性使然。”

杰斐逊对建设国家的雄心壮志不可估量。他说，在任期内，他要“坚定不移地追求这样的目标，要证明生活在如本国这样自由宽松的环境中的人民，是有能力在政府的领导下明智行事的，政府基于人的理性成立，而非出于恐惧和愚行。……这是目前最接近我心愿的目标”。

杰斐逊私下里承认他所面临的重担。“我感受到民众极大的善意和殷殷期许，”就职典礼翌日他写道，“现在我的信心要大于自身的能力，我害怕会令朋友们失望。”

无论是追求父母、教师、同龄人还是人民的认可，杰斐逊的一生中无时无刻不以旺盛的精力，尽心竭力地担当着一家之长的重责。一直以来，其所受的教导都是为他人的生活与幸福负责，除此以外，他别无所求。他对人的本性和人为管理思考良多，他相信，为美国人的生活带来自己就职演说中所宣称的“和睦与友爱”，便是他的责任。

从发动战争到干预经济、购买土地，应对联邦开支、法庭传唤，与国会和法庭共享信息，杰斐逊或维护或扩大了总统内阁的权力。杰斐逊很幸运，身为在国会占大多数的共和党党主席，参议院两党人数差距日益拉大：1801~1803年还是17位共和党党员对15位联邦党党员的微弱优势，到了杰斐逊执政的最后一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8∶6。共和党关于限制与最简管理的辞令的确语出赤诚，但几乎未加控制。杰斐逊在高谈理想却做事务实这方面已是登峰造极。举例来说，为表抗议“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他本可以辞去副总统职务，然而，他却继续留任，等待着可能攀登到政治顶峰的那一刻。身为总统，他确实打算沿用一路走来的方法进行统治。

杰斐逊坐镇总统府后，在其两届任期中发生的故事，把他这样一个热衷于控制与权力的人的一切美德与缺点，统统呈现在了最大的舞台上。看来，期待他精简行政权，开启新篇章的联邦党人大错特错了。

杰斐逊的批评者们认为，他关于一个中央政府权力弱化的农业国家的构想，把自己摆在了历史的对立面上。他们说，汉密尔顿才是那个正确地预见了未来的人，未来需要金融体系和举国之力创造国家的辉煌。

这类关于杰斐逊的评论属老生常谈，但失之全面。杰斐逊向制造业和金融业利益集团发出了安抚的信号，它们本早对这位重农轻商主义的捍卫者心存恐惧。1801年2月18日星期三，杰斐逊写了一篇通讯：“有一项对我的指责一再被重复，以至似乎有些人已经对它信以为真：我是商业的敌人。他们确信我是农业之友，却揣测我与处理农产品的唯一方式为敌。”

直至1809年杰斐逊离任，其任职期间声势浩大、坚决果断，且往往单方面采取行动的例子比比皆是。即便说杰斐逊利用汉密尔顿主义的方式追求杰斐逊式的理想也不为过，他巧妙而又坚定地把大权牢牢握在手中。

打政治战并不适合他，他更愿意不事张扬，拒绝哗众取宠，低调地在事件进程中烙下自己的印记。他太过平静的表现，让他在主流历史上留下了无所建树的总统形象。

他懂得，这个国家欢迎，甚至渴望一个不像华盛顿和亚当斯时代那样侵犯隐私又傲慢专横的政府。在杰斐逊执政的8年里，国债由8 300万美元减少到5 700万美元。他削减税赋，控制开支，在新和平时期——美法准战争在其就职前6个月已经结束——杰斐逊把军费开支缩减到了战前水平，海军规模也减少到13艘护卫舰。那个时期，他认为美国是无法与欧洲诸海军强国对抗的。他的海上战略重在防御，但对巴巴里海盗，则继续追击开战。

杰斐逊长久以来只关心两件事：美国自由和美国力量。8年来，为了美国能朝着自己心中所设想的国家前进，他召集了一切可兹驱使的力量。18世纪90年代党派纷争中，他的很多政敌曲解了他崇尚个人自由，反对汉密尔顿式集权主义的倾向，认为这是他不切实际的表现，也是他的弱点。他们很快就会明确无误地知道，他们错了。

联邦制美国改革在表面上始于就职典礼的早晨，杰斐逊谢绝佩带仪式佩剑参加宣誓仪式，打破了由华盛顿和亚当斯沿袭下来的传统。典礼结束后，杰斐逊像往常一样在康拉德–麦克蒙公寓就餐。不久，他卖掉了原属于亚当斯总统的马车和银质轭具，这是对联邦党人威仪的又一次象征性打击。

亚当斯一家人于1800年11月1日入住总统官邸时，阿比盖尔·亚当斯把东厅——这位亚当斯夫人之前称之为“尚未竣工的豪华会客室”——用作晾衣室。现在杰斐逊安排他的秘书梅里韦瑟·刘易斯在那儿工作。总统自己的办公室则选在了一楼西南角的一个房间。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波托马克河。房间里有一张带抽屉的桌子，里面放着杰斐逊的工具和各类小摆饰，窗户上养着天竺葵，几只嘲鸫近在手边。

他性喜安静，却受不了寂静无声。他通常哼着曲子，或者轻声吟唱。从70年代初开始，杰斐逊就开始饲养嘲鸫作宠物，他喜欢它们的啼鸣。有时在长达数小时的沉思默想时，他会打开鸟笼，让鸟儿们在蒙蒂塞洛私宅或者总统官邸的办公室里飞来飞去。

1772年的11月，杰斐逊在查尔斯城郡他的岳父约翰·威利斯家的一个奴隶处买了第一只嘲鸫。又过了20年，嘲鸫才在蒙蒂塞洛自然繁殖起来。当杰斐逊得知嘲鸫在山顶筑巢，他给家里写信说道：“告诉孩子们，要把它当作化身鸟类的灵物给予尊重，如果伤害了它或者伤了它的蛋，它的鬼魂将对他们纠缠不休。”

任总统期间，杰斐逊养了一只鸟，取名迪克。鸟笼挂在办公室的窗户处，窗户周围环绕着天竺葵和蔷薇。据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说，迪克“在杰斐逊独自用功时一直陪伴在身旁”，有时停在杰斐逊的肩上，有时“从他衔着食物的嘴上啄食吃。杰斐逊回卧室休息，它经常蹦蹦跳跳地跟在他身后上楼；他午后小憩时，迪克就待在沙发上，唱出一串串婉转的旋律”。

杰斐逊接管总统官邸之后，他下令拆除草坪上一处木质厕所，派人把建造“构造精良的……盥洗室”所需的材料从费城送来。在蒙蒂塞洛已经习惯当一家之长，杰斐逊在总统官邸力求建立起同样的家风。他决定哪些家具保留，哪些家具处理掉。原来亚当斯家人用作正式会客的房间（今美国国家宴会厅）被他选作办公室，一楼椭圆形的房间（今美国白宫蓝厅）被改成了画室。他下令在官邸里安装唤铃，这样他就可以随时召唤佣人。这个便利装置亚当斯一家考虑了很久，而杰斐逊在入住最初的几个月就完成了。管家拉潘向他随时汇报装修和改建的进展。不久艾蒂安·勒迈尔成了杰斐逊在华盛顿的总管。

杰斐逊内阁成员代表着国家的几大主要地区：来自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被任命为国务卿，宾夕法尼亚州的艾伯特·加勒廷就任财政部部长，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亨利·迪尔伯恩成为战争部部长，利瓦伊·林肯即将获任司法部部长，来自马里兰州的罗伯特·史密斯成为海军部部长。

任命加勒廷实为精明睿智之举。加勒廷1761年出生于瑞士日内瓦，1780年来到美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参过军，在哈佛教授过法语，精通金融，曾担任一系列竞选职位（其中包括十分短暂的参议员席位，由于不符合美国公民身份的要求于1794年被解职）。在施行“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的日子里，1798~1800年美法准战争的动荡岁月中，加勒廷是众议院共和党的重要领导人。他和他第二任妻子汉娜与杰斐逊交情甚笃，后者信任他在财政及政治方面提出的建议。他于1801~1814年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一职。

列出共和党在国会和各州的获胜情况后，法国外交官路易–安德烈·皮雄向巴黎报告，杰斐逊处于巅峰状态。美法冲突正盛期间，看似不可战胜的联邦党走向衰落，令人震惊。皮雄说：“衰落之迅速实在令人瞠目。”甚至新英格兰地区也受到了共和党的崛起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预言，杰斐逊先生仅会面临微弱的挑战”，皮雄写道，西部人口的扩张只会扩大杰斐逊的权力，因为这些人会“无一例外地反对沿海城市”。

兴致勃勃的新任总统用他偏爱的航海作喻。“我们所经历的暴风雨曾横行四野，”就职典礼两天后杰斐逊给约翰·迪金森写信，“我们的‘阿戈斯’号的坚固程度受到了最严苛的考验。她的力量经受住了风浪，即使她被驶向那个方向的目的就是希望她沉没。我们要把她调转到共和党的风向上，让她以优美的动作展示其建造者们的能力。”

英国科学家、神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则尽情发挥了自己的历史想象力：“我们不能再说普天之下没有新事物了。人类历史上的这一章是崭新的，共和国版图之广是崭新的，人口之稀少是崭新的，席卷这片土地舆论浪潮是崭新的。”

杰斐逊就是如此理想化，但他也是现实的。“即使可以随心所欲地做正确的事，我也能觉察到，基于理性思考和经验证明的改革，多多少少总有无法诉诸施行的，”他写道，“然而，当我们思索驱动或改变这架社会大机器操作之难，骤然将全体人民的观念转变到理想境界之不可为，我们就会发现梭伦[22]的智慧之处，他说，行事即使合乎情理，也不可超出国家可承受的限度。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改革浪费公帑的行为，赶走那些靠此敛财的贪婪人士，这可视为对墨守成规上的稍作改动。”

杰斐逊还生动又直言不讳地形容联邦党人是一群疯子：“他们的领导人是一群重症不治的患者，和其他医院里的精神病人一样，享有受保护和受照顾的权利。”然而，希望仍然存在——对于杰斐逊而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有希望。“这段时期令人不快，”他说，“但是他们证明了一条有价值的真理：正直善良的公民永远不会对民主共和国感到绝望。”

普里斯特利也希望，“政治不会让你忘记什么对于科学才是真正合宜的”。杰斐逊实际上把二者看作相互关联的。政治意义上的个人自由才会产生调查自由的感觉。从君主制或者世袭制度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的人，生活在公民之间和睦友爱的环境中，他的思想才更有可能无拘无束地发展、成长、创造、革新。这是杰斐逊理想的共和国，他将矢志不移地让它实现。

关于如何按照参众两院狭隘的决议管理政府，杰斐逊收到了不少忠告。“许多朋友会因为失望而渐渐疏远，”詹姆斯·门罗写信说，“那些迫不及待的暴力狂热分子会因为没有如愿以偿而觉得遭到羞辱；另外，……还有那些失意的亲英殖民者，过去主要由于分裂和种种愚行而狼狈落败，也会把分散的力量联合起来对抗我们……他们会与国外势力勾结，因此我们必须加以关注。”坦奇·考克斯发出了警告，他在给杰斐逊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政体所面临的危险，无论国内外，仍然存在。”

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布兰奇·贾尔斯看来，“失势的一党被普遍认为由英国操控，旨在破坏全体人民手中的自由。”

每天，杰斐逊在总统官邸一楼他的办公室里处理着各种事件和问题。官员的任命、新英格兰的政治、巴巴里海岸、农业政策、西印度群岛、法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文件如潮水般在杰斐逊面前来去。

帕茜和波莉都没有来华盛顿和他一起生活，也没有任何记录表明萨莉·赫明斯曾经离开阿尔伯马尔县来总统官邸拜访。尽管杰斐逊喜欢社交，他在华盛顿却过着相对与世隔绝的生活。只有梅里韦瑟·刘易斯和他同住在尚未竣工的宅邸里。杰斐逊说，他们生活得就像“教堂里的两只老鼠”。

他任职初期备感孤独。他的同伴迟迟未能聚集到他身边。在总统府安顿下来时，他说：“我还感觉不知所措。”詹姆斯·麦迪逊和艾伯特·加勒廷尚未定居首都。加勒廷一家抵达时，他们收到了一份杰斐逊发来的全员邀请函，他请他们每天在一起用餐。他说，那将是“真正的承情”。不过，杰斐逊失望了，因为加勒廷夫妇决定搬到离总统府更远的地方。8月，加勒廷写信告诉杰斐逊，“这座城市有碍健康，我的家人也有同感，因此他们十分急切地想搬到国会山居住。”不过财政部部长很快让杰斐逊宽了心，因为他会住在附近，“以前骑马20分钟的距离要被10分钟的替代了”。

与他许多官员和议员们不同，杰斐逊喜欢这座首都新城。“我们觉得这里是一处宜人的乡间居所，”他写道，“上流社会，且交往适度，没有噪声、暑热、恶臭的困扰，也不受附近新建镇子忙乱熙攘生活的影响。”

创建美国崭新的未来必须纠正过去联邦党执政时期的过激行动。杰斐逊签署赦免令，释放了一些因《惩治叛乱法》而获罪的出版商人。其中，他的老盟友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被定罪、罚款并入狱，他的案子是杰斐逊本人最关切的。卡伦德的赦免令签署于1801年3月16日星期一。

卡伦德有三个孩子要抚养，想让政府归还当初200美元的罚款。但罚款迟迟未还，1801年4月12日星期日，卡伦德因仍不见动静的罚款问题“大失所望”，感情“受到伤害”。他说：“我现在开始明白什么是忘恩负义了。”

杰斐逊希望他的人民时刻意识到如今是共和党当政时期。1801年3月20日星期五，他让艾伯特·加勒廷对联邦党人罗伯特·古德洛·哈珀写的一封对华盛顿——亚当斯当政时期歌功颂德的通函予以回应。杰斐逊说，通函中描述“虚假浮夸”，因此“有必要展示一下奖章的另一面”。出于极度谨慎，杰斐逊没有在附函上署名。

居于幕后指挥共和党发表文章对于杰斐逊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件事同时也暴露出，从执政开始，他转而向加勒廷寻求协助。自1800年起，杰斐逊过去几年一直器重倚赖的卡伦德已经不再受青睐了。

为什么杰斐逊抛弃了卡伦德呢？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政治中频频出现的一个特点：总统功成名就时，那些帮助他取得胜利的不太正派的人或不够光明的手段，总让他有所介怀。新上任总统通常会经历这样的时刻：他开始觉得自己不是野心家，孜孜以求胜利，而是一名政治家，实际争取选票时遭遇的肮脏与付出的辛劳与他全无干系。正如出身卑微的人不喜欢被人提醒马厩的气味，达官显贵厌恶回忆积垢累累的旧事。那位巧舌如簧的辩才在选举征程中发挥了实际作用，但如今普选已决，他的阴谋诡计在审判时也大白于天下，很显然他的尖刻抨击已无用武之地了。对卡伦德，杰斐逊为追求权力做了一笔魔鬼交易：他支持并与卡伦德——这个精通党争中黑暗手段的人——为伍，但他似乎没有考虑过，这个人有朝一日可能与他变友为敌。

在罚款仍未退还时，卡伦德告诉麦迪逊：“杰斐逊先生没有归还我一分一毫的罚款……我不是那种可以白白压迫或抢劫的人。”卡伦德考虑再三决定，认为拿回罚款固然很重要，但获得里士满邮政局局长这个美差或许更好。他赶到华盛顿与麦迪逊会面。“归还罚款的要求被冷淡地拒绝了，就如同当面侮慢，令人恼火，”卡伦德写道，“小麦迪逊……滔滔不绝，辩称在华盛顿还钱是不恰当的。”

许多因素都在作祟。“你知道吗？他除了其他嗜好，现在还臣服于所谓爱情的专制之下？”麦迪逊问门罗。“他的爱情之火住在里士满。我没问她的姓名，但猜想她年轻漂亮，至少在他眼里如此，而且她的社会地位比他高。他自吹自擂，坚信一份邮局的薪金和名声会为他赢得美人归。不过，就算有这些推荐，他还是要失望地打道回府了。”

麦迪逊也对总统说明了情况。杰斐逊派梅里韦瑟·刘易斯给卡伦德送去50美元，以度过罚款全额赔付之前的困难时期。卡伦德对待刘易斯的态度表明，杰斐逊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比他所想的要严重。“他对刘易斯上尉的言语十分傲慢，”杰斐逊给门罗的信中说，“他暗示自己手中握有把柄，遇到某种情况时他就会使用。他收到的50美元不是施舍，而是应得之物，更明白地说，是封口费。他说，我知道他的要求，即欲求获得某个职位，另外还说了一些类似这个意思的话。”

感觉自己受到伤害，愤怒的卡伦德等待着复仇的时刻。

总统府内，杰斐逊渴望控制一切。1801年11月，他给内阁成员发了一封便函，以通知他们自己的政府的运作方式。这是一份和往常一样存在流程问题的权力文件。

杰斐逊想掌握一切细节，他循华盛顿总统的先例，制定了处理公共事务的方法，几乎所有公函华盛顿都要经手。“以这种方式”，杰斐逊告诉他自己的内阁，华盛顿总统“总是能准确地掌握联邦各处所有的事情和进程，无论这些事情和进程事关哪个部门”。

这也是杰斐逊所期望的事情。他说，他感到“公众的意愿强加给了我一种责任感，我本人要尽力完成他们委托我的任务”。正如斯言，他期待获悉各种情报信息，他告诉加勒廷：“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或者讲述事态信息，这样的文件……比较合我心意。”

他想知晓一切。他必须知晓一切。

[22]　梭伦（约公元前630——前560年）：雅典政治家、立法者，古希腊七哲之一，他修改了德拉古所制定的法律条文，使之不过于严酷，他以财产取代出身把公民分为四等，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译者注

第三十三章
踌躇满志的总统

总统推行的种种举措在全国范围内广受欢迎。

——约翰·昆西·亚当斯

人们满怀激情与热忱，提出如此多的诉求和期望，而各自利益和目标却大相径庭、相去甚远，满足一方诉求，就会有损他方的利益。

——托马斯·杰斐逊，谈华盛顿特区政治文化

时至1801年11月中旬，总统任期进入杰斐逊称之为“稳定常规阶段”。他每天伏案工作10~13个小时，从清早到正午，处理文件，接待来访者。他计算过，“有4个小时的时间用来骑马、吃饭和少量余暇”。他中午时尽量离开总统府，骑马或者散步，然后再回来“会见客人，处理事务直到掌灯时分”。仅仅在晚上的时候——这样的夜晚极其罕有——他才有时间沉浸在喜欢的“机械、数学、哲学等学科中”。

杰斐逊极其注重隐私。他很高兴解雇了总统府某位男佣，“我有理由相信，我不在房间的时候，他会偷看碰巧放在桌上的文件，我又不能每次出去的时候把文件都锁起来”。

杰斐逊自己的时间也很难保证。有一次，他必须快速反应，以缓和与一位支持者之间的紧张态势。杰斐逊给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共和党两院发言人纳撒尼尔·梅肯写信说：“某个敌人，我们不知道是谁，正种下毒草。”杰斐逊说，事情无足轻重，但是他们要好好谈谈，“今晚我的客人可能会待到很晚，但是明晚或者后晚，我可以一人独处。”

每次国会会议前夕，他会与朋友们相约见面，因为他知道下次再见面时，这些立法者们就要离开华盛顿了。“因为国会本周开会，我们现在就开始忙忙碌碌筹备了。这个星期，我都要和朋友们吃饭，为国会竞选做准备。”他给外孙女埃伦·韦利斯·伦道夫·库利奇的信中说，“这些事一开始，我要处理公务，还要招待朋友，就不能准时回信了。”

其中一位这样的朋友是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她与丈夫塞缪尔·哈里森·史密斯这些年来与杰斐逊、多利·麦迪逊、詹姆斯·麦迪逊结下了深厚友谊。麦迪逊一家人安顿好住宿之前，曾在杰斐逊的总统府邸住过一阵。他们起初住在离乔治敦4条街以外的宾夕法尼亚大道，最后在F街1333号定居。多利在她家三层楼的砖结构房子里大办沙龙，她的餐厅和客厅里总有政治讨论和她所谓的“时尚话题”（偶尔也会有牌局，她是位嗜赌人士）。

1801年5月，内阁成员纷纷到来，史密斯夫人说，首都“和冬天时一样热闹了。各位部长的到来似乎给商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的家人为准备居所也给一些工匠提供了就业机会”。在总统官邸举行的小型晚宴上，麦迪逊一家也在座，史密斯夫人坐在杰斐逊旁边，再一次为他“从容、坦率而又温柔的风度”所倾倒。后来在客厅看到总统和詹姆斯·麦迪逊相处的情景，史密斯夫人觉得这两人“如此亲密而不拘礼，表现得全无克制”。

加勒廷一家也是总统圈子里的熟面孔。他们决定住在靠近32号的M街。加勒廷夫人虽称不上漂亮，但是一位极富魅力的女性。“她的头脑与心灵远比她本人更具吸引力，然而，我并不希望她再拥有除此以外的其他特质。”艾伯特·加勒廷在他们婚姻期间曾这样直率地描述他的妻子，“她善解人意；与众多年轻女士们一样，受过良好教育；为人单纯，不做作；爱我，并且是一位不错的民主人士。”

杰斐逊执政事必躬亲，他不知道有其他办法。他观察过佩顿·伦道夫领导1619年弗吉尼亚州议会在威廉斯堡市尼科尔森和北英格兰街伦道夫安有楔形护墙板的深红色房子里举行会议，他有时也会列席。就他在邦联议会度过的岁月，以及以副总统身份主持参议院的4年中，杰斐逊完全了解如何对待议员，因为他长久以来就是其中一员。即便在当时，得到总统的关注对于政客们来说，和对普通老百姓一样，意义非凡。他一直低调处理身为民主共和党象征的身份，杰斐逊明白，与总统本人见面，治国之道就可能大相径庭。因此，他宴请议员，也十分愿意接待来访者。

杰斐逊的策略是奏效的。在杰斐逊主政的那些年，据闻共和党人承认，每当他们计划投票反对杰斐逊时，“总统的宴请让他们噤了声”。

杰斐逊相信总统和议员之间需要不断地对话沟通。他认为，“如果议员们不了解什么样的信息传达给公众才是重要的……这样的政府是投机冒险的政府，而不是计划周详的政府”。总统必须对立法者心存信任，他们的见解和主张可能不会再宣之于众，要与他们建立一种亲密感，让他们了解双方的目的是共通的。向政客们发表演说，或者看上去像是在对他们发表演说，既不会令他们衷心拥护、鼎力相助，也不是管理妙方。

杰斐逊喜欢不着痕迹地行使权力。“美国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拿破仑有一次问一位刚回法国的游历者，他与杰斐逊总统有过接触。游历者说：“陛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恰是杰斐逊希望世人所想的。

另一位总统官邸的来访者，欧洲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特，在杰斐逊的私人房间拜访了他。洪堡特男爵看到民主共和党权力中心放着一份极其负面的联邦党人的报纸，他问杰斐逊：“为何允许这些诽谤言论存在？为何这份造谣中伤的报纸未被封杀？或者，至少报纸的编辑应该被课以罚款并关入监牢吧？”

这些问题给杰斐逊提供了绝佳的反驳机会。“把报纸装进口袋吧，男爵。如果您听到任何人质疑我们享有民主自由、质疑我们出版自由，就把报纸拿出来，告诉他们您是在哪里找到它的。”

华盛顿总统刻意保持一种循规蹈矩的形象；杰斐逊总统早晨和中下午接待访客时却好像刚从外边骑马回来，有时情况确实如此。“杰斐逊先生毫不做作。他迎接客人时不修边幅，全无繁文缛节。”1802年路易–安德烈·皮雄在巴黎写道，“他每天骑马或步行离开，以骑马为主，身边甚至没有佣人跟随。”

杰斐逊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因此无须通过光鲜的衣着证明什么。与此相反，往往是那些出身优越或者社会地位尊崇的人才能避免世俗的约束——对条条框框的忽视或疏离，本身就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杰斐逊的衣着搭配多为旧双排扣长礼服、棉绒及膝短裤、纱线长袜、老式便鞋。

英国外交官奥古斯塔斯·J·福斯特与杰斐逊会见时，他发现总统“表现得大体上客气有礼”。在总统官邸，“门突然开了”，杰斐逊站在那儿。“他径直朝我伸出手，和其他人也是如此，然后请我坐下。”福斯特给他母亲的信中写道，“幸好我在土耳其待过，对这种简陋的待客之道已相当习惯了。”

杰斐逊的外表令福斯特大为吃惊。福斯特的家书中写道：“他穿得看上去极像个普通农夫，便鞋还趿拉在脚后跟上。”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约瑟夫·斯托里与福斯特见解不同。他是一名律师兼议员，1811年进入最高法院。他理解杰斐逊的举止所为何意，一个极度关注欧洲对美国品味和文化评价的人不会是个乡下懒汉，他不过是本性如此。“弗吉尼亚人惯以衣着简单朴素自矜，”斯托里写道，“他们情愿以出色的头脑和温文尔雅的态度赢得关注。”

另一位英国外交官爱德华·桑顿与斯托里有同样的感受。桑顿给国内的报告中写道，杰斐逊可能受到了共和主义“平均精神”理念的吸引，但是在总统官邸却看不出任何明显的迹象。官邸“陈设比亚当斯先生时期要好得多；就家庭用度和生活水准来看，也比任何一位前任总统（当政）时期的开销要高得多。不过，却没有当年华盛顿将军表现得那么讲究形式和排场”。

杰斐逊对个人及领导力的自信显而易见。他认为1800年选举的结果就是一道要求改变的执行令。通常他将权力运用得不动声色，但是他的的确确在行使，确保自己掌管行政部门，同时将意愿传达给国会中的同盟者。约翰·昆西·亚当斯认为，杰斐逊“通过施加个人或官方影响，令各项议案得以通过，他整套行政机制似乎都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上”。一如杰斐逊长久以来的做法，他倾向于尽其所能巧妙而坚决地让一切事务都按他的意愿来办。

与其说他是传统斗士，不如说他更像一名象棋棋手：考虑周详每步走法，巧妙迂回下每一步棋，而非不经思考，大张旗鼓地应对。事实上，在华盛顿时，他发现需要一本留在蒙蒂塞洛的书：由象棋大师弗朗索瓦–安德烈·达尼康·菲利多尔撰写的一部棋谱。这本书对他来说十分重要，因为他精确地记得书籍的位置。“你可以在书房进门左手边第二个书柜里找到。”他写信告诉小托马斯·曼·伦道夫。

在1801年5月中旬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杰斐逊与顾问们就巴巴里地区问题展开了争论。议题是美国是否应该派出一支中队前往地中海，由海军准将理查德·戴尔带领，震慑针对美国商船的海盗，以阻止其继续进行海上掠夺。“全体一致同意巡航便于行事。”杰斐逊如此记录。

他还想确定全体一致同意另一件事，那就是海军“搜寻敌人的舰队，一旦发现，即予以摧毁”是由行政机关授权，而非立法机关授权。如果戴尔发现巴巴里地区任一国家向美国宣战，他就要“调集船队对他们予以严惩”。如果他发现巴巴里地区所有国家都向美国宣战，他被告知要分布军力“以便保护我方商船，并在发现敌方船只及舰队时，通过凿沉、放火或摧毁的方式严惩其傲慢”。

1801年8月1日星期六，戴尔下辖的“进取”号在船长安德鲁·斯特雷特的带领下，在马耳他附近击败了的黎波里人的“的黎波里”号。“长久以来，这些野蛮人遭受着煎熬，全因对协议的神圣信念以及对人性的权利和本能进行践踏，”杰斐逊告诉斯特雷特，“你向同胞们表明，敌人在勇气和智慧合而为一时不堪一击。”斯特雷特先牵行了这艘巴巴里船只，后又予以放行，继续其航程。继该事件之后，杰斐逊描述了美国此次的胜利，并请求国会授权在地中海地区对进犯者实施主动进攻。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早在春天，他就未经国会许可授权如此行事了。斯特雷特自那时起就一直在奉命采取行动。杰斐逊表面上尊重国会的意见，实际已十分有效地控制了军事及外交政策。这是杰斐逊的典型做法：在不引发冲突对抗或横生枝节的情况下达到个人的目的。

国会落入了杰斐逊的掌控，不但在实质上追溯批准了向戴尔发布的命令，而且在斯特雷特事件之后赋予总统更大的权力。国会宣布，行政长官“在战时状态，或者在其认为必要时，可下令采取战备或战争所涉及的一切行动”。

根据此法令，杰斐逊精心策划了一项行动，企图推翻的黎波里当时的帕夏[23]（此人暗杀了自己的亲父和亲兄），让已逃亡突尼斯且更易摆布的弟弟哈米特登上王位。其后几年，美国人尝试帮助哈米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的黎波里政权，但未获成功。这一行动脱胎于杰斐逊最初对该地区势力的单方面规划。他担任国务卿时，就成立美国银行一事据理力争，反对对宪法进行宽泛的解释。事到如今，他发现身为总统，自身的种种权力恰恰得益于对宪法最宽泛的解释。

梅里韦瑟·刘易斯从总统官邸出发，策马奔上国会山。时值1801年12月8日星期二，总统私人秘书刘易斯受命向国会递交杰斐逊的第一份年度报告。

杰斐逊说，除巴巴里国家外，世界大体处于和平时期。他谨慎而又坚定地强调，他相信斯特雷特取得胜利的消息，“向世界证明，我们谋求和平并非缺乏勇气，而是衷心希望把举国之力用于人类繁衍，而非造成毁灭”。

杰斐逊削减联邦赋税及支出，阻止建立新法庭，允许各州自主决定内部事务的流程，这些举措标志着华盛顿和亚当斯领导下的国家基本发展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

总统年度报告引发的反响十分热烈。“没有什么比总统的报告更加令人欢欣鼓舞，”约翰·泰勒说，“……也没有什么能令君主主义者们更愁闷不堪了。”

联邦党人对于事情的发展不甚喜欢。“弗吉尼亚简直控制了一切，”1802年4月罗伯特·特鲁普写信给鲁弗斯·金，“杰斐逊是一切举措的最高统领：他不举办招待会，不遵守礼仪，经常身着便装会客，有时甚至穿便鞋；随时可以找他，而且他与要人们的关系十分熟稔。”

康涅狄格州国会议员罗杰·格里斯沃尔德抓住了杰斐逊式象征主义的精髓。年度报告抵达国会山之后，格里斯沃尔德写道：

在现政府领导下，不会因循旧制。事无巨细均要改变。亚当斯先生任总统时，总统官邸的大门敞向东方；杰斐逊先生关上了这扇门，新开启的门朝向西方。华盛顿将军和亚当斯先生在每次国会开会时都发表演说；杰斐逊先生则不发表演说，而是通过书面的报告沟通交流。我担心，你们这些新英格兰的贵族们会认为这些重要的变化无关紧要，还要说这些变化仅为表面功夫，但是你们要记得，你们既不是学者，对民主党政策的谜团也不甚了了。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纽约晚邮报》[24]上撰文，指出杰斐逊的报告应使“那些忧心政府安全、思虑国家责任和福利的人士警醒”。他所描绘的杰斐逊，意图不轨、心胸狭隘、性格暴戾。几个月间，汉密尔顿给古韦纳尔·莫里斯写信：“大概美国没有人比我为现行宪法付出更多了，我现在仍尽心竭力支撑着它脆弱而又无用的体系……除了退出，我还能做什么呢？日复一日的现实向我证明，这不是我所期待置身其中的美国。”

1801年走向尾声时，那时的美国的确更偏向杰斐逊式而非汉密尔顿式。“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杰斐逊先生的敌人们苦心编造以诋毁他的子虚乌有的事逐渐消失。”皮雄在给巴黎的上级写信时说。

一天，一个巨大的奶酪送到了总统面前，它来自马萨诸塞州柴郡的人们。在平民百姓中，这件奇物成为向共和主义致敬的象征。“它不是巴士底狱里最后一块石头，也不像一篇有价值的文章能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份自觉自愿赠送的礼物，我们希望它能被收下。”柴郡人民如是说。

1802年元旦，杰斐逊把上帝和政治都放在了心上。1801年10月，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科尔布鲁克，丹伯里浸礼会赞扬了杰斐逊关于宗教自由的观点。

作为回应，他发表一份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声明作为鉴证，使得他联邦党的宿敌们大为震动。“要相信，宗教只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事务，任何人对他的信仰或敬神都无权干预，政府的立法权力仅涉及人的行为，而非观点。我怀着至高无上的敬意看到，全体美国人民宣告，他们的立法机构‘不应立法限制宗教成立，或禁止其自由行使宗教权利’，由此在教会和政府之间竖起一道分离之墙。”

1800年，本杰明·拉什帮助杰斐逊明确了政教分离的观点。“你希望宗教和政府保持相互独立，这我也同意，”拉什告诉杰斐逊，“如果在此关键时刻，圣保罗死而复生，他会对那些正忙着处理政治事务的牧师们说：‘停下你们的政治工作，你们的王国并不在此。细读我的使徒书。其中任何一处你们都不会看到我意图罢黜一名异教徒皇帝，或者扶植一名基督徒登上王座。基督教鄙视受到人类政府的支持。’”

联邦党人中，蔑视杰斐逊的情绪十分高涨。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乔治·卡伯特惧怕他所称的“民主的可怕弊端”，但是认为杰斐逊无法阻挡。1801~1802年冬春之交的种种事实表明，卡伯特对杰斐逊权力的评价是正确的。

在这几个月里，杰斐逊说服国会废除所有国内税收，向的黎波里宣战，在西点建立美国军事学院，放宽归化制度，也许更具重大意义的是，废止了1801年的《司法条例》。该法令扩大了联邦司法权限，新增了法庭和法官席位，在亚当斯离任前，这些席位全由联邦党人把持。

在听说总统在重新设计一套勋章作为给印第安部落的赠礼后，前战争部部长詹姆斯·麦克亨利语含讽刺：“如果他能只把他革命性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更没意义的事情上，那我们现在对宪法和国家命运就能更少些担忧了。”

从在议院争夺总统之位开始，阿伦·伯尔似乎就成为杰斐逊的共和党内一个不可控的政治因素。部分原因是，共和党人认为，1800~1801年，联邦党人企图利用伯尔否定杰斐逊的胜利时，伯尔并没有主动拒绝；另一部分原因是，纽约州政治的复杂性——伯尔仅代表党内一个派系——杰斐逊决心一旦总统选举尘埃落定，就挫败伯尔的勃勃野心。一个名为伯里特·马修·L·戴维斯的人想为自己求得一个联邦职位，前来拜见总统。听戴维斯诉说原委时，杰斐逊看到一只嗡嗡叫的苍蝇飞过，他眼疾手快从空中一把抓住了它。这个动作让来访者很难释怀：如此迅捷巧妙抓住苍蝇的总统，除非自己愿意，否则是不大可能为人所动的，最后戴维斯没有得到那份工作。而加勒廷说，那份怠慢被视为对伯尔的怠慢。加勒廷告诉杰斐逊：“在纽约政坛混迹的人，几乎没有谁不相信，戴维斯遭拒是因为其是由伯尔举荐的。”

汉密尔顿十分犀利地评价了杰斐逊总统与伯尔副总统之间的紧张关系。1802年6月，汉密尔顿给金的信中说：“能确定的是，这位领袖和他最可能的继任者之间存在极其严重的裂痕。这种裂痕是绝对无法弥补的，因为两人都野心勃勃，不择手段地彼此竞争。”“伯尔先生一定会问鼎总统宝座，”路易–安德烈·皮雄写道，“玩政治阴谋没人及得上他。”

1802年，在首都一次纪念乔治·华盛顿诞辰的联邦党人庆祝晚宴上，伯尔不请自到，巧妙地“询问他是否擅自闯入——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并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据特鲁普向金报告的。伯尔颇为耐心地等了一会儿，寻了个恰当的时机问是否可以祝酒。请他发言时，伯尔举杯说道：“向所有联合起来的正直之士致敬。”对与会者而言，其言下之意显而易见。特鲁普说：“联邦党人普遍把祝酒词看作他主动提出合作的表示。”

1802年7月1日星期四，共和党人庆祝杰斐逊废止国内税收。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理查德·弗曼牧师将美国革命与杰斐逊执政联系起来，强调两件事都是上帝的旨意。“全国各地都在7月1日和7月4日举行特别庆祝活动，这足以证明全体民主共和党人对此都很满意。”

皮雄私下对杰斐逊执政颇多批评。“其执政原则显而易见：一股政党豪情，一颗希望迎合大多数人而保住权力的雄心，对标新立异异常的执着，以及质朴外表下隐藏着的幼稚的虚荣心。”皮雄还对杰斐逊颇有抱怨：他邀请法国使节及拜访使节的客人，却未邀请皮雄及其夫人。“一国之都极少会出现这种情况，”皮雄说，“这是荒蛮之地明显的失礼行为。”

然而，联邦党人却看清了政治现实。特鲁普在1802年4月给金的信中写道：“杰斐逊才是民主共和党人效忠的对象。只要在下次总统选举时不会危及杰斐逊的利益，伯尔毫无疑问是会被抛弃的。”

尽管杰斐逊从未去过弗吉尼亚州温泉村以西的地方，但他热爱西部。20年前，他曾提议由乔治·罗杰斯·克拉克带领探险队远征。10年后，即1793年，杰斐逊在美国哲学学会提议，计划由法国植物学家安德烈·米肖组织一场探险之旅。但是克拉克和米肖都未能实际成行，最后来自英国的威胁迫使杰斐逊（和美国）采取了行动。这种担心现在看来已完全过时了：英国（以及西班牙、法国及其他印第安部族）会根据情况，在新大陆建立或扩大持有的土地，将美国包围以限制其扩张，同时创造随时进犯的机会。

毛皮商人亚历山大·麦肯齐出版的新书《蒙特利尔启程游记》提供了新的契机。书中记叙了1793年麦肯齐穿越加拿大抵达太平洋的旅程。1802年夏，杰斐逊读到这本书时受到了极大震动。

麦肯齐激情满怀地写到英国在北美更广大地区的美好前景，称“仅需要英国政府的支持”以“确保国家对臣服者的贸易”。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政治原因”——大概包括大英帝国有可能再度统治失去的殖民地——“每一个熟悉英国土地及商业扩张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些政治问题”，麦肯齐暗示。所述种种都契合杰斐逊原有的恐惧，1783年他对乔治·罗杰斯·克拉克清楚地提过。“我担心，”杰斐逊写到英国和西部时说，“他们会考虑对那一地区进行殖民统治。”

杰斐逊长久考虑的探险远征之旅适逢其时。他希望找到一条通往太平洋的路线，并勾画出西部地区轮廓，那里很可能成为美国与其他帝国的竞争之地。

杰斐逊没有四处寻找合适人选，而是选择自己的私人秘书梅里韦瑟·刘易斯领导这次远征。刘易斯1774年出生在距离蒙蒂塞洛10英里远的洛克斯特山，一个被杰斐逊称之为自己家“附近”的地方。年轻的刘易斯有一双蓝眼睛，为人勇猛果敢，1801年在美国陆军担任詹姆斯·威尔金森的副官时，被杰斐逊邀请去华盛顿总统官邸任职。刘易斯对“西部、军队及其现状的了解”给杰斐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评价约翰·亚当斯所移交的军队时，很显然激发了刘易斯身为军官的壮志。

杰斐逊信任刘易斯，欣赏他坚韧不拔的作风。在国会秘密同意资助远征队寻找通向太平洋的最佳路线后，杰斐逊请他领导远征队。（总统申请并收到2 500美元经费，而实际最后开销是这个数字的15倍。）杰斐逊告诉本杰明·拉什：“刘易斯上尉勇敢、谨慎，惯于在林中活动，熟悉印第安人的风俗和特点。”刘易斯请乔治·罗杰斯·克拉克的弟弟威廉·克拉克加入远征队，共同组建了众所周知的西北探索军团。

杰斐逊认为美洲是“自由之帝国”。如今，他即将对这块大陆上国家现存边界以外的地区有更清晰、更细致全面的了解，占领这片广阔的西部地区的机会来临了。

[23]　帕夏：巴巴里地区统治者的称号。原指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行政系统的高级官员。由此可看出二者之间的联系。——译者注

[24]　《纽约晚邮报》：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于1801年创办。1934年，更名为《纽约邮报》。——编者注

第三十四章
胜利、丑闻与隐疾

我们的总统和这位名叫萨莉的女子，生了几个孩子。夏洛茨维尔镇没有一个人怀疑这件事，而且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在少数。

——詹姆斯·卡伦德，里士满《记事报》，1802年9月

曾经有一段时间，并不是很久之前，杰斐逊相信，自己即便不能结束党派分歧，也能超越党派偏见。这是那个时代的理想：那时人们带着恐惧和疑虑看待“政党”的理念。伟大的乔治·华盛顿在发表告别演说时还一度警告党派观念。

警告未起作用，杰斐逊所希望的稳固的政治统一体也从未得以实现。1801年年初，甚至在杰斐逊发表就职演说，宣布美国人既是联邦党人，又是民主共和党人之前，艾伯特·加勒廷就如实地汇报了首都的现状：“您可能以为被强行聚在一起，同住几间公寓，见不到其他人，我们就不太可能是温和的政客，抑或除了政治就什么都不考虑了。”联邦党人西米恩·鲍德温也有同感，他写道：“不同党派的人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另有观察者说：“同一家酒馆或寄宿公寓的屋檐下不会有持异见的人存在。”

杰斐逊的确努力过了。“若可以不废弃原则，我会不遗余力消弭党派痕迹，巩固我们的国家。”1801年3月他这样说。34个月之后，经历了他第一个任期内的党派斗争，他接受了现实，定下的调子也务实了一些。他说：“我们一两年来光明磊落地追求和解的行动被他们轻蔑地拒绝了。”

杰斐逊心里很清楚，他所能希望的最佳现实情况，不是实现永久的和平，而是与对手休战。政治分歧必然存在，最关键的是身为总统如何处理这些分歧。

杰斐逊采取的策略十分得当。他高瞻远瞩，并相信民主共和制度的前景，也自信自己作为变革领导者的能力：“当一个国家将全部力量与热忱都交托在这些人手中，让他们指引国家前进的方向，这样的国家前途无可限量。”

杰斐逊提出了一份协议：让我们共同面对国家政治挑战，勉力约束过激情绪，避免走入极端，重演18世纪90年代的灾难——他称为“恐怖主义阴霾笼罩的日子”。由此，政治可以成为取得进步的手段，而不仅仅是冲突的来源。

联邦党人中盛行的观点是，这样的协议说起来好听，但是不可能付诸实际。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日记中写道，政治斗争不会是偶发事件，它在美国即将成为司空见惯的情况。他是正确的。亚当斯在杰斐逊第一任总统任内写道：“国人已彻底受党派精神的奴役，不盲目追随一党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在政治自由且利益多元化的环境里，建国者所梦想创建的没有党派争斗的国家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无论是民主共和党人，还是联邦党人，只要稍加注意，就会看到杰斐逊在首都的行动毫无神秘可言。“杰斐逊先生直言不讳地说，上届政府奉行反共和主义的原则。”法国使节路易–安德烈·皮雄向巴黎报告，新任总统决意纠正此“不平等和谬误”。

凡是威胁到杰斐逊共和制国家远景的，他在追剿并加以清除方面毫不留情。无论是联邦党人法官或其他公职官员，包括美国首席大法官在内，或是敌对的报社记者，杰斐逊的敌人们都面临着来自总统府的无休无止的挑战。由于共和党人在1800年总统大选及国会选举均取得胜利，杰斐逊已有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他已经宣告了自己的基本理念，参众两院的议员也明确地对他和他的理念表示拥护支持。大多数选民希望不再走90年代联邦制的老路，杰斐逊已做好当领路人的准备。联邦党人虽然意见多多，但是他们的意见无法与总统手中之物抗衡：选票。

1802年颁布的新《司法条例》对杰斐逊的权力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联邦党人企图通过1801年《司法条例》，使本党人士实现终身任期合法化，从而使政党免遭非议。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人起草并通过了1802年《司法条例》，力图打破联邦党人垄断司法部门的局面。一边是联邦党人，宣称所有法庭——包括仅在数月前成立的法庭——神圣不可侵犯；另一边是杰斐逊及其追随者，强调政府的任何机构都没有理由不进行改革。

提出的原则十分清晰，但政治现实也同样明朗。尽管杰斐逊行动谨慎，并未向司法制度宣战，然而他的确采取行动了。1802年，杰斐逊发布年度报告之后，参议院就根据总统的“建议”开始了废止条例的行动。罗杰·格里斯沃尔德说：“司法法案只字未改就直接戳进了我们的喉咙。”

1801年《司法条例》的废止于1802年3月8日星期一获得通过。议院的投票反映出共和党在众议院拥有更多优势。在参议院，法案仅以一票胜出予以通过，但终究是通过了。这对杰斐逊来说是巨大的胜利，联邦党人为此惊骇不已。

杰斐逊从心底里厌恶他的远房侄子约翰·马歇尔，不喜总归是不喜。（杰斐逊曾写道：“这位法官冥顽不灵、食古不化，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折磨牺牲品的机会，以满足他恶毒阴暗的心理。”）1803年2月，这位首席大法官就最高法庭审理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发表了判决意见。案件交锋一方是威廉·马伯里，约翰·亚当斯任命的午夜法官之一；另一方是杰斐逊政府。判决裁定，麦迪逊扣留委任状的做法是错误的。这一裁定与总统的意愿相背，但马歇尔巧妙地避免了一场终极较量，同时为司法审查的概念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1803年冬，议院弹劾新罕布什尔州法官约翰·皮克林和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缪尔·蔡斯案也在进行。皮克林的精神不稳定，长期酗酒的他可能早已精神失常。议院对他的弹劾及判决不像对蔡斯那样，要进行到最后一刻。蔡斯以前一直公开反对杰斐逊及其政党。他挑衅巴尔的摩大陪审团，为共和党人提供了机会。1803年5月，蔡斯说：“当法律制定不明、徇私不公、随意专断，当司法审判不能对所有人公正、公平，当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人身受到攻击和暴力伤害却得不到法律的匡正，无论政府形式如何，他们的人民都是不自由的。”他抨击废止1801年《司法条例》的做法。他对巴尔的摩大陪审团放言：“我们的共和宪法将沦为群氓统治——所有政府形式中最恶劣的一种。”

如此攻击性言论竟出自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口，杰斐逊勃然大怒，他给马里兰州国会议员约瑟夫·H·尼克尔森写了一封信。尼克尔森在不久前控告了法官皮克林。“对我们的宪法原则和国务院做法蓄意挑衅，公然抨击，难道不应受到惩罚吗？若采取必要的措施，除了像您这样直言不讳之人，公众还会求助于谁呢？”信末，杰斐逊补充了一句，“我提出这些问题谨供考虑。就我本身而言，还是不介入为好。”

只不过，他恰恰介入了。这是典型的杰斐逊式做法——远程指挥行动开展。最终，参议院判决约翰·皮克林罪名成立；众议院弹劾塞缪尔·蔡斯，而参议院判决蔡斯无罪。无罪判决于星期五公布，时值1805年杰斐逊发表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之前。蔡斯最终未被免职，这一失败长久以来被看作杰斐逊的败绩。但总统的意图已表达得十分明确。用约翰·伦道夫的话说，任何“为政党竞选拉过选票”的法官，都不会逃脱某种形式的严正谴责。联邦党人的法官们已明白了这一点。

杰斐逊一系列的成功让他的敌人们发了疯。一名记者给总统写信：“阁下在一年内或遭斩首。”一封寄自纽约的匿名信告诉杰斐逊，笔者——在信中署名“一名联邦民主党人”——受邀“前往华盛顿暗杀您”。12天后，又有一封署名A–X的发自纽约的匿名信，信中说：“您正身处险境，一场针对您的可怕阴谋正在酝酿……尤利乌斯·恺撒收到警告，谨防3月15日[25]；我警告您当心4月的最后一天。”

尽管取得了胜利，就联邦政府官员任命这一危险重重的政治任务，杰斐逊仍谨慎行事。政府人员的组建是刚宣誓就职的总统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也是新任总统领导一个非分裂国家的希望所在。应撤换多少联邦党公职官员，改由共和党人任职？杰斐逊的共和党盟友们督促他采取激进的做法。1801年就职典礼过去8天后，门罗给杰斐逊写信：“对君主主义领导人采取强硬的态度，有助于民主共和党人与新加入我党的人士的团结，并日益巩固您的领导。”

杰斐逊回信说，他希望90年代末的那段狂热期已经过去，希望联邦党人操纵的XYZ事件以及其他可能对国家造成威胁的事件，业已认定是蓄意而为。“事隔这么久，诸如粮桶阴谋之类的拙劣把戏又再度上演，那个党的意图惹人怀疑。”粮桶阴谋这一典故出自1679年英国国内战争时期，是为了阻止身为天主教徒的约克公爵詹姆斯继承王位而策划的一场阴谋。由于伪造的证据是在一个粮桶中找到的，故得此名。杰斐逊对90年代的事件有此联想，表明在一定程度上，他仍参照17世纪的战乱纷争看待历史、剖析过往——那段时期，君主制主义者与共和党人之间充满阴谋诡计，钩心斗角，气氛紧张。

杰斐逊认为，美国人民通情达理，对联邦党人种种过分行为也有认识，他更愿意采取温和的态度。（他提到联邦党人时说：“我们必须与他们和睦相处。”）但是，采取行动时他却不乏坚决果断。

据学者统计，杰斐逊撤换职位的比例相当高：1801年，他撤换了46%的在职官员，其中绝大多数是联邦党人。这样的撤职比例在历史上，仅有30年后的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可相提并论，后者的官员大撤换震惊了整个政坛。对亚当斯最后一刻发布的委任状，杰斐逊格外不留情面。亚当斯其中一项午夜任命，就是任命伊莱泽·古德里奇担任纽黑文港收税官。但是，那个职位到1801年2月才会空出。为照顾康涅狄格州共和党人的情绪，杰斐逊罢免了古德里奇，改任纽黑文市市长塞缪尔·毕晓普。

纽黑文的一群商人发表抗议书，反对罢免古德里奇。这促使杰斐逊阐明他在联邦官员任命方面的考量。“本人发表声明，支持在政治上容忍，在社会交往中和睦友爱，尊重少数派的平等权利。在某些情况下，我的声明被引用，并曲解成任职期内官位无虞的承诺。”杰斐逊继续道，“但是，主张在公共事务中占有一定比例的份额是不是在政治上就不能容忍呢？除非全部掌握在手，否则就不能在社会中保持和睦吗？”

他讲求实际，并能纵观全局。他明白纽黑文官员任免会引发政治上的不和睦，但干事业免不了如此。

同样的手段也用在对付猛烈抨击政府的报纸上。托马斯·麦基恩是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在1800年总统选举中公开明确支持杰斐逊。他认为州内的党派报纸正在滥用言论自由的权利，遂考虑采取法律手段。“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煽动性的诽谤言论，十分恶劣，越来越无法让人忍受，”1803年2月麦基恩给杰斐逊写信，“即使不能全部禁止……几场诉讼也能狠狠遏制一下。”

杰斐逊的回复很谨慎，但意思明确。“有关诉讼的问题，我说的话必须严格保密，你也知道，我的一言一行多么容易招致攻讦。”2月19日星期六，杰斐逊致信麦基恩，“我一直在想，起诉几个最知名的闹事者，就能达到重整报界、端正风气的良好效果。不要大范围诉讼，那样看起来就会像是搞迫害，只挑几个就好。”

然而，杰斐逊对大部分报纸都鞭长莫及，詹姆斯·卡伦德的报纸也不例外。1802年9月1日，卡伦德终于在里士满《记事报》上伺机报复，发表了一篇讲述杰斐逊与萨莉·赫明斯之间的绯闻的文章。

这位人人心怀敬仰的人士，将他的一个奴隶据为情妇，这种情况已持续多年，周围人尽皆知。她名叫萨莉。萨莉的长子名叫汤姆。据说，汤姆虽是黑皮肤，他长得却与总统本人惊人地相似。这个男孩现年10~12岁。孩子的母亲当时与杰斐逊先生及其两位千金乘船一同前往法国。该安排之微妙，稍谙人情世故之士都会震惊不已。堂堂美国大使在两位年轻女士面前做出了多么光辉的榜样啊！……

我们的总统和这位叫萨莉的女子，生下了几个孩子。夏洛茨维尔镇没有一个人怀疑这件事，而且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在少数……

瞧瞧这位共和党的第一个宠儿！景行行止的表率！他不加掩饰的所作所为却要颠覆党的政策，破坏人民幸福，甚至危及国家的存亡！

我们不妨推测，当杰斐逊先生言辞激烈地笔伐奴隶制度的时候，当他兢兢业业“轻慢”非洲种族的时候，他绝不会料到有朝一日，美利坚合众国的首席大法官竟会悍然出面，指出他的观点存在谬误；或者，他也绝不会料到他会选择一位具有非洲血统的女子繁衍自己的后代……

可以断言，我们坚信以上所述事实无可辩驳。据说，这位“非洲维纳斯”在蒙蒂塞洛任管家之职。杰斐逊先生读到本文时，会抽空掂量一下，对J·T·卡伦德诸多莫须有的攻讦，究竟是得是失。

卡伦德所述大部分属实，之后，他又更正了疏谬之处。（例如，他后来写道，赫明斯并未与杰斐逊、帕茜一道走，而是同波莉一起单独旅行。）皮雄向巴黎报告：“由于和一名奴隶私通的陈年旧事遭到揭发，一向呼风唤雨的总统现已偃旗息鼓。”

杰斐逊从未对此直接回应。一直以来，历史学家们认为他在1805年的一封信中含蓄地否认了这一指控。他在信中说，“唯有”他追求有夫之妇贝琪·沃克的指控是事实。然而，也有可能，杰斐逊在那封信中根本没提有关赫明斯的指控。信中原来包含一份附件现已遗失，那份附件很可能是一张联邦党人申斥杰斐逊品行的简报或复印件。没有附件，我们无法确切了解他是不是否认了有关赫明斯的事。我们只能确认，附件中提及了沃克丑闻和其他一些有违道德规范的事情。不管实情究竟如何，这些指控在他生前身后传播甚广，直至今日。“卡伦德和萨莉会作为杰斐逊人格上的污点，永远被人们牢记，”约翰·亚当斯在私信中写道，“黑奴制引发人性低劣的一面，萨莉事件自然会发生，这是几乎无法避免的结果。”不久之后的一天，卡伦德被人在水深三英尺的詹姆斯河中发现溺毙身亡，有目击者看到他曾在里士满大街上醉酒踉跄。死因调查未发现任何可疑证据，一条不幸生命竟走到了如此可悲的结局。

1806年，爱尔兰诗人托马斯·摩尔发表的诗篇中提到有关杰斐逊和萨莉·赫明斯的流言：

疲倦的政治家只想小憩，

逃出议会厅，钻进奴隶的蓬荜，

天幸求得黑娇娘几许柔情，

奴隶的温柔乡里梦自由大计！

帕茜和杰斐逊的前秘书威廉·A·伯韦尔把这段“可憎至极的文字”拿给杰斐逊看，杰斐逊只是一笑置之，干净利落地结束了尚未开始的讨论。

就我们所知，除了指责报纸议论此事，表达谴责之意外，无论杰斐逊的家人，还是政治圈的朋友，再也没有人向杰斐逊提起萨莉·赫明斯的事。就杰斐逊而言，在这件跨种族的情事上，他似乎只是沉默。

1801年12月，杰斐逊吞吞吐吐地向本杰明·拉什透露了另外一件事：他的健康状况。“我的身体一向强健，这些年来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就怕自己活得太长，”杰斐逊写道，“不过，我觉得现在出了个问题，已经不用想活得太长的事情了。”

他再没细说，只是要求关于这事一定要保密。“我跟别人都没有说过，”杰斐逊补充道，“我还指望自己的好身体能让朋友和敌人都保持平静呢。”

直到拉什追问具体情况，杰斐逊才和盘托出。他染上了痢疾，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疾病。罗布利·邓格利森医生25年后照看过病危的杰斐逊，在他的著作《医学词典》中，他这样描述痢疾：“通常由肠黏膜发炎或受刺激引起，以频繁液体状……排泄物为表现的疾病。”该疾病可能为“急性或慢性”，有些情况下可致命，“因为与痨病热类似，该病习惯性侵占躯体组织，几乎不间断地发作，通常最强效的药也对其不起作用”。这种病痛一直折磨了杰斐逊后半生。

1802年，杰斐逊的家人来华盛顿过圣诞节。帕茜和波莉一道前来，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与她俩相聚时间颇多。“埃普斯夫人长得漂亮，有生人时腼腆羞怯，但是只和熟人在一起时，滔滔不绝，能言善辩。”她写道，“伦（道夫）夫人长相普通，略微有些像她的父亲，不过比埃普斯夫人有意思得多。她真是我见过的女性中极可爱的一位。她的面容散发着聪敏与仁慈，她的话语也无不透露出智慧与善良。她的态度是如此直爽热情，任何人只要一和她接触，就会和她一见如故，相处十分舒服。”

史密斯夫人接着写道，帕茜“把她的孩子、丈夫的性格和许多家庭轶事都告诉了我。她那种自我中心虽然罕见，但是非常迷人，她讲的事总让人听得津津有味”。

那段时间十分忙碌。“我最亲爱的丈夫，我只能匆匆写下只言片语，来访的客人络绎不绝，我连换装接待的时间都不够了，”波莉给她丈夫约翰·韦尔斯·埃普斯的信中写道，“这会儿我一边写信，一边等着裙子熨烫好，可客厅里女士们都坐满了。”

看到杰斐逊独居府邸的情况，弗吉尼亚的拜访者大为吃惊。1803年1月，波莉在给杰斐逊的信中说：“又要道别了，我亲爱的爸爸，我多么想念我们与您独处的那些时光，一想到您睡在楼上，既不安全又孤单，我的心又是那么难受。”（杰斐逊开始购置合适的家具装修卧室，以便未来更多家人来访。）

他喜欢家人都在身边的感觉。一次，一位访客看见总统坐在客厅的地板上，被孙辈团团围住，“全神贯注，嬉耍喧闹地玩着游戏”，甚至连访客来了都没察觉。杰斐逊兴致勃勃地在外孙女来拜访之前给她写信说：“星期日或星期一我会在你的床上捉到你。”

在蒙蒂塞洛，帕茜给她父亲写信，讲述如何管理庄园大小事务。管理中流露出的强硬态度一定能让她的父亲备感欣喜。“我对……家务进行了全面改革，”她告诉杰斐逊，“没有我的许可，任何物品都不能随意进出，而且，我相信浪费极少。天气允许的时候，我会去厨房熏制室，还去看看家禽，按您的心意，看着切肉块。”

杰斐逊在华盛顿拥有个小家族的陪伴还是有希望的：约翰·韦尔斯·埃普斯和小托马斯·曼·伦道夫都在谋求国会席位。两人或其中任何一位入选，他们都会来华盛顿，和杰斐逊一起住在总统官邸。（两位后来均入选。）

卡伦德的攻讦、管理政府的辛劳、独居官邸的寂寞，尽管有以上种种不利，杰斐逊仍喜欢担任总统。他为使命驱使，要确保共和国不落入国内外敌人之手。大多数领导人只能冀望对国家保持短暂时间的影响，但1803年年中，一份来自巴黎的报告将赋予杰斐逊永久全面变革国家的力量。

[25]　3月15日：尤利乌斯·恺撒遇刺身亡日。此前他曾收到警告，要其小心这一天。——译者注

第三十五章
有如神助

转让路易斯安那的消息……开启了历史的新纪元，这个事件必会使杰斐逊执政时期流芳千古。

——塞缪尔·哈里森·史密斯

您的政治智慧如今已永久确立，任何对此失望的党派也无力消减您半分威望。

——霍雷肖·盖茨获悉路易斯安那购地案时说

总统上任未满一月，杰斐逊收到报告，伦敦有消息称西班牙已和法国签订条约，将北美超过半数的殖民地交给法国。这个名为“圣伊尔丰索第三条约”的协议，在马德里以北一座18世纪建造的宫殿里达成。宫殿富丽堂皇，是西班牙王室夏日避暑之处。双方于1800年年末开始协商，最后决定，法国拥有西班牙在新大陆路易斯安那土地的所有权，即路易斯安那土地转让。杰斐逊1802年4月写道：“这对美国的影响极恶劣，完全颠覆了美国与他国的政治外交关系，将在我们的政治进程中开启一个新时期。”

拿破仑对美洲大陆（及其利益）十分关注。杰斐逊说，“我情愿希望，其他人也和我同样希望”报告是错误的。

报告所言非虚。杰斐逊明白，他需要采取行动，但一定要慎之又慎。他致信法国经济学家皮埃尔–塞缪尔·杜邦·德·内穆尔时说：“我相信这些地区的未来全系于此。”

对杰斐逊而言，事关生死存亡。“整个地球上唯有一处土地，它的所有者是我们无法化解的宿敌。这个地方就是新奥尔良。我们土地上出产的3/8的农产品都要通过那里进入市场。不久以后，新奥尔良丰饶的土地上出产的农作物会超过我们全国产量的一半，那里的居住者数量也会超过我国人口的一半。”在一次与驻华盛顿的英国外交官爱德华·桑顿的“长谈”中，杰斐逊说：“法国对这一地区的占领，使得美法各方面的关系都呈现出了全新的特点。”杰斐逊并不乐观。“这样的邻国在侧，”桑顿引用杰斐逊的原话，“由妒生恨，最后发展到军事冲突的结果不可避免。”

尽管时局令人忐忑，杰斐逊仍信心十足地应对。他当政第一年取得的胜利令他在与拿破仑的对抗中斗志昂扬。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体现了国家实力以及杰斐逊的应变能力，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抵抗法国、保卫国家领土的决心。通过这次购地，美国领土面积扩大了一倍，使合众国成为陆上大国。换作行动犹豫、勇气欠缺的政治人物，这宗购地案就可能化为乌有；而过于理想化，囿于宪法条条框框的人物也可能丢了这桩生意。杰斐逊则不然，他既不优柔寡断，也不墨守成规。

他吸取从政以来种种胜利与失败的经验应对这场路易斯安那危机事件。他知道，他需要尽可能掌握决定的各个细节，这是他在威廉斯堡《印花税法》辩论中学到的教训（这次，他派出自己的使节詹姆斯·门罗前往巴黎）。他知道，他需要把公众召集起来，以取得他们的支持，这是他1774年撰写禁食和祈祷日决议，以及1776年撰写《独立宣言》时学到的一课。他知道，更为重要的是，他需要抓住机会，果断出击，这是他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身为州长时的亲身体会。

拿破仑对情况了若指掌，杰斐逊明白要采取何种行动。“法国取得新奥尔良的那一天……我们必须与英国及其舰队结成友好关系。”国家利益受到威胁之时，杰斐逊甘愿由支持巴黎转而声援伦敦，至少在外界看来如此，以便增加美国在谈判中的筹码。

杰斐逊对局势洞若观火。西班牙帝国日益衰落是一种情形，拿破仑统治的法国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法国近来的态度对我们是公然的示威，”杰斐逊说，“如果西班牙保留土地，可能还会静默几年……一旦到了法国手中就绝不会没有动作。处在与我们摩擦不断的位置，……一旦在如此敏感的情况下相遇，以法国冲动躁进、实力充沛、不安于室的性格，法国与美国之间不可能继续保持友好关系。”（1802年2月，后续条约文件《阿兰胡埃斯条约》由美国驻英公使鲁弗斯·金发往华盛顿，直到那时，有关路易斯安那转让的消息才最终得以证实。）

从美国启程前往法国之前，皮埃尔–塞缪尔·杜邦·德·内穆尔给杰斐逊写了一封信，对世界局势现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美国绝不能冒犯或威胁拿破仑。在众多问题中，欧洲各国最担忧的就是美国对西属墨西哥意有所图。现在问题来了：“您打算怎样以友好的方式取得路易斯安那，如何说服法国拱手交出所有权呢？唉，总统先生，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希望不受条约的束缚，也都想获得财富（贫困对一切强国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只有二流国家才不受贫困的影响）。您无地可供交换，除了用金钱来购买之外，别无他法。”

杰斐逊本人不能前往法国，因此他派出了可靠的朋友。对于多利·麦迪逊所称的“一笔极其重要的政治交易”，总统和詹姆斯·麦迪逊多番考量权衡，决定请他们的同乡弗吉尼亚人詹姆斯·门罗担任总统使节前往法国。杰斐逊给门罗写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请您暂时牺牲小我，在我们事业蒸蒸日上之时，阻止这场滔天的阴谋。”门罗接受了委派。

不料一场暴风雪及连日的大风耽搁了门罗启程。他利用这段时间致信杰斐逊，谈到这次的政治使命。“我希望法国政府能明智地看到，我们绝不会容忍法国或其他任何列强染指我们的内务。如果法国意不在此，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拒绝我们提出的和解方案。”

与此同时，时任驻法大使的罗伯特·R·利文斯顿在巴黎一次聚会中收获颇多。这次聚会在客厅举行，由约瑟夫·波拿巴主持。按照习惯，波拿巴夫人先入场，拿破仑随后进来，先与身边的女士交流，然后再与男士攀谈。利文斯顿告诉杰斐逊：“当第一执政在房间里走过一圈，他来到我面前，问了一些这种场合里惯常的问题。”过了一会儿，拿破仑走到英国公使惠特沃思勋爵面前，按利文斯顿的话说，“与惠特沃思勋爵亲切攀谈，告诉他可能会有一场风暴来临”。这是一次公开声明，而在此两日前，惠特沃思勋私下里被告知：“不撤出马耳他就开战。”

之后，与外交官们一番别具意味的交谈后，拿破仑突然离开了客厅。“您不难想象客厅内引起的骚动，”利文斯顿说，“当天夜里两份特快信件发往伦敦，我敢说，第二天欧洲各个宫廷也都得到了同样的消息。”

利文斯顿对这件事的看法与众人一致：这是拿破仑意欲同英国开战的信号。这样，法国有可能将北美问题简单化处理，将路易斯安那交到美国手中的概率增加了。

对法国而言，持有并防卫远离欧洲本土的土地，耗费甚巨，且麻烦诸多。在圣多明各与奴隶军队交锋遭到的挫败令拿破仑大为光火，他认为，需要节约军事资源，用于靠近本土的作战中。

拿破仑正浸在散发着古龙水香味的水中洗浴，他的兄弟们闯进来，抗议出售路易斯安那的决定。“你们没必要带头提出反对，”拿破仑对他的兄弟们说，“我再重申一遍，不会（就此事）举行辩论，因为这个方案……是我构想的，由我去谈判，也会由我一人正式批准并予以执行。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1803年4月11日星期一早晨，拿破仑向法国财政部部长巴贝–马霸宣布：“我声明放弃路易斯安那。”几小时后，法国外交部部长夏尔·莫里斯·塔列朗询问美国是否有意购买整个地区。“我要割让的不仅仅是新奥尔良，而是将整个殖民地全部出让。我清楚放弃……的代价。声明放弃我无比遗憾。然而，一味固执地保留该地区是愚蠢的行为。”

利文斯顿清楚他要做什么。“我们可购买的土地比指示中所预期的要大得多得多，”利文斯顿告诉麦迪逊，“机不可失。”当时门罗已抵达巴黎，他和门罗共同谈判，签订协议，美国以约1 500万美元，每英亩地约合3美分的价格购买整个路易斯安那地区。这片土地太过辽阔，连买卖双方都不清楚边界究竟在哪里。

1803年7月3日星期日的晚上，消息传到杰斐逊处。鲁弗斯·金到达巴黎之后给华盛顿发出一封快件，其中最重要的文件是利文斯顿与门罗的一封信。信中宣布，他们已于4月30日同法国签署协议，“法国将新奥尔良以及原属西班牙的整个路易斯安那地区割让给美国。”7月5日星期二，杰斐逊在华盛顿给小托马斯·曼·伦道夫写信，“价格没有提及。”

消息震惊了杰斐逊，尽管是喜讯，但他仍然受到极大震动。在总统官邸读着信件，他慢慢领会到这个消息的重大意义。他一边消化这个消息，一边把所思所想写了下来。“这片土地比整个美国还大，美国现有领土4.34亿英亩，它大概有5亿英亩。购买下这个地区，无疑是除去了对我们和平的最大威胁。”

太令人惊叹了。“每一位真正支持美国自由的朋友，都会被这个消息震撼，这是自《独立宣言》发表以来发生的最伟大而有益的事件。”7月7日星期四，霍雷肖·盖茨写道，“看到做成一桩如此美妙的生意，我十分震惊。几个月之前，我们还只是私下里悄悄讨论而已。真像是有如神助一般！”

安德鲁·杰克逊从西部给杰斐逊发来信件，“每一张面孔都洋溢着笑容，每一颗心都欢腾雀跃。”有人给杰斐逊写信，“这件事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现在更重要的是借此事为人类造福。”

杰斐逊沉浸在喜讯中的同时，致信指示梅里韦瑟·刘易斯启程远征。刘易斯于1803年7月5日星期二离开华盛顿，开始了杰斐逊称为“承担发现密西西比河源头与河道、找到从密西西比河至太平洋最便捷水路的重任之旅”。

总统写这封信时满怀乐观，同时也注重实际。他希望刘易斯一行能抵达太平洋，并配备一切所需的给养装备返回。无论此行结果如何，他授权刘易斯必要时可动用合众国的资源。

刘易斯、克拉克带领的约40人的队伍，即将北上密苏里河，在冬季进入今北达科他州，沿哥伦比亚河抵达太平洋。对于这件变数极多、前途未卜的使命，杰斐逊已经尽其所能地进行安排规划。他撰写了详细的指示，提供咨询建议，可谓事无巨细、殚精竭虑。最终，事情到了探险者的手中，杰斐逊热切地期待着，从他心中畅游过的地方传来的消息。

7月4日是星期一。总统府里挤满了节日拜访者。塞缪尔·哈里森·史密斯觉得访客比平时要多。人群中到处都在谈论路易斯安那的消息，史密斯写道：“40多位女士盛装出席，人人身着华衣美服，无限量供应的蛋糕、潘趣酒、葡萄酒等，也使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受到突如其来的喜讯鼓舞，杰斐逊对所有事情都抱持乐观态度，甚至连联邦的命运也不例外。他致信约翰·布雷肯里奇：“大西洋和密西西比河沿岸各州将来的定居者会是我们的子孙。我们留给他们的土地彼此接壤。咱们认为联合起来才会走上康庄大道，也乐见其成。不过，事情也许并不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如果他们觉得分裂才符合各自的利益，我们又何必厚此薄彼，支持大西洋沿岸子孙而反对密西西比河岸的孩子们呢？他们只有长幼之别而已。愿上帝保佑他们，若联合有益，保佑他们紧密团结；若分开更佳，则保佑他们速速分离。”

杰斐逊在信中向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夸赞自己外交方面的敏锐洞察力：“我很早就预见到，路易斯安那在我们的版图上虽然是遥远的一点，但必会引发一场飓风，而我们的公众却对灾难的临近一无所知。正是由于事态朝着有利于我国的方向迅速发展，同时拿破仑明智地看出一切无法避免，世界面貌会随之改变，我们才免于这场风暴的袭击。”信末他问了个学究式的问题：“你读了马尔萨斯论人口的新作吗？那是我读过的最出色的著作之一。”

这是多么典型的杰斐逊啊——身处可能影响到美国生活方方面面的重大事件中，他还能研读马尔萨斯的学术作品。

协定必须在1803年10月30日星期日之前签署完毕。杰斐逊与内阁进行了商讨，并召集国会于10月17日星期一开会，以考虑他称为“重大且重要的事件”。

杰斐逊最初认为，购买路易斯安那并进行管辖需要通过一份宪法修正案。他在给约翰·布雷肯里奇的信中写道：“这份协定理所当然要摆在两院议员面前，对于遵守该协定，他们负有重要职责。我推测，他们会忠于职守，为确保国家利益批准协定，并为此买单。这样利国利民的好事在他们有生之年很可能再也遇不到了。不过，我估计他们会提出一份宪法修正案，让国家赞成并通过以前未曾批准的授权法案。”

在杰斐逊当时看来，迄今为止，他批准诸代表与法国谈判并签署协定的做法，超出了他权力许可的范围。“极大促进国家发展的事件发生时，行政机关抓住了这个转瞬即逝的良机，采取了超出宪法许可的行动。立法机构抛却缜密的推理论证，为国家如忠仆一般挺身冒险，批准协定并为其埋单。我们知道，如果他们以前遇到这样的状况，即使同样并未获得授权，他们也会这样行事。”他以律师身份做类比来强调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一个监护人将被监护人的钱投资购买毗连土地的案件。被监护人成年时，监护人向其说明：本人此举是出于为您的利益考虑，本人并未自赋权力约束您。您可以对我的处理拒不承担责任，而我必定尽可能摆脱这种窘境。彼时彼刻，我认定为您冒险是我的职责。”

1803年8月的第二个星期，当时的杰斐逊认为，尽管议会讨论的进展缓慢又艰难，但对于批准购买案而言，宪法修正案的通过至关重要。但是，给布雷肯里奇去信6天后，杰斐逊又匆忙致函，主要表达撤回之前观点的意愿。“我本月12日给你写信，信中谈及有关路易斯安那之种种，以及为达成购买可能必须通过宪法条款一事。昨日收到一封信函，情况显示对这个话题我们还是保持缄默为妙，以免传入他人耳中，故意借必须通过宪法条款为由取消购买案。故请务必对我信中内容保密。会议首日希望每一位赞成购买协定的朋友在场，来信使这样做的理由更充分了。”

8月17日星期三收到的这封不利信函寄自巴黎。身在法国首都的利文斯顿和门罗报告，法国方面对这笔交易渐有悔意。杰斐逊担心夜长梦多，改变了先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想法，果断采取行动，敦促国会于10月迅速投票表决。“对于最近与我方的交易，法国政府有可能反悔。他们会很高兴以修正案为借口宣布交易无效。”1803年8月23日星期二，杰斐逊给加勒廷的信中说，“因此，事不宜迟，我们必须立刻行动。”

关键是要速战速决。9月7日星期三，杰斐逊在蒙蒂塞洛给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威尔逊·卡里·尼古拉斯写信：“无论国会认为做何事实属必要，都要尽可能减少分歧，达成一致意见，在涉及宪法的难题上尤须如此。”

司法部部长利瓦伊·林肯则担心会有人对购买案提出反对意见，这使得杰斐逊更有理由相信要单方面迅速采取行动。“协定中直接涉及一州事务，不免让人想到政府某个部门中南部各州的比重会变得更大。现在的情况已经引起了不小的嫉妒与恐慌，即便不算纽约和再往南的其他州，包括罗得岛和佛蒙特州在内的东部各州会反对批准这个协定。这样的危险难道不存在吗？……再论述其何其必要、其商业价值几何、其之于国家安全之意义，在群情激昂的一方面前都毫无影响力，也无法与不乏敌意的举措和强烈抗议的反对声相抗衡。”

1803年9月23日星期五，托马斯·潘恩向杰斐逊提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假设。如果拿破仑大败英国，令其俯首称臣了呢？“英国政府现在已是岌岌可危。一旦波拿巴赢了，英政府就会垮台，”潘恩给杰斐逊的信中说，“假若是那样的话，我们得到加拿大也并非无稽之谈。而且我认为，百慕大也应属于美利坚合众国。”

潘恩也思索了波拿巴对英的作战计划。潘恩说，这位第一执政仅需择一“风平浪静的月黑之夜”于北海海岸登陆即成。潘恩的言外之意是：值此风起云涌之时，为宪法那点繁文缛节忧心实在愚不可及。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不能说得更好了。

崇尚理论的杰斐逊认为修正案是必要条件。然而，身为一名政治家，杰斐逊可不打算让理论阻碍了现实。“我承认……在目前形势下，请求人民赋予新的权力，通过树立这样一个先例，用来反对对《宪法》宽泛的解释十分重要，”他致信威尔逊·卡里·尼古拉斯，“然而，如果我们的朋友们另作他想，我当然也会欣然默许。我相信一旦解释造成不良后果，我们明智的国民会对错误解释进行纠正的。”

因此，他为自己留下了转圜余地。这种政治手段与他在成立美国银行问题上辩解时的手法如出一辙。当时，他反对汉密尔顿对宪法宽泛的解释，然而却（精明地）预留了华盛顿为此埋单的这种可能性。

假设总统另有其人，这种不通过宪法修正案就扩大行政者权力的做法，必定会让杰斐逊倍感愤怒。然而，他的政治生涯中的多数时间都在研究并巧妙地使用权力。为了维护共和制，为了国家的发展，他只得做那些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凡事完美无瑕只可能在理论上存在。尽管他沉醉于自己的理想，也爱惜自己的形象，托马斯·杰斐逊是一位理论家，更是一位行动果决的实干者。

印第安部落深谙这点。杰斐逊在世时看不到19世纪30年代印第安人踏上的“血泪之路”，但他是推动印第安人西迁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急切地从全国印第安人部落手中获取土地，全国土地面积达到20万平方英里。和在购买路易斯安那时一样，他想方设法鼓励白人进一步西进和南下，以占有更多土地。1803年，杰斐逊给时任准印第安纳州州长威廉·亨利·哈里森写信。他说，他认为印第安人“最终不是与我们融合，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就是迁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他威胁要对负隅顽抗的部落实施报复，“抓住部落所有男女老少……赶过密西西比河，否则和平遥遥无期”。

杰斐逊四处凯歌高奏，无往不利。“现在要做的就是向着占领了我们28年的国家前进，前进，再不踟蹰犹疑。”1803年元旦前夜，杰斐逊致信前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在父辈的土地上用聪明睿智与正直的爱国心建立起亘古未有的伟大杰作。唯此，在临终时刻我们才会欣慰满怀。”

在对手的眼中，杰斐逊的成功更似无法超越，令人无法忍受。1803年11月，古韦纳尔·莫里斯在写给罗杰·格里斯沃尔德的信中说，“如我所料，（民主共和党人）在加强行政权力方面做的事，即便在华盛顿当政时代，联邦党人也是想都不敢想的。”

1804年1月，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党参议员蒂莫西·皮克林提议脱离共和国，成立一个北方联邦政权。“要我说，在新英格兰地区，联邦制度正在瓦解，片刻都不可耽搁，不然，制度一旦土崩瓦解，自救就来不及了。”格里斯沃尔德婉称为“北部各州联盟”的计划若想成功，纽约州的加入至关重要。“东部人的生活习惯、观点看法和自身利益同南部和西部人都无法调和，”皮克林说，“而对后者就要施行铁鞭统治了。”杰斐逊的反对者们相当绝望。1804年1月10日格里斯沃尔德写道：“此刻许多人已准备好宣告杰斐逊为终身总统了。”

这是联邦党人最畏惧的。

第三十六章
举国欢腾

如果我们能保持国家之舰航向不变，平稳航行4年，我的目标就会达成。

——托马斯·杰斐逊

我觉得你该好好挨顿踢，你这个红毛杂种，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的“好”家伙，你个下流坯。

——匿名者

在华盛顿时，杰斐逊通常于下午3点半或4点左右在总统府接待晚宴客人。他频频慷慨宴请，用意明确。他敞开大门，款待来宾，这种习惯是在弗吉尼亚传统习惯下成长习得的。

杰斐逊也认为，交际是共和主义的要素。人们彼此喜欢，相互尊重且乐于相处，会更有可能养成良好的习惯，促使国民们去“追求幸福”。与邻居和睦共处、热情友好的人，会更有可能理解杰斐逊所述的共同牺牲的意义，并做出这样的牺牲。

当然，立法者、外交官和内阁成员频频会聚在总统的餐桌前具有更直接的意义。当你与这个人分食过面包，也曾推杯换盏，在想反对他，或者至少中伤他时，就会变得比较困难。随着一道道菜摆上餐桌，讽刺文章不攻自破；享用甜点之际，那些想象出的可怕阴谋也就烟消云散。

杰斐逊对此心知肚明，但是他执政期间异常珍惜有限的时间。如果想创造出脱离党派之见的友好氛围，杰斐逊得把意见相左的政治家们聚到一起。然而，杰斐逊太反感正面冲突了，他禁止邀请共和党人和联邦党人同时与他吃饭。他只有4年或者8年的时间，把自己的印记留在这片土地上，他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餐桌前，听两派争论不休，即使是温和有礼的争论也不行。为促进互谅互让而设局，这期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实在太大了。

因此，杰斐逊选择用在总统府设宴的方式，逐步增加别人对自己的好感。这是他的舞台，上演他的剧本。他不再遵循华盛顿和亚当斯总统举行正式会见的惯常做法，即按照身份高低安排座位，而是颇有民主风格地采取“混坐”，或者请宾客随意挑选座位的方式；他也取消了那一套冗长的祝愿身体健康的祝酒礼仪，代之以更轻松随意、毫不拘束的对话。他那种亚里士多德式的穿衣习惯，好似人在家乡蒙蒂塞洛而非首都华盛顿，许多客人都对他穿着旧拖鞋的形象记忆深刻。晚宴上略微的无序混乱恰恰凸显了杰斐逊无比健谈的特点。

建筑师本杰明·H·拉特罗布对初次到总统府参加晚宴深感愉快。拉特罗布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食物美味极了，（烤鹿肉）按法国菜做法，甜点种类丰富，制作极其精美，还有各式小吃，遮布撤去后，琳琅满目，不计其数。酒的品种也很多，雪利酒、香槟一应俱全，一些广口瓶中还盛着稀有的西班牙酒。”晚宴之初，杰斐逊仅尽地主之谊，相对保守，之后就与宾客愉快地攀谈起来。

拉特罗布对一切都喜欢极了。“好久没有享受过如此美妙的精神盛宴了，”他说，“谈文学、讨论各种农作物和建筑，捎带一点儿工作，每时每刻谈话都很风趣幽默。和杰斐逊先生一起相当轻松自在，大家似乎都感觉到了，也十分享受和他交谈。”

杰斐逊提倡保护自然环境和野生动植物。一次，谈到国会山沿路以及波托马克河、阿纳卡斯蒂亚河两岸迅速减少的树木，他若有所思。据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回忆，他说：“这些生长在公共土地上的树木本应该被保留下来。但是，我们这样的政府，人民至尊无上，就不能这么做。这里的‘人民’，这些穷困的居民，有的砍倒这些漂亮的大树烧火取暖，有的则为了伐木卖钱。”

“我真希望自己有暴君的权力，”一天，杰斐逊说道，客人们吓了一跳。“真的，”他继续说道，“我希望自己是个暴君，那样我就可以拯救那些漂亮的大树，不用每天为了人类的贪婪或者穷人的生存做出牺牲。”

一位客人问道：“难道您无权拯救公共土地上的那些树吗？”

“没有，”杰斐逊答道，“只有武装警卫能救它们。对我来说，毫无必要地砍伐那些可能生长了几个世纪的树，简直与谋杀无异。看到这样的罪行，我的痛苦无法言表。”

杰斐逊的社交亲和力缓和了党派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联邦党参议员威廉·普卢默刚到华盛顿履职时，对杰斐逊的看法自然十分尖刻。19世纪初头两三年，普卢默评价总统是一个“孱弱无力的政府的”领导人。之后，他补充说：“我的确认为他才智一流，具有部分善良有益的道德品质。但是，他的观点与真正的超卓之间，如同奸诈狡猾与聪明睿智有天渊之别，吝啬与节俭一样相去甚远。”

随着岁月流逝，普卢默对杰斐逊的看法，在做客总统府、与之近距离接触的过程中，由充满敌意逐渐转为略怀敬意。1806年普卢默写道：“越是客观细致地考察杰斐逊先生的人品与德行，我越发认为他为人端直。”这位参议员仍然强烈反对总统先生的政策，但是杰斐逊的优雅风度与热情好客打动了他。普卢默写道：“我的好奇心在和他见面并攀谈之后得到了满足。我深入地了解了他的性格、他的观点以及他党内的那些人——他天生善于与人沟通。”

在总统府时，杰斐逊送给普卢默一些山核桃种子种植。接着，两位男士开始了一番彬彬有礼的交流。“过20年它们就会结果。”杰斐逊说。

“到那时我可吃不动了。”普卢默说。

“您的孩子会满怀喜悦地享用您辛勤劳动的成果。”杰斐逊说。

“我会教导他们牢记对谁心存感激，因为谁，他们才有了后来长成果树的山核桃种子。”普卢默答道。

杰斐逊悉心照顾每位客人。乔治敦市长的夫人搜肠刮肚想和总统先生讲讲话，但她只想得起听说过卡特斯山——据说这个地方是1781年杰斐逊从英国人手中逃出的藏身地点。她完全没有意识到提到这个地方会引起多么不好的回忆和尴尬，便询问杰斐逊是不是住在卡特斯山附近。

“很近，”他说，“它和蒙蒂塞洛毗连。”

“我猜这地方交通既方便，环境又宜人吧？”毫不知情的夫人继续说着，她丈夫尴尬地坐在一旁，不知如何阻止她说下去。

杰斐逊泰然自若，简洁地答道：“哦，是啊，我觉得在战时的确如此。”话题在此结束了。

另一回，几个人在晚宴席间高谈阔论。史密斯夫人当时也在场，形容这几个人是“尊贵的人物”，谈话进行得“真挚而又热烈”，但是有一位旅居欧洲一段时间的客人，“一言不发地”坐着，“无人注意”，显然位高权重的同席人令他不知所措。他不禁觉得自己是“身在祖国的异乡人，在座的人都不认识他”。

这时美国总统注意到了这位归国同胞。“C先生，我们对您感激不尽……唯有您当得起祖国的敬意。”

聊天戛然而止。席上的大人物们听到总统的赞语大吃一惊，注意力突然全都集中到这位无人搭理的客人身上。“是的，先生，”杰斐逊继续说道，“您从阿尔及尔送来的高地稻米目前已种植成功，等种植园园主大面积播种时，将证明它给南部各州带来的好处无可限量。”

杰斐逊优雅巧妙地把一位无人问津的客人变成史密斯夫人所称的“重要人物”。总统先生履行了身为主人的最基本职责：他对来宾们展示了敬意，令他们惬意自在，并受到关怀照顾。

对杰斐逊而言，每一位来到他屋檐下的客人都很尊贵。他很少，实际上，他全无耐心对待官场的繁文缛节。他官民混杂的做法、民主共和党简朴的做派以及美酒佳肴并未受到所有人欢迎。英国新任大臣安东尼·梅里发现，在对待英王乔治三世代表应有的尊重方面，他与杰斐逊很难达成一致。总统迎接这位使节的招待会可谓波澜不惊，然而邀请梅里夫妇出席总统府的晚宴却掀起轩然大波。麦迪逊夫人担任当晚的女主人，因此杰斐逊携她入席。梅里夫妇最后被安排在他们自己认为是次席的位置上。

由此，华盛顿总统府的客厅与宴会厅就上演了一场规模虽小但异常激烈的社交兼外交战。梅里阵营包括西班牙部长一家，后者也讲究仪式与繁文缛节。杰斐逊说，梅里夫人实属“悍妇一个，短短几周时间就遭到所有人厌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被人讨厌到这种程度，我本来以为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呢”。

这是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的对抗。在杰斐逊的关照下，新世界即将获胜。1804年1月，杰斐逊写道：“我们要对他们说，不。我们的社会准则以及我们的政治制度之准则，乃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平等应当盛行的场合，一定是旨在追求友好、欢乐气氛的交际圈。”

风波起因还包含一个特定的政治因素。杰斐逊说，英国代表们认为“我们现在对大不列颠不如购买路易斯安那之前那样友好了”。杰斐逊对此予以否认：“这种说法完全毫无根据。我们对英国的友谊诚恳真挚，对法国也一样……我们认为两个国家相互遏制，十分必要，能避免对他国实施专制统治。”

安东尼·梅里从未对杰斐逊示好，而任何对美国的不满，英国外交人员都予以支持。然而，杰斐逊受到拥戴，1804年2月共和党党团成员大会上，他再度被提名竞选总统。联邦党人由担忧渐渐转为绝望。

1804年2月11日星期六，参议员蒂莫西·皮克林在华盛顿哀叹杰斐逊当政的这段时间情况是多么糟糕，联邦法官和其他在职官员正遭受抨击，以杰斐逊为领袖的那帮乌合之众统治着国家。“难道我们要向这些邪恶势力屈服吗？”皮克林致信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党人西奥多·莱曼，“就没有解决之道吗？”

皮克林认为，脱离联邦是一条抵御杰斐逊政府“滚滚洪流”的可行之路。马萨诸塞州最有可能带头。如果该州脱离，康涅狄格州就会跟上，而新罕布什尔州、罗得岛和佛蒙特州必定紧随其后。如果能说服纽约州成为新国家的中心，纽约州一定会加盟。皮克林说，那么，纽约州又会带动新泽西州以及萨斯奎哈纳河以东的宾夕法尼亚州加入。

还有英国。英国很有可能同意其在北美的部分属地与北方联盟联合在一起。从理论上看，所有设想似乎都合情合理。皮克林说：“两人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意见相左，那就分开来，单独处理各自的利益，朋友之间这样做并不罕见，双方的友谊也由此得以维系。如果不分道扬镳，两人的友谊毫无疑问会尽毁于此。”

皮克林的构想多半意味着内战。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怎么会同意北方各州脱离出去呢？另一位与皮克林有书信往来的是马萨诸塞州联邦党人乔治·卡伯特。他认为脱离合众国的时机尚未到来，不过现在可以开始寻找合适的时机了。卡伯特写信给皮克林：“总而言之，我们是提倡民主的。我坚信政府到了最坏的时候，民主自会发挥切实的作用。”

皮克林态度执拗。他在杰斐逊就职三周年时写道：“我讨厌统治我们的人，也讨厌他们处理事情的方式。”皮克林寄希望于伯尔，有消息称伯尔可能有意担任纽约州州长。他希望，这样可与弗吉尼亚形成制衡。皮克林说：“那么，杰斐逊在耍他那些手段时就得被迫谨慎、克制一些了。”

根据鲁弗斯·金一封信上的说法，联邦党人认为：“在民主的道路上，专制独裁困难重重，必不长久。”

金并不主张脱离联邦，但他说皮克林的信“应当把联邦中真正支持自由的朋友吸引过来，目前事态似乎正迅速演变成一场危机，此时更要取得应有的支持”。好几年，脱离联邦的流言甚嚣尘上。安东尼·梅里收到消息，向伦敦做了汇报；英国外交官奥古斯塔斯·J·福斯特也向他的母亲写信谈及此事，1805年6月，他的信中写道：“大众报刊上甚至公开讨论分裂的可能性，东部和南部各州之间也不断相互攻讦。”

除此之外，还有阿伦·伯尔，这股捉摸不定又颇具威胁的政治势力。1804年1月26日星期四，伯尔登门总统府，拜访杰斐逊。自从1800~1801年选举打成平手之后，两人在任职期间几乎没有联系。杰斐逊打定主意不让他参加1804年的选举。

伯尔讲到自己时，总是真诚暖人。他说，自己是最谦逊、最诚实的。

伯尔知道无论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他都备受批评。据杰斐逊称，伯尔说过“很多流言蜚语都传到了他耳中，他觉得我这边一定也一样听到了不少，他对此深感厌恶。但是，感情是相互作用的，或者当时那段感情已经烟消云散也未可知。所以，他选择与我当面交谈，而不是通过中间人来问我，我对他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伯尔说，他愿意放弃选举席位，但是他需要杰斐逊协助，给他安排“某个职位”。

杰斐逊的答复令人恼火。总统先生否认在竞选活动中会有任何小动作。他说，他对伯尔爱莫能助。

与此同时，宪法第十二修正案的草案正在各州讨论通过。该修正案旨在避免今后再出现类似的选举危机，建议将选举总统与副总统的选票分开，这意味着同一份候选人名单上的两个候选人不会再出现同票数的结果。“联邦党人一定会强烈反对这个修正案，”1804年1月杰斐逊写给托马斯·麦基恩的信中说，“他们明白，如果修正案最后通过，总统或副总统的人选都只能通过公平选举产生，获得多数票才能担任，而他们得不到多数票。”

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发生火灾，损失惨重。（杰斐逊捐出200美元“以帮助不幸的受灾群众”，但他要求匿名。）1804年2月15日星期三，家住埃奇山的波莉生了一个女儿。“我亲爱的玛丽亚，祝贺家中迎来新成员，祝你欢欣快乐！”2月26日星期日，杰斐逊给爱女写信，信中用1789年11月波莉给自己取的名字称呼她。

但并非事事顺意。波莉身体未见好转，她的丈夫约翰·韦尔斯·埃普斯从华盛顿赶回家中。一路上寒风肆虐、道路结冰，旅途颇为艰难。“她生产时身体极度虚弱，我十分担心她会得重病。”埃普斯写信告知杰斐逊。

1803年10月里的最后一天，美国护卫舰“费城”号在地中海被的黎波里海军截获。三个半月之后，即1804年2月中旬，海军准将斯蒂芬·迪凯特率领一支骁勇之师击沉了“费城”号，以防舰船被利用反过来攻打美国。在英国海军中将霍雷肖·纳尔逊的眼中，迪凯特的这次行动是“当代史上最勇猛无畏的事件”。杰斐逊评论该事件时也持同样的看法。“失去‘费城’号时，大多数驻国外政府人员表现出的惊慌失措令我感到耻辱，”1804年4月杰斐逊给麦迪逊写信说，“好像他们觉得，丢了一艘舰船，我们就一无所有了。欧洲各国因此必定会小觑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对的黎波里施以同样的报复，欧洲两大强国已给世人做出无数示范了。”

1804年4月1日，杰斐逊离开华盛顿，前往蒙蒂塞洛。三天后抵家，他发现波莉的情况比他预想的要严重得多。他立刻全权负责照看她的起居饮食。

在极少数情况下，杰斐逊稍微告诉麦迪逊事情并不顺利。“这个春天格外阴沉。”4月13日星期五，杰斐逊61岁寿辰当天，他写信给麦迪逊。波莉的情况不断恶化，为了稍微分分神，以求片刻喘息，杰斐逊与迪尔伯恩、加勒廷和麦迪逊通信讨论政务。但是事实证明根本不起作用。在讨论有关西班牙在莫比尔的关税问题时，杰斐逊告诉迪尔伯恩，波莉“情况糟糕……我根本无力对这个问题予以置评”。4月17日，波莉离世。“我不知道总统先生会怎样撑过这个打击，”小托马斯·曼·伦道夫写信给西泽· A·罗德尼，“昨天他整晚拭泪，手帕不离手。再见。我觉得自己也需要手帕了。”

多利·麦迪逊从杰斐逊本人处获悉了这个消息。“总统先生来信告诉我们可怜的波莉去世的消息，他们全家人都陷入无比的悲痛之中。这和许多其他事一样……告诉我们生命多么无常啊！”麦迪逊夫人给她姐姐的信中说，“这么年轻、这么可爱的一个姑娘，她父亲、朋友和医生的努力都白费了。”

杰斐逊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和满心的伤痛回到了华盛顿。5月14日，杰斐逊在华盛顿写信给帕茜：“我昨晚就到了，这是我多年来感觉最累的一次旅程。”帕茜是他与已故妻子最后一个还在世的孩子。

6月2日星期六，一封寄自马萨诸塞州昆西镇的信不期而至总统府。“自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这辈子没有什么事能激起我的同情心了，”阿比盖尔·亚当斯写道，“但是我懂得，父母在心中对子女的牵绊是多么紧，一旦突然分离，那种切肤之痛又是多么痛彻心扉。”

杰斐逊礼貌地回了信，信中简洁地提到了导致亚当斯一家同杰斐逊关系破裂的事件——卡伦德发表的恶意文章《我们的前景》以及午夜任命事件。

7月1日星期日，阿比盖尔再次致信杰斐逊，解释了她为何对他如此恼怒。

阁下，我从未对您当选美国总统而心怀仇恨。但是，我极端厌恶和鄙视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极尽污蔑、中伤之能事的做法。我已见过太多担忧、关切、欣羡、嫉妒与抨击加诸这个职位，也清楚它须担负的巨大责任，因此满心希望见到职位交出的那一天……

阁下，我现在坦率地和您讲明，是什么割断了我们的友谊，是什么使我大大改变了原来对您的看法。

您在任期间释放了一名正在接受法律公正惩罚的犯人。这个无耻之徒编造并发表最下流无耻的谎言，恶意造谣、诋毁污蔑您前任的人格和名誉。您与前总统交情甚笃，对他极为敬重。您一定也清楚，他做不出那些卑鄙龌龊之事。您豁免了卡伦德的罚款，这是公开认可了他的行为。如果堕落狂徒不为人痛恨厌恶，那么对无德之人的最后约束不就没有作用了吗？那些人不就连一点儿羞耻感都没有了吗？……你养的蛇，给它爱，给它温暖，它却咬了喂养人的手，还告诉你什么才是聪明，怎样才算感激，何谓公平正义，它才是真理。

这封信私下写成，别人都没看过。忠诚乃朋友之伤痛。我常常希望您走了一条不同的路。我心无恶意，也未怀仇恨。即便可以，我也不会实施报复。不仅如此，以基督徒宽容慈爱的精神，我会原谅您，也希望获得原谅。

7月22日星期日，杰斐逊回信称，他支持卡伦德是基于对《惩治叛乱法》的反对，同时，他也同意当时作者的政治观点。“我给他的一点儿资助并不是对他污言秽语、粗鄙下流的肯定，这就如同我给门前的乞丐施舍一点儿钱，也不是对他不良生活的奖赏一样。”

对上一个10年里发生的事件，杰斐逊和阿比盖尔的观点大相径庭。1804年5~10月，尽管双方往来通信达到7次，但再说下去也毫无意义。就这样，通信突然开始，又突然结束了。约翰·亚当斯到1804年秋天信件交流接近尾声时才得知这件事。

1804年7月11日星期三，在哈得孙河上游、新泽西州威霍肯高地上，美国副总统在决斗中开枪打死了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据称，这场决斗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阿伦·伯尔的毁谤性言论而起。

杰斐逊仅对汉密尔顿的死提过只言片语，而且语焉不详。他没有赞颂的纪念文章，也没有致意友人的作品登载在报纸上。当时，即1804年年中，他的沉默显得奇怪，甚至有些不通人情。那时的政治状况或许可以解释杰斐逊为什么对这件事三缄其口，也不写任何文字。其时，公众对汉密尔顿的死亡反应激烈，群情激昂。他一手创建的《纽约晚邮报》对他歌功颂德，称他为“最伟大、最具才德之士”。在纽约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最后在曼哈顿下城区、百老汇与华尔街的三一教堂举行了安葬仪式，十分令人瞩目。

秋季总统大选在即，杰斐逊很有可能认为保持庄重的缄默——他希望这种缄默至少会被视为庄重而非冷酷无情——是最佳方式。1804年盛夏，对汉密尔顿的赞颂没有被解读为对他英年早逝的震惊与惋惜，而是被理解为对他计划的支持以及对其对手的谴责。约翰·亚当斯看到了这一切，后来给杰斐逊写信说，汉密尔顿所在党党人“抓住公众的同情心，随后在葬礼上演讲，又印制歌功颂德的文章……为什么这么做呢？只是为了羞辱老辉格党人，同时安抚那些基金会和银行家而已”。

对杰斐逊而言，汉密尔顿代表着最危险的趋势。然而，身为总统，杰斐逊并没有对汉密尔顿建立起的金融体系加以摧毁。“我们之间真的没有个人恩怨，”杰斐逊在后来提到汉密尔顿时说，“也许，就个人而言，我们都认为对方不错；但是，作为政治家，我们两人的政见是完全对立的。”

关于伯尔的事情更加紧迫。他被纽约州验尸官陪审团和新泽西州大陪审团同时以谋杀罪起诉。副总统先生在7月末逃脱了两个州的起诉。但是，对于杰斐逊来说，阿伦·伯尔的麻烦才刚刚开始。1804年8月6日星期一，距离汉密尔顿离世还不满一个月，安东尼·梅里向伦敦汇报，伯尔意图“起事，将美国西部各州和大西洋与山脉之间的各州彻底分裂”。

杰斐逊总统发现，了解反对派们的言论和行事用处颇多。在幕后，他是消费报纸和政治情报的精明行家。通过阅读敌人的报刊，杰斐逊找到了可能得以连任的灵感，也发现了阻碍连任的危险。“我衷心地感到遗憾，联邦党人孜孜不倦的污蔑诽谤迫使我全心投入对国家审判的裁决上。原本我最大的愿望是本任期结束后，回归平静的生活，这是我当初就职时就决定的，”1804年他给埃尔布里奇·格里的信中说，“是他们逼迫我竞选连任。”

1804年选举中，乔治·克林顿代替伯尔成为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克林顿是纽约人，父母是爱尔兰移民。他在政坛的崛起预示了美国政治的情况。约翰·杰伊曾经这样写道：“克林顿的出身和社会关系并未赋予他如此杰出的成就。”这是典型联邦党人的观点。杰斐逊式的观点则不同，后者允许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在白人间自由流动。

联邦党人派出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上场。他在4年前是约翰·亚当斯的副总统候选人，但是任何对现任总统的挑战都注定是一场令人尊敬但败局已定的战斗。杰斐逊凭借他超高的人气、低税收政策、国家的繁荣以及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保持着稳固的地位。总统以162票对平克尼14票的压倒性优势成功连任。曾经雄踞一时的联邦党阵营开始日渐衰落。

1804年12月，一个署名为“宪法之友”的人从费城发来一封信。信中告诉杰斐逊：“有人阴谋杀害您……一伙儿暴徒已参与此事。事成之后，他们会得到1万美元。他们计划携带匕首和手枪。我曾被邀请加入，但我宁愿去死。我建议您多加小心，出行时请务必谨慎，因为其中一些杀手已经到华盛顿了。”

此类恶意威胁事件与当时国家大背景是相悖的。“现任政府的权力依托于全联邦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这是自宪法创立以来，往届任何政府都没有达到的。”杰斐逊大选胜利后，约翰·昆西·亚当斯说。亚当斯本人的父亲的政治信仰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延续下来并占有统治地位的全然是杰斐逊的理念，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反映出这位获胜总统复杂的性格。杰斐逊领导下的美国既不全是联邦党式，也不全是民主共和党式。它更像是两者大理石般斑驳的混合物，经由一位务实者调配而成。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在形成国家未来格局、显示杰斐逊政治领导力方面，意义深远、无可超越。例如，他认为政府的权力应该是有限的，但当他认为权力更广才能最好地服务国家时，则应不在此列。那是回味胜利与成功的时刻。

首都到处静悄悄的。“城里只有几个陌生人。”1805年1月7日星期一，杰斐逊给帕茜写信。

手中握着第二份就职演说，杰斐逊的思绪回到了过去40年中他和他的同胞们经历的种种艰难险阻。“参加第一次革命时，我们还年轻，革命结果皆大欢喜。”杰斐逊给新罕布什尔州政治家约翰·兰登写信说，“我们老了，还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更危险的革命，因为我们的人分成了两派。但是，我们经受住了考验，一切都回到了正轨。”

然而，即使取得胜利，杰斐逊仍能感受到期望带来的压力。他明白政治上一时的风平浪静绝不会持久。1804年12月，联邦党参议员威廉·普卢默应邀与杰斐逊共进晚餐。总统先生衣着得体（“一套崭新的黑西服、长筒丝袜、新鞋、干净的亚麻衣料，头发还上了很多粉”），来宾们乐享美食（“他的晚宴食物精美、种类丰富”）。然而，在普卢默眼中，杰斐逊并不像一个正处于政治巅峰的人。普卢默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今天比较沉默，显得有些郁郁寡欢，很少说话。”

总统心事重重。当时正处于拿破仑与纳尔逊争雄的时代，两个大国之间争斗不休，似乎从未经历过真正的和平。而美国一直是敌人们觊觎的目标，意图霸占美国全境或部分领土。杰斐逊担任公职的最后4年如同以往的几十年一样，他仍然在奋力保卫国家的安全。

英国最先开始，但不是最后结束的那位。英国仍然对美国的综合实力持怀疑态度。1805年，英国外交官奥古斯塔斯·J·福斯特在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说：“我们驱使他们成立了一个国家，可时机并不合适，他们也不适合，比我们流放到博坦尼湾的罪犯好不到哪里。”

1805年3月2日星期六，副总统伯尔献给参议院一篇赞歌后离开了首都。他在赞歌中将参议院称为“一座圣地，一座法律、秩序与自由的堡垒，并矗立在这里。只有这里提供尊崇的庇护；只有这里，会抵御民众狂暴的狂风骤雨；只有这里，会抵御政治腐败的汹涌暗流；如若宪法在蛊惑民心或篡权者手中遭到亵渎，愿上帝阻止，只有这里，会见证他们最后垂死的挣扎”。

威廉·普卢默认为伯尔的政治生涯结束了。后来，他又做了一番思考。“他再也不能东山再起了，”普卢默在日记中写道，“不过，他的确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物，是一个从不循规蹈矩的另类。”普卢默当时还不知道他的话是多么的一语中的。

“现在全是公务，紧急，还总有干扰。”杰斐逊在第二次就职前一晚说道。

他处理政务时主导一切的态度好似与生俱来。在一封私信中，奥古斯塔斯·J·福斯特讽刺他，称他为“蒙特祖玛的继承人”。虽然这是把杰斐逊比作了16世纪阿兹特克神王，这种挖苦还是表达了对他权力的敬意。

杰斐逊第二次宣誓就职日是一个星期一。他身穿黑服，骑马离开了总统府。在参议院，杰斐逊发表了第二次就职演说。这次的声音仍然过小，听清楚的人不多。“在上届政府期间，那些旨在干扰政府工作的新闻界，把炮口对准我们狂轰滥炸，其放肆和大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说，“攻击一种对自由和科学如此重要的制度，这实在让人深感遗憾，因为这些攻击意在削弱这种制度的功用并损害其安全性。”然而，应当由市场决定。审查监督应交到人民的手中。

之后，杰斐逊大开总统府，迎接拜访者。这次也是遵循“混排”的原则。从宾夕法尼亚大道好不容易来到总统府参加庆祝会的福斯特报告说，“凡是登门的他全都接待，甚至连那些几乎与黑人无异的，包括肮脏不堪的搬运工都接待。那些人就在我们面前，喝着他的葡萄酒，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一段器乐声响起，宣告接待日接近尾声。用福斯特的话说，“几声笛响，伴着一阵鼓声”，所谓的庆祝活动就结束了。

杰斐逊如今是第二位连任两届的美国总统。他返回总统府，向民众（包括福斯特所表述的“几乎与黑人无异的肮脏不堪的搬运工”）致意时，一心想以华盛顿为榜样，履职4年后退出政坛。仅有一种意外情况可能促使他再战第三届。1805年年初，他曾向卡罗来纳州的约翰·泰勒提到过这种意外情况。“我原来的想法是美国总统应连任7年，然后永远再无参选资格。”现在他不太确定了：

后来我意识到，连任7年不能撤换，这时间实在太长。对于行事错谬的人，应当有一种和平的方式在中途将他换下。8年任期中，在第4年时有权使他卸任，这种经过经验修正的方式与我的原则大体接近。危险在于人民对领袖的纵容与依恋，会让人在即使变成昏聩不堪的老糊涂时仍执掌大权。然后不断连任变成一种惯例，最后演变成终身制。华盛顿将军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连任8年后主动离职。我也会仿效他的做法。多几个这样的先例，将来有人意图延长任期时，就会成为不良惯性的有力阻碍。或许，最终还能列入议事日程，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正式确立这样的制度……然而，有一种情况我会默许再参加一届选举，那就是和继任者之间存在实行君主制度这样的严重分歧。不过，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君主制度在未来的可能性仍让他忧心忡忡。

1805年春，刘易斯和克拉克探险远征队首批成果源源不断地运抵东部。4月，威廉·克拉克给杰斐逊写信：“承刘易斯上尉所愿，我不揣冒昧将本人行程中所写日记原封不动寄给您，仅供您本人审阅。”梅里韦瑟·刘易斯给杰斐逊的简报中写道：“我看不出任何能阻挡我们前进的实质性或者潜在的障碍，因此，我对此行圆满成功抱有极其乐观的预期。”

两位队长从北达科他州密苏里河上的远征队冬季据点曼丹堡，给杰斐逊寄来了一大批手工艺品。一个箱子中装了羚羊皮、水貂皮、狼皮以及骨架，还有各种麋鹿角、大量植物，另外还有4只活喜鹊。对杰斐逊而言，这次收到的物品让他大喜过望了。

刘易斯和克拉克的游记令公众大开眼界。“刘易斯上尉的发现之旅吸引了好奇者的注意，也引起了许多对美国心怀偏见者的关注。”1805年8月，威廉·尤斯蒂斯在马萨诸塞州写道，“这个国度从未像此刻一样受到外国的尊重，人民也从未像此刻一样举国欢腾。”

1805年年末，经过3 000多英里的长途跋涉，在一棵能俯瞰太平洋的大树的树干上，克拉克钉下了杰斐逊长久以来梦想的宣言：

威廉·克拉克上尉

1805年12月3日

陆路至此

1804~1805年美国领土

波托马克河上构想的使命最终在太平洋得以完成。取得这项成就的过程如此波折，正是杰斐逊权力的映射：通过找到一条穿过西大荒的路，进而控制整个大陆。

杰斐逊很高兴收到来自西方和东方的物品。他向伦敦订购了一套巴克斯特所著的八卷本《英国史》，大量有关酿酒、地质学和天文学方面的书籍，还有欧洲、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地图。他还想要一架望远镜和一对“包括1800年最新发现的”英国地球仪。

所有东西都各得其所。杰斐逊在职的这些年里，他不但将总统职位变得完全不同，他还把总统官邸也改头换面。这里变成了新奇有趣物品陈列及咨询中心、一个生机勃勃的机构，从自然科学到文学艺术，在国家广泛生活方面扮演着非正式但重要的角色。

杰斐逊在官邸单独辟出一个房间陈列化石，有头盖骨、下颌骨、牙齿的碎片、野兽的獠牙，还有一条动物前腿。“一头巨兽的角”以及200块威廉·克拉克搜集的小型骨头，“骨头全部陈列在一个大房间里。有空时你可以来这里工作，从早到晚，无人打扰，还可与我们一起用餐。”他致信费城外科医生小卡斯帕·维斯塔，医生后来出版了一部《系统解剖学》。

探险者泽布伦·派克在沿格兰德河行进途中从一个印第安人那里买了两头小熊幼崽。他的手下用牛奶饲养这两头小熊，并将它们在1808年安全运抵总统府。“如果条件许可，我会建议把两头小熊关在一起（不要拴链子），定期供给食物和水。我几乎可以确信，它们会和平相处，性情也要比拴上链子，关在两处温驯许多。”派克告诉总统。

总统采纳了派克的建议。“我把它们一起关在10平方英尺的地方，”杰斐逊写给博物学家兼画家查尔斯·威尔森·皮尔，“第一天玩的时候，它们彼此还充满戒心，但那之后不时玩闹，在一起是极高兴的。”事情发展并不意外，但把两头熊养在总统府里还是不切实际，因此，杰斐逊把它们送到了皮尔在费城的动物园。

有人提出请求，希望得到专家意见，以确定一块石头是不是陨石。杰斐逊说：“任何我们确认不了的，我们自然也不能否认。”他并不总是保持本应持有的怀疑态度，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他也会大错特错。蒂莫西·皮克林暗指麦迪逊和门罗两人操纵总统连任一事。他说，正当共和党人为1808年总统选举备战时，“总统本人却在路易斯安那的荒野中‘徜徉’，考察一片片盐地是岩盐还是矿物盐，探索它广袤的草原，他在那里发现了人间‘乐土’——数不清的印第安人部落及遗迹，他们会说那么多种语言。部落附近有滚烫的温泉和温暖的泥洼，还有各种奇妙的发现：一种小小的，或者‘极小的贝类’，形状像贻贝，但长着四条腿；一种‘半英寸长的蠕虫，爬起来像蛇那样蜿蜒蠕动呢’”。

杰斐逊对自己多方面的兴趣爱好颇感骄傲。“杰斐逊先生性格特点中最引人注目的包括对赞赏和谴责的戒备感。他对前者有多感激，就对后者有多厌憎。”英国外交官爱德华·桑顿写道。他说，杰斐逊“被认定为能力卓著的政治家恰如其分。但是，有人认为他‘兼具处理公众事务的才干及追求科学所必需的抽象能力’时，他就更感自豪”。

英国人甚至认为杰斐逊长久以来对伦敦持有敌意，部分原因是他在法国培养了对科学和文学的热爱。“我真的认为，早年间他的文学才能未在英国有所发挥，当其他事件引起他对英国的不满时，早年的经历更加剧了这种不满情绪，”桑顿写道，“而法国人，至少在君主制时期，似乎对他的这一面了解更多。通过在文学圈里的交流往来，赢得了他的青睐。”

杰斐逊总是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您明天能来与我们共进一顿印第安式晚餐吗？”1806年3月，杰斐逊给约翰·布雷肯里奇写信，“有一个酋长真的很少见，他会用手语沟通。我们经常听说，但以前从没亲眼见过。时间和往常一样，还是3点半。”在华盛顿，他和剧作家兼画家威廉·邓拉普聊青蛙的蛙鸣声。“早春的蛙鸣是在评价法式和英式园艺风格。蛙鸣表示更喜欢后者，赞赏他们在园艺布局方面很有品位。”在总统官邸与塞缪尔和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夫妇喝茶时，杰斐逊谈到“种植、园艺及二者在不同国家的区别，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出产哪些不同的作物”。他还把马耳他的香瓜种子寄到史密斯夫人的家中。

谈什么话题无关紧要，杰斐逊一直在努力解决政治和哲学问题。“以这种方式建立一支新奥尔良防御军队，你们怎么看？”1806年2月他写信给麦迪逊、加勒廷和迪尔伯恩，“给每个壮丁补贴50英亩土地，直接送出土地的条件是：即刻在该片土地上定居，并承诺，如果在定居的头7年里被征召，必须服两年兵役（期间军饷照发）。”

他总是乐于给年轻人提出建议。“我会……建议他今年夏天读李维、塔西佗和贺拉斯，”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这个朋友有个儿子，“前两个人的著作会让他充分了解罗马史，而且，这三人的作品能使他在语言上受教。他也可以读读法语版的阿纳卡西斯的作品，在强化法语的同时了解希腊史。我还建议他读读巴克斯特所著的《英国史》。他已经读过休谟的作品，巴克斯特可以作为一个修正，他可算是共和主义式的休谟。”

1805年，国家主要的政治关注点放在了处理与西班牙的紧张关系上：确定路易斯安那确切边界；因马德里拒绝移交，佛罗里达前途未卜；债务索偿。西班牙仍在北美洲盘踞，并与法国结盟。门罗前往西班牙首都的使命失败，这引发了杰斐逊内阁的一场争论：美国是否应该采取武力进攻西班牙的据点。

美国是否应该冒着与西法两国开战的危险而坚守立场呢？如果开战，美国是否应该考虑与英国建立攻守同盟？英国需要盟友对抗拿破仑，结盟能否把英国这个潜在的敌人，至少暂时地转变成美国的朋友呢？

杰斐逊最终的回答是，不。与英国签订一个临时协议，万一与西班牙或法国打仗时能有一个盟友，这样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是杰斐逊认定，保持中立仍然是国家的上上之策。“我们的《宪法》是为和平创立的，并不是为了战争而设。”杰斐逊说，“战争会危及它的存在。”杰斐逊读过的史书中，战争意味着陆军、海军、债务和荣誉，所有这一切在共和国的衰落和帝国的兴起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为了自由，偶尔还是不得不抗争。杰斐逊对此非常明白，而且他也承认，打仗虽然是最后一招，也毕竟是一个手段。在最后祭出美国军队之前，这位曾经被塔尔顿追捕的人会把能想到的武器统统使用一遍。各种不牵涉传统战争模式的措施——用大炮加强港口防御、建炮舰进行沿海防御、组建民兵队伍以备未来军事部署——即将被大派用场。杰斐逊在1805年年底给国会的年度国情咨文中呼吁采取以上所有措施。

这一年走向尾声时，杰斐逊只觉得强敌环伺，危机四伏。英国不断骚扰美国船只；法国也是如此，只是略少于英国；拿破仑在奥斯德立兹赢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纳尔逊赢得特拉法尔加一役却光荣战死；近在身边，前副总统伯尔据称正策划阴谋推翻美国。

在这个内外交困、麻烦不断的时刻，杰斐逊试图充分利用时机，以对付法英两国。“此时此刻，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多么可怕的景象，”1806年1月，杰斐逊写道，“我们本应希望，陆军军力强大者拥有不了制海权，而海上霸主没有陆军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可能享有安宁，至少在国内如此。”杰斐逊无法回避，终要面对的问题是：这种安宁会持续多久？又能持续多久呢？

第三十七章
黑暗大阴谋

我们这位喀提林[26]的计策貌似真切，但设计得过于理想。

——托马斯·杰斐逊评价阿伦·伯尔在西部的动作

杰斐逊的冬天随着帕茜一家在总统官邸长住而变得明朗起来。这个他和妻子唯一的尚在世的女儿在官邸诞下了他的外孙。外孙取名詹姆斯·麦迪逊·伦道夫，以表达对外祖父的国务卿的敬意。多利·麦迪逊在此之前已帮助帕茜准备好了新年用品，从巴尔的摩购置了“一顶时髦的假发……一套打理头发用的梳子，一个系带女帽，披巾和白色的蕾丝面纱”，另外还买了两块带花边的手帕。

总统也抽空去了趟他在华盛顿的酒窖，查看一下是否有足够的波尔多酒（量是足够的）。但是，他仍然派人再去买一些汽酒，他觉得他目前的存货“都是烈酒，没有不含酒精的”。

然而，在国会山，他的一个亲戚破坏了杰斐逊正在享受的宁静时光。洛亚诺克的约翰·伦道夫，一个秉性怪异的人，杰斐逊曾经的盟友，1806年3月和杰斐逊分道扬镳。一年前，伦道夫终止了一项杰斐逊主导的让步方案，协商解决由来已久的事关亚祖土地公司的争议案（腐败的佐治亚州立法机构为进行土地期货投机，把原属于克里克人的合法土地进行售卖）。这个事件是伦道夫最终走向反对杰斐逊的前奏。

为报复英国军舰劫掠美国商船，决定限制甚至禁止从英国进口货物的辩论成了新的导火线。在众议院，伦道夫向杰斐逊政府宣战了。

那天，威廉·普卢默离开参议院会议厅，前往众议院听他发言。“他认为，大不列颠眼下正为了自身生存，同时也在为文明世界，与妄图篡夺世界霸主地位的波拿巴努力奋战。”普卢默是这么记录伦道夫的演讲的。伦道夫特别点名批评了杰斐逊和麦迪逊两人。普卢默写道：“那是我听过的最激烈、最严厉、最巧舌如簧的抨击。”第二天，伦道夫再度放言。普卢默说：“对总统出奇地严厉……伦道夫先生已经渡过了卢比孔河[27]，此后无论总统还是国务卿都不可能与他为善了。他已公然反对二人和他们制定的措施。”

伦道夫说话尖酸刻薄，谁也不放过。一位同僚起身想发言，被他挥手制止。“坐下，先生，我说坐下。先生，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啊。”伦道夫说。提到总统本人，伦道夫“对他执政行为谴责用词之粗鲁狂妄，令所有听者骇然”，马里兰州参议员塞缪尔·史密斯写道。

伦道夫小集团后来人称为“奎兹”（源自tertium quid，拉丁语意为“第三方”），也有人称之为“老民主共和党人”，代表着更绝对、更单一的民主共和党原则。伦道夫的追随者们认为，杰斐逊朝联邦党方向走得太远，无论是总统还是他的信徒，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共和党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分裂标志着杰斐逊超越了后1798时期单纯从语言上进行区分的做法。人在谋求权力的时候，从理论上谈论理想化的政治是很容易。然而，一旦大权在握，行使权力的要求是如此复杂多变，原本在思想上十分确定的事往往在真正执政时被最先牺牲掉。杰斐逊取得的成就，在他的联邦党政敌看来，是不可企及的。对某些人来说，他已经不再像个民主共和党人了。换句话讲，杰斐逊令当时的极端分子极其不悦，这标志着他做事没有死搬教条，而是遵循着实用主义的原则。

总统确实在考虑扩大权力，扩展政府公共部门的职权范围，超出一些赞成严格限制政府权限的人的规定范围。杰斐逊是第一位支持开展全国性公共工程项目的总统，他呼吁通过宪法修正案，赋予行政机关批准资金以支持“教育、道路、河流、运河”及其他项目的权力。

“通过这些举措，”他在第六次国情咨文报告中说，“各州之间新的联络渠道会被打开，分隔的界线会消失，各州的利益会趋于一致，它们会因坚不可摧的新纽带变得更加团结。”之后，1808年春，财政部部长艾伯特·加勒廷提交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建议斥资2 000万美元进行道路和运河方面的基础设施修缮。由于禁运期间资金吃紧，与英国关系日趋紧张，而且杰斐逊本人认为，未经宪法授权，他无法实现这个宏大的计划。但是，加勒廷计划的每个项目最终几乎都全部完成。项目中第一个完成的是联邦政府出资修建的坎伯兰公路（又称国家公路），从马里兰州向西直达伊利诺伊州。

在伦道夫看来，杰斐逊大多数时采取中庸态度的政治主张，必然走向灾难。1806年，伦道夫写道：“我认为，自由政府的事业没有比现在更让人担心的了。”忠诚于总统的民主共和党人已经变成了共和事业“暗藏的敌人或者温和派，对曾经宣誓坚守的原则‘虚褒实贬’”。伦道夫煽情地发问：“现在的行政机关难道无懈可击吗？那个部门里形形色色的人就从来没有犯过错？他们就不会犯错？”

对伦道夫而言，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杰斐逊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他过于妥协让步。伦道夫说，中庸之道，是千百年来“野心戴着的面具”。等到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伦道夫告诉詹姆斯·门罗：“老民主共和党早已朽坏，无可救药了。”

对国会里发生的种种事，杰斐逊表现得镇定自若，但是，他的头疼病又犯了，这足以说明民主共和党内部的分裂以及欧洲局势的错综复杂——其中包括可能爆发的美国内战——都像千斤重担一样压在他心头。

1806年4月末，为查找英国船员，英国军舰“利安德”号在纽约州搜查美国船只。开炮预警时，“利安德”号误杀了一名美国船员。当时，另外两艘英国军舰，“驾驶者”号和“威尔士”号也在附近。杰斐逊命令三艘船离开美国海域，下令以谋杀罪逮捕“利安德”号的船长。

他的头痛发作得越来越厉害。“我现在病痛难忍，白天一整天既不能做事也不能交谈。”杰斐逊写信给宾夕法尼亚参议员乔治·洛根说。杰斐逊只能在晚上与人面谈，那时头痛似乎减弱些。他的腿也疼（他称之为“膝部麻木”），他还担心着钱的问题。“我在华盛顿欠下太多债了，现在不但不能开新账单，而且所有非必需的开支也通通取消。我现在必须这么做，不然，等我离开这地方时还有债在身，如果不幸要动用我的私人财产归还，我注定晚景凄凉了。”1806年5月杰斐逊在给约翰·韦尔斯·埃普斯的信中说。

夏初，他最年长的导师去世了。1806年5月25日，乔治·威思像往常一样起床，在家里吃早饭。早晨大约9点左右，他开始胃痛，他的家人也都生了病，其中一个叫迈克尔·布朗的混血青年在几天后死去。地方治安官威廉·杜瓦尔怀疑死因，下令进行尸检，有4名医生参加，杜瓦尔告诉杰斐逊，“从胃肠部的肿胀情况来看，他们说是由某种毒药引起的”。嫌疑犯锁定乔治·斯威尼，他是威思的孙侄。如果是他干的，他的动机可能与嫉妒及金钱有关。

1806年5月25日，威思曾说：“我是被谋杀的。”但是，杜瓦尔报告，威思“没有提及姓名”。病情恶化时，他说：“让我体面地死去吧。”

故事耸人听闻，有人对乔治·威思的私生活提出了耐人寻味的问题。威思结过两次婚，目前鳏居，和年轻人迈克尔·布朗及身为自由人的黑人女管家莉迪亚·布罗德纳克斯住在威廉斯堡。按照威思的遗嘱，除继承其他财产外，布罗德纳克斯还继承威思的房子。威思在条款中注明，如果自己身故，请杰斐逊监管迈克尔·布朗的教育问题。

这些安排隐含的意思虽未经证实，但十分明确：布朗是威思和布罗德纳克斯的孩子。“不论被形容为‘黄’皮肤的布朗是不是威思的亲生儿子，威思对他的教育问题上似乎不遗余力，”历史学家安妮特·戈登–里德写道，“当然，请自己最得意也最有名的学生——现任美国总统来做迈克尔的监护人，足以表明他对这个男孩的钟爱。”

威思遗赠给自己最喜欢的学生杰斐逊书籍、银质酒杯和金头手杖。这起罪案令总统不安又沮丧。他告诉杜瓦尔，他原本十分乐意负责迈克尔·布朗的教育。他说，这一嘱托原本“能让我在实现朋友的遗愿时，常忆亡师，给我带来无尽的安慰”。杰斐逊相信迈克尔·布朗是他老师的孩子吗？如果相信，这起据称由他导师所在的白人家族内部心怀怨愤的一员犯下的谋杀罪会在杰斐逊心中激起怎样的波澜呢？杰斐逊对这样的生活可再熟悉不过了。杰斐逊的所思所想，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有趣的是，他认为这个事件十分离奇异常，在一般生活中不会发生。“这样的邪恶事件就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只出现在诗人的寓言故事里。”1806年6月，杰斐逊写信给杜瓦尔说。杰斐逊想象自己与威思的命运，相差得越远越好。

夏天出现了新情况：弗吉尼亚的旱情日趋严重。到秋天这些事已经不再新鲜了：不断有报告称阿伦·伯尔在制造事端。

与汉密尔顿决斗之后，伯尔开始四处游历。他到了西部，有流言称，他正密谋说服某些州脱离联邦，在西部建立一个帝国；也有传闻说，他在策划一场进攻墨西哥的战争。

另有一种猜测引起最大骚动，将事态描绘得更加严重。伯尔正考虑组织军队直捣华盛顿，企图接管美国。“毫无疑问，伯尔正积极参与筹划西部各州脱离联邦。”1806年11月杰斐逊写道。据称，这位前副总统正在招募士兵，囤积军火，建造船只。

杰斐逊收到的所有消息都无法令他的担忧之情略减分毫。“这的的确确是一个无比黑暗的巨大阴谋，”11月，詹姆斯·威尔金森将军给杰斐逊写信说，“对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民主共和党人还是联邦党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争取国家独立的老爱国者还是初来乍到的异乡人，富人还是穷人，居高位者还是平民百姓，通通加以笼络，我担心新奥尔良会大力支持。”

威尔金森本人就是个麻烦。他一直从西班牙那里收受贿赂，在高层军官中臭名昭著，还与伯尔就提及的阴谋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当事情进展到某个阶段时，威尔金森认定，向杰斐逊告发伯尔可能出现的叛国行为最符合自己的利益，如此又可逃过一劫。

1806年11月27日，忧心忡忡的杰斐逊发表了一份公告，警告说“形形色色的人”，包括“美国公民”在内，正“密谋联合起来”占领西班牙的属地。

伯尔究竟在做什么呢？两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依然无法确定。起初，他似乎有意采取军事行动占领得克萨斯及其他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这样的行动被称作挟持议会——自行对外国发动战争。伯尔和他的各色同盟者似乎在为某次军事远征做准备。目标并不清楚，但是杰斐逊认为，这一军事行动必定涉及伯尔欲夺取西部的权力与土地，他可能在南至墨西哥的广阔土地上建立一个自己的帝国。

1806年12月27日星期六，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威廉·普卢默和杰斐逊一起吃饭。喝咖啡时，杰斐逊说他相信所有事情都会顺利解决。普卢默说：“（杰斐逊）毫不怀疑，阴谋事件尽管波及范围极广，但一定会被粉碎，而且美国几乎不用费吹灰之力。”很快指控伯尔的文件出现了，1807年1月，杰斐逊将这些文件转交给了国会。

与此同时，杰斐逊也在谋取处理国内危机的权力。在他与普卢默聊天的8天以前，杰斐逊起草了一份议案：“在叛乱事件发生时，可授权征用美国土地及海军。”他把起草的立法文件发给弗吉尼亚议员约翰·道森，并附上一张直白的便条：“杰斐逊向道森先生致敬，在此请求他抄写一份副本后，将原件焚毁。他本人极不希望与立法议程细节有任何牵扯。”

纯粹作为政治家的杰斐逊就是这样：为奋起保卫国家，请求被授予权力，然而在获得那份权力的过程中却竭力隐藏自己。他的对手会认为这种手段虚伪下作、不光明磊落，但是就杰斐逊看来，他在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堂而皇之地掌权会威胁这个国家的民主精神——他认为这种精神至关重要。他认为，宁可通过在国会的盟友从中运作，也比冒着成为他人眼中的独裁君主的风险要好，即使换作联邦党人当总统，可能也想这样做。讲求实际的人就用这种方法做事。

杰斐逊攻击伯尔时毫不留情。他这样做倒不是出自个人野心或者嫉妒心——自从汉密尔顿被杀，伯尔在传统政治体制内对杰斐逊已经构不成任何威胁——而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和主权的关心。如同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一样，保持联邦的统一比杰斐逊所称的“严格的法律条文”要重要得多。1807年1月22日星期四，杰斐逊向国会递交的有关伯尔的报告中迈出了少见的一步：他宣称他的前副总统“犯罪事实确凿”。这个结果与很久以前他对约书亚·菲利普斯案以及逮捕“买头发的将军”所做的决定不无相似。如果这些决定令包括伯尔在内的嫌疑人的自由受到了侵犯，那就侵犯吧。

1807年3月末，伯尔被逮捕。杰斐逊对案件审理过程密切关注。“没有谁的过往更能说明诚实的价值了，”杰斐逊写道，“真能如实以告，有什么事他没做过呢！”不幸的是，他说，他的头痛“害得他每天早晨只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能处理事情”。

伯尔被带到里士满受审，审理在雄鹰酒馆临时搭建的法庭里进行，由约翰·马歇尔主持。杰斐逊对案件关注到了病态的程度，他搜集情报，并向公诉律师建言献策。他认为事态严重，千钧一发，又以一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姿态投入这件事中，但是，他仍保持着应有的距离。

尽管伯尔以叛国罪受到指控，但随着案件的进展，控告漏洞也变得越来越明显。由同案犯转为污点证人的詹姆斯·威尔金森控告称，伯尔意图攻占新奥尔良（这一指控已致使杰斐逊对新奥尔良宣布戒严令），并意图进攻西班牙殖民地。（威尔金森的控告有问题，因为自行对外国发动战争并不违法。）

里士满的信差在黑夜里骑马上山来找杰斐逊。度假中的总统还没入睡，他仔细地研读着来信以及信中的附件。这并不是普通的邮件：伯尔案的公诉人、美国联邦检察官乔治·海给总统发出传票，要求他本人出庭做证。其时麦迪逊正在蒙蒂塞洛作客，与麦迪逊商讨过之后，杰斐逊决定拒绝把自己及行政部门交由他人掌控。第二天，他给海写信：“我认为地方法院没有权力命令执政府放弃高一级的职责，听从指派，无论距离远近，我不愿意凭一纸传票就创下一个先例，认可一个如此荒谬的程序。”

杰斐逊决定保留自己是否遵从法庭传令前往做证的决定权，他为行政机关树立的这个榜样具有深远意义：杰斐逊称，与应付法律系统的胡搅蛮缠相比，总统对广大公民具有更高的责任和义务。取而代之的做法是，他给海寄去相关文件，这是非常聪明的折中办法：既避免了总统凌驾于法律之上，又保留了应有的处事能力，在地处偏远的地方法庭征召时免去了舟车劳顿之虞。他又把海发给他的传票原封不动地随信寄了回去。

马歇尔作为审判法官的决定和态度令审判进一步恶化，杰斐逊把起诉过程中受到的种种不利全都归咎于这位首席大法官的政治伎俩在作祟。马伯里案之后，弗吉尼亚州的司法程序废除了1801年颁布的《司法条例》。弹劾塞缪尔·蔡斯是杰斐逊与司法系统长期斗争的首战，一年年过去，他越来越不喜欢，也越来越不信任司法系统了。

伯尔最终被无罪释放，总统勃然大怒。实际上，指控被告犯有叛国罪的证据并不确凿。然而，杰斐逊希望，国民会同他一样，明白起诉失败是因为马歇尔在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全国人民会审判两名违法者，并且是为自己审判，”杰斐逊写给威廉·布兰奇·贾尔斯的信中说，“如果行政部门或者司法部门有人犯错，人民把他赶下台的日子就不会远了。”杰斐逊认为，由伯尔判决激起的愤慨之情或可引导另一条宪法修正案的制定，让法官们对公众更加负责。

他已忍受病痛达一个星期之久。“今天是我犯周期性头痛的第7天，我早晨趁头痛发作之前写的这封信。”1807年3月他给帕茜写信，“这些天发作没有前几次那么严重，但是发作起来时间很长，从早晨九十点开始，直到天黑才停。到现在服用氯化亚汞和树皮都没有任何作用。”

杰斐逊还有惯常的抱怨和精神压力。“我厌倦了在政府部门工作，这里其他人并不逊色于我，而且他们还乐意在政府任职。”1807年年初，他写信给他的老革命战友约翰·迪金森，“对我个人来说，这工作就是没完没了的苦差，每天都在化友为敌。”

在此期间，一份与英国的协定提议抵达了华盛顿，提议几乎没有考虑美国的利益。“英国的达官贵人们极尽扭曲之能事，每项条款占尽一切，寸步不让。”1807年3月杰斐逊提到协议时说。简而言之，外交手段并未解决与英国之间的冲突，尤其在阻止英国强征美国海员这一侮辱性事件上毫无用处。杰斐逊拒绝将提议交给参议院审议。

1807年2月，杰斐逊碰见两位女婿，在交谈中邀请约翰·韦尔斯·埃普斯和他一起去某个场合（详情不得而知），却没有叫上小托马斯·曼·伦道夫。这种出自无心的轻慢立刻激怒了伦道夫，他很不高兴地给杰斐逊写了一封情绪激烈的信，抱怨总统偏向埃普斯。伦道夫对埃普斯心生妒恨，视他为敌，认为他占尽了岳父的宠爱和关注。

杰斐逊读到信吃了一惊。他说，他注意到这两位都娶了他女儿的国会议员之间的关系有些紧张，但是他决定不去询问紧张的因由（这是杰斐逊典型的做法）：避免正面冲突是杰斐逊的专长。杰斐逊写信安抚伦道夫：“我想不出，我做过什么事令你觉得我更喜欢或者表现出对（埃普斯）的喜爱。”

心中既怒又痛的伦道夫在此之前已搬出了总统府。“你如能搬回家住，对我将是莫大的安慰，”心里放不下这件事的杰斐逊写道，“我对你视如己出，爱你如子（我的确不知两者能有什么区别），我太过想当然，以为你与我想法一样。”他在1807年2月19日第二封短信里这么说。

已决定不再参加竞选连任议员的伦道夫在新居中得了病，杰斐逊派家仆去照看他的病况。

杰斐逊对伦道夫慈父般的感情出自挚诚。“我定不会催逼你做任何令你十分反感的事，不过，我希望，亲爱的先生，你能同意搬回你原来住在这里时的房间。”2月28日杰斐逊给伦道夫写信。

伦道夫的确搬了回来，但是他病得很重，又很抑郁。他甚至想自杀。杰斐逊记录着病情好转的伦道夫在总统府二楼圆形房间里每天能走多少步（第一天走了大约五六百步，第二天走了1 200步），还给帕茜频繁去信，汇报好消息。对他而言，家庭和睦与政治和谐同等重要。

[26]　喀提林：罗马的阴谋叛变者。——译者注

[27]　渡过卢比孔河：卢比孔河为意大利北部河流，为当时高卢与罗马共和国的界河。根据当时罗马法律，任何将领率军越过此河，既视为叛变。故而至今，西方仍以其表示人们断然将自己置于没有退路的危险境地。——译者注

第三十八章
这该死的禁运

自莱克星顿一役以来，我还从未见过国内产生如此强烈的愤慨情绪，且即便是在当时，全国上下也从未如此同仇敌忾。

——托马斯·杰斐逊，评论英国攻击美国军舰“切萨皮克”号

在华盛顿，杰斐逊进入了战备状态。1807年7月，他写给财政部部长艾伯特·加勒廷的信中说：“现在几乎每天都有事发生，而就这些事最好听取几位部长的意见。内阁成员们大可随意在自觉方便的时候随时来找我。”

1807年6月22日星期一，一场危机突然爆发：美国军舰“切萨皮克”号在弗吉尼亚州海岸亨利角附近海域遭到英国军舰“猎豹”号攻击。这艘英国船命令美国船只允许其登船搜查逃跑的船员。“切萨皮克”号指挥官詹姆斯·巴伦拒绝了这一要求，而“猎豹”号则向这艘美国护卫舰开火。22发炮弹击中“切萨皮克”号，此时美国人才设法发射出一发炮弹给予回击。巴伦和另外17名船员受伤，另有3人死亡。

这种战争行为是对美利坚合众国的侮辱，也是对美利坚合众国的袭击。公众反应十分迅速。“我读到有关‘切萨皮克’号遇袭这一无耻的消息时，我的感受和每一位真正的美国人一样：对英国人无比愤慨和憎恨。”6月29日星期一，一位记者从费城致信杰斐逊。

杰斐逊立刻召集内阁。加勒廷当时身在马里兰州。“我很抱歉，被迫催你快些返程，”杰斐逊给他的信中说，“我祈祷旅途顺利，没有片刻延误。”加勒廷身体抱恙，但不久即能好转。“我身体太过疲惫，无法搭邮车夤夜兼程。不过，我会在星期三下午两三点与你见面。”一分一秒都不可浪费。

7月4日，联邦党人现身杰斐逊一年一度的招待会，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报纸称，总统的宿敌们“与他们的民主共和党兄弟亲密无间，其乐融融”。在斯特尔举行的宴会上，响起爱国宣言般的祝酒词。有的说：“美国人民，时刻做好准备，面临危机时，维护自身的权利，并为祖国受到的不公复仇。”另一位客人起身说道：“美国总统，起草《独立宣言》之手，会维护它认可的原则，并使这些原则不受侵犯。”

杰斐逊领会了此刻的重要性，他发布公告，宣布禁止英国武装船只驻留美国领海。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他决定号召各州州长召集总数达10万人的民兵待命，并下令购买武器、弹药和补给。这均是总统单方面下发的命令，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

他认为，他最能判断出在此危机时刻什么是当务之急。“当我们的和平受到威胁，我认为保证我们弹药库里目前储备的一般的军用物资库存更加充足这十分重要。”事后杰斐逊告诉国会，“我相信，立法机关同样为国家安全感到担忧，通过这样的预防措施提前做好物资准备，即便是事后再召开会议，还是会批准立法者们必定认为非做不可的这件大事。”

国会同意了。总统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杰斐逊对权力的观点受到了肯定。“严格遵守成文法律无疑是良好公民的责任之一，但是它并不是最大的责任，”杰斐逊在离任后写道，“在危急关头迫不得已、自我保护以及挽救国家所行的法律才是更大的职责。因一味墨守成规而失去我们的国家，就失去了法律本身的意义，失去生命、自由、财产以及那些与我们共享所有这一切的人们。为维护手段而牺牲目的，实在是本末倒置、愚不可及。”

美国“复仇者”号舰艇被派往英国向英国政府就“猎豹”号攻击事件讨要说法。令人愤慨的事件一件接着一件：一艘美国缉私船也遭到了炮轰，船上有一位极为尊贵的乘客——副总统乔治·克林顿。他后来告诉杰斐逊，英国的掠夺行为激起的激昂情绪，即便是最极端的联邦党人也难以平息。“对于托利党人和亲英的联邦党人来说，”克林顿说，“这种情况十分尴尬，因为他们认识到，万一开战，他们就会被竞选伙伴抛弃，只能自生自灭了。”

反英情绪十分高涨。“美国人的精神与毅力特别适合进取型事业。”7月8日星期三，记者威廉·杜安给杰斐逊写信。他提出了进攻建议，作为“切萨皮克”号事件后对英的进攻行动。杜安的建议是：突袭加拿大，攻占哈利法克斯，入侵纽芬兰和牙买加。

杰斐逊计划在1807年10月召开国会。“理性与文明国家的惯例要求我们，应该给他们否认为此事负责以及进行赔偿的机会。”7月12日星期日，杰斐逊写信给约翰·韦尔斯·埃普斯，“我们自身的利益、开战的条件，也要求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商人时间以召回他们的商船以及出海的船员。”

杰斐逊对战争的支持从危机伊始就很明显。“‘补偿过去损失，确保未来安全’是我们的座右铭，但是英国人能否就此屈服让步，施行互不往来策略，还是诉诸战争，尚未可知。”他说，“我们为后者做好准备。”

1807年7月最后一天，他宣布召集国会于10月举行特别会议。担心在蒙蒂塞洛逗留期间无法获取全部信息，他增加了从华盛顿到蒙蒂塞洛的邮递班次，夏天的后半段时间他要在蒙蒂塞洛度过。

尽管在“切萨皮克”号危机事件初期，战争呼声甚嚣尘上，杰斐逊早已猜到立法者们更愿意实施贸易禁运，而并非即刻开战。他并没有迷失在和平主义的哲学经验里，他愿意开战，但他认为，国会更愿意首先实施禁运。

杰斐逊自己的不同的想法相互交战。当时，他最担忧的是庞大的军事力量会对共和制造成威胁。然而，他也非常实际。他知道美国不可能很快建成一支能与英国抗衡的海军，在迫在眉睫的战争中与英国一较高下。过去20年中积累的外交经验也教会他，时间往往能解决问题。

从努特卡湾到圣多明各，国外战略焦点一直在变化：伦敦一届政府的垮台、巴黎一位帝王的决定、远方一场战事的结果，都可能解决（或者复杂化）美国此时面临的问题。

1807年11月一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晚宴上，新任英国大臣戴维·蒙塔古·厄斯金与杰斐逊、奥古斯塔斯·J·福斯特、诗人兼外交家乔尔·巴洛、路易莎·凯瑟琳以及约翰·昆西·亚当斯同席而坐。有消息称，伦敦方面可能将海事问题移交华盛顿谈判。如果消息属实，杰斐逊对厄斯金说：“我们整个冬天都会为此忙碌，同时贵国调停和解，我们就再无争议——那是我所希望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日记中记录这段插曲时写道：“如果这些话中包含任何诚意，那也只能说，拖延概括了杰斐逊先生方针的全部核心，我认为这是他实际的意图。”

11月30日星期一，杰斐逊告诉小托马斯·曼·伦道夫，此刻的问题是“究竟走哪条路，是开战、禁运还是什么都不做。折中的提议最有可能”。但是，那并不是美国唯一的回应。“与此同时，”杰斐逊说，“做如下安排：（1）征募足量炮舰；（2）准备充足资金（75万美元）用于修建防御工事；（3）整编国民军；（4）建立一支海上国民军；（5）在河西岸奥尔良地区以土地为奖励，建立牢固的美国民兵定居点。”

禁运只是手段，并非最终目的。“就我判断，议员们极希望和平解决：毫无疑问英国会宣布不对‘猎豹’号的行动负责，我倾向于认为，议员们更希望通过一条非进口法律以对抗英国强制征用船员的做法，而不是通过武力解决。”10月26日星期一，杰斐逊给小托马斯·曼·伦道夫写信说。

1807年12月，从巴黎和伦敦传来的消息把早已不平静的美国首都搅得更加波涛汹涌。拿破仑宣布，他要将禁止进口英国商品的柏林敕令扩展到所有国家，包括美国。而乔治三世非但没有在强征问题上让步，反而命令英国军舰从往来商船和战舰上抓捕英籍人士。

杰斐逊告知国会，世界两大强国正不断向美国利益施压，他建议，下令美国船只待在本国港口内，同时“做好万全准备以防危机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接下来是什么？从政治角度看，此刻开战似乎是不可能的。夏天“切萨皮克”号事件引发的沸腾民怨已经消退。“战争狂热已经过去了。”11月杰斐逊给帕茜写信时说。

目前，答案是实施禁运。禁运远不是理想的解决办法，艾伯特·加勒廷为其固有缺陷做出了最好的概括。“物资匮乏、百姓受苦、税收锐减、对敌人的影响、国内政治等，从各个方面考虑，我都宁愿打仗，而不是永久性禁运。”12月18日星期五，加勒廷对杰斐逊说，“而且，政府禁令带来的坏处总是比当初预计的要多。政治家犹豫再三，妄图化解民众的思虑，好像能比他们自己做得更好似的。”

理论上，杰斐逊表示同意；而实践中，他又左右为难了。“这件事的好处得不到，”他致信加勒廷，“因此，我们只能考虑最不糟糕的情况是什么。”

杰斐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共和主义的指引：结束战争、理性治国是那个时代的梦想。战争催生君主和贵族，会赋予少数人特权而破坏多数人的自由。然而，杰斐逊并不是纯粹的和平主义者。他在地中海发动过战争，他愿意与英国，甚至与法国开战。

但是，时机尚未成熟。他深思熟虑的结果是，时机是美国的盟友，这点也得到了国会的认同。“实施禁运，我们的船只、货物和海员都在国内，不会被征占，因而不会成为双方立刻开战的原因，因为如果船只去英国，法国就会一意抢夺；如果去其他地方，英国又会抢夺。”杰斐逊致信约翰·泰勒，“禁运提供了时间。时间有可能在欧洲创造出和平。欧洲和平会消解一切不和谐的因素，直到下一场欧洲战争来临。而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债务可能已经还清，税收已无负担，我们的国力也已增强了。”

法令迅速获得通过，1807年12月22日星期二，杰斐逊签署了禁运令。这是一条激动人心的法案，反映出政府权力超越了令人反感的“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法令签署后，杰斐逊“牙痛……脸上大面积肿胀，发烧，昨晚才退烧”，12月29日星期二，他给帕茜的信中讲。他感到从政以来从未有过的压力。

下颌的疼痛加重了他的精神压力。无论目的或意图如何，他正把联邦权力扩展到每个美国人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禁止与外国贸易。什么也不许进来，什么也不许出去。后来的强制执行法案又赋予杰斐逊控制航运的权力。

他习惯于挥舞经济战争的武器。比如，针对目标国家实施非进口行动，从威廉斯堡以来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相信并且长期实践着商业外交。民主共和党人梦想的没有战争、市场自由开放的世界经证实是不切实际的，杰斐逊就修改他的原则，以适应美国面对的现实。在外交政策中，经济胁迫是一项广为认可的外交手段。

禁运总体与之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它被视为确保备战时间，或者应对战争威胁的一种有限手段。美国人的经历会证明，禁运从长期看是不可行的。杰斐逊懂得这个民族既重农又重商，他的责任覆盖整个国家。“我们的人民对航海和经商都颇感兴趣，”他说，“他们从祖国那里继承了这个品味，他们的公仆就有责任以此为前提慎重考虑种种措施。”

一开始，这个国家愿意信任杰斐逊的道路。1808年1月18日星期一，蒂莫西·皮克林写道：“杰斐逊先生现在似乎信心满满，他的建议人们都会遵从，其效果就如同拿破仑手下的士兵服从指挥一样。”选择禁运的道路，他说，是公众对总统“绝对的盲目信任”的结果。

“我们的禁运是非常折磨人的措施，但产生了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长效影响，”杰斐逊给拉法耶特的信中说，“所有人都全心全意地从事国内生产，我确实相信，未来对英国货物的需求会减少一半。”

说法有些夸大其词，但是长达一年的禁运的确在英国产生了效果。商人和制造商们抗议反美政策导致了杰斐逊的报复性行动。1808年4月，英国感到美国市场的重要，基本上鼓励船只突破禁运。走私成了大问题，在北方地区尤其严重，在加拿大地区与英国人进行非法贸易一时间欣欣向荣。对那些“意图挑战美国法律权威、在尚普兰湖及其周边区域勾结串联妄图造反者”，杰斐逊发出了警告，执行机关被授予特别权力实施禁运。

禁运把美国政治搅得天翻地覆。杰斐逊开始明确提倡强力中央集权。支持政府较少干预的民主共和党人变成了事事干涉的管理者。康涅狄格州则成为州权的堡垒，宣称“在事处如此危急关头，州立法机构和行政当局不协助、不配合能使禁运制度更加有效实施的法令的执行，不但是正当的，也是当局的责任”。

尽管无论禁运还是其他政策最终都没有避免1812年英美战争的爆发，但禁运推迟了美国与英国开战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禁运是成功的。外交官威廉·平克尼的想法当时可能是对的，1809年，他告诉麦迪逊：“禁运以外的任何其他措施要么是疯狂之举，要么是懦夫行为。因为没有人和我们一样面临这样的选择，不是与两个侵略者开战，就是向两个侵略者屈服。而且十分确定的是，随着事态发展，屈服要么向着战争方向发展，要么倒退到更恶劣的境况。”

禁运并没有脱离杰斐逊的风格。从最广义的范围来看，禁运仍让他掌控着事态，只不过没那么直接，还避免了与欧洲列强发生正面冲突。像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一样，禁运说明了杰斐逊的灵活以及为适应当前现实而修正此前理念的能力，当然，购地案更加成功。1808年1月，杰斐逊给本杰明·拉什写信：“它延迟了战争，争取了时间，可能带来种种益处，特别是维护了欧洲的和平，而和平又能推迟导致下一场战争产生的缘由。”

历史对杰斐逊的禁运措施却恶评如潮。普遍认为这是一项糟糕的政策，它虽推迟，但并没有阻止战争的发生，而且美国国力也因这项政策而被削弱。对此持批评意见的大有人在，但是在杰斐逊当时可做的几个选择中，用他本人的话来说，禁运可能不是个好办法，但是即使不好，也是选择中较为理想的一个了。当时美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没有做好与英国（或者法国）开战的准备，当时的政治方针也不利于加强陆军和海军力量。主流观点认为常备军不是一个好主意，创建海军不是在对战争进行防御，而是在吸引战争，何况创建海军费用极其高昂。概括地讲，这些也是杰斐逊的观点，但是他已显示出修正自身观念的灵活性。他确实请求国会采取一些措施，至少在某些方面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国会要么否决，要么行动缓慢，然后事情就到此为止。19世纪约头10年，无论是杰斐逊还是其他国家领导人在军备问题上都没有取得满意的进展。美国还会再次遭遇战争一触即发时仍无法充分防御的困境。

杰斐逊试图说服自己，禁运是起作用的。“一路回到本地的旅途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人们一致同意禁运，反对战争。感到施行禁运的必要性，他们做出的牺牲也笼罩在了欢乐的气氛中。”1808年5月，杰斐逊在蒙蒂塞洛写道。

他的私人邮件显示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你这个该死的恶棍，”8月，一个叫作约翰·莱恩·琼斯的人从波士顿来信说，“你还打算让该死的禁运持续多久，这要把我们穷人都饿死。我的一个孩子已经饿死了，我太羞愧，对外宣称说孩子死于中风。我还有三个孩子，如果禁运还让他们没吃的，我想他们很快也会饿死的。”

“你是上帝创造的最该死的蠢货。”1808年年中，一位匿名信作者对杰斐逊说，“见鬼去吧。”

另一位匿名信作者对字母大写的运用格外青睐，他在一封6月的信中写道：“THy DEStruction is nEAr At HAND THOMAS. THE, REtriBUTive, Sword is SuspENDED OVEr Thy HEAD, BY A S1ENDER THREAD. ——BEWARE. （你毁灭的时间已临近，托马斯。那么，报应之剑正被一丝细线悬在你的头顶。——小心。）”

在新英格兰的某些地区，特别是在波士顿，关于攻击“切萨皮克”号的激烈反应已经平息。约翰·昆西·亚当斯同情遭遇危机事件的杰斐逊，他只好说服波士顿的联邦党人举行一次城镇会议，“将党派之情放在一边，以开诚布公的态度……支持国家政府”。他的成功付出了代价：他被告知，他“对联邦党人的背叛行为，活该让人把他的头砍下来”。

脱离联邦的讨论死灰复燃。蒂莫西·皮克林写了一封公开信，批评禁运措施和总统本人。1808年7月4日，在纽约州，村民们焚烧了杰斐逊的肖像。

马萨诸塞州州长、民主共和党人詹姆斯·沙利文确信，禁运加强了亲英势力的力量。1808年4月，他从波士顿给杰斐逊写信：“意图……分裂国家，在英国的保护下，在北部本地区成立一个不同形式的政府。您可能会认为此事可笑，国会中的南部各州议员也会这样想。但是他们的破坏力会像旋风一般席卷而至……即便蒙蒂塞洛的围墙也抵挡不住民众的叛乱或英王的贪婪。”

联邦党人有更传统的手段向世人证明：他们——而不是杰斐逊之流——才代表着美国的主流。这一手段就是1808年的总统选举。

1808年年初，党团会议提名詹姆斯·麦迪逊为总统人选。杰斐逊一直希望麦迪逊能继任总统，但他担心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之间的竞争，后者在党团会议上也获得了选票。

“我无比痛心地看到你和你的另一位挚友之间产生竞争，对于你们两位我都一样珍视。”1808年2月，杰斐逊从华盛顿给门罗写信，“我真诚地祈祷两位的关系不会受此影响……经验告诉我政治上的争议发展下去会出现不断恶化的态度，也不再担心彼此是否能继续相互尊重。一句话激怒对方，接着出现第二次、第三次，彼此越来越会恶语相向，直到说话全无顾忌。你会发现想摆脱你的朋友们努力为你编织的罗网很困难，想避免像他们一样情绪激烈也很难。”

他对政治家的情绪以及环境的描述来自自己毕生的经历。社会和谐与政治需要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是杰斐逊或者任何一个人可以解决的矛盾。矛盾只能被想方设法处理。

1808年的总统选举可以说是对杰斐逊的一次全民投票。有麦迪逊，他最亲密的伙伴作为民主共和党候选人，总统非他莫属。联邦党人再次推举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对麦迪逊的反对意见是反对杰斐逊时的老生常谈：麦迪逊喜欢法国，讨厌英国；在弗吉尼亚州把持大权的时间久；共和党人的信条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暴民统治。

但这些统统都没用。麦迪逊以122票对平克尼的47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与公众生活开始时一样，杰斐逊任期结束时也带着对君主制复辟的担心。1809年1月初，国会里发动了一场运动，要求终止禁运，而且当再出现来自欧洲国家的敌对行为时，签发向敌方追偿海事损失的命令书。这意味着私人船只可充当战舰，用于攻击并俘获敌方船只。杰斐逊在1月写道：“北方的君主主义者（一段时间以来抱着分裂国家的希望）已与……东部5州结为同盟……并已危及纽约州……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即将于本月月中开会，据悉将召开大会考虑脱离联邦的问题，并向北河以东的地区发出倡议。它们已确保得到英国的保护。”

一切都笼罩在被英国蚕食的恐惧之中。“现在似乎正在勾勒出一条界线，”杰斐逊说，“区分出支持共和主义的联邦党人，以及全身心支持英国和君主制的亲英党。”在杰斐逊的世界里，有些事从未改变过。

第三十九章
告别终极权力

生活在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代，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安全上。

——托马斯·杰斐逊对国会的最后致辞

差不多该是离去的时候了。“下颌有问题的那颗牙齿脱落了，一个星期前被取了出来，伤口愈合了，肿也差不多消了。只要等好天气来临，我就又能骑马出去了。”在华盛顿的最后一个冬天，杰斐逊写信给帕茜。

1808年圣诞节，他写信给老同僚查尔斯·汤姆森：“我已经感觉到走路比从前吃力，记忆力也变差了。部分原因可能是总有新东西不停地冲击着我的记忆，但我觉得也有上了年纪的关系。”

他已经为他的离去准备了很久。当他清点总统府的家具陈设，考虑如何还清债务时（据杰斐逊自己估算，他任总统期间债务又增加了8 000~10 000美元），他知道一个时代就要终结了。40多年里，经历了战争与和平、国内与国外的风云变幻，走过整个大西洋世界，从威廉斯堡和里士满，到费城、纽约和安纳波利斯，再到巴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最后到达波多马克河畔这座新生的一国之都。杰斐逊渐渐觉得过去这几十年的岁月就像一场神话，他和他的战友们——麦迪逊、亚当斯、华盛顿、拉什、佩吉，还有许多已经离世的人——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阿尔戈英雄。

他相信自己已经尽忠职守。“我生性热爱科学，本该以宁静的科学研究为业。”他在1809年3月2日给皮埃尔–塞缪尔·杜邦·德·内穆尔的信中写道，“但身处动荡凶险的年代，我不得不努力遏制我对科学的热爱，转而投身于政治活动的汪洋大海……现在，我把一切交到一群非常有能力的继任者手中，因此假如未来真的遭遇不幸，那也是因为局面已严重到人类智慧所不能扭转的程度。”

他的引退同其8年前的当选一样，激起不少争议。“过不了多少年，当人们——即使就是身处这一时代的人们——回首这个时代时，就会惊奇地发现原来有那么多观点的冲突，我们曾陷入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争论，身边似乎弥漫着一种不明所以的不信任感。”马里兰州阿勒格尼县的居民们在1809年2月20日给杰斐逊中的信中写道。

然而，这种不信任感的确存在。民众的感情也不足以减少杰斐逊政敌对他最后的攻击。“你们这些摸不准的人！”一个纽约人在1809年2月写道。

“你把政府推向了虎口，”费城一个自称“卡珊德拉[28]”的人2月28日写道，“但我说不出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是因循守旧、胆怯软弱，还是过分热情，我不想妄加推测。”

杰斐逊本人则乐于思考这其中的问题，而且直言不讳。有人请他推荐历史方面的书籍，他列了包括爱德华·吉本在内的一份长长的书单，并谈起作为一个不仅阅读历史，而且创造历史的人的感受。“在公共生活中，我想只要一个人有还算明确的政治观点，并具备足够的力量使这些观点产生效力，那么肯定会遭到持相反观点的人的对抗。”杰斐逊写道，“而我进入政府时，见到的更是一派剑拔弩张之势。每个部门都有那么一个政治小团体，想把自己的地盘最终转变为他们所看好的英国政府的模式。”

杰斐逊说，1800年民主共和党的胜利“打破了这些人的图谋，他们自己，还有守护他们权力和利益的堡垒转眼间落入了另一群人手中。他们所能做的只剩下哀叹和谩骂”。

谩骂的对象？当然是杰斐逊本人。“自然而然，所有的争论、奚落、恶意和谎言都把矛头指向了我。”

尽管如此，也时常有人对杰斐逊表示赞美。美国驻巴黎领事寄给杰斐逊一本关于马可·奥勒留的书。“我认为马可·奥勒留的人格只有一点缺陷：他没有采用确定的手段使他统治期间人民的安乐延续下去。”领事写道，“他似乎一直在担心随着他的死去，他所建立的太平盛世必将毁于一旦。在这一点上，和很多其他方面一样，美国的公民比罗马人要幸运。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今政府开明的治理带来的好处一定会延续后世。”

挑战也一直存在。杰斐逊时常在战争和贸易禁令间权衡。“这一切都关乎政治。”1808年9月，他给外孙女安·卡里·伦道夫的丈夫查尔斯·L·班克黑德写信道。“国会的行动刚刚开始。”1808年11月，杰斐逊在写给利瓦伊·林肯的信中说，“目前只有三个选择。第一，禁止贸易；第二，打仗；第三，投降和臣服。而且有意思的是，第三种选择肯定不缺支持者。”

没有好的选择。“在这一点上，一切都不确定。”12月，杰斐逊从华盛顿写信给小托马斯·曼·伦道夫说。

詹姆斯·麦迪逊的就职典礼在一个星期六。前一天，也就是1809年3月3日，塞缪尔·哈里森·史密斯在《国民通讯员报》上表达了对杰斐逊的赞美：“只要人类仍珍爱自由这项事业，就一定不会忘记这一天——托马斯·杰斐逊在数百万人的祝福和惋惜中，从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引退。”

就职典礼当天早上，杰斐逊从总统府乘马车到国会山，看着他的挚友兼国务卿宣誓就职，成为第四任美国总统。（他和他的一个外孙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从总统府出发，麦迪逊则由卫队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一路护送。）他们是最亲密的政治伙伴，而麦迪逊的继任也是对杰斐逊的一种肯定：说明国家认可他的基本愿景和治国方略。

众议院会议厅里的仪式结束后——约翰·昆西·亚当斯认为仪式的场景“非常壮观”，此时已成为前总统的杰斐逊到F街的麦迪逊家拜访了新总统——杰斐逊一个星期后才会搬出总统府。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说：麦迪逊夫人“看上去美极了……她穿着一件朴素的麻纱裙，裙裾很长……浑身上下散发着尊贵、优雅和亲切”。

麦迪逊夫妇站在客厅门口迎接如潮的拜访者时——街上挤满了马车，光是等着进门就花了半小时，杰斐逊看到了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向她伸出了手。

“记得你向我保证过的，明年夏天来看我们，别忘了。”他对史密斯夫人说，“我们一定会翘首企盼。”

史密斯夫人当然要他放心，她和她丈夫一定会去蒙蒂塞洛。她接着提到了这一天的大事件。

“你现在卸下重任了。”她对杰斐逊说。

“的确，”他说，“而且此时我比我的朋友还要开心。”

在眼花缭乱的庆典中，很快有人告诉杰斐逊“夫人们”想跟随他到总统府去。杰斐逊的眼睛愉快地闪烁着光芒，他说：“没问题，因为我太老了，也没法追着她们到处跑了。我记得在法国，富兰克林博士的朋友们跟他告别时，夫人们一个劲儿地拥抱他。当他把我作为他的继任者介绍给大家时，我说我希望我能继承他的这种特权，但他回答：‘你太年轻了。’”

那天晚上，他和其他出席庆典的民主共和党人一起参加了一场就职舞会。约翰·昆西·亚当斯对舞会的记忆并不愉快：“人太多了——热得令人窒息，娱乐活动也糟糕。”

在蒙蒂塞洛，杰斐逊热切地计划着重归农场和花园。“我回到这里，心里满是打算做的事情。”他写信给查尔斯·汤姆森，而且“这些事情主要对保持身体机能有好处，头脑方面的健康，我主要通过娱乐活动来保持。唯一的女儿和众多的外孙、外孙女将给我带来巨大的快乐”。

他曾经提议或许可以让他的妹妹安妮·斯科特·马克斯担当蒙蒂塞洛的女主人。帕茜很不喜欢这个想法。她——只有她——才应该成为他世界的中心。“让马克斯姑姑来管家不太好，”1809年3月2日，帕茜写道，“去年夏天我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她完全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仆人们不尊敬她，在她面前姿妄为。她人很好，能很有条理地管理一些小事，但她没有那个头脑，也没有那个魄力管理您将来那么大的产业。我将亲自管理您的产业，充满热情地去维护它，我对自己的事情都不可能这么有热情。我们也将带着温柔的爱意服侍您、珍惜您，我亲爱的父亲。”

随着在华盛顿日子的结束，他订购了约翰·贝尔的《外科手术原理》的节略本，把一盆他自己培育的、一直养在总统府的天竺葵送给了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又安排从里士满购买了36把温莎椅，准备放在贝德福德县的隐居所杨树林。

埃德蒙·培根来到华盛顿帮忙收拾东西、陪杰斐逊回家。令这位蒙蒂塞洛的总管感到震惊的是，首都的人们对他的主人杰斐逊总是有所求。培根写道：“他有一间很长的餐厅，在我待在那里的16天里，每一天桌前都坐满了人。”在培根的监督下，箱子和灌木整整装了三辆车。

1809年3月9日星期四，培根带着这些东西从华盛顿启程，杰斐逊则在3月11日乘四轮敞篷轻便马车离开了首都。路上遭遇了强劲的暴风雪，培根在本杰明·沙克尔福德开在库尔佩帕法院的小客栈安排了住处，请老板点起温暖的炉火，并拦下了一个前来向杰斐逊表达祝愿、口口声声叫他“老汤姆”的追随者。杰斐逊到达时，培根想把人群从他身边挡开，但没有成功，杰斐逊便向人们简短地讲了几句。他仍是一个公众人物。

1809年3月15日星期三，托马斯·杰斐逊到达蒙蒂塞洛。他把他的整个世界都带了回来。他的厨师朱利安前来掌管蒙蒂塞洛的厨房，为他做他喜欢的法国菜。他和很多人大量通信，大量阅读各领域的书籍。这里是他的家，他再没有远离过这座山顶。他的头脑则不然，从来没有休息过。

[28]　卡珊德拉：古希腊神话中拥有预言能力的特洛伊公主。因为拒绝阿波罗的求爱而遭其诅咒，无人相信她的预言而都视她为疯子。——译者注

从刘易斯山远眺弗吉尼亚大学、夏洛茨维尔和蒙蒂塞洛的景色（19世纪中期）。

第四十章
我的身体、头脑和日常生活

在战争的喧嚣里，在国与国的争斗间，他一直用智慧守护着我们的和平。他的赫赫功勋已铭刻在他的儿女们的心上。

——致托马斯·杰斐逊的祝酒词（华盛顿坦慕尼协会，1809年5月12日）

在蒙蒂塞洛杰斐逊的套间里，睡床嵌在书房（也常被称作他的“内阁”）和一间带壁炉的卧室之间的凹室内，休憩时脚朝东。床周围挂着红色的帷幔。尽管房间里很安静，可每当杰斐逊把头倚在枕头上时，他的眼睛和耳朵总是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凹室内的木隔板上摆放着两块方尖碑，中间架着一只1790年的钟，每逢整点和半点就发出悦耳的叮当声报时。钟下面悬着一把剑，据说是一个“被遗忘已久的阿拉伯王子”的礼物。房间里还可以听到杰斐逊养的许多知更鸟的叫声。

夜里，卧室的寂静也会被放在书房西墙的落地钟打破。这只高大的钟发出的滴答声分分秒秒不绝于耳，黑夜里整座房子安静下来，这声音便更加明显。杰斐逊的套间有三扇门与房子的其余部分连通，这三扇门一关上，就在主人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了一道屏障，隔出了安静的小天地。杰斐逊入睡时，右边是有四扇高大窗户的书房，左边是只有一扇窗户的带壁炉的卧室，在那里，他保存着妻子的胡桃木梳妆台。

距离睡床几步远的地方就是杰斐逊自己的洗手间（整座房子里共有三个洗手间）。杰斐逊总是用废纸上厕所。（杰斐逊去世那天，一个家庭成员搜集了一些这种废纸，现在保存在国会图书馆。）

杰斐逊夜里一般睡5~8小时，睡前总要戴着眼镜看半小时到一小时的书。上了年纪后，他听几个人同时说话有点儿吃力，不过身体还是很健康，极偶尔会发一次烧。卸任后一身轻松、不再操劳，之前压力一大就头疼的毛病也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杰斐逊的几个房间都有阳光直射。每天早上，他对光线的最早感知主要来自右边书房里第一扇朝东的窗户。如果像他本人所言的那样，每天在天亮时分醒来，这时方尖碑钟的指针正慢慢变得清晰，可以感觉到光不断地涌入房间，最初只是一小束，但很快整个屋子都被照亮了。

这时，杰斐逊会从床上坐起身来，面向左边，把脚浸在每天早上使用的冷水盆里。他会这样待一小会儿，眼睛望着壁炉，通过卧室天窗透进来的光线多少以推断太阳的高度。

其实，他和他的蒙蒂塞洛跟太阳有点儿像：处在宇宙的中心。

每天早上醒来看到的这座占地1.1万平方英尺、有33个房间（几座凉亭里和南露台下面还有10个房间）的房子，正是杰斐逊的快乐所在。而直到从总统任上退下来，这座房子才真正变成了他想要的模样。

从蒙蒂塞洛朝东的玻璃正门进入门厅，杰斐逊及他的家人朋友立刻被象征他毕生功绩的物件所包围。宽敞的大厅里挂满手工艺品、美国的自然风物以及杰斐逊政治生涯的纪念品。地板是绿色的（这是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的建议），墙壁刷得雪白，腰线以下则是橘黄色的墙裙。可以看到驼鹿和麋鹿的角、乳齿象的上颌骨，还有40件印第安物品——石头雕像、工具、一件曼丹人的水牛皮袍子、一位年轻索克酋长的小画像等。还可以看到一些地图，有很久以前杰斐逊父亲绘制的“弗莱–杰斐逊”弗吉尼亚地图，还有后来的北美洲、欧洲、非洲、亚洲地图。还有一座胡夫金字塔的微缩模型。

门厅里还有一座雕像，杰斐逊一直以为是克娄巴特拉，后来才意识到那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悲剧女性阿里阿德涅。还有两幅画：《沉思中的耶柔米》和《耶稣在衙门院内》。杰斐逊对后一幅有详细的描述：“耶稣……被脱了紫袍，还未穿上自己的衣服，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他坐在那里……在场的人似乎有一个辱骂他的兵丁、他的一个门徒，还有监督行刑的人。这是《马可福音》第15章16~20节的事情。”另外有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约翰·亚当斯以及杰斐逊本人的肖像（作者是吉尔伯特·斯图尔特），两幅《独立宣言》的版画——一幅是约翰·特朗布尔描绘的宣言签署场景，另一幅则是宣言本身，还有汉密尔顿、伏尔泰以及法国政治家、经济学家杜尔哥的胸像。

蒙蒂塞洛的装饰很讲究。对杰斐逊而言，房子里的肖像、胸像、雕塑和手工艺品不是随意拼凑起来的，而是为了“纪念那些杰出的人物”，并且“为之感到骄傲和欣慰”。在蒙蒂塞洛展示的任何物件、任何人，对杰斐逊来说都有一定程度上的特别意义。

因此，只消往房子里走几步，杰斐逊高瞻远瞩的头脑、开阔的胸襟、广博的兴趣和对历史更迭的关注就展现在每个人眼前。化石、鹿角、印第安手工艺品和地图呈现了早期美国的面貌，以及白人征服这片土地的最初努力。金字塔模型和阿里阿德涅雕像是古代世界的遗物。耶柔米和被钉十字架前的耶稣的画像展示了宗教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上不容置疑的重大作用。韦斯普奇以及隔壁客厅里哥伦布的画像，则将视角从大西洋彼岸转向新大陆。伏尔泰和杜尔哥代表着启蒙运动中哲学家的功绩。亚当斯、汉密尔顿、杰斐逊本人以及大陆会议成员宣告美国独立的场景则把视角拉回不远的过去，讲述着房子主人毕生的丰功伟绩。

就这样，一个个房间、一样样物品、一幅幅版画、一幅幅肖像、一枚枚奖章，构成了蒙蒂塞洛的世界。

门厅高高的天花板上装饰着石膏浮雕，图案是被星星簇拥着的鹰，还悬着一盏阿尔冈式的圆筒芯铜吊灯。客人们穿过门厅，从二层的楼廊下走过，就踏上了客厅美丽的镶木地板——樱桃木和山毛榉木镶嵌组成的图案由杰斐逊亲自设计而成。

和门厅一样，客厅的高度也是18英尺2英寸，装饰着朱庇特神庙中的那种科林斯式雕带。根据杰斐逊的精心设计，层层叠叠的艺术品散落在牌桌、椅子、沙发、一副国际象棋、一架羽管键琴和一架钢琴之间。在这个房间里，一家人的生活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他们被象征着房子主人丰功伟绩和整个国家历史的种种物件簇拥着。“肖像：24幅，其他画作：17幅，奖章：10枚，胸像：2座，其他：4件。”杰斐逊写道，他正清点着客厅里的装饰品。

这里的画像和雕塑，有造就这个时代的伟人，也有造就各个时代的伟人：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麦哲伦、拿破仑、拉法耶特、哥伦布、韦斯普奇、亚历山大一世、戴维·里滕豪斯、沃尔特·雷利爵士、詹姆斯·麦迪逊、托马斯·潘恩、詹姆斯·门罗、路易十六、约翰·洛克、艾萨克·牛顿爵士、弗朗西斯·培根、詹姆斯·亚当斯，还有特朗布尔和马瑟·布朗分别给杰斐逊本人画的肖像。还有一幅出色的肖像，是查尔斯·威尔森·皮尔给杰斐逊的外孙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画的。另外还有1804年在的黎波里打了大胜仗的爱德华·普雷布尔的圆形大奖章。和门厅里一样，这里也有宗教主题的画作：《抹大拉的玛丽亚的忏悔》、《下十字架》和《希罗底手持施洗约翰的头颅》。还有两尊塞夫尔产的小雕塑：《维纳斯和丘比特》、《希望女神和丘比特》，召唤出那个古老的世界。

客厅右边是明黄色墙壁的餐厅。在餐厅尽头，两道滑动折叠门隔出一间八角形的茶室。这里被杰斐逊称为“最荣耀的套房”，他和他的家人会在这里用餐、交谈，一抬头就能看到华盛顿、富兰克林、拉法耶特和约翰·保罗·琼斯的胸像——都是让–安托万·乌东作品的石膏复制品。

在杰斐逊的套间旁边，有一间属于帕茜的蓝色起居室，被称作南方形房。北面则有一间八角房，配有凹室床，麦迪逊夫妇来访时常常睡在这里。

楼上（包括最顶部的穹顶房间）都是一间间的小卧室。房子的中心、生活的中心，还是在楼下，在杰斐逊的掌握之中。

“假如这座房子不叫蒙蒂塞洛，”一位来访者于1816年写道，“那我会叫它奥林匹斯，它的主人就是朱庇特。”杰斐逊的家人同意这种看法。“他的乐观和慈爱，”一个外孙女回忆道，“就像温暖的阳光，照耀、鼓舞着全家人。”

杰斐逊在写给玛丽亚·科斯韦的一封信里说，自己就像“古时候的一个族长”。“我们的妈妈教导所有孩子要像她自己一样仰视她的父亲——是真正意义上的仰视，仰视着一个站在荣耀和美德高峰上的人。”一个外孙女埃伦·库利奇写道，“而随着我们渐渐长大，有了自己的判断，我们也越来越坚定地相信我们印象中的伟大的外祖父的确很伟大。”

杰斐逊的外孙、外孙女都爱他、崇敬他。他们跟着他在花园散步（不过从来没有踩过园中的苗圃，因为这“不合他定下的规矩”。）他从来都不必大声说话：他们太清楚他的威严了。“外祖父不用对我们任何人说狠话、提高嗓门或者使用威胁，”一个外孙女回忆道，“他只是说‘去做’或‘不要去做’。”他的话一定会被遵从。

他会帮孩子们摘果子——通常是无花果和樱桃，工具是一根顶端有钩子和网兜的长棍子。他还会组织孩子们赛跑，并亲自当裁判。赛道往往设在露台上，或是绕着草坪。他按孩子们的年龄规定好各自起跑线的位置，当他把白手绢从伸出的右手中抛下时，选手们就开始跑。第一名的奖品是三颗无花果或李子，冬天就是枣子；第二名两颗，第三名一颗。夏天的夜晚，他会把自己设计的国际象棋桌——制造者是约翰·赫明斯——支到外面来，和某个外孙女下一局。

到了冬天，白昼较短，杰斐逊会在傍晚和家人围炉小坐。用一个外孙女的话说，这个时间“天已经暗得看不了书了”，因此“在蜡烛点起来之前的半小时里，我们都围坐在炉火前，他会教我们一些小孩子的游戏，还陪我们一起玩”。这些游戏中有“横问竖答”，还有“我爱她，是因为她……”，后者要求参加游戏的几个人按字母表的顺序依次说出以某一字母开头的一种品格。

蜡烛的到来宣告游戏的结束，大家继续开始读书。随着杰斐逊“拿起他的书来读”，四周都变得安静下来。“我们说话都用耳语，生怕打扰到他。通常我们也会像他那样拿起一本书——我看到过他从自己的书中抬起头来，环视这一小圈读书人，然后笑着朝妈妈评论上几句。”

为了保持自己套间的私密性，杰斐逊建造了威尼斯式的带百叶窗的门廊，这样从房子外面就看不进他的房间了。不过，他并不喜欢长时间一个人待着。有一次他被大雪困在杨树林回不来，写信给帕茜道：“我就像个犯了重罪的人，看守每天按时给我送来点儿吃的，然后就走了。”

他的命令不由分说，他的爱也无以复加。全家人去贝德福德游玩时，他会让所有人穿上披风，需要时甚至是毛皮大衣。他一路都唱歌、说话，中午还给大家提供野餐——冷盘肉和兑水的葡萄酒。

一次，他无意中听到一个年幼的外孙女感叹自己没有一条丝绸裙子。第二天，她就有了一条从夏洛茨维尔送来的丝绸裙子。还有一次，一个外孙女心爱的棉布裙在门廊和门厅之间的玻璃门上扯坏了。她回忆道：“外公正好站在旁边，目睹了这场惨剧。”过了几天，这位美国前总统走进帕茜的起居室，“手里拿着一个包裹”。他对外孙女说：“我帮你补好了裙子。”那是一条新裙子。

要是听到哪个孩子想要一块表，想要一套马鞍和笼头，或是一把吉他，他都会悄悄地买给他们（用借来的钱）。他确保外孙、外孙女们都有圣经和莎士比亚可读，都有写字桌可用。“外祖父好像能看穿我们的心思似的，知道我们隐匿的愿望，他是我们的守护精灵。他挥一挥魔杖，用慈爱和礼物点亮我们的童年。”

可感知他人需要是杰斐逊的一种天性。用一个外孙女的话说，他骨子里“充满了对他人的关爱，对于他爱的人，他能体会到他们的感受，猜出他们的愿望，满足他们的想法，用爱将他们包围”。族长的爱和政治家的韬略有许多相似之处：都要感知他人的需要，并努力以合理的方式满足这些需要。这就是杰斐逊政治生涯的全部，而退休后又成了他私人生活的全部。

在麦迪逊的就职典礼上，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注意到杰斐逊显得十分快活，这种快活在他回弗吉尼亚的头几个月里一直很明显。“杰斐逊先生上周过来了，昨天还在这里吃了饭。”1809年4月，伊丽莎白·特里斯特从法明顿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从未见他的状态这么好过，也没见他这么快乐过。”

1809年年中，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如约到访蒙蒂塞洛，发现杰斐逊身心状态都非常好。“他总是太阳一出就起床，脑子里总在策划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多到早起晚睡都干不完。”她写道，“他身上有一种宁静的气质，只有内心平和的人才会有的气质。”

从退休开始，杰斐逊喜欢听公众谈起对他的信任、对他所开创的道路的信任。1809年的总统就职日，一群大学生这样写道：“远方在打仗，我们却能在和平的环境下大胆地用知识另辟蹊径，不受战争喧嚣的侵扰，不用经受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经受的颠沛流离之苦。”一位不知姓名的作者把杰斐逊誉为最伟大的人：“你对国家的贡献如此之大，对我来说你是一位父亲、一位守护者。因为你的贡献，我将永远以感激之心颂扬你。”一位法国的老朋友也给予他最高的评价，皮埃尔–塞缪尔·杜邦·德·内穆尔在1809年6月给杰斐逊的信中这样写道：“尽管我确信你的朋友和学生麦迪逊先生能够按照和你一样的原则治理国家，但我还是忍不住感到遗憾，你不愿再做4年总统。”

世界仍把杰斐逊和美国看作希望的象征。费城的一位西班牙外交官写道：“没有人比你更清楚做好人有多难：人是很邪恶的，他们脑中充满了各种愚蠢的想法，很容易传染给别人，一旦染上就很难清除。就连最伟大的、最泰然的化学家杰斐逊也无法把这些愚蠢的想法变成气体，让它们从人类头脑中蒸发掉。”

“假如贵国的共和制政府没有存续，人类将走向何处？”一位法国朋友在信中写道，“我真的不敢想象！”

在书房里，杰斐逊坐在一张种植园风格的写字桌前写东西，腿搭在桌下一条红色的皮革长凳上。现在他是全职的农场主，每天还要花几小时读信、回信，确实有点儿勉强。“我现在的生活方式让我无法随心所欲地阅读。”杰斐逊从蒙蒂塞洛写信给本杰明· 拉什，“从吃过早饭，或者最晚从中午开始，直到晚饭，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马背上度过，处理农场或者别的什么事情，我发现这样对我的身体、头脑和日常生活都很有好处。”他给农场订购英国桑树、桃树和杏树的种苗，还有雁和一只公羊。“现在无论什么天气，我都很早吃早饭，然后一直骑在马上穿梭在农场之间，很晚才回家吃晚饭。”1811年1月，他这样告诉拉法耶特，“我发现这样对我的身体、头脑和日常生活都很有好处。”

杰斐逊乐得少过问政事。“我对两三千年前发生的事情比对现在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得多。”他在1819年写道，“因此，我读的书都是关于特洛伊英雄的，还有庞培、恺撒和奥古斯都。”

然而，他从来无法做到全然不关心当下的世界。他对拉法耶特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欧洲的动荡最终能够结束。“假如真的有上帝，而他又是公正的，那么一定会有他施行公义的那一天。他绝不会丢下全人类不管，任由他们被洪水猛兽吞噬。”他也订阅报纸，并告诉麦迪逊，自己“每天只读一点点儿报纸，不过神奇的是，偶尔还是会有一两句真言打动我的心，像《圣经》中落在财主舌尖上的水一样”。随着他回到山间享受安逸的生活，有一个事实变得毋庸置疑：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喜欢“做自己时间的主人，这感觉妙不可言”。

利用这些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杰斐逊和科学界、教育界、哲学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威廉·克拉克继续往总统府送标本，麦迪逊便在1809年美国独立日把一张来自落基山脉的大角羊羊皮转赠杰斐逊。（“包裹太大了，没法邮寄，我找机会用其他方式转交给您。”）杰斐逊还监督了一项翻译工作，将一部关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法语评论作品译成英文。他和一位朋友在信中讨论马铃薯的起源；写信向别人要葡萄树的插条，因为他自己想种葡萄酿酒；思索图书馆的作用。“我常常想，如果每个县都能花点儿小钱设立一个小小的流动图书馆，在保证按时归还的前提下，把精挑细选的好书借给居民们阅读，一定能带来巨大的益处。”

那年（1809年）秋，杰斐逊以前的朋友约翰·沃克病了，说很想见见老朋友。詹姆斯·门罗写信给杰斐逊，告诉他“如果你这时候能去见见沃克上校，对他来说将是莫大的善举，他一定会很感动”。约翰·沃克的妻子（杰斐逊曾经追求过的贝琪·沃克）也在生病。显然，杰斐逊怕见面尴尬，决定不去贝尔沃拜访沃克夫妇。尽管很多年前的一个夏天，还是单身的杰斐逊曾多次走过这一小段路去见贝琪。他给夫妇俩送了一篮熟透的无花果作为礼物。沃克的女婿休·纳尔逊对杰斐逊表示了感谢，并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沃克夫妇俩仍然“都很虚弱，提不起精神来”。

杰斐逊也随时准备着像担任州长时那样继续维护弗吉尼亚。一位历史学家写信问他关于革命时期的事情，他在回信中写道，弗吉尼亚对整个国家的贡献一直是“相当大”的。他说：“我们一直立足于把全州的资源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为全国共同的事业贡献人力、财力、物力，满足一切需要。”

杰斐逊从前的秘书梅里韦瑟·刘易斯在田纳西旅行时惨死的消息传到了杰斐逊耳中。他听说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刘易斯住在一家小酒馆，酒馆老板娘那天正在熟睡，突然听到两声枪响。之前被认为“精神错乱”的刘易斯“躺在血泊之中”，头上和心口各有一处伤口。看来第一枪没死成，他又朝自己补了第二枪。但这一枪似乎也没有致命，最后这个可怜人用匕首刺死了自己。

从佛蒙特州前去拜访的伊莱贾·弗莱彻对杰斐逊的描述非常不留情面。“杰斐逊先生又高又瘦，腰板很直。”弗莱彻于1811年写道，“他的长相并不英俊，而是有些粗野——我得知邻居们也不怎么尊敬他……女黑奴萨莉的事情并非传言——他和她同居，她还生了好几个孩子，这是不争的事实——最可怕的是，他仍让这些孩子做他的奴隶——这简直是毫无人性的犯罪，可在这一带却很常见——考虑到这种行为在这里如此普遍，算不上丢人，所以杰斐逊这件事似乎也没那么过分了。”

在农场日志里，杰斐逊不动声色地记载了赫明斯的几个孩子的出生，同他记录奴隶们的生活、庄稼的收成没什么两样。显然，他在心里把赫明斯为他生的这几个孩子看作另一个世界的人，尽管他们就在他身边长大。麦迪逊·赫明斯说：“他不习惯对我们小孩子表现出关心或父爱。”但据他所言，杰斐逊对自己的几个白人外孙、外孙女“倒是非常疼爱”。

这种生活方式怎么说都有几分奇怪。但杰斐逊毕竟处在那样的文化之中。“和黑人或者黑白混血女子同居是很平常的事情，人们说起来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也不用遮掩或觉得羞耻。”马萨诸塞州的小乔赛亚·昆西从南北卡罗来纳州回来后这样写道，“餐桌旁服侍的黑奴有可能正是桌上主人的子女，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蒙蒂塞洛每天也上演着这种情形。在给另一位传记作家詹姆斯·帕顿的信中，亨利·兰德尔提到了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的一些观察。谈到萨莉·赫明斯几个子女和杰斐逊长相的相似之处，“伦道夫说有一个黑奴和杰斐逊太像了，如果穿着差不多的衣服，离远点儿或者在天黑的时候那个黑奴很可能被误认作杰斐逊本人”。有一次，伦道夫说：“和杰斐逊一同进餐的一位绅士抬头看到杰斐逊身后的仆人，吓了一跳。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两个人有多像。”（伦道夫对别人讲起这些回忆，是为了证明杰斐逊的外甥彼得·卡尔是萨莉·赫明斯几个子女的父亲，但这种说法最终被基因研究推翻了。）

对于杰斐逊来说，这些心照不宣的事实是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一部分。“我问R上校（指伦道夫），杰斐逊为什么不把这些长得像他的黑奴送到贝德福德的庄园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去，让他们消失在公众视线中。”兰德尔在给帕顿的信中写道，“他说杰斐逊先生表现得他压根儿就没有发觉到这种相似——尽管他（R上校）很清楚他母亲会很乐意让这些人消失，但他和他母亲，他们所有人都太敬重杰斐逊了，不敢跟他提起这一话题。只要他觉得合适，他们都没意见。”

这种缄默和否认正是当时各蓄奴州的潜规则，于杰斐逊而言很合适。这是他的种植园，他的世界，他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弗吉尼亚的一座古老庄园可以蕴藏许多秘密，”亨利·兰德尔写道，“就像古代的诺曼城堡一样。”而人们对于这些秘密总是尽量闭口不谈。

杰斐逊有时能感觉到老之将至。“我都不怎么能走路了，”他在1811年7月写给菲利普·马泽伊的信中说道，“大部分活动都是靠骑马，生活能力也明显退化了。”他深知自己的极限。他在1811年8月写给本杰明· 拉什的信中说道：“我很惊讶老年人竟然不知道自己的头脑会和身体一同退化。”他为自己在这方面的洞察力感到骄傲，微微而又毫无疑问地庆幸自己能认识到人类能力的有限：“无限期地占据权力宝座会让我们的共和政体陷入危险，我认识到了这一点，感觉自己有责任退下来。再说，我也害怕变成一个老糊涂，自己还浑然不觉，光这一点顾虑就足以帮我拒绝所有要我连任的请求。”

但他的好奇心仍未消减。“你好吗？”他在给马萨诸塞州的朋友、前司法部部长利瓦伊·林肯的信中问道，“你在忙什么？是经营农场还是搞研究，还是两者交替？你读法律还是神学？两门学问中，哪一门研究起来比较有趣、引人入胜，哪一门比较枯燥乏味？将救世主送上十字架的是律法，还是神的旨意呢？”

1811年元旦次日，本杰明· 拉什开始了一场悄悄的游说，试图让杰斐逊和亚当斯恢复通信联系。“你们如果能恢复交往，对于知识分子和爱国者而言将是一种荣耀，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共和事业也将大有裨益。”拉什在给杰斐逊的信中写道，“两位曾经对立的前总统重修旧好，子孙后代都会为之肃然起敬。这也是一件鼓舞人心的好事。”拉什称，如果杰斐逊能迈出第一步，一切就都好办了。亚当斯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时间也不多了。“亚当斯已经在坟墓边缘挣扎，”拉什说，“全靠旧日的战友拉他一把了。”

亚当斯和杰斐逊的友谊是在18世纪90年代的激烈的政治分歧中破裂的。杰斐逊写信给拉什：“你还记得那时候那些联邦主义者使出的各种手段吧。”他回忆起“外侨和惩治叛乱法”，对于他而言，这意味着“打压那些支持我国宪法原则的朋友，用威慑制止任何对他们的友好表示，让我们与法国为敌、与英国为盟，最终将我们的宪法同质化为英国的宪法”。

拉什则不屈不挠而又小心翼翼地继续他的努力。拉什在回信中写道：“政治生涯的糟糕之处有很多，而最可怕的就是友谊的破碎，还有往往随之而来的难解的仇恨。”

在位于昆西的家中，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和来访的杰斐逊的两位邻居度过了两天时间。他们聊了许多。“亚当斯先生谈论人和事都毫无顾忌，为我们讲述了国家历史上许多有意思的细节，尤其是他自己任期内的事情，以及与1800年总统选举有关的一些事。”其中一位访客爱德华·科尔斯写道。亚当斯也表达了对杰斐逊的“不满”。“我告诉亚当斯先生，他所听说的杰斐逊先生针对他的一些言行，其实与杰斐逊本人一贯所言大相径庭，而且对自己的朋友——亚当斯先生的政敌，杰斐逊也从没说过那样的话。”科尔斯写道，“我复述了杰斐逊先生对亚当斯的一些赞美之辞，亚当斯先生看上去很高兴，也在话语中表达出了这种喜悦。”

听到来访的两位弗吉尼亚人的热情描述，亚当斯感到既吃惊又欣慰。据科尔斯所说，他改变了对杰斐逊的态度，“对他的人格大加称赞，还感激了他在独立革命中及之后的日子里对国家的贡献”。亚当斯又批评了报界对杰斐逊的苛刻态度，还说：“我一直很喜爱杰斐逊，现在依然如此。”

这句简单的话语对于杰斐逊来说足以宽慰。“这样就够了，”他给拉什写信说，“他只要这样承认了，我就能重拾我们关系最亲密时我对他的深切感情。”拉什把杰斐逊的想法转告了亚当斯，亚当斯便在1812年新年给杰斐逊写了一封信，并给他寄去一本约翰·昆西· 亚当斯初次在哈佛教授修辞和演讲时的讲稿集。

杰斐逊的回信直击亚当斯的心弦。“你的信勾起了我内心深处宝贵的记忆，”1812年1月21日，他从蒙蒂塞洛写信给亚当斯，“它让我回到那个举步维艰、危险重重的年代，我们为同一项事业共同奋斗，争取人类最宝贵的东西——自治权。我们一直努力划着同一支船桨，迎接面前的风浪，每一次风浪都似乎要掀翻我们，但我们的小船总能化险为夷。我们一心一意与风暴搏斗，最后终于抵达了幸福的港湾。”

就这样，一段被政治摧毁的旧日友谊重新建立了起来。1812年2月10日星期一，亚当斯从昆西给杰斐逊回信时，那些不愉快的日子似乎已成了过眼云烟。亚当斯向杰斐逊要一本在弗吉尼亚出版的小册子，里面说1812年7月是世界末日。亚当斯觉得这种预言能够流传开来真是很神奇，因为“时间和经验都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些预测不可信”。

两位已步入老年的革命家分享着他们的想法和回忆，谈论着精神上和现实中的问题。“你问我，美国革命的这一段历史该由谁来书写。”杰斐逊在1815年写给亚当斯的一封信中说，“谁有这个能力？谁最终能够下笔？没有人。能写下来的只有外在的史实。而那些在国会里关起门来进行的探讨和谋划，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人记录过。这些才是历史的精髓，注定永远无人知晓。”

两人当中亚当斯的信写得更勤些。“太多的话题涌上心头，我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他告诉杰斐逊。这位第二任美国总统非常看重这段失而复得的友谊。“在你和我把彼此所有的想法都了解清楚之前，谁也不能死。”

杰斐逊很喜欢这些信。“亚当斯先生和我现在定期通信。”1813年3月，杰斐逊告诉本杰明· 拉什，“我正欠着他一封信，一想好说什么我就马上给他写。不过我们从来不瞎讨论看似稀松平常的政治问题。我们在那么多方面所见略同，为何专挑这个唯一有分歧的话题呢？”

关于政治的变幻无常，亚当斯写道：“50年来，我的名声一直是大众茶余饭后咀嚼的话题，将来也会如此。因此，名声对我而言就像一团泡沫，一张飘荡在夏日多变的微风中的蜘蛛网。”杰斐逊的态度也是如此。1813年6月，他在写给亚当斯的信中说道：“现在我的终极追求就是伊壁鸠鲁式的享乐主义——身体舒服，内心宁静。我希望就这样度过余生。”

自社会形成之初，人们就持有不同的意见，并就此形成不同的派别。在所有允许人们自由思想、自由发声的政府中，都会产生不同的派别。现在美国所经历的政治派别之争古已有之。究竟是人民的意愿占上风，还是贵族精英的意愿占上风，古希腊和古罗马政坛一直为之争论不休……由于我们的政界资历较别人更久，同胞们对我们的名字更熟悉些，所以认为和你意见一致的那一派会把你看作他们的领袖，另一派把我看作领袖，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杰斐逊认为，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政治纷争早该结束了。“我和你，我亲爱的先生，就像老迈的普里阿摩斯，怎能穿上儿子赫克托耳的铠甲呢？我们这把年纪了，怎能代表各自的派别在报纸这一角斗场上针锋相对地比拼呢？我绝不会这样做。我早已下定决心顺从于世人的评判，他们将按照我的行为评判我，我绝不会为自己解释一句。”

谈到两人的意见分歧，亚当斯表现得很有风度，但也决不让步。“我深信二人的正直崇高，就像对华盛顿那样深信不疑。”提到杰斐逊和麦迪逊，亚当斯写道，“我对你和麦迪逊先生的执政方式从来不敢苟同。我和你们孰是孰非，后人自有评判。”亚当斯承认“整个国家都站在你们那边。但你们的权威和国家的权威都不足以让我信服，也不足以让后人信服——我敢这样断言”。

亚当斯和杰斐逊对民主本质和国家未来的探讨十分精彩。通信迫使两人澄清想法，进行理性思考。派别争斗中大呼小叫的指责已成为过去。“就对社会的教化和治理而言，我认为天生的贵族是自然赋予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杰斐逊写道，“的确，既然造物主让人类形成社会，就不可能不赋予我们足够的美德和智慧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我们甚至不妨说，让这些天生的贵族成为政府管理者，或许是最好、最有效的政府组成形式。”他又继续写道：

以上是我就我们的分歧之处所表达的自己的意见。我说这些话并不是为了和你争论，因为我们都年事已高，一辈子习惯了质疑与反思，不太可能改变自己的看法。我是受到你之前一封信的启发，你说在我们把彼此所有的想法都了解清楚之前，谁也不能死。在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漫长、艰苦的岁月里，我们一直配合得很融洽。我们建立起一个政体，尽管我们俩都承认它并不完美，但我们也都觉得它足以使我们的同胞享受天底下最幸福、最有保障的生活。对于我们政体的欠缺之处，我们就算想法不同，对国家也无大碍，因为经过一辈子无私的努力，我们现在已经把国家交给了下一代，他们能够好好治理国家，也好好对待自己。

截至1826年两人相继去世之时，杰斐逊和亚当斯一共互通过329封信，其中很大一部分（158封）是1812年之后写的。

“这个冬天对农场主来说日子不太好过。”杰斐逊在1811年3月写给麦迪逊的信中说。对于政治家们而言，这个冬天也没好到哪里去。“上一会期激烈的派系冲突又在国会重演了。”杰斐逊的女婿约翰·韦尔斯·埃普斯也在3月给他写信，“哪个国家也没有这样可恶的少数派，他们没有固定的原则或宗旨，也缺乏美国情感之类的东西——他们的全部政治信条可以用‘反对’一个词概括——他们无原则地反对，全然不顾个人名誉和国家利益。”

身在蒙蒂塞洛的杰斐逊眼睁睁地看着他几十年来的担忧（英国对美国的控制）成为现实。1812年起，随着美国又一次和英国开战，杰斐逊多次警告过人们的情形出现了。杰斐逊从总统职位退下来时，还相信可以不通过武力冲突解决英国问题。然而，他建议麦迪逊不要排除任何可能。“战争固然无益，但任人蹂躏更可怕。”

1811年9月，杰斐逊写信告诉约翰·韦尔斯·埃普斯，总统夫妇和战争部部长、海军部部长将携家人做客蒙蒂塞洛。然而，可能是英国军船“停泊在特拉华拒绝离开”的消息让内阁成员们无暇如约到访。

本杰明· 拉什把一切都看在眼里。“我们的国家两次宣布独立于大不列颠——1776年一次，1800年一次……是不是如今我们要第三次宣布独立，而且不是用笔，不是用普选，而是用大炮？”

随着战争临近，杰斐逊从杨树林回到家中。雨水和冰雹摧毁着小麦的收成——5月里仅10天的降雨量就达10英寸，弗吉尼亚的人们也在等待着华盛顿方面的消息。在杰斐逊看来，与英国的冲突也是与亲英派美国人的冲突。1812年5月，杰斐逊告诉麦迪逊：“大家都镇定地等待你宣战。假如那些北方人意图控制少数派，这也是教训他们的一个好机会。”

1811年11月5日星期二，麦迪逊总统向国会发表了备战演说。他认为来自边境和海上的威胁之大已无法让人容忍。检验美国能否实现永久独立的时刻到了。

“这么说我们是要打仗了？我看是的，而且也是必要的。”杰斐逊写信给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我们曾经凭着耐心和对和平的爱等待着，但希望已经破灭，我们只剩下斗争和夹着尾巴投降两个选择。”

1811年的最后一天，杰斐逊给麦迪逊寄去了鼓舞的话语。“你的演说可谓坚定、理性、庄重，可以说是十全十美……天佑你渡过难关。”

第四十一章
培养政治家、立法者和法官

在一个共和国，如果其公民不是被强权征服，而是为理性与信仰所引领，那思辨的艺术就至关重要。

——托马斯·杰斐逊

杰斐逊对这种形势并不陌生：国王的军队虎视眈眈，美国危机四伏。对杰斐逊那一代人来说，这种冲突已持续良久，在法国－印第安人战争到达高潮之后就已经开始。近半个世纪以来，从印花税法案到强制征募船员事件，英国从未完全承认美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美国也知道这一点。甚至到1810年，一名美国议员仍觉得有必要声明：“我们的人民不会向殖民统治妥协，不会放弃自主独立。”在杰斐逊生命中，他将要再次面对英美之间的战争。

对美国人来说，1812年的战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灾难性的。1814年8月，英国军队火烧首都华盛顿，挽救文件和一幅乔治·华盛顿画像的任务落在了多利·麦迪逊的身上，她在敌人到达之前逃离了总统官邸。当有报告说一些美国人对英国人表示了欢迎时，杰斐逊非常气愤，他在1814年写给约翰·韦尔斯·埃普斯的信中说：“一个政府如果不令人心怀敬畏，不具责任感则难以维持。良民遵从责任的指引，而恶徒只能靠威严震慑。”

直到在巴尔的摩和普拉茨堡取得胜利后，美国才扭转形势。《根特条约》的签署带来了和平的曙光，近半个世纪来美国与英国的冲突也由此终止。另一场斗争——支持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和顽固的新英格兰联邦党的斗争——也宣告结束。联邦党人于1814~1815年在康涅狄格州召开了会议，即哈特福德会议。在这次会议中，联邦党人以受侵害者的姿态提出了决议，其中包含了一些关于脱离联邦政府的言论。然而，这次会议的内容一经传开，人们认为联邦党在向英国妥协求安，这暴露了联邦党急功近利的形象，使他们失去了民心。杰斐逊指出：“对国家统一性的期盼流淌在每个美国人的心中。我相信地球上没有一个政府不是建立在这个坚固的基础之上的。”

1815年年中，在杰斐逊一直寄予厚望并为之奋斗的美国大部分地区，终于结束了与外敌的战争，重新获得了安宁。

1814年，南卡罗来纳州的圣公会主教西奥多·德霍恩来到蒙蒂塞洛。虽然是不期而至，但他对蒙蒂塞洛及其主人印象颇佳，在那儿他感受到了友好的气氛。这位主教惊叹于杰斐逊的体态。他在自传中写道：“只有杰斐逊先生这样的大体格才能容纳下他宽广的心胸和丰富的头脑。他家的花纹红木地板打好了蜡，他走在上面步态自若，相比其他不熟悉那里的人，步履要快上不少。”

与杰斐逊的谈话也令这位主教赞叹：“他几乎能立即谈起任何当下的话题，说话时很理性，观点似乎脱口而出。你不得不承认，他是个思想大师。”在杰斐逊家住了一晚，吃完早餐后，主教一行人前往蒙彼利埃。

杰斐逊在家时，常常要接待访客。帕茜说至少有一次杰斐逊要求她为50人准备过夜的床铺。

破碎的玻璃让杰斐逊的家人得知来了一位访客，这位女士太想看看这位伟人了，她用自己的太阳伞将窗户敲破，以便能更好地看清楚。众所周知，他的书房和房子主厅之间的过道被那些想一睹他真容的陌生人挤得满满的。“他们看好时间，等着他晚饭时间从书房走到主厅，这样他们就能抓紧机会看他一眼。”还有人在家里有聚会的晚上，在门廊等着。“他们就像在小动物园里看狮子一样，离他只有十几码远，近距离地盯着他看，一直看到满意为止。”

杰斐逊辞世后，19世纪的传记作家亨利·兰德尔曾经在沃姆利·休斯的陪同下游览蒙蒂塞洛，沃姆利曾是杰斐逊家的奴隶。农庄北边排房下有三处马车库，每个库里都能放下一辆四轮马车，兰德尔指着那些马车库问：“沃姆利，杰斐逊先生在世时，多长时间这些马车库就会停满马车？”

“先生，在夏天，每天晚上都是满的。通常在那棵树下还会停两三辆。”休斯指着另一处地方说。

“你们所有人都得招待访客吧？”

“是的，先生。整个农庄的人都得管他们吃喝。”

一位弗吉尼亚绅士早年与杰斐逊发生过争执，他到蒙彼利埃拜访麦迪逊。恰巧麦迪逊的一位朋友要去蒙蒂塞洛，麦迪逊鼓励他与那位朋友同行。这位绅士决定前往。在到达位于山上的房子前，他对自己的冒昧来访有些担心。

看到他时，杰斐逊有“片刻”的惊讶，然后“迅速上前向这位绅士表示欢迎，那种急切的热情就好像一直盼望着他来”。晚餐时，杰斐逊坐在这位不速之客旁边，吩咐上马德拉白葡萄酒，不知怎的，杰斐逊记得这位绅士喜欢这种酒。这位客人拒绝了，他说他喝杰斐逊喝的葡萄酒就行。

餐后，杰斐逊有事离开，这位客人问那位同行的蒙彼利埃朋友：“你觉得我能找到一杯上等的白兰地吗？杰斐逊是那么的热情风趣，我一直小口喝他的……又酸又冷的法国葡萄酒，我觉得我今天晚上会死掉……如果我不喝下‘解毒药’的话。”杰斐逊不会知道，这位客人不愿扫兴。

第二天，这位客人回到麦迪逊家，他“将杰斐逊捧上了天”。但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那么有品味的人会喝又冷又酸的法国葡萄酒！’他对麦迪逊先生说，这种酒肯定会损害杰斐逊的健康。他在这个话题上滔滔不绝，宣称这种酒会害死杰斐逊，会在某天晚上夺走他的性命。最终，他坚持让麦迪逊写信给杰斐逊，督促其换一种葡萄酒。他那种警告的口气以及热切的关心被原原本本转述，麦迪逊和杰斐逊从中获得不少乐子。从此，他们三人一直保持着真挚的友谊”。

杰斐逊的听力逐渐变差，他也越来越需要眼镜了。1818年年初，他生病后又痊愈，但是他的同龄人却纷纷倒下了。

1818年下半年，他听说了阿比盖尔·亚当斯去世的消息。他饱含深情地致信约翰·亚当斯。在信中，他说“在人生经历过的伤痛中”，他已经领悟到，任何言语在这样悲痛的时刻都软弱无力，但是“你们痛哭时，我也悲痛到不能自已”。他写道：“对我们而言能聊以自慰的是，这种分别不是遥遥无期的，我们也将同样长眠于墓穴，我们的悲伤和苦难的身体将升华，快活地与我们曾深爱和失去的朋友们重聚，那时我们仍彼此深爱，并将永不分离。”

杰斐逊享受家庭生活，但同时亲友也给他带来了烦恼。他的女婿小托马斯·曼·伦道夫长期陷于经济困境，而且酗酒。据说他嫉妒杰斐逊在家族里的中心地位。伦道夫曾三度出任弗吉尼亚州州长，但直到老年他都没能平静度日。埃奇山种植园使他债台高筑，他和他父亲为如何处理种植园而闹翻。他有时很暴躁，他的儿子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评价他“比狼更凶狠，比鬣狗更残暴”，这与这个家族温和的性格特征可谓大相径庭。（伦道夫于1828年去世。）

另一个麻烦人物是杰斐逊挚爱的外孙女安·卡里·伦道夫的丈夫查尔斯·L·班克黑德。他酗酒成性，有暴力倾向，甚至对妻子动粗，这些情况愈演愈烈。班克黑德尝试过法律工作和农产经营，但都一事无成。杰斐逊曾经送给安一本《现代女性格丽塞尔达的故事》，这是玛丽亚·埃奇沃思所著的有关失败婚姻的小说。

虽然小托马斯·曼·伦道夫经常情绪不稳，但杰斐逊和谐有序观念的最大挑战来自班克黑德。监工埃德蒙·培根描述班克黑德道：“他相貌堂堂，却是个可怕的酒鬼。”班克黑德在夏洛茨维尔和蒙蒂塞洛都是不安定因素。“我曾看到他骑马进入夏洛茨维尔的酒吧饮酒。”培根说,“我曾看到他喝醉后，他的妻子为了躲避危险，逃到一个土豆窖里。”

为了让班克黑德一家搬到贝德福德县（这么做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让班克黑德远离酒吧），刚退休不久，杰斐逊带着班克黑德来到杨树林。然而最后，班克黑德一家在临近蒙蒂塞洛的一个农场安了家。

到1815年，杰斐逊觉得有必要在状况不可收拾之前，让查尔斯的父亲亲自管教儿子。他父亲是名医生。然而，改头换面的保证根本没用。班克黑德仍会在夏洛茨维尔喝得酩酊大醉后回家，杰斐逊觉得这个人“像个疯子”。

班克黑德对妻子安施加暴力。杰斐逊描述道：他“对妻子进行暴力殴打”，随后他“把她赶出房间，又强迫她回去，为了躲避他，安不得不在母亲的房间过夜。这种事情时常发生”。

一天晚上，班克黑德找管家伯韦尔·科尔伯特要酒窖的钥匙遭到拒绝，他大发雷霆。据培根叙述，管家“是不会再给他一滴白兰地的”。帕茜想让班克黑德冷静下来，但她根本制止不了他，于是她叫来培根。（培根说：“在这种情况下她是不会叫伦道夫先生的，他太容易激动。”）然而伦道夫听到了争斗。培根写道：“我到房间时，伦道夫也来了。班克黑德误以为他是管家，便开始咒骂他。”伦道夫从壁炉里拿出一根发烫的拨火棒，砸向他女婿的头部，这下子班克黑德被烧掉了一块肉，差点没命。

1819年2月1日星期一，在夏洛茨维尔的政府大楼外广场上,班克黑德和他的小舅子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打了起来，后者是杰斐逊最疼爱的外孙。这次冲突的原因不明，然而结果却血淋淋地呈现在众人面前：伦道夫用马鞭抽伤了班克黑德的头部，而他自己则被班克黑德刺了两刀，刺成重伤。

杰斐逊结束了自己的日常骑马活动，刚回到蒙蒂塞洛就听到这个消息。他立即快马加鞭，迅速前往夏洛茨维尔。杰斐逊到达广场上的利奇商店时，看到外孙躺在地上，他跪倒在地哭起来。年轻的伦道夫活了下来，但是这次流血事件使杰斐逊更担心安的处境。

杰斐逊写道：“提到班克黑德，有太多让我担心的地方，大部分是我对他妻子的担心。我一度认为安会死在他手里。”1826年，安死于难产。

尽管生活中有各种不如意，杰斐逊仍积极地保持乐观。他在1816年写给亚当斯的信中说：“我认为整个世界还是美好的，仁慈宽厚是它的准则，它给予我们的快乐多于痛苦。与君共勉。”杰斐逊心胸开阔，“我驾驶着希望之舟前行，将恐惧甩在身后。的确，我的希望有时会破灭，但更多情况下，是预示不祥的黑暗消散。”

亚当斯则没有那么乐观。他在给杰斐逊的信中写道：“我对未来毫无信心。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商业、我们的宗教、我们的国家宪法和州宪法，甚至我们的艺术和科技，都成为酝酿分裂、派系之争、暴乱和反叛的温床。一切事物都变成了竞选活动的工具。”

杰斐逊对未来充满信心，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呢？他一生的经历见证着政治进步和智慧发展的可能。他认为，过去不应对现在妄下断言。1816年，他曾写道：“有些人对《宪法》抱有一种伪善的敬畏，将《宪法》看作约柜，不敢逾越半分。”

他们将前人看作神知，而非人类，认为那个时代的人所制定的法律不可更改。我很了解那个时代：我属于那个时代，曾奋斗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有功于这个国家。它和现在这个时代很像，但是它缺少现在这个时代的经历。如果那个时代的人起死回生，他们会说：一个政府40年的历史，是值得用百年品读的。当然，我肯定不希望频繁地贸然修改法律和宪法……但同时我也认定法律和宪法需要与时俱进……让文明社会一直遵循着他们未开化的祖先的准则，就如同让一个成年人穿上他儿时合体的衣服那般不切实际。

杰斐逊推崇创新。“一个新理念会引出另一个新理念的产生，然后产生第三个，一段时间内，新理念层出不穷，但这些理念都未被称之为创新，直到终有一人将这些理念相互结合，恰逢其时，最终产生一种新的发明。”未来充满了无数的可能。“在我生活的年代，科技发展迅猛，艺术创新不断，每当思忖至此，我便充满信心。我相信当代人定会如前辈般进步前行。无疑他们终归要比我们更有智慧，就像我们比我们的父辈更聪明，父辈们比那些烧死巫师的人更高明一样。”他在卸任时如是写道。

在保家卫国的同时，也是时候该进行建设了。英国军队攻入华盛顿时，烧毁了国会约3 000册藏书，之后不久，杰斐逊提出将个人藏书卖给国家。杰斐逊手中有6 487册藏书，援引《国民通讯员报》的话说，这些藏书“无论从选本，还是从珍藏价值以及内容价值来看，都是无价之宝”。它们成为新国会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岁月流转，杰斐逊的精力越来越多地放在夏洛茨维尔的一项事业上。他认定这个事业若能成功，将造福后人，且新一代会使之不断发展。

这项事业是建立一所大学。杰斐逊事无巨细地张罗这所大学的创立事宜，因而这所大学后来被称为是“杰斐逊的”。山顶酒馆位于蓝岭山脉纳尔逊和奥古斯塔两县之间的石鱼口，距离蒙蒂塞洛25公里。1818年，杰斐逊来到了这里。正是在这里，杰斐逊等人一致同意在夏洛茨维尔建立一所大学。这是一次重量级的聚会。除杰斐逊、麦迪逊以及马歇尔以外，还有弗吉尼亚其他知名政治家。显而易见，杰斐逊处于主导地位，他也乐在其中。

杰斐逊指出，这项任务是为了“培养政治家、立法者和法官，因为个体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这些人来获得”。在这项事业的所有投资中，杰斐逊的资助最多。他说：“我认为最安全的社会权力保管人，莫过于人类自身了：如果我们认为他们不够明智，无法以审慎的判断力掌控他们的权力，我们要做的不是要剥夺他们的权力，而是通过教育提升他们的判断力。这是对滥用宪法权力的最好的矫正方法。”

创建弗吉尼亚大学是杰斐逊最后一次全力以赴发挥自己的领导才能。这项事业让他的政治才能、过人智慧以及建筑天分都得以发挥。在杰斐逊的一生中，有各种妥协和问题（他花费甚巨），但他身后留给世人更多的是不朽的功绩：《独立宣言》，因路易斯安那的并入而扩充发展的美利坚合众国，加强总统权力种种可能性的理念，还有这所大学。

杰斐逊一直对教育事业满怀热情。他在18世纪80年代写给乔治·威思的信中说过：“我认为迄今为止我们整部法典中最重要的一条法律是公民获取知识的权利。这是公民享受幸福与自由的可靠根基，无可取代。”

杰斐逊一直为美国社会能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而努力奋斗，他将这所大学的创建看作其中重要的一环。“无限的思想自由是这所大学的根基所在。”他如是说。他还引用了自己第一次就职演说中的观点：“我们不惧追寻真理，无论真理会将我们引向何方，我们也不畏犯错，因为只要能自由独立思考，我们便能战胜谬误。”

地域因素也是他热衷于这项工作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的立法机构不真心地推动弗吉尼亚大学的建立，我们就不得不将孩子们送到肯塔基州或者剑桥市去受教育。”杰斐逊于1820年曾这么说。他话里话外对肯塔基州的特兰西瓦尼亚大学以及剑桥市的哈佛大学颇有微词，“从哈佛大学回来，他们会成为盲从者和保守派；而肯塔基则不会让他们回来，因为他们需要增加人口。”

他想要建立一所伟大的新学校，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的参与。1819年，伊丽莎白·特里斯特曾看到杰斐逊骑马冒着“飓风……去学校”。据说杰斐逊为了能看到学校的施工情况，在蒙蒂塞洛的一个平台上架起了一架望远镜。

由于宗教教派的抗争，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大学所做的第一次人事任命以失败而告终。1820年，他邀请一神论者托马斯·库珀担任教授。这一举措遭到了宗教人士的强烈抗议，杰斐逊称之为“神圣指控”，最终宗教狂热分子赢了。杰斐逊不得不撤销任命。

无论如何，这位老人一直善于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两年后，杰斐逊仍遭人诟病，批评者认为这所州立大学对宗教抱有敌意。针对批评者提出这所大学不对学生进行宗教信仰引导的指责，杰斐逊提出了一项绝妙的计划。引起宗教观察家不满的直接导火线是杰斐逊拒绝一位神学教授的加入。1822年，杰斐逊作为校长做了年度报告，在报告中，他巧妙地、准确无误地将这个难题踢回给宗教人士。他提出每个教派都可以自己出资，在弗吉尼亚大学的范围内建立自己的学院。学校的图书馆将向所有人开放，学校也允许学生们同时学习宗教知识和普通课程。“但必须明确的是，”杰斐逊写道，“这些学院必须独立于弗吉尼亚大学，并各自独立。”

又一次，杰斐逊在公平和开放的名义下，非暴力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确实是公平和开放的：他提出的折中方案，在调和各方利益方面，可谓是合情合理。然而，各个教派一想到要自己建学院，便纷纷退缩了。学校里仍然没有神学教授，也没有独立的神学院。杰斐逊虽然失去了库珀，但他赢得了更大的胜利。

同年，杰斐逊认为理性强大的坚定信念，发展到了夸张的地步。“我很高兴在这个质询和信仰皆自由的天佑国度里，其宗教和信仰已经脱离任何国王或者神父，”他1822年曾写道，“只有一位上帝的正确观念再次复苏，我相信现在的每一个年轻人最终都会成为一神论者。”（这个预言虽然没有实现，可杰斐逊在这个预言中提到有关咖啡兴起的预见变为了现实。他写道，咖啡豆“正在成为文明世界最受欢迎的饮品”。）

虽然传统的基督教和犹太教传播已久，而且依然拥有众多支持者，但杰斐逊在思考非传统的精神信仰传播时，却有独到见解。“如果我创立一种新的宗教，我会将其称作‘蜜蜂教’，鼓励教众以蜜蜂为榜样，汲取各种宗教的精华。”杰斐逊说道，“我的基本教义是……我们的救赎来自自身能力范围内的工作成就，而不是来自我们能力范围之外的信仰。”

杰斐逊相信造物主以及来生的存在。最耐人寻味的是，他维护生活中的道德伦理，支持耶稣的教诲，但他不认同耶稣的神性，却赞同耶稣的训言和品行。在任总统期间，他完成了一篇46页的文章《来自拿撒勒的耶稣的哲学——摘自马太、马可、路加以及约翰对耶稣生活和教义的叙述》。在卸任后，他又重拾这个课题，私下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创作，他将这个作品命名为《来自拿撒勒的耶稣的生活与品行——引自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和英文的<福音书>》。1820年，杰斐逊在给一神论者贾里德·斯帕克斯的信中写道：“耶稣的宗教是以上帝的统一性为基础的，这个原则是其战胜纷乱的异教众神而为人认可的主要原因。想象一下，所有国家的民众都自愿地信奉只有一个上帝的信条，遵从耶稣有关纯净道德的谆谆教诲。”

作为教区代表，杰斐逊定期去教堂，手中拿着翻烂的祈祷书参加礼拜。他还在自己的公共演讲中引用神明之语。正如杰斐逊自己所说，“就我而言，我自成一派”。虽然他反对创立宗教，但他理解并支持信仰在美国所发挥的文化作用。作为政治家和共和政体的拥趸，杰斐逊希望宗教情感向自由探究的倾斜，能将信仰从争论转为向善的动力，因为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以何种形式存在，宗教都是一种常态。所以，最明智的方法不是苛责宗教，而是鼓励利用理性解决信仰问题。杰斐逊相信，人们对宗教的态度越是理性，他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从而整个国家会朝着越来越稳定和良性的方向发展。

这是一场困难重重的持久战，尤其是在传统基督教还有着巨大影响的情况下。杰斐逊在给约翰·亚当斯的信中写道：“有些人称自己是耶稣教义的诠释者。事实上，耶稣教义的最大敌人恰恰就是这些人。他们将耶稣的教义歪曲为一种高深莫测的虚幻体系，而这个体系并没有以耶稣真正的圣言为根基。终有一天，耶稣诞生的神秘主义说法——耶稣是上帝之子，被投生于处女的子宫中——将与女神密涅瓦（雅典娜）从朱庇特（宙斯）的脑中诞生的说法一样，被视为寓言。耶稣本是最令人尊敬的人类所犯错误的改革者。我们可以期待美国的理性和自由之光将驱赶所有那些虚伪的传说，还我们本真的耶稣教义。”

失去自己挚爱的亲友让杰斐逊感到当下的痛苦，他期望来生能与他们跨越时空而重逢，正是这种心理上的安慰，让杰斐逊对来生有着非常具体的展望。关于天堂，杰斐逊在写给亚当斯的信中说：“希望我们能在天堂再相遇，在那里的国会，让我们与我们的老同僚重逢，一同接受赞许和褒扬。”

在杰斐逊内心，他相信“耶稣的教条简单明了，希望人人幸福”，他解释道：

1.只有一个上帝，他是完美的。

2.人死后将会受奖赏，抑或受惩戒。

3.宗教的核心是：全心爱上帝，爱人如爱己。

谈到自己的信仰，他告诉亚当斯：“只有我的上帝和我自己知道，在我的生命中这种信仰有迹可循。如果这种宗教造就了我对社会的忠诚与责任，那它就是好的。”杰斐逊回顾自己年轻的时候很是骄傲，他说自己“无畏地追求真知，从不畏惧追随真相和理性,无论它们指向何方；对真相与理性的拦路虎，无论是什么样的权威，都勇于与之对抗”。

他将勇敢进行到底。“时至今日，诚实的人不应该还不合时宜地假装相信柏拉图式的神秘主义教义，三位一体，一体为三……但这些正是神父们赖以生存的技艺、权力以及利益的来源。如果将他们宗教中的虚伪教义剥丝抽茧，这些神父绝不会有一个信徒。因而，我们应该像贵格会教徒那样，摆脱神父的束缚，进行自我的道德培养，遵从内心良知的指引，不说人们难以理解和难以笃信的虚妄之语。因为在我看来，信仰是要将内心所信传达为他人可懂的主张。”虽然如此，杰斐逊仍捐款给美国圣经协会，他赞同“没有任何其他形式，能比四福音书向人们传播的道德伦理更纯粹、更崇高”。

1819年10月，杰斐逊因为回肠狭窄而病倒，他的医生认为这种肠危象很可能是致命的。与以往一样，杰斐逊挺过来了。由于对1820年以及之后美国命运的深深忧虑，他并没有好好休养。1820年，他在给记者的文章中写道：“自由的喧闹之海永远不会没有波浪。”此刻，一波巨浪正从西部汹涌袭来。

第四十二章
联邦的丧钟

从邦克山战役到《巴黎条约》的签订，我们从未有过如此不祥之兆。

——托马斯·杰斐逊，于密苏里州加入联邦时

杰斐逊一向对未来十分乐观，这符合他的主要性格特点。他也知道，民众希望得到的承诺是进步而非倒退，是看见光明而非陷入黑暗。“我非常有信心，我们会世世代代顺利前进。”他在1817年写给巴贝–马霸侯爵的信中说，“我对其持久性的信心是建立在不断丰富的生活资源和不断扩大的领土上的。”

1819年12月10日星期五，杰斐逊记录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国会辩论：密苏里州加入联邦的条件。众议院只有在该州签署反奴条约的条件下才赞成其加入，而受蓄奴州左右的参议院则拒绝支持这一要求。

从制宪会议到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东北各州一直担心不断扩张的南方和西部蓄奴州会使奴隶制利益集团获得对国家的永久控制权。同时，南方和西部各州也在为奴隶制的未来担忧。

对杰斐逊来说，这是最难熬的时刻。他知道奴隶制是不道德的，也相信其最终会被废除。然而，他无法使自己致力于奴隶解放事业。作为政治家，他明白地区冲突是联邦最大的威胁。在他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东北地区针对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和后来实施禁运的地区冲突已经对联邦产生了威胁。

目前奴隶制是最显著的问题，也是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杰斐逊说：“密苏里就像夜里响起的火警……是联邦的丧钟。”他又说：“这条与一个显著的道德和政治原则相一致的地理界线，一旦画出并在愤愤不平的人们中提起，就再也擦不掉了。而且，每次新的刺激都会使它更深入人心。”

杰斐逊自己承认，他解决奴隶制问题的方案过于复杂，无法实施。“如果这种所谓的‘财产’转让能够实现奴隶的大解放和‘大遣返’，对此我会不假思索地同意。而且我认为，在做出必要牺牲的情况下，这有可能实现。”他写道，“然而，事实是，我们捉住了一只狼的耳朵，但我们既无法控制它，也不能安全地放了它。天平的一端是正义，而另一端是自保。”

杰斐逊向约翰·亚当斯和盘托出了他的忧虑。同年12月，他写道：“银行、破产法案、制造业、与西班牙的条约，这些都不算什么。这些事件就像暴风雨中的海浪，只会在船下涌动。而密苏里问题就像一股巨浪，我们会在反抗下丧失密苏里地区。还会发生什么？只有上帝知道。”

最后的决议做出了妥协：北纬36度以南的地区允许蓄奴，而除密苏里外的以北其他地区都禁止蓄奴；逃亡到自由地区的奴隶将被归还奴隶主。

杰斐逊视此争端为权力问题。由于监管会最终导致废奴运动，一旦联邦政府开始对各州的奴隶制进行监管，就会开创一个先例。

他同时相信，北方正试图打造新的自由州，以巩固反奴利益集团的全国影响力，这样自由州也许能在总统选举团问题上吃颗定心丸。“这不是道德问题，仅仅是权力问题。”他在给拉法耶特的信中说道，“其目的是为总统选举提出一项地理上的原则，在这一目标达成之前，争论会一直持续下去。”

他对密苏里事件的思考和措辞体现出他深切的感受。杰斐逊视此问题与君主制的威胁相关，而这是他毕生的忧虑。他说：“联邦主义的领袖们在通过团结君主制支持者夺取权力的计划失败后，改变了方针。”他们目前正试图诉诸反奴思想以获得政治支持。

最后，杰斐逊看到了奴隶制的悲剧。他曾认为奴隶制是“丑陋的污点”，正如他于1823年9月所写的，但他不认为这个污点能被抹去。杰斐逊对能够获取并运用各种权力（政治权力、智慧权力和家庭权力）深信不疑；他也相信自己无论是对现代社会人类自由的基本定义，还是对他所藏的酒和所种的花的细枝末节，都能够了如指掌。然而，他却认为自己在奴隶制这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事实面前无能为力。

一位记者请求杰斐逊设法解放弗吉尼亚的奴隶，他在回信中表示反对。“尊敬的先生，”杰斐逊说，“这就像是叫年迈的普里阿摩斯攻击赫克托耳的铠甲……这项事业是年轻人的……我会尽全力为其祈祷，这是一位老人唯一的武器。”

很少有话题能像奴隶制这样使杰斐逊认清现实，妨碍他在为改革事业服务时尽显乐观精神。他于1814年写道：“只要有一个能根除这一道德和政治恶习的切实可行的计划，我会为此在所不惜。”然而，这不是事实。即使他提出可行性这一客观标准，用这一典型做法在措辞上给自己留了后路，也并不愿牺牲自己的生活方式。

杰斐逊认为，没有比将黑人从已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领土上迁出更合适的办法了，这一迁出甚至会使印第安人的迁移相形见绌。在杰斐逊和其众多同时代的人看来，美国是属于白人的。印第安人被不公平地赶到密西西比河对岸，黑人则会被遣散到大洋对岸，而不是河流对岸。“这些人会获得自由，这一点在命运之书中写得再清楚不过了。另外一点也同样清楚，同等自由的两个种族是无法在同一统治下共同生活的。”

多种族群体超乎他的想象，但存在于他的经历中，因为他曾恰好在蒙蒂塞洛组建了这样一个群体。他在家中每天都能见到他和萨莉·赫明斯的孩子与其他白人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在他看来，混血儿童与他的这些孩子一样忍受着天生的“屈辱感”，而这是由白人和黑人的“种族融合”造成的。

怎样解释他对“种族融合”的强硬观点和他身为混血孩子父亲之间这令人困惑的矛盾呢？也许杰斐逊始终认为，只要他能管理好他的特殊家庭（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他就能掌控局面。他对其债务持同样观点，在竞选和担任总统期间对国家也显然如此。用他的话说，“种族融合”的产物被认为是造成外部世界混乱的源泉。然而，在他的世界中，他说服自己相信，他的中心作用使蒙蒂塞洛免于遵循其他领域的法则。

在回溯历史时行使道德评判是无益的，用当今的标准衡量往事并不公平。然而，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同时代面临同样现实的其他人的所思所为，来评价一个人的道德观点。拿罗伯特·卡特为例，这位种植园园主于1791年解放了他的奴隶，一些与杰斐逊同阶层的弗吉尼亚人认识到了消灭奴隶制这一罪魁祸首的必要性，并尽其所能地解放了他们的奴隶。

从大局来讲，北方的政治家们正努力为反奴言论和观点营造生根发芽的土壤。关于密苏里的争论表明反奴力量正逐渐壮大并准备开始行动。对杰斐逊这样久经世故的人来说，法国对这一制度的观点同样重要。他曾在那个国度生活过，也可能担心过赫明斯一家，尤其是萨莉·赫明斯本人会在法国期间获得自由。

在杰斐逊所处的时代和地区，废除奴隶制度的设想并不是遥不可及或异想天开的。人们不仅考虑过废奴，在杰斐逊熟悉的土地上，废奴还曾在他生前变为现实。杰斐逊对奴隶制的看法是错误的，尽管他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曾致力于改革。

我们又一次看出，杰斐逊作为一位实干政治家明显比作为道德理论家更有影响力。他的驱动力来自他在1795年给麦迪逊的信中所称的“南方利益”，因为南方既是他的家乡，也是他的政治根据地。他无法为这个难题找到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于是他效仿别的政治家：他建议待时机成熟再去处理这一问题——反正不是现在。他认为全面殖民化并不可行。他于1824年写道：“我并没有下结论说永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我没有持这种观点，我也不希望如此。只是这一目标无法用此方式实现。”

可以用其他方式吗？杰斐逊并不知道。他于1815年写道：“病入膏肓之处往往是治愈得最慢的。”这一观点体现出争取选票的人在寻求公众对其行动路线的支持时的敏感和悟性。

“这一重任未能在留给我的有限时间内宣布完成，我将把完成它的工作交给下一代。”杰斐逊在1825年写给改革家弗朗西丝·赖特的信中说，“我会很高兴看到……这一罪恶的消除并非不可能，我们再也不用为此绝望。我们采纳每项计划，进行各种试验，这样也许会达成最终目标。”

只是他无法亲自进行这些试验。富有创新精神、好奇心和创造才能的杰斐逊拒绝参与一项他认为必要的工作，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于是，他做了一件他几乎从未做过的事：他放弃了。

杰斐逊的一生中，其个人债务是另外一件长期存在，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那个时代的当地种植园园主们通常拥有大片土地，却缺乏现金。因此为支付农田、奴隶和预期中的作物，他们往往债台高筑。受现金需求的驱使，杰斐逊、他的父亲以及当时的许多人都种植烟草。这种作物会消耗土地资源，但其市场价格高于小麦和其他谷物。因此，当烟草价格高时，弗吉尼亚人就能够赚钱；反之，他们就会收益平平甚至亏本。无论挣钱多少，这样都会将土地资源耗尽。1794年回到弗吉尼亚后，托马斯·杰斐逊放弃在蒙蒂塞洛种植烟草，但他在偏远的种植园仍种植这种作物。

杰斐逊负债有诸多原因，包括当时的绅士文化，还有给朋友和家人签署的期票。最重要的是他继承的债务。为了还清债务，他卖掉了继承的价值4 000英镑的地产。但独立战争时期剧增的通货膨胀使他名下的土地田产价值变得“不名一文”，而债务仍然存在，还有不断累积的利息。

为什么杰斐逊这样一个对人和事都谋求掌控权的人，会放弃对债务的掌控，并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仍继续借债呢？也许部分是因为他的性格。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喜欢将事情“简单化”，以避免进行艰难的个人抉择。签署一张新的欠条留待日后支付，比面对捉襟见肘的财务清算看上去总是更容易。同样奇怪的是，他与生俱来的控制意识和地域意识使他将债务视作一个抽象问题而非具体问题。在他的家庭和阶层中，借债和抵押土地就像待客和打猎一样，是文化的一部分。破产的危险虽然真实存在，但在杰斐逊心中还很遥远，至少遥远到使他觉得社会地位的基本安全感要高于财务自律性。讽刺的是，杰斐逊的普遍权力意识却导致他在特定方面牺牲了部分权力和家庭的未来。就像在奴隶制问题上一样，杰斐逊对矛盾的忍受度是十分惊人的。

密苏里问题使杰斐逊更急于着手建立弗吉尼亚大学。他相信新兴一代领袖应当在当地接受教育，而不是在北方，因为在这里更易于接受他的世界观。

他度过了一个相当安逸的晚年，尤其是考虑到当时的环境。在他接近80岁时，有个朋友说他看上去“和10年前一样”。

19世纪2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他1786年在巴黎受伤的手腕开始恶化。20年代头几年里，他的心情很阴郁。1822年6月的第一天，怀着对密苏里的担忧，忍受着手腕的伤痛，他给亚当斯写信：“报纸上说斯塔克将军去世了，享年93岁。查尔斯·汤姆森在这个年纪还活着，乐呵呵的，瘦得像蚂蚱一样。但他严重失忆，几乎连一个家人都认不出来。一个好友不久前拜访他，他好不容易才想起对方是谁。而且才坐了一小时，他就把同一个故事讲了4遍。这难道是生活？……这顶多活得像一颗卷心菜，而且绝对不值得祝福。”

1822年年底的一天，在蒙蒂塞洛，他不小心在下台阶时脚下一滑，重重地摔在地上，摔断了左臂。虽然痊愈情况良好，但他的双手都严重受伤了。“我很享受夏天的温度，”杰斐逊说，“但一想到冬天要来了我就害怕。我希望能和冬眠鼠一起睡上整个冬天，春天来临时再一起醒来，要能那样就好了。”

杰斐逊对于他这代人在历史上的地位毫不怀疑。他在信中向约翰·亚当斯介绍了他的外孙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杰斐逊说：“和许多其他年轻人一样，他也期待在晚年的某个冬夜，向围着他的人讲述他出生前的那段英雄岁月，以及他曾有幸见过的那些阿尔戈英雄们。”

但是，他曾担心过历史会如何看待他所生活和引领的时代。他在1823年给南卡罗来纳州高等法院法官威廉·约翰逊的信中这样说：“我们过于漠视身后之名，而保守派会不惜一切加罪于我们。”杰斐逊对约翰·马歇尔所著的五卷本乔治·华盛顿传记很是不以为然，认为是联邦主义者的政治宣传。随着时间流逝，他开始担心关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亚当斯的作品。

这部五卷本诽谤我们争权夺利，而且对我们的政府走向君主政体未加丝毫制止。此外，汉密尔顿的生平掌握在一个会将极端狂热的联邦主义加进去的人之手，他措辞尖锐，且对我们心存成见。而且无疑还会有其他我们未知之事正在酝酿中。对我们来说，我们寄希望于真相能不言自明，但历史正走向相反的方向，也许会积重难返。

随着年岁渐长，他开始拒绝放弃独立性。1823年5月，杰斐逊每天都独自骑马。一天在穿越里瓦那河时，他的马“陷在了河里”，他的孙女这样写道。杰斐逊的腿被缠住，跌落河中。他的家人惊惧万分，担心“如果不是水流湍急将他冲到浅水处，使他的手触到河底，支撑着自己站起来，不然他一定会溺水而死”。他全身湿透，最后手臂也缠上了绷带，但他拒绝家人让他放弃每日骑马的要求。当时他刚年满八十。

1823年10月，门罗总统写信征求他的意见。当时美国正犹豫是否要同英国一起反对西班牙保留西班牙正处于叛乱中的南美洲殖民地。杰斐逊回信说，真正的问题并不特殊，而是具有普遍性。那就是，美国应如何看待欧洲在西半球的冒险主义行径。

“你在信中所提及的问题是独立以来引发我思考的问题中最严重的。”杰斐逊给门罗的信中说，“我们的首要准则应当是，不要把自己卷入欧洲的混乱中。其次，不要任凭欧洲干涉大西洋对岸的事务。美洲，无论是北美洲还是南美洲，都有不同于欧洲的利益，尤其是其自身利益。”

门罗主义，即美国反对欧洲对西半球事务的一切干预，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其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他在这一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中至少也部分地受到杰斐逊的启发。对杰斐逊来说，一个终生致力于追求掌控的人自然会尽可能地延长为其国家服务的时间，因此他留下了一份最终的独立宣言。这次关于政策，而非革命。这是一份永久性宣言。

在1824年的总统选举中，杰斐逊再次看到，建国者们结束党派之争的梦想仍然只是个梦想。这一梦想也许会在未来实现，但显然不是现在。给拉法耶特的信中，杰斐逊说：“你不会相信这两个党派会联合起来，就像狮子和小羊会躺在一起。联邦主义之名败在哈特福德会议、奥尔良胜利和根特和平手下。其支持者怀着屈辱抛弃了它，如今称自己为共和党人。但只有名称改变，其理念依旧。”

1824年的总统竞选人异常之多。有马萨诸塞州的约翰·昆西·亚当斯、肯塔基州的亨利·克莱、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C·卡尔霍恩、佐治亚州的威廉·克劳福德和田纳西州的安德鲁·杰克逊。这次竞选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新旧一代的更迭。杰克逊出生于杰斐逊开始律师生涯的那年，1781年14岁时曾当过战俘，而那一年杰斐逊在蒙蒂塞洛从塔尔顿手中逃脱。

杰斐逊看好克劳福德, 一名曾任职于麦迪逊和门罗内阁的老将。然而，这位佐治亚人在1823年患了一次中风。选举最终定于1825年2月在众议院举行。虽然杰克逊得票数最高，但在克莱表示支持亚当斯后，亚当斯在众议院当选，而克莱成为亚当斯的国务卿。（杰克逊指控竞选中存在“腐败交易”，激起了他为落选复仇的野心。1828年，他再次参加总统竞选。）

1824年11月一个美好的秋日，拉法耶特在旗帜林立的行进队伍与号角声的陪伴下抵达蒙蒂塞洛。他停在大宅东门走出马车。时年67岁的拉法耶特来到美国进行最后的胜利告别之旅（像亚当斯和杰斐逊一样），他是一座象征着无上光荣而遥远的岁月的活纪念碑。

81岁且驼背的杰斐逊向他的贵客走去。这两位曾见证那个时代和各自国家最美好和最糟糕时刻的革命者，毫不拘束地拥抱在一起。

“亲爱的杰斐逊！”这位贵客说。

“亲爱的拉法耶特!”主人回应道。

他们已经有30多年未曾谋面，而杰斐逊也颇有风度地决定设宴招待拉法耶特，以感谢这位法国人为法国大革命以及在杰斐逊居于法国期间为美国这个年轻国家所做出的贡献。

在夏洛茨维尔为拉法耶特举办的晚宴上，杰斐逊起草了一份祝酒词：

你们曾听说或读过他在独立战争中的事迹。这些事迹你们了解并铭刻在心，也记载在真实的历史篇章中。他在战后和平时期的事迹，你们也许并不了解，但我可以做证。我在他的国家派驻期间……他将我们的事业视如己出……他在那儿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广阔的人脉。一切部门的大门随时都向他敞开；而对我，只是在指定时间形式上的敞开而已。事实上，我只是在打下手，他才是主要功臣。让我们向他致敬，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他都是我们的恩人。

杰斐逊的祝酒词中还有祝愿的含义，为其国人乃至其他国家的人们传递更广泛的信息，因为他知道他的话会变成铅字四处传阅。

我和你们的父辈一起出生长大，蒙他们偏爱，我能走上公共事务的道路。我同他们一起艰苦奋斗，努力将我们从外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自治的权利。这些权利保佑着我们，也会逐一保佑地球上的每个国家。

特定的地点，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晚年的杰斐逊仍像青年时期一样，尊崇政治的作用、战友情谊以及能使并不完美的人为高于自身的事业而奋斗的理念。

上了年纪的杰斐逊仍保留着谈论对方最感兴趣话题的沟通技巧。当那些话题枯竭时，他会泛泛而谈过去和未来。他总是很和蔼。丹尼尔·韦伯斯特如此写他1824年在蒙蒂塞洛逗留期间的感受：“在交谈中，杰斐逊先生随和自然，一点儿也不做作。他的声音不大，不像是在吸引大家的注意，而往往是在和身边的人交谈。”杰斐逊会谈论“科学和文学，尤其是弗吉尼亚大学，这所大学几乎完全是在他的努力下才成立的……我们和他在一起时，他最喜欢的话题是希腊和盎格鲁–撒克逊，回忆革命时期的历史事件，以及他在1783（或1784）~1789年在法国居住时的事情。”

作为新英格兰人，韦伯斯特对安德鲁·杰克逊在西部的崛起感到不快。显然杰斐逊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同韦伯斯特有同样的担忧。“想到杰克逊将军成为总统，我感到很焦虑。”据韦伯斯特称，杰斐逊曾这样说：“他是我认识的最不适合这个位置的人。他对法律和宪法没有任何敬意，他实际上是一个出色的军事领袖。他的野心非常可怕。”

在读韦伯斯特的文章时，传记作家亨利·兰德尔怀疑其准确性，并向杰斐逊的孙子提出这一问题。后者回复如下：

我不能假装知道我祖父对韦伯斯特先生说了什么，我也无法相信韦伯斯特先生会做出误述。但我仍然认为这段描写是不准确的，有些扬贬抑褒。我曾听祖父说起过对杰克逊将军军事才能的无比钦佩。如果他称之为“不适合这一位置的危险人物”，乃至全国上下都这样称呼他，我认为这一定是基于他的一个大体观点：军事领袖不适合担任当时我们国家这种和平共和国的领袖……他不希望看到人们轻易受军事荣耀所左右。

一直以来，杰斐逊都债台高筑。而在1819年，他仍以朋友相助之名与弗吉尼亚州州长威尔逊·卡里·尼古拉斯联合签署了一张20 000美元的期票。此乃绅士之举，也出于亲戚情谊：尼古拉斯的女儿嫁给了杰斐逊的外孙。

后来，尼古拉斯被迫违约，使这位前总统不得不背负起这笔债务。灾难般的消息传来后，他的外孙媳首次拜访蒙蒂塞洛，杰斐逊特意将她找来。她为此事感到羞愧恐慌，不知应如何面对杰斐逊。杰斐逊一从房间里走出，立刻就招呼她。“她听到杰斐逊的声音就马上奔过去见他。”兰德尔写道，“他没有像往常那样亲切地握手亲吻，而是拥抱了她。他笑得很灿烂。”晚餐时他风度十足地同她交谈，这个年轻女子的羞愧感逐渐消失了。“当时以及接下来的任何场合，他都没有用一个字或一个表情使她觉得他对她父亲带来的厄运耿耿于怀。”

尼古拉斯州长的住处就在杰斐逊前往杨树林的途中，杰斐逊知道他不能不去拜访他。他们拐弯去尼古拉斯住处的时候，杰斐逊对他的家人这样说：“我不应该停留，我时间不够，但不去见他未免太无情了。”见到老朋友，杰斐逊表现得无可挑剔。“他没有展现出愁容，也没有假装格外高兴。”在尼古拉斯的余生中，杰斐逊始终一如往常地待他。在蒙蒂塞洛，一个爱管闲事的女人曾当着杰斐逊的面诋毁尼古拉斯。这位前总统礼貌但坚决地打断了她。他告诉她，他对尼古拉斯“评价很高，对他的不幸深表同情”。这就是他的个人品格，而他公开的敌人却指责他自私、口是心非、野心勃勃且冷酷无情。

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迫使杰斐逊不得不去做这世上他最不喜欢的事：将命运交给他人。市场不景气，因此传统的融资渠道（寻找土地买主）已不可行。随后他灵机一动，帕茜说他“整夜不眠痛苦地思索”，而后想到发行彩票的办法。在向弗吉尼亚州议会的一次申请中，为偿还债务，他征求允许售卖有机会赢得他的土地、磨坊甚至蒙蒂塞洛的彩票，虽然一想到失去蒙蒂塞洛他就心惊胆战。这样做对他的尊严是极大的打击，但他别无选择。他的孙子托马斯· 杰斐逊·伦道夫负责处理此事。

这位前总统已有告退之意。在应邀给一位同名的年轻人提供忠告时，他写了一封比通常此类情况下长得多的信。信的主题不仅包括他自己，还包括如何高尚地度过一生。他写道：“崇拜上帝，尊敬并珍惜父母。爱邻如己，无私爱国。要正直，要真诚。不要怨天尤人。如此你的人生才会开启通往永恒无尽福祉的大门。”

信中还有对《圣经·诗篇》第15篇的改写：

最伟大诗人笔下之善人，供效仿

耶和华啊，谁能有幸前往你的福地？

非作为生客到访，而是居住于此？

是所思所为皆遵循美德的人，

从不心口不一的人。

他从不造谣中伤，诋毁邻里声誉，

从不恶意传播谣言。

他身陷荣华富贵，却弃之如敝屣，

衣衫褴褛，却笃信虔诚。

他始终捍卫其誓言与信用，

宁愿吃亏，也不愿背信。

他的灵魂鄙视放债取利，

不受贿赂以害无辜。

始终如此之人，幸福必会眷顾他，

虽天动地摇，上帝将佑其永生。

信中还包括：

日常行为的10条准则

1.今天能做的事绝不拖到明天。

2.自己能做的事绝不麻烦他人。

3.决不花还没到手的钱。

4.决不贪图便宜购买不需要的东西，这其实会很贵。

5.骄傲比饥渴和寒冷更可怕。

6.我们绝不会因吃得过少而后悔。

7.只有心甘情愿才能把事做好。

8.对于不会发生的事切勿庸人自扰。

9.凡事讲究方式方法。

10.生气时，数到10再说话；极其生气的话，则数到100。

他晚年生活中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有关历史的小插曲，差点儿让他一命归西。一位纽约艺术家来到蒙蒂塞洛，想做一个杰斐逊的面部石膏模型，即活人脸模。然而，过程中出了岔子，石膏差点让他窒息。杰斐逊拼命敲打躺着的沙发旁边的椅子，终于让他的管家伯韦尔·科尔伯特发现了他处于危险中。一个奴隶救了他的命，正如此前也是奴隶改变了他的生活。

晚春的某天，杰斐逊想到了废奴，也许还有奴隶遣返问题，他写道：“这项事业所需要的公众观念革命，是无法在一天甚至一个时代内发生的，但时间能够战胜一切，也终会战胜这项罪恶。”

1826年伊始，他的健康状况就开始出现恶化。“我的恶疾（一次严重痢疾）将我困在屋里、困在沙发上已经三个星期了。”1826年1月1日，杰斐逊给里士满的一位朋友写信这样说，“由于被要求卧床，我写得很慢、很吃力……身体因疾病而虚弱，精神因岁数而不济，我对83岁这个年纪有了深切体会。刚读完一页报纸，我马上就会忘了刚才读了什么。”但他仍坚持骑马，即使他在跨上他的爱马雄鹰时，必须让它站在台阶下，然后他才能坐上马鞍。

1826年夏，在《独立宣言》发表15周年纪念时，华盛顿庆祝活动的组织者非常希望当天能将杰斐逊请到首都。当时他已病重，无法同意这一请求，但他在沐浴着阳光的小屋里为庆祝此事写了封信。“所有人都已经或正在睁开眼睛关注着人权。科学之光已投向每个角落，揭示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那就是，多数人并不是生来就背负着鞍具，少数人也不是生来就穿着带马刺的靴子，可以在上帝的恩典下合法地凌驾于前者之上。对他人来说，这是希望的根本。对我们来说，就让每年的这一天始终提醒我们回忆起这些权利，以及对其永不消减的热爱。”

这是他对这个他协助建立并带领发展的国家的最后寄语。他与深交半个世纪的好友麦迪逊的告别则更私人化，但同样诚挚。在2月写给老友的信中，杰斐逊这样请求：“死后，请照看我。”

然而，杰斐逊不认为死亡近在咫尺。在寄出给华盛顿7月4日纪念活动的关于自由的信后，他写了一封涉及个人爱好的信。信的内容关于红酒，他在信中为即将到港的物品向巴尔的摩海关安排交税事宜。

他活不到品尝这些红酒的时候了。不久，杰斐逊就卧床不起。他坚持阅读浏览《圣经》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以及欧里庇得斯的作品，陷入对这些伟大悲剧的思考。直到6月末，时间和疾病终于将他拽入深渊。

终点就在不远处。

第四十三章
算了，医生，就这样吧

杰斐逊先生离世，举世皆悲。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有人为之添砖加瓦，传道授业，杰斐逊曾是其中一员。他离世后的世界将大为不同，他的离去触动着文明社会的芸芸众生。

——小丹尼·卡尔（托马斯·杰斐逊的外甥）

1826年6月24日星期六，杰斐逊忍着病痛给罗布利·邓格利森医生写了便条，请他到家中看诊。收到便条后，邓格利森立即从夏洛茨维尔出发。当他赶到时，发现杰斐逊竟然拖着病体从卧室来到了客厅，似乎还想维持他们以往惯常的会面方式。

邓格利森将他扶回床上。这位医生说自己“非常担心这次的病是致命的。杰斐逊先生也这样认为。从这时起，他越来越虚弱，不得不卧床”。

此时，杰斐逊满心希望能实现最后一个愿望：他想活到7月4日。

在杰斐逊弥留之际，他的女儿白天陪着他，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和尼古拉斯·特里斯特晚上守着他。而那个从巴黎回来，做了他30多年女婿的小托马斯·曼·伦道夫却避而不见。“他头脑很清楚——从不迷糊。”他的孙子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说道，“他口齿也很清楚，对自己的身后事一一交代。”

杰斐逊告诉孙子自己对灵柩和葬礼的要求：禁止铺张，一切从简。杰斐逊希望举行一个简单的圣公会仪式，然后将他的墓地安置在蒙蒂塞洛的西坡。几十年前，他曾在那里安葬了达布尼·卡尔，后来他的母亲和妻子皆长眠在那儿。

6月末的最后几天，“轻骑哈里”亨利·李的儿子前来拜会杰斐逊。他此行的目的源于：他正在重新编撰其父的《战争回忆录》，这本书对战争期间作为州长的杰斐逊颇有微词。虽然已病入膏肓，杰斐逊仍不希望错过修正那段历史的机会。他邀请李于1826年6月29日到他休养的内室见面。

李到了蒙蒂塞洛，便被帕茜在主厅拦下，她说父亲病太重了，无法见他。李回忆说，他觉得自己“再也见不到这位德高望重的人物了。他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哲学领域都是首屈一指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世人皆从他那里获益良多”。

得知李已经来了，卧病在床的杰斐逊仍然让人将他请进来。“我无法描述我看着‘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杰斐逊’时的感受，”李写道，“你会记得他躺在凹室里的样子：虚弱、痛楚，但你也不会忘记他脸上清朗、透彻的神情。”杰斐逊认出了李，他热情地从床上伸出手来。“他那一握的力量、他谈话中的精气神儿，都让我心生希望，觉得他仍能康复。他身上那种精神凌驾于物质之上的气质，让我觉得他能活得更久些。”

杰斐逊想帮助李，但已无能为力。他病得太严重，无法找出他曾承诺要给李的文件，那些文件里记录了他有关阿诺德、塔尔顿及康沃利斯的叙述。杰斐逊用充满哲学意味的大白话谈及死亡。“他举重若轻地谈到死亡的可能性——就好像一个人可能遭遇一场大雨——这种事情并非人心所愿，但也没什么可惧怕的。”

李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凹室里有飞来飞去的苍蝇，杰斐逊却自己挥手驱赶，不让围在他身边的任何人帮忙。

杰斐逊尽可能地要自力更生。“伦道夫夫人后来告诉我，这是他的习惯——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没有无能为力这一概念，他要与岁月抗争。”李写道。在离开内室来到大厅后，李再也没有见过杰斐逊。

杰斐逊的房间在以前是那么的私密，在他身体越来越差的时候，这里反而变得人来人往。他跟家人一一道别。面对8岁的小外孙时，他微笑着说：“乔治不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他向一个重孙女引用了《路加福音》里的话：“主啊，现在就让你的仆人安心离去。”

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认为他看上去好些了，但杰斐逊不以为然。“千万不要认为我对最终的归宿没有丝毫准备。”杰斐逊说，“我就如同一枚老化的机械表，不是这儿的齿锈了，就是那儿的轮坏了，直到最后走不动。”他已经接近自己曾经描述过的“永恒的睡眠状态——不管有没有梦，它都在我们死后等着”。

他被一阵声响吵醒，好像听到了弗雷德里克·哈奇牧师的名字。他问是不是这位教区牧师来了。他被告知对方并未到来。杰斐逊翻了个身，说道：“把他看作一位友善的好邻居，我可以见见他。”

杰斐逊为女儿帕茜作了一首诗，在诗中他婉转地提到自己将与帕蒂和波莉重聚。他将这首诗放入一个精致的小盒子中，直到他去世，帕茜才开启。

生命之光将熄，梦想即逝；

我的至爱亲朋，何须泪流心伤？

我将至先祖所在，坦然去向彼岸

我心之所愿将实现，我心之牵挂将安放。

亲爱的，再见了，我的爱女，永别了！

与你分离是我生命最后的哀伤！

两位六翼天使，已守候良久；

我会带着你的爱，与之同归彼方。

躺在凹室的床上，杰斐逊回味着独立战争，喃喃地讲述着波澜壮阔的故事。最小的细节都能令他回忆起最轰轰烈烈的斗争。他提到，他的床帐是1782年战后的第一批进口货。

杰斐逊的部分意识也许已经快速回到了过去，再次听到了城镇自治议会的声音、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声音、总统官邸的声音。然而，他的另一部分意识牢牢地留在了当下。他在暗暗计算着时间，即使希望渺茫，仍然盼着自己能挺到7月4日，看到《独立宣言》发表的第50个纪念日。

“再多几个小时，医生，然后一切就可以结束了。”他曾强打着精神这么说。

7月2日5点45分，他喝下掺了鸦片酊的烈酒。3个小时后，他喝了兑了药的茶，过了4个小时又喝了掺了药的白兰地。钟表的嘀嗒嘀嗒声让他半睡半醒。

到了3号晚上约7点的时候，他问邓格利森：“医生，你还在那儿吗？”其实，杰斐逊最关心的是时间：“是4号了吗？”

“马上到了。”邓格利森回答道。

杰斐逊服下他最后能承受的鸦片酊剂量，喃喃道：“哦，上帝！”

又过了两小时，夜里9点了，邓格利森让他再服用一点儿药物。

“算了，医生，就这样吧。”杰斐逊说道。

午夜前的那三个小时格外煎熬。杰斐逊于3号夜里醒来，询问道：“现在是4号吗？”尼古拉斯·特里斯特沉默着，因为还不到。杰斐逊又问道：“现在是4号吗？”他得不到答案不罢休。特里斯特不想让这个老人失望，他点了点头，撒谎道，是的，现在的确是4号。“嗯，”杰斐逊说，“正如我所愿。”

也许杰斐逊知道那不是真的。出于某种原因，他知道实际上还不到他的《独立宣言》的纪念日，起码那一刻还没真正来临。所以他继续坚持着，一息尚存。

终于，杰斐逊卧室的钟表响了12下，标志着7月4日的到来。

意识游离中，杰斐逊似乎又回到了往昔峥嵘的岁月，他嘴里念叨着安全革命委员会，手里比画着，好像在写字。“让委员会提高警惕。”他念念不忘的是危机。在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他仍然在为美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战，只不过这次是在他飘忽的臆想中。

凌晨4点，杰斐逊给了照顾他的奴隶们最后的指示。他最早的记忆，是自己被放在枕头上交给了一名奴隶，而他生命最后的言语也是对奴隶说的。他的一生为了变革而奋斗，见证了无数变革，而有些东西在他的人生终点却依然如初。

10点，杰斐逊有些动静，他盯着一个孙子看，想示意些什么，但对方没能明白他的意图。最终管家伯韦尔·科尔伯特弄清楚了他想要做什么：他想要把头抬高。伯韦尔按照杰斐逊的意愿给他安顿好姿势。一个小时后，他干涩的嘴唇动了动，但已经无法说话。他显然非常痛苦，他的一个孙子用一块湿海绵给他润了润嘴唇。

结束了。1826年7月4日星期二，12点50分，托马斯·杰斐逊逝于自家的床上。他逝世的地方离他的出生地沙德维尔3公里，当时那里还是大英帝国的附属地。

他走的时候，眼睛睁着，盯着他心爱的凹室。虽然他在外面的世界战斗，获得了不少胜利，他也爱着那样的世界，但每每遇到风浪，这里才是他的避风港。

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抚摸着他外祖父冰冷的肌肤，轻轻地合上了这个巨人的眼睛。他的头发依然是褐色的，尼古拉斯·特里斯特静静地剪下一缕，为家人留作纪念。约翰·赫明斯制作的木棺已经准备好。他的遗体被搬入木棺，然后被庄严地抬到客厅。

“对我而言，他不仅仅是父辈，我一直全心全意爱戴他，尊敬他。”小丹尼·卡尔在一个星期后给尼古拉斯·特里斯特的信中写道。悲痛的詹姆斯·麦迪逊致信特里斯特：“作为出色的科学家、自由的信仰者、爱国主义的模范以及为人类文明的贡献者，他活在并将永远活在有识之士和正直之人的记忆和感激之中。”一名弗吉尼亚大学古代语言学教授说：“他值得每一个因在他的大学里接受教育而获益的人的尊敬。作为生于弗吉尼亚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应该被永远铭记。他伟大的事迹写入了他为自己所作的碑文中。”

园丁沃姆利·休斯在山的西边挖了坟地。葬礼举行时，天色阴沉，人们聚集在蒙蒂塞洛送他最后一程。送葬的人很少，杰斐逊不希望举办隆重的葬礼。夏洛茨维尔那所大学的一名代表来晚了，错过了最后的仪式。

一小队他的家人、朋友和奴隶将他的木棺从房间护送到墓地。哈奇牧师在那里宣读了祷告词。

仪式按照《圣公会祈祷书》举行。“主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哈奇读道，“‘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巴黎的承诺得到了兑现。杰斐逊在世时以及在遗嘱中都遵守了对萨莉·赫明斯的许诺。杰斐逊和萨莉的孩子中有4个活到了成年。19世纪20年代早期，杰斐逊允许贝弗利和哈丽雅特离开蒙蒂塞洛，据说这两个孩子后来过着和白人一样的生活。他们的儿子麦迪逊·赫明斯曾说：“哈丽雅特嫁给了华盛顿一个有身份的白人，并生儿育女，据我所知，在她生活过和现在生活的社区，没有人怀疑她的孩子有丝毫非洲血统。”在杰斐逊的遗嘱中，予以麦迪逊和埃斯顿自由之身。麦迪逊最终移居俄亥俄州；埃斯顿则定居在威斯康星州，并改名为埃斯顿·杰斐逊，宣称自己是白人。杰斐逊的遗嘱中还给了赫明斯家中另外三个人自由：伯韦尔·科尔伯特、约翰·赫明斯以及乔·福西特。除了赫明斯一家，他没有给其他奴隶自由。

萨莉·赫明斯在杰斐逊去世的时候已经52岁，很快她就搬到了夏洛茨维尔，过上了安宁、自由的生活。杰斐逊的遗嘱中没有提到她，但是很显然，相关遗愿在暗地里清楚地传达给了帕茜以及其他子嗣：对萨莉·赫明斯要以礼相待。1834年，帕茜给了赫明斯“自由”——非官方的解放，实际上萨莉在杰斐逊去世后就已经是自由身了。此后不久，萨莉于1835年去世，她遗赠给子女一些杰斐逊的纪念品：一副眼镜、一个墨水盒以及一个鞋扣。

杰斐逊一生中最没有把握的事情只有一件：他想用彩票保住负债累累的种植园，但他去世时这些彩票并没能帮他解决债务问题。那时，他的彩票在100万~200万美元（按照21世纪前期的货币值计算）。负债如此庞大，蒙蒂塞洛和他的奴隶们都被卖掉抵债。杰斐逊的思想和公共事业流传于世，而他的私人世界却未能得以留存。

在杰斐逊去世的同一天，600英里外的约翰·亚当斯也去世了。他同样也是在家中的床上逝世。时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将这个巧合称作“冥冥之中的天意，可见可感。因此我对世界的主宰心存感激，暗暗敬仰，他面前的我卑微渺小”。丹尼尔·韦伯斯特要在波士顿的法纳尔厅致悼词，他在某天早餐前写完了悼词。后来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我的眼泪浸湿了纸张。”致辞当天，波士顿阳光明媚，总统亚当斯也亲自出席。韦伯斯特的致辞令杰斐逊和亚当斯与美国先贤们比肩，他们伟人的形象，永远保持欢心雀跃：“在我们的第50个纪念日，在50年大庆的日子里，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时刻，人们欢呼雀跃，感恩节的致谢辞又再次响起，他们的名字在人们口中传颂，就在那时，他们携手飞向了天堂。”

在病榻上，约翰·亚当斯最后的遗言提到了他的老对手兼老朋友：“托马斯·杰斐逊不会死。”

是的，杰斐逊永垂不朽。

后记

所有荣耀归于杰斐逊

杰斐逊遵循的信条是光明之源，因为它们并非构建于纯粹的理性之上，而是源于灵感、冲劲、视野和同情心。它们在心灵的激情中得以燃烧。

——伍德罗·威尔逊，1912年

他的一生是艰难存活的一生——在很多方面，从不同的角度来说都是如此。他刚离世，就和亚当斯一起因为1776年美国大革命获得了民众的认可。在美国人看来，这场大革命的深远意义无可争议。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爱德华· 埃弗里特曾于1826年在一篇颂文中写道：“通过一次简短而果断的行动，表达了各州作为一个整体的大家庭的集体意志和决心；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宣言中，展现了人类历史上这一伟大运动的崇高目标、动力和缘由，这就是托马斯·杰斐逊的荣耀。”

杰斐逊完成的杰作在于为人类的思想和心灵创造出了一套不完美但能够持续的民主惯例。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曾经写道：“杰斐逊先生认为美国体系应该是一个民主制度，他宁愿看到整个世界消亡，也不愿意看到这个对于他而言，值得全人类拥有的原则无法实现。汉密尔顿先生则认为民主是主要祸根，希望能阻止它的进程。”

当外祖父的死讯传到纽约时，埃伦·库利奇正在从波士顿前往夏洛茨维尔的路上。葬礼结束很久以后，她才来到了蒙蒂塞洛。对于她来说，这个曾经的家园现在无比陌生。“他走了，”多年后，她在写给亨利·兰德尔的信中，回忆起这次归乡的痛苦，“他的房间空了。我去了他的墓前，但蒙蒂塞洛的整座房子，它那高耸的屋顶和宽敞的房间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座巨大的墓碑。”

这就是杰斐逊的力量。埃伦依然期望他随时能出现在她的面前，能听到他的声音，望着他的眼睛，再次感受他的爱抚。“我在空荡荡的房间中游荡，像在寻找他一样。”

在我生命的最好年华中，难道未曾在那里见过他吗？我在他的卧室里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他好像只是离开了那个房间。那里还摆放着他睡了好多年的床，还有那把椅子——每次我走进房间，他都在上面坐着。还有仍放在原处的几件衣物，他的钟伴随他度过了多少个充实的日夜。旁边的橱柜放着他的书，是他闲暇时挚爱的伴侣，还有他的书桌，我从上面拿走了几件小遗物、一些信笺和碎纸片，如今仍然保留着。目睹这一切，感觉他似乎只是不再在这里居住了而已，某些瞬间我觉得自己好像在等待他的归来。

当时的她处于一种奇妙的梦境般的状态。

刚开始的很多天，我似乎都在注意听他的脚步声或说话声。在餐厅里，我们曾经一起度过很多时光，冬天时他总是会坐在火炉旁的那把矮扶手椅上，旁边还摆放着那张小圆桌，上面会放着他的书或者蜡烛……茶室里还放着那张沙发，夏天的时候我经常陪他一起坐在那里。客厅宽敞的木地板上还矗立着那把紫苏木椅，我经常看到他坐在那里，在暮色的阴影中休息。大厅里有大大的玻璃门，天气不好时，他喜欢在那里散步。我曾经多么喜欢和他一起散步啊！睹物思人，似乎每个角落都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无形的存在。

最终她离开了那幢房子，也离开了那座庄园，再也没有回去。对于她来说，她的外祖父永存于她的心中和脑海里。

同样忘不了他的还有埃伦所在的这个国家。1826年的这个夏天，美国民众和他悲痛不已的外孙女一样，都在缅怀他。传记作家詹姆斯·帕顿在1874年写道：“如果杰斐逊错了，美国就错了；如果美国对了，杰斐逊就是对的。”

对于任何个人或政治家来说，这都是难以承受的重任。但这一结论赢得广泛认同，因为去世后的杰斐逊和他生前一样，依然是一个生动鲜活、魅力非凡的人物，他才华横溢、能言善辩，伟大不朽的同时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如果你很难想象和乔治·华盛顿在弗农山庄同饮一杯葡萄酒的情形，但你会觉得和托马斯·杰斐逊在蒙蒂塞洛这样做却是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一起饮着酒，四周尽是法国画作、来自费城的半身像和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带回的让人眼花缭乱的工艺品。

杰斐逊的声音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因为他生前的声音是如此有力，又如此发人深省。他当时身处的环境的确特别，但他劳神苦思的事情却总是离不开自由和权力、权利与义务、维护和平和发动战争这些主题。他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身处一个政治与社会生活已经变成且依旧是中心的国家。正如杰斐逊他本人写的：“人……应该能感受到自己是政府事务的参与者，而并非只是参加了一场选举。每年不应该只有这么一天，而是每天都应如此。”

如果他只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影响力不会那么持久；如果他仅仅是一个立法委员，或者一个外交官、发明家、教育家，或者单单只是一位总统，他都不会像现在这样让人难以忘怀。

他之所以与世长存，是因为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人类所能经历的各种各样让人惊叹的可能性——渴求知识、创造的能力和亲友的爱；渴望取得成就，获得世界的赞赏、对权力的控制和让他人服从于一个人的远见。他的才能体现于他的全知全能，而他更伟大的政治遗产则在于他对思想和人类的领导力。

出于他的才华横溢、卓越功勋和声望，他得以万古流芳；但由于他存在缺陷，会遭遇失败，才让我们意识到他也终有一死——虽然他成就卓越，却和我等凡人一样，也会受到诱惑，也会面临妥协。他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一位政治家，也没有哪个人是万能的。

我们意识到了他的伟大，因为我们知道政治不可能无可挑剔，但杰斐逊通过了领导力的基本考验——虽然他也有弱点，也不可避免地会让民众失望，会犯错误，会推迟梦想的实现，但他让美国和整个世界比他初涉公共事务之时都有所改善。

杰斐逊是最令人着迷的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会让人心生敬畏，约翰·亚当斯会让人肃然起敬，而杰斐逊的风度和好客，他的品味和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对于银器、艺术、建筑、园艺、食物和美酒的热爱，都让他本人更加丰富鲜活，更加欢快友好。

19世纪的主张脱离联邦者和20世纪的州权纯化论者都认为他是个英雄，进步的领袖们——从伍德罗·威尔逊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杜鲁门，都相信他体现了美国传统中受民众欢迎的政府的最佳动力。

那么他到底是谁？用最简单平实的方式描述，唯一一个真正的杰斐逊是一个曾经生活过、爱过、领导过，于1826年一个潮湿的夏日，在一个木制灵柩中被抬进了他的坟墓的人。真正的杰斐逊和我们当中很多普通人一样，身上充满了矛盾、互相冲突的情感、缺点、罪恶和美德，这些永远无法共存的因素。几乎陪伴了他的一生的是他对于权力和控制的渴望。他一直非常成功地掩饰了这些渴望，就连对于他的生活和工作的最机敏的观察者都难以察觉。亨利·亚当斯写过：“他追求的领导力是基于同情和爱的领导力，而非发号施令的领导力。”但这并不属实。对于他来说，同情和爱是他的政治圈成员们要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而这个目的就是控制权力。如果他发现感情不足以得到他想拥有的权力，他便会利用其他途径达到统治的目的。

而其他诸多版本的杰斐逊——有象征性的杰斐逊，有各种寓意的杰斐逊，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党派阐释和创造出的杰斐逊，他们试图从他的榜样形象中获得鼓舞，以他的名义获得认可——所有这些杰斐逊更多地体现出了真实的我们，而非真实的他。他可以被许多人引用，而且永远都会如此。

最伟大的人皆如此。人们会谈论和想起他们，因为他们的思想发人深省，他们领导的战役让人难忘，他最重要的继承者们已从他在自由和联合方面的远见定义了他。当然，这样做就意味着要在他身为《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和《肯塔基决议案》的作者这两个身份之间进行选择，就意味着要大力宣扬他认为主张脱离联邦对于美国是致命这一观点，而不是强调他曾经书写过拥护州权的文字。

杰斐逊的最杰出的继任者们做了这些选择和决定，创造出了一个在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中，代表着美国精神的精髓和最佳政治可能性的杰斐逊。

1859年4月初，身在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的亚伯拉罕·林肯谢绝了波士顿一个团体让他在杰斐逊诞辰庆祝活动上发言的邀请，但写了一封致辞。这给了林肯一次机会，让他能在联邦的危难时刻，将杰斐逊和自由事业联系在了一起。他在信中写道：“杰斐逊的原则是自由社会的定义和公理，但遭到了否定和回避，连一丝成功的迹象都没有……那些否定他人自由的人，自己也不配拥有自由，而且在公平的上帝面前，也无法长久拥有自由。”

一位曾经的奴隶主就在这封信中成为自由的象征，不仅象征着白人的自由，还象征着黑人的自由。以林肯的观点，这就是杰斐逊的远见的核心思想。他还为这位《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大唱颂歌，称赞他在独立战争期间将理想变成了现实。“所有荣耀都归于杰斐逊，”林肯说，“归于这个伟大的人，在一场单一民族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压力下，他能冷静沉着，有预见，也有能力将一个抽象的真理写成一份革命性的文书。这份文书适用于整个人类，适用于所有时代。这让它得以流芳百世，在今天，乃至日后的将来，都能成为再次出现暴政和压迫时，对其进行谴责的依据和阻碍。”

70年后的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效仿1859年的林肯：他也披上了杰斐逊神圣的外衣。在明尼罗达州圣保罗的杰斐逊纪念日晚宴上，罗斯福说：“我们没有必要以任何方式怀疑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伟大的金融才能或者早期联邦主义者这一思想流派，仅仅因为他们向来坦率地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认为国家的某些领域以及这些领域中的某些个人比其他人更适合领导政府。杰斐逊的目的是要教导整个国家，联邦主义的团结是不完整的团结，只能代表少数人。要想建成一个伟大的国度，每个部分中所有团体的利益都应该得到重视，而只有实现了大范围内的全国团结，才能实现真正的安全。”

罗斯福本人作为政治高手，自然欣赏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他认为杰斐逊“被称为政治家，是因为他多年致力于建立一个政党。但这种努力本身是为了将国内的不同派别统一起来，以支持共同的原则而做出的确切和实际的行为。当人们或草率或势利地嘲笑政党时，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政府的政党制度是实现统一，并教导人们以文明之共同方式进行思考的最伟大的方式之一”。

杰斐逊的话语是美国语言的最基本组成部分。1948年9月，在得克萨斯州博纳姆的博纳姆中学橄榄球场，也是时任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的家乡，哈里·杜鲁门在演讲中也借助了杰斐逊的力量：

我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充满无限信心。我相信他们的常识，他们热爱自由，而且对于自由和公平的爱并没有消亡。我们的人民就像杰斐逊一样，相信当今人类并非生来就背负着鞍具，供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驾驭。

就像杰斐逊一样，我们相信“给我们生命的上帝同样给了我们自由”。我们保护我们自身的自由，不被国外威胁剥夺我们自由的人的侵犯，也不会向国内威胁剥夺我们自由的人妥协。我们不会放弃民主，让位给左翼的独裁政权，也不会让它被享有特权的专制主义夺去。

1988年12月，罗纳德·里根在自己总统任内的没落时期，来到了杰斐逊创建的弗吉尼亚大学，在那里的草坪上对学生发表演讲。对于里根来说，杰斐逊纯粹的共和主义政治和有关联邦政府的局限性的论断长久以来都被视为金科玉律。

里根先是向杰斐逊“变革性的才能”致敬：“对于科学的追求，对于经典著作的研究，对于自由发问的珍视，简而言之，重视精神生活这一思想——是的，这些影响深远、恒久不变的美国高等教育的原则，最初从一位高大、浅色头发、为人友善的男士那里得到了最坚定的支持和最伟大的体现。他目睹这所大学从他居住的山腰间成形，这所大学的成立被他称为漫长而有意义的人生中至高无上的成就。”

并非只有这所大学的人（以前只有男性，现在又有了女性）能感受到这位伟人鲜活的灵魂。“各届总统也能感受到。”里根说。杰斐逊是他的继任者们永恒的守卫者，因为“从草坪径直下行，穿过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就能看到杰斐逊纪念堂里四面整齐排列的经典语句。里面那座高19英尺的塑像的双眼直视着白宫。这所房子里曾经居住过的那些雄韬伟略且宽宏大量的人，现在却越发罕见。对于任何一个会入主其中的人而言，它的存在都是一个提醒”。

具有远见卓识的里根本人骨子里带有几分务实，作为一位政治理想的机敏沟通者和改革性的领导者，凭直觉就能理解这位美国第三任总统。“他知道这个世界会是一个毫无秩序的地方，”里根说，“的确，作为领导武装斗争出身的领导人，如果你愿意这么称呼他的话，他本身可以说就是秩序的缔造者。但他也相信，上帝赠予人类启蒙之厚礼，赋予人类理性，使人类有能力从生活的混乱中汲取意义、真理和秩序。”恐怕杰斐逊本人都无法将这一点阐释得如此清晰。

从罗斯福到里根，即便他们对于政府和文化有迥然不同的理解，杰斐逊都给他们带来了灵感。但改变的不是杰斐逊，而是他的国家，一会儿向这个方向前进，一会儿又往那条道路前行。而对于一代又一代人、一个又一个议程、一种又一种远见而言，杰斐逊一直是指路的北极星，就像真正的杰斐逊执政时会做的任何事一样，引领着美国在他所处时代的暴风雨中前进。

但有一点很明确地贯穿始终，那就是他的继任者们都这样理解杰斐逊的：他们都像他一样，相信言语在公众生活中的力量，在塑造大众舆论以及在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足以在最艰难的时期保证国家的安全和强大。

杰斐逊要求在自己墓碑上刻下的三项个人成就分别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规》的执笔者以及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这体现了他对于思想和心灵的自由的热爱，以及他对于未来的信念。它们体现了他漫长而动荡的一生中所受争议最少的成就，体现了理性的至高地位、自由的诸多可能性和对于智慧的永恒追求。它们也体现了他对于事物的创造力和领导力。他曾为其中每一项事业而奋斗，让世界上足够多的人信服，他的远见是正确的，而不仅仅是留下一直存在的纪念碑。而杰斐逊留下的最伟大的纪念碑就是这个国家——无论多么漫长、多么痛苦，它都一直致力于在一个由野心和私欲驱使的政治界里实现着理想。

因为杰斐逊从未放弃过美国——这个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他参与创立，在他的精心呵护下度过重重危机的国家。他曾在1824年写道：“我目睹着这个文明从海边前进，像一团光明的云朵一样越过我们头顶，增长我们的知识，改善我们的境遇……而且无人知晓这一进程将在哪里停滞。”

杰斐逊按照他希望的样子安排着这个世界，直至他生命的终结，甚至持续到身后。他于1826年仲夏离世后，他的遗体被抬着经过蔓延的西草坪，经过柳树，越过山丘，到达墓地。这块公墓自然是他亲自设计的，这里埋葬着他的母亲、妻子、孩子们和最好的朋友。他也要将自己埋葬在这里。

小小的坟墓坐落在山峰西侧。到了黄昏时分，夜幕似乎降临得十分缓慢。东侧的阴影在里瓦那河和沙德维尔上空拉长，降落在蒙蒂塞洛和马尔伯里罗上空，笼罩着他的亭阁和花园，最后才停落在托马斯·杰斐逊——这个永远热爱光明的人的身上。

作者摘记及致谢

1803年年底，法国驻华盛顿的代理大使路易·安德烈·皮雄起草了一份关于杰斐逊总统的特殊信函，寄给了巴黎的外交部。皮雄在信的开头写道：“部长先生，要针对杰斐逊先生的品格进行一个明确的判定是很困难的。同样，也很难评估他所制定的政策和制度在美国国内产生的影响。”

的确如此，但也并非不可能。我希望，这本书既不会神化杰斐逊，也不会控诉他，而是将他还原为他所扮演的那个全面而丰富的角色——不会被轻易划分为某个类别的美国政治家。

近些年来，对于杰斐逊的评判从未停息。1998年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检测和后来进行的学术评估表明，他和他的奴隶萨莉·赫明斯之间极有可能存在性关系——这种通奸关系长久以来被主流白人历史学家否认，而这一发现也让杰斐逊作为一个伪善者的面目变得更加鲜活。几乎在接下来的20年里，备受赞誉的约翰·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乔治·华盛顿的传记都理所当然地强调了其主人公的美德，但经常是以诋毁杰斐逊为代价（引发这一趋势的是我的朋友约瑟夫·J·埃利斯，始于他20年前出版的《激情智者——约翰·亚当斯的品格和遗产》一书）。但即便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杰斐逊也曾面临貌似互相矛盾的指控，他曾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哲学家，同时却还是一个诡计多端的政治人物。

杰斐逊本人的真面目（正如许多人一样）是很复杂的。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都是伟大的人物，也是为人铭记的总统，但只有托马斯·杰斐逊对美国人生活的诸多方面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冷静而又理智的他无法抵抗政治斗争的热潮，他将自己阐述得精妙绝伦的理论原则付诸选举和看起来毫不费力的治理国家这些现实之中。许多美国人视他为偶像，但其他人则和曾给他写过匿名信的人同仇敌忾：“你是上帝创造的最该死的蠢货，见鬼去吧！”

我的观点是，经过了时间的洗礼，托马斯·杰斐逊从本质上来说是这样一个政治家——他谋求官职，一旦即位，就会尽力解决当时面临的问题，就会在自己所能影响的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内，为未来设定一个发展路线。他能极有技巧又很高效地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他的人生中值得赞誉之处，我认为这也是他留给人类的遗产的实质。倘若当时没有一位引人瞩目的政治人物依靠自己坚信的原则和惯例反对联邦主义者的利益——杰斐逊自然就是一位这样的引人瞩目的政治人物——美国的生活和政治可能就会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当时的杰斐逊作为一位政治家，是一个站在历史城墙上的人物，为了某种思维习惯和政府而战，这个政府最终能让多数人而非少数人都有自己可扮演的角色。

我并没有试图将杰斐逊完整的人生轨迹记录下来——仅用一本书记录下诸多发生在他身上和周围的事件，对于那些致力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的众多学术研究来说是不公平的。这本书更像是描述他作为一个人在其所生活的世界，所希望追寻的目标。我通过阅读和研究发现的杰斐逊是一个有着文艺复兴情怀的公众人物，但也有长久以来最为困扰他的忧虑——民主共和主义制度在美国的命运。

最引人注意的事会发生在最不寻常的政治家们身上——他们是那些在时间和机会有限的情况下竭尽自己所能的人，他们的错误是个人的错误，同时也是人类普遍会犯的错误。但成就斐然的总统们大多都能超越这些局限，克服那些错误，以使这个国家与之前相比成为一个更美好、更公平的国度。对于他们的考验不应该以完美或是否能进英烈祠为标准，因为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标准。托马斯·杰斐逊当然也不能。

但他尽了全力。他的付出虽然并没有实现持久的人类自由，但至少给它下了一个定义，也指出了美国登上全球霸主的途径。

我相信，如果不能理解他有多么严肃认真地对待美国式的尝试会时刻走上穷途末路，以及对君主政体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的担忧，我们就没有办法读懂他。从乔治·华盛顿本人说起，同时期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都将杰斐逊对于君主政体的恐惧归因于他富于幻想、偏执多疑，至多是夸大其词到不负责任的地步。但是，基于我对杰斐逊的论著以及美国、英国的档案进行研究之后，我认为英国权力会在美国复苏这一威胁对于杰斐逊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其重要程度不亚于与苏联的冷战对于从杜鲁门到乔治·布什的影响。当然，这个比喻并不准确，毕竟英国和美国的关系在敌友之间不断转换。但另外一个值得考虑的比喻则是杰斐逊对于华盛顿和亚当斯的意义相当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对于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的意义——一位改革了政府的现有路线，但从本质上是认可了的总统。

如果不能体谅和理解，英国内战的事件和影响长久以来在杰斐逊和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们的想象中所占的地位，也就不可能理解这位历史人物。辉格党传统中的个人自由的重要地位闻名已久。并未受到较多关注的是在杰斐逊的信函中诸多战役和斗争事件发生的频率——这一迹象显示战争和英联邦（当时是君主政体复辟后的军事独裁政权）的命运一直存在于杰斐逊的意识里。一般来说，政治家们都会记住值得借鉴学习的榜样和希望能避免的教训。对于美国，杰斐逊既不想让它受克伦威尔式的专制统治，也避免查理二世1660年的复辟在这儿上演，更不会发生威廉和玛丽1688年的“光荣革命”——两个君主分享了特权，但依然都是最高统治者。杰斐逊认为，这些结局都过于似是而非。

我的研究项目始于在普林斯顿与芭芭拉·奥伯格一次愉快的共进午餐。她是杰斐逊论文项目的编辑，该论文项目是美国一项最为艰巨又最有意义的学术活动。芭芭拉和她的同事们热情慷慨，给我提供了很多信函的电子文件，用以讲述1803年年初以后杰斐逊任期内发生的事件。任何要研究杰斐逊或早期美国的人都受惠于始于1950年出版的第一册的论文中富有启发性的评注。芭芭拉和她的团队在继承朱利安·P·博伊德开始的这项传统工作中表现出色。我尤其要感谢玛莎·金和伊莱恩·帕斯库，她们都协助芭芭拉查阅了我的书稿。

从1809~1826年杰斐逊辞世期间的论文属于“退休系列”的论文，正在夏洛茨维尔进行编辑。在一个美妙的星期六下午，主编J·杰斐逊·卢尼抽空回答了我的疑问，并和我一起讨论了和杰斐逊有关的事情，对于我之后所提出的疑问也总是很有耐心地解答。我十分感谢他和他在弗吉尼亚的同事们。

在本书写作期间，托马斯·杰斐逊基金会的主席莱斯莉·格林·鲍曼一直非常热情且孜孜不倦地帮助我。我很感谢她的善意、热情和深刻见解。同样还要感谢她的丈夫科特兰·诺伊霍夫能够忍受我们这些不速之客，还要借他的衣服穿。莱斯莉的诸多善举中还包括带我一起骑马，走过杰斐逊在蒙蒂塞洛的必经之路。据我所知，对于我糟糕的骑术，她费了很大劲儿才忍住没有笑出声来。

我得到蒙蒂塞洛太多人的慷慨相助。苏珊·斯坦花费了不少时间，为我提供了很多专业知识。安德鲁·杰克逊·奥肖内西和梅拉妮·鲍耶也是如此。我还要感谢蒙蒂塞洛参考文献管理员安娜·伯克斯和考古学主管弗雷泽·奈曼。

写作期间的最大乐趣之一便是于2011年11月获准在夜间和清晨时分入住蒙蒂塞洛，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恩赐，让我尽可能地近距离体验和观察这座杰斐逊曾经居住和工作过的物质文化遗产。我非常感激托马斯·杰斐逊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他们在批准我进入房屋的请求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博物馆工作人员协助安排了这次活动，并带领我细致地参观了杰斐逊在此居住期间的房屋，因此我要感谢苏珊·斯坦以及博物馆项目的高级馆长兼副总裁理查德·吉尔德，感谢馆长伊丽莎白·V·丘和馆长助理约迪·弗雷德里克森，同样感谢安保部门主管巴里·克莱特，以及弗雷德·奥布赖恩，布赖恩·格洛弗和特雷尔·汤普森。

许多档案馆和图书馆也很热情地向我提供了帮助。我要尤其感谢参考书管理员德尔·穆尔、殖民地威廉斯堡图书馆的小约翰·D·洛克菲勒、戴维美国革命图书馆的凯瑟琳·A·路德维格。纽约公共图书馆和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是我主要的资料查阅地。我要尤其感谢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艾尔玛和保罗·米尔斯坦美国历史、当地历史和宗谱的部门。斯蒂芬·施瓦茨曼大厦的私有财产（他们收藏的缩微胶卷），以及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其他部门也为我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帮助，还有南方大学的杰西·鲍尔·杜邦图书馆的员工。还要感谢戴维美国革命图书馆、加拿大图书馆和档案馆、安大略档案馆、新不伦瑞克大学的反独立者收藏以及英国德文郡埃克塞特的德文记录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在法国外交档案馆工作的梅利莎·洛和汤姆·斯坦默斯，为我翻译了手稿。梅利莎还在英国和路易莎·托马斯一起开展档案工作。我也很感激杰米·约翰斯顿、斯蒂芬妮·戈顿、科尔比·亚内尔、马修·普赖斯、凯特琳·沃森、张宝宝（音）、杰西卡·加拉格尔，感谢他们抄写手稿资料的工作。我还要感谢参议院历史办公室的历史学家唐纳德·A·里奇和他的同事贝蒂·科伊德。

编写和杰斐逊有关的书，永远都不会有止境，这是件好事。想要了解针对杰斐逊奖学金现状的有见解的、易得到的、细致调查的读者，可以在编辑弗兰西斯·D·科利亚诺搜集编著而成的《托马斯·杰斐逊指南》一书中找到答案。该书作为“美国历史布莱克韦尔指南系列”丛书中的一册出版。弗兰克·科利亚诺十分热情，给了我慷慨的帮助，他所编辑的这本书极有价值。其中所收录文章的作者包括安妮特·戈登–里德、迈克尔·A·麦克唐奈、克里斯托弗·雷、罗伯特·G·帕金森、彼得·汤普森、约翰·A·拉戈斯塔、约翰·N·尼姆、伊恩·麦克莱恩、托德·埃斯蒂斯、乔安妮·B·弗里曼、罗伯特·M·S·麦克唐纳、杰里米·D·贝利、伦纳德·J·佐土、安德鲁·伯斯坦、安德鲁·凯顿、露西娅·司坦登、卡桑德拉·派伯斯、凯瑟琳·克里森、比利·L·韦森、理查德·塞缪尔森、凯文·J·海斯、戴维·托马斯·寇尼格、汉娜·施潘、卡罗琳·温特若、彼得·S·奥诺夫、R·B·伯恩斯坦、麦克斯·M·埃德林、卡梅伦·阿迪斯、马修·E·克罗、芭芭拉·B·奥伯格、詹姆斯·P·麦克卢尔、布赖恩·斯蒂尔和杰克·N·拉科韦。

我十分感谢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们为我提供的帮助以及他们的友情，感谢他们不厌其烦地在不同方面为我提供建议。埃文·托马斯和迈克尔·贝施洛思永远都是那么慷慨无私，欧斯茨·托马斯和艾菲·贝施洛思也是一样。

安妮特·戈登–里德所著的有关杰斐逊和赫明斯家族的著作为美国历史做出了里程碑一样的重大贡献。对于我来说，她是位令人称赞的好友和珍贵的读者。苏珊·克恩曾写过一本讲述杰斐逊出身的杰作——《沙德维尔的杰斐逊家族》。她大方地抽出一个上午的时间，和我一起待在沙德维尔的遗址，并阅读了我的部分书稿。露西娅·辛德·司坦登帮我们安排了那次活动以及其他很多事务。我长久以来视为偶像的戈登·S·伍德也很慷慨地抽时间阅读了我的书稿，并提供了珍贵的见解。

在蒙蒂塞洛时，辛德·司坦登和苏珊·斯坦都阅读和评论了我的书稿，大大改了书稿质量。弗吉尼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托马斯·杰斐逊基金会的彼得·奥诺夫，被研究杰斐逊和美国历史的一代甚至两代学者都视为导师。他仔细阅读了我的书稿，做出了有用的评论，就像我的其他读者一样，纠正了其中的错误。奥诺夫教授还在本书成稿时给予了祝福，我将永远感激不尽。

2012年，我有幸受邀出席由美国革命之子联合会和罗伯特·史密斯杰斐逊国际研究中心在夏洛茨维尔举办的会议，会议名称为“托马斯·杰斐逊的一生——历史缔造者的传记”。此次聚会非常适合向奥诺夫致敬。对于组织和协调此次会议的人，我很感谢安德鲁·奥肖内西，他是国际研究中心的桑德斯主管及相识多年的好友；感谢西点军校的罗伯特·麦克唐纳；感谢联合会的约瑟夫·W·杜利。关于杰斐逊的论文引人入胜，富有启发，我从其中以及芭芭拉·奥伯格主持的一次圆桌讨论会中受益匪浅。麦克唐纳教授也和克里斯蒂娜·科威尔·麦克唐纳合著了一篇论文，他正在为新一册的论文集做准备。做出贡献的人还包括杰斐逊·卢尼、安德鲁·伯斯坦、南希·伊森伯格、扬内·B·弗里曼、简·艾伦·刘易斯、理查德·A·塞缪尔森、布莱恩·斯蒂尔、赫伯特·斯隆、安妮特·戈登–里德、弗兰克·科利亚诺、R·B·伯恩斯坦以及戈登·S·伍德。

这一路走来，还有沃尔特·艾萨克森、亨利·温塞科、保利娜·梅尔、罗恩·切尔诺夫、约瑟夫·J·埃利斯、丹尼尔·乔丹、肖恩·威伦茨、戴维·麦卡洛、安德鲁·伯恩斯坦、南希·伊森伯格、斯泰西·希夫、罗伯特·A·卡罗、多里斯·克恩斯·古德温、加里·E·莫尔顿、迈克尔·克兰尼施以及后来的克里斯托弗·希金斯都是无私的读者、顾问、讨论者和编辑。当然，为本书内容负责的自然是我。

以下诸位无论给予过我多少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感谢理查德和丽莎·普莱普勒、乔纳森·卡普、约翰·休伊、茱莉亚·里德、玛丽·斯迈思、马克·米勒、克拉拉·宾厄姆、安娜·昆德伦、汤姆·布罗考、佩里·佩尔茨、艾瑞克·鲁滕伯格、格雷顿·卡特、约翰·丹福思、加德纳和尼古拉斯·拉帕姆、米卡·布增金斯基、乔·斯卡伯勒、威利·盖斯特、迈克·巴尼克尔、安·埃德尔伯格、艾利克斯·考森、凯特·切塔、萨莉·奎因和本·布拉德利、琳达和莫特·詹克洛、艾丽斯·梅休、理查德·施滕格尔、南希·吉布斯、珍和布莱恩·威廉姆斯、杰弗里·利兹、克莱尔和约翰·瑞施曼、莱斯莉和戴尔·理查德森、哈德威克·考德威尔、塔米·哈达德、克洛艾·杜普利、芭芭拉·迪维托里奥、比尔·欧文斯、杰弗里·法格、丽贝卡·普拉特、乔治·吉列姆、塞缪尔·R·威廉森、姬蒂·布恩、贝齐·费希尔、戴维·格雷戈里、尼尔·夏皮罗、艾利森·斯图尔特、韦恩·菲尔茨、莱诺拉·费希尔、理查德·科恩、罗布利·胡德、鲁比·沃克、莎玛·艾丽、马德琳·马吉、罗杰·赫托格、诺拉·弗朗西丝、沃恩·麦克雷、查利·罗斯、吉姆·凯利、迪娜和里克·鲍威尔、凯文·施开、贾斯廷·雷诺兹、特雷莎·史密斯、唐娜·帕梅耶以及她在大学图书用品店的同事。

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麦克·希尔如往昔向我提供珍贵慷慨的帮助。路易莎·托马斯无可取代，我很期待她所写的有关路易莎·凯瑟琳·亚当斯的书问世（我确定书中有关杰斐逊的内容一定会充满善意）。杰克·贝尔斯再次在参考书领域创造了奇迹。我还要感谢克里斯蒂娜·梅佳的帮助和辛勤工作，感谢罗布·克劳福德在检阅书稿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露西·沙克尔福德也通读了最后一个校次的稿件。

这是我在兰登书屋出版的第5本书，我会继续称赞和感激吉娜·桑垂洛。吉娜是最优秀的出版人，也是最慷慨无私的朋友。她的睿智、友情和帮助无人可比。我的编辑凯特·梅迪纳，有着一流的专业水准，以对于书稿近乎完美的高标准严要求鼓舞着我们，让我们觉得自己足够幸运能从她的智慧中受益。也要感谢安娜·皮托尼亚克和林赛·斯克乌瑞一直以来的帮助和优秀的工作。威尔·墨菲是一位慷慨耐心的读者。苏珊·卡米尔和汤姆·佩里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领导了非常杰出的出版发行团队。同样，我还要感谢非同寻常却富有魅力的萨莉·马尔温，以及芭芭拉·菲永。还要感谢本杰明·斯坦伯格、乔纳森·赵、安迪·沃德、艾利森·多布森、比尔·泰克斯、波莎·伯克、塞尔比·麦克雷、萨拉·维拉奎兹、桑俞·狄龙、阿维戴·巴什拉德、埃丽卡·格雷贝尔、卡萝尔·洛温斯坦、保罗·佩佩和卡罗尔·波提科尼。米歇尔·丹尼尔是出色的文字编辑。在我看来，无与伦比的本杰明·德雷尔和丹尼斯·安布罗斯足以负责诺曼底登陆计划，联军一定会以无畏的精神面对风雨，坚持按照既定计划于6月5日发起进攻。的确，我非常感激他们所做的一切，而且还完成得那么出色。同样，我也同意克里斯托弗·巴克利的看法：如果我落到了某些恐怖分子的手里，第一通电话一定要打给阿曼达·厄本。

这本书献给我的良师益友赫伯特·温茨。对于他和他的妻子索菲亚对我的恩情，我无以为报。

我的妻子基思长期以来一直忍受着我因调查研究历史的频繁外出。她给予我爱、支持和（最初并不总是很让人愉快的）劝告和建议。她让所有一切成为可能，我们的孩子，玛丽、玛吉和萨姆现在和将来，永远都是我们最珍贵的宝物。

新罗马帝国衰亡史

[美]詹姆斯·奥唐奈 著

夏洞奇 康凯 宋可即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罗马帝国衰亡史 / （美）奥唐奈著；夏洞奇，康凯，宋可即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3

书名原文: The Ruin of the Roman Empire

ISBN 978–7–5086–3812–6

I. ①新… II. ①奥… ②夏… ③康… ④宋… III. ①罗马帝国－历史 IV. ①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9325号

THE RUIN OF THE ROMAN EMPIRE: A NEW HISTORY by James O’Donnell

Copyright © 2008 by James J. O’Donnel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3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新罗马帝国衰亡史

著者：[美]  詹姆斯·奥唐奈

译者：夏洞奇 康凯 宋可即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字数：390千字

版次：2013年3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0–2410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3812–6 / K·302

定价：49.80元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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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中译本序

前言

序曲

第一部分 狄奥德里克的世界：尚未消亡的帝国（476~527年）

第一章 公元500年的罗马：回首过去

第二章 或可存在的世界

第二部分 查士丁尼的世界：无法自救的帝国（527~565年）

第三章 查士丁尼登场

第四章 失去的机会

第五章 祸害甚于内战

第三部分 格列高利的世界：罗马的残余（565~604年）

第六章 重启人生

第七章 紧缩的君士坦丁堡：帝国的残躯

第八章 最后的执政官

尾声

罗马皇帝年表

注释

进一步阅读书目

致谢与版权许可

译后记

中译本序

罗马帝国的成功令人惊叹，失败也影响深远。它是成功的，因为它将整个地中海世界及其腹地，将那片从泰恩河到底格里斯河，从尼罗河到直布罗陀海峡的广阔土地都统一到了同一个政治、经济的体制之下。它的统治延续了许多个世纪，它的遗产更是影响后世。二百多年前，爱德华·吉本写过一部名著，讲述了它的“衰亡史”。本书将要重新讲述这个故事，因为换个角度来重新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已经到了。本书的写作保持了学术上的严谨性，但它的文风应当能够适应所有对历史及其教训怀有兴趣的读者。直到今天，对我们来说那些教训仍然是活生生的。

传统的教科书都说，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就终结了，但是，我将在本书中说明，那个时间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罗马皇帝的传承一直延续到1453年。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他们的继承者们还会继续统治同一个帝国，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在那场大战中，至少有4个欧洲大国自称以各种方式直接承续了罗马的统治[德国的皇帝（Kaiser）、奥匈帝国的国王与皇帝（King and Kaiser）与俄国的沙皇（Czar），其称号都源于罗马的“恺撒”，而奥斯曼用苏丹这个新称号延续了古老的罗马统治]。我们甚至还可以说，“罗马”已经被“欧洲”取而代之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代的欧洲还在争论，到底该不该允许土耳其成为欧盟的成员。他们不知道，那片最早被称为“欧罗巴”的土地就在土耳其境内。

然而，罗马帝国也是短视的、野蛮的。它的统治者们敬畏希腊文化，却将被征服的其他民族视为“蛮族”，以为自己不必尊重这些民族及其文化。由于这个原因，罗马最终还是无法在奥古斯都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它的文化。他们不懂得如何治疗奴隶制的痼疾。他们痛苦地发现，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单纯依靠军队来保护自己。位于莱茵河与多瑙河以东、以北的欧洲以及红海沿岸一带，都处于罗马的势力范围之外，与波斯的对抗却持续了数百年——划分西方与东方的界线至今仍位于爱琴海与底格里斯河之间。

进一步说，罗马人不懂现代人所谓的经济学，因而发展出了一种脆弱的经济。到了5世纪，这种脆弱性所造成的痛苦就显露无遗了。突然间，建立在武力和掠夺性税收之上的一切都无法运作了，因为士兵和税吏已经丧失了对北非的控制——在所谓的“汪达尔人”的统治下，北非依然生生不息，迎来了自迦太基亡国以来最兴旺发达的时代。即便如罗马人般的想象力也无法应对军事力量失去作用，不能再作为文明的黏合剂的局面。于是，漫长的调整时期随之而来，与之相伴的是巨大的贫困和苦难。本来这一切都可以避免。

罗马人还缓慢而艰难地发现，宗教的信仰、实践和组织能够有力地塑造社会并促进公益，但与此同时，与任何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一样，宗教也会带来许多冲突和分歧。如果说在21世纪，我们才认识到，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并不是全人类都已经充分理解的，那么，这段历史还能帮助我们思考各种机遇与挑战。

帝国都不是永恒的，但那些应能实现而未实现的事情，始终如阴影般笼罩在罗马的成功之上。这本书就是该阴影如何笼罩于罗马社会之上的故事。

我十分高兴，现在中国的读者们有机会阅读这段历史，并思考它对于当代社会的意义。我曾经多次访问中国，这种经历使我更好地理解了这段历史，帮助我认识到一种具有不同历史，深谙帝国兴亡之道的文化是如何理解自身的。现在我们都生活在全球化的世界里，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愿意长久地享受繁荣、健康与和平带来的好处，并将这一切带给更多的人，那么我们还需要知道什么，又需要做些什么呢？历史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它能够给我们一种有力的手段，帮助我们进行思考。中国的读者拥有特殊优势，因为这不是你们的历史，因为你们熟知另一种可以与之进行比较的历史。非常感谢译者和出版者，感谢他们给我这一机会。

J. J. 奥唐奈

2011年2月26日

前言

在对残存的萨达姆“美索不达米亚王国”所发动的奇怪战争中，驻扎在安巴尔省的美国大兵可能会惊讶地获知，他们正在保卫的地方正是古代波斯帝国最西端的边疆。波斯帝国曾在这里抗击来自古代罗马帝国东部的侵略者和走私分子。历史在痛苦地循环着。他想知道，我们也都想知道，在此究竟有何无法愈合的创伤，有何反复发作的病症，有何新闻记者和政治家难以辨明的缘由？男男女女们为何要在这个地方一次又一次地献出生命呢？和过去一样，罗马的历史能使我们深受教益。

在恺撒·奥古斯都治下，罗马在环地中海地区的统治得到了巩固和保障。他于公元14年去世。在此后的200年里，帝国的繁荣昌盛令人赞叹。然后，在错失了一连串的机遇，经历了一连串的错误和战争之后，奥古斯都的继承者们先是证明了自己能够在危机中维持这份家业，接着使罗马世界摆脱了古老的民族对抗，后来却遭遇了一场悲剧性的逆转，丧失了罗马赢得的所有机遇。本书所讲述的就是处于其中心的悲剧情节。当时，泱泱罗马帝国已经无法理解自身及其世界了，继续坚持过去的野心和成就，结果造成了自我的毁灭。皇帝查士丁尼在这片废土上崛起。从成就来看，这个人物是伟大的；但从他的统治所见证和孕育的各种灾难来看，他又是悲剧性的。

我在本书中所编织起来的这些故事，多数读者都会感到陌生。专家们不会赞成我冒昧地提出的某些观点，还会激烈地和我争辩。这都是理所当然的。非专业人士可能会感到一些惊讶。尽管我想用常见的史料来讲述一个新鲜的故事，但是考虑到那些缺乏相关知识的读者，所以我会尽量完整地叙述整个故事。

在本书的每一页中，我们有时无视有时强调那些国境和边界。因此有必要说明：我出生的地方离罗马在德国最远的边境尚有5英里之遥；我在埃尔帕索长大，那里距离美国–墨西哥边境只有几英里的路（我就读的中学是耶稣会士建立的，他们逃亡到那里是为了躲避墨西哥反教权革命的风头）；我曾经在爱尔兰的最西部边陲拥有一家祖辈所留下来的农场（在金塞尔战役之后，他们逃离了英国）；由于家庭的一些其他原因，我也熟悉乌克兰的历史（这个民族的名字意为“边地”）。我承认宏伟的首都和繁华的城市确实挺不错，但人类那种充满建设性和创造性的能量，却在各个民族和帝国的边缘，在各色人等汇聚融合的地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这是个人的偏见，还是学术性的判断呢？读者可以自己评判。

本书的构思和写作是在某些不太寻常的地方进行的，是在除南极洲以外我去过的每一块大陆的旅途中，在我作为一所向来以承担全球性责任为己任的著名大学的教务长的行政性工作之余进行的，我只能见缝插针地利用时间。由于现在的职业身份，我会以一种非常具体的方式来思考如何使各种机构服务于更有民主意识的人类。有鉴于此，研究和讲述这个故事就显得更有意义了：既是为了读者们，也是为了帮助我自己做好本职工作。

序曲

夜空夜夜变化，却看似从未改变，因为在同样的星座中，同样的星辰总是在同样的日子里随着四季而变化，岁岁年年皆如此。星空规定了历法，因为星辰从不失误。数千年来，在人类用火所生发的烟和光与才智开始夺走夜空的荣耀之前，星辰的秩序与规律都在俯瞰与指引着地球上人类的文明。

夜空的反常给出了暗示。行星（该词源于希腊语中的“行者”）是沿着完全无法预料的路径行走的。这挑战了一代代人的数学本领，直到哥白尼才得出了更简明的模型。与其去研究古代的数学模型，还不如相信行星就是诸神的马车——众所周知，诸神是天马行空、行踪不定的。地球上的观察者很容易以宗教的方式来解释偶然出现在夜空中的其他反常现象。慧星、流星、绚丽的极光，一切都很容易被归因于神祇，而不是盲目的物质秩序。对我们而言，寂静与黑暗是美丽的，星辰是一种美丽的装饰；对于古人，夜空是熟悉而令人生畏的，具有神秘的秩序。

在这些星辰之下并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的文明开化的人类操持着他们的生计，并未意识到星空对他们的习惯性思维方式造成了何种影响。遥远的距离隔断了展现于人类眼前的天体，他们无法测量它，就将这个行星——还不如说是欧亚大陆与北非——的尺度作为空间的量度。无法理解天空为揭示世界的久远而显出的迹象，无法理解使我们偶尔意识到的漫长公转，他们以人的记忆、以几十代人的故事的范围来衡量时间。

无须惊奇，对于他们的世界，他们理解得很浅。同样无须惊奇的是，即使是在一个我们在原理方面所知更多，在一个我们能够认识宇宙之年龄与范围的时候，我们依然无法在一个足够宏大的层次上探索和阐明这个世界，使其完全可知。科学大胆地度量着在宏观上与微观上皆超乎想象的宇宙，测量着或惊人之迅疾或难言之缓慢的天体运动。历史极力以想象来囊括宇宙，同时观察着细微之处。历史学家努力思考着人类的经历，其方式既符合凡人的经验，又宏大到足以提出真正的解释。

希腊人与罗马人的天空，那些随意排列的星辰承载着他们的神祇与英雄的名字，至今仍在夜间越过我们的头顶。大熊座与小熊座在天顶相互盘旋，而猎户与他的猎犬在秋季行猎。直到现在活着的所有人都辞世了，直到我们的后人以核反应或汽车废气毁灭自己的时候，它们依然会如此。那些赋予它们的名字的古代社会不是早已消失不见了，就是依稀难辨了，但它们依然塑造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但这本书所写的就是那些发生在星辰之下的变化，我们将古代的英雄放逐于天上并使他们不再具有神圣的力量。假若我们能够理解那些变化——以及那些不变——我们就能够更好地避免我们自己的灾难了。

我们将从一个人开始，他以为星辰之下的世界是平面的。

航海者科斯马斯

两位精明强干并且见多识广的外来商人发现了一座方尖碑以及朝向西面远离大海的王座。二者矗立在阿都里斯城的城门口。阿都里斯是一座贸易城市，位于现属厄立特里亚的红海海岸上。本地的特产有象牙、犀牛角和龟甲。方尖碑和王座都指向群山，朝向100多英里之外的伟大城市阿克苏姆。阿克苏姆属于埃塞俄比亚，这个名称在此时就有了。方尖碑和王座上的铭文是对希腊化时期的埃及国王托勒密三世“赐恩者”的赞颂，在此时他已经故去大约750年了。托勒密三世大概从没有到过南方这么远的地方，但除了在和埃及人打仗的时候之外，这些地方仍然是向埃及纳贡的——不论你把它叫作税，还是保护费。

王座用一整块白得耀眼的大理石制作而成。对此两位来客很吃惊，因为他们知道，这种石头只有地中海才有，在君士坦丁堡边上的马尔马拉海中的普洛孔涅苏斯岛上才有。王座的基座为方形，四角上各有一根精雕细琢的柱子，另有一根柱子在中间支撑着王座。方尖碑位于一个方形的基座上，用玄武岩雕刻而成，矗立在王座后方。二者都镌刻着希腊文的铭文。

上述描绘系根据一份抄本中的插图（该抄本源自一位目击者所写下的原件），据此我们很难获知方尖碑和王座的尺寸。可能王座大概相当于人的大小，方尖碑和它的尺寸相仿。后来，墨索里尼把阿克苏姆的另一座方尖碑分拆从埃塞俄比亚带回了意大利，将它立在罗马，作为他的帝国梦的象征。若干年前，这座方尖碑的碎片被送回了埃塞俄比亚。

在此时（公元6世纪20年代），群山中的阿克苏姆已是一个古老的基督教城市。假若地球上有任何地方有理由自称为约柜的所在地，那一定就是阿克苏姆了。阿克苏姆人的国王埃拉茨巴斯是基督徒，他的祖先起码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已经皈依了。不过，他的基督教在其他地方没有影响，在今后的日子里，渐渐与基督徒的大部分世界失去了联系。此刻，埃拉茨巴斯准备从海拔7 000英尺高的都城里下来，与红海对面的希木叶尔人开战。他们就住在现今的也门。为了维护和弘扬王权的荣耀，国王传令阿都里斯将王座上的铭文为他复制下来，并安放在阿都里斯的城门口。这要求一定的技术和才智。为此当地的总督阿斯巴斯就请我们的两位旅行商人来为他做好复制工作。

其中的一位是梅纳斯，他后来成了西奈的修士，并终老于彼；另一位即科斯马斯，他来自亚历山大港。在他们的这次旅行中，科斯马斯自己保存了一份铭文的内容，并将它收录在自己为那些地方撰写的12卷本的书里。两位旅行者还在王座的背后发现了赫拉克勒斯与赫尔墨斯的雕象，还对它们的象征含义产生了分歧。对于那位将会成为修士的旅行者来说，它们象征着权力和财富；但科斯马斯认为它们的含义是言与行。梅纳斯和科斯马斯这样的商人之所以要来到阿都里斯，是因为山里头的卖家会带出来熏香，他们可以用一个好价格来买下，并将其转运到从阿拉伯到罗马、波斯的市场上去。这是一笔好生意，刚好与海对岸的也门所产互补。

科斯马斯回到亚历山大港，写出了他的故事，所以我们才会知道他。《基督教风土志》，他这部书充满了插图，只有富有的人才能做出来。通过三份中世纪的抄本，它得以保存至今。第一份是在9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完成的，现存于梵蒂冈图书馆；另外两份则是11世纪的作品。其一出自小亚细亚深处的卡帕多细亚，已经转移到了埃及的西奈；其二出自君士坦丁堡以西的修道圣地阿陀斯圣山，现藏于佛罗伦萨的劳伦提安图书馆。三者共同的特点是大量的插图，它们都可以回溯到科斯马斯的原作。这些图补充了作者难以用言语描述清楚的奇异事物。佛罗伦萨抄本上标有后来人补写上去的名字“科斯马斯”，因此我们就这么称呼作者；但正如作者本人的意愿，大多数中世纪读者只是把他当作“某位基督徒”，一位虔诚而匿名的人。不过，他那个时代的人会以为匿名的做法意味着重要而有争议，表示一个人投身于当时宗教争端中的一方。

科斯马斯和他的同伴都是阅历丰富、老于世故的旅行家。尽管如此，对他们来说阿都里斯仍然与世界的尽头无异。与之相反，我们更有道理将这里视为人类世界的中心；当他们在那里的时候，那儿正是地缘政治竞争中的一个小舞台。在曼德海峡的对面，希木叶尔人的王国相距不远。在海峡最窄的地方，就在海峡扼制住通往印度洋的水道的地方，红海只有20英里宽，在中间还有一个岛。希木叶尔是一块古老的土地，长期与相邻的萨巴（《圣经》中的示巴）和对岸的埃塞俄比亚人争夺着控制权。自古以来，那方土地就以富饶而著称，神话般的马里卜水坝又增加了它的财富。这条水坝有1/3英里长，高出水面15英尺，供应着一个多条运河组成的系统，保障这个地区能得到有序、可靠的供水。具有一定可信性的铭文说这条水坝建于公元前7世纪，但它肯定不断地得到了翻修、扩建和加固，工艺水平也有所提高。在公元450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溃堤。公元6世纪40年代末，当科斯马斯在撰写他的故事时，他也许不知道在542年又发生了一次溃堤。最后一次，也是最具灾难性的一次溃堤发生在570年，从此当地的繁荣农业与希木叶尔人的统治一起终结了。

然而，在科斯马斯访问阿克苏姆的时候，希木叶尔人还是很强大的。即使在帝国的边缘，基督教也已经日益成为官方支持的宗教，而希木叶尔人的王国依然是犹太教的（但公平地说，“犹太教”这个词可能过分夸大了希木叶尔王国与其他尊奉摩西经书的社会之间的共性）。在518年，埃塞俄比亚人和希木叶尔人之间的一场纠纷，引发了在也门的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一场近乎内战的冲突。在此期间，绰号祖·努瓦斯（马尾辫男）的领袖优素福·阿萨尔发动了一场反对基督徒的屠杀。在6世纪20年代初，他在奈芝兰发动了对基督徒的大屠杀，结束了这场冲突。一份记载宣称，祖·努瓦斯下令将两万名不肯皈依犹太教的基督徒抛进了沸腾的油锅。在这个马尾辫男的领导下，希木叶尔享受到了一种短暂的、注定要消亡的独立。

埃拉茨巴斯从埃塞俄比亚发动了他的进攻。先是在阿克苏姆的大教堂里举行庄严的弥撒，接着为从阿都里斯启航的由70艘舰船组成的舰队祈福，最后在他所控制住的希木叶尔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

埃拉茨巴斯并不完全是在独自行动。北方遥远之地君士坦丁堡的君主，皇帝查士丁一世也有他的野心，在埃拉茨马斯背后支持他。阿克苏姆大约控制了希木叶尔十年之久，接着一个查士丁一世所能接受的基督教政权取而代之，它一直延续到了575年。而后，波斯军队从罗马手里永久地夺走了也门。此时，在6世纪20年代，查士丁看见了一张更广阔的地图，知道波斯人的商站已经从波斯湾延伸出来，经过阿曼海岸，接着一直向也门伸展。对他来说，保证红海作为罗马的内湖，就是针对波斯扩张主义的必要的战略抵抗。但是，当我们读到罗马和波斯在这个时期的斗争时，却一直都能看见科斯马斯这种生意人的身影。他们对地缘政治的关心，只不过是为了使自己的船只能在航行中获利。

使他们感兴趣的是，每两年国王埃拉茨巴斯都要派商人深入内陆，经历六个月的跋涉，抵达青尼罗河附近一个叫作萨绍的产金地。在那里，他们要借助一种烦琐的以物易物的仪式，用牛肉、盐和铁来和那些言语不通的顾客交换黄金。

商人科斯马斯是从亚历山大港来的；很可能他拥有自己的船只并决定其航线，靠船上的货物来赚钱。他的城市是希腊化的，他的语言也是希腊语，尽管他也有可能懂一点埃塞俄比亚当地的语言，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科普特语。在古代世界里远行的商人肯定会学一点各式各样的语言和方言。

像科斯马斯这样的生意人不会去做他们那个世界里的单调的大宗货物生意。在他们背后，农民们在一切能够产出谷物的地方耕地，盼望能得到比种下去的种子多十倍的收成，但实际上经常只能得到五倍不到，还会在那些收成和播下去的种子差不多的年份里陷入饥饿的边缘。定期从北非向北运送谷物的航运，无论是从迦太基到罗马的，还是从亚历山大港到君士坦丁堡的，都由国家来经营，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和风险。每当收获延迟或航运被天气阻断的时候，对饥荒的恐惧都会在大城市里引发骚乱。与国家控制价格的局面不同（收益与风险不成正比），科斯马斯这样的人是很善于投机取巧的，他们通过长途贸易，靠分量最轻、体积最小的货物来换取最能盈利的机会。诸如宝石、香料、丝绸这样的奢侈品，才是最好的生意。几百年来，商人们将波罗的海沿岸的琥珀，穿越一条条的边界，向南运送到地中海。只要能搞到香料，那它就总是能挣钱。福音书里的博士们应该很有本事，但他们献来的黄金、乳香和没药正是那些只能靠穿越沙漠的骆驼驮运的东西，很可能就来自也门。从远东来的精美织物已经沿着丝绸之路上的各条路线（以及在西面的其他路线）开辟出了道路，这是另一条挣钱的贸易路线。

科斯马斯那个时代的人不会把罗马帝国说成一个自由贸易区，也不会赞美一种像今天的美元或欧元那样在各个地方、各个港口都能使用的单一货币所带来的好处，但罗马帝国的确部分地实现了这一点。特别是对于古代货币来说，贬值的危险始终存在。越来越便宜的金属被加进去，人们无法信任流通中的钱币的价值。但是在科斯马斯时代的200年之前，君士坦丁皇帝已经为了创造这个新世界而稳定了货币。就在科斯马斯进行航行的若干年之前，皇帝阿拿斯塔斯一世又重申了法纪，这又一次创造了新的繁荣。现在我们所谓的那些基础设施，也受益于罗马的统治：道路和桥梁得到了维护，港口得到了管理，城里城外的治安总体上是不错的。

经商者主要是希腊人、犹太人和叙利亚人，因此经济利益主要是在东地中海地区。在更东面的地方看，商业世界的情况如何，这很难讲；但我们知道，有一个不知名的波斯冒险家，他到达了亚喀巴湾口的约塔巴岛。在5世纪晚期的若干年里，他设法驱逐了罗马的海关官吏，自己掌握了管理贸易的权力，君士坦丁堡还勉强支持了他。一个帝国可以让企业家的日子不好过，但没有他们，帝国就无法维系了。

就和现在一样，在那时，经商生活也需要冷静的判断、有魄力的交涉和相当的运气。我们对科斯马斯的经历所知甚多，可以肯定他同时具备三者。在大约30年之久的时间里，他在三片具有挑战性的海洋中航行。他熟悉的水域是地中海，它在亚历山大港以北以西；还有通过尼罗河和古代的各运河可以到达的红海，红海从西奈一直延伸到曼德海峡以外的印度洋的外围。他还有可能在波斯湾航行过，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河口直到霍尔木兹海峡。在科斯马斯进入贸易行业时，这些海域都已经有了悠久的商业历史，得到了有力的港口管理、银行、关税甚至是信用等体制的支撑。在耀眼的海岸边，亚历山大港已经开展商业达800年之久，腓尼基人早就使地中海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地盘。有迹象表明，早在从阿卡德的萨尔贡统治的时候开始，海员们就已经从美索不达米亚航行到了印度。萨尔贡是公元前3 000年苏美尔人的伟大统治者，他离科斯马斯的距离比科斯马斯离我们更久远。而希腊和罗马文明主要局限在地中海，在此你可以在看得见陆地的情况下从任意地方航行到任意地方，还可以在冬天上岸过冬。

科斯马斯这样的商人也知道附近陆地上的道路，因为所谓最适合水运的商品本来就应该是容易运上岸并卖出好价钱的。除了他在海上的航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在内陆上到达过尼西比、以得撒、哈兰和达拉等城市——接下来这些地名还会出现——在那里，罗马和波斯的影响最容易发生激烈的摩擦。尼西比，就是现在土耳其所属库尔德斯坦的努赛宾，位于上美索不达米亚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就是科斯马斯很熟悉的宗教学校所在的地方。不过，它附近的以得撒（现在土耳其东南部的乌尔法）才拥有该地区最有名的市场，为商人提供了最大的经济回报。这段边境被反反复复地争夺着，但旅行者和贸易者总是有办法通过。市场有可能把科斯马斯带到了那里，不过，是以得撒的学者们改变了他、教导了他。

在我们所有的工具书里，科斯马斯的名字都很拗口：科斯马斯·印第科普莱特斯（Cosmas Indicopleustes），也就是“曾经航行到印度的科斯马斯”。他自己从来没过听说过这个名字；在后来，有人不准确地把它加了上去——他那本记载奇闻异事的书清楚地说明，他本人从来没有穿越过印度洋，也没有到过南亚。不过，和古往今来的海员们一样，他从来都不介意他的冒险会给人留下过分夸张的印象。他的故事在无意中透露出来，在6世纪的某一天，正当航行于红海之上时，他们看见了一群怪异的飞鸟，其中有一只信天翁比他们见过的任何鹰隼还要大一倍。当时他们很害怕，因为他们意识到这说明辽阔的大洋已经不远了。正如在直布罗陀那样，在这里，处于他们所了解的内海以外的大洋吓住了地中海的海员们，因为那些用来在有限的水域里谋生的航行与导航技术是满足不了在远离陆地的地方进行航行的需要的。直到另一个1000年之后，地中海的海员们才会成功地在大西洋上冒险，但另一批生活在大洋边上的人要比他们更勇敢。在北方，爱尔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领先于他们；另一批商人则长期往来于从阿拉伯到东印度直到中国的欣欣向荣的航线上。

一些勇敢的人从科斯马斯的世界前往斯里兰卡，带回来了关于远方土地的传说。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印度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罗马商品，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甚至越南，也有零散的发现。当时斯里兰卡被称为塔普罗巴奈。罗马人知道那里有一个波斯基督徒的教堂，其司祭是在波斯本地接受圣职的，经常去教堂的人能够参加基督教的所有礼仪。那里的大多数本地人并不怎么接受这种外来的宗教，而是偏爱他们自己的偶像崇拜。当地的一座神庙供着一株巨大的风信子，其大小相当于一株高耸的松树，在日光下远远地就能看见。斯里兰卡本身就是一个贸易站，在西面海员们从罗马、阿拉伯和波斯而来，在东面则来自东南亚，在北面来自印度次大陆。他们从东面和北面的地方收来丝绸、芦荟、檀香等等，再把它们贩运给西方的购买者。

科斯马斯讲述了一个来自世界尽头的故事，这发生在他年轻时，大约是公元515年左右。当时正在与埃塞俄比亚人一起旅行的罗马人索帕特洛斯，和一艘波斯船在同一天抵达了斯里兰卡。两艘船上的商人在当地的国王面前进行了一场竞赛，都试图证明自己的君主（罗马皇帝或者波斯的“众王之王”）才是最伟大的。在这个商人的国度里，钱是决定性的：罗马的金币分量更足，看起来做工也更好。国王当场给索帕特洛斯授予荣誉，当地人为他举行了一场盛大宴会。他们带他出来，让他坐在大象上，载歌载舞在众人簇拥下环绕着宫殿游行。这一趟，索帕特洛斯应该是做了一笔好买卖。

科斯马斯是怎么听说这个故事的？在距离斯里兰卡2 500英里的地方，在阿都里斯，他是从索帕特洛斯那儿听来的，很可能就在他和梅纳斯遇见方尖碑和王座的那次旅行中。当时他还从索帕特洛斯那儿听到了别的故事，比如成群的大象，甚至在战斗中将大象作为骑兵的坐骑。科斯马斯的寓言集以文字描述了很多在世界尽头的生物，对其中的大部分还配有插图：犀牛、水牛、长颈鹿、牦牛、独角兽（“一只角”，拉丁文为unicornis，它肯定就是犀牛，在复述时被说得更瘦小并且带有神奇色彩了）、野猪、河马（“河中马”，他将它说得就像一匹马那样，并承认自己没见过）、海豹、海豚，还有龟。科斯马斯没有提到别人在里海北面见到过的老虎。他不够长寿，无法讲述玄奘的故事给我们听。玄奘是来自中国朝廷的佛教和尚，为了获得开启自己慧根的经书，在7世纪初深入到了印度。玄奘沿着丝绸之路，离开中国向西走，然后向南穿越兴都库什山脉，几乎快要遇上我们的亚历山大港商人的朋友们了。

基督徒科斯马斯告诉我们，他写过好几本书。我们会很喜欢看的那本是关于地理的。对于他旅行过的世界，该书提供了最翔实的观察资料。在写作我们已经读过的12卷本的那本书以前，他还写了一本关于天文的——也就是星辰在永恒不变的天上的行程。这本书的主题，既不是非常地理学的，又不是非常神学的，而是某种介于二者之间的东西¹，因为科斯马斯持有一种特别的观点。按照我们现有的记载，在他的时代里，他是唯一一位真正地真诚地相信大地是一个平面，还试图证明这一点的人。我们现代人经常以为，大地平面论者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反对者，但这种观点是非常不准确的。更准确地说，哥伦布的反对者是“大地球论者”（big-earthers）。他们认为，如果哥伦布从西班牙出发，向西航行前往日本，那么他就会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就渴死、晒死。真正的大地平面论是很罕见的。很少会有人迟钝到这个地步，相信这种东西，在古代的自然科学之都亚历山大港更是如此。在这种语境中，在我们看来科斯马斯是非同寻常地误入歧途了，他的大地平面论是从顽固的宗教信念中产生出来的。

科斯马斯画了一幅解释平面大地的图，它类似古代希伯来人的礼拜堂。注意，太阳溜到了阿尔卑斯山背后。

正如他对自己的描述，“不过是一名基督徒”，他对那些“伪基督徒”的存在感到震惊：他们并不理解世界是如何构造出来的，他们宣传着错误的学说。他告诉我们，本书题献给一位鼓励他动笔的来自耶路撒冷的朋友，他是在亚历山大港进行写作的。科斯马斯向我们抱怨，他视力差，消化不好，还悲叹说他不像他人那样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尽管如此，他仍然深陷于自己的理论之中。他的题目是，按照上帝的命令，犹太人在沙漠中建造的礼拜堂。

从来自迦勒底人之地的“最圣洁的帕特里基奥斯”那儿，科斯马斯学到了这方面的所有真理。当时（在科斯马斯写作时），这位帕特里基奥斯，阿巴斯之子，正是波斯基督教会的总主教（“katholikos”，某种介于教宗与牧首之间的职务），不过科斯马斯应该在亚历山大港或者更靠近边境的地方遇见过他。在那时的基督教会中，帕特里基奥斯领导着一个通常被称为聂斯脱利派的教派。该教派得名于一位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尽管有那些被归到他头上的教义，他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宣讲过。很奇怪的是，尽管聂斯脱利派也没有宣讲过那些东西，但他们仍然与基督教的其他分支分离了开来。在某个时候，帕特里基奥斯曾经和他的一位门徒一起，旅行到了亚历山大港——科斯马斯提到了这次来访，因为他据此认为，正如亚伯拉罕来自迦勒底人之地，将真正的信仰带给了埃及人，帕特里基奥斯也是如此。

被科斯马斯归功给这位大师的教诲是，犹太人的礼拜堂，它有点像一座老式的、圆顶的新英格兰谷仓，是以整个宇宙为样式建造起来的。礼拜堂的地面是平面的大地，顶上是可见的天穹。正如你所知，太阳东升西落，接着绕过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北方，返回东方，在第二天再次升起。科斯马斯甚至用这幅图像来证明，这个世界是以何等的智慧设计出来的。

他的大地平面论之所以令人吃惊，就在于他运用一本书的权威来确立真理的方式。科斯马斯显得毕恭毕敬，相当谦卑。他赞美一本教授了世界之本真、永恒实相的书，然后运用适当的解释技巧来揭示那种事实，尽管我们知道真理恰恰相反。这本充满权威的书使他根据自己所选择的形象来重新塑造他的世界，不论这种形象是什么。

我们能够理解科斯马斯所攻击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是什么驱使他说出了这么荒谬的话。亚历山大港最有名的哲学家是一位被我们称为约翰·菲洛波诺斯的人。菲洛波诺斯是一个绰号——字面意思是“喜欢找事的人”——用来指称那些对基督教特别热忱的人们。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无论是在贝鲁特还是亚历山大港，在地中海东部的这两座宏伟的大学城里，所谓的“philoponoi”都是那些“过分热心的、虔诚的知识分子，致力于嗅出异教的余味”。²就约翰·菲洛波诺斯而言，才智和热忱使他达到了学界的巅峰，但在这个高度上他的声誉受到了来自不同角度的挑战。起码在名义上，当时所有的哲学都是柏拉图派的，尽管那位苏格拉底的信徒会很难在那些“现代”的或后来被称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形式中辨认出属于他自己的理念。菲洛波诺斯就是非常现代的。就像在他之前的许多亚历山大港哲学家一样（可以追溯到300多年前的亚历山大港的克雷芒），他也是基督徒。

科斯马斯对新宗教与旧哲学的这种结合表示了愤慨，但当时他只是个无名小卒，而菲洛波诺斯是功成名就的大人物。菲洛波诺斯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随着学术研究一代代的发展，³我们已经越来越欣赏他的著作了。他的著作指出世界是一个球体，这个观念来自亚历山大港科学的优良传统。为此大地平面论者科斯马斯批评他，不为基督教所动的传统派哲学家、雅典的辛普里奇乌斯也提出了更有深度的责难。辛普里奇乌斯攻击菲洛波诺斯，说他不肯接受世界永恒的观点——因为他坚持世界有一个被创造的开端，也会有一个终结。尽管他所依据的理由是错误的，菲洛波诺斯对世界的看法要比他的主要批评者都更为正确：对哲学家来说，保持正确常常离获得认可还远着呢。

现在我们不能再听菲洛波诺斯和科斯马斯继续争辩下去了，因为已经没有别的文本可以让我们在他俩斗嘴时旁听了。不过，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还会斗上一阵子。在6世纪30年代，在写完那本关于世界之（非）永恒性的书之后，菲洛波诺斯就越来越从哲学转向纯粹的神学。在40年代末，大概就在科斯马斯雕琢着他的《基督教风土志》的时候，菲洛波诺斯正在写一部“论世界之创造”的长篇评注。他又生活和工作了20年，大约在567年，写出了一本论三位一体的书，此后他就消失在公众视线中了。当然科斯马斯也会离去，不过我们会让他的身影在下文中继续徘徊。他是一个视野宽广而心智狭隘的人。我们还会遇到别的像他这样的人。

在长达800多年的时间里，作为商人、哲学家、修士等各色人等的家园，科斯马斯和菲洛波诺斯所熟悉的亚历山大港是一个文明、斗争和短视相交汇的地方。在那个时代的大部分时候，它都可能是希腊–罗马世界中最文明开化的地方。但在一个世纪之内，不论是科斯马斯的还是菲洛波诺斯的精神后人，他们都会感到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已经余日无多了。我们可以用这一点来衡量那些很快就会丧失的东西，但我们也应该看看，在6世纪这座城市依然何其繁华，何其太平。

亚历山大港的视野

在离海岸大约一英里处，名为法洛斯的巨大灯塔矗立在一个狭长的海岬之上。建造了这座壮观高塔的工程师，还设计了一道延伸到岸上的防波堤，造就了两个并列在一起的港湾，从而保障了这座从亚历山大征服以来就很繁荣的港口城市的财富。如果我们和科斯马斯一起沿着那道堤走走，极目远望，那我们又会如何看待这个在他眼里安稳、坚固的世界呢？这是一个由两大帝国构成的世界，罗马与波斯；它属于两位在位日久、不可一世的统治者，查士丁尼和胡司洛。但皇帝们的作为对他们的人民没有太大的直接影响，人们基本上还是按自己的方式在过活。当一位皇帝驾崩或被推翻的时候，亚历山大港的每个市民都明白，他与皇位继承毫无关系，对帝国政府的运作也完全没有影响。奥德修斯对付独眼巨人的办法是最好的——别去招惹他，万一皇帝注意到了你，就只有靠自己的智谋而不是力量才能逃脱其魔爪了。但这个世界太大了，是皇帝无法控制的。科斯马斯这样的旅行家要比大部分皇帝更了解这个世界。那他看见了什么呢？

在最远的地方，科斯马斯知道那里有一片被他称为“秦尼斯达”（Tzinista），而被我们叫作中国的土地。尽管丝绸和其他贵重商品来自那里，但他可以认为中国的繁荣富强对自己的世界没有影响。在6世纪末7世纪初，短命的隋朝与其后前途光明的唐朝可以说创造了古典的中国文明。将黄河与长江连接起来的第一条运河将要竣工，将南方的富饶农业与北方的文化与政治中心联系起来。在同一时期，罗马宗教经过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国，所以聂斯脱利派于638年在唐朝首都长安祝圣了一座教堂。在丝绸之路腹心位置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在吐鲁番和敦煌，发现了许多聂斯脱利派抄本。与此同时，一度流行于罗马的新时代教派摩尼教也无声无息地进来了。中国没有将类似的文化产品或习俗传到地中海去。

更近一些的地方，印度的笈多帝国正在衰败下去，根据那些商人和冒险家从它们那儿带到西方去的记录来看。各个接替它的国家虽然没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肯定是更繁荣、更有吸引力的，巴尔兰和约萨夫的故事就来自这个时代的印度。从7世纪初开始，我们就有它的希腊文版本了⁴。这是一个在表面上讲述基督徒圣徒以及因他皈依的王子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佛陀故事的基督教版本，隐蔽得并不深。拉丁人在11月27日敬拜这两位佛教圣人的虔诚，希腊人则是在8月26日。巴尔兰和约萨夫的故事在基督教世界中广为流传，最后还在19世纪70年代改头换面为孔德丽的故事，在瓦格纳的《帕西法尔》中充当了主人公。科斯马斯对于印度婆罗门的模糊认识（几百年前已有其他西方人模糊地意识到了），显示出一座文化桥梁的存在，通过它这个故事才得以流传开来。

科斯马斯是这样衡量他的广阔世界的：从中国出发，经过匈奴人的土地到达巴克特里亚，你要沿着丝绸之路旅行150天，途经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兴都库什山脉。商业和宗教是一起旅行的，所以和尚们开始修饰敦煌的伟大石窟并用书籍来充实它们，使那片沙漠在超过500年之久的时间里成为一片沟通不同社会的超乎想象的文化家园。在另外的80天之后（每天要前进30英里），你就会穿越波斯抵达其边境和尼西比。从那儿你继续前往地中海的塞琉西亚，接着你还要花另外的150天来绕着海走。科斯马斯算出来的总和是，对应于那400天，大约有12 000英里的路。实际上，这么一条路线只会让你走7 000英里的路，但考虑到在差异如此之大的地域中道路和天气的状况会很复杂，还是完全有可能耗去你整整一年的时间。

欧亚大陆

如果你从中国拉一条线到罗马，那它一定会穿过波斯。波斯才是真正的“中央王国”；在不只一种含义上，世界的中心曾经并依然是美索不达米亚，这块介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土地。现在的观点是，走出非洲并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开拓殖民的第一批人类就是跨越曼德海峡而来的。在上文中，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第一次与科斯马斯相遇的。就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卡拉卡达格山脉里，他们的某些后代第一次开始种植那种后来成为普通小麦的草类，它在今天还哺育着欧洲和西亚的各文化。

美索不达米亚是现代伊拉克的心脏。在它的东面，在扎格罗斯山脉以外的那片土地（就是古代的波斯和现代的伊朗所在的高原）是它天然的搭档。底格里斯河下游的谷地和波斯保持着特别的社会与宗教联系，最明显的就是与伊斯兰教中的少数派什叶派的联系。这种联系自古以来就有，但美国的政治家们在得知此事时居然还会感到惊讶。美索不达米亚的繁荣农业与贸易联系很好地补充了波斯的高原农业。自从公元前1000年以来，依靠骆驼的驯化和阿拉伯人饲养的吃苦耐劳的单峰驼，穿越沙漠从幼发拉底河通往叙利亚的沙漠商路建立并加强了一种联系，使双方都得到了利益和更多的机会。波斯武士们抵御了外来的草原掠夺者，保障了美索不达米亚能享有长期安宁的历史。

但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太接近了，近到不能相安无事；又离得太远了，远到了不能亲如一家，在它们的土地和人民之间存在着古老的、无法消除的断层。这两个繁荣而有商业头脑的世界太靠近了，肯定要相互接触——但广延的沙漠使持久的联系很难维持下去。要想建立一个公民社会或政治制度将二者联合起来的念头，已经难倒了几千年来的空想家们。从亚历山大大帝到克拉苏再到背教皇帝尤里安，在古代世界中这就是最必然的局面：在地中海与波斯两大国家之间，边境被争夺，处于不稳定之中，陷入混乱。

对科斯马斯来说，离开舒适、繁荣的亚历山大港去行商投机，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罗马国土与波斯之间的边陲地域。一些重要的边境城市就像一条链，它们反复地在两国间易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边陲文化，成长并兴旺起来——就是在改换门庭的时候也一样。这些城市既不说希腊语也不说波斯语，而是用阿拉密语的一种闪米特方言。如今我们把那种语言叫作古代叙利亚语，但我们可别把话说过头。那种语言在地中海沿岸被长期使用，从巴勒斯坦开始沿着黎巴嫩山的两侧山麓延伸，经过贝卡谷地中的赫里奥波利斯（现代的巴勒贝克）、阿帕梅亚（霍姆斯）和大马士革附近的腹地，自然地向北、向东传播过去。北面的安提阿（现在是土耳其的安塔基亚）是它在罗马世界里的大城市基地。安提阿与阿勒颇之间那些兴旺的城镇和乡村也使用它，在东面波斯边境两边，那些城堡和市场形成的城镇也一样用它。这些操古代叙利亚语的人构成了一个在名义上属于罗马的社会，但是在6世纪，从文化和社群的角度来说它已经越来越独立了。

君士坦丁堡以东

在科斯马斯的时代里，那个世界的繁荣足以让生意人垂涎欲滴。地中海沿岸的加沙已经是一个贸易点了，更北面的凯撒利亚（在13世纪被一位马木鲁克苏丹摧毁）和贝鲁特兼有商业和文化中心。最起码从公元前14世纪开始，贝鲁特就兴旺起来了，它拥有一个正好位于安提阿和加沙之中途的良好港口（那些拥有最好的驮畜的人从两个方向来都是大约一周的行程）。这座城市相信海神波塞冬会保佑它。早期基督教最好的图书馆就在凯撒利亚，而贝鲁特是地中海东部的罗马法教育中心。

在巴勒斯坦，耶路撒冷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的乐园，但其他城市是各种人群混居的。巴勒斯坦的“十城”以其繁荣与市民的骄傲而著称。纳亚波利斯发展出了现代的纳布卢斯，正是撒马利亚人的家乡；而斯基托波利斯（贝特谢安）是一个在边陲世界里茁长成长的修道中心。

斯基托波利斯是一个例子，说明了行省地区的成功。在公元500年前后的高峰时期，它是一个拥有大约3万人口的地方首府。⁵位于从海岸通往约旦谷地的内陆通路上，30眼泉水使它成为一个供水充足的绿洲。后来住在那里的主要是修士，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在收海枣、制亚麻布，使自己能过上独立、安适的日子。考古将一个6世纪的修道院展示在我们眼前。在中央庭院的每一边都有教堂和聚会厅，修士居住的小隔间和厨房围绕在旁边。一幅地面上的镶嵌图描绘出了传统的农业劳动和动物生活的景象。到那时这里已经是一个人们定居很久的地方了，它已经颇具希腊化色彩，在山脚下有一个市场（agora）和一所剧场。最初的定居者就躲避在这座小山的山顶上。传统的地中海式建筑围绕着市场；宙斯的神庙在4世纪被毁，浴池中的一座一直使用到6世纪初。撒马利亚的两兄弟，希尔瓦诺斯和萨鲁斯提奥斯将这座浴池变成了大会堂。在529年，在一场对撒马利亚人的血腥镇压中，两兄弟中的一个被基督徒处以私刑。后面我们还会再听到这事。

到6世纪末，斯基托波利斯至少建造了四座以上的新教堂，城市正在丧失直线状的罗马形态。在过去那些开阔的公共场地中，店铺和作坊见缝插针地挤了进来。这时候，在私人建筑侵入城市中心的同时，公共的沐浴也被放弃了。到8世纪20年代，撒马利亚兄弟的大会堂被哈里发希沙姆改建为一个拥挤的阿拉伯式露天市场。尽管它在若干年后就被毁掉了，它还是在存续时期完成了从古老的地中海城市风格到新的穆斯林样式的转变。这种城市的再造究竟该被称为变化还是衰落，对此学者们尚有不同看法，但中古的伊斯兰世界的确兴旺过，不再是在希腊或罗马式的市场里，而是在露天市场里做着买卖。

在巴勒斯坦的以东以北，这位生意人和旅行家来到了以得撒这座非常古老的城市（穆斯林认为它是亚伯拉罕的出生地）。它在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手上得到重建，也是基督教最早的基地之一。人人都相信以得撒的国王阿布加尔曾经收到过一封耶稣亲笔写的信。它被保存到了6世纪，并被人们热忱地阅读着。就连查士丁尼那位有怀疑精神的史家普罗柯比也相信这个故事。以得撒还是广受尊敬的巴戴桑的家乡，在公元200年前后他是一位影响广泛的基督教教义家。继续往东就来到了真正的边陲地区，到了另一座古老的城市尼西比。在6世纪，它通常都处于边境的波斯一方，是罗马公民们在遇到宗教压迫时（失宠于君士坦丁堡的基督徒，或者不肯接受基督教的传统宗教信奉者）逃来躲避的地方。聂斯脱利派有时候被敌对者们乱叫成犹太人，他们最大的基督教学校就在尼西比兴盛一时。该学校是由玛尔·阿巴（Mar Aba）领导的，他很可能就是那位希腊文名字叫作帕特里基奥斯的人，科斯马斯那种关于犹太礼拜堂的学说就是从帕特里基奥斯这里学来的。这些聂斯脱利派分子已经在这里操起了营生。489年，不宽容的皇帝芝诺关闭了原先在以得撒的学校，使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到这个更加宽容的帝国来谋生了。⁶离尼西比不远处就是达拉，这座边防城市是罗马皇帝阿拿斯塔斯一世在公元500年左右建立的，给波斯人带来了很大的忧患。那种焦虑给接下来的整个世纪都蒙上了阴影。

如果我们能像科斯马斯时代的人那样来看，在边境地带的南边就是阿拉伯了。在古代，阿拉伯半岛的四周都有人居住，但中央从古至今并不是完全荒芜的；几百年来，地中海与波斯文化的触角都伸进了它的内地，其痕迹直到今天还能找到。靠智慧，靠商业，靠着关于外面的世界的天方夜谭，古代的阿拉伯在罗马与波斯世界的边缘生存了下来。在从巴勒斯坦朝向内陆的地方，罗马人建立了一个属于他们的行省：它主要由一条南北走向的罗马大道组成，它有点类似于从大马士革通往麦地那的汉志铁路。这条铁路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建成的，受到了阿拉伯的劳伦斯的破坏。在劳伦斯之前很久，这里就是沙漠骆驼商队的道路，他们每年都要从大马士革前往麦加朝圣。纳巴泰人曾经在别具一格的城堡佩特拉里面统治过那片地区。这个城市隐藏在一条只有通过狭窄的小路才能到达的山谷里。直到2世纪，罗马人的势力才在那里变稳固，随之纳巴泰人的经济影响力也衰弱了。晚至6世纪，在那个遥远的边塞里还有一座偌大的基督教堂（在1990年才被发掘出来），它的镶嵌画和大理石光彩耀眼，旁边还有一个巨大的洗礼池。罗马大道依托地形深入到耕地和沙漠之间的自然边界。沿着大路，罗马的士兵能够快速地运动，深入到东面以威胁和控制沙漠上的居民，从而保障定居的农业和稳定地给西方缴纳赋税。

在阿拉伯社会内部，向难对付的沙漠里延伸进去，还有相对定居的、更兴盛的部落，沙漠边缘的居民——就是现代的贝都因人的先辈。沿着阿拉伯的西线，从罗马的边境直到麦加，迦萨尼德家族掌权，垄断了所有和罗马人的交易。他们已经相当富庶了，在其他阿拉伯人眼里，他们就相当于罗马人。莱赫米人在波斯和阿拉伯的边境是第一家族，发挥着类似的作用。他们的手一直延伸到了离幼发拉底河不远的城市希拉，现代的叙利亚与伊拉克就在附近接壤。如果你是习惯于城市与政府的罗马人，就会发觉这些阿拉伯人很怪。如果你试着给迦萨尼德人的统治者哈利思一些面子，企图利用他来控制那片边境外面的土地，你就会发现自己是在冒险了。事实上你会发现他和他的儿子孟迪尔有着自己选择的道路，从而把他们当作叛徒。

然而，如果你是沙漠里的贝都因人，你就会把迦萨尼德人和莱赫米人当作懂得如何驾驭那个由帝国与军队组成的世界，懂得如何维持自己的力量和认同的人。他们是很好的保护者、合伙人和老板——这是安定的源泉。

科斯马斯的亚历山大港是埃及的母亲城。一种古老而连续的文明——包括农业、包括城市生活、包括神庙——一直延续到了6世纪。在各个城市里，在精英当中，希腊语几乎取代了本地的语言（科普特语），一种带有希腊化烙印的基督教也已经大行其道。科普特语（该名称来源于这片土地的名字，“Aegyptos”）最初出现于公元5世纪的书面文本当中，到此时已经彻底基督教化了。科普特语从那时一直留存到了现在，在多种形式的伊斯兰统治下，基督教也与它一同留存了下来。

尤其是在亚历山大港（开罗要到伊斯兰时期才有影响），破坏神庙的基督徒已经干得很凶了。但从尼罗河三角洲往南，一连串大大小小的金字塔还在诉说着一段非常古老的过去。矗立的金字塔遥望着山脊，在那儿沙丘取代了靠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洪水来浇灌的河谷耕地。一位生活在4或5世纪的埃及人霍拉波隆写过一些剧本，一些对古代诗人的评注，还有一本关于神庙的著作。那时的他（有可能与他的父亲或祖父同名）写了一本大部头的书，诠释了埃及象形文字的含义以及它在宗教上的象征意义。他有时能把事情说对，但出错的时候也不少。霍拉波隆的父亲埃斯克勒皮亚德斯游历广泛，肯定还写过一本纲要，讨论了希腊世界中的所有宗教观念。他在赫里奥波利斯（巴勒贝克）停留了很久，研究那里的无头雕像，一种古代闪米特宗教的遗迹。据说，他的兄弟赫莱斯库斯拥有一种更实际的宗教才能：有本事一眼就看出哪座神像实际上是有神灵附着的。他会嗅出它们来，接着或是走开，或是当场在神灵面前进入宗教迷狂。

一个与那个家庭同时代的明白人，来自较小的城市阿佛洛狄托（意为爱神阿佛洛狄忒的城市，从这片土地被给予希腊名字那时候起）的生意人狄奥斯克洛斯留下来了一批收藏起来的文档。它们显示出了在尼罗河较为上游的地方，富裕的行省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通过他，我们看见了租赁和放贷、收据和遗嘱、诉状和证供——应有尽有的文献记录，它们曾经遍及罗马帝国，但已经都消散了，我们只能通过一些残篇来感知这个谨小慎微、公事公办的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多亏了狄奥斯克洛斯，我们才知道一头驴子的价钱要相当于一个农夫半年稍多的收入，是一种理想的资本投资（比游艇还是便宜多了）。它每天的食料相当于所能负荷的麦子的大约百分之二，能把那么多麦子运到25英里之外的地方去。在这样的范围内，买骆驼就太贵了，骆驼是专门为远距离的运输而准备的。马和骡子则是给政府官吏和士兵用的。地中海世界中的大多数人都生活在驴子身边。

在现代为狄奥斯克洛斯作传的人，将他比作一个日本朝廷里的和歌诗人，或者是中国的官吏。那样做的危险是诱使我们轻视了他。为了全面地看待狄奥斯克洛斯这样的人，你需要从下层、从乡村的视角来看待他。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就显得像一位杰出的人物。狄奥斯克洛斯将做生意和读书的好头脑（在亚历山大港受过良好的教育）结合了起来，使那些观众眼花缭乱。他甚至还会写诗呢：

吾欲长舞而不休。吾欲抚琴而不休。

吾抚琴而赞颂此堂皇节日，伴之以放歌。

酒神之伴侣已令我倾倒。⁷

这位谈到了酒神之伴侣的传统主义者狄奥斯克洛斯肯定经常参加基督教的活动。当他在亚历山大港的时候，他可能去过那座传福音者的教堂，它后来被献给了居鲁士和约翰这两位圣徒。这里原本是伊希斯和马内托的神庙，当献祭活动于391年被取缔之后，马上就被改过来给基督教派用场了（非常奇怪的是，在新的管理下，靠这些旧神灵的庇佑来治病的做法仍然延续着）。

不过，与阿皮翁家族的成员相比，狄奥斯克洛斯就是一个小人物了。阿皮翁家族的根基在奥克西林库斯（意为“尖鼻子”，得名于一条在那里发现的鱼），它位于开罗以南100英里处的尼罗河中游。他们是地方上的大地主，是6世纪在帝国有较高地位的显贵。那位后来被杀害的哲学家波爱修斯有一个富有的女儿，她被放逐到了君士坦丁堡，将她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了阿皮翁家族，认为这很划得来。有一位阿皮翁在皇帝阿拿斯塔斯手下当了东方的枢密大臣（大致等于首相），而弗拉维乌斯·阿皮翁二世以一种在法老时代以来就很罕见的程度统治着埃及的一部分。他在查士丁尼手下出将入相，后来在6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将他的大半生放在了古代的士绅们最擅长的事业上：控制家乡的地盘。在他的家乡地区，他的家族控制着75 000英亩得到河水灌溉的良田，维持着一支庞大的家丁队伍，简直就成了一个政府。生活在这种控制之下的人们顶多算是分成佃农，也有理由将他们视为生活在自家土地上的事实上的奴隶。

这类巨富家族的出现，微妙地动摇了帝国的权威。他们不再是在一个地区角逐权力、兼具竞争意识和爱国心的几股势力之一，而成了一个支配力很强大的家族单位，越来越不关心那些处于个人视野以外的事情。就像狄奥斯克洛斯一样，阿皮翁家族也留下了一批数量庞大的文档。它们在现代被发掘出来，在其中我们可以读到一位老资格的田庄管事写给其下属的备忘录，它们或是为了对蓄水池的使用问题而调解争端，或是指示为了一趟顺河而下去亚历山大港的旅行而修理一条船。⁸

正如那些爱尔兰的城市要等到维京人从海上到来并“发现”都柏林、沃特福德、科克、利默里克等港口的优点，亚历山大港也要等征服者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们从远方到来之后，才会迎来它的荣耀。对他们来说，将埃及与地中海世界联系起来是显而易见的一步，建造亚历山大港的城市和港口又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走出的显而易见的一步。然而，一代又一代的埃及统治者们都满足于他们的河边世界以及沿陆路从东边来的贡品。

对犹太人来说，亚历山大港和埃及就是天然的磁石。一些犹太人早在他们对罗马人还闻所未闻的时候就已经来了，定居在了远在南方的尼罗河第一瀑布附近的艾勒凡廷。在奥古斯都的时代之前很久，在波斯人的大王们控制埃及的时代，他们有可能是在波斯人的雇佣下，被当作驻军而部署在那儿的。尽管他们与耶路撒冷完全隔绝了，他们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宗教仪式。只要是有犹太人的地方，通常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也就有基督徒了。直到赤裸裸的武力威胁来临，雅典还顽固地坚持着它的传统与对宗教的冷淡，而亚历山大港在各个时期都更普世主义，更多样化。这里也有过不光彩的时刻。在5世纪初，基督徒中的暴民杀害了天赋异禀的许帕提娅，她不肯接受、不肯承认新的信条。但胜利者经常会忘记那些他们用来清理道路的暴力。所以，到了6世纪，完全能够将亚历山大港想象成一个自然而简单的，长期发挥着地中海世界大都市作用的地方。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可以夸耀皇家的浮华，但亚历山大港有着城市的眼界——将沉静的柏林或华盛顿拿来和世界性的巴黎或纽约比一比，就知道了。舟楫依然往返不休，而沙漠商队从陆路带来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生意。尼罗河也带来了人员与商业，其中就有一部分是科斯马斯那样的人通过红海上的航行而带来的。

亚历山大港从来不曾忘记，跨过地中海并穿过爱琴海，有一条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我们会在下面再拜访这座城市。在希腊化城市的等级序列里，亚历山大港是领头的，以弗所、士麦那和安提阿骄傲地紧随其后，接下来是那些稍微差一点，但仍然很重要的群落，如比布鲁斯、贝鲁特、推罗、西顿、凯撒里亚和加沙。与那些拥有同样悠久历史的城市相比，拜占庭这座古老的城市长期偏居一隅，直到它最终被皇帝们的穷奢极欲唤醒。

君士坦丁在建立这座城市时，是孤注一掷。他选中这个地方，部分原因是为了更近地处理多瑙河下游的军务。在古典时期，多瑙河以南的世界很不发达，碎化为若干小小的区域和群落再加上个别城市，很容易出现动荡。但是，一个非常富庶的首都，需要有一片安全、稳固的腹地。突然之间，巴尔干及其政治，同时变成了帝国的机遇和威胁。这片地区成为，也会继续成为出士兵甚至是出皇帝的中心区域。但对帝国的安全而言，它也是一个经常产生威胁的源头。看不到肥得流油的君士坦丁堡在东南方诱人地招手，主动地请求别人来勒索或抢劫它，斯拉夫巴尔干人的长期发展就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亚历山大港和安提阿才是真正的东地中海之都，前者以埃及（也就是科普特）为腹地，后者被叙利亚语地区环抱。假若君士坦丁没有创建新都来插一手，在与讲拉丁语的意大利失去联系之后，后罗马的地中海就会面临希腊化文化与语言在东部萎缩的局面。假若亚历山大港和安提阿不受制约地发展下去并控制住所在的区域，伊斯兰教就不会变成后来的样子，不会变得这么强大。最起码它有可能和东部的两大城市之一联手而对付另一方，这样就会塑造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了。

尽管君士坦丁堡从亚历山大港和安提阿抽取了财富，却保证了希腊语人群的继续存在，并使他们有可能过上繁荣、舒适的日子。⁹即使是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城失陷在土耳其人手里之后，希腊语仍然在爱琴海盆地一带很活跃，400年来的现代民族主义开始努力重现它。今天的希腊语是各种种族、文化与社会影响的特殊混合物：在古代具有特殊地位的柏拉图与德摩斯梯尼的语言，在基督教的经文与礼仪中延续使用的方言，在古代早已终结之后，所有这一切都融合到了一起。

在政治与宗教的方面，亚历山大港尽其所能地与君士坦丁堡维持好关系，尽管一直都有所保留。正因如此，这个城市才会兴盛一时，成为现在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一个颇具宗教理念的商人会自居为作家，写出一部篇幅浩大的书，还配有琳琅满目的插图。就古代的史料而言，我们应该记得有好多东西已经散佚，所以就要想到还有许多别的商人也在写他们自己的书，要考虑到哲学家和修士们为丰富这个在不断流动的思想池所做的事。从5世纪到6世纪初的雅典以十分敏锐的传统主义知识分子而著称，但以实际的行动而论，就要首推亚历山大港了。

没有证据表明科斯马斯曾经去过亚历山大港以西的地方，他也没必要去。假如你居住在君士坦丁堡以东以南，沿着东地中海到亚历山大港的某个地方，你就没必要去琢磨那些住在你的世界西面的人了：那些人是说拉丁语的。他们停滞在往日当中，处在一个与东方的智慧与繁荣相比还很不发达的世界里。西部各行省的城市还掌控在一小撮依靠农业财产获取权力的精英手里，城市里的人口主要是商人、工匠、奴隶，还有那些欲为奴隶而不得的人。就算是在地中海东部那些普通的城市里，经济上的独立性也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没有任何一个西方的城市曾经实现过那种经济独立性，因此也没有发展出来过那些由专业人员、地方商人和努力向上爬的人构成的有活力的资产阶级，而这些正是一座真正的城市的标记。在古代晚期的西方城市里，在向上流动的唯一人群就是神职人员。那些城市只是为周围的农业社区服务的小县城，而在城市以外，乡村非常像那种自给自足的种植园社会。在从奥古斯都到查士丁尼的5个世纪当中，在经济与社会方面它的进步微不足道。在外面的荒野里，盗匪、流浪汉、打劫者和圣徒们越来越多——他们都是无依无靠的人，没有正常的经济手段来找到一个新家。

与所有的古代人一样，科斯马斯也很相信，海格力斯之柱就矗立在已知世界的最西端。在这种环境中，没有任何东西会让他觉得向西旅行是值得的。对他来说，西方就像不存在一样。不过，我们马上就要到那里去旅行一下了。

从罗马到君士坦丁堡

物质世界中的生活

在未来，人们会说历史始于20世纪，因为从此以后人们才有了可靠而生动的，能够反映生活之味道的记录。为了理解古代晚期世界的相应的味道，就需要想象力，需要注意那些留存于传世史料中的残缺不全的细节。

就让我们从味道本身开始。在这个古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里，饮食男女们都在吃些什么呢？¹⁰当然有面包，再加上一点点橄榄油。橄榄本身可以用盐、用醋或蜜醋、用卤水来腌起来。牛奶主要是那些北方的人喝的，在那儿它不会很快就变质，但奶酪是到处都有的。肉和鱼都不太吃得起，但如果你住在靠海的大城市里，那海产品就比较常见了。地理家斯特拉波告诉我们，每年都有一次金枪鱼潮。它是鲭鱼中的一类，会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成群地涌入地中海，在海流的驱动下游近后来变成君士坦丁堡的那段海岸。那什么时候吃饭呢？古代晚期的习惯是相差很大的，按罗马的传统是在正午用正餐，也有在傍晚用正餐的，最起码君士坦丁堡就是。

在大城市里还有其他地方无法想象的享受。当然那些奢侈品都是给富人享受的。如果你是统治者，就能尝到山珍海味了。在意大利，那就意味着从莱茵河捕来的鲑鱼和多瑙河里的鲤鱼，不过还是用意大利的葡萄酒来配——在一段时间里，维罗纳的美酒是最时尚的。¹¹如果你生于帝王家或是富户，就能用香料来调味了。它们也被用来平衡血液中的体液，比方说，在一月份的奢侈餐桌上，野鸡和烤肉要用胡椒、肉桂和芥末这类最辛辣的香料来调味，这样它们的热性就能平衡身体里寒湿的体液了。香草也是受欢迎的调味品，为了寻求各种味道特别的东西，花园的每个角落都被翻过了。我们的香草和香料架子装满了香芹、薄荷、罗勒、芫荽等各式各样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祖宗已经弄不到更猛的料了。分量不起眼的稀有香料就要卖一个好价钱了，所以它们经常被做成诱人的样子来吸引顾客。直到现在，如果你去阿勒颇的阿拉伯露天市场观光，看到摊上摆满了被刻成高档图案的样子来卖的香料，这时你就只离前现代的世界咫尺之遥了。肉桂与它的近亲桂皮是从斯里兰卡和中国运过来的。它们和生姜是众所周知的销量最大的香料。胡椒来自印度南部。¹²来自异国的水果要到伊斯兰时代才会获得市场；希腊罗马的地中海满足于苹果、梨、樱桃、杏、李子、桃子，当然还有葡萄。蜂蜜是可供选用的甜料，因为糖是只有波斯和印度北部才有的，要到现代才变成全世界都离不开的东西。

稍微中档一些也便宜一点的，是一种叫作“garum”的西班牙鱼子酱，它是用浸过盐水的鱼卵和内脏做的。在古代晚期“garum”变得越来越流行。我们知道，晚至10世纪，还有一位叫作克雷莫纳的留特普兰的意大利旅行者在君士坦丁堡见过它。

常吃的肉类包括水牛、公牛、山羊、绵羊和猪（还没有现在的肉牛），下层阶级有时吃得起用屠宰后的边料制成的香肠。喜欢野味是普遍的：鹿、瞪羚、野山羊、野猪、熊，还有更常见的野兔。写医书的人喜欢推荐鸡肉，但是它的供应并不充足。禽类的单子是很长很长的：古代罗马人知道鸭子、鹅、鹌鹑、鸽子、鹧鸪、孔雀和鹤，很多种禽类的蛋都很好吃。

饮料的选择就很简单了：不是水就是酒。君士坦丁堡的富人看不上用水渠从很远的地方引来的水。一个西方来的旅行者也说，它的味道太咸，有点变质。喝酒就更好了。甜酒要比淡酒更受欢迎。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松香葡萄酒或脂香酒就很常见，容易买到了。松香葡萄酒得名于一种涂在陶制酒桶外面的松树脂，它同时还有保持品质、防止变质的作用。这样的酒一般是以不低于一比一的比例来“兑”水的——这样酒就比较耐放，并且不容易使人喝醉。

古代晚期的人们又吃又喝，不过也有时候吃不上。这本书的部分读者知道饿着肚子爬上床是啥滋味，但几乎没人知道，在整个一生中都要为下个月、下一年当中长期的饥肠辘辘而提心吊胆是啥滋味。在古代，贫穷和饥荒折磨着很多人。对研究古代史的学者来说，最大的道德风险就在于，由于我们仰慕那些富有、有权的人所能做到的东西，而对古代的残忍与悲惨视而不见。

柱顶修士约书亚的编年史向我们讲述了一场于499年至501年之间发生在边境城市以得撒的饥荒。¹³499年，连续两场歉收。先是大批的蝗虫肆虐于麦田，几个星期之后，天气又对谷子很不利。面包价格飞涨，为了买吃的，人们不得不变卖家产。很多人逃离了该地区，其他人蜂拥而入到了城里，变成了乞丐。疾病蔓延——故事还没完——有的人被迫吃死人的肉。绝望的农民试着吃酒糟，就是葡萄为酿酒而被榨汁之后残留下来的东西，而城市里的群众尝着草根和树叶。他们都知道目睹粮库空空如也时的恐惧，也知道距离有可能缓解灾情的下一次收成还有好几个月呢。

肉体所面临的其他危险也同样吓人。就是那些壮汉，也会在短短的几个小时或者几天里被疾病击倒。当然，在这本书里我们会遇到几个活到90多岁的寿星，因为你只要健康地活过了童年并获得足够的营养，获得长寿的机会就挺大了，哪怕在那个时代过了40岁就算是步入老年了。

女人或者小孩能招来同情或是被人欺负，但谈不上有什么优势。养不起孩子的父母会抛弃他们，由他们自生自灭。运气好的时候，路过的好心人会救起并抚养他们。在4世纪，虔诚的基督徒皇帝们就在谴责弃婴了，但直到6世纪，这种做法还很普遍。查士丁尼规定——在一条无法执行的法令中——不得将弃婴作为奴隶。据我们所知，最仁慈的办法是将自己不想要的婴儿送到修院，让他们在宗教生活中被养大。这成了一种越来越常见的习惯。

按照基督教化程度不高的罗马标准，贞洁是女人的事。在性侵犯当中失身，至少是一种较轻的耻辱，也常常会带来长久的羞耻。女修院仅仅提供了一种有限的躲避方式。虽然圣奥古斯丁在其《上帝之城》中抗辩说，被强暴的受害者本人并没有罪孽，但在40年后，教宗利奥一世仍然不肯接受那些受过性侵犯的过宗教生活的妇女，不肯将她们完全算作“上帝的贞女”，并让二者共同生活在一起。相反，她们被分配到一个隔开来的中间位置，介于“真正”的贞女与那些在守寡后加入宗教生活的妇女之间。对母亲和婴儿来说，分娩仍然是生死攸关的风险。今天的人口统计学家能够根据很多刻着年轻主母与婴儿的名字的墓碑，推测出这种令人悲哀的实情。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很多女人都害怕结婚。当宗教守贞的替代可能出现的时候，肯定就会被一些人看作真真切切的神赐的幸运。

你有可能就住在出生的地方，很少出门旅行。你讲着村里或镇上的方言，知道外地人的口音很难听得懂，但来客很有趣，你和他们会想出一种办法来沟通。不是所有的旅行都很开心，有时因为战争，有时因为奴隶制。如果你生活在罗马帝国或其继承国的疆域里，你就相对安全一些，但奴隶贩子的袭击也不时地出现在罗马非洲的边界上。罗马也经常到多瑙河下游以外的地区去买奴隶，却从来不能真正理解这种强盗行径会激起多么深的仇恨。在波斯前线的战场上，罗马夺取了另外一批奴隶，但他们自己也以同样的方式丧失了一部分人口。

服装随季节而变化。罗马的托加早已成为过去，只有极少数人还在将它当作一种搞怪的装扮。套衫和斗篷是常见的搭配，胸针是男女都戴的常见饰物。女人们是从头到脚地遮掩起来的，而男人们穿较短的套衫，因为高卢式的裤子显得有点儿女人气，是没人穿的。女人们在仪式上掩着头发，但平日里却不这样。地中海西部和欧洲的人穿着粗布，觊觎着东部人的亚麻布和上品羊毛。有钱人渴望丝绸，但有时候也只能用从印度进口的棉布来将就一下。

当然啦，富人是不一样的。他们住在石屋而不是土房木屋里，住在较好的石头房子甚至是大理石房子里，而不是粗糙的花岗岩房子里。他们使用皮革、羊毛、皮草，以及布制的垫子和帘子，使他们高档的石头房子不那么冷，不那么硬。文雅的西多尼乌斯描绘了一张餐椅，上面的织物上用鲜红的线画出了鲜血淋漓的猎物。¹⁴在同一次宴席上，雪白的亚麻布铺在桌子上，花束和花环使房间里充满了色彩和芬芳。

在富人家里四周都是闪亮的镶嵌画，里面有质量极佳的玻璃制品，和天然石材的房子相得益彰。金银都是受欢迎的财宝，银子还用来制作餐具。珠宝和餐具是最好的储存财富的方式，因为在紧急情况下它们既容易藏匿，也容易出手。正如此，在25年前发现了一笔年代为公元400年左右的巨大财富，地方大概是匈牙利。其中有高档的银质餐具——杯子、碗、勺子、盘子，都装在一个起保护作用的铜罐里，显出了一种即便在今天也很难有人能比得上的一掷千金。¹⁵象牙要比贵金属更容易获得。据我们所知，在400年到700年期间，有一些用象牙制成各式各样物件的突出例子。在罗马的帕拉丁山上，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城外，都发掘出了大规模的象牙作坊的遗迹。

如果你是富人，那你的手就是柔滑的，很可能还修过指甲。只有在选择某种时尚的方式来放纵自己的时候，你才会汗流浃背。不过，公共的洗浴越来越不流行了。在5、6世纪，老旧的浴池复合建筑逐渐停用了（古代的公共洗浴被认为是颓废的，容易引诱入浴者在性方面的放纵堕落，所以基督徒就放弃了这种习惯。但在近东，这种习惯直到今天还保存在露天市场的土耳其式澡堂里）。所以，和现在不一样，人们身上常常会发出一点气味儿。

有一位在6世纪中叶去世的富人，我们得到了一份他的家庭财产的拍卖目录。他拥有衣服，挂毯，一件昂贵的用丝和棉布制成的染成红色和绿色的衣衫，一个用来装这些东西的带锁的箱子。他拥有烹饪用具、少量的家具（几把椅子和一张桌子）、一只马鞍——还有一个名叫普罗耶克图斯的奴隶。一个在他家里被释放的奴隶（可能也是在那前后去世的）的东西也在同时被出售。这个释奴衣服更少，但是器具更多：主要是厨房里用的各种工具。¹⁶

除非你已经有钱到了会有别的有钱人来接待你的地步，否则你还是少出门为妙。路上很危险，旅馆总是和社会底层分子与罪犯，还有那些皮条客和卖淫的人联系在一起。在叙利亚发掘出了一家典型的旅馆。在它的底层有一个马厩，上面的一到两层是给客人住的小房间。有钱的商人们可能会喜欢条件稍微好一点儿的宾馆。渐渐地，即使是在普通平民当中，向旅行者收费的做法也开始得到接受了，取代了早先那种更令人舒心的自然行为。那时虽然更好客，但是不可靠。¹⁷

罗马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与我们现在所说的规模效益有一定关系。政府可以向一个辽阔而富庶的帝国征税，供养一支在边境上脱产的职业军队，还有一个驻在一两个首都城市里的政府。奥古斯都从一开始就宣称，罗马要将边境扩张到最远的地方，使得远离边疆的罗马内地实现非军事化，这是为避免内战而走出的审慎的一步。只要外壳保持坚固，这就是一个好战略。不过，如果它破裂了，那么稳定而繁荣的农村就要面临风险了。富人越来越富，而士兵们只能获得军服和津贴，以及在退伍时才能分到的小块土地——还得有命来拿。将军们在退役时可以变得很富有，但罗马世界的贵族政府一直都是属于文官的。当这些重要的文官被驱逐、被消灭，只剩下富有得足以占有土地的武夫时，我们就会看见封建主义的开端了。这就是经过6世纪中叶的可怕战争之后，在意大利发生的事。

不管你走到哪里，装在新瓶子里的旧宗教都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一个基督教的隐士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缺乏基督教因素的城市之中，所以他只能靠卖胡桃为生。没过多久，收税的人来到城里，要人们付出难以承受的重税。聪明的隐士向附近一座较大城市里的朋友们借了一笔钱，帮助了他的新邻居。从此以后，他的宗教权威变强了，得到了新的尊重。在另一个城市（根据同一位教会历史家的记载），小孩子们玩着修士与魔鬼的游戏，一个小姑娘在尖叫嬉笑声中为她的伙伴驱魔。¹⁸

在希腊–罗马的世界里，在传统上城市景观是突出公共与纪念性建筑的。到6世纪，西方的城市萎缩得很厉害——在一个个小型群落从那些城市中幸存下来或者说是取代了那些城市之后，只有在商人们在城墙外开出店铺之后，西方的城市才最终恢复了商业。在城市中心，古老的纪念性建筑处处受到了威胁。在6世纪30年代的罗马，在沿着神圣大道的最古老的心脏区域，就在离维斯塔贞女起居并照管永恒之火的房子一步之遥的地方，两座青铜大象被推倒了。一位短命的统治者为铜像的危亡发了一封信，使事情变得更具讽刺意味：本来应该能活1000年的动物，在城市的丛林中将要走向毁灭了。¹⁹他提出了建议，要将它们拴在一起并支撑起来，还提醒说就是活的大象在摔倒时也常常需要帮助，否则就没法重新站立起来。已经没有这两头象的任何遗迹了；很可能，它们已毁于长达20年的可怕战火之中，这场战争将这座古老的首都彻底摧毁了。

穷人生活在棚屋里，而富人就在大宅子里：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旧式的罗马传统住宅是以位于前面的门庭为特色的，你经过它就走到了庭院当中。现在，你首先见到的就是一个庭院；会客和起居的房间分布在旁边，没有规定的模式。在安全的城市里，你就在底楼睡和吃；但在城外，你通常都会住在楼上，可能把底楼当作作坊什么的，在入口处还要安上坚固的大门。

落日西垂，你就回到家里待着。除非你富得能点得起油灯，否则就基本上处在黑暗中。有可能迦太基和安提阿是夜间照明最好的城市，因为它们靠近种橄榄的丘陵，在非洲是努米底亚，在东方是叙利亚。当你听到，有一位皇帝或者哲学家花了半夜的时间来读书和写作，那你要注意的不是他的勤奋好学，而是他的富有。

为了解闷，你可以玩玩流行的某种骰子。如果你是有教养的，就别在骰子很背的时候哼哼，因为按照习惯，发出哼哼声就会显出你是不守规矩的玩家。²⁰有许多掷骰子用的板存留下来。其中有一块很有名，它被发现于提姆加德的广场上。提姆加德位于地中海以南100英里处，位于现在属于阿尔及利亚的平原上。这块板上刻着这样的文字：

venari lavare

ludere ridere

occest vivere

打猎，沐浴，

赌博，欢笑，

这就是生活！

就算是穷人也会赞成这一点的。

社会世界中的生活

我们的故事的每一页，都呈现出了一个存在巨大鸿沟的社会。在天天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当中，横跨着一条财富和地位的鸿沟。我们现代对古代文明成就的所有研究，都强调了古代人与我们之间的相似性。但是，我们喜欢说起的这种相似性，将古今两个时代的富人和社会既得利益者串通了起来。

想想修昔底德（对现实主义者而言）、西塞罗（对乐观主义者而言）或者波爱修斯（对知识分子而言）与我们现代的兴趣、爱好和消遣的某些相似性，是令人欣慰的。然而，我们应当记住，他们的世界与他们本人，是与我们现在的世界迥然不同的。如果能有一部时光机器将我们穿越到一座古代城市里，把我们放到一位大名鼎鼎的大作家或政治家的家门口，确认之后的激动马上就会被震惊和沮丧所取代。

首先，人们很容易得病，久病不愈的时间也更长，遇到小小的事故就会终身致残，衰老得很快，故去的时候也很年轻。人们比现代人更矮，还习以为常地生活在一些气味当中。说得好听点，就是生活在全家及其家畜的气味当中。古代城市气味熏人。那些通过沐浴来消除自己身上气味的人，接着就用气味很冲的油膏和香水把自己裹起来，从而抵消社会生活中的气味。那样的措施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可能使固有的问题更严重了（对鼻子很敏感的现代人来说）。但那样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其次，有特权的富人在数量上很少：在小城市里有几十，在较大的城市里有几百，在君士坦丁堡最昌盛的时候，也许有一千或者略多。更多的是适当受保护的，成功的城市居民——商人、工匠、政府官吏，那些为富人所享受的舒适世界而服务办事的人。在另一面，穷人就很多了。那些与富人有点关系的，可以沾光得到某些利益（例如穿着光鲜的奴隶），但同样有可能被他们的主人欺压。到古代晚期，普遍的奴隶制已经开始衰退了，但这并不是出于什么特殊的善意。大地主们用不着这么多奴隶了（就像南北战争之后的南方种植园主所发现的那样），只要有佃户和分成佃农就可以了，他们承受的来自大地主的负担要比奴隶还小。城市里的穷人同样没有社会安全网络，会无助地饿死。

其三，财富和地位的社会等级很尖锐，随之而来的是滥用的特权。在戴克里先时代（约卒于316年）之后的帝国中，清晰的世俗地位等级越来越僵化，只是在相应的神职人员等级出现之后才有所松动。后者不是贵族，却能够得到保护（摆脱较低的社会地位而接受神职，是一种吸引人的社会流动形式）。在法律上， “honestiores”（较有身份的）与“humiliores”（较为卑贱的）截然有别，但这只不过是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社会中的巨大断层，将那些可以轻易地被责打、折磨的人与那些在理论上免受司法暴力侵犯的人区分开来。较为卑贱的人总是要多得多。不能说每个穷人都会天天挨打或者年年挨打，但每个穷人都知道自己的命。

其四，富人的特权也体现在社会中其余的人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在大宅子里长大并伺候人的小女孩，很难想象一个光明的未来。在刚发育时甚至发育之前，就会沦为宅子的主人及其儿子们的性工具——甚至连玩物都算不上，而只是一件工具、一个物件——别以为这不可能。通常的婚姻提供了某种保护（但是只要年轻女人还有几分姿色，庄园主就不会管这个），但谈不上能过上一种温暖、安全的生活。人口统计学家们为这样的育龄妇女（从十几岁时就开始了）算了一下：平均每两年就要怀孕一次，每一次都是对母子双方的潜在的死亡判决，每一次都对母亲的健康和长寿预期形成沉重的打击。

富人们理所当然地以为，这个纵容他们并压迫大多数人的社会，是自然、有序、必然而可接受的。在罗马晚期，基督教对穷人的仁慈带来了某种变化，但受益的穷人经常还不是那些处境最糟糕的人——奴隶、分成佃农、伐木工、送水工，而是那些具有一定社会身份的人，我们可以将他们视为下中产阶级。基督教的邻人之爱与基督教的慈善主要集中在其他基督徒身上——还有学者认为是完全局限在那些人身上。

士兵们是不同的，而且总是这样。在罗马的古典时代，在退伍并获得土地之前——假若他们能活到那一天——他们既不能结婚，也不能拥有财产。我们会看到那种将军队改造为由家庭组成的流动性团体的办法，它通过加强种族的认同以增进团体的团结。与最穷的穷人相比，当兵还是有很多好处的，但只有极少数士兵能够获得机遇爬上高位，只有稍多一些能成为下级官吏，而大部分只能过着艰苦但却受到一定保护的生活——除了他们在真正的战争中面临着的生命危险。

在本书的读者中，很少有人能直接体验到古代农民的世界（在这方面也包括现代的）。瑞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的这些字句出自她对19世纪30年代的南斯拉夫的记述，清晰而感人，至少能为我们打开一扇窗子，可供管中窥豹：

对集市来说，这是一个糟糕的日子。暴风雨通宵咆哮于群山之中，今年的日子还早，谷子刚刚长出来。大部分农民还懒得趁着清早就起床，走上七八英里的路到特雷宾耶去。那儿站着几个大方的女人，在她们面前摆着一些蔬菜。这是一种朴素的大方，就像她们朴素的圆帽和用朴素的带子束起来的暗色褶衣那样。我们看见一个旅行者对她们中的两个举起了相机。她们不紧不慢地转过身去，一边还在继续低声聊天，一边将她们的背对着镜头了。她们是很典型的农村妇女。她们穿着很农民相的带有皮带子的鞋。从她们的动作来看，她们经常要走很远的路，人人都像是戴着一顶很沉重的无形的冠冕。我想，这是因为她们长期负担着责任和疲惫。不过，还有一些女人就像面对城里的太太们那样来面对她们，那些是来自更遥远的乡村的乡下妇女。那批人的眼睛是平缓而有野性的，就像上了轭的牛的眼睛。由于那种别人没见过的更糟糕的气候，由于和那种天气的艰苦斗争，她们的皮肤更粗糙。她们的身子不但不优雅，还不整洁，穿着厚厚的哔叽外套，上面绣着样子很不错但做工很粗糙的图案。当然，粗糙这个词指的不是粗俗的感觉，而是一种古旧的感觉（不是说史前意义上的古）。那些男人也不一样。有的像石头那样强壮有力，也有的就像石头那样迟钝，对于除日晒霜冻以外的一切都没有反应。²¹

对于这些人，这些最悲惨、最可怜的人，世界上的欢乐是屈指可数的。在许多地方、许多时候，他们的情况都差不多。在所有的历史时期中，他们都是人类中的大多数。我们经常忘记他们，这总是由于我们在道德上的弱点，还经常会带来更大的危险。

罗马之心怎么了？

一个又矮又胖的人所留下来的长长的阴影，一直在遮蔽着我们对罗马世界，对我们自己的理解。爱德华·吉本是一位奇人，这是因为他的渊博，他的活力，他对两大写作语言的精通（法语和英语），他像德国猎犬那般穷追不舍的能力。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第一卷，出版于1776年，当时他39岁，而该书的最后一卷问世于12年之后。在从第一卷到最后一卷的时间里，他对罗马帝国的认识得到了深化与扩展。皇帝们是如何在5世纪丧失对拉丁西方之统治的，对此人们很容易停留在一种虽然已经发展得很漂亮，但仍然很传统的解释上。但吉本并未如此，而是展开了一幅更广阔的一直延伸到中亚大草原的背景，叙述到了帖木儿和成吉思汗，最后直到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于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吉本的每一页都值得阅读，几乎每一条注释都能够引起人们的深思。²²

他是如何酝酿出写作《衰亡史》之野心的，他对自己的这番描绘是历史著作中最有名的篇章之一。那时他坐在罗马的卡皮托利山上，通过想象对比着面前由遗迹和教会权力形成的混合物（“我坐在方济各会修士的教堂里沉思，而他们在卡皮托利遗迹中的朱庇特神庙里进行晚祷”²³），利用他受过的古典学教育将往日的光荣清晰地呈现在自己的心灵之眼面前。卡皮托利山上的动人一幕到底是不是像他所记载的那样发生过，这已经无关紧要了。他的主题和偏见都很明显——如他所说，就是“野蛮与宗教的胜利”——这在18世纪具有巨大的解释力，但在此之后，他的解释主线已经受到了颠覆和改写。进一步说，他的盲点是很突出的，这尤其表现在他没有能力掌握经济论证的主线（因为他的第一卷是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同一年中出版的），而只有以此将各个社会联系起来，才能理解它们的发展。在那时候，他将基督教作为替罪羊的做法招来了义愤，但他的学问击败了抗议。直到最近几十年来，学者们才为神父和蛮族平反，这不是为了粉饰历史，而是由于他们认识到过于简单化的解答总是似是而非的。“那些人，就是一种解决的办法”，诗人卡瓦菲同情地针对那些蛮族说道。他们并没有真的变成那样，也没有能力扮演那种被栽到他们头上的替罪羊的角色。

这个神话搞错了两件事。第一，这个庞大而长久的多民族社会与任何罗马的东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在它最昌盛的时候，这个罗马帝国最杰出的公民们生活在远离意大利的地方（主要是在东方的城市里）。他们的财富归因于多种因素，而罗马和平的强制推行只是其中之一，还算不上是不可或缺的。以公元2世纪的小亚细亚为例，为了理解其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甚至政治的历史，就需要各式各样的能力与广泛的专门知识。将彼时彼地那些文明的人民和社会，与一个在900年前还以台伯河上一个商站为基础的社会联系起来，就显得狭隘而有局限了。但由于2世纪的男男女女相信了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故事，以及那个贸易站如何变成一座伟大的城市并建立起伟大帝国的故事，他们才使这种联系成了真，使二者发生了关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

第二，传统的故事提供了单一的叙述视角、独一的焦点和唯一的无所不知的叙述者。这个叙述者认同于帝国，以帝国本身为尺度。选择罗马帝国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家会不可避免地低估地方性的文化与空间在那个世界中的特殊性。更糟的是，着眼于罗马帝国的历史，就容易忽视那些超出罗马精英之视野的视角。我们错过了那么多人的视野：行省居民、士兵、女人、奴隶、商人——可以说是住在环城公路以外的每个人。在我们现在最出色、最吸引人的学术研究中，很多都有滋有味地深入到罗马的行省当中，揭示出其中多种多样的人民。

这儿有一个例子：在5世纪后期，伊苏里亚人最终落入了君士坦丁堡的政治控制。但根据我们挂在教室墙壁上的色彩鲜明的地图来看，位于小亚细亚南部的伊苏里亚，早就是帝国的一部分了。由于山峦起伏，人口稀疏，还远离主要交通线，所以它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边缘性的前哨，偶尔才有个别士兵和冒险者踏足这里。那里不可能太“罗马”。伊苏里亚人第一次真正被罗马帝国盯上，是他们在4、5世纪的记载里变成一种实实在在压力的时候——除了他们的根据地是在帝国疆界之内而非其外，在各个方面他们都是“蛮族”。接着，他们的首领塔拉希科迪撒（他不戴护膝而迅跑如飞，并以此而出名），突然就登上了帝国的皇位。他迅速地起了个自我安慰的传统的希腊名字“芝诺”，从而使自己不太引人注目地隐入历代皇帝的名单里，如其所愿。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伊苏里亚就在安安静静地缴税了，不再听得到伊苏里亚强盗、匪帮的消息了。在迟了几百年之后，罗马帝国刚刚到达了那里。

没有一个帝国是一个岛屿，即使一个位于欧亚大陆死角上的帝国也不是。遥远的西方半岛森林密布、群山起伏，却是一片水源丰富、肥沃多产的土地，它吸引住了迁到这里来的所有移民。但它只是大舞台的小小一隅，还有其他很多人在这个大舞台上相互影响。从罗马的莱茵河往东旅行，穿过越来越贫瘠的土地，绕过波兰的沼泽地，在经过斯基泰那片尚且荒芜的平原时避开北方的严冬，继续走向西亚和中亚的大草原，这样你就会大致看见罗马所生活的周边世界了。

毫无疑问，罗马依然吸引着我们的想象力。古代的希腊人很容易吸引那些美与悲剧的爱好者，但也吸引了那些冷酷的政治鹰派，他们愿意重演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与亚历山大战争。传统的中世纪吸引了那些仰慕善良淳朴生活的感性分子，而文艺复兴始终吸引着一代代以乡土气息引以为傲的辉格党人。

匈奴人和波斯人很难吸引现代人。同时，19、20世纪的好几代德国学者曾对侵入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主要是哥特人、汪达尔人、伦巴德人）所表示出来的认同，基本上已经土崩瓦解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德意志民族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面临的严重失败，另一方面也是更具怀疑精神的学术研究造成的。但是，古典的罗马却活在道德主义者心里，他们始终知道其他人应该做的是什么。

正如我们所知，在罗马世界中，书籍是与罗马人一同生存延续下来的。即便是反映“蛮族”骄傲的个别记载，也是用希腊文或拉丁文写下来的。在查士丁尼的君士坦丁堡，有一个叫作约尔达内斯的有抱负的人，他用拉丁文写成了《哥特史》（Getica），为哥特人编织了辉煌的过去，试图从君士坦丁堡的视角出发来解释当代的历史。很可能哥特人、波斯人和匈奴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传说，姑且不论他们的文献，但是罗马人留下来的记录和文献要远远地超过他们，所以就更像我们，因而能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他们的声音和性格。“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爱伦·坡语）依然迷惑着许多对古代生活的事实仅知一鳞半爪的人。

假如你想寻找罗马帝国的末日，你就会有很多选择。别去管罗马历史家撒路斯特、希波的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以及现代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他们都把罗马衰败的时间定在了公元前202年，也就是它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得胜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赞成，创造一个帝国以取代共和国（传统上，我们就这么描述恺撒的外甥屋大维所发动的成功政变，以及他在恺撒·奥古斯都的名义下进行的自我重塑），只不过是歌颂了罗马的过去，同时却遗弃了它的许多长处。帝国政权所掌握的广袤疆域经常面临解体的威胁。在235年到284年之间，它就已经快要解体了。在那个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是一个很边缘的篡位者，那些更厉害但更短命的竞争者们只不过是没时间来消灭他而已。帝国在284年以后的再造，先是由戴克里先，再是由君士坦丁来实施的。现在认为这反映了一种连续性，但为了创造一种稳定的新政体，有很多东西都不得不有所改变。长期以来，有很多历史学家都以为，在5世纪的某个时候发生了某种决定性的东西。在5世纪，476年被挑了出来（其政治理由我们会在下面再探究），从此再三不断地进入了教材，直到现在。但我们并没有合适的理由来接受它。

这么说，如果罗马并没有在公元前202年或是公元476年灭亡，那么它是在何时灭亡的呢？在公元800年，法兰克人的国王卡尔、加洛路斯或查尔斯（即查理曼）断定，当东部的皇位最终落到一个女人，也就是皇后伊琳娜手上时，帝国也就走完了最后一段路，因此他自己就在圣诞节那天，在罗马由教宗加冕为皇帝了。我们应该把他的王国（帝国在中世纪西方的化身）称为罗马帝国吗？它的确在这个名义下存在了1000年，直到伏尔泰讽刺说，它既非神圣，亦非罗马，也不是一个帝国。完全正确，但与此同时，年轻的歌德也在自传里描绘了，在罗马皇帝的选举中他在法兰克福目睹的盛大仪式。这个版本的罗马直到1806年才消失。当时拿破仑为了创造出自己那座短命的帝国大厦，就废除了旧的帝国传统。

还有其他的时间：我们已经见过了吉本的选择，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的陷落。但那只是咽气，而不是致命一击。200年前，中世纪小亚细亚的力量平衡就严重地倾向土耳其人了，当时另一个罗马帝国及其盟友们，也就是十字军，推翻了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帝国。君士坦丁的根本思想，也就是利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的有利位置来维持对巴尔干、小亚细亚和东面更远地方的霸权，恰恰也就是征服者穆罕默德所接受的理念。他结束了君士坦丁堡的悲惨局面，并定都于此。在1453年拆除帝国废都的可怜残余以确保土耳其人的统治，这更好地保障了连续性，而没有改变任何根本的东西（某些西方势力甚至欢迎这位新伙伴）。穆罕默德自居为罗马皇帝的继承人。因此，君士坦丁的深远观点就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得以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不仅保持到了1453年，还一直到了1924年——奥斯曼帝国及其专制终于断了气，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有限、更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

如果我们询问罗马之心怎么了（它曾拥有一种现在已经逝去的力量），试图去寻找一个发生了真正的改变，帝国从此不复存在的唯一时间，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相反，我们先要将它重新组织成一个可以解答，并可以在人的范畴内来解答的问题。人类生活在一扇动态的时间之窗里，很清楚地记得过去的几十年，并且想象着一个至多以十年为单位的未来，是不能以世纪或千年为标准的。从公元476年到604年的这一个多世纪，在成功与失败中反映了人类的筹划和愿望，说明那些统治者无法将他们的世界理解为一个比他们自身更长远的连续体，从而浪费了无数的机会。

发生在何时？

我会用在西方约定俗成的BCE（公元前）和CE（公元）来系年，它们对应于BC（基督前）和AD（我主基督纪年）。在这个故事所发生的时代里，还没有人在规律地使用这种系年体系，只有少数人知道它的存在。不过只要你描述一下，就会有很多人能理解它。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全部，这种方案是在6世纪20年代由狄奥尼修斯·埃克西古斯（意为“矮个子丹尼斯”，也有可能只是“谦卑的丹尼斯”）设计出来的。他算出来，耶稣是在天使报喜的时候道成肉身的——就在这一刻玛利亚遇见了天使并怀了孕。他将这时候定为罗马建城第754年的3月25日：也就是说，公元或基督纪年的元年（根据这种算法，第一个圣诞节是在公元元年的12月25日）。

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狄奥尼修斯把这一年算错了。耶稣出生的时间不晚于公元前4年，有可能要早到公元前8年。如果狄奥尼修斯搞对了，那么第二个千年就会在1992年至1996年之间到来，这一代的计算机程序员就只剩下更短的时间来预防千年虫造成的混乱了。根据另一位作者写的一篇讨论复活节节期算法的文章，我们首次得知，狄奥尼修斯的做法在他本人的时代里就在使用了。最起码有一位7世纪的编年史作者在以这种方式系年了。直到8世纪，盎格鲁–撒克逊的历史家比德才开始一以贯之地使用它，并使它得以流传开来。学者阿尔昆将这种观念带到了欧洲大陆上。在查理曼的影响下，它在大陆上流行起来，广泛使用。

换言之，在6世纪，6世纪还不存在呢。人们一般都知道从基督降生以来已经有多久了（在4世纪后期，有人猜测在十字架受难事件的365年之后，耶稣就要再次降临了），但公共的文献和官方的记录，包括教会的文献在内，都还在使用更古老的计算方法。最普通、最古老的依然是执政官系年。直到公元541年为止，每年都要任命一到两位执政官，这一年就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在甲和乙任执政官之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9年的名册就是骄傲的源泉，对那些能够在上面寻到自己祖先的家庭来说。在不再任命执政官之后，根据现今皇帝在位期的开端来计算和命名年份，就是最常见的。

同时，在帝国的机关里广泛使用着另外一种算法，也就是所谓的“轮”，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以每15年为一轮来称呼税务年份的名目。这样，人们就可以说“本轮第1年”或“本轮第12年”；在第15年之后，第1年就又来了。这种体系是锐意改革的皇帝戴克里先在297年启动的，到我们的故事开始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整整运作了15轮了。这种做法提醒我们，基于多种的目的，就连某种这么不方便的东西也会用上这么久。人们常常不考虑比15年更久的时期，这不是因为只有确切的时间才用得着，而是因为收税的每年都来，都要决定很多人的经济现状。人们很少说起他们的年纪，除非是到了亲属们必须在墓碑上写出他们的年龄的那一天——就算那时候，也经常做不到呢。这个故事中的人们生活在当下的光亮中，不太感觉得到计算精确的历史——不管它有多长，有多短——就连如今那些仅仅粗识几个大字的现代人也比不上。

1. 附有法文翻译的标准本见W. Wolska-Conus (Paris, 1968~1973)。唯一一种英文译本太旧了，只有少数研究性图书馆才藏有其实体书形式。不过，现在它已经被放到了如下网址：http://www.tertullian.org/fathers/#Cosmas_Indicopleustes。

2. W. H. C. Frend, The Rise of the Monophysite Movement (Cambridge, 1972), 204.

3. 见R. Sorabji, ed., Philoponus and the Rejection of Greek Science (London, 1987)。近年来，Cornell University Press出版了多卷本的菲洛波诺斯作品英译本系列。

4. Barlaam and Ioasaph (London and New York, 1914), G. R. Woodward与H. Mattingly译，收于Loeb Classical Library。

5. C. Wickham, 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Oxford, 2005), 615.

6.关于尼西比及其学校，见A. Becker, Fear of God and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Philadelphia, 2006）。

7.关于霍拉波隆与狄奥斯克洛斯的对比，见G. W. Bowersock, Hellenism in Late Antiquity (Ann Arbor, 1990), 60~67。

8. Wickham，第245页以降。

9. 这个观点来自W. Treadgold, Concise History of Byzantium (New York, 2001)，但我可能比他的观点走得更远了。

10. A. Dalby, Flavours of Byzantium (Totnes, 2003).

11. Cassiodorus, Variae 12.4；在下文中简写为Cass. Var. (Turnhout, 1973)（以卡西奥多路斯个人的名义出版的《书信杂集》收入了一些他为自己服务过的君主撰写的官方信函，所以引自那里的文本通常是以统治者的口气立言的）。

12. A. Dalby, Empire of Pleasures: Luxury and Indulgence in the Roman World (London, 2000) .

13. Averil Cameron等，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4 (Cambridge, 2000) , 368。请参看P. Garnsey, 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Cambridge, 1988) , 20~37。

14. Sidonius Apollinaris, Epistulae 9.13.5 (Cambridge, Mass., 1936~65 [Loeb: Letters and Poems]) ,引自H. Maguire, “The Good Life,” 载G. Bowersock等，Late Antiquity (Cambridge Mass., 1999) , 238~257。在下文中简写为Sid. Ep.

15. 这笔珍宝是罕见的，主要保存在一个地窖里。围绕着其正当的物主甚至来源地，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黎巴嫩、克罗地亚和匈牙利都声称它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出土的。

16. K. Randsborg, First Millennium AD in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Cambridge, 1991) , 158–160.

17. O. R. Constable, Housing the Stranger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Cambridge, 2003) .

18. 狄奥多莱的记载，见P. Brown, “The Rise and Function of the Holy Man,”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61 (1971) , 86~88。

19. Cass. Var. 10.30.

20. N. Purcell, “Literate Games: Roman Urban Society and the Game of Alea,” Past and Present 147 (1995) , 3~37.

21. R. West,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New York, 1941) , 274~275.

22. 关于吉本，见J. G. A. Pocock, Barbarism and Religion (Cambridge, 1999~2005) .

23.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Edward Gibbon (London and Boston, 1898) , 144.

第一部分
狄奥德里克的世界：
尚未消亡的帝国（476~527年）

我们的故事将以三幕的形式展开。首先，第一幕将会叙述一个尚未消亡的帝国；然后，在第二幕中，这个帝国认为它正处于危急存亡的时刻，而且它的一部分已经消亡了；在第三幕中，我们将看到经历了种种意图良好，谋划不佳以及坏运气之后，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所发生的故事。每一幕都有它的主角。第一幕从狄奥德里克开始，他认为创新是保持传统的最佳方式。

第一章
公元500年的罗马：回首过去

公元5世纪很少有皇帝会来到罗马城。尼禄死后留下了一个空缺的皇位，公元69年，伽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陆续成为罗马的统治者，而最终维斯帕芗获得了这至高无上的权力。冷眼旁观的塔西佗发现了这些行省将领们陆续即位背后所隐藏的“帝国的秘密”——除了罗马城以外，某些其他地方也可以产生罗马皇帝。从奥古斯都到尼禄，罗马城是皇帝唯一正式的居住地。所以提比略皇帝在卡普里岛的自我流放引来的是人们轻蔑的嘲笑，以及有关他和男童奴隶在游泳时所传出的绯闻。在公元69年以后，皇帝们和他们的军队一起将越来越多的时间投入到边境事务中。2世纪早期的哈德良皇帝和3世纪初塞维鲁王朝的皇帝们在军队中的时间，几乎和在宫廷中一样长。3世纪接踵而至的灾难使得皇帝们都无暇顾及首都，他们不是在外互相攻伐，就是远离罗马城去守卫边境。在戴克里先皇帝加强了军事秩序以后，他和他的后继者们沿着帝国的边境建立了许多城市：特里尔可以用来防守莱茵河；米兰、阿奎莱亚以及西尔米乌姆（如今塞尔维亚萨瓦河流域的斯雷姆斯卡·米特罗维察）用来防卫多瑙河流域，也兼顾莱茵河地区。君士坦丁堡是巴尔干地区和东部行省的中枢。安提阿则是叙利亚行省的重镇。

罗马城是一个旅游的好去处，但是在军事上却已经没有多少重要价值了。许多成功的罗马皇帝在他们统治期间甚至从未去过罗马城。而在另一方面，君士坦丁堡作为罗马帝国东部的宫廷，自从狄奥多西皇帝在395年去世后便不断地受到皇帝们的眷顾。公元402年，洪诺留皇帝将自己的都城迁到了沼泽地环绕的拉文纳，那里的海港经由亚得里亚海可以十分便利地与君士坦丁堡进行联系。自从洪诺留和他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兄弟阿卡迪乌斯开始，此后的许多皇帝都成为了有名无实的统治者，他们自己安坐于首都，而把军队的领导权委任给了那些有能力的军事将领。

即使经过这一系列的历史变迁，只要罗马皇帝们有足够的闲暇，他们仍然会关心一下罗马城，但此时的罗马城已经显而易见地衰落了。元老院仍然举行着会议，各种传统官吏充斥着各个行政机构，那些古老的家族仍然掌握着罗马城的财富和权势。但是这些人的数量都已经锐减了。到了6世纪，罗马元老院中可能实际上只有几十位元老了，他们所代表的是十几个元老阶层的家族。这些元老阶层的贵族们所自称的“古老而高贵的”血统也已经打了很大的折扣。两个世纪以前君士坦丁大帝给罗马帝国带来的革新以及他建立的新的罗马军队产生了许多出身低微的高级军官，这些军官们很愿意通过婚姻进入那些虽然名声显赫却早已家道中落的元老家族。他们愿意为这些家族提供保护，并且带来了大量来路不那么正当的财富。但是只要能够维持家族所拥有的特权，这些元老家族也欢迎这些新兴的军事贵族加入到他们中来。¹罗马城需要这些家族的财富为这座城市提供公共经费，同时也需这些家族来保持罗马城古老的尊严。至于权力，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罗马城的人口也下降了。在公元2世纪，这座城市的人口曾经达到过100万左右，但是据理查德·克劳特默尔（Richard Krautheimer）这位古代晚期城市研究的权威估计，到了公元400年，当君士坦丁堡和拉文纳取代了罗马城行政首都的功能之时，这座城市的人口下降到了80万。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罗马城的人口减少了一半，这其中最主要的灾难是410年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在3天内对罗马城的洗劫。而到了5世纪的中后期，这座城市的人口再次损失了一半或者四分之三，汪达尔人在455年对罗马城的洗劫成为了这不幸的半个世纪的烙印。到了500年，罗马城的人口可能只有10万左右。城市中的一些财富随着权力的转移而流向了其他的首都，而当这座城市失去了财富再生产能力的时候，另外一些财富便流向了乡村地区。

直到5世纪70年代，罗慕路斯皇帝短暂在位之时，仍然不时地有罗马皇帝会居住在罗马城。而到了500年，罗马城迎来了一次盛大的访问，这次访问的隆重程度是一个多世纪之前狄奥多西皇帝在位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次访问之后，罗马城只迎来过两次罗马皇帝的拜访。一次是519年在举行执政官庆典期间，另一次是663年，东罗马皇帝在这座城市所作的中途停留。当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来到罗马为自己加冕时，他在表面上维护着传统的秩序，实际上却创造出了新的秩序。而此后中世纪时，欧洲各地那些接踵而来的皇帝们自己也心知肚明——他们是外来者，不过是篡夺了罗慕路斯和奥古斯都所建立的城市而已。

从表面上看，罗马城仍然是它一如既往的样子。而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变化无处不在，而且是在不断地发生着。在3世纪和4世纪时候，奥古斯都的罗马城拥有了围绕四周高达40或50英尺的坚固城墙。这些城墙注视着人们在它们底下进进出出，其中有寻找宏伟城门的显贵，也有将农产品运往市场的农夫。4世纪的史料使我们能够数一数这座城市中的一些引人注目的建筑物：28家图书馆、6座方尖碑、8座桥、11个广场、10个会堂、11家公共澡堂、18条高架引水渠、9家斗兽场和剧院、2根凯旋纪念柱、15座人造喷泉、22座骑士雕像、80座黄金雕像、24座象牙雕像、36座凯旋门。另外还有一些比较普通的日常生活性建筑：290座谷仓和仓库、856家私人澡堂、254家面包房，还有46家妓院。

罗马城

甚至当君士坦丁大帝在312年皈依基督教以后，基督徒与罗马的传统主义者都认为，教堂建筑要进入到这座城市充满历史传统的中心地区是不太适宜的。维护罗马传统的人们认为，基督教的进入会对罗马传统文化带来干扰。而基督徒们认为接近古代诸神会使基督教被污染。因此早期那些重要的基督教教堂是围绕着罗马城而建立起来的。比如，圣彼得教堂建立在罗马城外台伯河边的梵蒂冈丘陵上。圣十字教堂位于罗马城东部城墙的内侧。圣保罗大教堂在罗马城南面的不远处。在大半个世纪不断地削弱古典宗教的影响力之后，狄奥多西皇帝在391年禁止了古典宗教的祭祀与公共祭拜活动。随后，帕拉丁山、卡皮托利山以及罗马广场上的那些宏伟的神殿纷纷陷入了沉寂，在此后的日子里，它们仅仅依靠着少数新老信徒勉强地维持，这些信徒心中担心着人们已然冒犯了古代的诸神。随着时间的推移，教堂建筑的地点越来越靠近城市的中心地带。圣萨宾娜大教堂位于阿文廷山南面的高地上，那里原来是朱诺、伊希斯以及狄安娜这些女神的圣域。罗马圣母大堂坐落在埃斯奎林山的北部。随着教堂建筑逐渐接近罗马城市的中心，到了520年，教宗菲利克斯四世将罗马市政官的接见大厅改建成了一座纪念圣徒科斯马斯和达米安的教堂，那里位于神圣大道，距离古老的罗马市政广场不远。最后，在7世纪30年代，教宗洪诺留将元老院改建成了一座教堂，以献给一位与罗马皇帝哈德良同名的4世纪初的殉道者。6世纪时，罗马主教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主教座堂——圣约翰拉特兰教堂。它虽然在罗马城内，但是坐落在西里欧山东南的不远处，紧挨着城墙。到了590年教宗大格列高利在位期间，至少有小半打的教堂已经耸立在了罗马城内。

很难说公元500年左右，罗马这座城市处于何种境地。我们所知的6世纪的一小部分文献悲叹罗马城以及其他地区的破败，也谈到了罗马正在经历的修缮与恢复。罗马城最尊贵的象征——帕拉丁山上的宫殿——已经重建了，而元老院以及我们将要讲到的庞培剧院也被修复了。城墙、高架水渠和谷仓也得到了维护与修缮。罗马城内人口的下降或许揭示了人们正在某些地区以某种其他的方式生活着。而罗马城里被人们遗弃了的居住区在中世纪以后则被称为“disabitato”（无人定居区）。这些古代城市的土地成为了家畜的牧场。高架水渠从山上送来了清新的水源，但是对它的维护既困难又昂贵，而且还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当我们听到一个6世纪的统治者因为农夫们将一些高架水渠的水用在磨坊和灌溉上而感到不满时，他不过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水在那个时代要比我们如今珍贵得多。

同样地，罗马城再也不能依靠外省的谷物来维持供给了，这些供给以往每年都会在税吏的指挥下源源不断地运入罗马城。曾几何时，罗马城的民众都会将迫切的目光投向海边，盼望着运载谷物的船只能够在冬天的雨季到来之前抵达。因为雨季会一直持续到春天，并且让地中海难以航行。如今，罗马城内百姓们的这些焦虑也没有必要了。北非的诸行省已经不在帝国的掌控之中，当地的统治者们将谷物储藏起来并且在市场上出售。罗马城内的人们只能以各种方式勉强维持生计。在这座城市辉煌的表象下弥漫着沮丧和悲观的氛围。在外来的旅行者眼中，罗马城仍然是一个奇迹，但事实上它只能够悲哀地仰视着往昔繁华的背影。

罗马城中巨大的纪念碑——古老的圆形大竞技场无声地述说着它在这一时代的经历。圆形大竞技场在1世纪早期由维斯帕芗和提图斯两任皇帝建成，位于罗马城的中心。²即使保守的估计，圆形大竞技场也能够容纳50 000名观众。在竞技场内可以饱览罗马的城市景色。许多各式各样的，甚至往往让人们感到惊恐的节目曾经在这里上演。位于罗马帝国中枢的圆形大竞技场见证了来到此地的每位观众与访客。一支19世纪的考古队在圆形大竞技场的遗迹中发现了400多种植物。许多植物完全不属于罗马城周边地区和台伯河流域。这些植物的种子伴随着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动物、角斗士和士兵们一起来到罗马。在基督教皇帝们的统治期间，角斗表演已经基本不再举行了。这可能并非是由于某些宗教上的原因，而仅仅是因为人们对它不再感兴趣了。另外的一些娱乐表演，尤其是狩猎野兽，仍然持续到了6世纪。

铭文显示在470年到480年之间，当哥特人的军事首领奥多阿克在统治罗马城，并且扶植和废黜了一任又一任罗马皇帝时，圆形大竞技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修缮与扩建。圆形大竞技场的观众席原先是按照观看者的社会阶层严格地划分的（元老阶层的席位在这一边，骑士阶层的席位在那一边，维斯塔女祭司们的席位在另外一边），而在那个时代元老们本人以及他们的家族都拥有刻上他们名字的专有席位。当然这些座位并不是我们如今剧院中所看到的那种高高在上的豪华包厢，而是相当靠前的席位。它们更类似于体育比赛中球场的前排。在交织着血水与汗水的惊心动魄的表演中，这些席位能够为那些近距离观看的观众们带来更多视觉、嗅觉和精神上的刺激。所以，510年左右的一封官方书信要求罗马守城大臣保证某个正在患病的元老的两个儿子能够在圆形大竞技场以及其他罗马城的竞技场内都拥有只属于他们的专座。

迟至522年，将于翌年（523年）就任的执政官允许在罗马城内举行被称为“人兽搏斗”（venationes）的大型狩猎表演。这种表演是现代斗牛表演的先驱。当时的一封官方书信使我们了解到了这一表演和它所带来的激动人心的氛围，尽管这种表演实际上是相当血腥的。参与表演的猎手会获得特别的追捧，因为他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取悦观众的。一旦表演失败，他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因为到了那时他就会被猎物吞噬了。罗马人原先以这种表演仪式来供奉源于斯基泰的狩猎女神狄安娜。她所掌管的领域首先是天空，在那里她化身为月亮，其次在森林中她化身为女猎手，最后在大地上她化身为女神普罗塞皮娜。这封书信的作者本着基督教对古代神祇的观念，很快地谈到其实只有普罗塞皮娜才是她的真身，她将人们引诱进入地狱。这位在德性上追求自我完善的作者认为这是一种悲惨而狂热活动，这样的欢娱最终会把人类引向毁灭。同时作者还宣称这是一种残酷的游戏，一种血腥的娱乐，一种邪恶的宗教献祭，是人类兽性的体现。

此后，作者也描述了这种表演活动的场面：表演者以攻击和挑逗的方式来引诱野兽，然后猎手与猎物互相地环绕着对峙，最后，当野兽冲向猎手之时，猎手纵身一跳，整个人几乎像是奇迹般地悬在了空中。许多技艺精湛的猎手在这之后便会以各种方式挑逗野兽，同时分散猎物的注意力。有时候，一位猎手躲藏在一个用芦苇编织的篮子里，他将另一位被捆绑在一个轮盘上的猎手推向野兽，然后在即将遇险时让他脱离险境。这种特技是极其危险的。但是观众们愿意享受这种危险的表演，因为任何猎手都会有生命危险，尽管这是在一个已经在200多年以前就信奉基督教的帝国。这封出自宫廷的官方书信的作者以严谨的道德观念为我们描述了这一表演，并将这一表演（用维吉尔诗歌风格的言辞，而不是用圣经风格的语言）与人们在地狱中的痛苦相比。这封书信同时也以统治者的名义允许古代文化传统的保存。

这封充满血腥内容的书信是告诉我们圆形大竞技场使用状况的最后一份文献。最后一次这样的狩猎表演是在537年。此后这座大型建筑物没有再被使用过，直到11世纪弗兰吉帕尼家族将它变为了一座军事要塞。

为什么圆形大竞技场不再举行各种表演并且陷入了沉寂？或许是统治者对这些表演的鄙视，但是更可能的原因是当时盛行于罗马的马车竞技活动。而且在君士坦丁堡，正如我们会在随后看到的那样，那里对马车竞技的狂热甚至要比罗马城更甚。在我们看来，罗马城的马车竞技或许不过是旅游观光时的一个节目，并且它早已成为了一种公众娱乐的消遣方式，是一种充满血腥的竞技活动。

辉煌的建筑、狂热的观众以及古老的传统，所有这些因素都能够成为统治者拜访这座城市的充足理由。在498年，一直努力调解罗马与君士坦丁堡在宗教问题上分歧的教宗阿拿斯塔斯二世去世以后，政治上的机会仍然存在。

不久之后，罗马城中的不同派系在同一天中选举出了两位教宗，即辛玛古和劳伦斯。辛玛古在拉特兰教堂被选举为教宗，而几个小时以后，在不远处的大圣母教堂，劳伦斯被人们推举为教宗。辛玛古可能是强硬派所推举的，而劳伦斯可能有温和派撑腰。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局面牵涉多少政治上的纠纷，也不知道地方上的一些纷争，诸如控制教会财产等问题，在这起事件中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双方自然会要求拉文纳的朝廷给予裁决，而最终辛玛古获得了朝廷的支持。（就在不久以前，拉文纳的宫廷已经与几任罗马教宗有过一些接触。当杰拉斯一世向拉文纳的朝廷申诉说来自诺拉的神职人员错误地将一起案件向拉文纳的朝廷申诉时，朝廷果断而迅速地将诺拉的神职人员送往了罗马。）

在这场暗含着竞争意味的教宗选举尘埃落定后不久，在499年的3月1日，教宗辛玛古聚集了他手下的神职人员召开了一场大型的主教会议，并且给予劳伦斯诺切拉主教的职位。诺切拉位于罗马的南面，在那不勒斯与萨勒诺之间。那里与罗马保持了足够安全的距离。在一段时期内，和平恢复了。

接下来，罗马城迎来了盛大的庆典。狄奥德里克来到了罗马城，并且以虔诚的姿态访问了真福彼得教堂——这是下个世代的某位历史家为我们所描述的³，当时也有许多仍然健在的人们记得这一宏大的场面。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狄奥德里克并不是“皇帝”（“imperator”或者“奥古斯都”），而是“王”（rex），而且从他的名字看来他显然不是拉丁人。但是狄奥德里克在罗马城却左右逢源——尽管事实上他不能算是正统派基督徒，但是却受到了罗马教会积极地接纳与欢迎。6世纪的任何重要事件都与狄奥德里克的这次访问有着联系，所以这值得我们仔细地研究。

我们从狄奥德里克的队伍浩浩荡荡地从拉文纳来到罗马时说起。人群聚集在这座正在逐渐衰落的城市中迎接着狄奥德里克的到来。罗马城仍然是自古以来罗马人所宣称的元老院与罗马人民（SPQR，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然而此时的罗马城实际上已经人口大减，并且派系林立。教宗辛玛古与群众一同在城外等待着狄奥德里克的到来。从拉文纳来的队伍可能在穿过科尔内里亚大道（Via Cornelia），经过哈德良陵墓与埃里安桥进入罗马城以前，就已经祭拜过位于罗马城西北角梵蒂冈山丘上的圣彼得墓地了。在经过埃里安桥的时候，行进的队伍可能会回忆起罗马的历代基督教皇帝们。因为之前队伍已经穿过了纪念4世纪晚期的瓦伦提尼安皇帝和狄奥多西皇帝的拱门，以及纪念狄奥多西皇帝的两个儿子洪诺留和阿卡迪乌斯皇帝的拱门。进入罗马城以后，队伍在人群的簇拥下逐渐地壮大，并行进到马尔斯广场。以前它是一片位于罗马城郊外的空地，但是现在它已经算是罗马城中心地区的一部分了。穿过马尔斯广场后，最理想的行进路线会经过罗马的万神殿。这是为了纪念古罗马的万神而由奥古斯都的女婿阿格里帕在罗马帝国早期所建立的，建成100年以后它毁于一场大火，后来在125年左右由哈德良皇帝重建，之后又经过多次的修缮，如今依然屹立在那里。

我们很想知道那时的万神殿会是什么样子的。万神殿令人惊叹的穹顶下，辉煌的大厅内供奉着按照天体的运行规律所安置的古罗马诸神们的雕像，如墨丘利和维纳斯等。大厅被设计成一个缩微的宇宙，其中央是地球。在经受了官方的漠视以及对古代宗教的取缔之后，这一曾经布满罗马诸神的建筑可能已经在数度被劫掠之后遭到了人们的遗弃，但是它宏大的外观理所当然地会勾起人们对古老传统的尊敬。可以想象当时的万神殿可能会呈现出它以前从未有过的寂静，并且显得有一些阴森，让人们感到它的前途迷茫。整整一个世纪以后，它被一位皇帝献给了罗马教宗，并且被改建成了一座教堂，直到现在。

不久，队伍便会经过被廊柱所装饰的庭院和庞培剧院。这座伟大的建筑见证了罗马城这一地区的发展，并显示出它的建造者的权力与威望。（如果在公元49年毁灭性的内战爆发之前，某个高卢人将战斧砍向恺撒的脑袋的话，或许庞培早已经成为罗马的救世主了。）最终，狄奥德里克王可能会很高兴地沿着河岸来到罗马广场上。广场位于卡皮托利山与帕拉丁山之间，这里是维吉尔所提到的古代希腊的殖民者爱万德曾经向埃涅阿斯所揭示的罗马城的建成地点，从此这座城市开始了它一系列的传奇故事。在大致地领略了一下罗马的元老院以后，狄奥德里克向群众们作了一次公开的演讲。他承诺在被委派的官员来到罗马城以前，他会保护罗马城的一切。

这些观众在看见他们的统治者的时候首先会想到什么？他年近五旬，浅色的头发，也可能像当时皇帝们普遍所做的那样不留胡子。他的着装一定是当时流行的样式，在边境地区的士兵看来这有些奢华与危险，但是这也是当时的军事领袖的普遍打扮，服装上也可能装饰着象征着王权的紫色。当然，当时的意大利有许多流行的服装款式，混合着各种风格，因此我们应该谨慎，不能够仅仅凭借着装与发型来辨别狄奥德里克以及他手下的官员们。有一则带有敌对情绪的文献告诉我们说狄奥德里克是个文盲，要用图章才能够在其审批的文件上署上“LEGI”（已阅）。然而当我们在一则敌视查士丁一世皇帝的史料中也发现了对查士丁皇帝相同情节的描述时，我们便不能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了。有理由相信，狄奥德里克至少比上述史料所说的更有文化些。

纪念狄奥德里克统治30周年的庆典将这次访问活动推向了最高潮。这场庆典被某些历史家误称为是凯旋式。在此时此刻，狄奥德里克宣称自己的统治时间有30年，这实际上是有所夸大的。此前他完全统治意大利的时间是7年，而30年的前面大部分时间里他所统治的是较小的基本上不属于罗马帝国的地区，而且距离他现在所处的罗马城相距甚远。统治30周年可以作为一场庆祝活动很好的理由。即位30周年（tricennalia）的庆典是十分隆重和盛大的事件。在庆祝罗马帝国国运长久的同时，人们不禁回忆起了大约两个世纪以前的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那个时代，很少有皇帝能够在位如此长的时间。

当时有一位来自非洲名叫福尔根提乌斯的人，他最后将作为一位积极奉行正统教义的鲁斯佩教区主教而终老一生。在狄奥德里克访问期间他也在罗马城。根据福尔根提乌斯的传记，他在回到家乡后向人们讲述了他在罗马城的所见所闻。他提到了当时的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浮华典礼，以及他如何抵挡各种让人沉迷的诱惑。福尔根提乌斯是这样向他的修士兄弟们述说的：

弟兄们啊，如果尘世中的罗马城都有如此的美丽，那么天上的耶路撒冷圣城将会有多么的光彩夺目啊！如果尘世间的显要人物都能得到那些爱慕虚荣的人们如此的追捧，那些专注于默想真理的圣人们将会获得多么伟大的赞颂、荣耀与安宁啊！

他可能是许多个世纪中最后一个能够如此坚定地蔑视罗马城浮华与辉煌的人了。因为此后，罗马城将不会再有那么值得被蔑视的浮华景象了。

在庆典之后，狄奥德里克来到了罗马皇宫，即位于帕拉丁山上的罗马皇帝们最最正宗的居所。经过了前五个世纪中的多次修建，奥古斯都的住所再一次拥有了它的主人。它此刻所呈现的景象并不完全符合它所应有的样子，它仿佛在对人们表示谨慎的沉默和疑虑。

之后，狄奥德里克颁布了各项法令，包括慷慨地配发食物，积极地修复宫殿，以及对罗马城墙与建筑的大量的修缮。在狄奥德里克精明的盘算中，外交关系也占有一席之地。他将他的姐妹阿玛拉弗里达嫁给了汪达尔王特拉希蒙德，他统治着海对岸的迦太基城。在布匿战争期间，那片海域曾经弥漫着战火。婚姻在狄奥德里克的外交政策中颇为重要，几个月之后，当他回到拉文纳时，他又将他的另一个姐妹嫁给了北面莱茵河地区图林根人的国王。

最后是行政事务。罗马守城大臣，一位年逾四旬的著名元老——利贝里乌斯，很体面地走下了这个位置（相当于首相），他的前程仍然远大。接替他的是狄奥多尔，来自一个更为著名的元老家族。所有的这些行政命令、法律条文以及政策都刻在铜表上公之于众。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感到轻松愉快。一位名叫奥多因的高级军官被发现（或者说被指控）反对狄奥德里克，并在塞索里安教堂被狄奥德里克斩首。那里是一个颇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在今天是精美的耶路撒冷圣十字教堂（Santa Croce in Gerusalemme）的核心部分。正是在这里，君士坦丁大帝为他母亲从耶路撒冷带回的耶稣十字架建立起了一个神龛。因此，这一处决是在耶稣受难的十字架的见证下，在人类的权威和神圣的权威面前执行的。

狄奥德里克在罗马城逗留了6个月，但是我们对他在这期间的生活状况所知甚少。在帕拉丁山上的宫殿内居住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以后，他又回到了自己繁忙的拉文纳宫廷中去了。有一种显得过分阿谀的史料说，当狄奥德里克出现在圆形大竞技场时，民众将他比做图拉真或瓦伦提尼安。这可不是一般的奉承。不过，传给罗马人的话是十分清楚的，这是一次辉煌的帝王式的访问，体现了对罗马传统的宽容与尊重，以及狄奥德里克所握有的权势。当时的一些人和大多数现代人可能会认为狄奥德里克并不是正统的基督徒，因此不能够算是一位真正的皇帝。但是在访问罗马的这段时间里，他在一定程度上以郑重的姿态诚恳地扮演了“Princeps”（即“第一公民”，奥古斯都所喜爱的称号）这一角色。他还十分成功地继续统治了26年，直到他统治的末期才因为内部的不和而打破了原本平稳的局势。

在宫廷里长大的边境人

狄奥德里克是谁，他又是如何达到权势的顶峰的？

他的父亲狄奥德默尔是一位信奉基督教阿里乌派的强大的军事首领，他的母亲名叫埃雷莉瓦，信奉正统派的基督教。在狄奥德里克很小的时候，他就被带到了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中，学会了从宫廷中观察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他的日常生活、他的教育和他所奋斗的目标就围绕那些辉煌的纪念碑、盛大的仪式以及至高无上的权力特权。他的父亲和罗马帝国宫廷为了确保互相之间的尊重和谈判时的谨慎，才把他送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宫廷中。我们可以称他为“质子”，因为在英语里没有很恰当的词汇来形容这种既受到人们的尊重，但又不被人们所信任的贵宾——他是一个为了确保他父亲有着良好行为而被留在君士坦丁堡宫廷中的孩子。但是这样的安排在当时是完全能够被人们所理解的。几年以后，波斯国王也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了罗马帝国皇帝收养，以此作为保证两国关系的一种方式。

狄奥德里克的父亲，一位巴尔干半岛中部地区的军事首领，在权势上是无法和波斯国王相提并论的，但长期以来他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狄奥德里克出生前，他率领部队在高卢北部与罗马军队展开了一场大战，失败后又重新集结起来，在罗马帝国境内争得了他们自己的领地。狄奥德默尔让他的长子去君士坦丁堡来作为一种保险和预防措施。总体来看，这一措施是很成功的。大约在471年，狄奥德里克18岁的时候，他回到了他父亲身边。他们当时生活在潘诺尼亚的平原上，相当于现在匈牙利的地方。有的学者为了对500年狄奥德里克所举行的30周年庆典进行解释，便将这一事件作为他统治时期的开端。由于他长年在君士坦丁堡所养成的生活习惯，以及他身边所伴随的侍从和随行人员，当狄奥德里克来到罗马帝国北方的时候，他看起来一定有些与众不同，因为这些事物在罗马帝国的北部并不常见。狄奥德里克知道他必须继承他父亲的事业，他从手下的士兵们那里了解到了这意味着什么。他第一次婚姻配偶地位很低，婚后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儿。后来他又娶了一位公主奥德弗勒达，她是高卢中部和北部的统治者克洛维的妹妹。奥德弗勒达为他生了一个女儿阿玛拉松莎，他仍然没有儿子。

不久，狄奥德里克便在潘诺尼亚证明了自己是一位称职的领导者。他率领手下越过多瑙河，对长期在那里骚扰罗马的萨尔马提亚人发动了一次突袭。狄奥德里克在大肆掠夺后顺利地返回，并且夺取了辛吉杜努姆城（现在的贝尔格莱德）。到了476年，在当时被称为默西亚的地方，狄奥德默尔去世了。狄奥德里克继承了父亲成为首领。在潘诺尼亚，狄奥德默尔的部队正处于贫困与饥饿中。因此在5世纪70年代的中前期，狄奥德里克率领部众南下到了爱琴海地区的帖撒罗尼迦，而后他们折回往北走，来到了今天保加利亚一带的地区，在那里生活了一些年。

狄奥德里克和他的人所行走的是古代罗马军队曾经的行军路线，他们在旅途中还有许多家属以及各种人员随行。古代罗马军队禁止士兵在服役期间结婚，军队领导人能够在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内将军队从已知世界的一端调动到另一端。相比之下，狄奥德里克的军队显得笨重、机动性差，队伍行军时显得十分迟缓。但是狄奥德里克的部队有着牢固的亲属关系和家人的陪伴。队伍沿途所经过的一些地方，不满的当地居民们会将他们的到来看成是一种侵略。此外，对狄奥德里克的部队来说，行军过程中既会有人离开，也会有人加入。有些人不愿意继续前行，也有些人在中途离开队伍，还有一些人会在行军途中因为各种原因而加入进来。

像狄奥德里克这样的军事首领所率领的军队会与罗马帝国订立契约，他们为罗马帝国效力并且收取相应的报酬。但是他们也同样保持着独立性。有时候，他们从他们首领的家族中获得了自己的身份，这一身份中混合着各种民族与文化的背景。狄奥德默尔和狄奥德里克所需率领的群体能够很容易地回忆起近一个世纪里他们在巴尔干地区的历史。这群人中的史家会将更加遥远的故事添加进去，没有人会怀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

在5世纪70年代，当狄奥德里克回到他的父亲那里时，生活在巴尔干地区的这种军事群体经常会与对他们保持警惕的罗马帝国政府发生磨擦。罗马皇帝在对他们发号施令的同时也会送给他们礼物，主要是用以确保他们会服从命令。与此同时，过去被人称为塔拉希科迪撒的罗马皇帝芝诺，正在抵御君士坦丁堡附近巴西里斯库斯所领导的叛乱——巴西里斯库斯是一位想自己夺取皇位的将领。巴西里斯库斯可能是奥多阿克的叔叔，而奥多阿克是一位拥兵自重，在意大利不断废立罗马皇帝的军事首领，他也被芝诺皇帝看作一种威胁。

芝诺不久就成功地打败了巴西里斯库斯，并奖赏了那些支持自己的人们，这其中就包括狄奥德里克。狄奥德里克当时仍然年轻，或许还不到30岁。他被芝诺任命为“国老”（Patrician）与“御前军总管”（master of soldiers in the imperial presence）。如果从地位上来看，这已经算是罗马帝国最高的军职了。芝诺宣布狄奥德里克是自己的义子和战友。两位强大的领导人之间以这样的方式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但是局势仍然十分紧迫。到了478年，狄奥德里克与另一位巴尔干地区的军事首领，一位同样叫作狄奥德里克的人结成了同盟。这位狄奥德里克经常被称为狄奥德里克·斯特拉波，意为“斜眼的狄奥德里克”，通过这一绰号来与他更为著名的邻居相区别。两位狄奥德里克并肩作战。在当时，罗马皇帝们已经习惯了使用雇佣来的、私人性质的防御部队，认为要保卫广阔的领土，只有通过与那些像狄奥德里克一样的独立的军事首领合作，而不是使用那些罗马皇帝手下的享受常规津贴的军队。为了寻找有利的合作者，罗马皇帝会周旋于各个军事首领之间，寻找对他最有利的契约者。芝诺可能给了狄奥德里克金钱，还想将前任皇帝的女儿阿尼奇亚·尤里亚娜许配给狄奥德里克。阿尼奇亚·尤里亚娜的父亲奥吕布里乌斯是一位出身名门但短命的皇帝。狄奥德里克拒绝了这一提议，但是人们不禁会好奇，这位意志刚强的女性可能在与这位强人的联盟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还会再一次提到她）。

芝诺还没有走出困境，因为在5世纪80年代末，他忙于应付由伊路斯领导的另一次叛乱。伊路斯的叛乱发生在芝诺的故乡伊苏利亚，伊路斯最终在那里被抓获并处死。在这些年中，狄奥德里克和他的部队主要在多瑙河南岸活动。那里大约是现在保加利亚的多瑙河流域与黑姆斯山脉之间的地区。他们很好地守卫了罗马帝国的边境，也不时地南下活动。他们在马其顿和较远的帖撒罗尼迦做了几次“不那么受欢迎的访问”，有时候他们也沿着罗马帝国的交通要道埃格纳提安大道活动，远至亚得里亚海沿岸的第拉齐乌姆（杜拉佐）。有一次，芝诺皇帝建议狄奥德里克退至马其顿北部的斯科普里附近，以守卫罗马帝国在帖撒罗尼迦地区和巴尔干地区东南部的利益，然而狄奥德里克仍然不断地往返于东部与多瑙河流域之间。

在当时，狄奥德里克的这些行为是十分正常的。但是如果是在100年以前，他的行为会被罗马帝国看作前所未有的侵略。到了公元500年，埃格纳提安大道和多瑙河流域之间的地区（这些地区从未像罗马帝国的其他行省那样被充分地罗马化）是夹在周边地区更为统一的，受到有效治理的和平国家中间的边境地带。如果我们用长远的眼光来看的话，从公元4世纪末直到5世纪末，巴尔干地区良好秩序的崩坏，标志着曾经依靠罗马军队在这一地区所建立起来的铁腕统治已经崩溃了。在这些行省中，罗马帝国的统治从未能够成功地超出武力占领的程度，罗马帝国从未使这些行省从本质上产生根本的转变，从而真正地发展出繁荣的罗马式的城市生活。当罗马帝国过度扩张之时，像狄奥德里克那样以行省为活动范围的雇佣的防卫部队是罗马皇帝所能够提供的最好的防御措施。如果有人对此种变化感到遗憾，认为这标志着罗马帝国的衰落的话，那么他也必须看到罗马帝国在此前的四个世纪中也没有比此时做得更好，罗马帝国从来没有能够使这一地区更彻底地罗马化。

像狄奥德里克一样的军事首领在巴尔干地区的活跃，是君士坦丁堡权力与战略决策所产生的必然结果。狄奥德里克知道他可以随意地活动，定期地攻占和掠夺弱小的城镇。同时他也清楚，一般来说只要他愿意，他仍然可以与芝诺皇帝和好。正如他在483年所做的那样。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获得了非常尊贵的称号“巴尔干军总督”（Master of Soldiers for the Balkans）。更显赫的是，他在484年被授予了执政官的头衔。

罗马的首位执政官出现在公元前509年，在此后400多年的历史中，这一罗马最高的行政职位每年都有两个人同时担任，并在次年由其他人接任。这种寡头性质的政治制度源于罗马人对君主制和个人无限权力的根深蒂固的疑虑。执政官主要来自几个古老而显赫的家族。这几个家族间的竞争基于对共同利益的认知。我们不必去理想化罗马的共和制度，但是作为一种能够使少数人长期有效地统治多数人的制度，并且这一制度使得罗马人通过无情的纪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权势，它还是值得我们谨慎地尊敬。

由于成功地建立起了寡头制，罗马共和国在后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不得不面对过多的敌人和过多的朋友（其中有许多仍然对罗马有威胁），他们之中有些在罗马的军事影响力之内，有些在罗马的军事影响力之外，而此时罗马的共和体制却仍然没有改变。在马略、苏拉、庞培、恺撒、安东尼和屋大维时期，执政官的影响力减弱了。对掌握罗马权力的政客们来说，执政官这一职位反而成为一个很大的政治难题。到了公元前27年，屋大维被授予奥古斯都称号的时候，执政官成为一种象征着罗马传统的标志，并不再具有实权了。在执政官这一职位即将纪念它出现500周年的时候，奥古斯都永远地取消了执政官的实权。奥古斯都可能不会想到，这一职位在保留表面形式的情况下还能再存活500年。

此后的罗马皇帝们仍然年复一年地提名执政官的候选人。候选人渴望获得执政官的荣耀，但也会因为这一职位所带来的巨大的财政负担而对此望而却步。日历中的年份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但是他们所要承担的职责是尽可能慷慨地出资赞助各种庆典和娱乐活动。在公元6世纪曾经有人估计过，一个成功的执政官所要负担的费用几乎相当于一个较大的行省在一年中的财政预算。⁴在521年，查士丁尼自己担任执政官的时候（肯定是帝国国库来付账的），花费了4000磅的黄金，展出了20头狮子和30头豹子，举行了马车竞赛、游行以及公共的宴会。在公元4世纪时，当罗马皇帝们要往来于罗马城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时候，他们一般在这两个首都各设立一个执政官，从而使他们可以分摊财政上的负担，同时为这两个城市提供各种庆典和娱乐活动。

我们没有关于狄奥德里克如何担任执政官时期的相关史料，也不知道在其担任执政官期间由谁来支付娱乐活动的费用。他一定会在君士坦丁堡受到芝诺皇帝的宴请，而芝诺皇帝本人为了庆祝他们之间的联盟或许会承担一些活动的费用。我们所拥有的线索是，在一份史料中说，一座狄奥德里克的骑士像被树立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前。狄奥德里克的部下们获得了巴尔干地区北部的土地作为奖赏。而在此时，芝诺皇帝还在应付伊路斯的叛乱，因此这时候狄奥德里克所获得的提拔无疑地含有让其支持皇帝镇压叛乱的用意。史料中甚至说，狄奥德里克将会去伊苏里亚代表芝诺皇帝作战，尽管这一行动从未实施过。此时，狄奥德里克已经成为了罗马帝国及其政治计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狄奥德里克与芝诺皇帝之间的关系曾经不止一次地恶化。在486~487年间，狄奥德里克率领他的部队向君士坦丁堡前进，并且提出了威胁性的要求。我们所获得的史料都是偏向君士坦丁堡的。因此，对这位巴尔干地区军事首领的形象描述普遍不佳。但是史料中所表现出的责难，往往体现出作者对现实状况的不满。487年的这场冲突最终以狄奥德里克的胜利而告终。因为他从君士坦丁堡带回了他的一个姐妹，她和狄奥德里克年轻的时候一样，长期作为一个尊贵的质子生活在罗马帝国宫廷中。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许多的消息和使节往来于多瑙河地区与君士坦丁堡之间，一个重要的战略格局形成了。在巴尔干地区苦心经营了15年以后，狄奥德里克以一个务实的、有效的、强大的领导人的形象出现了。他曾经给罗马帝国制造了一些麻烦，但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一个罗马帝国的合作者，是维持局势稳定的力量。总的来说，在这几十年中，巴尔干地区有着最好的统治并呈现了最繁荣的局面。接下来该怎么办？狄奥德里克和他的部下们是不会安于现状的。因为巴尔干地区的山脉和峡谷几乎不能再为他们提供居住和扩张的空间了，如果部队前往意大利会如何呢？

这一想法是很有吸引力的。在这一动荡的时期控制着罗马帝国西部行省的几位军事首领中，奥多阿克是最新崛起的，最有智谋，也是最为成功的一位。除了他的天赋，奥多阿克没有任何优势，他没有追随他的部队，没有罗马帝国官方的支持，没有富裕的资助者，但是他在困难的时期维持了西部行省的稳定。他也不是没有野心的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甚至可能与芝诺皇帝不久前的对手巴西里斯库斯有联系。君士坦丁堡不太理解他，也帮不上他。他当然没有多少理由来听从君士坦丁堡。奥多阿克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如果能在帝国东部有一位适当合作者，他就能干出一番大事业。但是奥多阿克是孤立的，而狄奥德里克，作为军事首领和罗马帝国的前执政官，是受罗马皇帝派遣到西部来平定意大利地区的。他被罗马皇帝任命为意大利总督而前来统治此地。488年，狄奥德里克接受了这一安排。

当时帕维亚有一个名叫恩诺迪乌斯的教士，他是一个很会钻营的人，这一点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有察觉到。我们应该感谢他的这种进取心，因为这使他在这一动荡的时代中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著作、小册子、书信等宝贵的史料。恩诺迪乌斯或许是一个阿谀奉承者，但是他仍然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有一篇恩诺迪乌斯曾经在拉文纳宫廷中朗诵过的，赞美狄奥德里克来到意大利的颂词，描述了狄奥德里克队伍的声势浩大。狄奥德里克的队伍缓慢地向西方前进，将马车作为移动的家，随行的有各种行李、家畜和部队的家属。据夸张的估计，队伍的人数大约有20 000人，包括一位有着希腊人名字的书记官弗卡斯。狄奥德里克队伍从默西亚地区出发，途中沿着多瑙河经过的里雅斯特和威尼斯等地区，然后来到了意大利北部的平原，这一平原离他们的目的地尚有200英里。在萨瓦河附近，狄奥德里克的部队与一群格皮德人发生了激战，他们消灭了格皮德人并且杀死了这些人的首领。恩诺迪乌斯生动地描述了这个故事：狄奥德里克如何发表热情的演说，饮下了预祝胜利的葡萄酒，然后拿起缰绳率领着他的士兵们投入战斗，“像波涛汹涌的河流一样扫过这片土地，像在羊群中的狮子一样勇猛”。⁵那时，狄奥德里克已经有将近20年的时间在扮演着这种战士的角色了。他就像一位不受宫殿束缚的皇帝，受到了他的追随者们前所未有的尊敬。

在公元489年的8月28日，狄奥德里克的部队出现在伊松佐河或者说绍卡河，在当时大约可以算作是意大利北部的边界。奥多阿克一定已经听到了狄奥德里克到来的传闻，于是他将自己的部队撤退到了意大利北部平原的腹地，在阿迪杰河边靠近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维罗纳驻扎。这样便可以扼守住意大利东北部必经之路上的米兰和拉文纳等重镇。在9月26日，双方发生了一场战斗，据记载是狄奥德里克获胜了，奥多阿克往东南方向撤退，退入了拉文纳城中。而狄奥德里克则向西前进，巩固他在意大利地区的统治。奥多阿克手下的一位名叫图法的将领背叛了他，将帕维亚献给了狄奥德里克，但此后图法又背叛了狄奥德里克。因此，在489年的冬天，当狄奥德里克和他的部下在帕维亚凝视着远方正在拉文纳城中的奥多阿克时，他们的心情也并不轻松。

狄奥德里克在当时展现出了他从未在巴尔干地区展现过的才华，证明了自己的精明、足智多谋以及对传统的尊重。他当即与罗马城中的一些领导者们取得了联系。或许在那个冬天里，一些使节和说客正频繁地往来于他的部队与罗马城之间。罗马城中德高望重的元老费斯图斯是当时资历最老的前执政官，他答应前往君士坦丁堡，使罗马皇帝正式认可狄奥德里克作为罗马帝国的代理人在意大利进行统治。大约在同一时期，狄奥德里克开始以罗马皇帝芝诺的名义在意大利发行钱币，这也正是芝诺皇帝所期望的。

在490年，狄奥德里克仍然在帕维亚附近对各个势力开展外交活动。这些势力中有一个在高卢南部，是一个由他的远房亲戚所统治的政权。同年8月，奥多阿克率领部队从拉文纳出发，在米兰附近与狄奥德里克发生了第二次战斗，狄奥德里克再次获得了胜利。而当奥多阿克撤退回拉文纳时，狄奥德里克率领部队展开了追击，于是奥多阿克便被死死地困在了自己的首都中。

拉文纳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市，四周都是湖泊和沼泽，沼泽地上长满了芦苇。由于拥有这种天然的防御屏障，一个世纪以前胆小的罗马皇帝洪诺留将西罗马帝国的首都从米兰迁移至了拉文纳，因为这里比较容易防守和逃脱。

在双方的僵持下，冬天过去了。在491年的春天，围困仍然在继续。这一年的7月，奥多阿克曾经尝试过一次突围，但失败了。双方长期的对峙使意大利各地的人们感到前途莫测。除了继续围困拉文纳以外，狄奥德里克的部队也开始夺取意大利各地税收与政府机构的控制权。而奥多阿克则不得不在拉文纳痛苦地看着自己的权力一点儿一点儿地被夺走。

几年以后，我们听到了意大利南方一位精明的政府官员的故事，他名叫卡西奥多路斯，而与他同名的儿子是一个比他更为著名的作家。这位卡西奥多路斯在奥多阿克的宫廷中身居高位，他同时兼任两个财政管理的职位，他既是圣恩使，也是皇家产业使，还是西西里的总督。在420~430年间，当君士坦丁堡最后一次认真挽救罗马帝国西部的政治局势时，他的祖父随同年幼的瓦伦提尼安三世皇帝一同来到帝国的西部，并且显然获得了意大利最南面的土地作为赏赐。这一赏赐也意味着要肩负起保护和治理西西里的责任。当卡西奥多路斯家族的人们在西西里定居以后，他们的忠诚对象随着罗马皇帝们和各地军事首领的命运而不断地变换着。但是他们仍然和他们的领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自从他们定居在西西里之后，就受到了那里人们热烈地称颂。

当狄奥德里克正在围攻拉文纳之时，老卡西奥多路斯与意大利各地的大多数领导者们一样，认为支持狄奥德里克是最为明智的做法。而狄奥德里克最终的成功也证明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拉文纳之围过去15年之后，当一切尘埃落定之时，老卡西奥多路斯的儿子在为狄奥德里克撰写的文件中将自己的父亲称为狄奥德里克王朝最早的坚定拥护者。后来老卡西奥多路斯继续担任着西西里的总督，并在不久之后成为了枢密大臣。当老卡西奥多路斯退休时，他的儿子正在忠诚地侍奉狄奥德里克，开始踏上同样辉煌之路。当奥多阿克的政权在拉文纳逐渐衰亡以后，意大利其他地区的领导者们也纷纷归顺了狄奥德里克。

在491~492年间的冬天，军事格局没有发生变化。狄奥德里克占领了阿里米努姆（现在的里米尼）。阿里米努姆在亚得里亚海边上，距离其北方的拉文纳有30英里。尽管当时在军事策略上很少会利用到海洋，但是通过阿里米努姆这一基地，至少可以干扰和阻挠拉文纳港口的运输线路。

随后，又一个冬天来临了，这是狄奥德里克在意大利度过的第四个冬天，对拉文纳的包围仍然在继续。在493年的2月，拉文纳的食物供给即将断绝了，此时，这座城市中德高望重的长老、令人尊敬的主教约翰率领着一队携带着十字架、香炉和福音书的教士队伍，举着一面休战旗出现在了拉文纳的城墙下。主教在狄奥德里克面前俯下身躯，朗诵着《诗篇》并且乞求停战，欢迎这位“从东方来的王”。⁶狄奥德里克接受了这一请求并且同意和奥多阿克共同进行统治。对这两位刚才还在以性命相搏的对手来说，这种安排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却也是打破此时僵局的一种权宜之计。在3月5日，拉文纳的城门打开了，狄奥德里克在人群迫切和喧嚣的簇拥下进入了这座城市，于是，拉文纳的人们又能够回到正常的城市生活中去了。

10天之后，即493年的3月15日，狄奥德里克在一个世纪之前建成的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宫殿中宴请奥多阿克，以巩固他们之间的友谊，促进双方的合作关系。这一表面上的理由是虚伪的（我们现在依据的是较晚的不太可靠的史料，但是其中主要的事实却是十分可信的），当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狄奥德里克拔出了他的剑走向奥多阿克。

“上帝在哪里？”奥多阿克喊道。

“这就是你曾经对我做过的。”狄奥德里克这样回答他，并且当场杀死了他的对手。忠于狄奥德里克的人们以及为狄奥德里克辩护的人们声称奥多阿克曾经杀害了狄奥德里克的亲属（这或许是事实），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理由是在狄奥德里克蓄谋已久的行动发生之后才宣布的。奥多阿克最忠实的部下们遭到了屠杀，都被砍死在军营里，这些人的尸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被埋葬，以保证人们都能够知道这一事实，并且感到恐惧。奥多阿克的兄弟逃到了一座教堂里，但还是被拖出来杀死了；奥多阿克的妻子饿死在了监狱里；他的儿子逃走了，但是又被抓住，带回到狄奥德里克跟前杀死。这就是那个时代改朝换代时的真实景象。

正当狄奥德里克一帆风顺地扩张他的势力之时，奥多阿克的统治开始分崩离析了。新的统治者获得了成功，顺利地在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直到西西里的地区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他自己几乎从未到达过波河以南的意大利地区——对罗马城的盛大的访问只能算是一个例外。他的权威依靠着自愿的配合，整个意大利半岛以及盛产粮食的各个岛屿都向他缴税。

作为狄奥德里克手下的枢密大臣，利贝里乌斯负责一项重要任务，即帮助狄奥德里克的追随者们定居在意大利。在公元4世纪，在罗马帝国的好几个拉丁行省中，都通过和当地人的交涉和谈判实现了这种定居。新来的定居者们对这些行省既有利又有弊。我们并不清楚定居者们到底引起了多大程度上的混乱，因为没有详细的史料，而且各地的财富是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被夺走和再分配的。⁷在这以前，土地被罗马政府作为奖励赏赐给忠诚的军队。

此时，到了5世纪末，奥多阿克政权的倒台以及奥多阿克的部下所遭到的驱逐为狄奥德里克提供了一些可供定居的土地。定居的土地可能会是很不错的。因为我们可以推断每个政权都会将最好的土地留给他们自己。当奥多阿克倒台以后，奥多阿克的部下们可能早已经匆忙地离开了意大利前往其他的行省了。而奥多阿克的另外一些部下则遭到了流放或者被杀死了。即使我们把这一切都看成是那个时代战争之后的惯例，我们仍然难以估计到底有多少无辜的人们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在那个时代，总是会有一些虽然有着名义上的主人，但实际上却空置着的房屋。与强行夺取其他人的财产相比，这样空置的财产更容易被拿来重新分配。

原则上，政府有权扣押任何已知财产的三分之一，但是狄奥德里克部下人数远没那么多，还无从消化全意大利三分之一的财富，也没有历史学家尝试过这方面的研究。最合理的解释是，狄奥德里克将意大利有产者们上缴的税款的三分之一提供给他的军队和他的部下们。所以，人们基本上没有受到物质上的损失，而狄奥德里克的部下们则获利颇丰。在实践中，新政权采取的措施可能会让那些不精明的人们感到负担沉重，但是在有识之士看来，负担实际上是减轻了。因为传统上十分隐蔽的逃税方法将会帮助他们在不久之后恢复到原来的生活水准上去，腐败能够同时加剧和减轻暴政。

建立一个新政权，暴力和大量的财富也是有必要的。但到了公元493年，因为有了一个稳定的负责任的政府，意大利一定也已经相对的平静下来了。新的统治者有耐心、有毅力、在外交上足智多谋。在经过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后，意大利的统治者再次获得了君士坦丁堡的支持。人们期望能够长治久安，而人们的这一期望也没有落空。

当狄奥德里克在拉文纳围困奥多阿克期间，罗马皇帝芝诺在君士坦丁堡去世了。他的继任者，阿拿斯塔斯一世，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最有能力的罗马皇帝，也是一个谨慎的人。他并不急于对意大利的新局势表态。在491年，费斯图斯从君士坦丁堡的宫廷中返回，但没有带来狄奥德里克渴望的君士坦丁堡对他在意大利的统治的正式认可。

在这几年间，狄奥德里克谨慎地处理着意大利的事务。497年，他再次派遣费斯图斯前往君士坦丁堡。在那时，狄奥德里克统治下的意大利情况良好。他为意大利带来了和平、秩序和良好的罗马式的政府。它可以宣称自己是君士坦丁堡罗马皇帝值得重视和信任的同伴。帝国的形式得到了小心的维护，费斯图斯也确实能够凭借着罗马元老的传统和权威代表罗马元老院讲话，但是他不会提及的是，此时的元老院不过是古时罗马元老院的名不副实的幻影而已。阿拿斯塔斯皇帝被说服了。他认可了狄奥德里克的统治。费斯图斯带着罗马帝国西部象征皇权的徽符返回。这些物品是20年前奥多阿克废黜西部的皇帝时，他送往君士坦丁堡以表示自己虚伪的忠诚的。人们认为这一事件象征着狄奥德里克即使不是皇帝，至少也已经是仅次于皇帝的人物了。

在这之后不久隆重地访问了罗马城的狄奥德里克是有权有势的人物，但是他此时的处境很微妙。他决不会宣称自己是罗马人的皇帝。他在意大利度过的所有37年中，他尽量地表现出最权威的帝王的姿态。如果这一角色能够带来像帝王般的尊重的话，那就更好了。狄奥德里克谨慎地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群一流的参谋和高级官员。这些人来自意大利的贵族阶层，他们精通文化和外交上的技艺。狄奥德里克的政权一直明确地宣称要致力于促进“civilitas”，这一拉丁语的意思大约相当于“文明”或“法律与秩序”。统治者谨慎地遵守和尊重着罗马帝国传统的行政制度和意大利本土的传统。

同时，狄奥德里克灵活地施展了外交手段。507年，他让手下最好的官员起草了一份言辞谨慎的文件，告知君士坦丁堡的罗马帝国政府，自己在意大利的统治是在仿效和复制君士坦丁堡的统治方式——他的统治确实是一种仿效和复制，但是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要仿效得更加出色。⁸狄奥德里克向阿拿斯塔斯皇帝保证他在任何时候都会像过去的罗马皇帝那样来统治，他会关心元老院，尊重罗马帝国的法律，尽力地维持意大利地区的和平与秩序。他在这些方面都做得很好。

狄奥德里克在公元500年的时候访问了罗马城。除了没有皇帝的称号以外，他的所作所为都完全是帝王式的。他在罗马城举行了盛大的访问仪式，他穿着象征着皇权的紫袍，他居住在过去罗马皇帝们在帕拉丁山上的宫殿，他向元老院发表演说，保证实行罗马帝国的法律，甚至还亲自来到现场监督谋杀犯的处决：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个罗马皇帝应该做的。狄奥德里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向人们保证，意大利的所有秩序都会像以往一样地按照罗马传统延续下去。在此后将近30年的时间里，他的表现是成功的。在他的统治下，人们生活得更好了。

然而，狄奥德里克面前的道路并不平坦。由罗马主教选举而引起的争端久久难以平息。当501年狄奥德里克平安地回到拉文纳之时，有关复活节日期的争议和辛玛古教宗资格问题的争端再度在罗马城爆发了。劳伦斯和他的支持者们指控辛玛古挥霍教会的财产，并且与女人有染。这次争端的焦点问题很可能是教会的财产问题，除了国家的统治者以外，教会拥有着意大利最庞大的财富，双方的斗争就是为了掌控这些财富。狄奥德里克当然不可能忽视由劳伦斯这样的教会上层人士所提出的指控，于是他让辛玛古前来拉文纳为自己辩护。

于是辛玛古动身从罗马城出发，沿着弗拉米尼安大道一路北行，途中他在里米尼稍事休息，以准备最后几英里路的行程。但是，有一天，当他在里米尼附近的海岸边散步的时候，他看见一辆驶过的四轮马车中坐着那些劳伦斯指控与他有染的妇女们，其中有一位名叫康迪塔里娅，直译过来就是“辣妹”的意思。辛玛古立时感到事态不妙，即使在狄奥德里克这样一位仁慈的君主面前，他现在也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于是他立即转身逃回了罗马城，躲入了他自己的教堂中，因为教堂拥有法律上的豁免权，是一处良好的避难所。在接下来的5年里，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躲在罗马城郊外梵蒂冈丘陵上的教堂里。这所宏伟的教堂是君士坦丁皇帝建立在圣彼得陵墓上的，此后又经过了数度的重建和修缮，但是在当时它还不是罗马城的主教座堂。辛玛古曾经发布命令将他的对手劳伦斯流放到意大利南部的诺切拉去当那里的主教。但是劳伦斯从来没有将这道命令放在眼里，他公然地藐视辛玛古的命令，在他的支持者们的帮助下占据了罗马城中的拉特兰教堂，以此来向人们显示他们才是罗马教会的正统继承者。

接下来的几年中所发生的情况有着官方文献的记载，但是这些文献只能够略微地展现当时罗马城内的情况。街头暴力时有发生，两位角逐教宗的主教都不乏支持者，这两群人之间有如帮派式斗争也并不鲜见。元老院在这一事件中也同样分成了两派，来自显赫的元老家族的元老们在各种场合表达出自己对两派之中某一派的支持，并且向他们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到了502年，辛玛古认为他的实力已经基本恢复，于是他召集了城里一些地区的神职人员们在罗马城的几座教堂中举行了一系列的宗教会议，企图重新夺回他自己的权力。在这一年的年初，辛玛古在罗马城市的中心地带，台伯河畔的特勒斯泰维区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试图以此来重新获得狄奥德里克的支持。然后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辛玛古的这次表演显得有些过于夸张了。

几个月之后，在罗马城东部城墙附近的耶路撒冷圣十字教堂，辛玛古召开了第二次宗教会议。这次会议结束后，辛玛古在街道上遭到了劳伦斯派的打手们的袭击，最后勉强逃过一劫。我们很难评判辛玛古在这次事件中到底是个胜利者还是个失败者：他证明了他敢于在街头暴力横行的罗马城内随处走动，而且还能够活着回来，从这点上来看他像是一位胜利者；但是他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对手的袭击，最后勉强逃脱，这也算是一种失败。此后，在这一年的9月和10月，又举行了两次类似的宗教会议，辛玛古和他的支持者们最终找到了对付劳伦斯的一些办法，他伺机用自己制定的法规替换了20年前罗马城守大臣发布的有关教会财产的管理条例，以此来证明他所有行为的合法性。

但是这一措施只取得了局部的成功。在接下来的4年时间里，辛玛古占据着圣彼得教堂，劳伦斯占据着拉特兰教堂，两位教宗仍然在继续分庭抗礼。自此期间，辛玛古的支持者们“发现了”（也就是说是编造了）一些教会过去的文献，而这些文件正好能够支持辛玛古的合法性，其中包括诸如两个世纪以前的教会人物传记和殉道者的故事。其中有一则颇具想象力的故事生动地讲述了教宗西克斯特的传奇事迹，他在瓦伦提尼安皇帝时代也被指控挥霍教会的财产，并且和一位修女有染。于是教会在塞索里安教堂举行了一次会议来讨论关于西克斯特的这一指控。这份文献借助了当时在场的一位颇具名望的前执政官之口，表达了宗教会议无权对教宗进行谴责的观点。如果你相信这份文献的真实性，那么辛玛古就有先例可循了。

两派的支持者也都在《教宗录》（Liber Pontificalis）上撰写了他们自己所认为的“正史”。这是一本记载了从彼得开始历代教宗简要生平的书，在每一位教宗去世后，他的传记便被添加到此书中，这一传统一直保持到中世纪末。在辛玛古和劳伦斯争端的50年前，当时的罗马城主教就将自己看作在此地殉教的使徒彼得最正统的直接继承者，所以应该拥有远超出罗马城范围的权力。长期以来，在罗马帝国的一些大城市中，“papa”一词都被用来称呼那些有着父亲般威严和慈爱的主教们，而在此时这个词越来越局限于仅仅使用在罗马城的主教身上，最终这一词的意思便固定为我们所熟知的“教宗”（pope）了。这两派于6世纪初所撰写的教宗录都留存了下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双方是如何证明自己的彼得正宗继承人地位的。

辛玛古在罗马城与劳伦斯展开斗争，但同时他与意大利各地的显贵也保持着很好的关系。颇具野心的恩诺迪乌斯曾经遭遇过一次尴尬。恩诺迪乌斯在他的一封写给罗马教廷的书信中要求辛玛古教宗能够返还给他一笔钱款，这笔钱款是他曾经为了辛玛古的缘故而“进贡”给拉文纳宫廷的。⁹（我可以确定，恩诺迪乌斯一定不会同意把他的这一行为与“贿赂”这种恶俗的词语画上等号的。）但是恩诺迪乌斯似乎再也没有拿回过他的那笔钱，而辛玛古倒的确是开始得势了。在506年，狄奥德里克终于站出来重申了他对辛玛古的支持。但是狄奥德里克做得很谨慎，所以一直到辛玛古在514年去世时，劳伦斯至少在表面上仍然继续维持着与辛玛古分庭抗礼的姿态。接下来所选举出的教宗是何尔米斯达，他的即位标志着曾经因为辛玛古和劳伦斯而分裂的教会再次合一了。

教会中的权力斗争与其他任何的权力斗争并无二致，但是我们所要密切注意的是狄奥德里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的读者或许会产生疑惑，因为直到现在我们都一直对那些称呼狄奥德里克和他的部下的那些字眼只字未提：哥特人、东歌特人、蛮族、入侵者、部落甚至是游牧民族和阿里乌派的异端。狄奥德里克的活动从传统史学观点来看属于蛮族入侵的一部分，他是“Völkerwanderung”，也就是迁徙来的人。这一传统观点的中心思想是：一群无情的、野蛮的人们逐渐地破坏了文明，这些人对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现在我们必须学会抛弃这种观点。

狄奥德里克是十分优秀的。刚才我已经叙述了有关他的故事，不管是否会为他贴上什么标签，我总是尽量客观地描述，尽力地矫正那些过度夸大或者过分美化的事实。我试图去展现一个真实的狄奥德里克。当公元500年，狄奥德里克以隆重的排场访问了罗马之后，他的形象是复杂的，很难下定论、贴上标签或者标语。狄奥德里克从小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中长大，君士坦丁堡城内的纪念碑和庆典的景象强烈地激发了他的雄心，他希望自己在意大利和罗马城也受到同样盛大的欢迎。他不得不学会流利的拉丁语，也可能相当了解希腊语，并且同样懂得他的部下们所使用的日耳曼语言。根据我们对他一生中的前50年的了解，从5世纪70年代初他在十几岁的时候从君士坦丁堡返回巴尔干地区开始，直到520年他的形象和他的所作所为一直是传统罗马式的、帝王式的，对他所占领的地区的传统保持充分的尊重。他发动的军事冒险很有限，但他在民众中的声望可以与罗马历史上所有最优秀的将领们相媲美。

狄奥德里克一出生就是基督徒，他的父亲也是在多瑙河地区有着基督教传统的军队中长大的。早在150年前，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传教士就已经使那里的人们皈依了基督教。这些军队对他们所皈依的基督教十分虔诚。但是在当时，君士坦丁堡所支持的教义已经改变了，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派神职人员谴责了君士坦丁大帝时期曾经的正统教义，将之称为阿里乌派。狄奥德里克的部下们所使用的《圣经》是一位在君士坦丁堡学习过的主教乌尔菲拉斯翻译的，是他以君士坦丁大帝时期正统教义的观点翻译成哥特语的。¹⁰尽管他的翻译十分晦涩，但是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认真地尝试将希腊语翻译成一种几乎没有书面传统的语言。尽管基督教正统派已经指责它为阿里乌派异端，但是哥特语的《圣经》迅速地在罗马帝国拉丁地区传播开来。¹¹自从459年以来，罗马军队的将领们大都信奉阿里乌派的教义。拉文纳的教堂中阿里乌派至少拥有半数。在罗马城，也至少有一座阿里乌派的教堂。我们有一份500年时的布道辞的抄本，来自一位生活在维罗纳的阿里乌派布道者。在此后不久，一位生活在那不勒斯的名叫尤吉皮乌斯的修士（我们此后会再次提到他）写信给他的一位同伴探讨一个神学上的问题，其中提及 “一位哥特人伯爵”将阿里乌派的观点强加于尤吉皮乌斯。这一讨论表明了两个不同的群体彼此之间同时存在着文化上的与宗教上的明显分歧。但是在狄奥德里克统治下的意大利，没有人会想到要将别人绑在火刑柱上烧死。

狄奥德里克父亲的家族信奉的是阿里乌派，而狄奥德里克的母亲埃雷莉瓦是正统派的基督徒。她在受洗时所取的教名叫尤西比娅（意为“虔诚”）。至于狄奥德里克自己的信仰，当他年轻时生活在君士坦丁堡期间，基本上是倾向于正统派的。他和他的部下们对基督教十分虔诚。但是来到意大利之后，他们发现在礼拜天他们和当地人所去的是不同的教堂。狄奥德里克一再重申在他统治期间他会公正对待罗马教会。他所获得的威望有一部分来自他所扮演的罗马帝国合法的地区统治者这一角色，一部分来自他在童年和青年时代在君士坦丁堡所培养出的对基督教各教派的宽容。

狄奥德里克在信仰问题上的宽容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¹²在神学辞典上可以查到阿里乌派教义和尼西亚会议以后正统基督教教义之间的差别。但是在当时罗马帝国边境地区的军队中，没有多少人能够解释他们的信仰和正统教义的信仰有何不同。事实上这一区别是重要的，因为宗教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中，并且对将来的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即使不去参加宗教活动，也会认可自己属于某一种宗教传统。但是相反，虽然古代的人们都在进行着宗教实践，他们却未必会将自己置于某一种特定的宗教背景之下。然而到了古代晚期，宗教逐渐成为了一个人文化背景的一部分，开始成为个人身份的标志。

因此，如果你完全信奉某种宗教，那么你的身份不再由你的出生地、你的家族或者其他任何社会地位来界定。你可以收拾起行李，到处迁徙，而你的身份仍然不会发生变化。在古代世界，不同社会之间的流动时有发生。但是如果你从奥隆特斯河边的安提阿来到台伯河边的罗马城，这并不仅仅意味着你又学会了一门新的语言：因为你的宗教行为可能也改变了。最早是犹太教，然后是基督教，最后尤其是伊斯兰教，利用了这种身份认同机制，使得这些宗教的信徒们能够过着更加独立的、流动性更大的生活。而这一情况所产生的效果便是这种宗教本身变得更加强大、更有凝聚力了。生活在罗马帝国边境的阿里乌派罗马士兵们最终会融入到正统派教会中。他们的境遇也预示和预演着我们当今社会中的仪式、教义和身份认同之间的冲突。

我们不妨把狄奥德里克看作奥赛罗，这位莎士比亚笔下的摩尔人在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很像狄奥德里克。奥赛罗是最优秀的将领，他有着绅士般的风度，他机智、雄辩、待人温和、有耐心，并且十分宽容，他在威尼斯人中是最优秀的。但是所有人都叫他“摩尔人”，人们以这一称呼来表达他们自己的优越感。奥赛罗只是比威尼斯人的肤色略黑一点，他的穿戴比大多数威尼斯人要好，他谈吐优雅，比他周围的任何人都更睿智。导致奥赛罗悲剧的是人们心目中对摩尔人所抱持的传统印象，而这一印象和奥赛罗本人的真实情况是大相径庭的。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奥赛罗周围的人们说着他们印象中的摩尔人的故事，这最终使得奥赛罗成为人们所担心的那种摩尔人，而剧中杀死黛斯德莫娜的凶手也是由人们的这种恐惧和无知造就的。奥赛罗的悲剧在于他背叛了真正的自己；在狄奥德里克一生的最后阶段，也面临着类似的命运。

不幸的半个世纪

一般来说，当罗马帝国境况不佳的时候，各个行省和城市都会出现饥荒和瘟疫，更加不幸的是遥远的罗马政府开始变得不稳定和不可靠了。在公元420年到480年间，生活在罗马帝国西部拉丁行省中的人们经历了长期令人沮丧的危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在解释发生在他们周围的灾难时，很少能够有足够的理智和远见。

罗马帝国的拉丁行省西至巴尔干地区，北部贯穿了多瑙河与莱茵河的河谷，直到不列颠。南部包括高卢地区、伊比利亚半岛和北非沿岸一带，其中心则是意大利及其周边的岛屿。这些地区体现了古老的罗马文化和地中海文化的特色。西方的罗马人与东方的希腊人、叙利亚人和埃及人有何不同？最明显和最基本的一点是，罗马人通过向他们的敌人学习，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城邦一跃成为世界性的帝国。罗马人最好的榜样就是繁荣富庶的海上强国迦太基。罗马人向他们发起了挑战并且取得了胜利。这使得罗马人突然之间成为超出自己梦想的地中海地区的霸主。

但当时的罗马以及它所征服的诸多地区还没有为组建一个大帝国做好准备。尽管希腊人与迦太基人曾经吹嘘他们的历史和所传播的文化，但是罗马人通过建立退役士兵的殖民地、扩展罗马的政府机构以及在所征服的地区设立税收体系来使地中海各地罗马化。罗马的统治者们仅仅满足于各地缴纳税款、崇拜罗马皇帝。拉丁语是社会上层所使用的语言——除非你能够自豪地使用希腊语。罗马人所建造的所有城市都类似于今天根据规划建造的巴西利亚或者堪培拉，这些城市并不像如今的孟买和芝加哥那样城区不断地向外扩张，并有着充满活力的商业。罗马人的城市都是罗马官方建造起来的。它们的经济严重地依赖遥远的罗马政府。在公元前146年遭到毁灭的迦太基，在复兴之后可能称得上罗马帝国西部的第二大城市。但是在罗马帝国西部再也没有其他的城市能够与这两座城市相比了。此外，罗马帝国西部的乡村地区由庄园所构成的——这些庄园中居住着大地主和他的佃农，而不是那种能够自给自足的自治性村庄社区（罗马城本身就是罗马人所居住的最无序的城市，它没有经过规划，移民们源源不断地涌入其中）。

罗马帝国的西部

高卢与西班牙的大部分乡村地区，尤其是那些远离地中海的乡村地区仍然是十分落后的。不过罗马人在那里的殖民地仍然繁荣。波尔多和图尔标志着高卢地区城市化与罗马化的大致界限，那里的河流和南面伊比利亚半岛的大多数河流一样，都是向西流动的，它们远离了地中海地区。因此这些河流并不有利于罗马帝国的贸易。一旦越过了高卢地区的罗讷河谷和伊比利亚半岛的埃布罗河地区，你就会意识到你已经远离了罗马文化。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南端曾经是迦太基人的前哨站，它在当时和后世一直是罗马人、摩尔人和西班牙人的活动中心。

莱茵河与多瑙河等边境地区的社会与上述的那些地方不同，这些地区是罗马帝国西部最具活力的地方。人们会在那里发现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军事凯恩斯主义。军事首领把他们在罗马帝国各处所收集起来的税款用来供给自己手下的军官与士兵。这些士兵和军官们既有钱又有闲，就像罗马城里那些一边擦着香水，一边抱怨自己手上因为带满了戒指的手汗太多的显贵们一样。士兵们或许不会擦香水或戴戒指，但是只要税收仍然保持充足，这些有钱又有闲的士兵们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地中海周边，特别是非洲地区的繁荣现在被转移到了罗马帝国北部的边境。在北方遥远的哈德良长城那边，罗马帝国的军队警惕地监视着苏格兰人。距今30年前在那里发现了一名罗马士兵的一些书信。这是一位虽然并不富有，但是忙于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人，他十分注意日常消费品和家庭事务。自从尤里乌斯·恺撒以来直到公元500年，税吏们不断地继续着他们的工作，维持了罗马帝国边境地区社会主义式的生活状态。通过反复的试验和失败，或者依靠运气和战略，无论如何，罗马帝国在边境地区维持了一种平衡。罗马人知道能够从土地上攫取什么，也知道为了维持边境稳定需要付出些什么。但无人明白这种平衡是何等脆弱。

这些边境地区的社会具有军事性质。驻扎在那里的罗马军队保护着那里的居民们不受来自河对岸，或哈德良长城对面，或沙漠对面的蛮族的袭击和骚扰。总体来说，罗马帝国的边境是一个复杂的难以定义的地方。在地图上，我们将莱茵河与多瑙河作为罗马帝国北部的边境线，但是实际上，莱茵河与多瑙河从未真正地被当作罗马帝国的边界。河流从军事上来说是很好的边界，如果让一位罗马将领以一条河流作为他展开军事行动的基础地形，他能够很好地守住这条河。但是这些河流不可能是战略上的边界。这种实际上不可能的情况往往被条约缔结者们所忽略。如果你前往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或者拉雷多，你会很快地发现格兰德河是这两座城市之间的天然磁石，而不是人为的分界线。河两岸的人们建立起了很完善的跨边界的社会经济共同体。同时，美国政府的各种警察却徒劳地想将格兰德河作为打击非法越境者的屏障。这种努力永远是徒劳的，因为河流很容易通行，促进了商品和人员的流动并由此产生了社会的繁荣。

因此，如果你越过罗马帝国多瑙河与莱茵河的边界，想了解一下居住在那里的“土著人”，你会发现一个与刚才所提到的社会十分相似的情况：一些士兵和农民们杂居着，商人们在其中从事买卖活动。你仍然会听到人们使用拉丁语，他们不会比罗马帝国境内的人们拉丁语说得更好，但是也不会太差。从罗马帝国以外来到这里的人们会认为这些边境地区是很有罗马特色的，但是如果你来自罗马帝国的地中海地区，你就会觉得都是令人害怕的异类。任何边境地区的文化大都如此。

生活在多瑙河，尤其是莱茵河地区的罗马人很好地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居住在河流北部和东部的人们名义上不属于罗马法所能够管辖的地区，实际上他们也是罗马帝国边境上“河岸社会”中的一分子。但是从理论上来说，他们“在河的另一边”，因此他们不用向罗马帝国缴税，这使他们在经济上拥有了巨大的优势。多瑙河同莱茵河一样，人们可以很自如地在河流上穿行，因此这种“河岸社会”一直扩展到了多瑙河的上游与中游，有一些扩展到了多瑙河的中游与下游，越过塞尔维亚。为此这数百英里范围的地区再一次统一成为一个互相联系的社会。在罗马帝国统治的地区中，人口的增长和经济上的稳定意味着能够提供更多的士兵，于是更多的税收会被花费在边境上。繁荣的局面还吸引了各地的移民来到这片肥沃的土地上。

生活在这些河流地区的人们尽量地模仿着他们所了解的罗马人的生活方式，虽然气候的因素造成了生活方式上一定程度上的差异。那里的人们喝啤酒比葡萄酒要多，他们饲养牲畜的同时也种植谷物。他们自发地迁徙找寻更加肥沃的和人烟稀少的土地，这引起了罗马人的警觉，罗马人预计到了他们的这些活动将会引起可怕的动乱，试图让他们学会安定。结果是，罗马人自己一手培养起了他们所害怕的事物，因为生活在这些河岸地区的人们也同样学会了罗马人的组织制度，因此也学会了罗马人的战斗方式。“日耳曼世界或许是罗马人最伟大的和最持久的政治和军事上的产物。”一位当代的历史学家曾经这么说。¹³这位历史学家的古代同行见证了公元3世纪时所发生的事：

蛮族们使他们自己适应了罗马世界的生活。尽管他们没有忘记他们自己祖先的习惯和他们自己部落的习俗、他们独立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通过武器所获得的自由，他们还建立起了市场与和平的会议。当他们逐渐地在罗马人某种形式的监督之下学会了这些新的生活方式时，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毫无困难地改变了自身。¹⁴

在多瑙河的北部，现今的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旧教科书中的地图为我们显示了生活在这里的蛮族部落的名字：马科曼尼人和夸狄人。考古学为我们揭示了当地的许多罗马式的庄园，有些还带有澡堂，有些建筑还使用了罗马军营中常见的砖瓦。而所有相关的发掘中都出土了许多罗马军队的装备、服装和珠宝。

事实表明罗马人并没有自己的帝国理论。当罗马人扩张之时，对帝国未来有着自己的考量。罗马帝国将自己的边界向外推延的同时也征服了更多不必要的民族，而这一扩张在公元1世纪碌碌无为的尼禄皇帝之前已经达到了它的最大限度。莱茵河与多瑙河流域太吸引人了，这两条河流都便于航行，从两条河流周边的任何一条陆路都可以方便地抵达罗马城。这两条河流相距几英里，形成了一条几乎是连续不断的从北海到黑海、从尼德兰到摩尔多瓦地区的航线。¹⁵众所周知，奥古斯都在罗马军队即将进入易北河之际撤回了他的部队，许多人责备奥古斯都，认为自从在莱茵河北部条托堡森林遭到惨败以后，他变得保守了。而事实上奥古斯都体现了良好的战略意识，他认识到对于植根于地中海地区的罗马帝国来说，易北河地区要比莱茵河地区更加难以补给和防守。¹⁶

因此罗马人认为可以维持现状。罗马在不列颠地区所建立的统治及其稳定的发展都是在公元1世纪时完成的。塔西佗的岳父阿古里可拉憧憬着如果能给他一个夏天的时间，并且有一个军团的兵力，他还可以将爱尔兰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中。在公元106年，罗马皇帝图拉真（他很可能是三四位最好的罗马皇帝之一），¹⁷成功地将达西亚（大约是现今罗马尼亚直到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一部分地区）纳入到了罗马帝国的版图中。但是这一地区在公元3世纪这一不幸的时代中脱离了罗马人的统治，而且此后那里再也没有引起过罗马人的兴趣。在很长的时期里，罗马化渐渐地进行着。不过，这是在罗马士兵崇拜的密特拉斯神面前实现的。在罗马撤出之后很久，它仍然在达西亚保持了地位。我们甚至还在克里米亚发现了密特拉斯神，罗马军队从来没有想象过向那里进军。

最终，罗马人的影响消失了，没有罗马的作家、统治者和冒险家（大概只有图拉真皇帝想到过）会继续关心罗马帝国的北部边境之外将会变成什么样的世界。罗马帝国的其他边境地区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在东部的边境，波斯人似乎永远会在哪里。在东南部的边境，阿拉伯人也永远不足以对罗马帝国构成威胁。在非洲行省的南部边境上，侦查与监视是必要的，但是撒哈拉沙漠足以成为一大屏障，而埃及行省长期以来就控制着尼罗河流域地区的人们，他们之中也没有人会对罗马帝国构成军事上的威胁。罗马帝国一直维持着这样的局面，并认为这样的均衡局面会一直维持下去。

罗马人沿着莱茵河与多瑙河建立起边界，从而永久地改变了欧洲的地理格局。被罗马帝国边境地区所吸引来的各种群体在附近互相冲突，有时也越过边境进行劫掠。罗马人借机逐渐地收服和统治了这些邻居们，同他们建立起经济上的联系，结成友好的联盟，联合起来一同与其他的敌人作战。最终这些人被罗马人所同化，同时边境地区的统治也得到了巩固。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估计出这种策略的可行性到底有多大，但是图拉真皇帝在达西亚地区的行动表明，至少他看到了这一策略的可能性。此后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没有图拉真皇帝的这种眼光，反而成为蛮族的俘虏和消极被动的受害者。他们既不对边境地区进行控制，也不了解边境地区的情况，更没有对边境地区施加影响。奥古斯都以后的大多数罗马皇帝都因为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消极态度而受到了人们的指责。

没有什么事会一成不变，一个伟大的帝国也不可能永远不变。罗马帝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很容易被忽略。罗马帝国实行元首制的最初200年是一个不成熟的帝国。由小规模的军队和小规模的官僚机构控制着辽阔的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间的地区。直到公元193年，这种不成熟的状态才发生了改变。一位上了年纪的元老狄迪乌斯·尤里阿努斯通过报价拍卖得到了罗马皇帝的头衔——他站在罗马禁卫军的军营外面，喊出越来越高的价格以获得禁卫军的支持，直到军队最终同意了他的出价。狄迪乌斯·尤里阿努斯仅仅在位了几个月的时间，此后即位的公元3世纪的罗马皇帝们都只是军事将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罗马元老院没有能够使自己发展壮大，也没有能够实现国际化，而只满足于作为一家以罗马城为总部的富人俱乐部。

3世纪是远比5世纪更糟糕的时代。那个时代的罗马皇帝们连能够在皇位上待几个月都很困难，更不用说能够统治几年时间了。此时罗马帝国的边境在各个方面上都有着惊人的漏洞。最后意志坚强与纪律严明的军队结束了3世纪中叶这一令人恐惧的大破坏时代。

从公元284年即位以来，戴克里先皇帝和他的继承者们成功地恢复了罗马帝国的边界和罗马帝国内部的秩序。这主要是通过以5倍和10倍的数量来增加罗马士兵和官职的数目。戴克里先皇帝使罗马军队的规模增加到大约40万人，而最大规模时大约达到了65万人。到了公元6世纪，非洲行省的政府中有400个专职的官吏。埃及行省中有600个对钦命巡抚负责的官吏。这些成群的官员们支撑起了真正的罗马帝国，这个罗马帝国是过去官员稀少的元首制时代的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它更类似于南北战争后的美国政府。在南北战争后，再度统一起来的新的美国政府，依靠大量移民来维持其国力的增长。对美国的读者们来说，这些事实应该不会让他们感到惊讶：这些被罗马人混为一谈、当作蛮族看待的各种各样的群落在戴克里先皇帝所建立起来的新的罗马帝国中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在公元4世纪时，罗马帝国尤其是其西部的行省开始不断地军事化与官僚化，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蛮族化。税率上涨了，帝国的经济承受了新的负担。新的经济收入被用在军事上的比重不断地增加，从而不再有利于地方上的社会上层，尤其忽视了罗马元老院在地方上的利益。

戴克里先皇帝的成功影响到了罗马帝国各地，它意味着更多的税收流向了边境地区。如果你能够将罗马帝国国库中所支出的每个钱币想象成一个一个小小的灯泡，你将会看到一条又粗又亮的长线出现在莱茵河与多瑙河的沿岸，其中最明亮的发光点是在特里尔、米兰、贝尔格莱德、君士坦丁堡等靠近边境的行政中心。还有一些较明亮的发光点会散落在从安提阿开始的东临波斯帝国的边境地区。从许多重要的方面来看，这些明亮的发光点才是真正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皇帝和官员们在那里生活与工作，罗马帝国的政府在那里接待来自各地的请愿者。离军队越远，发亮的地点就越少。相比较而言，非洲、伊比利亚半岛、远离莱茵河的大部分高卢地区以及亚平宁山脉南部的意大利，这些行省被冷落而开始逐渐衰败。

非法移民与罗马危机

仅仅这些事实并不能够抑制我们对于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想象。这一时代有关的那些权威历史地图上都画有指向南面的大型彩色箭头。要把握古代历史、从过去的历史中汲取教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了解事实。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在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并没有被这些从北方席卷而来的鲜艳的箭头或者类似的事物所侵扰。

这一切都始于一场难民潮。

首先来看一下欧亚大陆的地图，关注一下从乌克兰的第聂伯河畔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为止的一条走廊，这条走廊北至黑海和里海，是那些在广阔的中亚大草原上蓬勃发展的各民族的家乡。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地方的景色会和那里一样。那里如此空旷，如此令人生畏。生活在那里的是马背上的民族。这些民族以其他地区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速度在大草原上穿行。在这条走廊的两头，都紧挨着农业国家，东端是中国北部的平原，西端是欧洲东南部的森林与耕地。这些马背上的民族并不想破坏农业社会，但他们会发起一些小规模的袭击，不时地劫掠，在困难时节来到附近地区靠着那里土地上的出产而生活——有能力的游牧部落会这样做。

马背上的民族中有着不同的群体。他们彼此不同程度上都有一定的了解，互相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在公元4世纪中叶，他们开始向西方移动，并且在沿途中发现并且获得了诱人的利益。他们陆陆续续地走出这片大草原，每一群人的人数最多达几千人，不断地停留在各地，寻找机会劫掠那里的定居者。当他们发动袭击时，人们发现了他们，然后他们又消失了，直到下一次袭击的时候再次出现。他们在西方的敌人称他们为匈奴。有时候他们被描述成巫师们的后代，这些巫师曾经被哥特人驱逐到中亚的大草原上，那里充满了不洁净的灵魂，漫游在那空旷的地带中。

在公元373年，匈奴人开始进入罗马人视野可及的地区中。他们袭击了被称为格鲁顿吉人和特尔维吉人的定居者，并且在越过多瑙河以后分散开来——那里是西方文明真正的前沿地带。西方的人们第一次见识到这些掠夺者。15年以前，君士坦丁皇帝与特尔维吉人作了一项交易，让他们往多瑙河上游的西面迁徙，以强化罗马帝国边境地区的守备，提防生活在那里的萨尔马提亚人。萨尔马提亚人是居住在当今匈牙利一带的民族，他们与波斯人有联系。君士坦丁皇帝给特尔维吉人提供了食物与金钱，鼓励他们与罗马人贸易，并将他们中的一些人招入罗马军队中。渐渐地，这些人越来越觉得自己是罗马世界中的一分子，尽管他们生活在罗马帝国的边界之外。

当这些人受到匈奴人侵袭的时候，生活在多瑙河更加下游地区的格鲁顿吉人的王埃尔马纳里克对于他的人民们所遭受的损失感到十分羞愧。为了上帝能够保护他的臣民们，他用自己的剑刺穿了自己的胸膛，以光荣的方式自杀了。同一时间，一大群特尔维吉人也失去了对他们的领袖阿塔纳里克的信任。更年轻、更具活力的领导者，弗里提根和阿拉维乌斯站了出来领导这些民众，敦促他们往南面迁徙，越过多瑙河以便在罗马帝国境内寻求庇护。他们相信在罗马帝国境内他们会很安全。因为那里是一个如此文明和繁荣的国度，又有着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阿塔纳里克一般被称为王，而弗里提根和阿拉维乌斯被称为将军，但是这些称呼是十分笼统和不准确的。在这样的一个群体中，一位贵族领导者的地位基于各种因素，有些与宗教有关，有些来自年龄和家族所带来的威望。因此“王”这一称呼未必符合他实际上扮演的角色，这些人仅仅只是率领群落迁徙和避难的年轻领导者而已。

罗马皇帝瓦伦斯欢迎特尔维吉人的到来，他为此感到高兴，因为他正确地预见到了这些人将会成为新的税收来源和新的兵源。罗马人将这些人看作哥特人大群体中的一支。从此以后，这些进入罗马帝国的人们就被称为西哥特人。我们将会不断地看到，各种族群后来所获得的身份和称呼并不是由于他们的祖先或他们过去的习俗，而是因为他们同罗马人所接触时的具体环境，因为罗马人需要对这些他们不太了解的人们有一个称呼。

一切本来都会是顺利的，然而在此后的两年间，由于地方上的将领和瓦伦斯皇帝自己所犯下的政治和军事错误，使得这群难民的安置问题成为政治和军事悲剧。这只能归咎于罗马人自己。罗马人对这些难民们许下的承诺并没有兑现，于是不幸也随之而来。罗马军队过分地阻止了这些难民在罗马帝国境内的活动，难民们的情绪爆发了。最终，瓦伦斯皇帝从安提阿赶到了事发地点，决定亲自平息这场纷争。但此时，从西部行省赶来增援的军队还没有抵达。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灾难。罗马军队准备给这些难民们一些教训，于是，在阿德里安堡与他们发生了一场激战。¹⁸结果西哥特人不仅打败了罗马军队，而且取得了一场大胜，使得罗马军队四散而逃。在这场战斗后，瓦伦斯皇帝也不见了踪影。有关瓦伦斯皇帝结局的谣言和传说不胜枚举。但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是，罗马军队以高傲的姿态投入到战场中，最后却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况逃离战场，这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难道杀死瓦伦斯皇帝的人在战场上认出了他，并且回忆起十几年前瓦伦斯率领军队越过多瑙河肆意劫掠的情形？西哥特人是否承认罗马人在道德上要优于蛮族？或认为蛮族在某些方面比罗马文明更加优秀？西哥特人的胜利使得他们自己大受鼓舞，也燃起了他们对罗马帝国的愤怒。随后，他们决定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来选择他们的定居地。

如果有一个更加英明的皇帝，那么他就会对这些西哥特人表示欢迎，并且让他们定居在罗马帝国的境内，通过精心设计的土地政策来利用西哥特人。他能将这一政策扩展至多瑙河的对岸，与那里的各种蛮族群落建立起紧密的联系。而现在，罗马帝国境内的西哥特人不会对罗马帝国抱有多少忠诚，因为罗马人当初非但没有对他们伸出援手，反而试图袭击他们，但最后却暴露出了罗马帝国自身的软弱与迟钝。这些事件是我们此后在狄奥德里克时代所看到的事件的先例——独立的军事首领和他的部队在巴尔干地区纵横驰骋，对罗马帝国时而效忠，时而袭击。

瓦伦斯皇帝没有接纳西哥特人所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多瑙河边境的广大地区成为危险地带。罗马人从此不得不时刻担心来自河对面的威胁了，而经验会一再地验证罗马人这种担忧。此后，罗马帝国北部边境战事都发生在自己边境这边。

直到数十年后西哥特人在高卢和西班牙定居以前，他们的人数从未能对罗马帝国构成威胁。但是，西哥特人现在完全有理由将他们自己看成一个独立的群体。他们相信，如果他们生活在一起并且信任他们的领导人，他们会更加安全。他们在军事上的成功以及他们对罗马帝国专横态度的不满使他们成为一个被称为西哥特人的群体——而这并不是由于他们种族的关系。

在此后的30年中，罗马帝国的政策缺少连续性，既犯了一些错误，也取得了一些成功。最好的时期是罗马将军斯提利科当政的时期。斯提利科通过交涉与谋略稳定了西哥特人的情绪，使他们基本上安定了下来。斯提利科自己也出生于一个蛮族家庭，在军人出身的狄奥多西皇帝在位时，他是皇帝的得力助手。公元395年狄奥多西皇帝去世后，皇帝的后嗣们都还没有成年，于是由斯提利科一人把持朝政。当时西哥特人的首领是阿拉里克，他曾经是罗马军队中的一员，而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罗马帝国境外度过。

在公元408年，年轻的洪诺留皇帝在宫廷中策划了对斯提利科的谋杀，借口是他和西哥特人勾结，之后，所有的灾难都一起爆发了。在两年之内，阿拉里克的军队进入了意大利本土，这是近600年来意大利本土首次遭到外来军队的入侵。在与罗马元老院的一系列谈判无果之后，阿拉里克和他的部队洗劫了罗马城。在公元410年8月24日，阿拉里克和他的部队进入罗马城开始了为期三天的疯狂劫掠。他们之中有些人是为了抢夺财物，还有些人纯粹是为了破坏取乐，大部分的屠杀只是为了显示他们能姿意妄为。

我们难以说清这三天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那个时代中有些人夸大了这次屠杀，另一些人弱化了这次屠杀。但是几乎没有理由认为有特别大规模的屠杀行为。这些侵略者们真的放过了那些躲避在教堂中的人们——甚至心甘情愿地将人们护送入教堂吗？那些宣誓毕生守童贞的女基督徒在面对强暴的时候会选择自杀吗？这些事实的真相还没有人们对它们的看法重要呢。

但是整个世界安然无恙，至少那些好事争论喋喋不休的阶层依然如故。罗马城的象征性地位以及它传奇般的历史使那些即使从未关心过这座城市的人们也难以想象，它竟然会遭到如此公然的侵略和耻辱。奥古斯丁在北非得知了这一消息以后感到事关重大，并以此为契机开始撰写他的《上帝之城》，书中阐述了罗马城里的基督徒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当前他们所遭受到的灾难。他的言辞十分睿智，但和当时的政治争论并没有多大的联系。他呼吁人们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要考虑到人类的整个历史。他认为罗马的成功与罗马本身无关，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为了培养和传播一个普世性宗教的计划。

奥古斯丁没有看到或指出，罗马帝国根本性的错误在于，它需要防御外来的入侵者。将外来者吸纳进来，以自己文化传统改造他们，融合他们的同时接纳和吸收他们的优点——那些没有执行这种策略的罗马统治者们随着资源的日渐减少，注定要扮演被动防御的角色。这一景象将在本书中不只一次地出现。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人的失败仅仅是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成功。

当罗马帝国的军队仍然全神贯注地对付西哥特人的时候，第二波难民潮也已经涌入了罗马帝国的境内。公元405年的最后一天，距离西哥特人来到罗马帝国大约一代人以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群落跨过了莱茵河，这一群体中的成员包括汪达尔人、阿兰人、苏维汇人等等。这些入侵者利用了罗马帝国在莱茵河边境地区暂时性的疏忽。因为当时罗马帝国的军队正一面忙于应付来自不列颠的篡位者，一面封堵西哥特首领阿拉里克在意大利地区的活动。又一次，罗马人的行动只起到了治标不治本的作用。历史学家们推论说是多瑙河下游的匈奴人迫使这些群落开始迁徙的，但是这一论点已经被证明并不算是一个很好的推测。机遇、野心和偶然因素或许足以解释他们的这些行为。

这些移民似乎很快地在高卢北部站稳了脚跟，他们十分安静地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而在几年后，由于罗马军队的进逼，他们突破了罗马军队的封锁来到了比利牛斯山脉另一边的西班牙地区，并逐渐地在那里定居了下来。这些人已经发现了罗马帝国真正的秘密：一旦他们冲破了罗马帝国边境地区的防线，那么境内的居民、城市和农庄都几乎是不设防的。一支像他们一样机动而又精明的部队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一点，不用急于定居下来。关于阿兰人、苏维汇人，我们所知甚少，而汪达尔人将会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西哥特人与汪达尔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当他们了解到罗马帝国的战略不过是守住自己的边境，而对边境以外的局势毫不关心时，他们就开始袭击罗马帝国防守最薄弱的地区。罗马人苦心经营的防线在面对这些入侵者的时候只能够收获不断的失败。正是对这些入侵者忧心忡忡的罗马社会培养出了这些入侵者，还自相矛盾地给予了他们自我身份上的认同。这些流亡群体的组织性并不强，因此他们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策略。一旦他们进入了罗马帝国境内，并且察觉到他们自己所拥有的实力，被罗马帝国的居民们妖魔化的时候，他们便成为帝国境内人们所害怕的对象：较好的组织性，较强的凝聚力，并且还具有模糊的意识形态。

大而化之的历史书会说，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分别是第一群和最后一群曾经居住在罗马帝国境外，而后来越过北部边界永远定居在罗马帝国境内的蛮族部落。另外一些“入侵”，特别是5世纪时狄奥德里克率领的东哥特人和6世纪伦巴德人占据意大利的时候——则被看作是已经生活在罗马帝国境内的民族从一个地方移居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这些大而化之的概括之外，有一些例外还有许多复杂的学术争论。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所谓的入侵者们，即使以最大数量来估计，与当时罗马帝国所拥有的财力和军力相比，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有些群体在罗马帝国的土地上漫游了二三十年才最终定居了下来。他们仍然处于流动之中。一些人在沿途中便已经脱离了队伍定居了下来，而余下的人们继续前行。途中他们会吸收一些新加入的迁徙者，士兵在途中娶妻生子。如果你和这些人一同行进，你的名字和你的身份会被这一群体所同化。或许你还会很严肃地看待此事。

在公元5世纪10年代末，一位前往伯利恒朝圣的西班牙教士迫不及待地向人们诉说着他在途中所听到的西哥特国王的故事。¹⁹在西哥特人残酷地洗劫了罗马城后不久，阿拉里克便去世了，继任者是阿道尔夫（阿道尔福斯）。据说在他年轻时，他就想象着将来能够颠覆罗马世界（Romania），建立哥特世界（Gothia）取而代之。他知道他所率领的哥特人过于散漫，需要学习罗马人的优点来形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这则故事的可信度差不多类似于我们如今在小报上所读到的八卦新闻，但也显示出了弥漫在罗马人中的焦虑情绪，他们已经需要认真考虑一位蛮族入侵者首领莫须有的言行了。即使这个故事是真的，我们也不要忘记，当这位西哥特人的首领说这番话的时候，西哥特人来到罗马帝国境内已经将近40年了。取代罗马世界（Romania）是一种野心，换句话说，这几乎肯定只能是由一位生活在罗马帝国境内，生活方式与大多数罗马居民和罗马士兵并无多大差别的人说出的话。更重要的是，这则故事体现出了哥特人对文明的肯定。那些选择定居在罗马帝国境内的蛮族部落往往会被罗马帝国的文化和繁荣所吸引，根本不想破坏这些事物。

这位阿道尔夫王缔结了一桩不错的罗马式婚姻，他的新娘加拉·普拉奇迪娅是狄奥多西皇帝的女儿，洪诺留和阿卡迪乌斯两兄弟的姐妹。这两位皇帝在狄奥多西皇帝395年驾崩后分治罗马帝国的西部和东部。当阿拉里克洗劫罗马城之时，这位加拉·普拉奇迪娅正在罗马城中，她选择加入西哥特人的队伍，以半是人质半是宾客的身份生活在西哥特人中。在414年，她嫁给了阿道尔夫，在纳尔榜举行了十足的罗马式婚礼。她为阿道尔夫生了一个儿子，取了一个帝王式的名字——狄奥多西。但是这个孩子还在襁褓之中时便夭折了。加拉·普拉奇迪娅同阿道尔夫率领的人马一道来到了伊比利亚半岛。当416年阿道尔夫去世后，加拉·普拉奇迪娅又与另一位军事首领君士坦提乌斯结婚了。君士坦提乌斯是罗马军队在高卢地区的统帅。加拉·普拉奇迪娅为君士坦提乌斯生了两个孩子。在5世纪的20年代，君士坦提乌斯曾经短暂地宣称自己是西罗马帝国的皇帝，但是他没有获得君士坦丁堡的支持，不久之后君士坦提乌斯便去世了。加拉·普拉奇迪娅于是带着她的孩子们一同前往君士坦丁堡，生活在她的侄子狄奥多西二世的宫廷里。在425年，狄奥多西二世获得了他期待已久的消息。他的叔叔洪诺留终于去世了，于是他便派加拉·普拉奇迪娅和她年幼的儿子（与君士坦提乌斯所生的）瓦伦提尼安前往罗马，代表他们家族统治罗马帝国西部。当时他们所取代的是一位名叫约翰的已经宣称就任皇位的人。

在接下来的12年里，加拉·普拉奇迪娅通过她的儿子来摄政。她曾经是西哥特人的皇后，现在实际上成为罗马帝国西部的女皇。她小心谨慎地与脾气古怪的将军卜尼法斯结盟。卜尼法斯帮助罗马帝国控制了北非地区，但是加拉·普拉奇迪娅和卜尼法斯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当时在西班牙的汪达尔人在5世纪20年代来到了北非，据说这是因为卜尼法斯的邀请（这似乎不太可能）。但是无论如何，在430年，汪达尔人已经兵临北非重镇希波的城下了，他们包围了这座城市。这一年，奥古斯丁主教在希波去世，留下了遗言指导教士们如何以最好的方式来应对这些毁灭性的入侵。卜尼法斯很快和加拉·普拉奇迪娅和解，回到了意大利，使得北非在不久之后便完全落入了汪达尔人的掌控之中。在意大利，卜尼法斯与普拉奇迪娅所重用的另一位军事首领埃提乌斯发生了冲突。在里米尼，埃提乌斯打败了卜尼法斯，卜尼法斯本人在战斗中受重伤而死，于是埃提乌斯在5世纪30年代成为罗马帝国西部最具实力的人物。他逐渐地排挤普拉奇迪娅，而皇位上的瓦伦提尼安终其一生都是受人摆布的傀儡。

加拉·普拉奇迪娅的故事为我们揭示了这个时代的特性：与入侵者合作，与实力强大的军事首领合作。所有人都有一个强有力的共识：政权的合法性是地中海西部地区罗马帝国统治者所必要的“外衣”。所有这些原则都混杂着实用主义和愚蠢。

风云人物

这一时期罗马帝国西部的政治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埃提乌斯。他的才智、精力以及把握时机的能力决定了在430~460年间西罗马帝国的成功与机遇。他是罗马帝国西部的股肱之臣，这对一位军事首领来说往往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军事首领能为他们雇主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为皇位可靠的传承提供信心保证。而唯独这一点埃提乌斯没有做好。

埃提乌斯是那个时代的一位典型的罗马军事将领，就是说，他具有罗马人与蛮族的混合血统。他出生在罗马帝国东部遥远的默西亚地区的一个名叫杜罗斯托鲁姆的地方（现在保加利亚境内的锡利斯特拉）。那里是多瑙河最后的一个渡口。在那里，多瑙河从保加利亚的边境向北流动，形成了一个狭长的三角洲，最后流入黑海。埃提乌斯的母亲是罗马人，父亲是蛮族，他年轻时有一段时间曾经和阿拉里克的部下们生活在一起，而更多的时候，他生活在罗马帝国边境以外匈奴王路吉拉的军营中。我们很难不把他看作一个不折不扣的蛮族。

作为一个军事首领，埃提乌斯，他率领一支号称达6万人之众的匈奴部队进军意大利，帮助约翰争夺西罗马帝国皇位。数日后，他来到拉文纳，找到了加拉·普拉奇迪娅和瓦伦提尼安，并且掌控了他们所拥有的军队。他立即宣称效忠于这一新政权，并且获得了高卢行省骑兵总督一职作为赏赐。此后他的政治地位节节攀升。他一直敏锐地注意到了匈奴给罗马帝国带来的威胁与可能。在他年轻时，他就对这些匈奴人相当熟悉了。因此，对罗马帝国最有威胁的蛮族部落，反而成为最优秀的罗马统帅用以巩固自己权力的基础了。²⁰

在一系列的战争中，埃提乌斯经常使用匈奴人作为雇佣兵。就是说，匈奴人也像其他来到罗马帝国境内的蛮族一样学习了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埃提乌斯使罗马帝国近年来危机四伏的边境恢复了稳定和秩序，他作出了一些好的决策，也犯下了一些错误。

北非已经被拱手让给了汪达尔人，他们自从卜尼法斯离开以后就掌控那里。罗马帝国是否能够在北非更加坚决地抵抗汪达尔人，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北非，越是接近迦太基，人口密度就越高，罗马帝国的防御也越森严。过去罗马帝国用驻防非洲行省的主力部队来对付南部边境，同时控制边区的柏柏尔人和撒哈拉地区的游牧民族。再往西面，大致到今天阿尔及尔的西部地区，罗马帝国的防线开始变得薄弱，并且都侧重于保护南部的边界。没有人曾设想巨大的威胁会从西面的直布罗陀海峡跨海而来。然而汪达尔人就是在那里出现了。

汪达尔人在非洲站稳脚跟之后，开始吸纳一些来自边境地区的流寇，骚扰着北非的安宁。他们已经能够和当地的罗马帝国驻军相抗衡了，甚至还能够击败他们。当罗马皇帝不愿派遣援军，以及当地的部分驻军与卜尼法斯一起离开之时，一切便已经注定了。但即使如此，不可避免的灾难也没有即刻到来。汪达尔人在429年来到北非，430年围攻希波，在435年征服了迦太基以西的大部分地区。到439年他们实质性地占领了迦太基。他们在那里的统治维持了近一个世纪的繁荣局面。君士坦丁堡最初抵制和反对这一新政权，但是到了470年以后，便与其建立了和平的外交关系。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君士坦丁堡与迦太基之间的贸易急速回升。有人会认为战争能够刺激经济的发展，而此时和平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汪达尔人和西哥特人信仰的都是流行于罗马帝国边境地区的基督教阿里乌派。他们遵循着他们先辈的传统，相信这一传统是直接传承自使徒的：这是一种非常古老而又深刻的罗马人的宗教。汪达尔人坚定地维护了他们的阿里乌派信仰，尤其是在428~477年盖塞里克统治期间（此时他们已经几乎遗忘了原先他们在罗马帝国境外的生活时光了），他们发现他们所信奉的教派在北非地区处于弱势地位。当时，许多北非地区的基督徒仍然不满于411年被迫统一的北非教会。当时凯奇里安派在罗马皇帝的支持下战胜了占据多数的多纳特派。²¹在420~430年间，随着奥古斯丁和他的长期合作者们相继离世，北非地区本就不够团结的教会已经没有强有力的领导者了。一些当地人欢迎汪达尔人的到来，并且加入了他们所信仰的教派，而另一些人则激烈地抵抗他们。汪达尔人对其他基督教派别的镇压是有效的，但是并不彻底，在汪达尔人被驱逐出北非以后罗马帝国官方支持的教派又开始广泛地传播。在公元5世纪和6世纪所有控制着罗马帝国西部行省的阿里乌派政权中，汪达尔人是最不宽容的。也就是说，他们和近代的欧洲人最相似。其他的一些部落，如法兰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东哥特人和伦巴德人更愿意同他们所遇到的其他基督教派别和平相处。

罗马帝国失去北非，所带来的恶果是北非行省无法再为罗马帝国提供丰富的谷物供给了，而这一供给曾经是人口过剩的意大利地区重要的粮食来源。²²从短期来看，罗马的人口下降了，克服了这种短缺；但是从长远来看，从失去北非的这一刻起，曾经维系着整个罗马帝国的相互依赖的经济体系就永远地消失了。这导致了各个地区开始自给自足，逐渐地脱离了罗马帝国中央政府的控制。随着北非在实质上的独立，罗马的地中海现在最多也不过算是一个联邦，再也不是一个统一的帝国了。

埃提乌斯在433到450年间统治着北非以外的罗马帝国西部。他体现出了一个领导者的才华，尤其是他获得了罗马帝国以前最大的敌人匈奴人的支持。他控制了西哥特人，并让他们在高卢南部安顿了下来，同时他又解决并且保障了远至奥地利的莱茵河与多瑙河的边境问题。远离边境的高卢比他所预计的更加不稳定。一群被称为巴高达运动的军事团伙在高卢中西部的各地开始出现。巴高达运动不断地挑战着当今学者们的解释模式，他们的每次行动都违背了一些研究者的过度诠释。他们到底算是土匪、暴动者、自由战士，还是恐怖分子？最公允的评价是，他们代表着难以定性的暴发户集团的出现。各地出现的破败局面揭示出了罗马帝国统治的脆弱，并且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涣散，人们一无所有，无家可归，这些暴发户的出现就是这种权力真空局面造成的。另一群人自称为勃艮第人。他们的领导者似乎曾经越过莱茵河，在汪达尔人来到高卢的20年后也出现在了高卢地区。埃提乌斯把已经成为他的盟友的匈奴人召集了起来，对勃艮第人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同时代的史料说，他屠杀了20 000名勃艮第人，随后强迫其余的人定居到高卢东南部今天的萨伏伊地区。当我们的历史地图上用彩色的箭头标明他们曾经在那里定居时，这看起来好像是又一次成功的蛮族入侵。然而当时那些勃艮第人不过是挣扎着活了下来，并且切实地体会到了罗马国家依旧强大。

埃提乌斯最伟大的成就是在451年打败了他曾经的庇护者和盟友匈奴人。令人奇怪的是，历史上很少有像匈奴王阿提拉那样实际上无足轻重，但是却如此为如今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人物。阿提拉受到历史爱好者和商业小说的写手们追捧，而他们很轻易地忘记了阿提拉作为一个领导者，带来的只有灾难性的失败。从370到450年期间，匈奴人在罗马帝国境外逐渐地发展壮大。在远离罗马帝国边境的多瑙河地区，他们建立起了一些营地，随后他们袭击和恐吓周边地区的罗马人和非罗马人。阿提拉是崛起于公元5世纪40年代末的几个机会主义者之一。他很幸运地接待了一位名叫普里斯库斯的罗马人。普里斯库斯访问了他的军营，并且记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普里斯库斯的作品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但其中的一个残段就像是宝贵的影像片断一样，反映了阿提拉那群人的生活。我们不应重蹈前人覆辙，误以为普里斯库斯所描述的是一个有权有势、令人畏惧的恶人头子。我们最好把阿提拉看作坏警察，而把埃提乌斯看作好警察，然后来探索一下在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中，到底是谁利用了谁。

普里斯库斯访问阿提拉的营地时，阿提拉正和他的部队在多瑙河附近劫掠，但他们远离罗马帝国的边境，因此他们是十分安全的。当普里斯库斯一行到达阿提拉的营地时，他们发现那里已经有许多来自罗马帝国的访客，其中包括诺里库姆的行政长官。普里斯库斯还看到一个被埃提乌斯派遣到阿提拉那里担任秘书或者司库的人，这个人也可能是间谍，或者同时兼任三者。阿提拉的营地离罗马帝国如此遥远，但毕竟，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并不算遥远。阿提拉所表现出的帝王气派十分吸引人，下面是普里斯库斯残书的片断：

当阿提拉进入村庄时，他受到了村中女孩们的列队欢迎。阿提拉身处白色薄亚麻布制成的华盖下，这些华盖非常大，由侍女们举着，底下能够容纳7个或更多的女孩。这些女孩们排成数列，唱着斯基泰的民歌。当阿提拉顺路经过奥内格西乌斯住宅附近的时候，奥内格西乌斯的妻子及其仆人走了出来，带着肉和酒款待阿提拉。这是斯基泰民族中最高的荣誉。为了使朋友的妻子高兴，阿提拉品尝了这些酒食，当时他正坐在马上，侍者将食物的托盘举到他的马鞍边。他尝了葡萄酒以后继续往他的宫殿前行，这所住宅比其他的房屋都要高大，并且建造在地势较高的地方。²³

阿提拉的宫廷中混杂着来自各地使用各种语言的人们，其中有一个人特别引人注目，他被普里斯库斯描述为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那是一个愉快地生活在匈奴人中的希腊人。他曾经作为一个商人在多瑙河地区生活多年。当他来到匈奴人中间并且决定留在那里时，他自有一番十分充足的理由：

在战事后，斯基泰人的生活无忧无虑，享受着他们的战利品，而这些战利品几乎全部都归他们本人所有。相反，罗马人自己最有可能在战争中死去，因为他们将自己的安危寄托在罗马帝国的军队上，而罗马帝国的暴君却不让百姓们自己拿起武器来自卫……而在和平时期，罗马帝国的百姓们过得甚至比战时还要凄惨：税吏残酷无情地剥削着人们，法律对待各个阶层并不平等，富人如果违法，并不会遭到惩罚，而穷人却会受到法律最严酷的制裁——即是说，如果穷人们在审讯之前还没有死的话，没完没了的诉讼将会榨干他们所有的血汗钱。

我们在这番言论中会依稀想起那些生活在中亚地区革命者中间的美国人或者是耶路撒冷的宗教狂热分子。这是一个十分吸引人的故事，体现了文明世界中人生无常的一面。但是这个故事并不是要说明匈奴人的奢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罗马人，而是表达了匈奴人为那些对文明世界不满的人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足够文明的生活方式。

普里斯库斯的记载最后描写了在阿提拉宫殿里举行的一场盛大的宴会。宾客们享用的饭菜盛放在银质盘子中，而阿提拉自己却使用木制的餐具，他用木制的酒杯喝酒，穿着斯基泰风格（即蛮族风格）的衣服和鞋子。普里斯库斯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蛮族首领的行为举止。作为宴会表演的一部分，当一个由埃提乌斯送来的摩尔人侏儒正在表演混杂着拉丁语、匈奴语和哥特语的绕口令时，阿提拉自己却在倾听其他的歌手为他献唱。每个人都以为阿提拉会因为这位摩尔人侏儒的表演而笑到精疲力竭，但是阿提拉对上述这种愚蠢的演出保持着冷眼旁观的态度，只有当他宠爱的儿子到来时，他才露出了微笑。阿提拉体现出了游牧民族谦逊的一面，即威严高贵又不失泰然自若。

由埃提乌斯和阿提拉的互相合作而带来的好运即将终了。直到此时，阿提拉一直巧妙地周旋于罗马帝国东部与西部的两个帝国之间。这两个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往往并不一致。其实君士坦丁堡更关心多瑙河下游地区，罗马和拉文纳则更关心多瑙河的上游，从匈牙利平原一直到贝尔格莱德这一带。东部和西部的帝国也都十分关心从贝尔格莱德到索非亚之间的地区，但是这一地区的冲突从来不那么严重，因为地处偏远，可获得的实际利益也很少，也没有对帝国东西部各个首都构成直接威胁的势力存在。450年，狄奥多西二世在君士坦丁堡去世以后，继任的罗马皇帝们便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西北方的边境。狄奥多西二世最初的后继者是他手下的一位名叫马尔奇安的将军。他娶了狄奥多西二世的姐妹普尔科里娅，但是在结婚后这位将军同意普尔科里娅遵循她的宗教信仰，保持贞洁。他支持普尔科里娅和她圈子里的朋友们所推行的宗教政策。翌年所举行的查尔西顿大公会议是这一政策的标志性事件，我会在后文中详细叙述。在巴尔干边境，马尔奇安对匈奴人采取了强硬态度，取消了长期以来向北方的贡赋。

于是，压力转到了阿提拉和埃提乌斯这一边来了。由于帝国东部所带来的威胁，阿提拉开始向西迁徙。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决定。但是他接下来要到哪里去？他是不是真的敢去？他一定知道埃提乌斯会在某个点上阻止他，而且他一定也知道自己不是埃提乌斯的对手。在北方地区游荡的过程中，阿提拉越过了莱茵河。我们不知道埃提乌斯是以怎样焦虑的心情通过各种手段和谋略来集结部队应付他的。西哥特人现在选择了与长年压迫他们的埃提乌斯结盟；而在战争结束后，阿提拉的一些盟友宣称他们是西哥特人失散多年的兄弟民族东哥特人。他们的领导者是狄奥德里克的父亲（狄奥德里克出生于大约两年后）。

这场“军事盛宴”于公元451年7月在高卢地区北部的卡塔隆尼安平原结束。在公元6世纪，它被错误地认为是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役之一。史家们为阿提拉设计了一篇完美的拉丁语演说词，用以渲染大战前阿提拉为他的部队鼓舞士气时的形象：

在战胜了那么多伟大的民族之后，你们让这个世界屈服在了你们的脚下，只要你们停下来就能够享受一切。我不会蠢到用言语来激发你们的斗志，因为这样就把你们看成是新兵了。我不想在这里说那些陈词滥调，你们也不会想去听那些东西。让初出茅庐的统帅和新兵们去做这些事吧。²⁴

此后，这支大军——或许因为目击者的不同而描述略有不同25——便进入了战场，但匈奴人最后屈居下风，越过了莱茵河撤退了。

到了第二年，由于失败所带来的消沉，也可能是部队中所流行的疾病，阿提拉对意大利的侵扰仅仅局限于波河以北的地区。随后，他越过多瑙河回到了常驻的营地过冬。而在那里，他却突然地去世了。有传闻说他死于新婚之夜的纵欲过度，或许他的新婚妻子可能藏着一把刀？但是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种八卦故事。阿提拉死了，他所带来的威胁也随之而去。匈奴人并没有从此消失。这些共同拥有着一个名称，互相之间有着各种联系的群体曾经都集结在阿提拉的麾下，他们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将会继续存在。但此刻，罗马帝国境外最大的威胁崩溃了。埃提乌斯获胜了，他依靠的是坚持、勇气以及一些运气。

埃提乌斯并没有获得罗马人的信任和尊敬，罗马帝国完全依靠着像他这样的军事首领——他拯救了罗马，但是他这样的人总是不断地受到罗马人的迫害，甚至遭到谋杀。斯提利科已经在408年被皇帝谋杀了，或许还有其他成千上万优秀的，在任何方面都已经被罗马文化所同化了的“蛮族”在同一时间遭到了杀害。埃提乌斯的处境或许更加糟糕，已经为罗马帝国效力了20年的埃提乌斯突然遭到了罗马皇帝的袭击。454年，当埃提乌斯正在拉文纳的宫廷中汇报军队经济状况的时候，瓦伦提尼安皇帝在一些士兵们的帮助下完成了这场精心策划的谋杀。⁶个月以后，埃提乌斯的盟友们谋杀了瓦伦提尼安皇帝。他们是受到了宫廷中其他人的策动才这么做的，所以拉文纳宫廷中的秩序并没有混乱。显赫的元老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穆斯由于其尊贵的地位以及显赫的家世而被推举为西罗马皇帝。他在位的时间仅有两个月。三个星期以后，在455年的6月，汪达尔人来到了罗马城，洗劫了这座城市，掠走了大约400年前提图斯皇帝从耶路撒冷抢劫而来的宝藏；他们还掳走了一位皇后和两位公主。

罗马人谋杀斯提利科和埃提乌斯的方式同等地耸人听闻。这样一个帝国政权在压力之下将领导权托付给了一位周旋于罗马帝国与蛮族势力之间的军事首领。在一些年中，这位军事首领成功地使局面安定了下来。他利用他的判断力和外交手腕，与其他颇具实力的军事首领建立起了联系。他取得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弥足珍贵。在最成功的时刻，无能、守旧的皇帝变得焦虑、嫉妒和盲目的乐观。总之，他没有看清形势，还策划了对这位造就了他的军事首领的谋杀。皇帝在这种情势下会有什么下场已经不重要了，但是，此前触手可及的稳定与繁荣却忽然间一去不返了。此时，拦在罗马帝国面前最主要的阻力就是野心、盲目的爱国主义和罗马帝国领导阶层自身的愚昧。

是非成败转头空

埃提乌斯死后，接下来的20年中所发生的事件只会引起一些专家的兴趣。史家普罗柯比在100年以后写到这段罗马历史的时候说：“此外，西部仍然出现过一些罗马皇帝，尽管我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姓名，我却永远不会提及他们。因为在他们即位后不久，他们便又立即下台了，情况过于杂乱。而且这些事件中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内容。”²⁶来自边境地区的军事首领扶植起了一位又一位的罗马皇帝。城市的人口减少了，而世道看起来变得越来越艰难，越来越互相隔绝。

在5世纪50年代，继阿拉里克之后，一位名叫狄奥德里克的人统治了高卢的西南部。他在453年谋杀了他的兄弟，从而夺取了权力。这发生在他与西罗马的将领埃提乌斯并肩作战对抗匈奴人的不久之后。狄奥德里克一直统治到462年他去世时为止。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在一封流传甚广的书信中描述了狄奥德里克的日常生活，²⁷将他形容为文明的典范，而完全不像是一位蛮族的国王。这位狄奥德里克一大清早起来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前往教堂。这更多的是出于习惯，不一定是因为他特别虔诚。而后，在接下来的整个上午他会在接见大厅中接待来访者。他也会花一些时间按照宫廷的礼仪到狩猎场去打猎。他认为亲手携带武器不合适，但是他也认为让其他人为他拉弓搭箭就会显得他太柔弱。他打猎回来后，会享受一顿豪华午餐。食物准备得十分精致，但是并不过分奢华。葡萄酒由侍从们端上来倒入酒杯。席间的交谈是严肃又安静的。西多尼乌斯说，狄奥德里克的餐厅有着希腊式的优雅、高卢式的宽敞和意大利式的实用。在短暂的午休之后，狄奥德里克会花一小段时间来玩骰子，仅仅是为了娱乐，并且尽量将和他一起游戏的人看成与他地位相同的玩伴。西多尼乌斯很滑头地承认，有时候他会故意输一把，接着就可以趁机让狄奥德里克批准他的下一项请求了。

西多尼乌斯同样尽心地为我们描述了贵族基督徒在那样一个蛮族的王国中所过的平凡安定的生活。一封书信生动地呈现了他们在奥弗涅所度过的一个礼拜天下午：

那时仍然还算是夏季，晚上依旧如此炎热，以至于我们都感到闷热难当。那种闷热使我们感到犹如受到监禁一般。只有当凉爽的初秋到来时，我们才获得了些许惬意。我们中有些人坐在葡萄藤下面。老葡萄藤的根茎被修剪成了一个凉棚，上面盖满了葡萄树的枝叶，有许多枝叶还垂了下来。另一些人坐在草地上，被青草和鲜花的芳香围绕着。谈话是在轻松而愉快的氛围下进行的。所有的谈话没有涉及任何公务或者是税收的内容（多么感谢上帝的保佑！）。倾听谈话的人们中没有一个会背叛我们。而我们的谈话内容中也没有任何值得去告发的东西。只要有合适的话题，任何人都可以为大家讲述任何值得一提的故事。任何故事都没有打断这一欢乐的气氛。

过了一会儿，我们觉得坐得时间太长，有点无聊了。大家便聚集起来商量一些更有意思的活动。最后我们按年龄分成了两拨，一拨人想玩球，而另外一拨人想玩木板游戏，到后来两种游戏都开始进行了。我是玩球的那一拨人中的佼佼者，你们要知道书籍和球可是我最亲密的伙伴。而在另一拨人中，唱主角的是我们的兄弟多米尼库斯，他是最积极的、最富有感染力的人。他在那边摆弄着一些手上的骰子，这些骰子的响声仿佛是他胜利的号角。我们中剩下的还有一拨人正在和一群学生大声地玩闹着。即使由于我们之前长期的久坐不动使得我们的手脚过于僵硬，但是大家仍然都尽兴地玩着这些有益健康的游戏。

西多尼乌斯的朋友菲利马提乌斯在赛跑和玩球的游戏中都比不过年轻人，最后他终于放弃了。“他在锻炼中上气不接下气，并且感觉到肝脏部位微微地肿起，隐隐作痛。”这群人们就这样玩闹着，最后西多尼乌斯写了一首诗来纪念他们用来擦汗的毛巾：

黄昏，当蒸汽浴向我们发出邀请之时

当炎热化为汗珠出现在我们额头之际

俊秀的菲利马提乌斯用布轻柔他的脸庞

直到所有的汗水都被吸入那干渴的毛织物中。²⁸

这群人居住的地方有一座很好的图书馆。虔诚的宗教著作被放在靠近女士们房间的那边，而古典著作则在靠近男士们房间那一侧。

他们身处的环境并非没有危险、平静祥和的。空气中也弥漫着背叛的紧张气氛。在一首歌颂在位时间很短的皇帝马约里安的诗歌中，西多尼乌斯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讲述了一群勇敢的罗马士兵袭击了那些定居在高卢北部阿拉斯地区的法兰克入侵者。但是西多尼乌斯的描述读起来就像是我们当代人所读到的那些前后矛盾的战地报告一样令人不快。罗马人所袭击并且冲散的其实是一群正在举行婚礼的人们。“在斯基泰的舞蹈者和歌队中，一位金发新郎正在迎娶一位服装鲜艳的年轻新娘。敌人被赶走了，然后你会看到混乱的婚礼队伍被困在了马车里，而劫获来的食物和陶器都被堆积到了一起。”那些来参加这场婚礼的宾客们肯定不会将这场野蛮的暴行错当成对野蛮民族的文明问侯！²⁹

在5世纪的50年代，西多尼乌斯仍然还是一位年轻人，他曾经驱车投奔短命的皇帝阿维图斯。阿维图斯很快就彻底地倒台了。即便如此，西多尼乌斯身处的仍然是保持着传统的，轻微基督教化的世界。他只是单纯地称颂着其他的皇帝和军事统帅，保持着他的高贵地位和他的生活方式。最后，他在如今的克莱蒙–费朗这一地方被选为主教。

在阿维图斯的统治结束以后，一位新的统帅，里奇默尔，作为意大利地区真正的实力派出现了。他不断地扶持起了一些傀儡皇帝，让他们坐在不稳固的皇位上，其中包括利比乌斯·塞维鲁，他来自意大利最南面的行省。这一时期中，自从瓦伦提尼安三世皇帝去世以后，君士坦丁堡就不太重视西部所发生的事件了。甚至一个像里奇默尔这样颇有能力的人都没能引起君士坦丁堡的注意。而同时，另外一位自称皇帝的人，马凯利努斯，在150年前戴克里先皇帝退位后所居住的位于萨洛纳附近的巨大宫殿中（这一宫殿的遗迹成为如今克罗地亚城市斯普利特的市中心）建立起了政权。他派遣了一位部下去高卢看看能否在那儿捞取一些权力，这位部下有着一个奇怪的古典式的名字——俄瑞斯特斯。

但里奇默尔的成就还赶不上他的前任们。埃提乌斯去世后，太多的事情变得难以控制。匈奴人确实撤退到了东面，但是汪达尔人控制了地中海地区，阿拉里克的西哥特后代们控制了高卢南部和几乎西班牙的全境。高卢北部没有直接的长期的统治者，而意大利地区过于闭塞，很难成为一个有效的战略基地。对罗马城的掌控成为一件既不重要而又危险的事。庇护着各色人等的巴尔干仍然威胁着意大利，对任何渴望和平的政权来说都是一大威胁。当里奇默尔倒台以后，俄瑞斯特斯获得了意大利的统治权，最后他为自己扶植起了一位名叫罗慕路斯的傀儡皇帝。罗慕路斯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年轻人，以至于到了下一代（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人们都称其为奥古斯都路斯，即“小奥古斯都”，这是一种讽刺性的称呼。

像埃提乌斯、里奇默尔以及俄瑞斯特斯这样的人物往往被称为大帅（generalissimos），阿拉里克、狄奥德里克和克洛维（我们不久便会再次见到他）则被称作王（King）。这些人物中最成功的那些人以他们自己的名义进行着统治，建立起个人的统治基础，但是被称作是“大帅”的那些人物由于势单力薄而很难撼动既存的秩序。对这些人来说，要表明政权的独立性意味着要将自己转变成为一个蛮族的国王——也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即使前途如此凶险，有才能的人们仍然发现这样的权力值得他们去争取。所以奥多阿克从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最有权势的统治者。在5世纪，他是最值得一提的三位人物之一，其重要性仅次于斯提利科和埃提乌斯。并且，如果不是他运气不好，遭到狄奥德里克谋杀的话，他可以说是已经幸运地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从历史学家们那里得到的尊重实在是太少了。

奥多阿克所代表的成功模式如今已经为我们所熟悉。他被描绘成一个蛮族，但他的成功之路完全是罗马式的。他的父亲埃德科是匈奴人；她的母亲，据我们所知，很可能有着斯基里安人血统。斯基里安人的数量从来不多，他们这一群体的名称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各种不同的史料分别告诉我们奥多阿克是一个斯基里安人、一个路吉人或者是一个哥特人。他还有一个亲兄弟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这位兄弟的父亲是一位图林根人。我们还知道奥多阿克在匈奴国王阿提拉的宫廷中长大。换句话说，他其实是典型的来自罗马边境的新兴的罗马军事贵族。他出生于大约433年，在我们所能够获得的史料中他第一次出现在463年。当时他是一群萨克森人的首领，在遥远的高卢西部地区，即如今的昂热附近与法兰克人战斗——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这些地区是5世纪罗马帝国西部最蛮荒的地区。在彼时彼地，奥多阿克是在罗马帝国的军旗下与如今被人们想象为蛮族和异邦人的一些敌人战斗。最能够反映5世纪罗马帝国西部地区这种“蛮荒西部”式特征的是我们此后所看见的情况。很可能就在不久之后，奥多阿克再次出现在史料中。当时他与法兰克国王齐尔德里克一起在意大利联合袭击了一支被描述为是阿拉马尼人的部队——尽管在那个时期，他们不可能真的前往意大利。更有可能的是，他们短暂的合作在高卢始，在高卢终。

在469年左右，我们又再次见到了奥多阿克。这一次是在如今奥地利地区的多瑙河流域，当时是罗马帝国的诺里库姆行省。他离开了萨克森人，率领着一小群部下在那里寻求财富。尽管他身材矮小，衣着朴实，但是无疑是这些人的首领。

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这个故事，因为这一故事是写于两代人之后，是在511年完成于那不勒斯的一个舒适的修道院中，也就是在狄奥德里克的统治给人们带来安定满足的鼎盛时期。这个故事的作者是狄奥德里克统治时期意大利最有学问的基督教学者之一，尤吉皮乌斯。他编纂了修道院的管理规章，抄写和校勘了奥古斯丁的主要著作，编辑了一部奥古斯丁著作的选集。这本选集的现代版印刷本也足足有1000页。这位很有书卷气的学者写了一个发生在蛮荒的西部地区的故事。我们需要记住这个故事是他写的。当时那不勒斯的读者们在读到这个故事时会十分惊异地了解到冬天多瑙河上的冰层是如此之厚，以至于车辆竟然能够在河上通行，也会同样惊奇地看到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熊是如何让过路的好基督徒们走完了他们的一生。这位作者对其他同类型的著作也有所了解，包括圣安布罗斯的规章以及苏尔皮西乌斯·塞维鲁的《谈话录》（Dialogues）。后者是一本描述一代人以前高卢地区基督徒中各种奇迹故事的书。

奥多阿克在这个故事中只是一个走过场的角色，尽管如此，这个故事对他的形象的描述是我们所能够获得的奥多阿克最好的个人肖像。³⁰尤吉皮乌斯叙述的故事主角是一个名叫塞维里努斯的神秘人物，他来自东方，身着黑衣，人们对他的过去所知甚少。他有时候暗示他曾经在很远的地方旅行过，并且在罗马帝国东部的城市中遇到过许多危险。他曾经受到已被废黜的罗马皇帝格吕凯里乌斯（473~474年在位）的重视，这足以让一些人怀疑他是否曾经是一个罗马士兵或者一个政府的官员。不管怎样，他的拉丁语非常好。

塞维里努斯大约在453年左右来到了诺里库姆，于482年在那里去世。临终时他嘴里念诵着《诗篇》中第150首的诗句：“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应该赞美耶和华。”根据这位圣人的传记，他的足迹踏遍了当时的许多地方。他曾经在维也纳西面的多瑙河流域旅行过，在多瑙河上游的萨尔茨堡地区借宿。他在世的时候，声名远播到米兰。他修行和祷告的生活方式引人注目，因为他一天只吃一餐（在大斋期每周只吃一餐），并且时时刻刻地在教堂内外祷告。

塞维里努斯生活的时代到处都是蛮族，他们有好有坏。罗马帝国的军队，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罗马帝国出钱雇佣的军队，正在逐渐地消失。那些繁荣的市镇被他们抛弃了，不得不为维持法律与秩序而挣扎着。当故事结束的时候，那些热爱着塞维里努斯的人们在488年逃往了意大利。他们并不为逃避蛮族的侵袭，只为抛弃已经崩溃的法律和秩序。在此之前，有一群好士兵南下去意大利来索取他们的报酬，寻找他们的战友。但在途中，他们遭到了伏击，遭遇了不幸——除了塞维里努斯，谁也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有一天塞维里努斯突然中断了他在房间里的阅读，开始为这些士兵哭泣。塞维里努斯的信徒们跑到河边发现河里正流淌着鲜血，而后便看到这些士兵的遗体被冲上了河岸。这些士兵没有能够走得更远。

在这个权力正在逐渐消逝的时代中，塞维里努斯这样的人物成为一种新的权威——这是一种世间的灾难所不能损害的权威。塞维里努斯鼓励人们，治愈人们的创伤；他批评人们，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他了解发生在远处的各种事件，人们对他表示敬畏。每一个圣人的故事在某时某地都需要一些奇迹来衬托，但是塞维里努斯所显示的奇迹是微小的。例如，有一次他要求大家都带着蜡烛到教堂去，然后他告诉大家，那些没有点燃手上的蜡烛的人所崇拜的是错误的神。信徒们逐渐地聚集在他的周围，他建立起了一座修道院，但仍然保持着个人的隐居生活。

有一位比较和善的蛮族国王弗拉奇特乌斯（多瑙河对岸的路吉人的首领），他一直与塞维里努斯保持着比较友好的联系。有一天，他的儿媳想要给公教信徒再洗礼（她可能是阿里乌派的信徒），塞维里努斯就提醒她不可如此。她的这种做法肯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当奥多阿克在这则故事中出现之时，他所率领的是一群被称作赫鲁尔人的群体。这些赫鲁尔人往往在罗马军队中服役。还有一些赫鲁尔人最后在东罗马帝国的将军贝利撒留和纳尔塞斯的麾下为君士坦丁堡而征战于帝国的四方。也有一些赫鲁尔人在匈牙利地区帮助罗马帝国与蛮族作战，他们拼尽全力，最后却遭到了毁灭。还有一些赫鲁尔人迁往了北方，在不久之后便消失在历史之中。

当一个圣人每天都生活在这些好战的军阀之间的时候，营救人质便是他日常工作中的一部分。在营救了一个人质之后，塞维里努斯在一个举行集市的日子将他送回多瑙河对岸，让他去寻找另一个人。塞维里努斯详细描述了要找的人，就连这个人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会在集市的哪里出现，塞维里努斯都告诉了他。当他们相遇后，那个人恳求无论如何也要带他去见一见那位圣人——其实，那个人携带着圣格尔瓦西乌斯和普罗塔西乌斯的遗骨。在100多年前米兰的一次反阿里乌派运动中，安布罗斯主教曾经发现过这两位圣人的遗骨。³¹塞维里努斯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两位挫败阿里乌派的圣人的遗骨，他将他们的遗骨和其他圣人的遗骨一起安置在了他的教堂里。令人惊讶的是，不久之后，施洗约翰的遗骨也来到了这座教堂中。它并不是来自遥远东方的圣地，而是来自多瑙河对岸的蛮族地区——可见那里也并不缺少充满神力的圣人。

塞维里努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奇迹却是最难以证实的，而且受益者本人也拒绝接受这一奇迹。曾经有一次，塞维里努斯成功地通过祷告让一位已经死去的神父复活，然而所获得的仅仅是这位神父的一通抱怨：“以主的名义，我求求您不要让我在这里多待了，我已经开始享受永恒的安宁，不要再把我骗到这个尘世中来了。”说完这番话，这位神父再次躺下，进入永远的安息中了。副执事马尔库斯和守门人马特尔努斯在塞维里努斯去世之前一直对这件事守口如瓶，因为他们曾经向这位圣人发誓在他活着的时候绝对不会泄露此事。后来他们将这件事告诉了尤吉皮乌斯。

塞维里努斯去世以后，这一地区成为暴君任意摆布的目标。一位凶暴的蛮族国王（他的父亲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和善的国王）洗劫了修道院，但不久他就被自己的侄子弗雷德里库斯杀死了。当时正统治着意大利的奥多阿克向这位背叛者发动了战争，但是此时自立为国王的弗雷德里库斯逃走了，加入了正在巴尔干东南地区活动的狄奥德里克的部队。这则故事是由生活在意大利的尤吉皮乌斯于511年写下的。当时的读者们阅读它的时候，肯定会注意到这位未来意大利的统治者在故事的这部分所扮演的小角色。故事中随后讲到奥多阿克立即要求剩下的罗马人如果想要得到保护，那么就移居去意大利。“于是这个地方所有的居民们都离开了，就像圣经中犹太人离开他们在埃及的奴隶住所一样。”

我们史料的来源，即尤吉皮乌斯的著作，提到了在塞维里努斯去世6年后，某一天当人们打开塞维里努斯坟墓时，周围空气中弥漫着神圣而芬芳的气味。塞维里努斯的木制棺材被装上一辆马拉的货车，随着人们的迁徙队伍一起前往意大利——他们并不觉得仅仅来到意大利就足够安全了，而是穿过了拉文纳和里米尼的平原，一直往南来到了那不勒斯。他们在如今圣马力诺附近的蒙特费尔特罗驻足过一段时间。当队伍中滞后的一些人们仍然逗留在那里的时候，一位名叫芭芭拉的妇女向他们传递了一条消息[她的名字“Barbara”的意思是“蛮族的女人”，但是这位芭芭拉的社会等级是“权贵”（illustris），这说明她的身份在罗马社会中是属于最高阶层的]。她邀请人们前往那不勒斯，并且将圣人的遗体安置在她即将在那不勒斯建成的卢库路斯城堡中。在那里，圣人的遗体由神圣的维克托主教亲自安葬。还可以肯定，这一行为得到了罗马主教杰拉斯的赞同和鼓励。在那样一个远离边境的舒适的安息之地，这位圣人的故事能够被不断地被传诵和改编，从而对人们有所启迪。这位圣人的故事能够生动地让人们想起早已远去的岁月，那是一个边境地区兵荒马乱的年代。故事通过圣人神圣的行为鼓舞了听众，也体现了奥多阿克统治的合法性，当然，不用说，也强调了狄奥德里克统治的合法性。

在5世纪70年代初，那样的日子还没有到来。那时候，奥多阿克在前往意大利的途中顺道拜访了塞维里努斯。在意大利，奥多阿克终于加入了罗马皇帝的卫队，成为一个生活在罗马帝国最核心地区的颇有前途的军官。当里奇默尔与在位期间很短的罗马皇帝安特米乌斯发生冲突的时候，奥多阿克站在了里奇默尔一边，参加了这场实质上的内战；而当里奇默尔被推翻以后，奥多阿克在俄瑞斯特斯手下颇为得势。机会不久就到来了。当一群由斯基里安人、赫鲁尔人以及托奇林吉人（换句话说，是一群典型的罗马式混合民族）想要求俄瑞斯特斯给予土地的时候（将军们知道士兵们会这样干），俄瑞斯特斯的答复没有让这些士兵们满意。这或许是因为俄瑞斯特斯没有足够的土地分配给这些士兵，也可能是他认为这些士兵在获得土地之前应该再为他服役一段时间。于是这些不安定的士兵们转投了奥多阿克，如果奥多阿克能够答应他们所提出的条件的话，那么他们愿意成为奥多阿克的部下。奥多阿克抓住了这次机会。

奥多阿克站在一面盾牌上被士兵们高高地托起，他以这种罗马军队的方式表明了他的领导权，而后他率领军队穿越意大利的北部以对抗俄瑞斯特斯。在当时意大利居民的眼里，奥多阿克像一个革命者，他使用一切方法来夺取权力，占领了帕维亚。这一事件激发了许多平庸的诗人，他们试图用荷马式的陈词滥调来描绘一座正在被围攻的城市。当俄瑞斯特斯撤退的时候，奥多阿克的手下追上了他，并且在帕维亚南面的皮亚琴察杀死了他，迅速结束了这场战斗。在奥多阿克发动政变的两周内，俄瑞斯特斯就被杀死了，他的兄弟保罗也同样被杀死在拉文纳。俄瑞斯特斯扶植起来的皇帝罗慕路斯遭到了废黜，并被软禁在那不勒斯附近一所漂亮的住宅中。罗慕路斯在那里安然无恙地生活了几十年，他居住的地方可能距离尤吉皮乌斯的修道院以及那些对塞维里努斯怀有崇敬之心的修士们十分接近。

奥多阿克不孚众望地按最自然、最罗马的方式进行统治。他向君士坦丁堡派遣了使节，使节携带着罗马帝国传统上代表王权的徽符和标志。自从罗马帝国建立以来，这些东西就一直以各种形式保存在罗马城市里。奥多阿克向芝诺皇帝表明：“有您做皇帝就已经足够了。”通过将徽符移交给君士坦丁堡，奥多阿克使人们相信他是忠心地在为罗马帝国效力——但是他也不会容忍任何拥有皇帝名号的人物出现在他的势力范围附近。

芝诺皇帝从中看到了机会，正如他在几年后派遣狄奥德里克去取代奥多阿克的时候所又一次看到的那样。因此在当时，他接受了奥多阿克的条件。芝诺授予奥多阿克最高等级的头衔“国老”作为回报，而此后，奥多阿克在自己的名字上似乎加上了皇室的前缀弗拉维乌斯（现今考古发现的钱币上铸有“Fl. Odoacer”的字样）。芝诺皇帝鼓励奥多阿克在名义上效忠于另外一位宣称拥有皇位的人——尤里乌斯·涅波斯。当时涅波斯正千方百计地在巴尔干地区得到一块地盘。没有史料记载奥多阿克是如何回应芝诺的，但是不久之后涅波斯去世，芝诺成为整个罗马帝国境内唯一的皇帝。

奥多阿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他在统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来看，他是国老和罗马皇帝的代表。从军事角度来看他是王（rex），但是我们不应该在不了解他所拥有的权力的情况下，就把他看成一位蛮族的国王：托奇林吉人的王、托奇林吉人与路吉人的王、哥特人的王。所有这些群体的士兵和他们的家族成员都效忠于这位罗马式的统治者。在他的生涯中奥多阿克使用各种方式成功地将至少6个这样的群体联合起来，或者被它们声称是因他而联合，然而自从他来到意大利以后，罗马人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奥多阿克统治着罗马城和拉文纳，他建立的统治模式后来被狄奥德里克所仿效和超越。他谨慎地对待罗马城中的元老阶层。当时元老阶级各个家族的人口日益减少，但是对自己的身份地位却原来越看重。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奥多阿克修复了圆形大竞技场，并在大竞技场内为元老阶层的人们安排了荣誉席位。这或许是最能够体现出他巩固自己权力的策略，将自己打扮成一位生活在罗马城里的罗马人。奥多阿克的统治并没有留给我们许多值得一提的事迹，但是他确实从汪达尔人手里夺回了西西里，并且将他的统治扩展到了意大利东北方的诺里库姆和达尔马提亚。自从20年前埃提乌斯以来，生活在意大利半岛的居民第一次能够感觉到有序、体面和罗马式的繁荣生活回来了。

随后，便轮到狄奥德里克登场了。狄奥德里克的成功要远大于奥多阿克，他统治的时间比奥多阿克的长一倍，而且（最重要的，也是最能够使人们对历史产生误解的是）狄奥德里克出现在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史料中。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狄奥德里克确保了我们有足够多的史料来讲述他的故事，从这一点上来看，他是非常精明和非常罗马式的人物。

现在，我们再次回到公元500年。在历史上，这是一个罕见、特殊的中间点。两位强大成功的统治者奥多阿克和狄奥德里克（他们既不是圣人，也不是穷凶极恶之徒）已经相继统治了总计50年之久。漫长的4世纪可以从戴克里先皇帝284年的即位开始算起，以408年斯提利科被谋杀而结束，这个世纪还算是个不错的时代。但是与这一时代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是不幸的3世纪（从塞维鲁·亚历山大在公元235年去世时开始算起，到戴克里先皇帝即位为止）和同样混乱的5世纪。狄奥德里克于526年去世，而他的女儿也在535年遭到了谋杀。从此以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在频繁的战乱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统一、繁荣与自由。我们自然会集中关注狄奥德里克的时代，但是奥多阿克也同样值得称道，他也应该被看作最高贵的罗马人之一而为我们铭记。

除了运气更好，活得更长，狄奥德里克与奥多阿克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他和忠于他的部下们有着共同的民族认同。对东哥特这一族群身份的创造（如果不是狄奥德里克自己原创的话，那就是狄奥德里克利用与附和了这一族群身份），可以算是狄奥德里克最大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我们将会看到，与狄奥德里克同时代的另一位蛮族首领克洛维也采用了类似的手腕。当这些新群体的前途还不明朗时候，克洛维也在同一个时代创造出了法兰克民族。对比之下，奥多阿克的行事作风太罗马人了，也太单纯了，所以他没有为自己的部属编造出某个特殊的族群身份，作为保持部队忠诚心的预防措施。他过于相信传统的方式，这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

在东哥特这一族群的形象出现的过程中，狄奥德里克也同样面临着一些不利的因素。因为它需要通过当地居民的合作来巩固或者改造一个更为古老的统一的族群观念——这就是“罗马人”的观念。在统治这些人的过程中，狄奥德里克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开创性的奠基者。通过他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以及他所刻意营造的形象来解释他和他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这是一项能够吸引最优秀的历史学家的挑战。我们现在就要步入他的剧院了。

1. 正如 L. Cracco Ruggini所论述的那样 转引自A. Chastagnol, Le sénat romain sous la règne d’Odoacre (Bonn, 1966) 。

2. 我们称之为圆形大竞技场，或者更不确切的“Coliseum”，因为它位于一座巨大的尼禄皇帝像前，但是直到我们书中所提到的那个时代以后，它才有了圆形大竞技场这一称呼。M. Beard and K. Hopkins, The Colosseum (Cambridge, Mass., 2005)一书中简洁生动地介绍了这座建筑物的历史。

3. Anonymus Valesianus 2.12 (Cambridge, Mass., 1939 [Loeb]) .“公教（Catholic）”是一个有争议的词，现代学者经常用这个词来称呼古时那些后来被看作信奉正统基督教教义的拉丁教会，尤其是指一直延续至今的罗马天主教会，但是本书中我所提及的人物里几乎没有谁会承认自己所信奉的不是“公教”，因此我尽量避免使用这个词。当时东方和西方教会尚未分裂，用“正教”（Orthodox）来称呼罗马帝国文化圈中的广大基督徒所信奉的基督教似乎更为妥当。书中此后会提到教义上的分歧将如何导致这些词在含义上的变化。

4. M. Hendy, Studies in the Byzantine Monetary Economy (Cambridge, 1985) .

5. Ennodius, Panegyricus (Berlin, 1885: Panegyric Spoken before Theoderic the King) .

6. Agnellus of Ravenna, Book of Pontiffs of the Church of Ravenna, trans. D. Deliyannis (Washington, 2004) , 146.

7. W. Goffart, Barbarians and Romans, A.D. 418~584 (Princeton, 1980) . Goffart的观点后来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在此研究基础上他最近出版的著作Barbarian tides (Philadelphia, 2006）是这一艰深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8. Cass. Var. I.I.

9. Ennodius, Epistulae 3.10.

10. 我们要注意不能过度地估计这些北方民族在语言上的相似性，乌尔菲拉斯完成其福音书翻译的过程可能本身就起到了在这些民族中传播标准哥特语形式的作用。可能这些民族原来并不了解它们彼此之间的亲属关系。P. J. Geary, Myth of Nations (Princeton, 2002) , 75, 指出直到公元9世纪，“日耳曼语族”这一概念才逐渐地形成。

11. 在一般的教会史著作中往往难以看到，当尼西亚大公会议所确立的正统教义在公元4世纪晚期广泛传播以后，君士坦丁皇帝和他的宫廷主教们所信奉的教义与正统教义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R. P. C. Hanson, The Search for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Edinburgh, 1988)，可能是英语著作中最客观的一部著作了。但是此书也应该和那些更早的秉持传统观念的教会史著作一起来阅读，比如J. Pelikan, The Emergence of the Catholic Tradition (Chicago, 1971) , 这样才能够了解到当今学术界所争论的关键问题。

12. 对于本章的完成及后面章节中所出现的相似的观点，我要感谢 Anthony Appiah于2006年9月12日在乔治敦大学的演讲稿“What’s Special about Religious Disputes?”

13. P. J. Geary, Before France and Germany (Oxford, 1988) , I.

14. Cassius Dio (Cambridge, Mass., 1914~1927 [Loeb]) , 56.18.2.

15. 这一观点主要由两本文笔优美的著作所支持（或许有一天会出现第三本这样的著作）, Patrick Leigh Fermor所撰写的记录其在1933年从荷兰的胡克一直到伊斯坦布尔的游记: A Time of Gifts (London, 1977)  and Between the Woods and the Water (London, 1986) .

16. C. Whittaker, 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 (Baltimore, 1994) , 生动地叙述了这些边境地区的文化。

17. 谁是罗马帝国最好的皇帝？候选名单短得惊人。冷酷的奥古斯都平息了共和晚期的权力斗争，建立起了严格的秩序，通过一些制度使较小的中央政府能够统治广大的帝国领土。图拉真与哈德良了解帝国的需求。在奥古斯都的继任者们将近一个世纪近似于恐怖统治的时代结束以后，这两位皇帝巩固了罗马帝国的统治，建立起了职业化的军队和职业化的政府。戴克里先拯救并复兴了帝国。君士坦丁皇帝使戴克里先所拯救和复兴的罗马帝国永垂不朽（或许也导致了帝国的完全崩溃）。名单上也会有阿拿斯塔斯，我们不久便会再次提到他。就这么寥寥数位。

18. 如今的埃迪尔内，今天从保加利亚或希腊来到土耳其所途经的第一座土耳其城市；在1453年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前，那里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

19. Orosius,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7.43 (Washington, D.C., 1964) .

20. 转引自Peter Heather的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2005），此书的论点是非常传统的，在我看来是不无缺陷的蛮族入侵论。尽管我不太同意他的论点，但是关于那个时代中的埃提乌斯和匈奴人，我从他的书中获益颇多。

21. 我已经在我的著作Augustine (New York and London, 2005）中简要地讲述了这个故事，特别是在 第209~244页；W. H. C.Frend, The Donatist Church (Oxford, 1951) 提供了一种更有倾向性的传统论述。

22. “财政崩溃”这种观点是Wickham的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一书中的主要论点之一，它又和其他许多的论点交织在一起。

23. 本段和下一段的史料是基于J. B. Bury,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I (London, 1923) , 279–288中普里斯库斯文本的译文，为了阅读通顺而略做了修饰。

24. Jordanes, Getica 39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 in English Version, trans. C. C. Mierow, Princeton, 1915) .

25. Geary, Myth of Nations, 98.

26. Procopius, Wars (Cambridge, Mass., 1914~1940 [Loeb]) , 3.7.16~17.

27. Sid. Ep. 1.2. 在另一封信中（Ep. 1.7.5），西多尼乌斯承认比起希腊人他更喜欢哥特人。在又一封信中（Ep. 5.6.7），他提到比起西罗马帝国的尤里乌斯·涅波斯皇帝，他更喜欢勃艮第人。然而当他得知一个朋友已经“转投”勃艮第人，并且在极短的时间里学会了勃艮第人的语言时（Ep. 5.5），他也觉得很吃惊。这既说明他对蛮族文化的欣赏还是有所保留的，同时也说明了他的朋友同样对蛮族文化很感兴趣。

28. Ibid., 5.17.

29. Sidonius, Poem 5.

30. Eugippius, The Life of Saint Severin, trans. L. Bieler and L. Krestan (Washington, D.C., 1965) .

31. Augustine, Confessions 9.7.16, trans. M. Boulding (New York, 1998) .

第二章
或可存在的世界

我们必须怀着适当的尊敬之心来到狄奥德里克的剧院中，观赏他为我们带来的这出历史剧。就像观看魔术表演一样，我们要用怀疑、专注的目光注视着历史舞台上的演出，注意力不要分散。我们的聪明才智当然不会被早已预料到的诱导和欺骗所迷惑，不是吗？

罗马人与罗马人

狄奥德里克从493年开始成为意大利的统治者，于500年胜利进入罗马。他一直统治到526年。从罗慕路斯开始直到狄奥德里克的时代，在意大利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统治者中，只有此前的恺撒·奥古斯都、东罗马帝国的狄奥多西二世（408~450年在位）以及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比他在位的时间更长一些。而在此之后，直到公元10世纪末君士坦丁堡的巴西尔二世即位之前，再也没有其他在位时间这么长的君主了。直到现代，在意大利半岛上也没有像狄奥德里克这样统治得这么久的领袖——即使我们把教宗们也算进去，庇护九世将近32年的在位时间也比不上狄奥德里克。在那个时代里，意大利地区罗马人与罗马人之间是有隔阂的。

意大利

当时的人们将那个时代看作一个黄金时代：夜里你可以将自己的钱放在户外而不用担心遭到偷窃，各个城市从来不会关闭城门。意大利半岛不会受到大规模的军事袭击，骚扰人们的只是一些小规模的冲突以及从高卢南部传来的简短但是重要的战争消息。土地的权益是得到保证的。法令是一以贯之的，有据可循的，有效力的。公职官员都有着正常的行为规范，几乎所有官职都是当地的人们所熟悉的，并且已经在当地存在了很长时间。人们能够安心地长大成人、结婚、组建起家庭，并且像他们先辈那样地去世。国家又恢复了稳定的局面。考虑到这一地区的贫困与过度需求（那里曾经长期依靠税收的扶植和进口谷物来维持生计），奥多阿克和狄奥德里克的功绩出人意料，令人赞叹。

但是，同所有的古典时代一样，我们如今所提到的关于那个时代的许多信息都经贵族阶层过滤。这些贵族仍然在他们自己家中的大厅里挂着自己过世的祖先们的画像，而无论住在什么样的建筑里，他们仍然把房间的大厅称作“中庭”（atrium）。这些祖先正是萨利文和吉尔伯特共同创作的喜歌剧《彭赞斯海盗》中，斯坦利少将在他地产上的小礼拜堂中所发现的那些祖先的先驱：

弗雷德里克：但是您忘了，先生，您购买这些财产仅仅不过一年，宏伟的城堡的粉刷都还几乎没有干呢。

斯坦利少将：弗雷德里克，在这座小礼拜堂中的是祖先，这是你不能否认的。这座教堂和它里面的一切，都是我地产中所附带的一部分。我不知道他们曾经是谁的祖先，但是我知道他们现在是谁的祖先。

罗马的家族传统在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统治罗马以后产生了十分急剧的变化。许多历史悠久的元老家族发现他们处于新的政治局势下，几乎要被新崛起的贵族取代了（这些新贵族通常是戴克里先皇帝或君士坦丁皇帝统治期间的军人出身）。一位军官和一个贫穷的贵族家庭联姻后，他们的子孙们并不会有损这一家族传统上的荣誉和名声。无疑地，家谱编订者们能够根据一些联姻的线索，帮助那些摇摇欲坠的家族一直追溯到最古老的时代。在公元5世纪和6世纪的罗马城中，德西乌斯家族、阿尼奇乌斯家族以及巴西里乌斯家族是狄奥德里克统治期间罗马最繁荣的家族，但是这些家族实质上早已和他们古老名称所反映的血统大相径庭了。6世纪时的任何一位德西乌斯家族的成员，都能够讲述他们的先人在公元前4世纪的萨莫奈战争中的英勇表现。在冲入战场确保罗马人的胜利之前，他们那位当时任罗马执政官的祖先将他自己和敌人的士兵们都献给了天地间的众神。这一事迹足以使家族中的好几代人都为之自豪。

我们对其中的某些家族知之甚详。在几个世代中，命运的轮回使得这些家族轮番地做过至少一到两次罗马的领导者。即使我们将目光停留在最有影响力的家族上时，我们也同样能够看到新兴的贵族。比如我们已经看见过的利贝里乌斯。他崛起于狄奥德里克统治的早期，他的家族并不是特别著名。在改朝换代之时，他仍然只有30多岁，来自意大利北部一个并不著名的家族。他曾经是奥多阿克的部下，而后转而效忠狄奥德里克。他并没有在跟随狄奥德里克之后伪装出对奥多阿克的嫌恶，而是务实地效力于新投靠的君主。狄奥德里克赞赏地接纳了利贝里乌斯，直接将利贝里乌斯提拔到了他所能授予的最高级官职——枢密大臣。

在狄奥德里克统治的整个时期内，只有那些有着家世传统的官员才能够担任枢密大臣、圣恩使、护法官、政事总管等官职。这些官职在晚期罗马帝国的发展进程中都名列于法典和官方文件中。自从公元4世纪以来，枢密大臣实质上已经成为一个类似于首相的官职，代表了政府中最高级别的文职官员。这一头衔失去了原先其名义上所含有的对近卫军的领导权，现在代表着政府最重要的功能：维持生计。换句话说，枢密大臣实际上是一个税务官，他需要负责设定税率，负责收税以供养军队等等的一些事务，那才是真正的政府。官方的日历是按照税收的年份（我们所说的“轮”）来计算的，从某一年的9月到下一年的9月。在该段时间内，夏季丰收的财物被收集起来，分配给那些消费者。利贝里乌斯在没有提高税率的情况下增加了税收的收入，因而获得了人们的赞扬，这使我们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很有效率的官员。但是他之所以有效率，也可能是因为：授予他大臣职位的新统治者给了他足够多的支持，使他能够自由地运用他所拥有的权力。罗马式政府的统治有效性所依靠的是民众在一定程度上的恐惧。

利贝里乌斯将狄奥德里克的部下们安置在了意大利的土地上，我们几乎没有听到在此过程中发生过冲突。在狄奥德里克和奥多阿克交战的许多年间，跟随着狄奥德里克来到了意大利的部下们，或者那些来自意大利以外的盟友们大约有几万人。在他和他的后继者所统治的6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惊奇地发现他的那些部下们都定居在有限的地区范围内。波河以北，基本上在米兰和帕维亚以东的意大利地区是他们最主要的聚居地。对罗马帝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小规模的生活群体。他们出现在托斯卡纳，也有迹象表明他们在罗马城的不远处有小规模的，但是十分富裕的聚居区。由于他们的富有，有一次狄奥德里克还派遣税吏去催讨那些托斯卡纳的部下们的欠款，正如以前几个世纪中罗马帝国的税吏催讨生活在托斯卡纳的那些元老们的欠款一样。另外还有人数更少的部下们生活在意大利南部的沿海一带，如今的卡拉布里亚和阿普里亚。

这些策略难以使我们回忆起几个世纪中成为罗马帝国权力核心的军事权力。后来成为“皇帝”这一词的拉丁语是“imperator”，就是将军的意思。从尼禄皇帝死后直到395年狄奥多西皇帝去世这段时间内，每个罗马皇帝都拥有将军和军人的身份（也有一到两个可以算是例外的情况，比如痴迷于宗教的赫里奥加巴卢斯皇帝）。到了5世纪，年轻羸弱的皇帝们退居于宫廷之中，而那些真正的军事首领们走上了前台。来自北方边疆的武夫们承担了皇帝们的脏活。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最脏的活在远离地中海，远离城市与居民的地方继续着。罗马士兵在他们的服役生涯结束后都期望获得回报，而一般来说军队给予他们的回报都是土地。从帝国内部来看，这些士兵看起来有些像20世纪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从足够远的地方用合适的望远镜来看，他们所获得的土地似乎是空置的。几个世纪以来，军队给予士兵们的土地都在意大利以外的其他地区，而意大利总是安全的。但到了当时，意大利也不得不经常要补偿它的保护者们了。意大利也有些土地是空置的。我们发现利贝里乌斯的安排是非常精明、非常罗马式的，也是非常巧妙的。最富有的地主是罗马的元老阶层，这些人所拥有的土地主要是从罗马城南面的坎帕尼亚一直延伸到那不勒斯湾，以及从托斯卡纳一直往南延伸到卡拉布里亚的其他一些富庶的地区。还有一些延伸到了西西里，或者说仍然留在了西西里。在所谓的入侵中，他们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受苦的总是那些缺乏背景、无足轻重的人。不足为奇。

直到狄奥德里克在公元500年访问罗马城之时，利贝里乌斯一直担任枢密大臣。甚至当他卸任以后，也总是与拉文纳的朝廷保持着联系，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继续为狄奥德里克尽心效力。在506年，他被狄奥德里克派往阿奎莱亚去监督新主教的选举，以确保当选之人是合适的。在阿奎莱亚，作出正确的决策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那里是意大利东北部的边境，防御着来自巴尔干地区或君士坦丁堡的任何形式的入侵。利贝里乌斯尽职尽责的工作得到了许多丰厚的回报。他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在507年当选执政官。这使得利贝里乌斯要出资在罗马城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利贝里乌斯并不出生于罗马最高贵的家族中，而庆祝活动的费用是很昂贵的。因此，他或许获得了主上的一些资助，以确保有一个值得人们记住的场面，以此来显示在狄奥德里克手下效忠的人会获得怎样的回报。维南提乌斯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阿拿斯塔斯共同担任这一年的执政官。这既是一个崇高的荣誉，也是狄奥德里克所作出的一个重要的姿态。

利贝里乌斯面前的道路还很长。在508年，狄奥德里克发现自己正处于两线作战的境地中。阿拿斯塔斯皇帝所派遣的海上部队，开始从亚得里亚海向意大利入侵。但是令人困惑的是，就连一个当时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史家都将此次的军事袭击形容为：“与其说是战争行为，不如说是海盗活动。”¹但是这提醒了狄奥德里克，不能再想当然地和君士坦丁堡一味地保持良好的关系了。因为在那里，总是有羡慕和贪婪的目光在盯着狄奥德里克。而高卢的事态更加严重，这也和密切关注西部局势的东部不无关联。

克洛维已经使自己成为高卢北部罗马军队的统帅。当他战胜了阿拉里克二世后（那是一位曾经因为自己是狄奥德里克的远亲而颇感自豪的年轻人），他开始向南面扩张他的势力。克洛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战胜并且杀死了阿拉里克二世本人，并且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高卢的中部与南部。而被他打败的阿拉里克二世的部队在西班牙重新集结起来，将他们在高卢的大部分利益拱手让给了新的统治者。

狄奥德里克抓住了这一机遇，介入了高卢的事务。他表面上以支持阿拉里克二世为名，成功地控制了普罗旺斯。他也乘机将自己的保护扩展到西班牙地区他远亲的军队中。而克洛维也十分聪明地暂时停止了扩张，并且对新格局表示尊重。就在此后不久，我们了解到，阿拿斯塔斯皇帝绕过狄奥德里克，将一根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橄榄枝递向了克洛维，任命他为荣誉执政官。狄奥德里克正确地嗅到了空气中所弥漫着的阴谋气息，但是他强大的实力足以使他保持镇静，并没有因为这些阴谋活动而轻举妄动。当克洛维的后继者们不只一次地与君士坦丁堡结盟以对抗意大利统治者的时候，他成功地将真正的危机推迟到了他去世以后。

狄奥德里克现在需要在高卢有一位代理人。为了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军事行动，他到达过远至米兰的地区。但是就我们所知，自从他于489年来到意大利以后，他就从未离开过那里。利贝里乌斯被他选中作为他在高卢地区的代理人，因为利贝里乌斯是久经考验、坚韧不拔的，也是忠诚的。克洛维已经在之前的某个时刻，很可能是在他征服高卢南部的时候，皈依了基督教——就是我们后来所称的公教（天主教）。这与狄奥德里克所信奉的，过去曾经被罗马帝国官方所支持的阿里乌派不同。狄奥德里克在意大利的立场使他学会了宽容与共存，而虽然阿拉里克二世自己信奉的是阿里乌派，但是他也与当地的公教和睦相处，使得公教教会在他的统治下也能够蓬勃地发展。

狄奥德里克很早就有意邀请普罗旺斯公教教会的领袖——阿尔勒的主教凯撒里乌斯访问拉文纳了。甚至数十年后，凯撒里乌斯的传记作者还在怀疑狄奥德里克（那时狄奥德里克已经去世很久了），并且声称凯撒里乌斯实际上是被逮捕并且被带到意大利接受指控的。虽然如此，这位作者也同样描述了狄奥德里克如何热情地迎接了这位主教，将他自己的王冠搁置在一边，耐心地向这位主教询问高卢的情况。狄奥德里克说，在这位主教的身上他看到了一位天使。他赠予主教许多的礼物，却遭到了婉拒。凯撒里乌斯用这些礼物赎回了那些在最近的战争中被俘，被扣留在意大利的俘虏。狄奥德里克邀请凯撒里乌斯来到意大利，很可能是为了讨好和拉拢他，而并不是要对他不利。但如果凯撒里乌斯不接受他的拉拢，那么就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了。凯撒里乌斯此后又继续前往罗马城。在那里，地位已经得到稳固的教宗辛玛古怀着敬意迎接了他的到来，并认可了凯撒里乌斯作为高卢首席主教的地位。到了利贝里乌斯作为狄奥德里克的全权代表、总督和统帅来到阿尔勒的时候，无论当时狄奥德里克的宗教立场如何，他也已经明确地表态将积极地支持高卢的公教教会，从而使克洛维失去了任何颠覆其统治权的机会。为此，狄奥德里克写信给他自己的一位部将，命令他归还罗讷河西面纳尔榜地方教会的财产，这些财产是在过去的战争中失去的。

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高卢的事务完全由利贝里乌斯所掌管。他代表着罗马帝国（即是狄奥德里克所继承的那一部分），指挥着军队，对教会给予慷慨的支持，从而使教会对统治者产生感激。在任何方面，他都是派遣他前来的主君的忠实支持者。在普罗旺斯，旧的贵族重新聚集了起来，并且生活方式也有所改变。贵族出身的神职人员大量地涌现，这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来自克洛维领地的主教，瓦朗斯的阿波利拿里一行人来到阿尔勒访问时，神圣而卓越的凯撒里乌斯主教接待了他。行政长官利贝里乌斯带着全部的随从参加了这次会面，他用祝贺性的演说表达了对阿波利拿里主教的欢迎。他们说，他们相信他是仁慈的上帝派来的。而阿波利拿里主教也同样以热情洋溢的赞美之词回应迎接他的人们。在此时此地，罗马帝国似乎又呈现出过去几个世纪的面貌。

利贝里乌斯的职位仍然着重于处理军务以及不时发生的暴力冲突。凯撒里乌斯传记的作者们（凯撒里乌斯主教的三名下属），描述了527年利贝里乌斯亲自指挥着已经渡过迪朗斯河的军队在巡逻时所发生的事件。利贝里乌斯在一次小冲突中被长枪刺伤，从马上摔下来不省人事。此时主教被召唤到了他的身边，当利贝里乌斯苏醒过来以后，由于受到了圣灵的感动，他开始亲吻主教的手，而后抓住了主教的斗篷（birrus），将它按在自己的伤口上，伤口的血立刻就止住了。利贝里乌斯恢复得如此良好，他不仅恢复了健康，而且还充满了活力。他发誓如果其他人允许的话，他可以再次骑上战马。故事接着讲到了利贝里乌斯的妻子阿格雷提娅。当凯撒里乌斯主教将双手按在她身上的时候，她立即从疾病中恢复了过来。尽管我们对主教的神奇能力不无怀疑，但是这些描写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图景：这对地位颇高但是十分虔诚的夫妇在高卢度过了20多年，发挥了重要作用。利贝里乌斯在权威上和名义上是作为狄奥德里克的全权代理人，并且在狄奥德里克所统治的意大利和他所要保护的西班牙之间建立了必不可少的联系。据我们所知，利贝里乌斯在高卢的最后一次活动，是作为凯撒里乌斯的庇护人和朋友，签署了529年召开于奥朗日的宗教会议文件。这次会议十分低调地修改了100年前去世的奥古斯丁所提出的教义，使得这些教义能够适应高卢教会的情况。会议淡化了奥古斯丁教义中的预定论观点，尽管奥古斯丁继续受到人们的推崇。如果没有这种灵活又不失敬意的修改，奥古斯丁在后来的某些时代中很可能会被斥为异端。²我们不必想象利贝里乌斯会自己去处理这些神学问题，但是高级官员作为教会权威在世俗社会中的保护者，这是非常具有罗马特色的，可以追溯到两个世纪以前。

这位总督的职务还没有完呢。我们将在此后的章节中不只一次地看到他在地中海地区政治与军事事件中频频出现的身影。他在许多方面都是狄奥德里克忠实可靠的部下：罗马式的、务实的、坚定的、忠诚如一的，与教会关系融洽，并且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有效地建立和维持罗马式的秩序。

相对而言，波爱修斯——阿尼奇乌斯·曼里乌斯·塞维里努斯·波爱修斯，是一个有着显赫的名声，出身于几乎同样显赫的阿尼奇乌斯家族的人。波爱修斯写下了后来在欧洲中世纪流行程度仅次于《圣经》的著作——《哲学的慰藉》。但我们不清楚的是，在他的时代中，这部著作是否已经在流传了。这部著作不仅说明了波爱修斯盛极而衰的一生，还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史料，补充了同时代其他的史料，增进了我们对作者及其家族，对那个时代的意大利的了解。

波爱修斯的事业一开始就很顺利，很快就青云直上。他的父亲是487年的执政官，那时波爱修斯还是一个孩子。而后不久他的父亲便去世了。波爱修斯被那个时代最显赫的元老所收养，那就是他的亲戚辛玛古。昆图斯·奥勒里乌斯·梅米乌斯·辛玛古曾经担任485年的执政官（能够体现出他家族悠久历史的是梅米乌斯这个姓氏，这会使人们想起了500年前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在其著作中所奉承的庇护人的名字）。辛玛古是一个颇为高雅的人，他并没有将许多时间花费在政治活动上，而宁愿致力于罗马史的写作。我们不太了解波爱修斯财产的具体数额，但是当他迎娶辛玛古的女儿之时，他的财富就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除了财富上的优越条件以外，波爱修斯所拥有的资质和他受教育的程度在一个世纪以来罗马帝国西部是无人可比的。而在此后的几百年间，西欧和意大利地区也没有人可以在这方面望其项背。“你在远方进入了雅典的学校”（You attended the schools of Athens from afar）³，有一个同时代的人在描述波爱修斯的时候这样写道。这引起了学者们的争论，这句话是否意味着波爱修斯实际上从未离开过意大利？或者从一个更加修辞性的角度来看，他实际上曾经在亚历山大港求学？因为那里的柏拉图主义中已经充满了基督教的气息。但是波爱修斯把哲学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他的目标是对古代所有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思想作一个全面的解释。在这个时代之后，人们就再也不会相信柏拉图的学说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具有一致性了。而波爱修斯试图通过他的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我们如今已经所知不多，并且读起来也不甚容易），告诉他同时代的人们这一事实，并且对此观点进行充分的解释。他还有几篇写于510年的神学论文留存至今。在这些论文中，波爱修斯条理清晰地讨论了当时教会中所发生的争端，为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之间的争议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案。

此时，狄奥德里克已经是罗马帝国意大利地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了。他同时稳稳地掌控着所有进出意大利的道路——通往巴尔干方向的道路、通往阿尔卑斯山北面的道路以及通往高卢方向的道路。他不得不注意高卢的克洛维和北非的汪达尔人，但是这些势力从未真正地威胁到他。狄奥德里克已经通过外交手段稳定了与这两大势力的关系。君士坦丁堡仍然是罗马世界中最大的势力。与东罗马帝国间偶尔发生的冲突，阿拿斯塔斯皇帝与克洛维之间有密切接触的迹象，这都引起了狄奥德里克的警觉，但他至少能够确信自己统治下的绝大部分臣民是忠诚的。

他统治得很好，他驻在意大利的部队没有造成大规模的破坏，他还通过维护罗马帝国的传统与秩序从而获得了元老阶层和教会高层的信赖，这使他很得人心。此时还有谁能够为人们指出另一条既能保证他们的未来，又能让他们体面地生活下去的道路呢？或许有，但是自从狄奥德里克来到意大利以后，他就有一个特别牢靠的有利条件可以确保意大利的贵族们不去支持东罗马帝国：这就是东西部教会之间的敌意。在484年，由于一些神学分歧和政治干预，罗马主教正式与君士坦丁堡主教断绝了关系。当某一天君士坦丁堡牧首阿卡西乌正在主持领圣体仪式的时候，当地的一个修道团体“不眠派”中有一位同情对方的修士，将罗马教会的绝罚令用别针悄悄地别在了阿卡西乌的法衣上。阿卡西乌裂教使得罗马教会有充足的信心认为自己所代表的才是正统的基督教，而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宗教观点是有缺陷的。或许君士坦丁堡教会以后能够回到正轨，但是从那一刻起，罗马教会便告诉那些前往君士坦丁堡的罗马人，不要和那里的所谓基督徒一起进行宗教仪式。

狄奥德里克自己所信奉的是已经被斥为异端的阿里乌派。从理论上来说他和意大利的公教信徒们天然就有着隔阂，但是他能够通过宽容来调和这种分歧，正如他已经在意大利和高卢所做的那样。只要罗马城里那些最有权势的家族以及他们在教会中朋友们仍然对君士坦丁堡教会保持着傲慢与居高临下的姿态，罗马帝国西部的均势就能够持续下去。如果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和解了，那么狄奥德里克在宗教上的地位本就不够稳固，必将被作为异端。期望罗马城与君士坦丁堡之间达成宗教和解的人们认为，可以从其他方面来听一听君士坦丁堡的意见，而对狄奥德里克来说这却是实实在在的威胁。

在狄奥德里克整个的统治时期内，他和之前的奥多阿克一样都致力于培养和支持元老阶层。波爱修斯的养父和岳父辛玛古在奥多阿克时代曾经担任过执政官。最高官职有时候可以被用来奖励利贝里乌斯这样的新兴贵族，也经常被授予那些历史悠久的元老家族。波爱修斯在仕途上一帆风顺：510年，在狄奥德里克巨大的信任下，年仅30岁左右的波爱修斯单独当选执政官，于是这一年便以他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波爱修斯会十分满意地看到人们通过他的名字来记住公元510年。

更大的奖赏还在等着波爱修斯。在522年，波爱修斯获得了至少一个世纪以来除了皇室家族以外任何罗马公民前所未有的荣誉——他目睹了他的两个儿子同时成为该年的执政官。他一定知道伴随这种荣誉的是巨大的经济负担，但是如果需要显示和炫耀自己的财富和荣耀，没有比他和他的家族更加合适了。

同时，狄奥德里克邀请波爱修斯成为一人之下的掌权者。在522~523年，波爱修斯被召往拉文纳担任政事总管（magister officiorum）。这一职位要求他监管整个国家的行政机构，以及拉文纳宫廷往来于君士坦丁堡和地中海地区其他势力之间的使节。人们或许可以把这一职位看作外交部长。

通过长期担任狄奥德里克助手的卡西奥多路斯所保存的官方书信，我们了解到官场得意的波爱修斯很擅长迎合统治者的心思，也得到了他的赏识。狄奥德里克经常说波爱修斯精于自由艺术：这些学科的训练能够使哲学家净化自己混沌的心智，从而进入更深层次的思考中。狄奥德里克会发现这些学科训练或许在实用性上更甚于它们的学术性。所以当贪污者们克扣下铸币所需要的金属从而威胁到币值的时候，波爱修斯成为专业的咨询顾问；当狄奥德里克需要让西部地区的其他统治者对自己高雅的品位留下深刻印象的时候，波爱修斯为狄奥德里克准备了精巧的礼物——赠给勃艮第国王根多巴德的是一个水钟和一个日晷，赠给高卢地区克洛维的是一位乐师。所有这些事务都是在波爱修斯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处理的。他的博学以及他的哲学著作也正在受到高度的赞扬，当时他仍然只有30来岁。

如果我们要客观地看待这些高度的赞誉，就要记住即使是著名的哲学家身边也会有一些不喜欢他的人。马克西米安是一位地道的拉丁诗人（但对于追求纯粹的人来说，与贺拉斯和普洛佩提乌斯相比，没有人能称得上“地道”），他所创作的小诗将波爱修斯描述成一位我们无法想象的放荡之人。帕维亚的神职人员恩诺迪乌斯总是在到处钻营，寻求在罗马城有一个好的庇护人。他曾经数次要求从波爱修斯那里购买一处房产，但一直未能如愿。所以他觉得波爱修斯在对待他这种外省的神职人员时显得有些过于势利了。批评波爱修斯的人非常少，因为他们要批评的是一位稳固地掌握着权力和财富的人。

在许多年里，波爱修斯都生活在安逸而优裕的环境中。除了一些带着嫉妒的窃窃私语之外，一切都十分平静。我们现在将暂时离开波爱修斯，此后他的命运以及狄奥德里克的命运将和那个时代最不幸的故事交织在一起。现在我们必须要看一看其他罗马人。比如，福斯图斯、福斯图斯和费斯图斯。对于一般人来说，人们根据他的名字一下子就能够分辨出来谁是谁，但是这三位元老的名字因为互相之间容易混淆而总是被人们当作笑料。他们都来自历史悠久的元老家族。前两位主要是根据他们绰号的不同来加以区别，他们分别被人们称为黑福斯图斯和白福斯图斯。

黑福斯图斯声称自己来自罗马共和晚期时代著名将领梅萨拉·科尔维努斯家族，而他本人则以书而出名——既是因为他所拥有的藏书，也是因为他所写的书。他那生活在遥远北方的穷亲戚恩诺迪乌斯为二者都写过诗歌，期望能够获得黑福斯图斯的好感。黑福斯图斯是490年的执政官，后来也担任过政事总管和朝廷的护法官，这些职位都是留给最高贵和最忠诚的官员的。他还是教宗辛玛古在那些争执的年份里首要的支持者，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是508~512年他担任枢密大臣期间，这正是狄奥德里克权势如日中天的时候。

白福斯图斯在5世纪80年代曾经担任过罗马守城大臣——就是说他的职责是管理罗马城。他在罗马城的圆形大竞技场里拥有刻着自己名字的专座。而在6世纪初，他再一次成为守城大臣。白福斯图斯是一位真正的绅士，他恢复密涅瓦雕像一事能够显示出他的高雅品位：因为密涅瓦这位在古代宗教中并不那么有害的女神的雕像在一次城市动乱期间从某处的屋顶上掉了下来。5世纪70年代，在奥多阿克统治意大利之前，局势是十分混乱的，所以白福斯图斯当时的这一举动或许也能看作是一种象征，预示着奥多阿克和狄奥德里克的长期统治会为这座城市带来复兴。

第三位大人物，是我们已经见过的费斯图斯。他是这些年来所有担任过执政官的贵族中资历最老的。他在472年担任执政官，此后便在圆形大竞技场里拥有刻着其名字的专座。到了490年，他就已经是在世的前执政官中资历最老的人了。正是在那时，狄奥德里克派遣他前往君士坦丁堡，表明其在意大利统治的合法性。尽管那次出使并没有取得成功，但是在497年一次同样目的的出使中，费斯图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费斯图斯并非出于不得以才投效狄奥德里克的，他的效忠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本意。以他的政治资历，他完全可以安定地享受生活。当他回到意大利时，他开始积极地支持教宗的候选人之一劳伦斯的竞选。有传言说，费斯图斯曾经答应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解决东西方教会之间的分歧。在584年，芝诺皇帝发布了一份关于东西部教会和解的法令（decree）——《团结法令》（Henotikon），然而这却导致了两边都更加固执己见，加深了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之间的分歧。当时在位的教宗阿拿斯塔斯二世（496~498年在位）是一位有望领导东西方教会复合的理想人选，但是他不久之后便去世了。于是（最普遍的解释是），费斯图斯便开始四处活动，通过金钱来保证劳伦斯得以当选教宗，并且利用他的职权尽其所能地帮助劳伦斯提高地位。当政治风向最后变得不利时，他甚至还让劳伦斯到他的庄园上去避风头。费斯图斯暗中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并没有失去狄奥德里克的信任。在513年，他因为高寿而成为人们赞美的对象。

我们不能够把上述这些人当作元老阶层的典型。在相当程度上，他们就是他们的阶层。就是说，他们领导着一个逐渐衰落的、人数不断减少的元老院。当时是否会有30到50个真正的元老能够在一群乡愿中，勇敢地聚集在元老院里维护他们自己的尊严？在这些年里，罗马城中博学的谱系学家们能够告诉你那些古老家族的命运：许多古老的家族消亡了，还有一些因为家道中落而变得鲜为人知。没有了这些家族，罗马城里的上层社会不免有些落寞。

还有另一种意大利。即使是最富有的人也不得不在某些地方和某些行省储存着他们的财富和权力。利贝里乌斯来自利古里亚，在里米尼去世。而更加传统的元老们一般都会在罗马城内保留一些财产，在罗马城与那不勒斯之间再安置另外一些地产。狄奥德里克的亲戚狄奥达哈德（我们不久之后将会再次提到他）定居于托斯卡纳，在那里他成为地方上的一霸。他屡次三番地受到了狄奥德里克的公开谴责，并且被强制（至少狄奥德里克是这样命令他的）放弃他和他手下抢夺来的财物。而西西里，这个长期以来被元老阶层当作积聚财富的聚宝盆一般的行省，只是在后来奥多阿克击退了统治那里的汪达尔人之后才再次回到了意大利统治者的手中。曾几何时，北非地区遍布着罗马人的大庄园，丰富的物产和财富源源不断地被送入罗马城，而如今，这些光景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么哥特人到哪里去了？他们在狄奥德里克所统治的意大利销声匿迹了。我们看到，作为一个游牧部落，他们的人数已经锐减了；他们主要定居在罗马城以北的地区；他们和在他们之前以及之后来到意大利的其他蛮族群体一样，被认为是“入侵”了贫困的、没有防卫能力的意大利，但是最后他们都消失了。在米兰、罗马和巴勒莫，人们所使用的语言都是直接由相当纯粹的拉丁语演变而来的。那些所谓强大的哥特人和伦巴德人到哪里去了？

我们必须要将这一现象归功于本土化的强大力量——罗马化，这是几个世纪以来任何新来到意大利的人们所感受的力量。擅长舞文弄墨的教士恩诺迪乌斯曾经对一个叫约维尼安的人开玩笑——这位约维尼安留着哥特式的胡子，穿着罗马式的罩袍，所以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算是哥特人还是罗马人。卡西奥多路斯敏锐地观察到，那些贫穷的罗马人极力地模仿着哥特人，而那些富有的哥特人则极力地模仿着罗马人。约维尼安算是这些人中的一分子吗？模仿就是同化的第一步。

哥特人是不是也有可能会一直在那里生活下去？时间以及他们的人口数据会帮助我们找到答案。意大利所遭受的蛮族入侵主要由四个不同的事件所构成，其中的两个事件在当时尚未发生。4世纪初阿拉里克及其军队的到来为意大利带来了外来者。在410~420年间，这些军队的绝大多数人离开了。到了5世纪，另外一些蛮族，主要因为和匈奴人的战事曾经来到过意大利。上述各个蛮族群体在离开意大利的时候也留下了一些定居者。狄奥德里克在5世纪80年代末带着规模空前的大军队出现了。狄奥德里克决定在意大利定居，而那些士兵花费了50年，即两代人左右的时光，也在意大利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园。而后，意大利成为东罗马帝国攻打的目标。统治意大利的东哥特政权在经历了一场我们即将屏息观看的漫长而残酷的战争后被推翻了。狄奥德里克的统治对意大利地区人口种族的构成，或者说种族同化的进程几乎没有产生影响。后来的两次入侵也同样具有蛮族入侵的性质。在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期间，查士丁尼皇帝派遣到意大利的军队名义上是罗马帝国的军队，而实际上军队的主要兵源也和狄奥德里克的军队一样来自巴尔干地区。当伦巴德人在6世纪60年代来到意大利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王国，也同样在那些重要的地区留下了明显的定居点。但是我们将会发现他们的主要定居点都是远离城市的，而且他们的人数不可能很多。在这四次入侵中，在意大利留下来的数量最为可观的“蛮族”定居者，倒是查士丁尼皇帝派来的东罗马士兵。

对那些从北方来到地中海地区的人们来说，无论是汪达尔人、西哥特人、东哥特人、法兰克人、伦巴德人或者是后来的斯拉夫人，他们彼此之间的共性以及他们和罗马人之间的共性要比以往人们所认为的大得多。如果这些蛮族的祖先原来的确生活在森林里，那么现在这些蛮族部落就是他们祖先中那些比较聪明和有雄心的人们的后代。当狄奥德里克和他的部下们来到意大利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以蛮族的身份，而是以罗马帝国军人的身份到来的。他们也成为遥远的北方边境文化的传播者。他们的穿着、宗教习俗、口音的确和南方的居民有所不同，但是他们仍然是罗马帝国的一分子。他们有着自己的官僚体制和自己的方言。

如果他们中有些人的确不会说拉丁语的话（虽然几乎没有史料能够证明这一时期还有不会说拉丁语的哥特人），并且如果他们确实使用着一种所谓的哥特语，那一定是一种高度混合的语言，它属于日耳曼语族却又高度的罗马化，并且以宗教文学的形式出现。这种哥特文化最绚丽的表现形式是《阿尔根特乌斯书卷》（Codex Argenteus）。它的意思是“银色之书”，如今保存在乌普萨拉大学的图书馆中，并且只有一部分保存了下来。这份抄本中包括了四福音的一些章节，用十分美观和工整的金色和银色的文字抄写在染成紫色的精致的羊皮纸上⁴。这份抄本完成于拉文纳，犹如珍宝，体现了曾经辉煌一时的哥特文化，但就外在形式而言它完全来源于地中海文化。这份抄本可能出自一个书籍作坊，作坊的主人有着一个哥特式名字：威利阿里特。在551年战乱爆发之前，威利阿里特的作坊一直在制作精美的拉丁语抄本。威利阿里特的作品之一是奥罗修斯的《反异教史》（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这是一部以基督教立场来撰写的罗马史，由奥古斯丁的一个追随者写于5世纪初。在那个时代，哥特文化并不是蛮族的反文化，而是一种以罗马文化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充满自豪感的文化。

《阿尔根特乌斯书卷》（Codex Argenteus），哥特语的福音书。

许多并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们，仍然抱持着另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不论这些人所造成的结果如何，这些人代表着一种不可逆转的破坏文明的蛮族文化被注入到了罗马文明中。19世纪的民族主义培养出了这种观念。德国的学者们自豪地将这些蛮族看成是他们文化上的祖先。我们应该对这种心理映射和自我扩张保持警惕。清醒理智的学者们将6世纪的恩诺迪乌斯、卡西奥多路斯和阿维图斯等人高雅的拉丁语著作编入了《德意志史料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它是一部浩瀚的、学术性极强的文献汇编。19世纪最严谨的学者之一，以多卷本著作《日耳曼诸王》（Kings of the Germans）而闻名的菲利克斯·达恩（Felix Dahn）写过一部小说：《为罗马而战》（Ein Kampfum Rom），它堪称当时最成功的历史小说之一。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本书成为德皇威廉一世喜爱的读物。这部小说的标题让人想起了19世纪普鲁士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以及后来更为著名的那个统治德国的暴君的“斗争”（Kampf）。在小说中，19世纪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观念通过一个哥特首领的话语表露无遗：“那么你所说的‘人类’在哪里呢？我只看到了哥特人、罗马人、拜占庭人！一种超越所有这些民族之上的，虚无缥缈的‘人类’，我从来没见过。只有当我保护自己的人民（Volk）的时候，我才是在为人类服务，我别无选择！⁵”

在这部小说中，金发的北方人的机智勇敢和黑发的南方人的怯懦善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上述的言辞出现在这样的一部小说中不足为奇。达恩的小说在20世纪60年代被翻拍成了上下两部的廉价电影，以德语影片的形式在罗马尼亚上映。查士丁尼皇帝由奥森·威尔士（Orson Welles）饰演；狄奥德里克的女儿，当时意大利实际上的摄政者阿玛拉松莎由霍纳尔·布莱克曼（Honor Blackman）饰演，而布莱克曼更广为人知的角色是这之前在007系列电影《金手指》中所饰演的“邦女郎”。这部模仿好莱坞风格的小电影是历史题材电影中不折不扣的烂片，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通过此片观察到，在当代的学术界种族主义谬论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拥有一定的市场。

当然，读者们一定会注意到，所有这些对蛮族的理想化描述都必然是指向某种原形的。人们想象着曾经存在过一个血统纯正的蓝眼睛的种族部落，他们跟随着他们的首领（永远是金发碧眼的），在许多世纪以前走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要抛弃这种观念，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蒙多这个人。他生活在狄奥德里克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蛮族。蒙多是一位格皮德人首领的儿子。他的父亲在年轻时便去世了，他的叔叔塔普斯提拉于是抢占了本该属于蒙多的首领之位。488年，狄奥德里克在意大利击败了蒙多的叔叔所率领的格皮德人。当塔普斯提拉在那场战斗中被杀死的时候，蒙多的堂弟特拉塞里克继承了他父亲的权位，作为狄奥德里克的附庸之一在巴尔干地区活动。在500年左右，蒙多在成年以后离开了他家族所率领的部队。在如今的匈牙利一带，他自己成为一群士兵的首领（我们应该将这群人称为土匪、叛乱者、雇佣兵还是好战分子？）。君士坦丁堡派遣了一位将军来招安蒙多。恰好在那时，狄奥德里克手下的将领之一皮特兹亚正在往西尔米乌姆方向进军，在那里他和蒙多的部队联合起来击败了东罗马帝国的军队——这些军队是驻扎在摩拉瓦河畔霍勒乌姆·马尔吉地方的警戒部队。20年以后，蒙多已经成为格皮德人和赫鲁尔人的首领。529年，蒙多接受了君士坦丁堡委托的任务去抵挡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他正在为罗马帝国效力。蒙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久就几乎完全统治了巴尔干地区，而且帮助东罗马皇帝在君士坦丁堡镇压了一场爆发不久的叛乱。此后不久，在6世纪30年代中期，他率领着东罗马帝国的军队来到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斯普利特，趁着狄奥德里克的后继者们忙于应付意大利战事的时候占领了该地。当蒙多的儿子在战争中死去的时候，作为父亲的他丧失了理智，疯狂地追击与他敌对的哥特人，但最后他也死于哥特人之手。无论蒙多的祖先是谁，蒙多活着时是一名罗马人，最后也以一名罗马人的身份死去的。

让我们回到稍早一些的时候。在6世纪20年代，当年跟随着狄奥德里克从巴尔干来到意大利的老一辈们见证了狄奥德里克最后的岁月，也看到了下一代的成长。这些成长起来的下一代并不知道，除了意大利以外他们还有另一个故乡。这一代新人以及他们的下一代经历了被称为 “罗马入侵”的战乱，这场战乱爆发于6世纪的30年代。在漫长的战争后，狄奥德里克所建立起来的王朝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君士坦丁堡所扶植起来的一个傀儡政权。以历史的眼光来看，6世纪40年代哥特人的境遇，同当年他们随着狄奥德里克来到意大利的时候是十分相似的——人均寿命较短，以及每一代人更快速的观念变化。这正如基布兹居民（kibbutznik）和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的那一代人之于如今的以色列人一样。无论怎么看待中东的政治局势，如今的以色列人是名副其实地生活在以色列地区的居民，他们没有任何其他的故乡，也没有其他的文化背景。相对于以色列建国时期的以色列人来说，狄奥德里克的追随者们人数要少得多，但与定居地民众间的文化差异也要小一些。同时他们也比1948年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更加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尽管这种欢迎建立在他们的武力基础之上）。如果说除了意大利人以外，当时还有什么人能够在意大利有家乡的感觉，那么就非哥特人莫属了。

在狄奥德里克统治意大利期间，最奇怪的事并不是他们哥特人的身份，而是直到他已经掌权了30年以后，他才开始宣传他的哥特人身份，并且讲述了一个关于自己哥特人身份的故事。这些行为中有些是为了继承王位不得不做的。

狄奥德里克有一个女儿阿玛拉松莎，她是狄奥德里克延续自己王朝的希望。狄奥德里克已经有效地控制了西班牙的西哥特势力，并且希望巩固他在西地中海地区北部的统治。他打算利用王朝之间的合并来达到这一目的。狄奥德里克在西班牙物色到了一位名叫尤塔里克的女婿，从人种上来说，他和我的爱尔兰祖先们可以算是“远房堂兄弟”。他和阿玛拉松莎结婚后，如狄奥德里克所愿，诞生了一位后继者：在518年，他的孙子阿塔拉里克出生了。当时已年逾六旬的狄奥德里克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这样的喜事是需要庆祝一番的。

在狄奥德里克自豪的目光下，尤塔里克成为了519年的执政官，在名义上和他一同担任该年执政官的是东罗马帝国新即位的皇帝查士丁。当然，实际上这两位执政官都不会把对方放在眼里。更富戏剧性的是，查士丁以荣誉性的领养，将尤塔里克称为“义子”。491年起便已即位的前任皇帝，年迈的阿拿斯塔斯总是对狄奥德里克颇有顾忌，但是在最近的10年间，他因为忙于应付离自己更近的威胁而无暇顾及狄奥德里克。查士丁比狄奥德里克更像是一个蛮族。他来自巴尔干半岛，后来加入了东罗马帝国的军队，然后凭借自己的才能爬上了高位——我们将会看到他最后的飞黄腾达。狄奥德里克非常清晰地认识到，没有了能够威胁他的障碍，此时他可以更加隆重地宣布他的后继者，并且通过重申哥特人的身份来巩固东哥特人和伊比利亚的西哥特人对他的拥护。这完全是狄奥德里克自己的主意，还是尤塔里克在背后出谋划策（因为尤塔里克是一位热忱的阿里乌派信徒），我们无从得知。

因此，519年尤塔里克就任执政官时的庆典极尽罗马式的奢华。据当时的史料记载，所有表演和竞技都是难以想象的奇观。东罗马皇帝派来的代表看到大把的财富被发放到士兵和人民的手中时（就是说，其中既有哥特人也有罗马人），大为惊讶。圆形大竞技场中的斗兽表演都是过去闻所未闻的，许多野兽是来自非洲的稀有动物，它们的到来无疑是和汪达尔人保持良好关系的结果。尤塔里克本人几乎难以从罗马人民的爱戴和羡慕中抽身回到拉文纳他岳父的宫廷。在拉文纳，马车竞技会再次开始举行。呈现在罗马人和哥特人面前的景观甚至比此前罗马帝国时代的盛况更有过之。

这一盛况的每一处都体现出了罗马式的辉煌，然而流传下来的史料却都经过了哥特统治者们的修饰。写下上述这则史料的便是狄奥德里克御用的官方史学家，元老弗拉维乌斯·玛格努斯·奥勒里乌斯·卡西奥多鲁斯（Flavius Magnus Aurelius Cassiodorus Senator）。他的父亲为狄奥德里克效力，负责治理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卡西奥多路斯也曾经写过一部全人类的历史。从亚当开始，讲到了所有的罗马执政官，从公元前509年的第一任执政官一直到尤塔里克就任执政官为止。而后他又创作了一部12卷的哥特史，并且在书中明显地强调：哥特人永远是罗马世界的一部分。这一观点实际上比他自己或者他的庇护者所自以为的还要真实得多。在他的编年史中，卡西奥多路斯一有机会便会提及哥特人与罗马人之间的联系，并且在必要的时候通过平淡的词句来修饰某些尴尬的史实。这部篇幅不小的著作以狄奥德里克所属的阿玛尔家族为中心，列出了这个家族中曾经的17代国王，并且以他完成这本书的519年作为这部史书最后的高潮。⁶为了祝贺尤塔里克当选执政官，卡西奥多路斯还发表过一篇正式的拉丁语演说词。

在三部煌煌巨著（《罗马编年史》、《哥特史》和《颂诗》）的铺垫下，狄奥德里克的继承人尤塔里克像一个传统的罗马官员那样走上了执政官的席位。他的谱系得到了确证，被牢固地嫁接到了罗马人的族谱大树。前来观看庆典的观众可能会沉浸在他们所获得的慷慨赏赐中，同时他们也看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信息：罗马帝国仍然健在，并且在意大利良好地运转着。它已经在罗马城和拉文纳展示过它的奢华，并且被一个在地中海地区有着悠久历史的王朝统治着。这一年的执政官庆典以及公元500年狄奥德里克对罗马城的访问，至少在这前后的一个世纪内可以算是罗马城所经历过的最隆重的盛况了。只有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教宗们的排场才能够再次达到同一水准。

雷鸣般的主旋律之外，我们不妨也同时倾听一下另外一些私下里的闲言碎语。这些声音说了些什么？有人认为狄奥德里克的这个政权是不合法的。罗马城里还有其他更古老的家族，而且真正的宗教也有足够的理由反对这个政权的统治。发出这些声音的人们在那一年夏天看到，有一颗彗星连续两周都出现在天空中。这被认为是改朝换代的征兆。但是，几乎没有什么反对这一政权的声音会把他们的反对理由和统治者具有的所谓蛮族背景联系起来。因为泛滥的野心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借口，他们可以有一大堆更充分的理由。当我们看到蛮族观念和一个强大帝国的崩溃没有关联的时候，现代人观念中所认为的哥特人的蛮族性就显得十分牵强了。狄奥德里克的伟大成就在于，他使得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罗马人彼此能够和谐共存。任何破坏这种和谐共存的企图都会带来恶劣的后果。

在519年，这些流言蜚语离狄奥德里克还相当遥远，一切都井井有条，即将到来的是一次有条不紊的权力交接以及充满光明的大好前景。

但是，在522年或许是523年时，尤塔里克却出人意料地死了。没有了确定的继承人，狄奥德里克经过苦心经营所建立起来的世界开始出现了裂痕。

文明与宽容

文明与宽容是狄奥德里克统治意大利时最显著的特征——就像他自己曾经说过的那样。文明与宽容确实体现在了他的统治中，但是他的统治并非只有这些。他在意大利建立起来的王朝也并非只有文明与宽容。为了公正地评价他，同时也为了理解他的继承者们给他的成就造成的破坏，我们必须放慢脚步，看看时间的推移带给他的惊人变化。

狄奥德里克的成功并不仅仅依靠运气。后世的良好声誉来自同时代人们的好评，当统治者能保证同时代的人们会赞誉自己的时候，更是如此。然后就要看运气了。人们将著作写在纸草和动物的毛皮上，经过至少几十次的传抄，并且保存在最富丽堂皇的地方，这样才能够将古代的著作保存下来成为古籍。所以古典时代的许多著作甚至连一本中世纪时期的抄本都没能保存下来。

但是我们仍然有将近150封名义上出自狄奥德里克手笔的官方书信，这些书信即使不是狄奥德里克本人所写，也至少是出自同他关系最密切的臣属之手；我们有在他的旨意下召开的宗教会议的文献；我们有将近300封出自帕维亚的恩诺迪乌斯的书信，他是一位善于钻营的教士，还曾经写过一篇献给狄奥德里克的华丽的演说词；我们有狄奥德里克统治期间历任教宗的书信；我们有《教宗录》，其上记载了历任教宗的主要事迹。（也有经过当时的教宗候选人劳伦斯的支持者们所改编的该书的另一种重要版本）；我们有波爱修斯所著的哲学、神学和自传性质的著作；我们有一些献给狄奥德里克的颂词的残篇；我们有为了纪念尤塔里克就任执政官而写成的罗马编年史，还有一部在狄奥德里克去世25年后在君士坦丁堡写成的哥特人的历史，而这部书的主要内容是狄奥德里克在位的最后几年。考虑到在狄奥德里克去世几十年后意大利地区遭到的破坏，以及随之而来长期的政治动荡，狄奥德里克时期能够有那么多文字和图像史料留存至今，这本身就证明了这个人的雄心以及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在另外一些留存下来的文献中，能够看出他统治时期的文化水准。乌普萨拉的哥特语《圣经》自然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代表，但是还有一部留存下来的同样精美豪华的抄本——《勘测文集》（Corpus Agrimensorum），它也来自拉文纳，或许也出自同一个书籍作坊。这本抄本收集了当时土地勘测技术方面的论文，并且附有精美的插图。当时的土地勘测员为了帝国及其受益者的利益而测量、登记土地，规范了农业地产的世界，使罗马人的地产更便于管理，从而具有罗马帝国的气象。大约在同一时间，狄奥德里克手下的学者们也开始撰写地理学方面的著作。在7世纪，一位匿名的作者表达了对狄奥德里克时代拉丁语作家们渊博学识的钦佩，这些拉丁语作家们的名字似乎是哥特式的：阿塔纳里德、埃德瓦尔德和马尔科米尔。

狄奥德里克曾经为了解决一桩地产纠纷而不得不召集土地勘测员。他提醒他的属下们，迦勒底人发现了几何学，而埃及人将之运用于实践中，计算出了尼罗河洪水每年能够灌溉的土地范围。奥古斯都在一次普查中命令罗马帝国境内所有的土地都要被勘测并且记录在案。“今天，”狄奥德里克说，“土地勘测的技能比其他所有的数字科学都要重要得多。数学的教室空了，几何学只对那些专家有用，天文学和乐理仅仅是纯理论的学术，只有土地勘测员是能够让人们和睦相处的魔术师。当他们四处寻找林地以确定地标的时候，你或许会以为他们在发疯，但是对他们来说，道路就像是书本，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读懂它。”⁷狄奥德里克是一个全心全意地保护这些“书本”和这种技能的罗马式统治者。

狄奥德里克时代的建筑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其中的一些我们是通过那个时代人的转述间接得知的。他在拉文纳、帕维亚和维罗纳所建造的宫殿外部都装饰着胜利的君主的巨大雕像。在他统治的30年间，狄奥德里克从未中断过对其拉文纳宫殿的施工。此后每个来到拉文纳的统治者都会使用这座宫殿，直到很久以后它沦为一片废墟时为止。宫殿完全体现了帝王的气派，其中还附带了一个露天小剧场，以便统治者能够足不出户地欣赏到马车竞技。在宫殿内的“海景餐厅”（triclinium ad mare）中有一座狄奥德里克骑在马背上的雕像。在宫殿宏伟的入口处上方，可以看到狄奥德里克的雕像屹立在象征罗马和拉文纳的人物雕像的正中间。在拉文纳，狄奥德里克也修缮了建于图拉真时期的一条高架水渠，以保证当地水源的供给。那里还有其他的一些建筑保存了下来，其中之一便是狄奥德里克的御用教堂新阿波利纳尔教堂。这座教堂最引人注目的装饰，就是入口处南端墙上的镶嵌画。画上首先描绘了狄奥德里克和他的宫廷，其次是一长列圣徒、殉道者、圣经人物，最后则是位于祭坛上的基督。（后来，当东罗马帝国占领拉文纳的时候，技艺不精的镶嵌画师傅抹去了狄奥德里克和他宫廷的图案，但是最后却留下了明显的痕迹。狄奥德里克的人物图案看上去变成了一个鬼怪般的影子，无声地述说着它曾经遭受过的破坏。）狄奥德里克所建造的建筑物延续了与前人（诸如加拉·普拉奇迪娅，这位5世纪时权倾一时的公主和女王）的陵墓一样宏伟的建筑风格，并且不断地被后来者们仿效。我们将会看到，在豪华宏伟的程度上，狄奥德里克时代拉文纳与之后任何时代的拉文纳相比都毫不逊色。

而且，那里还有狄奥德里克自己的陵墓。这座陵墓就坐落于拉文纳城墙的外侧。它附近的海港，来自君士坦丁堡和地中海其他地区的船只络绎不绝。在当时，这座巨大的陵墓会使来访者们惊叹。如今，游客们都纷纷涌向了拉文纳逐渐建设起来的现代建筑群和海滨，使得这座建筑看起来有些孤寂。狄奥德里克安息于一座宏伟的十边形白色陵墓之中。这一陵墓有上下两层，高达22英尺。狄奥德里克的石棺是由大块的斑岩制成的。石棺上方整个建筑的穹顶是由一整块巨型的大理石加工而成。这种石材是从亚得里亚海最北部的伊斯特里亚运来的。如果有人想从这座建筑的风格上寻找出一些蛮族文化的印迹，那么他一定会感到失望。狄奥德里克留给后人的这座气势宏伟的皇陵，只有哈德良的陵墓才能够与之媲美。罗马城中的其他皇陵也是十分宏伟的，但即使如奥古斯都陵墓那样的建筑，较之狄奥德里克的陵墓，也不免失色。

拉文纳的狄奥德里克陵墓

宽容的态度总是会获得人们的赞美，狄奥德里克经常会获得史家们的称赞。许多年来，对他的这些评价中也蕴涵着潜台词——“对于一个蛮族来说，已经算是做得不错了。”在狄奥德里克的许多公开的言论中，有两段话是最能够获得人们赞赏的：

“我们不能将宗教信仰强加于人，因为没有人能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去信仰。”

（Religionem imperare non possumus, quia nemo cogitur ut credit invitus）

“遵从法律是文明的标志。”

（Custodia legume civilitatis est indicium）

对于任何一位这个时代的罗马人基督徒来说，能够持有这种态度都是值得称道的。要知道这些言论的出处，我们必须来到热那亚。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意大利的地图。热那亚对狄奥德里克来说是战略要地。狄奥德里克政权的中心地带是从意大利北部米兰的东面开始，以拉文纳为中枢，一直向南延伸到罗马城。意大利西北部与高卢接壤的利古里亚海岸一代是十分敏感的西部边境。高卢的法兰克人政权一直觊觎着意大利，而他们背后又有着君士坦丁堡朝廷的暗中支持。所以对狄奥德里克来说，热那亚这座城市对他的支持与否显得尤为重要。在大约510年左右，我们能够听到他两次向生活在热那亚的犹太人群体讲话。而大约在同一时间，我们也能够看到他格外地关注对热那亚和高卢各行省的谷物供给以及其他一些事务。因为他知道，士兵们在行军时需要就地补给，如果统治者不谨慎应对的话，就连一支友军在经过临近地带时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破坏。

当时生活在热那亚的犹太人如同一两个世纪以前一样，写信给他们的统治者，要求修缮和扩建他们的犹太会堂。狄奥德里克对此事的处理十分谨慎：⁸

致生活在热那亚的所有犹太人：

当朕听闻你们的要求时，总是愿意赞同那些公允的提议。然而，同样地，朕也要保证朕所施予的恩惠不会被用来进行欺诈和骗局——尤其是在那些宗教事务中。

罗马皇帝们总是不得不为他们所颁布的各种法规的执行方式而担心。大多数他们所颁布的法规都是回应各个利益集团的需求，但是许多利益集团在请愿中并没有说出实情，皇帝施惠颁布的法规往往被贪婪者们利用，他们借着皇帝的名义来巧取豪夺。

因此朕并不希望那些有负神恩的人们过于自满地凌驾于他人之上。

犹太人对他的这些话并不会感到惊奇。罗马帝国晚期，宗教上最基本的情况就是基督教的绝对主导地位。问题并不在于罗马人是否公平地对待犹太人，而是在于这种不公平究竟有多大程度。当然这和现代意义上的反犹主义是大不相同的。基督教所谴责的是犹太人在宗教上的信仰与实践，而并不是犹太民族本身以及他们的祖先，也不是出于什么反科学的种族理论。当时，如果一位犹太人皈依了基督教，那么过去犹太教带给他的各种不利便马上消失了，同时他也立即获得了基督徒所能够获得的各种便利。

因此，在这里，朕赞同你们的提议，允许你们修缮犹太会堂的屋顶，根据帝国的法律，朕批准你们的请求。但不可额外装修或扩建建筑。请好自为之，不僭越严格的法律。在不违反“30年惯例”的情况下，朕只是批准你们进行必要的修缮而已。为何你们还想提出非分的要求呢？朕批准你们的请求，但是朕有理由拒绝那些坚持错误信仰的人们。

所谓的“30年惯例”是指，如果有一处财产能够在30年内不引起争议（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来判断，即是从奥多阿克统治意大利的时候开始），那么这处财产就能够维持现状。这种罗马传统的法律保守主义是狄奥德里克所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的核心。这一法律体系强烈地倾向于维持过去的状态。

热那亚的犹太人们收到的这份回复（很有可能是以精美的文字书写在染成紫色的羊皮纸上，并由衣着考究的官员在当地的行政大厅内将这份文书正式递交给犹太人），非常有限地批准了犹太人最基本的要求。这一批准有着严格而清晰的限制。这份文书中有一句总结性的句子，是我们已经引用过的：

“朕不能将宗教信仰强加于人，因为没有人能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去信仰。”

我们从中能够听到一种有所保留的外交辞令：用法律谨慎地维护基本的原则。统治者并不是毫不宽容的，而是体现了一种罗马政府传统上经常采取的中庸之道——这一传统是4世纪和5世纪的罗马帝国基督教皇帝们建立起来的。

不久之后，狄奥德里克再次写信给热那亚的犹太人群体。信的开头部分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另外一句话（“遵从法律是文明的标志”）。狄奥德里克将城市看作文明生活的中心。文明将城市中的人与那些生活在荒郊野外的野蛮人和野兽区分了开来。只有在法律的保护之下，文明才能够出现。

宽容并非无处不在。当时，罗马城里的犹太人曾经被认定是一桩颇具现代意味的罪行——一起纵火案的主谋。而狄奥德里克再次显示出了有限的宽容。在坚持惩罚罪犯的同时，他也谨慎地注意到，即使嫌疑对象是犹太人群体，这种嫌疑也应该通过正式的法律程序来处理。犹太人当然不会把统治者的这种态度看作一种恩惠，但这至少体现出了统治者在法律面前没有偏私的态度。⁹

我们当然欣赏狄奥德里克的这种开明。通过一种巧妙的修辞手法，他可以被描绘成一位被理想化了的蛮族，为了无生气的文明世界带来革新。狄奥德里克的开明是有限度的，他不允许将信仰强加于他人，不允许违法行为。他很像罗马皇帝哈德良，奉行中庸之道，绝不偏执。他的这种气度是一种古人的品质，不久便会被查士丁尼更加现代的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所取代。在近代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将不得不重新去学会宽容，这之后排他性宗教徒劳的呐喊声才开始越来越微弱。

作为一个君主，狄奥德里克的所作所为无不体现了哈德良式的适度与怀柔。如果你并不知道他是一个外来的蛮族，如果你知道他出生于罗马帝国境内（可能真的是这样），并且已经将名字改成哈德良，你如何评价他？我敢说绝大多数的学生都会认为他的统治方式是非常罗马式的，而且这种罗马式的统治留下了数量惊人的丰富遗产，这是4世纪晚期以来所未有的。狄奥德里克可能被看作一个罗马文明的复兴者而为人们铭记。

狄奥德里克属于一种历史悠久的带有保守倾向的传统。如果流传下来的共有154章的《狄奥德里克法令集》真的是由他编订的话（很可能是这样，而且很明显其中的内容无一不是引自更早的法律条文），那么狄奥德里克所沿袭的是古代罗马护法官法令的传统：“如果有人将死者埋葬于罗马城内，那么他必须将自己财产的四成上交充公。如果他一贫如洗，那么他就要受到鞭笞，并且被逐出罗马城。”¹⁰

许多人出于对罗马帝国正在衰亡的天真想象，可能会认为城市中的人口会比过去减少许多，而古时为了保护生活环境质量而将死者埋葬在城外的做法或许已经不再被人们遵循了。然而我们不能做这种凭空的猜想。这一习俗既维护了传统的权威性，又体现了政权所具有的传统主义倾向。即使这部法令集中有着基督教的影响，但它也清晰地表现出了基督教与罗马传统已经融合的程度。有关宗教避难所的权利，法令集中是这样规定的：“如果任何人将别人拖出教堂，即宗教场所，或者认为能够通过暴力手段夺取那里的任何物品，那么他就要被处以极刑。”这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古罗马官员的口吻。

狄奥德里克的朝廷（设立在拉文纳的管理机构），无处不体现出罗马传统。诸如枢密大臣和政事总管这样的官职一直以来都被狄奥德里克尊敬地保留着。这些官职总是由罗马城里最古老、最高贵的家族成员来担任。当然，也有一些暴发户是通过联姻的方式而成为这些家族的一员。（狄奥德里克的去世使得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在他年幼的孙子即位之后，国老这一荣衔由罗马文官利贝里乌斯和狄奥德里克的侍从、军人出身的图鲁因轮流担当。）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皇帝也有一个人员结构大致相同的朝廷，然而在那里，政治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不时出现的宫廷阴谋使得侍卫和总管们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狄奥德里克不仅在任用最高级的官员时遵循古罗马的传统，甚至在任用低级官员时也是如此，比如武器制造和铸币的官员（狄奥德里克时代的钱币是非常罗马式的）、行省的官员以及拉文纳守夜队的军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护城者”（defensores civitatis）自从4世纪以来就出现在罗马帝国中，而到了狄奥德里克的时代至少在某些地方仍然存在。从不列颠到阿拉伯，罗马帝国境内各地区社会的核心是当地的精英阶层。富有而出身良好的公民们是各个城市的领导者，同时他们也要担负起修缮城市设施，举办各种公共娱乐活动的大量费用。成为地方议会的一员虽然是一种荣誉，但也负担颇重。然而在古时，各地的领导者们欣然地承担起了这一职责。他们的自豪感以及他们的财富通过他们慷慨的施舍和捐赠来体现，同时他们也为罗马帝国披上了一层富丽堂皇的外衣。

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以后，这种领导职务在财政上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了，但是它所能够带来的荣誉却不再为人们所看重。4世纪时有大量的法律条文（从事实上来看，这些法律是相当不成功的）试图遏止富人们逃避这些职务，这一职务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市议员（decurions）。对我们来说，这些法律所带来的最明显的信息就是：人们正在逃避这一职责。奥古斯丁这位伟大的希波主教当年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他离开了他的故乡塔加斯特，为了服务于教会，他逃避了他父亲留给他继承的职位。塔加斯特的人们失去了奥古斯丁的才智，但是在希波，他成为一种新式的精神团体的领袖，从事一种新型的公共服务。

旧的模式正在逐渐衰退。在罗马帝国晚期，越来越多的“Euergetism”（这个希腊语词相当于“恩惠”的意思）来自皇帝本人，皇帝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返还给各个城镇。各个社会群体难以自我保护，因此官方委派的“护城者”便成为地方社会事实上的领导者。他们也同时负责各地与帝国政府之间的联络以及税收。许多地方的人们都发现如此一来他们的生活比以往有了改善，几乎没有人会关心这样的统治方式是否影响到了他们的地方自治权。

在这一官僚金字塔底层的某处，我们发现了一种尚未完全明了其职能的官员：娱乐官（tribunus voluptatum），我们不妨称之为公共娱乐部的主任。这种官职的出现可能还不到一个世纪，可能是因为地方上的公益捐助难以满足公共娱乐的需要才被设立的。古代社会中各个城市的表演和庆典活动的费用都被分派给私人，也就是那些有钱和有雄心的大家族来承担，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竞相炫耀他们的财富。但是到了罗马帝国晚期，这些费用更多地由官方来负责。由于受过洗礼的基督徒是不允许登台表演的，因此担任娱乐官的官员需要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要让表演的内容维持在一定的尺度之内。狄奥德里克的话语中很郑重地提到了这一点：“要注意你的品行，先生，因为你要管理的是那些妓女。”¹¹在当时的罗马城中有这种官员，在米兰也如此，那里的一位元老由于年高德劭而获得了这个终身职位。

狄奥德里克统治下有一种类型的官员是新出现的：塞奥（saio），这是一种负责各项杂务的官职。过去罗马帝国曾经有过“探事官”（agentes in rebus），其职能集密探、秘密警察和调查员于一身。塞奥这个名称有着少见的哥特语风格，但是其职能也和探事官大体相当。我们只能够通过与统治者有公开联系的机构来了解这种官员。而事实上无论在何时何地，他们理所当然会受到某些人的憎恶。有一次，狄奥德里克在一封信中要求塞奥们（saiones）去调查传递官方信息的驿站系统是否被官员们擅自地和过度地使用。这一驿站系统在罗马帝国境内的交通要道上沿途设立，为一定级别的官员提供驿马。狄奥德里克要求一位名叫古迪萨尔的塞奥负责确保能够有足够的马匹为代表枢密大臣和政事总管的官员服务，保证其他的塞奥们要使用驿站必须严格地限于公务。

狄奥德里克身处宫廷之中，他对社会情况了解的深入程度，我们这里有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关于一起罗马高官使用巫术的案件。

在507~511年间的某个时期，社会上流传着罗马高层官员中有可疑行为的流言——这一传闻是来自于其他上层的政敌，还是来自于充满妒忌心的侍从或者商人，我们无从得知。巴西里乌斯和普莱特塔图斯来自公元6世纪罗马最有名望的家族，他们被指控“使用巫术”。这是一种含有多重道德谴责的指控。他们可能被发现在秘密地进行与古代宗教传统相关的活动。有些人认为这种宗教仪式能够对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产生影响。向来态度温和的狄奥德里克这次却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严厉：“有人竟然丧失了虔诚心，妄图以邪恶残忍的方法来攻击和亵渎至高无上的神，这是不可容忍的……基督教世界绝不能受到巫术行为的污染。”¹²狄奥德里克命令著名的元老，罗马城守大臣阿尔戈里库斯组成“五人法庭”（iudicium quniquevirale）。这一法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世纪的晚期，专门负责审理针对元老的重大指控。那些被狄奥德里克任命的陪审团中也云集了元老阶层的精英：辛玛古、德西乌斯、沃路西阿努斯、凯里阿努斯和马克西米阿努斯。狄奥德里克命令他的高级军官，罗马城驻军的统帅阿里戈恩在必要时使用武力逮捕嫌疑人归案。

如果我们所拥有的史料中只有狄奥德里克方面的一面之词的话，大概就只能看到在狄奥德里克的旨意下举行的一场兴师动众的大型审判了。而事实上，教宗格列高利一世写于6世纪末的《谈话录》（Dialogues）使我们了解到了这一事件的更多内容。格列高利说，当巴西里乌斯知道自己使用巫术的行为败露以后，他伪装成了一位修士逃往罗马城东面的丘陵地区。随后他来到了阿布鲁佐的阿米特努姆，他请求当地的主教帮助他逃到临近的一所修道院中避难。被蒙蔽的主教答应了，但是那所修道院的院长埃奎提乌斯立即认出了巴西里乌斯其实是一个伪装成修士的恶人。仍然蒙在鼓里的主教劝说修道院院长接纳巴西里乌斯。而后，当地女修道团体中有一位漂亮女士得了病，并且大声地喊叫着如果巴西里乌斯修士不去看她的话，她就要死了。那位勉强接纳巴西里乌斯的修道院院长感到好笑，告诉那位报信人说那个女人马上就会痊愈——当然是这样了。修道院中的修士们对这种邪恶的诡计十分愤怒，将巴西里乌斯驱逐出了修道院。格列高利教宗在书中总结说，当他被赶走后，他在外宣称他经常通过巫术让修道院院长房间的天花板浮在空中，并且还说没有人能够伤得了他。不久之后，在罗马城，由于基督徒群众们的群情激奋，他被火刑处死。¹³

这个故事的方方面面都将我们带入到了古代晚期的罗马世界中，体现了当时宗教上的冲突、政治对宗教的干涉、法律的严酷以及人们对各种流言蜚语的轻信。基督徒们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许多魔鬼，它们喜欢帮助恶人展现各种超自然的现象。最好的应对之法就是对这些恶人立即施以惩罚。狄奥德里克在这一案件的处理过程中起到了这样的一种作用：他将这一案件交给了罗马城中合适的当权者。他做了一个统治者所应该做的。无论巴西里乌斯和普莱特塔图斯到底做了或想了些什么，罗马城中没有人会认为狄奥德里克的这种维持社会秩序的做法是专制的、异端的或者是失败的。

在当时的罗马人的观念中，培养出这些巫师并且审判他们的罗马，和过去的罗马并无二致。元老们定期集会，诗人们高声朗诵，年轻人们按照传统的方式前往学校学习。那些生活在狄奥德里克统治下的罗马城的居民们或许并不知道，许多突然消失的古罗马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几十年之前还仍然存在。现在的罗马城已经是古代晚期基督教世界的罗马城了。而且，一些富有远见的家族已经成为了与教会关系密切的新兴贵族阶层的领袖了。因此，罗马的主教们往往出自曾经有人担任过主教的家族中，就像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执政官家族一样。在511年菲利克斯就任执政官之时，狄奥德里克通过他的捉刀文人卡西奥多路斯称赞他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加图”：“他的一生都在追求知识，致力于研究文学。他的口才证明了他曾经深深地啜饮过永恒的泉水，并非浅尝辄止。他的著作中充满了激动人心的观点，而他的叙述却温文尔雅，娓娓道来。他遣词造句的能力出类拔萃，甚至和他经常阅读的古代作家们相比起来也毫不逊色……他还深入地研究过自然科学，用刻克洛普斯所传授的，甜美如阿提卡蜂蜜般的知识来充实自己。”¹⁴（刻克洛普斯是建立了雅典城的雅典国王，被安葬在卫城的伊瑞克提翁神庙中。）

尽管罗马城作为一个基督教城市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了，但是让卡西奥多路斯颇为苦恼的是，传授罗马传统文化的世俗学校依然存在，而基督教学校却还没有出现。直到狄奥德里克去世后，在535~536年间，教宗阿格丕一世才亲自建立起了一所比较正规的教授基督教经典和教义的教育机构，但是他的这种努力最终也化为了泡影。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战争和政治的动荡，而实际上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这种基督教式的教育理念还没有迎来真正属于它的时代。只要旧式的古典学校存在，那里就依然是有文化、有闲暇、有财富的罗马贵族们提高自身素质、维持自己地位的最可靠去处。

作为建设者和复兴者，狄奥德里克大力支持修缮和复兴罗马的宏大计划。但是他也派遣审计官员去监督经费的使用以及各个工程的状况，保证最有效地使用经费。至少有一次，他命令守城大臣从不可靠的承包人那里收回资金。在他提到重建和修缮工程的书信中，狄奥德里克经常建议建筑承包人从那些废墟和被废弃的建筑中回收建筑材料，用来建造刻有铭文的纪念碑。这一情况也说明了曾经在几个世纪里为意大利地区提供安全保护的那些惊人的财富泡沫已经部分破灭了。在那几个世纪里，意大利，尤其是罗马城里云集了来自整个罗马帝国的富豪们。考古学家们并不能够确定狄奥德里克有回收资源再利用的习惯，但是至少在拉文纳，有考古证据表明他曾通过这样的方法进行重建工作。

一旦选对了合适的人选，狄奥德里克的重建工作就能够轰轰烈烈地得以进行。他选择了波爱修斯的岳父和庇护人辛玛古负责重建位于玛尔斯广场上的庞培剧院。该剧院建于公元前55年，当时正值庞培的权势如日中天之际，而他的同僚恺撒也正在高卢建功立业。这座剧院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建筑奇迹。据说它可以容纳

40 000人（按照规模实际上大约可以容纳将近10 000人），它的建筑风格模仿希腊剧院，并将希腊式的宏伟建筑风格引入了一座当时正在蒸蒸日上的城市。如今重建庞培剧院是意义非凡的，因为它是一座充满了罗马传统特色的神庙式剧院。在剧院顶层的中央有一个供奉着维纳斯·维克托里乌斯的神龛。而剧院的座位也设计成仿佛是一级级通往神龛的台阶。剧院中所进行的演出是古罗马宗教活动的一部分，在古罗马的任何剧院中上演的诸神和英雄们的故事都有着宗教的影子。

作为罗马帝国辉煌的象征，庞培剧院也是罗马元老院的会场，而且后来恺撒就是在那里被谋杀的。庞培剧院在奥古斯都时代得到了修缮和扩建，据说原来放在元老院中的一座庞培的雕像被搬到了剧院中。尼禄皇帝以自己与众不同的品位对剧院进行了一番装潢，使其增添了许多紫色和金色的华丽装饰——由此可见尼禄从来不是一位有心眼的人。这座剧院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地毁坏与重建。那些对它进行过修缮的皇帝名单中就有公元300年前后的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以及公元400年前后的洪诺留，那时庞培剧院中的一些部分已经坍塌了。

狄奥德里克写信给辛玛古，要求他全力以赴地重建庞培剧院。“如果我们看不到这座剧院的话，我们就会很容易忘记有关它的各种事迹：宽敞的观众席是用巨石凿成的，自然地形成了优美的形状，看起来就像是崇山峻岭中的巨大洞穴，看不出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古人们将这个地方建造的如此巨大，以便让那些成为了世界主宰的人们都能够聚集在一起观看同一场表演。”¹⁵狄奥德里克继续在信中赞赏缪斯女神们以及哑剧表演者们的才艺（“他们用手势表达感情，用手指说话，用沉默咆哮，寂静地叙述着故事”）。最后狄奥德里克总结道，这就是庞培为何会获得“伟大的”这一称号的真正原因，并且还提到了之后庞培在内战中的失势以及不久之后的去世。庞培剧院的重建工作更多的仅仅是统治者以此炫耀自己权势，因为当时的人们已经将热情转移到了露天剧场中所进行的马车竞技上。辛玛古的工作大概是我们所知的罗马城中最后一次通过私人捐赠来修建公共世俗建筑物的事例了（教堂建筑不包括在内）。罗马城内曾经到处都是通过富人捐赠而修建起来的会堂、神庙和澡堂，而到了此时，以及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工作一般由政府负责，或者根本无人负责。

在这个时代，马车竞技是城市公共娱乐活动的核心。公众对马车竞技的狂热几乎可以和如今任何一项流行的娱乐活动相提并论。当时公众对于马车竞技的狂热大约相当于今天足球世界杯在全球的影响力。但这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因为当时的马车竞技一年到头都在举行。当著名的马车竞技手来到某座城市的时候，能够进一步激起这座城市中他的追捧者的狂热情绪。我们可以看到自罗马帝国早期以来，这些马车竞技的队伍就按照颜色分为四队：红队、白队、绿队、蓝队（分别代表秋、冬、春、夏四季）。一直到这种马车竞技运动退出历史舞台之际，他们始终都有各自的支持者。在这四色的队伍中，冠军几乎永远被绿队和蓝队占据，它们的地位相当于今天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的纽约洋基队和洛杉矶道奇队。在君士坦丁堡，马车竞技也是宫廷娱乐的主要内容。在罗马城，由于皇帝很少驾临，因此马车竞技在没有政治干涉的状况下无拘无束地举行着。

通过509年的一次暴动，狄奥德里克认识到了这些马车竞技的狂热者们情绪是多么的不稳定。两派车迷之间的争执引发了街头谋杀。狄奥德里克在回应这次事件时所发表的言论就像是一位最正派的罗马人：“你们不会看到加图去竞技场。”¹⁶绿队向狄奥德里克抱怨说， 国老狄奥多路斯与执政官因波图努斯是这次暴力事件的幕后主使。狄奥德里克对此表示震惊，他没有料到最文明的地方居然会发生这种混乱。他命令法官受理对两位官员的这一指控，但是务必要让两位被告保持体面，并且加以全力的保护。狄奥德里克知道，如果将这场骚动看成是暴民之间的冲突而不是两大家族之间的争斗，那么对任何一方都是有利的。

在罗马城，像上述这样的街头暴力事件比我们所能够看到的要多得多。当两派的车迷们和解后，他们又会聚集在一起因为各种理由而开始欢呼喝彩。这些车队支持者们的暴力行为有时候有政治动机，有时候有宗教动机，也有时候是受到了他们的庇护者或者大家族的指使。在509年，罗马城的贵族们仍然在许多方面彼此争执不休。十年前教宗选举中产生的争端仍然没有平息。最初引起争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人际关系，还是政治利益，抑或是宗教问题——这很难说。最有可能的是，这种家族间的斗争来自于竞争对手之间常年的敌对和互相妒忌。家族斗争的层面可以从上到下一直延伸到婚姻、嫁妆等事务中。这种家族间强烈的敌意激发了莎士比亚创作《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灵感。如果最新研究成果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马车竞技中蓝队的背后支持者就是显赫的德奇乌斯家族，这一家族和自命教宗的劳伦斯关系密切。而绿队背后的支持者是阿尼奇乌斯家族，这一家族和出生于撒丁岛的教宗辛玛古关系良好，他们的势力范围是在罗马城的另外一边。德西乌斯家族是最早公开支持狄奥德里克的家族，自从当年费斯图斯屡次代表狄奥德里克出使君士坦丁堡之时便已经站在了狄奥德里克这一边。阿尼奇乌斯家族却成为狄奥德里克的反对派。但是，在罗马家族之间的斗争中，虽然狄奥德里克本人从来没有明确表态，但是在大多数时候，他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平和地支持着辛玛古。以往许多学者将宗教矛盾看成是这一时代最基本的矛盾，其理由之一便是狄奥德里克在其他方面从不显山露水。

无论如何，狄奥德里克几乎没有制止过因波图努斯和狄奥多路斯之间的斗争。在525年，这两位官员随同教宗约翰一世一同出使君士坦丁堡。他们要在目中无人而又虎视眈眈的东罗马帝国宫廷中，在查士丁皇帝和他的侄子查士丁尼面前，为狄奥德里克统治的合法性争取东罗马帝国的进一步认可。

不久之后的一天，为了赢得民心，一位名叫托马斯的马车竞技超级明星从东部的某个城市被聘请到了意大利。狄奥德里克对此事十分关注，向所有人保证聘请这位托马斯肯定是物有所值的。“他本人从公众那里获得的掌声和他通过马车竞技所获得的一样多。”卡西奥多路斯这样写道。狄奥德里克继承了从奥古斯都直到尼禄时代皇帝们在观看竞技表演时的传统。在罗马帝国最辉煌的时代，皇帝在用膳完毕后站在俯视竞技场的包厢内，将手中的餐巾抛出窗外，表示竞技开始的时间到了。从那时起，皇帝抛出餐巾的姿势便成为竞技比赛开始的标志。比赛让群众们兴高采烈。¹⁷

罗马城并不是唯一沉迷于马车竞技的城市。在米兰，被狄奥德里克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加图”的执政官菲利克斯打算以比较俭省的方式来举办他的执政官庆典。马车竞技手们对菲利克斯提供的待遇颇为不满，他们从米兰来到拉文纳向狄奥德里克告状。狄奥德里克写信给这位执政官说，开销的额度必须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因为“传统的惯例必须保持下来，即使这看起来的确会成为一笔债务。”¹⁸狄奥德里克认为承担这些活动的经费是贵族的义务。表面上，这些娱乐活动是富人们和当权者给予平民们的礼物，而实际上，在公众、表演者和君主的眼里，承担这些活动是贵族们不可推卸的社会义务。

狄奥德里克在30年的执政时期里很好地掌控着罗马元老院，但是在他政治生涯的最后几年失去了对元老院的控制。研究这一时代的许多学者都倾向于站在元老院一边，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是罗马元老院站在历史舞台上的最后几年了。传统并不一定都是好的，在罗马的历史上，各大家族手下的暴徒们不只一次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引起恐慌。所以教宗格列高利一世问道：“他们的头目和首领难道不正像那些狮子一样横行各地，冷酷无情地捕杀着他们的猎物吗？”¹⁹罗马人的辉煌往往是要付出这们的代价的。

除了这些大城市中的事务之外，狄奥德里克也不断地对其他事务保持谨慎的关注。他顾虑着斯波莱托新浴场的建设，亚得里亚海东岸达尔玛提亚地区的税收状况，以及在他的势力范围的边界——多瑙河流域潘诺尼亚行省（如今的匈牙利地区）新上任的总督。当有消息说维苏威火山有了一次大规模爆发时，他保证了那些财产遭受损失的人们可以免税。

古代社会中最难以被人们发现的是什么？那是一种我们通过推测而称之为“经济”的事物。无论是皇帝、元老还是教士或者是商人，以现代的标准而论，他们在如何促进一个社会的繁荣上所知之少令人惊诧。我们已经看到，罗马帝国的西部地区中，大量罗马人所建立的庄园与殖民地并没有为罗马帝国带来一个持久的能够自给自足的繁荣局面。神的恩惠使谷物丰收，税款会从各地流入重要的城市，而城市的辉煌能够显示出这个帝国的繁荣。

当这其中的每个环节顺利运作的时候，那么一切顺利。但是当其中的某些环节不再运作之时，没有人能够理解这是为什么。要么就要归咎于谷物的歉收、瘟疫的流行、统治者的苛政或者军事活动的干扰。狄奥德里克在意大利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政权，保留了既存的法律和社会秩序，维持了和平的局面，在显示自己权势的时候也没有过分地铺张——既足以达到轰动一时的效果，也不至于导致财政的枯竭。从大多数方面来看，他都是幸运的，因此他才能被人们称为优秀的统治者。

未来的趋势并非不可预见。生活在维鲁卡城堡的人们引起了狄奥德里克的注意（那里或许位于意大利的南部，如今的卡拉布里亚地区）。狄奥德里克写信给他们愿意援助他们，并且派了一位官员去监管也可能同时会援助他们建设自己的防御工事（castellum）。这些维鲁卡人是领先于时代的。狄奥德里克在他的信中告诉我们：“在开阔的山地上，有一座圆形的由许多岩石所搭建的碉堡建立在山顶上。陡峭的山坡上的树木都被砍伐光了，使得整座山实际上都变成了一座防御塔。低处的山坡较为平缓，但是山顶就像是蘑菇的菌伞。没有任何对手敢于靠近这里，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不需要害怕任何侵犯。”²⁰

狄奥德里克向这些维鲁卡人保证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必如此提防敌人，但是未雨绸缪预作准备总是没错。这只是对牛弹琴而已。无疑，狄奥德里克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但是从中可以看到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建立在山丘上的要塞式的城镇开始各自独立了。数世纪前罗马人通过武力强行将意大利统一以来所带来的统一而又和平的局面开始消失。罗马本身的建立是从罗马城的七座山丘上开始的。后来在七座山丘下所建立的市政广场以及玛尔斯广场体现了七座山丘上的各个部落互相的信任与融合。而到了狄奥德里克的时代，这一趋势开始转变了。

总之，我们到了现在还能够评价狄奥德里克说 “对一个蛮族人来说，还算做得不坏”吗？有关狄奥德里克的各种记载都在背后隐含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有的明说了，有的很含蓄。他对文明（civilitas）的推崇是他执政时期的基调。但是有些人对他的这些功绩持怀疑态度，认为那都是由他手下的宣传顾问们编造出来的，就好像100年或者400年以前的罗马皇帝那样，有这些观念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文明与宽容并非不值一提的事物，任何推崇这两者的政权都能够获得正义与慷慨的名声。这两者虽然不足以充分实现人的尊严，但却是必要条件。意大利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不幸之后，从470年到530年间，奥多阿克和狄奥德里克使意大利再次成为一个稳定、文明的地区。那真是一种非常罗马的成就。

所以我们不得不问：狄奥德里克实际上是否扮演了西罗马帝国皇帝的角色？狄奥德里克的宪法地位被学者们反复讨论。所有的学者都一致同意狄奥德里克是“哥特人的王”，有时还加上“国老”的头衔，以说明他既是蛮族人的首领，又是罗马军队的军官。但是从他那个时代的罗马社会来看，这样的描述是不公正的。

读者们当然可能已经注意到，本书在描述狄奥德里克的时候尽量地避免使用“王”或者“皇帝”这些词，而是强调他政权的合法性和罗马传统。我的意图是不想让这个人和他的时代贴上某个标签，以妨碍我们对这段历史的正确认识。留存下来的史料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我们看见狄奥德里克不时地出现在我们所描述的各个历史片段中。有时候他骑着马，和他手下的大臣在一起，有时候他在向他手下的护法官咨询科学和历史问题。这一切不由让我们想起了半个世纪前西多尼乌斯的书信中所描述过的另一位狄奥德里克。他的这些形象一部分是出于我们所能够读到的史料的倾向性，但肯定也是出于这个人本身和他的统治方式。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文明人狄奥德里克。

为了证明这些史料对他的评价，我们应该注意罗马城南面阿庇安大道边一块石碑上所铭刻的文字：²¹

Dominus noster gloriosissimus adque inclytus rex Theodericus,

victor ac triumfator,

semper Augustus,

bono rei publicae natus,

custos libertatis et propagator Romani nominis,

domitor gentium ...

我们的君主，无上光荣和伟大的狄奥德里克王，

他胜利地凯旋，

他是永远的奥古斯都，

他生来就为国家谋福利，

他是自由的守护者和罗马文明的传播者，

他使万民臣服……

他在上帝的庇护下成功地恢复了19英里长的阿庇安大道的使用，保障了旅行者们的安全（阿庇安大道从特里庞提乌姆到特拉奇纳的一段路，在前代“元首”统治时已经被周围的沼泽地给淹没了）。光荣而杰出的凯奇纳·马沃尔提乌斯·巴西里乌斯 ·德西乌斯，来自德西乌斯家族，他是前守城大臣、前枢密大臣、前执政官和国老，他充满热情地接受了排干沼泽地的任务，为最仁慈的元首（princeps）所颁布的命令效劳，通过许多排水渠将沼泽地的水引入了大海，现在已经将这里的沼泽地前所未有地排干了。甚至我们的祖先都没有完成过如此的伟业。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位君主永垂不朽的光荣。

奥古斯都，元首（princeps），这些都是罗马帝国最高贵的头衔。刻下上述拉丁语的是负责排干这些沼泽地的显贵，他所获得的奖励是从他排干的沼泽地中获得一份土地。²²当罗马城附近的人们路过此地时，他们会读到这些铭文，并且将狄奥德里克的名字和他所拥有的高贵头衔转述给他们的同伴，就好像人们仍然生活在蒸蒸日上的罗马帝国的中心。就我们所知，狄奥德里克自己从来没有在他所签署的文件中使用过这些头衔，而且肯定也不会让君士坦丁堡的宫廷知道他所获得的这些头衔，但是这篇铭文的作者对狄奥德里克的赞美并不过分。从理论上来说，狄奥德里克从来不是罗马皇帝，但是从他的所作所为和他为罗马帝国西部地区的复兴所作出的贡献来看，他可以算是最好的罗马皇帝之一。他受到如此的赞美是当之无愧的，即使他所受到的这些赞美由于他在某些场合下的残暴行径以及他晚年所犯下的错误而略有失色（这些错误逐渐地蚕食了他的业绩）。我们为什么不这样想呢？——罗马皇帝们的残暴行径和他们所犯的过失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早已经司空见惯了。

公元519年，狄奥德里克的权力正处于鼎盛时期。那时他认为一切都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他所要做只是看着他的女婿、这一年的执政官尤塔里克和他的外孙阿塔拉里克成为他的继承人。他真切地看到了他的王朝和他的帝国的未来。估计在那时，他相信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将会在不久之后承认他或者他的女婿尤塔里克是罗马帝国西部的合法皇帝，这样他过去的所有政策都会变得有意义了。他的信心或许是盲目的，但是有许多其他的皇帝也同样会因为他们的后代和他们的前途而充满乐观，而实际上他们都错了。

展现在狄奥德里克眼前的是一个在罗马人的土地上从未中断过的，一直延续至今的罗马文明的传统。不幸的时代已然过去了，当然，还有威胁需要提防，但是秩序再一次被恢复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狄奥德里克的战略眼光也从来没有超出罗马帝国的边界之外，因此狄奥德里克可以算是最“罗马”的罗马人了，他所要关心的只是罗马世界中所发生的事）。在罗马帝国的传统版图上，秩序和权力都正在恢复。北非的汪达尔人和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各自建立起了独立的地区性的王国，并将自己王国治理得井然有序。尽管当西哥特人来到西班牙以后，当地许多城市的发展都陷入了停滞状态，但是他们的统治至少不比罗马皇帝对那里的治理更差。高卢地区的法兰克人是当时政治局势中最难以捉摸的一股势力，但是从长远来看，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他们是最罗马化的。狄奥德里克去世时，狄奥德里克手下高卢行省的总督利贝里乌斯也去世了。利贝里乌斯所管辖的高卢行省让人不由地想起了以前罗马人在高卢南部所建立的行省（provincia，如今的普罗旺斯因此得名）。罗马人曾经满足于对那里的统治，后来在恺撒的野心的驱动下，才征服了低地国家和不列颠。

无疑地，还有许多事情尚待解决，但也有许多事情已经解决了。自从一个世纪以前罗马将军斯提利科去世以来，罗马帝国西部的局势呈现出了久违的良好状况。

相对地，在狄奥德里克的计划中，君士坦丁堡一直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在狄奥德里克绝大部分的统治时期中，东罗马帝国的皇帝都是阿拿斯塔斯。他是一位十分理智的皇帝，很像狄奥德里克——他的军旅生涯也始于巴尔干，自幼也同样成长于君士坦丁堡的宫廷中。他的宗教观并不是当时社会的主流，因此他学会了在各种政治势力间周旋，尽量不引起互相之间的冲突。在519年，在阿拿斯塔斯执政27年以后，他以88岁的高龄去世了（他即位之时便已经被人们称为老人了）。一个与他完全不同的人，查士丁成为他的继任者。查士丁也是一位来自巴尔干的军人，但是他没有阿拿斯塔斯的那种圆滑和风度，也缺乏他那样的政治手腕。如果说在6世纪20年代，罗马文明正处于危机之中的话，那么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在它的首都发生的事件了。

基督徒与基督徒

许多读者都知道一点儿有关罗马帝国的衰亡和蛮族入侵的历史，而更多的读者也都知道一些早期基督教的故事。对于这些读者我想说，可否请您先把您所了解的早期基督教的知识都放在一边？我们真的必须要重新开始了。

耶稣时代100多年之后的图拉真时代或者马可·奥勒留时代，罗马史家最多只是习惯性地用一些只言片语来描述一下早期基督徒。当时的教会史家会告诉你更多的内容。他们会使用许多不容置疑的证据来论述早期基督徒们的命运，但是他们的论述远远不是当时罗马帝国的史家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因为对那时的人们来说，要分清楚哪些人是犹太教徒，哪些人是基督徒，哪些人是前两者的邻居或者朋友，并非易事。当时有钱有势的人也很少会去著书立说来专门解释这些人之间的差别。

到了4世纪时，史家们必须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基督徒们的所作所为。自从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开始，读者们再也不必费尽周折地去找寻以往基督徒们成就的事迹了。4世纪以后，人们一般都称罗马帝国是基督教的罗马帝国。这样的表述方式就使得我们更难以看到克洛维和查士丁尼他们在6世纪时所作出的改革与创新了。正是他们建立了真正的基督教帝国。

在6世纪查士丁尼干涉基督教会之前，官方的基督教一般都是比较宽容的。尽管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那是强迫性的、令人难以理解的宗教，但是这和此后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紧密结合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对狄奥德里克统治时期的宗教问题论述不多，这是因为他是最后一位古罗马式的基督徒统治者，他在宗教上的信仰和实践都是十分传统的。

在描写狄奥德里克时代的宗教局势及其发展之前，我们有必要明确地了解是什么导致了基督教的胜利，因为事实是有些令人惊讶的。

在诞生的前三个世纪中，基督教正如我们今天的读者们所预期的那样，基督教是活跃的、成功的宗教群体。他们在亚历山大港和迦太基等城市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而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形成了一些较小的群体，教会通过热心的传道者们四处传教而逐渐地发展壮大。但有时候一些基督徒团体也会消亡。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之前的罗马帝国版图上，基督教的分布就好像斑点一样点缀在罗马帝国的各地。他们聚集在埃及，生活在迦太基，还存在于小亚细亚以及叙利亚，零散地分布在四处。也有很少的一部分基督徒生活在高卢和西班牙等地区。基督教存在于罗马帝国的各处，但是没有任何势力可以让他们依靠。

我在这里特别使用了“基督教”一词的复数形式（Christianities）来更好地体现当时基督教的特征。甚至在使徒保罗的书信中，我们也能看到，基督教会中所存在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存在着张力。保罗在书信中强调说他所说的是基督的信条，而不是阿波罗或者保罗的，这表明在那个时代，一个统一的、互有联系的基督教团体已经颇具规模，但是还远远没有成型。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各种各样有关耶稣的教导在各地传播着。甚至是在那些互相团结友爱的基督教团体之间，彼此也会发现他们各自在信仰与实践上有着很大的差别。

最初传播基督教的人都来自犹太人，并且他们同时也仍然尊奉着犹太教的经书。因此，毫不奇怪地，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界限有时候并不是那么明显，当时也没有多少人会去特别地关注这两种宗教之间的差别。尽管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都会强调各自间不同的身份和事迹，但是他们周围的人们还是虔诚地、好奇地或者半信半疑地看着他们。尽管犹太教和基督教都宣扬独一的至高神，然而也并不是所有的慕道者们——有时甚至是那些已经行过割礼或经过洗礼的信徒们——都会十分严格地与其他的宗教划清界限。许多著名的布道者们通常都会抨击那些在信仰上并不十分热忱的信徒、异教徒甚至犹太人教徒，说他们并没有像别人所期望的那样热心地参加宗教活动。然而现实状况并没有这些布道者们想象的那么单纯。

这种宗教上互相混杂的情况在古代并不鲜见。事实上，即使是最玩世不恭的怀疑主义者都能够安然无事地生活在古代的这种宗教氛围中。有些宗教信徒们的行为被我们现代人称为迷信。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如今一个棒球运动员在上场前划十字的动作到底算是虔诚还是迷信？

而且，宗教归根到底是一种技艺，有时候可以达到变为技术的程度。在古代充满危险的世界中，宗教行为提供了一种控制那些未知力量的方式，只有一个彻头彻尾的蠢人才不会相信。旧约中说道：“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²³在古代，没有人会不赞同这句话。被认为是无神论者的伊壁鸠鲁学派其实相信存在一种神圣的力量，这种神圣的力量高高在上，十分冷漠，人们要向其寻求慰藉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伊壁鸠鲁派信奉者甚少。此外的所有人都愿意祈求神的庇佑。

现代人对这些古代宗教的称呼有许多最初都出自基督徒之口。“异教”（paganus）是对这些古代宗教的侮辱性称呼，大约相当于“乡巴佬”、“土包子”的意思。一位十分虔诚但却不无偏见的基督徒会认为这些古代宗教说得好听点是愚昧，说得难听点就是着魔了。除了犹太教以外，这些古代宗教统统都被称为“异教”，这体现出当时基督教的一种傲慢的优越感。所以我们最好尽量避免使用这种有争议的词汇，还是让我们来谈谈古代宗教在实践上的行为。这些古代宗教所包括的各种信仰在实践上既有某些独特之处（比如曾经在士兵中十分流行密特拉教），又存在着共性（如举行传统的宗教仪式）。通过古代宗教与基督教的比较，我们可以更容易地看到两者间的不同之处——基督教更富于创新精神，但也更喜欢与其他宗教争论。

同样地，犹太教的名字来源于一个地名——犹太地，以及生活在那里信奉着一种特殊宗教的群体——犹太人，意思是来自犹太地的人。犹太人自豪地相信唯一的真神曾经在耶路撒冷，在文明和荒漠边界处的一座小山丘上访问了他自己的神殿。任何古代人都会同意一个地方性的神祇是会这样做的，但是声称这一地方神是唯一的、威力无比的真神，这种说法会使得其他人感到难以置信。

然而，犹太教的核心是，犹太人相信他们的神仍然是地方性的，只有他们才能够祭拜他。加入犹太教必须要行割礼，还包括了一系列十分困难的宗教实践。犹太人认为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然而讽刺的是，这并没有使得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去和耶和华立约，他们仍然信奉着他们的多神教。耶和华是至高的，最伟大的，但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同样有许多这样的神被人们所崇拜。

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的希腊化时代，以及罗马皇帝统治下的罗马帝国时期，犹太教原本固有的强烈的排他性削弱了。随着许多犹太人远离故乡散居各地，犹太教中严格的身份限制与宗教实践都发生了改变。公元70年，罗马帝国的将军提图斯摧毁了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也同时摧毁了犹太人宗教信仰中的许多内容，但是犹太人的生活仍然在继续，甚至越来越兴旺了。犹太教在此后的罗马帝国时期经历了其历史上最剧烈的变化，以适应失去圣殿的情况，但同时它也保留了其固有的排他性，并不欢迎新来的皈依者。我们此后还会回到这一话题上来。

基督教是从犹太教之中孕育出来的，它继承了犹太教中的一神观念，并且欢迎所有的人加入其中。耶稣曾经教导过：“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²⁴基督徒们经常会严格地遵循着这一教导，即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移居到陌生的土地上。他们所遵循的这一教导不仅仅来自耶稣本人，也同样来自使徒保罗，因为这体现了保罗对基督教的解读。基督教的这种雄心壮志远远不止是对犹太教的复兴或者完善，这使其最终成功地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由于注重唯一性和排他性的教义，基督徒们在最初是相当不受欢迎的。基督徒们将受到的迫害看作成功的标志。一般人仍然会幻想着在古代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时地会有顽固的罗马官员们将无畏的、目光清澈的基督徒们拖出街道，拷打他们，然后将他们扔给狮子做食物。事实并没有这样悲壮。不过，4世纪著名的教会历史家尤西比乌在他的著作中向人们传达了这一信息。尤西比乌是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人，并且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拥护者。他认为早期的基督教一共遭受了10次大规模的迫害，对应着《旧约》中摩西时代埃及所遭受的10次大瘟疫。而事实上早期基督教所遭受的迫害都是间歇性的、地区性的，并不会持续发生。大约在公元200年左右，一位年轻的妻子与母亲——佩尔佩图阿就受到了这样的迫害。她的经历留传了下来，成为一份影响颇大的文献（也成为了好莱坞电影最妙不可言的剧本）：《佩尔佩图阿和菲利奇蒂行传》（Perpetua and Felicity），这份文献中的某些片段可能是她自己亲笔写下的。在公元3世纪，这类事件有时的确会发生。然而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会受到罗马政府的打扰，他们会像他们的其他罗马人邻居一样在家长里短的吵闹声中平淡地度过他们的一生。在3世纪的50年代，罗马皇帝德西乌斯采取了镇压基督教的政策。在4世纪初伽勒里乌斯皇帝发动了最大规模的一次镇压基督教的行动，企图彻底消灭基督教。被怀疑是基督徒的人需要参加一些古代宗教的公共活动，从而获得证书以证明自己不是基督徒。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样的镇压与迫害有什么持久效果。

无论是间歇性的迫害还是罕见的大规模的迫害，基督徒们都很好地经受住了。基督徒们主要来自民众，他们并没有实质上真正的教产，而且他们已经完全融入到古罗马的社会当中了，所以基督徒很难轻易地从大众中被甄别出来。距离伽勒里乌斯皇帝发起的大迫害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当基督教皇帝们开始迫害那些信奉古代宗教的“异教徒”（我们又不得不使用这个词了）之时，其效果要远远比前几个世纪 “异教”迫害基督教更具有破坏性。皇帝们停止了国库拨给古代宗教的经费，这打击了许多古代的传统宗教。随后，基督徒们占据了古代宗教的各种场所，并且禁止在其中举行任何古代宗教的仪式。基督徒们几乎把所有他们能看见的古代宗教的传统都清除掉了。那些勉强幸存下来的古代宗教都是一些个人性质的、小范围的或者是非常地方性的宗教。在短时间内，新兴的基督教战胜了旧有的古代宗教，并且永远地取代了后者原先的地位。²⁵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迫害——不忌惮使用暴力，但也不会过度使用。而基督教在此后的历史上从未遇到过古代宗教所遭受的这种境况。

基督徒将他们所受到的最后一次大迫害，即由伽勒里乌斯皇帝所发起的大迫害完全地还给了古代宗教。当时，一位年轻的统帅君士坦丁（他是君士坦提乌斯的儿子，在戴克里先皇帝时期从其父那里继承了一个不那么稳固的领导者地位，统治着不列颠行省）看到了掌权的希望。戴克里先提拔了一群帝国的领导者，并且创立了一个复杂的继承与晋升体系。但是这一体系在305年付诸实施不久便崩溃了。在一群自称皇帝，或者想当皇帝的罗马统帅中，君士坦丁脱颖而出，他首先征服了罗马帝国的西部地区，最终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在公元312年的一场关键战斗中，他成功地攻占了米尔维桥。这座桥位于台伯河的上游，是他前往罗马城的必经之路。后来，君士坦丁提到了一个他在米尔维桥战役之前发生的故事，讲述了他如何在那场决定性的战斗之前看见了一个异象，如何在基督的庇护下率领军队奋勇作战。在君士坦丁的余生中（他以皇帝的身份一直活到了337年），他始终尽力地去做一位基督教皇帝。这并非是说他特别虔诚，或者说他对基督教的某些特质格外感兴趣。在许多方面，他与那些非基督教的皇帝并无不同：他期望他信奉的新神能够在战场上保佑他，而他则对这位神给以支持和回报。如果说他勇敢地将其他的诸神弃之不理的话，那么他这种行为背后的动机也并不像虔诚的基督徒那样，将所有其他宗教的神看作荒谬的骗局。

君士坦丁大帝一直将自己的洗礼推迟到他即将去世之际，以确保他在经过洗礼之后不会再因为堕落而难以进入天堂。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君士坦丁大帝的继任者们基本上都是信奉基督教的皇帝。但是这些皇帝们并没有能够将这一新宗教与古罗马的传统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

君士坦丁大帝的继任者之中最大的例外是尤里安（361~363年在位）。他被基督徒们称之为“背教者”，因为他从小是在基督教的环境中长大的，但是在即位后却致力于恢复古代宗教。在“希腊主义”的名义下，尤里安模仿基督教来建设他所欣赏的“异教”。如果古代世界的确存在过一种所谓的“异教”，那么尤里安这位曾经的基督徒便是这一“异教”的典型代表。然而尤里安的追随者为数寥寥。在他死后，甚至他手下那些古代宗教的支持者们，也宁愿让一位基督教皇帝来继承他的皇位。尤里安的那个继任者在位的时间仅仅只有几个月，接下来一位来自潘诺尼亚的将军登上了皇位，他就是瓦伦提尼安一世。他是一位讲求实际的人，至少在名义上他是基督教皇帝。在此后的年月里，教士们竞相争取引起皇帝们更多的关注，最终他们说服了年轻的皇帝格拉提安严格地遵循他所信奉的基督教教义，清除那些存在于罗马帝国中的古代宗教的残余势力。

格拉提安和他的兄弟瓦伦提尼安二世在即位时都还是未成年的孩子。在378年，他们的叔叔，当时的罗马皇帝瓦伦斯在阿德里安堡死于一群我们之前所提到过的蛮族流亡者之手。两位小皇帝发现自己无所依靠，于是便召来了一位退休以后赋闲在自己西班牙地产上的老将——狄奥多西，授予他皇帝的头衔，使他可以同他们一起统治罗马帝国。狄奥多西很快便获得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格拉提安和瓦伦提尼安二世都死于篡位者们的阴谋，于是狄奥多西便成了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者，一直统治到395年他去世为止。

狄奥多西一世是一位基督徒，他来自罗马帝国境内基督教传统扎根最深的地区，那里有着十分虔诚、保守和坚定的基督教信仰。在他即位后的两年间，他积极地参与宗教事务。他调解了基督教内部存在的教义争端，并且在君士坦丁堡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主教会议，准备就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发表一份正式声明。君士坦丁大帝在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上也曾经这样做过，但当时那份声明的立场受到了质疑，在50年里一直未能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君士坦丁自己也只是相当有限地支持了尼西亚会议的方案。亚历山大港的主教阿塔纳修是一位经常处于流放中的争议人物，他坚定地维护尼西亚会议的立场。在381年举行的的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上，他的观点终于得胜，如今基督徒们所尊奉的尼西亚信经就是这次大会的产物。

经过尼西亚——阿塔纳修——狄奥多西一世而建立起来的基本教义表述出来是很直率的：耶稣是神。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很难相信像耶稣这样一个人物会是神：因为他太过渺小，太过微不足道了。他以人类的身份生活了几十年，而且仅仅生活在罗马帝国境内一个偏远的省份。他在一位神的支持下行了一些小小的奇迹，而且除此之外他也没有什么其他事迹了。宣称耶稣是神既有好处又有弊端。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教会将要致力于解决这一基本主张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在即位十年之后，随着各种教义上的争端都陆续地平息，狄奥多西皇帝认为应该是时候取缔“异教”了。在391年，他颁布了一道正式的皇帝敕令，禁止古代宗教的各种献祭及其他仪式。这一命令通过军队来强制执行，造成了各地的恐慌，其中也不时有基督教狂热分子对古代宗教信徒展开迫害。狄奥多西皇帝死于公元395年，而直到399年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神庙破坏活动出现在北非。当破坏古代宗教的活动出现之后，迅速地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自从3世纪早期卡拉卡拉皇帝将罗马公民权授予所有罗马帝国境内的自由人之后，从未有一个罗马皇帝的政策能够对人们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拉姆西·麦克马伦（Ramsay MacMullen）教授注意到了当时基督徒们无比的信心：他们几乎没花多少力气就使得绝大多数的人们皈依了基督教。²⁶从此以后，对罗马帝国境内的人们来说，基督教不再是一种可供选择的信仰，而是成为一种要求。在6世纪的90年代，罗马教宗大格列高利派遣传教团前往英吉利地区可以算是一项惊人的创举，然而这种传教活动在罗马帝国境内早已不再需要了。

狄奥多西皇帝有一个君主们共有的弱点：宠爱自己的孩子。当他在395年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继承了他的皇位：阿卡迪乌斯在君士坦丁堡，洪诺留在拉文纳。这两个孩子都还没有成年，也难以胜任他们所担当的职责，然而也没有什么人打算去废黜他们。洪诺留的朝政由狄奥多西皇帝手下的大将斯提利科把持，因此只要斯提利科仍然掌权，洪诺留政权就能有效地运作。然而当斯提利科遭到暗杀之后，洪诺留的统治便立即崩溃了。之后罗马帝国西部的混乱局势一直持续到埃提乌斯掌权之后，这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的。在君士坦丁堡，掌控朝政的并不是某一位将领，而是通过朝廷官员们的互相合作。那里的朝廷中没有特别强大的政治势力，然而皇帝也仅仅是这些朝廷官员们的代表而已。这种状况至少持续了将近100年，直到芝诺和阿拿斯塔斯即位为止。

狄奥多西皇帝所留下的不仅仅是他的两个儿子，更重要的是他为罗马帝国留下了一种新的宗教格局。由于他的鼓励与对手的消失，一个遍及全帝国的基督教领导阶层出现了。这一阶层是由主教和那些支持教会的富人组成的。这是一个基督教如日中天，古代宗教销声匿迹的时代，但还称不上是基督教帝国。

基督教正在繁荣发展，利用它被赋予的特权进行着各种活动。即使还没有达到绝大多数，但是基督教皇帝们也会带领着朝廷中的大小官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据说在狄奥多西二世时代，有一次君士坦丁堡下了一场大雪（在那里并不常见），于是皇帝领着百官在竞技场内咏唱赞美诗以祈求天气的好转。²⁷那些从边境地区招募来的军官们往往被看作蛮族人，但是实际上他们几乎都是阿里乌派基督徒。他们在掌控了帝国西部的领导权之后也对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他们都支持基督教，对其他宗教并不关心。

在罗马帝国各地的城市中，主教们和富有的基督徒们成为无可争议的领袖。他们唯恐迫害基督教的时代会再次来临，所以尽可能地掌控身边的一切。如果你不是一名基督徒，或者你对基督教的观点和身边或者大城市中教会领袖的主流观点相左，那么你就有可能遇到一些麻烦。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依然还是像往常一样生活——只要你不坚持参加被严厉禁止的各种古代宗教的祭祀活动。

那个时期的史料几乎没有明确地提到当时的那些古代宗教的信徒们是如何应对这种局面的。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皈依了基督教，而且在皈依之后心中也不会有什么犹疑不决。他们认为，既然基督教的上帝胜过了所有古代宗教的那些神祇，那么上帝无疑要比那些古代的诸神更具威力。这是加入教会的有力理由，可以保证这位强大的新神将会和善地对待自己。而另外一些人加入基督教仅仅是基于谨慎行事的原则。当然还有些人在暗地里会对这种局面颇有微词，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各种不幸的灾难仍然充斥于世间的时候，他们也不禁会怀疑自己信奉的这个新神也未必像宣传者们所说的那么强大。

在一些城市中，进一步的集权正在发生。东部的那些大城市，比如亚历山大港、安提阿、君士坦丁堡，以及略逊一筹的耶路撒冷——那些地方原先都是宗教争端的中心，而在当时，宗教争端决出了胜负，这些城市已经是基督教的天下了。基督徒们虽然为数众多，但也派别林立，耶稣基督的信徒们并不会在“基督徒”这个名义下互相团结一致。皇帝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当这些城市中出现了不稳定的局面时，他们首先采取宽容政策，不得已时才会采取控制手段。

耶稣基督所教导人们的一定是爱与和平吗？或许如此，然而有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即爱与和平并不一定是基督徒团体之间，或者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团体之间唯一的关系。一位导师在某时某地对一群信徒的教导，由于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自然会产生信仰与实践上的偏差，尤其是其中还需要跨越语言上的障碍。基督教总有着一种强烈的向心力，要求已知世界中的所有认知都必须趋向统一。这一可贵但又不切实际的理想意味着即使对比邻而居的人们，基督徒们也不能容忍他们在信仰上的差异，而且一定要指出邻居们的错误，引导他们“回归正途”。

最基本的难题还在于《新约》的经文本身。²⁸这些经文显然讲述了一个凡人的故事。他并不是无所不能的，他是一个有着家庭、工作、出生地、职业而且后来死去的人。他唯一真正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从死里复活了。虽然记述他生平的文献在这一至关重要的事件上有着奇怪的不一致。（福音书中都一致地提到了耶稣的复活，大多数福音书都提到了他在复活后不久便离开了他的信徒们，而且永生不死。然而其中的细节在各部福音书中都不尽相同：《马可福音》在两三处有不同的说法，而只有《路加福音》在其第24章第51节提到了他升天的神迹。）

此外，耶稣和他最初的追随者们提供了各种各样有关他与至高神之间关系的论述。这位至高神显然就是犹太人所信奉的上帝。从任何角度来看，这个故事中的耶稣都是神的代表，他是一个代言人，甚至是被神赋予全权的代表。一些更激进的言论把耶稣和犹太传统中的救世主（弥赛亚）联系了起来。这位救世主被认为是一个受过膏的、像王一样的古代以色列诸王的继承者，他的降临是为了恢复犹太民族过去的光荣与独立。而另外一些言论则注重他上帝之子的身份以及他和上帝之间的亲密关系。要解释这些言论是困难无比的，因为这些言论都和基督教所尊奉的《旧约》中的犹太传统有关联，单单其中所涉及到的《旧约》经文就已经浩如烟海难以解读了。

要将这众多的故事和言论归纳梳理，成为一种前后一致的、具有说服力的并且让所有人都认可的教义，这一工作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实践，证明是完全不可能的。人与神之间的界限是不可能被清晰地定义的。对耶稣所承担的角色，一共有三种主要的观点：他基本或完全是人；他基本或完全是神；他最初是人，然后变成了神。最后一种观点与古代宗教最为契合。因为凡人变成神的例子在古代宗教中比比皆是。这在尤利乌斯·恺撒以来的罗马皇帝们身上表现得最为显著。据说皇帝维斯帕芗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曾经说：“我觉得我正在成为神。”哲学家塞涅卡在一篇讽刺性的短文中嘲讽克劳狄乌斯皇帝，说他死后并没有变成神，而是变成了一只南瓜。

人变成神是古代的一种常见的神话故事的模式，但是它并没有被人们普遍地接受。尽管《圣经》的一些章节貌似支持了“嗣子论”的观点，认为耶稣最初是人，后来被神收养了，所以发生了转化。这一观点所引起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耶稣身上所具有的人性与神性的问题上。这是公元4世纪的基督教会所关注的主要神学问题之一。我们如今称之为阿里乌派的基督教派别认为，耶稣和上帝是不同的。而尼西亚会议中的正统观点认为，耶稣与上帝是绝对同一的，不容置疑的。“本质同一”，希腊语是“homo-ousios”，这是尼西亚信经中的正式用词，而阿里乌和他的支持者们有时候会说耶稣和上帝是“本质相似”的，希腊语是“homoi-ousios”。在希腊语中，这两种解释在用词上只相差一个字母——iota。然而即使这两种观点如此地近似，但它们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这两者之间主要的分歧在于：耶稣要么是神，要么不是。

狄奥多西皇帝介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神学争论。他支持亚历山大港的阿塔纳修竭力维护的“耶稣是神”的教义，并使这一深奥的、神圣的教义广泛地传播。从此以后，这一教义成为东西部教会共奉的正统教义。这对于狄奥多西这位为了维护教义而一直奋斗不渝的西班牙将军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尽管在381年以后，耶稣的神性问题已经在表面上得到了解决，但是这一问题所引起的余波仍然尚未平息。神学家们在这一问题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如果耶稣具有神性的话，那么他到底是如何具有神性的？耶稣身上的神性与人性到底是以怎么样的方式结合到一起的？对于这一问题一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支持这些解释的神学家们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正统派、聂斯托利派以及雅各派。

在耶稣身上，人性和神性仍然能够清晰地被区别开来吗？（从逻辑上来讲应该是这样的），是耶稣身上的人性使得他有了肉身，会死，会犯错吗？他身上的神性代表了他的精神与心智吗？如果将超凡脱俗的神性与肉身、食物、性欲以及死亡联系起来，这是否是一种不虔诚的亵渎？换句话说，如果将马利亚看作 “神之母”（theotokos）的话，你能够接受吗？一个肉体凡胎的女人竟然能够获得如此殊荣吗？产生上述这些疑问的人们被称为聂斯托利派。这一派别是以一位君士坦丁堡的牧首聂斯托利的名字而命名的。他因为错误的言论而在431年的以弗所大公会议上受到了谴责。尽管他本人未必完全支持这些被以他名字命名的观点，然而当时的确有其他人支持着这些观点。安提阿的各种传统、绝大多数的犹太人基督徒或者说至少大部分的闪族基督徒基本上都支持这种怀疑。聂斯托利派的教义从那里横跨了亚洲大陆，16世纪的欧洲传教士们在中国发现了这一派别的踪迹。

耶稣身上的人性与神性是否完全地合二为一了呢？或者更确切地说，人性和神性是否融合成了一种新的存在形式，使耶稣具有了一种独特的新属性呢？如果你认为是的话，神学家们就会把你称为一性论者，或者按照如今广为流行的说法，称你为“miaphysite”。在近东的雅各派教会中，尤其是在科普特教会中，保存着没有中断过的埃及基督教传统。在这种传统中，一性论的观念尤其显著，并且使用希腊语的术语作为一种神圣的象征。和聂斯托利派一样，这一派别的人们认为，他们对耶稣身上神性的崇拜是他们信仰与教义的核心。在5世纪和6世纪，这一观点从亚历山大港开始传播，那里是基督教的哲学中心，也是受希腊哲学影响最深的地区。

上述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都面临着挑战。《圣经》的一些篇章明确地提到了耶稣的神性，而另一些篇章中也明确地提到了耶稣的人性。《圣经》中既有与聂斯托利派矛盾的地方，也有和一性论相冲突的地方，没有一种观点能够说服所有人。

因此第三种观点出现了，它是一种“兼容”的观点，认为耶稣身上同时存在着人性与神性。这两种属性互相联系，密不可分，但是耶稣身上的这两种属性也从不混合，从不会发生改变。这一观点是由不太注重神学思辨的西部教会提出的，并且获得了君士坦丁堡的支持。这种观点来自神学家而非平信徒，如果没有罗马的主教和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的支持，它也不过是一种神学上的见解而已。然而在451年，马尔奇安皇帝（他有一位虔诚的妻子普尔科里娅，她终身守贞）召集主教们前往查尔西顿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查尔西顿是一座与君士坦丁堡隔海相望的城市，中间只隔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在查尔西顿大公会议上，在激烈的争论之后，这种观点得到了决定性的支持，然而这种支持也仅仅代表着一种妥协而已。真正支持这种观点的人寥寥无几，而大多数人之所以支持这一教义，是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派别不能够占得上风时，也不愿意自己的对手们能够得逞。

上述的三种观点各不相同。聂斯托利派将耶稣基督的神性想象成是对肉体的温和的支配。一性派认为耶稣身上的人性与神性结合后，成为一种全新的存在形式。而查尔西顿派提供了一种符合逻辑的解释，但是这种解释仍然难以为人理解。他们反而将这种高深莫测当成了优点。如果《圣经》的经文看起来既让人困惑，又相互矛盾，那么这些经文所体现的就不是一种冲突，而是一种崇高的、神圣的逻辑，不是凡人所能够理解的。同时《圣经》也成为一种在逻辑上看似自相矛盾的教义的证明。耶稣的形象，被他作为基督的各种性质给掩盖了。为了调和《圣经》中的不一致，并且得出一种在哲学上说得通的解释，福音书反而被摆到了次要的位置上。²⁹

这种自相矛盾的教义并不能轻易地吸引那些原本有着坚定信仰的各派基督徒。如今自称为公教和正教的教会都接受了查尔西顿大会的决议，但是451年查尔西顿会议结束之后，它的决议屡屡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尊崇查尔西顿会议决议的只有少数不太了解问题实质的人。当查尔西顿会议一结束，就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企图推翻这一会议的决议。而同时，马尔奇安皇帝在位时间也不太长，未能保护他所支持的这一决议。在457年，一群暴徒杀死了尊奉查尔西顿决议的亚历山大港牧首普罗特里乌斯，表明领导者很难将官方教义强加于民众。

5世纪的皇帝们仍然以务实的态度关注着宗教上的事务。芝诺皇帝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他并不十分精通宗教事务，但是他注意到了这些宗教争端中蕴涵着对帝国政府的威胁。因此在一些神学家贤明的建议之下，他准备消弭查尔西顿正统派和那些坚持基督一性论、坚持基督神性至高的派别之间的鸿沟。芝诺皇帝所颁布的《团结法令》（Henotikon）可以称得上是外交政策上的杰作。如果没有神学家而只有政治家涉足其中的话，那么这份文件会被各方面欣然接受。

神学家们对《团结法令》作出了回应，而政治也开始干涉其中。不仅芝诺统治下的那些顽固派使他无能为力（那时候，在埃及是一性论的信徒更多，而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君士坦丁堡一带是查尔西顿正统派的信徒更多），罗马帝国西部的教会也是他的权力鞭长莫及的。当时的罗马主教利奥一世——由于他积极地维护查尔西顿会议的决议而在历史上被称为大利奥——也是查尔西顿正统派的积极拥护者。利奥一世的后继者们也十分忠实地继承了前任的这一传统。芝诺也没有指望当时统治意大利的奥多阿克的帮助。这或许是因为当时芝诺正面临着一次针对他的暴动，同时他手头上还有许多急需处理的事务，也因为他不愿意同那些罗马的权贵尤其是主教们把关系弄僵。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自从484年以后，罗马城的主教们以及支持他们的查尔西顿正统派如何拒绝了与芝诺统治下的由牧首阿卡西乌所领导的东部教会和解的情况。从那以后直到519年，东部和西部的教会实际上处于一种分裂的局面。

即使是那些自称为温和派的人士掌控了东部与西部的教会，他们各自对于“温和”的定义也颇为不同。只要东西部的教会不能达成一致，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及其牧首就不能够利用西部教会来制约那些基督一性论的狂热分子，这些人当时正在抓紧时机大肆活动。从480年到520年期间，这些狂热分子坚持不懈地坚决维护他们的信念，并且看见他们的影响力正在扩大。芝诺的后继者阿拿斯塔斯一世于491年即位，一直统治到518年。他虽然不明说，但实际上是一性论的信徒。在511年，他驱逐了当时的君士坦丁堡牧首马其顿尼乌斯，表面上是因为马其顿尼乌斯有聂斯托利派的嫌疑，而实际上是因为他是一位查尔西顿派的支持者。然而，马其顿尼乌斯的后继者提摩太鲁莽地将明显带有基督一性论特征的言论加入到了大教堂的礼拜仪式中，从而引发了一场暴动。阿拿斯塔斯挺过了这场暴动，还残酷地镇压了一场政变，我们不久就会提到这次镇压中的一位受害者。

阿拿斯塔斯死后，他的继承者查士丁一世（518~527年在位）和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在位）都是来自巴尔干的虔诚基督徒。他们都十分热心地支持查尔西顿派的观点（尤其以查士丁尼为甚）。但是他们登场的时间太晚了，没有能够帮助他们所支持的教派占得上风。我们此后的故事中还会重点讲述查士丁尼受到挫折的宗教热情。

狄奥德里克的结局

狄奥德里克的结局很糟糕，部分是由于他的失误。我们不妨将他看作那个时代的奥赛罗，他的结局既体现了他的美德也体现了他的缺陷。他原本是一片好心，最后却导致了自己的灾难。519年以后，我们看到他开始追溯他的过去。那仅仅是一个神话，其中包括了他的家族和历代统治者们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他家族中的17代祖先们——阿玛尔家族的人们通过历史与颂词来证明狄奥德里克是哥特人的王，拥有罗马式的权威。现在，哥特人的故事开始更加广泛地传播了，这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

同时，狄奥德里克乐观而又有些自鸣得意地看着查士丁皇帝在君士坦丁堡的即位。事后看来，我们可以认为查士丁的即位对狄奥德里克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威胁而不是机遇，但是狄奥德里克不可能预测到这些。狄奥德里克政权的周边局势开始紧张起来了，对于即将到来的危机，他的反应或许迟缓了一些。

首先，西部的教会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宗教问题。由于当时西部与东部的教会已经互相和解，达成一致了（更不用提，还有西北面高卢地区克洛维所支持的教会）。狄奥德里克在宗教上的立场开始变得很尴尬，很容易被人指摘。

同时，一股最可以指望的力量也消失了。维塔里安是一位东部最优秀的统帅，他可以成为狄奥德里克的朋友，成为联结拉文纳与君士坦丁堡两大政权之间的纽带。但不幸的是他黯然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维塔里安出生于黑海不远处，紧挨着多瑙河南岸的扎尔达帕（在如今的保加利亚东北部或者说是多布罗加）。他的家族已经长期定居在那里。他儿子的名字听起来像是蛮族，但是他父亲名字叫帕特里奇奥路斯。他有两位在宗教上十分热忱的亲戚，他们有着希腊式的名字——司提反努斯和雷昂提乌。雷昂提乌是一位优秀的神学家，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斯基泰修士团体中。这一团体热心地追求各个基督教派别在教义上能够达成一致，但是他们积极的活动从来没有取得过很大的成功。维塔里安可能还有一位叔叔成为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并且支持查尔西顿派，不料他在511年被支持一性论的阿拿斯塔斯驱逐了。

许多学者试图将维塔里安哥特化，将他归到没有跟随狄奥德里克前往意大利的那一支哥特人之中。但是我们在了解基本事实的同时，没有必要去关注种族上的特征。他来自巴尔干地区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家族，这个家族涌现了许多将军与政治家。与查士丁不同，他的背景与狄奥德里克更相似。查士丁本来只是个当兵汉，若不是去了君士坦丁堡，就很有可能血染疆场，顶多也就是能够成为一个像狄奥德里克和维塔里安那样的将军。维塔里安身材短小并且还有口吃，但是他性格坚毅，这使他成为了历史上壮志未酬的伟大统帅之一。

在阿拿斯塔斯统治的6世纪10年代，维塔里安是东部帝国在多瑙河地区的柱石，但是他并没有得到皇帝的重用。在513年，他是一个级别不算太高的官员。当时——从君士坦丁堡朝廷的角度来看——他发起了一场叛乱。他要求部队能够得到足够的给养。这些士兵被称为“foederati”（盟友），他们不是来自多瑙河的对岸，就是来自并不常在罗马军队中服役的族群。不久之后他便拉拢正规军加入了他的队伍中，很快便控制了色雷斯、下默西亚和斯基泰，这大致上相当于如今保加利亚的全境以及土耳其的欧洲部分。

他觉得这是一次成就大业的好机会，准备抓住这一机遇。但他还不够无情，最终功败垂成。他率领的大军控制了从马尔马拉海到黑海之间的半岛，势不可挡地攻向君士坦丁堡巨大的金门。他宣称自己支持色雷斯士兵们的要求和正统教会的教义（他所谓的正统教会就是查尔西顿派的教会），提出了可信的理由。在经过8天的僵持之后，他答应阿拿斯塔斯通过付赎金的方式使他撤兵，并且要求阿拿斯塔斯作出了保证。

然而当维塔里安的军队刚一撤退，阿拿斯塔斯就违背了他的诺言，派遣了一位名叫西里尔的将领去袭击维塔里安。这是一个失误，根据我们现有的史料所述，维塔里安贿赂了西里尔手下的士兵，然后他走入西里尔的营帐内亲手杀死了这位敌将，并且掌控了西里尔的部队。接下来，维塔里安又打败了由阿拿斯塔斯的侄子许帕提乌斯率领的部队。维塔里安的部下们俘获了许帕提乌斯，而当前来赎回人质的使节带着1 100磅黄金来到维塔里安的军队时，也同样被他连人带黄金一起扣留了。色雷斯一带的许多人对这一胜利欢欣鼓舞，他们仿佛看到了一位新的皇帝正在崛起，这对当时已经年逾八旬的老皇帝阿拿斯塔斯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

现在，实力大增的维塔里安再次进军君士坦丁堡，这一次他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他释放了他的俘虏们，换来的是大笔的赎金以及色雷斯军总督的头衔。宗教上的和解也有望达成了，因为维塔里安和阿拿斯塔斯都写信给意大利的教宗何尔米斯达，希望他能够召开一次宗教会议来调解教会中的各种矛盾，然而他们并没有获得教宗方面的答复。怀着失望的情绪，维塔里安第三次进军君士坦丁堡。这一次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舰队被摧毁了，他的部队溃败了，他只得撤回色雷斯。这场他一度颇占优势的赌博暂时收场了。一些史料说，后来成为皇帝的查士丁在击败维塔里安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据说他付给雅典哲学家普洛克罗400磅的黄金以获得一种硫磺混合物，这种武器被投掷到远处后能够燃烧，可以摧毁那些木制战舰。³⁰尽管讲述这一故事的若干史料都持有半信半疑的态度，但是这个故事确实说明了维塔里安战败的重要影响。如果维塔里安的这次行动能够成功，或许他的皇帝梦就已经实现了。

假如真是这样的话，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一位十分类似于狄奥德里克的皇帝会登上君士坦丁堡的皇位，他至少能够使得东部教会和西部教会彼此和解，甚至带来军事上的和平。于是6世纪的历史就可能成为罗马帝国复兴的历史。为了对抗西部边境的法兰克人和东部边境的波斯人，从意大利一直到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土地就会再次统一起来，以便为东西部帝国的两大首都提供足够的支持。宗教上的统一很可能会使得博斯普鲁斯海峡以西所有的势力都联合起来，最终更有可能战胜东部的信仰。而如果此后再有可能产生宗教分裂的话，那么这一分裂的边界将会在小亚细亚，而不是在巴尔干。最重要的是，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之间的统一很可能使巴尔干地区成为罗马帝国的中心地带，而不再是边境地区。

就是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内，维塔里安就为地缘政治上的前景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可能性。他的失败使此后几年间的政治局势蒙上了一层阴影。

尽管损失惨重，但是维塔里安仍然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在515年到518年间，他仍然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尽管他已经没有了正式的官方地位。阿拿斯塔斯去世后，查士丁皇帝背后的实权者查士丁尼觉得，让维塔里安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更为有利，因此他在君士坦丁堡授予了维塔里安御前军总管（master of soldiers in the imperial presense）的头衔，并且还支持维塔里安所信奉的查尔西顿派。在518和519年，作为正统信仰的代表，维塔里安被君士坦丁堡派往巴勒斯坦沿海的推罗和叙利亚内陆的阿帕梅亚参加宗教会议。他接受了，从而使得君士坦丁堡有可能与罗马重新联合起来（在519年，查士丁和何尔米斯达正在极力推动这件事）。他还支持了斯基泰修士们维护查尔西顿派正统教义的斗争。到了520年，维塔里安当选了那一年的执政官，然而就在这一年，他和他的两位帮手一起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中被谋杀了。无论如何，查士丁尼失去了一个主要的对手。许多人怀着恐惧和鄙夷的心情纷纷猜测这一谋杀的主使人，觉得查士丁尼是最大的怀疑对象。

狄奥德里克在远处观注着维塔里安的经历。他不得不通过零散、迟缓的报告来了解这些事件的进程。就在他的期望随着维塔里安失败身死而落空之时，狄奥德里克猛然发现，他自己的身边，怀疑与敌意也已经近在咫尺了。

哲学家波爱修斯身世显赫，学识渊博，并且颇有抱负。在6世纪20年代，他40岁出头之时，他目睹了两个儿子荣耀地同时当选执政官。我们已经在前文中提到过，他因为他的教养而声名卓著。他的学识使得他难以被人们看透，因为他同样出色地从事着政治活动和学术研究。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然而他的结局是不幸的，他的重要性显然并不局限在哲学或者文学上。尽管这一点非常明显，但是却往往被人们忽略。

有关波爱修斯之结局的主要史料来源有两处。首先是一部被称为《瓦勒西乌斯匿名著作》（Anonymus Valesianus）的著作，这是一部狄奥德里克统治时期的编年史。作者将狄奥德里克的经历描述得犹如奥赛罗的故事，由于恶意战胜了善意，于是他的美德与功绩最终给他带来的是一出悲剧。这部作品出自一位未署名的作者之手，他至少亲眼见证了狄奥德里克经历的一部分。我们之前提到的狄奥德里克对罗马城的盛大访问，以及狄奥德里克曾经表现出的那种高尚、仁慈以及公正都取材于这部作品。当尤塔里克崛起之后——也正是这部著作将他描写成一位阿里乌派的狂热分子——作者在记述狄奥德里克应对发生在他身边的各种事件时，文字开始变味了。

另外一处史料要有名得多，那就是波爱修斯的《哲学的慰藉》。以任何标准来看，它都可以称得上是西方文学史上的珍宝之一。吉本称其为“珍贵的好书，甚至值得柏拉图和西塞罗抽空读读”。C·S·刘易斯说：“尝到了它的滋味，就会融入中世纪了。”这部作品被后世的学者们推崇备至。它的文笔优美、流畅，字里行间充满了睿智，它让贤明之士们身心愉悦，成为了他们案头必备之书。

然而《哲学的慰藉》同样也是一本不坦率的著作，它掩盖了许多事实。我们能够从这些史料以及其他零散的史料中拼凑出什么样的故事呢？波爱修斯为什么会死？

在6世纪20年代初，狄奥德里克开始越来越怀疑他身边的群臣，而且他的怀疑有着充分的理由。他精心安排的继承人（他的女婿，然后是他的外孙），随着523年尤塔里克的去世而完全落空。狄奥德里克看到他所能够留下的是一位尚在襁褓之中的外孙阿塔拉里克，以及阿塔拉里克的母亲，也就是他的女儿，意志坚强的阿玛拉松莎。谁会获得他所留下的权力？军队可能很想控制朝政；罗马城里那些传统的罗马人，他们一直认为自己仍然是伟大的罗马帝国的子民（这也是狄奥德里克一直以来希望他们这样认为的），这些人对狄奥德里克的合适继承人有着他们自己的想法。

此时，波爱修斯正处于事业飞黄腾达之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自己是510年的执政官，他的两个儿子又同时担任了522年的执政官。对一位并非罗马皇帝家族的人来说，这一殊荣可能是史无前例的。他在拉文纳朝廷中的职位是政事总管。他的地位仅在狄奥德里克之下，是狄奥德里克政权中的二号人物。在他年逾四旬之际，他可以算是狄奥德里克的王国中最显赫的人物了。利贝里乌斯的地位可能是最接近于波爱修斯的，但是他远远没有波爱修斯富有，也从来没有担任过执政官，而且他身处阿尔卑斯山另一面的高卢，离拉文纳朝廷很远。

于是狄奥德里克的疑心开始集中到了波爱修斯的身上。

波爱修斯在他的著作中说，虽然他贯彻了正义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但是他在朝廷中仍然是强敌环伺。他屡次挫败了以库尼加斯特和特里奎拉为首的那些贪得无厌的廷臣们的阴谋，还说服狄奥德里克不要让枢密大臣对坎帕尼亚地区施以苛政，这样才能缓和那里正在发生的饥荒。他保护那些高尚的人们，诸如前执政官保里努斯和阿尔比努斯，使他们免遭敌人的毒手。即便如此，他还是树敌太多。由于高利贷而负债累累的巴西里乌斯为了摆脱自己的窘境而被敌人收买，他和两位声名狼藉的人物（奥皮里奥和高登提乌斯）一起控告波爱修斯。奥皮里奥和高登提乌斯这两个人本来因为即将犯罪遭到流放，他们躲在一所教堂内寻求暂时性避难。就在他们即将被烙上犯罪的标记，逐出拉文纳之前，他们通过对波爱修斯的控告而换得了法律上的豁免。

这些人到底以什么罪名来控告波爱修斯呢？没有任何人会被波爱修斯在其著作中所说的话语所迷惑，他说：“据说我们想保护元老院。”³¹他到底如何来保证元老院的安全呢？“有人控告我们不让告密者提交那些能够证明元老院有叛逆罪（maiestas）的证据”——就是说，元老院试图攻击那位握有实权的统治者。但是波爱修斯并没有详细地去评论这一指控，而是一带而过（这是一种修辞上的惯用手法）。“那些伪造的书信仿佛在说，我竟然胆敢寻求让罗马获得解放。”他如何回应这一指控的呢？“好像真的还留下什么自由值得去解放！”

波爱修斯的陈述需要我们历史学家像侦探一样去仔细地推敲。首先，他所说的“想保护元老院”以及“寻求让罗马获得解放”要么是陈词滥调的抱怨，要么有着某种我们不太了解背景的特定的政治犯罪。其次，波爱修斯并没有否认他曾经说过这些话。再次，他对“寻求让罗马获得解放”的讽刺性回应不是一种驳斥，反而是一种肯定——这自然是在暗示说狄奥德里克的统治剥夺了人们的自由。

波爱修斯在《哲学的慰藉》一书中描绘了一个生动的场景，来让读者们感受他的处境。他运用拟人化的手法，将哲学描绘成一位优雅的女士，称之为“哲学女士”，特地前来安慰在牢狱中悲叹的他。在这一著作中他对“哲学女士”说：“您还记得，那一次国王在维罗纳的时候，他是如何固执地要毁灭我们所有的人，他竭力地去指控阿尔比努斯犯有叛逆罪，并且还怀疑整个元老院，您也记得我后来是如何不顾个人安危为整个元老院的无辜而辩护。”

显然，那正是他陷入不幸境地的原因。未经审判波爱修斯就被押往了距离家乡罗马城500英里以外的监狱，他在那里写下了他的绝唱。狄奥德里克怀疑朝廷中存在叛逆行为，而波爱修斯直率地反驳了这种怀疑，或许他说得过于直率、过于有说服力了。

更糟的还在后面。那些试图置波爱修斯于死地的敌人们又给他加上了另一个罪名——渎神，就是说，污蔑他“出于对权位的野心”使用黑魔法。在那个时代，这意味着他暗地里在进行古代宗教的秘密仪式来提高自己的权势（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那个时代的另一位元老早些年前的遭遇了）。波爱修斯对这种荒谬的指控嗤之以鼻，他自己也难以想象他可能会做出那种事。

我们从这些史料中还能进一步看出什么呢？答案在他的《哲学的慰藉》一书中是很明白的，然而绝大多数的读者都容易忽略：“但是您，（哲学女士），通过柏拉图之口说出了这些话：³²‘要么哲学家统治人民，要么统治者开始研究哲学，只有在这两种情形下国家才能够幸福。’”波爱修斯接下来继续阐述是什么引导着他致力于公众事业。我估计绝大多数的读者们会理解成：波爱修斯不过是说，想当大官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当的。这句话的真正意思过于明显了。

狄奥德里克并不仅仅是出于妄想：他认为真的有一个敌人。波爱修斯想自立为王，或者更确切地说，波爱修斯想成为柏拉图所说的“哲人王”。

沿着这条思路设想一下，如果你是波爱修斯，你现在是狄奥德里克宫廷中的一个高官，出身于最显赫的名门望族，并且位高权重，当你看见统治者（皇帝或者自许的皇帝）年事已高并且还没有一个称心的继承人时，你会有什么想法？在同时代的罗马人中，还有谁会比你更适合接替狄奥德里克？

如果人们认为你正在研究黑魔法以达成你的野心，他们会认为你是出于什么目的？只是为了得到距离你的地位仅仅一步之遥的枢密大臣这种最高级别的官位吗？这只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不犯大错误就唾手可得了。他们难道不认为你是想更上一层楼，直接坐上皇位吗？

如果这样的一位人物及其同党早已和君士坦丁堡的朝廷暗通款曲，并且他还曾经在劳伦斯裂教和阿卡西乌裂教期间支持东西部教会的和解，同时他的亲信和朋友还遍布于拉文纳的朝廷中，那么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公平地说，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狄奥德里克或者波爱修斯是这样来看问题的，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相信这种看法在当时的确是存在的。无须花时间去考虑哪些嫌疑看起来是确定的，仅仅一个幻想都能够形成一种可能的威胁。在那种氛围下，波爱修斯在《哲学的慰藉》中发表的那些言论至少是十分冒险的，不谨慎的，这只会使事态更加恶化，尤其是在谣言四起，并且他还被关押在牢狱之中的时候。无论这些指控是否属实，狄奥德里克不会愚蠢到对这些事件置若罔闻。当教宗何尔米斯达（他与君士坦丁堡达成了和解）在523年8月辞世之后，约翰一世成为了新的教宗。他是波爱修斯的朋友。在当时的神学争论中，他的观点也和波爱修斯相近。狄奥德里克不得不采取行动了。

波爱修斯因为自己的轻率（或者野心）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时狄奥德里克正在帕维亚的行宫，身为朝廷官员的波爱修斯也在那里。波爱修斯被下狱了，和所谓的同谋阿尔比努斯一起被监禁在一座洗礼堂中。狄奥德里克传召罗马守城大臣尤西比乌来帕维亚，缺席判处波爱修斯死刑。随后他被拖出监狱行刑。《瓦勒西乌斯匿名著作》中的记载说一根绳子被紧紧地勒在波爱修斯的脖子上，以至于他的眼睛都凸出了眼窝，然后他被乱棍打死。³³他的儿子们，即在522年为执政官的两个孩子，被赦免无罪。

狄奥德里克认为他的政权仍然处于危险之中，他立即派遣了一个使团从拉文纳前往君士坦丁堡。这个使团由教宗约翰一世亲自带领，目的是为了确认东西部教会在宗教上的和解能够继续下去，并且阿里乌派的教义也能够被容许存在。狄奥德里克特别向君士坦丁堡要求，允许那些被强迫从阿里乌派改宗为正统派的人们恢复他们原先的信仰，然而对于十分虔诚的查士丁皇帝来说，这一要求是不可能同意的。教宗约翰一世最初也反对将这一条款提交给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但是狄奥德里克强迫他们这样做，于是这个由主教和元老们组成的使团便登上了驶往君士坦丁堡的船只。

当使团到达君士坦丁堡时，查士丁皇帝隆重地接待了他们，充满敬意地欢迎教宗的到来，“就好像是在迎接使徒彼得本人”。皇帝再次重申，那些脱离阿里乌派的人们将再也不会受到迫害，也不能够再回到他们原先那种错误的信仰中去了。如果《瓦勒西乌斯匿名著作》中记载的事件顺序是正确的，那么在这个使团离开君士坦丁堡的同时，狄奥德里克将波爱修斯的岳父辛玛古从罗马城召往拉文纳，给他加上了一个捏造的罪名处死了他，以防他因为自己女婿的死而做出什么颠覆国家政权的事。当教宗从君士坦丁堡回到拉文纳时，狄奥德里克的不悦溢于言表，而几天之后约翰一世便去世了。没有人提及这其中是否有什么内幕，但这肯定是一个险恶的时期。据说在约翰一世的葬礼上，一位被魔鬼附身的人突然恢复了正常。人们认为这件事显示出已故教宗的圣洁，就在安葬时留下了教宗的法袍，将其视为能显灵的圣物。

上述这些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颇有争议，但是可以大致确定，这些事件都发生在524到525年间。如果确实存在着政变阴谋的话，可以说狄奥德里克成功地粉碎了这一阴谋。王位仍然还是由他的后代来继承。

狄奥德里克在526年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写到这一时期，《瓦勒西乌斯匿名著作》的作者在文字中已经对他极其不满了。狄奥德里克疯狂的举动仍然在继续着，他发布了一条命令允许阿里乌派的信徒们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天可以占据正统派的教堂。其实这最多也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可能只是占据某一座教堂——这是狄奥德里克在宗教上抗拒查士丁皇帝的一种象征性的措施。但是就在此时，狄奥德里克染上了和当年阿里乌一样的疾病（阿里乌派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根据传统的说法，他和当年的阿里乌一样死于痢疾。狄奥德里克是在染上这种疾病的第三天去世的，而那一天正好是他之前的命令中所提到的那个礼拜天。去世时他已年逾古稀。

在狄奥德里克去世时，出现了各种对他充满敌意的流言，他的一部分遗产也受到了争议。我们只要肯定这些就够了。在他去世之后的那个夏天，人们十分惊慌，担心受到来自东部的海上袭击。这一时期的史料中赞扬了新上任不久的大臣卡西奥多路斯，他迅速地制定了周密的海防策略，使得意大利免遭入侵。卡西奥多路斯甚至自己出钱来确证军队的忠诚。

狄奥德里克的外孙，尤塔里克和阿玛拉松莎的儿子阿塔拉里克成为了新的国王，但也仅仅只是名义上的国王而已。实际上的统治权掌握在他那守寡的母亲手中，她靠着狄奥德里克留下的一批作为骨干力量的文武官员维持着统治。对于这一时期我们所知甚少，但是看起来这一时期延续着狄奥德里克时代的稳定局面。从526年到534年，狄奥德里克时代在没有其缔造者的情况下仍然延续着。“文明”（civilitas）这个词在失踪了几年之后，再次出现在了官方的文件中，但这只是指文官，并不指军队。元老院名单中出现了一个哥特式的名字：图路因。就在这几年里，还有一位有着罗马式名字的西普里安，这位父亲以军队中的语言和生活方式来教育他的孩子们。

危机隐约可见。我们不应该相信传统上关于阿塔拉里克结局的故事，但我们必须在此作复述。据说阿玛拉松莎将她的儿子托付给哥特人中三位严谨的长者来照顾，但是这遭到了其他人的反对，“因为这些人企图欺骗他们的臣民，他们希望小国王能够按照蛮族的方式来统治”。这当然是很久以后才写下的记载，描述了阿玛拉松莎如何在其他哥特人的批评下维护她对儿子的教育方式。但是这些批评者们最后控制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的伙伴“在他到了一定年纪以后，便引诱他沉溺于酒色之中，使这个年轻人变得格外地堕落，愚蠢到连他母亲的忠告也充耳不闻”。³⁴不久之后，在534年的10月10日，阿塔拉里克年纪轻轻便暴病而亡了。

这些颇有说教意味的记载出于20年后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名叫普罗柯比的史家之手，他是一位怀疑论者，并且还对这些故事作了一些润饰。普罗柯比讲述这些故事是为了展现意大利的政权中充满了缺陷，蛮族的统治正在衰落，因此这个政权成为来自外部的军事入侵的目标。普罗柯比著作中那些用酒色将阿塔拉里克送进坟墓的蛮族们的形象，与我们所知的意大利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拉文纳的宫廷中当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年幼的阿塔拉里克也很可能会被当作各个派系之间政治斗争的工具，他的去世也正好是各个派系互相指责，彼此倾轧的机会。然而派系不太可能是以罗马人和哥特人这种民族身份来划分的，而更可能是以文官和军官来划分，双方都提出了有力的理由，都希望把年幼的小国王置于本方的掌控之下。

一条简短的补充说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波爱修斯这个人物？在此后的数个世纪里，他的《哲学的慰藉》塑造出了一个通俗化的柏拉图，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声望。他的作品确实实至名归。他在作品中鼓励人们安静地退出政治事业，避开对名利的追逐——至少希望人们尽可能地这样去做。然而他所传递的这些信息至少与他的实际经历是有所矛盾的，这值得我们进一步地去研究。波爱修斯的生平经历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如果他的确是想成就大业，然后失败了，并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么他就完完全全地如同罗马历史上典型的贵族政治家一样，只能说是错误地判断了局势。如果波爱修斯取代狄奥德里克成为意大利的统治者的话，查士丁尼会感到高兴吗？那样一来意大利就能够逃避查士丁尼那种光复罗马帝国的执念了吗？如果我们能够证明，波爱修斯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只会关心形而上问题的哲学家，那么他的所作所为或许就不会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不明智了。

526年狄奥德里克去世之后，我们可以做一次深呼吸，再次环顾一下此时罗马帝国境内的地中海世界了。此时地中海世界所呈现出的景象可以说是古代历史真正意义上的最后时刻了。此时，罗马人所创造出来的一切可以说仍然还处于同一个社会之中。

公元前753年（传说中罗慕路斯建立罗马城的那一年）或者公元前509年（传统上认为罗马共和国建立的那一年），古罗马的行政机构在台伯河畔的七座山丘上开始运作了，它一直良好地延续到这一时期。几乎在整整200年之前，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另一个首都，迎来了一段兴旺。20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对于距离这一时代1500年之遥的我们来说，简略的历史年表上充斥着太多的人物与事件了，而君士坦丁大帝划时代的创举（建立君士坦丁堡，支持基督教的传播）对于6世纪的人们来说就如同我们看待拿破仑和托马斯·杰斐逊一样。

帝国西部边境地区的一些变动对东部行省来说无关紧要。尽管5世纪以来巴尔干一带的行省就经常拉响军事上的警报，但此时的多瑙河流域也并不比500年前更加不安定。君士坦丁堡以东，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之间的边界尽管偶尔有所变化，但是总体上保持稳定。叙利亚以南，埃及、昔兰尼一带，曾经长期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然而它们所传承的是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产，代表着一种持续汇融进地中海世界大约有800年历史的文化传统。

那些拉丁语地区的人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绝不能夸大。传统的大城市仍然占据着政治版图的中心地位。社会的经济基础并没有明显的改变，庄稼一如既往地生长，市场仍然像往常一样运作。从迦太基到罗马城的地中海航路已经废弃了——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的事实，但是人们很少会去注意到。事实上北非的人们会把这看成一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财富能够留在本地，也不会再有罗马帝国的税吏来骚扰他们了。人口减少了，世界也不像过去那样繁荣了，但看起来大致上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

从政治上来看，一位保守的观察者会说，一些地区性的边界产生了变化，新的地方性的统治者出现在了北非、西班牙、意大利—普罗旺斯以及高卢的北部。自从公元300年前后的戴克里先时代开始，整个罗马帝国就分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组织单位。100多个行省被分为各自包括10来个行省的行政区（diocese），而后者又组成了四五个根据政治和军事需要而调整的大区（prefecture）。5世纪末和6世纪初出现的这种政治格局，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一种政治上的重组。许多权力都转移到了诸如狄奥德里克和克洛维这样的统治者手中，他们再次在一定程度上整合起了各种出现于两个世纪前的较小规模的行政单位。与往昔的罗马帝国有所不同的主要变化，就是意大利对高卢南部的统治以及罗马对不列颠的放弃。

然而，无论从哪一点来看，罗马帝国境内，从高卢到阿拉伯，从毛里塔尼亚到亚美尼亚的各个行省都比100年前更加繁荣和稳定了。不过罗马人所号称统治和控制的领土规模和范围缩小了。我们已经看到，狄奥德里克虽然宣扬罗马帝国这一理念，但实际上他还是牢牢地掌握着自己在意大利的统治权。如果士兵们、元老们或者君士坦丁堡能够授予他皇帝的头衔，那么他无疑会欣然接受，要么自己加冕，要么让自己的继承者加冕。

从实践层面上来看，如果你是5世纪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那么能够供你支配的西部行省的税收要远远少于以往，但同时你也可以不必为那些饱受侵扰的领土过度操心了。君士坦丁堡的政客们可能会颇有兴致地争论着这种状况利弊。

有些东西确实是失去了。广大的领土所带来的便利是实实在在的。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以及人口的自由流动与交往，是罗马帝国的地中海霸权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副产品。这一霸权是以地中海各地的人们被罗马人征服与统治为代价的。然而这些已经是500年前的事了。并且，如果以冷酷而理性的眼光来看，与罗马帝国为地中海地区所带来的利益相比，那些受害者们的不幸是微不足道的。在526年，是否能够采取某些不同的战略，使新的世界秩序在各种战略的共同作用下，再次趋向于形成一个更加密切的多民族的地中海社会，对此我们不得而知。

卡拉布里亚的集市

在狄奥德里克统治的时代中，我们是否能够对那些远离宫廷和城市的乡村地区有所了解呢？通过一份官方的文件我们可以略知一二，这份文件是卡西奥多路斯以狄奥德里克的外孙的名义写的。

在那不勒斯南面的卡拉布里亚地区，有一个名叫康索里努姆的地方。那里有一处泉水，曾经是古代宗教节日（琉喀忒亚节）的举行地，现在那里成为基督徒们的洗礼池。³⁵至少官方上是这样说的。我们并不知道当地的居民们是否把这种变化当一回事儿，或许他们仍然像他们的祖辈一样看待这个地方。这处天然的泉水能够提供充足纯净的水源，水中还生活着鲜活的鱼类，经常被渔民们用来作为盘中的佳肴。琉喀忒亚，这位“白色的女神”，她是狄奥尼索斯的伯母，远在基督教出现以前，她就在保佑加入新宗教的仪式了。

每年9月中旬，在纪念3世纪北非的基督教殉道圣人西普里安的节庆期间，那里就会出现大规模的集市。那是当年最大规模的集市，从坎帕尼亚直到阿普里亚，几乎全意大利南部的商人们和顾客们都会前往这一集市。许多商户在广阔的草地上搭建起了货摊和帐篷来展示和保管他们的货物，而另外一些人则用树枝建起一些简陋的小木屋来提供给过往的来客们住宿。于是那里成为了一座没有城墙的城市。那些衣着考究，家畜肥壮，所谈的都是农产品的人都是大卖家（毕竟9月中旬正是收获时节）。官方文件的作者描述和美化了一些令人痛心的情景：活跃的贩卖儿童的生意。这些孩子被他们穷困的父母作为奴隶卖掉。当时的人们认为与其在父母身边食不果腹地生活，还不如将孩子们卖到镇上作为奴隶，或许能够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

据说，每当到了夜色正浓之际，在神父和主教们开始晚祷之时，洗礼池里的泉水便会欢快地对晚祷产生感应。有一条人造阶梯通向洗礼池中，平时池里的泉水能够淹没5级台阶，而更高处的2级台阶是干的，而每当到了晚祷时分，泉水便会自然地上涨，神奇地为洗礼提供了便利。

到了晚上，这些搭建在草地上的帐篷和小木屋内外飘荡着歌声，对这些歌曲我们一无所知，因为真实的古代生活我们已无从得知。古代世界中的这一幕场景并没有随着基督教的降临或者狄奥德里克的统治而发生多大的变化，也没有什么理由让它发生改变。人们享受着和平繁荣的生活。笼罩在这种美好生活之上的唯一阴影就是官方文件中所关心的事：这种有大量人群和财富集中的活动可能会引起劫掠者们的注意。国王在文件中命令当地的元老召集那里的地主和农民们，告诉他们要保证集市期间当地的和平与安全。此刻，人们很好地完成了任务。由此可见罗马帝国依然存活。

1. Marcellinus, Chronicle,公元508年 (在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Auctores Antiquissimi,” vol. 11 [Berlin, 1894]) .

2. 到了17世纪，奥古斯丁曾经在其生命的最后20年里极力主张的反佩拉纠教义基本上已经和天主教会完全无关了。参见L. Kolakowski, God Owes Us Nothing (Chicago, 1995)。

3. Cass. Var. 1.45.

4. 这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同时代的另外一本书，《罗萨诺福音书》（the Rossano Gospels）。这是一本在意大利发现的希腊语福音书，写在紫色的羊皮纸上，重要段落的第一行是金色的文字，其他段落都是银色的文字。

5. 德国裔的读者们看到引文的最后一行时，不禁会想起另一个对德意志独立颇有贡献的先驱，马丁·路德在沃尔姆斯帝国议会上所说的话——“这是我的立场，我只能这样做。上帝保佑我。阿门。”

6. 狄奥德里克执政的前30年里，并没有提及多少阿玛尔家族的事迹。

7. Cass. Var. 3.52.

8. Ibid., 2.27.

9. Ibid., 4.43.

10. Edict of Theoderic 111 (Edictum Theoderici in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Leges in folio”, vol. 5 [Berlin, 1889]) .

11. Cass. Var. 7.10.

12. Ibid., 4.22.

13. Greg. Dial. 1.4. (Dialogues [Washington, D.C., 1959]) .

14. Cass. Var. 2.3.

15. Ibid., 4.51.

16. Ibid., 1.27.

17. Ibid., 3.51.

18. Ibid., 3.39.

19. Gregory the Great, Homilies on Ezechiel 2.6.23 (no English translation; see Homélies sur Ezechiel [Paris, 1986~1990]) .

20. Cass. Var. 3.48.

21. 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10.6850~2 (Berlin, 1876~?). 同时代的另外一篇铭文（Ins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 825 [Berlin, 1892~1916]）要相对短一些：salvis dominis nostris Anastasio perpetuo Augusto et gloriosissimo ac triumfali viro Theoderico—“在我们的主君、永远的奥古斯都阿拿斯塔斯和最荣耀的、威武的狄奥德里克在位期间。”那些颇有怀疑精神的现代学者们认为这篇铭文表达了元老院中一些乐观派人士的看法，就是说他们尽量地将狄奥德里克看成是继承罗马帝国权力的合法统治者，而不顾当时仍然有许多人难以接受这一事实。

22. Cass. Var. 2.32~33记载了狄奥德里克发布命令实行这一计划。

23. 《诗篇》14.1。

24. 《马太福音》28.19。

25. R. MacMullen, Christianizing the Roman Empire (New Haven, 1984) ; 以及K.Harl, “Sacrifice and Pagan Belief in Fifth-and Sixth-Century Byzantium,” Past and Present 128 (1990), 7~27。

26. R. MacMullen, Christianity and Paganism in the Fourth to Eighth Centuries (New Haven, 1997) , 33.

27. Sozomen, Eclesiastical History 7.22 (London, 1855) .

28. 在当时，这些经文一般都还没有被集结在一起作为一本“圣经”。一方面，对古代晚期的书籍制作技术来说，这些经文集结在一起的篇幅过大了；另一方面，在传统上，长期以来，人们一般都是将单篇的经文各自独立地收集起来，比方说，这里放着一份《诗篇》，那里有一份《摩西五经》，这里还有一份福音书，其他地方还有一些书信的手稿等等。教会官方所确定的正统的圣经篇目要在公元4世纪之后才逐渐地出现。即便如此，被集合成一卷本的圣经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被普遍使用，因为在当时，抄本仍然是阅读的主要形式。

29. 直接讨论当时历史和教义问题的著作，可以参考J. Pelikan, The Emergence of the Catholic Tradition (Chicago, 1971) ; 相关方面更加详细的著作可参考 A. Grillmeier, Christ i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Atlanta 1975~1987) , vol. 2（分为两部分）。

30. John Malalas, Chronicle 16.16 (Melbourne, 1986) ; 另外两部早期的史料，埃瓦格里乌斯和安提阿的约翰的著作，在提到这场战争的时候并没有提及这种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一种更加精巧的液态化合物（被称之为“希腊火”）在670年首次出现，它在许多世纪中都是拜占庭帝国颇具威力的常备武器。

31. Boethius,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book 1, prosa 4 (Cambridge, Mass., 1973 [Loeb]) .

32. 参看Plato, Republic 5.473D.

33. 据普罗柯比记载，狄奥多拉皇后命令拷打一位同性恋嫌疑者的时候，犯人的头上也绑着一根绳子，并且眼睛凸出。［Procopius, Secret History 16.23（Cambridge, Mass., 1940）（Loeb）］。

34. Procopius, Wars 5.2.

35. S. J. B. Barnish, “Religio in stagno: Nature, Divinity, and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in Late Antique Italy,” Journal of Early Christian Studies 9.3 (2001) , 参见Cass. Var. 8.33.

第二部分
查士丁尼的世界：
无法自救的帝国（527~565年）

第二幕：在一个相对和平、繁荣的时代，我们遇见了一位年轻而雄心勃勃的皇帝。他出生于巴尔干的边疆（现代马其顿的斯科普里附近），沿着充满魄力的舅舅所铺平的道路走上了权力之巅。在舅舅死后，他登上了皇位，暴露出了对首都与帝国的勃勃野心。自从200年前的君士坦丁以来，这是前所未有的。他赢得了一场场的战争，建造了一座座的纪念性建筑——还不止于此，因为这种维护文明的狂热也有可能带来难以想象的破坏。

第三章
查士丁尼登场

查士丁尼从幕后走上历史的舞台。我们知道，他的舅父查士丁抱着在军中谋事的想法，徒步来到君士坦丁堡，最后却登上了帝国的皇帝宝座。由于查士丁没有子嗣，因而将外甥查士丁尼视为自己的儿子。在查士丁尼而立之年，随着其舅父登上新皇位，他的政治地位也扶摇直上。而在此前，我们对他知之甚少。一来他是从马其顿内陆地区到此来寻求发迹机会的，二来他为强调自己与皇位的关系而改了名字。此外，他也具备一些作为皇位继承人所需要的能力。他还为自己找了位妻子，名叫狄奥多拉。

狄奥多拉与查士丁尼的故事息息相关：悍妇、妓女、女修道院院长、贵妇，她集这些身份于一身。她在故事中虽说不是主角，但作为一个重要角色，她的身世值得单独一提。她出身低微，而在当时的社会一个人的出身通常可以决定其命运。她的父亲在君士坦丁堡的一家马戏团里看管狗熊，那是一个足以为许多过着不光彩的性奴隶生活的年轻女性提供庇护的隐蔽之所。她的故事平实而论即是她利用接近权贵的机会，与有权有势的男人们不断私通，其中的一位成为了皇帝。而普罗柯比在《秘史》中对她的尖锐刻画则过于失实。按《秘史》所述，她是以一个堕落女人的身份爬升到权力的宝座，也就是说，先从一名普通妓女成为交际花，然后成为权贵的情妇乃至成为作威作福的皇后。对此，我们无从考证。普罗柯比对狄奥多拉的那些骇人听闻的性交易作了生动的描绘。爱德华·吉本在提及这些文字时，只采用了“晦涩难懂的知识分子语言”——它的原始文本古希腊语，以示对他的那些循规蹈矩的读者们的尊重。若想了解真相，读者们就得去看普罗柯比的《秘史》了——她到底有没有在剧场里脱去衣服，让奴隶们往她的身上抛洒麦粒儿，然后再让训练有素的鹅把这些麦粒儿一一啄食？她究竟有什么特殊的本事，可以如此淫荡不堪？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传言。从查士丁尼所处的年代以来，公众对狄奥多拉的评价就是：她给这位毫无趣味可言的皇帝带来了些许色彩，而不管查士丁尼的决策是好是坏，都有她的份。她的角色就像南希·里根，都有不堪回首的往事。

查士丁尼及其扈从，圣维塔尔教堂。

查士丁尼最为人熟知的形象莫过于一幅在他年过花甲时所作的镶嵌画。这幅画现存于拉文纳圣维塔尔教堂的墙壁上，而他从未拜访过这栋建筑抑或是这座城市。中等的身材、平实的相貌、圆圆的脸蛋、褐色的眼睛——如果不是紫色的斗篷和头顶的皇冠，他说不定会被当成一个行伍出身的朝臣。与他隔着祭坛相对的是一幅同样著名的肖像，画中的人物正是狄奥多拉。他的身边跟随着主教、教士和士兵；而她的身边则有侍从和贵妇，身上披的斗篷紫色更深，还佩戴着成串的珠宝。他们在众人面前共同将用于礼拜仪式的面包和红酒摆放在位于下方的祭坛上。两幅肖像的刻画具有非常强烈的仪式感，虽说这并不能体现两人典型的风格，但也较为接近真实——因为衣着打扮和仪式场景使得他们表现出庄严的形象，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能看到他们像画中呈现的那样自觉自律而引人瞩目。

狄奥多拉及其扈从，圣维塔尔教堂。

我们所知的与查士丁尼沾边的事情，几乎都和他的皇室身份有关。而那些关于狄奥多拉的不光彩的传言（我们会捎带说些他们的流言蜚语）都指向她的早年生活，而不是后来在皇宫的日子，因为那个时候的她同样是隐形的——也就是说，尚未进入公众的视野。他们两人都刻意展示自己的形象。若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人，我们就得先看看他们所在的宫殿周围是怎样的，然后再回过头来说说他们。

查士丁尼所在的城市——君士坦丁堡，整体布局较为简单。这座城市需要也的确够得上用很多“之最”来形容。我们的叙述也由此开始。

君士坦丁堡

传说在公元前658年，迈加拉（位于雅典以西数英里，处于通往科林斯的必经之路上）派出了一支希腊部落。在拜扎兹的带领下，他们要去雅典东北方350英里的一个半岛上建立殖民地。这个半岛处在前往遥远而又寒冷的黑海沿岸的海路上。拜扎兹早已听说过这个地方：在寻找金羊毛的故事中，伊阿宋和他的英雄们乘坐的阿戈尔号船也是沿着这条海路，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漂泊，然后到了不远处的一片没有人迹的荒岛。一些不怎么知名的旅行者肯定也提到过这样一个地方，而这正是拜扎兹沿途所寻觅的。从海面上看，它就像是一座矗立在海水中的城市。

希腊水手们先是从岛屿遍布的爱琴海出发，进入达达尼尔海峡。这条狭长的通道以西是色雷斯和巴尔干半岛，以东是小亚细亚。再往前50英里，行至马尔马拉海，水面逐渐变宽。面对深不可测的大海，古时候的水手们不得不贴着海岸行驶，直到约100英里后，洋流和海风把他们带到一块伸出海面的岬角边。那些经过大风大浪考验的水手们一开始都会小心谨慎地靠近这块地方，而当他们登陆岛上之后就会惊喜不已。因为该半岛地处一个像达达尼尔那样的海峡的入口，口岸宽约35英里，这对当时绝大多数的水路运输来说已经够宽了，而现在因为有了吊桥，大大缩短了两岸间的距离，于是穿越口岸也变得更为便捷。这条通道叫作博斯普鲁斯海峡，往它的上游行进可以到达黑海——古人诙谐地称之为“静海”，即“与人为善的海”（事实上它的寒冷和洋流一点儿也不友善）。从这里望去，西面的地势稍显高耸，海水经此流向半岛的后方，宽约300英尺，长约2英里，形成了一个四季皆宜的天然深水港，深受水手们的欢迎。人们把这条路线及其沿岸称作“金角湾”，这儿也正是这座城市发展的起点。

为了纪念拜扎兹（Byzas），后人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座城市，称之为拜占庭（Byzantium）。在希腊人打开黑海市场并在其周边逐步建立起与希腊本国密切联系的殖民地之后，所有进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旅客都要在这里缴付关税，拜占庭也因此在几个世纪里保持着繁荣与稳定。这样的景象持续了将近1000年。期间，这块要害之地也不时地被卷入地中海国家间的政治与军事冲突。

君士坦丁，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在这里看到了机遇。他聪明过人，无论是在对城市的规划还是在规划实施的过程中都展现了他的才华。公元324年，在经历了长达20年的斗争后，他终于成为当之无愧的新君主，统治着帝国东部的省份。他以自己的名字将这座城市改名为君士坦丁堡，设计了城市的宏图。与巴西利亚和堪培拉这些现代人为建成的都城所不同的是，这座都城早已有其存在的理由。这座在很短的时间内依靠税收和勃勃野心造就的城市，充分体现了它的矫揉造作。330年5月11日，当这座与他同名的城市尚在大兴土木时，君士坦丁已经准备好举行一场盛大的迁都仪式。他并没有完全按照基督教的礼数，整个仪式的过程结合了基督教和传统罗马的元素，刻意体现了在这座新的都城延续旧罗马传统的观念。他尝试把新都分为七个城区，以仿效旧都罗马的七丘之城。（不管君士坦丁的信仰是什么，新的都城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在装饰上都还是遵从了传统模式，比如沿街矗立着古代神祇和英雄的雕像；而基督教元素只表现在一小部分的礼拜堂中。¹）他在毗邻省份实施土地赠予，以鼓励那些有进取心的受赠者建造城市建筑。332年，他开始实行长期以来为罗马人所熟知的免费发放粮食的制度，以供养君士坦丁堡的穷人。

此后的1600年间，帝王们都将君士坦丁堡视作帝国战略的中心。5世纪，狄奥多西二世用城墙把它围起来，使之变得坚不可摧。城墙近4英里长，分为两层（其中大部分仍旧保存完好）。内墙底部厚约16英尺，高40英尺，沿墙共有均高66英尺的塔楼96座，间距约为200英尺。内墙外是距地面约16英尺高的宽阔的平台。外墙厚约7英尺，高30英尺，沿墙另有96座塔楼，他们的位置与内墙塔楼间相互交错。外墙以外就是护城河了，这条原深30英尺宽60英尺的沟渠在都城受到威胁时能引水而入，阻隔敌方攻城。沿墙共有10个城门，其中的5个专为军事而设。在长达1000余年的时间里，这些设施基本上都守护着都城。²（5世纪晚期，阿拿斯塔斯在君士坦丁堡以西约40英里的地方建造了另一段城墙，城墙的外部也挖有一条沟渠。这段城墙并不实施全面防御；它的目的在于减缓敌方入侵的速度，起到稳固防线的作用。）

1453年末，随着一场变革的突然降临（有些人认为这场变革早该出现），这座城市在政治和宗教上都被新的制度所取代。土耳其苏丹——“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最终攻占了君士坦丁堡，结束了这个希腊式帝国苟延残喘的统治。穆罕默德的生母是名奴隶，她的信仰可能是基督教也可能是犹太教，有些人认为他至少可以算得上是一位拜占庭君主。许多忠诚的同时代人，包括著名的伊姆布罗斯的克里托乌洛斯在内，都仿效了旧时希腊的传统，赞扬了穆罕默德作出的贡献。克里托乌洛斯所撰写的史书模仿了修昔底德的写作风格，而且书中所采用的纸张和格式则与阿里安所写的亚历山大传记一模一样。穆罕默德乐于把自己比作亚历山大大帝，有传闻说，他安排一名朝臣为他诵读从古代到中世纪的希腊、罗马和欧洲等各国史家的作品。

正因为穆罕默德拥有与君士坦丁一样的远见，才使得君士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在奥斯曼人统治时期依旧是帝国都城的不二之选。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余波使这个地区最终变成了具有民族和文化属性的地方。早期就受到多元文化影响的君士坦丁堡，一直到奥斯曼人统治的最后时期还保留着多元文化交错的特征。如今，旅行者在这座城市中只能见到单一的土耳其文化，这主要得归因于20世纪那种企图创造出纯粹民族国家的狭隘而暴力的信念。

这座城市拥有着长久的未来。如今，城市兴起之初的那种万事待兴的面貌已无迹可寻，而早在5世纪，它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要归因于先前我们提及的两方面发展趋势。首先是去西方化。奥古斯都巩固下的帝国在西部的拉丁世界建立了统治中心，而大量的人口和财富仍旧聚集在东部的希腊地区。这种不平衡状态一直持续到奥古斯都统治的结束。如果说他的统治时间太长了，那么直到公元4世纪80年代的狄奥多西为止，一代代的皇帝都要为平衡东西部的关系而来回奔波在巴尔干的罗马大道上，或者是乘船行驶在地中海海面上（西部的统治中心通常在巴尔干半岛北部、意大利北部或者是莱茵河边境）。在君士坦丁在位之前，皇帝们经常是通过安提阿或者沿途其他地方来管理东部各省。他们很少会去拜访非洲或者埃及这些长期安定的地区，尽管这些地区是帝国财政最大的支柱。当公元5世纪迦太基被攻占之后，西部的皇帝们失去了非洲的税收，其地位就岌岌可危了。君士坦丁堡最后一次准备统一帝国的尝试，随着公元5世纪20年代瓦伦提尼安三世的统治而终结，这是一位罗马人派来统治东部的傀儡娃娃皇帝。

君士坦丁堡的另一个优势是去帝国化。我们在英语中所说的“皇帝”（emperor）一词来源于法语，而法语又来源于拉丁语“imperator”——泛指“指挥者”，也就是被赋予国家权力的人（imperium）。从奥古斯都到狄奥多西，一些掌握最高权力的个人都不愿意踏上战场，相比在外征战打仗，他们更善于主持宫廷内部事务。然而，他们大多仍旧以将军的身份领导着征战的士兵。到了狄奥多西的儿辈一代，东方皇帝阿卡迪乌斯和西方皇帝洪诺留开始学会让别人替他们打仗，而此后的皇帝也愈来愈多地效仿他们的做法。洪诺留满足于其仅有的拉文纳地区，而阿卡迪乌斯则在新罗马的七丘之城建立家园，同时也享有其他地区的优越条件。在狄奥多西之前，皇帝的这种皇位化或者说是宫廷化已经酝酿了将近一个世纪。从戴克里先（284~305年）起，统治者们就开始为自己建造越来越多的仪式性建筑和规模更加庞大的宫殿。戴克里先退位后的住所就是一座庞大的宫殿群，位于达尔马提亚海岸的萨洛纳（即现今的克罗地亚境内）。他身边的侍从和奴隶数以千计，这些都是为一个已经退位的最高统治者所准备的。

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们更是可以亲眼见证世界各地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他们手中，这座城市也因而开始逐渐繁荣起来。古典时期的城市其最大的成就就是寄生生活，土地所有者们依赖农民的耕作产生财富，而朝臣们则依靠税收生活。由于城市很少而农民很多，这种模式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期。我们甚至可以说，古代城市在无知中产生，靠奢侈炫耀来维持。

就拿罗马城来说，这座城市在帝国时期并没有从它的地理位置上得到任何特殊的经济利益。³尽管它距离欣欣向荣的港口城市奥斯蒂亚很近，只有几英里，但是它的发展和兴盛主要还是依靠收税和吸引帝国最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们成为元老或公民在此生活。罗马帝国的那些伟大而令人惊叹的历史遗迹，无一不是依靠榨取外来财富而建造起来的。这种依赖关系很鲜明地存在着。比如运载着谷物的船只年复一年地穿梭于地中海海面上，就是这些非洲出产的粮食在供养着罗马人民。一个像罗马那样小的寡头政体和一个像非洲那样大的农耕群体是有可能长期如此存活下去的。

因此，刚开始时君士坦丁堡复制了罗马的模式。君士坦丁堡的绝大多数粮食由亚历山大港供给——埃及自然是富得足以能将其盈余贡献出来。每年有两到三次，运送粮食的整支船队抵达君士坦丁堡，把这些深受欢迎的货物堆满了整个码头。饮用水是从50英里外或者更远的色雷斯那里用管道输送过来的。君士坦丁堡的地下输水管道遵循了罗马早期的设计模式，但当地的水源供给稀少（这里没有台伯河），因而他们只得向北边的色雷斯寻求帮助。这对于一座拥有50万人口的城市来说应该足够了，但这种依赖关系还是会常常引发忧虑。（对于这一问题的创新举措至今仍吸引着游客。532年发生了大暴动，查士丁尼借着其后城市重建的机会，修建了一个长460英尺、宽230英尺的巨型地下蓄水池，池子的顶端用了336根各高26英尺的柱子加以支撑。在当地人渐渐将之遗忘之时，一位16世纪的瑞士旅行者宣称他重新发现了这个蓄水池。它的规模至今还令游客们称奇。）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忧虑。奴隶、士兵和穷人的数量太多，他们居住在廉价建造的房屋中，房屋与房屋的间距很小，极易引发火灾。统计数据表明，在查士丁尼时期，这个城市发生过7起重大火情，其中大多数火情是在尼卡暴动（Nika，意为“胜利”）开始后发生的，这场暴乱差点儿危及查士丁尼的统治。我们没有非常具体的统计数字能够表明君士坦丁堡究竟遭受过多少次地震，包括那些足以破坏大型建筑物的地震。⁴一座像这样以高代价运转又随时处在灾难边缘的古代城市已然是一个奇迹了。不过我们稍后会看到，最糟糕的灾难最终降临：那就是公元6世纪40年代发生的瘟疫。

这座矗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新罗马城”拥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一切从零开始。旧罗马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城市重建，在其主要的山丘上为统治者们建起崭新而华丽的住所，其中以尼禄的金宫（Golden House）最为著名。但整个城市总是显得拥挤不堪，甚至那些伟大的宫殿建筑都仅仅是元老们在乡下的豪华别墅的翻版。他们把最好的房产建在坎帕尼亚和那不勒斯湾沿岸，其他的一些则建在西西里岛甚至是非洲——有的炫耀了惊人的富贵。罗马的财富和权力来源于那些乡绅。他们天资平庸，但十分富有。到帝国晚期，有能力的人都进入了军队和朝廷。尽管罗马城非常富有，但不能被称为一座有前途的城市。

另一方面君士坦丁堡极具权势与前途。君士坦丁堡是为它的统治者而建造的，而它的统治者就是这座城市里的人们：政府官员、法学家、银行家、野心家。一些巨额财富的继承人来到这里寻觅权力。他们都是从其他城市或政治事件中逃离的避难者，有些由西方而来，有些由东方而来。其中有一位古罗马阿尼奇乌斯家族的后裔，名叫奥吕布里乌斯。472年，在安特米乌斯的统治之后，他依靠君士坦丁堡朝廷在名分上的支持，在西方当了一阵子的皇帝。他娶了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女儿普拉奇迪娅为妻。奥吕布里乌斯的族谱与狄奥多西皇室在好几代都有所交集。从某些方面来说，与帝国错综复杂的关系也许是他下台的原因，因此也不奇怪为何奥吕布里乌斯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用功。那时候，里奇默尔和奥多阿克两人代表着西方的未来。在其后的几年里，奥吕布里乌斯的那位美貌而相当富有的女儿阿尼奇亚·尤里亚娜出现在了君士坦丁堡，成为一位有分量的女性。

在奥吕布里乌斯短暂的统治期间，尤里亚娜和她的母亲从未去过西方。那时她只有10岁左右。因此她们母女俩是完完全全的君士坦丁堡人。尤里亚娜的容貌、家世和社会关系无一不让人羡慕。芝诺皇帝曾承诺一笔数额庞大的嫁妆让她嫁给狄奥德里克，从而使他对东方皇帝效忠。她逃婚后接受了另一个许下更大承诺的男人，阿雷奥宾杜斯。

阿雷奥宾杜斯的家世渊源并不久远，但属于最有地位的阶级。他的祖父，弗拉维乌斯· 阿雷奥宾杜斯，于434年担任执政官，于434年至449年为罗马军队的大将军，拥有国老这一最高的等级。他的父亲，达加莱福斯，于467年担任执政官，先后娶了434年执政官阿斯帕尔的孙女、447年执政官阿尔达布尔的女儿。从权力的角度来看，这家人已经拥有了耀眼的家世，但他们的姓氏有点蛮族的味道，有失尊贵的身份。阿雷奥宾杜斯凭借迎娶君士坦丁堡首屈一指的女继承人尤里亚娜，成功地消除了出身上的不利。

阿尼奇亚·尤里亚娜的半身像

阿雷奥宾杜斯和尤里亚娜育有一子，名叫弗拉维乌斯·阿尼奇乌斯·奥吕布里乌斯。在他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就成了执政官。491年，他们为他举办了执政官的庆典。继而他又迎娶了阿拿斯塔斯皇帝的公主艾丽妮。阿雷奥宾杜斯起初在军中担任中等职位，于503~504年在与波斯交战的前线担任将领，不久又在506年升至执政官一职。现存的一块象牙板（diptych，一种用铰链将两片书写板拼接起来的记事板）上记录了他担任执政官的年份。这些精雕细刻的聚会小礼物，其精美程度堪比雕刻艺术。更为关键的是，它显示出宾客的尊贵身份。它们高一英尺有奇，这样的尺寸放在现在的壁炉或者是茶几上正合适。每个执政官年度，它们都会被分发给一些尊贵的宾客，既能作为自我宣传的工具，又不失高雅的艺术旨趣。

如果一个君王没有继承人的话，那么他的家族就毫无未来可言。而阿雷奥宾杜斯和尤里亚娜的儿子似乎只是个无名小卒，并没有得到重视，因而，他们家族的希望就落在了阿雷奥宾杜斯自己身上。阿拿斯塔斯是一位头脑过于聪明、行事又过于果断的皇帝，因而并不受人欢迎。于是，在512年，当他的傀儡主教、基督一性论者提摩太激起民愤后，他看到自己的雕像被抛掷在街道上，一时骚乱四起。一些希望教会实现正统，或者说至少是为他们自己未来做打算的朝臣，准备让阿雷奥宾杜斯坐上皇位，但阿雷奥宾杜斯出于恐惧而逃跑了。后来在阿拿斯塔斯的镇压下，一切又恢复了平静。这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听说过阿雷奥宾杜斯的名字，而尤里亚娜仍旧是那么富有和显贵。大约在519年教会重新和好的时候，她写信给罗马教宗何尔米斯达，盛赞其对查尔西顿的忠心。

尤里亚娜出资建造了一座教堂。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比任何人在任何其他基督教城市看到的教堂都大。这座教堂为殉道者波律欧克托斯而建。它矗立在君士坦丁堡的游行列队必经之路的一段斜坡上。整条街道从皇宫的西面延伸出来，再转而通往西北角方向，穿越了城市的中心地带。尤里亚娜把她的教堂建在刚过了拐弯口的地方，使之成为帝国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始终处于中心地位，从而凸显她的无尽财富和虔诚之心。在10世纪，君士坦丁七世皇帝很熟悉这座教堂，并描述了他所参与的游行情况。他记录了自己在经过面包店街区后，如何在波律欧克托斯和尤里亚娜的教堂前停下，点燃一支崭新的蜡烛，虔诚地进入这座位于主干道稍远处斜坡顶上的神圣的教堂。尤里亚娜的教堂在12世纪时倒塌，逐渐被后人遗忘。

这座外观近乎方形、中间呈圆顶结构的建筑，每一面边长约为175英尺——大概和纽约第五大道上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或者和派克大街上的圣巴多罗买大教堂的规模不相上下。这栋建筑的比例很是关键，因为它与基督教“圣经”中描述的位于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神庙在尺寸上非常接近。⁵

我们可以从围绕教堂中央的41行铭文中看出尤里亚娜发自内心的自豪和虔诚，铭文赞美了教堂的建造者及她的虔诚。铭文的残篇因一位仰慕者抄录的手稿而广为流传。在1960年进行的城市建设工程中，发掘人员正是通过发现这些铭文，从而确认了这座教堂的遗迹。这些环绕着教堂的铭文，每个字母高4英寸，每个拱门上各有一行，每行铭文的四周都环绕着精美的藤叶装饰，而每个拱门上则精心雕刻了华丽的孔雀开屏图案；其中的一些拱门保存至今，每座的跨度约为9英尺。铭文是这样写的：

虔诚地赞美上帝的皇后尤多奇娅，首先为上帝的仆人波律欧克托斯建造了庙宇：但它与此不同，并不如此宏大。这并不是因为她不够慷慨或是不够富有（皇后无所不有），而是她被赋予了一个先知的灵魂，因为她知道，后人们将会做得更加出色。

这段话既以虔诚的姿态表明其超越了祖先的作为，更甚者，它又以超越同时代人的眼光光耀了家族的美名。

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尤里亚娜，她是上帝赐予其父母的荣耀，作为这支皇室血脉的第四代，她没有辜负这位孕育了杰出子孙的皇后的期望。她在此地使一所小庙宇变得高大宏伟，为她那无比尊贵的先人增光添彩，也表明了一位热烈的基督徒最正统的信仰。谁没有听说过尤里亚娜的美名呢？她是多么地努力使她的父母得到荣耀，多么地虔诚！

当然，在这座教堂建成之后，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尤里亚娜这个名字了。并且不只是在君士坦丁堡：

你以一己之力，在每一方土地上建造起无数的教堂，甚至惊动了上帝在天上的众仆。

祭坛上方的拱顶在金色的底面上饰有各种人物形象，整个教堂到处都是镶嵌画和雕塑，包括基督、圣母和使徒的半身像。在6世纪晚期，高卢的都尔主教格列高利在他的史书上记载：查士丁尼是多么羡慕尤里亚娜的财富和她所拥有的黄金，她也应允他可以予取予求——但随后她将这些黄金融化后用来装饰她的教堂，等到查士丁尼进驻皇宫的时候，他只有窘迫的份，根本无法抱怨。她给他留了一个小小的戒指以示安慰。尽管查士丁尼后来建造了更大的教堂，但这始终成为他的心头之恨。

修建更好的教堂是尤里亚娜对她丈夫垮台一事的最佳报复。在此后的10年里，波律欧克托斯教堂一直是最大和最好的。尤里亚娜于528年去世，没能看到更加宏伟的教堂的出现。她去世后，她手下的宦官们离开了君士坦丁堡，前往耶路撒冷的圣沙巴修道院去当修士了，那里是她所信奉的查尔西顿派宗教观点的温床，远近闻名。

狄奥斯克里德斯抄本中的阿尼奇亚·尤里亚娜

在古代晚期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抄本图书中，有一本狄奥斯克里德斯所写的《药物学》（Materia Medica），书中提到了尤里亚娜，并附有她的画像。这本书的一个抄本如今保存在维也纳，它是为其赞助人尤里亚娜所写并献给她的。这本相当精美的抄本，内容与药草有关，原书由希腊世界一位英勇无畏的旅行者狄奥斯克里德斯在公元65年左右写下。书中约有400幅彩色插图，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各种植物的形态，每一幅插图都对应有一页描述该植物药性的文字，页面上还留有对狄奥斯克里德斯的原稿进行增补、重排、修改的笔迹。该抄本还附有一本地中海地区鸟类的图解。当这座城市在1453年被土耳其人占领时，《药物学》一书仍旧保存在君士坦丁堡，最后被苏莱曼大帝属下的一位犹太医生得到。马克西米里安二世以高价买下此书，将它带回维也纳的图书馆，在那里一直保存至今。在这1500年间，该抄本都始终存放在两大帝国的都城中。

在维也纳的狄奥斯克里德斯抄本中，对一种药用植物（仙客来）的图示。

在尤里亚娜死后的第四年，查士丁尼指控她的儿子奥吕布里乌斯谋反，并没收其财产，将其流放。尽管他最终还是恢复了原有身份，但奥吕布里乌斯其人也就此从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另一个名叫阿雷奥宾杜斯的人（可能是他的儿子或是侄子），娶了查士丁尼的侄女普莱埃克塔为妻，并于6世纪40年代去非洲攻打摩尔人，此时距离查士丁尼自认已成功夺回该地区刚过10年。这位阿雷奥宾杜斯在非洲玩起了两面派，边收买摩尔人的首领，边出卖他们。当他在迦太基主教的修道院里寻求庇护时，他被以礼相待并得到了安全的保证，但是就在当天晚上他被人刺杀在床。这就是除了尤里亚娜建造的教堂之外，这个家族留下的最后的线索了。

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教堂，并且与日俱增。在5世纪中期，在金角湾口也就是原先君士坦丁堡城外的布拉切尔内，建起了一座献给圣母的教堂。在利奥一世统治期间（457~474年），这里很荣幸地成为供奉圣物（圣母穿过的袍子）的地方。到了500年左右，朝廷为皇帝及其家族在那里造了一座行宫。这样做从多方面来看都有其宗教目的，尤其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曾出现过动摇圣母崇高地位的言论，一些人认为她只是一位普通的妇女，并不值得冠以“上帝之母”的称呼。⁶在通往行宫的路上，查士丁尼在550年修建的使徒教堂成为帝王们的长眠之所，也是敬拜他们的地方。狄奥多拉和查士丁尼都将被安葬在那里——查士丁尼的葬礼成了一场盛大的集会，主要的街道沿线都挤满了人；这次事件还被写进了赞美查士丁二世的史诗。

在君士坦丁堡，像尤里亚娜这样的人并不多。在罗马，如此富有又爱炫耀的人曾经十分常见，而萎缩的元老院依然还在显示着传统的财富和富人的特权。君士坦丁堡就没有那么多的财力了。这座城市的经济状况逐渐以商业作为帝国经济的补充。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帝国最终落败之前，这里一直是帝国之城——确切地说，是帝国的主题公园。角色的上演、机会的把握、权力的行使，这一切大多与德行无关。竞技场和它的党派斗争，皇宫和宦官，教堂和虔诚的修士，以及坐在高高的柱子上布道的圣人们，都是这个永无休止的名利场的组成部分。这一出出场景令彼时的访客感到惊奇，也让现今的学者为之着迷。

城市的中心地带就处在地势较高的山丘上。因而，当水手们驶入马尔马拉海后，在他们绕过金角湾抛锚停靠前，就能看到那里的竞技场、皇宫和教堂。如果说竞技场点燃了罗马人的激情，那么它在君士坦丁堡则代表了城市生活的中心。红党、白党、蓝党和绿党在这里同场竞技，其中以蓝绿两党占主导地位。他们之间的竞争使赛车迷们如痴如醉。即便在相安无事的时期，政府也会有点紧张地关注着党派间的状况，就好比现在的英国当局时刻注意足球流氓的举动一样。赛车本来是一项健康的运动，但一旦乌合之众涌上街头，就有可能引发政治问题。赞助人把大量的钱投入竞技场，以保护他们自己不受暴民的侵扰，反过来也加强了他们对于保护的需求。党派间的交易是被允许的，但他们也可以不这么做。

马车竞技比赛一天赛六场（我们从埃及纸草上记载的节目单所知），每场以游行仪式开始。在两场比赛中间，会有人表演马戏、哑剧、运动项目来娱乐观众，当然，还少不了边唱歌边走钢丝的表演。

在大城市（除了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至少还有安提阿、西尔米乌姆、米兰和特里尔这些地方），竞技场建造的数量仅次于皇宫的事实证明了它的重要性。竞技场的最高处建有皇室包厢（kathisma）。皇帝可以悄然来去于皇宫和竞技场的包厢之间，这样，除了建筑结构的防护和卫士的保护之外，也可以较少地受到各党派和他们支持者们的狂热举动的干扰。

但在竞技场内，皇帝不得不面对他的臣民们处理各类问题。他较少在游行列队仪式这样的公共场合露面，在教堂露面的机会稍微多些，但在竞技场的时候，他必须洗耳恭听并给予答复。有一份材料上记录了某一天的失控场面，起因是绿党控告一位朝臣受贿，恳请皇帝平反冤情，他们与口含天宪的传令官起了争执：

绿党：上帝啊，是校尉（一种军衔）卡洛波狄乌斯冤枉了我。

传令官：卡洛波狄乌斯是无辜的。

绿：不，他将会遭到和犹大一样的命运。上帝会因为我的冤情而马上报复他的。

传：你们来这里不是为了看比赛，而是为了侮辱你们的主人。

绿：任何冤枉我的人，都将会遭到和犹大一样的命运。

传：安静点儿，你们这些犹太人、摩尼教徒和撒马利亚人！

绿：你在侮辱我们是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圣母马利亚与我们同在！

传：你们到底要咒骂自己到什么时候？

（这时，绿党在其领袖安特拉斯的示意下开始大声嚷嚷。）

绿：谁敢否认我们的皇帝陛下是正统的，让他像犹大那样被赶出去吧。⁷

这种随意用宗教的名义来进行辱骂的做法，在当时极为常见。这样的对话很容易挑起事端，6世纪晚期就因此而发生了一起惨剧。有一个暴民出来指责新登基的皇帝福卡斯，说他没有遵循正当的仪式程序。“（你那位已经倒台的前任）（莫里斯）还活着，他会教你（那些仪式）的，”他们叫嚣着，于是莫里斯在第二天就死去了。当然，这是他的继任者下的指令。后来的皇帝们明白了该如何利用形势的需要，用金钱来收买各党派，使它们体制化。就这样，到了7世纪，竞技场已经被驯化成了一个黯淡、沉闷、徒具形式的地方。

在当时，党派的势力大到足以废黜皇帝。阿拿斯塔斯在大多数时候都处于这些党派和他们的嚣张气焰的上风，也因而常常因为其在宗教上的革新而遭到指责——像这一类的暴民他们的内心是非常保守的。查士丁尼也曾经以不同寻常的热情资助蓝党而让众人不思其解，最后，他终于发现自己惹了个大麻烦。查士丁尼是爱走极端的人，一会儿支持那些受青睐的人，一会儿又去压制他们。

532年，他下令将两名分别来自蓝党和绿党的要犯处死——他经常会做类似这样捅马蜂窝的事情。在行刑时，当台下的暴民们看到罪犯脚下的绞刑架突然坏了后，都认为这是上帝在发出宽恕他们的信号，但查士丁尼可没这么好心。他坚持继续执行死刑。每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他总是作出错误的选择，坚持了又妥协，妥协了又坚持。不出几天，整座城市就淹没在火海中。“尼卡！”（“胜利！”）暴民们在街上叫嚷着，一度威胁到了皇位。我们不知道当时的查士丁尼是怎么想的，但所有的史家都认为他很绝望，因为他的妻子，（有小人之名的）狄奥多拉皇后为了鼓励他而大声喊道：“皇袍就是最好的裹尸布！”最终，查士丁尼挺过了这一关。或许他也别无选择。

后来，暴民们把阿拿斯塔斯皇帝的两个侄子（许帕提乌斯和庞培）带到了竞技场，准备推举他们为皇帝。查士丁尼不得不对这种公然的挑衅作出回应。他派遣军队冲进竞技场，任由他们胡作非为。现代的读者会怀疑（在查士丁尼时期的君士坦丁堡，怀疑两个字总是很流行）皇帝是否与其中一位表面上的篡位者有所勾结。查士丁尼计划先将之镇压，然后再宽恕其无罪，从而得到公众的好评。最终，贝利撒留将军掌控了局面，他用一场大屠杀让局势恢复平静；据说当天竞技场内共有30 000人被杀。在一个挤满了手无寸铁的人群的封闭空间里，这个数字并非不可能。

此后，查士丁尼皇帝就被贴上了杀人如麻的标签。就像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屠杀哈马的敌对势力后人们的反应一样，在人们看来，查士丁尼虽然有很多其他的优点，但却是一个冷血杀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凶手们的主使。这样的声誉自有其道理。

从竞技场看过去，皇宫的另外一边就是教堂，这也是另一个人们能经常见到皇帝的地方。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的最初几10年里，那儿兴建了不少的教堂。这些教堂都献给了“神圣的智慧”（希腊语中的hagia sophia），暗示了建造者对传说中所罗门王的智慧铭记在心，因而以所罗门神庙作为模仿的对象。

查士丁尼即位时建起的教堂如今已经荡然无存：它在尼卡暴乱期间毁于火灾。

当查士丁尼在暴乱后重新掌控局势之时，他看到了机遇，于是建起了一座新的教堂。它在那儿屹立至今。如果他嫉妒阿尼奇亚·尤里亚娜在10年前建造的那座教堂的话，那么这一次他的机会来了。新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相当于尤里亚娜那一座的一倍半大。尤里亚娜的教堂以精美的装饰闻名，而查士丁尼的教堂则凸显了帝王的气派。自从537年完工后，宏伟地矗立在城市最中心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就成了君士坦丁堡（现今的伊斯坦布尔）的地标。

查士丁尼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外观并不惊艳，但它那雄伟壮丽的气场足以让人折服。从外观来看，它就像是一连串沉重而又乏味的建筑材料的堆砌，要不是奥斯曼帝国时期在周围建起的几座尖塔，整座建筑会显得更加沉闷。后来，征服者穆罕默德把它改建成为一座清真寺，现代化过程中的土耳其人又把它改建成了博物馆，尽管一些信徒认为这样做抹杀了它作为代表穆斯林胜利的标志。（奥斯曼帝国时期留下的蓝色清真寺与相距数百米的查士丁尼的教堂对峙着。它就建立在查士丁尼宫殿的废墟之上。当今的教宗曾经在这里祷告过。）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结构设计十分精密，它承担着从未有过的风险，才使得教堂的内部空间显得如此宏大。无论是圆顶的高度、广度，还是它上面装饰的镶嵌画，都让人叹为观止！如果在后来的年月里，圆顶时不时地塌陷下来的话，那就说明当初的风险值得认真对待。“所罗门，我胜过你了！”在踏入业已完工的教堂时，查士丁尼大声喊道。这只是不成熟的可怜呐喊而已。

教堂的改建工作（查士丁尼在世的时候就开始进行了）实际上是对它标志性地位的认可，因为它占据了这座城市精神世界的中心位置。563年，大教堂在第一次毁坏后再次对公众开放，宫廷侍从官保罗⁸在他的一首诗歌中为查士丁尼时期的君士坦丁堡写下赞歌。“查士丁尼在他的城市里抵挡了瘟疫和阴谋的双重侵袭，并将他的统治延伸到世界各地。在大教堂的建造上，查士丁尼超越了罗马，”他写道，“就像上帝超越了偶像那样：旧罗马的神殿可没有这样的大手笔。”

保罗告诉我们，当圆顶坍塌时，尘土飞扬，大地震颤，但是基督保护着教堂，所以没有人伤亡：如此神圣的地方是不允许有死亡的玷污的。在诗歌里，罗马被拟人化为一位伟大的女人，出现在查士丁尼面前。她给予他忠告，而皇帝的行动也使她感到欣慰。在圣诞节期间，教堂再次对虔诚的信徒们开放了。

保罗继续为我们描述，这也是6世纪对于大教堂最好的描写：他提及了起支撑作用的半圆顶，还有最大的那个圆顶。他以鉴赏家的眼光，对大理石材料的各种色彩作了一番盘点。特殊的绿色大理石是从帖撒利运来的，著名的白色大理石来自位于马尔马拉海上普洛孔涅苏斯岛的采石场，还有其他许多石材，都是按照查士丁尼的心意从各地采集而来的。从各地运来的银子是为支撑祭坛上方穹顶的四根圆柱而准备的。最上方的是画有基督的大幅镶嵌画，覆盖了整个圆顶，基督的两边分别是彼得和保罗。入夜后，教堂内弥散的灯光使人目眩，一排排从天顶上垂吊下来的灯饰恰到好处地悬挂在半空，室内有如白天般明亮。这座教堂里共有60位司祭、100位执事、90位副执事、110位读经人、25位唱诗员以及100位守门人，他们一起为公众服务。

这么大的教堂，如果里面站满了人，该是怎么样的一幅情景呢？我们不妨作一番想象。拥挤的人群随着神职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引导进入教堂内部，他们立刻就会惊叹于室内巨大的建筑空间和宏伟的祭台，然后再随着引导员的指示小心翼翼地待在某个地方。仪式的游行队列及唱诗队伍有时会涌向教堂外的街道上。就像6世纪晚期，当时的莫里斯皇帝规定，每年有一次纪念战胜波斯人而进行感恩的列队游行，游行的队伍会经过整个城市一直到达布拉切尔内的圣母教堂。

通常来说，教堂除了在视觉上带给人们惊喜之外，更多的是听觉上的感受。在阿拿斯塔斯在位期间，来自叙利亚的乐师罗马诺斯一直为皇家的仪式作诗，直到555年去世。他的一些传世作品大多都是用于庆祝每年宗教历法上的纪念日，把圣人的节日和教会节日变成了乐曲。它像现代的街舞那样富于现实感，但曲风则是平和而端庄的。比如，马利亚就是这么为新生的耶稣而祷告的：

吾儿啊，请你接受三一的赐予，

答应生你养你的她提出的三个请求：

我为四季的交替

为大地的丰收结果

为生活在其上的人们而向你祈祷

请让万物和谐共存，

因为你是我诞下的骨肉。⁹

作为虔诚肃穆之所，这个地方维持了将近1000年。君士坦丁堡的历代君王们在这里出席各种宗教仪式，进行祷告，或是举行登基典礼。这座城市的人们在竞技场里为帝王们的欢愉而服务，而上帝和教士则在教堂里向他致敬。一些学者曾将君士坦丁堡独特的神权政体称为政教合一制（Caesaropapism），但这个说法有些言过其实。有时牧首也能引导皇帝，皇帝则经常对牧首发号施令，双方时不时地发生龃龉。然而，每当君王步入此地，君权神授的自然效应就胜过了教义上的任何规定，对都城与帝国的权力格局产生影响。不管奥斯曼土耳其人怎么做，这个地方都再也无法找回往昔的气氛了。

夹在竞技场和教堂这两个向公众展示的空间之间的，就是皇帝的宫殿了：这是城市的心脏所在，也是真正的炫耀之所。

罗马城从来就没有空间去建造这样的宫殿。比起试图在早已发展得拥挤不堪的历史古城里挤入这样的帝国气象而言，在专门规划的帝国城市里建造它则显得容易多了。那些深谙如何才能表现一个帝国的人，从头开始建造了君士坦丁堡和它的宫殿。皇宫是那种政治表达的中心，因而也是它所承载的伟业最终走向失败的源头。它的外观给城市一种圣人敬而远之的神秘感，似乎深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那么多的岔路、配楼、暗室和秘阁，就连住在这里的皇帝们都不可能走遍。

进入宫殿的最佳途径就是由西面步行而入。城市的中央大街将从各个城门进来的人们汇聚在一起，引导他们朝东南方向进入城市的中心地带。这条街道本身也是一个仪式性的舞台，它的两边饰有柱廊，那些成功的商贾和专业人士经常聚集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较为奢华宏伟的狄奥多西广场，接着看到靠近宫殿的是年代较早也较为低调的君士坦丁广场。在较远处有一条庄严的林荫大道，它通向奥古斯塔广场，这也是位于竞技场和教堂之间的最后一个露天广场。543年，查士丁尼在这里高耸的圆柱上为自己建起了一尊巨大的雕像，展现了他英勇威猛的戎姿，尽管他一辈子都没有从过军。直到16世纪，苏莱曼大帝才下令将其拆毁。

从奥古斯塔广场那里，权贵们经由查尔克青铜大门进入正宫。宫殿内部的穹顶镶嵌画表现了查士丁尼带领军队先后打败汪达尔人和哥特人的场景（事实上是他的将军贝利撒留打的胜仗）。在这座宫殿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长期不变的。这里总是会有各式各样的扩建、改建和装修工作。为了在位的君主，要不断修缮这座神殿般的建筑。

这扇大门的背后就是大片的建筑群了，它们随着地势的起伏一直蔓延到海边。高墙内隐藏着许多各自带有三扇门和前厅的大堂。在会客厅的最深处有一个略高的平台，朝臣和宾客们在经过了蜿蜒曲折的走廊、帘幕遮蔽的凹室和镶有图案的地板之后，被引导至皇帝的御座前。参观者可以看到会议厅以及宴会厅。它们中间最大的要数拥有19张长椅的宴会厅了，它能容纳228位宾客，但对于一些私人活动来说却显得空间过大。因此后来在6世纪，查士丁二世皇帝增建了一个金色宴会厅，它呈八角形，上方饰有穹顶，在这个更加奢华的房间里只能容纳102名贵宾。各式各样由手工仔细拼接而成的镶嵌画布满了整个房间，这些精美的图案令人眼花缭乱。其中包括了老虎捕食，熊吞食幼鹿崽，熊追逐青年男子，大象与狮子争斗，老鹰吃蛇，男孩喂驴，猴子赶树上的鸟儿，神话英雄柏勒罗丰与奇美拉战斗，青年男子头顶一只熊，头部被枝叶环绕的短须青年，四个赛车手在竞技场上进行模拟战车比赛等各种场景。¹⁰不管是《绿野仙踪》里的奥兹国魔法师，还是拉斯韦加斯恺撒宫的建造者们都无法超越君士坦丁堡内的帝王们，他们早已臻于化境了。

此时的宫廷正是一切权力之所在。罗马的历史再次开始轮回，塔西佗的观点也已经过时了。除了在都城的宫殿里，人们无法想象皇帝还能在哪里即位。若是皇帝走出宫殿去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那么目的只可能是参加仪式活动，通常而言是宗教仪式。有些时候，他也许想逃离这座城市，前往位于查尔西顿的另一座宫殿（就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对岸）。不过，他只要经由皇宫内的通道从水路离开就行了，不必穿过拥挤的城市街道。

皇宫是身着紫袍的人生活的地方。古代的染料制作工艺在此时达到一个高峰，甚至到了现代人都有些羡慕的地步。在共和国时期，罗马曾经允许人们穿戴紫色或以紫色镶边的服饰，作为公共职务和显赫地位的标志。根据我们所知道的那些染料，根据传世的艺术作品，我们知道这种色调太不像那种按照牛顿学说将蓝红二色均匀调和而成的紫色，而更加接近于现今我们在罗马枢机主教身上所见的那种颜色。在罗马帝国早期，一股时尚之风扑面而来，对色彩的运用在富人群体里变得更为常见。最终罗马人抛弃了他们对于丝绸织物只适合女性使用的偏见，也开始制造精致明艳的丝织物了。最大的染料工厂位于地中海东部的推罗地区，那里的海洋生物因其着色的耐久性而被捕捞起来，用于染色。戴克里先皇帝把这些工厂的拥有权转为皇室所有；他将东方的制作工艺引入朝廷，还新做了一柜子的紫色丝绸衣物，用于替代之前粗糙厚重的羊毛织品。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只有皇帝才可以穿着特殊的颜色；若有任何其他人胆敢如此，将以叛逆论处。到了5至6世纪，皇帝们越来越焦虑不安了，准备立法惩治此种僭越行为，但都没有成功。狄奥德里克展现自己具备王者风范的措施之一（根据帝国西部的文献记载），就是规定在他统治的范围里只有他自己才能身穿紫色丝织物。

皇宫的深处是私人生活区，也就是皇帝和皇后各自的寝宫——当然，每座寝宫都是由套间组成的，而不仅仅是单间的卧室。其他的官员都有他们自己的住所，但很少会被允许设置在宫殿内。每座寝宫都有各自固定的侍从，甚至配备专门的厨房。只有宦官、侍卫、内侍、御医以及地位尊贵的教士和修士才有可能进入皇宫的最深处。

皇帝们从此不再亲临前线，而封闭在了深宫内苑之中，于是皇后们就有机会在政治舞台上成为重要参与者。皇后有她自己的侍从和经费，可以扶植许多觊觎者登上本来与他们无缘的皇帝宝座。“奥古斯塔”（Augusta）经常提供传承的连续性，因为寡妇或女儿可以通过婚姻将新的男性带入帝王家族。（如果寡妇在其年轻的时候曾经嫁给一位非常年长的皇帝，通常来说，她的影响力可以比最初的婚约持续得更为长久。）仅在公元5至6世纪，七位拥有奥古斯塔头衔的皇后，本人都是帝王的女儿。尽管查士丁尼的皇后狄奥多拉受到最多的关注，但以皇家传统的标准来看，她根本不值一提，只是一个特例罢了。

宦官的存在给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增添了一种特殊的氛围。¹¹他们是一些由疾病、意外或者是故意切除而导致性无能的男子。切除性器官听上去很可怕，但不能简单地将其与残忍两字相提并论。对社会边缘人群或弱势群体来说，成为宦官有时候也是拥有权力并过上安稳日子的通途。文献记载罗马领土之外的黑海东岸有一个叫阿布斯齐的地方（现在阿布哈兹的名称即由此而来），那里的国王把男孩卖去阉割做宦官，还杀害他们的父母。当时很少有人去关心这些阉割手术的死亡率高达95%，而手术后存活下来的人们会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非常幸运。

因为宦官在这里很是常见，已然成为一道风景；又因为他们在性方面的绝缘让人很容易联系到宗教意义上的节欲，所以后来的解经家在读到先知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的宫廷里供职的故事时，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这种解读出于敬意——他一定也是宦官。从更高的层面上来说，没有性别之分的天使们也给凡间的那些没有性能力的男性们一份尊重。接替贝利撒留统领军队，最终为查士丁尼平定意大利的纳尔塞斯将军就是一名宦官。到了8世纪，宦官甚至可以坐上君士坦丁堡牧首之位。

皇室侍从的最高职位就是大总管了。他掌管各方面事务，通常由宦官担任，这样就可以避免由于家族利益而出现贪污腐败。他以金色权杖为令箭监管着其他的侍从官，谨言慎行地维持着宫殿的秩序和影响力，有时候甚至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一般而言，他们在引退后可以进入元老院。）

朝廷里的仪式活动多极了，就像密西西比州公路边的葛藤一样疯狂蔓延。仪式活动一多，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各种仪式规定和仪式程序的记载。仪式活动相关书籍的撰写在10世纪君士坦丁七世¹²在位时期登峰造极。当时皇帝要亲自过问仪式典礼的记录，查看这些记录是否详尽准确。这些书籍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口，使我们得以窥见最煊赫的皇宫。

仪式典礼的程序一般是这样的。站在皇帝身边的高官显贵们首先缓缓进入会客大厅。在适当的时候，帘幕升起，大厅里气氛森严。这时，皇帝坐在他的宝座上，出现在大家面前。宝座置于一个略高的平台上，上方饰有金色华盖。接着，司仪开始念当天访客的名单，从身份最低的人开始念起（尽管能来这里受到皇帝接见的人身份都不会太低），他们挨个进来行跪拜礼。这是来自东方的一种礼仪。（众所周知，波斯人知道该如何做这些事情。）在侍从官们的严密监视和谨慎引导下，最后一位也是地位最高的访客进入大厅。如果他能受到特别恩宠的话，那么除了行跪拜礼之外，他还可以被恩准亲吻皇帝的鞋子。

接下来可能是颁布某项决定，或者是欢迎某位使节到访。结束后，皇帝起身离开座位，接着离开的是高官显贵们，这时是按照身份由高到低依次退场。对一些人来说，这已然成了家常便饭；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很惊险刺激的机会；但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他们明确地强化对皇权效忠的仪式。能否入朝觐见，也界定了一个人的身份地位。

在查士丁尼时期，仪式的整个过程都使用拉丁文，但这种非常罗马化的做法即将改变。君士坦丁堡日渐上升的地位，使得希腊文在公元4至5世纪开始逐步拥有与拉丁文相同的地位，成为法定语言。查士丁尼颁布的法典是以拉丁文写成的，但在此之后，他越来越多地开始用希腊文来颁布法律了。于6世纪70年代在位的皇帝提比略二世，可以说是当时第一位希腊人皇帝；到了80年代，未来的教宗格列高利一世发现，已经很难在君士坦丁堡找到能将希腊文译成拉丁文的人了。

登上皇位

这就是查士丁尼时代的君士坦丁堡。在527年他即位之时，这座城市在各方面都处于鼎盛时期。但我先前的叙述似乎稍有些提前了。谁是查士丁尼？他是怎样来到这里的呢？

他出生时叫佩特鲁斯·萨巴提乌斯，后来改名为查士丁尼，以突出他和他舅父查士丁之间的紧密关系。据说查士丁和他的两个伙伴，兹马尔库斯和迪图维斯图斯，一起从马其顿的山里出来闯荡，他们的背包里除了“paximadia”（Paximadia是一种经过两次烘烤后不易腐坏的面包，在记忆中，这是克里特的牧羊人和希腊的乞讨者才吃的食物）以外一无所有。他们都是立志出门闯荡一番的普通人，在君士坦丁堡他们找到了机会。

查士丁加入了侍卫亲军，这是一支由300名宫廷侍卫组成的精英部队，他一直升迁至亲军指挥这一高级职位。这是一个纯军事性的、地位不低的职务——不过，保护君主是很难成为一项纯军事性事务的。我们认为那时的他应该已经步入中年。518年，当在位27年的阿拿斯塔斯皇帝于88岁高龄驾崩时，查士丁65岁。500年后，另一位皇帝，“紫衣者”君士坦丁七世，非常详细地记述了下面即将发生的故事。¹³

当宫廷总管和朝廷众臣们准备对外公布阿拿斯塔斯皇帝驾崩的消息的时候，他们把政事总管克勒尔（也来自巴尔干半岛）和亲军指挥查士丁召进宫中，告知此事。不一会儿，他们就各自回去和其他成员（克勒尔和他的行政官员们，而查士丁则和侍卫亲军）进行商议。第二天早晨，领导国家的公民们（理论上是指元老院成员，但实际上是由一些权贵组成的专门小组）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来到了皇宫，一些人身着素衣以示庄重，另一些人则身着五颜六色的朝服。他们可以听见竞技场上传来的欢呼声，成群的人们在那里等待新皇帝的产生，就像现在人们拥挤在圣彼得广场上等待新教宗的上任那样。在靠近外宫和内宫交界的地方，在大宴会厅外的柱廊下，教俗两界的显要人物们端座在专门的席位上。

一场激烈的争论在那里展开。人如其名的克勒尔的（意为“迅速的”）认为，如果朝中的核心官员想要保留主动权的话，就应该迅速作出决定。与此同时，皇宫外面的行动已经抢先一步开始了。在竞技场，侍卫亲军拥护一位叫作约翰的将领来当皇位候选人，并用他们的盾牌将他高高托起。但是蓝党并不接受这个人，于是他们就开始投掷石子来驱散人群。一些侍卫亲军用弓箭加以还击，杀死了部分蓝党人。另一支被叫作御营军（scholares）的侍卫队看中了一位在军事机构供职的贵族（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把他拽到大宴会厅，请求他加冕。但得知此事的近卫军很是气愤，他们迅速来到现场，把候选人拖了出去，差点儿就要处死他。此时尚且算不上大人物的查士丁尼插手解救了这位贵族，将他保护了起来。近卫军中也有些人出于一时冲动而想推举查士丁尼，但他并没有接受。

与此同时，一伙暴民在象牙装饰的宫门旁大声嚷嚷着，要求宫廷总管快点向他们交出皇帝徽符，这样他们才好拥立新主。然而，宫门内的朝臣们始终保持沉默。最终，查士丁坐上了皇位，其原因引起了后世的诸多猜测。后来在6世纪时，史家约翰·马拉拉斯写道，一位反对暴民要求的高级宫廷总管给了查士丁一笔钱，让他的军队支持一位叫狄奥克里图斯的候选人。但查士丁把这笔贿赂用在了更个人的目的上，这样一来，军队反而推举他作为候选人。这个说法与另一位6世纪的史家秘书官马凯利努斯的描述相符合。他说，狄奥克里图斯和他的庇护人阿曼提乌斯在查士丁统治初期就被处死（马凯利努斯没有给出理由）。查士丁是大家熟知的，他正处于壮年，又在这样的关键时期掌控着军队——先让他的军队具有足够的威慑力以至民众不敢叛乱，然后再巧妙地把他们拉拢到自己跟前。

查士丁在一片喧闹声里受到人们的欢呼——我们的新皇帝带着他在与御营军混战时裂开的嘴唇出现在大家面前——他在元老院、士兵们和各党派的热情支持下来到了竞技场。蓝绿两党都向他欢呼，宫廷总管们最后也妥协了，交出了皇帝徽符。查士丁在牧首和城中显贵们的陪伴下走进皇室包厢。他被人们用盾牌托举起来加以庆贺，并从枪骑兵长官高迪拉的手中接过厚重的颈链。四周的军队方阵都从地上站立起来，以标准的军姿向他们高声致敬，他们一边整齐地敲击着他们的兵器，一边欢呼新皇帝的加冕。

按照惯例，此时查士丁应该回到宴会厅去穿上袍服，而士兵们在他周围用盾牌围成一圈以维护帝王的尊严，他在盾牌的遮掩下完成了更衣的程序。接着主教为其加冕，他拿起长矛和盾牌，走向皇室包厢里最为醒目的位置，这样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他。“奥古斯都查士丁，愿您征服一切！”¹⁴四周的人群齐声喊道。他的即位演说稿被递了上来，转而又传给下面的官员，由他们大声地念出来，好让每个人都听到：

查士丁：在万能的上帝的旨意和你们的选择、选举和支持下，我们掌握了最高的权力，并祈求神灵的眷顾和帮助。

民众欢呼道：愿您的天下永处盛世！愿您的统治天长地久！愿您的政府繁荣富庶！天上的王啊，请您佑护地上的王！奥古斯都查士丁，愿您征服一切！愿这位年轻的君士坦丁长命百岁！我们都是陛下您的仆人！

查士丁：愿您的仁慈给予我们力量，满足您与共和国的一切需要。

他们呼喊：上帝之子，请怜悯他吧！您选择了他，因而也请您怜悯他吧！奥古斯都查士丁，愿您征服一切！

查士丁：我们发自内心地希望，在上帝天命的引导下，使你们富庶发达，以最温柔的爱，千方百计地保护你们每个人，使你们过上和平、无忧的日子。

他们齐声欢呼：皇权所幸，三位一体所幸，城邦所幸！愿陛下长命百岁！为我们带来圣洁而智慧的世界统治者！

查士丁：为了庆祝我们统治的开始，我们将给你们每人5个金币（nummi）和1磅银子。

他们欢呼道：愿上帝佑护基督教皇帝！这是全天下人们的祈祷！

查士丁：上帝与你们同在。

这样，整个过程算是完成了。权力被安全地移交到新皇帝的手中（此后的情况可以确认这一点），但抱怨之声依旧存在。有一位很有威望的公民，他于519年在查士丁的手下任职了很短暂的一段时间，但并没有成为查士丁的党羽。他曾说，某一个公共浴场墙壁描绘了他的出身，还有他初至君士坦丁堡时的窘境。可见，人们没有忘记这位新皇帝平凡的青年时代。

但这一切无关紧要。查士丁的两位外甥可以确保他后继有人。日耳曼努斯在色雷斯的军队任职，相对默默无闻，而另外一位则是未来的皇帝，他就是查士丁尼。他立即荣升到指挥的级别，不久后又取代维塔里安成为负责卫队和朝廷的将军，进而担任了执政官。520年年末，当查士丁尼卸任执政官的时候，我们发现维塔里安被不着痕迹地谋杀了。

查士丁非常幸运，可以在阿拿斯塔斯打下的基础上开始他的统治。阿拿斯塔斯可是这么多年来难得一见的最善于理财的罗马皇帝。他将分量十足的铜币投入了流通，从而稳定了通货。他这样做不仅促进了商业的流通和发展，同时也充实了国库。（罗马皇帝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仿效了非洲和意大利的那些所谓的蛮族政府曾经采取的措施。）阿拿斯塔斯明智地在公共设施和防御工程上进行投入，例如为防御波斯人而在达拉建造的边防前哨基地。他妥善地管理着国家的各类开支，还实行了减免税收的政策。在一个庞大而又高效的税务系统的维持下，他离世时为国库留下了30万磅黄金，而这些都为查士丁和查士丁尼的肆意挥霍提供了保障。

查士丁做了将近9年的皇帝，但是他不够年轻，能力平常，既没有很好的关系，也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这样看来，比他年轻而又显然充满雄心壮志的查士丁尼应该是掌握实权的当然人选了。在舅父在位期间，他已经开始加强自己的势力，学习如何管理朝廷和首都的事务，为他自己的登基作好准备。（比如，他要确保他的那位出身低微并不十分受欢迎的配偶狄奥多拉在他登基后可以当上皇后，当然，她自己也为权力的到来作好了准备。）当时机到来时，他大约45岁。

等到527年查士丁去世的时候，局势已经很明朗了。

新政治家

罗马帝国一度由贵族家族统治，其后又被武夫们控制。查士丁尼在位期间，教士和文职官僚开始崭露头角。他们不是靠血统的承袭或者英勇无畏的胆魄，而是靠他们通过书本所掌握的知识来赢得权力，因为书中自会有生活的法则。古代晚期对西方社会影响力最持久的贡献就是开创了由书本和他们的解释者所主导的文化体系，这个体系既体现在宗教层面，也体现在法律层面。我们已经看到，罗马的主教们利用书写的文字构建起了他们的权力，他们宣称的教宗至上主义逐渐为人们熟悉，到了最后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实。为了操控人们的集体想象，各种类型的基督教会都利用了圣经的经文，进而是这些经文的集合，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圣经》。

罗马法可以说是由文字书写衍生出权力的另一个故事。其最古老的形式应该是罗马的《十二铜表法》，它写于公元前450年左右，即便是后来的孩童仍要学习这部法律。西塞罗曾这样描述他所认识的长者，说他们手持着《十二铜表法》，它代表打开一切法律知识大门的钥匙。在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时代，各种类型的法律文本不断涌现，而掌握这些文本所依赖的技巧则是构建法律权威的重要工具。尽管如此，法律权威在相对威权主义的社会里只是一个辅助品。它是富人用来保护他们自身权益的方法，但并不是他们自己需要掌握的东西。在帝国最初几百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律文本的重要性通常次于法官，尤其是最高法官即皇帝本人的态度。

皇帝们通过文字书写设立了自己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依靠那些不甚稳定的工具掌控着这些法律的命运。尽管罗马帝国的法律得到了后世的信赖，但其中的大多数并不是在仔细斟酌之后才颁布的。也就是说，它们既没有对各种可能存在的例外情况加以考虑，也没有一套明确的颁布仪式，难以融入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有一些所谓的法律文书更像是来自最高领导人的信件。因为公民们可以写信给皇帝提出申诉和抗议，皇帝也以信件的形式回复他们，这样的信件通常被称为“批复”（rescript）。在行文中，皇帝会把公民提出的请求与他的官员们提供给他的相关法律原则和惯例联系起来。然后，根据他所掌握的相关信息，尽可能合理地对案例作出裁决。这封信将被发还给申诉者，而它的副本就会被存入皇家档案。有多少人知晓信件的内容，这就难说了。大城市里的那些见多识广的法律学者密切关注着皇帝的书信内容。但在帝国的天涯海角，即便是那些最有权力的人，得到信息的渠道也不会非常通畅。在一个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全面掌握现有全部法律的世界里，法律的效力只能是有限的。

人们普遍地感受到这种法律体系的缺陷，但对它的改善却十分缓慢。代表罗马法学的第一个伟大时代产生于塞维鲁王朝的皇帝们执政之时。它与当时帝国官僚政治的发展相呼应，但公元3世纪那个无序而混乱的时代也为时不远了。这个时代的产物就是像盖尤斯和帕皮尼安这样的权威法理学家的著作。在罗马法影响很大的时期里，他们的作品经常被引用和参考。他们提供的并非是实际意义上的法律文本，而是经过消化后的解释，以及对诸如财产、侵权和犯罪等法律程序的实际应用原则的设定。这些作品的确具有不可或缺性，但它们本身并不是法律，而后世的皇帝也不断地打破先例和设立新的法律。

在上述时代到查士丁尼时代之间，罗马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规模上的变化。我们已经看到在戴克里先和他的继任者们的统治下，政府雇员的数目是如何激增十倍的，而与此同时，帝国的领土却没有扩张，人口也只是适度增长。5世纪，新的管理体系重组了西部各行省，可以被称为罗马帝国政府雇员的人数略有减少，但在东方广阔的领土上，政府雇员的数目却在不断增加。

如此的增长情况意味着中央政府可以知晓地方事务，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迅速更准确地介入其中。这也意味着，长久以来西方国家所缺失的在法律权威及其实施过程中保持一致性的方案，不仅被设想出来并且首次实际做到了。（中国历史与罗马的情况非常相似，公元587年我们首次听到科举考试制度的说法，这个制度实行了很长时间，历经数代王朝，形成了精通文本的官僚系统。）

在这个富有进取心并且注重管理的新帝国里，出现了很多把现有的法律编纂成法典的大胆尝试。到了4世纪早期，两位法理学家，格列高利和赫尔墨根内斯，已经把大量的书籍编纂成基督徒们所钟爱的新式手抄本（装订成册的书页，而不是展开的卷轴）。他们对现存的罗马法律收集整理，并按照主题进行归类。这种方法制成的书籍造价十分昂贵，因而既难以普及，也很难抄写出一模一样的副本，但可以想象它们在法律人士中间的受欢迎程度。然而，这些书籍毕竟只是参考书，而不是权威出版物。这些法典所存在的缺陷，极大地限制了它们改变现行法律惯例的能力。这些问题直到狄奥多西二世在位期间才得以改善，他于438年颁布了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法学著作：《狄奥多西法典》。

这部法典目标有限。它收集整理了公众知晓的帝国法律，然后以相对合理有效的顺序进行排列。法典中的法律条文多半都保留了它们创立之初的痕迹——通常会有颁布的确切日期、法典所收录的特定复本发布的地点以及最初编订时的细节，这些内容使之成为研究4世纪和5世纪初期所发生的事件的珍贵史料。¹⁵《狄奥多西法典》在法律条文系统化的工作上作得还不是很成功。特殊情况时有发生，如果两位皇帝对同一问题产生相互矛盾的看法时，他们各自颁布的法令仍然会并列出现在法典上。

查士丁尼有着更为宏大的理想。他把法典编纂工程推向了更高的逻辑层面，出版了三大恢宏的法学著作，至今还有一定的影响力。若是要对他的成就作一番评价的话，我们必须要提及的是它意味着对权威的重新定位——从人转向文本，从人们互相争吵着到皇宫去找皇帝评理转向一切由法学家充当协调人。

法典编纂者中最为著名的是提法官特里波尼安，他的名字的确值得被铭刻在法律史上。就在查士丁尼登基后不久的6世纪30年代，特里波尼安和他的同僚们成功地将罗马法律文本整理出来，比以往更为完整和准确，并且努力使其变得容易理解。

第一步就是编纂《查士丁尼法典》。该法典的编纂工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胆地进行，在法律条款的收集和整理过程中弱化了部分法律文本发布的时间和地点，因此较之《狄奥多西法典》，它显得更不强调历史和时间概念。特里波尼安所做的工作比以往的法典更加注重其完整性、一致性和准确性。查士丁尼开创的事业在6世纪一直保持着动力。查士丁尼及其继任者用《新律》（the Novellae constitutiones，通常称为《新律》，在英语中会被误认为the Novels，即小说）定期对其进行增补。这份伟业堪称罗马法的集大成者。它的官方复本被送往帝国的各个主要城市，这使得帝国的法律较之过去更为透明和有效——同时也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掌控权。

在529年完成的《查士丁尼法典》的基础上，查士丁尼的手下又为其编写了相关的工具书。他们对法典中的所有法律条文作出综合解释和概述，编成了《学说汇纂》（Digest）。对有史以来的罗马法，它直接地进行了最为大胆而广泛的论述。表面上看来，《学说汇纂》仅仅是对法典的重申和概括，而实际上，它和《查士丁尼法典》一样，都有力地强化了一套更集权、更标准、更稳定的法治体系，同时还更清晰、更简洁、更有条理。这样一来，我们只需要查找一处，就可以得知对罗马法律原则和细节最为直接和权威的表述。

然而，《学说汇纂》还不是终点。它作为一本参考书来说仍旧庞大了些——不管如何缩减，它还是由好几本既厚重又昂贵的手抄本组成的。因而，特里波尼安和其他编纂者最终拿出的解决方案是筹划单本的《法学阶梯》（Institutiones）。早期的法理学家盖尤斯和帕皮尼安等人也写过类似的相对而言非官方的著作，而这部《法学阶梯》则追随着前人的脚步，成为了官方认可的罗马法律教科书。规范化的法律教学意味着规范化的法律实践，《法学阶梯》一书正是明确地为此目的应运而生的。整部书的编纂工作于533年完成，后又在534年对《法典》进行了修订（处理了在编写《学说汇纂》时发现的问题）。

由于这部法律汇编的绝大部分都忠实于历史，且颇具影响力，因此，在我读大学本科期间选修罗马法律导论课程时，我们阅读的仍旧是印有大量注释的《法学阶梯》译本，这也是了解从共和国到帝国晚期罗马法律思维演变的最佳途径。它的价值就在于法律的实践与理论之间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是罗马之所以成为罗马的最为鲜明的标记。更有甚者，这部《法学阶梯》对有些人来说内容也过于烦琐。于是在6世纪50年代，一位教师编写了一本更加简明的教科书，以《尤里安摘要》（Epitome by Julian）为名存世。这本书主要针对基本概念进行教学，教授对象应该是从意大利逃亡而来的难民。这类摘要在中世纪早期被广泛地使用。

在6世纪，西部各行省以所谓的蛮族法典，作出了贡献——这些法典由地方统治者筹划，汇集了相关的法律条款，偶尔也会摘录一些当地法学家们认为有必要强调的内容。其中的一部我们先前已经述及，它就是《狄奥德里克法令集》（the Edict of Theoderic），其他类似的文本分别以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法兰克人的名义保存下来——通过这些文本可以感受到罗马传统的韧性，即便是换了新的政权也能将其维持下去。那些偏远的行省并没有首都才有的那种法律专家，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更注重当地的风俗和习惯，自然也有相应的变化和不完善之处。即便如此，它们也都是罗马法传统的产物，很少有所谓的蛮族文化的印记。

而在东部各行省，法律的权威地位正以其他方式推进。生活在查士丁尼统治时代晚期的史家阿加提亚斯为我们描述了一场公开审判，这场审判是奉君士坦丁堡朝廷之命在高加索山脉下的科尔基斯人中间进行的。其间，从君士坦丁堡那里不断传来法律的空话，审判的花费也不计成本。身着朝服的法官坐在高高在上的席位上，他的速记官、传令官、监守和行刑者则围绕在他的身边。当地的人们其实根本就听不懂审判的过程，但阿加提亚斯告诉我们，他们会支持他们所认可的控方，通过模拟说话者的声音和手势进行附和。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被告获罪，被迫骑着骡子上街游行示众，然后被斩首。

罗马人的法律训练已然达到一致而明晰的程度。在西部，除了最有名的罗马，还有纳尔榜和里昂；在东部则有贝鲁特，早在4世纪，当地的希腊文人就对年轻人不崇尚纯粹的学习研究而专事趋利性实用性强的法律工作的风气有所抱怨。到了5世纪中期，君士坦丁堡已经开始赶上来并逐渐成为重要的法学中心，而雅典、亚历山大港和巴勒斯坦的凯撒里亚在罗马人统治时期也曾经是法学重镇。贝鲁特在一次地震后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而551年的大火对东部的几个城市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据阿加提亚斯所述，“美好的贝鲁特城，腓尼基的瑰宝，被完全毁灭，它闻名于世的建筑珍品也沦为废墟，除了光秃秃的地基，建筑几乎荡然无存”。¹⁶以弗所的约翰还记载了一次潮水。当人们正急于互相解救或抓住逐渐上涨的船只逃命的时候，潮水突然冲回来，出其不意地将他们卷入其中。

后来罗马法的学习形成持续五年的学制。第一年要熟悉《法学阶梯》通本以及《学说汇纂》的前四卷；接下来的三年内要完成对《学说汇纂》其余篇章的学习。在第五年，学习整部《法典》，让学生融会贯通地思考近代和当代的皇帝们所关心的问题和制度。

从533年开始，查士丁尼禁止了任何形式的私人法律教学，以表明只有官方培养的标准才是有效的。法律、法学家和审判程序此时都已明白无误地归属帝国政府，民众对此没有任何权力。法典编纂的那些年不仅恰逢狄奥多拉的反娼妓运动（她为风尘女子建造庇护所，我们无法说清楚这些地方究竟是庇护所还是监狱），同时也恰逢反同性恋行动。“那一年（528年），不同行省的几位主教被控告有不道德的肉欲生活和同性恋行为。他们之中有以赛亚，他在担任罗得岛的主教之前是君士坦丁堡的警务总监；另外一位是亚历山大，色雷斯的迪奥斯波利斯主教。他们被带到守城大臣维克托面前，依照神圣的法令进行审判、定罪和惩罚。维克托对以赛亚用了重刑，还剥夺了他的主教之职。他下令对亚历山大处以宫刑，然后再把他抬到大街上，任人嘲笑。查士丁尼也立刻发布法令，声明凡是犯有鸡奸罪的人都将被处以宫刑。当时很多同性恋者被捕获刑，并在受刑后死去。从那时起，那些同性恋者就生活在惶恐之中。”¹⁷

在强有力的法律制度下，政府管理现在由专业人士掌控。我们知道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姓名，其中的一些人还留下了著作。这些在宫廷里办事的官员，他们的影响力从未如此深远过，他们的专业素养也从未如此令人钦佩过。日趋专业化的贵族和朝臣群体，加上日渐固定的法学家和商贾群体，这些人群构成了这个国家的中坚。从此以后，这个国家将会越来越多地被称为拜占庭帝国。

吕底亚人约翰（来自小亚细亚西部）对自己曾在罗马人手下做事的历史很是骄傲。其他一些和他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也从帝国的各个地方前来。他们接受过精英教育，半生不熟地行使着权威。约翰先是学习了哲学，然后在他的老乡佐提库斯当上枢密大臣的那会儿，找到了一份庭审速记员的工作。在佐提库斯的任期里，他升迁得很快，不但赚到了1 000个金币，而且还结了门好亲事，女方的嫁妆就有100磅金子。他原本可以就此辞官去过自己的日子，但阿拿斯塔斯皇帝请他回来继续任职，他应允了。他为朝政服务了很多年，也写了不少书，表达了自己对帝国事务的理想化观点。

这些人的视角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这个时代的精神和它的各种形变。让我们先在一个有意思的人物身上稍事停留，他就是秘书官马凯利努斯。

和当时许多很有胆识的人一样，他出生于巴尔干半岛——离现在的斯科普里，即查士丁尼的家乡不远。¹⁸他出生在一个动荡的时期。当时两位狄奥德里克正在巴尔干地区彼此争权夺利，后来那里才逐渐恢复了稳定。但他自己在那个时候接受了良好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教育。马凯利努斯在查士丁统治期间开始崭露头角。他担任了查士丁尼手下的秘书官（cancellarius），而查士丁尼那时身为国老，是辅佐皇帝的人。以他的地位，马凯利努斯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也能够知道很多事情，对查士丁尼这个人也十分了解。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人，他执着地效忠查士丁尼，却极其无视历代皇帝们的美德。在519年，也就是狄奥德里克决定以哥特人的视角总结罗马史的同一年，马凯利努斯开始撰写历史。该书以《编年史》的书名留传至今，还得到过两次增补。他的言辞风格是查士丁尼所熟悉的，而他的观点则代表着一个专制政权中的高级廷臣可能有的想法。

他的记述从公元379年开始。之前由君士坦丁的臣下、博学多识的尤西比乌主教用希腊文记述，而后由哲罗姆译成拉丁文并续写的官方记载，就是在这一年中断的。他根据这个传统选择了时段，讲述了从狄奥多西到查士丁直至查士丁尼在位期间的史事，包括了蛮族入侵和最初几代在宫廷中进行统治的皇帝。马凯利努斯所说的故事，读上去就像是所有描写那个年代的现代教科书的初稿：蛮族、抵抗、复兴。马凯利努斯笔下的蛮族没有一个是好的，匈奴人最坏。他以为，实用主义至上的阿拿斯塔斯皇帝只是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低估了他的成就。而维塔里安的兴衰史则是马凯利努斯记述中最有意思的个人传记。他夸大了维塔里安的成功，把他塑造成了一个专横暴虐的形象，然后又讲了他的最终结局（他被人捅了16刀，和侍从们一同死于宫中），却没有提及查士丁尼。可见查士丁尼的权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连马凯利努斯都不敢毫无顾忌地去直接大胆地描述他的罪行。

罗马的历史传统开始于公元前753年。罗慕路斯在那一年建立了罗马城，而维吉尔对这个故事的前传所进行的惟妙惟肖的描写还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之中。奥古斯都的统治在罗马历史传统上留下了一道鲜明的分界线：在此前的旧世界中，共和国的自由陷入了动荡；而其后的新世界，则是标榜着罗马传统的帝国秩序。从那时开始，奥古斯都—维吉尔式的政治宣传（imperium sine fine，即“没有尽头的统治”，维吉尔让朱庇特神如此解释道）成为了罗马帝国的主旋律。此时，罗马掌控了已知的地中海世界，而蛮族则待在他们的北部边界以外；他们的南面是沙漠；东面是神秘而凶险、放纵而奸诈的敌人，他们道德低劣，谈不上什么文明。在情况好的时候，他们可以遏制住蛮族人和东方人；情况不好的时候，只能任由这些摆脱束缚的人横冲直闯，肆意妄为。

作为一个从未去过罗马的罗马人，马凯利努斯无法看到他所在的国家在政府体制上的发展和进步。5到6世纪时期的君士坦丁堡所采用的以皇宫为基础的统治，彻底改变了戴克里先之前的罗马人所熟知的治理方式，它只是沿用了罗马早期的名称而已。这种盲目的自信在吕底亚人约翰所写的《论官职》（On Magistracies）一书中表露无遗。没有什么能比把古代的官职和传统延续至今更让他感到骄傲的了。但他这么做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而今，马凯利努斯书写历史的方式本身并不足以使其拥有长期的读者群。他所记述的重点就是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包括它的地震、它的民生、它的奇闻，还有“印度行省”给狄奥多西二世送来一只驯化了的老虎时的壮观场景——这是某位东方君主在外交上的友好表示。但类似这样的插曲不过尔尔。现代人都喜欢叙事而不是片段，喜欢故事而不是编年史。要不是其中的某个段落提到了下面这件公元476年发生的事情，这部作品就会彻底沦为充满一面之词的流水账了。

在本轮的第十四年，也就是巴西里斯库斯和阿尔马图斯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暴君巴西里斯库斯任命他的儿子马尔库斯为恺撒，并公然反对公教信仰，一性派的背叛昭然若揭。当芝诺复位的时候，巴西里斯库斯、他的儿子以及妻子芝诺尼达遭到放逐，他被遗弃在卡帕多细亚行省内的一个叫作勒米尼斯的城市，饥饿而死。哥特人的国王奥多阿克控制了罗马城；奥多阿克在那儿杀死了俄瑞斯特斯，并且把俄瑞斯特斯的儿子奥古斯都路斯放逐到位于坎帕尼亚的卢库路斯城堡那儿去。

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知的真相，或者只是其中的一个版本。其后，马凯利努斯特意加上了一段评论（他不太作此类评论）：

在罗马建城以来的第709年，奥古斯都·屋大维成为了第一位奥古斯都。当皇位传承到这之后的第522年时，罗马人的西部帝国随着这位奥古斯都路斯皇帝一同消逝了。此后，哥特国王们统治着罗马城。

所有的教科书都将公元476年作为“罗马帝国灭亡”的年份，而它们的依据就是这段话。然而，它究竟向我们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在很大程度上，查士丁所面对的世界是由他们如何记忆5世纪的方式而决定的。他的两位前任芝诺和阿拿斯塔斯所采取的方针政策有所偏颇。在宗教上，他们都站在一性论派这边，芝诺颁布了《团结法令》，阿拿斯塔斯则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支持一性派；在政治上，他们把帝国西部交给了狄奥德里克等国王。而如今，由于掌握权力的人相对较为强势，他们对于光复昔日辉煌的热衷，决定了这一代人的政治方针。自从罗马教会抵制《团结法令》以来，阿卡西乌裂教造成了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各自为政。到了这时候，裂教的创伤已经愈合，查尔西顿派也在君士坦丁堡再次取得了支配地位。然而，在这之后，君士坦丁堡发起了一连串傲慢自负的战争，虽以光复与重建帝国旧制度为名，却注定要以灾难告终。不管怎样，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写历史。

因此，作为查士丁尼朝廷的发言人，马凯利努斯选择了一个不怎么合理的时间：公元476年。这个时间有一定的价值，但这种价值是以扭曲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在476年，5世纪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而奥多阿克的统治则标志着好日子的开始。在狄奥德里克统治的时候，他们迎来了繁荣昌盛，但同时也已经到了顶点。与这两位统治者数十年来在帝国西部的良好统治相比，西部是否有罗马皇帝在位这种问题根本就不值一提。

在君士坦丁堡，跟随在查士丁尼周围的强硬派们，多少都会有一些他们从巴尔干的家乡带来的憎恨、恐惧和不安全感。他们都是些为寻求安全感而逃到大城市里去的人，他们并不能理解或者接受这样的进步。相反，他们需要通过贬低和误读过去的做法来改变他们现在的状态。试问还有什么能比以一位名叫罗慕路斯的人（它还有个绰号叫奥古斯都路斯）来结束罗马人的历史更好呢？他们也顾不得还有另外一位得到君士坦丁堡承认的西罗马皇帝（尤里乌斯·涅波斯），他的统治直到480年才结束。历史和法律这两方面的准确性都不是马凯利努斯关注的重点。自从查士丁尼步入皇宫开始，他就生活在周遭的朝臣们为其编织的幻象当中。所谓的往昔荣耀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想象而已，他们所说的纯属子虚乌有。这些人所塑造的历史并不是真实的，反而生动地映射出他们对现实世界的焦虑。

查士丁尼就是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他来自行省，并没有过人的禀赋，而他周围则聚集了一群聪明人。他们充满了如何再造世界的幻想，想象着这座城市及其皇帝在世界中的地位，想象着它的过去，还幻想着它的未来。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称呼他们：查士丁尼身边最好、最聪明的谋士，或者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他的新保守派。

基督教罗马帝国的诞生

把基督教罗马帝国的“诞生”放在这里来讲，看上去会有些奇怪。众所周知，基督教很早就已经确立了它的地位。君士坦丁是东正教会的圣人，是他建立了基督教帝国。

但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未必都是真的。我们知道，君士坦丁和他的继任者们（其中的绝大多数）都皈依了基督教，我们也看到他们在治理帝国的时候会优先照顾他们所支持的教义。狄奥多西对传统宗教活动的取缔，以及皇帝们对教义和信经上各种争论的关心，使人们彻底地告别了过去的世界。不过，狄奥多西在宗教上的干预，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大多数人还是一如既往地生活着。

直到阿拿斯塔斯甚至是查士丁在位时（当然包括狄奥德里克所统治的领土），基督教还只是在传统的意义上充当着帝国的宗教。但查士丁尼就不一样了。这位巴尔干农夫的儿子，不仅想要恢复罗马的荣耀，还想要完全实现基督教的统一。在他追寻这双重目标的时候，查士丁尼似乎没有足够的好运和正确的判断力，最终他的两个目的都没有达成。这真是个悲剧，先是从偏僻的乡下出来闯荡，接着爬上了权力的巅峰，全身心地投入了如此崇高的理想和如此堂皇的浮华，最后却恍然发现一切都只是狂热和愚昧而已。在历史上各大帝国的统治者中，查士丁尼并不是最后一位如此盲目的人。

在他的世界里，各种类型的基督教为数众多。查士丁尼认为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因此要加以调整甚至是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于是，他重新找到了那种最古老的、具有特殊号召力的基督教教义：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基督教只能有一种形式，尽管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以其他的方式实现过统一。由于基督教的各个派别都对各自的教义作出了日益详细的阐释，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在不同的地区产生不同的信仰模式。而查士丁尼和他身边那些天真的下属们却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他们也忘记了他们的都城本身就是个不正常的地方。

为了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建立都城，君士坦丁建起了罗马世界的第三个权力中心。如果说，罗马、迦太基和拉文纳自然而然形成西方权力的轴心，而安提阿和亚历山大港则形成东方世界的轴心的话，那么，挤进来的君士坦丁堡似乎并不受欢迎，也没有必要。如果顺其自然的话，西方的拉丁世界与东方的叙利亚和埃及肯定会更早、更自然地走上各自的道路。一个跨地中海的帝国，其实是出于人为而非自然的，也是不太稳定的。但是，这个帝国的存在长期以来却被人们看成理所当然的了。因此，君士坦丁和他的继任者们才能成功地宣称，他们要在两大经济社会中心之间建立起新的权力中心，以它将东西部两大权力中心联结起来，这才是罗马帝国。

君士坦丁堡的人们所拥有的盲目自信，部分是来源于4至5世纪出现的偶然因素。安提阿和亚历山大港（也就是指叙利亚和埃及）在宗教事务上自然是长期不太融洽，与君士坦丁堡的宗教信仰也不合拍。但从5世纪晚期到6世纪早期，安提阿和亚历山大港的想法开始越来越一致了。而此时，君士坦丁堡迫使它的臣民接受查尔西顿大公会议上的妥协性方案，但成效甚微。若是没有在君士坦丁堡建立都城，若是安提阿和亚历山大港确如我们所知的那样朝着基督教一性论的同一个目标发展的话，那么，旧时帝国的东部各省或多或少都会形成一个较为和谐的局面，在教义上也会和罗马及西部教会渐行渐远。而现在，不论是君士坦丁堡所扶植的查尔西顿派，还是该派在耶路撒冷与犹太地沙漠修道院里的殖民地，都只是一种聊以自慰的表现，其实在东部并不受大多数人的欢迎。这种情形会一直持续下去。在传统的东部行省中，那里的信仰逐渐与首都偏离，倒是为伊斯兰教的发展提供了温床。君士坦丁堡在信仰问题上处于孤立之中，只能自己唱独角戏，后来被人们称作了拜占庭。它一直属于支持正统教义的查尔西顿派，但不管它延续了多久，在历史的舞台上始终都是孤立且无足轻重的。

查士丁尼对正统教义产生的愈加浓厚的兴趣，将是接下来几十年中我们故事的主题之一。他没有受过多少学校教育，却成了一位对神学和神学家有着浓厚兴趣的人。阿卡西乌裂教的和解，标志着他的舅父查士丁的崛起。在此同时，君士坦丁堡放弃了芝诺在35年前颁布的《团结法令》。该法令企图统一各方的观点，却功败垂成。对于他的对手们，查士丁尼根本就不了解。（除却其他因素不说，他从未离开过他的都城到南方和东方去看看帝国的腹地，或者是接触那里的宗教传统。）他回过头来，试图遏制一度在北部边境和意大利流行的阿里乌派，这也加深了他与狄奥德里克及其继任者们之间的矛盾。而这种情况也许正是查士丁尼乐意看到的，尽管后来在公元6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意大利因此卷入了一连串破坏性极大的战争。

与此同时，一些严肃的人们正规划着基督教神学的未来，但他们并没有把君士坦丁堡考虑在内。塞维鲁曾在叙利亚的安提阿担任牧首，后来在查士丁统治时，在查尔西顿派的冲击下被驱逐。在流放期间，他成为了一性论神学家里的一代英雄。这段时期里大多数的记录，都和他争取承认与权力的活动有关。然而，也有一些恶意相向的暗流在涌动。一位年代较晚的正教编年史家，叙利亚人米迦勒，呈交给皇帝一封信。它明明是一封流传于6世纪早期，出自犹太教团体的信件，却假称写于半个世纪之前的查尔西顿大公会议之后：

希伯来人致仁慈的马尔奇安皇帝：长久以来，有人认为我们的祖先用十字架杀害了一位神而不是一个凡人。而根据查尔西顿宗教会议所总结和确认的，被十字架钉死的是凡人而不是一位神。鉴于此，我们请求，我们的这一过错应予以原谅，并将犹太教会堂交还给我们。¹⁹

只有拿这个文本当真的傻瓜才会相信查尔西顿派就是犹太人，但那个时候确实有许多这样的傻子。

与此同时，各种英雄式的圣人的出现，对信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圣人是难以控制的。早在5世纪，一位名叫西缅的人坐在一个6英尺见方的平台上，平台坐落在叙利亚乡间一根高达60英尺的柱子顶端。据说，他在那里待了整整36年，每天为在下面聚集的信众布道两次。芝诺皇帝很是精明地提供了一笔资金，在西缅布道的柱子附近建造了一座教堂——这样他的刀子嘴就无法再去批评皇帝了，而皇帝还能向他那闻名遐迩的圣洁借点光。²⁰还有一位务实的机会主义者，名叫但以理。他发现君士坦丁堡近郊的柱子更有利，于是暴得大名，都城的牧首不得不请他接受圣职——而当时的情形是牧首在地上，但以理在半空中。但以理在高台上治愈过病人，预言过疾病和得救之道，甚至还为距离他柱子不远处的一座旧庙驱赶过鬼。²¹一位和他同时代的人为他写下了下面这首诗：

在天地之间矗立着一个人

毫不畏惧身边肆虐的狂风。

他的名字叫作但以理；他堪比伟大的西缅，

宣扬着一位贞女所诞之子的故事。

饥饿是他借以为食的佳肴；干渴是他借以为饮的甘露；

他就驻足于分外高大的柱子上。²²

与前两位相比较，“清醒者”塞维鲁则反映了一个崭新而严肃的时代。他出生于小亚细亚的索佐波利斯（靠近现在的科尼亚）。431年第一次以弗所大公会议召开之时，他的祖父已经是当地的一位主教了，还是200位参与驱逐聂斯脱利的主教中的一位。塞维鲁年轻时曾在亚历山大港接受启蒙教育，之后在486年又去贝鲁特学习法律。在那里他逐渐变成了一名宗教积极分子，经常与反查尔西顿派的信众和修士们往来，成为自以为是的爱找异教徒麻烦的“philoponoi”，正如我们在上文中见过的那些人一样。在他获得成功后，有关他的故事开始流传。它们几乎都是些基督徒对抗异教残余势力的魔法的故事，这也反映了当时基督教极端狂热主义的升温。塞维鲁领受了洗礼，放弃了他所学的法律，拜访了耶路撒冷，最终选择在离加沙不远的一座修道院终其一生。

终其一生，塞维鲁都忠于皇帝，并且总是能够完成他交代的使命；这个显著的特征是当时所有神学派系的共通之处。即便是在教义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皇帝始终受到公民的敬仰，他也一直是宗教活动的服务对象。在他事业发展的早期，塞维鲁前往君士坦丁堡寻求机会。在阿拿斯塔斯在位时，从508到512年，他是一名宫廷神父，负责打击异端分子。516年，他在安提阿的布道得到了阿拿斯塔斯的认可，在那里他被任命为主教。“我们走在王道的中间，不去理会道路两侧各种扭曲的罪恶，我们要知道，那些位居高处、生来就住在华丽的宫殿的人都是得到了上帝的认可。上帝牺牲了他自己……来为我们的救赎担当重任。”²³

作为一名反查尔西顿派的英雄，塞维鲁远近闻名，因而被人们铭记。但他的背后还潜伏着一位更加神秘、做事更加不择手段的人物，他就是马布格的菲洛克塞努斯。“马布格”在叙利亚语中是“希拉波利斯”（“神圣之城”）的意思。它位于叙利亚，即现在的曼比季，那里曾经由路吉阿诺斯笔下描绘的神秘的“叙利亚神”统治。菲洛克塞努斯通过怂恿暴徒和激起敌意，为塞维鲁铺平了高升的道路，他们俩的关系就好像冲锋陷阵的爱尔兰共和军和处事圆滑的新芬党政客那样。说实话，安提阿在当时可是出了名的教士们腐败的温床，而塞维鲁通过不懈努力终于使那里恢复了廉明的良好作风，不久就在各个教派中建立起了一定的声誉。

519年，在查士丁皇帝的推动下，在查尔西顿派实现一统，东西部教会和解的潮流中，塞维鲁被罢免了。当查士丁和仍旧颇有权势的维塔里安出城十余里，欢迎来访的教宗何尔米斯达的时候，看上去一切都是那么平静而有序。在这种情形下，甚至他的前几任皇帝都有些相形见绌，坟墓里的芝诺和阿拿斯塔斯也能听见指名道姓的诋毁。一群从北方而来的修士很快在朝廷里站稳了脚跟，他们被称作斯基泰人（尽管没几个真正来自现在的摩尔多瓦和乌克兰）。这些人形成了坚强的反聂斯脱利派和反一性论派的阵营。他们宣布“三位一体之一在为我们受难”，他们也因为倡导大胆的教义而以“上帝受难派”（Theopaschites）著称。他们的主张使那些认为上帝远离苦难的人们感到震惊，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认为上帝是以完美无缺和遥不可及的特性而存在的。西方人会认为这是查尔西顿主义的一种柔化形式，而这些修士们却想要激烈地推进这种柔化形式。他们使君士坦丁堡走上了越来越窄的道路，同时对于东方的其他地方毫不关心，至少在接下来的10年里是如此。塞维鲁绝不是一个甘心失败而轻易放弃自己信仰的人；他在安提阿的忠诚信众嘲笑他的继任者是“犹太人保罗”。

527年，当查士丁尼当上皇帝的时候，面对各种分歧他开始寻求统一。起初，他的出发点较为温和，因而他尝试寻求和解的办法。一份珍贵的资料记录了532年他自以为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得更好的瞬间。

这份用叙利亚语写成的资料记录了532年春在君士坦丁堡进行的为期三天的辩论。²⁴此时，街道上还弥散着尼卡暴乱过后残余的硝烟，而查士丁尼也一定感觉到他的政权需要尽可能多的支持。教义上的过多分歧则是个危险的信号。皇帝身边的人召集了6位查尔西顿派的主教以及6位塞维鲁的追随者。这些受到接见的主教都不是当时各教派的真正领袖，但他们都是受人尊重的人物。和他们会谈，或许还能有些商讨的余地。在讨论的过程中，查士丁尼甚至一度提议邀请已经被罢免的塞维鲁到君士坦丁堡来参加会谈，但是这个想法最终没有得到实现。

这次会议既没有装腔作势也没有故作姿态，它是一次促进各方商讨的尝试。我们必须对查士丁尼为此做出的巨大努力给予充分的肯定。会面是在前来访问的罗马教宗何尔米斯达所居住的宫殿里举行的。这个宫殿并不属于君士坦丁堡的大宫殿的一部分，但其所具有的灵活性和私密性使之成为很好的选择。它位于竞技场后边的山坳里，面对着大海。这里可以远离公众视线，为开展半官方对话提供了较为隐秘的场所；若是在都城的大教堂里或者是在宫殿里开会的话，就会引起公众的过多注意。会议的选址也使得此次对话尽收狄奥多拉的眼底。（据说狄奥多拉皇后是一性论派在宫廷里的朋友，她似乎谨慎地维持着局面，不与她丈夫所支持的教派划清界限。）

在此次对话中，查尔西顿派在两点上很强硬：其一是查尔西顿本身的权威；其二是罗马教会给予它的支持。其中的第二点是查士丁尼全盘政策的重点，因为他正在考虑第二年占领非洲，继而全面收复西部罗马世界的领土。为了统一他的政治帝国，他不可能允许他的帝国在宗教上有任何分歧。不过，他高估了自己。

另一方面，叙利亚人只对宣传好的教义以及谴责坏导师感兴趣。以得撒的伊巴斯和狄奥多莱是5世纪的两位导师，他们被一性论派认为逃脱了应有的惩罚，因此成为他们指责的对象。相对而言，伊巴斯只是个小人物，但问题在于他援引了声名显赫且受人景仰的一代重要人物亚历山大港的西里尔所说的话，而他在引用这些话时的说法又与查尔西顿派的教义有所冲突。批评伊巴斯的人没有谴责西里尔，而是声称他根本就没有写过那封引起争议的信。借用这种托词，他们可以避免涉及对西里尔的引用，而佯称这些都是伪造的。在接下来的争论中，伊巴斯的拥护者当然是坚持认为他是正统的，并且他所引用的也都是原文。查士丁尼在这些叙利亚人中间从来没有得到过安宁，但20年后，他支持一次普世的宗教会议去谴责伊巴斯和狄奥多莱，还有比他们资历更深、更精于神学的同僚莫普苏埃斯提亚的狄奥多尔。他这么做（我们将会看到结果适得其反）也是希望能够得到一性论派的支持。

在会议进行的第一天晚上以及第二天的早晨，查尔西顿派的主教们单独与查士丁尼见了面。到了第三天，他们派人去请叙利亚方面的人前来参与他们的讨论。查士丁尼试图提出折中方案达成妥协：“我并不认为你们是不正统的，但是你们在细节问题上有所顾忌，不愿意与我们和谐共处，还对官方记事板上出现的某些名字（原正统派主教的名单）耿耿于怀。”查士丁尼建议塞维鲁派出去走动走动，到罗马城和亚历山大港走访一下，看看世界上有多少地方人们的意见都是能够达成一致的，唯独他们却做不到。为了实现妥协，他提出了如下建议：

但愿他们或许能接受如下的条件：他们可以诅咒狄奥多路斯、狄奥多尔、狄奥多莱、伊巴斯、聂斯托利和欧迪奇，并且承认圣洁的西里尔的《十二章》（Twelve Chapters），同时诅咒一切反对它们的内容；他们可以宣认道成肉身的上帝只有唯一的本性，但他们不应该再诅咒那些认为在难以言说的结合之后，上帝仍有两种本性的人；不过，他们可以诅咒那些持有聂斯托利派观念并蓄意将基督分割为二性的人，这些人早已发明了一种应变的伎俩，同时也承认“两种统一而无法分割的本性”；他们应当承认查尔西顿会议对欧迪奇的驱逐，但他们不需要认可大会对信仰的定义；他们应该停止对教宗利奥撰写的《大卷》（Tome）的诅咒；《罗马人书》（libelli of the Romaioi）也不应该被查禁。

这也提前预示了20年后查士丁尼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那次大会上将会下达的指令：牺牲所有相关个人的名誉以达成共识。对那个时代的论辩行家来说，这不失为一种巧妙的、考虑周全的且较为可行的妥协方式。但在532年它却行不通。在其后20年里，它也是一样行不通。

在无法达成妥协的情况下，我们这位固执的业余神学家查士丁尼仍旧坚持要将统一进行到底。这是我们首次见证一位基督教皇帝如此有效地使用他的权力，一心一意地期望将他的臣民们归入同一个教派。这种用威权进行的干预自然会激起不满的声音。事实正是如此。

536年是个转折点。在那一年，被罢免的塞维鲁和雅各·巴拉戴乌斯，两位一性论团体的领袖，接受了他们无法再获得朝廷支持的事实，转而开始以自己的名义任命了一批主教。在其后的40年里，雅各不间断地往来于小亚细亚和埃及的各省份之间，任命了数百位主教，其中包括在6世纪50年代任命了一位安提阿的牧首。541年在特拉勒斯的时候，他在教堂的楼廊上为主教祝圣，同时查尔西顿派正在楼下举行仪式，完全不知道他在楼上所做的事。如今在中东和其他地区尚存的雅各派教会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查士丁尼支持的查尔西顿派一定会懊悔皇帝没有阻止这种祝圣，但在当时他也是无可奈何。

536年，罗马教宗阿格丕一世到访君士坦丁堡并拒绝与查士丁尼的牧首安提慕斯一世共同进行礼拜，认为他对东方非正统的教派表现得过于容忍。查士丁尼很是尴尬，于是没过多久就罢免了安提慕斯，并任命梅纳斯来接替他的位子。事实证明，梅纳斯是一位固执而口无遮拦的查尔西顿派分子，这正给了一性论派一个自立门户的好借口。当时的一性论派公认的英雄人物塞维鲁于两年后在流亡途中过世，但此时整个局面已然形成。君士坦丁堡仍旧尊崇查尔西顿派为正统，并且能够得到耶路撒冷的支持（多亏查尔西顿会议提升了它在教会中的地位），然而总体上说来，失去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的支持。建立一个基督教罗马帝国的强烈愿望，反而使得查士丁尼最想实现的统一迟迟未能到来。

因而，查士丁尼及其继任者的基督教帝国形成了一个特有的模式。一方面，官方的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官方任命的神职人员可以获得丰厚的津贴，他们在都城内的皇家教堂里主持着各类礼拜仪式。另一方面，顽固的敌意与反抗力量逐渐形成，这些人认为他们的宗教情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作为一名宗教上的最高统治者，查士丁尼有点类似斯大林，而作为一位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他更像米洛舍维奇：表面上看似控制了一切，用纯粹的意识形态作为武器来确保控制，而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反而会火上浇油，激起了所有异议者的同情和野心。²⁵

查士丁尼建立的基督教帝国，成功地确保了臣民们在其后900年的时间里信奉基督，却不能使他们同心同德。他的成功和失败都给后来的历史发展蒙上了阴影。

皇位上的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可能会是个糟糕透顶的国王。查士丁尼让我们看到了哈姆雷特坐上宝座后的样子：他傲慢自负，学识有限，时而优柔寡断，时而又鲁莽武断。这样的比喻能帮助我们避免当时的历史书最司空见惯的毛病——让我暂且称之为“普罗柯比现象”。

巴勒斯坦沿海的凯撒里亚位于特拉维夫和海法之间。那里的图书馆曾经见证了古代晚期的奇迹。它们现在早已荡然无存，只待考古学者们去发掘这座城市被遗忘的过去。²⁶从3世纪开始（那是奥利金的时代，奥利金是早期基督教作家中最有才华并创作最多的，注定要在身后与查士丁尼争论不休），凯撒里亚这个地方就做两种生意：一种是知识性的，另一种则更具有商业性。相比亚历山大港或是安提阿，它的商业规模并没有那么庞大，但它为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商队在地中海地区提供了一个便利的通商口岸，同时也为居住在那里从事写作的学者们提供了独特的生活体验。在查士丁尼统治早期，普罗柯比就从凯撒里亚来到君士坦丁堡，准备闯荡一番。

作为将军的查士丁尼：宣传顾问的想象。

普罗柯比在为查士丁尼作史的时候，非常清楚自己要说的是什么。他有一位好皇帝，一位好将领，还有那些每次都承诺必胜的战争。但是我们的好皇帝不是查士丁尼（而是波斯人胡司洛一世），查士丁尼信誓旦旦的战争最后都没能如愿以偿。所谓好将领指的是效忠查士丁尼的贝利撒留。普罗柯比还曾在他的麾下服役，亲历了在非洲和意大利的战争。普罗柯比的兴趣仅在于讲述他的故事。由于他所描述的内容看似是对查士丁尼的褒奖，因而绝大多数阅读过此书的古代人和现代人都会想当然地认为他是一位宫廷御用史家，他在尽最大的努力来处理这些复杂的材料。可以说查士丁尼是普罗柯比笔下的核心人物，但是他在这些叙述中显得较为低调和沉闷，甚至一度因为行为举止如同蛮族而受到指责。²⁷不论普罗柯比是复兴了修昔底德的精神也好，还是列奥·施特劳斯的先声也好（在现今的学者中这两种观念都能找到支持者），他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尽管他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而不可多得的重要信息，但我们还是要小心处理这些材料。

凯撒里亚的普罗柯比所撰的关于查士丁尼在位期间的战争史共有8卷。虽然他原来只是一个大兵的外甥，但他的统治却成就了光复大业和帝国荣耀的传奇，以至于那些波斯人、汪达尔人和哥特人都拜倒在强大的罗马人的脚下。这也恰好遂了查士丁尼的心愿。但查士丁尼并没有看出普罗柯比在叙述中所隐含的讽刺意味和复杂性，就连许多读者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而对严谨的读者来说，普罗柯比笔下的查士丁尼一定不是个伟大的皇帝和英雄。普罗柯比将其对查士丁尼的蔑视成功地隐藏在那些文字的表面之下。在他公开出版的史书中，他成功地反映了所处时代的两面性。他还能给这部战争史加上一个附录，历数所有在查士丁尼的号令下兴建的建筑物。这样做表面上看来是在颂扬查士丁尼构建的帝国表象，但事实上他是在让读者自己作出评判。

接着普罗柯比又写了另外一本书。这本书在他生前并没有出版，但在探讨6世纪或者是查士丁尼的问题上，这本书的内容不容忽视。据我们所知，这本名为Anecdota（字面意思为“未出版的材料”，在英语中常被翻译为The Secret History，即《秘史》）的书在17世纪才首次得以出版并被广泛阅读。它揭露了那个时代丑陋的一面，对现代读者具有巨大的诱惑力。普罗柯比所讲述的明显带有歧视女性观点的故事很惊人，但这些故事的历史价值仅仅在于，在得知皇帝并没有迎娶一位门当户对的女孩时，那些家世良好的君士坦丁堡人感到震惊。相反，他挑选了一位社会地位远不及他并且声名狼藉的人来做他的伴侣。不管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这样的传闻已经众人皆知。如果你坚持要去看这些故事的话（绝大多数的读者一定会这么做的），那么你至少应该认识到其中的主要问题所在，因为普罗柯比懂得怎样才能牵着读者的鼻子走。皇位上的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也许是这个帝国里最自得其乐（或是最愚不可及）、最专一的老夫老妻，但同时也几乎是全帝国最为无趣的两个人。而普罗柯比则成功地放大了他们。

这就是他对这段历史作的最大的“贡献”了。许多现代人（这并不代表我的观点）认为他这种夸张的说法是不负责的，还带有一定的报复心理（正如胡克所说的那样），这样只会扭曲事实，破坏了一位帝王原有的严肃认真、卓有成就的形象。然而，我却认为这些故事非常清晰地集中反映了一种弥漫于整个帝国的自私自利的心态，使得一个长久以来自以为是、脱离社会的朝廷变得不讲原则。有充分的证据显示，确实如普罗柯比所说的那样，查士丁尼至少是个极其独断专行，并且令人生厌的人。（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他对狄奥多拉的诽谤可信。）

一个是独自坐在空荡荡的朝堂上和几位神学家彻夜长谈的查士丁尼，一个是有着不光彩的过去并认为“皇袍就是最好的裹尸布”的狄奥多拉，后者的这番话无疑为我们那位在尼卡暴乱面前感到慌乱胆怯的皇帝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这两个人物都像极了好莱坞电影叙述中所谓的“高概念故事”里的主人公——当然这也是最低俗的一种故事。我们用哈姆雷特来作类比还是比较恰当的，因为他和查士丁尼一样，他们都是王室人物，都脱离社会而掌握大权。他们俩一个是王子，一个是皇帝，两人的出身决定了他们无法贴近同辈和同僚，并且他们都没有很好地把握住他们所处时代的脉搏。如果我们试图在哈姆雷特的故事里找寻狄奥多拉的位子，那么她的角色应该由乔特鲁德和奥菲莉娅两人分饰。这两个人物代表了两种极端，她们的身上都具有别人所不具有的诱惑力。查士丁尼的命运似乎掌握在这个邪恶的妓女手中，而他自己只是个有权力无能力，有精力无结果的人。

查士丁尼去世后没有子嗣，也有传闻说他性冷淡。他是继奥古斯都之后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在他38年的独自统治中渐渐被有些夸张地塑造成了一个肤浅、反复的形象。假若他在542年的大瘟疫中死去的话（我们知道他当时也染上了瘟疫），人们铭记的将会是他在法律和建筑上的贡献，以及他所发动但却没有看到结局的战争。这样，就会另外有人来为他的后人描绘新的蓝图。而事实恰恰相反。他在世的时间很长，还把他的意图都变成了病态的结果。就像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1] 作品里那些命中注定的德累斯顿男女那样，我们应该认识到长寿本身并不是成功的标志，而只是证明了他的耐力。

普罗柯比不仅诽谤了狄奥多拉，他还顺带诋毁了贝利撒留，后者是查士丁尼身边最得力的将领。贝利撒留的妻子安东尼娜出身并不低微，但普罗柯比指责她对丈夫不忠诚。他本意可能是想引起读者的兴趣，结果却让人觉得贝利撒留在家里是个软弱的男人。普罗柯比试图将我们的兴趣聚焦在两对夫妻之间的家务事上，让这些事件成为这出历史剧的核心内容。但这种解读方式并不可取。

若想更全面地了解查士丁尼这个人物，我们就不得不关注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个人物。他并不属于那些伴随查士丁尼左右，为他构建起帝国幻象的那些人，而是一个有自己的想法而不走寻常路的人，他就是维塔里安。我们对维塔里安所知甚少，因此无从评价他的教育程度和个人能力。但我们知道的是，他的家庭与那些有学识、有宗教地位的人交情甚好。此外，他有着过人的政治谋略，还有一定的战场经验。这些都表明，在狄奥多西、斯提利科、埃提乌斯、奥多阿克和狄奥德里克之后，他是个很好的继承人选。但我们最终看到的却是，他受到了压制，而后又被冷酷无情地杀害了，而另一个能力较弱的人登上了皇位，身边尽是些有才无德的小人。如果查士丁尼始终只是个普通人，或者早些离世的话，我们或许就能见到由维塔里安创造的时代了。我们应该为失去见证这个时代的机会而万分遗憾。

[1]库尔特·冯内古特（1922~2007），美国黑色幽默作家，代表作《五号屠宰场》，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盟军轰炸的的过程是德累斯顿的惨状拟题，是黑色幽默的反战作品经典。

1. 感谢马修斯（J. F. Matthews）教授启发我得出这个观点。

2. J. Freely and A. ?akmak, Byzantine Monuments of Istanbul (Cambridge，2004) .

3. 罗马最初的成功确实得益于它的经济发展。由于它位于台伯河地区的浅滩，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因而可以掌控往来于托斯卡纳和坎帕尼亚这两个经济繁荣地区的南北商业通道，况且当时它还产盐并把它卖给邻国。这些优势在西塞罗和恺撒所处的时期早已都不复存在了。

4. G. Downey, “Earthquakes at Constantinople and Vicinity”, Speculum 30 (1955），596~600页，罗列了现存史料中记载的有关君士坦丁堡曾遭受过的重大地震的年份，分别是在公元477年、525年、526年、532年、542年、546年、548年、554年、557年（这次地震导致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坍塌）、583年和611年。

5. 《列王记上》6~7，《历代志下》3~4及《以西结书》40~43。

6. 公元626年，当希拉克略在城门上抗击阿瓦尔人的时候，圣母似乎显现在她的教堂前——就连阿瓦尔人的可汗也不敢与她对抗。Averil Cameron，“Images of Authority”，Past and Present 84（1979），21页。

7. 译文参见艾伦·卡梅伦（Alan Cameron）的Circus Factions (Oxford, 1976），318页以降。

8. 这些侍从官最初都是侍从，也就是那些在皇宫里负责管理内务的级别较高的男侍。当皇宫逐渐成为权力的焦点的时候，他们的地位与日俱增。阿拿斯塔斯就是从他们当中崛起，而后成为皇帝的。

9. 见Archimandrite Ephrem Lash的译文。

10. Freely and ?akmak，Byzantine Monuments.

11.和他们有关的历史详见K. M. Ringrose，The Perfect Servant：Eunuch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n Byzantium (Chicago, 2003) .

12. “Porphyrogenitus”：字面意思是“为紫色而生”，也就是说，出生在皇宫内专为迎接未来的皇位继承人的诞生而准备的紫色房间里。

13.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De caeremoniis 1.93 (Bonn, 1829~1840)。

14. 即便是在500年后对此事件进行描写的希腊文叙述中，这句程式化的语句还是以拉丁文Justine Auguste, tu vincas的形式出现。

15. 这部法典被克莱德·法尔（Clyde Pharr）（Princeton, 1952）译成一整卷的英文版本；该书早已绝版，如果读者想了解晚期罗马世界的日常关切与管理，那么我建议可以去一些较大的图书馆中去查阅此书。关于该法典的形成和意义，可以参见J. Matthews，Laying Down the Law (New Haven, 2000).

16. Agathias，Histories 2.15, 1~4 (Berlin, 1975) .

17. Malalas，18.168；参见Justinian, Institutes 4.18.4（Oxford, 1913），对同性恋和通奸犯处以死刑；后来的法律条文也有类似的处罚；另参见Procopius，Secret History 16.23。

18. B. Croke，Count Marcellinus and His Chronicle（Oxford, 2001) .

19. Michael the Syrian，Chronicle 8.2（Paris，1899~1924) .

20. 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在电影《沙漠中的西蒙》（Simon of the Desert）中重现了他的力量；那座大教堂的残垣仍可以在现在叙利亚的Qalat Seman见到。

21. 在基督教占据主导地位之前，坐高柱这种形式已经在当地成为与神祇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了：公元2世纪路吉阿诺斯（Lucian）在他的De dea Syria 28~29（现在该书经过翻译和注释后重新编辑出版，参见J. B. Lightfoot, Lucian: On the Syrian Goddess [Oxford, 2003]）当中提到过一座庙，在那里曾有人每年爬上高柱两次，在上面不眠不寐地维持将近一个星期的祷告。（在没有合适的高柱的情况下，有时人们用树来作替代，虽然树的高度基本满足坐高柱的需求，但坐在上面并不舒适。）

22. 这是我的译文；原文引自Alan Cameron, “Wandering Poets: A Literary Movement in Byzantine Egypt” Historia 14 (1965) , 470~509。

23. 引自Frend，The Rise of the Monophysite Movement, 214。

24. Sebastian Brock，“The Conversations with the Syrian Orthodox under Justinian [532]”Orientalia Christiana Periodica 47 [1981]，87~121。（不管把手抄本翻译成叙利亚语的这个人是谁，他要么是想迅速地促进查士丁尼的和平计划，要么是在这之后的某个时期想用他一度表现出的通融态度让他和他的继任者们感到难堪。）

25. 把他和斯大林进行比较已有先例，参见T. Honoré, Tribonian（London, 1979），28页以下。和历史上其他时期的其他学者对查士丁尼的认识差不多，洪诺（Honoré）认为他是个头脑聪明的势利小人，但绝不至于撒谎，自命不凡而又粗鄙世俗，受教育程度不高但又仇视那些显得比他有学问的人，同时也急于把他自己塑造成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朋辈。

26. A. Grafton and M. Williams, Christian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ook (Cambridge, Mass., 2006），记录了关于凯撒里亚图书馆的历史；那里的考古工作还在进行中，K. Holum, ed., King Herod’s Dream: Caesarea on the Sea（New York, 1988）一书中介绍了当地的早期概况。

27. Procopius, Secret History 14.2。

第四章
失去的机会

在公元6世纪和7世纪，罗马的皇帝们不得不去关注那些发生在国境以外的事情，这是史无前例的。面对如此辽阔的地域，他们的注意力从未如此分散过。

在继续讲述查士丁尼时代的历史之前，我们必须适时回过头来看看5世纪，回顾一下那个阿拿斯塔斯一世所继承并交给查士丁的世界。

阿拿斯塔斯并不完全是个乡下人，但也算不上是城里人。他来自第拉齐乌姆，即现在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地方（意大利人称之为杜拉佐）。它位于埃格纳提安大道的最西边，这条罗马大道从君士坦丁堡直抵亚得里亚海岸，在那儿再由往来的船只与意大利的布林迪西联系起来。从古至今，都拉斯这座城市一直是个重要而规模不大的港口。虽然它曾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篇中出现过，却从来没有在文化史上留下太多印记，也谈不上多少名气。有种说法认为阿拿斯塔斯的母亲是个摩尼教徒，而她的一位兄弟则是个阿里乌派信徒——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个蛮族人。在他当上皇帝前不久，安提阿的主教就认为阿拿斯塔斯是个对宗教很感兴趣的人。在他还只是廷臣的时候，他曾经讲授过温和的一性论观点。

阿拿斯塔斯在年轻的时候就来到了君士坦丁堡讨生活，在宫廷里当上了一名侍从官。芝诺去世的时候，他的遗孀挑选了阿拿斯塔斯做她的配偶，使他君临天下。起初，阿拿斯塔斯延续了5世纪的皇宫所特有的维持稳定的传统。有人嫉恨他，但他们这样是恨错了人。

外表高大、威严的阿拿斯塔斯，以他的慷慨和智慧赢得声望。他善于小心谨慎地管理资源，寻求机会。他把伊苏里亚引入帝国生活的主流，处理了与意大利的狄奥德里克的关系（有过一两次小冲突，也使用了一些小动作，但都无伤大雅），使得波斯边境基本保持了安宁（除了在502~503年的短暂动荡）。前文曾提及的维塔里安是阿拿斯塔斯最大的竞争对手，但总体而言，这位皇帝把这一危险也处理得很好。当阿拿斯塔斯去世的时候，国库充盈，税收平稳，罗马世界一片祥和。

尽管他如此成功，还是有人嫉恨他。这是很有趣、很重要的。一份珍贵的材料反映了这种憎恨，作者托名西彼尔的神秘女先知，并以她们的口吻写下这些内容。¹关于这些女先知的传说十分久远，可以追溯到罗马共和国的时候。有个故事里记载说，当埃涅阿斯到达意大利的库美时，她们中的一位接见了他，并把他带到地下世界。在罗马历史上的每个阶段，都流传着据说是由这些女先知所写的书。这些书往往会在举出事实真相之后提出她们的预言，然后就等待时间来验证这些话的真实性。这样的伪造还不算太泛滥，所以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说服力。而这本《巴勒贝克神谕》（The Oracle of Baalbek）则获得了足够多的关注，得以流传至今。

这本神谕写于502年后不久，作者应该是生活在赫里奥波利斯一带。从时间上来说，它肯定是写于阿拿斯塔斯去世之前；它还预言了君士坦丁堡要在510年遭遇一场大灾难，因此肯定写于那年之前——当那一年过去的时候，都城安然无恙。考虑到书中没有提到当时在波斯边境发生的事件和活动，更为确切地估计，它很有可能写于503~504年。

这本神谕声称是距离罗马不远的提布尔地方的女先知所写的。据称，在基督诞生的四代人之前，她坐在罗马卡皮托利山上的神庙里讲述了这段传说。这本书后来历经坎坷：它的拉丁文版本于11世纪在伦巴德人的意大利被人们发现，而它的希腊文版本首次发现于修道院林立的阿陀斯圣山上，之后又在梵蒂冈图书馆和雅典国家图书馆找到了复本。

赫里奥波利斯就是现在的巴勒贝克，这里至今还以对神灵的敬畏和神秘的氛围而著称。黎巴嫩贝卡谷地的北端，有一片很大的什叶派穆斯林聚居区。在20世纪80年代黎巴嫩处于困难时期，大批的外国人质来到此处暂居；现今它已经变成了以色列人袭击的目标之一。这里还有令人惊奇的古代太阳神神庙的遗址，总是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朝圣者和崇拜者前来。古代从安提阿或阿勒颇到大马士革或耶路撒冷的旅行者大多都要经过这里。即便是在干旱的年份，穿越山谷时也能见到很多这样的旅客。他们当然都会被当时尚未受到破坏的建筑物所吸引，驻足参观一会儿。在其他地方早已没有异教活动之后，异教分子还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公开地在那里活动着。这个地方一直很边缘，但却欣欣向荣。神庙里的娼妓一度很是泛滥，以至于冒犯了刚开始信仰基督教的君士坦丁，于是他坚持在朱庇特神庙的庭院里建起了一座礼拜堂。但却于事无补。

总之，赫里奥波利斯是个好地方，能使一位假称的古代女先知更有影响。这本做得看上去像是古代神谕的小册子，是一位信仰基督教的传统主义者的作品。那时的宗教现象就是这样，经常以新旧并存的方式使我们感到惊讶。在形式上，它以诗歌或预言出现；在内容上，它反映了政治和历史的状况。这里就是它对利奥一世皇帝在位前后那些年的叙述。由于是同时代的作品，我们可以把它和我们之前已然提及的历史互为参照。

到了第八代那时，会有一位以野兽“狮子”为名的皇帝出现。世间的阵痛就此开始，地震，把城市和国家都淹没的洪水，还会有战争和烧毁整座城市的大火。色雷斯将被遗弃，那时没有人再去管理和统治罗马帝国。陶洛西里西亚将会昂首挺胸，不可一世。接着斯库拉就会出现，她是那位野兽统治者的妻子。她长着两个子宫，其中的一个将生下一个男孩；他们将以他父亲的名字来称呼他。他也将和他那位有着野兽的名字的父亲共同治理帝国，他们将拥有同一个尘世王位。他在位时，出现了一个伊苏里亚人，这个人将被他的父亲崇拜。然后这些人将说些亵渎神灵、有悖上帝之子（基督）的本性的话。因为他的这些话，他的父亲将被拽下王位。但那个子宫的权力和统治将会延续52年。在这之后，伊苏里亚人将称王，他憎恨他所在城市的居民，于是逃往他自己的国家。后来，又有一个人称王，他的名字来源于一种爬行动物；那种动物的名字以字母B为首：它就是巴西里斯库斯（蛇怪）。他将说些亵渎崇高的上帝的话，因为这些亵渎之言，他将被一个女人轻蔑地对待，然后他和他的整个家族都将灭亡。之后，那个伊苏里亚人重新上台，只可惜他的王位并非神授。他的名字在罗马字母里是最后一个，而在希腊字母里代表数字“7”（zeta），他的名字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都叫作芝诺（Zeno）。他的统治强大而有力，使得全体民众都很满意；他既关爱穷人，也顺从于权贵。

在这之后，又会出现一位从西方城市埃皮丹诺斯而来的皇帝，那个地方的拉丁名字叫作第拉齐乌姆。这位皇帝的名字暗示了他是一名外邦人，不过他的名字看似与最后审判日的拉丁文拼写有些相像，以第18个字母（sigma）开头。但当他登上皇位时，他将被人们叫作阿拿斯塔斯。他是个秃子，人很英俊，他的前额亮堂堂的，他的右手很长。他地位显赫，令人敬畏。他心灵高尚，喜欢自由，厌恶一切的乞讨者。他将以合法和不合法的方式毁坏很多东西，也将罢免那些虔诚的人。在他的时代里，波斯人将要兴起，会同罗马帝国的千军万马一起踏平东方的城市。他将在位为王31年。

从这里开始我们就从夸张的历史故事转入了对未来的恐怖幻想：

此后人们将变得贪得无厌、野蛮叛逆，他们甚至憎恶自己的母亲，他们披上了野蛮人的外衣，变得没有温柔和美德可言。他们将自己祖先建起的城市劫掠一空，也没有人去阻止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是出于贪婪之心才耕种他们的土地。当他们延续到第九代的时候，那时的一年短如一月，一月好似一周，而一周好似一天，一天就好似一小时。东方将出现两位君王，叙利亚也会出现两位，彼时亚述人多如沙漠里的沙子，他们占据着东方的大片土地……会有很多人为此牺牲，血流成河。他们将会攻占并放火烧毁城市，掠夺东方……此后将会出现另一位截然不同的君王，他将在位30年，并将重建埃及的祭坛。他将和东方的君王开战，使之全军覆灭，并捉拿他们12岁以上的儿童。人们将捕获剧毒的蝮蛇，吸吮刚生过孩子的妇女的乳汁。在残酷的战争中，中了毒箭的人们通过放血来疗伤……此后会出现一位女人。从日落到日出，她一路奔跑着，见不到一个男人；她期盼着男人的踪迹，但始终没有找到。后来她会看见一株葡萄藤和一棵橄榄树，并说道：“种下了这些东西的那个男人在哪里？”在她拥抱了这些植物之后，她也会死去，并被狼群吞噬。此后，在赫里奥波利斯又将出现另一位君王，他将与来自东方的君王作战，杀死后者。随后，他会在列国中实行长达三年零六个月的免税政策，大地获得丰收，粮食吃都吃不完。再后来会出现一位带来毁灭的统治者。他作了改变，将重创并杀死那个人。而后他会在世间做出各种奇迹异象。他将把太阳变得昏暗，月亮变得血红，泉水和河水都将干涸，埃及的尼罗河也将变成血红色。幸存者们会挖掘水池以寻找维持生命的水源，却无法成功。

故事的结尾先是预示了以诺和以利亚的到来，而后又是基督的再次降临。这些字眼里自始至终透露出来的恐惧感是可以理解的：诸如对东方势力的恐惧，还有对帝王的恐惧，对蛮族的恐惧——这里很可能还包括南方的阿拉伯人和贝都因人。如果说还有些许希望的话，那就是末世的救赎（伴随着减税），因为这里是肥沃新月地带，长期以来这种期待一直在此生根发芽。客观说来，当时的世界较之过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也正朝着胜于往昔的更好方向发展；在记忆中，除了在100年前受到过匈奴人的小规模侵袭之外，赫里奥波利斯这个地方没有遭受过什么特别的破坏。

然而，这些随时可能到来的灾难形成了恐慌，也引起了人们的期许，从而又构成了世间男女的思维和生活方式。这种无处不在的恐惧是具有腐蚀性和传染性的，正所谓水滴石穿。我们看到，人们在对自己的时代作出有些悲观、消极的政治评价。我们应当了解的是，是东方各省的宗教传统培养和促进了这种怀疑主义，这种恐惧，这种寄希望于神秘救赎的心态。

神秘的东方

普遍流行于欧美社会中的古代历史，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很大的缺失。当它对上我们的胃口时，我们就会轻易地将这种缺失转化为一个怪物，轻易地产生类似于《巴勒贝克神谕》的那种恐慌。为了理解古代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我们就要关注那些缺失的信息，同时也要记住怪物只是孩童想象出来的东西。

错误的根源在于把东西方进行绝对区分的思维模式。甚至吉卜林（Kipling）也对这样的观念报以认同，在他所写的《东西方民谣》（Ballad of East and West）中有一些很著名的诗句：

啊，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交会，

直到天与地矗立在上帝面前等待最终的审判；

但这里既非东方也非西方，而是边界，没有繁衍，也没有生育，

两个勇武有力的人就这样面对面地站着，尽管他们来自地球的两端！

我们得再次从希腊人开始说起。这些故事早已为我们所熟知。出于帝国对领土扩张的渴求，波斯人走出东方，企图征服希腊人。而后者顽强地进行了抵抗，他们在温泉关英勇战斗，在萨拉米奋战不懈，最终打败了波斯人，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在受到打击后，波斯人逃走了。后来，他们又以反派配角的身份出现在色诺芬叙述的万人大军的传说中——这里我们要加以注意的是，不管我们对波斯人压制希腊人作出何种想象，这一次是希腊人痛击了波斯人。

我们赞赏希腊人，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祖先，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切都得益于他们的教导。然而，“希腊人”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自然名词，它不仅仅只是对生活在爱琴海周边海岸和岛屿的人们（柏拉图把它描述为像青蛙环绕池塘而居）的简单称谓。由于特洛伊的故事，《荷马史诗》的读者开始去想象这样一个群体范畴。当波斯人于公元前5世纪在小亚细亚西部征服吕底亚人之时，这些与吕底亚人使用着同一种语言，崇拜着同一批神祇的人们开始觉得他们自身也受到了威胁，并且逐渐把他们自己界定为非波斯人的一方。波斯总是呈现出与希腊相对的一面，因而希腊人关于宗教和政治的许多思想都是以向东方势力宣告独立的方式而产生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他们从未提及希腊以北或以西的势力，而埃及人似乎距离太过遥远，以至于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影响。）之所以希腊人胜过了波斯人，不是因为根本上的优越性，而是因为波斯人来得有点儿晚了，希腊人从商业和军事上来说都太远了，已经有合力抵抗的机会了。这一系列偶然的历史因素导致了长期的敌对状态。但还有另一种可能。²要想了解代代相传的波斯国家和波斯人，我们必须绕道而行。

亚历山大大帝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尽管他酗酒成性（大家都这么认为）。他成功地征服了整个波斯，却英年早逝，使征服大业成为泡影。很少有人花时间想象过这样一位年近中年的成功者亚历山大，如果他幸运地像奥古斯都那样长寿，又当如何？如果我们了解这个人，我们就不会从一个希腊人或者是马其顿人的角度，而是从一位波斯帝王的视角去认识他。这是他奋斗的目标，也是他在所到之处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在他死后，他的军队很快地从结构和形式上变为波斯式的，而此后不久他们愈加与波斯人同化了。他的征服向人们证明了，将爱琴海流域与小亚细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连接起来是可行的，并且一旦成功，就可以令实现这番大业的人拥有巨大的权力——在这之后只有奥斯曼土耳其人做到过。让亚历山大成为一个来自波斯境内边远地区的马其顿人，这并非不合情理：实现征服的统治者大多都来自边远之地，至少不会比出身于中心腹地的更少。

亚历山大的波斯帝国在他死后就覆灭了，变得四分五裂。³事实证明，在亚历山大帝国的亚洲各省里占据主导的塞琉古国王们（他们在名义上是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以及爱琴海一带的安提柯王朝的合作伙伴）也无法维持这种统一的状态，即便是原本属于波斯帝国的从叙利亚到阿富汗的传统领土也难以为继了。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并且呈日渐衰靡之势。塞琉古王朝统治了还不到一个世纪，就开始为帕提亚人让路了。后者起源于伊朗高原，并在公元3世纪之前控制了中亚。作为一个大陆性国家，帕提亚从未真正地向西方扩张，而是充分挖掘自身条件，凭借自身实力获得了成功。但它能够存在的关键因素在于所处的地理位置：远离地中海地区。⁴这也是为什么罗马帝国可以存在的原因。它没有像波斯这样麻烦的国家需要去对付。

罗马所建立的地中海统一体只是徒有其表。最荒唐的事情莫过于它可以使得地中海地区貌似自给自足，这样罗马就可以建立一个帝国，它的大多数土地都离大海只有几天的路。按照古代史合理而自然的进程，爱琴海应该与亚洲在一起，而地中海西部只是一个局外人。罗马的统一体是刻意人为的产物，注定只能在没有波斯人干扰的情况下才能存续——也就是说，只有在波斯人的注意力没有放到地中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当恺撒和安东尼相继在克里奥帕特拉的埃及找到据点的时候，另一个机会却悄然而逝了。得胜的一方所写下的历史让我们荡气回肠，奥古斯都在亚克兴打败了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但是，他们的胜利有可能把即将登场的皇帝迁移到很遥远的东方。不过，安东尼不可能拥有奥古斯都那种钢铁般的毅力，否则恺撒们的世界已经随之分崩离析了。

于是，波斯又回归到人们的视线中。这并不是说，罗马先前不知道波斯依旧在那儿。公元前53年，三巨头中的克拉苏战死，他的军队在卡莱（哈兰）惨败，这都警示我们，当罗马人的野心过分膨胀之时，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直到伊斯兰的时代，哈兰仍是一座著名的边境城市，在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面前保存了传统的宗教习俗，伊斯兰教也曾试图去压制他们。只要聪明地阅读《古兰经》，就可以免掉不信神的罪过。自古以来，哈兰的宗教崇拜就这样。尽管先祖亚伯拉罕可能在这里居住过，但声称继承他的传统的三大宗教都得不到他那座城市。

公元3世纪，萨珊王朝在伊朗兴起，并逐步把它的兴趣点和精力转向西方，向西扩张至美索不达米亚一带。这也给罗马发出了信息，但罗马人根本无法预知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在公元2世纪，瓦勒里安皇帝在东部前线作战时被擒获，受尽嘲讽之后被处死。后来，他又被做成一个比真人稍大些的浮雕像，赫然耸立在伊朗西南部靠近波斯波利斯的纳克什·卢斯坦王陵中，他的形象也得以永生。但雕像表现的是瓦勒里安受到屈辱的一面：他俯身跪立在得胜的波斯国王跟前。一位后来的基督徒作者记载道，瓦勒里安是剥皮实草而死的，这可能有些言过其实。如果罗马在那些年里没有被内部的争斗和混乱分散注意力的话，它应该能认清这样一个潜在威胁的存在。比一个人的不幸更严重的是，波斯人袭击了卡莱，甚至是地中海沿岸的安提阿。他们还时不时地袭入小亚细亚本身。从这个阶段开始，传来了波斯“博士”的说法（magi，即拜火教中的博学之士）。他们散居在小亚细亚的卡帕多细亚。后来在4世纪，基督教主教巴西尔就在这里发现了他们。5世纪晚期，波斯皇帝佩罗兹致函君士坦丁堡，抱怨当时的基督教政府采取了压迫性的政策，使得这些虔诚的人们无法守护在他们宗教仪式中最为重要的永恒的火焰了。

变动是缓慢的，稳定才是法则。转眼瓦勒里安事件已经过去一个世纪了。此时出现了一位憎恨基督徒的皇帝尤里安。他把自己假想为又一个亚历山大，拒不接受军队和宗教方面的建议，在兵力不足且没有想好退兵策略的情况下，强行出兵入侵美索不达米亚。结果他自己在距离现今的巴格达不远处阵亡了，一些人认为他死于蓄意的“友军误伤”。接着下一个世纪到来了。当时萨珊王朝经常在东北方受到来自大草原的入侵者的牵制（现在哈萨克斯坦的方向）。

自始至终，这些边境冲突都没有带来什么太大的变化。地域间的界限一直保留至今：其中的一群人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多山地区（那时他们被叫作亚美尼亚人，也就是现在的库尔德人），另一群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他们很有可能和伊朗有关联（现在那里是什叶派穆斯林聚居的地方），还有一群人居住在沿幼发拉底河两岸的叙利亚沙漠地区（伊拉克逊尼派穆斯林的地方）。北部多山地区的亚美尼亚人独立已久，他们是旧时波斯遗留在外的一支族群，对波斯有所依赖。亚美尼亚的基督教是贵族的特权，他们用基督教建立了自身与整个民族的独立意识。自公元3世纪以来，罗马和波斯双方势力范围的界线总在不断地变动，但直到查士丁尼时代之前，这些边境冲突所造成的实际影响极其有限。为了拱卫边疆，从外地输入的人力物力肯定发挥了作用，在某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带来了繁荣兴旺。现在的阿勒颇以西的石灰岩高地，曾是全帝国中人口最密集和农耕最发达的农村区域之一。尤其是在5至6世纪的时候，他们所在的小村庄有着相对民主的环境，农业生产也较为发达。阿拿斯塔斯在位的时候，这些地方又开始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其中的一些事件让《巴勒贝克神谕》的作者也感到害怕，诸如两大帝国间由于相互竞争而引发的各种边界冲突。

在那些年月里，波斯寄希望于边境的去军事化。他们转而寻求正常的外交途径，其中包括相互承认对方的权利，交换质子。罗马还提供了一定数量的补贴，在距离现在阿塞拜疆的巴库不远的地方，沿着里海的西岸修筑防御工事。双方都从中获益。这条里海通道是匈奴人、其他北方人以及大草原上的人侵入欧亚之海以南的地区，到较为富饶安定的南方进行掠夺的传统路径。提出这个建议的波斯统治者卡瓦德是个有才能的人，他既得到了北方的白匈奴的支持，又同来势汹汹的宗教运动马兹达克特结为盟友。愤世嫉俗的人会说他在罗马看到了一笔贡金，而一位战略家会停下来思考，是不是应当更加重视他。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的学者，只要带着以西方为主导的观念，就会混淆那些以伊朗为基地的政权、民族和运动。这满足了现代波斯的民族主义情绪，也给古已有之的敌意各方提供了泄愤的简单出口。然而，公元5世纪的波斯早已不是薛西斯的波斯了，就像此时的罗马已经不是西庇阿时代的罗马一样。罗马所面对的这个帝国，地域辽阔但结构松散，而且传统的拜火教（国教）和新兴的马兹达克特运动正在进行激烈的宗教论战。（马兹达克是拜火教的祭司，同时也是一名反对征税的社会改革家。卡瓦德可能认为，针对日益离心的世袭贵族，马兹达克特运动是一股有效的平衡力量。）卡瓦德的继任者胡司洛使得拜火教再次变得强大，但是从那时起一直到波斯王朝统治结束，我们可以发现基督教的信徒和思想开始逐步渗透到这个政权的最上层。（6世纪晚期在位的胡司洛二世在590年的政变中一度失势，当时他得到了罗马人的援助。再次上台之后，他一直与罗马保持了和平。后来，由于皇权的更迭，这两个帝国间的敌意再次激化。在他最亲近的人群中，他的妻子是基督徒，他手下的财政大臣是聂斯托利派基督徒，还有一个将军也是基督徒。）

波斯的一大优势在于它的权力分散。“沙”（Shah，对统治者的惯称）是万王之王，他下面还有很多辅助性的王，他们扎根在各个地方进行统治。这样的制度是利弊相生的。它的优势在于，这使得帝国的根基更加牢固，他们可以直接得到各族人民的支持，获得来自他们的资源；它的弱点在于，“沙”的地位取决于驯养这些“王猫”（royal cats）的能力。

一个需要“养猫”的帝国是不会长久的。越是想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就越是需要一套持续有效的税收机制的支撑。古代社会没有合适的方法来衡量各地的财富，不知道能够征收多少赋税来支持中央政府，同时避免完全榨干一个社会的活力。他们用无知和腐败来一次次进行错误尝试，再去判断他们这样的做法能否维持下去。他们把税率定得很高，然后尽派些欺上瞒下的、缺乏经验的人去收税。当国库不充裕的时候，他们抬高税率，派遣更多的税吏奔赴各地。如果他们收到了足够的税收的话，那么这个政权就能继续维持下去。如果不能，它就会垮台。在波斯，地方权贵的力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即便波斯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他们还是在伊斯兰统治下重获新生。语言和民族依旧存在，最终得胜的政权恢复了波斯的名字。

尚有何为？

在我们着手探讨罗马帝国是如何在查士丁尼掌控之下逐渐趋于瓦解之前，我们应该稍作停顿，思考一下其他的可能性。除却我们后来人的视角，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我们对一位身处公元527年的罗马皇帝会有什么样的期待？我们又可否说查士丁尼一生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是不可避免的？

罗马帝国在其生存的每个历史阶段都遇到了很大的阻碍。一方面，它过于庞大，不好管理。另一方面，经济资源和政府需求之间的关系依赖于对前者征税以供养后者的机制。它也是一桩碰运气的事，和波斯人的情况并无二致。它的核心则是一套专为腐朽、专断与贪污而设计的政府体制。波斯和中国的古代帝国每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分解成若干个割据势力。而罗马则神奇般地坚守了好几个世纪，但是它的总督们对地方的控制越是严密，他们所面临的任务越是艰巨。

公元2世纪的安东尼王朝长久以来被认为是罗马史上最为成功的时期。这段时期里，能够确保有能力者继承皇位的一项重要机制就是所谓的“碰运气”——由于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和安东尼努斯·庇护都没有子嗣，他们就通过收养的方式去挑选有才能的人来做他们的接班人。第二个机制就是选好继承人。当马可·奥勒留错误地将康茂德选为自己的继承人的时候，贤能的统治消失了将近10年之久，直到另一项另选贤明的重要机制出现为止。那就是政变，它把塞普提慕斯·塞维鲁推上了权力中心。（在1964年的电影《罗马帝国沦亡录》里，由亚历克·吉尼斯扮演的马可·奥勒留和他那个残忍的儿子是预示罗马走向终结的标志性人物；在2000年的电影《角斗士》里，理查德·哈里斯为我们再现了马可·奥勒留的形象。）而塞维鲁也很快显露出他的本性，把诸如卡拉卡拉和埃拉伽巴路斯这样一些令人耻笑的蠢材带进了皇宫作为继任。埃拉伽巴路斯还从他的家乡叙利亚引入了一位神祇，自己做起了他的祭司，还要求人们崇拜他自己。公元3世纪中期，围绕着皇位发生了一连串惨烈的争斗。戴克里先掌权之后，试图使君主制恢复一定的秩序，并使君主的人选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君士坦丁推翻了这个方案，代之以更传统、更有效的手段，即“王朝谋杀”。人们或许会认为，芝诺和阿拿斯塔斯在王朝中断的时候登上皇位，示范了选立贤能的制度；但是在查士丁登基之后，腐败和家庭问题的扰乱又开始接踵而至。

这段时期内，没有哪一位皇帝的身边出现过真正具有领导才能，能够辅佐甚至是取代他们的人物。有人认为，查士丁尼的得力干将贝利撒留算是一个可以取而代之的人选。不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查士丁尼统治的整整38年里，可能也只有他这么一位似是而非的候选人了。更多的时候，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国家里，新贵们尽是些官僚和奴才，他们体面而有才，但难堪大任。他们无法有效地制止帝国已经犯下的低级错误。

皇帝们生活在黑暗、无知的柏拉图洞穴里，让人无法可想。他们对于疆域之内的人与事有一定的了解，但对于境外的一切却一无所知。这让我想起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西南部。当时的气象学家没有任何来自边境对面墨西哥的雷达数据，不得不在不利条件下预报逼近的风暴。对于疆界以外的世界，罗马皇帝们所知晓的更加可怜。

交通十分缓慢，帝国的边界也已扩张至能够想象的最远点。要走出这些边界，则需要集结更多的资源，付出更多的努力。像我们的老相识科斯马斯或是那位前往阿提拉营地的探访者，他们的故事都代表了罗马人所到达的极点，说明罗马人想去探索与认识境外的世界。个别探访者的足迹想必会走得更远。公元166年，一支自称来自罗马世界的商队到达了汉帝国。我们不能确定这究竟是真实的情况，还是他们只是为了哗众取宠而采用了一个异域的名字。

这也难怪，皇帝们不止一次地得到了“突发的意外”。到6世纪，就连早已归属罗马王化的巴尔干，都重新落入了晦暗不明的状态，变成了一个充满神秘和谣言的区域。这和所谓当地居民的野蛮愚昧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与恶劣的交通条件以及期望值较低的心态有着密切的关联。

最后，还有一些皇帝们没有能力弄明白的问题，或者说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明白透彻的问题。最突出的便是宗教和经济问题。除了公元2世纪来自叙利亚边境城镇撒摩沙塔的讽刺作家卢西安以外，没有人能够置身于这种宗教体验和实践的世界之外，去思考皇帝们的种种宗教热情会对帝国产生何种影响。君士坦丁必定是认为基督教的神祇能够帮助他，甚至还可能认为为数众多的基督徒可以形成一支政治力量。在他之后，皇帝们过于频繁地把他们自己的宗教选择强加到大臣们的身上：而这些选择可能是出于他们一时冲动下作出的神学评价。

5至6世纪，我们可以看到接连好几任皇帝都深受基督教论争的困扰。随着查士丁尼逐渐步入历史舞台，我们又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兼具破坏性的狂热举动。皇帝的追随者们把他的信仰传播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于是乎对国家的忠诚也就转化为对教义的忠诚。在宗教狂热时期，这样的策略可能只会为君王带来短暂的好运。从长期来看，给臣民的忠诚度加上一个不必要、不相干的评判标准的做法，势必会对政治制度的连贯性和社会必需的忠诚产生影响，况且这种建立在说不明道不白的信念之上的评判标准本身还处在各方的质疑声中。

这些皇帝们在基本的经济问题上也失误频频。可以说没有一位罗马皇帝能够清楚地知道他所辖领土内的经济情况：是繁荣还是萧条？他们可能只是了解一些最常规的情况，而且通常是在一段时间后才得以知晓。帝国的经济思维被每年的收成报告牵着鼻子走，考虑的是养活人口的迫切性，而不是去思考他们作为总调度的角色应该如何把财富更好地用于其他方面。一旦被问及他和政府将会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某个地区或整个帝国的经济发展的时候，没有哪位皇帝能够回答。除了征伐邻国所获得的战利品和输入的财富，除了减税政策能让帝王更受欢迎，他们毫无其他想法。

对于那些落后的西部行省来说，在年头好的时候，它们的日子过得自由自在，但在年头不好的时候，它们就很难熬了。西部的某些地区很是幸运，尤其像是高卢南部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常常受到上天的眷顾。在5世纪，马赛的萨尔维安写下了一段关于“死亡并快乐着”的帝国的激烈的争辩文章，其中有很多地方提到了大地主们的不公正，引起了社会史专家的关注；但如果仔细琢磨的话就会发现，其实萨尔维安也不知道真正起作用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城市、贸易的出现与人口的聚集，关系到各地区的经济财富及行动能力——即便从纯个人的或是地区性的视角来看，也没有人知道该做些什么来增加财富。而东部行省的繁荣更多地得益于古代希腊的城邦模式所遗留下的政治社会发展的遗产，它有利于培养自觉、自立的城市社会。如果要说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做了什么好事的话，那就是它没有破坏它所侵占的地方。

所以说，罗马能够如此紧密地存在这么久，应该算是一个奇迹了；我们要牢记这个观点，尽管更多人认为罗马能够永远存在下去。

那么查士丁尼错在哪里呢？他原本应该做些什么呢？在这里，我会尽最大的努力，通过我们所知的或可知的在查士丁尼的世界里发生的事实来进行论证，尽可能地减少因后见之明而造成的冤枉。查士丁尼没有条件去请教凯恩斯、隆卡利（Angelo Roncalli）或者格林斯潘，请求他们指导和解决帝国的经济和宗教问题。但他至少可以留意以下的四个问题。

首先，他应该在东部边境保持和平状态，与邻国协议划分势力范围，建立互利互惠的贸易往来。贪婪和骄傲使得查士丁尼并不在意这样的友好睦邻关系，结果就连本国的各种史书都将波斯的统治者胡司洛描绘成了开明、现代的领导者。如果查士丁尼像皇帝们过去常做的那样，也从君士坦丁堡行动起来前往东部边境的话，倒也无伤大雅。两国间若是存有如此相互的尊重和共同的志向，应该也会影响到欧亚大陆上三分之二的民众的心理预期。胡司洛可能会欢迎查士丁尼这么做，因为据说他保留着三个宝座，虚位以待：一个是西方的罗马皇帝，一个是东方的中国皇帝，还有一个是北方的哈扎尔人（Khazars）的国王，只要他们愿意屈尊来访。⁵

只要那段边疆始终都是充满敌意、枕戈待旦的，既具有吸引力又困难重重（对商人有吸引力，但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麻烦），这种长期存在的弱点就会吸引那些从北方（由高加索山脉地区南下）或南方（由阿拉伯半岛北上）而来的侵袭者。到了7世纪，穆罕默德的继承者们注意到了这个机会，因而世界的格局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让我们想象一下强大的君士坦丁堡和强大的波斯并存的局面——因为受了罗马的影响，波斯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变得更有文化，也更为开放，就像罗马当初受到希腊文明的影响那样。两强并立的局面，使得古代晚期的世界在全球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使全球化提早实现，超乎我们的想象。而此时，不管是科斯马斯那样的个人还是匈奴那样的外族，人的迁移较之过去变得更为频繁。最终，在古代晚期的欧亚大陆上，这种流动性击败了各种传统的势力。

若是有了罗马与波斯的友好睦邻关系，就可以形成一个从大西洋直到印度河流域的更为开放和繁荣的社会，同时也能够促进与印度次大陆乃至中国的系统有效的交流。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交战和分裂——在欧洲西北部出现了一个新的权力中心，于查理曼大帝时期达到巅峰；一个是步履蹒跚的拜占庭帝国，孤零零地守在君士坦丁堡；另一个就是由各种伊斯兰政权所掌控的中东腹地。在好几个世纪里，波斯和印度成了伊斯兰帝国的前哨，它还与非洲和东南亚建立了联系。而中国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处于孤立状态。

其次，如果查士丁尼认为与波斯王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需要冒一定风险的话，那么，与地中海西部的君王们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就容易得多了。在查士丁尼时代，地盘基本上得到了合理的分配，在西班牙、高卢、意大利和非洲地区都有相对稳定的统治者。对他们来说，加入或巩固与君士坦丁堡的伙伴关系能够也应该可以把分散在罗马帝国故土上的各个地区重新联合起来，变成一个更强大的、多中心的共同体。这会胜过古典时代那种过于辽阔却不够紧密的统一。事实上，只有一位统治者受到了查士丁尼的待见，至少查士丁尼对之表现出尊敬的态度（这也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政权感到不快），那就是法兰克王，也就是距离他最远的一位。当不和谐的气氛已然形成，意大利也陷入了混乱不堪的局面之后，君士坦丁堡又几乎忘记了法兰克人，对他们报以藐视态度，有时还以恩人姿态高傲自居。后来在1204年，法兰克人和他们的盟友在前往圣地的途中包围了君士坦丁堡，予以回敬。此举也为威尼斯人在地中海地区的经济利益铺平了道路。到了1400年，拜占庭帝国只剩下了一座衰败的城市外加几个小镇。拜占庭帝国在中世纪晚期的衰亡，与它没有和西方国家维护稳定的关系、谋求真正的和平不无关系。

再次，只要和东西方都搞好了关系，查士丁尼就有时间来处理在他眼前最为棘手的问题，也是他一直以来最为忽略的问题：那就是他自己的故乡巴尔干半岛的安定和发展。我们不了解查士丁尼在想些什么，因而也无法弄清楚他意欲何为：在一个实际上没有任何条件的地方，将所有的资源挥霍在征服和炫耀之中，与此同时却始终对自己的家乡，对巴尔干地区不关心、不经营、不建设。他满足于简单地模仿自己的前辈，试图像芝诺和阿拿斯塔斯那样以夷制夷，但却无法取得同样的成功。

我承认，地缘政治的智慧对查士丁尼来说可能要求过高了。对他和他的时代来说，经济方面的智慧就更别指望了。他的都城中充斥着从各地搜刮来的财富，那些地方很快就再也不是拜占庭皇帝所能涉足的了。

最后，也是最直白的一点，即便是同时代的人也可能会对查士丁尼提出这个他本该注意的忠告——那就是在宗教问题上不要过于苛刻。查士丁尼所继承的这个帝国，其自然财富和力量都集中在东南部，即以安提阿为首的大叙利亚和以亚历山大港为首的大埃及。查士丁尼上台后只有一个宗教理念（支持查尔西顿派），还坚持不渝地推行了这种主张。到了他的统治末期，由于他的所作所为，埃及已经开始疏离和敌视皇权及其宗教了，叙利亚也坚决地走上了反对首都的道路；这两个地方后来都成了基督教一性论滋长的温床。在教会方面的收支平衡表中，查士丁尼可以欣慰地看到，查尔西顿派正在他重点资助的城市耶路撒冷及其周边的修道院里兴旺起来。他还在圣殿山附近新建了一座大教堂，足以与所罗门媲美。但是，他也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被他视为离经叛道的另一种形式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景教），已经跨过国界传至波斯，而后又成了波斯人的正统基督教。马可·波罗等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远赴东方的旅行者们，发现基督教在他们到来之前已然存在，但大多都以查士丁尼所禁止的形式存在着，福音就那样传到了天涯海角。

最终，是执迷不悟的宗教观念而非其他因素使查士丁尼错失了机会。他的继承者们已经选择不多了，只能在已经被他毁坏的世界里将就凑合一番。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艰难的一幕。

1. Paul J. Alexander，The Oracle of Baalbek (Washington D. C., 1967）。

2. 关于古代世界所失落的未来，我尚未发现一本好书，但Mark Munn，The Mother of the Gods（Berkeley，2006），以及A. Momigliano，Alien Wisdom (Cambridge，1975）这两本书抓住了它的关键。

3. 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他的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Ancient World（London，2001）一书中认为，亚历山大的失误就在于他选择向东方看，而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未来其实是在西方。布罗代尔提醒我们，在亚历山大东进的年代里，罗马正从台伯河谷向坎帕尼亚和拉丁姆地区扩张。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但亚历山大不可能不顾来自身后（也就是东方）的威胁而贸然前往西方；古人曾说他打算在阿拉伯之后再去解决西方，对此我们难辨真伪。

4. R. N. Frye，History of Ancient Iran（Munich，1984）被公认为较好的版本。请注意我所谓的“波斯人”指的是地理意义上而非种族意义上的。现代学者对于诸如帕提亚人是否属于波斯人的问题尚有争议，而我在这里不作任何评判。

5. G. Fowden, Empire to Commonwealth (Princeton，1993) , 13.

第五章
祸害甚于内战

要谈论查士丁尼的战争，我们就只能依靠普罗柯比，但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地阅读他的文本。

普罗柯比充分地认识到，查士丁尼从来就没有发动过一场应当发动的战争。他冒着不必要的风险，渴望发动无谓的战争，其野心比得上400多年前的图拉真（但却没有取得过类似的成功）。查士丁尼还会在前一场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去发动下一场。他的本事实在太大，总是能自欺欺人地否定自己的冒险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波斯战争被说成是一种僵局，只要稍微歪曲一下真相就够了；非洲战争貌似取得了成功，只要对此起彼伏的叛乱视而不见即可；意大利战争被说成是坚忍不拔的政府取得了胜利——不过读者肯定会意识到，这场战争尽管持续了19年之久，却没有为民族带来稳定的政权，绝不可能称得上成功。这个民族流血牺牲，换来的却是自己的城市受尽蹂躏。

只要正确地阅读就会发现，普罗柯比所讲的故事（我会尽可能地复述得简洁一些）就是一部罗马帝国恶名昭著的自取灭亡的编年史。

东线无战事

在5世纪，波斯正在为自己的东方边境而烦恼，因为白匈奴（他们的地盘在波斯与印度之间，这里如今又是大麻烦）不但正在威胁着印度的笈多帝国，还严重地威胁着波斯最容易受伤的方向。白匈奴暗暗地支持了卡瓦德一世的长期统治（488~531年，中间有过间断），使他得以集中精力关注波斯帝国西部更富庶的地区。阿拿斯塔斯是几十年来第一位注意到波斯活动的皇帝。不过，为了控制边疆，他只是制造了几场边境冲突，加上一个开明的公共建设计划，也就是在506年建设了边防据点达拉（几乎达到了城市的规模），并根据自己的名字将它命名为阿拿斯塔西奥波利斯。依托该要塞，罗马军队得以监控边境，与境外的波斯人保持着触手可及的关系。

与此相对，关于查士丁尼的波斯战争，普罗柯比所要讲的故事主要反映了6世纪30年代后期那种不太激烈的冲突。这些冲突在北面的高加索地区开始，沿着边境扩散开来。当时的波斯史家应该不太关注这些事件。我们必须记住，普罗柯比的一个目的是在我们面前展现波斯国王胡司洛英雄般的出场，从而与查士丁尼形成对比（胡司洛于531~579年在位，因此他和卡瓦德一共统治了波斯90年之久）。这位睿智而勇敢的皇帝率领军队走向胜利，与躲在宫殿里的查士丁尼相比，这就构成了含蓄而有力的批评。

在胡司洛即位时开始的冲突，在532年以双方所谓的“永久和平”结束。“永久和平”是查士丁尼花了区区1.1万磅黄金买来的，仅仅持续了8年。

但是，当查士丁尼开始将主力调往西部发动那些更加愚蠢的战争时，胡司洛无疑抓住了机会，在6世纪30年代就开始勒索贡金了。有一种老生常谈是，波斯保卫了高加索的关口，防御了来自大草原的入侵者，既然罗马和波斯都受益于这种保护，波斯就应当得到罗马的资助。罗马一直不答应，于是波斯人就发动了战争（威提吉斯派去波斯的一个使团也鼓励了他们。我们将会看到，查士丁尼试图在意大利进攻威提吉斯指挥的军队，所以后者就鼓动波斯人开辟第二战场）。胡司洛得到了他所觊觎的一座又一座城市，从以得撒，到希拉波利斯，到阿帕梅亚。540年，他深入到了安提阿一带，袭击、掠夺并毁灭了罗马东部的这座大城市。从此它再也没能恢复元气。胡司洛在回师泰西封之后，还建立了（也可能只是改名）一座名叫“胜过安提阿的胡司洛之城”来取笑安提阿人！如果安提阿的居民们听说了这事，肯定会更伤心。

6世纪40年代初，罗马再次开始关注这里，结果在545年签署了一项和约。总体上，这项和约将会延续到70年代查士丁二世愚蠢地重燃战火为止。从此开始了20年断断续续的冲突，在7世纪初又打了20多年。由于普罗柯比详细地为我们记录了6世纪20年代末的冲突以及40年代的某些时期，就经常有人言过其实地夸大这种对抗，好像东西方之间、拟人化的两大帝国之间的古老对抗已经重现了（可能查士丁尼就这么以为）。这种倒退还是别出现为好。

到6世纪末，罗马和波斯之间的边界差不多还是200年前的那副样子。除了加深敌意和妨碍相互理解，鲜血和财富白白地消耗了。舞台已经准备就绪，7世纪那场血腥且一意孤行的冲突将会到来。

非洲的惊与惧

在贝利撒留指挥下驶往非洲的舰队，很可能是史上所调集的最庞大的海上力量，除非我们相信，468年皇帝利奥在对汪达尔人所发动的背运的攻势中出动了10万大军（那是史料的想象）。直到近代早期土耳其人、威尼斯人和西班牙人的战争之前，像贝利撒留舰队这样的水师再也不曾在地中海上出现过。10 000名步兵、5 000名骑兵和1 000名从匈奴人和赫鲁尔人中招募来的轻装雇佣兵，装满了500艘运输船，另有100来艘轻型战舰提供防卫和掩护。在牧首进行祈祷之后，这支舰队于533年6月从君士坦丁堡起航，如同利维坦一般开始了远航。舰队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磕磕碰碰地穿过爱琴海，其中的一次停顿是由于士兵的痢疾。舰队经过了克里特，然后接受了狄奥德里克的继承者们的招待，船只在西西里靠岸并加水。此后，舰队趁着适航的季节，勇猛地在地中海最狭窄处直扑非洲沿海，奔向迦太基以南的突尼斯海岸。

舰队的力量和弱点都来自它的规模。舰队上挤满了士兵（主要来自巴尔干，是那些行省千方百计地凑出来的），尽管勉强装载了足够的武器和旅程所需的有限定量的食物，但淡水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对于人类在苦涩海水上的运输来说，不管他们是精锐的罗马军团还是1000多年后的非洲奴隶，情况一直不变。如果雨水供应不足，船只就必须经常靠岸。结果，在那些又饥又渴还充满欲望的士兵面前，岸上的所有人都要面临灾难。

当舰队到达时，非洲还毫无防备，看不清形势。查士丁尼相信，普罗柯比相信，所以每一个现代读者都相信，这支舰队正在进攻“北非的汪达尔王国”。听起来，它和过去那个罗马非洲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在这个时代的每个地方、每个时刻，我们都必须分区域、分地点地认识清楚连续性和断裂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上当。

被我们称为汪达尔人的武装团伙是于406年在远离罗马的地方跨过莱茵河的，当时根本就没有引起洪诺留和斯提利科的多少注意。20多年后，他们出现在非洲，不过其中的具体情形还有争议。至少，我们应当承认他们的罗马化，因为从跨过莱茵河到跨过直布罗陀海峡，一代人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在非洲作战的年轻人是在罗马的疆域内长大成人的。且不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像周围的人群那样罗马化了，至少可以肯定，他们如今更加罗马了。进一步说，他们在非洲的角色不是像月球来客那样，而是像地方政治戏中的参与者那样。据说（很可能并非真相，但确实有人这么讲），有一位罗马将军为了寻求援助、打击对手，而诱使他们来到了非洲。10年后，他们就取代了那些将军，成为直布罗陀和昔兰尼之间的唯一军事力量。迦太基落入了他们的手中。这主要不是由于大军的进攻，而是由于他们逐渐在非洲扎下了根。对所有这些流浪的武装团伙来说——我们将他们称为蛮族——共同的利害就是他们愿意定居下来，将这里据为己有。罗马曾经靠建立一支职业性的、可移动到天涯海角的军队而强盛起来。那样的军队是优秀的进攻机器，但如果要承担防御任务的话，靠近家园的军队却有巨大的优势：较短的补给线，容易补充兵员，还有进行战斗的热情。在5世纪的非洲，罗马政府就是一株烂了根的植物，所以很容易丧失它的枝桠和花朵。

迦太基的新政权不依靠任何人，也没有理由放弃独立。沉重的税收曾经将非洲的产出及其大部分财富跨海运往罗马。从非洲的角度来看，消除这种负担是有利的。5世纪，迦太基的港口得到了重修，贸易肯定在继续。只不过，与向罗马缴税的时候相比，条件对非洲人更优惠了。学者们还在研究，与一个世纪前相比，5世纪末的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有何变化，但量肯定是在下降的。

在迦太基本身，你可能看不出什么变化。汪达尔人（如果我们只能这么称呼他们）的上层阶级成员以奢侈腐化著称。在这个都城里，他们肯定是富裕发达的。假如考古学家还能像半个多世纪前、独立战争前那样自由地在阿尔及利亚开展工作，我们就可以更好地了解当时的情况了：强迫性贸易的衰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为努米底亚高地山谷的衰退了（奥古斯丁曾经在那里成长和生活）。但汪达尔人一如既往地管理着他们的行省。对罗马世界的其他地方来说，情况有点像1973年的“石油危机”。价格猛涨，商人们乘机牟利，消费者不得不省吃俭用。换言之，汪达尔征服的真正打击，是在非洲以外的地方。

迦太基还是迦太基。我们有一些创作于汪达尔人统治时期的优秀文学作品，其中最出色的首推马提亚努斯·卡佩拉的《语言学和墨丘利的婚礼》（Wedding of Philology and Mercury）。这部分为9卷的作品将旧的神话与新的博学融为一体，堪称一本通识教育的手册，足以满足最优雅的文学口味。一部名为《拉丁文选》（Anthologia Latina）的文集（我们拥有一种它的8世纪抄本）大约于532~534年间在迦太基编纂而成，那时正值查士丁尼的部队粉碎这个相当文明开化的政权的前夜。其中的谜语、警句和例句可以颠来倒去地念，这说明它的读者是非常有文化的。其中收录的维吉尔集锦诗（就是完全用维吉尔的诗句编出来的新诗），只有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才能欣赏。与狄奥德里克同时代的迦太基统治者特拉撒蒙德似乎为一位仁慈的君主。他恢复和增进了王国的荣耀，就像罗马人一样。拉丁语是唯一的通用语言。在汪达尔人被推翻后，我们又进入了一个文献记载更丰富的时期，传统的罗马行省生活毫无困难地得到了延续。因此，我们只能相信它从来没有真正中断过。福尔根提乌斯是一位既传统（从他的《神话集》（Mythologies）来看），又正统（从他的基督教神学著作来看）的作家。他的家庭恢复了祖传的田产。在青年时代，他就在那座庄园里生活，操持家业（在狄奥德里克当政时，我们知道他曾经去罗马朝圣）。假若我们不知道非洲被征服的故事，单凭所能见到的考古遗存，我们完全想不到巨大的断裂。

只有在宗教方面，这个政权才比较特殊。公教徒维塔的维克托的观点已经毁掉了汪达尔迦太基的名声。他记载了这个行省在汪达尔统治下的生活，蓄意攻击了阿里乌派国家及其教士和爪牙对真宗教的迫害。即便按照他的记载，敌意也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轻。到6世纪20年代，当时在位的希尔德里克（别忘记他既是汪达尔国王的后人，也是罗马皇帝的后人）就允许公教主教们回归教区，并试图与帝国实现合解了。只要仔细阅读维塔的维克托的夸张文字就会发现（正如一位当代的学者所论，“格格不入”），维克托对当时的情况夸大其实。他也是为了劝阻公教同伴们不要越界，到多数派和主流的教堂去。就像非洲的多纳特派在411年之后接受政府安排的宗教变化一样（当时奥古斯丁及其同党们成功地压制了反对派），一旦当权的宗教变了新口味，成了阿里乌派，多数非洲人就会急于与他们的神步调一致而不太在乎教义上的细枝末节，就会将最大、最有势力的教会当作好地方。当查士丁尼的军队重返此地并实施另一次政权更迭时，回归正统基督教的运动又变得很容易、很自然并顺理成章了。

在来到非洲之后的前几十年里，新的汪达尔领导者保持着军事上的强大。他们以此得到了权力，也以此获得自信。455年，由于自我膨胀和机会主义，一支非洲的舰队驶向了意大利，在迦太基人曾经三次战败的地方得胜。蛮族进攻罗马城的象征意义从来都很重大，所以这次事件与早先阿拉里克在410年对罗马的进攻一样，在通俗历史书读者的心目中依然意味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恐惧和毁灭。¹然而，与名义上的罗马军队在6世纪将会带来的东西相比，410年和455年的事件，根本就算不了什么。458年，皇帝利奥试图反攻汪达尔人，结果以不光彩的失败告终——对大半个世纪后的查士丁尼和贝利撒留来说，这次失败是很难忘却的。

然而，5世纪后期的非洲已经进入了一种稳定而持久的状态，越来越与周边的势力和平相处了。尤其是在奥多阿克和狄奥德里克治下追求理性共存和保持稳定的时代中，汪达尔统治者受到了平等的对待，得以发展起来。他们的命运不算差。477年，年事已高的伟大征服者盖塞里克在迦太基逝世。接着，几位越来越罗马化的继承者理性而有策略地管理这个国家。盖塞里克之子亨内里克与尤多奇娅结了婚，她是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女儿、加拉·普拉奇迪娅的孙女。这样，希尔德里克于523年登上了非洲的王位，他是征服者盖塞里克的孙子，也是瓦伦提尼安三世外孙。他前面的国王是特拉撒蒙德。在非洲人于491年袭击西西里之后，特拉撒蒙德与狄奥德里克的妹妹阿玛拉弗里达结了婚，从而靠王朝政治的网络与意大利的政权建立了密切关系。在希尔德里克统治时（从523年到530年），狄奥德里克的寡居女儿遭到囚禁并死于狱中，该政权肯定对君士坦丁堡无比友好。同一时期，初登皇位的查士丁尼在意大利也看到了一个同样顺服、非常友好的政权。阿玛拉松莎以她的儿子阿塔拉里克的名义摄政，统治着该政权。按照某种观点，查士丁尼之所以产生再征服的野心，就是因为他以为当时非洲和意大利都已经相当友好了，只需象征性的兵力就可以重建完全忠于自己的政权了。

530年，希尔德里克被他的堂兄弟格里默尔推翻，这就为查士丁尼提供了口实。舰队于533年起航，它的使命注定会实现。但它还不如失败更好，因为它的失败对大家都是好事。应该说，是非洲一方灾难性的愚蠢促成了这场胜利。由于得知撒丁岛上发生了反抗非洲统治的叛乱，格里默尔就派自己的舰队和陆军北上了。这是一个愚蠢的错误决定，使非洲大陆实际上处于不设防状态之中。此时，贝利撒留还不知道自己的运气这么好，就在迦太基以南很远的地方登陆了，离他的目标还有150英里远。顺利的话，还需要10天之久的跋涉行军，舰队要在附近跟随，军队要保持在海上能看见的距离之内。一路上的好运气使行军很顺利，当地的官吏们宁愿投降，不愿被屠杀。唯一的一场战役发生在离迦太基10英里远的地方。防御者运气很差，在开始的几场战斗中就战败了；接着，格里默尔的指挥又太怯懦，结果贝利撒留的骑兵和匈奴人取胜了。这场战役打了很久，步兵还有时间追上来，并在533年9月15日胜利地进入了迦太基城。

从希罗多德到普罗柯比，史家们对古代1000年来大部分战役的叙述都相当千篇一律，这是有其原因的。在两军面对面厮杀的战场上，坚固的战车是任何军队所能投入的最有威力的武器，但它们经常被弃之不用。根据埃及、波斯和罗马的情况来看，铁器时代早期的战车都敌不过实实在在的骑兵。在能够驯化和驾驭马匹之后，骑兵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就能够战胜笨重的器械了。骑兵在古代世界中赢得了优势。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对波斯人的战争和公元6世纪罗马人对“蛮族”的战争看起来是惊人的相似。蛮力和重物就能造成最低限度的杀伤力，对方则靠人造的防护物和战场的战术来躲避。锋利的铁制武器（刀剑和矛）威力更大，能造成更大的杀伤，但也容易丢失和破坏。例如，投矛就可以还治其身，对投掷者自己造成伤害。

作为步兵，力大无穷、坚韧和勇敢的人就是最廉价、最可靠的力量。要拥有这样的品质，就必须有决心来忍受苦中之苦，还有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砍杀而死，或者以残忍程度稍低的方式被俘为奴的可能性。他们需要食物、武器和某种渺茫的希望，也就是能在退伍后从将军那儿获得小块的田地。古代士兵的生活是严酷的。更严酷的是要认识到，某些人选择从军，是为了避免更糟的命运。

骑兵，也就是骑在马背上的弓与箭的力量，在机动性和灵活性上占有优势，能够包围步兵。在古代世界的一场场战争中，决定性的差别就在于明智地运用数量占优势的骑兵。在精心选择的战场上，利用地形来自由地展开骑兵，这就是决定胜败的差别。在533年的非洲，查士丁尼的财富、训练有素的军队和军官、较为明智的战术以及不一般的运气赢得了胜利。

战败了的格里默尔逃到了迦太基以西几十英里远的地方，潜伏了起来。到12月，贝利撒留再次派出骑兵追击，于是发生了第二场战役。格里默尔还是很怯懦，结果贝利撒留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贝利撒留的军队训练有素，而这时候的汪达尔人已经安享太平50多年了。在这种宁静的环境中，是培养不出士兵和将军的。格里默尔本人向西逃到了更远的地方，在几个月之后又被追上，最终在534年春季投降了。

贝利撒留貌似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功。他回到君士坦丁堡，带回来大量战俘。他获得了最古老的罗马荣誉，也就是凯旋式——对那位总是很猜疑的皇帝来说，这是很慷慨的赐予了。这时候举行凯旋式的地点不是广场而是竞技场，它就是君士坦丁堡世俗仪式的中心。格里默尔戴着镣铐徒步跟随贝利撒留，完全屈服了。出于职务的需要，史家让格里默尔环顾四周并引述了《传道书》中的话（“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但那种样子的严肃没能保持多久。一定的外交礼貌是需要的。在小亚细亚中部的加拉太，贝利撒留给了这个汪达尔人一处很好的田庄，让他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在那里度过余生。甚至有人说，贝利撒留想给他的俘虏一个显赫的头衔，但格里默尔不肯接受君士坦丁堡的反阿里乌派信条，因此错失了更好的待遇。后来，他的一部分军队又出现在了罗马东方边境上的战争中。

按照君士坦丁堡所讲的故事，在重新夺回的宝贝中有希律圣殿中的金器。据说，公元70年皇帝提图斯在攻占耶路撒冷时夺取了它们，455年汪达尔人又从罗马手中抢走了它们。要不是我们知道查士丁尼喜欢在许多方面和所罗门攀比（包括在君士坦丁堡修建索菲亚大教堂，在耶路撒冷兴建宏大的新教堂），还真有可能会相信这个传说。

普罗柯比将故事限定在战争的范围内，不谈和平。结果，对于贝利撒留征服非洲之后的故事，他只为我们揭开了冰山的一角。²很少有人了解拜占庭统治非洲的长期历史。不过可以说，在查士丁尼之后的一个世纪中，这个行省经历了自从迦太基在公元前146年的毁灭以来最困苦、最艰难的时代。多数作者强调，柏柏尔人的侵袭使那个时代的罗马将军们日子很不好过，他们却一点也意识不到，柏柏尔人日益加强的组织、自我意识和自信心说明了他们的发展，而不是文明的衰落。早在508年，一位名叫马苏纳的人，就在一段石刻铭文中被称为“摩尔人与罗马人之王”（rex Maurorum et Romanorum）。发现这块石刻的地点远在现属于阿尔及利亚西部、接近摩洛哥的地方。这段铭文只是出土的100多段同时期铭文之一，它们都远在罗马税收和统治的范围之外。³仅仅根据这一史料来看，柏柏尔人已经在通往文明的道路上走了很远了。到了6世纪，柏柏尔人已经成为一支在马格里布内外不可忽视的力量，至今仍然如此。虽然从来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建立过政权，也从来没有被他们的统治者当成勉强忍耐的对象，他们却自己造就了一个名字、一方土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使某种文化特性得以延续，做得比古代晚期的其他很多民族都更好。

就像在大部分时候那样，迦太基衰落了，回归于那种作为行省省会的古老的新角色了。新现象是，它所听命的一国之都变成了君士坦丁堡而不再是罗马了，如今的罗马已经不再是一座被其他地方视为普世权力所在地的城市了——起码在以后的整个中世纪都这样。现在，思想和人几乎是在往返于意大利南部、非洲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在6至7世纪，这座新的迦太基将在基督教会的历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

迦太基的基督徒在总体上是坚持查尔西顿信经和西方思想的。起先，他们强化了查士丁尼的偏执，这就使东方地区更难实现教会内的和平了。到后来，在查士丁尼最终决定安抚东方时，西方某些最激烈地抵制妥协的阻力也是来自迦太基，这就在关键时刻致命地破坏了查士丁尼的努力。对于查士丁尼针对狄奥多莱、伊巴斯和莫普苏埃斯提亚的狄奥多尔的敕令，最有力的反对者就是非洲人——迦太基的利贝拉图斯与赫尔米阿内的法昆杜斯。查士丁尼刚一解放非洲的正统基督徒，他们就开始缠住他不放了。在6世纪末，在迦太基被纳入君士坦丁堡的神学世界之后，它就极力在拉丁西方与希腊东方之间打进另一个楔子。假如查士丁尼更有远见的话，他就会看到一个阿里乌派的迦太基会在很多方面都更有利。

意大利的泥沼

当查士丁尼入侵意大利的时候，那里的最高统治者是狄奥达哈德。他非常像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笔下的人物。要不是6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的意大利筹码太高了，他的故事还会更糟糕、更可笑。

狄奥达哈德是狄奥德里克之妹阿玛拉弗里达的儿子。与狄奥德里克相比，她在君士坦丁堡生活的时间更久。在西赴狄奥德里克的王国之前，她是皇后阿里阿德娜⁴的女伴，所以狄奥达哈德有可能就是在那儿出世的（阿玛拉弗里达就是那个死于囹圄之中的人，6世纪20年代她的第二位丈夫、汪达尔统治者特拉撒蒙德已经去世，她就在非洲寡居）。约在510年前后，狄奥达哈德已经成为托斯卡纳的地方豪强，凭借与狄奥德里克的血缘关系，在自己的地盘上作威作福。他的地盘已经相当靠南，可以说是罗马的北郊了，但没有迹象表明他在罗马城里有影响。罗马城本身基本上被精明地留给了那些旧贵族的家族。

狄奥达哈德以两件事闻名：柏拉图主义和蛮横。他的柏拉图主义常常使学者们感到有些惊讶，不过狄奥达哈德是以认同“文明”（civilitas）为荣的，他还经常和有学问的臣下们进行长时间的哲学对话。同样不足为奇的是，他家族里的另一位成员将古代哲学视为高贵和名誉的根据。狄奥达哈德不太可能有能力阅读大段的希腊文柏拉图原著，但有可能他身边有一位私人哲学家。他可以念书给狄奥达哈德听，还为他的宴席增添雅兴。那是一桩非常罗马的事情。

狄奥达哈德在史料中的第一次出场，是在狄奥德里克写给他的一封信函中。狄奥德里克的信以严厉的措辞提醒他，如《圣经》所言贪婪是万恶之源，还说王族应当超越一般的欲望。狄奥达哈德豢养的打手们曾为他强占了某元老家族的一位普通成员的财产。几年以后，又发生了一个类似的事件：这一次是地位很高的人士受到了欺凌，狄奥达哈德的手下抢走了狄奥德里克赏赐给他的财产。在阿塔拉里克登上王位之后，我们又看见了狄奥达哈德的身影。这时他被描述成一位“高贵而有分寸，谦虚而审慎，为所有人增加荣耀的人”⁵。包括阿塔拉里克在内，他的亲戚们都这么说。

阿塔拉里克的短暂统治，很像年青的巴沙尔·阿萨德统治叙利亚的最初几年。在那位伟大国王故去之后，表面上情况变化不大，他们有理由期待未来的稳定和成功。尽管明显、潜在的致命弱点已经存在于顶端了，但决不能说危险已经临近。在罗马，我们发现了一段533年的铭文。从落款人多重的姓名和等级来看，他出身于地位很高的家族：普莱特克斯塔图斯·萨尔文提乌斯·维雷昆杜斯·图拉雅努斯，vir clarissimus et spectabilis（可见是一名元老；因此他有很好的家世，但没有担任过最高等级的官职）。他是在纪念一位同样名叫图拉雅努斯的兄弟，后者担任过行省总督，“维护帝国”（servans imperium）。在意大利，可能会有人认为帝国已经在476年倾覆了，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声音将帝国描述成一个依然鲜活的存在。

如此形势下，当阿塔拉里克逝世，合法性和连续性面临危险的时候，尽管看似不太可能，狄奥达哈德还是被选中了。阿玛拉松莎没有，也不可能嫁给狄奥达哈德，后者已经有了出身于哥特名门的妻子古德莉瓦。于是形势就变成了奇怪的“三角恋”，阿玛拉松莎成为女王（regina），狄奥达哈德成了国王（rex），而古德莉瓦沦为候补者。

这不可能持久，也没有持续多久。不到一年，阿玛拉松莎就死了。她遭到劫持，被囚禁于一座湖中小岛上（这个湖属于意大利在狄奥达哈德统治下的那部分），不久之后就被杀害了。此后，古德莉瓦在文件上就以王后的身份出现了。狄奥达哈德，那个具有皇家血统并在君士坦丁堡长大的孩子，现在成了罗马的统治者。

意大利危急了。意大利在历史上第一次（数百年里也就这么一次）变成了一个事物，一个对象和一个目标。罗马在半岛上兴起，先将拉丁姆和托斯卡纳，再将后面的坎帕尼亚和萨宾山地连接起来，再逐步向南北两方面延伸，直到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整个半岛都统一起来。在此之前，意大利并不存在，那里的人们并不服从于同一种法律权力，并不具有同一种法律地位。到了共和国的末年，到这一切实现的时候，还没有别的角度（迦太基也好，雅典也好，特洛伊也好）来看待这个新创造出来的事物。维吉尔《牧歌》中的牧人埋怨着最后的土地征收，但正是这种做法造就了罗马的疆域。尽管牧人们认识不到，但他们正是第一批意大利人。

狄奥德里克再造了意大利，此举招来了嫉妒和贪婪。他和继承者们的国土在北、东、西三面跨越了群山，但那些地方只是偏远之地。查士丁尼和贝利撒留所看重的，是意大利本身。尽管他们对它知之不多，却渴望得到它。他们基本上将意大利理解为一条蜿蜒的长线，从那不勒斯开始沿着海岸到罗马，接着沿着弗拉米尼安大道（他们也是这么理解古老的罗马大道的），朝东北方向穿越山峦抵达亚得里亚海岸，然后在那里跨过不起眼的卢比孔河（这条河曾经是罗马与行省的界线），到达拉文纳。这条线还可以向西延伸，直到帕维亚和米兰，但那已是君士坦丁堡所能想象的天涯海角了。对于富饶而诱人的翁布里亚与托斯卡纳，以及北面那块从皮埃蒙特经伦巴第至威尼托的肥沃平原，还有那两块略微穷一点的现名卡拉布里亚和阿普里亚的土地，他们应该听到过若干传闻。但是他们所知的意大利范围很有限。他们想要毁灭它，结果却毁灭了意大利周边的几乎所有地方。

于是，535年阿玛拉松莎之死为查士丁尼提供了所需的借口——他们所想象的不稳定和不合法——好让他再次派遣舰队扬帆出海。这次他在非洲拥有行动基地，还因为能顺路攫取并利用西西里的港口而信心百倍。

贝利撒留沿着海岸挺进，几乎未遇抵抗就攻占了那不勒斯。他所造成的震动使狄奥达哈德丢掉了王位。作为狄奥德里克家族的最后一位统治者，狄奥达哈德被铁面无情的资深军官威提吉斯推翻了。接着，由于企图从罗马逃往拉文纳，狄奥达哈德被处死了。这很可能是那些想要向新国王献媚的人干的。

意大利人幸运地选择了威提吉斯来领导自己。在较为和平地占据这片肥沃、富饶的土地40多年之后，他们又找到了一位有才华、有能力的将军来领导自己。他将会指挥他们英勇顽强地投入战斗，尽管最终仍然是徒劳的。

面对着严峻的入侵，威提吉斯却没有继承一支可堪一战的军队。于是他在536年11月放弃了罗马，当时正值雨季。但他的退让只是一种策略。到次年1月，贝利撒留已经觉得自己快要在罗马安顿下来了，甚至有点耀武扬威的感觉了。这时意大利军队重新出现，包围了城市。这是三次胶着性僵持中的第一次，它们将会彻底毁掉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就连一般的战争也应付不了，遑论这么一场消耗性、长期性的围城战了。在这种绝望的时刻，城市的占领者就变成了居民的敌人、城市结构的破坏者。

经过一年的突击、交战和困顿之后，贝利撒留终于击溃了围城的意大利军队。在留下一支守军之后，他北上追击威提吉斯，从538年到539年历时两年之久。他向东方求援并获得了援兵。最终他的军队攻占了里米尼和米兰。最后，贝利撒留成功地将威提吉斯逼进了拉文纳，并在540年攻取了东哥特王国的首都。狄奥德里克曾经重建这座都城，并在那儿领导过他的王国。

在这场战争并没有真正的胜利者，癫狂接着癫狂。拉文纳的败军作出了一个不无道理的选择，要将这位伟大征服者刚刚得到的王位送给贝利撒留。查士丁尼的统治很有讽刺的味道——尽管他就是一介武夫，却派别的军人为他打仗——但意大利人才不管这个，他们只想做一笔最划算的买卖。

尽管贝利撒留拒绝了，但还是受到了连累。尽管他带着一批显赫的人士（俘虏也好，人质也好，客人也好，罗马人也好，哥特人也好，就看你怎么看了）胜利地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却没能赢得第二次凯旋式。相反，他又一次被派往东线，和波斯人作战。这时候，狄奥德里克的阿玛尔家族还在世的所有成员，不是到了君士坦丁堡，就是在经过安抚、改造之后被送回了那个支撑着贝利撒留新政权的意大利。⁶威提吉斯本人在受到一番奚落之后，获得了体面的退养待遇。意大利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但战争并没有结束。首先，法兰克人趁着局势混乱之机来显示力量了，趁着所有人都在关注波河谷地另一端的机会，攻占了米兰。这样做主要不是为了争夺半岛上的土地，而是为了在阿尔卑斯山对面伸出一只手，从而保障他们在高卢的支配地位。在这个混乱的时刻，一位名叫伊尔迪巴德的将军（在其追随者的眼里他就是国王了）在意大利北部，在利古里亚和威尼托纠集起了本地的力量。几个月之后，贝利撒留的军队未能直接控制的意大利北部地区，又出现了一位新的领袖，成了哥特人残余力量的首领：他就是足以和贝利撒留分庭抗礼的托提拉。

托提拉领导哥特抵抗运动达十余年。他很有招兵买马的本事，从波河以北起家，坚持了整个6世纪40年代，从而戳穿了以为狄奥德里克继承者们的政权缺乏权威、根基薄弱的一切不实之词。按理说，一个受侵略，被击败，连首都和领导人都被俘虏的意大利，就只能沦为一块心不甘情不愿的属地了，但是，托提拉很善于利用拜占庭殖民统治的愚拙。很快，意大利的外来力量就认识到，它只能躲在城市和安全区里，并从那里杀出来与不屈不挠的当地人战斗。

托提拉聪明、顽强而且有耐心，于是他的部队开始直接从对手那边招兵买马了。就血统和忠诚度而言，两边没什么差别；真要说的话，还是那些为家园而战的人更有优势，他们甚至能向那些改换门庭的雇佣兵承诺，在新的土地上给他们一个家。比如，我们知道有一位将军希罗迪阿努斯，他曾为贝利撒留镇守攻占的那不勒斯，曾在假和平出现的时候随同贝利撒留前往君士坦丁堡，然后又在545年被派回来镇守位于拉文纳与罗马之间，群山当中的斯波莱托。当托提拉进攻那里的时候，他投降了，并开始为胜利者而战。

托提拉战争的年代，大半个亚平宁半岛都处于血雨腥风之中。可以说，君士坦丁堡不得不竭力将注意力和积极性集中在那场冲突上。545年，托提拉向南进军，攻下了那不勒斯，又一次发动了对罗马的围攻。重新回到意大利的贝利撒留试图从陆、海两路支援故都，但均告失败。546年，围城战久战不决，直到12月才以托提拉的胜利告终。在托提拉攻进城的时候，据说城内仅存大约500平民；其他人不是饿死了，就是在围城时逃到其他地方避难了（他们人数更多）。对托提拉而言，这座城市只是一种象征而不是真正的目标，它那挥之不去的象征意义总是超过实际上的重要性。他将罗马留在身后，让贝利撒留去收复并重建它。从藐视它的胜利者撤离之后，到不得不收复它的将军返回之前，在40天里罗马都是一座空城。

托提拉的故事不是那种绝望的负隅顽抗，因为他既能聚集起可观的兵力，又拥有勃勃的野心。就是在这场战争的后期，他还夺取了科西嘉、撒丁尼亚和西西里，并派出了一支庞大的舰队进攻希腊沿海。按传统的观点，他是最后一位蛮族的自由斗士；但更公平地说，他是最后一位保卫古代秩序的罗马将军，抵抗了无知的拜占庭愚蠢地发动的猛烈进攻。

绝望和厄运的故事在文献中随处可见，其中圣徒们的传记尤其能够反映出那种四处弥漫的悲哀、恐惧的气氛。波爱修斯的女儿路斯提奇亚娜还在世，她是罗马城里最后一批旧元老的后代。据说，在这次围城快结束时，她已经窘迫到了要乞讨的地步。在托提拉占领城市的时候，她已经只能听凭于他的仁慈了。后来，她逃到君士坦丁堡开始了新生活。这时候她为一个女儿安排了一桩婚事，把她嫁给了埃及的一个富贵家族；该世纪末，这个家族在莫里斯的朝廷上很得势。（她还从锡拉库萨和罗马一带的地产上获得收入，有人在那里替她打理产业）我们还知道一些更详细的故事，通过它们就能知道人们是如何忍受那种岁月的：岁月十分艰难，但最终仍有可能熬出头来。

有一位地主叫贡迪拉。只看名字，就知道他是狄奥德里克和哥特意大利的新秩序的一分子。这时候他的地位已经很稳固了。⁷他生活在狄奥达哈德的国家里，在罗马以北、靠近托斯卡纳的某个地方。539年，在形势对威提吉斯不利的时候，贡迪拉的地产被查士丁尼的军队夺走了。但他在540年放弃了阿里乌派信仰，及时地通过教宗维吉里皈依了公教，从而依靠胜利者的宽大政策，索回了财产。他甚至从阿里乌派的罗马主教那儿获得了一份证明，确认他已经背教了。出于感激、慷慨和审慎的考虑，贡迪拉将一块土地捐赠给了罗马城北奈皮城的公教圣马利亚教堂。那个地区正是敌对的两军反复争夺的地带。

战争是不让人喘息的。在6世纪40年代初的某个时候，托提拉又一次率领本土军队南下了。他又一次夺走了贡迪拉的土地，把它赏给了自己的手下茨里科伯爵。在544~545年间，贝利撒留回师奈皮，贡迪拉又有了指望。但在茨里科被赶走之后，贝利撒留却将这块地送给了奈皮的公教圣埃利亚修道院。

贡迪拉很有办法，他去找了那位可以说是在贝利撒留上头的人，也就是教宗维吉里，说服教宗命令埃利亚修道院的修士们将地产归还给他。还是出于感激、慷慨和审慎的考虑，贡迪拉愿意分享失而复得的地产，将其中的一部分还给了圣埃利亚修道院的修士，还将另一部分赠给了另一个名为圣司提反努斯的修道团体。

战争在持续。在某个时候，托提拉又回来了；有迹象表明，贡迪拉再次失去了土地。在战争结束，政权稳定下来之后，贡迪拉拿这个案子去向罗马的司法官起诉——因而我们知道他的故事。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个案子就是一团乱麻，例如茨里科的继承者们还是在依据托提拉的赠予来主张所有权，并指望效忠于君士坦丁堡的新政权承认这一赠予。但我们不知道最终结果，只知道在20年的战乱中，贡迪拉始终坚持不渝，为他的财产和地位而奋斗。

在意大利的南端，现在的卡拉布里亚，有一位名叫图里阿努斯的地主。尽管他出身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家族，却在当地拥有十分广泛的权力，在外面也有很好的关系。⁸545年，拜占庭将军约翰南下来夺取和控制当地的城市（当时贝利撒留正在千方百计地夺回控制权，尽管早在540年他就自认得胜了），这时图里阿努斯出现在他面前。他代表着这一地区的民众，显得中立而审慎。尽管既缺乏忠心也没有什么谋划，但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欲望，愿意与掌权的任何统治者配合。这些人自称是出于不得已才迎合狄奥德里克的政权的，但这时皇帝的人马却把他们当成了蛮族敌人，使他们感到委屈不平。约翰保证会实施宽大政策，从而赢得了图里阿努斯的效忠。到下一回合的冲突时，托提拉的部队再次南下，来到这个山峦起伏的地区。这时图里阿努斯旗帜鲜明，在当地发动农民组织民兵，并指挥他们参战。这时候他就像中世纪的封建领主那样，带着扈从队伍，英勇地扼守山隘，抗击敌军。不过（必定经常如此），托提拉从当地招募到了别的人马，打败了他们。

那时候，图里阿努斯的兄弟德奥菲隆在附近的一个地方（就是现代的克罗托内，属于卡拉布里亚）遭遇了托提拉。还有一位名叫戈迪拉斯的将军与德奥菲隆并肩抗敌。戈迪拉斯应该是色雷斯人，但不清楚他是跟着狄奥德里克一方从巴尔干过来的，还是君士坦丁堡派遣军中的军官。面对托提拉的到来，戈迪拉斯和德奥菲隆希望保护克罗托内一带的居民。通常，托提拉是宽大的，但他却拿一名守卫当地一座堡垒的指挥官开刀（这个指挥官是马萨格特血统的，所以很可能是来自波斯的俘虏或者流亡者），以杀一儆百，因为他没有履行早先的和约，托提拉将他处以宫刑，还砍掉了他的双手。跟随他防守堡垒的意大利人全部被剥夺了财产，但其他的附近居民只要加入托提拉的军队，就可以保住自己的财产。总共有80人从命。

另一个例子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上层阶级的某种心态。在古老而有权有势的元老家族阿尼奇乌斯家族有一个名叫马克西姆斯的普通成员。他与已故国王阿塔拉里克的妹妹马特苏恩莎订了婚。贝利撒留很久之前就注意到了他，不无道理地怀疑他在6世纪30年代支持威提吉斯。他被迫逃亡，向托提拉寻求庇护。托提拉并不看重他，打发他去罗马以南的坎帕尼亚。他在那里过着类似于人质的生活，靠自己的地产过了很多年，期待战争的结束。后来，不知哪里出了问题，托提拉的短命继承者特伊亚在552年处决了马克西姆斯——在战争的余波中，这只是千千万万个个人悲剧中的一例而已。

罗马教会一如既往。537年，负责镇守罗马城的贝利撒留强制性地选举可怜的维吉里为教宗，认为他会在政治忠诚和教义问题上顺从君士坦丁堡的要求。维吉里身材魁梧，曾经像参孙那样推倒过大柱子。他的仇家不屑地说，那纯属意外。他曾经担任过罗马教会驻君士坦丁堡的代表。狄奥多拉派他回来，就是指望他成为教宗，顺从君士坦丁堡的意愿。据我们所知，他没有任何才干、原则和智慧。他贪婪自私，挖空心思来谄媚控制着他的强权。

在两次围城之间的时代，基督教文化萌发了新枝。阿拉托尔曾是法学家和文官（所以是旧式教育的受益者），他开始负责教会生活。维吉里让他担任罗马教会的副执事。他写了一部关于《使徒行传》的两卷本长诗，献给了维吉里。教宗要求他朗诵了一次，将这部诗歌收入了教会档案，还让他在梵蒂冈山上的圣彼得教堂中进行朗诵。这次尝试效果良好，深受欢迎。教宗马上安排他在几天以后，在圣彼得之枷教堂中朗诵全文。这次朗诵持续了4天（每天几百行拉丁文）。进行得这么慢，是因为听众们不断地打岔，要求诗人重读某些美妙的句子。

诗的开篇是：⁹

当犯罪之血玷污了犹太地，胆敢行奸邪之事。为了拯救世人，造物主降临人间，他纯洁无暇。下至地狱最深处，上至天堂之高，他无远弗届。

从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到保罗抵达罗马（对一部创作于当地的诗歌来说，这是最恰当的结尾），阿拉托尔用庄重的传统六步诗行粉饰了《使徒行传》，在这种语境下一点也没有放过犹太人。品位高的听众总是会对粗糙的圣经语言略微表现出一丝学究气的嫌恶，但阿拉托尔的这种形式既不会在他们的脑海中削弱权威的经文，又可以制造出类似于现代影视戏剧化改编的效果：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原著，但忠于听众的口味，所以不太可能招致批判。毫无疑问，这部诗歌取得了成功。假如我们不知道它的写作背景，就会以为阿拉托尔的诗是在讴歌罗马城的永恒、教宗制的光荣主张和维吉里的功绩，而无法领悟其中的反语效果。更恰当地说，它是在赞美一种不屈的精神。依靠这种不屈，基督教的结构和理想已经与古老的罗马传统合而为一，有能力战胜这座城市最悲惨的厄运。

545年，查士丁尼在教义上出了花招，自以为需要傀儡教宗来提供支持，所以就要调他来君士坦丁堡。就在罗马的第二次围城之前不久，他逼迫维吉里离开罗马城，就在教宗主持圣餐的时候拐跑了他。但事与愿违，维吉里在羞辱和无奈中在西西里耽搁了一年，最后才被带到了君士坦丁堡。维吉里刚到那里，消息就从罗马传来了，托提拉已经占领了罗马。后面我们还会讲到他在君士坦丁堡的霉运，现在只要指明一点就够了：在6世纪40年代末的黑暗中，他的缺位妨碍了教会所能发挥的领导作用。

尽管如此，教会还是生存了下来，而且还不错。549年，有一条对历史的小脚注。当时托提拉重返罗马，马车竞技最后一次举行。在这个年代的兴衰中，军事进攻和占领所造成的破坏，围城时造成的持久的创伤，再加上其他时候的疏忽和资源的匮乏（冲突中的双方都如此行事，而双方都极力声称自己才是“罗马”），一道为罗马带来了90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伤害。自从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夺取并洗劫这座城市以来，从未有过。410年的西哥特人和455年的汪达尔人都是短期的来客，虽然进行了抢劫，却没有进行系统的破坏，很快就扬长而去了。在埃提乌斯、奥多阿克和狄奥德里克的领导下，罗马城坚持了下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往日的荣光，城里的贵族领导阶层也控制着局面。但到这时候，破坏是广泛、持续而且无法补救的。举例来说，供水渠道的破坏使它无法维持像古代那么多的人口。这场战争发生在罗马人与罗马人之间。尽管他们都企图按自己的想法来维护罗马文明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但这座辉煌的古代城市所遭遇的一大半浩劫，就来自这场战争。由于这些破坏，这座城市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成了充满瘴疠的废土，它的核心地带在很久之后还是一片废墟。

在这17年当中，在一场场来来回回拉锯战中，意大利又经受了怎样的灾难呢？在那些饱受蹂躏的路线以外，有很多人没有直接经历野蛮和损失。但那些未能目睹战争的人，也看到了那些兵匪难分的景象。他们用野蛮而随意的战时税收，抢走了一切有用的东西。普罗柯比告诉我们，艾米利亚和伊特鲁里亚在549年发生了一场饥荒，绝望的人们不得不将橡子碾成粉、烘成饼，还传来了那里人相食的流言。¹⁰只有少数人（可能其中的大部分属于富贵的精英阶层，我们知道他们是谁）沉浸在罗马传统中（很有可能也是被权力吸引），他们不仅期待甚至还谋划了查士丁尼的入侵。但是，没有人会喜欢战争所造成的悲惨后果，喜欢社会和土地在战争开始后所受到的破坏。这场战争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大多数人只能受苦、恐惧，并祈求它的结束。

到战争结束时，贝利撒留已经走了，托提拉也死了。托提拉无法抑制赢得持久性胜利的诱惑，于552年在布斯塔高卢冒险发动了一场战争，在那里兵败身死。普罗柯比以煽情的笔调，为我们描绘了这位国王在战役开始时表演的疯狂的战阵之舞。但是，他的全部战争经验都来自这个离狄奥德里克占据意大利已有50年的时代，一切模仿都只能是一种姿态而已，成不了活的传统，这就好比一个穿着制服的现代军官在挥舞着军刀。在狄奥德里克的最后几年统治中，军队和政权都在意大利发生了阿玛尔家族化和哥特化，有可能助长了这种表现。但在战争最终结束之后，哥特文化几乎立即就在意大利蒸发不见了，这说明我们不能过分强调蛮族的生命力。

在布斯塔高卢战役的几个月之前，宦官将军纳尔塞斯已经取代了贝利撒留。他来自巴尔干，率领着一支3万人的大军，从萨洛纳出发沿着海岸进军，于552年6月兵临拉文纳。这支生力军迎击托提拉并击败了他。只有零散的抵抗力量流窜到了波河以北地方，在那里转入地下，然后消失了。普罗柯比说哥特人已经被肃清；但后继史家阿加提亚斯却在一部半官方的史书中说没有。其实也没什么两样。

在这片罗马共和国曾经推行过寡头制自由的土地上，军事占领如今成了罗马统治的正规方式。纳尔塞斯断断续续地在拉文纳待到568年，而拜占庭的统治延续到了8世纪。拜占庭的统治一直怯懦地以这座首府为基地（周围的沼泽有利于防守）。依靠附近的港口，他们可以直接坐船前往君士坦丁堡（在纳尔塞斯离去的同时，伦巴德人来到了意大利，所以后来有人讲述了一个不太可信的故事。不满其统治的意大利人向皇帝查士丁二世投诉，最后一气之下纳尔塞斯隐退去了那不勒斯。有可能纳尔塞斯认为伦巴德人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出色的兵源，所以才请他们前来，而后来却控制不住他们了）。

查士丁尼一直都是一个喜欢立法的人。他对胜利的反应（他已经在位25年，并消沉了10年之久），是企图编写一部法规来规定和塑造这个被他控制的社会。因此，这一文献是法律性而不是教会性的：它就是颁布于554年的《国事诏书》（Pragmatic Sanction）。¹¹

这一文件很有想象力。它是一项危险的，容易破坏稳定的决定。它取消了托提拉的所有法令，撕开了本来快要得以愈合的伤口。那些在托提拉时代被迫变卖地产的人，现在只要按当初交易的原价退款，就可以重新收回家产。所有的流亡者、囚犯、奴隶和契约农工，都可以恢复他们在托提拉之前的身份，只要他们在6世纪40年代初（也就是贝利撒留的第一次胜利之后）的状况，既合法且本人是罗马人。

这种处理还是偏袒了贡迪拉那样的富人（他们好歹还剩下一些财产），而那些被强制性地连根拔起，仅仅得到微薄补偿的人却比较吃亏。不过，那些始终保持低调的人，却常常能够得到他们曾经拥有的东西。那些自从奥多阿克和狄奥德里克进入意大利以来，多年来始终待在某个地方的家族，更是如此。那些在狄奥德里克继承者统治的时代里一直都自称哥特人的，可能早就忘记自称哥特人这码事了。

很自然地，教会得到了意外收获。阿里乌派教会的土地被没收，转给了正统教会。令人奇怪的是，这类阿里乌派教会数量很少（要知道狄奥德里克的意大利是被视为一个阿里乌派的哥特人王国的），但此刻它们却统统不见了。

权力开始碎片化了。行省总督们（有一阵子意大利就有十几个）可以由地方上的传统贤达提名，也可以由主教们推荐。进而，税收已经离开了拉文纳，落到了总督们的手里。军队仍然小心地得到补给供应，但不再靠税收、充公和强买，而是按市场价格来购买食物和用品了；按照规定，在意大利半岛的西南端和东南端，这种购买只能在常规的公共市场进行。民法得到了恢复，但由于缺乏强大的中央管理，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地方豪强的战地军法审判。在某些地方，他们宽大而明智，但贪婪而残暴的肯定也不乏其人。

罗马城回过气来了。在城墙外不远处，在阿尼奥河的一座桥上，一段刻于565年的铭文¹²谈到了“恢复罗马城与整个意大利的自由”。在波爱修斯为追求“罗马的自由”而杀身成仁时，他的脑海中还不太可能产生这样的念头。给予公民的免费谷物又在罗马恢复了，教授自由学术的优秀学者们获得了津贴，修复公共建筑和供水管道的资金也得到了保障。我们知道，那些教师们的旧式学校已经奄奄一息了。至于其他方面的恢复，我们就没有多少证据了。

拉文纳的故事却完全不同。在那里，依靠来自东方的活力和津贴，城市的黄金时代又延续了一段时间。狄奥德里克的都城曾经拥有过高水平的艺术和建筑，但现在是主教马克西米安将这座新首都带向了新的光辉（在贝利撒留统治的546年，他在教会里掌了权，担任此职直到556年；由于维吉里的缺位，他变成了意大利教会的高级领导）。马克西米安是第一位被称为大主教的拉文纳主教。他的崛起说明，君士坦丁堡有意降低罗马城的地位。那里的社会非常混乱，防守不易，（从君士坦丁堡的角度来说）交通也不便。在狄奥德里克逝世之后，雄心勃勃的建设还在继续，他的陵墓和新圣阿波利纳尔大教堂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财富，反映了非常罗马的口味与风格。可惜的是，狄奥德里克一到意大利就开始精心建设的宫殿未能保存下来，变成了遥远的传说。银行家尤里安将一座新的教堂献给了天使长米迦勒，它是在马克西米安成为主教之前完工的。

与此同时，一座献给圣维塔利的更大的教堂于526年破土动工了。圣维塔利是当地教会假冒的保护圣徒，是格尔瓦瑟和普罗塔塞这两位圣人的父亲。他们是在君士坦丁之前的最后几个坏皇帝统治下殉教的。4世纪80年代，圣安布罗斯恰好找到了他们的遗骸，依靠它们所产生的戏剧性效果在米兰巩固了尼西亚派主教的权威，战胜了本来有望获胜的阿里乌派力量。¹³根据拉文纳的传说，纪念这位父亲的教堂就建造在他们三人殉教的地方。这座令人惊艳的教堂仍然完好无缺，延续了在狄奥德里克时代依然活跃的传统，以大量著名的镶嵌画作为装饰。548年5月17日，它终于告竣，并被献给了圣维塔利。此时，皇后狄奥多拉已经在君士坦丁堡病入膏肓了。那些自以为知道狄奥多拉和查士丁尼长相如何的人，都是根据这里的一组镶嵌画而得到这种印象的。尽管二人从未来过这里，但这组画却呈现了他们在扈从们的陪伴下，在隆重的仪式中走进这座教堂的情景。549年，在从君士坦丁堡回来之后，马克西米安又在拉文纳建成了另一座教堂，它就是克拉斯圣阿波利纳尔教堂。

接下来，资金就减少了。拉文纳终于变成了一个行省的首府，这就是它的宿命。再也没有一个皇帝驾临此地。

老人的国度

有些人在饱经摧残的意大利活了下来，甚至还再次过上了好日子。在元老院中，有三位从狄奥德里克时代开始就在位的权贵活到了90多岁，始终处于公共生活的滑杆顶端——或者说，及时而灵巧地在两根滑杆之间跳来跳去。在这三人中，我们了解最少的就是克特古斯。他是504年的唯一执政官，不久之后担任了政事总管，从512年开始担任国老，直到他在近半个世纪后的558年去世。比他年轻一些的恩诺迪乌斯对他大加赞赏，在那本关于如何教导年青士绅的书里提到了他。卡西奥多路斯写了一份奇怪的文件给他，其中的一部分是对家族的夸耀，一部分关于在社会中向上爬，还有一部分是关于当时若干达人名士的传记性索引。克特古斯一直坚持待在意大利，直到547年左右才坚持不住了（罗马已于546年落入托提拉之手）。那时候他已经是“caput senates”了（在地位和资格上是“元老院之首”）。他在罗马陷落之前逃走了，因为有人怀疑他有同情哥特人的倾向。狄奥德里克时代的很多旧人都遭到了这种怀疑。来到君士坦丁堡之后，他经常活动在教宗维吉里的身边。他支持在教义上的相互理解，也积极支持在国内继续战争。他有可能一直待在君士坦丁堡，直到意大利的敌军都被肃清，战争最终结束。558年左右，他在西西里收到了一封教宗佩拉吉一世发来的信函。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意大利看到他的身影。

身为国老的利贝里乌斯曾在意大利担任过枢密大臣，并在狄奥德里克及其继承者们手下担任驻高卢的枢密大臣，为期长达25年。535年，他回到了意大利。狄奥达哈德让他加入了前往君士坦丁堡进行和谈的使团。根据我们所有的史料，就是他向君士坦丁堡汇报了阿玛拉松莎被杀之事，而这件事成为查士丁尼发动侵略的最主要借口。结果，利贝里乌斯无法返回那个还处在君士坦丁堡统治之外的意大利。所以他就留在了东部。尽管他年事已高（那时候已经年逾七旬），但经验丰富，因此被任命为驻亚历山大港的钦命巡抚，实际上就是查士丁尼驻埃及的代表，统治埃及的总督。在埃及，利贝里乌斯就是一个君士坦丁堡派来的报复性的宗教大法官，企图使这个桀骜不驯的行省跟上国家与教会的步伐。他的确尽力了，但没取得什么长久的结果。查士丁尼很快就对他不满，派了人来取代他，却并不召回利贝里乌斯。令人吃惊的是，利贝里乌斯借势打败了那位继任者，使他狼狈而回。不久之后，利贝里乌斯就受到了正式的传召。6世纪40年代初，他回到了君士坦丁堡，但还是在接受质询时成功地维护了自己。我们可以说他是西部冒险家中的一员（其中还有卡西奥多路斯和克特古斯），他们都睁大眼睛盯着好机会。

即使是这时候，他的仕途还没有结束呢。查士丁尼准备派他的侄子日耳曼努斯西征，去结束意大利的战争。在拖拖拉拉的准备工作中，利贝里乌斯多次担任他的替身和代表，结果，日耳曼努斯在发动战役之前就死了。最后利贝里乌斯成为指挥官。据说查士丁尼已经在考虑换下这位年迈的老将了，但是没能来得及阻止他取得最终的胜利。利贝里乌斯抵达锡拉库萨，发现托提拉的部队正在围攻这座城市。他毫不气馁，率军穿过蛮族的防线，驶入了港口，指挥全军入了城。与此同时，受命接替利贝里乌斯的亚美尼亚人阿塔巴内斯为了接管指挥权，正在极力追赶他。但是阿塔巴内斯在卡拉布里亚海岸外遭遇了一场巨大的风暴，一度在马耳他养伤。此时，利贝里乌斯正在受围困的锡拉库萨。根据普罗柯比的记载，他发现自己已经被托提拉的围城部队困住了，不可能发起成功的军事行动。他的部队在军事上无所作为，反而成了负担，因为这座被围困的城市补给相当有限。于是他再次发动部队，逃出了锡拉库萨，在巴勒莫找到了更有利的阵地——这一切都是在托提拉肆意蹂躏西西里的时候进行的。阿塔巴内斯最终于551年在巴勒莫追上了利贝里乌斯，撤销了他的指挥权。有传闻说，利贝里乌斯最后还去西班牙指挥过查士丁尼的军队。不过，我们在意大利北部的里米尼附近发现了他的墓碑，上面有一段由8组优美的挽歌对句组成的铭文。由此可见，他要么是直接从西西里退役，回到了意大利，要么是在《国事诏书》颁布之后回到了意大利，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的新政权的阴影下生活。到去世时，他已经年约九旬了。有迹象表明，直到6世纪90年代末，他的一个后代还相当的有权有势。

卡西奥多路斯的故事更长，到战争结束时还远远没有结束。在上文中，我们曾经瞥见他的父亲。他是斯奎拉切（在现代属于卡拉布里亚）的一位地方豪强。在狄奥德里克夺取奥多阿克权力的时候，他也加入了改换门庭的队伍。他的家族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在古代晚期求生存的技巧。我们知道，他们家四代人父子单传，到了这位在6世纪饱经风浪的儿子身上，他们家终告绝嗣。

这个家族发迹于帝国东部，因一位供奉于卡西奥斯山上（位于安提阿以南）的古代神祇而得名。在希腊化时代，他们将这位神祇称为“卡西奥斯的宙斯”，认为当地的这位神其实就是希腊人的众神之主，但专家们并不相信。这个家族的姓氏意为“卡西奥斯的赐予”，标榜了那种谱系。到5世纪初，这个家族中已经有人到君士坦丁堡谋求发展了。425年，洪诺留驾崩，年轻的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前往意大利继承皇位，这时候他们家族就有人出现在随行人员的队伍里。从此，这个家族就跻身于朝堂之上了。在5世纪中叶，那个人的儿子加入了出使阿提拉的使团，成了大将军埃提乌斯之子的同伴。卡西奥多路斯家族来到西方之后的第二、三代人，在意大利最南端的斯奎拉切获得了产业，建立了根据地。这有可能是通过为皇帝服务而获得的报偿。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特殊的好处，但是可以用来牧马和种植橄榄树[英国小说家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曾经在100年前到过那儿。他说斯奎拉切是一个肮脏、泥泞的村镇，只有一家乱七八糟的客栈。更好笑的是，他还说那里的酒也是全意大利最难喝的]。在狄奥德里克宣召第三代卡西奥多路斯进京担任枢密大臣之前，他一直与斯奎拉切联系密切。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一项明智的决定，它将意大利最遥远地区的财富和影响都带到了朝廷上，从而确保了那个地区的忠诚和联系。那是一个狄奥德里克本人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在父亲的光芒下，最后一代卡西奥多路斯出场了。他的学问和良心（至少也是有良心的）一直以来都像日瓦格医生那样引人注目，但在那时候，不讲道德的人常常可以为所欲为。尽管这位年轻人更喜欢过退隐和读书的生活，但他证明自己可以面对几乎所有的挑战，就像日瓦格在进行战地手术，在面对游击队首领时那么勇敢。

6世纪初，卡西奥多路斯初次登场，年纪轻轻就在朝廷上担任父亲的军师（consigliere）¹⁴。他的父亲在507年退休，儿子立刻就当了护法官，成为狄奥德里克的左膀右臂，为他出谋划策，并参与朝廷最核心圈子的政策讨论。卡西奥多路斯出生在南方，既早慧又擅于辞令。他早在十几岁时就开始出入宫廷，所以他肯定依照家族的野心，在更好的地方求过学（很可能就是在罗马）。他要比波爱修斯更像一位朝臣；更加依赖，也更加忠于狄奥德里克的政权；但就才智和教育水平而言，他非常接近于波爱修斯。与波爱修斯不同，他总是像一只不知疲倦的猫似的，总能在任何政局变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近5年中，卡西奥多路斯基本上都在担任护法官，既起草法令，也为君主撰写官方信函。他非常善于将意大利的国王们打扮成最擅于辞令的罗马统治者。这些信函（以及后来他为国王们所撰写的其他文章）都被收入了一部名为《书信杂集》（Variae）的著作。如果我们想了解这个王国从507年到538年这30年间的内政外交，它们就是极好的史料。其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们说明了狄奥德里克的朝廷是如何使他们的统治符合罗马标准的——要显得有文化、高贵、文明而理智。

大概是为了照管自己的地产和利益，卡西奥多路斯曾经有几年去职在乡。其间，他被提名为514年的执政官。这既说明他拥有雄厚的财力，又说明他在朝堂上受到了宠幸。尽管在一项文件的残片中，他自称与波爱修斯和辛玛古的家族有亲戚关系，但他并不出身于那些以罗马为中心的最有势力的贵族。按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担任执政官使他有了一点机会，可以去和那些世家名门拉拉关系了。

即使是在赋闲在家的时候，卡西奥多路斯也是狄奥德里克的人。519年，在庆祝尤塔里克成为王位继承人的执政官大典上，卡西奥多路斯公开发表演讲，为当权者歌功颂德。为此他还以高雅而无瑕的拉丁文写了两本重要的史书。《编年史》（Chronicle）以传统的方式记述了从最久远的古代直到当时的历代国王、执政官和皇帝，十分自然地说明狄奥德里克的政权完全延续了罗马与古代的一切。《哥特史》（Gothic History）已经失传，基本上只能靠推测了。它更加雄心勃勃，企图将哥特人以及狄奥德里克的阿玛尔家族的历史追溯到千百年之前，说他们积极地参与过古代世界的历史。它们体现了尤塔里克在万众瞩目下的矛盾心理，希望将哥特身份当成一种保证罗马权威的方式。

接下来的几年中，卡西奥多路斯从舞台上消失了。在他的前任波爱修斯垮台之后，他才被朝廷召回，成为政事总管。假若我们愿意相信波爱修斯是一位伟人甚至是圣徒，那么卡西奥多路斯就会在传记家们眼中显得有点黯淡，因为他的升迁是以前者的牺牲为代价的。假若波爱修斯真的只能舍生取义，那么卡西奥多路斯就是朝廷在危机时刻所重用的那种忠臣。

狄奥德里克在526年逝世，这时卡西奥多路斯还在担任政事总管。空气中充满了危机和威胁的味道——我们不清楚真相如何，但卡西奥多路斯断然采取了某种军事性措施。很有可能的是，他关注以拉文纳为基地的亚得里亚海舰队，以防君士坦丁堡的人马直接杀过来，从而影响和支配年幼的阿塔拉里克，甚至阻挠他继位。

卡西奥多路斯关照了年轻的阿塔拉里克，然后再次离职。他到533年才归来，这次是担任了国内最高级别的文官职务枢密大臣。他还在为阿玛拉松莎、狄奥达哈德以及后来的威提吉斯撰写信函，因为他对此游刃有余。此外，他肩负了比润色文字更大的责任——实际上就是担任首相。从这个时期开始，我们见到了以他本人的名义发出的公函。当贝利撒留开始入侵时，他正在任上。他又坚持了3年，熬过了威提吉斯的政变，也熬过了罗马第一次围城的凄惨时刻。

538年，我们看到他最后一次在意大利任职。《书信杂集》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面世的，其中的440封书信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在光辉、高贵的罗马光芒中，呈现了狄奥德里克及其继承者们的时代。这时，君士坦丁堡的军队正企图毁灭与取代卡西奥多路斯为之奉献一生的政权。可以说，就在此时此刻，这部作品展现了毋庸置疑的现实意义，甚至是论战性。卡西奥多路斯并没有讲到那些正在四面八方毁灭他的国家的灾难，却最雄辩地评说了查士丁尼的野心。

拉文纳于540年陷落。这时卡西奥多路斯与战败了的威提吉斯一道，被带到了君士坦丁堡。但肯定是因为他的地位，他得到了宽大对待，没有像一个战俘那样参加贝利撒留组织的游街示众。相反，他成了那些尊贵的罗马流亡者中的一员。他们有学问，有闲暇，还对教会与公共事务颇有兴趣。这时他们已经毫无选择，只能与查士丁尼合作，寻求以一种拜占庭（也就是非罗马的）的方式来重建意大利。他致力于神学写作，写出了一部对于《诗篇》的评注。它不仅是为了将《诗篇》介绍给虔诚的读者，还是为了展开语言与修辞方面的高雅知识。对于那些难以对广阔天地彻底忘怀的罗马士绅来说，退隐的学问生活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甚至可谓西塞罗式的榜样。但宗教性的追求，有时候会使这种退隐更认真，更持久。在维吉里落难的时候（我们会在后面再讲这个可怜人的故事），卡西奥多路斯处在君士坦丁堡教会论争的边缘（也有可能在幕后谨慎地发挥着作用）。在《国事诏书》于554年颁布之后，他回到了意大利，回到了斯奎拉切，回到了查士丁尼的可怕战争所留下的这片废墟。

在那儿，靠着家族的地产，卡西奥多路斯度过了自己的余生。他在乡邻们眼中是一位大人物，同时又是一个修士。和其他很多富有的罗马人一样，他在田庄里挖了几个人工的池塘来养鱼，以便钓鱼食用。因为这些鱼塘，他将自己的修道院命名为“鱼池”（Vivarium）。这个雅号既有一丝古代贵人的味道，同时又是一个动人的新比喻。按照卡西奥多路斯对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与预定论教义的理解，人类就像一个人工池塘中的鱼——他们觉得自己挺自由的，却认识不到更大的牢笼和力量在笼罩着他们。

在这个远离罗马、拉文纳和君士坦丁堡，但离重生的迦太基却不太遥远的地方，卡西奥多路斯建立了一支翻译和抄写的小队伍，努力建设一家基督教神学的图书馆。按照他讲的故事，在6世纪30年代，当他还是枢密大臣的时候，他就曾经与教宗阿格丕一世合作，以尼西比的学校为榜样，在罗马建立了一所基督教的学校。在战争降临意大利半岛之后，它就荡然无存了。与在繁华的罗马所进行的事业相比，卡西奥多路斯在斯奎拉切所做的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这件事应当让我们特别注意到，在尼西比以西的基督教世界里，正规的神学教育依然闻所未闻。修道院当然是传授教义，进行训练的地方，此外便没有其他地方了。但是，它们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后，才会系统地致力于这项工作。直到12、13世纪，充满活力而有组织的神学教育才会出现在西方。

卡西奥多路斯还有30年的生命。他可以享受退隐的学术生活，至少还可以给外部世界里的某些人亲密地写写信。在他的心目中，他的《诗篇》评注主要是写给那一小群修士的。在意大利的时候，他们就围绕在他身边了——很多年前，他们就已经来到他身边，点缀这位世俗权贵的庄园了。

卡西奥多路斯在图书馆里——见于一本盎格鲁·撒克逊圣经，它复制了卡西奥多路斯的修士所制作的圣经。这个形象出自抄写者以斯拉的想象，但书架却是非历史的，将《新约》和《旧约》摆在了一起。所有的陈设、衣物和物件都具有卡西奥多路斯时代的特色。

卡西奥多路斯太出格了。他相信希腊、罗马那些伟大的头脑和笔杆子，实际上是从古代希伯来人的圣经中借鉴了（就不说偷窃了）智慧和修辞。数百年来，基督教的知识分子们一直都在重复一个故事（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知道它不对）：柏拉图曾在埃及求学于耶利米门下，他最出彩的思想都是从先知那里学来的。在这种幻想的激发下，卡西奥多路斯认为：向修士们传授真正的修辞和雄辩术的时候到了；他们应该将《圣经》，而不是世俗文学作为自己的经典教科书。现在，我们要暂时离开他一会儿了。他就像是日瓦格医生，为了在偏远的外省中得到退隐和错爱，而离开了彼得堡、莫斯科和整个大世界，在那儿靠富人的习惯和文化来克服孤独而艰苦的乡村生活。

在卡西奥多路斯的时代，在意大利很少有人能真正与他相比肩。不过，将抱负转移到产业和行省上，肯定是相当典型的情况，最起码那些得以生存下来的人只能如此。

卡西奥多路斯就在那里生活着，起码活过了93岁。直到那时，他还在阅读，还在写作。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却没有他这么长寿。

短视

总有人告诉我们，古代世界的荣耀就在于希腊哲学批判传统的出现。对我们来说，在根本上具有“西方”属性的东西都源于雅典，这是我们的教育传统一直在灌输和力图证明的。

查士丁尼，这位企图恢复罗马帝国的人，却不相信。由于基督教笼罩一切的力量，由于他有限的教育水平，他对自己家后院的这些传统视而不见。

直到阿拿斯塔斯与查士丁统治的时期，古典雅典的传统还是有活力的。柏拉图的学园快有900岁了，它还健康地存活着，就在卫城脚下的原址上进行着活动。有许多哲学学派（其中主要有学园派、逍遥派、犬儒派、斯多噶派和伊壁鸠鲁派）曾经与他们辩论过，但柏拉图的教导取胜了。

说到底，查士丁尼何必要了解或者在乎雅典呢？他只了解君士坦丁堡这么一座城市。对他来说，在它的城墙以外，任何城市都无关紧要。在查士丁尼登基时，叙利亚北部的各个城市即将进入最繁荣的时期。再往南去，在巴勒斯坦北部，位于耶路撒冷和加利利海之间的“十城”正在大兴土木，欣欣向荣。地中海边的凯撒里亚也是如此。但皇上知道吗？他会珍重这种繁华，并开动脑筋来保护和促进它们的发展吗？更困难的是，他会不会看重与另一个帝国相接壤的沙漠边陲，能不能认识到那里的繁荣发展能够缓和紧张关系，在边境两侧建立一个利益共同体？不可能。

但是，他对雅典及其荣耀的无知，是不可原谅的。

作为希腊文化的故都，在希腊化和罗马时代，雅典始终都是哲学家的堡垒。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其追随者、反对者们的鼎鼎大名，一直长存于正规的哲学学校里。千百年来，这里吸引过西塞罗这样的罗马元老，也吸引过尤里安这样日后成为皇帝的人。和任何文化中心一样，它也有过黯淡的时期，但它的地位始终重要。到了5世纪，它又重现当年的活力，成为罗马世界中的两大哲学研究中心之一。更重要的是，雅典没有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至少就其哲学而言是这样——与它相比，亚历山大港具有兼收并蓄的悠久传统（可以追溯到犹太人斐洛等人的时代），在那儿传统主义哲学不但不嫌基督教不合拍，反而不时地与它合奏出泛音甚至是主旋律来。在6世纪，科斯马斯的对手约翰·菲洛波诺斯就是这种思想最杰出的代表。

甚至在皇帝们早已变成基督徒，喜欢上教堂，经常听修士讲道和修建教堂之后，雅典及其学校依然欣欣向荣。学生们来自整个希腊化世界，骄傲地穿着城里那种独特的学生袍。在5世纪初，著名教授雷昂提乌把自己的女儿送去君士坦丁堡，成为年轻的皇帝狄奥多西二世的新娘，将她的名字从雅典奈斯改为基督教色彩的尤多奇娅。5世纪，柏拉图派兴盛一时。普洛克罗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是该派中最有思想、最多产的领袖人物。他的《神学原理》（Elements of Theology）流传后世，概述了该学派的核心哲学学说。他的门徒为他立传，将他作为“异教”虔诚的典范。根据记载，他遵守各个民族的所有神圣节日，参加过大母神、俄尔浦斯教和迦勒底人的净化仪式。他既撰写圣歌，还会行使奇迹：他可以结束一场旱灾，也可以向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祈祷而为孩子治病。

这个学派坚信自己是柏拉图学园正宗、直系的后代。普洛克罗的门徒们虽然达不到他的水平，但仍然是专业且执着的。普洛克罗的直接继承者撒马利亚的马里努斯抛弃了祖传的顽固的一神教，为柏拉图的《斐利布斯篇》和《巴门尼德篇》写了评注，但他自己的门徒们却驳斥、拒绝了他的著作。在6世纪的开头几年里，赫吉亚斯是这个学派的领袖人物。他公开地参加非基督教的宗教仪式，但在哲学上这个学派已经盛极而衰了。

515年，更有魄力的大马士库斯（“大马士革人”）掌握了这个学派的领导权。他曾经在亚历山大港师从大学者阿摩尼乌斯，注重学习天文学和柏拉图主义。他还在那里教授过修辞学。后来他移居雅典，完成了其他学科的学业。他既为柏拉图也为神秘的迦勒底神谕写过评注，从而将古代晚期的新柏拉图主义与传统宗教联系了起来。甚至有一位后世的作家将572个“超自然故事”归到他的名下。这是一批宗教性、神秘性的故事，含蓄地批评了流行的基督教解释。有一个故事他在其他地方也讲过，可以肯定出自这部故事集：有个人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出，哪些神像里是有神灵的，哪些没有；有一次他遇见了真的神，进入了迷狂的状态。在大马士库斯所收的学生中，有两名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不确定性：伊壁法尼乌斯和尤普雷皮乌斯，二人都出身于亚历山大港的基督教家庭，但在这个弥漫着传统宗教的环境中，他们俩先是分别成为奥西里斯和密特拉教的祭司，后来才改行学习学园派的哲学。

且不论这些学园派的领袖人物的思想设计是对是错，他们将会成为一个有趣而重要的焦点，供后世的希腊甚至拉丁基督教世界进行思考和分析。但有人不肯由着他们去。查士丁尼的宗教不是满足于期待和鼓励一致性，而是要求人们一致遵循，还动手铲除所有的对手。查士丁尼敌视那些持有不同思想的基督徒。对于别的基督徒，他至少会在进行镇压之前，尝试一下外交手段。对于那些被视为异教残余的，查士丁尼的敌意就更浓了。5世纪，反异教主义已经波及雅典了。卫城南坡上的古老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于500年被毁，由一所教堂取而代之。这种取代是有战略意义的。包括神庙本身、圣泉、患者等待神灵治疗的门廊以及访客逗留的地方都被新建的教堂占据了，一切神庙痕迹都被彻底消灭。与此同时，被崇拜的神像们也从卫城的神庙里移了出来。我们可以想见，那些引人注目的石像曾经耸立于城市上空，在那时就像现在的帕特农神庙一样令人震撼——接着，山顶陷入了黑暗与沉默，像魔鬼的古老巢穴那样隐隐地威胁着人们（至少是某些人）。

大马士库斯鄙视这些正在清洗城市的基督教汪达尔人，尽管有官方来为他们撑腰。在《伊西多尔传》中，他是这么描绘他们的：“这些人受各种冲动的支配，被无法控制的自我放纵毁灭，奴颜卑膝，像女人那样看问题，胆小、卑鄙而恶劣，宁愿安稳地当奴隶，这就是现在这代人的生活。”¹⁵

接下来，雅典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于这个问题，至今还有争论。529年，在查士丁尼以自己的名义坐上皇位之后不久，他就走上了反对异教的征途。他在君士坦丁堡搞了清洗，以至于一位学者说，这是一场针对多种行业的传统主义者的“恐怖统治”：¹⁶除了教师和智者，还有法学家、官吏和贵族。其中很多人被投入监狱，还有很多人受尽折磨。在各行省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这就意味着迫使雅典的教师们放弃他们的学校和职业。“关闭雅典的大学”，这是现代人对这一事件的通俗剧式描述。对那些喜欢想象前基督教古代文化之衰亡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里程碑。但实际情况并不这么简单。查士丁尼的措施并没有直接地攻击那些学校，而只是攻击了那些守旧的传统主义者的宗教行为。根据当时一位史家的记载，他的诏令是这样的：

在德西乌斯担任执政官时，皇帝颁布了一道诏令，并将它传达到了雅典。它命令道：任何人皆不得教授哲学或解说天象，任何人不得从事掷骰子算命；在拜占庭，已发现有人以掷骰子来进行可怕的亵渎之事。他们被斩断双手，并绑在骆驼上游街示众。¹⁷

假如在雅典的学校中充斥着这样的人，用天文学来搞占星术，以掷骰子来算命，那么这些学校就要遭殃了。在古代的广场（agora）与雅典卫城之间，考古学家发掘出了亚略巴古山上最大的房屋。在6世纪30年代中，这所房屋进行了具有宗教色彩的改造。这次装修是基督教化的。旧的雕像被移走，还在铺满镶嵌画的地面上添加了一个十字架。在这所房屋外面，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口井，里面有7个被精心保护起来的传统宗教的雕像——有可能是因为惧怕查士丁尼的淫威而藏匿起来的。

不管事情的经过究竟如何，学校里的教师们（其中很多人的故乡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离开了雅典，去了东方。这次清洗导致人们四散各地。我们知道其中一群人，一直逃到了波斯边境去避难。传说胡司洛在泰西封欢迎他们，令他们感到宾至如归。讲故事的基督徒戏谑地说，他们还以为自己会在那里找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呢。或许是由于梦想破灭，或许是由于思乡，不久之后他们就回到了罗马境内更熟悉的地方，其中主要是宗教传统主义长期进行抵抗的卡莱（或者说哈兰）。若干年后，他们当中最有思想的人大马士库斯还在他的老家叙利亚写诗呢。

不管查士丁尼怎么想，哈兰还是一如既往。在6世纪末，皇帝莫里斯还在敕令哈兰主教司提反努斯，要他迫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同时他还下令，反抗者格杀勿论，还要毁坏他们的尸体，再游街示众。这位主教聪明机智，对敕令不予理会。在那时或者稍后某时，有人从异教的材料中收集了各种预言，试图劝说哈兰的哲学家们皈依基督教。公元901年，来自巴格达的宫廷天文学家塔比特·库拉在哈兰写下了古代晚期宗教的历史，记录了这座城市抵抗“来自拿撒勒的错误”的事迹。

就算是在一直很虔诚的以得撒，也有再次堕落的人。6世纪90年代，在一次迫害异教徒的浪潮中，发现有人向宙斯献祭。犯事的人是来自安提阿的基督教教士鲁菲努斯。跟踪他的人发现，他到以得撒的一所神庙去自残，挖出自己的肠子，向天上的神献祭。猎巫行动的高潮是，枢密大臣派驻以得撒的代表（vicar）安纳托里乌斯在君士坦丁堡受到了公审和谴责。他承认自己加入了异教的高层小圈子，还讲述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在安提阿郊外的达夫内，他们曾在高高的祭台上用一个男孩来献祭。

在其他地方，多神教以千奇百怪的方式改头换面生存下来。据一篇6世纪的圣徒传所说，在小亚细亚南部，有一位圣人在圣乔治教堂里“奉献”了7头小牛；接着，大批举着十字架的信徒躺在榻上举行宴饮，享受圣人所提供的肉、面包和酒。根据这一记载，这是不折不扣的异教的传统习俗。¹⁸在小亚细亚西南部的美丽小城阿芙洛狄西亚斯，我们发现了马约马斯的古老节日，它曾经是基督教猛烈攻击的对象。有洁癖的色鲁格的雅各是乡村多神教的鉴定专家，曾经怒斥过这个节日。在一个世纪之前，那位怕女人的约翰·克里索斯顿也想象过可怕的裸体水妖在这个节日的池塘里现身的场面。不过有证据表明，在阿芙洛狄西亚斯，这个节日是处在基督徒的监督之下的。我们还知道，在君士坦丁堡，这个节日直到8世纪还存在——当然到那时已经无伤大雅了。

巴尔干化开始

查士丁尼出身于巴尔干，来自那方现今被笼统地称为“马其顿共和国”的土地。他痴迷于君士坦丁堡的帝国景象，企图将它扩展到四面八方，所以他没少对自己的家乡费心思。如今那地方已经被冠以“大查士丁尼亚纳”的名号，沐浴在金钱的洪流里。在这座面积不足20英亩，教堂只有7所的小城里，兴建了众多的公共建筑，可以说是完全出于好大喜功。在那里，现代的考古学家没有找到任何用于管理和商业的传统城市建筑。当地的这种城市只不过是一座围绕教堂而建立起来的堡垒罢了。在巴尔干地区，曾经有过一些中等规模的城市（主要是在东部，现在的保加利亚境内），还有较为兴旺的庄园。但到了5世纪，当地已经越来越萧条，作为财富象征的定居点也越来越少了。这里已经变成了士兵的国度。

在可能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查士丁尼还极力主张将他自己偏爱的城市作为该地区的首府，而不选择那些战略地位更重要的城市。¹⁹到公元615年还有人居住在大查士丁尼亚纳（可能就是现代的卡里辛·格拉德），但此后就再也没有关于它的记载了。它的壮丽最终化为乌有，只有考古图纸才能呈现出它当年的格局。查士丁尼对家乡的慷慨是错位的，也是徒劳无益的。

查士丁尼追逐着帝国荣耀的表演，却忽视了自己最基本的职责。对帝国的军事力量来说，巴尔干各行省是首要的人力来源。查士丁尼也经常在这里补充兵员。最好的兵源并不来自他自己的疆域，而是多瑙河对岸（现在的罗马尼亚）的委内提人，他们就生活在西哥特人当年的故土上。

只要读读这个时期的巴尔干战争史就会疑惑，不知道查士丁尼到底在想些什么。从6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保加尔人和斯克拉文人（都是边境上的新面孔）每年都要侵入这个地区，而格皮德人在536年控制了具有战略地位的西尔米乌姆。540年，侵袭者来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外。40年代，几乎每一年都会传来这样的消息：在巴尔干的某地，又有一个武装团伙穿越了防御松弛的边境。50年代要平静些，但在558年，又有一批新的匈奴人跨过了多瑙河。他们不仅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还深入到了希腊的古老土地上，一路上造成了巨大的恐怖。最后，他们接受了君士坦丁堡送来的一笔贿赂，扬长而去了。

在这个时期关于巴尔干事务的史料中，渐渐出现了一个我们将会耳熟能详的名字：斯拉夫人。在过去的地图和史书中，斯拉夫人被说成了侵略者。但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正因为接近罗马，也正是因为罗马抵制其存在，这个民族才会形成，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斯拉夫人的语言（各种斯拉夫系语言的祖先）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一种混合语。在各个民族肩并肩地生活在一起之后，就形成了一种共同使用的边境混合语。在527年，就在多瑙河对岸（日后查士丁尼派往意大利的军队，其大部分兵员就来自这里），我们第一次听说了这个民族。在那里出土的窖藏钱币表明，在阿拿斯塔斯和查士丁的统治时期，当地人和罗马帝国有着经常性的商业往来。罗马人随随便便地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将他们说得很不堪，但他们的形成其实是一种非常罗马的现象。²⁰

查士丁尼一次次地将这里当作提供士兵的源泉，组建军队攻打波斯人、非洲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与此同时，他将巴尔干当地的动荡当作次要的问题，至少在开始是这样。他还以为，在这个地区，他可以挑动当地人“以夷制夷”，从而以低成本维持和平。例如，当发现伦巴德人（以拉丁文为中介，这个名字来源于一个意为“长胡子”的日耳曼语词）正在威胁拜占庭军队时，他就唆使他们沿着多瑙河谷西进，去找格皮德人的麻烦。当时后者正安居在现代的布达佩斯一带。那些伦巴德人的成功，很像罗纳德·里根干的事。里根支持了阿富汗的伊斯兰游击队，却预见不到他们会在若干年后变成塔利班分子。同样如此，伦巴德人变得越来越大胆，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强大了。他们将会培养出侵略性团伙去折磨再征服之后的意大利，成为查士丁尼的继承者和牺牲者的噩梦，使得那个行省在多年之内都不能实现和平与秩序（伦巴德人也是常见的多民族混合，其中包括萨克森人、保加尔人、萨尔马提亚人、潘诺尼亚人、苏维汇人和诺里坎人，等等。在到达意大利之后，他们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联合王国，这不足为奇²¹）。

更糟的事情还在后面。查士丁尼在多瑙河对面招兵买马，却不太高兴地看见了一种迹象：当地人渐渐有了组织、野心和军事实力——换言之，他们开始模仿罗马本身了。查士丁尼资源有限，很清楚自己不可能从其他方向上抽调出军队来渡河作战，从而平定一个始终处于罗马控制之外的地区。因此他选择了一项短期性的策略：修建堡垒。他使多瑙河变得面目全非，变成一条横亘于帝国内外之间的堡垒化的分界线。沿着这条河的下游（自铁门往东，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隔河相望，巴尔干中部与多瑙河下游谷地在此分开），他修建了一连串的堡垒。从此，罗马军人就将这条河当成了他们应当保护，却不必跨越的边界，从而放弃了对岸的土地，把它留给了敌人，对他们简直就是听之任之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突破这道屏障。例如，科特里古尔匈奴人（他们本身并非这一边疆地区的土著）就在538年和558年如此行事。但这反而使查士丁尼更加坚信，防御和堡垒工事是正确的政策。他从来没有想到，就是那些被他藐视、被他排斥、被他敌视的人，就是那些早就定居在这里的真正的土著，鼓动和支持了匈奴人，教唆他们前来攻击他。

查士丁尼的防范并没有带来他所期盼的不同结果。由一长串小堡垒（每一个都有数百守军）组成的防线背靠多瑙河，修筑在巴尔干山脉易守难攻的高坡上，震慑游牧民的姿态十足。但是，实际效果却很有限。贸易基本上被切断了，不过新兵仍然可以跨过河，前来加入罗马军队。与此同时，那些在最近开始受到孤立和抵制的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自我意识也越来越强了。

就这样，查士丁尼赢得了一时的胜利，却输掉了一场战争。他在实质上拒绝了利用河对岸的人来为自己服务的可能性，同时也促进了他们在组织和自我认同上的发展。查士丁尼划了一条线将他们排除在外，但正是这项决定最大限度地推动和鼓励了斯拉夫人的成长，使他们成为一支在东欧对抗君士坦丁堡及其意图的力量。最终，斯拉夫人将会发动进攻——到了7世纪初，当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希拉克略正在竭力应付胡司洛在波斯前线上的生死威胁时，时候就到了。

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斯拉夫文化全靠查士丁尼才走过了漫长的历史。它既可以被当作拜占庭的镜像，也是拜占庭主义的前进基地。起初，这对君士坦丁堡很有利。希腊修士西里尔和梅托迪乌斯使斯拉夫民族的头领们皈依了基督教。斯拉夫人又朝着东北方向扩张，进入了现代的乌克兰和俄罗斯，他们并非第一批蛮族（从罗马的角度来看）却变身为西方文明的第一个前进基地。在后来的数百年间，大草原上的人民将会与他们相遇。在现代，我们有些武断地将乌拉尔山脉当作了欧洲和亚洲的分界线。这种作法表明，我们已经含蓄地认可了查士丁尼的贡献：他弄巧成拙地创造了斯拉夫人的自我认同与勃勃野心。²²我们看到，罗马已经浪费了在国境线外推广“文明”的全部机会。如此看来，这个斯拉夫人的例子就尤其值得关注了。由于无知和糟糕的政策，查士丁尼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才赢得了这么一个好结果。

肉体的瘟疫

人类不能依赖宏伟建筑为生。古代的君王们不断地受到诱惑，想不劳而获得到伟大的形象。他们强迫资源从边缘向中心流动，为炫耀和展示而耗资不菲。由于他的建筑而被人铭记的查士丁尼，并不是历史上的查士丁尼——还不如说，这恰恰体现了那个查士丁尼的缺点。索菲亚大教堂和查士丁尼在耶路撒冷所建造的大教堂，恰恰见证了他的弱点和短视。应当认清这些建筑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些建筑以其超大规模昭示了创造者查士丁尼的自我与焦虑。查士丁尼及其庞大帝国却抵抗不了最微小的敌人——制造瘟疫的细菌。

在那些年里，查士丁尼在西方的军事行动很不顺利，意大利成了他的泥沼。那些年真是令他伤怀。对查士丁尼的众多研究都以他的早期阶段为中心，聚焦于他在法律、军事和建筑方面的自命不凡与自以为是。正因为如此，晚近的一项重要研究才有意识地称为《查士丁尼的另一个时代》（The Other Age of Justinian）²³——这正是为了强调，在这位伟大君主的统治中，长年累月的失败和衰落也是一部分。

瘟疫的爆发就是外在的迹象，显示出了肉体的脆弱。自从900多年前的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载的那场瘟病以来，古代的地中海世界就没有见识过这种规模的瘟疫。在14世纪的黑死病之前，这种规模的瘟疫也是绝无仅有。

这场瘟疫的事实与影响，尚有争议，很容易夸大其词。就连医学上的诊断也不确定。有人认为它显然就是中世纪那种淋巴腺鼠疫的早期病例。但是，据我们所知，很难找出与淋巴腺鼠疫确切病征相吻合的古代报告。同样，我们也很难说清楚瘟疫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故事情节非常清楚，请看以弗所的约翰所提供的这个例子：“那些倒毙在街上的人，让人惨不忍睹，胆战心惊。死者肚子肿胀，嘴巴大张，脓水直流，眼睛发红，手臂僵直朝上。在街头巷尾，在院子门前，在教堂和圣人祠里，到处都是腐烂的尸体，无人收尸。”²⁴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勾勒出它的发展过程。显而易见，它是由从非洲来的船只和货物带来的。541年7月，在尼罗河的一个入海口处，在亚历山大港东面的佩鲁西乌姆，传出了暴发瘟疫的说法。瘟疫很快就沿着尼罗河谷传向内地，向东传到了加沙。到542年春天，它跳跃式地到达了君士坦丁堡，并在那年夏天从安提阿开始扫荡了叙利亚的内地。到夏末，它已经远远地传到了阿塞拜疆，袭击了那里的波斯军队。542年，西西里也受到了打击。到543年，它传到了北非和罗马。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它越传越远——例如，在544年到达了爱尔兰，在547年到了威尔士。还有证据表明，它传到了芬兰和也门（在542年这个糟糕的年份里，它的传播速度充分地说明，环绕地中海的罗马帝国就是以这种速度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瘟疫是一波一波地传播的。²⁵在600年之前，它至少沿着地中海爆发了5次。据我们所知，直到8世纪中叶，西欧各地仍然对瘟疫心有余悸。

还有其他引人注目的目击报告。普罗柯比一般都是有怀疑精神的，但这次却充满想象地强调了瘟疫的影响：“有很多人见到了化作人形的超自然存在。那些目击者认为，自己身上的某个部位被它们侵袭了。在见到幽灵之后，他们立刻就得了病。”²⁶与此相似，以弗所的约翰说：“在瘟疫横扫各地的时候，很多人看见了铜船，船上坐着没有头的人。幽灵们操纵着铜杆子，驾着船在海上驶过……到处都有目击者，所有人都被吓坏了，尤其在晚上更害怕。”²⁷

死者众多，也有一些幸存者。在这个时刻，查士丁尼自己也病倒了。历史差点就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尽管有很多人将他的康复视为上帝的保佑，但其实还不如说是这是更不幸的结果。不论在何时何地，都很难避免对这些事件作过度的诠释，赋予它们以额外的意义。如果我们肯接受那些野史逸闻，那么瘟疫带来的恐怖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们深入地研究其他的历史记载，尤其是考古材料，那么就很难说这个物质世界受到了什么持久性影响了。

肉体的瘟疫对心灵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若干年前，在536年和537年，从意大利直到中国，全世界的人都在谈论一个无夏之年：在整整12到18个月中，阳光都十分黯淡。“太阳变成蓝色的了。到了中午，身前也没有影子。阳光的温暖变得微弱——不是说在日食的那一刻这样，而是整整一年！整个冬天没有风雪，春天没有明媚春光，夏天没有酷热。”²⁸在这个时期，树木的年轮也缩小了（在536、539、540年特别小，就连在北美都这样）。这种证据说明，无论西方的严冬，波斯的干旱，还是中国的饥荒，各种记载都是可信的。在斯堪的那维亚，夏日都很凉爽。美索不达米亚下了雪。远东的火山爆发是一种解释，但科学还不能确切地证实这一事件。不可避免地，一定程度的农业歉收出现了；某些地区出现了灾荒；现代过度的解释，就像古时一样。有的现代人喜欢用简单而戏剧性的理由来解释复杂的事件。他们将事件的经过串联起来，说这就是必然的宿命，还将罗马的毁灭也归咎于它。²⁹更好的做法是用它来解释一种思想状态，这种状态是与军事上的失利以及当时各式各样的天灾人祸相联系的。一性论者们认为，这是因为教宗阿格丕从罗马来到了君士坦丁堡，密谋陷害他们。普罗柯比将它视作上帝对查士丁尼的含蓄审判，认为他和他的王国已经开始进入悲惨的年代了。539年的慧星再次令人焦虑不安，6世纪40年代的历次灾难（波斯人进攻叙利亚和小亚细亚，保加利亚人进攻色雷斯，瘟疫在542年传到了君士坦丁堡）都成了厄运的预兆，令人难以释怀。

从查士丁尼及其帝国的历程来看，当癌症于548年将狄奥多拉从他身边夺走的时候，肉体的脆弱性才在这一刻真正地显露出来。狄奥多拉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由于普罗柯比的诋毁，她已经被说成了邪恶的巫婆和巴比伦的娼妇，查士丁尼的一切坏事都要由她负责。然而，由于她的去世，查士丁尼完全丧失了方向。

由于意外因素，从狄奥多拉去世不久后开始，我们就丧失了历史叙述的线索。550年，查士丁尼十分愚蠢地试图夺回西班牙的一部分，普罗柯比的《战史》就在此时结束了。阿加提亚斯等史家接着普罗柯比往下讲了，但从此时开始，对查士丁尼统治的全面叙述就中断了。普罗柯比从来没有非常准确、全面地描述查士丁尼、君士坦丁堡或者帝国的日常事务。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现代的学者们才喜欢用查士丁尼本人难以想象的词汇来描绘他，例如大兴土木、调兵遣将。但是，一旦少了普罗柯比，学者们又肯定会感到缺乏详尽细致、优点鲜明的史料了。

假如查士丁尼是现代的统治者，我们就能够从方方面面去理解他了。除了建筑、法律、军事、政治、神学等角度，还会有财政方面。各个古代的帝国都有丰富的财政记录，但它们几乎都没有保存下来（宫殿和档案早晚也要被有意地毁掉）。当今的一位学者较为客观地估算了查士丁尼的大笔开销。³⁰下面就是这份糟糕的记录：

• 据记载，在查士丁尼登基时，“在国库中”尚有2 800万索利多金币（solidi）。这笔储备是阿拿斯塔斯建立的，查士丁继续保存了下来。

• 查士丁尼的历次战争耗费了3 600万索利多，其中的一些数目很有趣：

• 东线，约500万；

• 非洲，约800万，其中有一半是在贝利撒留迅速取胜之后才开销掉的；

• 意大利，约2 150万，其中一半以上是在最后两个毁灭性的年头（552~554年）中付出的；

• 其他战线，约200万。

• 比较而言，在其统治时期的较好年景中，每年的收入可以达到500万索利多；在增加了非洲和意大利的领土之后，二者又分别为他增加了一成的收入，也就是说各增加了50万索利多。这笔收入中的大部分，都为了统治那些桀骜不驯的省份而消耗在了当地。

由于这些耗资巨大的战争，查士丁尼开始感到了财政上的压力。作为一个好战而缺乏远见的统治者，他很自然地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掠夺自己的臣民，打击自己的货币。在铸币中，铜的含量越来越低，结果却是国库获益不菲。这种货币贬值的后果将会慢慢地但却无法避免地显现出来。

与查士丁尼继位的时候相比，查士丁尼的继承者们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加上了意大利和非洲），而财政上的能力却要有限得多。在查士丁尼以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就再也没有机会为了宏伟建筑和战争而铺张浪费了。一切已被查士丁尼如此轻率地挥霍掉了。

精神的瘟疫

在巴勒斯坦的斯基托波利斯，在巴尔干亚得里亚海边的萨洛纳，或者在现属葡萄牙的布拉加，基督徒们都直接地信靠他们的教会与上帝。除了那些直接认识的，他们不需要任何人来引导他们的信仰和宗教生活，也不需要任何人来减轻他们对来世今生的忧惧。换言之，古代晚期基督教的实际体验是地方性的、当下的、迫切性的。

选择这三座城市，我是有考虑的。在斯基托波利斯，帝国权威与宗教异议派是正面相持的。建设中的教堂改变了那座城市的景观，而非基督徒们（在这里主要是撒马利亚人）也在建设着自己的会堂，与基督教的建设计划针锋相对。

在萨洛纳，教会权威先是分裂的，接着又被外来的教会和帝国的力量进行了改造。当地的主教地位稳固，权力充分，但罗马的主教却指控他过于放纵自己。在后面，我们将会再次遇见这位萨洛纳主教。尽管他本人逃脱了谴责，但他的继承者却不得不投降了。

比较而言，布拉加的马丁（布拉加在葡萄牙北部，离大西洋不远，是马丁去世的地方）是一位比较寻常的人物。他有点像我们在100多年前的诺里库姆所遇见的那位塞维里努斯。马丁来自位于帝国另一端的潘诺尼亚（现在的匈牙利），后来他前往巴勒斯坦朝圣遇见了一些来自西班牙的朝圣者。他们建议马丁前往加利西亚，劝说当地人皈依基督教，放弃原来的错误——有的是异端，有的是异教。我们从他的书信中知道他干预了当地的宗教活动，看到他们所点燃的论战之火。我们通过他的例子知道，在罗马晚期的世界里，外来者经常会被选为主教——外来者会带来灵性上的卡里斯玛，而熟悉则会削弱它。在很多城镇中，选举外来人都是一种手段，能使观念和做法沿着帝国的大道和海路传播并推进公教事业——一种单一的共同的宗教精神这一信念难以捉摸却将激励四面八方的所有人，在上帝（也就是基督）的力量影响下如同一个人那样思考、言语和行动。

在查士丁尼的统治下，在漫长的岁月里，在千百座城镇中，基督教都在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查士丁尼的世界早已完全确信自己是属于基督的。此时距离罗马的最后几次官方性多神教仪式，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了。当时的人们回首仰望那位使帝国皈依基督教的皇帝君士坦丁，就像今天的美国人怀念美国的国父一般。

在东方，在查士丁尼统治下的各个核心行省中，基督教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起着作用。这种作用从顶端延伸到下层，在各式各样的地方以各式各样的方式面对着那里的热忱、畏惧与虔诚。渐渐地，曾经镇压过多神教的查士丁尼，开始以类似的专断而极端的方式来对付其他形式的基督教了，只要这种基督教的形式是他所不赞成的。那些特定的论战本身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而且它们还反映了帝国的一种转变。在这个地方，宗教已经成为了根本性的事实，关系到了你的身份，关系到了你与所有同伴的一切关系，从政府的高层一直到你的左邻右舍和村子。

与此相比，中世纪的西方尽管在宗教虔诚上负有盛名，却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才发展出了这种对宗教的极端关切。数百年来，在大陆的地图上，拉丁西方的基督教国家和地区（在形式和实践上多种多样）就是同一种颜色。不过，它们之所以如此，主要不是因为极端的虔诚，而是因为本来就没有其他的解释。在数百年来的西方（直到宗教改革为止，那时离查士丁尼已有1 000年之久了），打击异端的人和教义上的派别都相对较少。这不仅使西方变成了一个更文明、更容易安居的地方，还孕育了一种既十分虔诚，又不直接分裂的宗教文化。犹太人不时地会遭到越来越严重的迫害。伊斯兰教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存在，创造出了一片深入法国南部的令人焦虑的阴影地域。数百年后，那里将会滋生出一种针对阿尔比异端的危险情绪。然而，长远来看，只有依靠东方的穆斯林，西方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定义。在十字军运动中，西方将会因为宗教引起的狂热与残酷学会如何组织起来。

必须再次强调，这种做法是那个时代的新发明。保罗曾经教导加拉太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传统的身份都已经无效了，因为他的基督教是胸怀宽广、包容一切的——现代的怀疑主义者会说，不就是大杂烩么。而喜欢定性、排他的基督教已经忘记了保罗的这一部分教义。信徒们和教外人士应当更喜欢哪一种形式，恐怕还难说得很。

查士丁尼就是这种遗忘的伟大开创者。请一步步地看下去。最开始，是信仰——不是对宏大抽象原则的信仰，而是对神的力量、治疗的力量、破坏的力量的信仰，对来世今生的信仰。

我们所用的范畴在这里比较碍事。在现代人谈论信徒时，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使用基督教的术语，这至少会混淆一些问题：

1. 习惯性地断言一些无法证明的形而上学命题（上帝是全能的）或历史性命题（耶稣由童贞女所生）。

2. 若干伦理原则，它们时而崇高（爱你的邻人），时而过于绝对（安全期避孕法比屏障避孕法更好），时而在形式上非常不道德（在火刑柱上烧死异端分子，或者对异教者发动十字军）。

3. 自信地推行精心设计的文化性习惯（上教堂、圣事、朝圣、念经祈祷、烧香、读经）。

4. 希望从上述的信念和做法中受惠，从永恒的（拯救）到现世的（重病的痊愈，在考试中获得好成绩，或者在棒球比赛中得到好分数）。

在这些做法中，没有一样是完全合理的，只能被当作一套逐渐形成的东西，它体现和说明了虔诚与团结。如果我固定地在一周中的某一天参加一次宗教聚会，我就有可能增加自己进天国的机会，但这样做肯定也会增强我所参加的这个团体中的其他人的信心。我是在肯定和分享他们的期待。

这一切都很不错：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团体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局限性和可能性同时并存。进一步说，当村庄变为城市的时候，它们内部就会出现各种小团体。与面对面相处的村子相比，对城里的全体居民就不能要求同等程度的一致性了。

古达晚期的基督教在城市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带来了新事物。在信仰变为实践之后，这种变化就即将发生了。这种实践就是讨论团体的真正未来的地方。实践本身造成了教义和权威的结构，而这种结构又保证了宗教实践的存在与传播。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奥古斯丁就是根据婴儿洗礼的实践（一开始连他自己都想不通）来建立原罪学说的。婴儿们都太小了，弄不懂自己将要参加的信仰。给婴儿施洗的父母们并没有理解神学家的教义；他们只是出于爱而担忧，因为他们关心孩子的福祉。然而，神学家建立了一套理论来适应这种实践，安慰了这么做的人，却使那些不搞这一套的人困惑不安。即使是在那些推崇奥古斯丁的人当中，完整的奥古斯丁主义教义也是难以贯彻的。于是，一种经过稀释的原罪教义就与洗礼的实践并存了下来。尽管在教义上有争论，也不够完善，它还是得到了普遍的接受。

这种行为使教会内外的人都感到困惑，而脆弱要用固执来掩饰自己。西方的基督教不懂得如何放弃过分的观点，往后退一步。教义依据一项新的真理去发展另一项真理，却不事先检查一下每一步的后果，看不清神学的国际象棋将会走出来的下一步。教义的每一步都产生了论争，由于与别的新定义发生矛盾而难以自圆其说。

由于不会从树木的枝桠上爬下来，他们就使后古典时期的西方文明发展出了喜欢定性的特点。退行的那些时刻都是痛苦的、破坏性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新教发动的宗教改革。近来，罗马教会小心翼翼地试图放弃“地狱边缘”的教义（这是一项缺乏圣经依据的教义，历史悠久却从未得到过准确的界定），充分说明了这么做的难度。经常有人劝说罗马教会取消其他各种教义和训导，从生命的定义直到神职人员的性别。令教会拒绝对这种建议进行妥协的，是一种古老的遗产。

遥远的查尔西顿大公会议是古代基督教的一座桥梁。在此前的数十年中，为了在教义上定义耶稣的位格与本性，出现了许多难题。查尔西顿会议的训导就是为了给这些不可能寻找出路。在查尔西顿教义的训导中，官方的教会走到了绝路，并宣布将这绝路当作具有长远价值的信经。任何一个在1世纪的巴勒斯坦见过耶稣本人的人，都想不到查尔西顿教义会这么说，更别说如何理解这种说法了。

我们已经看到，在查尔西顿会议之后的数十年里，皇帝们企图逃避这种执迷不悟造成的负担，只在有限的程度上接受它。他们不肯向后退，宣布它是错误的（尽管有很多人希望他们这么干），却遮遮掩掩、犹犹豫豫地回避了信经中最费解、最困难的部分。在东方的所有教会中，都有人无法接受这样的想法：基督之中的神被一分为二，他的力量受到了致命的削弱。既然统一已经无法恢复，那么还可以妄称统一。

起初查士丁尼可能动摇过。在史书中，他是一个狂热分子——主要不是为查尔西顿教义而狂热（但他也不想彻底地放弃查尔西顿教义），而是为了将它推行而狂热。他狂热地想找出一种解决方案，并把它强加给所有的臣民。有两方面的证据可以说明他的摇摆。

首先，狄奥多拉曾经比较认真地考虑过一性论的主张。在古代和现代的文献中，都充斥着查士丁尼的查尔西顿派和狄奥多拉的一性论怎样同时并立、相互制衡的说法。从来没人思考过，究竟有什么史料可以说明皇帝与皇后两人曾在床边讨论过神学问题，心平气和地接受双方的分歧。

别忘记532年的那场古怪会谈。它被小心翼翼地安排在大殿背后、海边的何尔米斯达宫殿里进行，好让叙利亚人（在当时是一性论者）和查尔西顿派进行会谈，找到解决神学僵局的出路。皇帝本人就待在旁边的房间里，鼓励他们取得进展。过了很久，查士丁尼才明白，是没有可能在这个方向取得进展的。

532年之后，查士丁尼就夹在了针锋相对的两派教会人士中间。东方的很多教会拒不接受查尔西顿大公会议的决定，宣布他们信仰上帝的单一性、统一性、不可分割性和唯一性。他们态度明确而坚决，不好对付。

然而，直到542年，查士丁尼都还没有与之决裂。在那一年，他委派以弗所的约翰为传教士，由他负责君士坦丁堡对岸和小亚细亚西海岸一带，让那里的异教徒皈依基督教。据说，以弗所的约翰收获了8万条灵魂，修建了92座教堂和10座修道院（建筑是一种很好的政治手腕，因为教堂的建设和教会人士的慷慨能为约翰所到达的偏远地区带来皇帝的资金，并激励正统信仰——说得不好听点，也就是收买）。

约翰本人约在公元500年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是一名传教士，还是作家。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一性论派，从十几岁开始就在东部地区游逛，从埃及一直到君士坦丁堡。529年，四处游逛的约翰在某地接受了圣职。540年，他前往君士坦丁堡，被查士丁尼（或狄奥多拉？）发现。查士丁尼派他去传教，认可了他的信仰，盼望他能够取得成功。³¹到6世纪60年代，他在名义上成了以弗所的主教。在查士丁尼去世后，他成为君士坦丁堡的一性论派的领袖。不久以后，他就被查士丁二世流放了，并在589年死于流放之中。在最后几年中，他生动而准确地记述了当代数十年的历史，为一性论团体的出现作了辩护，还说它是真基督教的声音。他的书是一部含蓄的思想自传，一直流传至今。他的思想从来没有改变过。但由于皇帝们的观点越来越严厉，他就从一位前途无量的宠臣变成了一个被流放的异端分子。

一性论派的顽抗激怒了查士丁尼，但他清楚地认识到，仍然有可能劝说和重新接纳他们，使他们与他本人，与他对基督教的理解，甚至与查尔西顿派原则和谐相处。真正解决不了的是罗马的不妥协。

519年，查士丁尼的舅舅查士丁一即位，就恢复了东西部教会之间的统一。这种统一是以接受查尔西顿教义为基础的。然而，在查士丁尼的整个在位期间，他却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与罗马主教和谐相处过。这种不和谐使他十分愤怒。对他来说，罗马的主教至关重要。他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教会的角度来讲，罗马是彼得建立的教区，而保罗的最后几年也是在罗马度过的。他们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查士丁尼喜欢扩张，让帝国占有罗马。别的方面不说，查士丁尼的执着和雄心是值得肯定的——他不会简单地将西方人当作异端分子打发掉，回头来为自己建设一个正统的帝国。查士丁尼还需要罗马。

与此同时，罗马的主教们也觉得自己很有用。在辛玛古和劳伦斯围绕教宗之位的持久战结束后，罗马就异乎寻常地团结了。曾经使罗马教会分裂的原因，再也没有重新变成制造分裂的因素。罗马城及其神职人员们反而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在查士丁即位的519年，阿卡西乌裂教结束了。这自然而然地被当成了一个标志，说明罗马的不妥协始终是正确的，说明作为女儿的城市应该服从作为母亲的城市。这样的成功必须归功于教宗何尔米斯达的才智和手腕。他在514年接替辛玛古而即位。在查士丁于519年实现和平的时候，他仍然在位。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君士坦丁堡经常试探罗马教会。525年，教宗约翰一世被传召至君士坦丁堡，在饱受欺凌之后才得以返回，不久之后就去世了。接着，6世纪30年代的几位短命教宗都派遣使团去访问狄奥德里克的继承者们，表示支持他们的政权，抵制君士坦丁堡的新要求。在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长期战乱中，罗马教会一直引人注目地与狄奥达哈德和威提吉斯的王国友好相处，尽管国王们在名义上是阿里乌派的异端分子。

威提吉斯在540年战败，君士坦丁堡的军队在意大利占了上风。这让查士丁尼受到了鼓舞。在这样的形势下，教宗西尔维被罢黜，维吉里这个傀儡上台了。不过，就算是在维吉里被逮住，被押到君士坦丁堡去的时候，他也不是完全任人宰割的。那时候，查士丁尼只是想实现他那套酝酿已久的妥协方案罢了。既要保持和尊重查尔西顿派，又要尽可能地削弱它的力量，以安抚一下旁边那些狼。看起来这一套能行。

查士丁尼已经看见了真理的微光。真理是永恒的，他和教会可以信仰，可以不管他人，不参加论争。措辞合理的信经可以长期有效，永远地规范教义，却不必要求人们完全准确地记住它的字面形式。早期教会的历次普世会议，既不必被奉为圣灵的工作，也无须被视为主教们的民主协商，从而受到过分的尊重。³²查士丁尼自己的史家就看不上这一套。他是这么说那些神职人员的：“他们为一份信理而赶赴罗马。为了这事，基督徒们相互争吵，各持己见。尽管我知道他们的分歧所在，却懒得再提了。我觉得，要去探究上帝的本性，讨论他的性质，这真是太傻了。我认为，人类压根儿无法准确地理解人类自身，更别提那些关于上帝本性的事了……我相信上帝是至善的，他的权力主宰着一切，这就够了。不管是神父还是平信徒，不管他们在想些什么，都随便他们说好了。”³³

从君士坦丁直到查士丁尼，就所有的宗教会议和会谈而言，不论它们显得多有权威性，都很难得到承认（哪怕只是辩称），被视为一条通往真理的特殊道路，能为后人留下久经考验、历久弥新的简明的教理规则。基督徒总想全心全意地诵读正确的信经，用这句话来表达和保证他的认同和忠诚。上帝的力量严格地禁止人讲言不由衷的话，任何人都不应该念自己所不信的信经——至少人们这么看。上帝为什么要求受造物们准确清楚地说出他自己的性质，并向他禀报呢？从来没有人大声地提出这个问题，从而摆脱下定义的痴念。

在查士丁尼的策略中，公开的妥协与私下的强迫都有一席之地。向前进的一种办法是重写历史。于是，在6世纪40年代，查士丁尼开始减轻历史的包袱了。

第一位受害者就很令人吃惊：奥利金。他是早期基督教甚至整个基督教历史上最卓越的《圣经》解释家，但他一直遭受几分猜忌。他的名字象征着一种理性的基督教。这种基督教拥有一批追随者，但也容易成为政治上的牺牲品。比如，加沙的巴尔萨努菲乌斯就对这些精英化的知识分子很不屑：“那是希腊人的思辨；那是自命不凡之徒的幻梦……但那种学说不会让信奉者走向光明，而是走向黑暗。”埃瓦格里乌斯·庞提库斯（399年卒）是修道运动的革新者，他的教导将奥利金的思想与修士的骄傲结合了起来。但奥利金确实写过一些就连他的追随者也会感到尴尬的东西，例如对“万物复原”（apocatastasis）的坚持。这一学说认为，到了世界末日，包括地狱在内的一切事物都会消失，那些受罚的人将会回归到仁慈的造物主那里去。到了6世纪，所有的奥利金主义者都具有以下共性：反对皇帝，坚持思想自由，神秘主义的倾向，柏拉图式的理性主义。他们太聪明，太喜欢读书，太独立自主了，却不太为自己的利益而投身于党派政治。³⁴

在耶路撒冷一带，有一批将奥利金的名字挂在嘴边的修士。他们的立场为查士丁尼所不能容忍。于是，查士丁尼亲自在543年谴责了奥利金及其作品。这次谴责在几个方面影响深远。一方面，它诱导效忠皇帝的信徒们销毁了奥利金本人的大部分希腊文原著，使它们不再传世（对于奥利金的贡献，我们只能靠残存的片段以及完成于400年左右的拉丁文译本来了解）。另一方面，如此一来，皇帝就能以他个人的声音和名义来充当神学的仲裁者了。

皇帝的这道诏令是与长期以来的保守传统相抵触的。神学家在世时，他们的著作和学说有可能招来争论、论战和褒贬，但只要他们去世了，他们的命运如何，他们的学说是得到承认还是否定，按传统就都是上帝的事情了。由于学说而谴责死者，是危险而傲慢的。但查士丁尼懂得这个其他人尚未真正吃透的道理：书有其自身的力量，死者的书和生者的书同样有权威，没有什么必然的差别。

查士丁尼还有更进一步的策略。通过攻击死者，他就以最小的代价含蓄地攻击了生者。既可以借着攻击奥利金，警告一性论者，又可以进而攻击狄奥多莱、莫普索斯提亚的狄奥多尔和以得撒的伊巴斯（在一份敕令里的所谓的“三章”中，这三位作者都受到了谴责），把极端的查尔西顿派纳入攻击火力范围内。攻击这三位极端的“二性论”（dyophysite）作家，能够吓唬当时那批同情他们的人。除了那些非常崇敬莫普索斯提亚的狄奥多尔的人，所谓的“二性论者”人数并不多。但是，这样做就能够使一性论派相信，他们的关切已经得到了重视。

靠着这一切，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他们采取了实际上类似于入室抓捕的行动，将维吉里送到了君士坦丁堡。接着查士丁尼开始做他的工作。在到达君士坦丁堡后的前几年里，维吉里听从皇帝的安排，谴责了那些不肯谴责“三章”的人。他在548年发布了正式的《裁断》（Iudicatum），后来又迫于极大的压力（压力来自他自己的随行人员，也来自那些与重获新生的非洲正统教会互通声气的拉丁作家），只好收回成命。551年，查士丁尼又回到更强硬的立场上去了，并要求维吉里必须支持他。但教宗表现出了一丝骨气，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圣彼得教堂（他毕竟是首任教宗）避难，还绝罚了那些接受皇帝新敕令的人。不久之后，维吉里又渡过海峡前往查尔西顿，躲进了圣尤菲米亚教堂（自从100多年前的大公会议以来，这里都是象征着正统信仰的根据地）。

接着，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553年，意大利的战争终于尘埃落定，这时查士丁尼信心大增，企图去做一桩一个世纪以来从来没有任何皇帝做过的事：召开大公会议。刚好在查尔西顿会议的一个世纪后，在553年的5月到6月，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在皇帝的眼皮底下举行了。这次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的会议完全接受了皇帝的指示。它在神学上没有任何新贡献，也没有澄清任何问题，但也没有放弃任何东西。按正式的说法，查尔西顿教义得到了重申，但“三章”的作者们受到了谴责。而坚贞不屈的维吉里仍然与他们站在一起。

在大公会议之后，维吉里又受到了压力。最终，他在554年发出了另一道《裁断》，遵循了主子的指示，谴责了“三章”，支持了大公会议。这时维吉里已经变成了闲人，除了作为国家团结的象征，再也没有别的用处了（此后，他们甚至修改了大公会议的决议，以便看起来维吉里始终都是支持查士丁尼的）。555年，他终于被送回了意大利。在回家的路上，这位有史以来最屈辱的罗马主教在西西里的锡拉库萨去世了。次年，在他的继任者佩拉吉一世当选教宗的时候，在罗马附近已经找不出足够数目的主教来为他举行祝圣了，因此祝圣被尴尬地推迟了。

维吉里是幸运的。假若到达了罗马，他就会发现，不管对“三章”的谴责对一性论反对派起到了什么作用，还是会有很多西方人被它震惊。假如说，为了在军事上稳定地维持对意大利的统治，查士丁尼就已经够麻烦了，那么关于“三章”的敕令却决定性地动摇了在君士坦丁堡掌控教会权威的理念。在维吉里之后，再也没有一位教宗像他那样屈服过。在此后的数十年间，整个西方教会都一直在抗拒可以谴责死者，谴责那边的死者的观念。

查士丁尼从来没有收敛过。在最后几年，他又在神学上挖空心思，设计出了一种新概念，叫作“基督肉身不朽论”（aphthartodocetism）。它企图完全保持基督的神性，使他的受难成为完全自愿的行为，就连他的肉身也凭借神性而变得不朽了。这样的耶稣仅仅是貌似受难并在十字架上死去。没有多少信徒愿意追随这面旗帜。

在查士丁尼之后，没有一位皇帝尝试过像他这样的威权主义。道理很简单，它已经失败了。在古代晚期，没有人像查士丁尼这么相信普世的统一与基督教的一致性，但正是他的作为，决定了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方面，同样没有人比他贡献更大。一性论派在东方的叛乱确实是长久性的。直到今天，它还活在雅各派教会之中。聂斯托利派撤到了波斯帝国，这同样是长久性的。西方教会的不满和怀疑长期无法消除。维吉里是最软弱的教宗，但他后面的所有教宗都因为他的失败而更加坚强了。直到5世纪末，还有人相信基督教应当是完全公教的，也就是普世的。自从查士丁尼以来，再也不可能设想这样的基督教了。

1. 讲到这里，第一位教我古代晚期历史的教授引用了一句老话：“他们在罗马的行径，同汪达尔人一样。”这个笑话，对他们名字的取笑，都反映了背后那种缺乏思考的头脑。这种通俗说法常被用于形容法国大革命的极端行为，在英语中变得很流行了。

2. 有很多现代人将这场胜利称为“光复”，这样做就等于接受了查士丁尼的偏见。

3. Wickham, 375;与G. Camps, “Rex gentium Maurorum et Romanorum,” Antiquités africaines 20 (1984) , 183~218。后者引用了Les inscriptions d’Altava, ed. J. Marcillet-Jaubert (Aix, 1968) : item 194, 另请参看111~224页的全部文本。

4. 需要专门介绍一下阿里阿德涅：作为皇帝利奥一世的女儿、利奥二世的母亲，她同时既是芝诺，也是阿拿斯塔斯的妻子和皇后，在君士坦丁堡的深宫里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

5. Cass. Var. 8.23.1.

6. P. Amory, People and Identity in Ostrogothic Italy (Cambridge, 1997) .

7. Gundila: ibid., 149~150, 321~325.

8. Ibid., 181~182.

9. Arator, On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1.1ff (Atlanta, 1987) .

10. Procopius, Wars 6.20.18–33.

11. Justinian Novellae, Appendix (in Corpus Iuris Civilis [Berlin, 1954]) , vii （554) .

12. 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6.1199.

13. 当他们的遗体被发现的时候，奥古斯丁正在米兰。他记载了发现它们时的激动（Confessions 9.7.16）。

14. 拉丁文原词是consiliarius。它的意思有点像罗伯特·杜瓦尔（Robert Duvall）在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导演的黑手党故事中的形象。

15. 译文见MacMullen, Christianity and Paganism in the Fourth to Eighth Centuries, 60.

16. Ibid., 58.

17. Malalas,引自E. Watts, “Justinian, Malalas, and the End of Athenian Philosophical Teaching in AD 529,”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94 (2004) , 168~183.

18. Life of Nicholas of Syon, 引自MacMullen, 135.

19. F. Curta, Southeast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2006).“巴尔干”（Balkans）是一个现代词汇，源于土耳其语中的“山脉”一词。“东南欧”的说法越来越常见了，它主要是指大致呈东西向的萨瓦河、多瑙河一线以南的地区，有时还包括瓦拉几亚（罗马尼亚南部）和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北部）在内。现在已经独立的希腊也符合这个定义，但经常都被错误地排除在外。对于“马其顿”的正确含义，有人与马其顿共和国发生了争论；在希腊西北部，希腊语、阿尔巴尼亚语和马其顿语同时并存。它们属于印欧语系的三个不同分支，却在进行着词汇上的交换，甚至发展出了相似的语法特征，都在逐渐远离各自的语族。

20. F. Curta, The Making of the Slavs (Cambridge, 2001) . 在后来的历史上，斯拉夫人进一步的族群凝聚都是值得商榷的。每一个民族都徒劳地企图证明自己是一个源于古代血统的独立民族。

21. B. Shaw, “War and Violence,” in Late Antiquity: A Guide to the Postclassical World, ed. G. Bowersock, P. Brown, and O. Grabar (Cambridge, Mass., 1999) , 130~169.

22.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London, 1971) . 该书在讨论这一部分的斯拉夫人历史时，非常详细地说明了他们依赖于该地区与拜占庭的联系。

23. M. Meier, Das andere Zeitalter Justinians (Göttingen, 2003) .

24. Quoted ibid., 334.

25. 详见P. Horden, “Mediterranean Plague in the Age of Justinian,” in M. Maas,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Justinian (Cambridge, 2005) , 134~160。另请参看L. Little, Plague and the End of Antiquity (Cambridge, 2006) 。

26. Procopius, Wars 2.22.10.

27. 以弗所的约翰，所引译文来自Horden, “Mediterranean Plague in the Age of Justinian.”

28. Cass. Var. 12.25.2~3.

29. D. Keyes, Catastrophe (New York, 2000); 更好的论述见Meier, Andere Zeitalter, 359ff。

30. 他是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的肯尼斯·哈利（Kenneth Harl）教授，详见：http://www.tulane.edu/~august/H303/handouts/Finances.htm.

31. S. Harvey, Asceticism and Society in Crisis: John of Ephesus and the Lives of the Eastern Saints (Berkeley, 1990) .

32. R. MacMullen, Voting about God (New Haven, 2006) .

33. Procopius, Wars 5.3.5~9.

34. B. Daley, in Origeniana Sexta (Leuven, 1995) , 627ff.

第三部分
格列高利的世界：
罗马的残余（565~604年）

我们这场戏的最后几幕：到这时看起来已经很正常了，罗马城就是它的故我的暗淡余影；在罗马世界的大部分地方，旧的生活秩序已经让位于新的规矩、新的掌权人物。在这几幕里，“远去的噪音”会提醒我们，正要来临的是什么；而对过去更强大的帝国的回忆，也会提醒我们：就凭那个骄狂而忘乎所以的帝国，就知道中世纪的未来已经成为可能——或者说是必然？

第六章
重启人生

查士丁尼驾崩于565年11月14日。接下来，我们要参观一下他那座毫无生气的宫殿，也会见证一下那场乱哄哄的继位仪式，但是我们只有先去看看他那片土地的四方，才能看清楚他遗留下来的究竟是什么。几乎可说是伴随着查士丁尼的逝去，无论是就范围还是重要性而言，君士坦丁堡朝廷所操持的事务一下子就缩水了。你可以在565年的世界里走一走，深吸一口气，然后说：“好吧，一切都结束了。”查士丁尼已经把他的统治和皇位折腾到头了。君士坦丁堡在古代所成就过的，就连奥斯曼人也无法比肩。我们一下子处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那里的人们要怀着完全不同的期待，学会重启人生了。

北部方向

尤里乌斯·恺撒征服了高卢，但是并不彻底。这种不彻底使得欧洲的中世纪成为可能。不像罗马世界中的其他地方，在这里“衰亡”的问题关系不大，因为在罗马帝国中，高卢北部是在罗马统治下出现，在罗马统治衰落后兴起，在为时数百年的时间里几乎毫无间断地持续发展的。¹

再想想狄奥德里克在高卢的运气。在阿尔卑斯山以外，他成功地为自己赢到了一大笔——对于一位以意大利为根基的国王来说，这是一项不平常的成就，媲美罗马共和国在布匿战争之后扩张到这片地方的成功了。但是，普罗旺斯和上至里昂一带的罗讷河谷，已经是他所能维持的全部了。阿奎丹——也就是高卢西南部，从地中海海岸直到大西洋，直到加龙河上的波尔多——始终处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外。再往北去，就是另一个世界了。

当然，在形式上说，罗马法律的统治是遍及整片土地的。分配给殖民者的土地造就了罗马化的一个个核心。更有权势的人物也来了，占有了广阔的田地，在备显尊荣的庄园里发号施令。但是，高卢北部这片地方——现在我们会将这片地方与法国的腹地联系起来，从诺曼底到法兰西岛到香槟和勃艮第——从来没有变成这种贵族的家园。他们在起初是暴发户，后来渐渐变得相当自满自足，在南部的土地上留下了烙印。不止于此，和西部其他行省不同，高卢北部缺乏前现代文化中那种最健康的形式，也就是农民的村庄。乡村地产及其种植园支配着非洲、意大利、西班牙和普罗旺斯；它们从来没有那种深深植根于本乡本土的群落，因为深深眷恋着土地而耕种它。这种缺失使得这些行省与东方的叙利亚、埃及等地区迥然不同。农民是拥有土地还是租借土地，这无关紧要，只要他们能够支配自己的生活和产品，有机会从他们的劳动中得益就行了。在高卢南部，庞大的罗马地产很少提供这种机会，它们创造出了依靠“上面的人”来获取社会领导权和经济发展的人群。再往北去，一直走到莱茵河谷和罗马的军事区域，那里都只有更加简单的结构。

所以，当狄奥德里克跨越阿尔卑斯山进入高卢的时候，他比将近600年前的恺撒军队更具优势的是，在高卢南部和意大利北部之间已经出现了一个由利益甚至是家庭关系构成的天然共同体，有了共同合作联系的长久历史。比较而言，高卢北部还是一片未知之地，大半年都是黯淡的冬天，日照时间比地中海人所知道的更短暂，阴冷潮湿，太接近对许多旅行者来说都过于冒险的军事前线。在军事上，莱茵河才是罗马力量的尽头，这很对；但罗马文明的力量早在远离那里数百英里之外的地方就已经完全消散了。如果罗马当真打算保护甚至是扩展北方的边境，它就会在诸如特里尔和斯特拉斯堡之类的地方建立城市了，而不是让它们停留在军营和集贸市场的状态。城市是能够远距离辐射和影响到周边的中心，能支持帝国边境内外的人民，使他们发展和富裕起来。

我们不能将高卢北部设想为一个稳定、不变的世界。在4世纪，罗马的金钱和注意力真正地注入到了这个区域，但它和贵族、乡村地产或者经济发展都关系不大。相反，帝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化，使得高卢北部变成了将地中海世界与罗马在不列颠的前哨与莱茵河边疆联系起来的司令部和基地。皇帝们开始在高卢度过越来越多的时光，照看他们的边疆，而帝国的竞争者也越来越经常地从高卢和不列颠涌现出来。特里尔城经历了一场革命，从一座边境城镇直接变成了帝国的事实首都，跳过了先要成为一座真正城市的过程。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特里尔的故事，都是关于那些访客的——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还有像哲罗姆、辛玛古和奥索尼乌斯这批在4世纪后期最有背景、最有文化的人物，他们来到特里尔都不是为了当地的风味、文化或者是做生意的机会，而是为了追逐那时候以特里尔为行在的皇帝。

看起来，这还离罗马化相距甚远。学过历史的人知道，在5世纪初，入侵者们跨过了莱茵河，在罗马高卢四处渗透开来。他们可以怀着一种错失良机的感觉，来突出这些来客和这种繁荣的意义。但是，考古发现有力而有节地打破了我们很容易产生的假定。在罗马帝国的所有行省中，高卢北部是旧有道路毁损得最早、最快的地方。到350年，就在皇帝们开始驾临当地的时候，早在史家们可以去谴责蛮族入侵的半个世纪之前，显示罗马之存在并为少数罗马富人创造剥削和炫耀之机会的零星的乡村地产，已经开始荒废了。到450年，高卢北部还有一些罗马属性（Romanness）的表面痕迹，但罗马的实质已经丧失，必须去展望一个新的未来了。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首先，需要牢记的是，与罗马在其他地方那种强固而深厚的根基相比，罗马在帝国这一部分中的存在单薄而脆弱。这方土地本身还与现在的样子大为不同，因为使用铧式犁的农业革命要到公元500年至1000年之间才会传播到莱茵河与摩泽尔河的河谷，以及易北河以东的土地。在450年，日后将会变成一片由精耕细作的高产农田构成的网络，还是一片森林密布，又冷又湿的边疆。但是，早在帝国早期，在边境外面，甚至是远在易北河东面，贩卖琥珀这种贵重商品的运输线就已经将现在所谓的波罗的海与地中海联系起来了。还有证据表明，几乎从那么早的时候开始，谷物的种植就已经传播到那么远的地方了。不管罗马的政策、边界与意图如何，自然状态的北欧社会已经在欢快地罗马化了：那是没有罗马人的罗马文明。

让我们看看很能说明问题的语言问题。拉丁圣经的翻译者哲罗姆，在献身于宗教之前做过很世俗的低级官吏的工作。在他的世俗生涯与宗教生涯之间，他曾在罗马的控制领域里四处旅行。他是巴尔干北部地方人，为了出人头地在罗马城接受了教育。在4世纪70年代还年青的时候，他来到了特里尔。后来他又到叙利亚住了很久，最后在巴勒斯坦度过了漫长的时光，在伯利恒的一所修道院里完成了他大部分的学术与文学作品。他告诉我们，当他经过位于小亚细亚内地的加拉太行省时，发现那里的语言与一种他在高卢北部听到过的语言十分相似。用长时段的眼光来看罗马历史的话，这一点就很重要了。早在公元前300多年，高卢入侵者就已经广泛地渗透到了巴尔干，并进入了小亚细亚。加拉太行省本身就得名于当地的高卢人定居者。这个故事所告诉我们的是加拉太的地方特点，但我们也要看到在高卢所表现出来的同一种特点。拉丁语是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永久性地进入了整个高卢。除了不列颠，在罗马统治消失以后，在西方的所有行省中日耳曼语言都未能驱逐拉丁语（在曾经属于罗马高卢的大部分地方，拉丁语至今还在使用，虽然它的形式已经发生了退化和衰败。在罗马人早已离去之后，那些以其为母语的人将它当成了自己的官方语言，为它感到无比自豪）。但继续向北，到了远离地中海、远离乡村地产和军事城镇的地方，在乡野之间，旧的语言仍然在罗马的军营和城市之外存活着。法语与德语之间的语言界限，最终落在了莱茵河西面不远、罗马人过去的疆域里。

其次，在4世纪，皇帝在高卢的存在，标志着行省开始了一种新的军事化。这象征着何谓罗马的样式的标准改变了。在4世纪50年代，当未来皇帝尤里安第一次在其堂兄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治下掌控部队时，他来到了高卢，不但收紧了边境，还引人注目地从严控制了税收。如此一来，他就将那些在其他地方处于文官与地方控制之下的事务，巧妙地转移到了皇权与军事权威之下。由于权力和组织都越来越军事化了，而文官的作用被取代，军营、堡垒城市，最终还有富有的官吏阶层，就取代了那些有地位的公民。在罗马世界的这一部分里，那种有地位的公民从来就没有深深扎下根来，军事阶层的兴起也就很容易。

能够体现这种文化，同时不太介意与罗马城之联系的人，就是那些被我们称为法兰克人的族群——就像我们把另一个边境人群体称为“美墨人”（Tex-Mex）。他们兴旺发达的时代既将来临。

不同寻常的是，他们的兴盛和这个时代其他的军事动荡没有多大关系。汪达尔人和其他部落在406年跨过莱茵河，迅速穿过北方的乡村，进入西班牙，进而达到非洲。但他们没有在这里留下痕迹。5世纪的战争此起彼伏，造成了罗马与地中海所行使的权威明显地衰弱。和不列颠一样，部分问题也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为了满足野心，罗马的将军们发动了叛乱，并南下竞逐皇帝的称号与荣耀。被他们留在身后的真空，并没有全部被权力斗争中的胜利者填补起来。这样，某些区域就完全丧失了它们与世界中其余部分的联系。所以我们就要破译具有挑战性的证据，识别出那些有时貌似局部叛乱，有时又同样地非常像是地方领袖们建立与维护秩序的努力。在他们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人能帮他们掌握局面了。历史学家经常将我们有所耳闻的巴高达运动定性为匪帮之类，但现在的记者却有可能将他们称为地方民兵。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在今天这个术语被用于这样的社会：中央权威崩溃，各个社会团体认为除了自卫，已经没有其他选择。由于他们体现了地方的自治，他们并不一定是异己的力量——情况经常截然相反。

在这种环境中，边境一带的法兰克人做得非常好。他们的生存和繁荣，他们最终在全高卢所取得的支配地位（在加洛林人的时候实际上远远超出了高卢），恰恰显示出了一种对于罗马世界的非常罗马式的成功、生存与适应性。在这种环境中看，法兰克人的领袖们是武夫，但他们的权威在全高卢的扩展非常迅速、连贯和有效，这显示出他们自然而然地就是罗马的。决定性的时间是451年，当时的卡塔隆平原战役一劳永逸地消除了莱茵河以西的罗马土地遭受外部入侵的现实威胁。在战役之后，罗马统率下的力量的撤退，留下了一片真空，而法兰克人迅速地填补了这块真空。他们的伟大国王克洛维（481~511年在位）拥有杰出的领导能力与富于远见的野心，和狄奥德里克不相上下。不过，幸运的是，他生活在离君士坦丁堡更远的地方，所以从来就没有进入过查士丁尼如同黑暗魔王索伦一般饥渴的双眼。如果可以假设一个不同的宇宙，那么狄奥德里克的意大利和克洛维的高卢就有可能变成一个长期存在、兴旺发达的西地中海国家的核心，有力而成功地扩张到莱茵河及其东面，最终实现恺撒雄心勃勃的目标。没有了狄奥德里克的意大利，法兰克人就可以为所欲为，而他们的确非常出色地利用了大部分的机会。

当查士丁尼开始再征服意大利的战争时，法兰克人看到了机会，抓住机会将几乎整个罗马高卢变成了自己的地盘。有时候，尤其是在受到来自东方的鼓励的时候，他们也会到意大利北部去劫掠一番，但他们知道分寸，不会把事情做过头。最终，法兰克国王狄欧德贝尔特一世致信查士丁尼，号称拥有一个从潘诺尼亚（也就是现代的匈牙利）直到大西洋，包括多瑙河上游、莱茵河、整个高卢以及低地国家在内的王国。他有理由志得意满。

法兰克人所创造的高卢，按照克洛维的祖父墨洛维克的名字，被称为墨洛温。它拥有独特的地貌和经济。它是一个由小型的堡垒城市和数量与日俱增的田庄所有者小型群落组成的国家——后者乃是它成功的秘密。最终，这些群落都会变为村庄。这些城市是属于国王、他的军官以及基督教会主教的地方。例如，通过都尔的格列高利主教留下来的大量著作，我们对6世纪的都尔知之甚详。他那些关于法兰克人与教会人士的历史书很有名，不过，他所在城市的城墙只围着25英亩的地方，这个面积只相当于纽约中央公园的1/40。在很长的时间里，法兰克王国没有较大的、有发展雄心的城市，但日益增进的是秩序、稳定性、君主制以及一个由于税率很低而不敢奢望富贵的领主阶层。这种税率水平之低，能让其他很多人也过上好日子。从4世纪后期到6世纪后期，军事才能和机遇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出身，成为成功和发达的基础。这时出身又变得重要起来，就像后来那种一直延续到我们当代之前的状态那样。

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们特别照顾和支持修道运动的成长。开始他们祈求天国中的都尔的圣马丁的庇护，在之后的几百年里（从800年左右查理曼的时候开始），又开始依靠圣本笃。这种西方式的修道制度将两种相反的力量结合了起来。其一，严格与自我牺牲的意识形态为日常时间与社团成员的生活赋予了结构。其二，它们是拥有财富并大量消费的地方。它们的全部土地和全部人手都脱离了日常经济，为以之为生的所有人保障了舒适而有照料的生活。这种保障不是任何世俗领主或者分成佃农所能得到的。落入修道院手中的土地，就像现在一幅落入公共博物馆手中的前代大师的画：它再也不会拿出来出售了，这样修道院就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越来越富有。依靠不断的捐赠，修道院的建筑很快就越变越宏大了。由具有特权的节欲者组成的小团体得以依靠大批农民（不论他们是自由民还是农奴）的生产而生活。

换言之，正确地理解法兰克人的方式，是将他们想象为罗马帝国的碎片，他们与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政府断开了，被抛弃了。这一碎片成长起来，兴旺起来，获得了成功，完全地体现了罗马的文化基因（法兰克人自己的表达方式是宣称自己具有古代特洛伊人的血统，特洛伊人正是罗马人的祖先）。当法兰克属性遭遇罗马世界的其他碎片时——例如勃艮第的国王，他们曾经在法兰克人与地中海行省之间兴盛一时，但后来被击败了——罗马人所播下的种子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相互竞争起来。法兰克人获胜了。

由于他们的胜利，某种对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具有根本意义的东西最终实现了。在希腊化时代，沿着地中海海岸蔓延开来的文明前哨，现在终于能够在欧洲大陆的北岸复制自己了。自从中世纪以来，一直有人喜欢讲从地中海向北的“帝国的迁移”与“文化的迁移”。从公元500年到2000年之间的历史，已经深刻地受到了这个文化统一体的影响，尽管它偏处于欧亚大陆最西端半岛的西北边缘上。直到最近，那些在世界的这一部分及其殖民属国中成长起来的人，还以为对世界、对西方文明、对欧洲之历史的介绍，实际上就等于对英吉利和法兰西两国历史的讲授，再加上在世界大战与宗教改革时期关注一下德国，在文艺复兴时期关注一下意大利就行了，庶几全部了。在21世纪，这么一幅关于过去的图景已经同时显出了狭隘、危险和矫揉造作。正是法兰克人，也就是莱茵河的罗马人，使它变成了可能。他们的成功应该被当作罗马秩序在西方的最后一次凯旋。勒芒的伯特伦是在516年去世的。根据他的遗嘱，我们获知他留下了由14个村落组成的约有74万英亩的地产，他所积累起来的财产包括100多片独立的地产。当我们听到这里就会意识到，对某些人来说，讲什么衰亡不衰亡的，不就是那些平庸者和失败者的酸葡萄嘛。

再把故事往下讲，这个北方世界的下一步发展是属于商业的，而不是属于皇帝的，商业在这种特殊形式的“西方文明”身上所留下的印记一直保持到了今天。如果说都尔仍然是一个像军事营地那样蜷缩起来的传统罗马城市，我们不妨再来看看与其不同的多勒斯塔德。它位于莱茵河注入北海的一条支流上，是一个古老的罗马城堡，后来变成了贸易城市，被经济史专家们称为一个商业中心（emporium）。在多勒斯塔德，没有贵族，没有军事力量，没有王权：完全就是一个为了迎接北海上的船舶与莱茵河上的舟楫而存在的城市，为了农产品和商品的交易而建立的市场。可以把它视作法兰克人的香港。尽管按现代的标准来说还很小，但它的城墙内的面积有105英亩，相当于都尔面积的4倍；由于它的发达，查理曼占领了它，将它作为个人领地，维京人也反复地前来劫掠；直到9世纪，直到漫卷莱茵河下游的洪水破坏了它的生意，它才走向衰落。在那个时代，它代表着一个几乎能够想象大西洋海权的未来，这种力量能够从斯堪的那维亚的维京人那儿、从他们在航海上的创新和勇气中发展出来。那时候，多勒斯塔德很富庶，它的富庶预示着西方的海上力量将要从全球搜罗到本土去的巨大财富。我必须强调，这应当被视为一种预兆，它象征着罗马帝国（最起码也是它最成功的一个碎片）的成功与成长。

蛮族的尾声

直到今天，坐在飞机上用iPod听瓦格纳的《众神的黄昏》（Götterdämmerung）的乘客，仍然能听到勃艮第人灭亡的故事。这个故事从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牵动了我们整篇叙述。我们肯定不能把它当成事实，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它是怎样生根发芽的。在中世纪传播了这个故事，并使它进入瓦格纳的创作空间的载体，就是日耳曼人的萨迦《尼伯龙人之歌》（Nibelungenlied）。它的重要和真实就像罗慕路斯和雷穆斯、大卫和所罗门的故事那样。

早在5世纪和6世纪，故事中的一些片段就开始流传了。它们将我们正在探究的历史片段混杂在一起，并出于增强效果和宣扬荣耀的目的而进行了再创作。在日耳曼人古老的萨迦中，这些故事并不是最晚出现的，但却属于一种新传统中的第一批创作。在最早一批故事中，有一个清楚明白地追溯到了狄奥德里克（在萨迦中被称为伯尔尼的迪特里希）与奥多阿克交战的时候。但是，它马上就和关于阿提拉（在萨迦中称为埃策尔）的回忆和传说纠缠在了一起，那时阿提拉侵入了多瑙河谷，如入无人之境。《尼伯龙人之歌》的重要性在于它的视角：掺杂着许多变调，它反映了居住在多瑙河以北地区（今天的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那些人的视角。

在本书前面部分，在诺里库姆的塞维里努斯的故事当中，我们已经与这些人相遇，并从另一个角度看见了这个故事的一个片段。那个故事是按罗马人的视角来讲述的，以敌意和怀疑的眼光来看待蛮族，而萨迦中的版本保存了这些以多瑙河为家园的人的气质和角度。对他们来说，罗马遥不可及，英雄和罪恶就表现在日常的行为当中，而不是武断地根据种族来判断的。读过《尼伯龙人之歌》的中世纪读者在看见塞维里努斯传记的时候，他的感觉就像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常客们第一次观看现代荒诞剧《罗森克兰茨和吉尔登斯特恩已死》一样目瞪口呆。

我们所看到的萨迦为狄奥德里克安排了另一种结尾：他成了一位来自维罗纳的流亡者，此时来到了巴尔干，在这里与阿提拉（埃策尔）结盟，而勃艮第人成了他的敌人——萨迦的叙述立场站在勃艮第人这边。流亡可能反映了一些意大利人在600年左右逃到北方，然后与当地的新势力发展出贸易关系的经历——后一点是考古学家告诉我们的。但是，这里的阿提拉已经完全不是罗马的宣传所塑造出来的“上帝之鞭”了；要说451年的卡塔隆平原大战之时，他与狄奥德里克的先人曾经结盟，这也是颇具历史可信性的。下面，一位现代的评论者就是这么推测这个故事最早的形式的：

阿提拉与一位勃艮第公主结了婚，觊觎着她兄弟的财宝，成功地将他们骗到了匈奴人的土地上。对于公主传来的警告以及别的用“勃艮第”来表示的警告，他们都置之不理。阿提拉无法逼迫他们讲出隐匿宝藏的地点，就杀死了他们；而这位公主为他生的儿子们也被她杀死，并一起在阿提拉的厅堂里被焚。²

这个故事将勃艮第人的灭亡与追求布伦希尔德和齐格弗里德之死结合了起来。将齐格弗里德与勃艮第王室联系起来，就使两个故事得以相互交织，使这个家庭悲剧具有了史诗般的视野。真实的勃艮第人是在437年被匈奴人击败的，但随后就退出了莱茵河，在阿提拉从帕绍出发经沃尔姆斯、梅斯向西朝卡塔隆平原进发之后，在更西面的地方定居下来。在从6世纪20年代到6世纪30年代的时候，法兰克人终结了勃艮第人的独立。以史诗的标准来看，《尼伯龙人之歌》是惊人地接近历史事实的。

然而，对于萨迦的作者来说，多瑙河的政治戏并不像勃艮第王室内的人物所感觉的那么重要。正是在这里，瓦格纳在《指环》系列中将这部家庭戏提升到了更广阔的舞台上——通过多种方式。不过，只要像《尼伯龙人之歌》那样把握住布伦希尔德的精神，你就能嗅得到从瓦格纳的舞台上飘来的烟气了：“在大海的那一边住着一位神秘的女王，她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还拥有超群的美貌。为了得到她的爱，勇敢的武士们必须和她比赛标枪。然后，女王还将一块巨石投向远处，再纵身一跃追上它。无论谁想觊觎她的爱，都必须赢得三场比赛，只要输掉一次，他就要赔上头颅。”³在这些诗句里，齐格弗里德的厄运已经很明显了。这样，《尼伯龙人之歌》当中，他就始终是在顺从自己的命运，始终是一个源于乌有之过去的传奇。

凯尔特的边缘

高卢和法兰克人在罗马的遗产当中开创了自己的未来。当罗马的力量像栓子那样被拔出西北时，罗马近乎突然地放弃了不列颠，将这方在古代晚期最神秘的土地抛在了身后。不列颠（主要相当于现在的英格兰）曾经是罗马的、拉丁的，但在4世纪末，它突然地在史家、立法者和将军们的意识中消失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去拉丁化了——不关入侵的蛮族什么事。

罗马人在不列颠的消失是它自己造成的创伤。在当地的罗马将军们挥师大陆去为自己争夺皇位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置这个不设防的岛屿行省于不顾了。当狄奥多西皇帝在388年击败篡位者马格努斯·马克西穆斯时，他还面临着其他的挑战，所以无法派遣部队回防那里。更何况，（在他眼里）那里只会滋生出别的竞争者，来与他本人争夺皇位。可以理解，他的做法是相当自然的。不列颠对罗马及其赋税所支持的军队的需要，要甚于罗马对不列颠的需要。

必须强调这一点：在罗马帝国中最彻底地丧失其罗马属性的那一部分，是最自动地这么做的。由于系统的入侵和文化改造的结果，在北非阿拉伯语取代了拉丁语，但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是在不列颠行省对罗马绝望之后才到来的，是他们为英格兰带来了语言。和他们最像的就是法兰克人。他们成群结队的战士和同伴通过各式各样的渠道来到不列颠主岛，我们在后来所见到的较大规模的军队，是在长期的机会主义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他们填补了一个真空。在恺撒所征服的地方，越是向北走，罗马化的程度就越稀薄，罗马的存在也就越表面化。在不列颠，那里没有像法兰克人那样的族群，所以罗马的继承者就只能是输送进来的。多半如此。

罗马将一个很有意思的影子留给了这个不列颠，甚至一直留到了我们的时代：亚瑟王的影子。如果说这个名字代表着一个真实的人物，那么我们就必须抛开卡米洛宫殿的想象，用一位罗马晚期的将军来代替他。这位亚瑟相当于不列颠的克洛维，只不过他的支持者、土地和运气都相形见绌，所以注定要失败。6世纪的不列颠有一位道德化倾向强烈的史家吉尔达斯，他讲述了这位注定要失败的将军安布罗西乌斯·奥勒里阿努斯的故事。他的祖先曾经紫袍加身，登上罗马皇位。他是历史中的一个片断，后来被改写，成为亚瑟王故事的一部分（在中世纪早期的威尔士诗歌和零散的历史记载中，亚瑟王的名字就开始被简单提及，但完整的亚瑟王故事集要到12世纪才形成）。

像安布罗西乌斯·奥勒里阿努斯这样的人，一会儿是权力的篡夺者，一会儿又是忠诚的将军；与他们交战的蛮族人，一会儿是被皇帝招安的同盟军，一会儿又是胡作非为的侵略者。如果我们读到了吉尔达斯所讲述的发生在巴顿山战役背后的一切，我们立刻再次迷惑不解，不知道究竟是谁在捍卫、是谁在攻击罗马世界的传统与合法性。

在罗马人离去之后，不列颠的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必须处置好不断增加和兴盛的边疆人群，在他们当中，有盎格鲁人、撒克逊人，还有其他一批一批地跨越北海来到不列颠的人。在罗马权力消解之前的几百年里，基督教已经在不列颠建立了很多基地，熬过了存亡绝续的一刻。⁴在8世纪，可敬的比德在英格兰北部的一座修道院里，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在蛮族敌对势力面前的宗教倒退，接着又靠教宗大格列高利派来的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戏剧性地恢复了局面。对于那些坚持生存直到奥古斯丁到来的基督教社团，对他们的存在、延续和多样性，比德注意得甚少，但他的故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支配了中世纪人和现代人的意识。一个更复杂、受蛮族影响没那么大的故事，才更接近于真实。

可以想象一个出身于基督教家庭，在罗马刚刚放弃不列颠之后的那个年代里生活在该岛西部的年青人。这时，他的父亲与祖父都是还无须终生独身的教士。不管罗马帝国在不在了，日子还是得过下去。这个年轻人被海盗绑架了，贩到了爱尔兰当奴隶。他告诉我们，就在那儿放猪的时候，他找到了真正的宗教。在某个时候，他逃到了海边，历尽艰险，穿越了高卢。按他的记述，那是一片荒芜人烟的废土，这和实际的情况大相径庭。

几年以后，我回到了不列颠和亲人们重聚。他们欢迎我这个儿子，并诚挚地要求我，在经受了这么大的磨难之后，就别离开他们了。但在夜里的幻象中，我见到了一位名叫维克托里库斯的人。他好像是从爱尔兰来的，带着许多信。他给了我其中的一封，我读到了这样的开头：“这是爱尔兰人的声音”，它这么写道。在读信的时候，我好像听见了住在靠近西海的弗克路斯森林附近的人们的声音。他们以同一个声音在呼喊：“我们祈求您，圣洁的年青人，归来吧，再来和我们同行吧！”我的心大为感动，充满了悔恨，无法继续读下去了，于是我就醒了。我感谢上帝，因为在多年以后，他将我派回到他们身边，满足了他们的呼唤。⁵

这个人就是帕特里克，也就是“Patricius”，“国老”（“patrician”），这是一个罗马人所留下来的名字。他的确徒步走遍了爱尔兰（主要是其北部），讲道，劝人皈依，并且和各地方的权贵打交道。他是否真的使科纳尔·古尔拜因皈依了？科纳尔的父亲就是近乎传奇人物的“九人质之王”尼奥尔，奥唐奈宗族的创始者。认为他当真这么做过的故事，在许多个世纪以来都很有影响，却不顾该事件是否真实的问题。就在前几年，研究使传说惊人地回到了生活当中，它认为大部分爱尔兰人都可以将他们的基因血统追溯到5世纪中叶的同一个男人身上。这种起源论倒是与关于尼奥尔、科纳尔等人的传说十分一致。

即使说帕特里克真的使整个爱尔兰皈依了基督教，他也是出现在这样一个时刻：基督教的浪潮冲刷着整个岛屿，植下了许多按高卢传统建立起来的修道院。修道院支配着这方土地，在数百年后城市和真正的村庄才会在这里出现。认同于他的爱尔兰是不同的，它很少被地中海文明的枝蔓触及，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上还很落后。但是，它很早就拥有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一种独特的文化、一个不平凡的知识阶层——因为它是一个完全没有城市的社会，这就更显得不一般了。

到600年，爱尔兰已经能够输出它那种版本的基督教了。在此刻看来，它已经变得稍微有点怪异，因为它长期在一个远离本土的温室里成长，和大陆也缺乏经常的接触。在那个开始自称为奥唐奈的家族中，有一位虔信宗教的王子，他避开了当地的争斗，前往赫布里底群岛，定居于爱奥纳岛。他的名字是科伦巴（Columba），在拉丁语中就是“鸽子”的意思。后来的故事说，他是由于在战争中的表现不佳而被送到一个无法望见爱尔兰的地方去进行补赎的，而爱奥纳岛正是距离最近的这样一个地方。与他同时代的圣布里吉德的记述最能说明问题。我们要记得，早在基督教来到这里之前很久，她的家乡基尔代尔就已经是崇拜古代女神布里吉德的中心了。“圣布伦丹的航行”，说的就是圣布伦丹和他的追随者们在一叶孤舟中进入了北大西洋。实际的情况可能和中世纪的传说所述不太一样，但它的确反映出了一个海岛社会全身心的激情，对修道生活的狂热。

以一种常常显得过于痴迷的方式，爱尔兰教会将会一直繁荣到20世纪，但是它现在已经处于消退当中了。爱尔兰人强调了大陆基督教的某些方面——尤其是一种长期重视深入的、学术性的解经传统。但是，古代爱尔兰德鲁伊阶层[1]皈依基督教发生得过于迅速、过于轻松了，所以很难被完全地转变过来。爱尔兰保持着不变，是传教活动、修道热情和频繁的特殊宗教实践的中心，间歇性地向来自东边（不列颠）或东北边（斯堪的那维亚）的军事入侵屈服，很少对外输出什么东西。在下文中，我们还会看见一伙在汪洋大海中与天使角力的爱尔兰人。

爱尔兰人和伊比利亚、高卢南部与意大利的公民们一起分享着一种快乐——其中的最后一个地方被狄奥德里克家族及其远房分支统治着。他们构成了西方的最后一批基督教会，一直逍遥到了源于法兰克和拜占庭朝廷的皇家基督教兴起的时候。⁶这些古代基督教社会的统治者们在总体上是关注基督教的，能按一定的形式来信奉基督教，不但支持它，甚至还打击它的敌人。但是，他们并没有设想过一个完全基督教化的社会，不会强制性地将它推行到信徒当中去。在5世纪初的非洲，尽管希波的奥古斯丁具有提出这种设想的能力，但在他撰写《上帝之城》的时候，还是没能想象出一个基督教在其中至尊无敌、不仅不受迫害还能迫害别人的世界。现实正在他眼前浮现出来，但它尚未得到确立。那些最不宽容的基督教的言论和行为，大部分出于这样的人：他们相信，在一场既无法避免又无法取胜的战斗中，不宽容是一种不得已。

帕特里克的故事是属于5世纪中叶的。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的故事（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他），则是属于6世纪晚期的。那时，教宗格列高利在罗马派出了一个传教团，想让没有信仰的盎格鲁人皈依基督教。一组修士从罗马北上，穿越高卢，一路上还拜访了重要的教会人士。他们轻而易举地跨海来到不列颠，胸有成竹地要将他们的信仰教导给当地的人，就好像他们身怀奇珍异宝，来自另一个世界。实际上，他们对自己在到达时将要遭遇的事情知之甚少。在一个已经掺杂着小股基督教的社会里，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卷入了当地的政治，在某些地方为他们的事业争取到了一些小王，却又发现其他国王、其他人已经依附那些与自己不和的派别，接受了他们的信仰。

不列颠基督徒的各个群体所争执的，不是基本的教义，而是具体的实践。有一年，诺森伯利亚国王奥斯温（或是奥斯维）的王室由于对历法的不同看法，而在复活节的节期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确定复活节的节期，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计算问题，因为圣经正典中的四大福音书本身就对十字架受难和复活的精确时间说法不一，所以只有在经历了很长时间之后，才能让所有群体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在这一次，南方的肯特国王埃德温的女儿，王后埃安弗里达，带来了自己的神父。这位名叫罗马努斯的神父坚持，她应当遵从罗马的历法。罗马历法所规定的复活节节期，比国王的教士所定的时间要晚一周，而后者所确定的时间是按照当时的爱尔兰传统来算的。⁷复活节前的时期，尤其是之前的最后一周，要遵循严格、自我节制的标准。这样就在家庭中出现了某种紧张，在性方面更明显。在国王这边的男人们结束严格节制的日子，准备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放松一下的时候，跟随埃安弗里达的女人们才刚要进入必须最严格地禁欲的那一周。习惯的不同在每一天都会发生。岛上的修士们注意到本地的教士削发样式有别于欧洲大陆。

在公元664年，在英格兰北部沿海的惠特比，在基督教内部寻求统一和权威的驱动力终于使不列颠各地教会的代表们聚到了一起。在这里，他们达成了协议，罗马的解释得胜了。很快，一种标准式的修士发式出现在了各个地方。这样，在那些新来的教会人士与罗马送来的官方形式基督教的合力作用下，那种在很久之前来自罗马的基督教形式失势了。这时，罗马的士兵与总督早已离开了不列颠，但罗马依然是强有力的存在。

更大的悖论在于，早在6世纪，爱尔兰基督徒（可以将他们称为传统派）就开始回头向欧洲大陆渗透了。他们当中的科伦班（Columban，或者Columbanus，他和上文中提到的爱奥纳岛的科伦巴没有关系）兴建修院，联络世俗统治者，还教导过教宗格列高利，写信教他正确的教义。科伦班的拉丁诗歌堪称那个时代中最出色的作品——想想在他出生的地方，拉丁语只是很晚才输入的，在基督教将其文本带进来之前，在那里根本就不存在用拉丁文写作的传统。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修道院（尤其是在瑞士的吕克瑟和意大利北部的博比奥）一直都是兴盛的学术与文化中心。这种运动令某些现代人以为，他们可以把爱尔兰人说成文明的拯救者，各地的爱尔兰侨民也衷心地支持这种观点。⁸我没有对我的祖先们丝毫不敬的意思，但爱尔兰人的确还配不上这个荣誉。

完全可以说，在帕特里克之后的千百年中，爱尔兰人努力工作，在罗马所留下来的世界里取得了一席之地。他们的宗教可以说是一种“洋货崇拜”，是古代爱尔兰习俗和基督教舶来品的混合物。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他们都是落后的，极端保守内敛。贝尔法斯特、都柏林、沃特福德、科克等重要的爱尔兰海港，要在数百年之后，等维京人到来之后才会得到开发和利用，而它的乡土社会依然过着依附于土地的贫苦生活。而那些离弃了爱尔兰，在欧洲其他地方为自己找到了事业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罗马的传人，并不怎么认为自己受惠于爱尔兰的赠礼。爱尔兰融入罗马欧洲的过程发展缓慢，直到神圣而高贵的古代君王的最后传人艾蒙·德·瓦莱拉被推翻之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加里特·菲茨杰拉德担任首相的时候，才取得了成功。⁹

基督教史诗时代的尾声

在5世纪20年代，奥古斯丁曾经欢迎首位殉教烈士圣司提反的遗骨来到希波的教会。对一代代的后人和其他地方来说，司提反跨越地中海的跋涉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榜样。¹⁰一位高尚的作家曾经以非常优美的笔调来解释遗骨的神秘力量：

胜利的高贵灵魂穿越天国，与灵性存在者们一同起舞。他们的肉身并非孤独地掩埋在一座座的墓穴中。相反，得以分享他们的城镇和乡野将他们称为灵与肉的救助者和妙手良医，将他们尊为城市的保护者和监护人，认为他们是宇宙之主遣来的使节，通过他们来获取神圣的恩典。虽然肉身已经被分割，但恩典依然保持完整，每一片细小的遗骨都具备和烈士同等的力量，好像他从未以任何形式被分割开来。¹¹

在600年，教宗格列高利已经是圣彼得圣龛的侍奉者。圣龛就位于君士坦丁在罗马老城墙外侧为圣彼得的荣耀而建造的教堂之下。有人写信问格列高利，不知道他们是否能有幸获得圣徒的小小一片遗骨，哪怕是某样曾经和它接触过的东西也行。格列高利答复说，这绝不可能，因为一个很虔诚的理由：在他的墓穴和他的遗骨中，充满着强大的力量，那些企图触摸它们的鲁莽之徒，一不小心就要送命。某种像电容一样的东西会击倒那些触摸到它的人，那些修理圣龛的工人也会不小心地骚扰到圣徒。这种神秘的力量会催生出后来那些在现在看来显得荒唐的做法，例如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都遏制不住的偷窃遗骨现象。¹²

有创意的重要遗物是4世纪的主教马卡里乌斯在耶路撒冷发现的“真十字架”，它是根据皇帝君士坦丁的命令而发掘出来的。这是一个不太可靠的发现，因为早在359年，就有人在北非的城市塞提菲斯（现在的塞提夫）发现了十字架的残余。在540年，另一个十字架成功地保护阿帕梅亚城抵御了波斯侵略者。这个故事广为流传，很快查士丁二世就将这件遗物转移到了君士坦丁堡。在6世纪90年代，皇帝莫里斯在与巴尔干人交战的时候，使用过一支嵌着十字架残片的金枪；622年，在希拉克略发兵讨伐波斯人的时候，他也做过类似事情，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回在耶路撒冷所发现的唯一的“真十字架”的残余。直到现在，在罗马教会中，每一座教堂中经过祝圣的祭坛都必须包含着一片圣徒的遗骨。

基督教的建筑和仪式也具有罗马传统的风格。根据我们所知，最初的基督教是由信徒和圣餐构成的，有领导者，但是没有神职人员，有聚会点，但是没有建筑。在很早的时候，仪式和主持仪式的神父就出现了。早在德尔图良时期，他就不得不去维护基督教，驳斥那些说基督徒关起门来食人肉、放纵性欲的流言蜚语（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讲的：基督徒们把狗栓在烛台边，然后让狗去敲击烛台，从而使灯光变暗，这样兄弟姐妹们就可以在昏暗中通奸乱伦了¹³）。建筑要到后来才出现并得到特殊重视。在若干方面，基督教的建筑都与摆在眼前作为模型的古代神庙不一样。但是，耶稣在实践当中对一种由祭司、仪式和辉煌建筑组成的宗教持保留态度，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尖锐而毫无保留地批判过。很难说他是否会承认500年、600年间的那些形式的基督教，或许并不会否定它们。

那些追求纯洁的主教出现在5、6世纪间，例如像布拉加的马丁这样的人，就试图稀释或消除那些在他们看来明显具有旧宗教形式的习俗。他们代表着一种全新的事物，一股属于未来的浪潮。这种新事物克服困难，努力将自己与耶稣的信息，与纯粹的基督教的过去联系起来。他们是真正忠于书本的人，拘泥于经书文字。与他们相似的，是那些属于修道院的人，他们的人数现在开始爆炸式增加。

直到400年，多数主教和教会人士还只有普通的社会与教育背景，出身于帝国文化的外围。在那时候，安布罗斯和奥古斯丁这样的人物已经预示了未来，帝国官僚体系的文字工作将会在体制化的基督教内部变为日常的秩序。《圣经》的复本与读者都会越来越多，这同时意味着为《圣经》而写成的书籍也会越来越多。收藏地位尊崇的“教父”作品的图书馆，开始用当代的权威解释来隔开基督教的过去了。只懂经文，再也不够了。

与基督教的神学图书馆相伴而行的，是基督教教会管理的官僚体系。程度最厉害的就是官僚制最古老的发源地，罗马本身。到教宗格列高利一世的时候，教宗所属机构的管理已经高度地和罗马帝国政府的等级结构对应起来了。职位和文件的完整的官僚结构发展并兴盛了起来。在过去，单纯的基督教主教们曾经面对面地向听众布道；但到了现在，在罗马、君士坦丁堡、安提阿或者亚历山大港，大权在握的基督教牧首们正在给远方的受众写信，并要求他们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话。

我们甚至能在教会建设中感受到卡里斯玛的文本化。像奥古斯丁这样的人会安排依照罗马政府的标准培训出来的书记员坐在身边，一字一句地将他的布道词记录下来，并将权威性的复本送给那些选出来的朋友们。在5世纪，我们听到了克莱蒙主教西多尼乌斯的故事。有一天，在他去教堂的路上，有一个捣蛋鬼从他手上把“条卷”（“libellus”，一小张卷起来的字条）给抢走了，当天他要用的祈祷词就写在上头。¹⁴这篇记载赞扬他神色如常地主持了仪式，这就间接而有力地说明，在这时神的默示已经离不开事先的准备工作和预备好的文稿了。一个世纪之后，在高贵的主教们主持弥撒的时候，他们已经被书籍包围起来了。一共可能要有4本，分别由分工不同的低级神职人员来操持：一本用于阅读经文，一本用于祈祷词，一本用于圣歌，一本用于指引方向，管理在祭坛前后的行走进退。

6世纪出现了基督教经籍以及关于经籍之书籍的爆炸。《伪杰拉斯教令》（Pseudo-Gelasian Decretal）是一本指南，介绍了那些你应当读或不该读的书。它假定，存在着一批不但能够读书还希望以书来支持基督徒体验的受众[它和教宗杰拉斯无关，但是在很久之后变成了教廷《禁书目录》（Index of Forbidden Books）的原型]。在位于帝国边陲的尼西比，有一个发达的解经家学派，为别人树立了榜样。在君士坦丁堡，皇帝的一位护法官，尤尼路斯写了一本书报道尼西比学派的智慧（为了支持查士丁尼的观点，有可能歪曲了他们的观点）。在更西面的地方，在遥远的斯奎拉切，曾任护法官的卡西奥多路斯抄录了尤尼路斯的书。他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想把关于基督教的所有重要书籍汇总到一起。

对于习惯于书本文化的现代人而言，这样的做法让人感到放心和熟悉，是在向我们证明基督教正在正规化。实际上，用书面的文本来引导日常的生活，是一种非常新鲜的理念。可以说，罗马法的法典是基督教之发展的先行者，或者说是与它相应的。通过非常相似的文本，基督教的作家们试图去规范内心中的关切，延伸了天父无所不及的手与眼，认为他是在巨细靡遗地关注事事人人的。

在所有的地方，基督教都声称是普世的；在所有的地方，它都变得地方化了。语言的挑战得到了克服，因为他们含蓄地承认，基督教能靠任何语言而存在，只要能用它来读基督教的书就行了。基督教的翻译很早就开始了，到了5、6世纪，就已经成了当时的惯例。早期的教会人士试图坚持原初的语言，直接阅读一手的文本，这种有点狭隘的做法已经成为过去。在600年，就只有极少的基督徒还懂希伯来语，或者能读、能说阿拉密语了（不过，在叙利亚至少有一个村子至今还在用它）。就算那些讲叙利亚语的人，尽管这种语言最接近希伯来语，他们也不能直接阅读一手的经文了。操希腊语、拉丁语的教会人士满足于使用自己母语的宗教环境，不再努力探究那些藏在他们所接受的译本背后的东西。

这就意味着，讲希腊语的人至少有条件直接阅读《新约》的原文，但用叙利亚语与拉丁语的教会，在后面还有斯拉夫教会，就完全不能得到一手资料了。那些微妙的神学观点经常被争辩不休，还在那些相当不完美的译本的基础上来讲授——就算是像哲罗姆版本那么好的《圣经》，也存在严重问题。比《圣经》的情况更严重的是，由于这种狭隘的地方化，希腊人的神学，尤其是像奥利金和西里尔这样的重要人物所写的著作，对世界其他部分的教会来说都是无法解读的，在现代之前一直如此。

尤其是在5、6世纪，几乎在所有的地方，官方、城市、官僚制的基督教都在与修道院齐头并进地发展。修道院的兴起，为基督教的生活与认同提供了另一种力量中心，另一种根据地。“修道运动”这个词掩盖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和事物。从4世纪开始，在罗马世界中那些荒芜沙漠紧邻都市中心的地方——在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圣人们开始逃离“俗世”，将诱惑和罪孽都抛在身后。当然，即使是在他们避入荒野来和魔鬼作斗争的时候，他们离文明也没有那么远，至少得能让那些生活不那么严苛的人追随而来，并记录下他们的事迹。从4世纪开始，来自沙漠的故事广为流传，其中安东尼的事迹更是畅销于各国。在沙漠中出现了奇迹的传闻还招来了游客和票友。埃格里娅是一位来自高卢或者西班牙教会的贵妇人，在4世纪末，她作了一次前往圣地的大旅行，还为留在家里的姐妹们记述了这次旅行。她战战兢兢地写下了在西奈山所遭遇的陷害游客的圈套；就在同一天，还在摩西接受“十诫”的地方目睹了燃烧的灌木与那块岩石。她以同样动情的文笔详细记述了在耶路撒冷参加的盛大礼仪。哲罗姆是一名雄心勃勃的年青人，在传统的意义上也很有门路。他到叙利亚去尝试了修道团体的节欲生活。他很快就跑回了家，但一辈子都在夸耀自己的禁欲主义英雄行为。若干年后，他找到了一条能更好地将影响力和苦行生活结合起来的办法，拉笼了一位富有的女庇护人，帮他在伯利恒的一所修道院中树立了地位。这里离耶路撒冷教会的繁华和权力很近，又能在一座小镇里享受郊区的好处。就在这里，他的名声传遍了世界。

这种关于修士的故事借用了两种套路。有一种真正的修士，孤寂而纯洁，他们掉头离开社会，避于沙漠之中；另一种是貌似修士的混混，其中包括那些赶时髦的半吊子的团体，那些不守纪律、在恶世道的半路上三心二意的人。两个群体有重叠。

那么，究竟何谓修士呢？

在传统的社会中，那些社会地位不稳定、野心勃勃的人很难发挥作用——主要地，这些社会所需要的是军队或政府。地中海社会根据你出生的环境、生活的地方、所属的家庭来确定你是何人。超出这种身份所划定的边界的运动，相对来说是困难且罕见的。商人们最有可能获得成功，但他们基本上处于现代历史学家的探测范围之外，因为我们主要是依靠传世的书面记录来认识过去的。士兵是能够动一动的，很多人都发现了军事生涯的解放性。不过，就算在形势最好的时候，这种出路也是有限的，还经常会让人早早地送命。从这个角度来说，“蛮族”其实就是那些还没有在罗马的现实中把流动性固定，没有变成顺民的人。

基督教为这种流动性提供了全新的机会。一般来说，普通的基督教神职人员是在结婚生子之后才接受圣职的，尽管从4世纪开始终生独身就已经越来越盛行了。为了赢得自己的地位，独身的神职人员放弃了家庭，但是也在社会地位的自主性和松动性上有不小的收获。

但体制化的教会就算允许你重新改变一下自己的地位，也会倾向于把你冻结在原来所处的位置上。教会的主教可以来自任何地方，不过，一旦他赢得了领导地位，通常就会一辈子固定在那儿了。在神职人员的居所里，有好多人之所以宁可抛下社群对自己的期望，就是为了找到一个稳定的新家（我们已经看到，在4世纪，政府是怎样努力地将那些富裕的纳税人固定在那个不断使他们遭受挫折的地方）。

与此不同，修士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他们有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可以从公民社会中间脱离出来，但是其后果是造就出了一批脱离社会的个人。靠这个理由他们离开了，不再对这些社会承担责任——但他们仍然要求自己所应得的经济与道德支持。观众们被安排去欣赏禁欲主义的献身，却没有注意到它所带来的负担。

显然，修士们发现自己经常处在社会团体之中。一种社会期待也发展起来了，认为只有那些最圣洁的人才可以完全脱离社会，自顾自地生活。他们不是那些最愿意靠扮演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来引起公众的注意的人，就是那些最愿意彻底退隐，完全不与他人接触的人。其他人都被要求和同伴修士们住在一起，处在某种监督管理之下。在6世纪，有一位出身于罗马东南多山地区的意大利修士，长期以来一直影响很大。在他那套规则的开头，就坚决地维护了稳定性——也就是说，要在某个权威之下，有秩序地住在同一个地方。他尖锐地批评了那些被称为“野修士”（sarabaites）和“游方僧”（gyrovagues）的人——这种人自行其是地到处行走，乞讨为生，以所谓的圣洁接触在世人中招摇撞骗。这种有力的批评肯定说明这种做法是常见的，骗子和圣徒有时候难以分清。认为这种人物不具有典型性，以非白即黑的眼光来看他们，这是不对的。相反，我们应该认识到并且佩服他们的不确定性，还有那种躲避社会抛下来控制他们的天罗地网的本事。现在就连修道院也开始挥舞起那张大网了。

在基督教世界中的不同地方，修士的样子不一样，命运也不一样。在埃及，到此时他们已经长期驻扎在离尼罗河城市不太远的沙漠据点里。他们也聚集在城市里，尤其是亚历山大港。经济资源开始流入教会，教会获得的财产在不断增长。这是这些团体的基础，是维持非生产性人员的含蓄的赋税。古典时期在城市里受压迫的穷人，这时开始与城市中有特权的穷人结伴了，他们就是那些修士。修士可以自愿当穷人，但他几乎没有饿死的危险。城里城外的修道院都是灵性权威的温床，但也有人说它们是冒充的。流浪汉和背教者也可以被控制起来，这不是靠贤明的教导，而是利用他们自己对安定生活的渴望，分享大修士的权力和大房子的渴望。

最早的修士是属于东方的，不论他们是讲希腊语、叙利亚语、科普特语还是后来的斯拉夫语。在诸多方面，他们才是真正的修士。至今我们还能在亚得里亚海以东的地方找到东方式的修道制度，其中最有名的是希腊阿陀斯圣山的各个古老团体，这是一片全部属于独身团体的地方。西方的修道制度却与此不同。

西方人先是听说了沙漠修道的开创者，接着才遇到了他们，或者他们的追随者。此起彼伏的模仿出现了，但要到现在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很久，才能看到成规模的西方修士。在西方，“沙漠”主要不是指荒芜的地方，而是指遥远的荒野。最早的场所是远离城市和乡镇的森林中的隐居地和小屋。在东方，最严格地进行修道的沙漠（比如在埃及，在耶路撒冷附近）离繁华都市常常只有几英里远。在西方，修士们更喜欢隐居在真正遥远的地方。

到5世纪初，出现了一些修道团体，不过在他们的围墙之外并没有激起多大的骚动。奥古斯丁将他在希波所领导的团体称为修院。他的姐妹也在那里领导着一批过宗教生活的妇女，有时候还惹出过麻烦。东方沙漠的名声传到了西方，引发了仿效的言行。在4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在高卢中部的都尔附近，曾经当过兵的马丁在他身边建立了一个小团体。在他过世之后，从未与他谋面的作家苏尔皮西乌斯·塞维鲁将他的故事写成了一本虔诚而充满力量的书，将他当作能与东方的传奇修士相匹敌的西方竞争者。苏尔皮西乌斯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你以为在东方是有圣徒的，那好，我们自己也有，这里就有一些感人的故事可以证明。直到一个多世纪之后，这些故事才开始流传并赢得了名声。当时法兰克的国王们基于自己的政治考虑，开始将马丁当作在本地成长起来的圣徒与贤人。

5世纪初，当约翰·卡西安从东方而来的时候，修道的气质才最终在西方释放出了全部的力量。在早年，卡西安过着修士与半修士半行者的生活，周游于东方的沙漠与城市之间，膜拜在所遇到的可敬教父脚下。卡西安在伯利恒、埃及和君士坦丁堡之间来来去去，越来越深地卷入了当时的宗教论争。风向变了之后，他就到了西方，定居于马赛，在那里成为了类似于圣贤和精神导师的人物。在后半生当中（他卒于433年），他写出了一批作品，体现了一种气质，还提供了一些将在西方的修道运动中成为仿效原型的秘闻轶事。在《要则》（Institutes）和《讲谈》（Lectures）当中，他讲述了东方沙漠里的修道事迹，记载了他曾在那儿遇见过的教父的言论。一成不变的是，故事的结果总是具有固定的模式，所以我们不清楚，哪些属于继承下来的传统，哪些又体现了卡西安的诠释才智。

他的榜样，他的著作，激励了一个不平凡的地方以及那里的人们，这就是莱兰的海岛修道院，它位于现在法国南部戛纳的港湾里。在5世纪初很长的时间里，莱兰是令人生畏的修道灵感的中心，将它的修士们派到全高卢以及不列颠诸岛去当主教，去传教。甚至爱尔兰的帕特里克也有可能在那儿待过一段时间，因为在他身上看得出莱兰修道精神的痕迹，而他永久性地塑造了爱尔兰的修道制度。在其他方面，在对后世修道生活最有影响的西方三大权威身后，都有卡西安的影响：《师尊规章》（Rule of the Master），它出自500年左右意大利北部一位匿名的教导者；大名鼎鼎的《本笃规章》，出自6世纪中叶；最后是6世纪末教宗格列高利一世的众多作品。就严格性和指导性而言，卡西安的文本及其仿效者的规章都是颇为威权的。在很多日子里，在围绕《约伯记》、《以西结书》与福音书布道时，格列高利都紧跟卡西安的步伐，模仿他对《圣经》最严苛的思考；格列高利的《谈话录》，关于节欲主人公们的4卷故事（我们还会再听到的），创造了一个富有感染力的文学形象，宣扬了在服从、苦行和终身奉献当中的自我克制。直到9世纪，本笃那篇简炼而实用的《规章》才走到了舞台的中央，在那时许多修道院纷纷建立，查理曼的政府积极地将它做为标准来推行。

东方的修道制度成长并繁荣起来，修道者的人数可能数以万计。有一些人甚至属于两性修院，在这种团体中男女两性就在同一所修院里相对隔开地生活。而西方，虽然出现了像卡西安及后来的格列高利这样富于思想力量的人物，修道制度仍然长期停留在小修院的状态中，彼此分散，在不同的方面各自尊奉自己的权威。在爱尔兰，修道院长就是主教，修士们支配着教会，但在其他地方，仍有一些修院孤立存在，在几十年里就自生自灭了。同时，富人和庇护者开始在国王的朝廷和主教堂旁边建造更有势力的修院。

在西方各行省，主要是在查士丁尼之后的时期里，尽管修士们还有一些争执，但某种重要的现象逐渐消失了，它就是异端。为了使全世界结成教义上的统一战线，查士丁尼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他不止是失败了，还是灾难性地、永久性地失败了。埃及和叙利亚都形成了自己那种一性论；君士坦丁堡执着于那种越来越精微而费解的查尔西顿正统；西方的教会在碰撞、磨合中逐渐聚集到了罗马主教的身边，他开始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了——有时候这一权威也会受到争议，但基本上不触及教义问题。从此以后，基督教核心教义的发展停止了，在将来还会发生的只是对旧观点的偶然性的复活和重复。在9世纪、16世纪、17世纪，西方的基督徒们为自由意志与预定论而激烈争辩。在这些问题上，西方人从来都未能达成一致，但东方的教会从来就不太对它们感兴趣。社会团体时不时地要表达出它们的敌意。在11世纪——就在这个和谐已经显得很宝贵的时候——早已渐行渐远的希腊与拉丁教会克制不住，通过相互的绝罚而撕破了脸，而这一局面将要持续900年之久。

逐渐实现的相对和谐，将所有的拉丁行省都静悄悄地装进了正统的方舟。最后一个放弃边疆旧宗教的，就是西班牙的政权，不要忘记它经历过西哥特人的统治。当然，从弗里提根和阿拉维乌斯率领小股难民越过多瑙河的时候算起，到了6世纪后期，一切能被称为蛮族化的东西，都已经成为罗马帝国的组成部分达200年以上了。在5世纪末、6世纪初，西哥特人逐渐从高卢退向西班牙。法兰克人成了高卢的主宰，在507年最终将西哥特人赶往西班牙。这反而使失败的一方有条件去建立一个持久的政权。在那片将会成为安达卢西亚之腹心的土地上，逐步建立起来的王国实现了一种具有罗马化与军事化性质的统治，带来了至少相当程度的繁荣。到6世纪后期，当查士丁尼入侵的短暂一刻终于过去的时候，在这个半岛的东南沿海还有几小块帝国的地盘。不过，国王利奥维吉尔德（于569~586年在位）继承了其兄阿塔拉吉尔德的王位，并娶了阿塔拉吉尔德的遗孀，从而巩固了统治。在短期内，他就从苟延残喘的拜占庭驻军手中夺回了科尔多瓦。

利奥维吉尔德的统治特点是，完全按照罗马和拜占庭的传统来扩展控制和权威。按照这些王国的做法，他让自己的儿子赫尔蒙内吉尔德与雷卡瑞德成为与自己共治的君主，还为前者娶了一位法兰克公主，从而确保与北方的和平关系。后来的公教史家认为，约在584年，利奥维吉尔德横加干涉，坚持任命阿里乌派的主教，抵制公教的传播。王室中马上就出事了，赫尔蒙内吉尔德在表面上借着真宗教的名义，发动了叛乱，最后失败被杀死在囹圄之中。利奥维吉尔德继续统治了5年，将他的统治扩展到了整个半岛。他过世后，雷卡瑞德就在589年继位，并宣布自己接受公教——斗争立刻就结束了。抵制利奥维吉尔德的公教主教们立刻就在王国中变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塞维利亚的莱安德尔，他就是那位即将掌握罗马教廷的教宗格列高利的朋友和联系人。不论故事的真相是什么，王国中曾经存在过裂痕，已经不能说只是论争而已，而是以一定的方式植根于不同宗教团体的不同信念和实践。

这样，到600年，在这个属于基督教的世界中的大部分地方，基督教都变成了某种常态化的存在，变成了背景的一部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变成了宗教生活与偶尔着迷的对象，而不再是深刻思想或者任何论争的焦点。基督教兴起的史诗已经到达了终点。

亚伯拉罕的后裔

亚伯拉罕有很多问题要回答。地球人有一半的人知道他的名字，将他尊为自己宗教传统的祖先：20亿基督徒，10多亿穆斯林，还有大约1 500万犹太人。我们理所当然地以为，这三家子人总是彼此怒目而视，还时常发生祸起萧墙的事。所以很容易遗忘的是，最起码对住在月球上的人来说，他们有可能共同地反映了同一种的茁壮成长，已经占据了半个地球。每一家都坚决地排斥另两家，无论是参与者还是观察者，都认为他们是彼此不同的三只猛兽。

它们的共性在哪里呢？它们都有一套最初以希伯来文写成的经书，这套书讲的是一套或多或少相互联系的关于巴勒斯坦选民的故事。那些选民都追随那位扶持亚伯拉罕的神，极为勇敢地为那位偏狭的神而反对世界上其他所有的神灵。这套书中充斥着所有这些著名的名字：亚当、夏娃、该隐、亚伯、玛士撒拉、诺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约书亚、大卫、所罗门——他们都是那些古老经卷中的杰出人物。根据后人的记载，他们及其领袖都曾经被扫灭，他们的耶路撒冷和他们的经书都几乎被毁灭，在巴比伦之囚的时候这场运动已经失掉了它的心。那时，犹太地的人民开始决然地卷入世界各大民族的斗争，落入了统治美索不达米亚的波斯君王掌中。巴比伦之囚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直到持续百年的波斯强权终结为止。那时波斯人发动了大规模战争，企图将讲希腊语的爱琴海西岸并入他们的帝国。后来的犹太教，后来的亚伯拉罕传统的信仰，所有的一切都依赖于那些当以色列人还孤立于历史之外时的古老故事。

巴比伦之囚的故事并不可信。它是在很久以后才由那些耶路撒冷的领袖写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解释为何他们要掌握权力，是为了论证他们就是那些古代伟人的后裔。表面上的故事是一场彻底的流亡，接着又是彻底的回归，同时伴随着神话般的权威重建。在数十年的湮没之后，那些被毁坏的经文又神奇地得到了准确的复原。我们还不能确定的是，在那片崇拜耶和华的土地上，亚述人对叛乱的镇压究竟造成了何种程度上的毁灭。到底有谁流亡到了巴比伦，这一切都远远没有搞清楚。

在居鲁士统治下的公元前537年，在巴比伦之囚以后的回归并不是犹太地之人的胜利，而是一种包藏祸心的新的控制手段。波斯人不喜欢亚述人那种赤裸裸的镇压和压迫，而是适度的控制。所以他们允许那些已经在巴比伦生活了50年之久的人（因此已经是成年人了，是最初那批囚徒的孙辈，因此就是那些已经适应了新社会的人）回归犹太地，去夺回权力和统治，而付出代价的是那时已经生活在那里的人。是凭借波斯士兵的撑腰，凭借波斯权威的意志，他们派来的移民（谁敢说不怕那些爪牙？）才得了势，这是明白无误的。

但是，在那方土地上，那些被波斯派来的移民并不是亚伯拉罕唯一的后裔。在接下来的漫长历史中，那些未曾离去的犹太人被称作了撒马利亚人，得名于他们所生活的耶路撒冷以北的地带（至今还有一些生存了下来）。毋庸赘言的是，他们并不接受波斯所支持的回归者的故事，也不会接受他们强加的统治的合法性。

犹太民族的真正历史开始于公元前537年居鲁士派他自选的选民返回耶路撒冷的那一刻——更合适的说法是，开始于20年后毁于公元前587年的圣殿被重建的那一刻。那些人先是波斯人的臣民，接着是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的臣民，最后成了罗马的臣民。尽管如此，他们很喜欢讲故事，把自己说成一个自主不屈而骄傲的民族，继承着勇敢的过去，在那时就是生活在属于自己的特殊土地上的选民。但是，喜欢讲这些故事的人，已经越来越普世主义，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文明开化和繁荣富裕了。坦率地说，他们也已经乐不思蜀，接受臣服于别国强大君王的命运了。

他们声称，讲述祖先故事的经文产生于巴比伦之囚之前，在被囚期间几乎被毁。但就算是在重建圣殿之后，这些经文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忽视。从公元前6世纪10年代至公元前5世纪50年代的犹太教究竟如何，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更让人困惑的是，在从巴比伦归来一个世纪之后，或者说从巴比伦之囚起始以来将近一个半世纪之后，在公元前5世纪40年代，以斯拉还在坚定地宣称又恢复了托拉[2]。直到公元前459年，当波斯将以斯拉他们那批人派回来的时候——又一批流亡的犹太人——他们才加入了耶路撒冷的犹太教。然而，有本事再一次重写圣书的人，就是以斯拉。这是再一次吗？说不定它比他所说的那样还要新呢。

在波斯最伟大的继承者亚历山大大帝的世界里，波斯所创造的犹太教在夹缝中生存和兴旺起来。亚历山大最持久的成就，就是将帝国和宏大的都市从美索不达米亚延伸到了地中海海边。他所创建的亚历山大港，他所承续的安提阿，为继承他进行统治的塞琉古王朝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世界、托勒密王朝在埃及的世界而服务的海港，正是犹太教最兴旺的地方。在那儿，他们总是与主流保持着一点儿距离，又能回首倾听那位喜怒无常的神在那座遥远山城中发出的声音。

罗马人来到了地中海东部，来到了东面的边疆。一开始，这只带来了十分微小的变化。赋税只是交给了别的统治者，士兵们只是讲着一种新的语言。渐渐地，远方权威的手开始发力了。在罗马自身经历革命的时代里，犹太地再次振兴了，取得了罗马附庸王国的有利新地位。当地的小王希律有良好的家世，但他却是来自传统意义上的犹太地以南地方的以东人。所以，对耶路撒冷的所有人来说，希律都不是真正的犹太地人。他与罗马——新的波斯——关系良好。他的父亲曾经当过罗马的巡抚（即“procurator”），他自己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为罗马治理过加利利地方。在公元前1世纪30年代，当罗马的统治面临着波斯入侵威胁的时候，马可·安东尼看中了希律，宣布支持他当“犹太人的王”，并支持他归来。希律要比庇护他的安东尼还要成功。但是在安东尼下台的时候，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新的罗马统治者才能思考清楚，提出一套完整的东方政策。

虽然他的家族、他的宗教和他的罗马后台都受到了怀疑，但希律却是耶路撒冷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统治者。他统治了30多年，推动了在当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功。他的犹太地是一个由城市、宫殿和（对那个时代而言的）工业财富构成的国家。他对港口城市凯撒里亚的支持成效卓著，塑造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最壮观的成就是，他在耶路撒冷重建了圣殿，其规模至今令人震撼。他所继承下来的圣殿是在巴比伦之囚之后建成的，数百年来吸引着众多朝拜者，在希律时代规模已经显得相当小气。在公元前19年，他启动了重建工程，包括建立那座现今被我们称为圣殿山的恢弘的大平台，就是现在圆顶清真寺与阿克萨清真寺所在之处（对犹太教信徒而言无比重要的“哭墙”或者说西墙即是希律庞大建筑的一段断垣残壁）。在希律的工程竣工的时候，它是地中海世界中最庞大、最恢宏的神庙。当我们在福音书中读到耶稣对圣殿一带的商业气氛表示不满的时候，我们必须极力发挥想象力，去想象一种如同现代最庞大的购物广场那么巨大的空间。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它那种天天吸引涌动人潮的力量了。我们还应该小心地阅读耶稣“洁净圣殿”的故事，别以为单凭一个人就能把那么多商户和钱币兑换者从如此巨大的空间中驱赶出去。

在广阔的视野中看待犹太民族在奥古斯都与提比略统治时代的命运，你就会看到一个正在罗马帝国的东南部稳定下来的繁荣行省，看到正处于财富与繁荣之巅峰的犹太教。作为先知的耶稣，他不是在对衰落中的文化讲话，而是在对一个处于绝对巅峰状态中的文化讲话。但是，罗马对犹太地宗教的高压政策，激起了一种自杀性的激烈反应。从公元6年罗马一意孤行地任命大祭司时开始，紧张就产生了，直到66年起义爆发的那一刻为止。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认识不仅以基督教的《新约》文本为根据，还主要参考了约瑟福斯在《犹太战争》中的记载，它反映了一种特定的地方视角。根据这些记载来看，罗马人对当地宗教感情的态度显得专横而愚钝——但很明显的是，那些文献正是要表达这一点。当严重的起义爆发时，皇帝尼禄派遣他的将军维斯帕芗去扑灭它。维斯帕芗在凯撒里亚登陆，控制住了海岸和北部，把烂摊子留给了耶路撒冷。后来维斯帕芗在69年继承尼禄当了皇帝，是他的儿子（未来的皇帝）提图斯最终发动了灾难性的围城战，在70年毁灭了耶路撒冷。一场恐怖的大火毁灭了圣殿，吞噬了这座大理石的宏伟建筑。其中的财宝都被运往罗马，提图斯的凯旋门至今还在那儿纪念着这个事件。你应该还记得，那些财宝据说又在455年被汪达尔人，从罗马抢走了。在犹太地，最后一个据点是马萨达的山顶堡垒，直到72年才陷落；而罗马征服了那片土地。在今天，以色列的新兵们都要到马萨达去为他们的忠诚宣誓。

耶路撒冷陷落了，但宗教却生存了下来。在丧失了圣殿和献祭之后，在永久地（在那时好像是）丧失了政治认同和影响之后，这个本该被放逐到帝国的边缘苟延残喘的民族，竟然作出了某种非常出人意料，也非常现代的举动。这个民族在犹太地相信的神，变得可以移动了，而他们所塑造出来的宗教认同也能够和他们一起移动了。

犹太教中某一部分能存活下来，要归功于基督教。究竟是从历史上的什么时候开始，耶稣的信徒们可以被视为一种独立于犹太教之宗教的信奉者了，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¹⁵在虔诚的犹太教徒中谈论耶稣的人日益增多。至少有一次，在讨论非犹太人是否能够被允许参加这场新的运动时，那些尊奉耶稣的人险些大打出手。《新约》所汇集的文本表现了一项回溯性的选择，在保罗的包容性大框架中叙述了基督教的故事。直到4世纪，这一选择才得到了确定。但保罗这一派是多种类型的基督教群体当中的一派。在各个重要的方面，这些群体都是很犹太的。它们一直活跃到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之后，才在压力之下暴露出来。

正统基督教最终的妥协认可了犹太人的过去，却否定了犹太人的当下。当官方基督教最终将自己严格地定义为一种不同的新存在时，这就成了一场藕断丝连的离婚。直到今天，基督教和犹太教依然在通过对方来定义自己。

在古代晚期和中世纪，犹太教本身必须反复地接受改造，靠一批来自拉比阶层的新型神职人员而改造，靠一种仅仅将未来或过去的圣殿想象为出发点的会堂而改造，靠一部经典化的马所拉圣经而改造。犹太教定型了下来，认同于宗教而不是民族或地域，最后又渐渐降格为认同于种族。在犹太地和叙利亚，公元5、6世纪成了建设犹太教会堂的最伟大时代。那些建筑装饰有精美的镶嵌画，有光彩照人甚至有时候过于浮华的图像（图案有圣殿和托拉，也有圣经中的场景、动物以及天宫图的符号）。在会堂里，祈祷取代了死气沉沉的献祭活动（在狄奥多西皇帝取缔异教献祭时，犹太教已经没有什么仪式可以舍弃了，已经经过了自我改造，变得有利于生活在基督教世界当中了。假若提图斯还让圣殿矗立在那儿，我们不禁好奇担心4世纪的皇帝们会怎么处置它）。

从4世纪起，东方的村庄就开始在宗教上变得越来越同质化了，形成了一种至今还在很多地方无法克服的宗教隔离。直到那时，宗教还没有成为决定居住地的标准。但到500年左右，当你来到一个地方时，你就可以清楚地辨认出当地的居民是基督徒、犹太人、撒马利亚人、多神教信徒还是其他什么人。这时各式各样的迫害比过去更易发生了。

最令人吃惊的是，6世纪后期是巴比伦的犹太人发展出所谓的巴比伦塔木德的主要时期，它是一套对宗教律法的精深研究。珍贵的塔木德抄本曾经是宗教性精神活动的焦点，但在千百年之后，基督徒们好像依然完全不了解这项精妙的学术活动。这场宗教入侵源于严格而言属于波斯皇帝们统治的地方，它传遍了继承波斯人的哈里发的疆域，从波斯直到北非。而早在此前，它就已经闯进了基督教的欧洲（这是有点讽刺，但别太介意了：犹太人的经文最初就来自那些从巴比伦被派到耶路撒冷去的人，而此时塔木德本身又是在那座最能象征俗世与污浊的城市里基本完成的）。

与此同时，撒马利亚人也在走自己的路，他们深信自己的资格比犹太人更老。在公元70年，犹太人因为耶路撒冷的陷落而遭受的苦难，撒马利亚人早在公元前107年就在哈斯蒙尼王朝毁灭示剑时经历过了（有人相信，示剑就是雅各梦见天使的天梯，埋葬约瑟的遗体，甚至亚伯拉罕受考验牺牲以撒的地方。犹太教的官方传统怀疑其中的一部分，但并未完全根除它）。撒马利亚人重新组织起来，将附近的弗拉维亚·纳亚波利斯（“弗拉维的新城”）作为他们的中心城市；它是在耶路撒冷毁灭之后建立起来的，现在叫作纳布卢斯，位于约旦河的西岸。他们夹在于犹太地和加利利（现在还带着他们的名字）之间，沿着诸城市的海岸延伸下来的地带生活。他们走出了自己的路，在4世纪达到了繁荣的顶点。他们分散到了地中海各地，在6世纪后期教宗格列高利不得不专门处理他们的事情：撒马利亚人购买异教徒做奴隶，并为他们行割礼（格列高利坚持要求释放他们）；曾经被撒马利亚人作为奴隶，后来又获得自由的基督徒，又被前主人的儿子收回为奴了，因为后者在这时候已经皈依为基督徒了（格列高利勃然大怒，再次释放了那个人）。¹⁶在4世纪，在位于从纳布卢斯到图勒凯尔姆路上的基尔贝特·撒马拉，在一个更老的罗马建筑的基础上，撒马利亚人建造了一座占地达10码×15码的会堂，又在很久以后的阿拉伯时代重建了它。其他的会堂不是被毁，就是改成了教堂；在阿拉伯人的时候，至少有一座被还给了撒马利亚人使用。

基督徒知道该怎么对待犹太人，但撒马利亚人却是一个难题，经常成为摩擦的来源。由于深受压迫，484年撒马利亚人在纳布卢斯发起了暴动，在529年全面起义爆发了。6世纪的史家约翰·马拉拉斯是这样讲述这个故事的：

在本轮第七年（529年）的六月，在当地人中间爆发了一场骚乱。撒马利亚人与基督徒和犹太人开战，斯基托波利斯的很多地方都被撒马利亚人纵火烧毁了。听闻此事，皇上对总督巴苏斯大发雷霆，将其撤职并枭首。撒马利亚人获知皇上对他们的怒火，就发动了叛乱，拥立一个名叫尤里安的撒马利亚匪首为王。他们焚烧房屋和教堂，杀害了许多基督徒。在进入纳亚波利斯之后，尤里安和大批撒马利亚人一道观看了赛车比赛（如皇帝一般）。某个名叫尼克阿斯的基督徒赛车手赢得了第一场比赛。在纳亚波利斯还有别的赛车手，撒马利亚人和犹太人都有，但他们都败给了尼克阿斯。当他走向作乱者接受应得的奖励时，他被问到他的宗教是什么。当尤里安获知他是基督徒，就认为第一场胜利被基督徒夺走就是针对他自己的不祥之兆（实际上果然如此），就立即传来了那个赛车手，并在赛场中将他斩首。他还虐待了城里的主教。当巴勒斯坦的总督们和将军“塌鼻子”狄奥多罗斯获知此事，立即向皇帝查士丁尼禀报了这场放肆的叛乱。将军派出大军讨伐尤里安，还让部族军的统领（phylarch）随他一同进兵。得知情报之后，撒马利亚的作乱者尤里安就逃往纳亚波利斯。将军发兵追击，两军激烈交战。将军消灭了无数的撒马利亚人，并俘获了尤里安，真是天意如此。他将尤里安斩首，将其首级与王冠一道献给皇帝查士丁尼。撒马利亚人与受诅咒的尤里安发动叛乱的消息与乱党头领之首级同时送达君士坦丁堡。在战争中有20 000人死亡。有一部分人逃往名为革黎斤山的山区，另一些则逃往特拉孔，逃往被称为“铁山”的地方。跟随罗马人的撒拉逊部族军统领从撒马利亚人那里获得了20 000名童男童女作为战利品。他将他们作为战俘，在波斯和印度出卖了他们。¹⁷

在这两个事例中，两万人的说法肯定都是夸张之词，但这场失败的确是决定性的。比这件事更糟糕的情况发生在接下来的566年，那时候最后一场起义招来了查士丁二世最严厉无情的回击。虽然撒马利亚人还是幸存了下来，又在阿拉伯穆斯林那里找到了一些宽容，但他们从此就不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少数群体了。

第三位兄弟

迄今为止，我所讲的一切，都把基督教和犹太教当成了相遇于欧洲的一对传统意义上的孪生子。基督教庆幸自己更有活力，要比那位同出于亚伯拉罕部落，坚持相对原始的宗教形态的长兄更有优势。而那场揭开21世纪之序幕的对抗已经造成了一场震动，提醒了西方的基督徒：在伊斯兰教加入这个家族之后，他们就不是家族中的幼子，而变成当中的老二了。而从基督教兴起到伊斯兰教产生的时间，大概和从巴比伦之囚到耶稣在世的时间一样久。

伊斯兰教的故事说起来容易，要理解却难。在7世纪30年代，当穆罕默德逝世的时候，在一种不靠神意的祝福就难以解释的新力量与野心的驱动下，阿拉伯人的军队已经奇迹般地崛起于沙漠之中。到641年，埃及和叙利亚都已经落入他们手中。从那时开始到7世纪60年代，他们的军队深入小亚细亚，最后在673年围攻了君士坦丁堡。迦太基于689年落入他们手中。到8世纪初，他们已经跨海到达西班牙，向北一直打到了高卢。现代的读者会想，如果他们继续走下去，将会怎样：

胜利进军的路线已经长达1 000多英里，从直布罗陀的礁石直到卢瓦尔河的岸边；如果再将这个距离翻一番，撒拉逊人就会抵达波兰边境与苏格兰高地；莱茵河并不比尼罗河或幼发拉底河更难逾越；阿拉伯人的舰队会在没有海上抵抗的情况下直抵泰晤士河口。说不定，对《古兰经》的解释会进入牛津的课堂，而伊斯兰的布道者会向受过割礼的群众讲述充满圣洁与真理性的穆罕默德的启示。¹⁸

当然，深入的研究不会认可这么骇人听闻的故事。现在我们已经理解，就在帝国之间的夹缝中，沿着罗马与波斯在阿拉伯半岛上的边境，繁荣而自觉的阿拉伯社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阿拉伯统治的迅猛扩张，并不意味着它所征服的全体人民都在瞬间全体性地皈依了伊斯兰教，因为基督教和犹太教还挺不错地生存了很久。哈里发欧麦尔曾经下令拆除大马士革的一座清真寺，只因为它的地基是不正当地从犹太人手里夺来的。在这一刻，空气中仍然充满着狄奥德里克的精神。第一个泛阿拉伯的政权是大马士革的倭马亚哈里发政权，它定都于这座全世界历史最久、始终有人居住的城市里（除非阿勒颇要来争这个名头）。它从661年开始统治，在750年被推翻，在此期间它一直是一个典型的古代帝国，具有多样性、包容性与掠夺的野心。〔就在那座名为阿佛洛狄托的埃及城市，就在那个我们曾经在本书开头遇见那位具有诗人气质的贵族狄奥斯克洛斯的地方，我们发现了另一批来自710年左右的文档。它们是一名地方官吏写给驻弗斯塔特（就在现在的开罗旁边）的倭马亚埃及总督的信函。信中所使用的字母，从阿佛洛狄托效忠于君士坦丁堡的时候直到现在，可以说是变化甚微〕。

渐渐地，伊斯兰所征服的地域才被伊斯兰宗教狂热同化了。在亚伯拉罕家族中的另一个分支里，查士丁尼的怨毒灵魂这么感觉。

仍然需要继续研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很难研究清楚的（鉴于各方面的敏感和谨慎），是穆罕默德宗教运动与基督教、犹太教及罗马的历史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深深渗透到了阿拉伯沙漠的世界当中，就像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以北地区的情况一样。穆罕默德的教导是如何迅速地变成了中世纪和现代人所接触到的那种伊斯兰宗教的，这是一项至今仍未取得成功的研究课题。¹⁹理解伊斯兰的一种办法，是把它当成古代晚期的卫理公会或者摩门教。它是现存亚伯拉罕宗教的一个分支，不肯接受祖先的复杂一套，而寻求明晰、简单与极端的可移动性。在君士坦丁之后的300年里，古代晚期的各种基督教已经由于财富、权力与复杂的教义而变得过于臃肿。面对得不到满足的宗教虔诚，穆斯林信息的单纯与力量就是一首迷人的新曲。假若你是一性论的基督徒，而那些在你看来实际上已经堕入多神教的人（他们相信有两个基督，上帝有三个位格）还在谴责你，让你受够了气，那么穆罕默德所说的“只有一位真主”就会成为一次令人耳目一新的回归，归向你所相信的真宗教。

不论我们认为穆罕默德最初的信徒们有多么的伊斯兰，他们都已经被同时代人作了过于传统的、先入为见的理解了。7世纪的亚美尼亚史家塞贝奥斯只是视之为声称是亚伯拉罕后人的又一批人，所以他以一种带着警惕的尊重态度来看待这场新运动。大约与此同时，有一篇基督徒的文章《新受洗之雅各的教导》（Teaching of the Newly Baptized Jacob），它是最早一份来自外部的证词。它大约作于7世纪30年代，在表面上看是在迦太基写成的。它记载了一场对话，其中的一方是最近被迫接受基督教洗礼的雅各，另一方是名犹太人。在谈话中，除了别的事，他们还讨论了一位出自阿拉伯的声势骇人的假先知。巴勒斯坦正在被这个假先知蹂躏（因为根据这篇报道，穆罕默德应该还在世并发号施令）。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旅行者来到了西卡米努姆（现代的海法），遇见了一位老人，向他问起了这位先知。“他是一个假先知，因为先知们是不佩着刀剑来的。”这位老人把这个新先知说成了敌基督。“所以，我亚伯拉罕请教了那些见过他的人，听说在那个所谓的先知那里是找不到真理的，那里只有杀人流血。他也说自己拥有天堂的钥匙，但这是不可信的。”²⁰

在5至6世纪，巴勒斯坦的一神教存在多种形式。假若没有出现威权风格的基督教，那么多种形式的对唯一神的崇拜肯定会延续下来，并且相互区分开来。我们马上就会在麦地那遇见那些不够犹太的犹太人，但更重要的是那些被称为“哈尼法”（hanifiya）的人。²¹他们宣称在宗教上亚伯拉罕就是他们的父，否定所有的伪神和星相崇拜。如果一个时间旅行者突然降落在他们中间，就很难轻易地分辨出他所遇见的究竟是犹太教还是伊斯兰教的变种，还是二者都不是。与此类似，5世纪的希腊基督徒史家所佐门杜撰了撒拉逊人的故事，说他们明明是夏甲的后代，却假称自己出于撒拉，还盗用了她的名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犹太教的，不吃猪肉，受割礼，还以其他方式遵循那些公认的仪式和传统。

在这个模糊的地带里，我们能听见那种在先知穆罕默德登场之前就预示了穆罕默德的声音吗？在未来降临之前，我们能听见未来的声音吗？

毕竟，早在穆罕默德之前，麦加的克尔白天房就已经是一个宗教中心了。在古莱氏氏族的保护下，这座迷幻般的黑色方形神殿坐落在一个自居为商贸中心的城市里。它的真正吸引力在于，在从也门向北的沙漠商路上，它是一个宗教名胜。在穆罕默德还年轻时，克尔白中充斥着献给数百位神灵的雕像和饰物，这是靠一代代人的想象和热忱积累起来的。在故事当中，穆罕默德清除了克尔白中那些多神教的东西，做得要比在犹太人圣殿中驱除商人的耶稣更加彻底。我们可以相信这个以一把剑除掉各种偶像的故事，但我们应该仔细地思索一下这样的记载：他保留了一样偶像，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像，出于虔诚一动未动。虽然穆罕默德和他的追随者们原先曾经到耶路撒冷去祈祷（和很多基督徒一样），但最终麦加和克尔白将会成为最纯洁的地方，成为伊斯兰宗教虔诚与朝圣的首要中心。²²

在穆罕默德之前，真的有过那样的日子吗？那时的阿拉伯人在节日诗赛上谈笑风生，将桂冠者的诗文裱成金字挂在克尔白上？我们见过其中一些文本。²³塔拉法赫的诗赋其实是一首献给骆驼的情歌：

当她仰首之时那长颈何其修长

令人忆起底格里斯河里行舟的舵

她的脑袋宛如铁砧，它那两边相连的部位

相聚于此恰似锉刀之锋刃

她的双颊如叙利亚羊皮纸般柔滑，她张开的双唇

恰似也门黑黝黝的皮革，她的唇线如此笔直；

她的眼睛是一对镜子，遮掩

于褐色骨骼的洞穴中，如一湾池水中的礁石，

永远排解着风尘招来的白斑，貌似

受惊时看护幼崽的野牛那一圈黑眼

拉比德喜欢的是外表不那么漂亮的骆驼：

……骑着一只消瘦的骆驼，大半行程

局促于单薄的背脊和瘦削的驼峰上，

当她肉体渐渐衰朽力气渐渐耗尽

她脚踝上的皮带旧得就像长袍上的带子，

依然昂首欢鸣，快步飞奔恰如

一片雨后的红云，与南风共同飞翔，

又如一只乳房饱满的母驴，怀着一只白肚皮的幼崽筋疲力尽

因为发情的公驴又踢又咬。

诗人塔拉法赫既有雄心，又很现实：

只要吾主有心，我就会成为另一个凯斯·本·哈立德，

只要吾主有心，我就会成为另一个阿慕尔·本·马萨德；

那时我就会拥有何等真功夫，

所有稚嫩的贵人、首领与公子皆纷纷来拜访。

我是个消瘦而顽强的战士你早已知悉，

勇敢而敏捷，恰似昂首伺机的毒蛇；

我早已立誓绝不取下腰上的衬套，

用以佩带双面开锋的印度弯刀，

锋利哉——当我执刃挺身反击，

一击而中；绝不补刀；勿像修剪枝桠——

可靠的刀剑，绝不退缩于敌前。

在另一首自称为祖海尔所作的诗中，我们见到可爱的妇人在轿子里忍受着旅途的寂寞：

她们的驼轿垂着昂贵的布，精致的帘，

有着玫瑰色的镶边，颜色宛如龙之血；

自首坂谷地而来，她们一路迂回而行，

驾着喂得又肥又壮的开奈骆驼，

绕过低陷的首坂谷地，爬上崎岖的山脊，

显出娇生惯养的甜甜羞涩。

仿佛遍地抛下了缤纷羊毛的绒头

凡驻足之处都留下了新鲜的龙葵红果。

她们破晓而行，薄暮不停，

直到拉斯山谷一路都张口贪吃，

当她们走近井中满溢的碧水

就取下行李，像别人那样搭起帐篷休息；

她们是远观者的甜甜消遣，如此悦目

让浮蜂浪蝶大饱眼福。

其他方面且不论，可以说是亚伯拉罕利用了穆罕默德所给予的机会，用那个瑰丽的世界造就了伊斯兰。在阿拉伯，就像在犹太地和沿着东方边境一带的所有地方那样，那些社会都会按着自己的调子生活。虽然权威之弦骤然缩回了君士坦丁堡，但它们却几乎不受影响。

[1]德鲁伊阶层，属于爱尔兰凯尔特人中的特权阶级，是部落的支配者、王室顾问、神的代言人。德鲁伊教是凯尔特人的宗教信仰，是西方世界最古老的信仰之一，早于基督教。——编者注

[2]托拉（Torah），广义上指上帝启示给以色人的真义，狭义上指《旧约》的前五卷（犹太人不称旧约），又称律法书或《摩西五经》，即《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编者注

1. Wickham, 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决定性地改变了我们当下对法兰克历史的理解，在这一章中我遵循并发展了他的解释。

2. Nibelungenlied, A. Hatto译London, 1962），385.

3. Ibid., 53.

4. C. Thomas, Christianity in Roman Britain, AD 100–500 (Berkeley, 1981) .

5. Patrick, Confession 23 (New York, 1998) .

6. R. Markus, The End of Ancient Christianity (Cambridge, 1990) .

7. Bed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3.25 (Harmondsworth, 1955) .

8. T. Cahill, How the Irish Saved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95）——他说的不只是“西方”文明而是整个文明！

9. 我的这个观点来自后来的普罗因希阿斯·麦克卡纳（Proinsias Mac Cana）教授于1973年在都柏林作的一场讲座。就像很多关于爱尔兰的观点一样，它也是以调侃的语气来讲的，但它完全正确。

10. 关于圣司提反，请看拙作Augustine: A New Biography (New York, 2005) , 174~179。

11. Theodoret, 转引自E. K. Fowden, The Barbarian Plain (Berkeley, 1999) , 46。

12. P. Geary, Furta Sacra (Princeton, 1978) .

13. Tertullian, Apologeticum 8.

14. Gregory of Tours, History of the Franks 2.22.

15. 例见A. Becker and Y. Reed, The Ways That Never Parted (Tübingen, 2003) ; S. Schwartz, Imperialism and Jewish Society 200 BCE to 640 CE (Princeton, 2001）。在那时，犹太教与其各个竞争者和邻居的差异还不像后来那样一目了然：S. Cohen, Beginnings of Jewishness (Berkeley, 1999）。

16. Gregory the Great, Letters 8.21 (Toronto, 2004) .

17. Malalas, Chronicle 18.45. 所谓的“撒拉逊部族军统领”其实就是迦萨尼德阿拉伯人的头领，罗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将维护巴勒斯坦与阿拉伯安全的责任赋予了他们。

18. E.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最好的版本为D. Womersley （London, 1994）]，第52章。最后一句中的预言当然已经在现在的牛津清真寺中成真了。

19. 彼得·布朗（Peter Brown）为克罗内（P. Crone）和库克（M. Cook）的充满争议的著作Hagarism (Cambridge, 1977）作了评论，见“Understanding Islam,”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22, 1979）。这篇文章出色而严谨地介绍了这个问题及各种可能性。

20. R. Hoyland, Seeing Islam as Others Saw It （Princeton, 1997) , 57.

21.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14.685.

22. 穆罕默德对割礼与犹太教饮食规定的接受，对亚伯拉罕的尊崇，他规定的斋戒月与犹太教的赎罪日在同一季，这些都显示了共有的来源和不同传统之间的相互尊重。

23. A. J. Arberry, The Seven Odes (New York, 1957) .

第七章
紧缩的君士坦丁堡：帝国的残躯

查士丁尼身后的帝国历史，令所有仍想赞美他的人颇感尴尬。正所谓“盖棺方可定论”。不考虑他的帝国大业在其身后变成了什么样子，就没有办法将一位皇帝视为成功。当我们看见查士丁尼所留给后人的东西时，他立刻就从宝座上轰然倒地了。

诗人科里普斯描绘了查士丁尼驾崩的夜晚。它读起来就像是后世苏联研究的一个片段。勃烈日涅夫让位于安德罗波夫，后者又被契尔年科取代。全都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科里普斯的诗句中，你仿佛能听见一辆辆加长的黑色轿车驶过宫殿外的长街，显贵的大臣们开口了，最后的时刻到来了。对继任皇帝的人选有很多选择；但交易已经确定无疑，人选已经确定：他就是查士丁，史书上所谓的查士丁二世。

四十多岁的查士丁是皇帝的侄子，还娶了皇后狄奥多拉的侄女：这种亲戚关系使他有权问鼎大位。他有个同样名叫查士丁的表弟，也就是查士丁尼的表弟日耳曼努斯的儿子。日耳曼努斯在6世纪40年代后期已经晋升为重要的将领，但是尚未大显身手就英年早逝了。那一位查士丁显示出了潜在的可能性，这在皇权政治中经常是一个严重的缺点。更糟的是，当查士丁尼大限降临时，他正在巴尔干执行必要的军事任务，远离朝廷，这使他在需要钩心斗角、阴谋诡计的宫廷竞争中处于劣势了。取得成功的查士丁从552年以来就在重要的管理职位上等待着时机，已经通过牧首约翰·斯科拉斯提库斯获得了教会的支持——我们还会看到，他还通过一位很有才干的巴尔干官员亲军指挥提比略获得了军队的支持。

查士丁尼驾崩于他多年来几乎寸步不离的宫殿之中。宫廷大总管卡利尼库斯（我们可以把他的官衔称为“圣寝宫总管”）声称查士丁尼已经指定他的侄子为继承人。宫廷机器迅速运转起来。侍卫亲军封锁了宫殿，牧首为查士丁戴上了皇冠。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新皇帝已经登基了。

科里普斯的诗句描绘了仪式，使它显得很有感染力。¹元老们冒着夜色冲向皇宫，怀着兼具悲伤和乐观的心情（“尽管激动，却难说是面露喜乐”，科里普斯以这种微妙的方式来描绘他们悲喜交加）。元老们响应召唤，就在雄鸡报晓，百鸟以各种方式奏响晨曲的时候，抵达了宫殿。查士丁尼的遗体停放在棺椁中。罩子上的图案描绘着他在30年前打败汪达尔国王格里默尔，将他踩在脚下的情景。在这些图案中，一排排被他征服的国王和其他首领们在两侧围绕着他，而以古代方式象征着非洲与罗马的女神形象在上方仁慈地注视着他们。科里普斯用一棵已经倾倒的古树来象征查士丁尼，而群臣们在旁边焦急地寻找着新的大树（万幸的是诗人总算没有将隐喻发展到将他们比作跌落下来的鸟儿），而80多岁的身体依然保持着不变的色泽，“光彩一如往昔”。在诗人结束描写时，在人们的注目下，遗体在新日子里欢快地变成了天使的形状（直到西方的十字军在1204年攻陷君士坦丁堡的时候，这具遗体还在圣使徒教堂里欢快着呢）。

帝国的伪装用光荣掩盖着虚弱。注定要不光彩地统治国家的查士丁，这时在科里普斯笔下穿着一件与棺盖图案不无相似之处的袍子登场了，只不过它是一件紫袍。在袍上，查士丁尼的全部成就（也就是那些靠别人赢得的，虚假而破坏性的军事胜利）都用金子和宝石凸显出来。诗人让我们再次去想象朝宫殿上的那一幕。查士丁尼皇帝光辉地站立在大殿里，脚踩汪达尔暴君的脖子，而翻身得解放的利比亚人送来了贡物，鼓掌称快。象征罗马的女神形象也被他以一种富于感染力的方式表现出来，恍如古时的危急关头。在皇袍上，女神伸开了双手，袒露着胸部，就像哺育着帝国与自由的母亲，尽管二者不是已经死亡了，就是快要灭亡了。

就在同一天晚些时候，古老的罗马皇帝选举仪式以一种极其虚伪的方式再次上演。这种仪式不是属于元老院的，而是属于军队的。从公元1世纪以来这一直都是最有效的选择。四个强健的年轻人被选出来，举起一面巨大的礼仪用盾牌，然后皇帝站在盾牌上面，被（加倍小心翼翼地）举起来。他将一直站在上面，“如他们来时一般勇敢，如太阳一般光芒四射”。

有的人深受感染，有的人十分欣喜；所有人都知道权力的现实是始终不变的。

在开始时，查士丁表现很好。较年轻的统治者在替代老迈的领袖时总是这样。他在抱怨之后，付清了查士丁尼为对外缔结和约、对内保持排场而欠下的债务，同时免除了拖欠的税款。不必挂怀的是四起的流言：另一位查士丁在友好地顺访了君士坦丁堡之后，去了亚历山大港，结果就在那儿被谋杀于卧榻之上。据说皇后命令，将他的头颅送回君士坦丁堡，当成足球踢来踢去。就连她的支持者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皇帝与皇后两口子究竟是有罪还是无辜，这已经不重要了：朝廷就是朝廷，就是一个尔虞我诈的世界。埃特里奥斯和阿戴奥斯两位元老被指控阴谋毒害查士丁而被处决，其中有一位招供了。但真相已经无所谓了，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缺乏安全感的政权。

对外，查士丁冷漠地拿外交当作儿戏，灾难随之而来。巴尔干已经明明白白地脱离了帝国的控制，因此他只是满足于支持那边的各方势力（还不如说是提供支持的空洞诺言）。这样的诡计总有可能导致战火重燃。由于查士丁知道格皮德人是由来已久的威胁，他就在承诺支持之后又自食其言，结果就使相对较弱的伦巴德人取得了胜利。帝国熬过了伦巴德—格皮德战争，暂时地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但两支强大的力量已经瓜分了巴尔干，伦巴德人在西边，而新登场的阿瓦尔人在不受重视的东边。在东边，他们已经越过了查士丁尼放弃的多瑙河堡垒防线，发展壮大并谋求独立与支持。阿瓦尔人将一直在那儿折磨君士坦丁堡，直到“斯拉夫人”出现为止；不久之后，伦巴德人在568年西进，在意大利获得一块地盘。²

意大利最终的肢解，是查士丁的统治影响最为深远的后果。在新的力量平衡中，在那里形成了多个中心、多个腹地，但已经谈不上什么意大利了。君士坦丁堡有力地控制着拉文纳，在名义上也控制着罗马。不过，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对罗马的控制迅速地崩坏了。纳尔塞斯曾经成功地维持了君士坦丁堡的存在，但在他于574年死于罗马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有本事的人来继任了。在二者之间，一串被我们称为公爵领地的伦巴德人控制的土地散布在意大利的中分线两侧，在北方以斯波莱托（在托斯卡纳的群山背后）为基地，在南方以贝内文托为基地。在热那亚和那不勒斯，他们还保持着若干忠于君士坦丁堡的前哨基地。换言之，是港口维持着与海对面的都城的联系。至于意大利的其他部分，就管不了了。

过去的历史书将伦巴德人视为最后一波侵袭意大利的蛮族大潮，但以罗马的方式来看，他们其实是相当正常的。他们在意大利安营扎寨，夺取了居高临下的位置，迫使周围的人无可奈何地服从他们（已经不可能指望有人来解救他们了），很快就安居下来了。已经带领他们战胜格皮德人并挥师进入意大利的大领袖阿尔波因，于572年被他的妻子罗撒蒙德一帮人推翻并杀害。他的继承者克勒夫也仅仅支撑了1年。接下来，意大利的伦巴德人在没有统一领导的情况下坚持了10年。你可以画一幅地图来表示，那时候意大利的每一块土地在理论上究竟是属于伦巴德人还是罗马人，但实际控制着大片大片国土的人是地方领主们。这种早在狄奥德里克的继承者们所统治的时代就已经出现的模式，已经越来越强大了。有了若干领主和若干武士，就可以给一个山谷带来某种类似于政府的东西，不论它在名义上是属于外面的哪个统治者。进一步说，其中的很多领主是外来者。他们曾经是来路不明的军人，如今定居于意大利在查士丁尼的破坏性战争所荒废的土地上——当然了，在某些时候是迫于他们的武力而荒废的。只要没人把他们当作军阀或是蛮族，他们就满足于经营自己的小块领地，在大部分时候不必理会外面那些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他们光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势力就够忙的了。

关于他们的最好（并非最真实）的故事来自一位一个多世纪后的作家：执事保罗。在米兰以北的蒙扎教堂里，几幅壁画吸引了保罗（它们是应伦巴德人的王后狄奥德林达的要求而制作的。她非常亲罗马，还信奉了公教）。保罗的描绘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伦巴德人的标准形像：“他们袒露前额，刮得干干净净直到脖子为止。他们的头发在中间分开，在头的两边一直梳到嘴巴的位置。他们的衣服很宽大，主要是亚麻布做的，就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服装那样，用宽宽的彩色领饰来装饰。他们的靴子在大脚趾处有个开口，在中间用编织的皮带扣住。后来他们开始像罗马人一样骑马时穿高筒马靴，里面塞着羊毛。”³狄奥德林达曾经是奥塔里的王后，在他于590年去世之后，她就将阿吉路尔夫选为自己的配偶，并将其扶上了王位。在他在位期间，狄奥德林达致力于推行尼西亚基督教，赢得了教宗格列高利的友谊与奉承。在蒙扎主教堂的藏宝室里，至今还收藏着一套小巧的银质镀金的母鸡及小鸡雕塑，精细而华丽，很可能是格列高利送给她的礼物。

在狄奥德林达先后嫁给奥塔里与阿吉路尔夫的时代里，斯波莱托的公爵名叫阿里乌尔夫。在我们的记载中，他第一次出现是在582年的底格里斯河上。在当时的尼姆法乌姆战役中，他负责指挥拜占庭军队的左翼，抗击波斯人。君士坦丁堡有理由不喜欢也不信任伦巴德人，但基本上只能将他们视为在行省作乱的头领，很难说他们是什么侵略者。⁴

在其他地方，也没有多少更好的消息。在569~571年间，非洲发生了叛乱，杀死了一位高级将领和两位枢密大臣，而当时西哥特人正在逼迫残余的拜占庭军队退往海边。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查士丁——要比其前任更为口拙，假如可信的话——居然选择去招惹波斯。在他名下的军队，只有前代皇帝们所能召集的数量的1/4（据一位当代学者计算，在全帝国范围里他的军队只有15万），因此他很难为这种轻率的行为作辩解。

母鸡和小鸡，一件教宗送给王后的礼物

查士丁高傲地以为，罗马是不必为和平而付出代价的。但不幸的是，查士丁尼所能实现的唯一一次和平，就是他以不堪承受的代价买来的。查士丁以保护亚美尼亚的基督徒，抵抗波斯所强制推行的拜火教为借口，鲁莽地派出了他的骑兵，结果却是阿帕梅亚被夷为平地，尼西比和达拉被波斯攻克并占领。

对强大盟友的幻想，可能进一步刺激了查士丁的妄想。568年，一个来自遥远的中亚的粟特的使团来到了君士坦丁堡，带来了一份长期的丝绸贸易合约。它旨在破坏波斯的中间人地位，是有利于罗马的。568年8月，查士丁派将军泽马尔库斯去和粟特的突厥人签署协议。使节们沿着黑海和咸海北岸的北方道路往返。当他们抵达粟特时，⁵人与行李都要经过仪式的净化（用鼓、钟、熏香和圣歌），然后他们才被领去见可汗。在回到君士坦丁堡之后，他们讲述了那种不可思议的奢侈——用金银器皿、丝绸饰物环绕起来的黄金宝座。这个联盟持续了一二十年。不过，要在如此遥远的地方保持联系是很困难的，波斯人也极力阻止西边和北边的敌人保持通信。应当说罗马在这种联系中并没有获得什么实际的好处。

就在传统的北部和东部边疆备受瞩目的时候，君士坦丁堡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在南面所发生的事情。自从把东南边疆交给迦萨尼德人经营之后，帝国就没有渠道来掌握那里的情况了。此时，这段边境属于阿拉伯人，没人拿他们当回事儿。罗马的迦萨尼德人和波斯的莱赫米人时有冲突——但只是“时有”而已。历史总是不断重演，一股既在进行罗马化却并不属于罗马的力量就在边陲发展壮大，伺机而动。

君士坦丁堡对这一切都茫然无知。所以，当波斯国王在6世纪70年代派一支部队南下也门，去支持当地的希木叶尔统治者推翻埃塞俄比亚的控制时，一块多米诺骨牌已经悄然地在最遥远的边陲落入了波斯人手中。未来并不属于远在北方的君士坦丁堡。

与此同时，查士丁下令终结了查士丁尼从波斯人那里争来的“五十年和约”。到573年，美索不达米亚边境已经变得支离破碎，边防重镇达拉被攻陷，胡司洛得以肆意蹂躏该城后方的叙利亚北部与小亚细亚。

就在这时候，查士丁发疯了，也许这就是他最好的战略决策了。我们不需要赘述对他的具体医学诊断，因为一场宫廷政变的轮廓清晰可辨。皇后索菲娅在她的姑姑狄奥多拉的某种支持下，夺取了权力。她的行动得到了提比略的支持，他是很有权势的亲军指挥，曾经为565年的皇位过渡扫清了障碍。574年，查士丁将他提升到恺撒的等级（是受了诱骗才任命他的，下文会讲到），这是仅次于奥古斯都的君主头衔，使他成了假定的皇位继承人。胡司洛接受条件，出售了若干年的和平，拜占庭则回过头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索菲娅和提比略争执不下，但提比略知道自己占据上风。在查士丁于578年去世的时候，索菲娅为巩固权力而作的努力已经路人皆知。还出现了流言，说她企图发动针对提比略的政变。但这故事应该是言过其实的。提比略在将自己的妻子立为皇后之后，允许索菲娅迁往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的一所宫殿。

提比略二世最终将这个曾在将近600年前被奥古斯都的继承人用过的名字带回到皇位上。如果查士丁是吝啬的，那么提比略就是挥霍的。对一位统治者来说，铺张总是一种受欢迎的品性。在查士丁还在世时，他派了一位将军去帮助意大利的各个前哨抵抗伦巴德人，但一无所获；到578年，当罗马元老院（这是它最后一次正式出现在历史上）派人送钱给他以谋求保护时，他告诉元老们，还不如把钱送给伦巴德人或法兰克人，自己去和他们谈生意好了。他扩建了宫殿，向阿瓦尔人买来了巴尔干的和平——后者很快就翻脸不认账了。他犯下了一桩后果浑远的错误。在与迦萨尼德人的首领们打交道时，他不够耐心，在581年逮捕了他们的首领孟迪尔，原因是他在宗教上同情基督一性论，并将他流放到了西西里。⁶由于这件事，提比略丧失了迦萨尼德人的支持和信赖，在不知不觉中，为那些将会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力量铺平了通往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道路。提比略努力维护慷慨的名声：在他担任唯一皇帝的时期里，减税是其特色。

微妙的是，提比略也标志着皇帝对宗教的那种古老痴迷走到了尽头。查士丁尼之前的皇帝们不太在乎教义，却干预教义上的纷争；查士丁尼对教义很感兴趣，为此创造了一种国家与教会之间的新的密切联系。提比略继承了一个国家与教会已经相当合一的帝国，因此皇帝本人已经可以不关心神学了。

提比略二世继承了前任皇帝在立场摇摆方面的天赋，试图安抚一性论者。在571年的某个时候，他颁布了一项被称为“第二团结法令”（second Henotikon）的诏令，再次尝试了芝诺在100多年前的做法，试图找到一种能带来团结的文字表达方式。但毫无效果。另一方面，提比略尽管从不关心正统的含义，却强制推行正统。在他后面，那些的确关心神学的皇帝们在心里都明白，他们只是在走过场，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宗教格局。把事情搞成这副样子，并不是提比略不够聪明。皇帝希拉克略将会再次搅动蜂巢，热心地提倡一项被称为基督一志论的矫揉造作的教义。⁷到了阿拉伯人从帝国夺取叙利亚和埃及的时候，他的热心已经一文不值了。查尔西顿派因祸得福，成为拜占庭帝国的规定宗教。

4年后，提比略去世，更年富力强的将军莫里斯取而代之。在这位莫里斯及其继承者福卡斯、希拉克略的统治下，你将会见证全盛的拜占庭帝国。他们都是优秀的指挥者，知道如何避免失败走向胜利，也知道如何避免灾难。莫里斯和希拉克略（按出身，碰巧都是亚美尼亚人）都得到了现代人的赞誉，但福卡斯却被斥为屠夫。当福卡斯在巴尔干领军时，莫里斯的手伸得太长了，命令他们在边境营地里度过整个寒冬。军队发动了叛乱，福卡斯攫取了皇位，杀害了莫里斯。如果我们不那么讲道义，能够放下对莫里斯的感情，那么就应当说，这三位皇帝都是同一类型的。莫里斯来自小亚细亚内陆的卡帕多细亚，从582年到602年共统治了20年；福卡斯在位8年；希拉克略则是一位来自迦太基的亚美尼亚人（太罕见了），在皇位上坚持了31年。

历史学家们喜欢莫里斯，称赞他：“他被描写得聪明而冷静，彬彬有礼，生活有分寸、有节制；他待人宽厚却不失威严，不骄傲、不自大……他喜爱诗歌和历史……据记载，他富有、温和而有爱心……据说他将整个家族都迁到了君士坦丁堡，使他们过上了富裕的生活。”⁸如果说莫里斯是那个时代典型的罗马人，来自色雷斯的官员康美提奥路斯也同样典型。在583年，他首次出现在出使阿瓦尔人可汗的使团中。第二年，我们看到他在指挥部队，试图将斯拉夫人驱逐出色雷斯。在此后的5年里，他一直都活跃在巴尔干。接着，在589年，他出现在西班牙的拜占庭前哨。根据当地的一段拉丁铭文记载，他的工作是加强新迦太基的要塞工事。接着，他出现在波斯前线的战斗中，支持胡司洛二世去夺回波斯的王位，因为他对拜占庭友好。再过4年，我们看到他又在色雷斯抗击阿瓦尔人了。他忠于皇帝莫里斯，抵抗福卡斯的叛军，保卫君士坦丁堡，在政变得逞后被处死。

这些人争先恐后地抢夺皇位，疲于奔命。查士丁尼长期忽视巴尔干，无知地漠视波斯边境外的力量，还不能保障从叙利亚到埃及那些在宗教上怀有异心的行省忠于帝国，这一切都让所有将自己的拯救寄望于帝国的人彻底绝望了。这时帝国已经是在靠协商、交易和机会而存在了。如果我们想理解穆罕默德的军队是如何在半个世纪后崛起的，我们就必须理解6世纪末的飘摇无依。

莫里斯理解巴尔干，已经竭尽全力，却以灾难告终。阿瓦尔人进犯了。他们的可汗曾经在一所教堂里穿上从俘虏手中夺来的皇袍，嘲弄似的模仿莫里斯。有时能靠赤裸裸的金钱收买让他们退兵。但在感觉到来自斯基泰、乌克兰方向的突厥人威胁时，他们也会重整旗鼓而来；在这个时期，我们开始越来越经常地听说突厥人了。福卡斯彻底断绝了征服巴尔干的念头，维持对波斯的现状，知道事已不可为。

福卡斯靠着刀剑而登上大位，也由于刀剑下台。608年，老希拉克略发动了叛乱。他是迦太基的总督，是莫里斯的旧部和朋友。他有侄子、儿子各一人，是其左膀右臂。609年，他派侄子尼克塔斯去控制埃及，接着又于610年派儿子希拉克略去进攻君士坦丁堡。在君士坦丁堡，小希拉克略和亲军指挥普里斯库斯结盟（查士丁尼和提比略自己就是靠这个平台登上皇位的）。结果，福卡斯被推翻，小希拉克略在610年10月5日登基称帝。希拉克略用自己的剑将福卡斯斩首，就像狄奥德里克在一个多世纪前杀害奥多阿克一样。

此时，希拉克略三十多岁；不清楚他是出生在亚美尼亚（他父亲的老家）还是非洲。他仿效莫里斯，亲自领兵。从200多年前的狄奥多西大帝以来，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之中仅有他们两位履行了领兵大将的本职。在31年的统治里，希拉克略坚决地履行了这一职责，同时还有时间娶了两位妻子。她们至少生了11个子女，但大部分孩子都因各种原因夭折了。这就招来了街谈巷议，说这是神对乱伦或其他什么罪恶的惩罚。如果神灵们肯仁慈一些，凭着他的31年统治，他就能跻身于最伟大皇帝之列了。然而事与愿违。

在希拉克略的统治中，卓著的胜利与真正的悲剧都发生在波斯边境。福卡斯在那里花钱买太平，同时也放松了对巴尔干的掌控。希拉克略的叛乱分散了罗马帝国的精力，为胡司洛二世创造了条件。正在统治波斯的胡司洛二世是其祖父的称职继承人。时不我待，胡司洛挥师侵入了罗马帝国的国土。大马士革于613年失守，耶路撒冷和真十字架在614年丢失，埃及于619年沦陷。侵袭小亚细亚的敌军深入到了与君士坦丁堡隔博斯普鲁斯海峡相望的查尔西顿。言之凿凿的流言不胫而走，说什么波斯已经和阿瓦尔人取得了联系，将会发动致命的钳形攻势。然而，波斯军队最终还是撤退了，只打算在安提阿的北面和西面长久地盘踞下去。在这时所沦陷的小亚细亚地区，一部分遭受了战火与破坏，一部分则人口锐减，经济萧条。往日俱成追忆。

作为目击一切的证人，一位名叫安提奥克斯·斯特拉特戈斯的修士叙述了耶路撒冷的绝望斗争。从4月到5月，波斯人围攻该城20天。最后，他们用攻城器械成功地攻破了城墙。蓄水池为少数人提供了有用的躲避场所，但躲在教堂里的多数人都被发现并杀死了。仅在查士丁尼宏大的新教堂里，死者就数以百计，而这只是总数中的一部分。根据安提奥克斯所提供的可怕的死亡人数统计，总共有66 000人在围城中丧生。这个数目很大，但并非不可能，事件的恐怖确定无疑。

在他所统治的第一个10年中，除了613年的一次失败的战役，希拉克略基本上就窝在宫里，让他的帝国去蒙受惩罚。绝望的人们已经在说，皇帝正在考虑迁移自己的大本营，将这个残余帝国的首都从君士坦丁堡迁往迦太基。那座属于古老敌人的城市，那座在750多年前被夷为平地的城市，它将要统治罗马帝国的说法，光听听就够刺激了。但有理由相信，在迦太基长大的希拉克略已经在考虑在西部重整旗鼓的战略可能性了。他是有能力作此明智设想的。为了恢复在东方的优势，他在巴尔干买来了自己的和平，在619年花钱让阿瓦尔人离开一阵子。长远来说这是真正的失败，但君士坦丁堡的这些皇帝们从来就没能认识到，他们的长远利益就在巴尔干。

希拉克略要比他的大多数前任更明智，在7世纪10年代集中精力重建了他的军队。按照传统观点，是他将政府重组为“军区”（themes）的（大致而言，就是军事征募区）。在数百年后，它将成为常态。拜占庭帝国不懂得反讽。当国家被组织为旨在提供士兵、维护现存体制的单元时，没有人能认识到其中的讽刺意味。

在绝望和压力之下，希拉克略终于变得更有胆量了。621年，他开始领兵作战。在战争的前几年中，形势仍然很复杂。在626年的夏天，阿瓦尔人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围攻这座一息尚存的城市了。这时候希拉克略及其主力部队还远在波斯边境的北部，远在拉齐卡。幸亏拜占庭海军在8月10日击退了波斯人，粉碎了他们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援助阿瓦尔人的企图，阿瓦尔人只好退兵了。在历史上这次战役并不是最有名的，但其深远影响却罕有其匹。

逐渐地，希拉克略建立了他的同盟。与罗马人通常的做法不同，希拉克略不是越过美索不达米亚东进，而是先向北，再向东。他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黑海，经北面的亚美尼亚逼近波斯边境。派往哈扎尔人及大草原北部其他突厥人势力的使团得到了积极的反应；即使在波斯人内部，也有可能找到一些怀有二心的人。在627年12月的尼尼微战役中，希拉克略战胜了拉萨特斯率领的波斯军队——虽然这只是在哈扎尔人已经在危机中击败过波斯人以后。掌握了正面战场之后，希拉克略的眼光开始转向南方。依靠与阿克苏姆埃塞俄比亚人（同为基督徒）的同盟，他在629年之后夺回了也门和红海各行省。波斯人在南方受到了打击，同时力量过于分散，就开始摇摇欲坠了——一旦出现了能够抵抗他们的领袖人物，情况就必然如此。最终，希拉克略进入了波斯人在底格里斯河上的首都泰西封；胡司洛的朝廷发生了叛乱，罢黜了胡司洛，实际上在战争中投降了。在希拉克略规定的和约中，他夺回了胡司洛从罗马夺去的一切，而波斯政权陷入了动乱，随后出现的一批短命统治者都无足轻重。

各种迹象都表明，罗马帝国已经取得了对波斯的长久胜利。希拉克略为自己加上了“众王之王”这个古老的波斯尊号，抛开了罗马传统的皇帝尊号奥古斯都，就像亚历山大在900多年前对自己的波斯化一样。返回君士坦丁堡之后，希拉克略将自己称为“大王”（basileus）。这是希腊语对国王的称谓，将在此后的800年里成为拜占庭尊号中的一部分。在他的统治期里，拉丁语实际上不再是帝国的官方语言了，而希腊语取得了永远的胜利。直到今日，“罗姆”（Rum）还是东方人对这个罗慕路斯后人所建立帝国的称谓，但所有的“罗马性”（romanitas）都已经荡然无存了。

希拉克略的帝国在630年盛极一时。他亲临耶路撒冷，把基督的真十字架回归原处。作为一名虔诚的朝圣基督徒，他赤足进入耶路撒冷，亲自背负十字架，将它送到圣墓教堂。就在这个300多年前君士坦丁时代发现真十字架的地方，现在已经建起了一座由各个基督教教派共享的豪华而宏伟的大教堂。

耶路撒冷之旅是希拉克略最后的光荣时刻。他很快就病倒了。在7世纪30年代的战役中，其他将领承担了他的角色。就在他们手上，希拉克略最重要的边境崩溃了。

未来属于南方。穆罕默德在632年逝世，在身后留下了一股即将刮向东、西、北各方的旋风。拜占庭和波斯之间的相互攻伐，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对拜占庭统治的相对疏离，都给沙漠上的阿拉伯人提供了良机。就像北方的蛮族发现他们的力量已经能够匹敌令人羡慕的罗马帝国了，沙漠边疆上的阿拉伯人也增强了实力和信心，准备抓住他们的机会了。假若不说这一刻是神的天命赐予他们的，那么就是他们自己夺取了这个机会。

634年，阿拉伯军队侵入了叙利亚，在一系列的战役中击败了皇帝的兄弟狄奥多尔。希拉克略组织了一支大军，在636年秋天，在耶尔穆克河附近（约旦河的支流）向阿拉伯人发起进攻。兵力占优势的拜占庭军在开始一度得胜，后来却一败涂地。此时，罗马帝国的叙利亚很快就沦陷了。阿拉伯人利用了波斯的动乱，迅速夺取了整个边境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不久之后又占领了埃及。经过一年多的围城，亚历山大港在640年陷落。到这时，离穆罕默德的逝世还不到10年。

留给古老帝国的还有什么呢？巴尔干、君士坦丁堡四郊、小亚细亚大部，还有迦太基一带的非洲飞地，它是查士丁尼花费巨大代价夺来的。意大利还在，但是入不敷出；非洲的基地还会在接下来的60年里支持君士坦丁堡，直到阿拉伯人在8世纪初夺走它为止（西西里还会在拜占庭手里维持很久，否则拜占庭的颜面就荡然无存了）。到7世纪末，帝国的经济已经影响到了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的人口也大大减少了。

希拉克略在641年2月11日驾崩，而他的帝国最终也彻底地破碎不全了。他的两个儿子都未能掌权。他年仅11岁的孙子君士坦斯二世于同年登上皇位，开始了他那段漫长而毫无作为的统治。当他在663年巡幸罗马时（200年来第一位驻足于罗马的皇帝），伴随着他的却只有讽刺。668年，他在浴池中被谋杀，而他的继承者们都忘掉了西方。

亚历山大之梦重现

在古代，只有一位真正清醒的君主，他就是野孩子亚历山大。他已经距离创造出一个为我们现代人所万分向往的世界只有一步之遥了。这个世界的特色不再是文化的冲突，而是共同体。真正堪称继承他的，唯有“征服者”穆罕默德和成吉思汗。毋庸置疑，他们都是破坏者，都给世界带来了恐怖的苦难，但他们三人的骨子里都包含着某种罕见的，无人可以使其成真的东西。我们可以稍稍梦想一下他们的梦吗？

依靠千百年来史籍载册的事后反观，依靠现代人所精确绘制的地图，我们有可能更清楚地观察他们的实相。其实，他们的实相很简单。横穿旧大陆的大断层，不仅将大陆的西北部和东南部隔开，还表现在各帝国的地理和历代的战争之中，自从波斯帝国兴起以来都是如此。这个大断层是能够毁灭人类的。在我们的时代里，它拥有释放出难以言表的恐怖的潜力。

地理上的断层还表现为民族的断层。四大族群分割了欧亚大陆，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美洲危险地置身于那些族群的故事之外。美国人在很多人眼中都是危险的，这是因为他们那种自以为是的例外论。美国人将欧洲人视为同胞和兄弟姐妹，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被所有人边缘化，他们的肤色被轻率地当作排斥的借口。欧洲人、西亚人、南亚人和东亚人彼此争斗，争夺着主导我们人类的主旋律的权力。⁹

与世隔绝的东亚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置身于欧亚大陆惊心动魄的大戏之外，完全有可能战胜其他对手。人类当中的另两条边疆，就是西亚人必须观注的两个方向，变成了残杀的战场和误解的裂谷。在2001~2003年，美国恰恰选择在这两个地方发动了战争。

亚历山大运气很好。¹⁰他太年轻，太土气（是马其顿人，既不是雅典人，也不是科林斯人），欲望太强，太好酒，太大胆——在各方面都很极端。至少我们这么解释他的野心和失败。他征服了波斯，但很快就突然地死在了波斯的内陆。他的将领们继承了他，接掌了他大部分的权力。这超出了他们自己最大胆的梦想。在那些从来没人想到过会效忠于希腊人的土地上，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和亚洲的塞琉古王朝建立了继承亚历山大的王国。

另一位年轻人曾经创造并面临过相似的不确定性。因为他的高寿，他成功地解决了这种不确定性。我想说的是奥古斯都。年仅31岁时，在亚克兴战役之后，他就让世界拜倒在他脚下。最明智的选择是，他又活了45年。在奥古斯都离世之时，他的罗马帝国已经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功。

波斯倒下了。假若亚历山大活得更久，波斯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它还会变成波斯——实际上它也始终是波斯。

如果那样的话，一个更大的波斯将会出现。它会把伊朗高原，从巴格达直到加沙的肥沃新月地带（甚至直到埃及），把小亚细亚和爱琴海都联系起来。不能假设亚历山大能够维持其成就。要想去追寻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的假设历史，就只能依靠幻想家的信心了。显然难以定论的问题是，就算亚历山大还健在，他也未必能够将那个各部分互不相干的帝国拧在一起，统一起来。

在那些追随亚历山大的人所取得的有限成就中，未来的持久冲突已经埋下了祸根。在亚历山大离去的时候，波斯人老老实实地待了很长时间，而将爱琴海与利凡得和埃及联结起来的希腊化世界得以问世了——在很多方面，它都是一个辉煌的世界，但危险的是，它和东面的世界失去了联系，也认识不到西面的可能性。犹太教的信徒们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置身于各个帝国之间。犹太教的创造，终结了那个属于亚历山大时代的世界。（亚历山大的都城会建在哪里呢？很有理由将美索不达米亚当作他的长久治所，但如果说他会在波斯王朝的传统腹地设立宫殿，那么他肯定也会在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设立另外的宫殿）。

就连亚历山大也无法预见的，是迦太基人崛起于地中海西部的海权与罗马人的陆上力量。二者争夺霸权的长期斗争，最后造就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新威胁。这个军事国家的基础是攫取自西方的税收和强制性的兵役。它第一次设想出了这样一个共同体：依靠构成地中海的各片小海，将人们联结在一起。当罗马野心遭遇希腊化文明的时候，我们所理解的地中海就问世了。罗马人实在是太成功了。现代人总是将这样一个共同体视为理所当然、自然而然，却忘记了在很多方面它都是军国主义和军事技术的产物。

在下列条件下，地中海才能变成一个文明的腹心：

1. 航海必须发展到船舶能够载运可观的货物（在必要时包括乘客），能克服地中海各海域的风浪，按计划在各地之间航行。当这种航运成为可能时（以奴隶的劳动为动力，这种人力形式与野心勃勃的帝国很契合），罗马人就取得了成功。

2. 航海的水平还有限，这就迫使航海者局限在海格力斯之柱（亦即直布罗陀海峡）以内，在每年冬季风雨支配海洋的几个月里，就躲避在岸上。在哥伦布之前，葡萄牙人历经数代人努力已经使世界上的所有海洋都向欧洲人的交通敞开，从此地中海上的航行不再稀奇了。

3. 另一方面，陆上的运输依然昂贵而用途有限。只要环地中海的陆上运输限于人力与畜力，大海就是应选择的大路。罗马人从非洲而不是波河河谷输入谷物，这既是因为大宗货物的运输必须走水路，也是因为非洲离罗马的距离要比意大利半岛上亚得里亚海沿岸的任何地方都近得多。地中海盆地的大部分沿海平原，都被山峦起伏的腹地分割开来。即使是在相邻的地区之间，陆上的交通也很不容易。那些多山的土地迫使人们走向海洋，保证了地中海的力量。铁路尤其是内燃机将会取代海路，结果就使地中海的北岸和南岸分道扬镳了。

4. 北面、东面和南面的人必须不来干扰地中海地区。非洲、美索不达米亚和大草原西部的居民必须是力量有限的，不会迫使地中海地区将注意力集中到他们身上。只要一到日耳曼蛮族、柏柏尔人、阿拉伯人或波斯人前来冲击地中海世界大门的时候，那个脆弱共同体内部的繁荣就会面临极大的危险。罗马人总是不断地，不可或缺地需要大量的运气与大量的军事组织。只有保住了这些条件，他们才能够兴旺发达。

最后一条最为重要，只有靠它才能理解罗马的成功，理解罗马为何会长期地将亚历山大的梦想搁在一边。尤为重要的是，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们）成功地迫使波斯王朝退向伊朗，可以说为罗马留下了长达400多年的“私人空间”。罗马人也在各个方面（除了一个例外）充分地利用了这个缓和的机会。

但那个例外太关键了。虽然知道亚历山大的故事，但罗马人从未真正地吸取他的教训。罗马帝国的致命缺陷——假设你必须把帝国当成美好的事物——就在于它已经忘记了如何保持帝国主义。对于北面、南面和东面，它都没有什么应对战略。一旦敌人从任何一个方向崛起，一旦他们对罗马及其成就的理解完全超过了罗马对其对手的理解，罗马的冒险就要出问题了。

罗马帝国的繁荣与和平无疑是好事，但人们必须估计一下为得到它而付出的代价。为失去它们而悲叹是有道理的，起码也应该希冀有更多的东西能保存下来。然而，由于战略或视野的缺失，罗马已经没有多少优势可以利用了。

查士丁尼的战争遗患无穷，此后罗马城再也无法恢复元气，变成了它自己的阴影。到文艺复兴时代，它已经经历了长期的悲惨，就像一片弥漫着瘴气的沼泽。从文艺复兴到现在，它又变成了一个观光地——也就是旅游者的罗网。毫无疑问，历史的讽刺是，各个社会从罗马所学到的最后一课，就是对塔西佗的讽刺的改编：罗马能在其他地方出皇帝。现下具有长远意义的教训是：各个“罗马”（新罗马）可以在其他地方实现，不一定非要在台伯河上。自从古代晚期以来，在中国西藏以西的任何地方，我们所能见到的每一股胸怀开疆拓土野心的强大力量，都在以各式各样的方式模仿罗马。君士坦丁是第一个模仿它的人。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上拙劣地模仿了“七丘”。在阿拉伯人的时代里，他们会把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当作他们的罗马。在东北方，基辅会成为第三罗马，而莫斯科是它的竞争者。莫斯科会坚持使用“沙皇”一词（远远地听起来就是恺撒），直到它的野心最后破灭。法兰克国王查理（他的宣传家们想让我们称他为查理大帝，也就是查理曼），还有后来的法兰西君主拿破仑，都试图以不同的借口来恢复帝国。查理曼认为帝国应该由他接管，因为君士坦丁堡的皇位很不合理地被一个没资格的人篡夺了。拿破仑目睹了神圣罗马帝国最后的华丽和政治上的分裂，就迫使它于1806年解体，为他自导自演的帝国让路。法兰克人的每一位统治者都相信，罗马的宗教权力（通过在位的教宗，也就是他的加冕者）将会增强他的地位的合法性。

新大陆也会拿这些旧形象做文章。若干年前，在苏联解体后，当我在柏林走过修建菩提树下大街的地方时（另一个在后罗马时代冒充帝国的地方，至少有两处），忍不住评论说，这座城市充满了华而不实的帝国风格建筑。这时一位同伴就提醒我说，我就住在首都华盛顿。美国人觉得他们的首都是理所当然的，却不想想对那些缺乏该传统的人来说，它会显得多么的荒谬。在波托马克河的河滩边，在一片不太高的地方修建一座庞大的白色建筑，并将它称为卡皮托利山（Capitol Hill，即国会山）上的卡皮托利宫（Capitol，即国会大厦），这不就是为了模仿罗马的过去，以某种方式来冒充罗马么。在那些最早目睹美利坚共和国的观察者眼中，这种做法同样显得是在表达成为一个辽阔帝国的妄想。

查士丁尼的骄妄失败了。这催生了一个时代，使亚历山大之梦有可能重现。然而，中世纪伊斯兰教的哈里发们满足于现状，越来越成为亚洲的代表，却对欧洲的大部分听之任之。是土耳其人，最终是“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使伊斯兰的梦想成了真。但即便是他们，也在漫长的时间里绕过了君士坦丁堡，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建立了一个事实上的亚欧帝国，把收缩到岛屿上的拜占庭（亦即罗马）的骄妄搁在了一边。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的陷落，在军事价值上意义很小，在以后几百年中对那个多种语言、多种神学并存的首都影响甚微（它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但是，对穆罕默德与那个时代的所有人来说，坐上“罗姆”的皇位显然具有象征性的意义。确实，在亚历山大之后，只有土耳其帝国将欧洲与肥沃新月地带联系在一起。¹¹甚至13世纪的蒙古征服都未能实现这一点。

在土耳其人取得帝国权力的几个世纪中，较有可能模仿亚历山大之梦想的，唯有另一次可能。它将会横扫东亚，企图在短期内确立自己的地位。成吉思汗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加理解他的世界。他的辉煌理念是北方终将统治南方。迄今都偏处边缘的亚洲大草原将会变成一个马上帝国的高速公路，它将从西欧一直延伸到戈壁沙漠与蒙古。在技术上他也受到了挑战，但相比那些指望富人、有文化的人来建立帝国的人，他所做的已经相当合理了。横跨欧亚大陆的真正帝国经常出自那些不可能的人——出自罗马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蒙古人——这是在告诫我们，对权力的源泉要现实一点。

在塑造人类社会的竞争中，最终是技术暂时地战胜了地理。尽管穆罕默德大获成功，对当时西方的各王朝构成了有力的竞争，但就在此时（尽管其中的大部分都很弱小），发展远洋航行的机遇，决定性地改变了平衡，使其朝着有利于欧洲人的方向倾斜了。尽管有理由提出各式各样的看法，但在我看来，定都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帝国的兴起，极有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不是土耳其人继续向西扩张他们的统治（他们肯定想这么干），就是欧洲人作出对抗性的回应，使这两大相互竞争的力量迎面碰撞，在短期内注定表现为战争，从长远来说将会出现一种共同的文化。

依靠全球性的海上冒险，巨大的财富涌入了欧洲，轻松地超过了中国人和穆斯林早先的成功。¹²结果，就在欧洲（也就是罗马）的例外论就要渐渐过时的时候，就在一个从大西洋到中国西藏的多民族社会有可能出现的时候，欧洲突然地重新崛起了。从16世纪到20世纪，它自以为是，沉湎于灾难性的内战之中。它仗着巨大的财富，以一种既贪婪又轻蔑的态度对待地球上其他所有民族。与这种态度相联系的，是对西方的最佳品性、对公正的好奇心，对追求认识与理解的标榜。

在这儿我对东亚说得很少，其理由虽然不错，但却很危险。中国的兴起有一部漫长的历史（和罗马一样，也是地理与技术力量的结果），它不应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历史相割裂。然而在实际上，“中央王国”的孤立，已经割裂了历史，割裂了族群；其程度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快形成一个小小的星球了。要不是因为匈奴人、土耳其人和蒙古人同样地使西方和东方的国家感到恐怖，他们的历史就很容易变成孤立、单独的东西了。

现在我开始说中国，是为了提出这个问题：历史是否会重复自己。在人类发展到如今的时候（2008年），大陆西北部与东南部之间的古老断层，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断恶化的伤口。欧洲人的共同体正在面红耳赤地争论是否允许伊斯坦布尔的公民加入他们，却不知“欧洲”这个词所指的本来就是那座城市所在的地方。目睹这出闹剧的时候，历史学家只能摇头不语。在世界上，那些聪明却未受多少教育的人终于发现，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就在几十年前，我们才费力地将它与现在占据着波斯高原的人联系起来）正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宗教圣地和城市里发芽生根；而政治家们总是难以搞明白，挂在凡尔赛的地图所标示的疆界，已经在欧洲人及其堂弟美国人眼中掩盖了西亚真正的种族与宗教地理。就在此时，表达一下对这两种相互交织的现象的深深忧虑，是很时髦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化与西欧的伊斯兰化。有人为前者对传统社会（包括东方）的侵略而感到忧伤；有很多人在哀叹，在种族、宗教和文化上源于东南方的人，在西北方的人口统计中正在不断地增长。本书的读者应能认识到，古代的许多修辞错误——例如，错误地以为罗马代表文明，而罗马的对手就是文明的对立面——依然在我们中间普遍存在。

在穆罕默德的征服之后被错过，由于欧洲航海活动的扩展而丧失的机遇，又回来了。人类应能找到一条出路去建设共同的文化和目标，将欧洲、西亚和南亚的人们联系起来——换言之，就是实现亚历山大的梦想。可以想象，这样一种相撞与最终的携手是痛苦而艰难的，在此刻虔诚的穆斯林和虔诚的欧洲人都无法接受我们正在设想的未来——但无法否认的是，找到一条出路太重要了。

前面还有两大风险。非洲人和东亚人的故事并非欧亚叙事的一部分，他们有可能使我们再一次相互分开。非洲带来的风险较小，但却很现实。贫穷和疾病是既现实又有象征性的武器，以这种武器可以向世界上的富人和健康者呼吁，去索取对冤屈的赔偿。还不能说各个富有的民族已经正视并回应这种挑战了。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吸引世界的关注。现在并不是我去重复那些夸张、亢奋和冰冷的数字必然性的时候，说什么随着中国的兴起，它必将成为全球性的威权。现在技术已经战胜了孤立。豆豆娃玩具（Beanie Babies）在伊利诺伊设计出来，在中国制造，通过互联网销售。就在我奋笔疾书的书桌上，它们就在平静地注视着我。至少就长远来看，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会像开头那样继续下去；即使在短期内它失败了，也会让很多人损失惨重。

1. 在埃及的内地，阿佛洛狄托的狄奥斯克洛斯也说了类似的话：“查士丁迎向我们，生命之给予者，善之赐予者，查士丁迎向我们……此乃乐事……为这位居于深深宫阙中的青年，为这位爱慕基督、深受赞美的皇帝而歌唱。”

2. 考古证据的价值不止是讲讲故事而已。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于2004年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希腊大陆最南端的部分）安德里特萨附近的一个洞穴中所发现的东西。在洞中，数十名避难者在毫无暴力痕迹的情况下死亡，但他们身边还有足以维持很长时间的供应和生活用品。如果我们只看到科斯马斯、狄奥德里克、查士丁尼和利贝里乌斯，却看不见这群惊恐不安的人，在我们所未知的威胁下死于穴中，那么我们就无法公正地评价6世纪。

3. Paul the Deacon, History of the Lombards 4.22, 引自N. Christie, The Lombards （Oxford, 1995) , 第42页以降。

4. G. P. Bognetti, “Tradizione langobarda e politica bizantina,” Rivista di Studi del Diritto Italiano 26 (1953~1954) , 269~305, 就认为伦巴德“公爵们”是罗马官吏。

5. 他们的目的地就在现在的哈萨克斯坦，越过塔什干，大概就在阿拉木图附近。

6. Frend, The Rise of the Monophysite Movement, 330, 说明我们很难靠罗列当时对他的看法，来判断像孟迪尔那样的人物：叙利亚人埃瓦格里乌斯认为他是流氓和叛徒；宫廷史家狄奥菲拉克特就认为他是一个叛徒；以弗所的约翰旗帜鲜明地维护他；叙利亚人米迦勒对孟迪尔没说什么，但却批判了逮捕他的罗马官吏。

7. 即“一种意志论”。那些不赞成基督仅有单一自然本性的人，也有可能赞成单一的“意志”。没人搞得清楚这种吹毛求疵的区别。

8. The 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ed. J. Morris (Cambridge, 1971~1992), Vol. 3, see “Maurice.”

9. 在欧亚大陆的四大区域中，每一片都充满着各式各样的人群、宗教和文化。这是种族主义理论无法说明的。流行的说法“文明的冲突”也不太管用。

10. 显然，亚历山大已经激发了无穷无尽的书籍和电影的灵感。据我所知，就结合学术性与文学和诠释的能力而言，彼得·格林（Peter Green）和罗宾·拉内·福克斯（Robin Lane Fox）是做得最好的作家。

11. 且不论罗马皇帝哈德良昙花一现的短暂冒险。

12.有两本新书能启发我们想象不同的可能性：J. Hobson,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Cambridge, 2004) ; and G.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London, 2002) .

第八章
最后的执政官

罗马的第一批执政官于公元前509年就任，在那时罗马人驱逐了国王，建立了共和国。从奥古斯都的时代以来，执政官就不再是帝国实际上的最高行政长官了。但年复一年地，仍然不断地有人来担任这个职位，有钱有势者们依然觊觎着这个职位。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之后，除了个别例外，一般来说总是一位执政官出自帝国西部，而另一位出自东部。唯一的不同就是，这个职位所代表的自豪感反而更强了。在前面几章中，我们已经见识过这么一批自豪的家族了。

在6世纪，这一切都结束了。¹在公元前509年第一批执政官就任1050年之后，巴西里乌斯成为最后一位执政官，他的名字被用来命名公元541年。他的家族长盛不衰，他的父亲和波爱修斯一起得罪过狄奥德里克。在威提吉斯于拉文纳投降后的第二年，他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的执政官。这是为了宣扬查士丁尼信念的成功，也就是在君士坦丁堡的领导下，帝国在西部各行省光复了。

然而从此以后，执政官的荣誉就只由皇帝自己来保留了。他们倾向于将这个头衔视为自己在登上皇位时所获得的一个附属性职位，不过一年一度的古老仪式却终止了。鉴于执政官职位的终结，我们就可以预见到罗马元老院的末日了。因为在失掉其顶端之后，由元老们组成的团体就丧失了不断进行自我补充的最主要途径。

在梵蒂冈山上的圣彼得教堂的地穴里，还能找到另一位“最后的执政官”。他生活在一个黯淡的意大利世界中。一波波的战争杀死了绝大部分的旧贵族，劫后余生的人几乎都变得穷困潦倒了。过去的罗马社会区分文、武领导权的老做法已经不见了。6世纪后期，新意大利的领主们都是军队的官长；他们的扈从家将们如同后世意大利的“佣兵头领”（condottieri）。²经济和社会体制都已经解体的时候，只说这个国家的混乱经济已经陷入不景气之中，那就太客气了。在578年，我们最后一次看见了罗马元老院的活动，当时它派出了一个前往君士坦丁堡的使团。在这个时期，我们所见到的个别元老大多来自罗马以南的地方——27位在坎帕尼亚、西西里和南方；只有4位在罗马，还有三四位在拉文纳。只有在大海中的西西里，还能见到古代罗马意大利的苟延残喘的表象。不过在这时候，那里的大部分土地都已经归属教会了。

一位布道者引用了《路加福音》关于世界末日将至的说法，说他所读到的一切不是确已成真的，就是即将降临的。“我们看到各族在地上相互征伐，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情形更甚于我们在经文中所读到的。你晓得，我们经常听说城市被地震毁灭。我们忍受着无穷无尽的瘟疫。我们还没有看见日月星辰的异兆，但空气中已经充满了异兆将至的味道了。”在这部作品中的另一页中，他如此描绘这个世界：“城市十室九空，堡垒倾覆，教堂被焚，男女修道院都遭到了破坏，地主们抛弃了农庄，农夫流离失所。田野变成了荒漠，在曾经人烟稠密的地方，野兽正在横行。我不知道世界的其他地方如何，但在我们居住的地方，世界已经不是在预言末日，而是在演示末日景象了。”³

最后一位执政官是谁？他就是写下我刚刚引述的这悲伤话语的人。他名叫格列高利。这个名字源于希腊语，意思实际上相当于拉丁语中的“Vigilius”（维吉里），就是“警醒的、警惕的”。我们知道他的家族在5世纪开始从政。他的几代先祖可以追溯明白。他的高祖父就是教宗菲利克斯三世（483~492年在位）。

格列高利的父亲高尔迪阿努斯是教会的一位中层官吏。他可能不是受过圣职的教士。但我们知道，他非常富有，在西西里有几个田庄，在罗马的西里欧山上（就在距离古代的广场仅几百米远的地方）有一所大宅子。他的三个姐妹高尔迪阿娜、塔尔希拉和埃米里阿娜都喜欢宗教生活，把家里弄得像某种修道院似的。不过，在其中两位姐妹去世之后，高尔迪阿娜（格列高利说她轻佻而不可信赖）居然嫁给了自家田庄的管事。很难说，格列高利之所以这么生气，主要是因为她放弃了宗教誓愿，还是因为她爱上了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姑姑太不争气了）。

格列高利出生于6世纪40年代，当时罗马已经沦落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他家境优越，却见识到了方方面面的残败。众所周知，格列高利喜欢期待世界的末日。一边阅读圣经，一边置身于饱经战乱摧残而走向衰败的古老荣耀之中，一位年轻人很容易产生这种思想。比方说，卡拉卡拉的大浴场离他们家只有几分钟的路，我们知道，它在537年被废弃。在格列高利的一生中，卡拉卡拉的大浴场就在他眼前逐渐走向毁灭。

根据他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格列高利是罗马古老学校培养出的最后一批优秀成果之一。他的经历充分地说明，在这座城市里的年轻人眼里，传统的教育正在迅速地衰落。他是这座城市所培养的掌握古代拉丁文知识的最后一位标志性人物。他能够写出某种诗歌（类似于阿拉托尔为使徒而写的诗）。但到了他占据高位的时候，他身边的年轻人已经写不出任何类似的东西了。

现在我们知道，罗马的衰落是无可救药的，但格列高利时代的人还在怀疑这一点。格列高利的事业是他的先祖们所梦寐以求的，他在年纪轻轻时就晋升到了守城大臣的职务，不久之后还受召前往皇帝的朝廷任职。后来他返回罗马，在那里担任西部帝国中最高的文职职务，在艰难时日里担任此职达14年之久。

格列高利一直忙忙碌碌，为了职务疲于奔命。幸运的是，他的正式书信记录传世至今，因此我们能够追寻他所操心的事了。900多封这样的信件说明，他是一位勤勉并且在总体上成功的管理者。他通过管事和经理遥控着公家的田庄，与邻近各行省的领袖人物们进行周旋，尤其注意在意大利内外维持地方治理的连续性。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以最近三个世纪以来的罗马官僚制为模范，聚集起了一个领导团队。我们发现，其中的一些领导者逐渐晋升到了更高的职位上。他并不直接对军务负责，却与将领们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还极力鼓吹要实施有力而警惕的防御。

就个人而言，他是一位严格而有魅力的领导者。他反对腐败，要求最高标准、最不徇私情的正直人格。在实践中，他向那些同样通过严格训练而达到很高伦理标准的人提供庇护。在他逝世之时，墓志铭称他为一位执政官，⁴但他的继承者们无法企及他的个人风格，憎恶他的名字，企图忘掉他所极力教导的一切。总体上，就作为治理者而言，7世纪的教宗们既没有他的能力，也无法像他这样扬名后世。他们企图让后人遗忘他的名字，但全都失败了。

他的个人风格最令人惊叹。假如说狄奥德里克很实际地展望了一个可持续、有领导的罗马帝国，假如说查士丁尼出于错觉而展望了光复大业这一不可能实现的目标，那么格列高利所预期的就是最后审判。基督教关于末日的启示完全占据了他的身心，他将西方各行省在6世纪末所经受的军、民两方面的挫败视为末日将近的征兆。虽然，对于那些被托付给他的人民，他极力改善他们在物质上的福利，但按照他真正的期待，这种努力奋斗均意义不大。按照基督教的许诺，恐怖的灾难和审判是人们追寻永恒幸福的必经门径，这就是罗马社会所能希冀的最好的未来。从西塞罗的时代以来，在罗马的统治者中，格列高利是最有感染力、记录最完整的演说家。但是，他的传世演说所激励的，不是公民的责任或帝国的野心，而是顺从与接受灾难的美德。

当我如此描述格列高利的时候，那些认识他的名字，已经知晓他的故事的人，会感到某种困惑甚至是不快。我希望，最起码他们要相信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当你在现代的参考书和维基百科中查找格列高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借以行使权威，充当拉丁西方（或者说是承认其权力的残余）的统治者的头衔，既不是执政官也不是皇帝，而是教宗（papa）；他的正式职位不是执政官、大臣或者皇帝，而是罗马主教。我所讲述的这个人，他为人所知的名字是“大格列高利”，或者说“教宗格列高利一世”。从590年到604年，他就坐在彼得的宝座上。⁵即使我所讲的和读者的预期有一些出入，但我所讲述的都是真实的，甚至是言之成理的。

这个以罗马城为中心的政府体制是一代代人努力的结果。在这个历史时刻，它堪称人类最值得尊重的活生生的成就。在我们的时代，英国的君主制可以追想类似的谱系和稍微长久一些的历史，但除了古代中国的朝代和古埃及的各王朝，在历史上没有其他王朝能与罗马相匹敌。的确，罗马的观念已经开始在其他地方复制自己了。假若我们承认教宗制已经使罗马的观念长存不朽了，那么这种观念就已经有了2 500年的连续性。我们可以强词夺理地去和中国的统治者争论，衡量久远性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到590年，这种罗马的政府体制已经多次受到了重创，已经在一段比人的一生更长久的时间里被剥夺了权威。至少从3世纪中叶开始，这座城里的皇帝就越来越少了；从戴克里先的时代（284~305年在位）开始，对辽阔的罗马帝国的统治就越来越去中心化了；接下来，帝国又找到了新的中心，罗马城却变成一潭止水。尽管狄奥德里克的时代使罗马城重现了某种尊严，但是在查士丁尼强加给意大利半岛的以仁慈为名的战争中，这一切都已经完全彻底消失了，或者说被野蛮地破坏掉了。

在查士丁尼所留下的一片废墟中，罗马还在坚持着。在传统的城墙之内，人口急剧减少。居民不再分布于山顶的大宅和山谷中的小屋之中，而是主要拥挤在古老的马尔斯广场周围，也就是卡皮托利山和台伯河之间的平地上，或者说是局促在边缘上。在旧城的东侧，格列高利所领导的教会以圣约翰·拉特兰教堂以及旁边的其他建筑为大本营。南面和北面，也就是中世纪的意大利所说的“无人定居区”，已经向自然回归了。没有证据表明，在这个时候，瘴气已经钻进了城市；古代供水系统的残留部分，起码能为已经大为缩减的人口送点水来。没人记载过牛群开始在广场上吃草的具体时间，但这肯定是要不了多久的事。

我们肯定想不出还有什么舒服的地方了。请想象一下，在除去所有的近代建筑之后（我所谓的近代是指1400年以来），留下来的就只有那些饱受查士丁尼战争破坏的古代遗迹了。别忘记，这座城市在经济上一直非常危险地依赖着一种单一的收入来源，而现在它早已不复存在：税收不再流向“七山”，代税的食物供应也不再按照远方政府的命令送来。在过去，第二位的经济来源是那些组成元老院的大地主的财富。他们也已经不在这里了。除了一位罗马的主教，除了使徒彼得和保罗在罗马留下的动人故事，罗马就几乎沦为一条被遗弃的船只，很难幸存下来了。

这个地方的虔诚韧性使教会存留了下来。一位有本事的领导者赢得了威信，使其他地方的基督徒们服从它。这代表着一种古老宗教传统的残存，它要比基督教更悠久。在某个时候，罗马主教开始宣扬一个最高的宗教头衔，它对一座属于河流的城市很合适：“总造桥官”（pontifex maximus）。从尤里乌斯·恺撒行使权力的时候开始，它就已经被用到政治权力头上，早已与皇帝们联系在一起了。皇帝格拉提安在380年放弃了这个头衔。那时他在主教安布罗斯等人的劝说下，决心使他的帝国放弃多神教。数百年后，我们看到是教宗们在使用这个头衔了。为了劝服罗马贵族将教宗视为最高的宗教权威，教会有可能早在5世纪就采用了它。到现在，这个在西方世界中最古老的宗教头衔依然属于教宗，它是从罗马城本身的宗教传统中继承或借用而来的。

当废土侵袭进来占据城市的时候，一种合理的反应就是选择生活在沙漠里——也就是修道的沙漠里。格列高利告诉我们，世界在他眼前幻灭了，他自觉地为上帝的利益变卖了财产。他的地产很值钱，足以在罗马附近及西西里建立7所修道院。他在家传的大宅里当了修士，在那儿献身于凝思神圣之事，研究圣经。

但好景不长。格列高利太优秀，太有背景，太有出息了。当时的教宗佩拉吉二世强迫他为教廷服务，派他去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以“使臣”（apocrisiarius）的身份（大致相当于派往皇帝朝廷的使官）服务了6年。格列高利是一个不想与这个邪恶的世界发生任何关系的人。在那里，他发现自己身处所有权力、邪恶和希望的中央。

灰堆上的教宗

他就是这么开始思考《约伯记》的。在君士坦丁堡，他和一些修士做伴。他开始依据《约伯记》的拉丁文译本，为修士们撰写一批十分详细的布道辞。它并非名著，却堪称西方文学史上的大制作之一。它有宏大的目标和宏大的写作，在此后几百年中也有庞大的受众。但它却是以布道文的形式开始的。后来，在进行修订和增补之后，它变成了一部长达35卷（50万词）的全面的解经作品——《道德论》（Moralia），或称《〈约伯记〉的道德教诲》，变成了中世纪修道灵修的标准，以全本、选本和选段的形式被人阅读。这样一本书使得一切形式的文学批评遭遇了失败，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忽略，尽管它在方法、风格和教义上都很有影响，今天只有专家才知道它。

在形式上，《道德论》的目的是按照古老的亚历山大港传统为《约伯记》提供四重寓意的解释。解经的理论家们认为，有四种基本的方法可以使读者可靠地理解圣经的文本。圣经中的一切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因此是在以寓意的方式说话的——也就是说，它说出了某种超出字面意思的东西，强调了基督教的核心信息。大半部《新约》以冷静的散文实现了这个目标，讲述了耶稣的故事，弘扬了基督教的信仰，因此就毋须重述了。然而，在表面上，大半部《旧约》是在讲述古代犹太人的故事，所以只有在经过修订之后，才能变成基督教的作品。例如，假若大卫是基督的先驱，那么一切关于大卫的东西在实际上就是关于基督的——大卫的《诗篇》就变成了基督徒最好的祈祷。说主就是牧者的信徒，就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在讲耶稣，即使《诗篇》作者所说的其实是耶和华。

格列高利认为，《旧约》中的故事都是真实的。在那种真实中，寓意家们突然意识到存在着一种只能被当作文本字面含义的东西。这是一个最人为、最随意的概念。直到解经者开始区分寓意和字面这两种含义之后，才有可能不知不觉地读出多重的语域来，这样容易轻信的人和容易怀疑的人就都不会为《创世记》中的七日而感到烦恼了。在明确了字面含义必须首先存在之后，寓意的含义就可以深化它了。于是，各式各样在表面上显得幼稚甚至是愚蠢的东西，就成了按字面含义理解的结果（犹太人即是如此，他们被说成是字面含义的奴隶）。现代的字面解释派发现，在通往拘泥于经文的基要派的道路上，必须经过寓意解经者所建立的休息站。

古代晚期的基督教诡辩家还认为，在字面和寓意的两极之间，完全的经文解释才有可能。作为预设，所有在字面上没有讲述基督教故事的东西，都必须具有一种更深的含义。只有那些得到教会与教会之神启发的解释家们才能领会它，而那些愚昧的犹太教作者却不能理解。

最微妙的解释方法还发现，经文的寓意含义（关于基督教的基本真理）还有两个子集：道德的（对读者个人是真实的）与奥秘、先知、神秘的（讲述了未来之事）。在原则上，经文任何、所有的含义都有可能无所不在，因而信徒或解经家们能够从文本的字面背后愉悦地发掘出更多的含义。假若在字面上，耶路撒冷是犹太地一座城市的名字，那么它还象征着教会（在寓意上）、得救的人类灵魂（道德含义）和天国（神秘的含义，当然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被《启示录》所说的天国的耶路撒冷强化了）。⁶

所以约伯是天然的选择。圣经中的《约伯记》本身只能是提供榜样的小说，很难被当成其他东西。它在犹太传统中的特殊地位就在于，它讲述了一位出格的外邦人的故事。按照这种理解，约伯就显得很明白了：在字面上他本身就是一个外邦人，但他在寓意上代表着基督（对他的试探预示了基督的受难和十字架上的死亡），在道德上他是普通信徒的模范，而他最终的救赎神秘地象征着在来世得到救赎并变得完美的信徒。

三言两语地这么说说，真能说明白一本书的情节吗？其实它并没有戏剧性的情节。确实很难，但这部书的魔力（我必须承认它是有魔力的）就在于耐心、细致、丰满地冥想和思索艰涩的神圣之言。几乎每次都只讨论寥寥数语。某些读者会觉得这部作品很怪异，但它是严肃而巧妙的，具有感动众人的力量。灰堆上的约伯就是甘愿接受肉体生命与病痛的基督，约伯的四个儿子代表正义、智慧、坚毅和节制这四大古典德性，他的三个女儿代表信、望、爱这三大神学德性。这本书读起来有点像机械的室内游戏，但它的作用是为了引出种种关于基督教生活的发散性的思索。《道德论》的广大读者和影响说明，它确实做到了它想为教会做的事。

我们不能这样跟着格列高利走下去，却忘了《约伯记》主要是一本自怜自艾的书。回到罗马，我们看到格列高利经常在哀怨罗马在眼前的衰落。虽然他从未明确地把自己说成约伯，但二者之间的联系是显然存在的。在《道德论》的最后，他前所未有地走到了最靠近我们的地方，为我们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他的忏悔。在这里，在修辞背后，我们捕捉到了某种像是明智、圣洁和救赎感的味道，与此同时也有些疑惑和焦虑，但仍然是很罗马的。

在结束本书的时候，我发现我必须回到自己身上来。我们的心灵是碎裂的，虽然它努力正确地发声，仍难以把握住自我。当我们思考词汇并琢磨如何表达它们的时候，这些词汇就从内部攻击灵魂，损害了灵魂的完整。所以我必须从言语的广场回到内心的元老院去，将心灵的念头唤到一起，召开某种会议来商讨，究竟怎样我才能更好地看住自己，保证在内心中我既不会在不经意间说出恶念，又不会吝于谈论善的东西……当我向内转向自己，拨开繁芜的冗言，拨开枝蔓的观点，在根子上检查我的意图时，我就知道我的愿望确是要取悦上帝，但是某种喜欢奉承的小小欲望也悄然地钻了进来，侵入到取悦上帝的单纯愿望里。晚了，真的太晚了！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我发现自己已经做了某些有违初衷的事情。

经常会这样，当我们在上帝眼前以善的意图开始时，一种喜欢奉承的隐秘的模仿欲也会跟上来，在路边劫掠我们的意图。例如，我们是出于必需而吃东西，但在进食的时候，贪吃的精神也会钻进来，我们就开始为吃而吃得得意忘形了。经常发生的是，为保护健康而当作营养开始的，却以变成欢愉的借口而结束。

……但我想这是很必要的，让我毫不犹豫地在兄弟们的面前揭发自己在暗地里斥责的东西吧。作为评注者，我没有隐藏我所想到的；作为忏悔者，我也没有隐藏我所遭受的。在评注中，我揭示了上帝的赐予；在忏悔中，我揭开了自己的伤口。在茫茫的人群中，总会有一些需要用我的言语来教导的孩子，也总会有一旦得知我的软弱就会给予同情的成人。这样，靠着评注和忏悔，我就（竭尽所能地）为我的兄弟们提供了某种帮助，同时我也寻求别人的帮助……对于那些我能够帮助的人，我并没有吝惜药物，但我也不在别人面前掩饰创伤。所以我请求所有阅读本书的人，在天上严格的法官面前为我进行祈祷以安慰我，这样他就能用眼泪洗刷掉在我身上所发现的一切污痕。当我平衡着评注的力量与祈祷的力量时，我想读者会给予我更多。如果说他从我这里得到了见闻，那他也为我付出了眼泪。⁷

这种异乎寻常的自我怀疑是一个缩影，概括地描述了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中的理想生活。“我们的生命全是考验。”（《约伯记》7.1）考验、诱惑与劳苦：对格列高利来说，这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中的生活。《约伯记》不仅是一个故事，不仅是一个案例，还是一个原型。世界并不是恶的，但世界就是一个考验的赛场。由于罪，人进入了一个在诸多方面不完美的世界，在这里死亡和受苦笼罩着人的生活和希望。奥古斯丁从来没有将他那具有创造性的原罪论发展到如此令人悲伤的地步。

对《约伯记》的这种读法，对于人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提出了更进一步的寓意。所发生的好事，所发生的坏事，它们都不再只是单纯的偶然和盲目的因果。但是，它们本身既不能被当作报偿，也不是惩罚。为何坏事会落到好人头上？格列高利含蓄地发问。是为了考验和试炼他们，好让他们作好进入永生的准备。对于这个经典的神正论问题，在形式上这是一种貌似合理的回答。渎神者的财富与奢侈，虔诚者的劳苦，这都不必令人愤懑，因为更大的竞赛就在足下。重要的不是信徒遭受了什么，而是信徒对随其而来的考验作出什么样的回应。

一个抵抗不住诱惑的人，他的生命不算是快乐的。除了不适和沮丧，还有痛苦。提供给基督徒的另一种生活是属于凝思的。

这时候，我们必须先将格列高利的观点放下，看一眼周围的情况，看看我们已经走到了哪里。他所讲的基督教已经走出了使徒们的房间，又走出了罗马晚期城市的各种教堂。它在为不同的人群提供不同的宗教生活。在同一个团体中，我们在不同的场所与各式各样的基督教体验相遇。通过对圣经的冥想凝思来抵御诱惑的力量，可以说这既优美，又有基督教的味道。但在格列高利的罗马或者说欧洲，很少有人能全心全意地献身于这种方式。在这时候谈什么灵修的精英虽然诱人，却还为时过早，不过社会角度的差别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地中海社会如此广大，它的基准宗教不仅由于地理位置和传统而分化，还由于选择和社会地位而分化。

格列高利的凝思方法有力地扎根于西方的修道传统。约翰·卡西安的《要则》和《讲谈》提供了原材料，在此基础上西方人建立了自己对东方灵性的理解。格列高利主要利用哲罗姆的译本阅读圣经，还读过奥古斯丁的作品。他的功绩是将圣经传统、修道意识形态和拉丁神学整合到一起，他在后世的声誉反映了他的功绩。

格列高利没有具体地说明他的凝思思想，没有为我们提供默念技巧的指南。他在《谈话录》和布道词中留下了很多反映当时意大利的宗教人物的画面。在其中我们很难体会到神秘主义的初始景象：高人们宁静地阅读着神圣的经文。更常见的是祈祷中的修士或主教——这是凝思活动的第二个阶段，活动已经从进入文本转向内在化了。更常见的是，我们见到他与周围的人们在一起。他已经体现了凝思的生活，却不让我们知晓他是如何做到的。格列高利的做法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后来的中世纪和现代读者所要求达到的对经文的全神贯注，这很难确定。他肯定知晓并遵循着在古代晚期修道制度中很常见的祷告时间（在数百年后的本笃会规章中，它将会更充分地成为教规），但他用私密的帷幕遮掩着那些时刻。

结果，他的作品具有了一种抽象的属性，能在修道长者的管理下，被当作一种中介性的指导工具来用（他应该也愿意将其作品用于这个目的），而不是被用作一种自我规范的指南。“凝思”本身是一项空洞的要求。格列高利的文本所要求的是一种特定的思想导向：承认世界中的诱惑，回到作为凝思之指南的圣经权威上来，通过格列高利所谓的“discretio”（在西方的宗教传统中通常被译为“勘破”）吸引信徒。格列高利的信徒回到了内在的空间中来。在那儿，精神的活动就是正确地解释那种来源于凝思圣经的体验。这就是从黑暗到达光明，从罪到达救赎的关键性一步。他可以在团体中生活，但他独自面对上帝。

各种诱惑在不停地围攻着人们。它们不会留出任何机会，好让人迈出关键性的一步。确实，这一步是要反复地来跨越的。诱惑重现，凝思指引人，再一次选择勘破，于是道路通往前方。在一次类似的对自我状况的呈现中，奥古斯丁将安慰的一刻等同为欢欣，真爱所自发的对善的上升追求。当这种爱得到释放时，就会不可阻挡地表现为正当的行动——如他所说，“爱且行汝所欲”（dilige et quodvis fac）——因为公义的爱肯定意味着“汝所欲”会实现最好的东西。⁸危险在于，错误的欢欣会带来错误的爱，从而带来毁灭。

这样，奥古斯丁就将真正属于神秘的欢欣一刻的体验和技巧，包装在了艰涩的预定与自由意志的教义中，使他生前身后的读者们感到困惑和气愤。到529年的奥朗日宗教会议时，拉丁教会已经决定使他们的奥古斯丁变为乐观主义者，略微有一点佩拉纠派的味道。格列高利就属于这个拉丁教会。在格列高利对这个堕落而充满诱惑的世界的描绘中，找不出多少乐观主义来。就在这个世界中，他含蓄地将自己等同为“灰堆上的约伯”。但他的阴暗掩盖了一种信念，不管用哪种深刻的神圣术语来解释，拯救就在信徒们手中，他们将在自身中观看、祈祷、阅读和发现上帝赐予的自发的勘破行动，进而也就有能力选择善、扬弃恶。“勘破，且行汝所欲”就是格列高利带来的信息，在其中奥古斯丁式宗教的力量已经荡然无存了。

这本关于约伯的书，在君士坦丁堡与格列高利相伴，又随着他回到了罗马。在现存的文本中，现代学者找到了在修士面前口头布道的痕迹。它已经在文字上经过了修饰，其原件可能是送给君士坦丁堡的旧识塞维利亚主教莱安德尔的。在莱安德尔的那一代，西班牙的公教徒们已经战胜了阿里乌派（莱安德尔的兄弟伊西多尔在那个时代是最博学多才的人，他的著作将在今后数百年中被当作教科书。在现代人眼中，他属于中世纪，而不属于古典时期；然而对于他那个时代，他代表着所继承下来的拉丁知识传统。21世纪的罗马教会已经宣布他是因特网的保护圣人）。

职务的负担

在从出使任务中得到解脱并返回罗马之后，格列高利已经成为高级教士。590年，瘟疫又一次横扫了地中海（半个世纪以来的第二次），夺走了教宗佩拉吉二世的生命。教宗之位很快就毫无悬念地落到了格列高利的头上，这时的他心已不堪重负。根据他的自述，由于担心这个职务的负担远超出他的承受能力，事到临头时，他曾经竭尽全力逃避。如果他真能逃避，那才怪呢。不过，据后来的传说，他已经逃到了半路上，想去英格兰传教（后来他派了别人去完成这项工作）——这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他听见了尖厉的蝉鸣。他认为，拉丁文中的“蝉”（locusta）就是在要求他留在这里别走（loco sta，留在这里），就返回罗马就任了。

他还要等待皇帝莫里斯正式批准对自己的选举，如果等不到这项确认就更好了。有很多的基督教治理者和领袖在接受任务时，严肃地怀疑过这项工作的价值，怀疑过自己履行这项任务的能力，怀疑过自己将会承受的严重的道德创伤。他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格列高利认为，除了不想当主教的人，就没人配当主教。

部分是出于安排，部分是出于默认，这时他所接受的职位，要比在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更有教宗的味道。在我们眼前，他的书信展现了一座缺乏食物，缺乏防御，还苦于疾病的城市。他在教堂以外的第一次公开露面，是组织一次群众游行。人们从城市的各个地方出发，汇聚到一所教堂进行祈祷。如此阴郁地寻找安慰，为他在位的14年定下了基调。由于他的健康在恶化，形势就一年比一年更难熬（他的胃病可能与自我控制的节欲实践和过分严格的斋戒有一定关系）。

他所接受的部分工作，就是我在本章开头提到过的执政官职务。在留存下来时间最早的书信中，他对在西西里代表他的执事发出了指示。两个多世纪以来的继承，已经使罗马主教变成了最大的地主，迄今为止仅有最有地位的贵族才能与之匹敌。在放弃富贵和财产之前，格列高利肯定就是意大利最富有、最有力量的人。在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港以西所有曾经属于罗马帝国的地方范围内，都有可能如此。

所以，他作为教宗的表现，也体现了一位富有的罗马人的责任。虽然罗马城本身已经成了一具衰弱的残躯，但人民需要吃饭，供养的任务就落到了教会头上——也就是教宗头上。无论是北方的斯波莱托，还是南面的贝内文托，当各山地公爵领的伦巴德人威胁要来洗劫罗马城时，教会（也就是教宗）有责任向拉文纳的拜占庭将军和总督寻求援救；当得不到这种援救时，他还要直接地与伦巴德人协商，祈求休战与慈悲。从拉文纳的角度来看，格列高利太喜欢讨好伦巴德人了。在这个时候应当采取哪种策略，这是一个艰难的问题。

此外，格列高利还注意到，在罗马最古老的影响范围内，从坎帕尼亚直到托斯卡纳，各个没有主教的较小城市都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所以他派遣教会代表去监督主教选举，有时还要合并教区。在他的行动背后，有一种源于灵性的动机。但与此同时，这也越来越使他在事实上变成了意大利中部的统治者。以现在的眼光看，是教宗的勃勃野心初现端倪；但在他身上，却是教会意识形态和传统的高贵责任的混合。

教宗还有他的“办公处”（secretarium）——由执笔者、办事员和信使们组成的职员们。他们能将他的意志付诸文字，使这些威严的文书抵达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各个朝廷和教会。200多年来，罗马主教都在写这样的东西。但在格列高利的时候，书信的巨大数量，它们对细节的关注，以及教宗对重要性和权威的强调，都大大提升了，第一次真正达到了像皇帝那样的性质。

在他的通信者中，君主们是最有地位的。在君士坦丁堡，格列高利曾经亲切地受到过皇帝莫里斯和皇后君士坦提娜的接见。他利用身为神职人员的特权，不断地写信给他们，并高兴地收到了他们的回信。他写给帝后的书信将牧民者的建议（尤其是给皇后的）与政治性的劝诫结合了起来。皇帝对其职位的正式支持，部署在意大利的帝国军队，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软弱无力的，却不惜一切代价地得到了维持。在福卡斯推翻并谋杀莫里斯时，格列高利立即就改变了他的忠诚，将曾经给予朋友的同一种忠诚献给了新的君主，其中的真诚性显然可见。这使后来许多怀有美好愿望的人感到伤心。他的变节是令人失望的，但高高的道德主义标准肯定于事无补。

他还给别的君主写过信，其中最重要的是意大利的伦巴德人。格列高利竭尽全力地奉承和哄骗他们。格列高利的手还伸向了高卢。那里的王后布仑希尔德尽管不肯答应他关于教宗权威的更高要求，却乐于帮助在奥古斯丁领导下前往不列颠传教的修士团体（格列高利曾在罗马见到待售的奴隶。他问他们是哪个民族的人，得知他们是“Angli”，即盎格鲁人。他说他们的名字和容貌都令人想起“angeli”，即天使，所以应当得到拯救）。

格列高利的目光也达到了巴尔干，那儿的问题是教会的权威。查士丁尼的出生地大查士丁尼亚纳，早就被定为一个辖区范围模糊的都主教区所在地。该地区的军事与政治形势不断变换，使它的范围更加模糊。格列高利要求，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最大城市萨洛纳应当尊重罗马主教，因为后者有理由将亚得里亚海两岸都当作自己的地方。

在格列高利即位时，纳塔利斯是萨洛纳的主教。他态度强硬。⁹很明显，他已经习惯于在自己的地盘当主子了。就像格列高利的教会实际上已经在自己的区域里成为自主的民事权威，在那些远离首都的地方，也有很多基督教领导者越来越无视任何权威的存在了。在另一头，格列高利天生爱揽事儿。在担任教宗的前几年里，他一直在发出威严的信函，想让纳塔利斯改变态度。格列高利让纳塔利斯反省奢侈的生活和宴会；而纳塔利斯反戈一击，提醒格列高利说，根据《圣经》记载，亚伯拉罕曾经为客人提供奢侈的宴席（指《创世记》第18章中那三位神秘的陌生人）。格列高利回答道，“呀，那样的宴会没问题，只要你的客人也是天使就行，就像亚伯拉罕那样。”¹⁰

这样斗来斗去是没结果的。没多久，由于年纪大并且毫无节制，纳塔利斯去世了。格列高利推荐由纳塔利斯手下的高级教士、大执事洪诺拉图斯继任。但纳塔利斯的同伙支持马克西穆斯。他们采取两条策略来支持他。首先，他们促使洪诺拉图斯被任命为达尔马提亚一座相邻小城的主教。鉴于主教的任命是永久性的，一位主教一旦就职，就无法再调动到其他城市去，洪诺拉图斯的晋升实际上就使他与萨洛纳教区无缘了。如此匆忙地让洪诺拉图斯下乡并选举他为主教，这种做法的合法性受到了格列高利的质疑。这时马克西穆斯就向大查士丁尼亚纳的主教甚至君士坦丁堡上诉，理由是他们才是自己真正的上级。

多年来，格列高利不懈地发出信函，坚持己见，从而拖垮了他的对手。在这样的案例中，我们很难感受到这种灵性上的恐惧，体会到格列高利这种人物的命令所包含的权威。可以想象，当夜深人静时，受批评的坏人辗转反侧，想到神安排在自己头上的牧人的声音时，感觉会如何。最终，马克西穆斯答应前往拉文纳（离萨洛纳比离罗马更近），由主教马里尼阿努斯来审判他的各项罪过。两害相权，他承认了一项较轻的指控，即在受到绝罚时还在主持教会礼仪。我们看到的最后一幕是，他在拉文纳的公共街道上俯首悔罪三小时，竭力大呼：“我在上帝和最有福的教宗格列高利面前犯了罪！”¹¹

格列高利并不满足于依靠强力手段来维护他的教会地盘。在其他方面，他也很警惕地维护着自己的权威。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在教会中并没有古老的地位，因为他们的城市直到君士坦丁才发展起来。不过，皇帝的存在带来了无可比拟的优势，这给予他们以无法超越的教义权威和庇护的能力。格列高利曾经亲眼目睹过那里的牧首用“普世牧首”（人类居住的全世界的精神之父）的头衔来形容自己的权威。作为教宗，格列高利显然对此很不高兴。格列高利的抗议对他的竞争对手没有实际效果（从皇帝阿拿斯塔斯在位时开始，他的前任们就开始使用这个头衔了）。不过，在当时那个世界里，西方的读者都不认识希腊文，读不到任何的东方文本。格列高利对教宗首位权的规定，至少达到了让许多人满意的地步，从而在很长的时间里为西方的教宗制奠定了基础。在最近几十年里，格列高利变成了很多进步论者所同情的模范，他们之中包括教宗约翰二十三世和汉斯·昆。但在他自己的时代里，是其做法本身奠定了后世的教宗派主张，至少说是为它奠定了基础（尽管这种教宗派主张已经大大超出了格列高利本人的行为）。历史学家休·特雷沃尔-洛佩尔（Hugh Trevor-Roper）就表达了常见的反教权主义观点，将格列高利称为“早期教会的斯大林”。他在主要的方面说错了，但是说对了一点点：错在格列高利的野心、目标和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对在于格列高利在拉丁西方引导了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结合，在现代这种结合将以各种有害的形式重现于世。

作为管理者和解经家，格列高利还向我们展现了他自己通过讲故事，而不是靠凝思来求得个人解脱的时候。在《谈话录》（Dialogues）的开头，他坐在一个宁静而充满悲伤、忧郁氛围的地方，讲述意大利在几十年以来的圣洁表现给执事彼得听，通过讲故事来寻求安慰。有些故事就这么简单：

就在这家修道院里，住着一位修士，他是园丁。一个窃贼经常翻过篱笆来偷菜。这位圣洁的人发现有的菜不见了，还有的菜被踩过了，就设法去弄清楚贼是从哪儿进来的。在路上，他遇见了一条蛇，就命令它跟着自己走，来到了窃贼翻进来的地方。他就这么命令蛇说：“以耶稣之名，我命令你看住这条通道，别让贼进来。”蛇立即领命，守在了路上，而修士就回屋去了。后来，当修士在休憩的时候，贼又来了，翻过了篱笆。他刚刚翻过一条腿，就看见了蛇，吓呆了。他摇摇晃晃地一头栽了下来，一只脚还挂在了篱笆上。当园丁过来，看见贼的时候，就对蛇说：“感谢上帝，你按照我的命令做了。现在你可以走了。”于是蛇就爬走了。修士就对窃贼说：“兄弟，你这是何苦呢？你看，上帝使你落在了我手里。你为什么要如此无耻，来偷修士的劳动果实呢？”接着他解开了夹住的脚，放这人下来，带他到菜园门口，把他想要偷的菜送给他，并和气地对他说：“你走吧，别再偷东西了。不过，如果你需要食物，就请来这里好了。为了上帝，我会很高兴送给你的。但你不能犯罪，偷我们的东西。”¹²

在6世纪，包裹在旧外衣里的多神教正与维系着它的贵族传统一道逐渐消亡。这里我们能够体味到一种非常基督教的迷信。龙的故事一直活跃在古老的传说中。但从5世纪开始，基督教的文本也开始声称直接见到龙并与它打过交道了。有人说，一位教宗消灭了一条吃人的龙，它就藏在罗马城中心的维斯塔神庙附近。¹³这条有用的蛇就和它很相似。

格列高利的《谈话录》太有名了，包含了丰富多彩的故事。那个迷人的或吓人的奇幻世界，是后世这个属于官僚制和可控性的世界无法想象的。当代的一位学者曾经激烈地抨击过它们的真实性。¹⁴他认为，充满智慧和灵性的格列高利不可能写出这种神话般的故事。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讨论这种观点，它也尚未得到普遍的接受。但应当指出，这些故事包含着一种按其自身法则来运作的语言，有力地描绘了那个超出文字记载和理性的世界。

在格列高利《谈话录》的世界里，修士和主教们提供了解惑的钥匙，来帮助人们理解和战胜混乱的环境和社会。在同一个时代里，在希腊教会中，人们也在以类似的精神写着“教父传”。将二者结合起来就使我们认识到，一个属于著名、有影响的修道领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从此以后，关于他们的故事就会支配着围绕修道圣洁性的议论。在这个卡里斯玛已经常规化的世界里，真实的修士却退居次位了。

《谈话录》共分为4卷，其中的第2卷有特殊的影响力，因为它讲述了修道院长努西亚的本笃的故事。早在50多年前，这位修士就在罗马以南的卡西诺山，在他的修道院里逝世了。格列高利绝不可能遇见过他。在他那时，贝内文托公爵领地的伦巴德人已经消灭了卡西诺山的修道团体。鉴于那时的修道团体规模狭小，房屋简陋，这算不上什么大事件。在8世纪初，一位中兴者又重建了卡西诺山（假若这么说合适的话）。他是在读了格列高利的书之后才知道它的位置和名望的（在9世纪和20世纪，它又再次被毁，并再次重建）。

格列高利关于本笃及其同样虔诚的姐妹斯科拉斯提娅的系列故事是有意组织出来的。结果，作为背景故事，它们伴随着被归于本笃名下的修道规章，传遍了整个中世纪。在查理曼的王国里，《圣本笃规章》变成了标准。800年，教宗利奥三世将查理曼加冕为皇帝，从此以后查理曼慷慨地支持了教宗和教宗派的理念。他那些服务于上帝的官吏认为《圣本笃规章》是最好的，开始在西欧各地推广它。在那时，一部既出于最有灵性的优秀教宗的手笔，又很有教育意义的传记，就能够起到强化其权威的作用（不列颠处在查理曼的权力范围以外，但格列高利在那里的威望另有源泉：他的影响在于派遣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组织了不列颠的教会，结果同样使本笃会的模式在那里得到了普遍的接受）。

《谈话录》明显而吸引人的效果，在于以魔幻般神性力量的故事来吸引人。尽管具有基督教的味道，但它们在各个方面都属于古代，并不稀罕。基督教增添了具有权威的人物（如今通常都是主教和修士），他们在一个充斥着魔鬼和天使的环境中战无不胜。不过，不论相信还是不信这些故事的人，仍然都是属于古代的农民和贵族。他们由于无法预料好运与厄运而困惑，正在寻求解释、安慰和力量。格列高利的故事提供了某种所需要的东西，它们不是给活在故事中的人，而是给广大的充满仰慕之心的受众。

这部书常常被当作中世纪那种有点迷信的公教的纲领性文件。实际上，世界上总是充满着轻信和神怪之力，总是有人懂得如何按自己的意图来利用它们。这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其实，也不能把基督教当作一种过于高高在上的事物，好像它就应该和那种粗俗的宗教毫不相干。但只要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格列高利在思想上的严肃性十分重要，它赢得了那个时代。可以肯定，那时的人们在相互转述那种故事时的情形，和20世纪50年代的UFO目击事件没什么两样。但真正重要的是，是一位非常有思想、有文采、有文化的领袖人物为他的同伴和读者写下了这些故事。农夫们只是故事中的人物罢了，但那些文人，那些已经获得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新方式的人，已经变得有所不同了。对他们来说，奇迹确实存在（向来都有），但如今基督教已经为它们提供了一种理论上、书面上的认可和控制。

格列高利有本事说服他的读者们，使他们相信自己就生活在耶稣所生活的世界里。他那些关于力量、奥秘和奇迹的故事是按照圣经中的先例打造和构思出来的。用“现代”的宗教和文学术语来说，这就是一种声言不可能之事现已变得可以理喻的方式。¹⁵

使难以置信之事变得可以理解，这会使轻信变成受尊重的事情。在现代我们也见识过这种事，对帕德雷·比约（Padre Pio）和瓜德罗普的胡安·迭戈（Juan Diego of Guadalupe）的封圣就是例子。但是，一旦将轻信者的想象与一个社会的权威性文本联系了起来，轻信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有文化人士的控制。现代的怀疑主义要在很久之后才能成长起来，肯定还没有什么影响。反对轻信者的无知，宣扬世界的可理解性，需要经历长期而缓慢的斗争。不过，这种斗争确实在格列高利那里得到了关键性的支持。

在格列高利时代的13个世纪之后，一位西西里的贵族（他很像格列高利书信里的那些人物）讲了一个不太神奇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他自己的曾祖父的。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的《豹》（II Gattopardo）是在一个古老而显赫的家族的遗迹中写出来的。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西西里已经受够了现代性带来的破坏，却享受不到它带来的多少好处。兰佩杜萨通过一个古老贵族家族最后一代王侯那阴郁而清晰的视线，讲述了现代性到来的故事。这位王侯既忧伤又明智地向加里波第及其手下致意。他知道自己的侄子兼继承人不成器，就安排他娶了一个曾经美丽，野心勃勃地向上爬的女人，承认了他难以接受或改变的一切。在兰佩杜萨笔下，王侯的性格中包含着一丝文艺复兴时代饱学之士那种“淡定”（sprezzatura）的味道，它将学识、欲念与掌握俗世权力的渴望结合了起来。

格列高利有点像那位王侯，他们都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个世界所遭受的灾难；但格列高利又不像那位王侯，因为他具有一种悲悯的乐观精神。这种乐观既使他胸怀力行的坚强决心，又使他能够欣喜地接受奇迹般不真实的事物。格列高利的世纪所遭受的混乱和政治分裂，要到19世纪的革命来临时才能痊愈。有理由认为，意大利的“统一”要到2003年的大停电时才能真正显示出来——自从查士丁尼的战争以来，这是第一次真正的全民族共同体验，整个意大利和西西里都体验到了。

早在去世之前，格列高利就已经被公认为伟大的管理者、精神领袖和作家了。但在他去世时，并不是所有人都为他哀悼。他将一种属于修士的灵性纪律推行到了神职人员头上，推行于富有的罗马教会的管理之中。有很多人对此不高兴。接替他的继承人们都试图极力地忘却他，忘却他的节欲激情，代之以一种更令人舒心的教会管理工作。但他的著作打破了平衡，对格列高利的记忆占了上风。同时，他派往英格兰的传教士也起了作用。在那些传教修士的后人心中，他的声誉始终崇高。是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读者们保存了他的作品和早期传记，并使之流传开来。整个生命都是诱惑，他经常引用《约伯记》中的这句话。在失去这一生命之后，格列高利才超越了那种诱惑。

说到底，大格列高利对世界末日的预料还是错的。其实它已经来临。

1. Alan Cameron and Diane Schauer, “The Last Consul: Basilius and His Diptych,”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72 (1982) , 126~145.

2. Thomas S. Brown, Gentlemen and Officers (London 1984) ; P. Brown, “The Servant of God at the End of Time,” University Publishing 9 (Summer 1980) , 3~4.

3. Gregory, Homilies on the Gospels 1.1 (Kalamazoo, Mich., 1990) , 以及Dialogues 3.38.

4. 刻在他的墓上的诗被抄了下来，在中世纪的抄本中传播。在罗马圣彼得教堂的地穴中，其中的两段残篇在现代被发现并进行了展览。有人重建了完整的文本，进行了补充。

5. 见R. A. Markus, Gregory the Great and His World (Cambridge, 1997) .

6. H. de Lubac, Exégèse Médiévale (Paris, 1959~1964; trans. Grand Rapids, Mich., 1998–2000），是标准的同情他的研究。若能参看D. Dawson, Allegorical Readers and Cultural Revision in Ancient Alexandria (Berkeley, 1992），就能更好地纠正偏见。

7. Gregory, Moralia 35.20.49 (Oxford, 1844~1850) .

8. Augustine, Tractates on the Epistle of John 7.8 (Washington, D. C., 1988~1995) .

9. 在狄奥德里克的时代，他的前任雅努阿里乌斯也不是什么有德之士；国王不得不写信给他，命令他清偿在购买60桶油时赖掉的旧账。

10. Gregory, Ep. 2.44.

11. Gregory, Ep. 8.36.

12. Gregory, Dial. 1.3.

13. R. MacMullen,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4th and 5th Centuries,” Historia 52 (2003) , 465~495.

14. F. Clark, The Pseudo-Gregorian Dialogues (Leiden, 1987) .

15. 在6世纪的用法中，“现代”的范畴第一次以拉丁词modernus的形式出现。这说明，一种文化正在反观过去，针对一种对立的模型来定义自身，而不只是简单地模仿过去。

尾声

“每个天使都可怕。”

（里尔克）

“大天使爱高处。”

（亨利·亚当斯）

格列高利是在一个严峻的时刻当选为教宗的。590年9月，一场大水冲垮了台伯河的河岸，漫过了大半座城市。洪水破坏了房屋，还毁坏了教会用来供养信徒的谷仓。11月又发生了一场瘟疫，它夺走了教宗佩拉吉的生命。执事格列高利抗议说，他没有兴趣担任教会的最高职务。但这是徒劳的。同时代的法兰克史家都尔的格列高利记载了一篇布道辞，它是另一位格列高利在此时此刻向罗马人民发表的。¹

看哪！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天怒之剑的惩罚，猝然的死亡使一个个人倒下了……倒下的每个人都离我们而去了，甚至来不及忏悔自己的罪。想想吧！在天上那位严厉的法官面前将会如何，到那时候就没有时间来为你们的所作所为流泪了。

格列高利发起了一场盛大的祈祷与悔罪仪式。100多年前，教宗杰拉斯还在怒斥残留的旧节日牧神节（它本来是一种祈求丰收的仪式，后来被认为能够预防瘟疫）。在古时候，牧神节的仪式在开始时，要在母狼喂养罗慕路斯与雷穆斯的洞穴里用一只羊献祭。但到了帝国时期，这种献祭已经废止了。贵族们也不再奔走在街上，用枝条拂拭女人来传播丰收。从社会下层雇来的人手代替了他们。

到了杰拉斯的一个世纪后，主教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牧神节仪式也一去不复返了。格列高利所发起的仪式，是“七重连祷”。群众被分成了七部分，分别由城里的七所教堂来管。他们要从那些教堂出发，一起来祈祷和游街。教士们要在科斯马斯和达米安教堂集合（这所教堂在靠近古城腹心的神圣大道上，曾是城守大臣举行仪式的大厅），而在院长带领下的修士们要在殉教者格尔瓦瑟和普罗塔瑟的圣祠集合。过宗教生活的妇女及其领导者要去马凯利努斯和彼得教堂，孩子们要去约翰和保罗的教堂，寡妇们去圣尤菲米亚教堂，已婚妇人去圣克莱门教堂，城里的男人们（指平信徒）则在圣司提反的教堂集合。他们要从各个地点出发，前往圣母教堂汇合（现称“Santa Maria Maggiore”）。其中很多人要在西里欧山与埃斯奎林山之间的谷地中汇合，那里离教宗的拉特兰圣约翰教堂不远；而其他人要去埃斯奎林山上，挤在圣母大堂旁边的那些圣祠里。

但在前3天里，各支队伍都要待在自己所属的教堂里，一边吟唱《诗篇》，一边祈祷和哭泣。到了高潮的那天，大约在早上9点，他们就列队出发了，口中唱着祈求仁慈的希腊语祷词“求主慈悲”（Kyrie eleison）。一位在场的执事记载道，仅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有80多名信徒倒下身亡了。他们肯定是由于斋戒和祈祷而过劳所致，同时也是被拥挤的人群害的。

到了后来，这个为格列高利的教宗任期揭开序幕的动人故事得到了添油加醋的补充。据说，当队伍经过哈德良陵墓的时候，大天使米迦勒现身了。他手持闪耀的宝剑，出现在陵墓的顶端——要知道，假如要出现这番景象的话，他们的目的地就必须是台伯河对岸的圣彼得教堂了，这并不符合我们所知道的实际路线。在格列高利继任教宗之后不久，就有人在哈德良陵墓的高处修建了一所纪念米迦勒的礼拜堂。可见这个故事很早就产生了。今天，这位用现代的青铜铸成的天使，依然在高处仗剑而立。

由着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好了。当充满悲情的队伍在那儿仰视耀眼夺目、笔墨难以形容的天使，目睹他高踞于阴郁的石墓之巅时，情形将会如何？人们会有怎样的感觉呢？在他的右手中，一把锋利的剑直指天空。在《伊利亚特》的第一页上，阿波罗就是这样将瘟疫加到了特洛伊的希腊人头上：

（阿波罗）怒气冲冲地走下奥林匹斯山巅，背着长弓与箭袋，箭支在他背上不停晃动，因为他都气得发抖了。他遥对着船只蹲下，脸色黑得就像沉沉暗夜。他用尽全力挽起银弓，搭起箭……烧化死人的火堆燃烧了一整天。

在属于米迦勒的那一刻，就在瞠目结舌的观众们眼前，死亡的支配者略作停歇，然后将宝剑深深地插入了系在背带上的光耀夺目的剑鞘。屏心静气的群众终于松了一口气。人们意识到，天庭派来的战士已经告诉他们，仁慈即将降临，瘟疫将要终止了。

由于那一天的故事，这座陵墓就被称为“圣天使城堡”（Castel Sant’Angelo）。在中世纪，人们加强了它的堡顶以保卫城市，还修建了一条从那里通往梵蒂冈的地道。到19世纪，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把此地作为歌剧《托斯卡》（Tosca）的高潮一幕的发生地。

大天使的“现身”就是那个时代的征兆——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宜言过其实。要想正确地理解大天使事件并解释这一象征，最好就是去看看他的来龙去脉。

在那一刻出现于罗马的米迦勒，在某种意义上模仿了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不过，天使是起源于希伯来的，尽管这种称谓听起来像希腊语。讲希腊语的人都很容易把“angelos”听作“使者、信使（messenger, herald）”，就是大王厅堂上的一个官。那些从未目睹过国王和宫廷的古代人，也可以想象出他们的模样。还有很多人，他们起码见过来自国王或皇帝的世界的视察。那个世界超出了他们的天地。各种级别的朝廷官员都穿着与身份相配的奢华服装，板着吓人的脸，举止沉稳泰然，大权在握，口含天宪。小孩见到他们要做噩梦，大人也诚惶诚恐地看待他们。

天上大王的宠臣当然更有本事。他们会骤然现身，他们在方方面面、在力量的表现上超越凡人，他们还永生不朽。那位被我们称为亚略巴古的“伪狄奥尼修斯”的6世纪作家（很多人以为他是使徒保罗的朋友，曾经亲耳听保罗讲过他所见识到的天国景象），在《天阶体系》（Celestial Hierarchies）中描绘过天使的朝廷。千百年来，这本书都在希腊和拉丁教会中相当有名（就是他整理出了天使的等级：炽天使、智天使与座天使为高等天使，力天使、主天使与能天使为中等天使，权天使、大天使及普通的天使为低等天使。教宗格列高利与曾经到过罗马的7世纪的希腊神学家忏悔者马克西姆都采用了这种等级划分，使它变成了标准做法）。在严格坚持一神教的世界里，天使就相当于那些在过去肯定具有过神性的存在，但现在他们已经不再对独一的最高神构成威胁了。他们吸收整合了阿波罗、赫尔墨斯等等神祇的力量。

站在哈德良陵墓上的天使收剑入鞘

举例来说，赫尔墨斯有一项职能是灵性导引——在前往来世的道路上，为灵魂们服务。在古代的神话中，阴间距离遥远，路途艰险，所以就需要一位可靠的引导者。对基督教来说，风险就有所不同了：无论是在今生还是死后，魔鬼们都潜伏在四面八方，伺机把死者抢到地狱去。一个讲述圣徒生平的传统式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位修士在兄弟们都不在身边的时候，孤身死去了。圣徒看见了这位刚刚去世的人，看见魔鬼们正在攻击他，就带领刚才离开的全体修士进行祈祷，一道困住了魔鬼。后来善的天使们终于赶来救援了，引导那位有福的人得到了天国的报偿。

这一切都和古代的传统宗教相差无几。因为两者都认为，古代的神祇并非空想和虚构，而是那些在人间逡巡，企图祸害灵魂的堕落天使。他们假扮成仁慈的神灵，只是为了诱拐和毁灭不明真相的人（认为魔鬼会攫取灵魂的观念是对奥古斯丁等人所教导的一切的莫大讽刺，更别提耶稣的教训了，即便如此它仍然大行其道）。

在希伯来圣经中，主的使者们已经有了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拉斐尔、神的发现（Ithuriel）、加百列，尤其是米迦勒。先知但以理是这么介绍加百列的：

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法精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²

米迦勒在那时就是加百列的同伴了，而圣经中的《启示录》单独说到了他：

在天上就有了争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争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³

借着米迦勒，基督教获得了自己的斗战之神、保护者和复仇者。他既有威慑力，又对信徒很仁慈。他的教堂遍及小亚细亚。在《古兰经》中也有他的名字。在400年左右的一只石棺上，他的肩上已经有了有形的羽翼。不过，《以赛亚书》早就说过炽天使是六翼的，在200年前后德尔图良也沿用了这种说法。⁴查士丁尼很少离开君士坦丁堡，但有一次他前往加拉太的格尔米亚，参拜了当地一所献给米迦勒的教堂。屠龙者圣乔治的遗骨也在那儿。

米迦勒喜欢高高的位置。他虽然来自东方，却出现在西欧各地，可以说已经具有了一种人格。远在他的家乡以色列之外，远在将他植入了地中海宗教意识的希腊化地区之外，他的大名和对他的崇拜，逐渐传遍了西方的土地。

在意大利，亚得里亚海岸上加尔加诺半岛首先留住了他。在一个朝向大海的火山形成的山岬上，在山崖高处的洞穴里，他第一次出现在了狄奥德里克的时代里。在490年、492年和493年，各种故事不胫而走。那时候当地的主教是皇帝阿拿斯塔斯的亲戚（我们还记得，他就来自亚得里亚海对岸）。即使我们不太相信后来那些追本溯源的作品，也应当注意到，加尔加诺附近的拉里诺和波坦察分别于494年、496年建立了献给米迦勒的教堂。这是教宗杰拉斯在其客观、可信的书信中所记载的。

根据中世纪的故事，那里有一位名叫加尔加努斯的富人（他的名字后来被用来命名那座山）。在山麓下，到处都放牧着他的庞大牛群。有一天傍晚，在牛群归圈的时候，有一头公牛走丢了。为了找回那头牛，主人带着一群奴隶，踏遍了崎岖的乡野，最后在山顶的一个洞口处找到了牛。由于担心在这种情况下牛会发飙，他就张开了弓，用淬了毒的箭去射它。就在他射出箭的那一刻，忽然有一阵大风向箭吹来，箭就向后倒飞，反而击中了射箭的人，毒死了他。围观的人们骚动起来，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又不敢靠近尸体去看看清楚。他们就去请教主教，不知道该怎么办。主教让他们斋戒三天，祈求上帝的引导。

当他们依此行事时，主那位圣洁的大天使米迦勒就现身了。他告诉主教说：“你让困惑的人们向上帝求解，这一点你做对了。那个人被他自己的箭射死了——这就是我的意志。我就是始终侍奉在主身前的大天使米迦勒。我要保护那个地方和那里的人民，所以就用发生在那里的一切事情来证明，是我在看顾和守护着那个地方。”

谁敢不信呢？那个洞穴被凿大了，建成了米迦勒的教堂，至今依然如此。7世纪的伦巴德统治者维护了它的名声和地位。至今你还可以在那儿看见赞美米迦勒的文句。它们是那些伦巴德朝圣者（那些名叫赫雷贝瑞希特、维格弗斯或者赫尔莱德的人）用古老的卢恩字母写成的。650年，贝内文托公爵格里莫尔德一世保卫了这个圣所，抗击了拜占庭人从海上发动的袭击，建设了许多保护米迦勒的防御设施。662年，格里莫尔德在帕维亚获得了地位更高的伦巴德王位。他继续保持了这种虔诚，在他的宫殿里修建了一所米迦勒的教堂。⁵

依靠这样的方式及其他的载体，米迦勒在西进、北上。590年，他顺理成章地现身于罗马。这时他早已声名远播。格列高利的信徒们已经知道他了，能够把他认出来。立足于哈德良陵墓之巅的事件，反映出他喜欢站在高处。他的信奉者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就将他的礼拜堂建在了高处，甚至是大教堂的塔顶。后来就形成了一项常规，那些恢宏的主教座堂要在西门的一座塔上修一所属于米迦勒的礼拜堂，或者将它修在入口上方来守护通路。

最有名的供奉米迦勒的圣地，还远在西北方向呢。我们可以一路上在高处跳跃，赶到那里去。诺曼底海岸上的圣米歇尔山（Mont-Saint-Michel）很早就受到了青睐，逐渐发展成了坐落在山顶上的罗马式风格教堂和修道院。最后，就连亨利·亚当斯这样的人物都来敬拜了。在面朝圣米歇尔山的海峡对岸，在大约200英里外的康沃尔海岸上，还有一个地方叫作圣迈克尔山（Saint Michael’s Mount）。根据传说，在公元495年，天使曾经在那里显现在渔夫们眼前。圣迈克尔山看起来像是更有名的圣米歇尔山缩小版，好像天使跃过海面来到了那边。在天使曾经驻足的石头上，朝圣者们还可以看见他的脚印。

米迦勒岩（Skellig Michael）

我们还要继续前行，跨越凯尔特基督教与罗马基督教共存的不列颠岛，跨越爱尔兰海，甚至跨越爱尔兰岛本身。我们不是去爱尔兰东北方帕特里克曾经传道的地方，而是前往这个国家的西南方，前往“克里之环”（the ring of Kerry），深入到北大西洋的海面上。曾经有若干渔民和圣徒勇敢地到达过那里。⁶那些驾舟远航的勇士（或者说是不要命的人）并不是在探索陆地。在克里海岸外的8英里处，有两座高高耸立的石山，分别叫作大斯凯利格岛（Great Skellig）和小斯凯利格岛（Little Skellig），前者也叫“米迦勒岩”（Skellig Michael）。就在这里，在高高的岩山上，有一所小小的修道院。令人惊叹的是，它的建筑保存得非常完好。在海拔将近500英尺的地方，在200英尺高的岩石上，有6间圆锥形的小石屋和2间粗陋的石砌祷告间。它们已经在风吹雨打中坚持了1 000多年了，看起来饱经风霜——为了能坚持下来，只能将它们建造得又粗又牢。

过去从来没有一本书讲过这个神奇地方的故事。在海岸上远眺，这两座岩岛实际上就是从大洋上往东北方向刮来的暴风雨所经过的第一块陆地。爱尔兰的西南部正是全欧洲降水最多的地方。当西南风跟着湾流涌向东北方的时候，积聚在大气中的所有水分都会在这第一块陆地上倾泻而下。当暴雨形成一片阴云的时候，云中的闪电就会在高耸的米迦勒岩前面划过。如此始终不变。在那样的日子里，岸上的信徒们就躲在各式各样的避风处，凝视闪电的光耀，为天使之力与魔鬼之力的交战而感叹。

米迦勒岩上的团体规模很小，始终只有一二十人。虽然现在的条件有所改善，仍然如此。修士们吃鱼，还在岩石中间的小片园地上种一些东西。这种生活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不仅艰苦，还很危险。虽然有一些可以栖身的石屋，在岩山上生活的修士仍然要面对着阴冷、潮湿和饥饿的考验。在他们的一生中，几乎天天如此。我们不知道人们可以在岩山上坚持多久，是几天还是一辈子。不过，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肯定会度日如年。

若干年前，考古学家在那座岩山上发现，有迹象表明，在那里也曾经进行过一种在世界各地都很普遍的修行方式——对隐居的追求。在一块更高的陡峭岩石上，在比那些小屋和小礼拜室更高的地方，还有另一个更小的居处——那里的修士更圣洁，完全浸淫在上帝的力量中。在那里，他可以避开那个岩顶修道团体的喧哗和欢笑，享受一份孤寂。可以想象的是，在接近于天使的同时，也会有更大的悲苦。

米迦勒走得太远了。过去那些追随他的人，完全不知道我们在本书中所听到的故事，不知道人类失败了，无法建立起一个将欧洲、非洲和亚洲的远端联合起来的社会，无法使人亲如友邻、相互尊重，也不知道在遥远的未来，我们这代人将要面临怎样的任务。他们不知道这些是正常的，但我们却不能这样。

重蹈覆辙很容易——那些衰落中的帝国已经丧失了自知之明，它们会挣扎着靠剩下的力量来维护自己，从而无可救药地削弱自己；那些宗教团体也会曲解对宿命的信仰，为种种不可理喻、出离想象的行为寻找借口。就像在6世纪那样，今天同样需要一种平和的心态，需要长远、开阔的视野，需要一种以“较好”来取代“最好”的务实态度。这样的态度能使这个艰难的时代战胜那种喧嚣的躁动，而那些人却总是企图改变——其实是毁灭——他们所无法理解的一切。

文明属于平和、耐心、务实和明智的人。我们无法断言它终将取得胜利。

1. Gregory of Tours, History of the Franks 10.1 (Harmondsworth, 1974) .

2. 《但以理书》10.5–9。

3. 《启示录》12.7。

4. 《以赛亚书》6.2：“其上有炽天使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Tertullian, Apologeticum 22：“每一位精灵、天使和魔鬼，就敏捷性而言，都可以说是有翼的。他们可以在片刻之内由此及彼，到任何地方去。”

5. 关于米迦勒在加尔加诺的情况，请参看G. Otranto, Italia meridionale e Puglia paleochristiane: saggi storici (Bari, 1991) 。

6. 有一个中世纪的传说，说教宗格列高利是当地人，说他是在科尔卡圭内长大成人的。那个地方就在米迦勒岩北面的丁格尔半岛上。

罗马皇帝年表

这是一份简略的罗马皇帝在位年代表，更详细的信息可以访问“De imperatoribus Romanis”（http://www.roman-emperors.org）获得，下面的这份年表就是基于该网站所提供的年表编写的。

 31BCE~14CE   
 奥古斯都（Augustus） 

 14~37   
 提比略（Tiberius） 

 37~41   
 卡里古拉（Caligula） 

 41~54   
 克劳狄乌斯（Claudius） 

 54~68   
 尼禄（Nero） 

 68~69   
 伽尔巴（Galba） 

 69   
 奥托（Otho） 

 69   
 维特里乌斯（Vitellius） 

 69~79   
 维斯帕芗（Vespasian） 

 79~81   
 提图斯（Titus） 

 81~96   
 图密善（Domitian） 

 96~98   
 涅尔瓦（Nerva） 

 98~117   
 图拉真（Trajan） 

 117~138   
 哈德良（Hadrian） 

 138~161   
 安东尼努斯·庇护（Antoninus Pius） 

 161~180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180~192   
 康茂德（Commodus） 

 192~193   
 佩尔提纳克斯（Pertinax） 

 193   
 狄迪乌斯·尤里阿努斯（Didius Julianus） 

 193~211   
 塞普提慕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 

 211~217   
 卡拉卡拉（Caracalla） 

 218~222   
 埃拉伽巴路斯（Elagabalus） 

 222~235   
 塞维鲁·亚历山大（Severus Alexander） 

 235~284   
 大约64位宣称即位的皇帝，他们往往互相攻伐，没有人取得过很大成功。 

 284~305   
 戴克里先（Diocletian） 

 285~ca.310   
 马克西米安努斯·赫尔库里乌斯（Maximianus Herculius） 

 293~306   
 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科洛路斯（Constantius I Chlorus） 

 293~311   
 伽勒里乌斯（Galerius） 

 305~313   
 马克西米努斯·戴伊亚（Maximinus Daia） 

 305~307   
 塞维鲁二世（Severus II） 

 306~312   
 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 

 308~324   
 李锡尼（Licinius） 

 306~337   
 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 

 337~340   
 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II） 

 337~350   
 君士坦斯一世（Constans I） 

 337~361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 

 361~363   
 尤里安（Julian） 

 363~364   
 约维安（Jovian） 

 364–375   
 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 

 364~378   
 瓦伦斯（Valens） 

 367~383   
 格拉提安（Gratian） 

 375~392   
 瓦伦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 II） 

 378~395   
 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I the Great） 

 西部的统治者   
 REIGNING IN THE WEST 

 393~423   
 洪诺留（Honorius） 

 425~455   
 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 

 455   
 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穆斯（Petronius Maximus） 

 455~456   
 阿维图斯（Avitus） 

 457~461   
 马约里安（Majorian） 

 461~465   
 利比乌斯·塞维鲁（Libius Severus） 

 467~472   
 安特米乌斯（Anthemius） 

 472   
 奥吕布里乌斯（Olybrius） 

 473~474   
 格吕凯里乌斯（Glycerius） 

 474~475   
 尤里乌斯·奈波斯（Julius Nepos） 

 475~476   
 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Romulus Augustulus） 

 c. 476~493   
 奥多阿克（Odoacer） 

 493~526   
 狄奥德里克（Theoderic） 

 526~534   
 阿塔拉里克（Athalaric） 

 535~536   
 狄奥达哈德（Theodahad） 

 536~540   
 维提吉斯（Witigis） 

 540~541   
 伊尔迪巴德（Ildibad） 

 541   
 埃拉里克（Eraric） 

 541~552   
 托提拉（Totila） 

 552~553   
 忒亚斯（Teias） 

 东部的统治者   
 REIGNING IN THE EAST 

 395~408   
 阿卡迪乌斯（Arcadius） 

 408~450   
 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 

 450~457   
 马尔奇安（Marcian） 

 457~474   
 利奥一世（Leo I） 

 474   
 利奥二世（Leo II） 

 474~491   
 芝诺（Zeno） 

 491~518   
 阿拿斯塔斯（Anastasius） 

 518~527   
 查士丁（Justin） 

 527~565   
 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 

 565~578   
 查士丁二世（Justin II） 

 578~582   
 提比略二世（Tiberius II） 

 582~602   
 莫里斯（Maurice） 

 602~610   
 福卡斯（Phocas） 

 610~641   
 希拉克略（Heraclius） 

进一步阅读书目

研究这一时代的学生有许多可供选择的专著。学生们当然应该读一读吉本的著作，但在阅读的过程中也应该多加小心，不能完全信任吉本的论述。吉本是一位学识十分渊博的学者，但是他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生活在现代学术研究方法成型之前的时代。他又矮又胖，但在学术领域却是一位巨人，然而我们如今许多学术上的平庸之辈知道的也要比他多。

在这一领域各种博学的研究型著作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时代的主题就是罗马帝国的衰亡，而另一些学者认为这个主题的视野太狭隘了，应该用“古代晚期”这个主题来更广泛地概括这个时代中的各种变局。最新的两种持“衰亡”观点的著作是彼得·希瑟（Peter Heather）的《罗马帝国的灭亡》（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2005年出版）以及布莱恩·沃德–佩金斯（Bryan Ward-Perkins）的《罗马的灭亡》（The Fall of Rome，2005年出版）。另一方面，古代晚期研究的领军人物是彼得·布朗（Peter Brown），他的著作《古代晚期的世界》（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1971年出版）以及《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Western Christendom，2002年修订版）分别以简述和详述的方式介绍和研究了古代晚期时代。彼得·布朗、鲍尔索克（G. Bowersock）与格拉巴（O. Grabar）所编著的《古代晚期：后古典世界指南》（Late Antiquity: A Guide to the Postclassical World，1999年出版）采用了百科全书的形式，从各方面来看这本著作都像是一盒美味的黑巧克力那样值得任何人去品尝。

那些有耐心探究更多细节，而不需要过多冗长论述的读者们可以看看克里斯·维克汉姆的《构建中世纪》（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2005年出版），这是一部充满知识性和学术性的杰作。作为教务长，有时候往往会遇到一些好心人，他们勇于怀疑人文学科的所谓研究是否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研究，我在这里向这些人推荐维克汉姆的著作。如果需要知识面更广，内容更丰富的信息，以了解当今英语学术界传统的和主流的学术观点，这里推荐一本比我的观点更加保守的著作——《剑桥古代史》（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14卷，涉及的时段是425~629年，2000年出版）。

本书各章的注释中提到了许多相关的著作，几乎所有这些著作都值得想进一步了解这个奇妙时代的读者们去浏览一下。这个时代的轮廓在当今学者们的研究下正不断地清晰起来。

致谢与版权许可

地图

欧亚大陆 第14~15页

君士坦丁堡以东 第18页

从罗马到君士坦丁堡 第25页

罗马城 第46页

罗马帝国的西部 第72页

意大利 第102页

君士坦丁堡 第170页

地图由乔治敦大学历史系的安德鲁·罗尔弗森（Andrew Rolfson）设计制作。

图片

科斯马斯：来自约翰·布雷克的《天文神话，基于弗拉玛利翁的“天国的历史”》（Astronomical Myths, Based on Flammarion’s  “History of the Heaven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7）。图片的使用获得了维吉尼亚神学研究院佩恩主教图书馆（Bishop Payne Library at Virginia Theological Seminary）的许可，来自一份私人的副本。第9页

《阿尔根特乌斯书卷》（Codex Argenteus）：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Uppsala Universitetsbioliotek , Uppsala University Library）。第116页

狄奥德里克陵墓：照片来自拉文纳市档案馆。第122页

查士丁尼：布雷治曼艺术图书馆（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第168页

狄奥多拉：布雷治曼艺术图书馆。第169页

尤里亚娜半身像：“贵妇半身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The Cloisters Collection, 1966（66.25）。图片副本由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提供。第176页

狄奥斯科里德斯抄本中的尤里亚娜：《希腊药书抄本集成》第一卷第12页（Cod.med.graec.1, fol.6v Anicia Juliana），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维也纳（Austrian National Library, Vienna）。第179页

仙客来（Sow Cyclamen）：《希腊药书抄本集成》第一卷第328页（Cod.med.graec.1, fol.164v，仙客来），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维也纳。第180页

圣索菲亚大教堂：istockphoto.com 第184页

巴贝里尼：巴贝里尼象牙雕塑（公元6世纪），卢浮宫/吉劳顿（Giraudon）/布雷治曼艺术图书馆。第211页

鱼池修道院中的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 at Vivarium）：《阿米阿提努斯书卷》（Codex Amiatinus）第一页以下Ms 1 f.vr, 公元7世纪，洛伦佐·美第奇图书馆，佛罗伦萨，意大利（Biblioteca Medicea-Laurenziana, Florence, Italy）/布雷治曼艺术图书馆。第257页

母鸡和小鸡：“母鸡和它的7只小鸡”，菲利普·塞尔佩罗大教堂珍宝博物馆，蒙扎，意大利（Filippo Serpero Museum of the Treasure of the Duomo, Monza, Italy）。第321页

圣天使城堡（Sant’Angelo）：istockphoto.com 第360页

米迦勒岩（Skellig Michael）：照片的提供和使用许可来自“欢迎爱尔兰”（Fáilte Ireland）旅游公司。第363页

乔治敦大学的学术和文学出版总编卡洛尔·萨尔金特（Carole Sargent）博士在各方面支持了本书的出版。我也要向乔治敦大学图书馆的阿尔特密斯·基尔克（Artemis Kirk）表示感谢，她完美的工作同样是极有帮助的。我了不起的朋友卡西（Casey）、杰尔姆（Jerome），尤其是霍拉提奥（Horatio）的才智和榜样对我来说同样不可或缺。

译后记

本书作者詹姆斯·奥唐奈是一位颇具魅力的美国古典学家。他1972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古典学系学士学位，又于1975年获得耶鲁大学中世纪学博士学位。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师从著名神学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从1975年至1981年，他历任布林·莫尔学院讲师、美国天主教大学希腊文与拉丁文助理教授、康奈尔大学古典学助理教授；从1981年至2002年，他先后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古典学副教授、教授；从2002年起至今，任乔治敦大学教务长（“provost”，相当于中国大学中主管教育与科研的常务副校长）、古典学教授。此外，他还曾在都柏林大学就读，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大学和耶鲁大学担任过访问教授。他先后在9所有影响的大学读书或任教，学术经历极为丰富。

作为一位古典学家与历史学家，奥唐奈教授的学术著述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方面。其一，对“古代晚期”若干作家与政治家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专著《卡西奥多路斯》（加州大学出版社，1979年）和对波爱修斯《哲学的慰藉》的校勘与评注（布林·莫尔，1984年）。在关于卡西奥多路斯与波爱修斯的研究中，这两本著作至今仍是常用的参考书。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从著名历史学家彼得·布朗开始倡导“Late Antiquity”的概念以来，“古代晚期”研究已经逐步兴起，发展成为一种新的问题意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领域。“古代晚期”的“发现”，重新凸显了这个从古典走向中世纪的大过渡时代的意义，打破了以往西方历史三阶段划分的简单史观：正是在风起云涌的这500年中，罗马帝国渐渐从中兴走向了衰亡，古典文明在地中海边吟出了最后的晚唱，中世纪基督教文明的结构也逐步奠定了。可以说，继彼得·布朗之后，奥唐奈教授的早期著作也在“古代晚期”的兴起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本人也因此成为“古代晚期”方面的代表性学者之一。

其二，对于奥古斯丁的研究。作为早期教会中最重要的思想家与西方思想传统的重要塑造者之一，奥古斯丁研究一直都是西方人文学术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基督教学术中更是占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地位。奥唐奈教授在奥古斯丁研究方面的贡献是长期、重大且深远的。早在1985年，他就在波士顿出版了《奥古斯丁》一书，受到了学术同行们的广泛好评。1992年，他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忏悔录》校勘与评注。其重要意义有二。一方面，自从19世纪末以来，《忏悔录》研究长期都是一个炽热的学术焦点，而奥唐奈的重量级评注实际上总结了百余年来的激烈论争，成为奥古斯丁研究的又一里程碑；另一方面，对古代作品的校勘向来都是德语、法语学者的传统项目，而奥唐奈的浩大、严谨的校勘评注本无疑是英语学界在这方面的一项标志性成果。2005年，奥唐奈教授又在纽约出版了《奥古斯丁新传》，以标新立异的方式呈现了奥古斯丁的形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论。除了以上三大奥古斯丁研究著作，他还在美国的《奥古斯丁研究》（Augustinian Studies）、法国的《奥古斯丁学刊》（Recherches augustiniennes）等有影响的刊物发表过若干论文，并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过“奥古斯丁”这一词条。

其三，技术对于文化的影响。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于1998年在哈佛出版的《词语的化身：从纸草到计算机空间》，该书很快就被译为了西班牙语和法语。

在扎实、严谨地开展精深学术研究的同时，奥唐奈教授也很重视学术的传播与交流。他发起创办的《布林·莫尔古典学评论》（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 网址为http://bmcr.brynmawr.edu/）是在西方古典学界极有影响力的书评电子刊物。除了担任乔治敦大学的教务长，他还担任过美国古典学会的主席，并且是美国中世纪研究院的院士（Fellow）。

《新罗马帝国衰亡史》是奥唐奈教授的最新力作。与2005年的《奥古斯丁新传》异曲同工，这部《新罗马帝国衰亡史》同样以标新立异为亮点，有可能引起学术界内外各种读者的热切关注。《新史》的另一大特色是强烈的现实关怀。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无数次感觉到，他笔下的“罗马帝国”其实就是当代“新罗马帝国”的化身，这部《新史》直接体现了当代美国价值观的历史投影。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借古讽今的《新史》具有超出历史之外的价值。

《新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叙述重点在于“古代晚期”。尽管“古代晚期”早已在西方的古典学与历史学中成为一个活跃的领域，但对于广大中国读者而言，它仍然显得比较陌生。因此我们更加相信，将《新罗马帝国衰亡史》介绍给中国读者是很有意义的：它以全新的视角重述了所谓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它生动地勾勒了“古代晚期”的历史画卷；它没有展开繁芜复杂的历史分析，而是通过娓娓道来的“故事”呈现出各种发人深省的问题。

对于爱好西方历史与文化的读者来说，《新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一部视野开阔且文笔生动的佳作；对学习罗马史与中世纪史的学生来说，它也是一部兼具深刻思想与丰富史实的参考书。除了各章的注释，奥唐奈教授还专门提供了一份简明的《进一步阅读书目》。不过，从多数中国读者的实际需要出发，中文参考书会更加实用一些。

关于罗马帝国的历史，凯利的《罗马帝国简史》（Christopher Kelly著，黄洋译，外研社2007年英汉对照本）与格兰特的《罗马史》（王乃新、郝际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提供了较好的整体性论述。瓦歇尔的《罗马帝国》（袁波、薄海昆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聚焦于战争、政府、社会、宗教、地理等各个方面，分门别类地展现了罗马在帝国时期的历史面貌。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的《罗马人的故事》兼具可读性与学术性，叙事生动而详尽，洋泽洒洒数百万言，当属罗马史入门佳作，尤为适合非专业读者，其中文简体译本正在陆续出版（计丽屏等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起）。该书第15卷《罗马世界的终曲》，正是另一种讲法的《新罗马帝国衰亡史》。戈德斯沃司的新著《非常三百年：罗马帝国衰落记》（郭凯声、杨抒娟译，重庆出版社2010年）则以更为传统的方式描绘了那段历史。此外，勒特韦克的《罗马帝国的大战略》（时殷弘、惠黎文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与本书的问题意识有相通之处。在拜占庭史方面，陈志强的《拜占庭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与徐家玲的《拜占庭文明》（人民出版社2006年）是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著作。关于古典文化在“古代晚期”的命运，可以浏览桑兹的《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一卷》（张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在中世纪史方面，本内特与霍利斯特的《欧洲中世纪史（第10版）》（杨宁、李韵译，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7年）、蒂尔尼与佩因特的《西欧中世纪史（第6版）》（袁传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都是在西方颇具影响力的教科书。福西耶主编的《剑桥插图中世纪史（350—950年）》（陈志强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则更为详尽。这三种中世纪通史都包含了对于中世纪早期的介绍。

与罗马帝国之“衰亡”形成对照的，是基督教化的不断深入。古代教父优西比乌的《教会史》（瞿旭彤译，三联书店2009年）是记述早期教会历史的最基本史料，其下限直至君士坦丁时代。游斌的《基督教史纲[插图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流畅明晰地梳理了基督教通史的基本线索，还包含了大量的历史地图。章雪富与石敏敏的《早期基督教的演变及多元传统》（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简练地勾勒了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框架。斯塔克的《基督教的兴起》（黄剑波、高民贵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则站在宗教社会学的立场上，十分正面地论述了基督教化对于罗马社会的积极影响。邓恩的《修道主义的兴起》（石敏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比较细致地回顾了“从沙漠教父到中世纪早期”的修道史，约翰·卡西安、阿尔勒的凯撒里乌斯、圣本笃、大格列高利等人的形象，或许能重新唤起我们对于“基督教史诗时代”的追忆。

对于早期教会的教义论争，《新罗马帝国衰亡史》仅仅站在外部的立场上作了粗线条的论说。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查阅奥尔森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徐成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帕利坎的《基督教传统·大公教的形成》（翁绍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以及冈察雷斯的《基督教思想史》（陈泽民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

关于《新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最大的反面角色查士丁尼以及为其作史的普罗柯比，中文的参考书已经为数不少了。普罗柯比主要著作的译本，已有王以铸与崔妙因的《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包括三大战争史与《秘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吴舒屏与吕丽蓉的《秘史》（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以及崔艳红的《战史》（大象出版社2010年）。对于《战史》的专门研究，有崔艳红的《古战争：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柯比〈战记〉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年）。关于查士丁尼的罗马法，可以直接阅读徐国栋翻译的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学说汇纂》的若干部分也已经译为中文，陆续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浩大的《新罗马帝国衰亡史》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地理与民族概念。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蒋明炜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生动活泼地描写了古代地中海的整体历史，但对于“古代晚期”则语焉不详。与其类似的作品是费弗尔的《莱茵河：历史、神话和现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关于罗马与中世纪的意大利、西班牙，可以分别参阅萨尔瓦托雷利的《意大利简史》（赵梦琳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与卡尔的《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针对本书十分强调的巴尔干地区，陈志强的《巴尔干古代史》（中华书局2007年）是适合的参考书。田明的《罗马–拜占庭时代的埃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则是从基督教史的角度展开的。

在迁入晚期罗马帝国的各支“蛮族”中，中国读者最容易了解的是法兰克人。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寿纪瑜、戚国淦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艾因哈德等人的《查理大帝传》（戚国淦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以及《罗兰之歌》（杨宪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可以引领我们回到那个充满爱恨情仇的时代。日耳曼人的著名史诗《尼伯龙人之歌》也已经译为中文（安书祉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细腻地描绘了盎格鲁–萨克逊时代的不列颠。马罗礼的《亚瑟王之死》（陈才宇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可以满足我们对亚瑟王的好奇心。

游斌的新著《圣书与圣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综合地运用了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历史地理、民族学等多种研究方法，以“历史记忆”与“族群建构”这两个概念为中心，精彩地阐释了《旧约》时代的以色列古史。该书的最后3章还对所谓的“巴比伦之囚”以及“回归”故事的真相作了专门的探讨。犹太历史学家约瑟福斯的部分著作已经译为中文，可参看梅尔编、王志勇译《约瑟夫著作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与王丽丽等译《犹太战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对于古代的阿拉伯半岛与伊斯兰教的兴起，纳忠的《阿拉伯通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提供了相当翔实的指引。伊朗大学者札林库伯的《波斯帝国史》（张鸿年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如椽之笔渲染出古代伊朗高原壮阔的画卷，萨珊波斯亦在其中。

在《新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出场的人物，足以令人眼花缭乱。对于其中的部分重要角色，我们可以找到合适的中文参考书。关于作者所仰慕的亚历山大，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以及卡特利奇的《亚历山大大帝：寻找新的历史》（曾德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皆可一读；关于他身后的遗产，则可求教于陈恒的《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

旅行家科斯马斯是开启本书《序曲》的重要角色，张绪山的文章《拜占庭作家科斯马斯中国闻纪释证》（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1期）深入地说明了他的背景。对于饱受争议的著名神学家奥利金，章雪富的《圣经和希腊主义的双重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提供了一种概览。尽管最著名的拉丁教父奥古斯丁在本书中只是一个配角，但其一生充分体现了“古代晚期”的时代特征，集中反映了罗马北非的状况。对于这位巨擘，夏洞奇（《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与王涛（见《主教的书信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所塑造的历史形象各有侧重。透过普洛克罗的《柏拉图的神学》（石敏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我们可以细细回味新柏拉图主义的余韵。波爱修斯是本书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们可以欣赏他的名著《哲学的慰藉》（朱东华译，载《哲学规劝录·哲学的慰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还可以参考胡龙彪的专著《拉丁教父波爱修斯》（商务印书馆2006年）。在本书《尾声》中以天使学专家身份出现的伪狄奥尼修斯，其多种著作已在《神秘神学》（包利民译，三联书店1998年）一书中被译为中文。

《新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翻译工作历时一年。由于篇幅大、时间紧，本书的翻译工作是由三位译者分工承担的：复旦大学历史系夏洞奇翻译了正文中的《序曲》、第5~8章、《尾声》以及《前言》《中译本序》；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康凯翻译了正文的第1、2章，以及附录中的《罗马皇帝年表》《进一步阅读书目》《致谢与版权许可》；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宋可即翻译了第3、4章；夏洞奇通读了全文并作了修改；康凯、夏洞奇统核了全书各种名词的译法。在翻译过程中，原书作者奥唐奈教授不仅细致、耐心地回答了译者所提出的大量问题，还欣然为本书中译本作序。中信出版社的编辑王强先生也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和帮助。

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里，各个国家、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假若《新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文版的问世能够为此略尽绵薄，使中国读者对罗马历史、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有所增进，那么翻译过程中的一切辛劳就会转化为我们最大的乐趣。

夏洞奇

2011年3月

2012年3月修改

世界史

——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

[美]麦克尼尔 著

施诚 赵婧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史/（美）麦克尼尔著；施诚，赵婧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0

书名原文：A World History

ISBN 978-7-5086-4112-6

Ⅰ.①世… Ⅱ.①麦… ②施… ③赵… Ⅲ.①世界史－研究 Ⅳ.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2792号

A World History

Copyright ©1999 William H. McNeill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3 by China CITIC Press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GERALD MCCAULEY AGENCY, Katonah, New York, U.S.A.

through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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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

著者：［美］威廉·麦克尼尔

译者：施诚 赵婧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38.5 字数：580千字

版次：2013年10月第1版 印次：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2-8573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4112-6/K·327

定价：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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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摘要

麦克尼尔把人类历史视为一个整体，而人类历史也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在发展，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历史确实已成为一个整体……麦克尼尔把一个复杂的故事讲述得相当流畅易懂。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著名历史学家、《历史研究》作者）

麦克尼尔学说贡献的意义必须予以重视。此前，世界史大多是留给了外行的业余史家和诸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阿诺德·汤因比等这样的历史哲学家。在对人类各个文明的兴衰模式和一般规律的研究探索中，他们均把各个文明视为孤立的、可以自行说明的事件来对待。而麦克尼尔在该书中，则对这种对待时间和空间的非历史的贬低做法加以取代，并由此证明，世界史是一个切实可行的且知性上受人尊敬的学术研究领域。

——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著名历史学家、《全球通史》作者）

世界历史的真正开始书写，关键的奠基人是威廉·麦克尼尔。

——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著名历史学家、《新全球史》作者）

世界历史作为一场运动或是一个研究领域的兴起，人们会异口同声地把它归功于威廉·麦克尼尔。

——凯文·雷利（Kevin Reilly，著名历史学家、美国世界史学会前主席）

麦克尼尔教授在《西方的兴起》一书中所展现的那种综合能力，在这本《世界史》中又有天才的发挥，而且，视野更加扩展。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有一种特殊的天赋，他能够将各大文明的发展模式、它们的嫁接移植、冲突斗争以及各自的贡献有机地联系到一起，整合为一部全球的历史。

——杰弗里·布鲁恩（Geoffrey Bruun，著名历史学家）

麦克尼尔更清楚地认识到，汤因比强调世界文明的隔离是错误的。他认为文明之间一直是相互联系的，这些联系常常是社会变化的通衢。这种认识成为《西方的兴起》和《世界史》的指导原则。……在世界历史教学方面，他不是孤独的。最终，美国有数千所大专院校、高中开设了世界历史课程。现在美国每年至少有25万学生学习世界历史课程。教师们可以选择的教材多达24种，但是很多教师仍然喜欢选用麦克尼尔的《世界史》。

——J·R·麦克尼尔（J.R.McNeill，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之子）

一本书能够长销几十年，一定有其原因。本书的两个特点也许可以解释它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强的生命力：首先，它从一个简单的视角（文明的互动）出发，对于世界历史的叙述一以贯之，容易理解；其次，跟其他大多数教科书相比，它尤为清晰简洁。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本书作者）

美国与我同僚及学术关系久而且深的麦克尼尔等无一不预觉到世界之进入“大一统”局面，无一敢深信这行将一统世界的大帝国（及其盟属）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义、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长期控御无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为高科技力量所控御。今后全球规模大一统帝国继续发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后没落与崩溃，正是关系全人类命运不能预卜的最大问题。治中国通史不能仅凭传统经史的训练，必须具有近现代世界眼光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何炳棣（中国历史学界泰斗、《读史阅世六十年》作者）

这本书在40多年前出版，轰动一时，成为世界史的标准教科书……现在的历史教学与研究，世界史已是显学。过去以国家历史为主题的史学，竟在逐渐转变为全球史观。从这个角度看，麦先生的书，的确有发踪之功。

——许倬云（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誉退休讲座教授）

《世界史》以文明为单位，书写文明的互动，强调文明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认为人类历史有整体性，而关系则是整体性的体现。在这个方面，麦克尼尔尽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钱乘旦（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若从威廉·麦克尼尔1963年发表《西方的兴起》一书算起，时间已过半个世纪，全球史不仅没有淡出史坛，反而被普遍承认为一种历史叙述范式。在“全球视野下”重新审视人类历史活动，修正原有结论，开启新的思考，更成为史学研究的一种趋势。

——刘新成（著名历史学家，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全球史研究中心教授）

假使有人想找一本中文（或中译）的西洋通史或世界通史，我建议先到Google，直接搜寻“麦克尼尔”或“William McNeill”就对了。

——周梁楷（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专业的训练和充满想象力的眼光使得他能写出一本本优秀、出色的作品。

——李弘祺（美国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麦克尼尔的书中，各种文明总是在相互作用，并同周围的非文明社会群体彼此影响。他认为，这种涉及技术、文化和经济交换（如贸易）等领域的接触是导致各文明内部演变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邵东方（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

麦克尼尔治学严谨勤奋，著述宏富，耄耋之年尚笔耕不辍，对文明史的关注与研究是其史学成就中的重要特征之一。从一定程度上讲，麦氏史学成就即得益于他对文明和文明史深刻而独到的认识。

——王晋新（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教授）

中文版序言

本书初版于1967年。我父亲威廉·麦克尼尔打算把它作为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也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简体中文版）的教材版。《世界史》的篇幅比《西方的兴起》短小得多，虽然比他在世界历史领域所作的最后努力《人类之网》（2003年出版）的篇幅要大得多。

本书的写作目的是让学生容易理解其内容和思想。其中几个部分是在全家去加拿大东部的爱德华王子岛度假的帐篷里写作的。这个小岛是我父亲的出生之地，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1964年夏天，他带着全家在那里度假一个月。母亲每天带着我的姐姐、妹妹、哥哥和我去海边，而父亲则用打字机在我们身后的帐篷里写作。

威廉·麦克尼尔于1917年出生于加拿大的温哥华，他的父亲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从小就显示出对历史学的兴趣，年轻时就立志要撰写世界历史。20世纪30年代，他读到了阿诺德·J·汤因比的三卷本《历史研究》，被它深深地吸引。汤因比的著作涉及全球各地，时间跨越几千年，提供了完整的人类历史。这在当时是非同寻常的，与威廉·麦克尼尔接受的历史学教育形成鲜明的对照。当时的历史学局限于欧洲和现代美国史。但是汤因比还考察了中国、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千年历史。我父亲当时20多岁，就立志将来也要写汤因比那样的历史学著作。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服兵役，他被耽误了几年时间。当他20世纪50年代开始撰写时，他更清楚地认识到，汤因比强调世界文明的隔离是错误的。他认为文明之间一直是相互联系的，这些联系常常是社会变化的通衢。这种认识成为《西方的兴起》和《世界史》的指导原则。

在美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专业仍然对世界历史持怀疑态度。名牌大学都不教授世界历史课程。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历史研究的方法是更专业化。他们认为历史研究最合适的单元是民族国家，或者至多是大洲的历史。

在芝加哥大学教授世界历史的威廉·麦克尼尔是极少数的例外。他在课程中使用自己编写的教材——就是你现在拿在手中的，这种教学经验有助于他得知如何过几年就修订一次。像所有的教材作者一样，他试图根据最新研究和解释修订，使它跟上时代。但是他的主要观念贯穿本书的各个版本。

在世界历史教学方面，他不是孤独的。社区大学、两年制大专及一些州立大学也开设世界历史课。这些院校的名望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低于名牌大学。但是它们的课程设置不那么保守。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院校的移民学生越来越多，他们（或者他们的父母）是出生于墨西哥、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古巴和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这些学生常常对世界历史比对欧洲历史更感兴趣。此后几十年中，美国大专院校里移民和移民后代的比例不断增大，教授世界历史的合理性也不断增强。最终，美国有数千所大专院校、高中开设了世界历史课程。现在美国每年至少有25万学生学习世界历史课程。教师们可以选择的教材多达24种，但是很多教师仍然喜欢选用麦克尼尔的《世界史》。

21世纪，随着世界被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历史知识的合理性进一步增强。对中国来说，非洲和中东现在比50年或100年前显得更加重要，拉丁美洲也是如此。中国学生前所未有地需要世界历史教育。本书是由一位世界历史的先驱性历史学家所编写，在这方面将能给你提供帮助。

J·R·麦克尼尔

（著名历史学家、W·H·麦克尼尔之子）

第四版前言

一本书能够行销30多年，一定有其原因。本书的两个特点也许可以解释它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强的生命力：首先，正如初版“前言”所解释的，它从一个简单的视角出发，对于世界历史的叙述一以贯之，容易理解；其次，与其他大多数教科书相比，它尤为清晰简洁。

正如最初所设想的，这本书一定要写得简单明了。因为，《世界史》起初是作为《世界历史选读》（Readings in World History，10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1973年）的配套读物，目的是让学习世界史的学生们可以借助这些选读材料来深入地了解人类的过去，同时，有一本篇幅适中的简便教科书提供给他们相关的背景知识。这样一来，不同的观点就能够扩大和丰富这些材料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人历史视域，学生们就有可能不依赖于任何一个导师的意见，开始形成他们自己的理解。

也许，这是对学生们能够做什么和愿意做什么的过于乐观的看法。无论如何，只有少数世界史教师使用10卷本《世界历史选读》，因此，这些资料不久就停止印刷了，而计划中的一套世界历史图片资料集，则未能出版。不过，这本《世界史》教科书却不温不火，销量稳定，年复一年，总能发现足够的购买者，可以让牛津大学出版社有理由继续销售它。但是1978年刊行本书第三版之后，一直没有再修订。所以，到1997年，本书最后一章的内容已经过时了，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决定推出新版，更新相关内容。

因此，这次修订的成果就是：全新的第30章，并附上了最新的地图；后面，第四部分的进一步阅读书目也作了适时的更新。

一旦写到近期发生的历史事件，观点问题总是会显得十分敏感，正如本书1978年版的最后一章已经过时了一样，今日的世界变化如此之速，新加的这一章早晚也会变得不尽如人意。尽管如此，我仍然想努力延长这一章的“保质期”，对于那些基础的、根本性的变化给予特别关注，而尽量少纠缠于细节。

而且，努力描绘出整个广阔世界的近期历史的关键之处，是个人判断力的一种锻炼——显而易见，而且不可避免。对古代历史的叙述也是如此，不过，史学研究的悠久传统可以指引我们通往久远历史的路径，与之相反，我们自己的时代却因为年代太近，难以达成共识。因此，历史学家处理近期事件的时候，有很大的自由度；故而，新撰第30章是否成功地刻画了这个世界，这个我们与许多其他民族和文化的人共同分享——尽管不是那么地舒心如意——的世界，就有待于他人的判断了。

W·H·麦克尼尔

于康涅狄格州科勒布鲁克

1998年4月

前言

从史前时代和原始人时代一直到整个的人类历史，有过各种各样的人类社会，它们因为生活方式的差异而互不相同，而且数量极多。文明，指的是非同寻常的大型社会，把千百万人组合在一种松散但清晰的生活方式之中，地域覆盖数百乃至数千公里，而其时间跨度，相比个人的寿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正因为范围广、时间长，文明也就必然数量不多。实际上，从人类社会第一次达到文明的复杂程度及其规模的时代开始算起，在旧大陆上，曾经共同存在过的主要文明传统只有四个；而在新大陆，美洲印第安人的发展程度一直比较弱小和落后，在那里曾经出现过的不同的文明不超过三个。

这些因素使得我们可以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作一番概览。当然，为了在头脑里面同时把握在广袤大地上的不同地方发生的各种事件，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实的某些方面上，而忽略另外一些方面。当我们研究人类历史上更为细致的某些侧面的时候，也是如此。比如说，想想每一个城镇和村庄，它们的地方特性，在我们标准的民族历史里，都被无情地略去了！就像制图一样，任何比例尺都有其优点和缺点，只能表现一定数量的细节。信息过多，会使整体变得模糊；而信息过少，又会丧失历史的真实感，掩盖人类经验中那种开放的新奇性。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建立了至今仍然受到普遍赞成的民族历史框架；而在20世纪，就何谓“西方文明史”这一问题，美国历史教科书的作者们也达成了大致的共识。但是何谓世界史，还没有出现一致认同的标准。什么该省略，什么该留意，在这些问题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正因为有这些意见分歧，撰写这样一本简明的人类历史，似乎有其合理之处。拙作《西方的兴起》（芝加哥，1963年）一书获得了成功，让我有理由相信，一部更简短的作品将会使我个人的整体世界史观更容易被学生和普通读者接受。我的这种世界史观，尽管不完美，但优点一以贯之、清晰明了，能够被掌握、被记住，过后可以回味。

本书的构架观念很简单，亦即：在任何一个时代，世界各文化之间的平衡都会轻易地被打破，扰动可能来自一个或多个文化中心，那里的人们成功地创造了魅力非凡或强大有力的文明。进而，它们的邻居，抑或邻居的邻居，被诱惑或被迫使去改变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有时候是直接移植一些技术或观念，但更多的情况，是加以调整和改变，以便更为顺利地适应当地的环境。

在连续几个时代里，对世界造成这种扰动的主要的文明中心有所不同。因此，首先要研究最初的一个或几个扰动中心，然后考察对文化创造的主要中心所产生的革新，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在（往往是二手或三手）认识或体验之后，做出了怎样的反应或反抗，进而，我们就有可能对世界历史的各个阶段进行概括。

从这一视角来看，地理环境，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通路线，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有关古代的交往关系，现存的文献记载有时会暧昧不清，但考古学、科学技术和艺术史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本书的撰写始于1964年夏天，1965年夏天我又作了修改；1970年夏天，为了出第二版，我再次修订，极大扩充了最后一部分的内容。1978年的第三版有几处相对较小的变化，包括了新的考古发现和其他新资料。为本书的拟稿，以及为试验性的世界历史课程复制阅读材料，卡内基公司提供了部分资助。我特别感谢芝加哥大学的约翰·A·威尔逊（John A.Wilson）教授，他阅读了本书第一部分，还有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徐中约（Immanuel Hsu）教授，他审阅了本书有关远东的内容。他们所指出的错误和缺点，但愿我都已经加以纠正。在第二版准备过程中，我得到了克瑞顿大学艾伦·M·施莱（Allan M. Schleich）教授、明尼苏达大学戴维·琼斯（David Jones）教授、哈特福德大学比尔·B·布雷菲尔德（Bill B.Brayfield）教授的大力帮助，他们根据自己在世界史课程中使用本书第一版的经验给我提供了详细的反馈。准备本书第三版的时候，琼斯、约翰·霍德（John Hord）、休·斯科金（Hugh Scogin）教授帮我做了同样的工作；斯科金教授还承担了本书进一步阅读书目的修订工作。

W·H·麦克尼尔

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

1978年6月

目录

第一部分 旧大陆各大文明的出现和确立（公元前500年之前）

第一章 人类历史之初

第二章 文明扩散的第一阶段（至公元前1700年前）

第三章 公元前1700～前500年中东的世界主义

第四章 印度文明的确立（至公元前500年）

第五章 希腊文明的确立（至公元前500年）

第六章 中国文明的确立（至公元前500年）

第七章 蛮族世界的变化（公元前1700～前500年）

第一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

第二部分 各大文明之间的平衡（公元前500～公元1500年）

第八章 希腊文明的繁荣（公元前500～336年）

第九章 希腊化文明的传播（公元前500～公元200年）

第十章 公元前500年～公元200年的亚洲

第十一章 印度文明的繁荣和扩张（公元200～600年）

第十二章 蛮族入侵和农耕文明的应对（公元200～600年）

第十三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第十四章 中国、印度和欧洲（600～1000年）

第十五章 突厥和蒙古征服的影响（1000～1500年）

第十六章 中世纪欧洲和日本（1000～1500年）

第十七章 1500年前文明世界的边缘

第二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

第三部分 西方的支配地位

第十八章 地理大发现及其世界影响

第十九章 欧洲的自我转型（1500～1648年）

第二十章 欧洲的外围：俄罗斯和美洲（1500～1648年）

第二十一章 伊斯兰教王国及其印度教和基督教臣民共同体（1500～1700年）

第二十二章 1500～1700年的远东

第二十三章 欧洲的旧制度（1648～1789年）

第二十四章 美国和俄国（1648～1789年）

第二十五章 亚洲对欧洲旧制度的反应（1700～1850年）

第三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

第四部分 全球性世界主义的开端

第二十六章 “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引发的西方文明转型（1789～1914年）

第二十七章 亚洲对工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反应（1850～1945年）

第二十八章 非洲和大洋洲（1850～1945年）

第二十九章 西方世界（1914～1945）

第三十章 1945年以来的全球竞争和世界主义

第四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

索引

译后记

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是食物生产的发展。这使得人类的人口数量能够大量增加，从而为文明的出现奠定基础。农业和畜牧业是在何时、何地，又是如何取代了狩猎和采集，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表明这种转变的最早和最重要的例子之一，发生在中东，时间是在大约公元前8500年到前7000年之间。之后，通过人员流动和技术传播（现代学者很难复原其过程），谷物种植的方法传播到欧洲、印度、中国以及非洲部分地区。美洲、亚洲季风地区和西非的农业也许是独立发明的，不过这一点还不能确定。

人类历史的第二个重要里程碑，是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成熟而复杂的社会的形成。中东在这个方面的领先性是无可争辩的。公元前3500年到前3000年间，人类最早的文明共同体诞生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紧随其后。最初，文明化的复杂社会需要非常特殊的地理条件。只有在灌溉地区，丰产的作物才能年复一年地从同一块土地上获得收成；只有在需要灌溉的地方，大量人力才有必要合作挖掘沟渠和修筑堤坝。可养活专业人员的农业剩余产品，以及涉及大量人口的社会组织习惯，因此有可能，而且的确出现在了中东主要河流的冲积平原上，而在其他地区，即使在很久之后，仍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大约1000年后，人类开始将文明化的复杂社会推及雨水地区。犁的发明在这里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使得古代农民能够利用牲畜的力量来从事耕作任务，因此，单个农民能够极大地提高粮食产量。以前只有在灌溉地区才能获得的农业剩余产品，雨水地区也可以得到了。此外，文明需要独特的社会秩序。为了满足新宫廷和王城所需，统治者不得不想方设法，强迫农民交纳剩余产品。一种重要的变体来自海上贸易，它使像克里特这样的一个岛屿的统治者就能够积聚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出产，并且凭借贸易所得维持其位于克诺索斯的王城。

人类关系的第四个重大变化，是亚欧草原游牧民和战士首次来到了历史的前台。战车作战技术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边界的某个地方臻于完善，当时大约是在公元前1700年之后不久。战车让那些知道如何驯服马匹的战士占了上风，而且，由于马匹的主要饲养中心是亚欧草原，因此，正是印欧语系的中亚和乌克兰的善战部落获得了这种关键优势。这些战士蹂躏了整个欧洲、西亚和印度。另一些不知以何种方式掌握了战车作战技术的人则征服了中国黄河流域的农民。

在欧洲、印度和中国，原先生活在那里的农耕居民和这些土地的新主人之间的互动，为三种崭新的成就斐然的文明模式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它们的发展大致同步，到公元前500年，一种独特的欧洲文明诞生于希腊，另一种同样独特的印度文明出现在了恒河流域，而在黄河流域的中游，中国文明也崭露头角。

中东的历史更为复杂。战车的征服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弱，因为当地民族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利用战车反击征服者。以埃及、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为基础的三个文明化的帝国，随即展开了对中东地区霸权的争夺，直到遭受新一轮的蛮族入侵的打击。新入侵者装备了铁制武器（实际上是软钢），青铜时代的各大帝国在装备了更新颖、更丰富的金属武器的部落的进攻下纷纷瓦解。不过，游牧民族征服的影响同样是短暂的。新帝国纷纷崛起，其顶点是古代中东整个文明地区并不稳定的政治统一，而实现这一统一的，先是亚述人，然后是波斯人。

作为这种混乱发展的结果，一度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独自发展的各文明，以及在周围的雨水灌溉地区和两河流域兴起的各种卫星文明，开始走向融合，形成一种新的大一统的中东生活方式。与这种大一统文明相适应的一种中东的世界观，其决定性的表现方式，成之于犹太人之手。犹太人的宗教是在公元前8～前6世纪由他们的先知塑造成形的，与印度的佛教、中国的儒教或希腊的哲学一样，充满活力，而且令人信服。在公元前6世纪末之前，所有这些宗教或哲学都找到了自己最初的表达形式。到公元前500年，旧大陆明确而显著的四大文明并立之势逐渐清晰，世界历史最初的、奠基性的阶段就告结束了。

本书第一部分的目的就是探索文明史的这一萌芽时期，此时，在之后的年代里支配大多数人生活的一些主要的思想和行为模式，首次在人类的心灵和感情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第一章 人类历史之初

随着从猿人演变而来的智人（Homo sapiens）的出现，人类历史开始了。这个过程无疑是非常缓慢的，不过，到了大约10万年前，已经有在生物学意义上属于现代人类的散居狩猎者分布于非洲的热带大草原。也许，在亚洲气候温和、更适宜生存的地区也有人定居。这些最早的人类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从猿人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技术。例如，木制和石制工具的使用，可能早在完全意义上的人类形成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原始的语言，以及共同狩猎的习惯，也起源于猿人。火的使用，可能也是如此。

在完全意义上的人类与在他们之前繁衍的类人的生物之间，一个主要的区别就是人类有更长的婴儿期和儿童期。这意味着年轻人依赖父母的时间更长，同时长辈给后代传授生活技能的时间也相应地更长。从孩子的角度来看，缓慢的成熟意味着塑造过程的延长和学习能力的大大提高。学习能力的增强，反过来，使得有意识地保护那些发明和发现——可以推测，或多或少是偶然获得的——的行为更为频繁。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文化演化就开始超越了生物演化的缓慢步伐。支配人类行为的，更多是人从社会中学会的知识，而不是个体通过神奇的DNA分子遗传机制、生物性地继承来的东西。当文化演化超过生物演化而占据首要地位时，严格而恰当意义上的人类历史便发端了。

最早的人类

如果确实有一个地理上的中心，现代人类就是从那里开始进化的，那么，最早的人类是如何从发源地向外散布的，确切情况尚不得而知。细微的生物差异当然是存在的——对此，看看现存人类之间的种族差异就知道了。但是现代的各个种族是何时、何地形成的，这一点还不清楚。幸好历史学家能够提供忽略这种问题的理由，因为历史发展过程中改变人类行为的那些变数，似乎跟不同人群之间的生物差异没有什么可靠的关联。

甚至文化之间的差异，起初也许并不是非常显著的。无论如何，在旧大陆的广大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手斧和其他石制工具表现出了显著的同一性。的确，在智人时代约十分之九的时间内，人类局限于狩猎和采集的生活，使用简单的木制和石制工具，熟悉火，一代又一代，生存方式——就我们所知道的——几乎一成不变。

现存的石器都是按特定目的熟练地砍削和打磨而成，并不能告诉我们多少关于制造者生活情况的信息。可以推测，只要人类主要是以狩猎为生，除了动物的肉类之外，以能够捡拾到的任何东西作为补充，如幼虫和昆虫，可食用的植物根茎和种子，那么，他们过的还只是一种飘忽不定的生活，就像现代世界里残留的少数原始的狩猎民族一样。人群规模可能很小，由20～60人组成。偶然会与其他的邻居有所接触，这显然是原始生活的特点之一。当相邻的人群聚在一起，共同庆祝自己的幸存和进行非同寻常的交易的时候，这种接触也许会变成正式的仪式。在这种场合下，可能会安排不同群体的成员之间的联姻，而且，肯定要交换像贝壳那样的珍稀物品。在邻近的人群之间，也可能发生敌对行为，至少有时会发生，但是相关证据很缺乏，因为现存的石刀和石斧既可以用于狩猎，也可以用于杀人。

生态影响

早期狩猎生活方式似乎具有稳定性，这表明，人类已能很好地适应环境。每支人群都继承了惯常的应对方法，足够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在动植物的生态平衡——早期狩猎者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生活可能仍然依赖于那种适合小股的、四处游荡的狩猎和采集人群的行为方式。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人类的文化演变步伐将会更为缓慢，更接近于它所发源的生物演化的节奏，而不是突飞猛进的人类历史。

但是，在地球上的一些重要地区，自然环境并不稳定。相反，人类（和猿人）定居地区的北部边界一带的气候变化，剧烈而反复地改变了生态环境，并给人类适应环境和技术发明的能力带来了一系列严峻挑战。很有可能，正是这一因素，使得文化演变的潜力从习惯与惯例的紧密网络——古代狩猎者的生活既因之而成又受其限制——中释放了出来。

触发人类历史的生态变化都与北半球大陆冰川最后一次消退有关。大约3万年前，欧洲、亚洲北部和美洲的冰川开始融化。在光秃秃的地表上，冻原和稀疏的森林首次生长出来。旧大陆的大西洋沿岸，漂浮的低气压风暴穿越墨西哥洋流的温暖水域，在西欧形成了比较湿润和暖和的气候。因此，植物生长茂盛，维持了北极圈以南地区大量食草动物的生存，比如猛犸、驯鹿、野牛等等。接着，这又为原始人类和其他大型食肉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

不过，在利用这些潜在优势之前，人类需要一些基本的技术发明。特别是人类必须学会如何缝制兽皮，制成毛皮衣服，以便让身上未披长毛的人类能够在非常寒冷的地区保持体温。接着，就需要有锥子和某种可以作为“线”的东西——也许是动物的肌腱或是毛皮搓成的条。大约2.5万年到3万年前，必要的发明出现后，与现代人外形区别不大的狩猎队伍开始向西欧的冻原和森林地区入侵。随着入侵者的推进，更早的人类或“前人类”（para-human）——即所谓“尼安德特人”，他们与现存的人类在体形上有很大的差别——消失了。

关于这些入侵的狩猎者的生活，石制的工具和武器并非他们留下的唯一证据。正是他们，绘制了法国南部岩洞中的著名岩画，并在地表的暗穴中留下了他们的巫术——宗教仪式的其他痕迹。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观念，让大约18000年前的猎人们把他们捕猎的场景绘制在昏暗幽深的岩洞的墙上，如今已经不得而知。很有可能，人类与他们杀死的猎物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可以从复杂的神话中找到解释。也许，岩洞中的仪式是为了借助动物的神灵，促进世上的丰裕和繁衍；不过，我们也只能是猜测而已。

西欧北极圈内的大型动物狩猎者依赖野兽群，而野兽群依赖草地、苔藓和其他植物。当冰川进一步消退、气候进一步变暖时，茂密的森林开始形成，这些食物来源被切断了。大型野兽消失，一种新的人类生活方式必然就产生了。当冰川消融时，洞穴被放弃了，那些曾经穴居的人也许追随不断减少的北极圈野兽向北、向东迁徙。在西欧，在森林里觅食的动物，如鹿和牛，随着树木而到来，狩猎的人类（也许是新来者）很快便学会了捕猎它们。不过，那些终生追捕驯鹿和野牛的狩猎队伍留下的考古证据比较少。而其他的人群，则发明了简单的船只、渔网和鱼钩，从而学会了利用水生的食物资源。因为船只必须返回停泊，而且只能找到少数适合躲避暴风雨的栖身之所，从此，在地理上，有固定活动区域的人类共同体发展起来了。主要由甲壳类动物遗骸堆积起来的大垃圾堆在这些地点形成。它们使得现代的考古学家们能够研究定居点的顺序，追溯历史上工具群发生的变化。

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探索程度都不如西欧，而且，在旧大陆的西北边缘地区发生这些变化的时候，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目前尚无法在细节上还原。这些变化也可能没这么剧烈。西欧寒冷的冰川与墨西哥湾暖流之间的动态平衡所造成的气候和生物圈的改变，远比其他地区更为剧烈；迄今为止仍然十分有限的一些探索让我们可以推测，与此相应的是，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人类的定居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变化也不太剧烈。也许美洲是个例外，因为正是冰川的消退使狩猎队伍可以迁徙到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并穿越太平洋来到阿拉斯加。然后他们转而南下，足迹遍及整个美洲大陆以及附近各岛。人类首次到达新大陆的时间仍然有争议，不过，可能在2万年前左右，最早的狩猎队伍就开始散布在北美洲了。在世界上另一个可居住的大陆——澳大利亚，人类的定居显然更为久远，可能要追溯到一座大陆桥把澳大利亚与东南亚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农业带来的变化

当一种新的人类生活方式在中东的广大地区确立起来的时候，原始狩猎队伍才刚刚到达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可能就是在公元前8500～前7000年间，定居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东部丘陵地带的一些人类共同体开始培植作物和驯养动物，重新塑造了他们所生活的自然环境。小麦和大麦，是他们培植的最重要的作物；绵羊和山羊，是他们驯养的最重要的动物。最早的生产粮食的人类共同体喜欢树木茂盛的土地。通过剥除树干表层的树皮，他们就能很容易地毁灭任何数量的树木。这样一来，阳光可以照进林地，撒播在死树躯干周围的腐叶土壤里的种子能够生长和成熟。当二茬或三茬作物消耗了土地的肥力后，焚烧干枯树干并把灰烬撒在地上，土地的肥力就能更新。原始农民无法防止杂草在开辟的耕地上生长扎根；几年之后，自行生长的杂草就开始侵夺庄稼的土壤。唯一的应对方法就是迁徙，在森林中开辟新耕地，开始新一轮的耕作过程，让被废弃的耕地重新变成林地并逐渐恢复其原始状态。这种耕作方法至今仍然在世界上的一些偏远地区保留着。地理学家称之为“刀耕火种农业”。

第一批农民需要三件与狩猎者所需不同的工具：能砍伐树木的斧头，能翻动腐叶土壤以便播种的锄头，能收割成熟庄稼的镰刀。一把有用的锄头可以全部以木头制成，镰刀需要锋利的刀刃，与狩猎者用于砍削动物尸体的刀具没有本质的差别。但是斧头必须足够坚硬，以便用力砍砸时不会碎裂。狩猎者曾经长期用于削制箭头和刀刃的燧石是不能用于制作斧头的，因为它太易碎了。其他种类的石头，主要是花岗岩和玄武岩，太坚硬而不能被砍削，必须通过磨制和抛光这类精细的操作，才能制成斧头的形状。这就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新石器”或“新石器时代”的工具。

此外，新石器时代的农民在狩猎者的基础上，发明了大量其他重要工具。由于人们不再经常迁徙，所以用于储藏粮食和其他东西的篮子和陶罐变得重要也变得可能了。泥砖砌的房屋、织布机、适合煮粮食和其他食物的烧制陶器、烘焙和酿造技术等都很快得到应用。村社共同体取代了漫游的人群，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由于田间劳动十分艰苦，规律性强，并需要计算时间以便确定正确的耕种季节，所以农民的生活方式不同于狩猎者的生活方式。人们还需要考虑未来和有所节制，因此即使在饥饿的时候，人们也必须保留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种子，以确保来年的收获。暴力活动的勇气和习惯对狩猎者来说十分重要，但是对农民来说，就无关紧要了。

最后，当人类不再仅仅是自然环境的掠食者时，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人类不再是一个相当稀少的种类，其数量之多足以彻底打破动植物的天然平衡，这种平衡的打破，部分的是有意识地，部分是无预见地和无意识地。

在亚洲季风带的某些地区，一种区别于中东以谷物种植为主的农业发展起来了，其中心是根茎作物。许多专家也认为，美洲、东亚和西非都独立地发展了粮食生产。但是考古研究还没有清楚地表明，种植业何时和如何在这些地区产生。由于最早的农民通常很少留下遗址，所以人们也许永远不可能精确地重建地理范围和时间先后方面的事实。

最早的文明

但是中东的谷物种植和动物驯养确实值得在人类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最早的文明正是从这种生活方式中诞生。

迄今所知的超越简单村庄的最早居民点位于古代中东的几个地点，那里能够发现一些非常珍贵而稀有的物品。例如，杰里科（Jericho）控制了获得死海食盐的通道；当人类转向谷物膳食时，他们开始需要食盐来维持体内的体液平衡。通向这种重要物资的道路就变得非常宝贵，因此，当农业在其附近地区广泛传播时，即大约公元前7000年之后，杰里科就出现了有城墙的城市。另一个早期的中心是小亚细亚的加泰土丘（Catal Hüyük），那里可以发现松脂石（也称为“黑曜石”）。黑曜石被砸碎时能够产生极其锋利的边缘，因此，也是非常珍贵的石材。公元前6000年前后，一个类似于杰里科的贸易中心也相应地在这个地方兴起。

（本书上所展示的均反映的是作者的观点，不代表我们的立场。——编者注）

但是这些孤立的“城市”本质上是不能扩大的，正如它们所表现的那样，它们依赖对某些珍稀物品的垄断或近似垄断。可供传播的文明需要比杰里科和加泰土丘所能获得的任何东西更加广泛的生态基础。苏美尔地区就提供了这种基础。它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与波斯湾接壤的冲积平原上。诞生苏美尔的这片土地，每年都因河流淤积而恢复肥力，可出产丰富的粮食，在此之前，原始农耕技术急需彻底的革新。在生长着森林的中东山丘上，初夏时节降雨充沛，可保证作物生长，直到收获为止。但是南部与此不同，那里的夏天几乎从不降雨。因此，只有通过把河水引入田地灌溉庄稼，才能保证作物的收获。但是灌溉沟渠与堤坝的挖掘和维护需要成千上万的劳动力，需要比最早的农业共同体更严格的社会纪律。在新石器时代的村庄里，小型血缘家庭可能构成了寻常的劳动单位。每个家庭一般消费自己的一块或数块耕地上所出产的粮食，不需要更多成员的有组织合作，也许一些仪式和宗教场合除外。每个人都受控于反复无常的天气，所有的人同样自由，因为他们之间的主要差别只是年龄和性别。这种简单的社会结构在河谷环境中彻底被颠覆。因为人类为了控制河水有必要作大规模的努力，而这要求大多数劳动力接受某种管理精英的领导。

关于管理阶层如何兴起还不能确定。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征服可能导致主人与奴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社会划分。另一方面，与神有关的专业人员的特殊地位在人类社会必然由来已久，他们可能已经开始了广泛的职能专业化过程。后来的美索不达米亚神话解释说，众神创造人类，是让人类成为他们的奴仆，这样，人类就能提供食物、衣服和一座设施完善的神圣居所（即神庙）所需的其他必需品，供神享用，使他们不用费事亲自制造这些东西。

我们也知道一点儿这些观念如何应用于实践的情况。因此，在拉格什，一份碑铭记载，该城邦的土地依据占有者对神承担的租税而被分为三类。最沉重的租税负担下，留给农民的粮食很可能还不够糊口。因此，农民不得不每年为神劳作一段时间，即从事修筑灌溉渠道的劳动，或者根据祭司的安排从事其他劳动。农民以这种方式把一些谷物和其他农产品缴纳给神庙，而神庙又把这些产品作为工资，用以酬付神的近身仆人即祭司所安排的劳动。

这种制度显然使成千上万的劳动者能够被集中起来，从事大型工程建设。它也使专业化分工成为可能，因为许多专业人员，诸如舞者、歌者、金匠、厨师、木匠、建筑工、制衣工等各展其才，以侍奉神进食、穿衣、娱乐和受祭拜，用各种必要的盛典和奢侈品确保神的愉悦。由于他们不必再花费时间自己生产粮食，这些专业人员能够发展出比此前人类所取得的多得多的技能和知识。因此，从公元前4000年左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下游河谷首先出现定居点，到公元前3000年能够被现代学者解读的书写记录开始透露苏美尔文化的社会和知识情况，在短短1000年里，文明就诞生了。

苏美尔人的发明

技术发展最初是非常迅速的。青铜冶炼、轮制陶器、带轮的车辆、航行的船只、雕塑、纪念性建筑物以及——也许最重要的——耕犁等，几乎同时出现于考古记录之中。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通过现存数千枚的印章雕刻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范例——也相当迅速地定型了。未能给现代考古学家留下线索的其他技术肯定也随之发展起来了。例如，后来为美索不达米亚各城邦提供主要出口产品的羊毛纺织和染色、复杂的神庙宗教等，一定可以追溯到苏美尔文明诞生之初。此外，测量技术获得了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和精确性。为了修建沟渠堤坝和犹如人工山峰一样拔地而起、高高在上的纪念性神庙建筑，精确的测量和仔细的规划都是必要的。

但是，更为关键的技术是时间测定，因为每年农业生产的基本周期依赖于有关播种时间的知识。月亮盈亏是时间流逝最显著的标志；但是月亮的周期与太阳年不能完全吻合，所以在可靠的历法被制定出来之前，祭司不得不观察、测量、校正月亮和太阳的运行规律之间的误差。维系这种历法的确是早期祭司为农民提供的最重要的服务。掌握历法的必要知识也是祭司占有社会优势地位的重要基础。普通农民也许认为，能够预先知道季节的人证明了他们与神之间的特殊关系，因此，值得服从他们的统治。灌溉工程的组织工作，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技术和社会后果，可能就是在祭司的指导之下展开的，祭司的社会领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预知季节的能力。

宗教

祭司权力和威望的另一个基础，是他们了解众神的一切并知道如何取悦众神——或者如果不能取悦，那么也知道如何安抚他们。圣歌如何吟唱，神圣的仪式如何进行，这些是祭司掌握的主要知识。但是苏美尔祭司并不满足于重复前人所说和所为。在某个时刻，可能是文明发展之初，他们就已经发展了有关众神如何统治世界的系统教义。我们从很久之后编订的诗歌中得知他们的思想，也许只有公元前1800年左右的人感兴趣的概念才被记录下来——当大多数这种文献首次被书写下来的时候。但是即使古代苏美尔人的宗教可能包括某些粗陋而原始的因素，例如，我们知道，乌尔的一位早期国王就有妻妾和大臣陪葬，他们似乎都是被活埋的，古代祭司的确也提出了一套严密的神学理论，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的各种现象。

基本的观点是简单的。自然界的主要力量都被拟人化了，即把它们当作人类看待，但是赋予它们更大的力量，包括长生不老的力量。每种拟人化的自然力量或神都在由天空之神恩努（Anu）统治的神圣政治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每年元旦，众神聚会，决定当年应该发生的事情。每个神的决定都可能被否决。例如，根据神命，一些灾难可能降临到某个城邦，虽然居住在这个城邦的神受到该城人民的悉心供奉，不想看到他们受到伤害。但是即便是神也必须服从众神的集体意志；当该年的命运被决定后，任何神都不能废除它。风暴和雷电之神恩里尔（Enlil）是众神意志的主要执行者。他根据每次新年聚会的决定而施行惩罚和引来灾难。

每个神的性格都被认为完全与人类相同。他居住在房屋——神庙中；隐藏在神像之中，就像人的灵魂隐藏在身体之中一样。神的灵魂有时会出窍——就像人的灵魂可在梦中游荡一样；但是当出现某些重要的问题必须向神请示时，人们有办法召唤神返回神像。神通过暗号和预兆给予答复：如鸟的飞行、作为祭品的绵羊的肝脏的形状等事物或现象，专业祭司都能据以判断神的旨意。神必须每天都被奉献祭品、取悦和赞扬。在特别的节日里，还要为神举行额外的仪式，所有的人都必须参加，充当观众。如果神的预兆指出了灾难，那么城邦还要举行其他仪式以便及时地平息神的愤怒。

只要承认神的特性、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这些基本假设，那么这一体系就是不证自明的。为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提供的解释唾手可得：如果预兆告知的灾难没有降临，那么这只能证明祭司采取的预防措施有效；如果灾难毫无征兆地降临，那么这仅仅意味着神没有预先警告他的人民。

这样一套信仰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因为在3000年里，美索不达米亚的祭司一直致力于完善苏美尔人在文明史开端时创立的这些观念和仪式。此外，许多蛮族也认为，苏美尔万神殿中伟大的众神的确统治着世界。这些蛮族包括东欧和西亚草原地区的古代居民，他们的后代——希腊人、罗马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继续崇敬这些天神、雷神、太阳神、月神，和其他最初由古代苏美尔祭司推想和确定了力量与性格的众神。

文字

从后来的历史角度看，可以追溯到苏美尔祭司的最重要发明是找到了能够把口语记录下来的方法。这通过使用削尖的芦苇竿在松软的泥板刻写符号而实现。如果人们需要永久的记录，那么一份完整且不易损坏的文献能够通过将新写的泥板放在火炉里烘干而轻易地制成。正是通过这些烘烤制成的泥板文书，我们详细地掌握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况。从这种做法中逐渐出现的图画文字被称为“楔形文字”。

最初，苏美尔祭司主要用文字记载神庙仓库的收支情况。这种记录方法始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发现一种能够保留这些事务经手人的姓名的方法。最后通过双关语这一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个人的姓名中，若有听起来像一个容易以图形表现的单词的音节，就会被记录下来。不久，这种图画符号终于表示发音了，而不仅仅表示事物本身，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用于记录恰当的发音音节。通过发展足够的标准表音符号，书吏得以记录所有日常用语的发音。公元前3000年后不久，完整的句子、神的故事、宗教祷文、法律、契约和其他各种文献的书写从而变得可能了。

通常情况下，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历史学家把文字发明作为划分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的标志。现代学者能够阅读的文字使人们对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很久的人类活动有更深刻的了解，所以这种区别仍然有意义，虽然考古学近来取得的所有进展已经使这两个时代之间曾经存在的明确界线变得模糊了。

所有已知的文字形式可能——有些人甚至认为很可能——直接或间接起源于苏美尔楔形文字。无论事实是否如此，苏美尔祭司仅仅为了准确记录谁缴纳了或谁没有缴纳给神的债务所作的努力，的确催生了迄今所知最早的文字形式，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人类保存和检索精确信息的能力。此后文明社会的有效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字所带来的信息处理能力的不断完善。

灌溉

大约公元前3000年，当文字记录开始使我们能够了解关于古代苏美尔越来越详细的知识时，水利工程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所有易于灌溉的土地都已经被耕种了。十来个或更多的城邦星罗棋布地散布在灌溉地区，每个城邦拥有几千居民，每个城邦内部，神的居所或神庙是最大、最雄伟的建筑。在苏美尔各城邦中，尼普尔（Nippur）似乎已经享有某种突出地位。苏美尔各地的祭司可能不时聚集在尼普尔的风暴之神恩里尔的神庙中。在这类场合中也许会进行消息和观点的交流以及涉及相邻城邦的各类生意业务。如果依靠其他方式，苏美尔文明就难以维持其紧密性和一致性。

当邻近城邦发生争端时，无疑祭司们的碰面会旨在进行仲裁。但是当苏美尔的水利灌溉工程达到地理范围和技术水平的极限时，城邦之间的争端就必然变得非常严重，因为当灌溉渠道变得更大、更长时，上游地区每次从河中取水都会影响下游的河水供应。用水权在干旱季节很快就变成生死攸关的事情，和平解决争端不是一直都可行的。因此，相邻城邦——很快出现敌对的城邦联盟——之间的战争，变成苏美尔生活重要而经常的特点。此外，抵御外来蛮族一直是困难的。两河流域地势开阔，四面受敌，通过水利灌溉和手工业技术专业分工积累的雄厚财富使苏美尔各城邦成为吸引外敌进攻的目标。

军事力量和君主制度

因此，到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各城邦发展了一种堪与祭司领导权相匹敌的军事组织。王权最初建立在以下理论基础之上：神派遣国王作为他们在人间的代表。和平时期，这种殊荣属于祭司长；但是战争时期，他或者亲自领兵，或者找到更年轻、更有活力的人以他（和众神）的名义领兵出征。当相邻城邦之间的战争变成常态时，仪式和其他和平时期的工作影响下降的同时，军事领袖的重要性提高了。有时祭司与军事领袖之间会发生摩擦。当敌人仍然威胁城邦、而决定性的胜利尚未取得的时候，战争的需求变得无休止。但是很显然，只要苏美尔平原各个城邦保持独立，那么任何城邦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只有一个有能力分配水源、解决各个城邦争端的单一行政管理机构才能结束内部的分裂局面。一且被激怒，这种帝国很可能调集压倒性的武力迫使边境的蛮族臣服。

但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如何发明一种方法，使个别君主能够有效地控制边远领土。最早的伟大征服者似乎一直在身边保留大批军事家族。为了维持几千人的部下，统治者（如阿卡德的萨尔贡，约公元前2350年）认为，不停地巡视各地是必要的。通过抢劫从敌对的群体那里获得稳定的收入可能也是很重要的。这种掠夺性的政权本质上是相当不稳定的。任何军事失利都会刺激地方共同体在君主的武装力量前来叩响城邦大门时，拒绝他们。唯一的替代办法就是把军队分散驻扎在臣民中，以确保他们的顺从；但这意味着君主进攻力量的分散，削弱了他在战场上相对地方反对者的优势地位。此外，守卫部队长期驻扎在远离君主本人的地方，可能不再服从遥远的君主的命令，即使这些命令能够被可靠地下达到他们手里。

在这些困难面前，古代苏美尔从来没能取得长期的和平。苏美尔文明诞生于各独立的城邦之中，对独立城邦根深蒂固的地方忠诚削弱了帝国统一的所有努力，敌对城邦之间不稳定的联合和结盟关系不能维持彼此之间的平衡，从而也不能防止它们经常诉诸战争。因此，维持国内和平局面的同时有效地防止外敌入侵的问题从未得到解决。但是，正是由于这些问题一直非常重要，它为苏美尔和后来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提供了主要发展点。成果之一是武器的改进和规模更大、组织更精良的军事力量。另一个成果是为控制远方臣民而实行的行政和政治策略。苏美尔的一些发明从此成为文明社会政府的根本措施，如颁布成文法典、建立官僚制度、设立官方邮政服务等，这些基本要素都可以追溯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甚至有线索显示，苏美尔留下了旨在让人民相信苏美尔的土地“一直”被统一在至高的一神和一君统治之下的官方宣传传统。

早在这些维护和平与秩序的措施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之前，苏美尔文明的重要成就已经吸引了远近邻国的注意，刺激它们根据苏美尔的成就改变自己。为了考察苏美尔文明影响陌生民族和外来民族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将把注意力转向下一章的内容。

第二章 文明扩散的第一阶段
（至公元前1700年前）

约公元前4000～前1700年间，人类社会受到两种同心震荡的扩散的影响。这犹如在约3000年的时间间隔中，石头被扔进了一口池塘，激起了阵阵涟漪。地理和社会上的复杂性意味着两股连续浪潮的传播并不遵循严格的几何类型，而是要么在这里向前飞奔，在那里又造就了一座保守主义的孤岛，或者在其他某个地方突然受阻于无法逾越的气候障碍。尽管复杂，但比喻还是有用的。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各种不同地形中，中东类型的刀耕火种农业不断地传播到温度、降雨和天然森林覆盖率等条件适宜的新地区。因此，有些距离遥远、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文明的更复杂的社会，也在特别适合人类居住的新的地区成功地建立起来了。

畜牧业

随着刀耕火种农业的传播、依赖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口增加，这种最早的农业类型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第一，农业最早兴起于欧亚大陆山丘和山区以北的大草原地区，那里树木很少，具备适合刀耕火种农业的自然条件的土地也相应很少。另一方面，那个地区特有的广阔草原特别适合养殖被驯化的畜群。因此，当接触到最早的农民发展出来的一系列技术时，草原地区的狩猎者也正在有效地适应自己的地理环境，他们接受了动物驯养，而拒绝了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繁重的垦殖和收割工作。

因此，一种独特的游牧生活方式出现了，它熟悉农业，但又轻视农业。相似的环境也存在于山区南面，尽管那里的气候更炎热和干旱，草原在阿拉伯半岛北部以弧形退化成沙漠。也是在这里，畜牧业发展成为新石器时代农业技术的变种。南部地区被驯服的动物种类不同于北部喜欢的体形庞大的牲畜。绵羊、山羊、毛驴比牛和马能更好抵御半沙漠气候固有的夏季饲料短缺，而较大的体形有助于牛和马度过北部草原寒冷的冬天。

作为农耕世界南北两翼的一种生活方式，畜牧业出现的时间难以确知。公元前3000年前，也许没有多少人口以畜牧业为生。此后很长时间，草原地区对游牧生活的适应也不彻底。例如，直到公元前900年，骑马这种似乎很简单的技术才变得普遍，也许因为马鞍上的生活需要饲养马匹，而且马匹需要被训练到被人骑上去而不至于惊慌，也需要训练能够始终驾驭马匹的人，即便最初的结果都是野性的反抗，以及被重重地摔在地上。

像狩猎者一样，游牧者也是以食草动物为生。他们像狩猎者一样，也追求漫游的生活，为了给牲口寻找草料，他们远距离迁徙。游牧者常常选择多少有些规律的迁徙模式，随着季节的变化而从低地向高地牧场迁徙。牧民首先必须保护牧群不被敌对的肉食者所掠夺，无论这些肉食者是动物还是人类。这种生活需要一个首领，他决定游牧的路线，当遇到敌对者企图入侵部落的传统牧场或劫掠牲畜的紧急情况时，他指挥整个部落进行抵抗。

成功的大型猎物狩猎者特有的战争组织和暴力习性仍然接近这种生活的表面现象，而最早的农耕社区是相当和平和平均主义的。这种差别使游牧人群与农耕人群发生军事冲突时占有明显的优势。的确，游牧人群乐在其中，他们一直渴望通过征服和剥削，像驯服牲畜一样驯服农耕人群。

此后旧大陆的人类历史取决于农耕带来的人数上的优势与游牧所需要的更优越的政治—军事组织之间的相互角力。这种平衡有时有利于一方，有时有利于另一方，取决于社会组织、凝聚力的起伏，以及技术的发展。大征服者和帝国创建者的偶然出现、或者灾难性瘟疫的暴发，对打破这种平衡也不时发挥着作用。无论何时何地，农民与游牧民之间关系的重大变化都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混乱，但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的流血冲突也刺激人类冒险尝试从未有过的生活。因此，公元前3000年后整个旧大陆社会演变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犁

犁的发明也非常显著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结构，使人类生活多样化。公元前3000年某个时间，也许是此前不久，在某个地方，人类学会了如何利用牲畜的力量从事耕耘活动。这产生了几个重要的后果。它把谷物种植与牲畜饲养空前地结合起来了，使二者相互依赖。它还把一些优于其他耕作方式的重要特点带给了中东农耕方式，因而使其臻于成熟。

首先，犁使谷物生产者能够永久性地定居在一个地方。随着农耕群体的剧增，很显然，适合刀耕火种的林地越来越难以寻觅。解决方法之一就是从其起源的中东多山地区向外迁徙，因而也把农业传播到各地。但是留在原地的农业群体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返回到已经被耕种过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再也不能奢望肥沃的处女地了。但是，犁使人类能够比仅仅用锄头、镐耕种更多的土地，通过从更多的土地上收获产量不高的作物，农民能够维持甚至增加食物供应。

此外，人们不久便发现，一块休耕地——被犁翻耕过，但是不种植作物的土地——在第二年能够长出令人满意的庄稼来，因为用犁翻耕休耕地能在杂草繁衍之前彻底铲除它们。因此，通过轮流使用耕地和休耕地，一个农民能够无限地在一个地方维持自己的生存。这些用犁翻耕过的土地没有刀耕火种者的处女地肥沃，但因更系统和便利的土地规划而有所弥补。即使使用锄头，毕竟树桩也严重阻碍了统一规划、精耕细作。的确，我们对田地的设想——相对平整、统一耕作的一片土地上播种单一种作物——就是耕犁的创造物，但是耕犁的形状和大小、转弯笨拙、不能适应森林地区的凹凸不平等特点，要求人类比森林地区的农民更多地改变地貌。

由于同一块土地一次次地被犁耕，小块方形田地开始出现于中东各地。当这个现象发生时，中东农民经常发现，即使在没有河流淤泥翻新和水渠灌溉的土地上，自己也能生产出大量剩余粮食。在这种社会里，畜力已经开始有效地补充人力，少数人能够脱离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这就使文明甚至可能在灌溉范围之外的地区产生。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不久之后，在降雨地区创立和维持文明社会形态的新的可能性不出意外地出现在了文明生活起源地附近的地区。

因此，公元前3500～前2500年，畜牧群体的兴起和犁耕村落的产生，大大地丰富了人类生活方式的种类，为文明大范围地传播到气温和降雨都适合大规模粮食生产的欧亚大陆和北美各个地区奠定了基础。

埃及文明

但是公元前2500年以前，文明社会形式的传播需要特殊的地理条件。只有在可灌溉的河谷地区，当时所知的技术才能维持专业人员所需要的作物——如果技术和知识的开化水平能维持的话。苏美尔几条流程短小的河流具备了这些条件。例如，约旦河和卡鲁恩河，它们今天都在接近其出海口处注入底格里斯河，但是在古代，它们都独自流入波斯湾，它们的两岸都兴起过非常古老的城市；考古学家可能将在其他地区发现类似的河流和城市遗址。但是这些河谷太小了，不能变成堪与苏美尔，或同时兴起于尼罗河和印度河流域的其他古代文明相比的大规模社会的发源地。

直到20世纪30年代，埃及文明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但是现在埃及学家同意，20世纪20年代首次发掘的苏美尔遗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传统认为，埃及历史发端于国王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这个事件发生于公元前3000～前2850年间的某个时候，而当时苏美尔的一些城邦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

苏美尔对埃及最初的文明发展阶段影响虽然小，但是有迹可寻，这已经得到承认。因此，波斯湾口的水手很可能绕过阿拉伯半岛到达红海，与居住在狭长的尼罗河河谷的居民发生联系。苏美尔人熟悉的技术和思想对早期埃及人来说当然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埃及人的生存环境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下游非常相似。到美尼斯时期，灌溉、冶金、文字、耕犁、带轮的车辆、纪念性建筑物都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了。在短时间内，它们都通过十分迅速的模仿和调整而在埃及得到了应用。

政治统一促使埃及迅速接受苏美尔“百宝囊”中那些有吸引力的因素，而那些不适应埃及地方传统和地理环境的因素则被抛弃。换句话说，埃及文明不仅迅速形成，而且具有自己的明确风格和制度结构。在美索不达米亚费时100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在埃及只要不到一半的时间，这归功于埃及人能够从美索不达米亚经验中获得益处。

埃及人没有简单地模仿苏美尔模式；他们加以调整和改造，使各种事物适应当地的需要。早期埃及的文字——被称为“象形文字”——与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差异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埃及人使用不同的书写材料和一整套不同的字母符号。所以，文字的真实形状是相去甚远的。唯一的联系是如何把抽象的词汇拆成不同音节而记录声音的想法。埃及的艺术也同样独立于苏美尔模式，唯一相同的是纪念性建筑物、建筑结构讲究数学精确和石头雕像的观念。同样的独特风格体现在埃及文化盛期的各个方面。

人们大致可以说，埃及与苏美尔社会结构的深刻差异使埃及文明早期的表现形式更接近完美，也更脆弱。埃及的所有事物都集中于神王或法老的宫廷。在苏美尔，神被认为是看不见的，虽然他们的需要、性格特点和行为与人类相同。另一方面，埃及人宣称他们的国王就是神。国王不仅自己长生不老，而且能够把永生赐予他人。这是服从法老的一种强大动机，因为人们期望感恩的神王能慷慨地允许那些曾经在此生尽心侍奉过他的人作为永远忠实的奴仆，分享神圣的永生。另一方面，蔑视法老权威的人则被剥夺了死后永生的所有希望。

古王国

尼罗河谷地独特的地理条件也有助于政治集权。尼罗河两侧荒芜的沙漠使谷地几乎幸免于任何真正危险的外来入侵。偶然来自南部的努比亚人或来自西部的利比亚人侵袭次数有限，而蛮族入侵正是美索不达米亚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此外，在尼罗河谷内部，缓慢而稳定地流淌的尼罗河水使船只能够轻易地顺流北上，返航只需要扯起船帆，借助几乎终年劲吹埃及全境的西北—东南风就可以轻松完成。由于尼罗河上下航行便利，所以船舶几乎取代了其他所有交通运输工具。所有肥沃的土地都离尼罗河岸不远，船只几乎可以从河岸任何一个地方装载货物或顺流或逆流航行于从尼罗河入海口沼泽密布的三角洲到第一瀑布之间的流域。在这些情况下，控制河道航行就控制了整个国家。对上下航行的船只进行管理和检查当然比任何没有固定线路的陆地运输工具更加容易。因此，埃及并不需要在美索不达米亚艰难而不完整地发展起来的、维持中央集权的帝国管理机构。神圣的统治者只需少量忠诚而热心的奴仆以一定间隔驻扎在尼罗河两岸，就能够毫不费力地统治整个国家。

在美尼斯首次统一上下埃及前夕，两个不同的王室分别管理各自的领土；但是最终两个王国被置于统一管理之下。实际上，神圣法老王室的作用犹如苏美尔的神庙：在一个地方征收来自尼罗河上下可通航地区的剩余农产品。法老的宫廷从而能够维持绝对的权力。埃及因此解决了苏美尔一直不能解决的国内和平与秩序问题。

法老宫廷也是埃及文明形成的主要场所。附属于神王宫廷的工匠和官员不仅召集劳动力修建金字塔，而且开创了美尼斯征服之后三四百年无与伦比的埃及艺术传统。象形文字、釉面砖和釉面罐、优美的木器，加上音乐、舞蹈和其他考古遗址不太能反映的技术，都诞生于王室。即便这些技术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它们也只是以黯淡的、不甚完美的地方形式存在。

这种高度集中于单一中心的情况具有一些大规模企业常有的优势。例如，大金字塔只有在农闲时节集中全国农业劳动力才能修建，只有诸如法老宫廷那样的唯一指挥中心才能做到。另一方面，古代埃及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度也必定是脆弱的。所有事情都取决于人们是否愿意服从遥远的法老或其代理人。不过在古王国（约公元前2600～前2200年）大约400年里，除了王朝更替的短暂时期外，实际情况似乎就是如此。

即使在古王国的鼎盛时期，严重的地方分歧也只是隐藏在法老权威的表象之下。古代埃及的宗教混乱特别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常常被假想为动物或半人外貌的地方神祇赢得了当地人的忠诚，类似苏美尔万神体系那样的东西从未出现。地方神社和祭司可能维持着这些不协调的宗教虔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地方性崇拜开始发展出复杂的仪式，建造了在规模上堪与美索不达米亚古代神庙相比的建筑物。

但是，不是不服管理的祭司，而是公开叛乱的地方官员，最终破坏了埃及政府的中央集权。受过教育的书吏阶层记录了对法老统治秩序崩溃的惊诧，他们认为埃及政治解体是极其错误的。但是，公元前2200年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埃及政治四分五裂，正如美索不达米亚的常态一样。

最终埃及文明的大多数方面都严重地衰落了。地方统治者竭力保持作为法老尊严的高雅艺术和其他属性，但是越来越少的资源意味着奢侈品和专业技术的衰落。然而，即使在外部动荡和政治分裂时期，法老文明的记忆仍然幸存了下来。古王国时期的辉煌已经被视为典范，深深地扎根于尼罗河流域的大地上。

中王国

因此，毫不奇怪，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后，埃及由一位来自南部的新征服者再次统一（公元前2000年左右），他建都于更上游的底比斯，而不是尼罗河三角洲南端的孟斐斯。所谓“中王国”因而建立，它持续到公元前1800年左右，埃及再次分裂为各个互相竞争的地方政权，每个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是法老所有土地的合法继承人。

艺术风格和其他文献记录表明，中王国的统治者开始刻意效仿古王国法老的成就。但是它们之间有重大差异。神庙建筑变得越来越复杂。无论僧俗，地方领主和贵族的重要性都远高于古王国时期。埃及社会和文明因此变得不太依赖单一中心，相应地能更好地应对政治灾难。但是这些优势是以牺牲无与伦比的优雅艺术与一以贯之的风格为代价而获得的，而这正是古王国鼎盛时期（公元前2600～前2400年）的文化特点。

从事实来看，埃及历史随后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被来自亚洲、称为“希克索斯人”的蛮族武力征服，中王国时期这种文化领袖地位的分散也许对埃及文明风格的保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仍然像古王国时期一样，由单一的法老宫廷囊括埃及全国的专门技术，那么它的毁灭也就可能意味着整个埃及文明的毁灭：但是在希克索斯人出现之前，通过在埃及社会内部广泛建立较小的专业化技术和知识中心，这种风险已经被消除了。

印度河流域的文明

人们对公元前3000年代出现于印度河谷的另一个伟大文明所知甚少。印度河流域的人所使用的文字至今还没有被现代学者破译，因此，了解印度河流域文化的首要路径仍未开放。对印度河流域遗址的考古调查也还没有完成，已经进行的一些考古挖掘则不尽如人意。但是根据已经发掘的东西似乎可以进行一些合理的推测。印度河流域文明有两大城市遗址，一个位于哈拉帕，另一个位于其下游几百英里的摩亨佐-达罗。这两个城市具有高度一致性的特点，如埃及古王国一般的政治统一或许能提供最好的解释。

与苏美尔的联系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印度河流域制作的印章和其他小型物件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约公元前2500年的地层中发现了。因此，像埃及文明最初的发展阶段一样，与苏美尔的海上联系很可能加速了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兴起。就像埃及一样，印度河流域人民发展的艺术风格和文字模式明显与苏美尔模式无关。埃及和印度河流域的人从苏美尔人那里学会的是发展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的动力。只有在最初，本地风格形成之前，直接照搬或亦步亦趋地模仿苏美尔技术的痕迹才能被发现。这种模仿的例子在埃及已经发现，但是目前地下水阻碍了考古学家对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最底层遗址的认识，也许那里还可以发现直接模仿的类似证据。

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都被分成高地的城堡或圣祠与低矮的街区两部分。有些地区有成排的一模一样的房屋——也许是某些兵士或奴工睡觉的处所。除此之外，很难再推测出古代印度社会的社会结构。与埃及和苏美尔的相似性表明，由祭司集团组织起来为众神服务的社会也许是印度河文明的核心；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就是如此。

构成这两大遗址的碎石堆所代表的时间跨度已相当确定，因为通过印章和双方其他的进口物品，与苏美尔进行交叉定年是可行的。在此基础上，印度河流域文明很可能繁荣于公元前2500～前1500年。这两个伟大的城市被入侵者毁灭，这些入侵者屠杀了居民，焚烧了城镇，但无意于定居下来。几乎可以肯定，来自北部操雅利安语的部落是毁灭印度河流域城市和中断其文明的蛮族。这次毁灭几乎是彻底的。只有无辜村民所熟悉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的某些因素幸存下来了。公元前1500年到至迟公元前1200年，当蛮族杀害或驱散他们的时候，曾经被首领（可能是祭司）掌握的专业知识和高级技术消失了。如果在希克索斯人入侵并占领之前很久，中王国的政治发展没有将维系埃及文明所需的技术和知识传播到众多神庙和贵族家族的话，那么同样的命运也可能降临法老统治的埃及。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公元前2500～前1700年

虽然这些重大变化改造了埃及和印度河谷的生活，但是文明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并没有保持静止不变。只是公元前3500～前2500年间苏美尔地区发生的根本变化在此后几个世纪里再也没有重现。长期以来，边境地区的蛮族渴望掠夺富饶的灌溉平原，如何防卫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另一个同样难以解决的问题是维持城邦之间的和平，只有各个城邦都臣服于一个外来的、常常是被憎恨的蛮族或半蛮族征服者时，这个问题才能解决。

在无休止的政治军事动荡中，两个重要的变化必须提到。第一，公元前2000年后不久，人们在一般场合不再说苏美尔语了，它被各种闪米特语言所取代，其中阿卡德语是第一种形诸文字的语言。苏美尔语在日常生活中的消失似乎是逐渐发生的。来自沙漠边缘的闪米特语各族可能大量迁徙进来，以致苏美尔语逐渐退为宗教语言，在学校里学习，在宗教节日中吟唱。但是，用他们熟悉的语言称颂众神的显著需求使苏美尔语仍存留了许多世纪。正如我们今天可能得学习拉丁语一样，祭司必须学习苏美尔语，这要求他们创制双语词汇表和其他学习工具。这反过来又使现代学者一旦在古波斯语写成的双语铭文的帮助下掌握了阿卡德语，那么他们就可能破译和阅读苏美尔语。

第二，虽然经常倒退，但是领土庞大的政治帝国逐渐取得了统一和稳定。三种对后来的政治制度极其重要的机构发展使如下这些事物得以出现：官僚制度、法律和市场价格。官僚制度的原则在今天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我们难以想象在一个人类社会中，个人的公共或行业角色不取决于他刚好担任的公职或被指派的其他职务。但当这种观念刚出现时，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对它习以为常。一个被国王任命为总督并携有文件为凭的陌生人得到的待遇肯定不同于其他陌生人。法官、军官、税吏和其他官员也起着特定的作用——他们必须通过劝说完全陌生的人相信自己有法定资格，并进行合作。而当这种观念得到承认后，国王就可能通过文武官员统治边远地区。即使没有尼罗河为埃及提供的这种特殊的联系途径，与遥远地区的有效合作也成为可能。

能适用于国王统治下任何地区特定案件的法律条文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它使人类关系更容易预测——像官僚原则所起的作用一样。陌生人最终可以自信地互相打交道。如果有人没有履行义务，就有可能被交给国王的法律和法官进行审判。最著名的早期法典是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约公元前1700年）颁布的，虽然从现存的案件记录中难以看清这部法典的条款是否真实推行过。

市场价格和可通过法庭强制执行的买卖规则也使陌生人之间能够进行有效合作。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价格最初是用大麦计算的。后来银条被用于大宗交易，但是普通人很少参与贸易活动。即便参与，他们也是以物易物，从来不需要使用公共货币。

大多数人一直是贫穷的农民，耕作于田野，如果缴纳税收和地租后，还能留下足够的口粮，他们就感到万幸了。他们与国王的官员、法律或区域间市场没多少关系。而对巧取豪夺剩余农产品和其他商品的富人来说，官僚制度、法律和市场价格的逐渐发展，确实使他们能够跨越几百英里、进行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有效合作。

但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治帝国从未长期稳定过。地方忠诚感还很强烈；交通运输缓慢而且昂贵；只有像汉谟拉比那样精力充沛的统治者才能有效地控制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他给下属的许多信件存留至今。政治权力中心倾向于向两河流域上游转移。这部分是因为水分蒸发使土壤盐碱化，削弱并最终耗竭了美索不达米亚南端最古老耕地的肥力。此外，在任何军事冲突中，上游城邦一直占有优势，因为它能够切断渠道，从而破坏下游的河水供应。因此，到萨尔贡（约公元前2350年）时期，阿卡德开始支配苏美尔；到汉谟拉比时代，更北部的巴比伦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都城。

也是在汉谟拉比时代，巴比伦祭司大胆地改造了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学术，提高了巴比伦的主人和保护神马杜克的名声和权威。例如，所谓“创世史诗”（它关于世界如何被创造的描述后来在《创世记》中得到了体现），使马杜克神变成众神之王。这是通过用它的名字取代尼普尔的风暴之神恩里尔而实现的，后者曾经在来自苏美尔的诸神中占有首要地位。在其他方面，汉谟拉比时代的书吏和数学家也表明他们是非常勇于探索的。例如，复杂数学运算似乎在这个时期首次出现于泥板文书；此后1000多年里，数学领域没有出现任何新的重大成就。

这种苏美尔向阿卡德、阿卡德向巴比伦的地理转移，以及与财富和权力中心北移相伴随的语言变化并未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根本连续性造成很大改变。苏美尔祭司首先创造出来解释世界、人神关系的观念仍然经受住了时间检验。适应洪水泛滥的平原生活的早期技术也被保留下来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这些方面发生的变化非常小。发明及缓慢改进倾向于集中在政治和军事事务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帝国管理艺术日益复杂。

向雨水灌溉地区的转移

美索不达米亚河谷文明地理范围的扩大，以及遥远的尼罗河和印度河流域的埃及式和印度式文明的兴起，显然对人类文明水平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只要这种复杂社会需要有河水灌溉的河谷地区来维系自身，那么它们就必定仍是稀少而珍贵的人类生活方式，犹如蛮族汪洋中的孤岛。只有当雨水灌溉地区也能维持数量足够多的专业人员，使文明社会可能建立时，文明才能成为全球的主流。这是一个需要将近4000年才完成的过程，始于公元前2000年前不久，到公元19世纪才最终结束。

关于向降雨地区的转移如何发端的详细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尽管这一事实不容置疑。例如，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周边诞生了一系列卫星文明或前文明，其中小亚细亚的赫梯社会、叙利亚的迦南和巴勒斯坦最为著名。埃及沙漠阻止了尼罗河两岸任何类似文明的发展，但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因素可能，也许很可能向南、向东渗透，影响了南部和中部印度非灌溉地区各民族的生活，尽管还没有考古材料能够证明。

文明在雨水灌溉地区繁荣所需要的条件不难概括。首先，农民必须能够生产出剩余的粮食。其次，一些社会机构必须把剩余粮食从生产它的农民手中转移给一批专业人员，以便专业人员有条件钻研完善高级技术和补充专业知识，而不必像大多数农民一样，花费大多数时间从事田间劳动。

我们已经看到耕犁的传播如何使许多地区的普通农民在大多数季节里能够生产出剩余农产品。这是文明得以突破灌溉局限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耕犁农业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具体情况非常不清楚。同样，对于从生产者手中把粮食转移到专业人员消费者的社会机构的起源和性质的探讨，的确超出了现有知识范围。征服和贸易也许是两个重要因素。但是征服者和商人遵照已有的各种社会领导形式展开活动，在开始突破灌溉河谷局限的文明或前文明中引发了相当重大的结构性变异。

例如，在东北部的小亚细亚，由于大约公元前1800年亚述商人刻写的一大批泥板文书被发现，使人们对新兴的赫梯文明有了一点儿了解。那时，当地统治者已经开始招募一批士兵、祭司、商人和工匠——因此，在较小程度上预示了约一个世纪后在赫梯首都哈图萨发展出来的宫廷生活。赫梯生活的许多方面直接继承自美索不达米亚。例如，楔形文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些宗教神话都被直接借鉴。与此同时，当地传统的重要因素也保存下来了。其结果是美索不达米亚风格与当地的独特性的融合。赫梯艺术敏锐地表现了随之产生的文化类型，因为尽管与美索不达米亚模式关系紧密，但是哈图萨的雕刻具有自己明显的粗犷风格。

赫梯社会由几个不同的种族集团构成，一个集团被其他集团征服很可能是赫梯文明社会分层的基础。只有当地方首领和统治者能够支配一定数量的财富或劳动力之后，文明社会的商人才真正开始经商。遥远的文明地区生产的商品很可能太昂贵，不能引起普通农民的兴趣，文明地区商人寻求的商品——如金属、木材和其他原材料——在运输和其他准备工作上都经常需要相当精细的合作。凭借他们最初作为某个种族集团首领在征服其他集团时所取得的财富和权力，为这种活动组织当地人力的人，与从其他文明地区商人手中购买布匹、金属制品和其他商品的商人，很可能就能够这么合作。军人的突出位置、赫梯雕刻短粗笨重的特点都无疑表明了征服者的沉重践踏，他们需要从成为他们牺牲品的人那里获得大量的地租、劳役，以便维持小城市的生活，让其中的工匠和其他专业人员能够满足征服者的需要。

总的来说，同样模式的社会变化似乎也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边界的其他地区。西边的迦南可能更侧重于商业，而军事发展比较少；但是底格里斯河谷北部和东部山区，胡里特人和埃兰人通过显著的军事道路——如我们不完整的信息所表明的——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

在更遥远的群山另一边的草原地区，游牧民族对金属特别感兴趣，因为金属可以改进他们的武器，或者增添他们服饰的华丽。例如，到大约公元前2500年，高加索山脉北部的库班河流域的部落首领开始用精美的青铜武器和珠宝装饰墓穴。青铜器使草原地区本就好战的蛮族变得更加可怕。事实上，他们证明自己能够广泛地征服邻居。例如，在此后六七百年里，使用青铜武器的蛮族从草原地区席卷了西欧各地，征服并逐渐与那里原有的人口相同化。这些青铜时代的蛮族入侵在欧洲人的意识中深深地打上了暴力习惯和崇尚武力的烙印。在语言方面，欧洲也变得欧洲化了，除了芬兰语、爱沙尼亚语、马札尔语和巴斯克语外，现代欧洲居民说的所有语言都起源于青铜时代欧亚大陆西部草原的征服者带来的一种古代语言（或者与之有密切关系的语言）。

这个语系被称为“印欧语系”，因为其支系不仅有欧洲人的语言，而且在波斯和印度北部也有分支。这个语系的现代分布范围证明了下述事实：当他们的野蛮勇猛因占有先进的青铜武器而得到强化时，草原蛮族也得以向东、向南发动征服。例如，在中东，小股操原始印欧语的武士似乎已经确立了对山区民族胡里安人的统治；更东部的加喜特人也是如此。即使以闪米特语部落为主的希克索斯人中可能也裹挟了一部分讲印原始欧语的部落。雅利安人对印度河流域的征服并继而摧毁古代印度文明构成这次蛮族迁徙的一翼。另一支不太著名的部落（吐火罗人）向更东部迁徙，也许在稍晚的时候，远抵中国边境。

下一章将进一步考察这次大规模民族迁徙的特点和后果。

海上文明

文明地区的技术与蛮族社会的相互交流在欧亚大陆种族分布图上催生了这些巨大的变化，同时，另一股规模较小但并非不重要的海上迁徙之风也在改变着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的人类生活和文化。

米诺斯时期的克里特为早期海上文明提供了一个主要例子。当公元前4000年地中海的航海活动开始之前，克里特岛上的居民不多。克里特遗址的堆积层清楚地显示了约公元前3000年前它与埃及的商业关系。它的整个文明大约在1000年后出现在这个岛上，因为著名的米诺斯王宫始建于公元前1900年左右。大约与此同时，一种至今未能破译的文字形式、金属冶炼、精美陶器、迷人的自然主义艺术风格，以及属于古风时代文明的其他物品也都已经出现了。

供养创造米诺斯文明辉煌成就的工匠和其他专业人员所需的财富主要来自海上贸易——或者至少看起来是如此。米诺斯船只穿梭往来于地中海。远航的主要动机可能是寻求制造青铜器所需要的铜和锡。无论如何，米诺斯殖民的踪迹已经在靠近古代铜矿的撒丁岛上发现。克里特岛出口木材和橄榄油到叙利亚沿岸和埃及。此外，米诺斯商人可能还充当了东地中海文明地区的工匠与北部和西部原料生产者之间的中间商。

关于米诺斯社会的组织方式仍非现代知识所能了解。米诺斯可能是一个类似于法老的称号，统治者的权力可能更多地依靠他的宗教角色，而不是军事或行政角色。战争的重要性显然远不如在陆地上那么大。就目前的考古发掘看，都城克诺索斯没有任何防御外敌的围墙；在克里特遗址中，武器和盔甲几乎不占什么重要地位。

米诺斯权威所依靠的宗教与小亚细亚历史上遗留的崇拜仪式有关。主要神祇似乎是“大母神”，她的特定标志是双斧。此外，公牛和蛇是特别受崇敬的对象。在公牛舞即宗教杂耍表演中，年轻人抓住猛冲过来的动物的角，然后从它背上高高跳过，这是一个重要的仪式。西班牙斗牛可能就起源于这种古代宗教体育运动。

与严肃、呆板的赫梯雕刻相比，米诺斯艺术给现代观众的感受是轻盈、优美和自然。鱼和其他水栖生物的自然主义画像与模式化但活泼的人物肖像表明，它比赫梯和其他陆地社会所表现的主题更快乐、更少暴力，在陆地社会里，对被征服民族的军事征伐和残酷剥削是文明和前文明社会的主要现实。

当克里特文明处于鼎盛时，在地中海更西部地区，另一个高度繁荣的文化中心出现于马耳他岛。这个岛屿似乎已经是“巨石宗教”的“母亲教堂”。关于这方面，确切知道的是有许多用大块岩石建造的坟墓和其他建筑物，分布于从摩洛哥到瑞典南部的北非和西欧沿海各地。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不畏困难，建造这种建筑物。也许传播宗教的祭司劝告当地居民：这样做是值得的，而且要修筑这些大型纪念物，组织必要的人力与向当地人民传授技能都是必需的。完全可能的是，这种宗教的导师希望在这个地处日落的极西之地的受祝福的岛上获得永生。坟墓和其他巨石建筑可能有助于确保这种幸福的永恒。巨石宗教观念在某些方面可能与埃及的死神崇拜有关，但是这种关系是如何缔结的仍然不清楚。因为的确没有任何书面文献保留下来，巨石宗教的教义只能以后来爱尔兰和凯尔特的其他民间传说为基础进行猜测。

巨石遗迹的地理分布主要是在欧洲和非洲，这清楚地表明这种文化的承载者不仅是通过水路行进的，而且一定是相当熟练的水手。他们的船只肯定是简陋的小圆舟，即用树枝编制后再襄以兽皮，以防海水渗透进来。利用这种轻便、简单的船只，通过贴近海岸航行、遇到风暴即刻登陆的方法，人们可以进行远距离航行。遇到突如其来的风暴时，船只显然会偶尔航行到远海。例如，加纳利群岛就可能是由于这种偶然航行而被人类作为定居地的。无论如何，当公元14世纪时的欧洲人首次发现他们时，那些定居在这些遥远的岛屿上的石器时代的人，可能就是巨石建筑者的后裔。事实上，像后来哥伦布在东北部商人之前穿越大西洋的航行一样，即使使用古代巨石制造者那么简陋的船只，航海技术也不成问题。

巨石时期的前文明于公元前3000～前1700年间扩张到远西。到公元前1700年，欧亚大草原游牧民族后裔的蛮族征服者到达了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并征服了那些地方平和的巨石建筑者。这些土地的新主人偶然也利用已有的巨石技术建造英国巨石阵那样的建筑。这些矗立的圆形巨石阵，有几个就位于巨石阵旁边，可能是以石头表示宗教建筑的纪念形式，这种石头宗教建筑起源于年轮。其目的之一就是历法。巨石的排列方式是这样的：太阳年的每个重大日子，升起和降落的太阳（及一些明亮的恒星）就在石头之间依一定间隔排列。一年中最长和最短的日子就能用这种方法相当准确地予以确定。

东亚和美洲

关于公元前3000～前1700年世界其他地区人类生活的变化，我们所知的要少得多。在中国文明即将诞生的黄河中游地区，相当稠密的农业人口形成了，他们以粟为主要食物。这些农民在一种特殊的土壤“黄土”上耕作，黄土由冰川时期的风吹来的尘土沉积而成，因此容易挖掘。黄土地区森林不多，因此，耕作技术与中东的刀耕火种大相径庭。正因如此，加上粟在其他地方不是重要作物，所以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农业独立于中东农业而兴起，虽然中东独特的作物小麦和大麦也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在黄土地区培植了。

在更南部的东南亚大河流域，公元前2000年代，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农业也取得了更大的重要性。在这些地区，季风是决定性因素：一年中有半年下雨，实际上天天下雨，其他时间则是干旱。雨季与旱季的明显交替意味着当地有洪涝，然后是土地逐渐干旱。各种根茎作物天性都适合这种气候条件；水稻也是如此，它是季风地区的主要农作物。

亚洲季风气候地区水稻种植的成熟的形态与中东谷物农业形态有三个重要的差别：第一，水稻植株是从特殊的种苗移植而来（即像对待根茎作物或其他可以通过移栽旁枝进行繁衍的植物一样）；第二，在耕作过程中，畜力不是人力的必要补充；第三，无论在水田还是在梯田，在水稻生长期，在几个月内都必须保持有一层浅水覆盖。这些差异意味着东南亚的耕种方式比中东更精耕细作、更耗费劳动力。特别是，除了每年部分时间能够自然被淹没的土地外，建造水稻梯田需要进行大量劳动，并采用许多技术。在其他地方，则首先必须平整土地，并挖掘浅浅的沟渠，以便灌溉的水能够平缓地流动。然后让小水沟改道，把水引入稻田，以便保持适合水稻生长所需要的水深。但是任何能够平整土地的地方，精耕细作的田地里的水稻产量就很高，足以维持修筑梯田所需要的劳动力。因此，在水稻梯田农业的基础上，亚洲季风气候地区得以发展出非常稠密的农民人口；但是这种农业共同体最初都紧靠大河两岸，因为那里的天然水源使梯田农民的劳动轻松得多。只是后来中国文明形成后，更高、更多山的土地也被大规模地用于种植水稻。

但是，公元前3000～前1500年，许多人口稠密的人类共同体在大河两岸和东南亚沿海平原兴起，散布于从孟加拉延伸到中国各地。这些社会依靠稻米和根茎作物为食，并发展了大量航行技术。但是没有任何文明的复杂程度能够与中东文明相比。技术专业化、把大量人口组织成单一政治和经济单位等，都无法与中东相提并论，也许季风气候地区的气候条件使大规模灌溉所需的共同努力不再必要，的确，在更湿润的地区，这甚至显得荒唐。

至于早期亚洲水手在太平洋各个岛屿深入到什么程度，我们还不能确定，因为对这些地区的考古研究还非常零星。从地理范围看，也许比欧洲巨石宗教时代人们所达到的更广泛的移民活动已经发生了，因为在可预测的季风和信风地区，即使对原始技艺来说，航海也比较容易；而受风暴困扰的大西洋北部地区是全世界最难航行的海域之一。

在新大陆，到公元前8000年左右，随着冰川的消退，越过白令海峡的游猎者占据了整个北美和南美大陆。这从南美南端火地岛发现的大约与此同时代的碎石就可以证明。但是狩猎和采集并不是这些美洲人口长期依赖的唯一生存手段。第一批游猎者到达火地岛后不久，在墨西哥中部、美国西南部，也许还在秘鲁和南美洲其他地区就发现了玉米种植的痕迹。但是最早培植的玉米形状与后来的玉米不太一样，也许早期玉米的产量和营养价值都很小。无论如何，美洲农业的曙光并没有很快导致城市的兴起和文明的诞生。直到公元前几个世纪，即使在新大陆最先进的地区，也只有简单的村庄生活。

虽然我们的信息中还有许多不确定性和明显的空白，但很清楚到公元前1700年，人类取得的成就已经很可观。与较早时期普遍的文化发展速度相比，社会变化的步伐快得令人吃惊。在不到2000年的时间里，三个灌溉文明在旧大陆的中部地区兴起；大量更小的卫星文明在降雨地区发展出来，文明成就的回音波及到北方草原的蛮族战士和地中海、大西洋，也许还有印度洋沿岸的居民。不太复杂、技术不太发达也不太著名的文化发展也出现于亚洲季风气候地区、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区。

总而言之，文明的历史已经带着其各种复杂性踏上了征程。文明和半文明的冒险家、先驱者、战士、商人、宗教传播者、探矿者、抢夺土地者，都已经显示了他们破坏其他弱小民族、渗透到地球上新的更边远地区的力量。

第三章 公元前1700～前500年中东的世界主义

公元前1700年之后大约300年里，文明世界被蛮族征服者所蹂躏。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东部的山区民族，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半岛北部沙漠边缘的游牧民族，加上起源于北部草原的各种好战部落联盟，相互掺杂，入侵了各个已有的文明生活中心。这些蛮族征服范围再也无人能够企及。在文明地区外围，维持专业化技术的社会结构并不牢固，蛮族征服几乎破坏了所有文明成就。在文明世界的两端，即克里特和印度，只有少量断垣残壁从亚该亚人和雅利安人的入侵中幸存下来了，而这两个文明在公元前1500～前1400年间可能都达到了高峰。

在更接近文明中心的地方，文明生活方式扎根了，蛮族征服的影响就不那么激烈。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幸存下来了，只在地方上有暂时性的倒退。在每个文明地区建立政权的蛮族（公元前1680年左右希克索斯人在埃及、大约同时加喜特人在美索不达米亚）都满足于享受他们征服的成果。因此，他们需要祭司、书吏和其他专业人员的帮助，使神和人都安分守己，以便继续获取地租、税收和由专业技术工匠制造的奢侈品。因此，文明依赖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崩溃。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化的传统形式发生的变化的确小得惊人。

战车作战技术

这些蛮族征服的范围和力度与一种战争技术的重要进步密切相关。蛮族征服者拥有快马牵引的轻型战车。他们能够安全地从疾驰的马拉战车上向对面的敌军阵地发射密集的箭矢，而自身毫发无伤。其战术是佯攻敌人一会儿，从各个方向向敌军射箭，然后发起总攻，所有战车同时发起冲锋，最终突破敌军的防线。

公元前17世纪战车兵占据的优势也许只有1925～1950年坦克兵进攻孤立无援的步兵时所占有的优势可比。战场需要的机动性、火力和防御这三个首要因素都有利于战车兵。他们最大的缺陷是战车和战车武士所需要的装备都很昂贵。青铜武器和盔甲、马匹和制造性能良好的战车所需要的熟练木匠、皮革匠和其他工匠，都极大地增加了成本。所以战车数量一直比较少。因此，战车时代是一个贵族时代，军事优势、经济和政治控制权都掌握在极少数精英手中。

完备成熟的战车作战起源的时间和地点都不清楚。伊朗或阿塞拜疆似乎最有可能是战车作战最初发展起来的地方，那里的手工业技术，特别是车轮制造技术已经受到文明地区的影响，而且可以接触饲养马匹的游牧者。最可能的时间是公元前1700年后不久，因为正是这个时期，蛮族迅速走上了对外征服扩张的道路。

随着战车优势全面显示出来，这一新兴的主力武器备受推崇。即使在弓箭作战几乎无法施展的森林地区，如北欧和西欧，蛮族也竭力获得最好的战车，例如希腊似乎就是这种情况。根据《荷马史诗》记载，亚该亚武士的战术在特洛伊城墙面前肯定发挥不了作用。荷马笔下的英雄不使用弓箭，而是在战斗前跳下战马，战车仅仅是为了来往战场的便利。这就剥夺了战车的作战价值，使它仅仅具有仪式的意义。但是希腊以东，更开阔的地形使弓箭成为实用的武器。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公元前1400年之前在中国黄河流域建立统治的其他战车民族，都明智地把战车作为一个流动的平台，从这个平台上发射箭雨。

随着战车作战技术的完善，蛮族的马匹饲养者开始占有巨大的军事优势。即使只有少量战车，征服战争也变得容易了。公元前2000年之前不久已经开始在美索不达米亚周边建立地方性文明的土地贵族更容易确立统治，因为少数拥有战车的人与其他人在军事力量上已判若云泥。因此，经历了最初仅仅以破坏（这些破坏降低了印度和克里特文明的水平）为主的阶段后，蛮族征服者开始在希腊和印度建立他们自己更野蛮、军事力量更强大的文明方式。古典希腊和印度文明都起源于这种方式。同样的情况似乎也发生在遥远的中国，战车武士的到来可能创立了商朝（传统上，按照最短的纪年，商朝是公元前1525～前1028年）。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商朝是第二个朝代，在他们到来之前，夏朝为中国文明奠定了许多基础。但是，商朝战车兵为中国社会和政府带来了重要的新动力和新方向。

因此，战车的发明、战车引入战场从而使骑兵与步兵之间产生的巨大差异，为旧大陆三大边远文明的新的发端奠定了基础。迈锡尼希腊、雅利安人印度和商朝中国的军事贵族政府几乎同时兴起，他们形成了一种贯穿整个欧亚大陆的松散的亲族关系。美索不达米亚的间接影响——战车战争正是在其周边地区最先完善的——也在旧大陆各大文明之间建立了一种虽然遥远但真实的相互关系。

中东的三大帝国

战车征服者对中东本身的各个古老而牢固的文明意义没有这么大。获胜的蛮族入侵者迅速地建立起广阔但松散的行政帝国。各支战争队伍散布于整个国家，把自己变成地主和原有居民的主人。征服者非常迅速地采用了至少部分文明方式。例如，被埃及人憎恨为外来者的希克索斯人甚至接受了古代埃及宗教和文明的礼仪和仪式。在美索不达米亚，加喜特人的同化甚至更加彻底。

尽管如此，中东的古代民族并非甘愿向蛮族俯首称臣。不久，地方的首领就开始小规模地借鉴战车技术，以便摆脱外来的枷锁。例如在埃及，南部底比斯的一个地方青年王子就发动了反对希克索斯人的叛乱，到大约公元前1570年，把他们全部驱逐出整个尼罗河流域。在美索不达米亚，是由远在北方的亚述国王领导“土著的反抗”，推翻蛮族的统治（约公元前1380年）。赫梯也通过获得战车而从最初面临新式战争时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不久就变成第三大国家，并在遥远的叙利亚边境，与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埃及和亚述争霸。

公元前14世纪埃及外交文献档案的发现使现代学者能够对这三个大帝国间的上层往来进行栩栩如生的描述。阿卡德楔形文字是外交语言。国王的女儿的嫁娶可以促成结盟，也因此顺带把宫廷生活方式和文明传播到新地区。聚集在要塞中的职业战车兵是核心战斗力量。他们的报酬是战利品、黄金或通过征税积聚到统治者手中的其他奇珍异宝。以尼罗河第一瀑布以南的努比亚金矿充实国库的埃及拥有最大的黄金储备，因此，能够维持一支最好的军队。法老从尼罗河两岸边境地区招募雇佣兵。

贵族武士、马匹驯养者和战场指挥官都是一些桀骜不驯的臣民。一个好战的国王的确可以劝说他们跟随自己的旗帜，进行不顾后果的任何冒险活动；但是在以野蛮的战车贵族们之间的粗略共识为中心而建立的国家里，井然有序的官僚机构不可能发达。因此，埃及、赫梯和第一亚述帝国都是松散的统一国家，各地叛乱连年发生。当一个王子或大土地贵族反对中央政权时，他们就能轻易地蔑视遥远的国王及其官吏，只有追随他的大多数贵族站在国王一边反对他时，他才能受到审判。战车贵族会在所有可能的方式之中选择最现实的一种，要么响应国王的征召加入平叛的战争，要么拒绝。因此，国王的权力事实上受到强大臣民的极大限制。同样，贵族间的粗略共识也限制了个别贵族随时发动的叛乱或抗命。

战士们的尚武礼仪、对贫穷农民和仆从的无情镇压，保证了青铜时代帝国的大一统。占统治地位的武士和社会其他人之间长期缺乏同情，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但只要普通人在战场上找不到任何可以抵御战车作战术的武器，那么贵族的世界主义勇武精神就仍占据上风。

铁器时代

但是公元前1200年后不久，一种新的、比战车贵族所依赖的青铜廉价得多的金属得到广泛使用，急剧地打破了军事平衡。数量再次开始在战场上发挥作用。这种新金属就是铁，其矿藏比铜特别是冶炼青铜所需的锡丰富得多。但是冶铁的技术要困难得多。

铜和锡容易从矿石中提炼出来。青铜（铜与3%～10%锡合金）容易熔化，能被直接铸造成设计好的形状，或被铸成铜锭，然后锻打成型。冶铁在许多方面与此不同。只有在远高于任何自然火的温度下，铁才能熔化，尽管用木炭包裹加热的时候，铁矿石很容易变成固体。这样就产生了一种金属海绵状物，在它呈白热之时就锻打，这样不需要熔化就能变成固体，这也是清除铁矿石杂质的过程。一旦变成了固体，当加热时，铁极具延展性，能够轻易地被锻造成型，铁块通过锤子敲打也能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当铁被置于燃烧的木炭中时，持续加热能使铁吸收碳（0.1%～1%）并变成钢。钢与铁的区别在于，当炽热的铁块在水中淬火时，就变得特别坚硬，但是钢比较脆，除非淬火是非常精心地分次进行以防冷却太快，或者被淬火的物体被稍微重新加热，使它部分软化。直到公元1000年后，第二种淬火工艺才被普遍使用，早期铁制工具的特性千差万别。最好的产品极为罕见，它们的制造者因此而扬名。只有少量铁被统一炼成钢，而且只有一小部分才是坚硬的形态。早期的铁特性并不优于青铜，它的优势主要在于铁矿石常常容易获得。

金属铁大约出现于公元前2000年，可能是提炼铜或铅的过程中偶然获得的副产品。人类有意识地生产铁大约始于公元前1200年，但是直到4个世纪后，铁制工具和武器才普遍被使用。

这次技术进步的第一个重大后果就是新一轮蛮族入侵，他们在公元前1200～前1000年，包围了古代中东地区的大帝国并一个接一个地推翻了它们。铁器时代的蛮族军事胜利依靠的是原始平均主义共同体的同心同德，在这种共同体中，每个人都是强大的战士，因为那里不存在世界文明地区长期盛行的主人与臣民之间的鸿沟。人数必然稀少的战车贵族，被愤怒的臣民所包围，被传统的内讧所削弱，所以不是这种群体性攻击的敌手。

中东的新入侵者与其青铜时代的先辈来自相同的边界地区：北部和东部草原和山区、南部沙漠边缘地区。许多后来出名的民族都置身于这些迁徙群体之列：伊朗的米底人和波斯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非利士人、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爱琴海地区的弗里吉亚人和多里安人。大多数入侵者是以部落为组织的。每个部落都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性政治制度，有时（如希伯来人）组成更广泛的非正式的部落联盟，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发挥作用。

铁的影响

铁的使用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这种新的金属储量丰富，足以使农民得到镰刀的铁刃、铁犁铧和其他铁制农业工具。这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特别是在开垦比较困难的黏土地区。

在中东某些地区，铁器时代蛮族入侵后突然兴起的自由农民阶层把他们的一些作物用来交换手工业产品——其中最主要的是铁制工具和武器，但是也包括诸如纺锤、烧制的陶器、带辐条的车轮等，这些产品制作需要任何普通农民无法掌握的特殊技术。即使当地主和税吏在中东社会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地位——一种即将发生的现象——这种地方性的城乡商品流通也继续存在。卑微的城市手工业群体由于拥有农民需要的技术和产品而永久地形成了。不管后来有怎样的军事或政治灾难和破坏降临这个地区，这种地方性的专业化分工还是幸存下来了，或者迅速得到恢复。

随着经济专业化分工的优势就此深入中东社会底层，文明首次全面而牢固地扎根了。再也没有任何一个重要民族能完全置身于交流和互相依赖的网络之外。每个人都从专业化分工中得到切实的益处，即使最贫穷的农民，如果不购买其他东西，也开始要去市场购买基本农具。这也许是铁器时代最伟大的成就。最初也许是由非同寻常的地理和社会环境造就的社会分化和专业化分工，变成了中东农业社会的永久组成部分。历经大约2000年，文明社会的复杂性和专业化分工最终变成了地区特色。

相反，铁器时代蛮族入侵带来的政治局面是相当动荡的。地方部落之间、部落联盟之间的争夺很快导致较大的领土国家重现。亚述人是最成功的帝国建立者。他们能够从当地吃苦耐劳的众多农民中征募战士。其他宝贵资源是帝国传统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行政管理技术，亚述国王故意声称自己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另一方面，埃及无力驱逐接连而来、自封为王的三轮入侵者（公元前1220～前1165），在尼罗河谷内处于守势，只想与入侵者保持距离，保护大多数古代法老的文化遗产。

尽管几乎连年发动残酷的战争，但是亚述帝国从未变得安全。被征服的民族，如以色列人和巴比伦人，多次发动叛乱。亚述采取严厉的报复行为，如把以色列王国的重要家族迁到巴比伦（公元前722年），但是一有机会反抗就会出现，这样也不能防止新的动荡。然而任何内部叛乱最终都没有推翻亚述的统治，直到出现一次战术的重大革命。这次军事革命发生于公元前850～前700年，它的主要中心是草原地区。从本质上看，这次军事革命非常简单：在这几个世纪里，草原民族已经学会骑马。因此，他们变成了骑兵，通过利用马匹力量和速度的简单方法，他们获得了机动性的各种优势。

骑兵革命

我们认为骑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认为这是最自然的利用马匹的方法。为什么人类用了如此漫长的时间才习惯骑马呢？事实上，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人类已能偶然地骑在马上。但是这有几重困难。在军事行动的危机关头，一个骑马的弓箭手必须腾出双手射箭。但是马匹任何出乎意料的移动都会给骑手带来危险：从马背上正好跌落在敌人脚下。战车兵通过让一个人驾驭马匹，另一个人射箭来解决这个问题。而骑兵必须同时进行这两项活动。这要求劳动分工不是在两个人之间进行，而是在控制马匹的下肢与控制弓箭的上肢之间进行。在这些情况下，只有马匹和骑手都长期习惯于彼此才能取得可靠的合作，保证骑行安全。因此，希腊传说中的半人半马怪兽和历史中的骑兵都可被视为不同生物物种之间的一种异常的共生现象，所以骑马很久之后才变得重要，我们对此不必感到吃惊。

但是当骑马变得普遍时，它的军事影响就像早先战车发明的后果一样。通过跨上马背，手持弓箭，游牧部落取得了比任何组织精良、纪律严明的步兵部队都更优越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从草原发动游击突袭变得安全又容易。只有同样机动、纪律更严明或人数更多的骑兵才有希望阻挡这种袭击。亚述不能提供这种骑兵。他们的故乡缺乏充足的草料，并非饲养马匹的好地方。因此，亚述的马匹仍然比较稀少，仍限于尊贵的统治者和贵族，远远超出了普通士兵所能企及的程度。

公元前700年后不久，被希腊人称为“斯基泰人”和“西米里人”的民族利用这种草原新力量对中东发动广泛袭击。成功的骑兵袭击鼓舞后方的叛乱。因此，南部反叛的巴比伦人、向东出击的伊朗高原的米底人与北部草原的斯基泰人联合起来，最终于公元前612年推翻了亚述国家。胜利者瓜分了果实：斯基泰人返回北部草原故乡，他们的马匹满载战利品；米底人和巴比伦人与新兴的、野心勃勃的埃及共同瓜分了亚述帝国的领土。

胜利者很快便陷入互相争夺。特别是巴比伦和埃及为控制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而开始斗争，在此过程中，选择与埃及结盟的犹太小王国激怒了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公元前605～前561年在位）。巴比伦军队于公元前587年占领了耶路撒冷，毁灭了这座城市，把它的居民掳往巴比伦。这个历史事件本身不是特别非同寻常，但结果对犹太教的发展至关重要。

波斯帝国（公元前559～前330年）

不到半个世纪，一个新征服者——波斯的居鲁士（公元前559～前530年在位）从东部的伊朗高原崛起，在他统治时期，中东几乎全部被统一了。他的后继者冈比西斯（公元前530～前521年在位）和大流士大帝（公元前521～前486年在位），把埃及和印度西北部也囊括进波斯帝国。波斯通过雇用边境牧马民族部落，防止更遥远的游牧民族的侵袭，从而防守重要的草原边境。当这种措施难以实行时，居鲁士和大流士先后率领波斯本土大军远征草原地区，虽然不能打败草原的骑兵，也希望借机威慑他们。居鲁士就是在一场这样的边疆战争中丧命，大流士大帝只取得了小小的成功：公元前513年他入侵欧洲时，一直到达今天俄罗斯南部，深入斯基泰人的故乡。

在中东文明腹地，波斯最初致力于恢复所有被并入波斯帝国的各民族的局部自由、传统宗教和法律制度。为此，居鲁士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有些犹太人返回了。与此同时，他恢复或承认埃及和巴比伦古老的祭司阶层的权威，条件是他们必须支持他的政权。但是当冈比西斯——居鲁士之子和大流士发现，当地的信仰和祭司的野心会成为滋生反叛的沃土时，就收回了这种特权。因此，居鲁士的后继者抛弃了他实行的放任政策，亚述古老的行政管理技术很快便被恢复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争取地方独立地位的斗争屡屡受挫，中东各民族对高高在上的外来政治强权的反抗越来越弱。但是，波斯帝国只存在了200多年，最终（公元前330年）不是被本土叛乱消灭，而是被地处帝国遥远的西部边境、仍然处于半野蛮状态的马其顿所灭亡。

在我们离开中东而把注意力转向印度、希腊和中国之前，我们应该简要地考虑中东文明的三个重要发展，在长期而动荡的世纪里，这些发展变得前所未有的突出。其中第一个发展就是帝国技术的进步，第二个是字母文字的发明，第三个是民族一神教的兴起。

帝国的技术

大致说来，帝国政府的基本机构在公元前18世纪青铜时代蛮族入侵之前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就已经全部产生了。由官僚或行政官员控制的政治秩序在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就已经很发达了，这些官僚的权力依靠其官职而不是他们自身。亚述人恢复了同样的原则，波斯则未做任何重要改变就沿袭了。官吏任命体系终究非常单薄。一名掌管较大领土的王室总督不能监督或控制辖地内所有角落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他不得不与当地各种各样的权威打交道——神庙祭司、城市官员、地方王侯、部落首领、或控制地方权力的其他权贵。

惯例和习惯对大多数这种关系进行了明确规定：地方权威缴纳给总督的各种税收或军役的数量/时间与种类；国王、总督和地方权威的司法管辖权；为与众神保持良好关系的宗教和其他礼仪；总之，官员与当地生活发生接触的任何事情都越来越打上习惯的沉重烙印。因此，合作双方都发现很难改变这种关系。这在国王及其总督在为战争或其他目的调集整个社会资源时是一种局限，而对帝国政府本身的稳定则是一种保障，因为传统的纳贡和劳役或多或少可以仰赖，无须每年重新协商或强行征调。

在公元前1000年代，这些政府原则并不新鲜。但是亚述、巴比伦、米底和波斯把它们应用于比以前更广大的领土，持续更长的时间。他们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较大领土的统治者相对较小竞争者所拥有的军事优势。这种帝国优势的背后是军事管理的重大改进。例如，亚述发展了接近职业化的军官团体，建立了常备军事单位，分成十人和百人。一个成功的军官有望根据上级指挥官的意志和判断得到晋升。这种制度比行政管理制度具有更彻底的合理性。此外，每年或几乎连年的战争使帝国军队处于整装待发的战斗状态，能够轻易地镇压任何地方性的仓促反叛，并震慑来自遥远边境另一边的大多数威胁。

在阿卡德的萨尔贡时代（公元前2350年左右），维持一支常备军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因为用以维持一支相当规模的军队的物资无法大规模地集中到任何一个地方，以便足够维持。但是将武装人员分散到能找到粮食的全国各地，则面临中央政权解体的风险。萨尔贡通过对被征服地区的轮番抢掠来维持军队，解决这个难题。汉谟拉比则让军队驻扎在庄园上，并力图通过仔细登记每个人的军役义务而保证常规的劳役。在亚述和波斯统治下，这一古老的两难处境仍然存在，但是随着交通和运输条件的改善而有所缓解。帝国宫廷现在能够为自己征收足够的粮食，长期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国王卫队。帝国全部军队不可能时刻被置于肘腋之地，他们在战争间隙分散到全国各地，当需要的时候，再征调服役。但是随着国王卫队规模扩大和职业化的加强——直至组成一万人的波斯“不死队”，帝国中央政权取得了对任何普通对手的绝对军事优势。这样一支国王卫队的存在迫使即使遥远的行省也得服从帝国的征兵要求，因为每个人都已知道，反抗只能立即招致压倒性的报复行为。只有一些异乎寻常的军队，如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游击骑兵，或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率领入侵波斯的组织精良的马其顿军队，才能打破这样的帝国政权通常享有的军事优势。

亚述和波斯政治—军事成功的秘密就在这里。在更大范围的世界历史里，这种基本权力工具的发展——如常备军辅以为了某些战争需要而征召的半职业化民军——的确是政治进化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古代罗马和现代欧洲军队都建立在古代亚述和波斯首先实行的管理原则基础之上。

职业常备军兴起的背后隐藏着经济和技术的进步，这使物资能够以足够的规模集中，年复一年地维持大规模的武装力量。系统的道路建设也有助于此。亚述军队经常修筑适合车轮运输工具行走的驿道。这促进了军队后勤供应，也极大加速了军队到达帝国遥远边境的行军速度。驿道还降低了和平时期人员和货物流动的成本，加快了流动的速度。

此外，关于商人权利和特权的一系列法律和习惯规定，促进了较远距离的贸易，以及与彼此陌生与不信任的人群之间的贸易。公元前2000年代巴比伦的法律已经考虑了商人的需要，在帝国的鼎盛时期，亚述和波斯都继续给予商人重要的法律保护。例如，商人免除军役。商人和工匠居住的重要城市享有惊人的广泛自治权，以换取它们的货币租税。更重要的是，驿道——原则上，如果不总是实际地——由帝国政府管制。因此，帝国官员命令地方守卫军队或者手边的分遣部队，惩罚企图打劫过往商队的任何地方强盗。地区之间的商人和帝国军队由此有意无意地结成了联盟，互相支持。他们组成公元前1700～前500年古代中东社会的主要增长点。

字母文字

单一中央政权的优势日益突出，这具有广泛而复杂的影响。例如，商人、官吏和跨地区性事务的其他参与者都需要一种统一的语言。大约公元前1000年之后，他们找到了阿拉米语。他们还需要一种更简便的书写模式。在苏美尔神庙，书写技术自诞生起就限于少数有学问的人，他们必须在学校学习很长时间，才能掌握大量表示音节的符号，这些符号被用来表达口头语言的含义。但是公元前1300年前，书写技术的急剧简化使书写相当容易学会，而这反过来为社会更多人口识字提供了可能性。

更简化的书写方法似乎集中出现于地中海东部沿岸，从西奈半岛到托罗斯山区。这个地区位于分别出现了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两种截然不同的书写模式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但是它没有培养男孩全面掌握这些复杂文字所需要的严格的学校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对古老的正确性不感兴趣的、受过业余教育的书吏自由地使用简化的语言记录方式。他们的努力产生了许多以一个符号表示一个特定辅音读音的原则为基础的“字母”，后来大约30个符号就足以记录人类的语言。对该地区所说的闪米特语而言，元音不一定要拼写出来，因为在书写的辅音字母之间很容易插入正确的元音字母。即使今天，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仍然省略元音。

字母文字起源的精确时间无法界定。大约到公元前1300年，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字母文字已经普遍使用了。考古发现的许多用于记录非常普通的商业交易的陶片表明，字母文字很快就相当广泛地应用于该地区的城市社会。当然，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书吏批判这种新的文字形式，直到公元元年前不久，宗教场合一直沿用比较古老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但是对于普通事务，稍加改变就可以适应不同语言的字母文字，从它的发源地叙利亚四处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媒介，更多的大众文献借助它可以长久保存。

字母文字发明的重要性堪与大致同时代铁器的使用相比。通过缩小贫富差距，铁制工具和武器使战争和社会民主化。正如前面已经解释的，通过把乡村农民和城市工匠纳入互利的交换关系，铁器也使文明第一次变成真正地方性的。同样，字母文字通过使普通人掌握基本的识字能力而使知识民主化。通过字母文字，以前只被由祭司和受过严格训练的书吏组成的特殊群体垄断的、文明社会的高级知识传统，首次向俗人和普通人打开了大门。更为重要的是，字母文字使俗人和普通人更容易为文明共同体的文化遗产做出贡献，因此大大地扩充和丰富了这种遗产的种类。例如，如果没有字母文字，一个像阿摩斯（或任何希伯来先知）那样卑微的牧羊人的言论就不可能被保存下来，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因此，通过让更多人口更全面地参与文明的经济和知识活动，铁器和字母文字的影响将使文明生活方式得以更稳固地确立。但是我们不能夸大。城镇与乡村的差异仍然很大，除了少数例外，中东农民只是被动地、作为牺牲品参与政治事务。同样，他们很少分享城市上层文化，而是顽固地坚持当地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憎恨严苛的税吏、狡诈的商人和贪婪的地主——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农民不同，在农民眼里，他们的存在似乎正是严重的不公正和邪恶的证明。

一神教的兴起

公元前1700～前500年，与农民阶级的疏远只是中东文化领袖们面临的问题之一。被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祭司的虔诚和知识变得僵化呆板的旧思想和感情，不足以解释世界主义时代新出现的事实。例如，埃及军队和外交官纵横驰骋于亚洲、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各地，有时成功，有时失败，这时神圣法老的意志像神的旨意一样无处不在、高于常人的观念再也没有人相信了。当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沿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向上游相继转移到巴比伦和尼尼微时，曾经繁荣的苏美尔各城邦走向衰落或完全荒芜了，把苏美尔当作世界中心的宗教诗歌和仪式、众神的关注焦点等，再也无法获得轻松而由衷的赞同了。对于居住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地区的弱小民族来说，这种眼前的现实与传统的信仰之间的矛盾甚至更尖锐，因为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到外国军队和外来主人的摆布，这些外来者对当地祭司珍视的宗教神话、仪式和神祇知之甚少，漠不关心。

一般说来，这些矛盾引起了两种相反的反应。有人认为，由于人们不能恰当地履行传统的宗教仪式，引起神的不悦，这就解释了虔诚应有的回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因此，人们需要做的就是更忠实地遵循古代惯例，那么神就有望再次拨乱反正。顽固的保守思想和刻意的拟古主义——力图发现并复兴已经失传或遗忘的旧形式——是那些接受上述解释的人的相应做法。

其他人则认为，早期关于众神及神人关系的思想应该改变，甚至应该用新的神启加以取代。但是即使激进的宗教改革者也经常主张，恢复那些随着时间流逝而被遗忘的真理。另一方面，如果保守的复古主义者心目中的真理和正确侍奉神的方法与现行宗教实践在某些重要方面发生冲突的话，他们也会变成者。事实上，那些对人类世界观造成深远改变的真正重要的运动把对美好（有时候是想象的）过去的向往与对新的神授权威的诉求结合起来了。

古代中东的知识和宗教变化逐渐趋向民族的、超验的一神教。但是只有犹太人得以坚持把这种趋势发展成合理的、明确的结果。尽管其他民族把一个神祇提高到其他神之上，扩大一些特定的神的权威，甚至提高为宇宙之神，但是他们未能完全抛弃传统的多神崇拜。

例如，在巴比伦，祭司宣称马尔都克神是宇宙的主宰。旧的宗教赞美诗和仪式都被“修正”，以剔除那些与祭司论调不一致的所有内容。例如，苏美尔赞美诗提及国王神性的段落都被完全删除了。但是在这种对古代文献的清洗之后，进一步的篡改就终止了，一批大多起源于古代苏美尔的宗教文献，历经亚述统治而几乎未有任何更改。这种宗教的古老性和权威性无疑给人深刻印象，但是它为这一时期伟大的世界主义帝国中漂泊不定的个人提供的安慰太少。

埃及宗教的演变比较剧烈。驱逐了入侵的希克索斯人之后，埃及人踏上向亚洲扩张的帝国征程，他们不得不考虑在尼罗河流域之外遇到的奇特的外国方式。将尼罗河和法老视为宇宙中心的旧观念似乎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外部世界。公元前14世纪，一群改革家和宗教激进分子由此兴起，他们认为埃及和其他地区的传统众神都是虚假的。对改革者来说，只有无处不在的、恩泽众生的光辉的太阳神阿吞，与像太阳一般仁爱并无所不在的法老（至少理论上），具有真正的神性。当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公元前1379～前1362年在位）登上王位时，他支持这些观点，将自己改名为埃赫纳吞，并开始利用法老的所有传统权力，废除了埃及的旧仪式和神祇。这遭到了祭司和保守主义者的反抗，所以埃赫那吞去世后，信仰阿吞神的人遭到残酷迫害，就像从前埃及旧宗教形式信仰者所遭到的短暂迫害一样。因此，埃及人放弃了改造宗教传统、以适应与遥远民族的接触而带来的新现实的全部努力。各种事务都奉行严格的保守主义，古代知识因其古老性而被点滴珍惜，这些变成了人们的普遍心态。越古老越好，因此在艺术领域，例如雕塑家会复制古王国时期的作品，且技巧纯熟，以至于现代学者常常不能确定哪个作品是公元前3000年代的，哪个是2000年后仿制的！

古代中东政治史加强了这种心理上的回归。公元前1100年后，埃及政权退缩到狭窄的尼罗河谷，其天然屏障甚至使亚述望而却步，并使波斯对它的控制难以持久稳定。总之，在思想和行动方面，埃及都与外部世界隔绝了，正是由于这种做法，直到罗马时代，埃及还能够保留它古老的政治和文化认同。

早期犹太教

公元前1000年代真正有影响的思想不是在古代中东文明两大中心的任何一个产生的，而是在两个边缘地区：巴勒斯坦和伊朗。巴勒斯坦位于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它的居民了解两者的文化传统，但是没有全盘接受任何一个。同样，东部的伊朗是美索不达米亚与新兴印度文明的文化分水岭。因此，在巴勒斯坦和东部伊朗，当本地环境刺激人们试图重新解释宇宙的运行时，他们面对着的不是一种而是两种互相冲突的思想体系。在这些情况下，完全同化，或者把文明社会的神话进行适度调整，以适应当地的需要和传统，这两种做法都不太令人满意。相反，更自由和更激进的宗教启示倒成为可能。在这两个地方，严肃而敏感的人不再依赖现成的、自成体系的、极其古老的教义体系，而开始探索人类生活的永恒问题。

在这场重新确定人与超自然力的关系的斗争中，以巴勒斯坦为中心、记录在希伯来经典中的犹太教传统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为现代犹太教，也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圣经》传统把希伯来人追溯到亚伯拉罕，他离开苏美尔城邦乌尔（也许在大约公元前19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沙漠边缘过着游牧生活。据说亚伯拉罕的迁徙跨越了环绕阿拉伯沙漠北缘的肥沃新月地带，直到他与其追随者到达后来被称为巴勒斯坦的迦南地。实际上这种传统的描述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希伯来历史上，下一个重大事件，即在埃及所受的奴役，更加令人迷惑不解，因为埃及文献和编年史很难与《圣经》故事吻合。也许一些希伯来人随着希克索斯人一起迁徙到埃及，后来被埃及本土法老所征服；但是没有埃及文献这么说。《出埃及记》中的领袖摩西也许曾接触阿吞宗教；但是关于此事也没有证据，除了他的埃及名字。关于受压迫的希伯来人如何逃离埃及、在西奈半岛恢复游牧生活，《圣经》的记叙可能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与耶和华的契约、摩西在西奈山脚下的立法活动等，似乎的确正是一个忘记了沙漠中的习惯生活方式的民族所需要的。

现代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元前1200年后不久入侵迦南地并占领巴勒斯坦丘陵地区的希伯来人是刚从沙漠中而来，只有少数人（也许12个部落中的一两个）曾经到过埃及或知道摩西的宗教。但是，对于缺乏政治或文化凝聚力的部落来说，一部成文法典，和一位通过保护其子民不受埃及威胁而证明了自身力量的战神，显然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毫不奇怪，耶和华的宗教变成对抗迦南人的军事行动的号召力。另一方面，当希伯莱人开始定居、从事农业时，他们就自然而然地转向当地的神，即巴力神，它保护庄稼和使土地肥沃的法力已被长期的经验所证明。

崇拜耶和华从未与崇拜迦南人的丰收之神结合起来。对沙漠的记忆，对耶和华的追随者重创迦南人并摧毁其偶像的美好往昔的记忆，使古老的对抗情绪一直存在。因此，当抵抗腓力士人和其他相邻民族的需要迫使希伯来人统一在一个国王的领导下时，先后为扫罗王和大卫王战斗的勇士们就在耶和华的战旗下自然而然地联合起来。然而，大卫的王国（约公元前1000～前961年）的迅速扩张，为宫廷奢侈生活和与邻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铺平了道路。这反过来促使一批先知以耶和华的名义，谴责由于文明的侵袭而带来的各种花里胡哨的腐败行为，重新攻击巴力神。以利亚就是这些早期先知中最著名的一位。

个别先知强烈感受到上帝的权力和意志，受此鼓舞，他们用充满激情的诗歌抨击社会不公，这些诗歌都被记录和保留下来了，先知运动由此改变了方向。在这些爱好文学的先知中，最早的是阿摩司（约公元前750年）。在这个时期，希伯来先知改造了耶和华的宗教，赋予耶和华无边的力量，不再仅仅把他当作入侵迦南地时期的部落战神。与此同时，他们宣称上帝既公正又仁慈，既惩罚作恶者，也随时宽恕及时忏悔的罪人。

耶和华一直是嫉妒成性的神，他要求子民完全忠于自己、拒斥其他神。因此，希伯来先知比较容易把对耶和华的崇拜发展为一种不妥协的一神教。中东没有其他民族能够变成一神教的信徙，而是保留他们的传统信仰，因为他们都继承了多神教。但是在一个遥远的君主和起源于几百英里外的无法预见的事件能深刻影响当地事务的世界里，一神教似乎是唯一能够真正令人满意的解释。在这样的时代，宗教的地方性再也不能适应一般常识和日常经验。传统的崇拜仪式显得虚伪空洞；只有希伯来人能够全面表达对宗教普世主义的普遍需求。因此，他们对民族一神教的定义就成为古代中东文明最伟大和最持久的成就之一。

耶和华崇拜所取得的制度化形式也对后来宗教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只要希伯来人享有政治独立，以圣殿仪式为中心的耶和华崇拜就会在都城实行。大卫的儿子和继承人所罗门王统治时期（约公元前961～约前922年在位），圣殿崇拜仪式达到顶峰，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修建了一座雄伟的新圣殿。所罗门死（约公元前922年）后，希伯来人的政治力量削弱了，王国分裂成两部分：北部的以色列定都撒马利亚，而南部较小的犹太国则仍然定都耶路撒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公元前722年以色列被亚述征服时，它的权贵家族都被驱逐了，公元前587年，巴比伦征服者尼布甲尼撒也把同样的命运强加给犹太王国。

从以色列流亡出来的人丧失了他们的民族认同（10个“失落的部落”），并与中东其他人口融合了。因此，在北部王国，耶和华的宗教只幸存于普通农民中间。这种宗教的信徒后来被称为“撒马利亚人”。继承了更丰富的犹太教传统的犹太人蔑视撒马利亚人，认为他们把真正的宗教与迷信混同起来。

被从犹太王国驱逐出来的人遭受了完全不同的命运。在耶路撒冷被征服（公元前587年）前不久，犹太人力图净化对耶和华的崇拜。在这个改革过程中，宗教文献被编写成《旧约》，内容几乎与今天所知道的一样。因此，当犹太王国的权贵家族被流放于巴比伦、远离耶和华的圣殿时，他们至少拥有《圣经》以供阅读和研究。每周信徒集会时，教师（拉比）以讲解《圣经》取代圣殿仪式，这变成后来我们所说的犹太教的核心仪式。甚至当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允许流放者返回耶路撒冷（只有少数人真正返回）后，修复了的圣殿中的仪式也没有取代地方性的每周集会和阅读《圣经》。大多数犹太人不能进入圣殿，因为许多人仍然杂居在遥远地区的其他民族之中。但是他们保留了全部的信仰，通过思索《圣经》中上帝的承诺而增强信念。

因此，宗教与地域分离了。在大多数外部事务中，犹太人能够像周围其他民族一样生活，说各种语言，穿着和举止也五花八门，但他们都保留了对耶和华的忠实信仰。总之，宗教与人类文化的其他方面脱离了。犹太教不再依靠祭司在耶路撒冷圣殿举行仪式，或要求信徒居住在同一个地区并遵守几乎统一的习俗，而是只要在任何可供少数耶和华崇拜者集会、研究和思考《圣经》的地方，犹太教的信仰就能够得到发展。

流放者也使犹太教信仰的感情基调发生了重大变化。先知运动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一直强调未来错误将得到纠正的预言。但是流放巴比伦的经历赋予未来更重要的意义。犹太人被迫扪心自问：为什么上帝允许邪恶横行人间？为什么“他”如此严厉地惩罚他忠实的仆人？这个问题产生了两种理论。有些人，如以斯拉（Ezra）和尼希米（Nehemiah），强调必须更谨慎地遵守《圣经》所揭示的上帝旨意，因为现实的苦难显然是由于上帝对过去的缺点感到不悦。但是其他人，特别是伟大的诗人以赛亚，则发展出另一种思想：上帝正在净化他的子民，考验他们的耐心，检查他们的坚韧，以便在世界走到尽头、所有不公将被最终铲除的大“审判日”，赐福于坚持下来的人。对于那些受到这一美景鼓舞的人来说，现实中所遭受的苦难越大，那么“审判日”似乎就来得越快，小心依照《圣经》记载的上帝启示而行动就更为重要。

由于《圣经》不同段落的许多观点似乎相互矛盾，而且《圣经》的指示不能解答许多个人问题，所以拉比们不得不时常发挥独创性，把《圣经》应用于日常生活。以此，他们逐渐发展出一系列行为规范，几乎回答了人们提出的每个问题，并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和价值。这样一种信仰和道德规范就像古代中东凋谢的文化景观中的一束亮光，中东的大城市中大量充斥着的人失去了祖先的宗教价值，却没有获得任何适合城市环境的真正信仰或新道德规范。因此，在大城市里，其他的信仰衰落了，只有犹太教繁荣发展，在动荡而艰难的时代里，更深地扎根于信徒的心灵之中。

直到公元前500年之后很久，《圣经》的内容才被编定，直到公元后几个世纪，拉比们对《圣经》的注释才固定下来。但是，到公元前500年，犹太教特有的重要性和独特的生命力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

琐罗亚斯德教

与此同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另一侧的遥远东部，公元前6世纪，另一场宗教运动变得举足轻重。与作为唯一伟大的先知产物的犹太教的发展不同，波斯宗教的改革与琐罗亚斯德的名字连在一起，琐罗亚斯德蔑视和抨击民族传统，力图革新各种事物。虽然现代印度的拜火教徒把他们的宗教追溯到琐罗亚斯德，但是这种联系非常模糊。例如，拜火教所保存的宗教文献就很难确定哪些可被归于琐罗亚斯德本人。这些宗教文献中最古老的部分《伽他》（the Gathas）是用波斯语的草书形式写成，许多段落至今仍然不为现代学者所理解。

因此，很难了解琐罗亚斯德的详细教义，关于他在何时何地传教也存在激烈争议。唯一无可争辩的重要事实是波斯国王大流士（卒于公元前486年）的一些铭文中引用了琐罗亚斯德的话语。这表明大流士本人是一个琐罗亚斯德教徒。在大流士时代，琐罗亚斯德的教义很可能只是一部刚刚完成的作品，其作者力图解释和梳理这个变化中的世界，当波斯人开始帝国征程之时，他们在这个世界里发现了自我。

琐罗亚斯德的启示是崇高而抽象的。他宣扬至高无上、虚无缥缈的宇宙之神阿胡拉·马兹达的荣耀。马兹达注定与邪恶主神阿里曼争夺宇宙。每个好人的职责显然是站在“光明”一边，遵守由先知琐罗亚斯德传达的阿胡拉·马兹达的指示。这些就涉及适当的崇拜仪式（血腥祭品被明文禁止）和对待他人的道德行为标准。作为回报，琐罗亚斯德许诺此世的兴旺和来世的永生。他似乎还认为，世界的末日将在预定的时节来临，到那时，阿胡拉·马兹达将带来由金属融化而成的净化洪水，吞噬恶人，彰显自己的胜利。到那时，神圣的、天使般的、人性化的“光明”力量也将永远沉浸于他们的胜利喜悦之中。

琐罗亚斯德教从未成为波斯以外的其他民族的宗教，即使在波斯人中，可能也只有少数贵族和宫廷人员完全接受先知的教义。例如，薛西斯（卒于公元前465年）之后，波斯君主们留下的铭文所提及的神和观念就与琐罗亚斯德的教义（现代学者所重构的任何教义）相悖。因此，即使在波斯宫廷内，严格的琐罗亚斯德教也没有长期盛行。但是波斯人在居鲁士统治下取得并在大流士统治下得以巩固的政治权威意味着，波斯统治下的各民族至少模糊地了解琐罗亚斯德教。因此，后来犹太教的一些特点——如天使的观念和恶人将入炼狱的观点——或直接借鉴自琐罗亚斯德教，或受到其教义影响。

琐罗亚斯德教没能像犹太教及其两个衍生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改造世界。但是琐罗亚斯德的教义的确值得与伟大的希伯来先知的教义一起，被视作某种严肃而积极的势力，试图为古代中东大一统世界的动荡和不确定性提供宗教指导和秩序。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主义对恶的解释比任何严格的一神教都有说服力。因此，间接起源于琐罗亚斯德的二元主义出现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统之中；但是琐罗亚斯德教本身几乎没有幸存下来，除了后来印度拜火教群体中面目全非的形式之外。

第四章 印度文明的确立
（至公元前500年）

公元前1500年左右好战的入侵者摧毁了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开启了印度历史上的黑暗和野蛮时代。向南穿越山区的几轮雅利安入侵者可能耗费长达300年时间才完成迁徙。在此期间，互相敌对的武士群体赶着牲畜四处漫游，时不时停下来收获作物，然后再次踏上旅程。这些四处迁徙的人互相争斗，征服他们遇到的任何土著人口。游牧民族逐渐渗入印度的新地区，传播雅利安语言，打破内陆森林地区各民族早期的孤立状态，雅利安人因其尚武精神和更好的武器轻易地征服了这些森林民族。

但是，游牧民族开始逐渐定居，过上更稳定的农业生活。畜牧业不再像游牧和征服的英雄时代那样享有突出的地位。更繁重的田间劳动充实了武士牧人闲暇的日常生活。但即使入侵者完全过上农业生活后，雅利安人向印度南部和东部的扩张也未停止。他们的刀耕火种耕作方式要求在旧耕地变得杂草丛生时不断向新土地迁徙。

印度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留下的遗迹很少。由于缺乏设施良好的城市或永久性的居住地，考古学者未能发掘出多少早期雅利安人的遗存。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时代留下了文献。但这些文献的保存应该归功于后来的祭司对它们作了改编并应用于宗教仪式。在此过程中，原始文献在被一代代口传心授时经过了多次变化。结果，我们常常无法知悉哪些是真正的古代文献，哪些是后来增添的内容。但是，最神圣和现存可能最古老的梵文诗集《梨俱吠陀》和大型史诗《摩诃婆罗多》，包含了描写贵族弓箭手如何驾驭马拉战车驰骋疆场、用密集的箭矢与敌方的英雄展开殊死搏斗的段落。这些段落证明，像希腊和中东一样，印度也经历了贵族战车时代。

大约公元前900年，战车战术不再流行于印度。铁器传播到南亚次大陆，像中东地区一样，铁器使那些无力购买战马和战车的穷人也能用盔甲保护自己。因此，铁器时代的来临，打破了贵族的支配地位。随着铁器改变战场上的力量平衡，小城邦兴起，在这些城邦内，每个战士都有权参与政治决策。这种武装的、原始平均主义的群体存在的证据主要来自北部，尤其是喜马拉雅山的南麓；但是在恒河流域中央集权的大型君主国开始取代这种地方群体之前，同样的政治结构也可能曾经更广泛地分布于其他地区。的确，只有当这些古老的氏族共和国臣服于一些伟大国王的武力后——这个过程在大约公元前600年达到顶峰，我们才知道它们的存在。

向恒河流域的转移

铁器对印度生活还产生了另一个重要后果。用这种新金属制作的工具加速了对丛林的砍伐，特别是在恒河流域，季风带来的大量降雨使那里的植被非常茂盛，如果树木被砍倒，那么它的土壤可被开垦为非常肥沃的耕地。正如我们看到的，可能最初由东南亚耕种者培植的水稻大大提高了恒河流域的农业产量。中东农业的两大作物小麦和大麦的亩产量大大低于水稻。因此，适宜种植水稻的地区，能养活更稠密的人口。随着水稻的种植，人们开始长久地定居在特定的土地之上，因为通过根本改变土地的湿度，稻田的人工灌溉和排涝几乎清除了所有的杂草。此外，为了引水到稻田而需要的围堤、挖掘和平整工作太耗费劳力，因而迁徙到新地方定居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力。于是，水稻种植盛行的结果是，全面定居的农业、永久性的村庄与城镇中心，以及因无法逃进丛林中的空地而容易被征税的人口，都兴起于恒河流域。

因此，到公元前800年，恒河流域取得了文明复杂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充分条件。印度河流域这次落后了许多。古老的迁徙种植方法在印度河流域仍然普遍存在。每当国王的税吏征税或摊派劳役时，当地人就在森林中逃得无影无踪，在他们之上不可能建立起任何坚固的大规模政治体系。相反，在东部，稻田既把种植者固定下来，又给予他们一种高产量的农业，这种农业使他们能够在交出大量粮食之余生存下来。

因此，由职业行政人员和职业士兵维持的几个大君主国开始在恒河流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印度河流域（很可能还包括我们一无所知的印度南部）仍然分裂为众多的部落集团，即使统一，也只是与某个强大国王结成不稳定的宗主关系，在亲信追随者的小圈子外，这些国王缺乏真正的管理权威。但是在恒河流域，有效的中央集权君主制的发展支持了宫廷中心的兴起，在宫廷里，高级手工业技巧得以迅速地发展。地区之间的贸易也变得重要了，甚至从恒河流域的中心向四周辐射，为印度河流域的生活增加了新的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考古材料表明，到大约公元前800年，印度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海上贸易又恢复了。

从这些方面看，印度的发展与中东地区相当，只是稍微晚一点儿，文献记录稍微少一点儿。但是公元前800年后开始出现于印度的新的生活方式，与兴都库什山以北和以西的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盛行的大同主义世界大不相同。新兴的印度文明的独特性集中体现于种姓制度和印度宗教对禁欲和先验的强调。这两个特点都需要稍加解释。

种姓

现代种姓制度是共同饮食、内部通婚并严禁其他人参与这两项亲密活动的集团。此外，任何种姓的成员都必须佩戴一些独特的标记，以便他人知道谁属于、谁不属于这一种姓。随着不同种姓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在其他种姓面前如何举止的明确规则也成为必需。当整个社会最终都以这些原则组织起来时，任何陌生或入侵的群体都自动地变成另一个种姓，因为其他人口的排外习性必然在就餐和通婚方面把新来者排除在外。在一些争端中，或者仅仅通过一段时间的地理分隔，大种姓可能很容易就会分裂成小的集团。新种姓能够围绕新的职业而形成。在社会中找到新生计的流浪者和背井离乡者受到周围种姓习惯的约束，被迫一起吃住、相互通婚。

至于印度社会如何或何时根据这些原则被组织起来，仍不清楚。也许印度河流域文明本身就是建立在类似于种姓原则的某种制度的基础之上。也可能雅利安入侵者与被他们征服的黑皮肤民族之间的互相仇视为后来印度的种姓制度打下了基础。但是无论种姓制度的起源是什么，后来印度人的思想和感情的三个特点都被用于维持种姓原则。其中之一就是仪式纯洁性的观念。由于担心会因与低级种姓接触而受到玷污，所以“不洁的”种姓为婆罗门种姓和其他接近金字塔顶的种姓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去限制与低级种姓的人交往。

从种姓制度的另一端看，穷人和地位卑微者也有支持种姓制度的强烈理由。除了最悲惨和最边缘的人之外，所有的人都可以轻视某些人，这是种姓制度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心理特点。此外，比较低级的种姓常常是那些刚刚脱离原始丛林生活的集团。即使生活在不同背景、不同种姓的人一起居住的城市或混合乡村的环境中，他们也本能地力图维持自己的独特习俗。其他的文明社会常常劝导或强迫新来者放弃自己独特的习俗，并且在几代人时间里，把他们全部同化为文明人口。相反，在印度，这些集团通过在种姓制度内部保留他们特有的习俗而能够一代又一代地维持其独特的身份认同。

维持种姓原则的第三个因素是理论上的：转世和“瓦尔那”的宗教教义。后者宣称，所有的人生来就被划分为四个种姓：婆罗门祈祷，刹帝利作战，吠舍劳作，首陀罗从事不洁的工作。正式的教义把前三个种姓划归雅利安人，最后一个种姓为非雅利安人，并且严格规定各个种姓的等级，婆罗门最高，首陀罗最低。现实与这一理论相去甚远。如果尽可能地回溯历史，印度即使没有数千个种姓，也有数百个，远不仅仅是婆罗门教教义中所承认的四个种姓。但是这种理论很重要，因为当转世思想与瓦尔那教义结合起来时，明显的不公正和不规则就消失了。通过把种姓解释为神创立的制度、父子世代相传、目的是为了奖惩人们前世所造的业，转世观念的确为种姓制度提供了合法性和合理的辩护。这无疑有助于平衡现实的混乱。一个出身最低级种姓的人，如果过着完美无瑕的生活，那么就有望在来生转世为较高级种姓。相反，一个高级种姓的人，如果不能遵守适当的行为标准，那么就可能转世为较低级种姓。一个真正邪恶的人甚至可能转世为一只蠕虫或甲虫。

显然，古代印度不存在今天看到的这种种姓制度。但是现代种姓制度是像最古老的历史记录那么悠久的社会组织的派生物。例如，早期佛教故事就揭示了许多与种姓差异的有关情节，《梨俱吠陀》和其他古代文献中的段落也暗示了类似于种姓的做法和态度。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到公元前500年，发展出现代社会种姓制度的种子就已经在印度大地上广泛萌芽了。

种姓制度降低了政治、领土管理的重要性。对每个人来说，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同自己的种姓。但是一个种姓一般缺乏明确的内部管理和特定的领土范围。某个特定种姓的成员实际上都是与其他种姓的人混杂在一起，遵守互不玷污的必要规则。任何国王或统治者都不能获得那些自认为属于某个种姓而不属于某个国家的臣民的绝对忠诚。的确，普通种姓成员视统治者、官员、士兵和税吏为找麻烦的局外人，尽可能地无视他们，只有必要的时候，才服从他们的命令。大多数印度国家的脆弱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引起的。所有早期印度历史的特点就是极其缺乏有关战争和政府的信息。这可能也反映了印度各民族疏远国家和政治的基本态度。

种姓制度也使印度文明很容易把新的集团纳入自己的范围。新来者无须急剧调整从前的习俗，他们仅仅变成印度已有的众多种姓中的一个而已。相应地，非常原始和古老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半隐藏于印度社会结构中，为了在陌生人中生存的需要而改变自己的各个民族将其延续了下来，并通过种姓这一制度，仍然保留了他们原始祖先的巫术仪式、咒语和思维习惯。

先验的宗教

不关心战争和政治、容忍各种不同习俗等情况也与印度独特的宗教变化吻合。直到最近，印度大部分宗教教义仍然是通过师生口传心授而传承。任何最迫切的探求真理的人也必须向几个老师学习。因此，教义会出现各种混杂和重叠现象。此外，没有日期帮助理清宗教思想发展的线索。保存下来的大量宗教文献很少包括有关事件的记载，或者任何可以辨认特定时间和地点的记载。因此，任何区别思想发展脉络的努力都必然是推理性的，而非历史考证的。但是，推理的结果可以与历史发展阶段相吻合。当然，我们不敢简单地肯定。

当然，现存文献都是用雅利安入侵者的语言梵文写成。他们还带来了众多的神祇，其中主要的战争首领和最强大的神是因陀罗，他是城市的破坏者和雷电之神。其他神祇则包含了其他自然因素和力量——天空、空气、大地、水等等。祭司制度也伴随入侵者而来。祭司的作用是乞求神的保佑，供奉祭品，或通过其他适当仪式以取悦神。和平时期的繁荣、战争得胜、长寿、健康等都是这些虔诚行为的目的。

这种宗教与印欧语系其他蛮族部落——如希腊人、拉丁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伊朗人、斯拉夫人等的宗教目的和态度似乎没有什么显著差异。他们都敬重自然界中或多或少被赋予了一定人性的某些方面。虽然众神的具体情况各异，但是显然，早期印欧语系宗教所表达的世界观是由专门的祭司所建立的，他们至少模糊地了解美索不达米亚人如何把宇宙的神圣统治者看成一群吵吵闹闹、喜怒无常的神。苏美尔众神与印欧语系各民族的众神之间普遍但不精确的相似性无法用其他的方法予以解释。

吠陀与婆罗门

我们可以通过《吠陀》来了解雅利安人的宗教。用作宗教仪式手册的《吠陀》是由一些颂歌构成，在供奉祭品的时候，《吠陀》和其他指导祭司进行宗教仪式的段落都可以被大声朗诵。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对祭司来说，《吠陀》的语言也多少变得有些晦涩难懂。因此，通过一代一代的师徒口授，发音和音调的细节都被尽力地保持下来。世代相传的诗文的只言片语都事关重大，因为任何一个发音错误都可能使祭祀活动完全无效，招致神的不悦。

对细节正确性的优先关注，促使了从强调雅利安众神向强调崇拜行为和祈祷仪式本身的迅速转变。雅利安祭司也许学会了印度河流域文明祭司所声称拥有的魔力。无论如何，一些婆罗门开始争辩说，通过举行正确的宗教仪式，他们实际上能够强迫神赐予人们所请求的任何恩典。的确，适当的供品和祈祷仪式建立了神的世界，人们更新和稳定了自然界与超自然现实之间的关系。用这种方法，个别神的重要性和法力就降低到微不足道的地位，而祭司的权力和技巧则大大增强了。在被称为“婆罗门”的经典中，这些祭司的夸张叫嚣随处可见。这些都是作为吠陀经典的注释形式而被提出来的，据说这些注释解释了比较古老的文献的真实含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注释也篡改了古老文献的含义。

《奥义书》、神秘主义和印度教的起源

在古代印度，祭司声称的拥有对神和人行使权威的要求从未得到普遍承认。虽然部落酋长和武士可能对祭司的魔法不太在意，但是他们并不迫切地把婆罗门声称的最高的社会地位让给祭司。社会上更低级的人群也反对祭司的最高的社会地位。下列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不同的虔诚崇拜扎根于印度各地，并很快就变成印度最突出的宗教传统。另一部口头文献《奥义书》就包含了这种宗教发展过程的证据。《奥义书》不是系统的论文，所有的细节并非都前后一致，但是它的确表达了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普遍看法。

首先，《奥义书》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认识宗教生活的目的。一个明智而圣洁的人不应该寻求富有、健康和长寿，而应该仅仅力图摆脱无穷的轮回。由于获得成功，所以他的灵魂能够融入产生灵魂的万物，胜利地摆脱人生的痛苦、煎熬和缺憾。

其次，圣洁和摆脱轮回的途径不是服从祭司，而是履行宗教仪式。真正圣洁的人无须中介，因此，也无须神。相反，通过自我克制、沉思、禁欲、抛弃日常生活中的欲望，那么成功的宗教修行者就可以达到对神的玄妙幻觉——幻想着幸福和快乐。神秘幻觉的性质和内容从来无法用语言表达。它通过个体灵魂与宇宙灵魂合而为一来揭示真理。这种体验超越了人类的理解能力和普通语言的表达能力，是自我与万物融合的最大福祉的预示，而这种融合是明智圣洁生活的终极目标。

《奥义书》所表达的主题和态度，与《吠陀》经典和婆罗门经典的世俗和实用语调大相径庭，任何非神秘主义者都会问：如何解释这种变化。也许雅利安人入侵之前，祭司和圣洁的人就已经知晓禁欲行为。如果事实是这样，那么《奥义书》给宗教生活的指导就可能表现为对起源于前雅利安梵文文学的态度和禁欲行为的默认。但是由于我们缺少前雅利安人时期宗教情况的材料，所以这种解释仍然是推测性的。

第二种解释认为，印度社会背景的变化是神秘主义蔓延的原因。的确，在铁器时代兴起于北印度、或多或少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少数自由人共同体开始解体，恒河流域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兴起之前，《奥义书》强调的禁欲和彼岸世界就已经吸引了说雅利安语的人的注意。或许因此，被那些发现熟悉的生活方式再也不能维持的人禁欲主义所吸引，因为外来入侵者和遥远统治者的官员已经破坏了他们父辈所了解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根据这种假设，武士和统治者的后裔在追求个人圣洁的过程中，找到了已经失去的自由的替代品，而其他大多数人则享受隐退丛林的自由，远离喧闹的人群。当一位禁欲主义大师企图把他的神秘经历传授给其他人时，《奥义书》就是在这种地方创作出来的。

第三种解释是心理方面的。当然，怀疑论者能够毫无困难地证明，持续的斋戒、不眠、故意克制呼吸等，也能够产生异常的身体感受。当人们迫切地准备把这种体验解释为面临某些神圣的、最终的现实时，这种体验就取得了压倒情感和个性的重要性。

但是对任何具有神秘幻觉体验的人来说，这些解释纯粹是无稽之谈。共同拥有这种记忆并希望更新精神变化的发起者都知道这种体验的效力。证明是不必要的，解释是不可能的，怀疑是不可理喻的——或者说，成千上万神秘主义者的言行已经充分地说明了一切。

《奥义书》主张无神论的禁欲主义，所以婆罗门经典要求的烦琐宗教仪式自然遭到反对。但是古代印度的婆罗门祭司发现了调和这些相互矛盾的理想的简便方法。在他们经历了年轻时尊敬祭司、遵守宗教仪式指令、供养家庭之后，他们认为，《奥义书》提出的方法适合人生的目的。用这种方法，《奥义书》的教义被吸收进婆罗门教，作为普通人宗教仪式的承办者，因冒充权威而遭到《奥义书》教义直接抨击的婆罗门教祭司竟然从容地幸存下来了。

《吠陀》经典与《奥义书》宗教传统的融合标志着印度教的产生，印度教也是世界大型宗教体系之一。大量宗教实践和信仰曾经是并且仍然是印度教的一部分；为了应付祭司的仪式需要和神秘主义的理想，整个体系继续演变。印度教继续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刺激因素是与其他更系统的宗教的接触。

耆那教和佛教

大约公元前500年，佛教和耆那教的兴起给印度教带来了第一次外部挑战。这两种宗教都有历史创立者，他们可能都生活于公元前500年左右，虽然确切的时间都不得而知。耆那教由筏驮摩那创立或再创立，佛教围绕富有领袖魅力的乔达摩王子而兴起。这两种宗教有很多共同性。在一定意义上，它们都使《奥义书》抽象表达的观念大众化了。筏驮摩那和佛祖乔达摩都使个人达到涅槃，摆脱了作为宗教修行最高目标的轮回。但是这两种宗教的一些具体的重要教义有差别，耆那教从来没有像佛教那样流行。它一直是精英的信仰，要求严格禁欲，甚至达到饿死的程度，它的创立者就是如此。

相反，佛教是围绕一个中等政权而创立的。乔达摩年轻时力行禁欲，但是他发现，残酷自虐身体并不能摆脱人生的痛苦。他转而推荐一种介于平常的自我放纵与实行严格禁欲之间的适中方法。他本人及其众多信徒把时间分为沉思、宗教讨论和乞讨几个部分。在雨季，乔达摩喜欢带着一群信徒静坐一处。在旱季，他则云游四方，靠施舍维生。通过消灭自我而摆脱痛苦是佛祖的终极目的。但是，这个目的——涅槃——对大多数人来说太遥远了。与此同时，佛祖敦促他的信徒通过追求“八正道”而培养内心的圣洁，八正道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及最重要的正定。佛祖乔达摩从未明确说明如何翻译“正”这个词在这些短语中的意思。他的信徒企图仿效他的生活，无论何时遇到什么问题，都遵守他制定的规则。

因此，乔达摩生前就拥有一批信徒，他们对乔达摩描述的生活方式非常满意，即使在他去世（公元前483年）后，他们仍然生活在遵守他的规则的僧团内，尊奉乔达摩王子为神圣的佛祖。英语作家一般称这种僧团为“修道院”。事实上后来的基督教修道院与它们非常相像，因为许多佛教僧团很快便拥有了虔诚的俗人捐赠的房舍和可以带来收入的财产，那些俗人觉得求解脱的路上需要圣洁者的帮助。

最初作为师徒共同生活的临时团体就以这种方式最终变成了永久性团体，而且持续到我们的时代。可以肯定，佛祖的教义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微妙而急剧的变化，但是佛教僧团制度的延续仍然没有被打破。成千上万人的生活、情感和行为都受到这些团体及其宣扬和代表的宗教理想的影响。尽管佛教的诞生地后来抨击佛教的虔诚形式，但是印度对周边民族的主要影响都是通过佛教传道僧侣而产生的，正是这些传道高僧把佛教教义和行为方式传播到中国、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绝大多数地区。

在印度境内，佛教在诞生后的几个世纪里，使《奥义书》的宗教生活方式变得普遍、温和与定型。因此，佛教有助于给整个印度文明打上独特的来世、神秘、禁欲传统的烙印，为它指明发展方向，后世印度思想家和圣人从来没有偏离这种传统。尽管佛教早期获得了成功，但是复兴的和变形的印度教还是能够赢得大多数印度人的支持和忠诚。这个转变如何发生有待后文考察，值得指出的是，正是佛教自身的实践缺陷导致这种转变的发生。早期佛教没有为人类生活的正常事件——如出生、死亡、婚礼、老年等等——设立什么仪式，因此平常人的生活琐事仍然需要婆罗门的服务，因为婆罗门保存了吠陀学术知识和祭司的复杂活动。佛教徒的生活方式只为那些拒绝正常家庭生活、终生追求神圣的非凡人物提供了完整的指导。没有传统的仪式和祭司的帮助，其他人将无法生活。早期佛教没有为日常生活中的危机提供解决方法。因此，印度从未变成彻底的佛教国家，印度文明也从未使自己完全适应佛教范式。

但是，公正地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当种姓制度和印度宗教特色变得清晰时，印度文明从整体上已经确立了它的永久特征和特殊倾向。重大的精细化和缓慢的重大转型当然还在后面，但是一种清晰的文化认同把当代印度与佛祖时代的印度联系起来了。

第五章 希腊文明的确立
（至公元前500年）

当印度在古代中东的一侧走上建立新的独特文明之路时，中东的另一端也正在形成另一种文明：希腊。早期希腊历史的主要阶段与我们所知道或能够推测的印度历史发展极为相似，但是最终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希腊人首先注重把政治组织而不是其他人类组织纳入城邦的基础，他们不是根据神秘的启示，而是借助自然规律，企图解释世界和人类。因此，尽管拥有相似的开端，但是到公元前500年，当精力充沛的“烈马驯服者”——后来荷马歌颂的——战胜祭司领导的农业社会时，印度和希腊的文明风格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分歧。

迈锡尼海盗

从一开始，印度文明与希腊文明就存在一个重大的差异。印度的雅利安人一直未出过海，而爱琴海地区最早入侵希腊的人却时刻准备出海，渗透到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并在爱琴海诸岛屿和希腊大陆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从米诺斯文明的考古遗址看，克诺索斯第一批讲希腊语的统治者没有进行什么重大的改革，虽然他们的确发展了一种记录希腊语言古老形式的新文字（线性文字B）。但是，大约公元前1400年，克诺索斯被毁灭了，这也许是来自以迈锡尼为都城的希腊大陆的一些新兴海盗发动的袭击所造成的。因为此后200年里，一系列海上袭击——也许伴随着更多的和平贸易——把迈锡尼人的船只几乎引向地中海沿岸各地。从埃及先后遭受“海上民族”联盟攻击的文献中，我们了解到迈锡尼的希腊人可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大。但是公元前1190年左右，埃及人成功地驱逐了最后一批冒险者，定居在巴勒斯坦的残余入侵者最终变成了《圣经》历史中的腓力士人。对达达尼尔海峡口上特洛伊城的同样袭击（传统上确定为公元前1184年）成为了英雄主义《荷马史诗》的主题。

城邦

公元前1200年后不久，这些漫长的事业终于走到了尽头。新一轮入侵者、讲希腊语的多利亚人从北方南下，推翻了迈锡尼政权的中心，随多利亚人入侵或不久之后而来的是铁器和通常的政治后果。在迈锡尼鼎盛时期控制战争和政治的贵族战车兵被装备铁制武器的漫游武士部落打败。这些武士集团一直准备迁徙到任何能够找到更好耕地或牧场的新地方。因此，多利亚入侵者继续蚕食，导致许多民族进行第二次迁徙。特别是，来自希腊大陆的避难者乘船渡海，在爱琴海的小亚细亚沿岸建立了一系列新的殖民地。这些地区后来被称为“爱奥尼亚”，其北部地区被称为“爱俄利亚”（Aeolia）。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当地居民的袭击，希腊殖民地都集中于可以防御的半岛或其他适当的沿海地区。由于避难者（如逃出埃及的犹太人）没有先前存在的领导模式，也没有所有人可以不假思索地服从的习惯法，所以他们不得不发明一套可见的法律和政府制度，以确保他们在新的定居地能够有效地进行合作。在此过程中，他们创立了最早的希腊城邦。

一两个世纪前，摩西带领以色列子民逃出埃及进入西奈沙漠的时候，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为了在新环境中把希伯来人组成共同体，他制定的法律变成了后来犹太教的精髓。希腊人在小亚细亚沿岸建立的自治城邦在世界历史上几乎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为通过发明城邦或“波里斯”（polis，后来英语中“政治”一词的由来）这种政治组织，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开创了西方世界把政治组织引入领土明确的单位即国家的先河。公民权高于其他人类关系，这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必然的，印度的种姓原则也许提醒了我们。因此，如果我们西方人的宗教归功于从法老统治下逃出来的希伯来难民，那么我们的政治则归功于从多利亚人统治下逃出来的希腊难民，他们不得不重新组织并使他们的传统社会理性化，以便在一个新的敌对的环境下生存下来，而这正是在摩西为他的追随者做同样事情的两个世纪之后。

希腊大陆城邦优势的发展比较缓慢。半游牧的部落首先必须永久地定居于某块特定的土地上，然后联合周围居民，组成单一的领土单位，以建立城邦。发展脉络是相当清晰的。暴力活动减少，人口增加，土地变得不足，定居农业变成了准则。随着人口定居下来，当地的首领发现，以国王主持的会议来解决争端是简便的方法。当全体成员的会议休会期间，任命一些人管理公共事务、监督国王扩大权力等就是必要的。官员就这样出现了，他们的任期有限，被委以代表性的、随着时间推移被法律明确规定下来的权力。在一些新兴城邦中，国王本身变成了一个行政官员；在另一些城邦中，王位仍然保留下来，由一些特定家族世袭担任。

殖民和贸易

由于人口不断增长，移民海外为那些在城邦内缺少足以维生的土地的人提供了一条出路。政治斗争也鼓励移民，因为失败的一方有时决定到海外寻找适当的土地，建立新城邦。古代移民通常不是个人或某个家庭的事务，而往往是由几百人组织起来的集团行为。集团形式可以提供保护，也可以在蛮族人口中，甚至远至西西里、意大利南部或爱琴海北部和黑海沿岸的新定居地保留完整的希腊特征。希腊殖民地从一开始就完全自治，虽然与母邦一直保持着宗教联系。

殖民活动有助于贸易的发展，因为新建立的城邦常常充当蛮族人与古希腊城邦中间商的角色。当少数希腊城邦开始专业化生产葡萄酒和橄榄油时，长途贸易获得了巨大刺激。这些都是相对昂贵的产品，需要独特的气候和技术。但是，橄榄油和葡萄酒非常容易用陶罐储存和运输。希腊船只所能到达范围内的蛮族人很快便了解了这些产品的价值，他们用粮食、木材或其他原料与希腊人交换。显然，葡萄酒商和橄榄树种植者很快就在这种贸易中占据了优势。为了获得在本地不能生产的产品，蛮族地区的贵族愿意支付高价。因此，与那些在自己的领土内可以生产粮食的城邦相比，他们更愿意为这种立足于商品化农业的希腊城邦提供更多的粮食和原料。换句话说，只要葡萄酒和橄榄油能够维持活跃的出口，那么人口就能够突破当地粮食供应的限制而增长。

公元前6世纪由吕底亚王国首先发明的铸币是这种希腊经济交换方式的重要润滑剂。普通人需要铜币和银币进行日常生活物品的买卖。的确，在最大和最重要的希腊城邦，大部分人实际上不得不购买日常食物，其中大多数是通过海运进口而来的。劳务最终也以货币计算——每天需要大量铸币。各种商品，包括土地和税收也需要铸币。

市场关系渗透到社会底层首次在这些城邦中发生，这意味着比以前所知的任何社会都更灵活。不断上涨的物价促使人力和物力向一定的经济活动转移；物价下跌则把人力和物力从过于密集的或者效率低下的经济活动中转移出来。物价升降与供求关系相对应，官方通过调节粮食储存和分配而部分地平抑物价。这种灵活性意味着依赖物价网络的希腊人和其他人，都比以前的社会能更快捷有效地应对任何类型的经济变化。

以出口橄榄油和葡萄酒换取粮食和原料的手段是对后来希腊罗马历史具有根本影响的交换类型。

首先，它使沿海橄榄—葡萄种植地区能够形成较大的城邦，因为这种城邦能够通过进口粮食而自给自足。其次，它把农民作为活跃的、绝对重要的参与者纳入城市商业生活。在中东其他比较古老的社会里，农业剩余产品主要通过经济上不必要的地租和税收形式进入市场。被动和怯懦的农民认为，统治者和城市人口是他们的压迫者和天然的敌人，这是这种关系不可避免的后果。而希腊人不是这样。种植葡萄和橄榄的农民自认为并且也被他人认为是理想的公民，自由地进入市场，进行买卖活动，当干旱季节打断了耕作并使他获得必要的闲暇时，还希望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

方阵的影响

大约公元前650年，军事战术的一个重大变化为参与政治生活的农民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这就是方阵的发明——大量密集的步兵阵形，纵深8排士兵，每个士兵都经训练在行军和冲锋时步调一致。由数千名身披铠甲、行动如一、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的冲锋能够横扫战场上的骑兵或敌方的任何其他力量。当这种优势变得明显时，早期城邦不得不尽可能多地组织和训练公民方阵。任何不利于加强方阵力量的事情都会危害城邦。如果危险迫在眉睫，如公元前7世纪斯巴达发生的奴隶反抗多利亚统治者造成的灾难那样，那么对它的反应将是十分剧烈的。斯巴达人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国土的永久保卫者，要求每个20～30岁的公民住在军营里，过军营集体生活。其他任何城邦都不像斯巴达反应这么极端，但是也没有任何希腊城邦能够发展出一支如此强大的作战力量。其他城邦满足于改革古老的贵族制度，以期集中全体能够用盾牌、头盔、刀剑和长矛武装自己的公民作为武装力量。

方阵的引入还产生另一个更普遍而深远的影响。每个购置得起必要的铠甲和武器的青年，都必须与年轻伙伴一起，花费大量时间训练有效的方阵作战所需要的步调和技巧。速度、力量和勇气只是方阵所要求的一部分。此外，每个人必须学会跟上战争圣歌的节拍，以保证方阵在战场上构成的盾牌墙不被攻破。每个人的安全都依赖同一行列的邻伴，因为每个人的盾牌都有助于掩护右边的同伴。个人明显的对武器恐惧会不适宜，如怯懦或跟不上冲锋的步伐，因为对方阵防线的任何突破都将立即带来灾难。

正如每支现代军队的训练军士所知道的一样，与其他人的长期步伐节奏训练具有强大的感情效果。这种努力完全可能激发人类从远祖继承下来的独特的感情共鸣，我们的祖先围着篝火起舞，可能是为了表达并同时形成社会—心理团结，因为这是狩猎过程中进行有效合作所必需的。方阵训练的最高目标是实战，这也强烈地激发出人类和前人类集体狩猎经历的激励力量。

也许因为这些人类社会性产生的最基本感情共鸣，所以每个希腊公民和战士能够忍受成功的方阵战斗所需要的长时间训练，承受战争的疲劳和危险，体验这种冒险带来的残忍乐趣和突然宣泄，他们终生的标志是拥有与其同甘共苦的伙伴相同的深刻社会性感情。这种强烈的感情变成了城邦强大和集体荣誉的基础，所有公民都平等地属于城邦，在为城邦服务的过程中，全体公民体现了自我价值。通过这种方法，通过这种只是表面看起来互相矛盾的方式，希腊城邦能够培养公民，他们通过臣服于共同节奏和要求严苛的政体而获得了特别鲜活的个人自由感。

因此，毫不奇怪，随着方阵的引入，希腊人改变了个人行为的理想。在较早的贵族专权时期，个人的自我主张和奢侈消费一般都得到崇敬。个人英勇的功绩，如《荷马史诗》赞颂的那些功绩，和奢侈品的炫耀并肩而来。但是，方阵创造了一种在军事行动中绝对服从命令的标准。这个原则很快也延伸到公民生活，结果态度粗野的、非希腊的、不合礼仪的、生活奢侈的习惯等等，都的确与其同伴明显不合。相互竞争的个人主张被转化为对城邦集体的关心。当然，体育竞赛为个人竞争提供了舞台。这些竞赛在许多全希腊的宗教圣地举行，其中奥林匹亚（我们今天奥林匹克运动会由此而来）最著名。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团结和合作要求良好的公民意识超越个人的主张——至少在原则上，虽然实际上并非一直如此。

城邦在希腊文化中的支配地位

城邦文明的特质非常强大并有强制性，几乎希腊文化活动的每个方面都被希腊文明新的主要组织迅速地吸纳并融合进去。通过与公民爱好的无所不包的目标发生联系，宗教、艺术、文学和哲学都形成或获得新的重点。对这些希腊生活每个方面进行少许评论，将使它们与城邦的关系更加清楚。

首先是宗教。在多利亚人入侵后的黑暗时代里，每个地方性国王和氏族部落首领都根据其家族和亲信的利益举行宗教仪式。后来，这些传统的宗教活动常常被认为是行政长官的职责之一，暂时由一些高级贵族掌握。这些宗教官员通常不顾他们继承的教义之间的巨大差异。希腊宗教由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组成。被认为居住在奥林匹亚山顶、他们从北部带来的众神（类似于雅利安人带到印度的众神）有关的故事，与其他和古代丰收女神有关的故事是互相矛盾的，希腊人到来之前，丰收女神受到人们的崇拜。

德尔菲神庙祭司以及那些自认为并被其他人认为受到神的鼓舞的人，为把秩序引入这种混乱状态而做了一些事情。特别是赫西俄德（公元前8世纪），他企图把各种神话合编为一部连贯的神话。但是赫西俄德和他的先驱、伟大但是从理论上不那么系统的荷马，都无法真正调和众多的矛盾之处，因为这些矛盾是来自两个无法调和的宗教体系。这种逻辑混乱为私人推测世界的性质、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打开了大门。哲学正是以这种方式诞生的。

宗教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普通人和政客并不对传统神话的明显矛盾感到困惑。只要符咒和对每个神祇的崇拜的传统模式相当明确，那么就足以知道，一个神适合一个场所，另一个神则适合其他场所。但是随着希腊城邦财富的增长，特别是当富人互相攀比资助公共崇拜时，大量资金被用于把传统崇拜仪式精细化，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蔚为壮观场面。在这个仪式精细化的过程中，奥林匹亚众神崇拜的因素和起源于希腊的古老崇拜被融合了。在雅典，这是一个重要事件，例如，在泛雅典娜节期间——每年最高的宗教节日之一，盛大的游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象征性地把古代神秘的宗教中心（Eleusisi）与雅典卫城联系起来了。同样，狄俄尼索斯——众神中的新神，在奥林匹亚山上没有位置——崇拜变成了奥林匹亚和前奥林匹亚宗教传统的重要展示机会。正在兴起的城邦用这种实际的方式，通过公共崇拜仪式，有效地掩盖了希腊宗教传统的混乱状况。

艺术，至少那些保存至今的建筑，也主要来自公元前6世纪城邦。修建公共神庙为石匠和建筑师提供了就业机会。为这种神庙建立崇拜雕像，更别提建筑神庙的墙壁和山花墙，都为雕塑家提供了用武之地。古典时代希腊艺术从根本上说就是这种公共用途的产物。个人肖像非常不适合那种旨在描绘神和英雄的艺术。但是，人类美的理想类型被提倡，希腊艺术家以自信的风格成功地实现了这个理想，这种风格从此受到人们的崇敬。

正是公元前500年后，戏剧的兴起使希腊文学打上了城邦的烙印。在此之前，诗歌创作只迎合贵族的喜好，倾向于歌颂个人的自我夸耀和伟大。希腊诗歌中最伟大、最有影响的杰作《荷马史诗》即是如此。荷马可能生活于公元前850～前700年间的小亚细亚；但是他的诗歌描写迈锡尼的英雄，重塑了这个时代大量正确的信息，这些信息肯定被口头传承下来，也许通过游吟诗人。现代考古发现已经倾向于证明，荷马所记载的阿西里斯和奥德赛飘游的可靠性；但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也明显包含了时代错讹，这证明诗人生活的时代要晚很多，正如古典时代希腊人一直认为的那样。荷马阐述的英雄主义理想、战斗的猛烈和乐趣，与萦绕脑海的最终失败和死亡不可避免的阴影纠缠在一起，从根本上深入了希腊的生活观念。正如一个训练有素的方阵宛如一个人冲进战场一样，受到一种意志的鼓舞和一种凶猛的刺激，古典时代每个希腊人都倾向于把自己的城邦看成是《荷马史诗》中的一位英雄，很容易被劝说为了集体利益和城邦的荣誉而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后果。依靠这种简单的方式，希腊人能够把方阵所要求的忘我精神与荷马诗歌中奉为神圣的古老的、贵族的、自我主张的理想结合起来。为了节制英雄的暴力和放纵的自我主张，并为城邦所用，希腊人的所作所为与以牺牲早期雅利安人的尘世思想为代价的印度神秘禁欲思想兴起所引起的价值观念转变一样突出。

虽然城邦事务安排总体上取得了成功，但是少数人对希腊宗教和传统世界观的逻辑混乱感到不满。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学习其他民族智慧的机会增加了。喜欢探究的希腊人很快便发现，中东的祭司对一些重要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世界如何被创造？为什么行星周期性地停止向前划过天际的运动，反方向运动一段时间后又回到原来的方向上？正是在爱奥尼亚，人们首先面临这种问题，这些问题足以系统地颠覆他们的观点。第一批哲学家通过理性想象，力图解释世界的现象。由于对相互矛盾的神的故事不满，所以他们采取完全忽略神的极端方法，勇敢地代之以自然规律作为宇宙的支配力量。当然，当爱奥尼亚哲学家们力图描述自然规律如何发挥作用时，他们内部也意见不同，他们解释更广泛自然现象的天真努力并没有取得很大成功。

但是，他们用探索性的推理来解释事物性质的意图是人类知识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爱奥尼亚人的宇宙概念没有被某些神圣人物的一时念头所支配，而是受到非个人的、永恒的规律支配，而且从此以后从未被遗忘。在后来欧洲和中东思想史中，这种看待事物性质的独特希腊观点一直与古老的、中东对宇宙的有神论解释处于激烈的冲突之中。特别是思想家，不愿意完全放弃任何一方的观点，力图通过各种争辩，把神的旨意与自然规律的永恒性调和起来。但是，由于这两种观点在逻辑上互不相容，正如爱奥尼亚哲学家从中产生的神话一样，从未取得永久而普遍一致的系统表达或调和。人们一直不得不重新开始形成更满意的形而上学和神学。因此，这里为后来欧洲所有的思想发展埋下了永不枯竭的伏笔。

的确，近来自然科学的成功似乎已经以完全令泰勒斯（约卒于公元前546年）或他的任何后继者吃惊的方式和灵活性为爱奥尼亚的自然规律概念作了辩护。他们仅仅表达了被证明是非常幸运的猜测。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似乎可以这么推测，爱奥尼亚人仅仅通过突出城邦紧密狭小的世界在宇宙的位置而偶然发现了自然规律这个概念。因为城邦事实上由法律管理，而不是由个人的意志或统治者的一时心血来潮管理。如果这种无形的抽象能够支配人类行为，限制它在大致可以预定的行为方式范围之内，那么为什么自然界就不能存在相似的法则呢？爱奥尼亚人对这个问题给了肯定的答案，从而为后来希腊和欧洲的所有思想赋予了一种独特的角色。

城邦的局限性

如果我们认为希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顺利轻松地适应城邦结构，那么这种印象是错误的。繁忙的公共世界给个人内心体验留下的空间很小。在印度文化背景中得到充分表达的为了心灵纯净、为了灵魂得救、为了圣洁的努力几乎全部被排斥。但是希腊人并没有摆脱这种冲动。通过古代的神秘宗教，通过诸如著名数学家和神秘主义者毕达哥拉斯创立的“秩序”协会（约公元前507年），他们力图满足这些需要。但是当这些努力采取有组织的形式时，城邦对每个公民无条件忠诚的要求与追求个人圣洁之间的根本矛盾就变得非常明显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秩序”暴风骤雨般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无论有组织寻求圣洁的人夺取了城邦之后，如意大利南部的克洛通城邦所发生的，还是城邦的行政官员迫害“秩序”派，如毕达哥拉斯老年时期所发生的，在这个方面，调和的余地似乎是没有的，这是西方历史上教会与国家冲突的最早例子。

因为这段插曲，公元前500年前形成的希腊与印度制度的根本区别变得明显。印度种姓原则所容忍的松散文化联盟在适应有组织的寻求圣洁者——如佛教僧侣——方面根本没有任何困难。相反，希腊城邦对公民时间、精力、感情的独占要求，不允许任何种类的共同对手存在。

大量精力被城邦榨取了。希腊投入文化和政治活动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比任何早期文明社会都要高，古典希腊文明的灿烂花朵就是其结果。但是强烈的政治关系把不适合人类集团的领土组织的行动和情感排除在外了，并且为希腊城邦之间种下了内部分裂的种子，很快便酿成灾难。但是每项成就都会导致其他成就的放弃：正是希腊的巨大成就向它所排斥的事物投射了一束异常的亮光。

第六章 中国文明的确立
（至公元前500年）

黄河在中游开始离开蒙古草原的不毛之地，经黄土高原，奔向下游的平原地区。这个肥沃地区靠零星的降雨来滋润土壤，有时倾盆大雨带来突发的洪水；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连续几个季节都没有降雨，这样庄稼就会遭受干旱。降雨取决于季风到达最北的范围，有的年份降雨就无法到达该地区。

在这种脆弱的环境里，公元前3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农民开始种植粟。后来，黄河流域的农民开始种植来自中东的小麦和大麦、亚洲季风气候区的水稻。但是在一个可能极其缺乏水资源的地区，水稻的种植从来不多，更多的是耐干旱的粟、小麦和大麦。

在黄河流域的中游地区，三种不同的新石器时代居民点被发现了。其中之一被称为“黑陶文化”，它发展出相当大的村落，有时还用坚固的土墙围住。有关他们的大型祭祀陶罐形状的详细情况与中国文明早期的青铜器非常类似。因此，“黑陶”民族很可能是历史上中国人的祖先，虽然还不敢肯定地认为，创造了其他风格陶器的民族没有为正在形成的中国文明做出贡献。

从根本上说，中国文明是独立兴起的。半干旱黄土的独特自然环境意味着，日常农业劳动与其他地区不同；而这为独特的、相对较高水平的、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发展的文化提供了条件。但是在它的早期，中国文明似乎已经受到外来入侵者的影响，这些外来入侵者的一些基本技术至少间接地来自西亚。

安阳的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点，安阳是商朝的都城之一，年代定位于公元前1400～前1100年。安阳揭示了与黑陶村庄农民遗留物质的一些重要差异。特别是，王室墓葬包括殉葬马骨架、青铜武器和用具、马车。显然，这些特点是几乎同时代中东、希腊和印度战车征服者的强烈余音。其他两个证据是复合弓箭（特别加强了力度以使它更短但更有力，因此，在战车范围内非常有用）和城市的长方形布局，城墙内两条主要街道在中心呈十字形交叉。

中国文明的独特性以及黄河流域与西亚的遥远距离，给一些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否认中国如此之早就与中东有如此重要的联系。中国文字的独特性和中国青铜器铸造的高超技艺，也给那些否认中国文明从根本上说受到遥远西边所发生的事件影响的人以深刻印象。但是一旦战车受到人们喜爱，那么使用这种新式和占据压倒优势武器的人就发现，它很容易征服中亚绿洲的和平农耕者，正如其他战车兵能够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和爱琴海地区一样。此外，面积不等的绿洲遍布中亚各地，这些绿洲都位于雪山融水形成的河流沿岸，这些河流最终注入喜马拉雅山、阿尔泰山、天山脚下的沙漠之中。的确，在一定意义上，黄河流域只是最大和最东边的绿洲而已，位于一条大河旁边，这条大河能够突破沙漠障碍，重新到达雨水灌溉地区，并且最终注入大海。

年代顺序关系符合战车技术向东、向西和向南传播的观点，因为征服者的战车首次出现于中东的时间，与同样的军事装备到达中国之间相隔200年。但是这些绿洲的考古调查仍然是初步的，没有发现任何战车征服者的证据，尽管人们期望在那里可能追寻到战车征服者的足迹。这意味着与西亚的联系归功于安阳的统治者的说法仍然只是一种推测。

商朝

一般认为，中国第一个人类统治的王朝是夏朝。尽管没有考古发现能够支持这一观点，除非黑陶村落代表那个朝代的物质遗存。另一方面，安阳确实属于记载于中国历史中的第二个朝代——商朝。两种传统的编年史中比较短的那种确定商朝为公元前1523～前1028年，现代学者找不到任何理由去质疑这部文献的正确性。

显然，解释不完整的考古时代需要备加小心。如果征服者的确经过中亚的绿洲来到这里，那么他们可能与当地妇女通婚，在大约两个世纪里，派他们的子孙前往一个又一个绿洲。所以，我们不必设想，当商朝在中国建立的时候，印欧语系蛮族人像涌入印度那样大批迁徙。此外，征服者显然很快就采用了被征服者的许多文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当商朝贵族对黄河流域农业人口建立统治时，统治者很可能开始征收赋税，作为收入的一部分，以维持一群因专业化而迅速提高了技术的工匠。其中有些技术对中国来说似乎是新的，例如，青铜铸造和车轮制造技术——它们是至关重要的战车装备。但是新技术也能够用于旧目的，正如商朝墓葬出土的数千件用于仪式的精美青铜器所证明的。因为许多青铜器的形状类似于黑陶居民已经熟悉的形状。装饰这些青铜器表面的扭曲的动物几何纹形也许起源于黑陶居民熟悉的古老木雕艺术风格。

安阳考古发现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大量“甲骨”。这些是牛胛骨或龟甲壳，供那个古代社会的祭司参考，希望从中发现未来各种紧急问题的答案，诸如“天会下雨吗”和“蛮族人会发动袭击吗”等。作为尽职尽责的专业人员，祭司们急于提高解释神赐予的各种迹象的技巧，有时甲骨同时记录着问题及其答案。他们以一种文字方式书写，这种文字是现代中国表意文字的直接祖先，以至于现代学者第一次发现后没有多大困难就认出了这些甲骨文。

我们从刻写在甲骨上的简短记录无法对商朝社会和政府进行太多的推测。其他考古材料无非也只能告诉我们，商朝社会是尚勇的、贵族制的，维持了一小撮技术高超的工匠，他们为贵族主人制作大型的精美物品。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耕作，在宫廷和贵族家庭生活中不起任何积极作用。商“帝国”可能在武士酋长之间分封，这些酋长只受遥远的更高的中央权威节制。但是由于实在缺乏证据，所以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

甲骨文的确提供了更全面的商朝宗教思想信息。几个神和女神的名字出现了，虽然他们的作用很少作明确规定。有些神似乎是山川、河流、湖泊或类似的自然物的化身。在其他情况下，无法真正被揭示准确含义的符号可能是指祖先的灵魂。商朝实行殉葬，一个死去的国王需要全体随从和廷臣陪葬。这个特点孕育了后来中国人的情感，并提醒我们商朝社会与蛮族的习性多么相近。

周朝

公元前1028年左右，商朝被周朝推翻，周人是来自中国西部现代陕西境内渭河流域的征服者。没有理由怀疑中国传统历史的基本精确性，这种传统历史把周朝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周朝或西周（公元前1028～前771年），都城仍然在渭河流域，晚期周朝或东周（公元前770～256），都城迁移到几乎位于中原地区中心的洛阳。

西周时期，中央政府对中国北部大多数地区也许或多或少还能实行有效的控制。但是公元前771年，蛮族突然攻占了它的都城，打断了帝国直系继承体系，使中央政权陷于瘫痪。次年，周王室后裔的一支在洛阳声称继承了帝国王位，因此，开创了东周王朝，但是没有恢复有效的中央权威。相反，各地诸侯为了争夺权力和优先权而发生混战，陷入一系列外交和战争之中。他们之间的争斗逐渐变得越来越残酷，因为通过改进行政管理和作战技术，相互敌对的诸侯扩大和加强了势力。

到传统上被称为“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前221年）结束时，中国文明的地理范围迅速扩大了。为了躲避中原地区不断增多的暴力活动而来的避难者，有助于把中国文化和技术传播到周边各民族，并且因此，把他们也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诸侯寻找蛮族盟友的活动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这些过程把中国北部沿海地区首次纳入了中国文化的范围之内，中国生活方式的边界延伸到南方的长江流域。总之中国正在迅速地确立后来可辨认的中国的地理范围。

在另一个甚至更重要的方面，中国在周朝也正在变成历史上的自我。因为正是在周朝，作为后来中国文明基础的各种思想都首次清楚地表现出来了。此外，东周时期，在中国分裂出来的每个互相敌对的国家里，官僚机构政府的管理艺术和适应官僚中央集权的社会制度出现了。固然，直到汉朝建立（公元前202年），思想和实践才比较和谐，但是中国文明的主要因素和重心在3个世纪前，即公元前500年左右，就已经很明显了。

从一开始，周朝征服者就似乎剔除了更野蛮的商朝宗教仪式，停止了人殉和人祭。征服者很可能通过声称受“天命”而篡夺了最高权力。这个自然变成了后来中国政治思想的基石，正如某些儒家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这种观念也许可以追溯到周朝第一批征服者的宣传。随着后来的发展，这种理论认为，被模糊地认为是神人同形同性的最高神祇“天”把统治人间的权力赋予特别挑选出来的代表，“天子”或“皇帝”。只要他行为虔诚而正确，那么“天子”就被希望继续保留其帝位。另一方面，不虔诚或粗鲁、不当的行为则导致“天命”被收回，同时赋予其他可能被选择担任人间统治者的人。

周朝统治者的职权还包括实施魔法。例如，当需要雨水时，周天子被期望通过进行适当的祈雨仪式而让天公降雨。这种事情逐渐被精心构建成宇宙理论，在汉朝得到全面发展，这种宇宙理论极其详尽地描述了天上与人间的平行。例如，当天空出现北极星时，人间事务就被认为出现在皇帝身上了，他不仅负责战争和政治事务，而且负责人间可能影响人类活动的现象。一个好皇帝会带来和平和丰收，一个坏皇帝则带来动荡和饥荒。皇帝的根本职责就是行为举止必须严格遵守仔细描述的礼仪。只有这样，大地和上天才能取得和谐，而和谐是人类福祉所必需的。

这些观念既增强也限制了皇帝的权力。一种明确的意义是天下只有一个天子。所有其他统治者的权威都必须通过某种真实或杜撰的代表关系而从天子那里获得。西周时期，天子的权力确实比较大，没有给理论家造成什么困难。地方贵族以多种土地占有制度占有土地，这些土地很快便变成世袭的。这种制度固有的离心倾向遭到宫廷学校的抵制，在这些学校里，贵族子弟不仅学习军事技术，如射箭，而且学习礼仪知识，当他们变成一家之主，肩负整个家族利益时，他们不得不实行这些礼仪。这些礼仪知识也意味着熟悉它们背后的思想，即政治合法性和人类社会秩序理论，这种理论使“天子”成为人间事务的最高负责人。适当地举行必要的仪式也要求识字，所以周朝的年轻贵族不得不至少学会艰难的基本中文字符。因此，他们集统治者、武士、祭司、书吏的技巧和职责于一身，他们亲自履行这些职责。而在中东，这些职责从很早时候起就被分化给专业人员了。

但是，公元前770年后，现实和理论之间开始以令人烦恼的程度发生分歧。东周统治者再也不能享有他们祖先曾经真实地实施过的权威。有名无实的“天子”变成了中国中部地区一个小国的弱小统治者，而边境地区新崛起的诸侯为自己建立了更为强大的王国，仅仅口头上表示——如果有的话——为周朝宗教和宇宙哲学服务。在列国互相交战的时代，为了征募可靠的军队，征收更多的赋税就成为生存的必然代价。这要求诸侯寻找为自己服务的人，这些人愿意打破先例，为了实现国家的目标，而把其他人当作工具。总之，它需要行政和军事官僚机构的密切合作。

儒家和道家

连绵且不断升级的暴力战争，加上这种战争给国家权力最大化带来的各种压力，都不符合古老的礼制。这些古老礼制认为，正确地遵守传统仪式是人间良好秩序和繁荣的关键。直接批判过去的虔诚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反应。这种观点由许多实际政治家和被统称为“法家”的人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但是他们对传统思想的激进批判最终没有普遍化。相反，正是顽固保守的但被修正过的儒家的虔诚持续到我们今天，儒家给中国社会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这种后果在孔子生前（公元前551～前479年）还远不清楚。这位圣人的确自认为是失败，因为他周游列国却从未被征召重用；他相信只有通过行使权力和承担责任，受过教育的人的品德才能被充分地表现出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他自己一直向往在相互竞争的国家林立的时代被授予官职、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相比，孔子通过他的信徒统治中国，不仅时间更长，而且意义更深远和重要。

对孔子来说，甚至他最终的成功都显得荒谬，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在古人智慧的基础上增添任何新东西。在某种意义上，他否定自己的思想是新颖的，这是事实。因为孔子以最深刻的怀旧情绪向往西周时代，甚至怀念商朝、夏朝、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他觉得那时是好时代，因为天与地的关系和谐。这种历史观为孔子思索当时的核心问题提供了舞台：贤良者如何在乱世生活得更好些？因为如果普遍存在的天地和谐关系缺失，正如明摆着的事实，那么一个智者该如何办呢？

孔子的回答是冷静的、不系统的、中庸的。他说，一个智者应当在所有正常情况和生活遭遇中追求道德，尽可能地了解并遵守古代的礼仪。无论何时，只要可能，他都应当是仁慈的、明智的、勇敢的。他应当尊重比自己等级高的人，并期望与等级低下的人区别开来。当被授予官职时，他应当随时准备贤明地治理，但是不要因为偏离君子准则而贬低自己，孔子为了适当地获得权力而阐明、描述了这些君子准则。这种权力与品德不相容，而且按照孔子的说法，品德一直是人类生活的最高目标。

孔子认为贵族身份不必世袭。相反，他似乎认为适当的教育能够使年轻人变成君子，即使他的父辈出身于卑微的社会底层。因此，建立在人性倾向基础之上的教育也许为那些有抱负和能力的人打开了道路，他们希望由此步入社会上层。这将变成传统儒教非常突出和重要的一个方面，标志着与西周时期的贵族世袭制度的决裂。

孔子公开拒绝探讨神灵问题。他从未怀疑它们的真实性或魔力，但是当人世处于如此混乱和动荡的境地时，他更喜欢直接关注事物的人类一面，而拒绝把“天”和祖先神灵的神秘作为适当的审视目标。学习古代君子曾经处理与“天”和祖先关系的传统礼仪，比徒劳地探讨神性或神力更好！

孔子的弟子记录了他的言论，并把它们流传给后世，也许作了编辑加工，作为他们尊敬导师智慧的表现。传统上把后来中国学术的《五经》的编订归功于孔子，但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凭空想象。但是把传统中国著作编成五部经典的做法对后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学习这些经典变成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标志，熟练地从其中任何一部经典中引经据典，以纯正、古典风格使用书面语言就成了中国绅士的标志。刻苦钻研有限的几部经典著作（当然包括诸如汇集了孔子言论的《论语》），赋予后世中国人共同的根本态度和价值观念核心，这个核心成为中国文明的黏合剂。

孔子强调的“克己复礼”不能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被遗漏的东西太多了：在孔子设想的井然有序的世界里，人类激情的深度和大自然的神秘没有任何地位。其他密切地关注现实生活中这些方面的思想流派在中国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家。这是一种以多少有些神秘知识为中心创立的、不太清楚的传统。道家强调神奇的魅力和被认为能给予健康长寿的仪式，以及超越人类和大自然的其他非凡的力量，即翱翔于天空的能力。后来，也许受到佛教的影响，道家达到了类似于宗教的定义。但是在孔子时代，道家显得更像西伯利亚的萨满教，或者美洲印第安部落的巫医，而不像希腊的哲学家或印度的圣徒。

但是，道教专家的存在为古代中国提供了儒家无法提供的世界观的平衡。中庸之道和克己复礼需要神秘和魔法弥补，以便满足普通人的需要，使生活于艰难动荡的时代的人能够表达跌宕起伏的情感。通过互补，儒家与道家构成了异常稳定的思想体系，虽然后来历经许多变化和补充，但是没有根本性的中断，从孔子时代持续到公元20世纪。没有其他任何文化传统如此长久地统辖着如此众多的人口。中国与其他高级文化的相对隔绝有助于取得这种稳定；但是把常识与无限精妙融合起来的中国方式的吸引力，也有助于它获得长期而辉煌的成功。

第七章 蛮族世界的变化
（公元前1700～前500年）

中东文明厚重的世界主义色彩，以及三种新的高级文化在印度、希腊和中国的兴起，明显增加了对蛮族世界产生影响的文明种类。众所周知，地球上比较偏远的人类居住地区，没有发生什么非常重要的变化。例如，在澳大利亚，古老的狩猎生活方式维持着它的进程，没有受到其他地区发生的变化的影响。从考古材料看，美洲也没有什么急剧的发展能被描述。玉米和其他作物的培植变得越来越重要，人口相对密集的中心地区开始出现于墨西哥高原及其南部即今危地马拉。南美洲西部沿岸的时间更加模糊，这是由于年代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更加可能的原因似乎是秘鲁密集的农业人口中心的发展稍微落后于墨西哥。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也仍然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块茎作物和其他作物的培植完全可能在西非取得了显著进步，而非洲东海岸至少偶然被来自文明世界港口的水手光顾。埃及文明风格沿着尼罗河上溯到努比亚，但是如果努比亚与非洲更内陆的地区有什么联系的话，我们对此也所知甚少。在任何有关古代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可靠历史画卷被描绘出来之前，广泛的考古调查是必要的。

地中海

在比较接近主要文明发展中心的旧大陆，我们能够更好地发现变化的主要标记。例如，西地中海地区不仅是希腊人成功殖民的场所，而且是中东文明成功殖民的场所，如腓尼基人和伊特拉斯坎人。最成功的腓尼基殖民地是公元前800年后不久在北非建立的迦太基。腓尼基的其他殖民地星罗棋布地位于北非沿岸，并占据了西西里南部和西部的各个港口。来自东方的第二个开化民族是伊特拉斯坎人，它的确切发源地是古代史中长期争论的问题，也大约于公元前800年出现于西地中海，在意大利中部、北部建立了一系列城市。这些中东文明风格的前哨，加上希腊人在西西里东部和意大利南部的许多殖民地，把文明生活的优势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各地。由于对沿海城市生活至少某些方面的了解和崇敬，所以这些文明中心倾向于沿着贸易路线向内陆渗透。

草原民族向西迁徙

文明影响在海上的适当扩大被强大的草原武士民族的持续扩张所阻挡。我们已经遇到过作为文明人口征服者的草原武士：加喜特人、希克索斯人、迈锡尼人、雅利安人等等。其他草原武士通过征服欠发达地区而显示他们的英勇，特别是对欧洲的征服，公元前2000年前不久，一系列草原民族向西迁徙到欧洲森林地区。正如我们前文已经看到的，最终结果是蛮族把自己的落后文化强加给欧洲。

大约公元前900年后，随着骑兵战术的传播，草原民族比以前更接近中东的文明中心。像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人那样成功的劫掠，把野蛮的武士和游牧人口带进了文明的奢侈和舒适生活中。从此，边境战争和打劫式的袭扰变成常态了。这意味着草原部落经常处于诱惑之下，他们组成更强大、更团结的单位，以便更大规模的入侵。例如，斯基泰人从中亚迁徙到俄罗斯南部（可能在公元前700年前夕）后，在乌克兰建立了一个部落帝国，不久就与南面正在兴起的希腊世界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关系。主要的交换产品是斯基泰人的谷物与产于希腊爱琴海沿岸各城邦的橄榄油和葡萄酒。这种贸易的结果是到公元前500年为止，南俄的斯基泰贵族开始以非常高雅的品味接受希腊奢侈品。

更西边，说凯尔特语的部落利用可以骑乘的马匹，扩大了对西欧广大地区的控制。凯尔特人散居的中心是今天德国的南部地区。这是欧亚草原最西端，即匈牙利中部平原各部落聚居之地，这些部落不得不适应新的、森林密布的环境。主要问题是草原民族的常规武器弓箭在森林地区无法发挥全部威力，因为树木的枝叶阻挡，常常使箭头偏离目标。古代凯尔特武士通过发明一种大型的左右两手灵活使用的剑来解决这个问题，目的是在马上也可以使用。用这种大刀刃武装起来的凯尔特人征服了法国、西班牙、不列颠、爱尔兰和意大利北部的早期居民。他们甚至偶尔远至希腊、小亚细亚、意大利中部地区进行劫掠。

像斯基泰人一样，西欧的新主人也常常对地中海文明的奢侈品感兴趣，渴望能够拥有它们。例如，迦太基商人和移民在西班牙与凯尔特人联合起来，征服当地的原有居民。在后来成为法国的地区，公元前600年左右，希腊与其他凯尔特蛮族人的贸易开始从马斯里亚（现代马赛）向北延伸。交换的商品种类与在南俄的相似。

主要来自草原各民族的征服带给欧洲的社会军事化为后来欧洲发展创造了一个基本条件。但是它也破坏了更早时代的一些使用巨石的成就。乘坐小船的长途航行是不安全的，因为当外来人员似乎不太强大时，海岸的主人倾向于视他们为敌人，抢劫并屠杀他们。另一方面，巨石时代的许多祭祀方法可能在被修改后而幸存于凯尔特人的德鲁伊教中。

我们对草原世界东部所发生的事情的了解就不如对欧洲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清楚。这是因为中亚的考古研究仍然不完整，轻率的猜测是完全忽略的唯一替代手段。骑术和君主制统治很可能比较缓慢地经过草原向东传播。居住在草原上的一个又一个民族，从西部相邻民族那里学习了一些必要的技术。任何已经适应了完全游牧生活的部落都把向东迁徙作为最后不得已的手段，因为这意味着从比较好的草场向较差的草场迁徙。原因是沿着欧亚草原向东到蒙古地区，降雨量和气温都在下降。

由于这种地理条件，到所有草原都被游牧部落占据时——直到公元前400年左右——一种正规的、非常强大的东西方差异就开始发挥作用了。蒙古高原的自然环境非常残酷，人类和牲畜都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草原向西延伸到匈牙利平原，随着纬度下降和更接近携带雨水的大西洋暖流，气候变得越来越温暖，降水也越来越多。因此，草原上的任何政治生活动荡都会迫使避难的人和/或征服者向西迁移，那里有更好的草场和更温暖的气候在召唤。斯基泰人从阿尔泰山开始迁徙到乌克兰草原。斯基泰人刚刚向西迁徙，突厥各部就在中亚取代了他们，为从后方压迫突厥人的说蒙古语各民族腾出了空间。

拥有大量牲口、从小习惯骑射生活的草原武士是非常强悍的战士。抢掠草原南面农耕地区是一种回报丰厚的职业。如果农耕地区统治者为了防止这种劫掠而组织的防御虚弱，那么漫游的游牧部落就会立即发现，并向南探查，夺取他们所需要的物资。小股游牧部落劫掠获得的几次巨大成功，很快就引诱成千上万游牧人口加入获得成功的首领。因此，游牧人口的劫掠滚雪球般地演变成大规模入侵，除非农耕地区能够比较及时地组织抵抗。在西亚，这种现象的一个早期主要例子是公元前612年斯基泰人参与攻占和劫掠亚述首都尼尼微。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此后不久，米底人和波斯人就找到了化解草原民族危险的方法，即通过雇用游牧部落沿着中东前线防御。

草原民族向东迁徙

在远东，公元前771年西周都城被攻陷可能是游牧民族劫掠者所为，他们从中亚某个地区向西周发动进攻。遗憾的是，有关中国历史上这段插曲的史料太缺乏，以致无法知道是否是装备了骑兵的草原民族灭亡了西周。

有些现代学者认为，来自草原的劫掠者一直渗透到太平洋，几乎到达现代中国的南部沿海。到大约公元前700年，这个地区兴起了一种以航海为基础的前文明。考古发掘出来的这些“东山”民族遗址表明，它们与欧亚草原地区西部的考古发现惊人地相似。因此，也许当骑兵战术刚刚出现时，少量冒险的骑兵就的确从阿尔泰地区向南，经过四川，蹂躏了沿海的东山各族，因为东山各族的航海活动积累了大量财富，足以使他们成为攻击的目标。

东山各族水手究竟到达多远的地方，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南太平洋的风向和海流相对平静而稳定。即使利用小船和不精确的航海工具，人们也可能穿越这种海洋而远距离航行。婆罗洲和菲律宾南部的马来人也许就是这些早期水手的后裔。公元元年前不久，他们派遣一股殖民者到达位于印度洋另一端的马达加斯加岛——马来语今天仍然是这个偏远岛屿的主要语言就是这个事实的证明。其他水手可能也渗透远至太平洋。东山民族水手的遗迹还在新几内亚岛发现，少数船只甚至可能到达过美洲沿岸。也许是这些人教会美洲印第安人如何熔化锡和铜，铸造青铜器。

这种跨洋联系解释了从早期墨西哥到秘鲁的美洲印第安人艺术与亚洲大陆东南沿岸艺术何其相似的原因。其他思想，例如罗盘的四边与不同颜色联系起来的做法，也在太平洋两岸突然出现，这些也许是某些早期跨洋联系的证据。另一方面，美洲文明依赖的作物并不是起源于旧大陆，有些学者认为，即使少数装载货物的船只很早就成功地跨过了海洋，但是它们对美洲印第安文明的形成没有做出什么重要贡献。这种观点认为，把旧大陆与新大陆联系起来的青铜铸造技术和其他方面的相似性似乎是二者独立的发明。

无论这个事件的真实性如何，事实仍然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和技术水平从未赶上旧大陆。创新的主要中心和文明的最重要位置仍然在欧亚大陆，到公元前500年，欧亚大陆已经形成了至少四大文明。

小结

公元前1700～前500年，因受高级文化影响而开始使人们生活产生差异的地理范围扩大了。随着新文明中心的出现，草原地区和诸如西欧、中国南部、非洲北部和印度南部（虽然我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等未开化地区，也得到了发展。文明的确已经变成了地方性的，哪里能发现肥沃的农耕土地，哪里就能形成文明。

此后2000年（公元前500年～公元1500年）的历史就是不断更新的、以牺牲相邻的蛮族文化为代价的、文明生活方式扩张的历史，虽然这种扩张不是一直都能成功。它也是中东、印度、欧洲和中国四大文明中心大致平衡的历史。本书第二部分将勾勒这个文化平衡时代的一些历史转折点和重要特征。

第一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

对于任何对历史学感兴趣的人来说，历史地图和历史大事词典都是有价值的参考著作。最好的世界历史地图是Westermanns Atlas zur Weltgeschichte（Braunschweig，1956年），遗憾的是，它从未出版过英文版。William Robert Shepherd, Historical Atlas, 9th ed. （New York 1964）,是英语世界值得信赖的著作。William L. Langer, ed., An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 rev. ed. （Boston, 1972）, 对检索时间和回忆历史事件顺序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标准著作。

论述世界历史的著作汗牛充栋。有些是集体编写的著作，如剑桥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12 vols. （Cambridge,1929～39），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8 vols. （Cambridge, 1913～36）, 和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13 vols. （Cambridge, 1902～12）。其他的都打上了作者个人思想的烙印，因此虽然更连贯，但也引起争论，因为没有人能掌握历史学每个领域的知识。4部这样的著作引起了普通读者的兴趣：H.G.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London, 1920）;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2nd ed. Rev., 2 vols. （New York, 1931）; 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10 vols. （London, 1934～54）; 和William H. McNeil, The Rise of the West（Chicago, 1963）。汤因比的著作出版了缩写本，D.C.Somervell ed., A Study of History, 2 vols. （London, 1946, 1957）和插图缩写本，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New York, 1972）。

两类其他读物显然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古代文献的译本和对古代的现代研究。《圣经》和诸如《荷马史诗》那样的经典著作译本数量众多，由于世世代代的学术积累，这些译本已经相当准确了。因此，从这类著作中推荐一种译本而贬低另一种译本似乎都是吹毛求疵。其他的文明传统在英语翻译中几乎没有如此精确的代表作。关于古代中东，James B. Pritchard, e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rev. ed.（Princeton,1969）提供了一份卓越而引人入胜的文献汇编，正如James B. Pritchard，The Ancient Near East, New Anthology of Texts and Pictures（Princeton, 1975）。N.K.Sandars, tr.，The Epic of Gilgamesh（Penguin,1960）是一部价格低廉、容易得到的美索不达米亚主要文学作品译本。Hans Goedicke, tr.，The Report about the Dispute of a Man with His Ba（Baltimore,1970）提供了古代埃及对生与死的看法。关于印度文化，W.T. DeBary, Jr. et al., eds., Sources of Indian Tradition（New York, 1958）从《吠陀》《奥义书》和其他早期著作中进行了很好的选择汇编。Johannes A. B. van Buitenen, The Mahabharata（Chicago, 1973～ ）开始了对印度最伟大的史诗的学术翻译。W.T.DeBary, Jr. et al., eds.,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New York, 1960）在从早期中国文献的汇编和选取方面做得很好。此外，Arthur Waley, tr.,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New York, 1939）, Arthur Waley, tr., Shih Jing, Books of Songs（Boston, 1937）, 和Richard Wilhelm, tr.,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3rd ed. （Princeton, 1967）也值得注意。

许多论述古代历史的著作都用摘译的古代文献作点缀。翻译与注释之间的相得益彰常常比没有支撑的翻译对这个主题给予了更好的介绍，特别是当这种文化不为人所熟悉的时候。这种文献风格的一个好例子是关于中东的: Samuel Noah Kramer, Sumerian Mythology（Philadelphia, 1944）; Henri Frankfort et al.,Before Philosophy（Penguin, 1941）; J. A. Moulton, Early Zoroastrianism（London, 1913）.关于印度文化，Edward Conze, Buddhism: Its Essence and Development（New York, 1959）; Sir Charles Eliot, Hinduism and Buddhism: An Historical Sketch, 3 vols. （London, 1921）; 和Heinrich Zimmer, Philosophies of India（New York, 1951）很有帮助。冯友兰的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2 vols.（Princeton,1952）也是如此。关于早期希腊思想的2部著作也属于这类：John Burnet, Early Greek Philosophy, 4th ed. （London, 1930）是一种严肃的、标准的、煞费苦心的叙述；而F. M. Cornford, From Religion to Philosophy: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Western Speculation（London, 1912）则代表了卓越、推测性和启发性的一类。

古代艺术著作和其他物质的照片的熟读仍然是辅助的和非常有价值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学习古代史的学生可以漫游古代世界。它具有一个重大优势，以致读者与原著之间没有译者。此外，当一个人在短时间内翻阅插图精美的书籍时，更多的著作或许很容易被忽略。这使比较变得可能，而且比较可能敏锐地洞悉跨越空间和时间的变化模式——如果学生费力地记住了一张松散的空间—时间网格，并在这张网格中填写每件特定艺术作品的话。作为对历史学家常常过于咬文嚼字的一种补充和矫正，历史学家的史料毕竟通常是书面的，严肃地对待艺术、艺术史将被高度推荐。关于史前艺术，H. G. Bandi et al., Art of the Stone Age（New York, 1961）是一部不错的著作。关于古代中东艺术的著作可以查阅如下著作：Andre Parrot, Sumer: The Dawn of Art（New York, 1961）; Andre Parrot, Arts of Assyria（New York, 1962）; Henri Frankfort,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Ancient Orient（Penguin, 1959）; W. Stevenson Smith,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Ancient Egypt（Penguin, 1958）. H. A. Groenewegen-Frankfort and Bernard Ashmore, Art of the Ancient World（New York, n.d.）是对古代中东和地中海艺术的标准介绍。

辉煌巨著,Henri Zimmer and Joseph Campell,The Art of India Asia, 2nd ed., 2 vols. （New York, 1955）是最好的论述印度文化传播到东南亚的著作。Ludwig Bachhofer,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Art（London, 1947）对早期中国青铜器进行了工艺的、令人信服的文本分析。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文本分析著作是Henri Frankfort, Cylinder Seals（London, 1931）,他利用来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大量被保存下来的一种物质，把艺术主旨的变化与古代社会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变化联系起来。难以想象还有其他著作比它更生动地阐述了艺术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整体关系。

遗憾的是，插图丰富的艺术书籍必然价格昂贵，这限制了它们的利用。“大学印刷厂”（University Prints）提供了一种差强人意的简装替代选择，该机构以适中的价格销售各种艺术门类的单幅照片。如果教师想让一个班级的全体学生得到一张同样的图片以便能够学习和讨论，那么“大学印刷厂”就是一个灵活的和随时可以得到的源泉。它的地址是15 Brattle Street, Cambridge, Mass., 02138。

现代学术著作按照主题分类如下：

人类进化和史前史。W. E. Le Gros Clark, The Antecedents of Man（Chicago, 1960）; Kenneth P. Oakley, Man the Tool-Maker, 5th ed. （London, 1976）; Robert Ardrey, African Genesis（London, 1961）; Sol Tax, ed., Evolution after Darwin, 3 vols. （Chicago, 1960）; Carleton S. Coon, The Origin of Races（New York, 1962）; M.F.Ashley Montague ed., 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Man（New York, 1962）; James Mellaart, The Neolithic of the Near East（New York, 1976）; 和Grahame Clark, World Prehistory, A New Outline（Cambridge, 1969）。关于理论而不是关于历史，但是思想非常深刻的小书是Robert Redfield, The Primitive World and Its Transformations（Ithaca, N. Y., 1953）。

古代中东。Henri Frankfort, The Birth of Civilization in the Near East（Bloomington, Ind., 1951）; V. Gordon Childe,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Penguin, 1943）; Samuel Noah Kramer, The Sumerians: Their History, Culture and Character（Chicago, 1963）; John A. Wilson, The Burden of Egypt: An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Egyptian Culture（Chicago,1951）; A. Leo Oppenheim, Ancient Mesopotamia, Portrait of a Dead Civilization（Chicago,1964）; Karl W. Butzer, Early Hydraulic Civilization in Egypt: A Study in Cultural Ecology（Chicago,1976）; W. Stevenson Smith,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Arts of Egypt, the Aegean and Western Asia（New Haven, Conn., 1965）; O. R. Gurney, The Hittites, rev. ed. （Penguin, 1961）; George Steindorff and Keith C. Seele, When Egypt Ruled the East, rev. ed. （Chicago, 1957）; A. T. Olmstead, A History of Assyria（Chicago, 1923）; Donald Harden, The Phoenicians（New York, 1962）; William F. Albright, The Archeology of Palestine, rev. ed. （Penguin, 1960）; H. H. Robinson and W. O.E. Oesterly, History of Israel, 2 vols. （Oxford,1932）;H. H. Rowley ed., The Old Testament and Modern Study（Oxford, 1951）; A. T. Olmstead, 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Chicago, 1948）; R. C. Zaehner, The Dawn and Twilight of Zoroastrianism（New York, 1961）; Jack Finegan,Light from the Ancient past: The Archeological Background of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2nd ed. （Princeton, 1959）; David Diringer, The Alphabet: A Key to the History of Mankind, 2nd ed. Rev. （London, 1953）; Ignace J.Gelb, A Study of Writing, rev. ed. （Chicago, 1964）; Otto Neugebauer, The Exact Science in Antiquity（Leiden, 1950）; Charles Singer, et al., eds.,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 From Early Times to Fall of Ancient Empires（Oxford, 1954）; 和R. J. Forbes, Metallurgy in Antiquity（Leiden, 1950）。

欧洲。J.G.D.Clark, Prehistoric Europe: The Economic Basis（New York and London, 1952）; C. F. C. Hawkes, The Prehistoric Foundations of Europe to the Mycenean Age（London, 1940）; V. Gorden Childe,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6th ed. （New York, 1958）; 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 Later Prehistory: Studies in Honor of C. F. C. Hawkes（Totowa. N. J., 1971）; J. D. Evans, Malta（New York, 1959）; J. D. S. Pendlebury, The Archeology of Ancient Crete（Penguin, 1962）; Sinclair Hood, The Minoans: The Story of Bronze Age Crete（New York, 1971）; A. R. Burn, Minoans, Philistines and Greeks, 1400～900 B.C. （London, 1930）; Chester G. Starr, Origins of Greeks Civilization, 1100～650 B.C. （New York, 1961）; M.I. Finley, The World of Odysseus（New York, 1954）; Eric R. Ddodds, 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Boston, 1957）; Alfred E, Zimmern, The Greek Commonwealth, 5th ed. rev.（Oxford, 1931）; M. I. Finley, Early Greece: The Bronze and Archaic Ages（New York, 1970）; M. Pallottino, Art of the Etruscans（London and New York, 1955）; Raymond Block, Origins of Rome（New York, 1960）; T. G. Powell, The Celts（New York, 1958）; B. H. Warmington, Carthage（London, 1960）; 和Marija Gimbutas, The Slavs（New York, 1971）。

欧亚草原。V. Gordon Childe,The Arsyans: A Study of Indo-European Origins（New York, 1926）; Tamara Talbot Rice, The Scythians（London, 1957）; M. Rostovtzeff, 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Oxford, 1922）;George Vernadsky, Ancient Russia（New Haven, 1943）; William M. McGovern,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Chapel Hill, N. C., 1939）; Charles Burney and David M. Lang, The Peoples of the Hills, Ancient Ararat and Caucasus（New York, 1972）; 和V. M. Masson and V. I. Sarianidi, Central Asia: Turkemenia before the Achaemenids（New York, 1972）。

印度。Stuart W. Piggott, Prehistoric India to1000 B.C. （Penguin, 1950）; R. E. M. Wheeler, Early India and Pakistan, to Ashoka, rev. ed. （London, 1968）; R. E. M. Wheeler, The Indus Civilization,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supp.vol. （Cambridge, 1953）; The Indus Civilization（Cambridge, 1968）; R. C. Majumdar and A. D. Pusalker, eds.,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 I: The Vedic Age（London,1951）; Bridget and Raymond Allchin, The Birth of Indian Civilization: India and Pakistan before500 B.C.（Penguin,1968）; 和J. H. Hutton, Caste in India: Its Nature Functions and Origins（Cambridge, 1946）。

中国。Ping-ti Ho, Cradle of the East（Chicago, 1975）; Herrlee G. Creel, The Birth of China（London, 1936; reissued 1951）; Li Chi,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Seattle, 1957）; Cheng Te-K’un, Archeology in China, I: Prehistoric China（Cambridge, 1959）, Cheng Te-K’un, Archeology in China, II:Shang China（Cambridge, 1960）; Cheng Te-K’un, Archeology in China, III: Chou China（Cambridge, 1964）; Chang Kwang-chih,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Cambridge, Mass., 1976）; William Watson, China: Before the Han Dynasty（New York, 1961）; Herrlee Creel, 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 I: The Western Chou Empire（Chicago, 1970）; L.C. Goodrich,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eople, 3rd ed. （New York, 1959）;和三部引起争议但也引人入胜的著作，Herrlee G. Greel, Confucius, the Man and the Myth（New York, 1949）;新书名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New York, 1960）; 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multivolumed （Cambridge, 1954～ ）；和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London, 1931）。

世界其他地区。公元前500年前，世界其他地区大多数几乎没有进入历史记录。但是，关于非洲史前史的三部著作在这里值得提及：Sonia Cole, The Prehistory of East Africa（New York, 1954）; J. Desmond Clark, The Prehistory of Southern Africa（Penguin, 1959）; 和George Peter Murdock, Africa: Its peoples and Their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 1959）。关于新大陆和东南亚，相关著作似乎最好附录在本书第二部分的进一步阅读书目中。

公元前500年～公元1500年的2000年里，没有任何一个文明生活中心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在此之前，中东处于领先地位，影响了邻近地区和邻近地区的邻近地区，甚至影响了很远的地区，因为对其他人来说，中东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显然优于他们以前所知的生活方式。但是当印度、希腊和中国文明取得独特的形式时，这些文明创造者面对中东时不再觉得低人一等，与此相应的是，他们对来自异域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漠不关心。在边缘地区，蛮族现在有几种不同的文明生活可以选择，他们经常把一种文明的某些因素与另一种文明中的某些因素混合起来吸收。

到公元前500年，旧大陆兴起的四大文明生活方式大致势均力敌。此后几个世纪里，各个文明内部的发展和变化从未停止。各个文明所占据的土地面积都倾向于扩大。当然，这增加了每个文明中心地区的范围和种类，减少了文明地区之间的隔绝。尽管有些阻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欧亚大陆的一端到另一端的联系越来越频繁。这使得一种文化的领袖能够借鉴或适应其他文明中感兴趣的因素。这种跨文化借鉴的确是每个独立文明创新的主要刺激因素。但是这种借鉴一直是自愿的，即兴的，从来不是强迫的。

换句话说，旧大陆每个大文明在2000年里都保持了自主。四大文明之间的关系可以认为是势均力敌。任何重大动荡都会影响整个体系的其他部分，但是没有一种文明取得了从根本上打破四大文明整体平衡的规模或实力。

但是，世界四大文明之间的均势状态的确经历一系列震荡，这些震荡是这个时期世界历史的重大标志。首先希腊文明、其次印度文明在发源地之外得到广泛传播。但是正如中国和日本的印度化，中东地区的希腊化最终被证明是表面的、暂时的现象。在这两个例子中，当地的强烈反对最终导致前辈饥渴地吸收的外来文化因素付诸东流。接着，伊斯兰教兴起，并成功地首先向整个古代中东、北非和西班牙（632～1000年），然后向印度、东欧、中亚（1000～1453年）扩张，世界平衡格局第三次遭到威胁。印度教的印度最终（1565年）丧失了政治独立。因此，穆斯林统治者与皈依伊斯兰教的人（主要来自印度低级种姓）联合起来，限制和压迫印度教徒，这对印度教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四次动荡来自西欧，最终颠覆了世界文化的平衡格局。这个过程始于1500年前后，欧洲人的进取心首先打开了美洲的大门，并探索了地球上其他有人居住的海岸线。但是从真正意义上说，直到1850年，西方世界才取得对世界上其他主要文明的绝对优势，从而迫使其他非西方社会的领袖们放弃祖先久经考验的方法，放弃他们传统的文化独立，以便通过借鉴西方的技术竭力实现“现代化”。

对现代世界历史的考察将留给本书第三、第四部分。在第二部分，我们将讨论这个中间阶段，即每个孤立的文明世界空前绝后地独立发展的阶段，同时稍加考虑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

第八章 希腊文明的繁荣
（公元前500～336年）

公元前499年，爱奥尼亚的希腊城邦发动叛乱，反抗自公元前546年居鲁士大帝从吕底亚国王克洛索斯手里夺取小亚细亚以来已经承认的波斯统治。5年后，叛乱被镇压。爱奥尼亚沿岸最大的城邦米利都被攻占。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第一轮战争中的胜利显然属于后者。但是，波斯国王大流士不满，因为两个希腊城邦雅典和埃里特里亚竟敢暗中派遣战船驶过爱琴海，支援反叛者。公元前490年，波斯发动了一次惩罚性远征，洗劫了埃里特里亚，但是没有占领雅典。当时，波斯人在距离雅典26英里远的马拉松登陆，企图煽动雅典内部叛乱，从而打开雅典的城门。但是这个阴谋失败了。当波斯人重新登上船只时，雅典人发动进攻，在马拉松赢得了一次漂亮的胜利，一名军士经长途奔跑把获胜的消息带给了雅典（由此才有了我们现代马拉松比赛）。因此，当波斯舰队真的出现时，雅典的叛国者毫无动静，气急败坏的入侵者只得撤离了爱琴海。

这些冲突只是波斯征服欧洲的希腊系列计划的前奏。公元前480年，大流士之子和继承者、波斯国王薛西斯调集帝国陆军大约6万多人企图实施这个计划。为此波斯人作了精心准备。他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架设了浮桥，在爱琴海北部沿岸设立了许多储藏后勤物资的据点，还派遣外交使节去劝诱希腊人投降。许多城邦和影响很大的德尔斐神庙的神谕决定在为时不晚的情况下接受波斯的条件。但是大约20个城邦组成了以斯巴达为首的松散联盟，拒绝投降。一支斯巴达军队在北部的温泉关（Thermopylae）企图阻止波斯军队，但是没有成功。随后，薛西斯的大军继续向南行进，雅典人被迫撤离城市，雅典城遭到波斯侵略军的抢掠和焚烧。

但是如果希腊人不屈服，那么这种胜利就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在一个敌对而被蹂躏的地区，波斯军队面临后勤供应的巨大困难。因此，薛西斯力图通过进攻停泊在雅典西边萨拉密湾的希腊舰队，使希腊局势恶化。在萨拉密岛与大陆之间的狭窄海湾里，波斯舰队的数量优势不能发挥，因此，希腊人通过灵活机动的战术，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公元前480年）。经过这次失败后，薛西斯决定带领大部分军队撤退到波斯，因为在希腊无法得到足够的后勤物资，以供应全部军队在希腊越冬。

次年春天，人数急剧减少了的波斯军队在普拉塔亚与希腊城邦联军遭遇，希腊再次取得胜利（公元前479年）。与此同时，雅典把战争引向爱琴海对岸，雅典军舰的到来鼓励了大批爱奥尼亚城邦反叛波斯。

波斯人再也没有对希腊展开全面进攻。敌对状态持续到公元前446年。希腊城邦联盟几乎每年初夏都派遣一支舰队袭击爱琴海沿岸的波斯据点；到了秋天，这支舰队才返回，几乎每次都取得一些新战果。雅典在这些行动中起着领导作用，因为波斯入侵威胁解除之后，希腊世界最大的陆上强国斯巴达立即拒绝继续积极行动。

雅典海战的后果

海战的无限延伸给雅典城邦内部力量平衡带来了重大变化。财富很少或一无所有的公民能够一直充任战舰的划桨手。因此，他们为城邦提供了兵役，这与在陆军方阵中服役一样重要。换句话说，即使以前不能购置方阵作战所需装备的最贫穷公民，舰队也为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军事角色。此外，对大多数雅典公民来说，城邦为划桨手支付工资，加上从新占领城市中获得比较丰厚战利品的机会，这些都变成他们非常欢迎的额外收入。

在波斯大举入侵前，雅典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民主城邦。但是比较贫穷的公民的投票权最初没有保障，这是贵族政客从较低阶层中寻找新支持的结果，而不是穷人自己任何有效力量或组织的结果。但是当为舰队划桨变成夏季正常职业时，穷人就可以发挥军事作用，这赋予他们在国家事务中的发言权。民主制度因此首次变得稳定。过时的农民—步兵被推向雅典政治生活的边缘。他们居住的地方离城市太远，无法参加日常公民集会，当舰队在国内时，城市穷人经常无所事事。

不久，雅典对侵略性海战的迫切追求震惊了希腊一些更保守的城邦。例如，公元前467年，纳克索斯岛拒绝派遣船只和水手参加通常的反对波斯的战争，雅典人把这种行为解释为叛国，掉转武装攻打纳克索斯，结果打败了岛上的人，确定其货币纳贡数量。后来，其他盟友也被雅典以同样的方法对待。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起初为了反对波斯的城邦自由同盟变成了雅典帝国，鼎盛时期它控制了爱琴海沿岸50多个大大小小的城邦。

尽管雅典公共生活有民主政治形式，但是雅典的领袖和将军一直来自贵族家族，他们自称政治精英。即使像伯里克利那样的政治家也不例外，公元前460～前429年，他左右着雅典的政治局势，并将他的名字赋予雅典最伟大的时代。他去世后，在反对斯巴达及其盟友（公元前431～前404年）的长期而激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农民—士兵与无地的战舰划桨手之间利益分歧非常严重，旧的贵族体制建立。因此，伯里克利被能干但臭名昭著的平民克里昂继承。克里昂在战争中阵亡（公元前422年）后，贵族专制统治就从未被完全恢复过。

一个更具潜在意义的变化是公民对城邦的忠诚度降低了。整个希腊世界都能感觉到这种变化，要求并允许几乎每个成年男性公民既耕作又在方阵中与同伴一同作战的旧体制，让位于更加复杂的分化为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士兵、水手、奴隶、外邦人、地主、小佃农等不同集团的社会。长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极大地加速了这个过程。每个城邦（甚至雅典内部）的富人和保守者都倾向于支持斯巴达，而民主派则同情雅典。由于为了某个派系利益的外来干涉随时可能发生，所以叛国的引诱和机遇增多了。私人利益和思想必须服从城邦整体利益的旧观念无法抵制这种压力。由于派系斗争恶化为恐吓、暗杀和流放，所以希腊一个又一个城邦内部失和。

古典时代

但是在城邦世界内部分裂之前，从公元前480～前479年薛西斯入侵的大灾难到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将近50年里，希腊世界特别是雅典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它的时间和地理范围之集中、表现之完美，在人类历史上找不到可与之相提并论的时代。

在神奇地战胜波斯帝国皇帝之后，希腊人终于对自己及其生活方式充满自信。他们再也不敬畏东方的奢华和神秘智慧了，希腊人变得高度自信，并迫切地探索世界的本原及其表达，特别是雅典人，在较小程度上也包括其他希腊人，认为自己能够把思想与行动结合起来，互相支持，继续向前发展。毕竟当雅典在海外赢得并继续赢得这种成功的时候，谁能怀疑雅典制度的基本公正和突出呢？但是谁能怀疑从突然变成东地中海主人的一个城市中汇聚的新经验、新产品、新观念中会学到很多东西呢？雅典人对自己的历史感到自豪，对现状表示满意，渴望探索未来的任何新事物。受极度膨胀的自信所感染，他们开始将希腊文化各个方面都赋予古典表达：戏剧、哲学、历史学、雄辩术、建筑和雕刻。

戏剧

在希腊几个城邦里，戴着面具的合唱队演唱纪念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山羊之歌》，但是只有雅典把这些初级的开端发展成悲剧艺术。公元前5世纪，音乐、舞台背景、服装和舞蹈都变得更加精细了。当合唱在盛大的狄俄尼索斯节上变成竞赛时，它就需要长期排练。领唱与合唱队之间的轮唱发展为戏剧对话。不久，两个男主角同时出现在舞台上，后来多达三个。随着这种发展，合唱队退出了舞台中心位置，扮演次要角色，评价、警告或者为了烘托戏剧表演气氛，戏剧的主要线索现在由男演员来表现。

古代雅典的悲剧表演展现了高尚的场面。所有男性公民都能自由地观看，因为节日仍然被认为是公共祭祀行为。每次悲剧表演的开支都由富人资助，他们从竞赛获胜的奖品中得到满足。即使最愚钝的公民也能够对舞蹈、歌曲和对白做出回应——因为对白是由合唱队吟唱，演员的台词也合辙押韵。希腊戏剧的这些内容都没有保留到现代。所有幸存下来的只有少数剧本，以及其他大量剧本的残篇。但是这些残篇仍然唤起人们对它们的崇敬，一是因为它们的诗歌的力量，二是因为它们表现的思想。这种崇敬现在是、将来仍然是真诚的，因为古代雅典悲剧作品的诗歌拥有流传下来构思故事的传统仪式优势，这些故事直面人类生活的根本问题。为此，它们触及了激发永恒兴趣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主题对全人类都有普遍意义。

在古代“山羊之歌”的显著转变过程中，三位伟大诗人发挥了作用：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前456年）、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5～前405年）、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4或480年～前406年）。因为他们的题材都是有关神与人类关系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从遥远的古代流传下来的——我们称之为神话，但是希腊人自己认为这些都是古代历史。悲剧诗歌似乎可以自由地改编传统故事，如果它适合他们的目的，他们就这么做。他们用自己的眼光和想象力，甚至更自由地试图解释神与人类、命运与自由意志、私人利益与公共职责之间的关系——这只提及了他们涉及的众多主题的少部分。

虽然三大悲剧作家都忠于传统的形式，受到传统的限制，但是无须深刻地了解人们就能认识到，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作品开始失去探讨严肃的道德和宗教问题的功能。较早的诗人，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都拥有与大多数观众一样的传统虔诚。通过给予观众悲壮而复杂的感情表现，通过带给传统道德和宗教思想以变化、调整、微妙化和怀疑，他们不仅没有破坏，而且扩大和巩固了传统观点的一般结构和有效性。欧里庇得斯不是这样。他生活的时代比较晚，传统认识已经在年轻的雅典人心目中褪色了。但是欧里庇得斯不得不取悦——或者假装取悦——公众，毕竟其他任何事情都将被认为是对宗教仪式的亵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通过提出一些习惯性的宗教虔诚来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这有利于展开故事情节，或者保存一种场景，在人类戏剧性程度上，欧里庇得斯经常以明显不同于油腔滑调和轻松的方式回答他的神圣使者，为生活的苦难提供神谕。

显然，已经发生的事实是，雅典知识精英的预期再也不同于雅典公民大众了。像欧里庇得斯那样的人再也不相信现实或狄俄尼索斯那样的神的力量了，作为一个悲剧创作诗人，竟然被要求参加狄俄尼索斯的庆典祭祀日！因此，不足为奇，欧里庇得斯之后，雅典再也没有出现伟大的诗人继承悲剧创作传统。相反，古典悲剧的复兴很快就变成了过去。新的戏剧创作被限定为喜剧，不提出人类的任何更深刻问题，与公元前5世纪悲剧作家能够而且渴望做的不同，戏剧作家只探讨人性的滑稽、焦虑、怪癖等。

哲学

哲学家接过了悲剧作家不再进行的工作。被假定为柏拉图的大多数著作的对话形式就证明了这一点。哲学对话的最大优点是它无须符合陈旧的习俗，也不必对雅典城邦全体公民都有吸引力。任何熟悉阿提卡半岛希腊人的、爱探究事物性质的、善于思考的、有空闲的人都能读懂柏拉图的著作：他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阅读或反复阅读对话，或者弃之如敝屣。但是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不需要依靠大众的同意，或主管传统宗教仪式的官员的赞成。而戏剧诗人却受到这些约束。因此，当雅典的广大民众与最高级的思想家之间劝导性的、基本和谐的关系不再普遍存在时——已经妨碍了欧里庇得斯悲剧创作的一种情况——那么进一步研究人性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就只能通过更私密的、更个性化的哲学对话媒介来进行了。

雅典不是早期希腊思想的重要中心。但是当它变成爱琴海的主人时，哲学家和其他外邦人都云集于此。雅典民众的性格是怀疑一切。因此，例如，伯里克利的私交、名叫阿那克萨戈拉的著名哲学家也因为渎神而被流放，他曾经提出太阳不是神，而仅仅是一块炽热的石头。

另一群智者，即诡辩学派则在雅典大受欢迎。他们的职业是培养青年的演讲技巧。当然，在雅典这样的民主城邦里，善于辞令对政治生涯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不能说服公民大会，那么任何重大的事情都无法进行。但是当教师与学生开始思考和谈论措辞和辞令时，他们很快便意识到语言与论点具有一定的规则，而且它们自身也必须经得起分析。这是一个相当令人兴奋的发现。一些诡辩术者似乎认为，如果人类拥有智慧并敢于实践，那么通过完全掌握语言的逻辑规则及其运用，将揭示宇宙的所有秘密。

诡辩学派不相信纯粹的习俗和习惯。这种态度是破坏性的，因为按照冷冰冰的逻辑推理，既然一个城邦的法律不同于另一个城邦的法律，一个民族不同于另一个民族，那么城邦法律究竟有什么约束力呢？为什么一个勇敢的人不应该洞察习惯的邪恶、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通过精确的语言逻辑手段发现的事物本性基础之上呢？的确，为什么不呢？特别是，如果上述年轻人碰巧没有机会通过宪政程序而控制政府的某个政治派系或社会阶层。因此，主要是富家子弟才觉察到激进的诡辩学派的魅力，当诡辩学派挑衅维持公众生活法律的结构时。诡辩学派通过收回对城邦的忠诚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他们认为雅典模糊的民主派强加给他们的要求是越来越难以忍受的负担——特别是在与斯巴达的长期战争期间（公元前431～前404年）。

与此同时，另一个谜一般的人物也沉迷于诡辩学派提出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他叫苏格拉底（卒于公元前339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雅典人，曾经应征入伍服役，担任过行政官员，他也不能说服自己相信雅典的法律和政府真正是公正的、明智的或者仁慈的。苏格拉底在公共广场与人辩论，只要对方够勇敢，在苏格拉底连续而有启发性的提问下，对方就会发现自己的问题和认识实际上是多么鄙陋。

苏格拉底述而不作。我们主要通过柏拉图的对话来了解他，在这些对话中，苏格拉底几乎都是扮演提问者的角色。柏拉图的描述可能被润饰了，以便使苏格拉底符合柏拉图自己的观点和偏爱。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卒于公元前385年）和历史学家色诺芬（卒于公元前354年）也留下了对苏格拉底的文字描述，与柏拉图的主角形象大相径庭。尽管模糊，但是清楚的是，与他的弟子柏拉图一样，苏格拉底是一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实际上，他企图利用诡辩学派的语言和逻辑推理工具支持传统的价值观念、等级制度和发现隐藏在习惯之后的普遍真理的标准。更不清楚的是，苏格拉底是否满意于他所找到的这种普遍真理。但是当公元前339年一群民主派政客指控他蛊惑青年和不信仰雅典的神而审判他时，他宁愿死亡也不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断言他必须首先而且一直服从判决，甚至不惜冒与制定的法律相冲突的风险，如雅典指控和判处他死刑的法律。

当苏格拉底根据雅典法律服毒自尽时，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还是一个青年。像许多围绕在苏格拉底身边、聆听他攻击暴发户伪善的其他雅典青年一样，柏拉图出身贵族，甚至声称是雅典早期国王的后裔。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对柏拉图来说，重大的问题一直是政治方面的：如何使事物井井有条，以便有德行的人能够统治国家，公正能够盛行。但是真正的改革需要真正的知识，如果没有知识，那么一个人的观点就不比另一个人的观点更好，而且难以避免剧烈的派系纷争，这种纷争正在使雅典走向分裂。为了这种知识追求，柏拉图献出了毕生。为此，他汇集了希腊早期各种思想流派，为后来西方哲学提供了大量术语以及核心问题，例如，灵魂与肉体的关系、知识与观点的关系、理念与现实的关系，还有一些天真但是必要的问题，如真、善、美的性质。

柏拉图撰写了两部对话集，他在这两部对话集里描述了建立在真理和公正基础上的理想国家；但是当他试图把他的理念转化为实际时，他遭到了彻底失败。这发生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城邦，邀请柏拉图前往的政治家不能说服该城邦的年轻统治者转向柏拉图研究所提出的政体。到晚年，柏拉图似乎从知识和写作活动中找到了实际领导权的部分替代品，虽然他觉得他有权获得领导权，但是他严厉而不受欢迎的观点使得它们在雅典这样的民主城邦不可能实现。他创办的阿卡德美学园变成了哲学、数学和科学活动的中心，它持续了900多年——比任何现代大学的历史都更悠久——其中大多数时间里，阿卡德美学园使雅典成为古典世界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

在创立吕西昂学园前，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在许多年里都是阿卡德美学园的成员之一。他理所当然地过着职业思想家的生活。太阳底下没有什么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太阳之上也是如此——超出亚里士多德的兴趣之外。他创立了一种综合性的、推理严密的哲学，为各种重要的事物提供温和的、常识性的答案，为追随者留下非常少的需要处理的未解决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之后，希腊城邦丧失了独立，希腊生活中的政治火花已经消失了。哲学越来越变成生活的指南，满足希腊世界富有而受过教育的人的需要。当哲学的中心任务变成为出身高贵的人确定合理的行为准则时，真正扰乱人心的新思想和新信息就变成了禁忌。随着这些变化，对探求真理的渴望——诡辩学派的雄心壮志，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终生对确定性的不懈探索，刺激亚里士多德渴求新知识的智慧——都消失了。因此，希腊哲学的伟大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哲学家所表达的思想，他们提出的关于世界本原、人类思想、信仰、知识的本质等问题，仍然萦绕在后人的脑海里，并且以一定的思辨性鼓舞后人思考真理的复杂性，较早的思想家和那些不熟悉希腊哲学传统的人对真理复杂性的认识从来不能与希腊哲学家相媲美。因此，通过利用人类理性理解世界的大胆努力不是徒劳的，这种努力由公元前6世纪爱奥尼亚哲学家们发端，公元前5～前4世纪，雅典热切地扩大并增强了这种努力，尽管最终在人类的理性中，信仰被磨损了，亚里士多德死后，人类的理性变得明显了。

科学、雄辩术与历史学

马其顿征服（公元前338年）使雅典的伟大时代结束之后，希腊科学得到了重大发展。但是，几何学和天文学受到柏拉图和其他哲学家的密切关注，亚里士多德非常有说服力地使物理学知识系统化了。与此同时，科斯的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前370年）创立了一个有影响的医学学校，强调仔细观察和诊断疾病，不是把疾病的原因解释为恶魔附体——中东的通常观点——而是人体内部体液（称为“脾性”）失衡。

雄辩术在希腊教育中享有比较高的地位。在民主城邦，熟练的公共演讲是从政的必要条件，即使在公共演讲丧失了政治功能后，雄辩术仍然受人崇敬。雄辩术的研究和实践产生了纠正错误的规则，端庄优雅的演讲本身最终就变成了一种崇敬的目标，无论演讲者说了什么重要的内容与否。只有当雅典的主权终结后，雄辩术才衰落为礼节性的技巧。直到那时为止（此后也零星地），公民大会不得不处理迫在眉睫的事务，这些事务为雄辩术提供了紧急而不可避免的话题。

作为一门独特学科的历史学是由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约卒于公元前425年）的研究所创立。希罗多德对希波战争进行了迷人而散漫的记叙，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为了给予希腊人和野蛮人“适当的奖赏”。他把这场战争描述为自由与奴役之间的斗争，并坚信希腊令人惊奇的胜利证明了自由、自治的共同体比貌似最强大的君主制优越，因为在君主制下，所有的人都必须屈服国王的意志。雅典是希罗多德所叙故事中的英雄，但是他也始终意识到，人们仍然位于神之下，听从无法控制的命运摆布。夸夸其谈和虚荣导致神意的报复——反复出现于希罗多德书中的一个主题，他以此解释薛西斯入侵的失败。

修昔底德（约卒于公元前400年）是希腊第二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当诡辩学派和理性主义盛行时，他在雅典长大。与希罗多德不同，他不相信神能直接干预人类事务。修昔底德认为国家就像人体一样，由于各个部分失衡容易引起混乱的疾病。他记述的历史事件是公元前431年开始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长期的同族仇杀的战争。进程曲折、造成城邦内部高层分裂的战争，给予他大量机会观察希腊城邦公共生活的病变状态。

修昔底德最初不是一个被动的战争观察者。公元前424年，雅典人选举他为将军，但是当他遭到严重的军事失败时，他们又流放了他。因此，修昔底德没有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相反，他着手仔细寻找交战双方已经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也许期望诊断出国家的不幸根源，作为治愈它们的必要基础。

修昔底德从未变成冷漠和无动于衷的观察者。他既不简单地蔑视道德，也不相信人类事务的超自然秩序。当雅典进入最终拼死一战时，修昔底德这个雅典人可能开始相信，自己正在见证一个蔑视正义、居功自傲、骄傲自大的城邦遭到不可思议的神的力量的惩罚。当修昔底德发现他的题目不适合这种范式时，他开始彻底修改他的叙述，赋予雅典城邦悲剧中的英雄角色——由于自身的伟大和固有的缺点，雅典遭到背叛。因此，他以散文方式把悲剧作家的传统应用于当世历史写作。希罗多德曾经以欧洲与亚洲之间最近的冲突历史发扬了这种熟悉的史诗传统，这种传统更早的事例就是荷马《伊利亚特》所记叙的。

在雅典呈现的衰落景象面前，通过把精确的细节与深刻的分析和极力抑制的热情结合起来，修昔底德践行了他自豪地声明写作“不是为了一时的获奖论文，而是永恒的财富”。

建筑和雕刻

在古典时代的希腊，雄伟的建筑几乎完全局限于神庙和其他公共建筑物。传统形式把建筑师的任务限定为使比例更匀称，细节更精致。但是建筑师也花费精力在圆柱外表的细微弯曲和圆柱基座上的花饰，赋予完成后的建筑物一种视觉上的精确和优雅，否则不可能取得这种效果。

公元前5～前4世纪的原创雕刻幸存下来的足够多，使我们能够认识希腊雕刻艺术大师所取得的成就。后世的批评家赞美菲迪亚斯（约卒于公元前431年）为最伟大的雕塑家，但是明确由他亲手创作的作品没有一件留存于世，虽然他规划了帕提农神庙的雕刻装饰，而且也许实施了其中一部分。他的杰作是雅典的雅典娜神像以及在奥林匹亚山的宙斯神像，它们都用象牙和黄金装饰。由于贵重，所以它们也都彻底消失了。但是文字描绘清楚地表明，菲迪亚斯赋予这些伟大的雕像冷淡的高贵和平静的美感，即使多年以后，当人们不再严肃地对待奥林匹亚山众神时，这些雕像仍然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像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或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一样，菲迪亚斯生活在表面上旧信仰和虔诚仍然有效、只需要更精确和充分表达的时代。菲迪亚斯用黄金和象牙做着其他人用文字所做的工作：重塑并丰富了古老的观念，使它们适合他们生活的更精致的时代。

虽然后来的雕塑家仍然掌握了高超的技艺，但是菲迪亚斯所表现的平静自信和内心平和再也没有被后世所表达过。一种更自觉的、戏剧化的风格出现了，如普拉希提勒斯（约卒于公元前320年）的著名雕刻作品《赫尔墨斯》就完全失去了菲迪亚斯作品的高贵和尊严。但是他的赫尔墨斯既不雄伟也不强壮——与其说是一个世界的统治者，还不如说是一个想象中的漂亮玩偶。

因此，在我们已经记录的每种努力中，波斯战争之后雅典膨胀起来的确定性和自信心，朝着更多样而复杂的前景发展。分裂引起纷争，有时甚至导致幻灭。但是曾经如此高涨的活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自我熄灭，在雅典第一次盛世消失许多世纪之后，希腊文化形式仍然能够影响其他民族。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社会变化

希腊政治和社会演变加强，甚至也许造成了这种文化转型。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公元前404年）后，希腊许多城邦内部贫富之间的相互敌视变成经常性的。猜忌和恐惧使各个阶层离心离德。以前在方阵共同服役而培养的士兵团结心理消失了，因为除了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公民不再直接参加战役。

雅典的统治地位让位于斯巴达的霸权。虽然他们都宣称为了“希腊的自由”而战，但是斯巴达人证明，自己至少是像雅典人一样严厉的盟主。因此，雅典霸权很快便恢复了；但正是底比斯城邦首先在战场上打败斯巴达（公元前371年），从而开创了底比斯对希腊各城邦的短暂霸权。接着，仍然处于半野蛮状态的马其顿王国的干涉把更强大的政治统一带入希腊各城邦。但即使马其顿在克罗尼亚战役（公元前338年）明确地证明了军事优势之后，希腊人仍然顽固地向往地方自治和城邦独立，以致只要马其顿实力出现削弱迹象，希腊人就会产生摆脱事实上非常轻微的枷锁，获得自由的希望。

但是公元前338年后，经济和军事组织的规模已经发生了变化，任何城邦都不能行使真正的主权。一支训练有素的方阵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但至多是雇佣军而已。毕竟过去的公民军队是依靠方阵士兵之间相互配合的感情。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到处出现了派系倾轧的痛苦，所以公民不再完全互相信任，大多数公民军队再也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职业军队开始补充并逐渐取代公民军队，特别是在可能持续几年的远征中。依靠拥有足够土地或其他带来收入的财产维生的公民更喜欢待在家里，放弃了他们祖先曾经认为是唯一适合自由人和负责任的公民的艰苦和英雄角色。

当上述情形发生时，生活的私人空间开始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力，政治对希腊人想象力和情感的全面控制变得松弛了。希腊世界的穷人、被剥夺了权利的公民、无地农民、逃难者、外邦人和奴隶数量增多了。即使在公共事务中拥有合法发言权的公民也发现这种特权正在逐渐变得空洞。公民声音似乎仍然能被听到的个别城邦则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主宰。在这方面，整个希腊都已经变成了军事和外交棋盘上的一枚小棋子，这个棋盘被政府掌握的职业军队、海军和财源所支配，任何单个城邦都无法达到这种军队和财源的规模。

随着各地城邦主权的彻底丧失——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征服事件是其标志——希腊文明和文化丧失了最初的大部分锐气。只有少数精英能够分享经柏拉图详细阐述的哲学的精妙，理解普拉希提勒斯的雕塑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细微差别。卑微者、文盲、遭受贫穷打击的芸芸众生走一条道，而富人和出生高贵的人走另一条道；曾经短暂地联成一个整体的城邦战士只残存于人们的淡淡记忆中，而不是生活在现实中。

希腊文明还有辉煌的未来，事实上，当这种内部削弱出现时，它的地理扩张力量几乎还没有显示出来。最初的成就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在很久之后，仍然并将继续以特别震撼的心情面对雅典黄金时代遗留下来的建筑物。后来欧洲思想和意识的根本而持久的线索在这些少数希腊作品中首次得到最明确的表现。

这种创新并没有因为时间推移而被埋没。因此，我们下面必须转向其他民族对希腊文化成就、希腊化文明扩张做出反应的方式。

第九章 希腊化文明的传播
（公元前500～公元200年）

我们已经看到，商人如何让希腊文明的某些方面引起蛮族部落酋长们的注意，在诸如地中海世界的森林地区，如斯基泰人、北部意大利和高卢人（参见第101页和102页）。由于更接近爱琴海中心，所以马其顿带有更深刻的希腊生活方式色彩而作为希腊文明腹地前沿。这个过程如何发生是相当模糊的，因为其他毗邻国家，如马其顿，经常能够从文明边界的地理位置中获益，通过建立领土面积更广阔、军事力量更强大的国家。当用文明的效率组织起来时，这些国家就能够征服古老文化中心附近那些较小的敌对国家。

马其顿征服

马其顿国王把他们的宫廷变成了希腊文明方式的学校。例如，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作为尊贵的客人在马其顿王宫滞留了很长时间，亚里士多德担任过亚历山大大帝的家庭教师。毫无疑问，马其顿国王由衷地崇拜希腊文明。但是他们的希腊化[1]政策还有另外的优势。年轻的马其顿贵族来到王宫，自然地接受了希腊方式；但是这样做了之后不久，他们就发现，除了在王宫和为国王服务之外，他们不能过这种生活。其原因是马其顿乡村由顽固的自由农居住，他们的首领可能真正带领他们走上战场，但是不能从他们那里榨取沉重的地租和劳役。因此，森林地区的贵族没有现金收入来源，如果输入希腊物品，私人支付就需要这种现金。从矿山和沿海被征服城市取得现金收入的君主能够进口文明生活所需要的奢侈品，赏赐给为国王服务的仆人。马其顿国王以这种方式建立了一个忠诚、服从但傲慢的贵族军官和官吏集团。

当国王的这些官员承担传授马其顿农民希腊方阵战术时，他们很快就建立了一部非常有效的军事机器。马其顿人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吃苦耐劳，性格坚毅。他们还习惯于服从上级，这些上级首次愿意跟随国王，放弃地方性的深刻宿怨，这些宿怨曾经使马其顿贵族变得完全桀骜不驯，不服约束。马其顿国王腓力（公元前359～前336年在位）是第一个从国家内部新力量中全面获益的人。他征服了周围的蛮族土地——伊利里亚、色雷斯——然后把侵略矛头指向希腊。他的军队所向披靡，但是在他儿子亚历山大（公元前336～前323年在位）指挥下，马其顿军队取得了更加辉煌的胜利。

亚历山大的生涯把希腊主义引向东方。公元前334年，他的军队发动反对波斯的战争，到处显示了希腊方式的胜利。公元前330年后，当波斯末代君主大流士三世被部下杀死，亚历山大声称是其合法继承人及弑君者的复仇人。但是他没有放弃作为城市创立者的角色——以希腊模式为基础，和希腊英雄理想的榜样。亚历山大企图征服世界，但是当他疲惫的军队向东横扫波斯帝国并入侵到印度西北部，拒绝向前进入恒河流域时，他感到极其失望。经历艰难的返程后，在此期间，亚历山大及其军队沿着印度河而下，到达印度河河口，然后登陆到达巴比伦，曾经所向披靡的亚历山大却突然死于发热（公元前323年）。

亚历山大带领军队发动伟大的远征12年后，突如其来的病故成为部将分裂的重要信号。他的遗腹子和继位人就是早期牺牲品之一。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战争，三个或多或少稳定的王国出现了，每个王国由马其顿将军的后裔统治：埃及的托勒密王国、亚洲的塞琉古王国和马其顿的安提戈尼德王国。在这三个王国中，托勒密埃及最为强大。作为一个海上强国，托勒密王朝与安提戈尼德争夺爱琴海的控制权；在陆上，他们与塞琉古王国争夺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霸权。

希腊移民

托勒密帝国和塞琉古帝国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希腊移民。成千上万的希腊人随着亚历山大远征纷纷走出故乡，希望在异国他乡寻找财富。有些人变成了政府官员和行政管理者，其他人则服务于军队，还有些人变成了特定军事殖民地的农民。但是大多数人变成了城市居民，在政府、商业和其他自由职业中从事各种活动——商人、医生、建筑师、书吏、包税人、职业体育竞技者、男女演员等。

大规模移民既是希腊本身经济衰退的表现，也是它的原因。亚历山大东征后的一个世纪里，我们听说了荒芜的田园和废弃的房舍。越来越多的希腊乡村被公民农民放弃，奴隶和外邦人取而代之。在一定意义上，这些变化使希腊社会符合古老的中东社会类型。希腊文化第一次繁荣时期曾经普遍存在的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紧密联系消失了。城市上层（其中许多人现在都变成了地主，从乡村收取地租）与粗鲁农民之间的社会差别和心理隔阂扩大了，而且无法逾越。城市贫民与越来越控制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富人、受过教育的人之间的鸿沟几乎一样巨大。

中东地区已经熟悉了这种社会的两极分化。的确，这正是文明的代价，由于技术对生产和运输的限制，使一些人必须向外移民，以便其他人有闲暇创造高级文化并使之精美化。古典时代本身也没有真正摆脱这种限制。雅典在其鼎盛时期曾经向爱琴海和黑海沿岸的弱小国家施加压力。雅典公民为了公共集会而不是为了私人消费，而共同利用他们的优势、财富和闲暇。但是对遥远地区的剥削不一定比地主对附近农民的压迫小；一个有教养的地主及其仆人、随从、教育家和其他职业服务的提供者组成的社会不一定比势均力敌的帝国共同体更具有人性或更文明开化，这些势均力敌者之间的平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永无止境的贡纳和抢掠，以及作为臣民的行政管理者和法官所获得的收入。

当希腊文化终于成为主要依靠地租或者政府工资的城市上层阶级的财富时，它就变得更加准备随时出口。形成雅典或斯巴达那样的城邦需要非常特殊的形势。但是任何地主，只要他拥有足够的现金收入，那么他就能够接受希腊教育，学习希腊人的举止，在各个方面变成一个希腊人，而无须改变他所在社会共同体的社会结构。

因此，当这些希腊人穿越中东时，希腊文明在本土渐趋城市化、上层阶级化的特点促进了它在长期占据当地支配地位的地主和其他人的外部世界中传播。包括裸体运动者、舞女、哲学和诗歌等内容的希腊生活方式，对许多人都有强烈的吸引力。一旦新手接受了适当的希腊教育和整套行为方式，那么希腊人通常还是愿意接收这些新成员进入他们的圈子。即使比较卑微的人也认为学习希腊语是方便的或必要的，希腊语迅速变成东地中海地区占支配地位的语言，在亚历山大胜利之后的两三个世纪里，它就取代了阿拉美语。

宗教变化

最初，似乎一切都进展顺利。中东各民族从希腊借鉴了艺术风格，但征服者从臣民生活中几乎没有发现任何值得崇拜或模仿的东西。但是，文化借鉴很快就变成了双行道。特别是，城市底层居民发现，中东的宗教比他们从希腊传统中获得的任何东西都更足以解释世界。再也没有人很严肃地对待奥林匹亚山上的众神。对众神的崇拜与公共仪式和全城邦的庆典纠缠不清地联系起来了，地中海沿岸大城市的穷人和卑微者需要一种宗教，它在一个个人不幸的时代抚慰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期盼更美好的前途，如果不在今生，那么就在来世。

受过教育的绅士们也许仍然更喜欢哲学家的悉心探究，虽然哲学家之间具体情况差别很大，但是他们都认为智慧需要人类克制极端，对任何事情都不要过分在意，最不应该因为在意而让某些外界的纷繁扰乱了个人的内心平静和自我克制。只要生活不出现严重的危机，那么在一个公共事务掌握在遥远的君主及其臭名昭著的官员手中的时代，这不失为私人生活的良方。但是当灾难降临时，对东地中海的希腊化绅士来说，这意味着残忍的罗马士兵和总督蹂躏他们的家园，征收超过他们承受能力的税赋，敲诈更多的贿赂和赎金，哲学的慰藉遥不可即，而且冷冰冰，没有效果。在这些情况下，上层阶级也开始感到需要更人性化的、更激情的信仰。

几种融合了希腊和中东因素的宗教满足了这种需要。少数希腊人被仍然保持了全面活力和信念的犹太教所吸引。但是遭人憎恨的、虔诚的犹太人不喜欢希腊的某些习俗——特别是体育比赛中的裸体极大地震惊了犹太人的感情——这使得这两种文化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其他宗教，如密特拉教和塞拉匹斯神（Serapis），都更灵活，使希腊与中东思想和宗教仪式能够紧密结合。因此，甚至在罗马征服急剧改变东地中海的政治秩序之前，全面返回对世界的有神论解释就在希腊人中已经变得很明显了。

希腊化时期的科学和艺术

中东与希腊文化第二个富有成果的交流出现在天文学领域。几个世纪以来，巴比伦的天文观察者已经积累了精确的观察记录，如彗星，他们还发展了通过球面网格确定天体位置的可行方法。当希腊人发现这些天文观察记录时，他们通过建立天空几何模型而急迫地着手研究巴比伦人的数据。萨摩斯的阿里斯塔库斯（约卒于公元前230年）提出了地球绕着太阳运转的假设，但是由于星视差太小，利用当时的仪器观察不到，因此，这个观点被放弃了。而尼西亚的喜帕恰斯（约卒于公元前126年）提出的观点则成为此后许多世纪里的标准。他假定恒星和行星都被包含在不同的透明球体中，这些球体以相同的速度围绕地球运转。为了解释行星明显有规律的逆向运动，他假定一个较小的球体表面携带炽热的行星，围绕以地球为中心的球体表面的一点旋转。因此，被观察到的运动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运动的总和，这两种运动有时朝着相同的方向进行，有时互相朝着相反的方向进行。这个体系具有其优势：任何新的观察结果都可以通过发明另一个球体而被囊括进去，新球体的大小、运行速度和轴心都能被调节，以产生被观察到的现象。

我们过于沉迷于哥白尼的天文学成就，以致也许难以理解人类接受这种天体运动的几何解释的热情。今天，这种复杂的机械论似乎是根本难以令人相信的；但是当时和后来许多世纪里打动每个人的是这个体系的数学精确性，它确实能够预测行星的运动。事实上，确定在天空漫游的光的位置的能力，从而发现自己在未来某个特定时间的位置（或者他们过去所处的位置），这似乎是整个体系正确性的保证。

希腊化时代天文学的成功由于被应用于占星术而得到了加强。占星术的基本观点是，天空中行星的轨道变化预示着地球上相应的事件的发生。希腊数学与巴比伦天文观察记录结合后，估算任何时间（过去和将来）的行星位置事实上已经变得可能了。由于掌握了这种技巧，预测地球上将来发生的事情就似乎是可能的。假设某人出生时辰行星的位置将影响其终生，所以一次预测将为任何人指点未来。这似乎对当时不懂数学的普通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此，几乎从一开始——主要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新兴的占星术就受到了广泛而持久的欢迎。从互惠的角度看，那些需要正确地从事占星活动的人在此后时代里使数学的天文学保持了活跃状态。在罗马时代，天文学家托勒密（公元2世纪）把希腊的数学天文学编辑成一本书，我们通过它的阿拉伯语译本称之为《天文学大全》。不久，盖伦（约卒于公元200年）为后人编辑了希腊的医学著作，正如欧几里得（约活跃于公元前300年）早已为几何学所做的工作一样。

希腊化文化的其他方面都背离了希腊传统，但是没有走上全新的发展途径。如建筑和雕刻、城市建设规划、堡垒修筑技术等都是如此。文学倾向于学术化——充斥着引经据典——或者矫揉造作，只受到傻乎乎的牧羊人等的欢迎。历史学被贬低为雄辩术的一个分支，而雄辩家对华丽辞藻的偏好超过深刻思想。当然，这种优雅和矫揉造作只吸引那些受过教育的人。贫穷而粗俗的人在哑剧里找到了类似文学的声音。这是一种大众戏剧，保留了雅典戏剧传统中一些粗俗淫秽的成分。

罗马的兴起

随着罗马首先征服马其顿和希腊（公元前146年），接着征服塞琉古亚洲（公元前64年），最后征服埃及（公元前30年），东地中海地区的民族和文化增加了新的重要政治成分。罗马以意大利中部拉丁城邦联盟的领袖身份开始它的政治生涯。随着贵族共和国的建立（公元前509年），伊特拉斯坎国王统治时代结束了。共和国首先致力于维持简朴的拉丁人农业生活方式，以抵制希腊和伊特拉斯坎文明的腐蚀。一个多世纪里，罗马人投身于边界战争和缓慢的扩张领土，但是偶尔也遭受失败，正如当一股抢掠的高卢人进攻并几乎攻陷罗马城时（公元前390年）。此后，扩张开始变得异常迅猛，到公元前265年，亚平宁山脉的意大利南部都被统一于罗马的统治之下。

罗马的成功部分地依靠人数众多、吃苦耐劳的农民，他们严守纪律，由铁石心肠、意志顽强的贵族指挥，这些贵族长期对所见的更文明邻居的奢侈品和腐化生活持怀疑态度。此外，意大利土著各族只是被组织成松散的部落和居住区域，有时有明显的城市中心，有时没有。没有顽固的地方自治阻碍罗马人加紧对这些民族的军事和政治领导权，特别是由于他们已经熟悉在当地政治制度范围之内的联盟。因此，在一个城邦政府领导下，统一意大利就可能不会有太多困难，而希腊人内部不断地争斗，从未力图把地方忠诚与稳定的附属人口联合成更大的政治整体。

罗马的兴起导致罗马与北非的帝国城邦迦太基之间的冲突。希腊人与迦太基人互相争夺了几个世纪的西西里是双方争夺的第一个目标。在能够打败迦太基之前，罗马不得不建造舰队，第一次变成一个海上强国。到公元前241年，迦太基人被驱赶出西西里。该岛屿变成第一个由罗马特命行政官员或总督治理的行省，每年向罗马交纳税赋。

公元前218～前201年，罗马面临的第二个更严峻的考验来临，迦太基杰出的将领汉尼拔从西班牙率领一支军队长途跋涉到达意大利。罗马力图击败汉尼拔，但是都失败了。在坎尼遭受严重失败（公元前216年）后，罗马人决定避战，但是保留了军队在战场，以便阻止汉尼拔的行动。迦太基人曾经期望被征服的意大利城市和民族发动反对罗马统治的叛乱。的确有少数城市欢迎汉尼拔，把他当作解放者，但是大多数罗马臣民和意大利同盟者都更喜欢罗马主人而不是迦太基主人。因此，虽然汉尼拔在意大利停留12年中从未在战场上遭到失败，但是最终被迫撤退，因为通过煽动北非土著发动反对迦太基主人的叛乱，罗马的机动军队开始向汉尼拔发动反攻。在北非的扎马，罗马人及其盟友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公元前202年）。他们迫使迦太基接受屈辱性的和平，西班牙从迦太基转入罗马统治之下。从此，罗马人在西地中海再也没有对手了。

长期的战争给意大利大部分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构成罗马军事力量骨干的小农遭受了特别沉重的打击。因此，罗马城邦宪政发展改变了方向。直到与迦太基的战争为止，罗马政府由两个不同的民众大会选举出来的执政官掌权，而第三个民众大会则通过法律。这种模糊的制度被元老院统一起来，元老院是给予官员的行为以真正连续性的机构。国家的所有重大事务，执政官都必须与元老院协商，而且很少违背元老们的建议。旧贵族家族控制了元老院，但是通过选举而当选为重要行政官员的“新人”也可以进入元老院。这在汉尼拔战争之前为平民（拉丁语：plebs）提高了政治重要性。

这场战争改变了罗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汉尼拔战争初期，平民领袖经常遭到失败，罗马被出身旧贵族的将军所挽救。这就导致对平民领袖的不信任。当小农在战争之后也离开土地时，平民出身的政客也失去了政治支持。而将军开始形成最重要的政治领袖集团。他们的权力依靠部下不断增长的个人忠诚。但是元老院暂时仍然掌握着重大权力，因为只有得到元老院的批准，执政官才能被任命为将军（拉丁语：imperator），拥有合法调集军队和进行战争的权力。政治生涯最终依赖取得元老院好感，以便取得军事指挥权的能力，其次就是收买士兵，以便强迫执政官和国内的元老们为己所用，以便提高将军的政治生命力。军队指挥官、士兵、元老院也常常都认为，把军队布置在远离国内的地方去忙于战事是件好事。因此，罗马开始经常发动战争，而且很少有正当理由，更多是因为国内的困难，而不是因为来自国外的危险。

共和国的解体

罗马与东方的战争接踵而至；但是半个世纪里，元老们放弃了对东地中海希腊化世界的直接政治控制，当马其顿（已经在战场上被打败过3次）被划归罗马的一个行省，希腊最后一次被外国征服者“解放”时，这种政策于公元前146年放弃。罗马总督、士兵和税吏很快就熟悉了希腊化世界的精致和奢侈。随着抢掠而得的新财富，新的风尚也来到了罗马。与此同时，罗马社会贫富之间发生了灾难性的悬殊变化，这类似于3个世纪前伯罗奔尼撒战争带给希腊的危机。

指挥着越来越多职业化士兵的将领之间的内战加快了军事独裁降临罗马国家的步伐。高卢的征服者、罗马下层阶级的领袖尤利乌斯·恺撒（卒于公元前44年）是第一个短暂地攫取并掌握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的人。他改组罗马政府的意图招致了元老们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他是专制君主和篡位者，因此，把他刺杀在元老院的楼梯上。但是他们为了恢复共和国的行为只是将罗马世界推进了另一轮内战，恺撒的养子奥古斯都从内战中脱颖而出（公元前30年）。

由于赢得了地中海无可争议的霸权，奥古斯都于公元前27年开始借用政敌的口号，宣称已经“恢复了共和国”。他的确恢复了共和国的形式，甚至把一些行省的管理权交给元老院。但是奥古斯都小心翼翼地把军事指挥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有效地幕后控制选举，限制元老院的咨议权。但共和国政府形式没有被完全放弃，不过仅仅是因为皇帝（来自拉丁语“imperator”）力图避免伤害元老院的感情。

共和主义者的托词使国家权力从一个皇帝转移到另一个皇帝变得非常尴尬。世袭原则是对共和理论的践踏，因为共和理论坚持自由选举政治领袖。但是，在位皇帝指定继承人的习惯通常运行良好，因为所有人都害怕爆发内战。因此，奥古斯都胜利后的200多年里，罗马世界内部保持了和平，除了一个灾难性的年头（公元69年），不同军队的士兵提出了3个皇位继承人，并在帝国腹地发生了皇位继承争夺战争。边境战争持续进行，例如，奥古斯都把帝国的边界推进到莱茵河和多瑙河；皇帝克劳迪乌斯（公元41～54年在位）开始征服不列颠；图密善（公元81～96年在位）占领了上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日耳曼人的土地；图拉真（公元98～117年在位）征服了达契亚（现代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两次激烈叛乱也使罗马军队前往镇压（公元66～70年和132～135年），对东方帕提亚的大小战争、对北方日耳曼人的战争，都使罗马军队避免了懒惰。但是这些战争对罗马帝国内部影响很小，帝国内部普遍享受着空前绝后的和平和稳定。

罗马帝国的希腊文化

在漫长的和平时期，罗马帝国经历了大量希腊文明西传到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的过程。的确，拉丁语而不是希腊语成为这些地区普遍使用的语言，所以正是披上拉丁语外衣的希腊化文化扎根于西方各行省之中。雕塑家学会了同时代的希腊化雕塑的各种技巧，但是罗马强调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这赋予罗马雕塑自身的特点。同样，在文学方面，卢克莱修（卒于公元前55年）、西塞罗 （卒于公元前43年）、维吉尔（卒于公元前19年）——只列举最杰出的——把拉丁语发展成为一种能够表现希腊哲学、修辞学和诗学的语言。但是拉丁语从未变成希腊语。因此，拉丁文学和思想一直保持了独特的风格，即使当它们忠实地模仿希腊或受到希腊样板的启发时。

在帝国行政管理机构内部，帝国的各个行省被组织成一系列城邦，每个行省都拥有当地的公共组织制度、建筑和政府程序，这些曾经构成希腊和早期罗马生活存在的基础。在长期的罗马和平中，行省城市权力多被当地地主所控制。他们在文明精致化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农民不仅耕种土地，而且向地主交纳地租。高雅风度和一定程度的自满及文化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只有相对少数的人了解或创造伟大的地中海世界高水平的希腊—罗马文化，这些文化受到少数人的喜爱，他们的安全依赖于守卫边境、服从遥远甚至从未见过的皇帝命令的士兵。在这样的情况下，和平持续了这么长时间，的确令人吃惊，非军事化的地主阶级的社会特权地位没有遭到挑战，直到公元193年，内战和蛮族入侵开始给帝国带来严重威胁。

起初，罗马帝国统治使大多数地方制度保留下来了。但是，从程度上看，跨越旧管辖边界的商业区更加重要，管理这种事务的新法律制度就变得必要了。罗马行政官员在使法律原则精细化方面起了带头作用，这些法律原则能够适用于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当皇帝卡拉卡拉企图向更多的人口征税时，他宣布每个自由人都必须算作罗马公民（公元212年），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罗马法变成帝国境内普遍适用的法律。

这套法律制度的中心概念是人类关系必须由契约加以约束，这种契约自由地订立，在法庭上具有法律效力。第二个基本观念是任何形式的财产必须有唯一的、明确的所有者，他拥有订立这种契约处理这些财产的全权。这显然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而且是为了一个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变动取决于他所订立的契约的社会而制定的。第三个原则宣称，政治权威可以任意地制定新法律。这意味着整个法律体系能够随着时间持续发展，适应新的形势和需要。

罗马法的效率和灵活性的确有助于维持帝国作为一个实际的社会经济整体，无论公元193年罗马和平被破坏之前还是之后。虽然欧洲许多地区的习惯法后来取得了司法管辖权，但是每当需要的时候，罗马法的原则就能够而且的确被复兴。这极大地促进了后来的商业复兴，是罗马帝国留给现代最持久的遗产之一。

基督教

在公元纪元最初的两个世纪，希腊文化表面下的罗马生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罗马与它兴起之前就已出现在历史舞台的中东、希腊文化之间的联系继续快速地进行。随着迅速发展的官僚机构、税吏、法律制度、驿站和常备军，罗马向古代中东帝国管理的榜样借鉴了大量经验。更为重要的变化是宗教，因为正是在这几个世纪里，基督教——把犹太和希腊因素与新的最有说服力的天启联系起来的信仰——形成了一种注定要千百年来主宰人们思想和感情的力量。但是，直到公元2世纪后，基督教以及与它竞争的各种为艰难时代提供灵魂救赎的“神秘宗教”仍然是相当模糊的，因为从基督教《福音书》中找到安慰的是城市的穷人和贫寒者。

虽然基督教《福音书》用希腊语传授，而且圣保罗（约卒于公元64年）关于原罪与赎罪的一些警句在希腊人中引起了共鸣，但是基督教基本上是中东地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一个分支。早期基督教徒对“上帝”和灵魂得救的关心、对世界末日的迫切盼望等，都根源于犹太人，新宗教的这些方面比抽象的三位一体或其他希腊特色带有更强烈的情感力量。

对基督教传说的这种分析不应掩盖下列事实：《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简单描述的事件产生了新的巨大吸引力。耶稣及其门徒明确期望上帝尽快地干预人间事务，拥有惩恶扬善的力量。但是当罗马当局在耶路撒冷逮捕耶稣并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时（约公元30年），乍一看来，这些期望似乎被证明是虚幻的，但是不久，当“使徒们”聚集在一个“楼梯间”时，他们突然再次感到“主人”仁慈的存在。这似乎是耶稣的死不是终结而是开端的绝对证据。怀着重新燃起的巨大希望，他的信徒断定，不久耶稣就将荣耀地重返人间，进行盼望已久的“末日审判”。正如过去所预知的，他们的朋友和主人耶稣的确是“弥赛亚”（救世主），他受上帝之委派，拯救所有遵循其教诲的人，并返身到烈火浓烟之巅，对活着和死去的人进行审判。

这个惊人的消息不胫而走。相反，使徒们兴奋地议论，并力图对每个愿意聆听过去所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的人进行解释。围绕这个令人兴奋的信息的少数忠实信徒，基督教历史上的广泛结构逐渐形成了——这是一个惊人而震撼世界的过程，类似于此前佛陀、孔夫子或人类任何伟大导师所引起的行为变化。

但是，在一个重要方面，历史上的基督教经历不同于其他伟大宗教。从一开始，学识渊博和令人尊敬的犹太人就拒绝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观念。只有少数犹太人承认新的福音。但是圣保罗和其他人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希腊化城市里找到了自愿的听众。那些长期向往救世主但不承认犹太教仪式规则的人认为基督教的教义是完全可信的。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决定，这些皈依者无须服从犹太教的律法。对一个基督教团体的成员来说，信仰基督（一个希腊词语，意思是“涂油膏的人”，等同于希伯来语中的“弥赛亚”）、改变生活的方式就足够了。因此，当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基督教徒在公元66～70年犹太人叛乱中逃离时，东地中海希腊语城市中的基督教团体就完全成了他们与犹太教联系的中介。没有任何伟大的宗教在早期经历如此重大的环境变化，因为希腊人的思想和宗教遗产根本不同于犹太人，但是异教徒皈依者必然带来许多以前的习惯和思想。

特别是，神性与人性归结于一个人是希腊人完全熟悉的观念。耶稣基督既是一个人，又是上帝之子因而也具有神性的观念，对具有希腊思想和讲希腊语的皈依者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此，基督的神性方面得到了更多的强调。同样，希腊人的逻辑推理习惯要求“上帝”与“圣父”、“上帝”与“圣子”、“上帝”与“圣灵”之间的关系必须更明确地予以界定，因为圣灵一直下凡并鼓舞基督教徒集会，正如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圣灵曾经到耶路撒冷向使徒们显灵一样。三位一体的精微教义就是由此衍生出来。但是在抽象的教条变得非常重要之前，基督教徒觉得需要一部耶稣人间生平的可靠记录。四部《福音书》因此于公元70～100年间编撰而成，每部记载了耶稣的不同言论和事迹。此后不久，圣保罗的书信和其他几种先知书也被收集起来，编辑而成《新约》。每周阅读这些神圣典籍和犹太教的《圣经》，并在一起吟唱圣歌，举行宗教仪式上的聚餐，以纪念耶稣与他的门徒的最后晚餐，这些都维持了不断扩大的基督教团体的信仰。

这些团体成员之间自愿互助，特别是在生病或其他异常困难时期，是早期基督教会另一个强大的支撑。尽管罗马统治者的怀疑必然把它看成半秘密社会，因为它宣传世界末日的早日到来和罗马统治的崩溃，但是基督教会仍然吸引了穷人和一无所有者。

基督教的成功和希腊异教精神基本消失，是希腊文化最终丧失扩张能力的一个标志。但是，到那时为止，亚洲和欧洲各民族已经转化、借鉴并把希腊文明的某些方面改造为自己所用。这个过程的回音延伸到印度甚至远至中国。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这个问题，考察希腊文化胜利时期这些文明的发展，并从整体上概括这些文明社会的成就对蛮族世界的影响。

[1]希腊化是一个混乱的术语。我们的词汇“希腊”来自罗马的用法，古代希腊人遇到罗马人之前，根本不知道这个词汇。当古代希腊人想称呼全体希腊人时，他们使用“希腊人”这个词。所以，“希腊的”意指或归属于古代希腊人，“希腊主义”常常被用作他们的文明的简称。但是，“希腊化”意味着在某些方面变成古代希腊的，“希腊化的”意味着相似的，但不是真正地等同于他们。

第十章 公元前500年～公元200年的亚洲

当希腊文明从发源地爱琴海走出，并变成一种有教养的存在模式时，旧大陆的其他文明也没有停止发展的脚步。马其顿和罗马的征服对希腊化世界和罗马边界之外的地区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对印度。与此同时，第一个真正强大的游牧部落联盟在蒙古兴起，它促使草原上大范围的人口迁徙。后果是欧亚大陆文明民族与半文明民族之间发生了比以前更密切、更经常的联系。尽管各大文明中心从根本上说都是文化保守主义，但是穿越整个欧亚大陆新的频繁联系，的确刺激了交通要道地区各民族的非凡创造性，特别是在宗教方面。

印度的孔雀帝国

当亚历山大率领军队侵入印度河流域时（公元前327年），恒河流域大多数地区已经统一在摩羯陀王国之下。通过分化当地的防御和结盟，马其顿人对北印度的入侵也许为摩羯陀国王旃陀罗笈多·马赫亚（约公元前321～前297年在位）奠定了基础。在他孙子阿育王（约公元前274～前236年在位）统治下，印度中部和南部（除了极其南端部分外）也被并入孔雀帝国的版图之内。

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从波斯和希腊化王国榜样那里借鉴了许多东西。孔雀帝国的雕刻艺术可能是工匠从兴都库什山之外地区引进而来。旃陀罗笈多的宫殿外表与波斯帝国在波斯波利斯的宫殿非常相像。阿育王在帝国境内许多地方矗立的著名石柱，似乎也受到波斯王室在贝希斯敦悬崖上雕刻的铭文的启发。甚至马赫亚的普世帝国观念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都归功于波斯和马其顿榜样。

但是年轻时候沉迷于战争和征服的阿育王后来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把余生献给了精神征服。他派遣佛教僧侣到王国各地以及国外传播佛教。他还修建了几座神龛，以存放佛陀的舍利。佛教似乎将扫除此前的所有宗教，但是官方的资助、香客朝圣、布施和其他虔诚戒律，都不能克服宗教的固有弱点。尽管此举具有创造性，但事实仍然是，佛教只能为和尚尼姑提供全面的生活方式。为了诸如出生、婚礼、葬礼的适当仪式，更别提人类生活中其他较小的危机，过着普通生活的常人仍然被迫求助婆罗门。

阿育王死后，他的帝国立即陷入分裂混战状态。从中亚穿越山口的新一轮入侵者蜂拥而至：希腊人、沙加人（Shakas）、贵霜人和帕提亚人。这些入侵都与草原上的战争和人口迁徙有关，新近统一的中国和内外蒙古讲突厥语的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促进了草原地区的战争和人口迁徙。

中国的统一

草原各民族普遍的动荡发轫于中国统一。这是秦国统治者的活动。公元前221年，他的军队长期进行抵抗草原民族的边境战争，完成了推翻中国境内对手的任务，他自称是新王朝秦的“第一个皇帝”（始皇帝）。新皇帝利用自己的权势急剧而残酷地重组中国的行政管理机构。国家被划分为郡、县，这种制度延续到现代。他颁布了统一的文字，但是这个措施很快便阻碍并使更早的书籍或多或少变得不可靠了。他完成了长城的修建，以抵御游牧民族，还在中国境内建立了高效率的驿道系统，以便他的军队能够快速地调集到任何遭到威胁的边境或叛乱的郡县。

这个伟大的专制者和征服者残酷无情地践踏传统文化，扫除任何限制他权力的障碍。这意味着与孔子的思想直接发生冲突，因为儒家思想力图使皇帝按照传统礼仪治理国家。因此，秦始皇禁止儒家学说，下令焚毁所有儒家书籍，每种书籍只保留一册，保存在帝国档案室里。这个法令使秦始皇遭到后世儒生的憎恨。更为重要的是，他大规模调集中原地区劳力为国家服徭役，这引起了普遍不满，当这个伟大的征服者于公元前210年去世时，他的继位人不能维持父皇的权力。新的内战爆发了，直到公元前202年方告结束，汉朝建立者取得了对中国的霸权。除了短暂的篡位（公元9～22年）外，直到公元220年，他的后代一直占据着皇位。

历代西汉皇帝都实行与中国社会支配力量——地主阶级联合的政策。这些地主家庭子弟接受儒家模式为主的教育，被招募进入帝国官僚体系之中。这建立了官员与地主之间的普遍和谐关系。他们常常联合起来，压迫农民和社会其他底层人民，让他们安分守己。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标志就是围绕这些问题的知识争论减少，而这种争论是战国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例如，秦始皇被认为是法家，法家强调国家权力高于一切，但汉朝皇帝很快便把儒家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其他的学派都被压制，更多地通过官方的否定，而不是通过知识界的否定，直到帝制中国受过教育的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统一的观点为止。

中亚的政府

早在中国的稳定局面发挥作用之前，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就在少数民族中显示出来了。秦始皇不失时机地采取了进攻政策，穿过戈壁沙漠把内蒙古的许多部落驱逐到外蒙古草原各地。这些避难者成为草原蛮族部落联盟的核心，中国称该部落联盟为匈奴，它很快就变成可怕的力量，军队人数甚至可与统一的中国相比。例如，汉高祖在一次打击匈奴的战争中差点儿丧生（公元前200年）。这次屈辱的经历之后，他签订了一个条约，同意向匈奴联盟首领交纳贡物，承认他们恢复对内蒙古的支配。

从此，匈奴开始扩大对西边草原的控制。他们为此打败并驱赶了各种说伊朗语的民族，迫使他们向西南部撤退，在那里打败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王国。这是一个有趣而不太为人所知的国家，兴起于正在衰落的塞琉古王国与孔雀帝国之间的地区，位于远离其他希腊化王国的东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后，连续不断的入侵者穿越喜马拉雅山，征服北印度，在中亚、西亚的绿洲和草原地区建立了一个更稳定的政权。公元前102年，中国军队向西挺进，建立了“天子”对远至阿姆河流域的霸权。不久（具体时间有争议），相当强大的贵霜王国在原巴克特里亚的希腊化王国土地上，即现代阿富汗地区建立了，其版图跨过山脉延伸到现代巴基斯坦。贵霜人是被匈奴从中国西部驱逐出来的伊朗语部落的后裔。再往西，来自草原的另一个伊朗语部落帕提亚人也建立了一个帝国，这个帝国从公元前171年持续存在到公元226年。

战争和贸易的变化

由于骑兵战术的重大发展，中亚的文明国家才能变得普遍稳定。公元前100年前，帕提亚人发现，通过用苜蓿特别是种植后收割的苜蓿，喂养马匹，他们能够喂养出比以前所知的瘦弱的草原马匹更高大、强壮和漂亮的马匹。这种马匹能够负载更沉重的武器装备。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和马匹能够使草原轻骑兵的箭矢失去杀伤力。事实上，一群这样的重装骑兵能够以箭还箭，当草原骑兵箭囊中的箭矢用光了时，重装骑兵就能把他们赶出战场，并在他们的撤退途中发动袭击。但是，瘦小的马匹很少能够承载全副武装的骑兵。结果，文明社会的重装骑兵与草原游牧民族轻骑兵之间陷入僵持状态。任何一方都无法在对方的环境中占据优势。高大马匹在荒凉草原上无法获得充足的营养，而在农耕地区，没有武装的游牧民族再也不能与新式重装骑兵相抗衡。

能够供养大型马的农耕地区因此具有了抵御游牧骑兵的可能性——当种植苜蓿所需要的灌溉农田缺少时，它们能够食用干草和谷物。但成本是高昂的，因为马匹和武器装备都很昂贵，更别提还需要有效使用这些装备和训练有素的职业作战人员。另一个困难是，为了让个别战斗人员集中足够的收入，购买和维持这些昂贵的装备，地方的惯例经常被改变。通常这意味着一个村庄甚至几个村庄臣服于一名强大的武士。但是当真正可怕的武士阶层在乡村形成时，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意志不能贯彻执行，除非能够取得这个军事阶层的同意。因为君主、农民和城市居民都有后悔这种转变的原因，农耕社会没有迅速接受这种新式重装骑兵战术，除了经常容易遭受来自草原，即伊朗和中亚骑兵劫掠的地区外。

但是，抵御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屏障使得农耕国家的政府和商人在建立有组织的贸易路线方面进行合作，这条贸易路线连接中国和罗马，由专职官员管理，正式警察力量维持秩序，向过境的骆驼商队征收沉重关税。中国丝绸沿着这条“丝绸之路”向西运输到罗马帝国的叙利亚，而返程时运回各种商品——金属、玻璃和大量钱币。

几乎与此同时，经营红海贸易的希腊语船长们发现了如何利用印度洋季风从亚丁海峡一直到达印度南部。不久，同样的航线就被开辟到孟加拉湾，把印度东部与马来亚连接起来了。经过卡拉地峡的快捷陆上运输线使航海者与航行于东南亚沿岸的中国船只联系起来。因此，一条海路也终于在基督时代前不久把罗马与中国联系起来了，只有通过马来亚地峡的陆上通道才能打断它们的联系。

数以百计也许数以千计的人依靠这些商路谋生：牵骆驼者、水手、商队保镖、商人、码头工人以及其他普通人。他们很少在文字记录中留下多少踪迹。但是我们也许相信，篝火旁和港口小旅馆中的交谈传播着已知世界亚洲各地集市的信息和谣言，从叙利亚到中国，从印度南部到咸海。

艺术的发展

旧大陆四大文明都没有因为中国、印度、中东之间的联系和旅行的增加而发生根本变化。我们已经看到希腊生活方式如何渗透到中东社会上层，与欧洲蛮族文化发生联系，使地中海欧洲各地进入文明社会，并给正在形成的基督教打上独特的烙印。但是与旧大陆其他文明的联系，只为希腊—罗马绅士的生活增添了奢华的丝绸服装而已。

其他地方也大抵如此。例如，中国文化的主流也没有因为与其他文明世界的联系而发生重大的改变。像罗马贵族一样，深受儒家学术熏陶的学者和官员并不受下层商人愚蠢可笑的观念影响。对罗马贵族来说，一种像基督教那样的新宗教迷信不可能动摇对奥林匹亚众神的信仰。虽然我们对印度上层婆罗门的生活知之甚少，但是他们也被认为对码头装卸工、骆驼商队的道听途说和各种故事都不感兴趣，码头和商队是希腊、印度和中东文明交流的沃土。

换句话说，旧大陆已经形成的文明继续按照各自以前的方式发展。在中国，从孔子去世（公元前479年）到秦始皇最后的征服战争（公元前221年）岁月是特别丰富多彩的时代。各种学术流派兴起，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和道家发生辩论，但是汉朝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和平局面后，这些竞争的学术流派或者衰落了，或者被吸收进儒家学说。这个吸收过程也把许多被孔子忽视的东西带进了后代儒家的传统学术之中。通常的过程是把所有新观念当作儒家的寓言或颠倒顺序的文字，以儒家经典解读它们，只有学识渊博、富有天分的学者，才能领会这些寓言和颠倒顺序的文字所隐藏的真理，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破解其中的全部奥秘。就像后人对待基督教《圣经》一样，许多新思想就以这种方法被毫不费力地吸收进儒家体系之中。

由于把历史学开始当作独特的文学创作形式，中国学术进一步提高了水平。伟大的先驱是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7年），他编纂了多卷本史学著作，记录他所知道的所有历史，从盘古开天地到他生活的时代。他围绕下列观念编写中国历史：每个王朝都开始于一个秉承“上天”旨意的特别有德性的统治者，接着，最初的德性逐渐消失，直到“上天”失去耐心，从昏庸的末代统治者手中收回“天命”。他按照这种计划，把中国历史的史料进行了令人信服的编纂，以至于它成为后世中国历史著作的标准。

我们对印度文学和知识发展情况了解更少。祭祀技巧的联系、宫廷的优雅、在笈多王朝（约公元320年～535年）得到经典表现的禁欲戒律等，都被认为正在走向成熟；但是当所有日期都不能确定时，最好的办法似乎是在后面有关章节中讨论印度的思想和文学。

伊朗地区的历史仍然令人着急地模糊不清。塞琉古王国被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帕提亚主人取代（公元前171年），但这似乎没有产生任何剧烈的文化后果，至少最初是这样。像塞琉古王国的君主一样，帕提亚君主主要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希腊化城市征税，因此，他们相应地普遍倾向希腊文化的世界观。但是，在乡村，琐罗亚斯德教幸存下来了，一种更纯洁的伊朗生活方式保留着。随着萨珊王朝或新波斯帝国在公元226年的建立，这在政治上明确地表现出来了。

艺术对新视觉经验的反应远比文学对与其他学术传统交流的反应敏感得多。这是因为在陌生人和局外人能对艺术作品做出反应的情况下，它的移植才是必要的。相反，对没有想象力的人来说，用文字表达的文化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与希腊雕塑的接触，刺激印度艺术家在很短时期里就完善了他们独特的雕刻风格，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已知印度最早的雕塑来自阿育王时期。不到两个世纪，一种丰富多彩的成熟风格就发展起来了，桑奇（Sanchi）大佛塔的精美雕刻就是充分的证明。艺术史家还在争论印度艺术家究竟借鉴了多少希腊雕刻艺术的问题。但是印度雕刻总体上的自然主义特点，自由地利用地中海装饰风格，印度石匠肯定见识过大量希腊雕塑作品（至少低价从亚历山大里亚进口的仿制品）的机会，都揭示了这两种雕刻传统之间的真实联系。

兴都库什山两侧兴起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它利用希腊艺术形式塑造佛教的菩萨。佛教僧侣把这种艺术传播到中亚，并于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当这种艺术风格向东传播时，希腊习俗被误解了。精神也变质了：最初作为阿波罗形象的自然主义雕刻结果变成了唤起人们向往来世的风格。希腊—佛教艺术只在汉朝灭亡以后（公元220年）才对中国产生真正的影响，它深深地扎根于早期中国艺术，并使它发生重大的变化。正是用这种间接的方法，我们才能真正地观察希腊艺术风格在亚洲的传播，并随着它们的变化而改变其含义和象征意义。

新的世界性宗教

然而，艺术风格的传播不是旧大陆彼此孤立的各个文明开始经常发生联系之后最重要的文化后果。相反，在那些不同文化的人相遇、在集市上打趣的地区，漂泊不定的漫游者和灵魂无归宿者建立了自己的社区，他们通过一种非常重要、能够始终吸引后世成千上万人的宗教革新，努力使这个严酷的世界变得宽容。

三种宗教被证明是特别能吸引信徒的。第一种在印度南部，第二种在印度西北部，第三种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希腊语地区。当然，基督教是东地中海城市说希腊语人口的伟大宗教创造。几乎与此同时，一种被改革了的印度教兴起于印度南部，而大乘佛教在印度西北部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三个地区都是活跃的长途贸易中心，拥有新兴的大城市，四处漂泊的人聚集在这些大城市里。这三个地区也都是几种不同的旧宗教文化传统相互交融的场所，这刺激了个别敏感的人按照新的理想、神秘的经历、精细的仪式和逻辑，重新组织宗教信仰。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一些关于基督教的起源、犹太教与为新宗教提供早期背景的希腊传统的融合。

在印度南部，印度教在公元1世纪取得了更明确的形式，在那个环境里，雅利安人的、达罗毗荼人的、希腊—罗马人的影响相互交织。变化是逐渐发生的，因为没有任何先知或传道者故意或有意地改变印度的传统宗教信仰。相反，在整个宗教仪式的创立过程中，与印度各种姓崇拜的许多神祇有关的神话开始围绕两个敌对但又相互补充的神——湿婆神和毗湿奴神——统一起来。它们的崇拜者相信，每个神都根据不同人的理解和感受，选择不同的形象显示于人类面前。所以，几乎所有原始宗教或地方特色的崇拜仪式，都能够轻易地附属于湿婆神和毗湿奴神的崇拜仪式之中，因为实际上吸引崇拜者的每个地方神都被神的有效化身实例所显示出来。

但是这种教义把一种新秩序和体系引入了印度教，因为当地方性崇拜仪式被等同于对印度教两个最高神祇之一的崇拜仪式时，崇拜者就能开始分享一个神的更复杂的服务，此前他们只知道该神的某种特殊外观。

新印度教的真正重要特点是：湿婆神和毗湿奴神的崇拜者相信，这些神祇都是救世主，能够而且随时准备把他们从现实生活的苦难中拯救出来，把他们提升到极乐、完美世界的层次。

轮回仍然是核心教义。天真的人相信，虔诚的行为、为神提供的祭品将保证来生投胎为更高级的种姓。另一方面，受过教育的人仍然宣称，在《奥义书》的帮助下，宗教活动的最高目标仍然是在最高境界中毁灭自我，即使湿婆神和毗湿奴神在这个最高境界中也只是一种表象。因此，通过把形而上与庸俗的迷信结合起来，印度教为每个人都提供了自己所需要的某些教义。这种结合所产生的力量非常强大，最终在佛教诞生的土地上取代了佛教。

但是，在这种命运突然降临佛教徒之前，佛教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主要出现在印度西北部，因为印度人、希腊人、波斯人和草原游牧民族在那里相遇并融合。这个宗教的发展可能发生在贵霜帝国盘踞印度西北部边境时期（公元前1世纪～公元2世纪）。贵霜帝国最伟大的君主迦腻色迦在后世佛教传统中以赞助新宗教的一些最重要神学先驱而著称。此外，根本的改进是对神圣但人格化的、被称为“菩萨”的救世主的信仰。一个菩萨就是一个神灵，虽然它达到了涅槃的神圣境界，但是它拒绝了这种特权，以便帮助其他人得救。与此同时，这些救世主居住在通过祈祷和其他乞求就能达到的天外精神世界里，通过一种精神支持来帮助苦苦挣扎的人类。

这些观念的倡导者称他们的教义为“马赫雅纳”（大乘佛教），意思是“大道”或“大车”，因而区别于“希纳雅纳”（小乘佛教），或“小道”。这种发展必然使佛教远离其创立者（可能）宣扬过的超自然悲观主义和自我解脱理想。相反，通过适当的祈祷和仪式上的祭品，崇拜者希望变成菩萨本身（虽然也许只有无数祭品之后），来世过上与基督教许诺没有什么不同的天国生活。

也许基督教、大乘佛教、新印度教之间的相似性应该归因于这个时代的精神。我们可能认为，置身于西亚大型商业和行政中心的人们常常远离家乡，混迹于陌生人中，因此，欢迎得救的美好前景。基督教、大乘佛教和印度教——更别提其他影响较小的宗教，如密特拉教、伊西斯崇拜、西布莉女神（Cybele，古代小亚细亚人崇拜的自然女神，与希腊女神Rhea等同）崇拜和其他宗教——赋予各种背景的人以勇气，使他们能够面对绝望和艰难，因为这些宗教信仰都提供了来世的希望，现实的不公正都将在来世被荣耀地、永恒地予以纠正。此外，这些宗教都独立于任何特定的地区或共同体。像后放逐时代的犹太教一样，只要哪个地方聚集了少数忠实信徒，那么这个地方就会爆发出被救赎的强烈愿望。由于缺少那种极乐，所以宗教共同体的日常祭拜仪式就为苦难和孤独者提供了有效的慰藉。因此，除了犹太教之外，这些宗教都与城市生活相协调，像此前的宗教一样。由于文明社会不可避免的不公和苦难，所以这些宗教很可能使文明更容易长期幸存。

疾病与帝国

旧大陆各地之间联系加强的另一个后果则起了完全不同的作用。商品、宗教思想和技术不是从一个共同体向另一个共同体传播的唯一内容。致病细菌也可以传播，随着联系的增加，原先局限于欧亚大陆和非洲某些地区的传染病开始传播到新地区。在以前没有感染过这种疾病的人口中，致病细菌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死亡率。来自中国和罗马的历史文献都表明，公元1、2世纪，它们都遭到一系列鼠疫的打击。罗马帝国许多地区的确开始出现人口下降，从公元200年起，如果不是更早的话，人力缺乏变成罗马帝国当局经常面临的难题。因此，整个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部分地区更紧密联系引起的瘟疫，也许是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不是一种荒诞的看法。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残忍的蛮族攻击和国内社会紧张局面显然也起了重要作用。

即使罗马和平和汉帝国行政管理都无可挽回地瓦解后，公元1世纪诞生的三大世界宗教——基督教、大乘佛教和改革后的印度教——仍继续蓬勃发展，在后来的动荡岁月里，它们吸引了大量高级文化生活。古代取得的所有成就中，再没有什么比这三大宗教还更鲜活地存在于当今世界的了。

第十一章 印度文明的繁荣和扩张
（公元200～600年）

到公元200年，希腊文化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希腊哲学家向罗马绅士推荐的礼貌、理智和中庸的生活方式似乎再也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特别是当漫长的罗马和平在公元193年被剧烈地打断时，经过短暂的回复后，公元235～284年又陷入长期内战、蛮族入侵和帝国皇位争夺。与此同时，儒家中国也遭受了同样的灾难。汉朝最后10年也因为内战和蛮族入侵而变形，公元220年汉朝被推翻，这只是使政治和军事混乱公之于众而已，这种混乱已经把中国分裂为许多互相竞争的地方性割据政权。

但是，在文明世界的中心，局势则完全不同。从里海到兴都库什山，伊朗贵族的密集军队抵御了草原骑兵的侵袭。他们的高头大马、重盔甲、硬弓以及为了保护作为他们依赖的租税来源的农民，在危急关头随时准备奔赴战场的决心，为中东和伊朗文明腹地提供了最有效的防御。任何偷袭的草原骑兵都不得不穿越常年设防的乡村，拥有最强大军事技术的武士在乡村地区严阵以待。很少有人进行这种尝试，更少有人重复这么做。

这道屏障背后是安全的，印度和复兴的波斯文明都达到了新的优雅、复杂和宗教能力。特别是印度进入了一直被后世当作“经典的”黄金时代。至于萨珊波斯所取得的文化成就，我们所知就要少得多。残酷的穆斯林、琐罗亚斯德教和异端形式的基督教传说，构成我们所知甚少的萨珊波斯文学和宗教的主要历史基础；当时的艺术作品只是非常残缺不全地保存下来了。但是萨珊波斯对罗马和中亚的影响几乎与印度对东南亚、中国远东的影响一样大。因此，把公元200～600年这几个世纪的历史划分为两个“力量的领域”似乎是正确的，然后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考察印度和萨珊波斯的成就和影响。所以本章将叙述印度文明的繁荣和扩张，下一章将论述萨珊波斯的成就。

笈多帝国

公元320年，恒河下游一位精力充沛、名为旃陀罗-笈多的印度国王在一个特别仪式上自行加冕为“普天之王”。这个名字与生活在大约650年前的孔雀帝国创建者的名字完全相同。为了区分这两者，习惯把第一个写成旃陀罗·笈多，而在第二个的名字中间加上连字符。为了名副其实，他发动了一系列征服战争。不到一个世纪，他的后继者就把从孟加拉湾到阿拉伯海的印度北部地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由此建立的笈多帝国一直存续到公元535年。期间的战争和重大政治暴力活动似乎对印度都不重要。我们只有公元455年左右发生的穿越山区的入侵记录。虽然笈多帝国从未从中恢复统一，但是接着出现的动荡与持续的文化创造并非完全不协调。从表面上看，印度内部的武士传统和宗教灌输把战争的破坏作用减少到最低程度。正是在这些条件下，印度文明以空前的方式走向繁荣，以至于在印度人和外国人的评价中，笈多时代至今仍然是印度历史上的高峰。

虽然王国领土广阔，但是笈多统治者为后世梵文文学传统留下的可以追溯的痕迹很少。因此，我们现有的信息几乎都来自中国、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其他佛教香客的记载。因此，像印度历史上其他不太突出的时代一样，有关印度这个伟大时代政治、军事、地理和历史事件的精确记载也是缺乏的。当然，政治信息缺乏本身就是强烈厌恶政治的标志，而厌恶政治是笈多帝国兴起之前近千年里印度社会和文化的重要特点。

笈多帝国历代君主也许完全继承了印度的传统价值观，所以他们希望政治和国家领域保持相对简单。例如，笈多王朝的征服者似乎把允许被征服的统治者（或他们的近亲）继续控制传统领地当作一种政策。在逐渐形成的基础上，笈多帝国的利益能够被居住在附庸国王宫廷的人所充分代表；在国家事务中，尊重礼仪的做法也让笈多帝国皇帝感到心满意足。

笈多帝国也资助复兴的印度教，作为这种宗教政策的一部分，他们可能也接受了印度教的法律观念，尽管这些观念与统治者处理事务的范围很难统一。相反，印度教主张，《吠陀》是最高权威的源泉，其后依次是解释《吠陀》的经典著作（如婆罗门），圣人的榜样，最后是个人的偏好，即国王或其他公共权威颁布的法令。

这些观点表现在笈多时代编写而成的《摩奴法典》（Dharma shastras）中。它们从此成为印度教徒生活的基本准则。例如，《摩奴法典》通过详细阐明在许多特定场合不同种姓的行为规范而巩固了种姓制度。它宣称，此生忠实地履行种姓职责，那么这将为灵魂来生投胎高级种姓作准备。在人的一生中，高尚的道德行为最终将允许灵魂永恒地进入物我合一的境界。但是与此同时，每个人的道义责任是遵守自己的种姓传统，参加与生俱来的种姓集团的宗教仪式和活动，无论这种习惯多么粗陋、简单或非理性。

因此，宗教、法律、神秘的形而上学、粗陋的迷信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互相强化，并且——这就是我们迄今所知的笈多时代公共和政治生活的全部——国家的事务似乎也完全适合同样的习惯。

梵文学术

三个组织机构促进了这个时期的文化发展。王宫资助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占星家、天文学家、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员。神庙是可与王宫相媲美的文化创造资助者，为了适度奢侈地敬奉神祇——湿婆神和毗湿奴神，或它们的任何一种化身，维持人类君主雄伟庄严的各种活动也是必需的。第三，在王宫和神庙之后，还有古代的书院，那里积累了大量梵文口头文学，代代相传。

在这些书院里，最重要的关系是圣人与门徒，这些门徒来到圣人身边，专心学习圣人愿意传授的任何传统智慧。背诵《吠陀》和其他经典著作，特别是正确的发音和语法，是这种教育制度的核心。长期以来，对这些经典著作的注释及对注释的注释大量增加，即使记忆力最好的人也难以记住，因此，组成各种“书院”的专家也只能在梵文学术中彼此分工，各有专攻。

笈多时代梵文复兴充分证明了书院制度的声望和实际重要性。在佛陀时代，梵文已经变成了一种学术语言，婆罗门祭司在宗教仪式中吟诵它们，否则就会被遗忘。早期佛教经典用当时大众语言的文学形式写成，所有这些语言都起源于梵文，但是又与梵文有很大区别，犹如法语和西班牙语之不同于拉丁语一样。同样，孔雀帝国在行政管理中也使用了大量方言。笈多时代这一切都被改变了。梵文再次成为鲜活的文学语言，最精巧雅致的新作品都用梵文编写。

梵文大肆复兴的原因之一也许是各地方言之间交流困难的加剧。正如日常宗教不同一样，文盲的口语种类增加了，与阿育王统治时期相比，所有的人都更有必要懂得通用的语言，阿育王时期方言较少，交流的困难比较容易克服。

但是使梵文得以复兴的重要事实是书院制度，任何追求知识的人都能在书院学习梵文。一群人讲着同样的语言，追求同样的知识，并且世代相传。在笈多时代，这群受过教育的人在各个文化活动领域里实际上都占据主导地位。当然，他们取代了原先把梵文学术当作无助于灵魂得救的包袱的佛教徒。佛教在印度最终失败的一些原因已经在第四章讨论过了。婆罗门梵文学者里随时准备积极地应对此后三四个世纪来自希腊、伊朗世界的外来文化刺激，这是他们能够战胜越来越富有、与世隔绝、遁世的佛教僧侣的另一个原因。

梵文学术视野扩大的最明显表现是在天文学和医学领域，希腊对它们的影响显而易见。但是吸收希腊关于天体运行的机械论以及占星术所需的数学知识没有使梵文学术僵化为呆板、异化的模式。相反，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发明之一、数字表示法的十进制就于公元270年前出现在印度。我们称为“阿拉伯数字”的简便数字表示法与字母文字一起，被认为是人类最杰出的发明之一，而阿拉伯人正确地把它归功于印度。一旦这种数字表示法被发明，那么计算就变得相当容易和快捷。因此，市场事务和理论数学家的抽象思考都被极大地促进。同样，完善的数字表示法传播得非常缓慢。在很长时期里，它仅仅是专业人员的数学玩具，他们也继续使用古老的数字表示法。直到公元10世纪，阿拉伯人才在日常计算中使用，两个世纪后，这种数字表示法传播到欧洲。

梵文文学

梵文学术的核心不在自然科学，而在文学和语言学成就。由于拥有古代的、学术的和宗教的语言优势，所以语法学得到了发展。帕尼尼编写了一部经典的梵文语法，但是他的生活时代难以确定。

同样，印度两部伟大英雄史诗的准确文学历史也难以复原，因为经过长期口头流传和加工，它们留给现代学者进行分析的线索很少。但是，可以肯定的似乎是，《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在笈多时代编辑成型。《摩诃婆罗多》是一部长篇史诗，篇幅相当于基督教《圣经》的3.5倍，它记录了大量事件，但其核心是古代敌对的贵族战车兵联盟之间的英雄战争故事，它们肯定来自非常古老的雅利安时期游吟诗人的歌曲。在某种意义上，背诵这些歌曲变成了婆罗门教仪式的一部分。婆罗门祭司认为，把传统神话中的血腥暴力与各种祈祷文和宗教教学课程混杂在一起是合适的。如果基督教的教父曾经把荷马的《伊利亚特》改编为基督教教义手册，那么效果将是相似的。贯穿主题的故事有时持续几百页。《罗摩衍那》的篇幅较短，编写得也更紧凑。它是英雄罗摩及其妻子悉多的故事，他们在漫长的冒险过程中经历了各种考验和苦难，最终得以团聚。

《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在印度广为流传，至今仍然家喻户晓。许多故事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源泉，非常类似希腊戏剧作家利用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著作展开故事情节，或者如莎士比亚利用意大利和古典作家的著作来构思戏剧情节一样。后来印度的全部文学传统都是由此形成。在此期间，这两部史诗形成了迄今仍然可资借鉴的文学结构和讨论的宇宙观。

没有任何人可以被认定为《摩诃婆罗多》或《罗摩衍那》的作者；显然，两部史诗的文本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在笈多时代最终定型。梵文戏剧的历史则不同，因为保留至今的戏剧都附了作者的名字，而且带有为王宫演出而创作的单个人的标记。一些希腊技巧的舞台术语的使用表明，希腊模式对梵文戏剧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至于究竟有多重要，仍然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因为梵文戏剧拥有自己的习惯，印度的戏剧作家通常取材于史诗的传统史料。

迦梨陀娑（约公元400～455年）是最著名的梵文戏剧大师。他的剧作被尊为经典，他创作的叙事诗和抒情诗显示了优雅的感情，也许正是因为有点儿太自觉和矫揉造作，所以强烈地吸引了20世纪西方人的注意力。迦梨陀娑作品的这些方面在他死后由其他宫廷戏剧作家继承和发扬，以致华丽的台词和技巧最终破坏甚至模糊了其含义。

笈多时代的艺术

偶然保存下来的作品使我们对笈多时代雕塑艺术的情况难以做出公正的判断。后来穆斯林征服者以偶像崇拜为借口，系统地毁灭了印度北部的神庙。因此，笈多帝国中心地区印度北部保留下来的印度教艺术作品非常稀少。南部少量雕塑虽然可以追溯到笈多时代，但是相当粗糙，不能完全反映雕塑艺术水平。显然，在塑造形态可以互相转换的神的形象时，艺术家遇到了难题，因为印度教大量神祇都与湿婆神和毗湿奴神后来的化身有关。保存至今的雕塑作品使我们能够对它们进行评价，但是这个问题在笈多时代没有被成功地解决。

另一方面，佛教艺术达到了后世无法企及的完美境界。阿健陀石窟中的绘画的确名不虚传，反映了笈多文化的奢华和细腻特点。少量佛教雕刻作品也幸存下来了，表现了同样的艺术技巧——仅仅带有些许颓废的暗示——那就是阿健陀绘画的特点。

印度宗教从未与文化生活的其他方面完全分离。法律著作、两大史诗、纪念性的神庙、宗教仪式上的雕像和其他视觉艺术作品，更别提无法复原的音乐和舞蹈作品，都是印度教的组成部分，它们在一定意义上处理人与超自然之间的关系，每个部分都以自己的方式帮助确定人类经验的某个关键方面。但是，印度教明确的教义直到笈多时代后的几个世纪，当商羯罗（约公元788～850年）提倡一种僧侣的、卓越的哲学时才被编写，后来穆斯林和基督徒批评印度的传统信仰时，印度教的捍卫者经常引用这种哲学。

笈多时代在许多文化领域取得的完美成就给印度教和梵文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但是没有给它们注入任何迥异的或新的因素。一般认为，最完美和均衡只有在重大的创新之后才能取得。这是笈多时代作家和学者忠实地进行的工作，他们愉快地保持在前辈规定的范围内，能够以后辈无法超越的方式，完善和改进流传给他们的作品。

印度文明向东传播

印度之外的地区也能感受到笈多黄金时代的魅力。印度文化的主要传播者是商人和僧侣，而不是像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中东，或把希腊—罗马文化传播到高卢那样的士兵。在东南亚，印度文明与相邻地区先前存在的文化没有产生很多竞争。因此，这里兴起了更伟大的印度。公元100～600年间，一系列地方性国家和王宫兴起，如缅甸、苏门答腊、爪哇、马来亚、暹罗（泰国）和越南，它们迫切地输入尽可能多的印度文明。

在喜马拉雅山以北，印度商人和僧侣则遇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中国、波斯和希腊—罗马的人口都不愿意彻底抛弃他们的传统，甚至当他们情不自禁地被印度文化的某些方面所吸引时，他们被吸引的首先就是印度圣人长期实践的神秘的禁欲主义技巧。因此，只有印度文化的某些方面在文明世界其他地区扎根和繁荣，尽管印度对东南亚的影响只因当地的野蛮文化和简朴的村社而被淡化了。

在东南亚，神话传说提供了印度生活方式如何渗透到孟加拉湾和南中国海及河流沿岸、崇尚和平的村社共同体的一些信息。典型的情况是，印度商人与酋长家族的女子通婚，利用这种有利地位，他们开始树立对周围村社的文化—政治领导地位，直到最终一个小国家形成。在这种国家中，国王的权力主要依靠巫术观念，这种观念把土地的丰饶与国王人身的潜力紧密联系起来，并且由此创立了一种仪式的石头象征物（即男性生殖器），名为“林伽”。神庙和宫殿都设计为王室居住，不久，比较壮观的“林伽”更全面地表达了这些观念。起初，当地统治者试图模仿印度宫廷生活，尽量奢侈而准确地按照印度风格装饰宫殿。他们甚至从印度进口纪念性雕像和其他宗教仪式所需要的物资。但是公元600年前不久，独立风格的发展，不仅预示了后世豪华的建筑和雕刻，而且证明东南亚宫廷摆脱了他们以前学习的样板。

也许应该强调的是，印度宫廷生活方式和建筑风格的输入对东南亚的芸芸大众影响非常小。更沉重的劳役和税赋也许是村社人口唯一能感觉到的变化。但是当然，罗马人统治的不列颠和高卢乡村人口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们根本无法分享主人的希腊化文化。从地理范围看，印度文化扩张到东南亚比希腊文化向西扩张要广阔得多，而且也许可以说，影响了更多的人口，因为印度模式对世界上这个地区土著文化的影响持续到今天。

佛教僧侣到达远东

在印度向东南亚扩张的最初阶段，尽管佛教曾经发挥了作用，但是在该地区最流行的是印度教的宗教思想和仪式，也许因为印度教比佛教对当地的宗教传统更加宽容。印度教从未对喜马拉雅山以北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相反，佛教像滚滚洪流，涌入中国，然后从中国于公元200～600年传播到朝鲜和日本。

中国接受佛教构成了与儒家传统和价值观的有意决裂。的确，对于冷静理智、追求现世世界和中庸之道、强调家庭和政治责任的儒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追求遁世、宣扬禁欲、抛弃所有正常人际关系的印度佛教显得更格格不入的了。也许正是这种截然反差吸引了中国人。因为当汉朝政府开始失去对全国的控制时，蛮族入侵给悲惨的内战增添了新的暴力，儒家先哲们提出的中庸和礼仪建议可能听起来显得空洞，正如希腊哲学的安慰对同期罗马人的耳朵一样。在这样的时代，人们需要更猛烈的灵魂医药。罗马人在基督教中找到了答案，中国人在佛教中找到了答案。然而，虽然佛教最终在中国得到了大批信徒，但是精通古老儒家学说的名士从未消失，他们对佛教那种颠覆正常生活和政治纪律的教义——至少表面上如此——一直持怀疑态度。

为了获得正确的佛教知识和佛像，许多中国朝圣者旅行到印度，拜谒佛陀生活的场所。其中有些朝圣者带回了汗牛充栋的佛教经典，并着手组织系统的佛经翻译。但是到公元600年，渴望佛教知识的最初阶段已经顺利地结束了。

中国佛教从未密切关注导致印度四分五裂的各个宗教派别之间的差异，印度佛教僧侣终生为之献身的复杂的形而上学思辨对中国人也没有吸引力。但是，神秘的顿悟、从世俗社会隐退到爱好思索的共同体的确满足了追求秩序和心灵宁静的人的需要，而中国的儒家和道家传统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中国的佛教很快就开始朝着自己的方向演变，从根本上摆脱了印度佛教衰落的轨迹。

佛教给中国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新艺术。希腊和印度因素已经在中亚混合，产生了一种庄严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风格。佛教艺术为了适应中国环境而迅速进行了调整，到公元600年，一种有效而明确的中国风格已经发展出来了。在接受佛教之前，中国艺术主要是装饰性和几何风格的。佛教艺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菩萨形象的自然主义描绘，即身着人类服装的神圣救世主。此外，佛教的壁画和雕刻常常试图诉说一个故事，这就要求艺术家暗示人物之间的空间和关系。佛教艺术的这些方面表明了中国艺术传统的极大丰富，即使大多数中国人反对佛教本身，它们仍然极其重要。

佛教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具有更深刻的特点。这两个国家先前都不存在值得夸耀的、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当中国正在迫切地吸收佛教时，它们发现自己处于中国影响范围的最边缘。因此，正是披着佛教外衣的中国文明吸引了朝鲜的国王及其宫廷，公元372～528年，四分五裂的朝鲜各国国王把佛教定为国教。由于更加遥远，所以日本更无准备吸收最近的中国文明模式。但是，公元552年，一个佛教传道僧团到达这个“日出之国”，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从此，日本列岛就加入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和半文明）国家之列。

印度对西方的影响

印度对文明世界的伊朗和罗马的影响远不如对远东和中亚那么明显。关于印度对欧洲和西亚产生过什么重大的影响，学者们意见并不一致。问题是缺乏记载。如果伊朗和罗马世界的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禁欲者受到了来自印度的任何重要方式的影响，那么他们无法下此结论；从事件的性质看，我们不能指望有过任何记载。可以肯定地说，往来于印度与亚历山大里亚的卑微民众有充足的机会交流，被认为是来自印度禁欲者的、令人惊奇的传说故事。的确，我们知道至少有一名印度圣人到过地中海，因为他在雅典当众自焚，由于这个事件太令人兴奋和惊奇，所以被记载下来了。但是那些自称出现了幻觉，并把它解释为遇到了上帝的基督教修道士的记载，就不能被认为印度的偶像崇拜者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这样做了。但是基督教禁欲活动与印度圣哲的虔诚是如此相似，埃及、叙利亚早期修道士所包含的圣洁方式也非常类似于古代印度禁欲者的遁世做法。一些早期基督教修道士可能从传说或印度禁欲者的实践活动中选择了一些关于如何成为圣徒的有用线索，这似乎完全是可能的，但是仍然无法证实。

在哲学领域——曾经是希腊异教理性主义的骄傲和奥秘——普罗提努斯（卒于公元270年）引进了新的主题，强调神秘主义，这些类似于长期研习《奥义书》的学生的思想。至少普罗提努斯及其同时代的人都意识到印度哲学的存在，它像希腊传统一样博大精深。

西方人可能一直低估那些隐蔽而有限地影响他们历史的文化运动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强调这个事实：印度文明扩张到东南亚，以及它对中国、朝鲜和日本生活方式的影响，使人类一半多的人口带有共同的文明色彩。如果亚洲拥有任何把印度与中国、日本、朝鲜、蒙古、缅甸、柬埔寨、锡兰各民族联系起来的文化传统的共同体的话，那么它应该归功于古代印度文明，特别是它的宗教。

希腊文化的成就并不更加伟大。

第十二章 蛮族入侵和农耕文明的应对
（公元200～600年）

当印度的狂热宗教信仰和宫廷文化在南亚和东亚赢得皈依者时，在北部欧亚大陆的草原蛮族与农耕世界的边界，武士和军队冲突的刺耳厮杀声此起彼伏。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农耕防御者都被正在推进的蛮族所打败而退避，但是在这条漫长边界线的中部，伊朗挡住了草原民族的进攻。中国则证明了自己历经三个多世纪分裂和混乱之后，吸纳入侵者和重建统一帝国（公元589年）的能力。相反，罗马帝国再也没有从公元378～511年蛮族大入侵中恢复过来。[1]

伊朗人遭遇了更惊险的命运。经过漫长而成功抵御草原蛮族和一系列艰苦但不重要的反对君士坦丁堡的罗马人的战争后，萨珊波斯帝国在南部的阿拉伯人入侵之前就已经瓦解了。征服者是新皈依穆罕默德信仰的穆斯林，这种信仰赋予他们理论武器的效果不亚于他们的（非常普通的）骑兵、弓箭和弯刀。但是在伊朗人的文化认同被伊斯兰世界融合之前，伊朗人抵御草原民族和更文明开化的邻居所取得的军事成功，迫使或诱使西边的罗马人和东边中亚绿洲上的居民，在向西方史学家习惯称为“中世纪”演变的过程中，从他们那里借鉴了许多东西。

因此，公元200～600年间，农耕世界北部地区受到两股不同力量的影响：在大门口持续不断地袭击的草原蛮族，另一股与之抗衡的力量就是如何组织有效抵御蛮族进攻的伊朗例子。稍微仔细地考察这些事件的过程将表明，这块跷跷板是如何在农耕世界被暴露的边界上发挥作用的。

匈奴人和西部草原

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可以比作漏洞百出的瓶子中的气体分子。任何一个点上的压力都会迅速传遍整个系统。任何从传统草场上迁徙出来的游牧民族集团，要么被毁灭，要么用武力迅速夺取邻居的草场。因此，在几个季节里，草场权利的任何重大变化都会从草原的一端传播到另一端，一个民族挤压另一个，直到最弱小或组织最不紧密的集团灭亡，或逃入草原北部和西部荒凉的森林地区，或突破南部农耕世界的防御，并且还可能成为农业人口的主人。

我们已经看到公元前200年前夕匈奴部落联盟的兴起如何引起新一轮民族迁徙浪潮（前文，第152页）。公元350年后不久，同样的部落联盟在蒙古地区再次形成。中国称之为“柔然”。在它的鼎盛时期，这个战争联盟的势力从满洲里延伸到巴尔喀什湖。随着柔然势力向草原西部一路扩张，草原各部落和民族闻风而逃。

其中一个集团在欧洲历史上被称为“匈奴人”。他们于公元372年出现在南俄，很快打败统治该地区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东哥特人。由于害怕匈奴人，东哥特人说服西哥特人一起进入罗马边境，寻求避难，这些浪游的武士依靠乡村生活，与罗马当局或争斗或结盟。公元410年攻陷罗马城后，西哥特人向西迁徙到西班牙，建立了一个王国，该王国持续到公元711年。几个依靠抢掠为生的日耳曼部落追随西哥特人，其他日耳曼部落则臣服于强大的匈奴人。

匈奴人在匈牙利平原建立了大本营，他们从那里向南到达巴尔干半岛，向西到意大利和高卢地区进行劫掠。但是公元453年，他们的最后一位伟大的军事首领阿提拉病亡，匈奴部落联盟以比其兴起更快的速度解体了。互相敌对的首领之间的斗争，以及被征服民族的叛乱，几乎一夜之间就毁灭了一度领土广袤的匈奴帝国。

匈奴帝国的推翻并没有给西欧带来任何秩序。一些曾经臣服于匈奴的日耳曼部落向南、向西逃入罗马帝国的领土，在北非（汪达尔）、高卢（勃艮第）和意大利（东哥特）建立了一批新王国。与此同时，日耳曼人向不列颠和莱茵兰地区进行了不同且持久的推进。日耳曼语各部落的农民占据了这些新的肥沃土地，此前罗马（主要是凯尔特人）曾经稀疏地占据这些地区。这次农业定居是持久的，漫游的操日耳曼语的武士在这里建立了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存在时间比较短暂，类似于中国北方和伊朗东部的蛮族政权。

东部草原各民族

匈奴人的突然出现在西欧引发的民族迁徙和政治变化，堪与几乎同时出现在伊朗人东部的鞑靼人（有时被称为“鞑靼匈奴人”或“白匈奴人”）引起的动荡相比。从这个基地出发，鞑靼人劫掠了印度西北部，最终建立了一个掠夺性的帝国，像以前贵霜帝国那样，横跨山区。鞑靼人带给印度的混乱使笈多时代和王朝走到了终点。但是不像匈奴人在欧洲那样，入侵者没能在马匹和弓箭所征服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公元549年，鞑靼人在印度的势力陷入了无休止的内战。几乎与此同时，山区北部的游牧部落也最终灭亡了（公元554年）。

这些蛮族国家的根本弱点是相同的。他们的统治者都力图做两件不相容的事情。一方面，通过从新臣民那里榨取劳役和实物，他们力图享受文明生活的奢侈事物。另一方面，获胜的部落首领及其随从想保持他们好战的传统方式和精神。但是征服者越变得文明开化，部落与战争联系的传统就越少。在一两代人时间里，安逸的生活和恶习逐渐瓦解了蛮族人的活力和作战的效能。

农耕民族通常厌恶蛮族主人。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倾向于欢迎宣称忠于传统和理想的新解放者。在打退蛮族入侵浪潮方面，中国和波斯用这种方法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公元552年，中国军队联合突厥人打败了柔然联盟，但是突厥人很快就建立了一个与柔然联盟一样强大的草原帝国。公元572年，新帝国统治家族内部争夺王位的斗争导致突厥联盟分裂为东西两支，互相妒忌，并且各自都被内部争夺所削弱。

随着来自草原的威胁和压力的减少，中国的一个新王朝隋朝扫平了中国北方各蛮族国家，于公元589年重新统一了中国。中国对周边蛮族的军事和文化优势被迅速地恢复了。

几乎以同样的节奏，类似事件在伊朗东部边境出现。公元554年，萨珊王朝的波斯君主联合突厥人推翻了鞑靼人的帝国。572年开始的东、西突厥内部斗争使萨珊王朝把波斯帝国的边界再次推进到阿姆河，因此，把东部边界与伊朗其他地区重新统一起来了。

罗马帝国的衰落

然而，罗马人并没有如此取得成功。在第一次漫长而残酷的内战和外族入侵的危机（235～284年）中，罗马帝国政府已经变成了赤裸裸的军事专制主义。这样的政权不得人心，因为官吏都以暴力或专横的方式行事。此外，士兵的意志反复无常。通常，通过士兵叛乱窃据最高权力的将军可能发现，自己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废黜，如果有什么原因的话，那么就是因为他不能取悦把他扶上权力宝座的士兵。“经过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有名无实的官员选举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赤裸裸的军人篡权的形式上批准而已。

皇帝君士坦丁（306～337年在位）对罗马政府进行了两项重要改革。他在拜占庭建立了一座新都城，并把它命名为“君士坦丁堡”；他宣布基督教为受到优待的国教。新都城地理位置优越，既利于贸易，又利于防御，因为它比较容易从遥远的黑海和爱琴海沿岸获得物资供应。罗马（经常被称为拜占庭）帝国政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持续存在到1204年。

从君士坦丁时期起，基督教也给予罗马政府重大支持。大多数基督教主教都急切地想与皇帝合作，认为君士坦丁及其后继者都是被上帝选择出来统治帝国的。这是一种能够真正为赤裸裸军事独裁披上合法外衣的简单而有说服力的观念。皇帝提奥多修（卒于395年）通过禁止所有其他宗教信仰，把王位与祭坛的联合推向了终极结果，因此，使罗马正式基督教化。

但是这种奉献引起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基督教徒对教义的理解互不相同。在一个神学理论问题变成大众集会叫喊的时代，各种反对统治当局的不满因素迅速地积聚起来，士兵出身的皇帝和世俗政治意识强烈的主教都觉得难以解决教义争端。

西欧大多数日耳曼王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几乎所有日耳曼国王都接受了一种不同的、被称为“阿里乌派”的基督教。这使他们在大多数罗马臣民眼里是邪恶的异端。所以皇帝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有充足的理由期待，如果他能打败日耳曼各个国王的军事力量，那么他就能够使当地大多数人站在自己一边。为此，他在西地中海发动了一系列战役，希冀重建罗马帝国的统一。他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在他死后不久，当新的入侵者进犯罗马边界时，他在北非、西班牙和意大利所占领的土地都被迫放弃了。

中国和伊朗对蛮族的回应

中国、伊朗和罗马在6世纪重建国家统一和安全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它们应对的蛮族挑战提供了一个政治和军事组织制度的充分标准。

中国拥有传统的帝国组织制度优势，它们形成于汉朝，以应对匈奴带来的蛮族威胁。所以隋朝皇帝及其后继者唐朝（618～907年）皇帝都能够忠实地遵循古代帝国的先例，重建一条有效防御突厥联盟的边界。外交、贡金、由汉族军官控制戍边的蛮族雇佣兵等方法全部派上用场。重建防御体系之后，隋朝组建了高效但残酷无情的官僚制度，它的最大功绩是开通了连接长江与黄河的大运河。这条运河很快就变成了中华帝国经济的大动脉。富庶的南方产品能够通过运河输往北方的帝国都城，都城的官员和士兵一直消费由此不断增加的物资供应。称之为“大运河”可谓名副其实，在它贯通后帝国的首都能紧密地控制长江流域，更大规模地调集物资。所以，经重组的中华帝国比汉朝更加强大，能够为战争或和平事业征调更多的人力、物力。所以在重新统一的中国有组织的帝国力量面前，蛮族入侵很快便变得不再可怕了。

伊朗人面临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与中国不同，它没有可以轻易获得的新资源用于加强帝国的中央权力。当然，重装骑兵技术是非常熟悉的。但困难在于建立一套社会制度，在边境附近地区维持足够数量的全副武装和训练有素的骑兵，有效而持久地抵御草原民族的侵袭。帕提亚君主曾经允许（也许鼓励）地主军事阶级的发展，这些地主能够变成重装骑兵，随时准备应付敌情，保卫自己的土地不遭破坏。但是帕提亚君主通常不能对伊朗贵族行使任何有效的中央权力。帕提亚政府似乎偏袒为他们提供物资和现金的城镇。但是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没有为国王提供足够的现金，以便国王能够供养一支强大的常备重装骑兵，威慑他的强大臣民。因此，抵御草原侵袭的有效边防的代价是经常发生地方叛乱和不服从指挥，这削弱了帕提亚中央政权的权威。

萨珊帝国

226年，上述这种叛乱者之一阿尔达希尔完全取代了帕提亚政权。阿尔达希尔所属的萨珊家族从此占据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王位，直到651年。萨珊国王的权力在这几个世纪里多次出现重大危机，而且并非所有的国王都实行相同的政策。但是阿尔达希尔（226～240年在位）奠定的原则从未被长期放弃。因为这位萨珊国家创立者的权力主要依赖伊朗贵族。他培养波斯帝国的传统意识，特别是支持经过改革的琐罗亚斯德教，并得到后者的支持。诉诸波斯帝国的伟大历史和琐罗亚斯德教，显然具有说服大多数乡村贵族支持萨珊君主的作用，至少在危机时刻。中央权力因而保持了活力，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强大对手。

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依赖祭司和贵族家族，包括阿尔达希尔本人的家族，长期珍惜地方传统。但是不同圣地之间存在着令人尴尬的教义差异。于是萨珊国王下令建立琐罗亚斯德教的标准教义《阿维斯塔》（Avesta）。他们还下令琐罗亚斯德的遗产必须通过借鉴希腊、印度作家来加以丰富。虽然经过改革后的教义书是连贯而完整的，但是这种信仰从未在萨珊王国的城市中扎根。然而，贵族似乎足够快乐，因为叛乱、篡位和暗杀国王——这是当时罗马的秩序——在波斯仍然很罕见。换句话说，在萨珊波斯，王位和祭坛缔结了联盟，这几乎早于君士坦丁在罗马境内缔结类似联盟一个世纪。

萨珊经验的真正重要性不在于教义上的细节，穆斯林征服终结了波斯文化的独立后不久，这种细节就消失了。相反，它的重要性在于以下事实：正是官方宗教宣扬的超自然约束力和组织良好的祭司制度，有效地调和了军事地主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利益。因此，许多强大的重装骑兵战斗人员能够保卫土地不受侵犯，与此同时又不会因为不断内战而使文明社会遭到分裂的威胁。在发明新的组织制度形式方面，文明世界的其他地区都没有如此成功。因此，萨珊波斯的例子对拜占庭影响很大，并通过拜占庭而对西欧产生了影响。

萨珊王朝的宗教

但是，国王、贵族和琐罗亚斯德教祭司之间的联盟并非没有代价。作为帕提亚国王力量源泉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或多或少被排除在萨珊王朝事务之外。也许正因如此，萨珊时代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宗教活跃时期。其中最伟大的人物是先知摩尼（约215～273年）。萨珊王朝创立者之子和继位人、国王沙普尔一世（240～271年在位）似乎已经优待摩尼，也许是为了平衡他父王时期青睐乡村琐罗亚斯德教、打击主要吸引城市居民的摩尼的新启示的缘故。

摩尼是一个最自觉的先知。他开始清除现有宗教随着时间而在神圣启示中滋生出来的腐败，他认为各地的神圣启示都相同，即使由不同的人所传达，如耶稣、佛陀和琐罗亚斯德。为了防止同样的腐败滋生在自己的启示中，摩尼亲自编写教义，而且特别强调，严禁马虎大意地抄写他的富有鼓动性的经典。因此，摩尼教的经典一直罕见，现代学者无法从仅存的残篇和教义解释（常常由宗教反对者所记载）中重构摩尼的经典。摩尼谨防错讹的做法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后果。他过分谨慎地建立的教堂和组织的传教事业也具有同样的效果。由于预见并禁止各种错误和粗俗化，摩尼实际上把他的教义限制在一群经过特殊训练和严守纪律的精英之中。

虽然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是在他生前，摩尼在美索不达米亚、东部和西部的城市得到广泛承认。但是在国内，琐罗亚斯德教祭司们不会友好地对待一个指责他们玷污了琐罗亚斯德创立并流传下来的真理的先知。所以，当沙普尔一世去世（271年）时，摩尼被暴露在愤怒的正统的琐罗亚斯德教徒面前。结果他在牢狱中度过了晚年，他的信徒遭到残酷迫害。这并不能阻止摩尼教保存下来，但是的确使摩尼教徒变成了萨珊政权的敌人。

300年后，一个叫作马兹达克的先知在波斯传播一种更革命性的信仰。对马兹达克的教义来说，强调平等互助似乎是根本的，虽然从他的敌人令人震惊的诋毁（他们指责马兹达克提倡共产共妻）中难以恢复其细节。马兹达克一度得到国王的宽容，但是随着库鲁斯一世（531～579年在位）登上王位，他开始实行残酷镇压一切教派的政策。

正如所发生的事件一样，伊朗—美索不达米亚的所有宗教运动都没有导致世界性宗教的形成。相反，伊斯兰教入侵伊朗并给萨珊波斯世界带来了一种既适合城市需要又能够威慑乡村的宗教。正因如此，对萨珊王朝的宗教和文化概况了解得不多。但是，如果人们记得虽然摩尼教发端比较晚，但它是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不得不面对的最强大的竞争对手，并且认识到中亚绿洲甚至远至中国边境都变成了萨珊文化的偏远据点，那么萨珊文明的力量和影响就能被更好地理解。

艺术也提供了萨珊的伟大成就的某些证明。拜占庭建筑的某些特点似乎起源于萨珊波斯。但遗憾的是，今天残存的土灰色砖柱不能告诉我们萨珊王宫的真实模样。它们的外表可能不会给人留下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但是圆拱顶的内部应该是非常豪华的，因为光滑的砖块曾经使内部墙面熠熠生辉。

拜占庭帝国

罗马人从波斯模式中还借鉴了其他东西。例如，王权的象征（王冠和权杖）和宫廷礼仪是由皇帝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从波斯借鉴而来，他期望自己的衣着能制造神秘气氛，以便防止各种毁灭了他的许多前辈的悲惨暗杀。最为重要的是，君士坦丁之后，罗马人也以重装骑兵作为帝国陆军的主力。没有其他任何军事力量能够既抵御波斯的进攻又抵御蛮族的侵袭。

然而，罗马人不愿意使他们的社会结构适应萨珊的“封建”形式。许多世纪逐渐发展出来的立法原则和实践的完备体系，防止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任何实际改变。因此，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对罗马法的编纂不仅是为了行政管理方便，它也重申了独特的、从根本上说是城市的古代罗马的连续性。

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防御问题，拜占庭皇帝试图保持一支常备军，对皇帝忠心耿耿，随时准备开赴受到威胁的边境或发生叛乱的行省，执行帝国意志。但是单靠税收不足以维持一支武器装备昂贵的重装骑兵。例如，当查士丁尼企图征服早已失去的西地中海各行省时，他只得允许部将贝利萨留私人征调5000名重装骑兵，期望以掳获物和战利品支付他们的军饷。因此，贝利萨留在意大利漫长的战争（535～549年）就变成了长期残酷无情的抢掠活动，比此前任何蛮族入侵给当地居民造成的损失更大。

当国家军队主力拱卫帝国都城时，边境地区就必然危险地暴露在外敌面前。例如，来自多瑙河以东的小股劫掠者就多次袭扰，但都未遭到什么惩罚，因为帝国卫队不能离开君士坦丁堡，追击每支劫掠者。所以，巴尔干半岛腹地处于小股劫掠者的摆布之下。只有少数沿海城市由于城墙坚固仍然是安全的。拜占庭帝国远不如充满活力的萨珊王朝地方防御制度那样保护着与罗马接壤的边境。

在一定程度上，边境遭蛮族劫掠和渗透是帝国城市人口为了继续支配社会而付出的代价。拥有武装的乡村贵族阶级将挑战他们的支配地位，正如随着萨珊帝国建立而在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所发生的事件那样。如果需要的话，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的人民将选择放弃边远而贫瘠的帝国内陆地区，利用少量机动常备军保卫国家的根本，这支军队以波斯方式装备起来，但是依靠税收和抢劫而不是分封的土地来维持。

异端和东正教

在罗马帝国后期和拜占庭早期社会中，基督教城市的、在一定程度上民主的特点表现并坚持下来了，正如萨珊波斯贵族的琐罗亚斯德教强化了军事上更成功的伊朗政权的乡村优势一样。因此，在拒绝完全照搬萨珊军事模式方面，拜占庭表明了海洋帝国与纯大陆帝国之间的社会—政治差异。基督教的发展、教会组织和教义的更加明确化也加强了这两个敌对帝国之间的差异。

即使在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宗教之前，亚历山大里亚的教士就已经试图把基督教教义编写成统一而连贯的形式。奥列金是伟大的先驱（约卒于254年），当他力求说出最真实的情况时，他不可避免地依赖希腊哲学的词汇。从此，关于基督教教义的争论均以哲学的甚至极其抽象的希腊语来表述。官方迫害的压力一解除（312年），基督徒之间立即爆发了一系列教义争端。北非的多纳特派和埃及的阿里乌派引起了君士坦丁本人的注意；当抗议不能带来敌对神学家之间的和解时，皇帝于325年在尼西亚召集了第一次基督教全体主教会议。阿里乌派关于“三位一体”中“圣父”与“圣子”关系的教义在会上遭到谴责，一个简短的信条被宣布为正统教义。但是这还不足以说服阿里乌派基督徒。后来召集处理其他异端教派的主教会议只在确立更精确教义、将那些仍然思考有争议的教义观点的人驱逐出教会方面取得了成功。

基督教徒内部重大而持久的教义分裂与根深蒂固的民族和文化界线是一致的。埃及的科普特教会和西亚的叙利亚教会在世俗和民族以及神学问题方面都对君士坦丁堡的规则表示不满。不满情绪非常普遍，以致当穆斯林阿拉伯人入侵埃及和叙利亚时，他们常常被受压迫的异端当作摆脱枷锁的解放者而受到欢迎。

希腊与拉丁语基督徒的关系更为复杂。罗马是教皇即罗马主教的驻扎地。传统认为罗马的教会是由使徒彼得建立的。教皇因此自认为是圣彼得的继承人，要求取得整个基督教会的最高地位，其根据是耶稣曾经特别指定彼得为第一使徒。基督教世界的其他重要主教区都反对教皇的这个要求，宁愿依靠全体主教会议来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当查尔西顿公会议（451年）接受教皇“大利奥”的三位一体教义（因此，谴责埃及和叙利亚流行的“多神”观）时，有关教会管理机构的两种理论之间的直接冲突被推迟了，当然不是被消除了。

围绕教义和教会纪律的争论偶然产生了大量辩论和注释著作，加上对《圣经》的许多注解，少数甚至变成思辨性的神学。这种作品大多数用希腊文写成，它们对正统和互相对立的异端作了明确的界定。在拉丁语世界，教父的作用与此不同，因为他们更注重使拉丁语读者能够获得基督教的真理和基本文献，而更少关注驳斥异端。例如，圣杰罗姆（卒于420年）把《圣经》全文翻译成拉丁语——所谓粗俗拉丁文本，成为后世拉丁语基督徒的标准版本。与他同时代的、希波城的圣奥古斯丁（约卒于430年）创作了一系列布道书、《圣经》注释和护教著作。他最伟大的著作《上帝之城》勾勒了基督教的整体历史，从世界的创造到末日审判，至今仍然是西方世界观的基本组成部分。他的《忏悔录》是他皈依基督教的生动自传，末尾还对时间和空间的性质进行了富有哲理的探讨。总而言之，奥古斯丁的著作为后来的拉丁基督徒的信仰提供了复杂的哲学阐述，为它涂上了独特的柏拉图哲学的色彩。

随着日耳曼人入侵和接踵而至的动荡（378～511年），拉丁西方的城市中心被破坏了，修道院变成最活跃的基督教虔诚信仰、教育和文化中心。最早的基督教修士走进埃及和叙利亚的沙漠，他们曾经在那里以各自的方式追求成圣。教会管理者很快就觉得需要管理和控制一些修士的极端修道行为。在教会的希腊语地区，圣巴塞尔（约卒于379年）制定的修道行为规则被后世广泛采用。当纳西亚的圣本尼迪克（约529年）根据在卡西诺山修道院担任院长的亲身经历而制定的《规则》管理修道士生活时，拉丁修道院制度最后定型。巴塞尔和本尼迪克的规则都把祈祷和礼拜当作修道的核心。体力劳动、阅读和其他活动都服从于——至少在原则上——对上帝的崇拜这个主旨。在一个充满暴力和野蛮的时代，虔诚地侍奉上帝的修士团体是暴风雨中宁静的孤岛。特别是在拉丁西方，修道院变成了经常被称为“黑暗时代”里保存了最低限度的知识文化的重要机构。

随着罗马帝国西部政府，即帝国的拉丁语各行省的衰落，教会必然采取独立的态度面对世俗政权，世俗政权更像赤裸裸的、毁灭性的掠夺者。496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皈依正统基督教，把最强大的日耳曼王国正式置于教皇的基督教范围之内；但克洛维及其后继者的行为只是轻微地受到了基督教的教义影响。查士丁尼的漫长征服战争给意大利造成了贫穷和政治混乱，削弱了教皇的权威，使他无法在罗马城之外行使任何权力。相反，在君士坦丁堡牧首领导下的东正教会仍然与帝国政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许多情况下，希腊语教会像政府的一个部门那样运行，但是在其他情况下，牧首勇敢地宣布帝国的法令为异端。

一个内部分裂为希腊语、拉丁语、叙利亚语和科普特语教会的基督教共同体在抵御伊斯兰教的进攻方面，显然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由于来自南面的阿拉伯征服正好与来自北面再次发生的进攻遥相呼应，北面草原游牧民族再次全体迁徙，穿越基督教世界防御薄弱的边界，引起了局势动荡。

伊斯兰教扩张引起的世界均衡变化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1]但是这种梦想一直持续着。例如，在西欧，最后一位“罗马”皇帝于1806年宣布退位，而采用了更准确的头衔“奥地利皇帝”。在巴尔干半岛，讲希腊语的罗马皇帝从君士坦丁的“新罗马”连续统治到1204年。公元565年后，这些罗马皇帝一般被称为“拜占庭的”，但是他们都自称“罗马人的”，最后一位拥有这个称号的皇帝到1453年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为止。

第十三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636年，一支阿拉伯军队打败了罗马（拜占庭）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守军，永久性地清除了罗马在这两个行省的势力。不久，其他阿拉伯远征军队攻占了美索不达米亚（641年）和埃及（642年）。到651年，伊朗也被兼并进由这些胜利而刚刚建立的伊斯兰教帝国的版图。先知穆罕默德（卒于632年）允诺的新宗教启示狂热激发了这些非凡的胜利。更为突出的事实是，穆罕默德激发的宗教信仰使残酷的阿拉伯征服者及其后人能够把一种新兴的、独特的伊斯兰文明嫁接在中东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多种多样的且经常互相对立的、在文明之初就达到繁荣的文化之上。

穆罕默德的生平

在穆罕默德时代，阿拉伯分裂成许多好战的部落，有些部落过着游牧生活，有些在绿洲中过定居农业生活，或者在城市里从事贸易活动。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曾经传播到阿拉伯半岛，但是穆罕默德的出生地麦加仍然是异教的。作为一个年轻人，穆罕默德也许跟随运输货物的骆驼商队到过巴勒斯坦边境一带的城市。大约40岁左右，他开始陷入精神恍惚，并听到奇异的声音，他立即认为这是天使加百列附体，指示他服从安拉的意志。在这些经历的促使下，穆罕默德开始宣传安拉的唯一性和全知全能、末日审判的即将来临、服从安拉意志的必要性等。他将自己的思想称之为“伊斯兰”，意即“服从”安拉。每天祈祷5次，交纳天课，一生至少到麦加朝圣1次，戒食酒和猪肉，每年斋戒一个月，从日出到日落，这些就是穆罕默德要求信徒履行的主要义务。这位先知揭示说，服从安拉将获得死后进入天堂的报答，偶像崇拜者和其他邪恶者将注定要永远遭受痛苦的煎熬。末日审判时身体复活是穆罕默德非常强调的另一个重要教义。

最初，先知设想犹太人和基督徒将承认他的教义是上帝旨意最后、最完美的表述。穆罕默德相信，因为安拉是曾经与亚伯拉罕、摩西、耶稣及其他所有希伯来先知对过话的同一个神祇。由于安拉不能自相矛盾，所以穆罕默德自己的启示与更古老的宗教教义的差异，完全归咎于人类在保留真正的神圣信息方面所犯的错误。

少数麦加人接受了穆罕默德的启示，但是大多数人拒绝放弃被穆罕默德斥责为偶像崇拜的传统信仰。622年，穆罕默德从麦加逃往麦地那，这个被分裂所折磨的绿洲城市的一个派系邀请他前往，期望他以局外人的身份调解他们的争端。从此，穆罕默德变成了一个政治领袖和立法者。在麦地那，穆罕默德首次直接接触犹太人，但是后者拒绝承认他的权威。因此，穆罕默德驱逐了他们，把他们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追随者。不久，穆罕默德征服了另一个犹太人居住的绿洲，这次他让居民占有土地，前提是他们以人头税形式交纳贡金。这些初次相遇者非常重要，因为在确立穆斯林统治者与他们的犹太教（后来包括基督教）臣民之间的关系方面，他们无疑是先例。

在麦地那时，穆罕默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和皈依者。因此，信徒团体很快便感到在狭小的麦地那绿洲内维持生计的压力。明显的解决方法是抢劫麦加人的骆驼商队。第一次抢劫获得了成功；不久其他抢劫活动继续，直到麦加的抵抗瓦解为止。穆罕默德胜利地返回麦加，然后继续在伊斯兰教旗帜下统一阿拉伯半岛，部分地通过战争，但是主要通过外交和谈判。

当统一几乎要完成时，穆罕默德去世（632年），没有留下儿子。他的老朋友和亲密追随者阿布·伯克尔被推举为哈里发（即“继承人”），领导穆斯林团体。他很快就不得不面临阿拉伯酋长们普遍解除效忠关系的局面，这些酋长们觉得他们对穆罕默德的服从并不要求他们效忠整个穆斯林团体。但是当战争来临时，穆罕默德最核心的坚定皈依者的狂热和信仰再次盛行。阿拉伯各部落酋长再次被迫在新信仰的旗帜下统一起来。这次危机刚刚度过，阿布·伯克尔就去世了（634年）。领导权传给了欧麦尔（哈里发，634～644年）。欧麦尔不仅虔诚，而且是一位成功的将军和行政管理者。

阿拉伯的征服和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

阿拉伯半岛的统一拉开了阿拉伯一系列征服战争的序幕，这些征服把整个古代中东（除小亚细亚外）、印度河流域下游沙漠地区（到715年）、北非甚至西班牙（711～715年）都置于穆斯林的控制之下。没有军事变化能解释这些胜利。阿拉伯军队既不人数众多，装备也不特别，但是真主与他们同在、战死疆场的人将在天堂过上快乐生活的信仰，以及欧麦尔杰出的领导才能，足以使阿拉伯人比对手占有优势。

但是，715年之后，轻松的胜利不再了。拜占庭的城市抵御了强大而漫长的围攻（717～718年）。这个重大失败可与中亚一系列边界冲突的失败相比，到715年，突厥军队把穆斯林赶出了伊朗东部。不久，法兰克人在高卢中部的都尔战役中击退了穆斯林军队的进攻（732年）。

这些军事失败，加上最初的宗教狂热和信仰的必然消退，给穆斯林团体内部带来了严峻的问题。在第一、二代人时，阿拉伯武士多少还与被征服者隔绝。欧麦尔建立了特别的驻军城市，阿拉伯人在部落首领的管辖下定居于这些城市。每个武士获得来自租税的一份军饷，租税大致按照传统的罗马和波斯官僚机构的方法征收。这套制度起初运行良好，甚至当伊斯兰教团体从最初领导人传到能力稍逊的人手中之后，它仍然有效地运行。

644年，当欧麦尔被暗杀时，它第一次面临着考验。倭马亚家族的一个部落首领继承了哈里发的位置，直至750年。倭马亚王朝以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作为都城。倭马亚哈里发的权力取决于他们在扮演三种截然不同的角色时能否精心保持平衡。首先，哈里发必须平衡阿拉伯各个酋长、部落之间的关系，以防他们互相敌对。其次，他还必须掌管从罗马和波斯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官僚机构，并利用它向大多数人口征税。第三，哈里发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充当穆斯林团体的宗教领袖。

在这三种角色中，倭马亚家族没有充分扮演好的角色是第三种。那些力图了解安拉意志并严格践行的严肃而虔诚的人不满于倭马亚王朝带来的前景。只要军事成功不断持续下去，那么这种不满就不会产生什么政治后果。但是715年后，当穆斯林第一次遭到沉重的失败打击时，一些虔诚的反对派要求胜任的、由安拉选择的哈里发，这就变成了一件严肃的事情。

作为大量人口的管理者，倭马亚王朝也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许多基督徒、琐罗亚斯德教徒和其他宗教的追随者发现伊斯兰教教义简单、法律精确、在现实中大获成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从原则上说，这些皈依者加入信徒行列是受欢迎的。但是当皈依意味着免除税赋——正如最初的事情那样——那么宗教的成功则意味着严重的财政拮据。此外，穆斯林团体仍然按照部落来组织，部落不能也不会欢迎众多外来人加入自己的行列。阿拉伯人公然不顾穆罕默德启示中的命令，轻蔑地看待新近皈依的人，也不把他们当作伊斯兰教团体中的完全平等的成员。

744年，有争议的继位引发了内战，上述各种紧张关系都达到顶峰。内战以倭马亚王朝（除了倭马亚家族一个后裔在西班牙声称拥有权力）被推翻结束。当一个叫作“阿拔斯”的阿拉伯家族获胜，并把都城建立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格达时，阿拉伯驻军的特权地位也被取消了。他们的军事支柱是波斯的皈依者。因此，毫不奇怪，从一开始，阿拔斯王朝的政策就带有强烈的萨珊波斯前辈的风格。以前非常重要的阿拉伯部落集团解体了，因为部落驻军不再像倭马亚王朝时期那样从部落酋长那里获得报酬。在阿拉伯人区域，古老的游牧生活方式保留着，因此，部落关系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在帝国的农耕地区，阿拉伯人与其他人口融合起来，他们通常是地主，或享有其他特权地位，但是很快就忘记了他们的部落身份和纪律。而熟悉的帝国模式取代了所有的行政管理，伊朗和突厥或其他雇佣兵则越来越成为了哈里发军事力量的核心。

这些与非常古老的帝国先驱大相径庭的做法满足了皈依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人的需要，他们现在像其他地方的每个人一样，是遥不可及的哈里发的臣民。但是这些变化根本无法满足虔诚的穆斯林的要求，他们热衷于探究安拉的意志究竟有什么特殊性。阿拔斯王朝政治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对后世伊斯兰教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前朝把宗教权威与军事和政治领袖地位联系起来不同，阿拔斯王朝把具有宗教意义的所有事务的管辖权悄悄地转移给拥有伊斯兰教知识的专家——他们被统称为“乌里玛”（ulema）。

穆斯林的经典和神圣律法

乌里玛集团很快便发展起来了。那些在行动中遇到问题的虔诚穆斯林希望知道真主对这些事情进展的指示。获悉真主意志的方法是从先知的言行中寻找先例。但是普通人不熟悉先知的这些言行，不得不求教于专家。随着先知的第一代同伴去世，先知的言行需要系统地学习。麦地那相当自然地成为研究穆罕默德生平详细情况的首选之地。先知去世几年后，他受神启的言论都按照顺序被收集起来。由此获得的手稿即《古兰经》，从此成为穆斯林宗教权威的最大宝藏。

《古兰经》没有提供直接指导的许多事情也不得不设法解决。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拥有渊博的伊斯兰教知识的专家，首先汇报从先知伙伴那里流传下来的有关穆罕默德的日常言行——真实的或虚构的。当这个方法失败了，那么与穆罕默德联系紧密的人的行为将会有帮助。当这些“传统”也不能对这种事情做出评判时，那么乌里玛就只好利用相似的言行来解决疑难。如果相似的言行也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指导，那么他们就只能依靠虔诚信徒的建议，他们认为安拉不会允许整个团体都错，无论个人的判断可能多么荒谬。

通过利用这些方法，伊斯兰教学者迅速编订了一套精细的法律制度，并认为它表达了安拉的意志。当然，这些神圣律法是不可更改的，因为安拉不变。它也是相当详细而特别的，因为所有努力的目标是毫不含糊地解释在特定情况下安拉所希望的人们的行为。所以伊斯兰教神圣法律后来被证明是穆斯林社会背负的一个沉重包袱，因为它既不能废除也不能修改。

然而，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神圣律法犹如新铸的金币那样熠熠闪光。对人们来说，安拉的意志似乎在那里已经被明确地揭示出来了，它有利于信徒完全遵循那明确而肯定的条款。这并不难做到，因为学者尊重《古兰经》和“传统”的准确知识、神圣律法的细节，他们住在每个较大的城市里，随时准备审理任何涉及道德良心的案件。许多影响私人和个体生活的事务的控制权，因此被转移给这些宗教专家。虔诚的穆斯林因此能够感到真正发生作用的每件事情都是由最明智的人控制。与之相比，谁碰巧掌握中央政府、征税、驻守边疆、享受宫廷生活的奢华等就无关紧要了。

所以，由令人尊敬、只虔诚地服从安拉的先知继承者领导的完全神圣的团体的早期理想，被大多数穆斯林有些不情愿地放弃了。但没有全部被放弃。一些顽固的理想主义者坚持最初的观点，因而变成异端。其中许多人坚持认为，只有先知的女婿阿里才是信徒团体的合法首领。当阿里的直系在第12代绝嗣时，一些人争辩说，先知的真正继承人已经退出了这个不可救药的邪恶世界，但是将来会返回，以强大的威力向那些背叛了真理、对安拉命令阳奉阴违的人复仇。极端教派分裂为众多小派别。其中有些派别特别不容忍阿拔斯王朝，或者任何的确缺乏他们那种坚决不妥协理想的合法的权威。这些集团被称为“什叶派”。那些愿意生活在阿拔斯王朝政策范围之内的多数人被称为“逊尼派”。

逊尼派—什叶派分裂贯穿伊斯兰教历史，直到今天。同样，阿拔斯王朝妥协给世俗政府管辖权的限制也影响了后来所有伊斯兰教国家的政策。

神圣律法自治管理的一个重要后果是，穆斯林的政治权威希望其他宗教团体领袖必须为其信徒的私人和宗教事务的立法工作提供指导，就像乌里玛指导穆斯林的生活一样。因此，基督教和犹太教团体的广泛自治就得到了保证。

穆斯林法典的第二个重要意义是，一个人要么全盘接受伊斯兰教，要么坚决拒绝。中间路线是不可能的。要么承认穆罕默德是安拉的最后一位、唯一的先知，神圣律法的只言片语也是对人类表达的安拉意志，要么这些主张都是虚假的。从逻辑上找不到任何中间立场，事实上也发现得很少。总而言之，伊斯兰教把犹太教和基督教先驱教义的不宽容推向极致。

伊斯兰教表达出来的宗教渴望很快就对中东和北非数百万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各种宗教讨论所需工具的阿拉伯语学习变成了宗教虔诚的一部分。因此，与伊斯兰教传播携手而来的是语言的迅速变化，阿拉伯语取代希腊语和/或阿拉美语，成为中东各民族的日常生活用语。但是波斯语仍然在伊朗使用，虽然一度不再用于文学目的。

阿拉伯的宫廷生活和文化

在伊斯兰教形成之前的阿拉伯半岛，歌颂部落和个人英勇的诗歌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穆罕默德厌恶这些与他的神启言论相竞争的诗歌。但是阿拉伯武士不顾先知的教导，仍然培养了对诗歌和韵文的爱好。在前面几代阿拉伯人经历的安逸闲暇生活里，诗歌对武士理想的表现得到了强化，因为他们开始依靠向新臣民征税维持生活。结果，一种宫廷风格的绅士生活在阿拉伯武士中发展起来，这显然违背了虔诚的穆斯林理想。例如，尽管穆罕默德明令禁止饮酒，但饮酒是绅士行为准则的一部分。更普遍的是，对世俗世界享乐的衷心欣赏、对优雅举止的追求、对事物的自豪、憎恨以及喜爱等，都与彻底服从安拉的虔诚导向不相符。只有在政界高层，特别是在哈里发本人的宫殿里，这种世俗的、享乐的、贵族本质的生活方式才能自由地繁荣。

从历史上继承的第二个因素也顽固地阻碍了富有活力的伊斯兰教虔诚拥护者的追求。深深扎根于希腊人中的探索奥秘的习惯不能被完全压制。当然，在宗教事务上，通过拒绝回答思辨神学的问题，乌里玛坚决而且总体上成功地抵制了诱惑。他们认为《古兰经》和“传统”已经提供了一个人所需要知道的一切，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但是，穆斯林——或者至少穆斯林中的富人——并不打算排斥两种职业服务：预卜未来的占星家和治病的医生。当然，占星术和医学深深地浸染了希腊思想。因此，在进行这些活动时，穆斯林必然把大量希腊思想传统输入自己的学术之中。而且一旦穆斯林开始探究事物的理性，那么就很难加以控制。不久，好奇心就蔓延到与医学或占星术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阿拔斯王朝的一些哈里发甚至变成了学术赞助人，组织人员系统地翻译希腊和印度的科学和哲学著作。大量希腊知识和一些印度学术（如十进制计数法）就这样传入阿拉伯，激发了一批宫廷和职业人员的好奇心。

十进制带来的简便而精确的小数点计数法，刺激了阿拉伯数学家归纳出我们现在以其阿拉伯名而称为“代数”的数学运算方法和关系。这把阿拉伯人对数字的理解带到全新的方向，与希腊数学思想的几何风格大相径庭。

科学好奇心指向的第二个富有成果的领域是炼金术。炼金术士获得的许多思想和一些技术似乎都起源于中国的道士。但是阿拉伯人带着极大的热情寻找“哲人石”，长期不辞辛劳地试图把一些普通金属变成黄金。在此过程中，蒸馏、加热、溶解等方法，以及改变物质物理形态的其他方法都被发明或改进了；许多化合物被成功地合成，尽管关于化学反应的观点是十分荒诞的。阿拉伯人超过希腊人成就的另一门科学是精确的光学——穆斯林在磨制眼镜镜片以适合数学曲线时获得的技巧的结果。但是这些改进并未动摇诸如医学中的盖伦、天文学中的托勒密等伟大权威的地位。除了数学外，阿拉伯的科学一直忠实于希腊的原则，只有少量细节偏离希腊权威。

阿拔斯帝国

因此，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下，希腊理性主义和科学传统、伊斯兰教产生之前被阿拉伯部落人口珍视的贵族武士理想、虔诚的穆斯林急切成圣的特点等，都在帝国官僚制度和主要受波斯原型启发而形成的军队庇护下得到发展。这种融合使文明丰富多样，超过当时欧洲所知道的任何文明，堪与遥远东方的唐朝中国相媲美。

但是两个弱点仍然存在。第一，在国内，以民族也许还以穆斯林社会内部经济分化为基础的什叶派经常发动叛乱。公元800年后，正是从这种宗教—社会分裂中崛起的各地封建主开始瓦解帝国的结构。第二，阿拔斯帝国北部边境不能长期抵御来自草原的残酷压力。因此，从草原渗透来的突厥士兵和冒险家逐渐控制了政治，甚至巴格达。但是直到1258年，他们一直让阿拔斯家族的成员继承王位，以掩盖他们篡夺了实际权力的行径。但是此后不久，各个行省的叛乱加上宫廷政变，导致中央政权崩溃，甚至对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等帝国腹地也失去了控制。

因此，来自亚欧草原及其临近地区的突厥部落的伊斯兰教新派系，不仅使神秘的探索者可以寻求早期伊斯兰教未留余地的宗教启蒙形式，而且赋予穆斯林世界一种非常不同的特点。公元1000年大致对应着这些转变的开端，也对应着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基督徒关系的重要变化。但是在进一步追究这些事情之前，我们必须及时折回脚步，概括其他文明民族对伊斯兰教兴起、伊斯兰教征服者横跨旧大陆在中东成功地建立新的文明模式所做出的反应。

第十四章 中国、印度和欧洲
（600～1000年）

由于伊斯兰教迅速成为有凝聚力的法定生活方式，所以其相邻民族不得不面临选择：完全接受或完全拒绝。与此前的宗教在文明生活中没有发挥如此重要作用的时代相比，伊斯兰教把文明世界划分为更紧密的单元。但是，跨文化边界的刺激仍然起着重要的消极作用。在抵制伊斯兰教过程中，南亚次大陆和基督教世界不得不形成比以前更强有力的特色。

600～1000年间几个世纪的第二个总体特点是半文明生活方式传播到此前文明地区的北部和南部边界。例如，在“远西”，到1000年，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部落都被纳入基督教世界的范围之内。随基督教而来的至少包括初步的高级文化和文明社会秩序。与此同时，在东欧和中亚，突厥各部进入文明的边缘地区。组织得最好的突厥国家没有接受相邻文明民族已经创立的宗教，而是更喜欢犹太教（如哈札尔人）或摩尼教（如维吾尔人）。他们因此保留了更多的精神和文化独立性。

由于游牧、战争、骆驼商队贸易仍然支配草原上突厥人的部落生活，所以他们比较容易与当时主要从事农业的社会保持宗教和文化的分离。但是，再往西，蛮族与文明团体之间就不存在这种差异。相反，农业技术的大幅提高使日耳曼人和其他蛮族把欧洲平原北部的森林地区开垦为耕地。因此，与草原地区相比，从地理和社会角度看，文明现在能够以更全面的意义传播到欧洲“远西”的森林地区。关键的变化是日耳曼农耕者发明了一种新式重犁，它能够排干沼泽潮湿地，并结实到甚至能够翻耕覆盖北欧大部分地区的黏土。这种重犁首次使低洼的森林地区也能耕种，而此前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熟悉的轻型浅犁根本无能为力。草原地区没有发生可以与之相比的改变生活条件的技术变革。因此，文明向北扩展到日耳曼和斯拉夫各民族所引起的变化，比文明向当时生活在他们东部、熟悉一些文明生活的突厥各部落的北移所产生的变化剧烈得多。

在远东，情况有所不同。中国历经许多世纪发展出来的田园耕作方式缓慢而顽强地继续扩大。众多无名先辈开挖沟渠、修筑堤坝，从无数小溪中汲水或用管子输水到新开辟的农田里。没有什么技术革新，仅仅是大量人力耗费。当中国人逐渐把长江流域的水引上高高的农田时，位于中国文明发源地东北边缘的朝鲜人和日本人，通过把各自国家的耕作技术提高到中国水平，辛勤地进行着大幅度扩张远东农业文明区域地理范围的工作。

像同时代的维吾尔人一样，通过使用自己的语言、信奉与他们正在联系的文明中心盛行的不同宗教，朝鲜人和日本人保持了不同于中国的文化特色。因此，845年中国贬异佛教后，朝鲜人不仅定佛教为国教，而且比以前更强调对它的信仰。另一方面，日本也没有完全脱离中国，不惜冒完全被纳入中国文化圈的风险。因此，600～1000年，日本欢迎佛教、儒家学说和其他任何方面的中国文化。他们满怀热情地引进外国事物，后世也经常这样做，这赋予日本历史急剧变化的特点。因此，奈良时代（645～784年）日本历代天皇迅速并系统地建立以中国大唐宫殿为样板的小规模宫殿。日本宫廷生活早熟的感觉被紫式部女士于公元1000年后不久创作的细致优雅爱情小说《源氏物语》所描绘。但它是一种比较简陋的生活方式，由那些居住在城堡中的贵族资助人维持，但它的确滋养了日本文化的独立性。随着这种军阀以削弱中央政权为代价而取得的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增长——公元1000年后变得非常突出的日本生活的特点——日本文化发展的独特性得到了保证。

在文明世界的南部边缘，一群同样的新民族和国家达到了在当时可以适当地称为“文明生活”的水平。云南变成了中国文化的卫星，正如安南（现代北越）早已成为的那样。西藏利用位于中国边疆，接近印度的地理优势，综合来自两边的因素，宗教取自印度，世俗文化主要取自中国的中原地区，但是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地方特色。例如，西藏的宗教就融合了当地的苯教与佛教观念，创立了喇嘛教。在喜马拉雅山南边，孟加拉和克什米尔变成了印度文化的重要边界，强大的地方性国家在那里兴起，支配了北印度平原的政治生活，虽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把恒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统一为一个新的“天下四方”帝国。我们已经注意到阿拉伯突然崛起于中东。跨过红海，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和努比亚、西非的加纳都变成了当地的国家，都自夸拥有文明的许多吸引力。埃塞俄比亚和努比亚接受了被罗马和君士坦丁堡都宣布为异端的基督教（基督一性论）。而加纳仍然信奉异教。

文明生活方式地理范围的大幅扩张，以及公元600年后文明世界南北边缘地区发生的各种异质文化融合增强等现象，在更大程度上概括了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中心的地区性亚文化的发展，这种发展从公元前2000年文明首次适应雨水灌溉地区之时就已经开始了。文明成就的内在吸引力当然是它们最终传播的原因。在这两种情况下，以战利品、贡品和贸易形式出现的文明世界的商品出口增长，使蛮族首领、国王、军官和各种权势人物开始让其臣民接受文明的诱惑。公元600年后，旧大陆各文明区域处于比以前出口更多物资的地位，因为它们自己的国内经济和技术在传统上被称为欧洲历史的“黑暗时代”里得到了重大发展。

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明社会不断增长的范围，我们将逐一考察它们。

中国

隋朝重新统一中国（589年）后不久，一轮短暂的战争把一个新王朝唐朝（618～907年）带上了权力宝座。经过较长时间的皇位空缺，宋朝（960～1279年）继之。实际上，中国政府并不完全符合传统的王朝类型。在我们关注的四个世纪（600～1000年）里，强大的中央政府只持续到755年，接着是帝国权力削弱、地方军阀势力增强、对以中亚维吾尔族为首的突厥联盟的依赖时期。840年推翻维吾尔政权仅仅是被其他蛮族主人所取代而已，这些新蛮族主人在唐朝后期几十年里直接控制了北方的中央政权。宋朝也未能把这些蛮族统治者从东北地区驱赶出去。

但是755年后中央政权的瓦解并未严重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南方，数百万农民逐渐把稻田从河流沿岸延伸到丘陵地区，使肥沃而精心耕作的稻田像连绵的地毯一样，生产出大量粮食，足以维持大幅度增加的城市手工业者、地主和官员等人口。贸易常常掌握在外国人特别是维吾尔人和阿拉伯人手中。儒家思想认为商人是社会的寄生虫。因此，虽然对外贸易和中国境内区域性贸易得到长足发展，但是城市各个阶级并未向地主乡绅的传统支配地位发起挑战。相反，中国手工业者和中外商人的天赋和技巧主要被用于满足地主—官僚阶级的需要，这个阶级的成员受过传统的中国学术教育，力图维持适合缙绅的艺术和礼仪。

缙绅的思想在唐朝和宋朝早期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绘画变成了中国的主要高雅艺术，在这个时期取得了经典的形式，虽然没有真品流传下来。诗歌也随着李白（705～762年）和杜甫（712～770年）的作品而取得了经典形式，他们的诗歌体裁使民间歌曲的韵律更加精细，并因此形成了约束后世的传统。由于李白诗歌的新奇和自叙辛酸事的特点，所以他的诗歌比他的散文更难模仿，那些有鉴赏能力的人都一致认为，李白不仅是先驱，而且是中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

佛教在唐朝初期几乎取得了国教的地位，但是845年后遭到了系统的迫害。皇帝没收因虔诚信徒捐赠寺庙而大量积累的土地的欲望促进了这些迫害活动。但根本原因是猜疑，甚至的确是反感，儒生们觉得，教导信徒放弃孔子认为是美好生活中心的所有义务和责任的宗教是怪异的。9世纪遭迫害之后，中国的佛教只在比较低微的各行各业中流传。

但是佛教为中国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儒家从佛教僧侣那里学会了通过类比和象征解释而读出古老经典的新含义。此外，他们在儒家经典著作中发现的许多新含义涉及形而上学和宇宙学的问题，这是佛教僧侣第一次带给中国的。为求自保，道士选择通过向对手借鉴各种教义、修行组织机构和学校教育制度与佛教斗争。所以即使在官方失败了，佛教仍然留下了大量遗产——后世中国画家使用来自佛教艺术的具象主义和叙事技法，以便描绘世俗和儒家事物的态度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事实。

古典学术的精细和哲学抽象的具象主义被称为新儒学。它的全面发展在我们正在考察的这个时期之后才到来，但是新儒学在公元1000年之前就已经露出端倪了。宋朝早期统治者提倡他们认为是真正中国的任何事物，有意地反对被认为是外来的任何事物，这种政策保证了新儒学在官方的胜利。缙绅在社会上的支配地位与这种文化政策相辅相成。与西亚和欧洲更激烈动荡的发展相比，这些因素的融合赋予中国突出的大一统特点。

为中国稳定做出贡献的另一个因素是选拔天才个人进入帝国官僚系统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宋朝这变成了进入政府机构的正常途径。候选人必须在笔试中证明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熟悉。那些取得最好成绩的人才有资格担任官职，并且能指望被擢升到政府最高职位。为了准备科举考试，儒生需要多年的学习，所以通过了科举考试的每个人自然具有儒家经典包含的相同世界观和价值观。所以，中华帝国的官员变成高度同质的集团，他们的录用方式保证了他们较高的能力。

出身寒微不是走向仕途不可逾越的障碍。聪明的男孩，即使出身非常贫寒的家庭，有时也能进入官员之列。偶然地，整个村庄供养一名考生准备考试，一旦考生中榜，村里就有了一个高官保护者，所有有关开支就似乎都被认为是值得的。实际效果是确保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官职带来财富和地位；但即使是最富有家庭的子弟也必须考取功名，方能确保其社会地位，有效地保护继承下来的财富。在那些不得不服从它的人眼里，科举取士的方法也许有助于官僚权威的合法化，因为发号施令者的权力是由本人赢得的。

印度

伊斯兰教没有直接对中国发起军事挑战。虽然双方在中亚发生过冲突，751年（怛罗斯战役）唐军战败，一些遥远的绿洲丧失给穆斯林武士，但是这没有什么重大意义。此后10年里，更接近本土的灾难使唐帝国的权力瓦解；不久，维吾尔族摩尼教徒变成了穆斯林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带。印度却要暴露得多。到751年，穆斯林已经征服了印度西北部的信德地区，不久还攫取了印度洋的海上霸权。此后穆罕默德的信徒把印度与以前在文化上依附自己的东南亚隔离开来，至少在理论上，穆罕默德的信徒认为，印度教徒是可恶的偶像崇拜者。

印度种姓制度以及这种社会制度必然带来的政治、军事弱点，意味着印度教徒不能用武力击退穆斯林。因此，他们的反应是和平的，目的在于保护被穆斯林视为侮辱性的印度教传统。一方面，一批印度哲学家开始系统地总结《奥义书》的知识传统。这使学者有效地反驳穆斯林对印度教偶像崇拜传统的指责，他们解释说，只要被正确地理解，所有仪式都有助于穷人服膺纯洁的、卓越的神学一神论。由商羯罗（788～850年）创立的哲学体系成为后世印度教的标准。商羯罗证明，即使最粗陋的传统宗教活动也是正当的，他声称它们鼓励卑微的知识分子达到隐藏在每种感觉经验之后的绝对知识。作为一名虔诚的印度教徒，他甚至准备争辩说，穆斯林的仪式即使对那些不能够比穆罕默德更深刻地洞悉真理的人也有价值。

在神学辩论中，印度教学者就以这种灵活方式扭转局势。在更实际的日常水平上，印度人的情绪是强烈反对外国人的。正如晚唐和宋代中国一样，印度大众文化开始系统地反对一切外来事物，捍卫所有看起来属于他们自己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印度生活中被隐藏的和原始的东西第一次进入了文字记载。特别是极其多样的、被总称为“密教”的崇拜仪式终于被公开了，并变得越来越精致了。密教专家力图通过使用魔法和咒语，来拥有一般仅为圣徒和禁欲者所拥有的超自然力量。所以密教变成了通往圣洁的捷径，使普通人不经历禁欲的痛苦和苦难也可以达到禁欲者的目标。这种终南捷径受到广泛欢迎，且可能削弱各种形式的禁欲主义。

密教一直主要是私人仪式，虽然小集团也可能一起举行魔法活动。在更公开一面，神庙供奉被偶然的盛大节日所补充，这些以印度众神中某个神的名义的节日照常举行，甚至变得更加精细。在笈多时代，宫廷为作家和艺术家提供资助和观众。随着笈多帝国和平的破坏，没有可与之相媲美的宫廷中心出现。因此，神庙充当了首要角色。印度文明经历了向更世俗化、知识化的转变。特别是在数学方面，它在笈多时代曾经有一个灿烂的发端，但是现在被遗忘了；它在以神庙为中心的高级文化中没有一席之地。除了像迦梨陀娑那样的宫廷诗歌外，还有许多逸名作者创作的圣歌，有时这些圣歌用生动而非常肉麻的语言歌颂神与其崇拜者之间的爱情。在观众和参与者中跳舞和吟唱圣歌能够而且的确引起强烈的感情迸发。成百上千的人发现，通过这种仪式，他们能够体验与隐藏在日常事务背后的神力结合的感觉。因此，印度教在大众感情中根深蒂固，这是反对穆斯林（后来基督教）传教者论点的最好证明。

关于这个时期印度社会经济生活甚至印度被分裂的政治单位情况的记载都非常不完整。当然，总体水平较高的活动继续着，而且在诸如孟加拉和喜马拉雅山的克什米尔山谷等地区，印度社会地理范围的重要扩张发生了。在这些地区，丛林沼泽、丘陵森林都被开发成农耕乡村。因此，印度社会总体人口继续增长，尽管从印度河到伊斯兰教统治地区各省的人口减少了。但是这些持续成功还不足以抵消以下事实：从总体上看，印度面对穆斯林威胁做出的反应似乎是感性的吸收，专注于明确无误的印度本身的事物，反对所有外来刺激，在此过程中，放弃或不再强调笈多时代某些更加积极和成功的发展。

欧洲

直到我们考察的这个时期的末期，欧洲人仍然处于守势。但是欧洲的守势首先是军事方面的，其次才是知识和情感方面的。因此，与印度不同，政治超越其他人类联系基础的重要性被欧洲“黑暗时代”好战的蛮族和基督教徒重新坚持下来，这种人类政治首要地位曾经首次被希腊人强调。

把这个时期欧洲政治史的动荡划分为三次蛮族入侵浪潮是有用的，其间经历过两次短暂的稳定。我们在第十二章中已经考察过第一次蛮族入侵浪潮。这是匈奴入侵中欧引起的民族迁徙，哥特人、勃艮第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日耳曼人的其他分支于378～450年进入罗马的领土。克洛维（卒于511年）的后代在高卢巩固了法兰克王国，查士丁尼（卒于565年）时期罗马重建对北非、意大利、西班牙部分地区的统治，这些事件构成了第一次蛮族入侵浪潮后文明（或半文明，如法兰克王国）社会政府动荡中的稳定。

第二次蛮族入侵浪潮在查士丁尼死后接踵而至，一支从南俄草原被迫向西迁徙到匈牙利平原、被称为“阿瓦尔人”的新游牧民族，像此前的匈奴人阿提拉一样，开始对他们新大本营南部和西部农耕地区大肆抢掠。717～718年，当穆斯林围攻君士坦丁堡时，阿瓦尔人的势力达到顶峰。但是君士坦丁的都城城墙仍然屹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新皇帝、伊苏里亚王朝的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登基，着手整顿拜占庭军事力量。他把大量土地授予将士，作为他们守卫边疆的报酬。在小亚细亚，这种政策很快便击退了阿拉伯人，并且能够永久地把他们阻止在大约陶鲁斯山脉一线。但是在欧洲，利奥及其后继者没能阻止斯拉夫人的大规模渗透，这种渗透逐渐把巴尔干半岛北部和中部转化为讲斯拉夫语的地区。以同样的方式，568年后，伦巴第的日耳曼人也取代了控制意大利全部内陆的拜占庭势力。

随着拜占庭在小亚细亚势力的恢复（718年后）和两个蛮族王国的稳固：第一个是多瑙河下游的勃艮第帝国（679年后）和“远西”的加洛林帝国（687年后），一定程度的稳定也降临欧洲。保加尔王国把斯拉夫人整合成突厥人的战争组织。它被证明强大到足以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主要军事对手。在此过程中，文明政府和行政管理的属性渗透到巴尔干的斯拉夫人之中，甚至在保加尔汗皈依基督教（865年）从而为它吸收拜占庭文明打开大门之前。

在法兰克人中，类似的事件也出现了。法兰克王国在克洛维时期（496年）就已经变成了正式的基督教国家。虽然他的后代激烈争夺（墨洛温王朝），但是旧罗马生活的痕迹在高卢仍然不确定地存在着。687年，赫里斯塔尔家族的丕平实际上控制了克洛维王国分裂而成的两部分。丕平出身于法兰克人领土日耳曼成分更纯粹的东部地区奥斯特拉西亚，他是墨洛温王朝慵懒的国王的宫相。丕平把罗马化程度较高的大量高卢土地授予亲信和支持者，由于其规模大，所以足以当作第二次蛮族入侵浪潮。752年，丕平家族的权力被正式承认，他的孙子（也叫丕平）取得“法兰克人的国王”称号。在下一代时间里，查理曼把新建立的加洛林王朝势力带到了鼎盛。他征服了日耳曼和罗马欧洲，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之外。他主要依靠武力迫使萨克森人和其他异教日耳曼人皈依基督教。他消灭了阿瓦尔人在匈牙利的大本营，并声称基本控制了中欧的斯拉夫人。为了使他的权力得到承认，800年，罗马教皇为查理曼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几年之后，拜占庭帝国皇帝认可了教皇的行动，因此，以法律形式承认西部重建了一个罗马帝国，与东部罗马帝国（拜占庭）相抗衡。

拜占庭与法兰克之间的合作之门从未关闭。围绕基督圣像崇拜作用的持续宗教争论加剧了政治分裂。从717～718年穆斯林围攻中挽救了君士坦丁堡的伊苏里亚王朝皇帝利奥三世希望废除基督教会的圣像。因此，他禁止圣像崇拜。他也许是在对穆斯林谴责偶像崇拜做出回应。当然，许多基督徒认为，他们在穆斯林和蛮族面前遭受的军事失利，都是由于上帝对偶像崇拜活动表示不悦。但是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的许多宗教领袖却反对皇帝禁止偶像崇拜的政策。双方互相谴责对方为异端。与拜占庭皇帝的争论使教皇陷入尴尬境地。从官方角度来说，罗马城仍然处于拜占庭的管辖之下，但是入侵的伦巴第人经常扩大他们对意大利的控制范围，并威胁罗马城本身的安全。在这些情况下，754年，教皇斯蒂芬二世来到登上王位不久的丕平的法兰克宫廷，邀请他率军到意大利保护罗马教廷。丕平接受了邀请，打败伦巴第人后，他把意大利中部一块狭长领土交给教皇管理。由此建立的教皇国持续到1870年，教廷与加洛林君主之间的联盟关系持续到加洛林王朝终结。

最终，拜占庭帝国皇帝屈服于君士坦丁堡人民的意志，恢复了教会的圣像崇拜（843年）。这正式结束了教皇与君士坦丁堡统治者之间的争论。但实际上基督教世界东、西两部分之间的裂痕继续扩大。由于斯拉夫人渗透到巴尔干内陆，查士丁尼（卒于565年）时代之后，拉丁语在君士坦丁堡的街道上突然消失了。希腊语在西方已经被遗忘了很久，拉丁语知识本身只是在少数修道院和主教堂附属学校里不稳定地维系着。大众语言迅速偏离了古代形式，演变成中世纪和现代各种日耳曼语和罗曼语。

因此，正是文化和政治上分裂的基督教世界面临着第三轮也是最后一轮蛮族入侵。从南俄逃亡出来的一支新的战争力量再次穿越匈牙利平原，并从这个基地出发，四处劫掠。这轮入侵者被称为“马扎尔人”或“匈牙利人”。896年他们越过喀尔巴阡山山口。不久，北非的穆斯林国家几乎摧毁了拜占庭的海军力量，打破了地中海地区的均势。一系列大规模海盗袭击接踵而至，矛头直指地中海北部沿岸各地。与此同时，维京海盗发动了同样甚至更残酷的侵袭，他们的基地在斯堪的纳维亚。

欧洲与其邻居之间关系的根本逆转发生在1000年左右。其标志是意大利造船业的兴起，它能够立即在地中海对穆斯林以牙还牙，另一个标志是基辅罗斯（989年）、匈牙利（1000年）和斯堪纳的维亚的三个王国丹麦、瑞典和挪威（831～1000年间）皈依基督教。在每个国家，皈依基督教都标志着雄心勃勃的王权出现，王权期望基督教帮助他们驯服桀骜不驯的贵族，在仍然处于野蛮状态的臣民中建立文明生活所需的附属物，如识字和有组织的宗教。

封建主义的开端

通过自发皈依而驯服北方蛮族的成功，至少部分地归功于效率得到大大提高的欧洲组织制度，在马扎尔人、维京人和阿拉伯人入侵的打击下，这些组织制度的效率就开始显示出来了。在东部，拜占庭帝国自身逐渐以很久以前波斯人开创的方式开始转型。封建制度沿着国家边境地区发展起来了，主要由地主维持被招募的重装骑兵，随时准备抵御邻近民族对当地任何形式的侵袭。这种转型涉及的真正风险是很大的。拜占庭最伟大的征服者巴塞尔二世（976～1025年在位）虽然最终成功地打败了保加尔帝国，把帝国的边境推进到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上游，但是他险些被封建贵族的叛乱赶下王位。此外，乡村的强大武士—地主阶层削弱了城市在社会中的全面支配地位——这也许是与曾经在地中海打败阿拉伯侵袭的拜占庭海上力量衰落有关的一个事实。

在西部，中央政权的确瓦解了。查理曼帝国不能防御维京人和马扎尔人的侵袭。而军事和政治领导权都落入鲁莽的地方领主和士兵手中，士兵把自己装备成重装骑兵或骑士。但是西部的骑士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装骑兵有一个重大差别。当这种昂贵的装备首次明确引入“远西”时，即查理·马特时期（714～741年统治），法兰克骑士依靠一种全新的战术。与波斯和拜占庭士兵迎面向敌军射箭的做法不同，法兰克人依靠一支重矛。通过猛然向对手发力，他们能够集中马匹和手执长矛的骑手的全部力量于一点，因此，爆发出更强大的力量，能够轻易地突破任何其他阵型的防守。马镫的发明对这种新战术至关重要。如果没有马镫可供站立，冲锋时骑士全身倾斜，那么兵器接触时的震动将把骑手从马背上耻辱地横扫下来。遗憾的是，马镫的起源和传播过程不是很清楚。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8世纪初法兰克人把马镫、盔甲、大型马和重剑结合起来，产生了一种新的作战人员，论单骑决斗，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对手。只要他们的人数保持很少，那么最新式的骑士就无法阻止蛮族的侵袭。但是地方防御的需要实在是迫切而紧急。结果，部分地由国王或其他公共权威（公爵、伯爵）合法地授予，部分地由地方侵夺王权和非正式契约，越来越多的农业土地被指定用于供养骑士。所以，到公元1000年前，西欧大多数村庄已经被置于职业武装人员的控制之下，他们装备着战马、剑、盔甲和残忍的暴力设备。这样的骑士阶层不仅能够打退敌人的进攻，而且很快就在基督教世界各条边界采取攻势。

两种其他重要变化增加了新兴欧洲社会中世纪制度的范围和力量。一是重犁的传播，这在前文已经提到（第201页）。以这种犁为基础的农业为维持足够的骑士、使欧洲变得真正强大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第二个是欧洲北部海域贸易的发展。海盗和海上打劫者很快便发现，当抢劫不再易行时，贸易可能是有利的。四处流动的商人、水手、业余海盗常常发现，在一个比较永久的基地定居下来是比较方便的，只要那里的交通路线和安全的港口能够带来适当的场所。中心就以这种方式形成了，后来中世纪欧洲城市生活就兴起于欧洲北部的这些中心。对未来西方文明发展最重要的是，第一批欧洲城市居民习惯于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反对任何外来干预者。这赋予西北欧市民阶层显然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市民所习惯的、更自信的生活方式，而其他文明盛行保护社会优越者和礼貌地迎合地主和官员。

骑士制度、重犁与道德独立的结合，再加上富有进取心的商业人口赋予了“远西”一套有当地特色的、新的、与当时其他文明截然不同的制度和技术。

在某种程度上，欧洲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实际上是非常有成果的。通过建立风磨和水磨，新的机械动力来源被开辟了。这些都不是新发明：最早的风磨似乎出现在中亚，用于派遣祈祷者通过转动一个轮子到达佛教菩萨那里；水磨在公元3世纪就被安装在罗马附近的台伯河上，为罗马城的市民磨小麦。但是拉丁基督教徒建造了更多的风磨和水磨，并改进了设计，以便原先不得不利用人力或畜力完成的工作现在常常能够通过机械手段来完成。另一种重要改进是马颈圈，它第一次使马匹能够全力拖曳重物而不被勒死。马颈圈和防止马掌在坚硬路面开裂的马蹄铁使欧洲农民能够利用马匹作为生产牲畜，而此前马匹被严格地限于军事目的。由于马匹行走速度几乎相当于牛的两倍——牛是另一种替代的主要牵引牲畜，所以在耕地和其他农活中，马匹使单个农民也能够在同样时间里完成双倍的工作。

学术的衰落

但是从另一种程度上，“黑暗时代”的确与传统名称名副其实。在欧洲大陆，人们过分忙于钩心斗角，以致没有很多精力献身于文学或艺术。但是在爱尔兰和不列颠，一股突出的浪潮出现了，在其他情况下，它可能发展成一种独立的文明生活方式。这段历史的第一个标志是爱尔兰在圣帕特里克（卒于461年）的引导下皈依基督教。从此，在许多爱尔兰修道院中，异教的口头学术传统受到拉丁语甚至希腊语学术的滋养。传教士渡海来到苏格兰和英格兰；其他人则光临大陆，在使大陆日耳曼人皈依基督教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给所到之处带来了比高卢或日耳曼本身保存的更高水平的知识和文化。令人尊敬的比德（卒于735年）是这种传统学术的最佳追求者之一，他最伟大的著作是《英吉利教会史》。他死后不久，维京人毁灭了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修道院。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爱尔兰和英格兰所有其他学术中心，所以到公元900年左右，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保存下来了。爱尔兰和凯尔特欧洲其他地区再度陷入更广泛的欧洲世界的边缘和落后地位。

小结

如果有人试图比较中国、印度和欧洲对穆斯林和蛮族压力所做出的反应，那么显然欧洲内部发生了最为剧烈的变化。事实上，中国并未被触及根本，一如既往，中间经历过佛教的传入之后，仍然恢复和丰富了儒家传统。印度受到更深刻的影响，但是以缩回本土宗教传统的方式作为应对之策。相反，欧洲打退了穆斯林和蛮族的进攻，并且在此过程中，它最根本的制度发生了转型，它的技术得到了改进，而且是以能够维持未来更大成就的方式改进。但是，几乎无论以任何可以想象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伊斯兰教世界、中国和印度都远远超过欧洲文明的水平。“远西”事实上倒退到蛮族文化，只保留了古典学术、文学和艺术的碎片。在这些领域，新的创造性直到公元1000年之后才开始。

第十五章 突厥和蒙古征服的影响
（1000～1500年）

草原游牧民族与农耕世界的紧密联系是公元1000年前的几个世纪里的突出特点。在接下来的500年里，这引起了一系列入侵和征服，这些征服活动把突厥和蒙古统治者带到了中国、中东、印度和东欧。农耕世界里的受害者和臣民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穆斯林以深远而特别成功的方式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和文明的重点以及内部平衡。事实上，穆斯林把草原民族的军事能量据为己用。突厥和（不太重要的）蒙古新皈依者犹如伊斯兰教的一片锋利刀刃，使它成为整个印度和东欧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与此同时，商人和四处漫游的圣人把穆罕默德的宗教带到东南亚、东非和西非，甚至渗透到中国西部一些省份。

从蒙古征服者引人注目的新奇事物中，中国人没有发现任何值得崇敬的东西，在最初比较顺利的阶段，他们振作精神，力图抛弃一直被认为是外来的东西，摆脱蛮族的枷锁。因此，蒙古统治（元朝，1260～1368年）留下的痕迹非常少，除非把明朝（1368～1644年）加大决心重视传统和真正的中国文化的措施，也归结为他们对蒙古统治的回应。

绝大多数发现自己处于伊斯兰教化突厥人统治下的印度人和东正教徒仍然忠诚于各自的宗教传统。但是，长期的地理范围重叠导致不同宗教团体之间发生大量的互相渗透，尽管官方在边界两侧派遣宗教守卫者，以保持神学真理的纯洁性。

突厥人的渗透

在更详细考察农耕世界的回应之前，概括世界历史事件的进程是有益的。公元1000年，突厥各部分布于亚欧草原中部从阿尔泰山到南俄的广大地区。在伊朗东部，穆斯林城市和农耕者与突厥游牧民之间的互相渗透早已发生，许多突厥部落通常随意或表面上接受了伊斯兰教。公元850或900年后，许多世纪以来控制草原的伊朗贵族不再有效控制了。其原因不清楚，但似乎可能是许多贵族迁移到城市，享受比祖先所知更丰富的文化，并且在此过程中，丧失了他们对战争和摔跤的爱好，把这些都留给了突厥雇佣兵，这些突厥雇佣兵很快便发现自己处于控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穆斯林腹地以勒索赎金的有利地位。

因此，当突厥雇佣兵和部落民众开始到处支配伊斯兰教的政治生活时（公元900年后），新来者已经掌握了波斯和阿拉伯的穆斯林文化。但是突厥人仍然保留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了反对其他伊斯兰教社会的军事互助。他们的统治是混乱的。促使部落组织解体的军事冒险与不稳定的氏族首领之间互相竞争，在农耕世界环境生活几年后，部落首领的亲信就经常不守部落纪律。这种地位不稳固的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和联盟都是异常脆弱的，在伊斯兰教世界腹地引起了无尽的政治变化。

但是，新来者极大地拓展了穆斯林的边界。公元1000年，深深地渗透到印度的活动，导致伽兹尼的穆罕默德发动大规模袭击。在三个世纪里，只有次大陆南部避免了被穆斯林征服的命运；1565年，当维贾亚纳加尔的帝国落入几个穆斯林王子之手时，南部也屈服了。突厥人反对基督教徒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曼兹克特战役（1071年）之后，拜占庭对小亚细亚内陆的控制权丧失给了塞尔柱突厥人。与此同时，其他突厥部落（钦察人）突入今天的乌克兰地区，切断了拜占庭与新近基督教化的俄罗斯之间便利的联系通道。这些沉重打击促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年）；尽管第一次十字军取得了迅速成功，但是这次和后来各次十字军都没有阻挡突厥人的推进。相反，当第四次十字军攻打并占领君士坦丁堡（1204年）时，拜占庭帝国的虚弱昭然若揭。部分恢复——1261年君士坦丁堡再次出现了一位希腊皇帝——一方面不足以控制意大利商业扩张的力量，另一方面，不足以抵御突厥人的军事进攻。奥斯曼土耳其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354年，他们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在欧洲取得了第一个立足点，并占领了加利波利半岛。1389年，他们在科索沃打败塞尔维亚人，在巴尔干赢得了军事优势。但是直到1453年，他们才征服君士坦丁堡，并把它变成他们的帝国都城，拜占庭势力的最后一抹痕迹从地球上被擦除了。

蒙古的征服

突厥人入侵印度和欧洲的大浪潮在13世纪被来自蒙古的风暴打断。伟大的蒙古帝国创立者是成吉思汗（统治时间为1206～1227年）。年轻时代他差点儿命丧敌手，成吉思汗成功地在草原各民族中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联盟。然后他在各条战线上都成功地发动了入侵——向南到达中国，向西打败了伊朗和伊拉克的穆斯林，还打败了俄罗斯的基督教徒。到他去世时，他的帝国在他四个儿子之间瓜分。他们把成吉思汗时代的大规模侵略转化为稍微稳定的政治统治形式。帝国各个互相分离的部分有时还能维持有效合作。按照蒙古人的习惯，领导权由成吉思汗的幼子及其儿子继承。他们统治蒙古和中国，指挥几乎整个蒙古大军。

成吉思汗时代，蒙古部落是异教的萨满教徒。他们对待人类牺牲品犹如对待牲畜——视情况便利而决定照管还是杀戮。但是一旦定居在农耕民族中间，蒙古人像以前其他游牧民族征服者所做的一样：他们很快便采用了被征服的臣民的文明。在帝国西部，这意味着接受伊斯兰教。在中国，事情有些不同，因为蒙古皇帝不能容忍作为他们权力依赖的军事力量融入中国民众之中。使自己避开中国人的努力导致蒙古宁愿接受西藏的喇嘛教作为比较偏好的国教，虽然一种信仰大杂烩——基督徒、穆斯林、萨满教徒和其他等——局面继续出现在宫廷里。但是在当地人的回应面前，对与中国不保持距离的惩罚法令显得很脆弱，这种回应把明朝在成吉思汗发动入侵一个半世纪之后就带到了权力宝座。

因此，蒙古统治只是中国漫长历史中的一段插曲。在中东和俄罗斯，情况几乎如出一辙，因为最初反对穆斯林政策后，蒙古人不仅接受了伊斯兰教（俄罗斯，1257年；波斯，1295年），而且迅速与已经在草原中部、西部占支配地位的突厥人同化。蒙古人口太少，他们的文化太原始，以致不可能产生任何其他结果。因此，14、15世纪，伊斯兰教化的突厥武士在自称成吉思汗后裔的将领率领下，再次迫切要求反对基督教和印度教。当时大部分穆斯林世界已经从13世纪异教蒙古征服带来的衰退中恢复过来了。但是巴格达和使伊拉克成为肥沃土地的灌溉系统仍然没有恢复。蒙古征服造成的破坏太大了。因此，以前哈里发的都城仍然一片废墟，直到20世纪。

奥斯曼帝国

在突厥新一轮入侵形成的国家中，奥斯曼帝国是最持久和最重要的。它最初是小亚细亚西北边境的一个小公国。穆斯林世界各地的突厥武士争相为奥斯曼苏丹服役，因为他侵袭基督教领土的活动使宗教价值与英雄式的暴力活动统一起来了，在穆斯林世界其他地区都无法实现这一点。在这些情况下，领土扩张非常迅速，特别是1354年后，突厥人越过海峡首次在欧洲建立了永久性据点。现在苏丹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取得亲信的忠诚和服从，这些亲信被指派在被征服的封建土地上担任职务。奥斯曼统治者通过把王室奴仆扩充为常备军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而组建了著名的“坚尼萨利”（Janissary，意思是“新军”）。它的全体官兵在法律上都被划为奴隶。这些经过特别训练和选拔出来的成员就这样被国王派遣到各省担任总督，当国王征调地方上的穆斯林地主和武士作战时，他们就负责指挥这些地方武装。由于这些特别的奴隶指挥官得到新军和苏丹的支持，所以他们的命令通常都得到执行。奥斯曼国家因而拥有一支高效的常备军，同时还拥有由突厥武士组成的服从命令的封建军队。

苏丹的奴隶家族成员达到数千人。首先，战俘提供了大多数人力需求，通过从商业奴隶贩子手中购买奴隶作为补充。但是这种征兵方法常显得不足。因此，突厥苏丹依靠从遥远的巴尔干乡村招募粗鲁的士兵。因此，出身于塞尔维亚、希腊，或巴尔干半岛西部山区的阿尔巴尼亚乡村农民，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行政管理人员。

没有其他任何穆斯林国家建立了如此突出而高效的内部组织机构，也没有任何一个穆斯林国家像奥斯曼帝国那样将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

我们现在将稍微详细地考察各大文明地区对突厥和/或蒙古统治做出的回应。

伊斯兰教——苏菲派运动

早在蒙古人攻占巴格达（1258年）、结束哈里发的统治并声称所有穆斯林都处于蒙古统治下之前很久，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就已经成了突厥雇佣兵将领的傀儡。在这种情况下，古典伊斯兰教所依赖的原则和诺言已经失去了可行性。如果残忍的欺骗和不虔信者在权力宝座上厚颜无耻地炫耀自己，那么按照真主向穆罕默德及其同伴揭示的意志和命令创建一个社会的全部努力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吗？私人部分仍然保留着，神圣律法的学者像以前一样，继续按照他们细心搜罗和研究的先例，就不同的事情给予建议，指导人们的行为。但是所有这些努力仍然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因为神圣律法再也不能通过想象而延伸到使政治混乱合法化，而穆斯林世界几乎到处都存在这种政治混乱。

这种逻辑上的缺陷和越来越枯燥的追求圣洁方法不能维持曾经鼓舞最初几个世纪穆斯林的真正宗教信仰狂热。相反，追求圣洁的人越来越陷入神秘主义。各种圣人——或者如他们称之为“苏菲”——培养了真主被美化的想象。他们坚守各种不同的纪律。信徒们聚集在一个全面圣洁的人周围，有时发现一个可能消失了几个世纪、传遍穆斯林世界的苦修僧团。在其他情况下，这种联谊会再次解散，没有留下任何踪迹。但是模糊的组织形式并不能模糊对真主的想象，当成千上万人亲身经历过这种想象时，它给予苏菲派运动一种感情力量和“官方的”伊斯兰教已经失去的活力。

当第一步是尊敬并效仿苏菲派亲密地与真主走在一起的圣人时，皈依伊斯兰教就变得相对容易。在变成穆斯林之前，人们再也不需要接受烦琐的法典，私人生活也不会发生什么急剧的改变。相反，按照神圣律法重新安排私人生活是苏菲派神秘主义者首先引入穆斯林中的。小亚细亚被成功变成穆斯林地区，地理范围广泛得多的草原西部和中部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派大量渗入印度，东非和西非的大部分地区被并入穆斯林世界，几乎所有留在叙利亚和埃及内陆地区的基督徒都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些都是由于苏菲派神秘主义者传播穆罕默德教义的新动力。

伊斯兰教以前是一种城市宗教。的确，神圣律法的一些仪式在孤立的乡村无法执行。但是当尊敬“圣徒”、在他们的墓前表示敬意、作为观众参加使人着迷的苦修仪式等变成走向穆斯林团体成员的第一步时，那么头脑简单的乡村大众也能与城市老于世故的人分享宗教信仰。换句话说，作为印度教长期特色的宗教活动和见解的等级划分和千变万化渗透到伊斯兰教中了。的确，中东的神秘主义保留了印度起源的痕迹，也许可以把苏菲派道路的胜利描绘为伊斯兰教的印度化。

苏菲派引起伊斯兰教高级文化结构内部发生重大变化。它最大的成功，是把早期伊斯兰教的绅士和宫廷理想作为肉欲之爱的对立面极其微妙地结合起来了。波斯语诗歌变成这种半宗教、半世俗感觉的最高载体。三名伟大的诗人是：苏菲派的重要创立者鲁米（Rumi，卒于1273年）；萨迪（Sadi，卒于1291年）；和哈菲兹（Hafiz，卒于1390年）。他们与一些知识不太渊博的人一起，创立了一种诗歌体裁，很快就变成所有培育穆斯林教养的教育中的一部分。波斯语因此取代阿拉伯语成为穆斯林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诗歌语言。但是阿拉伯语保留了宗教事务方面的最高权威，而突厥语只用于战争和行政管理事务。

在知识领域，苏菲派的影响就不太愉快，虽然也很大。自称在宗教幻觉中见到真主的人对仅仅依靠人类推理不太感兴趣。国王和成功的将领仍然需要医生和占星家的服务，因此，这些职业继续繁荣。随着伊本·西拿（阿维森纳，卒于1037年）撰写了被广泛引用的医学著作《医典》，比鲁尼（al-Biruni，卒于1048年）精心收集整理印度、希腊和穆斯林思想，以便掌握所有的知识，文化系统化的工作就开始了。也许把知识系统化的人太成功了。究竟还有没有任何医学博士像伊本·西拿那样曾经研究过如此综合的专业手册？或者，也许通过将注意力集中于神秘主义对现实的渗透，苏菲派学者剥夺了感觉敏锐的人进一步探究外界科学的任何注意力。无论如何，穆斯林科学在大约1200年之后凋零了。

厌恶和怀疑理性的态度在阿尔伽扎里（al-Ghazali，卒于1111年）身上找到了系统的发言人，他运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证明通过人类理性认识神学真理的不可能性。正如其名称所表示的，他的《哲学的毁灭》否定逻辑学是通往真理的工具。但是神秘主义者不能完全脱离谈论和撰写他们的超理性体验。从这种讨论中，对带有许多理性的、神学—哲学体系特点的神秘主义实体的阶段和性质的复杂分析出现了。1200年后这种苏菲派学术变成僵化的固定形式，正如350年前伊斯兰教的神圣律法已经发生的那样。

当这种现象出现时，穆斯林思想家把自己包裹在双重（相互无法调和）的坟墓之中。如果特别不走运的话，他们这么做，就像中世纪和现代西欧一些人正开始进行的无穷研究和调查一样。因此，依靠明显似是而非的观点，这种活跃而富有挑战精神的思想家，如西班牙的穆斯林伊本·路世德（拉丁语名阿威罗伊，卒于1198年）和埃及的犹太人麦孟尼德（Maimonides，卒于1204年），他们都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受到启发，此时他们在穆斯林世界几乎都被遗忘了，但他们对正在兴起的巴黎经院哲学却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总之，我们可以说，苏菲教派成功地把从希腊继承而来的理性主义传统，与从阿拉伯和波斯贵族继承而来的上流社会传统，和从穆罕默德继承而来的宗教传统，融合成单一的、比阿拔斯王朝时期更紧密的整体。当人们加上以下这个事实：苏菲派传教者把伊斯兰教引入比阿拔斯帝国版图大两倍多的地区，这个运动的广泛和成功就可见一斑，即使那些认为神秘主义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高雅艺术

苏菲派运动导致令人印象深刻的、穆斯林独特风格建筑和绘画的兴起。在穆斯林中，建筑一直比绘画更重要，因为宗教本身需要修建清真寺和其他公共建筑。但是由于直到现在，几乎所有重要的伊斯兰教生活中心都一直人口稠密，建筑历史的详细情况常常不确切。建筑物一直被翻修和改建，有时旧废墟就埋藏在建筑物下，无法进行考古挖掘。但是，在仔细研究已经确定了时间和风格顺序的地方，例如在开罗，那么建筑规模、豪华程度、技巧、细节以及总体建筑艺术的成功之处等，都随着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五个世纪而越来越准确。伊斯兰教建筑师不再像倭马亚王朝早期那样依赖希腊或波斯样式，而是开创了自己的风格，“阿拉伯式”线条装饰在这种风格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虔诚的穆斯林一直鄙弃绘画艺术，因为人体形象描绘将导致偶像崇拜。但是，波斯兴起了一个细密画派，他们的缩微画通常用于装饰伟大的波斯语诗人手稿。鲜艳的颜色、微小的细节和优美的线条装饰风格等，都使这些绘画跻身于世界上最复杂和完美的作品之列。其中最好的绘画作品（都是逸名的）是1400～1600年宫廷画坊创作的。其他艺术如地毯编织也达到了精美水平，穆斯林世界的统治者被奢华所包围，这种奢华让第一次遇到它的粗鲁的欧洲入侵者目瞪口呆，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印度——印度教的变化

穆斯林征服印度对印度教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征服者并没有过分地扭曲印度社会制度而是适应了它，变成了另一个种姓，就像更早的征服者一样。但是由于伊斯兰教是一种普遍且传播性很强的宗教，所以它有组织地抵制印度的种姓制度。穆斯林的教义认为，任何人在全知全能的真主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而在真主眼里又都是宝贵的。所以四处奔波宣扬伊斯兰教的苏菲派圣人在吸引城市低级种姓印度人皈依穆罕默德的宗教方面大获成功也就毫不奇怪了。在印度社会边缘地区，特别是在孟加拉东部，印度文明的新来者都更喜欢强调平等的伊斯兰教，而不是把他们置于种姓制度底层的印度教。此外，穆斯林为了反对传统印度教神祇而攻击偶像崇拜的要求却不容易得到满足，虽然精妙的哲学体系能够解释和证明印度古老崇拜活动的多样性。

所以印度的伊斯兰教团体最终还是被分裂为人数较少的统治者、武士、地主——其中许多人出身于突厥，但接受了波斯文化——和人数众多的穷人、当地各个卑贱的民族，这些当地民族必然带着自身的许多文化传统接受伊斯兰教。因而，印度的伊斯兰教与中东说阿拉伯语穆斯林的伊斯兰教差异很大。

在穆斯林统治下，印度教本身发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变化。首先，穆斯林入侵者抢掠了神庙，围绕这些神庙开始明确规定印度教的崇拜活动。穆斯林统治者通常禁止偶像崇拜的建筑被重修。因此，只在印度南部，印度教神庙幸存下来了，保留了它们在印度大地上曾经达到的华丽和精致。由于从神庙中被驱赶出来了，所以印度教的宗教仪式带有更公共和大众的特点，常常在公共广场举行，或者组织游行，穿越城市的街道和乡村。自称能够与湿婆神、毗湿奴神或印度教其他神祇心醉神迷地交流的圣人成为印度教的关键形象。由于印度教圣人像苏菲派神秘主义者那样真切地看见了神，所以在印度大地上，伊斯兰教并不必然比印度教享有更多的感情优势。因此，总体说来，只有印度社会的边缘地区才被伊斯兰教所吸引。

第二，少数人发现，伊斯兰教的知识挑战来势迅猛，仅仅通过附属于印度教神祇和仪式的温暖感情力量，根本无法应对。敢于冒险的思想家企图调和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剔除两种宗教中他们觉得虚假的教义，保留互相敌对的两种宗教里互相攻讦的文字下面所掩盖的共同真理的内核。这种宗教改革家中最著名的是卡比尔（卒于1518年）。那纳克可能是卡比尔的学生，在类似的融合和“纯洁”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传统的基础上，卡比尔创立了锡克教。

第三，曾经热情地被当作笈多时代印度教外衣的梵文基本上被抛弃了。方言印地语和其他语言开始被用于各种宗教目的。梵文衰落成仅由少数学者掌握的稀有语言。而大众的印度教几乎丧失了古代梵文基础。

从总体上看，这些变化使印度教更贴近大众，但也切断了宫廷与祭司之间的合作。这肯定有助于印度教的复兴，但它也使印度文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所有更昂贵的和官方的文化领域都变成了穆斯林的。从总体上看，印度变成了伊斯兰教世界的一个省，仅此而已。没有王公贵族的资助，印度文学再也不能发展出堪与圣歌和其他宗教文献匹敌的世俗文学，结果宗教文献在印度历史中占据了支配（也许不成比例的）地位。

东正教

拉丁（罗马天主教的）世界与希腊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在1054年达到了正式而永久的程度，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牧首互相漫骂和绝罚，由此引起的教会分裂持续到今天。争吵的原因是围绕“使徒信条”措辞的差异；但是基督教世界两部分之间的根本差异是根深蒂固的，当西欧开始兴起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文明，而希腊东正教没有真正分享这种文明时，这种差异进一步扩大了。当拉丁西方财富、权力、文化、自信心增长时，东方基督教世界就变成了拉丁世界扩张活力的牺牲品。

东正教世界将小亚细亚和南俄丢失给突厥入侵者的事实前文已经提到（见第218页）。这种兵分两路的进攻与西欧发起的类似双重进攻同时发生。意大利商人从海上来；诺曼武士从拜占庭手中夺取了南部意大利（到1071年）和西西里（到1091年），然后渡过亚得里亚海，从陆地向君士坦丁堡进攻。通过把强大的“法兰克人”引向“圣地”，削弱了威胁拜占庭的强敌突厥人的力量，拜占庭的外交政策就这样化解了来自西方的第一次进攻。其结果是1096～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但是后来，希腊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高潮于1204年到来，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实际上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并建立了一个短命的利凡特拉丁帝国。

在东正教徒看来，穆斯林突厥人比拉丁基督徒更好些。在损害东正教永恒真理的情况下，拉丁人还强迫东正教徒接受他们的基督教教义。相反，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穆斯林随时允许基督徒继续举行他们习惯的宗教仪式。此外，教会的神学家正式把伊斯兰教列为基督教的异端，因此，从神学上看，穆斯林的错误真的不比拉丁教会的分裂更糟糕。此外，奥斯曼突厥人第一次出现于巴尔干半岛时，与先前的基督教徒比，他们的税赋的确不太沉重。的确，突厥人遵守“神圣”法律，给予基督教臣民更大的地方自治，这是他们不可能在任何基督教统治者统治下都可以享受到的。因此，如果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时，东正教徒每次都偏向于选择突厥穆斯林，而反对拉丁基督徒。当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突厥人之手时，他们的选择才告结束。几乎相同的因素也适用于更北边的俄罗斯森林地区，那里的统治者，如亚历山大·内维斯基（卒于1263年）就英勇地抵抗了拉丁人的征服，但后来却服服帖帖地臣服于蒙古人。

但是在屈服于奥斯曼突厥人之前，希腊基督徒进行了相当有活力的希腊文化复兴活动。对古典希腊和异教罗马的记忆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大约公元1000年后，拜占庭艺术家和文学家开始空前地珍视异教文化历史的成就。由古代希腊人创立的古典模型艺术复制品和以各种方式创作的文学作品都被仔细地再现出来，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皇帝阿历克斯（1081～1118年在位）的女儿安娜·康妮娜用韵文撰写的历史著作《阿历克谢》（lexiad）就是这种努力的最杰出成果之一。非常不同的是，边疆地区粗犷的叙述抗击穆斯林战争英雄的事迹的民谣，为史诗《第根尼斯之歌》（Digenes Akritas）提供了素材，第根尼斯的英勇精神比拜占庭上层阶级有些矫揉造作的学术更强烈地迎合了现代人的胃口。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的突厥人突然扼杀了拜占庭的各种世俗文学；但是希腊文化复兴的余音在意大利还能听到，为大约两个世纪后、更富有成果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提供了重要刺激。

在宗教（基督教会）方面，突厥人在欧洲立足后，希腊东正教会内部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变化。一个神秘幻觉的修士派，西塞切斯特（Hesychasts）推翻了以前控制牧首和教会其他高级职位的“政客”。从此，主教和其他高级教职人员就主要来自修道院，这是拉丁基督教会没有效仿的做法。当突厥人控制巴尔干大部分内陆地区时，修士派的胜利——受到亲眼见到上帝的鼓舞——把大众的、感情的力量注入了东正教团体。因此，在小亚细亚已经非常普遍发生的、在海峡对岸的欧洲地区也已经开始发生的皈依伊斯兰教活动几乎突然结束了，这确保了巴尔干大多数地区的基督教得以幸存。

在蒙古人统治期间（1240～1480年），东正教的北部分支，即神圣的俄罗斯出现了缓慢但非常明显的发展。农业已经从人口最初聚集的河流两岸蔓延到森林地区。许多土地逐渐被开垦成农田。这就使人口相对众多但极端贫穷的小农阶层得以形成，尽管土地贫瘠，气候恶劣。

从政治上看，蒙古人满足于包税制，首先由中亚商人集体承包，后来由俄罗斯当地的王公，其中莫斯科大公变成了总包税人。作为严苛但距离遥远的主子的代理人，莫斯科大公建立了征税管理机构。其结果是1480年，当伊凡三世宣布废除蒙古的最高宗主权时，他已经控制了一套现成的行政机构。莫斯科从此变成了唯一的独立的东正教大国。俄罗斯教会人员很快发展出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观念，继承君士坦丁堡，而君士坦丁堡则是继承了台伯河畔的第一罗马，因为只有在俄罗斯，东正教保持了纯洁而不受玷污。从此以后，在俄罗斯公共生活中，俄罗斯是唯一被选择出来完成捍卫世界上真正宗教信仰特殊使命的观念就从未停止发挥作用，即使1917年共产主义革命之后也未见这种观念衰弱。

中国——传统的胜利

正如前文解释过的，中国文明表面上受蒙古统治的影响非常小。当新儒学最伟大的哲学家朱熹（1130～1200年）在世时，新儒学在南宋时期得到全面发展。但是朱熹及其门徒没有像孔子及其门徒那样，忠实地维持古代的思想。因此，革新从不被大张旗鼓地允许，无论思想还是艺术，也无论态度还是政府管理。

但是由于11、12世纪促进经济发展的某些成就，所以西欧直到18世纪才最终超过中国。例如，中国建立了大规模的冶铁业，利用焦炭做燃料，比欧洲大约早700年。与此同时，地区性的专业化生产为扩大国内贸易奠定了基础；从中国南部各个港口开出的大多数海上运输船只开始以空前规模发展海外贸易。

当然，儒家原则上视商人为寄生虫。因此，当一个人经商致富时，他就禁不住购买土地，以变得受人尊敬。也许因为这个缘故，真正的大规模私人商业和工业企业从未在中国兴起；也许可以称之为原初工业革命（proto-industrial revolution）的开端最终没有改变中国古老的社会形态。

官方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是阻碍社会真正发生深刻转型的另一个因素。即使当官方支持一种新式企业时，从长期来看，其效果也不佳。因此，当政府下令停止武器生产的时候，宋朝已经发展起来的冶铁业似乎也终结了。官方先鼓励后压制某种产业的更极端例子是海外贸易和探险活动。明朝（1368～1644年）早期，海上长途航行受政府支持，结果是非常壮观的。1405～1433年间，太监郑和进行了一系列航行印度洋的探险活动，在此过程中，帝国船队到达南海所有具有战略意义的门户——马六甲、锡兰、卡利库特，甚至位于波斯湾入口的霍尔木兹——并暂时建立了中国对其中大多数地方的控制。但是此后，明朝皇帝下令停止探险活动，禁止中国臣民建造适于海上航行的船只或离开陆地。宫廷党派之争可能与这个决策有一定的关系，它对未来亚洲商业和帝国实力平衡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生活在靠近危险的蒙古边境的北京明朝统治者认为，当政府需要竭尽全力抵御游牧民族的时候，帝国的资源不能浪费于这种与之无关的事业。

有意识地放弃在南海发挥积极作用的这个决策导致中国海外殖民地急剧衰落。这些海域的控制权转移到日本和马来亚的海盗手中，他们很快就使中国沿海平民船只的航行变得不安全。他们沿着中国许多水路渗透到内陆地区，甚至成功地阻断了大运河的运输。

官员可以用这种方式践踏商人和水手利益的事实表明，中国官僚制度是经济和社会事务中的决定性力量。这种力量基本上被维持，因为大多数官员出身于地主-乡绅阶级，而地主-乡绅阶级的利益在于长期捍卫儒家传统，他们就能轻易地保持对中国社会的全盘支配地位，即使在新的商业财富迅速增长的几个世纪里也是如此。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直到11～12世纪，农业财富与工商业活动的增长一样快，甚至更快。这种农业进步的秘密是各种新水稻的引进（公元1000年左右），这些水稻成熟期短，在灌溉条件比较好的土地上，一年可以种植两季。更为重要的是，早熟水稻能够成功地在丘陵地区种植，尽管那里的梯田一年只有春季才能得到短暂的雨水灌溉。中国整体农业产量因此大大提高，特别是在以前就适合水稻种植的南方丘陵地区。因此，当贸易和商业繁荣时，地主乡绅阶级也走向繁荣。他们的人数和社会地位的增长可能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重要性大致相当。随着曾经部分地保护商人利益（马可·波罗见证）的蒙古统治者被推翻，继之而起的由汉族建立的明王朝，最初组织但接着便正式扼杀了中国的海外贸易。

缙绅阶级的社会支配地位意味着即使诸如火药（中国史料记载说，大约从公元1100年起）、印刷术（756年发明）、指南针（12世纪初第一次被提及）等被认为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的技术发明都被控制，仅仅用于加强维持现有社会秩序的力量。例如，印刷术扩大了儒家文人的圈子，但它没有像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那么急剧地用于将非正统的新思想带给大众。同样，火药使镇压地方军阀比以前更容易，从明朝完全驱逐蒙古人到1911年，帝国政府或多或少有效地维持了对全国（除了少数短暂中断外）的中央集权统治。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传统了。

总之，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达到了内部完善和平衡，任何整体社会崩溃也只能表面地、暂时地在中国学术传统的载体打上烙印，何况这种整体社会崩溃直到20世纪才发生。19世纪欧洲人渴望接受的稳定神话是由以下事实为基础虚构的：忽视了中国社会更早的时代和许多方面，实际上中国社会一直在变化，即使当政府和官方文化仍然僵化地固守儒家理想时。

第十六章 中世纪欧洲和日本
（1000～1500年）

伊斯兰教的自我转型和扩张是1000～1500年间世界历史中最急剧而显著的变化。第二个变化，对未来更重要的变化是文明世界的两端西北欧和日本兴起了两个新文明。

二者都与相临的更古老而且更复杂的文明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日本与中国、西欧与拜占庭。日本和欧洲都表现了鲜明的尚武精神，且这种尚武精神以其他文明民族所未知的方式深入社会各个阶层。这赋予他们面对更优雅的邻居时一定程度的强大力量，使欧洲人和日本人向这些邻居借鉴他们认为好的东西时，不需要放弃自己的优越感和文化特性。异常的灵活性和增长能力见成效了，大约到1500年，中世纪欧洲和日本的文化和文明风格的许多方面都达到了堪与世界上任何其他文明相媲美的水平。

中世纪欧洲

到1000年，西北欧的居民拥有人数比较多的骑士阶层，他们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军事力量都具有单骑决斗的优势。以重犁为基础的庄园农业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充足的经济支撑。另一个优势是通过砍伐随处可见的林地，农业随时可以扩大。最后，精力充沛和精明能干的城市居民、继承了古代精妙神学教义的教会，随时准备组织和推动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进步。

拉丁基督教世界各条边界的地理扩张最戏剧性地证明了西欧情况的改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西部凯尔特人被有效地融入欧洲社会是一个历经几个世纪的过程，但是挪威和冰岛（1000年）皈依基督教以及盎格鲁-撒克逊骑士入侵威尔士和爱尔兰（1171年）使最终结果非常明确。在东部，日耳曼骑士征服了易北河以东的广大领土，并在那里进行殖民活动；其他人则利用船只航行于波罗的海沿岸，征服了普鲁士、立窝尼亚（现代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但是渗透并征服俄罗斯内陆（1241～1244年）的企图失败了。波兰和匈牙利只有通过模仿日耳曼骑士的武器装备、输入日耳曼（和犹太）市民以提供基本的手工业者和商业服务，才能抵御日耳曼的压力。当然，在此过程中，这些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前哨比以前更牢固地融入了西欧社会。

拉丁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前哨是南部和东部，因为那里的穆斯林和拜占庭为欧洲文明贡献了比蛮族人的胆量和落后更多的东西。诺曼人对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征服（1059～1091年）把以前的拜占庭领土置于教皇和“法兰克人”的统治之下[1]。基督教徒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长期推进也逐渐逼退了穆斯林的边界，直到1492年摩尔人在直布罗陀海峡欧洲一边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被收复。这些征服比壮观的十字军开赴圣地、爱琴海、北非和埃及要持久得多，尽管十字军导致欧洲第一批海外帝国的建立。但是，这些帝国在许多世纪里经历了盛衰变化，直到其中最后一个威尼斯共和国于1797年随着威尼斯被拿破仑·波拿巴的征服而灭亡为止。

海外地理扩张伴随着内部大量巩固工作同时进行。巩固活动在各个方面持续下去，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仍然不足以长期固定欧洲的制度和文化模式。欧洲（较近的西欧）文明异常的变动性的确是它最突出的特点。动荡的欧洲一旦产生有潜力的“经典”生活方式，正如中世纪第一次发生的那样，那么特定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的重大苦难就立即被放弃了。经历一段困难时期后，另一个有潜力的“经典”模式就出现了，但也仅仅经历了同样的命运。世界上没有其他文明以这种方式经历如此迅速而反复的变化，虽然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日本文化历史的突然转向和变化比欧洲经历的任何事情都更急剧和突然。差异在于日本历史的重大变化是为了应对其他国家创立的局面，而欧洲人主要是为了应付他们自己制造的尴尬和机遇。

从海洋向商业开放之初就开始的地理逆转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欧洲和日本历史近来的不稳定，这种逆转使文明世界里从前遥远而孤立的偏远地区变得向各种外来海洋影响开放。根深蒂固的差异不仅导致这两种文明内部出现两极分化和紧张关系，而且有助于解释所发生的事件。

欧洲的经济稳定活动

从大约10世纪初期到14世纪中期，西北欧迅速地开展了清除森林、建立新村庄、在旧耕地周围扩充新耕地等活动。接着，至少欧洲大陆部分地区，黑死病（1347～1351年）的肆虐，加上不明原因的市场、地租和税收变化，阻碍甚至逆转了农业发展。到那时为止，欧洲几乎所有易开垦的土地都被耕种了。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需要新作物、挖掘沟渠、排干沼泽，或者其他暂时还未出现的昂贵的技术革新。

城市生活呈现出大致相同的变化曲线。1000～1300年间出现了非常迅速的上升趋势。此后，增长缓慢了，或者完全停止了，除了个别地区外，如德意志的波罗的海沿岸或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积极地开发了波罗的海和由日耳曼和法兰克骑士建立的利凡特“帝国”的新商业领域，城市发展持续到公元1400年之后。此后，商业技术的重大革新更多地集中于德意志中部和低地国家，采矿和鲱鱼捕捞给这两个地区的大规模资本主义企业越来越多的刺激。

欧洲商业最突出的特点是初级和大众商品的重要性。消费相当广泛的商品，如毛呢、谷物、鲱鱼、铁器等都进入跨地区性贸易商品之列。奢侈品和为富人设计制造的精美商品只占欧洲商业大河中的一小部分。在大多数文明地区，运输费用昂贵，长途贸易局限于相对大众商品价值高得多的商品。欧洲人能够承担运输价值低廉商品到远方市场的费用，因为侵入岩形成的海岸线和流程长、水流缓的河流使水路运输可以到达欧洲大多数乡村地区。船运自然比陆地运输的价格低廉得多，在缺乏良好道路的时代，陆地运输不得不由牲口拖曳货车来进行。

印度和中东都没有欧洲那样密布的水路运输网，但是中国的大运河和河流、日本曲折的海岸线都提供了像“远西”一样优越的水路运输条件。但是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看到的，中国的社会结构受官僚和地主支配，阻碍了造船和贸易的自由发展。至于日本，他们直到1300年后才大规模地发展海外贸易。17世纪初，经过一段英雄般的航海繁荣之后，像中国一样，日本政府也禁止所有的航海事业。因此，只有在欧洲，富有进取心的商人阶层在一个有利的地理环境中发展了海上运输的技术潜力，而不会受到反对的官员的阻挠。

因此，大约从1000年起，欧洲人处于利用天然水路把大众日常消费品运输到市场的有利地位。当然，在多风暴和被洋流困扰的西北欧水域变得非常安全之前，造船和航海技术还有待改进。船舶驾驶的关键技术在维京人时代就已经改进了，例如，效率高得多的船尾舵补充了船尾桨。从此造船业发展和繁荣起来，后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描述的经济专业化优势在中世纪欧洲自然增长了。贸易和商业几乎影响到社会的每个阶层，因为农民和市民以及地主都能从小商贩、手工业者或店主手里买得起一些工具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换句话说，市场关系比附着于土地上的亚洲更深入地渗透到欧洲社会肌体之中。欧洲手工业生产相应地也比其他地方更适合粗陋水平和廉价市场的要求。

政治巩固

整个中世纪，各种重叠的管辖权互相争夺统治权。罗马教皇与帝国的继承人和查理曼的后继者都声称对整个基督教世界——实际意思是只有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普遍领导权。民族国家的君主、封建王公、各级地方封建领主、城市（在欧洲边缘地区）甚至氏族和自由村庄，都互相争夺权威、权利、豁免权、管辖权等。

我们把1000～1500年欧洲政治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皇帝（即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他的头衔起源于查理曼的篡位）得到大多数德意志和部分意大利主教的支持，力图把所有地方性的统治者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实际上，法国、英格兰、西班牙、苏格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和匈牙利等王国一直自行其是。为了统治德意志和意大利，历代皇帝都有很多事情要做。从1059年开始的第二阶段，罗马教廷带头寻求教会的纯洁和改革运动。这次改革剥夺了皇帝任命德意志和意大利（部分地区）主教的习惯权力。长期的斗争开始了，在斗争过程中，教皇与意大利南部新兴的诺曼王国、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城市结成联盟，以便找到所需要的军事力量，抵御一连串愤怒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从北部发动的入侵。但是，到1254年，帝国权力彻底崩溃了，剩下罗马教廷作为唯一声称拥有拉丁基督教世界普遍统治权的一方。

教皇的权威很快便与法国和英国的民族君主制发生了冲突，以前英法通常只是松散地结盟，作为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声称拥有基督教世界最高领导权的不确定形式。1303年，当法国国王的部下绑架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时，既没有遇到教会的反对，也没有遇到世俗政权的报复，新的权力平衡得到了明显的证明。不久，教皇和西欧各国的国王进行了讨价还价，结果教皇放弃了不经国王协商就可以任命主教的权力，作为回报，国王同意教皇代表可以向本国教士征收特别的捐税。实际上，国王和教皇共同合作，削弱地方的管辖权和独立性，特别是双方都希望削弱教俗贵族的权力和势力。

但是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事情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面积狭小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和各种王公的权限取得了主权国家的许多属性。1273年，经过长期大空位之后，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从此，直到1806年皇位被废除为止，除了少数例外，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连续占据皇帝的宝座。他们的权力与其说依靠帝国的头衔，倒不如说依靠位于德意志东南部的奥地利的世袭领地。

帝国有气无力地复兴后不久，它的获胜对手罗马教廷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教皇克里门特五世及其后继者把教廷设立在法国南部小城阿维尼翁（1307年），因此，变成法国国王的亲密盟友，有时甚至是其代表。扭转这种局面的努力却导致阿维尼翁和罗马两个敌对教廷的建立（1378～1417年）。只有通过全体主教会议才能恢复统一，该会议由皇帝西吉斯蒙德（1414～1417年在位）召集，在瑞士的康斯坦茨城举行。类似的普遍教皇君主制再也不能在这种经历中幸存下来。

在转向关注中世纪欧洲文化巩固之前，代表制和议会制政府的发展必须先交代一下。这种独特的政治组织制度有两个源泉。一方面，教会法认为，主教必须由主教区内的全体教士选举产生，共同关心的事务必须通过教会领导人会议协商解决，无论是在地方性的宗教会议上还是在全体主教会议上。特别是在14世纪，相互敌对的教皇都声称拥有对教会的最高领导权，教会改革家阐述了详细的观点，论证利用宗教公会议解决争端的方法。有些人甚至争辩说，所有合法权威都应该来自被管辖区域内的人的同意，这些同意由指定或选举出来的代表表达出来。这种思想随时可能转化到世俗政府，这些世俗政府的统治者与其臣民之间的传统关系为议会发展的第二个来源提供了条件。各级王公贵族不得不一直与其附庸协商，特别是在进行新的重大活动之前。最初，这种协商主要发挥两种功能：解决贵族随从之间的争端，详细讨论是否进行特定的军事行动。此外，现在还应该加上批准“协助金”，即王公贵族为了某些公共事业而需要的货币捐纳。

随着时间的推移，协助金变得越来越重要。许多骑士或骑士领地占有者（去世的骑士未成年的幼子）向领主交纳货币，代替应召亲自服役。因此，骑士军役有时被折算成固定的货币。这使国王能够招募一批领取军饷的作战人员，就事情的性质来说，他们对国王的服从高于对分布全国各地的地方领主的服从。

但是一旦货币事务变成国王与其附庸之间协商的主题，那么把城市代表也纳入宫廷似乎就是明智的，当然，市民也是最肥沃的现金来源。市民代表通常与贵族地主代表分开，就座于一个单独的房间或“等级”里。高级教士也组成一个单独的等级，因为他们也处于教皇的领导下，与世俗权威具有特别的法律关系。用这种稍微偶然的方式，欧洲每个重要王国的国王或王公就王国境内所有重大利益问题与代表协商就变成了习惯，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税收问题，还有其他普遍关心的事务，因为代表们很快便发现，直到国王纠正弊政，或者至少承诺这么做，他们才应该批准新税收。

通过这种代表制度，欧洲国家内部重大的利益冲突都找到了或多或少有效的表达场所。农民利益的代表很少，城市手工业者也是被遗忘的人群。但是在涉及有产者和纳税人的大多数事务中，他们的声音还是能够被听到的。

因此，欧洲的政治巩固措施就把社会中的最活跃成分以其他文明国家所没有的方式卷入了政治过程。统治者、地主和商人之间比较密切的合作因而得到了保障。例如，任何欧洲政府很难像中国明朝皇帝那样，不顾诸如船主和水手等大规模集团的利益，禁止建造任何航海船只。公共行政官员虽然有些犹豫不决，但是总体上有效地保护臣民经济利益的意识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欧洲政府的机构之中。从这个意义上看，像贸易和商业一样，欧洲各国政府都是非常普遍的，但是也正是基于同样原因，它们能够适应新的经济企业形式——特别是当革新似乎可能带来额外的税收时。

文化巩固

从欧洲开始复兴到1200年的两个多世纪里，对阿拉伯和拜占庭文化传统中吸引西欧人的任何东西的渴望，加上勇敢和充满活力的创造性，为中世纪欧洲文化赋予了新的光芒，这只有古代希腊作为中东文化模式的学徒并最终超越它的时代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在西班牙和南部意大利，学者们组织了系统地把阿拉伯语著作翻译成拉丁语的工作。大量专业著作和百科全书式的信息，因此被增加到以前绝大部分为宗教著作的拉丁语文化遗产中。其中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翻译成拉丁语产生的影响特别大。西欧人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发现了一整套关于普遍事物的理性的、完整的、有说服力的体系，但是，这套体系是异教的。对那些拒绝自愿放弃任何知识传统的人来说，把亚里士多德思想与基督教真理调和起来的任务是极其关键的，无论是新来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还是旧的基督教信仰。

欧洲文化的一个层面——总体上来自蛮族世界的遗产，特别是骑士生活方式——也需要融入基督教模式，因为10世纪的野蛮和暴力与基督教的信、望、爱相去甚远。

这些挑战最初都遇到了不计后果的放任。圣安瑟伦（卒于1109年）和彼得·阿贝拉德（卒于1142年）似乎已经感觉到，如果人们坚决而严肃地追求理性，那么人类理性与基督教信仰必将互相支持。因此，圣安瑟伦发现可以证明基督道成肉身的逻辑必要性，彼得·阿贝拉德开始对基督教作家之间围绕教义的争论而展开了批评性研究。与此同时，在法学领域，修道士格拉先（约1140年）从正反两方面有力地论证了教会法本身的自相矛盾，而欧内乌斯（约卒于1130年）则开始系统地研究罗马法，以期找到打开严重影响欧洲地方性习惯法的普遍混乱大门的钥匙。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尝试一下的。

1000年后西欧的复兴还可以由被称为“罗曼式”风格的大型石头建筑的发展证明。西欧建筑师显然放弃了以前占有一席之地的拜占庭建筑风格，而更喜爱残存的罗马巴西利卡和早期基督教堂所提供的建筑风格。以同样异常的自信心，蛮族的暴力通过诸如十字军（1096年开始）等事业而至少部分地被基督教化了，此外，还通过发展骑士理想，要求武装人员扶助弱者，向妇女献殷勤，保护“圣母”的教堂等。

约1200～1300年间，中世纪欧洲文化复兴的最初热忱发展出更复杂、动荡但更丰富的内容。基督教信仰、宗教修会、对历史权威的天真接受，与人类理性、世俗、关键能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变得尖锐了。但是这些紧张关系以各种各样的、混乱的方式暂时有效地被缓解了，因此，形成了中世纪文化的一个伟大高潮——13世纪的综合，从此一群重要的敏感的西方人带着怀旧的心情回顾这些。

在神学领域，信仰和理性被圣托马斯·阿奎那（卒于1274年）和大阿尔伯特（卒于1280年）完全调和了。阿奎那的《神学大全》罗列了权威性的观点，并对许多信仰和伦理道德问题，仔细推导出答案。他的著作很快就被认为是半官方的基督教教义阐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其他一些观点因此被巧妙地用于提高基督教真理，而且根据信仰与理性绝不可能相互矛盾的总体原则，有些神学真理不能轻易达到无须外界帮助的理性，所以必须通过神圣的启示才能向人类传授。但是阿奎那并非没有批评者。其中最有影响的批评者怀疑其冗长的逻辑证据，他们更喜欢来自神秘体验的神圣事物的确定性和通过密切观察而获得的世俗事务知识，而不喜欢依靠感觉提供的信息。如思想家圣波那文都（卒于1274年）和罗杰·培根（1294年）就代表了松散的柏拉图主义（和方济各修会）的知识传统，这种知识传统有意识地反对敌对的多明我修会的阿奎那和大阿尔伯特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在行动方面，多样性和差异性比综合性更加明显；但是敌对的趋势和理想以给予人类冲动广泛空间的方法而达到平衡。例如，基督教的骑士制度被“浪漫主义的”理想所抗衡，这种理想强调温文尔雅的（即私通的）爱情和在追求感官享受时敢于冒险的行为准则。或者，散布于纺织工人和其他手工业者中的异端遇到了方济各和多明我托钵僧团的宗教虔诚的抵制。与其他修道士不同，托钵僧团就在俗人中间生活和工作，他们布道、照顾病人、帮助穷人和无依无靠者，用另一种方式为基督教理想提供了实践证明。方济各修会的创立者圣方济各（卒于1226年）和多明我修会的创立者圣多明我（卒于1221年）都是这种新基督教感情暴发的最重要领袖。但是这里也存在困难，因为圣方济各对圣洁的强烈追求促使他濒于异端的边缘。他的一些门徒批评教皇和主教没有效仿基督和使徒过贫穷生活（像托钵僧团原则上所做的那样），这就已经滑过了边缘，尽管他们的圣徒创立者一直勒令不许越雷池一步。经过长期立法后，这些“精神上的”方济各修士被谴责为异端，尽管（或因为）他们极端虔诚。

13世纪的文学活动表现了各种不同流派的思想和感情，其中部分用拉丁语，部分用各地方言。大众故事常常粗俗地反对教士，根据《圣经》故事改编的天真虔诚的“神迹剧”演出，反映了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当时最伟大的文学家是佛罗伦萨的流亡者但丁（卒于1321年）。他的爱情十四行诗和政治著作，以及最重要的基督教史诗《神曲》提供了13世纪欧洲生活丰富多彩的最准确画卷。

艺术史表明了鲁莽地奔向多样性的同样趋势。13世纪哥特式主教堂以其复杂、精美取得了巨大成功，解决了为基督徒做礼拜需要大型空间的问题。但是哥特式建筑风格很快演变为越来越复杂的装饰，直到纷繁复杂的窗饰模糊了墙面的拱肋、扶壁和柱子的简洁性。这种华丽堪与后来经院哲学的复杂和偶然的烦琐相比拟，也可能由于基督教信仰一定程度的薄弱性，故而增加喜悦和奢华的表达，而这正是“精神的”方济各修士抨击高级教职人员世俗化的地方。

中世纪文化综合的全面争论是1300年后的时代特点。14、15世纪，各种圣洁理想与人类对现实的满足之间的冲突，没有发现任何真正满意的解决方法。在此期间，意大利的发展与阿尔卑斯山以北欧洲的舆论导向出现了重大分歧。意大利变成有意识地复兴古典文化的中心，实际上是复兴罗马文化而不是希腊文化。许多受过教育的意大利人发现，研究异教拉丁诗人和西塞罗不仅提供了优美文学的样板，而且为人们应该如何生活和行动等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那些鼓吹这些观点的人骄傲地自称人文主义者，他们很少公开与基督教决裂。实际上，人文主义文学艺术价值观常常得到富有的教会人员的欣赏，教会人员是文艺复兴运动最重要的赞助人之一。

在意大利城市的环境中，一种新的艺术风格诞生了。像人文主义者的西塞罗风格拉丁文一样，它也是小心翼翼地模仿古代样板。建筑方面，圆柱、壁柱、圆拱构成了“文艺复兴”风格起源的因素。绘画方面，只有少数古代作品样板能够得到，可能因此发展出更深刻的原创性。大约从1430年起空间和线条透视法赋予意大利画家系统、非常理性、有视觉冲击力的技巧，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排列物体。其结果是创立了一种强烈而独特的绘画风格，1500年后不久，这种风格走向成熟。直到19世纪末，它一直是欧洲绘画的基本风格。

在阿尔卑斯山以北，这种成功而冒险的新人文主义宣言和自然主义的兴趣则没有被表现出来。相反，欧洲文化传统中各种不协调因素之间的某种僵化起了阻碍作用。当雇佣军在法国富庶地区大肆抢掠财产焚烧房屋时，华丽的宫廷骑士精神与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的残酷现实是多么不协调。大众的不满情绪在农民起义和诸如英国的罗拉德派和波希米亚的胡斯派新异端运动中得到了宣泄。

欧洲文化的中世纪结构显然陷入了困境，但是对它的最终批判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而且只能由重大历史事件才能决定性地发起，如海洋向欧洲船只开放，和几乎与此同时发生的宗教改革。但是，关于现代欧洲起源的问题将留在本书第三部分讨论。

日本

日本早熟的宫廷文化没有完全消失，即使当帝国权力变得只不过是影子的时候。但是作为日本社会穿过北部群岛扩张先锋的边界贵族并不分享或崇敬第一个宫廷从中国唐朝全盘输入的优雅而反军国主义的文化。相反，他们发展了一套行为准则和武士道，强调作战勇敢、忠于选定的主人、每个武士互相尊重彼此的人格尊严，无论多么贫穷或多么绝望。武士（日本武士被称为samurai）道变得严格而有约束力，甚至变成了成文法令。它起源于成功的军队纪律和精神，这是个别军官为了自己或部下扩充势力而招募的军队。当然，一支成功的军队占有一片领地，从领地居民那里征收捐税。世袭占有变得普遍了，但是为了保持已经赢得的一切果实，还需要持续的警觉和随时准备在战场上证明个人或集体勇气。经常性的地方战争是其结果，因为不同战斗队伍的成员之间的任何争论都只能依靠刀剑来解决，也正因此，一支战斗队伍内部也不是一直可以用和平方法解决成员之间的分歧。

因此，日本的封建主义非常类似于中世纪早期欧洲的封建主义。甚至日本保存下来的不起作用的帝国最高宗主权也类似于欧洲人模糊的帝国观念。当然二者之间有重要的细节差异。例如，日本武士组成宗族（真实的和假想的），而欧洲的骑士被契约关系——臣服礼和效忠礼——而不是被家族关系所束缚。此外，维持日本作战阶层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完全不同于欧洲。像中国一样，依靠手工劳动的精耕细作在日本盛行，稻田在这种耕作方式中占有中心地位。相应地，数量庞大的农民阶级构成了整个日本社会非常贫穷但勤劳的大众基础，因为日本平均每个家庭生产的余粮比欧洲农民要少。

大约在1300年以后，日本社会中的第三种成分开始取得更突出的地位——那就是聪明的市民和水手。对中国的先进航海技术的重大改进使日本社会能够出现这种发展。指南针、可调节的船板、龙骨、布帆而不是狭小的竹制船篷、造船规模和力量的增加，都是从中国传播到日本的。这使日本的船只沿海航行变得切实可行，甚至跨海航行到达中国、东南亚、比较近的太平洋各岛屿。捕鱼业很快发展成为重要的产业。然后，当中国在15世纪30年代退出海洋时，日本迅速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占据了海洋优势。

在这些情况下，海盗活动和海上抢掠为那些缺乏足够的土地或在地方斗争中失势的贫穷武士提供了一种非常诱人的生涯。因此，日本海盗很快便蹂躏了中国沿海。他们把大量抢劫的财物带回故乡的港口，这些港口的城市生活变得比以前更重要了，部分地就是建立在这些丰厚战利品的基础之上。商人和武士互相紧密依赖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好战的、自立的中产阶级，它在文明世界的唯一同类就在欧洲，欧洲的海盗也有助于市民风气的形成。

日本城市兴起也意味着新的社会环境出现，中国礼仪和日本现实两极之间都能表现自我。市民迅速创造了比粗鲁武士尚武理想优雅得多的日本高级文化。根据武士宗族和战争队伍的战争故事改编而成的戏剧就是这种互动的产物。日本绘画风格的发展是另一方面，它与中国风格有关，但又不同于中国风格。武士行为把这种优雅提炼为茶道，丝绸服装的运用是第三个方面。

日本的宗教历史反映了和中国同样的本地化独立发展的趋势。佛教的禅宗最初从中国引进，但是在日本土地上，禅宗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先例的方式与武士道结合起来。年长或战败的武士常常遁入禅宗寺庙，他们在那里找到了顿悟的形而上学教义，作为其冷血的军国主义世俗生活的弥补。大约从1200年起，佛教净土宗开始在日本占据突出地位。这支佛教派别吸引了更广泛的大众。它根据宗教集会来组织，公开批判作为普通人与救世主之间中介的僧侣。禅宗和净土宗偶然也会诉诸暴力行为。禅宗寺庙的确常常是大地主，因此，觉得自己不得不像武士宗族那样捍卫它们的财产。另一方面，净土宗激发了许多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爆发于1400年后，但是都没有取得长期成功。

15世纪，对自称天照大神后裔的天皇家族崇拜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崇拜以前几乎完全局限于天皇的宫廷和家族，而且与中国的祖先崇拜形式完全同化。但是1400年后，天照大神的主要神庙祭司开始对传统神话进行更详细的阐述。因此，这种崇拜取得了形而上学的神学意义，可与佛教教义相比。这种被改变后的崇拜，或称“神道教”，能够而且的确对正在形成的日本民族认同和独特性的意识具有吸引力，他们成功的海上抢劫及其引发的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扩大极大地刺激了这种意识。

因此，到1500年，日本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强大、融合性已经可与旧大陆任何其他文明共同体相媲美。但是相对狭小而孤立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强大的日本文化承载者的种族同一性，束缚了这个新兴文明的全面发展。或者人们更应该说，日本文明传播到日本列岛之外并吸引其他民族（如菲律宾人和爱斯基摩人）进入它的影响范围之前，竞争的航海文明，即伊斯兰教文明和欧洲文明就已经占据了优势地位，有效地把日本文明限定于一定范围，使它不能以从前地理位置优越的新文明那样的方式传播到其他民族之中。但是，日本及时取得了文明开化的地位，在现代保持了全面的文化和政治独立，而非洲、澳大利亚和美洲不发达民族的文化发展却不能做到这些，我们将在下一章简要地提到这些。

[1]拜占庭人和穆斯林将所有拉丁基督教徒都称为“法兰克人”。作为一个文化标记，这个术语有利于淡化他们与其东部和南部邻居之间的区别。

第十七章 1500年前文明世界的边缘

到公元1500年，旧大陆只有狭长的冻土地带和极地海岸线仍然没有受到文明生活方式发展的影响。少数驯鹿牧人仍然保持着传统的生存方式，富有在极地海岸特殊环境生存技巧的爱斯基摩文化，在与地球上更有利地区的人已经取得的成就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诞生了。

跨越整个欧亚大陆文明世界南部的地理条件和文化关系则要复杂得多。我们掌握的有关诸如非洲等广大而多样地区历史的信息仍然很不足，现在所知道的是，历史之谜几乎与已经解决的谜团一样多。在相关内容的书籍中，似乎只能对主要的发展线索做出非常假设性的结论。读者应该意识到，下文许多内容更多地依靠谨慎的猜测，而不是依靠明确的事实。

1500年，非洲赞比西河以南和澳大利亚及其附近的塔斯马尼亚和新几内亚岛等，仍然完全没有接触过外部文明。那里的游牧民族仍然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就我们所知，类似于人类最早的狩猎者。

东南亚和南太平洋

但是，在这两大庇护所的北部，处处都已经感受到了文明生活方式的转化力量。在印度或中国探险家穿越该地区的河口之前，在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熟悉块茎作物农业生产、擅长原始航海技术的社会就已经存在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公元之初，大规模接受印度文化的现象发生了。大约公元600年后，与印度的联系减少了，这主要是由于印度洋中的印度教徒被穆斯林取代的结果。东南亚各种印度教徒（还有一些佛教徒）的宫廷，因此被迫依靠当地的资源。有时其结果是辉煌的。例如，爪哇变成修建了满者伯夷（Majapahit）大神庙的印度教帝国中心，而湄公河下游变成了一个类似国家——高棉帝国的中心，它的雄伟建筑是庞大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宫殿-神庙城——吴哥窟。

大约1200年初，两股外来力量袭击了东南亚的印度化宫廷文明。泰族部落从北部南下，推翻了高棉帝国，在湄公河流域建立了更好战、更动荡的政权。佛教僧侣及时地使泰国皈依了佛教，但是泰国的佛教更多是缅甸、西藏特色的，而不是印度特色的。与此同时，穆斯林的传播事业也由于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伊斯兰共同体内部变化而加强。因此，马来亚、苏门答腊、现在的爪哇和遥远的菲律宾的棉兰老岛都相应地变成了穆斯林政权中心。印度教迟早会在各地消失，除了巴厘岛之外，那里的古老生活方式有些保留到现代。

同样在这几个世纪里，波利尼西亚的航海者正在把他们更高级的蛮族文化带给太平洋沿岸。他们的文化与东南亚文化至少有松散的联系。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可能来自亚洲内陆的某个地方，但是只有当做出关键的发明允许从挖空的单一圆木而制成的独木舟在大海中安全地航行后，他们的大迁移才出现。这个关键技术突破（大约公元1～6世纪之间），使波利尼西亚人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就散布于太平洋各地——他们的语言与遥远的新西兰和夏威夷都有密切渊源关系也证明了这个事实。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非洲也许是人类起源的摇篮，直到现在，这个大陆仍然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保留了更多的人种。外表差异很大的民族，如布须曼人、霍屯督人、丁卡人、马赛人等，完全不见于其他地区。在过去的时代里，这些民族比他们现在所占领的土地广大得多，而其他人口特别是班图语族，曾经只局限于他们现在所占领土地的小部分。非洲现在和过去都一直由几乎统一的尼格罗人口定居的天真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事实非常复杂而记载却很少，所以难以轻易地重新追溯。

实际上，撒哈拉沙漠把非洲一分为二。北部沿海被纳入了地中海的古典和中世纪历史，我们在这里就不再予以关注。但是，从地理上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远非一致的。刚果热带雨林地区的北部、东部和南部都与热带稀树草原——即偶然被树丛点缀的草地——为邻。但是东非中部的山脉和大湖泊打断了热带稀树草原的弧形，所以它不是一个连续的地带，而是被分成两大部分：被蜿蜒弯曲的尼日尔河切成两半的西非，和从非洲大陆东部隆起地带一直向南延续到好望角的东非。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的稀树草原环绕着以山脉作为屏障的北部。因此，这种小草原把东非和西非两大主要生产地区联系起来了。

非洲地理割裂的情况有助于说明古代埃及有限的地理范围，它的影响显然难以逾越尼罗河谷地本身，最南也只到达努比亚。在基督教时代，也可能稍微早一点儿，一支重要的印度尼西亚人就被带入非洲。当时马达加斯加岛被一个从印度尼西亚群岛（也许是婆罗洲）航海而来的民族所定居，至今他们语言上最接近的民族仍然居住在婆罗洲。其他印度尼西亚定居地也许曾经存在于东部沿岸。这方面最确切的证据是，大量原产于印度尼西亚的块茎作物和适合热带雨林地区种植的作物变成了非洲的主要农作物。新作物对西非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西非的种植者在这时开始渗透到刚果河的广大热带雨林地区，也许正是由于新的印度尼西亚农作物，第一次使这种环境适于农业。故乡和散居出发点都在西非，距贝宁的拜特（Bight）不远的班图语族的最初扩张，可能就取决于他们成功地种植了新的印度尼西亚作物。

大约公元300年，跨越撒哈拉的骆驼商队开始把罗马的影响带到西非。公元300～600年，在不断增长的骆驼商队贸易力量基础上，西非第一个大国加纳开始形成，这些骆驼商队贩运的主要商品是黄金、食盐和奴隶。与此同时，在东非，努比亚王国和阿比西尼亚王国与罗马世界的联系也更紧密。两个王国都在早期就变成了基督教国家，但是阿比西尼亚和努比亚的基督教很快就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都接受的教义发生了分歧，以致它们与地中海世界的联系也变得微弱。阿比西尼亚一度控制了亚丁海峡，在阿拉伯半岛行使了广泛的权力。但是伊斯兰教兴起和穆罕默德对阿拉伯半岛的统一，把阿比尼西亚驱赶到海峡对岸。从此，阿比尼西亚的基督教文化一直处于守势。伊斯兰教迅速在东非扎根，穆斯林很快就占领了东非沿岸，把基督教徒限制在高原地区，那里至今还存在基督教徒。

阿拉伯对埃及（642年）和北非（到711年）的征服使东非和西非都与穆斯林为邻，而非基督徒。穆斯林在印度洋很快占据优势的事实意味着，非洲进一步遭到穆斯林入侵的威胁。但是直到公元1000年，伊斯兰教只传播到撒哈拉以南部分地区。此后它的推进变得非常迅速。例如，加纳于1076年被一位穆斯林征服者灭亡。从此穆斯林国家在西非占据优势。最重要的早期穆斯林帝国是马里。在东非，抵制伊斯兰教入侵的努力实际上产生了阿比西尼亚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但是努比亚在15世纪屈服于穆斯林征服者。征服努比亚后，阿拉伯游牧民族开始大规模迁徙到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地区。当这些移民到达西非时，他们严重地扰乱、焚烧、抢掠了农业村庄，以致农耕地区的界限向南大幅退缩。

瓜达富伊角以南的东非历史仍然很不清楚。700～1400年间，在今天的罗德西亚的几个地区，大规模采矿业出现了。津巴布韦及其附近的大量石头建筑废墟证明了采矿业的规模。另一个重要事件是牛群饲养向南传播。其先驱者又是班图语族部落，他们可能向某些更开化的民族——也许是努比亚——学会了饲养牛的技术。班图人的牛群饲养者驱赶了以前占据东非大部分土地的霍屯督狩猎者。到1500年，班图人扩张的边界已经到达赞比西河。

因此，在欧洲人绕过好望角之前，几乎整个非洲都已经受到更发达社会少量但明显的影响。大量文明生活方式及其当地变种已经扎根于西非和东非适合农耕的地区。

美洲人

在同一时期，美洲人也成为完全配得上“开化的”称号的复杂社会中心。一般说来，到1500年，墨西哥和秘鲁控制自然环境所达到的水平似乎非常类似于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已经达到的水平。当西班牙征服者突然打断他们与世隔绝的状态时，4000年的差距太大了，美洲印第安人无法追赶。由于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较高文化只留下了很少线索，所以我们只能相当笼统地考察美洲印第安人文明。

大约新石器时代农业人口开始在旧大陆种植小麦和大麦的同时，新大陆也开始种植粮食作物。但是从字面上看，新大陆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玉米必须通过各种野生蜀黍与其他野生物种杂交而被发明出来（现代玉米的精确基因祖先仍然处于研究之中）。这需要漫长的时间，直到公元前2500年，充足的植物形式作物生产似乎才为人类提供了基本生存资料。直到那时，小块土地的食物生产产量不得不由狩猎和采集来补充。人类人口相应地不得不稀疏地分布于各地。

美洲印第安人面临的第二个不利条件是：新大陆几乎没有任何能够为人类服务和提供食物来源的家养牲畜。美洲驼、狗和豚鼠都在新大陆被驯养了，它们组成了新大陆与在旧大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各种家养牲畜少得可怜的对应牲畜。

鉴于上述几个原因，所以直到公元元年前不久，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为文明的较复杂社会才开始在美洲发展起来。这个变化的证据是考古材料。许多大型宗教中心、用石头建造在人工修筑的金字塔顶上的神庙，都出现于危地马拉（玛雅人）和墨西哥高原中部地区。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技术进步非常迅速。更优美的雕刻、更大型的建筑、更精确的神庙选址和设计等，都出现于玛雅和墨西哥的文明中心地区。考古学家所谓的中美洲印第安人文化的“古典”时代大约出现于公元300年前，并持续了大约600年。在此期间，玛雅和墨西哥的神庙不仅面积广大，而且都进行了系统的装饰。玛雅人发展了一种精确的历法和文字形式，当今学者只能部分地破译这种文字。祭司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迹象似乎是明显的；但是现在仍然不得而知的情况是：思想和神话的详细情况、宗教原则、调集普通农夫兴建庞大神庙的行政管理机构、专业石匠和其他工匠如何养活等。

秘鲁也许稍微落后于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发展，但是秘鲁三大文化的“古典”时代被认为与玛雅和墨西哥神庙国家的古典时代同时出现。马铃薯和美洲驼是安第斯山区的重要资源，而墨西哥则不具备。此外，沿海地区的秘鲁社会依靠高超的人工灌溉技巧，而中美洲的玉米生长在雨水灌溉地区。公元500～1000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的整个秘鲁山谷地区被一种起源于安第斯高原的蒂亚瓦纳科（Tiahuanaco）艺术风格所取代。也许这证明了军事征服，虽然它也可能表示某种宗教运动。无论其性质是什么，中央集权的政权并未保持很长时间。当安第斯高原中部的印加开始发展为新的帝国时，他们不断扩张的势力遭到并战胜了当地城市和部落国家的一系列抵抗（15世纪）。印加人在整个秘鲁地区建立了非常严格的中央集权政权。他们的帝国由道路、官吏和太阳神维系，“伟大的印加”是太阳神的祭司长。这与古代埃及政教合一的中央集权制度非常类似。

墨西哥的地形更加多样，在这个方面，可以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相比。大约公元900年，玛雅和墨西哥的祭司领导的共同体瓦解了。其原因不详。在墨西哥谷地中部，可能是来自北方的蛮族入侵消灭了祭司政权。再往南，军事袭击的痕迹缺乏，可能是信仰有些衰退，因此，玛雅农民发现，不必供养祭祀中心以确保他们的玉米地肥沃，这说明了神庙被废弃的原因。但是，更趋军国主义的政权的确出现在玛雅土地上。首先尤卡坦的奇琴伊察，接着玛雅潘似乎在玛雅人中建立了某种松散的帝国，但是西班牙征服者到来之前，连这种政治单位也消失了。虽然大型神庙证明了他们的历史，但是当西班牙征服者第一次出现时，玛雅的农业生产者仍然生活在简陋的村社中，并且没有精密的军事、政治甚至祭司组织。

再往北边，在阿兹特克人（1325年来到墨西哥中部）建立对墨西哥中部的松散霸权地位之前，多次入侵浪潮已经出现了。阿兹特克的军事行动旨在捕获俘虏，挖取他们的心脏，以便进行日常敬神活动。我们可以想象，这些牺牲者不甘心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因此，当科尔特斯1519年带着一批流氓恶棍到达蒙特祖马德宫殿时，墨西哥中部数百万居民并不存在任何真正有效的忠诚和政治统一。

欧洲地理大发现之前，其他印第安社会已经开始转向精细的农业生活了。例如，在今天美国的东南部，大量宗教崇拜中心已经兴起，虽然比墨西哥的简单，但是受到了墨西哥的影响。同样的前文明存在于今天的哥伦比亚和智利地区。在更南部的田野里，弗吉尼亚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印第安人知道如何种植玉米，像易洛魁人等印第安民族，在接触白人之前就已经开始建立强大的政治-军事联盟。

一个更有争论的问题是，美洲印第安文化的某些重要元素是否归功于越洋航行者，无论这些越洋航行者是跨过大西洋还是太平洋。中美洲少数艺术主题与东南亚的非常类似。欧洲人到来之前太平洋群岛种植作物的分布情况表明，从很早时候起，太平洋两岸各种文化之间就已经存在某种联系了。但是，许多学者坚决否认，美洲印第安文明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中吸收了很多东西。如果没有比目前更多的考古研究，那么这个问题就一直悬而未决，并且无法彻底解决。

第二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

依笔者拙见，世界历史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500年的整个时段属于一种膨胀的“中世纪”，夹在文明形成的基本阶段与1500年后西方开始占据支配地位之间。这种分期与传统的世界历史分期背道而驰，传统分期把这里放在同一个阶段的历史以大约公元400年为界，分别划分到古典和中世纪两个阶段。然而，传统的年代顺序遇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时，就显得非常尴尬，因此，最好的方法似乎是只能按地区列举名称，而不要按照任何年代顺序。

欧洲。大多数古典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英语并且收在洛布古典丛书里了，与原著的希腊语和拉丁语逐页对照。此外，更重要的作家还有其他译本，而且常常由于我缺乏足够的知识而无法推荐任何作家的特定版本，如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普鲁塔克、李维、塔西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其他同样持续受欢迎的作家等。但是，任何好奇的学生都将被要求尽快熟悉这些作家，因为他们是西方文明的主要源泉之一。

在现代学者中，选择就更显得武断而困难了。两部优秀的标准教材是：J.B.Bury，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4th ed.（London，1975）；和Max Cary，History of Rome Down to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2nd ed.（London，1954）。Gisela M.A.Richter，Sculpture and Sculptors of the Greeks，rev.ed.（New York，1950）是另一部标准的权威著作；Moses Hadas，History of Greek Literature（New York，1950）对他的主题进行了优雅的概述。关于经济史，参见F.M.Heichelheim，Ancient Economic History，3 vols.（New York，1958）;M.I.Rostovtseff，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3 vols.（Oxford，1941）；同一作者的更加充满激情的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Roman Empire，revised by P.M.Fraser 2nd ed.，2 vols.（Oxford，1957）；Tenny Frank et al.，eds.，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5 vols.（Baltimore，1933～40）；A.H.M.Jones，The Greek City：From Alexander to Justinian（Oxford，1940）；K.D.White，Roman Farming（Ithaca，N.Y.，1970）；M.I.Finley，The Ancient Economy（Berkeley，1973）；和Ernst Badian，Publicians and Sinners：Private Enterprise in the Service of the Roman Republic（Ithaca，N.Y.，1972）。关于军事和政治事件的特定方面，下列著作特别有趣：A.R.Burn，Persia and the Greeks：The Defence of the West（New York，1962）；H.W.Parke，Greek Mercenry Soldiers（Oxford，1933）；A.H.M.Jones，Athenian Democracy（Oxford，1957）；Sir Ronald Syme，The Roman Revolution（Oxford，1939）；J.R.Hamilton，Alexander the Great（London，1973）；F.E.Peters，The Harvest of Hellenism：A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to 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New York，1970）；Ernst Badian，Roman Imperialism in the Late Republic（Oxford，1968）；Fergus Millar，The Emperor in the Roman World，31 B.C.～A.D.337（Ithaca，N.Y.，1977）；Ramsey Macmullen，Roman Social Relations，50 B.C.～A.D.284（New Haven，1974）。还有其他三部著作可以在这里推荐：Marshall Clagett，Greek Science in Antiquity（New York，1956）；W.W.Tarn and G.T.Griffith，Hellenistic Civilization，3rded.（London，1952）；和Georges Dumezil，Archaic Roman Religion（Chicago，1970）。

早期基督教本身就是一个主题。古典学家的两部杰出著作是：C.N.Cochrane，Christianity and Classical Culture（New York，1944）；和Arnaldo Momigliano，ed.，The Conflict between Paganis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Fourth Century（Oxford，1963）。William A.Chaney，The Cul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 England：The Transition from Paganism to Christianity（Berkeley，1970）对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的连续性和断裂性进行了论述。对早期基督教总体论述的优秀著作有：Kenneth Scott Latourette，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iy I：The First Five Centuries（New York，1937）；Robert M.Grant，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New York，1963）；和Rudolf Karl Bultmann，Primitive Christianity in Its Comtemporary Setting（London，1956）。有趣的更专门性主题如下：A.D.Nock，Conversion，The Old and the New in Religion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to Augustine of Hippo（London，1933）；J.M.Allegro，The Dead Sea Scrolls and the Origins of Christianity（New York，1957）；Jean Doresse，Secret Books of the Egyptian Gnostics（New York，1960）；和Peter Brown，Augustine of Hippo（Berkeley，1967）。Salo W.Baron，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2nd ed.，8 vols.（New York，1952～58），是研究早期基督教非常有用的配套著作。

中世纪史学家一直将基督教划分为拉丁基督教和希腊基督教，斯拉夫欧洲常常成为第三个组成部分。同样，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被忽略或者与总体描述分离开来加以对待。结果是强调了，也许多于实际理由，中世纪欧洲二者之间关系的区分，更别说整个欧亚大陆。Hugh Trevor-Roper，The Rise of Christian Europe（London，1965）;Gustave E.von Grunebaum，Medieval Islam：A Study in Cultural Orientation，2nd ed.（Chicago，1955）；和Robert S.Lopez，The Birth of Europe（New York，1967）；超越了这种狭隘视野；如Lynn White Jr.，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Oxford，1962）。

近来关于中世纪经济史的著作围绕着亨利·皮朗在Mohammed and Charlgemagne（New York，1955）提出、在他的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New York，197）一书中确立的“皮朗假设”而展开。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3 vols.（Cambridge，1941～63）反映了专家的一致意见；C.S.and C.S.L.Orwin，The Open Fields，2nd ed.（Oxford，1954）把农业的实际经验用于阐述争议众多的庄园土地类型。近来由杰出学者撰写的综合性著作包括：M.M.Postan，The Medieval Economy and Society：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1100～1500（Berkeley，1972），和Robert S.Lopez，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Englewood Cliffs，N.J.，1971）。

在政治事件方面，接受一份比大多数著作更有趣味更重要的书目似乎是最好的办法；Marc Bloch，Feudal Society（Chicago，1961）；Carl Stephenson，Medieval Feudalism（Ithaca，N.Y.，1942）；Sir Steven Runciman，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3 vols.（Cambridge，1951～54）；Charles Homer Haskins，The Normans in European History （Boston，1915）；Geoffrey Barraclough，The Origins of Modern Germany，2nd ed.（Oxford，1947）；和P.H.Sawyer，The Age of Vikings（New York，1962）。

关于文化史，基于同样武断原则建议书目如下：R.W.Southern，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Ages（New Haven，1953）；Christopher Dawson，The Making of Europe（London，1932）；John Huizinga，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London，1924）；L.J.Daley，The Medieval University（New York，1961）；Charles Homer Haskins，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Cambridge，Mass.，1927）；C.H.McIlwain，The Growth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West（New York，1932）；David Knowles，The Evolution of Medieval Thought（London，1962）；Ernst Kitzinger，Early Medieval Art in the British Museum，2nd ed.（London，1955）；Erwin Panofsky，Gothic Architecture and Scholasticism（Latrobe，Pa.，1951）；Paul Oskar Kristeller，Renaissance Thought：The Classic，Scholastic and Humanist Strains，rev.ed.，2 vols.（New York，1961）；Ernst Cassirer et al.eds.，The Renaissance Philosophy of Man（Chicago，1948）。David Talbot Rice，ed.，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London，1965）是一部插图精美的介绍欧洲和近东艺术第一个千年纪的著作。两部总论性的著作追溯了欧洲的重要主题：Clarence Glacken，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Berkeley，1967），讨论了欧洲关于自然的观念，和Herschel Baker，The Dignity of Man（Cambridge，Mass.，1947，新书名，The Image of Man，New York，1961）。

关于东欧的英语著作较少，但是下列著作值得推荐：Archibald R.Lewis，Naval Power and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A.D.500～1000（Princeton，1951）；Sir Steven Runciman，Byzantine Civilization（London，1933）；William H.McNeill，Venice：The Hinge of Europe，1081～1797（Chicago，1974）；Norman H.Baynes and H.St.L.B.Moss，eds.，Byzantium（Oxford，1961）；Peter Charanis，Studies on the Demograph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Collected Studies（London，1972）；O.M.Dalton， East Christian Art：A Survey of the Monuments（Oxford，1925）；N.P.Kondakov，The Russian Icon（Oxford，1927）；George Vernadsky，A History of Russia，5 vols.（New Haven，1943），和Jerome Blum，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Princeton，1961）。

伊斯兰王国。这是一个灵活的词语，因为伊斯兰教在诞生后的1000年里一直使人皈依，并扩张领土基础，事实上今天仍然如此。此外，在这个总标题下考察一下帕提亚和萨珊帝国也很方便，因为在许多方面，它们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先驱。总体说来，对伊朗的研究很少。两部简明的概论著作是：Richard N.Frye，Heritage of Persia（Cleveland，1963），和Roman Ghirshman，Ira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IslamicConquest（Penguin，1961）。关于波斯和萨珊时期，参见：Neilson C.Debevoise，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rthian（Chicago，1938）；对于通法语的读者来说，可以参考Arthur Christensen， LIran sous les Sassanides， 2nd ed.（Copenhagen，1944）；Roman Chirshman，Persian Art，The Parthian and Sassanian Dynasties（New York，1962）；和Arthur Upham Pope and Phyllis Ackerman，eds.，A Survey of Persian Art，7 vols.（London and New York，1938～39）都是非常优秀的。关于宗教史，F.C.Burkitt，The Religion of the Manichees（Cambridge，1925）和其他两部著作：Robert Charles Zaehner，The Dawn and Twlight of Zoroastrianism（New York，1961），和Zurvan：A Zoroastrian Dilemma（Oxford，1955）也方便易得。

在众多概述伊斯兰教的著作中，下列著作尤为出色：H.A.R.Gibb，Mohammedanism：A Historical Survey，2nd ed.（London，1953）；Bernard Lewis，The Arabs in History（London and New York，1950）；Marshall G.S.Hodgson，The Venture of Islam：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3 vols.（Chicago，1974）；Gustave E.von Grunebaum，Medieval Islam：A Study in Cultural Orientation，2nd ed.（Chicago，1955）；T.W.Arnold，The Caliphate（Oxford，1924）；T.W.Arnold，The Preaching of Islam，2nd ed.（London，1913）。关于穆罕默德的生平，Tor Andrae，Mohammed：The Man and His Faith（New York，1956），W.Montgomery Watt，Muhammad at Merca（Oxford，1953）和W.Montgomery Watt，Muhammad at Medina（Oxford，1956）是非常优秀的著作。《古兰经》有多种译本存在；似乎没有一部英语版本达到了原著的文学功力，我无法确定最佳译本。Eric Schroeder，Muhammads People（Freeport，Me.，1955）是阿拉伯特别是伊斯兰教之前的诗歌的大杂烩译本。William Polk，The Golden Ode（Chicago，1974）翻译了前伊斯兰教阿拉伯的重要著作，并且把它作为阿拉伯社会的一种介绍而加以讨论。完全不同风格的是Ibn Khaldun，The Muquaddimah：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tr.Franz Rosenthal，3 vols.（New York，1958）。W.Montgomer Watt，tr.，The Faith and Practice of Al-Ghazali（London and New York，1953），是一位著名的穆斯林神学家的自传，提供了洞悉穆斯林文明的第三只眼。

关于苏菲运动给伊斯兰教带来的重大变化，A.J.Arberry，Suffism：An Account of the Mystics of Islam（London，1950）和Reynold Alleyne Nicholson，Studies in Islamic Mysticism（Cambridge，1921）值得推荐。Edward G.Browne， 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4 vols.（London and Cambridge，1902～1924），是名副其实的经典；T.W.Arnold， Painting in Islam（Oxford，1928）和Richard Ettinghausen，Arab Painting（Geneva，1926）都是有价值的著作。

以下著作论述更专门的主题：George Fadlo Hourani，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Princeton，1951）；Andrew S.Ehrenkreutz，Saladin，（Albany，N.Y.，1927）；W.Barthold，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2nd ed.（London，1928）；Paul Wittek，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London，1938）；Halil Inalcik，The Ottoman Empire：The Classical Age，1300～1600（New York，1973）；Franz Babinger，Ma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Princeton，1977）；J.K.Birge，The Bektashi Order of Dervishes（Hartford，1937）；和Marshall G.S.Hodgson，The Order of Assasins（The Hague，1955）。

中亚和草原地区。欧亚大陆草原地区通常被当作一个整体。Réné Grousset，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trans.New Brunswick，1970）是少数试图将东西方历史事件融为一体的著作之一。William M.Mcgovern，The Early Empire of Central Asia（Chapel Hill，1939）和Owen Lattimore，The 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New York，1940），论述了欧亚草原的东部。W.W.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2nd ed.（Cambridge，1951），A.K.Narain，The Indo-Greeks（Oxford，1957），论述了中亚历史上最动荡的一个时期。据我所知，没有类似的论述贵霜帝国的著作，也没有论述维吾尔时代传播到整个中亚的萨珊帝国外围的满意著作。Sir Aurel Stein，On Ancient Central Asia Tracks（London，1933）只记录了他的发现，但没有把他的记录编写成历史。

历史学家对欧亚草原西部的论述则要好得多。M.I.Rostovtseff，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Oxford，1922）和Tamara Talbot Rice，The Scythians（London，1957）在第一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中已经提及。Mortimer Wheeler，Rome beyond the Imperial Frontiers（New York，1955）；E.A.Thompson，A History of Attila and the Huns（Oxford，1948）；Otto Maenchen-Helfen，The World of the Huns（Berkeley，1973）；和D.M.Dunlop，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Khazars（Princeton，1954）不仅非常完满地论述了欧亚草原历史上的每个重要阶段，并论述了它与欧洲的关系。R.A.Stein，Tibetan Civilization（trans.Stanford，1972），是对这个主题的标准论述。关于蒙古，以下两部著作尤为出色：H.Desmond Martin，The Rise of Chings Khan and His Conquest of North China，ed.Elianor Lattimore（Baltimore，1950）；和Christopher Dawson，ed.，The Mongol Mission（London and New York，1955）。Michael Prawdin（pseud.For Michael Charol），The Mongol Empire：Its Rise and Legacy（London，1940），是一部可读性强但缺乏事实证明的著作。

印度和东南亚。A.L.Basham，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rev.ed.（New York，1963），是对印度文明最好的简介。近年的概论是Stanley Wolpert，A New History of India（New York，1977）。K.A.Nilakanta Sastri，A History of South India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Fall of Vijayanagar， 3rded.（Madras，1966），和E.H.Warmington，Commerce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India（Cambridge，1928），为地中海与印度洋世界互动关系提供了有趣的数据。

关于印度思想和文学，标准的著作是：Surendranath Dasgupta，A History of Indian Philosophy，5 vols.（Cambridge，1932～1955）；A.B.Keith，A History of Sanskrit Literature（London，1928）；和A.B.Keith，The Sanskrit Drama in Its Origin，Development，Theory，and Practice（Oxford，1924）。印度艺术被下列著作很好地论述了：Heinrich Zimmer and Joseph Campbell，The Art of India Asia，2 vols.（New York，1955）；Benjamin Rowland，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India（Penguin，1953）；和Calambur Sivaramamurti，The Art of India（New York，1977）。在可以得到的印度文学译本中，V.R.R.Dikshitar，ed.and tr.，The Lay of the Anklet（Silappadikāram）（Oxford，1939）；Johannes A.B.van Buitenen，Tales of Ancient India（Chicago，1959）；Franklin Edgerton，ed.and tr.，The Bhagavad Gita，translated and interpreted（Harvard Oriental Series，Cambridge，Mass.，1944）；和N.A.Nikam and Richard P.McKeon，eds.and trs.，The Edicts of Ashoka（Chicago，1958）都是特别有趣的。Johannes van Buitenen的重要翻译多卷本Mahabharata（Chicago，1973～）在第一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说明中已经提及。两部杰出的著作对印度宗教提供了很好的介绍：Robert C.Zaehner，Hinduism（Oxford，1966）和Mircea Eliade，Yoga：Immorality and Freedom，2nd ed.rev.（Princeton，1969）。

东南亚历史可参阅以下著作：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New York，1955）；John F.Cady，Southeast Asia：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New York，1964）；H.G.Quaritch Wales，The Making of Greater India：A Study in Southeast Asian Culture Change（London，1950）；J.C.van Leur，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The Hague，1955）；B.H.M.Vlekke，Nusantara：A History of the East Indian Archipelago（Cambridge，Mass.，1943）；和G.Coedes，The Indianized State of Southeast Asia，trans.（Honolulu，1968）。

远东。L.C.Goodrich，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3rded.（New York，1959）和Charles O.Hucker，Chinas Imperial Past（Stanford，1975）是很好的中国通史著作。George B.Sansom， Japan：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1962）和John Hall，Japan：From Prehistory to Modern Times（New York，1970）也是很好的日本通史著作。关于朝鲜，M.Frederick Nelson，Korea and the Old Orders in Eastern Asia（Boston，Rouge，1945）；Homer B.Hulbert，The History of Korea，rev.ed.by C.M.Weems，2 vols.（Hillary，N.Y.，n.d.；first published，Seoul，1905）；和Woo-Kuen Han，The History of Korea（Seoul，1970）可以参阅。E.O.Reischauer，John K.Fairbank，and Albert Craig，East Asi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Boston，1973）从整体上论述远东历史。

中国漫长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特定主题由以下著作所论述：Derk Bodde，Chinas First Unifier：A Study of the Chin Dynasty as Seen in the Life of Li Ssu（Leiden，1938）；Michael Loewe，Crisis and Conflict in Han China（London，1974）；Arthur F.Wright，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Stanford，1959）；Kenneth Chen，Buddhism in China：An Historical Survey（Princeton，1964）；Arthur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Perspectives on the Tang（New Haven，1973）；Edwin G.Pulleyblank，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London，1955）；Edwin A.Kracke，Jr.，Civil Service in Early Sung China，960～1067（Cambridge，Mass.，1953）；Shiba Yoshinobu，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ung China，trans.（Ann Arbor，1970）；James T.C.Liu，Reform in Sung China：Wang An-shih and His New Policies（Cambridge，Mass.，1959）；Charles O.Hucker，ed.，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New York，1969）；和J.J.L.Duyvendak，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London，1949）。Raymond Dawson，ed.，The Legacy of China（Oxford，1964）包括了中国传统文明多方面的简要介绍，而且由该领域的一流权威学者所撰写。

中国的艺术和思想可以从下列著作中得到帮助：Osvald Siren，Chinese Painting：Leading Masters and Principles，7 vols.（New York，1956~1958）；Lawrence Sickman and Alexander Soper，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China（Pinguin，1956）；James Cahill，Chinese Painting（Cleveland，1960；reissued in paperback，New York，1977），是该主题最好的介绍；Feng Yu-lan，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y，tr.Derk Bodde，2 vols.（Princeton，1952～1953）；和Wing-tsit Chan，A Source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Princeton，1963）。Wing-tsit Chan，tr.，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The Neo-Confucian Anthology Compiled by Chu His and Lu Tsu-Chien（New York，1967），和Tu Wei-Ming，Neo-Confucian Thought in Action：Wang Yang-mings Youth（Berkeley，1976），论述中华帝国后期居于支配地位的新儒家思想的正反两面。Historic Relics Unearthed in New China（Peking，1972）和Murals from the Han to the Tang Dynasty（Peking，1974）提供了当代中国考古学家发掘的许多重要文物的彩色照片。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Multivolumed（Cambridge，1954～）and T.F.Carter and L.C.Goodrich，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2nd ed.（New York，1955）是这个主题的最权威著作。中国两位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由以下著作进行了研究：Burton Watson，tr.，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s of China，2 vols.（New York，1961）和Homer H.Dubs，ed.and tr.，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y Pan Ku（Baltimore，1938～1955）。Arthur Waley，tr.，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701～762 A.D.（London，1951）值得提及。

Donald L.Philippi，tr.，Kojiki（Tokyo，1968）使日本古代重要史料可以得到。Murasaki Shikibu，The Tale of Genji，tr.Arthur Waley（Boston，1935），是平安时代文化的最佳导论。下列几部著作对研究前现代日本有用：Ivan Morris，The World of the Shining Prince（New York，1964）；Jeffrey Mass，Warrior Government in Early Medieval Japan：A Study of the Kamakura Bakufu，Shugo and Jito（New Haven，1974）；和Alfrede Bloom，Shinrans Gospel of Pure Grace（Tucson，1965）。

非洲。Roland Oliver and John D.Fage，A Short History of Africa（Penguin，1962）现在是标准著作，但是Philip D.Curtin，African History（Boston，1978）给以前的著作带来了挑战。有趣的区域性论述包括：Zoё Marsh and G.W.Kingsnorth，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ast Africa，2nd ed.（Cambridge，1961）；John D.F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 Africa，2nd ed.（Cambridge，1960）；E.W.Bovill，Caravans of the Old Sahara：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Western Sudan（London，1933）；J.Spence Trimingham，A History of Islam in West Africa（London，1962）；A.H.M.Jones and Elizabeth Monroe，A History of Abyssinia（Oxford，1935；reissued as A History of Ethiopia，1955）；和Nehemia Lebtzion，Ancient Ghana and Mali（New York，1973）。Roland Oliver，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III：from c.1500 to c.1600 （Cambridge，1977）反映了该主题现行学术动态。

美洲。Gorden R.Willey，New World Prehistory，Smithonian Institution Report for 1960（Washington，D.C.，1961）和H.E.Driver，ed.，The Americas on the Eve of Discovery（Englewood Cliffs，N.J.，1964），是较好的介绍美洲印第安人的著作。G.H.S.Bushnell，Peru，rev.ed.（New York，1963）；J.Eric S.Thompson，The Rise and Fall of Maya Civilization（Norman，Okla.，1954）；G.C.Valliant，The Aztecs of Mexico（Penguin，1950）；和Friderich Katz，The Ancient American Civilizations（New York，1972），也非常有用。关于有争议的哥伦布之前与新大陆的跨太平洋联系问题，参见M.W.Smith为美国人类学会的Memoir No.9（1953）撰写的Asia and North America：Trans-Pacific Contacts， 和Andrew Sharp，Ancient Voyagers in the Pacific（Wellington，N.Z.，1956）。

公元1500年比其他任何历史标志都更适合作为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的分界线。在欧洲历史上，这的确如此，因为宗教改革之后接踵而至的地理大发现给予中世纪欧洲致命一击，开启了此后一个半世纪为了取得相当稳定的新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巨大努力。作为这些努力的结果，1648年以后，欧洲文明的新平衡取得了模糊的定型。1500年也是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欧洲地理大发现使地球上的海洋成为他们进行商业活动和征服的快速通道。他们因此沿着可居住的海岸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化边疆，这种新文化边疆与陆地边疆的重要性进行竞争，并最终使陆地边疆黯然失色。在亚洲，许多世纪里，陆地边疆一直是农耕民族防止草原游牧民族入侵的屏障。

世界上所有非西方民族都逐渐发现，他们必须进行某些急剧的变革，以阻止欧洲人令人不安的侵扰。西方跃居全球支配地位的确是现代世界历史的重大主题。

但是，这种变化需要时间才能实现。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92年）、瓦斯科·达·伽马（1498年）、费迪南·麦哲伦（1519～1522年）横跨地球的海洋航行整整两个世纪之后，亚洲的古老文明对欧洲不断增长的财富和权力所发起的新的海上挑战仍反应迟钝。在美洲和亚洲北部不太发达的地区，欧洲的影响更加剧烈。当全球这两个伟大的地区遇到传教士的热情和欧洲先驱的优势技术时，他们的当地文化萎缩了。因此，欧洲类型的社会从其发源地向东方和西方扩张，甚至渗透到西伯利亚，穿越大西洋到达“新大陆”。

但是1700年后，伊斯兰教各民族以及亚洲的印度教和佛教发现自己无法回避欧洲人了。这些地区长期被视为神圣的旧制度和习俗再也不能抵制西欧各民族产生的新力量。这个事实在印度、巴尔干和中东接连被证明，这导致几乎所有的穆斯林和大多数印度教徒无力面对这个事实。但是直到大约1850年，传统方式和制度的决定性崩溃才发生，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大清帝国、日本帝国在短短10年里相继瓦解，或者发现自己被迫从熟悉方式的避风港中走出来，以期能够乞求、借鉴或窃取西方人强大力量的秘诀。

在所有致力于现代化的非西方民族中，这种有意识的现代化（即有选择的和部分的西方化）仍然占据支配地位。社会变化节奏持续加快，为了达到某些领导集团或党派制定的目标而管理社会的努力似乎逐年产生效果。

但是1500年后，欧洲历史分期与世界历史的基准并不完全吻合。这并不出乎意料，因为正确地说，现代历史的重大主题就是西方兴起并支配世界其他地区，所以欧洲自身发展的连续阶段与它对其他民族和遥远大陆的影响之间有一个时间差。

因此，比较好的办法是把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延伸到1700年，而欧洲内部的历史则到1648年作为一个时段，当“远西”拥有了在诸如军事组织和技术、自然科学和科学探究等方面的优势时，它就第一次决定性地、明确地挑战地球上的所有其他文化。1700～1850年的世界历史也许类似于欧洲的“旧制度”，1648～1789年，当欧洲文明有潜力的经典重组出现于此前的斗争和混乱之中时。同样的道理，1850年后的世界历史对应于1789年后的欧洲历史，当工业化和民主化这两个运动开始使西方的组织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把它们作为不可抵制的力量传播出去，世界其他文明在1850年后只得向它们折腰。

所以接下来各章按照两条线索安排：概述1500～1648年欧洲自身的转变在前，讨论1500～1700年世界其他主要地区的发展在后。以下各章是关于欧洲“旧制度”、1648～1789年欧洲社会的殖民扩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第二次旅程搭建了舞台，概述1700～1850年它的发展。我认为这种章节安排的尴尬之处将由下列事实所平衡：它的时间顺序不规则正好强调并解释了早期近代世界历史的关键事实。

第十八章 地理大发现及其世界影响

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绰号“航海家”的葡萄牙亨利王子就为戏剧性的海洋发现航行创造了条件，这些航行为欧洲人打开了全球可居住地区的大门。他所做的就是把能够得到的最好理论知识与水手和造船技巧的传统规则联系起来，以便扩大他的船只适航的范围。亨利王子希望绕过非洲，与半神话传说中的基督教徒“教士约翰”联合起来，从侧翼包围并最终制服伊斯兰教王国。来自奴隶贸易和其他非洲沿岸掠夺而来的商品利润有助于支持这个事业，但是这不是关键的动机。

导航仍然是不精确的，因为直到满意的航行计时器发明（1760年）为止，精确确定地球经度（东—西）的方法还未知。纬度（南—北）可以通过找到正午太阳与地平线之间的角度而测量出来。由于拥有一年中每天已知纬度的太阳误差表，所以赤道南北30英里之内一名海船船长能够确定自己的位置，即使利用比较简陋的观察仪器。诀窍在于编制准确的表格。亨利王子把这个任务交给一批特选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经过长期计算，他们为葡萄牙的航海船长们提供了必要的信息。通过推测向东或向西航行的距离，探险家能够绘制非洲沿岸的航海图，使后来的航海家能够在深海中航行更远的距离，而且船只按照精确纬度朝着预定的着陆点航行。例如，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在不见陆地的情况下航行了97天，但是仍然准确地航行到了好望角，尽管自从9年前巴托罗缪·迪亚斯首次到过后，再也没有欧洲人光顾过好望角。

达·伽马的方法与早期所有欧洲海洋航行水手使用的方法相同。他知道他的目的地的纬度，这次是好望角，因为迪亚斯在探险航行中已经测量并记录了它。通过向大西洋深处航行，那里没有来自鱼群的危险，但多风且风力更强大，达·伽马安全地到达他意向中的着陆点的纬度，比他沿着海岸航行快捷得多。然后，他调转船头向东，直到预想的海岸出现于视线之中。只要船长知道他的目的地的纬度，通过离开海岸向北或向南航行到适当之处，然后调转船头，沿着适当的纬度线向东或向西航行，直到看见陆地，准确地导入港口，他就非常容易找到目的地。

欧洲的造船业取得了同样重要的进步。葡萄牙占据了领先地位，增加了桅杆数量，至少较大的中央桅杆上安装了不止一片船帆。这使水手能够调整船帆，以适应不同的风向和海浪，使船只更灵活机动，更适于航海。反过来，这促进了更大型船只的建造；但是大型的船只要求更结实的船体。因此，到1500年，强大的龙骨、厚重的船肋材料、双层橡木船板，使欧洲船只能够承受船载大炮的沉重后坐力。船体结构较轻的船只，如那些更适于在印度洋等比较平静水域航行的船只，就不能在船身动摇的情况下使用这种武器射击。

欧洲造船业的这些发展使海上作战的通常方式完全过时了。在抵抗200码之遥发射炮弹就能击毁敌舰，也能够灵活机动置敌船于炮弹射程范围之内的船只时，船体撞击并登上甲板搏斗这种早期的标准战术很少能够发挥作用。因此，当哥伦布、瓦斯科·达·伽马、麦哲伦和许多名声不大但胆子不小的船长为欧洲航海开辟全球海洋时，与其他地区建造的、适于风暴较小水域航行的船只相比，他们为了北大西洋水域航行而建造的船只占有决定性的技术优势。中国和日本的平底帆船是唯一的竞争对手，但是它们通常没有可与欧洲船只相媲美的重炮。远东相对缺少铸造大炮的金属，而比较粗陋但规模大得多的冶金业，使欧洲人能够比远东造船者通常能承担更昂贵的装备。

这些技术因素有助于解释欧洲人最初沿着海路扩张之迅速。1499年瓦斯科·达·伽马完成了首次绕过好望角往返印度的航行。10年后，葡萄牙在阿拉伯海的第乌港打败了人数占优的穆斯林舰队，从而巩固了他们在印度洋的海军优势。他们还立即在果阿（1510年）、马六甲（1511年）和霍尔木兹（1515年）等战略要塞建立了海军基地。1511～1512年，葡萄牙发动了对“香料群岛”的远征，1513年一名葡萄牙商人到达广东。32年后，葡萄牙打开了对日本传教和贸易的大门（1545年），1557年，一个永久性的定居点在中国南部沿海的澳门建立起来。葡萄牙在这里的扩张把它的竞争对手西班牙帝国远远甩在后面，西班牙则于1571年经过墨西哥占据了菲律宾。

至于亚洲文明，1500年欧洲占据的海上优势的确没有产生什么不同。例如，从中华帝国政府角度来看，海上贸易是否落入任何新的蛮夷之手，这无关紧要。对北京来说，东南亚的穆斯林、日本的倭寇和“鹰钩鼻子”欧洲“南海蛮夷”都是一样的。在印度，统治者很少关心商业事务，第乌（1509年）惨败后，他们也没有团结起来反对葡萄牙人。而穆斯林的贸易船只仅仅是逃避葡萄牙人巡逻船只的追缉，由于远离母国，所以葡萄牙人的巡逻力量一直是不足的。轻快的小型船只很快几乎又能像以前一样从事贸易。对穆斯林商人和船主来说，偶尔被葡萄牙捕获船只仅仅是不便而已。

但是在美洲，对印第安人的高级文化来说，西班牙征服者来到墨西哥（1519～1521年）和秘鲁（1531～1535年），带来了急剧而无可挽救的灾难。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完全崩溃为建立一个领土广袤的帝国铺平了道路，这个帝国由西班牙人统治，它既虔诚地拯救印第安人的灵魂，又专注地出口来自美洲矿山的白银和黄金。美洲印第安人非常温顺地屈服于西班牙的统治。以前的宗教和文化理想只幸存于西班牙势力和基督教传教士无法渗透的村社、热带雨林偏远地区、山区和沙漠。因此，语言是西班牙语，宗教是天主教，但建立在成千上万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的美洲印第安人基础上的一种新社会在新大陆出现了。

欧洲新兴海上优势在旧大陆没有可以相比的后果。但是，世界海洋大门为欧洲船只打开，产生了影响了每一个文明社会的三大后果，也使许多蛮族和原始民族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变化。这三大后果是：（1）来自美洲的大量金银引起的价格革命，（2）美洲农作物的传播，和（3）疾病的传播。每种后果都值得稍加详细阐述。

价格革命

价格革命首先而且最急剧地影响了西班牙，但是稍微滞后一点儿并且以几乎没有削弱的力量影响欧洲其他地区。东地中海的奥斯曼帝国也受到了它的影响，甚至遥远的中国也受到影响，墨西哥白银为中国提供了比以前充足得多的铸币原料。至于对印度的影响，我们一无所知。价格革命对土耳其和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的影响，相关研究暂时空白，可能它们不如在欧洲那么重要，欧洲首先而且最强烈地受到影响，因为金银首先到达欧洲——特别是西班牙——的港口。缜密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一个世纪之内，西班牙的物价上涨了四倍多。欧洲其他地区价格上涨虽然缓和一些，但是各地的变化也足以深刻地打乱传统的经济关系。依靠固定收入的人遭受了货币购买力下降的损失，而那些投身商业的人常常发家致富了，因为他们的商品价格一直上涨。

在一个如欧洲1500～1600年发生的急剧变化的时代里，由传统社会-经济关系确立的日常生活的确定性都被打碎了。政府普遍感到习惯性的财源已经入不敷出了，被迫寻找新的手段筹集收入。即使最寒酸的手工业者或在市场上出售几个鸡蛋的贫穷农民都感受到价格革命的压力。当然没有人明白白银输入增加与价格上涨之间的关系。但是当各个社会都受到影响时，有的走向繁荣，有的被剥夺了，每个人——富人或穷人——都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大多数人断定，比以前更大的贪婪和更多的邪恶将会在世界上肆虐。这种看法使宗教和政治争端达到最剧烈的程度，从而使这个时代成为欧洲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动荡时期。

美洲农作物

从植物学上看，美洲的作物完全不同于旧大陆熟悉的作物。其中有些作物是欧洲、亚洲和非洲农民以前所知作物的极其有价值的补充。例如，美洲作物玉米迅速传播到中国西南部、非洲和欧洲东南部。在中国，马铃薯的重要性远不如植物学上与它无关的甘薯，甘薯大量种植在不能种植水稻的山坡和以前的荒地上。在欧洲，这种关系正好相反，因为更寒冷的气候适合起源于安第斯高原的作物，而欧洲夏季的温度还不足以使甘薯成熟。

吸收美洲农作物，增加了当地食物供应，通常导致人口相应增长。这在中国南方肯定出现了。美洲作物也使得非洲人口急剧倍增，特别是西非，那里是17、18世纪在新大陆劳作的数百万奴隶的来源。

美洲农作物传播的详细情况还没有被很好地研究过，新作物的重大影响很可能是1650年之后而不是之前出现。欧洲肯定是这样，目不识丁的被传统束缚的农民花费了一定时间才发现新作物的优势，学会种植新作物的方法。

疾病的传播

疾病的传播无须人类的主动性，而是不顾人类的主观意图，在人类当时根本不理解的情况下就发生了。的确，所有细节仍然是模糊的，因为引起瘟疫肆虐的记载，无论在美洲的印第安人中还是在欧洲一些城市中，都是不精确的，以致做出确切的医学诊断是不可能的。但是一般来说，当船只开始定期往来于海洋时，它们显然装载着货物和细菌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对人类生命的影响有时是非常严重的。例如，欧洲船只就把大量非洲疾病转移到新大陆，很可能包括诸如黄热病和疟疾，这些通过老鼠传播的病菌使中南美洲许多地区几乎人烟灭绝。此外，长期流行于欧洲人中的疾病，当它们散布到没有遗传或获得免疫力的印第安人中时是灾难性的，如天花、麻疹或斑疹伤寒等。也许作为回报，美洲印第安人把梅毒传播给了旧大陆，虽然梅毒的发源地是否是美洲还不能确定。

撇开这些被忽略的情况，我们可以认识航海船只携带的疾病细菌传播的总体后果。首先，以前孤立的人口遭受了重大损失。例如，据估计，1500年最终被纳入西班牙帝国的美洲各地人口大约为5000万，到1650年，下降为大约400万，而且这个数字还包括了西班牙的移民！同样急剧的人口减少也发生在太平洋群岛和其他地方，只要新疾病接触当地稠密、以前孤立的地区的没有免疫力的人群身上。

但是，文明地区的人口已经长期遭受各种传染病的侵袭。的确——也许除了梅毒之外——在旧大陆的文明社会人口中，似乎没有重大的新疾病找到了大量受害者在等着它的侵袭。相反，以前所知道的流行病逐渐变成了地方性疾病。因此，到1700年，地方性瘟疫不再在抑制人口增长方面起什么重要作用了。文明社会的人口在现代之所以急剧增长，很可能就与疾病性质和影响范围的变化有关。现有统计资料显然表明，1600～1750年，欧洲、中国、印度、中东至少部分地区，人口以空前的速度增长。到那个时候，海洋航行带来的流行病后果才被感觉到，美洲作物已经开始大量种植。另一方面，即使在欧洲，1800年前现代科学的医学对人口的影响很小，在中国或印度，影响就更小了，对现代早期阶段的人口增长不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显然，通过海洋传播的新疾病的后果非常有利于欧洲人。他们故乡的人口没有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失，而且很快就开始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而在美洲和其他遥远的地区，疾病的突然侵袭削弱了当地对欧洲统治的抵抗。即使在旧大陆，中亚地区最后一个成功地抵抗过文明社会军队的游牧民族联盟的瓦解（1757年）也不是枪炮的作用，而是天花的作用。

欧洲的知识和技术发明

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平面上，在使欧洲在反对世界其他地区敌对文化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方面，欧洲地理大发现也发挥了极大作用。因为欧洲人能够获得所有已经定居人类的世界所储存的新技术和知识，用于丰富和扩充自己的技术和文化。正如他们封建时代的祖先，骑士战争技术赋予西欧人短暂的陆上军事优势一样，早期近代的海上优势也向欧洲水手传递了一种安全感，以至于他们认为能够用天真而自信的好奇心审视他们所遇到的一切，渴望了解和发现，随时准备从其他民族的工具箱里借鉴任何喜欢的东西。以他们扩大了的世界知识和天才为基础，欧洲技术发明和天赋的迸发是必然而令人肃然起敬的结果。

没有任何其他文明以类似欧洲那样的冒险精神，对海洋航行开辟的新可能性做出反应。把玩外来新奇玩意儿的现象的确出现了，特别是在远东，但是任何敌视古老的现存传统、滋扰中国官吏心灵的东西都不能长久。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反应甚至更加消极。与古代真理相悖的任何东西都被简单粗暴地排斥和否定，或者压根儿就被无视。

欧洲的反应却迥然不同，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的震撼完全动摇了欧洲社会的根基，破坏了欧洲文明的中世纪结构！地理大发现的刺激及其之后的探险活动，并不是欧洲转型的唯一原因。欧洲文明内部长期且根深蒂固的紧张关系至少像来自外部的任何事物一样，也做出了贡献。因此，考察这些内部力量及其相互作用将是下一章的内容。

第十九章 欧洲的自我转型
（1500～1648年）

尽管细节非常复杂，但是描述1500～1648年欧洲政治发展的主要线索并不困难。与中世纪盛行的管辖权重叠而引起错综复杂的情况相比，权力倾向于集中在比较少的中心。欧洲地理终于被划分为一系列比较巩固的国家，每个国家由一个中央集权的、通常是君主制的政府控制。在最成功的例子中，巩固的规模是民族范围的：法国、西班牙、英国和瑞典。在中欧，较小的单位攫取了主权：城市国家、封建王公的国家、教会国家。但是即使在这里，每个单独的国家都把权威和权力集中于一个中心，就像较大的民族国家所做的那样。在东欧，类型变得更弱小，因为在有些情况下，那里的贵族和城市特权仍然包含在民族国家君主制之中。例如，波兰和匈牙利都是如此。另外的例子，如俄罗斯和土耳其，政治中央集权超越了单个民族的局限，不同语言和宗教的民族都臣服于单一的帝国统治之下。

在每个成功的国家版图之内，政府权力迅速扩大。以前严格限于地方的事务现在变成了中央政府代表管辖之内的事情了。国王和王公贵族也取得了教会管理和庇护方面的权威，即使在天主教和继续承认教皇对教会领导权的国家。贵族的权利和豁免权、城市和乡村的自治权都遭到了急剧削弱。以个人身份为基础的各种地方权威在以遥远的君主之名的官员面前瓦解了，官员的权力依赖国王或王公贵族的任命。

政治巩固的过程可以多种不同角度看。在某种意义上，它运用了阿尔卑斯山以北政府统治的所有技巧，这些技巧首先在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产生出来。例如，贵族与市民阶级组成单一国家的形式就在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市开了先河，这比法国和英国国王开始朝着这个方向迈进早了大约200年。1500年前，利用职业常备军支持统治者的意志在意大利也是平常之事，但是法国和西班牙在此之后才变得可行。当然，在重大事件上，与意大利所知道的情况相比，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家建设以大得多的领土规模进行。随着这种领土扩大，欧洲大国政府的有效权力也大大扩充了，国家之间政治的整体规模也相应地扩大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中世纪政治生活中复杂的管辖权重叠现象与其说是被渗透到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意大利政治实践所瓦解，倒不如说是被与宗教改革有关的暴力和激情所瓦解。的确，改革教会并使之成为神圣场所的努力很快便对政治产生了广泛影响。为了使人类生活符合《圣经》揭示的上帝旨意而做出的持续而严肃的努力，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教义差异所导致的大规模暴力活动很快爆发了，在一个多世纪里，欧洲被以基督教真理名义进行的战争所折磨，虽然根本不符合它的准则。

在各种暴力活动和血腥屠杀中，世俗政权不断地向前推进权力。在已经成为新教的大国中，政府接收了以前教会人员占有的大多数财产，取得了任命或至少批准任命高级神职人员的权力。几乎同样的命运也降临于那些仍然效忠教皇的国家的教会头上。例如，土地和其他没有被直接没收的财产并不能阻止西班牙、法国、奥地利的天主教国家的统治者任命高级神职人员，向自己领地内的教会土地征税。

从第三个角度来看，政治权力稳固地操纵在较少数中心的事实，反映了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由于武器变得越来越复杂，对地方贵族来说，实施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变得极其昂贵，对于普通的权威来说，它又几乎是不可能的复杂。中世纪的骑士，一旦他取得了一匹战马、一幅盔甲、受过军事训练，那么他几乎就是自给自足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无论他到哪里，他都能不太费力地找到自己想要的食物，对装备进行小修理。如果受到优势力量的威胁，他可以撤退到城堡的围墙里面；如果城堡被围攻，那么他还能足够安全地等待敌人退却。但是当大炮和使用长矛、步枪的步兵首先把骑士从城堡里赶出来，接着又把他们赶出了战场时（1350～1550年），军事组织就变得非常复杂了。火药和炮弹的供应、重炮的运输、军队的纪律、维持军队所需要的各种开支的金钱，都不在大多数地方权威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正如已经证明的那样，任何统治广袤领土的君主都无法有效地在整个欧洲征募军队。

对越来越复杂的陆地武器的依赖也将政府与生产复杂装置的资源捆绑在一起，即依靠手工业店铺和作坊、采矿和冶金企业、资本家、银行家，一般说来，就是依靠社会中的城市人口，只有城市才能提供必要的原材料，生产武器，在适当的时间里把武器分门别类地运送到指定地点。因此，真正强大的国家是那些领土上出现了足够的城市发展，能够支撑新型军事技术复杂需要的国家。例如，领土广袤的国家波兰由于没有出现这种城市发展，所以不能利用他们的领土面积变成相应强大的国家。

这三个观点中的任何一个都肯定是有效的。它们在一个半世纪里的相互影响，在许多面临新的不相关选择的个人的不可预测行为中发挥作用，使这个时期的政治史带有异常紧张和混乱的特点。

当时，国王和诸侯政府与地方性和普遍性竞争对手之间争夺主权的斗争结果还不明朗。例如，在欧洲东部和北部某些地区，贵族和氏族首领保持甚至扩大了他们的自治权利。这是以加尔文教会和国家改革的名义进行的，如匈牙利和苏格兰，或者以恢复或复兴天主教的名义进行的，如波兰和立陶宛。

在荷兰各省和英国，同样的政治发展因为非常不同的原因而开始进行，因为市民和商业化的农民瓦解了王权，他们在加尔文的教义中找到了蔑视中央政权正当性的合法先例。

荷兰反对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叛乱开始于1568年，到1609年结束大规模战役的停战协议签订时，叛乱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在反对西班牙的战争紧急状况下，叛乱各省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联盟存在到战争之后，尽管城市与乡村经常发生摩擦，但是足以使荷兰变成世界上的一流强国。

在此后一代里，英国内战（1642～1648年）也走向反对君主专制的趋势。正是现代议会的反对，有效的国王官僚制度才获得胜利。就像宗教改革本身一样，议会的事业是极其反动的，因为它既依赖英国人（《大宪章》及相关文件）传统自由权利的重申，又依赖一个圣徒政府之后的无情的清教徒的努力。但是像其他成功的革命一样，掌握权力的清教徒被迫背叛他们的计划。处死国王查理一世（1649年）后，英国的自由权利和圣徒政府就在克伦威尔（卒于1658年）的统治下堕落成赤裸裸的军事独裁。他恢复议会政府的最迫切努力遇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大多数英国人抛弃了鼓舞克伦威尔军队斗志的清教理想。克伦威尔死后，国王查理二世复辟（1660年），他并不企图建立像查理一世那样的王权。主权仍然掌握在议会手中；英国议会力图平衡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利益，以便中央政府能够合理地应对不断变化的形势。

但是，无论英国君主立宪制和荷兰联邦制对后世具有多么重要的先驱意义，但它们是例外，根本不是这个时代的典型。通过给予顽固的地方主义和地主、市民表达政治愿望的机会，英国和荷兰政府似乎正在为过去的事业进行辩护。与其他国家相比，它们的安全更多依赖海军而不是陆军，只有这个事实才能解释这两个闹独立的国家如何能够发挥大国的作用，而又没有臣服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在其他国家，这种中央集权官僚制度是军事力量的代价或者政治残余的行为。

国际政治

1500～1648年间欧洲政治最壮观的一面不是某些中央权威的代议制正在不断削弱地方管辖权。但是，依靠无数地方性小争端和决定，中央行政集权化的重要过程已经开启了。更为急剧的是政治冲突规模的另一端，这种冲突使拉丁基督教世界两大普遍性组织——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陷入反对西欧和中欧正在兴起的领土主权国家的活动之中。显然，至少在理论上，文艺复兴的理性主义、宗教改革努力理解并实施把人类从不确定性和谬误中拯救出来的真理，可能都被用于支持单一的领土广袤的国家和单一的教会——如果任何单一主权能够利用越来越复杂的战争技术、组织强大力量打败所有的政治对手、镇压异端的话。

这种事情一件也没有发生。但是1519年当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在已有庞大世袭领地上又增加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和实力时，普遍性的君主制似乎明显地取得了胜利。因为通过幸运的联姻，查理五世不仅继承了其家族在奥地利及其附近的德意志领地，而且继承了庞大的勃艮第遗产，这是位于法国与德意志之间向低地国家南部延伸的一块不规则的狭长领土。此外，1516年他还继承了西班牙王位。不久，他就因为西班牙王位而使领地增加了庞大的新兴美洲帝国，早在欧洲人对科尔特斯（1521年）和皮萨罗（1535年）先后打开新大陆财富之门而目瞪口呆之前，这个美洲帝国就已经出现了。这仿佛还不够，1526年，当他姐夫匈牙利国王从莫哈赤（Mohacs）战役灾难中侥幸逃脱土耳其人之手后去世、没有留下男性后嗣时，被查理委托管理奥地利领地的弟弟继承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王位。

然而，查理的敌人与他的臣民一样多，他的臣民从未团结一心从事任何长期的共同事业。因此，结果首先是停滞，然后是帝国权力的衰落，即使德意志境内也是如此。但是从查理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年）到他的后裔不情愿地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48年）中承认德意志各地诸侯的主权，是漫长而剧烈动荡的历史。

法国国王和土耳其苏丹是哈布斯堡帝国权力的最坚决反对者（尽管1536年他们之间的盟约很少在战场上发挥作用，但该盟约一直是法国“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的污点）。此外，查理与罗马教廷发生激烈冲突，他的士兵于1527年攻占了罗马城。但是从16世纪60年代起，西班牙军队和西班牙的虔诚基督徒入侵意大利，占领了罗马教廷，鼓舞了“反宗教改革”，教皇开始与哈布斯堡家族合作。帝国与教廷的联盟能够使曾经短暂地信奉新教的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兰的几乎所有居民重新皈依天主教。

然而在德意志，宗教改革极大地增强了地方诸侯反对帝国巩固权力的力量。经过最初的犹豫不决后，查理五世宣称坚决反对马丁·路德及其信徒；但是他忙于应付主要在意大利和地中海进行的与法国和土耳其的战争，所以他从来没能腾出手来全力对付路德派。1555年通过与路德派诸侯签订和约，保证他们捍卫路德派崇拜仪式和教义的权利，他承认了自己无力恢复德意志的宗教统一的现实。次年，查理宣布退位，把西班牙及其帝国、勃艮第领地交给他的儿子菲利普，但是把奥地利和帝国皇帝的头衔授予了他的弟弟费迪南。

这种世袭领地的分裂最终也未能使各个部分的统治得到巩固。德意志仍然四分五裂，各地诸侯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帝国野心保持着高度防范。费迪南及其后继者长期追求一种谨慎政策，而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虽然实力更强大，但是首先为巩固、接着为控制低地国家而进行徒劳的斗争。荷兰叛乱（1568～1609年）的成功和1588年英国取得对“无敌舰队”的胜利，都不能阻止西班牙继续在欧洲统治着勃艮第其他领地、控制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在地中海打败土耳其人、在美洲建立领土广阔的帝国，甚至一度兼并葡萄牙及其帝国（1580～1640年）。

菲利普二世死后，西班牙的霸权地位才开始动摇。法国被一系列宗教战争所折磨，这些宗教战争同情新教徒，反对王权，但在亨利四世统治下（1589～1610年），法国再次成为强大的统一国家。与此同时，手工业生产的停滞甚至倒退，削弱了西班牙装备维持帝国地位所需的陆军和海军的能力。因此，哈布斯堡家族和天主教会在欧洲的领导地位转移到该家族自查理五世的弟弟费迪南传下来的奥地利分支。他的同名儿子费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比其祖辈更加精力充沛和残酷无情。他以恢复天主教为名，任命官员，取代地方自治权和豁免权。结果把波希米亚的一场叛乱（1618年）酝酿成为30年激烈的战争，震撼了几乎整个欧洲。基督教的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分歧助长了冲突，但诸侯与帝国主权之争同样处于白热化状态。当费迪南的军队似乎要取得胜利时，丹麦、瑞典和法国先后出兵干预哈布斯堡家族的帝业。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德意志各地的毁灭性破坏结束了，和约承认德意志各个诸侯的主权，保证了帝国的空壳。此后200多年里，德意志仍然被众多地方统治者瓜分，他们的宫廷和政府都模仿大国，但是无法真正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崛起的大国——法国相抗衡。

欧洲的殖民活动和贸易

所以，1500～1648年间欧洲政治、军事和宗教历史的后果几乎像这些事件本身一样混乱。多个主权仍然分裂着欧洲大地，它们的关系复杂而多变。教皇在欧洲大多数地区的权力仍然是真实的；西班牙保住了美洲和欧洲帝国的大多数领土；甚至在巩固和加强对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世袭领地的中央行政控制方面，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分支的帝国权力都找到了充足机会。因此，1648年出现的法国优势地位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在欧洲大陆本身。当人们考虑海军力量和海外帝国时，法国的优势就消失了，因为英国和荷兰已经变成了优于法国的海上强国。它们利用船只蚕食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帝国，派遣商人到印度洋，派遣殖民者到达美洲。

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相继建立（1600、1601年）为这两个国家在印度和远东的殖民活动提供了持久而有效的商业组织。最初是荷兰人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功。从1594年首次冒险起，在短短50年里，他们就从马六甲和锡兰驱逐了葡萄牙人，在爪哇确立了自己的权力，因此，变成香料贸易的主人。英国在印度西海岸的早期殖民据点则比较弱小。

但是在美洲，平衡朝相反方向逆转，因为英国的弗吉尼亚（1607年建立）和马萨诸塞（1620年建立）殖民地很快超过了荷兰的纽约（1626年建立）殖民地。法国在加拿大的殖民活动几乎同时始于魁北克（1626年）。但是17世纪跨越大西洋最有利可图的欧洲冒险都是冲着加勒比海的较小岛屿，那里的蔗糖种植园由从非洲贩卖来的黑奴劳作，提供了欧洲急需的商品。到17世纪40年代，英国、法国甚至更小程度上的荷兰的企业家已经在这种贸易中占据领先地位，取代了最早在巴西和加勒比海沿岸经营甘蔗种植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

欧洲殖民和贸易活动非常迅速地扩大，证明欧洲力量对其他不稳定民族和文明的优势不断增长。欧洲政治的所有徒劳和混乱、残酷的武装冲突、构成这个时期欧洲历史主题和素材的为神学确定性而进行的残酷斗争不是完全没有结果的。人们很少能够完成他们所向往的所有事情，但是他们的斗争的确极大地增强了欧洲为政治和经济目的调集财富、人力和发挥创造力的能力。主权的巩固和政府活动范围的扩大是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如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那样的联合股份公司和其他大型商业企业的兴起是另一个重要表现。同样，在知识和艺术领域，技术进步（如印刷术和望远镜）提高有时甚至刺激了对真和美的不计后果的追求，赋予欧洲文化比中世纪相对零碎的世界观和有限的知识所能允许的更多的多样性和坚忍性。我们必须考察这些变化。

文艺复兴

孪生却又相互对抗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分别强调了欧洲文化传统的不同方面。受到复兴异教古代知识、技术和优雅风度鼓舞的人们赞美欧洲历史上的希腊—罗马时代，而那些渴望根据《圣经》改革宗教的虔诚教徒则从西方文明的犹太—基督教成分中吸取营养。两个阵营中少数忠诚的人力图完全否定对方；但这是不正常的，因为这两个运动之间存在着一场复杂的交叉演出。有些最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也是熟练的古典学者，发现了也适用于《圣经》研究的技巧，这些技巧是异教作家为了编写正确的经典而发展出来的。同样，文艺复兴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仍然深情地关注宗教和神学问题。即使像马基雅维利（卒于1527年）那样的人，他们也没有公开宣布放弃基督教信仰。

当然，文艺复兴于1350年左右肇始于意大利。由于对强大的罗马帝国的记忆，所以复兴古代对意大利人自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此外，意大利城市孕育了具有世俗思想的平民和把注意力投向尘世事务而非宗教事务的王公贵族赞助人。

1500年左右，意大利文艺复兴达到了顶峰。列奥纳多·达·芬奇（卒于1519年）通过艺术和对人类、事物的仔细观察而孜孜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加上尼可洛·马基雅维利根据个人经历和对古代作家的研究，赤裸裸地分析了政治权力的性质和功用，他们都是意大利文艺复兴高潮的代表人物。直到稍后，米开朗琪罗·博那罗蒂（卒于1564年）和尼古拉斯·哥白尼（卒于1543年）——虽然他在波兰去世，但他从帕都亚大学接受的教育中受到知识的鼓舞——才放弃了对达·芬奇和马基雅维利作品中明确表现出来的对人类理性的过分信任。米开朗琪罗经受了对每件实际事物持怀疑态度的折磨，甚至对自己的艺术也持怀疑态度；哥白尼的天文学日心说受到新毕达哥拉斯派数字神秘主义的启发，实际上公开蔑视已有的观察数据，哥白尼的天文学假定，行星运行的轨道是圆形的而不是椭圆形的。

文艺复兴时期美的理想的吸引力在欧洲其他地区并未消失。它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贵族和宫廷圈子里特别受欢迎；但是只要是城市发展产生了大量中产阶级的地方，如在荷兰、莱茵兰、英国和法国，平民也很快被当地模仿或超越意大利模式的努力所吸引。其结果是文学和一定程度上的绘画的民族独特风格流派的发展。例如，塞万提斯（卒于1616年）创作的《堂·吉诃德》和洛佩·德·维嘉（Lope de Vega，卒于1635年）创作的戏剧都给予西班牙语言以文学形式。现代法国通过三个完全不同风格的人的著作而取得了它的文学形式：嘲笑自己无法改变的一切现象的弗朗索瓦·拉伯雷（卒于1553年）、无情地推行宗教改革并使人类生活神圣化的约翰·加尔文（卒于1564年）、力荐在人类缺点面前适度冷淡的蒙田侯爵（卒于1592年）。英语文学的形成归功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作家，尤其是威廉·莎士比亚以及国王詹姆士一世的钦定《圣经》（1611年）。日耳曼语系欧洲的其他大多数语言（荷兰语、丹麦语、瑞典语）也是作为新教徒把《圣经》翻译为民族语言的副产品而形成的。

宗教改革

这个时期欧洲文化生活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重申宗教关注，尽管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思想和情感似乎都表现出来的世俗主义残余魅力仍然存在。

罗马天主教会的改革和复兴在中世纪欧洲多次发生过。根据它们的性质，这些运动是向合法的教会权威挑战，而教会一直坚持宣布这些改革运动为危险的异端。这就是英国的约翰·威克里夫（卒于1384年）和波希米亚的约翰·胡斯（卒于1415年）的命运，他们从来没能吸引大批信徒。1417年通过康斯坦茨宗教会议而恢复的教皇君主国，愈合了教会大分裂，但是这使此后一个世纪里异端难以兴盛。特别是在西班牙，宗教统一和政治忠诚趋于同一了。几个世纪反对摩尔人（只在1492年才被驱逐出格拉纳达）战争培育出来的十字军精神继续鼓舞着西班牙在欧洲和海外的帝国扩张活动。教会与国家之间独特的紧密关系形成了。在其他地方，教皇和君主通常在向教士征税方面进行合作，但是双方在其他方面的冲突与合作一样多。

罗马教廷自称拥有对意大利部分地区的主权，有些教皇对半岛政治权力的追求超过对其前辈力图获得的基督教世界精神领袖地位的追求。在意大利其他地区和德意志，主教和修道院长常常效仿教皇。

在这种追求世俗华丽的宗教背景下，马丁·路德（卒于1546年）以一个罪人如何获得拯救的自身痛苦经历为基础形成的认识，就像复仇天使的宝剑迸发出来的火花。最初路德只是挑战出售赎罪券的有效性。这种声称能够从炼狱中拯救人的灵魂的文件的出售，已经被商业精神组织起来，成为修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筹款计划的一部分。根据传统经院哲学辩论的习惯，1517年路德在维滕堡教堂大门张贴“95条论纲”，公开否定赎罪券的价值。但它已经不是学术辩论的事情，路德的观点像野火一样燃遍德意志各地。公开与教廷权威争辩的结果促使路德立即更激进而完整地阐述了他的主张。1520年写作的三本义正词严的小册子《致德意志民族贵族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和《基督徒的自由》，确立了路德派教义的核心。后来，辩论发展成天主教、路德派和其他新教派的许多不同教义形式。这场神学分裂的中心是宗教权威问题。路德把自己的改革建立在《圣经》和上帝免费赐予得救的个人经验的基础之上。他还否定教士是罪人与上帝之间必要的中介，勇敢地宣称每个信徒都是自己的牧师。

印刷术把路德的观点迅速而广泛地传遍德意志各地及其邻近地区。他的抗议聚集了大批打着教会改革旗号的不满者，例如，在德意志吸引了许多自认为因被外国人征税和剥削而感到苦恼的人；但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这种表达方式很快就因皇帝查理五世、德意志其他重要统治者拒绝成为路德派信徒而被扼杀了。

因此，新教运动没有变成德意志的，而是变成全欧洲的，特别是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大本营（1541年）并使它成为活跃的宗教宣传中心之后。例如，英国于1534年宣布与教皇断绝关系，但是英国教会只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新教国家，而且主要受到来自日内瓦的刺激。与此同时，荷兰人和苏格兰人把加尔文教变成了占支配地位的教派。相反，在法国，政府仍然保持了天主教信仰。法国新教历经辉煌的开端后，1600年左右就失去了锐气。在意大利，新教从未得到广泛的支持，当被恢复的天主教势力变得明显时，它就萎缩了。另一方面，斯堪的纳维亚变成了路德派，与几乎一半德意志人一起。欧洲各地正在开始兴起的民族主义在决定各自宗教信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路德派的外衣掩盖下，社会经济主张也短暂地表现出来。但是当起义农民把基督教的自由当作免除租税时，路德就公开激烈地抨击他们。因此，社会动荡和宗教激进主义在再洗礼派和其他教派中找到了表现场所。这些教派遭到残酷迫害，只在穷人中幸存下来，而且常常是以秘密或半秘密集团的形式。

1500～1648年间欧洲急剧的社会经济变化极大地促进了宗教争论。但是不能错误地认为，仅仅因为明确而连贯的世界观的天然吸引力，对一种绝对可靠的宗教真理的寻求背后就一定积聚了大量能量。心灵平静需要对不确定性问题给予权威而充分的答案，日常经历给当时欧洲大多数人带来了冷酷的不确定性。路德确信自己已经知道了如何获得上帝的恩典。这是他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因为其他人迫切希望获得同样的内在恩典状态并确保灵魂得救。当一个人取得了确定性时，他自然希望既把得救的真理与他人分享，同时又谴责它掩盖的所有谬误。大量涌现的旨在说明这些道理的教义和著作很快就被取自教义问答中的系统教育所补充。教廷的捍卫者立即加强了罗马天主教会的反宗教改革宣传。更多的基督教教义知识和更深刻地服膺于被选择或被继承的信仰形式弥漫于整个欧洲。

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之一是，新教内部倾向于分裂为各种派系，甚至教派内部又分裂为更小的教派。宗教改革家从未放弃建立一个包含所有基督徒的单一大公教会的理想。但是《圣经》——他们的唯一宗教权威来源——能够被作各种解释。对一个人看起来不言而喻的真理对那些仅仅作为罪人并同样迫切希望获得灵魂拯救确定性的另一个人并非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被迫谴责其他人是错误教义的传播者，且常常比做慈善更积极。但是随着第一代宗教改革家激情的消退，建立教会组织、实施教义统一的努力在大多数欧洲新教地区取得了成功。在英国，这个过程是持久的。都铎王朝（1534～1603年）渐进的宗教改革不能满足清教徒的要求。直到奥利弗·克伦威尔（卒于1658年）统治下的圣徒政府完全失败为止，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按照上帝旨意改造人类生活的努力。

罗马天主教会缓慢地应对新教的挑战。最初，许多人希望二者可以调和。虔诚而且受过教育的天主教徒最有能力以自己的方式对付新教运动，他们常常担心通过反击路德派教徒而加深基督教世界的分裂。但是追求武装新教徒头脑的神学确定性的激情也能被用于天主教的事业。圣伊格纳修·罗耀拉（卒于1556年）就是这样做的。经历了像路德那样痛苦的个人皈依后，罗耀拉开始作为教皇的战士宣传基督教真理。他很快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然后把他们组成“耶稣会”，耶稣会迅速变成欧洲和海外捍卫和宣扬天主教的最有效工具。耶稣会成立初期，恰逢特伦特宗教会议（1545～1563年）召开。经过漫长的三次中断后，特伦特宗教会议成功地颁布了许多有效的改革法令，在坚决反对新教的意义上确立了一些有争论的教义。

从此，教会改革要求的最初模糊性消退了，欧洲各地的人们面对一个组织比较精良、统一、被改革了的天主教会与同样坚强但组织不太严密的加尔文教运动进行殊死搏斗的壮观景象，而路德派和保守的英国教会人士则对两种领导者都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教皇和皇帝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中的失败及几乎与此同时的英国清教徒革命（1640～1660年）失败，最终促使许多人放弃了宗教争论，在这两场冲突中，宗教争论常常成为肮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遮羞布。

科学的发展

事实上，宗教改革期间，少数但重要的人物没有让追求神学确定性掩盖对其他更世俗事务的关注。例如，伽利略·伽利雷（1564～1642）一生几乎经历了宗教冲突的高潮，但是他更喜欢献身于物理学和天文学研究。他以望远镜观察和数学推理为基础而为哥白尼天文学所作的辩护，他为了把仔细记录的天文观察数据给予数学表达而进行的创造性努力等，开创了物理学和天文学至今仍未穷尽的探索途径。勒内·笛卡儿（卒于1650年）是另一个代表人物，他故意避开神学争论而着手创立严密的数学哲学，这种数学哲学以极其公正的态度、以理性为基础，为形而上学和其他各种自路德以来甚至在路德之前人们就激烈争论的问题提供了答案。

其他知识传统也很活跃且富有成果。帕拉塞尔苏斯（卒于1541年）、安德烈·维萨留斯（卒于1564年）和威廉·哈维（卒于1657年），以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为基础，以精确观察人体结构为基础一样，在医学方面向盖伦的权威成功地发起了挑战。与此同时，一位迷信的神秘主义者约翰·开普勒（卒于1630年）徒劳地力图发现行星运行轨道之间的和谐比例关系，但是经过大量复杂计算后，他的确发现了一种数学方程式，这种方程式能够精确地描绘各个行星在自己的轨道上所作的椭圆形运动，因此，偶然地纠正了哥白尼的错误，也为哥白尼假设扫除了一个最重要的障碍。另一种传统——乐观和经验主义，代表人物是弗兰西斯·培根（卒于1620年），他认为仔细观察和系统地收集信息就可以使人类了解大自然的奥秘，而无须借助宗教启示或数学推理。

许多新仪器的发明，特别是望远镜（约1608年）和显微镜（约1590年）、钟摆（约1656年）、温度计（约1654年）、气压计（约1643年）等，为少数自然哲学家的观察和实验提供了比以前更精确的工具。加上从海外大量流入欧洲的各种信息，都为那些更喜欢这种研究而不是神学辩论的人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因此，当（1648年后）敌对的宗教阵营最终被善于思考的人广泛地认为是耻辱时，自然哲学家准备并首先提供了一种世界观，虽然这种世界观也许不完整，但其吸引力并不亚于吸引以前许多代人注意力的、互相敌对的神学。

然而如果人们认为科学取代了宗教，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宗教改革时代使各行各业的人们对宗教保持高度关注。科学和其他世俗学术研究并不公开反对宗教主张，具有说服力的新教和天主教改革家都高度重视这些宗教主张。大约1650年后，科学研究得到了充分尊重，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至少那些生活在欧洲文明最活跃中心的，不再沉重地担忧他们的发现将如何适应官方神学体系。争论继续爆发，但是无论捍卫基督教真理的教士，还是提出新思想的科学家，都不能镇压或推翻那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在重大事件上，双方都诉诸暴力和普遍一致的需要，在宗教改革时期，这种普遍一致的需要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许多认识论方面的问题逐渐不再带到政治家和公众面前。

文化多元主义的出现

1500～1648年欧洲漫长而动荡的结果几乎出乎当时所有伟大人物的意料之外。欧洲人不是发现和实行普遍的真理，而是发现他们能够接受不同意见。知识多元化局面在欧洲大地比以前更真实地形成了。没有知识的官方等级制度为理解世界——从理论上说，如果不是实际上的话，像中世纪那样——提供完整的计划。每个独立的教会、国家和职业都在根据自己的理解追求真理。这种多样性确保欧洲思想的连续而非常迅速的发展，甚至直到我们这个时代。

艺术和文学也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在本章讨论的时间之初就开始兴起的俗语文学创立了各个民族的文学流派。绘画也倾向于偏离意大利大师们创立的范式，所以西班牙（维拉斯凯兹，卒于1660年；埃尔·格列柯，卒于1614年），荷兰（伦勃朗，卒于1669年）和佛兰德（鲁本斯，卒于1640年）的画派，都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欧洲总体传统之内发展。建筑仍然没有什么多样性。在整个天主教欧洲地区，文艺复兴风格的巴洛克装饰盛行，而在大多数新教国家和地区，以哥特式为基础的各种风格牢固扎根。

产生于中世纪模式的伤痕是巨大的。欧洲人从未遇到比这更痛苦难忍或更普遍深刻的不确定性。但是这种动荡也以最异常的规模激发了人类的天赋和个人的成就。与他们没有相遇的前人和后代相比，哥伦布和科尔特斯、路德和罗耀拉、达·芬奇和笛卡儿、哥白尼和伽利略——这仅仅是最伟大人物中的一小部分——是更深刻意义上的现代世界缔造者，正如这些伟人所做的，新世界的挑战，无论字面意义上的还是比喻意义上的，在他们瞪大的眼睛面前打开了。这些人和其他成千上万欧洲人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中所取得的超常成功被后世西方文明的经历作了最好的验证，我们和全世界都是这种西方文明的继承者。

第二十章 欧洲的外围：俄罗斯和美洲
（1500～1648年）

当中国、印度和中东发现只需虚与委蛇地应付出现于他们海岸的欧洲人时，俄罗斯和美洲的人口已经深深地与西欧纠缠在一起了。瘫痪性的崩溃降临于美洲印第安人的高级文化，由殖民者强加于美洲大陆的新组织制度直接来源于西班牙。俄罗斯的组织制度更加顽固，当全副武装的外国人第一次到达时，它们没有像美洲印第安人的组织制度那样土崩瓦解。但是俄罗斯也发现，从抵制草原的传统压力转向抵制来自西欧的新挑战是困难的。教会和国家的疲惫不堪就是这种转变困难的标志，这种转变与西欧刚刚从中世纪破茧而出同样影响深远。

莫斯科公国的兴起

直到1480年，俄罗斯大部分土地仍然处于金帐汗国统治之下，金帐汗国的都城是位于伏尔加河畔的喀山。金帐汗国是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分裂而成的四大汗国之一。但是到15世纪，金帐汗国的大汗及其武士讲突厥语了，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且通常被称为“鞑靼人”。在享受最高宗主权的俄罗斯土地上，大汗把征税权委任给莫斯科大公，而后者并不一直认为有必要转交所有税款给大汗。所以当伊凡三世正式宣布解除对大汗的效忠并自称“沙皇”（1480年）时，这个行动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真正重要的事实是大汗对此无能为力。军事优势不再完全依靠草原骑兵。如果没有持久的围攻，克里姆林宫就是一座牢不可破的大本营，保护着莫斯科的安全。莫斯科防御大炮的每次射击都宣布草原游牧民族的优势即将终结。

但是，人们不能夸大新型战争技术能够有效地应用于战场的速度。例如，大约在1571年，一支规模异常庞大的鞑靼军队就焚毁了莫斯科郊区。虽然当时步兵已经变成了战场上的决定性力量，但问题是如何把桀骜不驯的抢劫者组织到战场作战。直到边界修筑了连成一线的要塞，由速度与鞑靼人一样快但装备更精良的骑兵（“哥萨克”）驻守，草原民族的侵袭才最终被完全遏制了。这是1648年后才发生的事情。

但是当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仍然无法满意地抵御前线来无影去无踪的侵略者时，关键的事实仍然是：大约从1500年起，骑马射箭再也不能战胜装备精良的步兵了。俄罗斯的商业和农耕社会能够并且的确为步兵配备了当时的武器主宰——大炮，而长期享有对农耕社会压倒性军事优势的草原游牧社会拒绝放弃战马、拒绝利用新兴的火药技术。由此造成的力量平衡的急剧变化不久就显示出来。1525年，“恐怖的”伊凡四世攻占了喀山。4年之后，他的士兵占领了阿斯特拉罕，完成了对伏尔加河下游的征服。大量领土因此被置于莫斯科公国的统治之下，通过河流和翻越喀尔巴阡山脉与波斯的联系也开通了。俄罗斯的南面仍然遭受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的威胁。但是他们的势力依赖君士坦丁堡的政治联盟和商业往来。在文明世界持步枪的步兵面前，完全独立的游牧帝国再也无法立足了。

在此后一代人的时间里，俄罗斯的先驱跨越乌拉尔山，推翻了西伯利亚的穆斯林汗国，到1587年，建立了对鄂毕河中游的统治。跨越乌拉尔山后，长期作为内河航行水手（冬天则是雪橇驾驭者）的技巧使俄罗斯冒险家能够穿越西伯利亚地区彼此分离的河流上便捷的水陆联运点。所以1638年，俄罗斯第一支探险队达到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当地的狩猎者和采集者人数很少，政治上也很虚弱，居住在环境严酷、把西伯利亚沼泽地与森林地分离的地方。因此，当俄罗斯人要求他们交纳毛皮作为纳贡物时，他们发挥狩猎和诱捕猎物的技巧，为新主人工作，很快就为俄罗斯人提供了欧洲和中国急需的商品。事实上，来自毛皮出口的收入对俄罗斯国家特别重要，因为它使俄罗斯能够大规模进口欧洲的武器和其他手工制品。

但是，草原游牧民族长期军事优势造成的压力的消除也有破坏性的一面。只要定期缴纳贡物的方式存在，莫斯科大公不得不充当遥远但可怕的喀山宗主的征税人，那么俄罗斯人民就认为必须服从、臣服大公。但是，鞑靼人的威胁消失后，向伏尔加河下游或乌克兰等地区移民是替代纳税的切实可行之法；许多不安分的青年人的确逃进了荒野。乌克兰和顿河下游松散的哥萨克共同体就以这种方式招募成员。更东部的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地区，个别定居者和先驱甚至脱离纪律松散的哥萨克生活，发展出单个家庭的生活方式，非常类似于北美边疆地区的家庭。

这种脱离哥萨克生活的方式把俄罗斯的定居地迅速地延伸到新地区。人力损失由中央政府承担，只要足够的农民和市民在后面纳税即可。不满的贵族（波雅尔）阶层的处境远非危险。在近邻波兰—立陶宛，大贵族享有实际上独立于国王行政管理之外的特权的事实时刻提醒他们：如果没有莫斯科大公的专制统治，那么他们的生活将会多么轻松惬意啊！对西欧天主教邻居宗教的厌恶也许是阻止大众转向忠诚立陶宛的最重要原因。但是莫斯科大公的专制统治视叛逆为重罪。伊凡四世由于企图血腥镇压反对他的统治的波雅尔，因而得绰号“恐怖的伊凡”。事实上，他的确杀戮了许多旧贵族家族，以致不可能建立波兰—立陶宛模式的贵族共和国。在俄罗斯“危机时期”（1604～1613年）变得更加明显：旧波雅尔家族政治合法性彻底崩溃，但又不能以贵族自由的名义、按照波兰模式取得和保持权力。相反，通过共同同意，贵族阶层很快就被恢复了。

西欧的影响——政局动荡

莫斯科公国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权幸存下来的主要原因是新的外国威胁的出现，不过这次不是来自草原游牧民族，而是来自西欧。西欧的压力包括两个方面：军事—政治和宗教—文化。军事上，虽然付出了艰辛努力，但伊凡四世已经发现不可避免丧失国土于瑞典和波兰。伊凡发动立窝尼亚战争（1557～1582年），迫切希望把他刚刚赢得的里海沿岸作为打开波罗的海的门户。但是结果适得其反，战争使莫斯科公国吃紧，以失败告终。一代人之后，在“危机时期”，当篡位者统治国家、内部分裂在俄罗斯土地上蔓延时，波兰—立陶宛开始进攻了。1608年，一支波兰军队占领了莫斯科城，建立了傀儡政权。但是俄罗斯各阶层很快便酝酿了赶走外国人的情绪。与此同时，波兰国内政局动荡也削弱了其入侵俄罗斯的力量。1613年，入侵者撤退了，莫斯科大教长宣布他儿子米歇尔·罗曼诺夫为沙皇。罗曼诺夫王朝保持俄罗斯皇位直到1917年。

只要俄罗斯的技术和财富远远落后于西欧，那么专制的俄罗斯军事和政治生存——瑞典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分兵于德意志、波兰关注那场战争的结果，这些都有助于此——就仍然岌岌可危。但是，超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深思熟虑且努力弥补这种差距并赶超西欧的措施，都需要诉诸武力。这本身就表明了俄罗斯与西欧组织制度和社会关系方面存在的差异。伊凡四世的特务组织通过参与纵酒狂欢和犯罪而成为专制统治的帮凶，虽然他分封的“服役贵族”也履行西欧官员和军官对君主履行的同样职责。此外，在俄罗斯社会底层，农奴正在被固定为小农阶层，而当时西欧土地上的农民（与社会的其他阶层一起）正在开始既遭受更多个人自由的痛苦，同时也享受更多的个人自由和独立。

这种发展的原因是非常明显的。在俄罗斯，沙皇缺乏足够的现金收入用于支付官吏俸禄和军队的军饷。因此，他不得不通过授予土地的方法来回报他的臣仆。但是没有农民耕种的土地是没有用处的。为了防止农民逃亡，因此，通过立法授权地主追捕逃亡农奴似乎是必要的。到1649年，当新法令把以前的法令系统化时，一个理论上非常严苛的法律结构就强加于俄罗斯社会了，每个人都被要求保持自己的身份，固定在出生的地方，从事世袭的职业。但俄罗斯社会现实从未符合这种法律条文的规定。逃亡农奴仍然成功地到达边疆地区，因此，把俄罗斯社会和定居点的边缘推进到亚洲和乌克兰。那些碰巧被某些权势人物看上的人则可能从卑微的出身晋升到官僚系统的上层，但这种情况一直是例外。

西欧的影响——文化变化

与西欧接触给俄罗斯宗教和文化生活带来的令人厌恶的后果几乎与这些军事—政治磨难一样棘手。俄罗斯迫切需要激发民族使命感，以便能够抵御和削弱西欧显而易见的财富和技术优势。

所以，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后，俄罗斯人很快意识到，他们是真正的基督教分支东正教的最后堡垒。但是1565年后，这种自鸣得意的感觉很快就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耶稣会传教士在波兰建立分会，迅速战胜了那里的新教徒，并致力于把东正教徒重新皈依罗马教皇管辖之下。与此同时，波兰—立陶宛国家兼并了俄罗斯西部大片领土，迫使那里的居民承认基辅的宗教管辖权。因此，1596年，当基辅大主教及其属下大多数主教接受罗马教皇对基督教教义的解释时，莫斯科感到强烈震惊。乌克兰的或“东仪天主教”的教会被允许仍然使用斯拉夫语举行礼拜仪式，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缓和东正教的沮丧感。

但是有效地反驳耶稣会为罗马天主教教义辩护的观点是很困难的。俄罗斯各地教会的著作不完全相同，有些传抄者和翻译者的错讹也蔓延到所有最熟悉的经典内容，即有关圣餐礼仪式的段落之中。只要没有不友好的批评者把这种异常情况提请他们密切关注，那么俄罗斯教会人员就会发现，坚持传统的仪式并没有什么困难。但是一旦耶稣会学者指责这种异常的话，那么东正教俄罗斯自称独占基督教正统将如何自圆其说呢？更为糟糕的是，在事实上从过去继承而来的混乱版本中，真正的基督教真理、可靠的神圣经典段落如何被承认？传统的学术和俄罗斯教会的虔诚无法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俄罗斯人能退回到一个确凿的事实：希腊语基督教更加古老，因此，比耶稣会能够代表的拉丁基督教传统更加真实可靠。但是，修改俄罗斯的宗教祈祷书以便使它们与希腊模式相符，这本身就是对过去错讹的不打自招，而这又是俄罗斯教会无法承受的。他们觉得，灵魂得救本身依赖正确的仪式。错讹，哪怕对最微小的错讹，都将使整个东正教教义处于危险境地。

当然，宗教学术和宣传并不是1500～1648年西欧文化成就引起俄罗斯注意的唯一外表。伊凡三世开始引进意大利工匠和建筑师，用石头建筑美化莫斯科。当与旧式俄罗斯木质教堂建筑风格交织在一起并带有波斯风格优雅的活力时，意大利式的石头建筑和装饰性图案就产生了著名的圣巴塞尔主教堂，装饰着莫斯科红场。这座宏伟而非常成功的建筑是为庆祝伊凡四世1556年战胜阿斯特拉罕汗国的大汗而修建的。

俄罗斯的宗教绘画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鼎盛。在东正教代言人不能找到有效回击罗马天主教批评的几十年里，艺术家利用意大利和拜占庭画家的技巧，表达一种维持俄罗斯东正教神秘的虔诚。直到1648年，这种情绪使俄罗斯东正教文明保持了精神独立，尽管经常接触早期近代文化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欧洲地区。

西班牙美洲

与依靠更加脆弱的文化传统而不得不面对同样挑战的美洲印第安人所遭受的震撼相比，由于地理上接近西欧，“神圣的俄罗斯”的创伤经历要轻松得多。事实上，美洲没有为保持哥伦布之前的生活方式而进行有组织的、持久的斗争。相反，美洲印第安人文化领导地位的灾难性坍塌使人数很少的西班牙人能够取代被消灭了的阿兹特克和印加王国祭司和武士部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墨西哥和秘鲁所有重要居民点都至少表面上皈依了基督教。不久，只要哪里能够调集所需的劳动力、具有建筑技术，哪里就会兴建起巴洛克式的基督教堂。在局部装饰方面，它们有时显露了不太熟悉欧洲原风格的印第安艺术家的手法；其他方面，它们看起来就像是完全从西班牙移植过来的。

在城镇里，法律形式和关系很快被西班牙和天主教模式重塑。矿山也被迅速地按照欧洲技术水平组织开采，其生产的白银大量流出，打乱了世界价格体系。但是起初绝大多数农民生活如从前一样。与已经被消灭的阿兹特克和印加统治者曾经所做的一样，拥有自身宗教和法律的新主人在他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这种简单的关系很快就被疾病严重侵袭村庄劳动力的事实所颠覆（参见第278页）。随着人口开始下降，古老的自给自足农业崩溃了，因为西班牙殖民者急需继续供养城镇和在矿山劳动的农村劳动力。西班牙法律固然不允许把印第安人变成奴隶，在马德里制定的官方政策也相当彻底地保护印第安人的权利。与此同时，西班牙殖民者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当他们需要印第安人劳动力时，他们就得到了，通常通过迫使印第安人负债，然后完全合法地强迫欠债的人劳动。这种债务是世袭的；欠债的印第安人被置于西班牙殖民者的监督下劳动，完成西班牙人所需要的任何工作。

经过最初的黄金渴望狂潮后，西班牙殖民者稍微平息下来，沿着西班牙领土的边界，基督教传教士接替了先驱者的角色。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其他修道团体都积极地展开活动，既为拯救灵魂，也通过传授印第安人欧洲的有用技艺而使他们的工作显得文明化。例如，巴拉圭兴起了一个活跃的传教协会，耶稣会教士在那里实施真正仁慈的专制主义，在部落中建立了一个大型而繁荣的印第安社区，此前这些部落是相当原始的。通过出口印第安人的劳动产品到欧洲市场，熟练的管理使传教活动可以支付自身花费。不久，耶稣会实际上能够从他们的企业中获取大量利润。

其他欧洲殖民地

耶稣会在一种传教协会结构内把土著居民的行为转化为按照理性经济办事的努力，是家长式作风和保护政策之间的有趣中介，这种保护政策是西班牙当局针对墨西哥和秘鲁的印第安村庄、加勒比海和巴西沿海以及加勒比群岛一些地区残酷的非理性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而正式制定的。在这些地区，印第安土著人口非常迅速地死亡。因此劳动力需求只能通过从西非进口的奴隶弥补。1562～1563年，一个名叫约翰·霍金斯的英国人首次把运奴船开进了西班牙控制的海域；但是直到甘蔗种植牢固地建立（约1630年后），黑奴制和农业种植园才开始变得极其重要。此后，这种利用非洲黑奴劳动的野蛮开发美洲土地的方式迅速大规模地进行，导致新大陆来自非洲的移民几乎与来自欧洲的移民一样多。

新大陆奴隶制经济企业主要是葡萄牙、英国、法国和荷兰的，而不是西班牙的。随着他们来到新大陆，美洲印第安人将面临比西班牙殖民者更野蛮的入侵者。传教士对皈依者身体和灵魂的关注一直是限制西班牙殖民者剥削美洲印第安臣民的一个真实因素。而没有类似因素节制葡萄牙、英国、荷兰的殖民者和商人的行为。像西班牙殖民征服者一样，法国人企图组织对美洲的传教活动，以免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很快受到欧洲文明不良后果的影响。但成效甚微，因为与巴拉圭的情况不同，巴拉圭的耶稣会维持了一种精神免疫，只有合法权威才能进出他们的领地，以控制精神的而不是生物的污染，而加拿大的传教活动不能抵御天花和类似的毁灭性瘟疫。因此，与英国和荷兰的冷漠几乎相同，法国的善行给北美洲东部沿海早已存在的印第安社会造成了毁灭性后果。在巴西，始建于1530年的葡萄牙殖民地造成了同样的后果。

当然，到1648年，欧洲在北美洲和巴西的殖民地仍然位于沿海地区。这两个大陆的广大内陆只受到白人的间接影响。但是间接影响也是重要的，例如，高原印第安人文化发展和传播到北美洲的大草原地区。这种游牧、狩猎生活方式的基础是骑马捕猎水牛，当然，马匹是由西班牙征服者首先引入美洲的。

因此，即使在欧洲殖民活动还没有渗透的地区，以及欧洲人还未到达的美洲地区，西方文明的影响有时也能被感觉到。正如俄罗斯再也不能不顾穿越西部边界而来的刺激和挑战一样，美洲人也变成了西欧文明的一个边缘地区。1648年，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地区经历了如此剧烈的文化环境变化。

第二十一章 伊斯兰教王国及其印度教和基督教臣民共同体
（1500～1700年）

尽管局部和暂时性受到挫折，但是自从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建第一个忠实信徒的神圣社团以来，伊斯兰教王国就倾向于稳定地扩大版图。这个长期的过程不是在1500年突然到达顶峰的，虽然“远西”刚刚取得了对海洋的支配地位。相反，印度、东南亚、非洲和欧洲都继续成为穆斯林扩张的舞台。的确，人们如果估算，数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或者人数众多的臣民在1500～1700年间被置于穆斯林统治之下，那么这两个世纪就当然应该被认为是整个穆斯林时代最成功的时期。

例如，在印度，来自北部山区的一批批难民和冒险家为穆斯林统治者提供了足够的战斗力量，使他们在1565年最终能够推翻南部印度重要的独立印度教国家维贾亚纳加尔。到本章论述的时代末期，几乎整个印度半岛都被置于莫卧儿帝国皇帝奥朗则布（1658～1707年在位）的单一主权统治之下。

在东南亚，1513～1526年，沿海穆斯林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推翻了印度教的爪哇帝国。无论这场征服战争之前还是之后，商人和四处游荡的苏菲派圣徒成功地传播了伊斯兰教，并继续在东南亚各个港口和沿海地区传播，甚至远至菲律宾的棉兰岛和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洲。伊斯兰教从陆地而非海上对非洲的渗透继续进行，而且以骆驼商队取代了船只。在这两大地区，贸易和市场关系的发展与当地一些人接受伊斯兰教同步进行，这些人在这种贸易引起的经济活动中非常活跃。所以，军事行动和行政管理压力都常常被用于把乡村和偏远地区纳入伊斯兰之列。因此，一系列穆斯林帝国在西非兴起——博尔努、摩洛哥、廷巴克图和索科托，它们对待异教徒的政策类似于近千年之前查理曼在西北欧曾经实施的政策，当时查理曼以武力迫使倔强的萨克森人皈依基督教。

欧洲比印度、非洲或东南亚更好地组织了对伊斯兰教的抵制。但是穆斯林在欧洲的势力也是以牺牲基督教为代价而取得的。到1543年，匈牙利大多数领土被置于土耳其人统治之下。从此，直至1683年，边境战争频仍，但总体趋势是有利于土耳其人反对波兰人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在1683～1699年的漫长战争期间，奥斯曼帝国第二次围攻维也纳，结果战败被迫把大多数匈牙利领土割让给奥地利，与欧洲人相比，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劣势暴露无遗。但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继续增加，直到1699年后很久才在罗马尼亚确定自己的统治，虽然土耳其只是通过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间接地行使对该地区的权力。

1700年前，伊斯兰教只在欧亚大陆西部和中部草原地区的确永久性地缩小了领土。俄罗斯以金帐汗国的后继国家为代价扩张领土，前文已经提到喀山、阿斯特拉罕和西伯利亚的穆斯林汗国。在更东部的草原地区，伊斯兰教遭到了同样沉重的失败。1550～1650年，西藏喇嘛教（“黄教”）复兴，不仅在蒙古地区先发制人，而且在中亚的伊犁河流域取代了伊斯兰教的地位。

但是，草原地区比较穷困。当贸易商路不再经过草原（改道经过北部的西伯利亚地区的河流，或向南通过海路）时，长期作为伊斯兰教主要传播人员的穆斯林商人和圣徒就不再经常在这些地区活动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西藏喇嘛教在草原地区取得的巨大成功应该归功于穆斯林退出了竞争。

欧洲商业的袭击

在海上，情况更为复杂。无论在地中海还是在印度洋，西班牙和葡萄牙舰队不仅向穆斯林海上力量发起挑战，而且在关键性的战役中都打败了后者。但是，这两个伊比利亚国家的海军资源从未强大到使他们足以把穆斯林船只完全驱赶出大海。因此，地中海的长期海战在1578年以土耳其控制东地中海的海上霸权而告终，正如1511年竞争开始时一样。在印度洋，小型轻快的穆斯林船只恢复了他们曾经丧失给葡萄牙的大部分贸易。16世纪末期，葡萄牙甚至决定允许穆斯林船只航行到他们控制的港口，因为他们需要来自港口通行税的收入。

然而，1600年后，一种新政权开始要求取得海上霸权。荷兰、英国和法国船只排挤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印度洋和地中海的主要商人。从短期看，这种变化似乎是穆斯林事业的一个胜利。每个新来者都是通过与穆斯林统治者签订特别的条约，建立他们的第一个据点，并且不从事任何基督教传教活动。这表明政策的一种急剧变化。对葡萄牙和西班牙来说，传教与贸易是同样重要的事情，而新来的荷兰、英国和法国商人则把宗教宣传活动几乎拱手留给了穆斯林。

但是从长远来看，事实证明，与伊比利亚的宗教宣传相比，新来者的经济活动是对穆斯林传统生活方式更强大的溶化剂。毕竟穆斯林的思想被如此有效地封闭，即使最富辩才和伊斯兰教知识的基督教传教士，也难以突破，穆罕默德的启示已经纠正并取代了零散而扭曲的基督教真理。但是穆斯林社会绝非能够抵御经济理性化和市场关系，特别是当欧洲价格革命的影响波及伊斯兰教王国的时候。

当然，内陆地区受到的影响最小。长途运输的盐水、古老的骆驼商队和手工业品贸易模式、城乡交换、跨区域奢侈品贸易等，几乎未受欧洲人的商业活动、商业组织和精神的丝毫影响。但在沿海地区，到1700年，深刻的变化开始显示出来。例如，在奥斯曼帝国，商品化农业得到迅速发展，部分地以来自美洲的玉米和马铃薯、原产于印度的棉花为基础。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色雷斯人和马其顿人，以及居住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其他民族，都开始自给自足，他们的牲口用玉米饲养，比以前出口更多的小麦和牛肉，因为新的美洲作物产量比以前的作物高得多。黑海沿岸和爱琴海北部是这种发展的主要舞台。

奥斯曼帝国商品化农业的兴起并未刺激手工制造业的发展。手工业行会仍然坚持传统的生产方法。他们在苏丹卫队中拥有强大的同盟者，1572年后，苏丹卫队的成员与奥斯曼帝国境内重要城市的手工业者联姻，这些可怕的士兵首先被允许合法地结婚。通过包税和举债，购买高级官职，企业精神从手工业和商业中传递出来。官员们然后通过合法和非法方式榨取公共钱财以偿还债务。当然，他们因此使新兴工业和商业企业的发展几乎不可能，因为任何能够投资新企业的人都会变成征税官和贪求贿赂的地方官的明显靶子。缺乏手工业制造技术进步，加上对商业企业精神的限制，这意味着奥斯曼帝国的出口变得几乎全是农产品。这类似于前一个世纪拜占庭独立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当时意大利城市控制了利凡特地区的商业。相似性预示了奥斯曼帝国社会经济的病态。

在印度洋，欧洲商人也开始通过系统而有组织地追求利润行为来改变亚洲经济。大型欧洲贸易公司都经常面临国内尽可能出口更多商品给印度以减少白银外流的压力。但是呢绒和其他欧洲手工业品普遍太粗糙，在气候炎热的印度洋沿岸地区难以大量销售。因此，荷兰和英国商人不得不依靠力图发展有利可图的亚洲各港口之间的转运贸易，仅此一项，利润就足以支付他们从亚洲购买运回欧洲的商品，而无须用船只装载大量金银到印度进行交换。他们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例如，英国人通过预付小额定金给纺织工人而在印度西部地区组织棉布生产。反过来，他们特别规定生产的棉布种类和预付定金的数量，从而控制了流向市场的棉布数量。因此，根据英国要求制造的“印度白棉布”销往非洲和亚洲沿海各地，那里的消费者能够提供有价值的交换商品。这种贸易刺激了东南亚沿海许多地区的迅速发展，那里相对简单、自给自足的社会曾经是主要景象。例如，在这种制度下，缅甸、暹罗（泰国）、菲律宾群岛、爪哇和苏门答腊，商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主要是农业方面。但是东非发现自己更容易出口人力。非洲沿海变成了一系列捕捉奴隶和为穆斯林世界大规模提供奴隶的据点和港口城市，其规模虽然不能与西非与美洲之间的奴隶贸易相比，但也相当惊人。

荷兰控制下的香料群岛地区甚至见证了更激烈且系统的经济转型。因为荷兰早期实行军事征服的政策，并且发现通过强迫当地年幼的王公缴纳一定数量、能够在世界市场销售的农产品，就能支付行政开支。荷兰就是以这种方式使当地的贵族变成了种植园的监工，把种植者贬为半奴隶。新作物被系统地引进。来自阿拉伯的咖啡、中国的茶、印度的甘蔗，都被荷兰强加于爪哇人，荷兰政策的基础是如何通过最好的商品分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从而谋取最大的利润。

对印度棉纺织工和爪哇种植园劳动者的生活来说，与总部设在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英国和荷兰联合公司的代表所指导的、新型的、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企业相比，穆斯林在印度和东南亚通过传统行政管理形式而行使的政治权威显然不太重要，尽管这些公司的主人只有通过被称为“股票”的细纹纸才能被识别！但是，1700年，这是不容易识别的。一个穆斯林政治家或宗教专家能够合理地祝贺自己伊斯兰教经过考验且真实的组织制度已经多么成功地抵御了伊比利亚的十字军活动，在本章时段的开端，伊比利亚的十字军似乎与中世纪十字军的威胁一样严重。在这两种情况下，十字军运动的狂热已经衰退了，然后成功地撤退了，而伊斯兰教王国则继续扩张。还有比这更好地证明安拉的恩宠和伊斯兰教比其他宗教更优越的证据吗？

什叶派叛乱

这种心态引起的自鸣得意更加突出，因为在16世纪初，伊斯兰教遭受了一次宗教打击。穆斯林国家一向对各种教派比较友好，分成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基本阵营。许多什叶派集团表面上与逊尼派的礼拜形式相同，但是他们传授一种秘密教义，相信一种有时完全敌视所有有组织的宗教形式的冲动，如贝克塔什派（Bektashi）中的托钵僧。大多数穆斯林统治者公开支持逊尼派的观点，但也容忍不同教派，只要他们不公开攻击官方的宗教形式。

这种暂时妥协在1502年被粗暴地打破了，经历了一系列迅速的胜利后，什叶派中一支狂热的突厥部落的领袖伊斯玛仪·萨法维（Ismail Safavi）在大不里士（Tabriz）自行加冕。接着，伊斯玛仪征服了巴格达（1508年），彻底击败布拉哈（Bokhara）的乌兹别克，巩固了东部边界。1514年，他的军队在加勒迪兰（Chaldiran）与奥斯曼帝国军队相遇；虽然在战场上遭到惨败，但是伊斯玛仪满意地看到获胜的苏丹不得不撤退，因为苏丹的禁卫军拒绝继续推进。

沙阿·伊斯玛仪（Shah Ismail，Shah即波斯文“王”的英文转写。——译者注）的军事生涯本身并不非常成功，因为帖木儿（卒于1405年）和其他中亚军事首领早已能够以几乎同样的速度建立庞大的国家。萨法维帝国的建立之所以如此剧烈地震动了穆斯林世界，是因为追随他的文盲武夫把他奉为真主安拉的化身；甚至支持他的学识渊博的神学家也认为，作为伊斯兰教12位合法统治者中的第7位，沙阿·伊斯玛仪是整个穆斯林共同体的英明领袖，尽管他们认为武夫们的要求是亵渎神灵。

这种要求随着完全确信的狂热而提出，通过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军事胜利而维持，它把一种深刻的动荡因素引进了伊斯兰教王国。因为如果萨法维的要求是正当的，那么所有其他穆斯林统治者当然就都是篡位者。在穆斯林世界的许多地方，一些什叶派的重要集团准备同情地服从这种思想。的确，沙阿·伊斯玛仪的支持者造成了1514年安纳托利亚地区大规模叛乱，以狂热的宗教情绪蔑视奥斯曼帝国的权威。

奥斯曼帝国的反应是迅速而有效的：苏丹“冷酷者”塞利姆（Selim，1512～1520年在位）平定了安纳托利亚的叛乱，残忍地俘虏了未受影响地区的剩余人口。这防止了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什叶派集团公开叛乱。接着他极力反对伊斯玛仪，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没有铲除动荡的根源，因为苏丹禁卫军拒绝继续反对异端的沙阿。在此后的一系列战役中，塞利姆兼并了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半岛，因与伊斯玛仪，以及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建立了联盟，从而控制了宗教战略中心麦加和麦地那。他的继位者“立法者”苏莱曼（1520～1566年在位）在国内树立逊尼派为正统，集中力量打击什叶派异端。他创建了由国家支持的逊尼派宗教学院，在帝国所有重要城市举办由国家控制的宗教仪式。这种政策在早期可能会引发最强烈的抵抗；但是逊尼派学者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苏莱曼的规定，这部分地是因为国家俸禄的引诱，部分地是他们惧怕沙阿·伊斯玛仪的宗教狂热和动荡以及他的宗教革命危及整个伊斯兰教。

大约从1514年起，沙阿·伊斯玛仪发现，宗教革命的烈火需要加以控制。他召集伊斯兰教世界各地什叶派“十二宗派”的律法学者，在他们的帮助下，着手去除各种错误信仰，净化教义。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迫害逊尼派和什叶派内部不同意见的宗派，没收他们的财产。与此同时，作为最初伊斯兰教活跃力量的大众宣传活动被引向几乎接近正统的渠道。与当时新教牧师“教义简答”给其追随者思想打下的烙印一样，“十二宗派”原则在几乎整个伊斯兰教臣民中也非常广泛地流传开来。

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斗争，充分表现在萨法维与奥斯曼帝国的冲突之中，而且使其他穆斯林国家和民族经常面临尴尬的两难选择。各地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长期的、传统的和地方性的分裂随时可能爆发为激烈斗争。宗教原则逐渐变成政治忠诚的试金石。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处境特别尴尬。在他们命运的最低潮时，莫卧儿王朝的创立者巴布尔（卒于1530年）及其儿子胡马雍（1530～1556年在位）公开承认什叶派教义，以期从沙阿那里取得急需的支持。后来当他们在印度的地位似乎更强大时，他们又谴责伊斯兰教什叶派，宣布脱离它，以利于逊尼派的教义。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统治时期，莫卧儿帝国势力第一次得到巩固，他更喜欢声称自己独立于宗教权威之外。他体验过印度教、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宗教虔诚形式，直到令人烦恼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丑闻出现。

在阿巴斯大帝（Shah Abbas the Great，1587～1629年在位）统治下，萨菲国家实力达到顶峰，但是到那时，宗教定罪已经减弱了，至少在宫廷圈子里。奥斯曼帝国担心也出现同样的松弛现象，1638年，苏丹政府与以前的敌人达成了长期停战协议。1656年后，以新任大维齐尔穆罕默德·库普日里（Mohammed Kuprili）为首的改革派政府取得了君士坦丁堡的权力，实际上允许什叶派秘密成员再次自由地在奥斯曼帝国活动，宗教紧张气氛的确大大缓和了。一个有趣的后果是200多年以来，在克里特、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南部地区，基督徒首次再度大规模转化为伊斯兰教徒，那些地区的异端伊斯兰教苦修僧团体变得特别活跃。

知识倒退和艺术进步

伊斯兰教内部逊尼派—什叶派分裂的文化反弹如它的政治—军事后果一样深远。波斯诗歌源泉枯竭了，因为这种诗歌所依赖的介于神圣与人类之爱之间的微妙模糊是把伊斯玛仪追随者革除教籍。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说，逊尼派伊斯兰学者不能履行他们的社会职责。逊尼派伊斯兰教学者们没能主动回击什叶派的挑战，即声称宗教教义的真实性。相反，他们诉诸武力，到处镇压竞争者和批评者。因此，当后来欧洲思想和知识明确质疑传统的穆斯林知识时，奥斯曼帝国的学术阶层无法及时地研究新学术。通过躲在奥斯曼国家警察力量的背后，他们逃避了一次挑战，神圣律法的专家们也拒绝严肃地对待第二次挑战，也许因为害怕在力图应付基督教世界新知识的同时，遭到来自伊斯兰教世界内部的宗教攻击。他们觉得更好的方法是重申《古兰经》，回忆神圣律法的注释，因而确保真主安拉的恩典。只要穆斯林的军事力量仍然强大到足以平等地应付所有外来者，那么这种顽固的保守主义和反知识思想就必然是一种可维持的姿态。只有到1700年后，当各地的穆斯林国家力量不再能抵抗新兴的竞争者时，它的最终代价才变得清楚了。

主要由官方政策引导的知识无用思想并不意味着艺术的衰落。相反，穆斯林世界的大帝国兴起确保了对建筑和各种艺术创作充足而相对稳定的资助。例如，伊斯法罕就是由阿巴斯大帝下令修建的一座花园城市。它是世界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宏伟建筑和城市规划的杰作之一。以相对较小但仍然非常宏伟的规模，印度的泰姬陵于1632～1653年被修建得符合莫卧儿皇帝的品味。波斯艺术也继续繁荣到17世纪。在印度，当画家把波斯的技巧用于表现印度教的宗教主题时，新的发展就出现了。这种绘画吸引了“拉其普特”地主阶层，他们的波斯化文化和对莫卧儿帝国所服的兵役并没有使他们抛弃祖先的印度教信仰。

的确，除了用当代西欧文化发展速度的标准外，无论以什么作标准，1500～1700年伊斯兰教都处于繁荣时期。因此，没有衰落，也没有停滞，充满活力的发展是描述这个时期伊斯兰教社会的最恰当词语。有点儿讽刺意味的是——这得益于事后聪明——也正是在这些成功的岁月里，伊斯兰教没有抓住甚至注意欧洲人正开始以经济和知识的双重压力给他们带来的重大挑战。

穆斯林统治下的其他宗教

在从穆斯林转向远东文化地区之前，我们必须先简要地论述那些发现自己被穆斯林统治或处于不断扩张的伊斯兰教世界边缘的印度教徒和佛教徒的历史。此外，作为奥斯曼帝国重要组成部分的巴尔干的东正教教徒的命运也值得关注。

1500～1700年，印度教在印度复兴。穆斯林征服剥夺了国家对印度教的支持，虽然新统治者宽容大多数宗教仪式。这实际上迫使印度教走向街头，一群圣徒和诗人在街头，用各种新形式的崇拜对象取代印度古代无形的宗教信仰。

圣徒和印度教复兴者柴坦雅（Chaitanya，卒于1527年）被其忠实追随者视为克利须那神的化身。他周围聚集了一批狂热信徒，他们反对种姓区分和其他宗教外表形式，以利于实行强烈感情的公共崇拜仪式。柴坦雅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孟加拉度过，那里的新兴教派有效地阻止了伊斯兰教的传播。这意味着随着印度社会逐渐向东推进并驯服了恒河三角洲丛林地区，再次皈依印度教而不是伊斯兰教变成了融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当然，今天伊斯兰教国家孟加拉与印度之间的孟加拉河分界线就是它的直接后果，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伊斯兰教曾经沿着这条边界取得巨大的成功。

两位重要的诗人苏尔·达斯（Sur Das，卒于1563年）和图里斯·达斯（Tulsi Das，卒于1623年）在复兴印度教方面甚至比柴坦雅的贡献更大，因为他们的影响不局限于一个教派。他们都从丰富的印度教神话中取材，用印地语诗歌给予表达。他们因此创作了一系列圣歌和赞美诗，调整宗教仪式，并且让讲印地语的印度普通大众理解。图里斯集中注意罗摩神，而苏尔则更喜欢克里须那神，但是这些神祇都被看作毗湿奴神的化身。因此，印度教的两大改革家的教义没有冲突。除了柴坦雅的追随者外，其他人都不批评古代梵文的宗教虔诚或者婆罗门教仪式。日常宗教在印地语中找到了表达方式。对神圣但人性化的神的崇拜所产生的亲切感使印度教广泛流行，完全能够抵制穆斯林和基督教传教士宣扬的教义，因为通过这些神祇，虔诚的信徒能够在公共宗教狂欢时刻进入神秘的神我合一境界。虽然1565年后政治衰落改变了形式，但是不能完全消灭印度教的精神。绝大多数印度人仍然一如既往地忠于祖先流传下来的变幻无常的宗教。

在三个较小的民族中，佛教复兴为国家宗教：锡兰的僧伽罗人、缅甸的缅甸民族、泰国的泰族。在每个国家中，佛教都作为民族认同的标志，保护这些民族不受多种语言的、世界性的宗教信仰的侵袭：首先是伊斯兰教，其次是基督教。这些民族起初欢迎基督教徒，至少部分地是对长期穆斯林压力的抵制，但是当欧洲人似乎以重要形式威胁他们的传统方式时，这些民族就制定了孤立和退缩的政策。直到19世纪，这样建立起来的隔离外来者的障碍才再次在新来的欧洲人猛烈攻击之下崩溃。

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基督徒臣民必然与他们的土耳其主人享有许多共同的经历。希腊东征教徒对拉丁世界的偏见与穆斯林一样深刻。因此，毫不奇怪，当大教长西里尔·鲁卡里斯（Cyril Lukaris）发起讨论来自西欧的加尔文教徒和天主教徒提出的问题时，他的努力只取得了很小的成功。压倒多数的东正教教堂满足于他们从教父和4、5世纪主教会议继承下来的教义。但是，医务人员接触了来自意大利和欧洲其他科学中心的新思想。最杰出的希腊医生在帕都亚大学接受过教育，他们在求学时代吸收了多方面的西欧文化。这些人提供了微弱但极其重要的联系纽带，通过这条纽带，基督教世界彼此分离的两大部分的知识联系得以维持。

当苏丹停止从巴尔干西部蛮荒之地的基督教山村招募他的奴隶家族时，奥斯曼政府与基督教臣民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终于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只要帝国的最高官员和军事首领曾经在遥远、异常贫穷的山村生活过12～20年，那么奥斯曼帝国政府就会充满对基督徒农民的普遍同情。当这些职位被尸位素餐的人的子孙们占据时，完全不同的观念就普遍出现了——从1572年苏丹的奴隶家族之间首次被允许合法通婚，到1638年招募基督教山村村民的活动终结为止。

当帝国高级官职被城市生长的人控制时，他们就开始剥削村民，取缔那些力图利用农民劳动力建立商品化农业的人的貌似合法的行动。乡村地区处境急剧恶化，其沉重代价是基督教人口的普遍不满。

到17世纪末期，城乡之间深深的隔阂，几乎，但只是几乎对应于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宗教界限的一条裂痕，因此变成了奥斯曼社会的一个严重而根本的弱点。但是农民的不满在大多数基督教国家也是正常的，其本身不必被夸张为必然衰落的一个标志。正是穆斯林的思想不愿意，不仅如此，而且不能改变传统的态度和组织制度，考虑来自内外的挑战，才预示了衰落，尽管穆斯林艺术表面辉煌，穆斯林学术发达，奥斯曼帝国、萨法维帝国和莫卧儿帝国很强大。

第二十二章 1500～1700年的远东

1513年，第一位葡萄牙商人抵达南中国海岸，明朝政权已经开始显示衰落的中国王朝的典型病态。沉重而分摊不均的税收，加上宫廷阴谋，导致各省爆发零星的起义，来自草原和海上的入侵正日益加剧。明朝军队人数众多，装备精良，如果指挥得当，他们就能够很好地证明自己的实力。例如，1592～1598年，明朝军队帮助朝鲜打败了日本两次可怕的入侵，尽管日本军阀丰臣秀吉竭尽全力。在海上，明朝水师也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胜利，甚至战胜过葡萄牙舰队。但是致力于陆地的北京政府从未批准建立常备水师，而且常常解除那些参加海盗活动的水手的武装，以此证明官方不承认海军的合法性。

明朝政府最终以完全传统的方式灭亡。与一位明朝将军里应外合，1644年，以帮助镇压明朝国内叛乱为借口，一支来自女真人的强大而纪律严明的军队进入北京。一旦占领都城，女真人就拒绝继续与明朝政府合作。他们自己的首领自称“天子”，建立了一个新王朝——清朝。女真人经历多年战争才巩固他们所占领的中国大陆领土。自称明朝江山支持者的最后一个大本营——台湾直到1683年才臣服北京政权。

在他们以征服者身份进入中原之前，女真人就已经相当熟悉中国文明。与蒙古征服中原地区给蒙古文化打上烙印不同，没有来自西亚的外来色彩可以防止新主人顺利而迅速地继承中国文明的传统。但是女真皇帝不信任汉人的忠诚，力图把军权掌握在他们自己的人手中。因此，女真士兵都驻扎在中国各个战略要地。他们穿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服装，保持自己的行为习惯，因为这变成了保持士兵不与汉族人口自由通婚的一个政策。但是，民事管理利用汉族和满族，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传统科举取士方法继续实行，除了偶然的和地方性中断外。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这种从一个王朝到另一个王朝的顺利过渡也是罕见的。此外，满族皇帝的行为完全是传统的。他们的主要精力和军事力量都用于保卫中国的领土边境，防止草原游牧民族和诸如西藏那样不稳定的边疆。但是清代中国边界面临一个新的戍守问题，因为他们不仅必须与游牧部落打交道，而且必须与不断扩张的沙皇俄国打交道。应该记住，俄国的毛皮商人在17世纪初就已经把他们的活动范围延伸到西伯利亚，1638年接近了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接着俄罗斯商人力图与西伯利亚森林地区南部草原民族建立关系，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此外，他们开展了与中国的毛皮贸易，中国对貂皮的崇尚犹如欧洲一样。

经过一些为了获得优势的争论后，1689年，两个农耕民族同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两大帝国之间插入了从外蒙古向西到中亚的大部分草原无人区。该条约还规定了管理完善的骆驼商队贸易，以茶叶和丝绸交换毛皮。但是这个条约是不稳定的，因为居住在缓冲地带的蒙古人不愿意充当中国和俄国指定给他们的中立和被动角色。相反，他们与西藏建立宗教联系。这引起中国对新蛮族联盟的担忧，害怕他们成为永志不忘的成吉思汗大军那样的潜在威胁。为了遏制这种可能性，中国开始再次推行一种向前推进的政策，由于俄国军队当时正忙于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战争，所以沙皇的代表不得不静观其变，而中国经过激烈的战争，收复了外蒙古和新疆。西藏接着也归顺了。这些战役直到1757年才结束，在中国军队和天花瘟疫的打击下，土尔扈特部落联盟才瓦解。其残余逃往俄国领土避难，被安置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他们的后裔一直在那里生活至今。30年前，在《恰克图条约》中，俄国人正式默许中国势力非常大范围地穿越几乎欧亚大陆草原的一半。

清朝皇帝在解决海防问题方面同样成功。1636年，为了自身的缘故，日本政府禁止臣民下海航行，禁止建造海船。这就切断了海盗劫掠的主要来源，这些海盗劫掠曾经为害中国沿海一个多世纪。中国政府地方代表与葡萄牙商人社区任命的发言人非正式地签订的协议，起到了抵御劫掠、控制最早的欧洲商船参与大多数非法活动的作用。因此，当中国政府恢复了稳定时，脱离传统守卫海岸的方法就没有必要了。因此，不出所料，在建立海军和加强海防方面，满族人无所作为。他们觉得没必要采取这些措施，事实上也的确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中国的繁荣和保守主义

领土广袤的中国大陆恢复秩序和正常的行政管理，为繁荣的出现提供了有利条件。人口开始迅速增长。美洲传播过来的新作物，特别是甘薯和玉米，使农业地区能够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扩张而增长。与欧洲商人的贸易变得活跃了。葡萄牙商船长期有效地垄断了中国与日本贸易商品运输，因为中国和日本政府都不允许国民建造海船。此外，出口到遥远的欧洲的茶叶、瓷器和其他中国商品也大规模地稳定增长。为了供应这些市场，中国企业家大规模地生产一些比较廉价的瓷器品种。但是由于增加了大量产品，而大大强化了社会的传统结构，所以这种变化仅仅是强化了中国的传统特色。

文化生活证明了中国的极端保守态度。1500～1700年间，中国的任何经验都适应传统学术和敏感性结构。欧洲人固然带来了一些引起学术界注意的新东西。新的地理信息、改进了的天文观察技术以及诸如钟摆那样的新奇装置，这些都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承认。1601年，以博学多才的意大利人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传教士甚至被允许进入北京的皇宫，但是基督教传教士只有在学习儒家学术的端庄外表举止后才能与宫廷学者来往。王朝更替没有长期打破耶稣会在北京的地位。相反，1640～1664年，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与年轻的清朝皇帝建立了不平凡的友谊，对帝国政府的行为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至于全体耶稣会在帝国宫廷的地位，他们对交往的士大夫官员圈子的影响似乎非常小，他们试图向大多数人口传播福音的努力也没有取得成功。

相反，中国学者和缙绅完全专注于古典文献，他们用细致、缜密的考据方法，阐述古代儒家著作的真正含义。一种更无危害的、哲学气息更浓的“汉学”因此出现了，它不鼓励隐喻解释的勇敢行为，而较早的新儒家可以自由地进行这样的解释。

没有必要解释，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拒绝严肃考虑来自遥远欧洲“南海蛮夷”的学术和外来思想模式。当国内组织制度机构运行正常时，何必需要贤明、镇定而负责任的人们在这种琐碎事情上浪费时间呢？当帝国在海外威力强大，国内一派太平、富庶、风调雨顺、人的举止端庄优雅、按照儒家学说的原则组织社会、礼遇那些皓首穷经的人——当所有这些都变成了现实时，为什么还需要任何人都更多地注意外国呢？因此，几乎毫无例外，中国人遵循常识，只是偶然注意一下耶稣会传教士带到中国的新奇事物。

丰臣秀吉和日本的德川幕府

这两个世纪的日本历史完全不同于中国文明的伟大延续性。在这个时期之初，日本正遭受内战之苦。地方武士、强大的寺院武装、以城市为基地的海盗、各地无家可归的冒险者，彼此争战和杀戮，而口头上都说为傀儡帝国政府服务。16世纪40年代葡萄牙人的到来给这种景象带来了重大变化。

欧洲文明的许多方面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欧洲的衣着风格和接受洗礼变成基督徒等时尚迅速传遍日本列岛。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那些新奇事物，但是很少有人不接受欧洲枪炮。地方领主渴望通过贸易获得金属供应和由葡萄牙人输入的其他有价值的武器。但是正如欧洲一样，当大炮和步枪变成战争的决定性武器时，武器开支增加也意味着只有领地庞大的领主才能购买得起战争取胜所需要的全部武器。政治权力的迅速巩固是其必然结果。葡萄牙船只到达日本海岸后不到半个世纪，整个日本列岛实际上就已经被大军阀丰臣秀吉（卒于1598年）所统一。丰臣秀吉的权威基础是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因为他出身寒微，孩童时代就被迫定亲结婚。他的政府依靠一些武士集团之间的联盟，这些武士集团的成员从指定的村庄获得收入，作为回报，他们为直接首领提供兵役，并通过他而为丰臣秀吉服役。

权力巩固之后，丰臣秀吉企图把日本的军事力量转向对外扩张。他组织了两次对朝鲜的大规模入侵，如果他的叫嚣可信的话，那么他将征服全世界！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丰臣秀吉的军队在朝鲜半岛陆地上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当他去世时，日本军队从朝鲜撤退了，因为日本面临新的内战的威胁。经过一场战役后，丰臣秀吉的部将——德川家族的德川家康成功地取得了最高权力。

日本的新统治者不如丰臣秀吉那么残忍和嗜好对外扩张。他放弃了所有海外扩张的思想，而开始系统地反对国内潜在的真正对手。这意味着，首先，控制海上浪人。对于武士首领来说，被逐出战场赋闲在家，一直可以通过成功的海盗活动得以弥补他的财富，甚至衣锦还乡，力图把以前在战争中受到的损失重新夺回来。德川幕府不愿意面对这种风险。为此，他们首先管理接着完全禁止海上劫掠活动，其结果是中国沿海的安全，我们在前面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日本大量基督教团体的存在对幕府将军似乎也是一种危险。丰臣秀吉曾经于1587年亲自颁布过一个法令，禁止外国传教士进入日本，但是没有实施他的法令，也许因为他担心葡萄牙以中断与他的贸易予以报复。1609年，当荷兰船只首次出现在日本海域时，日本人拥有了其他选择途径，通过选择，他们能够从西方的兵工厂里为自己提供所需要的任何武器。因此，日本对基督教团体的零星迫害活动就变得安全了。1637年，基督教徒在九州发动叛乱，幕府决心予以镇压。历经整整一年，幕府才平息了这场叛乱。战斗的结果是死亡。所有被俘的基督徒，无论欧洲人还是日本人，都被处死。只有少数基督徒秘密地幸存下来了，但是他们力量微弱，没有什么影响。几乎日本的所有基督教人口全部被消灭，给亚洲文明国家中最成功的基督教传教活动造成了血腥和灾难性后果。

此后两个多世纪里，德川幕府继续统治日本。但是由于他们严厉的对外政策，国家经济和文化生活的重大变化继续使日本社会和文明处于虽然无形但非常严酷的枷锁之下，与1700年前中国生活似乎已经取得的稳定景象大相径庭。问题的核心是武士们发现，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将无所事事。他们只能以使武士道更精细、出席各种符合他们身份的仪式、等待永不到来的召集等一般方法打发时日。他们或者置身于城市娱乐场所的昂贵而高雅活动，充满活力的、给人美感的、非官方的文化生活在这些城市迅速地发展起来。

事实上，许多武士破产了，出售或典押从指定乡村征收稻谷的合法权利。购买了这些权利的商人通常把所获得的稻谷运输到城市市场出售牟利。因此，繁忙的市场经济就巧妙地在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迂回发展，而且向日本社会的缝隙中渗透，影响了几乎所有人口。为了反对这种力量，幕府竭力加强传统的武士生活方式，但没有取得完全成功。相反，日本呈现了活跃的城市下层文化与官方文化的简约礼节之间的二元性壮观景象。

只要幕府统治维持，那么这种二元性就会在日本继续盛行。也许这两种生活方式真正是相辅相成的，一种文化的吸引力会补充另一种文化的不足。

第二十三章 欧洲的旧制度
（1648～1789年）

1648年后，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引起的火山爆发般的激情已经平息下去了。教会和国家首脑们都从实施全面符合神学或任何其他真理的活动中作了让步。小心地回避人类激情的顶峰和低潮，欧洲社会的领袖们更喜欢依靠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他们对真理的把握只能是部分的，他们的头脑很少狂热。因此，慢条斯理的专业风格在社会的重要位置找到了新的活动场所：军营、布道坛、法庭、大学、中学、政府衙门，甚至新兴的权力机构，如特许状公司和银行办公室等。通过为这些和其他专业化职业提供可靠的环境和用武之地，欧洲社会空前地为多元化思想和情感打开了大门。每种职业虽然都追求自身有限的真理视野，但是都促进了前辈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精细化，并且不觉得迫切需要建立或遵循一切真理或知识的伟大综合。只要他们的职业自治和尊严不受怀疑，那么欧洲专业人士就会发现，完全可以让其他人以自己的方式思考，在一定限度内自行其是。

当然，从文明之初，欧洲就像其他每个文明社会一样，一直展现了多元化和妥协的特点。的确，文明的定义之一就是存在专业化分工的社会。因此，在17世纪后半期欧洲，新事物既不像公认的那么多，人们也不愿意容忍差异和分歧，尽管此前几代人发奋改革，但也没能消除这些差异和分歧。现代化、均势和礼貌能够取代对形而上学确定性的追求，尽管这种追求曾经鼓舞欧洲人互相谴责和破坏对方。虽然逻辑确定性取得了这种妥协，但常识和支持新的专业化分工的事实的确是解决真理和道德问题的途径。

有限的战争

现代化、均势和礼貌甚至影响了国际关系。在“三十年战争”后的灾难性几十年里，某种接近外交官和士兵职业行为准则的东西逐渐形成了。也许在丰特努瓦战役（1745年）中，战争的礼仪化达到了顶峰，法国和英国军官互相谦让对方首先开火。此后，欧洲战争的激烈程度倾向于不断增加。武器变得越来越具有破坏性，政治危险性也变得越来越大，直到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再次武装大众，并让他们在战场上释放激情。

1653～1689年，与对手相比，法国占据优势。国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童年时代目睹了贵族反对王权的武装叛乱（即所谓“福隆德运动”，1648～1653年）但是最终遭到失败的过程。成年之后，他把为法国赢得莱茵河和比利牛斯山的“天然边界”定为得胜的王室军队的任务。在损害四分五裂的西班牙帝国领土的前提下，他起初获得了成功，但是当荷兰和英国（1689年）与哈布斯堡王朝结盟阻止法国的扩张时，他的成功被遏制了。因此，英国和法国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对北美和印度的统治岌岌可危，而在欧洲大陆，通过取代西班牙在意大利和尼德兰南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奥地利收获了西班牙的欧洲帝国。到1763年，英国（通过1707年与苏格兰合并，变成了大不列颠）在印度和加拿大已经赢得了决定性胜利——在此后一代人的时间里，这只是被部分地磨灭了的成功，当法国的援助（1778～1783年）使反叛的英属北美殖民地决心在北美建立独立国家时。

当西欧经历这些动荡而有限的军事行动时，东欧则经历了更急剧的权力重组。1648年后，像西欧的荷兰一样，波兰和瑞典再也不能捍卫它们作为大国和帝国的地位。相反，奥地利和新兴的德意志国家勃兰登堡—普鲁士与沙俄竞争，瓜分瑞典和波兰的领土（1648～1721年）。后来，同样是这三个国家通过三次瓜分（1772～1795年），把波兰王国完全从地图上抹去了。

中欧仍然是欧洲西部与东部均势的过渡地带（而且也经常是战争的舞台）。意大利和德国被《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48年）分裂而成的小国要么继续倾向法国，要么参加反法同盟，这取决于当地的形势和对手、王朝关系，或者（至少有时）直接倒向出价最高者。

均势的国际关系

在每个欧洲主权国家内部，政府都认识到，其外交行动自由没有任何法律限制。但是实际上，均势的算计把任何一个统治者的行动自由都限制在相当狭小的范围之内。同样，欧洲每个君主事实上也受到错综复杂的、传统上在各个集团和阶层之间瓜分的利益和特权的限制。此外，这些不同的利益通常拥有各种集体组织，从而赋予它们有效的政治分量。

因此，路易十四的庄严宏伟的宫殿和他的豪言壮语“朕即国家”掩盖了事实的很多真相。在路易的年轻时代，尽管为他服务的精力充沛的官吏们力图实现法国系统的中央集权化，但是错综复杂的集体特权力量，如一些长期存在的力量（如各省代表会议，或法国“三级会议”）、其他新兴的力量（如法国东印度公司）等，都严重限制了法国官僚机构实际所取得的成功。但是，路易十四巧妙地通过分配年金和宫廷官职，同时直接剥夺贵族权利和特权来达到这个目的。

路易十四死后，法国贵族开始重申他们以前的某些独立性，但是他们通过法律程序和争辩，而不是像他们的先辈常常所做的那样诉诸武力。军事和民事管理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以致其他任何途径实际上变得根本不切实际。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暴力活动的减少和乡村法制的建立是法国和西欧其他国家旧制度所取得的重要而基本的成就。

互相竞争的利益集团之间的脆弱平衡因国而异，因时而异，这种局面开创了不断变化的政治类型。一般说来，哈布斯堡家族在西班牙和奥地利的领土在认识上滞后于法国。与法国不同，在这些地区，力图削弱或消除地方差异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改革的动力主要不是表现于17世纪，而是在18世纪才表现出来。哈布斯堡家族领土上的教会比法国保留了更大的独立性，而高卢主义，即法国教会必须与罗马天主教会分离的思想，从中世纪起就盛行。实际上，高卢主义意味着法国教会的主教和其他高级神职人员应该臣服于国王的政府。

英国的议会制度

西欧的外缘地区，从1640～1688年，两种相当典型的政府分别形成了。非常巧合的是，正是在这些年里，英国议会制度为一侧，普鲁士军国主义为另一侧，都取得了决定性的形式。英国内战（见前文）是关键，议会君主制就从中产生；但是旧式的地方主义（以下议院的乡绅和资产阶级为代表）与国家政策需要之间的有效调和要到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才达成。查理二世（1660～1685年）及其弟弟詹姆士二世（1685～1688年）统治期间，复辟后的斯图亚特王朝君主们自然而然地发现，议会是难以信任的，而且事实上，由于接受来自法国的津贴，所以君主们能够不依靠议会批准收税而奢侈地生活。在这些情况下，成功的国家政策几乎无法实行。

随着1688年“光荣革命”，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及其丈夫奥兰治的威廉共同登上了英国王位，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威廉同时也是荷兰的执政，他的利益集中在欧洲大陆，他是欧洲大陆各国为了反对法王路易十四而缔结的外交—军事同盟领袖。他随时准备把英国政府交给议会，只要议会领袖能够为他提供遏制路易十四所需要的财物。因此，直到1760年乔治三世加冕为止，没有哪位英国君主企图逃避或控制议会领袖，议会领袖由此发展并创立了管理国家的必要制度，充分尊重地方、国家和国际各方面互相竞争的要求。

为了满足这些要求，英国政治家和议员发展了两个重要的新制度：内阁制政府和国债。内阁成员当然由国王任命，但是对议会负责。内阁通过获得议会多数选票从而批准立法的权力，是以松散但真实的议员缔结的党派集团制度为基础的。虽然不同派系之间偶尔猜疑、钩心斗角，更多情况是不满的吵吵嚷嚷，但是这种制度能够根据议会不带派系的利益而不断变化。18世纪没有任何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能够如此敏锐地随着社会变化而自我调整。议会政府的根本优势在18世纪英国就是这样显示出来的。它没有丝毫民主，因为无产者和绝大多数非国教派根本没有议会代表。衰败的城市选邑和政治恩萌制使富人和出身高贵的人完全控制了议会。

1688年英国议会政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新的信用工具——国债的发明。这使公共借贷能够有力地满足紧急需要。关键的观念是使议会负责偿还债务。以前政府一直是以国王的名义举债，偿还债务被认为是国王私人的义务，无论采取什么手段。但是1694年，议会创办了“英格兰银行”。它的最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借款给政府，只要议会担保偿还，无论议会决定征收何种税收。战争开支就以这种方法分成若干年偿付。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偿还担保的可靠性增强，借款的利率下降了。其他国家的政府由于缺乏议会偿还债务的担保，所以很少能够以这种有利条件获得借款。这个因素极大地推进了英国实力的快速增长。

在“七年战争”（1757～1763年）中，英国对法国获得的巨大胜利证明了这种政府有多么强大。相应地，国王乔治三世通过发展一个国王的党派力图控制议会，他希望这个党派能够凌驾于少数人和私利之上，但是由于他在美国独立战争（1776～1783年）中的惨败，他的努力被遏制了。因此，通过逐渐而彻底的系统演变，英国政府类型越来越不同于盛行于欧陆的君主制。特别是1763年后，法国人和欧洲大陆其他民族终于相信，从中世纪混乱无序中幸存下来的英国议会制度，事实上可能为他们重组更严苛的政府制度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借鉴模式。

普鲁士的军国主义

普鲁士的发展道路完全不同。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1640～1688年在位）的严厉统治时期，他从霍亨斯陶芬家族祖先继承而来的四分五裂的领土被糅合成高度中央集权的、纪律严明的国家。“三十年战争”的动荡经历消除了地方臣民对大选帝侯政策的抵制，当时勃兰登堡（位于霍亨斯陶芬家族领地的中心）多次遭到瑞典和其他外国军队蹂躏。他旨在积蓄充足的军事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击退外来入侵。代价的确沉重，因为他的领土不仅贫瘠，而且人烟也不稠密。但是通过厉行节约，他能够建立一支强大的常备军，这支军队不仅用于防御，而且用于扩张领土。他的后继者奉行同样的政策，虽然越来越轻松，但取得的成功并不比他少。当弗里德里希二世（史称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去世时，他留下了一个版图大大扩充、领土稳固的国家，已经变成了欧洲列强之一的普鲁士王国不仅在德意志与奥地利争夺，而且在东边与强国沙俄一较短长。

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统治者密切关注经济发展。普鲁士国王们深知，工业和人口是战争胜利的根本保障。在他们的统治下，在开发没有什么前景的沙地、开采有限矿产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致到18世纪末，普鲁士开始出现了比西部地区熟悉得多的社会复杂性。工匠、商人、专业人员和其他城市阶层的人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影响力。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军营的气息开始褪色了，虽然在“大选帝侯”及其直系继承人时期，军营气息是如此浓厚。但是军营气息没有从普鲁士生活中完全消失。它仅仅是龟缩于更小范围的职业军官圈子里，这些军官主要从东普鲁士及其附近的波罗的海地主乡绅（“容克”）幼子中招募。

农业和技术的进步

在整个旧制度时期，欧洲经济出现持续的快速增长。农业仍然是基本的产业，各地的绝大多数人口仍然是农民，即使在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传统耕作方式在广大地区持续着。在集体耕作方式根深蒂固的庄园里，熟悉的日常劳动的任何重大变化都会遇到阻碍，因为交叉的财产权必须征得一致（或接近一致）的同意，才能予以重大更改。但是，即使在传统的生产节奏中，产量的大幅增长也可以通过诸如简化系统育种过程或者改进耕犁设计等取得。

西欧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新作物，如苜蓿和芜菁等的种植，为马匹和牛群提供了充足的越冬饲料——这一直是中世纪农业的薄弱点。芜菁需要细心种植，能清除田间的杂草，就像传统翻耕休耕地的方法一样有效。以这种方法，休耕制度完全能够被放弃，农业生产率因而大大提高。此外，苜蓿把土地肥力固定在根部，从而有助于提高土壤的肥力。但是，马铃薯的传播是欧洲农业唯一最重要的变化，因为它极大地提高了食物供应。例如，在德意志波罗的海沿岸的沙地和气候酷寒地区，马铃薯提供的热量是谷物的4倍。这使德意志人口急剧增长，并且从1750年左右，当马铃薯在中欧地区首次变成重要作物时，德意志经济开始走向繁荣。在巴尔干半岛和匈牙利，玉米发挥了同样的作用；但是北欧由于太寒冷而使玉米生产不能兴旺，西欧则过于潮湿。

工业和交通也得到了同样的发展。法国在发展全天候道路和运河方面走在了前列，这些运河把全国所有重要河流连接成一体。直到1750年后，英国才开始追赶上来。但是在制造业方面，英法之间的情况正好相反。因为私有企业和帝国的发明创造能力在英国，比在欧陆其他管理严格的经济中更自由地发展。此外，英国煤炭储量丰富，并且容易开采。焦炭炼铁法的发明（1709年）使煤炭用于熔化铁矿石。反过来，更充足的钢铁供应又使许多机械的零部件可以用金属取代木材。

但是，最重要的变化是动力强大的蒸汽机的发展，它利用来自煤炭燃烧产生的蒸汽而转化为机械能量。早在1712年，托马斯·纽卡门就发明了简单的蒸汽引擎，用于矿井排水。它依靠由蒸汽压缩而形成的部分真空进行工作。1769年，詹姆斯·瓦特模仿设计出一台大大改进的蒸汽机，它利用煤炭燃烧产生的蒸汽驱动装置在一个密闭圆柱中的活塞。由于瓦特的蒸汽机不需要纽卡门的蒸汽机那样的相互交替的加热和冷却装置，它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它很快便被投入使用，为工厂和矿山提供动力，不久还用于交通运输。

瓦特蒸汽机最大的用途之一是驱动纺织机，整个18世纪，纺织机的规模和复杂性迅速增加。其结果是在一定时间内能够生产的棉布数量惊人地增长，棉布价格迅速下降。到1789年，利用印度种植、绕过好望角进口的印度棉花，英国竟然能够以低于印度织工的价格在印度倾销棉布！没有什么事实比18世纪英国在利用煤炭、钢铁和机械设计方面的成功所看到的技术进步那么炫目，因为印度织工的技术及其劳动力的廉价曾经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竞争对手。

或大或小的变化最终遍及欧洲所有传统手工业部门。此外，通过系统而仔细地模仿其他国家的产品，新的手艺被创立了。丰富欧洲技术的最突出例子是手工业者、科学家、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共同仿制中国瓷器的事实。中国人小心翼翼地保护商业秘密，历经长期试验和失败后，欧洲人才学会如何烧制几乎可以乱真的中国瓷器。

与这些技术进步至少同样重要的是组织机构形式的同步发展，这种发展使欧洲人能够为需要长期运行和大量人员合作的任务调集越来越多的资源，欧洲海外贸易特许状公司的重要性已在前文提及（第286页）。此外，诸如中央银行和国债等重要财政手段在旧制度时期也被引进，由此开始把经济关系从金银供应限制所带来的严酷现实中摆脱出来，并把最初不理解但非常剧烈的周期性波动引入价格体系。的确，第一次失控的信用泡沫（“南海公司泡沫”，1718～1720年）严重损害了联合股份公司的信誉，以致它们在欧洲主要国家都被认为是非法的——这种情况持续到19世纪。

通过学会利用精确的机械测量法补充手工业者的手工技巧，欧洲人还发掘了另一种工业协作过程的强大潜力。如果要让成型的武器射击准确，那么给大炮和步枪枪管钻孔就需要非常精确。同样，瓦特的蒸汽机需要活塞与圆柱壁之间紧密地安装，使齿轮、螺纹、轴承和其他零件协调运行。钟表、望远镜、显微镜只能由专家制造，他们能够把零件切割成特殊的尺寸，以便彼此分离的零件能够组装成一台能真正发挥作用的仪器。这不仅要求手眼灵活，而且取决于每个任务越来越高的机械精确度，产品制造过程中每个阶段的精确检测。

1789年，欧洲的经济组织仍然是粗糙的，它们的重大应用到后来才被发现。但是，起步已经迈出，观念已经被了解，它的实用性已经被证明。生产过程急剧理性化的可能性也预示了欧洲的巨大优势和更加富有。

数学和科学

17世纪下半叶，欧洲的知识能量已经从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宗教争论非常突然地转向关注其他问题。

数学在宗教改革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当时约翰·开普勒（卒于1630年）、伽利略（卒于1642年）等人都在世。新的数学符号有助于扩展和简化计算，并引进新的数学概念。特别是自从阿拉伯人的时代以来，几何学和代数学是被分别研究的，但是现在开始融合起来，由此创立了解析几何学。反过来，解析几何学又导致微积分学的诞生，它扩大了数学推理的范围，增强了数学推理的说服力，在物理学研究中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

数学成为时髦的东西，许多人确信，如果把数学推理方法适当严格而仔细地应用于人类的所有问题，将可以得出真实而且被普遍承认的结论。勒内·笛卡儿（卒于1650年）是第一个勇于这么做的有影响的人。他用几何学家的方法，从公理和不言自明的第一原理出发，所作的推理是如此有说服力，以致法国和其他国家迅速涌现了大批忠实信徒。他们积极地宣传和捍卫笛卡儿的观点。其他人被这种数学确定性的观点所激怒，但奇怪的是，他们得出了互相矛盾的结论。荷兰的巴鲁赫·斯宾诺莎（卒于1677年）和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卒于1679年）是这些哲学家中最著名的两位。在此后一代时间里，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卒于1716年）以同样的雄心而著名。

这些哲学家缺乏任何满意的方法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因为没有经验可以证明，以便不同意见的专家能够根据经验选择竞争对手。随着1687年艾萨克·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伟大而且一流的物理和天体运动分析得到发展，事情发生了逆转。像他的前辈一样，牛顿力图把观察到的多样性归纳为数学原则。为了解释天空和地球上的运动物体的行为，他假设了一种神秘的力量——地球引力。他认为地球引力按照一种荒谬而令人欣慰的简单数学方程在空间发挥作用——任何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它们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牛顿同时代的一些人对这种根据距离发挥作用的力量的神秘含义感到震惊。通过谈及空间的下层（他在另一个段落里又称天空为“上帝的心灵”），牛顿企图澄清这个问题，但是他的努力对缓解这种焦虑感没有太大帮助。但几乎使每个人都认识到的事实是，牛顿的理论能够被经验所证实。牛顿的运动学定律最初是通过他力图以数学表达月球运动而产生的。但是无数运动的物体都能被用于证明他的公式的准确。以这种观察和测量为基础，这个公式似乎很快便表明自己的确发挥了作用。事实上，实际情况符合牛顿的运动学定律。

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预言和自然规律的作用通常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当这些发现最初出现的时候，人们需要一种想象力去理解，它们是何等的特殊和激动人心。那些从小被教导说宇宙是由一个非常活跃的、个人的、随时随地可以创造奇迹或饶恕过去罪愆的上帝支配的人发现，牛顿的宇宙观既是自由的，也是可怕的。上帝显得像个数学家，并决定相应地创造宇宙。在这种宇宙中，上帝的尊严似乎被贬低为创造一个奇迹，因为这将地方性的、暂时的废除他自己的天命，承认自然规律不足以取得各种福祉和达到必要的目标。与路德或罗耀拉的世界观截然相反，路德或罗耀拉的世界观取决于上帝与单个个人之间密切而完全无法预测的关系，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大多数人仍然是基督徒，即使当他们被劝说接受一种新的牛顿宇宙观之后。牛顿本人也撰写了《圣经》注释，他希望从“神圣的文书”中发现隐藏的含义；他长寿的一生（1642～1727年）是新兴宗教运动特别多样化的证明，这些宗教运动强调与上帝之间的个人关系。例如，在新教内部，当牛顿还在世的时候，英国的贵格会和卫斯理派、德国的虔信派就开始形成。在罗马天主教徒中，詹森派和寂静主义在牛顿时代取得了最大的影响。罗马教廷的正式谴责导致这两个虔诚教派最终消失，但是上述三场新教运动却持续蓬勃发展到今天，尽管都发生了变化。

其他科学则不太遵循明确的数学方程式。随着传教士和其他有学识的人记录他们的见闻，关于各种动植物生活的信息大多被收集起来，有关遥远的或文明开化或野蛮的人类社会的新知识涌入欧洲。但是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数学方程式不能从新信息的迷雾中产生出来。诚然，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卒于1778年）偶然发现了一套植物分类方法，这种方法至今仍然是标准，因为法国的“重农学派”、苏格兰的亚当·斯密（卒于1790年）的确相当成功地推断了如果政府不干预个人的本能行为将发生的事情。由于坚信人类行为受理性的自私自利所支配，所以他们断定这种政策将促进财富和自由的增长。与牛顿的运动学规律不同，这种自由放任理论从未被实践检验过，因为政府和人类一直拒绝理性地行动。

政治理论、历史学和经验主义哲学

社会思想的其他两个层面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首先，一种新的政治合法性理论不得不被人类发展出来，既然人们再也不能把上帝干预人类日常事务的说法视为理所当然的了。一个声称依靠神圣权利统治的国王至多是一个篡位者，除非上帝从众多候选人中真正挑选他担任这个职位。接受牛顿世界观的人一定难以相信这种比较陈旧的理论，特别是由于许多国王似乎完全不称职。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在社会契约思想中发现了，它以默认或更积极主动和明确的方式认为，生活在特定国家的人们都被假定一致同意政府的形式和权力。显然，通过给这种契约规定不同的期限，那么非常不同的实际结论就可以发展出来。例如，托马斯·霍布斯认为，由于人类天性下流和残忍，所以只有通过把无限权力委托给一位绝对专制君主才能建立市民社会。相反，约翰·洛克（卒于1704年）认为，公众与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契约关系，所以如果统治者跨越特定权力界限，那么人民就有权利反抗他篡夺的权力。洛克用这种方法为1688年“光荣革命”辩护，这场革命把一个完全合法的君主从英国王位上驱赶到许多坚持传统“神圣”天意观念的英国人认为是丑闻的境地，并且害怕刚刚结束的内战再次爆发。英吉利海峡对面，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在一个世纪后由让-雅克·卢梭（卒于1778年）提出。他认为，当君主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时，社会契约证明了反抗的合法性，因为人民的“共同意志”蕴含了不可转让和剥夺的权利。

无数语言学家、古钱币学家和其他学者辛勤劳动的副产品是人类对自身看法的其他重大变化。他们把欧洲丰富的文学和历史手稿分类整理，知道如何把一种纪年体系转换为另一种，把各个地区、战役和其他历史事件编辑成可靠的年表，赋予历史知识空前的深刻和准确。在这个学术圈子里，最伟大的人物是让·马比荣，他掌握了辨别中世纪早期不同阶段、不同修道院和王室秘书处的书法不同风格差异的复杂知识，以至于一旦看见——有时只要瞄一眼——他就可能知道手稿的出处和大致年代。当然，同样的经验也使得许多赝品能够被识别，这些赝品在不同时代为了各种目的而混杂在历史记录中，为欧洲学术提供了工具和概念，这些工具和概念后来被用于对其他文明的研究之中。正是在18世纪末，这种冒险的第一个激动人心的结果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当威廉·琼斯（卒于1794年）发现印度的神圣文字——梵文与欧洲的语言有密切关系时，由于梵文是如此古老，它为渴望洞悉他们最原始祖先特性的欧洲世界提供了新方法。

这些学术性的劳动使人们能够撰写比以前更精确和全面的史学著作，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年出版）是其中最著名的史作，其他历史学家，如伏尔泰（卒于1778年）在当时几乎与吉本一样受欢迎。通过在自己的时代与基督教创立之间插入漫长而复杂的人类社会历史，加上各种有趣的历史事件、道德的功能以及神学标准，历史学家使宗教争论的烈火逐渐熄灭。因为在更全面的历史观影响下，教会和国家适当地回归使徒时代的条件——这是宗教改革时期的伟大期望——似乎不再可能了，或者也许从某些罗马皇帝的行为来看，是可以渴望的！

虽然政治理论和历史学繁荣，但是纯粹的哲学终于穿越经验主义批评的针眼，强劲而茁壮地形成了，如果说它还有点儿深奥和脱离日常生活的话。笛卡儿以及17世纪追随他的哲学家的演绎推理方法接受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审视。首先是约翰·洛克（卒于1704年），接着是大卫·休谟（卒于1776年）提出了感觉经验如何与人类思想有关的尴尬问题，并且得出结论：关于任何事物的一定知识都是不可能的。伊曼纽尔·康德（卒于1804年）接受了休谟的结论，但是改变了他的批判逻辑的方向，认为仔细分析人类大脑结构和容量将使我们掌握准确而必要的有关感觉经验性质的知识，因为不可知事物本身只能通过人类感觉和思维模式才能被感知。康德用这种方式为19世纪德国哲学家打开了剖析“精神”的大门，在确立康德此前已经指出的可知的真实性方面，这些19世纪德国哲学家发挥了创造性作用。

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艺术

与17世纪下半期开始进入新时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进步相比，除了音乐外，美术仍然是保守的。不同的风格出现了，但很快又消失了，各国的流派开始占据突出地位，或者相对衰落，朝着为丰富多样文化传统添砖加瓦的趋势表现自己。但是没有任何事物像牛顿的世界观那样完全新颖地从充满活力而传统的活动中出现。

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法国文化的声望达到巅峰。人们崇敬路易十四政府的权力和威严，还夹杂着对法国文学、礼仪、风尚的更多仰慕。古典主义坚信艺术优雅的原则能够被洞悉和遵循，因而在造型艺术和文学艺术中盛行。在伟大的艺术家手里，这种规则不是障碍。例如，伦敦的建筑师克里斯托弗·伍伦（卒于1723年）、法国的三大古典戏剧家皮埃尔·高乃依（卒于1684年）、莫里哀（卒于1673年）和让·拉辛（卒于1699年）都力图遵循正确的规则，在不太著名的作家、艺术家那里，这些规则就变成了沉重的包袱。

18世纪，欧洲音乐进入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代。新的或新式乐器和对音乐定调进行的物理—数学分析，赋予音乐家更多的新演奏技术。由于新技术太多，以至于难以分类，和声和作曲的“古典”原则不会像在文学领域那样成为阻碍因素，相反，通过集中注意力于可掌握的变数，古典规则反而刺激了创造性。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卒于1750年）和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卒于1791年）为后世欧洲音乐树立了标准，这些标准是根本的，虽然不是持久的，正如15世纪线条和空间透视法的发明为欧洲绘画所创立的标准一样。

在文学方面，18世纪中期以后，古典理想逐渐消失，特别是在德意志和英国。对各国中世纪历史的研究，对绰号为“人类心理”的感情悸动的诱导性研究等，都使许多德意志人和一些英国人相信，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只能通过自由发挥灵感才能取得。这种浪漫主义观点与大众的民族语言的新价值结合在一起。例如，约翰·戈特弗莱德·赫德尔（卒于1803年）满怀激情地争辩说，德意志人只有使用德语而不是法语，才能取得民族文学的伟大成就。对文学的民族精神的同样兴趣鼓舞托马斯·佩西（卒于1811年）在他的著作《英诗辑古》（1765年出版）中收集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民歌。

但是过分强调传统欧洲文化史上古典时代之后紧接着浪漫时代的做法是错误的。不同的风格和艺术创造性一直盛行。例如，在英国文学史中，约翰·弥尔顿（卒于1674年）写作了伟大的基督教史诗《失乐园》时，威廉·威彻利（卒于1715年）正在创作黄色的“复辟”喜剧；到本章所述时期之末，罗伯特·伯恩斯（卒于1796年）巧妙的朴实风格与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散文（卒于1784年）的字字珠玑的华丽句子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样，路德的《圣经》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在他们各自的国家一直流行，而为所有受过教育的人提供共同的知识和感情的古代罗马和希腊的古典文学则永远照耀着欧洲各国的文学，作家和艺术家正是依靠这种知识和感情才能创作，并知道任何随意提及希腊语和拉丁语古典作品能被轻易而快捷地理解。

欧洲支配地位的根源

丰富多彩、充满活力以及捕捉任何进入人类视野的新事物的渴望等，成为旧制度时期欧洲文化生活的标志。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没有表现出类似的冒险精神。因此，欧洲首次开始明显地领先于旧大陆其他比较保守的文明——不仅在技术和军事方面，而且在科学、哲学、史学和学识等方面。只要毫无羞耻而自由自在地把理性应用于紧急事务不是决定性的——正如在整个美术领域——那么欧洲就不能被说成已经享有任何明确无误的优势。的确，中国和穆斯林艺术的精细和连贯风格仍然比欧洲人以其多种风格曾经力图产生的任何影响都要大。

但是西方成为全世界支配力量的进程显然已经开始了。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必须追溯欧洲近期建立优势地位，最终战胜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的文化自治的方式。

第二十四章 美国和俄国
（1648～1789年）

1648年，殖民地美洲和东正教俄国仍然是欧洲的局外人，未完全分享欧洲文明。到1789年，这种情况不再真实了。以前的局外人现在变成了我们不能再称为欧洲文明而应该称为西方文明的积极参与者。由于新近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欧洲类型的社会牢固地扎根于美洲，美国的思想和制度一路高歌进入世界，威胁着欧洲的旧制度，虽然此前它从未威胁过。同样，到1789年，在俄国，统治集团掌握了欧洲高雅文化的精髓，俄国开始在欧洲战争和政治中发挥大国的作用。俄国广袤的国土面积和专制的政府也威胁着西欧相对较小的国家。这种威胁比美国民主革命带来的威胁还要真实。因此，更好的办法是，把这个时期的欧洲划分为正在扩大的西方文明社会的两大阵营。当然，至今仍然作为把美国和俄国社会彼此区别、俄国与欧洲内陆地区生活方式重大差异的标志还没有大到作为不同文明出现的标志。相反，大西洋两岸、穿越俄国边境地区的越来越复杂的相互联系逐渐弥合了西欧与俄国、美国的差距。

区分俄国和美国社会与西方文明大多数核心地区社会的根本因素是土地比较充足而劳动力（或者至少受过训练的熟练劳动力）短缺。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下，两种对策都是可能的。各种技术、阶级、服役以及把各种文明社会组织起来并为社会各阶级和职业集团提供各种可行性关系的差异之间的紧密联系，也许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平等和文化上的新蛮族主义。俄国的哥萨克和许多开发西伯利亚的先驱就以这种方式生存。加拿大的法国非法毛皮贩子、美国说英语的拓荒者、巴西的邦德朗特人（bandeirantes）、阿根廷的牧人、澳大利亚的流浪汉、南非的伏特里克人（voortrekkers）、阿拉斯加的拓荒者，也是如此。除非被某些邻居或敌对国家限制，否则一种不断扩大的文明社会可能一直倾向于与这种大致平等、暴力的新蛮族主义发生冲突。

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边疆社会可能发生主人与奴仆之间的两极分化。这是因为外界压力——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有时需要比边疆平等所能允许的更精细的社会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劳动力市场法律强迫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工作，从身体方面看，一个社会底层的人逃亡进入荒野并因此获得自由是没有困难的。因此，只有艰难地诉诸法律，甚至有时诉诸暴力，才能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新大陆的奴隶制度和旧大陆的“新农奴制”作为边疆的突出特点，犹如自由和平等是美国虔诚的民族传统中倾向于等同边疆生活的特点一样。

除了重要的例外，从总体上看，对人力短缺的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应对方法的确支配了北美和南美部分地区的社会和政治发展，而对边疆劳动力短缺的压迫性应对方法在俄国盛行。但是在西班牙占领的美洲最富有和最发达地区，直到1789年之后很久，一种等级森严的社会仍然盛行；而在俄国，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自由精神已经浮现（并且继续浮现）到公共生活的表面。换句话说，表面上的反差实际上有很多共性。

争夺美洲

当法国、荷兰和英国冒险家在17世纪初建立的小块殖民地扎根并开始走向繁荣时，美洲终于被分割为各国的势力范围。因此，欧洲的战争被争夺殖民地忠实地反映出来（有时挑起）了，在这些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中，印第安武士、欧洲士兵和殖民地的民兵都卷入了。

这些斗争的第一个标志是荷兰被驱逐出所有重要的美洲殖民地。这些事件发生于1654～1664年间，荷兰首先把巴西丧失给当地宣称效忠（一定条件下）葡萄牙的反叛者；接着把新阿姆斯特丹丧失给英国，英国把它更名为纽约。第二次重大变化发生于1763年，经过空前残酷的、全球性的商业战争后，法国放弃加拿大给英国。但是，这种全面的成功（与此同时，英国在印度赢得了优势）之后，英国很快便与美洲殖民地人民发生了争端，殖民地为英国政府的税收而苦恼。当来自加拿大的威胁消除后，殖民地人民觉得英国军人和英国税务官是完全多余的。其结果是，首先争论，接着战争（1775～1783年），在法国的大力援助下，美国取得了胜利，法国是为了洗雪七年战争中遭受的重大失败之耻辱。

在美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欧洲的国际竞争也影响了事件的进程。1728～1741年，俄国海军舰长威图斯·白令发现了阿拉斯加和以他名字命名的海峡。不久，俄国毛皮商人就紧随这个发现，在阿拉斯加群岛和陆地上建立了一些小块殖民地。这个消息刺激了英国“哈得孙湾公司”开发并声称拥有从加拿大西部到落基山的主权。这完成于1789年。面对俄国的推进，西班牙人把边界进一步推进到海岸，在旧金山（1775年）和努特卡岛（1789年）建立了传教区。

因此，欧洲列强争夺的直接后果是把新大陆分裂为多少有些明确边界的帝国主义的碎片。当然，社会实际情况从未赶上领土要求，因为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北美殖民地几乎推进到了阿巴拉契亚山，白人没有在其他更内陆的地区建立欧洲类型的社会。

西班牙美洲的奢华

如果今天盛行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当时存在的话，那么美国公民就难以对殖民时代持正确的历史观。但是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在利马和墨西哥城总督的奢华面前，18世纪马萨诸塞的未垦土地或弗吉尼亚山麓地区的贫穷和简陋实在是黯然失色。的确，1793年，墨西哥城的10万居民使它比欧洲任何城市都大，除了伦敦和巴黎外。

16、17世纪印第安人口的灾难性下降趋势到1650年左右终于得到遏制。因此，墨西哥和西班牙帝国其他地区的人口都急剧增长。美洲印第安人可能获得了对欧洲和非洲疾病的免疫力，这些疾病曾经摧毁了他们众多的先辈。不断增长的人口反过来为商业繁荣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垄断政策废除（1774～1778年）之后，这种垄断政策禁止西班牙帝国美洲沿海各港口之间进行贸易，殖民地所有的进出口都必须通过西班牙的加迪斯港。

甚至在18世纪后期经济复兴产生人数不多但活跃的专业人员、商人和官吏中产阶级之前，古代大学和贵族文化传统就使西班牙帝国的个别专家能够参与欧洲的文化和知识生活，中产阶级对来自“开明的”西班牙的最新时尚和思想非常感兴趣。

两个特点阻碍了西班牙美洲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尽管在更北面的讲英语的殖民中间取得了良好开局。首先，印第安农民几乎不享有西班牙殖民地生活的任何高级文化，尽管殖民地社会依赖他们的繁重而麻木的劳动。第二，教会充斥着知识和道德懒惰，在殖民地社会内，经济的极端支配作用不可阻挡。但是正如不久前发生的那样，当世俗自由人士批评教会时，他们动摇了让印第安人热情而活跃地享有西班牙文明并使他们处于服从地位的唯一的组织联系渠道。因此，任何激烈反对教会的行为都为印第安人打开了反叛和社会混乱的大门。他们的习惯带来的这种副产品使自由思想的人胆战心惊。内心深深的不安很快便困扰着西班牙贵族——这是让自私自利的冒险家和政治投机家进行异常广泛活动的心态。

从19～20世纪西班牙美洲的发展看，这种评论是似是而非的。但是直到18世纪末，西班牙帝国社会未来的弱点还不明显。相反，像太平洋彼岸的中华帝国一样，西班牙美洲帝国看起来像一座橡木城堡，巍峨耸立于周边国家、民族和文化之中。

落后与早熟并存的殖民地

位于西班牙美洲东南部的巴西甚至在荷兰撤出之后仍然处于政治混乱状态。与秩序井然、一片安详、管理得井井有条的西班牙总督府的尊严和豪华相比，居住在边远地区的人采金的活力、对巴拉圭耶稣会印第安人保留区的猛烈抨击，更别提非洲文化在巴西种植园的黑奴中间发生转变的活力——所有这些似乎都是肮脏的。但是，广泛的地方自治使巴西普通人也能以北美的英国殖民地普通人同样的方式获得成功。

与巴西一样，英国殖民地与西班牙的伟大无法相提并论。固然，在波士顿、纽约、费城等港口，英国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小规模复制出现了。1700年后，各个殖民地之间、每个殖民地内部的宗教差异很快就使宗教实际上不可能实行统一。由于教会权威的衰落，也许世俗主义发现更容易表现出来；但是现有宗教的失败也为强烈的宗教复兴铺平了道路，宗教复兴成为殖民地生活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在许多方面，英国殖民地落后于当时欧洲的发展。但是北美社会的演变在一些方面超过了旧大陆。美国独立战争是这种现象的最重要表现。诚然，殖民地曾经被用于解释和证明他们反抗国王乔治三世和英国议会合法性的思想就主要来自“英国人的权利”的传统定义。此外，更激进的“人的权利”的定义也发挥了作用，并使美国革命不仅仅具有地方意义。实际上许多欧洲人认为，美利坚合众国认识到的“人的权利”构成了一个模式，欧洲陷入黑暗和落后的民族，如法国，可以为此而充满期待地振作起来。因此，通过它的榜样力量，美国独立战争及其产生的宪法昂首阔步地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那些仅仅后来列为英国的贫穷而遥远兄弟国家所表现的自由原则把美洲事务投入进了欧洲政治的前沿。

俄国的现代化

在汇入欧洲历史主流的过程中，美国殖民地没有遭受心理扭曲。相反，他们正在更全面地分享第一批英国移民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传统。没有任何变化被提倡。但是，俄国不得不首先否定自身的特殊生活方式，把东正教垄断基督教真理的要求建立在服从沙皇绝对专制的基础之上。放弃这种历史是困难的；但这是俄国人，或者更准确说，俄国统治阶级，在1654年大主教尼康发动教会祈祷书正式改革与1725年沙皇彼得大帝去世之间所做的事情。

尼康力图把教会所有仪式中使用的祈祷书建立在真实而无比正确的希腊文本基础之上。只有这样，全俄才能取得宗教统一，而且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指出俄国现存祈祷书错误的罗马天主教宣传家的严厉谴责沉默下去。世俗政府和教会领袖们完全接受了这种推理，以致尼康与沙皇发生斗争（1658年），被罢免了大主教（1666年）后，他的改革政策仍然被执行。

但是许多贫穷而低微的基督徒觉得，官方干预教会仪式熟悉的话语，从而引发了反基督的统治。因此，异端社区即后来俄国历史上的“旧信仰者”出现了，并且顽强地甚至有时英雄主义地拒绝屈服于官方的威胁。以武力破坏这种社区的努力有时会导致联合捍卫旧方式的人大规模集体自杀。异端有时转入地下状态，以便那些表面上遵守教会新的崇拜命令的农民，能够偷偷地聆听那些视堕落的教会与世俗国家联合起来作为反基督工作的教士的布道，以示世界末日的即将来临。

我们不可能知道这种观点在俄国人民中间如何广泛传播的情况。但我们似乎可以相信，只要秘密教派和被迫害的集团互相劝诫、等待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奇迹出现，那么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找到了政治改革表达方式的许多农民实际上被分裂成宗教派系。这种心理安全价值也许就是允许彼得大帝及其后继者使俄国发生翻天覆地的无情变化却未引起削弱国力的叛乱的原因。因为彼得的改革是一个小圈子的工作，这是他从私交和既得利益追随者中选拔组成的一个小集团，加上被俘的瑞典人和被诓骗来的荷兰人，以及来自西边的欧洲世界、到达沙皇统治区域的流浪者。

1689年，少年彼得登上王位，直到1698年匿名（但是广为人知）到西欧旅行回国，他才开始对俄国旧生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此后，在工业、行政管理和必要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下，他疯狂地有时甚至怪异地致力于建设世界上最好的陆军和海军。充沛的精力和暴烈的性格确实有助于彼得达到目的，但是只有受过教育的臣属服从他盛气凌人的指挥，他的命令才能奏效。他大体上从自小亲自建立的近卫军官兵中寻找这些臣属。后来，他要求贵族子弟进入近卫军，提高他们的等级。如果他们在近卫军干得好，那么他可能立即注意到他们，并提拔他们，指定他们完成各种任务，无论民事、军事、还是外交或司法，这取决于具体情况的需要。

这种制度发挥了作用。来自俄国乡村贵族家庭的青年人来到宫廷，充当近卫军士兵，在被沙皇派出从事和平和战争工作之前，他们学会了一套新的行为举止。马其顿的腓力和伟大的奥斯曼帝国苏丹们曾经使用同样的方法，建立一支服从命令的军事和行政管理队伍，像彼得的朋友们一样，他们能够根据命令忠实地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因为他们被宫廷文化全新风格的诱人光芒所吸引而首先与自己的过去决裂了。

1725年彼得的去世给他的合作者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因为他们认为没有政治合法性的明确原则。王位继承如何能够被规定，特别是当实行改革的沙皇已经杀害了亲生儿子而没有留下男性子嗣时？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酝酿着阴谋和丑恶的宫廷政变。其中最壮观的是，在谋杀了沙皇丈夫后，1762年德国公主登上了俄罗斯帝国的皇位。她采用的称号是凯瑟琳二世（中文里常称她为叶卡捷琳娜二世。——译者注）。尽管她的继承权令人怀疑，但是像彼得一样，凯瑟琳在位时间漫长，而且俄国经济繁荣，不久她就获得了“大帝”的绰号。一个稳定的因素是，无论统治集团内部何时发生失控的争论和阴谋，所有相关人员都将退缩，因为他们认识到，与俄国广大充满仇恨的农民大众相比，自己是多么势单力薄。另一个事实是，随着18世纪后期乌克兰向商品化农业转变，俄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繁荣，这有助于俄国地主维持着一种有效的凝聚力。

作为大国出现的俄国

在军事和外交事务上，彼得没有取得完全成功。他在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争（1700～1721年）中打败了瑞典，在芬兰湾取得了较短的海岸线。他以极其残酷无情的手段，在涅瓦河口沼泽地里建立了一座新城市圣彼得堡，并使它变成了俄国的首都。在反对土耳其人方面，彼得的遭遇就惨多了。虽然1696年取得了最初胜利，但是几年之后（1711年）他不得不放弃已经赢得的一切。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由于取得了反对穆斯林邻国伊朗国王的胜利，这位沙皇能够把国界推进到里海最南端。

彼得的后继者经常让俄国军队卷入欧洲的战争。俄国实力最明显的证明是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期间，俄国统治者几乎一夜之间把俄国力量从一边倒向另一边时，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似乎因此，从灾难性后果中逃脱出来。此外，在凯瑟琳大帝发动反对苏丹的决定性战争（1768～1774年）之前，俄国发动了两次反对土耳其人的不具决定性的战争。诚然，打败土耳其人、建立一个在她的帝国保护下的新拜占庭东正教帝国的宏伟计划并未实现。但是俄国的确兼并了远至德涅斯特河的黑海沿岸地区，作为对她遏制土耳其人的回报，普鲁士和奥地利同意凯瑟琳在第一次瓜分不幸的波兰中占据其大部分领土（1772年）。在此后两次三国瓜分波兰中，俄国也参与了（1793年和1795年），把边界向西推进到维斯杜拉河。

因此，俄国跻身于活跃且受尊敬的欧洲大国之列，同时在国内，向南开发乌克兰的进程以及手工业和贸易的迅速发展，开始使俄国社会带上更多的欧洲色彩。绝大多数农民仍然是“聋子和瞎子”，生活在与主人隔绝的世界里，这些农奴主越来越模仿更西部地区贵族的举止，取得了西欧贵族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例如，1762年，要求贵族义务为沙皇服役的法律被废除了，而且许多贵族的确退回到自己的地产上。到那时，足够的人员被训练成适合获得的职位，政府的税收已经多到足以支付适当的工资以取代土地封赏，而此前的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都主要依靠土地封赏。

法律义务被强化而不是减轻的农奴一定会因主人获得的特权而深感不平。为什么穷人和出身卑微者没有摆脱强迫劳役的负担呢？叶梅连·普加乔夫领导的大起义爆发于俄国南部和西部地区，那里对自由边疆人记忆犹新，起义给这种不平感提供了一个宣泄口。它最后被残酷地镇压了（1773～1775年）。从此以后，农民的不满恢复到宗教异端和酗酒。另一方面，大多数贵族急迫地力图攀比甚至超过法国和欧洲其他大国的同侪。凯瑟琳之后至少一代人时间里，他们为自己的理想主义和精力（以及私人利益）找到了充足的空间，那就是推进农业、商业和国家行政管理。尽管农民不满，专制政权的奴仆们仍然确信，他们正在为全体人民谋求真正的利益，使俄国强大而且受到世界各国的尊敬。无论强迫俄国社会底层发挥作用是否必要，俄国在战争和外交方面取得的实际成功似乎充分证明了它的合理性。

第二十五章 亚洲对欧洲旧制度的反应
（1700～1850年）

在穆斯林眼里，《卡洛维茨和约》（1699年）完全违背了历史潮流，奥斯曼帝国在卡洛维茨几乎把整个匈牙利割让给获胜的奥地利人。更为难堪的是，这次严重失败也与神学根本原则发生了冲突，因为自从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的追随者曾经袭击并打败麦加的嘲笑者以来，战场上的胜利被认为是真主眷顾的标志。既然如此，那么安拉怎么能眷顾基督徒和异教徒呢？更何况他们甚至对自己的信仰都越来越不虔诚呢。

这个谜的全部力量只有到18世纪末才开始对抗穆斯林世界。1768～1774年，俄国彻底打败奥斯曼军队，通过欧洲外交干预而不是任何土耳其政权的世袭力量，君士坦丁堡避免了被俄国攻陷，苏丹的权力没有被俄国摧毁。即便如此，结束战争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对未来也是不利的。由于沙皇被授予了土耳其统治下东正教徒“保护者”的含糊封号，俄国开始干涉奥斯曼事务。俄国还取得了黑海沿岸的重要领土，以及在黑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自由航行的权利。从此，苏丹宫殿和君士坦丁堡就处于俄国海军大炮的射程之内了。

被穆斯林眼中的基督教世界政治领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打败，无法与被一个祖先臣服金帐汗国大汗、他的东正教把他们视同为苏丹的巴尔干基督教臣民的统治者打败相提并论。此外，到1774年，穆斯林对印度的优势也明显处于危机之中，萨法维帝国已经解体了，伊朗和中亚变成了战场，敌对的军事首领们瓜分了平民社会。

对于那些承认神眷顾与军事胜利是紧密相连的穆斯林来说，1699年以来的世界历史事件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当安拉无法解释的逆反的世界历史类型最终被逆转的时候，全体背教似乎是盲目信仰（只能等待潮流转折点的信仰）的唯一替代方法。与此同时，被一种宿命论支撑的报复情绪是西方上升时期穆斯林反对欧洲人的特点。

但是，有些人不满足于被动地等待安拉的干预。他们有两种明显的补救措施可供选择。（1）通过从“法兰克人”那里适当地借鉴军事成功的技术基础而超越竞争对手或者（2）通过剔除蔓延到穆斯林生活中的伊斯兰教腐败现象而重新获得安拉的恩典。每种政策的拥护者的声音都在18世纪早期被倾听到；但正是伊斯兰教的不幸——例如，与日本不同——以上两种医治方法似乎总是互相对立。因此，改革家的努力总是变得徒劳，穆斯林社会的大众陷入比以前更混乱和更失望之中。

瓦哈比运动

宗教纯洁的最重要拥护者是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尔·瓦哈比（1691～1787年），他生活于阿拉伯沙漠中，依靠沙乌德家族王子们保护他的信徒和宣扬他的教义。阿卜杜尔·瓦哈比的目的非常明确：恢复先知的最质朴纯洁的信仰。这意味着实行艰苦而不妥协的反对苏菲派圣徒带给伊斯兰教的圣人崇拜和其他腐败行为。它还意味着严格遵守《古兰经》所规定的个人行为准则，例如饮酒和其他宗教禁忌行为都遭到瓦哈比派的严厉惩罚，无论何时出现法律疑点问题，瓦哈比派都采用最严厉的条文。

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教派团体从最初非常小的规模发展起来，非常类似于伊斯兰教诞生时期的发展方式。到阿卜杜尔·瓦哈比去世时，他的信徒控制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但是不久，瓦哈比运动遭到了毁灭性的军事打击，以欧洲模式训练和装备起来的埃及军队与阿拉伯沙漠的旧式武士发生冲突，并彻底打败他们（1818年）。但是战场上的失败并未破坏瓦哈比运动。相反，当瓦哈比教派不再与沙乌德家族的军事—政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它通过吸收印度和奥斯曼帝国虔诚而严肃的穆斯林而增强了吸引力。

在西方怀疑主义和瓦哈比狂热运动的影响下，一方面，穆斯林世界大多数地区长期盛行的早期伊斯兰教律法尊重主义与后来神秘的苏菲派虔诚之间的微妙平衡难以维持。自“立法者”苏莱曼以来，逊尼派学术的特点就是知识僵化，隐藏在熟悉句子背后的含义依靠死记硬背而安全地代代相传。通过死抠《古兰经》字眼儿并力图把更新的内容应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瓦哈比派的宗教狂热打破了这种愚昧无知的保守主义。但是穆斯林学术和文明的后代比阿卜杜拉·瓦哈比及其信徒所属的贝都因部落民众更加了解世界及其方式的复杂多样性。因此，城市里老于世故的人通常难以相信，仅仅完全符合瓦哈比要求的忠实的信徒就能再次走向正确的道路。从此，瓦哈比运动既不能为伊斯兰教内部充满活力和成功的知识生活复兴奠定基础，也使得从根本上脱离古代行为准则比以前更加困难。

改革的失败

直到1850年，那些希望通过借鉴欧洲技术加强穆斯林国家力量的改革家只取得了小部分成功。18世纪，奥斯曼帝国很少有官员严肃地对待这种观点。此外，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任何战争胜利都会进一步削弱损害古代实践的必要性。例如，1699年后，一群奥斯曼帝国官员开始利用1683～1699年漫长战争中奥地利用于有效地抵抗奥斯曼军队的大炮重新装备土耳其炮兵。后来，经过与奥地利另一场灾难性战争（1716～1718年），军事改革也波及少数陆军。当奥地利和俄国于1736～1739年攻击土耳其时，这些新式军队果然出乎意料地打败了奥地利。不久奥地利就退出了战争，接着俄国也退出。但是军事改革的这种显著效果并未说服奥斯曼帝国政府继续进行下去。相反，军事胜利被解释为没必要进一步进行军事改革的理由，而且事实上，接踵而至的漫长和平时期使新式军队逐渐失去了功效。当1768～1774年俄国凯瑟琳二世攻击奥斯曼帝国时，土耳其人发现自己无可救药地被刚刚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接受过考验的俄国军队打败了。

1774年溃败再次激发了奥斯曼军队走向现代化的努力，但是直到1826年，决定性的突破才出现。其原因是俄国军队造成的严重灾难似乎表明，整个奥斯曼帝国制度需要彻底改造。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派觉得国家全盘伊斯兰教化是危险的。因此，即使最温和的军事力量改革步伐也会引起强烈抵制。直到军事灾难再次发生，包括苏丹的塞尔维亚和希腊臣民掀起了成功的叛乱，改革才再次成功地进行。即使到这个时候，改革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因为苏丹不得不命令炮兵部队摧毁叛乱的禁卫军及其君士坦丁堡暴民支持者。这种血腥的暴力措施的确毁灭了保守主义的军事力量，但是也根本无法用新式的、可以保卫帝国的军队取而代之。因此，在欧洲列强面前、在诸如强大的埃及专制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卒于1849年）的公开叛乱面前，奥斯曼帝国正在为自己增添新耻辱。

因此，到1850年，大多数土耳其军官和政府官吏断定，模仿欧洲统一制服和大炮就像固定的斋戒一样无效。没有任何解决方法似乎可以毛遂自荐，奥斯曼帝国的决策者转而依靠一些不灵活的外交阴谋，力图分化欧洲列强，以使它们陷入争相救援“欧洲病夫”的境地。

英国对印度的控制

莫卧儿帝国名义上存在到1857年，但仅仅是名义上，欧洲列强的均势没有达到需要救援它的程度。相反，1764年后，为了在印度的贸易和势力而展开的斗争决定性地朝着有利于英国的方向倾斜。从此，动荡的印度政治舞台使得——的确诱惑——蚕食能够继续进行，以致1818年后，只有旁遮普的锡克教徒和西北边缘的部落仍然真正地独立于英国统治之外。

甚至在1707年奥朗则布去世之前，莫卧儿势力的衰落迹象就已经很明显了。虽然他对印度南部的征服使莫卧儿帝国版图达到极盛，但是在他去世之前，许多严重叛乱开始削弱帝国的实力。特别是印度中部地区的印度教山民，即所谓“马拉特人”，发动游击战争，行动迟缓的莫卧儿帝国军队无法镇压。后来，锡克教徒也发动叛乱，在西北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许多地方的总督也乘机独立于中央政府，甚至首都德里附近地区有时也不再服从帝国的命令。

在这些情况下，欧洲贸易公司的代表们发现必须自我保护。他们招募印度土兵（“塞婆夷”意即“印度土兵”），由欧洲军官指挥，而且以欧洲方式装备和训练这些土兵。不久，这些军队事实上比印度所知的任何一种武装力量都显得更精良。渴望寻找瓜分领土理由的地方统治者和冒险家对拥有一支这样的军队非常感兴趣，于是开始雇佣欧洲人指挥“印度土兵”。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欧洲列强之间的竞争，因为当地的一名欧洲军事指挥官能够在雇主的宫廷里发挥有利于其同胞的事业。在由此引起的混乱之中，正在力图建立强大印度公司的法国人和从1600年起就在印度洋开展贸易活动的英国人变成了主要竞争对手。但是英国海军的优势力量意味着在两国战争中，英国在印度的力量能够通过海上往返调遣，并得到国内的后勤供应，而法国要冒被切断后勤供应的风险，因而丧失了战略机动性，除了他们能够在陆上越野行军之外。因此，当1756年法国和大不列颠进行殊死战争时，英国在印度赢得了决定性胜利就不足为奇了，战争结束（1763年）后，英国实际上把法国排除在进一步参与印度政治和经济事务之外。

当法国和英国公司的斗争仍在进行时，一支阿富汗军队掠夺了印度西北部，在德里附近的帕尼帕特战役（1761年）中彻底打败了马拉特人的军队。从此，印度各地土邦王公发现自己陷入两个同样富有侵略性的外来势力之间：来自海上的英国和来自北部的阿富汗。当需要做出选择时，他们大多数喜欢英国人。因此，没有太多的战争，到1818年，几乎所有印度土邦都与英国签订了联盟条约。英国通常通过一个驻扎在宫廷的代表来实施控制，他像看门狗一样，确保条约被忠实地执行。印度部分地区直接受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但是只有当土著统治者顽固地抵制联盟的邀请或者过于庸碌无能时，东印度公司才会真正剥夺他的王位。

在伦敦遥控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对领土扩张。他们不喜欢军事冒险，因为它耗费金钱，而且打断贸易。他们的全部目的是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赚取最大的利润。这意味着，在其他事情中，都必须克制任何使印度人皈依基督教或以任何手段改变他们传统生活方式和政府的企图。的确，公司许多职员都认识到，一小撮英国人不可能以任何其他政策统治印度或维持他们在次大陆的有利地位。

只要印度继续存在真正独立的土邦，那么这个观点就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但是，当1818年最后的马拉特战争以英国轻松取胜而结束时，英国就没有军事竞争对手了。来自国内的传教压力、大量印度教徒合法的人道主义改革要求等都被提出来了。另一方面，穆斯林则希望不被干扰，但他们之间的争端和政治—军事弱点却招致第一批西方人入侵印度。

伊朗和突厥斯坦

如果与欧洲不断上升的势力相比，在伊朗和突厥斯坦，穆斯林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也经历了耻辱性的衰落。诚然，废黜了萨菲王朝末帝、胜利地劫掠了印度的纳迪尔·沙阿（1736～1747年在位）的军事征服，以及阿富汗的部落酋长艾哈迈德·沙阿·杜兰尼（1747～1773年）同样辉煌的军事生涯，都极其符合他们祖先的武士传统。但这些伟大征服者当时遭遇的是以欧洲方式训练和装备的军队，事实上，无论他们何时远离故乡去冒险，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获得进口的大炮、火药和炮弹。在这些情况下，明智地分配由接近丰富的火药和炮弹供应地的农耕民族交纳的贡金，就能够培植一个竞争对手，或者在成功的巅峰时刻将其打垮。因此，从19世纪初起，伊朗和突厥斯坦的政治生活越来越少依靠地方因素，而更多地依靠英国、俄国的补助金和惩罚性的劫掠，这样就把英国军队于1839年引进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到1850年，没有穆斯林乐意看到曾经骄傲的伊斯兰教王国衰落成一个悲哀的国家。没有文化复兴或仅仅文化觉醒来缓解政治黑暗景象；在经济领域，大约从1830年起，欧洲机器制造商品已经开始把穆斯林世界传统的手工业地区挤垮到贫穷状态。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真主安拉究竟在哪里呢？

印度教改革

处于穆斯林世界的印度教和基督教臣民发现，自己更容易适应新秩序。印度教徒不能兴高采烈地旁观另一个入侵者毁灭异族的莫卧儿帝国（那是波斯和突厥的）在印度的统治。同样的主人更迭在过去已经发生得太频繁，以至于这次变化并不显得很奇特或特别重要。因此，在很长时间里，欧洲在印度的存在没有引起印度教地区非常明显的反抗。印度教徒仅仅把欧洲人当作另一个种姓而已。

此外，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英国官方政策力图减弱对现存社会制度和关系的震动。因此，例如，直到1839年，行政管理的语言才发生变化，以至任何想获得政府部门工作的年轻人都必须学习他的穆斯林旧主人的波斯语，而不是英语。

但是19世纪初之后，英国和印度教都开始主动扩大西方文化与印度文化交流的范围。传教学院不顾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政策而创办了，它们把一种重要的新因素引入了印度。大量精力充沛的传教士私下来到印度，开始把英文书籍翻译成印度各地的方言。这为现代印度语言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刺激，也为印度人了解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打开了一扇窗户。

只有少数印度人变成了基督徒，因为印度教提供了与反对伊斯兰教义同样多的反对基督教的证据。但是传教士在印度的活动，导致印度人与欧洲文明的广泛接触，这必然刺激少数印度人试图理解英国统治者所在的外部陌生世界。罗姆·莫罕·罗易（卒于1833年）开这种努力的先河，通过对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的研究，他认为世界宗教从根本上都传递了同样的信息——种族一神论。他和其他人以及西方世界少数虔诚门徒很快意识到，印度教哲学家早于其他人之前很久就已经发现了这些普遍真理。因此，自豪而虔诚的印度教徒能够觉得，即使全盘借鉴欧洲技术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印度人拥有珍贵的精神洞察力作为回报。西方学者的确需要学习《奥义书》和《吠陀经》，特别是在18世纪早期，他们表现了承担这项任务的极大热情。

但是，热情地研究早期印度文献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弹力。现有印度教的实践与吠陀的关系很少，甚至没有关系。这为印度教改革家打开了大门，他们通过精心挑选印度教各种宗教典籍，为许多基督教传教士和少数官员开始倡导的各种自由而人道主义的改革发现了大量的权威依据。考验性的事件就是“苏特”习俗，即在丈夫葬礼上，用焚烧死去丈夫的火柴堆烧死其遗孀的习俗。吠陀经典中没有允许这种做法的权威依据。罗姆·莫罕·罗易发表了一系列谴责“苏特”习俗的小册子，并敦促英国殖民当局禁止这一恶俗。1829年，他们禁止了它。6年之后，他们还决定为印度人引进学校教育制度，这种学校使用英语教学，并开设欧洲式的课程。罗姆·莫罕·罗易曾经认为这也是必要的，因而加以提倡，如果印度青少年希望获得科学真理的知识。

一旦对传统习俗和制度的这种改革开始了，就难以停下脚步。英国当局不久就发现每种改革都会引起对其他改革的需要。因此，行政活动跟不上传统社会结构越来越坚决和激进的转型步伐。大批受过教育的印度教徒属于主张更快行动的人群。当然，绝大多数印度教徒仍然是被动的，只模糊地意识到正在进行改革的同胞们关注的事情及其抱负。然而，与印度穆斯林社区的对立是本质的，因为印度教的领导机构默许，当它不能满足需求时，而高级和低级穆斯林在探索周围发生的各种事物过程中是合为一体的。印度这两大宗教社群之间的这种差异保持到今天，正如所期望的，它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印度再次成为印度教的国度。

基督教的巴尔干半岛

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侧翼巴尔干半岛，基督教人口也发现比较容易看清，他们的奥斯曼主子正在走向衰落。诚然，君士坦丁堡有基督教徒团体，他们因为是巴尔干人和作为土耳其人顾问而获得大量利益，因为他们的财富依赖帝国，所以并不急于看到帝国分裂。但是地理位置的复杂性，特别是商人和专业人员，也落入了以“启蒙运动”的名义传播并期望发生变化的西方文化的世俗化窠臼。围绕“尼西亚信经”字面意义的旧神学争论似乎与伏尔泰和卢梭的读者没有关联。此外，公民自由权利和自然权利的宣扬也没有地理或文化的限制。因此，巴尔干半岛的东正教徒严肃地对待这些思想，他们并非不自然地试图建立自由的、现代的民族国家，以取代正在走向衰落的奥斯曼政权。

这种精神加上巴尔干地区自古以来不断的猖獗盗匪行为，为塞尔维亚（1803～1815年）和希腊（1821～1830年）革命赋予了自己的特色，并使他们迈上了更完全地融入欧洲社会的第一步。但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基督教民族抱有相互冲突的领土野心，这带来了问题。但是直到1850年后，这个问题还被隐藏在各地自由人对未来兄弟关系的充满信心的期望之中，这种期望影响了革命的派系划分。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

在远东，没有英国征服印度或俄国蚕食奥斯曼帝国那样的急剧事件打断儒家世界的平静。整个18世纪，中国仍然是强大的，日本保持了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但是，大约1775年后，这两个国家都开始发生最初觉察不到的变化，这是和平和繁荣依赖的基础。因此，到19世纪中期，当欧洲列强开始以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支撑下的力量蜂拥而至远东的大本营时，中国和日本的抵抗能力已经急剧地削弱了。

直到18世纪末，中国政府仍然是非常成功的、传统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无须太多描述。欧洲人在一个缺乏天启宗教和世袭贵族的社会里发现了太多值得崇敬的东西。许多远西的“启蒙运动”宣传家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提倡这些事物，而且容易说服自己相信，善良的中国人已经为他们梦想的社会建立了一种运行模式。但是对于这种赞誉之辞中国人并不领情。18世纪，他们似乎确实对欧洲知识和技术的兴趣不如这些事物传入之初那么大了。其部分原因是，总体上不信任中国人的欧洲基督教传教士内部发生了激烈的“礼仪之争”，削弱了两种文化之间的知识分子之间联系的亲密性和规模。

对基督教传教士来说，礼仪之争是利害攸关的。最早渗透进中国的耶稣会士采用适应当地习惯和礼仪的策略，只要这些仪式与基督教教义不发生根本冲突即可。例如在中国，他们认为祖先崇拜和孔夫子崇拜是民间仪式，而不是宗教崇拜，无须禁止基督教皈依者参加。政治性不太强的传教士，如方济各会修士被耶稣会的这种政策感到震惊，并向教皇抱怨。另一个问题是，中文词语“上苍”是否等同于“上帝”，它与异教的联系是否过于紧密而使这种翻译不正确。

显然，教皇也无法决定如何把“上帝”这个词语翻译成中文，很长时期内，教廷都力图找到妥协手段。但是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最终（1715年）教廷决定反对耶稣会士的做法。但是被呈报了这个问题的中国皇帝已经决定采用耶稣会的做法。“天子”自然而然地觉得教皇的决定在自己的领土上侮辱了他的权威。因此，他下令禁止任何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除非他们承认耶稣会的地位。1715年后，顺从的天主教徒再也不能这么做了。因此，传教士要么被禁止传教，要么变成非法的。虽然有些传教士非法进入宫廷，但是用这种方式成功地规避帝国权威的传教士只能吸引穷人和卑微的下层阶级。因此，基督教不再以宫廷和上层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作为传播对象，而变成了小型的、似乎不重要的秘密团体，带点儿反政府甚至公开反叛色彩。一批耶稣会士仍然滞留在宫廷，充当天文学家，当“耶稣会”1773年被教皇下令解散时，这种专业功能被转移给了天主教的遣使会。但是“礼仪之争”使中国人戏剧性地把基督教传教士当作外国列强的代表。大清帝国忠诚而顺从的官员们以与皇室天文学家保持一定距离作为应对之策。

打开中国对欧洲贸易的大门

直到18世纪最后25年，中国的政治经济秩序都运行良好，以致中国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去关注外部事物。但是大约1775年后，王朝衰落的传统迹象开始显现并增加。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中国许多地区，人口增长过快，农民的耕地已经被划分为小块，一个家庭不能利用这小块耕地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以便度过饥荒岁月。欠债导致土地所有权丧失。高利贷者逐渐把土地财富集中于自己手中，而欠债的农民积聚了很多怨恨，这些怨恨以暴力起义的形式零星地爆发出来。第一次严重叛乱始于1774年。此后几十年里，起义变得越来越普遍了，最后积累成1850年爆发的灾难性的太平天国起义。

这些内乱伴随着边疆危机。19世纪早期，中国的西北边疆仍然不稳定。18世纪草原民族的军事实力被中国和俄国军队彻底削弱。但是这种异常的安全被南部沿海新出现的、意想不到的困难打破，长期以来南部沿海集中了与来自欧洲“南海蛮夷”的贸易。这种贸易长期由广东商人行会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欧洲竞争对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经营。但是1834年英国政府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合法垄断权，希望把欧洲各个港口的正常贸易形式引入广东。但中国人反对这么做，因为中国政府正在试图加紧官方对贸易的管理。的确，在中国看来，19世纪早期广东贸易的发展是令人痛心的。大量中国人开始吸食鸦片，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都很乐意提供这种主要产于印度的毒品。当中国官员禁止鸦片进口时，欧洲商人就进行走私和行贿，以便贸易再次以法外开恩的形式进行，这是欧洲人在中国沿海第一阶段的活动形式。

1839年，中国派遣一名钦差大臣到广东，奉旨取缔非法贸易，禁止进口鸦片围绕着如何惩处在岸上谋杀中国人的英国水手事件进行。中英两国政府爆发战争之前，钦差大臣的努力是相当有效的。让中国人感到惊奇和沮丧的是，英国的炮艇能够突破中国沿海的防御工事。结束这场战争的《南京条约》（1842年）几乎答应了英国提出的所有条件。除了广州外，还有4个港口对英国开放贸易，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英国领事被允许进入条约中开放的港口。其他西方国家很快就提出并得到了同样的特权，通过为居住在中国土地上的本国人要求“治外法权”（即免于中国法律刑罚），获得了超过最初英国得到的优惠条件。中国人感到被这些事件极大地侮辱了，但是又发现自己无力驱逐外国人。

中国从18世纪的帝国强盛走向衰落是突然的，但是非常符合古代的先例。其他王朝也以惊人相同的方式走向衰落。所以，直到1850年后，中国生活的传统结构从根本上仍然是完整无缺的。无论外来灾难是多么痛苦，但也是传统的，因此，似乎不需要超过传统的医治方法。

日本社会的动荡

日本历史则完全不同。整个18世纪，当中国军队正在新疆地区不断巩固帝国的时候，日本仍然处于和平状态。日本人口几乎没有变化，没有出现中国那样异常的农民耕地的过度细分的压力。而且，1854年前，日本避免了外来侮辱。

但是，1700～1850年间，日本社会经历了煎熬。武士阶层失去了传统的军事职业。懒惰诱生了奢侈，奢侈加剧了各个军事阶层的沉重债务负担。这造成了政治和经济权力分配之间的持续差异。日本文化反映了同样尖锐的二元性，缺乏美感的武士仪式与淫荡的城市艺伎的“浮华世界”和散发铜臭味的暴发户并存。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小。武士家族有时收养商人的儿子，因而获得新的财源，少数普通武士也能跻身贵族行列。由于艺术家尝试了来自中国、西方和日本本土的传统，所以艺术风格呈现了以前曾经被分离的各种风格的融合。

对未来更为重要的是，一批日本知识分子克服重重困难，学习西方和中国文化。德川幕府曾经把新儒学定为官方哲学，禁止对其他哲学的研究。但是无法禁止少数在某种程度上被德川幕府疏远的人追求外国学术，这些外国学术是通过荷兰商船携带的书籍这个媒介传入的，这些商船是被官方允许每年来到长崎港的。

还有一些日本人以新儒学和爱国主义为依据反对德川幕府政权。因为如果服从上级是如新儒学所教导的超常品德，那么幕府将军与天皇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没有任何书面文献能够使幕府将军的地位看起来不像一个篡位者，有些日本学者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敢于说出这种话来。其他人则抛弃了新儒学，而喜好古代的神道教，虔诚地试图把仍然有些模糊的神话和仪式精心编纂为更系统更有影响的教义。

知识界的情绪和反抗浪潮的真正重要事实是，他们倾向于融合起来，互相支持。因为西方学术不仅自身能够被评价，而且它强调了新儒学思想无可置疑的缺陷。所以，反对幕府将军、尊重天皇、日本人的爱国主义、对西方学术的热情等，共同形成了一种知识基础。特别是在日本列岛的偏远地区，所谓“外部领主”对其祖先作为德川家族的敌人而不是臣属的事实记忆犹新，这种观念得到了强大势力的保护。因此，当1854年幕府将军被迫决定放弃锁国政策时，日本存在少数但活跃的一群人，他们对国家正在考虑的政策显然已经有了替代之策。

换句话说，日本的开放就像离弦之箭，势在必行。它本身的确没有使这个国家发生急剧的变化，但它允许反对集团掌握权力，在恢复天皇和祖先合法权力的名义下，这些反对派开始全盘接受西方的技术。没有任何其他亚洲民族像日本那样准备利用与欧洲文明接触提供的机遇，因为此前没有其他民族知道文化的二元性，也不存在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盛行于日本的两种思想的激烈竞争。

第三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

欧洲伟大的地理大发现之后，全球各地的互相联系空前紧密了，众多历史学家通过研究跨区域和跨文明的主题而反映了这个事实。其中最有趣的是：John H.Parry，Europe and a Wider World，1415～1715（New York，1949）；John H.Parry，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Discovery，Exploration and Settlement，1450～1650（New York，1963）；P.M.Ashburn，The Ranks of Death：A Medical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America（New York，1947）；Donald F.Lach，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multivolume（Chicago，1965～ ）；A.Greenfell Price，The Western Invasions of the Pacific and Its Continents：A Study of Moving Frontiers and Changing Landscapes，1513～1958（Oxford，1963）；J.H.Elliott，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1492～1650（New York，1970）；Alfred W.Crosby，Jr.，The Columbian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1492 （Westport，Conn.，1972）；Niels Steensgaard，Carracks，Caravans，and Companies：the Structural Crisis in the European Asian Trade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Lund，Sweden，1973）；Carlo M.Cipolla，Guns，Sails and Empires：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Early Phases of European Expansion，1400～1700 （New York，1966）；Walter D.Wyman and Clifton B.Kroeber，eds.，The Frontier in Perspective（Madison，Wisc.，1957）；Robert R.Palmer，The Ag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1760～1800，2 vols.（Princeton，1959，1964）；Hans Kohn，The Age of Nationalism：The First Era of Global History（New York，1962）；W.S.and E.S.Woytinsky，World Population and Production：Trends and Outlook（New York，1953）；和Barrington Moore，Jr.引起争议的Social Or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Boston，1966）。

欧洲与西方。相关著作汗牛充栋，令人眼花缭乱。一部非常流行而且写得很好的通史教材是Robert R.Palmer and Joel Colton，A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5th ed.（New York，1977）。以下著作论述了伟大的欧洲帝国：Charles R.Boxer，Four Centuries of Portuguese Expansion，1415～1825（Chester Springs，Pa.，1961）；C.H.Haring，The Spanish Empire in America（New York，1947）；W.B.Willcox，Star of Empire：A Study of Britain as a World Power，1485～1945（New York，1950）。关于第四个伟大的欧洲帝国法国，我不知道英语世界有任何堪与上述著作相比的论著，但是关于总体情况，参见D.K.Feildhouse，The Colonial Empires（New York，1966）。下列著作特别论述了欧洲内部政治演变：Crane Brinton，Anatomy of Revolution，rev.ed.（New York，1952）；Peter Gay，The Enlightenment，An Interpretation（New York，1966）；J.R.Pole，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England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New York，1966）；Eric J.Hobsbawm，The Age of Revolutions，1789～1848（Cleveland，1963）。关于法国大革命，George Lefebvre，The French Revolution，2 vols.（Cambridge，1965）堪与两位观点相反的一流专家的著作相提并论：Albert Soboul，The Parisian Sans-Culott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1793～1994（Oxford，1964）和Alfred Cobban，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Cambridge，1964）。关于现代其他重要的转型，Phylis Dean，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Cambridge，1965）；John Calpham，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1815～1914，4thed.（Cambridge，1936）；David Landes，Prometheus Unbond（London，1969）和Walt W.Rostow，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Cambridge，1960）值得推荐。Peter N.Stearns，European Society in Upheaval（New York，1967）和George Mosse，The Culture of Western Europe：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An Introduction（Chicago，1961）分别是各自论述主题的标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兴起了一个独特的历史学派，其代表作是英译本Fernand Braudel，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the II，2 vols.（New York，1972～1973）和Lucien Fevre，Life in Renaissance France（Cambridge，Mass.，1977）。

比一般著作更有趣的论述欧洲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著作包括：Alfred Rupert Hall，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1500～1800（Boston，1954）；Herbert Butterfield，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1300～1800（London and New York，1957）；Abraham Wolf et al.，A History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2nd ed.（New York，1951）；Sir Eric Ashby，Technology and the Academics：An Essay on Universiti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London，1958）；John Francis Guimartin，Jr.，Gunpowder to Galleys：Changing Technology and Mediterranean Warfare at Se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New York，1975）；Fernand Braudel，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1400～800（New York，1973）；John U.Nef，Industry and Government in France and England，1540～1640 （Philadelphia，1940）；W.W.Rostow，British Econom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Oxford，1948）。

从现代欧美作者的众多著作中推荐阅读书目是徒劳的：我们现代语言的所有经典著作都在此列。同样，没有很多历史学家阐述了现代文化发展这个主题，所以他们宁可直接阅读原始文本。

俄国历史也许应该给予特别注意，因为本书的大多数读者也许对俄国历史的了解少于对西方世界历史的了解。Michael T.Florinski，Russia：A History and Interpretation，2 vols.（New York，1953～1954），是一本好书。Jane Harrison and Hope Mirrlees，trs.，The Life of the Archpriest Avvakum by Himself（London，1924）为读者提供了洞悉一名“旧信仰者”内心的精确而简明的论述。非常有趣的其他著作是：James Billington，The Icon and the Axe：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Russian Culture（New York，1966）；Otto Hoetzsch，The Evolution of Russia（New York，1966）；Raymond H.Fischer，The Russian Fur Trade，1550～1700（Berkeley，1943）；W.E.D.Allen，The Ukraine：A History（Cambridge，1940）。Jerome Blum，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Princeton，1961）在第二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说明中已经提及。两部有趣的著作追溯了俄国与中国关系的历史：John F.Baddeley，Russia，Mongolia and China，2 vols.（London，1919）和Michael N.Pavlovsky，Chinese-Russian Relations（New York，1949）。

非洲。除了第二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说明中提及的非洲通史外，两部著作生动地描述了欧洲人的黑奴贸易：Basil Davidson， Black Mother：The African Slave Trade（Boston，1961）和Eric Williams，Capitalism and Slavery（Chapel Hill，N.C.，1944）。Philip D.Curtin，The Atlantic Slave Trade：A Census（Madison，Wisc.，1969）消除了以前被运往新大陆的黑奴数目的夸大估计。Leopold Marquard，The Story of South Africa（London，1955）是一本简明扼要的著作。Robert W.July，The Origins of Modern African Thought（New York，1968）和Philip D.Curtin，ed.，Africa and the West：Intellectual Responses to European Culture（Madison，Wisc.，1972）探讨了非洲的“第三世界”概念。

伊斯兰教世界。关于现代伊斯兰教世界的历史学仍然处于相当不满意的状态。下列通史著作是有帮助的：H.A.R.Gibb and Harold Bowen，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 I：Islamic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2 parts（London，1950，1957）；Wilfred Cantwell Smith，Islam in Modern History（Princeton，1957）；Gustave E.von Grunebaum，Modern Islam：the Search for Cultural Identity（Berkeley，1962）；H.A.R.Gibb，Modern Trends in Islam（Chicago，1947）；和Gustave E.von Grunebaum，ed.，Unity and Variety in Muslim Civilization（Chicago，1955）。Marshall G.S.Hodgson的杰作 The Venture of Islam，3 vols.（Chicago，1974）在第二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说明中已经列出了。Clifford Geertz，Islam Observed（New Haven，1968）分析了在伊斯兰教世界极端地区宗教与地方传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关于伊斯兰教个别地区，结果如下：George Antonius，The Arab Awakening（London，1938）；Zeine N.Zeine，The Emergence of Arab Nationalism（Beirut，1966）；Bernard Lewis，The Arabs in History，new ed.（London，1966）；Bernard Lewis，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New York，1961）；Wilfred Cantwell Smith，Modern Islam in India：A Social Analysis，rev.ed.（London，1947）；Percy Sykes，A History of Persia，3rded.，2 vols.（London，1952）；和Peter Avery，Modern Iran（New York，1962）。

印度。Percival Spear，India：A Modern History（Ann Arbor，1961），和他对Vincent A.Smith，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3rded.（Oxford，1958）的修订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指南。K.M.Panikkar，A Survey of Indian History，3rded.（Bombay，1956），提出了一种印度的观点。Stanley Wolpert，A New History of India（New York，1977）在第二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说明中已经提及。Percy Brown，Indian Painting under the Mughals，A.D.1550 to A.D.1750（Oxford，1924）提供了对伟大的莫卧儿皇帝统治下的印度文化的深刻见解。我对这个帝国的历史所知不多，但是它的创立者的回忆录，Annette S.Beveridge，tr.，Baburs Memoirs，4 vols.（London，1912～1921）读来令人愉快。W.H.Moreland的两部著作：India at the Death of Akbar：An Economic Study（London，1920）；From Akbar to Aurangzeb，A Study in Indian Economic History（London，1923）；和M.Athar Ali，The Mughal Nobility under Aurangzeb（New York，1966）是有帮助的。还可参见Richard G.Fox，Kin，Clan，Raja and Rule：State-Hinterland Relations in Preindustrial India（Berkeley，1971）。

中国和日本。E.O.Reischauer，J.K.Fairbank，and A.M.Craig，East Asi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Boston，1973）和George M.Beckman，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Japan（New York，1962）提供了远东近代历史的概述。Immanuel Hsu，The Rise of Modern China，2nd ed.（New York，1975）是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最好概述。Charles R.Boxer，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00（Hague，1948）老练地论述了葡萄牙的作用。关于基督教传教士，参见：Kenneth Scott 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1929）和Arnold H.Rowbotham， Missionary and Mandarin：The Jesuits at the Court of China（Berkeley，1942）。关于政府，见 Franz Michael，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Baltimore，1942）和Etienne Balazs，Political Theory and Administrative Reality in Traditional China（London，1965）。Jonathan Spence，The Death of Woman Wang（New York，1978）是中华帝国晚期下层社会生活的形象描述。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dge，1959）；同一作者的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1962）；Chung-li Chang，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i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Seattle，1955）；和Hsiao-tung Fei，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New York，1946）都论述了最近几个世纪中国社会的秩序和无序问题。关于技术，Sun E-tu Zen and Sun S.C.，Chinese Technolog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Park，Pa.，1966）。Theodore de Bary，ed.，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New York，1966）是按照年代和主题顺序编辑的文献翻译汇编，非常有用。John K.Fairbank，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Chicago，1957）探讨了中国思想史，John K.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1968）也富有启迪意义。

Osvald Siren，A History of Later Chinese Painting，2 vols.（London，1938）提供了近代中国艺术的最好标本。学生也可以通过选读传统的中国小说来熟悉中国社会的本质。其中2本最重要的小说可以得到英文译本:Wu Ching-tzu，The Scholars（New York，1972）和Tsao Chan，Dream of the Red Chamber（New York，1958）。

至于日本近代历史的研究，参见：George B.Sansom，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New York，1950）；Donald Keene，The Japanese Discovery of Europe（New York，1954）；Charles R.Boxer，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1549～1650 （Berkeley，1951）；Conrad D.Totman，Politics in the Tokugawa Bakufu，1600～1843（Cambridge，Mass.，1967）；Robert N.Bellah，Tokugawa Religion（Glencoe，III.，1957）；Maruyama Masao，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okugawa Japan（Princeton，1974）；William R.Braisted，tr.，Meiroku Zasshi：Journal of the Japanese Enlightenment（Cambridge，Mass.，1976）；Hugh Borton，Japans Modern Century（New York，1955）；和Tetsuo Najita，Japan（Englewood Cliffs，N.J.，1974）。Thomas C.Smith，The Agrarian Origins of Modern Japan（Stanford，1959），是一部阐述早期近代日本社会的杰作。

Peter C.Swan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rts of Japan（Oxford，1958）是一本有帮助的著作。Ichitaro Kondo，ed.，Hiroshige，The Fifty-three Stages of the Tokaido（Honolulu，1965）提供了由最伟大的日本艺术家之一翻译的德川时代后期社会的景象。Howard Hibbert，The Floating World in Japanese Fiction（New York，1959）是对德川时代日本世俗小说的优秀介绍。

自18世纪晚期以来，欧洲社会开始进入两个有所关联的转变之中。

以法国为中心的政治革命粉碎了复杂的旧制度特权阶层，并且因此，释放了无穷的独特的市民活力。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比以前更紧密。通过引导并尊重人民意愿的方式（即在选举、暴乱、游行示威和新闻界中允诺人民表达意愿，尤其得到现存政府的认可），让政府更加强大。数百万人由于战争而被动员，而他们至少是出于自愿。扩大经济和政治革新范围和个人性的公民立法提案程序的法律障碍被消除。

这种“民主革命”虽然曲折但不可阻挡地从法国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而在法国也随即兴起了新形式的特权阶层，欧洲其他国家中产生了各种各样介于自由、民主理论和现行惯例之间的不彻底的议院。新的或者正如我们更好地称之为资产阶级政权在1789年满怀希望地被开创，而现在却显得不再新鲜。随着19世纪即将逝去，新生的社会主义者挑战了这种不断汇聚力量而又不断风行的制度。

在早期由灵巧的技工和热心的企业家开始联合开发的新技术资源中，纺纱机和棉纺织蒸汽机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当法国开始深刻的政治革命时，英国经济通过将机械能运用到手工业中而开始转变。“工业革命”同样曲折但不可阻挡地传播到了欧洲其他国家，并且也即时传播到了欧洲以外的地区。从1870年开始，同科学理论系统紧密联系的最新发明扩大了工业革命的新范畴。在这些条件下，西方工业化国家支配的财富和力量如军事和经济力量，得到了飞跃性增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两个根本的转变同时进行。也就是说强化的政府权力是以民主的形式支撑，并且通过重组工业生产的技术过程来服务于政治目的。最初的目标是为了赢得战争，而在1945年之后更加复杂的意图竞相取得优先。更高的军备竞赛预算标准、价格稳定、资本投资以及近期更好的自然环境保护成为经济—社会—政治管理目标。

因此，西方国家的势力极大增长，这让欧洲人和美国人更容易克服其他民族为他们的活动所施加的阻碍。交通运输的发展缩短了距离。19世纪后半期，所有适宜居住的陆地的重要部分都已囊括在全球商业网络中。政治和军事、知识分子和文化的联系与经济交流联系同样不可避免。几十年时间中欧洲帝国几乎扩张到整个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收缩速度比其扩张速度更加迅速。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国家”将从1789年规定的“现代性”中退缩或者被排除在外，相反在所有非西方世界地区中这种政治的独立都深深地承载着现代性的特点。

人类社会中这种如此激进和影响深远的变化总是涉及很多暴力和尖锐的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变革。19世纪，古老而著名的欧洲国家——英国、法国、普鲁士（德国自1871年）、奥地利和俄国支配着局势。而针对当时世界的时弊，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及美国所宣称的与之敌对的措施——“民族自决”都为以后带来了新的有影响的政治意识形态。但美国和苏联都谨慎地退出了20世纪20年代的世界事务；直到发生以德国和日本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中心的新巨变，苏联和美国才大规模重振力量。自1945年起，这两个超级国家继续支配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局势。然而，通过其他国家顽强的努力取得完全的政治和文化的自治（尤其在中国和亚洲其他的古代文明民族中），让世界政治避免了在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政治制度之间单一的两极对立。

科学、技术以及衰弱国家和民族借鉴富裕和强大国家富强“秘密”的自然渴望都倾向于将世界统一为一体。地理差异、语言障碍和保持地区文化传统的愿望则处于相反的一面。因此，在未来的时间中保持何种程度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或许仍是一个问题。在世界所有地区中前代所具有的地方文化的连续性遭到了根本性挑战，新生的日常生活城市化、工业化、官僚化和自治化转变影响非常深远；迄今为止还无人能够预测可以显现出人类稳固的适应新生活环境的状态。

这个深远变革的时代充满着不幸；但当后人回顾这几个世纪时，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取得了非凡成就的时代，此时全球性世界主义首次成为一种现实。

第二十六章 “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引发的西方文明转型
（1789～1914年）

1780年前后，工业革命最初起源于英国。继而东边的德国和西边的美国开始追赶英国的工业技术。以后的1789年，民主革命发源于法国。皇室官僚统治的缺陷和公众批评情绪共同激发了一次长久的、充满激情并且经过周密计划的尝试，这是依据理性和（所推测的）人民意愿来重建传统的政治结构。这些伟大运动都从发源中心扩展到整个西方世界，不久之后也传播到了西方文明以外的地区。

随着这些革命的出现，与此同时陈旧的社会、文化和政府模式得到了彻底改变——因此，许多观察家都倾向于将现代的工业文明视为一种不同于以前任何形式的事物，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其他地方。另一方面，人们将人类生活方式的这一巨大改变视为近来在欧洲（西方）文明一系列自我转变中最重要的一次变化。这两种看法似乎都很合理；如果必须做出选择的话，生活在20世纪的我们尚缺少足够的时间视野在二者之间做出坚定的选择。

然而，我们足以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间内，认识这一时期西方人发展的一些主线。在总计125年中，欧洲和海外西方国家的力量和财富得到了极大扩张。这部分归因于旧殖民化进程的延续以及在千年之前就开始的贸易扩张。例如数百万拓荒农民迫切的西进运动贯穿了北美大陆，这些农民有的来自欧洲，有的来自美国和加拿大东部。在这种风潮的影响下，到19世纪末期整个北美大陆都被坚定地带入到了西方文明的社会主体中。

南美的部分地区（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发生了类似的殖民化过程。但这种跨洋移民在规模上要少于最终定居在伏尔加河流域下游地区、黑海和咸海之间的地区、从乌拉尔山到太平洋的西伯利亚地区的俄国农民和拓荒者向东和向南的移民。直到19世纪末期正如同时在北美地区所发生的一样，在中亚大部分适宜农耕的优质土地同处于欧洲部分的俄罗斯地区一样都得到了开垦。当俄国定居者从北部森林向南推进时，他们遇到正在扩张的说汉语、朝鲜语、土耳其语、波斯语和罗马尼亚语的农民并与这些人混合。同样在新墨西哥州的美国定居者和西班牙人、印第安农业群体相遇，在没有将他们从土地驱逐的情况下与他们不断地融合。活动于西伯利亚的原始采集和狩猎群体并不比美洲少，而他们更多地在先进的殖民者面前几乎毫无任何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就被融合了。

随着美国西进运动和俄国东进运动在阿拉斯加相遇，阿拉斯加随后在1867年被美国购买，原本属于沙皇统治的权力被转让；这种大规模的殖民化运动的结果是将西方文明的地理基础从完全存在于西欧中心地区扩张到了全世界。

可以肯定的是俄国和美国都各自保持了处于边缘地位的重要标志。直到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和1863年美国废除奴隶制，两个国家都一直存在强迫劳动的压迫系统制度。美国同奴隶制的斗争十分激烈。南北战争期间（1861～1865年）林肯总统颁布《解放奴隶宣言》，实际上根除了拥有奴隶的南方各州反对联邦的基础。

美国内战中北方军队胜利导致了美国奴隶制的废除，是影响整个西方世界的反奴隶制运动的一部分。这一运动第一次巨大胜利是在1833年，英国在其统治的所有地区中废除了奴隶制；最后一个效仿西方国家的巴西于1888年宣布奴隶制非法。更保守的穆斯林国家，例如也门，奴隶制一直持续到近期。但世界大部分地区，目前迅速的人口增长意味着，即便是最危险的工作也有充足的、自愿的劳动力可以利用。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在过剩的劳动力市场中为维持生活而劳作并不比以前的奴隶好多少。不过，法律上废止奴隶制应该被恰当地视为过去两个世纪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之一。

发生在西方文明中心的革命性转变加速了西方社会模式的地域扩张。18世纪后半期惊人的技术发展浪潮发展成为人们普遍了解的“工业革命”（19世纪8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创造了这一术语）。另外，西方政府和国家经历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内部重组。这些变化可以被概括为“民主革命”，尽管这个表述产生于近期（创造于20世纪50年代）而且没有像前一术语那样被很好地定义。但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仍应得到同样的礼遇，因为它们都使得西方人比起以前更有可能以不断增长的规模，跨越更长时间和距离来动员人力和物力。

其他民族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类似转变。因此，旧体制下所显现出的西方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在1850年前后阻碍西方渗透的所有传统障碍崩溃的19世纪中叶凸显。西方人利用新确立的力量进入到了世界上任何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因此，在人类历史上，这个世界显然第一次进入到了全球性世界主义的征程之中。20世纪的我们仍然处在它的早期阶段。

为方便起见，我们以三个主题分析西方文明从旧制度到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转变：（1）经济，（2）政治，（3）文化。但是任何方案都是人为且不完善的，都倾向于将这些分类关系变得模糊。例如在某种意义上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是人类理性力量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单纯反映。相反，工业革命取得巨大增长的财富，较之以前让更多的人有时间在文化和艺术上有所追求；民主革命打破了身份限制，向具有才能的人开放经济、政治和艺术事业。这种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变在极其复杂和紧密的关系中相互渗透。因此，西方经历的三方面转变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整体。

工业革命

18世纪英国惊人的技术进步尤其集中在纺织业；当1769年瓦特首次被授予专利后，蒸汽机的发展足以带动纺织作坊的机器。19世纪具有革命性的技术变革不仅扩展到所有已确立的制造业部门，而且也创造了大量的新工业部门和产品，这些都是传统行业中所没有的。

工业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直到1870年前后，应用发明主要是有创新才能的技术工人和勤奋的企业家的成果，他们更多地依赖于日常观察和传统技能，而不是系统研究和理论科学。当铁路为陆路运输提供了全新的速度和效率，海洋运输的发展导致了钢铁船身和蒸汽驱动的螺旋桨取代了木材和船帆时，这就进入到了煤和蒸汽的时代。这也是英国无可置疑地在一切技术和工业阶段都保持领先地位的时代。纺织机和蒸汽机、铁路和轮船以及煤和钢铁工业为新技术提供了必要基础，而所有这一切源于英国的发明并最早在英国实现了大规模发展。

化学工业的兴起迅速引发电力技术发展，这标志着工业革命性质和方向的转变。但可以确定的是传统的无计划的发明仍然延续着。例如美国亨利·福特开始批量生产汽车（1903年），莱特兄弟在长期的创造性思考后制造了第一架飞机（1903年）。但是这种彼此隔绝的个别发明不断地让位于系统的研究，这种系统的研究是将科学理论和技术过程保持密切联系的科学家在设备齐全的实验室中进行的。

德国是最早将理论和实践习惯性结合的国家。在德国欣欣向荣的学校和大学体系确保能够输送源源不断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理论家，而手艺人的传统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技能。有时这种回报是非常大的。例如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成为很多工业化学制品的唯一供应地，同样在电力工业的技术创造性和效率上引领世界。对其他地区和具有成熟完善工业的企业来说，维持一支以制造对公司没有利益的机器和仪器而工作的团队，并为其支付大量金钱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些对于企业的利益没有帮助。因此，1914年以前科学理论和技术实践之间系统的相互影响已经开始展现潜力。经过详细周密设计的发明决定性地开始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而不是之前。

然而，19世纪的技术发明和发展浪潮与早些时候发生的变革相比极其显著。那些20世纪生活中令人熟悉的如照相机、自行车、打字机、缝纫机、电话、电灯、汽车、留声机和电影等都发明于19世纪，尽管后来发展和设计的变化使得这些发明的早期样式在今天几乎无法辨认。1914年以前录音机和飞机同样都处于开创性阶段，但主要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

每种重要的新产品所具有的一个特点就是都要求或者说允许为其他新产业的产生留下空间。以汽车为例，轮胎的需求为橡胶产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电器工业对作为电流常见导体的铜也产生了同样影响。

伴随着这一浪潮中工业的多样化，旧制造业的发展也经历了根本变化。总体说来是手工制造让位于机器生产。这导致了生产机器和制成品的标准化；从工人标准化这个层次来讲，就是要求每个工人都必须在同一时间开始工作并以适当的速度完成生产过程中所分派的任务以确保整个工厂顺利运作，这样工人也就标准化了。无论是人或机器的任何延误或故障都要比以前付出更高的代价。新的大规模的生产要求将大量原料、资本、劳动力集中组织，而且稍有中断就会使整个过程无法运作。

但是一切正常运行时，由复杂机器生产过程的中断引起的不断增加的损失，更多的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力的方式得到弥补。物品流通迅猛增长，不仅在西方世界，也在其他社会和文明中冲击着古老的手工制造。纺织工人、金属制造工人和数不清的其他行业的工匠很快发现，他们无法与价格低廉的大量生产的机器制品相竞争。

很显然，工业革命首要和最明显的特点是规模上的扩张。更多的能源、原料、制成品、垃圾、运输、职员都时刻掌握着工业和商业流程的线索，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进行购买和更多商家进行出售，拥有更多资本和更多人力的大公司都迅速地采取行动。比较陈旧和简单的制造业模式被廉价但有时是高质量的工厂产品所取代。

工业规模的逐步扩大需要运输和通信得到极大增强。远距离的原材料供应和制成品所需的远端市场是机器大生产取得成功的关键。在欧洲很多地区和美洲的美国，道路和运河的发展极其重要。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铁路网的建设，在50～60年代进入繁盛阶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都一直吸引着大量的资本（贯穿西伯利亚的铁路完成于1903年；柏林—巴格达铁路在1914年开始修建，但并未最终完成）。铁路让其他形式的陆路交通黯然失色。铁路让内陆地区变得开放，并且能够长距离地运输如铁矿和煤等大量原料。由于陆上铁路运输开辟了新的机会，西里西亚煤田和宾夕法尼亚州煤田首先进入到最早开采之列。其他位于美国和俄国腹地的煤矿后来得到了大规模开采，而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的加拿大西部和中亚。

海洋运输革命的来临要滞后一些。早在1807年罗伯特·富尔顿成功地制造了第一艘蒸汽轮船，但在很长时间里这种船在使用时对煤的消耗量使其无法在长途海洋航行上同帆船竞争。直到大约在1870年之后，更好的锅炉和更大的钢铁船身使轮船可以定期地应用于跨海货物的运输中。这导致了大批携带谷物的欧洲人（在新机器的有力协助下）开始远航海外，并在北美、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肥沃草原上进行种植。

1861年苏伊士运河和1914年巴拿马运河的通航将人类居住世界的面貌彻底改变了。另一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飞机运输只不过是一种想象当中的活动。

在新近不断加剧的工业化进程中，通信在联系参与者方面几乎与运输同样重要。英国政府便士投递的建立（1804年）是近代邮政系统发展的先驱。1875年万国邮政联盟使得国家邮政投递系统实现跨国联合。在1837年电报被发明。随着连接各地的电线支出相对适宜时，电报系统迅速地扩展到整个西方世界（第一条跨大西洋电缆贯通于1866年）。当1895年伽利尔摩·马可尼首次演示通过广播传播无线电报后，就迅速地在长距离的通讯中发挥实际作用。通讯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支撑了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广泛传播的报纸。这转而又影响到了政治和外交，对政治家来讲利用和产生并表现于报纸版面中的公众舆论是必要和有益的。

工业革命的后果

总体上工业革命极大地增加了西方世界的财富，使其清洁、健康和舒适标准得到根本改善。在工业革命的最初阶段可以确定的是拥挤的工厂出现在了新的工业城镇，而这种旧城市的快速增长也形成了很多在传统制度下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为卡尔·马克思（卒于1883年）的观点提供了基础：即繁荣期间无产者却变得贫困，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1848年马克思明确而系统阐述其主要观点时，这种看法实际上已经是看似合理的。当一群暴民袭击巴黎的巴士底狱而点燃伟大的法国革命火炬时，这种源于城镇居民力量的革命暴力从1789年之后实际上已经成为欧洲政治经历的显著动力。

但是1848～1849年一系列群众起义以失败告终。此后不久，各种社会发明开始调节并修正早期工业社会的苦难与丑恶。作为城镇政策动力的现代公共秩序的基本结构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才存在。管道系统、垃圾收集服务、公园、医院、健康和事故急救设施、公立学校、劳工社团、孤儿院、精神病医院、监狱，以及以缓解贫困、病痛和不幸的痛苦为目的的多样的人道主义和慈善事业都显示了重要性。整个19世纪后半期，这些以及其他的发明几乎与为其创造需求而不断膨胀的城镇一样迅速地开始运行。结果革命形势往往在大部分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趋于衰退，而在工业主义扩展的边缘地带则显得特别明显，尤其在俄国，那里的沙皇官僚统治对一个正在走向工业化的社会需求反应迟缓、冷漠。

工业革命的第二个根本特征是人口加速增长。以欧洲为例，1800年整个欧洲人口约为1.87亿。直到1900年增长到约4亿人口，尽管有近6000万人在19世纪移民海外以及无数家庭跨越乌拉尔河从欧洲的俄国移民到西伯利亚和中亚。死亡率急剧降低是造成上述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医学和公共卫生设施的发展、食品供应扩大、生活物质条件的改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只有英国出现大部分人口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居住的情况。直到1914年其他的主要国家中自古所依附的土地以及种植和收割的规律仍继续支配大多数人口的生活。然而，从土地到工厂和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在西方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已出现。这表明生活模式脱离新石器时代确立的基本规律，并向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转变，而这种新生活方式的潜力和局限性仍有待发展。

当人们不再是简单的掠夺成性，转而开始生产食物时，这种从土地大规模的退却所暗含的人类经验和习惯在普通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将会从根本上引起社会的变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高估工业革命的重要性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也无法确认，最终被证明是最好的适应工业经济的社会组织和生活的方式已经显现。

法国民主革命

美国反抗英王乔治三世向全世界宣示了一个原则，即政府合法的权力只能来自于被统治者的认可。在独立战争期间及以后这一民主观念一直指导美国的宪法实践。不只是在英国，欧洲许多国家都强烈地呼吁这种观念。从1688年以来英国议会至高无上的地位表明，有议会选举权的财产所有者的有限群体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在法国，新的政治学说促进了反对王室专制主义的激烈革命。

18世纪的法国政府是墨守成规的。理论上国王保持专制，但实际上几乎所有行政改革的努力都因为各种特殊利益的反对而夭折，这种利益经常运作于官僚机器内部。战争失败同国内萧条一样，1778～1783年法国成功地打掉了英国的锐气，并帮助美国走向独立，结果是将政府拖入到了破产的境地。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缺乏行政改革，财政收入仍旧缺乏灵活性，而军费开支随着一系列的军备精细化而保持倍数增长。

路易十六（1774～1792年在位）多少同情政府改革观点，并且认为政府应当和全体人民保持紧密联系。当他试图增加税收而遭到普遍的严重反抗时，他决定重新召集法国古老的代议制议会——三级会议，希望说服大多数人批准新税收以减少政府财政困难。但1789年5月1日三级会议召开时，大部分成员认为，在批准任何新税收之前应实现具有深远影响的政府改革。他们的总体目标是使法国政府对人民负责，实际上是意味着对财产拥有者负责。

在第三等级议员中，换句话说是平民的改革情绪最为强烈。但一些教士和贵族也赞成改革方案，在没有稳定和连贯的皇家政策的状况下，这就打破了平衡。因此，6月三级会议自行改组为国民议会，担负起草法国宪法的任务。

改革的拥护者很快激发了普通群众的热情。国王准备镇压国民议会的流言促使起义者攻打巴士底狱（7月14日）。此后这一事件被作为革命开端来庆祝。之后巴黎组成革命政府——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共和国的权力直接依赖巴黎人民，在危急时刻他们召集人民进行大量的游行示威。巴黎人民常用表达主张的呼声威慑任何反对或看似反对人民权威的人。

骚动从巴黎蔓延到乡村。7月到8月间，农民开始烧毁贵族庄园并拒绝缴纳贵族按照惯例有权取得的农产品和租税。1789年8月4日晚，国民议会在高昂的情绪中做出了废除封建特权和债务的决定。实际上，正是这一决定在随后几年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赢得了大多数农民对革命事业的支持。

制定法国新宪法的工作被证明是困难的，而且国民议会为处理一些紧迫的、突发性的问题而经常中断工作，尤其是要补救政府的财政破产。国民议会针对从教会中没收的土地决定发行一种纸币——指券。他们设想随着这些土地被卖出，指券也就会退出流通。然而，事实上是尽管有更多的纸币被印刷，而物价仍盘旋上升。而工资增长总是显得滞后。因为低工资收入者可以被轻而易举地说服只有“人民公敌”才会抬升价格，所以现实的经济困难极大地刺激了巴黎群众的游行示威。

直到1791年新宪法才颁布。新宪法确立了有限制的、依赖于立法议会最高权威的君主立宪制，这种立法议会是由“积极公民”选举产生的，换句话说是每年的税收缴纳额超过特定金钱数目的人。

1791年宪法最具持久（影响）的一面是废除了大量长期阻碍法国政府的特殊地方性的行政管理，转而将法国分成规模大致相等的、新的地理单元，称为地区行政部门（département）。各地确立行政、司法和教会管辖范围与完全人为划分的新的地区行政部门的边界相一致。

1791年宪法最具争议的方面是有关教会的规定。主教和教士从国家领取薪俸，并且由每个教区居民和教士选举，这与任何公民性的地方法官的选举极其类似。教皇及大多数主教和教士都公开谴责它背离了教会法，并要求归还被没收的教会财产。此后作为一种对教会律法有所影响的《神职人员的公民宪法》被呼吁而出，这将法国人鲜明地分为支持新观点者和坚持古老的罗马天主教会的传统者。

但是1791年宪法的最大缺陷是它将广泛权力（例如，对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否决权、军事官员的委任权等）授予早就丧失对一切革命事业同情的路易十六。事实上他已经开始积极同国外王室（奥地利和普鲁士）和逃离法国移居国外的贵族进行密谋。1792年4月，反击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战争爆发，最初法军遭遇失败。这引起对国王的怀疑，直到1792年8月，巴黎人民再次果断干预，并使立法会议将路易十六排除在实践宪法权力之外。选举产生新的议会——国民公会肩负起制定另一部宪法的任务。

这开辟了革命的第二个也是更彻底的阶段。国民公会宣布法国为共和国，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并且为了反对“人民公敌”而实施恐怖统治；有几千人被当场裁决为有罪，以符合科学效率的方式被斩首，而这得益于吉犹坦医生发明的斩首机器。行政权力主要集中在救国委员会手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安委员会。很快为保卫国家而招募所有强壮公民的积极努力开始发挥作用，不久法国军队到达莱茵河将革命的原则传播到比利时和德国西部。

同时在法国国内的政治反对派别为寻求辩护并巩固其权力而组织了富有激情并极为有效的宣传。从1793年到1794年上半年最成功的是雅各宾俱乐部，活跃的、富有雄心的革命者聚集在这里聆听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1758～1794）和其他寻求以“共和原则”的名义开创一种高尚的道德统治的人热情洋溢的演说。反对派不满于在国民公会的议员席上用对话和投票解决分歧。为了帮助罗伯斯庇尔及其追随者逐一战胜并摧毁“叛国者”群体，起义者的游行示威和断头台开始被应用。但随着革命军队击退外国入侵者，这种高压暴力的公正性削弱了。当在一次出乎意料的国民公会的表决导致罗伯斯庇尔被捕并处死刑时，1794年7月（革命历法“热月”）国民公会成员对政治事务做出新的回应。尽管至少是罗伯斯庇尔的一些敌人对此毫无预料，但代表革命激进主义者被免职却引起了广泛的反应，不久公安委员会也被废除了。

国民公会最终在1795年完成了制定一部法国新宪法的工作。随即成立的督政府在此后的四年中管理国家。1799年的“雾月政变”使法国年轻军官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掌权。他制定一系列法律，每部法律都让他比前任者拥有更强大的绝对权威。即使在1804年拿破仑加冕为皇帝后，他费尽心机为了证明自己的声望，坚持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来批准他不断提出的法律。

事实上拿破仑在很多方面是革命真正的继承者。他完成法国法律（《拿破仑法典》）的修订，这些法律成为日常法律的实践，其中很多原则在革命演说者常见的术语中得到了确切的阐述，如契约、公民结婚和离婚的自由、废除法律面前的阶级差异等。《拿破仑法典》为那些由于拿破仑军队的胜利而处于法国影响下的国家的法律改革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样板。一旦这些改变简化了地区或国家的日常事务和法律关系，复辟混乱的旧制度和特权阶层被证明实际上已经不可能。

欧洲其他地区的民主革命

因此，即使拿破仑最终被几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所打败（1812～1815年），也无法消除整个欧洲所经历的革命性巨变的痕迹。事实上直到1815年那些拿破仑最根深蒂固的敌人都被打上了革命的烙印。之后欧洲君主们知道如何通过效法法国臣民呼吁他们国民的感情和兴趣来激发爱国热情，这让他们的军队和臣民有能力面对和摧毁拿破仑的军队。

可以确定的是维也纳会议（1815年）所达成的和平条约没能像许多德意志爱国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并再次将政治分裂的意大利置于奥地利和罗马教皇的影响下。

奥地利首相、《维也纳和约》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克里曼斯·冯·梅特涅试图以战败的法国制衡俄国，而比起拿破仑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对重建欧洲的想法更加漠视。梅特涅成功地挫败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强烈的抱负，并在很多年中坚信需要谨慎地抑制群众革命，以防再次破坏欧洲的和平。

但自由和革命的愿望仍旧活跃，尤其是在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中间。在1830年，之后又在1848～1849年间，在欧洲很多重要地区民众的兴起推翻了旧权威。但是并没有像革命者所希望的那样建立起统一的德意志和意大利。直到拿破仑三世效法他的叔叔拿破仑一世以全民投票作为保证，将他的总统选举转变为个人皇帝选举之前，法国再次成为共和国（1848～1852年）。英国虽然避免了革命，但是当几近普遍的成年男子选举权被提出时，也着手开始部分的政策改革，在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到1884年间逐步扩大了选举权。

1848年革命的失败让很多人对依靠人民意愿来真正彻底实现政治变革感到绝望。然而，法国的拿破仑三世（1852～1870年执政）和一些受到影响的英国政治家都认为，输出自由主义和议会政府对其他的欧洲民族来讲是件好事，应该得到支持。1848年后俄国成为中欧政治局势的主要后盾。当俄国鲁莽地陷入到与土耳其的战争（1854年）之中，法国和英国热心地援助土耳其，并在俄国自己的领土克里米亚将其打败。

沙皇独裁专制的这种突如其来的虚弱表现使俄国容忍了两个大胆的政治冒险家：撒丁王国首相卡米罗·加富尔（1861年去世）和普鲁士王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1898年去世），他们在1859～1871年期间以各自君主国为中心统一了意大利和德意志。俾斯麦通过对丹麦（1864年）、奥地利（1866年）和法国（1870～1871年）的三次迅速的胜利战争而获得成功。前两次战争没有留下长久的遗留问题，但1870～1871年间的普法战争结束后所签定的和平条约（法国将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德国）让所有爱国的法国人都渴望复仇。然而，只要俾斯麦一直保持着对德国政策的控制，法国在欧洲大陆是无法找到同盟的；而且党派纷争也削弱了在拿破仑三世执政时被击败的帝国废墟上兴起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尽管罗马教皇不断地表示反对，并且对失去在意大利中部地区领土的统治感到极为愤怒，君主立宪制在意大利还是被接受了。然而，在德国，首相俾斯麦为一个新君主化的德国（1871～1918年）制定了一个将无法调和的政治思想相融合的宪法；它虽然经过精心的设计，但结果却产生了不稳定的状态。民主原则以全体具有选举权的成人选举产生国会的形式被接受，这保证了批准预算的权力。然而，并没有放弃专制的原则（以神的权力统治）。德国皇帝保持着军事和外交事务的全权，主要的大臣、首相不对国会负责，且仅对皇帝一人负责。

不像与之敌对的普鲁士那样，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们认为，在民选代议制的政府中不可能达到这种被称为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所要求的状态。在他们的帝国中居住着众多民族，彼此激烈的争执以至于不会出现任何的民主共识。尽管如此，在1914年欧洲的主要国家甚至在俄国（从1906年开始）都存在着一些议会选举的机构。每个政府都寻求在官方政策和通过报纸和政党表达并产生的“公众意见”间建立一种有效的伙伴关系。

表面上这种民选政府的思想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种源于1789年的思想对于大多数致力于时局的人们来说不再是一个疯狂和不切实际的梦想。但实际上随着自由和民主的原则传遍整个欧洲，它在与一些旧制度成分的混合中遭到了削弱。这尤其体现在中欧和东欧，那里源于上层的官僚控制比起奥地利、俄国和德国政府所显示出的议会困境来讲，其更富活力的现实依然未变。东欧社会的主要变革通常是由官方行为的附带结果所导致的，例如农奴制的废除（奥地利于1848年，俄国于1861年）和在匈牙利（1867年）所确立的广泛的政治自治。从80年代开始在俄国变得重要的铁路建设和主要矿业以及工业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官方牵头或政府给予的特殊许可。

在西欧一些的确比较自由的国家中，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特殊利益（群体）如公司、企业联盟（卡特尔）、工会、政党、教会，以及特殊的职业团体如军官、官僚、律师和其他行业等，都在19世纪捍卫人民主权论的过程中成长起来，其方式正如在大革命前夜乱作一团的既得利益者捍卫国王主权一样有效。随着这些事件的发生，革命者当然要为自由而奋斗，这个曾在19世纪初期激发了很多光明希望的民主政府变得破败。民主的理想与其影响力惨淡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特权阶层从不畏惧为民族奋斗的毫不掩饰的革命者，反而更可能像俾斯麦那样知晓如何通过在幕后操纵大量民主化政治活动的杠杆来扩大并强化自己的权力。

因此，在19世纪后期革命者的热情（或至少是革命的言辞）从自由主义转到了社会主义方向。1848年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发表了作为国际革命的无产阶级为何注定要夺取政权，从而开创真正自由、平等的观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阶段一直伴随着混乱的争吵，直到马克思逝世后相对稳定的组织——第二国际（成立于1889年）才得以运行。

但是大量的、纪律相对严明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出现意味着这些组织也面临着与此时议会政体的妥协。因此，在1914年当战争降临欧洲大部分地区时，尽管德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宣称国际主义原则，但是当他们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而重新振奋时却又陷入了相互倾轧之中。只有小部分激进主义者拒绝违背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被正式承诺的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原则。

有意识的社会变革和民选政府

整体上考察这种政治演变可以明显地发现，法国革命者和他们自由思想的继承者完成了两件事情。

第一，革命者打破了所有质疑，证明政府实际上是人创造的，并且至少可以有计划地进行调整和操控。“神创政府”和上帝指定某些人掌握统治权的旧观点，在宣称成功地依据人民意愿行使权力的政治制度面前越来越缺乏说服力。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的思想独立于自由政治观点以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如果贫困或不公正继续存在，就可以对局势采取有计划的行动来进行补救。因此，社会开始被看作可以无限塑造，可以通过适当的改变标准而慢慢地调整，而且也需要开始被重新进行建构。

所有这一切都与旧观念有很大差别。1789年以前，大多数人都承认生活在根据神的意志所建立、不能也不应被改变的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因此，随着新自由思想浪潮的传播，对这种由快速工业化社会所创造的社会需求显著的回应显得更加迅速，并较之以前来说没有产生激烈的抵制。

第二，法国大革命和所有欧洲政府在之后几十年中的政治经验表明，如果政治领袖在他的控制之下有足够的手段获得大多数人民的拥护，政府可以获得比旧制度的统治者更大的权力。最突出的例子是全民兵役制，全体人民支持的政府可以征募人力的规模是旧制度的君主做梦都无法想象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几乎同样表明了民选政府可以有效地扩大活动范围，即一个稳定的税收规模，一些国家，如奥地利，则未能建立一种与其臣民的有效关系。

增强政治适应性和扩大权利是西方文明民主革命的成果。民主革命因此，成为工业革命的孪生兄弟，而工业革命也增强了适应性，并且扩大了西方人的实际权力。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共同的结果是导致了西方式生活权利和财富的兴起，以至于所熟知的其他形式的文明再也无法抵制西方的入侵。

知识和文化的革命

西方优越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秘密不单是物质优势和政治组织的问题——尽管这些很重要。另外，在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追求真理的西方科学知识成就和西方人渴望对美丽的艺术表达所达到的深度、影响力和复杂程度都是其他地区所无法匹敌的。

对发生在1789～1914年间西方世界文化活动的规模和多样性作一个简单的总结通常并不困难。对于19世纪早期阶段开始获得赞扬、注重个人的自我展示和具有创意的浪漫主义艺术和文学来说尤其如此。对欧洲每一个民族和地区独特的历史进程中的兴趣，与民族主义运动相互激发，同时正在兴起的具有差异性的民族价值把文学划分成了不同的民族流派。

另一方面，科学依旧是国际性和公共性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让我们可以更容易追溯科学发展的主线。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上两个对立且根本不可调和的见解（科学和文学、艺术）都历经非同寻常的苦心经营。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一系列难题和矛盾开始使人们意识到这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各自的缺点和局限性。

首先就是经典牛顿学说。四个基本概念（物质、能量、时间和空间）看似能解释自然界的一切现象。这个成果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由分子、原子和亚原子（1897年之后）所组成的物质不灭对应了一种同样的能量守恒，而且似乎所有化学和物理变化都能被解释为不灭的物质和能量在时空中永久和无限的整合或重组。

之前许多看似毫不相关的现象都成为这个伟大设想的一部分。特别是化学变化的过程开始从分子、原子和电子相互作用的层面来理解；这种相互作用体现在其中每一种发生变化，其他的就会吸收或释放能量。我们知道这种认识通常可以让化学家控制并改变自然进程，因此，就可以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创造新产业和改进旧产品。同样作为可见光、红外线、紫外线、无线电波、X光和高能辐射等多种现象开始被视为不间断的电磁波谱的一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对这些电磁波谱的掌握和操纵也成为拓展人类力量的显著手段。

然而，在19世纪末期，以前未曾怀疑的缺陷开始给一个优雅、明晰的世界梦想蒙上阴影。随着起初将分子而后是原子分解为震荡于浩瀚的空间之中的微小粒子时，物质就失去了稳定性。同样能量有时也似乎在粒子或量子中发生作用。然而，这一切最让人意外和沮丧的是意图通过太空测定地球速度的试验而产生的奇怪结果。阿尔伯特·迈克尔逊（1931年去世）用极其精密的仪器发现，光在任何方向都以同样的速度传播，即便是从快速移动的地球平台上发射。1887年首次得出的这个结果似乎与牛顿的绝对时空概念完全不一致，根据普通的逻辑，在地球运动方向发射的光的速度应该要比从其运动反方向发射的要快，因为光传播速度在前一种情况中应加上地球速度，而第二种情况中应减去地球速度。

为了把数学规则应用到这一意外的结果中，在190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年）提议应该将空间和时间变成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它的本质就是在任何两种物体相对运动中所发生的变化在排除另外一个物体的状态下会影响到对其中一个物体的测量。外行人和少数科学家很难接受这种对时间和空间熟悉而直观的看法的曲解。同样在20世纪前10年中开始迅速出现的大量亚原子粒子和量子的发现使科学家们清楚地认识到早期优雅、简单的理论需要修订。1890年左右这个看似被充分理解、实践检验和无数次实际应用证实的但只是缺少细微的现实解释就彻底完整的绝对科学真理系统，在这些与牛顿原理不相符合的、细致得不可思议、大量难以想象的令人困惑的混乱现象面前迅速瓦解。

19世纪欧洲第二个世界观强调时间的基本特征，并且将所有现实（自然、生物、社会）看成是无休止的、连续发展的不稳定状态。持这种现实观念的人不希望得到诸如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提出的绝对、普遍的规律，而是寻求在特别环境和特定条件下去理解进化的革新模式。这种人相信当能够创造出以前从未存在过的（事物）的机会来临时，在任何表现得极富吸引力的现实面前，他们有能力抓住一些特别的战略时机，因此，偶然、优先占有的理由和约束，或者至少是制止，乃至以后的努力仍然会更好地发挥作用。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831年去世）是致力于把所有现实看作一个不断变化过程的先驱。后来地质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通过与先前根本无法想象的比较中，在人们惊愕的眼神下共同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无法想象的巨大历史景象。地质年代、生物进化（1859年达尔文首次提出）和人类历史似乎都是属于一体的。甚至连基督教学说和恒星都在此时被纳入进化论的范围。这种经过一代又一代古典和中世纪《圣经》教义研究者塑造的极为敏锐的历史和哲学批判主义的工具，被神学家用来审查《圣经》。结果《圣经》的经文似乎成为蕴含许多不同思想的作品，与不同时代和情况相契合的上帝和宗教信仰都反映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仔细的审查就可以发现，在传统教义中那些确定无疑之事趋于消失，并且随着天文学家开始思考恒星和银河系的诞生与毁灭时，永恒的天堂开始在人们惊异的目光中消失。

这一个包罗万象的不稳定状态很难与一般的人类所经历的范围相一致，就像与同时打开人们脚下、令人不可思议的、微小的亚原子物理世界一样。在任何事物都是变化的、除了变化本身没有什么是绝对永恒的世界中，将人类价值维系于特定地点和时间看似的确不可靠。

艺术革命

艺术也反映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以欧洲思想为特点、范围不断扩大的不确定性。主要居住在巴黎的少数画家，扭曲并彻底抛弃将透视法作为艺术的组织原则。帕布洛·毕加索（1881～1973）、乔治·布拉克（1881～1963）和其他画家为了创造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和表达一种氛围，采用了视觉经验中的一些杂乱元素，并加之在所观察的现实中可以回忆的一些模糊外形。除此之外，他们拒绝将绘画作为描绘一些不相干的东西的工具，或将绘画超越于艺术之外。

与语言相联系的文学与绘画相比缺乏国际性，对传统的形式也没有激进的反对。然而，在俄国古老的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传统和新兴的西方思想和情感风尚之间的冲突，驱使小部分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1881年去世）、列夫·托尔斯泰（1910年去世）和安东·契诃夫（1904年去世）等各自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新的道德世界。19世纪俄国文学的这一特点导致了很多优秀作品的产生，而这些作品与在20世纪面临相似问题的很多读者来说有着特殊的关联。但除了俄国，西方国家的文学沿着惯常的、在文艺复兴时期基本奠定的线索，并得以很好延续地思想和情感的模式中持续繁荣发展。

尽管西方文学具有相对保守的特点，但发生在科学、思想和艺术上的变化，以及工业革命所引起的日常生活的巨变、在民主革命进程中所促发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是深刻而广泛的，以致在1914年有些人认为西方文明实际上处于崩溃的边缘——此时的欧洲人的确通过投入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来摆脱这一困境。但是人们也可以对此采取一种更乐观的看法，相信这些矛盾不过是一些向新事物发展的标志，还可以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趋势。以后的事情可能就在这两种解释之间做出决定。

与此同时至少在短期内，已经非常明确的是，西方文明在20世纪早期阶段所陷入的困境并没有阻碍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影响的传播。反而大量新生力量使得西方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有着明显的优势。因此，对于人类主要文明在面对这种史无前例的对峙下将如何反应的描述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第二十七章 亚洲对工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反应
（1850～1945年）

随着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发生并且开始改变欧洲国家，为西方外交官、士兵、商人和传教士所支配的军事、经济和知识力量取得了极大增长。当亚洲各个主要的文明都证明无法以传统方式抵御西方入侵者时，在1850～1860年这10年间开始了一个严重的危机时期。

标志着亚洲对西方防御崩溃的公众事件接连发生。首先是1850年发生在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起义领导者的部分思想是在同基督教传教士的接触过程中形成的。可以确定的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中基督教因素往往随着时间而消退，尤其突出的是当西方列强不再支持起义者反对清政府时。但是为了竭力扑灭这次历时14年并影响大半个中国的起义，帝国的统治者就必须给予西方的武器装备以及与这些致命的新式装备相联系的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多的作用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视外国人为附庸蛮夷的中国传统成为一场彻底的闹剧。在1839～1841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冒险家蜂拥到了在条约中规定对外国人开放的港口。他们迫切希望通过向中国人销售机器制品而赚取财富，并且断然拒绝扮演儒家传统为外国商人所规定的一种谦卑的角色。在中国人看来最糟糕的是：这些暴发的商人在与中国官方任何的争吵中，他们的背后都有西方的枪炮和外交官的支持。这次打击以极不道德和不公正的方式教育了中国人，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无法说服自己放弃儒家方式来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因此，直到20世纪中国仍然只能虚弱而无力地应付西方，最重要的不是其固有的国家实力和力量的局限，而是中国社会领导者和统治者不能放弃其祖先一直运转良好的生活方式。

中国无力抵制西方压迫，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个现实的教材。由于日本海岸防御无力阻止装备良好的战舰，从1638年就发挥作用的、严厉的闭关政策再也不能抵御强大的西方海军力量。很多日本人都坚定地承认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蒙羞的事实。然而，大部分日本人的反应仅是对外国人强烈的反感。当1853年美国派遣由海军准将佩里指挥的四艘战舰到达日本，并要求有权使用日本的港口用于通商和作为为航行于旧金山和上海之间的船只加装煤炭的基地时，这种情绪变得极其激烈。德川幕府开始犹豫不决，之后接受了美国的条件（1854年）。这在爱国者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对，他们对幕府的领导者不满，认为屈服于外国要求的日本政府是不可原谅的、软弱的。很多反抗者寄希望于天皇，当再次反抗外国海军的失利让德川幕府进一步失去人们的信任时，天皇的权力通过明治维新（1868年）得到了实际恢复。但极具讽刺的是，以天皇名义推翻德川幕府的人一旦掌握政权，他们认为驱逐西方的唯一方法就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和管理秘诀。甚至在1854年佩里叩关之前就有很多日本人致力于这一事业，之后更是有越来越多的爱国的日本人开始系统地钻研那些使西方国家强大的技术和知识。为了保卫国家，他们显然要认真地改造国家。

没有哪个民族对西方的优势的反应像日本人做得那样尽力和成功。三个庞大的穆斯林帝国——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和莫卧儿帝国——尤其不成功。在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中，奥斯曼土耳其与英国、法国并肩战胜俄国，讽刺的是，土耳其付出的代价比早期败于俄国时还要沉重。先前苏丹虽然丧失了领土，但仍然掌握着统治权。但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及之后，土耳其政府认识到为了沿着自由主义、当然是西方的道路对传统的奥斯曼制度进行“改革”，就必须遵从西方外交官的建议。苏丹及其政府官员（不涉及帝国的穆斯林平民）有时能够破坏这种令人厌恶的改革，但大部分情况下只是对这种变化感到不高兴和抱怨，而这种变化似乎只是对帝国基督教臣民有利，并且经常违背伊斯兰原则。由于帝国生存明显依赖一个个欧洲大国的支持，这样苏丹就无法摆脱令人厌恶的西方干涉。直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扮演着土耳其主要保护国的角色，之后（90年代），德国成为苏丹寻求支持的首要保护国。

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命运表明缺少外援的强大穆斯林国家将会发生什么。当1857年在印度为英国服役的印度土兵得知土耳其战胜俄国的消息后，在印度土兵中掀起大量的、反对他们外国雇主的起义。这些土兵（一些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只是简单地威胁将英国人驱赶到大海中，他们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没有获得印度普通大众的支持。因此，英国能够从本土派遣增援部队并打败起义者。之后，议会决定压制作为英国政权在印度的合法机构——东印度公司，并且由伦敦内阁指定的总督进行直接统治。莫卧儿帝国也正式宣告灭亡。穆斯林在印度的统治权不复存在，大多数印度人随即遭遇到英国的统治。

对于伊斯兰教来说，伊朗的情况同样令人不安。英国和俄国的代理人竞相争夺对波斯和阿富汗王室的影响，他们交替地补给军队或派遣远征军入侵该地区。当地统治者几乎无法摆脱充当一个又一个外国保护者傀儡的命运。

当然，亚洲所有帝国的虚弱并不完全是因为西方优越的军事和经济的压力。西方的存在对于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和清帝国已经极其严峻之时，这些帝国同时又遭受着可以说完全是传统的灾难。日本的幕府也失去了起初德川统治者那种快刀斩乱麻的作风。当时在亚洲的西方人通常数量很少，即使在印度也是如此。在1850年以后的几十年中，欧洲人以一队炮舰或一支哥萨克骑兵就能轻易地在亚洲大帝国中执行遥远的欧洲政府的意愿，而这主要是因为亚洲的内部衰落而非欧洲自身的强大。

值得注意的是，满族人、蒙古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大多数被统治者人民的眼中都是外来者。这让当权者感到任何一个呼吁组建民族和文化的团体都是极其危险的。这些组建团体的呼吁将会明显地危及到统治他们自己的各种外国统治者。但是只有通过这种手段才可以动员全体人民抵抗西方侵犯。因此，中国、印度和中东的帝国政权都无力掀起对西方人有效的大规模抵抗。而在统治者和人民系同一民族的地区，如日本和阿富汗等却对西方的压迫进行了许多有效的反抗，这本身也说明了（正如在阿富汗所发生的）为保卫民族独立的物质基础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震动大部分中国和部分印度、奥斯曼帝国的第二个问题，是由人口过剩所引起的。在1760～1850年间几乎所有文明世界地区的农民人口开始连年持续增长。土地经过一代代人的划分和再划分，迟早会小得不足以供养一个家庭。农民债台高筑和处于半饥饿状态成为一个普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且可以发生的政治暴乱足以让帝国元气大伤。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只有历经造成成千上万人口死亡的那个灾难性的过程之后，那些引起奇异的危险状况才开始消失。当战争、疾病和饥饿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时，幸存者才能够找到足够让他们得以生存的土地。在中国被破坏的各个地区尤为明显，革命的动力被扑灭，帝国政府最后的胜利（1864年）来得极其容易。在位于欧洲的土耳其地区（特别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可以发现同样残酷的现实，那里的人口压力引起了叛乱，而叛乱被残酷地镇压，直到这一过程再次出现时整整损失了一代人。

西方人口也迅速增长，但在大部分西方地区中工业革命所创造的新的工作机会，和（或者）向不断扩大的定居地区迁徙使西方国家保持了一种稳定的人口增长，而这种人口增长为西欧带来的是一种人力资源，而不是衰落。除日本以外，亚洲社会对这一潮流毫无反应。由于传统的手工业贸易尤其是与纺织业制造有联系的手工业无法与西方的机器制品相竞争，所以亚洲的城市就遭遇了经济危机。城市和市镇沉重地承载着许多无依无靠的手工业者，再也无法吸收来自于人满为患的乡村的移民加入到城市的经济生产活动中。但是在亚洲农村的移民还是向往着城市。数百万先前在家乡没有谋生手段的、遭受贫困的农民移居到市镇和城市中。他们或者死掉，或者通过打短工、提供少量劳务、乞讨或偷窃等竭力维持悲惨的生活。即便是受到长期的雇佣，得到的工资也很少。很明显数目巨大的城市贫民阶层整体上往往成为一个极度不满、悲愤和政治上充满危险的群体。

亚洲社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虚弱稍微与西方所展现的状况有所联系。这种颠覆传统社会关系的人口增长可能是对被改变分布和特点的一种疾病的反应，而疾病的这种变化是由长距离的密切联系所引起的，同样也是在16世纪由欧洲航海探索所引发的结果。此外，重炮首次让中央政权能够轻易地战胜地方反叛者，因为那些反叛者再也无法躲在防御工事后来躲避射程很远的重炮，此时中国、印度和中东的帝国政治组织都获得了重炮的帮助。重炮的传播和早期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从1500年以来西方探险家和商人所开辟的海上交往。亚洲的不幸或许是清帝国、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在达到全盛时期的两三个世纪后长期遭受着官僚性帝国政权的病症：腐败、不公平的税收、僵化的体制和政府要员的极度平庸、愚昧，随着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的西方对亚洲的压迫达到新的、剧烈的程度，这些帝国的病症就充分地表现出来。

同时有必要指出，西方的影响的确是近来才发生的，并且相对比较肤浅。从19世纪中期以来，当所有伟大的亚洲文明都开始意识到传统的政治和军事装备再也无法应对西方的挑战时，已经过去了将近四五代人的时间。起初仅有少数的亚洲人直接受到了影响。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印度和50年代以前的中国等亚洲文明，其众多农民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日本和穆斯林国家中，传统的农村生活模式崩溃开始得较早，但是整个亚洲的大多数人则是在随后的两三代人中才感受到了西方生活模式的影响。这段时间在人口众多的社会的漫长历史中极其短暂。所以，认为这种可能延续很长时间的稳定的（生活）关系或方式已经出现于1850年以后的文化冲突中，是极其愚蠢的。

伊斯兰文明对西方优势地位的反应

19世纪中期，伊斯兰文明继承人面临的困境极其明确，那就是如何在没有伊斯兰（信仰）的情况下塑造穆斯林（国家）。也就是说在面对西方时，伊斯兰的政治领袖和文化精英要以何种方式保持伊斯兰文化的特性，同时又摆脱让人无法容忍的、僵化的伊斯兰律法，这种律法在漫长的历史里确立并支配了伊斯兰文明的统一。

迄今为止（1978年），唯一获得很多支持的反应就是借用西方语言中的“民族”概念作为建立现代化、世俗化民族国家的基础。但是，将穆斯林分割为许多较小的国家却并未产生良好的效果，直到现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有可能强大得足以重新恢复伊斯兰在世界中的骄人地位。同伊斯兰“普世主义”不可调和的民族主义有着更多的缺点。由于伊斯兰教的导师和传教士们必然会强烈地反对不再遵循由穆罕默德所昭示的真主意愿的政权，所以统治伊斯兰社会的任何现代的、具有世俗观念的政府都无法获得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因此，民族主义仍然不适合于政府，就像伊斯兰律法一样令人感到别扭，民族主义与现代政府、人们思维习惯的不相容性存在于伊斯兰教所陷入到的极度困境的根源中，而这种困境是在想成功地应对西方人对其传统社会所造成的破坏中形成的。

在守旧毫无希望之时，穆斯林帝国明显衰落了，对于西方挑战的回应无力而迟钝。终究穆斯林还是坚定地相信安拉支配世界，如果安拉乐意颠覆穆斯林帝国，并且迫使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屈从于异教徒的统治，那么对于虔诚的信徒来说除了耐心等待上帝神意的显现而别无他法。唯一合乎逻辑的是主张任何变化（如果必须要有变化）都应该更严格的遵守《古兰经》的教义，也就是返回到清教徒式的、严苛的早期伊斯兰教当中。这一主张是由瓦哈比改革者提出的，从18世纪以来他们一直以阿拉伯半岛为基地。这种基于伊斯兰教基本的承诺和设想的主张在现实中是难以抗拒的。瓦哈比的任何改革都是超越个体、个人的层面；除了荒芜的阿拉伯半岛以外的所有地区，这些改革的执行都是由于政治的问题，但是这种思想路线影响了在印度及其他地方很多敏感而认真的穆斯林教徒。

当然，有一些信徒持对立的观点。在1839年以后，意味着效仿西方军事、法律、政治模式的改革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官方政策，并且从50年代以后，在日常事务方面开始显现出实际的差别。很多土耳其人的确认可这种应对西方压迫的方式，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将所选择的政策路线同伊斯兰原则相调和。只有真正不再信仰穆罕默德预言的人才能够有意识地倡导效仿一些外国的、非穆斯林的方式。结果造成了奥斯曼社会的改革者缺乏支持，他们经常成为（或常被认为是）西方外交官的傀儡或玩物。

在1879年至1908年间，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改变了策略。他反对改革，而且恢复了早期奥斯曼苏丹的独裁统治。他努力激发穆斯林支持奥斯曼国家的情感，但是他的尝试未能奏效，这是由于虔诚的穆斯林十分不喜欢将阿卜杜尔·哈米德的主张当成是哈里发的指示（即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另外，他使军队现代化的努力让他惹祸上身。那些学习西方技术（炮兵学习数学、军医学习医学等）的年轻军官希望分享权力。在1908年，就是这个年轻军官团体——青年土耳其组织——策划了政变推翻了阿卜杜拉·哈密德。不久之后，在巴尔干半岛战争（1912～1913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中，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几乎所有领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被胜利者瓜分，伊斯兰教在政治上的命运陷入了低谷。在这场决定性的灾难到来之前，随着巴尔干地区新独立的基督教国家的兴起，以及欧洲殖民政权在非洲的建立，伊斯兰世界在巴尔干和非洲的西部领地都被剥夺了。东方的伊斯兰教也遭到了同样命运。在菲律宾南部的美国人、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印度西北边界的英国人、中亚的俄国人都包围了穆斯林国家和民族，并且迫使他们接受耻辱的统治。从此仅有贯穿于历史上的伊斯兰中心、位于这一狭长地带的国家尽管衰败但依旧保持着独立，如阿富汗、伊朗和奥斯曼帝国。

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却至少预示了一个地区的政治复兴。被激怒的土耳其人悲愤地坚决反对胜利者所签订的和平条约。在一个果断的将军、充满魅力的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1881～1938年）的领导下，土耳其人成功地保卫了家乡安那托利亚，并且在1923年迫使欧洲列强承认了土耳其对君士坦丁堡的收复。穆斯塔法·凯末尔在热血的战争中所塑造的新的、革命性的土耳其共和国政权是世俗化、民族化的，同时对反对以个人财产和权利为代价来无限制的扩大政府权威的自由（道德）准则全然漠视。激烈的国内改革，包括废除伊斯兰教的官方地位（政教分离）、把首都从君士坦丁堡这座已不可救药的城市迁到安卡拉以及强制地改变社会风俗习惯（例如妇女揭开面纱）等，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生活方式。这些方案都进行过积极的、有效的宣传，而这些宣传试图培养土耳其人民强烈的荣誉感和呼吁所有社会阶层的人支持这个政权。

官方的努力成功地克服了农民的冷漠，并且激发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另一方面，难以磨灭的伊斯兰教情结仍然根深蒂固，1945年以后政府发展现代工业的努力只取得了微不足道的成绩。土耳其共和国的确成功地唤起了大众的支持和参与公共活动的热情，但是，麻烦就在于这种部分基于伊斯兰教、部分基于土耳其人尚武传统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开始复苏。而这些态度和价值观念通常不适合于工业主义，所以往往妨碍了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努力。

在伊朗和阿拉伯地区，这种困境表现地更为强烈。1925年，篡位者礼萨·巴列维夺取了波斯的政权并且开始了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改革，这种改革与同时期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土耳其所推行的相类似。但是新沙阿（伊朗国王）的权力仍然脆弱，波斯的伊斯兰教信仰仍然极其强大，结果造成了其现代化发展远远滞后于土耳其。阿富汗的情况也一样，尽管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新恢复了比之前几十年更有实际意义的独立。

然而，在阿拉伯国家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巨变有着不同的反应。1919年签订的和平条约将阿拉伯世界中比较富有和稳定的地区划归给英国和法国殖民当局进行统治。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进行了些许抵抗后很快就屈服了。然而，在阿拉伯半岛经由伊本·沙特所取得胜利，引起了清教徒式的瓦哈比改革运动开始快速发展，从18世纪这场运动兴起以来，伊本·沙特家族一直是瓦哈比改革者在政治、军事方面的主要保护者。到1925年，伊本·沙特征服了大部分阿拉伯半岛，尤其是控制了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圣城。

但极具讽刺的是，伊本·沙特不是用获得的新权力在伊斯兰教圣地实现瓦哈比关于建立一个真正取悦于安拉的社会和政府的理想，反而在其统治的城市中引进了一些置于中央控制之下的现代化设施，如公路、飞机和电报通讯等。在伊本·沙特政权建立后还不到10年的时间，西方商人在阿拉伯半岛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并且以购买开采权的方式开始为这个统治王朝带来令人炫目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瓦哈比改革的道德力量迅速崩溃，并随着源于石油带来的新财富而变节。

世俗主义也在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得到了迅速发展。最重要的是寻求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瓜分中东的法、英两国手中得到政治独立的心情极为焦虑。伊拉克在1932年至少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他阿拉伯国家才迎来真正的独立。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梦想恢复所有阿拉伯人完全统一于真理旗帜之下的早期伊斯兰教的荣耀。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由法、英两国所强加的现存政治框架内，这种泛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却超越了其试图作用的范围。由于各种讲阿拉伯语的亚洲和非洲地区存在深刻的差异，所以泛阿拉伯思想是不实际的，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此外，伊斯兰教的准则成为极端束缚各种现代国家的基石。但是自古以来阿拉伯人的意识都同伊斯兰教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世俗主义者和非伊斯兰的改革运动，如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改革和伊朗的礼萨·巴列维国王的改革等，都不能获得广泛的支持。

这样的政治经历是极其悲惨的，在1850～1945年间穆斯林民族的文化或经济史中几乎不存在任何足以缓解这种趋势的事件。传统的穆斯林教育系统与教授西方科目的新式学校并存。这种制度的分歧与思想分歧相对应。大部分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穆斯林都把穆斯林的思想和准则，同这些毫无疑问来自西方的技术和知识严格地区别开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出现真正的创造力和发自内心的自信，的确，在1850～1945年间实际上并没有出现享誉世界的穆斯林人物。

同样在经济方面，现代工业未能有效地扎根于穆斯林地区。与发明速度极高的早期相比，此时的新商业和技术改进往往都是从西方引进的。例如欧洲的管理者改造了埃及和伊拉克的灌溉系统，从而开辟了新的耕地并且这些土地可以暂时地供应这两个国家的农业新增人口。同样在20世纪30年代波斯湾大部分的石油工业由外国人进行指导并管理。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穆斯林独立的首创精神已无足轻重。

然而，伊斯兰教却并没有衰落。仍有数百万人保持着对穆罕默德的忠诚，即使是在大多数被西化的人中，还普遍保持着可以将非信教者同穆斯林相区分的宗教仪式。在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间长期的对抗中，穆斯林文明的继承者很难抛弃其宗教信仰，因为这似乎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背叛，而且也是一种文化变节。

另外，在世界一些重要地区中长期持续向伊斯兰教皈依的进程，一直延续到了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例如在中非和西非的部分地区就是如此，那里的伊斯兰教士在与同样苦于和欧洲殖民统治密切联系的基督教传教士的竞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穆斯林在失去统治集团的地位并和同病相怜的印度教徒、佛教徒邻居及前臣民一样屈服于西方的政治统治后，他们的自我意识和内部约束力空前高涨。

1945年以前世界上七分之一的人口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而这些人就是承认穆罕默德是真主的最后一位使者的穆斯林。相反曾遭受穆斯林统治的两个重要社会群体：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和印度的印度教徒都比较成功地应对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挑战。

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

塞尔维亚对土耳其统治的反抗一直持续到1912～1913年，在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联合的努力下将土耳其赶出欧洲，使得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地除了一些零星的立足点以外几乎全部丧失，而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从1803年开始通过一系列的起义和外交危机从奥斯曼统治下赢得了独立。强烈煽动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充满仇恨和冲突的民族主义使巴尔干半岛在整个19世纪成为政治的火药桶。

与穆斯林不同，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没有明显感受到传统东正教与西方现代化道路是不可协调的。所以这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相适应的，并且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经过民族主义政府谨慎地推行，因为对于一个较小的政府而言国家的实力和安全要求当地的武器制造厂和通信网络系统能够快捷地转移到任何有危险的边境地区，所以政府就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然而，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努力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就。巴尔干半岛社会随之同西方的结合似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全，因为即使在罗马帝国时代讲希腊语和讲拉丁语的两部分间的文化鸿沟都很大。

印度教徒

印度的印度教徒与西方文明的关系非常不同于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在1857年经历一场短暂的令人震惊的哗变似乎要威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以后，一个表面仁慈但实质独断专行并且其成员大多是从英国大学招募的行政部门在印度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所体现的自由准则限制了这些公职人员利用政府权力来强制规划任何形式的经济发展，英国人认为任何形式的贸易和制造业最好掌握在私人手中。但是他们修建了相互连接的铁路网，前所未有地将整个次大陆联系起来。另外，英国统治者建立了一套教授内容与英国学校和大学中完全相同的教育体系，并在所有上层机构中使用英语。绝大多数印度人都没有进入这类学校。即使如此这些学校和大学还是造就了一群为数不多的但极具影响力的被英国化了的印度人，他们大部分在政府中任职，起初是协助而后来逐步从英国官员手中接管职权。

在这一框架中，印度对西方文明的反应是在和平而相对迅速的状态下进行的。经济的革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来人，如帕西人、希腊人、英国人以及其他人等。几乎没有印度人准备将私人资本投入到新工业和商业等风险投资中，他们愿意将其积累的盈余资金投入到旧式的农村高利贷中或用来购买土地。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由于英国供给线部分地中断，这就要求印度的官员们必须立即找到一种可替代的资源以供应数千个迫切的项目。因此，努力建立新的工业并扩大已有工业迫在眉睫。在战时条件下私人公司和国家企业间的区别不断淡化甚至消失了。因此，在1947年印度独立时，通过建立战时应急措施逐渐产生了一种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在政治方面，印度对英国势力的反应是强烈而独特的。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早在19世纪罗姆·莫罕·罗易（1833年去世）在印度就采用英国的思想和言辞宣传了大量的法律改革。直到1885年，在英式学校和大学中受过教育的印度人足以为印度国民大会党提供一个健全的委员会和有效的支持，而印度国民大会党自组建之日起就强调以印度自治为最终奋斗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其拥护者和敬仰者称为“圣雄”，即“伟大灵魂”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948年去世）成为印度国大党的领袖。甘地曾经接受过英国法律教育，作为一个政治领导者，他结合了律师的机智和印度宗教传统那种坦荡的感染力。尤其是他以非暴力原则组织了大量平民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19～1923，1930～1934年），其中有成千上万城镇居民乃至部分农村人都参与到这一运动中。英国统治者不能镇压甘地的运动，除非他们违背自己的理念：要正当地抵制权利的滥用。

出身高级种姓的吠舍阶层的莫罕达斯·甘地也尝试克服对“贱民”和其他低种姓群体这种印度人传统的歧视。但是他在这方面未能取得发动印度教徒反抗英国那样的成功。他效仿印度圣人的生活方式，并且不止一次地以绝食行动迫使英国统治者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让步。他将传统而与众不同的印度领导模式与他对很多现代通讯系统对英国对手政治和心理态度影响了如指掌的精通结合起来。这一新一旧、印度和英国手段的结合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并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的独立。

另一方面，随着甘地及其追随者动员越来越多的印度教徒团结在印度国民大会党周围，这就让印度的穆斯林感到不快。以盛行的甘地原则来建立一个独立的印度将使印度的穆斯林成为一个相对弱小的宗教派别。几乎没有穆斯林愿意接受这种事情的发生。当穆斯林联盟（1905年成立）提出建立巴基斯坦这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的目标时，几乎所有印度穆斯林都加入了这一阵线。结果就导致在穆斯林和带有印度民族主义的印度教徒之间产生了直接的暴力冲突。

建立在这种直接或排他的（尽管甘地运动并不是这样）宗教基础上的印度式社会内部中，显然只要甘地倡导古代印度式的领导模式就会产生与之敌对的穆斯林运动。于是，在1947年实现独立时却导致了印度的分裂，尽管实际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不愿看到印度的分裂。

中国对西方优势地位的反应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跨越几十个世纪，并且不断取得辉煌成就，这就让中国的官员们很难相信野蛮的外国人具有值得学习的东西。因此，甚至直到帝国政府认识到有必要借助外国军事专家的帮助来镇压太平天国以后，才有极少数官员敢于或忧虑地正视中国衰弱的教训。改革者为建立一个更有效的陆军和海军的基础的努力很快消失了，这部分地是由于保守的反对派，同时也因为他们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以及在真正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模式的任何举动面前表现出畏缩。创造一个技术现代化的军事力量要求大规模的科技、教育和行政改革，而19世纪的中国改革家从未着手准备进行这些改革。那么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进一步的军事耻辱。1860年为报复中国关押外交官，英法联军竟然占领了北京并火烧圆明园。同年面临巨大压力的帝国政府将黑龙江以北领土割让给俄国，显然这让俄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获得了太平洋上的一个新出海口。法国占领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和老挝，1885年）和英国控制了缅甸（1886年）等地区是对被中国帝国政府历来视为进贡的附属国的剥夺。这些失败后果极其糟糕。另外，外国人控制中国海关（1863年）、邮政部门（1896年）和准许外国人建设铁路（始于1888年）似乎标志着中国统治权的最终崩溃。但是迅速刺痛中国人自尊心的不是西方人带来的耻辱，而是日本军队在朝鲜半岛的胜利（1894～1895年）。由于朝鲜与帝国首都距离较近，所以中国把朝鲜视为一个最重要的附庸国。然而，19世纪70年代日本对朝鲜产生了兴趣并最终使朝鲜政府沦为日本的傀儡政权。当中国试图干预时，勉强适应西方新式武器和管理模式的日本陆军和海军击败了中国军队。和平条约迫使中国全部撤出朝鲜，并将台湾和中国沿海的一些小岛割让给日本。日本还获得了巨额赔款。

显然日本也加入欧洲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列，同时开始了在太平洋的帝国扩张。1896年后朝鲜成为俄国和日本争执的焦点，在1904年两个敌对的帝国列强间的冲突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超出所有人的预料，日本轻而易举地战胜俄国再次取得了胜利。战后和平条约的规定将朝鲜全部纳入日本势力范围。后来朝鲜民族主义者的抵抗促使日本废黜了朝鲜最后一个国王并最终吞并朝鲜半岛（1910年）。

日本用一代人的时间就成功装备出远胜于中国和俄国的陆军和海军，即使对最保守的官员来讲这都是一个不小的震撼。然而，解决中国虚弱问题的努力仍未见成效，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敌对的欧洲列强和日本的代理人为了寻求特权和其他利益开始渗透到中国官方。大部分中国人认为，清政府对外国人的让步是在可耻地出卖国家利益。因此，尤其是在学生和其他年轻人中，以推翻满洲王朝并建立真正汉人的、想必是更加爱国的政府为目标的秘密组织开始广泛发展。当皇帝尝试的一些激进改革（1898年）刚开始就被一些担心丧失特权的满族大臣扼杀时，革命和民族主义的观点得到了新的推动。对中国懦弱无能的另外一种激进的反应以强烈排外的半公开组织的形式出现。西方人称其成员为“拳民”，因为他们都热衷于练习义和拳。当这些拳民攻击传教士和其他遭人憎恨的外国人时，西方国家组成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1900年），并且以中国同意赔付这些拳民所造成的损失的方式签订了条约。

中国帝国政府遭遇的种种失败使满族统治者极大地失去了信任，当1911年革命运动爆发时，几乎无人再支持这个王朝了。因此，在没有大规模流血的情况下，中华民国建立了（1912年）。但事实上由谁来掌握新政权却没有达成一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当日本试图利用欧洲忙于战争的机会来扩大在华特权（“二十一条”，1915年）时，局势变得更加混乱。中国却对此表现得犹豫不决，而同时美国开始遏制日本的野心；直到1922年外交局势才逐渐明朗。

直到此时，日本一方面要面对美国不断加强的遏制，另一方面要面对卷土重来出现于远东的俄国，在此情况下已经准备做出让步。俄国西伯利亚和沿海区域的行政机构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国内战争中被打乱，直到1922年莫斯科才恢复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控制。在针对太平洋地区签订一系列条约的华盛顿会议上（1922年）产生了一种新的军事平衡，这类似于1918～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针对欧洲所制定的条约。

尽管外国的外交干涉暂时阻碍了日本在华夺取特权的企图，但是中国内部动乱仍让中国陷于混乱之中。与国家对抗的军阀在许多省份建立私人武装，中央政府在很多地方只是行使名义上的控制。宪政和更深层次的改革只停留在纸面上，但是无论在1912年中国最后一个清朝皇帝退位之前还是之后，政府体制的改革起初没有引起根本变化。省市中不断升级的暴力和混乱极大削弱了官方主动性的地位。而不断升级的暴力也抑制西方的经济渗透。铁路沿线地区的暴动造成铁路无法运行，基于同样的原因现代采矿业也只是零星生产，很显然这些设施远没有发挥在国内和平时期促进西化的效应。此外，平民暴力行为在上海和其他港口城市由外国人实际管理的租界以外抵制外国的投资，而这种行为往往完全保护了整个中国内地传统的社会和经济秩序。

由于土地短缺、债务和高租税盛行，农民的不满情绪高涨也造成国内的混乱。之前的中国王朝就是在这种灾难的背景下一个一个灭亡的。但是在20世纪这种完全传统的王朝衰落的表现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中国受教育的阶层开始接受一些有吸引力的新思想，所以在中国内部爆发的革命其特点也发生了变化。自从1905年作为一种招募帝国官僚方式的古代科举制被废除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都几乎一致地转而反对儒家传统。早年苦读儒家经典的学生都转而进入了西式学校。有些学生东渡日本求学，其他的留学到美国或欧洲。中国的教会学校迅速发展，新式的世俗学校也建立起来。因此，大量的青年男女在未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就狂热地信奉西方的知识。

孙中山（1925年逝世）将道德说教、社会空想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简单结合真实地体现了企图一口气消化西方知识文化的第一代学生那种十足的困惑。尽管孙中山的思想杂乱而激进，但他仍然成为国民党的创始人。在1911～1949年间国民党为统治中国先后反对地方军阀、日本傀儡和与之敌对的共产主义。最初孙中山的革命运动遭受意见分歧和组织混乱等问题。1923年苏联经验丰富的布尔什维克运动者到达广州并开始帮助中国人建立一个纪律严明、意识形态自觉、具有军事能力的革命政党，之后开始呈现出不同的局面。

孙中山1925年去世后不久，国民党的领导决定北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很快就同苏联顾问发生了争执；当他决定打击与之紧密合作的中国共产党时与苏联顾问最终决裂。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通过退缩到农村地区得以保存，并在农村组织农民反抗地主和放高利贷者。即使蒋介石和国民党成功地从地方军阀手中夺取了对大部分中国的统治（1928年），他们仍无法消灭共产党这个对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偶发性的内战仍不断地蹂躏着中国。

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的扩张，中国陷入到了复杂的困境中。日本先占领中国东北（1931年）继而全面侵略中国（1937年），并迫使蒋介石撤退到长江上游的重庆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蒋介石仍旧在重庆，而日本却控制了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靠近苏联边界的西北地区立足。因此，当日本战败（1945年）并开始从中国大陆撤军时，蒋介石和国民党面对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一强大的对手。曾在日本侵略期间关系得到缓和的中国两大敌对政治力量间公开决裂，并在战后重燃战火。1949年战争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

儒家传统的崩溃和遭到批判为激进的思想和文学变革创造了条件。一部分中国人急切地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但是国家政治军事的动荡时常让技术的进步极其困难。胡适（1962年逝世）首倡文学语言的彻底简化（白话文），让文学表达接近于大众语言。这种新的文学形式“白话文”（1917年）刚一提出时就被迅速接受，继而涌现出了大量旨在使中国能够接触到存在于世界各个角落的一切最新思想的新闻作品。很显然，虽然中国社会被大量的农村所包围，并且深陷于政治动荡、人口过剩和严重贫困之中，但是同时知识精英们仍然接触着外国的思想和信念。直到1949年之后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民才被关注、才真正地接触到新思想和技术，而这都烙下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而非国民党的印记。

日本的自我转变

当中国准备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关注外国的技术和思想时，其社会秩序和良好政府却首先经历了第一次影响深远的崩溃。日本却走上了相反的道路[1]。至少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在很多重要方面都保留了传统的社会秩序，而国家的领导人利用其权力实现了日本社会面貌的革命性变化。他们最终削弱了领导阶层的传统基础，但是在新的政治形态和观念兴起之后方能在日本人中维持一种有效的凝聚力。

一旦幕府允许外国船只进入日本港口（1845年），形势就再也无法扭转了。反对并最终推翻幕府统治（1886年）的武士集团希望驱逐外国人，但是其领袖认识到，只有日本的舰船能够和外国相匹敌并击败它们时这一愿望才能实现。因此，拥有现代的陆军和海军成为日本的首要目标。日本人刻不容缓地开始了这一计划。他们引进专家并派遣使团购买了现代战舰和海防大炮。但是从一开始日本人的目标就是能够在国内生产出现代战争所需的武器。这显然需要各种新式工厂、制造业和采矿业。换句话说，实现军事强大的努力很快促使日本统治者发起了自己的工业革命。

他们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以确信，在管理者、工程师和工人的培养方面存在很多的困难。一些早期的工厂无法有效运转，还有一些只能生产出劣质产品。但是日本人从没有停止改善它们的性能。通常他们以极尽可能地仿制外国产品开始，并且不断地取得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日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转向战时生产时，欧洲制造的商品几乎从亚洲市场上消失。因此日本得以占领亚洲的纺织业和其他轻工业产品的市场。战后欧洲产品卷土重来时，日本的产品仍然保持了自己的地位。日本的廉价劳动力和高效新机器制造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廉价产品。

在日本的工业发展中，政府扮演着一个非常积极的中心角色。早期很多新工厂都是政府出资兴建的，在经过初期的建设投资和实现生产之后，工厂就转到了私人手中。后来大量的私人工业在日本出现时，政府的意愿和政策仍起到很大的作用。纯粹追求利润从来不是日本企业的目的。日本公司常常争取荣耀和威信，工厂管理者认为有责任为国家服务、服从上级并培养和保护下级。这种态度直接来源于统治日本很多世纪的武士道精神。英勇、忍耐和忠诚等古老的武士道品质在建立、管理新钢铁厂、纺织厂、造船厂及类似的部门中找到了广泛的发挥空间。

公司和工厂内部的人际关系往往也是以武士和农民这种古老的关系来塑造的。即工业管理者发号施令和进行指导，工人服从，但是作为回报，管理者维护并照顾工人一切生活。在经济萧条时不会解雇工人，反而会为工人寻找新的工作或是将工作分摊给所有人。回报是期望工人绝对忠诚和严格服从，并且做到几乎永远可靠。经常扰乱欧洲国家的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业动荡在日本几乎不存在。

此外，“家庭包工制”巧妙地动员了先前存在的手工工场和小的家庭作坊来生产新商品。这意味着大企业为家庭手工业提供设计图并尽可能地提供原料、动力工具和信贷，从而能够以一定的价格来收购产品，保证这些家庭的生活水平。在高等级和低等级的个人及家庭间这种传统的互惠责任保证了“家庭包工制”的顺利运作。

对这种讲求服从和义务的古代宗族模式的适当修改显然在工业关系中产生了显著效果。即将和已经引进的新的且不断更新的技术没有打断命令和服从关系，因为这种相互间明确的义务和责任非常类似于一些被无条件接受的传统的日本社会伦理关系。

因此，直到20世纪中期使日本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的工业、技术和科学进步未能同自由、民主思想和议会政府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确在起步阶段，开放国家与外国接触并改变日常生活方式的政策未受到普遍欢迎。一个民主的政权不可能彻底地执行这种政策。当日本社会的普通成员还不能瞥见最终的胜利，而只是看到了周围的传统生活方式被恣意破坏和蔑视，这时，只有通过呼吁对天皇的一贯忠诚和强调视天皇为神的神道教的民族主义诉求，自上而下的日本革命才能克服起初的困难。

日本政府创建的西式陆军和海军也以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融合了新旧元素。根据古老而极度谨慎的原则，只有世袭的武士阶层才有统领军队的权力。因此，1872年曾在4年前策动“倒幕运动”的武士集团决定引入普遍兵役制。由于此时欧洲所具有的一切事物在日本的高层统治者中都有着极大的威望，因而他们受到了同时期法国和德国的实践影响。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他们需要军事力量去抗衡在“倒幕运动”中被排挤出权力之外的大量充满怨恨的武士宗族。政府已经摧毁了宗族所有制的土地结构并废除了封建义务和特权，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瓦解潜在的敌人和敌对的团体，而并非从社会正义这一抽象的概念出发。因此，唯一合乎逻辑的做法就是在创建新式军队中忽视武士和贫民间的传统差异。

如此一来的长期影响就是让军队成为强大的爱国主义学校和非常重要的社会晋升渠道。海军保持着相对贵族化的气息，并且西化更深、技术更复杂。但是陆军为普通农家子弟提供了通过进行适当的培训就可以跻身到官员阶层的渠道。几乎再没有其他的生活渠道可以引起身份的变化，因为高等教育花费高昂，在某种程度上学生必须在几年中放弃谋利机会而取得高等学位，这对于农家子弟来讲是无法负担的。而如果选择军旅生涯可谓生活基本有保障，并且原则上可以上升到与其能力相符的高度。尽管在新官员阶层中有很多来自普通的农民阶层，但仍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的武士道传统和价值观。就如同工业组织一样，日本军事机构可以在不抛弃独有的日本精神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和西化。

与日本生活这种根深蒂固的延续性相比，始于“明治维新”的政治变革和后来的宪法法律的制定都是很肤浅的。明治天皇（1868～1912年）登基初承诺建立协商的立法机构，并且遵照公众意愿进行统治。1889年明治天皇颁布了很大程度上效仿俾斯麦参与制定的德意志式的宪法，将这种承诺最终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了。因此，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日本政治的一个卓有成效的巨大发展，就是所有成年男子参与议会选举所带来的一种公众和民主因素。从1898年起宗族领袖和其他高层的个人只有赢得各种公众支持才能保持政治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甚至那些并非出身高贵的个人可以在议会的支持下获得政治权力。

通过这种方式，一些至少类似于西方民主革命的事物也在日本出现了。但是在宪法中民选议会的权力是有限的，直到20世纪30年代一个作为曾策划“明治维新”的宗族领导集团的继承者——内部“元老”派系一直在幕后行使着重要权力。此时一个新的权力争夺者在野心勃勃的军队年轻军官中发展起来，他们认为文人政府并未热心支持他们在亚洲大陆的激进政策。他们建立了半公开的爱乡熟法西斯社团，并且有时暗杀反对其观点的高级官员。结果东京的文人政府开始成为军方首先征服中国东北（1931年）之后征服大部分中国（1937～1941年）的不太情愿的、勉强的合作者。

日本刚走上军事征服道路就开始在太平洋上与美国的利益发生冲突。美国努力通过对石油、废铁（都是日本必须进口的）等关键物资实行贸易禁运来遏制日本的野心，而这也迫使日本冒险偷袭珍珠港（1941年），企图使美国长期陷入瘫痪以借机夺取婆罗洲岛的油田，并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建立经济自足的“大东亚共荣圈”。

日本在珍珠港对美国舰队的袭击极其成功，“大东亚共荣圈”也很快成为了一个军事现实。但美国反攻的速度和力量使日本感到震惊并且完全打乱了日本的原计划。到1945年美国的轰炸和潜艇击沉了日本大部分商船，造成日本国内经济动荡。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后，日本军国政府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结束，之后美国的占领管制开始了日本政治和经济的另一次剧烈的自我转变。

无论以何种标准，1854～1945年间日本在应对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方面的确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民族的文化和思想同样经历了非凡的转变。尤其是在日本自我转变的早期阶段，全盘引进了西方的思想和模式。日本派遣使团到欧洲和美国，学习并带回一切看似有用的东西。学生出国留学掌握了一门又一门西方学问，之后他们回国成为专家并非常系统地将他们获得的知识传授给其他日本人。

日本政府很早就决定主要强调发展基础教育体系，以使每个日本孩子都可以读书识字。除此之外，按照西方模式建立的各种技术学校和许多大学提供高深的和专业化的教育。结果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科学家开始对世界知识做出积极的贡献，并且日本技师和工程师在同等条件下有能力同世界上任何的技师和工程师相竞争。

但是与众不同的日本艺术素养没有消失。事实上在30年代以军队为中心的强烈的爱国主义强调日本的一切，并且轻视外国的模式和风俗。传统艺术、戏剧、国内建筑和备受欢迎的神道教仍充满活力。

因此，总体上新旧日本思想和文化生活的调和仍然显得别扭和不协调。神道教神话宣称，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且是神圣的，这与日本人种混杂情况极为不符。艺术上，同一个人常常可以用日本和西方的风格表现，但是融合两种传统的有效合成或新颖的创造力极其罕见乃至从未实现过。

上述概览突出的是亚洲民族在有效的传统防御崩溃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在已经逝去的三代人中，在面对西方文明时所表现的各种反应。这一时代的历史第一次被认为建立在大规模文化互动的过程之上，相信以后的时代也必将如此。

[1]暹罗也是如此，国王拉玛五世（1851～1868年）开创了对欧洲商人和士兵需求极端的顺应，但最终还是取得了成功。因此，暹罗（1939年更名为泰国）直到现在都一直保持着独立。

第二十八章 非洲和大洋洲
（1850～1945年）

在19世纪初，对于欧洲人来说非洲仍然是一个“黑暗的大陆”，此时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广泛散布于太平洋的岛屿（为方便起见将相连的土地以“大洋洲”这个名称表示）仅被欧洲航海家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探索。在所有有记载的历史中，这些土地均处于文明生活的边缘地位。但是在1850年之后非洲和大洋洲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扩张的力量，并且迅速地卷入到了互动的人类社会体系之中，而这个体系正不断地将整个全球都囊括进来。

非洲和大洋洲自古以来的隔绝和落后基本上是由于地理原因。大洋洲包含了一些珊瑚礁，这些微小的土地散布于浩瀚的太平洋之上。在1759年之前，在能够让欧洲航海家精确地测量经度和纬度的天文钟发明之前，船只不可能找到任何较小的岛礁。这意味着系统地绘制大西洋海图被推迟到了18世纪中后期，并且仅在19世纪20年代，当源于聚集在高纬度太平洋地区的抹香鲸的鲸油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商品时，许多欧洲和美洲的船只才开始穿越太平洋南部海域。

至于澳大利亚，陆地的大部分都是贫瘠的沙漠。在东部沿海足够的降雨让这个地方有着迷人的景致，而海岸线却被珊瑚礁所保护使得船只不能停靠。以石器时代采集者和狩猎者的方式生活的土著居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欧洲人进行贸易，因此，在很多世纪中船只都不驶向澳大利亚。然而，在18世纪后半期，当英国海军系统地绘制了澳大利亚海岸线地图时，原本想象当中的大分水岭以南地区在东海岸被发现。为了缓解英国监狱的压力以及让这些罪犯在远离家乡的地球的另一面创造新的、更好的生活，于是在1778年，英国将装满罪犯的船只驶向了悉尼港口。作为缓解大不列颠岛贫困和人口过剩的慈善计划的一部分，在半个世纪之后即1840年，人们在更遥远而更具吸引力的新西兰岛上定居。在大洋洲的另一边、夏威夷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到1850年已经深深地受到了美国传教士和捕鲸者的影响。波利尼西亚人、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和大洋洲其他居民没有任何能力抵抗西方进一步的侵入。事实上他们都将面临灭绝的危险，因为他们在面对西方船只所带来的疾病时极其脆弱。

1850年，非洲呈现出了更加复杂和多变的景象。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北非是从法老时代开始的文明历史的缩影。埃塞俄比亚和位于西非的尼日尔河上游河谷地区也孕育了长达千年之久的文明国家和帝国。来自印度、中东、印度尼西亚和欧洲的商人在非洲沿岸进行贸易，如果没有上千年的时间，至少也已经长达数百年了，并且在东非和非洲南部的赞比西河附近存在着繁荣的港口。在非洲内陆有许多王国，一些经常性地进行着战争和奴隶贸易，另一些更倾向于和平。

尽管存在上述情况，尽管总体上非洲靠近早期文明出现的中心地带，但是整个非洲还是落后于欧洲和亚洲。三个地理因素可以解释这个情况出现的原因。

首先，非洲的土壤和气候普遍不适于耕种。大陆大部分地区降水不足。广阔的撒哈拉沙漠几乎不能维持人们的生存。沙漠化造成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和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划分，只有骆驼商队可以克服任何障碍穿越撒哈拉沙漠。位于大陆西南部的一大片地区也是沙漠——卡拉哈里沙漠。这些沙漠被广泛延伸而只能用于饲养骆驼的半干旱的土地所包围。当然在非洲还有一些优良的灌溉地区，例如条件较好的刚果盆地和西非沿岸。这些地区日常降雨造就了赤道的热带雨林。砍伐热带雨林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并且由于太多的降雨把土壤表层中植物生长所必需的矿物质冲刷掉了，造成了这里的土壤通常都很贫瘠。只有东非高原（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和南非的沿海地区（纳塔尔、好望角）拥有真正优良的耕地，但这只占整个大陆的一小部分。

另外一个障碍就是早期非洲农民可耕作的农作物没有在欧洲和亚洲所耕种的多产。从印度尼西亚引进块根农作物（大概在基督时代开始）和从美洲引进的农作物（大约1500年）很大程度上平衡了这种情况。从美洲引进的玉米尤其重要。玉米在西部海岸的传播让那些适合玉米耕种土壤和降雨的地区人口取得了大量增长。

非洲落后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在大陆大部分地区流行着让人变得衰弱的疾病。昏睡病、疟疾和黄热病尤其流行。昏睡病是由舌蝇传播的寄生物引起的。这种疾病传染人和骆驼，并且直到近年来这种病仍然让适于人类居住的肥沃而诱人的土地闲置。实际上这种舌蝇在很长时间里阻止了人类对大部分非洲地区的破坏。舌蝇通常吸食羚羊的血液，但是对羚羊没有太大的危害，因为这种野外的牧群对这种寄生物有免疫力，但对人和骆驼来说却是致命的。狩猎的人们对于在羚羊身上广泛传播的传染病抵抗力非常脆弱，所以不能长期以捕食羚羊为生。因此，在舌蝇生存的区域，人类不得不放弃猎食者的角色。

对于非洲人来讲，幸运的是舌蝇没有滋生于非洲大陆的整个地区。疟蚊所携带的疟疾更是广泛地传播，但是非洲尼格罗人对这种疾病有很强的免疫力。这是因为遗传突变（镰状细胞性贫血）和普通红细胞相比没有给疟疾寄生物提供太好的繁殖条件。因此在导致欧洲和其他外来者迅速死亡的环境中非洲人却存活了下来。另一方面，从父母双方身上都遗传这种镰状细胞性贫血的特性是非常致命的，只有携带一半正常的、一半镰状细胞性贫血基因的人才可以对这种疟疾有免疫力。

黄热病是第三种由昆虫传播的疾病，这种疾病也在非洲广泛分布并且对非洲人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考虑到这种疾病，就可以理解至少比起欧亚等地地理条件优越的地方来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整个大陆直到19世纪仍然只有很少的人居住。

第三个拖累非洲的因素，是地理上的障碍，即运输和交通的困难。由于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都海拔较高，因此，河流在入海口处十分湍急。这样会中断河流运输，并且让海上物资很难进入到几十公里远的内陆。唯尼罗河和尼日尔河是例外。这两条河在内陆深处才会有些落差。因此，非洲最早和大部分高度发展的文明在尼罗河谷和尼日尔河谷兴起完全不是偶然的。在这些河流中组织长距离、大规模的船只运输物资相对比较容易；这样统治者就可以在一些地方集中大量的食物和原材料，而专业人士就可以在这些地方开发出我们通常称之为“文明”的技术。

在那些只能以驮畜群和人力搬运工运输物资的地方，将大量食物和物资集中到一个地方代价高昂，所以很少有剩余的物资供专业人士使用。因此，在非洲大部分地区都产生繁荣的文明是不可能的。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在一些地区发现了罕见的珍贵物品，例如黄金、盐和铜等，规模相当大的村落肯定会出现在这里。例如罗得西亚的津巴布韦采矿中心可能就是一个例子，那里存在的大量遗迹曾令早期的研究人员十分困惑不解。

非洲地理条件给强大国家的出现和商人长距离的流动造成了很大的局限，而就是这一点也确保了非洲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存在更加多样性的文化、语言和人种。另外，在北非和部分东非的地中海地区的人的体型类似于南欧人和中东的阿拉伯人，非洲既是居住在刚果热带雨林地区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俾格米人的故乡，也是生活于非洲大湖区世界上已知身材最高的马赛人的故乡。与其他民族关系紧密但是又与非洲大陆其他民族有很大差异的是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经常与白种人混居），布须曼人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附近，而霍屯督人存在于好望角地区。

在非洲分布最广的人种被称为尼格罗人种。在这个一般的分类中，部落间和村庄间的人体差异都非常明显。只是因为在1850年以前，当地的非洲的群体在大部分时间中都能够有效地保持与陌生者的生物和文化上的隔绝。这就让每一个群体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体形特征。另一方面，与陌生者规律而频繁的交往可以导致生活状态的开化。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是基因的融合和较大范围的基因库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不同非洲族群间较大的差异就不存在了。

地理和技术因素使得非洲的交流已经很不方便了，而非洲人讲数百种不同的语言更是加剧了这种困难。阿拉伯语在北非和东南部沿海一带成为一种贸易和文化用语。阿拉伯语也深入到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和沿海雨林以北的西非草原地区。在这些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很早就产生了农业和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在公元1050年之后这些地方受到了穆斯林的强大影响。因此，当地的国王和君主引进伊斯兰经师教授神圣的穆罕默德箴言。但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阿拉伯语仍然是学术用语，如同中世纪欧洲的拉丁语一样。在讲不同地方语言的人群中阿拉伯语成为共同交流的纽带。

另外一个大的语系是班图语。讲这种变化相对较少的班图语的部落散布在整个非洲中部和大部分南非地区。而在不同的班图语中这种密切的相似性说明了这些民族只是近期才逐渐四散开来。大约在公元元年前后班图人在掌握了栽培印度尼西亚的块根作物和使用铁器，并且成为了刀耕火种的农民以后才有能力穿越刚果热带森林，他们从大概位于贝宁湾附近地区的开始扩散。后来一些讲班图语的部落出现在刚果热带雨林以东的草原上。在那里他们得到了家畜。随后他们沿着东非和南非草木繁盛的高原向北、向南扩散。由于镰状红细胞性贫血的突变而产生对疟疾的免疫或许是班图人拥有的主要优势之一。在雨林地区他们侵略俾格米人；在草原上班图人出现以前，霍屯督—布须曼人就消失了。

在东部沿海的城市中，一种贸易语言斯瓦希里语是由阿拉伯语和班图语混合发展而来的。除了阿拉伯语以外，讲闪米特语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埃塞俄比亚周围。但是在西非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尼罗河上游和大湖地区，混乱的语言将人们分割成彼此不可理解和几乎没有语言联系的群体。

直到大约19世纪中期，一种促进变革的强大力量一直作用于非洲。穆斯林自北面、东面影响着非洲，同样欧洲自西面、南面影响着非洲。但是这些外部因素只是一方面。在非洲内部不同寻常而急剧的建国事业全面展开，而处于大陆边缘地位的穆斯林和欧洲人则对此有着不同程度的支持或阻碍。

两种经济变化有助于解释19世纪在非洲大量国家的建立。大部分基本的情况几乎都没有记录，所以美洲的农作物如玉米、花生和甘薯等首先被引进到非洲不同地区的具体时间、地点都无法得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农作物被引进的任何地方，粮食生产都得到了迅猛增长。这使得人口得以增长，而后更加密集的人口可以为强国的兴起提供必须的士兵和其他专业人才。

同时发生的第二个经济转变是奴隶贸易的禁止和对非洲商品如象牙和棕榈油等的需求的增长。西非的奴隶贸易在18世纪到达顶峰，但是以英国福音派基督教改革者为先锋，从人道主义原则出发，认为应当禁止（1807年）从西非的奴隶进口，并最终（1833年）几乎消除了奴隶贸易。1833年之后英国政府在西非海域驻扎了一支海军舰队，这支舰队根据指令拦截贩卖奴隶的船只。无论任何时候只要有奴隶被捕获时都被运到塞拉里昂英国海军基地，并在此放归自由。在这里产生了一种极不正常的混居，并且在不久之后在这个地区就出现了狂热的基督教人口。

东非的奴隶贸易由阿拉伯人控制。该地的奴隶贸易不断扩大，一直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在英国外交和海军威慑下第一次限制并最终在1897年废除了该地的奴隶贸易。

正是由于奴隶贸易的兴盛才让一些沿海的统治者建立了大量的国家，如西非的达荷美国王和东非的桑给巴尔苏丹王国。因为捕获奴隶从根本上严重破坏了非洲的财富和人口，因此，禁止奴隶贸易必然有助于为以后国家的建立提供一个更强大的经济基础。

随着奴隶贸易的衰落，欧洲机器纺织品和其他产品与各种非洲原材料的交换不断增长。组织这类贸易并从中课税不会损害国家建立的基础，另一方面，欧洲和商人也发现向非洲出口武器有利可图。随着象牙贸易的增长，狩猎者可以使用新式枪支来猎杀大象。枪炮也给统治者和酋长带来了很多好处，他们可以让士兵使用一些新式武器。随着效能好的军火的传播，包括一些像在祖鲁战争中诞生的锋利的长矛和西非博尔努王国的装甲骑兵等优越的武器都完全过时了。当然，这为整个非洲政治体系带来了一种让人极度不安的因素。

这些在农业、贸易和武器上的影响深远的变革足以颠覆非洲社会。另外一个就是宗教因素。狂热的穆斯林和日益增加的基督教传教士增加了另外一个层面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在1850年之后的几十年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非洲的伊斯兰传教史几乎和伊斯兰教一样久远，并且在整个19世纪中对穆罕默德的信仰不断扩大到新的地区，直到20世纪传教的方式与之前都没有什么根本差异。在东非和西非的大多数国家，统治者都发现伊斯兰律法的思想非常有助于对国家的统治和扩张他们的权力。例如在阿散蒂王国（现代的加纳），尽管很多地方仍然保持着多神教信仰，而且伊斯兰并未深入到阿散蒂村庄仅是停留在表面层次，但是组织良好的阿散蒂王国的王室中有一个伊斯兰经师组织，帮助统治者管理日常事务。

在非洲人同欧洲人遭遇、冲突时，欧洲人总是通过优越的军事力量向非洲人施加压力，而这样有时会激发表达非洲人悲愤和绝望情绪的狂热的伊斯兰运动。如在1837年由一名阿尔及利亚人在麦加附近建立的沙努西托钵僧兄弟会，这个兄弟会遍及撒哈拉沙漠东部的绿洲，在那里他们带头长期反抗那些游牧居民，因为这些游牧民愿意接受那里沙漠地带的领土被法国和意大利费尽心机的兼并。在苏丹，另外一个穆斯林圣人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在1886年向他的追随者宣布：他是马赫迪，即伊斯兰教的复兴使者。他发起了对刚刚在尼罗河上游地区建立统治的土耳其—埃及统治者的反抗。但是宗教热情经受不住炮火的冲击，在1896～1898年，英国军队和埃及统治者协同行动再次征服了苏丹并且摧毁了马赫迪的军队。

这种穆斯林运动不会给非洲带来任何根本性的新景致，因为狂热的宗教兄弟会团体常常在宗教复兴以前就转变为对领土的征服，例如19世纪沙努西和马赫迪运动就是如此。然而，基督教传教士却带来很多新事物，如学校、医院、非洲语言的文学和对西方文明的思想和技术基础的基本认识等。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规模在整个19世纪中稳定扩大。教会学校逐渐造就了一群新非洲人，他们接受了西方模式和思想的正规教育。这经常让他们与任何传统的生活方式相背离。因此，随着西方教育模式的出现，传统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支柱崩溃了。

回顾非洲1978年以前的主要历史，可以清楚地发现在20世纪后期受到西方模式教育的人注定要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1850年，甚至是1878年，欧洲教育对非洲的影响还不是很明显。因为直到这时非洲本土政治体系像很多世纪以前一样，控制着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欧洲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渗透仍然不太强烈，除了在最南端首先进入该地区的布尔人（荷兰人）为了逃避英国在开普殖民地（1815年建立）的统治，而于19世纪30年代在奥兰治河一带与军事力量占优的班图部落发生了冲突。另外，如乍得湖附近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家博尔努王国和突然兴起的祖鲁军事专制王国（1817年建立[1]）等控制了大部分内陆地区。但是在一些居住条件好的地区没有出现一些类似于国家的任何组织，这是由于家庭和村庄纽带足以满足居民的所有需要，并且没有出现强大的外来者要求定期交税。

到1914年，政治和经济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除埃塞俄比亚以外，非洲当地的统治者和国家仅是作为外国帝国统治的一个代理人和附庸而存在，并且非洲大陆所有地区至少在表面上都没有逃脱被并入到一个或另外一个国家结构中的命运。这些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究其原因又在哪里呢？

一方面是技术因素：工业革命使欧洲入侵者能够克服从前一直阻碍文明的生活方式传播到非洲的交通、通讯困难。位于刚果河口瀑布上游的汽船能够自由地上下航行。当汽船与绕过瀑布的铁路相连时，新的运输系统就使比利时资本家开发内陆地区丰富的铜矿的计划变得可行了。没有可通航的河流不再是问题，因为铁路极大地降低了运输成本。铁路使欧洲人能够到达南非的金矿和钻石矿、肯尼亚的咖啡种植园，这些正是英国资本和殖民者积极着手开发的。

当对疾病的传播进行了科学的研究之后，欧洲人可以采取措施避免蚊子和舌蝇的叮咬时，非洲疾病也不再那么恐怖了。但是对非洲人整体而言，对疟疾和昏睡病的任何有效的控制方法是在欧洲殖民机构建立之后才出现的，而大部分地区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有。

然而，当所有值得考虑的因素都满足于经济和技术条件时，欧洲人开始对非洲的渗透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对主要殖民国家的心理影响。传教士的事业极其重要，由著名传教士大卫·利文斯通所组织的受到良好宣传的探险增强了英国在非洲传教的兴趣。从1849年到1873年利文斯通去世的时候，他为数百万英国和美国人戏剧化地表现了在非洲探险的奇遇。他在非洲内陆失踪和被非洲第二个探险者斯坦利（1904年逝世）所“发现”的事件通过报纸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但是斯坦利主要的兴趣在于非洲的经济潜力，而不是拯救灵魂，后来他在刚果的生涯体现了这一点。

实际上，欧洲人认为这两种事业并不彼此冲突。相反，拓展贸易和宣扬基督教是密切相关的。西方文明的优点让欧洲人会轻易地相信，自己有一种道德责任将非洲人纳入文明的范围之中，甚至可以使用武力。因此，上百万怀有良好意图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成为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因此，在临近19世纪末的时候只要这些文明标准的持有者（传教士、商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陷入到当地统治者所带来的麻烦之中，欧洲政府都更加乐意派遣士兵到世界各地去支持他们的传教士和商人。

正是上述观念的总和使欧洲突然出现在非洲内陆。并且，这一运动一旦开始，一个帝国政府向前推进的任何步骤，都会出于荣耀和竞争的原因而引起其他国家的竞相效尤。很快随着帝国扩张而涌现出了众多的特殊利益群体，如希望获得荣耀的并逃避军营程式的军官、有抱负的政治家、谋取暴富的资本家以及发现可以在国外比国内拥有仆人和更好生活的工程师、政府官员和技术人员等，所有这些因素及其他因素都推动了帝国的扩张。

同时，在帝国主义者的思想中也充斥着很多伪善和残忍，甚至还有大量的种族情绪和傲慢自大的种族主义。但是当时公众的感情取舍却走向了另外一面，认为带有伪善的理想主义是值得坚持的。当调查显示，在刚果为比利时利奥波德国王工作的代理人使用十分类似于奴隶制的残忍和非人道的手段来促进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时，欧洲的公共舆论一片哗然。利奥波德被迫放弃了他的个人投资，比利时政府在1908年接管了刚果。

欧洲人对于在刚果揭露的强迫劳动反应非常强烈，因为从19世纪开始，废除奴隶制度是军事干涉非洲事务的推动力之一。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通过论证欧洲人控制非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最终禁止奴隶贸易，以此说明欧洲人出现于非洲内陆是公正合法的。

但是欧洲人的道德观、人道主义意识有其明显的局限性。野蛮的奴隶制、多神教信仰和专制的法律制裁都是通过非洲国王的行政人员和护卫执行的，但是对于出现在非洲的“工资劳动”非洲人几乎没有任何认识，并且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或寻找另外一种可替代的雇佣关系。事实上文明的发展需要非洲的劳动力，而由于奴隶制直接诉诸武力在欧洲人看来是非正义的，所以帝国行政官员通常采取一种经过精心策划的荒谬的借口。他们要求非洲人用现金支付税收。但是大部分非洲人为了交付这种新的税收只能挣取由欧洲雇主所提供的现金工资。这样欧洲雇主就能确保其将要实施的任何项目，无论是公共还是私人的，都会得到充足的劳动力。

在迫使非洲向欧洲文明开放方面，两个彼此竞争的主要国家是法国和英国。法国1830年开始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战争，并首先获得了非洲的领土。为了尽力守卫这块殖民地开放的沙漠地带，富于冒险精神的法国士兵深入了撒哈拉沙漠，在那里，他们与位于塞内加尔的法兰西帝国代表汇合。法国军队和法国传教士有一种教化非洲的梦想，并梦想通过建立从大西洋到红海横跨北方大陆的庞大帝国让法国变得强大。

法国的帝国野心同英国从开普敦到开罗的铁路计划相冲突。这种对非洲未来设想的伟大斗士是塞西尔·罗得斯（1902年逝世），他早年在南非的金刚石矿中致富，之后投身政治。罗得斯努力争取英国大众对他的非洲政策的支持。但是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出现了与这种广泛流传的基督福音派的认识相对立的观点：新的冷酷学派思想，认为对于所有历史和人类生活来讲生存是关键，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未来取决于英国殖民者占领土地的面积和英国移民的规模。

受到英国为生存而奋斗的思想影响较晚的德国，1884年也出现在非洲，但是它以在非洲（坦噶尼喀、西南非洲和喀麦隆）和大洋洲（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更加残忍的侵略态度去弥补这一点。意大利也像法国和英国那样，但是在红海取得些许胜利之后，1890年意大利耻辱地败于重振雄风的埃塞俄比亚帝国手中，这也是非洲国家成功驱逐欧洲侵略者的唯一例子。1876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组织了一个“探索和教化”刚果盆地的国际协会。这个国际协会很快成为掠夺这一地区资源的私人工具。同样葡萄牙也重申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领土所有权。

这些急切的欧洲殖民主义者间的冲突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起初的主要竞争发生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危机开始于1898年当法国殖民者占领了一个位于尼罗河上游沿岸的荒凉村落法绍达时。法国对上尼罗河的控制看起来似乎威胁了英国对埃及地区的间接控制（1882年实现），并打乱了英国从开普敦到开罗的铁路计划。通过英国调动在埃及的军队为镇压大量的激进马赫迪穆斯林派追随者并阻止法国向东非移动就可以看出，英国实际上已经预计到了法国将向尼罗河开进。英国为埃及再次征服苏丹动用了数目可观的兵力，但是在法国人到达法绍达之前，一支装备精良的英国军队已经开始行动，并在脆弱的法国工事建立后不久就到达了这里。在极其紧张的几星期之后，法国在两国之间战争一触即发时退让了；法绍达危机结束。

在之后的几年中，两个主要殖民帝国和平解决了它们之间在一些重要地区的领土争端。这是由于欧洲局势迫使法国和英国结盟去遏制德国力量的兴起。后来在非洲的冲突往往加强了英法的重新修好。德国首先通过对英国在激烈的战争（1899～1902年）中打败的布尔人表示同情来激怒英国。之后德国做出支持摩洛哥苏丹反对法国对其控制的姿态（1905、1911年）来向法国挑衅。这些帝国的争执极大地加剧了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紧张局势。

尽管在1875～1914年，欧洲殖民地管理获得了迅速发展，但是它们对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影响仍然是肤浅的。在南非和阿尔及利亚有大量的欧洲移民，但是在其他地区只有少数欧洲人定居点，并且在很多地区欧洲人只是扮演一种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他们的规则和制度很难实施到日常生活的事物中。

两种不同的帝国理论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殖民管理。一般来说，英国倾向于间接统治。这是基于印度的管理模式，在印度，英国的顾问置身于当地统治者的宫廷之上，足以长期地控制所有重要的事物。将这种模式运用到非洲，意味着先前的酋长和国王仍然存在于政府之中，并服从于来自英国常驻官方的偶尔干涉和很多意见。

法国倾向于直接统治。也就是他们委任地方官员按照中央殖民政府的意见处理事务。这些官员有些是白人，有些是黑人；在理论和某种程度的现实层面上来讲，符合条件的人不是因为肤色，而在于教育和技能。

法国殖民政府的最终目标是文化同化，在法国学校受教育的非洲人至少从原则上来讲会成为法国人，尽管其皮肤是黑色的。倾向于间接统治的英国为当地文化传统的保护留有更大的空间。而实际上英国殖民管理者有时发现，当大多数有政治意识的非洲人不再支持那些没有信誉的首领和国王时，他们仍然支持陈旧和腐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但是帝国理论只是决定殖民管理实际特点的小部分因素。而财政是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非洲是贫穷的，而且非洲的税收收入不足以满足欧洲殖民者想要实施的项目。因此，承诺增加税收的任何事情都会受到热切欢迎。这意味着要鼓励人们在非洲投资的愿望。无论对欧洲的投资者还是殖民管理者来讲，矿业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开采黄金、铜和其他金属能提供最可靠的利润和最适宜的税收资源。因此，一旦当地非洲人同矿业和类似的发展发生冲突时，本地非洲人的利益就被漠视。

但是，当地非洲人经常反抗欧洲的行动。有时首领和国王调动他们的各种资源去反对或击退欧洲势力。阿特拉斯山的柏柏尔人全民皆兵反抗法国人达几十年；西非的阿散蒂王国对英国掀起了四次反抗，直到1901年才被英国最终吞并进黄金海岸（现代加纳）。同样在南非，直到在战场（1879年）上摧毁了最高首领的军事力量之后，祖鲁人才最终屈服于英国的间接统治。

这些抵抗和其他相关的努力都失败了，只有1896年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二世击败意大利是唯一的例外。很多非洲统治者认识到，武装反抗欧洲军队是没有效果的，他们或多或少自愿地开始同欧洲殖民者进行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间接统治模式是最富成效的。事实上，有时非洲统治者可以在欧洲殖民管理机构的庇护之下来强化和巩固政权，例如布干达王国。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在其他例子中，欧洲殖民统治者帮助濒临分裂的非洲国家，并且承认统治者对领土所具有的合法权力以及他一贯所享有的特权。例如巴苏陀兰就是一个例子，英国殖民统治者在1868年进行干涉，搭救了布尔人所破坏的部落。

即使拥有最完备的官僚制的直接殖民统治也并没有摧毁原有社会结构。具有亲属关系的群体、村庄和氏族纽带仍旧保持着，而且殖民管理者必须通过这些机构来管理所有居民。因此，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之间的区别很容易被夸大。任何事情都依赖于殖民管理者所认识和利用的当地社会结构的领土规模。处理这些事务的政策只会起到有限的作用。殖民官员通常只是在对付从各种地方局势中所涌现出来的本土领导者。他们再也没有能力对除此以外的地方事务有足够的控制。因此，例如法国，无论他们理论上如何偏爱统一的官僚政治机构，但是实际上他们必须接受间接统治的做法。例如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情况，欧洲外交斗争要求他们维持政府中的本土穆斯林统治者。

尽管事实上欧洲的殖民政府长期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上，但是它的建立仍然为非洲带来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当明确的边界被划定并且所有欧洲列强势力都一致接受时，暴力冲突的规模迅速降低。直到大约1900年，流血冲突仍然广泛存在。在欧洲渗透到内陆前几十年中，非洲一直深陷在流血冲突中。事实上很多著名的非洲国家都是由于战争而建立，并且几乎每年都进行战争。但是一旦欧洲远征军证明了当地非洲军队和欧洲军队在正面交火中是如此的不平等（这是由于欧洲武器、训练和后勤体系的作用）时，大规模的暴力活动的机会迅速减少了。从前的敌人必须共同生存，而且经常是在同一个殖民管理机构中。非洲的好战部落劫掠家畜和搜捕奴隶的现象被有效地取缔了。这在社会风气和道德价值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变化。有时通过中止战争和暴力，两个曾经军事力量平衡的不同非洲民族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肯尼亚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例如马赛人曾经是家畜的饲养者和战士，失去了传统职业和存在的理由，而同时从事农业生产的基库尤人则人口增加，很快超过他们的敌人——马赛人。

大规模有组织的暴力活动被压制通常加速了人口的增长。各种农业进步也有助于人口增长，如尼罗河谷建立了更多的灌溉设施，一些新的经济作物出现，例如西非的可可豆和花生，东非的甘蔗和咖啡，南非的香蕉和桔子等。不久在大陆的部分农村地区产生了人口过剩问题，人们开始涌向城市。这些人从宁静的乡村涌入到新涌现出的欧洲式的喧闹的城市中，但是面临着适应和习惯城市环境的困难。

然而，直到1914年，打破非洲传统生活模式的现象都不是很常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只给非洲大陆造成了很少的骚乱。德国殖民地轻易地就被英国和法国占领，并且在战后再次毫无悬念地由胜利者瓜分。从许多方面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帝国主义在非洲和其他地方的辉煌时期。支持帝国主义者奋斗的思想和理论在1918年以后削弱了，热心的鼓吹者曾经允诺给欧洲贪婪的投资者所预想的利润几乎很少实现。事实上总体来讲，帝国主义从未真正得到现金回报。非洲殖民地管理和发展的代价可能超过了从非洲出口到欧洲的货物的价值。当然个人的矿厂和其他公司有时为其所有者和管理者创造了惊人的利润；但是其他投资都失败了，公共投资很少完全从地方财力中支付。一切取决于哪些被计作成本，只有充满偏见和天真的人才会认为，白种人是通过压榨非洲取得了巨额财富。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非洲表面上呈现出一种和平景象。殖民管理者很少遭遇叛乱，不同殖民势力之间的冲突也很小。非洲有三个独立的国家，分别是南非联邦、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南非联邦是英国皇室的自治领，建立于1908年，并且给予布尔人和英国人这样的白人完全的政治自治。1847年在西非海岸建立利比里亚，是曾经被贩卖到美洲的奴隶回到非洲后的家园。利比里亚作为一个共和国，通过一部效仿美国的宪法进行统治。

从西奥多（1855～1868年在位）开始，统治埃塞俄比亚的皇帝都是一些精力非常旺盛、充满野心且残酷的人，他们一方面利用军事力量，一方面通过提倡体现于阿比西尼亚基督教会的古代文化传统将阿比西尼亚高原这些难以驾驭的民族融为一体。无论如何，1934年意大利侵略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洗刷在1896年失败的耻辱。这次他们在飞机和毒气的帮助下将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赶下王位，并且使埃塞俄比亚成为这个短命帝国在非洲的主要支柱。

英国在1922年从法律上确认埃及的独立，后来在1936年通过条约保证迅速地撤出尼罗河畔的全部英国军队，这些标志着英国开始退缩的迹象在某种意义上，也平衡了那些后起的欧洲帝国列强的扩张成绩。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非洲历史最重要的方面不是体现在政治上，而是在经济和心理方面。在1918～1945年之间，非洲人所经历的各种新体验深刻地削弱了所有传统的社会模式。尤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军队中服役的人学习了新的技术、看到了新的景象，这使他们不愿意再回到乡村生活。在教会学校上学的孩子通常也有同样的反应，特别当他们可以进入中学或者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学习时。更多的是那些离开本地社群到一些矿井或城镇中工作的人。成千上万的人在新环境、新工作中经历了这种与旧风俗迥异的、全新的生活模式。当这些来自不同部落的陌生人每天都彼此密切交往时，所要关心的就是找到一个新的互相适应的基础。亲属关系和部落行为规范显然完全不再适用了。

在这种情况下，由欧洲法律和习惯所提供的模式具有很大优势。城市和工业生活对于欧洲人来说没有什么新鲜的，学校和行政官员都鼓励非洲人越来越遵从欧洲的规范。城市生活唯一有效替代的模式是伊斯兰教。在非洲部分地区伊斯兰教已经存在了很多世纪，那里的人们仍然顽固地坚持他们的传统。然而，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甚至在那些先前伊斯兰教统治者掌握国家权力的地方（例如尼日利亚北部），伊斯兰式的文明生活与西方模式竞争时表现得并不很成功。实际上这些地区的伊斯兰教有萎缩的趋向，因为它同陈旧的、不合时宜的政治结构相联系，而生活在现代城市的非洲人将非洲的衰弱和贫困（以及欧洲的剥削）归咎于此。

这种过程造就了少数但战略地位优越的一批非洲人，他们为了实现政治上的独立而充分地学习西方知识和技能。在不同殖民地之间他们的数量和自觉性组织的水平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普遍存在并准备从欧洲行政官员手中接管统治，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帝国政府相继决定放弃非洲殖民管理的包袱时。

大洋洲的土著居民面临着更加残酷的命运。在大洋洲所有的较小岛屿和澳大利亚，随着白人的到来，接踵而至的是疾病和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当地的土著濒临灭绝。白人定居者占领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大部分土地。这些土地像南非一样分别在1901年和1907年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同其他波利尼西亚人一样，新西兰的毛利人在同白人首次接触后经历了人口迅速下降的过程，但是大约在1900年之后人口数量开始增加。从那时起毛利人迅速增长。他们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并以马铃薯为生。最初起源于南美洲的马铃薯是白人引进到新西兰的新作物。

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中，另外一个大的群岛夏威夷，土著人几乎灭绝。从1810年开始，这个群岛被统一在土著王朝之下，但是在1893年美国人策动了一次政变，并且在1898年宣布这个群岛被美国吞并。在统治转变前后，接连不断的移民到达这个群岛，并在美国企业家建立的种植园中工作。这些移民中日本人数量最多，但是也包括各个人种和民族。原有的波利尼西亚群体崩溃了，幸存者成为少数民族。

在一些太平洋岛屿上，如新几内亚的部分地区，原始的生活方式基本没有改变，这主要因为西方人没有发现这里有任何吸引他们的东西。在其他的岛屿中，如菲律宾的土著居民成功地适应了外国统治，首先是西班牙（自1571年），继而是美国。只有少数岛屿（塔斯马尼亚岛）的土著居民全部灭绝。但是西方的入侵将先前独立的民族和源于世界各个角落的移民融为一体，因此，削弱了每一个地区的本土文化和种族特性。

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东南亚高原、西伯利亚北部和巴西雨林），直到19世纪这些地区的原始居民仍然设法维持生存。因此，整体上来看，现代人运用在工业革命中所取得的运输和通信的新手段不断向外拓展，加速了人类均匀分布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同文明的历史一样久远。人类的这一过程往往依赖于跨越文化、地理和基因遗传的界限、长距离的人口迁徙和货物贸易。

因此，这些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只是规模和速度与之前不同。而欧洲人和具有欧洲血统的人在每一个地方都扮演着推动革新的主导者，从各个文明中心在欧洲和亚洲诞生以来，他们的主导角色在历史上是无可匹敌的。

为了完成对世界历史的概述，应当在最后两章中对西方世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发生的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转变作一个更加仔细的考察，而这也是作为独立审视主导当代局势的不断增强的世界范围互动进度的开端。

[1]祖鲁军事专制王国的建立者沙卡（1787～1828年）通过以近距离使用的重矛代替了传统的投掷器来武装士兵，并改革军事战术。产生的结果非常类似于古代希腊引进方阵战术一样，实际上沙卡的军队以不同的年龄段来组织，并使军队常年保持战备状态，与古代斯巴达莱格古的体制不太相似。

第二十九章 西方世界
（1914～1945）

被短暂而来之不易的和平时期所隔开的两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就像一个巨大的高压锅一样加速了欧洲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变化。两次世界大战也将西方社会导向了原本不可能的方向。特别是在激烈的冲突下，为进行战争而动员人力和物力资源的障碍被排除了。随着政府逐渐发现专门致力于实现特定目标的战时“指令经济”效果十分明显，一种有意操纵人类社会的和平与战争的一系列可能性开始显现。因此，各个政权如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统治下的美国，都在根据这一计划努力地重新引导人类和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认可了一种发现：像政府一样，经济和社会是人为创造的，并且如果大多数人被说服或被迫服从某个人的命令，根据一些人的命令执行，它们就可以被重新构建（至少在宽泛的局限性之内）。

在1815～1914年间，一种不同的思想和实践界定了我们确切地称之为欧洲和西方历史的“资本主义时代”。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与19世纪自由主义宪法的制定已经清晰地表明，政治体系不是通过自然或上帝赋予而是人创造的，并且如果大多数人有改变的意愿，它就可以被改变。另一方面，19世纪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认为，社会和经济是自然产生的，超出意识所能控制的范围。他们认为，公共税收、教育或其他的政府行为不会对由人类天性和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市场关系所界定的各种人类生活方式产生太大的影响。只有社会主义者预见到通过政府行为来大规模、有意识地重组经济关系的可能性，但20世纪实际已经实现的状态与社会主义者对革命后的社会期望似乎相差甚远。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和西方历史来说是异常重要的分水岭。在战争的四年里，交战国政府盲目而不顾一切地探寻新的动员社会—经济的有效方法。战争的影响削弱了阶级和地区的差异，因此，到1918年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所有西方的主要工业国家中都显现出了一种新颖的、后资本主义模式大众社会的迹象。

人类的思想也被深深震动了。没有人预想到工业化的战争持续了四年，并且充满着血腥的杀戮。这足以让人们轻易地否定早在1914年以前就遭到质疑的进步和理性的信念。但是能够取代这种过时的18世纪对人类境遇的看法的信念很难达成一致。在20世纪前半期没有出现公认的一致看法，尽管出现了新生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如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偶然爆发的。没有哪个欧洲政府希望这是一场全面战争，另一方面，除意大利之外的主要欧洲国家，在面对敌人的外交挑衅时都倾向于战争而不是退缩。

将欧洲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的联盟模式比起其他形式，让双方都显得更加缺乏变通。冒离间联盟危险的退缩者或许会得到进一步的挑衅。因此，德国支持奥匈帝国反对塞尔维亚，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塞尔维亚（或整个巴尔干半岛）对德国有利害关系，而是因为哈布斯堡王朝是德国唯一能够指望帮助其抗衡协约国（英法俄）包围威胁的盟国。基于同样的考虑法国和俄国结盟。当法国的利益没有被重点照顾时，它只能以证明自己是俄国一个忠实盟友的方式在之后的危机中支持俄国而反对德国。

欧洲卷入战争的第二个因素，是各支主要军队所制定的几乎无法改变和控制的动员计划。根据这些计划，要从平民中征召数百万的预备役军人并配发制服和武器，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运往边界。荒谬的是，根据这一计划，每一列火车都要小心使用，对计划的任何调整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当每件事都很好地同其他事情协调时，中途的任何一个中断都很容易造成混乱，而一旦混乱就会导致军事失败——这正是动员计划所设法避免的。

因此，一旦俄国命令全面动员（而且他们“必须”这样，因为他们比敌人需要更多时间将军队集结在边界），奥匈帝国、法国和德国就会次第被触发而迅速地发布动员令。这种自动性取代了政策，军事领袖取代了文官领袖；动员计划转变为战争计划，没有谁真正决定这样做，因为敌人的军队是“根据计划”开始迅猛地开往边界。

而这种预先精心安排的沿着边界线梦游般的军事计划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只有德国的“施里芬”计划经受了实践检验。这个计划要求德国将重兵集结在北部临海，集中大部分兵力打击法国。为了在之后能够集中打击东部的俄国，这就要求德国在战争开始的几周内就要围攻巴黎、击败法国。但是德国人认为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通过比利时，因为被严守的法德边界使得德国不能按计划快速通过并取得胜利。而宣称比利时永久独立的1839年条约为此造成了不便。但在1914年这种已经显得过时的“一纸空文”对于德国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障碍。另一方面，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只不过是为英国政府介入战争反对德国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借口而已。这也让同德国和奥匈帝国有防御同盟的意大利更容易地认为，自己无须承担参战的责任，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并没有遭到攻击。

然而，在战争的前几周这些考虑似乎不是很重要。德国军队越来越深入地推进到法国北部。直到战争的第五周他们接近巴黎，但是人困马乏；尽管遭到种种挫折，但法国的抵抗意志并没有动摇。但是决定性的转变在战争的第九周发生了，在全城的出租车将巴黎火车站的士兵运往前线的帮助下，法国的反击在正在行进的德国军队中打开了一个缺口。在激烈的战斗之后，德军司令部决定将军队撤回到马恩河对岸。德国的速胜计划破灭，其他的所有设想也随之破灭了。

当敌军徒劳地从侧翼包抄时，僵持开始了。纵横交错的战壕和防御工事很快从北部英吉利海峡向南部瑞士边界延伸并穿过法国。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铁锹几乎代替枪支成为战争的主要武器。士兵开始加深和改进战壕、加固炮台、保护补给线、筹划交火区域、设计遭到攻击时撤退的后方战壕，并以其他方式确保每一条前线的战壕都固若金汤。

敌方的将领逐渐而不情愿地认识到，步兵的进攻无法摧毁在彼此呼应的战壕中布置的机枪。他们认为，解决的办法主要是增加炮火的打击范围，在发起进攻以前就摧毁敌方的机枪。这就需要更多的重炮，持续数日乃至数年的重炮打击所需要的炮弹数量以前都难以想象。而这也需要建立新的军工厂，而生产枪炮就需要找到新的原材料供应。同时还要供养和补给战壕中数百万的士兵；当他们被火炮和机枪造成伤亡消耗后，需另外经过训练和装备的数百万人进行接替。

创建和供给如此规模的军队让后方产生了急剧的变化。需要为军工厂和其他基础工业寻找劳动力，必需配发食物、燃料和原料以确保战争所需的任何物资都能得到适量的供应。这很快导致了民用物资的短缺。直到战争结束时，欧洲许多地区食物和衣物都很短缺，而有时一些不太重要的供应完全匮乏。

在起初的几周内，公众对战争的热情激励着每一个参战国。但是随着伤亡的不断增加和战争难度的加大，公众对战争的热情迅速消退。俄国尤其如此，政府开始不再受到欢迎，也未能很成功地控制战争的影响。1915～1916年间俄国在东线的软弱和溃退戏剧性地表现了俄国的弱点。法国经过精心设计的补给体系支撑着每一处战壕，即使稍微转变一下战线，就会导致消耗无数的炮弹和付出成千上万士兵生命的巨大代价。三年时间中胜利一方全部战果只是那些完全被摧毁的方圆几公里的地方。

然而，在俄国一线，后方薄弱的补给无法支持长时间激烈的战斗。所以只要稍微在人力和供给方面占据优势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在本地区取得胜利；而被击退的一方必须退缩数十公里乃至数百公里，直到胜方不断进军的部队的供应耗完为止。因此，战果往往是往复交错的。1914年俄国首先攻入东普鲁士，但很快又转为全面退却；但在后来的三个机会中俄国军队再次进攻并重新占领大片领土。而到1917年春天俄国军队却又被赶回到了战前边界。食物和其他供应的严重短缺不但限制了战争的进程，而且在城市中特别是首都圣彼得堡，激起了强烈的不满。

战争不仅对主要交战国的影响不断加剧，而且随着新的参战国的加入其影响也不断扩大。奥斯曼土耳其几乎在战争开始就加入到同盟国（德国和奥匈帝国）；意大利在1915年加入到了协约国（法国、英国和俄国）一方；同年较晚时候保加利亚协助同盟国占领塞尔维亚，而罗马尼亚和希腊认为应该依附于协约国。阿拉伯人在英国的支持下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同时在太平洋地区，日本正在寻求机会夺取德国那遥远的殖民领地。

那些使这些国家陷入战争的复杂条约为这些国家做出了秘密协定的承诺，而这些秘密协定就是要在所有缔约国中瓜分奥斯曼和奥匈帝国。事后证明这样做极其糟糕，但此时将战线扩大到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从陆地上有效地包围了同盟国，同时英国舰队在法国的一定帮助下非常有效地切断了德国和奥匈帝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海上通道。这样的海上封锁甚至让一些保持中立的国家如瑞士和荷兰都被禁止为德国转运进口物资。因此，战争转变成一种大封锁。协约国控制海洋，可以从美国和其他地区获得补给；同盟国被局限在欧洲内陆，仅依赖当地的资源。

战争每经过一个月，交战双方可利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就愈益短缺。战争进入一种缓慢的消耗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沙皇俄国成为双方争夺中最重要的一环，这是由于沙皇所能掌握的行政和技术能力是所有帝国中最欠缺的。1917年5月，反对者发动革命，沙皇退位而一个临时政府试图继续战争并为俄国新的宪法体系奠定基础。这种短期的努力遭到了失败。随着士兵响应激进的社会主义的鼓动宣传，俄国军队产生了哗变。同盟国军队几乎可以随意开进俄国；而且由于农民不再将谷物运往市场进行买卖，俄国的粮食变得极为紧缺。在1917年11月再一次的革命政变使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派获得了政权，俄国正式退出战争。这让德国可以集中一切现有资源在西线发起最后的进攻。

俄国退出时恰逢美国参战。1917年4月6日，美国国会对德国宣战，理由是海上中立权的争端。德国宣布以潜艇来封锁英国。美国拒绝承认这一行动的合法性并继续派遣船只向英国运送军事和其他物资。其中一些船只被击沉，美国视其为一种战争行为而全面介入。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借口。美国介入战争更根本的原因，是担心德国的胜利将会把整个欧洲大陆纳入到一个对美国不友好的政府中。

美国的战争动员需要时间，而在法国部署美军则需要更长时间。而就在1918年春天，德国开始以新的渗透性的战术大规模进攻，放弃了以前那种称为延伸炮火打击范围的方式。同1914年一样前线开始逼近巴黎，胜利似乎已经掌握在精疲力竭的德国人手中。

但就在此时战争的性质改变了。军事训练、装备和后勤系统不再是决定战争胜利的唯一因素。相反由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所倡导的新生而强大的意识形态开始影响国家和军队行为。列宁号召工人阶级，尤其是在德国和其他发达工业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以革命的形式反抗资本主义的压迫。威尔逊呼吁欧洲和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以没有领土兼并和赔款的政治自决的方式结束战争。恐怕只有多数的投票表决才会在争执的情况下做出和平而有说服力的裁决。

列宁的社会主义和威尔逊的民主思想的方案明显地涉及要部分（威尔逊）或全部（列宁）推翻欧洲现存的政府和社会结构，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两种思想都是革命性的。二者都对欧洲大陆上疲于战争的人们有吸引力。相比之下，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缺少任何为赢得战争做出最后努力进行辩护的有说服力的、有影响的理念。

这种心理变化在最后几个月的战斗中对扭转同盟国的局面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另外，大量美军在1918年上半年抵达法国，这让德国胜利的希望变得渺茫。因此，当1918年7月德国春季攻势的势头被扑灭时，同盟国很快丧失了所有胜利的希望。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的民族开始公开地准备独立；直到10月德国和奥匈帝国政府正式接受伍德罗·威尔逊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作为和平的基础，但是就细节的争论让敌对状态一直持续到了1918年11月11日才结束。至此革命运动将德国和奥匈帝国皇帝赶下位，而且整个中欧和东欧地区政治和经济都陷入了一片混乱。

列宁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都认为推翻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对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黄金机遇。消除对无产阶级暴动的恐惧迅速成为胜利者的当务之急，他们发现，在东欧所支持的各种新兴政权都认为，威信主要建立在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反对上，而不是其所真正得到的民主支持。事实上民主自决在1918～1920年动荡不安的大部分中欧和东欧地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思想。

1918年俄国国内及边疆地区爆发了激烈的内战，一直肆虐到1920年。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最终失败；之后这些地区与俄国签订了同盟协议，组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而在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波兰的民族主义运动成功地抵制了苏联的影响。但在1921年这些新独立的国家都与苏联达成了妥协。

俄国及其边境地区的活动都是通过赤裸裸的军事力量来维持统治。但是军事力量又依赖于心理和社会条件。从这些方面来讲，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整个中心地带有着根本性优势。绝大多数农民都相信，苏俄政府将允许他们持有1917～1918年在布尔什维克鼓动下从地主手中夺取的土地。无论列宁的反对者说什么，农民都怀疑，他们试图以某种方式将土地归还给以前的所有者。因此，每当必须做出选择时，大多数农民通常都选择布尔什维克。这也是列宁的追随者最终胜出的原因，但他们是在俄国处于经济崩溃边缘之后才获得胜利。

1919年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甚至没有尝试处理俄国的局势。相反胜利者只是满足于为战败的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政府所制定的条约。很难实现对领土边界达成一致，尤其当意大利想要得到秘密协定所承诺的全部领土时，而意大利在1915年参战就出于此因；因此，威尔逊总统认为，神圣的民族自决原则应该优先于这些美国从未参加过的秘密而不光彩的交易。

第二个困难的议题，是如何确保德国永远无法再次发动战争。威尔逊总统希望成立国联以法律程序维持和平。法国却并不热衷于国联，而更想同英国和美国结成军事联盟，解除德国武装以及法国有权在德国国土上驻军。

结果是彼此妥协。威尔逊建立了国联，之后美国却拒绝参加。法国实现了让德国解除武装，但从未成功地使德国按照条约规定支付战争赔款。中欧东部新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边界，通过口头上赋予民族自决的权力而建立，而这也是出于对欧洲军事和政治均势的谨慎考虑。

巴黎和会也见证了曾经赢得战争胜利的联盟的破裂。当意大利确切得知自己的领土野心无法满足时就退出了。法国和英国在如何分割阿拉伯国家和其他问题上争论不休。美国很快失去了对欧洲问题的兴趣，因此，1920年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总统威尔逊曾作为主要设计者的《凡尔赛和约》。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

1920年上台执政的新总统沃伦·G·哈定确认，美国不再积极关注欧洲事务。哈定在竞选中承诺回归“常态”。这意味着大多数美国人返回到战前那种简单的状态：也就是当与棘手的外国问题没有要紧的联系时，个人可以不太关注政府的行为而专注于发家致富。美国呈现出迅速繁荣的景象，到1920年，大多数人都成为城市居民并渴望拥有汽车、收音机和其他新消费品，诸如对像汽车这种贵重物品的分期付款第一次成为一个大的市场。

英国也尝试让不受政府管理的战前生活模式恢复运转，但却繁荣不再。相反严重的失业使煤矿及其他工业部门显得不景气。在法国，重建国内战争破坏地区所需的大量公共开支让法国政府无法效仿美国和英国的模式。在德国以及在更远的东欧不可能自动地恢复到战前的经济和社会模式，因为战争及其突如其来的影响深刻地冲击了旧的社会结构。

战争让整个国家都感到不满的意大利是一个特例。不断兴起的政治骚乱导致了政变的发生，这让新的法西斯政权在1922年开始上台。法西斯主义者的目标是使国家强大，并且以整个国家的名义完全不顾及特殊阶层和个人利益而获得了拥戴。在前社会主义者贝尼托·墨索里尼（1945年死去）领导下的法西斯主义崇尚军事道德，并且毫不掩饰地沉迷于夸夸其谈。但不同于法国和英国政府，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更乐意在和平时期进行在战时已经完全证明成功的国家资源的动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正如墨索里尼骄傲吹嘘的，他的政府象征着“未来的潮流”。

另一个骄傲地宣称代表未来的战后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1919年，随着俄国内战而面临危机时，列宁召集了国外支持者商议建立一个新国际。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欧洲的所有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接受布尔什维克（重命名为共产党）领导和反对共产主义者接管两派。这种分化对于在战前社会主义运动已经非常强大的德国尤为致命。与共产主义者的辩论使得德国大部分社会主义者更倾向于与资产阶级党派合作。因此，1918年在德国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被削弱了。1919年魏玛联合政府开始在以无懈可击的民主原则所设计的宪法下执政。这个政府对于抵抗来自左派和右派的革命威胁显得准备不足。但是它还是幸存下来，这主要是由于与残存下来的德国军队的旧官员们保持了战略联盟。这将具有决定作用的军事力量置于政府的控制中，然而，还有一小撮部队被《凡尔赛和约》批准掌握在对新政权反感的人手中。但是这个弱点在1924年之后甚至可以被容忍。后来德国在美国借款的帮助下逐渐恢复繁荣。

20世纪20年代末，德国经济迅速发展与复苏缓慢、异常困难的苏联形成明显的对比。内战结束后列宁立刻决定，推迟建立共产主义的尝试。由于他的推断总是基于西欧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也会经历社会主义革命的假设上，所以就有必要将许多无产阶级经验和共产主义者投入到支持在欧洲和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事业之中。当在苏联以外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失败时，来自德国和其他国外无产阶级帮助的计划必须被搁置。苏联无论情愿与否都得主要依赖自身的资源。而列宁的反映就是在1921年颁布了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允许农民和小商人自由买卖，只有国民经济的“主要控制力”保持在国家手中，如银行、工厂、对外贸易和交通等。

许多理想化的共产主义者认为，新经济政策背叛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必要向毫无见识的农民那种自私的经济行为让步。而苏联以外普遍将新经济政策视为共产主义无法运转的证明。然而，实际上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苏联的城市经济仍基本在国家控制之下。1924年列宁的去世引发了对最高权力隐蔽而激烈的争夺。直到1927年斯大林成为列宁的继任者。此时部分自由经济（换句话说由无数的私人经营，其中大多数是对市场反应迟钝的农民）和部分计划经济（换句话说由反应同样滞后的国家人员管理；由于计划是由上级下达，他们很少关心价格）运转的困难开始加剧。城市的食品和原料供应不足以支撑政府所要开展的工业发展项目。因此，斯大林决定放弃新经济政策，并且强迫农村供应城市和工业经济发展所需的粮食和原材料。

强制的农业集体化实现了这一目的。农民被迫将他们的土地和牲畜上交给集体农庄，每个集体农庄在向农民派发作为其工作报酬的任何东西之前，都要将收获的一部分作为税收上交给国家。苏联农民反对集体化，他们宁可杀掉牲畜也不将其转交给集体农庄。这引起了30年代早期一系列农业危机。但是斯大林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从集体农庄征收谷物，即使这对于不合作的农民来说意味着饿死或濒临饿死状态。

主要从苏联集体化农民征集的食品和原料支撑建立了工厂和大坝、开发新矿和制造其他主要产品的大量劳动力。五年计划制订了一系列明确的目标。苏联人经过努力奋斗不仅实现甚至是超额完成了这些目标，这就像一场军事活动一样。人员和物资被集中起来，而且以军事命令的方式管理生产。甚至口号都是军事性的：这种带有感染力和警示力的报纸和演讲极其震撼地回响在军旅、一线工人、阶级敌人中。因而1932年斯大林可以宣布只用四年半时间就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尽管集体化付出了极大代价，但苏联有计划的动员确实推动了工业的快速发展。

到1932年，苏联的这一成就在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反响。1929年纽约股市的崩溃，突然终结了20年代的繁荣。恐慌从一国蔓延到另一国，所到之处造成了大规模的失业。失业使购买力下降，这让萧条变得更加严重。但是苏联不断发展的经济却不知为何从这场危险而似乎无法避免的风波中解脱出来。很多西方观察者认为，与这种徒劳的、令人痛苦的大萧条相比，强制集体化所付出的高额代价似乎可以被谅解。

大萧条似乎验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灭亡的预言，但是期待已久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在任何西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法国和英国都显得犹豫不决，不能也不愿采取激烈的政府手段去恢复经济。而德国和美国对经济危机做出了更积极的回应。

1933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实施“新政”。这意味着一定程度上返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利用的经济动员状态。公共建设的应急项目和控制价格及农业生产的努力都没能实现完全地结束失业，但是缓解了萧条的冲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新政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创新一直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而在公众中所形成的支持新政的共识却产生了一些新的、较之以前迥异的问题。

当1933年1月希特勒掌权后，德国经历了极其剧烈的政治变革。阿道夫·希特勒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的领袖。他崇尚意志和英雄主义，认为1918年以后德国被犹太人、马克思社会主义者还有国家“叛徒”所中伤。希特勒和多数其他纳粹领导人深情地怀念着战壕中的同志般的友谊，而只有在这个党中他们才会找到一种类似表达他们好战情绪和同志友谊的途径。相信纯正的“雅利安人”血统天生优越是纳粹信条最肮脏的一面，这是为了打击和最终消灭犹太人和所想象的其他劣等民族而进行的辩护。

希特勒首先通过修改宪法和消灭敌对党派和政治领导人的政策来攫取独裁统治。之后他开始通过重建军队、让工人和机器重返工厂和进行狡猾而冒险的外交行动使德国再次强大。英国和法国都未能有效抵制希特勒的行动。美国和苏联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进行抵制。因此，希特勒能在令人惊讶的时间内使德国再次成为欧洲大陆的支配力量，同时在国内他通过迫害犹太人和结束失业而获得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拥戴。他成功的秘密是全部恢复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制定的经济动员模式。希特勒所做的完全契合于战时模式，因为从一开始，希特勒就将为备战而重建军队置于国内政策的优先地位。

到1938年，希特勒宣称其外交政策是为了摆脱《凡尔赛和约》所施加的不公正性。这不仅意味着重整军备让德国重获与法国等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也意味着将所有德意志人置于同一国家统治之下。因此，大多数信奉民族自决原则的英国政治家认为，德国对奥地利（1938年5月）和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人定居部分（1938年9月）的吞并并非完全没有理由。

但是，希特勒并没有满足于吞并德意志人已经定居的地区。他认为，对生存空间的生死斗争是历史的本质和真谛。要确保“雅利安”种族的未来就必须占领东部广袤的土地。这是一个法国和英国都不会被动接受的政策。而失误最大的是，斯大林竟让苏联和德国结盟，而此时希特勒在征服波兰后在1939年开始让德国军队向东扩张。1939年9月1日德国袭击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英国和法国为履行对波兰的承诺而勉强宣战。而直到1941年苏联还在经济和外交事务上继续帮助希特勒，显然这让德国具备即使在1914年都没能享有的单线作战（一旦粉碎波兰）的条件。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对此还是感到有点儿庆幸，因为苏联不仅吞并了半个波兰，还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芬兰在冬季战争（1939～1940年）中虽然免遭被占领的厄运，但还是不得不将一些边界领土割让给了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英国和法国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无法成功地对抗希特勒。因此，德国及其盟国意大利（自1940年）和日本（自1941年）在战争前三年赢得了一系列戏剧性的胜利。波兰在四周之内被占领，随后被德国和苏联瓜分。在1940年春天作为成功摧毁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前奏，德国占领了丹麦和挪威。这些抵抗再次在几周内就被击败了。希特勒做到了德意志帝国从未实现的成就：几乎整个欧洲大陆被所向披靡的德国军队踩在脚下。美国保持中立，苏联畏缩不前。英国孤军奋战，为了抵抗德国的轰炸，成功地进行了空中防御并在德国潜艇的袭击下保持了海上航线的畅通。但是没有人认为，英国的资源足以推翻这个成功地骑在欧洲之上的巨人。

1940年秋天，由于未能争得制海权和制空权，进攻英国的技术障碍使得希特勒转而进攻苏联。纳粹党毫不掩饰地放言“雅利安”种族生存空间将在东方出现。另外，希特勒在意识形态方面蔑视共产主义，相信会轻易地摧毁斯大林的政权。几乎所有局外的观察者都赞同他，因为20世纪30年代苏联军队大量军官遭到清洗，并且苏联军队在1939～1940年连续几个月间的实战中被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芬兰军队所遏制。

德国在入侵苏联之前，还对巴尔干半岛成功地发起了一次“闪电战”，大约三周踏平了南斯拉夫和希腊。接下来就是苏联，在1941年6月22日夜希特勒军队不宣而战进攻苏联。斯大林在诧异中惊醒。前进的德国装甲部队俘虏了上百万苏军。尽管起初有点儿犹豫不决，但苏联抵抗意志没有崩溃而是随着冬天的来临不断加强。德国的补给和装备开始不足；进军步伐减缓，随着寒冬临近，德国人前进的步伐停止了。

怀着速胜决心的纳粹没有为在冬季里进攻苏联作任何准备。德国的装备和人员在零度以下无法活动，因此，习惯严寒的苏联人成功击退了行进到莫斯科一线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德国军队。尽管直到一年之后，苏联军队才能够对入侵的德国军队掀起全面的反攻，但此时的希特勒第一次明显地遭受了重大挫折。

德国军队第一次从莫斯科前线撤退发生在1941年12月6日。第二天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将美国拖入战争。但是美国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确定是否像对日本那样向德宣战。而希特勒首先向美国宣战解决了美国政府心中的疑虑。这大概也是为了发泄他对美国长期以“非直接参战”的法案手段帮助英国对抗德国的不满。

在进入全面战争之后，美国的政策首先是集中主要力量抵抗德国，这是因为德国与日本相比是一个更强劲的对手。这意味着美国同英国和苏联合作，并与围绕着“三巨头”的其他次要盟国的合作。英国和美国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富有成效的努力合作的基础。尽管英国和美国运送的民用物资和军事物资肯定在很多重要方面都帮助了苏联人，但是苏联常常保持独立。但在最初至关重要的几周中运输的困难极其巨大，而苏联也没有透露他们资源的任何信息，这让英、美与苏联的战略和生产计划无法达到完全的契合。

在1942年秋天，美国的战时战争生产进入满负荷状态。此时日本早期的胜利已经被遏制，在太平洋和亚洲地区至少被限定在一条稳定的战线之中。1942年英、美在北非开始第一次反攻。次年5月将德国和意大利从北非驱逐，然后英、美军队在西西里岛登陆，随之进入到意大利南部。至此墨索里尼政府倒台（1943年6月）。意大利政府正式退出战争，尽管直到欧洲战争结束时，意大利一直都是战场。

现在德国在地中海几乎是孤军作战。1942～1943年主要的战斗集中在苏联边界。1942年夏，德国军队重新开始大规模进攻并且渗透到位于斯大林格勒的伏尔加河一带。在这里他们停止不前了。1942年11月到1943年2月，苏军击退德军，并且整个拦腰截断了正在进攻的德军。当1943年德国军队试图重新发动进攻时，苏军很快扭转战局。此后德国转入防御，从苏联的土地上节节败退。1944年夏末，苏联军队跨越战前边界并向柏林进军。

同年夏天，英美联军在诺曼底登陆（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西欧登陆日）并成功地向柏林推进。盟国的计划要求在年底前战胜德国，但是德国的抵抗比想象的更加顽强，直到1945年4月苏军和美军才在德国易北河附近会师。希特勒因为败局已定而自杀（1945年5月1日），一周之后德国最高司令部代表签字投降。战胜国拒绝同纳粹政府谈判，反而将德国划分为各个军事占领区，每一个占领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自由地建立了他们认为适合的地方政府。盟国试图统一整个德国的政策失败了，最终德国被一分为二：之前由英国、美国和法国占领区合并组成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由苏联占领下的地区建立了由共产党统治的较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45年的欧洲就像1918年一样成为了一片废墟。大规模的空袭破坏了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城市，交通被严重破坏，经济全面瘫痪。然而，在1945年以后的恢复比1918年要更加顺利，这主要因为全部的关注都放到了实现生产的正常恢复中。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发展和应对30年代大萧条的社会和经济管理手段都被应用到了战后欧洲的重建。

1949年以后的经济复苏尤为显著。在令人惊讶的短时间内，几乎全部修复了战争所带来的破坏。尽管和战前相比，欧洲失去了海外的殖民地，但是其所达到的强大的生产力和繁荣程度远远超过了战前任何时期。根本无法想象和平时期运用这种在战时开创的社会—经济管理模式所产生的惊人效果。欧洲的复兴同欧洲发起战争一样都证明，很多事可以让数百万技术人员在共同服从命令的条件下，通过相互合作而得以实现。这是比其他事情都重要的20世纪欧洲的主要成就，同时这也是共产主义和其他政权所共有的成就。只有日本人在大规模集中力量上取得了堪与之相比的成就，其余国家均落下风。

思想和文化

我们不知道在20世纪真正代表西方思想和文化重要创新的是什么。传统价值和思想无疑遭到了挑战，很多都被抛弃。或许由中世纪和近代先贤所界定的西方文明正在不断地遭到颠覆，这有点儿类似于其他文明（中国、印度和伊斯兰）意识到，他们传统的思想和行为习惯已无力应对西方的入侵时在19世纪所遭受的颠覆一样。

另一方面，或许可以认为20世纪一些新奇的艺术和思想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再一次自我转变，类似于我们所熟知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或贴有其他所熟知的历史标签的转变。只有经过更长时间以后才能更好地区别这种变化和延续的因素，但不可能对这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

一个十分有利于表现“颠覆”和“非延续性”的因素是，西方世界和世界其他地区直到20世纪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农民。因此，他们的生活由古老的季节规律支配。农业规律从根本上塑造了人们对工作、家庭关系和外部世界的看法。这些准则在20世纪工业化社会中迅速地消失。城市的日常生活模式明显与过去的乡村模式划清了界限。这些将如何影响文化和社会还有待观察。但影响似乎又是非常明显的，可能从根本上断绝了后工业文明与先前我们所知道的所有事情的联系。

城市社区中大众媒体的影响范围或许标志着一种新文化的开端。广播和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影响极大，并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影响到政治。功能更加强大的电视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媒体的影响已经突破阶级和地域的划分。大众媒体网络覆盖中的所有人都普遍被更紧密地拉近到了一个共同的层次。抛开一些口语的书面应用（被电视以视觉刺激而加强）不谈，这些通讯渠道对一些面对面的交流也产生了同样类似的影响。

这为人类行为的有意操纵方式拓宽了道路。大部分的宣传都是基于唤醒人们潜意识的反应和将人们的感情取舍与产品等联系起来。诸如像希特勒所掀起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有意地采取一些欺骗和谎言来唤醒人们的感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让数百万人前所未有地意识到了人类行为非理性的一面。因此，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39年去世）探求无意识思维的努力在战后德国，之后又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中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但是社会主义者和纳粹分子反对弗洛伊德学说，因此，1939年之后这种思想学派主要流行于英语世界中。

这表现了一种更加深刻的分歧。艺术和文学在法国和英国主要被认为是个人的活动，与其他个体对话并经常涉及私人和个人事务，而不涉及公众和官方话题。艺术家和作家只是着手探索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并冒着无法被别人理解的风险。例如，只有小部分的内行人才愿意努力理解艾略特那种十分神秘的诗集或詹姆斯·乔伊斯在《芬尼根守灵夜》中所使用的魔幻般的修辞。

相当有趣的是，即使在一些艺术家摆脱了创造对现实认识的妄想时，视觉艺术还是在公众中不断地扩展。这是因为照相复制技术的改进可以让人们对艺术作品（或许被弱化）的体验不断增强。当公众可以看到历史上所有的艺术风格时，更多的来源不同的刺激开始影响艺术家。非洲艺术和其他原始模式变得有影响力，个人风格广泛扩散，而且照相机仍然将不断扩展的视觉艺术展现在比以前更广泛的大众面前。

不同的艺术观念主导着苏联和纳粹德国。可以肯定的是，在革命的最初阶段俄国艺术家反对旧的束缚，但在斯大林时期他们被组织起来为国家和政党服务并被告知使用什么样的基调和风格。简而言之，艺术被当作一种影响公众态度和行为的手段，而且仅有似乎对得到政府批准的事业有所促进的作品才被允许面世。希特勒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尽管他主要的精力是用于迫害反对者，而不是用来界定一种可接受的艺术形式。

对个人的无助感和非理性的关注是“资本主义”艺术和文学的特点。这种特点奇特地与接连不断的科学成就保持一致。尽管由沃纳·海森堡（1960年去世）和欧文·薛定谔（1976年去世）为处理极其微小的亚原子问题提供了一种有影响力的、新的数学和概念工具，但是在1941～1945年间还没有出现从根本上改变自然科学形态的新见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影响和派生影响以及旧的科学理论都以惊人的速度拓展。一种全新的尖端水平的天文学研究实现了一个小小的突破。详细计算恒星（依据爱因斯坦的公式）如何将物质转变为能量对解释恒星如何发光做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解释。

理论进步只是全部自然科学成果的一小部分。化学家创造了一系列合成材料，其中有一些在消费品和工业中有重要应用（尼龙、乙醛汽油）。物理学家为了粉碎原子而建造了新的可以将电子速度极大提高的强大机器。甚至原子裂变技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用于生产一种具有超强威力和破坏力的东西——第一颗原子弹。

战时科学家实现了对核能的控制是发明过程转变的一个常见而重要的例子。1914年以前，至少大部分重要发明是通过个人努力所创造的。在发明投入到实际应用之前，发明者和一些中间人经常必须努力向世人证明，他们所发明的物品具有与众不同的价值。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者和应用者之间的传统关系被戏剧性地颠倒了。人们首先决定需要什么类型的机器和武器，之后再指派给专家设计出达到技术要求的任务。因此，发明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控制的过程。甚至有把握说具有更大载荷更快速度的坦克和飞机将会出现，并且可以大致估计出将花费多长时间可以解决在设计和生产一种改进样式中所遇到的问题。

这种有计划的技术发明类似于在战争和大萧条中被广泛应用的社会经济管理技术。人们首先从组成部分对过程进行分析。如果整个过程都如规划者所期望的那样，他们就会寻找一些需要扩大规模或改变方法的瓶颈。之后，直到一些新的想法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且良好的工作性能可以为整个过程带来提升，所有的精力和心智都投入到了这些至关重要的瓶颈方面。大型工业装置的工程师和设计师都以这种方式来工作。全新的首先是范围，不是一个工厂而是整个工业成为计划目标的一个普通的单位，其次是可以通过思考来改善现存的执行方式和材料局限。这种工作方式效果极其明显，发明速度加快，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明确性来有计划地解决特定的技术问题。这就像一个盲人摸索着通过一个陌生的房间后突然看到光明一样。

这种有计划发明的出现是人类理性的巨大胜利。理性不仅在社会科学领域，而且也在其他领域中取得了显著的胜利。例如通过凯恩斯（1946年去世）等人的研究，经济学获得了巨大进步。通过认真思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困扰着英国的大萧条，凯恩斯认识到，即使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影响货币供应和信誉的国家政策也是调节经济活动层面的主要因素。这一洞见通过越来越多的反映具体经济活动的详细数据而不断完善，这也让经济学家能够通过调整税收和货币政策，即使无法清除至少也可以缓解经济繁荣和萧条轮流交替的状况（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甚至更早时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种间接控制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共产主义指令式的经济管理方法，从这一点来说，通过成熟的市场管理机制完全可以更好地实现对供需关系的调节。

人类理性在科学和社会管理方面的不断胜利与20世纪非理性层面上的个人动机和活动处于一种不同寻常的对立局面。原则上，至少当处理一些重要的统计数学而不是其他事情时，理性或许可以容许非理性的行为。而这也仅在经济科学中才会出现。为了改变人们的行为，无论这意味着说服人们在买新的香皂，还是引导公众为候选人投票或将新兵训练成为懂得服从的军人，管理者可以在呼吁人们心理的一些非理性层面时使用理性的思考。

将这种技术更加广泛和系统地应用于社会，将把人类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保护者和任人摆布的人、精英和大众。将每一种行业的领导责任都置于党员肩上的共产主义社会至少会明确接受这种观念。法西斯主义者的信条强调意愿和勇气而不是理性，但同样也是精英统治。源自18世纪的民主理论否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存在任何根本的差异，但是西方世界民主国家中的行政和专业实践也符合精英统治的模式。大众对精英，非理性主义对理性，自发性对控制是整个20世纪西方所经历的一种明显相互矛盾的不同层面。

另一方面，随着考古学和有关非西方社会的历史研究使得世界历史第一次呈现出一种真正存在的可能性，而在19世纪影响已经很大的以时间为线索的历史观点也在继续扩大着自己的领地。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936年去世）和阿诺德·汤因比（1975年去世）这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将其他文明与其自己的文明同等看待。将欧洲、中国或其他所有地区的人类经历武断地置于中心，并且忽视和蔑视除此以外地区的历史观点已经失去了根基，但是却没有出现一种对人类过去的理解可以让人普遍接受的模式。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最终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在苏联成为一种教条，但在其他地方并未对此达成共识。

由数量不断扩大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思想自治性所引发的大量观点，其差异完全符合早期西方多元主义的传统。从宏观的时间视野出发，我们甚至会发现，当代看似混乱的迷茫蕴含着统一的特性。几乎没有哪个社会经历过像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世界所经历过的那种革新。在思想和实践，科学、艺术和技术，社会和政治组织以及经济管理中的持续的变革推动西方生活模式继续支配全世界，并且使欧洲和它的海外延伸，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不断将人类纳入到一个在全球范围中整体互动的世界性文化心脏和中心。

第三十章 1945年以来的全球竞争和世界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政治的中心在欧洲。欧洲大陆上古老而著名的民族国家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主导着局势。在远东日本的帝国野心和中国的内部混乱形成了第二个在很大程度上独立的风暴中心。具有巨大版图的苏联和稍小的美国将欧洲的争斗转入到了对远东势力的争夺。作为以意识形态为准则的两个沉睡的巨人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决策中只是处于边缘地位。在非洲和东南亚的殖民统治者和官方都处于和平的状态，拉丁美洲挣扎在美国经济势力的阴影中，同时英联邦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满足于让其他国家介入国际事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这种状态。在战争中苏联和美国成为两个全球性主导力量。非常奇怪的是，这两个国家同样出于意识形态准则的原因在战前都不是很情愿介入其他事务，而随着在国联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外交等其他方面取得平等地位以后，苏联和美国都有兴趣介入到所有地区的事务中。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苏联意识到要善待在亚洲、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显著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同时在捍卫威尔逊民族自决观点中，美国人感到需要遏制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球扩散。

冷战阵营的确是在较长时间中才形成。在1945年大部分美国人希望重复他们前辈在1918年所作的撤军和裁军。联合国在大国一致的支持下接管了维持和平的任务。而困难就在于1945年之后同1918年之后一样，大国都很难达成一致。为和平处理德国和日本而努力达成的一致条约被证明是徒劳的。因此，在1947年美国政府认为，从欧洲和日本的撤军要等到斯大林的苏联扩张野心被“抑制”时。

准确来讲，斯大林如何看待战后事务仍然有待推测。斯大林对国外共产主义者的评价很低，而且在1945年不认为中国和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能够取得政权。然而，他又让美国和其他观察者很容易相信，苏联正在精心策划一场以在世界各地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为目标的运动。斯大林在战后苏联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并用这一信条预测世界革命。他于1944～1945年在被苏联军队占领的东欧地区建立了联合政权，并在两年内设法将这些政权转变为共产党的一党统治。同时他并不是很积极地尝试得到对黑海海峡的控制，这也显示了其欲扩张到东部的土耳其和伊朗的迹象。此时在亚洲，共产主义者开始赢得对中国的控制，而且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游击战在一些其他亚洲国家夺取了政权。西欧共产主义政党也很强大，并且大谈革命。所有这些在苏联政府看来似乎都是自然的、必然的和合乎心意的，而这也是马克思所预言的结果。在美国人和许多欧洲人眼中，这种以莫斯科为中心在战后充满困境和社会不平等的任何地区所引发的革命和内战是一个世界阴谋的结果。

当希腊爆发社会主义游击运动并威胁到政府时，美国决定干涉。杜鲁门总统在1947年5月抓住这个机会敦促国会，批准反对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以革命方式诉诸武力夺取政权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三年之后，美国在希腊的努力证实是成功的；但是在萌芽状态下消灭共产主义革命的世界政策远远超过了美国所拥有的力量、财力和意志。

冷战时期（1947～1973）

尽管如此，美国在西欧的冷战政策证明是非常成功的。1948年各个政府都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国会批准了充足的美国基金，1953年当这一计划正式结束时，除了在共产主义控制下的欧洲，所有地区都实现了经济复兴和政治稳定。同年效仿苏联的五年计划的经济计划在共产主义控制下的东欧国家开始实行。结果东欧国家的经济都实现了相对快速的发展。努力在西欧发展跨国市场和经济合作尤其成功，而东欧不同国家各自独立的国家计划证明很难相互协调。部分由于这样的原因，在20世纪60年代西欧的经济增长和持续的技术进步超过了东欧所取得的可观成就。

在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和苏联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从苏联的角度来看，由于1948年之后西方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减弱，预期和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的基本差异越来越大。因为主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在工业无产阶级存在的国家（像马克思和列宁所预见的）而是在农民占绝大多数且现代化工业刚开始发展的国家中发生。

第二个糟糕的问题是，马克思预见的国际兄弟情谊没有因为革命的胜利而产生。新生的共产主义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同苏联合作的热情。中国尤其如此，但是第一次表现共产主义阵营分裂的，是发生在1948年当斯大林坚持主张控制南斯拉夫时却发生了与南斯拉夫公开的争吵。这种结果的背后反映了共产主义革命无法消除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化自豪感。相反亚洲和非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既是民族主义的又是共产主义的，并且在打击白人帝国主义中所呼吁的民族情感既用于反对英法也用来反对苏联。

苏联意识形态和非美国、非苏联世界现实之间的第三个差异，存在于战后欧洲殖民帝国瓦解的方式上。1947年英国从印度撤军开创了这种方式。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不信任已经极为尖锐，英国决定尽可能地根据多数统治的原则将国家划分为穆斯林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教徒的印度。随着英国的撤军，两个宗教团体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而且有更多的难民跨越新的边界寻找他们共同宗教信仰的庇护。尽管以悲剧开始，但在1947年之后印度和巴基斯坦都享有了自治。尽管存在着文盲、贫困和地区差异，印度（而不是巴基斯坦）保持了议会民主制的政府。几乎在印度实现独立时，英国也从锡兰和缅甸撤军，然而，在马六甲却一直待到1957年。

一旦英国决定撤出殖民管理机构，其他殖民国家也开始谨慎地效仿英国的做法。在1957年加纳（原黄金海岸）成为非洲第一个独立的原殖民地国家时，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除了葡萄牙控制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几乎所有的非洲殖民地都获得了独立。

可以肯定的是，欧洲殖民国家并不都愿意撤退。例如荷兰曾短暂地尝试恢复在印度尼西亚的统治，但当面对武装抵抗时决定放弃（1949年）。法国更加努力地尝试恢复殖民地，但是由于英国的殖民政策影响，在叙利亚，特别是越南的军事抵抗最终挫败了法国的图谋。

至此，法国最为惨烈的斗争发生在大量欧洲移民建立家园的阿尔及利亚。当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开始煽动并很快为独立而战时，这些移民进行了反击。起初，法国的态度是支持这些移民者；但是随着常年的战争趋于僵局，直到法国濒临内战之时，观点分歧越来越大。这导致了戴高乐在1958年重新上台。戴高乐曾经在战争期间领导自由法国运动，并在1945～1946年短暂的时间中领导着法国政府的重建。他在重掌权力时修订了宪法，给予总统更大的权威，随后当选为总统，并利用其职权恢复了阿尔及利亚的和平。在经过了七年的斗争之后，法国在1962年接受了以压倒多数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公民投票结果。

大多数情况下，欧洲殖民帝国快速至少是和平的解体，部分是由于欧洲政府态度的转变。例如1946年执政的英国工党原则上不赞成帝国主义，并且希望英国不再承担包括印度在内的所有地方的殖民责任。第二个因素是各个殖民地民族政治意识的兴起。独立运动呼吁对外国统治者进行反抗，而且同时建立了接替欧洲殖民政府管理任务的政治机构。极其讽刺的是，需要克服独立的早期障碍的民族已经为自治更好地作好了准备，而像比属刚果在独立已经到来时，人们还没有为此作好准备。

在东南亚，当法属印度支那分裂为独立的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时，那里古老的文化和政治差异再次被重提。但是欧洲殖民者在其他地区划分的所有边界依然存在。这是因为在所有新独立的国家中，政府工作都落入在欧式学校受过教育的新人手中。传统部族的群体，先前欧洲的贵族国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人都无法挣脱由土生白人殖民管理者的继承人掌握的政治行政的控制。例如，在19世纪60年代曾经为此努力的尼日利亚比夫拉人的叛乱就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美国和苏联都赞同欧洲殖民帝国的瓦解。这也是运动一旦开始就快速推进的原因之一。但是两个大国不会完全满足于这样的结果。首先大量“新生国家”将在联合国大会中获得席位。它们构成了“第三世界”阵营，在许多问题上都拒绝坚定地站在由共产主义领导或由美国主导的任何一方。另外，苏联和美国的意识形态期望并没有实现。殖民帝国的崩溃没有加速欧洲工业化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前殖民国家在失去殖民地的情况下不断繁荣。这就推翻了列宁就革命应当在西欧出现却没有发生的原因阐述（列宁曾经谴责在西欧分享帝国主义利益的西方工人阶级，因为他们成为殖民地民族的剥削者，延误了欧洲革命意识的发展）。然而，美国也并不安心看到非洲和亚洲的独立发展。独立带来的并不是民主和自由的制度，而是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

以严格的意识形态观点来看，较之很多政权相比，很难看出共产主义政府与美国民主理念是如何的相去甚远。然而，许多美国人认为，由莫斯科操控的遍及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正企图去破坏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和平与安全。1947至1953年之间合理使用美国资源来稳定欧洲的思想在处理中国事务上被极大地强化了，但是美国尽力支持的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在共产主义面前却不堪一击。

中国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1949年），朝鲜战争就爆发了（1950年）。美国将此看作是共产主义更进一步的扩张计划。因为此时苏联拒绝出席安理会的会议，美国可以使联合国安理会表决通过反对侵略者。美军连同其他联合国成员国的小部分军队开始干涉朝鲜半岛事务。当朝鲜将要失败时，中国进行援助并很快将联合国军驱赶到朝韩的最初分界线附近。

战场上的僵持最终让双方虽然都不满意结果仍不得不签署了停战协定（1953年），而这种不满一直持续到1998年（指作者写作本书时。——编者注）。但是朝鲜战争让联合国军军需品主要供应者的日本从中获利很大。这种扩大的需求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破坏而急需复兴的工业带来了促进因素，并且日本的高速经济复苏很快超越了同时期的德国。

美国和苏联都拥有能够瞬间摧毁全部城市的核武器，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冷战时的国际关系。由于战时研究，在1945年美国成为唯一拥有新式原子弹的国家。但是苏联毫不费力地扭转了这种局面。在间谍收集到的秘密技术情报的帮助下，苏联科学家和工程师以让西方专家感到吃惊的速度仿造出了美国的原子武器。在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49年）之后，美国政府决定研究一种更有威力的核弹头，即所谓的氢弹，它的能量释放与太阳和其他恒星氢原子核发生核聚变的过程一样。苏联几乎在同时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他们很快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53～1954年），只落后美国几个月。

另外一个秘密的竞争，是看哪一方能够率先研制出可以携带核武器的（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绕地球半周）导弹，而这也急剧地增强了毁灭能力。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苏联和美国都有时刻准备向对方发射的导弹，这种导弹从按下发射按钮那一刻起在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摧毁另一方的城市。这种前所未有的势均力敌的恐怖局面逼迫双方为确保自身优势而争相研发在导弹弹道上拦截空中攻击的导弹技术。针对拦截的反制措施包括使用多弹头和通过在空中改变导弹弹道来躲避拦截。在整个20世纪70～80年代，为了赢得或保持技术优势而一直在半公开状态下进行的军备竞赛需要两国投入非常可观的资源。但是所有技术都不可能保障任何一方抵御突然的、毁灭性的和全面的灾难。

甚至在50年代，核战争的威胁可能对苏联和美国的政策都有约束作用。这两个大国不止一次从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对峙中退缩。因此，当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时，美国保持克制没有轰炸中国，因为它担心苏联将援助中国并因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是由于相同的原因，在1956年当苏联镇压匈牙利人的反共产主义叛乱时，美国没有给予匈牙利任何援助。同样在1962年美国发现苏联导弹将被安装在古巴（卡斯特罗发动革命，建立反美政权）时，坚决要求其撤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僵持，苏联决定让步。苏联拆除了所有导弹装置并撤回了技术人员，这让希望能够平等对抗美国军队的古巴政府非常失望。

苏联和美国的军备竞赛一个显著的意外收获就是对外层空间的探索。能够携带武器而绕地球半周的火箭也可以用来发射卫星。1947年苏联首先达到这一技术。四年之后当加加林绕地球轨道飞行并安全着陆时，苏联实现了另外一个突破。苏联这些成就激发美国为空间技术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结果在1969年美国航天飞船两次载人到达月球并成功返回地球。

这些惊人的技术成果只是空间开发和探索的一小部分。装备各种精密仪器的无人驾驶飞船围绕着太阳系探索其他的绕日行星。另外，大量被发射到遥远的大气层中的人造卫星具有各种功能，如传播无线电和电视信号、拍摄气象情况、观察军事设施等。到1970年间谍卫星观察已经窥测到了许多苏联和美国都曾重点保护的军事秘密。极为奇怪的是，这往往消除了敌对双方的疑惑。当卫星观测系统可以监测到每个安置在地下发射井中的洲际导弹发射时，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变小了。

对美国和苏联万一爆发全面战争所产生的巨大灾难的恐惧，是军备竞赛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附带结果。在两个超级大国声明它们都不愿意冒着最终冲突的风险之后，它们的盟友得出的结论：致命的核武器将不太可能用于相互对抗之中。1966年法国退出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49年建立），同时中国谴责苏联背叛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发起通过以公有制为基础来扩大工业和农业产量而迈向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遭到了惨痛的失败并进而引发了严重饥荒，而此时苏联撤出帮助中国建设新工业（至少包括制造原子弹工厂）的技术人员而使情况更加恶化。

此后不久，中苏间的争执在共产主义世界中产生了强烈的回响。一些欲摆脱苏联控制的欧洲共产主义政府倾向于中国，其他的则轻率地选择了西方的自由主义。苏联人显然不能控制其他国家中的共产主义政权。“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争论完全掩饰了长期充斥于共产主义阵营中的民族、文化和种族矛盾。在美国冷战同盟的队伍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显然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欧洲比任何地方都能更好地契合政治现实，由苏联领导的联盟和美国领导的联盟之间的冷战队伍已经精疲力竭。

在非洲、亚洲和中东，美国和苏联间的敌对影响了这些地区其他更深层次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并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或者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新的民族主义和革命语言（通常是马克思主义）所粉饰的文化差异经常通过种族或宗教情绪而不断地恶化，并且给非洲、亚洲和中东的政治带来了一种独特而充满冲突的气氛。

苏联在1961年之后与中国的争执中就遭遇了这种现实。1964～1973年，美国在越南更是极为痛苦地遭遇了这种情况。美国最初开始派兵到越南，是为了帮助南越非共产主义政权防御来自北方的共产主义颠覆。起初看来这就像在朝鲜所发生的一样，而且美国的冷战原则要求帮助任何一个试图保卫自己不被强大的共产主义所推翻的政府。但是越南的现实不同于韩国。韩国的民族主义是在美国的努力下和为反对北方的苏联傀儡的情况下才被动员起来，而越南这种关系刚好相反。大多数越南人认为，南越统治者是外国白人——首先是法国人（直至1954年），之后是美国人掌控的傀儡。因此，在1964年之后民族主义和种族情绪共同支持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革命，努力推翻了新的美帝国主义。当激烈的战争爆发时，苏联的军事供应帮助越南抗衡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美式装备。

美国政府在很长时间里对越南的政治现实一直在自欺欺人。甚至经过美国训练和装备的南越士兵那种糟糕的表现和战斗在共产主义一边的士兵那种坚韧不拔的作风，都无可置疑地显示了越南公众反对美国干涉的情绪。之后当很多国内的美国人开始反对战争时，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决定1973年起开始从越南撤军，并不再支持南越。于是，共产主义者很快将南北统一为一个国家。

在美国人中，一种愤怒的困惑压倒了好意的流露，但这是由谁造成的呢？在越南所遭受的显而易见却始料未及的失败激起了国内的争执。1974年当尼克松在1972年涉及非法选举的行为被揭露后，尼克松被迫辞职。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连续动乱所产生的极其忧虑的困惑尤为盛行。冷战的明确目标和早期胜利显然已经一去不返，同时国内迅速的通货膨胀和突然上涨的石油价格打破了从1945年起就持续的经济繁荣。所有人都不知所措，而且同样的困惑很快开始困扰苏联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

很多地方都产生了大量的地方冲突。印度教徒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勒斯坦仍然继续争吵，而且东巴基斯坦在印度武装支持下发动起义并于1971年建立了独立的孟加拉国。在非洲的罗得西亚和南非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冲突为非洲新独立国家的斗争和在这些国家中经常演变为地方暴力的派系斗争树立了一个坏榜样。比较大的骚乱包括1967～1970年间比夫拉为了脱离尼日利亚而毫无成效的努力，1960～1978年为了控制富产铜矿的扎伊尔省的军事争夺以及1977～1978年东非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激烈的战争。这些都无一例外地表现了种族而非意识形态的冲突，但是扮演着斗争双方武器供应商的大国很难置身事外。

1947年，当新生的犹太人的以色列国通过武装一边反对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控制巴勒斯坦）一边反对从穆斯林征服时就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军事行动而得以存在，中东也成为了冲突的温床。犹太人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灭绝欧洲犹太民族的影响而极大地激发了民族主义和宗教情感。纳粹将数百万犹太人从他们欧洲的家园中驱逐出来，并以专门设计的毒气室来杀害他们。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至少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的魔掌。幸存的人认识到很难再继续生活在欧洲。因此，很多欧洲犹太人认为，唯一能够避免成为受迫害者的少数民族的方法，就是迁徙到犹太教最初产生的圣地。但是要在巴勒斯坦形成多数犹太人聚集地和建立犹太人国家需要大规模的驱逐居住在这里的阿拉伯人。而且当犹太人诉诸武力夺取土地和建立国家时，一些邻国的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当地的阿拉伯人都深感被侵犯。

阿拉伯人的自尊和《古兰经》的训诫（可以宽容穆斯林社会中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但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无法容忍以色列的兴起。没有哪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愿意接受以色列国家的存在，即使联合国裁定（1947年）巴勒斯坦应分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两部分。通过建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来加强阿拉伯力量的努力未能实现持久的成功。政党和宗教敌对以及贫困和技术落后继续困扰着阿拉伯地区，但是这些缺憾有助于煽动公众对以色列和对很长历史中作为在很多穆斯林地区不太惹人注意的少数民族犹太人的仇恨。而新一轮从穆斯林世界移入的犹太人导致了以色列已不再像以前那个全部欧洲式社会的面貌。

中东来之不易的休战经常被在1948～1949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间接连爆发的战争所打断。以色列取得了前三次战争的胜利，在1967年已经能够确立对耶路撒冷的完全控制，同时将前哨扩展到约旦河东岸和苏伊士运河西岸。然而，1973年的战争双方近乎势均力敌，接踵而来的休战协议见证了以色列人从苏伊士运河的撤军，不久之后苏伊士运河在埃及的管辖下重新开通恢复正常通航。

像世界其他所有充斥着种族、部落和宗教对抗的地区冲突一样，中东力量均衡的局面直接依赖来自大国的武器供应。以色列在早期的独立事业中从法国获得了武器，而此时法国正在与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交战。当法国政策转变并开始寻求同阿尔及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和解时，以色列完全转向了美国；而美国支持犹太人的情绪十分强烈，尤其在犹太裔美国人当中。当法国、英国和伊拉克联合袭击埃及的行动在最初阶段就被联合国决议阻止时，苏联许诺在1956年后为埃及提供武器（顺便提及，这也是美国和苏联发现两国在战后的国际冲突中为数不多的具有统一立场的事件之一）。但是中东的苏美合作极其短暂。两个大国在20世纪60年代似乎又相互斗争：以色列依赖美国的武器，阿拉伯国家依赖苏联的武器。随着埃及政府的翻脸而与苏联关系破裂，这种联盟在1973年之后迅速改变。冷战重组的结果反而有助于引发一个世界事务的“新纪元”，即恰当的被描述为“冷战的解除”。

冷战的解除（1973～1991）

世界关系新纪元的背后是美国和苏联存在的国内困境。它们彼此形成鲜明对比的经济管理模式开始失效。这让人感到焦虑不安，因为共产主义和美国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方法在50～60年代一直运转良好。

美国的困难，一定程度上，源于其不愿意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支付越南战争的开销。但是还存在着一个根本问题。美国经济在战争刚刚结束的前几年中，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直接向海外援助的食品和工业物资数目巨大，但是进口却保持适中。这意味着当财政和税收政策在国内被合理运用时（如在越南战争期间就没有）就可以持续不断地增强经济活力。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国民经济政策管理的新思想和数据显示，已经很好地解决了早期令人困扰的繁荣和萧条的交替动荡。当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口石油和其他物品时，仅适用于国内的财政和信贷政策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力。全球经济日益需要全球管理，但是没有哪个政府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做出切实必要的决定或推行适当的财政和税收政策。

在1973～1974年，当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宣布禁止对美国石油出口以报复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时，国民经济管理的局限性显得尤为明显。石油短缺扰乱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并妨碍了经济；之后当石油禁运被解除时，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1974年一致同意将石油价格提高3倍。这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造成严重的经济震动，因为几乎在任何地方石油都是交通和工业的主要燃料。接着发生的就是为期10年的迅速调整。直到1982年石油价格开始再次下降，这部分由于个别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国家超额供油，部分由于进口国发现了新的油田（例如在阿拉斯加和北海）和通过使用可替代的燃料以及提高燃油炉、内燃机的效能而降低了能耗。

在长期无法确定如何处理日益全球化的经济问题时，美国政府和世界大部分国家、地区选择了一种更加自由的贸易，在1994年经过艰辛的谈判而达成一致的协定，即为了降低国际贸易中的关税和其他壁垒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实施了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欧洲和通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北美等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强化了世界范围的协定，之后到90年代美国经历了新的经济繁荣。一些旧产业在外国竞争面前衰落，但通常与计算机技术相联系的新产业却占据着主导地位。更加自由的市场也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一些人取得成功，而同时其他人却遭受了由不断变化的市场价格所支配的剧烈变化。

由于日本和西欧（除英国外）都比美国更顽固地依赖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所以他们在从旧的商业活动向类似的新方向转型中往往落后于美国。此时在远东地区，中国和几个“小虎”——特别是中国香港、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速度领先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主要因为优越的教育和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供应。非洲、阿拉伯国家、拉丁美洲和印度的落后部分是因为人口对地区资源的压力，部分由于私人和公共管理者不愿或没有能力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中获得成功。

占据人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的命运显得尤为突出。在1961年与苏联决裂之后，中国政府寻求以美国作为抗衡苏联的筹码。美国也看到了迅速分裂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带来的利益，并因此在1972年打开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但中国却继续受不断加剧的内部动乱困扰。毛泽东和其他掌权的资深政治家憎恶他们的政治成就中所夹杂的官僚腐败，因此，他们尝试通过号召年轻的红卫兵来攻击已经确立的特权（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动用武力），即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1976年）来再次点燃革命的激情。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增加了不确定性，但到1981年激进分子已经失势；邓小平开创了为中国打开世界市场的新政策，但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解散了农村人民公社并允许农民家庭自主生产和买卖，而且给予了一些工业（主要是消费品）类似的自由，这也说服了海外的华侨和外国人以快速增长的规模来中国投资建立新工厂。沿海地区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中国的出口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增长。

此外，人口增长给自然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工业污染加剧为中国的生态平衡又带来不稳定因素。对一些（但不是全部）经济活动开放的自由市场也背离了共产主义平等的思想。因此，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政府感到自身处于一种权衡之中，即一方面保持官方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另一方面，要允许自由市场以及设法避免类似美国和其他地方就国内所实行的不公平贸易和政治压力的批评。

但是其他工业化社会国内所存在的困难比起苏联自1973年以来所经历的动乱都显得黯然失色。苏联在1932年五年计划开始后确立的计划经济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依赖于一些尚未开发的可利用资源，如水力、煤、石油、铁和其他矿产，以及可以被动员起来参加建设和工厂工作而尚未被雇佣的农民大军。在40年中数百万这样的工人将新资源投入到生产之中，保证了工业产品的迅速增长。人力和原料使用的浪费都没有太大的关系。相反接下来的五年计划（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动员而加快）让大部分苏联人离开了农村，而这么做并没有影响农业产量，因为拖拉机和收割机的使用可以维持进入到矿厂和新工业城市人们的生活。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人口出生率突然下降，而且到70年代只有在中亚和穆斯林中还有剩余农村劳动力。同时可以轻易获得的新资源已经耗竭，所以劳动力和原料必须要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但是根据中央计划的苏联模式不可能达到所要求的效率。政府计划要求工厂管理者每年都要根据计划生产出一定数目的所有产品。奖金和处罚取决于是否按时生产出计划所规定的产品数量。因此，经常为数量而牺牲质量。因此，消费品经常质量很差而且也时常短缺，因为苏联将大部分的工业成果和质量管理人员都投入到了希望可以与美国相匹敌的军备生产中。结果与苏联统治者自信地预测他们可以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相反，苏联的国民经济远远落后；苏联人民慢慢地再也不相信政府为他们所许诺的美好未来。

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共产主义声称的理想的破灭，所以工厂管理者就不再能有效地使用劳动力、燃料和原料。相反不太可靠的燃料和零部件供应迫使他们即使在萧条时期都要藏匿人力和原料，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够确保在最后一刻完成中央计划分派给他们的任务。当没有新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和新的原材料储备时，工业生产停止增长，农业产量也在天气不好的年景中减少；当人们不再相信共产主义所许诺的未来时，生产极其复杂的军备所付出的代价也让人无法再容忍。

在1973年之后的若干年里，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石油出口价格，从而减轻了这些严重的困难。苏联拥有大量的石油储备，因此，可以通过出口石油来购买食物和其他必需的进口物资。这也平衡了与外国的贸易逆差，但是并没有缩小苏联的低效率生产与其他地方之间的差距。

此后，随着1982年以后石油价格的下跌，苏联面临着摆脱共产主义经济管理体系的弱点和另外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在1983年之后，里根总统说服国会批准了一个富有雄心的军备项目，即想通过开发一种可以在空中拦截核武器的设备来结束目前的僵持局面。美国付出很大代价却只取得了有限成果，但是苏联很快认识到，他们没有能力同美国开始研究的由计算机控制的“智能武器”的新技术相竞争。

而苏联红军在阿富汗所遭遇的始料未及的失败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消沉的意志。苏阿战争（1978～1989年）与之前美国在越南的经验极其相似，因为苏联最初介入是为了支持一个处于危险中的共产主义政权，正如美国试图帮助一个摇摇欲坠的反共产主义政权一样。此外，正如中国和苏联有效地军事援助越南的共产主义事业一样，美国政府也秘密地为阿富汗的游击队提供了战争必需的武器和弹药。而且完全相同的是，大部分阿富汗人倾向伊斯兰教而不是共产主义事业，因为阿富汗共产主义者很明显是外国入侵者的傀儡。

随着共产主义信念在苏联几近完全丧失，在阿富汗持续军事行动的代价和同美国的军备竞赛所付出的代价一样让人不堪忍受。因此，1985年开始执政的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同美国签订了协议，拆除并销毁所有中程核导弹，并于1989年开始从阿富汗撤军。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缓解外部的压力，可以让他以公开性和改革的方法提高苏联的经济效率。但是公开性意味着允许对现存政治和权威的批评，并且通过自上而下颁布命令的改革严重低效运行的经济。而且一旦公众批评被解禁，比戈尔巴乔夫所希望或想象的更加剧烈的变化首先在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之后又在苏联内部开始发生。

结果真的令人惊讶。1989年当戈尔巴乔夫禁止动用红军像早期那样镇压反对共产主义的民众运动时，他已经默许了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突然解体。戈尔巴乔夫甚至同意允许民主德国在1990年与联邦德国统一，这对西欧和世界的势力均衡有着深远影响。之后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转而反抗俄罗斯的统治。仓促组织的选举批准了它们的独立，结果造成了苏联在1991年解体；戈尔巴乔夫下台，叶利钦当选为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接掌了前苏联的政治领导权。

叶利钦开始尝试在俄罗斯建立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东欧和中亚的其他前社会主义政权也不同程度成功地仿效了这种做法。而这却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混乱，但很少有群众暴乱发生；而且各国的人们都希望社会沿着更加自由、民主的道路发展。但是旧的道路不能立刻全部改变。例如在农村，俄罗斯仍保留了以前的集体农庄，而俄罗斯工厂向私人所有和管理的转变中并没有立刻实现有效的运作。相反陈旧的机器、浪费的生产和落后的质量监控仍然预示着将会生产出价格极高而质量很差的产品。这样很难与海外进口商品相竞争，但是放弃现有的工厂而重新开始是不现实的选择，因为这将意味着大规模失业和更严重的短缺。如何让俄罗斯和前苏联的经济适应新形式的管理直到现在仍然是个问题。未来几十年的世界事务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虽然苏联解体是1973年之后世界事务的主要事件，但并不是唯一事件。第二个可能具有同样影响力的转变，取决于长期盛行的民族爱国主义的削弱和宗教、种族认同感的加强。

世界范围的宗教认同感的复兴影响了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和各种狂热而仍然模糊的新信仰，如巴西的翁班达派。同样，种族认同感常常在生活于同一政府管理之下的不同民族中尤为显著。当新的通讯形式让无数的种族群体，如俄罗斯的车臣人、加拿大的法国人、遍及美国的印第安人等能够坚持他们各自的利益和权利时，民族主义所要求的将少数民族同化到主体民族中遭到了更多的抵制。

冷战结束后的欧洲（1991年），摘自William R.Keylor,The Twentieth-Century Word: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民族统一性削弱的影响后果波及全世界。民族国家除了面对内部宗教和种族的挑战以外，还随着跨国组织和各种联系的加强而不断遭到削弱。例如联合国建立了虽然比较虚弱但颇具雄心的国际管理机构来推行其规范和决议。跨国公司也培育了有影响力的私人管理机构，同时科学家、军人、娱乐明星和其他专家也与其国外伙伴开始更频繁地交流合作。所有这些跨越政治边界不断兴起的金钱、物资、服务和信息流动的迹象都削弱了所有地方的国家统一性。

在这种条件下，自命不凡的威权主义政权显得特别脆弱。当保存和散布文字和影像变得廉价和极易获取时，控制公共舆论的审查制度和其他传统方法就失去了效用。到70年代，磁带录音、影印机和计算机网络都在官方为防止新闻和思想传播而设置的屏障中发现了无数的漏洞。

1979年伊朗王室的倒台为新通信方式如何能煽动宗教革命反对一个独裁、世俗和现代化的政府提供了一个惊人的例子。流亡国外的什叶派导师霍梅尼将走私的收录机带进国家，之后其追随者从德黑兰的电台上每夜秘密地广播他对伊朗政府的谴责。公众为了响应霍梅尼呼吁的宗教改革而兴奋地涌向了街道，并迫使伊朗国王退位。流亡的霍梅尼成功地回国，直到1989年去世都一直保持对政府决策的最终裁决权，在国内加强什叶派伊斯兰神圣律法并指挥强烈反对美国的“大撒旦”国外运动。

伊朗宗教革命是独特而非唯一的。宗教革命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政治的边缘地位。现世的政党和领导人的政治表现基本上仍旧是为了渴望得到财富和权力，只是偶尔寻求特定的宗教支持。但从穆罕默德时代开始，穆斯林都认为宗教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另外，在1947～1973年间以色列人与阿拉伯国家交战的胜利激起了所有穆斯林的宗教意识，这是因为对军事失败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认为，由于他们没有很好的遵从编纂在神圣律法当中的真主意愿，而这是真主对他们的一种惩罚。但是霍梅尼和其他伊朗什叶派的领导者很快发现，在20世纪将神圣律法应用到不断发展的全球化经济中需要痛苦地背离律法的信条。沙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穆斯林统治者和更狂热的宗教改革者，例如从1970年起掌控利比亚政权的卡扎菲，也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

无论是以色列人、美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中国人还是印度人，这些局外人或非信教者都认为，穆斯林的政治叛乱很难得到妥善解决。穆斯林国家的世俗统治者也备受困扰。部分麻烦是由一小部分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引起的，但时常与背井离乡的巴勒斯坦人有关系，他们尤其但又不仅针对以色列人发动恐怖袭击。

外交困境展现了这种混乱。例如，美国在1973年战争之后为埃及和以色列同时提供武器和援助。美国也尝试通过“和平进程”进行协调，并最终在以色列和埃及（1979年）、约旦（1994年）之间达成正式的和平条约，甚至想在真正的和平或以色列内部和平没有实现之前就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93～1994年）之间实现一种实际上不稳固的协议。此时美国正在援助伊拉克世俗统治者萨达姆·侯赛因，当他进攻霍梅尼统治的伊朗时，美国在这场激烈但毫无效果的战争（1980～1989年）中为伊拉克提供武器；但是当萨达姆转而入侵富产石油的邻国科威特时，战线发生了巨变。当看到从海湾安全输出石油面临新的危险时，美国派遣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军事力量参战，并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盟友的支持下，经过短暂的战斗就击败了萨达姆的伊拉克（1991年）。

次年当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的波斯尼亚人等相互对立的宗教群体（1992年）在波斯尼亚开始一场让人痛苦的内战时，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始料未及的一幕冲突在欧洲大地上演。这次美国支持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而反对塞尔维亚人，并且最后联合欧洲和俄罗斯派遣一支远征军到波黑执行在1995年达成的停火协议。但是就如以色列一样，持久的和平没有出现，未来仍充满着未知数。

俄罗斯也面临着穆斯林难题，除了在阿富汗，还在1994～1996年俄罗斯人和车臣人之间爆发了激烈而毫无结果的战争的高加索地区。其他的动乱包括为保卫他们的世俗民族主义而反对穆斯林政党的土耳其和世俗军事政权受到宗教暴力反抗的阿尔及利亚。在法国和德国也有无数的穆斯林移民，如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和德国的土耳其人等，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但尚未威胁到公共和平；然而，在印度作为少数民族的穆斯林也偶尔遭受到群众暴力和警察镇压。

种族摩擦即使在一些并未太多涉及宗教差异的地方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在加拿大，法语人群独立激昂而非宗教性的骚动积蓄了很大的力量，但保持了和平状态。而在非洲，一些长期存在的种族纷争转为暴力冲突。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卢旺达，胡图族和图西族人相互残忍地屠杀，充满种族分歧的武装冲突也在利比里亚、苏丹、索马里和扎伊尔（1997年胜利的起义后更名为刚果）之间爆发。另一方面，在南非致力于种族和解政策的纳尔逊·曼德拉在和平民主选举中获胜，在1994年终止了白人的政治垄断。

种族暴力也充斥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印第安族群中。例如秘鲁、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的游击战运动，一定程度上从印第安农民后代的不满中加强自身力量。另一方面，由古巴卡斯特罗社会主义政府所热心扶持，反对美国经济和政治控制在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显得尤为重要，在那里里根总统在利用秘密代理人扶植亲美政府、颠覆反美政府方面比他的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经济和社会快速变化，但是总体上世界事务却令人惊讶地保持和平。尽管国际贸易通过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增加了世界财富，但是全球市场经济的拓展扭曲并让现存的社会模式不堪重负。但无论何时当新的更有效力的生产商开始供应物美价廉的产品时，其他人将失去他们惯常的谋生手段。市场价格无法保证，新工作会立刻提供给被剥夺者。因此，经济转变的结果就是在带来了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凋敝。收入不平等将增加，并且在很多贫穷的国家中总体上财富和舒适度的缓慢增长仅能维持不断增长的人口的生存。无论在穷国还是富国因为强加于大量人口身上的长期利益被一些强烈的短期伤害而抵销，所以经济增长和技术的转变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这意味着近期全球经济的重大进展仍然充满着不稳定性。特别是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政治抵制或许将中断全球主义的潮流。另一方面，愿意接受最优方法和廉价生产将会获得优越的财富和权力回报，而不顾会给既得利益和现存习俗带来多少代价。人类社会总是在接受改变和保持现状之间摇摆不定。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断发展的运输和通信技术使由来已久的选择比以前显得更加迫切和痛苦。

1945年以来的社会和文化变革

20世纪后半期动荡的政治和经济巨变与人类社会的迅速变化相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三点是：第一，全球人口数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同时富裕地区和城市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到人口更替水平以下；第二，特别是在西方世界的城市居民中，生育控制和妇女解放的新思想改变了男女间的劳动分工；第三，农村自给自足的生活衰落，商品化农业和其他的都市风格渗透到了农村各处。

上述三点值得详细解释。首先关于人口的一些情况。现代人类数量的激增大约开始于1750年，人口统计学家估计，当时世界人口总数大约是7.91亿人。之后的人口增长如下：

1850年 12.62亿

1900年 16.5亿

1950年 25.24亿

1996年 57.68亿

（来源：联合国，《人口简报》，1996年12月）

换句话说，人口数量在1850～1950年增加一倍多后，在1950～1966年间又增加了一倍多，而且到2000年预期将超过60亿。地球有限的资源意味着这种增长速度不能无限期地延续，但是当其迅速发展时，这种失控的人类数量将会让各地现存的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的分布不堪重负。

农业发展增加了人类食物供应，交通运输的进步可以更加可靠地为饥饿的人们运送食物，这是人口数量起飞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因素是致命疾病发生范围的变化，无论何时何地人类密集的交往使流行疾病取代了地方性疾病的传染。而1950年之后惊人的人口激增，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世界卫生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十年中，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带来了现代公众健康机构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20世纪60年代天花彻底消除，而且其他儿童疾病被接种疫苗所控制。青霉素和其他抗生素药品治愈了大部分传染病，甚至最为广泛流行的疟疾也通过化学方式攻击蚊子繁殖的基础而被消灭。结果婴儿的死亡率下降，更多的孩子长大了以后都有了自己的小孩，这就产生了空前惊人的人口增长。

同时也存在一些传染病再度流行的迹象。很多长期形成的病菌开始进化得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而像导致艾滋病的病毒等一些新型传染病开始进入到数百万人的血液之中。性行为的变化引起了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降低了人口增长的速度。因此，20世纪人口数量的增长注定是不平衡的，但是如果要达到人口增长停滞还需要经过很长时间。

人口压力加剧了当今许多的政治动乱、种族冲突和宗教对抗。人口数量萎缩的民族，如加拿大的法语人群和以色列的犹太人，有时为了确保自己的未来，而积极动员起来反对他们所察觉到的敌人。另一方面，迅速增长的人口为了从邻国中夺取领土而诉诸武力，如卢旺达发生的种族清洗，或拉丁美洲的游击队攻击地主。

移民是对人口增长一个更重要的反应。自1950年起与富有的城市人口萎缩并行的是贫困的农村人口的增长，从而导致数百万人跨越文化和政治界限从乡村移居城市。不同民族混合的结果削弱了民族特性，并引发各种地区冲突。

总而言之，1945年之后的人口变化必将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奇特的事实。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种大规模的变化，人类社会和地球生态系统将如何适应这种情况仍然是未来的主要问题。

城市环境中家庭模式的改变和乡村的衰落也是史无前例的。从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开始，家庭和乡村的纽带塑造了大部分人类生活。这些根本制度的瓦解真正预示着将从根本上改变历史上的人类社会模式，但是还没有人可以真正确定，因为城市生活模式是否将长期存在还有待证明。

城市人口曾有赖于来自乡村的移民，因为根据人口学统计，城市环境中加剧的传染病缩短了城市居民的预期寿命。在现代城市中，家庭模式的变化也带来一个类似的影响，如晚婚、节育等，并且为人口繁衍带来了问题。近来的技术变化也促进了城市家庭的转变。首先当1960年避孕药物首次进入市场后，便捷、便宜和可靠的生育控制方法变得有效。因为性行为不会再引发不情愿怀孕的风险，所以这些药片引发了性行为的普遍变化。其次，洗衣机、吸尘器等新的家用电器和冷冻肉及其他便利食品的销售意味着不再需要整天烹饪和做家务。随着没有报酬的家务成为兼职性的工作时，在外面寻找赚钱的工作对于妇女来说是十分明智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力短缺让她们进入无数新工作中，而且在大多数国家中为妇女提供平等机遇的法律和习俗障碍被破除之后，这种趋势得到了继续发展。

但是，照顾婴幼儿仍是一个要求全职工作的任务，而且城市妇女认为很难妥善地协调抚养孩子和繁忙的工作。甚至在丈夫愿意帮忙时，抚养孩子比起工作和生活在一起的农村来讲更多地扰乱了父母的生活，而且在农村小孩在房子或庭院周围的帮助劳作有助于提高家庭的收入。这样的结果就造成了生育的孩子变少而且更晚，生活富裕的城市人口将不能实现自我繁育。

来自农村的移民保持了城市的发展，但是西方世界的农村居民的表现和城市家庭十分相像，因此，新来者必须来自遥远的、跨越文化和种族边界的地方。因此，在西方世界中存在数百万的穆斯林，在美国有数百万的墨西哥人和其他拉丁美洲人，另有不同的移民混杂在其他富有地区和城市化国家中（而日本却是一个例外。日本人更喜欢在国外建立工厂，而不是引进外国劳动力；但是20世纪90年代迅速老龄化的人口和减少的劳动力开始严峻地考验这一政策）。

农村的移民在城市混合进而成为农村的自治衰落的一个表现。在大部分文明历史中，税收和地租的征收者分享农民的收获，转而在面对毁灭性打击中一定程度上提供不太稳定的保护。除支付租金和税收之外，农民经常按照地方风俗的规定处理自己的事务。很多世纪里村庄几乎能够自给自足，生产他们所需要的所有物品，并且进行自然的繁育。换句话说村庄是18世纪以前大多数人类生活（85%～95%）的社会细胞，尽管存在着战争、政治和城市等其他形式的不稳定性，但村庄一直维持着文化和生物延续性。

但一旦为城市市场生产的产品开始传播到农村，农村自治就开始崩溃。这是一个长期的缓慢进程，开始于公元前1200年当铁镰刀和少数其他城市制品开始改变中东地区的乡村风俗时。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商业化主要依赖于运输，因为只有物资可以被廉价而有效地运送时才使得超出当地消费者需求的生产更有意义。因此，每次交通发展都将在乡村和城市社会之间开辟新的交换途径。19世纪中期蒸汽动力运输和以电报开始的快速通信开辟了跨洲际的网络时，这个旷日持久的过程进入到了一个高速阶段。1950年以后，广播和电视、得到改善的道路和货车加强了各地城市与乡村的物品和思想交流。

结果，古老的乡村生活方式无法再维持下去。关于生活的新观念让乡村的年轻人急于享受在电视中所展示的舒适的城市生活。这种新躁动和人口快速增长让孩子不可能像他们的祖辈那样生活，即使他们愿意，也没有足够可供耕种的土地。以新种子、化肥和农业机械进行集约耕作有时是可能的，但是移居到城市显得更简单，而且通常也更有前途。因此，城市得到了迅速扩张，而且现实可能是半数以上的人们都不再从事农业而生活在城市或城镇中。而更显著的是，仍在乡下的大多数人希望模仿城市的生活方式，并且因被排除在他们从电视上每天所看到的城市中的享受，经常怀有一种不满情绪。

人类是否可以真正在城市环境并在缺少地方和熟人社区支持（和约束）的情况下生存或许将成为21世纪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在此之前，人类的生存依赖于对乡村的适应。至今随着这种群体开始失去他们的自治和活力时，这个曾经囊括绝大多数人类的组织大范围地崩溃。农村社区中的习俗和个人的社会地位曾经给予每个人日常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是还不能确定，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替代城市生活的模式。

就像遍及世界的宗教运动所展现的那样，迄今为止新旧宗教流派有望担负乡村曾经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是宗教复兴和改革也必须妥善地解决全球经济对乡村生活的宰治，以及让人们对乡村生活产生质疑的公共通信和大众娱乐所带来的侵蚀。或许人们在没有密切联系的地方社区支持和约束下可以学会生活。更可能的是，我们社会的需求和趋势将会找到新的途径，去建造一个让我们日常生活更有意义的密切联系（或毫无阻隔）的社区。

新型的大众传播和娱乐以及为很多人传达的信息都深刻地影响了人口增长率的变化以及家庭和乡村生活模式的转变。其中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这三者最重要。它们的影响和冲击是近期才发生的，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分别在1950年（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1970年和1990年以后才到来的。它们对人类社会和意识产生的影响无法预测，但肯定极其深远。

抵触的反应也很明显。迄今为止有吸引力的美国唱片、电影和电视节目以及在很多技术应用中英语作为一种世界性语言似乎都处于优势地位。但是欣欣向荣的大众媒体中心也存在于埃及和印度，在同美国的竞争中它们也向外国出口产品。而且伊朗的例子显示了如何通过热切的塑造本土文化就可以迅速明显地瓦解美国文化的影响。没有人知道，全球世界主义的诱惑将会如何同捍卫文化多样性的努力相互影响。但是在所有的交往中竞争推动着相互借鉴，就像伊朗宗教革命者利用录音磁带宣传他们的革命信息那样。这意味着，甚至大多数传统的捍卫者都有可能改变其捍卫的东西，尽管他们所坚持和厌恶的东西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新的通讯形式通常建立了一种几乎可以不考虑位置处所的新联系；随着在太空中运行的卫星一天24小时的传递信息，距离不再为人们传递信息增添太多的代价。然而，人类社会是否可以无需面对面的交流就可以实现通过语言和肢体所传达的感情和思想的全面沟通仍有待于观察。

由古代语言和文明继承者所塑造的精英文化拒绝对这些普遍的社会变化立刻做出回应。西方世界的艺术、文学和高雅音乐继续追求源于19世纪的个人独创性的思想。追求创新的艺术家、作家和作曲家有时挑战可理解性和规范性的界限。而结果是各式各样的，以至于似乎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价或无法挑选出尤为突出的个人成果。

在一些新领域如建筑学中，新材料为惊人的创新带来了广阔的机会。新奇的玻璃和混凝土浇筑的建筑物造价低廉、宽敞，被应用到了机场、体育馆以及类似的新用途中。因此，20世纪建筑风格有可能比其他大多数不惜代价所取得的独创性更加持久。

亚洲和非洲的文学和艺术传统仍旧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高级文化保持着各种难以协调的紧张关系。复兴或修正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经常会取得很大成功，而且他们的诉求并不局限于发源地。例如，日本茶道的守护者有意地将他们的艺术传授给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同样部分出于好奇、部分出于对常见思想和技术一种有吸引力的选择，让印度的神秘主义和音乐以及中国的针灸和武术渗透到西方世界。

宗教改革和重申是非西方民族摆脱世界主义和西方影响的最普遍方式。许多穆斯林采取了这种方式，而佛教、日本神道教和印度教的复兴者也如此行事。一种相抗衡的运动是狂热的基督教传播，特别是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东欧的“五旬节派”。1901年“五旬节派”兴起于堪萨斯州，主要吁求贫困和落魄的美国人，之后（大约在1930年之后）在第三世界和欧洲类似的穷人中扎根。其他基督教传教流派也取得了一些成功，而伊斯兰教继续在非洲、中亚和美国部分地区寻找皈依者。但是传统宗教文化特性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由于宗教（和语言）让人们牢牢地固守在其过去的特性中，比其他的行为更成功地抵制了变革，所以这种变化也不可能发生。

尽管存在着耀眼的流行文化和强大的即时通信，宗教和其他文化差异在人类习惯和风俗中仍然根深蒂固。新思想和新行为肯定改变了很多重要的全球生活，但是文化界限和障碍仍将并必将无限期地保持下去，这是因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喜欢通过排斥外来者来维系其与同侪的联系。

然而，科学在20世纪后半期对现实所产生的一种新的、革命性看法，似乎注定预示着将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纳入到一个新的综合体中。虽然宇宙论和物理学的新思想仅影响了一些专业人士，可是他们对世界的新认识可以慢慢地渗透到大众意识中，就像在1687年牛顿发表他的万有引力理论之后，牛顿力学在很多世纪所发生的一样。之后数学这种预测性（和逆推性）的科学理想开始盛行于物理科学中。在18～19世纪中每次都可以重复同一结果的实验，证实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物理学和化学新发现。以数学表述的新理论经常在各处被采用。随着物理学和化学理论不止一次应用到很多新技术中，首先从19世纪40年代的化学染料开始，继而发展到电能、电磁通信，之后的高潮是1942～1945年应用到控制原于能的释放中，物理学显然成为一种普遍而无可争辩的真理，经过日积月累取得了惊人的力量。

其他一些没有发现普遍真理，经受不住实验检测或应用于新技术当中的科学落后了。随着历史学家破解古老的手稿并建立精确的年表，探险家、传教士以及专业的人类学家最终描述出不同民族如何在世界不同地方组织生活以后，人类社会的信息不断积累。自然史也积累了各种植物和动物及其空间地理分布，随着地质学的兴起，也可得知其时间信息。但充满惊奇的世界很难被理解，而且像那些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继续构想的能够经得住实验检验的理论还没有出现。

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1859年）中令人信服地论证，植物和动物的地理数据和现存分布显示了物种随着时间而进化。之后在《人类的起源》（1871年）中进一步将这种进化论应用到人类。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依赖于支离破碎的化石证据，无法被实验证实，也没有经过数学预测或提出控制其他生命形式的新方法。由于它违背了《圣经》“创世说”的故事，也激起了宗教的反对。无论他说的如何有道理，但是比起物理科学的确定性还是稍显不足。

然而，20世纪的到来让这些知识景象发生了显著变化。实验观测中令人惊异的不一致迫使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修改了牛顿力学就时间和空间构成一个一成不变的物理实体框架的假设。在20世纪50年代经过一批杰出的天文学家和基本粒子物理学家精心努力，表明宇宙不是统一的、无限的和永恒的，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1916年）和20年代量子力学的创立仅仅只是一个开始。相反他们认为，宇宙开始于100～150亿年前某个奇点上的一次大爆炸，并且总体上仍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扩张。

实验证据非常支持大爆炸的假设；这种理论随之迅速流行，之后宇宙学家揭示出一个充满灾难而缺乏稳定的自然宇宙史。并不永恒的恒星转变为激烈的核反应堆，而这种反应堆的形成和消亡归因于引力集中和宇宙物质爆炸散射的转化。新宇宙还包含黑洞、密度无法想象的微小的中子星以及类星体和物质、能量、时间、空间或许混合在一起的极端的物理环境所表现的其他形式，正如它们被假设（或被证明）在大爆炸之后最初的几微秒时间内所发生的那样。

显然在地球上可以讲得通物理学和化学的规律只是一个特例。它们可能在长时期中有局部稳定性，但却不能永远持续。相反在时间的开始和结束时刻，在集中和散射的极限中形成的状态中，物质和能量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那时空间和时间都失去了意义。在我们所居住的充满不稳定且在不断扩张的宇宙中，就我们所知的物质、能量、空间和时间的界限都被拉近或跨越到了黑洞、恒星等的周围。

简而言之，物理和化学形态突然而始料未及的变化取代了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曾深信不疑的统一性和数学预见性。此外，这种新的宇宙历史类似于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努力理解的混乱并且充满变数的世界。人类历史、生物进化和地球地质史都开始完全合乎逻辑地与经过新勾画的整个宇宙进化融为一体。

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和新形成的复杂性造成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新现象出现，包括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历史的新现象等，而这些每一个层次的组织都转而以同样令人吃惊的方式影响着浅层次的现实。显然现在已经可以确信，地球上植物的出现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改变了气候，并让进化成为可能；而且历史学家现在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是如何通过农业、动物驯养以及近期的工业化进程根本改变了自然环境系统并改变了有机物的进化。

物理学和天文学转变成具有革命性的科学意味着不确定性到处盛行。物理学和化学的规律只是被局部而临时性的应用，而宇宙遥远的未来仍像人类事物的未来那样充满着不确定性。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不再让人感到无望地充满着不确定性和缺陷。相反它们不同于物理学和生物学，主要是因为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和其快速的变化。

然而，出于实用目的，物理学的精确性和技术力量仍如以前一样富有效用。而实际上，化学家通过研制塑料和其他的新材料以及掌握大量维持生命的化学过程而极大拓展了化学领域。1953年，詹姆士·沃森和克里克宣布他们破译了DNA（脱氧核糖核酸）分子结构，因为地球上几乎所有生命形式都通过DNA分子微小的变异来实现繁衍，生物化学达到了新的普遍性和影响力。就像我们习惯的改变非生物自然界一样，遗传工程或许最终可以让生物化学家通过修改DNA而根本地改变生物器官。基因作为改变人类事务的一个主要助推器可以和计算机相媲美，但在这方面的努力对人类还没有带来更多的影响。

尽管如此，科学家似乎仍然踌躇满志地徘徊在越来越根本的技术突破边缘，而且就像过去那样，极为迅速的科学和技术进步肯定会在未来对人类事务产生根本影响。通过改变我们行为的新思想以我们无法预见的方式影响着周边的世界。自从人类在共享期望的基础上第一次使用语言协调行动时，这一刻就已经发生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新的思想浪潮只是加快了这个古老的进程，使其变得更迅速，更有影响力，更深刻地破坏了传统的惯例和风俗。

为了反抗由新思想和技术带来的有破坏力的新事物，人类社会经常必须在对预期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平衡有效的公众行为。近来的新奇事物显然有所增加，但是为了继续在本书中所描绘的充满惊人成功（时时伴有危险）的人类冒险事业，未来的人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将传统和创新相结合。以前的人类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只是经常处于一种不激烈的形式之中，这只是因为永无止境的人类想象力从来不会满足于事物的既有存在方式。可变性实际上是人类典型的特性。我们的时代只不过加剧了这些基本的人类状况。

我们必须认识到，非凡的可能性和同样非凡的灾难潜伏在将来，而这些可以通过人类深思熟虑的行动加以改变，尽管像过去一样，我们仍然无法预测我们所做的（和所未做的）一切会对他人或周围的自然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因此，世界历史一如既往，依然是对未知事物一种壮丽而充满曲折的探索。

第四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

试图解释人类近期历史总体方向的著作包括：Daniel Chirot，Social Chan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1977）;Angus Maddison，Dynamic Force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A Long Run Comparative View（Oxford，1991）；Joseph M.Kitagawa，The Quest for Human Unity：A Religious History（Minneapolis，1990）；Trevor I.Williams， Science：A History of Discove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1990）；Kenneth Boulding， The Mea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Great Transition （New York，1964）；William H.McNeill，The Human Condition：An Ecological and Historical View（Princeton，1980）；Alfred W.Crosby，Ecological Imperialism：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900～1900（Cambridge，1986）;B.L.Turner II，ed.，The Earth as Transformed by Human Action：Global and Regional Changes in the Biosphere over the Past300 Years（Cambridge，1990）；Norbert Wiener，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Cybernetics and Society（Garden City，N.Y.，1954）；和Alfred D.Chandler，Jr.，Scale and Scope：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Cambridge，Mass.，1990）。

国际政治由下列著作进行了富有洞见的论述：A.J.P.Tai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1987）；Norman Rich，Great Power Diplomacy，1814～1914（New York，1992）；Paul M.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1500 to2000 （New York，1989）；Hugh Tinker，Race，Conflict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From Empire to United Nations（London，1977）；和Walter A.McDougall，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pace Age（New York，1985）。

关于帝国主义，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见Vladimir I.Lenin，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New York，1939）。关于其他观点，见：Wolfgang J.Mommsen，Theories of Imperialism（Chicago，1982）；Woodruff D.Smith，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Chicago，1982）；Daniel R.Headrick，The Tools of Empire：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1981）；和Philip Darby，Three Faces of Imperialism：British and American Approaches to Asia and Africa，1870～1970（New Haven，Conn.，1987）。

关于战争，值得推荐的书目包括：Theodore J.Ropp，War in the Modern World，rev.ed.（New York，1962）；Michael Howard，War in European History（Oxford，976）；William H.McNeill，Pursuit of Power：Technology，Armed Force，and Society since A.D.1000（Chicago，1982）；和Raymond Aron，The Century of Total War（Boston，1955）。关于一战的序幕，见Laurence Lafore，The Long Fus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Philadelphia，1965），和Fritz Fischer，Germanys Ar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New York，1967）特别有趣。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见Marc Ferro，The Great War，1914～1918（New York，1989）；Barbara Tuchman，The Guns of August（New York，1982）;和 Gerd Hartach，The First World War1914～1918（Berkeley，1981）。

关于俄国革命，John Reed，Ten Days That Shock the World（New York，1992）是一名富有激情的记者的经典而富有同情心的现场描述。Leon Tro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3 vols.（London，1932～1933；reissue，New York，1980），是一部由十月革命宣传家之一撰写的卓越的、富有见地的历史著作。关于其他观点，见Edward Acton，Rethink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London，1990）；E.H.Carr，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23， 3vols.（London，1985）；John L.H.Keep，The Russian Revolution：A Study in Mass Mobilization（New York，1976）；和Allan K.Wildman，The End of the Russian Imperial Army，2 vols.（Princeton，1980～1987）.关于苏维埃社会和政府，Roy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Stalinism，rev.ed.（New York，1989），是从俄国内部发出的强烈批评观点。局外人的评估包括：Robert C.Tucker，Stalin in Power：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New York，1990）；Adam B.Ulam，Stalin：The Man and His Era，rev.ed.（Boston，1989）；和Alec Nove，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1917～1991，3rded.（Harmondsworth，1992）。

关于战后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见Sally Marks，The Illusion of Pea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urope1918～1933 （New York，1976）；Franz Borkenau，World Communism：A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Ann Arbor，Mich.，1962）；Hannah 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San Diego，1979）；Ernst Nolte，Three Faces of Fascism：Action Francaise，Italian Fascism，National Socialism，（New York，1969）；Charles P.Kindelberger，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Berkeley，Cal.，1986）；和Hugh Thomas，The Spanish Civil War，rev.ed.（1977）。

为了理解那些转变公共事务的思想潮流，最好是阅读原著。下面是一些最有影响的著作：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The Communist Manifesto（1848 and available in numerous reprints）短小精悍；Adolf Hitler， Mein Kampf（New York，1939）极其冗长而不着边际，但是“法西斯主义”一文最初发表在Encyclopedia Italiana，而且经常被重印——例如，本尼托·墨索里尼，Fascism：Doctrine and Institutions（New York，1968）一书就收录了此文——就比较简短而清晰。Sigmund Freu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初版于1899年；1987年纽约重印），既简短又有趣；Albert Einstein，The Meaning of Relativity，5th ed.（New York，1956）非常成功地把抽象的物理学变得普通读者也能理解。有帮助的二手著作包括：Stuart Hughes，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the Reorient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Thought，1890～1930，rev.ed.（New York，1977）；James H.Billington，Fire in the Minds of Men：Origins of the Revolutionary Faith（New York，1980）；和Jim Sampson，ed.，The Late Romantic Era：From mid-Nineteenth Century to World War I（Englewood Cliffs，N.J.，1991）。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战胜国编纂了大量的官方史学论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Samuel Morrison的History of U.S.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15 vols.（Boston，1947～1962）。J.V.Stalin， O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of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1945）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较早的综合性分析现在被Gerhand L.Weinberg，A World at Arms：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Cambridge，1994）超越了。对于那些被Weinberg那1178页大作吓倒的读者来说，Gordon Wright的富有洞见的 The Ordeal of Total War，1939～1945（New York，1966）也许值得推荐。Albert Speer，Inside the Third Reich（New York，1970）提供了内部人士对纳粹战争努力的叙述；Alan S.Milward，War，Economy and Society，1939～1945（Berkeley，Cal.，1977）是一部内容广阔、学术性强的关于战争动员如何影响参战国的著作。

冷战也产生了大量的史学论著。John L.Gaddis，The Long Peace：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New York，1987），是一部很好的入门读物。Walter LaFeber，America，Russia and the Cold War，1945～1992，6th ed.（New York，1991）是一本著名的教材。关于其他方面，见Lawrence S.Kaplan，NATO and the United States：The Enduring Alliance（Boston，1988）；Derek W.Unwin，The Community of Europe：A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since1945 （New York，1991）；Peter R.Odell，Oil and World Power， 8th ed.（New York，1986）；R.F.Holland，European Decolonization，1918～1981（New York，1985）；Robert Gilp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1987）；Werner J.Feld，Nongovernmental Forces and World Politics：A Study of Business，Labor and Political Groups（New York，1972）；以及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Jr.，eds.，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Cambridge，Mass.，1972）。指导美国冷战政策的一些观念最初由George F.Kennan清醒地认识到，并且发表在他优雅的小书 American Diplomacy，1900～1950（Chicago，1951）中。

联合国每年都编辑出版世界人口统计，经常发布一些专题研究，如Consequences of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New York，1991）。关于独立的学术评估，见D.Gale Johnson and Ronald D.Lee，eds.，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Issues and Evidence（Madison，Wisc.，1987）。关于生育率下降，Ansley J.Coale and Susan Cotts Watkins，eds.，The Decline of Fertility in Europe（Princeton，1986）是权威的著作。

关于即时通讯及其社会影响，至今还未出现满意的全球性研究，但是可以参考：Gerald W.Brock，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Cambridge，Mass.，1981）；Daniel J.Czitrom， Media and the American Mind （Chapel Hill，N.C.，1982）；和Ernst Braun and Stuart McDonald，Revolution in Miniature：The History and Impact of Semiconductor Electronics，2nd ed.（Cambridge，Mass.，1982）。Richard Critchfield，The Villagers：Changed Values，Altered Lives and the Closing of the Urban-Rural Gap（New York，1994），提供了最近乡村态度变化的一系列最新的和令人信服的个案研究。

西方人常常假定，他们中间发生的事情就是全世界的走向，现代通信使这种假设并没有比过去更少误导。但是对新观念和新技术的反动也是各种各样的，下面提及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世界各地的多样性。

非洲。除了上述第二、第三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说明中列举的之外，下列著作值得留意。Paul Bohannan and Philip D.Curtin，Africa and Africans，3rded.（Prospect Heights，Ill.，1988）是一部特别优秀的通史教材；Roland Oliver，The African Experience（New York，1991）简明地归纳了他对非洲历史和社会的毕生研究成果。关于奴隶制，Patrick Manning， Slavery and African Life：Occidental，Oriental and African Slave Trades（Cambridge，1990），是近代非洲最独特的历史统计研究。关于非殖民化的总体研究，试试Prosser Gifford and William Roger Louis，eds.，Decolonization and African Independence：The Transfers of Power，1960～1980（New Haven，Conn.，1988）。关于南非种族关系的心酸描述，Alan Paton的小说Cry the Beloved Country（New York，1948）是最有教益的。关于非洲最终成功地抵制了种族隔离，见Sheridan Johns and R.Hunt Davis，eds.，Mandela，Tambo，and 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The Struggle against Apartheid，1948～1990（New York，1991）。

伊斯兰教世界。在第三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说明中“伊斯兰教世界”条目下列举的著作都涉及了更近的时代。Ira M.Lapidus，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Cambridge，Mass.，1988）是近来对伊斯兰教各国整体进行解释的著作中最具抱负的，但是不能取代Marshall G.S.Hodgson，The Venture of Islam，3 vols.（Chicago，1974）。还可参见Edmund Burke III and Ira M.Lapidus，Islam，Politics and Social Movements（Berkeley，1988）；Charles P.Issawi，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New York，1982）；和Elie Kedourie，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Oxford，1992）。

关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中立的论述似乎仍然是不可能的，但是Sydney D.Bailey，Four Arab-Israeli Wars and the Peace Process（Bastingstock，UK，1990）；J.C.Hurewitz，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e，rev.ed.（New York，1978）和Ian Lustick，Arabs in the Jewish State：Israils Control of a National Minority（Austin，Tex.，1980），作了尝试。关于针锋相对的观点，见Lawrence A.Hoffman，ed.，The Land of Israel：Jewish Perspectives（Notre Dame，Ind.，1986）与Edward W.Said，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New York，1980）。

关于伊朗1979年革命，见Nikki R.Keddie，Roots of Revolution：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Modern Iran（New Haven，Conn.，1981）；Roy P.Mottahedeh，The Mantle of the Prophet：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Iran（New York，1985）；和James A.Bill， The Eagle and the Lion：The Tragedy of American-Iranian Relations （New Haven，Conn.，1988）。关于伊拉克，见Phoebe Marr，The Modern History of Iraq（Boulder，Col.，1985）；Mario Farouk-Sluglett and Peter Sluglett，Iraq since1958：From Revolution to Dictatorship（London，1990）；和Efraim Karsh and Inari Rautsi，Saddam Hussein：A Political Biography（New York，1991）。

关于土耳其：Niyazi Berkes，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ism in Turkey（Montreal，1964）；Walter F.Weiker，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From Ataturk to the Present Day（New York，1981）；和C.H.Dodd，The Crisis of Turkish Democracy，2nd ed.（Huntingdon，Cal.，1990），讨论了一个世俗政权的成功和重重困难。关于埃及现代史，见Arthur E.Goldschmidt，Jr.， Modern Egypt：The Formation of a Nation State（Boulder，Col.，1988）；Panayiotis J.Vatikiotis，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4th ed.（Baltimore，Md.，1991）；和Derek Hopwood，Egypt：Politics and Society，1945～1990，3rded.（London，1991）。

印度和东南亚。对印度历史的最好介绍是A.L.Basham，A Cultural History of India（Oxford，1975）。关于社会经济史，试试Dharma Kumar ed.，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Vol.2，1757～1970 （Cambridge，1983）。关于英国的殖民统治，见Penderel Moon，British Conquest and Dominion of India（London，1989）；和L.S.S.OMalley，ed.，Modern India and the West：A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of Their Civilizations（London，1968）。两部著名的小说比许多历史学著作更深刻地揭露了英国统治下的印度:E.M.Forster，A Passage to India（London，1924）；和Rudyard Kipling，Kim（London，1901）。Mohandas K.Gandhi，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Boston，1957）；和Jawaharlal Nehru，Towards Freedom：The Autobiography of Jawaharlal Nehru（New York，1941）是现代独立印度两位主要缔造者的深刻有力的叙述。由于印度很可能超越中国而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所以Tim Dyson，ed.，Indias Historical Demography：Studies in Famine，Disease and Society（London，1989），是特别有趣的著作。关于东南亚，David J.Steinberg，In Search of Southeast Asia：A Modern History，rev.ed.（Honolulu，Hi.，1987）是一本非常好的入门读物。

远东。3部杰出的中国现代史通论著作是：John J.Fairbank，China：A New History（Cambridge，1992）；Immanuel C.Y.Hsu，The Rise of Modern China，4th ed（New York，1990）;和Jonathan D.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New York，1990）。带有现代中美关系特色的涉及传教、商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综合著作是John J.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4th ed.（Cambridge，Mass.，1983）。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见James P.Harrison，The Long March to Power：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1～1972（New York，1972）；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New York，1973）和Ross Terrill， Mao：A Biography（New York，1980）。关于人口，Judith Bannister，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Stanford，Cal.，1978）；关于乡村生活，William L.Parish and Martin K.Whyte，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Chicago，1978）。

关于日本，William G.Beasley，The Rise of Modern Japan（New York，1990）；Mikiso Hane，Modern Japan：A Historical Survey，2nd ed.（Boulder，Col.，1992）；和Edwin O.Reischauer，Japan，The Story of a Nation（New York，1989），都是适合初学者的概论性优秀著作。适合大学使用的原始史料高级选编是John Livingston，Joe Moore，and Felicia Oldfather，eds.，The Japan Reader， 2 vols.（New York，1973～1974）。关于经济变迁，见Johannes Hirschmeier and Tsunehiko Yui，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Business，1600～1980，2nd ed.（Bostton，1981）；G.C.Allen，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Japan，4th ed.（New York，1981）；和Thomas C.Smith，Polit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Japan：Government Enterprise（Stanford，Cal.，1974）。

关于日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Thomas R.H.Havens，Valley of Darkness：The Japanese People and the World War II（Lanham，Md.，1986）；和John Heresy，Hiroshima（New York，1946），特别具有启发性。Gordon W.E.Prange，At Dawn We Slept：The Untold Story of Pearl Harbor（New York，1982），是来自交战双方的生动而详细的描述。对太平洋战争的优秀而均衡的总结，John Tolland， The Rising Sun（New York，1982）值得推荐。

关于日本社会的特性，Robert J.Smith，Japanese Society：Tradition，Self and the Social Order（Cambridge，1987）；和Tadashi Fukutake，Japanese Society Today（Tokyo，1981），分别提供了一种美国观点和日本观点。Joseph M.Kitigawa，Religion in Japanese History（New York，1990）；和Irene B.Taeuber，The Population of Japan（Princeton，1958）在各自领域里都是标准之作。

关于朝鲜，Andrew C.Nahm，Kore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A History of the Korean People（Elizabeth，N.J.，1988）；和Donald Stone Macdonald，The Koreans：Contemporary Politics and Society（2nd ed.，Boulder，Col.，1990），是很有用的概论。关于朝鲜战争，Burton Ira Kaufman，The Korean War：Challenges in Crisis，Credibility and Command（Philadelphia，1986）；和Bruce Cumings，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2 vols.（Princeton，1981～1990）是一种美国修正派的论述。

关于越南和美国卷入越南，见Joseph Buttinger，Vietnam：A Dragon Embattled，2 vols.（New York，1967）；David Halberstam，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New York，1969）；和George C.Hering，Jr.，Americas Longest War：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1950～1975，2nd ed.（Philadelphia，1986）。

拉丁美洲。E.Bradford Burns，Latin America：A Concise Interpretive History，5th ed.（Englewood Cliffs，N.J.，1990）；和Thomas E.Skidmore and Peter H.Smith，Modern Latin America，3rded.（New York，1992），是标准的入门书。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and Enzo Faletto，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Berkeley，Cal.，1978）认为，拉美被外部资本主义国家所剥削。相反的观点，见Frederick S.Weaver，Class，Stat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South American Industrial Growth（Westport，Conn.，1980）。拉美历史其他特别的主题被下列著作所探讨：Douglas S.Butterworth and John K.Chance，Latin American Urbanization（New York，1981）；Marvin Harris，Patterns of Race in the Americas（New York，1974）；Daniel H.Levine，Religion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Latin America（Chapel Hill，N.C.，1986）；Alain Rouquie，The Military and the State in Latin America（Berkeley，Cal.，1987）；Leopoldo Zea，The Latin American Mind（Norman，Ok.，1963）；和John J.Johnson，A Hemisphere Apart：The foundation of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Latin America（Baltimore，Md.，1990）。

译后记

随着全球史在我国史学界影响的扩大，国内学者对全球史鼻祖之一威廉·麦克尼尔的史学思想和成就已有不少论述。[1]译者在此从美国世界历史教学角度介绍麦克尼尔的一些学术经历和贡献，以及本书的价值所在。

威廉·H·麦克尼尔1917年10月31日出生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区的温哥华，其父詹姆斯·T·麦克尼尔（James T.McNeill）是一位神父兼历史学家。1927年，麦克尼尔一家迁往美国芝加哥。威廉·麦克尼尔于1938年和1939年相继获得芝加哥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47年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此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1957年晋升为教授，1961~69年担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主任，1987年退休。

19世纪初，美国就有少数高中开始教授所谓“通史”，但其内容主要是《圣经》历史、古典神话等，欧洲中心论、宗教和种族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第一次大战期间，美国国防部“特训教育委员会”号召全国高等院校以知识和资源为国防服务。许多大专院校设立“特别军事训练营”（简称“SATC”），培训招募而来的赴欧作战新兵。到1919年10月，全美共有540所大专院校开设了这门课程，为SATC培训了12.5万名新兵。一战结束后，将近一半参与该计划的学校决定继续开设并完善这门课程。1919年，哥伦比亚大学把这门课程改造成“当代文明导论”，其核心内容是一战后的国际关系以及美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的新地位。到1926年，美国已有34所大专院校采用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文明史课程（有的改名为“西方文明史”），后来几乎遍及美国所有大学。应该说，西方文明史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世界历史教学课程。[2]但是早在40年代，美国的世界史教学先驱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就意识到西方文明史课程的局限性：它只是关于欧洲的历史。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受到战争的刺激，美国“空前地关注整个世界”。美国总统的高等教育委员会随即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由它起草了一份美国高中和大学教授亚洲历史的备忘录。该委员会认为，一个受过教育、希望积极有效地承担社会责任的公民应该知道世界的发展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3]1952年，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西北大学开设了一门世界历史课程，他回忆第一次思考世界历史课程时说:“朝鲜战争期间，当我们的众多学生离开校园前往远东，而对将要面对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时，我就感到需要开设一门全球视野的历史课程。”[4]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之后，美国社会普遍感到需要了解非西方文化。次年美国颁布《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1958年，美国联邦政府、大学、教育领域的私人基金会都认识到，外语教学、国外的地区历史和文化研究都能为加强美国国防服务。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斯塔夫里阿诺斯设计了一门全新的世界历史课程，选课对象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

1963年，威廉·H·麦克尼尔出版《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史学界一般以此作为全球史诞生的标志。1964年，麦克尼尔在芝加哥大学开设“世界历史课程”，为此他于1967年出版《世界史》作为该课程的教材，这就是本书的第一版。正如本书作者的儿子、历史学家约翰·R·麦克尼尔在序言中所言，《世界史》就是《西方的兴起》的教材版。麦克尼尔的世界历史教学还与1954年创办的美国科罗拉多空军学院有关。《西方的兴起》出版后，该学院的历史系不仅采用它作为世界历史课程的教材，而且系主任萨拉上校还邀请麦克尼尔提供教学建议。所以一位美国全球史学者说，“20世纪60、70年代，教授世界历史就是教授斯塔夫里阿诺斯或者麦克尼尔（的教材）。”[5]1982年，科罗拉多空军学院承办“世界历史教学会议”，150多名大中院校的世界历史教师与会，规模大大出乎举办者意料。麦克尼尔在主题演讲中谆谆告诫年轻历史教师，“如果你试图教授世界历史，那么你将发现它是能够被教授的。”[6]这次会议推动了美国“世界历史学会”的创建和美国《世界历史》杂志的创刊（1990年）。

有趣的是，美国两位世界史的先驱人物斯塔夫里阿诺斯和麦克尼尔有过几段交往插曲。斯塔夫里阿诺斯早麦克尼尔4年出生于温哥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华盛顿的“战略服务办公室”担任情报分析员，专门分析来自希腊的情报。1948年，麦克尼尔受命审阅一份关于希腊内战的文章，这正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提交给《斯拉夫人和东欧评论》的论文。麦克尼尔不同意文章中的许多判断，于是编辑请他写一份报告，陈述自己的观点。1949年《斯拉夫人和东欧评论》同一期发表了他们的论文，而且两人的观点针锋相对。后来，麦克尼尔在芝加哥大学教授“巴尔干半岛通史”，使用的教材，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史》。1946年斯塔夫里阿诺斯开始任教于芝加哥市的西北大学，而1947年麦克尼尔任教于芝加哥大学。这两所大学在芝加哥城里互相竞争，但是两者的历史系教师每年都有一次聚会。麦克尼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虽然认识，但是互相保持着一定的戒心。直到有一年卡耐基基金会批准分别资助他们，由于工作人员疏忽，把他们两人的信件和信封装错了，双方才知道对方也在撰写世界史教材。

当初出于对全球史鼻祖威廉·麦克尼尔的崇敬，我欣然接受了翻译他撰写的《世界史》一书的任务。历经几个春秋和周折，本书如今终由中信出版社付梓。本书第一、第二、第三部分由施诚翻译，第四部分由赵婧翻译，李大伟对第四部分进行了校译。感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岳秀坤推介本书译稿到中信出版社。感谢首都师范大学刘新成教授的鞭策和鼓舞，使我有勇气和毅力完成了本书的译工作。最后，感谢我妻子刘对我工作的支持。

施诚

2013年6月于京西亮丽园

[1] 参见郭方：《评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钱乘旦：《评麦克尼尔〈世界史〉》，《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王晋新：《扬弃、探求与超越——威廉·麦克尼尔史学思想及成就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4期。

[2] Katja Naumann,Teaching the World:Globalization,Geopoliticsand History Education at U.S.Universities，GHI Bulletin Supplemen，5 （2008）.

[3] Ibid.

[4] Gilbert Allardyce,Toward World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 Coming of the World History Course，Journal of World History,Spring,1990，Vol.1，No.1.pp.23～76.

[5] Kevin Reilly,Remembering Leften Stavrianos,1913～2004，Journal of World History，May 2004（Volume 1,Number2）.

[6] William H.McNeill,The World History Survey Course，in 1982 World History Teaching Conference，ed.Joe C.Dixon and Neil D.Martin （Colorado Springs，1983）,p.5; Warren I.Susman,Annapolis Conference on the Introductory Course,AHA Perspectives 20（1982）,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