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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常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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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书名：经典常谈

作者：朱自清

排版：JINAN ENPUTDATA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5-07-01

ISBN：9787547034835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目录

出版说明

叶圣陶：读《经典常谈》

序

《说文解字》

《周易》

《尚书》

《诗经》

三《礼》

《春秋》三传

四书

《战国策》

《史记》《汉书》

诸子

辞赋

诗

文

尾注

出版说明

美国作家爱默生曾经说过：“如果你遇到一个有才华的人，应当问他读的是什么书。”作为精神滋养的书籍，一直以来就是人们才华与智慧的源泉。从某种意义上讲，读过什么样的书，就会成为怎样的人。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如何选择书籍就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选哪些书，如何读书，在中国历来是一个千古不衰的话题。科学的选择和阅读方法，能帮助人们以有限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从浩繁的书海中获取对自己有用的知识，以继承和发扬前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前人所留下的精神财富中，有一些经过了悠悠时光的冲刷，光泽却一天比一天璀璨的宝贝，这些被我们称为经典。人类灿烂的文化流传至今有非常多的经典著作，这些都是当之无愧的文化精品，在芜杂纷乱的文化市场上无所适从的时候，选择它们无疑是安全而有效率的。与那些浅易解说甚或是哗众取宠的歪评相比，只有经典才是真正解读传统的最佳门径。

如果说“经典”是那些经过了时间考验的书籍，那么“大师”就是那些经过了时间考验的人。被称为大师的人以他们的学识和修养为人们所认知，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着深厚学养，虽然普通的读者很难在短时间内去深入他们专业的学问，但大师们无疑都有着良好的基础功底，他们对经典文化或经典本身也都有着比普通人更深入的理解，很多时候，大师们解读经典本身又会成为一种新的经典。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它们仍会滋养着我们。

本书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让读者聆听大师对经典的解读。选编的内容主要体现几个方面：首先，解读的内容是经典文化，是历来为人们所关心的东西，也就是普通读者们需要也愿意了解的内容。其次，由大师来讲解，依托于大师全面而深厚的基础，以避免对文本的误读。第三，文本著述的对象都是普通的读者而非专家，这些文本都是在大师讲课或针对入门读者所著述的文字。最后，这些文本此前就得到了一定时间的检验，称得上经典之作。因此，这里不是干巴巴的资料堆砌，也绝非八股文式的千篇一律。只要跟随大师的讲解，就可以轻松地了解相关的领域，也可以将之作为专业学习者初入门径时的指导图书。

朱自清先生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经典常谈》是一本关于中国传统典籍的图书，是朱先生专门撰写的一本向青少年介绍中国古典文化精华的小册子，是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经典的启蒙读物。讲解的古代经典包括了《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等十三章内容。

虽然这只是一本小书，但却凝聚了朱自清先生大量的心血，几易其稿才最终付梓。这是一本针对学生所做的具有教学参考性质的图书，因此，所有的文字非常注重于通俗流畅，深入浅出。当时，大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对此书进行了大力宣传。他认为与那些朱自清在文学上的贡献相比，像《经典常谈》这类谈学问的随笔文字，其实更该是代表朱自清的主要特色的奉献，也像叶圣陶讲的，是“极有用处”的好书。大有“不读《经典常谈》，就过不了考试关”“不读《经典常谈》，就当不好国文教师”的意味。为了让友人及早读到，叶圣陶把一本书拆散，当作信“次第分寄”。这些都使得这本小书的影响日渐增强，使之成为中学生和中学教师的必备书。《经典常谈》本身的价值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更多人接受。因此，这本书出版后多次印行，有人考证1950年就已经有五版之多。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今天的人们不可能像20世纪40年代一样对传统文化有那么多的了解，这本书未必就是中学生及中学教育者必读教学指导书了。但同时，近年来对传统的回归和重新审视又使得不同年龄段的人来关注中国的传统经典。

《经典常谈》在20世纪80年代后乃至近年来也有出版社重新印行，与之相比，本书在朱自清先生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在朱自清先生介绍中国经典的同时，将相关的原典内容附于正文之下，并以有别于原文的字体加以区分，使读者能够随着名家的讲述来更好地深入经典之中。

愿本书带给读者的不再是被动的阅读，相信读者会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对经典的体会。

叶圣陶：读《经典常谈》

学校国文教室的黑板上常常写着如下一类的粉笔字：“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公羊传，穀梁传，左传。”学生看了，就抄在笔记簿本。

学期考试与入学考试，国文科常常出如下一类的测验题目：“史记何人所作？资治通鉴何人所作？”“什么叫四书？什么叫四史？”“司马相如何代人？杜甫何代人？他们有哪一方的著作？”与考的学生只消写上人名、书名、朝代名就是。写错了或者写不出当然没有分数。

曾经参观一个中学，高中三年级上“中国文学史”课，用的是某大学的讲义《中国文学史要略》，方讲到隋唐。讲义中提及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杜佑的《通典》，王通的《中说》等，没有记明卷数，教师就一一写在黑板上，让学生一一抄在本子上。在教室里立了大约半点钟，没听见教师开一声口，只看见他写的颇为老练的一些数目字。

书籍名，作者名，作者时代，书籍卷数，不能不说是一种知识。可是，学生得到了这种知识有什么受用，咱们不妨想一想。参与考试，如果遇到这一类的测验题目，就可以毫不迟疑地答上去，取得极限的分数，这是一种受用。还有呢？似乎没有了。在跟人家谈话的当儿，如果人家问你“什么叫四史？”你回答得出“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你的脸上自然也会有一副踌躇满志的神色。可惜实际上谈话时候把这种问题作话题的并不多。

另外一派人不赞成这种办法，说这种办法毫无道理，不能叫学生得到真实的受用。这个话是千真万确的。他们主张，学生必须跟书籍直接打交道，好比朋友似的，你必须跟他混在一块，才可以心心相通，彼此影响，仅仅记住他的尊姓大名，就与没有这个朋友一样。这个话当然也没有错。可是他们所说的书籍范围很广，差不多从前读书人常读的一些书籍，他们主张现在的学生都应该读。而且，他们开起参考书目来就是一大堆，就说《史记》吧，关于考证史事的有若干种，关于评议体例的有若干种，关于鉴赏文笔的有若干种。他们要学生自己去摸索，把从前人走过的路子照样走一遍，结果才认识《史记》的全貌。这儿就有问题了。范围宽广，从前读书人常读一些书籍都拿来读，跟现代的教育宗旨合不合，是问题。每一种书籍都要由学生自己去摸索，时间跟能力够不够，又是问题。这些问题不加注意，徒然苦口婆心地对学生说：“你们要读书啊！”其心固然可敬，可是学生还是得不到真实的受用。

现代学生的功课，有些是从前读书人所不做的，如博物、理化、图画、音乐之类。其他的功课，就实质说，虽然就是从前读书人学的那一些，可是书籍不必再从前人的本子了。一部历史教本就可以摄取历代史籍的大概，经籍子籍的要旨。这自然指编撰得好的而言；现在有没有这样好的教本，那是另一问题。试问为什么要这么办？为的是从前书籍浩如烟海，现代的学生要做的功课多，没有时间一一去读它。为提现代切用的一些实质，分散在潜藏在各种书籍里，让学生淘金似的去淘，也许淘不着，也许只淘着了一点儿。尤其为的是从前的书籍，在现代人看来，有许多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先秦古籍更有脱简错简，传抄致误，清代学者校勘的贡献虽然极大，但是否定全恢复了各书的原样，谁也不敢说定；现代学生不能也不应个个劳费精力在训诂校勘上边，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为实质的吸收着想，可以干脆说一句，现代学生不必读从前的书。只要历史教本跟其他学生用书编撰得好，教师和帮助学生的一些人们又指导得法，学生就可以一辈子不读《论语》《庄子》却能知道孔子、庄子的学说；一辈子不读《史记》《汉书》，却能明晓古代的史迹。

可是，有些书籍的实质和形式是分不开的，你要了解它，享受它，必须面对它本身，涵泳得深，体味得切，才有得益。譬如《诗经》，就不能专取其实质，翻为现代语言，让学生读“白话诗经”。翻译并不是不能做，并且已经有人做过，但到底是另外一回事；真正读《诗经》还得直接读“关关雎鸠”。又如《史记》，作为历史书，尽可用“历史教本”“中国通史”之类来代替；但是它同时又是文学作品，作为文学作品，就不能用“历史教本”“中国通史”之类来代替，从这类书里知道了楚汉相争的史迹，并不等于读了《项羽本纪》。我想，要说现代学生应该读些古书，理由应该在这一点上。

还有一点。如朱自清先生在这本《经典常谈》的序文里说的，“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一些古书，培育了咱们的祖先，咱们跟祖先是一脉相承的，自当尝尝他们的营养料，才不至于无本。若讲实用，似乎是没有，有实用的东西都收纳在各种学科里了；可是有无用之用。这可以打个比方。有些人不怕旅行辛苦，道路几千，跑上峨眉金顶看日出，或者跑到甘肃敦煌，看一窟寺历代的造像跟壁画。在专讲实用的人看来，他们干的完全没有实用，只有那股傻劲儿倒可以佩服。可是他们从金顶下来，打敦煌回转，胸襟推广了，眼光深远了。虽然还是各做他们的事儿，却有了一新的精神。这就是所谓无用之用。读古书读的得其道，也会有类似的无用之用。要说现代学生应该读些古书，这是又一个理由。

这儿要注意，“现代学生应该读些古书”，万不宜忽略“学生”两字跟一个“些”字。说“学生”，就是说不是专家，其读法不该跟专家的一样（大学里专门研究古书的学生当然不在此限）。说“些”，就是说分量不能多，就是从前读书人常读的一些书籍也不必全读。就阅读的本子说，最好辑录训诂校勘方面简明而可靠的定论，让学生展卷了然，不必在一大堆参考书里自己去摸索。就阅读的范围说，最好根据前边说的两个理由来选定，只要精，不妨小，只要达到让学生见识一番这么个意思就成。这本《经典常谈》的序文里说，“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地采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地标点，并用白话文作简要的注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现代学生要读些古书，急切要用这样的读本。口口声声嚷着学生应该读古书的先生们，似乎最适宜负起责任来，编撰这样的读本。可是他们不干，只是“读书啊！读书啊！”的直嚷；学生实在没法接触古书，他们就把罪名加在学生头上，“你们自己不要好，不爱读书，教我有什么办法？”我真不懂得他们的所以然。

朱先生的《经典常谈》却是负起这方面的责任来的一本书。它是一些古书的“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谁要知道某书是什么，它就告诉你个什么，看了这本书当然不就是变了古书，可是古书的来历，其中的大要，历来对于该书有什么问题，直到现在为止，对于该书已经研究到什么程度，都可以有个简明的概念。学生如果自己在一大堆参考书里去摸索，费力甚多，所得未必会这么简明。因这本书的导引，去接触古书，就像预先看熟了地图跟地理志，虽然到的是个新地方，却能头头是道。专家们未必看得起这本书，因为“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但是这本书本来不是写给专家们看的，在需要读些古书的学生，这本书正适合他们的理解能力跟所需分量。尤其是“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近人新说当然不单为它“新”，而为它是最近研究的结果，比较可作定论；使学生在入门的当儿，便祛除了狭陋跟迂腐的弊病，是大可称美的一点。

这本书所说经典，不专指经籍；是用经典的二字的广义，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共十三篇。把目录抄在这儿：说文解字第一；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三礼第五；春秋三传第六（国语附）；四书第七；战国策第八；史记汉书第九；诸子第十；辞赋第十一；诗第十二；文第十三；前头十一篇都就书讲；末了“诗”“文”两篇却只叙述源流，不就书讲，“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

（载《西川集》，文光书店，1945）

序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

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

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朱子似乎见到了这个，他注“四书”，一种作用就是使“四书”普及于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书”注后来成了小学教科书。又如清初人选注的《史记菁华录》，价值和影响虽然远在“四书”注之下，可是也风行了几百年，帮助初学不少。但到了现在这时代，这些书都不适用了。我们知道清代“汉学家”对于经典的校勘和训诂贡献极大。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地采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地标点，并用白话文作简要的注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这需要见解、学力和经验，不是一个人一个时期所能成就的。

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些《学生国学丛书》，似乎就是这番用意，但离我们理想的标准还远着呢。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书》，又用同样的文体写《汉代学术史略》，用意便在这里。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这部小书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这部书不是“国学概论”一类。照编撰者现在的意见，“概论”这名字容易教读者感到自己满足；“概论”里好像什么都有了，再用不着别的——其实什么都只有一点儿！“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谓“汉学”一般，都未免笼统的毛病。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标明历史和语言，不再浑称“国学”，确是正办。这部书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作纲领。但《诗》《文》两篇，却还只能叙述源流；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的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书中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照传统的意见，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全篇的参考资料，开列在各篇后面；局部的，随处分别注明。也有袭用成说而没有注出的，那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注意力；一般的读物和考据的著作不同，是无需乎那样严格的。未了儿，编撰者得谢谢杨振声先生，他鼓励编撰者写下这些篇常谈。还得谢谢雷海宗先生允许引用他还没有正式印行的《中国通史选读》讲义，陈梦家先生允许引用他的《中国文字学》稿本。还得谢谢董庶先生，他给我抄了全份清稿，让排印时不致有太多的错字。

朱自清
1942年2月

《说文解字》

中国文字相传是黄帝的史官叫仓颉的造的。这仓颉据说有四只眼睛，他看见了地上的兽蹄儿、鸟爪儿印着的痕迹，灵感涌上心头，便造起文字来。文字的作用太伟大了，太奇妙了，造字真是一件神圣的工作。但是文字可以增进人的能力，也可以增进人的巧诈。仓颉泄露了天机，却将人教坏了。所以他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人有了文字，会变机灵了，会争着去做那容易赚钱的商人，辛辛苦苦去种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够吃的，所以降下米来让他们存着救急。鬼也怕这些机灵人用文字来制他们，所以夜里嚎哭¹；文字原是有巫术的作用的。但仓颉造字的传说，战国末期才有，那时人并不都相信，如《易·系辞》里就只文字是“后世圣人”造出来的。这“后世圣人”不止一人，是许多人。我们知道，文字不断地在演变着，说是一人独创，是不可能的。《系辞》的话自然合理得多。

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淮南子》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易·系辞》

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

——郑玄《周易注》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说文解字序》

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

——《历代名画记》

“仓颉造字说”也不是凭空起来的。秦以前是文字发生与演化的时代，字体因世、因国而不同，官书虽是系统相承，民间书却极为庞杂。到了战国末期，政治方面，学术方面，都感到统一的需要了，鼓吹的也有人了；文字统一的需要，自然也在一般意识之中。这时候抬出一个造字的圣人，实在是统一文字的预备工夫，好教人知道“一个”圣人造的字当然是该一致的。《荀子·解蔽篇》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一”是“专一”的意思，这儿只说仓颉是个整理文字的专家，并不曾说他是造字的人；可见得那时“仓颉造字说”还没有凝成定型。但是，仓颉究竟是什么人呢？照近人的解释，“仓颉”的字音近于“商契”，造字的也许指的是商契。商契是商民族的祖宗。“契”有“刀刻”的义；古代用刀笔刻字，文字有“书契”的名称。可能因为这点联系，商契便传为造字的圣人。事实上商契也许和造字全然无涉，但是这个传说却暗示着文字起于夏、商之间。这个暗示也许是值得相信的。至于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始见于《说文序》。“仓颉造字说”大概凝定于汉初，那时还没有定出他是哪一代的人；《说文序》所称，显然是后来加添的枝叶了。

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荀子·解蔽篇》

识字是教育的初步。《周礼·保氏》说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先生教给他们识字。秦以前字体非常庞杂，贵族子弟所学的，大约只是官书罢了。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他也统一了文字；小篆成了国书，别体渐归淘汰，识字便简易多了。这时候贵族阶级已经没有了，所以渐渐注重一般的识字教育。到了汉代，考试史、尚书史（书记秘书）等官儿，都只凭识字的程度；识字教育更注重了。识字需要字书。相传最古的字书是《史籀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作的。这部书已经佚去，但许慎《说文解字》里收了好些“籀文”，又称为“大篆”，字体和小篆差不多，和始皇以前三百年的碑碣器物上的秦篆简直一样。所以现在相信这只是始皇以前秦国的字书。“史籀”是“书记必读”的意思，只是书名。不是人名。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汉书·艺文志》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说文解字序》

始皇为了统一文字，教李斯作了《仓颉篇》七章，赵高作了《爰历篇》六章，胡母敬作了《博学篇》七章。所选的字，大部分还是《史籀篇》里的，但字体以当时通用的小篆为准，便与“籀文”略有不同。这些是当时官定的标准字书。有了标准字书，文字统一就容易进行了。汉初，教书先生将这三篇合为一书，单称《仓颉篇》。秦代那三种字书都不传了，汉代这个《仓颉篇》，现在残存着一部分。西汉时期还有些人作了些字书，所选的字大致和这个《仓颉篇》差不多。其中只有史游的《急就篇》还存留着。《仓颉》残篇四字一句，两句一韵。《急就篇》不分章而分部，前半三字一句，后半七字一句，两句一韵；所收的都是名姓、器物、官名等日常用字，没有说解。这些书和后世“日用杂字”相似，按事类收字——所谓分章或分部，都据事类而言。这些一面供教授学童用，一面供民众检阅用，所收约三千三百字，是通俗的字书。

东汉和帝时，有个许慎，作了一部《说文解字》。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字书。经典和别的字书里的字，他都搜罗在他的书里，所以有九千字。而且小篆之外，兼收籀文“古文”；“古文”是鲁恭王所得孔子宅“壁中书”及张仓所献《春秋左氏传》的字体，大概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许氏又分析偏旁，定出部首，将九千字分属五百四十部首。书中每字都有说解，用晚周人作的《尔雅》，扬雄的《方言》，以及经典的注文的体例。这部书意在帮助人通读古书，并非只供通俗之用，和秦代及西汉的字书是大不相同的。它保存了小篆和一些晚周文字，让后人可以溯源沿流；现在我们要认识商、周文字，探寻汉以来字体演变的轨迹，都得凭这部书。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义也得靠它。研究文字的形、音、义的，以前叫“小学”，现在叫文字学。从前学问限于经典，所以说研究学问必须从小学入手；现在学问的范围是广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还得从文字学入手。《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门径。

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赌，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

——《说文解字序》

《说文序》提起出土的古器物，说是书里也搜罗了古器物铭的文字，便是“古文”的一部分，但是汉代出土的古器物很少；而拓墨的法子到南北朝才有，当时也不会有拓本，那些铭文，许慎能见到的怕是更少。所以他的书里还只有秦篆和一些晚周民间书，再古的可以说是没有。到了宋代，古器物出土的多了，拓本也流行了，那时有了好些金石、图录考释的书。“金”是铜器，铜器的铭文称为金文。铜器里钟鼎最是重器，所以也称为钟鼎文。这些铭文都是记事的。而宋以来发现的铜器大都是周代所作，所以金文多是两周的文字。清代古器物出土的更多，而光绪二十五年（西元1899）河南安阳发现了商代的甲骨，尤其是划时代的。甲是龟的腹甲，骨是牛胛骨。商人钻灼甲骨，以卜吉凶，卜完了就在上面刻字纪录。这称为甲骨文，又称为卜辞，是盘庚（约西元前1300）以后的商代文字。这大概是最古的文字了。甲骨文，金文，以及《说文》里所谓“古文”，还有籀文，现在统统算作古文字，这些大部分是文字统一以前的官书。甲骨文是“契”的，金文是“铸”的。铸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再倒铜。古代书写文字的方法，除“契”和“铸”外，还有“书”和“印”，因用的材料而异。“书”用笔，竹、木简以及帛和纸上用“书”。“印”是在模子上刻字，印在陶器或封泥上²。古代用竹、木简最多，战国才有帛，纸是汉代才有的。笔出现于商代，却只用竹木削成。竹木简、帛、纸，都容易坏，汉以前的，已经荡然无存了。

《说文解字》汉许慎撰

造字和用字有六个条例，称为“六书”。“六书”这个总名初见于《周礼》，但六书的各个的名字到汉人的书里才见。一是“象形”，象形的大概，如“日”“月”等字。二是“指事”，用抽象的符号，指示那无形的事类，如“”（上）“”（下）两个字，短画和长画都是抽象的符号，各代表着一个物类。“”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上，“”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下。这“上”和“下”两种关系便是无形的事类。又如“刃”字，在“刀”形上加一点。指示刃之所在，也是的。三是“会意”。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为一个字，这一个字的意义是那几个字的意义积成的，如“止”“戈”为“武”，“人”“言”为“信”等。四是“形声”，也是两个字合成一个字，但一个字是形，一个字是声；形是意符，声是音标。如“江”“河”两字，“氵”（水）是形，“工”“可”是声。但声也有兼义的。如“浅”“钱”“贱”三字，“水”“金”“贝”是形，同以“戋”为声，但水小为“浅”，金小为“钱”，贝小为“贱”，三字共有的这个“小”的意义，正是从“戋”字来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都是造字的条例，形声最便，用处最大，所以我们的形声字最多。

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伪,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说文解字序》

《说文解字》

五是“转注”，就是互训。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字，意义全部相同或一部相同，可以互相解释的，便是转注字，也可以叫作同义字。如“考”“老”等字，又如“初”“哉”“首”“基”等字；前者同形同部，后者不同形不同部，却都可以“转注”。同义字的孳生，大概是各地方言不同和古今语言演变的缘故。六是“假借”，语言里有许多有音无形的字，借了别的同音的字，当作那个意义用。如代名词，“予”“汝”“彼”等，形况字“犹豫”“孟浪”“关关”“突如”等，虚助字“于”“以”“与”“而”“则”“然”“也”“乎”“哉”等，都是假借字。又如“令”，本义是“发号”，借为县令的“令”；“长”本义是“久远”，借为县长的“长”。“县令”“县长”是“令”“长”的引申义。假借本因有音无字，但以后本来有字的也借用别的字。所以我们现在所用的字，本义的少，引申义的多，一字数义，便是这样来的。这可见假借的用处也很广大。但一字借成数义，颇不容易分别。晋以来通行了四声，这才将同一字分读几个音，让意义分得开些。如“久远”的“长”平声，“县长”的“长”读上声之类。这样，一个字便变成几个字了。转注、假借都是用字的条例。

东汉隶书《张迁碑》

象形字本于图画。初民常以画记名，以画记事，这便是象形的源头。但文字本于语言，语言发于声音，以某声命物，某声便是那物的名字，这是“名”；“名”该只指声音而言。画出那物形的大概，是象形字。“文字”与“字”都是通称；分析地说，象形的字该叫作“文”，“文”是“错画”的意思³。“文”本于“名”，如先有“日”名，才会有“日”这个“文”，“名”就是“文”的声音。但物类无穷，不能一一造“文”，便只得用假借字。假借字以声为主，也可以叫作“名”。一字借为数字，后世用四声分别，古代却用偏旁分别，这便是形声字。如“”本象箕形，是“文”，它的名是“”。而日期的“期”，旗帜的“旗”，麒麟的“麒”等，在语言中与“”同声，却无专字，便都借用“”字。后来才加“月”为“期”，加“”为旗，加鹿“麒”，一个字变成了几个字。严格地说，形声字才该叫作“字”，“字”是“孳乳而渐多”的意思⁴。象形有抽象作用，如一画可以代表任何一物，“”（上）、“”（下）、“一”“二”“三”其实都可以说是象形。象形又指示作用，如“刀”字上加一点，表明刃在那里。这样，旧时所谓指事字其实都可以归入象形字。象形还有会合作用，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子，表示一个意义；那么，旧时所谓会意字其实也可以归入象形字。但会合成功的不是“文”，也该是“字”。象形字、假借字、形声字，是文字发展的逻辑的程序，但甲骨文里三种字都已经有了。这里所说的程序，是近人新说，和“六书说”颇有出入。六书说原有些不完备、不清楚的地方，新说，加以补充修正，似乎更可信些。

《说文解字注》

秦以后只是书体演变的时代。演变的主因是应用，演变的方向是简易。始皇用小篆统一了文字，不久便又有了“隶书”。当时公事忙，文书多，书记虽遵用小篆，有些下行文书，却不免写得草率些。日子长了，这样写的人多了，便自然而然成了一体，称为“隶书”，因为是给徒隶等下级办公人看的。这种字体究竟和小篆差不多。到了汉末，才渐渐变了，椭圆的变为扁方的，“敛笔”变为“挑笔”。这是所谓汉隶，是隶书的标准。晋、唐之间，又称为“八分书”。汉初还有草书，从隶书变化，更为简便。这从清末以来在新疆和敦煌发现的汉、晋间的木简里最能见出。这种草书，各字分开，还带着挑笔，称为“章草”。魏、晋之际，又嫌挑笔费事，改为敛笔，字字连书，以一行或一节为单位。这称为“今草”。隶书方整，去了挑笔，又变为“正书”。这起于魏代。晋、唐之间，却称为“隶书”，而称汉隶为“八分书”。晋代也称为“楷书”。宋代又改称为“真书”。正书本也是扁方的，到陈、隋的时候，渐渐变方了。到了唐代，又渐渐变长了。这是为了好看。正书简化，便成“行书”，起于晋代。大概正书不免于拘，草书不免于放，行书介乎两者之间，最为适用。但现在还通用着正书，而辅以行、草。一方面却提倡民间的“简笔字”，将正书、行书再行简化；这也还是求应用便利的缘故。

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日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说文解字序》

《周易》

在人家门头上，在小孩的帽饰上，我们常见到八卦那种东西。八卦是圣物，放在门头上，放在帽饰里，是可以辟邪的。辟邪还只是它的小神通，它的大神通在能够因往知来，预言吉凶。算命的、看相的、卜课的，都用得着它。他们普通只用五行生克的道理就够了，但要详细推算，就得用阴阳和八卦的道理。八卦及阴阳五行和我们非常熟悉，这些道理直到现在还是我们大部分人的信仰，我们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不知不觉之中教这些道理支配着。行人不至，谋事未成，财运欠通，婚姻待决，子息不旺，乃至种种疾病疑难，许多人都会去求签问卜，算命看相，可见影响之大。讲五行的经典，现在有《尚书·洪范》，讲八卦的便是《周易》。

《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

——黑格尔

八卦图

八卦相传是伏羲氏画的。另一个传说却说不是他自出心裁画的。那时候有匹龙马从黄河里出来，背着一幅图，上面便是八卦，伏羲只照着描下来罢了。但这因为伏羲是圣人，那时代是圣世，天才派了龙马赐给他这件圣物。所谓“河图”，便是这个。那讲五行的《洪范》，据说也是大禹治水时在洛水中从一只神龟背上得着的，也出于天赐。所谓“洛书”，便是那个。但这些神怪的故事，显然是八卦和五行的宣传家造出来抬高这两种学说的地位的。伏羲氏恐怕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人，他只是秦、汉间儒家假托的圣王。至于八卦，大概是有了筮法以后才有的。商民族是用龟的腹甲或牛的胛骨卜吉凶，他们先在甲骨上钻一下，再用火灼；甲骨经火，有裂痕，便是兆象，卜官细看兆象，断定吉凶；然后便将卜的人、卜的日子、卜的问句等用刀刻在甲骨上，这便是卜辞。卜辞里并没有阴阳的观念，也没有八卦的痕迹。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易·系辞上》

伏羲得河图，夏人因之，曰《连山》。

——《山海经》

卜法用牛骨最多，用龟甲是很少的。商代农业刚起头，游猎和畜牧还是主要的生活方式，那时牛骨头不缺少。到了周代，渐渐脱离游牧时代，进到农业社会了，牛骨头便没有那么容易得了。这时候却有了筮法，作为卜法的辅助，筮法只用些蓍草，那是不难得的。蓍草是一种长寿草，古人觉得这草和老年人一样，阅历多了，知道的也就多了，所以用它来占吉凶。筮的时候用它的秆子，方法已不能详知，大概是数的。取一把蓍草，数一下看是什么数目，看是奇数还是偶数，也许这便可以断定吉凶。古代人看见数目整齐而又有变化，认为是神秘的东西。数目的连续、循环以及奇偶，都引起人们的惊奇。那时候相信数目是有魔力的，所以巫术里用得着它。我们一般人直到现在，还嫌恶奇数，喜欢偶数，该是那些巫术的遗迹。那时候又相信数目是有道理的，所以哲学里用得着它。我们现在还说，凡事都有定数，这就是前定的意思；这是很古的信仰了。人生有数，世界也有数，数是算好了的一笔账；用现在的话说，便是机械的。数又是宇宙的架子，如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象⁵就是一生二、二生四的意思。筮法可以说是一种巫术，是靠了数目来判断吉凶的。

《伏羲古太极图》

八卦的基础便是一、二、三的数目。整画“”是一；断画“——”是二；三画叠而成卦是。这样配出八个卦，便是；乾、兑、离、震、艮、坎、巽、坤，是这些卦的名字。那整画、断画的排列，也许是在排列着蓍草时触悟出来的。八卦到底太简单了，后来便将这些卦重起来，两卦重作一个，按照算学里错列与组合的必然，成了六十四卦，就是《周易》里的卦数。蓍草的应用，也许起于民间；但八卦的创制，六十四卦的推演，巫与卜官大约是重要的角色。古代巫与卜官同时也就是史官，一切的记载，一切的档案，都掌管在他们的手里。他们是当时知识的权威，参加创卦和重卦的工作是可能的。筮法比卜法简便得多，但起初人们并不十分信任它。直到《春秋》时候，还有“筮短龟长”的话⁶。那些时代，大概小事才用筮，大事还得用卜的。

筮短龟长，不如从长。

——《左传·僖公四年》

甲骨

筮法袭用卜法的地方不少。卜法里的兆象，据说有一百二十体，每一体都有十条断定吉凶的“颂”辞⁷。这些是现成的辞。但兆象是自然地灼出来的，有时不能凑合到那一百二十体里去，便得另造新辞。筮法里的六十四卦，就相当于一百二十体的兆象。那断定吉凶的辞，原叫作繇辞，“繇”是抽出来的意思。《周易》里一卦有六画，每画叫作一爻——六爻的次序，是由下向上数的。繇辞有属于卦的总体的，有属于各爻的；所以后来分称为卦辞和爻辞。这种卦、爻辞也是卜筮官的占筮纪录，但和甲骨卜辞的性质不一样。

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周礼·春官·大卜》

从卦、爻辞里的历史故事和风俗制度看，我们知道这些是西周初叶的纪录，纪录里好些是不连贯的，大概是几次筮辞并列在一起的缘故。那时卜筮官将这些卦、爻辞按着卦、爻的顺序编辑起来的，便成了《周易》这部书。“易”是“简易”的意思，是说筮法比卜法简易的意思。本来呢，卦数既然是一定的，每卦每爻的辞又是一定的，检查起来，引申推论起来，自然就“简易”了。不过这只在当时的卜筮官如此。他们熟习当时的背景，卦、爻辞虽“简”，他们却觉得“易”。到了后世就不然了。筮法久已失传，有些卦、爻辞简直就看不懂了。《周易》原只是当时一部切用的筮书。

河图

洛书

《周易》

《周易》现在已经变成了儒家经典的第一部，但早期的儒家还没有注意这部书。孔子是不讲怪、力、乱、神的。《论语》里虽有“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但另一个本子作“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⁸；所以这句话是很可疑的。孔子只教学生读《诗》《书》和《春秋》，确没有教读《周易》。《孟子》称引《诗》《书》，也没说到《周易》。《周易》变成儒家的经典，是在战国末期。那时候阴阳家的学说盛行，儒家大约受了他们的影响，才研究起这部书来。那时候道家的学说也盛行，也从另一面影响了儒家。儒家就在这两家学说的影响之下，给《周易》的卦、爻辞作了种种新解释。这些新解释并非在忠实的、确切的解释卦、爻辞，其实倒是借着卦、爻辞发挥他们的哲学。这种新解释存下来的，便是所谓的《易传》。

《易传》中间较有系统的是彖辞和象辞。彖辞断定一卦的含义——“彖”就是“断”的意思。象辞推演卦和爻的象，这个“象”字相当于现在所谓“观念”。这个字后来成为解释《周易》的专门名词。但彖辞断定的含义，象辞推演的观念，其实不是真正的从卦、爻里探究出来的；那些只是作传的人附会在卦、爻上面的。这里面包含着多量的儒家伦理思想和政治哲学；象辞的话更有许多和《论语》相近的。但说到“天”的时候，不当作有人格的上帝，而只当作自然的道，却是道家的色彩了。这两种传似乎是编纂起来的，并非一人所作。此外有《文言》和《系辞》。《文言》解释乾坤两卦；《系辞》发挥宇宙观、人生观，偶然也有分别解释卦、爻的话。这些似乎都是抱残守缺，汇集众说而成。到了汉代，又新发现了《说卦》《序卦》《杂卦》三种传。《说卦》推演卦象，说明某卦的观念象征着自然界和人世间的某些事物，譬如乾卦象征着天，又象征着父之类。《序卦》说明六十四卦排列先后的道理。《杂卦》比较各卦意义的同异之处。这三种传据说是河内一个女子在什么地方找着的，后来称为《逸易》；其实也许就是汉代人作的。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周易·彖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象辞》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焉；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

——《周易·系辞》

八卦原只是数目的巫术，这时候却变成数目的哲学了。那整画“”是奇数，代表天，那断画“”是偶数，代表地。奇数是阳数，偶数是阴数，阴阳的观念是从男女来的。有天地，不能没有万物，正和有男女就有子息一样，所以三画才能成一卦。卦是表示阴阳变化的，《周易》的“易”，也便是变化的意思。为什么要八个卦呢？这原是算学里错列与组合的必然，但这时候却想着是万象的分类。乾是天，是父等；坤是地，是母等；

《周易》魏王弼注

震是雷，是长子等；巽是风，是长女等；坎是水，是心病等；离是火，是中女等；艮是山，是太监等；兑是泽，是少女等。这样，八卦便象征着也支配着整个的大自然，整个的人间世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卦是复合的，卦象也是复合的，作用便更复杂、更具体了。据说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一班圣人看了六十四卦的象，悟出了种种道理，这才制造了器物，建立了制度，耒耜以及文字等等东西，“日中为市”等等制度，都是他们从六十四卦推演出来的。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周易·系辞》

这个观象制器的故事，见于《系辞》。《系辞》是最重要的一部《易传》。这传里借着八卦和卦、爻辞发挥着的融合儒、道的哲学，和观象制器的故事，都大大地增加了《周易》的价值，抬高了它的地位。《周易》的地位抬高了，关于它的传说也就多了。《系辞》里只说伏羲作八卦；后来的传说却将重卦的，作卦、爻辞的，作《易传》的人，都补出来了。但这些传说都比较晚，所以有些参差，不尽能像“伏羲画卦说”那样成为定论。重卦的人，有说是伏羲的，有说是神农的，有说是文王的。卦、爻辞有说全是文王作的，有说爻辞是周公作的；有说全是孔子作的。《易传》却都说是孔子作的。这些都是圣人。《周易》的经传都出自于圣人之手，所以和儒家所谓道统，关系特别深切；这成了他们一部传道的书。所以到了汉代，便已跳到六经之首了⁹。但另一面阴阳八卦与五行结合起来,三位一体的演变出后来医卜、星相种种迷信，种种花样，支配着一般民众，势力也非常雄厚。这里面儒家的影响却很少了，大部分还是《周易》原来的卜筮传统的力量。儒家的《周易》是哲学化了的；民众的《周易》倒是巫术的本来面目。

《易经解义》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庄子·天下》

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

——《汉书·扬雄传》

《尚书》

《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所谓记言，其实也是记事，不过是一种特别的方式罢了。记事比较的是间接的，记言比较的是直接的。记言大部分照说的话写下来，虽然也须略加剪裁，但是尽可以不必多费心思。记事需要化自称为他称，剪裁也难，费的心思自然要多得多。

中国的记言文是在记事文之先发展的。商代甲骨卜辞大部分是些问句，记事的话不多见。两周金文也还多以记言为主。直到战国时代，记事文才有了长足的进展。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说出的、写下的都可以叫作“辞”。卜辞我们称为“辞”，《尚书》的大部分其实也是“辞”。我们相信这些辞都是当时的“雅言”¹⁰，就是当时的官话或普通话。但传到后世，这种官话或普通话却变成了诘屈聱牙的古语了。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论语·述而》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的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说数，那记事的几篇，大都是战国末年人的制作，应该分别地看。那些号令多称为“誓”或“诰”，后人便用“誓”“诰”的名字来代表这一类。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¹¹的。这些辞有的是当代史官所记，有的是后代史官追记；当代史官也许根据新闻，后代史官便只能根据传闻了。这些辞原来似乎只是说的话，并非写出的文告；史官纪录，意在存作档案，备后来查考之用。这种古代的档案，想来很多，留下来的却很少。汉代传有《书序》，来历不详，也许是周、秦间人所作。有人说，孔子删《书》为百篇，每篇有序，说明作意。这却缺乏可信的证据。孔子教学生的典籍里有《书》，倒是真的。那时代的《书》是个什么样子，已经无从知道。“书”原是纪录的意思¹²；大约那所谓“书”只是指当时留存着的一些古代的档案而言；那些档案恐怕还是一件件的，并未结集成书。成书也许是在汉人手里。那时候这些档案留存着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汉人便将它们编辑起来，改称《尚书》。“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¹³。“书”上加一“尚”字，无疑的是表示着尊信的意味。至于《书》称为“经”，始于《荀子》¹⁴；不过也是到汉代才普遍罢了。

《尚书》孔传卷第一

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

——《尚书》

《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授事相实而为名，不依违作意以见奇。

——《论衡·正说篇》

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

——《荀子·劝学篇》

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书才渐渐见得着了。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¹⁵。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汉武帝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数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若干人。每家有所谓“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这时候经学已成利禄的途径，治经学的自然就多起来了。《尚书》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却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来的。当时去伏生已久，传经的儒者为使人尊信的缘故，竟有硬说《尚书》完整无缺的。他们说，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吗¹⁶！这二十九篇，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都给作过注；可是那些注现在差不多亡失干净了。

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

——《史记·儒林列传》

建元五年（前136）春，“置‘五经’博士”。

——《汉书·武帝纪》

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

——《论衡·正说篇》

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着“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家的主人孔子的后人叫孔安国的。安国加以整理，发见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这称为《古文尚书》。武帝时，安国将这部书献上去。因为语言和字体的两重困难，一时竟无人能通读那些“逸书”，所以便一直压在皇家图书馆里。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脱简及异文各若干。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博士；这些都是所谓“古文”经典。当时的五经博士不以为然，刘歆写了长信和他们争辩¹⁷。这便是后来所谓今古文之争。

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

——《汉书·景十三王传·鲁恭王传》

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嫉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汉书·刘歆传》

今古文之争是西汉经学一大史迹。所争的虽然只在几种经书，他们却以为关系孔子之道即古代圣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实也是幌子，骨子里所争的还在禄位与声势；当时今古文派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过两派的学风确也有不同处。大致今文派继承先秦诸子的风气，“思以其道易天下”¹⁸，所以主张通经致用。他们解经，只重微言大义；而所谓微言大义，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古文派不重哲学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他们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畸的地方。到了东汉，书籍流传渐多，民间私学日盛。私学压倒了官学，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学者也以兼通为贵，不再专主一家。但是这时候“古文”经典中《逸礼》即《礼》古经已经亡佚，《尚书》之学，也不昌盛。

诸子思以其学易天下，固将以其所谓道者，争天下之莫可加。

——《文史通义·言公》

东汉初，杜林曾在西州（今新疆境）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非常宝爱，流离兵乱中，老是随身带着。他是怕“《古文尚书》学”会绝传，所以这般珍惜。当时经师贾逵、马融、郑玄都给那一卷《古文尚书》作注，从此《古文尚书》才显于世¹⁹。原来“《古文尚书》学”直到贾逵才真正开始；从前是没有什么师说的。而杜林所得只一卷，决不如孔壁所出的多。学者竟爱重到那般地步。大约孔安国献的那部《古文尚书》，一直埋没在皇家图书馆里，民间也始终没有盛行，经过西汉末年的兵乱，便无声无息地亡佚了罢。杜林的那一卷，虽经诸大师作注，却也没传到后世；这许又是三国兵乱的缘故。《古文尚书》的运气真够坏的，不但没有能够露头角，还一而再地遭到了些冒名顶替的事儿。这在西汉就有。汉成帝时，因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无人通晓，下诏征求能够通晓的人。东莱有个张霸，不知孔壁的书还在，便根据《书序》，将伏生二十九篇分为数十，作为中段，又采《左氏传》及《书序》所说，补作首尾，共成《古文尚书百二篇》。每篇都很简短，文意又浅陋。他将这伪书献上去。成帝教用皇家图书馆藏着的孔壁《尚书》对看，满不是的。成帝便将张霸下在狱里，却还存着他的书，并且听它流传世间。后来张霸的再传弟子樊并谋反，朝廷才将那书毁废；这第一部伪《古文尚书》就从此失传了。

尚书义考

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后出示卫宏等，遂行于世。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郑康成之传注解，皆是物也。

——《后汉书·杜林传》

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

——《论衡·正说篇》

到了三国末年，魏国出了个王肃，是个博学而有野心的人。他伪作了《孔子家语》《孔丛子》²⁰，又伪作了一部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还带着孔安国的传。他是个聪明人，伪造这部《古文尚书》孔传，是很费了心思的。他采辑群籍中所引“逸书”，以及历代嘉言，改头换面，巧为联缀，成功了这部书。他是参照汉儒的成法，先将伏生二十九篇分割为三十三篇，另增多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²¹以合于东汉儒者如桓谭、班固所记的《古文尚书》篇数。所增各篇，用力阐明儒家的“德治主义”，满纸都是仁义道德的格言。这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专崇儒学以来的正统思想，所谓大经、大法，足以取信于人。只看宋以来儒者所口诵心维的“十六字心传”²²，正是他伪作的《大禹谟》里，便见出这部伪书影响之大。其实《尚书》里的主要思想，该是“鬼治主义”，像《盘庚》等篇所表现的。“原来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什么政治道德的约束。逢到臣民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抬出上帝和先祖来，自然一切解决。”这叫作“鬼治主义”。“西周以后，因疆域的开拓，交通的便利，富力的增加，文化大开。自孔子以至荀卿、韩非，他们的政治学说都是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扩张得极大。他们觉得政治的良好只在诚信的感应；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风从，用不到威力和鬼神的压迫。”这叫作“德治主义”²³。看古代的档案，包含着“鬼治主义”思想的，自然比包含着“德治主义”思想的可信得多。但是王肃的时代早已是“德治主义”的时代；他的伪书所以专从这里下手。他果然成功了。只是词旨坦明，毫无诘屈聱牙之处，却不免露出了马脚。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真德秀《大学衍义》

晋武帝时候，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曾立过博士²⁴；这《古文尚书》大概就是王肃伪造的。王肃是武帝的外祖父，当时即使有怀疑的人，也不敢说话。可是后来经过怀帝永嘉之乱，这部伪书也散失了，知道的人很少。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发现了它，便拿来献到朝廷上去。这时候伪《古文尚书》孔传便和马、郑注的《尚书》并行起来了。大约北方的学者还是信马、郑的多，南方的学者才是信伪孔的多。等到隋统一了天下，南学压倒了北学，马、郑《尚书》，习者渐少。唐太宗时，因章句繁杂，诏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西元653年），颁行天下，考试必用此本。《正义》成了标准的官书，经学从此大统一。那《尚书正义》便用的伪《古文尚书》孔传。伪孔定于一尊，马、郑便更没人理睬了；日子一久，自然就残缺了，宋以来差不多就算亡了。伪《古文尚书》孔传如此这般冒名顶替了一千年，直到清初的时候。

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

——《旧唐书·儒学上》

这一千年中间，却也有怀疑伪《古文尚书》孔传的人。南宋的吴棫首先发难。他有《书裨传》十三卷，²⁵可惜不传了。朱子因孔安国的“古文”字句皆完整，又平顺易读，也觉得可疑²⁶。但是他们似乎都还没有去找出确切的证据。至少朱子还不免疑信参半；他还采取伪《大禹谟》里“人心”“道心”的话解释四书，建立道统呢。元代的吴澄才断然地将伏生今文从伪古文分出；他的《尚书纂言》只注解今文，将伪古文除外。明代梅著《尚书考异》，更力排伪孔，并找出了相当的证据。但是严密钩稽决疑定谳的人，还得等待清代的学者。这里该提出三个可尊敬的名字。第一是清初的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第二是惠栋，著《古文尚书考》；两书辨析详明，证据确凿，教伪孔体无完肤，真相毕露。但将作伪的罪名加在梅赜头上，还不免未达一间。第三是清中叶的丁晏，著《尚书余论》，才将真正的罪人王肃指出。千年公案，从此可以定论。这以后等着动手的，便是搜辑汉人的伏生《尚书》说和马、郑注。这方面努力的不少，成绩也斐然可观；不过所能做到的，也只是抱残守缺的工作罢了。伏生《尚书》从千年迷雾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诸大师的的劳绩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其中也还该分别地看。照近人的意见，《周书》大都是当时史官所记，只有一、二篇像是战国时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尚在然疑之间。《虞、夏书》大约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许是后代史官追记的。这么着，《今文尚书》里便也有了真伪之分了。

孔传出于魏晋之间，后于王肃传注，相同者，乃孔窃王，非王窃孔也。

——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

阎百诗善读书。百诗读一句书，能识其正面背面。

——段玉裁

今世所谓古文者，乃梅赜之书，非壁中之文也。熙采摭传、记作为古文，以绐后世。后世儒者靡然信从，于是东晋之古文出而西汉之古文亡矣。

——惠栋《古文尚书考》

《诗经》

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日常的言语不够劲儿，便用歌唱；一唱三叹的叫别人回肠荡气。唱叹再不够的话，便手也舞起来了，脚也蹈起来了，反正要将劲儿使到了家。碰到节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乐，唱歌的机会更多。或一唱众和，或彼此竞胜。传说葛天氏的乐八章，三个人唱，拿着牛尾，踏着脚²⁷，似乎就是描写这种光景的。歌谣越唱越多，虽没有书，却存在人的记忆里。有了现成的歌儿，就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随时拣一支合式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若没有完全合式的，尽可删一些、改一些，到称意为止。流行的歌谣中往往不同的词句并行不悖，就是为此。可也有经过众人修饰，成为定本的。歌谣真可说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了²⁸。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

——《吕氏春秋·古乐篇》

《诗经》朱熹集传

歌谣可分为徒歌和乐歌。徒歌是随口唱，乐歌是随着乐器唱。徒歌也有节奏，手舞脚蹈便是帮助节奏的；可是乐歌的节奏更规律化些。乐器在中国似乎早就有了，《礼记》里说的土鼓土槌儿、芦管儿²⁹，也许是我们乐器的老祖宗。到了《诗经》时代，有了琴瑟钟鼓，已是洋洋大观了。歌谣的节奏。最主要的靠重叠或叫复沓；本来歌谣以表情为主，只要翻来覆去将情表到了家就成，用不着费话。重叠可以说原是歌谣的生命，节奏也便建立在这上头。字数的均齐，韵脚的调协，似乎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有了这些，重叠才在诗歌里失去主要的地位。

蜡即田祭，与种穀相协，土鼓苇籥又与蒉桴土鼓相当。

——《礼记》

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人将那些歌谣记录下来，便是最初的写的诗了。但记录的人似乎并不是因为欣赏的缘故，更不是因为研究的缘故。他们大概是些乐工，乐工的职务是奏乐和唱歌；唱歌得有词儿，一面是口头传授，一面也就有了唱本儿。歌谣便是这么写下来的。我们知道春秋时的乐工就和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一样，老板叫作太师。那时各国都养着一班乐工，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得搜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不但搜集乐词，还得搜集乐谱。那时的社会有贵族与平民两级。太师们是伺候贵族的，所搜集的歌儿自然得合贵族们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会入选的。他们搜得的歌谣，有些是乐歌，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乐才好用。合乐的时候，往往得增加重叠的字句或章节，便不能保存歌词的原来样子。除了这种搜集的歌谣以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谏、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的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儿，带着乐谱；唱词儿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渐渐衰落，平民渐渐抬头，新乐代替了古乐，职业的乐工纷纷散走。乐谱就此亡佚。但是还有三百来篇唱词儿流传下来，便是后来的《诗经》了³⁰。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

——《史记·孔子世家》

“诗言志”是一句古话；“诗”（）这个字就是“言”“志”两个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谓“言志”和现在所谓“抒情”并不一样；那“志”总是关联着政治或教化的。春秋时通行赋诗。在外交的宴会里，各国使臣往往得点一篇诗或几篇诗叫乐工唱。这很像现在的请客点戏，不同处是所点的诗句必加上政治的意味。这可以表示这国对那国或这人对那人的愿望、感谢、责难等等，都从诗篇里断章取义。断章取义是不管上下文的意义，只将一章中一两句拉出来，就当前的环境，作政治的暗示。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宴晋使赵孟于垂陇，赵孟请大家赋诗，他想看看大家的“志”。子太叔赋的是《野有蔓草》。原诗首章云：“野有蔓草，零露传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子太叔只取末两句，借以表示郑国欢迎赵孟的意思，上文他就不管。全诗原是男女私情之作，他更不管了。可是这样办正是“诗言志”；在那回宴会里，赵孟就和子太叔说了"诗以言志"这句话。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

到了孔子时代，赋诗的事已经不行了，孔子却采取了断章取义的办法，用诗来讨论做学问做人的道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³¹，本来说的是治玉，将玉比人。他却用来教训学生做学问的工夫³²。“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³³，本来说的是美人，所谓天生丽质。他却拉出末句来比方作画，说先有白底子，才会有画，是一步步进展的；作画还是比方，他说的是文化，人先是朴野的，后来才进展了文化——文化必须修养而得，并不是与生俱来的³⁴。他如此解诗，所以说“思无邪”一句话可以包括“诗三百”的道理³⁵；又说诗可以鼓舞人，联合人，增加阅历，发泄牢骚，事父事君的道理都在里面³⁶。孔子以后，“诗三百”成为儒家的六经之一，《庄子》和《荀子》里都说到“诗言志”，那个“志”便指教化而言。

《诗经·豳风》图卷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论语·学而》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论语·八佾》

但春秋时列国的赋诗只是用诗，并非解诗；那时诗的主要作用还在乐歌，因乐歌而加以借用，不过是一种方便罢了。至于诗篇本来的意义，那时原很明白，用不着讨论。到了孔子时代，诗已经不常歌唱了，诗篇本来的意义，经过了多年的借用，也渐渐含糊了。他就按着借用的办法，根据他教授学生的需要，断章取义地来解释那些诗篇。后来解释《诗经》的儒生都跟着他的脚步走。最有权威的毛氏《诗传》和郑玄《诗笺》差不多全都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断句取义是在一句、两句里拉出一个两个字来发挥，比起断章取义，真是变本加厉了。

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说，删裁繁芜，刊改漏失，择善而从，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后汉书》

《诗经·豳风》图卷

毛氏有两个人：一个毛亨，汉时鲁国人，人称为大毛公，一个毛苌，赵国人，人称为小毛公；是大毛公创始《诗经》的注解，传给小毛公，在小毛公手里完成的。郑玄是东汉人，他是专给毛《传》作《笺》的，有时也采取别家的解说；不过别家的解说在原则上也和毛氏一鼻孔出气，他们都是以史证诗。他们接受了孔子“无邪”的见解，又摘取了孟子的“知人论世”³⁷的见解，以为用孔子的诗的哲学，别裁古代的史说，拿来证明那些诗篇是什么时代作的，为什么事作的，便是孟子所谓“以意逆志”。³⁸其实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倒是说要看全篇大意，不可拘泥在字句上，与他们不同。他们这样猜出来的作诗人的志，自然不会与作诗人的相合；但那种志倒是关联着政治教化而与“诗言志”一语相合的。这样的以史证诗的思想，最先具体地表现在《诗序》里。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孟子·万章上》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孟子·万章下》

《诗序》有《大序》《小序》。《大序》好像总论，托名子夏，说不定是谁作的。《小序》每篇一条，大约是大、小毛公作的。以史证诗，似乎是《小序》的专门任务；传里虽也偶然提及，却总以训诂为主，不过所选取的字义，意在助成序说，无形中有个一定方向罢了。可是《小序》也还是泛说的多，确指的少。到了郑玄，才更详密地发展了这个条理。他按着《诗经》中的国别和篇次，系统地符合史料，编成了《诗谱》，差不多给每篇诗确定了时代；《笺》中也更多地发挥了作为各篇诗的背景的历史。以史证诗，在他手里算是集大成了。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毛诗序》

《诗集传》

《大序》说明诗的教化作用，这种作用似乎建立在风、雅、颂、赋、比、兴，所谓“六义”上。《大序》只解释了风、雅、颂。说风是风化（感化）、讽刺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颂是形容盛德的意思。这都是按着教化作用解释的。照近人的研究，这三个字大概都从音乐得名。风是各地方的乐调，《国风》便是各国土乐的意思。雅就是“乌”字，似乎描写这种乐的呜呜之音。雅也就是“夏”字，古代乐章叫作“夏”的很多，也许原是地名或族名。雅又分《大雅》《小雅》，大约也是乐调不同的缘故。颂就是“容”字。容就是“样子”；这种乐连歌带舞，舞就有种种样子了。风、雅、颂之外，其实还该有个“南”。南是南音或南调，《诗经》中《周南》《召南》的诗，原是相当于现在河南、湖北一带地方的歌谣。《国风》旧有十五，分出二南，还剩十三；而其中邶、鄘两国的诗，现经考定，都是卫诗，那么只有十一《国风》³⁹了。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商颂》经考定实是《宋颂》。至于搜集的歌谣，大概是在二南、《国风》和《小雅》里。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

——《毛诗序》

赋、比、兴的意义，说数最多。大约这三个名字原都含有政治和教化的意味。赋本是唱诗给人听，但在《大序》里，也许是“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⁴⁰的意思。比、兴都是《大序》所谓“主文而谲谏”，不直陈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讽刺叫“谲谏”。说的人无罪，听的人却可警诫自己。《诗经》里许多譬喻就在比兴的看法下，断章断句地硬派作政教的意义了。比、兴都是政教的譬喻，但在诗篇发端的叫作兴。《毛传》只在有兴的地方标出，不标赋、比；想来赋义是易见的，比、兴虽都是曲折成义，但兴在发端，往往关系全诗，比较更重要些，所以便特别标出了。《毛传》标出的兴诗，共一百十六篇，《国风》中最多，《小雅》第二；按现在说，这两部分搜集的歌谣多，所以譬喻的句子也便多了。

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周礼·春官·大师》郑玄注

《诗经》

三《礼》

许多人家的中堂里，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大牌位。天地代表生命的本源。亲是祖先的意思，祖先是家族的本源。君师是政教的本源。人情不能忘本，所以供奉着这些。荀子只称这些为礼的三本⁴¹；大概是到了后世才宗教化了的。荀子是儒家大师。儒家所称道的礼，包括政治制度、宗教仪式、社会风俗习惯等等。却都加以合理的说明。从那“三本说”，可以知道儒家有拿礼来包罗万象的野心，他们认礼为治乱的根本；这种思想可以叫作礼治主义。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荀子·礼论》

怎样叫作礼治呢？儒家说初有人的时候，各人有各人的欲望，各人都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没有界限，没有分际，大家就争起来了。你争我争，社会就乱起来了。那时的君师们看了这种情形，就渐渐给定出礼来，让大家按着贵贱的等级，长幼的次序，各人得着自己该得的一份儿吃的、喝的、穿的、住的，各人也做着自己该做的一份儿工作。各等人有各等人的界限和分际；若是只顾自己，不管别人，任性儿贪多务得，偷懒图快活，这种人就得受严厉的制裁，有时候保不住性命。这种礼，教人节制，教人和平，建立起社会的秩序，可以说是政治制度。

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荀子·礼论》

《礼记》

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荀子·富国》

天生万物，是个很古的信仰。这个天是个能视能听的上帝，管生杀，管赏罚。在地上天的代表，便是天子，天子祭天，和子孙祭祖先一样。地生万物是个事实。人都靠着地里长的活着，地里长的不够了，便闹饥荒；地的力量自然也引起了信仰。天子诸侯祭社稷，祭山川，都是这个来由。最普遍的还是祖先的信仰。直到我们的时代，这个信仰还是很有力的。按儒家说，这些信仰都是“报本返始”⁴²的意思。报本返始是庆幸生命的延续，追念本源，感恩怀德，勉力去报答的意思。但是这里面怕不单是怀德，还有畏威的成分。感谢和恐惧产生了种种祭典。儒家却只从感恩一面加以说明，看作礼的一部分。但这种礼教人恭敬，恭敬便是畏威的遗迹了。儒家的丧礼，最主要的如三年之丧，也建立在感恩的意味上；却因恩谊的亲疏，又宣出等等差别来。这种礼，大部分可以说是宗教仪式。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返始也。

——《礼记·郊特牲》

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也。

——《礼记·三年问》

居丧一面是宗教仪式，一面是普通人事。普通人事包括一切日常生活而言。日常生活都需要秩序和规矩。居丧以外，如婚姻、宴会等大事，也各有一套程序。不能随便马虎过去；这样是表示郑重，也便是表示敬意和诚心。至于对人，事君，事父母，待兄弟、姊妹，待子女，以及夫妇、朋友之间，也都自有一番道理。按着尊卑的分际，各守各的道理，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朋友互相敬爱，才算能做人；人人能做人，天下便治了。就是一个人饮食言动，也都该有个规矩，别叫旁人难过，更别侵犯着旁人，反正诸事都记得着自己的份儿。这些个规矩也是礼的一部分；有些固然含着宗教意味，但大部分可以说是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有一些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颜渊》

王道不外乎人情，礼是王道的一部分。按儒家说的是通乎人情的⁴³。既通乎人情，自然该诚而不伪了。但儒家所称道的礼，并不全是实际施行的。有许多只是他们的理想，这种就不一定能通乎人情了。就按那些实际施行的说，每一个制度，仪式或规矩，固然都有它的需要和意义。但是社会情形变了，人的生活跟着变；人的喜、怒、爱、恶，虽然还是喜、怒、爱、恶，可是对象变了。那些礼的惰性却很大，并不跟着变。这就留下了许许多多遗形物，没有了需要，没有了意义；不近人情的伪礼，只会束缚人。《老子》里攻击礼，说“有了礼，忠信就差了”⁴⁴；后世有些人攻击礼，说“礼不是为我们定的”⁴⁵；近来大家攻击礼教，说“礼教是吃人的”。这都是指着那些个伪礼说的。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老子》

《六经天文编》周礼篇

从来礼乐并称，但乐实在是礼的一部分；乐附属于礼，用来补助仪文的不足。乐包括歌和舞，是“人情之所必不免”的⁴⁶。不但是“人情之所必不免”，而且乐声的绵延和融和也象征着天地万物的“流而不息，合同而化”⁴⁷。这便是乐本。乐教人平心静气，互相和爱，教人联合起来，成为一整个儿。人人能够平心静气，互相和爱，自然没有贪欲，捣乱，欺诈等事，天下就治了。乐有改善人心、移风易俗的功用，所以与政治是相通的。按儒家说，礼、乐、刑、政，到头来只是一个道理；这四件都顺理成章了，便是王道。这四件是互为因果的。礼坏乐崩，政治一定不成；所以审乐可以知政。“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⁴⁸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⁴⁹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乐工奏哪一国的乐，他就知道是哪一国的；他是从乐歌里所表现的政治气象而知道的⁵⁰。歌词就是诗；诗与礼乐也是分不开的。孔子教学生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⁵¹；那时要养成一个人才，必须学习这些。这些诗、礼、乐，在那时代都是贵族社会所专有，与平民是无干的。到了战国，新声兴起，古乐衰废，听者只求悦耳，就无所谓这一套乐意。汉以来胡乐大行，那就更说不到了。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

——《荀子·乐论》

《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

——《史记·太史公自序》

古代似乎没有关于乐的经典；只有《礼记》里的《乐记》，是抄录儒家的《公孙尼子》等书而成，原本已经是战国时代的东西了。关于礼，汉代学者所传习的有三种经和无数的“记”。那三种经是《礼仪》《礼古经》《周礼》。《礼古经》已亡佚，《仪礼》和《周礼》相传都是周公作的。但据近来的研究，这两部书实在是战国时代的产物。《仪礼》大约是当时实施的礼制，但多半只是士的礼。那些礼是很繁琐的，踵事增华的多，表示诚意的少，已经不全是通乎人情的了。《仪礼》可以说是宗教仪式和风俗习惯的混合物；《周礼》却是一套理想的政治制度。那些制度的背景可以看出是战国时代；但组成了整齐的系统，便是著书人的理想了。

五端古代以玉制成的五种礼器

“记”是儒家杂述礼制、礼制变迁的历史，或礼论之作；所述的礼制有实施的，也有理想的。又叫作《礼记》；这《礼记》是一个广泛的名称。这些“记”里包含着《礼古经》的一部分。汉代所见的“记”很多，但流传到现在的只有三十八篇《大戴记》和四十九篇《小戴记》。后世所称《礼记》，多半专指《小戴记》说。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圣，戴德的侄儿。相传他们是这两部书的编辑人。但二戴都是西汉的《仪礼》专家。汉代有五经博士；凡是一家一派的经学影响大的，都可以立博士。大戴仪礼学后来立了博士，小戴本人就是博士。汉代经师的家法最严，一家的学说里绝不能掺杂别家。但现存的两部“记”里都各掺杂着非二戴的学说。所以有人说这两部书是别人假托二戴的名字纂辑的；至少是二戴原书多半亡佚，由别人拉杂凑成的，——可是成书也还在汉代。——这两部书里，《小戴记》容易些，后世诵习的人比较多些，所以差不多专占了《礼记》的名字。

《大戴礼记》

《礼记》

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经》是也。

——《汉书·艺文志》

《春秋》三传

“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古代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二季举行，所以记事的书用这个名字。各国有各国的春秋，但是后世不传了。传下的只有一部《鲁春秋》，《春秋》成了它的专名，便是《春秋经》了。传说这部《春秋》是孔子作的，至少是他编的。鲁哀公十四年，鲁西有猎户打着一只从没有见过的独角怪兽，想着定是个不祥的东西，将它扔了。这个新闻传到孔子那里，他便去看，他一看，就说：“这是麟啊，为谁来的呢！干什么来的呢！唉唉！我的道不行了！”说着流下泪来，赶忙将袖子去擦，泪点儿却已滴到衣襟上。原来麟是个仁兽，是个祥瑞的东西：圣帝、明王在位，天下太平，它才会来，不然是不会来的。可是那时代哪有圣帝、明王？天下正乱纷纷的，麟来的真不是时候，所以让猎户打死；它算是倒了运了。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

——《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这时已经年老，也常常觉着生的不是时候，不能行道；他为周朝伤心，也为自己伤心。看了这只死麟，一面同情它，一面也引起自己的无限感慨。他觉得生平说了许多教；当世的人君总不信他，可见空话不能打动人，他发愿修一部《春秋》，要让人从具体的事例里，得到善恶的教训，他相信这样得来的教训，比抽象的议论深切著明得多。他觉得修成了这部《春秋》，虽然不能行道，也算不白活一辈子。这便动起手来，九个月书就成功了。书起于鲁隐公，终于获麟；因获麟有感而作，所以叙到获麟绝笔，是纪念的意思。但是《左传》里所载的《春秋经》，获麟后还有，而且在记了“孔子卒”的哀公十六年后还有：据说那却是他的弟子们续修的了。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

——《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杏坛讲学图

这个故事虽然够感伤的，但我们从种种方面知道，它却不是真的。《春秋》只是鲁国史官的旧文，孔子不曾掺进手去。《春秋》可是一部信史，里面所记的鲁国日食，有三十次和西方科学家所推算的相合，这决不是偶然的。不过书中残缺、零乱和后人增改的地方，都很不少。书起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止，共二百四十二年（西元前722—481）；后世称这二百四十二年为春秋时代。书中纪事按年月日，这叫作编年。编年是在史学上是个大发明，这教历史系统化，并增加了它的确实性。《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书中虽用鲁国纪元，所记的却是各国的事，所以也是我们第一部通史。所记的齐桓公、晋文公的霸迹最多；后来说“尊王攘夷”是《春秋》大义，便是从这里着眼。古代史官记事，有两种目的：一是征实，二是劝惩。像晋国董狐不怕权势，记“赵盾弑其君”⁵²，齐国太史记“崔杼弑其君”⁵³，虽杀身不悔，都为的是征实和惩恶，作后世的鉴戒。但是史文简略，劝惩的意思有时不容易看出来，因此便需要解说的人。《国语》记楚国申叔时论教太子的科目，有“春秋”一项，说“春秋”有奖善、惩恶的作用，可以诫劝太子的心。孔子是第一个开门授徒，拿经典教给平民的人，《鲁春秋》也该是他的一种科目。关于劝惩的所在，他大约有许多口义传给弟子们。他死后，弟子们散在四方，就所能记忆的又教授开去。《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所谓《春秋》三传里，所引孔子解释和评论的话，大概就是检的这一些。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左传》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文天祥《正气歌》

《春秋经传集解》

三传特别注重《春秋》的劝惩作用；征实与否，倒在其次。按三传的看法，《春秋》大义可以从两方面说：明辨是非，分别善恶，提倡德义，从成败里见教训，这是一；夸扬霸业，推尊周室，亲爱中国，排斥夷狄，实现民族大一统的理想，这是二。前者是人君的明鉴，后者是拨乱反正的程序。这都是王道。而敬天事鬼，也包括在王道里。《春秋》里记灾，表示天罚，记鬼，表示恩仇，也还是劝惩的意思。古代记事的书常夹杂着好多的迷信和理想，《春秋》也不免如此；三传的看法，大体上是对的。但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却往往一个字一个字地咬嚼，这一咬嚼，便不愿上下文穿凿附会起来了。《公羊》《穀梁》，尤其如此。这样咬嚼出来的意义就是所谓“书法”，所谓“褒贬”，也就是所谓“微言”，后世最看重这个。他们说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⁵⁴，“笔”是书，“削”是不书，都有大道理在内。又说一字之褒，比教你做王公还荣耀，一字之贬，比将你做罪人杀了还耻辱。本来孟子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⁵⁵，那似乎只指概括的劝惩作用而言。等到褒贬说发展，孟子这句话倒像更坐实了。而孔子和《春秋》的权威也就更大了。后世史家推尊孔子，也推尊《春秋》，承认这种书法是天经地义；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照三传所咬嚼出来的那么穿凿附会地办。这正和后世人尽管推尊《毛诗传笺》里比兴的解释，实际上却不那样穿凿附会地作诗一样。三传，特别是《公羊传》

和《穀梁传》，和《毛诗传笺》，在穿凿解经这件事上是一致的。

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史记·孔子世家》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孟子·滕文公》

《左传》

三传之中，公羊，穀梁两家全以解经为主，左氏却以叙事为主。公、穀以解经为主，所以咬嚼得更厉害些。战国末期，专门解释《春秋》的有许多家，公、穀较晚出而仅存。这两家固然有许多彼此相异之处，但渊源似乎是相同的；他们所引别家的解说也有些是一样的。这两种《春秋经传》经过秦火，多有残缺的地方；到汉景帝、武帝时候，才有经师重加整理，传授给人。公羊、穀梁只是家派的名称，仅存姓氏，名字已不可知。至于他们解经的宗旨，已见上文；《春秋》本是儒家传授的经典，解说的人，自然也离不开儒家，在这一点上，三传是大同小异的。

春秋经左氏传句解

《左传》这部书，汉代传为鲁国左丘明所作。这个左丘明，有的说是“鲁君子”，有的说是孔子的朋友；后世又有说是鲁国的史官的⁵⁶。这部书历来讨论的最多。汉时有五经博士。凡解说五经自成一家之学的，都可立为博士。立了博士，便是官学；那派经师便可做官受禄。当时《春秋》立了公、穀两家。后来虽一度立了博士，可是不久还是废了。倒是民间传习的渐多，终于大行！原来是公、穀不免空谈，《左传》却是一部仅存的古代编年通史（残缺又少），用处自然大得多。《左传》以外，还有一部分国记载的《国语》，汉代也认为左丘明所作，称为《春秋外传》。后世学者怀疑这一说的很多。据近人的研究，《国语》重在“语”，记事颇简略，大约出于另一著者的手，而为《左传》著者的重要史料之一。这书的说教，也不外尚德、尊天、敬神，爱民，和《左传》是很相近的。只不知著者是谁。其实《左传》著者我们也不知道，说是左丘明，但矛盾太多，不能教人相信。《左传》成书的时代大概在战国，比《公》《榖》二传早些。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

——《汉书·刘歆传》

左丘明

《左传》这部书大体依《春秋》而作；参考群籍，详述史事，征引孔子和别的“君子”解经评史的言论，吟味书法，自成一家言。但迷信卜筮，所记祸福的预言，几乎无不应验；这却大大违背了征实的精神，而和儒家的宗旨也不合了。晋范宁作《穀梁传序》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艳”是文章美，“富”是材料多，“巫”是多叙鬼神，预言祸福。这是句公平话。注《左传》的，汉人就不少了，但那些许多已散失；现存的只有晋杜预注，算是最古了。

《春秋左传》

杜预作《春秋序》，论到《左传》，说“其文缓，其旨远”，“缓”委婉，“远”是含蓄。这不但是好史笔，也是好文笔。所以《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左传》的文学本领，表现在辞令和描写战争上，春秋列国，盟会颇繁，使臣会说话不会说话，不但关系荣辱，并且关系利害，出入很大，所以极重辞令。《左传》所记当时君臣的话，从容委曲、意味深长。只是平心静气的说，紧要关头却不放松一步，真所谓恰到好处。这固然是当时风气如此，但不经《左传》著者的润饰工夫，也决不会那样在纸上活跃的。战争是个复杂的程序，叙得头头是道，已经不易，叙得有声有色，更难；这差不多全靠忙中有闲，透着优游不迫神儿才成。这却正是《左传》著者所擅长的。

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

——刘知几《史通·六家》

四书

“四书五经”到现在还是我们口头上一句熟语。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四书按照普通的顺序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前二者又简称《学》《庸》，后二者又简称《论》《孟》；有了简称，可见这些书是用得很熟的。本来呢，从前私塾里，学生入学，是从四书读起的。这是那些时代的小学教科书，而且是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因为没有不用的。那时先生不讲解，只让学生背诵，不但得背正文，而且得背朱熹的小注。只要囫囵吞枣地念，囫囵吞枣地背；不懂不要紧，将来用得着，自然会懂的。怎么说将来用得着？那些时候行科举制度。科举是一种竞争的考试制度，考试的主要科目是八股文，题目都出在“四书”里，而且是朱注的“四书”里。科举分几级，考中的得着种种出身或资格，凭着这种资格可以建功立业，也可以升官发财；作好作歹，都得先弄个资格到手。科举几乎是当时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每个学生都先读“四书”，而且读的是朱注，便是这个缘故。

将朱注“四书”定为科举用书，是从元仁宗皇庆二年（西元1313）起的。规定这四种书，自然因为这些书本身重要。有人人必读的价值；规定朱注，也因为朱注发明书义比旧注好些，切用些。这四种书原来并不在一起，《学》《庸》都在《礼记》里，《论》《孟》是单行的。这些书原来只算是诸子书，朱子原来也只称为“四子”，但《礼记》《论》《孟》在汉代都立过博士，已经都升到经里去了。后来唐代的“九经”里虽然只有《礼记》，宋代的“十三经”却又将《论》《孟》收了进去⁵⁷。《中庸》很早就被人单独注意，汉代已有关于《中庸》的著作，六朝时也有，可惜都不传了⁵⁸。关于《大学》的著作，却直到司马光的《大学通义》才开始，这部书也不传了，这些著作并不曾教《学》《庸》普及，教《学》《庸》和《论》《孟》同样普及的是朱子的注，“四书”也是他编在一起的，“四书”的名字也因他而有。

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朱熹《朱子语类》

但最初用力提倡这几种书的是程颢、程颐兄弟。他们说：“《大学》是孔门的遗书，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只有从这部书里，还可以知道古人做学问的程序。从《论》《孟》里虽也可看出一些，但不如这部书的分明易晓。学者必须从这部书入手，才不会走错了路。”⁵⁹这里没提到中庸。可是他们是很推尊《中庸》的。他们在另一处说：“‘不偏’叫作‘中’，‘不易’叫作‘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书，是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的。书中所述的人生哲理，意味深长；会读书的细加玩赏，自然能心领神悟终身受用不尽。”⁶⁰这四种书到了朱子手里才打成一片。他接受二程的见解，加以系统的说明，四种书便贯串起来了。

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

——《大学章句》

他说，古来有小学大学。小学里教洒扫进退的规矩，和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六艺”的。大学里教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所教的都切于民生日用，都是实学。《大学》这部书便是古来大学里教学生的方法，规模大，节目详；而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循序渐进的。程子说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就是为此。这部书里的道理，并不是为一时一事说的，是为天下后世说的。这是“垂世立教的大典”⁶¹，所以程子举为初学者的第一部书。《论》《孟》虽然也切实，却是“应机接物的微言”⁶²，问的不是一个人，记的也不是一个人。浅深先后，次序既不分明，抑扬可否，用意也不一样，初学者领会较难。所以程子放在第二步。至于《中庸》，是孔门的心法，初学者领会更难，程子所以另论。

四书

《中庸》

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大学章句》

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孟》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本。后来规定“四书”为科举用书，原也根据这番意思。不过朱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是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至于顺序变为《学》《庸》《论》《孟》，那是书贾因为《学》《庸》篇页不多，合为一本的缘故，通行既久，居然约定俗成了。

朱熹像

《礼记》里的《大学》，本是一篇东西，朱子给分成经一章，传十章，传是解释经的。因为要使传合经，他又颠倒了原文的次序，并补上一段儿。他注《中庸》时，虽没有这样大的改变，可是所分的章节，也与郑玄注的不同。所以这两部书的注，称为《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孟》的注，却是融合各家而成，所以称为《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的经一章，朱子想着是曾子追述孔子的话；传十章，他相信是曾子的意思，由弟子们记下的。《中庸》的著者，朱子和程子一样，都接受《史记》的记载，认为是子思⁶³。但关于书名的解释，他修正了一些。他说，“中”除“不偏”外，还有“无过无不及的意思”；“庸”解作“不易”，不如解作“平常”的好⁶⁴。照近人的研究，《大学》的思想和文字，很有和荀子相同的地方，大概是荀子学派的著作。《中庸》，首尾和中段思想不一贯，从前就有人疑心。照近来的看法，这部书的中段也许是子思原著的一部分，发扬孔子的学说，如“时中”“忠恕”“知仁勇”“五伦”等。首尾呢，怕是另一关于《中庸》的著作，经后人混合起来的，这里发扬的是孟子的天人相通的哲理，所谓“至诚”“尽性”，都是的。著者大约是一个孟子学派。

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

——《史记·孔子世家》

《论语》是孔子弟子们记的。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孟子》据说是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共同编定的。书中说“仁”兼说“义”，分辨“义”“利”甚严，而辩“性善”，教人求“放心”，影响更大。又说到“养浩然之气”，那“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⁶⁵，这是修养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相通的哲理，书中攻击杨朱、墨翟两派，辞锋咄咄逼人。这在儒家叫作攻异端，功劳是很大的。孟子生在战国时代，他不免“好辩”，他自己也觉得的⁶⁶；他的话流露着“英气”，“有圭角”，和孔子的温润是不同的。所以儒家只称为“亚圣”，次于孔子一等⁶⁷。《孟子》有东汉的赵岐注。《论语》有孔安国、马融、郑玄诸家注，却都已残佚，只零星地见于魏何晏的《集解》里。汉儒注经，多以训诂名物为重，但《论》《孟》词意显明，所以只解释文句，推阐义理而止。魏晋以来，玄谈大盛，孔子已经道家化；解《论语》的也多参入玄谈，参入当时的道家哲学。这些后来却都不流行了。到了朱子，给《论》《孟》作注，虽说融会各家，其实也用他自己的哲学作架子。他注《学》《庸》，更显然如此。他的哲学切于世用，所以一般人接受了，将他解释的孔子当作真的孔子。

朱子成书〈朱熹撰〉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论语·里仁》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公孙丑》

四书《论语卷》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滕文公》

他那一套“四书”注实在用尽了平生的力量，改定至再至三；直到临死的时候，他还在改定《大学·诚意》章的注。注以外又作了《四书或问》，发扬注义，并论述对于旧说的或取或舍的理由。他在“四书”上这样下功夫，一面固然为了诱导初学者，一面还有一个用意，便是排斥老、佛，建立道统。他在《中庸章句序》里论到诸圣道统的传承，末尾自谦说，“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其实他是隐隐在以传道统自期呢。《中庸》传授心法，正是道统的根本。将它加在《大学》《论》《孟》之后而成“四书”，朱子自己虽然说是给初学者打基础，但一大半恐怕还是为了建立道统，不过他自己不好说出罢了。他注“四书”在宋孝宗淳熙年间（西元1174—1189）。他死后朝廷将他的“四书”注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他果然成了传儒家道统的大师了。

《战国策》

春秋末年，列国大臣的势力渐渐膨胀起来。这些大臣都是世袭的，他们一代一代聚财养众，明争暗夺了君主的权力，建立起自己的特殊地位。等到机会成熟，便跳起来打倒君主自己干。那时候各国差不多都起了内乱。晋国让韩、魏、赵三家分了，姓姜的齐国也让姓田的大夫占了。这些，周天子只得承认了。这是封建制度崩坏的开始。那时候周室也经过了内乱，土地大半让邻国抢去，剩下的又分为东、西周；东、西周各有君王，彼此还争争吵吵的。这两位君王早已失去春秋时代“共主”的地位，而和列国诸侯相等了。后来列国纷纷称王，周室更不算回事；他们至多能和宋、鲁等小国君主等量齐观罢了。

礼崩乐坏，狂狡有作，自己制则，而事不稽古。

——章太炎《与简竹居书》

秦、楚两国也经过内乱，可是站住了。它们本是边远的国家，却渐渐伸张势力到中原来。内乱平后，大加整顿，努力图强，声威便更广了。还有极北的燕国，向来和中原国家少来往；这时候也有力量向南参加国际政治了。秦、楚、燕和新兴的韩、魏、赵、齐，是那时代的大国，称为“七雄”。那些小国呢，从前可以仰仗霸主的保护，作大国的附庸；现在可不成了，只好让人家吞的吞，并的并，算只留下宋、鲁等两三国，给七雄当缓冲地带。封建制度既然在崩坏中，七雄便各成一单位，各自争存，各自争强；国际政局比春秋时代紧张多了。战争也比从前严重多了。列国都在自己边界上修起长城来。这时候军器进步了，从前的兵器都用铜打成，现在有用铁打成的了。战术也进步了。攻守的方法都比从前精明，从前只有兵车和步卒，现在却发展了骑兵了。这时候还有帮人家作战为职业的人。这时候的战争、杀伤是很多的。孟子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⁶⁸可见那凶惨的情形。后人因此称这时代为战国时代。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孟子·离娄上》

《战国策》

在长期混乱之后，贵族有的做了国君，有的渐渐衰灭。这个阶级算是随着封建制度崩坏了。那时候的国君，没有了世袭的大臣，便集权专制起来。辅助他们的是一些出身贵贱不等的士人。那时候君主和大臣都竭力招揽有技能的人，甚至学鸡鸣、学狗盗的也都收留着。这是所谓“好客”“好士”的风气。其中最高的是说客，是游说之士。当时国际关系紧张，战争随时可起。战争到底是劳民伤财的，况且难得有把握；重要的还是作外交的工夫。外交办得好，只凭口舌排难解纷，可以免去战祸；就是不得不战，也可以多找一些与国，一些帮手。担负这种外交的人，便是那些策士，那些游说之士。游说之士既然这般重要，所以立谈可取卿相；只要有计谋，会辩说就成，出身的贵贱倒是不在乎的。

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

——《国语·齐语》

七雄中的秦，从孝公用商鞅变法以后，日渐强盛。到后来成了与六国对峙的局势。这时候的游说之士，有的劝六国联合起来抗秦，有的劝六国联合起来亲秦。前一派叫“合纵”，是联合南北各国的意思，后一派叫“连横”，是联合东西各国的意思——只有秦是西方的国家。合纵派的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是张仪，他们可以代表所有的战国游说之士。后世提到游说的策士，总想到这两个人，提到纵横家，也总是想这两个人。他们都是鬼谷先生的弟子。苏秦起初也是连横派。他游说秦惠王，秦惠王老不理他；穷得要死，只好回家。妻子、嫂嫂、父母，都瞧不起他。他恨极了，用心读书，用心揣摩；夜里倦了要睡，用锥子扎大腿，血流到脚上。这样整一年，他想着成了，便出来游说六国合纵。这回他果然成功了，佩了六国相印，又有势有钱。打家里过的时候，父母郊迎三十里，妻子低头，嫂嫂爬在地上谢罪。他叹道：“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真是少不得的！”张仪和楚相喝酒，楚相丢了一块璧。手下人说张仪穷而无行，一定他偷的，绑起来打了几百下。张仪始终不认，只好放了他。回家，他妻子说：“唉，要不是读书游说，哪会受这场气！”他不理，只说：“看我舌头还在罢？”妻子笑道：“舌头是在的。”他说：“那就成！”后来果然做了秦国的相；苏秦死后，他也大大得意了一番。

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

——《战国策·秦策一》

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

——《史记·张仪列传》

苏秦使锥子扎腿的时候，自己发狠道：“哪有游说人主不能得金玉锦绣，不能取卿相之尊的道理！”这正是战国策士的心思。他们凭他们的智谋和辩才，给人家划策，办外交；谁用他们就帮谁。他们是职业的，所图的是自己的功名富贵；帮你的时候帮你，不帮你的时候也许害你。翻覆，在他们看来是没有什么的。本来呢，当时七雄分立，没有共主，没有盟主，各干各的，谁胜谁得势，国际间没有是非，爱帮谁就帮谁，反正都一样。苏秦说连横不成，就改说合纵，在策士看来，这正是当然。张仪说舌头在就行，说是说非，只要会说，这也正是职业的态度。他们自己没有理想，没有主张，只求揣摩主上的心理，拐弯儿抹角投其所好。这需要技巧，韩非子《说难篇》专论这个。说得好固然可以取“金玉锦锈”和“卿相之尊”，说得不好也会招杀身之祸，利害所关如此之大，苏秦费一整年研究揣摩不算多。当时各国所重的是威势，策士所说原不外战争和诈谋；但要因人、因地进言，广博的知识和微妙的机智都是不可少的。

战国形势图

（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

——《战国策·秦策一》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

——《韩非子·说难》

记载那些说辞的书叫《战国策》，是汉代刘向编定的，书名也是他提议的，但在他以前，汉初著名的说客蒯通，大约已经加以整理和润饰，所以各篇如出一手。《汉书》本传里记着他“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篇，号曰《隽永》”，大约就是刘向所根据的底本了⁶⁹。蒯通那支笔是很有力量的。铺陈的伟丽，叱咤的雄豪，固然传达出来了；而那些曲折微妙的声口，也丝丝入扣，千载如生。读这部书，真是如闻其语，如见其人。汉以来批评这部书的都用儒家的眼光。刘向的序里说战国时代“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可以代表。但他又说这些是“高才秀士”的“奇策异智”，“亦可喜，皆可观”。这便是文辞的作用了。宋代有个李文叔，也说这部书所记载的事“浅陋不足道”，但“人读之，则必乡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又道，说的还不算难，记的才真难得呢⁷⁰。这部书除文辞之胜外，所记的事，上接春秋时代，下至楚、汉兴起为止，共二百零二年（西元前403—202），也是一部重要的古史。所谓战国时代，便指这里的二百零二年；而战国的名称也是刘向在这部书的序里定出的。

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专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

——《战国策书录》

《战国策·韩策一》苏秦见韩

《史记》《汉书》

说起中国的史书《史记》《汉书》，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有两个原因。一则这两部书是最早的有系统的历史，再早虽然还有《尚书》《鲁春秋》《国语》《春秋左氏传》《战国策》等，但《尚书》《国语》《战国策》，都是记言的史，不是记事的史。《春秋》和《左传》是记事的史了，可是《春秋》太简短，《左氏传》虽够铺排的，而跟着《春秋》编年的系统，所记的事还不免散碎。《史记》创了“纪传体”，叙事自黄帝以来到著者当世，就是汉武帝的时候，首尾三千多年。《汉书》采用了《史记》的体制，却以汉事为断，从高祖到王莽，只二百三十年。后来的史书全用《汉书》的体制，断代成书；二十四史里，《史记》《汉书》以外的二十二史都如此。这称为“正史”。《史记》《汉书》，可以说都是“正史”的源头。二则，这两部书都成了文学的古典；两书有许多相同处，虽然也有许多相异处。大概东汉、魏、晋到唐，喜欢《汉书》的多，唐以后喜欢《史记》的多，而明、清两代尤然。这是两书文体各有所胜的缘故。但历来班、马并称，《史》《汉》连举，它们叙事写人的技术，毕竟是大同的。

《史记》三皇本纪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史记》，汉司马迁著。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景帝中元五年，西元前145年生，卒年不详）。他是太史令司马谈的儿子。小时候在本乡只帮人家耕耕田、放放牛玩儿。司马谈做了太史令，才将他带到京师（今西安）读书。他十岁的时候，便认识“古文”的书了。二十岁以后，到处游历，真是足迹遍天下。他东边到过现在的河北、山东及江、浙沿海，南边到过湖南、江西、云南、贵州，西边到过陕、甘、西康等处，北边到过长城等处；当时的“大汉帝国”，除了朝鲜、河西（今宁夏一带）、岭南几个新开郡外，他都走到了。他的出游，相传是父亲命他搜求史料去的；但也有些处是因公去的。他搜得了多少写的史料，没有明文，不能知道。可是他却看到了好些古代的遗迹，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些都是活史料，他用来印证并补充他所读的书。他作《史记》，叙述和描写往往特别亲切有味，便是为此。他的游历不但增扩了他的见闻，也增扩了他的胸襟；他能够综括三千多年的事，写成一部大书，而行文又极其抑扬变化之致，可见出他的胸襟是如何的阔大。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试得高第，做了郎中。武帝元封元年（西元前110），大行封禅典礼，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司马谈是史官，本该从行；但是病得很重，留在洛阳不能去。司马迁却跟去了。回来见父亲，父亲已经快死了，拉着他的手呜咽道：“我们先人从虞、夏以来，世代做史官；周末弃职他去，从此我家便衰微了。虽然我恢复了世传的职务，可是不成；你看这回封禅大典，我竟不能从行，真是命该如此！再说孔子因为眼见王道缺，礼乐衰，才整理文献，论《诗》《书》，作《春秋》，他的功绩是不朽的。孔子到现在又四百多年了，各国只管争战，史籍都散失了，这得搜求整理；汉朝一统天下，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也得记载表彰。我做了太史令，却没能尽职，无所论著，真是惶恐万分。你若能继承先业，再做太史令，成就我的未竟之志，扬名于后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着我的话罢。”⁷¹司马迁听了父亲这番遗命，低头流泪答道：“儿子虽然不肖，定当将你老人家所搜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来，不敢有所遗失。”⁷²司马谈便在这年死了；司马迁这年三十六岁，父亲的遗命指示了他一条伟大的路。

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史记·太史公自序》

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游历览，东西南北。事核词简，是称实录。

——《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像

父亲死的第三年，司马迁果然做了太史令。他有机会看到许多史籍和别的藏书，便开始作整理的工夫。那时史料都集中在太史令手里，特别是汉代各地方行政报告，他那里都有。他一面整理史料，一面却忙着改历的工作；直到太初元年（西元前104），太初历完成，才动手著他的书。天汉二年（西元前99），李陵奉了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命，领了五千兵，出塞打匈奴。匈奴八万人围着他们；他们杀伤了匈奴一万多，可是自己的人也死了一大半。箭完了，又没有吃的，耗了八天，等贰师将军派救兵。救兵竟没有影子。匈奴却派人来招降。李陵想着回去也没有脸，就降了。武帝听了这个消息，又急又气。朝廷里纷纷说李陵的坏话。武帝问司马迁，李陵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李陵也做过郎中，和司马迁同过事，司马迁是知道他的。

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其兵尽没，馀亡散得归汉者四百余人。

——《史记·李将军列传》

他说李陵这个人秉性忠义，常想牺牲自己，报效国家。这回以少敌众，兵尽路穷，但还杀伤那么些人，功劳其实也不算小。他决不是怕死的，他的降大概是假意的，也许在等机会给汉朝出力呢。武帝听了他的话，想着贰师将军是自己派的元帅，司马迁却将功劳归在投降的李陵身上，真是大不敬；便教将他抓起来，下在狱里。第二年，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他灰心失望已极，只能发愤努力，在狱中专心致志写他的书，希图留个后世名。过了两年，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他出了狱，不久却又做了宦者做的官，中令书，重被宠信。但他还继续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西元前91，全书才得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他死后，这部书部分地流传；到宣帝时，他的外孙杨恽才将全书献上朝廷去，并传写公行于世。汉人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太史公记》《太史记》。魏、晋间才简称为《史记》，《史记》便成了定名。这部书流传时颇有缺佚，经后人补续改窜了不少；只有元帝、成帝间褚少孙补的有主名，其余都不容易考了。

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是窃比孔子的。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司马迁是秦灭以后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他们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是一样。《史记自序》里记着司马迁和上大夫壶遂讨论作史的一番话，司马迁引述他的父亲称扬孔子整理六经的丰功伟业，而特别着重《春秋》的著作。他们父子都是相信孔子作《春秋》的。他又引董仲舒所述孔子的话：“我有种种觉民救世的理想，凭空发议论，恐怕人不理会；不如借历史上现成的事实来表现，可以深切著明些。”⁷³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非、善恶、贤不肖，存亡继绝，补敝起废，作后世君臣龟鉴。《春秋》实在是礼义的大宗，司马迁相信礼治是胜于法治的。他相信《春秋》包罗万象，采善贬恶，并非以刺讥为主。像他父亲遗命所说的，汉兴以来，人主明圣盛德，和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是他父子职守所在，正该记载表彰。他的书记汉事较详，固然是史料多，也是他意主尊汉的缘故。他排斥暴秦，要将汉远承三代。这正和今文家说的《春秋》尊鲁一样，他的书实在是窃比《春秋》的。他虽自称只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⁷⁴，述而不作，不敢与《春秋》比，那不过是谦词罢了。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史记·太史公自序》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史记·太史公自序》

他在《报任安书》里说他的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自序》里说：“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王迹所兴”，始终盛衰，便是“古今之变”，也便是“天人之际”。“天人之际”只是天道对于人事的影响；这和所谓“始终盛衰”都是阴阳家言。阴阳家倡“五德终始说”，以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互相克胜，终始运行，循环不息。当运者盛，王迹所兴；运去则衰。西汉此说大行，与“今文经学”合而为一。司马迁是请教过董仲舒的，董就是今文派的大师；他也许受了董的影响。“五德终始说”原是一种历史哲学；实际的教训只是让人君顺时修德。

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

——《七略》

《史记》虽然窃比《春秋》，却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书法，只据事实录，使善恶自见。书里也有议论，那不过是著者牢骚之辞，与大体是无关的。原来司马迁自遭李陵之祸，更加努力著书。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废名裂，要发抒意中的郁结，只有这一条通路。他在《报任安书》和《史记自序》里引文王以下到韩非诸贤圣，都是发愤才著书的。他自己也是个发愤著书的人。天道的无常，世变的无常，引起了他的感叹：他悲天悯人，发为牢骚抑扬之辞。这增加了他的书的情韵。后世论文的人推尊《史记》，一个原因便在这里。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报任安书》

班彪论前史得失，却说他：“论议浅而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论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以为“大敝伤道”⁷⁵；班固也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⁷⁶。其实推崇道家的是司马谈；司马迁时，儒学已成独尊之势，他也成了一个推崇的人了。至于《游侠》《货殖》两传，确有他的身世之感。那时候有钱可以赎罪，他遭了李陵之祸，刑重家贫，不能自赎，所以才有“羞贫穷”的话；他在穷窘之中，交游竟没有一个抱不平的来救他的。所以才有称扬游侠的话。这和《伯夷传》里天道无常的疑问，都只是偶一借题发挥，无关全书大旨。东汉王允死看“发愤”著书一语，加上咬文嚼字的成见，便说《史记》是“佞臣”的“谤书”⁷⁷，那不但误解了《史记》，也太小看了司马迁了。

《史记》五帝本纪

……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

——《后汉书·班彪传》

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贷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蔽也

——《汉书·司马迁传》

《史记》体例有五：十二本纪，记帝王政迹，是编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记世代为主；八书，记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记侯国世代存亡；七十列传，类记各方面人物。史家称为“纪传体”，因为“纪传”是最重要的部分。古史不是断片的杂记，便是顺案年月的纂录；自出机杼，创立规模，以驾驭去取各种史料的，从《史记》起始。司马迁的确能够贯穿经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言。他明白“整齐”的必要，并知道怎样去“整齐”，这实在是创作，是以述为作。他这样将自有文化以来三千年间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冶之”，却反映着秦汉大一统的局势。《春秋左氏传》虽也可算通史，但是规模完具的通史，还得推《史记》为第一部书。班固根据他父亲班彪的意见，说司马迁“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⁷⁸。“直”是“简省”的意思；简省而能明确，便见本领。《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列传占了全书的过半数；司马迁的史观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他最长于描写；靠了他的笔，古代许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还活现在纸上。

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

——《后汉书·班彪传》

《汉书》，汉班固著。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光武帝建武八年，西元32年生，和帝永元四年，西元92年卒。）他家和司马氏一样，也是个世家；《汉书》是子继父业，也和司马迁差不多。但班固的凭借，比司马迁好多了。他曾祖班斿，博学有才气，成帝时，和刘向同校皇家藏书。成帝赐了全套藏书的副本，《史记》也在其中。当时书籍流传很少，得来不易；班家得了这批赐书，真像大图书馆似的。他家又有钱，能够招待客人。后来有好些学者，老远地跑到他家来看书；扬雄便是一个。班斿的次孙班彪，既有书看，又得接触许多学者；于是尽心儒术，成了一个史学家。《史记》以后，续作很多，但不是偏私，就是鄙俗；班彪加以整理补充，著了六十五篇《后传》。他详论《史记》的得失，大体确当不移。他的书似乎只有本纪和列传；世家是并在列传里。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但他的儿子班固的《汉书》是用它作底本的。

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

——《史通·古今正史》

班固生在河西；那时班彪避乱在那里。班固有弟班超，妹班昭，后来都有功于《汉书》。他五岁时随父亲到那时的京师洛阳。九岁时能作文章，读诗赋。大概是十六岁罢，他入了洛阳的太学，博览群书。他治学不专守一家；只重大义，不沾沾在章句上。又善作辞赋。为人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骄人。在大学里读了七年书，二十三岁上，父亲死了，他回到安陵去。明帝永平元年（西元58），他二十八岁，开始改撰父亲的书。他觉得《后传》不够详的，自己专心精究，想完成一部大书。过了三年，有人上书给明帝，告他私自改作旧史。当时天下新定，常有人假造预言，摇惑民心，私改旧史，更有机会造谣，罪名可以很大。

班固

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

——《后汉书·班固传》

明帝当即诏令扶风郡逮捕班固，解到洛阳狱中，并调看他的稿子。他兄弟班超怕闹出大乱子，永平五年（西元62），带了全家赶到洛阳；他上书给明帝，陈明原委，请求召见。明帝果然召见，他陈明班固不敢私改旧史，只是续父所作。那时扶风郡也已将班固稿子送呈。明帝却很赏识那稿子，便命班固做校书郎，兰台令史，跟别的几个人同修世祖（光武帝）本纪。班家这时候很穷。班超也做了一名书记，帮助哥哥养家。后来班固等又述诸臣的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这些后来都成了刘珍等撰的《东观汉记》的一部分，与《汉书》是无关的。

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

——《后汉书·班固传》

明帝这时候才命班固续完前稿。永平七年（西元64），班固三十三岁，在兰台重行写他的大著。兰台是皇家藏书之处，他取精用弘，比家中自然更好。次年，班超也做了兰台令史。虽然在官不久，就从军去了，但一定给班固帮助很多。章帝即位，好辞赋，更赏识班固了。他因此得常到宫中读书，往往连日带夜地读下去。大概在建初七年（西元82），他的书才大致完成。那年他是五十一岁了。和帝永元元年（西元89），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用他做中护军，参议军机大事。这一回匈奴大败，逃得不知去向。窦宪在出塞三千多里外的燕然山刻石纪功，教班固作铭。这是著名的大手笔。

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后汉书·班固传》

次年他回到京师，就作窦宪的秘书。当时窦宪威势极盛；班固倒没有仗窦家的势欺压人，但他的儿子和奴仆却都无法无天的。这就得罪了许多地面上的官儿；他们都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回他的奴子虽喝醉了，在街上骂了洛阳令种兢，种兢气恨极了，但也只能记在心里。永元四年（西元92），窦宪阴谋弑和帝，事败，自杀。他的党羽，或诛死，或免官，班固先只免了官，种兢却饶不过他，逮捕了他，下在狱里。他已经六十一岁，受不得那种苦，便在狱里死了。和帝得知，很觉可惜，特地下诏申斥种兢。命他将主办的官员抵罪。班固死后，《汉书》的稿子很散乱。他的妹子班昭也是高才博学，嫁给曹世叔，世叔早死，她的节行并为人所重。当时称为曹大家。这时候她奉诏整理哥哥的书；并有高才郎官十人，从她研究这部书——经学大师扶风马融，就在这十人里。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那时还未完成，她和马融的哥哥马续参考皇家藏书，将这些篇写定，这也是奉诏办的。

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臧书阁踵而成之。……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

——《后汉书·列女传》

《汉书》的名称从《尚书》来，是班固定的。他说唐、虞、三代当时都有记载，颂述功德；汉朝却到了第六代才有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通史，将汉朝皇帝的本纪放在尽后头，并且将尧的后裔的汉和秦、项放在相等的地位，这实在不足以推尊本朝。况《史记》只到武帝而止，也没有成段落似的。他所以断代述史，起于高祖，终于平帝时王莽之诛，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作纪、表、志、传凡百篇，称为《汉书》⁷⁹。班固著《汉书》，虽然根据父亲的评论，修正了《史记》的缺失，但断代的主张，却是他的创见。他这样一面保存了文献，一面贯彻了发扬本朝功德的趣旨。所以后来的正史都以他的书为范本，名称也多叫作“书”。他这个创见，影响是极大的，他的书所包举的，比《史记》更为广大；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艺术、文章，尽在其中。

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辍辑所闻，以述《汉书》。

——《汉书·叙传》

书里没有世家一体，本于班彪《后传》。汉代封建制度，实际上已不存在；无所谓侯国，也就无所谓世家，这一体的并入列传，也是自然之势。至于改“书”为“志”，只是避免与《汉书》的“书”字相重，无关得失。但增加了《艺文志》，叙述古代学术源流，记载皇家藏书目录，所关却就大了。《艺文志》的底本是刘歆的《七略》，刘向、刘歆父子都曾奉诏校读皇家藏书；他们开始分别源流，编订目录⁸⁰，使那些“中秘书”渐得流传于世，功劳是很大的。他们的原著都已不存，但《艺文志》还保留着刘歆《七略》的大部分。这是后来目录学家的宝典。原来秦灭之后，直到成帝时，书籍才渐渐出现；成帝诏求遗书于天下，这些书便多聚在皇家，刘氏父子所以能有那样大的贡献，班固所以想到在《汉书》里增立《艺文志》，都是时代使然。司马迁便没有这样好运气。

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

——《汉书·艺文志》

《史记》成于一人之手，《汉书》成于四人之手。表、志由曹大家和马续补成；纪、传从昭帝至平帝有班彪的《后传》作底本。而从高祖至武帝，更多用《史记》的文字。这样一看，班固自己作的似乎太少。因此有人说他的书是“剽窃”而成⁸¹，算不得著作。但那时的著作权的观念还不甚分明，不以抄袭为嫌；而史书也不能凭虚别构。班固删润旧文，正是所谓“述而不作”。他删润的地方，却颇有别裁，决非率尔下笔。史书叙汉事，有阙略的，有隐晦的，经他润色，便变得详明，这是他的独到处。汉代“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他实在表彰得更为到家。书中收载别人整篇的文章甚多，有人因此说他是“浮华”之士。⁸²这些文章大抵关系政治学术，多是经世有用之作。那时还没有文集，史书加以搜罗，不失保存文献之旨。至于收录辞赋，却是当时的风气和他个人的嗜好；不过从现在看来，这些也正是文学史料，不能抹煞的。

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

——郑樵《通志》

班、马优劣论起于王充《论衡》。他说班氏父子“文义浃备，纪事详赡”，观者以为胜于《史记》⁸³。王充论文，是主张“华实俱成”的⁸⁴。汉代是个辞赋的时代，所谓“华”，便是辞赋化。《史记》当时还用散行文字；到了《汉书》，便弘丽精整，多用排偶，句子也长了。这正是辞赋的影响。自此以后，直到唐代，一般文士，大多偏爱《汉书》，专门传习，《史记》的传习者却甚少，这反映着那时期崇尚骈文的风气。唐以后，散文渐成正统，大家才提倡起《史记》来；明归有光及清桐城派更力加推尊《史记》，差不多要驾乎《汉书》之上了。这种优劣论起于二书散整不同，质文各异，其实是跟着时代的好尚而转变的。

有光为古文,原本经术,好太史公书,得其神理。

——《明史》

晋代张辅，独不好《汉书》。他说：“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的优劣，多以固为胜，但是司马迁叙三千年事，只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却有八十万言。烦省相差如此之远，班固哪里赶得上司马迁呢！”⁸⁵刘知几《史通》却以为“《史记》虽叙三千年事，详备的也只汉兴七十多年，前省后烦，未能折中；若教他作《汉书》恐怕比班固还要烦些”。⁸⁶刘知几左袒班固，不无过甚其辞。平心而论，《汉书》确比《史记》繁些。《史记》是通史，虽然意在尊汉，不妨详近略远，但叙汉事倒底不能太详；司马迁是知道“折中”的。《汉书》断代为书，尽可充分利用史料，尽其颂述功德的职分；载事既多，文字自然繁了，这是一。《汉书》载别人的文字也比《史记》多，这是二。《汉书》文字趋向骈体，句子比散体长，这是三。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足为《汉书》病。范晔《后汉书·班固传赞》说班固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这是不错的。

《汉书》

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

——《晋书·张辅传》

盖迁喜叙事，至于经术之文，干济之策，多不收入，故其文简；固则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此其所以卷帙多也。

——赵翼《廿二史札记》

宋代郑樵在《通志总序》里抨击班固，几乎说得他不值一钱。刘知几论通史不如断代，以为通史年月悠长，史料亡佚太多，所可采录的大都陈陈相因，难得新异。《史记》已不免此失；后世仿作，贪多务得，又加繁杂的毛病，简直教人懒得去看⁸⁷。按他的说法，像《鲁春秋》等，怕也只能算是截取一个时代的一段儿，相当于《史记》的叙述汉事；不是无首无尾，就是有首无尾。这都不如断代史的首尾一贯好。像《汉书》那样，所记的只是班固的近代，史料丰富，搜求不难。只需破费工夫，总可一新耳目，“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的⁸⁸。郑樵的意见恰相反，他注重会通，以为历史是连贯的，要明白因革损益的轨迹，非会通不可。通史好在能见其全，能见其大。他称赞《史记》，说是“六经之后，惟有此作”。他说班固断汉为书，古今间隔，因革不明，失了会通之道，真只算是片段罢了。其实通古和断代，各有短长，刘、郑都不免一偏之见。

寻史记疆域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也。

——刘知己《史通·六家》

《史》《汉》可以说是自各成家。《史记》“文直而事核”，《汉书》“文赡而事详”⁸⁹。司马迁感慨多，微情妙旨，时在文字蹊径之外；《汉书》却一览之余，情词俱尽。但是就史论史，班固也许比较客观些，比较合体些。明茅坤说“《汉书》以矩矱用”⁹⁰，清章学诚说“班氏守绳墨”，“班氏体方用智”⁹¹，都是这个意思。晋傅玄评班固，“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⁹²。这些只关识见高低，不见性情偏正，和司马迁《游侠》《货殖》两传蕴含着无穷的身世之痛的不能相比，所以还无碍其为客观的。总之《史》《汉》二书，文质和繁省虽然各不相同。而所采者博，所择者精，却是一样，组织的弘大，描写的曲达，也同工异曲，二书并称良史，决不是偶然的。

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

——《后汉书·班固传》

诸子

春秋末年，封建制度开始崩坏，贵族的统治权，渐渐维持不住。社会上的阶级，有了紊乱的现象。到了战国，更看见农奴解放，商人抬头。这时候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制度，都起了根本的变化。大家平等自由。形成了一个大解放的时代。在这个大变动当中，一些才智之士，对于当前的形势，有种种的看法，有种种的主张；他们都想收拾那动乱的局面，让它稳定下来。有些倾向于守旧的，便起来拥护旧文化、旧制度，向当世的君主和一般人申述他们拥护的理由，给旧文化、旧制度找出理论上的根据；也有些人起来批评或反对旧文化、旧制度；又有些人要修正那些。还有人要建立新文化、新制度来代替旧的；还有人压根儿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这些人也都根据他们自己的见解各说各的，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便是诸子之学，大部分可以称为哲学。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发达的时代，在中国学术史里是稀有的。

诸子百家图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

——《荀子·非十二子》

诸子都出于职业的“士”。“士”本是封建制度里贵族的末一级；但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士”成了有才能的人的通称。在贵族政治未崩坏的时候，所有的知识、礼、乐等等，都在贵族手里，平民是没份的。那时有知识技能的专家，都由贵族专养专用，都是在官的。到了贵族政治崩坏以后，贵族有的失了势，穷了，养不起自用的专家。这些专家失了业，流落到民间，便卖他们的知识技能为生。凡有权有钱的都可以临时雇用他们；他们起初还是伺候贵族的时候多，不过不限于一家贵族罢了。这样发展了一些自由职业，靠这些自由职业为生的，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阶级，便是“士农工商”的“士”，这些“士”，这些专家，后来居然开门授徒起来。徒弟多了，声势就大了，地位也高了。他们除掉执行自己的职业之外，不免根据他们专门的知识技能，研究起当时的文化和制度来了。这就有了种种看法和主张。各“思以其道易天下”⁹³。诸子百家便是这样兴起的。

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

——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

第一个开门授徒发扬光大那非农非工非商非官的“士”的阶级，是孔子。孔子名丘，他家原是宋国的贵族，贫寒失势，才流落到鲁国去。他自己做了一个儒士；儒士是以教书和相礼为职业的，他却只是一个“老教书匠”。他的教书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有教无类”⁹⁴。他大招学生，不问身家，只要缴相当的学费就收，收来的学生，一律教他们读《诗》《书》等名贵的古籍，并教他们礼、乐等功课。这些从前是只有贵族才能够享受的，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术民众化的人。他又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说当世的君主；这也是从前没有的。他一个人开了讲学和游说的风气，是“士”阶级的老祖宗。他是旧文化、旧制度的辩护人，以这种姿态创始了所谓儒家。所谓旧文化、旧制度，主要的是西周的文化和制度，孔子相信是文王、周公创造的。继续文王、周公的事业，便是他给他自己的使命。他自己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⁹⁵；所述的，所信所好的，都是周代的文化和制度。《诗》《书》《礼》《乐》等是周文化的代表，所以他拿来作学生的必修科目。这些原是共同的遗产，但后来各家都讲自己的新学说，不讲这些，讲这些的始终只有“述而不作”的儒家。因此《诗》《书》《礼》《乐》等便成为儒家的专有品了。

孔子像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论语·子路》

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论语·子张》

孔子是个博学多能的人，他的讲学是多方面的。他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家服务的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他教学生读各种书，学各种功课之外，更注重人格的修养。他说为人要有真性情，要有同情心，能够推己及人，这所谓“直”“仁”“忠”“恕”；一面还得合乎礼，就是遵守社会的规范，凡事只问该作不该作，不必问有用无用；只重义，不计利。这样人才配去干政治，为国家服务。孔子的政治学说，是“正名主义”。他想着当时制度的崩坏，阶级的紊乱，都是名不正的缘故。君没有君道，臣没有臣道，父没有父道，子没有子道，实和名不能符合起来，天下自然乱了。救时之道，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⁹⁶；正名定分，社会的秩序，封建的阶级便会恢复的。他是给封建制度找了一个理论的根据。这个正名主义，又是从《春秋》和古史官的种种书法归纳得来的。他所谓“述而不作”，其实是以述为作，就是理论化旧文化、旧制度，要将那些维持下去。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便在这里。

孔子周游列国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里仁》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论语·泰伯》

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论语·子路》

孔子以后，儒家还出了两位大师，孟子和荀子。孟子名轲，邹人；荀子名况，赵人。这两位大师代表儒家的两派。他们也都拥护周代的文化和制度，但更进一步的加以理论化和理想化。孟子说人性是善的。人都有恻隐心、羞恶心、辞让心、是非心；这便是仁、义、礼、智等善端，只要能够加以扩充，便成善人。这些善端，又总称为“不忍人之心”。圣王本于“不忍人之心”，发为“不忍人之政”⁹⁷，便是“仁政”，“王政”。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制度都是为民设的，君也是为民设的——这却已经不是封建制度的精神了。和王政相对的是霸政。霸主的种种制作设施，有时也似乎为民，其实不过是达到好名、好利、好尊荣的手段罢了。荀子说人性是恶的。性是生之本然，里面不但没有善端，还有争夺放纵等恶端。但是人有相当聪明才力，可以渐渐改善学好；积久了，习惯自然，再加上专一的工夫，可以到圣人的地步。所以善是人为的。孟子反对功利，他却注重它。他论王霸的分别，也从功利着眼。孟子注重圣王的道德，他却注重圣王的威权。他说生民之初，纵欲相争，乱得一团糟，圣王建立社会国家，是为明分息争的。礼是社会的秩序和规范，作用便在明分；乐是调和情感的，作用便在息争。他这样从功利主义出发，给一切文化和制度找到理论的根据。

孟子像

《孟子》

荀子像

《荀子》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孟子·告子上》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孟子·公孙丑上》

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荀子·性恶》

儒士多半是上层社会的失业流民；儒家所拥护的制度，所讲、所行的道德，也是上层社会所讲、所行的。还有原业农工的下层失业流民，却多半成为武士。武士是以帮人打仗为职业的专家。墨翟便是出于武士。墨家的创始者墨翟，鲁国人，后来做到宋国的大夫，但出身大概是很微贱的。“墨”原是作苦工的犯人的意思，大概是个浑名；“翟”是名字。墨家本是贱者，也就不辞用那个浑名自称他们的学派。墨家是有团体组织的，他们的首领叫作“巨子”；墨子大约就是第一任“巨子”。他们不但是打仗的专家，并且是制造战争器械的专家。但墨家和别的武士不同，他们是有主义的，他们虽以帮人打仗为生，却反对侵略的打仗；他们只帮被侵略的弱小国家做防卫的工作。《墨子》里只讲守的器械和方法，攻的方面，特意不讲。这是他们的“非攻”主义。他们说天下大害，在于人的互争；天下人都该视人如己，互相帮助，不但利他，而且利己。这是“兼爱”主义。墨家注重功利，凡与国家人民有利的事物，才认为有价值。国家人民，利在富庶，凡能使人民富庶的事物是有用的。别的都是无益或有害。他们是平民的代言人，所以反对贵族的周代的文化和制度。他们主张“节葬”“短丧”“节用”“非乐”，都和儒家相反。他们说他们是以节俭勤苦的夏禹为法的。他们又相信有上帝和鬼神，能够赏善罚恶；这也是下层社会的旧信仰。儒家和墨家其实都是守旧的；不过一个守原来上层社会的旧，一个守原来下层社会的旧罢了。

天下之人兼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

——《墨子·兼爱》

压根儿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的是道家。道家出于隐士。孔子一生曾遇到好些“避世”之士，他们着实讥评孔子。这些人都是有知识学问的。他们看见时世太乱，难以挽救，便消极起来，对于世事，取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他们讥评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⁹⁸，费力不讨好；他们自己便是知其不可而不为的、独善其身的聪明人。后来有个杨朱，也是这一流人，他却将这种态度理论化了，建立“为我”的学说。他主张“全生保真，不以物累形”⁹⁹；将天下给他，换他小腿上一根汗毛，他是不干的。天下虽大，是外物；一根毛虽小，却是自己的一部分。所谓“真”，便是自然。杨朱所说的只是教人因生命的自然，不加伤害；“避世”便是“全生保真”的路。不过世事变化无穷，避世未必就能避害，杨朱的教义到这里却穷了。老子、庄子的学说似乎便是从这里出发，加以扩充的。杨朱实在是道家的先锋。

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列子·杨朱》

老子相传姓李名耳，楚国隐士。楚人是南方新兴的民族，受周文化的影响很少，他们往往有极新的思想。孔子遇到那些隐士，也都在楚国，这似乎不是偶然的。庄子名周，宋国人，他的思想却接近楚人。老学以为宇宙间事物的变化，都遵循一定的公律，在天然界如此，在人事界也如此。这叫作“常”。顺应这些公律，便不须避害，自然能避害。所以说，“知常曰明”¹⁰⁰。事物变化的最大公律是物极则反。处世接物，最好先从反面下手。“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¹⁰¹“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¹⁰²这样以退为进，便不至于有什么冲突了。因为物极则反，所以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制度，推行起来，结果往往和原来目的相反。“法令滋彰，盗贼多有。”¹⁰³治天下本求有所作为，但这是费力不讨好的，不如排除一切制度，顺应自然，无为而为，不治而治。那就无不为，无不治了。自然就是“道”，就是天地万物所以生的总原理。物得道而生，是道的具体表现。一物所以生的原理叫作“德”，“德”是“得”的意思。所以宇宙万物都是自然的。这是老学的根本思想，也是庄学的根本思想。但庄学比老学更进一步。他们主张绝对的自由，绝对的平等。天地万物，无时不在变化之中，不齐是自然的。一切但须顺其自然，所有的分别，所有的标准，都是不必要的。社会上、政治上的制度，便教不齐的齐起来，只徒然伤害人性罢了。所以圣人是要不得的；儒、墨是“不知耻”的¹⁰⁴。按庄学说，凡天下之物，都无不好，凡天下的意见，都无不对；无所谓物我，无所谓是非。甚至死和生也都是自然的变化，都是可喜的。明白这些个，便能与自然打成一片，成为“无入而不自得”的至人了。老、庄两派，汉代总称为道家。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老子》

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

——《庄子》

庄学排除是非，是当时“辩者”的影响。“辩者”，汉代称为名家，出于讼师。辩者的一个首领郑国邓析，便是春秋末年著名的讼师。另一个首领梁相惠施，也是法律行家。邓析的本事在对于法令能够咬文嚼字的取巧，“以是为非，以非为是。”¹⁰⁵语言文字往往是多义的；他能够分析语言文字的意义，利用来作种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这样发展了辩者的学说。当时的辩者有惠施和公孙龙两派。惠施派说，世间各个体的物，各有许多性质；但这些性质，都因比较而显，所以不是绝对的。各物都有相同之处，也都有相异之处。从同的一方面看，可以说万物无不相同；从异的一方面看，可以说万物无不相异。同异都是相对的，这叫作“合同异”¹⁰⁶。

《老子道德经义疏》

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

——《吕氏春秋》

公孙龙，赵人，他这一派不重个体而重根本，他说概念有独立分离的存在。譬如一块坚而白的石头，看的时候只见白，没有坚，摸的时候只觉坚，不见白。所以白性与坚性两者是分离的。况且天下白的东西很多，坚的东西也很多，有白而不坚的，也有坚而不白的。也可见白性与坚性是分离的。白性使物白，坚性使物坚；这些虽然必须因具体的物而见，但实在有着独立的存在，不过是潜存罢了。这叫作“离坚白”¹⁰⁷。这种讨论与一般人感觉和常识相反，所以当时以为“怪说”“琦辞”，“辩而无用”¹⁰⁸。但这种纯理论的兴趣，在哲学上是有它的价值的。至于辩者对于社会政治的主张，却近于墨家。

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论。假物取譬，以“守白”辩，谓白马为非马也。

——《公孙龙子》

儒、墨、道各家有一个共通的态度，就是托古立言；他们都假托古圣贤之言以自重。孔子托于文王、周公，墨子托于禹，孟子托于尧、舜，老、庄托于传说中尧、舜以前的人物；一个比一个古，一个压一个。不托古而变古的只有法家。法家出于“法术之士”¹⁰⁹，法术之士是以政治为职业的专家。贵族政治崩坏的结果，一方面是平民的解放，一方面是君主的集权。这时候国家的范围，一天一天扩大，社会的组织也一天一天复杂。人治、礼治，都不适用了。法术之士便创一种新的政治方法帮助当时的君主整理国政，做他们的参谋。这就是法治。当时现实政治和各方面的趋势是变古——尊君权、禁私学、重富豪。法术之士便拥护这种趋势，加以理论化。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

——《韩非子·定法》

他们中间有重势、重术、重法三派，而韩非子集其大成。他本是韩国的贵族，学于荀子。他采取荀学、老学和辩者的理论，创立他的一家言；他说势、术、法三者都是“帝王之具”¹¹⁰，缺一不可。势的表现是赏罚，赏罚严，才可以推行法和术。因为人性究竟是恶的，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技巧。综核名实是一个例。譬如教人做某官，按那官的名位，该能作出某些成绩来；君主就可以照着去考核，看他名实能相副否。又如臣下有所建议，君主便叫他去做，看他能照所说的做到否。名实相副的赏，否则罚。法是规矩准绳，明主制下了法，庸主只要守着，也就可以治了。君主能够兼用法、术、势，就可以一驭万，以静制动，无为而治。诸子都讲政治，但都是非职业的，多偏于理想。只有法家的学说，从实际政治出发，切于实用。中国后来的政治，大部分是受法家的学说支配的。

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韩非子·定法》

古代贵族养着礼、乐专家，也养着巫祝、术数专家。礼、乐原来的最大的用处在丧、祭。丧、祭用礼、乐专家，也用巫祝；这两种人是常在一处的同事。巫祝固然是迷信的；礼、乐里原也是有迷信成分的。礼、乐专家后来沦为儒士；巫祝术数专家便沦为方士。他们关系极密切，所注意的事有些是相同的。汉代所称的阴阳家便出于方士。古代术数注意于所谓“天人之际”，以为天道人事互相影响。战国末年有些人更将这种思想推行起来，并加以理论化，使它成为一贯的学说。这就是阴阳家。

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当时阴阳家的首领是齐人驺衍。他研究“阴阳消息”¹¹¹，创为“五德终始”说¹¹²。“五德”就是五行之德。五行是古代信仰。驺衍以为五行是五种天然势力，所谓“德”。每一德，各有盛衰的循环。在它当运的时候，天道人事，都受它支配。等到它运尽而衰，为别一德所胜、所克，别一德就继起当运。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这样“终始”不息。历史上的事变都是这些天然势力的表现。每一朝代，代表一德；朝代是常变的，不是一家一姓可以永保的。阴阳家也讲仁义名分，却是受儒家的影响。那时候儒家也在开始受他们的影响，讲《周易》，作《易传》。到了秦、汉间，儒家更几乎与他们混合为一；西汉今文家的经学大部便建立在阴阳家的基础上。后来“古文经学”虽然扫除了一些“非常”“可怪”¹¹³之论，但阴阳家的思想已深入人心，牢不可拔了。

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

——据《史记·封禅书》

战国末期，一般人渐渐感到统一思想的需要，秦相吕不韦便是作这种尝试的第一个人。他教许多门客合撰了一部《吕氏春秋》。现在所传的诸子书，大概都是汉人整理编定的；他们大概是将同一学派的各篇编辑起来，题为某子。所以都不是有系统的著作。《吕氏春秋》却不然；它是第一部完整的书。吕不韦所以编这部书，就是想化零为整，集合众长，统一思想。他的基调却是道家。秦始皇统一天下，李斯为相，实行统一思想，他烧书，禁天下藏“《诗》《书》百家语”¹¹⁴。但时机到底还未成熟，而秦不久也就亡了，李斯是失败了。所以汉初诸子学依然很盛。

《吕氏春秋》

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

——《吕氏春秋·长见》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淮南王刘安仿效吕不韦的故智，教门客编了一部《淮南子》，也以道家为基调，也想来统一思想，但成功的不是他，是董仲舒。董仲舒向武帝建议：“六经和孔子的学说以外，各家一概禁止。邪说息了，秩序才可统一，标准才可分明，人民才知道他们应走的路。”¹¹⁵武帝采纳了他的话。从此，帝王用功名、利禄提倡他们所定的儒学，儒学统于一尊；春秋、战国时代言论思想极端自由的空气便消灭了。这时候政治上既开了从来未有的大局面，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变动也渐渐凝成了新秩序，思想渐归于统一，也是自然的趋势。在这新秩序里，农民还占着大多数，宗法社会还保留着，旧时的礼教与制度一部分还可适用，不过民众化了罢了。另一方面，要创立政治上、社会上各种新制度，也得参考旧的。这里便非用儒者不可了。儒者通晓以前的典籍，熟悉以前的制度，而又能够加以理想化、理论化，使那些东西秩然有序，粲然可观。别家虽也有政治社会学说，却无具体的办法，就是有，也不完备，赶不上儒家；在这建设时代，自然不能和儒学争胜。儒学的独尊，也是当然的。

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辞赋

屈原是我国历史里永被纪念着的一个人。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相传便是他的忌日；他是投水死的，竞渡据说原来是表示救他的，粽子原来是祭他的。现在定五月五日为诗人节，也是为了纪念的缘故。他是个忠臣，而且是个缠绵悱恻的忠臣；他是个节士，而且是个浮游尘外、清白不污的节士。“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¹¹⁶他的身世是一出悲剧。可是他永生在我们的敬意尤其是我们的同情里。“原”是他的号，“平”是他的名字。他是楚国的贵族，怀王时候，做“左徒”的官。左徒好像现在的秘书。他很有学问，熟悉历史和政治，口才又好。一方面参赞国事，一方面给怀王见客，办外交，头头是道，怀王很信任他。

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史记·屈原列传》

当时楚国有亲秦、亲齐两派；屈原是亲齐派。秦国看见屈原得势，便派张仪买通了楚国的贵臣上官大夫，靳尚等，在怀王面前说他的坏话。怀王果然被他们所惑，将屈原放逐到汉北去。张仪便劝怀王和齐国绝交，说秦国答应割地六百里。楚和齐绝了交，张仪却说答应的是六里。怀王大怒，便举兵伐秦，不料大败而归。这时候想起屈原来了，将他召回，教他出使齐国。亲齐派暂时抬头。但是亲秦派不久又得势。怀王终于让秦国骗了去。拘留着，就死在那里。这件事是楚人最痛心的，屈原更不用说了。可是怀王的儿子顷襄王，却还是听亲秦派的话，将他二次放逐到江南去，他流浪了九年，秦国的侵略一天紧似一天，他不忍亲见亡国的惨象，又想以一死来感悟顷襄王，便自沉在汨罗江里。

《九歌图卷》中的屈原

屈原之辞，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辞赋，莫不似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王逸《楚辞章句序》

《楚辞》中《离骚》和《九章》的各篇，都是他放逐时候所作。《离骚》尤其是千古流传的杰构。这一篇大概是二次被放时作的。他感念怀王的信任，却恨他糊涂，让一群小人蒙蔽着，播弄着。而顷襄王又不能觉悟，以致国土日削，国势日危。他自己呢，“信而见疑，忠而被谤”¹¹⁷，简直走投无路，满腔委屈，千端万绪的，没人可以诉说，终于只能告诉自己的一支笔，《离骚》便是这样写成的。“离骚”是“别愁”或“遭忧”的意思。¹¹⁸他是个富于感情的人，那一腔遏抑不住的悲愤，随着他的笔奔迸出来，“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¹¹⁹，只是一片一段的，没有篇章可言。这和人在疲倦或苦痛的时候，叫“妈呀！”“天哪！”一样；心里乱极，闷极了，叫叫透一口气，自然是顾不到什么组织的。

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

——《史记·屈原列传》

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

——《文心雕龙·辨骚》

篇中陈说唐、虞、三代的治，桀、纣、羿、浇的乱，善恶因果，历历分明；用来讽刺当世，感悟君王。他又用了许多神话里的譬喻和动植物的譬喻，委曲地表达出他对于怀王的忠爱，对于贤人君子的向往，对于群小的深恶痛疾。他将怀王比作美人，他是“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情辞凄切，缠绵不已。他又将贤臣比作香草。“美人香草”从此便成为政治的譬喻，影响后来解诗、作诗的人很大。汉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¹²⁰“好色而不淫”似乎就指美人香草用作政治的譬喻而言；“怨诽而不乱”是怨而不怒的意思。虽然我们相信《国风》的男女之辞并非政治的譬喻，但断章取义，淮南王的话却是《离骚》的确切评语。

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史记·屈原列传》

《九章》的各篇原是分立的，大约汉人才合在一起，给了“九章”的名字。这里面有些是屈原初次被放时作的，有些是二次被放时作的。差不多都是“上以讽谏，下以自慰”¹²¹；引史事，用譬喻，也和《离骚》一样。《离骚》里记着屈原的世系和生辰，这几篇里也记着他放逐的时期和地域；这些都可以算是他的自叙传。他还作了《九歌》《天问》《远游》《招魂》等，却不能算自叙传，也“不皆是怨君”¹²²；后世都说成怨君，他埋没了他的别一面的出世观了。他其实也是一“子”，也是一家之学。这可以说是神仙家，出于巫。《离骚》里说到周游上下四方，驾车的动物，驱使的役夫，都是神话里的。《远游》更全是说的周游上下四方的乐处。这种游仙的境界，便是神仙家的理想。

《楚辞集注》

屈原“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

——王逸《楚辞章句序》

《远游》开篇说：“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篇中又说：“临不死之旧乡”。人间世太狭窄了，也太短促了，人是太不自由自在了。神仙家要无穷大的空间，所以要周行无碍；要无穷久的时间，所以要长生不老。他们要打破现实的、有限的世界，用幻想创出一个无限的世界来。在这无限的世界里，所有的都是神话里的人物；有些是美丽的，也有些是丑怪的。《九歌》里的神大都可爱；《招魂》里一半是上下四方的怪物，说得顶怕人的，可是一方面也奇诡可喜。因为注意空间的扩大，所以对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都有兴味。《天问》里许多关于天文地理的疑问，便是这样来的。一面惊奇天地之广大，一面也惊奇人事之诡异——善恶因果，往往有不相应的；《天问》里许多关于历史的疑问，便从这里着眼。这却又是他的入世观了。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九歌·湘夫人》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天问》

要达到游仙的境界，须要“虚静以恬愉”“无为而自得”，还须导引养生的修炼工夫，这在《远游》里都说了。屈原受庄学的影响极大。这些都是庄学；周行无碍，长生不老，以及神话里的人物，也都是庄学。但庄学只到“我”与自然打成一片而止，并不想创造一个无限的世界，神仙家似乎比庄学更进了一步。神仙家也受阴阳家的影响；阴阳家原也讲天地广大，讲禽兽异物的。阴阳家是齐学。齐国滨海，多有怪诞的思想。屈原常常出使到那里，所以也沾了齐气。还有齐人好“隐”。“隐”是“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¹²³，是用一种滑稽的态度来讽谏。淳于髡可为代表。楚人也好“隐”。屈原是楚人，而他的思想又受齐国的影响，他爱用种种政治的譬喻，大约也不免沾点齐气。但是他不取滑稽的态度，他是用一副悲剧面孔说话的。《诗大序》所谓“谲谏”，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倒是合式的说明。至于像《招魂》里的铺张排比，也许是纵横家的风气。

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彼皆习之，魂往必释些。归来兮！不可以托些！

——《招魂》

《离骚》各篇多用“兮”字足句，句逗以参差不齐为主。“兮”字足句，三百篇中已经不少；句逗参差，也许是“南音”的发展。“南”本是南乐的名称；三百篇中的二《南》，本该与《风》《雅》《颂》分立为四。二《南》是楚诗，乐调虽已不能知道，但和《风》《雅》《颂》必有异处。从二《南》到《离骚》，现在只能看出句逗由短而长、由齐而畸的一个趋势；这中间变迁轨迹，我们还能找到一些，总之，决不是突如其来的。这句逗的发展，大概多少有音乐的影响。从《汉书·王褒传》可以知道楚辞的诵读是有特别的调子的¹²⁴，这正是音乐的影响。屈原诸作奠定了这种体制，模拟的日见其多。就中最出色的是宋玉，他作了《九辩》。宋玉传说是屈原的弟子；《九辩》的题材和体制都模拟《离骚》和《九章》，算是代屈原说话，不过没有屈原那样激切罢了。宋玉自己可也加上一些新思想；他是第一个描写“悲秋”的人。还有个景差，据说是《大招》的作者；《大招》是模拟《招魂》的。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宋玉《九辩》

到了汉代，模拟《离骚》的更多，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都走着宋玉的路。大概武帝时候最盛，以后就渐渐地差了。汉人称这种体制为“辞”，又称为“楚辞”。刘向将这些东西编辑起来，成为《楚辞》一书。东汉王逸给作注，并加进自己的的拟作，叫作《楚辞章句》。北宋洪兴祖又作《楚辞补注》。《章句》和《补注》合为《楚辞》标准的注本。但汉人又称《离骚》等为“赋”。《史记·屈原传》说他“作《怀沙》之赋”；《怀沙》是《九章》之一，本无“赋”名。《传》尾又说：“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列“屈原赋二十五篇”，就是《离骚》等。大概“辞”是后来的名字，专指屈、宋一类作品；赋虽从辞出，却是先起的名字，在未采用“辞”的名字以前，本包括“辞”而言。所以浑言称“赋”，称“辞赋”，分言称“辞”和“赋”。后世引述屈、宋诸家，只通称“楚辞”，没有单称“辞”的。但却有称“骚”“骚体”“骚赋”的，这自然是“离骚”的影响。

《楚辞》

荀子的《赋篇》最早称“赋”。篇中分咏“礼”“知”“云”“蚕”“箴”（针）五件事物，像是谜语，其中颇有讽世的话，可以说是“隐”的支流余裔。荀子久居齐国的稷下，又在楚国做过县令，死在那里。他的好“隐”，也是自然的。《赋篇》总题分咏，自然和后来的赋不同，但是安排客主，问答成篇，却开了后来赋家的风气。荀赋和屈辞原来似乎各是各的；这两体的合一，也许是在贾谊手里。贾谊是荀卿的再传弟子，他的境遇却近于屈原，又久居屈原的故乡；很可能的，他模拟屈原的体制，却袭用了荀卿的“赋”的名字。这种赋日渐发展，屈原诸作也便被称为“赋”；“辞”的名字许是后来因为拟作多了，才分化出来，作为此体的专称的。“辞”本是“辩解的言语”的意思，用来称屈、宋诸家所作，倒也并无不合之处。

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文心雕龙·辨骚》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分赋为四类。“杂赋”十二家是总集，可以不论。屈原以下二十家，是言情之作。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已佚，大概近于纵横家言。就中“陆贾赋三篇”，在贾谊之先；但作品既不可见，是他自题为赋，还是后人追题，不能知道，只好存疑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大概是叙物明理之作。这三类里，贾谊以后各家，多少免不了屈原的影响，但已渐有散文化的趋势；第一类中的司马相如便是创始的人。——托为屈原作的《卜居》《渔父》，通篇散文化，只有几处用韵，似乎是《庄子》和荀赋的混合体制，又当别论。——散文化更容易铺张些。“赋”本是“铺”的意思，铺张倒是本来面目。可是铺张的作用原在讽谏；这时候却为铺张而铺张，所谓“劝百而讽一”¹²⁵。当时汉武帝好辞赋，作者极众，争相竞胜，所以致此。扬雄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¹²⁶；“诗人之赋”便是前者，“辞人之赋”便是后者。甚至有诙谐嫚戏，毫无主旨的。难怪辞赋家会被人鄙视为倡优了。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渔父》

《湘君湘夫人图》〈部分〉

东汉以来，班固作《两都赋》，“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¹²⁷；张衡仿他作《二京赋》。晋左思又仿作《三都赋》。这种赋铺叙历史地理，近于后世的类书；是陆贾、荀卿两派的混合，是散文的更进一步。这和屈、贾言情之作，却迥不相同了。此后赋体渐渐缩短，字句却整炼起来。那时期一般诗文都趋向排偶化，赋先是领着走，后来是跟着走，作赋专重写景述情，务求精巧，不再用来讽谏。这种赋发展到齐、梁、唐初为极盛，称为“俳体”的赋¹²⁸。“俳”是游戏的意思，对讽谏而言；其实这种作品倒也并非滑稽嫚戏之作。唐代古文运动起来，宋代加以发挥光大，诗文不再重排偶而趋向散文化，赋体也变了。像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虽然有韵而全篇散行，排偶极少，比《卜居》《渔父》更其散文的。这称为“文体”的赋¹²⁹。唐、宋两代，以诗赋取士，规定程式。那种赋定为八韵，调平仄，讲对仗；制题新巧，限韵险难。这只是一种技艺罢了。这称为“律赋”。对“律赋”而言，“俳体”和“文体”的赋都是“古赋”；这“古赋”的名字和“古文”的名字差不多，真正的“古”如屈、宋的辞，汉人的赋，倒是不包括在内的。赋似乎是我国特有的体制；虽然有韵，而就它全部的发展看，却与文近些。不算是诗。

古赋者，诚当祖骚而宗汉。

——祝尧《古赋辩体》

诗

汉武帝立乐府，采集代、赵、秦、楚的歌谣和乐谱；教李延年做协律都尉，负责整理那些歌辞和谱子，以备传习唱奏。当时乐府里养着各地的乐工好几百人，大约便是演奏这些乐歌的。歌谣采来以后，他们先审查一下。没有谱子的，便给制谱，有谱子的，也得看看合式不合式，不合式的地方，便给改动一些。这就是“协律”的工作。歌谣的“本辞”合乐时，有的保存原来的样子，有的删节，有的加进些复沓的甚至不相干的章句。“协律”以乐为主，只要合调，歌辞通不通，他们是不大在乎的。他们有时还在歌辞里夹进些泛声；“辞”写大字，“声”写小字。但流传久了，声辞混杂起来，后世便不容易看懂了。这种种乐歌，后来称为“乐府诗”，简称就叫“乐府”。北宋太原郭茂倩收集汉乐府以下历代合乐的和不合乐的歌谣，以及模拟之作，成为一书，题作《乐府诗集》；他所谓《乐府诗》，范围是很广的。就中汉乐府，沈约《宋书·乐志》特称为“古辞”。

两汉已后，世有制作。其所以用于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者，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

——《乐府诗集》

汉乐府的声调和当时称为“雅乐”的三百篇不同，所采取的是新调子。这种新调子有两种：“楚声”和“新声”。屈原的辞可为楚声的代表。汉高祖是楚人，喜欢楚声，楚声比雅乐好听。一般人不用说也是喜欢楚声的。楚声便成了风气。武帝时乐府所采的歌谣，楚以外虽然还有代、赵、秦各地的，但声调也许差不很多。那时却又输入了新声；新声出于西域或北狄的军歌。李延年多采取这种调子唱奏歌谣，从此大行，楚声便让压下去了。楚声的句调比较雅乐参差得多，新声的更比楚声参差得多。可是楚声里也有整齐的五言，楚调曲里各篇更全然如此，像著名的《白头吟》《梁甫吟》《怨歌行》都是的¹³⁰。这就是五言诗的源头。

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

——《乐府诗集》

《乐府诗集》

汉乐府以叙事为主。所叙的社会故事和风俗最多，历史及游仙的故事也占一部分。此外便是男女相思和离别之作，格言式的教训，人生的慨叹等等。这些都是一般人所喜欢的题材。用一般人所喜欢的调子，歌咏一般人所喜欢的题材，自然可以风靡一世。哀帝即位，却以为这些都是不正经的乐歌，他废了乐府，裁了多一半乐工——共四百四十一人，——大概都是唱奏各地乐歌的。当时颇想恢复雅乐，但没人懂得，只好罢了。不过一般人还是爱好那些乐歌。这风气直到汉末不变。东汉时候，这些乐歌已经普遍化，文人仿作的渐多；就中也有仿作整齐的五言的，像班固的《咏史》。但这种五言的拟作极少；而班固那一首也未成熟，钟嵘在《诗品序》里评为“质木无文”，是不错的。直到汉末，一般文体都走向整炼一路，试验这五言体的便多起来，而最高的成就是《文选》所录的《古诗十九首》。

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

——钟嵘《诗品序》

旧传最早的五言诗，是《古诗十九首》和苏武、李陵诗；说“十九首”里有七首是枚乘作的，和苏、李诗都出现于汉武帝时代。但据近来的研究，这十九首古诗实在都是汉末的作品；苏、李诗虽题了苏、李的名字，却不合于他们的事迹，从风格上看，大约也和“十九首”出现在差不多的时候，这十九首古诗并非一人之作，也非一时之作，但都模拟言情的乐府。歌咏的多是相思离别，以及人生无常、当及时行乐的意思；也有对于邪臣当道、贤人放逐、朋友富贵相忘、知音难得等事的慨叹。这些都算是普遍的题材；但后一类是所谓“失志”之作，自然兼受了《楚辞》的影响。钟嵘评古诗，“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因为所咏的几乎是人人心中所要说的，却不是人人口中、笔下所能说的，而又能够那样平平说出，曲曲说出，所以是好。“十九首”只像对朋友说家常话，并在不字面上用工夫，而自然达意，委婉尽情，合于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¹³¹。到唐为止，这是五言诗的标准。

逐臣弃友、思妇劳人、托境抒情、比物连类、亲疏厚薄、死生新故之感，质言之、寓言之、一唱而三叹之。

——王康《古诗十九首绎后序》

汉献帝建安年间（西元196—219），文学极盛，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两兄弟是文坛的主持人；而曹植更是个大诗家。这时乐府声调已多失传，他们却用乐府旧题，改作新词，曹丕、曹植兄弟尤其努力在五言体上。他们一班人也作独立的五言诗。叙游宴，述恩荣，开后来应酬一派。但只求明白诚恳，还是歌谣本色。就中曹植在曹丕做了皇帝之后，颇受猜忌，忧患的情感，时时流露在他的作品里。诗中有了“我”，所以独成大家。这时候五言作者既多，开始有了工拙的评论；曹丕说刘桢“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¹³²，便是例子。但真正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的是魏代的阮籍，他是第一个用全力作五言诗的人。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曹植《白马篇》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怆,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刘桢《赠从弟》

阮籍是老、庄和屈原的信徒。他生在魏、晋交替的时代，眼见司马氏三代专权，欺负曹家，压迫名士，一肚皮牢骚只得发泄在酒和诗里。他作了《咏怀诗》八十多首，述神话，引史事，叙艳情，托于鸟兽草木之名，主旨不外说富贵不能常保，祸患随时可至，年岁有限，一般人钻在利禄的圈子里，不知放怀远大，真是可怜之极。他的诗充满了这种悲悯的情感，“忧思独伤心”¹³³一句可以表现。这里《楚辞》的影响很大；钟嵘说他“源出于《小雅》”，似乎是皮相之谈。本来五言诗自始就脱不了《楚辞》的影响，不过他尤其如此。他还没有用心琢句；但语既浑括，譬喻又多，旨趣更往往难详。这许是当时的不得已，却因此增加了五言诗文人化的程度。他是这样扩大了诗的范围，正式成立了抒情的五言诗。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咏怀》

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

——《文选》李善注引而

晋代诗渐渐排偶化、典故化。就中左思的《咏史》诗，郭璞的《游仙诗》，也取法《楚辞》，借古人及神仙抒写自己的怀抱，为后世所宗。郭璞是东晋初的人。跟着就流行了一派玄言诗。孙绰、许询是领袖。他们作诗，只是融化老、庄的文句，抽象说理，所以钟嵘说像“道德论”¹³⁴。这种诗千篇一律，没有“我”；《兰亭集诗》各人所作四言、五言各一首，都是一个味儿，正是好例。但在这种影响下，却孕育了陶渊明和谢灵运两个大诗人。陶渊明，浔阳柴桑人，做了几回小官，觉得做官不自由，终于回到田园，躬耕自活。他也是老、庄的信徒，从躬耕里领略到自然的恬美和人生的道理。他是第一个人将田园生活描写在诗里。他的躬耕免祸的哲学也许不是新的，可都是他从现实生活里体验得来的，与口头的玄理不同，所以亲切有味，诗也不妨说理，但须有理趣，他的诗能够作到这一步。他作诗也只求明白诚恳，不排不典；他的诗是散文化的。这违反了当时的趋势，所以《诗品》只将他放在中品里。但他后来确成了千古“隐逸诗人之宗”¹³⁵。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陶渊明《归园田居》

谢灵运，宋时做到临川太守。他是有政治野心的，可是不得志。他不但是老、庄的信徒，也是佛的信徒。他最爱游山玩水，常常领了一群人到处探奇访胜；他的自然的哲学和出世的哲学教他沉溺在山水的清幽里。他是第一个在诗里用全力刻画山水的人；他也可以说是第一个用全力雕琢字句的人。他用排偶、用典故，却能创造新鲜的句子；不过描写有时不免太繁重罢了。他在赏玩山水的时候，也常悟到一些隐遁的、超旷的人生哲理；但写到诗里，不能和那精巧的描写打成一片，像硬装进去似的。这便不如陶渊明的理趣足，但比那些“道德论”自然高妙得多。陶诗教给人怎样赏味田园，谢诗教给人怎样赏味山水；他们都是发现自然的诗人。陶是写意，谢是工笔。谢诗从制题到造句，无一不是工笔。他开了后世诗人着意描写的路子；他所以成为大家，一半也在这里。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谢灵运《登池上楼》

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

——《南史·颜延之传》

齐武帝永明年间（西元483—493），“声律说”大盛。四声的分别，平仄的性质，双声叠韵的作用，都有人所出，让诗文作家注意。从前只着重句末的韵，这时更着重句中的“和”；“和”就是念起来顺口，听起来顺耳。从此诗文都力求谐调，远于语言的自然。这时的诗，一面讲究用典，一面讲究声律，不免侧重技巧的毛病。到了梁简文帝，又加新变，专咏艳情，称为“宫体”，诗的境界更狭窄了。这种形式与题材的新变，一直影响到唐初的诗。这时候七言的乐歌渐渐发展。汉、魏文士仿作乐府，已经有七言的，但只零星偶见，后来舞曲里常有七言之作，到了宋代，鲍照有《行路难》十八首，人生的感慨颇多，和舞曲描写声容的不一样，影响唐代的李白、杜甫很大。但是梁以来七言的发展，却还跟着舞曲的路子，不跟着鲍照的路子。这些都是宫体的谐调。

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鲍照《拟行路难》

唐代谐调发展，成立了律诗绝句，称为近体；不是谐调的诗，称为古体；又成立了古、近体的七言诗。古体的五言诗也变了格调，这些都是划时代的。初唐时候，大体上还继续着南朝的风气，辗转在艳情的圈子里。但是就在这时候，沈佺期、宋之问奠定了律诗的体制。南朝论声律，只就一联两句说；沈、宋却能看出谐调有四种句式。两联四句才是谐调的单位，可以称为周期。这单位后来写成“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的谱。沈、宋在一首诗里用两个周期，就是重叠一次；这样，声调便谐和富厚，又不致单调。这就是八句的律诗。律有“声律”“法律”两义。律诗体制短小，组织必须经济，才能发挥它的效力；“法律”便是这个意思。但沈、宋的成就只在声律上，“法律”上的进展，还等待后来的作家。

高台临广陌，车马纷相续。回首思旧乡，云山乱心曲。

——沈佺期《临高台》

宫体诗渐渐有人觉得腻味了；陈子昂、李白等说这种诗颓靡浅薄，没有价值。他们不但否定了当时古体诗的题材，也否定了那些诗的形式。他们的五言古体，模拟阮籍的《咏怀》，但是失败了。一般作家却只大量地仿作七言的乐府歌行，带着多少的排偶与谐调。——当时往往就这种歌行里截取谐调的四句入乐奏唱。——可是李白更撇开了排偶和谐调，作他的七言乐府。李白，蜀人，明皇时做供奉翰林；触犯了杨贵妃，不能得志。他是个放浪不羁的人，便辞了职，游山水，喝酒，作诗，他的乐府很多，取材很广，他是借着乐府旧题来抒写自己生活的。他的生活态度是出世的；他作诗也全任自然。人家称他为“天上谪仙人”¹³⁶；这说明了他的人和他的诗。他的歌行增进了七言诗的价值；但他的绝句更代表着新制。绝句是五言或七言的四句，大多数是谐调。南北朝民歌中，五言四句的谐调最多，影响了唐人；南朝乐府里也有七言四句的，但不太多，李白和别的诗家纷纷制作，大约因为当时输入的西域乐调宜于这体制，作来可供宫廷及贵人家奏唱，绝句最短小，贵含蓄，忌说尽，李白所作，自然而不觉费力，并且暗示着超远的境界；他给这新体诗立下了一个标准。

《李太白文集》

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李白《蜀道难》

但是真正继往开来的诗人是杜甫。他是河南巩县人。安禄山陷长安，肃宗在灵武即位，他从长安逃到灵武，做了“左拾遗”的官，因为谏救房琯，被放了出去。那时很乱，又是荒年，他辗转流落到成都，依靠故人严武，做到“检校工部员外郎”，所以后来称为杜工部。他在蜀中住了很久。严武死后，他避难到湖南，就死在那里。他是儒家的信徒：“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素志¹³⁷。又身经乱离，亲见了民间疾苦。他的诗努力描写当时的情形，发抒自己的感想。唐代以诗取士，诗原是应试的玩意儿；诗又是供给乐工歌妓唱了去伺候宫廷及贵人的玩意儿。李白用来抒写自己的生活，杜甫用来抒写那个大时代，诗的领域扩大了，价值也增高了。而杜甫写“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¹³⁸，更给诗开辟了新世界。

《全唐诗》

琵琶行诗意画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他不大仿作乐府，可是他描写社会生活正是乐府的精神；他的写实的态度也是从乐府来的。他常在诗里发议论，并且引证经史百家；但这些议论和典故都是通过了他的满腔热情奔迸出来的，所以还是诗。他这样将诗历史化和散文化；他这样给诗创造了新语言。古体的七言诗到他手里正式成立；古体的五言诗到他手里变了格调。从此“温柔敦厚”之外，又开了“沉着痛快”一派¹³⁹。五言律诗，王维、孟浩然已经不用来写艳情而来写山水；杜甫却更用来表现广大的实在的人生。他的七言律诗，也是如此。他作律诗很用心在组织上。他的五言律诗最多，差不多穷尽了这体制的变化。他的绝句直述胸怀，嫌没有余味；但那些描写片段生活印象的，却也不缺少暗示的力量。他也能欣赏自然，晚年所作，颇有清新刻画的句子。他又是个有谐趣的人，他的诗往往透着滑稽的风味。但这种滑稽的风味和他的严肃的态度调和得那样恰到好处，一点也不至于减损他和他的诗的身份。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杜甫《望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蜀相》

杜甫的影响直贯到两宋时代，没有一个诗人不直接、间接学他的，没有一个诗人不发扬光大他的。古文家韩愈，跟着他将诗进一步散文化，而又造奇喻，押险韵，铺张描写，像汉赋似的。他的诗逞才使气，不怕说尽，是“沉着痛快”的诗。后来有元稹、白居易二人在政治上都升沉一番；他们却继承杜甫写实的表现人生的态度，他们开始将这种态度理论化；主张诗要“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嘲风雪，弄花草”是没有意义的¹⁴⁰。他们反对雕琢字句，主张诚实自然。他们将自己的诗分为“讽谕”的和“非讽谕”的两类，他们的诗却容易懂，又能道出人人心中的话，所以雅俗共赏，一时风行，当时最流传的是他们新创的谐调的七言叙事诗，所谓“长庆体”的，还有社会问题的。

《唐诗画谱》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白居易《琵琶行》

晚唐诗向来推李商隐、杜牧为大家。李一生辗转在党争的影响中，他和温庭筠并称；他们的诗又走回艳情一路。他们集中力量在律诗上，用典精巧，对偶整切。但李学杜、韩，器局较大，他的艳情诗有些实在是政治的譬喻，实在是感时伤事之作，所以地位在温之上。杜牧做了些小官儿，放荡不羁，而很负盛名，人家称为小杜——老杜是杜甫，他的诗词采华艳，却富有纵横气，又和温、李不同。然而都可以归为绮丽一派。这时候别的诗家也集中力量在律诗上。一些人专学张籍、贾岛的五言律，这两家都重苦吟，总琢磨着将平常的题材写得出奇，所以思深语精，别出蹊径。但是这种诗写景有时不免琐屑，写情有时不免偏僻，便觉不大方。这是僻涩一派。另一派出于元、白，作诗如说话，嬉笑怒骂，兼而有之，又时时杂用俗语，这是粗豪一派¹⁴¹。这些其实都是杜甫的鳞爪，也都是宋诗的先驱；绮丽一派只影响宋初的诗，僻涩、粗豪两派却影响了宋一代的诗。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李商隐《锦瑟》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

宋初的诗专学李商隐；末流只知道典故对偶，真成了诗玩意儿。王禹偁独学杜甫，开了新风气。欧阳修、梅尧臣接着发现了韩愈，起始了宋诗的散文化。欧阳修曾遭贬谪；他是古文家。梅尧臣一生不得志。欧诗虽学韩，却平易疏畅，没有奇险的地方。梅诗幽深淡远，欧评他“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¹⁴²。宋诗散文化，到苏轼而极。他是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因为攻击王安石的新法，一辈子升沉在党争中。他将禅理大量地放进诗里，开了一个新境界。他的诗气象洪阔，铺叙宛转，又长于譬喻，真到用笔如舌的地步；但不免“掉书袋”的毛病。他门下出了一个黄庭坚，是第一个有意地讲究诗的技巧的人。他是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也因党争的影响，屡遭贬谪，终于死在贬所。他作诗着重锻炼，着重句律；句律就是篇章字句的组织与变化。他开了江西诗派。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

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说他“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他不但讲究句律，并且讲究运用经史以至奇书异闻，来增富他的诗。这些都是杜甫传统的发扬光大。王安石已经提倡杜诗，但到黄庭坚，这风气才昌盛。黄还是继续将诗散文化，但组织得更经济些；他还是在创造那阔大的气象，但要使它更富厚些。他所求的是新变。他研究历代诗的利病，将作诗的规矩得失，指示给后学，教他们知道路子，自己去创造，发展到变化不测的地步。所以能够独开一派。他不但创新，还主张点化陈腐以为新；创新需要大才，点化陈腐，中才都可勉力作去。他不但能够“以故为新”，并且能够“以俗为雅”。其实宋诗都可以说是如此，不过他开始有意地运用这两个原则罢了。他的成就尤其在七言律上。组织固然更精密，音调也谐中有拗，使每个字都斩绝地站在纸面上，不至于随口滑过去。

四顾山光接水光，凭栏十里芰荷香。清风明月无人管，并作南来一味凉。

——黄庭坚《晚楼闲坐》

南宋的三大诗家都是从江西派变化出来的。杨万里为人有气节；他的诗常常变格调。写景最工；新鲜活泼的譬喻，层见叠出，而且不碎不僻，能从大处下手。写人的情意，也能铺叙纤悉，曲尽其妙；所谓“笔端有口，句中有眼”¹⁴³。他作诗只是自然流出，可是一句一转，一转一意；所以只觉得熟，不觉得滑。不过就全诗而论，范围究竟狭窄些。范成大是个达官。他是个自然诗人，清新中兼有拗峭。陆游是个爱君爱国的诗人。吴之振《宋诗钞》说他学杜而能得杜的心。他的诗有两种：一种是感激豪宕，沈郁深婉之作；一种是流连光景，清新刻露之作。他作诗也重真率，轻“藻绘”，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¹⁴⁴。他活到八十五岁，诗有万首，最熟于诗律，七言律尤为擅长。——宋人的七言律实在比唐人进步。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陆游《临安春雨初霁》

向来论诗的对于唐以前的五言古诗，大概推尊，以为是诗的正宗，唐以后的五言古诗，却说是变格，价值差些，可还是诗。诗以“吟咏情性”¹⁴⁵，该是“温柔敦厚”的，按这个界说，齐、梁、陈、隋的五言古诗其实也不够格，因为题材太小，声调太软，算不得“敦厚”。七言歌行及近体成立于唐代，却只能以唐代为正宗。宋诗议论多，又一味刻画，多用俗语，拗折声调。他们说这只是押韵的文，不是诗，但是推尊宋诗的却以为天下事物穷则变，变则通，诗也是如此。变是创新，是增扩，也就是进步。若不容许变，那就只有模拟，甚至只有抄袭；那种“优孟衣冠”，甚至土偶木人，又有什么意义可言！即如模拟所谓盛唐诗的，末流往往只剩了空廓的架格和浮滑的声调；要是再不变，诗道岂不真穷了？所以诗的界说应该随时扩展；“吟咏情性”“温柔敦厚”诸语，也当因历代的诗辞而调整原语的意义。诗毕竟是诗，无论如何的扩展与调整，总不会与文混合为一的。诗体正变说起于宋代，唐、宋分界说起于明代；其实，历代诗各有胜场，也各有短处，只要知道新、变，便是进步，这些争论是都不成问题的。

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

——《诗大序》

文

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辞。这只算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节的。后来《周易》卦爻辞和《鲁春秋》也是如此，不过经卜官和史官接着卦爻与年月的顺序编纂起来，比卜辞显得整齐些罢了。便是这样，王安石还说《鲁春秋》是“断烂朝报”¹⁴⁶。所谓“断”，正是不成片段、不成章节的意思。卜辞的简略大概是工具的缘故，在脆而狭的甲骨上用刀笔刻字，自然不得不如此。卦爻辞和《鲁春秋》似乎没有能够跳出卜辞的氛围去，虽然写在竹木简上，自由比较多，却依然只跟着卜辞走。《尚书》就不同了。《虞书》《夏书》大概是后人追记，而且大部分是战国末年的追记，可以不论；但那几篇《商书》，即使有些是追记，也总在商、周之间。那不但有章节，并且成了篇，足以代表当时史的发展，就是叙述文的发展。而议论文也在这里面见了源头。卜辞是“辞”，《尚书》里大部分也是“辞”。这些都是官文书。

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

——《宋史·王安石传》

记言、记事的辞之外，还有讼辞。打官司的时候，原被告的口供都叫作“辞”；辞原是“讼”的意思¹⁴⁷，是辩解的言语。这种辞关系两造的利害很大，两造都得用心陈说；审判官也得用心听，他得公平地听两面儿的。这种辞也兼有叙述和议论；两造自己办不了，可以请教讼师。这至少是周代的情形。春秋时候，列国交际频繁，外交的言语关系国体和国家的利害更大，不用说更需慎重了。这也称为“辞”，又称为“命”，又合称为“辞命”或“辞令”。郑子产便是个善于辞命的人。郑是个小国，他办外交，却能教大国折服，便靠他的辞命，他的辞引古为证，宛转而有理，他的态度却坚强不屈。孔子赞美他的辞，更赞美他的“慎辞”¹⁴⁸。孔子说当时郑国的辞命，子产先教裨谌创意起草，交给世叔审查，再教行人子羽修改，末了儿他再加润色¹⁴⁹。他的确是很慎重的。辞命得“顺”，就是宛转而有理；还得“文”，就是引古为证。

孔子很注意辞命，他觉得这不是件易事，所以自己谦虚地说是办不了。但教学生却有这一科；他称赞宰我、子贡，擅长言语¹⁵⁰，“言语”就是“辞命”。那时候言文似乎是合一的。辞多指说出的言语，命多指写出的言语；但也可以兼指。各国派使臣，有时只口头批示策略，有时预备下稿子让他带着走。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时候总还得随机应变，自己想说话；因为许多情形是没法预料的。——当时言语，方言之外有“雅言”。“雅言”就是“夏言”，是当时的京话或官话。孔子讲学似乎就用雅言，不用鲁语¹⁵¹。卜、《尚书》和辞命，大概都是历代的雅言。讼辞也许不同些。雅言用的既多，所以每字都能写出，而写出的和说出的雅言，大体上是一致的。孔子说“辞”只要“达”就成¹⁵²。辞是辞命，“达”是明白，辞多了像背书，少了说不明白，多少要恰如其分¹⁵³。辞命的重要，代表议论文的发展。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阵，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

——《左传》

子曰：“辞达而已矣。”

——《论语·卫灵公》

战国时代，游说之风大盛。游士立谈可以取卿相，所以最重说辞。他们的说辞却不像春秋的辞命那样从容宛转了。他们铺张局势，滔滔不绝，真像背书似的；他们的话，像天花乱坠，有时夸饰，有时诡曲，不问是非，只图激动人主的心。那时最重辩。墨子是第一个注意辩论方法的人，他主张“言必有三表”。“三表”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¹⁵⁴；便是三个标准。不过他究竟是个注重功利的人，不大喜欢文饰，“恐人怀其文，忘其‘用’”，所以楚王说他“言多不辩”¹⁵⁵。——后来有了专以辩论为事的“辩者”，墨家这才更发展了他们的辩论方法，所谓《墨经》便成于那班墨家的手里。——儒家的孟、荀也重辩，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¹⁵⁶荀子也说：“君子必辩。”¹⁵⁷这些都是游士的影响。但道家的老、庄，法家的韩非，却不重辩。《老子》里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¹⁵⁸，“老学”所重的是自然。《庄子》里说“大辩不言”¹⁵⁹，“庄学”所要的是神秘。韩非也注重功利，主张以法禁辩，说辩“生于上之不明”¹⁶⁰。后来儒家作《易·文言传》，也道：“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不但是在暗暗地批评着游士好辩的风气，恐怕还在暗暗地批评着后来称为名家的“辩者”呢。《文言传》旧传是孔子所作，不足信；但这几句话和“辞达”论倒是合拍的。

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辩，不可得而明知也。

——《墨子·非命上》

孔子开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从此也便有了私家的著作。第一种私家著作是《论语》，却不是孔子自作而是他的弟子们记的他的说话。诸子书大概多是弟子们及后学者所记，自作的极少。《论语》以记言为主，所记的多是很简单的。孔子主张“慎言”，痛恨“巧言”和“利口”；他向弟子们说话，大概是很质直的，弟子们体念他的意思，也只简单地记出，到了墨子和孟子，可就铺排得多。《墨子》大约也是弟子们所记。《孟子》据说是孟子晚年和他的弟子公孙丑、万章等编定的，可也是弟子们记言的体制，那时是个“好辩”的时代。墨子虽不好辩，却也脱不了时代影响。孟子本是个好辩的人。记言体制的恢张，也是自然的趋势。这种记言是直接的对话。由对话而发展为独白，便是“论”。初期的论，言意浑括，《老子》可为代表；后来的《墨经》，《韩非子·储说》的经，《管子》的《经言》，都是这体制。再进一步，便是恢张的论，《庄子·齐物论》等篇以及《荀子》《韩非子》《管子》的一部分，都是的。——群经诸子书里常常夹着一些韵句，大概是为了强调。后世的文也偶尔有这种例子。中国的有韵文和无韵文的界限，是并不怎样严格的。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论语·阳货》

还有一种“寓言”，借着神话或历史故事来抒论。《庄子》多用神族，《韩非子》多用历史故事，《庄子》有些神仙家言，《韩非子》是继承《庄子》的寓言而加以变化。战国游士的说辞也好用譬喻。譬喻成了风气，这开了后来辞赋的路，论是进步的体制，但还只以篇为单位，“书”的观念还没有。直到《吕氏春秋》，才成了第一部有系统的书¹⁶¹。这部书成于吕不韦的门客之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三十多万字。十二代表十二月，八是卦数，六是秦代的圣数，这些数目是本书的间架，是外在的系统，并非逻辑的秩序，汉代刘安主编《淮南子》，才按照逻辑的秩序，结构就严密多了。自从有了私家著作，学术日渐平民化。著作越过越多，流传也越过越广。“雅言”便成了凝定的文体了。后世大体采用，言文渐渐分离。战国末期，“雅言”之外，原还有齐语、楚语两种有势力的方言¹⁶²。但是齐语只在《春秋公羊传》里留下一些，楚语只在屈原的“辞”里留下几个助词如“羌”“些”等，这些都让“雅言”压倒了。

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史记·吕不韦列传》

《老子》帛书

伴随着议论文的发展，记事文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里《春秋左氏传》是一座里程碑。在前有分国记言的《国语》，《左传》从它里面取材很多。那是铺排的记言，一面以《尚书》为范本，一面让当时记言体的、恢张的趋势推动着，成了这部书。其中自然免不了记事的文字；《左传》便从这里出发，将那恢张的趋势表现在记事文里。那时游士的说辞也有人分国记载，也是铺排的记言，后来成为《战国策》那部书。《左传》是说明《春秋》的，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它最长于战争的记载，它能够将千头万绪的战事叙得层次分明，它的描写更是栩栩如生。它的记言也异曲同工，不过不算独创罢了。它可还算不得一部有自己的系统的书；它的顺序是依着《春秋》的。《春秋》的编年并不是自觉的系统，而且“断如复断”，也不成一部“书”。

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真，故论本事以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汉书·艺文志》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才是第一部有自己的系统的史书。他创造了“纪传”的体制。他的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五十多万字。十二是十二月，是地支，十是天干，八是卦数，三十取《老子》“三十辐共一毂”的意思，表示那些“辅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¹⁶³；七十表示人寿之大齐，因为列传是记载人物的。这也是用数目的哲学作系统，并非逻辑的秩序，和《吕氏春秋》一样。这部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剪裁与组织见长。但是它的文字最大的贡献，还在描写人物。左氏只是描写事，司马迁进一步描写人；写人更需要精细的观察和选择，比较的更难些。班彪论《史记》“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¹⁶⁴，这是说司马迁行文委曲自然。他写人也是如此。他又往往即事寓情，低徊不尽，他的悲愤的襟怀，常流露在字里行间。明代茅坤称他“出《风》入《骚》”¹⁶⁵，是不错的。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史记·太史公自序》

汉武帝时候，盛行辞赋；后世说“楚辞汉赋”，真的，汉代简直可以说是赋的时代，所有的作家几乎都是赋的作家。赋既有这样压倒的势力，一切的文体，自然都受它的影响。赋的特色是铺张、排偶、用典故。西汉记事记言，都还用散行的文字，语意大抵简明；东汉就在散行里夹排偶，汉、魏之际，排偶更甚。西汉的赋，虽用排偶，却还重自然，并不力求工整，东汉到魏，越来越工整，典故也越用越多。西汉普通文字，句子很短，最短有两个字的。东汉的句子，便长起来了，最短的是四个字；魏代更长，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两句以完一意。所谓“骈文”或“骈体”，便这样开始发展。骈体出于辞赋，夹带着不少的抒情的成分；而句读整齐，对偶工丽，可以悦目，声调和谐，又可悦耳，也都助人情韵。因此能够投人所好，成功了不废的体制。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曹植《洛神赋》

梁昭明太子在《文选》里第一次提出“文”的标准，可以说是骈体发展的指路牌。他不选经、子、史，也不选“辞”。经太尊，不可选，史“褒贬是非，纪别异同”，不算“文”；子“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辞”是子史的支流，也都不算“文”。他所选的只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之作。“事”是“事类”，就是典故；“翰藻”兼指典故和譬喻。典故用得好的，譬喻用得好的，他才选在他的书里。这种作品好像各种乐器，“并为入耳之娱”；好像各种绣衣，“俱为悦目之玩”。这是“文”，和经、子、史及“辞”的作用不同，性质自异。后来梁元帝又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¹⁶⁶这就说，用典故，有对偶、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才叫作“文”呢。这种“文”大体上专指诗赋和骈体而言；但应用的骈体如章奏等，却不算在里头。汉代本已称诗赋为“文”，而以“文辞”或“文章”称记言、记事之作。骈体原也是些记言、记事之作，这时候却被提出一部分来，与诗赋并列在“文”的尊称之下，真是“附庸蔚为大国”了。

《文选》

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文选·序》

这时有两种新文体发展。一是佛典的翻译，一是群经义疏。佛典翻译从前不是太直，便是太华；太直的不好懂，太华的简直是魏、晋人讲老、庄之学的文字，不见新义。这些译笔都不能做到“达”的地步。东晋时候，后秦主姚兴聘龟兹僧鸠摩罗什为国师，主持译事。他兼通华语及西域语，所译诸书，一面曲从华语，一面不失本旨。他的译笔可也不完全华化，往往有“天然西域之语趣”¹⁶⁷；他介绍的“西域之语趣”是华语所能容纳的，所以觉得“天然”。新文体这样成立在他的手里。但他的翻译虽能“达”，却还不能尽“信”；他对原文是不太忠实的。到了唐代的玄奘，更求精确，才能“信”“达”兼尽，集佛典翻译的大成。这种新文体一面增扩了国语的词汇，也增扩了国语的句式。词汇的增扩，影响最大而易见，如现在口语里还用着的“因果”“忏悔”“刹那”等词，便都是佛典的译语。句式的增扩，直接的影响比较小些，但像文言里常用的“所以者何”“何以故”等也都是佛典的译语。另一面，这种文体是“组织的，解剖的”¹⁶⁸。这直接影响了佛教徒的注疏和“科分”之学¹⁶⁹。间接影响了一般解经和讲学的人。

天竺国，必有赞德見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飯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哕也。

——《高僧传·鸠摩什传》

演释古人的话的有“故”“解”“传”“注”等。用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叫作“故”。演释原来辞意，叫作“解”。但后来解释字句，也叫作“故”或“解”。“传”，转也，兼有“故”“解”的各种意义。如《春秋左氏传》补充故事，兼阐明《春秋》辞意。《公羊传》《穀梁传》只阐明《春秋》辞意——用的是问答式的记言。《易传》推演卦爻辞的意旨，也是铺排的记言。《诗毛氏传》解释字句，并给每篇诗作小序，阐明辞意。“注”原只解释字句，但后来也有推演辞意、补充故事的。用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以及一般的解释辞意、大抵明白易晓。《春秋》三传和《诗毛氏传》阐明辞意，却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所以支离破碎，无中生有。注字句的本不该有大出入，但因对于辞意的见解不同，却取字义，也有各别的标准。注辞意的出入更大。像王弼注《周易》，实在是发挥老、庄的哲学；郭象注《庄子》，更是借了《庄子》发挥他自己的哲学。南北朝人作群经“义疏”，一面便是王弼等人的影响，一面也是翻译文体的间接影响。这称为“义疏”之学。

《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寝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

——《四库全书总目》

汉、晋人作群经的注，注文简括，时代久了，有些便不容易通晓。南北朝人给这些注作解释，也是补充材料，或推演辞意。“义疏”便是这个。无论补充或推演，都得先解剖文义；这种解剖必然地比注文解剖经文更精细一层。这种精细的确不算是破坏的解剖，似乎是佛典翻译的影响。就中推演辞意的有些也只发挥老、庄之学，虽然也是无中生有，却能自成片段，便比汉人的支离破碎进步。这是王弼等人的衣钵，也是魏、晋以来哲学发展的表现。这是又一种新文体的分化。到了唐修《五经正义》，削去玄谈，力求切实，只以疏明注义为重。解剖字句的工夫，至此而极详。宋人所谓“注疏”的文体，便成立在这时代。后来清代的精详的考证文，就是从这里变化出来的。

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

——《四库全书总目》

不过佛典只是佛典，义疏只是义疏，当时没有人将这些当作“文”的。“文”只用来称“沉思翰藻”的作品。但“沉思翰藻”的“文”，渐渐有人嫌“浮”“艳”了。“浮”是不直说，不简截说的意思。“艳”正是隋代李谔《上文帝书》中所指斥的：“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那时北周的苏绰是首先提倡复古的人，李谔等纷纷响应。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路子，死板地模仿古人到底是行不通的。唐初，陈子昂提倡改革文体，和者尚少。到了中叶，才有一班人“宪章六艺，能探古人述作之旨”¹⁷⁰。而元结、独孤及、梁肃最著。他们作文，主于教化，力避排偶，辞取朴拙。但教化的观念，广泛难以动众，而关于文体，他们不曾积极宣扬，因此未成宗派。开宗派的是韩愈。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

——陈子昂《修竹篇》诗序

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

——元好问《论诗绝句》

韩愈，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唐宪宗时，他做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被贬；后来官至吏部侍郎，所以称为韩吏部。他很称赞陈子昂、元结复古的功劳，又曾请教过梁肃、独孤及。他的脾气很坏。但提携后进，最是热肠。当时人不愿为师，以避标榜之名；他却不在乎，大收其弟子。他可不愿做章句师，他说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¹⁷¹。他实在是以文辞为教的创始者。他所谓“传道”，便是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所谓“解惑”，便是排斥佛、老。他是以继承孟子自命的；他排佛、老，正和孔子拒杨、墨一样。当时佛、老的势力极大，他敢公然排斥，而且因此触犯了皇帝¹⁷²。这自然足以惊动一世。他并没有传了什么新的道，却指示了道统，给宋儒开了先路。他的重要贡献，还在他所提倡的“古文”上。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韩愈《师说》

他说他作文取法《尚书》《春秋》《左传》《周易》《诗经》以及《庄子》《楚辞》《史记》、扬雄、司马相如等。《文选》所不收的经、子、史，他都排进“文”里去。这是一个大改革、大解放。他这样建立起文统来。但他并不死板地复古，而以变古为复古。他说：“惟古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¹⁷³，又说：“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¹⁷⁴；他是在创造新语。他力求以散行的句子换去排偶的句子。句逗总弄得参参差差的。但他有他的标准，那就是“气”。他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¹⁷⁵；“气”就是自然的语气，也就是自然的音节。他还不能跳出那定体“雅言”的圈子而采用当时的白话；但有意地将白话的自然音节引到文里去，他是第一个人。在这一点上，所谓“古文”也是不“古”的；不过他提出“语气流畅”（气盛）这个标准，却给后进指点了一条明路。他的弟子本就不少，再加上私淑的，都往这条路上走，文体于是乎大变。这实在是新体的“古文”，宋代又称为“散文”——算成立在他的手里。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苏轼《潮洲韩文公庙碑》

柳宗元与韩愈，宋代并称，他们是好朋友。柳作文取法《书》《诗》《礼》《春秋》《易》，以及《穀梁》《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史记》，也将经、子、史排在“文”里，和韩的文统大同小异。但他不敢为师，“摧陷廓清”的劳绩，比韩差得多。他的学问见解，却在韩之上，并不墨守儒言。他的文深幽精洁，最工游记：他创造了描写景物的新语。韩愈的门下有难、易两派。爱易派主张新而不失自然，李翱是代表；爱难派主张新就不妨奇怪，皇甫湜是代表。当时爱难派的流传盛些。他们矫枉过正，语艰意奥，扭曲了自然的语气，自然的音节，僻涩诡异，不易读诵。所以唐末宋初，骈体文又回光返照了一下。雕琢的骈体文和僻涩的古文先后盘踞着宋初的文坛。直到欧阳修出来，才又回到韩愈与李翱，走上平正通达的古文的路。

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也。

——李汉《昌黎先生集序》

韩愈

韩愈抗颜为人师而提倡古文，形势比较难；欧阳修居高位而提倡古文，形势比较容易，明代所称唐宋八大家¹⁷⁶，韩、柳之外，六家都是宋人。欧阳修为首，以下是曾巩、王安石、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曾巩、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别的三个也都是他提拔的。他真是当时文坛的盟主。韩愈虽然开了宗派，却不曾有意立宗派，欧、苏是有意地立宗派。他们虽也提倡道，但只促进了并且扩大了古文的发展。欧文主自然。他所作纡徐曲折，而能条达疏畅，无艰难劳苦之态；最以言情见长，评者说是从《史记》脱化而出。曾学问有根柢，他的文确实而谨严；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胜人。三苏长于议论，得力于《战国策》《孟子》；而苏轼才气纵横，并得力于《庄子》。他说他的文“随物赋形”，“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¹⁷⁷；又说他意到笔随，无不尽之处¹⁷⁸。这真是自然的极致了。他的文，学的人最多。南宋有“苏文熟，秀才足”的俗谚¹⁷⁹，可见影响之大。

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苏轼《答谢民师书》

欧、苏以后，古文成了正宗。辞赋虽还算在古文里头，可是从辞赋出来的骈体却只拿来作应用文了。骈体声调铿锵，便于宣读，又可铺陈词藻不着边际，便于酬酢，作应用文是很相宜的。所以流传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死去。但中间却经过了散文化。自从唐代中叶的陆贽开始。他的奏议切实恳挚，绝不浮夸，而且明白晓畅，用笔如舌。唐末骈体的应用文专称“四六”，却更趋雕琢；宋初还是如此。转移风气的也是欧阳修。他多用虚字和长句，命名骈体稍稍近于语气之自然。嗣后群起仿效，散文化的骈文竟成了定体了。这也是古文运动的大收获。

唐代又有两种新文体发展。一是语录，一是“传奇”，都是佛家的影响。语录起于禅宗。禅宗是革命的宗派，他们只说法而不著书。他们大胆的将师父们的话参用当时的口语记下来。后来称这种体制为语录。他们不但用这种体制纪录演讲，还用来通信和讨论。这是新的记言的体制，里面夹杂着“雅言”的译语。宋儒讲学，也采用这种记言的体制，不过不大夹杂译语。宋儒的影响究竟比禅宗大得多，语录体从此便成立了，盛行了。传奇是有结构的小说。从前只有杂录或琐记的小说。有结构的从传奇起头。传奇记述艳情，也记述神怪，但将神怪人情化。这里面描写的人生，并非全是设想，大抵还是以亲切的观察作底子。这开了后来佳人才子和鬼狐仙侠等小说的先路。它的来源一方面是俳谐的辞赋，一方面是翻译的佛典故事；佛典里长短的寓言所给予的暗示最多。当时文士作传奇，原来只是向科举的主考官介绍自己的一种门路。当时应举的人在考试之前，得请达官将自己姓名介绍给主考官；自己再将文章呈给主考官看。先呈正经文章，过些时再呈杂文如传奇等，传奇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人又爱看，是科举的很好媒介。这样，作者便日见其多了。

柳宗元

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话，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

《欧阳文忠公集》

到了宋代，又有“话本”。这是白话小说的老祖宗。话本是“说话”的底本；“说话”略同后来的“说书”，也是佛家的影响。唐代佛家向民众宣讲佛典故事，连说带唱，本子夹杂“雅言”和口语，叫作“变文”；“变文”后来也有说唱历史故事及社会故事的。“变文”便是“说话”的源头；“说话”里也还有演说佛典这一派。“说话”是平民的艺术；宋仁宗很爱听，以后便变为专业，大流行起来了。这里面有说历史故事的，有说神怪故事的，有说社会故事的。“说话”渐渐发展，本来由一个或几个同类而不相关联的短故事，引出一个同类而不相关联的长故事的，后来却能将许多关联的故事组织起来，分为“章回”了，这是体制上的一个大进步。

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话本留存到现在的已经很少，但还足以见出后世的几部小说名著，如元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明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都是从话本演化出来的；不过这些已是文人的作品，而不是话本了。就中《三国志演义》还夹杂着“雅言”，《水浒传》和《西游记》便都是白话了。这里除《西游记》以设想为主外，别的都可以说是写实的。这种写实的作风在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里得着充分的发展。《三国志演义》等书里的故事虽然是关联的，却不是连贯的。到了《红楼梦》，组织才更严密了；全书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虽然包罗万有，而能“一以贯之”。这不但是章回小说，而且是近代所谓“长篇小说”了，白话小说到此大成。

明代用八股文取士，一般文人都镂心刻骨地去简炼揣摩，所以极一代之盛，“股”是排偶的意思；这种体制，中间有八排文字互为对偶，所以有此称——自然也有变化，不过“八股”可以说是一般的标准。——又称为“四书文”，因为考试里最重要的文字、题目都出在四书里。又称为“制艺”，因为这是朝廷法定的体制。又称为“时文”，是对古文而言。八股文也是推演经典辞意的；它的来源，往远处说，可以说是南北朝义疏之学，往近处说，便是宋、元两代的经义。但它的格律，却是从“四六”演化的。宋代定经义为考试科目，是王安石的创制；当时限用他的群经“新义”，用别说的不录，元代考试，限于四书，规定用朱子的章句和集注。明代制度，主要的部分也是如此。

四书之文原于经义，创自荆公。

——郑灏若《四书文源流考》

经义的格式，宋末似乎已有规定的标准，元、明两代大体上递相承袭。但明代有两种大变化：一是排偶，一是代古人语气。因为排偶，所以讲究声调。因为代古人语气，便要描写口吻，圣贤要像圣贤口吻，小人要像小人的。这是八股文的仅有的本领，大概是小说和戏曲的不自觉的影响。八股文格律定得那样严，所以得简练揣摩，一心用在技巧上。除了口吻、技巧和声调之外，八股文里是空洞无物的。而因为那样难，一般作者大都只能套套滥调，那真是“每下愈况”了。这原是君主牢笼士人的玩意儿，但它的影响极大；明、清两代的古文大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八股文出身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

《水浒传》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

——顾炎武《日知录·试文格式》

清代中叶，古文有桐城派，便是八股文的影响。诗人作家自己标榜宗派，在前只有江西诗派，在后只有桐城文派。桐城派的势力，绵延了二百多年，直到民国初期还残留着；这是江西派比不上的。桐城派的开山祖师方苞，而姚鼐集其大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当时有“天下文章在桐城”的话¹⁸⁰，所以称为桐城派。方苞是八股文大家。他提倡归有光的文章，归也是明代八股文兼古文大家。方是第一个提倡“义法”的人。他论古文以为六经和《论语》《孟子》是根源，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的是《左传》《史记》，其次是《公羊传》《穀梁传》《国语》《国策》，两汉的书和疏，唐宋八家文¹⁸¹——再下怕就要数到归有光了。这是他的，也是桐城派，文统论。“义”是用意，是层次；“法”是求雅、求洁的条目。雅是纯正不杂，如不可用语录中语、骈文中丽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俊语，《南史》《北史》中佻巧语以及佛家语。后来姚鼐又加上注疏语和尺牍语，洁是简省字句。这些“法”其实都是从八股文的格律引申出来的。方苞论文，也讲“阐道”¹⁸²；他是信程、朱之学的，不过所入不深罢了。

“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方苞《又书货殖传后》）

凡无益于世教、人心、政法者，文虽工弗列也。

——方苞《送李雨苍序》

方苞受八股文的束缚太甚，他学得的只是《史记》、欧、曾、归的一部分，只是严整而不雄浑，又缺乏情韵。姚鼐所取法的还是这几家，虽然也雄浑，却能“迂回荡漾，余味曲包”¹⁸³，这是他的新境界。《史记》本多含情不尽之处，所谓远神的。欧文颇得此味，归更向这方面发展——最善述哀，姚简直用全力揣摩。他的老师刘大櫆指出作文当讲究音节，音节是神气的迹象，可以从字句下手¹⁸⁴。姚鼐得了这点启示，便从音节上用力，去求得那绵邈的情韵。他的文真是所谓“阴与柔之美”¹⁸⁵。他最主张诵读，又最讲究虚助字，都是为此，但这分明是八股讲究声调的转变。刘是雍正副榜，姚是乾隆进士，都是用功八股文的。当时汉学家提倡考据，不免繁琐的毛病。姚鼐因此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端相济，偏废的就是“陋”儒¹⁸⁶。但他的义理不深，考据多误，所有的还只是词章本领。他选了《古文辞类纂》；序里虽提到“道”，书却只成为古文的典范。书中也不选经、子、史；经也因为太尊，子、史却因为太多。书中也选辞赋。这部选本是桐城派的经典，学文的必由于此，也只须由于此。方苞评归有光的文庶几“有序”，但“有物之言”太少¹⁸⁷。曾国藩评姚鼐也说一样的话，其实桐城派都是如此。攻击桐城派的人说他们空疏浮浅，说他们范围太窄，全不错；但他们组织的技巧，言情的技巧，也是不可抹杀的。

泰尝谓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

——姚鼐《述庵文钞序》

姚鼐以后，桐城派因为路太窄，渐有中衰之势。这时候仪征阮元提倡骈文正统论。他以《文选序》和南北朝“文”“笔”的分别为根据，又扯上传为孔子作的《易·文言传》。他说用韵用偶的才是文，散行的只是笔，或是“直言”的“言”，“论难”的“语”¹⁸⁸。古文以立意、记事为宗，是子、史正流，终究与文章有别。《文言传》多韵语、偶语，所以孔子才题为“文”言。阮元所谓韵，兼指句末的韵与句中的“和”而言¹⁸⁹。原来南北朝所谓“文”“笔”，本有两义：“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当时的常言¹⁹⁰——韵只是句末韵。阮元根据此语，却将“和”也算是韵，这是曲解一。梁元帝说有对偶、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是文，骈体的章奏与散体的著述都是笔¹⁹¹。阮元却只以散体为笔，这是曲解二。至于《文言传》，固然称“文”，却也称“言”，况且也非孔子所作——也更是附会了。他的主张，虽然也有一些响应的人，但是不成宗派。

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后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阮元《文言说》

曾国藩出来，中兴了桐城派。那时候一般士人，只知作八股文；另一面汉学、宋学的门户之争，却越来越多利害，各走偏锋。曾国藩为补偏救弊起见，便就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端相济之说加以发扬光大。他反对当时一般考证文的芜杂琐碎，也反对当时崇道贬文的议论，以为要明先王之道，非精研文字不可，各家著述的见道多寡，也当以他们的文为衡量的标准。桐城文的病在弱在窄，他却能以深博的学问、弘通的见识、雄直的气势，使它起死回生，他才真回到韩愈，而且胜过韩愈。他选了《经史百家杂钞》，将经、史、子也收入选本里，让学者知道古文的源流，文统的一贯，眼光便比姚鼐远大得多。他的幕僚和弟子极众，真是登高一呼，群山四应。这样延长了桐城派的寿命几十年。

假如说姚鼐是桐城派定鼎的皇帝，那么曾国藩可说是桐城派中兴的明主。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但“古文不宜说理”¹⁹²，从韩愈就如此。曾国藩的力量究竟也没有能够补救这个缺陷于一千年之后。而海通以来，世变日亟，事理的繁复，有些决非古文所能表现。因此聪明才智之士渐渐打破古文的格律，放手作去。到了清末，梁启超先生的“新文体”可算登峰造极。他的文“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¹⁹³。但这种“魔力”也不能持久，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这种“新文体”又不够用了。胡适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这才起来提倡白话文，经过五四运动，白话文是畅行了。这似乎又回到古代言文合一的路。然而不然，这时代是第二回翻译的大时代。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地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并不足怪的。

民国版《经史百家杂钞》曾国藩编选

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用现在的中国话做文学，不该用已死了的文言做文学。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尾注

1 《淮南子·本经训》及高诱注。

2 古代简牍用泥封口，在泥上盖印。

3 《说文·文部》。

4 《说文序》。

5 二语见《易·系辞》。太极是混沌的元气，两仪是天地，四象是日月星辰。

6 《左传》僖公四年。

7 《周礼·春官·大卜》。

8 《古论语》作“易”，《鲁论语》作“亦”。

9 《庄子·天运篇》和《天下篇》所说六经的次序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到了《汉书·艺文志》，便成了《易》《书》《诗》《礼》《乐》《春秋》了。

10 “雅言”见《论语·述而》。

11 《说文》言部：“谟，议谋也。”

12 《说文》书部：“书，著也。”

13 《论衡·正说篇》。

14 《劝学篇》。

15 裴骃《史记集解》引张晏曰：“伏生名胜，《伏氏碑》云。”

16 《论衡·正说篇》。

17 《汉书》本传。

18 语见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

19 《后汉书·杨伦传》。

20 《家语》托名孔安国，《孔丛子》托名孔鲋。

21 桓谭《新论》作五十八，《汉书·艺文志》自注作五十七。

22 见真德秀《大学衍义》。所谓十六字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伪《大禹谟》里，是舜对禹的话。

23 以上引顾颉刚《盘庚中篇今译》（《古史辨》第二册）。

24 《晋书·荀崧传》。

25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

26 见《朱子语类》七十八。

27 《吕氏春秋·古乐篇》。

28 英美吉特生《英国民歌论说》。译文据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歌谣》章。

29 “土鼓”“蒉桴”见《礼运》和《明堂位》，“苇籥”见《明堂位》。

30 今《诗经》共三百十一篇，其中六篇有目无诗，实存三百零五篇。

31 《卫风·淇澳》的句子。

32 《论语·学而》。

3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卫风·硕人》的句子：“素以为绚兮”一句今已佚。

34 《论语·八佾》。

35 “思无邪”，《鲁颂·》的句子；“思”是语词，无义。

36 《论语·阳货》。

37 见《孟子·万章》。

38 见《孟子·万章》。

39 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

40 《周礼·大师》郑玄注。

41 《礼论篇》。

42 《礼记·郊特牲》。

43 《礼记·乐记》。

44 《老子》三十八章。

45 阮籍语，原文见《世说新语·任诞》。

46 《荀子·乐论》，《礼记·乐记》。

47 《礼记·乐记》。

48 《礼记·乐记》。

49 《礼记·乐记》。

50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51 《论语·泰伯》。

52 《左传》宣公二年。

53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54 《史记·孔子世家》。

55 《孟子·滕文公》下。

56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鲁君子”，《汉书·刘歆传》说“亲见夫子”，“好恶与圣人同”，杜预《春秋序》说是“身为国史”。

57 九经：《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十三经：《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58 《汉书·艺文志》有《中庸说》二篇，《隋书·经籍志》有戴《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

59 原文见《大学章句》卷头。

60 原文见《中庸章句》卷头。

61 原文见《中庸章句》卷头。

62 朱子《大学或问》卷一。

63 《孔子世家》。

64 《中庸或问》卷一。

65 《孟子·公孙丑上》。

66 《孟子·滕文公下》。

67 《孟子集注序》说引程子说。

68 《孟子·离娄》。

69 罗根泽《战国策作于蒯通考》及《补证》（《古史辩》第四册）。

70 李格非《书战国策后》。

71 原文见《史记自序》。

72 原文见《史记自序》。

73 原文见《史记自序》。

74 原文见《史记自序》。

75 《后汉书·班彪传》。

76 《汉书·司马迁传赞》。

77 《后汉书·蔡邕传》。

78 《汉书·司马迁传赞》。

79 《汉书·叙传》。

80 刘向著有《别录》。

81 《通志总序》。

82 《通志总序》。

83 《超奇篇》，这里据《史通·鉴识》原注引，和通行本文字略异。

84 《超奇篇》。

85 原文见《晋书·张辅传》。

86 原文见《史通·杂说》上。

87 《史通·六家》。

88 《史通·六家》。

89 《后汉书·班固传赞》。

90 《汉书评林序》。

91 《文史通义·诗教》下。

92 《史通·书事》。

93 语见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

94 《论语·卫灵公》。

95 《论语·述而》。

96 《论语·颜渊》。

97 《孟子·公孙丑》。

98 《论语·宪问》。

99 《淮南子·泛论训》。

100 《老子》十六章。

101 《老子》三十六章。

102 《老子》四十五章。

103 《老子》五十七章。

104 《庄子·在宥》《天运》。

105 《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篇》。

106 语见《庄子·秋子》。

107 《荀子·非十二子篇》。

108 《荀子·非十二子篇》。

109 《韩非子·定法》。

110 《韩非子·定法》。

111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112 《吕氏春秋·有始览·名类篇》及《文选》左思《魏都赋》李善注引《七略》。

113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序》说《春秋》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114 《史记·秦始皇本纪》。

115 原文见《汉书·董仲舒传》。

116 《楚辞·渔父》。

117 《史记·屈原传》。

118 王逸《离骚经序》，班固《离骚赞序》。

119 刘熙载《艺概》中《赋概》。

120 《史记·屈原传》。

121 王逸《楚辞章句序》。

122 《朱子语类》一四〇。

123 《文心雕龙·谐隐篇》。

124 《汉书·王褒传》：“宣帝时徵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

125 《汉书·司马相如传》引扬雄语。

126 《法言·吾子篇》。

127 《两都赋序》。

128 “俳体”“文体”的名称，是元祝尧《古赋辩体》。

129 “俳体”“文体”的名称，是元祝尧《古赋辩体》。

130 以上参用朱希祖《汉三大乐府调辨》（《清华学报》四卷二期）说。

131 “诗教”见《礼记·经解》。

132 《与吴质书》。

133 《咏怀》第一首。

134 《诗品序》。

135 《诗品》论陶语。

136 原是贺知章语，见《旧唐书·李白传》。

137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138 胡适《白话文学史》。

139 《沧浪诗话》说诗的“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优游不迫”就是“温柔敦厚”。

140 白居易《与元九（稹）书》。

141 以上参用胡小石《中国文学史》（上海人文社版）说。

142 《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

143 周必大跋杨诚斋诗语。

144 陆游《文章诗》。

145 《诗大序》。

146 宋周麟之跋孙觉《春秋经解》引王语。“朝报”相当于现在政府公报。

147 《说文》辛部。

148 均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149 《论语·宪问》。

150 《论语·先进》。

151 《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里用刘宝楠《论语正义》的解释。

152 《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

153 《仪礼·聘礼》：“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

154 《非命》上。

155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156 《孟子·滕文公》下。

157 《荀子·非相》。

158 《老子·八十一章》。

159 《庄子·齐物论》。

160 《问辩》。

161 上节及本节参用傅斯年《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集刊》第一本条二分）说。

162 《孟子·滕文公》：“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楚人要学齐语，可见齐语流行很广。又《韩诗外传》四：“然则楚之狂者楚言，齐之狂者齐言，习使然也。”“楚言”和“齐言”并举，可见楚言也是很有势力的。

163 《史记自序》。

164 《后汉书·班彪传》。

165 《史记评林》总评。

166 《金楼子·立言篇》。

167 宋赞宁论罗什所译《法华经》语，见《宋高僧传》卷三。

168 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六之二。

169 佛教徒注释经典，分析经文的章段，称为“科分”。

170 李舟《独孤常州集序》。

171 《师说》。

172 《谏佛骨表》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

173 樊绍述《墓志铭》。

174 《答李翊书》。

175 《答李翊书》。

176 茅坤有《唐宋八大家文钞》，从此“唐宋八大家”成为定论。

177 《文说》。

178 何薳《春渚纪闻》中东坡事实。

179 陆游《老学庵笔记》。

180 周书昌语，见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

181 《古文约选·序例》。

182 《卜书》。

183 吕璜纂《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

184 刘大櫆《论文偶记》。

185 姚鼐《复鲁絜非书》。

186 《述庵文钞序》，又《复秦小岘书》。

187 《书震川文集后》。

188 根据《说文》言部。

189 阮元《文言说》及《与友人论古文书》。

190 《文心雕龙·总术》。

191 《金楼子·立言篇》。

192 曾国藩《复吴南屏书》：“仆尝谓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

19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版权信息

书名：国学讲义

作者：章太炎

排版：AGOOD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5-07-01

ISBN：9787547034842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目录

出版说明

曹聚仁《国学概论》小识

第一章 概论

第二章 国学之派别（一）

附：经学略说

第三章 国学之派别（二）

附：诸子略说

第四章 国学之派别（三）

附：文学略说

第五章 结论

出版说明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一般来说，国学应是指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包括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各个门类，甚至是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

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那个时期是国学流行的年代。数年之间，以探究国学为宗趣的讲座、刊物、书籍层出不穷。更有诸多大师级人物出来阐释自己的“国学”要义。章太炎先生正是这股“国学热”中的核心人物。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他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为人们所周知，但章先生更著名的是他在国学上的地位。他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传统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从而形成“国学热”，并渐成“显学”。这种热潮无疑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在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因不满、痛恨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的流弊便竭力推崇汉儒那种“实事求是”（也就是古文经学派的“我注六经”）的学风，而兴起“汉学”。以文字训诂、名物考释等为手段来阐释文本的意义，这种偏重学术问题不注重政治人生的考据学，到乾嘉时代盛极一时。对于这种不发表思想、脱离社会实际的考据训诂，清代后期龚自珍、康有为等人都曾大力反对。时值今日，再兴国学，是求其思想，而并非整理古籍，辨别古书真伪，校正古书文字，考释名物制度等。

现在，我们暂不论考据学的是非对错，我们知道经过乾嘉学派大师戴震等人的不遗余力之考证后，到我们这一代，考据学似乎已没有必要再深加究了——尽管至今或许仍然难以离开训诂。我们所要鉴借的只是国学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如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已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返璞归真；法家的“废私立公”“国之四维”等等思想。追本溯源，取其精华，自然大有裨益！

也正因为今天国学的意义已然和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大有不同，所以尽管今天关心国学的人似乎更多了，但整体对国学的深入程度以及贡献恐怕还是难以企及那个年代。即使有的大学办起了国学相关的学院，却难说能够和当年的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相比。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已经没有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有着深厚学养的国学大家了。能读懂这些一意深研的大师所留下的著述已非易事。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不但留下了众多专深的研究成果，还在无意间用平实浅近的方式给初学者提供了一条门径。时下热卖的相关书籍中，多还是当时的那些著作。章太炎先生的《国学概论》，正是一本能让普通读者感到颇具参考价值的小书。

关于国学的分类方式有很多种：以思想分，可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等；以《四库全书》的分类，则可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本书以章太炎先生《国学概论》为基础，附以他的另一本著述《国学讲演录》的一部分。前者是章太炎先生的一次演讲记录，是以经学、哲学、文学的不同角度进行的讲述，非常浅近，易于理解，我们以这本小书作为本书的主体；后者则是系统地讲述国学，分别是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子学略说和文学略说等几个部分，是一本相对全面和深入的讲解著述。考虑到今天普通读者的实际需求以及主体部分的体例，我们选取了其中的经学、子学和文学部分分别附于《国学概论》的相应章节之后，以便于读者的阅读。

编者

曹聚仁《国学概论》小识

任在何时何地的学者，对于青年们有两种恩赐：第一，他运用精利的工具，辟出新境域给人们享受；第二，他站在前面，指引途径，使人们随着在轨道上走。因此可以说：学者是青年们的慈母，慈母是兼任饲育和扶持两种责任的。太炎先生是当代的学者，我们读他所著的《文始》《国故论衡》《齐物论释》《新方言》《小学问答》等书，就可明白他辟出多少灿烂的境地！先生以前在东京、北京，这次在上海，把国学为系统的讲明，更可见他对于青年们扶掖的热忱。我在听了讲演以后，心里自然有无限的感激，所以不计工拙，把先生的话记出。并且看到青年们有求知的热狂，而因时地关系没能亲聆这次讲演的很多，所以又把记录的稿印出，希望传播得比较的普遍些。在下文还申述些浅薄的见解。

学术界近来颇有研究国学的倾向，确是好的现状。但是大部分对于为什么要研究国学这个先决问题，还是持迷离混沌的态度，或者竟是盲从的。在讲演会中，第一次，就听到两种可怪的论调，在他们原以为是妥适的理由哩。

这两种论调是：

一、西洋人研究中国国学的很多，我们对于自己的国学，哪可不研究？

二、当代有太炎先生这么淹博的国学学者，我们哪可不赶快去研究？

持这般论调去研究国学，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根本上没有明白国学是个什么，也没想到要去研究国学的原因，只不过因循的盲从，胡乱提倡些国学，做冒牌的圣人之徒，替青年造成进化的障壁！中国数千年来，不是没有讲论国学的人，却很少真正研究国学的人。所以国学愈讲愈失其真，荆棘蔽途，苦煞后生小子！在现在不研究国学也罢，否则非彻底了解研究国学的主因，便不能得着效果。

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要研究国学呢？可把他分做四层讲明：

国学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我们过去的智识，和他发生密切的因果关系，因此我们急要明白：国学的精华何在？他以后还有存在的价值没有？如果国学是腐败的骸骨，不该容他存留着，我们可赶快荡除净尽，如其中尚包藏着精金，也应从速发掘；决不可彷徨歧路，靡所适从。在取舍问题亟待解决当中，非研究国学，别无解决的途径。这是第一层原因。

在我们以前，既没人曾把国学整理一下，到现在还仿佛一大堆乱书，政治，哲学，伦理，宗教，以及其他各种科学都包含着。我们既要明白其中究竟是怎样的，非坐待可以得到。及今用精力把他系统的整理起来，或者能够观察明白，使后人也得着好处。所以谋学术界的共同便利，也非将国学研究一下不可；这是第二层原因。

大部分青年感受着无限的苦痛：因为心里极明白适合人生真义的“新”，要想接受他；但社会上“旧”的势力膨胀到极点，稍一反动，灵肉两方面都得着痛苦。那旧的也不过借国学做护符——军阀和老顽固都把孔老夫子来撑门面。国学经过他们手里，已变成“糟粕形式呆板教条”了。我们如不把国学的真面目抬出，他们决不敛形息声的；要找出国学的真面日，自然须下一番研究功夫。这是第三层原因。

我们对于西方文化固当合理的迎纳，但自己背后还有国学站着，这两种文化究竟如何使他沟通，也是目前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对于国学所含的原子不明白分析出来，如何能叫彼和别种化合？所以要先研究国学，才找得出沟通方法。这是第四层原因。

可见我们研究国学，决不是盲目的，原含着以上四种急迫的需求。太炎先生讲国学，的确是使我们满足求知欲望，并且是适应这四种需求的。且细看他讲的话，自然明白了。

但是，我们一方面完全承受先生的讲演，一方面却须用批评的眼光去观察，要记牢“我爱先生，我更爱真理”一语。

最后，我更对邵仲辉先生表示谢忱，因为稿中许多地方都承先生指正。

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　聚仁识于上海

第一章

概论

我在东京曾讲演过一次国学，在北京也讲演过一次，今天是第三次了。国学很不容易讲，有的也实在不能讲，必须自己用心去读去看。即如历史，本是不能讲的；古人已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现在更有二十四史，不止十七史了。即《通鉴》等书似乎稍简要一点，但还是不能讲；如果只像说大书那般铺排些事实，或讲些事实夹些论断，也没甚意义。所以这些书都靠自己用心去看，我讲国学，只能指示些门径和矫正些近人易犯的毛病。今天先把《国学概论》分做两部研究：

甲、国学的本体

一、经史非神话

二、经典诸子非宗教

三、历史非小说传奇

乙、治国学的方法

一、辨书籍的真伪

二、通小学

三、明地理

四、知古今人情的变迁

五、辨文学应用

甲、国学的本体

一、经史非神话

在古代书籍中，原有些记载是神话，若《山海经》《淮南子》中所载，我们看了，觉得是怪诞极了。但此类神话，在王充《论衡》里已有不少被他看破，没有存在的余地了。而且正经正史中本没有那些话。如盘古开天辟地，天皇、地皇、人皇等，正史都不载。又如“女娲炼石补天”“后羿射日”那种神话，正史里也都没有。经史所载，虽在极小部分中还含神秘的意味，大体并没神奇怪离的论调。并且，这极小部分的神秘记载，也许使我们得有理的解释：

《诗经》记后稷的诞生，颇似可怪。因据《尔雅》所释“履帝武敏”，说是他的母亲，足蹈了上帝的拇指得孕的。但经毛公注释，训帝为皇帝，就等于平常的事实了。

晋郭璞《山海经》宋淳熙七年刻本

《史记·高帝本纪》说高祖之父太公，雷雨中至大泽，见神龙附其母之身，遂生高祖。这不知是太公捏造这话来骗人，还是高祖自造。即使太公真正看见如此，我想其中也可假托。记得湖北曾有一件奸杀案：一个奸夫和奸妇密议，得一巧法，在雷雨当中，奸夫装成雷公怪形，从屋脊而下，活活地把本夫打杀。高祖的事，也许是如此。他母亲和人私通，奸夫饰做龙怪的样儿，太公自然不敢进去了。

从前有人常疑古代圣帝贤王都属假托；即如《尧典》所说“钦明文思安安，克明俊德……”等等的话，有人很怀疑，以为那个时候的社会，哪得有像这样的完人。我想：古代史家叙太古的事，不能详叙事实，往往只用几句极混统的话做“考语”，这种考语原最容易言过其实。譬如今人作行述，遇着没有事迹可记的人，每只用几句极好的考语；《尧典》中所载，也不过是一种“考语”，事实虽不全如此，也未必全不如此。

《禹贡》记大禹治水，八年告成。日本有一博士，他说：“后世凿小小的运河，尚须数十年或数百年才告成功，他治这么大的水，哪得如此快？”因此，也疑禹贡只是一种奇迹。我却以为大禹治水，他不过督其成，自有各部分工去做；如果要亲身去，就游历一周，也不能，何况凿成！在那时人民同受水患，都有切身的苦痛，免不得合力去做，所以“经之营之，不日成之”了。《禹贡》记各地土地腴瘠情形，也不过依报告录出，并不必由大禹亲自调查的。

太史公作《五帝本纪》，择其言尤雅驯者，可见他述的确实。我们再翻看经史中，却也没载盘古、三皇的事，所以经史并非神话。

其他经史以外的书，若《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确有可疑者在。但《竹书纪年》今存者为明代伪托本，可存而不论，《穆天子传》也不在正经正史之例，不能以此混彼。后世人往往以古书稍有疑点，遂全目以为伪，这是错了。

二、经典诸子非宗教

经典诸子中有说及道德的，有说及哲学的，却没曾说及宗教。近代人因为佛经及耶教的圣经都是宗教，就把国学里的“经”，也混为一解，实是大误。“佛经”“圣经”的那个“经”字，是后人翻译时随意引用，并不和“经”字原意相符。经字原意只是一经一纬的经，即是一根线，所谓经书只是一种线装书罢了。明代有线装书的名目，即别于那种一页一页散着的八股文墨卷，因为墨卷没有保存的价值，别的就称作线装书了。古代记事书于简。不及百名者书于方，事多一简不能尽，遂连数简以记之。这连各简的线，就是“经”。可见“经”不过是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几部书罢了。非但没含宗教的意味，就是汉时训“经”为“常道”，也非本意。后世疑经是经天纬地之经，其实只言经而不言天，便已不是经天的意义了。

中国自古即薄于宗教思想，此因中国人都重视政治。周时诸学者已好谈政治，差不多在任何书上都见他们政治的主张。这也是环境的关系：中国土地辽广，统治的方法，亟待研究，比不得欧西地小国多，没感着困难。印度土地也大，但内部实分着许多小邦，所以他们的宗教易于发达。中国人多以全力着眼政治，所以对宗教很冷淡。

老子很反对宗教，他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孔子对于宗教，也反对；他虽于祭祀等事很注意，但我们味“祭神如神在”的“如”字的意思，他已明白告诉我们是没有神的。《礼记》一书很考究祭祀，这书却又出自汉代，未必是可靠。

祀天地社稷，古代人君确是遵行，然自天子以下，就没有与祭的身份。须知宗教是须普及于一般人的，耶稣教的上帝，是给一般人膜拜的；中国古时所谓天，所谓上帝，非人君不能拜；根本上已非宗教了。

九流十家中，墨家讲天、鬼，阴阳家说阴阳生克，确含宗教的臭味，但墨子所谓天，阴阳家所谓“龙”“虎”，却也和宗教相去很远。

就以上讨论，我们可以断定经典诸子非宗教。

礼记

三、历史非小说传奇

后世的历史、因为辞采不丰美，描写不入神，大家以为是记实的；对于古史，若《史记》《汉书》，以其叙述和描写的关系，引起许多人的怀疑：

《刺客列传》记荆轲刺秦王事，《项羽本纪》记项羽垓下之败，真是活灵活现。大家看了，以为事实上未必如此，太史公并未眼见，也不过如《水浒传》里说武松、宋江，信手写去罢了。实则太史公作史择雅去疑，慎之又慎。像伯夷、叔齐的事，曾经孔子讲及，所以他替二人作传。那许由、务光之流，就缺而不录了。项羽、荆轲的事迹，昭昭在人耳目，太史公虽没亲见，但传说很多，他就可凭着那传说写出了。《史记》中详记武略，原不止项羽一人，但若夏侯婴、周勃、灌婴等传，对于他们的战功，只书得某城，斩首若干级，升什么官，竟像记一笔账似的，这也因没有特别的传说，只将报告记了一番就算了。如果太史公有意伪述，那么《刺客列传》除荆轲外，行刺的情形，只曹沫、专诸还有些叙述，豫让、聂政等竟完全略过，这是什么道理呢？《水浒传》有百零八个好汉，所以施耐庵不能个个描摹，《刺客列传》只五个人，难道太史公不能逐人描写么？这都因荆轲行刺的情形有传说可凭，别人没有，所以如此的。

“商山四皓”一事，有人以为四个老人哪里能够使高祖这样听从，《史记》所载未必是实。但须知一件事情的成功，往往为多数人所合力做成，而史家常在甲传中归功于甲，在乙传中又归功于乙。汉惠免废，商山四皓也是有功之一，所以在《留侯世家》中如此说，并无可疑。

史书原多可疑的地方，但并非像小说那样的虚构。如刘知几《史通》曾疑更始刮席事为不确，因为更始起自草泽时，已有英雄气概，何至为众所拥立时，竟羞惧不敢仰视而以指刮席呢？这大概是光武一方面诬蔑更始的话。又如史书写王莽竟写得同呆子一般，这样愚呆的人怎能篡汉？这也是汉室中兴对于王莽当然特别贬斥。这种以成败论人的习气，史家在所不免，但并非像小说的虚构。

考《汉书·艺文志》已列小说于各家之一，但那只是县志之类，如所谓《周考》《周纪》者。最早是见于《庄子》，有“饰小说以于县令”一语；这所谓小说，却又指那时的小政客不能游说六国侯王，只能在地方官前说几句本地方的话。这都和后世小说不同。刘宋时有《世说新语》一书，所记多为有风趣的魏晋人的言行，但和正史不同的地方，只时日多颠倒处，事实并非虚构。唐人始多笔记小说，且有因爱憎而特加揄扬或贬抑者，去事实稍远。《新唐书》因《旧唐书》所记事实不详备，多采取此等笔记。但司马温公作《通鉴》对于此等事实必由各方面搜罗证据，见有可疑者即删去，可见作史是极慎重将事的。最和现在小说相近的是宋代的《宣和遗事》，彼记宋徽宗游李师师家，写得非常生动，又有宋江等三十六人，大约《水浒传》即脱胎于此书。古书中全属虚构者也非没有，但多专记神仙鬼怪，如唐人所辑《太平广记》之类，这与《聊斋志异》相当，非《水浒传》可比，而且正史中也向不采取。所以正史中虽有些叙事很生动的地方，但决与小说传奇不同。

《水浒传》中英雄排座次

乙、治国学的方法

一、辨书籍的真伪

对于古书没有明白哪一部是真，哪一部是伪，容易使我们走入迷途，所以研究国学第一步要辨书籍的真伪。

四部的中间，除了集部很少假的，其余经、史、子三部都包含着很多的伪书，而以子部为尤多。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很指示我们一些途径。

先就经部讲：《尚书》现代通行本共有五十八篇，其中只有三十三篇是汉代时的“今文”所有，另二十五篇都是晋代梅颐所假造。这假造的《尚书》，宋代朱熹已经怀疑他，但没曾寻出确证，直到清代，才明白地考出，却已雾迷了一千多年。经中尚有为明代人所伪托，如《汉魏丛书》中的《子贡诗传》系出自明丰坊手。诠释经典之书，也有后人伪托，如孔安国《尚书传》《郑氏孝经注》《孟子孙奭疏》之类，都是晋代的产品。不过“伪古文尚书”，和“伪孔传”，比较的有些价值，所以还引起一部分人一时间的信仰。

以史而论：正史没人敢假造，别史中就有伪书。《越绝书》，汉代袁康所造，而托名子贡。宋人假造《飞燕外传》《汉武内传》，而列入《汉魏丛书》。《竹书纪年》本是晋人所得，原已难辨真伪，而近代通行本，更非晋人原本，乃是明人伪造的了。

子部中伪书很多，现在举其最著者六种，前三种尚有价值，后三种则全不足信。

（一）《吴子》

此书中所载器具多非当时所有，想是六朝产品。但从前科举时代把他当作“武经”，可见受骗已久。

（二）《文子》

《淮南子》为西汉时作品，而《文子》里面大部分抄自《淮南子》，可见本书系属伪托，已有人证明他是两晋六朝人做的。

（三）《列子》

信列子的人很多，这也因本书做得不坏，很可动人的原故。须知列子这个人虽见于《史记·老庄列传》中，但书中所讲，多取材于佛经，“佛教”在东汉时始入中国，哪能在前说到？我们用时代证他，已可水落石出。并且《列子》这书，汉人从未有引用一句，这也是一个明证。造《列子》的也是晋人。

（四）《关尹子》

这书无足论。

（五）《孔丛子》

这部书是三国时王肃所造。《孔子家语》一书也是他所造。

（六）《黄石公三略》

唐人所造。又《太公阴符经》一书，出现在《黄石公三略》之后，系唐人李筌所造。

经、史、子三部中的伪书很多，以上不过举个大略。此外，更有原书是真而后人参加一部分进去的，这却不能疑他是假。《四子书》中有已被参入的。《史记》中也有，如《史记》中曾说及扬雄，扬在太史公以后，显系后人加入，但不能因此便疑《史记》是伪书。

总之，以假为真，我们就要陷入迷途，所以不可不辨别清楚。但反过来看，因为极少部分的假，就怀疑全部分，也是要使我们彷徨无所归宿的。如康有为以为汉以前的书都是伪的，都被王莽、刘歆改窜过，这话也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说。我们如果相信他，便没有可读的古书了。

二、通小学

韩昌黎说：“凡作文章宜略识字。”所谓“识字”，就是通小学的意思。作文章尚须略通小学，可见在现在研究古书，非通小学是无从下手的了。小学在古时，原不过是小学生识字的书，但到了现代，虽研究到六七十岁，还有不能尽通的。何以古易今难至于如此呢？这全是因古今语言变迁的缘故。现在的小学，是可以专门研究的，但我所说的“通小学”，却和专门研究不同，因为一方面要研究国学，所以只能略通大概了。

《尚书》中《盘庚》《洛诰》，在当时不过一种告示，现在我们读了，觉得“佶屈聱牙”，这也是因我们没懂当时的白话，所以如此。《汉书·艺文志》说：“《尚书》直言也。”直言就是白话。古书原都用当时的白话，但我们读《尚书》，觉得格外难懂，这或因《盘庚》《洛浩》等都是一方的土话，如殷朝建都在黄河以北，周朝建都在陕西，用的都是河北的土话，所以比较的不能明白。《汉书·艺文志》又说：“读《尚书》应用《尔雅》”，这因《尔雅》是诠释当时土话的书，所以《尚书》中难解的地方，看了《尔雅》就可明白。

总之，读唐以前的书，都非研究些小学，不能完全明白。宋以后的文章和现在差不多，我们就能完全了解了。

《尔雅注疏》

研究小学有三法：

（一）通音韵　古人用字，常同音相通，这大概和现在的人写别字一样。凡写别字都是同音的，不过古人写惯了的别字，现在不叫他写别字罢了。但古时同音的字，现在多不相同，所以更难明白。我们研究古书，要知道某字即某字之转讹，先要明白古时代的音韵。

（二）明训诂　古时训某字为某义，后人更引伸某义转为他义。可见古义较狭而少，后义较广而繁。我们如不明白古时的训诂，误以后义附会古义，就要弄错了。

（三）辨形体　近体字中相像的，在篆文未必相像，所以我们要明古书某字的本形，以求古书某字的某义。

历来讲形体的书，是《说文》，讲训诂的是《尔雅》，讲音韵的书是《音韵学》。如能把《说文》《尔雅》《音韵学》都有明确的观念，那么，研究国学就不至犯那“意误”“音误”“形误”等弊病了。

宋朱熹一生研究“五经”“四子”诸书，连寝食都不离，可是纠缠一世，仍弄不明白。实在，他在小学没有功夫，所以如此。清代毛西河事事和朱子反对，但他也不从小学下手，所以反对的论调，也都错了。可见通小学对于研究国学是极重要的一件事了。清代小学一门，大放异彩，他们所发现的新境域，着实不少！

三国以下的文章，十之八九我们能明了，其不能明了的部分，就须借助于小学。唐代文家如韩昌黎、柳子厚的文章，虽是明白晓畅，却也有不能了解的地方。所以我说：看唐以前的文章，都要先研究一些小学。

桐城派也懂得小学，但比较的少用功夫，所以他们对于古书中不能明白的字便不引用，这是消极的免除笑柄的办法，事实上总行不去的。

哲学一科，似乎可以不通小学，但必专凭自我的观察，由观察而发表自我的意思，和古人完全绝缘，那才可以不必研究小学。倘仍要凭藉古人，或引用古书，那么，不明白小学就要闹笑话了。比如朱文公研究理学（宋之理学即哲学），释“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便召非议。在朱文公原以“格”可训为“来”，“来”可训为“至”，“至”可训为“极”，“极”可训为“穷”，就把“格物”训为“穷物”。可是训“格”为“来”是有理，辗转训“格”为“穷”，就是笑话了。又释“敬”为“主一无适”之谓（这原是程子说的），他的意思是把“适”训作“至”，不知古时“适”与“敌”通，《淮南子》中的主“无适”，所谓“无适”实是“无敌”之谓，“无适”乃“无敌对”的意义，所以说是“主一”。

所以研究国学，无论读古书或治文学哲学，通小学都是一件紧要的事。

三、明地理

近顷所谓地理，包含地质、地文、地志三项，原须专门研究的。中国本来的地理，算不得独立的科学，只不过做别几种（史、经）的助手，也没曾研究到地质、地文的。我们现在要研究国学，所需要的也只是地志，且把地志讲一讲。

地志可分两项：天然的和人为的。天然的就是山川脉络之类。山自古至今，没曾变更。大川若黄河，虽有多次变更，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明白考出，所以，关于天然的，比较地容易研究。人为的就是郡县建置之类。古来封建制度至秦改为郡县制度，已是变迁极大，数千年来，一变再变，也不知经过多少更张。那秦汉时代所置的郡，现在还能大略考出，所置的县就有些模糊了；战国时各国的地界，也还可以大致考出，而各国战争的地点和后来楚汉战争的地点，却也很不明白了。所以，人为的比较地难以研究。

历来研究天然的，在乾隆时有《水道提纲》一书。书中讲山的地方甚少，关于水道，到现在也变更了许多，不过大致是对的。在《水道提纲》以前，原有《水经注》一书，这书是北魏人所著，事实上已用不着，只文采丰富，可当古董看罢了。研究人为的，有《读史方舆纪要》和《乾隆府厅州县志》。民国代兴，废府留县，新置的县也不少，因此更大有出入。在《方舆纪要》和《府厅州县志》以前，唐人有《元和郡县志》，也是研究人为的，只是欠分明。另外还有《大清一统志》《李申耆五种》，其中却有直截明了的记载，我们应该看的。

《山海经》图

我们研究国学，所以要研究地理者，原是因为对于地理没有明白的观念，看古书就有许多不能懂。譬如看到春秋战国的战争和楚汉战争，史书上已载明谁胜谁败，但所以胜所以败的原因，关于形势的很多，就和地理有关了。

二十四史中，古史倒还可以明白，最难研究的，要推《南北史》和《元史》。东晋以后，五胡闯入内地，北方的人士多数南迁。他们数千人所住的地，就侨置一州，侨置的地方，大都在现在镇江左近，因此有南通州、南青州、南冀州的地名产生。我们研究《南史》，对于侨置的地名，实在容易混错。元人灭宋，统一中国，在二十四史就有《元史》的位置。元帝成吉思汗拓展地域很广，关于西北（伯）利亚和欧洲东部的地志，《元史》也有阑入，因此使我们读者发生困难。关于《元史地志》有《元史译文证补》一书，因著者博证海外，故大致不错。

不明白地理而研究国学，普通要发生三种谬误。南北朝时南北很隔绝。北魏人著《水经注》，对于北方地势，还能正确，记述南方的地志，就错误很多。南宋时对于北方大都模糊，所以福建人郑樵所著《通志》，也错得很多。——这是臆测的谬误。中国土地辽阔，地名相同的很多，有人就因此纠缠不清。——这是纠缠的错误。古书中称某地和某地相近，往往考诸实际，相距却是甚远。例如：诸葛亮五月渡泸一事，是大家普通知道的，泸水就是现今金沙江，诸葛亮所渡的地，就是现在四川宁远。后人因为唐代曾在四川置泸州，大家就以为诸葛亮五月渡泸是在此地，其实相去千里，岂非大错吗？——这是意会的错误。至于河阴、河阳当在黄河南北，但水道已改，地名还是仍旧，也容易舛错的。

我在上节曾讲过“通小学”，现在又讲到“明地理”，本来还有“典章制度”也是应该提出的，所以不提出者，是因各朝的典章制度，史书上多己载明，无以今证古的必要。我们看那一朝史知道那一朝的典章制度就够了。

四、知古今人情的变迁

社会更迭地变换，物质方面继续地进步，那人情风俗也随着变迁，不能拘泥在一种情形的。如若不明白这变迁的理，要产生两种谬误的观念。

一、道学先生看作道德是永久不变，把古人的道德，比作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墨守而不敢违背。

二、近代矫枉过正的青年，以为古代的道德是野蛮道德。

原来道德可分二部分：普通伦理和社会道德。前者是不变的，后者是随着环境变更的。当政治制度变迁的时候，风俗就因此改易，那社会道德是要适应了这制度这风俗才行。古今人情的变迁，有许多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第一，封建时代的道德，是近于贵族的；郡县时代的道德，是近于平民的。这是比较而说的。《大学》有“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一语，《传》第九章里有“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一语，这明是封建时代的道德。我们且看唐太宗的历史，他的治国，成绩却不坏，世称贞观之治，但他的家庭，却糟极了，杀兄，纳弟媳。这岂不是把《大学》的话根本打破吗？要知古代的家和后世的家大不相同。古代的家，并不只包含父子夫妻兄弟这等人，差不多和小国一样，所以孟子说：“千乘之家”“百乘之家。”在那种制度县之下，《大学》里的话自然不错，那不能治理一县的人，自然不能治理一省了。

第二，古代对于保家的人，不管他是否尸位素餐，都很恭维。史家论事，对于那人因为犯事而灭家，不问他所做的是否正当，都没有一句褒奖。《左传》里已是如此，后来《史》《汉》也是如此。晁错创议灭七国，对于汉确是尽忠，但因此夷三族，就使史家对他生怪了。大概古代爱家和现代爱国的概念一样，那亡家也和亡国一样，所以保家是大家同情的。这种观念，到汉末已稍稍衰落，六朝又复盛了。

第三，贵族制度和现在土司差不多，只比较的文明一些。凡在王家的人，和王的本身一样看待。他的兄弟在王去位的时代都有承袭的权利。我们看《尚书》到周公代成王摄政，觉得很可怪。他在摄政时代，也俨然称王。在《康诰》里有“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的话，这王明是指周公。后来成王年长亲政，他又可以把王号取消。《春秋》记隐公、桓公的事，也是如此。这种摄政可称王，退位可取消的情形，到后世便不行。后世原也有兄代弟位的，如明英宗被掳、景泰帝代行政事等。但代权几年，却不许称王；既称王，却不许取消的。宋人解释《尚书》，对于这些没有注意到，所以强为解释，反而愈释愈使人不能解了。

第四，古代大夫的家臣，和天子的诸侯一样，凡是家臣对于主人有绝对服从的义务。这种制度，西汉已是衰落一些。东汉又复兴盛起来。功曹、别驾都是州郡的属官：这种属官，既要奔丧，还要服丧三年，俨有君臣之分。三国时代的曹操、刘备、孙权，他们虽未称王，但他们属下的官对于他都是皇帝一般看待的。

第五，丁忧去官一件事在汉末很通行，非但是父母三年之丧要丁忧，就是兄弟姊妹期功服之丧也要丁忧。陶渊明诗有说及奔妹丧的，潘安仁《悼亡诗》也有说及奔丧的，可见丁忧的风在那时很盛。唐时此风渐息，到明代把他定在律令，除了父母丧不必去官。

总之，道德本无所谓是非，在那种环境里产生适应的道德，在那时如此便够了。我们既不可以古论今，也不可以今论古。

五、辨文学应用

文学的派别很多，梁刘勰所著《文心雕龙》一书，已明白罗列，关于这项，将来再仔细讨论，现在只把不能更改的文体讲一讲。

文学可分两项：有韵的谓之诗，无韵的谓之文。文有骈体、散体的区别，历来两派的争执很激烈：自从韩退之崛起，推翻骈体，后来散体的声势很大。宋人就把古代经典都认为是散体，何必用骈体做宣扬的旗帜。清代阮芸台起而推倒散体，抬出孔老夫子来，说孔子在《易经》里所著的《文言》《系辞》，都是骈体的。实在这种争执，都是无谓的。

清刊本《文心雕龙》

依我看来，凡简单叙一事不能不用散文，如兼叙多人多事，就非骈体不能提纲。以《礼记》而论，同是周公所著，但《周礼》用骈体，《仪礼》却用散体，这因事实上非如此不可的。《仪礼》中说的是起居跪拜之节，要想用骈也无从下手。更如孔子著《易经》用骈，著《春秋》就用散，也是一理。实在，散、骈各有专用，可并存而不能偏废。凡列举纲目的以用骈为醒目，譬如我讲演“国学”列举各项子目，也便是骈体。秦汉以后，若司马相如、邹阳、枚乘等的骈文，了然可明白。他们用以序叙繁杂的事，的确是不错。后来诏诰都用四六，判案亦有用四六的（唐宋之间，有《龙筋凤髓判》），这真是太无谓了。

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日本和尚娶妻食肉，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等等，何必称作和尚呢？诗何以要有韵呢？这是自然的趋势。诗歌本来脱口而出，自有天然的风韵，这种韵，可达那神妙的意思。你看，动物中不能言语，他们专以优美的声调传达彼等的感情，可见诗是必要有韵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几句话，是大家知道的。我们仔细讲起来，也证明诗是必要韵的。我们更看现今戏子所唱的二黄西皮，文理上很不通，但彼等也因有韵的原故。

白话记述，古时素来有的，《尚书》的诏诰全是当时的白话，汉代的手诏，差不多亦是当时的白话，经、史所载更多照实写出的《尚书·顾命篇》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一语，从前都没能解这两个“肄”字的用意，到清代江艮庭始说明多一肄字，乃直写当时病人垂危舌本强大的口吻。《汉书》记周昌“臣期期不奉诏”“臣期期知其不可”等语，两“期期”字也是直写周昌口吃。但现在的白话文只是使人易解，能曲传真相却也未必。“语录”皆白话体，原始自佛家。宋代名儒如二程、朱、陆亦皆有语录，但二程为河南人，朱子福建人，陆象山江西人，如果各传真相，应所纪各异，何以语录皆同一体例呢？我尝说，假如李石曾、蔡孑民、吴稚晖三先生会谈，而令人笔录，则李讲官话，蔡讲绍兴话，吴讲无锡话，便应大不相同，但记成白话文却又一样。所以说白话文能尽传口语的真相，亦未必是确实的。

第二章

国学之派别（一）

——经学之派别

讲“国学”而不明派别，将有望洋兴叹、无所适从之感。但“国学”中也有无须讲派别的，如历史学之类；也有不够讲派别的，则为零碎的学问。现在只把古今学者呶呶争辩不已的，分三类讨论：一、经学之派别；二、哲学之派别；三、文学之派别。依顺序先研究经学之派别。

“六经皆史也”，这句话详细考察起来，实在很不错。在《六经》里面，《尚书》《春秋》都是记事的典籍，我们当然可以说他是史。《诗经》大半部是为国事而作（《国风》是歌咏各国的事，《雅》《颂》是讽咏王室的），像歌谣一般的，夹入很少，也可以说是史。《礼经》是记载古代典章制度的（《周礼》载官制，《仪礼》载仪注），在后世本是史的一部分。《乐经》虽已失去，想是记载乐谱和制度的典籍，也含史的性状，只有《易经》一书，看起来像是和史没关，但实际上却也是史。太史公说：“《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以至隐。”引申他的意思，可以说《春秋》是胪列事实，中寓褒贬之意；《易经》却和近代“社会学”一般，一方面考察古来的事迹，得着些原则，拿这些原则，可以推测现在和将来。简单说起来，《春秋》是显明的史，《易经》是蕴着史的精华的。因此可见《六经》无一非史，后人于史以外，别立为经，推尊过甚，更有些近于宗教。实在周末还不如此，此风乃起于汉时。

《诗经·朱熹集传》

秦始皇焚书坑儒，《六经》也遭一炬，其后治经者遂有今文家古文家之分。今文家乃据汉初传经之士所记述的。

现在要讲今文家，先把今文家的派别，立一简单的表：

汉初，田何传《易经》，伏生口授《尚书》，齐、鲁、韩三家治《诗经》，高堂生传《礼经》，胡毋生治《公羊》，瑕丘江公治《榖梁》，那时除了《乐经》以外，五经都已完备。后来《易》分四家，《诗》《书》各分三家，《礼》分二家，《公羊》分二家，汉室设学官，立十四博士（《榖梁》不在内），即以上十四家。十四博士在汉初还没十分确定，在西汉末年才确定下来。

今文家所讲的，虽非完全类乎宗教，但大部分是倾向在这一面的。《易》四家中，施和梁丘二家，我们已不能见，且莫论他。京氏治《易》，专重卜筮，传至汉末虞翻，则更多阴阳卜筮之说。《尚书》三家中欧阳也不可考，大、小夏侯则欢喜讲《洪范》五行之说，近于宗教。汉人治《尚书》，似乎最欢喜《洪范篇》。《诗经》三家中，申公所说，没甚可怪。《韩诗外传》（《内传》已失）也没甚可怪的地方，惟翼奉治诗，却拿十干十二支比附《诗经》了。高棠生的《仪礼》，已不可知，大、小戴中（现在所谓二戴，非汉时的大、小戴），也不少离奇的话。《公羊》的记载，虽和事实相差很远，还没什么可怪，但治《公羊》的今文家，却奇怪极了。胡毋生的学说，我们已不能见，即颜、严二家的主张也无从考出，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却多怪话。汉末何休注《公羊》，不从颜、严二家之说，自以为是胡毋生嫡派，他的怪话最多，照他说来，直是孔子预知汉室将兴而作《春秋》，简直是为汉预制宪法，所以那时有“春秋为汉制法”的话。孔子无论是否为预言家，孔子何至和汉家有这么深厚的感情呢？

汉代学者以为古代既有“经”必有“纬”，于是托古作制，造出许多“纬”来，同时更造“谶”。当时“纬书”种类繁多，现在可查考的只有《易纬》八种。明孙瑴《古微书》中辑有纬书很多。《易纬》所讲的是时令节气，仅如月令之类；《春秋纬》载孔子著《春秋》《孝经》告成，跪告天，天生彩云，下赐一玉等话，便和耶稣《创世纪》相类了。“谶”是“河图”一类的书，专讲神怪，说能先知未来，更近于宗教了。纬书西汉末年才出现，大概今文学家弟子迎合当时嗜好推衍出来的。

经有兼今古文的，也有无今文而有古文的，也有无古文而有今文的。汉代古文学家，可以列如右表：

《仪礼》（当时称为《士礼》），在古文今文，只为文字上的差别。《周礼》在汉初不以为经典，东汉始有杜子春和二郑替彼注释。此外今古文便各自为别了。

今古文的区别，本来只在文字版本上。因为《六经》遭秦火，秦代遗老就所能记忆的，用当代语言记出，称为今文；后来从山崖屋壁发见古时原本，称为古文，也不过像近代今板古板的分别罢了。但今文所记忆，和古文所发现的篇幅的多少，已有不同；今文家所主张和古文家所说，根本上又有不同；因此分道扬镳。古文家异于今文家之点，在下文细说：

一、《易》以费氏为古文家，是刘向定的。因为刘向校书时，就各家《易经》文字上看，只有费氏相同，所以推为古文家。以《易》而论，今古文也还只文字上的不同。

二、鲁恭王发孔壁得《尚书》，《尚书》的篇数就发生问题。据《书传》（太史公曰：“《书传》《礼记》自孔氏。”可见孔安国家藏《书传》，确自孔壁得来。）称《书序》有百篇，而据伏生所传只有二十九篇（可分为三十四篇），壁中所得却有四十六篇（可分为五十八篇），相差已十七篇。并且《书传》所载和今文更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孟子是当时善治《诗》《书》的学者，他所引的“葛伯求饷”“象日以杀舜为事”等等，在今文确是没有的，可见事实上又不同了。

《易经解义》

三、《诗》因叶韵易于记忆，当时并未失传，本无今古文之分。毛氏所传诗三百十一篇，比三家所传多笙诗六篇，而所谓笙诗也只有名没有内容的。《毛诗》所以列于古文，是立说不同。他的立说，关于事实和《左传》相同，关于典章制度和《周礼》相同，关于训诂又和《尔雅》同的。

四、郑康成注《仪礼》，并存古今文。大概高堂生传十七篇和古文无大出入。孔壁得《礼》五十六篇，比高堂生多三十九篇。这三十九篇和今文中有大不同之点：今文治《礼》，是“推士礼致于天子”，全属臆测的；此三十九篇却载士以上的礼很多。二戴的主张，原不可考，但晋人贺循引《礼》，是我们可据以为张本的。

五、“左氏多古文古言”，《汉书·艺文志》说：《左氏传》是张苍所献。贾谊事张苍，习《左氏传》，所以《贾谊新书》引《左氏传》的地方很多。《左氏传》的事实，和《公羊》多不相同。《榖梁》中事实较《公羊》确实一些，也和《左氏》有出入。至经文本无不同，但《公羊》《榖梁》是十一篇，《左氏》有十二篇，因《公》《榖》是附闵于庄的。闵公只有三年，附于庄公，原无大异，但何休解《公羊》，却说出一番理由来，以为“孝子三年无改于父道”，故此附闵于庄了。

六、《周礼》，汉时河间献王向民间抄来，马融说是“出自山崖屋壁”的。这书在战国时已和诸侯王的政策不对，差不多被毁弃掉，所以孟子说：“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荀子》中和《周礼》相合的地方很多，或者他曾见过。孟子实未见过《周礼》，西汉人亦未见过。《礼记·王制篇》也和《周礼》不同。孟子答北宫锜说，“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礼》却说是“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王制》讲官制是“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但古代王畿千里，几和现在江苏一般大小，这一百二十个官员，恐怕不够吧！《周礼》称有三百六十官，此三百六十官亦为官名而非官缺，一官实不止一人，如就府吏胥徒合计，当时固有五万余员。

又有在汉时称为传记的，就是《论语》和《孝经》二书。《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之分，《古论》是出自孔氏壁中的。何晏治《论语》参取三家，不能分为古今文。不过王充《论衡》称《论语古论》有百多篇，文字也难解，删繁节要也有三十篇，而何晏说：“《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别有《问王》《知道》等，凡二十二篇；《古论》出孔氏壁中，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凡二十一篇。”篇数上又有出入。《汉书·艺文志·论语家》，有《孔子家语》及《孔子徒人图法》二书，太史公述仲尼弟子，曾提及《弟子籍》一书，三十篇中或者有以上三书在内。《孝经》在《汉书·艺文志》也说出自孔壁，汉代治《孝经》的已无可考，我们所见的是唐玄宗的注释。又有《论语谶》《孝经谶》二书，怪语很多，可存而不论。

光绪年间写刻‘十三经’

宋代所称“十三经”，是合《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诗》《左传》《公羊》《梁榖》《论语》《孝经》《孟子》《尔雅》而说的。这只是将诸书汇刻，本无什么深义，后人遂称为“十三经”了。《汉书·艺文志》扩充六艺为九种，除《易》《诗》《书》《礼》《乐》《春秋》为六艺外，是并《论语》《孝经》《小学》在内的。

汉代治经学，崇尚今文家的风气，到了汉末三国之间，渐趋销熄。汉末郑康成治经，已兼重古文和今文。王肃出，极端的相信古文。在汉代没曾立学官的，三国也都列入学官，因此今文家衰，古文家代兴。

三国时古文家的色彩很鲜明，和汉代有不可混的鸿沟：

《诗》　汉用三家，三国时尚毛氏。

《春秋》　汉用《公羊》，三国时尚《左氏》。

《易》　汉有施、孟、梁丘、京四家，三国只崇尚郑康成和王弼的学说。

《仪礼》　没有大变更。

《周礼》　汉不列学官，三国列入学官。

学者习尚既变，在三国魏晋之间，所有古文家学说，都有人研究；就是从前用今文家的，到此时也改用古文家了。

古文家盛行以后，自己又分派别：以《易》而论，王弼主费氏，郑康成也主费氏。各以己意注释，主张大有不同，因为费氏只是文字古体，并无他的学说的。治《毛诗》的，有郑康成、王肃，意见有许多相反。治《左传》的，汉末有服虔（只解传不解经的），晋有杜预，两家虽非大不同，其中却也有抵触之处。原来汉人治《左氏》，多引《公羊》，并由《公羊》以释经，自己违背的地方很多。杜预《春秋释例》将汉人学说一一驳倒，在立论当中，又有和服虔的主张相反的。《尚书》郑康成有注，郑本称为古文的，但孔安国古本已失，郑本也未必是可靠。我们就和马融、郑康成师生间的立说不同，文字不同，也可明白了。东晋时梅颐的伪古文《尚书》出，托名孔安国，将《汉书·艺文志》所称正十八篇推衍出来，凡今文有的，文字稍有变更，今文所无的，就自己臆造，这书当时很有人信他。

南北朝时南北学者的倾向颇有不同：

《易》　北尊王弼，南尊郑康成。

《毛诗》　南北无十分异同。

《左传》　北尊服虔，南尊杜预。

《尚书》　北尊郑康成，南用伪古文《尚书》。

唐初，孔颖达、贾公彦出而作注疏，产生“五经”“七经”的名称。五经是孔颖达所主张的，贾公彦益以《周礼》《仪礼》就称七经，后更附以《公羊》《榖梁》（《公羊》用何休，《榖梁》用范宁），就是唐人通称的“九经”。孔颖达，曲阜人，当时北方人多以为北不如南，所以他作注疏多采用南方，因此《易》不用王而用郑，《左》不用服而用杜了：唐人本有“南学”“北学”之分，后来北并于南，所有王弼、服虔的学说，因此散失无遗。

唐代轻学校而重科举，取士用“明经”“进士”二科（明经科讨论经典，进士科策论应试），学者对于孔氏的学说不许违背，因此拘束的弊病，和汉代立十四博士不相上下，并且思想不能自由，成就很少，孔贾而外，竟没有卓异的经学家了。

《仪礼》《丧服》是当时所实用的，从汉末至唐，研究的人很多并且很精，立说也非贾《疏》所能包。这是特例。

宋代典章制度，多仍唐时之旧。宋人拘守唐人的注疏，更甚于唐人，就是诗赋以经命名的，也不许抵触孔、贾的主张。当时有人作“当仁不让于师赋”，将“师”训作“众”，就落第了。邢昺作《论语正义》《孝经正义》疏，拘守孔、贾所己引用的，已是简陋，那些追随他们的后尘的，更是陋极。宋代改“明经科”为“学究科”，这“学究”两字是他们无上的诨号。

在思想不能自由发展的环境之下，时势所趋，不能不有大变动，因此宋代学者的主张就和以前趋于相反的方向了。揭反向旗帜的人，首推孙复。他山居读书，治《春秋》以为三传都不可靠。这种主张，在唐人已有赵匡、啖助创议于先，孙复衍成之。继孙复而起，是欧阳修，他改窜《诗经》的地方很多，并疑《易》的《系辞》非出自孔氏，立说之中很多荒谬，因为他本是文人，非能说经的。同时有刘敞（字原甫）说经颇多，著有《七经小记》，原本今虽不存，但从别书考见他的主张，虽和注疏背驰，却不是妄想臆测。神宗时王安石治经，著有《三经新义》，当时以为狂妄。原书已难考见，但从集中所引用的看来，也不见得比欧阳修更荒谬，想是宋人对于王安石行为上生怨恶，因此嫌弃他的学说。王的学说，传至弟子吕惠卿辈，真是荒谬绝伦，后来黄氏有《缃素杂记》，把《诗经》看作男女引诱的谈论，和《诗经》的本旨就相去千里了。

《诗经》

宋儒治经以意推测的很多。南宋朱文公凭他的臆测酿成很多谬误。朱氏治经，有些地方原有功于经，但是功不能掩过。现且分别指明：

一、《易经》本为十二篇，郑、王合彖辞于经，已非本来面目，朱氏分而出之，是他的功。他取陈抟的《河图》《洛书》并入《易经》——《河图》《洛书》由陈抟传至邵康节，再传至朱文公，他就列入《易经》。有清王懋竑为朱文公强辩，谓《河图》《洛书》非朱文公所列，那就太无谓了。因为朱文公对于道士炼丹之术，很有些相信。他曾替《参同契》（汉时道家书）作注释，在书上自署空同道士邹炘，“邹”“朱”双声，“炘”“熹”通训。他的本名已隐在里面了。这是他的过。分《易》是还原，为功很小。《河图》《洛书》是益迷信，过很大。可以说是功不掩过。

二、朱文公怀疑伪古文《尚书》，开后人考据的端绪，是他的功。他怀疑《书序》（今文所无、古文所有）也是伪托，他的弟子蔡沈作《集传》，就不信《书序》，是他的过。这可说是功过相当。

三、古人作诗托男女以寓君臣，《离骚》以美人香草比拟，也同此意。朱文公对于《诗序》（唐时《本事诗》相类）解诗指为国事而作，很不满意，他径以为是男女酬答之诗，这是不可掩的过。当时陈傅良反对朱文公，有“城阙为偷期之所，彤管为行淫之具”等语（不见于今《诗传》，想已删去）。清人亦有指斥朱文公释《丘中有麻》诗为女人含妒意为不通者。

与朱文公同时有吕东莱（即吕祖谦），治毛诗很精当，却不为时人所重。元代，朱子学说大行，明代更甚。在这二代中，经学无足观，士子受拘束也达极点，就激成清代的大反动。

清初，毛奇龄（号西河）首出反对朱子的主张。毛为文人，于经没有彻底的研究，学说颇近王阳明。他驳斥朱子的地方固精当，他自己的主张，和朱子一般荒谬。朱子注《四子书》，也有援引原注的，毛也一并指斥无余了。继起为胡渭（胐明），他精研地理，讲《禹贡》甚精当，对于《河图》《洛书》有重大的抨击。在那时双方各无所根据，凭主观立论，都不能立在不败之地，汉学便应运而起。

阎若璩力攻古代书籍已和汉学接近，不过对于朱子，不十分叛离，有许多地方仍援用朱说的。后江慎修出，对于音韵有研究，也倾向到汉学，但未揭明汉学的旗帜。

揭汉学旗帜的首推惠栋（定宇）（苏州学派），他的父亲惠士奇著《礼说》《春秋说》已开其端，定宇更推扬之，汉学以定。他所谓汉学，是摈斥汉以下诸说而言。惠偏取北学，著有《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等书，以《周易述》得名。后惠而起有戴震（东原），他本是江永的弟子，和惠氏的学说不十分相同，他著有《诗经小传》等书，不甚卓异。

就惠、戴本身学问论，戴不如惠，但惠氏不再传而奄息，戴的弟子在清代放极大异彩，这也有两种原因：

甲，惠氏墨守汉人学说，不能让学者自由探求，留发展余地。戴氏从音韵上辟出新途径，发明“以声音合文字，以文字考训诂”的法则。手段已有高下。

乙，惠氏揭汉学的旗帜，所探求的只是汉学。戴氏并非自命为汉学，叫人从汉学上去求新的发现，态度上也大有不同。

戴氏的四弟子，成就都很多，戴氏不过形似汉学，实际尚含朱子的臭味，他的弟子已是摈除净尽了。今将其四弟子分别说明如下：

一、孔广森讲音韵极精，著有《诗声类》一书。

二、任大椿著有《弁服释例》一书，很确实的。

三、段玉裁以《六书音韵表》《说文解字注》闻名。

四、王念孙本非戴的传经学生，戴在王家教授时，只不过教授些时文八股。王后来自有研究，所发明的比上列三家较多，《广雅疏证》一书，很为学者所重。

上列四家，孔、任尚近汉学，段已和汉学不同，王才高学精，用汉学以推翻汉学，诚如孟子所谓“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于是杀羿”了。

王念孙及其子引之著《经义述闻》，引用汉代训诂，善于调换，于诸说中采其可通者，于是诘屈聱牙的古书，一变而为普通大众所能懂得了。历来研究经学的，对于名词、动词有人研究；关于助词，都不知讨论。王氏父子著《经传释词》，于古书助词之用法列举无遗，实于我们研究上有莫大的便利，如《孟子》中“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二句，本不易解，王氏训“乎尔”为“于此”“于彼”，便豁然可悟了。我以为我们不看《经传释词》，也算是虚词不通。

上列二派，在清代称为“汉学”，和“宋学”对立，厥后崛起的为常州派，是今文学家。

“常州派”自庄存与崛起，他的外甥刘逢禄、宋翔凤承继他的学说。庄氏治《公羊》，却信东晋《古文尚书》，并习《周礼》。刘氏亦讲《公羊》，却有意弄奇，康有为的离奇主张，是从他的主张演绎出来的，但他一方面又信《书序》。这两人不能说纯粹的今文学家。朱氏以《公羊》治《论语》，极为离奇，“孔教”的促成，是由他们这一班人的。今文学家的后起，王闿运、廖平、康有为辈一无足取，今文学家因此大衰了。

今文学家既衰，古文学家又起。孙诒让是一代大宗，《周礼正义》一书，颇为学者所重。在他以外，考典章制度原有江永、惠士奇（作《礼说》）、金榜（著《礼笺》）、金鹗（作《求古录》）、黄以周（著《礼书通古》）等人，但和他终有上下床之别。自孙诒让以后，经典大衰，像他这样大有成就的古文学家，因为没有卓异的今文学家和他对抗，竟因此经典一落千丈，这是可叹的。我们更可知学术的进步，是靠着争辩，双方反对愈激烈，收效方愈增大。我在日本主《民报》笔政，梁启超主《新民丛报》笔政，双方为国体问题辩论得很激烈，很有色彩，后来《新民丛报》停版，我们也就搁笔，这是事同一例的。

梁启超与《新民丛报汇编》

自汉分古今文，一变而为南北学之分，再变而为汉宋学之分，最后复为今古文，差不多已是反原，经典的派别，也不过如此罢。

附：经学略说¹

经之训常，乃后起之义。《韩非·内外储》首冠经名，其意殆如后之目录，并无常义。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礼记·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盖字少者书于方，字多者编简而书之。方不贯以绳，而简则贯以绳。以其用绳故曰编，以其用竹故曰篇。方，版牍也。古者师徒讲习，亦用方誊写。《尔雅》：“大版谓之业。”故曰肄业、受业矣。《管子》云：“修业不息版。”修业云者，修习其版上之所书也。竹简繁重，非别版书写，不易肄习。二尺四寸之简（《后汉书·周磐传》：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据刘向校古文《尚书》，每简或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知一字约占简一寸。二十五自乘为六百二十五。令简策纵横皆二十四寸，仅得六百二十五字。《尚书》每篇字数无几，多者不及千余。《周礼》六篇，每篇少则二三千，多至五千。《仪礼·乡射》有六千字，《大射仪》有六千八百字。如横布《大射》《乡射》之简于地，占地须二丈四尺，合之今尺，一丈六尺，倘师徒十余人对面讲诵，便非一室所能容。由是可知讲授时决不用原书，必也移书于版，然后便捷。故称肄业、受业，而不曰肄策、受策也。帛，绢也，古时少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每书皆云“篇”；数术、方技，则皆称“卷”。数术、方技，乃秦汉时书，古代所无。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汉人亦有作。所以不称卷者，以刘向叙录，皆用竹简杀青缮写，数术、方技，或不用竹简也。惟图不称篇而称卷，盖帛书矣。由今观之，篇繁重而卷简便，然古代质厚，用简者多。《庄子》云：“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五车之书，如为帛书，乃可称多；如非帛书，而为竹简，则亦未可云多。秦皇衡石程书，一日须尽一石。如为简书，则一石之数太多，非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尽（古一石当今三十斤，如为帛书，准之于今，当亦有一二百本）。古称奏牍，牍即方版，故一日一石不为多耳。

周代《诗》《书》《礼》《乐》皆官书。《春秋》史官所掌，《易》藏太卜，亦官书。官书用二尺四寸之简书之。郑康成谓六经二尺四寸，《孝经》半之，《论语》又半之是也。《汉书》称律曰“三尺法”，又曰“二尺四寸之律”。律亦经类，故亦用二尺四寸之简。惟六经为周之官书，汉律乃汉之官书耳。寻常之书，非经又非律者，《论衡》谓之短书。此所谓短，非理之短，乃策之短也。西汉用竹简者尚多，东汉以后即不用。《后汉书》称董卓移都之乱，缣帛图书，大则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可知东汉官书已非竹简本矣。帛书可卷可舒，较之竹简，自然轻易，然犹不及今之用纸。纸之起源，人皆谓始于蔡伦，然《汉书·外戚传》已称“赫蹄”，则西汉时已有纸，但不通用耳。正惟古人之不用纸，作书不易；北地少竹，得之甚难；代以缣帛，价值又贵，故非熟读强记不为功也。竹简书之以漆，刘向校书可证；方版亦然。至于缣帛，则不可漆书，必当用墨。《庄子》云：宋元君将画图，众史舐笔和墨。则此所谓图，当是缣素。又《仪礼》铭旌用帛。《论语》子张书绅。绅以帛为之，皆非用帛不能书。惟经典皆用漆书简，学生讲习，则用版以求方便耳。以上论经之形式及质料。

孔子像

《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列举六经，而不称之曰“经”。然则六经之名，孰定之耶？曰：孔子耳。孔子之前，《诗》《书》《礼》《乐》已备。学校教授，即此四种。孔子教人，亦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曰：“《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诗》《书》《礼》《乐》，乃周代通行之课本。至于《春秋》，国史秘密，非可分布，《易》为卜筮之书，事异恒常，非当务之急，故均不以教人。自孔子赞《周易》、修《春秋》，然后《易》与《春秋》同列六经。以是知六经之名，定于孔子也。

五礼著吉、凶、宾、军、嘉之称，今《仪礼》十七篇，只有吉、凶、宾、嘉，而不及军礼。不但十七篇无军礼，即《汉书》所谓五十六篇《古经》者亦无之。《艺文志》以《司马法》二百余篇入《礼》类（今残本不多），此军礼之遗，而不在六经之内。孔子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盖孔子不喜言兵，故无取焉。又古律亦官书，汉以来有《汉律》。汉以前据《周礼》所称，五刑有二千五百条，《吕刑》则云三千条。当时必著简册，然孔子不编入六经，至今无只字之遗。盖律者，在官之人所当共知，不必以之教士。若谓古人尚德不尚刑，语涉迂阔，无有足处。且《周礼·地官》之属，州长、党正，有读法之举，是百姓均须知律。孔子不以入六经者，当以刑律代有改变，不可为典要故尔。

六经今存五经，《乐经》汉时已亡。其实，六经须作六类经书解，非六部之经书也。礼，今存《周礼》《仪礼》。或谓《周礼》与《礼》不同，名曰《周官》，疑非礼类。然《孝经》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左传》亦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由《孝经》《左传》之言观之，则《周官》之设官分职、体国经野，正是礼类。安得谓与礼不同哉？春秋时人引《逸周书》皆称《周书》，《艺文志》称《逸周书》乃孔子所删百篇之余。因为孔子所删，故不入六经。又《连山》《归藏》，汉时尚存（桓谭《新论》云：或藏兰台），与《周易》本为同类。以孔子不赞，故亦不入六经。实则《逸周书》与《书》为一类，三易同为一类，均宜称之曰经也。

今所传之十三经，其中《礼记》《左传》《公羊》《穀梁》均传记也。《论语》《孝经》，《艺文志》以《诗》《书》《易》《礼》《乐》《春秋》同入六艺，实亦传记耳。《孟子》应入子部，《尔雅》乃当时释经之书，亦不与经同。严格论之，六经无十三部也。

史部本与六经同类。《艺文志》春秋家列《战国策》《太史公书》。太史公亦自言继续《春秋》。后人以史部太多，故别为一类。荀勖《中经簿》始立经、史、子、集四部，区经、史为二，后世仍之。然乙部有《皇览》。《皇览》者，当时之类书也，与史部不类。王俭仿《七略》作《七志》（《七略》本仅六种：一、六艺；二、诸子；三、诗赋；四、兵书；五、数术；六、方技），增图谱一门，称“六艺略”曰“经典志”，中分六艺、小学、史记、杂传四门，有心复古，颇见卓识。又有《汉志》不收而今亦归入经部者，纬书是也。纬书对经书而称，后人虽不信，犹不得不以入经部。独王俭以数术略改为阴阳志，而收入纬书，以纬书与阴阳家、刑法家同列，不入经典，亦王氏之卓识也。自《隋书·经籍志》后，人皆依荀勖四部之目，以史多于经，为便宜计，不得不尔。明知纬书非经之比，无可奈何，亦录入经部，此皆权宜之计也。

兵书在《汉志》本与诸子分列。《孙子兵法》入兵书，不入诸子。《七志》亦分兵书曰军书，而阮孝绪《七录》（依王俭为七部，不分经、史、子、集）以子书、兵书合曰子兵，未免谬误。盖当代之兵书，应秘而不宣，古代之兵书，可人人省览。《孙子》十三篇，空论行军之理，与当时号令编制之法绝异，不似今参谋部之书，禁人窥览者也。是故当代之兵书，不得与子部并录。

向、歆校书之时，史部书少，故可归入《春秋》。其后史部渐多，非别立一类不可，亦犹《汉志》别立诗赋一类，不归入《诗经》类耳。后人侈言复古，如章实斋《校雠通义》，独龂龂于此，亦徒为高论而已。顾源流不得不明，纬与经本应分类，史与经本不应分，此乃治经之枢纽，不可不知者也。

汉人治经，有古文、今文二派。伏生时纬书未出，尚无怪诞之言。至东汉时，则今文家多附会纬书者矣。古文家言历史而不信纬书，史部入经，乃古文家之主张；纬书入经，则今文家之主张也。

古文家间引纬书，则非纯古文学，郑康成一流是也。王肃以贾、马之学，反对康成。贾虽不信纬书，然亦有附会处（《后汉书》可证），马则绝不附会矣（马书今存者少）。

至三国时人治经，则与汉人途径相反。东汉今文说盛行之时，说经多采纬书，谓孔子为玄圣之子，称其述作曰为汉制法。今观孔林中所存汉碑，《史晨》《乙瑛》《韩敕》，皆录当时奏议文告，并用纬书之说。及黄初元年，封孔羡为宗圣侯，立碑庙堂，陈思王撰文，录文帝诏书，其中无一语引纬书者。非惟不引纬书，即今文家，亦所不采。以此知东汉与魏，治经之法，截然不同。今人皆谓汉代经学最盛，三国已衰，然魏文廓清谶纬之功，岂可少哉！文帝虽好为文，似词章家一流，所作《典论》，《隋志》归入儒家。纬书非儒家言，乃阴阴家言，故文帝诏书未引一语。岂可仅以词章家目之！

自汉武立五经博士，至东汉有十四博士（五经本仅五博士，后分派众多，故有十四博士）。《易》则施、孟、梁丘、京，《书》则欧阳、大小夏侯，《诗》则齐、鲁、韩，《礼》则大小戴，《春秋》则严、颜（皆《公羊》家），皆今文家也。孔安国之古文《尚书》，后世不传。汉末，马、郑之书，不立学官。《毛诗》亦未立学官。故《礼》传之者少。《春秋》则《左氏》亦未立学官。至三国时，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皆立学官，此魏文帝之卓见也。汉“熹平石经”，隶书一字，是乃今文。魏正始时立“三体石经”，则用古文。当时古文《礼》不传，《尚书》《春秋》皆用古文。《易》用费氏，以费《易》为古文也（传费《易》者，汉末最盛，皆未入学官。马、郑、荀爽、刘表、王弼皆费氏《易》）。《周礼》则本为古文。三国之学官，与汉末不同如此。故曰魏文廓清之功不可少也。

清人治经，以汉学为名。其实汉学有古文、今文之别。信今文则非，守古文即是。三国时渐知尊信古文。故魏、晋两代，说经之作，虽精到不及汉儒，论其大体，实后胜于前。故汉学二字，不足为治经之正轨。昔高邮王氏，称其父熟于汉学之门径，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此但就训诂言耳。其实，论事迹、论义理，均当如是。魏、晋人说经之作，岂可废哉！以上论经典源流及古今文大概。

欲明今古文之分，须先明经典之来源。所谓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者，《汉书·艺文志》云：“礼、乐，周衰俱坏，乐尤微渺，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又云：“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是孔子时《礼》《乐》已阙，惟《诗》《书》被删则俱有明证。《左传》：“韩宣子适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可见别国所传《易象》，与鲁不尽同。孔子所赞，盖鲁之《周易》也。《春秋》本鲁国之史，当时各国皆有春秋，而皆以副本藏于王室。故太史公谓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而修《春秋》，盖六经之来历如此。

《礼记·礼器》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郑康成注：经礼谓《周礼》，曲礼即《仪礼》。《中庸》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孔颖达疏：礼仪三百即《周礼》，威仪三千即《仪礼》。今《仪礼》十七篇，约五万六千字，均分之，每篇得三千三百字。汉时，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合淹中所得，凡五十六篇，较今《仪礼》三倍。若以平均三千三百字一篇计之，则五十六篇当有十七万字，恐孔子时《礼经》不过如此。以字数之多，故当时儒者不能尽学，孟子所谓“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至于《周礼》是否经孔子论定，无明文可见。孟子谓“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是七国时《周礼》已不常见，故孟子论封建与《周礼》不同。

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信“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盖不歌而诵谓之赋，例如后之《离骚》，篇幅冗长，宜于诵而不宜于歌，故孔子不取耳。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风、雅、颂之逸篇为春秋时人所引者已不少，可见未删之前，太史公三千篇之说就为不诬也。孔子所以删九德之歌者，盖水、火、金、木、土、谷，皆咏物之作，与道性情之旨不合，故删之也。季札观周乐，不及赋、比、兴，赋本不可歌，比、兴被删之故，则今不可知。墨子言“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夫可弦必可歌，舞虽有节奏，恐未必可歌，诵则不歌也。由此可知，诗不仅三百，依墨子之言，亦有千二百矣。要之诗不但取其意义，又必取其音节，故可存者少耳。

孔子杏坛讲学图

《书》之篇数，据扬子《法言》称：“昔之说《书》者序以百”。《艺文志》亦云“凡百篇”。百篇者，孔子所删定者也。其后，伏生传二十九篇（据《书序》则分为三十四篇）。壁中得五十八篇。由今观之，书在孔子删定之前已有亡佚者。楚灵王之左史，通《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今《三坟》不传，《五典》仅存其二。楚灵王时，孔子年已二十余，至删书时而仅著《尧典》《舜典》二篇，盖其余本已佚矣。若依百篇计之，虞、夏、商、周凡四代，如商、周各四十篇，虞、夏亦当有二十篇。今夏书最少，《禹贡》犹不能谓为夏书。真为夏书者，仅《甘誓》《五子之歌》《胤征》三篇而已。《胤征》之后，《左传》载魏绛述后羿、寒浞事，伍员述少康中兴事，皆《尚书》所无。魏绛在孔子前，而伍员与孔子同时，二子何以知之？必当时别有记载，而本文则已亡也。此亦未删而已佚之证也。至如周代封国必有命（如近代之册命），封康叔有《康诰》，而封伯禽、封唐叔，左氏皆载其篇名，《书序》则不录。且鲁为孔子父母之邦，无不知其封诰之理。所以不录者，殆以周封诸侯甚多，不得篇篇而登之，亦惟择其要者耳。否则，将如私家谱牒所录诰命，人且厌观之矣。《康诰》事涉重要，故录之，其余则不录，此删书之意也。

《逸周书》者，《艺文志》言，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今《逸周书》有目者七十一篇。由此可知，孔子于《书》，删去不少。虽自有深意，然删去之书，今仍在者，亦不妨视为经书。今观《逸周书》与《尚书》性质相同，价值亦略相等。正史之外，犹存别史（《史》《汉》无别史，《后汉书》外有袁宏《后汉记》，其中所载事实、奏议，有与《后汉书》不同者，可备参考。《三国志》外有鱼豢之《魏略》、王沈之《魏书》，不可谓只《三国志》可信，余即不可信也），安得皇古之书，可信如《逸周书》者，顾不重视乎？《诗》既删为三百篇，而删去之诗，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一章，子夏犹以问孔子，孔子亦有“启予”之言。由此可见，逸诗仍有价值。逸书亦犹是矣。盖古书过多，或残缺，或不足重，人之目力有限，不能尽读，于是不得不删繁就简。故孔子删《诗》《书》，使人易于持诵，删余之书，仍自有其价值在也。崔东壁辈，以为经书以外均不足采，不知太史公三代三纪，固以《尚书》为本，《周本纪》即采《逸周书》《克殷解》《度邑解》，此其卓识过人，洵非其余诸儒所能及。

六经自秦火之后，《易》为卜筮，传者不绝。汉初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经传俱全。《诗》由口授，非秦火所能焚，汉初有齐、鲁、毛、韩四家。惟毛有六笙诗（自秦焚书，至汉高祖破秦子婴，历时七年，人人熟习之歌，自当不亡）。《礼》则《仪礼》不易诵习，故高堂生仅传十七篇（高堂生必读熟方能传也）。《周礼》在孟子时已不传，而荀子则多引之（荀子学博远过孟子，故能引之），然全书不可见。至汉河间献王乃得全书，犹缺《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补之。《尚书》本百篇，伏生壁藏之，乱后求得二十九篇，至鲁恭王坏孔子宅，又得五十八篇，孔安国传之，谓之古文。此秦火后六经重出之大概也。

经今古文之别有二：一、文字之不同；二、典章制度与事实之不同。何谓文字之不同？譬如《尚书》，古文篇数多，今文篇数少，今古文所同有者，文字又各殊异，其后愈说愈歧。此非伏生之过，由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立于学官，博士抱残守缺，强不知以为知，故愈说而愈歧也。《古文尚书》孔安国传之太史公，太史公以之参考他书，以故不但文字不同，事实亦不同矣。古文家不然，太史公采《逸周书》可证也。何谓典章制度之不同？如《周礼》本无今文，一代典章制度，于是大备。可见七国以来传说之语，都可不信。如“封建”一事，《周礼》谓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孟子乃谓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与《周礼》不合。此当依《周礼》，不当依孟子，以孟子所称乃传闻之辞也。汉初人不知《周礼》，文帝时命博士撰《王制》，即用孟子之说，以未见《周礼》故。此典章制度之不同也。何谓事实之不同？如《春秋左传》为古文，《穀梁》《公羊》为今文。《穀梁》称申公所传、《公羊》称胡毋生所传。二家皆师弟问答之语。《公羊》至胡毋生始著竹帛，《穀梁》则著录不知在何时。今三传不但经文有异，即事实亦不同，例亦不同。刘歆以为左氏亲见夫子，好恶与圣人不同；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以故，若论事实，自当信《左氏》，不当信《公》《穀》也。《诗》无所谓今古文，口授至汉，书于竹帛，皆用当时习用之隶书。《毛诗》所以称古文者，以其所言事实与《左传》相应，典章制度与《周礼》相应故尔。《礼》，高堂生所传十七篇为今文；孔壁所得五十六篇为古文。古文、今文大义无殊，惟十七篇缺天子、诸侯之礼。于是，后苍推士礼致于天子（五十六篇中有天子、诸侯之礼）。后人不得不讲《礼记》，即以此故。以十七篇未备，故须《礼记》补之。《礼记》中本有《仪礼》正篇，如《奔丧》，小戴所有；《投壶》，大小戴俱有。大小戴皆传自后苍，皆知十七篇不足，故采《投壶》《奔丧》二篇。二家之书，所以称《礼记》者，以其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故谓之《礼记》。记，百三十一篇：大戴八十二篇，小戴四十九篇。今大戴存三十九篇，小戴四十九篇俱在，合之得八十八篇。此八十八篇中，有并非采自百三十一篇之记者，如大戴有《孔子三朝记》七篇，《孔子三朝记》应入《论语》家（《艺文志》如此），《三朝记》之外，《孔子闲居》《仲尼燕居》《哀公问》等，不在《三朝记》中，则应入《家语》一类。要之，乃《论语》家言，非《礼》家言也。大戴采《曾子》十篇，《曾子》本儒家书。又《中庸》《缁衣》《表记》《坊记》四篇，在小戴记，皆子思作。子思书，《艺文志》录入儒家。若然，《孔子三朝记》以及曾子、子思所著，录入大小戴者，近三十篇。加以《月令》本属《吕氏春秋》（汉人称为《明堂月令》），亦不在百三十一篇中。又，《王制》一篇，汉文帝时博士所作。则八十八篇应去三十余篇，所余不及百三十一篇之半，恐犹有采他书者在。如言《礼记》不足据，则其中有百三十一篇之文在；如云可据，则其中有后人所作在。故《礼记》最难辨别，其中所记，是否为古代典章制度，乃成疑窦。若但据《礼记》以求之，未为得也。《易》未遭秦火，汉兴，田何数传至施、孟、梁丘三家。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不脱，与古文同。故后汉马融、荀爽、郑玄、刘表皆信费《易》。《易》专言理，惟变所适，不可为典要，故不可据以说《礼》。然汉人说《易》，往往与礼制相牵。如《五经异义》以“时乘六龙”谓天子驾六，此大谬也。又施、孟、梁丘之说，今无只字之存。施、孟与梁丘共事田生，孟喜自云：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而梁丘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是当时已起争端。今孟喜之《易》，尚存一鳞一爪。臆造之说，未足信赖。焦延寿自称尝从孟喜问《易》，传之京房，喜死，房以延寿《易》即孟氏学，而孟喜之徒不肯，曰：“非也。”然则焦氏、亦氏之《易》，都为难信。虞氏四传孟氏《易》，孟不可信，则虞说亦难信。此数家外，荀氏、郑氏传世最多，然《汉书》谓费本无书，以《彖》《象》《文言》释经，而荀氏据爻象承应阴阳变化之义解说经意，是否为费之正传，亦不可知。郑《易》较为简单，恐亦非费氏正传。今学《易》者多依王弼之注，弼本费《易》，以文字论，费《易》无脱文，当为可信。余谓论《易》，只可如此而已。

此外，《古论语》不可见，今所传者，古、齐、鲁杂糅。《孝经》但存今文。关于典章制度、事实之不同者，须依古文为准。至寻常修身之语，今古文无大差别，则《论语》《孝经》之类，不必问其为古文或今文也。

十四博士皆今文，三国时始信古文。古文所以引起许多纠纷者，孔壁所得五十八篇之书，亡于汉末，西晋郑冲伪造二十五篇，今之孔氏《尚书》，即郑冲伪造之本。其中马、郑所本有者，未加窜改；所无者，即出郑冲伪造。又分虞书为《尧典》《舜典》二篇，分《皋陶谟》为《益稷》。《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已亡，则补作三篇。既是伪作，不足置信。至汉人传《易》，是否《易》之正本不可知，后则王弼一家为费氏书。宋陈希夷辈造先天八卦、河洛诸图，传之邵康节，此乃荒谬之说。东序河图，既无人见，孔子亦叹河不出图，则后世何由知其象也。先天八卦，以《说卦》方位本离南坎北者改为乾南坤北，则与观象、观法而造八卦之说不相应，此与《尚书》伪古文同不足信（伪古文参考阎氏《古文尚书疏证》，河洛参考胡氏《易图明辨》）。至今日治《书》而信伪古文；言《易》而又河洛、先天，则所谓门外汉矣。然汉人以误传之说（今文家）亦甚多。清儒用功较深，亦未入说经正轨，凡以其参杂今古文故也。近孙诒让专讲《周礼》，为纯古文家。惜此等著述，至清末方见萌芽，如群经皆如此疏释，斯可谓入正轨矣。

经之由来及今古文之大概既明，须进而分讲各经之源流。今先讲《易经》。

初造文字，取法兽蹄鸟迹；画卦亦然。《易·系辞》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今观乾、坤二卦：乾作，坤作。《抱朴子》云：“八卦出于鹰隼之所被，六甲出于灵龟之所负。”盖鸟舒六翮，即成象，但取其翮而遗其身，即成象。于是或分或合，错而综之，则成八卦。此所以言“观鸟兽之文”也。抱朴之说，必有所受，然今无可考，施、孟、马、郑、荀爽皆未言之。

八卦图

重卦出于何人，说者纷如。王弼以为伏羲，郑玄以为神农，孙盛以为夏禹，而太史公则以为文王。伏羲之说，由于《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三易均六十四卦，杜子春谓《连山》，伏羲；《归藏》，黄帝。王弼据之，故云重卦出于伏羲。然伏羲作《连山》，黄帝作《归藏》，语无凭证，故郑玄不从之也。神农之说，由于《系辞》称“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盖取诸《益》；日中为市，交易而退，盖取诸《噬嗑》”二语。以神农氏已有《益》《噬嗑》，故知重卦出于神农。然《系辞》所谓“盖取”，皆想象之辞，乌可据为实事？夏禹之说，从郑玄之义蜕化而来。郑玄《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孙盛取之，以为夏有《连山》，即兼山之艮，可见重卦始于夏禹。至文王之说，则太史公因“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一语而为是言。要之，上列诸说，虽不可确知其是非，以余观之，则重卦必不在夏禹之后，短中取长，则孙盛之说为可信耳。

至卦辞、爻辞之作，当是皆出文王。《系辞》云：“《易》之兴也，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又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太史公据此，谓“西伯拘而演《周易》”。故卦辞、爻辞并是文王被囚而作，或以为周公作爻辞，其说无据。如据韩宣子聘于鲁，见《易象》而称周公之德，以此知《易象》系于周公，故谓周公作爻辞。然韩宣子并及鲁之《春秋》，《春秋》岂周公作耶？如据“王用亨于岐山”及“箕子之明夷”及“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诸文，以为岐山之王当是文王。文王被囚之时，犹未受命称王。箕子之被囚奴，在武王观兵之后，文王不宜预言明夷，东邻指纣，西邻指文王。纣尚南面，文王不宜自称己德，以此知爻辞非文王作，而为周公作。然《禹贡》“导岍及岐”，是岐为名山，远在夏后之世。古帝王必祭山川，安知文王以前，竟无王者享于岐山乎？“箕子”二字，本又读为“荄滋”（赵宾说）。且箕子被囚，在观兵以后，亦无实据。《彖》传“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并未明言箕子之被办囚奴，且不必被囚然后谓之明夷也。东邻、西邻，不过随意称说，安见东邻之必为纣、西邻之必为文王哉？据此三条，固不能谓爻辞必周公作矣。且《系辞》明言“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而不及周公之时。孔颖达乃谓文王被囚，固为忧患；周公流言，亦属忧患。此附会之语矣。余谓：据《左传》，纣囚文王七年，七年之时甚久，卦辞、爻辞，不过五千余字，以七年之久，作五千余字，亦未为多，故应依太史公说，谓为文王作，则与《系辞》相应。

《周易》

文王作《易》之时，在官卜筮之书有《连山》《归藏》，文王之《易》与之等列，未必视为独重。且《周易》亦不止一部。《艺文志》六艺略首列《周易》十二篇；数术略蓍龟家又有《周易》三十八卷。且《左传》所载筮辞，不与《周易》同者甚多。成季将生，筮得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秦缪伐晋，筮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皆今《周易》所无，解之者疑为《连山》《归藏》。然《左传》明言以《周易》筮之，则非《连山》《归藏》也。余谓此不足疑，三十八卷中或有此耳。今《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焦延寿作《易林》，以六十四自乘，得四千九十六条。安知周代无《易林》一类之书，别存于《周易》之外乎？盖《连山》《归藏》《周易》，初同为卜筮之书；上下二篇之《周易》与三十八卷之《周易》，性质相同，亦无高下之分，至孔子赞《易》，乃专取文王所演者耳。

《易》何以称《易》，与夫《连山》《归藏》，何以称《连山》《归藏》，此颇费解。郑玄注《周礼》曰：《连山》似山出内气变也；《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也。皆无可奈何，强为之辞。盖此二名本不可解。周易二字，周为代名，不必深论；易之名，《连山》《归藏》《周易》之所共。《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连山》《归藏》均称为《易》。然易之义不可解。郑玄谓易有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易简之说，颇近牵强，然古人说《易》，多以易简为言。《左传》：南蒯将叛，以《周易》占之，子服惠伯曰：“《易》不可以占险。”则易有平易之意，且直读为易（去声）矣。易者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则变易之义，最为易之确诂，惟不易之义，恐为附会，既曰易，如何又谓之不易哉？又《系辞》云：生生之谓易。此义在变易、易简之外，然与字义不甚相关。故今日说《易》，但取变易、易简二义，至当时究何所取义而称之曰《易》，则不可知矣。

孔子赞《易》之前，人皆以《易》为卜筮之书。卜筮之书，后多有之。如东方朔《灵棋经》之类是。古人之视《周易》，亦如后人之视《灵棋经》耳。赞《易》之后，《易》之范围益大，而价值亦高。《系辞》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大道，如斯而已者也。”孔子之言如此。盖发展社会、创造事业，俱为《易》义所包矣。此孔子之独识也。文王作《易》，付之太卜一流。卜筮之徒，不知文王深意，至孔子乃视为穷高极远，于是《周易》遂为六经之一。秦皇焚书，以《易》为卜筮之书，未之焚也。故自孔子传商瞿之后，直至田何，中间未尝断绝；不如《尚书》经孔子删定之后传授不明，至伏生，突然以传《书》著称；亦不如《诗经》删定之后，传授不明，至辕固生、韩婴等突然以传《诗》著称也——《鲁诗》虽云浮丘伯受于荀卿，而荀卿之前不可知；《毛诗》虽云传自子夏，然其事不见于《艺文志》，亦不见于《汉书·儒林传》。唯《易》之传授最为清楚：自商瞿一传至桥庇子庸；二传至馯臂子弓，三传至周丑子家，四传至孙虞子乘，五传而至田何。其历史明白如此，篇章亦未有阙脱（《艺文志》：《周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向来说经者，往往据此疑彼，惟《易》一无可疑。以秦火未焚，汉仍完整也。欧阳修经学疏浅，首疑《系辞》非孔子作，以为《系辞》中有子曰字，决非孔子自道。然《史记》自称太史公曰，太史公下腐刑时，已非太史令矣，而《报任少卿书》犹自称太史公；即欧阳修作《秋声赋》亦自称欧阳子，安得谓《史记》非太史公作、《秋声赋》非欧阳修作哉？商瞿受《易》之时，或与孔子问答，退而题“子曰”字，事未可知，安得径谓非孔子作哉？欧阳修无谓之疑，犹不足怪，后人亦无尊信之者。近皮锡瑞经学颇有功夫，亦疑《易》非文王作，以为卦辞、爻辞皆孔子作，夫以卦辞、爻辞为孔子作，则《系辞》当非孔子作矣。然则《系辞》谁作之哉？皮氏于此未能明言。夫《易》自商瞿至田何，十二篇师师相传，并未有人增损。晋人发冢，得《周易》上下经，无十翼。此不足怪，或当时但录经文，不录十翼耳。《系辞》明言“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如上下经为孔子作，则不得不推翻此二语。且田何所传，已有《系辞》，田何上去孔子，不及三百年，亦如今之去顾亭林耳。人纵疏于考证，必不至误认顾亭林书为唐宋人书也。又，文言二字，亦有异解。梁武帝谓“文言者，文王之言”也。今按：“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此五十字为穆姜语，唯“体仁”作“体信”略异。穆姜在孔子前，故梁武帝谓为文王之言。然文王既作卦辞曰“元、亨、利、贞”，而又自作文言以解之，恐涉词费，由今思之，或文王以后，孔子以前说《易》者发为是是言，而孔子采之耳。所以题曰“文言”者，盖解释文王之言。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如孔子以前，但有六十四卦之名，亦何须数数披览、至于韦编三绝耶？必已有五千余字，孔子披览之勤，故韦编三绝也。陈希夷辈意欲超过孔子，创“先天八卦”之说，不知八卦成列由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而来，其方位见于《说卦》传（即陈希夷所谓后天八卦）。当时所观之天，为全世界共见之天，所观之地，则中国之地也。今以全地球言之，中国位东半球之东部，八卦方位，就中国所见而定。乾在西北者，中国之西北也；坤在西南者，中国之西南也。古人以北极标天，以昆仑标地。就中国之地而观之，北极在中国西北，故乾位西北。昆仑在中国西南，故坤位西南。正南之离为火，即赤道，正北之坎为水，即翰海。观象、观法，以中国之地为本，故八卦方位如此，后之先天八卦，乾在南而坤在北，与天文、地理全不相应。作先天八卦者，但知乾为高明之象，以之标阳；坤为沉潜之象，以之标阴。遂谓坤应在北，乾应在南。不知仰观俯察，非言阴阳，乃言方位耳。《周礼》：“圜丘祭天，方泽祭地。”郑玄注：祭天谓祭北极、祭地谓祭昆仑。人以北极昆仑，分标天地，于此可见先天八卦为无知妄作矣。

《汉书·五行志》刘歆曰：“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而则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然不知所谓《图》《书》者何物也。至宋刘牧以《乾凿度》九宫之法为《河图》，又以生数、就成数依五方图之，以为《洛书》。更有《洞极经》亦言《河图》《洛书》，则如刘牧之说而互易之，以五方者为图，九宫者为书。然郑氏、虞氏说《易》，并不以九宫、五方为图、书。桓谭《新论》曰：“河图、洛书，但有朕兆而不可知。”是汉人虽说《河图》《洛书》，却未言图、书为何象，宋人说《易》，创为河洛及先天八卦图。朱晦庵《易本义》亦列此图。其实先天图书荒唐悠谬，要当以左道视之，等之天师一流可矣。

其余说《易》者，汉儒主象数，王弼入清谈。拘牵象数，固非至当；流入清谈，亦非了义（《乾》《坤》二卦，以及《既济》《未济》，以清谈释之，说亦可通。然其他六十卦，恐非清谈所能了也）。《系辞》云：“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谓“冒天下之道”，则佛法自亦在内。李鼎祚《集解序》云：“权舆三数，钤键九流。”详李氏此说，非但佛法在内，墨、道、名、法，均入《易》之范围矣。然李氏虽作此说，亦不能有所发明。孔颖达云：“《易》理难穷。虽复玄之又玄，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然《正义》依王、韩为说，往往杂以清谈。后之解者，因清谈而入佛法。虽为孔氏所不敢，然《易》理亦自包含佛法。论说经之正，则非不但佛法不可引用，即《老子》“玄之又玄”之语，亦不应取。如欲穷究《易》理，则不但应取老、庄，即佛亦不得不取。其他九流之说，固无妨并采之矣！

《礼记·经解》曰：“《易》之失，贼。”此至言也。尚清谈者，犹不致贼。如以施之人事，则必用机械之心太过，既不自觉为贼矣！盖作《易》者本有忧患，故曰“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若之何其不贼也。若蔡泽以亢龙说范雎，取范雎之位而代之，此真可谓贼矣。夫蔡泽犹浅言之耳。当文王被囚七年，使四友献宝，纣见宝而喜，曰：谮西伯者，乃崇侯虎也。则文王亦何尝讳贼哉！论其大者、远者，所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是矣。“冒天下之道”者，权舆三教也；“开物成务”者，钤键九流也。然不用权谋，则不能开物成务；不极玄妙，则不能冒天下之道。管辂谓，善《易》者不言《易》。然则真传《易》者，正恐不肯轻道阴阳也。以上讲《周易》大概。

《尚书》分六段讲：一、命名；二、孔子删《书》；三、秦焚《书》；四、汉今古文之分；五、东晋古文；六、明清人说《尚书》者。

孔颖达《尚书注疏》

一、命名。周秦之《书》，但称曰《书》，无称《尚书》者。《尚书》之名，见于《史记·五帝本纪》《三代世表》及《儒林》传。《儒林》传云：伏生以二十九篇“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又云：“孔氏有古文《尚书》。”则今古文皆称《尚书》也。何以称之曰《尚书》？伪孔《尚书序》云：“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此言不始于伪孔，马融亦谓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而郑玄则以为孔子尊而命之曰《尚书》。然孔子既命之曰《尚书》，何以孔子之后，伏生之前，传记子书无言《尚书》者？恐《尚书》非孔子名之，汉人名之耳。何以汉人名之曰《尚书》？盖仅一书字不能成名，故为此累言尔。《书》包虞、夏、商、周四代文告，马融独称虞者，因《书》以《尧典》《舜典》开端，故据以为名，亦犹《仪礼》汉人称《士礼》耳（《仪礼》不皆士礼，亦有诸侯、大夫礼，所以称《士礼》者，以其首篇为《士冠礼》也）。哀、平以后，纬书渐出，有所谓《中候》者（汉儒谓孔子定《书》一百二十篇，百两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中候”，官名。以中候对尚书，则以尚书为官名矣（汉尚书令不过千石，分曹尚书六百石，位秩虽卑，权任实大。北军中候六百石，掌监五营。汉人以为文吏位小而权大者尚书，武臣位小而权大者中候，故以为匹）。此荒谬之说，不足具论。要之，《尚书》命名，以马融说为最当。

二、删书。孔子删《书》，以何为凭？曰：以《书序》为凭。《书序》所有，皆孔子所录也。然何以知孔子删《书》而为百篇，焉知非本是百篇而孔子依次录耶？曰：有《逸周书》在，可证《尚书》本不止百篇也。且《左传》载封伯禽、封唐叔皆有诰。今《书》无之，是必为孔子所删矣。至于《书》之有序，与《易》之有《序卦》同。《序卦》孔子所作，故汉人亦以《书序》为孔子作。他且勿论，但观《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是太史公已以《书序》为孔子作矣（《夏本纪》多采《书序》之文）。《汉书·艺文志》本向、歆《七略》，亦曰：“《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是刘氏父子亦以《书序》为孔子作矣。汉人说经，于此并无异词。然古文《尚书》自当有序，今文则当无序，而今《熹平石经》残石，《书》亦有序，甚可疑也。或者今人伪造之耳。何以疑今文《尚书序》伪也？刘歆欲立古文时，今文家诸博士不肯，谓《尚书》唯有二十八篇，不信本有百篇，如有《书序》，则不至以《尚书》为备矣。《书序》有数篇同序，亦有一篇一序者。《尧典》《舜典》，一篇一序也。《大禹谟》《皋陶》《弃稷》三篇同序也。数篇同序者，《书序》所习见，然扬子《法言》曰：昔之说《书》者序以百，而《酒诰》之篇俄空焉。盖《康诰》《酒诰》《梓材》三篇同序，而扬子以为仅《康诰》有序，《酒诰》无序，或者《尚书》真有无序之篇，以《酒诰》为无序，则《梓材》亦无序。今观《康诰》曰：“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王者，周公代王自称之词，故曰“孟侯，朕其弟”矣。《酒诰》称“（成）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今文如此，古文马、郑、王本亦然。马融之意，以为“成”字后录者加之。然康叔始封而作《康诰》，与成王即政而作《酒诰》，年代相去甚久，不当并为一序。故扬子以为《酒诰》之篇俄空焉。不但《酒诰》之序俄空，即《梓材》亦不能确知为何人之语也。

汉时古文家皆以《书序》为孔子作，唐人作五经《正义》时，并无异词，宋初亦无异词。朱晦庵出，忽然生疑。蔡沈作《集传》，遂屏《书序》而不载。晦庵说经本多荒谬之言，于《诗》不信小序，于《尚书》亦不信有序。《后汉书》称卫宏作《诗序》。卫宏之序，是否即小序，今不可知，晦庵以此为疑，犹可说也。《书序》向来无疑之者，乃据《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一语而疑之，以为如王为成王，则不应称康叔为弟；如为周公，则周公不应称王，心拟武王，而《书序》明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知其事必在武康叛灭之后，决非武王时事。无可奈何，乃云《书序》伪造。不知古今殊世，后世一切官职，皆可代理，惟王不可代；古人视王亦如官吏，未尝不可代。生于后世，不能再见古人。如生民国，见内阁摄政，而布告署大总统令，则可释然于周公之事矣。《诗》是文言，必须有序，乃可知作诗之旨；《书》本叙事，似不必有序，然《尚书》有无头无尾之语，如《甘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未明言谁与谁大战；又称“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亦不明言王之为谁。如无《书序》，“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一语，真似冥冥长夜，终古不晓矣（孔子未作《书序》之前，王字当有异论，其后《墨子》所引《甘誓》以王为禹）。《商书序》称王必举其名，本文亦然。《周书》与《夏书》相似，王之为谁，皆不可知。《吕刑》穆王时作，本文但言王享国百年，序始明言穆王。如不读序，从何知为穆王哉？是故，《书》无序亦不可解。自虞、夏至孔子时，《书》虽未有序，亦必有目录之类，历古相传，故孔子得据以为去取。否则，孔子将何以删《书》也？《书序》文义古奥，不若《诗序》之平易，决非汉人所能伪造。自《史记》已录《书序》原文，太史公受古文于孔安国，安国得之壁中，则壁中《书》已有序矣。然自宋至明，读《尚书》者，皆不重《书序》，梅鷟首发伪古文之复，亦以《书序》为疑。习非胜是，虽贤者亦不能免。不有清儒，则《书序》之疑，至今仍如冥冥长夜尔。

孔子删《书》，传之何人，未见明文。《易》与《春秋》三传，为说不同，其传授源流皆可考。《诗》《书》《礼》则不可知（子夏传《诗》，未可信据）。盖《诗》《书》《礼》《乐》，古人以之教士，民间明习者众，孔子删《书》之时，习《书》者世多有之，故不必明言传于何人。《周易》《春秋》，特明言传授者，《易》本卜筮之书，《春秋》为国之大典，其事秘密，不以教士（此犹近代实录，不许示人），而孔子独以为教，故须明言为传授也。伏生《尚书》何从受之，不可知。孔壁古文既出，孔安国读之而能通。安国本受《尚书》于申公（此事在伏生之后），申公但有传《诗》、传《穀梁》之说，其传《尚书》事，不载本传，何所受学，亦不可知。盖七国时通《尚书》者尚多，故无须特为标榜耳。

孔子删《书》百篇之余为《逸周书》，今考《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与《逸周书·世俘解》词句相近。疑《世俘解》即《武成篇》。又《箕子》一篇，录入《逸周书》，今不可见，疑即今之《洪范》。逸书与百篇之书文字出入，并非篇篇不同。盖《尚书》过多，以之教士，恐人未能毕读，不得不加以删节，亦如后之作史者，不能将前人实录字字录之也。删《书》之故，不过如此。虽云《书》以道事，然以其为孔子所删，而谓篇篇皆是大经大法，可以为后世模楷，正未必然。即实论之，《尚书》不过片断之史料而已。

《尚书》孔传卷第一

三、秦焚书。秦之焚书，《尚书》受厄最甚。揆秦之意，何尝不欲全灭六经。无如《诗》乃口诵，易于流传；《礼》在当时，已不甚行，不须严令焚之。故禁令独重《诗》《书》，而不及《礼》（李斯奏言：“有敢藏《诗》《书》，弃市”）。盖《诗》《书》所载，皆前代史迹，可作以古非今之资，《礼》《乐》，都不甚相关。《春秋》事迹最近，最为所忌，特以柱下史张苍藏《左传》，故全书无缺。《公羊传》如今之讲义，师弟问答，未著竹帛，无以烧之。《穀梁》与《公羊》相似，至申公乃有传授。《易》本卜筮，不禁。惟《尚书》文义古奥，不易熟读，故焚后传者少也。伏生所藏，究有若干篇，今不可知，所能读者，二十九篇耳。孔壁序虽百篇，今不可知，所能读者，二十九篇耳。孔壁序虽百篇，所藏止五十八篇。知《书》在秦时，已不全读，如其全读，何不全数藏之？盖自荀卿隆礼仪而杀《诗》《书》，百篇之书，全读者已少，故壁中《书》止藏五十八篇也。此犹《诗》在汉初虽未缺，而治之者，或为《雅》，或为《颂》，鲜有理全经者。又《毛传》《鲁诗》，皆以《国风》《大雅》《小雅》《颂》为四始，而《齐诗》以水、木、火、金为四始。其言卯、酉、午、戌、亥五际，亦但取《小雅》《大雅》而不及《颂》。盖杀《诗》《书》之影响如此。然则百篇之《书》，自孔壁已不具。近人好生异论，盖导原于郑樵。郑樵之意，以为秦之焚书，但焚民间之书，不焚博士官所藏。其实郑樵误读《史记》文句，故有此说。《史记》载李斯奏云：“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此文本应读：“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者”，何以知之？以李斯之请烧书，本为反对博士淳于越，岂有民间不许藏《诗》《书》而博士反得藏之之理？《叔孙通传》：“陈胜起山东，二世召博士诸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二世喜曰：‘善。’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曰：‘非所宜言。’”今案：“人臣无将”二语，见《公羊传》，于是《公羊》尚未著竹帛，然犹以“非所宜言”得罪，假如称引《诗》《书》，其罪不更重哉！李斯明言：“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如何博士而可藏《诗》《书》哉（李斯虽奏偶语《诗》《书》者弃市，然其谏二世有曰：“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此李斯前后相背处）！郑樵误读李斯奏语，乃为妄说，以归罪于项羽。近康有为之流，采郑说而发挥之，遂谓秦时六经本未烧尽，博士可藏《诗》《书》，伏生为秦博士，传《尚书》二十九篇，以《尚书》本只有二十九篇故（《新学伪经考》主意即此），二十九篇之外，皆刘歆所伪造。余谓《书序》本有《汤诰》，壁中亦有《汤诰》原文，载《殷本纪》中。如谓二十九篇之外，皆是刘歆所造，则太史公焉得先采之？于是崔适谓《史记》所载不合二十九篇者，皆后人所加（《史记探源》如此说）。由此说推之，凡古书不合已说者，无一不可云伪造。即谓尧舜是孔子所伪造，孔子是汉人所伪造，秦皇焚书之案，亦汉人所伪造，迁、固之流，皆后人所伪造，何所不可！充类至尽，则凡非目见而在百年以外者，皆不可信。凡引经典以古非今者，不必焚其书而其书自废。呜呼！孰料秦火之后，更有灭学之祸什佰于秦火者耶？

四、汉今古文之分。汉人传《书》者，伏生为今文，孔安国为古文，此人人所共知。《史记·儒林传》云：“伏生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其叙《尚书》源流彰明如此，可知伏生所藏，原系古文，无所谓今文也，且所藏不止二十九篇，其余散失不可见耳。晁错本法吏，不习古文，伏生之徒张生、欧阳生辈，恐亦非卓绝之流，但能以隶书迻写而已，以故二十九篇变而为今文也。其后刘向以中古文校伏生之《书》，《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文字异者七百有余。文字之异，或由于张生、欧阳生等传写有误，脱简则当由壁藏断烂，然据此可知郑樵、康有为辈以为秦火不焚博士之书谬。如博士之书可以不焚，伏生何必壁藏之耶？

《儒林传》称伏生得二十九篇，而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云：“《泰誓》后得，博士而赞之。”又，《论衡·正说篇》云：“孝宣皇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然则，伏生所得本二十九篇乎？抑二十八篇乎？余谓太史公已明言二十九篇，则二十九篇当可信。今观《尚书大传》有引《泰誓》语，《周本纪》《齐世家》亦有之。武帝时董仲舒、司马相如、终军辈，均太初以前人，亦引《泰誓》，由此可知，伏生本有二十九篇，不待武帝末与宣帝时始为二十九篇也。意者，伏生所传之《泰誓》，或脱烂不全，至河内女子发屋，才得全本。今观汉、唐人所引，颇有出《尚书大法》外者，可见以河内女子补亡，《泰誓》始全也。马融辈以为《左传》《国语》《孟子》所引，皆非今人之《泰誓》。《泰誓》称白鱼跃入王舟、火流为乌，语近神怪，以此疑今之《泰誓》。然如以今之《泰誓》为伏生所伪造，则非也。河内女子所得者，秦以前所藏，亦非伪造。以余观之，今之《泰誓》，盖当时解释《泰誓》者之言。《周语》有《泰誓故》，疑伏生所述，即《泰誓故》也。不得《泰誓》，以《泰誓故》补之，亦犹《考工记》之补冬官矣。然《泰誓》之文，确有可疑者。所称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何其诞也？武王伐纣，如有征调，当先下令。不征调而自来，不令而同时俱至，事越常理，振古希闻。据《乐记》，孔子与宾牟贾论大武之言曰：“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可见诸侯毕会，亦非易事。焉得八百诸侯，同时自来之事耶？此殆解释《泰誓》者张大其辞，以耸人听闻耳。据《牧誓》，武王伐纣，虽有友邦冢君，然誓曰：“逖矣，西土之人！”可知非西土之人，武王所不用也。又曰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均在周之南部，武王但用此南部之人，而不用诸侯之师者，以庸、蜀之师本在西方，亲加训练，而东方诸侯之师，非其训练者也。所以召东方诸侯者，不过壮声势、扬威武而已（此条马融疑之，余亦以为可疑）。又，观兵之说，亦不可信。岂有诸侯既会，皆曰可伐，而武王必待天命，忽然还师之理乎？是故，伏生《泰誓》不可信。若以《泰誓故》视之，亦如《三国志注》采《魏略》《曹瞒传》之类，未始可不为参考之助也。《泰誓》亦有今古文之别。“流为乌”，郑注：古文乌为雕。盖古文者河内女子所发，今文者伏生所传也（此古文非孔壁所得）。伏生发藏之后，张生、欧阳生传之。据《史记·娄敬传》，高帝时，娄敬已引八百诸侯之语。又，《陆贾传》称陆生时时前称说《诗》《书》，可见汉初尚有人知《尚书》者。盖娄敬、陆贾早岁诵习而晚失其书，故《儒林传》云“孝文时求为《尚书》者，天下无有”。“无有”者，无其书耳。然《贾谊传》称：谊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其时在文帝之前。《诗》本讽诵在口，《尚书》则必在篇籍矣。可知当时传《书》者不仅伏生一人，特伏生为秦博士，故著名尔。

《尚书》在景帝以前，流传者皆今文。武帝初，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孔安国献之（据《史记》《汉书》及《说文序》所引，所得不止《尚书》一种）。孔安国何以能通古文《尚书》？以其本治《尚书》也。伏生传《书》之后，未得壁经之前，《史记》称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安国、周霸，皆申公弟子。申公之治《尚书》于此可见。贾谊本诵《诗》《书》，故其孙嘉亦能治《尚书》），孔安国为博士，以《书》教授。倪宽初受业于欧阳生，后又受业于安国。所以然者，以欧阳生本与孔安国本不同耳。倪宽之徒，为欧阳高，大小夏侯。欧阳、大小夏侯三家本之倪宽，而倪宽本之孔安国。孔安国非本之伏生，则汉之所谓今文《尚书》者，名为伏生所传，实非伏生所传也。三家《尚书》亦有孔安国说，今谓三家悉伏生，未尽当也。

今文《尚书》之名见称于世，始于三国，而非始于汉人。人皆据《史记·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一语，谓孔安国以今文《尚书》翻译古文。此实不然。《汉书》称“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谓以隶书读古文耳。孔安国所得者为五十八篇，较伏生二十九篇分为三十四篇者，实多二十四篇。二十四篇中《九共》九篇，故汉人通称为十六篇。孔安国既以今文字读之，而《史记》又谓《逸周书》得十余篇，《尚书》兹多于是。可知孔安国非以伏生之《书》读古文也。盖汉初人识古文者犹多，本不须伏生之《书》对勘也。

孔安国之《书》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涂恽。自孔至王、涂凡五传。王、涂至王莽时，古文《尚书》立于学官。涂传东汉贾徽。太史公从孔安国问，《汉书》称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然太史公所传者，不以伏生为限。故《汤诰》一篇，《殷本纪》载之。

哀帝时刘歆欲以古文《尚书》立学官，博士不肯（博士抱残守缺，亦如今之教授已不能讲，不愿人讲也）。歆移书让之，王莽时，乃立于学官，莽败，说虽不传，《书》则具存。盖古文本为竹简，经莽乱而散失，其存者惟传抄本耳。东汉杜林，于西州（天水郡，今甘肃秦州）得漆书一篇，林宝爱之，以传卫宏、徐巡（杜林所得必为王莽乱后流传至天水郡者。其后，马、郑犹能知逸《书》篇数，郑玄、许慎亦能引之者，盖传写犹可见，而真本则已亡矣），后汉讲古文者自此始（杜林非由孔安国直接传授，早岁学于张敞之孙张竦。林之好古文，盖渊源于张氏）。其后，马融、郑玄注《尚书》，但注伏生所有，不注伏生所无，于孔安国五十八篇不全注。马融受之何人不可知，惟贾逵受《书》于父徽，逵弟子许慎作《说文解字》。是故，《说文》所称古文《尚书》，当较马、郑为可信，然其中亦有异同。今欲求安国正传，惟《史记》耳。《汉书》云，迁书《尧典》五篇为古文说，然《五帝本纪》所载《尧典》与后人所说不同。所以然者，杜林所读与孔安国本人不甚同也。《说文》圛以下称“《尚书》曰：‘圛。’圛，升云，半有半无。”据郑玄注称古文《尚书》以涕为圛，而《宋微子世家》引《洪范》“曰雨、曰济、曰涕”，字作“涕”。是太史公承孔安国正传，孔安国作“涕”，而东汉人读之为圛，恐是承用今文，非古文也。自清以来，治《尚书》者皆以马、郑为宗，段玉裁作《古文尚书撰异》，以为马、郑是真古文，太史公是今文。不知太史公之治古文，《汉书》具有明文。以马、郑异读，故生异说耳。

古文家所读，时亦谓之古文。此义为余所摘发。治古文者，不可不知。盖古文家传经，必依原本抄写一通，马融本当犹近真，郑玄本则多改字。古文真本，今不可见，唯有《三体石经》，尚见一斑。《三体石经》为邯郸淳所书，淳师度尚，尚治古文《尚书》。邯郸淳之本，实由度尚而来。据卫桓《四体书势》称，魏世传古文者，唯邯郸淳一人。何以仅得邯郸淳一人，而郑玄之徒无有传者？盖郑玄晚年，书多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故传古文者，仅一邯郸淳也。今观《三体石经》残石，上一字为古文，中一字为篆文，下一字为隶书。篆书往往与上一字古文不同。盖篆书即古文家所读之字矣。例如《三体石经·无逸篇》“中宗之中”，上一字为中，下一字为仲，此即古文家读“中，仲也”。考华山碑，亦称宣帝为中宗。欧阳修疑为好奇，实则汉人本读中为仲也。

今文为欧阳、大小夏侯为三家，传至三国而绝。然蔡邕《熹平石经》犹依今文。今欲研究今文，只可求之《汉书》《后汉书》及汉碑所引。然汉碑所引，恐亦有古文在。

五、东晋古文。今之《尚书》，乃东晋之伪古文（据《尚书正义》引《晋书》，定为郑冲所作），以马、郑所有者分《尧典》为《舜典》（《舜典》，《书序》中本有），更分《皋陶谟》为《益稷》，又改作《泰誓》，此外又伪造二十五篇。不但伪造经，且伪造传（亦称孔传）。自西晋开始伪造以后，更四十余年，至东晋梅赜始献之。字体以古文作隶书，名曰隶古定。人以其多古字，且与《三体石经》相近，遂信以为真孔氏之传，于是，众皆传之。甚至孔颖达作《尚书正义》，亦以马、郑为今文矣。

梅赜献书之时，缺《舜典》一篇，分《尧典》“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之首。至齐建武四年姚方兴献《舜典》，于“慎徽五典”之上加“曰若稽古，帝舜”等十二字，而梁武帝时为博士，议曰：“孔序称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误。”《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错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然其后江南皆信梅书，惟北朝犹用郑本耳。隋一天下，采南朝经说，乃纯用东晋古文，即姚方兴十二字本也。其后又不知如何增为二十八字，今注疏本是已。

东晋古文，又有今文、古文之分，以隶古定传授不易，故改用今文写之，传之者有范宁等。唐玄宗时，卫包以古文本改为今文，用隶书写之，唐石经即依是本，然《经典释文》犹未改也（宋开宝初始改）。唐宋间亦多有引古文《尚书》者，如颜师古之《匡谬正俗》，玄应之《一切经音义》，郭忠恕之《汗简》，徐锴之《说文系传》皆是。宋仁宗时，宋次道得古文《尚书》，传至南宋，薛季宣据以作训，而段玉裁以为宋人假造，然以校《汗简》及足利本《尚书》，均符合。要之，真正古文，惟《三体石经》可据。东晋古文则以薛季宣本、敦煌本、足利本为可据耳。

《尚书义考》孔传卷第一

六、明清人说《尚书》者。明正德时，梅鷟始攻东晋古文之伪。梅鷟之前，吴棫、朱熹，亦尝疑之，以为岂有古文反较今文易读之理？至梅鷟出，证据乃备（梅鷟不信孔安国得古文《尚书》，以为东晋古文即成帝时张霸伪造之《百两篇》，然校《汉书》原文，可知其误。张霸之《百两篇》，分析众篇，略加首尾而已。东晋古文，非从二十九篇分出，自非张霸本也。此梅鷟之误）。清康熙时，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始知郑康成《尚书》为真本。阎氏谓《孟子》引父母使舜完廪一段为《舜典》之文，此说当确。惠栋《古文尚书考》，较阎氏为简要。其弟子江声（艮庭）作《尚书集注音疏》，于今文、古文不加分别。古文“钦明文思安安”，今文作“钦明文塞宴宴”，东晋古文犹作“钦明文思安安”，江氏不信东晋古文，宁改为“文塞宴宴”，于是王鸣盛（西庄）作《尚书后案》，一以郑康成为主，所不同者，概行驳斥，虽较江为可信，亦非治经之道。至孙星衍作《尚书今古文注疏》，古文采马、郑本，今文采两《汉书》所引，虽优于王之墨守，然其所疏释，于本文未能联贯。盖孙氏学力有余，而识见不足，故有此病。今人以为孙书完备，此亦短中取长耳。要之，清儒之治《尚书》者，均不足取也。今文家以陈寿祺、乔枞父子为优。凡汉人《书》说，皆入网罗，并不全篇下注，亦不问其上下文义合与不合。所考今文，尚无大谬。其后魏源（默深）作《书古微》，最为荒谬。魏源于陈氏父子之书，恐未全见，自以为采辑今文，其实亦不尽合。源本非经学专家，晚年始以治经为名，犹不足怪。近皮锡瑞所著，采陈氏书甚多。陈氏并无今古是否之论，其意在网罗散失而已。皮氏则以为今文皆是，古文皆非。其最荒谬者，《史记》明引《汤诰》（在伏生二十九篇之外），太史公亦明言“年十岁，诵古文”，而皮氏以为此所谓古文，乃汉以前之书，非古文《尚书》也，此诚不知而妄作矣。古文残阙，《三体石经》存字无几，其他引马、郑之言，亦已无多，然犹有马、郑之绪余在。今日治《书》，且当依薛季宣《古文训》及日本足利本古文，删去伪孔所造二十五篇，则本文已足。至训释一事，当以“古文《尚书》读应《尔雅》”一言为准。以《尔雅》释《书》，十可得其七八，斯亦可矣。王引之《经义述闻》，解《尚书》者近百条；近孙诒让作《尚书骈枝》，亦有六七十条：义均明确，犹有不合处。余有《古文尚书拾遗》，自觉较江、王、孙三家略胜。然全书总未能通释，此有待后贤之研讨矣。

古人有言：“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训诂之道，虽有古今之异，然造语行文，无甚差池，古人决不至故作不可解之语。故今日治《书》，当先求通文理。如文理不通，而高谈微言大义，失之远矣。不但治经如此，读古书无不如此也。

《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先有志而后有诗。诗者，志之所发也。然有志亦可发为文。诗之异于文者，以其可歌也。所谓歌永言，即诗与文不同之处。永者，延长其音也。延长其音，而有高下洪纤之别，遂生宫、商、角、徵、羽之名。律者，所以定声音也。既须永言，又须依永，于是不得不有韵（急语无收声，收声即有韵，前后句收声相同即韵也）。诗之有韵，即由歌永言来。

《虞书》载“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二歌。可见尧、舜时已有诗。《尚书大传》有《卿云之歌》。汉初人语未必可信。《乐记》云：“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今所传《南风歌》出王肃《家语》，他无所见，亦不可信。唐、虞之诗，要以二《典》所载为可信耳。郑康成《诗谱序》云：“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而今《尚书》载《五子之歌》，可知其为晋人伪造也。《诗谱序》又云：“降及商王，不风不雅。”此谓商但有《颂》，《风》《雅》不可见矣。《周礼·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赋、比、兴与风、雅、颂并列，则为诗体无疑。今《毛传》言兴者甚多，恐非赋比，兴之“兴”耳。赋体后世盛行，《毛传》以升高能赋为九能之一，谓之德音。周末屈原、荀卿俱有赋。赋既在风、雅、颂之外，比、兴当亦若是。惟孔子删诗，存风、雅、颂而去赋、比、兴。《郑志》答张逸问，“赋、比、兴，吴季札观诗已不歌”。盖不歌而诵谓之赋。赋不可歌，与风、雅、颂异，故季札不得闻也（比、兴不知如何）。赋、比、兴之外，又有《九德之歌》，《左传》郤缺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合之为十五种。今《诗》仅存风、雅、颂三种。

《诗大序》：“风，风也”，“雅，正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风有讽喻之义，雅之训正，读若《尔雅》之“雅”，然风、雅、颂之“雅”，恐本不训“正”。《说文》：“疋，古文以为《诗·大疋》字。”一曰，疋即今疏字。然则诗之称疋，纪事之谓，亦犹后世称杜工部诗曰“诗史”。故“大雅”、“小雅”无非纪事之诗，或谓雅即雅乌。孔子曰：“乌，盱呼也。”李斯《谏逐客书》：“击甕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杨恽《报孙会宗书》：“家本秦也，能为秦声”，“仰天拊缶，而呼乌乌。”秦本周地，故大小雅皆以“雅名”（所谓乌乌秦声者，即今之梆子腔也）。此亦可备一说。余意《说文》训“疋”为“记”，乃雅之正义，以其性质言也；雅、乌可为雅之别一义，以其声调言也。至“正”之一训，乃后起之义。盖以雅为正调，故释之曰正耳。

诗以四言为主，取其可歌，然亦有二言、三言以至九言者，惟不多见耳。今按：“肇禋”，二言也；“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九言也。一言太短，不可以歌，故三百篇无一言之诗。然梁鸿《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顾瞻帝京兮，噫！宫阙崔巍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则一言未始不可成句，或者三百篇中偶然无一言之句耳，非一言之句必不可歌也。

《诗经》而后，四言渐少。汉世五言盛行，唐则七言为多。八言、九言，偶一为之，三言惟汉《郊祀歌》用之。六言亦不多见。《汉书》所录汉之四言之作，有韦孟《谏诗》一首，《在邹诗》一首，韦玄成《自责诗》一首、《戒子孙诗》一首，西汉之作，传于世者，尽于此矣。魏武帝作《短歌》，犹用四言，虽格调有异《诗经》，然犹有霸气。至《文选》所录魏、晋间四言之作，语多迂腐。自是之后，四言衰歇，五言盛行。李白谓“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尤其靡也”，然所作《雪谗诗》讥刺杨妃，有乖敦厚之义，或故为大言以欺人耳。又杂言一体，《诗经》所有。汉乐府往往用之，唐人歌行亦用之。夫抒写性情，贵在自由，不宜过于拘束，如必句句字数相同，或不能发挥尽致。故杂言之作，未为不可。今人创新体诗，以杂言为主可也，但无韵终不成诗耳。（以上论《诗》之大概。）

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盖合六诗、九德之歌言之。孔子删诗，仅取三百余篇。盖以古诗过多，不能全读，故删之尔，或必其余皆不足观也。或谓孔子删《诗》与昭明之作《文选》有异。余意不然，《文选》为总集，《诗经》亦总集，性质正复相似，所谓“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者，决非未正以前，《雅》入《颂》，《颂》入《雅》也。《雅》主记事，篇幅舒长；《颂》主赞美，章节简短。但观形式，已易辨别。且其声调又不同，何至相乱，或次序颠倒，孔子更定之耳。

《诗经》

《风》《雅》有正、变（盛周为正，衰周为变），《颂》无正、变，因《风》《雅》有美有刺，《颂》则有美无刺也。《鲁语》闵马父之言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今《商颂》仅存五篇，其余七篇，或孔子时而已佚矣。据今《商颂》，有商初所作，亦有武丁时所作，而《周颂》皆成王时诗，后则无有。《孟子》曰：“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故颂声未息，周则成王以后无贤圣也。或以《鲁颂》为僭天子之礼。若然，孔子当屏而不录。孔子录之，将何以说？案《周官·籥章》：吹豳诗以逆暑迎寒，吹豳雅以乐田峻，吹豳颂以息老物。同为《七月》之诗，而风、雅、颂异名者，歌诗之时，其声调三变尔。《豳风》非天子之诗，而可称“颂”，则《鲁颂》称“颂”孔子录之，无可怪也。今观《泮水》《閟宫》之属，体制近雅而不近颂，若以雅为称，则无可讥矣。

《史记·孔子世家》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然则，今之《诗经》在孔子时无一不可歌也。《汉书·礼乐志》云：河间献王献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是其乐谱尚在。后则可歌者，惟《鹿鸣》《伐檀》等十二篇耳。近人以《鹿鸣》《伐檀》等谱一字一声，无抑扬高下之音，疑为唐人所作。然一定一声，不但《诗经》为然，宋词亦然。姜夔、张炎之谱可证也。一字之谱多声，始于元曲，古人未必如是，孔子曰：“放郑声。”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汉儒解“郑声”以为烦手踯躅之声。张仲景《伤寒论》云：“实则谵语，虚则郑声。”郑声者，重语也。可见汉人皆读郑为郑重之郑。郑声即一字而谱多声之谓。唐人所重十二诗之谱，一字一声，正是雅乐，无可致疑。（以上论《诗》之可歌）

《诗》以口诵，至秦未焚。汉兴有齐、鲁、毛、韩四家，齐、鲁、韩三家无笙诗，为三百五篇，毛有笙诗为三百十一篇。笙诗有其义而亡其辞，则四家篇数本相同也（笙诗六篇，殆如今之乐曲，有声音节奏而无文词）。所不同者，《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数句，三家所无，而毛独有，此其最著者也。其余文字虽有异同，不如《尚书》今古文之甚。以《诗》为口诵，故无形近之讹耳。

《鲁诗》出自浮丘伯，申公传之。鲁人所传，故曰《鲁诗》。《齐诗》传自辕固生，齐人所传，故曰《齐诗》。《韩诗》传自韩婴，据姓为称，故曰《韩诗》。齐、韩二家，当汉景帝时，在《鲁诗》之后。《毛诗》者，毛公所传，故曰《毛诗》。相传毛公之学出自子夏，三国时吴徐整谓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而陆玑则谓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李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由徐整之说，则子夏五传而至大毛公；由陆玑之说，则子夏七传而至大毛公。所以参差者，二家之言，互有详略耳（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苌，今之《诗传》乃大毛公所作，当称《毛亨诗传》，而世皆误以为毛苌，不可不正也）。

《诗经》景象

《毛诗·丝衣序》引高子曰：“灵星之尸也。”《维天之命》传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无极，而美周之礼也。”《宫》传引孟仲子曰：“是禖宫也。”高子、孟仲子并见《孟子》七篇中。或疑高子即高行子。高行子为子夏弟子，不当与孟子同时，然赵岐注云：高子年长，或高叟即高行子矣。赵注又云：孟仲子，孟子之从昆弟，学于孟子者也。然则孟子长于《诗》《书》，故高子、孟仲子之说皆为毛公所引。

《汉书·艺文志》谓齐、鲁、韩三家，咸非《诗》之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又云：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据此，知向、歆父子不信三家诗说。歆让太常博士，欲以《毛诗》立学官，而《七略》不称《毛诗》之优。今观四家之异同，其优劣可得而言，太史公言《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其言与《诗大序》“《关雎》，风之始也”语同。《诗大序》但举《雅》《颂》之名，而不言《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但云“是谓四始，《诗》之至也”者，盖由“《关雎》，《风》之始也”一语，可以类推其余耳。郑康成云：“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余谓毛意同史公，史公所引，多本《鲁诗》，《毛诗》传自荀子，《鲁诗》亦传自荀子，此其所以符合也。

《齐诗》与《鲁》《毛》全异，萧望之、翼奉、匡衡同事后苍，治《齐诗》。翼奉有五际、六情之语，不及四始。诗纬《泛历枢》称四始有水、木、火、金之语。谓《大明》水始，《四牡》木始，《嘉鱼》火始，《鸿雁》金始，其言甚不可解，恐东汉人所造，非《齐诗》本义。匡衡上书称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此言与《毛传》相同，并无水、木、火、金之语。可知《泛历枢》为后人臆说也。衡奏议平正，奉则有怪诞之语，虽与衡同师，而别有发明矣。如以水、木、火、金说四始，则《齐诗》竟是神话。四始《诗》之大义，而《齐诗》之说如此，以此知齐之不逮毛、鲁远也。然匡衡说《诗》，亦有胜于鲁、韩者。《鲁诗》说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齐诗》亦谓周康王后佩玉晏鸣，《关雎》叹之。匡衡上书，乃谓《周南》《召南》，被贤圣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此非以《关雎》为刺诗矣。盖《齐诗》由辕固数传而至后苍。苍本传《礼》。《乡饮酒礼》：“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燕礼》：“歌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仪礼》，周公所定，已有《周南·关雎》，知《关雎》非康王时所作。匡衡师事后苍，故其说《诗》，长于鲁、韩也。

齐、鲁、韩三家诗序不传，而毛序全存。如《左传》隐三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闵二年：“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毛序》所云，皆与《左传》符合，此毛之优于三家者也。又三家诗，皆有怪诞之语，毛则无有。即如“履帝武敏歆”，《尔雅》已有“敏，拇也”之训，而三家说皆谓姜嫄出野见巨人迹，践之身动如孕，而生后稷。《毛传》则以疾训敏，以帝为高辛氏之帝，从于帝而见于天，将事齐敏，不信感生之说。又如：“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若用感生之说，必谓上帝依姜嫄之身，降之精气，而《毛传》则谓上帝依其子孙。又如：“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毛传》之前，《墨子·明鬼》已引此诗，谓若鬼神无有，则文王既死，岂能在帝之左右哉！而《毛传》则谓文王在民上，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一扫向来神怪之说。盖自荀子作《天论》，谓圣人不求知天，神话于是摧破。《毛诗》为荀卿所传，即此可征。

《大序》，相传子夏所作，《小序》，毛公所作。郑康成之意，谓《小序》发端句，子夏作，其下则后人所益，或毛公作也。今按，《序》引高子曰：“灵星之尸也。”此语自当出子夏之后矣。《卫宏传》有“作诗序”语，故《释文》或云《小序》是东海卫敬仲所作。然卫宏先康成仅百年，如《小序》果为宏作，康成不容不知。由今思之，殆宏别为《毛诗序》，不与此同，而不传于后。或宏撰次诗序于每篇之首，亦通谓之作耳。汉人专说《毛诗》者，今存《郑笺》一种。马融《毛诗传》散佚已久，今可见者，惟《生民篇》《正义》所引言帝喾事为最详耳。（以上论三家诗与毛之不同。）

朱晦庵误解“郑声淫”一语，以为郑风皆淫，于是刺忽之诗，皆释为淫奔之作。陈止斋笑晦庵以彤管为行淫之具，城阙为偷期之所，今《集传》中无此语，盖晦庵自觉其非而删之矣。凡《小序》言刺者，晦庵一概目为淫人自道之词。自来淫人自道之词未尝无有，如六朝歌谣之类，恐未可以例《国风》。若“郑风”而为淫人自道之词，显背“无邪”之旨，孔子何以取之？昔昭明编辑《文选》，于六朝狎邪之诗，摈而不录。《高唐》《神女》《洛神》之属，别有托意，故录之（见《菿汉微言》）。昭明作《陶渊明集序》，谓《闲情》一赋，白璧微瑕。昭明尚然，何况孔子？晦庵之言，亦无知而妄作尔。

自晦庵作《集传》，说《诗》之风大变。清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反驳晦庵，其功不可没（吕东莱作《读诗记》，不以晦庵为然。晦庵好胜，谓东莱为毛、郑之佞臣）。后之治《毛诗》者，桐城马瑞辰作《毛诗传笺通释》，泾县胡承珙作《毛诗后笺》，长洲陈奂作《诗毛氏传疏》。马氏并重《传》《笺》，胡氏从《传》而不甚从《笺》，陈氏则全依《毛传》。治三家诗者（《齐诗》亡于三国；《鲁诗》亡于永嘉之乱；《韩诗》唐代犹存，今但存《外传》而已。三家至宋全亡，如三家诗不亡，晦庵作《集传》当不至荒谬如此），王应麟后，清有陈寿祺、乔枞父子。乔枞好为牵附，谓《仪礼》引《诗》，皆《齐诗》说；又谓《尔雅》为《鲁诗》之学，恐皆未然。要之，陈氏父子，虽识见未足，然网罗放失之功，亦不可没。其后，魏源作《诗古微》，全主三家。三家无序，其说流传又少，合之不过三十篇，谓之“古微”，其实逞臆之谈耳。

今治《诗经》，不得不依《毛传》，以其序之完全无缺也。诗若无序，则作诗之本意已不明，更无可说。三家诗序存者无几，无从求其大义矣。戴东原作《毛郑诗考证》，东原长于训诂之学，而信服晦庵，故考证未能全备。东原之外，治诗者皆宗《毛传》，陈氏父子，不过网罗放失而已。

《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左传》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今案：《仪礼》与安上治民有关。《周礼》则经国家、定社稷之书也。《周礼》初出曰《周官经》，刘歆始改称《周礼》，然《七略》犹曰《周官》，《汉书·艺文志》仍之。马融训释之作，亦称《周官传》，至郑康成以《周礼》名之，合《仪礼》《小戴记》为三礼。三礼之名，自郑氏始，今若以《大戴礼》合之，当称四礼。称三礼者，沿郑氏注也。

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称刘歆末年，知周公致太平之迹俱在《周官》，然当时今文家不肯置信。林硕以为黩乱不验之书，何休以为战国阴谋之书。今观《周礼》，知刘歆之言不谬。惟其书非一时一人之作，盖如历代会典，屡有增损（《唐六典》以及明清之《会典》，皆拟《周礼》。《六典》全依《周官》，《会典》虽稍异，然行文多模仿之迹，此亦有关文体。不学《周礼》，则官制说不清楚。亦如后之律书必拟汉律也）。创始之功，首推周公，增损之笔，终于穆王耳。今《逸周书》有《职方篇》，为穆王时作，而其文见于《周礼·夏官》，知周公以后、穆王以前，《周礼》一书，时有修改。穆王以后，则未见修改之迹也。何以言之？曰：《周礼》司刑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合二千五百条；而穆王作《吕刑》称五刑之属三千，较《周礼》多五百条。《吕刑》别行，以此知穆王晚年，已不改《周礼》也。《左传》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今《穆天子传》真伪未可知。然穆王好大喜功，观《职方氏》一篇可知也。《职方氏》言中国疆域，东西南北相距万里。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称要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依此推算，自王城至藩服之边，东西南北均五千里，为方万里，积一万万方里。蛮服以内为九州，以外为蕃国。九州以内，方七千里，积四千九百万方里。非穆王之好大，何以至此。《康诰》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是周公作洛时，无所谓要服。《康王之诰》称庶、邦、侯、甸、男、卫，亦无要服。不特此也，汉人迷信《王制》，《王制》曰：“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郑注云：“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为县内，余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余谓夏制不可知，殷制则不止方三千里。《酒诰》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罔敢湎于酒。是周初之制与商制无甚差异，皆侯、甸、男、采、卫五等，无所谓要服也。要服本为蛮服，不在九州之内。穆王好大喜功，故《职方》之言如此。《大行人》朝贡一节，与《职方氏》相应，当亦穆王所改。若巾车掌公车之政令、革路以封四卫、木路以封蕃国。可见周初疆域，至卫服而止，无所谓要服，此穆王所未改者也。夷、镇、藩三服，地域渺茫，叛服不常，安知其必为五百里？要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东西七千里，九州之大，恐无此数。今中国本部，最北为独石口，当北纬四十一度半；极南至于琼州，当北纬十八度。其中南北相去二十三度半，为里四千七百。周尺今不可知，若以汉尺作准，汉尺存者有虑虒尺，虑虒尺一尺，合清营造尺七寸四分，尺度虽古今不同，里法则古今不异。古之五服六千里，以七四比之，当四千四百四十里，与今四千七百里不甚相远。穆王加要服为七千里，以今尺计之，则为五千一百八十里，较今长三四百里，此由今中国本部，北至独石口，而古者陕西北部之河套亦隶境内（今属绥远）。河套之地，于汉为朔方、九原、定襄（朔方正傍黄河，周时“城比朔方”，此朔方与汉之朔方为近，非唐之朔方也），如并朔方计之，当有五千一百八十里。恐穆王时疆域亦未大于今日也。《汉书·地理志》：“郡县北至朔方，南至交趾（九真日南即今安南）。”而云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以今尺七四比之，有九千六百余里。自朔方以至日南，亦无此数。自此以后，言地域者，皆称南北万里、东西九千里。其实中国本部无此数，此后世粗疏，更甚于《周礼》也。测量之不精，自周至明，相差不远，惟周人不甚夸大、汉以后夸大耳。

测量之法，古人未精，西晋裴秀作官图，盖尝测量矣。所以不准者，以不知北极出地之法也。唐贾耽作《华夷图》及关中、陇右、山南、九州等图；至宋，略改郡县之名，刘豫阜昌七年刻之西安，一曰《禹迹图》，一曰《华夷图》，今尚完好。贾耽之作，亦由测量而来，然亦未准者，不知北极出地之法，一也；未免夸大，二也。北极出地之法，周人自未之知，因其不夸大，故所言里数与今相差不远耳。（以上言职方与周初疆域不同，明《周礼》非周公一时之作，周公之后屡有修改。）

管仲治齐，略变《周礼》之法，《小匡篇》及《齐语》并载桓公问为政之道，管子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远绩，以成其名。”《周礼》至穆王乃定，此亦一证。又，《周礼》萍氏掌国之水禁，几酒、谨酒，其法不甚严厉，其职殆如今卫生警察。如言《周礼》之作在周公时，则萍氏显违《酒诰》之文。《酒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不仅几酒、谨酒而已！此亦可见《周礼》之屡有修改，盖百余年中，不知修改若干次矣。

六官之制，古无异论。清金鹗作《求古录礼说》，言六官之制，实始于周。《曲礼》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此与《周官》不同，当为殷制。又云：王者设官，所以代天官，故其制必法乎天。三公以法三光，五官以法五行。引《左传》云：“五行之官，是谓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明自少皞、颛顼以来皆五官。余谓少皞、颛顼之制，确为五官，前乎此则未可知。至商，恐已六官矣。《曲礼》之言，不知何据。郑注《礼记》，凡与《周礼》不合者，皆曰夏殷之制。其实五官是否确为殷制，不可知也。余谓，与其据《曲礼》，不如据《论语》。《论语》云：“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何必高宗？古人之皆然。”此所谓冢宰，当如《周官》之冢宰，为六官之首。否则，百官何以听之？冢宰于《周礼》曰太宰。太宰之名，不见虞、夏之书，殆起于商。《说文》云：“宰，罪人在屋下执事者；从宀从辛，辛，罪也。”具食之官，见于《左传》者曰宰夫，或曰膳宰。《汉书》有雍太宰，为五时具食上官。宰本罪人之称，庖人具食，事近奴隶，故以宰为名。然太宰、小宰，位秩俱隆，而貤被宰名，当自伊尹始。《吕览·本味篇》称伊尹说汤以至味，极论水火调剂之事，周举天下鱼肉菜果之美，而结之曰：天子成则至味具。《史记·殷本纪》亦谓伊尹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二家之说与《孟子》“伊尹以割烹要汤”符合。据《文选》李善注引《鲁连子》曰：“伊尹负鼎佩刀以干汤，得意，故尊宰舍。”盖伊尹参与帷幄之谋，权势虽尊，本职则卑。后以其功高，而尊宰舍，故有太宰、冢宰之名耳。又《商颂》称伊尹为阿衡，《周书》曰保衡。保、阿，女师也。阿，《说文》作“妿”，在女子曰保阿，在男子亦曰阿衡、保衡，其为媵同也。伊尹为媵臣，故尊保阿；伊尹为庖人，故尊宰舍。此说虽为孟子所不信，然其为实事至明。周因殷礼，故设太宰之官。今观太宰所属之官，与清之内务府不远。惟司会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太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以受其货贿之入，为与国计有关。自余宫殿之官，如宫正之属；禁掖之官，如内宰之属；饮食之官，如膳夫之属；衣服之官，如司裘、掌皮之属，皆清内务府所掌也。周官三百六十，太宰所掌六十，位秩最崇，然治官之属，仅司会、大府为有关于国计者。以太宰本之殷制而来，其本职不过《周礼》膳夫、内宰二官。由饮食而兼司衣服，由禁掖而兼司宫殿。是故，周官太宰无所不掌，而属员仍冗官耳。后儒不明此理，谓周公防宦官用事，故立此制。不知宦官用事，必不在贵族执政之世、周公时贵族执政，断无主刑余擅权之理也（汉、唐、明三代，皆有刑余擅权之事，六朝则无。何则？贵族执政阶级严明，非刑余所得间也）。由此论之，天官冢宰，周袭殷制，后世未必可法。至春官宗伯主祭祀，非今之要职。地官司徒掌地方行政，兼司教育，如今内务、教育两部。夏官司马掌行军用兵，如今军政部。秋官司寇掌狱讼刑法，如今之司法部。皆立国要典，可资取法者也。（以上论六官之职）

何以汉儒谓《周礼》为黩乱不验之书也？以汉初经师之说，与《周礼》不同，故排弃之耳。《马融传》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案：马谓秦烧《周礼》独悉，其言太过。秦所最恶者为《诗》《书》而不及《礼》。孟子曰：“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可见《周礼》自七国时已不甚传。虽以孟子之贤，犹未之见。故其言封建与《周礼》全异（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礼》谓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汉初儒者未见《周礼》，而孟之说流传已久，故深信不疑（景帝末年河间献王始得《周礼》，《周礼》未出时，汉儒言封建者皆宗孟子，文帝时作《王制》亦采《孟子》为说）。又以贾谊有众建诸侯之论，故虽见《周礼》，亦不敢明说。周之五百里，为今三百七十里，其封域不过江、浙之一道，川、云之一府。汉初王国之广，犹不止此。夏、商二代，封国狭小，故汤之始征，四方风靡，文王伐崇戡黎，为时亦暂。以四邻本非强大，故得指顾而定之也。《逸周书·世俘解》称武王翦商，灭国六百余（孟子言灭国五十），若非小国寡民，安得数月之间灭国六百余乎？周公有鉴于此，故大封宗室，取其均势，以为藩屏。其弊至于诸侯争霸，互相争伐，而天子不能禁。以视武丁朝诸侯，有天下，如运诸掌，本末之势，迥乎不同。由此可知，商代封国尚无五百里之制也。贾谊患诸侯王尾大不掉，故不肯明征《周礼》。惟太史公《汉兴以来诸侯年表》云：“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汉书·韩安国传》，王恢与安国论辨，称秦缪公都雍地，方三百里，并与《周礼》相应。盖史公但论史事，王恢不知忌讳，故直举之耳。然孟子之言亦未为无据。周之封建，有功者，视其功之高下以为等级，无功则封地狭小。滕、薛皆侯国。滕，周所封；薛，夏所封。考其地不出今滕县一县，犹不及孟子所言之百里。齐、鲁、卫、燕，亦皆侯国，而封域不止四百里（齐，太公之后；鲁，周公之后；燕，召公之后。功业最高，故封地独大。卫包邶、鄘、卫三国，殷畿千里，皆为卫有）。盖于鲁、卫为褒有德，于齐、燕为尊勤劳。其地皆去周远，亦所以固吾圉也。以此知五百里、四百里之制，不过折衷言之，非不可斟酌损益也。明乎此义，则可知《周礼》非黩乱不验之书矣。至谓《周礼》为六国阴谋之书者，汉人信《孟子》，何休专讲《公羊》，故有此言耳。

后之论者，以王莽、王安石皆依《周礼》施政而败，故反对《周礼》。余谓二王致败之由，在不知《周礼》本非事事可法，只可师其意，而不可袭其迹。西汉之末，家给人足，天下艾安。莽之变法，可谓庸人扰之。宋神宗时，国势虽衰，民犹安乐，安石乃以变风俗、立法度为急，而其法又主于聚敛，宜其败矣。宇文周时关陇残破，苏绰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曰先治心，曰敦教化，曰尽地利，曰擢贤良，曰恤狱讼，曰均赋役。盖亦以《周礼》为本，终能斫雕为朴，变奢从俭。隋及唐初，胥蒙其福。贞观之治，基础于此。夫变法之道，乱世用之则治，治世用之则乱，况《周礼》不尽可为后世法乎？陈止斋、叶水心尊信《周礼》，当南宋残破之时而行《周礼》，或有可致治之理，然不可行之今日。何者？今外患虽烈，犹未成南宋之局，若再变法，正恐治丝而益棼耳。

孔子行礼图

《中庸》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器》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仪、经礼谓《周礼》也。威仪、曲礼谓《仪礼》也。《仪礼》篇目不至有三千，故郑康成云：其中事仪三千。然《汉志》言礼自孔子时而不具，《杂记》言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然则在孔子时，《仪礼》早有亡失。“三百”“三千”云者，约举其大数云尔。

秦燔书后，汉兴，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又于孔壁得《礼古经》五十六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以古“礼”仅存五十六篇，故学者无不重视《礼记》。今五十六篇又散佚矣。汉儒说经，为《仪礼》作注者绝少。马融但注《丧服》一篇，至康成乃注全经。自汉末以逮西晋，注《丧服》者，无虑二三十家，而注全经者，仅王肃一人而已。

大戴礼记

今人见《仪礼》仅存十七篇，以为《礼古经》五十六篇，除十七篇外，悉已散佚。此不然也。案：小戴记《投壶》《奔丧》二篇，郑《目录》云：实逸《曲礼》之正篇也。又，大戴记之《诸侯迁庙》《诸侯衅庙》《公冠》（《公冠》文简，是否全文，未可知，后附孝昭冠辞，文亦无多）三篇，皆当为逸礼之正篇。又郑注《内宰》，引《天子巡守礼》；注《司巫》《月令》，引《中霤礼》，其文虽少，亦《礼古经》之正篇，当在五十六卷之数。依是数之，则十七篇外，今可知者又有七篇，合之得二十四篇。《礼经》之文，平易可读，汉儒所以不注者，或以其繁琐太甚，或以通习者不多（西汉习礼者有鲁国桓公，见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其授受不可知）。盖汉人治经谨慎，非有师受，不敢妄说。康成但注十七篇者，亦以三十九篇先师未有讲说故耳。

礼书序次，大小戴及《别录》，彼此不同。其以《士冠》《士昏》《士相见》为次，则三家未有违异。郑氏次第，悉依《别录》。其经文有今古文之异者，郑于字从今者下注“古文作某”，从古者，下注“今文作某”。所谓今古文，非立说有异，不过文字之异耳。自汉以来，传《丧服》者独盛（马融而后，三国蒋琬亦作《丧服要记》一卷）。《小戴记》论《丧服》者十余篇，《大戴记》亦有论丧服变除之言，见《通典》所引。古人三年之丧，未葬，服斩衰，居倚庐，寝苫枕块；既葬，齐衰，居垩室；小祥以后，衰裳练冠，居外寝；大祥则禫服素冠，出垩室，始居内寝（《檀弓》言祥而缟，盖缟冠素纰也。素即白绢。《诗·桧风》：“素冠，刺不能三年也。”）禫服三月之后，则以墨经白纬为冠，得佩纷帨之属，寝有床，犹别内，始饮醴酒。逾月复吉，三年之礼乃成，此即所谓丧服变除。盖古人居丧，兼居处饮食言之，非专系于冠服也。汉人居丧尚合古法，故能精讲《丧服》。韩昌黎自比孟子，而言《仪礼》行于今者盖寡，沿袭不同，复之无由，考于今，诚无所用之，夫《仪礼》在后代可用者诚少，然昏礼至今尚用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之名，丧礼亦尚有古人遗意，冠礼至唐已废，乡饮酒礼，六朝至唐仍沿用之。昌黎疏于“礼”，故为此言耳。《丧服》一篇，自汉末以至六朝、讲究精密，《通典》录其论议，多至二三十卷。其中疑难，约有数端。出妻之子为母期，而嫁母之有服、无服，《仪礼》未有明文。或以为应视出母，或以为嫁由自绝，与被出有异。又为人后者，议论纷繁。《传》曰：“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大宗不可以绝，故族人以支子后大宗。汉代王侯往往以无子国除，此不行古代后大宗之礼也。否则，王侯传国四五代，必有近支可承，何至无子国除？迨元始时，始令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无子而有孙、若子、同产子者，皆得以为嗣。师古曰：“子同产子者，谓养昆弟子之为子者。”如诸葛亮以兄子为子，皇甫谧出后其叔，此皆非后大宗，与《仪礼》之“为人后”者不相应。《唐律》于此亦称养子。《开元礼》有为人后者，实即养子也。后人误以养子为即俗称之螟蛉子，因疑《唐律》既许养子，何以又有不许养异姓男一条。不知《唐律》所称养子是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也。《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降为齐衰不杖期，盖持重大于宗者，降其小宗也。然魏晋六朝人于三年之内不得嫁娶，即子女嫁娶亦所不许，曹公为子整与袁谭结婚，裴松之曰：“绍死至此不过周五月耳，谭虽出后其伯，不为绍服三年，而于再期之内以行吉礼，悖矣。”于此可见古人守礼之严。至今所谓养子者，魏时或为《四孤论》曰：“遇兵饥馑，有卖子者、有弃沟壑者、有生而父母亡，复无缌麻亲，其死必也者，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不举者。有家无儿，收养教训成人，则对于公妪育养者应有服否？”三国、两晋论议甚多，或以为宜服齐衰周，方之继父同居者，此议斟酌尽善，可补《仪礼》之阙。《仪礼》制于宗法时代，秦汉而后，宗法渐衰，自有可斟酌损益之处。《开元礼》亦有与《仪礼》不同者，《仪礼》父在为母齐衰期，武后时，改为父在为母齐衰三年；《仪礼》为祖父齐衰不杖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高祖之服则无有（或以为古人婚晚，玄孙不及见，高祖故无服，其说非是，恐高祖以上概括在曾祖之内），《开元礼》改为曾祖父母齐衰五月正服，为高祖父母齐衰三月加服。嫂叔本无服，盖推而远之也。唐太宗以同爨尚有缌麻之恩，增叔嫂小功五月义服。古人外亲之服皆缌，为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也。为舅缌，从服也。母之姐妹曰从母，而舅不可称从父，故为从母小功，以名加也。此亦古人之执著。《开元礼》改为舅及从母小功正服。综此四条，悉当情理。六朝人天性独厚，守礼最笃，其视君臣之义，不若父子之恩，讲论《丧服》，多有精义。唐人议礼定服，亦尚有法，不似后世之枉戾失中也。服有降服、正服、义服。斩衰无降服，衰以缕之粗细为等，斩者不缉也。为父正服，为君义服；故为父斩衰三升，为君三升半，父子之恩固重于君臣之义也。魏太子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耶？父耶？”众人纷纭，或父或君。邴原在座，不与此论。太子咨之于原，原悖然对曰：“父也！”南朝二百七十余年，国势虽不盛强，而维持人纪，为功特多。《丧服》一篇，师儒无不悉心探讨，以是团体固结，虽陵夷而不至澌灭。此所谓鲁秉周礼，未可取也。宋代理学家亦知讲求古礼，至明人而渐不能矣。今讲《仪礼》，自以《丧服》为最要。

《隋书·经籍志》云：“汉初，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至刘向校书，检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马融传小戴之学，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今《大戴记》存三十九篇，《小戴记》四十九篇。《投壸》《哀公问》两篇，二戴所同，合得八十六篇。《大戴》亡佚篇目，今不可考。钱晓徵以为《小戴》实止四十六篇，今《曲礼》《檀弓》《杂记》俱分上下，故为四十九篇；以《小戴》四十六，合《大戴》八十五，即古记之百三十一篇也。其说殊未谛。《乐记》二十三篇，本不在古记之数。今《乐记》断取十一篇为一篇，以入《礼记》。《月令》与《明堂位》同属《明堂阴阳记》，《大戴·盛德篇》亦应属《明堂阴阳记》。古记百三十一篇之数，决不如钱氏所举也。

又二戴所录，有非礼家之言。如大戴《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辩》《用兵》《少闲》七篇，采自《孔子三朝记》（唐人所引直称《三朝记》）。《汉志·儒家》：《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大戴录《曾子》《立事》以下十篇，而小戴之《中庸》《坊记》《表记》《缁衣》四篇，当为子思之书。又大戴《武王践阼》录自《太公阴谋》，《汉志》以太公入“道家”。此皆二戴所采诸子之文，凡二十二篇。又小戴《王制》，乃孝文帝令博士所作，大戴《公冠》后附孝昭冠辞，并非古记旧有，更去其属于《明堂阴阳记》及《乐记》者，删其复重《投壸》《哀公问》二篇，则二戴记中可说为古记之旧者，不及百三十一篇之半。又如通论之篇，若《儒行》《大学》等，是否在百三十一篇中，尚难言也。

《礼记》一书，杂糅今古文之说。《王制》一篇为今文家言，其言封建，采用《孟子》，言养老不知所据。惟《丧礼》《丧服》无今古文之异，《礼记》言此綦详。自明以来，读经所以应科举，以《丧礼》《丧服》不在程试范围，则删节不读。其实读《礼记》以《丧礼》《丧服》为最要。余如《儒行》《大学》《表记》《坊记》《缁衣》等篇，皆言寻常修己治人之道，亦无今古文之异。凡此，皆《礼记》之可信者。若言典章制度，则宜从古文不从今文，古文无谬误，今文多纰漏也。

三礼郑注之后，孔、贾之疏已为尽善，清人以贾疏尚有未尽，胡培翚作《仪礼正义》，孙诒让作《周礼正义》。由今观之，新疏自比贾疏更精。《礼记》孔疏理晰而词富，清儒无以复加，朱彬作《训纂》，不过比于补注而已。《大戴礼》自北魏卢辩作注，历千余年，论舛不可卒读，戴震校之，孔广森作《补注》，但阙佚已多耳。说《礼》者皆称“三礼”，而屏弃《大戴》不道。其实，《大戴礼》亦多精义，应与《小戴》并举，而称“四礼”。理学家最重《小戴》，以《大学》《中庸》并在其中故。独杨慈湖以为《大戴》多孔子遗言，所作《先圣大训》录《大戴记》特多。二戴记中《哀公问》《儒行》《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王言》诸篇，皆孔子一人之言。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汉志》不入《论语》家，独《三朝记》入《论语》家，殆以《三朝》七篇，文理古奥，与馀篇不同，或是孔子手作，或是孔子口说、弟子笔录者尔。

关于《春秋》者，余所著《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大旨略具，今所讲者，补其未备而已。

春秋经传集解

注释

1 本部分为章太炎《国学演讲录》第二章“经学略说”。

问《春秋》起于何时？曰：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皆在孔子之前。《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郑注云：谓若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是《春秋》起于周，非始于古代也。《左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孔疏云：鲁《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时事，发凡言例，皆是周公制之。然韩宣子云周礼在鲁者，所以美周公之德耳，非谓《易》《象》《春秋》是周公所作也。《春秋》备纪年、时、月、日，《尚书》往往有年有月有日而无时（惟“秋大获”一句纪时，其余不见），其纪年月日又无定例。如《书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此所谓十有一年者，以文王受命起数，非武王之纪元也。纪年之法，苟且如此，即为未有《春秋》编年之法之故。今人以为古圣制礼作乐，必无不能纪年之理。其实，非惟周公未知纪年之法，即孔子亦何尝思及本纪、世家、列传哉！太史公《三代世表》谓“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可见史公所见周秦以前书不少，而纪年各不同。今观《竹书纪年》（七国时书），自黄帝以来，亦皆有年数，而与王孙满所称“鼎迁于商，载祀六百”违异。此为古无纪年之作，后人据历推之（战国时有六家历，《汉书·律历志》所云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是也。《艺文志》春秋家有太古以来年纪二篇，当亦此类）。各家所推不同，故竹书所载与古语不符也。太史公不信谱牒，故于三代但作世表，共和以后，始著《十二诸侯年表》。《大戴礼·五帝德》称“宰予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如当时有纪年之书，宰予何为发此问哉？刘歆作《三统历》以说《春秋》，班氏以为推法密要。然周以前不可推，以古人历疏，往往有日无月，不能以月日推也。

《十二诸侯年表》，始于共和元年，余意《春秋》之作，即在共和之后。盖宣王即位，补记共和国时事，而有《春秋》也。观《十二诸侯年表》，诸侯卒与即位均书年，可见《春秋》编年之法即在此时发明者，于是厉王出奔，宣王未立，元年者，谁之元年乎？《春秋》以道名分，故书共和元年也。《墨子·明鬼》历举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而始于杜伯射宣王事。前乎此者，但征及《诗》《书》而已。可见宣王以前无《春秋》也。宣王中兴令主，不但武功昭著，即文化亦远迈前古。改古文为籀文，易纪事以编年，皆发明绝大者也。至列国之有《春秋》，则时有早晚，决非同时并作。《晋世家》记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当周宣王二十年，是晋于是始有《春秋》。其余各国皆在宣王之后。鲁之《春秋》，始于隐公元年，当平王四十九年，上去共和元年历一百一十九年。其所以始于隐公者，汉儒罕言其故。杜元凯谓平王东周之始王，隐公让国贤君，故托始于此。此殆未然。列国春秋，本非同时并作，鲁则隐公时始有《春秋》耳，非孔子有意托始于隐公也。后人以太史公“世家”首太伯，“列传”首夷、齐，推之《春秋》殆于鲁隐，其意正同。其实太史公或有此意，孔子则未必然。隐公但有让桓之言，而无其实事。云“使营菟裘，吾将老焉”者，不过寻常酬酢语耳，何尝真以国让哉！

周之史官有辛甲、尹佚。尹佚即史佚，其书二篇，《艺文志》入墨家。《吕氏春秋·当染篇》云：“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当作平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墨子之学，出于史角，由此可知史角即尹佚之后。鲁有《春秋》，殆自史角始矣。

《左传》所载五十凡例，杜氏以为周公之旧典，盖据传凡例谓之“礼经”，而谓此礼经为周公所制也。然时王之礼皆是礼经，岂必周公所制然后谓之“礼经”哉！余意五十凡例乃宣王始作春秋之时王朝特起之例。列国之史，其凡例由周室颁布抑列国自定，今不可知。要之，当时之礼即可谓之礼经，不必定是周公作也。

作史不得不有凡例，太史公、班孟坚之作有无凡例不可知。范蔚宗作《后汉书》则有之（《宋书·范晔传》云：“班氏任情无例，吾杂传论，皆有精意。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惟今不可见。唐修《晋书》，非一人之作，不得不立凡例以齐一之。宋修《新唐书》，吕夏卿有《唐书直笔新例》一卷（见《宋史·艺文志》）。《新唐书》本纪、志、表，皆欧阳修作；列传则宋祁作。二人分工，如出一手，凡例之效也。大抵一人之作，不愿以凡例自限，《春秋》本不定出一史官之手，无例则有前后错误之虞，故不得不立凡例。惟《左传》的举五十凡例，不知为周史所遗抑鲁史自定之耳。

自来论孔子修《春秋》之故者，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公羊传》曰：“君子曷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公羊之论较孟子为简赅。然《春秋》者，史也。即在盛世，亦不可无史。《尚书》纪事，略无年月，或颇有而多阙，仅为片断之史料。《春秋》始有编年之法，史法于是一变，故不可谓《春秋》之作专为拨乱反正也。宋儒以为《春秋》贵王贱霸，此意适与《春秋》相反。《春秋》详述齐桓、晋文之事，尚霸之意显然。孟子、公羊，同然一辞。虽孟子论人，好论人心，以五霸为假。然假与不假，《春秋》所不论也。贵王贱霸之说，三传俱无，汉人偶亦及之，宋儒乃极言之耳。三传事迹不同，褒贬亦不同，而大旨则相近。所谓绌周、王鲁、为汉制法者，《公羊》固无其语，汉儒附会以干人主，意在求售，非《春秋》之旨也。要之，立国不可无史，《春秋》之作，凡为述行事以存国性。以此为说，无可非难。今文化之国皆有史，惟不如中土详备。印度玄学之深，科学亦优，而其史则不可考。又如西域三十六国，徒以《汉书》有此一传，尚可据以知其大概，彼三十六国无史，至今不能自明其种类。中国之大，固不至如三十六国之泯焉无闻，然使其堕入印度则易。此史之所以可贵，而《春秋》之所以作也。

问鲁之《春秋》，孔子何为修之？曰：鲁之《春秋》，一国之史也。欲以一国之“春秋”，包举列国之“春秋”，其事不易。当时之史，惟周之“春秋”最备，以列国纪载皆须上之周室（《史记·六国表》谓“秦既得志，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可见七国时，列国之史犹藏周室）。孔子之作《春秋》，如欲包举列国之史，则非修周之“春秋”不为功。然周之《春秋》，孔子欲修之而不可得。鲁为父母之邦，故得修鲁之《春秋》耳。然鲁之《春秋》，局于一国，其于列国之事，或赴告不全，甚或有所隐讳，不能得其实事；既鲁史载笔，亦未必无误。如此则其纪载未必可信，不信则无从褒贬，不足传之后世。以故，孔子不得不观书于周史也。既窥百国之书，贯穿考核，然后能笔削一经尔。

春秋左传

嘉庆时，袁蕙纕据《左传》从赴之言，以孔子未尝笔削。然此可以一言破之：鲁史以鲁为范围，不得逾越范围而窜易之，使同于王室之史。孔子之修《春秋》，殆如今大理院判案，不问当事者事实，但据下级法庭所叙，正其判断之合法与否而已。传曰：“非圣人谁能修之？”焉得谓孔子无治定旧史之事哉！乾隆时重修《明史》，一切依王鸿绪《明史稿》，略加论赞。孔子之修《春秋》，亦犹是也。所以必观书于周史者，《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据此可知，孔子观周与修《春秋》之关系浅，与作《左传》关系深，然自孔子感麟制作，以讫文成，为时亦当一年，更逾年而孔子卒。古之学者，三年而通一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授弟子，恐非期月之间所能深通。今观仲尼弟子所著，如《曾子》十八篇，无一言及《春秋》者。太史公云：“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信矣！盖《春秋》与《诗》《书》《礼》《乐》不同，《诗》《书》《礼》《乐》，自古以之教人：《春秋》，官史之宝书，非他人所素习。文成一年，微言遂绝，故以子夏之贤，曾无启予之效。而太史公又谓七十子咸受传指，人人异端，盖之过矣。诚令弟子人人异端，则《论语》应载其说，传文何其阙如？尝谓《春秋》既成，能通其传指者甚少，亦如《太史公书》惟杨恽为能祖述耳。左丘明身为鲁史，与孔子同观周室，孔子作经，不暇更为之传，既卒，而弟子又莫能继其志。于是具论其事而作传耳。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案《说文》：“事，从史，之省声。”史所以记事，可知事即史也。《春秋》天子之事者，犹云《春秋》天子之史记矣。后人解《孟子》，以为孔子匹夫而行天子为事，故曰“罪我者其惟《春秋》”，此大谬也。周史秘藏，孔子窥之，而又泄之于外，故有罪焉尔。向来国史实录，秘不示人。明清两代，作实录成，焚其稿本，弃其灰于太液池。以近例远，正复相似。岂徒国史秘密，其凡例当亦秘密，故又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义即凡例之谓。窃取其义者，犹云盗其凡例也。孟子之言至明白，而后人不了其义，遂有汉儒之妄说。夫司马子长身为史官，作史固其所也。班孟坚因其父业而修《汉书》，即有人告私改作国史者，而被收系狱。《后汉书》亦私家之作，然著述于易代之后，故不以私作为罪。《新五代史》亦私家之作，所以不为罪者，徒以宋世法律之宽耳。若庄廷鑨私修《明书》，生前未蒙刑罪，死后乃至戮尸。国史之不可私作也如此。故孔子曰窃取、曰罪我矣。

孔子之修《春秋》，其意在保存史书，不修则独藏周室，修之则传诸其人。秦之燔书，周室之史一炬无存，至今日而犹得闻十二诸侯之事者，独赖孔子之修《春秋》耳。使孔子不修《春秋》，丘明不述《左传》，则今日之视春秋犹是洪荒之世已。（以上论孔子修《春秋》）

《公羊传》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此语不然。公羊在野之人，不知国史，以事实为传闻，其实鲁有国史，非传闻也。董仲舒、何休更以所见之世为著太平，所闻之世为见升平，所传闻之世为起衰乱，分二百四十二年以为三世，然《公羊》本谓“《春秋》拨乱世、反诸正”，是指二百四十二年皆为乱世也。

僖公经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左传》称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似传意以此为孔子所修。然《史记·晋世家》称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则知此乃晋史旧文，孔子据而录之耳。是故，杜氏以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是孔子新意，正未必然。惟《赵世家》云：“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叛。’”此当为孔子特笔。又，《左传》具论《春秋》非圣人不能修，盖以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为孔子特笔。外此，则孔子特笔治定者殆无几焉。《春秋》本史官旧文，前后史官意见不同，故褒贬不能一致。例如《史》《汉》二书，太史公所讥，往往为班孟坚所许，《春秋》之褒贬，当作如是观矣。宋人谓《春秋》本无褒贬（朱晦庵即如此说），则又不然。三传皆明褒贬，不褒贬无以为惩劝，乱臣贼子何为而惧也。胡安国谓圣人以天自处，故王亦可贬。此又荒谬之说也。晋侯、齐侯、贬称曰人，略之而已，无妨于实事。如称齐伯、晋伯，则名实乖违，夫岂其可？如胡氏之言，孔子可任意褒贬，则充类至尽，必至如洪秀全所为。洪秀全自称天王，而贬秦始皇曰秦始侯，贬汉高祖曰汉高侯，可笑孰甚焉？余意褒贬二字，犹言详略，天子诸侯之爵位略而不书，有贬云乎哉？

《春秋》三传者，《左氏》《公羊》《穀梁》是也。《史记》称《左氏》曰春秋，称《公》《穀》曰传。清刘逢禄据是谓《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刘歆等改左氏为传《春秋》之书。东汉以后，以讹传讹，冒名《春秋左氏传》，不知春秋固为史书之通称，而传之名号亦广矣。孟子常称“于传有之”，是凡经传无不可称传，孔子作《易》十翼，后人称曰彖传、象传、文言传、系辞传是也。左氏之初称传与否，今莫能详。太史公云：“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此谓丘明述传，本以说经。故桓谭《新论》（《太平御览》引）云：“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焉得谓是《晏子》《吕览》之比？盖左氏之旨，在采集事实，以考同异、明义法，不以训故为事，本与其余释经之传不同。《春秋》不须训故，即《公》《穀》亦不得训故也。

左秋明

《春秋》经十二公，何人所题（《三体石经》今存立公篇题）？哀公经又何人所题？是当属左氏无疑。《汉志》：《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此因《公》《穀》合闵于庄，而《左氏》则庄、闵各卷，故《公》《穀》十一，而《古经》十二也。闵公历年不久，篇卷短少，故合之于庄，乃何休则以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不以凿乎？

《汉志》：《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是经、传别行。杜元凯作注，始合经传而释之。昔马融作《周官传》，就经为注。康成注《易》以十翼合之于经，皆所以便讽籀耳。《论衡·案书篇》云：“《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而《汉志》称孔壁所得止有《尚书》《礼记》《论语》《孝经》。《说文序》云：“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张苍所献者，是否经传合编，则不可知。今《左氏》经文已经后师用《公》《穀》校改，观《三体石经》与今本不同可知也。《儒林传》称贾谊为《左氏传训故》，是《左传》先恭王坏壁而出，《说文序》云张苍献之，是也。

唐赵匡云：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而刘歆以为《春秋左氏传》是丘明所为耳。案：昔人所以致疑于左氏者，以《左传》称鲁悼公之谥。鲁悼之卒，后于获麟五十年。又称赵襄子之谥，赵襄之卒，更在其后四年。如左氏与孔子同时，不至如此老寿。然考仲尼弟子，老寿者多。《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称子夏少孔子四十岁，《六国表》称魏文侯十八年受经子夏，时子夏一百一岁矣。至文侯二十五年，子夏一百有八，《魏世家》犹有受经艺之文。假令左氏之年与子夏相若，所举谥号在鲁元初年，其时不过八十余年，未为笃老也。又《吕氏春秋·长利篇》载南宫括与鲁缪公论辛宽语。缪公之卒，上距元公之初五十余年，南宫得见缪公，则何疑于左氏之不逮元公也。刘向《别录》称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案：《吕氏春秋·当染篇》《史记》列传，皆称吴起学于曾子（《檀弓》亦称曾申为曾子）；《说苑·建本篇》称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则起受《左氏春秋》于曾申可信（起死在鲁缪公二十七年，去获麟已百岁）。《十二诸侯年表》云：“铎椒为楚威王傅（威王元年去获麟一百四十二年），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微者，具体而微之谓，即抄撮是也。《左传》全文十七万字，合经文则十九万字，简编之繁重如此，观览不易，传布亦难矣。《汉志》云：“《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抑亦未尽之论，恐《左氏》之不显，正为简编繁重之故，此铎椒所以作抄撮也。

《吕氏春秋》《韩非子》诸书多引《左氏》之文，其所见是否《左氏》全文抑仅见铎氏抄撮，今无可征。至《公》《穀》所举事实，与《左氏》有同有异。大概《公》《穀》本诸《铎氏》，其不同者，铎本所无耳。《别录》云：铎椒授虞卿，以其时考之，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郫为平原君请封（本传），而铎椒为楚威王傅，自楚威王元年至信陵君救邯郫之岁，历八十三年，则卿不得亲受《春秋》于椒。《别录》所述，当有阙夺。又云：虞卿授荀卿，荀卿授张苍。虞卿相赵，荀卿赵人，自得见之。荀卿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本传）。荀卿废后十八年秦并天下，时张苍为秦御史，主柱下方书。苍以汉景帝五年卒，年百有余岁（本传），则为御史时已三四十矣，其得事荀卿自可信。荀卿之卒，史无明文。《盐铁论》称“李斯为相，荀卿为之不食”，是荀卿亦寿考人也。苍献《左传》而传之贾谊。今观贾谊《新书》征引《左氏》甚多，其传授分明如此。

桓谭《新论》云：《左氏》传世后百余年，鲁穀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所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离其本事。以《公羊》隐十一年传称“子沈子曰”，何休云：沈子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穀梁》定元年传直称沈子，则沈子当与穀梁为同辈，此公、穀后先之证也。柏举之役，《穀梁》称蔡昭公归，乃用事乎汉，《公羊》则改用事乎河。盖公羊齐人，知有河而不知有汉，不知自楚归蔡，无事渡河，此公羊不明地理之过也（《史通》讥《公羊》记晋灵公使勇士贼赵盾，勇士见盾食鱼飧，叹以为俭，以为公羊生自齐邦，不详晋物，以东土所贱，谓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馔呼为菲食，于物理全爽）。改一字而成巨谬，斯又《公羊》后出之证也。穀梁常引《尸子》之言，《汉志》云：“尸子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穀梁有闻于尸佼，疑其亦得见《秦记》。《六国表》称《秦记》不载月日，穀梁闻尸佼之说，见《秦记》之文，故以鲁史之书月日为义例所在矣。殽之役，《穀梁》言：“秦越千里之险，入虚国，进不能守，退败其师，徒乱人子女之教，无男女之别，秦之为狄，自殽之战始也。”范宁不能解，杨士勋疏云：“‘乱人子女’，谓入滑之时纵暴乱也。”案：《史记·扁鹊传》云：秦缪公梦之帝所，帝告以“晋国且大乱，其后将霸，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夫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与《穀梁》之言合符。盖穀梁得之《秦记》尔。《史记》商君传：“商君告赵良曰，始秦戎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此亦秦师败于殽而归纵淫之证也。至《穀梁》所记，亦有可笑者，如“季孙行父秃、晋卻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而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此真齐东野人之语，而穀梁信之。又如宋、卫、陈、郑灾，《穀梁》述子产之言曰：“是人也，同日为四国灾也。”岂以裨灶一人能同日为四国灾耶？

穀梁下笔矜慎，于事实不甚明了者，常出以怀疑之词，不敢武断。荀卿与申公皆传《穀梁》，大抵《穀梁》鲁学，有儒者之风，不甚重视王霸；公羊齐人，以《孟子》有“其事则齐桓、晋文”之言，故盛称齐桓，亦或过为偏护。何休更推演之，以为黜周、王鲁为汉制法诸说，弥离《公羊》之本义矣。

《公羊》后师有“新周故宋”之说。《公羊》成十六年传：“成周宣榭灾，外灾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夫丰镐为旧都，成周为新都。《康诰》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召诰》曰：“乃社于新邑。”《洛诰》曰：“王在新邑烝。”新周犹言新邑，周不可外，故书。义本坦易，无须曲解。“故宋”本非公羊家言，《穀梁》桓公二年传：“孔子，故宋也。”孟僖子称孔子圣人之后，而灭于宋。《穀梁》亦谓孔子旧是宋人。新周、故宋，截然二事，董、何辈合而一之，以为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此义实公、穀所无，由董、何读传文而立。至文家五等、质家三等之说，尤为附会。《左氏》言：在礼，卿不会公、侯，会伯、子、男可也。《公羊》亦云：《春秋》，伯、子、男，一也。申之会，子产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鲁语》，叔孙穆子言诸侯有卿无军，伯、子、男有大夫无卿。据《周官》：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即谓公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至春秋时，则伯、子、男同等。此时王新制尔。若去素王改制，则子产、叔孙穆子皆在孔子修《春秋》以前，何以已有伯、子、男同班之说？仲舒未见《左氏》，不知《公羊》之语所由来，乃谓孔子改五等以为三等，为汉制法。其实，汉代止有王、侯二等，非三等也。

明嘉靖中福建刊刻本《春秋公羊传注疏》

公羊即不见《左氏传》，或曾见铎氏抄撮，故其说亦有通于《左氏》者。如“元年春，王正月”，《左氏》云：“王周正月。”王周犹后世之称皇唐、皇宋。谓此乃王周之正月，所以别于夏、殷也。《公羊》云：“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盖文王始称王、改正朔，故公羊以周正属之，其义与左氏不异。乃董仲舒演为“通三统”之说。如董说则夏建寅、商建丑，必将以二月为商正月，三月为夏正月，不得言王二月、王三月矣。

《公羊》本无神话，凡诸近神话者，皆《公羊》后师附会而成。近人或谓始于董仲舒。案：《公羊》本以口授，至胡毋生乃著竹帛，当汉景帝时，则与仲舒同时也。何休解诂，一依胡毋生条例。盖妖妄之说，胡毋生已有之，不专出董氏也。《公羊》嫡传，汉初未有其人（戴宏之说，全无征验）。《论衡·案书篇》云：“公羊高、穀梁赤、胡毋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夫三人并列，可知胡毋生虽说《公羊》而亦自为一家之学。汉人传《尚书》者，小夏侯本受之大夏侯，后别立小夏侯一家。胡毋生之传《公羊》，亦其比矣。《别录》及《艺文志》但列公、穀、邹、夹四家，今谓应加胡毋氏为五家，庶几淄渑有辨。惜清儒未见及此，故其解释《公羊》总不能如晦之见明，如符之复合也。惟《公羊》得胡毋生而始著竹帛，使无胡毋生则《公羊》或竟中绝，然则胡毋生亦可谓《公羊》之功臣矣。

汉末钟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谓左氏为太官厨，《公羊》为卖饼家。自《公羊》本义为董、胡妄说所掩，而圣经等于神话，微言竟似预言，固与《推背图》《烧饼歌》无别矣。今治三传自应以《左氏》为主，《穀梁》可取者多，《公羊》颇有刻薄之语，可取者亦尚不少，如内诸夏、外夷狄之义，三传所同，而《公羊》独著明文。又讥世卿之意，《左》《穀》皆有之，而《公羊》于尹氏卒、崔氏出奔，特言世卿非礼。故读《公羊传》者，宜舍短取长，知其为万世制法，非为汉一代制法也。

第三章

国学之派别（二）

——哲学之派别

“哲学”一名词，已为一般人所通用，其实不甚精当。“哲”训作“知”，“哲学”是求知的学问，未免太浅狭了。不过习惯相承，也难一时改换，并且也很难得一比此更精当的。南北朝号“哲学”为“玄学”，但当时“玄”“儒”“史”“文”四者并称，“玄学”别“儒”而独立，也未可用以代“哲学”。至宋人所谓“道学”和“理学”是当时专门名词，也不十分适用。今姑且用“哲学”二字罢。

讨论哲学的，在国学以子部为最多，经部中虽有极少部分与哲学有关，但大部分是为别种目的而作的。以《易》而论，看起来像是讨论哲学的书，其实是古代社会学，只《系辞》中谈些哲理罢了。《论语》，后人称之为“经”，在当时也只算是子书。此书半是“伦理道德学”，半是论哲理的。“九流”的成立，也不过适应当时需求，其中若“纵横家”是政客的技术，“阴阳家”是荒谬的迷信，“农家”是种植的技艺，“杂家”，是杂乱的主张，都和哲学无关。至和哲学最有关系的，要算儒、道二家，其他要算“法家”“墨家”“名家”了。“道家”出于史官，和《易》相同。老、庄二子的主张，都和哲学有牵涉的。管子也是道家，也有小部分是和哲学有关的。儒家除《论语》一书外，还有《孟子》《荀子》都曾谈过哲理。名家是治“正名定分之学”，就是现代的“伦理学”，可算是哲学的一部分。尹文子、公孙龙子和庄子所称述的惠子，都是治这种学问的。惠子和公孙龙子主用奇怪的论调，务使人为我所驳倒，就是古希腊所谓“诡辨学派”。《荀子·正名篇》研究“名学”也很精当。墨子本为宗教家，但《经上》《经下》二篇，是极好的名学。法家本为应用的，而韩非子治法家之学，自谓出于老子，他有《解老》《喻老》二篇，太史公也把他和老、庄合传，其中有一部分也有关哲理的。儒家、道家和法家的不同，就在出发点上。儒、道二家是以哲理为基本而推衍到政治和道德的，法家是旁及哲理罢了。他如宋，《汉书·艺文志》把他归在小说家，其实却有哲理的见解。庄子推宋为一家，《荀子·解蔽篇》驳宋的话很多，想宋的主张，在当时很流行，他是主张非兵的。宋所以算作小说家，因为他和别家不同；别家是用高深的学理，和门人研究，他是逢人便说，陈义很浅的。

周秦诸子，道、儒两家所见独到。这两家本是同源，后来才分离的。《史记》载孔子受业于徽藏史，已可见孔子学说的渊源。老子道德的根本主张，是“上德不德”，就是无道德可见，才可谓之为真道德。孔子的道德主张，也和这种差不多。就是孟子所谓“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也和老子主张一样的。道、儒两家的政治主张，略有异同：道家范围大，对于一切破除净尽；儒家范围狭小，对于现行制度尚是虚与委蛇；也可以说是“其殊在量，非在质也”。老子为久远计，并且他没有一些名利观念，所以敢放胆说出；孔子急急要想做官，竟是“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如何敢放胆说话呢！

儒家之学，在《韩非子·显学篇》说是“儒分为八”，有所谓颜氏之儒。颜回是孔子极得意门生，曾承孔子许多赞美，当然有特别造就。但孟子和荀子是儒家，记载颜子的话很少，并且很浅薄。庄子载孔子和颜回的谈论却很多。可见颜氏的学问，儒家没曾传，反传于道家了。庄子有极赞孔子处，也有极诽谤孔子处，对于颜回，只有赞无议，可见庄子对于颜回是极佩服的。庄子所以连孔子要加以抨击，也因战国时学者托于孔子的很多，不如把孔子也驳斥，免得他们借孔子作护符。照这样看来，道家传于孔子为儒家；孔子传颜回，再传至庄子，又入道家了。至韩退之以庄子为子夏门人，因此说庄子也是儒家。这是“率尔之论，未尝订入实录”。他因为庄子曾称田子方，遂谓子方是庄子的先生。那么，《让王篇》也曾举曾原、则阳、无鬼、庚桑诸子，也都列名在篇目，都可算作庄子的先生吗？

孟子，《史记》说他是“受业子思之门人”。宋人说子思是出于曾子之门，这是臆测之词，古无此说。《中庸》中虽曾引曾子的话，也不能断定子思是出于曾子的。至谓《大学》是曾子所作，也是宋人杜撰，不可信的。子思在《中庸》所主张，确含神道设教的意味，颇近宗教；孟子却一些也没有。《荀子·非十二子篇》对于子思、孟子均有非议，说他们是信仰五行的。孟子信五行之说，今已无证据可考，或者外篇已失，内篇原是没有这种论调的。子思在《礼记》中确已讲过五行的话。

孔子周游列国

荀子的学问，究源出何人，古无定论。他尝称仲尼、子弓。子弓是谁，我们无从考出。有人说：子弓就是子张。子张在孔子门人中不算卓异的人才，如何会是他呢？今人考出子弓就是仲弓，这也有理。仲弓的学问，也为孔子所赞许，造就当有可观。郑康成《六艺论》，说仲弓是编辑《论语》的。而《荀子》一书，体裁也是仿效《论语》的，《论语》以《学而》始，以《尧曰》终；《荀子》也以《劝学》始，以《尧问》终；其中岂非有蛛丝马迹可寻吗？荀子和孟子虽是都称儒家，而两人学问的来源大不同。荀子是精于制度典章之学，所以“隆礼仪而杀《诗》《书》”，他书中的《王制》《礼论》《乐论》等篇，可推独步。孟子通古今，长于《诗》《书》，而于礼甚疏；他讲王政，讲来讲去，只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等话，简陋不堪，哪能及荀子的博大！但孟子讲诗书，的确好极，他的小学也很精，他所说“庠者养也”，“绛水者洪水也”，“畜君者好君也”等等，真可冠绝当代！由他们两人根本学问的不同，所以产生“性善”“性恶”两大反对的主张。在荀子主礼仪，礼仪多由人为的，因此说人性本恶，经了人为，乃走上善的路。在孟子是主《诗》《书》，《诗》是陶淑性情的，《书》是养成才气的，感情和才气都自天然，所以认定人性本善的。两家的高下，原难以判定。韩退之以大醇小疵定之，可谓鄙陋之见。实在汉代治儒家之学，没有能及荀、孟两家了。

告子，庄子说他是兼学儒、墨，孟子和他有辩驳，墨子也排斥他的“仁内义外”的主张。墨孟去近百年，告子如何能并见？或者当时学问是世代相传的。告子的“生之为性，无善无不善”的主张，看起来比荀、孟都高一着。荀、孟是以所学定其主张，告子是超乎所学而出主张的。告子口才不及孟子，因此被孟子立刻驳倒。其实，孟子把“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一语难告子，告子也何妨说“生之为性，犬之生犹牛之生，牛之生犹人之生”呢？考“性”亦可训作“生”，古人所谓“毁不灭性”的“性”字，就是“生”的意义。并且我们也常说“性命”一语呢！

《孟子》

道家的庄子以时代论，比荀子早些，和孟子同时，终没曾见过一面。庄子是宋人，宋和梁接近，庄子和惠子往来。惠子又为梁相，孟子在梁颇久，本有会面的机会，但孟子本性不欢喜和人家往来，彼此学问又不同，就不会见了。

庄子自以为和老子不同，《天下篇》是偏于孔子的。但庄子的根本学说，和老子相去不远。不过老子的主张，使人不容易捉摸，庄子的主张比较的容易明白些。

庄子的根本主张，就是“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愿望，是人类所共同的，无论哪一种宗教，也都标出这四个字。自由平等见于佛经。“自由”，在佛经称为“自在”。庄子发明自由平等之义，在《逍遥游》《齐物论》二篇。“逍遥游”者自由也，“齐物论”者平等也。但庄子的自由平等，和近人所称的，又有些不同。近人所谓“自由”，是在人和人的当中发生的，我不应侵犯人的自由，人亦不应侵犯我的自由。《逍遥游》所谓“自由”，是归根结底到“无待”两字。他以为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不能算数；在饥来想吃、寒来想衣的时候，就不自由了。就是列子御风而行，大鹏自北冥徙南冥，皆有待于风，也不能算“自由”。真自由惟有“无待”才可以做到。近人所谓平等，是指人和人的平等，那人和禽兽草木之间，还是不平等的。佛法中所谓平等，己把人和禽兽平等。庄子却更进一步，与物都平等了。仅是平等，他还以为未足。他以为“是非之心存焉”，尚是不平等，必要去是非之心，才是平等。庄子临死有“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一语，是他平等的注脚。

庄子要求平等自由，既如上述。如何而能达到平等自由，他的话很多，差不多和佛法相近。《庄子·庚桑楚篇》，朱文公说他全是禅（宋人凡关于佛法，皆称为“禅”），实在《庚桑楚篇》和“禅”尚有别，和“佛法”真很近了。庄子说“灵台者有持”，就是佛法的“阿陀那识”，“阿陀那”意即“持”。我们申而言之，可以说，眼目口鼻所以能运动自由，都有“持之者”，即谓“持生之本也”。庄子又有《德充符篇》，其中有王骀者，并由仲尼称述他的主张。是否有此人，原不可知，或是庄子所假托的。我们就常季所称述“彼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等语，是和佛法又相同的。“知”就是“意识”，“心”就是“阿陀那识”，或称“阿赖耶识”，简单说起来就是“我”，“常心”就是“庵摩罗识”，或称“真如心”，就是“不生不灭之心”。佛家主张打破“阿赖耶识”，以求“庵摩那识”。因为“阿赖耶识”存在，人总有妄想苦恼，惟能打破生命之现象，那“不生不灭之心”才出现。庄子求常心，也是此理。他也以为常心是非寻常所能知道的。庄子“无我”的主张，也和佛法相同。庄子的“无我”和孔子的“毋我”、颜子的“克己复礼”也相同，即一己与万物同化，今人所谓融“小我”于“大我”之中。这种高深主张，孟、荀见不到此，原来孔子也只推许颜回是悟此道的。所以庄子面目上是道家，也可说是儒家。

自孔子至战国，其间学说纷起，都有精辟的见解，真是可以使我们景仰的。

战国处士横议，秦始皇所最愤恨，就下焚书坑儒等凶辣手段。汉初虽有人治经学，对于“九流”，依旧怀恨，差不多和现在一般人切齿政客一般。汉武帝时，学校只许读经学，排斥诸子百家了。

汉初经学，一无可取，像董仲舒、公孙弘辈，在当时要算通博之儒，其他更何足论！西汉一代，对于哲理有精深研究的，只有扬雄一人。韩退之把荀、扬并称，推尊他已达极点。实在扬雄的学说，和荀、孟相差已多；秦汉以后的儒家，原没有及荀、孟的。不过扬雄在当时自有相当的地位和价值。西汉学者迷信极重，扬雄能够不染积习，已是高人一着。他的《法言》，全仿《论语》，连句调都有些模拟，但终究不及荀子。宋人说“荀子才高，扬子才短”，可称定评。

东汉学者迷信渐除，而哲理方面的发见仍是很少，儒家在此时渐出，王符《潜夫论》、王充《论衡》，可称为卓异的著述。王符专讲政治，和哲理无关。王充（也有归入杂家的）在《论衡》中几于无迷不破，《龙虚》《雷虚》《福虚》等篇，真是独具只眼。他的思想锐敏已极，但未免过分，《问孔》《刺孟》等篇有些过当之处。他又因才高不遇，命运一端总看不破，也是遗恨。王充破迷信高出扬雄之上，扬雄新见解也出王充之上，这两人在两汉是前后辉映的。

汉人通经致用，最为曹操所不欢喜；他用移风易俗的方法，把学者都赶到吟咏一途，因此三国的诗歌，很有声色。这是曹操手段高出秦始皇处。

竹林七贤图

魏晋两朝，变乱很多，大家都感着痛苦，厌世主义因此产生。当时儒家迂腐为人所厌，魏文帝辈又欢喜援引尧、舜，竟要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所以，“竹林七贤”便“非尧、舜，薄汤、武”了。七贤中嵇康、阮籍辈的主张和哲学没有关系，只何晏、王弼的主张含些哲学。何晏说“圣人无情”，王弼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同于人者五情”，这是两个重要的见解。郭象承何晏之说以解庄子。他说：“子哭之恸，在孔子也不过人哭亦哭，并非有情的。”据他的见解，圣人竟是木头一般了。佛法中有“大乘”“小乘”，习“小乘”成功，人也就麻木。习“大乘”未达到成佛的地位，依旧有七情的。

自魏晋至六朝，其间佛法入中国，当时治经者极少，远公是治经的大师。他非但有功佛法，并且讲《毛诗》讲《仪礼》极精，后来治经者差不多都是他的弟子。佛法入中国，所以为一般人所信仰，是有极大原因：学者对于儒家觉得太浅薄，因此弃儒习老、庄，而老、庄之学又太无礼法规则，彼此都感受不安。佛法合乎老、庄，又不猖狂，适合脾胃，大家认为非此无可求了。当时《弘明集》治沸法，多取佛法和老、庄相引证。才高的人，都归入此道，猖狂之风渐熄。

历观中国古代，在太平安宁之时，治哲学的极少，等到乱世，才有人研究。隋唐统一天下，讲哲理的只有和尚，并且门户之见很深，和儒家更不相容。唐代读书人极不愿意研究，才高的都出家做和尚去。我们在这一代中，只能在文人中指出三人：一、韩昌黎，二、柳子厚，三、李翱。韩昌黎见道不明，《原道》一篇，对于释、老只有武断的驳斥。柳子厚较韩稍高，他以为天是无知的。李翱（韩昌黎的侄倩）是最有学识的文人，他著《复性篇》说，“斋戒其心，未离乎情；知本无所思，则动静皆离”，和禅宗很近了。李后来事药山，韩后来事大颠，李和药山是意气相投，韩贬潮州以后，意气颓唐，不得已而习佛法的。韩习佛法，外面还不肯直认，和朋友通信，还说佛法外形骸是他所同意的。儒家为自己的体面计，往往讳言韩事大颠，岂不可笑！实在韩自贬潮州以后，人格就堕落，上表请封禅，就是献媚之举，和扬雄献《符命》有甚么区别呢？大颠对于韩请封禅一事，曾说：“疮痍未起，安请封禅！”韩的内幕又被揭穿，所以韩对于大颠从而不敢违。韩对于死生利禄之念，刻刻不忘，登华山大哭，作《送穷文》，是真正的证据。韩、柳、李而外，王维、白居易也信佛，但主张难以考见，因为他们不说出的。

七国、六朝之乱，是上流社会的争夺。五代之乱，是下流社会崛起，所以五代学术衰微极了。宋初，赵普、李沆辈也称知理之人，赵普并且自夸“半部《论语》治天下”，那时说不到哲理。后来周敦颐出，才辟出哲理的新境域。在周以前有僧契嵩，著有《镡津文集》，劝人读《中庸》《文中子》扬子《法言》等书，是宋学的渊源。周从僧寿崖，寿崖劝周只要改头换面，所以周所著《太极图说》《周子通书》，只皮相是儒家罢了。周的学说很圆滑，不易捉摸，和《老子》一般，他对二程只说“寻孔、颜乐处”。他终身寡言，自己不曾标榜，也可以说是道学以外的人。

程颐像

二程都是周的弟子，对于寻孔、颜乐处一话，恐怕只有程明道能做到。明道对人和颜悦色，无事如泥木人，他所著《定性篇》《识仁篇》，和李翱相近。他说“不要方检穷索”，又说：“与其是外而非内，不如内外两忘”，见解是很精辟的。伊川陈义虽高，但他自尊自大，很多自以为是之处，恐怕不见得能得孔颜乐处。邵康节以“生姜树头生”一语讥伊川，就是说他自信过甚。

邵康节本为阴阳家，不能说是儒家，他的学问自陈抟传来，有几分近墨子。张横渠外守礼仪颇近儒，学问却同于回教。佛家有“见病”一义，就是说一切所见都是眼病。张对此极力推翻，他是主张一切都是实有的。考回纥自唐代入中国，奉摩尼教，教义和回相近。景教在唐也已入中国，如清虚一大为天，也和回教相同。张子或许是从回教求得的。

北宋诸学者，周子浑然元气，邵子迷于五行，张子偏于执拗，二程以明道为精深，伊川殊欠涵养，这是我的判断。

南宋，永嘉派承二程之学，专讲政治；金华派吕东莱辈，专讲掌故，和哲理无关。朱文公师事延平，承“默坐证心，体认天理”八字的师训。我们在此先把“天理”下一定义。“天”就是“自然”，“天理”就是“自然之理”，朱文公终身对于天理，总没曾体认出来，生平的主张，晚年又悔悟了。陆象山和朱相反对，朱是揭“道学问”一义，陆是揭“尊德性”一义。比较起来，陆高于朱，陆“先立乎其大者”，谓“六经注我，我不注六经”，是主张一切皆出自心的。朱主张“无极太极”，陆则以为只有“太极”，并无“无极”的。两人通信辩论很多，虽未至诋毁的地步，但悻悻之气，已现于词句间。可见两人的修养，都没有功夫。陆象山评二程，谓“明道尚疏通，伊川锢蔽生”，实在朱、陆的锢蔽，比伊川更深咧。朱时守时变，陆是一生不变的。王荆公为宋人所最嫉恶，惟陆以与王同为江西人，所以极力称颂，也可见他的意气了。明王阳明之学，本高出陆象山之上，因为不敢自我作古，要攻讦朱文公，不得不攀附于陆象山了。

朱子白鹿洞教条

陆象山的学生杨慈湖（简），见解也比陆高，他所著的《绝四记》《己易》二书，原无甚精彩，《己易》中仍是陆氏的主张。但杨氏驳孟子“求放心”和《大学》“正心”的主张说：“心本不邪安用正，心不放安用求。”确是朱、陆所见不到的。黄佐（广东人）指杨氏的学说，是剽窃六祖惠能的主张，六祖的“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一偈，确是和杨氏的主张一样的。

宋代的哲学，总括说起来：北宋不露锋芒，南宋锋芒太露了。这或者和南北地方的性格有关。

南宋，朱、陆两派可称是旗鼓相当。陆后传至杨慈湖，学说是更高一步。在江西，陆的学说很流行，浙西也有信仰他的。朱的学说，在福建很流行，后来金华学派归附于他，浙东士子对朱很有信仰。

元朝，陆派的名儒要推吴澄（草庐），但其见解不甚高。朱派仅有金华派传他的学说，金履祥（仁山）、王柏（会之）、许谦（白云）是这一派的巨擘。金履祥偶亦说经，立论却也平庸。许谦也不过如此。王柏和朱很接近，荒谬之处也很多，他竟自删《诗》了。

金华派传至明初，宋濂承其学，也只能说他是博览，于“经”于“理”，都没有什么表见。宋之弟子方孝孺（正学）对于理学很少说，灭族以后，金华派也就式微。明初，陆派很不流行，已散漫不能成派，这也因明太祖尊朱太过之故。

明自永乐后，学者自有研究，和朱、陆都不相同，学说也各有建树。且列表以明之：

永乐时，薛、吴二人，颇有研究，立明代哲学之基。薛谊（敬轩），陕西人，立论很平正，和朱文公颇相近。明人因为于谦被杀时，他居宰辅地位，不能匡救，很有微词，并且因此轻视他。吴与弼（康斋），家居躬耕，读书虽少，能主苦学力行，很为人所推重，后来他由石亨推荐出仕，对石亨称门下士，士流又引以为耻。

薛的学问很少流传，吴的学问流传较广，胡居仁、娄谅和陈献章三人，是他的学生。胡自己没有什么新的发明，明人对他也没有反对。娄的著作后来烧毁净尽，已无可考，不过王阳明是他的学生。陈在胡死后才著名，时人称为白沙先生。

明代学者和宋儒厘然独立，自成系统，自陈白沙始。宋人欢喜著书，并且有“语录”之类。陈白沙认著书为无谓，生平只有诗和序跋之类。他的性质，也和别人不同。初时在阳春坛静坐三年，后来只是游山赋诗，弟子从学也只有跟他游山。陈生平所最佩服的，只是“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吾与点也”这些话。对于宋儒都不看重，就是明道也不甚推重。他自以为濂溪嫡派，终日无一时不乐的。白沙弟子湛若水，广东人，本“体认天理”一语，他以为无论何事，皆自然之规则。王阳明成进士时，和他交游，那时他学问高出王之上。后来，王别有研究，和他意见不甚相合。他自己讲学，流传颇广，知名的却很少。

王阳明

王守仁（阳明）本是欢喜研究道教的，曾延道士至家，再四拜求。后来从娄谅游，成进士后又和湛往来，见解遂有变更。贬龙场驿丞以后，阳明的学问大进。他看得世间别无可怕，只有死是可怕的，所以造石棺以尝死的况味，所主张的“致良知”，就在卧石棺时悟出。在贵州时有些苗民很崇拜他，从他讲求学问，阳明把知行合一和他们说。阳明的“知行合一”和明道有些相同。明道以为曾经试行过，才算得“知”，没曾试行过，不能称为“知”。譬如不知道虎之凶猛的人，见虎不怕；受了虎的损害的，就要谈虎色变了。这类主张，渐变而为阳明的主张。阳明以为知即是行，也可说“知的恳切处即行，行的精粹处即知”。不过阳明的“知行合一”主张，是在贵州时讲的。后来到南京，专讲静坐，归江西后又讲“致良知”了。《传习录》是他在贵州时的产品，和后来有些不合。

阳明自悟得“致良知”以后，和朱文公不能不处于反对地位，并非专和朱反对，才有这些主张的。有人谓“致良知”的主张，宋胡宏在“胡子知言”已有讲起。阳明是否本之于胡，抑自己悟出，这是不能臆断的。阳明讲“良知”，曾攀附到孟子。实在孟子的“良知”，和他的殊不相同。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可见他专就感情立论。阳明以为一念之生，是善是恶，自己便能知道，是溢出感情以外，范围较广了。孟子和阳明的不同，可用佛法来证明。《唯识论》里说：一念的发生，便夹着“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四项。且把这四个名词下一解释：

一、相分　“相分”就是“物色”，就是我们所念的。

二、见分　“见分”就是“物色此物色”，也就是我们所能念的。

三、自证分　一念时有别一念同时起来，便是“自证分”。譬如我讲了后一句话，自己决不至忘了前一句话。便是“自证分”在那里主之。

四、证自证分　“自证分”的结果，便是“证自证分”。

再用例来说明：譬如，想到几年前的友朋，想到他姓张或姓李，后来忽然断定他是姓张，当时并不曾证诸记录或书籍的，这便是“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的联合了。依此来判良知，孟子所说是指“见分”，阳明是指“自证分、证自证分”的。可见阳明和孟子是不相关联的，阳明所以要攀附孟子，是儒家的积习：宋人最喜欢的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苏氏兄弟也尝说这话。实在《中庸》所说是专指感情的，宋人以为一切未发都算是中，相去很远了。还有“鸢飞鱼跃，活泼泼地”一语，也为宋人所最爱用，陈白沙更用得多。在《诗经》原意，不过是写景，《中庸》中“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一节也不过引用诗文来表明“明”的意思。“察，明也”，鸢在上见鱼，很明白地想要攫取；鱼在下见鸢也很明白，立刻潜避了。就是照郑康成的注解，训“察”为“至”，也只说道之流行，虽愚夫愚妇都能明白，用鸢鱼来表示上下罢了，其中并没含快活的意思。宋人在“鸢飞鱼跃”下面，一定要加“活泼泼地”四字，和原意也不同了。这些和阳明攀附孟子是一样的。

阳明“致良知”的主张，以为人心中于是非善恶自能明白，不必靠什么典籍，也不必靠旁的话来证明，但是第二念不应念，有了第二念自己便不明了。人以为阳明的学说，很宜于用兵，如此便不至有什么疑虑和悔恨。

晚年阳明讲“天泉证道”，王畿（龙溪）和钱德洪（绪山）是从游的。钱以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心之动，知善知恶为致知，存善去恶为格物”。王和他不同，以为一切都是无善无恶的。阳明对于这两种主张，也不加轩轾于其间。

王阳明故居

阳明的弟子，徐爱早死，钱德洪的学问，人很少佩服他。继承阳明的学问，要推王艮和王畿。王艮，泰州人，本是烧银的灶丁，名“银”，“艮”是阳明替他改的。他见阳明时，学问已博，初见时阳明和他所讲论，他尚不满意，以为阳明不足为之师，后来阳明再讲一段，他才佩服。他的学问，和程明道、陈白沙颇相近，有《学乐歌》：“学是乐之学，乐是学之乐。”从他游的颇多寻常人，间有上流人，自己真是自命不凡的。王畿是狂放的举人，很非议阳明的，后来忽又师事阳明了。黄梨洲《明儒学案》对于二王都有微词。他佩服的是阳明的江西弟子。

阳明的江西弟子，以邹守益、欧阳德、聂德、罗洪先为最有造就。罗自有师承，非阳明弟子，心里很想从阳明游，不能如愿，后来阳明也死了。阳明弟子强罗附王，他也就承认。罗的学问比他弟子高深得多，自己静坐有得，也曾访了许多僧道。他说：“极静之时，但觉此心本体如长空云气，大海鱼龙，天地古今，打成一片。”黄佐对于罗的论调，最不赞同，以为是参野狐禅，否则既谓无物，哪有鱼龙。实在，心虽无物而心常动。以佛经讲，“阿赖耶识”是恒转如瀑流，就是此意。罗所说“云气”和“鱼龙”是表示动的意思。罗洪先自己确是证到这个地步，前人没有及他的了。

王时槐的学问自邹守益传来，见解颇精深。他说：“纯无念时，是为一念，非无念也，时之至微者也。”譬如吾人入睡，一无所梦，这时真可算无念，但和死却有分别的。就佛法讲“意根恒审思量”，意根念念所想的什么？就是“我”，我，就是“阿赖耶识”。我所以不忘这“我”，便因有了“意根”之故。“我”寻常人多不疑，譬如自己说了一句话，决不会疑“这是谁说的”，至于其余对象，我们总要生一种疑虑的。念念想着，和无念竟是差不多，我们从早晨起来感到热。继续热下去，也就感不到了：所以纯无念时，仍有一念。

王艮弟子王栋主张意与心有分，以为“意非心之所发，意为心之主者”。这种主张，和佛法说有些相同。佛法以“阿赖耶识”自己无作用，有了意根，才能起作用，也就是禅宗所谓“识得主人翁”的意思。刘宗周对于王栋的主张很多采取，栋自己看书不多，这种见解确是证出的。

阳明、若水两派以外，有许多士子信仰吕经野的主张。吕，陕西人，笃守礼教，和朱文公最相近，立言很平正，无过人处。当时所以能和湛、王并驾，这也因王的弟子太不守礼法，猖狂使人生厌，那些自检的子弟就倾向吕经野了。原来何心隐习泰州之学差不多和政客一般，张居正恨而杀之。李卓吾师事何心隐，荒谬益甚，当时人所疾首痛心的。这守礼教和不守礼教，便是宋、明学者的大别。宋儒若陆象山见解之超妙，也仍对于礼教，拘守不敢离，既禁止故人子的挟妓，又责备吕东莱的丧中见客。明儒若陈白沙已看轻礼教，只对于名节还重视，他曾说“名节乃士人之藩篱”。王阳明弟子猖狂已甚，二王为更甚，顾亭林痛骂“王学”（即王阳明所创学派）也是为此。

湛、王学问，晚年已不相同，但湛弟子许孚远，却合湛、王为一。再传至刘宗周（戢山），自己又别开生面，和湛、王都有些不同。刘主张“意非心之所发”，颇似王栋，“常惺惺”，也是他的主张，这主张虽是宋人已经讲过，但他的功夫是很深的。

阳明附会朱文公《晚年定论》，很引起一般人的攻讦。同时有罗钦顺（整庵）和他是对抗的。罗的学问，有人说他是朱派，实在明代已无所谓纯粹朱派。罗的见解，又在朱之上，就说是朱派，也是朱派之杰出者。罗本参禅，后来归入理学，纠正宋儒之处很多。朱文公所谓“气质之性，义理之性”，罗表示反对，他说：“义理乃在气质之中。”宋人于天理人欲，纠缠不清。罗说：“欲当即理。”这种见解，和王不同，较朱又高一着，所以能与阳明相抗衡。清戴东原的主张，是师承罗的学说的。

无锡的东林党人雕塑

明末，东林派高攀龙、顾宪成等也讲宋人学问，较阳明弟子能守规矩。他们有移风易俗的本意，所以借重礼法。不过党派的臭味太重，致召魏忠贤杀害的惨劫。清初，东林派还有流传，高愈、应㧑谦辈也只步武前人罢！

此外尚有李颙（一曲）也是名儒。李，陕西人，出身微贱，原是一个差役。他自己承认是吕派，实际是近王派的，所发见很不少。他每天坐三灶香，“初则以心观心，久之心亦无所观”，这是他的功夫。他尝说“一念万念”一句话。这话很像佛法，但是究竟的意思，他没有说出。我们也不知道他还是说“一念可以抵万念呢”，抑或是“万念就是一念呢”？在佛法中谓：念念相接则生时间；转念速，时间长，转念慢，时间短；一刹那可以经历劫。李的本意，或许是如此。李取佛法很多，但要保持礼教面目，终不肯说出。“体用”二字，本出于佛法，顾亭林以此问他，他也只可说“宝物出于异国，亦可采取”了。

清代，理学可以不论，治朱之学远不如朱。陆陇其（稼书）、汤斌等隶事两朝，也为士林所不齿，和吴澄事元有什么分别呢？江藩作《宋学渊源记》，凡能躬自力行的都采入，那在清廷做官的，都在摈弃之列。

颜元（习斋）、戴震（东原），是清代大儒。颜力主“不骛虚声”，劝学子事礼、乐、射、御、书、数，和小学很相宜。戴别开学派，打倒宋学。他是主张“功利主义”，以为欲人之利于己，必先有利于人，并且反对宋人的遏情欲。

罗有高（台山）、彭绍升（尺木）研究王学的。罗有江湖游侠之气，很佩服李卓吾；彭信佛法，但好扶乩；两人都无足取。

哲学的派别，既如上述，我们在此且总括地比较一下：以哲学论，我们可分宋以来之哲学、古代的九流、印度的佛法和欧西的哲学四种。欧西的哲学，都是纸片上的文章，全是思想，并未实验。他们讲唯心论，看着的确很精，却只有比量。没有现量，不能如各科学用实地证明出来。这种只能说是精美的文章，并不是学问。禅宗说“猢狲离树，全无伎俩”，是欧西哲学绝佳比喻，他们离了名相，心便无可用了。宋、明诸儒，口头讲的原有，但能实地体认出来，却也很多，比欧西哲学专讲空论是不同了。

再就宋以来的理学和九流比较看来，却又相去一间了。黄梨洲说：“自阳明出，儒释疆界，邈若山河。”实在儒、释之界，宋已分明，不过儒、释有疆界，便是宋以后未达一间之遗憾。宋以后的理学，有所执着，专讲“生生不灭之机”，只能达到“阿赖耶恒动如瀑流”，和孔子“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地步，那“真如心”便非理学家所能见。孔子本身并非未尝执着，理学强以为道体如此，真太粗心了！

《释氏源流》记录佛教东传的过程，强调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至于佛法所有奥妙之处，在九流却都有说及，可以并驾齐驱。佛法说“前后际断”，庄子的“无终无始，无几无时”“见独而后，能无古今”，可说是同具一义的。佛法讲“无我”，和孔子的“毋我”“克己复礼”，庄子的“无己恶乎得有有”，又相同了。佛家的“唯识唯心说”：“心之外无一物，心有境无，山河大地，皆心所造”，九流中也曾说过。战国儒家公孙尼子说“物皆本乎心”，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便是佛家的立意。佛家大乘断“所知障”，断“理障”；小乘断“烦恼障”，断“事障”。孔子说“我有知乎哉？无知也”，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又说“涤除玄览”，便是断“所知”和“理”障的了。佛法说“不生不灭”，庄子说“无古今而后入于不死不生”，“不死不生”就是“不生不灭”。佛法说“无修无证，心不见心，无相可得”，孟子说“望道而未之见”（道原是不可见，见道即非道），庄子说“斯身非吾有也，胡得有乎道”，又相同了。照这么看来，“九流”实远出宋、明诸儒之上、和佛法不相出入的。

我们研究哲学，从宋人入手，却也很好，因为晋人空谈之病，宋人所无，不过不要拘守宋学，才有高深的希望。至于直接研究佛法，容易流入猖狂。古来专讲佛而不讲儒学的，多不足取，如王维降安禄山，张商英和蔡京辈往来，都是可耻的。因为研究佛法的居士，只有五戒，在印度社会情形简单，或可维持，中国社会情形复杂，便不能维持了。历来研究儒家兼讲佛法的，如李习之、赵大州口不讳佛，言行都有可观。可见研究佛法，非有儒学为之助不可。

附：诸子略说¹

讲论诸子，当先分疏诸子流别。论诸子流别者，《庄子·天下篇》《淮南·要略训》、太史公《论六家要指》及《汉书·艺文志》是已。此四篇中，《艺文志》所述最备，而《庄子》所论多与后三家不同，今且比较而说明之。

诸子百家图

《天下篇》论儒家，但云“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而不加批判。其论墨家，列宋钘、尹文；而《艺文志》以宋钘入小说家，以尹文入名家。盖宋钘以禁攻寝兵以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周行天下，上说下教，故近于小说；而尹文之名学，不尚坚白同异之辨，觭偶不仵之辞，故与相里勤、五侯之徒南方之墨异趣。其次论彭蒙、田骈、慎到，都近法家；《艺文志》则以慎到入法家，以田骈入道家，是道家、法家合流也。田骈当时号为“天口骈”，今《尹文子》又有彭蒙语，是道家、名家合流也。道家所以流为法家者，即老子、韩非同传，可以知之。《老子》云：“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二语是法家之根本，唯韩非子能解老、喻老，故成其为法家矣。其次论老聃、关尹同为道家，而己之道术又与异趣。盖老子之言，鲜有超过人格者，而庄子则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故有别矣。惠施本与庄周相善，而庄子讥之曰：“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与物何庸？”即此可知尹文、惠施同属名家，而庄子别论之故。盖尹文之“名”，不过正名之大体，循名责实，可施于为政，与荀子正名之旨相同；若惠施、公孙龙之诡辩，与别墨一派，都无关于政治也。然则庄子之论名家，视《艺文志》为精审矣。其时荀子未出，故不见著录。若邓析者，变乱是非，民献襦裤而学讼，殆与后世讼师一流，故庄子不屑论及之欤？

《要略》首论太公之谋为道家，次论周、孔之训为儒家，又次论墨家，又次论管子之书为道家，晏子之谏为儒家，又次论申子刑名之书、商鞅之法为法家。比于《天下篇》，独少名家一流。

太史公《论六家要指》，于阴阳、儒、墨、名、法五家，各有短长，而以黄老之术为依归。此由身为史官，明于成败利钝之效，故独有取于虚无因循之说也。昔老聃著五千言，为道家之大宗，固尝为柱下史矣。故曰：“道家者流，出于史官。”

《艺文志》列九流，其实十家。其纵横家在七国力政之际，应运而起，统一之后，其学自废。农家播百谷、勤耕桑，则《吕览》亦载其说；至于君臣并耕，如孟子所称许行之学，殆为后出，然其说亦不能见之实事。杂家集他人之长，以为己有，《吕览》是已；此在后代，即《群书治要》之比，再扩充之，则《图书集成》亦是也。小说家街谈巷议，道听途说，固不可尽信；然宋钘之流，亦自有其主张，虞初九百，则后来方志之滥觞。是故纵横、农、杂、小说四家，自史公以前，都不数也。

虽然，纵横之名，起于七国。外交专对，自春秋已重之。又氾胜之区田之法，本自伊尹，是伊尹即农家之发端。田蚡所学盘孟书，出自孔甲，是孔甲即杂家之发端。方志者，《周官》土训、诵训之事。今更就《艺文志》所言九流所从出而推论之。

《艺文志》云：儒家出于司徒之官。此特以周官司徒掌邦教，而儒者主于明教化，故知其源流如此。又云“道家出于史官”者，老子固尝为柱下史，伊尹、太公、管子，则皆非史也；唯管子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论卑而易行，此诚合于道家南面之术耳。又云“墨家出于清庙之守”者，墨家祖尹佚，《洛诰》言：烝祭文王、武王，逸，祝册。逸，固清庙之守也。又《吕览》云：“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是尤为墨学出于清庙之确证。又云“名家出于礼官”。此特就名位礼数推论而知之。又云“法家出于理官”者，理官莫尚于皋陶。皋陶曰：“余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此颇近道家言矣，赞者，老子所称“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襄者，因也，即老子所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也。庄子称慎到“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此即理官引律断案之法矣。然《艺文志》法家首列李悝，以悝作《法经》，为后来法律之根本。自昔夏刑三千，周刑二千五百，皆当有其书，子产亦铸刑书，今悉不可见，独《法经》六篇，萧何广之为九章，遂为历代刑法所祖述。后世律书，有名例，本于曹魏之刑名法例，其原即《法经》九章之具律也。持法最重名例，故法家必与名家相依。又云：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今案：管子称述阴阳之言颇多，《左传》载苌弘之语，亦阴阳家言也。又云：“农家出于农稷之官”。此自不足深论。又云“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者，此非必行人著书传之后代，特外交成案，有可稽考者尔。《张仪传》称仪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风俗通》云：“鬼谷先生，六国时纵横家。”更不知鬼谷之学何从受之。又云“杂家出于议官”者，汉官有议郎，即所谓“议官”也，于古无征。又云“小说家出于稗官”者，如淳曰：“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是稗官为小官近民者。

诸子之起，孰先孰后，史公、刘、班都未论及，《淮南》所叙，先后倒置，亦不足以考时代。今但以战国诸家为次，则儒家宗师仲尼，道家传于老子，此为最先。墨子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案墨子亟说鲁阳文子，当楚惠王时，惠王之卒，在鲁悼公时，盖墨子去孔子亦四五十年矣。观墨子之论辩，大抵质朴迟钝，独经说为异。意者，经说别墨所传，又出墨子之后。法家李悝，当魏文侯时；名家尹文，当齐宣王时；阴阳家邹衍，当齐湣王、燕昭王时，皆稍稍晚出。纵横家苏秦，当周显王时；小说家淳于髡，当梁惠王时。此皆与孟子并世者。杂家当以《吕览》为大宗，《吕览》集诸书而成，备论天下万物古今之事。盖前此无吕氏之权势者，亦无由办此。

《吕氏春秋》

然更上征之春秋之世，则儒家有晏子，道家有管子，墨家则鲁之臧氏近之。观于哀伯之谏，首称清庙，已似墨道；及文仲纵逆祀、祀爰居，则明鬼之效也；妾织蒲，则节用之法也。武仲见称圣人，盖以钜子自任矣。至如师服之论名，即名家之发端。子产之铸刑书，得法家之大本；其存郑于晋楚之间，则亦尽纵横之能事。若烛之武之退秦师，是纯为纵横家。梓慎、裨灶，皆知天道，是纯为阴阳家。蔡墨之述畜龙盖近于小说矣。唯农家、杂家，不见于春秋。

以上论九流大旨。今复分别论之，先论儒家：

《汉书·艺文志》谓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大旨是也。《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六德、六行、六艺。六德者，智、仁、圣、义、忠、和，此为普遍之德，无对象。六行者，孝、友、睦、姻、任、恤，此为各别之行，有对象（如孝对父母、友对兄弟、睦姻对戚党、任恤对他人）。六艺者，礼、乐、射、御、书、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射御为体育之事，书数则寻常日用之要，于是智育、德育、体育俱备。又师氏以“三德”教国子，曰：“至德以为道本，敏德以为行本，孝德以知逆恶。”盖以六德、六行概括言之也。又，《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大司乐》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大宗伯》亦称中礼和乐。可知古人教士，以礼乐为重。后人推而广之，或云“中和”，或云“中庸”。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联称，不始于子思，至子思乃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其始殆由“中和祗庸孝友”一语出也。

儒者之书，《大学》是“至德以为道本”（明明德止于至善，至德也），《儒行》是敏德以为行本，《孝经》是孝德以知逆恶，此三书实儒家之总持。刘、班言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固然；然亦有出于大司乐者，“中庸”二字是也。以儒家主教化，故谓其源出于教官。

《荀子·儒效》称周公为大儒，然则儒以周公为首，《周礼》云：“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师之与儒，殆如后世所称经师、人师。师以贤得民者，郑注谓以道行教民；儒以道得民者，郑注谓以六艺教民。此盖互言之也。

儒之含义綦广。《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术士”之义亦广矣，草昧初开，人性强暴，施以教育，渐渐摧刚为柔。柔者，受教育而驯扰之谓，非谓儒以柔为美也。受教育而驯扰，不惟儒家为然；道家、墨家未尝不然；等而下之，凡宗教家莫不皆然，非可以专称儒也。又《庄子·说剑》：“先生必儒服而见王，事必大逆。”庄子道家，亦服儒服。司马相如《大人赋》：“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臞。”仙亦可称为儒。而《宏明集》复有“九流皆儒”之说，则宗教家亦可称儒矣。今所论者，出于司徒之儒家，非广义之术士也。

周公、孔子之间，有儒家乎？曰：有。晏子是也。柳子厚称晏子为墨家，余谓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尚俭与墨子同，此外皆不同墨道。春秋之末，尚俭之心，人人共有，孔子云：“礼，与其奢也，宁俭。”老子有三宝，二曰俭。盖春秋时繁文缛礼，流于奢华，故老、墨、儒三家，皆以俭为美，不得谓尚俭即为墨家也。且晏子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墨家明鬼，而晏子轻视祭祀如此，使墨子见之，必颦蹙而去。墨子节葬，改三年服为三月服，而晏子丧亲尽礼，亦与墨子相反。可见晏子非墨家也。又儒家“慎独”之言，晏子先发之，所谓“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魂”是也。当时晏子与管子并称，晏子功不如管，而人顾并称之，非晏以重儒学而何？故孔子以前，周公之后，惟晏子为儒家。蘧伯玉虽似儒家，而不见有书，无可称也。

孔子之道，所包者广，非晏子之比矣。夫儒者之业，本不过大司徒之言，专以修己、治人为务。《大学》《儒行》《孝经》三书，可见其大概。然《论语》之言，与此三书有异。孔子平居教人，多修己、治人之言；及自道所得，则不限于此。修己、治人，不求超出人格；孔子自得之言，盖有超出人格之外者矣。“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毋意者，意非意识之意，乃佛法之“意根”也。有生之本，佛说谓之阿赖耶识。阿赖耶无分彼我，意根执之以为我，而其作用在恒审思量。有意根即有我，有我即堕入生死。颠狂之人，事事不记，惟不忘我。常人作止语默，绝不自问谁行谁说，此即意根之力。欲除我见，必先断意根。毋必者，必即恒审之审。毋固者，固即意根之念念执著。无恒审思量，无念念执著，斯无我见矣。然则绝四，即是超出三界之说。六朝僧人好以佛、老、孔比量，谓老、孔远不如佛；玄奘亦云。皆非知言之论也（然此意以之讲说则可，以之解经则不可。何者？讲说可以通论，解经务守家法耳）。

四书论语卷

儒者之业，在修己、治人。以此教人，而不以此为至。孔门弟子独颜子闻克己之说。克己者，破我执之谓。孔子以四科设教，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然孔子语仲弓，仅言“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而已。可知超出人格之语，不轻告人也。颜子之事不甚著，独庄子所称“心斋坐忘”，有传其意。然《论语》记颜子之语曰：“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盖颜子始犹以为如有物焉，卓然而立。经孔子之教，乃谓：“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如当作假设之辞，不训似。）此即本来无物，无修无得之意。然老子亦见到此，故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德者，得也。有所得非也，有所见亦非也。扬子云则见不到此，故云“颜苦孔子卓”。实则孔、颜自道之语，皆超出人格也。孟子亦能见到，故有“望道而未之见”语。既不见则不必望，而犹曰望者，行文不得不尔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此亦非谦词。张横渠谓“洪钟无声，待叩乃有声；圣人无知，待问乃有知”。其实答问者有依他心，无自依心。待问而知之知，非真知也，依他而为知耳。佛法谓一念不起，此即等于无知。人来问我，我以彼心照我之心，据彼心而为答，乌得谓之有知哉？横渠“待问有知”之语犹未谛也。佛法立人我、法我二执，觉自己有主宰，即为人我执；信佛而执着佛，信圣人而执着圣人，即为法我执，推而至于信道而执着道，亦法我执也。绝四之说，人我、法我俱尽。“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者，亦除法我执矣。此等自得之语，孔、颜之后，无第三人能道（佛、庄不论）。

子思之学，于佛注入天趣一流。超出人格而不能断灭，此之谓天趣。其书发端即曰“天命之谓性”，结尾亦曰“与天地参，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佛法未入中土时，人皆以天为绝顶。佛法既入，乃知天尚非其至者。谢灵运言：成佛生天，居然有高下。如以佛法衡量，子思乃中国之婆罗门。婆罗门者，崇拜梵天王者也。然犹视基督教为进。观基督教述马利亚生耶稣事，可知基督教之上常，乃欲界天，与汉儒所称感生帝无别。（佛法所谓三界者：无色界天、色界天、欲界天。欲界天在人之上而在色界天之下。）而子思所称之“无声无臭”，相当于佛法之色界天，适与印度婆罗门相等。子思之后有孟子。孟子之学，高于子思。孟子不言天，以我为最高，故曰“万物皆备于我”。孟子觉一切万物，皆由我出。如一转而入佛法，即三界皆由心造之说，而孟子只是数论。数论立神我为最高，一切万物，皆由神我流出。孟子之语，与之相契，又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者，反观身心，觉万物确然皆备于我，故为可乐。孟子虽不言天，然仍入天界。盖由色界而入无色界天，较之子思，高出一层耳。夫有神我之见者，以我为最尊，易起我慢。孟子生平夸大，说大人则藐之。又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塞乎天地之间”。其我慢如此。何者？有神我之见在，不自觉其夸大耳。以故孟子之学，较孔、颜为不逮。要之，子思、孟子均超出人格，而不能超出天界，其所得与婆罗门、数论相等。然二家于修己治人之道，并不抛弃，则异于婆罗门、数论诸家。子思作《中庸》，孟子作七篇，皆论学而及政治者也。子思、孟子既入天趣，若不转身，必不能到孔、颜之地，惟庄子为得颜子之意耳。

《荀子注》三十卷

荀子语语平实，但务修己治人，不求高远。论至极之道，固非荀子所及。荀子最反对言天者，《天论》云：“圣人不求知天。”又云：“星坠木鸣，日月有蚀，怪星常见，牛马相生，六畜为妖，怪之，可也；畏之，非也。”揆荀子之意，盖反对当时阴阳家一流（邹衍之说及后之《洪范五行传》一流），其意以为天与人实不相关。

《非十二子》云：“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今案：孟子书不见五行语，《中庸》亦无之。惟《表记》《坊记》《中庸》《缁衣》皆子思作。有“水尊而不亲，土亲而不尊，天尊而不亲，命亲而不尊，鬼尊而不亲“诸语。子思五行之说，殆即指此。（《汉书·艺文志》：《子思》二十三篇。今存四篇，见戴记。余十九篇不可见，其中或有论五行语。）孟子有外书，今不可见，或亦有五行语。荀子反对思、孟，即以五行之说为其的。盖荀子专以人事为重，怪诞之语（五行之说，后邹衍辈所专务者），非驳尽不可也。汉儒孟、荀并尊，余谓如但尊荀子，则《五行传》、纬书一流，不致嚣张。今人但知阴阳家以邹衍为首，察荀子所云，则阴阳家乃儒家之别流也（《洪范》陈说五行而不及相生相克，《周本纪》武王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据此知《洪范》乃箕子之闲话耳。汉文帝见贾生于宣室，不问苍生问鬼神。今贾生之言不传，或者史家以为无关宏旨，故阙而不书。当时武王见箕子心情惭疚，无话可说，乃问天道。箕子本阳狂，亦妄称以应之。可见《洪范》在当时并不着重，亦犹贾生宣室之对也。汉儒附会，遂生许多怪诞之说。如荀子之说早行，则《五行传》不致流衍）。墨子时子思已生、邹衍未出。《墨经》有“五行无常胜，说在宜”一语。而邹衍之言，以五胜为主。五胜者，五行相胜：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也。然水火间承之以釜，火何尝不能胜水？水大则怀山襄陵，土又何尝能胜水？墨子已言“五行无常胜”，而孟子、邹衍仍有五行之说，后乃流为谶纬，如荀子不斥五行，墨家必起而斥之。要之，荀子反对思、孟，非反对思、孟根本之学，特专务人事，不及天命，即不主超出人格也。

荀子复言隆礼乐（或作仪）、杀《诗》《书》，此其故由于孟子长于《诗》《书》，而不长于礼。（孟子曰：“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墨子时引《诗》《书》（引《书》多于孟子）而反对礼乐。荀子偏矫，纯与墨家相反。此其所以隆礼乐、杀《诗》《书》也，（不可不尊礼乐，其故可知）。其所以反对子思、孟子者，子思、孟子皆有超出人格处，荀子所不道也。

若以政治规模立论，荀子较孟子为高。荀子明施政之术，孟子仅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使民养生送死无憾而已。由孟子此说，乃与龚遂之法相似，为郡太守固有余，治国家则不足，以其不知大体，仅有农家之术尔。又《孟子》云：“尧舜性之也、汤武反之也、五霸假之也。”又谓：“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于五霸甚为轻蔑。荀子则不然，谓“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于五霸能知其长处。又《议兵》云：“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看来层次分明，不如孟子一笔抹杀。余谓《议兵》一篇，非孟子所能及。

至于性善、性恶之辩，以二人为学入门不同，故立论各异。荀子隆礼乐而杀《诗》《书》，孟子则长于《诗》《书》。孟子由诗入，荀子由礼入。诗以道性情，故云人性本善；礼以立节制，故云人性本恶。又，孟子邹人，邹鲁之间，儒者所居，人习礼让，所见无非善人，故云“性善”；荀子赵人，燕赵之俗，杯酒失意，白刃相仇，人习凶暴，所见无非恶人，故云“性恶”。且孟母知胎教，教子三迁，孟子习于善，遂推之人性以为皆善；荀子幼时教育殆不如孟子，自见性恶，故推之人性以为尽恶。

孟子论性有四端：恻隐为仁之端、羞恶为义之端、辞让为礼之端、是非为智之端。然四端中独“辞让之心”为孩提之童所不具，野蛮人亦无之。荀子隆礼，有见于“辞让之心”，性所不具，故云性恶，以此攻击孟子，孟子当无以自解。然荀子谓礼义辞让，圣人所为。圣人亦人耳，圣人之性亦本恶，试问何以能化性起伪？此荀子不能自圆其说者也。反观孟子既云性善，亦何必重视教育，即政治亦何所用之。是故二家之说俱偏，惟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之语为中道也。

扬子云迂腐，不如孟荀甚远，然论性谓“善恶混”，则有独到处。于此亦须采佛法解之，若纯依儒家，不能判也。佛法阿赖耶识，本无善恶。意根执着阿赖耶为我。乃生根本四烦恼：我见、我痴、我爱、我慢是也。我见与我痴相长，我爱与我慢相制。由我爱而生恻隐之心，由我慢而生好胜之心。孟子有见于我爱，故云性善；荀子有见于我慢，故云性恶；扬子有见于我爱、我慢交至为用，故云善恶混也。

孟、荀、扬三家，由情见性，此乃佛法之四烦恼。佛家之所谓性，浑沌无形，则告子所见无善无不善者是矣。扬子生孟、荀之后，其前尚有董仲舒。仲舒谓人性犹谷，谷中有米，米外有糠。是善恶之说，仲舒已见到，子云始明言之耳。子云之学，不如孟、荀，唯此一点，可称后来居上。

然则论自得之处，孟子最优，子思次之，而皆在天趣。荀子专主人事，不务超出人格，则但有人趣。若论政治，则荀子高于思、孟。子云投阁，其自得者可知。韩昌黎谓孟子醇乎醇，荀与扬子大醇而小疵，其实，扬不如荀远甚。孟疏于礼，我慢最重，亦未见其醇乎醇也，司马温公注《太玄》《法言》，欲跻扬子于孟、荀之上。夫孟、荀著书，不事摹拟，扬则摹拟太甚，绝无卓然自立之处，若无“善恶混”一言，乌可与孟、荀同年而语哉！温公所云，未免阿其所好。至于孔、颜一路，非惟汉儒不能及，即子思、孟子亦未能步趋，盖逖乎远矣。以上略论汉以前之儒者。

孟子故居

论汉以后之儒家，不应从宋儒讲起，六朝隋唐亦有儒家也。概而言之，须分两派：一则专务修己治人，不求高远；一则顾亭林所讥“明心见性”之儒是矣（明心见性，亭林所以讥阳明学派者，惟言之太过，不如谓尽心知性为妥）。修己治人之儒，不求超出人格；明心见性，则超出人格矣。

汉以后专论修己治人者，隋唐间有文中子王通（其人有无不可知，假定为有），宋有范文正（仲淹）、胡安定（瑗）、徐仲车（积），南宋有永嘉派之薛士龙（季宣）、陈止斋（傅良）、叶水心（适），金华派之吕东莱（祖谦），明有吴康斋（与弼、白沙、阳明，均由吴出）、罗一峰（伦），清有顾亭林（炎武）、陆桴亭（世仪，稍有谈天说性语）、颜习斋（元）、戴东原（震）。此数子者，学问途径虽不同（安定修己之语多，治人之语少；仲车则专务修己，不及治人；永嘉诸子偏重治人，东莱亦然；习斋兼务二者，东原初意亦如此，惟好驳斥宋人，致入棘丛），要皆以修己治人为归，不喜高谈心性。此派盖出自荀子，推而上之，则曾子是其先师。

明心见性之儒，首推子思、孟子。唐有李习之（翱），作《复性书》，大旨一依《中庸》。习之曾研习禅宗。一日，问僧某“‘黑风吹堕鬼国’，此语何谓？”僧呵曰：“李翱小子，问此何为？”习之不觉怒形于色，僧曰：“此即是‘黑风吹堕鬼国’。”今观《复性书》虽依《中庸》立论，其实阴袭释家之旨。宋则周濂溪（敦颐）开其端。濂溪之学本于寿涯。濂溪以为儒者之教，不应羼杂释理。寿涯教以改头换面，又授以一偈，云：“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此诗语本《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一章。“有物先天地”，即“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也；“无形本寂寥”，即“寂兮寥兮”也；“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即“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也。寿涯不以佛法授濂溪，而采《老子》，不识何故）后濂溪为《太极图说》《通书》，更玄之又玄矣。张横渠（载）《正蒙》之意，近于回教。横渠，陕西人，唐时景教已入中士，陕西有大秦寺，唐时立，至宋嘉祐时尚在，故横渠之言，或有取于彼。其云“清虚一大之谓天”，似回教语；其云“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则似景教。人谓《正蒙》之旨，与墨子兼爱相同。墨子本与基督教相近也。然横渠颇重礼教，在乡拟兴井田，虽杂景教、回教意味，仍不失修己治人一派之旨。此后有明道（程颢）、伊川（程颐），世所称二程子者。伊川天资不如明道，明道平居燕坐，如泥塑木雕（此非习佛家之止观，或如佛法所称有宿根耳）；受濂溪之教，专寻孔、颜乐处，一生得力，从无忧虑，实已超出人格，著《定性书》，谓不须防检力索、自能从容中道。以佛法衡之，明道殆入四禅八定地矣。杨龟山（时）、李延平（侗）传之。数传而为朱晦庵（熹）。龟山取佛法处多，天资高于伊川，然犹不逮谢上蔡（良佐）。上蔡为二程弟子天资最高者。后晦庵一派，不敢采取其说，以其近乎禅也。龟山较上蔡为有范围，延平范围渐小。迨晦庵出，争论乃起，时延平以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教晦庵（此亦改头换面语，实即佛法之止观）。晦庵读书既多，言论自富，故陆象山（九渊），王阳明（守仁）讥为支离。阳明有朱子晚年定论之说，据《与何叔京》一书（书大意谓，但因良心发现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即为学者下工夫处），由今考之，此书乃晦庵三十四岁时作，非真晚年。晚年定论，乃阳明不得已之语，而东原非之，以为堕入释氏。阳明以为高者，东原反以为岐。实则晦庵恪守师训，惟好胜之心不自克，不得不多读书，以资雄辩。虽心知其故，而情不自禁也。至无极、太极之争，非二家学问之本，存而不论可矣（象山主太极之上无无极，晦庵反之，二人由是哄争。晦庵谓如曰未然，则各尊所闻，各行所知；象山答云，通人之过虽微，针药久当自悟。盖象山稍为和平矣）。

宋儒出身仕宦者多，微贱起家者少。唯象山非簪缨之家（象山家开药肆），其学亦无师承。常以为二程之学，明道疏通，伊川多障。晦庵行辈，常出象山，论学则不逮。象山主先立乎其大者（宋人为学，入手之功，各有话头：濂溪主静，伊川以后主敬，象山则谓先立乎其大者），不以解经为重，谓：“六经注我，我不注六经。”顾经籍烂熟，行文如汉人奏议，多引经籍，虽不如晦庵之尽力注经，亦非弃经籍而不读也。其徒杨慈湖（简慈湖成进士为富阳主簿时，象山犹未第。至富阳，慈湖问“何谓本心”？象山曰：“君今日所断扇讼，彼讼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见得孰是孰非即决定为某甲是某乙非，非本心而何？”慈湖亟问曰：“止如斯耶？”象山厉声答曰：“更何有也！”慈湖退，拱坐达旦，质明纳拜，遂称弟子）作《绝西记》，多参释氏之言，然以意为意识，不悟其为意根，则于佛法犹去一间。又作《己易》，以为易之消息，不在物而在己，己即是易。又谓衣冠礼乐、取妻生子。学周公孔子，知其余不学周孔矣。既没，弟子称之曰“圆明祖师”（不知慈湖自称抑弟子尊之云尔）。宋儒至慈湖，不讳佛如此，然犹重视礼教，无明人猖狂之行。盖儒之有礼教，亦犹释之有戒律。禅家呵佛骂祖，猖狂之极，终不失僧人戒律。象山重视礼教，弟子饭次交足，讽以有过。慈湖虽语言开展，亦守礼惟谨，故其流派所衍：不至如李卓吾辈之披猖也。

《陆象山先生全集》

明儒多无师承，吴康斋与薛敬轩（瑄）同时，敬轩达官，言语谨守矩矱，然犹不足谓为修己治人一流。英宗复辟，于谦凌迟处死，敬轩被召入议，但谓三阳发生，不可用重刑，诏减一等。凌迟与斩，相去几何？敬轩于此固当力争，不可则去，乌得依违其间如此哉（此事后为刘蕺山所斥）？康斋父溥与解缙、王艮、胡广比舍居，燕兵薄京城，城陷前一夕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广亦奋激慷慨，艮独流涕不言。三人去，康斋尚幼，叹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独王叔死耳。”语未毕，隔墙闻广呼：“外喧甚，谨视豚！”溥顾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然己亦未尝死节。康斋之躬耕不仕，殆以此故。静轩之学不甚传，而康斋之传甚广（陈白沙献章即其弟子；又有娄一斋谅以其学传阳明。白沙之学传湛甘泉若水。其后，两家之传最广，皆自康斋出也）。康斋安贫乐道，无超过人格语。白沙讲学，不作语录，不讲经，亦无论道之文。惟偶与人书，或托之于诗，常称曾点浴沂风雩之美，而自道功夫，则谓静中养出端倪（端倪一语，刘蕺山谓为含胡。其实孟子有四端之说，四端本不甚著，故须静中养之）。亦复时时静坐，然犹不足以拟佛法，盖与四禅八定近耳。弟子湛甘泉（若水），与阳明同时。阳明成进士，与甘泉讲学，甚相得，时阳明学未成也。阳明幼时，尝与铁柱宫道士交契，三十服官之后，入九华山，又从道士蔡蓬头问道。乃为龙阳驿丞，忧患困苦之余，忽悟“知行合一”之理。谓宋儒先知后行，于事未当。所谓“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即知即行，非知为好色而后好之，知为恶臭而后恶之也。其“致良知”之说，在返自龙场之后。以为昔人之解“致知格物”，非惟朱子无当，司马温公辈亦未当（温公以格为格杀勿论之格。然物来即格之，惟深山中头陀不涉人事者为可，非所语于常人也）。朱子以穷知事物之理为格物（宋人解格物者均有此意，非朱子所创也），阳明初信之，格竹三日而病，于是斥朱子为非是。朱子之语，包含一切事物之理，一切事物之理，原非一人之知所能尽，即格竹不病，亦与诚意何关，以此知阳明之斥朱子为不误。然阳明以为格当作“正”字解。格物者，致良知以正物。物即心中之念，致良知，则一转念间，知其孰善孰恶，去其恶，存其善，斯意无不诚。余谓阳明之语虽踔，顾与《大学》原文相反。《大学》谓格物而后致知，非谓致知而后格物。朱子改窜《大学》，阳明以为应从古本。至解格物致知，乃颠倒原文，又岂足以服朱之心哉（后朱派如吕泾野楠辈谓作止语默皆是物，实袭阳明之意而引申之。顾亭林谓“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斯即格物。皆与阳明宗旨不同，而亦不采朱子穷至事物之理之说。然打破朱子之说，不可谓非阳明之力也）？

王阳明雕塑

格物致知之说，王心斋（艮）最优。心斋为阳明弟子（心斋初为盐场灶丁，略语《四书》，制古衣冠、大带、笏板服之，曰：“言尧之言、行尧之行，而不服尧之服，可乎哉？”闻其论曰：“此绝类王巡抚之谈学也”。时阳明巡抚江西，心斋即往谒，古服举笏立于中门，阳明出迎于门外。始入，据上坐；辩难久之，心折，移坐于侧；论毕，下拜称弟子。明日复见，告之悔，复上坐，辩难久之，乃大服，卒为弟子。本名银，阳明为改为艮），读书不多，反能以经解经，义较明白。谓《大学》有“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语：致知者，知事有终始也；格物者，知物有本末也。格物致知，原空文，不必强为穿凿。是故诚意是始，平天下是终；诚意是本，平天下是末。知此即致知矣。刘蕺山（宗周）等崇其说，称之曰：“淮南格物论”，谓是致知格物之定论。盖阳明读书多，不免拖沓；心斋读书少（心斋入国子监，司业问：“治何经？”曰：“我治总经”。又作《大成歌》，亦有寻孔、颜乐处之意，有句云：“学是学此乐，乐是乐此学”），故能直截了当，斩除葛藤也。心斋解“在止于至善”，谓身名俱泰，乃为至善；杀身成仁，便非至善。其语有似老子。而弟子颜山农（钧）、何心隐辈，猖狂无度，自取戮辱之祸，乃与师说相反。清人反对王学，即以此故。颜山农颇似游侠，后生来见，必先享以三拳，能受，乃可为弟子。心隐本名梁汝元，从山农时，亦曾受三拳，而终不服，知山农狎妓，乃伺门外，山农出，以三拳报之。此诚非名教所能羁络矣。山农笃老而下狱遣戍，心隐卒为张江陵所杀（江陵为司业，心隐问曰：“公居太学，知《大学》道乎？”江陵目摄之，曰：“尔意时时欲飞，却飞不起。”江陵去，心隐曰：“是夫异日必当国，必杀我。”时政由严氏，而世宗幸方士蓝道行，心隐侦知嵩有揭贴，嘱道行假乩神降语：“今日当有一奸臣言事。”帝迟之，而嵩揭贴至，由此疑嵩。御史邹应龙避雨内侍家，侦知其事，因抗疏极论嵩父子不法，严氏遂败，江陵当国，以心隐术足以去宰相，为之心动，卒捕心隐下狱死），盖王学末流于颜何辈而使人怖畏矣。

阳明破宸濠，弟子邹东廓（守益）助之，而欧阳南野（德）、聂双江（豹）辈，则无事功可见。双江主兵部，《明史》赞之曰：“豹也碌碌，弥不足观。”盖皆明心见性，持位保宠，不以政事为意。湛甘泉为南京吏部尚书亦然。罗念庵（洪先）辞官后，入山习静，日以晏坐为事，谓“理学家辟佛乃门面语。周濂溪何尝辟佛哉？”阳明再传弟子万思默（廷言）、王塘南（槐时）、胡正甫（直）、邓定宇（以赞）官位非卑，亦无事功可见。思默语不甚奇，日以晏坐为乐。塘南初曾学佛，亦事晏坐，然所见皆高于阳明。塘南以为一念不动，而念念相续，此即生生之机不可断之意（一念不动，念念相续，即释家所谓阿赖耶识，释家欲传阿赖耶以成涅槃，而王学不然，故仅至四禅四空地）。思默自云静坐之功，若思若无思，则与佛法中非想非非想契合，即四空天中之非想非非想天耳。定宇语王龙溪（畿）曰：“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圣人也不做他。”张阳和（元忭）谓此言骇听。定宇曰：“毕竟天地也多动了一下，此是不向如来行处行手段。”正甫谓天地万物，皆由心造，独契释氏旨趣。前此，理学家谓天地万物与我同体，语涉含混，不知天地万物与我，孰为宾主，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亦然，皆不及正甫之明白了当。梨洲驳之，反为支离矣。甘泉与阳明并称。甘泉好谈体认天理。人有不成寐者，问于甘泉。甘泉曰：“君恐未能体认天理耳。”阳明讥甘泉务外，甘泉不服，谓心体万物而无遗，何外之有？后两派并传至许敬庵（孚远），再传而为刘蕺山（宗周）。蕺山绍甘泉之绪，而不甚心服。三传而为黄梨洲（宗羲）。梨洲，余姚人。蕺山，山阴人。梨洲服膺阳明而不甚以蕺山为然，盖犹存乡土之见。蕺山以常惺惺为教。常惺惺者，无昏愦时之谓也，语本禅宗，非儒家所有。又蕺山所以不同于阳明者，自阳明之徒王心斋以致知为空文，与心、意二者无关，而心意之别未明也。心斋之徒王一庵（栋）以为意乃心之主宰（即佛法意根），于是意与心始别。蕺山取之，谓诚意者，诚其意根，此为阳明不同者也。然蕺山此语，与《大学》不合。《大学》语语平实，不外修己治人。明儒强以明心见性之语附会，失之远矣。诚其意根者，即堕入数论之神我，意根愈诚，则我见愈深也。余谓《中庸》“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二语甚确。盖诚即迷信之谓。迷信自己为有，迷信世界万物为有，均迷信也。诚之为言，无异佛法所称无明。信我至于极端，则执一切为实有。无无明则无物，故曰不诚无物。《中庸》此言，实与释氏之旨符合。惟下文足一句曰“是故，君子诚之为贵”，即与释氏大相径庭。盖《中庸》之言，比于婆罗门教，所谓“参天地、赞化育”者，是其极致，乃入摩醯首罗天王一流也。儒释不同之处在此，儒家虽采佛法，而不肯放弃政治社会者亦在此。若全依释氏，必至超出时间，与中土素重世间法者违反，是故明心见性之儒，谓之为禅，未尝不可。惟此所谓禅，乃曰禅八定，佛家与外道共有之禅，不肯打破意根者也。昔欧阳永叔谓“孔子罕言性，性非圣人所重”，此言甚是。儒者若但求修己治人，不务谈天说性，则譬之食肉不食马肝，亦未为不知味也。

儒者修己之道，《儒行》言之甚详，《论语》亦有之，曰“行己有耻”，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修己之大端，不过尔尔。范文正开宋学之端，不务明心见性而专尚气节，首斥冯道之贪恋。《新五代史》之语，永叔袭文正耳。其后学者渐失其宗旨，以气节为傲慢而不足尚也，故群以极深研几为务。于是风气一变，国势之弱，职此之由。宋之亡，降臣甚多，其明证也。明人之视气节，较宋人为重。亭林虽诮明心见性之儒，然入清不仕，布衣终身，信可为百世师表。夫不贵气节，渐至一国人民都无豪迈之气，奄奄苟活，其亡岂可救哉？清代理学家甚多，然在官者不可以理学论。汤斌、杨名时、陆陇其辈，江郑堂《宋学渊源记》所不收，其意良是。何者？炎黄之胄，服官异族，大节已亏，尚得以理称哉？若在野而走入王派者，则有李二曲（颙）、黄梨洲（宗羲）。其反对王派者，今举顾亭林、王船山（夫之）、陆桴亭、颜习斋、戴东原五家论之。此五家皆与王派无关，而又非拘牵朱派者也。梨洲、二曲虽同祖阳明，而学不甚同。梨洲议论精致，修养不足；二曲教以悔过为始基，以静坐为入手，李天生（因笃，陆派也）之友欲从二曲学，中途折回，天生问故，曰：“人谓二曲王学之徒也。”二曲闻之叹曰：“某岂王学乎哉！”盖二曲虽静坐观心，然其经济之志，未曾放弃。其徒王心敬（尔缉），即以讲求区田著称。此其所以自异于王学也。梨洲弟子万季野（斯同）治史学，查初白（慎行）为诗人，并不传其理学。后来全谢山（祖望）亦治史学，而于理学独推重慈湖，盖有乡土之见焉。

《顾亭林先生遗书十种》

阳明末流，一味猖狂，故清初儒者皆不愿以王派自居。顾亭林首以明心见性为诟病。亭林之学，与宋儒永嘉派不甚同，论其大旨，亦以修己治人为归。亭林研治经史最深，又讲音韵、地理之学，清人推为汉学之祖。其实，后之为汉学者仅推广其《音学五书》以讲小学耳。其学之大体，则未有步趋者也。惟汪容甫（中）颇有绍述之意，而目力未及。观容甫《述学》，但考大体，不及琐碎，此即亭林矩矱。然亭林之学，枝叶蔚为大国而根本不传者，亦因种族之间，言议违禁，故为人所忌耳（《四库提要》称其音韵之学，而斥经世之学为迂阔，其意可知）。种族之见，亭林胜于梨洲。梨洲曾奉鲁王命乞师日本，后遂无闻焉，亭林则始终不渝。今通行之《日知录》，本潘次耕（耒）所刻，其中胡字、虏字，或改作外国、或改作异域，“我朝”二字，亦被窜易。《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仅存其目。近人发现雍正时抄本，始见其文，约二千余言。大旨谓，孔子云：“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此之谓“素夷狄行乎夷狄”，非谓臣事之也。又言，管仲大节有亏而孔子许之者，以管仲攘夷，过小而功大耳。以君臣之义，较夷夏之防，则君臣之义轻，夷夏之防重，孔子所以亟称之也。又《胡服》一条，刻本并去其目。忌讳之深如此，所以其学不传。亭林于夷夏之防，不仅腾为口说，且欲实行其志，一生奔驰南北，不遑宁居，到处开垦，隐结贤豪，凡为此故也。山东、陕西、山西等处，皆有其屯垦之迹。观其意，殆欲于此作发展计。汉末田子泰（或作田子春，名畴），躬耕徐无山（今河北玉田县），百姓归之者五千余家，子泰为定法律、制礼仪、兴学校，众皆便之。乌丸、鲜卑并遣译致贡。常忿乌丸贼杀冠盖，有欲讨之意，而曹操北征，于泰为向导，遂大斩获，追奔逐北。使当时无曹操，则子泰必亲自攘夷矣。亭林之意，殆亦犹是。船山反对王学，宗旨与横渠相近，曾为《正蒙》作注。盖当时王学猖狂，若以程朱之学矫之，反滋纠纷，惟横渠之重礼教乃足以惩之。船山之书，自说经外，只有抄本，得之者，什袭珍藏。故《黄书》流传甚广，而免于禁网也。船山论夷夏之防，较亭林更为透彻，以为六朝国势不如北魏远甚。中间又屡革命，而能支持三百年之久者，以南朝有其自立精神故也。南宋不及百六十年，未经革命，而亡于异族，即由无自立精神故也。此说最中肯綮，然有鉴于南宋之亡，而谓封建藩镇，可以抵抗外侮，此则稍为迂阔。特与六朝人主封建者异趣：六朝人偏重王室，其意不过封建亲戚以为藩屏而已；船山之主封建，乃从诸夏夷狄着想，不论同姓异姓，但以抵抗外侮为主，此其目光远大处也。要之，船山之学，以政治为主，其理学亦不过修己治人之术，谓之骈枝可也。

陆桴亭《思辨录》，亦无过修己治人之语，而气魄较小。其论农田水利，亦尚有用。顾足迹未出江苏一省，故其说但就江苏立论，恐不足以致远。

北方之学者，颜（习斋）、李（刚主）、王（昆绳）、刘（继庄）并称，而李行辈略后，习斋之意，以为程、朱、陆、王都无甚用处，于是首举《周礼》“乡三物”以为教，谓《大学》“格物”之物，即“乡三物”之物，其学颇见切实。盖亭林、船山但论社会政治，却未及个人体育。不讲体育，不能自理其身，虽有经世之学，亦无可施。习斋有见于此，于礼、乐、射、御、书、数中，特重射、御，身能盘马弯弓，抽矢命中，虽无反抗清室之语，而微意则可见也。昆绳、刚主，亦是习斋一流，惟主张井田，未免迂腐。继庄精舆地之学。《读史方舆纪要》之作，继庄周游四方，观察形势；顾景范考索典籍，援古证今，二人联作，乃能成此巨著。此后徐乾学修《一统志》，开馆洞庭山，招继庄纂修。继庄首言郡县宜记经纬度，故《一统志》每府必记北极测地若干度。此事今虽习见，在当时实为创获。

大概亭林、船山，才兼文武。桴亭近文；习斋近武，桴亭可使为地方官，如省长之属；习斋可使为卫戍司令，二人之才不同，各有偏至。要皆专务修己治人，无明心见性之谈也。

王船山故居

东原不甘以上列诸儒为限，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其大旨有二：一者，以为程、朱、陆、王均近禅，与儒异趣；一者，以为宋儒以理杀人，甚于以法杀我。盖雍乾间，文字之狱，牵累无辜，于法无可杀之道，则假借理学以杀之。东原有感于此，而不敢正言，故发愤为此说耳。至其目程、朱、陆、王均近禅，未免太过。象山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乃扫除文字障之谓，不只谓之近禅。至其驳斥“以意见为理”，及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之说，只可以攻宋儒，不足以攻明儒。阳明谓理不在心外，则非如有物焉，凑拍附着于气之谓也。罗整庵（钦顺）作《困知记》，与阳明力争“理气”之说，谓宋人以为理之外有气，理善，气有善有不善。夫天地生物，惟气而已，人心亦气耳。以谓理者，气之流行而有秩序者也，非气之外更有理也。理与气不能对立。东原之说，盖有取于整庵。然天理、人欲，语见《乐记》。《乐记》本谓穷人欲则天理灭，不言人欲背于天理也；而宋儒则谓理与欲不能并立。于是东原谓天理即人欲之有节文者，无欲则亦无理，此言良是，亦与整庵相近。惟谓理在事物而不在心，则矫枉太过，易生流弊。夫能分析事物之理者，非心而何？安得谓理在事物哉？依东原之说，则人心当受物之支配，丧其所以为我，此大谬矣。至孟子“性善”之说，宋儒实未全用其旨。程伊川、张横渠皆谓，人有义理之性，有气质之性。义理之性善，气质之性不善。东原不取此论，谓孟子亦以气质之性为善，以人与禽兽相较而知人之性善，禽兽之性不善（孟子有“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语）。余谓此实东原之误。古人论性，未必以人与禽兽比较。详玩《孟子》之文，但以五官与心对待立论。孟子云：“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其意殆谓耳目之官不纯善，心则纯善。心纵耳目之欲，是养其小体也；耳目之欲受制于心，是养其大体也。今依生理学言之，有中枢神经，有五官神经。五官不能谓之无知，然仅有欲而不知义理，惟中枢神经能制五官之欲，斯所以为善耳。孟子又云：“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是五官之欲固可谓之性。以有心为之主宰，故不以五官之欲为性，而以心为性耳。由此可知，孟子亦不谓性为纯善，惟心乃纯善。东原于此不甚明白，故不取伊川、横渠之言，而亦无以解孟子之义。由今观之，孟、荀、扬三家论性虽各不同，其实可通。孟子不以五官之欲为性，此乃不得已之论。如合五官之欲与心而为真，亦犹扬子所云善恶混矣。孟子谓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性所具有。荀子则谓“人生而有好利焉，顺是则争夺生而辞让亡矣”。是荀子以辞让之心非性所本有，故人性虽具恻隐、羞恶、是非三端，不失其为恶。然即此可知荀子但云性不具辞让之心，而不能谓性不具恻隐、羞恶、是非之心。是其论亦同于善恶混也。且荀子云：“途之人皆可以为禹。”孟子云：“人皆可以为尧舜。”是性恶、性善之说，殊途同归也。荀子云：“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孟子云：“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此其语趣尤相合（孟子性善之说，似亦略有变迁。可以为善曰性善，则与本来性善不同矣）。虽然，孟子曰：“仁、义、礼、知，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荀子则谓礼义法度，圣人所生，必待圣人之教，而后能化性起伪。此即外铄之义，所不同者在此。

韩退之《原性》有上中下三品说。前此，王仲任《论衡》记周人世硕之言，谓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举人之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故作《养书》一篇。又言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又孔子已有“生而知之者上，学而知之者次，困而学之又其次，困而不学民斯为下”语。如以性三品说衡荀子之说，则谓人性皆恶可也。不然，荀子既称人性皆恶，则所称圣人者，必如宗教家所称之圣人，然后能化性起伪尔。是故，荀子虽云性恶，当兼有三品之义也。

告子谓“性无善无不善”，语本不谬，阳明亦以为然。又谓“生之谓性”，亦合古训。此所谓性，即阿赖耶识。佛法释阿赖耶为无记性（无善无恶），而阿赖耶之义即生理也。古人常借“生”为“性”字。《孝经》“毁不灭性”，《左传》“民力凋尽，莫保其性”皆是。《庄子》云：“性者生之质也。”则明言生即性矣。故“生之谓性”一语，实无可驳。而孟子强词相夺，驳之曰：“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若循其本，性即生理。则犬之生与牛之生，牛之生与人之生，有何异哉？至杞柳杯棬之辨，孟子之意谓戕贼杞柳以为杯棬可、戕贼人以为仁义不可。此因告子不善措辞，致受此难。如易其语云，性犹金铁也，义犹刀剑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金铁为刀剑，则孟子不能谓之戕贼矣。

东原以孟子举犬性、牛性、人性驳告子，故谓孟子“性善”之说，据人与禽兽比较而为言。余谓此非孟子本旨，但一时口给耳。后人视告子如外道，或曰异端，或曰异学。其实儒家论性，各有不同。赵邠卿注《孟子》，言告子兼治儒墨之学。邠卿见《墨子》书亦载告子（《墨子》书中之告子，与孟子所见未必为一人，以既与墨子同时，不得复与孟子同时也），故为是言。不知《墨子》书中之告子，本与墨子异趣，不得云兼治儒墨之学也。宋儒以告子为异端，东原亦目之为异端，此其疏也。

《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惟说“理气”语不谬（大旨取罗整庵），论理与欲亦当。至阐发“性善”之言，均属难信。其后承东原之学者，皆善小学、说经、地理诸学，惟焦里堂（循）作《孟子正义》，不得不采《字义疏证》之说（近黄式三亦有发挥东原之言）。要之，东原之说，在清儒中自可卓然成家，若谓可以推倒宋儒（段若膺人作挽词有“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语，太过），则未敢信也。

道咸间方植之（东树）作《汉学商兑》，纠弹东原最力。近胡适尊信东原之说，假之以申唯物主义。然“理在事物而不在心”一语，实东原之大谬也。

数道家当以老子为首。《汉书·艺文志》道家首举《伊尹》《太公》。然其书真伪不可知，或出后人依托。《管子》之书，可以征信，惟其词意繁富，杂糅儒家、道家，难寻其指归。太史公言其“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盖管子之大用在此。黄老并称，始于周末，盛行于汉初。如史称环渊学黄老道德之术；陈丞相少时，好黄帝、老子之术；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王生处士善为黄老言。然黄帝论道之书，今不可见。《儒林传》，黄生与辕固争论汤武革命，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其语见《太公六韬》。然今所传《六韬》不可信，故数道家当以老子为首。

《庄子·天下篇》自言与老聘、关尹不同道。老子多政治语，庄子无之；庄子多超人语，老子则罕言。虽大旨相同，而各有偏重，所以异也。《老子》书八十一章，或论政治，或出政治之外，前后似无系统。今先论其关于政治之语。

老子论政，不出“因”字，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是也。严几道（复）附会其说，以为老子倡民主政治。以余观之，老子亦有极端专制语，其云“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非极端专制而何？凡尚论古人，必审其时世。老子生春秋之世，其时政权操于贵族，不但民主政治未易言，即专制政治亦未易言。故其书有民主语，亦有专制语。即孔子亦然。在贵族用事之时，唯恐国君之不能专制耳。国君苟能专制，其必有愈于世卿专政之局，故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然此二语法家所以为根本。

老子出关图

太史公以老子、韩非同传，于学术源流最为明了。韩非解老、喻老而成法家，然则法家者，道家之别子耳。余谓老子譬之大医，医方众品并列，指事施用，都可疗病。五千言所包亦广矣，得其一术，即可以君人南面矣。

汉文帝

汉文帝真得老子之术者，故太史公既称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又称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盖文帝貌为玄默躬化，其实最擅权制。观夫平、勃诛诸吕，使使迎文帝。文帝入，即夕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其收揽兵权，如此其急也。其后贾谊陈治安策，主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文帝依其议，分封诸王子为列侯。吴太子入见，侍皇太子饮博，皇太子引博局提杀之，吴王怨望不朝，而文帝赐之几杖，盖自度能制之也。且崩时，诫景帝，“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盖知崩后，吴楚之必反也，盖文帝以老、庄、申、韩之术合而为一，故能及此。然谓周云成、康，汉言文、景，则又未然。成康之世，诸侯宗周；文帝之世，诸侯王已有谋反者。非用权谋，乌足以制之？知人论世，不可同年而语矣。

后人往往以宋仁宗拟文帝，由今观之，仁宗不如文帝远甚。虽仁厚相似，而政术则非所及也。仁宗时无吴王叛逆之事；又文帝之于匈奴与仁宗之于辽、西夏不同。仁宗一让之后，即议和纳币，无法应付；文帝则否，目前虽似让步，却能养精蓄锐，以备大举征讨，故后世有武帝之武功。周末什一而税，以致颂声。然汉初但十五而取一（高帝、惠帝皆然），文帝出，常免天下田租，或取其半，则三十而一矣。又以缇萦上书，而废肉刑。此二事可谓仁厚。然文帝有得于老子之术。老子之术，平时和易，遇大事则一发而不可当，自来学老子而至者，惟文帝一人耳。

《老子》书中有权谋语，“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也。凡用权谋，必不明白告人。而老子笔之于书者，以此种权谋，人所易知故尔。亦有中人权谋而不悟者，故书之以为戒也。

历来承平之世，儒家之术，足以守成；戡乱之时，即须道家，以儒家权谋不足也。凡戡乱之傅佐，如越之范蠡（与老子同时，是时《老子》书恐尚未出），汉初之张良、陈平（二人纯与老子相似。张良尝读《老子》与否不可知，陈平本学黄老），唐肃宗时之李泌，皆有得于老子之道。盖拨乱反正非用权谋不可，老子之真实本领在此。然即“无为而无不为”一语观之，恐老子于承平政事亦优为之，不至如陈平之但说大话（文帝问左丞相周勃：“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不知。问：“天下钱谷一岁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惶愧汗出浃背。帝问左丞相陈平，平曰：“有主者。”帝曰：“君所主者何事？”平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盖周勃武夫，非所能对；陈平粗疏，亦不能对也）。承平而用老子之术者，文帝之前曹参曾用盖公，日夜饮酒而不治事，以为法令既明，君上垂拱而臣下守职，此所谓“无为而无不为”也。至于晋人清淡，不切实用，盖但知无为，而不知无不为矣。

至于老子之道最高之处，第一看出“常”字，第二看出“无”字，第三发明“无我”之义，第四倡立“无所得”三字，为道德之极则。《老子》首章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常道、常名，王注不甚明白，韩非《解老》则言之憭然，谓“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唯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常”，盖常道者，不变者也。《庄子·天下篇》称“老聃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常无有者，常无、常有之简语也。老子曰：“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又云：“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名故为常，有名故非常。徼者边际界限之意。夫名必有实，实非名不彰，撤去界限，则名不能立，故云：“常有欲以观其徼也。”圣人内契天则，故常无以观其妙。外施于事，故常有以观其徼。“建之以常无有”者，此之谓也。

《老子》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后之言佛法者，往往以此斥老子为外道，谓：“无何能生有？”然非外道也。《说文》：“无，奇字无也，通于元者。”虚无，道也。《尔雅》：“元，始也。”夫万物实无所始。《易》曰：“大哉乾元”“首出庶物。”是有始也。又曰：“见群龙无首”“天德不可为首”则无始也。所谓有始者，毕竟无始也。《庄子》论此更为明白，云：“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说文系传》云：“无通于元者，即未始有始之谓也。”又佛法有“缘起”之说，唯识宗以阿赖耶识为缘起；《起信论》以如来藏为缘起。二者均有始。而《华严》则称无尽缘起，是无始也。其实缘起本求之不尽，无可奈何，乃立此名耳。本无始，无可奈何称之曰始，未必纯是；无可奈何又称之曰无始，故曰无通于元。儒家无极、太极之说，意亦类是。故老子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语本了然，非外道也。

帛书《老子》

“无我”之言，《老子》书中所无，而《庄子》详言之。太史公《孔子世家》：“老子送孔子曰：‘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二语看似浅露，实则含义宏深。盖空谈无我，不如指切事状以为言，其意若曰一切无我，固不仅言为人臣、为人子而已。所以举臣与子者，就事说理，《华严》所谓事理无碍矣。于是孔子退而有“犹龙”之叹。夫唯圣人为能知圣，孔子耳顺心通，故闻一即能知十，其后发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论，颜回得之而克己。此如禅宗之传授心法，不待繁词，但用片言只语，而明者自喻。然非孔子之聪明睿智，老子亦何从语之哉（老子语孔子之言，《礼记·曾子问》载三条，皆礼之粗迹，其最要者在此。至无我、克己之语，则《庄子》多有之）！

《德经》以上德、下德开端（是否《老子》原书如此，今不可知），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德者得也，不德者，无所得也。无所得乃为德，其旨与佛法归结于无所得相同，亦与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符合。盖道不可见，可见即非道。“望道而未之见”者，实无有道也。所以望之者，立文不得不如此耳，其实何尝望也。佛家以有所见为所知障，又称理障。有一点智识，即有一点所知障。纵令理想极高，望去如有物在，即所知障也。今世讲哲学者不知此义，无论剖析若何精微，总是所知障也。老子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之”一字，于老子自当重视。然老子又曰“涤除玄览”，玄且非扫除不可，况其他哉！亦有极高极深之理，自觉丝毫无谬，而念念不舍，心存目想，即有所得，即所谓所知障，即不失德之“下德”也。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无知故所知障尽。颜子语孔子曰：“回益矣，忘仁义矣。”孔子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忘礼乐矣。”孔子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坐忘矣。”孔子乃称：“而果其贤乎！丘请从而后。”“盖坐忘”者，一切皆忘之谓，即无所得之“上德”也。此种议论，《老子》书所不详，达者观之立喻；不达者语之而不能明。非如佛书之反复申明，强聒而不舍。盖儒以修己治人为本；道家君人南面之术，亦有用世之心。如专讲此等玄谈，则超出范围，有决江救涸之嫌。政略示其微而不肯详说，否则，其流弊即是清淡。非惟祸及国家，抑且有伤风俗，故孔老不为也。印度地处热带，衣食之忧、非其所急；不重财产，故室庐亦多无用处；自非男女之欲，社会无甚争端。政治一事，可有可无，故得走入清淡一路而无害。中土不然，衣食居处，必赖勤力以得之，于是有生存竞争之事。团体不得不结，社会不得不立，政治不得不讲。目前之急，不在乎有我无我，乃在衣食之足不足耳。故儒家、道家，但务目前之急；超出世间之理，不欲过于讲论，非智识已到修养已足者，不轻为之语。此儒、道与释家根本虽同，而方法各异之故也。

六朝人多以老、庄附佛法（如僧祐《弘明集》之类），而玄奘以为孔、老两家，去佛甚远，至不肯译《老子》，恐为印度人所笑，盖玄奘在佛法中为大改革家，崇拜西土，以为语语皆是，而中国人语都非了义。以玄奘之智慧，未必不能解孔子、老子之语，特以前人注解未能了然，虽或浏览，不足启悟也。南齐顾欢谓孔、老与佛法无异，中国人只须依孔、老之法、不必追随佛法，虽所引不甚切当，而大意则是。（《南齐书》五十四载欢之论曰：“国师、道士，无过老、庄；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谁则当之？二经所说，如合符契，道则佛也，佛则道也。其圣则符，其迹则反。”又云：“理之可贵者道也；事之可贱者俗也。舍华效夷，义将安取？”）至老子化胡，乃悠谬之语。人各有所得，奚必定由传授也。

老子像

道士与老子无关，司马温公已见及此。道士以登仙为极则，而庄子有齐死生之说，又忘老聃之死，正与道士不死之说相反也。汉武帝信少翁、栾大、李少君之属以求神仙，当时尚未牵合神仙、老子为一。《汉书·艺文志》以神仙、医经、经方同入方技，可证也。汉末张道陵注《老子》（《弘明集》引），其孙鲁亦注《老子》（曰：想余注《老子》。想余二字不可解），以老子牵入彼教，殆自此始。后世道士，乃张道陵一派也。然少翁辈志在求仙，道陵亦不然，仅事祈祷或用符箓捉鬼，谓之“劾禁”。盖道士须分两派：一为神仙家，以求长生、觊登仙为务；一为劾禁家，则巫之余裔也。北魏寇谦之出，道士之说大行。近代天师打蘸、画符、降妖而不求仙，即是劾禁一派。前年，余寓沪上，张真人过访，余问炼丹否？真人曰：“炼丹须清心寡欲。”盖自以不能也。

梁陶宏景为《本草》作注，又作《百一方》，而专务神仙。医家本与神仙家相近，后世称陶氏一派曰茅山派；张氏一派曰龙虎山派。二派既不同，而炼丹又分内丹、外丹二派。《抱朴子》载炼丹之法，唐人信之，服“大还”而致命者不少，后变而为内丹之说，《悟真篇》即其代表。然于古有汉人所作《参同契》，亦著此意。元邱处机（即长春真人），亦与内丹相近，白云观道士即此派也。此派又称龙门派。是故，今之道士，有此三派，而皆与老子无关者也。

神仙家、道家，《隋志》犹不相混。清修《四库》，始混而为一。其实炼丹一派，于古只称神仙家，与道家毫无关系。宋元间人集《道藏》，凡诸子书，自儒家之外，皆被收录。余谓求仙一派，本属神仙家，前已言之。劾禁一派，非但与老子无关，亦与神仙家无关。求之载籍，盖与《墨子》为近。自汉末至唐，相传墨子有《枕中五行记》（其语与墨子有无关系，不可知）。《后汉书·刘根传》：“根隐居嵩山，诸好事者就根学道。太守史祈，以根为妖妄，收而数之曰：‘汝有何术，而惑诬百姓？’根曰：‘实无他异，颇能令人见鬼耳。’于是左顾而啸，祈之亡父、祖及近亲数十人皆反缚在前，向根叩头。祈惊惧，顿首流血。根默然，忽俱去不知所在。”余按：其术与《墨子·明鬼》相近。刘根得之何人不可知，张道陵之术与刘根近似，必有所受之也。盖劾禁一派，与老子无关，要非纯出黄巾米贼，故能使晋世士大夫若王羲之、殷仲堪辈皆信之也。

庄子自言与老聃之道术不同，“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此老子所不谈，而庄子闻其风而悦之。盖庄子有近乎佛家轮回之说，而老子无之。庄子云：“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其为乐可胜计邪？”此谓虽有轮回而不足惧，较之“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二语，益为明白。老子但论摄生，而不及“不死不生”，庄子则有“不死不生”之说。《大宗师》篇：南伯子葵问乎女偊，女偊称卜梁倚守其道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天下者，空间也。外天下则无空间观念。物者，实体也。外物即一切物体不足撄其心。先外天下，然后外物者，天下即佛法所谓地水火风之器世间，物即佛法所谓有情世间也。已破空间观念，乃可破有情世间，看得一切物体与己无关，然后能外生。外生者，犹未能证到不死不生，必须朝彻而见独。朝彻犹言顿悟，见独则人所不见，己独能见，故先朝彻而后能见独。人为时间所转，乃成生死之念。无古今者，无时间观念，死生之念因之灭绝，故能证知不死不生矣。佛家最重现量，阳明亦称留得此心常现在。庄子云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者，亦此意也。南伯子葵、女偊、卜梁倚，其人有无不可知。然其言如此，前人所未道，而庄子盛称之，此即与老聃异趣。老子讲求卫生，《庚桑楚》篇，老聃为南荣趎论卫生之经可见。用世涉务必先能卫生。近代曾国藩见部属有病者辄痛呵之，即是此意。《史记·老子列传》称老子寿一百六十余。卫生之效，于此可见。然庄子所以好言不死不生，以彭祖、殇子等量齐观者，殆亦有故。《庄子》书中，自老子而外，最推重颜子，于孔子尚有微词，于颜子则从无贬语。颜子之道，去老子不远，而不幸短命，是以庄子不信卫生而有“一死生、齐彭殇”之说也。

内篇以《逍遥》《齐物》开端，浅言之，逍遥者，自由之义；齐物者，平等之旨。然有所待而逍遥，非真逍遥也。大鹏自北冥徙于南冥，经时六月，方得高飞；又须天空之广大，扶摇、羊角之势，方能鼓翼。如无六月之时间，九万里之空间，斯不能逍遥矣。列子御风，似可以逍遥矣，然非风则不得行，犹有所待，非真逍遥也。禅家载黄龙禅师说法，吕洞宾往听，师问道服者谁，洞宾称云水道人。师曰：“云干水涸，汝从何处安身？”此袭庄子语也。无待，今所谓绝对。唯绝对乃得真自由。故逍遥云者，非今通称之自由也。如云法律之内有自由，固不为真自由；即无政府，亦未为真自由。在外有种种动物为人害者；在内有饮食男女之欲，喜怒哀乐之情，时时困其身心，亦不得自由。必也一切都空，才得真自由，故后文有外天下，外物之论，此乃自由之极至也。

“齐物论”三字，或谓“齐物之论”，或谓“齐观物论”，二义俱通。庄子此篇，殆为战国初期，学派分歧、是非蜂起而作。“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则以为一切本无是非。不论人物，均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惟至人乃无是非。必也思想断灭，然后是非之见泯也。其论与寻常论平等者不同，寻常论平等者仅言人人平等或一切有情平等而已。是非之间，仍不能平等也。庄子以为至乎其极，必也泯绝是非，方可谓之平等耳。

揆庄子之意，以为凡事不能穷究其理由，故云“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然之理即在于然，不然之理即在于不然。若推寻根源，至无穷，而然、不然之理终不可得，故云然于然、不然于不然，不必穷究是非之来源也。《逍遥》《齐物》之旨，大略如是。

《养生主》为常人说法，然于学者亦有关系。其云“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斯言良是。夫境无穷，生命有限，以有限求无穷，是夸父逐日也。《养生主》命意浅显，颇似老子卫生之谈。然不以之为七篇之首，而次于第三，可知庄子之意，卫生非所重也。世间惟愚人不求知，稍有智慧，无不竭力求知。然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天下安有此事？如此求知，所谓殆已。其末云：“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以薪喻形骸，以火喻神识。薪尽而火传至别物。薪有尽而火无穷，喻形体有尽而神识无尽。此佛家轮回之说也。

《人世间》论处世之道，颜子将之卫、叶公问仲尼二段可见，其中尤以心斋一语为精。宋儒亦多以晏坐为务。余谓心斋犹坐也。古者以《诗》《书》《礼》《乐》教士，《诗》《书》属于智识，《礼》《乐》属于行为。古人守礼，故能安定。后人无礼可守，心常扰扰。《曲礼》云：“坐如尸，立如斋。”此与晏坐之功初无大异。常人闲居无事，非昏沉即掉举。欲救此弊，惟有晏坐一法。古人礼乐不可斯须去身，非礼勿动（动者，非必举手投足之谓，不安定即是动）、非礼勿言（心有思想即言也），自不必别学晏坐。“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申申，挺直之意。夭夭，屈伸之意。申申、夭夭并举，非倔强、亦非伛偻，盖在不申不屈之间矣。古有礼以范围，不必晏坐，自然合度。此须观其会通，非谓佛法未入中土之时，中土绝无晏坐法也。心斋之说与“四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语相近，故其境界，亦与晏坐无异。向来注《庄子》者，于“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十二字多不了然，谓室比喻心，心能空虚，则纯白独生，然阕宇终不可解。按：《说文》，“事已闭门”为阕，此盖言晏坐闭门，人从门隙望之，不见有人，但见一室白光而已。此种语，佛书所恒道，而中土无之，故非郭子玄所知也。

《德充符》言形骸之不足宝，故以兀者王骀发论，至谓王骀之徒与孔子中分鲁国，则其事有无不可知矣。中有二语，含意最深，自来不得其解，曰：“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余谓此王骀之绝诣也。知者，佛法所谓意识；心者，佛法所谓阿赖耶。阿赖耶恒转如瀑流，而真如心则无变动。常心者，真如心之谓。以止观求阿赖耶，所得犹假；直接以阿赖耶求真如心，所得乃真。此等语与佛法无丝毫之异。世间最高之语，尽于此矣。

《大宗师》篇有不可解处，如“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喉踵对文，自当训为实字，疑参神仙家言矣。至乎其极，即为卜梁倚之不死不生，如此方得谓之大宗师儿。

《应帝王》言变化不测之妙。列子遇季咸而心醉，归告其师壸子。季咸善相人，壸子使之相，示之以地文、示之以天壤、示之以太冲，最后示之以虚而委蛇。季咸无从窥测，自失而走。此如《传灯录》所载忠国师事，有西僧能知人心事，师往问之，僧曰：“汝何以在天津桥上看猢狲耶？”师再问之，僧又云云。最后一无所念而问之，僧无从作答，此即壸子对季咸之法矣。

要之，内篇七首，佛家精义俱在。外篇、杂篇与内篇稍异。盖《庄子》一书，有各种言说，外篇、杂篇，颇有佛法所谓天乘（四禅四空）一派。《让王篇》主人事，而推重高隐一流。盖庄子生于乱世，用世之心，不如老子之切，故有此论。郭子玄注，反薄高隐而重仕宦。此子玄之私臆，未可轻信。子玄仕于东海王越，招权纳贿，素论去之，故其语如此，亦其所也，惟大致不谬耳。外篇、杂篇，为数二十六；更有佚篇，郭氏删去不注，以为非庄子本旨。杂篇有孔子见盗跖及渔父事，东坡以为此二篇当删。其实《渔父》篇未为揶揄之言，《盗跖》篇亦有微意在也。七国儒者，皆托孔子之说以糊口，庄子欲骂倒此辈，不得不毁及孔子，此与禅宗呵佛骂祖相似。禅宗虽呵佛骂祖，于本师则无不敬之言。庄子虽揶揄孔子，然不及颜子，其事正同。禅宗所以呵佛骂祖者，各派持论，均有根据，非根据佛即根据祖，如用寻常驳辩，未必有取胜之道，不得已而呵佛骂祖耳。孔子之徒，颜子最高，一生从未服官，无七国游说之风。自子贡开游说之端，子路、冉有皆以从政终其身。于是七国时仕宦游说之士，多以孔子为依归，却不能依傍颜子，故庄子独称之也。东坡生于宋代，已见佛家呵佛骂祖之风，不知何以不明此理，而谓此二篇当删去也。

庄子像

太史公谓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剽剥儒墨。今观《天下》篇开端即反对墨子之道，谓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则史公之言信矣。惟所谓儒者乃当时之儒，非周公、孔子也。其讥弹孔子者，凡以便取持论，非出本意，犹禅宗之呵佛骂祖耳。

老子一派，传者甚众，而《庄子》书，西汉人见者寥寥。史公而外，刘向校书，当曾见之。桓谭号为博览，顾独未见《庄子》。班嗣家有赐书，谭乞借《庄子》，而嗣不许。《法言》曾引《庄子》，殆扬子云校书天禄阁时所曾见者。班孟坚始有解《庄子》语，今见《经典释文》。外此，则无有称者。至魏晋间，《庄子》始见重于世，其书亦渐流传。自《庄子》流传，而清谈之风乃盛。由清谈而引进佛法，魏晋间讲佛法者，皆先究《庄子》（东晋支遁曾注《庄子》），《弘明集》所录，皆庄佛并讲者也。汉儒与佛法捍格，无沟通之理。明帝时佛经虽入中土，当时视之，不过一种神教而已。自庄子之说流行，不啻为研究佛法作一阶梯，此亦犹利玛窦入中国传其天算之学，而中国人即能了悟。所以然者，利玛窦未入之前，天元、四元之术，已研究有素，故易于接引也。

《南华经》（《庄子》）

清儒谓汉称黄老，不及老庄，黄老可以致治，老庄惟以致乱。然史公以老、庄、申、韩同传，老子有治天下语。汉文兼参申韩，故政治修明。庄子政治语少，似乎遗弃世务。其实，庄在老后，政治之论，老子已足；高深之论，则犹有未逮，故庄子偏重于此也。漆园小吏，不过比今公安局长耳，而庄子任之。官愈小，事愈繁剧，岂庄子纯然不涉事务哉！清谈之士，皆是贵族，但借庄子以自高，故独申其无为之旨。然不但清谈足以乱天下，讲理学太过，亦足以乱天下。亭林谓今之心学，即昔之清谈，比喻至切。此非理学之根本足以乱天下，讲理学而一切不问，斯足以乱天下耳。以故，黄老治天下、老庄乱天下之语，未为通论也。

墨子，据高诱《吕览注》谓为鲁人。《史记·孟荀列传》：“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盖墨子去孔子不远，与公输般同时。据《礼记·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般请以机封，事在哀公之末，或悼公之初。墨子见楚惠王时，盖已三四十岁，是时公输般已老，则墨子行辈，略后于般也。《亲士》篇言吴起之裂。考吴起车裂，在周安王二十一年，上去孔子卒已逾百年，墨子虽寿考，当不及见。至《所染》篇言宋康染于唐鞅田不礼。宋康之灭，在周赧王二十九年，去吴起之裂又九十余年，则决非墨子所及见矣，是知《墨子》书有非墨子自著而后人附益之者。韩非《显学》篇，称“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庄子·天下》篇亦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今观墨子《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皆有上中下三篇，文字虽小异，而大体则同。一人所著，决不如此重沓，此即“墨离为三”之证。三家所传不同，而集录者兼采之耳。《汉书》称《墨子》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

墨子之学，以兼爱、尚同为本。兼爱、尚同则不得不尚贤。至于节用，其旨专在俭约，则所以达兼爱之路也。节葬、非乐，皆由节用来。要之，皆尚俭之法耳。明鬼之道，自古有之，墨子传之，以为神道设教之助，亦有所不得已。依墨子之道，强本节用，亦有用处，而孟子、荀子非之。孟子斥其兼爱（攻其本体），荀子斥其尚俭（攻其办法）。夫兼爱之道，乃人君所有事，墨子无事位而有其行，故孟子斥为无父。汪容甫谓孟子厚诬墨子，实非知言。近世治墨学者，喜言《经上》《经下》，不知墨子本旨在兼爱、尚同，而尚贤、节用、节葬、非乐是其办法，明鬼则其作用也。

明鬼自是迷信。春秋战国之间，民智渐启，孔子无迷信之语，老子语更玄妙，何以墨子犹有尊天明鬼之说？近人以此致疑老子不应在墨子之前，谓与思想顺序不合。不知老子著书，关尹所请，关尹自当传习其书。《庄子·达生》篇有列子问关尹事，则老子传之关尹，关尹传之列子矣。今《列子》书虽是伪托，《庄子》记列子事则可信。《让王》篇言郑子阳遗粟于列子，据《史记·六国表》《郑世家》，子阳之死在周安王四年，是时上去孔子之卒八十一年。列子与子阳同时，遗粟之时，盖已年老，问关尹事，当在其前。关尹受老子之书，又在其前，如此上推，则老孔本同时，列子与墨子同时。然老子著书传关尹，关尹传列子，此外有无弟子不可知。齐稷下先生盛言老子，则在墨子之后五六十年。近人以为思想进步必须有顺序，然必须一国之中交通方便，著书易于流布，方足言此。何者？一书之出，人人共见，思想自不致却退也。若春秋之末，各国严分疆界，交通不便，著书则传诸其人，不若后世之流行，安得以此为论？且墨子足迹，未出鲁、宋、齐、楚四国。宋国以北，墨子所未到；老子著书在函谷关，去宋辽远；列子郑人，与宋亦尚异处，故谓墨子未见老子之书可也。墨子与孔子同为鲁人，见闻所及，故有非儒之说。然《论语》一书，恐墨子亦未之见。《论语》云：“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而《礼记》：“悼公之丧，孟敬子食食。”可见《论语》之成，在鲁悼之后，当楚简王之世。是时墨子已老，其说早已流行，故《论语》虽记孔子“天何言哉”之言，而墨诸子犹言天志也。

墨子像

又学派不同，师承各别，墨子即见老孔之书，亦未必遽然随之而变。今按：儒家著书在后（儒家首《晏子》），道墨著书在前。《伊尹》《太公》之书，《艺文志》所不信，《辛甲》二十九篇则可信也（辛甲，道家，见《左传》襄四年）。墨家以《尹佚》二篇开端。尹佚即史佚也。《艺文志》所称某家者流出于某官，多推想之辞。惟道家之出史官，墨家之出清庙之守，确为事实。道家辛甲为周之太史，墨家不但史角为清庙之守，尹佚亦清庙之守。《洛诰》逸祝册可证也。师承之远。历五百余载，学派自不肯轻易改变。故公孟以无鬼之论驳墨子，墨子无论如何不肯信也。春秋之前，道家有辛甲，墨家有尹佚。《左传》引尹佚之语五，《国语》引之者一，而辛甲则鲜见称引，可见尹佚之学流传甚广，而辛甲之学则不甚传。老子本之辛甲，墨子本之尹佚，二家原本不同，以故墨子即亲见老子之书，亦不肯随之而变也。

《礼记》孔子语不尽可信，而《论语》及《三朝记》，汉儒皆以为孔子之语，可信。《三朝记·千乘篇》云：“下无用则国家富，上有义则国家治，长有礼则民不争，立有神则国家敬，兼而爱之，则民无怨心，以为无命，则民不偷。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树之德，此国家所以茂也。”今按：孔子所言、与墨子相同者五——“无用”即不奢侈之意，墨子所谓“节用”也；“上有义”即墨子所谓“尚同”也；“立有神”即墨子所谓“明鬼”也；“以为无命”即墨子所谓“非命”也。盖尹佚有此言，而孔子引之。其中不及节葬、非乐者，据《礼记·曾子问》：下殇，土周，葬于园，遂舆机而往。史佚有子而殇，棺敛于宫中。于此可见史佚不主节葬。周用六代之乐，史佚王官，亦断不能非之。节葬、非乐乃墨子量时度势之言。尹佚当太平时，本无须乎此。墨子经春秋之乱，目睹厚葬以致发冢（《庄子》有“诗礼发冢”语可证），故主节葬。春秋之初，乐有等级，及季氏僭用八佾，三家以雍彻，后又为女乐所乱（齐人馈女乐可见），有不得不非之势。盖节葬、非乐二者，本非尹佚所有，乃墨子以意增加者也。其余兼爱、尚同、明鬼、节用，自尹佚以来已有之。尚贤老子所非，其名固不始于墨子。墨子明鬼，但能称引典籍而不能明言其理，盖亦远承家法，非己意所发明也。

孔老之于鬼神，措辞含蓄，不绝对主张其有，亦不绝对主张其无。老子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韩非解之曰：“夫内无痤疽瘅痔之害，而外无刑罚法诛之祸者，其轻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盖天下有道，祸福有常，则鬼神不足畏矣。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然《中庸》曰：“鬼神之为德，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如此旁皇周浃，又焉能远？盖孔老之言，皆谓鬼神之有无，全视人之信不信耳。至公孟乃昌言无鬼之论，此殆由孔老皆有用世之志，不肯完全摧破迷信，正所谓“不信者吾亦信之”也。公孟在野之儒，无关政治，故公然论无鬼矣。凡人类思想，固由闭塞而渐进于开明，然有时亦未见其然，竟有先进步而后却退者。如鬼神之说，政治衰则迷信甚，信如老子之言。然魏有王弼、何晏崇尚清谈，西晋则乐广、王衍大扇玄风，于是迷信几于绝矣。至东晋而葛洪著《抱朴子》内外篇，外篇语近儒家，内篇则专论炼丹。尔时老庄“一生死、齐彭殇”之论已成常识，而抱朴犹信炼丹，以续神仙家之绪。又如阳明学派，盛行于江西，而袁了凡亦江西人，独倡为“功过格”，以承道教之风。夫清谈在前，而后有葛洪；阳明在前，而后有袁黄——皆先进步而后却退也。一人之思想，决不至进而复退。至于学说兴替，师承不同，则进退无常。以故老子之言玄妙，孔子之言洒落，而墨子终不之信也。且墨子明鬼亦有其不得已者在。墨子之学，主于兼爱、尚同，欲万民生活皆善，故以节用为第一法。节用则家给人足，然后可成其兼爱之事实，以节用故反对厚葬，排斥音乐。然人由俭入奢易，由奢反俭难。庄子曰：“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墨子亦知其然，故用宗教迷信之言诱之，使人乐从，凡人能迷信，即处苦而甘。苦行头陀，不惮赤脚露顶，正以其心中有佛耳。南宋有邪教曰“吃菜事魔”，其始盖以民之穷困，故教之吃菜，然恐人之不乐从也，故又教之事魔，事魔则人乐吃菜矣。于是从之者，皆渐饶益，论者或谓家道之丰，乃吃菜之功，非事魔之报；当禁事魔，不禁吃菜，其言似有理，实可笑也。夫不事魔，焉肯吃菜？墨子之明鬼，犹此志矣。人疑墨子能作机械，又《经上》《经下》辨析精微，明鬼之说，与此不类。不知其有深意存焉。

“节用”之说，孔老皆同。老子以俭为宝，孔子曰宁俭。事俭有程度，孔子饭疏饮水，而又“割不正不食”，固以时为转移也。墨子无论有无，壹以自苦为极。其徒未必人人穷困，岂肯尽听其说哉？故以尊天明鬼教之，使之起信。此与吃菜事魔，雅无二致。若然，则公孟之论，宜乎不入耳矣。

《墨经》上下所载，即“坚白同异”之发端。坚白同异，《艺文志》称为“名家”。名家之前，孔子有“正名”之语，《荀子》有《正名》之篇，皆论大体，有及琐细。其后《尹文子》亦然。独《墨子》有“坚白同异”之说，惠施、公孙龙辈承之，流为诡辩，与孔子、荀子不同。鲁哀公欲学小辩，孔子云：“弈固十棋之变，由不可既也，而况天下之言乎？”小辩，盖即坚白同异之流。小事诡辩，人以为乐。如云“火不热”“犬可为羊”，语异恒常，耸人听闻，无怪哀公乐之也。

《经》上下又近于后世科学之语，如：“平，同高也”“圜，一中同长也。”解释皆极精到。然物之形体，有勾股者，有三角者，有六觚者，但讲平圆二种，一鳞一爪，偏而不全，总不如几何学，事事俱备。且其书庞杂，无系统可寻，今人徒以其保存古代思想，故乐于研讨耳。其实不成片段，去《正名》篇远矣。

《墨子》

墨子数称道禹（《庄子·天下》篇），禹似为其教祖。《周髀算经》释“矩”字云：“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生也。”赵注云：“禹治洪水，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势，乃勾股之所由生。”《考工记》：“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禹明于勾股测量之术，匠人世守其法以营造宫室，通利沟洫【《考工记》：“匠人建国，水地以悬，置（执木）以悬，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又：“匠人为沟洫，凡行奠水磬折以参伍欲为渊，则勾于矩。”匠人明勾股测量之理，如此能建国行水。而行水、奠水，即禹治水之方也】。墨子既以禹为祖，故亦尚匠，亦擅勾股测量之术。公输般与之同时，世为巧匠。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而墨子亦能作飞鸢。惟墨子由股术进求其理，故有“平，同高也”“圜，一中同长也”“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诸语。此皆近于几何，所与远西不同者，远西先有原理，然后以之应用；中国反之，先应用然后求其理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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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公输般皆生于鲁，皆能造机械、备攻守。其后，楚欲攻宋，二人解带为城，以牒为械，试于惠王之前，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九拒之。般之攻械尽，墨子之守圉有余。此虽墨子夸饰之辞，亦足征二人之功力相敌矣。

《艺文志》称“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余谓此语仅及其半。法家有两派：一派以法为主，商鞅是也；一派以术为主，申不害、慎到是也。惟韩非兼善两者，而亦偏重于术。出于理官者，任法一派则然，而非所可语于任术一流。《晋书·刑法志》：“魏文侯师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此语必有所本。今案：商鞅本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秦孝公下令求贤，乃去魏之秦。《秦本纪》载其事，在孝公元年，当梁惠王十年，上距文侯之卒，仅二十六年，故商鞅得与李悝相接。商鞅不务术，刻意任法，真所谓出于理官者（《法经》即理官之书也）。其余，申不害、慎到，本于黄老，而主刑名，不纯以法为主。韩非作《解老》《喻老》，亦法与术兼用者也。太史公以老、庄、申、韩同传，而商君别为之传，最为卓识。大概用法而不用术者，能制百姓、小吏之奸，而不能制大臣之擅权，商鞅所短即在于是。主术者用意最深，其原出于道家，与出于理官者绝异。春秋时世卿执政，国君往往屈服。反对世卿者，辛伯谏周桓公云：“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左传》桓十八年）。辛伯者，辛甲之后，是道家渐变而为法家矣。管子亦由道家而入法家，《法法》篇（虽云法法，其实仍是术也）谓：“人君之势，能杀人、生人；富人、贫人；贵人、贱人。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夺；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夺。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其弑父者。”其惧大权之旁落如此。老子则云：“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语虽简单，实最扼要。盖老子乃道家、法家之枢转矣。其后慎到论势（见《韩非子·难势》），申不害亦言术。势即权也，重权即不得不重术，术所以保其权者也。至韩非渐以“法”与“术”并论，然仍重术。《奸劫弑臣篇》所论，仅防大臣之篡夺，而不忧百姓之不从令，其意与商鞅不同。夫大臣者，法在其手，徒法不足以为防，必辅之以术，此其所以重术也。《春秋》讥世卿（三传相同，《左传》曰：“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意亦相同。春秋之后，大臣篡弑者多，故其时论政者，多主专制。主专制者，非徒法家为然，管子、老子皆然，即儒家亦未尝不然。盖贵族用事，最易篡夺，君不专制，则臣必擅主。是故孔子有“不可以政假人”之论。而孟子对梁惠王之言，先及弑君。惟孟子不主用术，主用仁义以消弭乱原，此其与术家不同处耳。庄子以法术仁义都不足为治，故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绝圣弃智，大盗乃止”。然其时犹无易专制为民主之说，非必古人未见及此，亦知即变民主无益于治耳。试观民国以来，选举大总统，无非藉兵力贿赂以得之。古人深知其弊，故或主执术以防奸，或主仁义以弭乱。要使势位尊于上，觊觎绝于下，天下国家何为而不治哉！

韩非子像

后世学管、老、申、慎而至者，唯汉文帝；学商鞅而至者，唯诸葛武侯。文帝阳为谦让，而最能执术以制权臣，其视陈平、周勃，盖如骨在口矣。初即位，即令宋昌、张武收其兵权，然后以微词免勃，而平亦旋死。《史》《汉》皆称文帝明申、韩之学，可知其不甚重法以防百姓。武侯信赏必罚，一意于法，适与文帝相反，虽自比管仲，实则取法商鞅（《魏氏春秋》记司马宣王问武侯之使，使对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是纯用商君之法）。惟《商君书》列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六虱，实有九事。商鞅以为六虱成群，则民不用；去其六虱，则兵民竞劝。而武侯《出师表》称“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可见武侯尚诚信、贞廉为重，非如商鞅之极端用法，不须亲贤臣、远小人也。《商君书》云：“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况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况盗跖乎？势不能为奸，虽跖可信也；势得为奸，虽伯夷可疑也。”独不念躬揽大柄、势得犯上，足以致人主之疑乎？夫教人以可疑之道，而欲人之不疑之也，难矣。作法自毙，正坐此论。及关下求舍，见拒而叹，不已晚乎？韩非《定法》云：“申不害言术，公孙鞅为法”，二者不可相无。然申不害徒术而无法，“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勃，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公孙鞅徒法而无术，其“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鞅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而张仪以秦殉韩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应侯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其言甚是。以三国之事证之，魏文帝时兵力尚不足，明帝时兵力足矣，末年破公孙渊，后竟灭蜀，而齐王被废、高贵乡公被弑。魏室之强，适以成司马氏奸劫弑臣之祸，其故亦在无术以制大臣也。是故韩非以术与法二者并重。申不害之术，能控制大臣，而无整齐百姓之法，故相韩不能至富强；商鞅之法，能至富强，而不能防大臣之擅权。然商鞅之法，亦惟可施于秦国耳。何者？春秋时，秦久不列诸侯之会盟，故《史记·六国表》云：“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可见商鞅未至之时，秦民之无化甚矣。唯其无化，故可不用六虱，而专任以法。如以商君之法施之关东，正恐未必有效。公叔座将死，语惠王曰：“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即不听用，必杀之，无令出境。”假令惠王用公叔之言，使商鞅行法于魏，魏人被文侯武候教化之后，宜非徒法之所能制矣。是故武侯治蜀，虽主于法，犹有“亲贤臣、远小人”之论。盖知国情时势不同，未可纯用商君之法也。其后学商鞅者，唐有宋璟，明有张居正。宋璟行法，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然不以之整齐百姓。张居正之持法，务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然其督责所及，官吏而外则士人也，犹不普及氓庶。于时阳明学派，盛行天下，士大夫竟讲学议政，居正恶之，尽毁天下书院为公廨。又主沙汰生员，向时童子每年入学者，一县多则二十，少亦十人，沙汰之后，大县不过三四人，小县有仅录一人者，此与商鞅之法相似（沙汰生员，亭林、船山亦以为当然）。然于小民，犹不如商君持法之峻也。盖商君、武侯所治，同是小国。以秦民无化，蜀人柔弱，持法尚不得不异。江陵当天下一统之朝，法令之行，不如秦蜀之易。其治百姓，不敢十分严厉，固其所也。

商鞅不重孝弟诚信贞廉，老子有“不尚贤，使民不争”之语，慎到亦谓“块不失道，无用贤圣”。后人持论与之相近而意不同者，梨洲《明夷待访录》所云“有治法无治人”是也（梨洲之言，颇似慎到）。慎到语本老子。老子目睹世卿执政，主权下逮，推原篡夺之祸，始于尚贤。《吕氏春秋·长见篇》云：“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尚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鲁日以削，至于觐存，三十四世而亡。”盖尊贤尚功，国威外达，主权亦必旁落，不能免篡弑之祸；亲亲上恩，以相忍为国，虽无篡弑之祸，亦不能致富也。老子不尚贤，意在防篡弑之祸；而慎到之意又不同。汉之曹参、宋之李沆，皆所谓块不失道者。曹参日夜饮醇酒，来者欲有言，辄饮以醇酒，莫得开说。李沆接宾客，常寡言，致有“无口匏”之诮；而沆自称，居重位，实无补，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少以此报国尔。盖曹、李之时，天下初平，只须与民休息，庸人扰之，则百性不得休息矣。慎到之言，不但与老子相近，抑亦与曹、李相近。庄子学老子之术，而评田骈、慎到为“不知道”。慎到明明出于老子，而庄子诋之者，庄子卓识，异于术法二家，以为有政府在，虽不尚贤，犹有古来圣知之法，可资假借。王莽一流，假周孔之道，行篡弑之事，固已为庄子所逆料。班孟坚曰：“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殊途同归。”是故《诗》《礼》可以发冢，仁、义适以资盗。必也绝圣弃知，大盗乃止。

有国者欲永免篡弑之祸，恐事势有所不能。日本侈言天皇万世一系。然试问大将军用事时，天皇之权何在？假令大将军不自取其咎，即可取天皇而代之，安见所谓万世一系耶？辛伯忧两政耦国，《公羊》讥世卿擅主，即如其说，遏绝祸乱之本，亦岂是久安长治之道？老子以为不尚贤则不争，然曹操、司马懿、刘裕有大勋劳于王室，终于篡夺，固为尚贤之过；若王莽无功，起自外戚，亦竟篡汉，不尚贤亦何救于争哉？若民主政体，选贤与能，即尚贤之谓。尚贤而争宜矣。

是故论政治者，无论法家、术家，要是苟安一时之计，断无一成不变之法。至于绝圣弃知，又不能见之实事。是故政治比于医药，医家处方，不过使人苟活一时，不能使人永免于死亡也。

《汉书·艺文志》：“名家者流，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余谓此乃局于一部之言，非可以概论名家也。《荀子·正名篇》举刑名、爵名、文名、散名四项。刑名、爵名、文名，皆有关于政治，而散名则普及社会一切事务，与政治无大关系。《艺文志》之说，仅及爵名，而名家多以散名为主。荀子因孔子“正名”之言，作《正名》篇，然言散名者多，言刑名、爵名者少。《墨子·经上、下》以及惠施、公孙龙辈，皆论散名，故名家不全出于礼官也。

名家最得大体者，荀子；次则尹文。尹文之语虽简，绝无诡辩之风。惠施、公孙龙以及《墨子·经上、下》，皆近诡辩一派，而以公孙龙为最。《法言》称公孙龙诡辞数万以为法，而不及尹文、惠施。荀子讥“惠施蔽于辞而不知实”。其实，惠施尚少诡辩之习也。名家本出孔子“正名”一语，其后途径各别，遂至南辕北辙。

孔子“正名”之言有所本乎？曰：有。《礼记·祭法》云：“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国语》作“成命百物”，韦注：“命，名也。”郑注《论语》，“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礼记》曰：“百名以上则书之于策。”然则黄帝“正名”，即仓颉造字矣。《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项籍云：“书，足以记姓名。”造字之初，本以记姓名、造契约，故曰“明民共财”。《易》曰：“理财正辞”。其意亦同。《管子·心术篇》曰：“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姑形以形，以形务名，督言正名。”延即延长之意，过也。形不能定形，故须以名定之，此谓名与实不可相爽。然则正名之说，由来已久，孔子特采古人之说尔。

名家主形名，形名犹言“名实”。孔子之后，名家首推尹文。尹文谓：“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员白黑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大道》上）。”其语简单肤廓，不甚切当。又云：“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如墨子所称之鬼何有于实？只存名耳）。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员白黑之实，名而不可寻名，以检其差，故亦有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大道》上）盖尹文是循名责实一派，无荒诞琐屑之病，惟失之泰简，大体不足耳。荀子《正名》，颇得大体。其时惠施、公孙龙辈已出，故取当时诸家之说而破之。惠施、公孙龙二人之术，自来以为一派，其实亦不同。《庄子·天下篇》载惠施之说十条，与其他辩者之说二十二条。今观惠施之说，尚少诡辩，与其他辩者之说卵有毛、鸡三足者不同。盖公孙龙辈未服官政，故得以诡辩欺人，而惠施身为卿相（惠施为梁惠王相，并见《庄子》《吕览》），且庄子称其“多方”。“多方”者，方法多也，知其不但为名家而已。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惠施之博学于此可见。叶水心尝称惠施之才高于孟子。今案：梁惠王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意欲报齐，以问孟子。孟子不愿魏之攻齐，故但言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于是惠王问之惠施，惠施对以王若欲报齐，不如因变服折节而朝齐，楚王必怒；王游人而合其斗，则楚必伐齐，以休楚而伐疲齐，则必为楚禽，是王以楚毁齐也。惠王从之，楚果伐齐，大败于徐州。于此知惠施之有权谋，信如水心之言矣。今就《庄子》所载惠施之说而条辩之，无非形名家言也。一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小一”即几何学之点，点无大小长短可言，是其“小无内”也。“大一”即几何学之体，引点而为线，则有长短；引线而为面，则有方圆；引面而为体，是其大可以“无外”也。点为无内，故曰至小；体可无外，故曰至大。二曰“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墨子亦有无厚语）”。无厚者，空间也，故“不可积”。空间无穷，“千里”甚言其大耳。三曰“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卑”当作比。《周髀算经》云：“天象盖笠，地法覆盘。”如其说，则天与地必有比连之处矣。《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云：“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曾子之意，殆与惠施同。山高泽下，人所知也。山上有泽，《咸》之象也。黄河大江，皆出昆仑之巅，松花江亦自长白山下注，故云山与泽平也。四曰“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今之常言，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三者，其实无现在之时间，方见日中，而日已睨矣。生理学者谓人体新陈代谢，七年而血肉骸骨都非故我之物，此与佛法刹那、无常之说符合。故曰“物方生方死”，生死犹佛言“生灭”尔。五曰“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此义亦见《荀子·正名》篇。同者，荀子谓之“共”，异者荀子谓之“别”。其言曰：“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别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鸟兽皆物也，别称之曰鸟兽，此之谓“小同异”。动物、植物、矿物同称之曰物，是“毕同”也。物与心为对待，由心观物，是“毕异”也，此之谓“大同异”。六曰“南方无穷而有穷”。此言太虚之无穷，而就地上言之则有穷也。四方皆然，言“南方”者，举一隅耳。七曰“今日适越而昔来（《齐物论》来作至）”。谓之今日，其为时有断限；谓之昔，其为时无断限。就适越一日之程言之，自昧旦至于日入，无非今日也。就既至于越言之，可云昔至也。八曰“连环可解也”。案：《国策》，秦昭王尝遣使者遗君王后连环，曰：“齐多智，解此环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杨升庵《丹铅录》尝论此事，以为连环必有解法，非椎破之也。今湖南、四川颇有习解连环者。然惠施之意，但谓既能贯之，自能解之而已。其时有无解连环之法则不可知。九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此依旧注固可通，然依实事亦可通。据《周髀算经》，以北极为中央，则燕之北至北极、越之南亦至南极，非天之中央而何？十曰“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此系实理，不待繁辞。综上十条观之，无一诡辨。其下二十二条，虽有可通者，然用意缴绕，不可谓之诡辨。惠施与庄子相善，而公孙龙闻庄子之言，口呿而不合，舌举而不下（见《秋水》篇）。盖公孙龙纯为诡辨，故庄子不屑与为伍也。

知鱼桥以庄子与惠施辨鱼而得名

惠施遗书，《汉志》仅列一篇。今欲考其遗事，《庄子》之外，《吕览》《国策》皆可资采摭。庄子盛称惠施。惠施既殁，庄子过其墓，顾谓从者曰：“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徐无鬼》篇）其推重之如此。然又诋之曰：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天下》篇）。则自道术之大处言之尔。至于“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秋水》篇），此事可疑。案：《史记·魏世家》称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其时惠施为相，令自己出，宜无拒绝庄子之事。意者鹓雏、腐鼠之喻，但为寓言，以自明其高尚而已。《吕览·不屈篇》云，魏惠王谓惠子曰：“寡人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子辞。以子之受燕于子哙度之，《吕览》之言可信。以此可知惠施之为名家，非后世清谈废事者比。要而论之，尹文简单，而不玄远；惠施玄远矣，尚非诡辨；《墨经》上、下以及公孙龙辈，斯纯为诡辨矣。自此辈出，而荀子有《正名》之作。

《荀子·正名》本以刑名、爵名、文名、散名并举，而下文则专论散名。其故由于刑名随时可变，爵名易代则变；文名从礼，如《仪礼》之名物，后世改变者亦多矣；惟散名不易变。古今语言，虽有不同，然其变以渐，无突造新名以易旧名之事；不似刑名、爵名、文名之随政治而变也。有昔无而今有、昔微而今著者，自当增作新名。故荀子云：“若有王者起，必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散名之在人者，荀子举性、情、虑、伪、事、行、智、能、病、命十项。名何缘而有同异？荀子曰：“缘天官”。此语甚是。人之五官，感觉相近，故言语可通，喜怒哀乐之情亦相近，故论制名之缘由曰缘天官也。其云“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此可破白马非马之论。盖总而名之曰马，以色别之曰白马。白马非马之论，本无由成立也。至“坚白同异”之论，坚中无白，白中无坚；白由眼识，坚由身识；眼识有白而无坚，身识有坚而无白；由眼知白，由身知坚，由心综合而知其为石。于是名之曰石。故坚白同异之论，无可争也。如此则诡辨之说可破（公孙龙辈所以诡辨者，以其无缘天官一语为限制，得荀子之说而诡辨自破）。大概草昧之民，思想不能综合，但知牛之为牛，马之为马，不知马与牛之俱为兽；知鸡之为鸡，鹜之为鹜，不知鸡与鹜之俱为鸟。稍稍进步，而有鸟兽之观念；再进步而有物之观念。有物之观念，斯人类开化矣（其于石也，先觉其坚与白，然后综合而名之曰石；由石而综合之曰矿；由草木鸟兽矿而一切包举之曰物）。荀子又曰：“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盖物之命名，可彼可此，犬不必定谓之犬，羊不必定谓之羊；惟既呼之为犬、为羊，则约定俗成，犬即不可以为羊也。制名之理，本无甚高深，然一经制定，则不可以变乱。孔子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此推论至极之说。施于政治、文牍最要。若指鹿为马，则循名不能责实，其弊至于无所措手足矣。

要之，形与名务须切合，儒家正名之旨在此（《管子》已有此语）。为名家者，即此已定。惠施虽非诡辨，然其玄远之语，犹非为政所急，以之讲学则可，以之施于政治则无所可用。至其他缴绕之论，适足乱名实耳。

注释

1 本部分为章太炎《国学演讲录》第三章“诸子略说”。

第四章

国学之派别（三）

——文学之派别

什么是文学？据我看来，有文字著于竹帛叫作“文”，论彼的法式叫作“文学”。文学可分有韵无韵二种：有韵的今人称为“诗”，无韵的称为“文”。古人却和这种不同。《文心雕龙》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有韵者文也，无韵者笔也。”范晔自述《后汉书》说：“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可见有韵在古谓之“文”，无韵在古谓之“笔”了。不过做无韵的固是用笔。做有韵的也何尝不用笔，这种分别，觉得很勉强，还不如后人分为“诗”“文”二项的好。

古时所谓文章，并非专指文学。孔子称“尧、舜焕乎其有文章”，是把“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叫作“文”，“八风从律，百度得数”叫作“章”。换句话说：文章就是“礼”“乐”。后来范围缩小，文章专指文学而言。

文学中有韵无韵二项，后者比前者多。我们现在先讨论无韵的文。在讨论文的派别之先，把文的分类讲一讲，并列表以清眉目：

我们普通讲文，大概指集部而言，那经、史、子，文非不佳，而不以文称。但上表所列文的分类中，以“传”而论，“四史”中列传已在集部以外。“本纪”“世家”和“传”是同性质的，也非集部所有，集部只有“家传”。以“论”而论，除了文人单篇的论文，也有在集部以外的。譬如，庄子《齐物论》，荀子《礼论》《乐论》，贾谊《过秦论》都是子部所有的。以“序”而论，也只单篇的，集中所已备；那联合的序，若《四库提要》，就非集部所有。至如“编年史”中《左传》《资治通鉴》之类和“名人年谱”，都是记事文，也非集部所能包了。

“传”是记述某人的一生或一事，我们所普通见到的。明人以为没曾做过史官，不应替人做“传”，我以为太拘了。史官所做，是卿相名人的“传”。那普通人的“传”，文人当然可以做的。“行述”“状”和“传”各不相同。“状”在古时只有几句考语，用以呈诸考功之官，凭之以定谥法。自唐李翱以为“状”仅凭考语不能定谥法，乃定“状”亦须叙事，就与“传”相同。“行述”须叙事，形式与“传”虽相同而用处不同。

“碑”原非为个人而作，若秦“峄山碑”是纪始皇的功绩，汉裴岑“纪功碑”是记破西域的事迹，差不多都是关于国家大事的。就以“庙碑”而论，虽为纪事，也不是纯为纪事的。只有墓上之碑，才是为个人而作。“碑”“碣”实质是一样的，只大小长短不同。唐五品以上可用“碑”，六品以下都用“碣”的。“表”和“碑”“碣”都不同，没有大小长短的区别，说到彼等的内质，“传”是纪事的，“状”是考语兼纪事的，“碑’是考语多，后附有韵的铭，间有纪事，也略而不详。宋以后“碑”和“传”只有首尾的不同了，“表”，宋后就没有“铭”；在汉时有“表记”“表颂”的不同，“表颂”是有“铭”的。汉以前没有“墓志”，西晋也很少，东晋以后才多起来。这也因汉人立碑过多，东晋下令禁碑，“墓志”藏在墓内，比较便当一些。北朝和唐并不禁碑，而墓志很流行：一、官品不及的，二、官品虽大曾经犯罪的，三、节省经费的，都以此为便：“墓志”的文章，大都敷衍交情，没有什么精彩。至很小的事，记述大都用“书事”或“记”等。

单篇论文，在西汉很少，就是《过秦论》也见《贾子新书》中的：东汉渐有短论，延笃《仁孝先后论》可算是首创。晋人好谈名理，“论说”乃出，这种论文，需含陆士衡文赋所说“精微流畅”那四字的精神。

“奏”，秦时所无，有之自汉始。汉时奏外尚有“封事”，是奏密事用的。奏，有的为国家大事，有的为个人的事，没有定规的。“议”，若西汉《石渠议》《盐铁论》《白虎通》，都是合集许多人而成的。后来，凡议典礼，大都用“议”的。

“书”，在古时已有，差不多用在私人的往还，但古人有“上书”，则和“奏记”差不多，也就是现今的“说帖”和“禀”。至如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却又和“移文”一样了。

“序”，也是古所已有，如《序卦》《书序》《诗序》都是的，刘向《别录》和《四库提要》也是这一类。后人大概自著自作，或注释古书附加一字的。古人的“题词”和“序”相同，赵岐注《孟子》，一“序”一“题词”，都用在前面。“跋”，大都在书后，体裁和序无不同之处。

纪事论议而外，尚有集部所无的，如：

（一）数典之文：

甲、官制　如《周礼》《唐六典》《明清会典》之类。

乙、仪注　《仪礼》《唐开元礼》等皆是。

丙、刑法　如《汉律》《唐律》《明律》《清律》之类。

丁、乐律　如宋《律吕正义》、清《燕乐考原》等。

戊、书目　如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王俭、阮孝绪《七录》《七志》，宋《崇文书目》，清《四库提要》之类。

（二）习艺之文：

甲、算术　如《九章算法》《圜法》之类。

乙、工程　如《周礼·考工记》，徐光启的《龙骨车》《玉衡车》之类。

丙、农事　如北魏《齐民要术》、元王祯《农书》、明徐光启《农政全书》之类。

丁、医书　如《素问》《灵枢》《伤寒论》《千金要方》之类。

戊、地志　如《禹贡》《周礼·职方志》《水经》《水道提纲》《乾隆府厅州县志》《方舆志略》之类。

以上各种，文都佳绝，也非集部所具的，所以我们目光不可专注在集部。

文学的分类既如上述，我们再进一步讨论文学的派别：

经典之作，原非为文，诸子皆不以文称。《汉书·贾谊传》称贾谊“善属文”，文乃出。西汉一代，贾谊、董仲舒、太史公、枚乘、邹阳、司马相如、扬雄、刘向，称为“文人”，但考《汉书》所载赵充国的奏疏，都草绝千古，却又不以“文人”称，这是什么原故呢？想是西汉所称为“文人”，并非专指行文而言，必其人学问渊博，为人所推重，才可算文人的。东汉班彪著《王命论》，班固著《两都赋》，以及蔡邕、傅毅之流，是当时著称的文人。但东汉讲政治若崔实《政论》，仲长统《昌言》，说经若郑康成之流，行文高出诸文人士，又不以文名了。在西汉推尊文人，大概注目在淹博有学问一点，东汉推尊的文人，有些不能明白了。东、西汉文人在当时并无派别，后人也没曾有人替他们分成派别的。

三国时曹家父子三人（操、丕、植）文名甚高。操以《诏令》名，丕以《典论》名，植以《求自试表》等称。人们所以推尊他们，还不以其文，大都是以诗推及其文的。徐幹诗不十分好，《中论》一书也不如仲长统所著而为当时所称。吴中以张昭文名为最高，我们读他所著，也无可取，或者以道德而推及其文的。陆家父子（逊、抗、凯、云、机）都以文名，而以陆机为尤，他是开晋代文学之先的——晋代潘、陆虽并称，但人之尊潘终不如陆，《抱朴子》中有赞陆语，《文中子》也极力推尊他，唐太宗御笔赞也只有陆机、王羲之二人，可见人们对他的景仰了。自陆出，文体大变：两汉壮美的风气，到了他变成优美了；他的文平易有风致，使人生快感的。晋代文学和汉代文学，有大不同之点。汉代厚重典雅，晋代华妙清妍，差不多可以说一是刚的一是柔的。东晋好谈论而无以文名者，骈文也自此产生了。南北朝时傅季友（宋人）骄体殊佳，但不能如陆机一般舒卷自如，后此任、沈约辈每况斯下了。到了徐、庾之流，去前人更远，对仗也日求精工，典故也堆叠起来，气象更是不雅淡了。至当时不以文名而文极佳的，如著《崇有论》的裴，著《神灭论》的范缜等，更如：孔琳（宋）、萧子良（齐）、袁翻（北魏）的奏疏，干宝、袁宏、孙盛、习凿齿、范晔的史论，我们实在景仰得很。在南北朝文家亦无派别，只北朝人好摹仿南朝，因此有推尊任的有推尊沈约的等不同。北朝至周，文化大衰，到了隋代，更是文不成文了。

陆机《平复帖》

唐初文也没有可取，但轻清之气尚存，若杨炯辈是以骈兼散的。中唐以后，文体大变，变化推张燕公、苏许公为最先，他们行文不同于庾也不同于陆，大有仿司马相如的气象。在他们以前，周时有苏绰，曾拟《大诰》，也可说是他们的滥觞。韩、柳的文，虽是别开生面，却也从燕、许出来，这是桐城派不肯说的。中唐萧颖士、李华的文，已渐趋于奇。德宗以后，独孤及的行文，和韩文公更相近了。后此韩文公、柳宗元、刘禹锡、吕温，都以文名。四人中以韩、柳二人最喜造词，他们是主张词必己出的。刘、吕也爱造词，不过不如韩、柳之甚。韩才气大，我们没见他的雕琢气；柳才小，就不能掩饰。韩之学生皇甫湜、张籍，也很欢喜造词。晚唐李翱别具气度，孙樵佶屈聱牙，和韩也有不同。骈体文，唐代推李义山，渐变为后代的“四六体”，我们把他和陆机一比，真有天壤之分。唐人常称孟子、荀卿，也推尊贾谊、太史公，把晋人柔曼气度扫除净尽，返于汉代的“刚”了。

宋苏轼称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人们很不佩服。他所说八代，也费端详。有的自隋上推合南朝四代及晋、汉为八代，这当然不合的；有的自隋上推合北朝三代及晋、汉、秦为八代，那是更不合了。因为司马迁、贾谊是唐人所极尊的，东坡何至如此胡涂？有的自隋上推合南朝四代、北朝三代为八代，这恰是情理上所有的。

宋初承五代之乱，已无文可称；当时大都推重李义山，四六体渐盛，我们正可以说李义山是承前启后的人，以前是骈体，以后变成四六了。北宋初年，柳开得韩昌黎集读之，行文自以为学韩，考之实际，和韩全无关系，但宋代文学，他实开其源。以后穆修、尹洙辈也和四六离异，习当时的平文（古文一名，当时所无），尹洙比较前人高一着。北宋文人以欧阳修、三苏、曾、王为最著。欧阳本习四六，后来才走入此途，同时和他敌对，首推宋祁。祁习韩文，著有《新唐书》，但才气不如韩。他和欧阳交情最深，而论文极不合。他的长兄宋郊，习燕、许之文，和他也不同。

韩愈像

明人称“唐宋八大家”，因此使一般人以为唐宋文体相同。实在唐文主刚，宋文主柔，极不相同。欧阳和韩，更格格不相入。韩喜造词，所以对于李观、樊宗师的文很同情。欧阳极反对造词，所以“天地轨，万物茁，圣人发”等句，要受他的“红勒帛”。并且“黈纩塞耳，前旒蔽明”二语，见于《大戴礼》，欧阳未曾读过，就不以为然，已无论矣。三苏以东坡为最博，洵、辙不过尔尔。王介甫才高，读书多，造就也较多。曾子固读书亦多，但所作《乐记》，只以大话笼罩，比《原道）还要空泛。有人把他比刘原甫，一浮一实，拟于无伦了。宋人更称曾有经术气，更堪一笑！

南宋文调甚俗，开科举文之端。这项文东坡已有雏形，只未十分显露，后来相沿而下，为明初宋濂辈的台阁体。中间在元代虽有姚燧、虞集辈尚有可观，但较诸北宋已是一落千丈。

宋代不以文名而文佳者，如刘敞、司马光辈谨严厚重，比欧阳高一筹，但时人终未加以青目，这也是可惜的。

明有“前七子”“后七子”之分。“前七子”（李梦阳等）恨台阁体；“后七子”（王世贞等）自谓学秦、汉，也很庸俗。他们学问都差于韩、苏，摹拟不像，后人因此讥他们为伪体。归有光出，和后七子中王世贞相抗敌，王到底不能不拜他的下风。归所学的是欧、曾二家，确能入其门庭，因此居伪体之上。正如孟子所说，“五谷不熟，不如荑稗”的了！

桐城派，是以归有光为鼻祖，归本为昆山人，后来因为方、姚兴自桐城，乃自为一派，称文章正宗。归讲格律、气度甚精工，传到顾亭林有《救文》一篇，讲公式禁忌甚确，规模已定。清初汪琬学归氏甚精，可算是归氏的嫡传，但桐城派不引而入之，是纯为地域上的关系了。

方苞出，步趋归有光，声势甚大，桐城之名以出。方行文甚谨严，姚姬传承他的后，才气甚高，也可与方并驾。但桐城派所称刘大櫆，殊无足取，他们竟以他是姚的先生，并且是桐城人，就凭意气收容了，因此引起“阳湖”和他对抗。阳湖派以恽敬、张惠言为巨子。惠言本师事王灼，也是桐城派的弟子。他们嫉恶桐城派独建旗帜，所以分裂的，可惜这派传流不能如桐城派的远而多。姚姬传弟子甚多，以管同、梅曾亮为最。梅精工过于方、姚，体态也好，惜不甚大方，只可当作词曲看。曾国藩本非桐城人，因为声名煊赫，桐城派强引而入之。他的著作，比前人都高一著。归、汪、方、姚都只能学欧、曾。曾才有些和韩相仿佛，所以他自己也不肯说是桐城的。桐城派后裔吴汝纶的文，并非自桐城习来，乃自曾国藩处授得的。清代除桐城而外，汪中的文也卓异出众，他的叙事文与姚相同，骈体文又直追陆机了。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

我们平心论之，文实在不可分派。言其形式，原有不同，以言性情才力，各个都不相同，派别从何分起呢？我们所以推重桐城派，也因为学习他们的气度格律，明白他们的公式禁忌，或者免除那台阁派和七子派的习气罢了。

他们所告诉我们的方式和禁忌，就是：

（一）官名地名应用现制。

（二）亲属名称应仍《仪礼·丧服》《尔雅·丧服》之旧。（按《尔稚》无此篇，疑当为《尔雅·释亲》）

（三）不俗——忌用科举滥调。

（四）不古。

（五）不枝。

我们在此可以讨论有韵文了。有韵文是什么？就是“诗”。有韵文虽不全是诗，却可以归在这一类。在古代文学中，诗而外，若“箴”，全是有韵的；若“铭”，虽杂些无韵，大部分是有韵的：若“诔”，若“像赞”，若“史述赞”，若“祭文”，也有有韵的，也有无韵的。那无韵的，我们可归之于文；那有韵的可归之于诗了。至于《急就章》《千字文》《百家姓》、“医方歌诀”之类，也是有韵的，我们也不能不称之为诗。前次曾有人把《百家姓》可否算诗来问我，我可以这么答道：“诗只可论体裁，不可论工拙。《百家姓》既是有韵，当然是诗。”总之，我们要先确定有韵为诗、无韵为文的界限，才可以判断什么是诗。像《百家姓》之流，以工拙论，原不成诗，以形式论，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诗。

诗以广义论，凡有韵是诗；以狭义论，则惟有诗可称诗：什么可称诗？《周礼·春官》称六诗，就是风、赋、比、兴、雅、颂。但是后来赋与诗离，所谓比、兴也不见于《诗经》。究竟当日的赋、比、兴是怎样的？已不可考。后世有人以为赋、比、兴就在《风》《雅》《颂》之中，《郑志》张逸问：“何诗近于比、赋、兴？”答曰：“比、赋、兴，吴札观诗时，已不歌也。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复摘别，篇中义多兴，此谓比、赋、兴，各有篇什。自孔子淆杂第次而毛公独旌表兴，其比、赋俄空焉。圣者颠倒而乱形名，大师偏而失邻类。”郑康成《六艺论》也说：《风》《雅》《颂》中有赋、比、兴。《毛传》在《诗》的第一节偶有“兴也”二宁、朱文公也就自我作古，把“比也”“赋也”均添起来了。我以为《诗》中只有《风》《雅》《烦》，没有赋、比、兴。左氏说：“《彤弓》《角弓》，其实《小雅》也；吉甫作诵，其风肆好，其实《大雅》也。”考毛公所附“兴也”的本义，也和赋、比、兴中的“兴”不同，只不过像乐府中的“引”“艳”二样。

“六诗”本义何在？我们除比、兴不可考而外，其余都可溯源而得之：

一、风　《诗小序》：“风者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我以为风的本义，还不是如此，风是空气的激荡，气出自口就是风，当时所谓风，只是口中所讴唱罢了。

二、颂　“颂”，在《说文》就是“容”字，《说文》中“容”只有纳受的意义，这“颂”字才有形容的意义。《诗·小序》谓“颂者美盛德之形容”，我们于此可想见古人的颂是要“式歌式舞”的。

三、赋　古代的赋，原不可见，但就战国以后诸赋看来都是排列铺张的。古代凡兵事所需，由民间供给的谓之“赋”，在收纳民赋时候，必须按件点过。赋体也和按件点过一样，因此得名了。

四、雅　这项的本义，比较的难以明白。《诗小序》说：“雅者正也。”雅何以训作正？历来学者都没有明白说出，不免引起我们的疑惑。据我看来，“雅”在《说文》就是“鸦”，“鸦”和“乌”音本相近，古人读这两字也相同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雅”即“乌”。《史记·李斯传·谏逐客书》《汉书·杨恽传·报孙会宗书》均有“击缶而歌乌乌”之句，人们又都说“乌乌”秦音也，秦本周地，乌乌为秦声，也可以说乌乌为周声。又商有颂无雅，可见雅始于周、从这两方面看来，“雅”就是“乌乌”的秦声，后人因为他听歌咏的都是庙堂大事，因此说“雅”者，正也。《说文》又训“雅”为“疋”，这两字音也相近。“疋”的本义，也无可解，《说文》训’‘疋”为“足”，又说：“正，记也。”大概“疋”就是后人的“疏”，后世的“奏疏”，也就是记。《大雅》所以可说是“正”，也就因为《大雅》是记事之诗。

《诗经》

我们明白这些本义，再去推求《诗经》，可以明白了许多。太史公在《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可见古诗有三千余篇。有人对于三千余篇，有些怀疑，以为这是虚言。据我看来，这并非是虚言。《风》《难》《颂》已有三百余篇，考他书所见逸诗，可得六百余篇；若赋、比、兴也有此数，就可得千二百篇了。《周礼》称九德六诗之歌，可见六诗以外，还有所谓九德之歌。在古代盛时，“官箴、占繇皆为诗，所以序《庭燎》称‘箴’，《沔水》称‘规’，《鹤鸣》称‘诲’，《祈父》称‘刺’，诗外更无所谓官箴，辛甲诸篇，也在三手之数”。我们以六诗为例，则九德也可得千八百篇：合之已有三千篇之数，更毋庸怀疑。至于这三千篇删而为三百篇，是孔子所删，还是孔子以前已有人删过呢？我们无从查考。不过孔子开口就说诵诗三百，恐怕在他以前，已有人把诗删过了！大概三千篇诗太复杂，其中也有诵世系以劝戒人君，若《急就章》之流，使学者厌于讽诵。至若比、赋、兴虽依情志，又复广博多华，不宜声乐，因此十五流中删取其三，到了孔子不过整齐彼的篇第不使凌乱罢了。

《诗经》只有《风》《雅》《颂》，赋不为当时所称。但是到了战国，赋就出来了。屈原、孙卿都以赋名：孙卿以《赋》《成相》分二篇题号已别；屈原《离骚》诸篇，更可称为卓立千古的赋。《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曰屈原赋，二曰陆贾赋，三曰孙卿赋，四曰杂赋。屈原的赋是道情的，孙卿的赋是咏物的，陆贾赋不可见，大概是“纵横”之变。后世言赋者，大都本诸屈原。汉代自从贾生《惜誓》上接《楚辞》，《鸟》仿佛《卜居》，司马相如自《远游》流变而为《大人赋》，枚乘自《大招》《招魂》散而为《七发》，其后汉武帝《悼李夫人》、班婕妤《自悼》，以及淮南、东方朔、刘向辈大都自屈、宋脱胎来的。至摹拟孙卿的，也有之，如《鹦鹉》《鹪鹤》诸赋都能时见一端的。

三百篇以后直至秦代，无诗可见。一到汉初，诗便出来了。汉高祖《大风歌》，项羽《虞兮歌》，可说是独创的诗。此后五言诗的始祖，当然要推《古诗十九首》。这十九首中据《玉台新咏》指定九首是枚乘作的，可见这诗是西汉的产品。至苏武、李陵赠答之诗，有人疑是东汉时托拟的。这种五言诗多言情，是继四言诗而起的，因为四言诗至三百篇而至矣尽矣，以后继作，都不能比美，汉时虽有四言诗，若韦孟之流，才气都不及，我们总觉得很淡泊。至碑铭之类（《峄山碑》等）又是和颂一般，非言情之作，其势非变不可，而五言代出。

汉代雅已不可见，《郊祀歌》之流，和颂实相类似，四言而外，也有三言的，也有七言的。此后颂为用甚滥，碑铭称“颂”，也是很多的。

汉代文人能为赋未必能以诗名，枚乘以诗长，他的赋却也不甚著称。东汉一代，也没有卓异的诗家，若班固等，我们只能说是平凡的诗家。

继十九首而振诗风，当然要推曹孟德父子。孟德的四言，上不摹拟《诗经》，独具气魄，其他五言七言诸诗，虽不能如十九首的冲淡，但色味深厚，读之令人生快。魏文帝和陈思王的诗，也各有所长，同时刘祯、王粲辈毕竟不能和他们并驾。锺嵘《诗品》评古诗十九首说是“一字千金”，我们对于曹氏父子的诗，也可以这样说他，真所谓：“其气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比金石。”

曹操像

语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可见诗是发于性情。三国以前的诗，都从真性情流出，我们不能指出某句某字是佳，他们的好处，是无句不佳无字不佳的。曹氏父子而后，就不能如此了。

曹氏父子而后，阮籍以《咏怀诗》闻于世。他本好清谈，但所作的诗，一些也没有这种气味。《诗品》称阮诗出于《离骚》，真是探源之论，不过陈思王的诗，也出自《离骚》，阮的诗还不能如他一般痛快。

晋初左思《咏史诗》《招隐诗》风格特高，与曹不同，可说是独开一派。在当时他的诗名不著，反而陆机、潘岳辈以诗称。我们平心考察：陆诗散漫，潘诗较整饬，毕竟不能及左思，他们也只可以说是作赋的能手罢了。当时所以不看重左思，也因他出身微贱，不能像潘、陆辈身居贵胄的原故。《诗品》评诗，也不免于徇俗，把左思置在陆、潘之下，可为浩叹！其他若张华的诗，《诗品》中称他是“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我们读他的诗意，只觉得是薄弱无力量，所谓儿女情多，也不知其何所见而云然，或者我们没曾看见他所著的全豹，那就未可臆断了。

东晋清谈过甚，他们的“清谈诗”，和宋时“理学诗”一般可厌。他们所做的诗，有时讲讲庄、老，有时谈谈佛理，像孙绰、许询辈都是如此。孙绰《天台山赋》有“大虚辽廓而无阂，运自然之妙有”等句，是前人所不肯用的。《诗品》说他们的诗，己是“风骚体尽”，的是不错。在东晋一代中无诗家可称，但刘琨《扶风歌》等篇，又是诗中佳品，以武人而能此，却也可喜。

陶渊明出，诗风一振，但他的诗终不能及古人，《诗品》评为“隐逸之诗”。他讲“田舍风味”，极自然有风致，也是独树一帜。在他以前，描写风景的诗很少，至他专以描写风景见长，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句，真古人所不能道。渊明以后，谢灵运和颜延之二家继他而起。谢描摹风景的诗很多，句调精练，《诗品》说他是“初出芙蓉”。颜诗不仅描风景，作品中也有雕刻气，所以推为诗家，或以颜学问淹博之故。《诗品》评颜谓为“镂金错彩”。陶诗脱口自然而出，并非揉作而成，虽有率尔之词，我们总觉得可爱。如谢诗就有十分聱牙之处，我们总可以觉得他是矫作的。小谢（谢朓）写风景很自然，和渊明不相上下，而当时学者终以小谢不及大谢，或者描写风景之诗，大家都爱工巧，所以这般评论。梁代诗家推沈约（永明体自他出），律诗已有雏形了。古诗所以变为律诗，也因谢、颜诗不可讽诵，他因此故而定句调。沈约的律诗，和唐后律诗又不相同。《隋书·经籍志》载他的《四声谱》有一卷，可见谱中所载调是很多的，并不像唐后律诗这么简单。他的四声谱，我们虽不能见，但读他的诗，比谢、颜是调和些，和陶、小谢却没有什么分别呢。

宋鲍照、齐江淹，也以诗名。鲍有汉人气味，以出身微贱，在当时不甚著称。江善于拟古，自己的创作却不十分高明。

南北朝中，我们只能知道南朝的作品。北朝究竟有无诗家，久已无从考得，但《木兰诗》传自北朝，何等高超，恐怕有些被淹没了呢！

梁末诗又大变，如何逊、阴铿的作品，只有一二句佳绝了。在此时，古今诗辟下一大界限，全篇好是古诗的特色，一二句好是此后的定评。隋杨素诗绝佳，和刘琨可仿佛。此时文人习于南北朝的诗风，爱用典故，并喜雕琢。杨素武人不爱雕琢，亦不能雕琢，所以诗独能过人。当时文人专着眼在一二句好处，对于杨素不甚看重。所以隋炀帝为了忌嫉“空梁落燕泥”“庭草无人随意绿”二佳句，就杀两诗人了。

唐初，律诗未出，唐太宗和魏徵的诗，和南北朝相去不远。自四杰（骆宾王、王勃、杨炯、卢照邻）出，作品渐含律诗的气味，不过当时只有五言律，并未有七言律。四杰之文很卑微，他们的诗，却有气魄。成就五言的是沈佺期、宋之问，他们的诗，气魄也大，虽有对仗，但不甚拘束。五言古诗到此时也已穷极，五律七古不能不产生了。唐以前七古虽有，但不完备，至唐始备全。七古初出，若李太白、崔颢的诗，都苍苍茫茫，信笔写去，无所拘忌。李诗更含复古的气昧，和同时陈子昂同一步骤。

盛唐诗家以王维、孟浩然、张九龄为最。张多古诗，和李、陈同有复古的倾向。王、孟诗与陶相近，作品中有古诗有律诗，以描写风景为最多，都平淡有意趣。

李、陈、张，三家都是复古诗家，三人中自然推李为才最高。他生平目空古人，自以为在古人之上，在我们看来，他的气自然盛于前人，说他是高于前人恐怕未必。王、孟两家是在古今之间，到了杜甫，才开今派的诗。

杜甫的诗，元稹说他高于李，因为杜立排律之体为李所不及的。据我看来，李诗是成线的，杜诗是成面的，杜诗可说是和“赋”有些相像，必要说杜胜于李，却仍不敢赞同。并且自杜诗开今，流于典故的堆叠，自然的气度也渐渐遗失，为功为罪，未可定论！至于杜的古诗，和古人也相去不远，只排律一体，是由他首创，“子美别开新世界”，就是这么一个世界罢！在杜以前诸诗家，除颜延之而外，没有一个以多用书为贵的，自杜以后，才非用典故，不能夸示于人。或者后人才不如古，以典故文饰，可掩了自己的短处！正如天然体态很美的女子，不要借力于脂粉，那些体态不甚美的，非藉此不可了。昌黎的诗，习杜之遗风，更爱用典故，并爱用难识的字，每况愈下了，但自然之风尚存，所以得列于诗林。

韦应物、柳宗元两家，和昌黎虽同时，而作品大不相同。他们有王、孟气味，很自然平淡的。我们竟可以说柳的文和诗截不相同。同时有元微之、白居易二家，又和别家不同。他们随便下笔，说几句民情，有《小雅》的风趣，他们所以见称也以此。

晚唐温庭筠、李义山两家爱讲对仗，和杜甫爱典故是一样的结合，便成宋代的诗风，“西昆体”染此风甚深，所以宋代诗话，专在这些地方留意。

宋初欧阳修、梅圣俞对于西昆体很反对，但欧阳修爱奇异的诗句，如“水泥行郭索（这句是咏蟹，“郭索”两字见扬子《太玄经》），云木叫钩辀（这句是咏鸠，“钩辀”两字见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句，已不可解，他却大加赞赏，和他的论文，大相抵触的。梅圣俞的诗，开考古之源，和古人咏古的诗，又大不相同了。总之，宋人的诗，是合“好对仗、引奇字、考据”三点而成，以此病入膏育。苏轼的诗，更打破唐诗的规摸，有时用些佛典之法理，太随便了。王荆公爱讲诗律，但他的诗律，忽其大者而注重小者，竟说：“上句用汉书，下句也要用汉书的。”（按原话为：“用汉人语，止可以汉人语对。”见《石林诗话》）自此大方气象全失；我们读宋祁“何言汉朴学（见《汉书》），反似楚技官（见《史记·吴起传》）”之句，再看王维“正法调狂象（见佛法），玄言问老龙（见《庄子》)”之句，真有天壤之判呢！有宋一代，诗话很多，无一不深中此病。惟《沧浪诗话》和众不同，他说：“诗有别才，不关学也；诗有别趣，不关理也。”此种卓见，可扫宋人的习气了。

南宋陆放翁含北宋习气也很深，惟有范石湖（范成大）、刘复村（按疑为刘后村，即刘克庄）自有气度，与众不同。黄山谷出，开江西诗派之源。黄上学老杜，开场两句必对仗，是他们的规律，这一派诗无足取。

清　洪亮吉行书七言联

元、明、清三代诗甚衰，一无足取。高青丘（明代诗人高启，号青丘子）的诗失之靡靡，七子的诗失之空门面，王渔洋、朱彝尊的诗失之典泽过浓，到了翁方纲以考据入诗，洪亮吉爱对仗，更不成诗。其间稍可人意的，要推查初白的，但也不能望古人之项背。洪亮吉最赏识“足以乌孙涂上茧，头几黄祖座中枭”二句，我们读了只作三日呕！

诗至清末，穷极矣。穷则变，变则通；我们在此若不向上努力，便要向下堕落。所谓向上努力就是直追汉、晋，所谓向下堕落就是近代的白话诗，诸君将何取何从？提倡白话诗人自以为从西洋传来，我以为中国古代也曾有过，他们如要访祖，我可请出来：唐代史思明（夷狄）的儿子史朝义，称怀王，有一天他高兴起来，也咏一首樱桃的诗：“樱桃一篮子，一半青，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那时有人劝他，把末两句上下对调，作为“一半与周贽，一半与怀王”，便与“一半青、一半黄”押韵。他怫然道：“周贽是我的臣，怎能在怀王之上呢？”如在今日，照白话诗的主张，他也何妨说：“何必用韵呢？”这也可算白话诗的始祖罢。一笑！

附：文学略说¹

文学分三项论之：一论著作之文与独行之文有别；二论骈体、散体各有所施，不可是丹非素；三论周秦以来文章之盛衰。

一、著作之文与独行之文。著作之文云者，一书首尾各篇互有关系者也；独行之文云者，一书每篇各自独立，不生关系者也。准是论文，则《周易》《春秋》《周官》《仪礼》、诸子，著作之文也（《仪礼》虽分十七篇而互有关系）；《诗》《书》，独行之文也。孔子删诗，如后世之总集，惟商初、周初诸篇偶有关系，然各篇不相接者多，与《春秋》编年者异撰，或同时并列三篇，或旷数百年而仅存一篇。自尧至秦，一千七百年中，商书残缺；夏书则于后羿、寒浞之事，一无记载。盖书本各人各作，不相系联。孔子删而集之，亦犹夫诗矣。后人文集，多独行之文；惟正史为著作之文耳。以故著作之文，以史类为主；而周末诸子，说理者为后起，老、墨、庄、申、韩、孟、荀是也；惟《吕览》是独行之文编集而为著作者也。著作之盛，周末为最。顾独在诸子，史部不能与抗。至汉，《太史公》继《春秋》而作，史部始盛。此后子书，西汉有陆贾《新语》（真伪不可知）、贾谊《新书》、董仲舒《春秋繁露》（后人归入经部）、桓宽《盐铁论》（集当时郡国贤良商论盐铁榷沽事）、扬雄《法言》；东汉有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仲长统《昌言》（全书不可见）、荀悦《申鉴》、徐幹《中论》。持较周秦诸子，说理固不逮，文笔亦渐逊矣。然魏文帝论文，不数宴游之作，而独称徐幹为不朽者，盖犹视著作之文尊于独行者也。

王充《论衡》

著作之文，本有史部、子部二类。王充谓：“司马子长累积篇第，文以万数；然而因成前纪，无胸中之造。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助思，极窈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论衡·超奇》篇）此为抑扬太过。《史记》虽袭前文，其为去取，亦甚难矣。充又数称桓君山，谓说论之徒，君山为甲。今桓谭书不可见，惟《群书治要》略载数篇，亦无甚高深处。而充称为素丞相者，盖王、桓气味相投，能破坏不能建立，此即邱光庭《兼明书》之端也（东汉人皆信阴阳五行，王充独破之，故蔡中郎得其书，秘之帐中。中郎长于碑版，能为独行之文而不能著作者）。至于三国，《典论》全书不可见。刘劭《人物志》论官人之法，行文精练，汉人所不能为，《隋志》入之名家，以其书品评人物，综核名实，于名家为近也。其论英雄，谓“张良英而不雄，韩信雄而不英。体分不同，以多为目，故英雄异名，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为相，雄可为将。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于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分少则智者去之，故项羽气力盖世，明能合变，而不能听采奇异；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陈平之徒，皆亡归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材归之，两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则英雄多少，能自胜之数也。徒英而不雄，则雄才不服也；徒雄而不英，而智者不归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语似突梯，而颇合当时情理。晋世重清谈，宜多著作之文；然而无有者，盖清谈务简，异于论哲学也。乐广擅清言，而不著书。《世说新语》云：“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广辞约而旨达，皆此类。”故无长篇大论。其时子书有《抱朴子》等（《抱扑子》外篇论儒术，内篇论炼丹），颜之推讥之，以为“魏晋以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学，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颜氏家训》言处世之方，不及高深之理。精于小学，故有《音辞篇》；信奉释氏，故有《归心篇》。其书与今敦煌石室所出《太公家教》类似。之推，文学之士，多学问语。太公，不知何人，或为隋唐间老农。学问有深浅，故文笔异雅俗耳。李习之谓《太公家教》与《文中子》为一类，不知《文中子》夸饰礼乐，而《家教》则否，余故谓是《家训》之类也。唐人子部绝少。后理学家用禅宗语录体著书，亦入子部，其文字鄙俚，故顾亭林讥之曰：“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闻矣。”

史部之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皆一手所作。《宋书》《齐书》《梁书》《陈书》亦然。《隋书》，魏徵等撰。本纪、列传，出颜师古、孔颖达手（自来经学家作史，惟孔颖达一人）；《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出李淳风手。《新唐书》，宋祁撰列传，欧阳修撰志，虽出两人，文笔不甚相远。《晋书》出多人之手。《旧唐书》，号称刘昫撰，昫实总裁而已。《旧五代史》，薛居正撰，恐亦非一人之作。欧阳修《新五代史》，固出一手，然见闻不广，遗漏太多。辽、金、元三史，皆杂凑而成，惟《东都事略》乃王称一人之作。《明史》本万斯同所作，但有列传，无本纪、表、志。余弟子朱逖先在北京购得稿本，体裁工整，而纸色如新，未敢决然置信。然文笔简练，殆非季野不能为。王鸿绪《横云山人明史稿》，纪、表、志、传具备，而删去万历以后列传。乾隆时重修《明史》，则又出多人之手矣。编年史如《汉纪》《后汉纪》《十六国春秋》，皆一手所作（《十六国春秋》，真伪不可知）。《通鉴》一书，周、秦、两汉为刘奉世所纂，六朝为刘恕所纂，隋唐为范祖禹所纂，虽出众手，而温公自加刊正。“臣光曰”云云，皆温公自撰，亦可称一手所成者也。大抵事出一手者为著作之文（史部、子部应分言之），反之则非著作之文。宋人称《新五代史》可方驾《史记》，《史记》安可几及？以后世史部独修者少，故特重视之耳。

《新五代史》

《左》《国》《史》《汉》中之奏议书札，皆独行之文也。西汉以前，文集未著。《楚辞》一类，为辞章之总集。汉人独行之文，皆有为而作，或为奏议，或为书札，鲜有以论为名者。其析理论事，仅延笃《仁孝先后论》一篇耳，其文能分析而未臻玄妙，徒以《解嘲》《非有先生论》之属皆是设论，非论之正，故不得不以延笃之论为论之首也。魏晋六朝，崇尚清谈。裴頠《崇有》，范缜《神灭》，斯为杰构。清谈者宗师老子，以无为贵，故裴頠作论以破其说。《弘明集》所收，多扬玄虚之旨，范缜远承公孟（太史公云：学者多言无鬼神），近宗阮瞻，昌论无鬼，谓形之于神，犹刀之于利，未闻刀去而利存，安有人亡而神在？是仍以清谈破佛法也。此种析理精微之作，唐以后不可见。近世曾涤生言古文之法，无施不可，独短于说理（方望溪有“文以载道”之言，曾氏作此说，是所见过望溪已）。夫著作之文，原可以说理。古人之书，《庄子》奇诡，《孟》《荀》平易，皆能说理。韩非《解老》《喻老》，说理亦未尝不明。降格以求，犹有《崇有》《神灭》之作，何尝短于说理哉？后人为文，不由此道，故不能说理耳。然而宗派不同、门户各别，彼所谓古文，非吾所谓古文也。彼所谓古文者，上攀秦汉，下法唐宋，中间不取魏晋六朝。秦汉高文，本非说理之作，相如、子云，一代宗工，皆不能说理。韩、柳为文，虽云根柢经、子，实则但摹相如、子云耳。持韩较柳，柳犹可以说理，韩尤非其伦矣（柳遭废黜，不能著成一书，年为之限，深可惜也）。盖理有事理、名理之别。事理之文，唐宋人尚能命笔；名理之文，惟晚周与六朝人能为之。古文家既不敢上规周秦，又不愿下取六朝，宜其不能说理矣。要之，文各有体。法律条文，自古至今，其体不变。汉律、唐律，如出一辙。算术说解，自《九章》而下，亦别自成派。良以非此文体，无以说明其理故也，律算如此，事理、名理亦然。上之周秦诸子，下之魏晋六朝，舍此文体不用，而求析理之精、论事之辨，固已难矣。然则古人之文，各类齐备，后世所学，仅取一端。是故，非古文之法独短于说理，乃唐宋八家下逮归、方之作，独短于说理耳。

史部之文，班马最卓。后世学步，无人能及。传之于碑，文体攸殊。传钝叙事，碑兼文质。而宋人造碑，宛然列传。昌黎以二千余字作《董晋行状》，其他碑志，不及千字，宋人所作神道墓志，渐有长者。子由作《东坡墓志》，字近七千，而散漫冗碎，不能收束。晦庵作《韩魏公志》，文成四万，亦不能收束。持较《史》《汉》千余字之《李斯列传》、七八千字之《项羽本纪》，皆收束得住，不可同年而语矣。后人无作长篇之力量，则不能不学韩、柳之短篇，以求收束得住，所谓起伏照应之法。凡为作长篇，不易收束而设也（此法宋人罕言，明人乃常言尔）。是故即论单篇独行之作，亦古今人不相及矣。

后世史须官修，不许私撰。学成班马，持等屠龙。惟子书无妨私作，然自宋至今，载笔之士，率留意独行之文，不尚著作。理学之士，创为语录，有意子部，而文采不足。余皆单篇孤行，未有巨制，岂不以屠龙之技为不足学耶？今吴江有宝带桥，绵亘半里，列洞七十，传为胡元时造；福建泉州有万安桥，长及二里，传为蔡襄所造。此皆绝技，后人更无传者。何者？师不以传之弟子，弟子亦不愿受之于师，以学而无所可用也。著作之文，每下愈况，亦犹此矣。

福建泉州万安桥

二、骈文散文各有体要。骈文、散文，各有短长。言宜单者，不能使之偶；语合偶者，不能使之单。《周礼》《仪礼》，同出周公，而《周礼》为偶，《仪礼》则单。盖设官分职，种别类殊，不偶则头绪不清；入门上阶，一人所独，为偶则语必冗繁。又《文言》《春秋》，同出孔子，《文言》为偶，《春秋》则单。以阴阳刚柔，非偶不优；年经月纬，非单莫属也。同是一人之作，而不同若此，则所谓辞尚体要矣。

骈散之分，实始于唐，古无是也。晋宋两代，骈已盛行。然属对自然，不尚工切。晋人作文，好为迅速。《兰亭序》醉后之作，文不加点，即其例也。昭明《文选》则以沉思翰藻为主，《兰亭》速成，乖于沉思，文采不艳，又异翰藻，是故屏而弗录。然魏晋佳论，譬如渊海，华美精辨，各自擅场。但取华美，而弃精辨，一偏之见，岂为允当，顾《文选》所收对偶之文，犹未极其工切也。

降及隋唐，镂金错采，清顺之气，于焉衰歇，所以然者，北入南学如温子升辈是，得其皮毛，循流忘返，以至斯极。于是初唐四杰廓清之功，不可没也（颜师古作《等慈寺塔记铭》，有意为文，即不能工；杨盈川作《王子安文集序》，以为当时之文，皆糅之金玉龙凤，乱之青黄朱紫，子安始革此弊）。降及中叶，李义山始专力于对仗，为宋人四六之先导。王子安落霞、孤鹜二语，本写当时眼前景物，而宋人横谓落霞，飞蛾之号以对孤鹜，乃为甚工（宋人笔记中多此语），其可笑有如此者。骈文本非宋人所工，徒以当时表奏皆用四六，故上下风行耳。欧阳永叔以四六得第。虽宗韩柳，不非骈体（永叔举进士，试《左氏朱之诬论》有“石言于晋，神降于莘；内蛇斗而外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语，颇以自矜）。东坡虽亦作四六，而常讥骈体。平心论之，宋人四六实有可议处也。清乾隆时，作骈体者规摹燕许，斐然可观。李申耆选《骈体文钞》（申耆，姚姬传之弟子，肄业钟山书院，反对师说，乃作是书），取《过秦论》《报任少卿书》，一切以为骈体，则何以异于桐城耶？阮芸台妄谓古人有文有辞，辞即散体、文即骈体，举孔子《文言》以证文必骈体，不悟《系辞》称辞，亦骈体也。刘申叔文本不工，而雅信阮说。余弟子黄季刚初亦以阮说为是，在北京时，与桐城姚仲实争，姚自以老耄，不肯置辩。或语季刚：呵斥桐城，非姚所惧；诋以末流，自然心服。其后白话盛行，两派之争，泯于无形。由今观之，骈散二者本难偏废。头绪纷繁者，当用骈；叙事者，止宜用散；议论者，骈散各有所宜。不知当时何以各执一偏，如此其固也。

邹阳，纵横家也。观其上书（《邹阳》七篇，《汉志》入纵横家。《史记》，邹阳与鲁仲连同传。周孔之作不论，论汉人之作，相如、子云之文非有为而作，故特数邹阳），行文以骈。而文气之盛，异于后之四六。是故谓骈体气弱，未为笃论。宋子京《笔记》谓作史不应用骈语；刘子玄亦云：史文用骈，似箫笛杂鼙鼓、脂粉饰壮士。此谓叙事不宜用骈也。不仅宋子京、刘子玄如此，六朝人作史，亦无用骈语者。唐诏令皆用骈体，而欧阳永叔撰《新唐书》，一切削去，此则太过。夫诏令以骈而不可录；罪人供状，词旨鄙俚，莫此为基，何为而可录耶？后人不愿为散体者，谓散体短于说理，不知《崇有》《神灭》之作，亦非易为。若夫桐城派导源震川（尧峰亦然），阳湖略变其法，而大旨则同。震川之文，好摇曳生姿，一言可了者，故作冗长之语。曾涤生讥之曰：“神乎、味乎？徒辞费耳。”此谓震川未脱八股气息也。至于散之讥骈，谓近俳优，此亦未当。玉溪而后，雕绘满眼，弊固然矣。若《文选》所录，固无襞积臃肿之病也。今以口说衡之，历举数事，不得不骈；单述一理，非散不可。二者并用，乃达神旨。以故，骈散之争，实属无谓。若立意为骈，或有心作散，比于削趾适屦，可无须尔。

《文选》

骈散合一之说，汪容甫倡之，李申耄和之。然晋人为文，如天马行空，绝无依傍，随笔写去，使人难分段落。今观容甫之文，句句锻炼，何尝有天马行空之致；容甫讥呵望溪，而湘绮并诮汪、方。湘绮之文，才高于汪，取法魏晋，兼宗两汉。盖深知明七子之弊，专学西汉，有所不逮；但取晋宋，又不甘心。故其文上取东汉，下取魏晋，而自成湘绮之文也。若论骈散合一，汪、李尚非其至，湘绮乃成就耳。然湘绮列传碑版，摹拟《史记》，袭其成语，往往有失检之处。如《邹汉勋传》云：“如邹汉勋者，又何以称焉？”此袭用《史记·伯夷列传》语而有误也。夫许由、卞随、务光之事，太史疑其非实，故作此问。若邹汉勋者，又何疑焉？

三、周秦以来文章之盛。论历代文学，当自周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初之文，厥维经典，不能论其优劣。春秋而后，始有优劣可言。春秋时文体未备，综其所作，记事、叙言多而单篇论说少。七国时文体完具，但无碑版一体。钟鼎虽与碑版相近，然其文不可索解。故正式碑版，断自秦后起也（任昉《文章缘起》，其书真伪不可知，所论亦未可信据）。概而论之，文章大体备于七国；若其细碎，则在六朝。六朝之后，亦有新体，如墓志，本为不许立碑者设；后世碑与墓志并用，其在六朝，墓志不为正式文章也。又如寿序，宋以前犹未著。然论文学之盛衰，固不拘于文体之损益。

自唐以来，论文皆以气为主。气之盛衰，不可强为。大抵见理清、感情重，自然气盛。周秦之作，未有不深于理者，故篇篇有气。论感情，亦古人重于后人。《颜氏家训》谓：“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梁武帝送弟王子侯出为东郡，云：“我年已老，与汝分张，甚以恻怆。”数行泪下。非独爱别离如此，即杯酒失意，白刃相仇，亦惟深于感情者为然。何者？爱深者恨亦深，二者成正比例也。今以《诗经》观之，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皆可谓甚真。至于《楚辞·离骚》之忠怨，《国殇》之严杀，皆各尽其致。汉人叙战争者，如《项羽本纪》《李陵列传》，有如目睹，非徒其事迹之奇也，乃其文亦极描写之能事矣。此在后世文人为之，虽有意描写，亦不能几及。何也？其情不至也。大抵抒情之作，往往宜于小说。然自唐以降，小说家但能叙鬼怪，而不能叙战争攻杀。此由实情所无，想象亦有所不逮。惟有男女之情，今古不变，后世小说，类能道之。然人之爱情，岂仅限于男女？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无不有爱情焉。而后世小说之能事，则尽于述男女而已。

汉人之文，后世以为高，然说理之作实寡。魏晋渐有说理之作，但不能上比周秦。今人真欲上拟周秦两汉，恐贻举鼎绝膑之诮。明七子李空同辈，高谈秦汉，其实邯郸学步耳。后七子如李沧溟文，非其至者，而诗尚佳；王凤洲文胜于沧溟，颇能叙战争及奇伟之迹，此亦由于情感激发尔。如杨椒山之事，人人愤慨，故凤洲所作行状，有声有色。顾持较《史》《汉》，犹不能及。以《史》《汉》文出无心，凤洲则有意摹拟，着力与不着力，自有间也。

抒情说理之作如此，其非抒情亦非说理如《七发》之类者亦然（《七发》亦赋类）。《七发》气势浩汗，无堆垛之迹，拟作者《七启》《七命》即大有径庭。相如、子云之赋，往往用同偏旁数字堆垛以成一句，然堆垛而不觉其重。何也？有气行乎其间，自然骨力开张也。降及东汉，气骨即有不逮。然《两都》《两京》以及《三都》，犹粗具规模，后此则无能为之者矣。此类文字，不关情之深、理之邃，以余度之，殆与体气有关。汉人之强健，恐什佰于今人，故其词气之盛，亦非后世所及。今人发古墓，往往见古人尸骨大于今人，此一证也。武梁祠画像，其面貌虽不可细辨，然鼻准隆起，有如犹太、回回人，此又一证也。汉世尚武之风未替，文人为将帅者，往往而有。又汉行征兵制，而其时歌谣，无道行军之苦者。唐代即不然，杜诗《兵车行》《石壕吏》之属可征也。由此可见，唐人之体气已不逮汉人，此又一证也。以汉人坚强好勇，故发为文章，举重若轻，任意堆垛而不见堆垛之迹，此真古今人不相及矣。不特文章为然，见于道德者亦然。道德非尽出于礼，亦生于情。情即有关于体气。体气强则情重，德行则厚；体气弱，情亦薄，德行亦衰。孔子曰：“仁者必有勇。”知无勇不能行仁也。《吕氏春秋·慎大览》称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史记·仲尼弟子传》云：子路性鄙，少孔子九岁，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诱之，乃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今观孝堂山石刻子路像，奋袖抽剑，雄鸡之冠，与《史记》所言符合。知孔子之服子路，非仅用礼，亦能以力胜矣。后世理学家不取粗暴之徒，殆亦为无孔子之力故耳（澹台灭明之斩蛟，亦好勇之征也）。夫并生一时代者，体格之殊，当不甚远。孔子、墨子，时代相接。孔子之勇如此，则墨子之以自苦为极，若救宋之役，百舍重茧而不息，亦可信矣。自两汉以迄六朝，文气日以衰微者，其故可思也。《世说新语》记王子猷、子敬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尔时膏梁子弟，染于游惰如此，体气之弱可知矣。有唐国势，虽不逮两汉，犹胜于六朝。故燕许大手笔，文虽骈体，气骨特健，自此一变而为韩柳之散文。宋代尚文，讳言武事，欧、曾、王、苏之作，气骨已劣于韩、柳。余常谓文不论骈散，要以气骨为主。曾涤生倡阴阳刚柔之说，合于东人所谓壮美、优美者。以历代之作程之：周、秦、两汉之文刚，魏、晋南朝之文柔；唐代武功犹著，故其文虽不及两汉，犹有两汉遗风；宋代国势已弱，故欧、苏、曾、王之文，近于六朝；南宋及元，中国既微，文不成文；洪武肇兴，驱逐胡虏，国势虽不如汉唐，优于赵宋实远。其异于汉唐者，汉唐自然强盛，明则有勉强之处耳。明人鉴于宋人外交之卑屈，故特自尊大。凡外夷入贡，表章须一律写华文，朝鲜、安南文化之国，许其称臣；南洋小国及满洲之属，则降而称奴。天使册封，不可径入其国城，须特建大桥，逾城而入；贡使之入中国者，官秩虽高，见典史不可不用手本，不可不称大人。外夷称中国曰天朝者，即始于此。诸如此类，即可见明代国势之盛，出于勉强。国势如此，国人体气恐亦类此。其见于文事者，台阁体不足为代表，归震川闲情冷韵之作，亦不足为代表，所可代表者，为前后七子之作。彼等强学秦汉，力不足以赴之，譬如举鼎绝膑，不自觉其面红耳赤也。归震川生长昆山，王凤洲生长太仓，籍贯同隶苏州，而气味差池。震川与凤洲争名，二人皆自谓学司马子长，然凤洲专取《史记》描摹之笔及浓重之处，震川则以为《史记》佳处在闲情冷韵。盖苏州人好作冷语，震川之文，苏州人之文也。震川殆知秦汉不易学，而又不甘自谓不逮秦汉，故专摹《史记》之冷语欤？由此遂启桐城派之先河。桐城派不皆效法震川，顾其主平淡、不主浓重则同。姚姬传学问之博，胜于方望溪，而文之气魄则更小，谋篇过六七百字者甚罕。梅伯言修饰更精，而体气尤不逮矣。曾涤生以为学梅伯言而以为末足，颇有粗枝大叶之作，体气近于阳刚。此其故关于国势、体力。清初国势之盛，乃满洲之盛，非汉族之盛。汉人慑伏于满洲淫威之下，红营兵丁大抵羸劣，营汛武职官俸薄，往往出为贾竖，自谋生活，其权力犹不如今之警察，故汉人皆以当兵为耻。夫不习戎事，则体力弱；及其为文，自然疲苶矣。曾涤生自办团练，以平洪杨之乱，国势既变，湘军亦俨然一世之雄，故其文风骨遒上，得阳刚之气为多。虽继起无人，然并世有王湘绮，亦可云近于阳刚矣。湘绮与涤生路径不同，涤生自桐城入而不为八家所囿；湘绮虽不明言依附七子，其路径实与七子相同，其所为诗，宛然七子作也。惟明人见小欲速，文章之士，不讲其他学问。昌黎云：作文宜略识字。七子不能，故虽高谈秦汉，终不能逮。湘绮可谓识字者矣，故其文优于七子也。由上所论，历代文章之盛衰，本之国势及风俗，其彰彰可见者也。

曾国藩

文之变迁，不必依骈散为论，然综观尚武之世，作者多散文；尚文之世，作者多骈文。秦汉尚武，故为散文，骈句罕见。东汉崇儒术，渐有骈句。魏晋南朝，纯乎尚文，故骈俪盛行。唐代尚武，散体复兴（唐人散体，非始于韩柳。韩柳之前，有独孤及、梁肃、萧颖士、元结辈，其文渐趋于散。惟魄力不厚。至昌黎乃渐厚耳。譬之山岭脉络，来至独孤、萧、梁，至韩柳乃结成高峰也）。宋不尚武，其文通行四六。作散文者，仅欧曾王苏数人而已（姚姬传云：论文章，虽朱子亦未为是。大抵南宋之文，为后世场屋之祖。吕东莱、陈止斋、叶水心，学问虽胜，文则不工。《东莱博议》，纯乎场屋之文。陈止斋、叶水心之作，当时所谓对策八面锋，亦仅可应试而已）。余波及于明清。桐城一派，上接秦汉、下承韩柳固不足，以继北宋之轨则有余，胜于南宋之作远矣。

唐宋以来之散文，导源于独孤及、萧颖士辈，是固然矣。然其前犹可推溯，人皆不措意耳。《文中子》书，虽不可信，要不失为初唐人手笔。其书述其季弟王绩（字无功，号东皋子），作《五斗先生传》（见《事君》篇），其文今不可见。以意度之，殆拟陶渊明之《五柳先生传》。其可见者，《醉乡记》《负苓者传》，皆散漫而不用力，于陶氏为近，不可不推为唐代散文之发端。又马周所作章奏，摹拟贾太傅《治安策》，于散体中为有骨力。唐人视周为策士一流，不与文学之士同科，实亦散文之滥觞也。大凡文品与当时国势不符者，文虽工而人不之重。燕许庙堂之文，当时重之，而陆宣公论事明白之作，见重于后世者，当时反不推崇。萧颖士之文，平易自然。元结始为谲怪，独孤及、梁肃变其本而加之厉。至昌黎始明言词必己出，凡古人已用之语，必屏弃不取，而别铸新词。昌黎然、柳州亦然，皇甫湜、孙樵，无不皆然。风气既成，宜乎宣公奏议之不见崇矣。然造词之风，实非始于昌黎。《唐阙史》云：“左将军吐突承璀（昌黎同时人）方承恩顾，及将败之岁，有妖生所居。先是，承璀尝华一室，红梁粉壁，为谨诏敕藏机务之所。一日，晨启其户，有毛生地，高二尺许，承璀大恶之，且恐事泄，乃躬执箕帚，芟除以瘗，虽防口甚固，而娓娓有知者。承璀尤不欲达于班列。一日，命其甥尝所亲附者曰：‘姑为我微行省闼之间，伺其丛谈，有言者否。’甥禀教敛躬而往，至省寺，即词诘守卫，辄不许进。方出安上门，逢二秀士，自贡院回，笑相谓曰：‘东广坤毳可以为异矣。’甥驰告曰：‘醋大知之久矣，（原注：中官谓南班，无贵贱皆呼醋大）且易其名呼矣。’谓左军为东广、地毛为坤毳矣。”易左军地毛曰东广坤毳则与称龙门虬户无异，以言之者无碍，闻之者立悟。知唐人好以僻字易常名，乃其素习。故樊宗师作《绛守居园池记》，而昌黎称为文从字顺也。今观其文，代东方以丙、西方以庚，亦东广坤毳之类。昌黎称之者，以其语语生造，合于己意也。盖造词为当时风尚，而昌黎则其杰出者耳。

欧阳永叔号称宗师韩柳，其实与韩柳异辙。惟以不重四六为学韩柳耳。永叔《题绛守居园池记》，诋呵樊氏，不遗余力，可知其与昌黎异趣矣。宋子京与永叔同时，皆以学昌黎为名，而子京喜造词，今《新唐书》在，人以涩体称之，可证也。夫自作单篇，未尝不可造词；作史则不当专务生造。子京之文，有盛名于时，及永叔之文行，趋之者皆崇自然；于是子京之文不复见称道。故知文品不合于时代，虽工亦不行也。

《欧阳文忠公集》

唐末迄于五代，文之衰弊已极。北宋初年，柳河东（开）、穆伯长（修），稍为杰出。河东文实不工，伯长才力薄弱，而故为佶屈聱牙。于时王禹偁所作，实较柳穆为胜，惟才力亦薄弱耳。禹偁激赏丁谓、孙何，《宋史·丁谓传》云：谓与何同袖文谒禹偁，禹偁重之，以为自唐韩愈、柳宗元后，三百年始有此作。二人之文，今不可见。穆伯长弟子尹师鲁（洙），文颇可观。苏子美（舜钦）亦佳，师鲁之文，永叔所自出，惟师鲁简练，永叔摇曳为异。永叔之文，震川一派所自昉也。苏子美仕不得志，颇效柳州之所为，永叔亟称之。此二家较柳穆王三家为胜。又永叔同时有刘原父（敞），才力宏大，司马温公文亦醇美。今人率称八家，以余论之，唐宋不止八家。唐有萧颖士、独孤及、韩愈、柳宗元、李翱五家（皇甫湜、孙樵不足数），宋则尹洙、苏舜钦、刘敞、宋祁、司马光、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合十一家（柳、穆、王不必取，苏门如秦观之《淮海集》、苏过之《斜川集》，文非不佳，惟不出东坡之窠臼，故不取。元结瑰怪，杜牧粗豪，亦不取），合之可称唐宋十七家。茅鹿门之所以定为八家者，盖韩柳以前之作，存者无多；宋初人文亦寡。六家之文，于八股为近；韩柳名高，不得不取：故遂定为八家耳。

权德舆年辈高于昌黎，文亦不恶，惟少林下风度耳。明台阁体即自此出。杜牧之文为侯朝宗、魏叔子所自出。惟粗豪太过耳。近桐城、阳湖二派，拈雅健二字以为论文之准。然则权德舆雅而不健，杜牧之健而不雅。雅健并行，二家所短。若依此选文，唐可八家（合权、杜数之），宋可十六家（合柳、穆、王、秦、苏过数之），允为文章楷则矣（雅健者，文章入门之要诀，不仅散文之须雅健，骈文亦须雅健，派别可以不论）。乾嘉间朱竹君（筠）《笥河文集》行于北方，其文亦雅而不健，似台阁一路。姚姬传笑之，以为笥河一生为文学宋景濂，永远是门外汉。是故雅而不健，不可；健而不雅，亦不可。明于雅健二字，或为独行之文，或为著作之文，各视其人之力以为取舍，庶乎可以言文。

继此复须讨论者，文章之分类是也。《文心雕龙》分为十九类，《古文辞类纂》则为十三类。今依陆士衡《文赋》为说，取其简要也。自古惟能文之士为能论文，否则皮傅之语，必无是处。士衡《文赋》，区分十类，虽有不足，然语语确切，可作准绳，其言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十类以外，传状序记，士衡所未齿列。今案：象传一项，晋人所作，有《李郃传》《管辂传》，全文今不可见。就唐人所引观之，大抵散漫，无密栗之致。行状一项，《文选》录任彦昇《竟陵文宣王行状》一篇，体裁与后世所作不类。原行状之体，本与传同，而当时所作，文多质少，语率含浑（行状上之尚书，考功司据以拟谥，李翱以为今之行状，文过其质，不可为据，始变文为质，不加藻饰）。游记一项，古人视同小说，不以入文苑。东汉初，马第伯作《封禅仪记》，偶然乘兴之笔。后则游记渐孳，士衡时尚无是也。序录一项，古人皆自著书而自为序。刘向为各家之书作序，此乃在官之作；后世为私家著述作序者，古人无是也。此四项，士衡所不论，今就士衡所赋者论之：

陈谏之书陆机《文赋》

诗、赋：士衡缘情、体物二语，实作诗造赋之要。赋本古诗之流，七国时始为别子之祖。至汉，《子虚》《上林》，篇幅扩大，而《古诗十九首》仍为短章。盖体物者，铺陈其事，不厌周祥，故曰浏亮。缘情者，咏歌依违，不可直言，故曰绮靡。然赋亦有缘情之作，如班孟坚之《幽通》、张平子之《思玄》、王仲宣之《登楼》，皆偶一为之，非赋之正体也。

碑、诔：古人刻石，不以碑名。秦皇刻石，峄山、泰山、琅琊、碣石、会稽诸处，皆直称刻石，不称碑。庙之有碑，本以丽牲；墓之有碑，本以下棺。作碑文者，东汉始盛。今汉碑存者百余通，皆属文言。往往世系之下，缀以考语；所治何学，又加考语；每历一官，辄加考语，无直叙其事者。故曰“披文以相质也”。不若是，将与行状、家传无别。魏晋不许立碑；北朝碑文，体制近于汉碑；中唐以前之碑，体制亦未变也。独孤及、梁肃始为散文，然犹不直叙也。韩昌黎作《南海神庙碑》，纯依汉碑之体；作《曹成王碑》，用字瑰奇，以此作碑则可，作传即不可。桐城诸贤不知此，以昌黎之碑为独创，不知本袭旧例也（昌黎犹知文体，宋以后渐不然）。宋人作碑，一如家传，惟首尾异耳。此实非碑之正体。观夫蔡中郎为人作碑，一人作二三篇，以其本是文言，故属辞可以变化；若为质言，岂有一人之事迹，可作二三篇述之耶？至汉碑有称“诔曰”者，知碑与诔本不必分，然大体亦有区别。碑虽主于文饰，仍以事实为重。诔则但须缠绵凄怆而已。后世作诔者少，潘安仁《马汧督诔》，乃是披文相质之作。碑与诔故是同类。后世祭文，则与诔同源。

铭、箴：碑亦有铭。此所谓铭，则器物之铭也。崔子玉《座右铭》，多作格言，乃《太公家教》之类，取其义，不取其文耳。张孟阳《剑阁铭》云：“敢告梁益。”是箴体也。所谓博约温润者，语不宜太繁，又不宜太露。然则《剑阁铭》是铭之正轨也。箴之由来已久。官箴王阙，本以刺上，后世作箴，皆依《虞箴》为法，扬子云、崔亭伯官箴、州箴，合四十余篇。所与铭异者，有顿挫之句，以直言为极，故曰“顿挫而清壮”也。张茂先《女史箴》，笔路渐异，尚能合法；至昌黎《五箴》，则失其步趋者也。

颂、论：三颂而外，秦碑亦颂之类也。刻石颂德，斯之谓颂矣。惟古代之颂，用之祭祀。生人作颂，始于秦碑，及后人作碑亦称“颂曰”是也。柳子厚作《平淮西雅》，其实颂也。颂与雅，后世不甚分耳。要以优游炳蔚为贵。论者，评议臧否之作。人之思想，愈演愈深，非论不足以发表其思想，故贵乎精微朗畅也。士衡拟《过秦》作《辩亡论》，议封建作《五等论》。二者皆论政之文，故为粗枝大叶，而非论之正体。当以诸子为法，论名理不论事理，乃为精微朗畅者矣。庄荀之论，无一不合精微朗畅之旨。韩非亦有之，但不称论耳（论事之作，不以为正体，王褒《四子讲德论》作于汉代，周秦无有也）。《文选》录王褒《四子讲德论》，论事本非正体，当为士衡所不数。盖周秦而后，六朝清谈佛法诸论，合乎正轨。《崇有论》反对清谈，《神灭论》反对佛法，此亦非朗畅不能取胜。此种论，唐以后不能作。盖唐以后人只能论事理，不能论名理矣。刘梦得、柳子厚作《天论》，似乎精细，要未臻精微朗畅之地。宋儒有精微之理，而作文不能朗畅，故流为语录。

奏、说：七国时游说，多取口说而鲜上书，上书即奏也。纵横家之作，大抵放恣，苏秦、范雎是矣，即李斯《谏逐客》亦然。自汉人乃变为平彻闲雅之作，以天下统一，纵横之风替也。平则易解，雅则可登于庙堂。此种体式，自汉至唐不变。至明人奏议，辄以痛骂为能事，故焦里堂谓温柔敦厚之教至明人而尽。如杨叔山劾严嵩曰贼嵩，虽出忠愤，甚非法式。又如刘良佐、刘泽清称福王拘囚太子是无父子，不纳童氏是无夫妇。又如万历时御史献酒、色、财、气四箴，此皆乖于进言之道。自唐以来，奏议以陆宣公为最善，既平彻又闲雅，可谓正体；所不足者，微嫌繁冗耳。唐人好文，三四千言之奏，人主犹能遍览，若在后世，正恐无暇及此。曾涤生自谓学陆宣公，今观其文，类于八股，平固有之，雅则未能。甲午战后，王湘绮尝代李少荃奏事，多引《诗》《书》，摹拟汉作，雅则有余，平则不足。于是知平彻闲雅之难也。说者古人多为口说，原非命笔为文，《文心雕龙》讥评士衡，谓：“自非谲敌，则惟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不悟七国游士，纵横捭阖，肆口陈言，取快一时，确有炜晔谲诳之观，然其说必与事实相符，乃得见听。苏秦之合纵，非易事也。而六国之君听之者，固以其口辩捷给，亦为有其实学耳。《国策》言苏子去秦而归，揣摩太公阴谋之符，然后出说人主。由今观之，苏子亦不徒恃阴谋，盖明于地理耳。七国时地图难得，惟涉路远者，知舆地大势。荀子游于列国，故《议兵篇》所言地理不误，自余若孟子之贤，犹不知淮泗之不入江（《孟子》：“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不知淮泗不入江也）。汉兴，萧何入关，收秦图籍，故能知天下形势。否则，高祖起自草莽，何由知之？惟苏秦居洛阳，必尝见地图，故每述一国境界，悉中事情，然后言其财赋之多寡，兵力之强弱，元元本本，了然无遗。其说赵肃侯也，谓“臣请以天下之地图按之。”夫以草泽匹夫，而深知国情如此，宜乎六国之君不敢不服其说矣。后世口说渐少，惟战争时或有之，留侯之借箸、武侯之求救于孙权，皆所谓谲诳者。后杜牧之作《燕将录》，载诨忠为燕牧刘济使，说魏牧田季安；又元和十四年说刘济子忠，皆慷慨立谈，类于苏秦。颇疑牧之所文饰，非当时实事。昌黎作《董晋行状》，述晋对李怀光语，亦口若悬河。晋服官无闻，此亦疑昌黎所文饰也。然则苏秦而后，口说可信者，惟留侯、诸葛二事。要皆炜晔谲诳，不尽出于忠信，以此知士衡之说为不可易也。

综上所论，知士衡所举十条，语语谛当，可作准绳。至其所未及，祭文准诔，传状准史（今人如欲作传，不必他求，只依《史》《汉》可矣。行状与传，大体相同，惟首尾为异。且行状所以议谥，明以来议谥不据行状，则行状无所用之，不作可也）。序记之属，古人所轻。官修书库，序录提要，盖非一人所能为。若私家著述，于古只有自序；他人作之，亦当提挈纲首，不可徒为肤泛。记惟游记可作，《水经注》、马第伯《封禅仪记》，皆足取法。宋人游记叙山水者，多就琐碎之处著笔，而不言大势，实无足取。余谓《文赋》十类之外，补此数条已足。姚氏《古文辞类纂》分十三类，大旨不谬。然所见甚近，以唐宋直接周秦诸子、《史》、《汉》，置东汉、六朝于不论，一若文至西汉即斩焉中绝，昌黎之出真似石破天惊者也。天下安有是事耶（桐城派所说源流不明，不知昌黎亦有师承）？余所论者，似较姚氏明白。

注释

1 本部分为章太炎《国学演讲录》第五章“文学略说”。

第五章

结论

——国学之进步

中国学术，除文学不能有绝对的完成外，其余的到了清代，已渐渐告成，告一结束。清末诸儒，若曾国藩、张之洞辈都以为一切学问，已被前人说尽，到了清代，可说是登峰造极，后人只好追随其后，决不再能超过了。我以为，后人仅欲得国学中的普通学识，则能够研究前人所已发明的，可算已足，假使要求真正学问，怕还不足罢！即以“考据”而论，清代成就虽多，我们依着他们的成规，引而申之，也还可以求得许多的知识。在他们的成规以外，未始没有别的途径可寻，那蕴蓄着未开辟的精金正多呢！总之，我们若不故步自封，欲自成一家言，非但守着古人所发明的于我未足，即依律引申，也非我愿，必须别创新律，高出古人才满足心愿。这便是进步之机。我对于国学求进步之点有三：

1. 经学　以比类知原求进步。

2. 哲学　以直观自得求进步。

3. 文学　以发情止义求进步。

——毕竟讲来，文学要求进步，恐怕难能呢？

清　张之洞隶书五言联

清代治经学较历代为尤精，我在讲经学之派别时已经讲过。我们就旧有成规再加讲讨，原也是个方法。不过“温故知新”，仅“足以为师”，不足语于进步。我们治经必须比类知原，才有进步。因前人治经，若宋、明的讲大体，未免流于臆测妄断；若清代的订训沽，又仅求一字的妥当，一句的讲明，一制的考明，“擘绩补苴”，不甚得大体。我们生在清后，那经典上的疑难，已由前人剖析明白，可让我们融会贯通再讲大体了。

从根本上讲，经史是决不可以分的。经是古代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断代史，我们治史，当然要先看通史，再治断代的史，才有效果，若专治断代史，效果是很微细的。治经，不先治通史，治经不和通史融通，其弊与专治断代史等，如何能得利益？前人正犯此病。所以我主张比类求原，以求经史的融会，以谋经学的进步。如何是比类求原？待我说来！经典中的《尚书》《春秋》，是后代“编年”“纪传”两体之先源。刘知几曾说“记传”是源于《尚书》，“编年”是源于《春秋》。章学诚也曾说后代诸史皆本于《春秋》。这二人主张虽不同，我们考诸事实，诸史也不尽同于《尚书》《春秋》，而诸史滥觞于彼，是毫无疑义的。所以治经：对于“制度”，下则求诸《六典》《会典》诸书，上以归之于《周礼》《仪礼》。对于地理，下则考诸史及地舆志，上以归之于《禹贡》及《周礼·职方志》。即风俗道德，亦从后代记载上求源于经典。总之，把经看作古代的历史，用以参考后世种种的变迁，于其中看明古今变迁的中心。那么，经学家最忌的武断、琐屑二病，都可免除了。未来所新见的，也非今日所可限量呢！

中国哲学在晋代为清谈，只有口说，讲来讲去，总无证据。在宋、明为理学，有道学问、尊德性之分，自己却渐有所证。在清代，专在文字上求，以此无专长者，若戴东原著《孟子字义疏证》，阮芸台讲性命。陈兰甫著《汉儒通义》，也仅在文字上求、训诂上求，有何可取！要知哲理非但求之训诂为无用，即一理为人人所共明而未证之于心，也还没有用处的，必须直观自得，才是真正的功夫。王阳明辈内证于心，功夫深浅各有不同，所得见解，也彼此歧异，这也是事实上必有的。理，仿佛是目的地，各人所由的路，既不能尽同，所见的理，也必不能尽同；不尽同和根源上并无不合呢。佛家内证功夫最精深，那些堕落的就专在语言文字上讲了。西洋哲学，文字虽精，仍是想象如此，未能证之于心，一无根据，还不能到宋学的地步，所以彼此立论，竟可各走极端的。这有理论无事实的学问，讲习而外，一无可用了。近代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渐注重直觉，和直观自得有些相近了。总之，讲哲理决不可像天文家讲日与地球的距离一样，测成某距离为已精确了。因为日的距离，是事实上决不能量，只能用理论推测的，那心像是在吾人的精神界，自己应该觉得的。所以，不能直观自得，并非真正的哲理，治哲学不能直观自得便不能进步。

文学如何能求进步？我以为要“发情止义”。何为发情止义？如下述：“发情止义”一语，出于《诗序》。彼所谓“情”是喜怒哀乐的“情”，所谓“义”是礼义的“义”。我引这语是把彼的意义再推广之：“情”是“心所欲言，不得不言”的意思，“义”就是“作文的法度”。桐城派的文章，并非没有法度，但我们细读一过，总觉得无味，这便因他们的文，虽止乎义，却非发乎情。他们所作游记论文，也不过试试自己的笔墨罢了。王渔洋的诗，法度非不合，但不能引人兴趣，也因他偶到一处，即作一诗，仿佛日记一般，并非有所为而作的。清初侯方域、魏叔子以明代遗民，心有不平，发于文章，非无感情，但又决无法度。明末大儒黄梨洲、王船山，学问虽博，虽有兴亡感慨，但黄文既不类白话，又不类语录，又不类讲章，只可说是像批语，王船山非常生硬，又非故意如此，都可说是不上轨道的。所以文学非但要“止乎义”，还要“发乎情”。那初作文，仅有法度，并无情，用以练习则可，用以传世则不可，仿佛习字用九宫格临帖，是不可以留后的。韩昌黎自以为因文生道，顾亭林对于这话有所批评。实在昌黎之文，并非无情无义，若《书张中丞传后》，自是千古必传的，可惜他所作碑志太多，就多止于义不发于情的了。苏东坡的史论，有故意翻案的，有不必作的，和场屋文一般，也非发于情之作。古文中非无此流，比较的少一些，诗关于情更深，因为诗专以写性情为主的。若过一处风景，即写一诗，诗如何能佳？宋代苏、黄的诗，就犯此病。苏境遇不佳，诗中写抑郁不平的还多，而随便应酬的诗也很多，就损失他的价值了。唐代杜工部身遇乱世，又很穷困，诗中有情之作，可居半数，其他也不免到一处写一首的。杜以前诸诗家，很少无情之作，即王、孟也首首有情的。至古代诗若《大风歌》《扶风歌》全是真性情流出，一首便可传了！

诗文二项中：文有有法无情的，也有无法有情的；诗却有情无法少，有法无情多；近代诗虽浅鄙，但非出乎轨外。我们学文学诗，初步当然要从法上走，然后从情创出。那初步即欲文学太史公，诗学李太白的，可称狂妄之人呢！我们还要知文学作品忌多，太多必有无情之作，不足贵了。

二三十年前，讲文学，只怕无情，不怕无义。梁任公说我是正统派，这正统派便能不背规则的。在现在有情既少，益以无义，文学衰堕极了。我们若要求进步，在今日非从“发情止义”下手不可。能发情止义，虽不必有超过古人之望，但诗或可超过宋以下诸诗家，文或可超过清以下诸文家！努力！

版权信息

书名：唐诗杂论

作者：闻一多

排版：AGOOD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5-07-01

ISBN：9787547034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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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出版说明

朱自清序

类书与诗

宫体诗的自赎

四杰

孟浩然（689—740）

贾岛（779—843）

杜甫（712—770）

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英译李太白诗

出版说明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由于历史环境的激荡，中西文化之碰撞，使传统的学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涌现出一批大师级的学者。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为我们留下足以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直到今天，大师们的开拓性成果，依然是多门学科研究的起点。年青一代研读到大师们的著作，受益是多方面的。

闻一多（1899——1946）先生正是这一时期一位重要的大师。在今天的青年人眼中，闻一多首先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和民主斗士，事实上，他更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早年，闻一多留学美国，学习美术和文学，先后在青岛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曾加入新月社，致力于诗歌创作，著有诗集《红烛》《死水》。他的诗风在形式上边求格律化，讲究音乐美、绘画美。后来从事学术研究，在《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及唐诗、神话、古文字等诸多研究领域中，做了大量开创性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郭沫若先生曾经这样评价闻先生的研究工作：“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就闻先生的学术成就而言，这种评价绝非溢美之词，是对闻先生治学最为准确的概括。

《唐诗杂论》是闻一多先生的一本名著，其中的文章大都发表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报章杂志上，后来汇编成册。书中内容涉及类书与诗的优劣，宫体诗的堕落与自赎、文章体裁、著名诗人、诗人年谱以及诗歌的翻译等多方面的内容，故名之曰杂论。这本小书是闻一多先生站在一个崭新的角度，以历史的眼光分析研究唐诗的结晶。对唐朝一些著名的诗人“初唐四杰”、孟浩然、贾岛、岑参、杜甫、李白等人的诗歌成就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和分析。文章论述精辟，引用的诗歌皆具有代表性；语言生动形象，兼有知识性和趣味性，引人入胜，读来颇为惬意。与传统的学术研究相比，本书从诗人的角度看待、研究诗歌，因此能够多所创见。作为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它在唐诗研究中的历史地位在今天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同时，闻一多的唐诗研究有他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这对我们今天的学者仍然富有启迪。

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这一经典作品以新的形式提供给年轻的读者已成为必要。为此，我们将本书重新整理出版，以飨读者。相信对于青年读者了解唐诗发展的一些基本脉络，促进唐诗研究都会大有裨益。

本书所选内容，参校了已经出版过的多种版本，凡作者行文有见疑之处，一仍其旧，除个别明显错讹之处做了修改外，一些符号习惯原则不做改动，以存原貌。同时，近代学者著作，在引用书证时，有或略或减，或略去出处之习惯，闻先生著作中亦有此种现象，限于本书体例和宗旨，未做专门校补，望读者明察。为了便于专业之外的普通青少年读者阅读，我们在原书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工作：随原著的文字附上了相应的知识性文字及唐人诗句，以帮助读者扩展相关的知识；删去了《岑嘉州系年考证》一篇纯考证且与其他篇目联系不大的一篇；为原著配上大量的图片，使得读者能够获得更好的阅读感受。

愿这辑小书能使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成果流布到普通读者手中。增进更多的朋友对唐诗的兴趣与了解。

编者

朱自清序

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扭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大概从民国十四年参加《北平晨报》的诗刊到十八年任教青岛大学，可以说是他的诗人时期；这以后直到三十三年，参加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五四历史晚会，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再以后这两年多，是他的斗士时期。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本集里承臧克家先生抄来三十二年他的一封信，可以见出他这种三位一体的态度。他说：

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只有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如梦家），才知道我有火，并且就在《死水》里感觉出我的火来。

这是斗士藏在诗人里。他又说：

你们作诗的人老是这样窄狭，一口咬定世上除了诗什么也不存在。有比历史更伟大的诗篇吗？我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历史（现代也在内，因为它是历史的延长）里看出诗来，而还能懂诗。……你不知道我在故纸堆中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它的目的何在，……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终于开方了。方单的形式是什么——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我不知道，也许什么也不是。……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它们的作用并不一样。

学者中藏着诗人，也藏着斗士。他又说：“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后来的他却开了“民主”的“方单”进一步以直接行动的领导者的斗士姿态出现了。但是就在遇难的前几个月，他还在和我说要写一部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学史。

闻先生真是一团火。就在《死水》那首诗里他说：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这不是“恶之花”的赞颂，而是索性让“丑恶”早些“恶贯满盈”，“绝望”里才有希望。在《死水》这诗集的另一首诗《口供》里又说：

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

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

“绝望”不就是静止，在“丑恶”的“垃圾桶里爬”着，他并没有放弃希望。他不能静止，在《心跳》那首诗里唱着：

静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贿赂，

谁希罕你这场内方尺的和平！

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

这四场既隔不断战争的喧嚣，

你有什么方法禁止我的心跳？

所以他写下战争惨剧的《荒村》诗，又不怕人家说他窄狭，写下了许多爱国诗。他将中国看作“一道金光”、“一股火”（一个观念）。那时跟他的青年们很多，他领着他们做诗，也领着他们从“绝望”里向一个理想挣扎着，那理想就是“咱们的中国”（一句话）。

可是他觉得做诗究竟“窄狭”，于是乎转向历史——中国文学史：他在给臧克家先生的那封信里说：“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二千年前的昨天。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同在三十二年写作的那篇《文学的历史动向》里说起“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他说：

约当纪元前一千年左右，在这四个国度里，人们都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记录在文字里，给流传到后代。……四个文化，在悠久的年代里，起先是沿着各自的路线，分途发展，不相闻问；然后，慢慢的随着文化势力的扩张，一个个的胳臂碰上了胳臂，于是吃惊、点头、招手、交谈。日子久了，也就交换了观念、思想与习惯。最后，四个文化慢慢的都起着变化，互相吸收，融合，以致总有那么一天，四个的个别性渐渐消失。于是不能改变，也不必改变。

这就是“这个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一句话的注脚，但是他只能从中国文学史下手。而就是“这角落”的文学史，也有那么长的年代，那么多的人和书，他不得不一步步的走向前去不得不先钻到“故纸堆内讨生活”，如给臧先生信里说的。于是他好像也有了“考据癖”。青年们渐渐离开了他。他们想不到他是在历史里吟味诗，更想不到他要从历史里创造“诗的史”或“史的诗”。他告诉臧先生：“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他要创造的是崭新的现代的“诗的史”或“史的诗”。这一篇巨著虽然没有让他完成。可是十多年来也片段的写出了一些正统的学者觉得这些不免“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就戏称他和一两个跟他同调的人为“闻一多派”。这却正见出他是在开辟着一条新的道路，而那披荆斩棘，也正是一个斗士的工作。这时期最长，写作最多，到后来他以民主斗士的姿态出现。青年们又发现了他，这一回跟他的可太多了！行动虽然时时在要求着他，他写的可并不算少，并且还留下了一些演讲录。这一时期的作品跟演讲录都充满了热烈的爱憎和精悍之气，就是学术性的论文如《龙凤》和《屈原问题》等也如此。这两篇，还有杂文《关于儒·道·土匪》大概都可以算得那篇巨著的重要的片段吧。这时期他将诗和“历史跟生活打成了一片”，有人说他不懂政治，他倒的确不会让政治的圈儿箍住的。

他在“故纸堆内讨生活”，第一步还得走正统的道路，就是语史学的和历史学的道路。也就是还得从训诂和史料的考据下手。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研究唐诗。他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那时工作的重心在历史的考据，后来又从唐诗扩展到《诗经》《楚辞》，也还是从诗到诗。然而他得弄语史学了。他于是读卜辞，读铜器铭文，在这些里找训诂的源头。从本集二十二年给饶孟侃先生的信可以看出那时他是如何在谨慎地走着这正统的道路。可是他“很想到河南游游，尤其想看洛阳——杜甫三十岁前后所住的地方”。他说“不亲眼看看那些地方，我不知杜甫传如何写”。这就不是一个寻常的考据家了！抗战以后，他又从《诗经》《楚辞》跨到了《周易》和《庄子》，他要探求原始社会的生活。他研究神话，如《高唐神女传说》和《伏羲考》等等，也为了探求“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而这原始的文化是集体的力，也是集体的诗。他也许要借这原始的集体的力给后代的散漫和萎靡来个对症下药吧，他给臧先生写着：

我的历史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

他不但研究文化人类学，还研究佛罗依德（即弗罗伊德）的心理分析学来照明原始社会生活这个对象。从集体到人民，从男女到饮食只要再跨上一步。所以他终于要研究起唯物史观来了，要在这基础上建筑起中国文学史。从他后来关于文学的几回演讲。可以看出他已经是在跨着这一步。

然而他为民主运动献出了生命，再也来不及打下这个中国文学史的基础。他在前一个时期里却指出过“文学的历史动向”。他说从西周到北宋都是诗的时期，“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都是诗史”。可是到了北宋，“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上前“接力”的是小说与戏剧。“中国文学史的路线从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他说：“是那充满故事兴味的佛典之翻译与宣讲，唤醒了本土的故事兴趣的萌芽，使它与那较进步的外来形式相结合，而产生了我们的小说与戏剧。”而“第一度外来影响刚刚扎根，现在又来了第二度的。第一度佛教带来的印度影响是小说戏剧，第二度基督教带来的欧洲影响又是小说戏剧”。于是乎他说：

四个文化同时出发，三个文化都转了手，有的转给近亲，有的转给外人，主人自己却没落了，那许是因为他们都只勇于“予”而怯于“受”，中国是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的，所以还是自己文化的主人。然而仅仅不怯于“受”是不够的，要真正勇于“受”，让我们的文学更彻底的向小说戏剧发展，等于说要我们死心塌地走人家的路。这是一个“受”的勇气的测验，也是我们能否继续做自己文化的主人的测验。

这里强调外来的影响。他后来建议将大学的中国文学系跟外国语文学系改为文学系跟语言学系，打破“中西对立，文语不分”的局面，也是“要真正勇于受”，都说明了“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那句话。可惜这个建议只留下一堆语句，没有写成。但是那印度的影响是靠了“宗教的势力”才普及于民间，因而才从民间“产生了我们的小说与戏剧”。人民的这种集体创作的力量是文学史的发展的基础，在诗歌等等如此，在小说戏剧更其如此。中国文学史里，小说和戏剧一直不曾登大雅之堂，士大夫始终只当它们是消遣的玩意儿，不是一本正经。小说和戏剧一直不曾能够脱去了俗气，也就是平民气。等到民国初年我们的现代化的运动开始，知识阶级渐渐形成，他们的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接受了欧洲的影响，也接受了“欧洲文学的主干”的小说和戏剧，小说和戏剧这才堂堂正正的成为中国文学。《文学的历史动向》里还没有顾到这种情形，但在《中国文学史稿》里，闻先生却就将“民间影响”跟“外来影响”并列为“二大原则”。认为，“一事的二面”或“二阶段”，还说：“前几次外来影响皆不自觉，因经由民间；最近一次乃士大夫所主持，故为自觉的。”

他的那本《中国文学史稿》其实只是三十三年在昆明中法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的大纲，还待整理，没有收在全集里，但是其中有《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分为四段八大期，值得我们看看：

第一段　本土文化中心的抟成　一千年左右

第一大期　黎明　夏商至周成王中叶（公元前2500——1100）约九百五十年

第二段从三百篇到十九首一千二百九十一年

第二大期　五百年的歌唱　周成王中叶至东周定王八年（陈灵公卒，（国风）约终于此时，前1099——599）约五百年

第三大期　思想的奇葩　周定王九年至汉武帝后元二年（前598——87）五百一十年

第四大期　一个过渡期间　汉昭帝始元元年至东汉献帝兴平二年（前86——后195）二百八十一年

第三段　从曹植到曹雪芹　一千九百一十九年

第五大期　诗的黄金时代　东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载（196——755）五百五十九年

第六大期　不同型的余势发展　唐肃宗至德元载至南宋恭帝德佑二年（756——1276）五百二十年

第七大期　故事兴趣地醉觉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至民国六年（1277——1917）六百四十年

第四段　未来的展望——大循环

第八大期　伟大的期待　民国七年至……（1918——……）

第一段“本土文化中心的抟成”，最显著的标识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花纹变为殷周的铜器花纹，以及农业的兴起等。第三大期“思想的奇葩”，指的散文时代。第六大期“不同型的余势发展”指的诗中的“更多样性与更参差的情调与观念”以及“散文复兴与诗的散文化”等。第四段的“大循环”，指的回到大众。第一第二大期是本土文化的东西交流时代，以后是南北交流时代。这中间发展的“二大原则”是上文提到的“外来影响”和“民间影响”。而最终的发展是“世界性的趋势”。这就是闻先生计划着创造着的中国文学史的轮廓。假如有机会让他将这个大纲重写一次，他大概还要修正一些，补充一些。但是他将那种机会和生命一起献出了，我们只有从这个简单的轮廓和那些片段，完整的，不完整的，还有他的人，去看出他那部“诗的史”或那首“史的诗”。

他是个现代诗人，所以认为“在这新时代的文学动向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诗的前途”。他说新诗得“真能放弃传统意识，完全洗心革面。重新做起”。

但那差不多等于说，要把诗做得不像诗了。也对。说得更准确点，不像诗，而像小说戏剧，至少让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太多“诗”的诗，和所谓“纯诗”者，将来恐怕只能以一种类似解嘲与抱歉的姿态，为极少数人存在着。在一个小说戏剧的时代，诗得尽量来取小说戏剧的态度，利用小说戏剧的技巧，才能获得广大的读众……新诗所用的语言更是向小说戏剧跨近了一大步，这是新诗之所以为“新”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理由。其它在态度上，在技巧上的种种进一步的试验，也正在进行着，请放心，历史上常常有人把诗写得不像诗，如阮籍、陈子昂、孟郊，如华茨渥斯、惠特曼，而转瞬间便是最真实的诗了，诗这东西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度的弹性，……只有固执与狭隘才是诗的致命伤……

那时他接受了英国文化界的委托，正在抄选中国的新诗，并且翻译着。他告诉臧克家先生：

不用讲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我并不是代表某一派的诗人，唯其曾经一度写过诗，所以现在有拢取这项工作的热心；唯其现在不再写诗了，所以有应付这工作的冷静的头脸而不至于对某种诗有所偏爱或偏恶。我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我想我是颇合乎选家的资格的。

是的。一个早年就写得出《女神的时代精神和女神的地方色彩》那样确切而公道的批评的人，无疑的“是颇合乎选家的资格的”。可惜这部诗选又是一部未完书，我们只能够尝鼎一脔！他最后还写出了那篇《时代的鼓手》，赞颂田间先生的诗。这一篇短小的批评激起了不小的波动，也发生了不小的影响。他又在三十四年西南联合大学五四周的朗诵晚会上朗诵了艾青先生的《大堰河》，他的演戏的才能和低沉的声调让每一个词语渗透了大家。

闻先生对于诗的贡献真太多了！创作《死水》，研究唐诗以至《诗经》《楚辞》一直追求到神话，又批评新诗，抄选新诗。在被难的前三个月，更动手将《九歌》编成现代的歌舞短剧，象征着我们的青年农民的严肃的工作。这样将古代跟现代打成一片，才能成为一部“诗的史”或一首“史的诗”。其实他自己的一生也就是具体而微的一篇“诗的史”或“史的诗”，可惜的是一篇未完成的“诗的史”或“史的诗”！这是我们不能甘心的！

朱自清三十六年（1947）八月，清华园。

类书与诗

检讨的范围是唐代开国后约略五十年，从高祖受禅（618）起，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权（660）止。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仪伏诛，算是强制的把“江左余风”收束了，同时新时代的先驱，四杰及杜审言刚刚走进创作的年华，沈宋与陈子昂也先后诞生了，唐代文学这才扯开六朝的罩纱，露出自家的面目。所以我们要谈的这五十年，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

——《新唐书·文艺传》

寻常我们提起六朝，只记得它的文学，不知道那时期对于学术的兴趣更加浓厚。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这一点。这时期如果在文学史上占有任何位置，不是因为它在文学本身上有多少价值，而是因为它对于文学的研究特别热心。一方面把文学当作学术来研究，同时又用一种偏向于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其余的学术。给前一方面举个例，便是曹宪、李善等的“选学”（这回文学的研究真是在学术中正式的分占了一席）。后一方面的例，最好举史学。许是因为他们有种特殊的文学观念（即《文选》所代表文学观念），唐初的人们对于《汉书》的爱好，远在爱好《史记》之上。在研究《汉书》时，他们的对象不仅是历史，而且是记载历史的文字。便拿李善来讲，他是注过《文选》的，也撰过一部《汉书辨惑》，《文选》与《汉书》，在李善眼里，恐怕真是同样性质，具有同样功用的物件，都是给文学家供驱使的材料。他这态度可以代表那整个时代。这种现象在修史上也不是例外。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藻——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至于音韵学与文学的姻缘，更是显著，不用多讲了。

《文选》

《文选》烂，秀才半。

——唐代谚语

（宪）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

——《旧唐书·曹宪传》

当时的著述物中，还有一个可以称为第三种性质的东西，那便是类书，它既不全是文学，又不全是学术，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一种东西，或是说兼有二者的混合体。这种畸形的产物，最足以代表唐初的那种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了。所以我们若要明白唐初五十年的文学，最好的方法也是拿文学和类书排在一起打量。

类事之书，始于《皇览》。

——宋　王应麟《玉海》

现存的类书如《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在当时所制造的这类出品中，只占极小部分。此外，太宗时编的，还有一千卷的《文思博要》，后来从龙朔到开元，中间又有官修的《累璧》六百三十卷、《瑶山玉彩》五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增广皇览》及《文思博要》）、《芳树要览》三百卷、《事类》一百三十卷、《初学记》三十卷、《文府》二十卷，私撰的《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琼林》一百卷、《笔海》十卷。这里除《初学记》之外，如今都不存在。内中是否有分类的总集，像《文馆词林》似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文馆词林》的性质，离《北堂书钞》虽较远，离《艺文类聚》却接近些了。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里说是嫌“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的办法不妥，他们（《艺文类聚》的编者不只他一人）才采取了“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的体例。这可见《艺文类聚》是兼有总集（流别《文选》）与类书（《皇览》遍略）的性质，也可见他们看待总集与看待类书的态度差不多。《文馆词林》是和流别《文选》一类的书，在他们眼里，当然也和《皇览》、遍略差不多了。再退一步讲，《文馆词林》的性质与《艺文类聚》一半相同，后者既是类书，前者起码也有一半类书的资格。

《艺文类聚》

上面所举的书名，不过是就新旧《唐书》和《唐会要》等书中随便摘下来的，也许还有遗漏。但只看这里所列的，已足令人惊诧了。特别是官修的占大多数，真令人不解。如果它们是《通典》一类的，或《大英百科全书》一类的性质，也许我们还会嫌它们的数量太小，但它们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一个国家的政府从百忙中抽调出许多第一流人才来编了那许多的“兔园册子”（太宗时，房玄龄、魏徵、岑文本、许敬宗等都参与过这种工作），这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岂不滑稽？不，这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学的方法，而他所谓的文学，用这样的方法提创，也是很对的。沉思翰藻谓之文的主张，由来已久，加之六朝以来有文学嗜好的帝王特别多，文学要求其与帝王们的身分相称，自然觉得沉思翰藻的主义最适合他们的条件了。文学由太宗来提倡，更不能不出于这一途。本来这种专在辞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风，需用学力比需用性灵的机会多，这实在已经是文学的实际化了。南朝的文学既已经在实际化的过程中，隋统一后，又和北方的极端实际的学术正面接触了，于是依照“水流湿，火就燥”的物理的原则。已经实际化了的文学便不能不愈加实际化，以至到了唐初，再经太宗的怂恿，便终于被学术同化了。

唐太宗

……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

——唐太宗

文学被学术同化的结果，可分三方面来说。一方面是章句的研究，可以李善为代表；另一方面是类书的编纂，可以号称博学的《兔园册子》与《北堂书钞》的编者虞世南为代表；第三方面便是文学本身的堆砌性，这方面很难推出一个代表来，因为当时一般文学者的体干似乎是一样高矮，挑不出一个特别魁梧的例子来。没有办法我们只好举唐太宗。并不是说唐太宗堆砌的成绩比别人精，或是他堆砌的比别人更甚，不过以一个帝王的地位，他的影响定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而且他也曾经很明白的为这种文体张目过（这证据我们不久就要提出）。我们现在且把章句的研究，类书的纂辑，与夫文学本身的堆砌性三方面的关系谈一谈。

李善绰号“书簏”，因为，据史书说，他是一个“淹贯古今，不能属辞”的人。史书又说他始初注《文选》，“释事而忘意”，经他儿子李邕补益一次，才做到“附事以见义”的地步。李善这种只顾“事”，不顾“意”的态度，其实是与类书家一样的。章句家是书簏，类书家也是书簏；章句家是“释事而忘意，类书家便是“采事而忘意”了。我这种说法并不苛刻，只消举出《群书治要》和《北堂书钞》或《艺文类聚》比一比，你便明白。同时抄书，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但拿来和《治要》的“主意”的质素一比，《书钞》《类聚》“主事”的质素便显得格外分明了。章句家和类书家的态度根本不同，创作家又何尝两样？假如选五种书，把它们排成下面这样次第：

《文选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的诗集。

（李善）有雅行，淹贯古今，不能属词，故人号“书簏”。

——见《新唐书·李邕传》

我们便看出一首初唐诗在构成程序中的几个阶段。劈头是“书簏”，收尾是一首唐初五十年间的诗。中间是从较散漫、较零星的“事”，逐渐的整齐化与分化。五种书同是“事”（文家称为辞藻）的征集与排比，同是一种机械的工作，其间只有工作精粗的程度差别，没有性质的悬殊。这里《初学记》虽是开元间的产物，但实足以代表较早的一个时期的态度：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这部书的体裁，看来最有趣。每一项题目下，最初是“叙事”，其次“事对”，最后便是成篇的诗赋或文。其实这三项中减去“事对”，就等于《艺文类聚》，再减去诗赋文便等于《北堂书钞》。所以我们由《书钞》看到《初学记》，便看出了一部类书的进化史，而在这类书的进化中一首初唐诗的构成程序也就完全暴露出来了。你想，一首诗做到有了“事对”的程度，岂不是已经成功了一半吗？余剩的工作，无非是将“事对”装潢成五个字一幅的更完整的对联，拼上韵脚，再安上一头一尾罢了（五言律是当时最风行的体裁，但这里，我没有把调平仄算进去，因为当时的诗，平仄多半是不调的）。这样看来，若说唐初五十年间的类书是较粗糙的诗，他们的诗是精密的类书，许不算强词夺理吧？

《旧唐书·文苑传》里所收的作家，虽有着不少的诗人，但除了崔信明的一句“枫落吴江冷”是类书的范围所容纳不下的，其余作家的产品不干脆就是变相的类书吗？

隋炀帝杨广

唐太宗之不如隋炀帝，不仅在没有作过一篇《饮马长城窟行》而已，便拿那“南化”了的隋炀帝，和“南化”了的唐太宗打比，像前者的“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云，潮水带星来”，甚至“鸟击初移树，鱼寒不隐苔”（《隋遗录》所载炀帝诸诗皆明秀可诵，然系唐人伪托。《铁围山丛话》引佚句“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亦伪。——原注），又何尝是后者有过的？不但如此，据说炀帝为妒嫉“空梁落燕泥”和“庭草无人随意绿”两句诗，曾经谋害过两条性命。“枫落吴江冷”比起前面那两只名句如何？不知道崔信明之所以能保天年，是因为太宗的度量比炀帝大呢，还是他的眼力比炀帝低。这不是说笑话，假如我们能回答这问题，那么太宗统治下的诗作的品质之高低，便可以判定了。归真的讲，崔信明这人，恐怕太宗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他并没有留给我们那样测验他的度量或眼力的机会，但这更足以证明太宗对于好诗的认识力很差，假如他是有眼力的话，恐怕当日撑持诗坛的台面的，是崔信明、王绩，甚至王梵志，而不是虞世南、李百药一流人了。

洛阳春稍晚，四望满春晖。

杨叶行将暗，桃花落未稀。

窥檐燕争入，穿林鸟乱飞。

唯当关塞者，溽露方沾衣。

——隋炀帝《晚春诗》

讲到这里，我们也许要想到前面所引时人批评李善“释事而忘意”和我批评类书家“采事而忘意”两句话。现在我若给那些作家也加上一句“用事而忘意”的案语，我想读者们必不以为过分，拿虞世南、李百药来和崔信明、王绩、王梵志相比，不简直是“事”与“意”的比照吗？我们因此想到魏徵的《述怀》，颇被人认作这时期中的一首了不得的诗。《述怀》在唐代开国时的诗中所占的地位，据说有如魏徵本人在那时期政治上的地位一般的优越。这意见未免有点可笑，而替唐诗设想，居然留下生这意见的余地，也就太可怜了。平心说《述怀》是一首平庸的诗，只因这作者不像一般的作者，他还不曾忘记那“诗言志”的古训，所以结果虽平庸而仍不失为“诗”。选家们搜出魏徵来代表初唐诗，足见那一个时代的贫乏。太宗和虞世南、李百药，以及当时成群的词臣，做了几十年的诗，到头还要靠这诗坛的局外人魏徵，来维护一点较清醒的诗的意识，这简直是他们的耻辱！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

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

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

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

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

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

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

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魏徵《述怀》

不怕太宗和他率领下的人们为诗干得多热闹，究竟他们所热闹的，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学术。关于修辞立诚四个字，即算他们做到了修辞（但这仍然是疑问），那立诚的观念，在他们的诗里可说整个不存在。唐初人的诗，离诗的真谛是这样远，所以，我若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辞藻的时期，我所谓征集辞藻者，实在不但指类书的纂辑，连诗的制造也是应属于那个范围里的。

上述的情形，太宗当然要负大部分的责任：我们曾经说到太宗为堆砌式的文体张目过，不错，看他亲撰的《晋书·陆机传论》便知道：

观夫陆机、陆云，实荆衡之梓，挺珪璋于秀实，驰英华于早年。风鉴澄爽，神情俊迈；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迥映，如朗月之悬光；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拆霜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其词则深而雅，其义则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

陆机《平复帖》

因为他崇拜的陆机，是“文藻宏丽”，与夫“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的陆机，所以太宗于他的群臣中就最钦佩虞世南。褚亮在《十八学士赞》中，是这样赞虞世南的：

笃行扬声，雕文绝世；网罗百家，并包六艺。

两《唐书·虞世南传》都说，他与兄世基同入长安，时人比作晋之二陆，“新”传又品评这两弟兄说：

世基辞章清劲过世南，而赡博不及也。

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

这样的虞世南，难怪太宗要认为是“与我犹一体”，并且在世南死后，还有“锺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之叹。这虞世南，我们要记住，便是《兔园册子》和《北堂书钞》的著者，这一点极其重要。这不啻明白告诉我们，太宗所鼓励的诗，是“类书家”的诗，也便是“类书式”的诗。总之，太宗毕竟是一个重实际的事业中人，诗的真谛，他并没有，恐怕也不能参透。他对于诗的了解，毕竟是个实际的人的了解。他所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华。不，是一种文辞上的浮肿，也就是文学的一种皮肤病。这种病症，到了上官仪的“六对”“八对”，便严重到极点，几乎有危害到诗的生命的可能。于是因察觉了险象而愤激的少年“四杰”，便不得不大声疾呼，抢上来施以针砭了。

垂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虞世南《蝉》

原载《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五十二期丛话

宫体诗的自赎

宫体诗就是宫廷的，或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它是个有历史性的名词，所以严格地讲，宫体诗又当指以梁简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我们该记得从梁简文帝当太子到唐太宗晏驾中间一段时期，正是谢朓已死，陈子昂未生之间一段时期。这期间没有出过一个第一流的诗人。那是一个以声律的发明与批评的勃兴为人所推重，但论到诗的本身，则为人所诟病的时期。没有第一流诗人，甚至没有任何诗人，不是一桩罪过。那只是一个消极的缺憾。但这时期却犯了一桩积极的罪。它不是一个空白，而是一个污点，就因为他们制造了些有如下面这样的宫体诗：

长筵广未同，上客娇难逼。还杯了不顾，回身正颜色。（高爽《咏酌酒人》）

众中俱不笑，座上莫相撩。（邓铿《奉和夜听妓声》）

隔墙花半隐，犹见动花枝。

当由美人摘，讵止春风吹。

——南朝梁　刘孝威《望隔墙花》

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

——钟嵘《诗品序》

这里所反映的上客们的态度，便代表他们那整个宫廷内外的气氛。人人眼角里是淫荡：

上客徒留目，不见正横陈。（鲍泉《敬酬刘长史咏名士悦倾城》）

人人心中怀着鬼胎：

春风别有意，密处也寻香。（李义府《堂堂词》）

唐　张萱　《虢国夫人游春图》

长廊欣目送，广殿悦逢迎。何当曲房里，幽隐无人声。

——南朝梁　刘令娴《光宅寺》

对姬妾娼妓如此，对自己的结发妻亦然（刘孝威《鄀县寓见人织率尔赠妇》便是一例）。于是发妻也就成了倡家。徐悱写得出《对房前桃树咏佳期赠内》那样一首诗，他的夫人刘令娴为什么不可以写一首《光宅寺》来赛过他？索性大家都揭开了：

知君亦荡子，贱妾自倡家。（吴均《鼓瑟曲·有所思》）

因为也许她明白她自己的秘诀是什么：

自知心所爱，出入仕秦宫。谁言连尹屈，更是莫敖通？（简文帝《艳歌篇十八韵》）

简文帝对此并不诧异，说不定这对他，正是件称心的消息。堕落是没有止境的。从一种变态到另一种变态往往是个极短的距离，所以现在像简文帝《娈童》，吴均《咏少年》，刘孝绰《咏小儿采莲》，刘遵《繁华应令》以及陆厥《中山王孺子妾歌》一类作品，也不足令人惊奇了。变态的又一类型是以物代人为求满足的对象。于是绣领、拍腹、履、枕、席、卧具……全有了生命，而成为被沾污者。推而广之，以至灯烛、玉阶、梁尘，也莫不踊跃地助他们集中意念到那个荒唐的焦点，不用说，有机生物如花蕊莺蝶等更都是可人的同情者。

南朝梁简文帝

可怜周小童。微笑摘兰丛。

鲜肤胜粉白。慢脸若桃红。

挟弹雕陵下。垂钩莲叶东。

腕动飘香麝。衣轻任好风。

幸承拂枕选。得奉画堂中。

金屏障翠被。蓝帊覆薰笼。

本知伤轻薄。含词羞自通。

剪袖恩虽重。残桃爱未终。

蛾眉讵须嫉。新妆迎入宫。

——南朝梁　刘遵《繁华应令》

罗荐已擘鸳鸯被，绮衣复有葡萄带。残红艳粉映帘中，戏蝶流莺聚窗外。（上官仪《八咏应制》）

看看以上的情形，我们真要疑心，那是作诗，还是在一种伪装下的无耻中求满足。在那种情形之下，你怎能希望有好诗！所以常常是那套褪色的陈词滥调，诗的本身并不能比题目给人以更深的印象。实在有时他们真不像是在作诗，而只是制题。这都是惨淡经营的结果：《咏人聘妾仍逐琴心》（伏知道），《为寒床妇赠夫》（王胄）。特别是后一例，尽有“闺情”“秋思”“寄远”一类的题面可用，然而作者偏要标出这样五个字来，不知是何居心。如果初期作者常用的“古意”“拟古”一类暧昧的题面，是一种遮羞的手法，那么现在这些人是根本没有羞耻了！这由意识到文词，由文词到标题，逐步的鲜明化，是否要算作一种文字的裎裸狂，我不知道，反正赞叹事实的“诗”变成了标明事类的“题”之附庸，这趋势去《游仙窟》一流作品，以记事文为主，以诗副之的形式，已很近了。形式很近，内容又何尝远？《游仙窟》正是宫体诗必然的下场。

月净闺偏冷。更深夜转长。

霜纨犹掩扇。露縠未飘香。

解带惭连理。引被愧鸳鸯。

谁能未相识。还为守空床。

——隋　王胄《为寒床妇赠夫》

唐　周昉《簪花仕女图》

我还得补充一下宫体诗在它那中途丢掉的一个自新的机会。这专以在昏淫的沉迷中作践文字为务的宫体诗，本是衰老的、贫血的南朝宫廷生活的产物，只有北方那些新兴民族的热与力才能拯救它。因此我们不能不庆幸庾信等之入周与被留，因为只有这样，宫体诗才能更稳固的移殖在北方，而得到它所需要的营养。果然被留后的庾信的《乌夜啼》《春别诗》等篇，比从前在老家作的同类作品，气色强多了。移殖后的第二三代本应不成问题。谁知那些北人骨子里和南人一样，也是脆弱的，禁不起南方那美丽的毒素的引诱，他们马上又屈服了。除薛道衡《昔昔盐》《人日思归》，隋炀帝《春江花月夜》三两首诗外，他们没有表现过一点抵抗力。炀帝晚年可算热忱的效忠于南方文化了。文艺的唐太宗，出人意料之外，比炀帝还要热忱。于是庾信的北渡完全白费了。宫体诗在唐初，依然是简文帝时那没筋骨、没心肝的宫体诗。不同的只是现在词藻来得更细致。声调更流利，整个的外表显得更乖巧，更酥软了。说唐初宫体诗的内容和简文时完全一样，也不对。因为除了搬出那僵尸“横陈”二字外，他们在诗里也并没有讲出什么，这又教人疑心这辈子人已失去了积极犯罪的心情。恐怕只是词藻和声调的试验给他们羁縻着一点作这种诗的兴趣（词藻声调与宫体有着先天与历史的联系）。宫体诗在当时可说是一种不自主的虚伪的存在。原来从虞世南到上官仪是连堕落的诚意都没有了。此真所谓“萎靡不振”！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杜甫《戏为六绝句》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北史·文苑传》

桂树悬知远，风竿讵肯低。

独怜明月夜，孤飞犹未栖。

虎贲谁见惜，御史讵相携。

虽言入弦管，终是曲中啼。

——庾信《乌夜啼》

但是堕落毕竟到了尽头，转机也来了。

在窒息的阴霾中，四面是细弱的虫吟，虚空而疲倦，忽然一声霹雳，接着的是狂风暴雨！虫吟听不见了，这样便是卢照邻《长安古意》的出现。这首诗在当时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放开了粗豪而圆润的嗓子，他这样开始：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荤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丈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

明　张瑞图书卢照邻《长安古意》

这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首先已够教人们如大梦初醒而心花怒放了。然后如云的车骑，载着长安中各色人物panoram式的一幕幕出现，通过“五剧三条”的“弱柳青槐”来“共宿娼家桃李蹊”。诚然这不是一场美丽的热闹。但这颠狂中有战栗，堕落中有灵性：

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比起以前那光是病态的无耻————

相看气息望君怜，谁能含羞不肯前！（简文帝《乌栖曲》）

如今这是什么气魄！对于时人那虚弱的感情，这真有起死回生的力量。最后：

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

似有“劝百讽一”之嫌。对了，讽刺，宫体诗中讲讽刺，多么生疏的一个消息！我几乎要问《长安古意》究竟能否算宫体诗。从前我们所知道的宫体诗，自萧氏君臣以下都是作者自身下流意识的口供，那些作者只在诗里。这回卢照邻却是在诗里，又在诗外，因此他能让人人以一个清醒的旁观的自我，来给另一自我一声警告。这两种态度相差多远！

一变而精华浏亮；抑扬起伏，悉谐宫商。……七言长体，极于此矣！

——胡应麟《诗薮·内编》

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这篇末四句有点突兀，在诗的结构上既嫌蛇足，而且这样说话，也不免暴露了自己态度的褊狭，因而在本篇里似乎有些反作用之嫌。可是对于人性的清醒方面，这四句究不失为一个保障与安慰。一点点艺术的失败，并不妨碍《长安古意》在思想上的成功。他是宫体诗中一个破天荒的大转变，一手挽住衰老了的颓废，教给他如何回到健全的欲望，一手又指给他欲望的幻灭。这诗中善与恶都是积极的，所以二者似相反而相成。我敢说《长安古意》的恶的方面比善的方面还有用。不要问卢照邻如何成功，只看庾信是如何失败的。欲望本身不是什么坏东西。如果它走入了歧途，只有疏导一法可以挽救，壅塞是无效的。庾信对于宫体诗的态度，是一味的矫正，他仿佛是要以非宫体代宫体。反之，卢照邻只要以更有力的宫体诗救宫体诗，他所争的是有力没有力，不是宫体不宫体。甚至你说他的方法是以毒攻毒也行，反正他是胜利了。有效的方法不就是对的方法吗？

唐代仕女图

矛盾就是人性，诗人作诗本不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原来《长安古意》的“年年岁岁一床书”，只是一句诗而已。即令作诗时事实如此，大概不久以后情形就完全变了，骆宾王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便是铁证。故事是这样的：照邻在蜀中有一个情妇郭氏，正当她有孕时，照邻因事要回洛阳去，临行相约不久回来正式成婚。谁知他一去两年不返，而且在三川有了新人。这里她望他的音信既望不到。孩子也丢了。“悲鸣五里无人问，肠断三声谁为续！”除了骆宾王给寄首诗去替她申一回冤，这悲剧又能有什么更适合的收场呢？一个生成哀艳的传奇故事，可惜骆宾王没赶上蒋防、李公佐的时代。我的意思是：故事最适宜于小说，而作者手头却只有一个诗的形式可供采用。这试验也未尝不可作。然而他偏偏又忘记了《孔雀东南飞》的典型。凭一枝作判词的笔锋（这是他的当行），他只草就了一封韵语的书札而已。然而是试验，就值得钦佩。骆宾王的失败，不比李百药的成功有价值吗？他至少也替《秦妇吟》垫过路。

这以“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教历史上第一位英威的女性破胆的文士，天生一副侠骨，专喜欢管闲事，打抱不平、杀人报仇、革命、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都是他干的。《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里没讲出具体的故事来，但我们猜得到一半，还不是卢郭公案那一类的纠葛？李荣是个有才名的道士（见《旧唐书·儒学·罗道琼传》，卢照邻也有过诗给他）。故事还是发生在蜀中，李荣往长安去了，也是许久不回来。王灵妃急了，又该骆宾王给去信促驾了。不过这回的信却写得比较像首诗。其所以然，倒不在“梅花如雪柳如丝，年去年来不自持。初言别在寒偏在，何悟春来春更思。”一类响亮句子，而是那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之中，有着欣欣向荣的情绪。《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的成功，仅次于《长安古意》。

玄都五府风尘绝，碧海三山波浪深。

桃实千年非易待，桑田一变已难寻。

别有仙居对三市，金阙银宫相向起。

台前镜影伴仙娥，楼上箫声随凤史。

凤楼迢递绝尘埃，莺时物色正裴回。

灵芝紫检参差长，仙桂丹花重叠开。

双童绰约时游陟，三鸟联翩报消息。

尽言真侣出遨游，传道风光无限极。……

——骆宾王《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

和卢照邻一样，骆宾王的成功，有不少成分是仗着他那篇幅的。上文所举过的二人的作品，都是宫体诗中的云冈造像，而宾王尤其好大成癖（这可以他那以赋为诗的《帝京篇》《畴昔篇》为证）。从五言四句的《自君之出矣》，扩充到卢骆二人洋洋洒洒的巨篇，这也是宫体诗的一个剧变。仅仅篇幅大，没有什么，要紧的是背面有厚积的力量撑持着。这力量，前人谓之“气势”，其实就是感情。有真实感情，所以卢骆的来到，能使人们麻痹了百余年的心灵复活。有感情，所以卢骆的作品，正如杜甫所预言的，“不废江河万古流”。

从来没有暴风雨能够持久的。果然持久了，我们也吃不消，所以我们要它适可而止。因为，它究竟只是一个手段，打破郁闷烦躁的手段；也只是一个过程，达到雨过天晴的过程。手段的作用是有时效的，过程的时间也不宜太长，所以在宫体诗的园地上，我们很侥幸的碰见了卢骆，可也很愿意能早点离开他们——为的是好和刘希夷会面。

秋天风飒飒，群胡马行疾。

严城昼不开，伏兵暗相失。

天子庙堂拜，将军凶门出。

纷纷伊洛道，戎马几万匹。

军门压黄河，兵气冲白日。

平生怀仗剑，慷慨即投笔。

南登汉月孤，北走代云密。

近取韩彭计，早知孙吴术。

丈夫清万里，谁能扫一室。

——刘希夷《从军行》

古来容光人所羡，况复今日遥相见？愿作轻罗著细腰，愿为明镜分娇面。（《公子行》）

这不是什么十分华贵的修词，在刘希夷也不算最高的造诣。但在宫体诗里，我们还没听见过这类的痴情话。我们也知道他的来源是《同声诗》和《闲情赋》。但我们要记得，这类越过齐梁，直向汉晋人借贷灵感，在将近百年以来的宫体诗里也很少人干过呢！

陈隋滞气，被此君以大江大沙，挽水洗尽，脱了琉璃光明世界。

——明　谭元春

与君相向转相亲，与君双栖共一身。愿作贞松千岁古，谁论芳槿一朝新！百年同谢西山日，千秋万古北邙尘。（《公子行》）

这连同它的前身——杨方《合欢》诗，也不过是常态的、健康的爱情中，极平凡、极自然的思念，谁知道在宫体诗中也成为了不得的稀世的珍宝。回返常态确乎是刘希夷的一个主要特质，孙翌编《正声集》时把刘希夷列在卷首，便已看出这一点来了。看他即便哀艳到如：

自怜妖艳姿，妆成独见时。愁心伴杨柳，春尽乱如丝。（《春女行》）

携笼长叹息，逶迤恋春色。看花若有情，倚树疑无力。薄暮思悠悠，使君南陌头。相逢不相识，归去梦青楼。（《采桑》）

（孙季良编选《正声集》）以刘希夷诗为集中之最，由是大为时人所称

——《大唐新语》

也从没有不归于正的时候。感情返到正常状态是宫体诗的又一重大阶段。唯其如此，所以烦躁与紧张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晶莹的宁静。就在此刻，恋人才变成诗人，憬悟到万象的和谐，与那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的神秘的不可抵抗的美，而不禁受创似的哀叫出来：

可怜杨柳伤心树！可怜桃李断肠花！（《公子行》）

但正当他们叫着“伤心树”“断肠花”时，他已从美的暂促性中认识了那玄学家所谓的“永恒”——一个最缥缈，又最实在，令人惊喜，又令人震怖的存在，在它面前一切都变渺小了，一切都没有了。自然认识了那无上的智慧，就在那彻悟的一刹那间，恋人也就是变成哲人了：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代悲白头翁》）

相传刘希夷吟到“今年花落……”二句时，吃一惊，吟到“年年岁岁……”二句，又吃一惊。后来诗被宋之问看到，硬要让给他，诗人不肯，就生生的被宋之问给用土囊压死了。于是诗就算验谶了。编故事的人的意思自然是说，刘希夷泄露了天机，论理该遭天谴。这是中国式的文艺批评，隽永而正确，我们在千载之下，不能，也不必改动它半点，不过我们可以用现代语替它诠释一遍：所谓泄露天机者，便是悟到宇宙意识之谓。从蜣螂转丸式的宫体诗一跃而到庄严的宇宙意识，这可太远了，太惊人了！这时的刘希夷实已跨近了张若虚半步，而离绝顶不远了。

继卢骆之后，刘希夷和张若虚进一步发展了七言歌行。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

如果刘希夷是卢骆的狂风暴雨后宁静爽朗的黄昏，张若虚便是风雨后更宁静更爽朗的月夜。《春江花月夜》本用不着介绍，但我们还是忍不住要谈谈。就宫体诗发展的观点看，这首诗尤有大谈的必要。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草书春江花月夜

在这种诗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几乎是渎亵。它超过了一切的宫体诗有多少路程的距离，读者们自己也知道。我认为用得着一点让明的倒是下面这几句：

浅浅说去，节节相生，使人伤感，未免有情，自不能读，读不能厌，将‘春江花月夜’五字，炼成一片奇光，分合不得，真化工手。

——明　钟惺《唐诗归》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更夐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前面，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从前卢照邻指点出“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时，或另一个初唐诗人——寒山子更尖酸的吟着“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时，那都是站在本体旁边凌视现实。那态度我以为太冷酷太傲慢，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带点狐假虎威的神气，在相反的方向，刘希夷又一味凝视着“以有涯随无涯”的徒劳，而徒劳的为它哀毁着。那又未免太萎靡，太怯懦了。只张若虚这态度不亢不卑、冲融和易才是最纯正的。“有限”和“无限”，“有情”与“无情”——诗人与“永恒”猝然相遇，一见如故，于是谈开了——“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对每一问题，他得到的仿佛是一个更神秘的更渊默的微笑，他更迷惘了，然而也满足了。于是他又把自己的秘密倾吐给那缄默的对方：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句句翻新，千条一缕，以动古今人心脾，灵愚共感。其自然独绝处，则在顺手积去，宛然成章。

——清　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一》

因为他想到她了，那“妆镜台”边的“离人”。他分明听见她的叹啃：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他说自己很懊悔，这飘荡的生涯究竟到几时为止！

春江花月夜诗意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他在怅惘中，忽然记起飘荡的许不只他一人，对此清景，大概旁人也只得徒唤奈何吧？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从这边回头一望，连刘希夷都是过程了，不用说卢照邻和他配角骆宾王，更是过程的过程。至于那一百年间梁陈隋唐四代宫廷所遗下了那分最黑暗的罪孽，有了《春江花月夜》这样一首宫体诗，不也就洗净了吗？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张若虚的功绩是无从估计的。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

——清　王闿运《论唐诗诸家源流——答陈完夫问》

民国三十年（1941）八月二十二日陈家营。
（原载《当代评论》第十期）

四杰

继承北朝系统而立国的唐朝的最初五十年代，本是一个尚质的时期，王杨卢骆都是文章家。“四杰”这徽号，如果不是专为评文而设的，至少它的主要意义是指他们的赋和四六文。谈诗而称四杰，虽是很早的事，究竟只能算借用。是借用，就难免有“削足适履”和“挂一漏万”的毛病了。

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旧唐书·杨炯传》

唐　杨子华　北齐校书图

按通常的了解，诗中的四杰是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四人中三人死于非命）——因为行为浪漫，所以受尽了人间的唾骂；因为遭遇悲惨，所以也赢得了不少的同情。依这样一个概括，简明，也就是肤廓的了解，“四杰”这徽号是满可以适用的，但这也就是它的适用性的最大限度。超过了这限度，假如我们还问到：这四人集团中每个单元的个别情形和相互关系，尤其他们在唐诗发展的路线网里，究竟代表着哪一条，或数条线和这线在网的整个体系中所担负的任务——假如问到这些方面，“四杰”这徽号的功用与适合性，马上就成问题了。因为诗中的四杰，并非一个单纯的、统一的宗派，而是一个大宗中包孕着两个小宗，而两小宗之间，同点恐怕还不如异点多。因之，在讨论问题时，“四杰”这名词所能给我们的方便，恐怕也不如纠葛多。数字是个很方便的东西，也是个很麻烦的东西。既在某一观点下凑成了一个数目，就不能由你在另一观点下随便拆开它。不能拆开，又不能废弃它，所以就麻烦了。“四杰”这徽号，我们不能，也不想废弃，可是我承认是抱着“息事宁人”的苦衷来接受它的。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二）》

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

——陆时雍《诗镜总论》

四杰无论在人的方面，或诗的方面，都天然形成两组或两派。先从人的方面讲起。

将四人的姓氏排成“王杨卢骆”这特定的顺序，据说寓有品第文章的意义，这是我们熟知的事实。但除这人为的顺序外，好像还有一个自然的顺序，也常被人采用——那便是序齿的顺序：我们疑心张说《裴公神道碑》“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和那云卿《骆瑟集序》“与卢照邻、王勃、杨炯文词齐名”，乃至杜诗“纵使卢王操翰墨”等语中的顺序，都属于这一类。严格的序齿应该是卢骆王杨，其间卢骆一组，王杨一组，前者比后者平均大了十岁的光景。然则卢骆的顺序，在上揭张郗二文里为什么都颠倒了呢？郗序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不用讲。张碑，我想是为了心理的缘故，因为骆与裴（行俭）交情特别深，为裴作碑，自然首先想起骆来。也许骆赴选曹本在先，所以裴也先见到他。果然如此，则先骆后卢，是采用了另一事实作标准。但无论依哪个标准说，要紧的还是在张郗两文里，前二人（骆卢）与后二人（王杨）之间的一道鸿沟（即平均十岁左右的差别）依然存在：所以即使张碑完全用的另一事实——赴选的先后作为标准，我们依然可以说，王杨赴选在卢骆之后，也正说明了他们年龄小了许多。实在，卢骆与王杨简直可算作两辈子人。据《唐会要》卷八二：“显庆二年。诏徽太白山人孙思邈入京，卢照邻、宋令文、孟诜皆执师贽之礼。”令文是宋之问的父亲，而之问是杨炯同寮的好友，卢与之问的父亲同辈，而杨与之问本人同辈，那么卢与杨岂不是不能同辈了吗？明白了这一层，杨炯所谓“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便有了确解。杨年纪比卢小得多，名字反在卢前，有愧不敢当之感。所以说“愧在卢前”。反之，他与王多分是同年，名字在王后，说“耻居王后”，正是不甘心的意思。

王勃画像

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

——张说

盈川近体，虽神俊输王，而整肃浑雄。究其体裁，实为正始。

——明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

比年龄的距离更重要的一点，便是性格的差异：在性格上，四杰也天然形成两种类型，卢骆一类，王杨一类。诚然，四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浮躁浅露”不能“致远”的殷鉴，每人“丑行”的事例，都被谨慎的保存在史乘里了，这里也毋庸赘述。但所谓“浮躁浅露”者，也有程度深浅的不同：杨炯，相传据裴行俭说，比较“沉静”。其实王勃除擅杀官奴那不幸事件外（杀奴在当时社会上并非一件太不平常的事），也不能算过分的“浮躁”：一个人在短短二十八年的生命里，已经完成了这样多方面的一大堆著述：

《舟中纂序》五卷，《周易发挥》五卷，《次论语》十卷，《汉书指瑕》十卷，《大唐千岁历》若干卷，《黄帝八十一难经注》若干卷甲《合论》十卷，《续文中子书序诗序》若干篇，《玄经传》若干卷，《文集》三十卷。

杨炯画像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杨炯《从军行》

能够浮躁到哪里去呢？同王勃一样，杨炯也是文人而兼有学者倾向的，这满可以从他的《天文大象赋》和《驳孙茂道苏知几冕服议》中看出。由此看来，王杨的性格确乎相近。相应的，卢骆也同属于另一类型，一种在某项观点下真可目为“浮躁”的类型。久历边塞而屡次下狱的博徒革命家骆宾王，不用讲了，看《穷鱼赋》和《狱中学骚体》，卢照邻也不像是一个安分的分子。骆宾王在《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里，便控告过他的薄幸。然而按骆宾王自己的口供：

但使封侯龙额贵，讵随中妇凤楼寒？

卢照邻画像

他原也是在英雄气概的烟幕下实行薄幸而已：看《忆蜀地佳人》一类诗，他并没有少给自己制造薄幸的机会。在这类事上，卢骆恐怕还是一丘之貉。最后，卢照邻那悲剧型的自杀和骆宾王的慷慨就义，不也还是一样？同是用不平凡的方式自动的结束了不平凡的一生。只是一悱恻，一悲壮，各有各的姿态罢了。

东西吴蜀关山远，鱼来雁去两难闻。

莫怪常有千行泪，只为阳台一片云。

——骆宾王《忆蜀地佳人》

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发展：由年龄的两辈和性格的两类型，到友谊的两个集团。果然，卢骆二人交情，可凭骆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诗来坐实，而王杨的契合，则有王的《秋日饯别序》和杨的《王勃集序》可证。反之，卢或骆与王或杨之间，就看不出这样紧凑的关系来。就现存各家集中所可考见的说，卢王有两首同题分韵的诗，卢杨有一首同题同韵的诗，可见他们两辈人确乎在文酒之会中常常见面。可是太深的交情，恐怕谈不到。他们绝少在作品里互相提到彼此的名字，有之，只杨在《王勃集序》中说到一次：“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卢照邻人间才杰，览清规而辍九攻。”这反足以证明卢骆与王杨属于两个壁垒，虽则是两个对立而仍不失为友军的壁垒。

骆宾王画像

九岁读颜氏《汉书》，撰《指瑕》十卷。十岁包综六经，成乎期月，悬然天得，自符音训。时师百年之学，旬日兼之，昔人千载之机，立谈可见。

——杨炯《王勃集序》

于是，我们便可谈到他们——卢骆与王杨——另一方面的不同了。年龄的不同辈，性格的不同类型，友谊的不同集团和作风的不同派，这些不也正是一贯的现象吗？其实，不待知道“人”方面的不同，我们早就应该发觉“诗”方面的不同了。假如不受传统名词的蒙蔽，我们早就该惊讶，为什么还非维持这“四”字不可，而不仿“前七子”“后七子”的例，称卢骆为“前二杰”，王杨为“后二杰”难道那许多迹象，还不足以证明他们两派的不同吗？

首先，卢骆遭长七言歌行，王杨专工五律，这是两派选择形式的不同。当然卢骆也作五律，甚至大部分篇什还是五律，而王杨一派中至少王勃也有些歌行流传下来，但他们的长处决不在这些方面。像卢集中的：

风摇十洲影，日乱九江文。（《对李荣道士》）

川光摇水箭，山气上云梯。（《山庄休沐》）

和骆集中这样的发端：

故人无与晤，安步陟山椒……（《冬日野望》）

在那贫乏的时代，何尝不是些夺目的珍宝？无奈这些有句无章的篇什，除声调的成功外，还是没有超过齐梁的水准。骆比较有些“完璧”，如《在狱咏蝉》类，可是又略无警策。同样，王的歌行，除《滕王阁歌》外，也毫不足观。便说《滕王阁歌》，和他那典丽凝重与凄情流动的五律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滕王阁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王勃《滕王阁诗》

杜甫《戏为六绝句》第三首说：“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这里是以卢代表卢骆，王代表王杨，大概不成问题。至于“劣于汉魏近《风》《骚》”，假如可以解作王杨“劣于汉魏”，卢骆“近《风》《骚》”，倒也有它的妙处，因为卢骆那用赋的手法写成的粗线条的宫体诗，确乎是《风》《骚》的余响，而王杨的五言，虽不及汉魏，却越过齐梁，直接上晋宋了，这未必是杜诗的原意，但我们不妨借它的启示来阐明一个真理。

卢骆与王杨选择形式不同，是由于他们两派的使命不同。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而乐府新曲又是宫体诗的一种新发展，所以卢骆实际上是宫体诗的改造者。他们都曾经是两京和成都市中的轻薄子，他们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阖的节奏，他们必需以赋为诗。正如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台阁上只有仪式的应制，有“絺句绘章，揣合低卬”。到了江山与塞漠，才有低徊与怅惘，严肃与激昂，例如王的《别薛升华》《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杨的《从军行》《紫骝马》一类的抒情诗。抒情的形式，本无须太长，五言八句似乎恰到好处。前乎王杨，尤其应制的作品，五言长律用的还相当多。这是该注意的！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杨才正式成为定型，同时完整的真正唐音的抒情诗也是这时才出现的。

明月沉珠浦，凤飘濯锦川。

楼台临绝岸，洲渚亘长天。

飘泊成千里，栖遑共百年。

穷途唯有泪，远望独潸然。

——王勃《别薛升华》

将卢骆与王杨对照着看，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我在旁处曾说明过从卢骆到刘（希夷）张（若虚）是一贯的发展，现在还要点醒，王杨与沈宋也是一脉相承。李商隐早无意的道着了秘密：

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属对能。（《漫成章》）

宋之问《渡汉江》诗意图

以沈宋与王杨并举，实在是最自然、最合理的看法。“律”之“变”，本来在王杨手里已经完成了，而沈宋也是“落笔得良朋”的妙手，并且我们已经提过，杨炯和宋之问是好朋友。如果我们再知道他们是好到如之问《祭杨盈川文》所说的那程度，我们便更能了然于王杨与沈宋所以是一脉相承之故。老实说，就奠定五律基础的观点看，王杨与沈宋未尝不可视为一个集团。因此也有资格承受“四杰”的徽号，而卢骆与刘张也同样有理由，在改良宫体诗的观点下，被称为另一组“四杰”。一定要墨守着先入为主的传统观点，只看见“王杨卢骆”之为四杰，而抹煞了一切其他的观点，那只是拘泥，顽冥，甘心上传统名词的当罢了。

大君有命，徵子文房，余亦叨忝，随君颉颃。同趋北禁，并拜东堂，志事俱得，形骸两忘。载罹寒暑，贫病洛阳，裘马同弊，老幼均粮。自君出宰，南浮江海，余尝苦饥，今日犹在。

——宋之问《祭杨盈川文》

将卢骆与王杨分别的划归了刘张与沈宋两个集团后。再比一下刘张与沈宋在唐诗中的地位，便也更能了解卢骆与王杨的地位了。五律无疑是唐诗最主要的形式，在那时人心目中，五律才是诗的正宗。沈宋之被人推重，理由便在此。按时人安排的顺序，王杨的名字列在卢骆之上，也正因他们的贡献在五律，何况王杨的五律是完全成熟了的五律。而卢骆的歌行还不免于草率、粗俗的“轻薄为文”呢？论内在价值，当然王杨比卢骆高。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卢骆曾用以毒攻毒的手段，凭他们那新式宫体诗，一举摧毁了旧式的“江左余风”的宫体诗，因而给歌行芟除了芜秽，开出一条坦途来。若没有卢骆，哪会有刘张，哪会有《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和《秦妇吟》，甚至于李杜高岑呢？看来，在文学史上，卢骆的功绩并不亚于王杨。后者是建设，前者是破坏，他们各有各的使命。负破坏使命的，本身就得牺牲，所以失败就是他们的成功。人们都以成败论事，我却愿向失败的英雄们多寄予点同情。

倡楼启曙扉，杨柳正依依。

莺啼知岁隔，条变识春归。

露叶凝秋黛，风花乱舞衣。

攀折将安寄，军中音信稀。

——卢照邻《折杨柳》

原载《世界学生》二卷七期

孟浩然（689—740）

当年孙润夫家所藏王维画的孟浩然像，据《韵语阳秋》的作者葛立方说，是个很不高明的摹本，连所附的王维自己和陆羽、张洎等三篇题识，据他看，也是一手摹出的。葛氏的鉴定大概是对的，但他并没有否认那“俗工”所据的底本——即张洎亲眼见到的孟浩然像，确是王维的真迹。这幅画，据张洎的题识说：

虽轴尘缣古，尚可窥览。观右丞笔迹，穷极神妙。襄阳之状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马——一童总角，提书笈负琴而从——风仪落落，凛然如生。

孟浩然

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

——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这在今天，差不多不用证明，就可以相信是逼真的孟浩然。并不是说我们知道浩然多病，就可以断定他当瘦。实在经验告诉我们，什九人是当如其诗的。你在孟浩然诗中所意识到的诗人那身影，能不是“颀而长，峭而瘦”的吗？连那件白袍，恐怕都是天造地设、丝毫不可移动的成分。白袍靴帽固然是“布衣”孟浩然分内的装束，尤其是诗人孟浩然必然的扮相。编《孟浩然集》的王士源应是和浩然很熟的人，不错，他在序文里用来开始介绍这位诗人的“骨貌淑清，风神散朗”八字，与夫陶翰《送孟六入蜀序》所谓“精朗奇素”，无一不与画像的精神相合，也无一不与孟浩然的诗境一致。总之，诗如其人，或人就是诗，再没有比孟浩然更具体的例证了。

孟浩然画像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

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

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

——孟浩然《留别王维》

张祜曾有过“襄阳属浩然”之句，我们却要说，浩然也属于襄阳。也许正惟浩然是属于襄阳的，所以襄阳也属于他。大半辈子岁月在这里度过，大多数诗章是在这地方，因这地方、为这地方而写的。没有第二个襄阳人比孟浩然更忠于襄阳，更爱襄阳的。晚年漫游南北，看过多少名胜，到头还是：

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

实在襄阳的人杰地灵恐怕比它的山水形胜更值得人赞美。从汉阴丈人到庞德公，多少令人神往的风流人物，我们简直不能想像一部《襄阳耆旧传》，对于少年的孟浩然是何等深厚的一个影响。了解了这一层，我们才可以认识孟浩然的人，孟浩然的诗。

《孟浩然集》

高才何必贵，下位不妨贤。孟简虽持节，襄阳属浩然。

——张祜《题孟处士宅》

隐居本是那时代普遍的倾向，但在旁人仅仅是一个期望，至多也只是点暂时的调济，或过期的赔偿，在孟浩然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事实。在构成这事实的复杂因素中，家乡的历史地理背景，我想，是很重要的一点。

在一个乱世，例如庞德公的时代，对于某种特别性格的人，入山采药，一去不返，本是唯一的出路。但生在“开元全盛日”的孟浩然，有那必要吗？然则为什么三番两次朋友伸过援引的手来，都被拒绝，甚至最后和本州采访使韩朝宗约好了一同入京，到头还是喝得酩酊大醉，让韩公等烦了，一赌气独自先走了呢？正如当时许多有隐士倾向的读书人，孟浩然本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在他这回，无疑的那成立默契的对象便是庞德公。孟浩然当然不能为韩朝宗背弃庞公，鹿门山不许他，他自己家园所在，也就是“庞公栖隐处”的鹿门山，决不许他那样做。

孟浩然诗《岁暮归南山》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孟浩然《岁暮归南山》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

这幽人究竟是谁？庞公的精灵，还是诗人自己？恐怕那时他自己也分辨不出，因为心理上他早与那位先贤同体化了。历史的庞德公给了他启示，地理的鹿门山给了他方便，这两项重要条件具备了，隐居的事实便容易完成得多了。实在，鹿门山的家园早已使隐居成为既成事实，只要念头一转，承认自己是庞公的继承人，此身便俨然是《高士传》中的人物了，总之，是襄阳的历史地理环境促成孟浩然一生老于布衣的。孟浩然毕竟是襄阳的孟浩然。

山寺鸣钟昼已昏，

鱼梁渡头争渡喧。

人随沙岸向江村，

余亦乘舟归鹿门。

鹿门月照开烟树，

忽到庞公栖隐处。

岩扉松径长寂寥，

惟有幽人自来去。

——孟浩然《夜归鹿门歌》

我们似乎为奖励人性中的矛盾，以保证生活的丰富，几千年来一直让儒道两派思想维护着均势，于是读书人便永远在一种心灵的僵局中折磨自己，巢由与伊皋，江湖与魏阙，永远矛盾着，冲突着。于是生活便永远不谐调，而文艺也便永远不缺少题材。矛盾是常态，愈矛盾则愈常态。今天是伊皋，明天是巢由，后天又是伊皋，这是行为的矛盾。当巢由时向往着伊皋，当了伊皋，又不能忘怀于巢由，这是行为与感情间的矛盾。在这双重矛盾的夹缠中打转，是当时一般的现象。反正用诗一发泄，任何矛盾都注销了。诗是唐人排解感情纠葛的特效剂，说不定他们正因有诗作保障，才敢于放心大胆的制造矛盾。因而那时代的矛盾人格才特别多。自然，反过来说，矛盾愈深愈多，诗的产量也愈大了。孟浩然一生没有功名，除在张九龄的荆州幕中当过一度清客外，也没有半个官职，自然不会发生第一项矛盾问题。但这似乎就是他的一贯性的最高限度。因为虽然身在江湖，他的心并没有完全忘记魏阙。下面不过是许多显明例证中之一：

大江分九派，

淼漫成水乡。

舟子乘利涉，

往来至浔阳。

因之泛五湖，

流浪经三湘。

观涛壮枚发，

吊屈痛沉湘。

魏阙心常在，

金门诏不忘。

遥怜上林雁，

冰泮已回翔。

——《自浔阳泛舟经明海》

清王翚《竹屿垂钓图》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然而“羡鱼”毕竟是人情所难免的，能始终仅仅“临渊羡鱼”，而并不“退而结网”，实在已经是难得的一贯了。听李白这番热情的赞叹，便知道孟浩然超出他的时代多么远：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矛盾与诗的因果关系，许多诗是为给生活的矛盾求统一、求调和而产生的。孟浩然既免除了一部分矛盾，对于他，诗的需要便当减少了。果然，他的诗是不多，量不多，质也不多。量不多，有他的同时人作见证，杜甫讲过的：“吾怜孟浩然，……赋诗虽不多，往往凌鲍谢。”质不多，前人似乎也早已见到。苏轼曾经批评他“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这话诚如张戒在《岁寒堂诗话》里所承认的，是说尽了孟浩然，但也要看才字如何解释。才如果是指才情与才学二者而言，那就对了，如果专指才学，还算没有说尽。情当然比学重要得多。说一个人的诗缺少情的深度和厚度，等于说他的诗的质不够高。孟浩然诗中质高的有是有些，数量总是太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式的和“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式的句子，在集中几乎都找不出第二个例子。论前者，质和量当然都不如杜甫；论后者，至少在量上不如王维。甚至“不材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质量都不如刘长卿和十才子。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孟浩然。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

孟浩然“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之句，东野集中未必有也。然使浩然当退之大敌，如《城南联句》，亦必困矣。子瞻云：“浩然诗如内库法酒，即是上尊之规模，但欠酒才尔。”此论尽之。

——张戒《岁寒堂诗话》

孟浩然《宿建德江》

出谷未停午，到家日已曛。回瞻下山路，但见牛羊群。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衡门犹未掩，伫立望夫君。

甚至淡到令你疑心到底有诗没有：

垂钓坐盘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猿挂鸟藤间。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沼月棹歌还。

读孟公诗，且毋论怀抱，毋论格调，只其清空幽冷，如月中闻磬，石上听泉。

——翁方纲《石洲诗话》

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不，说是孟浩然的诗，倒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更为准确。在许多旁人，诗是人的精华，在孟浩然，诗纵非人的糟粕，也是人的剩余。在最后这首诗里，孟浩然几曾做过诗？他只是谈话而已。甚至要紧的还不是那些话，而是谈话人的那副“风神散朗”的姿态。读到“求之不可得，沼月棹歌还”，我们得到一如张洎从画像所得到的印象，“风仪落落，凛然如生”。得到了象，便可以忘言；得到了“诗的孟浩然”，便可以忘掉“孟浩然的诗”了。这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诗如其人”或“人就是诗”的另一解释。

超过了诗也好，够不上诗也好，任凭你从环子的哪一点看起。反正除了孟浩然，古今并没有第二个诗人到过这境界。东坡说他没有才，东坡自己的毛病，就在才太多。

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清　傅山书孟浩然试卷

谁能了解庄子的道理。就能了解孟浩然的诗，当然也得承认那点“累”。至于“似之而非”，而又能“免乎累”，那除陶渊明，还有谁呢？

原载《大国民报》

贾岛（779—843）

这像是元和长庆间诗坛动态中的三个较有力的新趋势。这边老年的孟郊，正哼着他那沙涩而带芒刺感的五古，恶毒的咒骂世道人心，夹在咒骂声中的，是卢仝、刘叉的“插科打诨”和韩愈的洪亮的嗓音，向佛老挑衅。那边元稹、张籍、王建等，在白居易的改良社会的大纛下，用律动的乐府调子，对社会泣诉着他们那各阶层中病态的小悲剧。同时远远的，在古老的禅房或一个小县的廨署里，贾岛、姚合领着一群青年人做诗，为各人自己的出路，也为着癖好，做一种阴黯情调的五言律诗（阴黯由于癖好，五律为着出路）。

秋气悲万物，惊风振长道。登高有所思，寒雨伤百草。平生有亲爱，零落不相保。五情今已伤，安得自能老。

——孟郊《感怀》

贾岛像

老年中年人忙着挽救人心，改良社会，青年人反不闻不问，只顾躲在幽静的角落里做诗，这现象现在看来不免新奇，其实正是旧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下的正常状态。不像前两种人，或已“成名”，或已通籍，在权位上有说话做事的机会和责任，这般没功名、没宦籍的青年人，在地位上职业上可说尚在“未成年”时期，种种对国家社会的崇高责任是落不到他们肩上的。越俎代庖的行为是情势所不许的。所以恐怕谁也没想到那头上来。有抱负也好，没有也好，一个读书人生在那时代，总得做诗。做诗才有希望爬过第一层进身的阶梯。诗做到合乎某种程式，如其时运也凑巧，果然溷得一“第”，到那时，至少在理论上你才算在社会中“成年”了，才有说话做事的资格。否则万一你的诗做得不及或超过了程式的严限，或诗无问题而时运不济，那你只好做一辈子的诗，为责任做诗以自课，为情绪做诗以自遣。贾岛便是在这古怪制度之下被牺牲，也被玉成了的一个。在这种情形下，你若还怪他没有服膺孟郊到底，或加入白居易的集团，那你也可算不识时务了。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贾岛《送无可上人》

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顿觉闲。天恐文章中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

——韩愈《赠贾岛》

贾岛和他的徒众，为什么在别人忙着救世时，自己只顾做诗，我们已经明白了。但为什么单做五律呢？这也许得再说明一下。孟郊等为便于发议论而做五古，白居易等为讲故事而做乐府，都是为了各自特殊的目的，在当时习惯以外，匠心的采取了各自特殊的工具。贾岛一派人则没有那必要。为他们起见，当时最通行的体裁——五律就够了。一则五律与五言八韵的试帖最近，做五律即等于做功课，二则为拈拾点景物来烘托出一种情调，五律也正是一种标准形式。然而做诗为什么老是那一套阴霾、凛冽、峭硬的情调呢？我们在上文说那是由于癖好，但癖好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这点似乎尤其重要。如果再明白了这点，便明白了整个的贾岛。

闽国扬帆去，蟾蜍亏复圆。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此地聚会夕，当时雷雨寒。兰桡殊未返，消息海云端。

——贾岛《忆江上吴处士》

贾岛诗意

我们该记得贾岛曾经一度是僧无本。我们若承认一个人前半辈子的蒲团生涯，不能因一旦返俗，便与他后半辈子完全无关，则现在的贾岛，形貌上虽然是个儒生，骨子里恐怕还有个释子在。所以一切属于人生背面的、消极的、与常情背道而驰的趣味，都可溯源到早年在禅房中的教育背景。早年记忆中“坐学白骨塔”，或“三更两鬓几枝雪，一念双峰四祖心”的禅味，不但是“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月落看心次，云生闭目中”一类诗境的蓝本，而且是“瀑布五千仞，草堂瀑布边”……“孤鸿来夜半，积雪在诸峰”，甚至“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的渊源。他目前那时代——一个走上了末路的荒凉、寂寞、空虚，一切罩在一层铅灰色调中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与他早年记忆中的情调是调和，甚至一致的。惟其这时代的一般情调。基于他早年的经验，可说是先天的与他不但面熟，而且知心，所以他对于时代，不至如孟郊那样愤恨，或白居易那样悲伤。反之，他却能立于一种超然地位，藉此温寻他的记忆，端详它，摩挲它，仿佛一件失而复得的心爱的什物样。早年的经验使他在那荒凉得几乎狞恶的“时代相”前面，不变色，也不伤心，只感着一种亲切、融洽而已。于是他爱静、爱瘦、爱冷，也爱这些情调的象征——鹤、石、冰雪。黄昏与秋是传统诗人的时间与季候，但他爱深夜过于黄昏，爱冬过于秋。他甚至爱贫、病、丑和恐怖。他看不出“鹦鹉惊寒夜唤人”句一定比“山雨滴栖鸱”更足以令人关怀，也不觉得“牛羊识僮仆，既夕应传呼”较之“归吏封宵钥，行蛇入古桐”更为自然。也不能说他爱这些东西。如果是爱，那便太执着而邻于病态了（由于早年禅院的教育，不执着的道理应该是他早已懂透了的）。他只觉得与它们臭味相投罢了。更说不上好奇。他实在因为那些东西太不奇，太平易近人，才觉得它们“可人”，而喜欢常常注视它们。如同一个三棱镜，毫无主见的准备接受并解析日光中各种层次的色调，无奈“世纪末”的云翳总不给他放晴，因此他最热闹的色调也不过“杏园啼百舌，谁醉在花傍！”……“身事岂能遂？兰花又已开”和“柳转斜阳过水来”之类。常常是温馨与凄清揉合在一起：“芦苇声兼雨，芰荷香绕灯”，春意留恋在严冬的边缘上：“旧房山雪在，春草岳阳生”。

贾岛寻隐者不遇诗意图

相访夕阳时，千株木未衰。石泉流出谷，山雨滴栖鸱。漏向灯听数，酒因客寝迟。今宵不尽兴，更有月明期。

——贾岛《喜雍陶至》

下第只空囊，如何住帝乡！杏园啼百舌，谁醉在花傍？泪落故山远，病来春草长。知音逢岂易，孤棹负三湘。

——贾岛《下第》

他瞥见的“月影”偏偏不在花上而在“蒲根”，“栖鸟”不在绿杨中而在“棕花上”。是点荒凉感，就逃不脱他的注意，哪怕琐屑到“湿苔粘树瘿”。

以上这些趣味，诚然过去的诗人也偶尔触及到，却没有如今这样大量的、彻底的被发掘过，花样、层次也没有这样丰富。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他给与当时人的，是如何深刻的一个刺激。不，不是刺激，是一种酣畅的满足。初唐的华贵，盛唐的壮丽，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腻味了，而且容易引起一种幻灭感，他们需要一点清凉，甚至一点酸涩来换换口味。在多年的热情与感伤中，他们的感情也疲乏了，现在他们要休息。他们所熟习的禅宗与老庄思想也这样开导他们。孟郊、白居易鼓励他们再前进。眼看见前进也是枉然，不要说他们早已声嘶力竭。况且有时在理论上就释道二家的立场说，他们还觉得“退”才是正当办法。正在苦闷中，贾岛来了，他们得救了，他们惊喜得像发现了一个新天地，真的，这整个人生的半面，犹如一日之中有夜，四时中有秋冬——为什么老被保留着不许窥探？这里确乎是一个理想的休息场所。让感情与思想都睡去，只感官张着眼睛往有清凉色调的地带涉猎去：

燕存鸿已过，海内几人愁。

欲问南宗理，将归北岳修。

若无攀桂分，只是卧云休。

泉树一为别，依稀三十秋。

——贾岛《青门里作》

《长江集》提要刻本

叩齿坐明月，搘颐望白云。

休息又休息，对了，惟有休息可以驱除疲惫，恢复气力，以便应付下一场的紧张。休息，这政治思想中的老方案，在文艺态度上可说是第一次被贾岛发现的。这发现的重要性可由它在当时及以后的势力中窥见。由晚唐到五代，学贾岛的诗人不是数字可以计算的，除极少数鲜明的例外，是向着词的意境与词藻移动的，其余一般的诗人大众，也就是大众的诗人。则全属于贾岛。从这观点看，我们不妨称晚唐五代为贾岛时代。他居然被崇拜到这地步：

李洞……酷慕贾长江，遂铜写岛像，戴之巾中，常持数珠念贾岛佛。人有喜贾岛诗者，洞必手录岛诗赠之，叮咛再四曰：“此无异佛经，归焚香拜之。”（《唐才子传》九）

南唐孙晟……尝画贾岛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郡斋读书志》十八）

贾阆仙……同时喻凫、顾非熊，继此张乔、张蠙、李频、刘得仁，凡晚唐诸子，皆于纸上北面，随其所得深浅，皆足以终其身而名后世。

——宋方岳《深雪偶谈》

上面的故事，你尽可解释为那时代人们的神经病的象征，但从贾岛方面看，确乎是中国诗人从未有过的荣誉，连杜甫都不曾那样老实的被偶像化过。你甚至说晚唐五代之崇拜贾岛是他们那一个时代的偏见和冲动，但为什么几乎每个朝代的末叶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宋末的四灵，明末的钟谭，以至清末的同光派，都是如此。不宁惟是。即宋代江西派在中国诗史上所代表的新阶段，大部分不也是从贾岛那份遗产中得来的赢余吗？可见每个在动乱中灭毁的前夕都需要休息，也都要全部的接受贾岛，而在平时，也未尝不可以部分接受他，作为一种调济。贾岛毕竟不单是晚唐五代的贾岛，而是唐以后各时代共同的贾岛。

载：“今房山有石庵，曰贾岛庵……有贾岛村，一曰贾岛峪。

——《帝京景物略》

贾岛松

贾岛峪

原载昆明《中央日报·文艺》第十八期

杜甫（712—770）

引言

明吕坤曰：“史在天地，如形之景。人皆思其高曾也。皆愿睹其景。至于文儒之士，其思书契以降之古人，尽若是已矣。”数千年来的祖宗，我们听见过他们的名字，他们生平的梗概，我们仿佛也知道一点，但是他们的容貌、声音，他们的性情、思想。他们心灵中的种种隐秘——欢乐和悲哀，神圣的企望，庄严的愤慨，以及可笑亦复可爱的弱点或怪癖……我们全是茫然。我们要追念，追念的对象在哪里？要仰慕，仰慕的目标是什么？要崇拜，向谁施礼？假如我们是肖子肖孙，我们该怎样的悲恸，怎样的心焦！

愿闻解鞍脱兜鍪，老儒不用千户侯。

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

——黄山谷《老杜浣花溪图引》

杜甫像

看不见祖宗的肖像，便将梦魂中迷离恍惚的，捕风捉影，摹拟出来，聊当瞻拜的对象——那也是没有办法的慰情的办法。我给诗人杜甫绘这幅小照，是不自量，是渎亵神圣，我都承认。因此工作开始了，马上又搁下了。一搁搁了三年，依然死不下心去，还要赘续，不为别的，只还是不奈何那一点“思其高曾，愿睹其景”的苦衷罢了。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老去诗篇浑漫兴，春来花鸟莫深愁。

新添水槛供垂钓，故著浮槎替入舟。

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

——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像我这回掮起的工作，本来应该包括两层步骤，第一是分析，第二是综合。近来某某考证，某某研究，分析的工作做得不少了。关于杜甫，这类的工作，据我知道的却没有十分特出的成绩。我自己在这里偶尔虽有些零星的补充，但是，我承认，也不是什么大发现。我这次简直是跳过了第一步，来径直做第二步，这样作法，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自己也明白。好在这只是初稿，只要那“思其高曾，愿睹其景”的心情不变，永远那样的策励我。横竖以后还可以随时搜罗，随时拼补。目下我决不敢说，这是真正的杜甫，我只说是我个人想象中的“诗圣”。

杜甫

我们的生活如今真是太放纵了，太夸妄了，太杳小了，太龌龊了。因此我不能忘记杜甫。有个时期，华茨华斯也不能忘记弥尔敦，他喊——

Milton！thou shouldst be living at this hour

England hath need of thee，she is a fen

Of stagnant waters，alter sword，and pen，

Fireside，the heroic wealth of hall and bower，Have forfeited their ancient English dower

Of inward happiness，we are selfish men：

o rise us up，return to us again，

And give us manners，virtue，freedom，power.

一

当中一个雄壮的女子跳舞。四面围满了人山人海的看客。内中有一个四龄童子，许是骑在爸爸肩上，歪着小脖子，看那舞女的手脚和丈长的彩帛渐渐摇起花来了。看着，看着，他也不觉眉飞目舞，仿佛很能领略其间的妙绪。他是从巩县特地赶到郾城来看跳舞的。这一回经验定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下面一段是他几十年后的回忆：

 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舞女是当代名满天下的公孙大娘。四岁的看客后来便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四岁时看的东西，过了五十多年，还能留下那样活跃的印象，公孙大娘的艺术之神妙，可以想见。然而小看客的感受力，也就非凡了。

杜甫故居

开元三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独出冠时，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洎外供奉，晓是舞者，圣文神武皇帝初，公孙一人而已。玉貌锦衣，况余白首，今兹弟子，亦匪盛颜，既辨其由来，知波澜莫二，抚事感慨，聊为《剑器行》。

——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杜甫，字子美，生于唐睿宗先天元年（712）。原籍襄阳，曾祖依艺作河南巩县县令，便在巩县住家了。子美幼时的事迹，我们不大知道。我们知道的，是他母亲死得早，他小时是寄养在姑母家里。他自小就多病。有一天可叫姑母为难了。儿子和侄儿都病着，据女巫说，要病好，病人非睡在东南角的床上不可。但是东南角的床铺只有一张，病人却有两个，老太太居然下了决心，把侄儿安顿在吉利的地方，叫自家的儿子填了侄儿的空子。想不到决心下了，结果就来了，子美长大了，听见老家人讲姑母如何让表兄给他替了死，他一辈子觉得对不起姑母。

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

——杜甫《壮游》

早慧不算稀奇，早慧的诗人尤其多着。只怕很少的诗人开笔开得像我们诗人那样有重大的意义。子美第一次破口歌颂的。不是什么凡物，这“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的小诗人，可以说，咏的便是他自己。禽族里再没有比凤凰善鸣的，诗国里也没有比杜甫更会唱的。凤凰是禽中之王，杜甫是诗中之圣，咏凤凰简直是诗人自占的预言。从此以后，他便常常以凤凰自比（《凤凰台》《赤凤行》便是最明白的表示）。这种比拟，从现今这开明的时代看去，倒有一种特别恰当的地方。因为谈论到这伟大的人格，伟大的天才，谁不感觉寻常文字的无效？不，无效的还不只文字，你只顾呕尽心血来悬拟、揣测，总归是隔膜，那超人的灵府中的秘密，他的心情，他的思路，像宇宙的谜语一样，决不是寻常的脑筋所能猜透的。你只懂得你能懂的东西。因此，谈到杜甫，只好拿不可思议的比不可思议的。凤凰你知道是神话，是子虚，是不可能。可是杜甫那伟大的人格，伟大的天才，你定神一想，可不是太伟大了，伟大得可疑吗？上下数千年没有第二个杜甫（李白有他的天才，没有他的人格），你敢信杜甫的存在绝对可靠吗？一切的神灵和类似神灵的人物都有人疑过，荷马有人疑过，莎士比亚有人疑过，杜甫失了被疑的资格，只因文献，史迹，种种不容抵赖的铁证，一五一十，都在我们手里。

所贵王者瑞，敢辞微命休。

坐看彩翮长，举意八极周。

自天衔瑞图，飞下十二楼。

图以奉至尊，凤以垂鸿猷。

——杜甫《凤凰台》

草书杜工部行次昭陵诗试卷

子美自弱冠以后，直到老死，在四方奔波的时候多，安心求学的机会很少。若不是从小用过一番苦功，这诗人的学力哪得如此的雄厚？生在书香门第，家境即使贫寒，祖藏的书籍总还够他餍饮的。从七八岁到弱冠的期间中，我们想象子美的生活，最主要的，不外作诗，作赋，读书，写擘窠大字……无论如何，闲游的日子总占少数。（从七岁以后，据他自称，四十年中做了一千多首诗文，一千多首作品是要时候作的）并且多病的身体当不起剧烈的户外生活。读书学文便自然成了唯一的消遣。他的思想成熟得特别早，一半固由于天赋，一半大概也是孤僻的书斋生活酿成的。在书斋里，他自有他的世界。他的世界是时间构成的，沿着时间的航线，上下三四千年，来往的飞翔，他沿路看见的都是圣贤、豪杰、忠臣、孝子、骚人、逸士——都是魁梧奇伟，温馨凄艳的灵魂。久而久之，他定觉得那些庄严灿烂的姓名，和生人一般的实在，而且渐渐活现起来了，于是他看得见古人行动的姿态，听得到古人歌哭的声音。甚至他们还和他揖让周旋，上下议论，他成了他们其间的一员。于是他只觉得自己和寻常的少年不同，他几乎是历史中的人物，他和古人的关系比和今人的关系密切多了。他是在时间里，不是在空间里活着。他为什么不那样想呢？这些古人不是在他心灵里活动，血脉里运行吗？他的身体不是从这些古人的身体分泌出来的吗？是的，那政事、武功、学术震耀一时的儒将杜预便是他的十三世祖；那宣言“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的著名诗人杜审言，便是他的祖父；他的叔父杜升是个为报父仇而杀身的十三岁的孝子；他的外祖母便是张说所称的那为监牢中的父亲“菲屦布衣，往来供馈，徒行卒色，伤动人伦”的孝女；他外祖母的兄弟崔行芳，曾经要求给二哥代死，没有诏准，就同哥哥一起就刑了，当时称为“死悌”。你看他自己家里，同外家里。事业、文章、孝行、友爱——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物这样多。他翻开近代的史乘，等于翻开自己的家谱。这样读书，对于一个青年的身心，潜移默化的影响，定是不可限量的。难怪一般的少年，他瞧不上眼。他是一个贵族，不但在族望上，便论德行和智慧，他知道，也应该高人一等。所以他的朋友，除了书本里的古人，就是几个有文名的老前辈。要他同一般行辈相等的庸夫俗子混在一起，是办不到的。看看这一段文字。便可想见当时那不可一世的气概：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皆茫茫。

黄鲁直言：“杜子美之诗法出审言，句法出庾信，但过之耳。”

——宋　陈无己《诗话》

今年游寓独游秦，愁思看春不当春。

上林苑里花徒发，细柳营前叶漫新。

公子南桥应尽兴，将军西第几留宾。

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

——杜审言《春日京中有怀》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杜甫《曲江二首》之二

篆书中堂杜审言诗

子美所以有这种抱负，不但因为他的血缘足以使他自豪，也不仅仅是他不甘自暴自弃。这些都是片面的、次要的理由。最要紧的，是他对于自己的成功，如今确有把握了。崔尚、魏启心一般的老前辈都比他作班固、扬雄；他自己仿佛也觉得受之无愧。十四五岁的杜二，在翰墨场中，已经是一个角色了。

杜子美之诗，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绵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

——宋　陈正敏《遯斋闲览》

这时还有一件事也可以增长一个人的兴致。从小摆不脱病魔的纠缠，如今摆脱了。这件事竟许是最足令人开心的。因为毕竟从前那种幽闭的书斋生活不大自然，只因一个人缺欠了健康，身体失了自由，什么都没有办法。如今健康恢复了，有了办法，便尽量的追回以前的积欠，当然是不妨的，简直是应该的。譬如院子里那几棵枣树，长得比什么树都古怪，都有精神，枝子都那样剑拔弩张的挺着，仿佛全身都是劲。一个人如今身体强了。早起在院子里走走，往往也觉得浑身是劲，忽然看见它们那挑衅的样子，恨不得拣一棵抱上去，和它摔一跤，决个雌雄。但是想想那举动又未免太可笑了。最好是等八月来，枣子熟了，弟妹们只顾要枣子吃。枣子诚然好吃，但是当哥哥的，尤其筋强力壮的哥哥，最得意的，不是吃枣子，是在那给弟妹们不断的供应枣子的任务。用竹篙子打枣子还不算本领。哥哥有本领上树，不信他可以试给他们看看。上树要上到最高的枝子，又得不让枣刺轧伤了手，脚得站稳了，还不许踩断了树枝；然后躲在绿叶里一把把的洒下来：金黄色的，朱砂色的，红黄参半的枣子，花花剌剌的洒将下来，得让孩子们抢都抢不赢。上树的技术练高了，一天可以上十来次，棵棵树都要上到。最有趣的，是在树顶上站直了，往下一望：离天近，离地远，一切都在脚下，呼吸也轻快了，他忍不住大笑一声。那笑里有妙不可言的胜利的庄严和愉快，便是游戏。一个人的地位也要站得超越一点，才不愧是杜甫。

杜子美之於诗，实积众流之长，适当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於高妙，曹植刘公幹之诗长於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於冲澹，谢灵运鲍照之诗长於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於藻丽，於是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澹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呜呼！子美亦集诗之大成者欤？

——宋　秦少游《韩愈论》

二

大约在二十岁左右，诗人便开始了他的飘流的生活。三十五以前，是快意的游览（仍旧用他自己的比喻），便像羽翮初满的雏凤。乘着灵风，踏着彩云，往濛濛的长空飞去。他肋下只觉得一股轻松，到处有竹实，有醴泉，他的世界是清鲜，是自由，是无垠的希望，和薛雷的云雀一般，他是

An unbodied joy whose race is just begun.

三十五岁以后，风渐渐尖峭了，云渐渐恶毒了，铅铁的穹窿在他背上逼压着，太阳也不见了。他在风雨雷电中挣扎，血污的翎羽在空中缤纷的旋舞，他长号，他哀呼，唱得越急切，节奏越神奇，最后声嘶力竭，他卸下了生命，他的挫败是胜利的挫败、神圣的挫败。他死了，他在人类的记忆里永远留下了一道不可逼视的白光。他的音乐，或沉雄，或悲壮，或凄凉，或激越，永远，永远是在时间里颤动着。

杜甫诗文及形象壁画

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殆不可以形迹捕。

——宋　叶梦得《石林诗话》

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

——清　浦起龙《读杜心解》

子美第一次出游是到晋地的郇瑕（今山西猗氏县），在那边结交的人物，我们知道的，有韦之晋。此后，在三十五岁以前，曾有过两次大举的游历：第一次到吴越，第二次到齐赵。两度的游历，是诗人创作生活上最需要的两种精粹而丰富的滋养。在家乡，一切都是单调，平凡，青的天笼盖着黄的地，每隔几里路，绿杨藏着人家，白杨翳着坟地，分布得驿站似的呆板。土人的生活也和他们的背景一样的单调。我们到过中州的人都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去处，大概从唐朝到现在是不会有多少进步的。从那样的环境，一旦踏进山明水秀的江南，风流儒雅的江南，你可以想象他是怎样的惊喜。我们还记得当时和六朝，好比今天和昨日，南朝的金粉，王谢的风流，在那里当然还留着够鲜明的痕迹。江南本是六朝文学总汇的中枢，他读过鲍、谢、江、沈、阴、何的诗，如今竟亲历他们歌哭的场所，他能不感动吗？何况重重叠叠的历史的舞台又在他眼前，剑池、虎丘、姑苏台、长洲苑，太伯的遗庙、阖闾的荒冢，以及钱塘、剡溪、鉴湖、天姥——处处都是陈迹、名胜，处处都足以促醒他的回忆，触发他的诗怀。我们虽没有他当时纪游的作品，但是诗人的得意是可以猜到的。美中不足的只是到了姑苏，船也办好了，却没有浮着海。仿佛命数注定了今番只许他看到自然的秀丽、清新的面相，长洲的荷香，镜湖的凉意和明眸皓齿的耶溪女……都是他今回的眼福；但是那瑰奇雄健的自然，须得等四五年后游齐赵时，才许他见面。

孟嘉落帽，前世以为胜绝，杜子美九日诗云“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其文雅旷达，不减昔人。故谓诗非力学可致，正须胸肚中泄尔。

——宋　陈师道《后山诗话》

在叙述子美第二次出游以前，有一件事颇有可纪念的价值，虽则诗人自己并不介意。

唐代取士的方法分三种——生徒、贡举、制举。已经在京师各学馆，或州县各学校成业的诸生，送来尚书省受试的，名曰生徒；不从学校出身，而先在州县受试，及第了，到尚书省应试的，名曰贡举。以上两种是选士的常法。此外，每多少年，天子诏行一次，以举非常之士，便是制举。开元二十三年（736）子美游吴越回来，挟着那“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的气焰应贡举，县试成功了，在京兆尚书省一试，却失败了。结果没有别的，只是在够高的气焰上又加了一层气焰。功名的纸老虎如今被他戳穿了。果然，他想。真正的学问，真正的人才，是功名所不容的。也许这次下第，不但不能损毁，反足以抬高他的身价。可恨的许只是落第落在名职卑微的考功郎手里，未免叫人丧气。当时士林反对考功郎主试的风潮酝酿得一天比一天紧，在子美“忤下考功第”明年，果然考功郎吃了举人的辱骂，朝廷从此便改用侍郎主试。

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

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

——杜甫《壮游》

杜甫草堂的杜甫雕塑

子美下第后八九年之间，是他平生最快意的一个时期，游历了许多名胜，接交了许多名流。可惜那期间是他命运中的朝曦，也是夕照，那几年的经历是射到他生命上的最始和最末的一道金辉，因为从那以后，世乱一天天的纷纭，诗人的生活一天天的潦倒，直到老死，永远闯不出悲哀、恐怖和绝望的环攻。但是末路的悲剧不忙提起，我们的笔墨不妨先在欢笑的时期多留连一会儿，虽则悲惨的下文早晚是要来的。

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也。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

——宋　司马光《续诗话》

开元二十四五年之间，子美的父亲——闲——在兖州司马任上，子美去省亲，乘便游历了兖州、齐州一带的名胜，诗人的眼界于是更加开扩了。这地方和家乡平原既不同，和秀丽的吴越也两样。根据书卷里的知识，他常常想见泰山的伟大和庄严，但是真正的岱岳，那“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的奇观，他没有见过。这边的湍流、峻岭、丰草、长林都另有一种他最能了解，却不曾认识过的气魄。在这里看到的，是自然的最庄严的色相。唯有这边自然的气势和风度最合我们诗人的脾胃，因为所有磅礴郁结在他胸中的，自然已经在这景物中说出了。这里一丘一壑，一株树，一朵云，都能引起诗人的共鸣。他在这里勾留了多年。直变成了一个燕赵的健儿，慷慨悲歌、沉郁顿挫的杜甫，如今发现了他的自我。过路的人往往看见世面行人马，带着弓箭旗枪，驾着雕鹰，牵着猎狗，望郊野奔去。内中头戴一顶银盔，脑后斗大一颗红樱，全身铠甲，跨在马上的，便是监门胄曹苏预（后来避讳改名源明）。在他左首并辔而行的，装束略微平常，双手按着长槊，却也是英风爽爽的一个丈夫，便是诗人杜甫。两个少年后来成了极要好的朋友。这回同着打猎的经验，子美永远不能忘记，后来还供给了《壮游》诗一段有声有色的文字：

春歌丛台上，冬猎青邱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岗。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

原来诗人也学得了一手好武艺！

文章无警策，则不足以传世，盖不能竦动世人。如杜子美及唐人诸诗，无不如此。但晋宋间人专致力於此，故失於绮靡，而无高古气味。子美诗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所谓惊人语，即警策也。

——《吕氏童蒙训》

这时的子美，是生命的焦点，正午的日曜，是力，是热，是锋棱，是夺目的光芒。他这时所咏的《房兵曹胡马》和《画鹰》恰好都是自身的写照。我们不能不腾出篇幅，把两首诗的全文录下：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房兵曹胡马》

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绦镟光堪摘，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画鹰》

望岳诗意

这两首和稍早的一首《望岳》都是那时期里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实在也奠定了诗人全部创作的基础。诗人作风的倾向，似乎是专等这次游历来发现的，齐赵的山水，齐赵的生活，是几天的骄阳接二连三的逼成了诗人天才的成熟。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杜甫《望岳》

灵机既经触发了，弦音也已校准了，从此轻拢慢捻。或重挑急抹，信手弹去，都是绝调。艺术一天进步一天，名声也一天大一天。从齐赵回来，在东都（今洛阳）住了两三年，城南首阳山下的一座庄子，排场虽是简陋，门前却常留着达官贵人的车辙马迹。最有趣的是，那一天门前一阵车马的喧声，顿时老苍头跑进来报道贵人来了。子美倒屣出迎。一位道貌盎然的斑白老人向他深深一揖，自道是北海太守李邕，久慕诗人的大名，特地来登门求见。北海太守登门求见，与诗人相干吗？世俗的眼光看来，一个乡贡落第的穷书生家里来了这样一位阔客人，确乎是荣誉，是发迹的吉兆。但是诗人的眼光不同。他知道的李邕是为追谥韦巨源事，两次驳议太常博士李处和声援宋璟，弹劾谋反的张昌宗弟兄的名御史李邕——是碑版文字，散满天下，并且为要压倒燕国公的“大手笔”，几乎牺牲了性命的李邕——是重义轻财，卑躬下士的李邕。这样一位客人来登门求见，当然是诗人的荣誉，所以“李邕求识面”可以说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一句诗。结识李邕在诗人生活中确乎要算一件有关系的事。李邕的交游极广，声名又大，说不定子美后来的许多朋友，例如李白、高适诸人，许是由李邕介绍的。

太史公论诗，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以予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耳，乌睹诗之正乎？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於礼义，以为贤於无所止者而已。若夫发於性，止於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宋　苏轼《诗话》

三

杜工部集

写到这里，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我们再逼紧我们的想象，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了，我们看去，不比那天空的异瑞一样的神奇，一样的有重大的意义吗？所以假如我们有法子追究，我们定要把两人行踪的线索，如何拐弯抹角，时合时离，如何越走越近，终于两条路线会合交叉了——统统都记录下来。假如关于这件事：我们能发现到一些翔实的材料，那该是文学史里多么浪漫的一段掌故！可惜关于李杜初次的邂逅，我们知道的一成，不知道的九成。我们知道天宝三载三月，太白得罪了高力士，放出翰林院之后，到过洛阳一次，当时子美也在洛阳。两位诗人初次见面，至迟是在这个当儿。至于见面时的情形，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也许是李邕的筵席上，也许是洛阳城内一家酒店里，也许……但这都是可能范围里的猜想，真确的情形，恐怕是永远的秘密。

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元稹

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殆过于李。

——白居易

有一件事我们却拿得稳，是可靠的。子美初见太白所得的印象，和当时一般人得的。正相吻合。司马子微一见他，称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贺知章一见，便呼他作“天上谪仙人”；子美集中第一首《赠李白》诗，满纸都是企羡登真度此的话，假定那是第一次的邂逅，第一次的赠诗，那么，当时子美眼中的李十二，不过一个神采趣味与常人不同，有“仙风道骨”的人，一个可与“相期拾瑶草”的侣伴，诗人的李白没有在他脑中镌上什么印象。到第二次赠诗，说“未就丹砂愧葛洪”，回头就带着讥讽的语气问：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李杜画像，古今诗人题衰亡和。若杜子美，其诗高妙，固不待言，要当知其平生用心处，则半山老人之诗得之矣。若李太白，其高气盖世，千载之下，犹可叹想，则东坡居士之赞尽之矣。

——宋　胡元任《丛话》

依然没有谈到文字。约莫一年以后，第三次赠诗，文字谈到了，也只轻轻的两句“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恭维，可是学仙的话一概不提了。或许他们初见时，子美本就对于学仙有了兴味，所以一见了“谪仙人”，便引为同调；或许子美的学仙的观念完全是太白的影响。无论如何，子美当时确是做过那一段梦——虽则是很短的一段。说“苦无大药资，山林迹如扫”；说“未就丹砂愧葛洪”，起码是半真半假的心话。东都本是商贾贵族蜂集的大城，廛市的繁华，人心的机巧，种种城市生活的罪恶我们明明知道，已经叫子美腻烦、厌恨了，再加上当时炼药求仙的风气正盛，诗人自己又正在富于理想的，如火如荼的浪漫的年华中——在这种情势之下，萌生了出世的观念，是必然的结果。只是杜甫和李白的秉性根本不同：李白的出世，是属于天性的，出世的根性深藏在他骨子里，出世的风神披露在他容貌上；杜甫的出世是环境机会造成的念头，是一时的愤慨。两人的性格根本是冲突的。太白笑“尧舜之事不足惊”，子美始终要“致君尧舜上”。因此两人起先虽觉得志同道合，后来子美的热狂冷了，便渐渐觉得不独自己起先的念头可笑，连太白的那种态度也可笑了。临了，念头完全抛弃，从此绝口不提了。到不提学仙的时候，才提到文字，也可见当初太白的诗不是不足以引起子美的倾心，实在是诗人的李白被仙人的李白掩盖了。

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李白《戏赠杜甫》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韩愈

东都的生活果然是不能容忍了。天宝四载夏天，诗人便取道如今开封归德一带，来到济南。在这边，他的东道主，便是北海太守李邕。他们常时集会，宴饮，赋诗。集会的地点往往在历下亭和鹊湖边上的新亭。在座的都是本地的或外来的名士，内中我们知道的还有李邕的从孙李之芳员外，和邑人蹇处士。竟许还有高适，有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杜甫《春日忆李白》

今人绘《春望》诗意图

是年秋天太白确乎是在济南。当初他们两人是否同来的，我们不晓得。我们晓得他们此刻交情确是很亲密了，所谓“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便是此时的情况。太白有一个朋友范十，是位隐士。住在城北的一个村子上。门前满是酸枣树，架上吊着碧绿的寒瓜，愉演的白云镇天在古城上闲卧着——俨然是一个世外的桃源。主人又殷勤，太白常常带子美到这里喝酒谈天。星光隐约的瓜棚底下，他们往往谈到夜深人静。太白忽然对着星空出神，忽然谈起从前陈留采访使李彦如何答应他介绍给北海高天师学道篆。话说过了许久，如今李彦许早忘记了，他可是等得不耐烦了。子美听到那类的话，只是唯唯否否；直等话头转到时事上来，例如贵妃的骄奢，明皇的昏聩，以及朝里朝外的种种险象，他的感慨才潮水般的涌来。两位诗人谈着话。叹着气，主人只顾忙着筛酒，或许他有意见不肯说出来，或许压根儿没有意见。（本文未完）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

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

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

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

魂来枫叶青，魂返关塞黑。

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

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

水深波浪阔，无使皎龙得。

——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一）》

原载《新月》第一卷第六期
（民国）十七年（1928）八月十日

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公姓杜氏，名甫，字子美。十三世祖晋当阳侯预，曾祖依艺，祖审言，祖母薛氏，父闲，母崔氏。预勋业学术，震耀千古，史载其言曰：“德不可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其自负如此。依艺官监察御史，河南巩县令；审言修文馆学士，尚书膳部员外郎，用朝议大夫，兖州司马，终奉天令。公《进雕赋表》曰：“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昭耀于明时。”良然。顾审言诗称初唐大家；审言从兄易简亦以文章有声于时。（按《旧书·文苑传》：“易简……善著述，撰《御史台杂注》五卷，《文集》二十卷，行于代。”）杜氏立言之风，固不替也。故公献《三大礼赋》后，赠崔于二学士诗曰：“儒术诚难起。家声庶已存。”

睿宗先天元年壬子（712）即景云三年，正月改元太极。五月改元延和。七月，立皇太子隆基为皇帝，以听小事，自尊为太上皇。八月，玄宗即位，改元先天。是年，巩县大水，坏城邑，损居民数百家（见《巩县志》）。孟浩然二十二岁，李白、王维并十三岁。王湾登进士第（见（唐诗纪事）及徐松《登科记考》。张九龄擢“道伴伊吕”科（见《册府元龟》《唐会要》）。玄宗即位，始置翰林院，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术数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按置翰林院，史不详何年，姑系于此。

杜甫画像

公生于河南巩县。《河南府志》：“巩县东二里瑶湾，工部故里也。故巩城有康水，去琪湾二十里，与逸事合。”（通事详见后）又曰：“康水，即康店南水。工部故里在瑶湾，去康店南二十里外。”考公族望，本出京兆杜陵，故每称“杜陵野老”，《进封西岳赋表》云：“臣本杜陵诸生也。”自六世祖叔毗，已为襄阳人。（《周书·叔毗传》：“其先京兆人，徙居襄阳。”）曾祖依艺终河南巩县令。遂世居巩县。

玄宗开元元年癸丑（713）即先天二年。十二月改元。十月，幸新丰，讲武于翻山下。

公二岁。

开元二年甲寅（714）正月，置教坊于蓬莱宫侧，上自教法曲，谓之“梨园弟子”（见《唐会要》《雍录》）。七月，造兴庆宫。是年，王翰举“直言极谏”科，又举“超拔群类”科（见《唐才子传》）。

公三岁。

开元三年乙卯（715）西域八国请降。

公四岁。

开元四年丙辰（716）印度僧善无畏来华。

公五岁《万年县君墓志》曰：“甫昔卧病于我诸姑，姑之子又病。问女巫，巫曰：‘处楹之东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用是存，而姑之子卒。后乃知之于走使。”卧病年次无可考。惟《志》云“后乃知之于走使”，知时尚童稚，未解记事。公七岁吟诗，六岁观舞，音留记忆，卧病要当在六七岁前，则无惑矣。姑列此以俟考。《进封西岳赋表》曰：“是臣无负于少小多病，贫穷好学者已。”少小多病，殆指此耶？

开元五年丁巳（717）诏访逸书，选吏缮写，命尹知章等二十二人，于东都乾元殿前编校刊正，称“乾元院”。

公六岁。尝至郾城，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曰：“开元三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钱笺：“‘三载’一作‘五载’，时公年六岁。公‘七岁思即壮’，六岁观剑，似无不可。诗云：‘五十年间似反掌’，自开元五年，至是年（按大历二年），凡五十一年。”

开元六年戊午（718）改花元院为丽正修书院。贾至生。

公七岁。始作诗文。《壮游》诗云：“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奉赠鲜于京兆二十二韵》云：“学诗犹孺子。”《进雕赋表》云：“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

开元七年己未（719）《华严论》成。

公八岁。

开元八年庚申（720）李思训卒（见李邕《云摩将军碑》）。印度金刚智、不空金刚来华（按合善无畏称“开元三大师”）。

公九岁。始习大字。《壮游》诗云：“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

开元九年辛酉（721）命僧行一造新历（即“大衍历”），梁令瓒造黄道游仪。

公十岁。

开元十年壬戌（722）

公十一岁。

开元十一年癸亥（723）四月，张说为中书令。十月，置温泉宫于骊山。是年，元结生；崔翻登进士第（见《唐才子传》）。初制（圣寿乐），令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见《教坊记》）。

公十二岁。广德元年，公五十二岁时，在梓州《送路六侍御入朝》诗曰：“童稚情亲四十年。”路盖是公十二三时友伴。

开元十二年甲子（724）祖咏登进士第（见《唐才子传》）。

公十三岁。

开元十三年乙丑（725）十月，作“水运浑天”成。十一月，封泰山。车驾还，幸孔子宅，过璐州金桥，御路萦转，上见数十里间，旗抓鲜洁，羽卫齐整，遂令灵道玄等三人合制《金桥图》（见《开天传信记》）。

公十四岁。《壮游》诗曰：“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原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

《江南逢李龟年》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原注：“崔九，即殿中监崔涤，中书令泛之弟。”按岐王范、崔涤，并卒于开元十四年，则公始逢李龟年，在是年以前，今亦附记于此。黄鹤以为是时未有梨园弟子，公不得与龟年同游，因谓诗云“岐王”当指嗣岐王珍，“崔九堂前”乃崔氏旧堂。按《唐会要》：“开元二年，以天下无事，听政之暇，于梨园自教法曲，必尽其妙，谓之‘皇帝梨园弟子’。”《雍录》：“开元二年，置教坊于蓬莱宫侧，上自教法曲，谓之‘梨园弟子’。”公《剑器行序》亦云：“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洎外供奉舞女。晓是舞者，圣文神武皇帝初，公孙一人而已。”公观舞在开元五年（或作三年），时亦已有梨园之称。乃谓开元十四年无梨园弟子，何哉？考东都尚善坊有岐王范宅（见《唐两京城坊考》），崔氏亦有宅在东都（张说《荥阳夫人郑氏墓志铭》：“终于雒阳之遵化里。”郑氏即涤之母）。公天宝前，未尝到长安。其闻龟年歌，必在东都（公姑万年君居东都仁风里，幼时尝卧病于其家，或疑公母早亡，寄养于姑，虽近附会，然以巩洛咫尺之近，其常在东都，留居姑家，则可信也）。若云范、涤卒时，公才十五，前此龆龀之年，不得与于名公贵介之游，则不知十四五时，已出游翰墨场，与崔魏辈相周旋矣。且“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复有《壮游》诗句，可以覆案。必谓天宝后，始得与龟年相见，失之泥矣。

杜甫草堂

《诗话类编》：“杜甫十余岁，梦人令采文于康水。觉而问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见峨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观舞下谪。为唐世文章，云诰已降，可于豆珑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有金字，文曰：‘诗王本在陈芳国，九夜扪之麟篆热，声振扶桑亨天国。’后因佩入葱市，归而飞火入室，有声曰：‘邂逅秽，吾令汝文而不贵。’”事本不经，聊赘于此，用资谈助耳。

开元十四年丙寅（726）四月，张说罢。是年，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登进士第（俱见《唐才子传》）。

公十五岁。《百忧集行》曰：“忆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开元十五年丁卯（727）王昌铃、常建登进士第（并见《唐才子传》）。徐坚等纂《初学记》成（见《唐会要》）。

公十六岁。

开元十六年戊辰（728）

公十七岁。

开元十七年己巳（729）宋璟为尚书右丞相。

公十八岁。

开元十八年庚午（730）十一月，张说薨。是年，释智升撰《开元释教录》，实我国佛教经录之总汇。

公十九岁。游晋，至郇瑕（今山西猗氏县）。从韦之晋、寇锡游。《哭韦之晋》诗曰：“凄怆郇瑕地，差池弱冠年。”《酬寇侍御》诗曰：“往别郇瑕地，于今四十年。”朱鹤龄曰：“郇瑕，晋地。公弱冠之时，尝游晋地，当是游晋后为吴越之游也。”按《酬寇侍御》诗鹤注曰：“诗云：‘故泊洞庭船。’当是大历五年潭州作。其云‘春深把臂前’，盖指去年之春。”大历五年，距开元十八年，适得四十年，知公游晋，实在十九岁时，前诗云“差池弱冠年”，非必实指二十也。

开元十九年辛未（731）吐蕃求《毛诗》《礼记》《左传》《文选》，以经书赐与之。王维雄入公主第，唱《郁轮袍》，并呈诗卷，大获嘉赏，寻举进士，遂以状头及地（事见《集异记》。）《唐才子传》称维开元十九年进士，《旧书》作开元九年，《登科记考》曰：“按‘九’上脱‘十’字。”）。薛据同榜进士（见《唐才子传》），王昌龄举“博学宏词”科。

公二十岁。游吴、越。黄曰：“公《进三大礼赋表》云：‘浪迹于陛下丰草长林，实自弱冠之年。’则其游吴、越，乃在开元十九年。”尝至江宁，与许八、颢上人同游，约当是年。《送许八归江宁》诗题曰：“甫昔时尝客游此县，于许生处乞瓦棺寺《维摩图样》。”（按《维摩诘图》，晋顾恺之作）《因许八寄旻上人》诗曰：“不见旻公三十年。”又曰：“旧来好事今能否？……棋局动随幽涧竹，袈裟忆上泛湖船。”二诗当是乾元元年作。鹤注：“游吴、越在开元十九年，公方二十岁，至乾元元年，相距二十七年曰‘三十年’，曰亦约略之词。”

开元二十年壬申（732）三月，信安王祎大破奚契丹于幽州。六月，遣范安及于长安广花萼楼。筑夹城，至芙蓉园（按《会要》作二十四年）。

公二十一岁，游吴、越。

开元二十一年癸酉（733）十一月，宋璟致仕。十二月，张九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年，上亲注《道德经》，令学者习之。（见《封演见闻记》）。刘长卿登进士第（见《唐才子传》）

公二十二岁。游吴、越。

开元二十二年甲戌（734）五月，九龄为中书令。李林甫同平章事。十二月，张守珪斩契丹王屈烈，及其大臣虞可汗，传首东都。是年，刺史韦济荐方士张果，招以果为光禄大夫。王昌龄选宏词超绝群类。（见《直斋书录解题》）

公二十三岁。游吴、越：

开元二十三年乙亥（735）十二月，册寿寺王妃杨氏。是年，李适之为河南尹。（见公《皇甫淑记碑》）韦应物生。贾至、李颀登进士第；（并见《唐才子传》）萧颖士、李华同榜进士。（见《旧唐书·文苑传》《韦述传》《摭言》，及华《寄赵十七侍御》诗注）李白游太原。司马承祯化形于天台（见刘大彬《茅山志）。玄宗注《老子》，并修《义抚》八卷，并制《开元文字音义》三十卷颁示公卿。（见《唐会要》）

公二十四岁。自吴越归东都，举进士，不第。黄曰：“公本传‘尝举进士，不第。’故《壮游》诗云：‘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兆堂。’”按史：唐初考功郎掌贡举。至开元二十四年，考功郎李昴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徙礼部，以侍郎主之。则公下考功第。当在二十三年，盖唐制年年贡士也。《选举志》：“每年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上韦左丞》诗曰：“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鹤注：“其时年方二十余岁，宜自谓少年也。”《旧书·韦述传》：“萧颖士者，聪俊过人。富词学，有名于时，贾曾、席豫、张垍、韦述皆引为谈客。开元二十三年登进士第，考功员外郎孙逖称之于朝。”则知是年孙逖知贡举。又是年试场在福唐观。《太平广记》引《定命录》：“崔圆微时，欲举进士于县，见市令李含章云：‘君合武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开元二十三年，应将帅举科，又于河南府充乡贡进士。其日正于福唐观试，遇敕下，便于试场中唤将拜执戟，参谋河西军事。”按《唐两京城坊考》：福居观在崇业坊。李邕有《东都福唐观邓天师碣》。

开元二十四年丙子（736）五月，名僧义福卒，赐号大智禅师。七月，葬于伊阙之北，送葬者数万人，严挺之为作碑。十一月，张九龄罢，李林甫兼中书令。牛仙客同平章事。是年，于西京大明宫置集贤殿书院。（《店两京城坊考》：“按西京之有书院，仿东都之制也。开元二十四年，驾在东都，张九龄遣直官魏先禄先入京造之。”）吴道玄作《地狱变相图》。

公二十五岁。游齐、赵。朱曰：“按《壮游》诗‘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兆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是下第后即游齐赵之明证。”交苏源明。钱谦益曰：“《壮游》诗云：‘……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苏侯，注云：‘监门胄令苏预，’即源明也。开元中，源明客居徐，天宝初举进士。诗独举苏侯，知杜之游齐赵，在开元时，而高李不与也。”按《八哀诗》曰：“结交三十载。”源明卒于广德二年，前二十八年。为开元二十四年，源明犹未至京师，公与订交，必在其时。诗曰：“三十载”者举成数也。《壮游》诗曰：“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汉书》顾师古注：“……丛台，本六国时赵王故台，在邯郸城中。”《环宇记》：“青丘，在青州千乘县。”蔡梦弼曰：“皂枥林，云雪冈，皆齐地。”是所游之地甚广，疑非在一时。源明居山东亦甚久，直至上表自举时，犹自称“臣山东一布衣也”。公自开元二十四年，始游齐赵，至二十九年归东都，中更五载，其与源明同游，当在此数年间。《七月三日论壮年乐事》诗曰：“焱思红颜日，霜露冻阶闼。胡马挟雕弓，鸣弦不虚发。长批逐狡兔。突羽当满月。”卢曰：“此即《壮游》诗中‘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呼鹰皂栖林，逐兽云雪冈’事也。”

开元二十五年丁丑（737）四月，张九龄贬荆州长史。十一月，宋璟薨。是年，上以几致措刑，推功元辅。王维为监察御史，在河西节度幕中。

公二十六岁。游齐、赵。

开元二十六年戊寅（738）八月。杜希望拔吐蕃新城，以其地为威武军。六月，张守珪大破契丹林胡，遣使献捷。是年，分左右羽林，置龙武军。崔曙举进士，以状元及第（见《直斋书录解题》）。

公二十七岁，游齐、赵。

开元二十七年己卯（739）八月，追谥孔子为文宣王。盖嘉运大破突厥，施于碎叶城，擒其王吐火仙送京师。是年，崔曙卒。公二十八岁。游齐、赵。

开元二十八年庚辰（740）是时频岁丰稔，京师米斛不满二百，天下乂安，虽行万里，不持寸铁。张九龄、孟浩然并卒于是年。王昌龄游襄阳（见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公二十九岁。游齐、赵。公父闲为兖州司马时，公尝至兖省侍，当在是年，《登兖州城楼》诗所云“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者是也。考传志不言游兖，而集中多兖州诗。《登兖州城楼》其一也。诸家或编于开元二十四年，或以属开元二十八年。要以后说为近是。盖公诗散佚者多，天宝以前，尤罕存稿。观集中自开元二十四年以前，游晋，游吴、越，间归东都，皆无诗。自开元二十四年以后。至二十八年，其间游齐、赵。亦无诗。不宜独开元二十四年游兖所作，忽有存稿。揆之常理，《登兖州城楼》诗，其不作于开元二十四年，明矣。且今集中诸作，时次可考，万无疑义者，惟《假山》诗最早，实作于天宝元年。自是以后，存诗渐多。兹定趋庭于开元二十八年，则作《登兖州城楼》诗时，去《假山》诗，才前二年，庶几与开始存稿之期，亦较合符节矣，又按闲之卒年，于兖州趋庭事，为先决问题。旧说颇有异议，惟朱钱二氏持论最有据。天宝三载，公祖母范阳太君卒，公撰墓志，或以为时闲已故，志盖代登作也。钱谦益曰：“代其父闲作也。薛氏所生子曰闲、曰升、曰专。太君所生曰登。《志》云：‘某等宿遭内艰，长自太君之手者。’知其代父作也。又曰：‘升幼卒，专先是不禄。’则知闲尚无恙也……元志云闲为奉天令。是时尚为兖州司马。闲之卒，盖在天宝间，而其年不可考矣。”朱注：“按《志》云‘故朝议大夫兖州司马’，犹《汉书·李广传》所云‘故李将军’，非谓已没也……但闲时为兖州司马，而传志俱云‘终奉天令’。考奉天为次赤县，唐制京县令，正五品，上阶。闲自兖州司马授奉天令，盖从五品升正五品也。公东郡趋庭之后，闲即丁太君忧，必服阙补此官耳。”按闲卒必在天宝三载以后，尚别有证。公弟四人：颖、观、丰、占。公行二，集有寄丰诗，称第五弟，疑丰为闲第四子。又有《远怀舍弟颖观等》诗，颖次观前，观当系闲第三子。又有《舍弟观归蓝田迎新妇》诗，约作于大历二年。若定观二十左右置室，则当生于天宝五载前后，丰、占复幼于观，知天宝十载前，闲盖尚存，而其卒，则宜在天宝末，或且更后，亦属可能。旧说闲卒于天宝三载前，则开元二十八年或不宜有趋庭事。今既知闲卒远在天宝三载后，则定趋庭于开元二十八年，益有据矣。

泰山上的《望岳》石刻

《寄高常侍》诗曰：“汶上相逢年颇多。”仇注：“汶上相逢，盖开元间相遇于齐鲁也。”考高适《酬秘书弟兼寄幕下诸公》诗序曰：“乙亥岁（按即开元二十五年）适征诣长安。”又《送族侄式颜》诗（按开元二十七年作，详见后）曰：“俱游帝城下，忽在梁园里。”适以开元二十三年游京师，二十七年来梁宋，其间公虽在齐、赵，不得遇适于汶上也。又适《奉酬北海李太守平阴亭》诗曰：“谁谓整隼，翻然忆柴扃。书寄汶阳客，回首平阴亭。”李邕以天宝二年出为北海太守，六载杖死于郡，其间适尝客居汶阳，而公亦以天宝四载再游齐、鲁。则相逢汶上，其即在天宝四载乎？然而天宝三载秋，二人实尝相从赋诗于梁、宋，此云“汶上相逢年颇多”，明指订交之初，又不合也。盖游梁以后，寄诗以前，二公聚首者屡矣，诗何以独言天宝四载汶上之遇？是知以汶上相逢属于天宝四载，又不足信。窃谓开元二十七八年间，适尝至山东，因得与公相遇，诗所云，殆指此也。适《宋中送族侄式颜》诗注曰：“时张大夫贬括州，使人召式颜，遂有此作。”同时又作《送族侄式颜》诗曰：“我今行山东，离忧不能已。”按《旧唐书·玄宗纪》，张守珪贬括州，在开元二十七年六月。其时适方有山东之行。意其既至山东，与公相值，或在开元二十七八年之间，其时公方游齐、赵，汶上地在齐南鲁北，二公邂逅于斯，正意中事耳。

《别张十三建封》诗曰：“相逢长沙亭。乍问绪业余。乃吾故人子，童丱联居诸。”朱注：“公父闲为兖州司马，当是趋庭之日，与张玠（按即建封父，兖州人）同游，而建封相从也。故人指价，童丱指建封。建封以贞元十六年终，年六十有六。公开元末游兖，是时建封才六、七岁耳。”按与张价同游，当亦在开元二十七八年。与趋庭及逢高适之年分皆合，可资互证也。

开元二十九年辛巳（741）正月，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以《老》《庄》，《文》《列》为“四子”，令习业成者，准明经考试，谓之道举。八月，以安禄山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九月，上亲注《金刚经》及《修义诀》（见《册府元龟》）。

公三十岁。归东都。筑陆浑庄，于寒食日祭远祖当阳君。是年有《祭当阳君文》曰：“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庶刻丰石，树此大道，论次昭穆，载扬显号。”词意，当是因新居落成而昭告远祖。《寰宇记》：“首阳山，在偃师县西北二十五里。”公《寄河南韦尹》诗原注曰：“甫有故庐在偃师。”当即指此。《忆弟二首》原注：“时归在河南陆浑庄。”浦起龙曰：“公有旧庐在河南偃师县，曰陆浑庄，后又有土娄庄，宜即一处。”按公有《凭孟仓曹将书觅土娄旧庄》诗曰：“平居丧乱后，不到洛阳岑。”且此曰“旧庄”，前诗曰“故庐”，义亦正同，故知即一处也。惟浦以为庄名“土娄”，鹤注亦谓“土娄”为地名，非也。“土娄”，疑即《寄河南韦尹》诗“尸乡余土室”之“土室”。（《诗正义》：“河南偃师县西二十里有尸乡亭。”）鹤别注“土室谓依土以为室，如《宿赞会土室》诗云‘土室延白光’”者，得之。

天宝元年壬午（742）二月，褒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其所著书悉号“真经”。十月，造长生殿（见《唐会要》）。是年，李白自会稽来京师。王维为左补阙，迁库部郎中。

公三十一岁。在东都。姑万年县君卒于东京仁风里，六月，还殡于河南县，公作墓志。《志》曰：“作配君子，实为好仇，河东裴君讳荣期，见任济王府录事参军。”又有“兄子甫”云云，则县君，公父之妹也。

天宝二年癸未（743）正月，安禄山入朝。三月，广运潭成。是年，邱为登进士第（见《唐才子传》）。长安“饮中八仙”之游，约当此时。

公三十二岁。在东都。

天宝三载甲申（744）正月，遣左右相以下祖别贺知章于长乐坡。李白供奉翰林院。三月，安禄山兼范阳节度使。寿王妃杨氏号“太真”，召入宫。李白赐金放还。是年，岑参登进士第（见杜确《岑嘉州集序》《唐才子传》）。芮挺章选自开元初迄天宝三载诗称《国秀集》。

公三十三岁。在东都。五月，祖母范阳太君卒于陈留之私第，八月，归葬偃师，公作墓志。范阳太君，公祖审言继室，卢氏。是年夏，初遇李白于东都。顾农曰：“公与白相从赋诗始于天宝三四载间，前此未闻相善也。白生于武后圣历二年，公生于睿宗先天元年，白长公十三岁，公于开元九年游剡溪，而白与吴筠同隐剡溪，则在天宝二年，相去十三载，断未相值也。后公下第游齐赵，在开元二十三年，考白谱，时又不在齐赵。及白因贺知章荐，召入金銮，则在天宝三载正月，时公在东都，葬范阳太君（按葬太君事在八月，此误），未尝晤白于长安也。是载八月，白放还，客游梁宋，始见公于东都（按三月放还，五月已至梁宋，见公于东都当在三五月之间），逆相从如弟兄耳。观公后寄白二十二韵有云‘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是知乞归后始遇也。”按《赠李白》诗，当是本年初遇白时作。诗曰：“李侯金闺彦，脱旁事幽讨。”卢世浓曰：“天宝三载，诏白供奉翰林，旋被高力士谮，帝赐金放还，白托鹦鹉以赋曰‘落羽辞金殿’，是‘脱身’也。是年，白从高天师授策，以‘事幽讨’也。”秋，游梁宋，与李白、高适登吹台琴台。《遣怀》诗曰：“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君壮藻思，得我色敷膄。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昔游》诗曰：“昔者与高李，（按原注曰：“高适李白。”）晚登单父台（按即琴台）。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桑柘叶如雨，飞藿去徘徊。清霜大泽冻，禽兽有余哀。”《赠李白》诗曰：“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盖在东都时，与白预为之约也。《唐书·李白传》：“与高适同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公传：“从高适、李白过汴州，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王琦《太白年谱》曰：“《赠蔡舍人诗》云：‘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梁园吟》曰：‘我浮黄河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按即吹台）间。’是去长安之后，即为梁宋之游也。”（按《梁园吟》又曰：“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是白以三月放还，五月已至梁宋，至其与高杜同游，则在深秋耳。）《东征赋》曰：“岁在甲申，秋穷季月，高子游梁既久，方适楚以超忽。”《公琴台》诗序曰：“甲申岁。适登子赋琴台。”又有《宋中别周果李三子》诗曰：“李侯怀英雄，肮脏乃天资。”似谓白也。适集中多宋中诗，所言时序，多与公诗合，其间必有是时所作者。尝渡河游王屋山，谒道士华盖君，而其人已亡。《忆昔行》曰：“忆昔北寻小有洞，洪河怒涛过轻舸。辛勤不见华盖君。艮岑青辉惨幺么。千崖无人万壑静，三步回头五步坐。秋山眼冷魂未归，仙赏心违泪交堕。弟子谁依白茅屋，卢老独启青铜锁。巾拂香余捣药尘，阶除灰死烧丹火。玄圃沧洲莽空阔，金节羽衣飘婀娜。落日初霞闪余映，倏忽东西无不可。松风涧水声合时，青兕黄熊啼向我。”仇注：“此初访华盖君而伤其逝世，是游果宋时事。”《昔游》诗曰：“昔谒华盖君，深求洞宫脚。玉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艮岑顶，巾几犹未却。弟子四五人，入来泪俱落。余时游名山，发轫在远壑。良觌违夙愿，含凄向寥廓，林昏罢幽磬，竟夜伏石阁。王乔下天坛，微月映皓鹤（按此言梦寐恍惚，如见道士跨鹤降于天坛也。旧注非是）。晨溪响虚马夬，归径行已昨。”朱鹤龄曰：“华盖君，犹太白集之丹邱子，盖开元天宝间道士隐于王屋者，不必求华盖所在以实之也。诗云：‘深求洞宫脚。’洞宫即《忆昔行》所云‘北寻小有洞’也……洞在王屋艮岑，即王屋山东北之岑也，天坛亦在王屋；《地志》：‘大星山绝顶曰天坛，济水发源处’是也。王屋在大河之北，故《忆昔行》曰‘洪河怒涛过轻舸’也。”按二诗追述谒华盖君事至详尽，因悉录之，以存故实，是时诗中屡言学仙，一若真有志于此者。今则渡大河，走王星，将求华盖君而师事之，至而其人适亡。诗云“良觌违夙愿，含凄向寥廓”，沮丧之情可知，宜其历久不忘一再追念而不厌也。又按李阳冰《草堂集》序：白放还后，即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篆于齐州紫极宫。陈留，宋地，白之来游，为访彦允；公之来游，为诵华盖。前此公《赠李白》诗曰：“亦有梁宋游，相期拾瑶草”，殆谓此也。公师事华盖之志，竟不就；而白后果得受篆于高天师。（白有《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篆毕归北海》诗，故公明年又有《赠李白》诗曰：“未就丹砂愧葛洪。”）

天宝四载乙酉（745）八月，册太真为贵妃，三姐皆赐第京师。是年，李白在山东，冬日，去之江东。九月，诏改两京波斯寺为“大秦寺”（见《册府元龟》。按，此中土最古之天主教堂也）。

济南历下亭

公三十四岁。再游齐、鲁。是时李之芳为齐州司马，夏日，李邕自北海郡来齐州，公尝从游，陪宴历下亭及鹊山湖亭。《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诗原注：“时邑人蹇处士辈在坐。”按卢象有诗题曰：“追凉历下古城西北隅——此地有清泉乔木。”一本题上有“同李北海”四字。公诗云：“济南名士多。”象注水人。或尝与斯游乎？侠考。旋暂如临邑。临邑属齐川，秋后至兖州，时李白亦归东鲁。兖州，天宝元年改名鲁郡。公与同游，情好益密，公赠白诗所云“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者是也。白家本在鲁郡。公《送白十二韵》曰：“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知白游梁之次年春，已至兖州（天宝三载三月，诸郡玄元庙已改称紫极宫。白至齐州，于紫极宫从高天师受道篆，疑在归兖以前。天宝三载秋冬之际）。公诗曰：“余亦东蒙客。”白《寄东香二稚子》诗曰：“我家寄东舍，谁种龟阴田。”《忆旧游寄元参军》诗曰：“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曰东蒙，曰龟阴，曰东山，实即一处。《续山东考古录》：“《元和志》以蒙与东蒙为二山。余谓蒙在鲁东，故曰东蒙……今天又分东蒙、云蒙、龟蒙三山。惟《齐采》以为龟蒙二山，最当……合言之曰东山，分言曰龟蒙。”俄而公将西去，白亦有江东之游。城东石门一别，遂无复相见之日矣。钱曰：“《单父东楼送族弟沈之秦》则曰：‘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屈平憔悴滞江潭，辛伯流离放东海。’《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则云：‘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言石门路，重有金樽开。’此知李游单父后，于鲁郡石门与杜别也。单父至兖州二百七十里，盖公辈游梁宋后，复至鲁郡，始言别也。”

在兖州时，白尝偕公同访城北范十隐居，公有诗曰：“落景闻寒杵。”白集亦有寻范诗曰：“雁度秋色远。”二诗所纪时序正同。又公诗曰：“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白诗曰：“忽忆范野人，闲园养幽姿。茫然起逸兴，但恐行来辞。”公诗曰：“入门高兴发。”白诗曰：“入门且一笑。”公诗曰：“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白诗曰：“远为千载期，风流自毛毛簸荡。”辞意亦相仿佛，当是同时所作。且兖州天宝元年改鲁郡，白自天宝元年自会稽来京师，三载放归，客游梁宋，直至四载，始来兖州，寻范诗题曰“鲁城”，知为其时所作。盖此后浪游南中，不闻复归鲁也。

《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云：“历下辞姜被，关西得孟邻。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仇优注：“历下早通，记初交之地；关西晚接，记再遇之缘。”按公是年夏在历下，而开元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间亦尝游齐地，初遇张彪，不知究在何时。《题张氏德居》二首，或以为即指彪，然诗曰：“石门斜日到林丘。”石门在兖州，而历下在齐州，不可混为一谈。黄鹤谓张氏乃张叔明（“明”或作“卿”），较有据。

公初遇元逸人及董炼师，盖皆在此时。《昔游》诗曰：“东蒙赴旧隐，尚忆同志乐。伏事董先生，于今独萧索。”朱鹤龄曰：“东蒙旧隐，即《玄都坛歌》‘故人昔呜东策峰’者也。公客东蒙，与太白诸人同游好，所谓同志乐也。其时之伏事者，刻黄先生，即‘衡阳董炼师’也。”仇注：“华盖君已殁，而转寻董炼师，是游齐鲁时事。”按元逸人，卢世深以为即与李白同游之元丹丘。董炼师，据《典地纪胜》，名奉先。

天宝五载丙戌（746）四月，左相李适之罢，陈希烈同平章事（希烈以讲《老》《庄》得进）。是年，灵彻生。

公三十五岁。自齐、鲁归长安。《壮游》：“放荡齐赵间，……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从汝阳王琏、驸马郑潜耀游。《壮游》诗于“西归到咸阳”下，曰：“赏游实贤王，曳裾置醴地。”仇注：“贤王置醴，指汝阳王琎也。”《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鹤注：“《旧史》，天宝初，琎终父丧，加特进；九载卒。考宁王宪以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薨。天宝三载，琎丧服初终，必其年二月，封琎以嗣宁，所弁加特进也。公于开元二十四年下考功第，去游齐赵八九载，其归长安，当在天宝四五载间。《壮游》诗云：‘赏游实贤王，曳裾置醴地。’正其时也。”多案云四五载间，误。当云五六载间也。《赠汝阳王二十韵》：“披雾初欢夕，高秋爽气澄。樽罍临极浦，凫雁宿张灯。花月穷游宴，炎天避郁蒸。砚寒金井水，檐动玉壶冰。”仇注：“初宴在秋，故见凫宿灯张；后宴在夏耳，故见井水壶冰；中间花月之游，当属春时。”此所叙节候，实跨两载。此言初宴在秋，而客岁（天宝四载）秋日，公方在兖州。则是从琎游，至早当自五载秋始，所云春夏，乃六载之春夏耳。集中有《皇甫淑妃碑》，淑妃，郑潜耀妻临晋公主之母也。黄鹤定碑撰于天宝四载，曰：“《碑》云：‘自我之西，岁阳载纪。’按《尔稚》，自甲至癸，为岁之阳。妃以开元二十三年乙亥薨，至天宝四载乙酉，为岁阳载纪矣。碑当立于是年也。”多按此说非也。《碑》云：“甫忝郑庄之宾客，游窦主之山林。”是撰碑之前，已从郑游。公五载始至长安，焉得四载为郑庄宾客，且为撰碑哉？《碑》述潜耀之言曰“自我之西”（仇注云“自东京至西京”是也），故知所云“郑庄”及“窦主之山林”必在长安。《长安志》：“莲花洞，在神禾原，即郑驸马之居。”是其地矣。公又有《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诗，其地亦在长安。诗云“俱过阮宅来”，知池台即郑宅中之池台。又有《郑驸马宅宴洞中》诗，即莲花洞也。或以为东都亦有郑宅，至以新安东亭，亦属潜耀。皆臆说无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云：“洛阳第宅，多是武后中宗居东都时所立，中业以后，不得有公主宅。”亦可证公未来长安前，不得游窦主之山林，即不得为郑庄之宾客矣。至“岁阳载纪”之语，乃约略言之，文家修词，此类甚多，不得以为适当乙酉之岁也。

《壮游》诗叙归长安后之交游，又曰“许与必词伯”，仇注以为指岑参、郑虔辈。多案据杜确《岑参集》序，参自天宝三载擢第后，会居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右威卫录事参军等职，则是时宜在京师。其曾否与公同游，则于二公集中悉无征，未可以臆断也。若郑虔，则此际万无与公相值之理，说详后。

天宝六载丁亥（747）诏天下通一艺者诣京师。李林甫素忌文学之士，下尚书省试，皆下之。正月，遣使杖杀北海太守李邕；李适之饮药死。九月，安禄山筑雄开城。十月，改温泉宫为华清宫，治汤井为池，环山列宫室。十二月，筑罗城，置百司公种邱第，以房绾为缮理。高仙芝讨小勃律，虏其王归。是年，包佶登进士第，薛据中“风雅古调”科。

公三十六岁。在长安。元结《谕友》曰：“天宝丁亥中，诏征天下士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晋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畏多，恐泄漏当时之机，议于朝廷曰：‘举人多卑贱愚责，不识礼度，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于是奏待制者悉令尚书长官考试，御史中丞监之，试如常例（原注：如吏部试诗赋论策）。已而布衣之士，无有第者，送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新唐书·李林甫传》略同。时公与结皆应诏而退。《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即指此。

天宝七载戊子（748）十月，封贵妃三姐并国夫人。十二月哥舒翰筑神威军于青海上，又筑城龙驹岛，吐蕃不敢近青海。是年，李益、卢纶生。包何、李嘉升登进士第。

公三十七岁。在长安。屡上诗韦济，求汲引。上韦诸诗中，如曰：“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芜。”曰：“难甘原宪贫。”皆情词悲切；如曰：“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曰：“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又若不胜愤激。盖公毕生之困厄，此其开端矣。然自齐鲁西归，旅食京邑，数年以来，亦颇受知于一二公卿。（赠汝阳王：“招要恩屡至，崇重力难胜。”《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寄书尹丈人》原注：“甫有故庐在偃师，承韦公频有访问。”）特皆杯酒联欢，片言延誉，终莫肯假以实助。即如萧比部虽以姑表昆弟之亲，尚不能脱公于屯蹇，他更无论类。故私心怨忿之极，辄欲奋足远引，与世决绝。《奉赠韦二十二韵》：“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赠萧比部：“中散山阳锻，愚公野谷村。宁纡长者车取，归老任乾坤。”——或曰远游，或曰归隐，但故为愤词以自解，非本意如此也。与书家顾诫奢订交，约当此时。《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文学与我游，萧疏外声利。追随二十载，浩荡长安醉。高歌卿相宅，文翰飞省寺。”仇曰：二十载，通前后而言。是也。诗作于大历三年，上数二十年，为天宝七载。

天宝八载己丑（749）哥舒翰攻拔吐蕃石堡城。不空自印度归。求得密藏经论五百余部，是为密宗之始。高适举有道科，中第。

公三十八岁。在长安。《高都护骢马行》云：“飘飘远自流沙至。”高仙芝天宝八载入朝，诗必作于是年。诗又云：“长安健儿不敢骑，走过掣电倾城知。”故知是时公尚在长安。冬日，归东都，因谒玄元皇帝庙，观吴道子所画壁。《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云：“五帝联龙衮。”黄曰：“唐史，加五帝‘大圣’字，在八载闰六月，可证是年公又在东都。”按东都玄元庙，在积善坊。诗曰：“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冕旆俱秀发，旌旆尽飞扬。”原注：“庙有吴道子画《五圣图》。”康骈《剧谈录》载：“玄元观壁上，有吴道子画五圣真容及《老子化胡经》事，丹青绝妙，古今无比。”

天宝九载庚寅（750）五月，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唐将帅封王自此始。七月，置广文馆，以郑虔为博士，虔献诗并画，帝署其尾曰：“郑虔三绝。”是年，沈既济生。汝阳王琎卒。綦毋潜卒（？）。

杜甫《登岳阳楼》

公三十九岁。来长安。初遇郑虔。《新唐书·文艺·郑虔传》：“天宝初，为协律郎，集缀当世事著书八十余篇。有窥其稿者，上书告虔私撰国史。虔苍黄焚之。坐谪十年。还京师，玄宗爱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为置广文馆，以虔为博士。”《唐会要》：“天宝九载七月，置广文馆，以郑虔为博士。”据《新唐书》，著书坐谪，必是天宝元年，而拜广文博士，则自谪所甫归京师时事。计若自天宝元年起，谪居十年，则归京师拜广文，必在天宝十载，然《会要》所纪，年月并具，必不误。误者，《新唐书》“天宝初”与“坐谪十年”二语，必居其一耳。总之，虔居谪所日久，或八九年，或十年，至天宝九载，始得归京师，与公相遇而订交。则无疑也。今观凡公诗及虔者，不曰“广文”，即曰“著作”，不曰“著作”，即曰“司户”，咸九载以后之作，益足以断二公定交，至早在天宝九载。不然，以二公相知之深，相从之密，何以九载以前，了不见过从酬答之迹？仇注《壮游》“许与必词伯”句，乃直曰“指岑参郑虔辈”，不知诗所叙为天宝五载始归长安时之交游，时虔方远在贬所，安得与公相见于长安？若钟《前定录》载开元二十五年，虔为广文博士，有郑相如者谒虔，为预言污贼署坐谪事，则稗官之说。本非摭实。不足辩。

天宝十载辛卯（751）正月。祠太清宫、太庙，祀南郊。二月，安禄山兼领三镇。四月，鲜于仲通讨南诏，高仙芝讨大食。八月，安禄山讨契丹，并大败。十一月，杨国忠兼剑南节度使。是年，钱起举进士。以试《湘灵鼓瑟》诗及第。贾至举明经科及第。孟郊生。

公四十岁。在长安。进《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进封西岳赋表》：“顷岁，国家有事于郊庙，幸得奏赋，待制于集贤。”《莫相疑行》：“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赞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鲁山言曰：“公奏《三大礼赋》，史集皆云十三载。”朱曰：“按帝纪，十载行三大礼，十三载未尝郊。况表云：‘臣生长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故知当在是岁。”按《唐六典》，延恩匦，凡怀才抱器。希于闻达者投之。公前此贡举落第，应诏退下，屡遭挫败，盖几于进身无路矣，至是乃又投巨献赋，以冀一幸。《赠别崔于二学士》所云“昭代将垂白，穷途乃叫阍”者是也。陆游《题杜少陵像图》：“长安落叶纷可扫，九陌北风吹马倒。杜公四十不成名，袖里空余三赋草。车声马声喧客枕。三百青铜市楼饮。杯残炙冷正悲辛，仗内斗鸡催赐锦。”可谓善于写照矣。又按《赠别崔于二学士》诗曰：“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即史云“玄宗奇之”也。然诗又云：“谬称三赋在，难述二公恩。”原注：“甫献《三大礼赋》出身。二公尝谬称述。”是则公之受知主上，实因二学士之称述。二学士，崔国辅、于休烈也。秋，病疟，友人魏君冒雨见访，因作《秋述》贻之。文中有云：“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我弃物也，四十无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处顺故也。”病后。过王倚，王饷以酒馔，感激作歌赠之。歌曰：“王生怪我颜色恶，答云伏枕艰难遍。疟厉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帷生哀我未平复，为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市赊香粳，唤妇出房亲自馔。长安冬巫酸且绿，金城土酥净如练。兼求畜豪且割鲜，密沽斗酒谐终宴。故人情义晚谁似，令我手足轻欲旋。”此诗词旨酸楚。不堪卒读，其时潦倒可知矣。《进三大礼赋表》曰：“顷者卖药都市，寄食朋友。”盖实录也。是年，在杜位宅守岁。《杜位宅守岁》鹤注：“诗云‘四十明朝过’，则是天宝十载为四十岁。”按位，公之从弟，李林甫之诸婿也。公《寄杜位》诗原注：“位京中宅近西曲江。”

天宝十一载壬辰（752）四月，崔国辅贬竟陵郡司马。十一月，李林甫卒，杨国忠为右相。哥舒翰、安禄山并入朝。高适随翰至京师。岁晚，岑参赴安西（？）。

公四十一岁。在长安。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进封西岳赋表》：“委学官试文章，再降恩泽，仍猥以臣名实相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留赠崔于二学士》：“天老书题目，春官验讨论。倚风遗路，随水到龙门。竟与蛟螭杂，空闻燕雀喧。青冥犹契阔，凌厉不飞翻。”《赠郑谏议十韵》：“使者求颜阖，诸公厌祢衡。”暮春，暂归东都。《留赠崔于二学士》曰：“故山多药物，胜概忆桃源。欲整还乡旆，长怀禁掖垣。”当是召试后暂还东都。其时盖在季春，故曰“胜概忆桃源”。按史，天宝十一载四月，御史大夫玉供赐死，礼部员外郎崔国辅坐供近亲，贬竟陵郡司马。国辅贬官在四月，则公赠诗自在四月以前，与诗正合。冬高适随哥舒翰入朝，与公暂集。俄复别去，公有诗送之。《旧书》：十一载冬，翰与安禄山并来朝，上使高力士设宴崔驸马山池。适盖同至京师；及其去归河西，公则作诗送之。

杨国忠为相，引鲜于仲通为京兆尹，事在本年十一月。公有《赠鲜于京兆》诗曰“早晚报平津”，望其荐于国忠也。又曰“破胆道前政，阴谋独秉钧”，谓李林甫也。夫林甫之阴谋，不待言，若国忠之奸，不殊林甫，公岂不知？且二人素不协，秉政以来，私相倾轧者久矣。今于林甫死后。将有求于国忠，则以见忌于林甫为言，公之求进，毋乃过疾乎？虽然《白丝行》曰：“已悲素质随时染。”又曰：“君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审其寄意所在，殆有悔心之萌乎！故知公于出处大节，非果无定见，与时辈之苟且偷合。执迷不悟者，不可同日语也。钱谦益曰：“少陵之投诗京兆，邻于饿死（按赠鲜于诗有“有儒愁饿死”之句），昌黎之上书宰相，迫于饥寒。当时不得已而姑为权宜之计，后世宜谅其苦心，不可以宋儒出处，深责唐人也。”此言虽出之蒙叟，然不失为平情之论。《投简咸华两县诸子》曰：“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比来公生计之艰若是！

天宝十二载癸巳（753）正月，京兆尹鲜于仲通讽选人为杨国忠立颂省门。八月，京师霖雨，米贵，出太仓粟减粜。是年，皇甫曾、张继、鲍防并登进士第。殷璠选《河岳英灵集》，起于永徽甲寅（654），讫于本年。

公四十二岁。在长安。首夏，同郑虔游何将军山林。《重过何氏五首》鹤注：“前云‘千章夏木清’，初游在夏；此云‘春风啜茗时’，重游在春矣。前属天宝十二载，此则当是天宝十三载。诗又云‘何日沾微禄’，乃是未授官时也，若十四载，则已授河西尉，又改率府胄曹矣。”多按又玩《游何将军山林》中“词赋工何益，山林际未赊；尽捻书籍卖，来问尔东家”等句，明是献赋不售后之词。然十一载季春归在东都，首夏未必能复来长安；诗又曰：“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是初夏景物，则不得为天宝十一载之作矣。鹤编在十二载，得之。次子宗武约生于此年秋。仇注：“至德二载，公陷贼中，有诗云：‘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此时宗武约计五岁矣。”多按据此则当生于本年。又《示宗武》曰：“十五男儿志。”黄鹤编在大历三年，今按当提前一年，编在大历二年。其时宗武年十五岁，则适当生于天宝十二载，与仇说至德二载年五岁合矣。《宗武生日》又曰：“高秋此日生。”

天宝十三载甲午（754）是年，户部奏郡县户口之数，为唐代之极盛。关中大饥。制举始试诗赋。元结、韩翃登进士第；独孤及举洞晓玄经科，登第。崔颢、元德秀卒。苏源明入为国子司业。陆贽生。

《曲江对酒》诗意

公四十三岁。在长安。进《封西岳赋》。黄曰：“是年二月，右相兼文部尚书杨国忠守司空，即《封西岳表》所云‘元弼司空’也。故知进表在是年。”按又有《时献纳使田澄》诗曰：“扬雄更有《河东赋》，唯待吹嘘送上天。”当是献赋前所投赠者。自东都移家至长安，居南城之下杜城。据《桥陵诗》，知是年秋后，自长安移家至奉先。然公家本在东都，其何时徙居长安，则诗中无明文可考。惟《遣兴三首》曰：“客子念故宅。三年门巷空。”（故宅，指东都之宅。验本诗可知）仇定此诗作于乾元元年，上数三年，则初离故宅时为天宝十四载。此明与《桥陵诗》所纪不合。十三载已自长安移家奉先，不得十四载始离东都至长安也。今定《遣兴》作于至德二载，则作诗时距本年（天宝十三载）适为三年，与《桥陵诗》无牴牾矣。又据《桥陵诗》，既知自长安移家至奉先，在天宝十三载秋后，再参以“三年门巷空”之句，则知公眷属自东都至长安，必在天宝十三载正月以后，十月以前。《秋雨叹》（卢编在天宝十三载）曰：“长安布衣谁与数，反锁衡门守环堵。”又曰：“稚子无忧走风雨。”（疑指宗文）知是年秋，公已置宅长安，妻子亦俱至也。《夏日李公见访》（旧但云天宝末作，兹定为天宝十三载）曰：“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曰：“孰谓吾庐幽。”知是年夏公有宅在长安也。诗中暗示，止于此际。移家长安，疑在天宝十三载之春。《遣兴》又云：“昔在洛阳时，亲友相追攀。送客东郊道，遨游宿南山。”知迎眷来京之役，公实亲任之。然本年诗中，不言归东都事，盖偶然失纪耳，考前此数年诗文中曰：“卖药都市，寄食朋友”（《进三大礼赋表》）曰：“垂老独漂萍。”（《赠张四学士》）曰：“此身饮罢无归处。”（《乐游园歌》）曰：“寄食于人，奔走不暇。”（《进雕赋表》）曰：“恐惧弃捐忍羁旅。”（《白丝行》）曰：“卧病长安旅次。”（《秋述》）皆言长安无家也。而十载在杜位宅守岁，十一载将归东都，《留别二学士诗》曰：“欲整还乡旆。”尤为前此未移家长安之明证。然《游何将军山林》曰：“尽捻书籍卖，来问尔东家。”《重过何氏》曰：“何日沾微禄，归山买薄田。”已萌置宅城南之念矣（《通志》：“少陵原，乃樊川北原，自司马村起，至何将军山林而尽……在杜城之东，韦曲之西。”）。《赠郑谏议》曰：“筑居仙缥缈，旅食岁峥嵘。”惟其有筑居之心而力不足，故有此叹。《曲江三首》曰：“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移居之决心，已明白表示矣。此皆十一二载之诗，足证其时移家之心虽切，然犹未能见诸事实。至《夏日李公见访》，始有“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及“孰谓吾庐幽”之语。《桥陵诗》曰：“车感轲辞下杜。”下杜，即李公见访之处也。《长安志》云：下杜城在长安县一十五里，此曰“僻近城南楼”，正与下杜城之方位合，其证一也。《李公见访诗》又云：“展席俯长流。”而杜陵之樊乡有樊川，橘水自樊川西北流，经下杜城，赵曰“展席俯长流”，即当此地，其证二也。又《九日五首》曰：“故里樊川菊。”《哀江头》原注曰：“甫家居在城南。”与赴奉先前所居之处，及李公见访之处皆合，故知公之自称“杜陵野老”，实因尝居其地，非徒循族望之旧称也。因田梁丘投诗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唐制，从军岁久者，得为大郡。公交游中如高适、岑参辈，皆以不得志于中朝，乃走绝塞，投戎幕，以为进身之阶。是时开人握重兵，位极功高，威名震中外者，哥舒翰、安禄山耳，翰为人尤权奇倜傥，已然诺，纵蒱好酒，有任侠风；又能甄用才俊，并世文士，如严开、高适、吕烟、萧昕，皆辟置幕下，委之军务。自李林甫死，杨国忠当国。

公仍不见用，再三献赋，复不蒙省录。至是遂欲依翰，故因翰判官田梁丘投诗以示意，又别为诗赠田，乞为夤缘。《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云：“防身一长剑，将欲倚崆峒。”此投诗之主旨也。《赠田判官》诗云：“陈留阮瑀争谁长，京兆田郎早见招。麾下赖君才并美。独能无意向渔樵？”仇注：“阮瑀指高适。适本封丘尉，与陈留相近。他章云‘好在阮元瑜’可证。高之入幕，必由田君所荐，故云早见招而幕下赖之。留意渔樵，公仍望其汲引也。”陈廷敬曰：“考《王思礼传》，天宝十三载，吐谷浑苏毗王款塞，明皇诏翰应接。旧注以此当降王款朝（按《赠田》诗中有此语），是也。其谓报命而入朝，此意料之词，不见确据。考《帝纪》及《翰传》，天宝十三载，无翰入朝事。是年，翰遘风疾，因入京，废疾于家。田盖以使事入奏。当在翰未疾之先，非随翰入朝也。公所投诗，当是一时作，或即因田而投赠于翰也。”多按《旧唐书·方伎·金梁凤传》：“天宝十三载，客于河西……时因哥舒翰为节度使，诏入京师。”陈谓天宝十三载无翰入朝事，未确。其云因田投诗于翰，则是也。岁中，张洎自卢溪召还，再迁为太常卿。公复上诗求助。《赠张卿》诗：“萍泛无休日，桃阴想旧蹊。吹嘘人所羡，腾跃事仍睽……顾深惭锻炼，才小辱提携。”朱注：“洎必尝荐公而不达，故有吹嘘、提携等句。”多按前此（约当天宝九载）尝赠张诗。张之荐公，当在其时。前诗云“傥忆山阳会”，此诗亦云“桃阴想旧蹊’，张必公之旧交。此诗又曰：“几时陪羽猎，应指钓璜溪。”是仍望其汲引也。又进《雕赋》，表中词益哀激。仇注：“表中云自七岁缀笔，向四十年，其年次又在进《三大礼赋》后，应是天宝十三载所作。”又云：“公三上赋而朝廷不用，故复托雕鸟以寄意。”秋后，淫雨害稼，物价暴贵，公生计益艰。本年春日作《醉时歌》曰：“杜陵野客人更嗤，被揭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然此特醉中作歌，一时豪语耳。《进封西岳赋表》云：“退尝困于衣食。”《进雕赋表》云：“衣不盖体，尝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则庶几近实。《示从孙济》云：“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飨。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其论。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似是乏食之际，屡从济就食，因见猜疑，而有此作，其事可笑，其情尤悲。《秋雨叹》云：“城中斗米换衾禂。”就食于济，盖即在其时。遂携家往奉先，馆于廨舍。《桥陵诗》：“车感轲辞下杜，飘摇凌浊泾。诸生旧短褐，旅泛一浮萍。荒岁儿女瘦，暮途涕泗零。主人念老马，廨署容秋萤。流寓理岂惬？穷愁醉不醒。”按曰：“荒岁儿女瘦”，明此行携家与俱。公妻子已于本年至奉先，故明年得自京赴奉先就妻子也。

天宝十四载乙未（755）十一月，安禄山反，陷河北诸郡；郭子仪为朔方副节度使。十二月东京陷，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守潼关，高适拜左拾遗，转监察御史。王昌铃为闾丘晓所杀。

公四十四岁。在长安。岁中往白水县。今陕西关中道白水县，唐属左冯翊同州。省舅氏崔十九翁。时崔为白水尉。九月，同崔至奉先。公夫人杨氏。《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之杨奉先，疑即其内家之为奉先令者。公自去秋移家来奉先，即依此人。公与杨若非亲近，则妻子岂得寄寓于廨署？十月，归长安，授河西尉，不拜。《夔府咏怀》：“昔罢河西尉，初兴蓟北师。”河西县故城在今云南河西县境。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官定后戏赠》：“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飚。”公辞尉就率府，取其逍遥，得以饮酒狂歌耳。然亦不得已，故有回首故山之慨。《去矣行》：“野人旷荡无面见颜，岂可久在王侯间？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盖既得官后。又未尝一日不思去也。十一月，又赴奉先探妻子，作《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岁暮，丧幼子。见《咏怀五百字》。

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丙申（756）正月，安禄山僭号于东京。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大使。六月，哥舒翰战败于灵宝西，禄山陷潼关。玄宗奔蜀，出延秋门，次马嵬，陈玄礼杀杨国忠，贵妃自缢。禄山陷京师。七月，上传位于太子（起居舍人知制诰贾至撰册），改元，李泌至灵武，回纥、吐蕃请助国讨贼。八月，安禄山取长安乐工犀象诣洛阳，宴其群臣于凝碧池。十月，房琯为招讨节度使，与贼战于陈陶斜，败绩。永王璘反，率兵东下，引李白为僚佐。十二月，高适为淮南节度使，讨永王璘。是年，岑参领伊西北庭度支副使。郎士元、皇甫冉登进士第。

公四十五岁。岁初在长安。有《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及《晦日寻崔戢李封》诗。五月，至奉先避难，携家往白水，寄居舅氏崔少府高斋。《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备三十韵》曰：“客从南县来……况当朱炎赫。”钱笺：“《寰宇记》：‘蒲城县，本汉重泉县地，后魏分白水县，置南白水县，以在白水之南为名，废帝三年改为蒲城，开元中改为奉先。’公从奉先来，循其旧名，故曰‘南’。”诗又曰：“高斋坐林杪，信宿游衍阒……始知贤主人，赠此遣愁寂。”六月，又自白水，取道华原。《三川观水涨二十韵》：“我经华原来。”三川县属鹿州。赴鹿州。今陕西榆林道鹿县。至三川县同家洼，寓故人孙宰家。《元和郡县志》：“同州白水县，汉彭衙县地。”各注谓彭衙属鹿州，非也。公《彭衙行》曰：“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盖述初发白水时情景也。同家洼则途中所经地，故人孙宰居焉，因留其家。《彭衙行》述此行避乱之颠末甚悉，曰：“……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参差谷鸟吟，不见游子还。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以上叙初发白水，途中儿女颠连之苦。）一旬半雷雨，泥泞相攀牵。既无御雨备，径滑衣又寒。有时经契阔，竟日数里间。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边烟。（以上叙雨后行蹇、困顿流离之状。）少留同家洼，欲出芦子关。故人有孙宰。高义薄曾云。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从此出妻孥。相视涕阑干。众雏烂慢睡，唤起沾盘飨——‘誓将与夫子，永结为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欢。”（以上叙孙宰晋接及周恤之情谊）又《三川观水涨二十韵》所纪亦同时事，诗曰：“我经华原来，不复见平陆。北上惟土山，（按《元和郡县志》：“土门山在华原县东南四里。”）连天走穷谷。火云出无时，飞电常在目。自多穷岫雨，行潦相豗蹙。蓊匌川气黄，群流会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谓阴崖踣——恐泥窜蛟龙，登危聚麋鹿。枯查卷拔树，礧磈共充塞。声吹鬼神下，势阅人代速……”按前诗言途中苦雨，此亦言多雨而致川涨，所指宜即一事。闻肃宗及位灵武，即留妻子于三川。后有《述怀》诗曰：“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孑身从芦子关奔行在所。途中为贼所得，遂至长安。九月，于长安路隅，遇宗室子弟乞舍身为奴，感恸作《哀王孙》。

工部祠里供奉的杜甫塑像

至德二载丁酉（757）二月。肃宗幸凤翔。永王璘败，李白亡走彭泽，坐系浔阳狱。九月，收西京。十月，尹子奇久围睢阳，城陷。张巡、许远死之。收东京，肃宗自凤翔还长安。苏源明知制诰。十二月，上皇自蜀至，居兴庆宫。大封蜀郡灵武扈从功臣；隐贼官六等定罪，郑虔、王维、储光羲、卢象、李华等皆贬官。是年刘长卿为鄂州观察使。因吴仲孺诬奏，贬南巴尉。高适下除太子少詹事，归东都严维、顾况登进士第。

公四十六岁。春陷贼中，在长安，时从赞公苏端游。赞公，大云经寺僧，尝以青丝履白氎巾赠公。《雨过苏端》：“杖藜入春泥，无食起我早。诸家忆所历，一饭迹便扫。苏侯得数过，欢喜每倾倒。”又曰：“况蒙霈泽垂，粮粒或自保。”可知陷贼之际，公衣食颇仰给于此二人也。同年三月作《喜晴》曰：“春夏各有实，我饥岂无涯？”《送程录事还乡》曰：“内愧突不黔，庶羞以赒给。”四月，自金光门出，间道窜归凤翔。后有诗题：“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诗曰：“此道昔归顺，西郊胡骑繁。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述途中危险也；又曰：“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志归后之欢欣也，《述怀》：“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即史所谓“羸服窜归”者也。五月十六日，拜左拾遗。钱笺：“甫拜拾遗，在至德二载五月十六日，命中书侍郎张镐介赍符告谕，今湖广岳州府平江县裔孙杜富家，尚藏此敕。敕用黄纸，高广可四尺，字大二寸许，年月有御宝，宝方五寸许。”按敕文载林铜《来斋金石考略》称：“襄阳杜甫（云云）。”白居易为左拾遗时赋诗曰：“岁愧俸钱三十万。”是月，房琯得罪，公抗疏救之。肃宗怒，诏三司推问。张镐、韦陟等救之。仍放就列。本传：“甫与房琯为布衣交。琯以客董庭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推问。宰相张镐救之，得解。”公《祭房公文》曰：“拾遗补阙，视君所履。公初罢印，人实切齿。甫也备位此官，盖薄劣耳。见时危急，敢爱生死？君何不闻，刑欲加焉？伏奏无成，终身愧耻。”集中又有《谢敕放三司推问状》，文繁不录。又《壮游》曰：“备员窃补衮，忧愤心飞扬。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斯时伏青蒲，廷诤守御床。君辱敢爱死，赫怒幸无伤。”《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曰：“迟暮宫臣忝，艰危衮职陪。扬镳随日驭，折槛出云台。罪戾宽犹活，干戈塞未回。”《建都十二韵》曰：“牵裾恨不死，漏网辱殊恩。”并指此事。按《唐书·韦陟传》，陟亦尝奏公言不失谏臣体，帝由是疏之。则当时论救者，不独一张镐矣。六月同裴荐等四人荐岑参。为《补遗荐岑参状》一首今载集中。闰八月，墨制放还鄜州省家。《北征》：“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按朔日也）。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顾渐私恩被，诏许归蓬荜。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于是徒步出凤翔至分州，始从李嗣业借得乘马。见《徒步归行》。归家，卧病数日，《北征》：“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作《北征》。十一月，自鄜州至京师，《收京三首》仇注曰：“此当是至德二载十月，在鄜州时作。诗云：‘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此明是在家闻诏。按肃宗于至德元年七月十三日甲子即位灵武，制书大赦；二年十月十九日，帝还京；十月二十八日壬申，御丹凤楼下制，前后两次闻诏，故云‘又下’也。是时公尚在鄜州，其至京当在十一月。《年谱》谓十月扈从还京，与诗不合。当以公诗为正。至于上皇回京，十二月甲寅之赦，又在其后，旧注错引。”

乾元元年戊戌（758）正月，刘长卿摄海盐令。春，贾至出为汝州刺史。四月，上亲事九庙。六月，贬房琯为分州刺史，下制数其罪，刘秩、严武等俱贬。七月，高适出为彭州刺史。是年，李白流夜郎。苏端登进士第。

公四十七岁。任左拾遗。春，贾至、王维、岑参皆在谏省。时贾王并为中书舍人，岑为右补阙，时共酬唱。《寄贾至严武五十韵》述居谏省时生活最详，曰：“月分梁汉米，春给水衡钱。内蕊繁于缬，官莎软胜绵。恩荣同拜手，出入最随肩。晚著华堂醉，寒重绣被眠。辔齐兼秉烛，书枉满怀笺。”时毕曜亦在京师，居公之邻舍。《逼侧行赠毕四曜》：“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怜邻里间，十日不一见颜色。（鹤注：此当是乾元元年春在谏院作，故诗中有朝天语。）《赠毕四曜》：“同调嗟谁惜，论文笑自知。”（鹤注：“乾元二年，公在秦州，有贺毕曜除监察御史诗，今云宦卑，是尚未迁官时作，当在乾元元年。”）四月，上亲享九庙，公得陪祀。《往在》：“前春礼郊庙，祀事亲圣躬。微躯忝近臣，景从陪群公。登阶捧玉册，峨冕聆金钟。侍祠恧先路，掖垣迩濯龙。”仇曰：“《唐史》：肃宗还京，在至德二年十月，其亲享九庙及祀圜丘，在乾元元年四月。鹤注谓‘前年春’，疑误。”六月，房琯因贺兰进明谮，贬为分州刺史；公坐琯党，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客岁四月，自京出金光门，间道窜归凤翔，至本年六月，即因谮左迁，仍出此门，抚今思昔，感慨赋诗。诗曰“移官岂至尊”，指贺兰进明也。到华州后一月，有《早秋苦热堆案相仍》诗曰：“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常愁夜来皆是蝎，况乃秋后转多蝇。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王嗣爽曰：“州牧姓郭，公初至，即代为试进士策问，与进灭绝寇状，不过挟长官而委以笔札之役，非重其才也。公厚于情谊，虽邂逅一饮，必赋诗以致感佩之私……郭与周旋一载，公无只字及之，其人可知矣。”是秋，尝到蓝田县访崔兴宗、王维。蓝田距华州八十里。县东南有蓝田山，又名玉山，一名东山，崔兴宗、王维别墅并在焉。（即辋川别墅，王维《辋川别业》：“不到东山向一年。”）公《九日蓝田崔氏庄》，黄鹤编在乾元元年。又有《崔氏东山草堂》，与前诗同时作。诗云：“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给事即王维也。维晚年得宋之问辋川别墅，在张通儒囚禁之后，其复拜给事中，在乾元元年，明年则转尚书右丞矣。诗曰“柴门空锁”，是未遇维也，故后《解闷十二首》云：“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时裴迪应亦在蓝田，不知与公相见否。冬末，以事归东都陆浑庄，尝遇孟云卿于湖城县城东。初遇云卿，不知在何时。有诗题曰：“冬末以事之东都，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鹤注云：“当是乾元元年冬，自华州游东都作。”诗云：“疾风吹尘暗河县，行子隔手不相见。湖城城东一开眼，驻马偶识云卿面……”

乾元二年己亥（759）岑参自右补阙转起居舍人，寻署虢州长史。王维转尚书右丞。李白至巫山，遇赦释还。权德舆生。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公四十八岁。春，自东都归华州，途中作“三吏”“三别”六首。时属关辅饥馑，遂以七月弃官西去，度陇，赴秦州。按《旧唐书》：“乾元二年四月癸亥，以久旱徙市雩祭祈雨。”《通鉴》：“时天下饥馑，九节度围邺城，诸军乏食，人思自溃。”此与公诗《夏日叹》正合。《唐书》本传：“甫为华州司功，属关辅饥，弃官客秦州。”盖是时东都残毁，既不可归。长安繁侈，又难自存。（在秦州《寄高岑三十韵》：“无钱居帝里、尽室在边疆。”惟秦州得雨，秋禾有收。）《遣兴三首》：“耕田秋雨足，禾黍以映道。”《赤谷西崦人家》：“径转山田熟。”《雨晴》：“久雨不妨农。”因携家徙居焉。至秦，居东柯谷。《通志》：“东柯谷，在秦州东南五十里，杜甫有祠于此。”宋粟亭令王知彰记云：“工部弃官，寓东柯谷侄佐之居。”赵叟曰：“《天水图经》载秦州陇城县，有杜工部故居。及其侄佐草堂，在东柯谷之南麦积山瑞应寺上。”按公以七月至秦州，十月赴同谷，此所记皆因暂寓而言之耳。《秦州杂诗》：“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偏宜粟，阳坡可种瓜。”又曰：“东柯好崖谷，不与众峰群，落日邀双鸟，晴天卷片云。”——东柯景物，见于公诗者，略如此。是时，有《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寄李白二十韵》。李时被罪，在谪戍中。又有寄高适，岑参、贾至、严武、郑虔、毕曜、薛据及张彪诗。时赞公亦谪居秦州。《宿赞公土室》：“数奇谪关塞。”《宿赞公房》：“放逐宁违性。”《别赞上人》：“赞公释门老，放逐来上国。”赵仿曰：“赞公亦房相之客，时被谪秦州，公故与之款曲如此。”按史称房琯好谈佛老，赵说是也。尝为公盛言西枝村之胜，因作计卜居。置草堂，未成，会同谷宰来书言同谷可居，遂以十月，赴同谷。《寄赞上人》：“近闻西枝西，有谷衫黍稠。亭午颇和暖，石田又足收，……徘徊虎穴上，面势龙泓头。”卢注：“西枝西曰‘有谷’，定指同谷。‘近闻’，必指同谷邑宰书。公《至同谷界》：‘邑有贤主人，来书语绝妙。’此可相证。《同谷七歌》云：‘南有龙兮在山湫。’后《发同谷诗》云：‘停骖龙潭云，回首虎崖石’，诗云虎穴龙泓，指此无疑。”按公既居东柯，其地有山水之胜，瓜粟之饶，尝思终老矣。故《秦州杂诗》曰：“东柯遂疏懒，休镊鬃毛斑。”曰：“采药吾将老，儿童未遣闻。”曰：“为报鸳行旧，鹪鹩在一枝。”然此一时之感想也。《秦州杂诗》开章便云：“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此指侄佐也。《示侄佐》原注：“佐草堂在东柯谷。”佐居东柯，公来秦可依者惟此人。故亦居东柯。）《佐还山后寄三首》曰：“旧谙疏懒叔，须汝故相携。”《示侄佐》曰：“自闻茅屋趣，只想竹林眠。”又尝索佐寄米寄薤。（《佐还山后寄三首》：“白露黄粱熟……颇觉寄来迟。”“甚闻霜薤白，重惠意如何？”）又有《阮隐居致薤三十束》诗。此皆可证是时生计，仍仰给于人，则秦州之居终非长久计矣。《发秦州》一篇，于会去东柯就同谷之理由，言之綦详，诗曰：“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汉源十月交，天气如凉秋。草木未黄落，况闻山水幽。栗亭（栗亭镇，属成州同谷县）名更嘉，下有良田畴。充肠多薯蓣，崖蜜亦易求。密竹复冬笋，清池可方舟。虽伤旅寓远，庶遂平生游（按此上言同谷之当居）。此邦俯要冲，实恐人事稠。应接非本性，登临未稍优。溪谷无异石，塞田始微收。岂复慰老夫，惘然难久留（按此上言秦州之当去）。”途经赤谷、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龛、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皆有诗。至同谷，居粟亭。钱谦益曰：“《寰宇记》：同谷县有栗亭镇。咸通中，刺史赵鸿刻石同谷，曰：‘工部题栗亭十韵，不复见。’鸿诗曰：‘杜甫《栗亭》诗，诗人多在口。悠悠二甲子，题记今何有？’”多按鸿又有《杜甫同谷茅茨》诗，咸通十四年作，曰：“工部栖迟后，邻家大半无。青羌迷道路，白社寄杯盂……”贫益甚，拾橡栗掘黄独以自给。《同谷七歌》：“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新唐书》本传：“甫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以同谷为秦州，误也，《七歌》第二章：“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写当时贫况，尤惨绝。居不逾月，又赴成都。《发同谷县》：“始来兹山中，休驾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始以为可休驾矣，乃生计之迫益甚，故不得不去之也。以十二月一日就道。《发同谷县》原注：“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陇右赴成都纪行。”经木皮岭、白沙渡、飞仙阁、五盘岭、龙门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岁终至成都。《成都府》：“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盖当下弦矣。窝居浣花溪寺。《酬高使君相赠》：“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成都记》：“草堂寺在府西七里，极宏丽。僧复空居其中，与杜员外居处逼近。”赵清献《玉垒记》：“公寓沙门复空所居。”按明年有《赠蜀僧闾丘师兄诗》，不知即其人否。时高适方刺彭州，公甫到成都，适即寄诗问讯。《酬高使君相赠》：“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疏。”《杜臆》以为故人指裴冕，恐非是。后有《卜居》诗云：“主人为卜林塘幽。”黄鹤、鲍钦止等亦皆以为是裴冕。顾宸曰：“裴若为公结庐，则诗题当标‘冀公’，而诗中亦不当以主人卜林塘一句轻叙矣。”按顾说是也。史称裴冕无学术，又贪嗜货利，其人鄙陋，恐非能知公者。后又有《寄裴施州》诗，朱鹤龄已证其别为一人。则公与裴始终未尝发生关系也。此后《江村》诗云：“但有故人供禄米。”《狂夫》云：“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当与前是一人，其姓氏则不可考耳。或以为即高适，未闻其审。

上元元年庚子（760）高力士配流巫州。高适改蜀州刺史。元结撰《箧中集》。

公四十九岁。在成都。春卜居西郭之浣花里。《寰宇记》：“浣花溪，在成都西郭外。属犀浦县。”表弟王十五司马遗赀营造，徐卿（疑即知道）、萧实、何邕、韦班（应物侄）、三明供果木栽，开岁始事。《寄题江外草堂》：“经营上元始。”季春落成。《堂成》：“频来语燕定新巢。”按《寄题江外草堂》：“诛茅初一亩，广地方连延……敢谋土木丽，自觉面势坚。亭台随高下，敞豁当清川。”《绝句漫兴九首》：“野老墙低还是家。”此草堂结构之大概也。《送韦郎司直归成都》原注：“余草堂在成都西郭”；《绝句三首》：“茅堂石笋西”（石笋街在成都西门外）；《西郊》：“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堂成》：“背郭堂成荫白茅。”《遣闷呈严二十韵》：“南江绕舍东”；《卜居》：“浣花流水水西头”；《狂夫》：“万里桥西一草堂”；《怀锦水居止》：“万里桥南宅”；《遣闷呈严二十韵》：“西岭纡村北”；《怀锦水居止》：“雪岭界天白”；《怀锦水居止》又曰：“百花潭北庄”；《狂夫》：“百花潭水即沧浪”。据此则草堂背成都郭，在西郊碧鸡坊石笋街外，万里桥南，百花泽北，浣花溪西，而北望则可见西岭也。陆游云：“少陵有二草堂，一在万里桥西，一在浣花，皆见于诗中。”按公实无二草堂，放翁在蜀久，顾不辨此，何哉？宋京《草堂诗》云：“野僧作屋号‘草堂’，不是柴门旧时处。”放翁必以野僧所营者误为公之草堂矣。时韦偃寓居蜀中，尝为公画壁。见《题壁上韦偃画马歌》。又有《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梁氏亦编在上元元年成都诗内。然玩诗意，当是公见宰此图而作歌，图非公所有也。《戏为韦偃双松图歌》亦此类。初秋。暂游新津，晤裴迪。《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御》鹤注：“此必公暂如新津，与裴同至寺中，故有此作。当在上元元年。蜀至成都才数百里，故可唱和也。”多按诗云：“吟诗秋叶黄，蝉声集古寺。”则是作于初秋，然《赠闾丘师兄》《泛溪》《南邻》《野老》诸诗，皆作于成都，而时序与和裴诗略同，知公在新津未尝久留也。秋晚，至蜀州，晤高适。《奉简高三十五使君》：“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天涯喜相见，披豁对吾真。”仇曰：“高由彭州刺蜀州，公时在蜀。《年谱》云：‘上元元年，间常至蜀州之青城新津。’是也。”冬，复在成都。《建都》《村夜》以下诸诗可证。

上元二年辛丑（761）二月，崔光远代李若幽为成都。三月，段子璋反于东川，陷绵州，东川节度使李奂奔成都。五月，崔光远擒子璋，牙将花惊定恃功大掠。十二月，严武为成都尹。是年，王维卒。

《少陵草堂碑》

公五十岁。居草堂。开岁又往新津，二月归成都。《题新津北桥楼》《游修觉寺》，朱氏并编在上元二年，前诗云：“望极春城上”，后诗云：“吾得及春游”，知本年春，公又在新津。然《漫成二首》曰：“江皋已仲春”，《春水生二绝》曰：“二月六夜春水生”；《绝句漫兴九首》曰：“二月已破三月来”；《春水》曰：“三月秋花浪”；《江亭》曰：“寂寂春将晚”；并《寒食》首皆成都诗，旧皆编在上元二年。故知公再游新津，必在是年二月前，其返成都，则至迟在二月初也。秋至青城。《野望因过常少仙》：“秋望转悠哉，竹覆青城合，……”草堂本编在上元二年。旋又归成都。鹤注《石犀行》：“上元二年秋八月，灌口损户口，故作是诗。”（石犀在成都府城南三十五里）又《楠树为风雨所拔叹》，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草堂本并编在上元二年成都诗内。是时多病。《一室》：“巴蜀来多病。”生计艰窘。《百忧集行》：“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笑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鹤据诗中“只今倏忽已五十”句，定为上元二年所作。同时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赴青城县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重简王明府》《一室》《病柏》《病橘》《枯棕》《枯楠》诸诗，意绪并同，皆客寓穷愁之感，知是时公生计又颇艰也。《百忧集行》“强将笑语供主人”句，黄鹤以为指崔光远，史云光远无学仕气，宜与公不相合也。始有迁地吴楚之念。《一室》：“巴蜀来多病，荆蛮去几年？应同王粲宅。留井岘山前。”《逢唐兴刘主簿弟》：“轻舟下吴会，主簿意如何？”盖欲约刘东下，故问之。冬，高适至成都，尝同王抡过草堂会饮。有诗题“王十七侍御抡许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诗，便请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后又有《王竟携酒高亦同过》诗。

代宗宝应元年壬寅（762）四月，玄宗肃宗相继崩，代宗即位。七月，严武召还，高适为成都尹；徐知道反，以兵守剑阁，武不得出。八月，知道为其下所杀。是年，李白卒。李阳冰编白集，郎士元补渭南尉。

公五十一岁。自春至夏，居草堂。与严武唱和甚密，武时有馈赠。见《谢严中丞送青城道乳酒》及《严公仲夏枉驾兼携酒馔》等诗。七月，送严武还朝，以舟至绵州，抵奉济驿，登陆，遂分手而还。《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郭知达本注：“奉济驿在绵州口三十里。”会徐知道反，道阻，乃入梓州。《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原注：“时王在梓州……”诗云：“群盗无归路，衰颜会远方。”盖将赴梓州时作也。《从事行》：“我行入东川（东川节度使治所在梓州，）十步一回首。成都乱罢气萧索，浣花草堂亦何有？”秋末，回成都迎家至梓。仇曰：“《年谱》谓宝应秋末，公回成都迎妻子。遍考诗中，无一语记及，知公未尝回成都矣。”多按《寄题江外草堂》，黄鹤编在广德元年。李泰伯云公在梓州，怀思草堂而作是诗。诗曰：“偶弃老妻去，惨澹凌风烟。”似指徐知道乱后，携家出成都事。然则公实尝回成都取家矣。仇又据《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诗“熟知江路近，频为草堂回”之句，以为迎家至梓，必弟占代任其事。不知“频为草堂回”，乃公嘱弟之语，意甚明，与迎家至梓事何涉？又按明年《九日》诗云：“去年登高杯郪县北。”郪县，梓州治也。九日，登高于县北，则赴成都迎妻子，必在重九后，《谱》云秋末赴成都，盖有据也。然颇有东游之意。《奉赠封洪李四丈》：“东征下月峡，挂席穷海鸟。万里须十金，妻孥未相保。”十一月，往射洪县。《野望》：“仲冬风日始凄凄。”又曰：“射洪春酒寒仍绿。”知至射洪时，正十一月也。到金华山玉京观，寻陈子昂读书堂遗迹。《冬到金华山观因得陈公学堂遗迹》：“陈公读书堂，石柱仄青苔。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按李、杜、韩、柳皆推重子昂（见李阳冰《太白集序》，韩愈送《孟东野序》及《荐士》诗，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序》），而公倾心尤甚。在绵州时《送梓州李使君之任》诗云：“遇害陈公殒，于今蜀道怜。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陈拾遗故宅》云：“位下曷足伤，所贵者圣贤。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他人但称其文字复古之功，公独兼颂其人格之伟大，可以占其怀抱矣。又访县北东武山子昂故宅。《陈拾遗故宅》：“拾遗平昔居，大屋尚修椽。悠扬荒山日，惨澹故园烟。”又：“彦昭超玉价，郭震起通泉。到今素壁滑，洒翰银钩连。”盖赵彦昭、郭元振题壁尚在也。旋复南之通泉县，访郭元振故居，于庆善寺观薛稷书画壁。鹤注《过郭代公故宅》：“郭公，魏州贵乡人，宅在京师宣阳里。今云故宅。当是尉通泉时所居。”《观薛稷少保书画壁》云：“画藏青莲界，书入金榜悬。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又挥西方变。发地扶屋椽。惨澹壁飞动，到今色未填。”《舆地纪胜》：“薛稷书‘慧普寺’三字，径三尺许，在通泉县庆善寺聚古堂。”米芾《海岳名言》：“薛稷书‘慧普寺’，老杜以为‘蛟龙岌相缠’。今见其本，乃如奈重儿握蒸饼势，信老杜不能书也。”又曰：“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诗云：‘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今有石本，得视之，乃是勾勒，倒收笔锋，笔笔如蒸饼。‘普’字如人倔两拳，伸臂而立，丑怪难状。”赵曰：“稷书‘慈普寺’三字乃真书，傍有赑屃缠捧，此其‘蛟龙岌相缠’也。稷所画西方变相则亡。”张远注：“‘发地扶屋椽’，谓西方之像起自地面，直至屋椽。”又于县署壁后观稷所画鹤。见《通泉县署壁后捧少保画鹤》诗。《名画录》：“又蜀郡亦有（稷）鹤并佛像菩萨等，传于世，并称神品。”

广德元年癸卯（763）岁初，岑参自虢州长史入为太子中允。夏，章彝守梓州。八月，房琯卒。秋后，高适御吐蕃无功。十月，吐蕃陷长安，代宗幸陕州。是年，元结除道州刺史。耿登进士第。

公五十二岁。正月，在梓州，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便欲还东都，俄而复思东下吴楚。《春日梓州登楼二首》：“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仇曰：“盖恐北归未能，转作东游之想也。”按《春晚有双燕》诗曰：“今秋天地在，吾亦离殊方。”亦指东游而言也。间尝到阆州，因游牛头、兜率、惠义诸寺。既归梓，又因送辛员外，至绵州。仇注《巴西驿亭观江涨呈窦使君二首》曰：“宝应元年夏，公送严武至绵州，广德元年春，公在梓州，有《惠义寺送辛员外》诗，中云‘细草残花’，盖春候也；末云‘宜到绵州’，盖重至绵州矣。此诗末章言春暮，正其时也。今依黄鹤编在广德元年春绵州作。黄谓《年谱》脱漏，是也。”多按自惠义寺送辛员外同至绵州，寺在郏县北，而郏县即梓州治。则是归梓州后，再至绵州也。自绵归梓。《涪城县香积寺官阁》：“寺下春江。”《涪江泛舟送韦班归京》：“伤春一水间。”与前绵州诗节候同。涪城在梓州西北五十五里，绵州又在涪州西北，故知至绵州后，尝归梓州，盖涪城为自绵归梓必经之地也。又往汉州。《旧（唐）书·房琯传》：“宝应二年（即广德元年）四月，拜特进刑部尚书。”公《陪王汉州留杜绵州泛房公西湖》云：“旧相恩追后。”《得房公池鹅》云：“为报笼随王右军。”（以房公在途次也）朱云二诗：“俱及房公赴召，则广德元年春，公尝至汉州矣。旧《谱》不书，略也”。仇曰：“今按《唐书》谓召琯在宝应二年之夏……恐误也。据此诗，春末盖已赴召矣。”夏返梓州。时章彝为刺史。公《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曰：“绝域长夏晚。”又曰：“屡食将军第，仍骑御史骢。”知夏日，会复在梓也。初秋，复别梓赴阆。九月，祭房琯。琯以八月卒于阆州，公祭文题九月致祭。秋尽，得家书知女病，因急归梓。《客旧馆》旧次在广德元年梓州诗内，诗有“初秋别此亭”及“寒砧昨夜声”之句。仇曰：“《年谱》谓秋往阆州，冬晚复回梓州。据此诗，则是初秋别梓，秋尽复回也。”多按仇说是矣。《发阆州》曰：“女病妻忧归意急，秋花锦石谁能数？别家三月一书来，避地何时免愁苦！”别家三月，与初秋别梓，秋尽复回，时期正合。十一月，将出峡为吴楚之游。《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鹤编在广德元年十一月，云是代宗未还京时作，故诗云：“重见衣冠走”；“黄屋今安否。”按公蓄念出峡，见于诗者，始自上元二年之秋。自是吟咏所及，数见不鲜。至本年春作《双燕》曰：“今秋天地在，吾亦离珠方。”同时《短歌行送祁录事归合州因寄苏使君》曰：“君今起舵春江流，余亦沙边具小舟。幸为达书贤府主，江花未尽会江楼。”江花，荷花也。秋晚自阆州归。作《客旧馆》曰：“无由出江汉，愁绪日冥冥。”则行期已届，犹不果就道，因而兴叹也。本年冬作《桃竹杖引》曰：“老夫复欲东南征，乘涛鼓枻白帝城。”则行期虽误，而东行之念，犹无时或忘也。至是而亲朋馈赆，行资已备。（《留别章使君》曰：“相逢半新故，取别随薄厚。”）且已赋诗取别，则居然启程有日矣。王嗣爽曰：“章留后，所为多不法，而待杜特厚，公诗屡谏不悛，想托词避去，乃保身之哲。不欲以数取疏也。不然，有此地主，不必去蜀，又何以别去，而终不去蜀耶？后章将入朝，公寄诗云‘江汉垂纶’，则公客阆州，去梓不远。”多按公蓄念出蜀，三年于兹。（《草堂》：“贱子且奔走，三年望东吴。”）踌躇至是，始果成行，想行旅所资，出于章留后之助居多。其所以卒抵阆而返者，则以严武回蜀故，初非始念所及也。谓公之于章，屡谏不悛，颇怀失望，则有之。若曰诡词去蜀，意在避章，诬公甚矣。后至阆州作《游子》曰：“巴蜀愁谁语，吴门兴杳然。”知公东游之行，非虚饰矣。矧其时方有功曹之补，徒因欲下峡，遂不赴召，则其立意之坚决，尚有何可疑？于是命弟占归成都检校草堂。公之来蜀，四弟唯占与俱，自客岁移家至梓，离草堂且一年矣，至是始命占往检校，临行示诗曰：“久客应吾道，相随独尔来。熟知江路近，频为草堂回。鹅鸭宜长数，柴荆莫浪开。东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其意盖终当归住草堂，故命弟频往检点，使勿就芜废。前此有《寄题江外草堂》诗，又有句云：“为问南溪竹。抽梢合过墙。”（《送韦郎司直归成都》原注：“余草堂在成都西郭。”）又云：“我有浣花竹，题诗顺一行。”（《送窦九归成都》）后此归至草堂有诗云：“不忍竟舍此，复来榛芜。”知此数年间，东西奔突，实无一日忘怀于草堂也。

《登高》诗意

广德二年甲辰（764）二月，严武再镇蜀。章彝罢梓州刺史东川留后，将入朝，严武因事杀之。三月，高适召还，为刑部侍郎，转左散骑常侍。九月，严武破吐蕃，拔当狗城；十一月，收吐蕃盐井城。是年，郑虔、苏源明相继卒。苏涣登进士第。

公五十三岁。春首，自梓州挈家东首出峡，先至阆州。后有自阆州携家却赴成都诗。公自成都移家至梓，在宝应元年。其自梓移阆，在何时，不见于诗。去秋因女病归家，时妻子犹在梓州。共来阆州当在本年春，意者此时作计出峡，必携家同行也。弟占独留在蜀，则《命占检校草堂诗》可证。会朝廷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以行程既定，不赴召。《别马巴州》原注：“时甫除京兆功曹，在东川。”《杜律演义》：“此必作于广德元年以后，盖不赴功曹之补，将东游荆楚，而寄别巴州也。”仇曰：“本传即指此。秋，居幕中，颇不乐，因上诗严武述胸臆。《遣闷呈严公二十韵》作于是年，诗曰“分曹失异同”，谓与僚辈不合也；又曰：“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不成寻别业，未敢息微躬。”谓礼数拘束，疲于奔走也。按周必大《益公诗话》：“韩退之《上张仆射书》云：‘使院故事，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抑而行之，必发狂疾。’乃知唐藩镇之属，皆晨入昏归，亦自少暇。如牛僧孺待杜牧，固不以常礼也。”遂得乞假暂归草堂。《到村》以下，多草堂诗。仇注《到村》曰：“此乞假而暂到村也。旧注谓是广德二年秋作。明年正月，遂辞幕归村矣。”今按上诗后乃准此假，想当然耳。是时，曹霸在成都，公作《丹青引》赠之。黄鹤定《韦讽宅曹将军画马图歌》《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两诗为广德二年作，此诗宜与同时。弟颖往齐州。《送舍弟颖赴齐州三首》，鹤定为广德二年秋成都作。诗曰：“两弟亦山东。”仇曰：“两弟谓丰与观。”多按大历元年有诗题曰：“第五弟丰独在江左，近三四载，寂无消息……”诗曰：“乱后嗟吾在。”又曰：“十年朝夕泪”，是丰自天宝乱后，至大历元年，流落江左，凡十年矣。丰既在江左，则本年诗云“两弟亦山东”者，丰必不与。诗盖言颖赴齐后，并观为两弟在山东耳。大历二年《元日示宗武》仍云：“不见江东弟，高歌泪数行。”（原注：“第五弟漂泊在江左，近无消息。”）而同时又有《远怀舍弟颖观》等诗，云：“阳翟空知处，荆南近得书。”以颖、观并提，知二人本同在一地，后乃分离，一往阳翟，一至荆南耳。此亦可作在山东者为颖与观之谓召补功曹，不至，在上元二年。王洙因之而误。蔡兴宗《年谱》编此诗在广德元年，亦尚未确。广德二年《奉待严大夫》诗云：‘欲辞巴徼啼莺合，远下荆门去鹢催。’此诗云：‘扁舟系缆沙边久，独把钓竿终远去。’两诗互证，知同为二年所作矣。《杜臆》谓欲适楚，以严武将至，故不果行，此说得之。”二月，且离阆东去，闻严武将再镇蜀，大喜，遂改计却赴成都。《自阆却赴蜀山行》云：“不成向南国，复作游西川。”《奉待严大夫》云：“殊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须济世才。常怪偏裨终日待，不知旌节隔年回。欲辞巴徼啼莺合。远下荆门去鹢催。身老时危思会面，一生襟抱向谁开！”《归成都途中》云：“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符。”按自严武去蜀，遽失所依，往来梓阆，彷徨久之。将欲出峡，则“孤矢暗江海，难为五湖游”（见《草堂》），将欲留居，则武夫暴厉，常有失身杯酒之虞（见《将适吴楚留别章留后》）。今闻严武再镇巴蜀，得重依故人，还居草堂，得非日暮穷途，意外之喜？故《却赴蜀山》诗（第三首）极言征途苦中之乐，《待严大夫》诗叙严武之还，《途中寄严》诗预拟归来情事，亦皆喜溢词表，而既归草堂，作诗，历数“旧犬喜我来”，“邻里喜我归”，“大官喜我来”，“城郭喜我来”，则直是乐不可支矣。三月，归成都。《春归》有“轻燕受风斜”语，黄鹤编在本年三月。六月，严武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见《新（唐）书》本传，《旧（唐）书》作上二年冬，误。《客堂》曰：“台郎选才俊，自顾亦已极。”又曰：“上公有记者，累奏资薄禄”，旁证。颖之初来成都，在何时，诗中不载。惟去年冬《命占检校草堂》诗云：“相随独尔来。”明其时颖尚未至。颖之至成都，必在本年无疑。送颖诗又曰：“诸姑今海畔。”考公《范阳卢氏墓志），审言之女，薛氏所出者，适魏上瑜、裴荣期、卢正均，皆前卒；卢氏所出者，一适京兆王佑，一适会稽贺扌为。此云在海畔，必贺氏姑也。岁晚，因事寄诗贾至。《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旧编在广德二年，以贾转礼部在是年，又知东都选也。张远注曰：“时唐十五必柱东都赴举，公故寄诗为之先容也。”是年，与严武唱和最密。

永泰元年乙巳（765）正月，高适卒。四月，严武卒。五月，郭英又为成都尹。九月，吐蕃、回纥入寇。十月，回纥受盟而还。郭英又为兵马使崔旰所杀，邛州牙将柏茂琳、泸州杨子琳、剑南李昌夔皆起兵讨奸，蜀中大乱。是年，韦应物授京化功曹，迁洛阳丞。令狐楚生。

公五十四岁。正月三日，辞幕府，归浣花溪。见《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自春徂夏，居草堂。黄庭坚《题杜子美浣花醉图》摹写公此时之生活，最精妙。诗曰：“拾遗流落锦官城，故人作尹眼为青。碧鸡坊西作茅座，百花潭水濯冠缨。故衣未补新衣绽，空蟠胸中书万卷。探道欲度羲黄前，论诗未觉《国风》远。干戈峥嵘暗寓县，杜陵韦曲无鸡犬。老妻稚子且眼前，弟妹漂零不相见。此公乐易真可人。园翁溪友肯下邻。邻家有酒皆邀去，得意鱼鸟来相亲。浣花酒舡散车骑，野墙无主看桃李。宗文守家宗武扶，落日蹇驴驮醉起。愿闻脱冠脱兜鍪，老儒不用千户侯。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五月，携家离草堂南下。《去蜀》曰：“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则此行欲往湖南也。去岁，自梓州东下。其目的地亦系湖南，《桃竹杖引》及《留别章梓州》诗可证。至嘉州。有《青溪驿奉怀张之绪》诗，驿在嘉州。《狂歌行赠四兄》曰：“今年思我来嘉州。”知先至嘉州，因四兄之召也。诗又曰：“女拜弟妻男拜弟。”知妻子同行也。六月，至戎州，《宴戎州杨使君东楼》云：“轻红擘荔枝。”当是其年六月作。黄鹤曰：“黄山谷《在戎州食荔枝》诗云：‘六月连山柘枝红。’可知荔枝熟于六月也。”多按明年《解闷十二首》曰：“忆过泸戎摘荔枝，青枫隐映石逶迤。”即指此役。曰青枫，是在秋前也。自戎至渝州，候严六侍御，不到，先下峡。有诗题如此。入秋，至忠州。《禹庙》云：“秋风落日斜。”忠州临江县南有禹祠（见《方舆胜览》），知至忠时已入秋。居龙兴寺院。时有《宴忠州使君侄宅》诗，而《题忠州龙兴寺所居院壁》曰：“空看过客泪，莫觅主人恩。”仇曰：“使君必失于周旋，故有客泪主恩之慨。”按陆游有《游龙兴寺吊少陵寓居》诗，原注曰：“寺门外，江声甚壮。”九月，至云安县。有《云安九日郑十八携酒陪诸公宴》诗。因病，遂留居云安。《别常征君》云：“卧病一秋强。”顾注：“永泰元年，自秋徂冬，公在云安，故云‘卧病一秋强。”多按《移居夔州作》：“伏枕云安县。”《客堂》：“栖泊云安县，消中内相毒。旧疾廿载来，衰年得无足。”《别蔡十四著作》：“巴道此相逢，会我病江滨。”《赠郑十八贲》：“水陆迷畏途。药饵驻修轸。”《客居》：“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论。卧愁病脚废……”《十二月一日三首》：“肺病几时朝日边。”“茂陵著书消渴长。”——此皆可证留居云安，因病故也。《杜鹃》：“值我病经年。”《峡中览物》：“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经春长薜萝。”《寄薛三郎中璩》：“峡中一卧病，疟疠经冬春。春复加肺病，此病盖有因。早岁与苏郑，痛饮情相亲。”——此可证明春犹未平复，不但“一秋强”也，又知得病之因，乃以早岁痛饮故耳。又合观前后诸诗，知病症有疟疠，有咳嗽（“病肺”），又因久病而脚废。馆于严明府之水阁。仇注《水阁朝霁简云安严明府》：“时公居严之水阁，故作诗以赠之。”多按《赠郑十八贲》曰：“数杯资好事，异味烦县尹。”县尹即严。既留居水阁，又为致异味，知严款待之殷。故《简严》诗云：“晚交严明府。”喜交友之得人也。又按水阁之形胜，考之诗中，亦有足征者：《水阁朝霁简严诗》曰：“东城抱春岑，江阁邻石面。”《客居》曰：“客居所居堂，前江后山根。下堑万寻岸，苍涛郁飞翻。葱青众木梢，邪竖杂石痕。”《子规》曰：“峡里云安县，江楼翼瓦齐。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十二月一日三首》曰“日满楼前江雾黄”，是也。

大历元年丙午（766）二月，杜鸿渐为东西川副元帅。秋后，柏茂琳为夔州都督。是年，岑参为嘉州刺史。窦叔向登进士第。薛据、孟云卿并在荆州。卢纶自鄱阳还京师约当此年。

公五十五岁。春，在云安。时岑参方为嘉州刺史，寄诗赠之。自乾元元年公与参同官两省，至大历元年，才九年，而诗云：“不见故人十年余。”此公误记耳。据杜确《岑参集》序，参自库部郎中出为嘉州刺史，杜鸿渐表为职方郎中、兼侍御史，列于幕府，无几，使罢，寓居于蜀。鸿渐以本年二月为东西川副元帅。公诗题寄岑嘉州，原注曰：“州据蜀江外。”则必作于二月以前。诗曰：“泊船秋夜始春草。”明指去年秋抵云安，至本年春，尚留居其地。诗作于大历元年春，益无疑矣。春晚，移居夔州。《移居夔州作》曰：“伏枕云安县，迁居白帝城。”此诗又曰：“春知催柳别。”《船下夔州郭别王十二》曰：“风起春灯乱。”而《客堂》诗，诸家亦系于本年，诗曰：“巴莺粉未稀。徼麦早向熟……漠漠春辞木。”知公移居夔州，时在春晚矣。初寓山中“客堂”。《客堂》：“舍舟复深山，窅窕一林麓。”《催宗文树鸡栅》：“喧呼山腰宅。”知堂在山中。《贻华阳柳少府》：“俱客古信州（按即夔州），结庐依毁垣。相去四五里，径微山叶繁。”又尝于墙东树鸡栅，堂下种莴苣，想其制必甚陋。《雨二首》云：“殊俗状巢居。”《赠李十五丈别》云：“峡人鸟兽居，其室附层巅。”元稹《通州》诗云：“平地才应一顷余，阁拦都大似巢居。”自注：“巴人都在山坡架木为居，自号‘阁拦头’，公今所居，即此类欤？秋日，移寓西阁。《中宵》：“西阁百寻余，中宵步绮疏。”《西阁雨望》：“滂沱朱槛湿，万虑倚檐楹。《秋兴八首》：“山楼粉堞隐悲笳。”《夜宿西阁呈元二十一曹长》：“稍通绡幕霁。”绮疏绡幕，朱槛粉堞，与前居之客堂，迥不侔矣。《不离西阁三首》：“江云飘素练，石壁断空青。沧海先迎日，银河倒列星。”则又特饶景物之胜。故诗又曰：“平生耽胜事，吁骇始初经。”盖题曰“不离西阁”者，不忍离也。仇从《杜臆》云有厌居西阁意，大谬。集中凡题“西阁”诸诗，所记物候，咸属秋冬，知秋始来居此。同时诗中又有“草阁”之名，一称“江边阁”，《杜臆》以为别是一处。以《解闷十二首》“草阁柴扉星散居”，及《暮春》“沙上草阁柳新暗”之句征之，或然。秋后，柏茂琳为夔州都督，公颇蒙资助。《峡口二首》原注：“主人柏中丞，频分月俸。”柏中丞，或误以为柏贞节，辨详王道俊《博议》。明年夏，有《园官送菜》及《园人送瓜》诗，皆茂琳所致者。是年，多追忆旧游之作。

《江畔独步寻花》诗意

大历二年丁未（767）皇甫冉迁右补阙。

公五十六岁。在夔州。春，自西阁移居赤甲。《赤甲》：“卜居赤甲迁居新，两见巫山楚水春。”《入宅三首》：“客居愧迁次，春色渐多添。花亚欲移竹，鸟窥新卷帘。”又曰：“乱后居难定，春归客未还。”知移赤甲在春。三月，迁居瀼西草屋。去年冬作《瀼西寒望》曰：“瞿塘春欲至，定卜瀼西居。”是居瀼西之意，自去冬始也。《小园》曰：“客病留因药，春深买为花。”是春深时始买宅，与《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及《卜居》“春耕破瀼西，桃红客若至”之句合也。《柴门》曰“约身不愿奢，茅栋盖一床”；《夔府咏怀一百韵》曰“茅斋八九椽”，曰“缚柴门窄窄”；《暇日小园散病》曰“及乎归茅宇”；《课竖子斫果林枝蔓》曰：“病枕依茅栋”——知是草屋也。《上后园山脚》曰“小园背高冈”；《柴门》曰“石乱上云气，杉清延明华”，《课伐木》曰“舍西崖峤壮。雷雨蔚含蓄”；《夔府咏怀一百韵》曰：“阵图沙北岸，市暨瀼西巅。（原注：峡人目市井泊船处曰“市暨”，江水横通山谷处，方人谓之“瀼”。）……堑抵公畦棱，村依野庙堧。缺篱将棘拒，倒石赖藤缠。”《课小竖斫果木枝蔓》曰：“篱弱门何向，沙虚岸只摧。”《小园》曰：“秋庭风落果，瀼岸雨颓沙。”《课伐木序》曰：“夔人屋壁列树白萄，镘为墙，实以竹，示式遏，为与虎近。”——宅周事物，无远近巨细，悉可考也。附宅有果园四十亩。明年出峡，以瀼西果园四十亩赠“南卿兄”。又有诗题“课小竖锄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秽净讫，移床三首”。又有《阻雨不得归瀼西甘林》诗。曰“果园”，曰“果林”，曰“甘林”，实即一处。果林在舍北，而《阻雨不得归甘林》曰“欲归瀼西宅，阻此江浦深”，则甘林亦在舍傍也。仇曰：“公瀼西诗，有‘果园’，有‘甘林’，果园四十亩，他日所举以赠人者。甘林则为治生计。所云‘客居暂封殖’者。《杜臆》谓朝行所视之园树，专指果园，于甘林无豫，故云‘丹橘黄甘此地无’。今按‘此地无’，正言柑橘之独盛。篇中‘林香’、‘出实’二语，明说丹橘矣。也可云甘林在果园之外乎？大抵分而言之，则甘林另为一区；合而言之，甘林包在果园之内。盖四十亩中，自兼有诸果也。”多按《夔府咏怀一百韵》曰：“色好梨胜颊，穰多栗过拳。”则仇云兼有诸果，是矣。蔬圃数亩。《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勒耕牛兼书触目》：“深耕种数亩，未甚后四邻。嘉疏既不一，名数颇具陈。”《驱竖子摘苍耳》：“畦丁告劳苦，无以供日夕。”此公有蔬圃之证。诗中屡言“小园”，悉指此也。蔬圃曰小园，对四十亩果园之大者而言之。又按《夔园咏怀》：“紫收岷岭芋，白种陆池莲。”《秋野五首》：“枣熟从人打，葵荒欲自锄”；“风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总此所纪。并柑橘梨果，蔬圃所产，及东屯之稻，则套生计之裕，盖无逾于此际矣。又有稻田若干顷，在江北之东屯。《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曰：“东屯大江北，百顷平若案。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乱。”又有诗题曰：“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按即东屯）耗稻，向毕，青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问。”《自瀼西移居东屯》曰：“白盐危峤北，赤甲古城东。平地一川稳，高山四面同。烟霜凄野日，粳稻熟天风。”按前诗云“百顷平若案”，《茅堂检校收稻二首》云“平田百顷间”，《夔州歌十首》亦云“东屯稻畦一百顷”，皆通东屯之田而言。百顷非尽公所有也。据《困学纪闻》，东屯之田，公孙述所开以积谷养兵者，故公《东屯夜月》曰：“防边旧谷屯。”《舆地纪胜》云：“东屯稻米为蜀第一。”故公《孟冬》诗有“尝稻雪翻匙”之句。弟观自京师来。有诗题曰：“得舍弟观书，自中都（按即长安）已达江陵，今兹暮春月合到夔州……”又有《喜观即到题短篇二首》。后有《送弟观归蓝田迎妇》诗，知观果到夔也。秋，因获稻暂住东屯。《自瀼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曰：“东屯复瀼西，一种住青溪，来往皆茅屋，淹留为稻畦。市喧宜近利（按指瀼西，他章“市暨瀼西巅”可证），林僻此无蹊。若访衰翁语，须令剩客迷。”《向夕》：“畎亩孤城外，江村乱水中”，又曰“鸡栖草屋同”，即指此处。于栗《东屯少陵故居记》曰：“峡中多高山峻谷，地少平旷。东屯距白帝五里而近。稻田水畦延袤百顷，前带清溪，后枕崇冈，树林葱蒨，气象深秀，称高人逸士之居。”陆游《高斋记》：“东屯，李氏居已数世，上距少陵，才三易主，大历初故券犹在。”白巽《东屯行》：“雨足稻畦春水满，插身未半青短短。马尘追逐下关头，北望东屯转三坂。一川洗尽峡中想，远浦琉林分气象。沟塍漫漫堰源低，滩濑泠泠石矶响。中田筑场亦有庐，恽飞夏屋何渠渠。李氏之子今地主，少陵祠堂疑故居。”原注：“东屯有青苗坡。”按即公《夔州歌》“北有涧水通青苗”也。何宇度《谈资》：“工部草堂，在城东十余里，尚有遗址可寻，止有一碑，存数字，题‘重修东屯草堂记’，似是元物。”适吴司法自忠州来，因以瀼西草堂借吴居之。见《简吴郎司法》，诗曰：“却为姻娅过逢地。”知吴乃公之姻娅也。又曰：“江帆飒飒乱帆秋。”同时有《又呈吴郎》云：“堂前扑枣任西邻。”知吴到夔，约在八月也。是时，始复动东游荆湘之意。《舍弟观归蓝田迎新妇送示二首》：“满峡重江水，开帆八月舟。此时同一醉，应在仲宣楼。”期以八月会弟于江陵也。同时有《峡隘》诗，则远想江陵之胜，计期弟观且到，因恨出峡之不早也。《秋日寄题郑审湖上亭三首》：“舍舟因卜地，邻接意如何？”郑时在夷陵，欲往与结邻而居也。《昔游》：“杖藜望清秋，有兴入庐霍。”《雨》：“宿留洞庭秋，天寒潇湘素。杖策可入舟，送此齿发暮。”皆欲及秋东游也。《秋清》：“十月江平稳，轻舟进所如。”八月之行不果，期以十月也。《夜雨》：“天寒出巫峡，醉别仲宣楼。”《更题》：“只应踏初雪，转马发荆州。”秋不果行，期以冬候也。《白帝城楼》：“夷陵春色起，渐拟放扁舟。”冬又不果行，更待之来年也。十月十九日，于夔州别驾元持宅观李十二娘舞“剑器”。见《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本年，仍复多病。秋，左耳始聋。见《耳聋》《复阴》及《独坐二首》。

大历三年戊申（768）秋，李之芳卒。十月，李勉拜广州刺史。是年，岑参罢官东归，道阻，淹滞戎州。李筌进《太白阴经》。韩愈生。

公五十七岁。正月中旬，去夔出峡。《续得观书迎就当阳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峡》：“自汝到荆府，书来数唤吾。”当阳县属荆州。临去，以瀼西果园赠“南卿兄”。有诗题略如此。陆游《野饭诗》自注：“杜氏家谱，谓子美下峡，留一子守浣花旧业，其后避乱成都，徙眉州大垭，或徙大蓬云。”按留子不见于诗，不足信。三月，至江陵。时卫伯玉为节度使，杜位在幕中。李之芳、郑审并在江陵，数从游宴。夏日，暂如外邑。《水宿遣兴奉呈群公》：“小江还积浪”，曰“行舟却向西”，曰“异县惊虚往”，知是外邑。留江陵数月，颇不得意。《水宿遣兴奉呈群公》：“童稚频书札，盘飧讵糁藜？我行何至此，物理直难齐！”又曰：“余波期救涸，费日苦轻赍。杖策门阑邃，肩舆羽翮低。自伤甘贱役，谁愍强幽栖！”《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鳃。结舌防谗柄，探肠有祸胎。苍茫步兵哭，展转仲宣哀。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休为贫士叹，任受众人咍。”《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栖托难高卧，饥寒迫向隅。寂寥相呴沫，浩荡报恩珠。”《移居公安敬婚卫大郎》：“交态遭轻薄。”《久客》：“羁旅知交态，淹留见俗情。衰颜聊自哂，小吏最相轻。”意者地主失于周旋耳。卢元昌曰：“公在江陵，至小吏相轻，吾道穷矣。于颜少府曰‘不易得’（按见《醉歌行》），于卫大郎亦曰‘不易得’（按见《移居公安敬赠卫大郎》），志幸，亦志慨也。”多按卫大郎，名钧，伯玉之子。钧之于公，能以礼遇，则诗中所指，恐非伯玉。前诗云：“异县惊虚往”，忤公者，岂外邑之主人欤？秋末，移居公安县。《移居公安山馆》云“北风天正寒”，此既至公安后作也。《移居公安敬赠卫大郎》有“秋露接园葵”之句。卫在江陵，诗盖作于将发江陵之时，故定为秋末移居。遇顾诫奢。《醉歌行赠公安颜十少府请顾八题壁》：“君不见东吴顾文学，君不见西汉杜陵老，诗家笔势君不嫌，词翰升堂为君扫。”李晋肃。晋甫，李贺之父，即韩愈所为作《辨讳》者。《公安送李入蜀》诗称二十九弟，李必公之姻娅。及僧太易。见《留别公安太易》诗。太易又善司空曙，有赠《司空拾遗》诗。留憩公安数月，《留发公安》原注：“数月憩息此具。”陆游《入蜀记》曰：“公《移居公安》诗，‘水烟通径草，秋露接国葵’，而《留别太易沙门》诗，‘沙村白雪仍含冻，江县红梅已放春’，则以是秋至此，暮冬始去。其曰‘数月憩息’盖谓此也。”卢元昌曰：“是时公安有警，故于《山馆》有‘世乱敢求安’句，后《晓发》则曰‘邻鸡野哭如昨日’，《发刘郎浦》则曰：‘岸上空村尽豺虎’，此章（按即《移居公安赠卫大郎》）‘入邑豺狼斗’，必有所指矣。”岁晏，至岳州。《别董颋》：“汉阳颇宁静，岘首试考槃。”与《公安送李晋肃》题中“余下沔鄂”语吻合。《送李诗》云“正解柴桑缆”，盖将由两沔鄂下柴桑也。然而所至乃岳州，柴桑之行盖不遂耳。黄生曰：“柴桑在江州。前诗云‘江州涕不禁’，公岂有弟客此，而欲访之耶？又诗‘九江春色外，三峡暮帆前’，知公久有此兴，或此行终不果耳。”多按大历二年《又示两儿》诗曰：“长葛书难得，江州涕不禁，团圆思弟妹，行坐白头吟。”仇云。“前有送弟往齐州诗，长葛与齐州相近，故知长葛指弟。《七歌》云‘有妹在钟离’，江州与钟离相近，故知江州指妹。”此可证黄说之讹。

大历四年己酉（769）二月，韦之晋自衡州刺史。迁潭州。是年，杜鸿渐卒。李益、冷朝阳并登进士第。

公五十八岁。正月，自岳州至南岳，游道林二寺，观宋之问题壁。《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宋公（原注：宋之问）放逐曾题壁，物色分留待老夫。”入洞庭湖。《过南岳入洞庭》：“春生力更无。”宿青草湖；又宿白沙驿；过湘阴，谒湘夫人祠。更溯流而上，以二月初抵凿石浦（湘潭县西），宿之。又过津口，次空灵岸（湘潭县西一百六十里）。宿花石戍，次晚州（在湘潭）。三月，抵潭州。《清明二首》：“此身漂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老病穷途，心绪可知也。发潭州，次白马潭，入乔口。原注：“长沙北界。”至铜官渚，阻风。发铜官，宿新康江口。《北风》原注：“新康江口信宿方行。”次双枫浦，遂抵衡州。《上水遣怀》：“但遇新少年，少逢旧亲友……后生血气豪，举动见老丑。穷迫挫曩怀，常如中风走。”仇曰：“公初入蜀则曰‘故人供禄米’，在梓阆则曰‘穷途仗友生’，再还蜀则曰‘客身逢故旧’，初到夔则曰‘亲故时相问’。至此则亲朋绝少，旅况益艰，故篇中多抑郁恶伤之语。”按公至湖南，必欲依韦之晋，及其既至，而韦旋卒。公晚节命途之舛，至于此极！之晋以本年二月受命自衡州刺史改潭州。公到潭时，之晋或犹未行，故有《奉送韦中丞之晋赴湖南）诗，在衡州送韦之潭也。四月，之晋卒，公有诗哭之，词极哀痛。夏，畏热，复回潭州。仇曰：“是年有《发潭州》及《发白马潭》诗，乃春日自潭往衡岳也。又据韦迢《早发湘潭寄杜员外诗》云‘湘潭一叶黄’，知秋深复在潭州矣。观公《楼上》诗‘身事五湖南’，‘终是老湘潭’，皆可证。”晤张建封。《别张十三建封》：“相逢长沙亭。”时苏涣旅居江侧，忽一日，访公于舟中，公请涣诵诗，大赏异之。遂订交焉。见《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异》诗并序，又有《又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苏涣侍御》诗云：“倾壶萧管动白发（按此公自谓），舞剑霜雪吹青春（此谓苏），宴筵曾语苏季子，后来杰出云孙比。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市北肩舆每联袂，郭南抱翁亦隐几。”卢注：“苏卜斋定王郭门，公卖药鱼商市上，苏访公于市北，则肩舆频至；公访苏于郭南，则隐几萧然。此叙彼此往来之谊也。”终岁在潭州。

杜甫墓

大历五年庚戌（770）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杀其团练使崔灌。杨孑琳、阳济、裴虬各出兵讨玠，孑琳取赂而还。是年，李端登进士第。李公佐生。

公五十九岁。春，在潭州。正月二十一日，检故轶，得高适上元二年人日见寄诗，因追酬一首，寄示汉中王瑀及敬超先。序曰：“自枉诗，已十余年，莫记存殁，又十余年矣，老病怀旧，生意可知。今海内忘形故人，独汉中王瑀与昭州敬使君超先在，爱而不见，情见乎辞。”暮春，逢李龟年。《明皇杂录》：“龟年……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云溪友议》：“李龟年奔江潭。曾于湖南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赠公多采摘，此物最相思。’又云：‘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此词皆王维所作也。”四月，避乱入衡州。《入衡州》曰：“销魂避飞镝，累足穿豺狼。隐忍枳棘刺，迁延胝胼疮。远归儿侍侧，犹乳女在傍。久客幸脱免，暮年惭激昂。萧条向水陆，泪没随渔商。”《逃难》云：“五十头白翁，南北逃兵难。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舟中苦热遣怀》云“中夜混黎田亡，脱身亦奔窜，……耻以风疾辞，胡然泊湘岸？入舟虽苦热，垢腻可溉灌。”欲往郴州依舅氏崔伟。时崔摄郴州。本年春，有《奉送二十三舅录事之摄郴州》诗曰：“气春江上别。”《入衡州》曰：“诸舅剖符近，开缄书札光。频繁命屡及，磊落字百行（言崔见招也）。江总外家养，（感舅德也），谢安乘兴长，（将赴郴也）……柴荆寄乐土（将居郴也）……”因至耒阳，时属江涨，泊方田驿，半旬不得食，聂令驰书为致牛炙白酒。呈聂诗题曰：“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诗曰：“耒阳驰尺素，见访荒江渺……知我碍湍涛，半旬获浩，孤舟增郁郁，僻路殊悄悄……礼过宰肥羊，愁当置清醥。”按世传饫死之说，不实，辩详见后。推公阻水缺食之期间，诗明言“半旬”，而诸书或曰涉旬（《明皇录杂》），或曰旬日（《新书》），或曰旬余（鹤语），皆不根之谈，此亦不可不辩也。鹤曰：“郴州与耒阳，皆在衡州东南。衡至郴，四百余里，郴水入衡。公初欲往郴依舅氏，卒不遂。其至方田也，盖溯郴水而上，故诗云‘方行郴岸静。’”按耒阳至衡州，一百六十八里。盛夏回棹，秋至潭州小憩，遂遍别亲友，溯湘而下。《回棹》旧编在大历五年，诗曰“蒸池疫疠遍”，“火云滋垢腻”，知返棹时当盛夏也。《登舟将适汉阳》曰：“秋帆催客归”，又有《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诗，知发潭州时属暮秋也。将出沔鄂，由襄阳转洛阳，迤逦归长安。《回棹》曰：“清思汉水上，凉忆岘山巅。”《登舟将适汉阳》曰：“鹿门自此往，永息汉阴机。”而在潭州留别湖南亲友诗题曰“将归秦”，知此行乃归长安，而预计经由之地，亦皆历历可考。冬，竟以寓卒于潭岳间，旅殡岳阳。黄鹤曰：“夏如郴，因至耒阳，访聂令，经方田驿，阻水旬余。聂令致酒肉。而史云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尝考谢聂令诗有云‘礼过宰肥羊，愁当置清醥’。其诗题云‘兴尽本韵’，又且宿留驿近山亭。若果以饫死。岂复能为是长篇，又复游憩山亭？以诗证之，其诬自可不考。况元稹作志，在（旧史）前。初无此说。按是秋舟下洞庭，故有《暮秋将归秦奉留别亲友》诗。又有《洞庭湖》诗云：‘破浪南风正，回樯畏日斜。’言南风畏日，又云回樯。则非四年所作甚明；当是是年，自衡州归襄阳，经洞庭诗也。元微之《志》云：‘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殡岳阳。其后嗣业启柩，襄祔事于偃师，途次于荆，拜余为志。’吕汲公亦云：‘夏还襄汉，卒于岳阳。’鲁谱云：‘其卒当在衡岳之间，秋冬之交。’但衡在潭之上流，与岳不相邻，舟行必经潭，然后至岳，当云在潭岳之间。蔡《谱讲》以史为是，以吕为非，盖未之考耳。”仇兆鳌曰：“五年冬，有《送李衔》诗云：‘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西康州即同谷县。”公以乾元二年冬寓同谷，至大历五年之秋，为十二秋。又有《风疾舟中》诗云：“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公以大历三年春适湖南，至大历五年之秋，为三霜。以二诗证之，安得云是年之夏卒于耒阳乎？多按《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呈湖南亲友》，题曰“舟中伏枕”，诗又曰“羁旅病年侵”，是舟中构疾也，诗又曰“群云惨岁阴”，曰“郁郁冬炎瘴”，时在冬候也。公之卒，在大历五年冬，无疑。又按戎昱《耒阳溪夜行》原注云：“为伤杜甫作。”昱大历间人，有赠岑参诗。则是公饫死耒阳之说，由来甚久，其详见于郑处晦《明皇杂录》。厥后罗隐有《经耒阳杜工部墓》诗。郑谷《送沈光》诗亦曰：“耒阳江口春山绿，恸哭应寻杜甫坟。”杜荀鹤《吊陈陶处士》曰：“耒阳山下伤工部，采石江边吊翰林。两地荒坟各三尺，却成开解哭君心。”孟宾于《耒阳杜公祠》曰“白酒至今闻”；徐介《耒阳杜工部祠堂》曰“故教工部死，来伴大夫魂”；裴说《题耒阳杜公祠》曰：“拟掘孤坟破，重教《大雅》生”；裴谐同作曰：“名终埋不得，骨朽且何妨？”此皆宋以前诗也（《耒阳县志》载李节《耒阳吊杜子美》诗，称节为天宝词客。则显系伪托）。然同时亦有怀疑之说。《诗话总龟》载僧绍员诗云：“百年失志古来有，牛肉因伤是也无？”又载耒阳令诗云：“诗名天宝大，骨葬耒阳空。”此皆言聂令空堆土也。黄鹤已知公实不死于耒阳，乃犹疑耒阳有坟有祠，谬说之起必有因，遂又创为新说，谓公尝瘗宗文于耒阳，后人遂误以为公坟耳，其所据则《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瘗夭追潘岳”句，及下句渴死事也。今按《入衡州》云“犹乳女在傍”，夭者想是此女耳。潘岳《西征斌》：“夭赤子于新安，坎路侧而瘗之。”公诗用此事，于哺乳之女乃切当。若宗文，是时计年已及冠，得谓为赤子耶？仇氏驳之曰：“宗文若卒于湖南，应有哭子诗，而集中未尝见。”信然。《山海经》：“夸父与日逐走，渴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此下句“持危觅邓林”所用事也。黄鹤割裂“渴死”二字，以属宗文，致文意乖乱不可通。今按“觅邓林”，觅瘗夭之所也（邓林，夸父死处，故得借用以言窆所），“持危”谓忍渴冒死以觅之也。诗题本云“舟中伏枕”，上句又云“行药病涔涔”，下句云“蹉跎翻学步”，则划是力疾瘗夭，行步艰难，故云“持危”耳。仇注：“邓林，谓老行须杖。”亦胜于鹤说百倍。

英译李太白诗

《李白诗集》The Works of Li Po，The Chinese Poet.

小畑熏良译Done into English Verse by Shigeyoshi Obata，E.P. Dutton & Co，New York City，1922.

小畑熏良先生到了北京，更激动了我们对于他译的《李白诗集》的兴趣。这篇评论披露出来了，我希望小畑熏良先生这件惨淡经营的工作，在中国还要收到更普遍的注意，更正确的欣赏。书中虽然偶尔也短不了一些疏忽的破绽，但是大体上看起来，依然是一件很精密，很有价值的工作。如果还有些不能叫我们十分满意的地方，那许是应该归罪于英文和中文两种文字的性质相差太远了；而且我们应注意译者是从第一种外国文字译到第二种外国文字。打了这几个折扣，再通盘计算起来，我们实在不能不佩服小畑熏良先生的毅力和手腕。

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古风两卷，多效陈子昂，亦有全用其句处。太白去子昂不远，其尊慕之如此。然多为人所乱，有一篇分为三篇者，有二篇合为一篇者。

——《朱子语类》

这一本书分成三部分：（一）李白的诗，（二）别的作家同李白唱和的诗，以及同李白有关系的诗，（三）序，传，及参考书目。我把第一部分里面的李白的诗，和译者的序，都很尽心的校阅了，我得到无限的乐趣，我也发生了许多的疑窦。乐趣是应该向译者道谢的，疑窦也不能不和他公开的商榷。

陈子昂为海内文宗，李太白为古今诗圣。

——杨升庵《周受庵诗选序》

第一我觉得译李白的诗，最要注重鉴别真伪，因为集中有不少的“赝鼎”，有些是唐人伪造的，有些是五代中国人伪造的，有些是宋人伪造的，古来有识的学者和诗人，例如苏轼讲过《草书歌行》《悲歌行》《笑歌行》《姑熟十咏》，都是假的；黄庭坚讲过《长干行》第二首和《去妇词》是假的；萧士赟怀疑过的有七篇，赵翼怀疑过的有两篇；龚自珍更说得可怕——他说李白的真诗只有一百二十二篇，算起来全集中至少有一半是假的了。

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

——清　龚自珍《最录李白集》

李白像

我们现在虽不必容纳龚自珍那样极端的主张，但是讲李白集中有一部分的伪作，是很靠得住的。况且李阳冰讲了“当时著作，十丧其九”，刘全白又讲“李君文集，家有之而无定卷”，韩愈又叹道：“惜哉传于今，泰山一毫芒”。这三个人之中，阳冰是太白的族叔，不用讲了。刘全白、韩愈都离着太白的时代很近，他们的话应当都是可靠的。但是关于鉴别真伪的一点，译者显然没有留意。例如：《长干行》第二首，他便选进去了。鉴别的工夫，在研究文艺，已然是不可少的，在介绍文艺，尤其不可忽略。不知道译者可承认这一点？

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

——《沧浪诗话》

再退一步说，我们若不肯断定某一首诗是真的，某一首是假的，至少好坏要分一分。我们若是认定了某一首是坏诗，就拿坏诗的罪名来淘汰它，也未尝不可以。尤其像李太白这样一位专仗着灵感作诗的诗人，粗率的作品，准是少不了的。所以选诗的人，从严一点，总不会出错儿。依我的见解，《王昭君》《襄阳曲》《沐浴子》《别内赴征》《赠内》《巴女词》，还有那证明李太白是日本人的朋友的《哭晁卿衡》一类的作品，都可以不必翻译。至于《行路难》《饯别校书叔云》《襄阳歌》《扶风豪士歌》《西岳云台歌》《鸣皋歌》《日出入行》等等的大作品，都应该入选，反而都落选了。这不知道译者是用的一种什么标准去选的，也不知道选择的观念到底来过他脑筋里没有。

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

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

我亦东奔向吴国，浮云四塞道路赊。

东方日出啼早鸦，城门人开扫落花。

梧桐杨柳拂金井，来醉扶风豪士家。

扶风豪士天下奇，意气相倾山可移。

……

——李白　《扶风豪士歌》

太白最擅长的作品是乐府歌行，而乐府歌行用自由体译起来，又最能得到满意的结果。所以多译些《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一类的诗，对于李太白既公道，在译者也最合算。太白在绝句同五律上固然也有他的长处；但是太白的长处正是译者的难关。李太白本是古诗和近体中间的一个关键。他的五律可以说是古诗的灵魂蒙着近体的躯壳，带着近体的藻饰。形式上的秾丽许是可以译的，气势上的浑璞可没法子译了。但是去掉了气势，又等于去掉了李太白。“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这是何等的气势，何等古朴的气势！你看译到英文，成了什么样子？

太白醉酒图　清　苏六朋绘

Why have I come hither，after all？

Solitude is my lot at Sand Hill city

There are old trees by the city wall

And many voices of autumn，day and night

这还算好的，再看下面的，谁知道那几行字就是译的“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

The smoke from the cottages curls

Up around the citron trees，

And the hues of late autumn are

On the green paulownias.

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

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

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

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

——李白诗《秋登宣城谢朓北楼》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中文的“浑金璞玉”，移到英文里来，就变成这样的浅薄，这样的庸琐？我说这毛病不在译者的手腕，是在他的眼光，就像这一类浑然天成的名句，它的好处太玄妙了，太精微了，是禁不起翻译的。你定要翻译它，只有把它毁了完事！譬如一朵五色的灵芝，长在龙爪似的老松根上，你一眼瞥见了，很小心的把它采了下来，供在你的瓶子里，这一下可糟了！从前的瑞彩，从前的仙气，于今都变成了又干又瘪的黑菌。你搔着头，只着急你供养的方法不对。其实不然，压根儿你就不该采它下来，采它就是毁它，“美”是碰不得的，一粘手它就毁了，太白的五律是这样的，太白的绝句也是这样的：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青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The autumn moon is half round above Omei Mountain

Its pale 1ight falls in and flows with the water of the Pingchang River.

In-ninght I leave Chingchi of the limpid stream for the Three Canyons，

And glides down past Yuchow，thinking of you whom I can not see.

《将进酒》诗意图

问余何意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

——李白《山中问答》

在诗后面译者声明了，这首诗译得太对不起原作了。其实他应该道歉的还多着，岂只这一首吗？并且《静夜思》《玉阶怨》《秋浦歌》《赠汪伦》《山中答问》《清平调》《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类的绝句，恐怕不只小畑熏良先生，实在什么人译完了，都短不了要道歉的。所以要省了道歉的麻烦，这种诗还是少译的好。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李白《玉阶怨》

我讲到了用自由体译乐府歌行最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这个结论是看了好几种用自由体的英译本得来的。读者只要看小畑熏良先生的《蜀道难》便知道了。因为自由体和长短句的乐府歌行，在体裁上相差不远；所以在求文字的达意之外，译者还有余力可以进一步去求音节的仿佛。例如篇中几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是全篇音节的锁钥，是很重要的。译作“The road to Shu is more difficult to climb than to climb the steep blue heaven”两个（climb）在一句的中间作一种顿挫，正和两个难字的功效一样的；最巧的“难”同climb的声音也差不多。又如“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洄川”译作：

Lo，the road mark high above，where the six dragons circle the sun！

The stream far below，winding forth and winding back，breaks into foam.

太白古乐府。杳冥惝恍，纵横变幻，极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乐府。

——王世贞《艺苑卮言》

噫吁嚱，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sai）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zhan）相钩连。

——李白《蜀道难》

这里的节奏也几乎是原诗的节奏了。在字句的结构和音节的调度上，本来算韦雷（Arthur Waley）最讲究。小畑熏良先生在《蜀道难》《江上吟》《远别离》《北风行》《庐山谣》几首诗里，对于这两层也不含糊。如果小畑熏良同韦雷注重的是诗里的音乐，陆威尔（Amy Luwell）注重的便是诗里的绘画。陆威尔是一个imagist，字句的色彩当然最先引起她的注意。只可惜李太白不是一个雕琢字句、刻画词藻的诗人，跌宕的气势——排奡的音节是他的主要的特性。所以译太白与其注重词藻，不如讲究音节了。陆威尔不及小畑熏良只因为这一点；小畑熏良又似乎不及韦雷，也是因为这一点。中国的文字尤其中国诗的文字，是一种紧凑非常——紧凑到了最高限度的文字。像“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种句子连个形容词动词都没有了；不用说那“尸位素餐”的前置词、连读词等等的。这种诗意的美，完全是靠“句法”表现出来的。你读这种诗仿佛是在月光底下看山水似的。一切的都幂在一层银雾里面，只有隐约的形体，没有鲜明的轮廓；你的眼睛看不准一种什么东西，但是你的想象可以告诉你无数的形体。温飞卿只把这一个一个的字排在那里，并不依着文法的规程替它们联络起来，好像新印象派的画家，把颜色一点一点的摆在布上，他的工作完了。画家让颜色和颜色自己去互相融洽，互相辉映——诗人也让字和字自己去互相融洽，互相辉映。这样得来的效力准是特别的丰富。但是这样一来中国诗更不能译了。岂只不能用英文译？你就用中国的语体文来试试，看你会不会把原诗闹得一团糟？就讲“峨眉山月半轮秋”，据小畑熏良先生的译文（参看前面），把那两个the一个is一个above去掉了，就不成英文，不去，又不是李太白的诗了。不过既要译诗，只好在不可能的范围里找出个可能来。那么唯一的办法只是能够不增减原诗的字数，便不增减，能够不移动原诗字句的次序，便不移动。小畑熏良先生关于这一点，确乎没有韦雷细心。那可要可不要的and，though，while……小畑熏良先生随便就拉来嵌在句子里了。他并且凭空加上一整句，凭空又给拉下一句。例如《乌夜啼》末尾加了一句for whom I wonder是毫无必要的。《送汪伦》中间插上一句It was you and your friends come to bid me farewell简直是画蛇添足。并且译者怎样知道给李太白送行的，不只汪伦一个人，还有“your friends”呢？李太白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层。《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里有两句“江带峨眉雪，川横三峡流”，他只译作And lo，the river swelling with the tides of Three Canyons.试问“江带峨眉雪”的“江”字底下的四个字，怎么能删得掉呢？同一首诗里，他还把“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十个字整个儿给拉下来了。这十个字是一个独立的意思，没有同上下文重复。我想定不是译者存心删去的，不过一时眼花了，给看漏了罢了（这是集中最长的一首诗；诗长了，看漏两句准是可能的事）。可惜的只是这两句实在是太白作这一首诗的动机。太白这时贬居在夜郎，正在想法子求人援助。这回他又请求韦太守“勿弃贾生才。”小畑熏良先生偏把他的真正意思给漏掉了；我怕太白知道了，许有点不愿意罢？

木兰之木世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

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

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

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李白《江上吟》

庐山瀑布图　清　高其佩绘

译者还有一个地方太滥用他的自由了。一首绝句的要害就在三、四两句。对于这两句，译者应当格外小心，不要损伤了原作的意味。但是小畑熏良先生常常把它们的次序颠倒过来了。结果，不用说了，英文也许很流利，但是李太白又给挤掉了。谈到这里，我觉得小畑熏良先生的毛病，恐怕根本就在太用心写英文了。死气板脸的把英文写得和英美人写的一样，到头读者也只看见英文，看不见别的了。

五七言绝句，李青莲、王龙标最称擅场，为有唐绝唱。少陵虽工力悉敌，风韵殊不逮也。

——王世贞《艺苑卮言》

五言绝句，惟太白擅场。杜子美诗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阴工此体，子美之称太白者在是。

——徐而菴《说唐诗》

虽然小畑熏良先生这一本译诗，看来是一件很细心的工作，但是荒谬的错误依然不少。现在只稍微举几个例子。“石径”决不当译作stony wall，“章台走马着金鞭”的“着”决不当译作lightly carried，“风流”决不能译作wind and stream，“燕山雪花大如席”的“席”也决不能译作pillow，“青春几何时”怎能译作Green Spring and what time呢？扬州的“扬”从“手”，不是杨柳的“杨”，但是他把扬州译成了willow valley。《月下独酌》里“圣贤既已饮”译作Both the sages and the wise were drunker，错了。应该依韦雷的译法——of saint and sage I have long quaffed deep，才对了。考证不正确的例子也有几个。“借问卢耽鹤”卢是姓，耽是名字，译者把“耽鹤”两个字当作名字了。紫微本是星的名字。紫微宫就是未央宫，不能译为imperial palace of purple。郁金本是一种草，用郁金的汁水酿成的酒名郁金香。所以“兰陵美酒郁金香”译作The delicious wine of Lanling is of golden hue and flavorous，也不妥当。但是，最大的笑话恐怕是《白纻辞》了。这个错儿同Ezra Pound的错儿差不多。Pound把两首诗抟作一首，把第二首的题目也给抟到正文里去了。小畑熏良先生把第二首诗的第一句割了来，硬接在第一首的尾巴上。

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

气岸遥临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

夫子红颜我少年，章台走马著金鞭。

文章献纳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

——李白《流夜郎赠辛判官》

我虽然把小畑熏良先生的错儿整套的都给搬出来了，但是我希望读者不要误会我只看见小畑熏良先生的错处，不看见他的好处。开章明义我就讲了这本翻译大体上看来是一件很精密，很有价值的工作。一件翻译的作品，也许旁人都以为很好，可是叫原著的作者看了，准是不满意的，叫作者本国的人看了，满意的许有，但是一定不多。Fitzgerald译的Rubaiyat在英文读者的眼里，不成问题，是译品中的杰作，如果让一个波斯人看了，也许就要摇头了。再要让莪默自己看了，定要跳起来嚷道：“牛头不对马嘴！”但是翻译当然不是为原著的作者看的，也不是为懂原著的人看的，翻译毕竟是翻译，同原著当然是没有比较的。一件译品要在懂原著的人面前讨好，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假使小畑熏良先生的这一个译本放在我眼前，我马上就看出了这许多的破绽来，那我不过是同一般懂原文的人一样的不近人情。我盼望读者——特别是英文读者不要上了我的当。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李白《客中作》

四川绵阳的李白故居

翻译中国诗在西方是一件新的工作（最早的英译在一八八八年），用自由体译中国诗，年代尤其晚。据我所知道的小畑熏良先生是第四个人用自由体译中国诗。所以这种工作还在尝试期中。在尝试期中，我们不应当期望绝对的成功，只能讲相对的满意。可惜限于篇幅，我不能把韦雷、陆威尔的译本录一点下来，同小畑熏良先生的作一个比较。因为要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小畑熏良先生的翻译同陆威尔比，要高明得多，同韦雷比，超过这位英国人的地方也不少。这样讲来，小畑熏良先生译的《李白诗集》在同类性质的译本里，所占的位置很高了。再想起他是从第一种外国文字译到第二种外国文字，那么他的成绩更有叫人钦佩的价值了。

李白诗祖《风》《骚》，宗汉、魏，下至鲍照、徐、庾，亦时用元。善掉弄，造出奇怪，警动心目，忽然撇出，妙入无声，其诗家之仙者乎！

——陈绎曾《诗谱》

原载《北平晨报》副刊，（民国）十五年（1926）六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