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岩波日本史（共八卷）

作者：【日】吉村武彦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日本社会的诞生（岩波日本史第一卷）

飞鸟·奈良时代（岩波日本史第二卷）

平安时代（岩波日本史第三卷）

武士时代（岩波日本史第四卷）

战国时期（岩波日本史第五卷）

江户时代（岩波日本史第六卷）

明治维新（岩波日本史第七卷）

帝国时期（岩波日本史第八卷）

版权信息

书名：日本社会的诞生（岩波日本史第一卷）

作者：【日】吉村武彦

译者：刘小珊　陈访泽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05-01

ISBN：978-7-5133-3881-3

目录
CONTENTS

中文版总序

序言

第一章 列岛最初的居民

1.日本列岛的形状

2.最早的居民——日本的旧石器时代

3.土器的诞生——绳文时代开启

4.绳文时代的生活

第二章 农耕社会的建立和邪马台国

1.水稻农耕的传入和接受

2.金属器的引进和环壕部落

3.邪马台国的下落

第三章 大和王权

1.大和王权的建立

2.大和王权的海外扩张

3.获加多支卤（武）时代

4.氏族的形成与部民制

第四章 佛教的传入与苏我氏

1.从“外国”即位的继体天皇

2.佛教的传入

3.苏我氏的活跃

结语

参考文献

年表

中文版总序

岩波青年新书版《日本的历史》全九卷的中译本将在中国以“岩波日本史”为名出版。在日本，很多出版社均以系列丛书的形式出版日本史。仅在岩波书店，除青年新书外，还以岩波新书系列刊发了《日本古代史》六卷、《日本中世史》四卷、《日本近世史》五卷、《日本近现代史》十卷。此外，岩波讲座迄今也推出了三个有关日本史的系列。通史类的日本史系列在其他出版社，如讲谈社、小学馆、吉川弘文馆、角川书店、中央公论新社等，也是长销的主打书目。它们有的图片丰富，有的插有漫画，特点各异，读者群也不同。尤其是“青年新书”的主要读者对象被定为“青年”，即高中生和大学本科生，所以具有论述晓畅、插图丰富、每卷篇幅较短等特点，每一卷都是重印十次以上、超过三万册的长销书。

本套“岩波日本史”丛书虽然属于轻薄型的历史通俗读物，但是九卷的字数加起来可达百余万，如此分量的日本“通史”在中国恐怕是第一次被全译出来吧。在“新书”大国日本，仅仅“新书”系列的新书每年就达两百种，而号称面向高中生的“新书”惟有“青年新书”一种。在日本一些重点中学的图书馆里，“青年新书”一直被如数摆上书架，受人喜爱。把日本国民应该具备的、准确而广泛的日本通史知识，以翻译的形式原汁原味提供给中国的读者，可以提高中日之间知识交流的质量，加深相互理解，在中国的出版史上也是划时代的事件。去年恰逢岩波青年新书创刊四十周年，该新书刊发种类现已经达到九百种，其中九十四种已经实现电子化。

“岩波日本史”丛书将日本列岛上出现人类到现代时期的历史划分成九个时期，下面具体描述一下各卷的大致内容。

1.吉村武彦《日本社会的诞生》。“日本人”的祖先究竟是何时、自何处来到这个列岛的？稻作的起源来自何处？关于邪马台国的最新学说是什么？本卷是一本基于现代考古学最前沿成果而推出的最新版“日本”前史。

2.吉田孝《飞鸟·奈良时代》。推古天皇第一次派出小野妹子等作为遣隋使的六〇〇年之后，日本拼命努力汲取大陆的先进文明，直至镰仓幕府成立，建立了持续约五百年的律令制国家框架。本卷的论述涵盖了从佛教的传播、《大宝律令》的制定、东大寺大佛开眼到平安京迁都的动乱两百年历史。

3.保立道久《平安时代》。从七九四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到一一九二年源赖朝在镰仓开设幕府的约四百年间，王公贵族们在地方上以确立庄园制度为基础，尽情享受着“春日莺歌秋红叶”的风雅荣华，他们的日常生活到底如何？本卷主要聚焦这段历史时期。

4.五味文彦《武士时代》。在京城的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平家物语》的中世镰仓时代，一面是新兴武士势力在全国各地群雄割据，另一面是充满新的创造力的佛教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本卷描绘了从源平之争到镰仓幕府成立、蒙古袭来，直到能乐在室町时代的将军府华丽起舞的“应仁之乱”前夜的历史。

5.今谷明《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全国争霸的战国时期，也是工商业大力发展，寺庙街和商埠繁荣，品茶会、诗歌会、插花等游艺风靡一时的自由奔放的时代。本卷描绘了从“应仁之乱”到丰臣秀吉一统天下、生活奔放的中世世界。

6.深谷克己《江户时代》。德川家康建立幕藩体制后的两百六十年间，被誉为“大江户八百八町”的江户城，其繁荣景象超过巴黎和伦敦，全国各地名君辈出，实现了世界少有的长期和平与稳定。如此的“太平盛世”缘何成为可能？在解开其秘密的同时，本卷将追踪德川十五代将军治世的魅力。

7.田中彰《明治维新》。在经过佩里来航浦贺、开国、倒幕、西南战争、自由民权，急剧走向建立现代立宪制国家、激烈动荡的幕末维新运动中，以萨摩藩和长州藩为首的幕府末期的志士们成为引领这个风云突变时代的核心人物。本卷论述他们心中究竟有怎样的“新日本国”蓝图，思考大变革的历史意义。

8.由井正臣《帝国时期》。沉醉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胜利中的现代日本，此后快速强化军国主义，将朝鲜和伪满洲变成殖民地，悍然发动了前后长达十五年的残酷战争，不仅给日本人民，也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心理创伤。这场战争究竟为何会发生？本卷思考“大日本帝国”给今天的我们留下的教训。

9.鹿野政直《日本的现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六十余年中，日本人在亚洲、在世界究竟是怎样前进发展的？本卷从经济高速增长、安保斗争、冲绳、“富裕度”、管控社会、高考竞争、女性、人权等各个方面找出这个时代的特点，从根本上寻求“战后”乃至日本的“近现代”本身的意义。

以上九卷均为新撰写的单本书，所以每卷内容的侧重点各不相同。通览到前近代的前六卷，有两个特点：第一，没有采用以权力中枢为中心的权力斗争史观，或者以政治领袖为中心的英雄史观，而是留意地方上的活动，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尤其关注北海道（虾夷）和冲绳（琉球）的动向。第二，重视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和朝鲜半岛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在掌握这些特点的基础上再看第七卷，你就能想到从通史视角看明治维新的意义了，即日本力图通过不流血革命来建立现代统一国家，跳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明圈并进入西方文明圈这一历史的划时代性。再到第八卷，你会注意到日本的这种现代化很快就向曾经的文明圈中心露出了侵略的利齿，其历史冲击力非常之大。然后请中国读者结合第九卷最后一章叙述的日本今后的去向，思考经过第八卷卷末叙述的战后改造，每一个日本人如今在职场、在家庭、在地区社会，是怎样一种生活状态。

岩波青年新书版《日本的历史》出版于二〇〇〇年代初，其一贯的执笔方针引领了当前的全球史学潮流。虽然本套书是日本史，但是并不局限于一国历史的视角，而是采用在世界史中看日本，或者在日本史中引入世界视野的思路。日本教育界从二〇二二年开始，在历史科目中将不再采用原来的世界史和日本史的双轨路线，而是合并成“历史综合”科目。本系列丛书作为“历史综合”的辅助读本今后也会继续发行。

另外作为青年新书日本史相关书籍，顺便提一下最近发行的话题作品，有斋藤成也《日本列岛人的历史》（2015年）、东野治之《圣德太子》（2017年）、田中优子《全球化中的江户》（2012年）、松泽裕作《生存艰难的明治社会》（2018年）、后藤谦次《讲给十多岁人听的平成史》（2018年）等。

马场公彦

（陈访泽 译）

二〇二〇年三月于横滨。期待新冠肺炎结束

序言

日本社会的原始景象

不知各位读者小时候对日本列岛的形状有没有一种特别的印象？用学术语言描述，这是一个弓形的弧状列岛，但却没有如意大利半岛的“靴子”那样的爱称。这是一个被大海包围的狭窄岛国。据说在约一千几百万年前，列岛从中国大陆分离出来，不再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

今天的日本由北海道至冲绳县大大小小的岛屿构成，南北细长的日本列岛和西南诸岛（以下用“日本列岛”代表）由东向西倾斜。在距今一万年前的冰川时期，北方的北海道、库页岛与中国大陆，南方的九州与朝鲜半岛，曾经通过陆桥连接。本书所涉及的年代，除去通过陆桥连接的旧石器时代，其余已是跟中国大陆隔海相望了。大海不存在像陆地上的山脉那样的障碍物，一方面容易利用船连接彼此，另一方面也容易被洋流和断崖所阻绝。

处于这样一个地理位置的日本列岛，其社会是如何走向文明的呢？当然，由日本列岛独自孕育的文化也不少，但是在列岛的文明进程中，与中国大陆以及朝鲜半岛的人口和物资的交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作为工具的铁器、青铜器制品及其原材料的进口，陶器的引进和冶铁等手工业产品的技术革新，直至包括佛教、道教和儒教等宗教和政治思想在内的文化输入，来自大陆和半岛的直接影响简直不可估量。首先可以举出的例子，就是汉字和假名起源于中国的文字。物资、思想和文化是随着人口进来的，人口的流动和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列岛社会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外来人口的活动发挥了绝对作用。

从大陆一侧反望日本列岛

稍微换个话题，我们的饮食结构近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国民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一九九三年稻米产量严重减少之后，面包和面条类食品在主食中所占比重有所增加，稻米所占比重显著降低。但是尽管米饭的食用量减少了，总体上日本人的饮食结构仍然以稻米为主。这种饮食结构的根本就是源自朝鲜半岛的、已经普及的水稻农耕。

稻米的这个问题并不限于饮食结构。守护百姓的森林减少的背景下，在乡村举办的春祭和秋收节上，水稻种植还和祭祀有着深远的关系。但是如果仅仅关注到稻作收获之首穗的敬献供奉，那你就错了，因为在进献给神社的供品中，还包含许多河海的物产（海味）和山林的物产（山珍）。这不仅与水稻农耕，还与绳文时期以后的山珍海味的敬奉有极大的关系。

从国家政治赋予口分田的班田收授制度的重要意义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将谋生的基础置于水稻农耕上了。正确把握日本前近代社会水稻农耕文化的意义很重要。同时，对山珍海味等食材和资源的作用做出正确的评价也很重要。这是因为，虽然在今天的大城市里已经看不到，但是山林与河海的风景，以及其中诸活动所造就的人的心灵状态，越是追溯历史就越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和王权与日本

绳文时期持续了一万多年，基本上被认为是既没有阶级也没有阶层的社会；也有研究者从坟墓式样的差别上，认定这是一个具有某种阶层的社会。然而，仅仅过了数百年，到了以水稻农耕为基础的社会，就产生了政治权力和权力机构。被中国称为“倭人”的集团形成了奴国等国家，不久就产生了“邪马台国”。

本书认为，邪马台国灭亡后就诞生了大和王权。大和王权的第一代君王可以推定为“崇神天皇”，他被称为“始驭天下之天皇”，意思是首次统治该国，时间应该就是四世纪上半叶。“日本”国就诞生于该大和王权。

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都有开国的神话，这些神话中记载了伊邪那歧和伊邪那美二神创造“大八洲国”的传说。所谓“大八洲国”就是日本列岛的本州、四国、九州以及长崎的壹岐、对马等岛屿，但是并不包括北海道和西南诸岛，因为古代日本的统治对象中不包括（虾夷族居住的）北海道和（南岛人生活的）南岛。就是说，当时的“日本”和我们现在的日本国并不相同。

那么“日本”的国号是何时诞生的呢？对此学术界尚无定论。国号产生的时间不清楚，也许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大家很一致地认为可能是七世纪后叶至八世纪初。我认为可能是从七〇一年（大宝元年）制定的大宝令开始，而且七〇二年派出的遣唐使第一次使用了“日本国使”的称呼，对新罗也用了“日本”的名称（参见东野治之《遣唐使与正仓院》等）。

这样，八世纪初便产生了国号“日本”。严格说，日本国建立之前既没有“日本”也没有“日本人”。但是在《隋书·倭国传》中，已经出现了称呼“日本”的意识或想法，在遣隋使携带的国书中倭国王使用了“日出处天子”的称呼。这一“日出处”的说法产生了“日本”的国号。因此七世纪，“日本”的内涵逐渐形成，但是该“日本”与现在的日本是不同的。考古学的时代划分与构成今日之日本的三种地域文化的关系，如表1所示。

古代的研究方法及本书的构成

表1 三种日本文化

本书将讨论旧石器时代到六世纪的日本列岛社会的历史，这个时期的文字史料非常有限，因此，如果仅仅依靠以文字史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献史学，是无法对该时期进行研究的。既然要利用考古学资料，就有必要借鉴考古学研究的成果。日本的考古学属于广义的历史学研究领域，曾有一段时期很不幸地被认为是历史学的“辅助学问”。但是，要研究古代社会，仅靠文献史学是不可能的，还必须综合考古学和历史地理学甚至日本文学等学科方法。

然而，文献史学和考古学在研究对象和方法论上各不相同。考古学以发掘出来的遗物和遗址为研究对象。发掘调查并不是说要把当时的建筑物、生产地、生活用具等全部发掘出来；而且虽然学术性的发掘逐渐增多，但是随着开发而进行的大多数紧急发掘，即使在被认定为历史遗迹的地区，遗址和遗物也都是偶然发现，而其研究的集大成者，才形成为考古学。由于一件遗物的最新出土而完全改变之前的学说，并不足为怪。本书努力吸收了现代最前沿的考古学成果，但是今后因考古发掘而对出土文物的历史性评价发生改变，完全有可能发生。这一点请务必牢记。

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探明日本社会的基层。所谓“基层”，具体来说就是以水稻农耕为生产基础的农耕社会的形成。为了正确把握农耕社会的意义，首先需要厘清此前列岛的社会状态。本书第一章从“列岛最初的居民”开始，就是出于这个目的。第二章讲了水稻农耕社会的形成。在这一章的叙述中，除了邪马台国部分以外，很大程度吸收了地质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第三章是大和王权的历史。这一章不是像考古学那样从前方后圆坟的形成来考察，而是从被称为“始驭天下之天皇”的崇神天皇来论述。这一时代岛内的史料极其匮乏，论述大多要依据同时代的外国史料。第四章是六世纪的历史，主要依据《日本书纪》和《古事记》，但是这两本书并非是论述史实的。因为需要对史料做出研判，所以文章可能会略显烦琐，但都属于文献史学的方法，务请包涵。

序言到此结束，让我们马上打开历史的大门吧！

第一章 列岛最初的居民

火焰形土器（新潟县十日町市笹山遗迹出土，十日町市博物馆藏，高46.5cm）

1.日本列岛的形状

日本列岛和“日本半岛”

我们现在居住在一个北起北海道、南至八重山诸岛的岛弧链上，日本列岛和西南诸岛是其主体部分。日本列岛成为现在这样的岛屿形状，据说在距今约一万年前气候变暖以后，一千多万年前它还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平朝彦《日本列岛的诞生》），数万年前还是大陆北方延伸出来的半岛，即“日本半岛”。下面我们来追溯一下从地球诞生到日本列岛的形成过程。

以四十六亿年前诞生的地球的地壳、地层、岩石等为研究对象的地质学，将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命名为第四纪。大约一百八十万年前开始的第四纪，分为冰川期的更新世（旧称洪积世）和后冰川期的完新世（旧称冲积世）。

第四纪也是人类从猿人向古人、新人进化发展的年代，因此也被称为人类纪。不过与今天的人类有直接关联的新人（现代智人），最早也是在数万年之后才出现，而且详细的经过尚未探明，因为可以作为确凿证据的人骨尚未发现，还有很多未解之谜，有待于今后的研究。

表2 地质年代与考古学时期划分

更新世是冰川大规模产生的时代，但并非陆地的大部分都被冰川覆盖，据说被覆盖的部分大约占三分之一；而且在寒冷期（冰期）期间，会有比较暖和的温暖期（间冰期）出现。

在大陆，根据寒冷期冰川的侵蚀原理，可以计算出冰期的次数。在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观测到的有名冰期有群智亚冰期、民德亚冰期、里斯亚冰期和武木亚冰期等。已经确定的冰期，欧洲有六次，北美洲有四次。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可知，不同地区的冰期次数都不相同。

为此，近年来有人采用其他的方法，比如通过测定覆盖南极大陆和北极圈格陵兰岛堆积雪（雪冰化后形成的冰床）的柱状芯样本来调查第四纪的气候与环境。冰最初以雪的形态积累时的温度，可作为氢氧同位体的质量变化记录在它本身，利用这一性质可以推测当时地球的气候与环境。而且，以太平洋和大西洋深海底的堆积物，与以鸟取县东乡池的堆积物为测试材料分析气温，得到了基本相同的结果。

通过海平面和气温变化的研究可知，地球大约每十万年经历一次冰川期，而且在大约一万年前就已经进入了温暖稳定的后冰川期。如果地球变冷冰川扩大，海平面就会下降。反之，到了温暖的间冰期，海平面就会上升。气候的这种变化给陆地上的植被和动物生态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绳文海侵及与大陆的往来

从距今约一万五千年前开始，地球逐渐转暖。最终冰期的结束，大约是一万年前。然而在这个最终冰期，仍然出现了两次极寒时期。这期间即最后的寒冷期，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还是连接的。不过只是北海道与大陆连接，与朝鲜半岛已经不再连接。此时的日本海还是一个内海。进入温暖的间冰期之后，冰川开始融化，出现了海侵现象。在大约六千年前，海水侵入到陆地的内部。据说海平面比最终冰期的顶峰期上升了一百米左右。

这样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今天狭长的日本。人们将此间冰期的海平面上升称为绳文海侵。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后冰川期与大约一万两千年前开启的绳文时期非常接近的缘故。但是最近[1]出土了更早时期的土器，所以对于间冰期的开始时间与新石器时代（日本为绳文时代）之间的关系又产生了新的疑问。

由于气候变暖造成海侵的缘故，日本列岛与周围的海洋形态逐步确定，濑户内海也呈现出清楚的面貌。另外，平原和丘陵等陆地地貌出现，日本东北的山毛榉、枹木等寒温带落叶阔叶林和日本西南的栎树、栲树等温热带常绿阔叶林形成，构成了至今仍可以见到的森林景观。

最终冰期日本列岛的主要动物。约两万年前，在北方，北海道和库页岛与大陆连接，津轻海峡（布拉基斯顿线）不连接。在南方，大陆接近九州附近，黄河及长江都有流入（据小野有五、五十岚八枝子《北海道的自然史》，1991年）

这期间，日本列岛与今天的中国大陆之间的海陆关系是如何变化的呢？大约五十万年前，冰川期的日本列岛除北方外，还以朝鲜半岛为陆桥与中国大陆连接。而且我们知道，它们在里斯亚冰期（大约十三至二十多万年前）也是连接的。其证据就是，在日本列岛发现了北方系的猛犸象和驼鹿、南方系的纳玛象和大角鹿的化石。而这些在地上行走的动物也生存于大陆，这说明二者的陆地曾经是连接的。人类的居住地之所以离海洋很近，可能是从生活环境的角度来看，海边比大陆腹地更适合居住的缘故。

中国目前已经确定的最早的人骨化石，据说是可以追溯到八十万年前的陕西蓝田猿人。毫无疑问，这一时期中国大陆有猿人生存，该猿人比北京猿人要早几十万年。因为当时还是陆地连接时期，所以这些猿人移居到今天的日本区域的可能性很大。那么日本列岛真的有猿人到过吗？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石器的出土情况。

注释：

[1]本书首次出版时间为1999年9月，此处“最近”指该时间段。——译者注

2.最早的居民
——日本的旧石器时代

开启“旧石器时代”

二战前，人们一直认为日本列岛不存在旧石器时代。而今天已经无人怀疑旧石器时代的存在，这归功于一名热血的考古青年孜孜不倦的热心探索。这是日本考古学史上的重要发现，因此在这里需要描述一下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考古学的发展除了专家的研究之外，还有普通市民的热心参与。当时年仅二十岁的相泽忠洋就是一名一边从事贸易工作，一边对考古学抱有极大兴趣的青年。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的秋天，他经过群马县笠悬村泽田（后来的岩宿遗迹）的开山路时，注意到悬崖断面的关东垆坶质土层中裸露在外的碎片，便收集了起来。此后他也不断采集到碎片，但是并未在附近的垆坶质土层中发现土器。

按照当时的考古发掘，挖到关东垆坶质土层，发掘工作就结束了。红土壤的关东垆坶质土层是由完新世初期堆积起来的富士山和箱根山等的火山灰构成，分为一至三万年前的立川层、三至六万年前的武藏野层、下末吉层、多摩层，共计四层。因此按照当时的常识，在关东垆坶质土层下面出土石器是不可能的。

一九四九年，为了解开这个谜团，在垆坶质土层中发现碎片的相泽忠洋找到考古学家芹泽长介和杉原庄介，向他们展示了这些碎片。以此为契机，同年九月，明治大学考古学专业的有关人员进行了正式的发掘调查，再次挖出了确定无疑的石器。这样，一个年轻人的执着探索之心以及正式学术调查的参与，翻开了日本列岛旧石器时代研究的第一个篇章。这个过程被详细记录在相泽的著述《“岩宿”的发现》中。

岩宿遗迹发掘之后，相泽和明治大学的调查在群马县境内继续进行，接连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另外，东京都和长野县也出土了石器，很快从全国各地开始不断传来发现“旧石器”（旧石器时代的石器）的新闻报道。

在群马县，由于赤城山、榛名山、浅间山等火山的多次喷发，火山灰和浮石堆积而成的火山碎屑地形很多见。经过地质学家的努力，调查和研究这种称为火山碎屑地形的火山编年学取得了很大进展。根据遗物出土的地层，考古学可以区分出土物的新旧（称为层位学研究），进而可以探明垆坶质土层和火山灰的年代，“旧石器”的年代测定也取得了进展。其中也包括鹿儿岛始良火山的喷发（大约两万一千至两万两千年前）堆积起来的广域火山灰，全国性的比较研究也成为可能。如今，已在全国查明的一至三万年前旧石器时代后期的遗迹有数千处。

野尻湖调查和旧石器时代研究

这样，日本列岛的旧石器时代开启了，此后的旧石器时代研究经历了曲折的试错过程。这一情况说明了考古学遗迹调查的艰难，下面以长野县野尻湖的发掘调查为例进行说明。

从一九六二年开始的野尻湖调查，是包括当地信浓町居民在内、由全国各地市民参加的全民参与型发掘工作。到一九九七年第十三次调查为止，此次发掘工作共计有两万人次的普通市民参加。该发掘调查为探明旧石器时代“日本列岛”的环境和动物生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在该发掘调查之前，学术界一直认为纳玛象是一种长着直牙的热带大型动物，而大角鹿是一种生活在寒温带的鹿。但是通过发掘调查，同纳玛象一起还发现了许多针叶林花粉的化石，从而探明了这一时期的植物是从亚寒带到寒温带的植被，而且从出土的弯曲纳玛象牙来看，这种象比人们想象中要小很多，是一种中小型象（体长约2.3—2.7米）。

人们根据野尻湖的发掘调查结果制作了复原图，随着发掘和研究的深入，复原图也多次修改。现在已经探明，纳玛象是一种生活在温带的象，在最终冰期中比较温暖的时期与大角鹿一起生活在野尻湖附近。就这样，日本的旧石器时代研究在反复的试错过程中一步步取得进展。

在野尻湖的遗迹中还有纳玛象的脚印。遗物中除了“旧石器”之外还有很多骨角器，有用纳玛象骨做的枪头，还有多为石器制作的称为宽刃切割器的手斧等。

我们岔开话题，讲一下“旧石器时代”这个名称。由于研究者们观点不同，这个学术用语还有几种其他的叫法。

野尻湖的发掘现场图

在人类学领域，基于人类进化的“用双脚直立行走”的观点很受重视。由于用双脚行走，手被解放出来，工具的使用就成为可能。最初除了使用木头、骨头或者动物角做的材料工具以外，就是使用石器。由于石器作为遗物容易留存，因此在历史学划分时代时经常被用于命名。

石器分为敲打制作而成的打制石器和研磨加工而成的磨制石器。在欧洲历史学界，出现打制石器的时代称作“旧石器时代”，使用磨制石器的时代称为“新石器时代”。但是日本的“旧石器时代”的石斧中有刃部研磨而成的磨制石斧，与欧洲的旧石器时代不同。因此，日本也有学者不用“旧石器时代”这个名称，而使用“先土器时代”“岩宿时代”。本书在认可日本列岛有其特殊性的基础上，仍然使用“旧石器时代”的叫法。

寻求最早的“旧石器”

此后，日本的旧石器时代研究掀起了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存在三万多年前的“前期旧石器时代”（按照三期划分法即中期、前期的旧石器时代）。这场争论连日本考古学的奠基人杉原庄介、山内清男等重量级人物都参加了。最早有在青森县北津轻郡金木町进行的学术调查，这是一个比推定立川垆坶质土层（见21页）更早的地层的调查。虽然此地出土了很多砾土，但都不是附加了人类劳动的人工石器，而是石块与石块撞击后自然形成的破碎砾土，即“伪石器”。这次调查，最终成了伪石器的调查。

这样，寻求旧石器时代更早期石器的呼声不断加强，目前还不存在能够追溯到岩宿遗迹为代表的后期旧石器时代的确定的遗迹。今天，已有人认为岩手县上闭伊郡宫守村的金取遗迹、长野县饭田市的竹佐中原遗迹、福冈县北九州市的辻田遗迹等地的遗迹都有可能追溯到后期旧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后期石器石材的流通。原产地为伊豆诸岛的神津岛、长野的中部高地、北海道的白泷遗迹等（宇野隆夫绘图）

但是整体来看，从遗迹出土的材料并不多，相互之间的比较研究也不充分。考古学不仅仅是包含出土遗物在内的地层研究，更重要的是遗物本身的形态学研究，它是在发掘调查遗迹、探明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一定要有确定无疑的材料。目前在日本列岛还没有可以认定为存在于前期旧石器时代的、确定无疑的“旧石器”材料。我们慎重地期待今后的发掘调查和研究成果。

包括岩宿遗迹在内，从旧石器时代的遗迹中虽然出土了作为工具的石器和骨角器，但是关键的人类化石至今尚未发现。这个问题将在下一节中涉及，这里先简单说明一下有关石器的问题。

以比较容易理解的后期的石器为例。作为制作石器的原料，玻璃质的火山岩黑曜石（黑耀石）及安山岩（含有讃岐岩）、页岩这三大石材较受重视。其中黑曜石的产地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如北海道的白泷、长野县的雾峰、八岳一带，或许还有大分县的姬岛等。但由于其在距离产地相当远的遗迹中也有出土，因此根据黑曜石可以确定产地的特点，能够复原出黑曜石从产地到出土地点的交换和移动的范围。出土地点的人们虽然并不一定直接与黑曜石产地的人们交易，但是由此可知当时交易的范围相当广。

石器形状不同，用途各异。中前期旧石器时代主要使用砾石器和片状石器，后来样式上多样化起来，如刀形石器、两侧加工做成尖头的尖头器、细石刃片，都是用来装在狩猎用的枪尖上的。此外，一般认为砾石器（敲打器）的功能是敲、割、打，刮削器用来刮取兽皮的脂肪，石斧是挖土的工具。出土的各种石器是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留下的生活痕迹。有遗物残留，就有人类生存。那么，最初的人类是什么时候来到“日本列岛”的呢？

确凿的人骨化石——港川人

报纸上经常有“发现最早的旧石器”之类的标题，但是还从没见过发现人骨化石的消息，因为迄今还从没有发现过人骨化石。那么为什么没有发现呢？

日本列岛没有骨质残留的条件，只有后期旧石器时代有少量人骨出土，其原因在于列岛的土壤为酸性，磷酸钙的人骨都已溶化，残留人骨的地方仅限于碱性强的石灰岩地带及海岸的沙地。从冲绳县具志头村的石灰石采石场、石灰岩高地的缝隙中，出土了包括保存状态良好的男性人骨在内的九具人骨，即港川人。

据人类学家埴原和郎及马场悠男研究，这些港川人极有可能是绳文人。港川人为距今一万六千至一万八千年前的现代人类的化石，男性身高一百五十厘米出头，女性约矮十厘米。该人骨非北方人，与中国广西柳江人相似。如果研究属实，港川人与中国南方就有很深的渊源。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港川人与爪哇岛的旧石器人更为相似，很有可能是从东南亚地区北上而来的。

这样看来，港川人的祖先来自何方并不明确，不过人骨化石的时期相当于后期旧石器时代。西南诸岛（冲绳县）有很多石灰岩地带，所以也有人骨出土，但并没有伴随出土的“旧石器”。因此，石器的比较研究无法进行，有待于今后发掘调查的进展。

日本人来自何方？谁都希望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旧石器时代确凿的人骨极少，现阶段尚无法在东南亚旧石器文化中做出定位。然而到了绳文时代以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目前据说已经发现约五千至六千具本地绳文人骨和四千具外来弥生人骨。在山口县丰浦郡丰北町土井浜沙丘发现的弥生时代的三百五十多具人骨中，其长长的脸与圆脸深凹的绳文人头骨不同。这些人骨与中国山东省出土的差不多同时代的头骨很相似，据此可推测，他们很有可能是将水稻种植带到日本的外来系，而且这些人被埋葬时头都朝向大海的方向。

现代的大多数日本人都同时具有绳文人和弥生人的脸部特征，即表现出绳文人和弥生人的混血类型，但是其过程至今尚未完全探明。

3.土器的诞生
——绳文时代开启

最早的土器

一九六〇年，在长崎县的福井洞穴中，从事岩宿遗迹发掘工作的芹泽长介等人从含有细石器的地层里发掘出了隆起线纹土器。这些隆起线纹土器是跟构成旧石器时代末期文化特征的细石器（细石刃片）一起出土的。所谓隆起线纹土器，就是贴上粘土绳而成的土器（后述）。

此后，同样在长崎县的泉福寺洞穴中，从含有隆起线纹土器的地层下面出土了豆粒纹土器，改写了最早土器的历史。该土器据说出现在距今一万两千年前。

然而近年来，在关东地区从包含隆起线纹土器地层的下层又发现了“无纹土器”，这表明极有可能还存在更早的土器。一九九九年四月公布的青森县蟹田町的大平山元Ⅰ号遗迹的绳文土器，据说距今一万六千五百年，将迄今为止最早土器的起源，向前推进了四千五百年，相当于气温从最终冰期的最低温开始回升的时期。在此以前，人们一直认为气温转暖的地球在一万至一万一千年前变冷，在此期间人们获取食物的手段发生了变化（佐川正敏《东亚史前蒙古文化》）。但是土器的出现更早，这样一来之前的看法就需要改变。

大平山元Ⅰ号遗迹的绳文土器的分析是按照国际标准的科学分析法进行的。如果正确，其成果不容忽视。该绳文土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土器，有关土器起源的争论进入新阶段。今后，我们在考虑日本列岛的问题时，不得不把关注的目光转向北方文化。

这样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土器在日本列岛的出现属于最早的。为此也有人提出土器是在日本列岛发明的。然而土器是在地球的某地发明后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还是在世界各地多元性产生的，很难下结论，还有待于亚洲大陆、西伯利亚地区，乃至广大的西亚遗迹调查的进展。

关于土器的用途却很清楚。土器是容器的一种，旧石器人大概同时也使用皮袋或树皮筐之类。西非的旧土器是用来储存的，但是日本列岛有所不同，其最早的土器上附着有烟灰，深盆状，明显是烧煮东西所用。

烧煮用的土器被用于去除栗子或橡子等果实的涩味，这些树的果实含有较多的淀粉，但如果不除涩就不适合食用。此外土器还用于水产类的加热等。由于土器的出现，食物的加工和烹饪方法不断进步，人们的营养来源变得丰富起来。不过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采集核桃和栗子，鱼类也都可以生食。

绳文土器的图纹

说到绳文土器，人们一般都会想起绳子的图纹。如图所示，将搓好的绳子（绳纹）平稳滚动可做成图纹。但是烧煮用的土器就没有必要特意做图纹了。弥生土器和古坟时代的须惠陶器都是实用性容器，很多没有图纹。今天的餐具虽有图案花纹，但几乎都没有凹凸，而我们在博物馆或照片上看到的绳文土器都有绳纹等装饰，几乎可以看作艺术品。那么这些装饰物是出于什么目的而制作的呢？

实际上，绳文土器大部分都制作粗糙（粗制土器），带有漂亮装饰物的土器（精制土器）只有一到三成。日常使用的粗制土器往往都残缺不完整，不适合博物馆展示。而精制土器一般用于祭祀和法术等旨在“展显”的特殊场合，也容易复原。因此，博物馆的展品和考古学图书的插图并不一定都展示普通民众使用的土器。

绳文土器图纹的制作方法（佐原真制作）

要了解土器的实际使用情况，首先要清楚了解这一事实。在此基础上，探讨绳文人追求华丽美观的精神世界变得很有必要。有研究者甚至设想，在日常土器之外，还存在有制作土器的专业团体。

绳文的图纹作为装饰而产生，但是土器刚出现时上面并没有绳纹。最初是豆粒纹土器、隆起线纹土器或者“无纹土器”：开始是贴上粘土粒，后来变成贴上粘土绳的隆起线纹土器，再从粘贴的凸出型变成了阴刻型，再后来就出现了滚压搓绳形成的绳纹图形（即绳文）。一般认为这种变化受到土器出现之前的编筐的很大影响。日本列岛的人们使用绳文土器的时间约长达一万年，直到公元前四百年弥生土器出现。

绳文土器的名称与莫尔斯

绳文土器的名称最初写成“绳纹土器”，这一名称至今仍有部分研究者在使用。本书采用现在普遍使用的“绳文”一词。“绳纹土器”一词来自英语cord mark或cord marked pottery。最早使用这一英语名称的人是爱德华·西尔维斯特·莫尔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 1838—1925），他调查过有名的大森贝冢，为建立日本考古学迈出最早的一大步。白井光太郎将其使用的英语名称译为“绳纹土器”。

莫尔斯是美国动物学家，一八七七年来到日本，随即被任命为东京大学理学院教授。他透过从横滨到东京的蒸汽机车车窗，发现了大森停车场附近的贝冢。数月后，他进行了大森贝冢的发掘调查，并写出报告书。在对土器的分析部分，莫尔斯使用了“绳纹”和“绳纹土器”的说法。

莫尔斯在日本逗留了两年左右。来日本之前，他已经在美国调查过贝冢，发现大森贝冢大概也是他的探究心所致吧。莫尔斯是一位进化论者，并且以在日本介绍达尔文《物种起源》而知名。这样看来，绳文土器的命名也是近代考古学的一个插曲。

按照考古学的时代划分，从大森贝冢出土的土器多为距今三千至四千年绳文时代后期的物品。莫尔斯的报告书很简洁，英文版的译本被收入岩波文库（近藤义郎、佐原真编译《大森贝冢》）。翻开该书，你首先会惊叹其插图之精确，这在今天也是一本充满了科学精神的报告书，值得后人学习。

土器的世界观与土偶

到了绳文时代中期，出现了胜坂式土器和火焰土器，被认为是绳文土器之精华。距今四千至五千年的绳文中期，围绕中央广场而建的圆环形竖井式住处群（环状部落）在各地兴起，多元地域风格的土器随之出现，其中胜坂式土器以神奈川县相模原市的胜坂遗迹出土的土器为标准式样。

绳文土器都是女子手工制作。图纹和样式反映了包含制作者在内的部落或当地人们的独特想法和观念。从胜坂式土器中能看到蜻蜓眼睛形状的立体装饰，让人联想到人体或蛇。小林达雄解释说，这种装饰和图纹承载着制作团体的内心世界和世界观，传递了某种故事性的信息，需要与单纯的装饰相区别。日常使用的粗制土器与祭祀等用的特殊土器，也许应该区别看待。

火焰土器（见本章篇章页）是分布于新潟县的马高式土器的一种，长冈市马高遗迹的土器是其标准式样，因土器的突起部分像熊熊燃烧的火焰而得名。其突起部分的制作方法也经历了历史的变迁，具有特别的含义，据说制作特定的火焰土器的人看到土器就能联想到共同的形象。根据这种地域性的土器研究的线索，小林设想绳文时代就已存在“国”。但是对于现代人能否正确解读绳文人的内心世界和世界观，很难回答。

跟土器一样的土制品还有土偶。在东日本地区，出土较多的主要是模拟人的土制品（土俑除外），且几乎都是女性形象。保留全身的土偶大小从几厘米到几十厘米都有，形态也各不相同。这种土偶早期存在于东日本，到距今三千年前的绳文后期遍及西日本。

土偶大多数特别突出头、乳房和臀部等部位，因此有人推测其为与妊娠、生育、育儿等有关的制品，也有人认为是祈求生殖、丰饶的法术用具。出土的早期土偶都是完整形态，中期以后的往往都是有意损毁的状态，有的甚至几乎看不出原来的样子，因此也有人猜测土偶为某种法术或仪式的用具。可能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土偶的用途也不同吧。

4.绳文时代的生活

绳文时代的时光胶囊

福井县有一个连接若狭湾的三方五湖，在注入最内侧的三方湖的河流附近有一个鸟滨贝冢。在绳文时代，三方湖的南面还有一个鸟滨湖（古三方湖）。一九六二年开始的发掘调查从该处接连出土了绳文时代的生活用品，因此该贝冢被称为“绳文的时光胶囊”。这里依照参加发掘工作的森川昌和写的《鸟滨贝冢》一书，打开这个胶囊来倾听一下绳文人的留言吧。

贝冢就是贝壳的抛弃地点，所以贝冢的存在体现了绳文时代该地方水产资源的利用情况。鸟滨贝冢除了贝壳，还出土了食物残渣中的骨头和动植物的残留物、破损的土器、石器制作过程中留下的碎片等。五千五百年前是在贝冢丢弃垃圾的绳文村人最繁盛的时期。所谓“村庄”也就是五六个竖井式住处，约三十人一起生活的规模。

贝冢是建在低湿地的遗迹，所以五千年前的植物性遗物得以留存下来而不腐烂，树叶和绳子的碎片等保留了当时原有的色彩和形态，昆虫的羽翼从粘土层出土时也保持了鲜艳的绿色和金黄色，栩栩如生，但是一接触到空气，瞬间就变色退化了。按照森川的说法，就是“时间停下来”的那一瞬间。五千年前的世界可以亲眼所见，的确是考古学研究者的最大乐趣。

调查从无报酬的发掘工作开始，很快就有来自人类学、植物学、动物学以及解剖学等学科的自然科学家加入。发掘工作总共进行了十次。通过这样的不同学科的共同研究，绳文时代“以谋生为中心的生活”被复原出来，绳文人的生活状况得以探明。

丰富的木制品和弓箭的出现

鸟滨贝冢出土的土器涵盖了从远古的绳文草创期的隆起线纹土器，到较新时期五千年前的贝冢末梢土器。遗物中最具特点的出土物，是各种木制品和植物性遗物。

木制品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优里遗迹出土的完整形态的独木舟。它被展示在若狭历史民俗资料馆，现在仍跟复制品一起陈列。

独木舟是用粗约一米的杉树挖空做成的，根据另外发现的多支船桨可以估计，鸟滨村曾经有过数艘独木舟。湖中还有类似船的停靠站一样的遗址，估计是栈桥。研究探明，当时，人们不仅在湖中捕鱼，还在若狭湾划船出去捕鱼。

出土的工具有被誉为“绳文时代的狩猎革命”的弓箭、木槌、石斧柄，出土的器皿有盘、钵、盆，还有梳子；有九根齿的梳子上涂了红漆，后来也发现了涂黑漆的。鸟滨贝冢出土的漆制品年代久远，可以追溯到六千年前。土器之外，还出土了涂红漆的大麻线。

这里我们讲一下随着弓箭的出现狩猎方式发生的变化。随着气候变暖而开启的绳文时代，已经没有了纳玛象和大角鹿。有一种说法是，它们可能被旧石器时代的人吃灭绝了。旧石器人用石矛、石斧追捕纳玛象等大型野兽，效率不是很高。但是发明了木弓和箭（箭头装有石镞）以后，人们就可以在远处射箭猎取动物和鸟类了。而且箭的速度快，对猎物的命中率很高。绳文时代的弓是用整根木头削制而成，这样的弓是如何在日本列岛使用起来的，还不得而知。

绳文时代作为猎物的动物种类也发生了变化。其种类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异，多为鹿和野猪等中型野兽。要想击倒这些猎物仅靠弓箭还不够，应该是打伤以后再捕获，也可能箭头上涂了毒药。此外，狩猎方式还有陷阱、圈套等。

四季的生活和食物

考古学上把细长的试掘沟叫作trench，鸟滨贝冢第二次调查的试掘沟探明了堆积物层的季节性特点。根据遗物包含层分为淡水贝壳层，鱼骨层，含有核桃、栗子、橡子等的果实层等，我们弄清了居住在鸟滨的绳文人因季节变化而获取不同的食物。这里一起来探寻一下他们的谋生活动和饮食生活。

春天，他们采集各种贝类、牡蛎和蚬类，在湖里撒网捕鱼，捕获鲫鱼、鲤鱼和鲥鱼（鲤鱼科的淡水鱼）。夏天，到近海用鱼叉（刺鱼的渔具）和渔网捕获洄游到若狭湾的金枪鱼、鲣鱼、鰤鱼等。出土物中还有河豚骨、鲸鱼骨、荣螺壳等。

绳文年历。四季的食材和绳文人的活动日程（小林达雄指导，木村政司插画）

秋天，他们采集森林里大量的栗子、核桃、橡子等果实，这些果实的外壳坚硬，所以叫坚果，具有高热量高营养价值。另外，据说湖里采集到的菱角味道像栗子。在竖井式住处的附近发现了堆满橡子的洞穴，被用作储物的仓库。

到了冬天，猎人们开始活跃起来，猎物的大半部分是哺乳类的鹿和野猪，鹿占到了三分之二。出土物中有类似于柴犬的头骨，狗似乎是作为家畜来养，用于狩猎。

上面鸟滨村生活的例子告诉我们，绳文人如何随着四季变化巧妙地利用动植物作为食物资源。他们以年为单位来谋生和安排生活。上图是小林达雄复原出来的绳文年历。当然，因地区差异而食物各不相同是毋庸置疑的。例如鲑鱼是寒流鱼类，主要分布在东北以北地区，而在西日本，人们较多食用鲤鱼和鲇鱼。

绳文人绝不是“贫穷凄惨的原始人”。从绳文人的生活状况可知，他们的食物种类相当丰富。树上的果实作为主食，被保存在地上挖掘的洞穴内，随时可以食用。从绳文时代的遗迹中还出土了曲奇状的炭化物，被爱称为“绳文曲奇”。绳文人的食物中不仅有坚果类的果实，还有鹿肉和野猪肉，很适合贮藏。因此，绳文时代的人们过着“丰富的饮食生活”。但是绳文人的生活受周围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有时还要直接面对天气变化等自然灾害，经常会陷入食物匮乏的危机。

旧石器人为了狩猎和采集，寻求适合生存之所，过着不断迁徙的野营生活。一般认为他们在一个地方逗留的时间大概也就几周，但是绳文人却能够将采集植物、捕鱼、狩猎等谋生方式巧妙地结合起来，并开始定居的生活。

植物栽培和“绳文农耕”

鸟滨贝冢的出土物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植物残骸是绿豆、葫芦的种子和果皮。这些残骸最初是从距今五千五百年的地层中出土的，后来随着绳文草创期的土器又一起出土了葫芦的果皮。此外，还出土了白苏、牛蒡、大麻的种子。

葫芦是原产于西非的栽培植物，不仅可以食用，还可以当作容器。此前引起争议的是，这种植物是否也在鸟滨村栽培？有人坚持自外部漂流进入的“漂流说”，但是多数研究者认为在鸟滨村栽培葫芦的可能性更大，因为除了日本海一侧，在其他遗迹中也有葫芦出土。

此外，白苏除了食用，也被用于漆的精制。这些栽培植物在各地的遗迹中均有出土，所以很难判定人们是否栽培了它们。目前还不清楚是否存在栽培植物的农田。

鸟滨贝冢栗子果实的出土说明，绳文时代的部落周围有很多栗树林。青森县的三内丸山遗迹发现了长约八十厘米的栗树的支柱根，原来的估计有一米以上（柱穴的排列间隔4.2米）。栗树林曾经存在于大部落的周围。根据佐藤洋一郎的研究，出土的栗子果实DNA结构相似，极有可能是栽培的。说到大型栗树，在金泽市的新保本町近森遗迹出土的栗木柱，最粗处达八十五厘米。但遗憾的是，使用这些巨大木柱的建筑物有何用处，至今尚不清楚。

栗子是热量极高的食品，而且栗树由于材质坚硬常被用于制作各种用具，栗木还被用作住处的柱子。栗树林往往分散在砍伐掉山毛榉等落叶阔叶林后建造的部落周围，属于次生树林。从这里也可以了解绳文人的生活智慧，了解他们有计划的生活安排。

如上所述，基本上可以毫无疑问地认为绳文时代已经开始栽培绿豆、葫芦、白苏等植物，还种植了栗树。稍后第二章会谈到，水稻的栽培也已经在绳文时代进行了。在绳文时代后期，西日本的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水稻栽培。最近在冈山市的朝寝鼻贝冢遗迹发现了约六千年前的水稻蛋白石（含有稻科植物叶子的活动细胞硅酸体的微小化石），但是这并非表示此时有了水稻生产。水稻种植伴随着灌溉设施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是在绳文时代晚期。在此以前日本列岛也有栽培植物，并开始了初期的农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提出“绳文时代已经存在初期农耕”的“绳文农耕论”。

绳文时代的初期农耕，还不是能够取代采集经济的那种生产经济。绳文人的谋生手段，基本上仅限于植物采集、动物狩猎和鱼类的捕获，植物栽培还没有成为绳文人的生产基础，也未达到弥生时代构成生产要素的水平。初期的农耕与弥生时代的农耕社会，要明确区分。

绳文时代观的转变——鹰山遗迹群和三内丸山遗迹

最后介绍一下改变原有绳文时代观的两个遗迹，一个是大家还不太熟悉的“绳文黑曜石矿山”长野县鹰山遗迹群，另一个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三内丸山遗迹。

进入旧石器时代后，作为石器原材料的黑曜石被奉为至宝。黑曜石的原产地有限，故通常通过交易被运到各地。位于本州中部高地的黑曜石原产地在雾峰到八岳一带，鹰山遗迹群就在其中。长野县长门町鹰山地区有一个很小的盆地，那里就是从旧石器时代一直持续到绳文时代的黑曜石原产地遗迹。

星粪岭附近的黑曜石采掘遗址群（小杉康绘图）

分布遗迹的星粪岭之“星粪”，便得名于黑曜石闪闪发光的性质。调查结果显示，在海拔一千五百米的星粪岭周边，山腰纵向白色粘土层的矿床处，黑曜石的原石被采掘过数次至十余次，如今其开采遗址留下了一个石臼形的洼地。因为从堆放挖土的角度，从山麓向山顶方向采掘更有效率，所以凹陷的遗址呈阶梯状上升。另外，旧石器时代的开采集中在山麓湿地一带，随着旧石器时代结束，这一带的原石被采掘一空，进入绳文时代后，采掘方式改成了地下挖掘式。

但令人不解的是，在鹰山遗迹群没有发现绳文时代的部落遗址，有关黑曜石开采的建筑物遗迹和遗物，以及有关日常生活的遗物几乎都没有出土。而在距离鹰山遗迹群将近十千米的地方，却发现了绳文时代中后期的部落遗迹。看来人们好像都居住在距离鹰山遗迹群很远处的山麓。

鹰山遗迹群是旧石器时代至绳文时代的黑曜石原产地，也是石器生产遗迹。南关东部落遗迹中的石器采用雾峰、八岳地区出产的黑曜石制成，由此来看，这些石器主要被运送到南关东地区使用。鹰山遗迹群也因此被称为“绳文黑曜石矿山”遗迹。

三内丸山遗迹的遗址分布图（1996年）

青森县的三内丸山遗迹集中了从五千五百年前一直延续至四千年前的绳文部落的遗迹。部落分散在海拔二十米的高地上，有意识地划分了住处、仓库、垃圾场和墓地等区域，从中我们能够了解部落全貌。当时的海岸线一直逼近到了山丘。

由直径达一米的六根圆柱构成的大型建筑物以及长达三十米的大型竖井式住处被复原出来，一时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作为绳文遗迹，更受人关注的是住处遗址的数量之多。同一时期生活的至少有五十人，最多不会超过一百二十人，这一推测的数字比较可信。也有部分人主张有五百人，但是考虑到遗迹一直延续了一千五百年，所以这个数字有点儿夸张。因此对于有人把遗迹评价为“绳文都市”的提法，笔者持保留态度。不过三内丸山遗迹反映出了很多问题，比如绳文时代的社会阶层问题等。

遗迹出土了大量保存在泥炭层的动植物遗骸，也许有一天可以复原出鸟滨村那样的四季生活图谱。由于此地无法捕获，动物骨头里很少有绳文人喜欢的鹿和野猪，取而代之的是鼯鼠和野兔；坚果类则以栗子和核桃居多。该遗迹的特点是野稗（现在已作为稗子来栽培）很多——现在仍然有野生稗类，但当时很可能被用来食用。

如上所述，绳文人的食物呈现明显的地域性。另外，三内丸山遗迹还出土了大量的土偶和圆筒状土器，有人据此认为三内丸山是这些出土物的生产基地。不管怎么说，我期待着今后发掘调查的进展。

第二章 农耕社会的建立和邪马台国

刻有“景初三年”铭文的三角缘神兽镜（岛根县神原神社古坟出土）

1.水稻农耕的传入和接受

稻米的起源和日本稻

稻米分为日本稻和印度稻，我们现在吃的品种是“日本稻”，即前者，严格来说叫温带日本稻。我们知道，日本稻一般是短粒米，而印度稻是长粒米。但是从科学上定义的话，并非如此简单。

关于稻米的原产地，学术界现在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换节点。被认为是照叶树林文化论之核心的“阿萨姆—云南起源说”曾经是很权威的学说，但是随着最近中国大陆的考古学调查进展，“长江中下游起源说”正在取而代之。

“阿萨姆—云南起源说”是作物学家渡部忠世等人所提倡的学说，该学说与中尾佐助和佐佐木高明等人的照叶树林文化理论非常吻合，所以支持者众多。但是在长江下游地区的河姆渡遗迹（浙江省）发现了堆积厚度达数十厘米的稻壳，出土的炭化米据说是距今七千年前的遗物。另外，在草鞋山遗迹也发现了可追溯到约六千年前的世界最早的水田遗址。然而在“阿萨姆—云南起源说”的发源地云南省，仅仅发现了四千年前的稻作遗迹。云南省稻作遗迹之前的遗迹，也只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物品。

水稻和稻作的传播（引自佐藤洋一郎《DNA讲述的稻作文明》，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6年）

鉴于这一事实，佐藤洋一郎从分子生物学的DNA鉴定的角度，提出了日本稻“长江中下游起源说”（《DNA讲述的稻作文明》）。根据该研究，在开始栽培前的野生稻阶段就已存在日本稻和印度稻两个品种，因此原有的学说需要重新讨论。即使参照农学家藤原宏志等人的植物蛋白石分析法（对稻科植物叶子所含活动细胞硅酸体的微小化石的研究），稻米栽培“长江中下游起源说”也是成立的（《稻作的起源探究》）。

这样，关于稻米栽培的起源，学术界正从原来的“阿萨姆—云南起源说”转向新的“长江中下游起源说”。此后，温带日本稻从长江下游地区经朝鲜半岛南部进入九州。然而，日本列岛曾经有过的热带日本稻也有可能是经由西南诸岛传入日本列岛的。基于DNA鉴定或植物蛋白石分析法等自然科学分析法的研究，今后还会有新的数据公布出来。

水稻农耕的传入

福冈县和冈山县的遗迹中出土了炭化米和带有稻壳痕迹的土器，这说明在日本西部绳文时代后期的遗迹中发现了稻米栽培的痕迹。据说最近冈山市朝寝鼻贝冢的调查，在约六千年前的地层中发现了水稻的植物蛋白石。如果这个调查准确的话，水稻的栽培时间就可以追溯到绳文前期，可能和小米、稗子、小麦等旱田作物一起。

但是，这还不是弥生时代采用水渠灌溉的水稻栽培。鉴于至今尚未发现水田遗迹，我们推测当时可能是旱稻或利用湿地进行的小规模稻作。佐佐木高明称之为“杂谷栽培型稻作”，广濑和雄称之为“旱田稻作”。这一时期的稻米栽培大概是正式进行水稻农耕之前的初期农耕。

日本列岛发现的最早的水田在绳文时代晚期，距今两千四百年至两千五百年前。保留这一所谓“绳文水田”遗迹的是福冈市的板付遗迹和佐贺县唐津市的菜畑遗迹。板付遗迹的水田用板桩排列（板状的木桩排列）挡土而成的田埂来划分，并分布有水渠；水渠上有用木桩加固、调节水量的拦水堰。此处甚至有取水和排水用的出入水口，水利设施相当完备。被推定为湿地的菜畑遗迹，几乎是同样的构造。这就是说，水田是从朝鲜半岛等地跟完善的水利技术一起传入的。

菜畑遗迹中除了炭化米，还发现了小米、小麦、荞麦等杂谷类的种子，并且出土了翻挖土用的双手锄，平整土地用的耙子等木制农具，以及割稻穗用的石刀、石斧等大陆体系的磨制石器。绳文时代以后的石器也很多。土器方面发现了壶、瓮、高脚盘这种所谓的“弥生土器三件套”。

出土的动物骨头有猪骨，据此推测当时猪可能是食用家畜，或与法术和祭祀有关，可见，当时不仅传入了有关水稻种植的技术体系，还传入了相关的祭祀文化。随着朝鲜南部的人们来到九州北部，很可能稻作技术、技能和文化也相应传入。

板付遗迹大致位于福冈平原的中央，现福冈机场以南。部落位于梯地之上。进入弥生时代，周围挖有双重的环形壕沟，形成环壕部落。外壕南北三百七十米，东西一百七十米，梯地下方有水田，一般认为这是佐贺县吉野里遗迹的原型。在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也发现了它们的遗迹，据此可以认为环壕部落是与稻作一起传入的。

内壕呈V字形（宽约6米，深3—3.5米），挖出的土垒成土堤，从土堤测得的深度为四至五米。外壕常年有流水。

板付遗迹的遗址图。被双重环壕围绕的部落及外侧的水田遗址（山崎纯男绘图）

如图所示，在内壕和外壕之间有居住区和储存洞穴，还有墓地。内壕区域以直线壕沟为界区分为大小两块，储存洞穴集中在小的半月形区域内；大的区域据说用于居住，此区域内架有小桥供出入。包括吉野里遗迹在内，这样的环壕部落在全国各地均有发现。

在爱知县的朝日遗迹，人们还发现了为防备敌人入侵而将削尖的树枝竖排起来的鹿砦和向外斜插的木桩列。从这些设施来看，可以认为环壕还发挥了保卫储存区域和居住区域的功能。

日本列岛的水稻农耕

传入九州北部的水稻农耕，之后传遍了日本列岛各地。到目前为止，发现水田遗迹的最北端在青森县。弘前市的砂泽遗迹发现了弥生时代前期的水田遗迹，田舍馆村的垂柳遗迹发现了弥生时代中期的水田遗迹，共计六百多处。垂柳遗迹还发现了很多稗子。可见当时在日本海沿海，水稻农耕正以相当快的速度向北传播。根据发现的地点推测，传播毫无疑问是利用了海上的途径。但是在北海道，包括水田遗迹在内，没有发现稻作的痕迹，水稻农耕似乎止于津轻海峡。

稻作在列岛各地的传播具有时间差，虽然日本西部已经普及了水稻农耕，但是东部还保持着绳文文化。这里附上祢宜田佳男绘制的各地水稻种植的传播和落地生根时期表供参照。

祢宜田认为，考虑到水稻农耕是以完善技术的形态传入的，水稻种植的实施需要水田、灌溉设施、锄锹等木制农具、石刀及大陆体系的磨制石斧、大型坛罐（储存器具）五个要素，这些物品的数量变化和部落及墓地形式是判定水稻种植是否落地生根的依据。

水田向各地区的传播。传入九州北部的水稻种植快速向列岛各地传开（祢宜田佳男绘图）

如表所示，九州已进入弥生时代，而日本东部仍然处于绳文时代。水稻农耕在日本列岛的大部分地方落地生根，是从弥生时代的前期至中期逐步推进，而不是同时进行的，与当地的绳文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有地区差异。另外，假定在西南诸岛传入了热带日本稻，但是至今尚未发现可以证实这一假设的水田遗迹。

在此有必要讲一下弥生时代的开始时期。本书认为水稻农耕始于绳文时代晚期（公元前四〇〇年左右），用考古学界的专门术语土器型式来说，就是凸带文土器时期。本书沿用原有的方法根据绳文到弥生的土器型式变化来划分时期。既然将弥生时代认定为农耕社会，那么尽管当时还存在绳文土器，也可以认为弥生时代已经开始，并将其确定为弥生时代早期。将弥生时代定义为农耕社会的说法明白易懂，支持这一学说的研究者正在增加。

然而时至今日，土器中的水稻植物蛋白石、稻壳痕迹土器、炭化米等有关稻作的考古学遗物不断增加。由此看来，稻米栽培和水稻农耕的时间今后极有可能进一步向前追溯。本书暂且仍采用目前的时代划分，也许将水稻农耕的落地生根认定为弥生时代开启就在不久的将来。

北方的续绳文文化和南方的贝冢后期文化

如前所述，水稻种植没有到达北海道。在东北北部曾见到的弥生前期和中期的水田遗迹，此后便不再见到，水稻种植并未落地生根。大概主要受气温和季风等环境的影响，东北地区稻作的普及要等到七世纪。有意思的是，该地区今天已经成为屈指可数的出产宫城县“细竹锦”和秋田县“秋田小町”等名牌大米的稻米之乡。虽然未进入农耕社会，但是日本列岛的北方绝不是停滞不前。这里进行着大量的土特产交易。在绳文时代后期的北海道礼文岛船泊沙丘遗迹群出土了本州产的天然沥青、新潟县丝鱼川流域产的翡翠，以及九州以南的南岛海域的宝贝等。另外，该遗迹生产的平玉不仅在北海道内，甚至在库页岛也有出土。调查表明，当时用奄美诸岛和西南诸岛捕获的螺贝和芋头贝等做成的南岛产贝壳手环，不但出现在九州各地，还被远送到了北海道。这条路线如今被称为“贝壳之路”。

另外，在绳文末期的钏路市贝冢町一丁目遗迹发现了铁片，在公元一、二世纪的罗臼町植别川遗迹的墓中发现了带有银饰的铁刀，这些都是在大陆一侧阿穆尔河下游制作的铁器时代初期制品。北海道受到北方的大陆文化的影响很大。如前所述，自绳文时代以来，一直存在一个连接南岛至日本列岛、俄罗斯沿海州，跨越广大地域的环日本海文化交流圈。

据最近的发掘调查，北海道南半部出土了受弥生土器影响的壶、瓮、高脚盘等成套的土器，显然弥生文化传入了本州。另外，东北地区北部还发现了北海道出产的土器。但是这些地区并没有实行水稻农耕，也并未全部染上弥生文化的色彩。与北方大陆文化交流的此地文化自成一体，曾经繁荣一时。我们把这种北海道和东北地区北部的、在绳文时代之后延续的文化叫作“续绳文文化”。

应该说，将绳文时代的日本列岛看作一个平衡发展的整体，这种想法本身就有问题。有的研究者甚至设想将日本列岛一分为二，认为曾经存在一个可以将日本西部称为“弥生世界”、日本东部称为“绳文世界”的社会（酒井龙一《弥生的世界》）；尽管受到弥生文化的影响，但是日本东部仍然以之前的绳文文化为基础，缓慢地向弥生世界过渡。

另一方面，绳文土器在包括冲绳在内的西南诸岛上落地生根，这一点如今已经明确。虽然西南诸岛也有弥生土器出土，但是看不到水稻农耕的踪影。这些地区在与九州的交流中使用了螺贝等物品。另外，在这些地区还发现了明刀钱（战国时期）和五铢钱（西汉至隋）等中国古代的钱币，以及乐浪郡[1]周边的土器，这些物品体现了西南诸岛与中国之间的交流。有人认为冲绳地区进入过绳文时代，而并没有产生过弥生文化，但近年来更多人倾向认为，在绳文时代冲绳地区属于贝冢文化（前期），在弥生时代属于贝冢后期文化。北边的北海道和东北地区北部、南边的西南诸岛，都没有产生弥生文化，而是自成一体的文化开花结果。

注释：

[1]西汉时期中国在朝鲜半岛设置的汉四郡之一。——译者注

2.金属器的引进和环壕部落

铁器的传入和农具、武器

水稻农耕与石刀等石器一同进入九州北部的前后，铁器也传入日本。我们可以说，人们几乎是在开展稻米生产的同时开始使用铁器。这些铁器有斧头、刀子、凿子等工具，镰刀、铁锹头等农具，大刀、剑、箭头等武器。不过，铁器的正式引进，是在弥生时代前期的晚些时候。通过被称为“弥生时代的技术革新”的铁制农工具的引进，生产效率明显提高。铁器还作为武器发挥了优越的性能，因此，各地因抢占铁器而争斗不断。

引进到日本的铁的原产地是朝鲜半岛南部，此事见于《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史学界通称的所谓“魏志倭人传”是其倭人之条目。据《东夷传·韩传》“国出铁，韩、濊、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可知，铁在产地弁辰地区广为流通。

铁器很快在九州地区普及，中期近畿地区也普及了铁制工具并开始生产。到了弥生时代后期，铁器已基本取代了石制的农具和工具，且都实现了国内制作。但在有些地区，石器仍被长期使用。

在弥生前期晚些时候，已经有了采用进口材料的铸造作坊。但是铁制品是贵重物品，而且可以再利用，因此很难作为遗物留存下来。发掘出来的铁器数量很少，人们便根据石器的出土量来分析铁器的普及情况。弥生后期石镰、石刀等的出土变得极为稀少，其背后有一种观点就是设想铁制的镰刀和割穗工具（也有木制刀）的普及。但是对于这样的研究方法，近年来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应该以考古学资料为依据，而且认为铁器中斧头等工具的普及较快，镰刀等农具则相对滞后。

要制作铁器，就必须有海外，主要是朝鲜半岛的原料供应。但是从弥生中后期广泛普及的铁制品数量来看，仅靠原料进口已经无法满足需求，有研究者据此提出了在日本国内炼铁的假说。然而到目前为止，最早只发现了六世纪后叶的炼铁遗迹。这些遗迹显示，由于没有朝鲜半岛那种优质的铁矿石，当时都是采用沙铁作原料。

这样看来，依赖进口的铁器与各地都有可自产的石器不同，前者是从朝鲜半岛进口，后者为日本列岛内交易。交易流通途径的不同，带来了新的问题。在铁的流通方面，开始出现各地政治势力介入的情形，换言之，围绕铁的进口产生了地方纷争。

如后面所述，二世纪后叶的中国史书《后汉书》中记载了“倭国大乱”这一纷争，那时卑弥呼还没被各地拥立为倭国国王。关于纷争的原因，有观点认为是围绕朝鲜半岛的铁矿资源，九州北部与濑户内海沿岸及近畿地区各势力产生了纠纷，冲突中近畿的政治势力获得胜利，掌握了霸权。

关于这一说法也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进入弥生时代后叶，铁器的普及由西向东推进，其生产的先进基地在九州北部，还不能说近畿的政治势力一手掌握了铁的流通权和分配权（村上恭通《倭人与铁的考古学》）。青铜器方面近畿处于优势地位，但是铁的方面却不一定。从史料来看，政治问题和铁也许没有直接联系。

青铜器和祭祀

青铜器从朝鲜半岛的传入较铁器略晚一些，且主要是作为权威象征之信物或祭器、装饰器皿，铜铎和铜镜是当时的代表。虽名字上有一“铜”字，实际上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最迟在弥生时代中期就有了青铜器。

以工具的材质变化为标记，可将人类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若照此方法，日本列岛经历了从石器时代一举进入铁器时代的急剧变化。根据成分分析可知，青铜原料产地开始是朝鲜半岛，后来的公元前一世纪，改由中国直接进口。

加茂岩仓遗迹出土的大量铜铎

青铜器中最为常见的铜铎原来在中国用作铜铃，传入朝鲜半岛后成为小型的朝鲜铜铎，传入日本列岛后，人们将其大型化，再刻上人或动物的花纹。一九九六年，岛根县加茂岩仓遗迹一次性发现了三十九个铜铎，成为热门话题。铜铎一般都是在埋藏的状态下被发现，其最大的疑问是，为什么要有意埋藏这些铜铎？有的人提出铜铎在祭祀时间以外需要埋藏的“地下保管说”；有的人提出铜铎是祭祀活动的贡品，即用完后丢弃的“废弃说”等。但这些假说都欠缺说服力。

老的铜铎上都有一个穿绳用的吊把，内部有鸣音用的铜舌。而新型铜铎在吊把位置加了饰耳，不方便吊起。因此，一般认为可能是铜铎从“听音铜铎”演变成了“观赏铜铎”。遗迹出土的铜铎都已生锈，符合青铜之名，但当时都是金光闪闪的，其式样和颜色都非常适合祭祀的场合。

铜铎上铸有图案和花纹，图案多为鹭鸶和鹿等动物，少数有野猪图案，似乎不像是在描绘日常狩猎情景。据考古学研究者考证，所描绘的是与水田有关的动物。鹿是土地的精灵，鹭鸶是稻谷的精灵，蜻蜓带来丰收，这些动物的象征意义随同祭祀等一起传入，被画在了铜铎上（佐原真《祭祀之钟：铜铎》）。据说鹿骨多被用于占卜（称为鹿卜），与神有很深的关联。

环壕部落和吉野里遗迹

水稻种植引进九州北部后，像板付遗迹那样（参见60页板付遗迹的遗址图）建起了环壕部落。朝向玄界滩的各处平原都发现了一两处环壕部落，这些都是各地核心区域的中心部落（山崎纯男《弥生在各地区的开始》）。日本西部在稻作开始以后不久，也形成了环壕部落。基于水稻种植的农耕生活落地生根后，大概就会形成环壕部落。

在吉野里遗迹，从弥生时代前期至后期一直都有部落和墓地。这里前期可以看到有环壕，但中期以后逐渐向大型化发展，不同时期环壕的规模也不一样。最大规模的部落是弥生中期至后期，南北长一公里以上，东西最大宽度五六百米，面积约四十万平方米。这是覆盖丘陵南部全域的大型环壕部落，也是该地区的大型中心部落。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陆桥、门柱、栅栏、瞭望台以及干栏式仓库、竖井式住处都已被复原出来，北边的坟丘墓在遮蔽屋中按当时的形制公开展示，很多读者也一定已经参观过。最近有报道说南边有一个祭坛，该遗迹预计不久将建成吉野里历史公园。

吉野里遗迹鸟瞰图。从中可见复原的建筑物群

环壕部落除了作为防御设施，显然也提供了有关战争的资料。很多教科书中都登载装有无头尸骨的瓮棺照片，还有插着箭头的尸骨，毫无疑问，这都跟战争有关。之所以无头骨也许是被对方取走了头，因为福冈县还有仅仅埋了头骨的瓮棺墓。在弥生人的环壕部落之间，发生过严格意义上的战争。

在已有的数百具尸骨的调查之外，相信今后一定还会有关于弥生人的更多发现。这些男性尸骨平均身高一百六十三厘米，女性超过一百五十厘米，典型的弥生人特征。除了有瓮棺的集体墓地，北侧还有一个由弥生后期的坟丘墓构成的特别墓区。墓中有豪华的陪葬品铜剑、管玉等，显示出部落中身份、阶级和阶层的分别。

在坟丘墓南侧以三重环壕划分出来的地方（北内郭）发现了三间（约12.5米）见方的大型全木柱干栏式建筑物的遗址，极有可能是某种政治性的设施，此外还发现了中期的青铜器作坊遗迹。据此可知，环壕部落不是由居住、储存、埋葬等设施构成的单纯的农村部落，而是附设了政治性设施和生产作坊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基地，也许将其称为“城塞部落”较为合适（都出比吕志《都市形成与国家论》）。

大阪和奈良的中心部落

近畿地区著名的环壕部落——大阪府的池上曾根遗迹和奈良县的唐古键遗迹，向我们传递着弥生文化的具体信息。池上曾根遗迹是横跨大阪府南部和泉市池上町、泉大津市曾根町的巨型环壕部落，面积达六十万平方米。如今在指定为史迹的遗迹两侧建起了大阪府立弥生文化博物馆，因为限定为弥生文化，其展品又带有故事情节，博物馆很受欢迎。

池上曾根遗迹复原的大型建筑物

建于弥生中期的环壕长轴为二百八十米，短轴为二百六十米，最盛期在其外围还有比长轴和短轴大四十米的壕沟。中心位置出土的大型建筑物，是南北一间（6.9米）、东西十间（19.2米）的大型干栏式建筑物历经数次改建而成。而且该遗迹的实际建造年代已经确认：按照年轮年代法推算，其中一根残存木柱为公元前五十二年砍伐的木材，另一根为公元前五十六年加若干年；建筑物南边相邻处有一水井，推定是树龄七百年、宽约两米的楠木挖空而成。

有人认为该建筑物是一座“神殿”，但是从古代的祭祀方式来看，这个观点是值得怀疑的。虽然并不是完全没有作为祭祀设施的可能性，例如在三〇〇年之后的三世纪前叶，女王卑弥呼的邪马台国就建有“居处、宫室、楼观、城栅”等建筑物（《魏书·东夷传》），但是从文献中见不到“神殿”的字样。而开始建造神殿，要等到之后的时代。

按完整发掘整个部落的神奈川县大冢遗迹推算，每个环壕部落的平均人口大约是四百五十人（也有人认为有一千人）。经常有人会采用“弥生都市”的说法，照此来看，其实并不是什么“都市”，应该说是“城塞部落”吧。

唐古键遗迹的唐古池发掘工作中，不仅出土了木锹、木锄等木制农具和土器，还有炭化米。根据这一点，确定了弥生时代是稻作社会。该遗迹位于奈良盆地中央的田原本町，东西宽六百米，南北长七百米，总面积约三十万平方米，是弥生中期形成的大型环壕部落。该遗址出土了许多绘画土器，其中刻有二三层楼阁纹饰的土器引发了学界轰动。

这样的中心部落分布在全国各地，组成一个网络。酒井龙一认为，多个中心部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地域社会，多个地域再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广域社会。后来成为“畿内”的近畿地区和九州北部就相当于这样的广域社会（《弥生的世界》）。随着农耕社会的发展，九州北部到日本中部地区无疑通过网络联合了起来。

唐古键遗迹出土的画有楼阁的绘画土器

令人担心的是大型环壕部落的命运。吉野里的环壕部落到了古坟时代就不见踪影，池上曾根遗迹变为分散的小部落，唐古键的环壕部落在弥生后期填埋了壕沟变成小部落，到弥生时代末甚至消失了。考古学研究者认为，这时在巨型环壕部落中处于内壕中心区域的首领开始到别处修建以壕沟或栅栏围起的居所，这就是古坟时代的权贵居所（首领居所）。外侧的环壕消失，普通民众则建起了小村庄。

首领的政治权力与战争

有关环壕部落的研究将“和平的弥生农村”变成了“战争的城塞部落”，戏剧性地改变了弥生时代的形象。历史事实是，弥生时代到处都进行着战争。其背后的原因，首先是以水稻农耕为核心的农耕社会的形成，然后是经济生产能力的提高和政治权力的冲突。

与完善的水稻农耕形式一起进入日本的，还有来自朝鲜半岛南部的移民们。吉野里遗迹出土的人骨高个子、长脸形，显示出不同于绳文人的样貌特点，用演艺界人士来比喻的话，男性形似演员藤田真，女性形似歌手由纪沙织（七田忠昭《吉野里遗迹》）。这些人移居后逐渐与当地人混血繁衍，但是有多少人移居过来，很难进行数量上的分析。有一段时间新移居者传播水稻种植的观点很受重视，最近开始有人认为是当地绳文人的主动接受（金关恕《考古学的新规范》）。问题在于，移居者与当地的绳文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可以确定的是，二者在开发水田时一定也有冲突。

其次是伴随着水稻种植而产生的利害冲突。我们从部落首领的权力角度来思考一下。要想维护水田的灌溉设施，对部落内部成员的管理就很重要。因河流引水等水利问题而产生的利益冲突，部落之间很容易引发纷争。人口增加，就要建新的部落，开发水田就成为问题，为此就需要长期协调部落之间的利益。而且，进行祭祀和法术时首领的宗教职能也不能忽视。这样，部落首领的领导能力和政治权力就更加重要了。一旦协调失败，很快就会影响到居民的实际生活。

接下来又产生了如何获取农耕所必需的铁制农具和工具的问题。这一时期的铁资源来自朝鲜半岛南部，当初九州地区北部的首领们是进口的主体，围绕着铁资源的分配，团体内部和团体之间一定也出现了利益冲突。

水稻农耕带来了可以储存的富余产物，跟以前的储存物品相比其数量之多不可同日而语。管理这些稻米也是首领的职责所在，于是围绕这些富余产物又产生了纷争。一旦出现饥荒，部落之间储存物品的不平衡就会升级成为政治问题，而且这样的问题仅仅依靠首领政治协调的和平方式并不能解决。一旦政治协调失败，便会爆发军事行动。环壕部落的环壕就是为了防御而设置的。

3.邪马台国的下落

中国史书记载的倭人和倭国

居住在日本列岛的倭人最早出现在中国史书《汉书·地理志》中：

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文中的“乐浪”即汉武帝于公元前一〇八年在朝鲜半岛设置的乐浪郡，倭人的朝贡是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从“岁时”这一用语可知，倭人一直定期向中国设置的乐浪郡朝贡。这一点可以从福冈县的须玖冈本遗迹（春日市）和三云遗迹（前原市）出土了西汉时期铜镜得到证实。而且如前所述，符合从这一时期开始青铜器的原材料产地已经从朝鲜半岛变为中国这一史实。

按照考古学的划分，这是弥生时代中期，相当于吉野里遗迹的巨型环壕部落形成时期。其“百余国”大概是指具有吉野里遗迹这样的中心部落的“国”，即九州北部作为发达地区的各国。尽管史书中记载的是“国”，但中国视其为倭人“团体”。

《汉书》之后有倭人记载的是《后汉书》。但是该史书是在《三国志·魏书》（以下按惯例称《魏志》）之后编纂的，而且参照了《魏志》，阅读时需要注意。《后汉书》中有《魏志》中没有的关于倭国的单独描述，是非常宝贵的史料。

东汉光武帝在位时的建武中元二年（公元五十七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千里迢迢来到东汉京城洛阳——这里首次出现了作为倭人团体核心之一的奴国。到访京城证明，奴国看准了东汉王朝是东亚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作为回报，光武帝向奴国授予了金印。奴国也见于《魏志》，相当于后来的“傩县”（《日本书纪》仲哀八年纪）、“那津”（《日本书纪》宣化元年纪）等的所在地，位于流经福冈平原的那珂川流域。

金印就是在以前的博多湾志贺岛（现已成陆地）出土的“汉委奴国王”印。该金印表示中国和奴国王还不是君臣关系，即非臣朝贡国，奴国的中心是须玖冈本遗迹。

《后汉书》中还记载，公元一〇七年（汉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按照原有的说法，唐代的律书《通典》北宋版中有“倭面土国王”，因此有“面土国”（伊都国）和“末庐国”之说。但是如《后汉书》所记，就是倭国王（西岛定生《邪马台国与倭国》）。这一时期，作为中国外交对象的，并非奴国这一特定的国家，而是倭国王个人。也就表明，在日本列岛已经有了倭国这一政治团体。这样，我们可以认为在二世纪初就已经建立了倭国的架构。

《后汉书》中所见的“生口”就是活人的意思。这里所指的可能是奴隶身份的人，或者就是指倭国人。不管怎么说，一百六十人是很多的。据《魏志·倭人传》中卑弥呼献上“生口”男四人、女六人，壹与献上三十人，也有人说“生口”指战争的俘虏。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在倭国建立时，岛内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

倭国大乱后共同拥立的卑弥呼

据《后汉书》，在汉桓帝和汉灵帝期间，即公元一四六年至一八九年，倭国大乱。《魏志》中写道：

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

组成倭国的各国共同拥立的就是女王卑弥呼。拥立卑弥呼后面再讲，这里先从考古学探明的高地部落的角度来看一下倭国大乱的一个侧面。

弥生时代中期和晚期，包括濑户内海周边在内，在从九州到关东地区的山顶和高地等视野开阔的地方出现了高地部落；与环壕部落一样，其周围挖有具有防御功能的壕沟。在山顶等地建立部落并非日常生活所需，而是有特别的意图。这很有可能是倭国各地出现了引发军事冲突的政治性紧张局面，或许跟“倭国大乱”有关。

从西日本高地部落多这一点来看，九州北部和近畿地区的政治势力之间可能发生了纷争。因此可以推测，部分高地部落是“倭国大乱”时建立的。考古学的发掘调查将这些部落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高地部落（大阪高槻市的古曾部芝谷遗迹，二世纪）

在这样的军事和政治的紧张关系中，女王卑弥呼被共同拥立出来；卑弥呼之后，卑弥呼的宗亲之女壹与（也作臺与）即位。为什么女性国王会被拥立出来呢？

《魏志》中写道，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是个巫师类型的女性。多数人认为正因为卑弥呼具有这种宗教性格，所以被拥立为倭国王。这种观点高度强调古代政事中祭祀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还是先不要急于下结论。

卑弥呼死后，壹与被拥立为倭国王。关于此事，《魏志》中记载：“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跟卑弥呼即位时一样，先是要立男性国王，但是各国不接受，导致战乱，于是不得不让十三岁的壹与即位。这就是说，是性别因素而非宗教原因决定了即位人选。换言之，只有以拥立女王的形式，才能保持倭国的联合。所以，解开拥立女王之谜的关键，须从壹与的即位着手。

接下来的问题是，拥立女性为王的理由是什么？我们还是从史料《魏志》来看。卑弥呼“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卑弥呼终生未婚，之后的壹与可能也未婚。这样看来，拥立女王的重点是不让其生子，各国不愿意国王由男系来继承。

按《梁书》记载，壹与之后的国王是男王。尽管《梁书》的可信度不高，但是在三世纪的倭国，女王确实只持续了两代。

卑弥呼是倭国女王

多数读者可能认为卑弥呼是邪马台国的女王，即使在古代史学界，也有众多人持这一说法。然而中国史研究者西岛定生认为，“据《魏志》，卑弥呼是倭国女王，而非邪马台国女王”（《邪马台国与倭国》）。邪马台国是卑弥呼居住地的国名。确实如此，《魏志》并未写明“卑弥呼是邪马台国女王”，只能看出其是倭国的女王。作为倭国联合体中的大国，以前的邪马台国王对外可能都是以倭国王的身份出现，然而由各国拥立的卑弥呼是作为倭国王即位的。西岛的观点为邪马台国论争提出了新的论点。

有人指出卑弥呼有两张面孔，一张是代表倭国与魏国交涉的“亲魏倭王”的文明面孔，另一张是作为巫师的未开化的女王面孔（石母田正《日本的古代国家》）。但是卑弥呼被描述为“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即位列倭国王以后，成了“不见”的王。因有“拜假”会见魏国带方郡派遣的使者，在对外交涉的场合现身。在原始王朝制度下经常有“不见王”的存在，卑弥呼正是作为这样的一位国王不现身影。

魏国授予卑弥呼的“亲魏倭王”称号是超出当时倭国实力的高级别称号。依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的描述，倭国的位置在魏国的敌对国吴国的东方海上。基于这样的地理认识，出于对吴国外交政策的需要，魏国给了卑弥呼以高级别待遇。

作为卑弥呼居住之所，可以见到“居处”“宫室”“楼观”“城栅”的名称，其各自的规模尚不清楚，但可以确定是环壕部落发展而成、兼有防御设施的城塞，这些景观以后会展示。女王有千名侍女伺候，只有一名男子传递饮食、出入居所。如“有男弟、佐治国”所述，处理政务的卑弥呼的弟弟，作为对马国、末庐国、伊都国、奴国等联合体的盟主，辅佐治理倭国。

与此倭国联合体对抗的是狗奴国，其国王是名叫卑弥弓呼的男子。公元二四七年，卑弥呼与狗奴国开战，向魏国带方郡派遣使者寻求支援，魏国派遣下属官授予诏书和黄幢（黄色的竖旗）激励将士。由此可见，魏国对邪马台国具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

邪马台国的所在地

今天日本全体国民所关心的焦点是有关邪马台国所在地的争论。面对这种急躁情绪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邪马台国”的读音。我们一般读为“Yamatai Koku”，其实正确的读音应该是“Yamato”或者“Yamado”（《岩波古语辞典》补订版）。

关于列入邪马台国所在地候补名单的地区，众所周知有“九州说”和“近畿说”（奈良县大和地区可能性较大）。有部分学者采用“畿内说”，但“畿内”意为“包含京城在内的天子直辖地”，并且已经存在于近畿地区，那么邪马台国位于畿内是不言自明的。在此，我们认为作为地区名称，有必要使用“近畿”。另外，按照前面的读音，因为与“大和”[1]发音相同，所以近畿说更有利。

按照地域分布，东京的古代史学者主张九州说，京都主张近畿说，考古学则认为近畿说更可靠。我在学生时期也主张九州说，这并非因为“学阀”的意识，而是受了大学古代史教育的影响，但是现在并不一定要依照这一格局来思考。由于有了吸收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弥生时代观，现在的我更倾向于近畿说。只要不出土“亲魏倭王”等文字史料，邪马台国的所在地是无法彻底查清的。如果“亲魏倭王”印章在九州出土，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假如在近畿地区出土，那么又会有人主张印章是从九州转移到近畿的。

根据《魏志·倭人传》的描述，南方的邪马台国位于中国台湾东边远处的海上，相当于吴国的东边，这也是正与吴国对抗的魏国重视邪马台国的原因之一。然而日本列岛由九州向东北方向延伸，呈弓形，如果按照《魏志》的描述来解读，邪马台国就是位于海上了。因此，如果将“南”的方向改为东的话，就可以按照表3《至邪马台国里程图》所示的放射状方式解读，但首先需要明确《魏志》的地理观念。

表3 至邪马台国里程图

近年来的研究趋势逐渐脱离方向和距离的问题。当今，有关王权论为代表的社会集团、刑法和习俗等方面的研究是《魏志·倭人传》的研究热点。考古学方面，从对弥生时代的全面研究来讨论邪马台国的研究者正在增加。

奈良县樱井市的缠向遗迹是近畿地区值得关注的一处，该遗迹邻接最古老的大型前方后圆坟箸墓古坟。而在此前方后圆坟出现之前，缠向石冢古坟（全长93米）等所谓的“缠向型前方后圆坟形制”的弥生坟墓就建于该地。也有研究指出，其建造时期可追溯到三世纪中叶至前叶（根据箸墓古坟为三世纪末的理论，即为三世纪后叶）。

缠向遗迹是在中心部落衰败后的三世纪初突然出现的，在此出土了运河与水道等大型人工设施，以及从濑户内海西部至关东各地的土器。另外，在吉备出土了先进的特殊器具等，其性质不大可能只是单纯的“农村部落”（寺泽薰《大和政权的诞生》）。如果把这些遗迹考虑在内，近畿地区作为候补地区就比较合适了。但这仅仅是候补地区之一，必须谨慎看待。

毋庸置疑，探明邪马台国并非研究者的专属任务，谁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各位读者不要拘泥于“学阀”，要做到自由思考，同时要按照学术的规范来探讨问题。

从铜镜看邪马台国

我们从铜镜来看一下考古学角度的某些邪马台国理论。卑弥呼于景初三年（239年）收到了金子和五尺刀，一起的收到还有“铜镜百枚”。女王将这些物品展示给倭国人，以示魏国天子的怜爱。这种被认为是魏镜的铜镜在各地古坟中均有出土。

其中有刻有“景初三年”铭文的神兽镜，例如大阪府和泉市的黄金冢古坟出土的画文带神兽镜，岛根县的神原神社古坟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见本章篇章页）。

邪马台国时期进口的铜镜在古坟中被发现，是这些铜镜由首领传承后被作为陪葬品的缘故。基于这样的事实，很多考古学研究者认为“铜镜百枚”中包括了三角缘神兽镜。

但是迄今为止三角缘神兽镜已经发现了约四百面，从数量上来说，这些不可能全部都是魏国制造并送给卑弥呼的。因此，出现了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古代的三角缘神兽镜是魏镜，另一种认为三角缘神兽镜是倭国产铜镜。最近还有人提出，包括据说在倭国生产的仿制镜，都是中国产铜镜。

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来看并不容易。这是因为中国尚未出土过三角缘神兽镜，只出土过三角缘神人车马画像镜（冈崎敬等《邪马台国论争》）。关于这一事实的解释产生了分化。虽然也有意见认为铜镜是魏国专为倭国制作的特铸品，但是在制作国却从未出土过，这一点让人难以理解。

此外，在京都府福知山市的广峰十五号墓中出土了魏国年号中不存在的“景初四年”铭文的铜镜，辰马考古资料馆藏的斜缘盘龙镜也认定其为同范镜（用同样的模具铸造的铜镜）。虽然有可能是预先制造的，但是这很不具说服力。

单从三角缘神兽镜的数量来看，即使当时进口了一倍以上也不足为怪，考虑到其特殊物品的性质这个数量则过多。一九九七年奈良县天理市的黑冢古坟（古坟时代初期的前方后圆坟）出土了三十三面三角缘神兽镜，震惊了世人（1998年1月公布）。这些铜镜被摆放在木棺的外面，木棺内棺头部摆放着画文带神兽镜。这一次，画文带神兽镜的位置更受重视，这一现象有利支持了铜镜产于倭国的学说。不过，中国也出土过与三角缘铜镜和三角缘神兽镜高度相似的图案，因此也可以承认古代的三角缘神兽镜中包括了魏镜。

我们希望重视的是三角缘神兽镜的同范镜问题。根据表示各地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同范关系（也叫分有关系）的图表，其中心是近畿地区。这说明分配三角缘神兽镜的人在近畿地区。如果是各地的首领各自分别进口，这样的偶然性不可能反复出现。即使是仿制的三角缘神兽镜，结果也一样（小林行雄《古坟文化论考》）。这意味着进口中国铜镜并模仿制作的作坊中心在近畿地区，由近畿向各地首领配发。即使三角缘神兽镜是倭国产铜镜，这种分配关系也不会改变。

以上是从铜镜的角度来观察邪马台国理论，如果从弥生时代的遗迹分布及其陪葬物品来考察的话，可以认为弥生后期的近畿地区在包括外交在内的政治权力方面是凌驾于九州之上的。

三角缘神兽镜的分有关系图。将出土同样模具铸造的铜镜（同范镜）的古坟用线连接，表示分有关系，可知分配铜镜的中心在近畿地区（小林行雄绘图）

注释：

[1]“大和”日语发音为Yamato。——译者注

第三章 大和王权

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金错铭铁剑整体（右）及其放大图（左）

1.大和王权的建立

最古老的大型前方后圆坟

三世纪后叶早期，日本列岛出现了按照固定形制规划建造的前方后圆形古坟。与各地具有地方特色的弥生坟丘墓不同，前方后圆坟是具有全国统一性的古坟。奈良盆地东南部樱井市的箸墓古坟被认为是最古老的前方后圆坟。

箸墓古坟全长约二百八十米，后圆部直径达一百五十六米，让人联想到其与卑弥呼墓的关系。卑弥呼殁于二四八年左右，《魏志》中记载道：“大作冢，径百余步”。也就是说卑弥呼墓直径约为一百五十米。因此，有人推测最古老的箸墓古坟的后圆部就是卑弥呼墓，甚至还有说法认为在圆坟（后圆部）建造完成后才附设了前方部。

因为箸墓古坟由宫内厅管理，所以不能对坟丘部进行调查。但相关部门对于宫内厅指定区域之外的前方部和后圆部周边进行了发掘调查，结果表明，箸墓古坟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前方后圆坟规划建造的。因此，单从后圆部的规模推测其为卑弥呼墓是错误的。箸墓古坟的建造时期约为三世纪后叶。

《日本书纪》中有描述，“是人者，日也人作，夜也神作”，“故时人号其墓，谓箸墓也”（《崇神纪》）。今天仍有“箸中”这样的地名留存下来，古坟名就是继承了这样的传说。这样的传说也非常符合祭祀色彩浓厚的前期古坟。

在箸墓古坟的坟顶，发现了吉备地区频繁出土的特殊器具和特殊壶形的陶俑。这意味着此地采纳了吉备地区的丧葬礼仪。换句话说，在大和地区最古老的前方后圆坟的丧葬礼仪中有吉备地区首领的参与。在前方后圆坟出现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大和地区和吉备地区首领的政治联合的影子。

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坟都长满了繁茂的树木，从近处观察，钥匙形状的前方后圆坟反而看不大清。古坟建造时，大多盖上石块，墓中放满陶俑。因为建造古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其规模可显示执行丧葬礼仪的首领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每座古坟都有坟丘部，以向世人展现建造者的政治权力。此外，形制固定的古坟建造，也意味着对某种政治秩序的参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把古坟与政治和政权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从考古学看大和王权论

目前的教科书和考古学研究，多数从可视的古坟来构建王权论。这样的研究方法有以下两个前提：第一，前方后圆坟的建造意味着大和王权的建立；第二，古坟的建造地点是大和王权的中枢。那么，这两个前提是否已经在学术上得到了证实呢？

巨大的前方后圆坟很有可能是倭国王的墓。但这些是指分布在大和及河内，并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以下或简称《记纪》）中记载了王墓传说的古坟，像坟墓长度居全国第四的造山古坟（长360米，冈山市）和全国第九的作山古坟（长286米，冈山县总社市），就不属于这一类。如前所述，在吉备地区建造这样的古坟，与大和地区和吉备地区的政治联合有关，表明这两个地区已经纳入大和王权的政治体系之中。这是因为建造统一的前方后圆坟所体现的丧葬礼仪的实施与大和王权密切相关，这一点也与以大和地区的首领为顶峰的政治秩序有关。

所谓王墓传说，是依据《记纪》中的记载将首领视为“天皇”来讲述的做法。古坟时代还没有“天皇”这一称谓，而在《记纪》中作为“天皇”来描述的人物，就成为国王的候选人。我们在此谨慎地采用“候选人”这一说法，这是因为有的人物尽管在《记纪》中没有“天皇”的“身份”，但在《风土记》等中已经被记载为天皇（倭武天皇）。至少这样的王墓传说是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把大和王权的建立和《记纪》的传说分开论述。此外，最古老的前方后圆坟也不一定有王墓传说。其实，箸墓古坟是阙史八代（见105页）“孝灵天皇”之女、大物主神之妻倭迹迹日百袭姬之墓。

接下来是关于建造地点的问题。对王权的中枢来说，作为政治中心的王宫是很合适的。古坟是国王死后的居所，王宫是其生前的居住地。被称为“奥津城”的古墓的选址，可能是基于对出生地及对外关系等政治意图的考虑等。如第二章所述，弥生时代环壕部落首领们的居所与坟丘墓挨得比较近。但是古坟时代地方首领的居所（权贵居所）选址都远离一般的部落，古坟也是在其他地方建造。那国王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崇神以后的王宫和王墓的所在地如表4所示。

表4 王宫和王墓所在地（据《古事记》）

*数字表示即位顺序。括号中是《日本书纪》的不同记载。

到了五世纪几乎都可以确认国王的实际存在，倭国王的王宫和王墓曾出现过分开建于奈良和大阪的情况。即使同在大阪，也是王宫在难波（大隅宫、高津宫，后来的摄津国西成郡、东生郡）、丹比（河内国丹比郡）、近飞鸟（河内国安宿郡），王墓在百舌鸟（河内国大鸟郡，百舌鸟古坟群）、惠贺（河内国志纪郡，古市古坟群），两者相距较远。古坟的选址绝对称不上是政治中心。所以，从王墓的所在地来讨论王权的中心是不可取的，因为政治的中枢在王宫。

关于王宫的研究开展起来有很多困难，因为七世纪以前的王宫遗迹还没有在考古调查中得到证实。文献史料中只有使用“王宫”名称（包括地名）的部民制的名代、子代（参见136页）可以作为研究的线索。例如，住在磐余稚樱宫的履中天皇的伊波礼部、住在丹比柴篱宫的反正天皇的蝮部等，但最终还是要依据考古调查找到王宫的遗址才行。而目前对于古代王宫遗迹的考古调查几乎没有进展，完全不能与已经在地面展现雄姿的古坟调查相提并论。以上都是进行王权论研究的方法论上的问题，对于学术观点的确立至关重要。

“始驭天下之天皇”

下面从《记纪》中记载的“天皇”[1]来探讨一下大和王权的建立。《记纪》中记载的第一代天皇是“神武天皇”，但是从“首次统治这个国家的天皇”意义来看，奇怪的是被称作“始驭天下之天皇”的有两位。《古事记》记载的是崇神天皇（第十代），《日本书纪》记载的是神武天皇（第一代）和崇神天皇，两书相同的“初代天皇”不是第一代的神武天皇，而是第十代的崇神天皇。关于神武和崇神之间的八位天皇的描述中，没有留下与政绩和王位相关的传说（书中称为旧辞）。因为缺乏历史记载，所以这个时代被称为“阙史八代”。这些天皇实际上可能也不存在。

这样考察下来，根据《记纪》可以推断实际存在的“初代天皇”应该是名为“御间城入彦”的崇神天皇。而另一位神武天皇实际并不存在，可能只是作为联结神话世界的大和王权始祖而被神圣地创造出来的国王。此外还需要关注的是，对神武和崇神所用的“始驭天下之天皇”的描述方法。

关于崇神天皇，《古事记》的描述为“知初国御真木天皇”，《日本书纪》描述为“御肇国天皇”（“御肇国”意为作为天子开国），《记纪》中称统治对象为“国”。另一方面，《日本书纪》称神武天皇为“始驭天下之天皇”，使用了“天下”的说法。第一代国王的统治范围，再大也就是近畿地区，再夸张也不会超出“大八洲国”的日本列岛。因此，作为第一代国王，还是使用“国”的说法比较合适。“天下”的说法恐怕是后世为了呼应“御宇天皇”的说法而加以润色的，因为“御宇天皇”的统治理念即为支配宇内（天下）。

那么大和王权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探寻的线索就是被推断为第一代国王的崇神的在世时间。但是很遗憾，该时期的史料非常匮乏。能推定时间的考古学资料也只有崇神的王墓。崇神陵据推断是行灯山古坟（全长242米的前方后圆坟，位于奈良县天理市），建造于四世纪前叶，因此大和王权可能是在进入四世纪以后才建立的。需要注意的是，崇神的王墓并不是最古老的古坟，在固定形制的前方后圆坟出现一段时间之后，“初代天皇”的王墓才开始建造。

奈良盆地东南部的大和古坟群（北）和柳本古坟群（南）（白石太一郎绘图）

根据最近的研究，位于奈良盆地东南部的大型古坟，是按照“箸墓古坟→西殿冢古坟→行灯山古坟（崇神陵）→涉谷向山古坟（景行陵）”这一顺序建造的。在被认定为“初代天皇”王墓之前，大型的前方后圆坟已经出现。从这一点来看，前方后圆坟的出现与大和王权的建立时间显然并不一致。

从上述过程来看，大和王权是在最古老的大型前方后圆坟建造数十年之后才建立的。初期的大和王权也采用了原有的前方后圆坟这种统一规划的坟形。也就是说，大和王权的首领是从建造前方后圆坟的势力中产生，并成为这一联合势力盟主的。我们把在大和王权建立之前以前方后圆坟为共同标志的政治势力称为“前大和王权”。将来随着前大和王权的古坟调查不断深入，应该就能找到大和王权诞生的关键。在这之前，我们仅作原理性的说明，即由于前大和王权的政治矛盾，建立了《记纪》所描述的大和王权。

谜之四世纪

在中国的正史中，《魏志》记载了三世纪的邪马台国，《宋书》记载了五世纪的倭国五王，但是却没有四世纪大和王权诞生时倭国的相关记载。其原因可能是四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五胡十六国时代，国内分裂，疏于外交。在中国史书中看不到记载的倭国四世纪被称为“谜之四世纪”。

《宋书》记载的倭国五王之前，倭人出现在外国史料中是在四世纪末，那就是曾为高句丽国王的广开土王的墓碑。碑文的内容将在后面第2节论述，这里从《记纪》中记载的王宫和巨大的前方后圆坟的选址来探讨初期大和王权的特征。

从表4王宫和王墓所在地表（103页）几乎可以确定，应神以后真实存在的天皇，都把王墓建在大阪。“河内惠贺”属于古市古坟群（大阪府羽曳野市和藤井寺市），“百舌鸟”属于百舌鸟古坟群（大阪府堺市）。古市古坟群建在羽曳野丘陵的北边，该丘陵在石川的西边绵延伸展，而石川流经奈良县向西汇入大和川。该古坟群有六座二百米以上的大型古坟。百舌鸟古坟群位于堺市百舌鸟平原的高地上，有最长的大仙陵古坟（仁德陵，全长486米），据说当时可以从茅渟海（大阪湾）望到。

近畿地区中部的古坟分布

现在宫内厅所指定的天皇陵古坟有很多的疑点，原因是宫内厅不肯参考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其管理的天皇陵古坟，不用说发掘，甚至连地表调查都做不了；而且还有因错误的指示而被发掘的文武陵（中尾山古坟，符合天皇陵形制的八角坟）这样的例子，需要借助快速进步的考古学研究，再次进行鉴定。且按下不表。到了四世纪，巨大的前方后圆坟转移到了大阪，但是王宫多数仍然建在奈良。应该怎样理解这种现象呢？

还从没有任何文献史料和考古学痕迹传达过初期大和王权被河内政治势力打败，后来“河内王朝”诞生的信息。考古学者近藤义郎也指出，初期大和王权可能是出于政治意图，将王墓建在大阪（《前方后圆坟的时代》）。这一政治意图是指对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强烈关注。近藤认为大阪的各部族服从于大和王权之后，开始建造巨大古坟，但在对外交流上，大阪是比大和地区更重要的选址地点。由于大阪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还不成熟，所以王宫还是不得不回到大和地区。

《日本书纪》中记载，应神天皇“天皇在孕，天神地祇，授三韩”，讲述应神天皇在其母神功皇后腹中进行了新罗征讨，所以其生来就注定要统治新罗。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应神天皇将王宫迁到大阪，并在古市古坟群建造王墓，应该是出于对中国和朝鲜先进文化的强烈渴求。

注释：

[1]“天皇”的说法始于七世纪后叶天武朝，而“神武”“崇神”这样的汉风谥号是在八世纪后叶才出现的。直到七世纪前叶都还没有天皇的说法，因为使用真名难以理解，所以本书为方便起见使用了天皇的说法。

2.大和王权的海外扩张

广开土王碑文

高句丽第十九代国王广开土王（好太王）的碑文是记载四世纪末倭国对外活动的珍贵史料。该墓碑是其子长寿王为了颂扬父王功绩于四一四年修建的，位于鸭绿江中游的城郊（今为中国吉林省集安市）。该墓碑是为了纪念广开土王的领土扩张而修建的，碑文记载为“铭记勋绩，以示后世”。墓碑为角砾凝灰岩的方柱（宽1.5—1.9米，高6.3米）。

碑文内容分为三段：从高句丽始祖邹牟王到广开土王的王道统治的记述；从三九五年（永乐五年）到四一〇年（永乐二十年）间广开土王领土扩张事迹的编年体描述；守护广开土王墓的规定及遗训。第二段编年记述中提到倭国多达四处，分别是三九六年（永乐六年）、三九九年、四〇〇年以及四〇四年。

墓碑是一八八〇年发现的，一八八三年在参谋本部任职的炮兵中尉酒匂景信将其拓本带回日本，之后在参谋本部对其进行解读和研究。曾经有人提出过耸人听闻的质疑，说有事实表明参谋本部将碑文调包，或为了掩盖调包而用了石灰涂抹的手法。为了将拓本做得清晰需要使用石灰是事实，那个时期的拓本（石灰拓本）都粘有石灰。我自己也曾参与过宫内厅书陵部藏品的“石灰拓本”调查。

水谷悌二郎旧藏的广开土王碑拓本（部分）

后来经过朝鲜史研究者武田幸男和中国研究者徐建新等人的努力，采用涂抹石灰的拓本之前的“原石拓本”的研究不断进步，碑文研究均以原石拓本为基础进行。到目前为止，已发现十三种原石拓本。广开土王碑除了经受石灰涂抹之外还被风化，其表面如今已伤痕累累，无法解读其内容。距今百年之前的优秀拓工采拓的原石拓本成为珍贵的史料。

活跃在三九六年的广开土王

三九六年（永乐六年），广开土王亲自率军南下，与百济军（碑文中蔑称为“百残”）交战，攻下五十八座城池和七百个村落，将领土扩大至百济王都所在地首尔附近的汉江。碑文将广开土王亲征的理由作为前言，其中提到了倭国。

（a）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b）而倭以辛卯年来渡□破百残□□新罗，以为臣民。

这篇碑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开土王之所以与百济军直接开战，因为当时发生了有损高句丽国家利益的恶性事件。史料只需如实解释这一事件就行。

百济和新罗原本是高句丽的属民，两国都向高句丽朝贡。如果（a）所记载的朝贡关系继续保持，就没有理由进攻百济，但当时高句丽与两国的外交关系发生了变化。因此，（b）用“而”这一转折词开头。倭国在辛卯年（391年）过河，与百济和新罗之间发生了某一事件（从“破”字来看，应该是战争击破两国），将百济和新罗变为倭国的臣民。因此，广开土王才亲自率军攻打原本是自己属民并向自己朝贡的百济。

从该碑文为颂扬广开土王领土扩张的功绩这一性质来看，只能这样来解释文意。但这也有可能是站在高句丽的立场，将领土扩张的理由作了夸大说明，并没有客观陈述与百济的外交关系。但不管怎样，“倭国”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被提到的，近代日本的参谋本部官员丝毫没有必要将其调包。

碑文中还记载了三九九年（永乐九年）百济违背约定与倭国私通。倭国与百济的这种外交关系在十二世纪中叶朝鲜编纂的《三国史记》中有相关记述，《百济本纪》中阿莘王六年（397年）条目中可见“（百济）王结好倭国，以太子腆支为质”。虽年份略有出入，但在百济的史料中也有关于提供人质的描述。这意味着百济对倭国是从属性外交，是表明倭国与百济之间外交关系强化的史料。广开土王碑中反应的倭国与百济的关系大致如上。

由此可见，四世纪末倭国就已经在朝鲜半岛进行军事扩张，并展开了将百济属国化的外交。

倭五王

倭国自二六六年以来中断的对中外交，于四一三年以向中国南方的东晋进献方物得以再次开启，这是时隔一百四十七年的使臣派遣。四二〇年，宋建国取代东晋，中国迎来南北朝时期。

宋建国翌年，倭国王倭讃很快便向宋朝派遣使臣。在进行外交往来时，倭国王效仿高句丽，以倭国国名“倭”为姓，个人名记为“讃”，自称倭讃。倭讃现推断为履中天皇，也有可能是仁德天皇。通观倭国及日本各时代，王家使用姓名只有五世纪的倭国五王时期。因为在册封关系中，国王必须用姓名表示。在中国看来，只要倭国王自称“倭”姓，这一族便是父系的同一氏族，帝纪中记载济为“倭王倭济”即是如此。

倭讃之后，倭国王每次换代便向宋朝派遣使臣，接受任命。由于皇帝向官员下达命令的文书叫册书，皇帝下发册书封王，二者故称册封关系。任命之时，会问及倭国王与前任的血缘关系并加以记录。如此，五位倭国国王的系谱得以复原。

下段系谱出自《日本书纪》

不知为何，珍和济的血缘关系信史中并没有记录，后来编纂的史书《梁书》记载其为父子关系，但《梁书》的可信度不高。也有人只按照《宋书》记载，提出存在“讃·珍”和“济·兴·武”两个王族。但是如前所述，中国方面认为倭国王都是倭姓，属于同一个父系氏族，所以两个王族的理论无法成立。

关于倭国五王在《记纪》中对应哪位天皇，目前有多种不同的说法。随着埼玉县行田市的稻荷山古坟铁剑的出土，命名方式也得以明确。“Oho Hatsuseno Waka Takeru”（住在长谷宫的幼武：雄略天皇）的真名为“获加多支卤”，从“Takeru”的谐音用了寓意恰切的“武”字。同样的命名方式也见于“Tadihi-no Midsuhawake”（住在丹比宫的瑞齿别：反正天皇）的“珍（Midsu）”的谐音。能够明确对应的就是这两位国王，其他如果推测的话如后页图所示。

遗憾的是无法确定珍和济的关系，《梁书》记载二人为父子，《日本书纪》记载二人为兄弟。

对宋外交的意图

倭国王的外交方式就是先决定自己的称号，然后谋求宋朝皇帝的承认。例如，珍就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但是中国只授予其“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的称号。倭国出于更有利于推进朝鲜外交的目的而请求授予将军的称号，但是宋朝与高句丽和百济也有册封关系，所以没有同意倭国的请求。

四五一年，宋朝首次将“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倭国王”的称号授予倭济。该将军称号主张对倭以下的国名、地名地区进行军事统治，“都督”与“诸军事”等词语表示对一定地域实行军事统治的官员之意。

但是，宋朝并没有认可倭国要求的“百济”之名，而是用“加罗”（与“任那”同义）代替，这反映出宋朝对满足六国数字的政治考量。当时秦韩（辰韩）和慕韩（马韩）已不复存在，只是作为倭国对新罗和百济地域的军事统治的根据提出。如果把广开土王碑文上倭国将百济和新罗作为“臣民”这一记载作为前提，很容易理解其意图。对史料的研判固然重要，但倭国对朝鲜半岛的扩张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然而，倭国向中国请求册封的不仅是倭国王的称号。四三八年，王族倭隋一行十三人请求平西将军和征虏将军的称号并得到了认可。平西将军是都城以西，有关西日本统治的将军称号。四五一年有二十三人被任命为“军郡”。“军郡”一词较难理解，有可能是指除将军称号（军字）之外，与某种地域统治“郡”相关的官职。

倭国国内的将军称号也采取先由倭国王授予再由中国任命的方式。也就是说，包括部下的官员都统一纳入到了宋朝册封关系的体系中。这样的政治状况尽管体现了倭国王对于国内统治的弱势，但反过来，由于有中国为后盾又可转化为强势，外交权的掌握巩固了自倭国王而下的阶层秩序。

五世纪巨大的前方后圆坟不仅在大和、河内（包括和泉）地区，甚至连吉备都建造过，从中我们可以推断大和王权的政治秩序和册封关系。倭国王还不一定处于突出的政治地位，日本列岛的政治统一，还需要能使吉备首领们服从的首领联合体。

3.获加多支卤（武）时代

武的上表文

四七八年，武继承兴，向宋顺帝呈上上表文。上表文以“封国偏远，作藩于外”开头，用词典雅，以此推之，可能是外来的文书参照中国古籍书写的。引文中的“藩”指“篱笆”，意为中国边远之处像篱笆一样的朝贡国；而倭国与宋缔结了君臣关系，在外藩国的位置恰与篱笆相似。

武在上表文中自授“开府仪同三司”的地位，其他部下亦假授称号。宋并没有答应其开府仪同三司的要求，只授予其“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的称号。

“开府”指开办府衙安置部下，“仪同三司”指待遇与三公（当时指太尉、司徒、司空的职位）相同。倭国此时仍与高句丽对抗，对于自称“安东大将军”的倭国王来说这是梦寐以求的。“开府”一词中包含了倭国王创设“官职制度”的决心，这一点应予认可。因为在《宋书》中，四二五年有司马（名曹达）这一官职名，四三八年和四五一年可见前述诸将军称号。

倭王武的上表文（和刻本《宋书》）

倭国五王时期有实施称为“府官制”的“官职体制”的强烈愿望，该体制估计主要是军事官职为多，包括军官之司马一职。但鉴于当时与强国高句丽的对抗意识强烈，也有可能是出于大国意识的身份标志，如果将其认为是付诸实施的官职制度，那就错了。五世纪金石文上的“杖刀人”“典曹人”等官职名，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该事实。

接下来，我们从这些日本列岛的同时期史料来探讨五世纪的大和王权。作为前期准备工作，我们先探讨一下文字史料的性质。

五世纪的文字史料

目前为止，五世纪在日本列岛制作的文字史料一共发现了三份。最古老的是千叶县市原市的稻荷台一号坟出土的铁剑。铁剑上镶嵌有以“王赐”开头的文字（以下称王赐铭铁剑）。解读文字正面为“王赐□□敬□”，背面为“此廷□□□□”。从“王赐”一词可知，这是“王”对有功之人“赐予”的御赐刀；背面的文字应该是拥有此刀能带来好运之类的吉祥话。

稻荷台一号坟是五世纪中叶建造的古坟。这个时期倭国王从宋获册封“倭国王”的同时，也已经自称为王。“王”字本身就有倭国王的意味。

埼玉县行田市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铁剑上用金子镶嵌了一百一十五个文字（金错铭铁剑），铭文中记载有干支“辛亥年”，这应该是基于宋朝元嘉历的干支。从古坟出土的须惠器的年代来看，辛亥年为公元四七一年。铭文中镶嵌有“获加多支卤大王”，是《记纪》中所见的雄略天皇标记“Waka Takeru”。铭文记载了以意富比垝（大彦）的后代乎获居为杖刀人头领，世世代代服侍王的事迹。

稻荷山古坟的金错铭铁剑的出土，还判明熊本县菊水町的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铭（银错铭大刀）所见的“治天下获□□□卤大王世”，指的也是获加多支卤。该银错铭大刀上还记载有典曹人无利弖侍奉的字样。在表示年代的“获□□□卤大王世”中出现了“Waka Takeru”的名字，因为与金错铭铁剑的字形相似，可判定该大刀应该是在大和地区制作的。

两者不仅仅是共同使用了意为侍奉国王的“奉事”一词，还有“杖刀人”和“典曹人”、“左治天下”和“治天下”、“百练利刀”和“八十练”等类似之处。《宋书》中留存的武的上表文也是一份一级史料，关于武就共有三份同时期的史料存在，不能认为这是单纯的偶然。

《万叶集》的第一首和歌是《雄略御制歌》，还有《日本灵异记》也是以雄略天皇开始的。一般认为，古代贵族认定雄略时期是宣告新时代开始的时期（岸俊男《作为划时代的雄略王朝》）。雄略天皇的时代被认为是划时代的政治时期。

王和“大王”

关于今天仍在使用的天皇称号，有人认为是推古朝、天智朝开始使用的，但我认为其出现时间是在天武朝（672—686年）（《古代天皇的诞生》）。很多人认为在天皇称号之前使用的是“大王”的称号，但是“大王”一词作为正式的称号至今仍未得到证实（关晃《大化改新研究（下）》）。五世纪时称“倭国王”，国内如王赐铭铁剑所见，也是称为“王”。但是因金错铭铁剑和银错铭大刀上记载为“大王”，部分见解认为，雄略时代由王改称为大王，称号是按照“王→大王→天皇”的顺序更替的。如前所引，铭文中有“大王”。

镰仓时代编纂的《日本书纪》的注释书《释日本纪》中引用了《上宫记》的逸文（非全文，乃摘录其中一部分）。《上宫记》是关于厩户皇子（圣德太子）的书，但逸文中记载应神是“凡牟都和希王”，继体是“乎富等大公王”，而垂仁是“伊久牟尼利比古大王”。如果大王是正式称号，就不应该出现王、大公王、大王这样的差异。《上宫记》成书时间早于《日本书纪》（一般认为是七世纪末），也有作为史料的可信度。

铭文中确实有“大王”的说法，但是，这是侍奉雄略的杖刀人和典曹人使用的称呼，不是王赐铭铁剑那样的自称。只能说大王是尊称，不是正式的称号。倭国王在国内也使用了中国册封的王称号，但是因为铭文中还可以见到“治天下”这样的词语，所以也不是单纯的王。

八世纪，“治天下”一词在律令法中改用“御宇天皇”，解读为“治天下天皇”，与“治天下”同解。规定公文格式的《公式令》中，在送给看作藩国的新罗和邻国大唐的文书中写入了“明神及御宇日本天皇”乃至“明神及御宇天皇”这样的语句。由七世纪以前的“藩国”是新罗、百济、高句丽可知，“御宇”一词与统治“藩国”有密切的关系。“御宇”之前的“治天下”理念也是同样的思路。

倭国五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向宋强烈要求册封，与统治“藩国”有很深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倭国王号称“治天下之王”。《古事记》中所见“大长谷若建命、坐长谷朝仓宫治天下”（雄略段）一句，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这一点。因此“治天下之王”就相当于之后天皇的国王。

杖刀人与典曹人

前面《宋书》提到了“府官制”，下面利用金石文来探讨一下大和王权的构架。如前所述，稻荷山古坟的金错铭铁剑上有“杖刀人首”，江田船山古坟的银错铭大刀上有“典曹人”的名称。杖刀人指“带刀之人”，即武官，乎获居为其统领（首）。东国作为奈良时代戍边者的出生地区而有名，杖刀人首领也与这样的东国很相称。典曹人是指“掌管官府的人”，可视为文官。

有意思的是，《日本书纪·雄略天皇纪》中也有很多“人”的名称，例如“典马（人）”“养鸟人”等，都是中国式的汉语表达。除此之外，还有“舍人”“厨人”“汤人”“船人”等，这些都是表示职务的名称，可能大和王权存在这种称为“人制”的职务机构吧。由于史料不多，详细情况不得而知。

这种“人制”应该是学习当时中国或者朝鲜的制度，后又受到百济部制的影响，转化为部民制。曾经也有学者根据部民制的发展考察“人制”，如“仓人”等，但事实上部民制是在“人制”的基础上展开的。

当雄略的王宫还在斯鬼宫时，杖刀人乎获居曾在宫中建筑（寺庙）侍奉。大概典曹人及“人制”的首领也都从事了宫中的相关工作。遗憾的是五、六世纪的王宫遗迹仍未发掘，王宫的具体结构尚不清楚。但是如群马县三寺Ⅰ遗迹中所见，地方豪族的首领居馆内部有作坊和侍从的设施。王宫的占地面积和建筑物规模可能不同于首领居馆，但是拥有多个廷（官府设施）的结构应该是一样的。

大阪府南部（堺市及岸和田市等）有生产须惠器的大型集中地陶邑窖遗迹群。在东西十五千米、南北九千米的遗迹群中，据说有一千座这样的窑。须惠器的生产从五世纪前叶开始，后叶进入鼎盛期，其产品供销全国各地，多为与大和王权关联紧密的生产园区。虽然没有能够直接表明生产者名称的史料，但很有可能就是《日本书纪》垂仁三年纪中所见的“陶人”。陶邑中有从朝鲜南部的伽耶过来的工人，承担这种须惠器生产的组织体制可能就是“人制”的构架。

4.氏族的形成与部民制

氏族与姓

如前所述，倭国五王以倭国的“倭”字为姓，与宋朝缔结了册封关系。但是出于外交的需要，在日本列岛制作的金石文中并未使用倭姓。到五世纪末，有姓者除了倭姓的国王和王族之外，只有曹达（《宋书》）、张安（“银错铭大刀”）等外来系。乎获居（“金错铭铁剑”）与无利弖、伊太加（“银错铭大刀”）等住在列岛的本地人只有名字，并利用汉字的读音标记。

在同期的金石文史料中，六世纪后半叶建造的岛根县冈田山一号坟（松江市）出土的铁剑上镶嵌有“各（额）田部臣”的字样。这里的“额田部臣”是管理名代部民（后述）的氏族，拥有“臣”这一姓氏。这些是最低限度的史料，所以氏族与姓很有可能是五世纪末到六世纪前叶形成的。氏族的形成过程还有不明确的部分，下面从七世纪确定的史实来说明。

有一个学术用语叫“氏姓制度”，用来表示大化革新之前大和王权的政治秩序。该制度是通过大伴、物部、苏我等氏以及臣、连等姓，将氏族纳入政治秩序并进行统治的体系。这里使用了“氏族”一词，但与通过共同祖先的信仰联结的单系血缘团体的通常意义不同，这是以氏为单位的、完全是日本的氏族。

冈田山一号坟出土的铁剑

五世纪末之前的倭国社会，除了外来系只有国王一族是有姓者，但是到了氏姓社会，情况就彻底改变了。国王将氏和姓赐予臣下，并保留变更权，但国王本人并没有氏和姓。这一新的氏姓制度，一直延续至当今皇室，天皇一族没有姓（氏）。此外我们现在日常使用的姓（氏）几乎都是名字，这是中世纪以后才开始的。

这样，从五世纪的“人制”时期到氏姓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历史转换。那么另外的姓的情况又怎样呢？

稻荷山古坟的金错铭铁剑上可以见到“足尼”和“获居”等相当于后来的姓的文字，但是姓用来表示氏的序列，在氏还未形成的阶段不具备姓本来的作用。金错铭铁剑上的乎获居一族的名字有“比垝”“足尼”“获居”等多个说法。先不管这些是否真实存在，从每个人类似“姓”的词语的不断变化可知，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姓。五世纪的“人制”社会与六世纪的氏姓社会，侍奉王权的体制相同，但是围绕姓和氏的王权与个人在原理上并不同。

氏姓社会

七世纪的氏分为苏我氏那种拥有“臣”姓的臣姓氏族，和大伴、中臣氏那种拥有“连”姓的伴造系连姓氏族。臣姓氏族的氏名表示地名，连姓氏族的氏名表示职务。还有很多氏族无姓，也有不少氏族集团无氏族名，比如与大和王权没有政治关系的氏族集团基本上都没有氏族名。我们先要明确理解拥有氏族名且表现活跃的集团，以及与大和王权没有关系的无氏族名的氏族之间的差异。

其中，连姓的伴造系氏族被称作负名氏，这清楚地显示了氏族的本质。例如中臣氏，就是将“中臣”这一职务名作为氏名，从事协调神与人关系的祭祀工作。中臣氏的氏族中，藤原不比等一系称“藤原朝臣”，掌管祭祀的一系继承“中臣朝臣”的姓，也是出于这一氏族原理（《续日本纪》文武二年条目）。

大伴氏的情况也一样。《万叶集》中大伴家持的一首《喻族歌》唱道：“清名应珍惜，心勿堕孟浪。轻绝先祖名，戏言亦失当。勿负大伴氏，男儿应名扬。”[1]大伴家持这首略带说教语气的和歌中唱出了天皇的要求，即要大伴氏族人做好侍奉“历代君主”的“先祖之职”（从先祖开始的历代职务），展现了负名氏的典型形象。

这首负名氏的歌谣，让人联想到金错铭铁剑上的乎获居与获加多支卤大王的关系。铭文中记载了乎获居一族作为杖刀人首领世世代代侍奉国王，由此可知，当时尽管不存在氏族名，但是世世代代侍奉王权这一体制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种人制的发展产生了负名氏。

到此我们一直强调“人制”与氏姓制度的原理差异，但这只是事实的一半，事实的另一半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人制”和氏姓制度的连续性。“人制”应该是受到了百济的部制等影响而转为部（部民）制，然后产生了氏族制度。下面讨论一下部民的制度。

部民制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部民制。对此，学界提出过多个不同的学说，教材也将其视为难以理解的领域。部是由“伴”和“部”构成的、大和王权制定的政治社会体制。用大和语言来说，就是通过“侍奉”和“奉献”与大和王权保持统治和隶属关系的团体。这里所说的“侍奉”和“奉献”都是“政事”，即今天我们采用的“政治”一词，如那本了解平安时代政治行政很重要的书——《政事要略》。

“伴”是指在王宫和王子宫中做事、从事各种职务的人。例如清宁天皇的名代白发部中就有“舍人”“膳夫”“靫负”（《日本书纪》清宁二年纪）等职务名。舍人从事贴身服侍和护卫、杂务，膳夫负责膳食工作，靫负是背负装箭工具（靫）的士兵。“部”是在地方上负责招募为官府做事的“伴”的团体，他们承担做事的费用，贡献物品。在中央和地方统治管理“伴”和“部”的就是“伴造”。像大伴连、物部连、中臣连这样在朝廷担任特定职务的成员是高层的伴造，像忌部首、秦造等是低层的伴造；也有高层的连姓氏族被略去了伴造的区分。

“部”分为三个类别：（1）管理皇宫及王族生活的名代、子代。例如前面提到的白发部和伊波礼部（履中天皇）、蝮部（反正天皇）等。（2）负责维持大和王权的各种职业分派的职业部，有人将此命名为“品部”。例如大伴、物部、忌部、土师部等。（3）豪族所拥有的部，也叫部曲。例如苏我部、中臣部等。通过这些“部”可以发现，部的标记都是借用了汉字的大和语言，这一点与汉语标记的人制不同。

在大化之前，各氏族自上而下总称为“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日本书纪》推古二十八年纪），其中的连、伴造与百八十部（可能是从多数的部出来做事的伴）与部制有关。部制建立之后，就出现了大伴连、中臣连等氏的称呼。如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部（部民）制度的建立与氏族的形成密切相关。

此外，国造如武藏国造、筑紫国造等，是从属于大和王权的地方豪族（当地首领）。国造级的地方豪族被授予“直”姓，独立性较强的筑紫、肥（九州）、上毛野、下毛野（东国）的氏族则被赐予了“君”姓。

从前面大伴氏的例子可知，氏族与姓在八世纪以后的律令制社会中，成为联结天皇和各氏族人格的重要标志，但是部制在大化改新之后就基本废止了。

注释：

[1]此处为赵乐甡译文，《万叶集》，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851页。——译者注

第四章 佛教的传入与苏我氏

兴福寺旧东金堂本尊佛头（辻本米三郎摄影）

1.从“外国”即位的继体天皇

从越国即位

五〇七年（继体元年），继体天皇接受大伴金村的即位邀请，从越国（福井县）的三国（今坂井郡三国町）出发，在河内的樟叶宫即位。据闻，这是因为最初被推举的仲哀天皇五世孙倭彦王逃走的缘故。而且继体天皇事先也从住在河内的友人河内马饲荒笼处获知了武烈天皇去世后政权中枢的确切消息。这是《日本书纪》中关于继体天皇即位的记述。

继体是应神天皇的五世孙。虽然《日本书纪》中没有记载系谱，但《日本书纪》成书时已在编纂“系图三十卷”，所以继体是应神五世孙应该确信无疑。《释日本纪》（镰仓时代后期成书）所引的《上宫记》的逸文中留存有如下页图所示的五世孙系谱。当时，新帝由大臣和大连等群臣推荐选出，因此可以肯定继体与大伴氏有联系。

另外，《古事记》记载，继体的出生地是近江而非越。近江是其父亲的政治地盘，而《日本书纪》的记载采用其母亲的出生地。据继体的妃子中很多人与近江有关推断，可能是继承父亲将近江作为自己的根基。无论是取近江还是越，都是远离后来畿内地区的“外国”（畿外），即外国出生的人即位。

继体的皇宫，继即位的樟叶宫（今大阪府枚方市）之后，历经山城的筒城（今京都府缀喜郡）、弟国（今京都府乙训郡），最后迁都至大和的磐余（今奈良县樱井市）。这是发生在七至二十年之后的事情。樟叶、筒城、弟国都属于淀川水系（除了宇治川还包括桂川、木津川）流域。把近江作为根基的继体非常重视从山城到大阪湾、濑户内海之间的水系，并在该地修建了都城。而且，继体的奥津城（墓地）在今城冢古坟（淀川北岸，大阪府高槻市），也属于淀川水系。因此，继体将淀川根基纳入到政治管辖之下，这一点很引人注目。

继体在河内的樟叶宫即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日本书纪》本文记载为20年，异传记载为7年）都没有能够在大和地区建造都城，这一政治状况很值得注意。因为继体是应神的五世孙，而五世孙与之前的仁德王统关系相当疏远，因此完全可以说这是“新王统的建立”。

继体是否如《日本书纪》记载是被和平地推举出来，这一点也让人生疑。当然并没有直接的史料佐证，但是七六三年由文人淡海三船命名的汉风谥号“继体”一词意为“继承国体”，不免让人意识到与武烈天皇“断绝”的意味。

迎娶仁贤天皇的女儿手白香皇女（武烈的同母姐姐）为皇后，应该是为了使继体的王统具备正当性。《记纪》中记载手白香为“皇后”可能因为其仁贤之女的身份（这一时期尚无“皇后”称号，系根据后来的律令所做的润色）。手白香埋葬的西山冢古坟（今奈良县天理市。现在指定的西殿冢古坟建于三世纪后叶，时间不合。白石太一郎《古坟讲述的古代史》）是建于六世纪前叶的前方后圆坟，属于大和古坟群，可见其与大和王权的密切关系。

但是，我们也可以反推其与继体陵（今城冢古坟）的关系。宇治川东岸建有规模约为今城冢古坟三分之二的宇治二子冢古坟。这是山城最大的后期古坟，暗示南山城政治势力与拥立继体有关（宇治市教育委员会编《继体王朝之谜》）。宇治二子冢古坟的陶俑与西山冢古坟的陶俑是同一陶俑窑制作的，也就是说两座古坟由同一个技术团体参与建造。继体陵与手白香陵虽然不得不分别在摄津与大和选址，但通过宇治二子冢古坟可知，两者之间还是存在共同的要素。

如上所述，不得不说称为应神五世孙的继体天皇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继体朝的外交与筑紫君磐井的叛乱

五一二年（继体六年），被派遣到百济的穗积臣押山和大伴大连金村应百济的要求，将上哆唎、下哆唎、娑陀、牟娄，即所谓的“任那四县”割让给了百济。《日本书纪》中记载的割让，可能只是军事上支援了“任那四县”。受到百济与新罗威胁的伽耶（加罗诸国）一直受到倭国的援助，但此时倭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也有流言蜚语说是二人接受了百济的贿赂，而且第二年己汶与滞沙（带沙）归属了百济。因高句丽南下，百济受到威胁不得不入侵南边的伽耶。

六世纪前叶倭国外交政策的特点就是，在响应百济的领土扩张和军事支援要求的同时，作为回报要求百济贡献五经博士和医学历学博士。这样的外交方式为钦明朝所继承，形成了五经博士等交替到倭国任职的态势。

这些博士中可以见到如段杨尔、汉高安茂这样的中国姓名。中国当时为南北朝时期，他们是拥有百济官职的南朝系百济人以及南朝的有识之士。这个时期，倭国与中国南北朝没有缔结外交关系，但是作为百济领土扩张及军事支援要求的补偿，中国南朝的文化及技术流入到了倭国。此番基于两国利益的外交政策，最终让倭国的文明取得了极大的进步。

另一方面，新罗入侵到了伽耶的东部。在五二七年（继体二十一年）之前，南加罗和喙己吞已经受到新罗的攻打。因此，倭国制订了复兴伽耶的计划，并打算派遣近江臣毛野率领六万大军前往。

阻碍这一计划的是九州豪族筑紫国造磐井。磐井受到新罗的挑唆并接受贿赂，发动了叛乱。近江臣毛野大军的行军路线被阻断，军事计划也被迫搁浅。朝廷又派遣物部大连麁鹿火任大将军，叛乱的详情虽然不清楚，但是一年数个月之后，磐井被斩杀。位于福冈县的岩户山古坟被认为是磐井之墓，这里留下了很多被毁坏的石头人像，但毁坏时间却不甚明了。

磐井在反叛时曾说过，“（近江臣毛野）今为使者，昔为吾伴，摩肩触肘，共器同食”。筑紫国造拥有“君”姓，是有很强独立性的豪族。磐井年轻时曾在中央大和王权任职，侍奉国王。

继体朝后期，大和王权强化了政治统治，如拒绝战争支援就不得不准备发动叛乱。而且磐井的叛乱还有新罗的支持，战争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九州的大豪族拥有独自与外国开展外交的途径。

父亲磐井被杀后，葛子因惧于被连坐判死刑，将糟屋屯仓（今福冈县糟屋郡）献给了朝廷。为了赎罪，也将自己领地的一部分作为屯仓（朝廷所领有的农业经营中心）交给了朝廷。磐井为反抗大和王权而发动了叛乱，结果反而强化了大和王权的政治统治。在筑后可以见到物部、大伴部、许势部等部（部曲）名，可能是大连的大伴金村、物部麁鹿火和大臣的许势（巨势）男人[1]等因镇压叛乱之功劳，增加了自己的部民数量。

围绕东国国造之争

西边发生了筑紫国造磐井的叛乱，东边为了武藏国造之位也起了纷争。据《日本书纪》安闲元年纪记载，为了武藏国造之位，笠原直使主与同族的小杵长期争斗不休。据说小杵生性叛逆，想借上毛野君小熊之力谋杀使主。使主得知阴谋之后逃到都城。朝廷定罪之后，封使主为国造，并诛杀了小杵。被任命为国造的使主大喜，将横渟、橘花、多冰、仓樔等屯仓献给朝廷，这些就是后来的武藏国的屯仓。

笠原直是拥有武藏国埼玉郡笠原乡（今埼玉县鸿巢市笠原）地名的氏族，与出土金错铭铁剑的稻荷山古坟所属的埼玉古坟群渊源很深。献给朝廷的屯仓中也有如橘花屯仓（旧武藏国橘树郡，今神奈川县东部）等位于南武藏的屯仓。武藏这一行政单位形成于何时尚不清楚，但武藏国造可能已经统治了很大范围的地区。

这场争斗中需要注意的是，争夺国造之位的是称为“同族”的亲人，但并不是兄弟这样的关系；而且首领权力也不是由特定的家族来继承的。关于国造之位，朝廷拒绝了与上毛野氏这样有政治实力的氏族合作，因为国造的任命权最终属于朝廷。

在此，我们要提一提大和王权与东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五九二年（崇峻五年），苏我马子假称“今日进献东国贡品”而暗杀了崇峻天皇。因为进献东国贡品当天，天皇也必须参加仪式，苏我马子看准了这个机会。六四三年（皇极二年），受到苏我入鹿追杀的山背大兄，依部下进言以东国的乳部（壬生，养育王子的部）为根基，同苏我作战。另外壬申之乱（672年）时，大海人皇子将东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取得了胜利。被视为蛮夷之地的东国，虽然范围时有变化，但是与大和王权之间缔结了一种特殊的关系。

继体朝到钦明朝之“谜”

关于继体的殁年，《日本书纪》和《古事记》并不一致。据《日本书纪》，继体殁于五三一年（继体二十五年），经过两年的“空位”期，五三四年（安闲元年）安闲天皇即位，这极为罕见。然而据平安中期编纂的厩户皇子传记《上宫圣德法王帝说》和《元兴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账》，钦明天皇于五三一年就已即位。这样一来，安闲、宣化天皇就不可能在位了。关于佛教公传的时间，也有五三八年和五五二年两种说法，这实际上也与纪年法的差异有关。

除了这里所讲的情况以及继体末年筑紫君磐井叛乱的传闻之外，还有《日本书纪》所引的《百济本纪》的记载（因其为辛亥年，故称“辛亥之变”），这容易让人联想起某种政治事件的一句话：“又闻，日本天皇及太子、皇子，倶崩薨。”于是有人提出了“继体、钦明朝内乱”之说。

具体如表5所示，继体去世之后安闲—宣化及钦明两个政权并立。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就等于存在拥立两位天皇的政治势力。而从群臣推举选出新帝的王位继承体制来看，“二朝并立”也并非不可想象。但如果是“辛亥之变”中所见“天皇、皇太子”的死亡消息那样，“皇太子”死亡，两朝并立就没有可能。这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假设，但并非经过论证的史实。

表5 继体、钦明朝年表

记：《古事记》，纪：《日本书纪》，帝说：《上宫圣德法王帝说》，缘起：《元兴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账》

这里我们来讲一下继体与安闲之间的纽带关系。安闲被称为勾大兄，其母是地方豪族尾张氏的女儿。勾是地名，在迁都勾金桥宫之前，王子宫应该就建在勾。在大化之前与兄弟继承对应的王位继承法中，大兄是天皇以及相当于天皇之人的长子。史上首次出现的“大兄”称呼就是勾大兄，据此可以认为是继体发明的王位继承法。

在大兄制度以前，如《古事记》景行段中有三位太子的传闻那样，存在包括同母兄弟在内的多位继承人的情况。《记纪》中王子杀兄的故事也与王位继承有关。勾大兄是强有力的王位继承人。《日本书纪》的记载是继体去世前进行了“让位”，这虽非事实，但也从侧面作了证明。

以手白香皇后为纽带，继体与钦明的关系非常牢固，但也未必是继体去世后钦明马上即位的关系。奥豪德是继体的真名，尚无去世后的和风谥号。天皇都有日本式的谥号，且具有继承性。安闲的和风谥号为“广国押武金日”，此后的宣化为“武小广国押盾”，钦明为“天国排开广庭”。此外，《安闲天皇纪》中如武藏国造之争、屯仓设置等内政信息较多，二朝并立之说很难想象，反倒是《上宫圣德法王帝说》等忽略安闲、宣化朝的纪年法不可能存在。

注释：

[1]人物名。——译者注

2.佛教的传入

钦明朝的建立及钦明时代

据《日本书纪》，安闲在位两年、宣化在位四年就去世，之后群臣请求钦明即位。此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钦明以“余幼年识浅，未闲政事”为由拒绝了请求，并推荐了安闲天皇皇后春日山田皇女。除了大和王权建立之前的卑弥呼和壹与，这是明确的女帝即位的请求。但是皇后没有接受，由钦明即位。

关于即位时钦明的年龄史书记载为“年若干”，具体不明确。从后来中世的史料推算，《一代要记》等天皇年代记中为三十一二岁，《神皇正统记》中为五十岁。数字差异太大，确切年龄未知，但肯定不是“幼年”。

据说即位后的钦明天皇继续任命大伴金村和物部尾舆为大连、苏我稻目为大臣。由群臣推举即位的新帝重新任命大连、大臣等群臣是惯例。

钦明立宣化之女石姬为皇后，生下后来的敏达天皇，又纳苏我稻目之女坚盐媛为妃，生下用明及推古女帝（敏达的皇后），再娶坚盐媛之妹小姉君生下崇峻天皇。钦明去世后，天皇位按敏达、用明、崇峻、推古的顺序继承。钦明的子女这一代在古代占有特殊的地位，被后来的豪族评价为“时代的转换”。这是怎么回事呢？

《古事记》的内容到推古天皇就结束了。就是说，作为“古事文书”的《古事记》从神话时代开始到推古天皇时代落下帷幕，古代中的“远古”就此完结。论述到此，“推古天皇”这一汉风谥号开始引人注意。如前所述，这些汉风谥号是后世八世纪豪族命名的。“推古”意为“推测远古”，在古代豪族生活的“近代”，意指作为相对于“近代”的“古代”。

但是推古的幼名为额田部皇女，和风谥号为丰御食炊屋姬——“丰”即丰收，“御食”即餐食，“炊屋”即食物烹调屋，与汉风谥号是完全不同的形象，可能为了暗示时代的变换。

钦明朝的外交政策与伽耶

钦明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外交政策。这一时期倭国与百济的外交关系与继体朝一样，是基于两国的利益关系进行的，其特点之一是所谓的佛教公传。引发纪年问题的《日本书纪》和《上宫圣德法王帝说》这两个体系的史料都认为，佛教传入是在钦明朝。这应该是有确切传闻的记载，将在下一节叙述。特点之二是伽耶问题。伽耶是朝鲜半岛南部的加罗诸国，并非像百济和新罗那样的统一国家，而是小国联合形式，也叫伽耶联盟，《日本书纪》用“任那”的指称进行记载。

倭国向该地派遣了称为“日本府卿”（原标记为“倭宰”或“倭府”）的“执事”及记为“行军元帅”的军事指挥官。《日本书纪》中记为“任那日本府”，但当时“日本”这一国号尚未出现，该标记应该是基于后世人的习称所改。曾经有人认为这是“殖民地经营”的重点地区，这是不正确的。钦明朝时期，日本府卿曾经派到安罗国，所以也记为“安罗日本府”。

钦明即位的五四〇年（钦明元年），曾因将“任那四县”割让给百济的大伴大连金村，被物部大连尾舆等人追责而失势。其后的《日本书纪》中多处可见百济圣明王关于“任那复兴”政策的记述，这位圣明王正是将佛教正式传入倭国的国王。

六世纪前叶的朝鲜半岛南部

尽管有伽耶复兴计划，但在倭国派遣的官员中有人暗中勾结新罗，复兴计划未能顺利实施。《日本书纪》所记载的佛教公传就发生在此期间。最终，百济军与应百济请求派遣的倭国军合力，于五五四年（钦明十五年）与新罗作战，圣明王也战死沙场。

五六二年新罗灭伽耶。《日本书纪》记载，“新罗打灭任那官家”。“官家”念作Miy ake，与屯仓不同，这里意为“向倭国朝贡的国家”。另一方面，朝鲜史书《三国史记·新罗本纪》（1145年成书）中记载，“加耶叛。（真兴）王命异斯夫讨之”。《日本书纪》中也有五六〇年的说法，但日朝史书一致记载，五六二年伽耶灭亡。

参与朝鲜半岛这场战争的并非只有男性将士，将军级别的都是夫妇一同参军。《日本书纪》钦明二十三年纪记载，副将河边臣琼岳与新罗军队作战时除了妻子还带上了儿女。《记纪》日本武尊的故事中，也提到日本武尊东征时带了妃子弟橘媛。弟橘媛从相模经海路赴上总途中，为了平息海神的愤怒而投身献祭。战争的形式也因时代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女性也有主动参战的。

“蕃神”的传入

圣明王积极推动佛教传播，对向东方宣扬佛法充满热情。《日本书纪》记载，五五二年（钦明十三年），百济的圣明王上贡释迦佛的金铜像、幡盖、经论。但是《上宫圣德法王帝说》记载，佛教传入时间是五三八年（钦明七年）。两书记载的佛教传入时间都在钦明朝。因为都是正式传入，所以叫作“佛教公传”。佛教的传入是以倭国对百济的军事援助等外交关系上的协助换取的。

对此，《扶桑略记》等佛教系的史书记载，继体朝时大唐汉人司马达等将本尊安置于大和国市郡的坂田原，这是钦明朝以前佛教的初次传入，相当于经由民间途径的“佛教私传”。佛教本是起源于印度的宗教，佛教经典原本用梵语书写，在中国被译成汉语，汉译佛典后经由朝鲜半岛传入倭国。

钦明天皇欣喜地向群臣咨询了关于礼拜佛像之事。因物部、中臣两氏以“拜蕃神恐致国神之怒”为由拒绝，便将佛像授予苏我大臣稻目。此后因关联到疫病流行等，物部氏与苏我氏的争斗持续不断。

这样，佛像被贴上了“蕃神”的标签，也叫佛神或他国神。与日本列岛本地神“国神”一样，佛也被当作神看待，而且是有容貌的神。

本地的神以天地诸神为代表，是见于草木山海等不同寻常的“可畏之物”（本居宣长《古事记传》）。因此，既有化身为白鹿、白猪的狂暴之神（日本武尊神话），也有现身为人、成为现人神的一言主神（《日本书纪·雄略天皇纪》）。但是对于金光闪闪的金铜佛，当时的人们大概一时难以接受吧。

佛教传入之际，留下了几个小插曲。例如进献给苏我马子的舍利（佛的遗骨）根据人们许愿在水上沉浮的故事；因天花流行，物部氏和中臣氏推倒宝塔，焚烧佛殿佛像，将烧剩的佛像丢弃于难波的堀江时，明明空中无云却突然刮风下雨的故事等。这些都是超出一般常识、神佛显灵的奇闻逸事。

此外，还有感染天花的苏我马子为了续命曾向佛神祈求而后立竿见影（现世利益）；后来厩户皇子（圣德太子）在针对物部的战争中，通过制作佛教的守护神四天王像并许愿，获得了战争的胜利（后述）。

由此可见，佛教的信仰一直伴随着与现世利益密切相关的因果报应论。《元兴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账》中有诸如“佛法破灭，怪灾增益”这样的记述。《日本书纪》中记载的围绕佛教传入而产生的苏我氏和物部氏之争，也是以因果报应的论调进行叙述的。因此可以说，虽然未必一定是事实，但是引入新宗教时需要各种各样的奇闻逸事。

关于佛教的作用，一般可以理解如下。信仰天地神灵之国神的世界，对应着过去原始的社会共同体。但是到了各地有权势的豪族开始建造被称为群集坟的小型坟墓的时代，地区社会就会出现之前无法想象的新的变化。此时就需要能个别救济地方新兴势力的宗教，而佛教正好起到了这种满足个别需求的作用。

3.苏我氏的活跃

苏我氏的出身及活动

苏我氏是钦明朝（六世纪中叶）左右开始崛起、对古代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豪族。苏我稻目作为大臣表现活跃。据《日本书纪》记载，他在宣化朝首次获得任命，钦明天皇即位时再次得到任命。根据《尊卑分脉》（十四世纪南北朝时期编纂的诸氏家系图集），稻目的谱系为：满智—韩子—高丽—稻目—马子—虾夷—入鹿。

需要注意的是人名，以稻目为界发生了变化，之前是外国色彩的名字，之后以动植物字样命名。

满智如、木满致（《日本书纪》应神二十五年纪）和万智（《日本书纪》天智元年纪）等，是与百济人相通的名字（古代重读音不重标记）。韩子和高丽与朝鲜国名加罗（韩）和高丽相同。根据这一特点，有人提出苏我氏是外来人。但是加罗和高句丽等另外的国名，反而否定了外来人的说法，这从虾夷等名字也能得到佐证。韩子和高丽等具有异国色彩的名字显示了苏我氏与外来系氏族的密切关系。

苏我氏的大本营在大和国高市郡曾我（今奈良县橿原市曾我町），别墅在河内国石川郡（今大阪府富田林市等地）的石川流域。据推测，苏我氏是葛城氏的一个分支，五世纪葛城氏[1]没落之后，苏我氏取代葛城氏登上政治舞台。后来马子主张以葛城县为大本营，虾夷在葛城县的高宫修建祖庙，可以说都暗示苏我氏与葛城氏的关系。

从对引入佛教的积极态度可以看出，苏我氏是一个开明的氏族，与外来系氏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古语拾遗》（807年成书）中有这样的传闻：雄略朝时麻智（满智）负责监督斋藏、内藏、大藏这三藏。作为仓库的管理者，满智任命秦氏为出纳，让东文氏和西文氏负责账簿的勘验记录。

这是基于斋部氏家记的传闻，《记纪》中并没有记录。这当中，东文氏是东汉氏系的外来系氏族，被认为是阿智使主的后裔，西文氏是王仁的后裔，也叫河内文首。两个氏族均是以文书和记录相关的职务为生计的氏族。苏我氏灵活利用外来系氏族，采用并推进了使用文书和账簿的新的仓库管理模式。

灵活利用外来系氏族并采用新的管理形式这样的传闻，对苏我氏研究来说是宝贵的史料。即使纪年等细节不可信，但苏我氏与外来系氏族的关系、使用文字进行行政管理等传闻等核心内容应该是正确的。文字的使用与文明化有密切的关系，苏我氏对日本列岛的文明化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

关于苏我氏，至今还可以零星见到苏我氏由于大化改新而灭亡的描述，但是灭亡的其实是前文所示推测为苏我氏直系的家系（本宗家），虾夷的弟弟雄正的子孙中后来依然大臣辈出。雄正之子仓山田石川麻吕参加了成为大化改新契机的“乙巳之变”，改新时担任右大臣。连子据说是天智朝的大臣，赤兄在近江朝下六七一年（天智十年）被任命为左大臣。还有在“壬申之乱”以后，改姓为石川朝臣的连子子孙担任参议等，活跃在奈良朝政治的前台。

吉备的白猪屯仓

下面我们在追述《日本书纪》记载的同时，对苏我氏管理白猪屯仓时实行的新的管理体系进行描述。

五五五年（钦明十六年），苏我大臣稻目被派遣到吉备地区并设置了白猪屯仓。第二年，葛城山田直瑞子被派到当地做田令。承担屯仓附带田地耕作的农民称为田部，田部收获的稻收于屯仓。白猪屯仓通过制“籍”（账簿）来掌握田部的情况。“籍”读作“fumita”，就是“札”（Fumuda, Fuda），可以看作现在所说的木简。也就是说，大概是在木简上记下田部的名字，以类似于账簿的形式进行管理。

然而，经过十多年之后，到了五六九年，出现了“年甫十余，脱籍免课者众”（《日本书纪》）的现象。男子明明已达十多岁，但因未记入籍（账簿）而免于劳役，从中可见籍制作完成后，再也不曾添加过新的人名。

为此，百济系的王辰尔的外甥胆津被派到白猪屯仓，调查田部的籍。胆津调查了当地的成年男子后，重新编制了田户。因这一功绩，胆津被授予白猪史之姓（后改姓葛井。现位于大阪府藤井市的葛井寺就是其氏族寺）。王辰尔本人则于五五三年受稻目之命，从事船舶相关税务的计算和记录，被授予船史之姓（后改为船连氏）。王辰尔一族是精通这类记录业务的氏族。

新编成的田户的实际情况不详，但所谓田户，应该是指以家族为单位制作男性名簿（名籍）的“田部”，也可能是利用这个名籍制作成年男子的名簿（丁籍），征集他们去服劳役。五七四年（敏达三年）派遣苏我大臣马子，在扩建白猪屯仓的同时增加田部，并将该名籍交予胆津。

《日本书纪》的记述是基于屯仓管理有功的白猪史的家传撰写的，因此难免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苏我大臣充分利用以文书为职业的外来系氏族，并主导了新的屯仓管理方式，这是毫无疑问的。实际上是否使用了木简，在木简尚未出土之前无法证实，但我们推测是完全可能的。钦明朝开始了新的文字使用，这对于日本列岛政事的开展来说值得特别一提。

物部氏与苏我氏

五四〇年（钦明元年）因伽耶问题大伴大连金村失势以来，物部氏一直独占了大连之位。钦明朝以后，物部尾舆（卒年不详）和守屋成为大连。六世纪后叶敏达、用明朝时期，大臣是苏我马子，大连是物部守屋。

物部氏是中央连姓的强大的伴造氏族，在守屋被暗杀之后的六八四年（天武十三年）设定八色之姓之际，与臣系氏族一同改姓朝臣，后来被授予石上朝臣。物部氏的“物”被认为是带有精灵、灵魂等意味的物（魂），据《日本书纪》中记载，传闻其主要从事军事、警察、刑罚以及掌管神事。物部氏拥有自己的天降神话，执行石上神宫（今奈良县天理市）的祭祀。

有人认为石上是其大本营，但物部守屋的大本营是河内国涉川郡的阿都家、涉河家和难波宅，因此可以推定物部连氏的大本营是河内。

钦明去世后即位的敏达非苏我系，他将守屋留任大连，将苏我马子起用为大臣。这一时期应该是物部氏占据优势。虽然朝廷非常重视有关伽耶复兴的外交问题，但复兴计划的实施并不顺利。敏达末年，围绕佛教问题，物部氏与苏我氏的矛盾再次激化，反映了氏族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实质。由于敏达去世后的王位继承问题，二者的对立变得公开化。

敏达去世后的殡宫发生了一起趣事。“殡”是一种古代的丧葬礼仪，既是将离开肉体的灵魂招回的再生礼仪（让死者复生的仪式），也是镇住附在尸体上的“疠鬼魂”（招来大凶和流行病的灵魂）的仪式。

在古代，国王的殡宫仪礼通常要花上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样神圣的场合，穴穗部皇子竟然意图奸污敏达妃额田部皇女（后来的推古女帝）。按当时的王位继承规定，一般由王弟或大兄继承王位。穴穗部皇子是钦明与小姉君（坚盐媛之妹）的儿子，但不符合即位的条件。在当时这种行为不可能被看作是纯粹的犯罪，他可能企图通过与额田部皇女的肉体关系获得继承王位的资格。

由于三轮君逆的阻拦，他的阴谋没能得逞。穴穗部皇子大为震怒，与物部守屋合谋杀害了三轮君逆。于是穴穗部皇子与守屋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额田部皇女与马子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新即位的用明天皇是钦明与苏我稻目之女坚盐媛的长子，这意味着苏我血缘的天皇诞生。但是太子由非苏我系的押坂彦人大兄担任，因此苏我氏的势力也未必一定就压得住物部氏，仍有需要妥协的地方。用明因体弱多病，在位不足两年，其晚年曾向群臣提出想皈依佛教以治病，由此排佛派与崇佛派的对立再次出现。

用明去世后，因物部守屋企图拥立穴穗部皇子，物部氏开始采取军事行动。关于非苏我系的太子、当时有希望的王位继承候选人的押坂彦人大兄，《日本书纪》中并没有记述，可能是患病或其他原因过世了。

另一方面，苏我氏拥戴额田部皇女，诛杀了穴穗部皇子等人。这样一来，物部氏与苏我氏直接对决的事态就无可避免了。

暗杀物部守屋

用明去世三个月之后的五八七年七月，马子与诸皇子及群臣商讨，计划歼灭守屋。泊濑部皇子（后来的崇峻天皇）、竹田皇子（推古之子）、厩户皇子（后来的圣德太子）以及纪、巨势、膳氏一同率领军队开始与守屋作战。大伴、阿部氏等也率领军队袭击了位于河内的守屋宅邸。

但是，精通军事的物部氏防守牢固，军队也强大，马子军不得不撤退。在此情形下，位于军队尾部的厩户皇子束发于额，砍下作为灵木的白胶木制作成四天王像，将其放于发髻之上发誓道：“今若使我胜敌，必当奉为护世四王（四天王），起立寺塔。”马子也立刻向佛法的守护神诸天王及大神王求助，发誓要建立寺塔，普及佛教。之后开始发动猛烈攻势。

这时，舍人迹见首赤梼将守屋从树上射落，连同其子女一同诛杀。见守屋被杀，物部氏军队四散而逃，物部氏的本宗家就此灭亡。“叛乱”平定之后，据说厩户皇子与马子分别开始着手修建四天王寺与飞鸟寺。这都是《日本书纪》的记载，包括当时十四岁的厩户皇子的行动在内，恐怕大都是后人润色的内容。真正的事实可能是，利用四天王像等振奋己方的阵营，鼓舞士气，打仗取胜，仅此而已。

消灭守屋之后第二个月，额田部皇女与群臣推举泊濑部皇子即位，即崇峻天皇，他是钦明与马子之妹小姉君所生的第五子。虽然《日本书纪》记载是额田部皇女与群臣推举，但这应该主要反映了主导战争的苏我氏的意向。

暗杀天皇与飞鸟寺的建立

崇峻朝的政治，除了为复兴伽耶向筑紫派遣两万军队的记述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情，但是天皇与苏我氏政治上的对立意识却日益增强。

五九二年（崇峻五年）十月，狩猎捕获的野猪被当作最早收获的山珍进献给朝廷。不能如愿推动政治的崇峻此时不经意间说漏了一句“何时如断此猪之颈，断朕所嫌之人”。这句话很快传到了马子的耳中，意识到事态严重的马子将全族人聚集到一起，密谋暗杀崇峻。

飞鸟寺的伽蓝分布（引自《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年报1988—Ⅱ》）

接下来的十一月，马子假意向群臣提出设立贡献“东国贡品”。如前所述，大和王权与东国之间有着特殊的政治关系，其象征就是进献“贡品”。在贡品的进献仪式上，天皇作为接受方要亲自参加。接近苏我氏的外来系东汉驹被选为刺客。关于此暗杀，《日本书纪》只是极为简要地记为“乃使东汉直驹，弑于天皇”。

此前有关王位继承的斗争，例如弑兄之类的传闻见于日本武尊传闻及《雄略天皇纪》，但都无法与天皇被杀的事实相提并论。暗杀崇峻天皇，是空前绝后的大事件。

在前面所述的从守屋歼灭战到暗杀崇峻的这段时间中，飞鸟寺建成了。因其建在飞鸟之地而被称为飞鸟寺，不过寺庙的正式法号叫法兴寺或元兴寺。

飞鸟寺于五八八年（崇峻元年）开始修建，百济进献了佛的舍利（遗骨），除僧侣外还有寺工、炉盘博士、瓦博士、画工等修建寺院的专业技术人员远渡而来。五九〇年寺院建材备齐，两年后佛堂与走廊建成。

藤原京和飞鸟周边图（小泽毅绘图）。这一时期还没有藤原京

今天我们习惯于将奈良县的明日香村一带广泛分布的古代史迹区域统称为飞鸟（明日香），但是古代的飞鸟地区限定在更为狭小的区域。关于飞鸟的范围，现在有两种说法。过去大都认为是香久山以南、橘寺以北，主要是飞鸟川右岸一带（也包含左岸的川原寺地区）（岸俊男《宫都与木简》）。如果采用这一说法，飞鸟寺恰巧修建在飞鸟地区的正中心位置，苏我氏的强大权势浮现在飞鸟人面前。

但是最近，由于在雷丘东方遗迹出土了平安初期“小治田宫”的墨书土器，认为飞鸟寺的所在地在飞鸟的北部边缘即小治田（小垦田）以南的看法被更多人接受（直木孝次郎《飞鸟》）。如果按照这一说法，飞鸟寺就建在飞鸟地区的北部。对这两个说法的认识不同，对当时苏我氏权势的评价就会出现差异。

我认为后者的说法比较妥当。飞鸟寺是一座大型寺院，其伽蓝配置为佛塔及三座金堂，其规模超过五九三年开始修建的四天王寺。但是不管怎么说，苏我氏的权势一定给古代人留下了无法估量的深刻印象。

另外据《续日本纪》的宝龟三年（772年）条目记载，飞鸟地区所在的“高市郡内、桧前忌寸及（东汉）十七县人夫满地而居。他姓者十而一二焉”。苏我氏与外来系的人员关系密切，飞鸟地区也与外来系人员紧密联系在一起。

飞鸟时代由此拉开序幕。

注释：

[1]当时还没有氏，此为后世追称。

结语

不知读者们读完本卷后有无收获？

考古学角度的历史叙述与文献学角度的叙述，写法有所不同。考古学与文献史学一样，论证与争鸣几经波折。本书并非仅仅提供结论，而是力求对其演变过程做出解释。总体而言，我们的目标是要探明日本社会的原始景象，所以可能有点叙述得过于细致。

我的专业主要是以文字史料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史学。在思考大和王权的历史时，最后必须要观察到律令制国家的建立。但是鉴于本系列的编撰体例，本书写到六世纪为止，以后的历史就交给下一卷《飞鸟·奈良时代》。

在此，我想回顾一下自己的研究历程，以此作为结束语。和各位读者一样，我从记事开始就一直居住在日本列岛，作为“撤退回国者”住在京都。二战前，我父亲在中国上海做银行职员，所以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在上海出生。由于“战况恶化”，父亲请求一位日本军人将母亲和姐姐哥哥四人转移到祖父母所在的朝鲜大邱。我就出生在那里，那时正是战败前三个月。据说是因为长崎县佐世保基地扩建，祖父母才移居到大邱的。

撤退回国后，一家人好像临时住在山口县小郡。父亲数年之后才回国。后来我们搬到大阪，一直在那里生活到高中时期。小学时，因为出生在朝鲜而经常受到霸凌。为此，一直梦想长大后离开日本到欧洲生活。上大学后，了解了一点社会就梦醒了。

产生学历史的念头，是在我上了大学以后。开始我被明治维新的变革所吸引，后来又想了解作为前史的日本封建社会，再后来又觉得不了解之前的古代历史，心中不踏实。这样，对历史的关注顺着时间线不断向前追溯，最后到达日本列岛的诞生这一终点。虽然并不一定是在寻根，但是本书是我历史学的一个终点站。

这个终点站其实对于我、对于读者来说，都是历史的始发站，列岛的历史从这里开始。人类的历史中有故事，这些故事不一定能作为历史留下来。但是既然故事客观存在，将其汇集而成的历史就不会是无趣的。本书若能起到引导的作用，我将感到无比喜悦。

最后讲一下地域史。我想本书较多受制于整体的历史，可能对于地域史顾及不足。从我的微不足道的经验来说，不能对列岛社会作千篇一律的思考。我在东京生活已久，长期浸淫在现代历史生活中，这多少与各位一样。对我来说，在关西和东京的生活是原点，它占据着椭圆形中两个定点一样的位置。我现在是东京人的样子，但是也经常为习惯的差异感到惊讶。

我经常举例的词语有“Aho”（笨蛋）和“Baka”（傻瓜）的用法。其实在西部和东部，“Aho”和“Baka”的语感完全不同。小时候，一天要听好多遍“Aho”。大阪人讲“Omae, aho yana（喂，你这个笨蛋）”中“Aho”一词有一种亲切感。甚至有一句绕口令“Aho, aho, iuna. Aho”（不要笨蛋笨蛋地叫，笨蛋）。但是如果说“Baka”，两个人之间就有一种紧张感。在东京，这两个词的意思却完全相反，实在不可思议。

今天由于大众媒体的影响，国民几乎都习惯了标准语。但是西部和东部仍然还有语言上的差异，而且不止西部和东部，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因地区而多种多样。在思考日本社会的历史时，将目光从地区转向整体就很重要。

最近，各地建起了具有“看向地域”的独特的乡土博物馆、历史民俗博物馆、自然史博物馆等，博物馆本身的功能得到了充实。希望各位实地去一下这些地方，接触一下有形的历史遗产，就能更切身地感受到列岛的历史。

本书《日本书纪》的引用主要来自“岩波书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之《日本书纪》，《万叶集》的引用主要来自“小学馆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集”之《万叶集》。为方便各位读者理解，将表记改成了现代假名用法。执笔期间，包括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在内，参考了很多学术著作和普通著作，有的地方未逐一列举，书后仅限于主要参考文献的介绍，敬请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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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公元前1世纪这一时期，倭人向西汉的乐浪郡朝贡。

公元8年西汉灭亡，新朝建国。

25年东汉建国。

57年倭奴国向东汉朝贡，被授予金印。

107年倭国王帅升等向东汉进献生口。

146—189年这一时期，传闻倭国大乱。

184年（中平元年）刻有东汉年号“中平”铭文的大刀出土。

220年魏建国。

238年（赤乌元年）刻有吴国年号“赤乌元年”铭文的铜镜出土。

239年（景初三年）卑弥呼向魏国都城朝贡，被授予“亲魏倭王”的称号。刻有“景初三年”铭文的铜镜出土。

240年（正始元年）带方郡使者到倭国会见倭国王。刻有“景初四年”和“正始元年”铭文的铜镜出土。

243年（正始四年）倭国向魏国朝贡。

244年（赤乌七年）刻有吴国年号“赤乌七年”铭文的铜镜出土。

245年（正始六年）魏国赐予倭国黄幢。

247年（正始八年）卑弥呼与狗奴国交战，请求魏国支援。魏国赐予其诏书和黄幢。

248年卑弥呼去世，其后壹与即位。

369年（太和四年）石上神宫保存有刻着“泰□（和）四年”铭文的七支刀。

391年（永乐元年）倭国打败百济和新罗，将其作为自己的臣民。

399年（永乐九年）倭国与百济联手，进攻到新罗国境附近。

400年（永乐十年）倭国攻入新罗，与高句丽交战战败。

404年（永乐十四年）倭国攻入带方，与高句丽交战战败。

413年倭国向东晋进献贡品。

421年（永初二年）倭讃向宋朝贡，被任命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425年（元嘉二年）倭讃派遣司马曹达向宋朝贡。

430年（元嘉七年）倭国王向宋朝贡。

438年（元嘉十五年）珍被宋朝任命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443年（元嘉二十年）济向宋朝贡，被任命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451年（元嘉二十八年）济被册封为“安东大将军”。

460年（大明四年）倭国向宋朝贡。

462年（大明六年）兴被宋朝任命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471年稻荷山古坟出土刻有“辛亥年”与“获加多支卤”铭文的铁剑。

477年（昇明元年）倭国向宋朝贡。

478年（昇明二年）武被宋任命为“安东大将军、倭王”。

503年隅田八幡神社保存有刻着“癸未年”铭文的铜镜。

507年（继体元年）继体天皇出越国，于樟叶宫即位。

511年（继体五年）迁都至山城的筒城。

512年（继体六年）将任那（伽耶）四县割让给百济。

513年（继体七年）百济进献五经博士。

516年（继体十年）百济替换五经博士。

518年（继体十二年）迁都至弟国。

522年（继体十六年）伽耶国王与新罗通婚。

526年（继体二十年）迁都至大和的磐余（别传记载为继体七年）。

527年（继体二十一年）筑紫君磐井叛乱。

528年（继体二十二年）物部麁鹿火斩杀磐井。磐井之子葛子进献屯仓。

531年（继体二十五年）继体天皇去世。

532年《上宫圣德法王帝说》中为“钦明元年”。

534年（安闲元年）围绕武藏国造之位发生争斗。

535年（安闲二年）设置多个屯仓。

536年（宣化元年）在筑紫的那津设立官家。

538年（宣化三年）佛教公传（《上宫圣德法王帝说》中为“钦明七年”）。

540年（钦明元年）大伴金村因伽耶问题失势。

541年（钦明二年）与百济协商伽耶复兴。

544年（钦明五年）与百济协商伽耶复兴。

552年（钦明十三年）百济圣明王传播佛教（佛教公传）。产生崇佛与排佛之争。

554年（钦明十五年）百济请求军事支援，派遣五经、医学、历学博士。

555年（钦明十六年）在吉备设立白猪屯仓。

556年（钦明十七年）在吉备设立儿岛屯仓。

562年（钦明二十三年）新罗灭伽耶诸国。

569年（钦明三十年）派遣白猪胆津到白猪屯仓。

571年（钦明三十二年）派遣使者到新罗，问灭伽耶的理由。

574年（敏达三年）派遣苏我马子到白猪屯仓。

575年（敏达四年）新罗进献“任那贡品”。

576年（敏达五年）册立额田部皇女为皇后（后来的推古女帝）。

577年（敏达六年）设立私部、日祀部。百济进献经论、造佛工、造寺工。

579年（敏达八年）新罗进献佛像。

584年（敏达十三年）苏我马子于石川的宅邸建造佛殿。

586年（用明元年）穴穗部皇子企图闯入殡宫。

587年（用明二年）苏我马子消灭物部守屋。

588年（崇峻元年）修建飞鸟寺。

591年（崇峻四年）为复兴伽耶，派遣两万余军队到筑紫。

592年（崇峻五年）苏我马子暗杀崇峻天皇。推古女帝即位。

593年（推古元年）厩户皇子（圣德太子）被册立为太子。

版权信息

书名：飞鸟·奈良时代（岩波日本史第二卷）

作者：【日】吉田孝

译者：刘德润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05-01

ISBN：978-7-5133-3823-3

目录
CONTENTS

序言

第一章 东亚世界与推古朝的改革

1.推古女帝登台

2.东亚形势与遣隋使

3.与佛教相遇

第二章 大化改新与白村江之败战

1.激荡的东亚与留学生归国

2.大化改新的开始

3.国家制度与习俗的改革

4.白村江之败战与亡国危机

第三章 壬申之乱与律令制国家的成立

1.六七二（壬申）年的大乱

2.天武·持统朝：成为东海小帝国

3.律令制国家的建立

第四章 奈良之都与大佛开光

1.新的宫殿都城与空间

2.圣武天皇与光明皇后

3.大佛开光

第五章 天平人的百态人生

1.《贫穷问答歌》的世界

2.长屋王及其家族

3.鉴真身边之人

第六章 王权正统性已经动摇

1.藤原仲麻吕的儒家政治

2.称德女帝与道镜

3.新王统的建立

结语

参考文献

年表

描绘鉴真东渡的东征传绘卷（局部）

序言

日本历史的青春时代

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人们，一面摄取大陆文化，一面思考着如何才能将“日本”建成一个独立国家，构建起自己的独特文化。这就是本卷的主题。本卷讲述的是从推古天皇即位的五九三年起，到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的七九四年为止，大约两百年的历史。

这两百年是激荡不已的时代。在东亚，经过一段漫长岁月，中国又出现了一个大帝国隋。隋朝攻打位于东北方向的高句丽，并以这次战争的失败为转折，在很短的几年之后就灭亡了。唐灭掉隋，建立起一个大帝国，并与新罗结盟，灭掉了百济与高句丽。百济与高句丽，曾将包括佛教在内的各种大陆文化传到倭国，并与之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倭国为了救援百济而派军，但遭到唐朝水军毁灭性的打击而战败。“百济与高句丽亡国之后，也许下一个就轮到我们自己了”，在这种危机意识中，如何才能生存下去？日本在集中权力，加强军力的努力中，以体系完整的“律令”法典为骨架，建成了中央集权制的律令制国家。那么，在具体实施变革的过程中，日本发生过怎样的历史事件呢？

飞鸟·奈良时代，天皇制尚未稳固。朝廷仅仅依靠“天神之子孙”这样的神话来支撑天皇的权威，陷入困境。从大陆传来的佛教、儒教、（广义的）道教等各种各样的思想混杂在一起，流入日本。这时还出现了以佛教为依靠，企图谋取皇位的僧人（道镜）。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思想来建构天皇的权威？

这个时代，东亚女皇与女王的活跃十分引人注目。在中国，出现了华夏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独统江山的局面，在朝鲜半岛的新罗也有善德女王、真德女王即位。而在日本，则相继出现了六位女皇：推古、皇极（齐明）、持统、元明、元正、孝谦（称德）——齐明、称德女皇曾两度即位，重祚登基。本卷所讲述的这二百年历史之中的九十五年间，都是由女性天皇君临天下的，大约占了一半。为何会涌现出如此众多的女皇？

飞鸟·奈良时代，日本列岛上首次出现了京城（城市），经过严谨规划的条坊（道路）划分成若干区域。还建成了连接京城与地方的道路和通信系统。律令制国家的统治，首先从列岛的中心部分开始，到了奈良时代末期，朝廷终于将东北地方的中部，以及南部的九州也纳入了统治范围。在奈良朝的周边，有后来被称为阿伊努人和琉球人的群体，他们都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

从语音来说，这个时代除了アイウエオ五个元音之外，还出现了介于イ和ウ、ア和エ、ウ和オ之间的元音（中舌元音），共八个元音，这与平安时代之后的语音大不相同。从文字来说，当时尚未发明假名文字（平假名与片假名），只使用汉字，煞费苦心地用它们来记录日语。

近代之前（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国家与社会结构、文化的基本框架，都是在平安时代达到成熟的，但这些雏形早在奈良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这是一个混沌未开却异常活跃、朝气蓬勃的时代。

七世纪前后的东亚

成为东海小帝国之路

这个时期的东亚，中国皇帝将周边诸国的首领“册封”为“王”，这种外交关系就是基本的国际秩序。所谓“册封”，是根据“册书”这种文书规定的“封邦建国”（将其首领任命为“王”等）。朝鲜三国的首领也都分别被中国皇帝册封为“高句丽王”“百济王”“新罗王”。

倭国的首领也是如此。三世纪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以及五世纪的倭国五王，也都由中国皇帝册封为倭王（请参阅第一卷）。但是，在这个时代，如果只是向中国朝贡，但拒绝接受册封，也会得到中国的默许。中国为何会默许这种情况出现呢？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其原因与两个历史背景息息相关：一是当时东亚复杂的外交关系；二是地理环境，倭国是与中国隔海相望的岛国，中国鞭长莫及。倭国不接受中国的册封，迈上一条与周边邻国不同的道路，成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东海之上的小帝国。这一点对此后日本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那么，日本是如何走上这条历史道路的呢？让我们一直追溯到推古天皇即位的时间点，去沿途搜寻这条道路的轨迹吧。

另外还需说明一点，据学者们推测，倭国从七世纪后半叶开始，使用“日本”作为王朝的名称；从七世纪初开始，“大王”则开始使用“天皇”的称号。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会在本书的正文中逐步考察一番。

第一章 东亚世界与推古朝的改革

法隆寺玉虫佛像橱柜，其右侧可见《舍身饲虎图》。摄影：辻本米三郎

1.推古女帝登台

天皇被暗杀

五九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崇峻天皇五年十一月三日），崇峻大王（天皇）在皇宫中被暗杀。大臣苏我马子谎称要举行从东国征调贡品的仪式，让自己手下的外来移民，豪族东汉驹[1]利用这个机会杀掉了天皇。苏我马子深信天皇正在想方设法除掉自己，于是便先下手为强。

在发生了暗杀天皇这样的大事件之后，要决定由谁来担任下一任天皇绝非易事。按照当时惯例，一旦天皇驾崩，朝中群臣便要协商，从天皇家族当中选出一位，共同拥立他成为下一代天皇。可是，这一次是朝中拥有最大权力的大臣杀掉了天皇。虽说要由群臣共同拥立下一代天皇，但谁也不能无视身为大臣的苏我马子的意向。虽然其中的详细经过已不得而知，结局却是大家放弃了拥立一位男性来当天皇的主张，而是选定了早就亡故的敏达天皇的皇后，与苏我氏有着很深血缘关系的额田部皇女。于是，日本历史上从无先例的，一位女性登上了皇位。她就是推古天皇。

推古女帝即位

推古天皇为钦明天皇之女，其母为苏我稻目（苏我马子的父亲）之女（参看《皇室与苏我氏关系图》）。推古天皇之所以能够登基，不用说是因为她具有天皇家的血统，也就是说，要当天皇，须以身为皇族成员为前提。为何众臣会把所有的男性皇族成员排除在外，而选择了一位女性呢？对于这个问题，在本系列丛书的第一卷《日本社会的诞生》中已经进行过说明。许多读者会联想起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吧。

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2]

这就是有名的《魏书·倭人传》中的一节。相传，后来卑弥呼去世，一位男性被拥立为王，全国不服，战乱不断，因此又改立卑弥呼一族中一个叫壱与（也叫台与）的女性为王。

拿推古女帝的情况来说，在天皇被暗杀的大动荡之中，大家是为了收拾残局而特意立一位皇族女性为天皇吗？是否只要符合皇族女性的身份，任何一位女性都可以呢？事实并非如此。皇位非推古莫属，她身为先前驾崩的敏达天皇的皇后，才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在这一点上，她与独身的卑弥呼不同。

这个时代的王权，并非只属于大王（天皇）一人，而是身处正宫地位的“大后”（皇后），以及“大兄”（皇长子），以大王为中心共同享有。而且，能够登上皇后之位的人，一般而言都是皇族。推古是钦明天皇之皇女，敏达天皇之皇后，敏达天皇驾崩后，她依然拥有巨大的权力。

由先帝之皇后即位，的确尚无先例。但有天皇驾崩后，由于继位人尚年幼，人们便希望由先帝之皇后即位的先例，如安闲天皇的春日山田皇后。虽然那一次的希望未能成为现实，但由先帝之遗孀即位，并非那么不自然。

推古成功即位，还有一个条件不可忽视。那就是在掌握推古朝廷实权之人当中，还有一位苏我马子的姐妹之女，即苏我马子的外甥女的存在。

皇室与苏我氏关系图，序号为即位顺序，黑体字为女性

即位后的推古天皇立厩户皇子（圣德太子）为皇太子，将政权托付与他。厩户皇子是推古天皇之兄用明天皇的皇子，理所当然不会被排斥于权力之外。皇子对政治的运转举足轻重，这在日本史上是有先例的。于是，推古女帝的身边，就有了厩户皇子和大臣苏我马子，朝中出现了由他们二人共同执政的局面。

皇室的近亲通婚

在此，将话题稍稍转向正题之外，我们来回顾一下古代人的婚姻大事。看上面的这幅《皇室与苏我氏关系图》，一定会有读者觉得不可思议。前面已经说过，推古女皇是敏达天皇之皇后，但敏达也好，推古也好，他们都是钦明天皇的子女，因此，他们的这场婚姻，就是兄妹通婚。这样的近亲通婚为何能够实现呢？

其实，如图所示，他们的父亲（钦明天皇）虽然是同一个人，但母亲却不同，敏达天皇的母亲叫石姬，而推古天皇的母亲则是坚盐媛。也就是说，敏达天皇与推古天皇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同父异母兄妹通婚在古代日本屡见不鲜，但同父同母的兄妹或姐弟通婚却被严格禁止，因为这冒犯了近亲相奸的禁忌。至今还有同父同母的皇子与皇女相爱，遭到严厉弹劾，最后只好选择一死了之的悲惨故事流传。

那么，为何会允许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通婚呢？这是因为，古代的皇族与豪族都拥有众多的妻子，每位母亲都与自己的孩子们住在一起，异母的兄弟姐妹不可能同住一室。研究报告表明，在同一种群的黑猩猩之间，雄性与雌性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共同行动，但他们之间却很少发生性行为。我们人类也是这样。也许在一起成长的经历，便是避免发生性关系的感情基础吧。

然而，虽说异母兄弟姐妹人数众多，但这样的情况只多见于皇族与豪族之中。这种现象是飞鸟·奈良时代皇族的显著特色。天皇家族在近亲之间反复联姻，由此形成了与其他豪族在血缘上相互隔绝的集团，从而确立了自己超越豪族阶层的地位。这就是这个时代天皇制的特色。皇室家族之间的近亲结婚，这种现象在古代埃及等国家也能看到。

我们回头再看一下前面那幅人物关系图。推古天皇之母坚盐媛，还有这位母亲的妹妹小姉君，两人都嫁给了钦明天皇。姐妹共侍一夫的姊妹型一夫多妻制，在古代皇族中比比皆是。后来，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的女儿“大田皇女”，和“鸬野赞良皇女”（持统天皇）姐妹，都和大海人皇子（天武天皇）成了婚，而且都生了皇子。这个例子在日本史上十分有名。[3]

姊妹型一夫多妻制在神话中也屡见不鲜。从高天原（天国）降临到九州宫崎县日向高千穗峰的神灵，天孙琼琼杵尊不久便长大成人，在海岸上邂逅了美丽的少女木花之开耶姬（意为像樱花盛开一样美丽的姑娘），琼琼杵尊一见倾心，便到她父亲山神那里去求婚，山神要将姐姐石长姬（意为和岩石一样坚固长寿的姑娘）和妹妹木花之开耶姬一起嫁给他。但琼琼杵尊只留下了美貌的妹妹，却将丑陋的姐姐石长姬退了回去。这位父亲勃然大怒，诅咒道：“吾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你，是为了祈祷天神之子要像岩石一样坚固长寿，像樱花怒放一样繁荣昌盛，你却将姐姐退了回来。那你这位天神之子的寿命只能像樱花那样短暂啊。”这个神话说明了天皇之死的起源，也就是说，作为永恒的天神之子的子孙天皇们为何会死去，也反映了姐妹二人可以共侍一夫的古代习俗。

以上故事讲得远了一些，现在就将话题转回推古天皇即位的时点，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当时的东亚形势。

注释：

[1]东汉氏是古代五世纪时渡海而来的外来移民，他们是来自朝鲜的汉人后裔，主要居住于大和地方。到了七世纪，东汉一族执掌朝中军政大权。东汉驹，东汉是氏族名，驹为其名。生卒年不详。东汉驹杀死天皇后，还霸占了天皇嫔妃，即苏我马子之女河上娘，后来他也被杀掉。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

[2]《三国志·魏书》卷三十《倭人传》，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56页。

[3]大田皇女和鸬野赞良皇女都是天武天皇的皇后。大田皇女早逝，天武死后，鸬野赞良皇后杀掉了姐姐的儿子大津皇子，目的是想让自己的儿子草壁皇子登基。然草壁皇子夭折，鸬野赞良皇后称帝，即持统天皇。

2.东亚形势与遣隋使

东亚的形势

在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的实力增强，到了六世纪末，国力大增的新罗与倭国开始紧张对峙。

五八九年，北方的隋灭掉了南方的陈，由此，时隔几百年又出现了一个大帝国。隋帝国的出现，对于接壤的高句丽来说是一个严重威胁，这种紧张关系还波及到了百济、新罗以及倭国。

到五世纪的倭国五王[1]为止，倭国朝廷一直不接受中国王朝的册封，直到六〇〇年才向中国派遣使节，中间空白了一百多年。试想，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六〇〇年，倭国派出大规模军队与新罗作战。遣隋使的派遣大约与这场战争有关。六年前，新罗接受隋朝的册封，被任命的新罗王在形式上成了隋朝的臣下。因此，攻打新罗，就是与隋朝为敌。倭国为了将与新罗的对立关系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局面，才向隋朝派遣了使节。

最早的遣隋使

《隋书·倭国传》记载：“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2]

“开皇二十年”即六〇〇年，“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即“アメタラシヒコ”，意为“天之满足高贵之男子”。看来，当时中国称呼倭国大王（天皇），是将其“姓”与“字”（名字）分开。这时的倭王就是推古女皇。这里使节所回答的“名”不是自己的真实姓名，“字”也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暗示着天皇的“通称”。

当使者被问到自己国家的风俗时，他做了如下回答：

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3]

听到这样的回答，隋朝高祖曰：“‘此太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于是命令道：“好生教育，令其改之。”）这是对待野蛮人的态度。

倭国使者心中何等耻辱。在隋朝气势恢弘的都城中目睹了另一个世界的高度文明，倭国使者受到的异文化的冲击，其程度之强烈，绝非今天的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

但是，在《日本书纪》中，有关六〇〇年遣隋使的事迹却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日本书纪》里七年之后的六〇七年（推古十五年）七月的条目中，才开始记录与隋朝交往之事。这证明《日本书纪》的编者看到过《隋书》。为什么《日本书纪》丝毫未将六〇〇年遣隋使之事迹记录下来呢？我们不得而知。是因为受到屈辱，毫无成果，便无心记录了吗？

关于六〇〇年遣隋使是何时回到日本的也没有明确记载。包括厩户皇子（圣德太子）、苏我马子等朝中大员们，一定是目不转睛地听取了遣隋使的汇报吧！遣隋使和朝堂要员们所受到的精神冲击，后来成了倭国国家制度改革的出发点。

冠位十二阶的制定

六〇〇年的遣隋使，身着何样服装，如今我们已经不清楚。此前数十年，中国出现了一幅绘有来自中国周边各国朝贡使者姿态的《职贡图》（现保存有临摹图）。百济的使者，被冠、履靴、服装华丽，与之相对的倭国使者，却头缠钵卷、裸足，给人一种野蛮的印象。其实，在绘制这幅画时，倭国朝廷还不曾正式向中国派出过使者，大概这是单凭想象画出来的吧。这个有趣的史料显示出当时的中国是如何看待倭国的。六〇〇年的遣隋使，服装也许会比这幅画上更为整洁吧，不过使者的头上未戴有明确表示他在朝廷所处地位的冠，这一点大概是事实，因为当时的倭国还没有制定冠位制度。

在任何时代的外交活动中，使节在本国地位的高低，都具有重大意义。如果派遣在本国就有着崇高地位之人担任使节，就是向对方国家表示尊重，与此相反，使节的地位越低，就越是表达出对对方国家的轻蔑。

当时的倭国已经有了姓氏制度。所谓姓氏制度，来源于“氏”的起源（追溯祖先来自不同血统的区别），以及祖先在朝中担当的职务，而与本人在朝中的地位高下没有直接关系。比方说，以天皇为祖先而传承下来的“臣”姓氏中的“氏”，未必就比以众神为祖先而传承下来的“连”姓氏中的“氏”更加高贵。[4]

《职贡图》描绘的百济使者与倭国使者

遣隋使回国后不久的六〇三年（推古十一年），日本制定了《冠位十二阶》。这种制度的第一步是由原来“氏”的代表者分别代表自己的“氏”族参与朝政，而改变为将冠位授予“氏”中特定的个人，将其作为官吏而录用。然后再根据其功劳获得升迁。

与此同时，日本的外交使节开始头戴相应的冠，明确表示他在本国朝廷中的地位（序列）。事实上，《冠位十二阶》的实行是从四年后的六〇七年（推古十五年）出发的遣隋使小野妹子开始的。他被授予“大礼”之冠前往隋朝。“大礼”是冠位十二阶中的第五位。

小垦田宫与宪法十七条

六〇三年（推古十一年），制定《冠位十二阶》两个月之前，推古天皇移驾新落成的小垦田宫，当年的十二月便制定了《冠位十二阶》。

到了第二年的六〇四年（推古十二年），在小垦田宫举行了元日的朝贺仪式，首次将新的冠位授予群臣。冠位不同，其色彩和金银打造的装饰之花也各不相同，放眼一看，冠位一目了然。

推古天皇落座于小垦田宫正殿的御座之上，被授予冠位的群臣整齐地排列于女帝面前。好一个色彩绚丽的世界。

小野妹子。哥川广贞绘。现藏于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

《日本书纪》记载：同年四月，圣德太子（厩户皇子）“亲肇作宪法十七条”。“以和为贵”为第一条，“笃敬三宝（佛、法、僧）”为第二条，“承诏必谨”为第三条，明确了“君”。“臣”“民”的上下秩序，构建起了新的国家制度的基础。从宪法十七条的内容来看，其并非从神话，而是从来自大陆的政治思想和宗教中追溯大王（天皇）权威的根源，其中包括佛、儒家与法家。也许这与六〇〇年的遣隋使事件中，隋帝曾对日本遣隋使的说明下达过“此太无义理”的上谕有关。

另外，关于这部宪法，后世有一种说法，认为其很有可能经过了修正与增补。但是如第十三条“诸任官者，同知职掌”一样，这部宪法还包含了极其具体的命令，实施《冠位十二阶》，开创新的官僚制度等，都包含着符合这个时代潮流的内容。

日出处之天子

六〇〇年的遣隋使似乎没有携带“国书”（正式的外交文书），而六〇七年（推古十五年），头戴新冠的小野妹子作为遣隋使出发时，是带有“国书”的。《隋书》有这样的记载：

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5]

隋炀帝对这份“国书”之所以十分气愤，肯定是因为遥远东海小国的倭国之王，竟敢与自己一样，自称“天子”。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对叫作“天”（天帝）的宇宙最高之神十分虔诚，受“天”之“命”者，便可作为“天子”统治天下的政治思想，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天子违背天意，倒行逆施，天就会向另外的人降下“天命”，从而诞生出一位新的“天子”，这就是“革命”（天命革新）。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用武力灭掉前朝天子者，就是接受了“天命”之人。“天命革新”的思想，对于抑制统治阶级的恣意妄为发挥了巨大作用。

天命思想就这样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核心。“天子”，当然必须是天下唯一之人。虽然事实上，在政权分裂的情况下，存在过多位“天子”分立并存的现象，但作为公认的原则，天下只有一位天子。隋炀帝的愤怒，就是基于这种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的背景。

隋炀帝虽然勃然大怒，但第二年的六〇八年，小野妹子归国时，隋炀帝还是派遣了外交官裴世清出使倭国，大概是想背着朝鲜半岛诸国对倭国的情况作一番调查。为了护送归国的裴世清，小野妹子再次出使隋朝时，还带去了八名留学生与留学僧渡海赴隋。其中就有高向玄理、僧旻、南渊请安等人。他们经过长期的留学之后回到日本，在国家制度改革中大显身手。这些情况将在下一章中进行说明。

东方之天皇与西方之皇帝

那封惹得隋炀帝大怒的“国书”，在《日本书纪》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小野妹子第二次被派遣出使隋朝时递交的“国书”在《日本书纪》中却有明确记载。

东方之天皇，敬白西方之皇帝。

这封“国书”是如此开头的，但是否保留着小野妹子递交的那封“国书”的原样，我们并不清楚。编撰《日本书纪》时对原始史料的语句进行变动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会将“倭国”改为“日本”。因此，“东方之天皇”这一称呼很可能是经过改动的。

但“日出处”就是“东方”之意，因天皇曾自称“日出处天子”惹恼隋炀帝，故而避开“天子”“皇帝”的字眼，采用中国古籍中出现过的“天皇”一词的可能性很大。当时隋朝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已经无从知晓。《隋书》中，不曾记录小野妹子的第二次使隋，也不曾记录他担任护送裴世清归国的使节、向隋朝进献贡品一事。如果将“东方之天皇”写入原来的“国书”中，很可能这封“国书”不会被受理吧，又或者小野妹子并未向隋朝递交这封“国书”。另外，关于“天皇”这一称呼，究竟始于何时，日本学术界分歧很大。笔者推测，在推古朝与隋朝的外交中，使用的并非是“天子”“皇帝”这样的称呼，而是选择了含义相近的词汇。

对于隋朝而言，只能称倭国的首领为“倭王”。“王”，是中国皇帝册封臣下时授予的爵位（身份的称号有王、公、侯、伯、子、男）中的一种。早在五世纪时，倭国五王请求中国皇帝册封自己为“倭王”，承担拓展天下疆土的任务。与此相对的是，推古朝的倭国大王虽然向隋朝进献了贡品，却始终不愿接受册封，拒绝正式成为隋帝的臣下。

为何隋朝会容忍倭国不接受册封的事实呢？因为此时的隋朝正处于与高句丽的战争状态，对敌国高句丽背后的倭国十分重视。与敌国背后的势力联手，从而牵制敌国，这是国际政治中的惯用伎俩。

小野妹子归国十年后的六一八年，以远征高句丽的失败为转折，隋朝灭亡。

注释：

[1]倭国五王，中国史书上提到过的五位倭国之王：“赞王”“珍王”“济王”“兴王”“武王”。

[2]《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东夷·倭国》，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26页。

[3]《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东夷·倭国》，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26页。

[4]大化改新后的684年，天武天皇制定了“八色之姓”（也叫“八姓”）：“真人”“朝臣”“宿祢”“忌寸”“道师”“臣”“连”“稻置”。其顺序表明了各氏祖先与皇室的亲疏关系。

[5]《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东夷·倭国》，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27页。

3.与佛教相遇

佛教传入日本

自古以来，就有不少人从朝鲜半岛渡海来到日本列岛，在这些外来移民中间，首先开始流行对佛像的顶礼膜拜。后来，到了六世纪上半叶，百济王向倭国的钦明天皇（推古女帝之父）赠送佛像与佛教经典，以此为开端，佛教传入倭国。在朝廷豪族中，与渡海而来的移民关系密切的苏我氏首先接受了佛教，朝廷中围绕着是否应该接受佛教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那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当时的倭国人都有着什么样的信仰。

人们敬畏自然之众神，用祭祀的方法来消除污秽与灾害，祈祷富足生活。大自然中的众神，是一种最为神秘而恐怖的存在。人们看不见众神的身影，这些肉眼看不见的神灵依附于山川、瀑布、泉水、高大的树木、铜镜、玉器、刀剑等之上，它们被作为神体而受到祭祀。祭祀神灵，要在清净的场所，深夜里人们献上酒食迎接神灵降临。不同的小国和氏族，所祭祀的神灵与祭祀的方法都不尽相同。

佛教给生活在这种敬畏众神信仰之中的日本人，带来了金光灿灿的佛像（小金铜佛）和阐述全新教诲的佛典。

朝廷的皇族与苏我氏等豪族，开始积极地接受佛教。当时，不同的小国和氏族信仰着不同的神灵。佛教作为一种超越民族与国家框架而广为流传的世界性宗教，被大和朝廷接受，从而让自己获得了超越各地许多小国的权威。在朝鲜半岛诸国，佛教也是与王权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

飞鸟寺与斑鸠寺的营建

推古女帝身边，苏我马子与厩户皇子一起制定了《冠位十二阶》，推进国家制度改革，他还与渡海而来的外来移民一道积极地接受了佛教。

在推古女帝之前，崇峻天皇即位后的第二年，即五八八年，百济王向日本朝廷赠送了佛舍利（释迦牟尼遗骨火化后留下的宝石状结晶），以及僧侣、寺院建筑工匠、炉盘博士（铸造技师）、瓦博士（制瓦技师）、画工等营造寺院所必需的技术人才。也是在这一年，苏我马子派遣五位尼僧前往百济留学，还在飞鸟本地正式开始了寺院的建造。这就是最早的寺院飞鸟寺（法兴寺）。

推古女帝登基后的第二年，立起了飞鸟寺金堂[1]的中心大柱，并将佛舍利安放于础石之中。到了五九六年（推古四年），围绕着佛塔建起了三座金堂。一座富丽堂皇的伽蓝终于完工。

与苏我马子一起推进国家制度改革的厩户皇子，在飞鸟地方拥有一座宫殿（上宫），又在斑鸠建造了另一座宫殿。位于大和盆地西部一角的斑鸠，正好处在连接飞鸟与难波港（即今天的大阪港，当年曾是面对中国大陆的窗口）的大和川的中间位置，是水上交通的要冲。然后又在斑鸠宫附近建起了斑鸠寺。这就是后来的法隆寺的源头。六七〇年斑鸠寺毁于一场大火，后来，人们在其遗址上重建了法隆寺并一直保存至今。

在建造飞鸟寺与斑鸠寺的同时，包括小垦田宫在内，朝廷的宫殿通常是用茅草葺顶或木板盖顶的，在这些建筑当中，一座青瓦葺顶的大寺院的出现就显得格外夺目。为了支撑青瓦的重量，下面要有粗大的木柱，还要有巨大的础石，从未见过的巨大金堂、讲经堂，还有高耸入云的佛塔，呈现出朱红、碧绿、金黄等耀眼的色彩。这座横空出世的寺院与之前的倭国建筑完全不同，它宏大、华丽，令人叹为观止。

金堂之中供奉着金光灿灿的佛像。这些佛像目光慈爱而神秘，与那些依凭山岳、古树的自然之神完全不同，是一种崭新的神佛。举行仪式时，身披法衣的僧侣们在佛像面前列坐成排，诵读佛经，人们用来自异国的乐曲演奏音乐，献上赞美神佛的歌舞。这一切都是人们不曾经历过的场面，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厩户皇子与佛教

厩户皇子的父亲是用明天皇，母亲是穴穗部间人皇女，他们的母亲分别是苏我稻目的女儿坚盐媛与小姉君，双方都继承了苏我氏的血统（请参看第14页人物关系图）。厩户皇子能够与苏我马子一同执掌政治大权，与他的身世背景是分不开的。厩户皇子的佛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也与苏我马子密不可分。

“厩户”一词的来源虽然已经不可考（或许是地名），但有传说当天其母正在宫中巡视诸司官衙，正好到了马官的厩户时，皇子出生。这很可能是从“厩户皇子”这一名称编造出来的，想必有不少读者会联想到基督诞生的故事吧。

厩户皇子还有一个名字叫“丰聪耳”，按照字面解释，是“丰厚而聪慧的耳朵”。之意，据此又编造出了他能同时听取十个人的汇报，而不会将内容相互混淆的传说。另外，厩户皇子还有一个用他居住的宫殿之名起下的名字，“上宫太子”。其中最有名的还是“圣德太子”这一称呼。

“圣德太子”的称谓是从何时开始使用的尚无定论。事实上，《日本书纪》的“系谱纪事”和“分注”[2]中，这个称谓只使用过两次。

后来，圣德太子被尊为日本佛教兴隆的元祖，衍生出了许许多多的传说。的确，厩户皇子在青年时代曾向高句丽僧人惠慈学习佛典，向博士觉哿学习儒学。在飞鸟时代的豪族当中，圣德太子的文化教养很可能是出类拔萃的。但是，想具体描绘出一个真实的圣德太子的形象，却依然十分困难。

不过，我们毕竟是以一种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古代的。从史籍中“厩户皇子讲《胜鬘经》与《法华经》”的记载，我们很容易理解皇子一定是用自己独创的方法来讲经的。当时的中国就十分盛行在朝堂上讲经，甚至还有皇帝亲自讲经的例子。厩户皇子讲经，也是应推古女帝的邀请而开始的，在皇子周围有许多渡海而来的杰出僧侣，因此，很可能皇子是根据这些僧侣的讲解与研究成果来讲经的。在古代的佛教传播中也常有将从先师那里学来的真理再传授给别人的情况。

可以说，厩户皇子在佛教兴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能低估。在中国与朝鲜等国，佛教的兴隆与王权密切相关。人们普遍认为，在倭国也是如此，代表着王权的厩户皇子发挥的作用十分巨大。这里，我们并不是说厩户皇子个人如何优秀，而是要拓宽视野，去追溯飞鸟时代人们如何接受佛教，以及佛教是如何改变了日本列岛上人们的思维方式、对外界的感受方式等问题。

佛教带来了什么？

法隆寺的玉虫佛像橱柜是供奉佛像的小宫殿，下面用须弥座与柜腿支撑，宫殿与须弥座的四面都有佛教绘画。据推测，当时的僧侣会对聚集到佛像橱柜面前的信徒们讲解佛教绘画中描绘的故事（请参看本章篇章页图片），其中一幅画叫做《舍身饲虎图》。

这幅画描绘的是，释迦在前世曾多次变为人类与动物，他每一次都要施善行。这是从诸多故事中（这些故事被称为“本生谭”）选取的一个绘制而成的图画。来到郊外的萨埵那太子，看见岩石下有一只饿得奄奄一息的母虎，还有七只有气无力的虎仔，心有怜悯，决心要将自己的身躯施舍给母虎。这幅画的上段画的是，太子在峭崖上脱下衣衫，挂到树上，为拯救老虎而发出誓愿。中段画的是太子决心已定，纵身一跳。他两只手臂伸得笔直，缠绕在身上的裙裾翻飞起舞，头朝下径直落下。萨埵那太子的周围，撒满了宝莲之花，香烟缭绕。下段的竹林里，一只饿得消瘦无力的母虎，趴在横躺在身边的太子的腹部，正在津津有味地咬啮。母虎的嘴边有鲜红的血液滴下来，它身旁的虎仔正在舔舐血液，啃咬太子的手足。好一幅触目惊心的场景。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太子的表情却异常安详。

玉虫佛像橱柜上的《舍身饲虎图》，法隆寺藏。摄影，辻本米三郎

这幅《舍身饲虎图》的创作来自佛的慈悲之心，以及布施行为。所谓“布施”，即“施与”之意。对于人类而言，其最高境界就是舍弃最强烈的执着，即身体与生命来进行施与。释迦前世的萨埵那太子，为拯救饿虎母子，将自己的身体与性命施舍出去。

中宫寺的《天寿国绣帐》，是圣德太子之妃橘大郎女刺绣的一幅帷帐，描绘了太子死后往生天寿国的情形。她因怀念太子而命绣工完成了这幅刺绣。在这幅《天寿国绣帐》的铭文中，绣有圣德太子生前对皇太子妃说过的一句话：“世间虚假，唯佛是真。”

这句话是否真是圣德太子所言？学者们根据《天寿国绣帐》完成的年代提出了不同见解。对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玉虫佛像橱柜的制造年代，也有相互对立的不同观点。《天寿国绣帐》也好，玉虫佛像橱柜也好，都是七世纪前后问世的物品，这一点基本上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点。玉虫佛像橱柜上的《舍身饲虎图》与《天寿国绣帐》上的“世间虚假，唯佛是真”，二者之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将佛法奉为永恒的真理，而将现世作为虚假的存在而进行否定。玉虫佛像橱柜上还绘有为了倾听佛法不惜舍弃生命的《施身闻偈图》。人们之所以制作玉虫佛像橱柜和《天寿国绣帐》，都是基于对这种精神的共鸣，这证明那个时代存在着这样一代人。

对于历来敬畏自然界众神，肯定现世的日本人来说，这种否定现世，以慈悲之心去施舍身躯与生命的高贵精神，无疑是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当然，这是针对当时日本社会上极少一部分人而言的。几个世纪之后，这种观念才对列岛上民众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女帝再度登场

六二八年（推古三十六年），推古女皇驾崩后，围绕下一代天皇的人选，朝中产生了严重对立：苏我虾夷（苏我马子之子）等人拥立敏达天皇之孙田村皇子，而境部摩理势等人却拥立厩户皇子之子山背大兄（参看第14页人物关系图）。苏我虾夷起兵灭掉了境部摩理势，第二年，田村皇子即位，是为舒明天皇。舒明登基的第二年，宝皇女被立为皇后。

在舒明天皇时代，先前与遣唐使一道渡海奔赴中国的留学生、留学僧先后归国，他们在日本的新时代中大显身手。这一点将在下一章中谈到。

六四一年（舒明十三年），舒明天皇驾崩，围绕该由何人继位，成为下一任天皇的问题，朝廷中局面再次变得复杂起来。山背大兄依然是强有力的候选人，而舒明天皇与宝皇女所生的中大兄皇子、舒明天皇与苏我氏的女儿所生的古人大兄也毫不示弱，他们都力图登上帝王宝座。在无法决定下一任天皇的情况下，皇后宝皇女亲自登上皇位，人称皇极天皇。这是日本史上的第二位女皇。

六四三年（皇极二年），苏我入鹿（苏我虾夷之子）派兵袭击了山背大兄的斑鸠宫，将他的妃子和儿女们斩尽杀绝。

注释：

[1]金堂，供奉本尊的佛堂，为寺院中心建筑，因殿堂内涂成金色而得名。在中国的寺院中称为“正殿”或“大雄宝殿”。

[2]日文中的“分注”一词，即“分成两行小字的注释”之意。汉语文章中，用比正文更小的字体进行注释。

第二章 大化改新与白村江之败战

百济首都，泗沘城之落花岩。相传，百济灭亡时，被弃之不顾的宫女们在此投江而亡。（奥立龙出版公司供图）

1.激荡的东亚与留学生归国

从隋到唐

在中国，为了开凿纵贯南北的大运河，隋炀帝征发了无以计数的人力，再加上几次对高句丽的征讨，民众疲弊不堪，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叛乱。但隋炀帝却一直待在他十分喜欢的江都（扬州）宫殿，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六一八年四月（大业十四年三月），隋炀帝被手下的将军所杀。各地群雄割据，战乱不断。最后唐高祖李渊取得胜利。

六二三年（倭国的推古三十一年），新罗遣使来倭，日本留学生惠日等人搭乘新罗使者的船只，从中国经由新罗归国。惠日等人向朝廷作归国汇报时，提出了以下两条建言。其中一条是：

赴唐留学生，皆学业有成，可召还倭国。

还有一条是：

大唐之国，乃法式（法典与仪式）完备优秀之国。务必再派使者，与大唐建立国交，敬请定夺。

朝廷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六三〇年（舒明二年）派遣了第一批遣唐使。

隋朝灭亡后，唐朝再次建立起大帝国，高句丽、百济、新罗都分别接受了唐朝的册封，国际关系总算回到了正轨。唐朝建立十二年之后，倭国也派出了赴唐使者。

六三一年，倭国使者大概是出席了新年的朝贺仪式，献上“方物”（特产品）。唐太宗同情倭国使者的海路遥远，命令朝中官吏转达，倭国使者不必每年前来献上贡品。这与朝鲜半岛上的国家不同，属于一种特殊待遇。

当时，中国的观念中，世界以中国为中心，东到朝鲜半岛，南到柬埔寨，西至波斯，北至突厥；周边国家分为“入藩”（前来朝贡的蕃国）和“绝域”。对于大唐帝国而言，倭国就属于“绝域”。

还有，同过去的隋炀帝一样，遣唐使归国时，唐朝要派遣使节回访倭国。可是，作为使者来到倭国的高表仁，却既无“绥远之才”（安抚遥远藩夷之才能），又与倭国王子争“礼”，尚未宣读国书便返回唐朝了。也许，是他要求倭王对唐朝执臣下之礼而发生了争执吧。倭国之王拒绝了唐王朝的册封。关于唐王朝为何会容忍这样的行为，后人推测，就像当年隋朝和倭国的关系一样，两国关系与国际形势、周边环境密切相关，当时唐朝与高句丽的关系持续紧张，如果能与远在海洋尽头的倭国搞好关系，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留学生归国

惠日等人的第一条建议，就是召回留学生与留学僧。第一次遣唐使于六三二年（舒明四年）归国时，首先带回了僧侣旻法师等人，六四〇年，又经由新罗带回了南渊请安、高向玄理。

旻法师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四年，南渊请安与高向玄理则在中国逗留了三十二年。以上几位僧人的出生年代皆不可考。他们于六〇八年跟随小野妹子来到隋朝，假设他们到中国留学时为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旻法师归国时大约是四十四岁，南渊请安与高向玄理则是五十二岁左右。他们的壮年时代都是在中国度过的。

但是，他们逗留时期，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激烈变动的时代。从隋帝国的崩溃开始，群雄割据，战乱持续不断，直到新的唐帝国的建立，他们遭遇了多少生死关头，目睹和经历了多少人间惨剧！如此长期生活在激荡不已的异国他乡，他们的留学生涯从整个日本史上来看，也是绝无仅有的。

前文中引用过的惠日等人的第二条建议，“大唐之国，乃法式（法典与仪式）完备优秀之国”，这里的“法式”，在社会上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他们深切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这是短期留学生们无法窥测到的实情。

他们回到飞鸟地方，皇族和贵族青年都热衷于倾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相传，舒明天皇的皇子中大兄与中臣镰足[1]一道，曾多次前往南渊请安家中请教。

注释：

[1]中臣镰足（614—669），即藤原镰足。藤原氏之祖，帮助中大兄皇子灭掉苏我家族，在大化改新中立了大功。

2.大化改新的开始

宫廷政变

苏我入鹿在朝中势力如日中天，将山背大兄满门抄斩后，中大兄皇子与中臣镰足便开始制订计划暗杀苏我入鹿。这个计划是何时开始的，如今已无法确定。有人猜测谋划于他们经常前去聆听南渊请安讲经说法的途中。

他们终于等来了机会。有消息说，朝鲜三国的使者为进献贡品来到了日本，苏我入鹿将出席敬献贡品的仪式。

举行仪式的四天前，中大兄皇子成功将苏我氏家族中与苏我入鹿关系亲密的苏我石川麻吕拉入自己的阵营，以石川麻吕宣读敬献贡品的上表文为动手斩杀苏我入鹿的信号。一切安排妥当。动手的日子终于来了。

皇极女帝驾临飞鸟板盖宫的大殿，古人大兄皇子侍奉在她身旁。中臣镰足知道，苏我入鹿疑心深重，剑不离身，便让宫中的滑稽演员演出节目，引得苏我入鹿捧腹大笑，放松警惕，将手中的剑放下了。也许是滑稽演员模仿了苏我入鹿小心翼翼地将剑抱在怀中的动作吧。不久，仪式开始。按照计划，苏我石川麻吕走上前来，开始宣读上表文。

大化改新的人物关系图

同时，中大兄皇子命令担任宫中警卫的士兵们，紧闭宫中所有大门，并将士兵们集中到一处，给他们发放津贴。中大兄皇子亲自抄起一杆长矛，隐藏到大殿侧面。中臣镰足手持弓箭，准备支援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将两把剑递给佐伯子麻吕和稚犬养网田，并吩咐道：“一鼓作气杀掉苏我入鹿！”吃饭爱就着汤水将米饭咽下的佐伯子麻吕，这时由于恐惧，竟然将米饭呕吐了出来，惹得中臣镰足斥责道：“振作点！”

眼见着宣读上表文接近尾声，却还不见佐伯子麻吕等人动手，苏我石川麻吕急出一身冷汗，不仅音调变了，语无伦次，捧着上表文的手也开始颤抖起来。苏我入鹿感到有些奇怪，便小声问道：

“你为何发抖？”

苏我石川麻吕回答道：“来到大君（天皇）近处，心中甚是惶恐不安。”

中大兄皇子见佐伯子麻吕等人畏惧苏我入鹿的权势，犹豫不决，便大喝一声：“呀！”与佐伯子麻吕等人一起冲上前去。苏我入鹿惊恐万分地站立起来，佐伯子麻吕砍伤了他的一只脚。苏我入鹿倒向天皇御座的方向，以头贴地板道：

“天神之御子，我身犯何罪？敬请裁夺！”

惊恐万分的天皇诘问中大兄皇子道：

“尔等作甚？这是何故？”

中大兄皇子伏在地板上答道：

“入鹿将皇族山背大兄一门斩尽杀绝，想自己登上天皇宝座。难道入鹿能够取代天之御子吗？”

听到这样的回答，皇极女帝起身径直走进大殿深处的内室。中大兄皇子年仅二十岁，身为母亲的皇极女帝会以何种心情来看待儿子的这种行为呢？

接着，佐伯子麻吕便杀掉了苏我入鹿。这一天，飞鸟天降大雨，大殿前水流成河。苏我入鹿的尸体被盖上草席抛到庭院。

苏我大臣家迎来灭顶之灾

目睹了苏我入鹿被斩杀的古人大兄，急忙回到自己的宫殿，躲进卧室闭门不出。古人大兄之母是苏我马子的女儿，苏我入鹿是他的表兄弟。

中大兄皇子立即率群臣进入不远处的飞鸟寺，加强防备，当然也是为了应对苏我入鹿的父亲苏我虾夷的进攻。飞鸟寺周围有一道一米五厚的土筑墙垣，将寺院团团围住，把这里当成一个临时的防御基地真是再适合不过了。另外，苏我虾夷父子的邸宅位于甘梼丘（即今天奈良县明日香村的甘樫丘），紧邻飞鸟寺的西边，从飞鸟寺可以随时监视苏我虾夷一方的动静。苏我入鹿的尸体被送到他父亲苏我虾夷那里，一直就追随在苏我虾夷身边的东汉氏家族摆好了军阵，整装待发。中大兄皇子派出使者前去劝降，从苏我虾夷手下的高向国押同意投降开始，不断有人离开军阵。

第二天，苏我虾夷自杀身亡，一场惨剧终于结束了。由于政变发生的这一年是乙巳年，因此被称为“乙巳之变”。

苏我马子、苏我虾夷、苏我入鹿三代权倾朝野的苏我家族，就这样土崩瓦解了。不用说，《日本书纪》上记录的政变经过，是站在胜利者中大兄皇子的立场上撰写的“胜者为王的故事”。

天皇首次禅让

苏我家族灭亡后，第二年的六月十四日，皇极女皇宣布退位，由女皇之弟孝德天皇继承皇位。这是日本有史籍明确记载的天皇禅让皇位的首例。

此前，“日嗣之御子”（太阳神的子孙）或皇太子都是朝臣事先选定的，尚无先帝驾崩之后自动继承大统的例子。皇太子要得到朝中大臣们的拥戴，才能登上皇位。新天皇登基时，由群臣献上象征皇位的三种神器，“铜镜”“铜剑”“勾玉”，然后由新天皇重新任命大臣和具有高贵姓氏的一系列世袭高官。在先帝朝中早就担任了重臣的世袭贵胄，到了新天皇的时代依然需要得到重新任命。每当有新天皇即位，朝中都要建立起一个新的官僚体系。

但是，皇极女皇让位于自己的弟弟孝德天皇，却并非是因为朝臣们的拥立，而是由皇极女皇和中大兄皇子等人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的。这一场“乙巳之变”后的禅让，在倭国王权传承史上，是划时代的。过去的继位者，一直是遵照朝中豪族们的意志。

此后，尽管事实上皇位传承依然还会受到豪族们的左右，但根据王权自己的意志来决定皇位继承的制度开始出现（这里指包括习惯在内的广义制度）。

前面说到的“乙巳之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主张天皇的血统作为继承皇位的必要条件。紧接而来的这场皇位禅让，标志着皇位的传承须遵从天皇家族意愿这一制度的确立。

因此，这场“乙巳之变”并非只是以苏我家族的灭亡而宣告结束，更是天皇制度史上的巨大转折点。

改新政权迈开步伐

孝德天皇一即位，作为皇太子的中大兄皇子便掌握了实权，中臣镰足成为其心腹“内臣”。另外，之前的“大臣”分为“左大臣”和“右大臣”，日本朝着官僚化的道路迈进了一步。朝中还设置了作为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政治顾问的“国博士”，从中国留学归来的僧旻和高向玄理担任了这一职务。为了创立新的国家制度，他们带回来的宝贵知识与实践经验必不可少。

相传，在新政权诞生后的第五天，日本第一次制定了自己的年号“大化”。所谓“大化”，是来源于中国典籍中的一个词，意为“以德大化人心，导向善方”，“化”，即使其移动与改变之意。

3.国家制度与习俗的改革

改革的第一步

宫廷政变之后两个月，新政权逐渐着手进行国家制度改革。首先，向东国[1]与大和的皇室直辖领地派遣使臣，开始调查户籍数量与人口、水田面积等国情。

在向东国派遣使臣的同一天，新政权制定了《男女之法》。新出生的孩子，需要决定他们属于父亲还是母亲一方。良民的孩子属于父亲一方，而奴婢的孩子则属于母亲（生下婴儿的奴婢母亲的所有者）一方。奴婢的待遇形同牛马。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孩子不只是属于他的父亲方面，并且与母亲方面的亲属也有着密切的关联，作为户口调查的前提，政府制定了中国式的父系原则。

新政权于这一年的十二月，将首都迁到难波[2]。难波港是大和朝廷通向外国的窗口，这里有外交与贸易的机构。

孝德天皇与中大兄皇子等新政权的领导者们，在充满着海洋气息的难波宫殿迎来了新的一年（大化二年）。拍打着难波港的波浪，与百济、新罗、高句丽，甚至与冲刷着大唐帝国海岸的潮流连成一片。

据《日本书纪》记载，新政权于正月元日发布了由四项条款构成的著名诏书：第一条，改革“部”[3]的制度。第二条，制定京城、畿内各国、各郡[4]制度。第三条，制定户籍与班田收授法。第四条，改定赋役制度。这份改新诏书中的部分内容后来因七〇一年颁布的《大宝律令》而作了改定，例如，将“评”[5]改为“郡”。从这份诏书上也能看出它与《大宝律令》不尽相同，其真实面目尚有许多不明之处。

到了三月，为了将“国造”管辖之下的“国”重新划分成“评”（后来又称为“郡”）做准备，派往东国的使臣将“国造”与新的“评造”的官员候选人带回了京师。

习俗的改革

同年三月，新政权又发出了一道诏书，要对各种习俗进行改革。第一条，即所谓的薄葬令（丧仪从简的命令），限制古坟的建造，禁止“殡”。所谓“殡”，是在人死之后，入土之前，将遗体放置于灵堂，载歌载舞，举行各种仪式，为死者镇魂的一种习俗。《魏志·倭人传》中也有记载：“始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6]这是自古以来的习俗，但到了大化改新的时代，除天皇和皇太子以外，禁止所有人家举行“殡礼”。

另外还禁止以身殉死，或是用人或马殉葬。殉死也是一种古来的习俗，《魏志·倭人传》中记载，女王卑弥呼死时，曾让奴婢百余人殉葬。在后来的日本《律令》注释书中也可以看到禁止流行于信浓国的殉葬恶习的内容。那里的丈夫死后，要让妻子殉葬。“为亡人断发刺股而诔”也在禁止之列。为死者斩断自己的头发，刺股，向死者的亡灵以示哀悼，这是在未开化的社会中常见的习俗。《圣经·旧约》中也曾提道，以色列王在确立王权的同时，曾屡屡颁发法令，禁止类似的做法。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倭国具有与古代世界各民族国家形成时的相同要素。这正是大化新政权追求的目标。

从氏族制到官僚制

到了八月，再次派遣使者到全国各地去引领“国造”与“评造”的候补者进京。此后，在不断派遣使者的过程中，花了大约十年光阴，才将“国造”所管辖的“国”组建起来，同时还建立了许多的“评”。“国造”之外，一批新兴的豪族也成长了起来，这时，建立一个调停他们之间势力之争的上级权力机构的呼声渐涨，要一面巧妙地利用这种社会结构，一面推进“国”的划分与“评”的新建。

改新政权继承了大和王权的结构，“内国”（后来改称为畿内）的朝中豪族以大王为核心。改新政权构想的是，将“内国”定为“畿内国”，再由“畿内国”与各地的“评”共同组成一种统治体制。然后，朝廷全力投入新设之“评”的建立工作。六四六年（大化二年）八月，朝廷第二次向东国派遣使者，着手去改革构成这个国家的骨架的“部”的制度。

“部”，是以豪族的世袭制与纵向分割而成的每一个豪族的管理组织形式，到此时，许多“部”已经丧失了设置之初的职能。原本这是一种豪族侍奉朝廷的组织形式，却出现了家族们将掌管的“部”私有化的现象。

为了走出这条死胡同，新政权决心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部”统统废除。也就是说，朝廷发出宣言，要废止之前以“部”为骨架的每一个“氏族”享有的世袭制职权，而代之以新的官僚制度与阶位制度。

可是，为了平息随着改革而发生的豪族们的动荡，保证新的官僚制度与俸禄制度走上正轨，朝廷应接不暇。按照新的标准，应该从豪族们一直掌管的“部”中征收的“调”与抽调的“仕丁”（干杂活的劳力），都原封不动地赐给了一直掌管着“部”的豪族们。另外，分阶段地增加了冠位的等级、政府机构与编制人员的数量。

难波朝廷的立礼

要想朝着官僚制过渡，建立起作为官僚的意识与行为模式不可缺少。六四七年（大化三年），难波宫制定了新“礼法”。其中有这样的条文：“有冠位者，早朝时并列于朝廷南门之外，随日出进入朝廷再拜，然后到政厅着手政事。迟到者不得入内。闻正午钟声，方可退厅。”

跪姿男子“埴轮”（土俑明器）。（群马县冢廻四号墓出土，六世纪，国家文化厅藏）

另外，从这时起将古来传统的“跪礼”即双手着地行礼，改为站立姿势的鞠躬即“立礼”，后世将此称为“难波朝廷之立礼”。

《魏志·倭人传》也有跪下两手着地行礼的内容，“下户”（庶民）对“大人”（身份高贵之人）说话时，“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这种礼法一直保留至七世纪。在共同拥立大王的大和朝廷中，豪族们在大王面前也要像奴隶一样侍奉。“跪礼”就是象征这种尊卑关系的礼仪。

新制定的“难波朝廷之立礼”，也并非立即就固定下来。到了大约三十五年后的还不断反复颁布禁止跪伏的命令。可见邪马台国时代保留下来的风习是何等根深蒂固，改新政治的继承者们企图移风易俗的热情是何等高昂，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改新政府推出的废除“部”的制度，也无法立即实施。后来，又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的艰难曲折，大化改新的各种政策才一一付诸实践。但这种努力却显示了国家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在迈出变革的第一步中，包含着中大兄皇子等人所苦心经营的政策的重大意义。

注释：

[1]东国，大和附近的畿内地区以东的诸国。

[2]今大阪一带。

[3]部，大化改新之前存在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四到五世纪从朝鲜半岛百济引进，由朝廷和豪族管理。将农民、渔民和特殊生产技能之人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豪族拥有的“部”，须向朝廷缴纳贡品。“部”前往往冠有地名、豪族姓氏，以及该豪族的官职。

[4]“国”与“郡”，日本古代律令制下地方行政组织。“国”相当于我国的行省，下辖“郡”。大化改新后，由朝廷向各国派遣“国司”，然后从当地豪族中任命“郡司”。

[5]“评”，同“郡”，是“国”下面的行政组织。

[6]《三国志·魏书》卷三十《倭人传》，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55页。

4.白村江之败战与亡国危机

新罗的金春秋之选择

在改新政府推行改革的六四七年（大化三年），新罗王族金春秋（即后来的武烈王）经过一番外交上的谈判交涉，自己作为“人质”来到了日本。但与通常意义上的“人质”不同，他同时还兼任着外交官的身份。

金春秋是新罗王之孙，其母也是大王之女，他辅佐真德女王，在新罗的内政与外交舞台上十分活跃，五年前出使高句丽时，曾遭到囚禁，好不容易才逃了回来。这一次，金春秋主动作为“人质”又来到了日本。

金春秋稳重成熟、德高望重，在倭国朝廷博得极高声望。翌年（六四八年），金春秋归国。这一次，他又和自己的儿子一道前往唐朝。唐太宗以极高的礼遇接待了他。金春秋到达唐朝次年，回到新罗。他引进唐朝的官服作为新罗的制服，并开始沿用唐朝的年号，以示新罗是唐朝的属国。

出使高句丽，身陷囹圄，又作为“人质”访问倭国，后出使大唐，为国家寻找生存之道，即作为唐朝属国的道路。金春秋的这种选择，对后来东亚各国的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

退位女帝重祚

六五三年（白雉四年），中大兄皇子进言，将首都迁移到大和古京，没能得到孝德天皇的允许。这时，孝德天皇与中大兄皇子之间出现了深深的裂痕。中大兄皇子无视天皇的反对，带着母亲即前任皇极女帝、间人皇后（中大兄皇子之妹，孝德天皇之后）、弟弟大海人皇子等人返回飞鸟地方。朝中重臣与百官都追随中大兄皇子而去。孝德天皇被抛弃在难波宫，无人理睬，于第二年即六五四年薨逝。又过了一年，前任皇极女帝再度登基，号称齐明天皇。至于为什么即位的不是正值三十岁盛年的皇太子中大兄皇子则成为千古之谜。

生前就退位的天皇，皇极女帝是第一个，天皇退位后重祚（第二次登基）的，她也是第一个。并且，这一年女皇已是六十二岁的高龄。中大兄皇子以皇太子身份，统揽一切国政大权。

百济灭亡

六五五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合起来入侵新罗。前一年刚刚登基的金春秋（武烈王）请求唐王朝救援。唐王朝一口应诺，出兵高句丽，但遭到了高句丽的顽强抵抗，唐朝再次派出大军，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攻守拉锯战。

六五九年，百济狐假虎威，借高句丽的势力侵犯了新罗领土，新罗强烈要求唐军讨伐百济。以此事件为开端，唐军开始征讨百济。唐朝方面断定，首先灭掉在背后支援高句丽的百济，是一条取胜的捷径。

齐明六年（六六〇年）三月，唐高宗发动水陆大军共十三万，驰援新罗，攻打百济。唐军主力溯锦江（白马江）而上，与新罗军合流，包围了百济的郡都泗沘城（扶余）。被重重围困的百济义慈王，抛下守备军士、女官与宫女们，弃城落荒而逃。传说被遗弃的后宫女官与宫女们，纷纷从城楼所在的悬崖之上纵身跃入锦江的波涛之中。“落花岩”的“落花”，比喻的就是纷纷投江的女官和宫女们。今天，站在“落花岩”之上俯瞰，岩下白马江（锦江）的清清流水兀自静静流淌。（请参看第二章篇章页）

五天之后，义慈王宣布投降，百济国灭亡。成为俘虏的义慈王与皇太子等人，被押送到东都洛阳。因为这场战争而暂时不能归国的倭国使节们目睹了义慈王被拉上朝堂的场景。亲眼见证亡国之君的百济国王等人窘态的他们，心中会涌起一番什么样的感慨呢？

唐朝与新罗联军征讨百济，雷鸣电闪般速战速决，取得巨大成功。但是，他们只是占领了百济国土的一些点与线，各地依然残存着百济遗留下来的将士们，一旦唐军主力回师北上高句丽，他们就会为复国而重新开始战斗。同时，他们还派出使者前往倭国，请求倭国派遣援军，并要求送回三十年前送到倭国当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璋，希望立他为王，复兴百济。

百济亡国的消息传到倭国，朝中弥漫着一股危惧气氛。如果派出援军，那就是直接与唐朝和新罗军为敌。可是，倭国作为历来与百济交好的邦国，焉能坐视不理？另外，若百济就此灭亡，唐朝的威胁就会近逼到倭国的眉睫。经过一番苦恼而艰难的抉择，朝廷决定发兵救援。

白村江之战

那一年岁末，齐明女帝移驾难波宫，开始了出兵的准备。到了第二年的六六一年正月，齐明女帝与中大兄皇子、大海人皇子等人一起从难波出发，一面从各地征兵，一面朝着位于九州的筑紫进发。律令制国家是建立起来了，但要让交通网和行政公文系统开始正常发挥作用，还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在这个时代，女皇必须亲自来到吉备（今冈山县），召见中国地方[1]的豪族，再来到伊予（今爱媛县）召见四国地方的豪族，亲自动员征兵。

白村江之战

《万叶集》中有一首著名的和歌，创作于熟田津，即今天四国岛爱媛县松山市附近的港口。作者额田王是齐明女帝身边的高级女官：

熟田津上待皓月，扬帆起航潮正涨。

——额田王《万叶集》卷1―008

到了八月，援军的人马终于征调齐备，开始护送扶余丰璋返回百济。第二年（六六二年）五月，举行了扶余丰璋的登基大典。有了可以仰仗的大王，百济复兴军势力大增，开始在各地展开对唐军和新罗军的激战。可是，大王扶余丰璋与百济将军鬼室福信严重对立，六月，扶余丰璋杀掉鬼室福信。

这时，形势发生了剧变，唐军和新罗军沿锦江而下，逼近百济复兴军占据的河口处的周留城。倭国水军接到告急文书后，连忙赶往锦江河口（白村江）。

八月十七日，唐军和新罗军包围了周留城。唐朝水军以一百七十艘战船在白村江等候倭国水军的到来。而倭国水军则在靠近海面的河流下游集结。二十七日，倭国水军与唐朝水军展开激战。二十八日，在决定胜负的关键一战中，倭国水军很快就溃败下来。

中国史书上记载：

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

倭国水军溺水而亡者不计其数，据说，他们甚至来不及调转船头逃命。

扶余丰璋逃到高句丽，九月七日，周留城沦陷。落荒而逃的倭国士兵集结于朝鲜半岛南部，带着亡命日本的百济将军和士兵们，于九月二十五日踏上回国之路。

建立防卫体制

大概是中大兄皇子等人赶到筑紫之津（九州博多湾）迎接了这批残兵败将吧。中大兄皇子一定是仔细聆听和阅读了以这个国破家亡的生动例子写成的报告。

年老体衰的齐明女帝，在这场战争紧锣密鼓地进行过程中驾崩了。中大兄皇子尚未举行登基大典，便手握天皇大权，也就是临朝称制。

中大兄皇子是何时返回飞鸟地方的，我们不得而知。白村江大败后的第二年，即六六四年二月，他便早早就开始着手国家制度的改革。将“氏”分为“大氏”“小氏”“伴造”[2]，并将大刀、小刀、干盾、弓箭赐予氏族长老，还将每一个氏族中的成员分别定为“民部”与“家部”。“民部”是负责向朝廷提供“调”（按户征收的赋税）和“仕丁”（服劳役的劳动者）的集体组织，“家部”则是无须向朝廷缴纳赋税的氏族直属民。

发往百济的救援军基本上是以氏族为单位而征调的，在官僚制度尚未成熟的这段历史时期，重建体制，重新整编氏族是十分必要的。

中大兄皇子在对国家制度改革的同时，还逐步公布了国土防卫政策。在对马、壹岐、筑紫国驻留“防人”（海防部队），建立烽火台；在海边构筑起水城，以及朝鲜式的大野城、椽城等山城防御体系，守卫大宰府。在对马岛上建起了金田城，从关门海峡到濑户内海的几处战略要地，筑起了屋岛城等山城，在河内国与大和国的境内的生驹山上修筑了高安城。

六六七年，中大兄皇子将首都迁移到近江国的大津宫。这里是不会直接受到外敌攻击的内陆，还是通向东国与北陆地方[3]的交通要道。由于百济战役中，从日本西部征调了大量兵士，使得这一带的民力疲敝不堪，他决定今后征兵主要依靠东国，如此，大津的地理位置比起飞鸟来更加优越。

《近江令》与庚午年籍

中大兄皇子迁都大津宫，到了第二年的六六八年新月才正式登基，号称天智天皇。

这一年，唐朝派大军进入高句丽，新罗也奉唐朝之命派出了部队。高句丽派遣使者到倭国求援，倭国朝廷却未做出任何反应，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出兵的勇气，唐朝的报复令他们胆战心惊。

经过了一个月的攻防战之后，高句丽的首都平壤终于陷落。自此，从第一代开国始祖算起，直到二十八代国君，经历了七百多年繁荣的高句丽终于灭亡。

相传，这时刚刚即位的天智天皇命令中臣镰足制定了《近江令》。但是，《近江令》很可能只是后世的学者们对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执政期间颁布的一系列划时代法令的总称，而并非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法典。由此可以推测，倭国与百济和新罗一样，虽然引入了中国的律令，但并未编撰出系统的律令法典。

即便这是一部没有完整体系的法典，也并不会冲淡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颁布的许多政策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其中，有他即位两年后，即六七〇年（庚午年）制定的几乎涵盖全国范围的《庚午年籍》，标志着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庚午年籍》从本州的东国直到南方九州的筑紫，囊括了当时的朝廷势力所能到达的所有小国范围。《庚午年籍》的原件虽然尚未被发现，但据推测，其记录了每一户的户主、每个人的名字，还记有简单的家谱、性别、良贱区别等内容。

令人遗憾的是，记有《庚午年籍》是如何编撰而成的相关史料，都没有保存下来。根据《圣经·旧约全书》的记载，古代以色列的大卫王在进行人口普查时，上帝耶和华十分反感，后来便有严重的瘟疫流行。另外，近代西欧人对尚未开化的社会进行户口调查时，也都必定遭到了原住民的激烈反抗。还有，在古代许多民族中，为了防止别人用自己的名字来进行诅咒，真实姓名对外人都是保密的。相传如果自己的名字让人知道了，接着就会出现可怕的事情，自己的灵魂就会受人支配。几乎涵盖全国的《庚午年籍》的编制过程，对每一个地域社会都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其冲击程度之深，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注释：

[1]中国地方，距离日本的京畿不远不近的地方，包括冈山、广岛、山口、岛根、鸟取五县。

[2]伴造，侍奉大和朝廷的“品部”首领。“品部”是隶属于朝廷的民众组织，向朝廷敬献农产品和渔业产品。伴造统率居住在朝廷附近的“品部”，并在朝中担任官职。

[3]北陆地方，北陆道，包括今天的富山、石川、福井、新潟四个县。

第三章 壬申之乱与律令制国家的成立

“富本”钱币。飞鸟池遗址出土，奈良国立文化遗产研究所提供

1.六七二（壬申）年的大乱

天智天皇之死

六七一年冬，天智天皇死于床榻之上。在飞鸟板盖宫，年轻的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先是斩杀了苏我入鹿，拉开大化改新的序幕，如今又在这里结束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

在当时的朝鲜半岛，新罗与唐朝结盟，先后灭掉了宿敌百济、高句丽。如今，目的已经达到，新罗的态度却来了一个大转变，开始将唐军赶出国门。六七一年，新罗夺回了由唐军占领的百济旧都泗沘城（扶余），唐朝在朝鲜半岛的统治权面临着重大危机。天智天皇去世时，就正值这样的历史拐点。

天智天皇在世的时代，有时会出现由他的同母弟大海人皇子宣读诏书的情况，大海人皇子被朝臣公认为“日嗣之御子”（天照大神之后裔，预定的皇位继承者）。可是，不知从何时开始，天智天皇萌生了想要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大友皇子的念头。

天智天皇卧床的十月，召来大海人皇子，向其交代后事。明察其中隐情，知道自己面临着生命危险的大海人皇子在宫中的佛殿前剃发出家，隐于吉野山的深山之中。当时的人们纷纷传言，“为虎添翼，放之”。

大海人皇子到吉野山不久的十一月初，从朝鲜半岛而来的两千名唐朝使者，分乘四十七艘大船来到倭国。他们送来了在白村江之战中俘虏的倭国士兵约一千四百人。据推测，面对新罗军攻击已经处于劣势的唐军，这次是来请求倭国出兵相助的。

但当时的近江朝廷，天智天皇正在病榻上奄奄一息，大海人皇子出走吉野山，倭国完全无力向朝鲜半岛派兵。大友皇子将左大臣、右大臣等首脑人物召集到天智天皇的病榻之前，让他们发誓要精诚团结。进入十二月后，天智天皇病情进一步恶化，三日那天，他终于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享年四十六岁。

第二年是六七二年（壬申年），近江朝廷将天智天皇的死讯通知了停留在博多湾的唐朝使者。虽然倭国不能答应唐朝使者提出的出兵要求，但为了对唐朝使者送回倭国俘虏表示感谢，向他们赠送了武器和军需物资。五月末，唐朝使者返回朝鲜半岛。

同年五月，大海人皇子的舍人（近侍）报告说：下官因私事去了一趟美浓国（今歧部县南部），近江朝廷向美浓、尾张（今爱知县西部）的“国宰”（地方官）施令，征调壮丁为驾崩的大君（天智天皇）建造山陵，还要给集结起来的壮丁分发武器。

内乱开始

大海人皇子感到危险向自己逼来，近江朝廷调动兵力，不就是要灭掉自己吗？六月二十二日，他派遣舍人飞快赶往美浓，命令美浓国的汤沐令（大海人皇子直属领地的管理官员）“派遣兵士，封锁不破关[1]”。过了两天，即六月二十四日，大海人皇子派遣使者前往朝廷的飞鸟官府，申请发放“驿铃”（可调动各地驿站马匹的凭证），却遭到拒绝。当然，他们申请“驿铃”一事，很快就传到了近江朝廷。

此时一刻也不能耽搁了，大海人皇子带上妃子鸬野皇女（后来的持统天皇）、幼年的皇子草壁、忍壁，还有身边的近侍舍人二十余人、女官（宫女）十余人一道连忙出发。因马匹的数量不够，大海人皇子只好徒步前行，鸬野皇女则乘坐轿子，他们在半路上才骑上了马。后来，又有二十来个猎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壬申之乱。实线为大海人皇子行进路线，虚线为高市皇子进军路线

到达与伊贺国（今三重县西部）接壤的边境地带时，天色已晚，但一行人都不敢停下来休息。因为大友皇子的母亲是“伊贺国造”的女儿，伊贺国对于他们来说更加危险，一行人只好彻夜赶路。

渡过横河（名张川）时，黑云压城。大海人皇子亲自用占卜木棍占了一卦，他理直气壮地将占卜结果告诉大家：

天下虽一分为二，但我终将夺得天下。

第二天清晨，到达了积殖（即拓殖，今属三重县）山口，遇上了从大津宫中逃出来的高市皇子。高市皇子是大海人皇子的长子，此时已经十九岁，虽然其母地位低微，但对此时的大海人皇子而言，与高市皇子的相遇，的确是壮了胆。

一行人到达川曲的坂下（今三重县铃鹿市附近）时，天已经黑了。鸬野皇女已经疲惫不堪，只好停下来稍事休息，但一行人很快就重新出发了。他们在激烈的雷雨之中，连夜行军。

第二天拂晓，在靠近大海的迹太川（今朝明川）海滨，大海人皇子远远地面对南方祭祀着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进行参拜。这时，从大津宫逃出来的大津皇子也赶来了。后来，大海人皇子又接到部下的报告：“征调美浓国士兵三千人，已封锁不破关之路。”封锁不破关，同时征调东国士兵与近江朝廷开战，这正是大海人皇子举兵之初制订的计划。

大海人皇子委派高市皇子担任总指挥官，首先将他派往不破关，然后又派出使者前往东国，命他们动员东海与东山的士兵。这天夜里，大海人皇子这才在桑名（三重县北部城市）的“评家”（郡守之官衙）中有了喘息的机会。从吉野山出发算起，他已经整整两昼夜不曾合眼，一直在行军的路上。

壬申之乱的历史意义

大海人皇子成功动员了东国的兵力，与此相比，近江朝廷在西国的动员却遭遇失败。管辖中国地方的吉备大宰（地方长官），接到近江朝廷的战争动员令时，因脸上露出为难的神情被朝廷使者杀掉。还有，管辖九州筑紫的大宰，也断然拒绝了前来传达动员令的使者。他是这样回答的：

筑紫国（九州）担负的是抵御外敌来犯的任务。修筑坚固的城池，是为了守备海防线，而不是为了对付内贼。如今，若朝廷下令举兵，势必造成海防空虚，一旦有不测发生，国家将崩溃于顷刻之间。到了那步田地，就是将我斩首百次，也于事无补了。

看来，吉备与筑紫的大宰都与大海人皇子步调一致。筑紫大宰的这番话，也许只是拒绝出兵的借口。但仅仅在一个月之前，就曾有唐朝的大船队在博多湾上停泊过。征讨内贼，我只能按兵不动。筑紫大宰的这番话真可谓掷地有声。

大海人皇子成功动员起东国的军士，将近江朝廷的防御据点逐一攻破，大津宫终于陷落。大友皇子败走荒野，七月二十三日自缢身亡。三天后，大海人皇子的军队提着大友皇子的首级凯旋，回到驻扎在不破关的大海人皇子身边。当他目睹大友皇子的首级时，不知作何感想。[2]战争只持续了大约一个月。

相传，攻占了大津宫的大海人皇子的军队在军装上面缝有红布，旗帜也是红色的。在中国，红色是汉朝第一位皇帝汉高祖夺取天下时的军旗颜色，大海人皇子是将自己比喻成汉高祖了吧。大友皇子是大海人皇子之兄天智天皇的儿子，他们都是出自同一父系的同族之人，这与中国的皇位转移到别的父系集团（姓氏）的易姓革命不同。但是，对于大海人皇子来说，灭掉近江朝廷，也是一种广义的革命吧。

以大化改新为开端的国家制度改革之核心，吸收了豪族们的势力，从而形成了广义上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设想出这条发展道路的正是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和他的顾问团，就国家制度基本的变革方向确立来说，中大兄皇子迈出的第一步，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

可是，飞鸟宫中发生的“乙巳之变”却并未动摇构成朝廷的豪族权力基础。由于壬申之乱的爆发，近江朝廷轰然倒塌，把持朝廷的畿内大豪族们失去了权力与权威，由此真正意义上的古代官僚制度的建立才有了可能。

注释：

[1]不破关，日本古代著名的三处关隘之一，位于今岐阜县的不破郡关原町，是扼守通往近江与东山道的咽喉要地。

[2]大友皇子是大海人皇子的侄儿，同时也是他的女婿。大友皇子之妃十市皇女，是大海人皇子与额田王所生的女儿。

2.天武·持统朝：成为东海小帝国

天武天皇即位

壬申之乱中取得胜利的大海人皇子回到了飞鸟，第二年（六七三年），大海人在飞鸟的净御原宫即位，史称天武天皇，将与他生死与共的鸬野皇女立为皇后。

同年八月，新罗国派来“祝贺天武天皇登基使者”与“为天智天皇吊丧使者”。天武天皇让前者进入都城，却让后者原路返回，并告知“天下新平”，向他们发出日本已经发生“革命”的宣言。

享有绝对权威，手握绝对权力的天武天皇，在战后的戒严体制结束后，开始着手构建统治机构，其核心是军事集团。发动叛乱而取得皇位的天武天皇，一定是切身体会到了军事力量的可怕与重要性。

天武天皇发出的诏书以“凡政要皆军事也”为开头，命令所有官员都要接受武器使用与骑马的训练。他还着手建立行使权力的机构——官僚制度，还制定了录用官员、评定政绩、发放薪金的制度。

天武天皇还再次着手建立豪族的“氏族制度”，他制定和颁布了“八色之姓”，赐予能够提拔出高级官员的“氏族”以“真人”“朝臣”“宿祢”“忌寸”等姓氏。

就像《万叶集》中一首作者不明的和歌咏唱的那样：

我邦天皇乃神灵，水鸟喧处定国都。

——《万叶集》卷十九―4261

天武天皇被赞美为神，到了这个时代，支撑起天皇权威的祭祀和礼仪体系都完善起来了。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壬申之乱时，大海人皇子从吉野出发前往东国时天将拂晓，他们曾经在伊势的迹太川海滨遥拜天照大神（伊势神宫），后来，柿本人麻吕吟咏道：

伊势神宫吹来的神风，吹得敌军晕头转向……

——高市皇子挽歌《万叶集》卷二―199

这场战乱之后，天武天皇恢复了已经荒废许久的“斋宫”制度，将女儿大伯皇女派往伊势神宫。所谓“斋宫”，是天皇将自己未婚的姐妹或女儿封为斋王，派到伊势神宫去侍奉天照大神。相传，每隔二十年就要举行一次的伊势神宫“迁宫仪式”[1]的制度，也是从天武朝开始的。

天武天皇与皇后下令着手制定律令。虽然天武天皇在世时“律令”尚未完成，但到了持统天皇的时代，起码将“令”完成了。

持统女帝与飞鸟净御原令

六八六年，天武天皇驾崩，为他举行的镇魂仪式“殡礼”开始不久，鸬野皇后（后来的持统天皇）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草壁皇子成为皇位继承人，将姐姐大田皇女的儿子大津皇子抓捕起来，逼他自杀。大津皇子幼年丧母，他的母亲大田皇女与姨妈鸬野皇女都曾是大海人皇子的妃子。大津皇子文武双全，擅长汉诗创作，在朝廷上威望颇高，是继承皇位的有力候选人之一。

天武天皇的“殡礼”仪式持续了两年零两个月。仪式结束后，便要举行草壁皇子的登基大典。但就在这节骨眼上草壁皇子亡故。时年，草壁皇子与妃子阿閇皇女所生的儿子轻皇子（后来的文武天皇）尚在幼年，虚岁只有七岁。

天武天皇与持统天皇的子孙关系图。天武与大田、鸬野的结婚，属于姐妹型的一夫多妻婚姻。另外，大田、鸬野还是同父同母的姐妹。

到了平安时代以后，时有幼年天皇出现。但飞鸟时代的天皇制尚不稳定，还未正式确立起来。七岁的孩子无法尽到天皇的职责。鸬野皇后作为祖母，在孙子轻皇子成长过程中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草壁皇子死后的第二年（六九O年），鸬野皇后即位，称为持统天皇。在难于决定皇位继承人的时候，先帝的皇后便会作为继承人登基，这是仿效了推古女皇和皇极女皇的先例。

持统天皇继承丈夫天武天皇已经开始着手的“律令”[2]制定工作，在她登基大典的前一年（六八九年），首先开始实施了“令”的法典，这就是《飞鸟净御原令》。作为一部体系完整的法典，《飞鸟净御原令》被公认为日本最早的法典。“令”与以刑法法规为主的“律”的不同之处在于，“令”以广义的行政法规为主。由于《飞鸟净御原令》的诞生，日本的古代官僚制度才开始走上正轨。另外，“律”的法典在下一部的《大宝律令》中才完成。

持统天皇即位的那一年（六九〇年，庚寅年），依照《飞鸟净御原令》，在全国范围完成了户籍《庚寅年籍》的编制。从此，每隔六年都要定期新编户籍。

在中国，统计户籍是以生活单位的“家”为“户”来登记的。而日本的“户”是将包括成年男子在内的平均四人作为一行政式的编组，每一户中征调一名士兵；而且，还将“户—保（五户）—里（五十户）”这样的行政组织，与“兵士—伍（兵士五位）—队（兵士五十位）”的军队组织一一对应。

《庚寅年籍》一旦编撰完成，便以此为基础实行了班田收授制度。日本的班田制是以中国的均田制为蓝本的，但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唐朝的均田制规定，成年男子受田的面积为百亩，这是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以井田法为渊源的传统理想额度。但可以推断，每位成年男子实际的受田面积只有百亩的半数左右。如果农民都能拥有百亩土地，那么这个世道就是理想中的圣人与君子之世。均田制明显包含着空想的成分，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发挥了有弹性的限制豪族大规模占有土地的作用。

可是，日本的班田制的班田份额为男子两段[3]，女子为男子的三分之二。这是一种希望按照以上规定来收授田地，从而力图实现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额度的理想制度。

藤原京与富本钱

天武与持统朝廷构想的国家制度，具有真正想实现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理想成分的强烈倾向。这种特色在藤原京的城市规划上也清楚地体现出来。

天武天皇在制定律令的同时，还开始着手新京城的建设，到了持统天皇时代，藤原京的建设大功告成，六九四年迁都藤原京。藤原京是模仿中国的国都而建成的真正意义上的京城。它的基本蓝图与唐朝的长安城与洛阳城不尽相同——后者的宫殿都不在京城中央，而是依据中国《周礼》中的理想京城结构，在京城的中央建立宫殿。近年来的发掘调查不断证明了这一点。

藤原京复原图。另外，图中的ABCD之内的地域是根据岸俊男的学说标出的京城范围

天武与持统朝廷发行的货币，是以唐朝的开元通宝（也叫开通元宝）为参考铸造的，为了追求与开元通宝不同的独立风格，可能还参考了汉代的铸钱。

在天武朝时代，倭国（日本）的国土上首次开采出银矿，开始使用银钱。而作为银币的替代而铸造的铜币，从飞鸟池遗址（今奈良县明日香村）的作坊发掘出来（请参看本章篇章页）。铜币的大小与重量都与唐朝的开元通宝相似（请参看108页照片），但并非像开元通宝一样铸造四字铭文，而只有“富本”两个字。“富本”来自中国的古典思想，“富民之本在食与货也”。在钱币上只铸造两个字，很可能是模仿了汉代的五铢钱。

但是，在“富本”二字的左右，有七颗星星（七曜），这是采用了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讲述），这与汉代钱币不同的特性特别引人注目。

在中国，包括秦始皇的半两钱，每个朝代都要发行货币，而东亚的高句丽、百济、新罗，还有吐蕃、南诏等有相当实力的国家，直到唐代都不曾铸造钱币。在中国周边的东亚各国，铸造钱币是从十世纪之后才开始的。只有日本是一个例外，很早就开始铸造钱币了。

这大概依然与倭国（日本）不曾受过中国皇帝的册封的事实有关。我们可以这样考虑，受到中国册封的国家，都不曾制定过自己的律令，铸造自己的钱币。日本的“律令”法典与“富本”钱，是东海小帝国的象征。就“富本”钱而言，比起它的流通范围，发行货币本身更具有重要意义。

道教与日本文化

我们将话题追溯到更早一些的时代，六八六年，天武天皇驾崩后，在殡宫中就被追赠了一个和风谥号“天渟中原瀛真人天皇”[4]。“瀛”是仙人居住的东海三座神山“蓬莱”“方丈”“瀛洲”中的一座。“真人”，指领悟到“道”的真谛之人。这两个词语都是来自中国神仙思想的重要语汇。“真人”在天武天皇制定的“八色之姓”中位列第一。

对于天武天皇的谥号中体现出来的神仙思想与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之间的关系，后世的学者有着不同的思考与见解。道教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多种含义的概念。道教以中国古代的民间信仰为基础，神仙思想为中心，在此之上又涵盖了许许多多的要素，各种要素还复杂地缠绕在一起。这些要素包括道家思想、易、阴阳、五行、谶纬、医学、占卜等，甚至还有巫术信仰、长生不老的咒术等。

在广义的道教式的诸多要素之中，有的很早以前就传到了日本列岛，和广义的儒家和佛家混杂在一起广为流传。

相传，七世纪后半叶的天武天皇十分擅长遁甲（占星术与咒术），还有占卜。壬申之乱的时候，当他观测到天上飘动的云层时，便取来小木棍占了一卦（请参看本书第74页），他在登基不久后便建造了占星台。据推测，天武时代铸造的“富本”钱的七颗星星，是根据阴阳与五行学说而来的日、月和木、火、土、金、水。在货币上铸造七颗星星，这在中国不曾见过。

日本神道的重要礼仪“祓”与“禊”来源于中国自古的习俗，六月和十二月晦日的“大祓”和“咒文”，也都是来源于广义的道教咒文，其他还有昊天上帝、三极大君、东王父、西王母等内容。就连“神道”这个词本身也是中国古代的常用语。

如果将广义的各种道教要素从神道中除掉的话，就像是一层层剥去藠头的皮，其核心部分也许就所剩无几了。首先设想出日本文化的固有内容，然后在外面层层包裹上外来文化，这种想法本身就包含着极大的错误。

道士法（教团道教）与佛法（佛教）专用名词对比表

就这样，在古代日本列岛，包括神仙思想在内的广义道教的各种因素都深深地融合进来了。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日本的朝廷曾经拒绝过颇受唐代统治者重视的“道士法”（教团道教。以道观与道士、女冠为主的宗教）。日本的律令虽然以唐朝的“道僧格”（有关道士、女冠与僧、尼的法规）为蓝本，却排除了道士、女冠，变成了“僧尼令”，而在大学规定的教科书中也有意将《老子》排除在外。其最大的理由是，唐朝皇室与老子一样姓“李”，将姓李名耳的老子作为了唐朝皇室的先祖。

不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日本朝廷追求的目标是成为独立的东海小帝国，那么，日本朝廷就不会接受以中国皇帝的祖先老子为教主的“道士法”（教团道教）。事实上，在古代日本也不存在道观与道士、女冠。

日本所继承的，只是包括神仙思想与阴阳五行说，还有各种各样的咒术的广义道教的诸多要素。这些要素成了日本基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了神道与修验道[5]的基础。

话题再回到天武天皇身上，他倾心于神仙思想与占星术等，同时又修建了作为国家大寺的“大官大寺”（后改名为大安寺）。天武天皇还派人到全国各地去宣讲《金光明经》和《仁王经》等护国经典，为佛教成为护国佛教作铺垫。

佛教并非诞生于中国，而是印度。大兴佛教，是想让佛教发挥作用，以此证明日本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国家。在飞鸟地方建起了代表佛教世界观核心思想的须弥山，在须弥山周围摆开盛大宴会，招待日本周边地区的虾夷等异族。这也是为了表明日本是一个能让异域之人顺服于自己的独立帝国。

注释：

[1]伊势神宫的正殿是茅草葺顶，时间长了容易漏雨。因此每隔二十年要在正殿旁修建新宫殿，让天照大神的“神体”迁移到新宫殿中。这一神道仪式保留至今。

[2]律令，“律”指刑法，“令”则相当于行政法等中央集权国家统治的基本法典。“律令”在古代中国十分发达，到了隋唐时代更加完善，并推广到日本以及东亚各国。

[3]段，土地面积单位，一段也叫一反，十段为一町。大化改新规定，360平方步的土地为一段。1582年，丰臣秀吉的“太阁检地”时改为300平方步为一段。

[4]渟，水停止不流动（《广雅·释诂三》）。这里以水深而静谧来比喻天皇的逝世。“中原”，《古事记》中称日本列岛为“葦原の中つ国”，意为芦苇原之中的国家，位于“高天原”（天上之国）与“黄泉”的中间。

[5]修验道，日本佛教流派之一，基于日本自古以来的山岳信仰，企图以山中修行的方式获得咒术之力，重视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即身成佛。

3.律令制国家的建立

制定《大宝律令》

期待着孙子快快成长的持统女帝，于六九七年将皇位让给了十五岁的轻皇子。轻皇子改称文武天皇。持统天皇以“太上天皇”的身份作为后盾，与文武天皇一道治理天下。

“太上天皇”的制度，在中国的律令中并不存在，而是日本形成的一种开创性的律令制度，以保障持统天皇对文武天皇的辅佐地位。由多数人来共同担负王权，这是在未开化的社会里常见的一种权力结构。这样的王权性质，我们曾在谈到日本的“大后”与“大兄”时涉及过。多数人共同执掌政权的现象，在日本后来的“院政”[1]时代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暗流而存续下来。

文武天皇登基后，在持统天皇的主导下，推进了新律令的编撰事业。文武四年（七〇〇年）三月完成了“令”的法典，第二年即大宝元年（七〇一年）八月又完成了“律”的法典，日本的“律令”日臻完善。这就是《大宝律令》。

在《大宝律令》即将完成的七〇一年正月元日，文武天皇登临藤原宫的大极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大极殿前树起了绘有乌鸦、日月、四神兽即青龙、朱雀、白虎、玄武（黑色的蛇与龟）图案的幢与幡。来自新罗国的使臣也出席了这场盛典。天皇向国内外显示，自己是统治着不同民族的帝国之王。

同月二十三日，天皇任命了以粟田真人为首的遣唐使。上一次的任命是在天智天皇时代的669年，天武天皇与持统天皇时代，还不曾派出过遣唐使。后面我将提道，这次的遣唐使首次对中国使用了“日本”这一国号。另外，在这次遣唐使的名单的靠后位置，记载有一位赫赫有名的万叶歌人山上忆良[2]的名字。

三月二十一日，对马岛向朝廷进贡黄金，为此，文武天皇改年号为“大宝”。从大化年间至此时，日本断断续续使用过自己的年号。《大宝律令》中有了与年号相关的条文，年号的使用从此成为一种制度。“大宝”之后，日本一直都使用年号，直到今天的年号平成绵延不断[3]。紧接着，从第二年的七〇二年十月起，《大宝律令》开始全面实施。

《大宝律令》的实施，表明从大化改新开始的半个世纪中，经过不断摸索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设计图宣告完成。

日本编撰出体系完整的“律令”法典，这与日本虽然向中国朝贡，却不曾接受中国皇帝册封的事实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律令”是一部统治藩夷各国的帝国法，接受中国皇帝册封的国家，不可能制定出自己独立的“律令”法典。可以推定，接受了唐朝册封的新罗就不曾编撰过自己的“律令”法典，新罗当时采用的是唐朝的年号。

另外，《大宝律令》是以唐朝的“律令”为蓝本的，却敢于努力显示出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在根据《大宝律令》进行户籍编撰时，规定各个年龄段的不同称呼，而唐朝的律令，还有奈良时代模仿唐朝的《养老律令》，都是将三岁以下的幼儿称为“黄”[4]。日本的《大宝律令》却敢将“黄”变更为“绿”，这是来源于日本词“みどりこ/緑子”[5]，力图强化大和特色。

“日本”的国号

以粟田真人为首的遣唐使团，于大宝二年（七〇二年）六月抵达中国海岸。中国官吏问道：“尔等为何方使者？”遣唐使答道：“日本国之使者。”对中国正式称自己的国家为“日本”，这也是第一次使用“日本”这一国号。

此前的几百年间，日本一直沿用“倭国”的国名。对于遣唐使为何将“倭国”改为“日本国”，中国的史书记载是“甚是可疑，无法理解”。为什么遣唐使未能对一直和中国保持着外交关系的“倭国”进行一番晓畅的说明呢？

也许在中国官吏的固有观念中，“倭国”作为中国的朝贡国，是无权擅自改变自己的国名的。最后一次以“倭国”的名义向中国派出遣唐使的，是天智天皇的近江朝廷。但近江朝廷却在壬申之乱中灭亡了。将日本“天下新平”的说明与中国的“革命”混为一谈，这种说辞难免会让人觉得有些混乱。

那么，为何要将“倭国”改为“日本”呢？日本的史籍中没有记载其理由。也许，是想积极主动地选定一个包含有“日”字的新国号吧。据推测，随这批遣唐使抵达中国的僧人弁正在唐朝所作的诗，开头便是：

日边瞻日本，云里望云端。

就像这首诗中所吟咏的那样，或许是以“日边”（日出之处）来决定了“日本”的国号吧。再往前追溯大约一百年，遣隋使的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这样的字句；小野妹子再次使隋的国书里有“东方之天皇，敬白西方之皇帝”一句——都对中国宣称自己位于“日出处”，是东方之国，正因如此，才要积极主动地选定以“日”为自己国号的关键字眼吧。

正式定下“日本”这一国号，是在六七四至七〇一年之间，据推测，大约是天武与持统朝。那个时代，尊崇“日”的思想空前高涨。

壬申之乱时，大海人皇子（后来的天武天皇）拂晓时遥拜太阳神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这场战乱之后，柿本人麻吕[6]在其所作的和歌中唱道，是从伊势神宫吹来的神风，灭掉了近江王朝。另外，歌中还将天武天皇与持统天皇最钟爱的草壁皇子歌唱为“日并皇子”，将草壁皇子之子轻皇子（后来的文武天皇）称为“高照日皇子”。

《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神话虽然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有一点却出奇的一致。那就是关于“天孙降临”的故事。天照大神之孙琼琼杵尊，从高天原（天上之国），降到“日向国”（后来的九州宫崎县）。天孙琼琼杵尊的孙子“伊波礼比古”（后来的神武天皇）到东方去寻找适于治理天下的地方，从纪伊半岛南部的熊野出发，一路向北，背对着太阳作战，攻下大和地方，在大和三山之一的亩傍山山麓的橿原宫登基，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天皇。

虽然国土狭小，天武天皇与持统天皇朝廷力图建立一个东海之上的帝国，因此才为“日之御子”统治的“日出处之国”定下了“日本”这一国号吧。

另外，虽然将“倭国”改为“日本”，但用大和国的语言来训读的话，都是“やまと”。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一词的内涵就是“やまと”[7]。

另外，还有一点务必注意，在近代以前的东亚，没有一个广义上的“王”不将“国”作为其内核的。“日本”是国名，同时又与“隋”“唐”“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国一样，也是一个朝代的名称。希望大家注意，“日本”即“大和天皇的王朝”的意思。关于这两点，在本书的《结语》中，还要再一次详细阐述。

律令国家之构想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三国后，国力急速加强。对于日本而言，既想与之对抗，还要独立于唐朝之外，应该采取何种策略呢？对于面对这个课题的日本古代贵族而言，中国的“律令”法典就像是天上闪闪发光的北极星，是中国千百年统治经验的结晶，以此为鉴，他们这才有幸去编撰一部属于自己的律令法典。

可是，一千多年前庞大秦汉帝国时代的中国社会，与七世纪前后的日本社会有着巨大的差异。中国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前八世纪到前三世纪）就逐渐解体了。与之相比，当时的日本社会却根植于神话与血缘系谱为纽带的氏族制度之上。日本的律令制定者，以用来统治中国社会的体系完整的律令为蓝本，会构想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律令制与氏族制社会的双重结构

首先相当于刑法的“律”。日本的律令制定者无法改变那部能与罗马法相匹敌、高度抽象化的中国“律”的体系，同时又考虑到中日两国社会各阶层对立之紧张程度的差异，通常将量刑减轻一两等；但是，如果触犯了有关天皇的禁忌，量刑却反而比《唐律》重。因为日本天皇与许多未开化社会的“王”一样，必须要用各种各样的禁忌来凸显权威。日本的律令国家，充分显示出它是由内部包裹着的“大和王权”的结构而形成的。

“令”相当于广义上的行政法，其以官僚制为基础，包含着大和王权之下的氏族制度的原理。比如审议国政方面重要问题的太政官[8]手下的议政官。在左大臣、右大臣、大纳言[9]等人组成的群体中，大和朝廷的大夫（议政官）由京畿一带的豪族代表组成。这个习惯一直被继承下来。

还有，从中央派往地方诸国的长官“国司”，按照任期进行交替；“国司”下面还有实际上管理地方的“郡司”，他们由地方豪族们来担任，没有任期的规定，而多由“国造”[10]的家族成员来世袭。

在这样的律令制国家里，中国式的律令制与植根于大和王权的氏族制形成了一个双重结构。如果将其绘成图表的话，就是上页左图的样子。

文字的普及

在律令制国家中，行政命令与报告等是用公文来传达的。律令之中详细规定了各种文书的格式，以及颁布、下发与接收的手续。另外，实施贯彻《大宝律令》的同时，还下发了须在公文之上加盖各级官僚机构印鉴的规定。几年之后，这套公文行政系统就开始运作起来。后来，到了圣武天皇的天平时代（729—749），无论是从中央到地方，还是从地方到中央，下发上传的公文数量都十分庞大。

比如，七三三年（天平五年）十月，从出云国（今岛根县东部）出发前往京师奈良的“国司”，所携带的公文竟然达到了“四十五卷六纸”（将许多纸张粘连起来再加上轴，称为一卷，一份较短而不加轴的公文称为一纸）。在两个月前的八月出发的“国司”，所携带的与税收相关的公文，包括“大账”两卷，还有附属文书“十八卷三纸”。

两卷“大账”记录了纳税者与非纳税者的统计名单及其详细内容，另外还有一卷揭发逃税者的“括出账”、一卷记录逃亡他乡已长达六年者的“逃亡满六年账”、一卷记录奴婢的占有者发生变更的“割付奴婢账”、一卷父母逝世而服丧者免除徭役的“遭服人账”、一卷对有年迈者或残疾人的家庭减轻税收的“高年及残疾以上账”等，这些由地方长官制成的文书，是上报有关税收的令人吃惊的详细报告。另外还有许多记录不同门类的文书，如“干菜账”“鸡账”“种马账”等，仅从名字看就颇为有趣。

公文不单能写在纸上，也有写在木简上的，纸张与木简同时使用。木简记载的多为“召唤文”“宿直札”，还有申请发放食物的“请求文书”等，这些文书大多与人或物的流通有关。另外还有关于物资出纳的备忘录。也有将这些木简文书整理成纸质文书的例子。作为记录物资的发出人与收件人、物资种类与数量的文书，木简比耐不住风吹雨打的纸质文书更合适，因此，木简作为记录“调”与“庸”，以及“贽”（向朝廷敬献的海产品）的载体而得到大量而广泛的使用。

已经用过的木简会被遗弃，但木简耐潮，在低洼潮湿的地方也不易腐烂。包括藤原京与平城京在内的全国各地（主要是官衙遗址）出土了大量木简。其中有本书第五卷要谈到的，从长屋王的邸宅遗址出土的几万枚木简，它们生动地向后人讲述着长屋王及其家族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古代，纸张价格高昂，十分贵重，而木板经过刮削，还可以反复使用，因此多用木板来练习书法。后世出土了大量练习书法而刮下来的木屑。

伦敦的大英图书馆里，藏有让人饶有兴趣的中国敦煌出土的纸质文书。这是孩子们每天以《千字文》为教材，练习写字的纸张，后面还附有先生写下的表扬。而日本官员的孩子们，大概是用木板来练习书法吧。

日本古代采用的是文书行政体系的律令制。律令制的建立，成为日本社会普及文字的重要契机。人们普遍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文字的出现具有让社会成员的意识多样化、个别化的功能。文字的普及会给这个岛国的社会形态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藤原氏得势

关于日本的律令官制的特质之一，可以举出神祇官与太政官并立于朝廷的例子。日本的太政官相当于唐朝的尚书省，将主管祭祀的“祠部”置于其下。古代日本的律令制定者虽然明明知道这一点，但却敢于将神祇官从太政官的管辖之下分割出来，尽管神祇官的官署规模很小，但却达到了让神祇官与太政官的地位完全相当的目的。

还有，由于太政官与神祇官的分离，作为世俗权力机构首脑的太政官从自古以来的众神的诅咒中解放了出来，执政变得轻便简单了许多。

主导着太政官职位的藤原氏从专司祭祀的中臣氏中分离出来，这正与太政官和神祇官分离相对应。中臣氏是大和朝廷历代主持祭祀的氏族，“中臣”这个氏名，意为居于神与人之间。中臣氏中的一员中臣镰足，临死之前在床箦上得到天智天皇赐予的氏名“藤原”。“藤原”这一氏名，不光由他的儿子藤原不比等[11]继承，中臣镰足堂兄弟的孩子们也都继承了下来。

可是，到了临近实施《大宝律令》的六九八年（文武天皇二年），天皇一道诏书传达下来，“藤原”这一氏名只让藤原不比等及其子孙们继承，而专司神事的意美麻吕等人又恢复了“中臣”的氏名。这可能是天皇接受了藤原不比等的个人意愿。

藤原不比等的长男武志麻吕当时只有十九岁，三年之后才作为“内舍人”开始了仕途生涯。按照惯例，高级贵族的子弟们会成为天皇身边的近侍“内舍人”。还有，这时在朝廷上自称“藤原”的只有不比等一人。可以说，这是他宣告与主持祭祀的中臣氏决裂，迈上律令制官僚新路的标志。这一年，藤原不比等四十岁，正值年富力强的好年华。

藤原氏就这样诞生了，在日本历史上他们这一家族与天皇家一道，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的武家头领平氏与源氏（足利氏和德川氏也出自源氏）与天皇家子孙的血脉绵延的系谱不同。有神话说，藤原氏是守护着从“高天原”下凡的琼琼杵尊的“天儿屋根神”后裔。由天皇与藤原氏家的女性生下的皇子继承皇位，也是从藤原不比等开始的。

注释：

[1]院政，某某天皇退位后改称某某院，但却继续执政的现象。日本的院政分为三个时期，即平安时代到镰仓时代的白河院、鸟羽院时期，后白河院、后鸟羽院时期，后高仓院到后宇多院时期。

[2]山上忆良（660—733？），万叶时代现实主义的著名歌人（和歌诗人），百济灭亡时，随家人逃到日本。后来到中国留学两年，回到日本后做过地方官，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代表作《贫穷问答歌》《送遣唐使歌》等。

[3]二〇一九年始启用令和年号——译者注

[4]黄口小儿之意，“黄口”一词出自《孔子家语》。

[5]《万叶集》中就出现过该词，指就像春天树木的嫩芽一样的三岁以下的小孩。

[6]柿本人麻吕，万叶时代最著名的“歌人”（和歌诗人），被后世誉为“歌圣”。

[7]“やまと”，日本岩波书店的辞书《广辞苑》上也写作汉字“山处”，言日本乃多山之国。另外，奈良县自古称“倭国”“大和国”，是大和朝廷的核心地区，后来逐渐演变为指日本全国的名词。

[8]太政官，律令制度下，统领中央八省与地方国司的最高行政长官。大约相当于我国古代的宰相。

[9]大纳言，“纳言”一词出自《尚书》，在天皇与百官之间上传下达，人称“天下喉舌之官”。大纳言下面还有中纳言、少纳言。

[10]“国造”，古代世袭的地方官，管辖着一个郡，大化改新之后多数改称为“郡司”。后来这种世袭的官员只参加祭祀，而与行政权力无关。

[11]藤原不比等（659—720），右大臣，光明皇后之父。参加制定《大宝律令》，指导制定《养老律令》，对古代日本律令制的确立做出巨大贡献，奠定了藤原氏一族兴盛的基础。

第四章 奈良之都与大佛开光

右为圣武天皇的御笔真迹《宸翰杂集》局部，左为光明皇后的御笔真迹《乐毅论》局部。二者均为正仓院博物馆国宝级藏品

1.新的宫殿都城与空间

女帝再度登场

持统太上天皇将皇位禅让给孙子文武天皇，并成为他的后盾，《大宝律令》开始实施后的大宝二年十二月（七；〇三年一月），持统撒手人寰。文武朝努力建设律令制国家，但七〇七年六月文武天皇就驾崩了，时年二十五岁。这时，文武天皇与藤原不比等的女儿宫子生下的首皇子只有七岁。

文武天皇去世后第二个月，文武天皇之母阿閇皇女（天智天皇之女，草壁皇子之妃）即位，号元明天皇。在天武天皇与天智天皇的子孙中，尽管有许多可以继承皇位的候选人，但母亲从儿子手中继承皇位，却是一件没有先例的异常之举。据推测，元明天皇之所以选择了继承皇位，是期待着孙子首皇子（后来的圣武天皇）长大成人，然后再将皇位移交给他。这也是首皇子的外祖父（其母阿閇皇女之父）藤原不比等的意愿吧。

皇室与藤原氏关系图。序号为即位顺序，粗体字为女性。

有关这一异常事态，元明天皇即位的“宣命”（传达天皇之命令，用大和国之语言写成）中强调，自己是依照由天智天皇亲手立下并赐予的有关皇位继承的大法，“与天地共长，与日月共远，此乃永世不得更改之常典”（不改常典）而继承大统的。

关于天智天皇立下的“不改常典之法”，学术界出现了相互对立的说法，至今尚无定论。有人认为该法是以皇位只传给天皇子孙的皇统原则为前提；有人认为皇位继承的决定（禅让），不以朝臣的推荐为条件，权力在于天皇（或者皇族），这种见解很可能是强调“皇统与皇位的绝对性”。

说这样的大法是由天智天皇制定的，“乙巳之变”（大化改新）的故事，不就是以此为背景的吗？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举刀砍向苏我入鹿时，皇极女帝问道：“尔等作甚？”中大兄皇子答道：“入鹿想灭掉皇族，登上宝座。难道非皇族成员的入鹿可以觊觎皇位吗？”将苏我入鹿杀掉了。紧接着，两天之后，皇极天皇将皇位让给了轻皇子（孝德天皇）。这是一件打破大和王权传统惯例的划时代事件。之前是在大王去世后，由朝廷中的群臣推荐，拥立新的大王。

“乙巳之变”的故事多大程度可以视作史实，我们不得而知。虽然“皇统与皇位的绝对性”之法体现了王权的主张，但现实中却要受到朝中贵族意愿的制约，历史上也有与贵族们协商解决的例子。可是，王权须超越贵族阶层的这一根本法则，是由中大兄皇子与中臣镰足创立的——或许这只是一种假托，以此来纪念他们二人。希望读者们注意到这一点。

天智天皇之女元明天皇甫登基，便抛出了天智天皇制定的“不改常典之法”，这表明元明天皇对天智朝治世之功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改变，由天武、持统天皇时代的否定转变为肯定。与此同时，被视为天皇心腹的中臣镰足之子藤原不比等开始崭露头角。

与此同时，强烈主张日本独立性的天武与持统朝的政策基调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左为日本“和同开珎”，右为唐朝“开元通宝”

平城京与和同开珎

元明女帝即位的第二年，即七〇八年，武藏国向朝廷献上天然铜（和铜），以此为契机，日本改元为“和铜”。又过了一年，开始了货币铸造与国都建设，这就是象征着律令制国家的“和同开珎”与“平城京”。

平城京是以贯通大和盆地的南北向中央道路为中轴线规划而成的，更有木津川带来的水运之便，东北西三面群山环抱，南面通向平缓的倾斜地。这正合乎。“天子南面”（天子居北，南面臣下）的中国思想。此前建于南面不远处的藤原京是依照中国古典《周礼》中天子之都的理想形态而建造的，而平城京则以唐朝的长安城为蓝本，与藤原京有着明显的差异。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一点。大宝年间（701—704）的遣唐使们亲眼见到了唐朝的长安城，平城京想来是以他们带回的信息为参考而建造的。

日本铸造货币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天武天皇和持统天皇时代，天武天皇时代的“富本”钱和元明天皇时代的“和同开珎”在性质上却大不相同。“富本”钱的铸造虽然以唐朝的“开元通宝”为参照，却强烈地体现出了日本特色（请参看84-85页）。而“和同开珎”是完全按照“开元通宝”的风格来铸造的。

藤原京与“富本”钱都是强烈宣扬日本独立性的产物，平城京与“和同开珎”则体现出希望靠近唐朝的意识。

未婚女帝登场

元明天皇眼巴巴地盼望着孙子首皇子长大成人，到了七一四年（和铜七年）皇子十四岁时，为他举行了“元服仪式”，同时宣布将他立为皇太子。第二年的元旦之日，皇太子第一次身着礼服出席了朝贺仪式。

可就在这一年的九月，元明天皇却突然将皇位让给了女儿。冰高内亲王[1]。让位的“宣命”写道：

身居皇位长达九年，无一日能得心安，朕早已疲惫不堪。虽欲将皇位让于太子，然念及太子年齿幼稚，故决意让位于冰高内亲王。

元明天皇声称让位于女儿的理由是皇太子“年齿幼稚”，可是首皇子已经举行过成人典礼了，此刻的他与父亲文武天皇即位时的年龄一样，都是十五岁。也许是因为首皇子体弱多病，出于健康因素考虑，可是朝中弥漫着“不允许首皇子即位”的气氛也不容忽视。

元明天皇决定，在孙子首皇子成熟之前，选择女儿冰高内亲王作为过渡人，即“元正天皇”（见106页谱系图）。当时，元明天皇曾对元正天皇反复叮嘱，要按照天智天皇立下的“不改常典之法”（特别是有关皇位继承的决定权部分），将来要确确实实地将皇位传给首皇子。

在此之前，所有女帝都是天皇之妻（或是预定下来的皇位继承人）。这次由未婚女性（元正天皇）登基，是一件史无先例的大事。在她临近即位之时，出现了一只小龟，由于小龟双目赤红，十分珍稀，便被视为“祥瑞”，改年号为“灵龟”。所谓“祥瑞”，据说是天子施行德政时，天上会出现的吉祥之瑞兆。这是从中国学来的思想。第二年，藤原不比等的女儿安宿媛（光明子）被立为皇太子首皇子之妃。

朝中太政官手下的议政官们相继去世，只剩下右大臣藤原不比等和中纳言等三位。藤原不比等巧妙地捕捉到这个机会，将自己的二儿子藤原房前提拔为议政官，大和朝廷议政官必须从具有实力的氏族中推选产生的传统被打破，此后又有藤原不比等的四个儿子先后成为议政官。

律令将贵族的继承方式，从之前的“氏族”变为以父子关系为基础的“荫位制”（父亲的位阶可由子孙继承的制度）。在“氏族”中，包含旁系亲属在内的代表人物，作为一族之长到朝中任职。在律令的“荫位制”之下，子辈们也可凭自己的能力晋升到更高的地位。藤原不比等的四个儿子，利用律令的新制度，都荣升为三品以上的高官，他们都拥有各自的公家性质的“家”（略低于官衙的贵族家政机关），成为藤原氏的南家、北家、式家、京家的源头，日本社会开始了由“氏族”到“家”的旷日持久的演变过程。

藤原不比等执掌大权的八世纪前半叶（和铜至养老年间），按照律令官僚制与公文而运行的行政体系逐渐成型。另外，律令制还逐步扩展到边疆地区。朝廷一面用武力镇压东北虾夷人、西南隼人的抵抗，一面在这些地区设置了新的国、郡。

平城京复原模型。中央最北端为平城宫，朱雀大道贯通南北，从南可一直远望道路北端。模型归奈良市所有

新的空间

三世纪曾经访问过倭国的中国曹魏使者在提交的报告中称，“（日本的）道路如禽鹿之径”，意为禽兽所走的道路。七世纪初的推古天皇朝代，大概以与隋朝的外交往来为契机，日本列岛上首次出现直线大道。大和盆地之上，贯通东西与南北的大道开始兴起。

在新的平城京，从皇宫正门朱雀门到京城南端的罗城门，开辟了一条朱雀大道。大道宽90米，长约3700米。与其说这是一条大路，不如说是一个广场。

朱雀门前的大道，也是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是律令制国家修建的最大广场，但不是作为市民集会的圆形或者方形的广场。从天皇的宫城正门向南一直延伸的大道，是“南面听天下”[2]的天子举行仪礼的场所，充分体现了律令制国家的性质。

平城京中，有从藤原京搬过来的大寺院、达官贵人的邸宅等宏大建筑，还有庶民的居住区。宽阔的大道贯通东西南北，就像是围棋的棋盘一样井然有序。道路的两边是连绵不绝的高墙，形成一个特殊的空间。

就像罗马帝国的道路所代表的寓意一样，古代国家出现后，都会让交通面貌焕然一新。日本也是如此，律令制建立之后，连接平城京与地方行省的国府（各国的官衙）、郡家（国之下的郡政府的府衙）的道路大力兴建。这些道路以直道居多，看上去与多山的地形不太协调。在平城京，宽阔的道路直线相交，由京城为起点直线道路通往各地，方格形状的“条里制地域”[3]沿京城道路展开，律令制国家在日本列岛上催生出崭新的空间。

注释：

[1]内亲王即公主之意。

[2]此语出自《易经》“圣人南面而听天下”。

[3]“条里制”，在我国也叫“条坊制”“里坊制”，是古代城乡的规划与管理制度。“街坊邻里”一词由此而来。每一个“里”的边长大约为500米，这就是我国距离单位“里”的来源。

2.圣武天皇与光明皇后

行基的佛教集团

在平城京这个人工开辟出来的崭新空间里，出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特殊集团，这就是僧人行基周围聚集起来的人群，他们开始了不同寻常的行动。

日本的律令中，专门列了一个叫作《僧尼令》的篇章，对僧尼的行动加以规范与制约。僧尼不得擅自走出寺院布教、“乞食”（僧托钵，乞食而行），出寺院布教、乞食必须事先得到许可，并且只能在上午行乞等。可是，行基和他的弟子们不仅群集于街巷，据说他们还妄自宣传“罪福报应”之说，组织党徒，燃指为灯，剥手臂之皮肤抄写经文；走街串户，宣扬邪教，讨要食物以外的物品，诈称圣道，迷惑民众。这场行动的所谓中心人物行基，到底是何许人也？

行基于六六八年（天智元年）生于河内国大鸟郡（现大阪府堺市），其父母亲的家族都是来自朝鲜半岛的外来移民。他十五岁出家，大约三十七岁那年，将母亲出生之地改成“家原寺”，开始了布教活动。不久，因平城京建设大兴土木，许多劳工、脚夫等从地方各国被征发而来。行基在畿内的交通要道之上开始设立“布施屋”（宿舍），为劳工与脚夫提供帮助。大概当中有一些人被行基这种不可思议的魅力所吸引，不愿再返回家乡，而选择追随行基。那些被强行从家乡征发而来，与故乡的村庄和家庭成员切断了联系的人们，便聚集在平安京。不久，行基还开始出没于平城京周边，渐渐地俘获了周边的劳工与脚夫。很快，仰慕行基、追随他而来的发展到上千人。

行基将追随者集结起来，在得到地方掌权者的布施与配合下，架桥修路，建设港口，设立布施屋等，还不断推进水池、沟渠、竹筒输水管、灌溉渠等水利设施的建设。

佛教本来就是超越氏族社会的框架，在不同民族中间流传的一种世界性的宗教。行基大量建造桥梁、道路、港口等交通设施，这与佛教的性质有密切关联。

行基这位具有超乎常人资质的僧侣，依靠个人的意志，让那些脱离了乡土共同体的人们归附自己，团结起来，形成了新的集团。这绝非单纯的聚集群众。行基的集团并不以村、国、氏族这些既存的共同体为单位，而是日本列岛历史上最早的信仰集团。平城京这个律令制催生的特异空间，成了滋生以个人为单位的信仰集团的胚胎。

个人道德的萌芽

前面已经说过，行基的弟子们妄自宣扬“罪福报应”之说，这种学说相当于别的史料中所说的“罪福因果”。据推测，这似乎就是“轮回转世”之说的一种。

在日本古代的佛教故事集《日本灵异记》中有这样一则故事。行基在难波港的码头召集众人举行法会，有个男子不会走路，还哭闹着要吮吸母亲的乳汁。行基命令将这个男子扔进河中水最深的地方去。听众们都感到迷惑不解：“慈悲为怀的圣人，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来？”那位母亲也不忍心将儿子抛进深水之中。行基强烈斥责道：“因为你前世借过他的东西，尚未归还。所以他投胎转世成了你的孩子，吮吸你的乳汁来抵销未偿还的债务。”

这样的故事是我们现代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可是生活在当今的我们，不应该依照现代的伦理观和思维方式去审视过去发生的事情，否则就无法把握过去事件（包括故事传说）的意义了。

在《日本灵异记》中，有几个特别引人注意的故事，某位僧人因为自己的“德行”（合乎道德的行为），投胎转世成了桓武天皇的皇子，还有一位僧人因为自己的“净行”（洁净的行为）而转世为嵯峨天皇。这些故事都属于轮回转世说的一种。行基对其弟子们宣讲的“罪福报应”的教诲中，很可能就包含这种轮回转世的相关内容。

在行基的布教活动中，还可以看到燃指为灯、剥手臂之皮肤抄写经文这般具有浓厚咒术性质的传说。可是，我们必须置身于当时社会的习俗与信仰中去看待行基的行为。此前，大家认为“个人”犯下的罪恶引起的灾祸，可以由“村庄”和“国”等共同体举行祓禊来消除，让灾祸从小河流向大海，众人都被共同体的习俗所吞没。而行基认为“个人”行为的善恶，会将善恶之“果”带给“个人”。行基的布教学说中，具有宣扬“个人道德”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佛教在其他国家传播的时候，分成了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佛教镇护“国家”（主要是王室）的“镇护国家”的思想；另一个是“因果报应”的教诲（与过去的善恶行为相呼应，现在产生的幸与不幸，以及现在的行为会给将来带来的果报），这与轮回转世的教诲密切相关。在中国西部的吐蕃（西藏），便可见到上述的这两个要素。而在日本，过去人们都一直注重“镇护国家”的一面，但我希望读者注意“因果报应”教诲的历史意义。善恶因果的教诲宣扬，不应该依靠刑法，而要靠对个人内心的诉求，才能引导众生。

圣武天皇即位

在平城京的大街小巷里，当追随行基的民众集团在四处出没的时候，平城京的大规模改建工程正在进行之中。宫城内那些从藤原京迁移而来的大部分古旧建筑，都不适合作为新天皇登基的宫城。所谓新天皇，不用说，指的就是元明天皇与元正天皇期待已久的皇太子首皇子。

此时的藤原不比等正埋头于《大宝律令》的修订。在中国有每当新皇帝登基便要公布新律令的传统。因此，为了迎接首皇子的登基，自然要着手修订《大宝律令》。其间还夹有作为过渡人物的两代女皇，这是她们天天期盼着的皇子即位。新的律令即《养老律令》，继承了《大宝律令》的整体框架，但又积极采用了唐朝律令的用语，按照中国风格进行了修订。前面已经说过，藤原京的城市规划和《大宝律令》，敢于展示与中国不同的特色，但《养老律令》与平城京一样，都是以唐朝为范式，并努力去靠近唐朝风格。

七二〇年（养老四年），藤原不比等未能亲眼见证首皇子的登基大典，便溘然长逝，享年六十二岁。这样一来，天武天皇的皇子们纷纷得到重要职位，走马上任，高市皇子之子长屋王荣升为右大臣，皇亲势力掌握着政权。还有，藤原不比等的四个儿子也都顺利加官晋爵。

在藤原不比等之死引来的局势变动之中，七二一年（养老五年），元明太上天皇去世。对于失去母亲的元正天皇而言，她应该如何平安顺利地将皇位让给正处于风口浪尖的首皇子呢？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只十分罕见的“龟”出现了。七二三年（养老七年），有人献上一只双目赤红的小白龟。元正天皇让臣下查阅中国有关“祥瑞”的典籍，得到的说辞是：“王者之德流润。”因此便借着天赐之物的好时机，于第二年的七二四年，让位于首皇子。也许，与此正相反吧，为了让位，才精心导演了这一出珍稀之龟现身于世的戏剧。

在频繁改朝换代的中国，对“祥瑞”充满了强烈的戒备之心，但在日本却被当权者公然在政治上加以利用。这是地地道道的不信“天命”（上天之命令）吧。日本还将“黄金”“和铜”等在中国从未被当成祥瑞的物品也宣扬为祥瑞。让祥瑞出现的主体，与其说是中国式的“天”，毋宁说是出于伊势神宫和历代天皇之灵、天之神、国之神等。在奈良时代后期，又加上了佛与菩萨。对什么样的思想与信仰才能支撑天皇的权威，日本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摸索，其内容也在不断变化。

光明子迈向皇后之路

圣武天皇二十四岁即位之日，长屋王晋升为左大臣。长屋王之父就是活跃于壬申之乱中的高市皇子（天武天皇的长子），母亲是元明天皇之姐，妻子吉备内亲王是文武天皇与元正天皇的姐妹。父亲高市皇子死时，朝中曾进行过有关下一位太阳神（天照大神）之子嗣的商议。看来，草壁皇子去世时，高市皇子位居天照大神子嗣的地位。作为高市皇子之子，其母亲与妻子均拥有皇家血统的长屋王，是强有力的皇位继承候选人之一。

圣武天皇即位后三年，即七二七年（神龟四年），圣武天皇与夫人光明子（安宿媛，藤原不比等之女）拥有了他们的第一位皇子，一个月后这位皇子被立为皇太子。将刚刚出生的婴儿立为太子，这是史无前例的异常之举。

可是，这位承载着藤原氏巨大希望的皇子，第二年就夭折了。更有甚者，圣武天皇的另一位妻子县犬养广刀自这一年也生下了一位皇子。藤原氏感到形势紧迫，便选择了确保光明子成为皇后的道路。

皇后不单是天皇的正妻，还拥有仅次于皇太子的执政权。当天皇驾崩，围绕着皇位而发生争论时，皇后往往会作为过渡人选而登上天皇宝座，力图收拾残局，这是有先例可循的，如推古天皇、皇极天皇（齐明天皇）、持统天皇等，不胜枚举。身体羸弱的圣武天皇万一发生不测，将皇后光明子推上皇位，维持权力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根据惯例皇后要从皇女之中挑选。因为皇后本身贵为皇女，便能够拥有执政权。律令的规定要以这一点为前提。

长屋王周边的人物关系

将非皇族的藤原氏出身的光明子强行立为皇后，左大臣长屋王等皇族派想必不会默不作声，于是一场灭掉长屋王的阴谋便悄悄开始了。

七二九年（神龟六年）二月十日，有人告密：“长屋王学左道（邪道），图谋倾覆国家。”是夜，藤原宇合（光明子之兄）等人率士兵包围了长屋王的邸宅。第二天开始了对长屋王的审问。又过了一天，长屋王和妻子吉备内亲王，还有他们的皇子们都被迫自杀。后来，官方编撰的史书《续日本书纪》上，明确记载长屋王是清白无辜的。

事后又过了半年，藤原麻吕（光明子之兄）将一只背上有“天王贵，平知百年”吉祥珍奇字样的龟敬献给朝廷。又一只神龟出现了。于是，圣武天皇从龟背上的这句话中取两个字将年号改为“天平”。五天之后，颁布立光明子为皇后的诏书：

朕即位已逾六年，迄今尚未立后。此乃因皇后之位关系重大，须慎重选择。再则，非皇族之女性立后，亦非毫无先例。仁德天皇之皇后乃葛城氏出身也。

一番仔细搜寻后，终于在史书中找到先例，当时皇后制度尚未建立，只能依靠远古传承为证。奈良时代的“宣命”（诏命）当中，如此煞费苦心地进行辩解的，实属罕见。

3.大佛开光

内外局势高度紧张

在东亚，渤海国与唐朝和新罗的对立，引发了军事上的高度紧张。所谓渤海国，是由灭亡之后的高句丽遗民与其统治下的靺鞨人一起，为了脱离唐朝的控制，在唐朝东北建立起来的国家。紧张局势中，渤海国向日本派出了使者。

当时的平城京，盗贼与强盗猖獗，还有人在京城东面的山麓聚集，妖言惑众。据说，聚在一起的有时甚至多达一万人，少则也有数千人。据推测，平城京当地登记在籍的人口大约有十万，东郊山麓聚集的庞大人数实在让人吃惊。聚众带头者虽然没有留下姓名，但恐怕妖言惑众的罪魁祸首就是行基。

从七三〇年（天平二年）开始的两年间，太政官手下的议政官们相继去世，于是便将各省、司的高级官员招进大内皇宫，让他们推荐议政官，这在史上从未有过。

官员们为推荐议政官而聚于朝堂之上的那一天，朝廷颁布了一道诏书：“跟从行基法师之修行者中，凡男子六十一岁以上，女子五十五岁以上，可出家。”过去被蔑称为“小僧行基”，被改称为“行基法师”，这让人感到政策发生了微妙的转变，由对行基集团的一味打压，转变为逐步将他们纳入统治者的体制之中来。这与让官员们推荐议政官一样，二者是一脉相通的。

七三一年冬天，设立了管理国内治安与对付国外危机的特别武官“惣管镇抚使”（总管镇抚使），第二年的七三二年（天平四年），又设置了对付新罗威胁的特别武官“节度使”。

这一年，渤海国与唐王朝的战争开始了，新罗奉唐朝的命令，出兵渤海国。

天花大流行与叛乱

七三五年（天平七年）春，来到日本的新罗使者告知日方，已经将国号改为“王城国”。日本指责对方擅自改变国号，将使者打发了回去，日本与新罗的关系急速恶化。这年夏天，大约经新罗传到九州的天花开始流行。

第二年，接着又是第三年，谷物生产连续受灾。日本派往新罗的大使病故于回国途中的对马岛，遣新罗副使也患了病，大概也是患上了天花。根据使者的归国报告，新罗对日本使节没有以外交礼遇相迎，简直不把人放在眼里。

到了天平九年三月，朝廷命令各国建造释迦三尊佛，抄写《大般若经》，希望“调伏”（以佛的力量灭掉）新罗，并期待着出现镇住天花与谷物受灾减产的咒术之力。这时，自九州筑紫国开始一路东进的天花疫情已经侵入平城京，从贵族到平民百姓，无一幸免，死者不计其数。疫情肆虐，从四月到八月的四个月里，身为议政官执掌大权的藤原氏四兄弟，即藤原武智麻吕、藤原房前、藤原宇合、藤原麻吕都先后因患上天花而亡故。

九月，以铃鹿王橘诸兄为首的新政权开始发力。在中国留学长达十八年左右，归国的僧侣玄昉与吉备真备，也以顾问的身份加入了执掌政权的集团。他们以自己渊博的学识，逐渐加强了发言权。

对于左迁到九州大宰府的藤原广嗣（藤原宇合之子）来说，玄昉与吉备真备突然得到朝廷重用，可不是什么好事。眼下接连不断的天灾地祸，不就是由于他们二人多嘴多舌招来的吗？还有军团的士兵们不再苦练武艺，兵器与牛马可以自由买卖，政府最近的这一系列政策，对于以防卫为主要职责的大宰府的负责人来说，简直是无法容忍。藤原广嗣指责政府政策，向天皇献上奏章：“须除掉两位扰乱朝纲之人（玄昉与吉备真备）”。七四〇年（天平十二年秋），藤原广嗣在九州发动了叛乱。

朝廷立即任命大野东人为大将军，从诸国抽调一万七千大军派往九州。

可是，就在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圣武天皇却在发出一道敕命之后，自己前往伊势国去了。

朕有所思忖，移驾暂往关东（不破关、铃鹿关等三关以东）。虽此刻不宜出行，此行乃不得已而为之也。望将军们万勿惊慌。

虽说让将军们“万勿惊慌”，正在九州浴血奋战的将军们一定会如堕五里雾中吧。圣武天皇心中究竟作何盘算？

藤原广嗣战败，企图乘船逃往济州岛，却偏偏遇上逆风，将他的船又吹了回来。藤原广嗣只好束手就擒，不久被斩首。曾向九州的宇佐八幡神祈祷胜利的朝廷，后来向八幡神敬献了三重塔与金字佛典。

创建国分寺之诏

圣武天皇为何在关键时刻离开京师？此乃千古之谜。可是在伊势国就得到了平定叛乱捷报的天皇，并未立即返回平城京，而是经美浓国与近江国，到了山背国的相乐郡恭仁乡（现京都府相乐郡）停留下来，下令在此建设都城，准备迁都。这就是恭仁京。

京畿之内宫殿与首都所在地图

第二年的七四一年（天平十三年）正月，在恭仁京举行朝贺仪式。三月，下达了修筑国分寺的诏书，命令各国都要建立七重塔，抄写《金光明最胜王经》与《法华经》，并将僧寺与尼寺分开，将僧寺命名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之寺”，尼寺命名为“法华灭罪之寺”。

诏书引用了《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一节：

倘若全国恭敬此经（《金光明最胜王经》），有大王虔诚讲读，广为流布，我等四天王将时常前来护佑，除癒一切灾祸与疫病。心中愿望定能实现，永世降生欢乐。

诏书中引用《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这一节，充分说明了建立国分寺的主旨。在全国建立统一寺名的寺院，这在唐朝的武则天时代也曾有过先例[1]。在《光明皇后传》中有记载：“东大寺与国分寺之创建，乃光明皇后对圣武天皇劝说之结果。”将僧寺与尼寺分开来，似乎也是光明皇后的创意。

以下的话题似乎离题太远。笔者无力论述字迹与个人性格的关系，但是，若将正仓院中流传至今的圣武天皇与光明皇后的墨宝（本章篇章页）进行比较，读者会浮现出什么样的联想呢？

铸造卢舍那佛

七四二年（天平十四年），恭仁京的营造尚未完工之时，圣武天皇又在其东北的近江国甲贺郡建起了紫香乐宫，并不断行幸。

第二年，即七四三年（天平十五年）自七月开始的四个月里，圣武天皇居住在紫香乐宫，在此期间又下发了铸造卢舍那佛的诏命：

夫朕揽天下之财富，得天下之大势，故得造此尊佛之像。事易成，而心难至也。

接着，又号召广大民众都来参与大佛铸造的大事业：

望民众皆能携来一草一土助造佛像。

相传，三年前圣武天皇在行幸难波的途中，曾顺道去河内国大县郡的知识寺礼拜了卢舍那佛。这件事就成了他铸造巨大的卢舍那佛像的动机。

“知识寺”中的“知识”一词，意为为了与佛。“结缘”，众人齐心协力献出田产、财物、劳力，来建寺院、造佛像、抄写经文等。圣武天皇被这种热情所倾倒，为了建造大佛，他号召民众组成“知识结”。可是，所谓的“知识结”本来是一种由相互平等的成员们缔结的关系，由拥有天下财富与大势的天皇发布诏书来缔结，终究是一种幻想。可是，行基竟然成了这个幻想的俘虏，他率领弟子们主动投身其中，两年后，他被任命为“大僧正”[2]。

颁布铸造大佛诏书的同年，还公布了《垦田永年私财法》。日本律令中的土地制度十分死板，《垦田永年私财法》对其僵硬部分进行了修正，使土地制度更富有灵活性。即日起人民自发开垦的土地都可以登记在册是修正的主要内容，当朝对田地的管控体制更加深化。为了开垦由于天花大肆流行而被荒废的田地，《垦田永年私财法》点燃了人们开垦土地的欲望，成为水田总面积扩大的重要契机。铸造大佛的诏书也是如此，它冲击到每一个人的信仰之心，是策划营造国家规模的知识寺的动员令。

到了第二年的七四四年（天平十六年），圣武天皇突然表示又要迁都难波宫。他不顾官员和市井民众的意愿，行幸难波宫。可是过了不久，又行幸紫香乐宫。这一年的十一月，圣武天皇在紫香乐宫亲自动手，与众人一道拉动绳索，树起了卢舍那佛的骨柱。

七四五年（天平十七年）正月元日，紫香乐宫的宫门前竖起一排“盾与枪”，表明这里才是首都。可是，从夏季前后开始，紫香乐宫周围接连发生多起莫名其妙的火灾，还不断发生地震，如同对紫香乐宫日积月累的不满情绪的喷发。这次，天皇没有亲自出面，而是由太政官召集各司官员，询问大家应当定都何处，全体官员一致回答：“平城（奈良）。”于是，就在地震日夜不停之时，圣武天皇朝着平城京启程了。天皇跨过木津川的泉桥时，人群远远望见天皇的轿舆，纷纷山呼万岁。

经过五年的长期彷徨，五月十一日，天皇终于回到平城京。紫香乐宫变得空无一人，盗贼横行，大火持续燃烧。八月，在平城京东面，重新开始了卢舍那佛的铸造工程。

发现黄金

卢舍那佛的佛体铸造，从七四七年（天平十九年）起直到七四九年（天平胜宝元年），历经三年时间，总计施工八次，终于将佛像铸造完毕。可是，就在佛体接近完工之时，朝廷突然发现为大佛镀的黄金远远不够。所谓金铜佛像，是在铜铸的佛像之上镀上一层黄金。但为了给高达十六米的巨大佛像镀金，需要大量的黄金。大佛铸造即将完工，黄金却严重不足，朝中弥漫着不安的空气。

过去，倭国憧憬着朝鲜各国（特别是新罗），称它们是“金银之国”，因为日本列岛不出产金银。但在天武天皇时代，对马岛上发现了白银，朝廷大喜。可是至此，日本列岛还不曾产出过黄金。国分寺与东大寺的建造，正是为了与新罗和中国对抗，占据着此项计划中心位置的卢舍那佛的镀金工序，难道要求助于新罗与中国吗？满朝君臣该如何感想呢？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有快马飞报朝廷，从陆奥国产出了黄金。

四月一日，圣武天皇、光明皇后、阿倍内亲王等人，率领朝中高官及其手下行幸东大寺，在卢舍那佛的前殿，“朝北”面对佛像，命人宣读了感激黄金出现的“宣命”。“朝北”，就是天皇作为臣下，对“南面”的绝对至高无上者卢舍那佛表示服从。“宣命”曰：

天皇身为三宝之奴，侍奉于佛前。于卢舍那大佛之前宣读大御言，奏请赐教……

过去在天武天皇与持统天皇朝代，天皇就被尊为“神”，圣武天皇却称自己是“三宝之奴”。所谓“三宝”，本来是指“佛、法、僧”，而多指“佛、法”。

此时的天皇不是与“神”融为一体，而是特意与绝对至高无上者“佛”拉开距离，这样一来，反而将天皇朝着绝对化的方向又大大推进了一步。中国的“天子”，是奉绝对至高无上者“天”之命，人间的绝对至高无上者。日本的天皇也是如此，由“三宝之奴”而来了一个华丽转身，成为拥有天下财富与大势的君主。不管圣武天皇的性格如何优柔寡断，这与天皇的个性无关，“天皇制”这种“舞台装置”方式的出发点发生了变化，由神话与血统系谱，发展变化为由佛家与儒家的世界性宗教支撑的“天皇”。

可是，传统天皇的存在方式并不会那么轻易发生改变。不久，圣武天皇出家，移驾药师寺宫。七月二日，阿倍内亲王接受圣武天皇的让位，在大极殿登基，成为孝谦女帝。在这个历史阶段，还没有过天皇以出家为僧的身份继续掌控朝政的现象。

圣武天皇让位的同时，光明皇后也就成了光明皇太后，她的管理机构“皇后宫职”也改组为“紫微中台”，其长官由孝谦女帝的侄子，也就是孝谦兄长的儿子藤原仲麻吕担任。“紫微”，在中国指的是北斗星北面的星座，被视为天帝之座。“紫微中台”是光明皇太后作为新登基的女儿孝谦天皇的后盾，实际上执掌国政的机构。藤原仲麻吕身为“紫微中台”的长官，一手操控着朝中大权。

大佛开光

陆奥国献上黄金后不久，又有从九州的丰前国前来为大佛建造助力的宇佐八幡神，一位女性乘坐着与天皇同是紫色的轿舆，在神官的护卫下来到京城。不久，天皇授予宇佐八幡神一品，“比卖神”[3]二品的“品位”。所谓“品位”，是授予天皇的皇子、皇女的阶位。

从七五二年（天平胜宝四年）三月十四日起，大佛建造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开始为大佛镀金。又过了一周，圣武太上天皇派人将一封书信送到菩提僧正手中：

朕疲惫之至，起居皆不能随心所愿，请大师于四月八日（释迦诞生之日）代朕挥毫为大佛开光。

菩提僧正，生于南印度，曾到过唐朝，十六年前接受遣唐使邀请，来到日本。圣武太上天皇之所以急于举行开光供养仪式，是因为考虑到自己的病情不容乐观，他希望这一仪式大典在他能够出席的期限内举行。

开光供养法会比预定推迟了一天，于四月九日举行。菩提僧正手持毛笔，在毛笔上面连起了缕缕丝线，一直连接到圣武太上天皇、光明皇太后、孝谦女皇，以及参加仪式的文武百官手中。菩提僧正手握毛笔，为大佛点上了眼睛。《华严经》讲义之后，献上了日本自古传承下来的歌舞，接着又反复表演中国、朝鲜、东南亚的歌舞。

官方史书《续日本纪》中，以此结尾：

自佛法东归，斋会之仪，未曾有如此之盛况也。

注释：

[1]武则天欲称帝，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说她是弥勒佛化身下凡，当为天下之主，武后下令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藏《大云经》，命僧人讲解，并将佛教的地位提升在道教之上。

[2]大僧正，行基是日本史上第一位被任命的大僧正，地位仅次于大纳言。如今，大僧正是日本佛教各个宗派的最高职位。

[3]比卖神，泛指日本神道中的女神，并非特定的某一女神。

第五章 天平人的百态人生

东大寺写经所的写经生高耸双肩、正在高谈阔论的姿态。此画是他的同伴随意所绘。出自《正仓院文书》（正仓院宝藏文物）

1.《贫穷问答歌》的世界

质疑《贫穷问答歌》

低矮草庵欲倒塌，

散乱稻草权当床。

父母上方紧依偎，

妻儿御寒挤下方。

炉灶无火早冰凉，

蒸米甑子结蛛网，

如何煮饭早遗忘……

——山上忆良《万叶集》卷5―892

这是著名的和歌诗人山上忆良的《贫穷问答歌》中的几句。首先，我们看开头的“低矮草庵欲倒塌”。

古代日语词汇中，一般将建筑物称为“や”（屋），此外还有“庵、室、仓、殿”等。竖穴式住房一般都称为“や”（屋）或“庵”“室”。“室”是与外部相隔绝的封闭空间。但山上忆良在《贫穷问答歌》中称自己的住所为“庵”，一种非常简陋寒酸的临时住所，在地上挖一个竖穴，然后用木棍与茅草之类的材料搭起来的一个窝棚，四处漏风，简直无法称为“室”。

山上忆良苦吟道，就在这样的窝棚中，有了妻子儿女的男子，依然与父母同居一室。因为没有食物，炉灶中没有生火，蒸米饭的甑子早就结满了蛛网。

可是，笔者心中依然充满疑问，这首著名的长歌到底多大程度体现了奈良时代庶民的生活状况呢？

奈良时代的婚姻

首先是当时的婚姻形式。一位已婚男子，有了妻儿却与父母同住一个草庵之中，这样情况真的存在吗？即便现实中真有这种情况，难道不是十分特殊的现象吗？

当时的男女结合，首先是男方频繁前往女方住处幽会而开始的“访妻婚”。《万叶集》中有：

郎君朝去夕又到，我心思恋长叹息。

春雨霏霏湿衣裤，连下七天都不来？

这首和歌形象而生动地描绘出男子不断前往女方住处幽会的“访妻婚”（又称妻问婚）的情形。本来，日语中的“妻問”一词，就是向女性求爱之意。男女分别住在不同地方，若要经营结婚生活，这种称为“访婚”的方式是最恰当的。可是，“妻问”与“访婚”之间的界限却十分暧昧。这正是日本古代婚姻的特色，因此，“访妻婚”这个词语虽然暧昧模糊，却又蕴含着难于舍弃的魅力。《万叶集》的恋歌当中，某一首和歌究竟是恋人之间的情歌，还是夫妇之间的感情流露，真是难于区别。

日本的这种婚姻方式，使得有关中国牛郎织女传说的七夕歌也常常显示出变化来。因为牛郎与织女的婚姻激怒了天帝，被“天河”分别隔在东西两方，每年只有七月七日之夜才允许他们见面一次。这个传说早就传到了日本，奈良的京城每年要举行盛大的七夕之宴，许多宴会上吟咏的和歌都收入了《万叶集》。可是，关于男方渡过天河，还是女方渡过天河，日本的传说与中国正相反。

唐代诗人有“织女桥边乌鹊起”的诗句，说的是织女将要踏上由飞起来的喜鹊搭建的桥渡过天河[1]。在中国，就像这首诗中描绘的那样，人们相信是织女踏桥渡过了天河。而与此不同的是，在日本的和歌中描写的是牛郎驾船渡过天河去见织女：

雾笼天河阔，牛郎渡若飞。

舟楫声声闻，夜静更深时。

还有描写织女在天河旁边焦急等候，盼望牛郎尽快到来的作品：

天河渡口处，我心恋情浓。

宽衣又解带，今宵与君逢。

一般来说，中国汉族的婚姻礼仪是女性嫁入男性的家庭。织女前去见牛郎，正是以这样的婚姻礼仪为背景的。万叶时代的人们喜爱来自中国的牛郎织女传说，对原来的情节做了变动，将女方出发到男方去，改成了男方到女的身边去，反映了奈良时代的婚姻习俗。如此看来，日本对牛郎织女这一情节的改编，可说是极其自然的。

从访妻婚到同居婚

刚结婚时，是男性频频前往女性家中过夜。在庶民之中，访妻婚也只限于新婚后的一段时间之内。一般来说大概是从孩子诞生之后，夫妇双方便会开始同居生活。到那时，夫妇将新建一座“屋”供自己居住，这是当时的习惯。除特殊情况之外，宅基地由夫妻双方共同拥有，而木材等则是从山林原野上获得的。

有古代和歌唱道：

吾与阿妹同床寐，两人共枕妻屋内……

歌中将夫妇的新居称为“妻屋”。

祥云四起八重垣，娇妻住里面。

筑起八重墙垣，八重墙垣多壮观！

这首《古事记》神话中的歌谣，相传是须佐之男命（也叫“素盏呜尊”）与栉名田姬结婚时唱的歌，也许这也是古代豪族结婚典礼上祝贺“妻屋”落成的民谣。歌中的“八重”即“多重”之意，用来形容部族首领的“妻屋”十分宏伟。而庶民的“妻屋”之外也会有墙垣围绕。前来帮忙修筑“妻屋”的人们，完工后一面喝着祝贺的喜酒，一面唱着这首歌。这也许就是古代的结婚典礼吧。

新婚夫妇新建自己的“妻屋”，这是古代的习惯。一般来说，父母与儿子儿媳、兄长嫂子与弟弟弟妹，都需要分开居住。

夫妇同居之时，在男方家附近建起“妻屋”的，称为“夫方居住”，而在妻子家附近建起“妻屋”的，则称为“妻方居住”，哪里建造“妻屋”并无刻板规矩。而部族首领阶层以“夫方居住”为多，从整体数量上来看，“夫方居住”的比重可能会大一些，但却没有史料证明“夫方居住”的普遍性。

可是，在当时的社会里，父系与母系双方的亲族关系错综复杂，“夫方居住”与“妻方居住”并无本质差异。一般来说，“夫”与“妻”都有各自的财产，“夫”与“子”也有各自的财产。儿女均可以继承父母双方的财产。虽然不一定是平均分配，但一般而言，儿女们会对遗产进行分割继承。

古代日语中对亲属的称呼，是按照双方的社会地位而创造出来的。中国则是以父系宗族社会为基本单位：父亲的兄弟叫“伯父”“叔父”，母亲的兄弟则称为“舅”；父亲的姐妹叫“姑”，母亲的姐妹叫“姨”。父母双方的亲属区分得十分清楚。日本则与中国语不同，父亲的兄弟叫“おじ”，母亲的兄弟也叫“おじ”；对父亲的姐妹叫“おば”，母亲的姐妹也叫“おば”。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关于亲属称呼，有必要进一步详细论述，这里姑且省略。奈良时代对亲属的称呼，父系与母系方面、男系与女系方面都没有区别，不仅适用于双方的亲属组织，还扩大到包括旁系亲属在内的整个家族，包括以夫妇与孩子为单位的小家庭。这里只对这一点作些介绍。

中国与日本的亲族名称

《贫穷问答歌》中的虚构成分

直到中年时，山上忆良很可能一直都身在佛门，他被选拔为遣唐使在长安也生活了一段时间，可以看出佛典与中国诗歌对他的和歌创作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有学者指出，从这首《贫穷问答歌》来看，他老早就深受唐诗，特别是唐代流行的诗僧王梵志诗歌的影响。

王梵志是一位游方和尚，颠沛流离的流浪诗人，他的诗集早已传到日本。另外，在敦煌发现的残简之中，也可以看到与《贫穷问答歌》十分相似的诗句。

比如“日月虽明亮，偏不为我洒清辉”“里长手持鞭，恶声呼叫声声高，直传我床边”，这些都是有名的诗句。

另一方面，在王梵志的诗歌中，也有“世间日月明……贫富有殊别”“里政追庸调，村头共相催”这样的诗句。二者之间极其相似的表达有好几处。

山上忆良熟读中国诗文，又曾在长安留学，因此他很有可能读过王梵志的诗。完全可以认为，王梵志的诗歌对《贫穷问答歌》产生了影响。

教化民众的效果

见父母，心怀尊敬，见妻子，满心爱意……

这是《反迷惑之情之歌》的开头，山上忆良为了推广正确的家庭道德，亲自吟咏出这首和歌，并写下自序。他年复一年在自己所管各郡巡回视察，教化民众敬爱父母，疼爱妻子与儿女。这是律令制规定的“国司”的重要职责之一。山上忆良曾担任九州的筑前国长官，在任上写下了《思念众儿女之歌》等作品。

啖瓜时，儿郎浮心田，啖栗子，依依犹思恋。何种因缘生吾家？身影飘然浮眼前，使我难安眠。

金银珠玉何足惜，焉及骨肉小儿女？

以上两首诗歌十分有名，都是当年山上忆良为了教化民众而创作的作品。

当时社会上的父子关系尚属生疏，还停留在未开化的阶段。比如，人们认为父亲将儿子所有的物品——比如仅仅是十束稻（约合大米30公斤）——擅自处理，便会被视为“偷盗”，下辈子应该轮回转世变为牛马来偿还；另一方面，父母将子女卖掉的也屡见不鲜。

《贫穷问答歌》中，尊敬的父母在枕头一方，心爱的妻子在脚头一方。以这种对比的方式来歌咏，也反映出山上忆良心目中理想家庭应该具有的秩序与追求。

可以想见当时的日本列岛，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家庭。中国史书《隋书》中记载有倭国“婚嫁不取同姓”[2]的习俗。“同姓男女”即同一父系集团的男女。当时日本常有近亲结婚的现象，《隋书》所说的“婚嫁不取同姓”或许指的是外来移民。又或许不同的地域之间会有不同的差别，其中就包括《贫穷问答歌》中描写的家庭吧。笔者认为，这并非一般的家庭。

注释：

[1]语出自李邕《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织女桥边乌鹊起。仙人楼上凤凰飞。”

[2]《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倭国》，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27页。

2.长屋王及其家族

长屋王邸宅的考古发掘

“1988年8月30日午后，我站在奈良市二条大路南面的平城京遗址发掘现场，忙于调查不断出土的木简。我从一位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一枚木简，用蘸水的毛笔洗掉了上面的尘土，一行清晰的文字跃入我的眼帘：

长屋亲王宫鲍大贽十编

现场的人们立即兴奋起来，出现一阵骚动。同时，我们调查员心里都有了一种石头落地的感觉，这样一来终于可以确定这片邸宅的主人了。”

这是寺崎保广所著的《长屋王》（吉川弘文馆出版）一书的开头。这次发掘调查紧靠平城宫东南，是百货商店施工之前的考古调查的一部分。宅基地的面积达四万平方米。随后又发掘出了像本书后页上的推定复原模型那般宏大的邸宅。所谓长屋王，不用说，指的就是本书第四章第二节中提到过的那位悲剧宰相。

这次的发掘调查，从邸宅东南角的垃圾坑中，大约出土了三万五千枚木简。同一地方出土木简如此之多，可谓空前。这些木简向我们惟妙惟肖地讲述了这座邸宅的生活情境（除垃圾坑外，木简在邸宅别处也有出土）。

在围墙环绕的几乎是邸宅中央的区域中，可以看到与平城京皇宫正殿结构相同的建筑物。这可能就是长屋王的住所。另据专家推测，木简还记载有相当于长屋王正妻地位的吉备内亲王，以及妻子石川夫人、安倍大刀自[1]，在这座邸宅中与她们各自的孩子一起生活的场景。

长屋王家木简。“长屋亲王宫鲍大贽十编”意为，作为贵重贽礼送到长屋王宫的十捆鲍鱼，此木简是礼品的附件。奈良国立文化遗产研究所提供。

但是，长屋王的诸多妻子中，藤原不比等的女儿及她的子女却没有住在这座邸宅之中。与长屋王邸宅隔着两条大路的正北面，就是藤原氏的邸宅，也许这位夫人就住在娘家邸宅的某一区域吧。

这种多位妻子的居住方式，与本章第一节中设想出来的庶民生活是完全不同的。长屋王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特殊人物。

长屋王的父亲是天武天皇之子高市皇子，母亲是天智天皇之女御名部皇女，在当时的朝中占据着皇族的核心地位（参见本书第121页人物关系图）。前面说到的那枚木简上的“长屋亲王”（“亲王”为天皇之子）应该就是他的正式称呼。被称为“亲王”意味着，在那个时代享受着理所当然的特殊待遇。

长屋王邸宅复原图。早川和子绘

在发掘出的邸宅之内居住的主要人物。此外，在出土木简上能够看到的圆方女王、林若翁等人的系谱不明。黑体字为女性。

关于长屋王的正妻吉备内亲王，还需要补充一点。她的父亲是天武天皇之子草壁皇子，母亲是天智天皇之女元明天皇，兄长是文武天皇，姐姐是元正天皇，在皇室亲属中居于高位。为此，天皇曾下过敕书：“吉备内亲王之子，当特别对待，视为皇孙（天皇之孙）。”

因此，长屋王与吉备内亲王，在皇族当中都是位于顶端的人物。长屋王的邸宅，甚至能与天皇的大内相媲美。我们能从天皇的后宫中确切知道后妃们的居住格局，是从平安宫才开始的。大概是在奈良时代，后妃们之间的居住方式就已经与平安时代相近了。

长屋王邸宅中的生活

从发掘出来的木简上可以看到，“膳若翁”“圆方若翁”等带有“若翁”两字的人名共有十位。“若翁”，应读作“わかみたふり”。让人颇感意外的是，“若翁”是对亲王家族中子女的尊称。“膳若翁”指的是吉备内亲王的长子膳夫王。

木简上还能看到“若翁乳母”（亲王子女的乳母）、“若翁博士”（担任亲王子女教育的先生）、“若翁少子”（亲王子女的玩伴）、“若翁犬”（亲王子女的宠物犬）等字样。另外，在长屋王邸宅中，还有许多“若翁少子”在这里干杂活，也有的担任宠物鹤与宠物犬的饲养工作。

从记录着送往长屋王邸宅的食物、捆装物品目录的木简来看，可以窥测到他们一家的豪华饮食，如刚刚挤出来的鲜牛奶，还有经过熬煮加工的乳制品。他们在“都祁”（现奈良县都祁村）还有制造和储存冰块的设施，到了夏季，似乎每天都要派人去取冰块。

长屋王邸宅首先是设立有按照律令规定的家政机关，许多人在这里当差。木简的年代，长屋王的官职品位是正三品，与此相应，他的邸宅中配有“家令”一人，“书吏”二人，这些人都具有正式官员的身份，执掌长屋王邸宅中的家政。

在“家令”的手下，还有六十位“资人”（舍人）分担各种各样的工作，他们也享受着官人的待遇。另外，还有身怀多种技能的工匠们，分属不同部门，从事金属器皿、木器、武器、服装等的制作工作。邸宅中也有管理建筑与园林的部门。“药师处”里还有男女医生值勤，另外还有“鹤司”“犬司”“马司”。“书法所”中配备有抄写佛教经典的专职人员，邸宅中还有多位僧人与尼姑常驻。

长屋王家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活脱脱一个小朝廷。

长屋王似乎还继承了父亲高市皇子的家政机关。根据《大宝律令》，高市皇子享受的是天皇子女的待遇，官居二品。与他二品大员的身份相当的大规模家政机关就设在藤原京一带。长屋王继承了这个机关的全套人马。从过去的大和王权时代至今，皇族下属有称为“部”的组织，管理着由其子孙代代承袭的“私有民”（奴隶）。

妻子吉备内亲王应该也拥有相当于三品官的大规模家政机关，其内部的情况尚未弄清。从发掘出来的大量木简来看，几乎都是丈夫一方的“长屋王家令所”废弃之物。

律令与女性地位

笔者认为，吉备内亲王身边存在着一个相当于三品地位的家政机关，其理由如下。

日本的律令制定者，虽然以中国律令为蓝本，但在有关女性的问题上却特意进行了一番改变，附加有关无论未婚还是已婚女性的权力和地位的规定。在中国的传统家族制度下，女性结婚出嫁，其社会地位才会首次得到承认。当然，女方的地位与丈夫的地位是不可分开来谈的，他们只能作为一个整体而得到认可。在唐朝的律令中，妇女不能领受独自的官品，而是按照其丈夫（或是儿子）的地位，授予她相应的官品。

与中国不同，日本的律令中，女性可以被授予和丈夫或儿子的官品不相关的独立品级与位阶，还享有与女性的品级、位阶相对应的种种特权。这些特权即便在数量方面与男性有差别，但却可同男性一样由女性独自享受。四品或三品以上的女性，与四品或三品以上的男性一样，拥有律令所规定的官方认可的“家”。女性的“家”也拥有一套家政机关，同时也是一种官署。在这里工作的职员们从官方领取俸禄。还有，女性同男性一样，可以根据品级、位阶独自被授予相应的封户、品位田、账内和“资人”（舍人的一种）。

高居三品的吉备内亲王身边也设有独立的家政机关，封户为二百户、品位田为三十四町[2]、发放“账内”（舍人）六十人的俸禄。但实际上，特别是长屋王家中这些待遇是如何落实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日本的律令承认女性独立于男性的地位与权力，是因为“访妻婚”制度使得女性在婚后的社会地位与身份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奈良时代的婚姻礼仪，还没有以明确的形式确立起来，这一点也与女性的特殊权力与地位有关。

长屋王的信仰

我们将话题再次转到长屋王身上。长屋王不但在政治方面，而且在宗教方面也格外引人注目。长屋王与佛教有着深厚密切的关系，七一二年（和铜五年）和七二八年（神龟五年），他曾两次主持过《大般若经》的经文抄写工作。长屋王在平城京东面的佐保地方也有邸宅，抄写经文的活动也许就是在那里进行的。

邸宅内居住着僧尼，他们不但要抄写经文，还要主持一年四季日常的佛教法会与各种仪式。

前面已经讲过，七二九年（神龟六年）二月，长屋王被人告发“学左道，图谋倾覆国家”，他和妻子一道被迫自杀。所谓“左道”，就是不正之道、邪道。长屋王事件后不久，朝廷发出一道敕令，严禁“学习异端，行眩人之术，用人偶等诅咒他人”，这道敕令的下达与长屋王事件不无关系。

的确，当时常有著名的阴阳师出入于长屋王邸宅，从这里发掘出来的木简上也有这样的文字记录：“用于咒术之线绳。”阴阳师从事的阴阳道，包括天文、历法、卜筮（占卜）、地相（查看地势）等内容，具有浓厚的咒术性质。

前面曾提到过，各种各样的咒术宗教混杂在佛教之中传到了日本列岛，长屋王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虽然他有可能较深地陷入被称为“左道”的咒术之中，但应该将其置于当时贵族阶级中的宗教存在方式，及其波及周围的巨大影响之背景来考虑。指控长屋王“学左道”，不过是灭掉他和吉备内亲王的借口罢了。

长屋王的另一位妻子，藤原不比等的女儿，和她的孩子们，也经历了灭门大难，虽然有幸活了下来，却在后来的政治斗争波涛中被淹没了。

注释：

[1]刀自，意思是“户主”，奈良时代掌管贵族家政大权的女性。

[2]町，律令制土地面积单位，一町为3600平方步的土地。

3.鉴真身边之人

两位赴唐僧人

在此，我们放眼远望，将视线转向日本列岛之外。

七三三年（天平五年），多治比广成的遣唐使船上，搭载着荣叡与普照两位僧人，他们肩负着从唐朝邀请一位具有为他人授戒资格的赴日高僧的重大使命。授戒，就是授予出家之人作为僧侣应当遵守的戒律。当时的日本不断有“私度僧”出现，他们未经官方许可便私自出家为僧，佛教界僧尼的行为混乱。如何才能整肃佛门，严正规律呢？朝廷学习唐朝的授戒制度，想举行被视为出家正门的登坛授戒仪式。可是，在日本尚无一人具有必需的授戒资格。于是，有了荣叡与普照两人的派遣。

荣叡等人来到唐朝，首先成功地邀请到了来唐朝的印度僧人菩提、唐朝僧人道璿。菩提与道璿随归国的遣唐使一起赴日本。不久，在东大寺举行的大佛开光法会上，菩提担任开光导师，道璿则担任咒愿师[1]。

荣叡与普照则继续留在唐朝，在洛阳与长安学习佛法，他们等不及下一次遣唐来到中国，便希望找到授戒师，然后联袂归国。当时，遣唐使大约每隔二十年派遣一次，此刻，距离他们首次来中国仅仅过去了十年。荣叡与普照找到了几位同意赴日的高僧，还找到了具有经济实力的赞助人，在他们的援助下准备了渡海船只。七四二年十月，他们又来东南重镇扬州，计划经长江渡海前往日本的基地。

当时，正巧鉴真大师在扬州大明寺讲授戒律，二人便前往大明寺拜访。他们匍匐在鉴真足下，请求他赴日。鉴真法师回答道：“我听说日本国的长屋王，深深崇敬佛法，制作了千领袈裟，施舍给唐朝的高僧。袈裟的边缘上绣有四句佛偈：‘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如此思量，日本的确是有佛法兴隆之缘的国家啊。有谁能响应远道而来的客人邀请，与我一同前往日本，传播佛法？”

满座的僧侣们雅雀无声。长时间寂静之后，一个叫祥彦的僧人上前说道：“日本国路途遥远，能够活着抵达，便是难事。大海无际，恐怕百人之中，仅有一人方可到达。吾等好不容易降生为人，且生在中国。如今正在修行途中。”众人皆沉默不语。

鉴真又说道：“这是为了弘扬佛法，何谈要怜惜性命？若诸位都不愿去，我甘前往。”

祥彦答道：“若大和尚前去日本，弟子愿跟随师父前往。”

祥彦带头报名，接着，愿意跟随的僧人一个个都表了态，总共有二十一人。

接踵而来的挫折

鉴真立即开始造船，准备东渡。到了第二年的七四三年四月，有人诬告鉴真与海盗勾结，图谋不轨。荣叡与普照被捕了，渡海计划受挫。

四个月后，两位日本僧人被释放，他们再次前来拜访鉴真，一起悄悄商量继续渡海之事。鉴真用筹来的钱购买了一艘船，准备工作逐渐就绪。同年十二月，他们终于起航，但一出长江口就遭遇了海难。事后，鉴真又准备了一条新船，好不容易才在七四四年找到了出海的机会，但偏偏遇上唐王朝加强对偷渡出海行为的管控，再加上一些别的困难，计划再次失败。

陷害鉴真的人当中，竟然也有鉴真的弟子。留在扬州的弟子灵祐等人聚在一起商量道：“大和尚发愿要前往日本，一定会吃很多苦头。大海茫茫无边，生死难测。我们一起去告官，阻止他们渡海，让他们死心吧。”灵祐等人便向官府递交了状纸，官府马上派人追捕鉴真一行。官府郑重抓捕鉴真，又将他送回扬州。

鉴真漂流到海南岛的航线，行走南方多州，从陆路返回扬州

大家都为鉴真的归来感到庆幸，可鉴真却陷入了忧伤之中，他板着脸严厉地斥责灵祐。灵祐每天晚上从八点开始便站在鉴真的房门外，直到天明，以表谢罪之忱。六十天过去了，扬州各寺院的高僧们结伴来向鉴真谢罪，鉴真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喜悦之色。

四年过去了。七四八年春天，荣叡与普照又到扬州来拜访鉴真，恳请他再次东渡。可见这两位日本僧人的意志是何等坚强。鉴真又一次答应。经过一番渡海准备后，万事齐备。六月，鉴真从扬州出发，十月，驾船朝着日本启航了。

可是，鉴真一行遇上逆风，一路漂流到南海，九死一生才到达了海南岛。亏得遇上了当地一位富豪，并得到了他和全族人的帮助，鉴真一面指导他们建造寺院，一面走遍中国南部各州。约三年之后，鉴真才回到扬州。这次长途跋涉中，鉴真经历了许多生离死别。

一次次的生离死别

从桂州到广州的途中，荣叡突然病故。八年来，荣叡为了邀请鉴真东渡，殚精竭虑，如今尚未达到目的，便赍恨而没，鉴真哀恸不已。

七五〇年在返回扬州的长途跋涉中，普照向鉴真告别，要独自一人去明州（今宁波）的阿育王寺。鉴真拉着普照的手，流着眼泪说道：“为了去日本传播戒律，我发愿渡海，可至今尚未抵达。在根本之心愿仍未达成之时，我们就要再次分袂而行，此刻心情难以言状。”

这时，鉴真因长时间在炎热中跋涉，视力已经逐渐下降。即使接受了擅长治疗眼疾的胡人（来自丝绸之路的西方异国之人）的治疗也无济无事，鉴真的双目终于完全失明了。

后来，一行人乘船继续北上。一天夜里，祥彦端坐船上，问思托[2]：“大和尚已经歇息了吗？”思托与祥彦一样，是始终伴随着鉴真的弟子之一。

思托答道：“师父已经就寝。”

祥彦又说：“我想此刻与老师做最后的诀别。”

思托叫醒鉴真，将祥彦的心意转告给他。鉴真立刻焚香，让人搬来几案，令祥彦靠上前来，面朝西方，口念阿弥陀佛。祥彦念了一声之后，便保持端坐姿态，变得悄无声息了。鉴真大声呼喊：“彦徒儿！彦徒儿！”悲叹不已。

为了弘扬佛法，祥彦曾经首先表态愿跟随鉴真渡海。他是鉴真心爱的弟子，却永远离开了鉴真和尚的身边。

经过长期的颠沛流离，鉴真终于回到长江流域。弟子灵祐得知师父归来的消息后，从栖霞寺赶来拜见。灵祐就是当年为了阻止鉴真东渡前去告官的僧人。他一见到鉴真，连忙五体投地，捧住鉴真的脚，转身哭泣道：“尊师大和尚远渡东海，吾心中曾想，今生恐怕再也无缘相见了。今日竟然有机会再次礼拜，如同盲目之龟睁开双眼重见天日一般。佛法之灯今日更增光辉，吾等身边的愚暗世界亦再现光明。”

灵祐在前面带路，将鉴真请到自己的栖霞寺招待了三天。分别数年之后再次重逢，师徒定有千言万语要倾诉吧。

鉴真离开栖霞寺重返扬州时，扬州的百姓将道路挤得水泄不通，古运河的水面上布满了前来迎接的船只，首尾相连，铺满水面。

终于抵达日本

七五三年十月，时隔多年又来到中国的遣唐使一行，归国途中，至扬州拜访鉴真。遣唐大使藤原清河说道：“吾等皆知，大和尚曾五次渡海，一心前往日本国弘扬佛法。今日有幸拜见，不胜喜悦。吾等此前在长安都城时，曾向玄宗皇帝上奏，希望能迎接大和尚与五位高徒前往日本。皇帝要求吾等将道士也一并带往日本。于是吾等又奏道：可惜日本之君王，自古便不曾崇敬道士之法（教团道教），因此留下春桃原[3]等四人学习道士之法。可是，大和尚之名已经从邀请人员名单中抹掉，请大和尚亲自想想办法吧。”

鉴真和尚答应了藤原清河的请求，同意搭乘遣唐使船，秘密偷渡前往日本。他和弟子们悄悄离开扬州，朝着启程地苏州出发。

到了预定出海日期前两天，普照从明州飞奔而来，直接上了船。十一月十五日，四艘遣唐使船终于起航，驶向日本。可偏偏此时有一只野雉在第一艘船的船头前飞过，大家决定抛锚停泊。因为这是不吉之兆。

是夜，圆月高挂。二十岁时来到唐朝的阿倍仲麻吕，也搭乘这次遣唐使船归国，此时已经五十六岁的他仰望冬日夜空中的皓月，吟唱道：

翘首望长天，皓月应自故国来，春日野上三笠山。

第二天即十六日，遣唐使船队终于扬帆出海，驶向日本。遣唐副使大伴古麻吕的那条搭载着鉴真和尚的船，和吉备真备的那条船都终于平安抵达日本。可是，遣唐大使藤原清河与阿倍仲麻吕乘坐的船只，虽然已经到了冲绳，此后却开始向南漂流。他们两人再也无缘踏上日本的土地。

七五四年二月，鉴真和尚到达平城京。天皇的使者出罗城门迎接，将他领入东大寺。

阿倍仲麻吕。葛饰北斋绘。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

四月，大佛殿前设起戒坛，圣武天皇首先登坛，接受鉴真和尚授予的菩萨戒，然后光明皇太后、孝谦天皇等人也相继登坛受戒。

注释：

[1]咒愿师，在法会上朗读咒愿文的大师，也是指挥整个法会仪式的大导师。

[2]思托，唐代僧侣，鉴真之弟子，忻州人，俗姓王，生卒年不详。随鉴真东渡后，协助师父普及戒律。著有《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尚鉴真传》《延历僧录》，后者是日本的第一部僧侣传。

[3][日]淡海三船《唐大和上东征传》：“主上要令将道士去，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便奏留春桃原等四人令住学道士法。”井上靖在小说《天平之甍》中也写道：“选出春桃原等四人，将他们留在唐土。”“春桃原等四人”，当是遣唐使中的成员，后来他们是否回到日本，已不可考。

第六章 王权正统性已经动摇

“天皇御玺”，天皇发布诏敕等时使用的印鉴

1.藤原仲麻吕的儒家政治

藤原仲麻吕飞黄腾达

七五六年（天平胜宝八年）五月，圣武太上天皇驾崩，根据其遗诏，将道祖王（天武天皇之孙）立为皇太子。从几年前起，藤原仲麻吕的势力就开始迅速扩张，将太政官手下的议政官架空。圣武天皇在世时，仲麻吕派与反仲麻吕派的势力好不容易才维持住了平衡，圣武天皇一去世，局势突然开始出现动荡。大伴、佐伯、多治比等反仲麻吕的氏族，以橘诸兄之子橘奈良麻吕为中心，拥立黄文王（幸存下来的长屋王之子）等皇族，频繁开展打倒藤原仲麻吕的活动。

翌年（天平胜宝九年）正月，尽管藤原仲麻吕膝下已经有了好几个自己的儿子，却又将一个叫做石津王的皇族子弟收为养子。三月，下达了将“藤原部”改名为“久须波良部”，将“君子部”改名为“吉美侯部”的敕令。中国传统礼制中，有一种避开天子或是父辈名讳的“避讳”制度。例如在唐朝，为了避开唐太宗李世民的“民”字，将官衙“民部”改成了“户部”。此时的日本更改“君子部”的名称，就是为了避开专指天皇的“君”字。而更改“藤原部”是为了强行将“藤原”与“君”置于同样尊贵的地位。两个月后，也是为了避讳圣武天皇名字（首皇子）中的“首”和藤原不比等名字（藤原史）[1]中的“史”字，将姓氏“首”与“史”改成了发音相同的“毗登”两字。藤原仲麻吕，一心想让自己的行为符合中国的礼制，但这种将自己的意志强行推广于天下的做法，恰恰背离了中国的礼制，昭示了藤原氏欲将自己置身于与皇族同等地位的野心。从此，藤原仲麻吕开始为了自己的利益对“礼制”恣意滥用。

三月末，扰乱朝纲的事情越来越多。孝谦女帝凭借圣武天皇的遗诏，宣称圣武天皇已将皇嗣决定权委托给了自己，于是便废掉了皇太子道福王。代替被废皇太子而推举出来的，是藤原仲麻吕早已准备好的大炊王（天武天皇之孙）。藤原仲麻吕早就让大炊王与自己死去的长子之妻结了婚，此后大炊王一直居住在藤原家的邸宅中。

孝谦女帝领会到藤原仲麻吕的心意，便指名将大炊王立为皇太子，四月份就举行了立太子仪式。藤原仲麻吕就任总揽军事大权的“紫微内相”。同时，又颁布了禁止集结私家兵力的戒严令。对反对派而言，发动一场推翻仲麻吕的政变已经迫在眉睫。

但藤原仲麻吕却先下手为强。七月初，以橘奈良麻吕为首谋，反对派相继被捕。这些人不是死于残酷的拷问之下，就是被流放到遥远的边疆。反对藤原仲麻吕的军事政变胎死腹中。

惠美押胜的“仁政”

藤原仲麻吕将反对派一扫而光，以蚕卵组成了吉庆的“祥瑞”二字为契机，改年号为“天平宝字”。国司征发劳役的“杂徭”一下子从每年六十天减半为三十天，还向全国各地派出了体察民间疾苦的“问民苦使”，根据他们的上奏，缩小了负担调庸等“课役”的年龄层，一心施行儒教所提倡的“仁政”。

第二年，孝谦女帝让位于大炊王，是为淳仁天皇。这一年，孝谦四十一岁，淳仁天皇二十六岁。他登基的同时，官府的名称也发生了变化，如“民部省”改称“仁部省”。

一道敕令传了下来，藤原仲麻吕升任“大保”（右大臣），还在其姓氏前面加上了“惠美”二字，赐名“押胜”。他还被赋予“铸造钱币”与“举稻”（出举[2]）的特权。“铸造钱币”，不用说这是帝王的大权；而“私出举”则一直遭到严令禁止。两年后，藤原仲麻吕又升任“太政大臣”（太师），这是首次由皇子以外的人来担任这个职务。

在海外，从渤海国归来的小野田守带来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唐朝的节度使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叛乱，唐玄宗抛下长安出逃。日本朝野大为震惊，命大宰府加强防备，还制定了征讨新罗的计划。他们认为，正处于内乱的唐朝无暇顾及驰援新罗，此时正是征讨新罗的绝好机会。

惠美押胜命人制定了三年后征讨新罗的详细计划，命令各国分摊，三年内建造五百艘船只；还向各国发出征兵令，征发四万名军士。实施这两项计划的基础，就是定期在全国编撰而成的户籍与财会簿，充分利用律令制国家的机构，推进备战工作。

同过去的隋唐攻打高句丽时一样，运用官僚机构来统筹物资与人员，准备战争，日本终于发展到了欲有所作为的阶段了。一百年前的百济战役（为帮助百济复兴而出兵朝鲜半岛）时，齐明女帝与中大兄皇太子都曾不得不亲临“吉备”与“伊予”[3]募集军队。此时的情况与当年大不相同了。惠美押胜制定的征讨新罗的计划，充分显示了律令制国家的巨大优势。

律令制国家，必须是一个统治诸藩与夷狄的帝国。惠美押胜无法容忍新罗身为日本名义上的朝贡之国，却又企图摆脱这种关系。他将儿子派往对虾夷作战的据点多贺城，要他出力征服虾夷，征讨新罗。押胜继承了祖父藤原不比等的血脉，想让自己成为律令制国家的“嫡长子”。可是，就在这项计划实施之前，惠美押胜迅速失势。

道镜登台

七六一年（天平宝字五年），淳仁天皇与孝谦上皇行幸近江的保良宫，宣布这里为大和国的“北京”（请参看127页京畿之内宫殿与首都所在地图）。对于惠美押胜而言，近江国非同寻常，这里曾是父亲藤原武智麻吕和自己先后担任过“国守”的地方，祖父藤原不比等还被授予过“淡海公”的称号[4]。

在两位天皇行幸保良宫期间，惠美押胜终于升到位极人臣的正一品官。可是，孝谦上皇行幸时染上了疾病，她让宫中的内道场禅师道镜来看护自己。这件事成了惠美押胜没落的开端。

道镜是河内国的豪族弓削氏出身，他的师祖道昭曾远赴长安，向玄奘学习过禅（瑜伽的冥想修行）。唐代的瑜伽具有浓厚的印度瑜伽色彩，与医疗有着密切的关系。孝谦患病期间，之所以从为数众多的看护禅师中选中了道镜，是因为他经历过山林修行，获得了非同凡响的咒验之力。奈良时代的山林修行既与日本自古以来的多神教信仰有关联，还与古老的密宗佛教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曾在葛城山[5]修炼过密宗咒术的道镜用咒术之力竟然让孝谦上皇的疾病痊愈了。

他的治疗方法中，恐怕禅师与患者的精神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自此，孝谦开始宠爱道镜。

眼看孝谦与道镜日益接近的年轻的淳仁天皇，很可能对孝谦进行过一番苦言相劝。也许这是惠美押胜背后唆使的结果。受到比自己年纪小得多的淳仁天皇的批评，孝谦感到十分愤怒，致使两人的关系走向决裂。孝谦上皇回到平城京后，却不进入平城宫，而是撂下了一段话后到法华寺出家了。

当今天皇（淳仁）失礼，如卑贱之人对待仇敌般，口出谰言，举止欠妥。朕不曾受过如此奚落，窃思忖，恐因举止拙劣，受如此恶语相加，惭愧不堪。此事乃朕发菩提心之机缘，以至遁入佛门。凡日常政事与常祀，均由当今皇上主持。凡国家大事与赏罚，均由朕行使权力。

所谓“国家大事”之中的“大事”，指的是对外作战命令。淳仁天皇成了丧失大权的傀儡，惠美押胜征讨新罗的计划也遭受挫折。

惠美押胜让自己的三个儿子都成为参议，父子四人都成了太政官手下的议政官，对这种异乎寻常的人事安排朝中反感之声日益高涨，惠美押胜一派逐渐被排挤出要职，道镜及其支持者开始大展身手。被人步步紧逼的惠美押胜，却将自己的儿子与女婿安排到掌握军权的要职之上，自己也当上了总揽军事大权的临时长官。拥护惠美押胜与反对惠美押胜两派的对立日益激化。

押胜之乱

孝谦太上天皇先下手为强。天平宝字八年（七六四年）九月，孝谦派少纳言（执掌驿铃与印鉴收授大权的官员）去淳仁天皇处收回天皇手中的驿铃与玉玺。惠美押胜听闻此事后，立即派儿子夺回。孝谦太上天皇得到紧急情报，命令坂上苅田麻吕射杀敌军，再次将玉玺与驿铃夺了回来。

惠美押胜因得不到天皇的玉玺，便携太政官印飞奔到近江国。因无法将淳仁天皇带在左右，便匆忙地将天武天皇之孙冰上盐烧拥立为天皇，并把自己儿子们的官位提拔为与亲王相同的三品，将这道盖有太政官印的文书（太政官符）告知诸国。经过八天激战，胜负已定，惠美押胜在琵琶湖的船上被俘，随后被斩首。

太政官印

孝谦太上天皇与太师（太政大臣惠美押胜）之争，以相互争夺驿铃与天皇玉玺为开端，令人饶有兴味。所谓驿铃，是征用各个驿站所配驿马（紧急联络时使用的快马）的凭证。这些官道是连接京师与地方诸国的交通要道。另外，天皇玉玺是用在国家的最高命令文书，如诏书、敕令之上的印鉴。这场战乱以争夺玉玺为开端，说明这时按照天皇下达的文书而运作的机制律令已经建设完毕，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孝谦太上天皇得知惠美押胜携带太政官印企图从近江前往北陆道[6]后，立即将盖有天皇玉玺的敕命发往北陆道诸国，命令“国守”们不得听从只盖有太政大臣官印的一切命令。

前面已经讲过，一百年前的壬申之乱时，大海人皇子想先夺得驿铃，却惨遭失败。当时的玉玺尚不是问题。日本在文书之上加盖印鉴的制度，是从《大宝律令》的实施开始的。从此，特别是朝廷下达到地方各国的重要文书，原则上都要加盖天皇玉玺。可以说，惠美押胜发动叛乱的事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律令制国家建立的意义及其运作方式。

注释：

[1]“不比等”是万叶假名，即将汉字仅仅作为表音文字来使用，而与汉字的表意功能无关。“不比等”的意思是“史”，读作“ふひと”，是“ふみひと”的略音，意思是“文人”。

[2]“出举”，奈良时代附有利息的借贷。由国家施行的叫“公出举”，春天将官稻贷给农民，到了秋天加收三至五成的利息。另有由寺院、神社或贵族发放的“私出举”，利息更高。

[3]“吉备”，今冈山县一带；“伊予”，今四国岛爱媛县一带。

[4]“淡海”就是位于近江国的琵琶湖，这是一座辽阔的淡水湖，因此称为“淡海”。

[5]葛城山，位于今大阪府与奈良县之间的金刚葛城山系，南北走向，其中最高的葛城山海拔959米。

[6]北陆道，包括今天的福井县、石川县、富山县、新潟县一带。

2.称德女帝与道镜

尼僧天皇与法王

惠美押胜之乱刚刚被镇压下去，孝谦太上天皇就任命道镜为“大臣禅师”。淳仁天皇被逮捕，幽禁于淡路岛[1]。在废除淳仁天皇的诏书中，孝谦太上天皇引用了其父圣武天皇的话：

由王成奴，由奴成王，皆可由汝之意自行定夺。

孝谦太上天皇就这样确立了自己的大权。接着，孝谦再次登上皇位，是为称德天皇。过去，曾有古人大兄皇子和大海人皇子等，在皇位之争中，为明哲保身而隐退出家，圣武天皇也是在出家的同时，让位于孝谦天皇。因为出家之后，便无法再当天皇了。可是现在，日本首次出现了出家人出任天皇的情况。

第二年的七六五年（天平神护元年）冬，称德天皇行幸纪伊[2]，住进了和歌浦的望海楼。在此期间，心中忧愤难忍的废帝淳仁天皇企图逃走，又重新被捕，第二天离奇死去。称德女皇行幸的归途中，顺路拐到河内国的弓削行宫（即后来的由义宫，参见第127页地图），将道镜提升为“太政大臣禅师”。这样的提拔异乎寻常。

又过了一年，在位于法华寺町一隅的隅寺（海龙王寺）的毘沙门天像中发现了佛舍利，这与道镜宣扬的佛理预言完全吻合。根据他的教导，称德天皇又将道镜封为“法王”，每月的俸禄与天皇的御供相当。也就是说，道镜享受到与天皇一样的待遇标准。为此，还专门为他设立了“法王宫职”的官署。

宇佐八幡神托梦

因为称德女皇没有立下皇太子，围绕独身女皇百年之后的继承大统问题，朝中不断发生阴谋事件。竟然还有人偷走女帝的头发，塞进了从流经平城宫附近的佐保川上捡来的骷髅之中，想咒杀女皇。

用于诅咒的人像。男性人像的头部和两眼以及胸前都钉有钉子。奈良国立文化遗产研究所提供

此时，道镜一族飞黄腾达，占据了重要位置。七六九年（神护景云三年）正月，在称德女皇接受百官朝贺的第二天，道镜竟然也接受了群臣的朝贺。这一年，大宰府的主神（掌管祭祀的官员）上奏宇佐八幡神托梦的内容：

道镜即位，天下太平。

朝廷因为这件非同小可的事而动荡起来，女帝召见和气清麻吕，发布命令：

昨夜之梦，有八幡神使者前来，曰：“因大神有事上奏天皇，委托尼僧法均。”朕答：“法均体弱，加之路途遥远，无力前往九州。为此委派和气清麻吕代为转告。”命汝即刻启程，聆听八幡神之旨意。

法均是女皇身边值得信赖的尼僧，和气清麻吕则是她的弟弟。到达八幡神宫的清麻吕接受了神灵的托梦，他祷告说：

此刻八幡大神之教诲，乃国家大事。此前所闻之言，不可尽信。请赐予我超越人智之神言妙语。

于是，神灵立刻显身，笼罩着一团直径三丈（大约九米）左右的满月般的光芒，和气清麻吕惊愕得转过身去，无法仰视八幡大神。大神之神灵附于清麻吕之体曰：

天之日嗣，必立皇绪（天皇子孙）。

回到京师的清麻吕通过法均，上奏了神的教诲。道镜勃然大怒，女皇便将清麻吕的名字改为“别部秽麻吕”，将法均改为“别部狭虫”，将二人流放。大概是因为他们姐弟二人违背了女帝的圣意吧。至于神灵托梦与神灵附体的真相，我们不得而知。

仲麻吕与道镜的共同点

宇佐八幡神托梦，要让一个非皇族出身的僧人继承皇位，这一点非常奇特。可是，试想一下，藤原仲麻吕（惠美押胜）曾让自己的家族靠近皇族，道镜一心想要超越仲麻吕的所作所为，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潮流中，发生的这一切皆为不足为奇之事。

藤原仲麻吕最终成了太师（太政大臣），而道镜则当上了太政大臣禅师，后又晋升为法王。仲麻吕以光明皇太后的紫微中台为据点掌权，而天皇为道镜专门设立了法王宫职位的官署。仲麻吕在自己管领的近江国修建了保良宫，号称“北京”，道镜则在自己的出生地河内国的弓削修起了由义宫（请参看第127页地图），号称“西京”。仲麻吕青年时代就敢于打破姑母光明子所说的“唯皇女方可成为皇后”的惯例，亲自执掌大权，处心积虑地将自己的家族与皇族一体化，让藤原氏的氏名“藤原”和祖父之名“史”，与特指天皇的“君”和圣武天皇的名字“首”一样，适用于“避讳制”，成为人们必须避讳的字眼。他还拥有理应属于天皇专有的铸造钱币权。仲麻吕还让大炊王与自己长子的遗孀结婚，然后拥立他登上皇位，最后还让自己的儿子们享有与亲王一样的“品位”。

拿藤原仲麻吕而言，他自己似乎还没有推倒天皇取而代之的意图，但他却已经走到了篡位之前的最后一步。道镜有着压倒对手的强烈对抗意识，要与藤原仲麻吕一比高下。可以说，道镜比藤原仲麻吕走得更远。

可是，问题就出在这最后一步。朝中豪族以共同拥立继承着一种特异的神灵与威严的大王为核心，构成大和朝廷，并以朝廷为媒介，统治着地方的豪族。这种大和朝廷的结构构成了律令制国家的基础，天皇的权威就是依靠世袭这种特异的神灵与威严的氏族制度来支撑的。

但是，单凭这种氏族制原理，并不足以支撑起八世纪一代又一代的天皇的正统性。当多位强有力的皇位继承人并存时，要让自己中意的皇子来继承皇位，依靠的就是天智天皇的“不改常典之法”（特别是对皇位继承者的决定权），日本还滥用了儒家式的天命思想“祥瑞”。

支撑王权的思想

所谓“祥瑞”，是一种来自中国的思想。天子施行仁政之时，“天”就会做出感应，出现“祥瑞”。在藤原仲麻吕的时代，曾频繁出现了罕见的“祥瑞”，与仲麻吕的“仁政”一起受到世人瞩目。倾心儒家、标榜仁政的藤原仲麻吕，大大动摇了天皇的正统性。这种正统性是历代天皇从大和王权继承下来的神话与血缘系谱构成的。藤原仲麻吕想让日本天皇靠近中国皇帝。

在日本，与儒家的天命思想相并列，或者说发挥了更大作用的是佛教。圣武天皇亲口宣称自己是“三宝之奴”而退位。孝谦女皇以出家人的身份重新登上皇位，成为称德天皇。她自称佛门弟子，尊道镜为师。伴随着称德天皇的重祚而举行的“大尝祭”[3]（日本神道神祇信仰的仪式），也有僧侣参加。诏命中说道：“佛典中言，众神守护佛法。故出家人与白衣（世俗之人）一起共同侍奉，并无妨碍。”自古以来的天之神、国之神，皆起着守护佛法的作用。

可是，要将道镜拥立为天皇，就必须打破由皇统的御子继承皇位的传统“日嗣之法”。称德女皇宣称，皇太子的地位是由上天授予的，须等到祥瑞出现。显示祥瑞的主体多种多样，有伊势大神、历代天皇之灵、三宝（卢舍那佛等）、诸天（四天王等）、天之神、国之神等。这些神灵会以各种方式组合显示出祥瑞，以警告天皇有人要谋反须守护王权。

可是，让道镜升格为法王时出现的佛舍利，两年后就被揭穿为伪造之物。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再有可依靠的祥瑞出现了。拿佛的教诲而言，佛教中并无“托梦与神灵附体”的传统。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建造大佛时宇佐八幡神所助的一臂之力。

前面提到的将宇佐八幡神封为一品、比卖神封为二品也请各位注意。由于品位是授予亲王（天皇之子）的等级，因此可以说，这样做是将八幡大神视为皇统的“御子神”（即天皇的子孙）。历史上也有依照八幡大神的“托梦与神灵附体”而给某人加官晋爵的先例。称德女皇为了越过“日嗣之法”的传统，也许依靠的正是“御子神”的启示。

最终，称德女皇与道镜都未能打破“日嗣之法”的传统。来自亚洲大陆的文明，儒教与佛教也未能打破日本原始的血缘原理和氏族制度的秩序。

注释：

[1]淡路岛，位于本州岛与四国岛之间的濑户内海之上的大岛。

[2]纪伊，位于近畿地方南部的纪伊半岛，今和歌山县与三重县一带。

[3]大尝祭，天皇即位后首次举行的“新尝祭”上，献上当年收获的新谷，祭祀天照大神与神祇的仪式。

3.新王统的建立

天智天皇血脉的天皇即位

称德女皇欲立道镜为天皇的行动失败后，于七七〇年（神护景云四年）八月驾崩，享年五十三岁。当天，左大臣藤原永手以称德女皇“遗宣”（遗言）的名义，将天智天皇之孙白壁王立为太子，半个月后，藤原永手将道镜驱逐到了下野国[1]的药师寺。十月，白壁王登基，是为光仁天皇。同时，世上有祥瑞的白龟出现，于是将年号改为“宝龟”。

之所以选择光仁，因为他的妻子是圣武天皇的皇女井上内亲王，夫妻二人生下了他户亲王。在重视父系与母系双方血统的日本社会，人们可以认为，他户亲王通过母亲，继承了祖辈的灵威，延续着圣武天皇的皇家谱系。

围绕在光仁天皇与桓武天皇周边的人们。黑体字为女性。

可是，在将他户亲王立为皇太子仅仅一年之后，其母井上内亲王因企图用诅咒之法杀死丈夫光仁天皇，而被废除皇后之位，他户亲王的皇太子之位也被褫夺。母子二人一同被幽禁在大和国的宇智郡，两人又在同一天离奇死去。

因为发生了以上的事件，光仁天皇与高野新笠生下的孩子山部亲王被立为皇太子。据推测，这是藤原百川等人策划的。光仁天皇一改道镜时代的特殊异常的政治，计划整饬官制与财政，到了他七十三岁的七八一年（天应元年），便将皇位让给了山部亲王，就是桓武天皇。

桓武天皇的母亲高野新笠，是来自朝鲜半岛百济血统的“和乙继”与伴造氏血统的土师氏之女儿所生。在天皇家族中，重视父系血统的同时，也重视母亲的出身。在当时的朝中贵族意识当中，一个是渡海而来的外来移民血统一个是伴造豪族，天皇母亲的出身显然要略逊一筹。桓武天皇即位第二年，天武天皇之孙与圣武天皇之女之间所生的冰上川继谋反事件，就是抓住了桓武天皇的这一弱点。

该如何宣扬和确立自己的正统性，这是桓武天皇面临的重大课题。他在即位诏命中简洁地说道：

光仁天皇依据天智天皇制定之法，朕受赐皇位，命百官侍奉。

据推测，“天智天皇制定之法”，指的就是与前面讲过的与“不改常典之法”类似的“皇统与皇权的绝对之法”，是光仁天皇继承皇位最强有力的依据。

迁都新京

对于桓武天皇而言，从天智天皇到光仁天皇的父系血统的传承，再由光仁天皇让位而登基，这是他得以继承皇位的正统性的核心。对于桓武天皇来说，只要母亲的出身具有弱点，从天武天皇直到圣武天皇的皇统，于他就都没有任何联系。若继续待在天武系血统的平城京，桓武很难得到容许与认可，他有意识地要建设一个新王朝。七八四年（延历三年）五月，桓武天皇宣布迁都山背国[2]长冈京，并开始了营建工程。仅仅半年后的十一月，他就起驾迁都长冈京了。之所以选中长冈，据推测是因为这个地方与渡海而来的外来民族关系密切，还能享受到水运便利（请参看127页地图）。

推进迁都长冈的藤原种继，是拥立桓武天皇登基的藤原百川之侄，得到了桓武天皇极大信任的他，为新首都营建工程而日夜操劳，殚精竭虑，常常通宵达旦地指挥工程。迁都后的第二年（延历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夜，当他举着松明火把视察施工现场的时候，突然从黑暗中飞来两只箭。藤原种继身中两箭，被抬回邸宅，第二天就丧了命。

犯人大伴继人被捕，一番严酷拷问过后发现，皇太子早良亲王（桓武天皇的同母之弟）与这场阴谋有关。首谋者大伴继人等被立即斩首，早良亲王被幽禁，后用船送到淡路岛。忧愤不已的早良亲王，从被幽禁之日起便开始绝食，在押送途中一命呜呼。

一个月后的冬至，桓武天皇在长冈京南郊的交野（现大阪府交野市）祭祀天神。后来，隔了一年的冬至之日，他又到交野祭祀天神。冬至在京城南郊祭天，这是仿效了中国古代皇帝的郊祭。中国的郊祭，是王朝初代的皇帝祭祀昊天上帝（天帝）和四方诸神的祭祀活动。桓武天皇的祭祀大典，还将父亲光仁天皇作为昊天上帝的“配祀”[3]进行。模仿中国王朝交替之后的郊祭，桓武似乎在宣扬以父亲光仁天皇为起点，新的王朝开始了。

当然，天智天皇与天武天皇是亲兄弟，按照中国的习惯来说，他们是同姓。天武—圣武系与天智—光仁系的交替，算不上“易姓革命”。另外，桓武天皇并非像中国皇帝那样，亲自去祭天，而是派遣使者去祭祀。还有，将圣武天皇驾崩之日定为“国忌”，显示出这场权力交替的“革命”意识并不强烈。

对于桓武天皇而言，比起“天神”来，“伊势大神”更为重要。当他还是皇太子的时候，因为疾病痊愈表示感谢，还亲自参拜了伊势神宫。从此，伊势神宫作为天皇家宗庙的性质日益被强化。

迁都到长冈京，仅住了短短不到十年时间。七九三年开始了准备工作，第二年（延历十三年）十月，正式迁都平安京。

注释：

[1]下野国，今关东地方的栃木县一带。

[2]山背国，今京都府南部一带。

[3]配祀，在同一祭坛上，除主神之外，还要祭祀其余的神。

结语

日本列岛与“大和”

飞鸟·奈良时代的历史，是为了应对因中国隋唐帝国的出现而发生的国际动乱，日本要努力建成一个集权国家的进程。中央集权的发展动向，也出现在中国东北方向的朝鲜各国、西南地区的吐蕃。日本列岛基本上也在这一潮流之中。成为列岛主体的，是现在位于日本国中央部分的“大和”（日本）。

在“大和”的领域中，多元文化同时并存。另外，大和国的疆域在不断扩大。在日本列岛的东北与西南，逐渐展现出与“大和”不同的历史面貌来。

七八世纪前后，从本州岛的东北端起，直到北海道出现了擦文文化（分布于从本州北端到北海道的地区）与鄂霍茨克文化（分布于鄂霍茨克海沿岸）。

擦文文化时代，先民们在河中捕捞鲑鱼与鳟鱼，内陆地区则以狩猎为主，当时已经出现了原始农耕，先民们学会修建带有炉灶、墙角呈现出弧度的方形竖穴棚屋。而鄂霍茨克文化时代的先民们创造的文化，与亚洲大陆沿岸的文化，特别是阿穆尔河流域的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们的生产方式以捕捉海兽、捕捞鱼类为主。他们的住处是六角形或是五角形的房屋中用石头围成炉灶的竖穴式窝棚。

十二世纪前后，擦文文化吸收了鄂霍茨克文化，终于发展成为阿伊努文化。但阿伊努文化在库页岛（日本旧称桦太），以及千岛群岛上也有分布，与现在日本国的领域并非完全重合，这一点特别引人注目。

从本州岛一直向西南海上延伸，自奄美大岛，经过冲绳，直到宫古岛、石垣岛的诸多岛屿，缓慢地呈现出一种称为贝冢时代的独特文化。虽然可以看到弥生文化逐渐流入、与之交汇的现象，那里的先民们却以“礁湖”（由水面下的岩石围起来的湖）为主要渔场的鱼类捕捞为主要生产方式。遣唐使们遇上海难漂流到的岛屿，当时就是这种情况。从学会栽培谷物的农耕与制造锋利的铁器算起，南方诸岛上先民们独特的政治社会才算是真正开始了。那里出现了“按司”等酋长阶层，十二世纪左右还出现了“城”。

就这样，在“大和”的北方与南方，生活着具有不同文化的人们。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到了江户时代，琉球群岛上的人们仍将本州、四国、九州等地称为“ヤマトゥ”，将那里的人称为“ヤマトゥンチュ”，而称呼自己为“ウチナウンチュ”，以表明自己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因此，阿伊努的先民们，是琉球所说的“ヤマトゥンチュ”，这个词语是“サシム”，即“邻人”之意，或者称他们为“シャモ”[1]。

日本周边的国际交通

日本保持着大和王权的结构，同时形成了律令制国家，但古坟时代的首领制社会尚未完全解体。也可以说，它一面利用首领制，一面在短时间内从中国大陆接受了律令法、佛教、儒教等古代文明。日本所接受的中国古代文明，最终形成了律令制国家，虽然动摇了天皇制的血缘原理，却未能让其充分解体。律令制国家的背景，依然对日本的国际交通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当我们将视线移到南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群岛之上时，围绕日本周边的国际交通线，就会清晰地浮现出来。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分散地居住在亚洲大陆到太平洋的各个岛屿上，不久都形成了首领国（王国）。如果将这些王国与日本作比较的话，可以推测，其文明程度大约相当于日本的弥生时代到古坟时代。可是与亚洲大陆之间交通并不发达的波利尼西亚群岛上的人们，却没有建成自己独立的古代国家，到了大航海时代，他们迎来了航海探险家詹姆斯·库克（1728—1779年）船长。

拿日本与波利尼西亚群岛相比较的话，日本列岛上的人们，自古以来，包括战争在内，都是依靠着国际交通线，与亚洲大陆保持连接。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之间的交通线，穿过朝鲜半岛与波利尼西亚群岛之间的海洋，而且离朝鲜半岛更近。

可是，日本与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在同中国的交流方式上有着明显差异。例如，派遣遣唐使的次数就完全不一样。日本大约每隔二十年派出一次，而新罗有时每年都会派出三四次。在唐朝的高等学府毕业之后，参加科举考试合格者，当上高级官员的新罗人屡见不鲜，而日本却只有阿倍仲麻吕一人。

很多新罗人搬到中国沿海一带居住，活跃于商贸交易领域。与此相应，居住在新罗国内的外国人数量，比日本国内的外国人要多得多。另外，唐朝与新罗之间的军事对立也远比日本紧张得多。

还有，渤海等许多唐朝的朝贡国，都与新罗类似。同样，在派出遣唐使的亚洲各国之中，日本的情况十分特殊，这一点也特别引人注目。

人员交流的数量很少的话，便可以将文化从社会生活中分割出来，以这样的方式吸收文化。这样可以避免与中国文明发生正面对抗，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内容来摄取。此外，日本是远离唐朝的海上岛国，这正是日本拒绝接受册封而唐朝却能容忍的主要原因。最终，日本以一个独立国家的形式而建立了律令制。

“日本”是王朝的名称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日本”这一名称，与中国的“隋”“唐”、朝鲜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一样，本来就是作为一个广义的王朝名称（某一帝王血统的统治体制的名称）而成立的。用再明白一些的语句来说，可参照朝鲜的《三国史记》（新罗、高句丽、百济的史书）的记载：

新罗之贵族，名金严，七七九年（日本的奈良时代）出使日本。“日本”国王深知金严的贤明，欲挽留他。但他与曾屡次来过日本的大唐使者高鹤林会面时，二人相谈甚欢。这让“倭人”认识到，金严乃在大唐国也颇有名气之人物，便不敢挽留，送他回国了。

这段文字中，将“日本国”的朝中之人记为“倭人”，王朝名称为“日本”，种族名也是“倭人”，这几个概念区分得清清楚楚，十分醒目。

本来，“日本”是王朝的名称，但是，以天皇为核心的国家制度将这一名称变得徒有躯壳。这种现象持续下去，“日本”便逐渐成了这个国家对外的自称。后来，“日本”又被“大日本帝国”继承下来。古代一个王朝的称呼，逐渐演变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名称。这个事实成了以国家制度为中心的诸多问题的基础。

古代律令制国家“日本”的区域，依照原样变成了占据着现代国民国家“日本”的地理中心部分。从人类历史上来看，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特殊现象。

比方说，在基层文化上有着许多共同点的傣族，从中国南部出发开始移动，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便形成了现在的泰国。这样的民族历史，在人类历史上绝非特殊现象，反而印证了日本历史的特殊性。

前近代[2]的国际交通线决定了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发展方向，比如大海具有的隔离机能，到了现代便几乎丧失殆尽了。律令制国家产生出来的国家制度的特质，比方说天皇制，还会作为一个很大的议题继续存在下去。

读完本卷，大家作何感想呢？最后，我还想留下几个问题，供大家继续思考，以此作为本书的尾声。

学习历史的乐趣之一，就像是访问异国时的那种心醉神驰。在这里，我们会遇到与我们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感受方式的人们。比方说，古代的姐妹会一起成为某个男子的妻子，举行姐妹型的一夫多妻制婚姻。这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人类有着许多共同点。根据时代、地域、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与感受方式多种多样。不要将自己的思维与感受方式作为绝对的概念而固定下来，要让自己相对化，这种思想是生活在激荡不安的现代，与地球上各色各样的人们共存，同时开创未来的我们绝对必需的。对吗？

本卷中谈到的飞鸟与奈良时代，律令制国家，即拥有中央集权机构的国家成立了。这个国家以天皇为核心，将“日本”作为王朝的名称。后来虽然不断发生着变化，“天皇”也好，“日本”也好，都一直延续至今。在世界史上，日本史也是极富个性的历史。但就像本书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孕育出这样富于个性的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际交通线的存在。如今，这种存在方式正在发生剧烈变化。

我们该如何让二十一世纪的日本与世界的未来变为现实呢？这就是年青一代的读者们将要发挥的作用。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去思考人类历史上的“日本”与“天皇”的特质，及其产生出二者的重要历史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对吗？

最后，谈谈“历史是被改写的”这个问题。比如，“天皇”这个称号是从何时开始使用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中都曾有记载，但我们不可全盘相信。津田左右吉对其进行批判，提出了划时代的新学说：“天皇”这一称号是在推古天皇时代出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津田的学说基本上得到公认。法隆寺金堂中的药师佛像的光背铭文是津田学说的最大史料支撑。但事实已经证明，这个铭文是推古朝之后的文物。“天皇”这一称号是从“天武天皇与持统天皇”朝代开始的，这个强有力的学说大约三十年前公布于世。笔者根据这一学说写出了概要的说明。可是，几年前笔者在执笔写《日本的诞生》（岩波书店）一书时，对“天皇”这一称号“始于天武天皇与持统天皇时代”的学说产生了怀疑。笔者说到了一种可能性，“天皇”这一称号比“日本”这一称号出现得更早。

有人对此提出批评，因为“天寿国绣帐”上的刺绣铭文中使用了“天皇”一词。我重新阅读了相关史料与论文，认为“天寿国绣帐”的刺绣铭文不能作为确切的证据。“天皇”这一称号的开始使用，也很有可能是从推古天皇的朝代前后开始的。《日本的诞生》第三次印刷时，我加写了一句话：“天皇”这一称号的开始使用，有可能在“七世纪的前半叶”。后来，在这本《飞鸟·奈良时代》的执笔过程中，笔者考虑到，在推古朝与隋的外交活动中开始使用“天皇”一词，这种说法更合乎情理（请参看本书第一章的第二节）。

各位读者认为，讲述历史时应该以何为依据呢？至此，笔者已经竭尽全力了。可是，从来就没有一本绝对正确的历史书。放眼世界，扩大见闻，读万卷书，与具有不同思维方式的人对话，从而在自己的心中形成历史的具体形象，我认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你们觉得呢？

注释：

[1]“sasimuサシム”的讹音词，也是“邻人”之意，阿伊努人用来称呼非阿伊努人。

[2]前近代，近代以前。丸山真男在1961年出版的著作《日本的思想》中使用的词汇。

参考文献

在本书的执笔过程中，拜读了许许多多的著作与论文，特别是参照了以下的文献。

井上光贞《日本古代国家之研究》，岩波书店，1965年

西岛定生《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

堀敏一《中国与古代东亚世界》，岩波书店，1993年

下出积与《“天皇”称号与神仙思想》（论文），《日本古代的道教、阴阳道与神祇》，吉川弘文馆，1997年

石田尚丰《圣德太子与玉虫厨子》，东京美术，1998年

青木和夫《日本律令国家论考》，岩波书店，1992年

吉村武彦《古代的王位继承与群臣》（论文），《日本古代的社会与国家》，岩波书店，1996年

义江彰夫《〈旧约圣经的民间传承〉与历史学》（论文），东京大学出版会《UP》第77号，1979年

直木孝次郎《古代日本与朝鲜·中国》，讲谈社，1988年

小泽毅《古代都市藤原京的成立》（论文），《考古学研究》第44卷3号，1997年

松村惠司《富本七曜钱的再研究》（论文），出自出土钱币研究会杂志《出土钱币》第11号，1999年

野口铁郎编《选集。道教与日本》第1、2卷，雄山阁出版，1996—1997年

东野治之《遣唐使与正仓院》，岩波书店，1992年

汤浅泰雄《日本古代的精神世界》，名著刊行会，1990年

石亩田正《国家与行基于人民》（论文），《日本古代国家论I》，岩波书店，1973年

菊池英夫《山上忆良与敦煌遗书》（论文），《国文学》第28卷7号，学灯社，1983年

阪下圭八《山上忆良的“儿女们”等问题》（论文），《文学》第35卷4号，岩波书店，1967年

寺崎保广《长屋王》，吉川弘文馆，1999年

安腾更生《鉴真》，吉川弘文馆，1967年

岸俊男《藤原仲麻吕》，吉川弘文馆，1969年

早川庄八《律令国家·王朝国家的天皇》（论文），《日本的社会史3》，岩波书店，1987年

年表

592年（崇峻五年） 苏我马子暗杀崇峻天皇、推古女皇即位

593年（推古元年） 厩户皇子（圣德太子）成为摄政

600年（推古八年） 派出最早的遣隋使（《隋书》）

603年（推古十一年） 制定冠位十二阶

604年（推古十二年） 制定宪法十七条

607年（推古十五年） 小野妹子使隋

608年（推古十六年） 小野妹子送隋外交官与留学生，再次前往隋朝

618年（推古二十六年） 隋朝灭亡，唐朝建立

630年（舒明二年） 派遣一次遣唐使

643年（皇极二年） 苏我入鹿将山背大兄灭门

645年（大化元年） 中大兄皇子灭掉苏我大臣家族、大化改新

646年（大化二年） 颁布改新诏书

660年（齐明六年） 百济灭亡

663年（天智二年） 白村江之战

667年（天智六年） 迁都近江大津宫

668年（天智七年） 高句丽灭亡

670年（天智九年） 编撰庚午年籍

672年（天武元年） 壬申之乱、迁都飞鸟净御原宫

681年（天武十年） 开始制定律令

683年（天武十二年） 大约从这一年开始铸造铜钱

689年（持统三年） 施行飞鸟净御原令

694年（持统八年） 迁都藤原京

701年（大宝元年） 任命粟田真人等人为遣唐使、大宝律令制定完成

708年（和铜元年） 铸造和同开珎铜币

710年（和铜三年） 迁都平城京（奈良）

718年（养老二年） 从此时起，藤原不比等等人开始制定养老律令

724年（神龟元年） 圣武天皇即位

729年（天平元年） 长屋王事变、藤原光明子成为皇后

740年（天平十二年） 藤原广嗣之乱、迁都恭仁京

741年（天平十三年） 发布建立国分寺、国分尼寺的诏书

743年（天平十五年） 发布垦田永年私财法、建造大佛诏书

749年（天平胜宝元年） 孝谦女帝即位

752年（天平胜宝四年） 东大寺大佛开光

754年（天平胜宝六年） 鉴真来到日本，进入东大寺

757年（天平宝字元年） 橘奈良麻吕之乱，藤原仲麻吕确立自己的权力

764年（天平宝字八年） 藤原仲麻吕（惠美押胜）发动叛乱，孝谦上皇出家后，又再次登基，是为称德天皇

766年（天平神护二年） 道镜成为法王

769年（神护景云三年） 宇佐八幡神托梦

770年（宝龟元年） 称德女帝殁，光仁天皇即位

781年（天应元年） 桓武天皇即位

784年（延历三年） 桓武天皇迁都长冈京

794年（延历十三年） 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

版权信息

书名：平安时代（岩波日本史第三卷）

作者：【日】保立道久

译者：章剑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05-01

ISBN：978-7-5133-3882-0

目录
CONTENTS

序言

第一章 桓武王统与平安王权的原型（九世纪）

1.桓武的兄弟妻子

2.嵯峨、淳和之间的皇位交替与危机

3.九世纪的遣唐使与地方社会

第二章 桓武王统的再建与王统分裂（十世纪）

1.宇多、醍醐与菅原道真

2.“承平天庆之乱”“安和之变”与王统分裂

3.遣唐使的废止与地方社会

第三章 王统的统一与藤原道长、后三条天皇（十一世纪）

1.王统分裂与摄关家

2.宫廷社会的成熟与院政的形成

3.入宋僧与地方社会

第四章 院政与内乱的时代（十二世纪）

1.白河院——“不义”之王权

2.鸟羽院——融合的挫折与武斗

3.后白河院与平清盛——颓废与华丽的极致

4.宋钱的流入与地方社会

结语——了解平安时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年表

《枕草子绘词》（局部）

《平治物语绘卷》（局部）

序言

本书所关注的平安时代，跨越了从八世纪末至十二世纪末的大约四百年。即便对于专门研究日本史的学者来说，要条理清晰地理解如此漫长的时代也是相当困难的。而且我们在提及平安时代时，将其区分为前期的所谓“摄关时代”和后期的所谓“院政时代”，已成为一种常见的套语。这种简便的说法确实抓住了时代的特征，在本书中也有使用。但反过来，这种说法同时具有模糊视点的危险，使我们难以把握这个时代的整体特征。

皇室的“新制”与“德政”

有鉴于此，本书将天皇家的历史置于中心位置，对相关论述进行了大胆的整理。其中的关键线索，是平安时代的天皇在即位后（如即位时尚年幼，则在成年后）颁布的被称为“新制”的标志世代更替的法律。或许“新制”一词并不为人所熟知，不过教科书记述了如醍醐天皇、后三条天皇、后白河天皇在即位后颁布的延喜、延久、保元《庄园整理令》。正如《保元新制》“九州之地者，一人之有也。王命外，何施私威”所说，所谓《庄园整理令》是以“王土思想”，即全国土地归天皇所有为前提的。正因为如此，新天皇即位后在“新制”中宣言：“非法获得的庄园必须废止，仅认定其中有来历的部分。”

另外，平安时代的法律是所谓“格式法”，即对现有律令条文进行修正、补充。这一点也被写入了教科书。但“格式法”最重要之处在于，它是颁布于世代更替之际的新制法，这一点必须注意。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新制法贯彻了中国儒家的德政理念。通常提起“德政”，比较有名的是镰仓幕府颁布的《永仁德政令》，其中包含了废除借贷关系的相关法令。由幕府颁布“德政令”反映了幕府权力已扩展到了平安时代天皇专制的国家政治领域。另外关于室町时代所谓的“德政起义”，也应从日本在国家建构中长久秉持德政理念这一角度加以理解。

更加大而言之，将标榜“文明开化”的“王政复古”称为“明治维新”等，也同这种天皇制的思想有关，其中包含了新天皇以“温故知新”的姿态推行“德政”这一逻辑。在日本，这种被称为“复古主义式的革新思想”，可以说将作为政治内容的“德政”与复古革新的形式深度结合在一起。

平安时代的首都与国家

以上是就政治思想而言的。而现实中的平安时代，在以往的历史沿革和奈良时代官僚体制的发展等前提下，以聚集于首都的财富和技术为基础，建立了较前代更为稳定的国家体制。在这种国家体制之下，日本的天皇制第一次正式导入了“德政”的政治思想。

正如这套“岩波日本史”系列的前一卷《飞鸟·奈良时代》中所强调的，在东亚地区，日本走上文明之路的时间较晚，于是通过继承和吸收中国、朝鲜半岛的文化，迅速使国家统治体制趋于完备。因此甚至有观点认为，实际上直到平安时代日本所吸收的文明才真正得以扎根于国家和社会之中。而且由于文明必须作为都市文明而存在，因此大体而言，或许可以说平安时代是日本第一次真正完成都市化的时代。当然，日本独特的原始血缘集团“氏”在平安时代依然留存，并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自八世纪后半叶开始，现实的政治、经济活动变成以“家”为单位展开，平安京[1]也由被授予各种家世门第的各家都市贵族、官僚集团及其属下配置的官衙所构成。而首都则不仅仅在政治上，在社会构成以及经济方面也同样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王权正建立在对首都的支配基础之上。

现在的历史学界将这种以首都为中心的国家称为“王朝国家”，将其社会、经济体系称为“国衙庄园体制”。平安时代正是这种以首都为中心的统治体制发展的时期。这种都市性的体制具有重大意义，它使得位于东亚一隅的日本各地域迅速开发，从而使经济得以发展。平安时代王权的安定正有赖于此。

但是问题在于，与“德政”的政治理想相违背，在平安时代，围绕着王权由谁掌握，展开了极为激烈的对立和抗争。而且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通常所认为的摄关家与武士阶层之间，也存在于天皇的父祖兄弟等皇族成员之间。从另一方面来说，大概也可以说平安时代的皇室极具能量，可以进行如此激烈的斗争。当然，皇室在平安时代以后依然是首都京都的贵族集团中最显赫的家族，在室町时代以后也一直保留着所谓“旧王”的家世门第，但王权内部已失去了充足的能量，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只不过是沾了过去的荣光，吃老本罢了。即便如此，平安时代跨越四百年的繁荣仍然赋予了天皇制巨大的能量，使其依然能够影响现代的社会、文化等各层面。

本书的构成

基于上述认知，本书采取了以天皇家族的历史为中心来描述平安时代的方法。本书的整体面貌与教科书等所记载的常识有很大差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阅读起来可能会略有困难。但是正因为本书的叙述更加细致具体，或许读者反而更容易理解。这是笔者所期待的。

最后，关于本书的构成简单地加以说明。全书分为四章，内容基本上按照世纪划分，即第一章主要是九世纪，第二章是十世纪，第三章是十一世纪，第四章是十二世纪。各章的前半部分在篇幅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详细追溯政治背景，最后一节对平安时代日本周边的国际关系以及日本国内的社会、经济状况加以概述。如同“因缘话”[2]，前一个时代的事件会影响到后一个时代，希望读者尽可能按照顺序来阅读。

注释：

[1]平安京，日本京都的古称。

[2]因缘话是一种叙述前世因缘的传说故事。

第一章 桓武王统与平安王权的原型（九世纪）

《信贵山缘起绘卷》中金碧辉煌的东大寺大佛（信贵山朝护孙子寺供图）

1.桓武的兄弟妻子

桓武天皇与早良亲王（崇道天皇）

在桓武天皇的父亲光仁天皇的时期，天皇家的血脉由天武天皇的子孙转换到了天智天皇的子孙。桓武天皇于七八一年即位，皇太子是同母胞弟早良亲王。

桓武即位后第二年，圣武天皇之女不破内亲王及其子冰上川继因谋反之罪被处以流刑，而与这次谋反有关联的大批贵族也失去了地位。由此，在奈良时代的天皇家占据主流的天武天皇一系的子孙几乎根绝，而奈良时代的贵族对天武天皇王统抱有的“天皇即神”[1]的宗教式崇敬，也随之土崩瓦解。

受“冰上川继事件”株连的贵族中，唯一复权的是以编纂《万叶集》而著称的大伴家持。家持之所以能复权，是因为他与皇太子早良的亲密关系。两人之间的接触可以追溯到奈良时代末政治斗争持续不断的不安定时期，当时早良居住在皇室宗庙东大寺[2]，被称为“亲王禅师”。由于两人的这段渊源，家持虽然一度下野，但又东山再起担任了早良的东宫大夫（皇太子官署的长官）这一要职。

考虑到这些因素，下面这种说法就相当具有吸引力：《万叶集》或许是大伴家持用来献给早良亲王的。《万叶集》可以说具有哀悼天武天皇王统命运的挽歌性质，对此深有共鸣的早良或许与桓武天皇持不同的政治立场。而正如其《喻族歌》中所述，家持是“拥有大伴这一显赫家世姓氏的大丈夫”[3]，对自己武官的姓氏出身有一种自豪，他的这一立场最终连累了早良。桓武着手营建长冈京[4]的第二年（七八五年），家持被怀疑企图暗杀主持营造工作的造长冈宫使藤原种继，此事最终牵连到皇太子早良。虽然早良否认了一切嫌疑指证，但还是被剥夺了皇太子之位，在前往流放地的船上壮烈地绝食而死。

迁都与藤原氏“式家”

在弟弟早良亲王愤懑而死的次月，桓武天皇于长冈京郊外举行郊天祭祀的即位仪式，同时册封自己的儿子平城为皇太子。但是，对于一直申诉无罪的弟弟的死，桓武似乎有很强烈的罪恶感。早在七九二年就有流言传说皇太子平城生病是因为早良的怨灵作祟，于是桓武派遣使者前往早良墓前谢罪。而第二年桓武开始准备迁都平安京，大概也包含着离开早良怨灵盘踞的长冈京重新开始的考虑。

但是，越想将这种恐惧隐藏在政权内部，现实中的桓武天皇的政治统治就越是专制而强势。失去对天武王统崇敬之念的贵族们竞相迎合桓武，其中领头的是藤原不比等的第三子藤原宇合的家族，即被称作“式家”的一脉。据说宇合的儿子良继有拥立光仁天皇之功，而良继的弟弟百川则在桓武被册立为太子一事上曾发挥过作用。但是对于式家来说，不幸的是良继和百川相继过世，而且继承两人的权势、成为迁都长冈京中心人物的侄子种继也在风头正盛的时候被暗杀。由此，式家幸存的重要人物只剩下种继的子女仲成、药子兄妹以及百川的儿子绪嗣等年轻人。不过如系谱图1所示，良继的女儿乙牟漏、百川的女儿旅子均嫁入桓武后宫，乙牟漏生下了平城、嵯峨，旅子生下了淳和，一共三位天皇。式家由此成为桓武的近亲，从而确立了权势。

式家的权势在皇太子平城的东宫官署的构成上体现得再清晰不过了。东宫大夫藤原葛野麻吕虽然出身于藤原氏北家（藤原不比等次子房前的家系），但与种继的女儿药子是“私通关系”，继任的东宫大夫是药子的丈夫、出身于式家的绳主，药子自己也作为女官长供职东宫。另外还有确凿证据表明药子的兄长仲成是平城的亲信。

不过，在平城的东宫官署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东宫官署次官的位置被藤原氏北家的藤原内麻吕的儿子真夏占据。内麻吕作为公卿中最年长者在朝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后来平安时代藤原北家嫡系的摄关家之祖。引人注目的是，内麻吕的妻子百济永继出身于百济王族，曾经是桓武天皇宠爱的采女（即宫女），她在嫁给内麻吕后生育了真夏、冬嗣两兄弟，后来又再次回到桓武身边，并生下了皇子良岑安世。也就是说，桓武一度将采女赐予内麻吕为妻，而内麻吕又将其进献给了桓武。内麻吕和真夏的权势地位，正是依靠着与桓武之间的这层特殊关系支撑的。

系谱图1 藤原氏式家

京家的麻吕之子浜成在“冰上川继事件”中连坐，南家的重要人物在平城天皇时期的“伊予亲王事件”中连坐，均失势。

桓武诸皇子的异母兄妹婚与“德政”论争

提起桓武天皇时期的政治，通常可以举出七九四年的迁都平安京、征夷大将军坂上田村麻吕战胜虾夷[5]等“营建和军事”方面的大事业，以及倡导“德政”的政治改革。桓武的政治功业确实可以称得上辉煌，尤其是其推行的“德政”是平安时代天皇颁布“德政/新制”法令的原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桓武即位后所定的年号“延历”取自唐太宗（唐朝第二代皇帝李世民）诏命编纂的古籍《群书治要》中的一节，“民咏德政，则延期过历”[6]。桓武无疑是将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作为治世的理想。

系谱图2 桓武天皇的婚姻关系

内为天皇，右上角的数字表示天皇世代；（ ）内为女性；内为被废黜的皇太子。

然而尽管抱有如此崇高的理想，随着自己年岁已高，皇位继承问题日益紧迫，桓武天皇不可避免地陷入到各种不安和焦虑中，备受折磨。反映桓武当时心境的第一个证据是，在迁都平安京不久后的八〇〇年，他追赠早良亲王为崇道天皇。被迫授予过世的早良以天皇尊号，此事的意义不可小觑。

而第二个证据是，第二年桓武天皇从众多皇子中选出平城、嵯峨、淳和三人与自己的女儿（即大宅、高津、高志三位内亲王）成婚（如系谱图2所示）。传说桓武曾留下自己死后由三位皇子每隔十年轮流即位的遗言。从这个传说中，大概能够感受到桓武希望由兄妹结婚生育的“纯血皇孙”继承皇位的执念。而在这三对兄妹婚中，直到桓武去世前夕的八〇六年，才终于由幼子淳和夫妇生下了“纯血皇孙”，即恒世皇子。于是恒世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比任何人都更具备合法性的“正嫡”，进而成为桓武最终的皇位继承人。

然而桓武天皇的执念威胁到了皇太子平城的地位。平城已经做了大约二十年的皇太子，长期位居东宫，也培植了自身势力。平城虽然跟一些小氏族出身的女子生下了高丘亲王等子嗣，但在奉桓武之命与妹妹大宅内亲王结婚后，两人却未能诞下子嗣。另外，平城后来又迎娶了藤原氏式家出身的藤原带子（藤原百川之女）为妻，在此之前还娶了同为式家出身的藤原药子之女，二人均未见怀孕迹象。而藤原药子实在看不下去，不仅要求女儿，连自己也时常“出入平城寝宫”。这一丑闻招致了桓武的震怒。

去世之前，桓武天皇对式家出身的藤原百川的儿子绪嗣尤为宠爱。绪嗣的堂姐妹藤原旅子是桓武的妻子、淳和的母亲，也就是“正嫡”恒世的祖母。八〇二年桓武曾述怀说，“如果没有绪嗣的父亲百川的帮助，我就不会登上帝位”，于是将年仅二十九岁的绪嗣一举提拔到公卿之位。临死之前，又命藤原内麻吕将绪嗣和东宫学士菅野真道召至御前，令他们论辩“天下德政”，并对绪嗣有关“方今天下所苦，军事与造作也”[7]的论述赞赏有加。

二战之前的天皇主义教育，对桓武天皇接受绪嗣的谏言下令停止征讨虾夷和中止营造平安京一事大加赞颂，称其“显示了桓武天皇悲天悯人推行德政的态度”。但是如果将当时的政治动向作为整体来考虑的话，尤为重要的是，这一“德政”论辩实际上反映了皇太子平城的地位随着桓武“正嫡”恒世的诞生而下降的政局变化，以及在此背景下形成了“平城—药子—仲成—菅野真道”和“淳和—恒世—藤原绪嗣”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对立。

“药子之变”与藤原氏“式家”的没落

德政论辩的第二年（八〇六年）春，七十高龄的桓武天皇去世，身后留下了错综复杂的政局：不仅平城、嵯峨、淳和三位皇子拥有皇位继承权，淳和之子恒世更被视为最正统的继承人。

总算坐上了期盼已久的皇位的平城天皇，即位后接连推出大规模的国家制度和地方行政改革，其核心内容便是设置“观察使”[8]。虽然这一举措受到了桓武天皇时期设置“勘解由使”[9]的启发，不过“观察使”一职也出现于唐朝官制中，设置该职务很可能是以平城即位前夕刚回国的遣唐使所带回的唐朝最新消息为依据的。但是平城的制度改革过于粗暴迅猛，使得宫廷内部矛盾激化，一触即发。平成在位仅四年就让位于弟弟嵯峨，同时又将自己的儿子高丘亲王册立为嵯峨的皇太子，甚至策划将都城迁回旧都奈良，希望在退位后继续主导国政。然而平城立高丘为皇太子被认为违背了桓武的遗志，从而招致宫廷上下一致反对。始终支持平城的实际上只有藤原仲成和藤原药子，就连曾经担任其东宫大夫的藤原葛野麻吕以及药子的丈夫藤原绳主也持观望态度。

八一〇年九月六日，朝廷发布了主持迁都奈良工作的造宫使的人事任命。嵯峨天皇在故意作出这种顺从上皇平城意志的政治姿态的同时，于四日后果断逮捕了疏于防备而滞留京城的藤原仲成，并于第二天将其射杀，然后把一切都归咎于平城的女官长藤原药子犯下“淫”“爱媚”的罪责[10]，断然对平城一方进行军事打击。

平城与药子同乘舆辇仓皇逃出奈良，欲去往东国地区[11]，却因前路被阻断而未能成行。平城无奈出家，药子服毒自杀。之后，平城虽然保住了上皇的地位，但其子高丘的皇太子之位被废黜，最后遁入东大寺出家为僧，法名真如。如同早良亲王时一样，东大寺再次成为失去权势的皇子的避难所；不过比起早良，真如的处境或许更加步履艰难。

这就是所谓的“药子之变”，其影响极为深远。最引人注目的是嵯峨天皇一方采取了迅速果断的军事行动。指挥这场行动的是征夷大将军坂上田村麻吕。田村麻吕曾经长期跟随在平城身边担负守护工作，深得平城信赖。正是利用这一身份，他成功策反了曾一同活跃于对虾夷作战时的盟友、当时担任平城核心护卫的文室绵麻吕，从而一举击溃平城的军队。一般提起田村麻吕，人们主要的印象是他在对虾夷作战中的出色表现。确实，进入九世纪以后，具备东国、奥羽[12]从军经验的中级贵族中，涌现出一批精通弓马骑射、被誉为“世代将种”“武艺之家”的武官世家，田村麻吕正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但是，田村麻吕真正的历史作用，则是将其在对虾夷作战中锻炼出来的军事才能发挥于皇室的内部斗争中。

检非违使的设置与“武士”的登场

今天一提起“武士”，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都是源平的武士。不过这类“武士”实际上早在平安时代初期就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而将武士组织纳入国家的体制框架之内，始于“药子之变”后不久设置的“令外官”[13]检非违使。检非违使原本是从近卫以下的卫府[14]官员中选拔的天皇亲卫队，后来逐渐吸收了律令中规定的刑部、弹正台[15]等机构的功能，进而承担了本来由京职（京都的衙门）所掌管的都市警察的职能，发展成为护卫宫城和首都的治安、检举“非违”[16]的强力组织。

需要注意的是，将武士称为“もののふ”是有理由的。“もののふ”的“もの”（物）是指附体在人身上的“物の怪”（邪魔恶怪、鬼怪、死者怨灵、癫狂怪物）等，而所谓“物部”（もののふ/もののべ）则是指保护王公贵戚不受这些“恶”的侵袭，担负护卫、处刑等工作的人（古代有名的氏族“物部氏”就是由其职务而得名）。直到平安时代初期，在京都的监狱、集市等地都设置有相当数量的“物部”，担任行刑官、刽子手的角色。而检非违使掌握了首都警察权，意味着“武士”将这些“物部”置于麾下，行使都市的警察、刑狱职能。正如田村麻吕凭借着平定“药子之变”的功绩而登上大纳言[17]的高位，武士一方面将势力深入到了王权的中枢，同时又以另一种身份登上历史舞台——武士拥有掌管死者怨灵等与死相关的各种凶秽之事以及死囚的职能。

注释：

[1]参见《万叶集》卷二。本书中的注释除特殊标注外，均为译者注，后不再一一标明。

[2]东大寺是南都（现在的奈良）七大寺之一，745年由圣武天皇所建。754年鉴真在这里建立了日本最早的戒坛院。1180年在平重衡攻打南都的军事行动中烧毁，次年诏命重建。

[3]参见《万叶集》卷二十。

[4]长冈京是桓武天皇最初的都城（784—794），位于现在的京都府向日市和长冈京市附近。

[5]虾夷是指古代占据日本列岛东北部，不受当时日本朝廷管制的少数民族。

[6]参见《群书治要》卷二十六。

[7]参见《日本后纪》卷十三“延历二十四年（805年）十二月七日”条。

[8]观察使是由中央派驻各地，视察诸国和地方行政长官施政情况的官职，平城天皇大同元年（806年）设置。在中国唐代，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于全国各道设置采访处置使（简称采访使），察访地方政绩；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改名观察处置使（简称观察使）。

[9]勘解由使，负责在国司（律令制下诸国的行政长官）交替时，审查新任职者交付给前任的公文的官职。

[10]参见《日本后纪》卷二十“弘仁元年（805年）九月十二日”条。

[11]东国，广义上是都城（京都）以东诸藩国的总称；狭义一般指箱根峠、足柄峠（位于神奈川县）以及碓冰峠（位于群马县）以东诸藩国，又称作“关东”“坂东”。

[12]奥羽，律令制下东山道陆奥国和出羽国的合称，即现在的东北地区，包括青森、秋田、岩手、宫城、山形、福岛六县。

[13]令外官指在律令制下的官制规定以外设立的官职。多为根据需要临时设立，也有部分常设官职。

[14]卫府是负责宫城护卫以及行幸时的警备等工作的官署总称，包括左右近卫府、左右卫门府、左右兵卫府，合称为六卫府。

[15]弹正台是检举都城内违法行为、整顿官员纲纪的官署。

[16]非违意指非法、违法行为。

[17]大纳言是律令制下太政官（内阁）的次官，地位仅次于左右大臣，作为参议之一参与国政的审议，向天皇上奏政务和宣达诏命。

2.嵯峨、淳和之间的皇位交替与危机

嵯峨、淳和之间的皇位交替与藤原北家

如此一来，在拥有皇位继承权的桓武天皇三位皇子中，平城首先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剩下的两人中，年长的嵯峨继承了皇位，年幼的淳和则坐上了皇太子之位。嵯峨在“药子之变”后的第二年，开始大规模编纂被称为《弘仁格式》的律令修正法及其实施细则，提高自身的权威。这或许也反映了嵯峨对于奈良时代以来持续不断的各种血腥事件的反省。由此天皇制迎来了约三十年的安定期。嵯峨与淳和和平友好地分享了皇位。如系谱图3所示，嵯峨在位十余年后让位于淳和，自己做了上皇，而淳和即位后册立嵯峨之子仁明为皇太子。又经过十年，淳和也退位成为上皇，仁明即位，其皇太子则是淳和之子恒贞。由于桓武的“纯血皇孙”恒世早逝，皇太子恒贞可以说是继承了恒世的“正统”地位。在日本天皇制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皇位在兄弟的子孙之间“迭立”（交替继承皇位）的状况。

系谱图3嵯峨、淳和两系“迭立”

数字表示嵯峨以后的天皇世代

另一方面，在贵族社会内部因藤原氏式家的没落而渔翁得利的，是系谱图4中的藤原氏北家的藤原内麻吕。内麻吕在“药子之变”前夕出任右大臣，位居公卿之首，实际上参与了所有事件的幕后操控。他一方面让长子真夏侍奉平城，另一方面又早早地让次子冬嗣服侍尚是皇太子的嵯峨，可以说是在太上天皇平城和天皇嵯峨两方下注，无论最后谁胜谁负都没有关系，可谓思虑周全。于是，长子真夏在“药子之变”后继续侍奉退隐的平城，而次子冬嗣则担任了在事变的紧要关头临时设置的“令外官”藏人所[1]的首任长官，并在之后顺利升迁。对于确立藤原氏北家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八二三年嵯峨让位于淳和，嵯峨之子仁明被册立为皇太子，与此同时，冬嗣与天皇家结成了紧密的姻亲关系，冬嗣将女儿顺子嫁入仁明宫中，又为儿子良房迎娶嵯峨之女源洁姬。也就是说，嵯峨和冬嗣让各自的子女相互结亲。从此藤原氏北家的血统与皇室血脉完全交融，从而获得了凌驾于此前桓武天皇和藤原氏式家关系之上的显赫地位。

系谱图4 桓武王统与藤原氏北家间的女性嫁娶（1）

此外，由冬嗣担任首任“头”[2]的藏人所，与前述的检非违使并列成为“药子之变”在国家制度方面留下的最大遗产。“藏人”别名“男房”，顾名思义，即与“女房”一样，是由天皇身边的亲信组成，负责宫中宿卫、照顾天皇日常起居的贵族集团，也就是所谓的“王的侍从”。同时他们还参与指挥、联络官僚组织等政治机密事务，体现了天皇个人的“家”政机关在国家机构中的位置。这无疑是围绕皇位所展开的激烈政治斗争的结果。当然，这类亲信集团在奈良时代也曾有过，只不过奈良时代所谓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家”——包括官僚组织在内的国家整体都是被赋予神权力量的“王家”。但是，在官僚组织飞跃发展的过程中，将“王家”与国家的官僚组织相区别，分离出来并加以制度化，是势在必行的。

于是以“王的侍从”为原型，贵族中开始逐渐形成侍从组织。如此一来，就如同“藏人头”的两个职位分别配属文官、武官一样，“侍”也是由文官、武官两部分构成的。一般认为“侍”等同于“武士”，以“武士”为职能的武官确实“侍”的色彩更加浓厚。但是正如上文所说，具有人格性地侍奉在君主身边的近臣“侍”，与担负护卫、刑罚职能的“武士”，本身就是两个不同意思的词语，对这点必须加以注意。

“承和之变”与《竹取物语》

如前文所述，嵯峨、淳和两兄弟间维系的和平局面一直持续了约三十年。在此期间，所谓“弘仁文化”等新兴的唐风文化得以发展，并被视为日本最初的真正的都市宫廷文化。可是，随着淳和于八四〇年（承和七年）、嵯峨于八四二年相继去世，“兄弟天皇间的和平”局面也瞬间瓦解。

嵯峨死后不久，仁明天皇下令逮捕了皇太子恒贞（淳和之子）的亲信橘逸势和伴健岑，理由是他们想要拥立皇太子出奔东国地区，意图谋反。恒贞也因此被剥夺了皇太子的地位，而淳和派的贵族也全部失势。在这次事变的检举中表现最为活跃的，是藤原冬嗣之子、迎娶了嵯峨之女源洁姬的藤原良房（参见系谱图4）。而皇太子之位则由仁明与良房妹妹所生的文德继任。就这样，仁明依靠着与几乎可以算作皇族一员的良房之间的关系，稳住了局势。

这就是所谓的“承和之变”，一般将其解释为藤原氏北家对橘、伴等氏族采取的“排斥异己”的阴谋。可是就该事件的本质而言，实质上是取消了王权内部业已存在的嵯峨、淳和两系之间相互交替的王统承继方式，而以仁明、文德父子间的直系传承取而代之，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藤原良房一跃成为天皇的妻兄、皇太子的舅父，藤原氏北家从而确立了凌驾于桓武天皇时期的藤原氏式家之上的权威，这些都是王统传承的直系化所带来的结果。另一方面，废太子恒贞入东大寺出家，成为“药子之变”的牺牲者、原皇太子高丘（真如亲王）的弟子。当时的人们一定从两位皇太子的命运中，看到了桓武王统的曲折吧。

与之相对，安然渡过“承和之变”的仁明天皇时年三十三岁，正值壮年。成功消除两统分裂的状态使他获得了极大的权威，由此更加绚烂的唐风宫廷文化得以发展。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竹取物语》的应运而生。

在嵯峨、仁明两天皇的时代，旧历十一月举行的新尝祭（由天皇主持的庆祝、祈求丰收的祭祀）中盛行五节舞（少女们装扮成“天女”献舞的舞蹈会）表演，这是《竹取物语》的故事背景。在这个时代，五节舞的舞姬们在舞蹈结束后常常会登上天皇的寝殿，因此五节舞是贵族少女们第一次出现在社交场合，这是在众人面前展示容姿的宫廷舞会，也是遴选王妃的舞会，在宫廷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

但求天上风，吹断云中路，

似此神仙姿，人间能暂驻。

（《古今和歌集》卷十七）[3]

这首著名的和歌是仁明天皇时期的藏人头良岑宗贞（即后来出家担任僧正的遍昭）吟咏五节舞姬的作品，歌中明确指出了她们装扮成天女。五节舞起源于天武天皇于吉野山中遇见天女的神话传说，而在日本天皇制的历史中原本就存在着“因为能与天女结婚，故而被称为天皇”的观念。因此，《竹取物语》归根结底也是天皇与天女的恋爱故事，与这种观念是同一架构。

《竹取物语》的故事以在富士山顶烧掉“不死之药”结尾，这不禁令人联想到八四九年仁明天皇四十岁寿宴上绘有天女手捧装有“不死之药”壶图案的雕像。据说仁明还曾将自己炼制的仙药赐予藤原良房的弟弟良相，良相毫不犹豫地将仙药一饮而尽，使得仁明加深了对他的信任。也就是说，天皇深受当时流行的中国道教神仙思想（以及长生不死的仙药这一核心观念）的影响。另外正如这段逸事所示的，良相成了仁明的心腹，于是他跟同为仁明近臣的振兴中国式宫廷文化的中心人物伴善男有了密切往来，这在后来引发了重大的问题。[4]

仁明的寿宴上，进献了这样一首阐述国家思想的长歌：邻国的国王充其量不过“百嗣”（传承百世），与之相对，“大和国”则是“世代承袭，每位天皇都是现身于人世间的神”，“天皇的治世千秋万代，绵延永续”[5]。这是通过与东亚诸国比较，进而阐述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制思想体系的非常早期的史料。从中可以看到高扬的国家意识——奈良时代以来虽然存在着激烈的内部争斗，但最终天皇家的血脉得以延续，王统得以统一。《古今和歌集》（卷七“贺歌”）中那首作为日本国歌《君之代》原型的和歌（作者不详）[6]，大概也是在这种氛围中创作的。

“应天门之变”与清和王朝

当然，《竹取物语》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并非天皇制的真实历史。实际上颇为讽刺的是，与寿命稍长的嵯峨、淳和不同，由于仁明喜好服用剧药，他在四十岁寿诞的第二年（八五〇年）就去世了，年仅四十一岁。而继任皇位的仁明之子文德天皇，也在即位八年后的三十二岁就过世了。

接替文德的是清和天皇，他被册立为皇太子时年仅一岁，八五八年即位时也仅九岁，是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幼帝”。不过，清和天皇在即位后的第二年确定了新年号“贞观”，这是有意追随唐太宗“贞观之治”这一桓武天皇的政治理想的产物。由此，清和作为承继桓武正统的天皇，拥有了至高的权威。而代替年幼的清和行使权威的是藤原良房、良相两兄弟。良房（文德的岳父，清和的外祖父）在文德去世前，以臣下身份首次登上了太政大臣高位，而良相以仁明近臣的身份发迹后曾担任过清和的东宫大夫。

然而，在这两位代行王权的藤原氏北家出身的兄弟之间掀起了政治波澜。作为兄长的良房，仅有的一个女儿成了文德的皇妃，于是就没有了能够嫁入清和宫中的人选。而良房之所以能够获得高位，依靠的是迎娶了嵯峨天皇之女（源洁姬），故而良房并没有其他妻妾，也没有儿子。于是如系谱图5所示，良房将哥哥的两名子女基经和高子收为养子，以备将来与皇室维持姻亲关系。有了这一伏笔，八五九年十一月在即位第二年举行的大尝祭上，高子作为舞姬在御前表演了五节舞。这时清和只有十岁，而高子要年长得多，已经十八岁了。或许也是因为这一年龄差距，高子在五节舞会上与有名的风流公子在原业平邂逅，于是两人坠入爱河的流言四起，一时传得满城风雨。而在原业平也是出身高贵的王孙公子，是平城天皇的皇孙。

系谱图5 桓武王统与藤原氏北家间的女性嫁娶（2）

▲表示养子（原本是兄长长良之子）

大概也受到这一花边新闻的影响，五年后的八六四年清和天皇元服[7]之际，进宫侍寝的是良房的弟弟良相的女儿多美子。如果多美子生下皇子，良相恐怕就会取代良房的地位。而就在此时，发生了八六六年的应天门烧毁事件[8]。虽然事件的真相不明，但清和为了平息事态任命良房为摄政[9]，这是史上首次由人臣出任该职；而且将纵火的嫌疑指向了受先帝仁明提拔而得以破格晋升的大纳言伴善男。虽然伴善男断然否认，但还是被处以流刑。而同为仁明近臣的良相也被质疑与伴善男关系密切，最终两人一同失去了权势。这一事件也成为平安时代摄关家确立权威后时常发生的兄弟相争的原型。

经过这些波折后，在“应天门之变”的当年（八六六年）年底，高子进宫来到清和身边，此时她已经二十五岁，距离上次表演五节舞已经过去了七年时间。而她与在原业平之间的流言蜚语恐怕也传到了清和耳中，但是清和还是接受了高子。不久后高子生下阳成皇子，阳成于八六九年被册立为皇太子，那时他才仅仅三个月大。如果事情就这么继续发展的话，虽然其中会有少许波折，但清和、阳成父子应该能够顺利地提高威望。尤其是在统治初期，清和下令编纂《贞观格》，从中可以看出其意欲建立真正的王朝。《贞观格》的具体实施者是良房的养子藤原基经。基经接替过世的良房，继任摄政之职，由此确立了藤原氏北家的“摄政家”门第。

八七六年，二十七岁的清和让位于九岁的皇太子阳成，自己则成为上皇，希望依靠“父皇”的地位来完成“院政”统治。而院政的施行理应得到摄政基经和太后高子的支持，其所追求的目标大概应该是将九世纪“嵯峨→仁明→文德→清和→阳成”这一延续的桓武直系王统的权威推向顶点。但是在权威达到顶点后，受到清和的健康状况恶化这一因素的影响，王权内部发生了一连串肆意妄为之举。而这其实是有所预兆的：一是清和的淫乱行为，在其三十一岁去世之前的短时期内仅仅可以确认的妃嫔就多达三十余人；二是八七九年清和出家修行后，高子挑选了在原业平担任阳成的藏人头。

在原业平与清和于八八〇年相继去世，局势剧变。清和在遗言中命令基经再次担任太政大臣，同时继续保留摄政之职。但是基经却上表推辞不受，在家闭门不出以示不满。基经不满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基经原本期望女儿温子入宫成为即将元服的阳成天皇的皇妃，但遭到了高子的拒绝；二是高子欲册立贞数亲王为阳成的皇太子，贞数为在原业平的侄女所生，是清和的皇子（传说其实际是在原业平之子）。

在这一时期的宫廷中，高子与在原业平之间奔放的恋爱关系影响巨大。在跟高子的不伦之恋结束后，业平又与清和的妹妹恬子私通。恬子当时任职于伊势斋宫，是伊势神宫[10]的女祭司长。两人所生的儿子后来成为高阶氏的祖先。这个著名的故事成为《伊势物语》书名的由来，正如后文中将有所提及的，对于平安王朝而言它绝不仅仅是一件单纯的风流逸事那么简单。[11]

注释：

[1]藏人所是弘仁元年（810年）由嵯峨天皇在律令制的官制之外设立的官署，掌管天皇机密文书和传旨、进奏、仪式等宫中大小事务。

[2]即“藏人头”，藏人所的长官。

[3]译文据杨烈译本（纪贯之等撰，杨烈译《古今和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73页）。

[4]见本书第36页。——编者注

[5]参见《续日本后纪》卷十九“嘉祥二年（849年）三月二十六日”条。

[6]和歌内容为：“祝君千万寿，福禄日崔嵬，细石成岩石，山岩长绿苔。”译文据杨烈译本（纪贯之等撰，杨烈译《古今和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74页）。

[7]元服是古时男子开始戴冠的仪式，标志男子成年。原为中国的古礼，《仪礼·士冠礼》：“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后传入日本。

[8]贞观八年闰三月十日夜，太极殿前的应天门突然起火，连同两侧的栖凤楼和祥鸾楼一并被火海吞没。朝中各派势力便以此为由头互相攻讦，最终导致一场“大清洗”。

[9]摄政是天皇年幼或女皇执政时代代理天皇处理国政的重要职务，在藤原良房以前仅由皇族出任。

[10]伊势神宫是位于三重县伊势市的王室宗庙，内宫祭祀天照大神，外宫祭祀丰受大神。与石清水八幡宫、贺茂神社并称为“三社”。

[11]见本书第106—107页。——编者注

3.九世纪的遣唐使与地方社会

延历年间的遣唐使派遣与最澄、空海

九世纪政治史的焦点之一是这一时期的王权与对外关系的问题。天智天皇时期的白村江之战[1]失败后，百济王族流亡日本，而桓武天皇的母亲高野新笠正是出身于百济王族，这一点尤为重要。桓武之所以选择长冈作为新都，其理由也在于长冈周边是百济王族的聚居地。桓武基于自己的身世，认为自己不仅仅是日本的王，也与百济王有着血脉联系。“大刀契”是象征天皇的宝物之一，被视作流亡的百济王族所进献的宝剑，桓武在即位后尤其强调了这把宝剑的意义。

为了实现桓武天皇的国际野心，首先必须完成对虾夷的征战，然后必须让处于东亚秩序中心地位的唐朝承认日本与新罗之间的宗主国与附属国关系。基于这一目标，八〇一年二月，桓武派遣征夷大将军坂上田村麻吕平定虾夷，同年八月，任命皇太子平城的亲信、前东宫大夫、大宰大贰[2]藤原葛野麻吕为遣唐使。这表明了桓武为交接皇位，让皇太子平城站到前台推进东亚政策的态度。而作为“父皇”的桓武在遣唐使尚在途中时，就已屡屡召见平城等人交代后事，其态度再明显不过了。

抵达唐朝的遣唐使不仅碰巧遇到八〇五年正月德宗皇帝驾崩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皇登基，而且也目睹了唐帝国面临吐蕃入侵和节度使叛乱而走向衰落的局面。而在遣唐使于同年归国后，日本也出现了由桓武到平城的王权更迭的复杂局势，最终如前文所述，导致了平城、藤原葛野麻吕的垮台以及“药子之变”。

虽说如此，通过这次遣唐使的派遣，桓武王统还是与唐朝正式缔结了邦交，影响深远。例如根据遣唐使之一的菅原清公的建议，朝廷的仪式进一步唐风化，使得这一时期产生了比奈良时代更具唐风特色的所谓“弘仁文化”。另外，遣唐使中还出现了被后世誉为“三笔”[3]之一的文化人橘逸势（嵯峨之妻的氏族），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而最澄和空海也随同此次遣唐使出访，其意义自不待言。二人得到中国佛教界高度评价，回到日本后分别开创了天台宗和真言宗，并得到嵯峨、淳和天皇的皈依，从而构建了平安时代国家佛教的框架。尤其是最澄建立的比叡山延历寺[4]，继承了以东大寺为中心的奈良时代国家佛教的教义学术传统，后来涌现出了众多渡唐僧侣，由此佛教在中日关系上承担起了邦交礼仪和器物输入的角色。

九世纪的政治斗争与新罗

嵯峨天皇时就很重视父皇桓武派遣延历遣唐使的先例。为了庆祝皇位交接，仁明天皇即位的第二年（八三四年）就任命了遣唐使。担任遣唐大使的是延历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的儿子常嗣，被选为随行人员的有最澄的弟子圆仁、空海的弟子真济（没去成）等人。在这次行程中，据说圆仁来到流传着文殊菩萨显现传说的东亚佛教圣地山西省五台山，感应到了文殊菩萨。这一著名事迹，使得圆仁所属的延历寺被赋予了与东大寺比肩的国家性宗教的色彩。这一时期的日本人认为五台山是相当于日本吉野山总本山的“黄金山”，正是由于“五台山＝吉野山”的宗教力量使得陆奥[5]黄金得以发现。而众所周知，毗卢遮那佛信仰是由中国传入的，但就宗教逻辑而言，令东大寺大佛（毗卢遮那佛）镀金成为可能的陆奥黄金的发现也是源自跨越国界的佛法之力。此后，黄金成为日本主要的出口商品，直到马可·波罗在《东方见闻录》中所描述的“日本黄金传说”，都可以看到其影响。

圆仁的游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一时期在日趋活跃的北方少数民族活动的影响下，唐帝国逐渐走向崩溃，得到唐帝国支持的新罗也随之衰落，从而开启了一个大的历史变动时期，而此时新罗的商人也开始在极广的范围内从事商业活动。

这种国际形势对日本国内局势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具有震撼性的事件是，在“承和之变”的第二年（八四三年），前任筑前守[6]文室宫田麻吕因与新罗人张弓福往来密切而被控谋反。张弓福是来往于唐朝、新罗和日本之间的海商，后凭借实力成为军人，当时正好欲将女儿嫁入新罗王室而发起叛乱。八四〇年，张弓福曾向日本献上贡品以求交好，时任筑前守的宫田麻吕与其有过交往。实际上宫田麻吕也曾牵扯进了八四二年的“承和之变”中，只不过当时因为人不在京都而未受株连。宫田麻吕就这样被治谋反罪，后来他与“承和之变”的首犯橘逸势一起成为令人恐惧的专门针对皇室作祟的怨灵。

具有遣唐使经历的橘逸势和被怀疑策划国际阴谋的宫田麻吕成了与早良亲王、藤原仲成等人并列的九世纪怨灵代表，大概也让王权感受到了国际关系的“恐怖”。毕竟，这一新罗王室的反叛者与日本皇室的谋反者相互勾结的事件是空前绝后的。由此，日本完全断绝了与新罗的邦交。

但是，与新罗的关系危机依然持续。八六九年丰前国[7]运送赋税的船只遭新罗“海贼”袭击，再次震撼了日本。虽然实际上很可能不过是贸易纠纷，但政府还是怀疑长期寄居于大宰府[8]的“归化”新罗商人，随后将其中二十人流放到东国地区。这样一来，与新罗之间的民间贸易也受到抑制。此时，政府基于“我日本朝乃所谓神明之国也”的神国思想，向以伊势神宫为首的各神社祈祷，甚至搬出神功皇后的神话[9]，不容分说地断定新罗为仇敌。

事件后第二年，即八七〇年，这次是大宰少贰藤原元利麻吕被控与新罗共谋叛乱。元利麻吕是“应天门之变”首犯伴善男的同僚，也是藤原良相的家臣，因此这一事件可以视为是在清除“应天门之变”的余党。而作为谋反证据提交的是新罗国王的“国牒”，由此可知这一事件的背景极深。藤原元利麻吕出身于藤原氏式家，是药子的侄子，其身份的意义不可小觑，式家就此完全没落。

经过这些事件，朝廷在国际文化交流领域原本暂时缓和的排外态度又再次强化。当然，这只不过是国家对外的态度问题，而由新罗商人开辟的新的海上贸易之路愈加呈现出超越既有国家框架的面貌，如同后来所看到的，给平安时代的对外关系带来了极大影响。

思考这一系列事件，不禁让我们想起“药子之变”后被赶下皇太子宝座成为东大寺僧侣的高丘亲王（真如亲王），他于八六二年赴唐朝，继而踏上前往天竺的朝圣之旅，最终客死印度支那半岛。以他丰富的国际经验，会如何看待日本这种对外的国家态度呢？如前文所述，曾被视为桓武王统的正统继承人，却在“承和之变”后背负废太子的命运，不久在东大寺出家而成为高丘的弟子——对于有着如此曲折人生的恒贞亲王而言，他又会如何看待九世纪的国家发展历程呢？

庄园与贵族的地方“留住”

九世纪，取代传统的氏族、氏姓制度，一个个皇室贵族之“家”将其地方的领地集中到一起，形成了庄园。首先是皇室自身从桓武天皇以来就在各地大规模地进行“敕旨田”[10]的开发，尤其是嵯峨、淳和两位上皇竞相设立敕旨田。这些敕旨田中的相当一部分变成了庄园，为包括众多亲王、内亲王在内的皇室成员所领有。贵族们也不甘落后，比如利用国司等职权，在地方获取自家庄园。问题在于部分皇室贵族以及官僚为谋取财富和地位而“留住”在地方，正如《太政官符》中所记：“或就婚姻，或遂农商，居住外国，业同土民。”[11]后来出了平将门的桓武平氏等也采取这种形式，以东国地区的庄园和国司职权为后盾，在东国留住，从而扎根发展起来。

庄园的数量和面积当然绝对算不上多，不过在这个时期业已广泛分布于全国了，在其影响之下，地域开发、当地特产生产以及社会分工和商业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由此带来了九世纪的经济繁荣。占据日本列岛中央水陆交通要地的平安京聚积了包含这些庄园租税在内的巨大财富。在税收等物资的运输方面，比起国衙[12]的租庸调等国家赋税，皇室领有的庄园的租税要更为优先确保。而且即便是国衙的运输使者，实际上很多时候也是在为国司运送私物。在回顾九世纪的法律等问题时，往往只是片面强调了由于租庸调未能收缴致使国家财政陷入危机，而其未能收缴的相当一部分理由在于，皇室贵族对自家庄园租税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国家的租庸调。

尤为重要的是，正如前文《太政官符》中所记的“遂农商”，这些物资常常带有商品性质。于是商贸活动日趋发达，甚至涵盖了与虾夷和新罗的对外贸易。例如在九世纪中叶，本应作为贡品上贡朝廷的陆奥特产被“商旅之徒”抢先购得，而这些“商旅之徒”频繁地往来于陆奥白川关。在西国地区[13]，这类“官人、百姓、商旅之徒”[14]的活动自八世纪起已十分活跃，众所周知，九世纪以后贵族和各种商人的船只出入于大宰府收买大米等物资。就这样，京都的财富越来越膨胀，由此支撑起了更加绚丽的九世纪都市宫廷文化。

“富豪浪人”与“富豪之辈”的经营

对于九世纪的国衙来说，留住的贵族是一群非常难以管理之人。这些留住的贵族从律令制的角度而言只不过是些离开了本籍所在地的“浪人”，但是又常常与国司具有同等官僚身份。国衙将这些留住者称为“富豪浪人”，将他们视为给地方行政带来困难的罪魁祸首。

另一方面，此时在地方民众中也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富豪之辈”。他们通过经营私人田产和发放稻种高利贷（即所谓“营田”和“私出举”）而积蓄了实力，经常为周边民众代缴赋税，从而将其置于自己的支配下。这些地方富豪阶层或是与当地的“富豪浪人”联合，或是亲自上京获得贵族的“家人”（即所谓“侍”）、下级官吏等身份，以此与贵族之“家”建立直接联系，从而获得“庄长”“庄预”等贵族庄园管理者的地位，庄园逐渐将想逃避官府强制征收租庸调等赋税的民众组织起来。这一状况早在七九七年的法令中已有所反映：“浮宕之徒，集于诸庄。假势其主，全免调庸。”[15]

就这样，这一时期在“皇室贵族之家—富豪浪人—地方富豪”这种与中央直接联系的体制之下，大批民众成为庄园的从属者，导致九世纪后半期律令制下的郡司、乡长等行政组织以及户籍、班田收授等制度几乎丧失了机能。

但是，国衙并没有放弃律令制下包括各种杂事、赋役等租庸调的收取工作。鉴于状况有所变化，国衙没有照搬律令，而是依据行政性的习惯法尽力恢复国衙的支配权。其基本做法是，将户籍不明的“浪人”、中央贵族的“家人”以及拥有从官履历的富豪置于国衙的控制之下，向其转包行政工作。也就是说，国衙也跟庄园一样，依靠富豪阶层的实力管理地方。如此一来，在行政的最基层逐渐形成了一套组织系统，即将富豪的私宅称作“里仓”，变为国衙收缴赋税的民间仓库。

这种导入了富豪承包体制的国衙组织系统是如何发展而来的，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这里需要加以注意的是，在九世纪的庄园内部已经形成了平安时代地域社会秩序的原型——以农民为中心的“田堵”。九世纪的田堵一般以“田刀”的名称出现在史料中，所谓“田刀”就是“田刀祢”的略语。这里的“刀祢”是指管理山林和田地的分界线以及利益分配等具有公共性职责的人物。“刀祢”是日语固有词，是“刀自”一词的男性形式，“刀自”意为拥有统率全族权限的老妇，故而“刀祢”一词意指有见识的老人、指导者等，在这个意义上可泛指官吏。这一推测的依据是，拥有官吏履历的退职者被称为“散位”，其读音也与“刀祢”一样，可以读作“トネ”（tone）。如上所述，当时的富豪通常具有在官府担任低级官吏的经历，因此地方上无疑存在相当数量的“トネ”。这些前官吏和有识之士广泛地分布于地方社会，或许可以说正是律令制的成果。

虽说国衙让富豪承包了田地耕作的相关工作，但如果没有代替郡司、乡长的组织，仅仅依靠缔结一对一的契约就施行地方行政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九世纪的“刀祢”“田刀祢”的作用。实际上在国衙的“国例”[16]中就有发动“散位”参与国衙行政事务的法令，因此一般认为国衙在必要的公共事务方面，行政性地利用了“刀祢”在地方社会中的权威。

“群党”暴动与虾夷、新罗人

不过，九世纪地方社会的重组未能如国衙所愿。相反，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一时期的富豪浪人与地方富豪的活动，导致其内部出现了被称为“群党”“贼党”“党类”等的反体制集团。朝廷派遣的征收赋税的使者反而常常遭到富豪阶层召集的“群党”的暴力攻击等。

而这些群党的活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广范围的暴动。比如著名的横跨东山道、东海道[17]的“僦马党”武装运输集团的暴动。起初是“坂东诸国富豪之辈”为了东国早期庄园的租税进献和商业活动所经营的交通事业，以庄园的权威和武装力量为后盾，与国衙发生冲突，进而掠夺运送赋税的马匹等，发展成为一群盗匪。据说他们虽然受到了国司动员的东国诸地官兵的讨伐，但一直固守碓冰峠、足柄峠[18]等山地未曾屈服。而在西国地区，在濑户内海的港町（交通要冲、商贸港口）住民的支持和默许下，海盗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连续发生暴动。于是，八六六年肥前国[19]郡司与新罗人合谋计划袭击对马、八六九年壹岐国与新罗人勾结意图谋反等流言在西国地区四处流传。

这些持续不断的叛乱对于日本而言还是首次发生，给了解邻国唐朝和新罗末期状况的统治阶层带来了深刻的危机感。特别是西国地区与新罗人合谋的事件，加深了统治阶层对于国内群党暴动与异族勾结的警戒心。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上述“新罗海贼”袭击大宰府运送赋税船只的事件。统治阶层大概对此次事件充满恐惧，害怕如同“承和之变”“应天门之变”一样，王权内部的斗争与地方社会的混乱状况相结合进而演变成内乱，因此，朝廷将居住在大宰府的新罗商人流放至东国地区，藤原元利麻吕被控与新罗合谋叛乱而获罪。

长期在日本居住营商却被流放到异国的边远之地，新罗商人们（即所谓的“海贼”）的最终命运如何，原本就无法知晓。不过颇有意思的是，在他们之中有三人被流放至武藏国，于八七三年从流放地逃走，被全国通缉。而在两年后的八七五年，与武藏相邻的下总国发生了由陆奥国送来的虾夷战争俘虏引起的暴动，即“俘虏怨乱”事件。当时俘虏们欲逃回陆奥国，途中约有一百二十人在下野国被捕杀。而类似虾夷俘虏的暴动在此后的大约二十年间反复上演了四次。

正如此时《太政官符》中“群盗之起，在于俘囚”的记述，国家认为俘虏的抵抗是东国地区一连串的“群盗”事件发生的根源，从中也显露出统治阶层害怕地方上的群党暴动与虾夷结合在一起的心理。被流放到这里的新罗人看到如此不稳定的东国局势，又会作何感想呢？他们制定了怎样的逃亡计划？对此史料中虽然没有任何记载，但他们所看到的是戳中这个时代日本国家本质的事态，这一点毋庸置疑。

注释：

[1]白村江之战是天智天皇二年（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日本、百济联军与唐朝、新罗联军在朝鲜半岛的白村江（即流经现在韩国中西部的锦江）河口发生的海战。日本水军在此战中全军覆没，百济由此完全灭亡。

[2]大宰大贰是管理九州地区，并负责国防、外交事务的大宰府的次官。

[3]三笔指平安初期以书法著称的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三人。

[4]延历寺是位于滋贺县大津市比叡山的日本天台宗总本山，源于788年日本天台宗开祖传教大师最澄创建的一乘止观院。1571年被织田信长焚毁，后得丰臣秀吉、德川家康援助重建。

[5]陆奥是律令制下设立的国名，属于东山道，包括现在的福岛、宫城、岩手、青森各县和秋田县一部分。

[6]筑前守是筑前国的行政长官。筑前国是律令制下设立的国名，属于西海道，位于现在的福冈县西北部。原为筑紫国的一部分。

[7]丰前国是律令制下设立的国名，属于西海道，包括现在的福冈县东部和大分县北部。

[8]大宰府是律令制下设置于筑前国筑紫郡（现在的福冈县太宰府市）的官署，管辖九州地区，并负责国防、外交事务。

[9]据《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神功皇后是仲哀天皇的皇后，天皇死后，怀着身孕远征朝鲜半岛，归国后生下应神天皇。

[10]敕旨田是平安时代根据天皇敕旨开垦的公田，其收入用作王室经费。

[11]《太政官符》指律令制下的太政官（总管国政的机关）给八省诸司（中央政府机关）或诸国（各地方政府）下达的公文，简称“官符”。此段内容参见《类聚三代格》卷十九“太政官符·应禁制京户子弟居住外国事”，宽平三年（891年）九月十一日。

[12]国衙是律令制下诸国的国司处理公务的官署。

[13]西国指都城（京都）以西诸国，特别是指九州地区。

[14]参见《类聚三代格》卷十六“太政官符·应听自草野国埼坂门等津往还公私之船事”，延历十五年（796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5]参见《类聚三代格》卷八“太政官符·应征寄住亲王及王臣庄浪人调庸事”，延历十六年（797年）八月三日。

[16]国例指各地的国衙根据当地现状，对律令法的法规进行修订后实行的习惯法。

[17]东山道、东海道均为日本古代行政区划的“五畿七道”之一。东山道指京畿（京都）以东的山岳地带为中心的诸国，东海道指京畿以东太平洋一侧的沿海地带为中心的诸国。

[18]碓冰峠位于群马县，足柄峠位于神奈川县，自古是交通要冲，在东国（关东）地区以西。

[19]肥前国是律令制下设立的国名，属于西海道，包括现在的佐贺县和长崎县大部分。

第二章 桓武王统的再建与王统分裂（十世纪）

修验僧道贤目睹醍醐天皇及其亲信在地狱受折磨的景象（《天神缘起绘卷》，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1.宇多、醍醐与菅原道真

光孝王统的登场及其家系

八八三年十一月发生了一起前所未有的事件——阳成天皇在清凉殿与乳母之子发生争执后将其杀死。此时年仅十六岁的阳成，因为这一事件不得不引咎退位。正如前文所述，鉴于当时国家与地方已经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就不难理解皇室贵族拒绝继续拥戴犯下杀人罪行的天皇了。而引导这种舆论的，正是与太后高子及阳成不和的摄政藤原基经。

整个九世纪，皇室一直纷争不断。然而反过来，无休止的纷争催生出对皇室再建的期待。在此情形之下，贵族们认为符合桓武天皇遗愿的皇位正统继承人恒贞亲王在“承和之变”（八四二年）时被废一事本来就是错误的。因而在阳成天皇退位后，一致希望由恒贞即位。然而此时六十岁的恒贞已出家，无意再来行火中取栗之事，况且他也死期将近了。于是关于人选问题朝议纷纷，而最后继任皇位的是仁明天皇之子光孝，一位五十五岁的年迈天皇。然而不管怎样，曾经取代恒贞继承皇位的“仁明之子文德天皇—文德之子清和天皇—清和之子阳成天皇”这一系到此被排除出王统之外了。

系谱图6 光孝、宇多与藤原高藤

就在皇族们围绕继任天皇的人选忙于自荐、他荐而吵吵嚷嚷时，光孝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超然于事外。据说光孝即位后，要求还钱的町人们拥向大内，而他的妻子班子还亲自去集市买东西。另外，如系谱图6所示，光孝之子宇多迎娶了藤原胤子为妻，而胤子的祖母是京都西市“市正”（集市官吏）的女儿。问题还不止于此，胤子的母亲是山城国[1]郡司（宇治郡司）的女儿，年轻的藤原高藤外出狩猎时曾与她发生了关系。据说后来高藤找到郡司家时，孩子都已经长到五六岁了。当时的贵族在元服之时外出狩猎，要跟一位女性共度一夜以证明自己已经成人，这在《伊势物语》“初冠”一节中有所描述，并不罕见。但是如果生下的这个女孩就是胤子，事态就严重了。如系谱图6所示，胤子嫁给了光孝之子宇多，两人生下了后来的醍醐天皇。简而言之，新生的“光孝—宇多—醍醐”一系的王统通过藤原高藤而混入了“市正”和“郡司”的血脉。相对于奈良时代具有神权色彩的天皇生母的出身而言，这是难以想象的。光孝、宇多的王统可以说已然是具有出自平安京市井世界的平民色彩的天皇了。

当然，藤原高藤是藤原良房的弟弟之子，也就是藤原基经的堂兄弟。而如系谱图7所示，光孝之母泽子与基经之母乙春是姐妹，故光孝和基经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特别是基经的妹妹、女官长淑子，不仅与光孝之妻班子关系亲密，而且还是光孝在位三年过世后继承皇位的宇多天皇的养母。因此，这种“平民色彩”只不过是一种氛围，光孝、宇多毫无疑问仍然是最高阶层的皇族。所谓的“平民色彩”仅仅是醍醐天皇母亲家的门第，而且因为这一血统的影响，最初醍醐被排除在了皇位继承之外。

系谱图7 围绕光孝的婚姻关系

宇多天皇与“阿衡”纷争

八八七年即位后，宇多天皇立刻就面临着一项重大考验。当他欲尽早任命藤原基经为关白[2]时，一部分训诂学者针对诏敕中“宜以阿衡之任为卿之任”[3]的语句，将“阿衡”解释为没有具体职权的名誉职衔。所谓“阿衡”，相传是中国古代贤臣伊尹曾经担任过的人臣最高位的执政之职，不过是“关白”一职的中国式说法，而基经以此为借口吹毛求疵。这一事件实际是基经针对诏敕的起草者，即橘氏一族的长老、参议[4]橘广相的反击。橘广相很久之前就开始担任宇多的师父，并将女儿义子嫁给宇多为妻，二人生下了齐中、齐世两位亲王。宇多的言行中表现出他很重视这层关系。

藤原基经既然担任关白，首要的就是希望确保自己作为天皇外戚的地位。而且众所周知，阳成退位事件的背景之一是高子拒绝了基经的女儿温子入宫。宇多未能顾及这一点，而让橘广相起草任命基经为“阿衡”（即“关白”）的诏敕，这一做法本身就是关系到重臣体面之事。[5]于是对于橘广相与宇多引人瞩目的联合，非议之声四起，导致他们被全体贵族所孤立。最终宇多被迫颁布自辩诏书，恳请基经就任关白，同时对橘广相的错失进行论罪，陷入屈辱的境地。

不过无论是怎样的王权，新皇要想树立自身的权威就必须通过众多考验，这是常有之事。成功扳倒橘广相后，藤原基经希望将女儿温子嫁入宇多后宫的愿望得以实现，纷争最终解决。这场围绕中国古典训诂学的纷争最后以结婚契约落下帷幕，似乎成了一出喜剧。这姑且不论，由此宇多拥有了三位妻子（参见系谱图8）：第一位是担任其家庭教师的学者橘广相的女儿义子，第二位是前述生下了醍醐天皇的胤子，第三位则是让其备受煎熬的重臣基经的女儿温子。宇多时期的政治正是以这三位妻子的相互关系为主轴展开的。

系谱图8 宇多的三位妻子与菅原道真

宽平国制改革与“院政”志向

宇多天皇此时年仅二十二岁，正是励精图治、权力欲旺盛的时候。而橘广相和藤原基经于八九〇年及次年正月相继过世，较之刚即位时变得更加自由的宇多立刻以桓武天皇时期的德政为范本，颁布了一连串的“新制”法令，开启了所谓宽平国制改革。宇多的新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平安时代反复出现的换代新制，即天皇即位后（如是年幼天皇则在其成年后）发布所谓“维新”法令的惯例，都是以此为原型的。关于宇多新制的内容和社会影响，将在本章末节进行阐述（关于“新制”本身请参见序言）。

这次国制改革是以菅原道真为中心推进的。他在藤原基经死后，即推行宽平国制改革前夕，被提拔为藏人头，从而进入权力中枢，并在两年之后位列参议。宇多之所以提拔道真，是因为他是前参议菅原是善之子的缘故，菅原是善也是橘广相学问上的师父。对于基经带来的屈辱，宇多无法释怀，对他而言道真可以说就是橘广相的替身，于是他提携道真，让其代替橘广相出任齐中、齐世两位皇子的监护人。

嵯峨、淳和、清和等都曾做过太上天皇，一开始宇多的目标也是遵循这些先例，作为“父皇”以上皇的身份实行“院政”。但是八九一年，宽平国制改革推行正酣之际，将在宇多退位后继承皇位的齐中亲王过世，这对于宇多而言无异于一记重击。在这种形势下，宇多对菅原道真予以重用，甚至连皇位继承的问题都征求他的意见，这对于此后政治局势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前文所述，宇多顾及醍醐之母的门第出身，在立太子问题上犹豫不决。道真这时大概是鼓励宇多早做决断，向其进言立长子醍醐为皇太子。于是宇多在立醍醐为皇太子之后不久，表明了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让位于醍醐，实行“院政”的想法。

当初，对于宇多的让位，据说连菅原道真都是不赞成的。不过随着宽平国制改革告一段落，醍醐也于八九七年迎来元服的成人礼，时机已经成熟，宇多终于得以让位，醍醐即位。宇多许配给醍醐的妻子是醍醐的姑母、宇多的妹妹为子内亲王。与当年桓武天皇同样，宇多希望通过同族婚配来纯化皇室血统。而为子也很快就有了身孕。由于醍醐已经元服，新天皇之下就不能再设置摄政之职，于是在上皇宇多的监护下，直到醍醐二十岁为止，委任大纳言藤原时平（基经的长子）和权大纳言[6]菅原道真共同辅佐天皇处理“万机之政”。当然，过世的齐中亲王的弟弟齐世地位也依然重要，因此宇多一方面将醍醐监护人的地位授予时平，一方面令道真担任“皇弟”齐世的监护人。在醍醐元服、即位、婚娶之后，紧接着将道真的女儿嫁给了齐世。从这一系列的安排可以明显看出宇多的意图。

在宇多“院”的权威笼罩之下，天皇醍醐和皇弟齐世两位少年并排而立，而辅佐处理“万机之政”的则是藤原时平与菅原道真。倘若醍醐与为子之间能够如愿生下男婴，那么这种体制可能会带来宇多“院政”的发展。然而八九九年为子却死在了产褥上，局势一下子变得变幻莫测。乘着这个空隙，时平成功将妹妹稳子送入宫中。醍醐与稳子同龄，此时都还不过十五岁。而宇多和为子的母亲班子对此都极为愤怒，认为为子的死是由于稳子一方的诅咒。

此后不久，齐世与菅原道真之女为宇多生下了长孙源英明。经过这一系列的局势发展，“宇多—齐世—菅原道真”与“醍醐—藤原时平”两方之间的嫌隙加深了。宇多一方是否有欲立皇弟齐世为醍醐皇太子的动向？醍醐一方又是否会如此猜测而疑神疑鬼？虽然详情不明，但就在此时发生了著名的道真流放事件。在醍醐下达的流放诏命中，严厉斥责道真离间其与宇多、齐世之间的父子、兄弟之情，甚至意图妄行“废立”之事，言辞激烈。由此道真被罢免了右大臣之职，贬为大宰权帅[7]。据说宇多得知这一消息后，急忙赶往大内欲面见醍醐，但他在门前坐等一天，大内的宫门依然紧闭。不久，齐世亲王出家，而道真则于九〇三年在大宰府去世。

“圣君”醍醐与菅原道真的怨灵

九〇二年，醍醐颁布了即位后的新制，即所谓“延喜国制改革”（延喜新制）。关于延喜新制，将在本章末节详细探讨。由于宇多的宽平国制改革与其实行院政的企图一同受挫，醍醐所推行的新制就具有重大意义，作为成功完成新制的天皇，醍醐实行“德政”的“圣君”形象深入人心。

不用说，负责编订和发布新制及其延续的《延喜格》的，正是与醍醐关系密切的藤原时平。而时平的妹妹稳子在菅原道真被贬黜后成为醍醐的女御[8]，稳固了天皇之妻的名分，继而怀孕，于九〇三年产下期盼已久的皇子保明。此时醍醐与稳子均为十九岁。第二年，年仅两岁的保明被立为皇太子。而在保明元服后，时平的女儿仁善子以“添卧”[9]的名义进入保明后宫，不久两人的儿子庆赖王出生（参见系谱图9）。

系谱图9 醍醐、稳子、时平的结合

内为天皇，内为皇太子

如此一来，醍醐与藤原时平家族之间诞生了皇位继承人，王统暂时迎来了安定时期。然而对醍醐来说却时运不济。先是九〇九年年仅三十九岁的时平英年早逝，也有人私下议论时平的死是由于菅原道真的怨灵作祟。随后皇太子保明亲王于九二三年过世，继立为皇太子的庆赖王也于三年后夭折，年仅五岁。此后不久，九三〇年京都发生了雷击事件：传说雷神栖身的爱宕山涌出乌云，雷声轰鸣，雷电击中了清凉殿，致使殿中贵族死伤惨重。这近在眼前的落雷刺激了醍醐的神经，令他相信道真的怨灵作祟是确有其事。从那以后醍醐一直“不豫”（重病），终于在三个月后过世。

如此一来，醍醐的王统就被不祥的阴云所笼罩。一般而言，醍醐执政时期被认为是未设置摄政、关白的理想状态下的天皇“亲政”时期。然而，这种看法无视了两个简单的事实：首先，如若藤原时平未死，醍醐大概会早早退位实行院政，而由时平担任保明的摄政；其次，对醍醐来说颇为尴尬的是直到他死后的第二年，父亲宇多“院”（上皇）才去世。如果醍醐在没有成年子嗣的情况下退位实行院政，就很可能与同为“院”的父亲之间再度爆发政争。总而言之，醍醐的“亲政”不如说是不得已的形势使然，绝非其本意。正是上述时局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形成了“道真怨灵”的说法，一方面造就了“圣君”醍醐“亲政”的观念，这种理解或许才是准确的。

注释：

[1]山城国是律令制下设立的国名，属于五畿之一，位于现在的京都府南部。

[2]关白，语自《汉书》，经遣唐使引入日本后，逐渐成为日本天皇成年后辅助总理万机的职位。平安时代藤原氏首开关白一例，后几乎每代天皇皆有关白执政。与摄政合称“摄关”。执掌朝廷的藤原氏及其后裔即称“摄关家”。

[3]参见《政事要略》卷三十“答太政大臣辞关白敕”（橘广相作）。

[4]参议是律令制的官制以外设置的太政官（内阁）官职，地位仅次于大纳言、中纳言，可以参与国家大政的议论。

[5]高子为阳成天皇之母，曾拒绝基经之女入宫，而最后接受了橘广相的女儿。此事本就使基经面子上不好看，这次再加上被“入宫之争”中的胜者起草诏敕，基经更是有失尊严。

[6]权大纳言是权官的一种，即超出律令官制额定人数而增设的大纳言。

[7]大宰权帅是管理九州地区，并负责国防、外交事务的大宰府的次官。长官称为大宰帅。

[8]女御是天皇后妃的名号之一，地位仅次于皇后、中宫。

[9]添卧指皇太子或皇子元服之日的夜晚入宫侍寝的少女，一般从公卿大臣的女儿中遴选。

2.“承平天庆之乱”“安和之变”与王统分裂

朱雀与皇太子之位的空缺、“承平天庆之乱”

对醍醐的王统而言值得庆幸的是，在保明过世的当年，稳子生下了次子朱雀。据说稳子担心菅原道真的怨灵作祟，于是将宫殿的门窗紧闭，日夜点烛，就这样一直将朱雀养育到三岁。后来在朱雀四岁时，稳子又高龄产下了第三子村上。

醍醐驾崩后先是由朱雀继承了皇位，时年八岁，由藤原时平的弟弟忠平（时年五十一岁）担任摄政。与很早就站在政治风口浪尖第一线的兄长相比，忠平可说是利用了作为弟弟的特权，以骑墙派自居，与宇多和菅原道真一方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以醍醐的妻子稳子为中心，皇族之中依然留存着对时平血统的执着。九三七年朱雀刚成年元服，保明与时平之女仁善子所生的女儿熙子（即庆赖王的妹妹）就以女御的身份入宫了（参见系谱图9）。由于朱雀被看作是保明的转世，众人都期待着他能与保明之女孕育子嗣。然而四年过去了，两人之间也未能生下孩子。即便如此，对于时平血统的执着依然持续，九四一年忠平的长子实赖与时平之女所生的女儿庆子又入宫成了朱雀的女御。

在菅原道真的怨灵传说广为流传的背景下，醍醐的王统会如何传承呢？朱雀与熙子、庆子之间能生下皇子吗？这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两位皇妃没有一点怀孕的迹象，就这样在前后长达十五年间皇太子之位空悬，皇位继承面临巨大危机。

恰巧此时在东国和西国地区又分别发生了平将门与藤原纯友的叛乱，即所谓“承平天庆之乱”。叛乱的两个头目中，藤原纯友是藤原基经同胞兄长的孙子，出身藤原氏北家的名门贵族，而平将门则是留住东国的桓武后裔平氏的子孙。他们的叛乱令京中的贵族们也难以置身事外。尤其是九三九年平将门号称自己被“左大臣正二位菅原朝臣（道真）之灵魂”授予“新皇”之位而举兵一事，令朝野震荡。藤原纯友恐怕也四处散布了同样的谣言。而九四一年叛乱的余波尚未平息，又传出了著名的修验僧道贤和尚目睹醍醐因迫害忠臣道真的罪行而被地狱之火炙烤的怪谈，一举传遍了全国。本章篇章页所配《天神缘起绘卷》中所描绘的醍醐在地狱中的模样与《道贤上人冥途记》[1]中所叙述的内容完全一致。菅原道真的怨灵传说远远超出了宫廷社会的范围，质疑醍醐王统正当性的社会舆论扩散到全国各地。面对如此形势，九四四年朱雀立弟弟村上为皇太子，而后在继续等待了两年依然没有子嗣的情况下，将皇位让给了村上。

村上、冷泉天皇与藤原师辅的夙愿

接替朱雀即位的村上天皇时年二十一岁，是醍醐与稳子的幼子。经过多年的等待，九五〇年村上与藤原忠平次子师辅的女儿安子之间生下冷泉，即刻册立其为皇太子。冷泉的诞生确立了其外祖父师辅的权势，一举改变了宫廷政治的格局。当然，师辅并非没有竞争对手。就官位而言，兄长实赖始终位列他之上。如系谱图9所示，忠平的长子实赖与时平之女所生的女儿庆子嫁入了朱雀后宫，这是实赖仕宦经历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赖是朱雀与时平联结的纽带。如果朱雀与庆子之间能生下皇子，情况想必会有所不同，然而事实上却是弟弟师辅一系成为摄关家的中心。如系谱图10所示，师辅的女儿安子又为村上生下了为平和圆融两位皇子，从而确立了师辅作为下一代天皇外祖父的牢固地位。

系谱图10 师辅、高明、安子与村上、冷泉

但是冷泉的诞生从一开始就蒙着一层阴影。据说师辅曾拜托天台座主[2]良源举行祈祷仪式，向神佛祈求保佑女儿生下皇子，并誓言愿为此折寿。良源是延历寺的中兴之祖，一心期盼延历寺的繁荣，传说其曾将天狗、天魔收入麾下驱遣。而师辅按照其誓约，未及登上摄政、关白的高位，就很快于九六〇年去世，时年五十三岁。此时皇太子冷泉年仅十一岁，师辅在世的时间若能稍长一点，或许就能担任冷泉的摄政了。与失去了藤原时平的醍醐一样，村上在失去了师辅这一适任的摄政人才之后，无法再行让位之事，四十二岁驾崩之前不得不一直坐在皇位上，而此时距离师辅过世已经七年了。村上“亲政”的原因显然与醍醐如出一辙。

问题是九六七年村上死后即位的冷泉是一位重度的精神障碍患者。病情发作时甚至很难保持身体平衡的冷泉，却在即位后的大尝会祭典中举止得体，人们纷纷传言，“看到藤原师辅的灵魂从背后守护着冷泉”。虽然冷泉的病魔未能祛除，但此时他已娶了师辅的长子藤原伊尹的女儿为妻。而伊尹与其担任藏人头的弟弟藤原兼家一起，竭力效忠于冷泉。

然而，随着冷泉的病情无法医治的事实越来越明显，以当时尚在世的师辅的兄长藤原实赖为中心，要求冷泉退位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冷泉并没有退位，而是以册立皇太子的方式暂时稳定了眼前的危局。不过问题在于皇太子的人选。若以理所当然的长幼之序而论，皇太子的人选本该是比冷泉小两岁的胞弟为平（时年十六岁）。然而如系谱图10所示，为平此时已娶了村上天皇的兄长左大臣源高明的女儿为妻。一旦他成为皇太子，源高明将来就极有可能成为天皇的外祖父。源高明娶了藤原师辅的女儿，实际上也算是师辅一族的人物。然而师辅的兄长实赖与弟弟师尹却对源高明十分厌恶，师辅的儿子伊尹和兼家也是如此。结果皇太子之位就落到了冷泉和为平的弟弟圆融的身上。当时年仅九岁的圆融尚未娶妻，立其为皇太子，可使围绕冷泉之后皇位继承问题展开的各种实际运作都暂时搁置，这就意味着实赖、师尹等人将来也有机会成为天皇的外祖父。然而为平与源高明一方却被不公平地封闭了通往皇位之路，他们对此感到不满也是情有可原的。

第二年即九六八年十月，冷泉与伊尹的女儿怀子生下了花山皇子，事态由此更加复杂。因为在花山出生前不久，支持冷泉的伊尹、兼家一方或许是对能否顺利生下皇子感到不安，担任冷泉藏人头的兼家将自己的长女超子送入宫中，以代替有孕在身的怀子。花山皇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降生的。据说怀子的父亲伊尹闻讯后大喜过望，直言此乃“治理天下的君主的诞生”。面对这一局面，策划册立圆融为皇太子的实赖、师尹一方自然很是愤懑，于是九六九年（安和二年）二月，师尹和兼家的家臣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

“安和之变”与王统分裂

在这种不安定的局势之下，终于在次月爆发了“安和之变”——由于武家源氏的祖先即源满仲的告密，源高明因涉嫌图谋拥立为平而被贬为大宰员外帅[3]。一般认为“安和之变”是由藤原氏策划的针对源高明等其他氏族而实行的排斥异己的阴谋，以此确立藤原氏所谓“摄关政治”的霸权。而源满仲作为摄关家的“侍”（武士），在事件中充当了藤原氏的爪牙。

系谱图11 源满仲的家系

不过这种说法首先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藤原师辅曾拜托延历寺的天台座主良源祈祷冷泉的降生，而源满仲不仅自己皈依良源，还让儿子做了良源的弟子，也就是说源满仲与师辅一样对冷泉有着执念。如系谱图11所示，源满仲的父亲源经基是清和天皇的皇孙，出身于顶级皇族，而源经基的母亲与藤原氏北家的长老师辅的母亲昭子是姐妹，此外源满仲的侄孙女（即《蜻蛉日记》的作者、藤原道纲母）嫁给了藤原兼家。诚然，源满仲确实是摄关家的“侍”，但他绝非纯粹只是作为家臣受人驱使，也含有主动参与国家和王权中枢事务的意味。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源满仲正是基于这一立场，让儿子源赖光、源赖信等出来做官，以辅佐冷泉。

而最为重要的是，上述说法忽略了“安和之变”最大的背景，即正是冷泉的癫狂才导致了皇位继承的纷争。同时也未能注意到是“安和之变”导致了冷泉退位、圆融即位（时年十一岁）以及花山作为冷泉继承人被立为皇太子（时年两岁）这一系列的结果。由此王权呈现出叔侄关系的年幼天皇与皇太子并立的异常结构。

在“安和之变”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事变的三位中心人物藤原师尹、实赖以及伊尹相继过世，局势变得愈加混乱。对“为平—源高明”一派的政治清洗使得人心惶惶，在这种氛围中，年幼的天皇与皇太子慢慢成长，然而此时无论是皇室还是摄关家，都无拥有足够权威能协调两位少年关系的有力人物。于是朝臣们分别聚集在天皇与皇太子身边各自结党，围绕着王统走向的政治斗争越来越激化，从而拉开了冷泉、圆融两系王统迭立的序幕。

在这种局势下，首先被孤立的是不改初衷始终为“狂王”冷泉效力的藤原兼家。如前文所述，兼家把长女超子送到冷泉身边，九六七年生下三条皇子，即皇太子花山的弟弟。与之相对，接近新天皇圆融的是兼家的兄长兼通，他在诸兄弟中年龄仅次于伊尹。大概是因为兼通在“安和之变”中手上没有沾染血腥才得以迅速崭露头角，他将圆融的母亲安子所写的“关白一职应按年龄顺序担任”的书信整天挂在脖子上随身携带[4]。据说他将书信展示给当时刚元服不久的十四岁的天皇圆融观看，从而一举登上关白之位。由此，兼家与兼通两人展开了激烈的兄弟纷争。

兼通执政时间不过六年，最为著名的是九七七年他临死时的一段逸事。据说兼通生命垂危之际，听闻兼家欲入宫觐见天皇求取关白一职的消息，居然立刻就爬了起来，在儿子显光等人的搀扶下追至宫中，给兼家加上了一个谋反的罪名。于是他死后坐上关白之位的是藤原赖忠，“安和之变”时担任关白拥立圆融的中心人物藤原实赖之子。从赖忠的立场而言，自己继任关白也是理所当然的。他效忠于圆融，在圆融手下担任关白前后达八年之久。由此，摄关家的霸权看上去似乎转到了赖忠一系（参见系谱图12）。

系谱图12 小野宫家与小一条家

可是问题在于圆融天皇的子嗣不多。早在藤原兼通在世时，十五岁的圆融就娶了兼通二十七岁的女儿媓子为妻，这段年龄足足相差一轮的婚姻并未留下子嗣。接着在兼通死后，藤原赖忠的女儿遵子入宫，然而她也未曾有过怀孕的征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与圆融生下子嗣的竟是藤原兼家的次女诠子。她比遵子入宫要晚，却在九八〇年产下皇子（即后来的一条天皇）。

如此一来，早已是孤家寡人的兼家居然成功挽回了局面。可是圆融天皇与诠子虽然育有皇子，但两人的关系冷淡。或许是因为兼家一度被斥责意图谋反的缘故，圆融与他之间一直维持着微妙的紧张关系。而兼家似乎也是为了与之对抗，保持着一贯为冷泉效力的政治姿态。说穿了，兼家是以对癫狂的冷泉的忠诚为借口，将自己与圆融的关系保持在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通过将女儿分别嫁入冷泉、圆融两系，在两系王统之间保持平衡。

花山天皇与净土教

最终圆融除了与藤原兼家的女儿诠子生下的一条皇子以外，再没有其他子嗣。在此期间，原本一直相互虚与委蛇的圆融与兼家两人的关系有所好转。此后圆融于九八四年让位于皇太子花山（时年十七岁），并明确了自己的儿子一条（五岁）是下一届皇太子的人选，圆融本人则打算作为上皇实行院政。

然而，作为在“安和之变”后的政治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天皇，花山的王者意识极其强烈。他自认是继承了“村上—冷泉”一脉血统的最正统的天皇，即使是面对藤原兼家这样的有功之臣，也绝不甘心受操控。而且花山身上还残存着承继于冷泉谱系的“狂”的影子。

根据史料，冷泉的癫狂是抑郁型的，与之相对，花山则是狂躁型的。尤其花山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色之徒。关于他的好色有个很有名的传说：花山在即将举行登基大典的太极殿的高御座之上，与担任褰帐命妇（负责挑起高御座帐幔的女官）侍奉在侧的宫中女官歌人马内侍发生了某种“圣婚”行为（参见《江谈抄》卷一）。据说在进行过程中，“冠”和“玉佩”（腰饰）发出的摇摆之声被近臣藤原惟成当作是天皇在摇“铃”召唤，便上前听命，而后故意将花山挥手要其“退下”的手势强词夺理地曲解为“委以全权”之意，于是对政事为所欲为。

支持花山的贵族首领，首推花山之母怀子的兄弟藤原义怀（即藤原伊尹之子）。花山即位后，年仅二十八岁的义怀立刻被任命为藏人头，开始迅速晋升至高位，将一步一个脚印依靠为政勤勉才得以仕进的叔父藤原兼家甩在了身后，大有只待花山生下皇子就立刻登上摄政之位的势头。其他支持花山的重要人物还有在上述登基大典的传说中登场的亲信藤原惟成。如系谱图13所示，惟成的母亲是藤原中正之女、花山的乳母，与兼家的妻子时姬（即道隆、道兼、道长之母）是姐妹，所处的位置极为关键。以天皇乳母之子的身份在政治上出人头地，这是中世时期的惯例，惟成的政治活动开创了其先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兼家的儿子道兼也成了花山的亲信，据说他与花山是因净土教信仰而结缘的，两人结为师徒关系，道兼是花山宗教名义上的“弟子”。此外花山身边，还有效忠于冷泉并在“安和之变”中表现活跃的源满仲，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如系谱图13所示，源满仲的女婿是藤原惟成，儿子赖信则成了道兼的武士。既然花山一开始就是由“藤原伊尹—兼家”一系支持起来的，那么这种亲信集团的构成也就可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系谱图13 藤原惟成与花山的近臣们

花山执政之初，其政绩还是颇为耀眼的。他旗帜鲜明地批判前任天皇即上皇圆融治理国家的方式，积极展开立法活动，接二连三地发布了《庄园整理令》、《弓箭兵仗禁止令》（平和令）、《钱货强制流通令》、《沽价法》（物价统制法）、《俭约令》等法令，堪与宽平、延喜新制相提并论，尤为可贵的是这些法令还能自成体系。据说所有这些法令都出自花山的乳母之子藤原惟成的手笔。

然而实际上，花山所推行的政治倒不如说是受到了当时佛教与贵族社会密切关联这一时代风貌的巨大影响。花山即位的第二年即九八五年，惠心僧都源信[5]的《往生要集》成书，当时正是净土教与末法思想盛行之时。同年，已经怀有身孕的皇妃忯子过世，此事对花山的命运产生了直接影响。忯子是花山的东宫权大夫、大纳言藤原为光（伊尹、兼家的异母弟）的女儿，原本被认为是最适合为花山诞下皇位继承人的人选。花山对她的死痛惜不已，悲伤过度，以致于第二年六月突然出家，遁入空门。

这位年轻君主的出家对于方兴未艾的净土教而言，无异于一次大张旗鼓的宣传。然而此事的实情却是一件彻头彻尾的丑闻。事实上花山的出家是受到了藤原兼家之子道兼的拐骗，道兼自认为是花山宗教名义上的“弟子”，极力奉承讨好，与花山“约定”一同出家。此事的背后推手无疑是兼家，他对“花山—藤原义怀”一派势力的抬头非常警惕，正不断强化与圆融的政治关系。

据说逃离大内清凉殿出家的当天夜里，道兼早早将天皇象征的神玺、宝剑转移到了皇太子一条宫中，然后就催促尚在月光下踌躇的花山赶快上路。于是两人一道离开皇宫，循着夜路来到位于山科[6]的花山寺。可是到了寺门口，道兼借口说：“我去向父亲道个别，马上回来。”然后就逃之夭夭了。此时方才醒悟的花山哭诉着“我被算计了”，咒骂道兼蒙骗了自己（参见《大镜》卷上）。

至此，花山即位后还不足两年的治世就这样在九八六年六月的这天夜晚终结了。得知花山出家的消息，义怀与惟成自知万事休矣，干脆也出家了。而招了惟成做女婿的源满仲不久也步其后尘，遁入空门。

注释：

[1]《扶桑略记》第二十五“朱雀天皇纪”收录。

[2]天台座主是指统领日本佛教天台宗的比叡山延历寺的住持之职。

[3]大宰员外帅是相当于大宰府次官大宰权帅的官职，一般授予被贬黜的贵族，没有实权。

[4]参见《大镜》卷中“太政大臣兼通忠义公”。

[5]源信（942—1017）是平安中期天台宗的学僧，因住在横川惠心院修行，故被尊称为“惠心僧都”。

[6]山科是京都东部的地名，在今京都市山科区一带。

3.遣唐使的废止与地方社会

遣唐使的废止与宇多、醍醐

延历、承和年间的两次遣唐使的派遣分别发生在平城、仁明天皇即位之际，这是九世纪遣唐使的一大特点。据此先例，宇多在即位后不久就讨论派遣遣唐使的问题，也就十分自然了。而起用菅原道真为遣唐使，也有延历遣唐使判官菅原清公、承和遣唐使判官菅原善主的先例可寻。考虑到宇多本人对于曾派遣延历遣唐使的桓武天皇的崇拜之情，以及对于祖父仁明天皇派遣承和遣唐使先例的尊重，这次计划很可能是由宇多本人发起的。宇多即位以来，“新罗海贼”屡屡进犯九州，矛盾再度激化，他对于新罗的敌对心理相当强烈，因此很有可能试图通过派遣遣唐使来宣扬自身的对外权威。

然而八九四年菅原道真被任命为遣唐使后，立即针对遣唐使派遣问题，写下一篇明辨功过的奏状[1]，朝廷就此于次月废止了遣唐使的派遣。道真在奏状中引述了当时滞留在中国的僧侣中瓘送回的报告，报告中详细记载了大唐帝国已衰败，遣唐使即使顺利抵达也无法获得必要的接待等情况。而遣唐使如若未获接待，自然会有损天皇的权威和体面。还有一件事情也与此类似：宇多曾有一次接见了唐朝商人，而第二年（大概是根据道真的谏言）此事被认定是错误的，进而规定“今后天皇不得与外国人面谈”。这体现了天皇必须保持超然地位，不直接承担对外关系职责的理念。

随着大唐帝国的崩溃（九〇七年）、辽（即契丹，九一六年）与宋（九六〇年）的相继建国，以及朝鲜半岛新罗的灭亡（九三五年）和高丽的统一（九三六年），当时的东亚社会进入了动乱时期，国际局势变幻莫测。面对这一形势，日本王权采取了这种可谓“超然主义”的对外姿态。当然，所谓的“超然主义”乃是一种自我绝对化的逻辑，并非意味着王权丧失了帝国的野心。比如号称“武略之声望鸣响于海外”的镇守府将军藤原利仁计划征讨新罗的传说[2]，就表明了对“旧敌”新罗的“海贼”感到不胜其扰的宇多王权的对外立场。尤其重要的是，自八九一年北部地区的弓裔叛乱和第二年甄萱在光州自立为王的事件开始，朝鲜半岛进入了内乱时代，这两次事件分别与后高句丽（九〇一年）、后百济（九〇〇年）的建国相关联。恰如白村江之战（六六三年）前后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之间的三国关系一样，后高句丽、后百济以及面临解体的新罗之间互相争斗，拉开了所谓“后三国”时代内乱的序幕。

在此期间，后百济的建立者甄萱曾在九二二年和九二九年两次向日本遣使上表，申请朝贡，并希望因循白村江之战以前的旧例，奉日本为宗主国。此事无疑对王朝国家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倘若此时援助后百济，介入朝鲜半岛内乱，那么皇室的“超然主义”可能就会一举转变为侵略逻辑。然而甄萱的使者到来之时，醍醐王统正深陷以菅原道真问题为中心的危机之中，完全没有余力理会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此后，最初占据优势的后百济围绕王位继承问题产生了分裂，并被高丽吞并，于是此事也就没有下文，不了了之。

但是，正如“承平天庆之乱”中平将门援引建立辽国（契丹）的耶律阿保机之例，试图将自己的叛乱行为合理化，东亚地区的内乱局势也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平将门叛乱发生后盛传的“醍醐堕入地狱之说”。这个天皇入地狱冥府的故事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绝非单纯的迷信那么简单，它是在东亚社会共通的国家思想体系下形成的叙事，这一点必须加以注意。

如前所述，日本王权理想“德政”的原型要追溯到唐太宗“贞观之治”的时代（六二七—六四九年），描绘唐太宗治世的《太宗图屏风》作为象征天皇善政的陈设品，在平安时代也常常用来装饰宫廷大内。而正如敦煌出土的《唐太宗入冥记》所示，唐太宗因犯下战争罪行而遍历地狱的传说，在这个时代的东亚地区广为传播。因此，醍醐天皇乃施行“德政”的“圣君”这种观念，自然也需要用醍醐曾与唐太宗一样遍历地狱的传说来从反面加以补充印证。由此，日本天皇成为与中国皇帝同等的存在。而随着“醍醐圣帝入地狱传说”的完成，菅原道真的怨灵受到“抚慰”，并由国家祭祀于北野神社，菅原道真的传说渐渐地失去了其政治意义。

同吴越国的邦交与僧侣的中国巡礼

一般而言，遣唐使的废止意味着日本与东亚世界之间的政治关系中断。然而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一种时代错误，它无视了一点，即原本国家间通过官方使节往来的传统外交形式在大唐帝国崩溃以后就成了一种例外。这一时期东亚各国官方的外交形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十世纪，如宽建、日延等僧侣在天皇许可下多次赴中国巡礼，在对外关系方面更为重要。这些僧侣的事迹尚有许多不明之处，不过关于延历寺的日延和尚有一点可以确定：延历寺与中国天台山有着悠久的交流史，日延受天台山之邀，在时任右大臣藤原师辅的支持下，奉村上天皇敕命作为“遣唐法门使”前往吴越国。吴越当时建国于中国南部，是五代十国之一。日延乘坐吴越商人蒋承勋的贸易船只前往吴越，从吴越王处获赠“紫衣”，并学习了新的历法，于四年后回国。而吴越王于两年后派遣“持礼使”访日一事也与日延的吴越之行有关。而且蒋承勋等吴越商人自九三五年以后多次往返于中日，捎来了吴越王赠送给朱雀、村上两代天皇以及左右大臣的信物。虽说天皇基于“超然主义”的原则并未收下，但藤原忠平、仲平、实赖、师辅等历代大臣都收下了，并回信赠礼答谢。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吴越国与日本之间存在着大体正常的邦交关系。

如此一来，摄关家与外交的关系就日益紧密了。在未来不可预测的国际形势之下，他们通过与以延历寺为首的承担着国际交流这一国家任务的佛教势力合作，代为行使了天皇的外交职权。而天皇超然的外交姿态也是以此为支撑的。随着日延的支持者藤原师辅在回国三年后的九六〇年突然去世，以及兴盛一时的吴越国于九七八年被新崛起的宋朝吞并，“吴越—日本”之间的外交关系自然未能再有进一步发展。但是，在遣唐使废止后日本似乎走上所谓“国际孤立”之路的十世纪，双方竟然维持着如此密切的具有官方色彩的外交关系，这一点意义重大。

此后肩负起国际交流重任的，是秉承中国王权旨意而担负政治任务的极具势力的海洋商人。“海商”的登场极为重要，他们支撑起了宋代中国的海洋发展，在亚洲各地扩展居留地（如日本的博多[3]、敦贺[4]等地），构建了国际外交以及经济贸易、人员交流相关的基地。

宽平、延喜新制与“受领”

宇多天皇的宽平新制以及紧随其后醍醐天皇的延喜新制对平安时代的社会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主要内容是：首先，禁止了通行于九世纪的皇室贵族的地方“留住”；其次，规定庄园的设立必须经过国家的认可。也就是说宽平、延喜新制最大的着眼点在于消除九世纪的庄园成为群党暴动据点这一隐患，重建以国衙为中心的支配体系。这些国制改革获得了成功。

受此影响，在十世纪设立庄园必须以加盖内印（天皇朱印，即所谓的御玺）的太政官符和民部省符为依据，换言之，庄园的设立必须获得天皇的批准，这成为既定的原则。这种依据内印许可设立的庄园一般称为“官省符庄”。而在设立庄园的许可文书中明确记录了庄司（庄园的官吏）以及“庄子”（庄园的专属农民）、“寄人”（寄居庄园之人）等人员的数量，并由国司进行认证、监督。

庄园在保持私有土地性质的同时，成了一种国家性质的土地制度。京都的贵族们一方面拥有出任国司、经管国衙领有土地的机会，另一方面国家也许可他们收取私人庄园的租税。对于都市贵族、官僚而言，国衙领有土地与私人所有庄园成为受国家保护的两种收益来源。

在此过程中，国衙领有土地的体制发生了变化，国司成为所谓“受领”，只需承包一定数额的税赋，作为回报，可以取得运营所任职之“国”的全权。而国司全面采用九世纪已出现的方式，将土地耕作的工作进一步转包。国司把这些承包土地耕作之人称为“负名”，即“以土地耕作之名担负承包该项工作”的人。这样，律令时代以来国衙领有土地内的民众为“公民”（即百姓）的原则得以维持，他们与私人所有庄园的“庄子”“寄人”严格区分开来。但是承包关系是一种只要交纳契约规定的赋税即可的关系，因而从小规模的“百姓”到更大规模的“大名”，“负名”的实际状况千差万别。而正如“负名承包的田地达十余町，范围涵盖邻郡，拥有许多下人”所言，“大名”“大名田堵”对土地实行领主式的经营，他们之中甚至出现了一些在相邻数国都拥有领地的极具势力之人。

“田堵”与“刀祢”

通过这种承包关系，即便是在律令制的行政机构解体的情况下，国司也能够向中央缴纳赋税。而反过来，在这一体制下各地的居住民担负了承包土地耕作的责任，作为补偿，居住民也从律令制下行政机构的支配和租庸调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这样一来，普通的农民也拥有了自家住宅及其周边田地等小块土地，基于这种具有“自由农民”性质的一面，他们被称作“田堵”。田堵意指用“堵”（围墙）围起来的自家宅地或田地的土地所有权获得社会广泛认可（令人“安堵”）的人。前文提到九世纪的所谓“田刀”与此发音相同，但大约从十世纪末开始，“田刀”的写法就无一例及变成了“田堵”，这正是上述土地所有制形式逐渐普遍化的缘故。

不过田堵也并非拥有所有耕作土地的所有权。尽管田堵们可以将自家住宅周边的田地永久地私人占有，但对于此外的公有田地却只有暂时的权利，原则上只有一年或限于国司任期（四年）范围之内的承包耕作权，倘若“三年不耕”还会被没收。虽说班田收授制已不复存在，但耕地依然以这种形式被国家支配。这种状况的形成条件在于，原本田堵在耕作时所采用的就是“片荒农法”（“片荒”指休耕地），即在一块土地上连续耕作两三年后暂时休耕，换另一块土地。

而这些休耕地的使用、收益以及复耕都由地区与村落的集团进行管理。承担管理核心工作的是前文所述的“刀祢”，他们取代消亡的郡衙[5]等行政机构，支撑起了实际的土地制度（虽然当时的史料中尚可见到“郡司”的字眼，然而实际上已基本等同于刀祢）。尤其是在春耕开始之际的耕作契约、秋收纳贡之际的检田，以及“地头”（地之头，即土地边界）调查等工作中，刀祢都在国衙之下发挥着重要作用。前文中已提及，在九世纪既已存在一套系统，即由“田刀祢”担任田地使用及收益的公共管理和实际的承包耕作两方面的工作，而上述“刀祢”的情况可以说是这一系统的进一步延展。

控诉国司苛政与百姓运动

这种“负名”的承包关系对于承包者而言，虽然自由，却也非全然有利。国司在履行一定额度的赋税上缴义务的同时，也被朝廷赋予了从中获取自身收益的权限，如此一来国司自然是希望加征赋税。另外律令制下征收的租庸调税目依然存在，由此，加在个人身上的赋税、杂役使得百姓疲于应付。这就是十世纪末以后在“受领”阶层贪得无厌强取豪夺的背景下出现的情形。而与此相对，郡司、刀祢等中间阶层以及“大名田堵”们也发出抗议之声，展开了针对国司苛政与“不善”的上诉运动。其主张的逻辑基础是：生活在国衙领有土地内的百姓是“德政”“善政”的对象，身为天皇官吏的国司施行“苛政”是绝不容许的。这里所谓“百姓”是指一种身份，其中囊括了因参与诉讼运动而团结一致的广泛阶层。这一运动的蔓延仅史料中记载的就涉及十余国，百姓们以数百人的规模一同上京，聚集于大内“公门”[6]之外。

在针对国司苛政的上诉运动中，最著名的是十世纪末期尾张国[7]的郡司和百姓们集体向国司提出的诉讼。当时的尾张国国司是藤原元命，他出任之时正值花山天皇新制如火如荼地实施之际。问题在于，如系谱图13所示，元命是藤原惟成的叔父，作为花山天皇亲信的惟成是发布新制法令的核心人物，而元命还通过惟成与其岳父源满仲成了亲戚。以这层关系为后盾，元命在伴随新制而实施的收紧对地方支配力度的过程中大显身手。按照尾张国百姓们对元命的控诉，据说元命驱使无赖武士强行催缴赋税，“屠人肉则为身体之妆”[8]（切下耳朵等来装饰身体）。这些成为元命亲兵的武士之中，恐怕也不乏武家栋梁源满仲的党徒吧。但是前文提及的花山退位事件极大地改变了元命的地位。百姓的诉讼十分合乎中央政局的变动，他们对前天皇亲信的国司胡作非为的控诉，在希求新天皇一条实行“德政”的氛围下取得了成功。

这个时代，在圆融、冷泉两系的紧张关系下，双方的天皇竞相倡导“德政”来宣扬自身的正统性。各地郡司和百姓的申诉能够成功，这一政治条件不可或缺。同时还需要注意到，地方上的有权人士为了同国司对抗，争相设立具有皇室、摄关家背景的庄园。在这种情势下，正如后文将看到的，《延喜庄园整理令》发布后尚不足百年，十一世纪，庄园设立再次盛行。

注释：

[1]参见菅原道真《请令诸公卿议定遣唐使进止状》（《菅家文草》卷九）。

[2]参见《今昔物语集》卷十四“降伏法显灵利仁将军身死”。

[3]博多是当时大宰府的外港，位于现在的福冈县福冈市东部，面向博多湾。

[4]敦贺是当时港口都市，即现在的福井县敦贺市，面向敦贺湾。

[5]郡衙是指管理一郡事务的行政机构。日本古代采取“国郡里制”的三级地方行政区划体系，郡在国之下，属于第二级，其行政长官为郡司。

[6]公门指君主进出的宫城城门。

[7]尾张国是律令制下设立的国名，属于东海道，位于现在爱知县西部。

[8]参见《尾张国郡司百姓等解文》。

第三章 王统的统一与藤原道长、后三条天皇（十一世纪）

《枕草子绘词》中的三条天皇妃原子（中上）、一条天皇妃定子（左），以及她们的父亲藤原道隆（中下）、母亲高阶贵子（右）（据中央公论新社《日本绘卷》第十卷）

1.王统分裂与摄关家

圆融“院政”和藤原兼家诸子

在花山天皇出家的第二天，圆融法皇[1]之子、藤原兼家的外孙一条继承了皇位，并于次月登基，年仅七岁。这一周密的安排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花山的出家是圆融和兼家合谋的结果。曾被花山架空权力，对其大张旗鼓地推行新制只能作壁上观的圆融，无疑将花山的出家视作极大侥幸。现在圆融实行院政的条件已经完备。一条的摄政是其外祖父兼家，而藏人头则由藤原道兼出任，道兼因骗得花山出家的功绩而备受赏识，继而以二十六岁的弱冠之龄晋升参议。此外，藤原道隆、道长等兼家的其他诸子也都不断获得惊人的升迁。很明显在这一系列人事调整背后，圆融的意志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掌握参议人事专断之权的兼家曾明言自己是得到了“法皇的指示”。

而且，皇太子是花山的异母弟三条，时年十一岁，其生母是兼家的女儿超子。由此，长年残酷的政治斗争终于结出了硕果，兼家的权势到达顶峰，两个外孙分别成为天皇和皇太子。也许有舆论批判他使用阴谋诡计将花山拉下皇位，但是对于兼家而言，可以说他是始终在为长寿的“狂王”冷泉及其皇子三条效力，这种忠诚大概也挽救了他的名声。

新天皇推行新制一般是在成人以后的二十岁左右开始的，但是一条从即位第二年直到元服，陆续颁布了各种新制的法令。而主导这一切的无疑就是圆融法皇和藤原兼家。他们为了宣扬新天皇的权威，回避舆论的批判，积极地开展所谓“德政”，以此与废帝花山施行的新制进行竞争。但是由于兼家（享年六十二岁）于九九〇年新制颁布后不久过世，圆融的院政很快遇挫，圆融（享年三十三岁）也在第二年去世，一条天皇新制的计划发生转变。

花山的出家和兼家、圆融的相继离世，从某一方面来说使得“安和之变”以来不祥的记忆成为过去。继承兼家的地位担任关白之职的是其长子藤原道隆（三十八岁），即所谓的“中关白”[2]。这一年一条天皇刚好十一岁元服，于是道隆将十五岁的长女定子送入宫中担任一条侍寝的女御，不久又将次女原子送到皇太子三条的身边。也就是说，道隆采取了与父亲兼家相同的做法，将自己两个女儿分别许配给圆融系的天皇和冷泉系的皇太子两方。而道隆年仅二十二岁的儿子伊周，则在三条与原子结婚那年破格晋升为正三位的内大臣。本章篇首的《枕草子绘词》正是体现道隆这一荣华富贵的极致。画中描绘了原子进入东宫约一个月后拜见定子的情景，而定子不用说就是清少纳言侍奉的女主人。从画中两姐妹和睦的样子，可以感受到她们对各自丈夫即天皇和皇太子之间良好关系的期待。这种场景或许可以说象征着从长期持续的政治斗争中解放出来的宫廷的和平局面。以年长的皇后定子为中心，形成了华丽的宫廷女官文化，正是在这种氛围中一条天皇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时代。

而实际上，在这一温馨场面的约五日之前，道隆似乎受到正值流行中的疫病的影响，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故而递上了辞去关白一职的辞表，局势由此再次骤变。这时构成王权核心的，是出自不同王统的一条天皇和三条皇太子。天皇十六岁，而皇太子二十岁。两人倒置的年龄关系，使局面较之“安和之变”以来的形势更加严峻。以摄关家为代表的贵族们围绕着天皇和皇太子，再次面临重蹈权力斗争覆辙的命运。

道隆之子藤原伊周以父亲生病为由，临时代行关白的职务。四月十日，道隆突然过世。伊周本来对正式继任关白充满了期待，然而不久后关白一职却落入了道隆的弟弟藤原道兼的手中。可是由于疫病流行之势迅猛，道兼也很快死于疫病（故被称为“七日关白”）。“与其如此，还不如当时追随花山天皇出家呢！”——对于道兼的结局，大概有人会如此感叹吧。

一条天皇与藤原道长的登场

在藤原道隆和道兼相继死后，一条天皇考虑到与定子的关系，一度决定任命藤原伊周为关白。不过最终经不住母亲诠子的哭诉劝说，赋予了藤原道长“内览”（以公卿之首的身份应对天皇的咨询，行使关白的职务）之权。而促成此事的背景或许是诠子对定子周边奢华的宫廷氛围的反感。在前述《枕草子绘词》的场景发生前不久，据说一条天皇某日午后来到定子寝宫，两人在“帐台”（寝室）里一直待到傍晚。《枕草子》中甚至颇为得意地描写了当时的场景。这些做法到底还是有些过于旁若无人了。

如果仔细思考一下，“藤原道隆—道兼—道长”这一权力的推移，与十世纪的“藤原时平—忠平”“藤原实赖—师辅”以及“藤原伊尹—兼通—兼家”的情况是一样的，即摄关家的嫡系又重新落入年幼的弟弟手中，可以说是一种“弟之法则”。当皇室内部出现问题时，摄关家往往会出现兄长因政治斗争而耗尽心力，最后由弟弟取而代之渔翁得利的情况。当然，如果定子能够生下皇子，藤原道隆的长子伊周作为定子的兄长还留有复权的可能性，但他却因为丢掉关白之位十分郁闷，于九九六年袭击花山法皇从而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出家后的花山恣意享受着放荡的生活，与成为其出家诱因的女御忯子的妹妹暗通款曲。而伊周、隆家兄弟则与忯子的另一个妹妹往来频密，结果两人与花山不期而遇，当场发生争执并向花山射箭，杀害了花山身边的童子。藤原道长利用这一事件为口实将伊周赶下台，贬其为大宰权帅。而且当时伊周曾藏入妹妹定子的中宫御所意图逃走，使得定子也受到牵连，在这次骚动中被迫出家。

趁此机会，道长安排长女彰子入宫，将其送到一条天皇身边。彰子此时年仅十二岁。而已经二十岁的一条仍然无法割舍对于已出家的定子的爱恋之情，定子后来生下了皇子敦康亲王。然而不久后，再次怀孕生产的定子死于产褥上。于是，希望能够忘却青春记忆的一条天皇，开始接连颁布世代更替的新制，推行所谓“长保宽弘德政”，被世人评价为“好文贤皇”。

不过此后约十年间，彰子都未能生育子女，缺少了画龙点睛的一笔。在这种情况下，幼妻彰子悉心抚育定子的遗孤敦康，希望他将来能成为皇太子。当时，一部分朝臣悄悄议论：藤原伊周、定子的母亲，藤原道隆的妻子高阶贵子出身于高阶氏嫡系，其先祖乃是在原业平与伊势斋宫私通所生之子，因此具有高阶氏血统的敦康皇子没有资格“参宫”[3]，不适合继承皇位。侍奉彰子的高级女官紫式部在其执笔的《源氏物语》中，对这种“唯血统”的肤浅言论进行了批驳，试图尽可能从人性的角度去理解天皇和皇族的“好色”，反映了彰子一方的“善意”。

当然，在这个时代的宫廷中善意能否发挥效力，又是另一个问题。后来身体发育成熟的彰子生了后一条、后朱雀两位皇子，不久随着一条天皇在三十二岁时过世，宫廷政治斗争的波澜又再次涌动。

三条天皇之死与小一条院辞去皇太子之位

一条天皇死于一〇一一年，接替他即位的是冷泉的次子三条。根据一条的遗愿，三条越过了年长的敦康皇子（生母为定子），而册立了四岁的后一条（生母为彰子）为皇太子。据说一条死前，彰子曾向父亲藤原道长推举敦康却被拒绝，彰子因此无法掩饰对父亲的怨恨。不过彰子的愿望实在是一条和道长都难以接受的。三条在一条长达二十五年的在位期间，长年被置于“与天皇年龄倒置的皇太子”地位，据说他甚至对一条患病表现出极大的欣喜。三条不仅是冷泉系的天皇，而且曾将藤原道隆之女、定子的妹妹原子纳入宫中。正因为有这一层关系，三条在道隆执政时期有着很强的影响力。也正因如此，道隆的儿子伊周和隆家两兄弟都成了三条的近臣。一般来说，谈及藤原道长执政时期的政治斗争，人们的关注点往往只在摄关家内部伊周和道长的斗争，以及后宫中定子和彰子的斗争。但是更为重要的其实是皇室内部的矛盾，即三条皇太子和一条天皇之间的关系。基于这样的背景，三条即位后希望册立定子所生的敦康皇子为皇太子也就理所当然了。在三条一方看来，抛弃了敦康皇子的一条可以说冷酷无情。伊周的弟弟隆家曾在一条死前与其有过面谈，隆家后来对此次会面述怀道：当听到一条说“无法立敦康为太子”时，真想对他说“你真不是人啊！”

经历了这些的三条即位后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依照惯例开始致力于世代更替后新制的实施工作，但是藤原道长却对此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没有提供协助。时常接受三条咨询的时任大纳言藤原实资在日记中批判道长的姿态是“以背王命为贤”[4]。当然，道长也不会对三条完全置之不理，他在一条去世前夕将次女妍子许配给了当时尚是皇太子的三条。道长也与藤原兼家、道隆一样，将女儿分别嫁入圆融、冷泉两系王统。

但是由此又产生了新的对立。三条即位后，册立妻子娀子为皇后——娀子是藤原道隆好友藤原济时之女（济时是“安和之变”中表现活跃的藤原师尹之子）。娀子与三条共同度过了皇太子时代，并且生下了小一条皇子，两人感情甚笃。但是藤原道长优先考虑的皇后人选原本是自己的女儿妍子，因此对于娀子的立后仪式非常露骨地故意刁难，这等于是在挑战娀子所生的小一条皇子的皇位继承权。此时恰好身体状况不佳的三条天皇对此非常震怒，说道：“道长的无礼令朕寝食难安，看到他如此嚣张，朕可不能就这么轻易地死了。”情势于是陷入胶着。

这种紧张局势随着妍子来到三条天皇身边后很快怀孕而暂时有所缓解。然而妍子生下的却是女儿（即祯子内亲王，后来的后朱雀天皇之妻）。倘若生下的是皇子，那么就会再次出现摄关家手握两系王统的皇子，形成两系王统交替继承皇位的局面，如此一来三条和道长之间的关系或许就能真正和解。但此时三条已无法再继续支撑下去，陷入“片目不见，片耳不闻”[5]的状态。结果三条仅仅只是确保了自己的儿子小一条继任皇太子，一〇一六年被迫让位于后一条天皇（九岁）后，于第二年过世。三条在退位之前写下了一首著名的和歌：“不爱红尘误，偏得命苟延。今宵何所恋，夜半月中天。”[6]这首和歌后来被收入《百人一首》。

三条死后，他所留下的皇太子小一条以获得前天皇的待遇为条件，自行让出了皇太子之位。接替小一条继任皇太子的，不出所料正是彰子所生的后朱雀，藤原道长的外孙。由此冷泉系王统被完全排除于皇位继承之外，从而结束了圆融、冷泉两系王统交替继承皇位的“迭立”状态。但是这种王统分裂的状态一旦消除，摄关家在分裂的王统之间脚踏两只船，通过居间调停、操控以获取权力的方式也随之变得不再可行。

《大镜》的预言与藤原道长之死

担任九岁后一条天皇的摄政一职的，是其外祖父藤原道长。道长将女儿威子（相当于后一条的姨母，时年二十岁）嫁给后一条为妻。在为此举行的宴席上，道长吟咏了那首著名的望月和歌：“此世即吾世，如月满无缺。”[7]如果这是道长特意针对三条的和歌而作的话，那他还真是相当敏感了。同年末，定子的遗孤敦康亲王过世，道长与藤原伊周之间的对立也成为往事。由此道长的权位达到了极致，而进一步锁定这一权位的，是三年后他又将女儿嬉子送进皇太子后朱雀的宫中。

后一条天皇即位后、成年前的大约十年间，道长处于未成年的天皇和皇太子的外祖父的地位。这在天皇制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道长成为近乎天皇般的存在，相当于“摄政王”或“执政王”。而道长的这种权势在后一条天皇十八岁成年的那一年，即一〇二五年（万寿二年）达到了顶点。后一条从正月开始为即将施行的世代交替的新制做准备，在此期间皇太子后朱雀的皇妃嬉子怀孕的消息也得到了证实。道长的权势看上去坚如磐石。据说这一年为了装饰自己家族的宗寺法成寺，道长甚至拿走了象征王权的大内丰乐殿的鸱尾（屋顶装饰）。

贵族的长老藤原实资在日记《小右记》中将此事视为道长将皇居据为己有，又记载了次月道长扩大摄关家庄园一事，感慨道：“天下之地悉为一家领，公领无立锥地欤”[8]。但是与日记中的笔致相反，实资也和其他贵族一样，在现实中则采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

与此相对，宫廷的周边事态确实开始发生变化。在平安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物语《大镜》中，记载了在这一年四起的各种各样的“妖言”。在确切可靠的史料记录里也可以看到小一条院的侍从女官公开说梦见了道长的子女相继过世这类记载。而《大镜》原本也将自身设定为世继翁等长生不老的仙人所讲述的物语，他们当时是在参加这年稍早时候去世的三条天皇后娀子的七七法事“云林院菩提讲”的聚会。可以说《大镜》本身就是诞生于“妖言”世界中的作品，预言了当时怀有身孕的嬉子之死，以及道长的权力衰退和王统的发展变化等。

系谱图14道长的两位妻子及子嗣

正如《大镜》所预言的，嬉子在生下后冷泉皇子后不久过世，后一条天皇身体状况恶化，被类似女性神经过敏的噩梦困扰，时常梦见“数千女子闯入宫中乱作一团”。而后一条的皇后威子虽然在第二年怀上了第一个孩子，生下的却是女儿。如此一来，后一条推行的新制刚一开始就失去了势头。

更为严重的是，“万寿二年”，藤原道长诸子不和的流言开始在坊间传播。虽然可以说这是在摄关家的当家之主确立霸权以后不断重演的宿命，但如系谱图14所示，此次是发生在道长的两个妻子所生的儿子，即伦子所生的赖通、教通，明子所生的赖宗、能信之间。第二年（一〇二六年），赖通和能信二人发生了激烈争执。

系谱图15 冷泉、圆融两系王统“迭立”与藤原道长之女

旁的数字表示天皇世代；内为皇太子；黑体字为伦子所生道长之女，左边划线的为明子所生道长之女。

其实像藤原道长这样由外戚掌权，在东亚地区绝非什么新鲜事。同时期的高丽王朝也是如此。但是正如系谱图15所示，道长的权力是依靠天皇家和摄关家之间复杂的世代近亲婚姻关系支撑的，即使从生物学角度来看这也是异乎寻常的。道长不仅将女儿嫁给了一条、三条、后一条、后朱雀两代四位天皇，甚至还包括了从皇太子之位引退的小一条。通过这种人为的“政治联姻”，将冷泉、圆融两系王统的代表人物全都拉拢成为自己的姻亲，由此道长作为王统的统一者获得了极大的权威。但是这种王统的统一以及皇室与摄关家的一体化，反过来使得皇家的内部矛盾直接投射到摄关家，由此在摄关家的内部掀起了巨浪，比如上述赖通和能信之间的激烈争执。

在藤原道长诸子中，代表圆融系王统嫡系的一条、后一条立场的是伦子所生的长子赖通，他担任了后一条的摄政。考虑到赖通长子的地位，这是理所当然的。而赖通还背负着与皇室之间的另一层关系：在一条和定子的遗孤敦康皇子被彰子悉心养育的时候，赖通作为敦康的儿时玩伴，二人关系亲密，而且如系谱图16所示，两人的妻子还是姐妹。这反映了赖通作为长子不得不接过一条和彰子的所有人际关系。

系谱图16 后朱雀的妻子们与摄关家、村上源氏

黑体字为道长之女

与赖通的情况相反，明子所生的赖宗、能信兄弟（参见系谱图14）则以担任皇太子后朱雀东宫大夫的赖宗为首，均与后朱雀关系密切。不过较之赖通，这对兄弟本来与三条、小一条的关系就很密切。比如说他们的同胞姐妹宽子嫁给了辞去皇太子之位的小一条，能信更是担任了小一条院别当[9]。另外，能信还曾作为中宫亮[10]侍奉嫁给三条的道长之女妍子，并由此成为三条和妍子两人所生的祯子内亲王的监护人。这些关系虽说是他们作为弟弟处于次要地位的结果，不过在日后却有着重要意义。

在摄关家即将分裂的预言中，一〇二七年藤原道长过世。距离走上权力之路的藤原道隆、道兼相继病逝的九九五年，已经过去了约三十年。正如前文所述，道长生命中的最后十年是可以称作“执政王”甚至令人误认为是天皇一般的存在。但是他权倾天下的时间大约只有十年，至多也不过二十年。由于道长独占了与几代天皇之间的门阀姻亲，他的下一辈要继续维持这种形态反而成为不可能。

注释：

[1]退位后的天皇（上皇）出家，称为“法皇”。

[2]因藤原道隆为中宫定子之父，世人故又称其为“中关白”。

[3]参宫即参拜神社，此处是指参拜王室宗庙伊势神宫。

[4]参见《小右记》“长和二年（1013年）四月二十五日”条。

[5]参见《小右记》“长和三年（1014年）三月一日”条。

[6]译文据刘德润译本（藤原定家编著，刘德润译《小仓百人一首》，新星出版社，2017年，第137页）。

[7]参见《小右记》“宽仁二年（1018年）十月十六日”条。

[8]参见《小右记》“万寿二年（1025年）七月十一日”条。

[9]别当指总管府中事务的长官。

[10]中宫亮指管理中宫事务的次官。

2.宫廷社会的成熟与院政的形成

后朱雀院与伊势神罚、大内烧毁

藤原道长死后，宫廷社会的关注点聚焦在后一条天皇能否生下皇子上。一〇三六年，后一条最终在没有子嗣的情况下过世。承继皇位的后朱雀天皇比后一条小一岁，当时二十八岁。后朱雀在皇太子的位置上已经等待了约二十年，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后一条能否生下皇子。这段长期不安定的“皇太弟”期间的后半段，后朱雀娶了三条天皇和妍子所生的祯子内亲王为妻。祯子在后朱雀即位的两年前，即一〇三四年（长元七年）生下了后三条皇子（参见系谱图16）。分属冷泉、圆融两系王统的后朱雀天皇和祯子内亲王都是道长的外孙（女），后三条的血脉是在道长所创造的两系王统的统一条件下诞生的，这一点必须特别注意。后朱雀的长子是死于产褥的道长之女嬉子留下的后冷泉皇子，后朱雀即位后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并没有确定皇太子的人选，他大概是对于失去母亲的后冷泉是否为皇太子的合适人选而犹豫不决。

如前文所述，后朱雀在皇太子时代的东宫大夫是道长的妻子明子所生的藤原赖宗。赖宗的同母胞弟能信则是后朱雀的妻子祯子的监护人，后朱雀即位后担任祯子宫中的长官（先任中宫大夫，后任皇后宫大夫）。于是“弟之法则”再次发挥作用，原本出身于旁系的后朱雀天皇和同样处于摄关家旁系地位的赖宗、能信兄弟联合起来。另一方面，对摄关家的嫡子藤原赖通来说，后一条天皇之死意味着极大的挫折。赖通为了挽回局面，将养女嫄子（敦康亲王之女）嫁入即位的后朱雀后宫（参见系谱图16）。前文已提及赖通和敦康亲王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另外这可能也是藤原道长的长女彰子（一条天皇之妻、后朱雀天皇之母）的强烈意愿，长寿的彰子此时拥有准太上皇的地位。

由于嫄子的入宫，祯子含恨退居能信的宅邸（闲院邸）。而如彰子、赖通所期待的，嫄子不到半年就怀孕了。但是得知此事的后朱雀不待嫄子生下孩子，就决定册立恰好此时元服的后冷泉为皇太子，并任命自己曾经的东宫大夫赖宗担任东宫大夫。而嫄子最终生下的是女儿，第二年嫄子再次怀孕，但在再次生下女儿后死于产褥上。由此赖通寄望于皇位继承人的期待受挫，定子的血脉在王权中枢复活的可能性也完全消失。

就这样，即位之初就暗藏风暴的后朱雀开启了他的治世。后朱雀到底长期身处旁系，性格坚韧。在上述皇太子人选及嫄子之死等事件告一段落后，后朱雀发布了新制，其中包含确认天皇对国土支配权的《庄园整理令》，这是花山天皇以来的新制中所没有的内容。后朱雀是时隔好久才再次出现的欲在政治上奋发有为的天皇。

但是新制施行后不久，后朱雀治世的局面却一举恶化，皇妃嫄子之死是来自伊势神宫“神罚”的流言四处扩散。很明显，这与伊势神宫的高阶氏禁忌有关，从欲立嫄子的父亲敦康亲王为皇太子的问题开始，这种论调就一直延续。特别是恰逢此时台风毁坏了伊势神宫的外宫，神官们跑来集体上告，迫使后朱雀只得答应亲自行幸神宫。于是后朱雀连夜驾临清凉殿大庭，反复拜祭神宫的神灵，结果身体着凉，患了感冒和严重的腰痛，痛苦的呻吟声甚至连宫墙之外都能听到。

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大内为烈火包围之际，内侍所的神镜飞入左大臣藤原实赖的袖中。《橘直干申文绘卷》中描绘了这一场景（出光美术馆供图）

一〇四〇年九月九日夜，也就是腰痛暴发的四天后，大内被大火吞噬。上图描绘的是平安京建成以来大内第一次烧毁时的情景。当时是九六〇年，此图绘于事件发生的八十年后。传说当时内侍所的神镜也曾被大火波及，但神镜竟然保持着完整的圆形，自己飞上樱花树的枝头，然后又飞入左大臣藤原实赖的袖中。与此相反，神镜的主体部分却在这次火灾中完全融化掉，世人纷纷叹息这是末世来临的预兆。后朱雀的藏人头在日记中生动描绘了火灾后无家可归的后朱雀阴森森的模样。

目睹皇家宗社伊势神宫被毁坏、大内被烧毁以及神镜融化，后朱雀或许会对答应母亲和赖通的请求立嫄子为中宫一事感到后悔吧。四年半后，与兄长后一条一样，后朱雀饱受病魔侵扰全身浮肿，于一〇四五年过世，享年三十七岁。

后冷泉天皇与天皇的颓废

继承后朱雀皇位的是后冷泉（二十一岁）。此时后冷泉还没有子嗣，皇太子是弟弟后三条（十二岁）。关于册立后三条为皇太子有一段逸事：去世之前病危中的后朱雀并未对继任的皇太子人选做出指示，赖通也没有特意言及，多亏前来谒见的能信进言“今日若不决定不知将来有何变故”，于是立后三条为皇太子之事才得以确定。而担任后三条东宫大夫的正是能信。

后冷泉即位后不久，依照惯例于一〇四五年发布了新制，即《庄园停止令》。但是正如本章末节要提到的，这一法令实际上放宽了对设立庄园的限制，正式承认了“藤原道长—赖通”执政时期捐赠给以摄关家为首的贵族们的庄园的合法性。

后冷泉与其皇太子时代的妻子章子内亲王（后一条天皇之女）没有子女，他即位两年后迎娶的藤原教通（赖通之弟）的女儿欢子虽然怀孕，可是皇子却不幸胎死腹中。而赖通晚年好不容易得到的亲生女儿宽子[1]进宫侍奉后冷泉的时间较晚，也未能怀孕。此次宽子的不孕，对于赖通来说是第三次挫折，前两次分别是自己担任摄政的后一条天皇没有留下子嗣就早逝，以及养女嫄子和后朱雀天皇只生下女孩。

而且后冷泉没能生就一身强健的体魄，早在即位五年后向掌管地府的泰山府君祈求长命的咒愿文中，就讲述了他经常被鬼怪和噩梦侵扰的烦恼。两年后，后冷泉也同当年的后朱雀一样患病出现浮肿，为了用水管接冷水浇淋患部，把清凉殿的地板都拆了，从而引发骚动。担任后冷泉看护工作的，主要是曾经担任其东宫大夫的藤原赖宗的三个儿子，即兼赖、俊家和能长。此间，后冷泉荒于政事，使得身边亲信为所欲为。

历来一般将这类毫无气魄的天皇的登场归咎于摄关家的专权。但实际上摄关家的分裂反使天皇身边形成了亲信集团，这一点必须加以注意。同时，后冷泉与身边亲信喜好男色也是其腐朽的背景，这一点与后世的王权特质相关联，也颇为重要。比如藤原赖宗的幼子能长，在后冷泉患病前不久举行的五节舞姬仪式的夜晚，和朋友们一起抱着园城寺[2]的童男共寝，还让童男与五节舞姬的侍女们交合两晚。而与赖宗的次子俊家交好的后冷泉亲信源隆国（即《宇治大纳言物语》的作者），据说在服侍后冷泉穿衣时，常开玩笑说要“一探陛下的御玉茎”。赖通也以家中养有“带女人味”的男童而闻名。在这一时期的贵族中，喜好男色的风气开始盛行，而这种风气也波及了天皇。

结果，后冷泉在疾病缠身的状况下，持续在位长达二十四年。尽管在位时间如此之长，后冷泉却是平安时代最没有存在感的天皇。后冷泉的治世，是在经历了冷泉、圆融两系王统分裂的终结，以及藤原道长执政时期的短暂“和平”之后，王权积蓄了极盛与颓废的经验，到达一个重要转折点的时代。“山樱幽处见，彼此倍相亲。世上无知己，唯花解我心。”[3]这首和歌是著名的修验者园城寺僧侣行尊（小一条院的儿子基平之子）所咏，被认为是哀悼后冷泉之死而闻名。

后三条天皇的登场与院政

一〇六八年，异母兄长后冷泉死后，后三条天皇即位，时年三十五岁。后三条的母亲是祯子内亲王，三条天皇之女。正如北畠亲房《神皇正统记》所言，后三条继承了后朱雀和三条两方的血脉，可以说是名副其实地统一了冷泉、圆融两系王统。后三条是自宇多天皇以来时隔约一百七十年以后出现的外祖父并非出自摄关家的天皇。通常教科书中会说，随着后三条的即位，王权由门阀贵族操控的“摄关时代”终结。但是这似乎只是将后三条的登场看作单纯的皇族血统谱系上的偶然，而对其根本原因未予以说明。事实是，在小一条辞退皇太子之位之后，王统经由藤原道长达成了实际上的统一，因此，皇室内部才有了道长的外孙和外孙女（即后朱雀和祯子）的结婚，以及两人所生的后三条即位等后续诸事宜。

如前文所述，在后冷泉治世的末期，皇太子后三条继承皇位被视作确切无疑。东宫大夫藤原赖宗的三个儿子成为后冷泉的亲信，其中能长是后三条东宫大夫藤原能信的养子（参见系谱图14），在能信死后继任东宫大夫。相对于历任摄政、关白的摄关家嫡系，处于旁系的这一支则在这一时期独占了东宫大夫之职：赖宗曾任后朱雀、后冷泉的东宫大夫，能信和能长则先后担任后三条的东宫大夫。

做了充分准备的后三条在即位后接连不断地发布新制的法令，继而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立即开始着手重建被烧毁的大内。对于后三条来说，重建大内大概是为了弥补父亲后朱雀的遗憾吧。著名的《延久庄园整理令》（一〇六九年）的发布主要就是为了重建大内而向全国征税，宣示了王权对国土的支配权。

后三条主要有两位妻子。最初的妻子是出身闲院流藤原氏的藤原茂子，是即位一年后立为皇太子的长子白河（十七岁）之母。闲院流藤原氏是始于藤原师辅和村上天皇的胞姐康子内亲王所生的藤原公季家族。由于这一血统，公季从小与村上天皇的子女们一起成长，其中就包括后来的冷泉、圆融两位天皇，可以说公季拥有半个皇族身份，家世显赫。而后三条即位时的功臣藤原能信是公季的养子，因为这层关系，能信成为公季曾孙女茂子的养父，将茂子嫁给了后三条。但是问题在于，由于茂子在生下白河皇子之后早逝，后三条即位后又另娶了小一条院的孙女基子为妻，并对其宠爱有加（参见系谱图15）。在此事上，后三条的母亲、相当于基子姑祖母的祯子的意向似乎发挥了作用。而一〇七一年基子在周围盛传“恐怕会生下将来成为天皇的皇子”的流言中，生下皇子实仁。

见此情形，后三条考虑让实仁取代现任皇太子白河，将来继承皇位。后三条素来以继承冷泉、圆融两系血统的王统统一者自居。对他而言，让拥有“三条—小一条”血脉且与母亲祯子关系深厚的实仁继承皇位，可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后三条因急于让实仁坐上皇太子之位，甚至决定退位。于是一〇七二年末，后三条退位，白河天皇即位，同时册立两岁的实仁为皇太子。后三条则在退位后实行“院政”，希望以此来守护实仁的成长。实仁的东宫傅[4]由源师房担任——源师房娶了藤原道长的女儿尊子为妻，与藤原赖通的妻子隆姬是兄妹（参见系谱图16），在贵族中居于关键地位。而实仁的东宫大夫则由后三条院政官署的最高长官藤原能信的养子能长担任。

尤为重要的是，源师房的长子源俊房的妻子是实仁母亲基子的姐妹，由于这层关系，源俊房成为实仁派的核心人物。而且，在后三条退位的第二个月，基子又生下辅仁皇子。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王统将来要传给小一条院孙女基子所生皇子的政治氛围。

白河院政的开始与皇太子实仁

但是事与愿违，后三条在退位后的第二年因“饮水病”（糖尿病）过世，院政再次遭遇挫折。而成为下一代王权主人的是白河，即位时二十岁，其即位第三年藤原赖通和彰子也先后过世，彻底地改朝换代了。但是在即位之初，由于后三条指定的下一任天皇、异母弟实仁皇太子的关系，白河的王权并不稳固。虽然在即位三年后的一〇七五年发布了标志世代更替的新制法令《庄园整理令》，但是除此以外其他法令几乎没有留下记载，白河的新制就草草收场了。

不过幸运的是，一〇八二年兼任后三条院政机关的最高长官以及实仁东宫大夫的藤原能长去世，三年后皇太子实仁也因患天花过世。尽管后三条在世时曾有意让实仁的胞弟辅仁在实仁之后继任皇太子，但是白河抓住这个机会欲确立自己的王统。在实仁去世的第二年，三十四岁的白河将皇位让给儿子堀河天皇，自己则开始了院政统治。

所谓院政，是指具有家长地位的上皇操控天皇执政的专制王权体制。其本质即在位的天皇为了早日让直系子孙即位而主动退位。在院政体制下，王权总体上处于“院”（家长）的掌控之下。因此与从前相比，天皇即位后发布新制就只剩下形式上的意义，而且既然存在着父皇，“摄政”“关白”职务的意义也就成为次要的了。另外在这种体制下，“摄关时代”经常出现的因天皇与皇太子是兄弟关系而导致王权分裂的危机就成了罕有的例外。说到底，院政时期因受让皇位而即位的天皇一般都很年幼，待到他们成年以后自己也就退位了。

皇太子因将来要即位而承受着沉重的精神压力，但在院政时期皇太子的身份本身就是一种例外。例如从堀河天皇即位到册立儿子鸟羽为皇太子的长达十八年间，皇太子之位始终空悬。如此一来，构成王权中枢的不再是“天皇—皇太子”，而是直系父子的“院—天皇”。而在这种结构中，天皇必定年幼，可以说是被“皇太子化”了。于是不可否认的是，至少在制度层面，王权体制的稳定性得到了增强。

无论如何，自平安时代初期开始历代天皇所追求的院政（直系王统）的确立，终于由白河天皇实现了。但是正因如此，父亲后三条天皇生前指定由小一条院系的基子血脉的皇子（实仁、辅仁）继承皇位一事，对于白河来说就成了一个充满自卑感的重大心结。似乎是要与父亲重视的小一条院系的实仁、辅仁皇子之母基子的血脉相对抗，白河首先强调了自己母亲藤原茂子血脉（即闲院流藤原氏血脉）的尊贵性，让继承皇位的堀河娶了母亲茂子的侄女苡子。镰仓时代初期天台座主慈圆所撰的《愚管抄》基于摄关家的立场对平安时代的历史“道理”进行了阐述，其中指出：白河的这一做法正是国母（天皇母亲）的娘家由摄关家一系转到闲院家一系的原因所在。

接着，白河对自己最初的妻子贤子（堀河的母亲）的血脉也非常坚持。如系谱图16所示，贤子是前文提及的源师房之子、源俊房之弟源显房的女儿。两人的婚姻是由藤原赖通促成的。赖通与即位前的后三条关系不睦，于是他借助与源师房的关系，让贤子做了自己儿子师实的养女，然后恳请后三条同意了联姻。据说在贤子病危之际，白河坚决不同意将她送出大内，在贤子死后还抱着她的尸身不肯起来，面对大臣“从无天皇接触死者不洁尸体的先例”的指责，白河强硬地回答“那就由朕来开创”。

如前文所述，由于闲院流藤原氏是以藤原师辅和村上天皇的姐姐康子内亲王所生的藤原公季为始祖的家系，而贤子则是出身于村上源氏的嫡系，因此无论强调上述哪一方，都说明了白河非常重视天皇母系家世中的村上天皇血统。而在贤子死后，白河除了与贤子的妹妹师子发生关系之外，没有再允许其他上层贵族的女儿入宫。可以说对于决定自己王统的下一代天皇的母系家世，白河将其限定为必须具有村上天皇血统。一〇九六年贤子的女儿、传说继承了母亲美貌的媞子过世，深受打击的白河出家了。

早年丧母、皇位的正统性不被父亲认可、抱着过世的妻子不肯起身、因女儿过世而出家——这就是白河天皇（上皇）。不过失去了正式的妻子也有好处，祇园女御是白河有名的宠姬，白河先是构陷其丈夫将他流放，然后以祇园女御为中心，将身边亲近的女官组建成了闺阁的妻妾群。在这种放荡的生活中，白河私生子的数量据说连他自己都公开说“记不清”了。

白河的荒淫行为给贵族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进而发展成为对白河天皇的资质产生怀疑。而白河出家后不久，堀河天皇在尚无子嗣的情况下重病，以此为契机，对白河的质疑得以公开化。如果堀河去世，白河的王统就会一举陷入危机，此时期待辅仁皇子即位的舆论遍布天下。这种舆论的形成，不用说背后肯定有与辅仁关系密切的左大臣源俊房等贵族的推波助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源俊房身边的亲信中有武家源氏的首领源义家，他被源俊房委以随身护卫的全责，而且还将自己的女儿献给实仁，在实仁、辅仁一系的周围广结人脉。

注释：

[1]本书中有两个宽子，一为藤原道长之女、小一条院之妻，一为藤原道长之子赖通晚年的亲生女儿、后冷泉的皇后。——编者注

[2]园城寺是位于滋贺县大津市的日本天台宗寺门派的总本山，创建于奈良时代末期，贞观元年（859年）由智证大师圆珍再兴，将其作为延历寺的别院。

[3]本首和歌收录于《金叶和歌集》杂上、《百人一首》。译文据刘德润译本（藤原定家编著，刘德润译《小仓百人一首》，新星出版社，2017年，第133页）。

[4]东宫傅是律令制下负责掌管皇太子教育事务的官职。

3.入宋僧与地方社会

奝然的入宋与藏人所的黄金

在十世纪中国“五代十国”的内乱中取得最终胜利的是九六〇年建国的宋王朝。但是北方的诸民族依然势力强大，辽国（契丹）完全占据了万里长城以南的幽云十六州，新兴的宋朝在强盛期也未能夺回这些地区。接着在辽国东北边疆的森林地带女真族（后来的金国）崛起，到十一世纪后半叶已积蓄了相当的实力。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国际地位。“安和之变”以后的不安定局面一结束，九八三年，得到圆融天皇敕准、藤原兼家支持，东大寺出身的天台宗僧侣奝然出发入宋。游历了天台山和五台山之后，奝然谒见了宋太宗，在介绍了黄金等日本特产的同时，献上了《王年代记》。听说日本的天皇是“一姓传继”，宋太宗颇为感慨。

奝然入宋，除了观察了解宋朝的实际情况，同时也有为朝廷今后的外交关系探路的意思。不久奝然回国，带回了清凉寺的释迦像和宋版《一切经》[1]等，这使当时日本国内净土宗勃兴的宗教氛围愈加浓厚。而源信托付宋朝商人将其撰写的《往生要集》送往中国也正好是在这一时期。日宋交流以经常往来于两国间的宋朝商人为媒介，借助佛教这一桥梁得以迅速发展。

虽然未曾与宋商会面，但将宋朝商人进献的“唐物”呈于天皇御览的仪式是从这时开始的，宫廷生活被大量的“唐物”所装点。这些“唐物”的输入是以陆奥的黄金等价交换而来，这也成为奈良时代以来“日本黄金传说”在东亚地区广为流传的前提。收缴陆奥黄金以及向宋朝商人支付等价金是藏人所官员的职责，因此可以说陆奥的黄金是朝廷外交的物质基础。有鉴于此，控制陆奥对于朝廷来说就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新猿乐记》[2]中列出了当时的主要输出品有“真珠、水银、鹫羽”等。观察当时与宋朝商人之间贸易的实际情况，伊势[3]出产的水银和珍珠尤其具有重要价值，于是藏人所将水银矿山置于直接管理之下，并对伊势实行了特别的管理体制。《今昔物语集》里记载有经营伊势水银的京都富商的故事，其经营范围无疑也涵盖对外贸易领域。朝廷所从事的对外贸易也与这些商业活动深度地交织在一起。

负责接洽宋朝商人以及作为外交关系的最大窗口，承担辅佐朝廷职责的，是继藤原兼家之后掌握权势的藤原道长。值得注意的是，道长是惠心僧都源信的弟子，他直到临死前都与一〇〇三年入宋的寂昭上人保持着长期的书信往来。在此期间，道长在写给中国天台山的书信中开始署名为“日本国左大臣”，这表明道长向宋朝主张自己乃“辅弼朝廷的执政大臣”。一〇一二年，抵达宋朝的日本国使曾以“在东海之上可以见到中华帝国出现圣明天子时所显现的祥光”来赞美宋帝国。这些历史传说反映了当时日宋关系的实际情况，值得重视。

平安朝一边基于实际利益的考量与中国交好，一边依然与朝鲜半岛保持敌对，这与遣唐使时代的国际观完全相同。例如，一〇一九年沿海州女真族的一支刀伊部落袭击朝鲜半岛，进而又侵袭北九州。这次事件令平安朝首次实际感受到东亚局势的动荡。当时的朝廷怀疑此次刀伊来袭是与“原敌国”高丽的合谋，甚至对送还被刀伊掳走住民的高丽使者也疑神疑鬼。当然，就像此时对马岛的住民为寻回被刀伊掳走的妻儿不惜违反“渡海制”（渡航的限制令）前往朝鲜所显示的，对马等岛屿并未受国境的限制，甚至可以说呈现出一种同时隶属朝鲜和日本的状况，这种现象很早就存在，而且越来越明显。但是正如后来所展现的那样，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脱国境性”必然包含着友好的姿态。

成寻入宋与“摄关家外交”的挫折

藤原道长在对外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后来被儿子赖通所继承。一〇三二年，正在宋朝访问的寂昭上人来信，赖通代替道长写了回信。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赖通此时尚未确立足够的权威，在对外姿态上一直颇为消极。直到赖通晚年跟朝廷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状况才有所改变。

系谱图17 成寻与后冷泉的亲信们

一〇六六年，后冷泉的健康状况恶化，大概是以此为契机，宋朝商人进献了“种种灵药”。长期担任赖宗“护持僧”的天台宗大云寺[4]座主成寻曾为后冷泉祈祷，他在此时下定了入宋的决心。如系谱图17所示，成寻是时常陪同后冷泉寻欢作乐的亲信源隆国的外甥，也是当时与延历寺有着激烈纷争的天台宗园城寺系的人物。可是在后冷泉病重的同时，赖通也病倒了，成寻因为要为赖通的康复祈祷，一时无法出行。在此期间后冷泉过世，成寻以前往五台山巡礼、为后冷泉祈祷冥福的名义，终于得以入宋。成寻从后冷泉之妻、皇太后宽子（赖通之女）那里获得了后冷泉亲笔抄写的佛经，准备将其供奉于五台山。

但是，当一〇七〇年正月成寻做好出行准备向朝廷递交渡宋申请时，却未能获得后三条天皇的敕准。两年后，成寻不顾阻挠强行入宋。为先帝做法事祈冥福的使者居然在未经当今天皇许可的情况下私自入宋，这一异常事态无外乎和即位前后的后三条与成寻的支持者赖通之间的恶劣关系有关。

当时宋朝正值神宗皇帝的治世初期，正好是任用著名的王安石而使国力走向最强盛的时期。顺利完成五台山巡礼的成寻获得了神宗的接见，神宗交给他一封希望两国缔结邦交的书信，一〇七三年，这封书信由成寻的弟子们带回日本。神宗在对外关系方面态度积极，在成寻到来前不久刚派遣使者前往高丽，两国恢复了邦交。此前，高丽长期臣服于辽国，与宋朝国交断绝，神宗为了对抗辽国，舍弃虚名而重视与高丽发展关系。相较之下，与日本建立邦交缺乏紧迫性，这一点不可否认。而日本在收到书信时，后三条天皇已过世，藤原赖通也处于弥留之际。在当时这种微妙的政治形势下，对于这封由“先帝法事”的使者成寻送回的宋朝神宗皇帝的书信，平安朝上下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仅仅只是用礼仪性的公文进行回复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且答礼的公文甚至迟至一〇七七年才发出。

如此一来，成寻就被完全断了退路。而此时宋朝正好举行祈雨仪式，成寻因为在仪式中展示了法力而获得了宋朝皇帝的信任。未能如愿回国的成寻最终客死于宋朝。就这样，由摄关家辅佐、代行的外交体制瓦解。

地方领主和随从、下人

十一世纪的地方社会处于真正的中世到来的前夜。反映这一时代转换的，是藤原道长死后第二年，即一〇二八年发生在东国地区的“平忠常之乱”。平忠常是地方上非常有势力的武士，拥有摄关家的“侍”的身份。这次叛乱始于平忠常烧死了安房[5]的国司，远离都城的东国荒蛮之地的国司与地方的矛盾到达极点，终于爆发了，规模之大波及整个房总地区[6]。九世纪末以来，地方反抗国司苛政的运动持续不断，末期以后暴力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例如武装袭击国司在京城中的宅院，濑户内海地区的著名海盗参与诉讼运动并成为核心人物等。而国司方面也以武力与之对抗，使得反抗国司苛政的上诉运动势头逐渐减弱。

但是运动的影响依然巨大。大约从十一世纪中叶开始，律令制下的租庸调税目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国衙领有土地的年贡，大体上按照每一反[7]田地交三斗大米的标准缴纳。这样一来，由国司负责的各种人力的杂事和赋役的征收权受到限制。而这种体制变化的焦点是，上诉运动展示了大名田堵、郡司刀祢等具有地方领主性质的中间阶层的实力和动向。

如前文所述，这些中间阶层一方面向朝廷上诉国司的苛政，另一方面又在地方上为以摄关家为首的中央皇室贵族设置庄园。到了十一世纪中叶，他们成为国司衙门的官吏，协助国司管理地方事务。与此同时，他们又保证了自己的领地，将其归入称作“别符”“别名”的特别区域，而且还经常把自己的领地献给中央贵族。而国家层面也于一〇四五年，以后冷泉天皇的新制为契机改变了方针，放松了对设立庄园的限制。历来国内庄园原则上仅限于经由《延喜庄园整理令》认可的庄园，但是在后冷泉天皇的新制中，对于在各地前任国司任期结束以前新设立的庄园均作为既成事实予以追认。于是，即使没有中央官署颁发的公文凭证，凡新制以前设立的庄园，其来历都获得了官方认可。

在国衙和庄园双方构成的新体制中，地方领主们被称为“国内名士”“高家”等，社会名望得以确立。在新体制中最早崭露头角的是伊贺国[8]领主藤原实远的经营活动。实远的父亲藤原清廉曾任职于京都大藏省[9]，同时又是在山城、大和[10]、伊贺三国拥有大量田产的“大名田堵”。因为清廉不缴纳年贡，国司故意唆使猫去撕咬讨厌猫的清廉，逼迫他写下支取大米的命令书（即所谓“下文”）发送给其名下的米仓。这则故事展现了领主控制力的发达程度——靠着一份署名的命令书就能发号施令（参见《今昔物语集》卷二十八）。继承了这些遗产的实远定居伊贺国，以其居所为中心在各地经营“佃”（直营土地），将土地上的住民变为自己的随从，令其从事耕种，于是实远被称为“国之猛者”。由此不难看出，从大名田堵中诞生了雇用大量随从的地方名门望族。而且重要的是，实远不仅仅是“国内名士”，还是被称为“国之猛者”的具有武士性质的人。从这里可以看到后来效命于镰仓幕府的武士领主之所以被称为“开发领主”的缘起。

著名的《今昔物语集》中的“芋粥”故事，描绘了随从和下人们聚集在领主的居所周围，侍奉领主的情景。故事中，越前国[11]的领主、镇守府将军藤原利仁欲准备盛宴招待客人，他的家丁站在屋边“发号施令的山岗”上喊道：“住在附近的下人们听着，明天早晨拿大山芋来！”次日早晨，客人们就看到庭院里堆满了山芋，不禁感叹：“仅仅是听到命令的下人就有这么多，若是算上那些住得稍远点儿的，下人的总数得有多少啊！”这些对主人存在着很强的从属性的下人，就其社会属性来说并不是“奴隶”，或许将其称为“农奴”更加合适。他们虽然在领主家以外从事自主经营，但是却不能拒绝任何赋役和杂物的提供。

庄园和“寄人”[12]

十一世纪再次扩大的各地庄园的住民被称为“庄民”“庄住人”等，与此相对，国衙领有土地的农民则被称为“平民百姓”。当然庄园也并非“私地”，而是在国家承认的基础上，向中央的皇室贵族、官府神社等交纳年贡，但其明显动摇了历来以国衙为中心的国家支配土地的体制框架。

与九世纪初期的庄园一样，这些庄园不仅限于农业，也引领着各种社会分工以及以各地特产为原料的工商业的发展。当然，以水田的年贡租税为核心财政来源的国家，对这种动向保持着警惕。例如，和泉国[13]的百姓们分布于海边以“御厨”（渔业庄园）为中心的庄园，从事渔业和水运业等，回避耕作官田。针对这一动向，在三条天皇即位后的第二年（一〇一二年），作为新制的一环，和泉国的国司以“为革新国家，恢复纯朴古风，当以劝农为先”，命令大小田堵重新开发荒废的田地。所谓“劝农”，简而言之就是确保水田丰收，是一种基于以水田为中心的“农本主义”的思维方式。

但是住民并未遵守国司的这些命令。不久，一〇四〇年，和泉国的百姓们拦住前往京都北部神社参拜的后朱雀天皇和关白藤原赖通的仪仗，大声控诉国司的苛政。在这次事件的两三年后，他们又针对国司不顾连年干旱、饥荒的灾情强行征缴建设大内所用的木材一事提出上诉。无论国司如何进行农本主义的宣教，如果耕作官田的年贡负担过重，即使直接向天皇和关白申诉也无济于事，百姓们回避耕作官田也就很自然了。这些不断增加的庄园“寄人”，通过缴纳地域特产，开拓了新的产业和职业。到了一〇五〇年左右，和泉国的国衙有在职官吏和文书人员近三百人、庄园和御厨四十五所，所属的“寄人”和“神人”（效力于神社的寄人）高达一千六百人，且呈现出继续增加的趋势。

庄园和御厨的寄人们从事海产、木材、油、绢布、木器等各种生产活动，他们不仅将这些作为年贡上交，还利用寄人的特权进入商业活动领域。以这些特产交易为中心，各地的交通要地都设立了市场，地方城镇逐渐出现。除开国衙所在的都市，这种具有都市性质的交换经济规模都还较小，但是慢慢地如鱼网般开始覆盖全国。而正如众所周知的“稻秸富翁”故事[14]中所描述的，稻秸交换成绢布后，绢布就具备了货币的功能。在这些地方城镇，绢和麻布（或者大米本身）都可以作为货币流通。一般认为，在十世纪中叶“皇朝十二钱”[15]的铸造停止以后，交换经济的方式便已不再进行。的确，九世纪以后由于国家滥发粗劣的货币引发通货膨胀，钱币流通受阻。国家采取强制钱币流通的政策是为了追求铸造钱币所获的利益，放弃这一政策停止钱币的铸造对交换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在平安时代的地方社会中，出现了领主、下人以及国衙领有土地上的平民百姓、庄园的庄民（被赋予特权身份的寄人）等各式各样的社会身份，这些身份与下一个时代密切相关。

武士与地方社会

在这种地方社会中，武家的首领（军事贵族）在国家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直到十世纪，国家的统一性还可以通过国司制度来保障，但十一世纪中叶以后，国家的统一就需要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这使得武家的首领遍布于全国的国衙、庄园领主之中。

前文提及的“平忠常之乱”，就超出了房总地区国司和朝廷最初派遣的追讨使的应对能力范围。这次叛乱最终依靠源赖信才得以平定。源赖信是武家源氏的首领，平忠常曾是他的侍从。源赖信前往关东，以家族存续和保住子女性命作为交换条件成功说服平忠常投降。如前文所示，最大的武家首领源满仲一门在与王权的关系方面，原本就与冷泉系的王统合作，这对于提升军事贵族在国家中的地位具有重大意义。源赖信是以侍奉冷泉院而崭露头角的，他的儿子源赖义作为冷泉系最后一位皇太子小一条院的心腹，强化了小一条院潜在的权威。而源赖义也因在小一条院官署效力的功绩而被任命为相模守[16]，由此确保了武家源氏在东国地区扩展势力的据点——相模国的镰仓。

后三条天皇的即位，对于长期侍奉冷泉系皇族的武家源氏而言，意味着政治春天的到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后三条派遣敕使参加源氏在石清水八幡宫[17]举行的祭祀氏族神的放生法会，提升了源氏在国家中的地位。这种地位的提升与源赖义在京都六条、河内壶井[18]、镰仓等地所营建的八幡宫的权威提升形成了联动，由此源赖义及其子八幡太郎源义家拥有了号称“侍奉王权”的最高军事贵族地位。

一〇五一年小一条院过世后，源赖义受命镇压这一年发生于陆奥的阿伊奴族俘虏首领安倍氏的叛乱。安倍氏激烈抵抗，战争陷入泥沼。不过在后三条即位前夕，源赖义、源义家父子得到出羽[19]的阿伊奴族族长清原氏的援助，终于取得战争（前九年合战）的最后胜利，从而在东国地区完全确立了源氏的权威。在此基础上，进入后三条时期以后，一〇七〇年，朝廷又断然对奥羽北部和北海道等阿伊奴族本来的居住地发动战争（延久二年北奥合战）。源义家迟早会加入到这些征战，在朝廷介入清原氏内部纷争的后三年合战[20]中，源义家运用从后三条的亲信儒者大江匡房那儿学来的兵法知识识破了敌方伏兵。这个著名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状况。

在实仁、辅仁必然会继承后三条王统的氛围中，源义家向实仁献上了女儿，从而确保了实仁亲信的地位。而实仁死后，白河开始实行院政，在这种情况下源义家自然被疏远，他屡经苦战终获胜利的后三年合战也被朝廷认定为“私战”[21]，不能获得任何恩赏。但是义家作为武家首领依然有着很高的声望，后三年合战结束后不久，义家在京都发动战争，各地国司的兵士纷纷前来投奔，作为家臣聚集在他身边，各地庄园也向他捐赠了大量物资。如此一来，与后来的平氏政权和镰仓幕府一样，武家的首领将自己的家臣关系网扩大至全国。

注释：

[1]《一切经》，佛教经书的统称，又叫《大藏经》。

[2]猿乐是日本古代到中世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受中国唐代散乐影响，以滑稽的口技或动作表演为主，后发展成能、狂言。《新猿乐记》是平安时代末期的随笔，由藤原明衡（989？—1066）用汉文撰写，是记录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

[3]伊势是律令制下设立的藩国名，属于东海道，位于现在三重县东部。

[4]大云寺是位于京都市左京区岩仓的日本天台宗寺门派的寺院，天禄二年（971年）由圆融天皇敕命修建。

[5]安房是律令制下设立的国名，属于东海道，位于现在千叶县南部。

[6]房总地区是安房国、上总国（律令制下设立的藩国名，属于东海道，位于现在千叶县中部）、下总国（律令制下设立的藩国名，属于东海道，包括现在的千叶县北部和茨城县南部等）的总称。

[7]反是面积单位，1反约相当于1000平方米。

[8]伊贺国是律令制下设立的国名，属于东海道，位于现在三重县西部。

[9]大藏省是律令制下中央官署的八省之一，掌管国家的税收、度量衡、市场价格等。

[10]大和是律令制下设立的国名，属于五畿之一，即现在的奈良县。

[11]越前国是律令制下设立的藩国名，属于北陆道，位于现在福井县北部。

[12]寄人指依附于庄园生活之人。

[13]和泉国是律令制下设立的国名，属于五畿之一，位于现在大阪府南部。

[14]故事大意为：从前有个男人无论怎么努力劳作都很贫穷，于是他向菩萨祈求帮助。菩萨让他出门，跌倒后见到什么就抓着往西走。他跌倒后抓了一根稻草，随后用稻草与别人交换得到了橘子，依次交换下去，最后变成了富翁。

[15]“皇朝十二钱”是奈良、平安时代日本仿造唐代“开元通宝”铸造的十二种圆形方孔样式的钱币的总称。始于708年铸造的“和铜开珎”，终于958年铸造的“乾元大宝”。

[16]相模守是相模国的地方长官。相模国是律令制下设立的国名，属于东海道，地域包括现在的神奈川县大部分。

[17]石清水八幡宫是位于京都府八幡市的神社，贞观元年（859年）由奈良大安寺僧侣行教奏请建立，与伊势神宫、贺茂神社并称为“三社”。

[18]河内壶井是河内国（律令制下设立的国名，属于五畿之一，位于现在的大阪东南部）的地名，建有壶井八幡宫。

[19]出羽是律令制下设立的国名，属于东山道，包括现在的山形县和秋田县大部分。

[20]后三年合战指永保三年（1083年）至宽治元年（1087年）期间发生于奥羽地区的战乱。起因是当地豪族清原氏的内乱，后来陆奥守源义家以武力介入得以平定。

[21]“私战”指未获朝廷授权而私自进行的战争。

第四章 院政与内乱的时代（十二世纪）

《平治物语绘词》中的藤原信赖（左）和藤原成亲（右）（东京国立博物馆供图）

1.白河院——“不义”之王权

后三条“作祟”与堀河之死、鸟羽即位

堀河天皇恢复健康顺利成年后，于一〇九九年发布了作为世代交替新制的《庄园整理令》，由此期待辅仁即位的舆论暂时平息。一一〇三年鸟羽皇子出生，同年被册立为皇太子。在白河法皇的专权统治之下，儿子堀河成为天皇，孙子鸟羽成为皇太子，开了完全独占王统的先例。对此白河法皇欣喜不已。不过，由于苡子在生下鸟羽后死于产褥上，就连白河也不得不暂时将辅仁的事情放到一边，对于册立刚出生的鸟羽为皇太子，他似乎觉得非常愧疚。于是白河对着后三条天皇的陵墓，就自己无视其遗志的行为请罪道歉，并且称鸟羽是“圣灵（后三条）嫡曾孙”，请求庇佑。

在这个过程中，白河在皇位继承问题上违背了后三条本来意愿的闲言碎语被传开。从一一〇〇年左右开始，堀河的体弱多病与后三条的怨灵作祟有关等流言就四处传布。据说最初公开这一流言的是笃子内亲王（后三条皇女、阳明门院祯子内亲王养女）的女官，她声称得到了神谕。一一〇七年，二十九岁的堀河病情陷入危笃状态。白河自己也相信怨灵作祟的说法，这点从他向后三条陵祈求一事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据说堀河临终前发出“至少在我痛苦的时候不要现身吧”的哀求，令人将存放象征天皇地位的八坂琼曲玉[1]的“印箱”放在了胸口。大概堀河希望借助八坂琼曲玉的灵力从后三条的怨灵作祟中解脱出来吧。

在这种恐惧心理的驱使下，堀河未能来得及举行让位仪式就过世了，于是就发生了皇太子鸟羽根据太上皇白河的诏命即位这一异常事态。鸟羽此时年仅五岁，白河突然要肩负起将失去父亲的鸟羽培养成王统继承人的重任。最初的考验是摄政职务的人事任命，这是必需设置，候选者是鸟羽母亲苡子的兄长、闲院流藤原氏家主、鸟羽的东宫大夫藤原公实。公实是白河的亲信，同白河的宠妃祇园女御也关系密切，而且从他既是鸟羽的舅父又担任其东宫大夫而言，也是摄政的合适人选。但是，虽说当今天皇的母亲并非出身于摄关家嫡流，却也从来没有摄关家嫡流以外的人物出任摄政的先例。据说进退两难的白河曾赌气卧床不起，不理政务。最终白河选择了从大约一年半之前开始担任堀河关白的藤原忠实（藤原师通之子、赖通的曾孙），希望通过与摄政家修复关系来渡过眼前的困难。

或许是因为失去了摄政的地位受到打击，藤原公实于同年冬天过世。似乎是对公实之死追悔莫及，白河非常偏爱公实的遗女璋子（七岁），把她领到祇园女御身边抚养，璋子常常把脚伸到白河怀里睡午觉。不必说，这源自白河对于璋子身上的闲院流藤原氏嫡系血脉挥之不去的近乎病态的执着。对于白河而言，鸟羽和璋子这两个幼儿对于巩固自己的王统不可或缺，如何安排他们在王权架构中的位置，颇费思量。

白河起初的设想是，让摄政藤原忠实的儿子忠通成为养女璋子的夫婿，迎娶忠实的女儿泰子为鸟羽的皇妃，在皇室和摄关家之间联姻。这个想法浮出水面是在一一一一年璋子尚十一岁时。这与九世纪嵯峨天皇和藤原冬嗣安排各自的子女——仁明和顺子、洁姬和良房——相互联姻的构想异曲同工，如果得以实现，皇室和摄关家也许就能够再次恢复紧密的姻亲关系。但是忠实大概是考虑到如果迎娶白河的养女璋子，就意味着摄关家几乎会因为混入白河和闲院流藤原氏的血统而重组，于是没有立刻接受白河的提议。

“鸟羽暗杀未遂事件”与“紫上”璋子、“叔父子”崇德

就在藤原忠实犹豫不决的时候发生了一重大事件。一一一三年，三宫辅仁[2]的护持僧仁宽诅咒并企图暗杀鸟羽天皇。仁宽是辅仁派中心人物左大臣源俊房之子。鸟羽当时正好在生病。尽管真相不明，仁宽仍被流放到伊豆国[3]，在那里“投岩自杀”，仁宽的父亲源俊房以及其他兄弟也都受到牵连，仕途终结。而辅仁则受到禁闭的处置。事件发生时白河院六十一岁，总算对于后三条遗愿带来的辅仁问题进行了清算。

但是，在辅仁遭禁闭前后，白河独揽权力的意图给王权内部带来了新的矛盾。白河院和刚满十三岁的璋子发生了关系。或许在白河看来，此事不过是将《源氏物语》中的“紫上”故事[4]付诸实践而已，但恐怕连紫式部都想不到自己的作品会有如此影响吧。这已经不能单纯用君王奇异的文化意识或是“年老癫狂”解释了。对于白河来说，无论采取什么手段，强化与母亲茂子同一血脉的闲院流藤原氏的姻亲关系都是必须的。白河通过“仁宽事件”迫使辅仁禁闭的同时，将对于出身自己母系的幼女璋子的偏爱也提升到了决定性的高度，这大概只能从君王政治意图的变化中来加以理解。

这件秘事很快传到了藤原忠实耳中，白河院制定的“璋子—藤原忠通”“鸟羽—泰子”的皇室与摄关家相互联姻的计划受挫。而两家联姻的破产，促成了天皇家内部的血脉再生，即让白河的“紫上”璋子成为鸟羽天皇妃这一石破天惊的计划。《愚管抄》中记载：听闻忠实不肯将女儿泰子嫁入宫中，白河龙颜大怒，解除了璋子和忠通的婚约，不久璋子正式入宫嫁给了鸟羽。[5]于是一一一七年，十七岁的璋子按照白河的指示来到鸟羽天皇身边。对此，担任关白的忠实在日记中称她是“奇怪而又不可思议的女御”[6]。

白河与璋子的关系在璋子嫁给鸟羽之后依然持续，两年后鸟羽和璋子的长子出生，即后来的崇德天皇。一般认为崇德实际上是白河的私生子。或许在白河看来，鸟羽下一代天皇的早日诞生对于巩固王权是当务之急，因此让璋子怀孕就成为君王的政治行为的一部分。但是，不得不说这种行为意味着让“不义”蕴藏于王权的中枢。尽管在同时代的东亚各国，君王的淫乱行为也同样不胜枚举，但是这种“不义”完全脱离了社会正统性的框架。关于这一点，新井白石早已在《读史余论》中写道：“白河与义女璋子私通，令其怀孕后嫁作孙媳（鸟羽之妻），待其生子（崇德）继承皇位。”又进一步指出：“这可以称得上是父非父子非子，兄非兄弟非弟，夫非夫妻非妻，君非君臣非臣。”[7]作为一种史论，这种观点也是极为正确的。由此，政治史进入完全混沌的境地。

白河院近臣与源平对立的根源

白河专横的背后是宫廷社会的支撑，其中心自不必说就是闲院流藤原氏。白河的母亲茂子和生下鸟羽的苡子都短命而亡，这对闲院流藤原氏而言打击巨大。尤其重要的是，由于茂子、苡子的早逝，白河院政期间出现了与摄关时期完全不同的局面，这一时期不仅仅皇太子之位空缺，连皇太后也没有。取而代之的，是在王权内部处于系统编制之外的“乳母”（及其关联者）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如藤原显季（白河院乳母之子，出身善胜寺流藤原氏）、闲院流藤原氏出身的藤原公实（其妻光子为堀河、鸟羽乳母，叶室显隆的叔母）、藤原显隆（即叶室显隆，其妻悦子为鸟羽乳母）、藤原通宪（即后来的信西入道，其妻纪朝子为后白河乳母、显隆之妻悦子的外甥女）等人，都是一群以乳母的丈夫或儿子为中心的亲信近臣。他们共同拥戴实行院政的白河，通过相互之间复杂的血缘关系结成了集团，为白河院政的权力提供直接支持。

更大的问题在于，在白河权力的周围出现了庞大的武装组织。历来王权就将由近卫和检非违使构成的都市警察置于直接管辖之下，在清凉殿也设有泷口武士负责保护天皇，而白河更是在御所设置了北面武士作自己的贴身护卫。不过白河组建的这个武装组织并不仅仅满足于守护工作。

白河认识到了武士臣事自己的重要性，可以说他是第一位有意识地利用武士的天皇。白河选择的是平正盛。平正盛本来只不过是以伊势为根据地的地方军事贵族，一〇九七年他把伊贺国的土地进献给六条院御堂[8]，这里供奉着前一年过世的白河与贤子所生的女儿媞子，为其祈祷冥福。由此平正盛取悦了白河，从而开辟了平家飞黄腾达的大道。平正盛之所以受到重用很明显跟当时的局势有关。正如前文所述，恰好此时堀河病重，期待辅仁即位的呼声渐涨，而辅仁一党中就有武家的首领源义家。面对这一局面，白河为对抗源义家而重用平正盛，这成了平安时代末期“源平对立”的直接起源。

当然，源义家曾一度臣服于白河，并得到了院升殿[9]的许可，但这是白河同平正盛关系巩固之后的事了。源义家征战的后三年合战被视为“私战”而没有得到任何赏赐，进而因嫡子源义亲的叛乱之罪被平正盛讨伐，于是源家从武家最高首领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与之相对，平正盛及其嫡子平忠盛则巴结主导着白河“不义”世界的爱妾祇园女御，确立了白河近臣的地位。平忠盛娶了祇园女御的近亲或是女官为妻，据说这个女人怀了白河的私生子，而这个孩子便是平清盛。平清盛可以说是象征着“不义与武力”的院政时代到来的人物。

注释：

[1]八坂琼曲玉又名八尺琼勾玉，与天丛云剑（草薙剑）、八咫镜同为日本传说中“三种神器”之一。“三种神器”作为皇位象征，是日本历代天皇继承的宝物。

[2]辅仁是后三条天皇第三子。相传辅仁死后，白河法皇命源俊赖编撰《金叶和歌集》，收录辅仁的和歌九首，白河将作者“辅仁亲王”改为“三宫”，故辅仁也被称为“三宫”。

[3]伊豆国是律令制下设立的国名，属于东海道，包括现在静冈县东部的伊豆半岛和东京都的伊豆诸岛。

[4]《源氏物语》中的主人公光源氏迷恋酷似自己母亲的藤壶，将其视为理想的女性。后来光源氏遇到藤壶的侄女紫上，又因为紫上酷似藤壶，于是将其接到自己身边养育成为理想的妻子，后来与紫上结婚。

[5]参见《愚管抄》卷四。

[6]参见藤原忠实《殿历》。

[7]参见新井白石《读史余论》卷一。

[8]六条院御堂是1097年白河上皇为悼念女儿媞子将其遗宫改建而成的寺院，现为万寿寺（位于京都市东山区）。

[9]院升殿指被允许登上退位后上皇居所的大殿议事，一般只有亲信近臣方有资格。

2.鸟羽院——融合的挫折与武斗

鸟羽近臣集团与崇德

得知崇德身世秘密的鸟羽天皇称其为“叔父子”，即崇德既是自己的儿子又是自己的叔父。崇德出生后，鸟羽很自然地想要重新促成曾经一度商谈失败的与关白藤原忠实之女泰子的婚事。忠实这次非常欢迎鸟羽的提议，开始准备让泰子入宫。对此，曾经提出同样要求却被拒绝的白河大为恼火，罢免了忠实的关白之职并命其在家禁闭，同时任命忠实的长子忠通继任。接着年老癫狂的白河令鸟羽退位，让刚满五岁的崇德继位。而此时的白河已经七十一岁。一一二九年他让崇德元服，同时让摄政忠通之女圣子入宫成为崇德的皇妃，白河为崇德所能做的也就到此为止了。同年七月，在怀着鸟羽孩子的璋子面前，七十七岁高龄的白河在做完安产的祈祷后，突然痛苦难耐旋即猝死。

虽然已从白河的专横中解脱出来，但对于鸟羽来说白河院政的遗产仍过于沉重。鸟羽无法放下对祖父一手带大的璋子的迷恋，小心谨慎地处理着与崇德的关系。但鸟羽也受到自己近臣的蛊惑，特别是在藤原家成被提拔为宠臣之首以后，鸟羽开始摸索确立自己的院政之路。家成是藤原显季的孙子，据信与鸟羽之间有着男色的关系。而鸟羽院政的出发点是重新起用在家闭门思过的藤原忠实，同时违背白河的遗言，实现了一直悬而未决的与泰子成婚之事。不过此时泰子已年近四十，于是鸟羽又迎娶了其他女性，希望璋子以外的女子能为自己生下皇子。鸟羽选中的是藤原家成的堂姊妹得子（参见系谱图18）。如此一来，鸟羽通过迎娶泰子和得子，一方面借助忠实恢复了与摄关家的传统关系，另一方面又毫无顾忌地将自己近臣一党的女儿安置在后宫的中心位置。

因母亲璋子的名誉受损，青年天皇崇德勃然大怒，形势一度非常紧张。不过，不久后得子生下近卫皇子，鸟羽在关白藤原忠通的协助下，以崇德出家、退位为前提条件，说服崇德收近卫为养子并作为养父实行院政。于是一一四一年崇德退位，近卫即位。可是，最终崇德的院政未能实行，等于说崇德被委婉地强制退位了。但问题在于近卫体弱多病。近卫于一一五〇年十二岁时元服，虽然与藤原赖长（忠实之子）的养女多子和忠通的养女呈子成婚，但不久即患眼疾，一一五五年十七岁时过世。不得已的鸟羽只好让崇德的弟弟后白河（璋子所生）即位，册立后白河之子二条为皇太子。即位后的后白河被鸟羽评价为“耽于玩乐，非帝王之才”，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临时过渡的天皇而已。而由得子养育的皇太子二条则被置于“近卫天皇后继者”的地位，是真正的后继天皇人选。因此，立二条为太子的仪式都是由得子一手操办的，不过这自然也招致了被排除在外的崇德一方的震怒。

系谱图18 平氏与鸟羽近臣

（据高桥昌明《清盛以前》，平凡社，1984年）

此时，能让事态平稳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让皇位在崇德、后白河兄弟两系之间交替继承，王统“迭立”。而崇德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儿子重仁亲王被立为后白河的皇太子。但是这样一来，就意味着霸权将掌握在“白河—璋子—崇德、后白河”一系手中，而身为兄长的崇德也将开始院政。鸟羽和得子当然不能允许这种状况出现，予以否决。而描绘这一蓝图的，是在鸟羽亲信集团中发挥智囊作用的信西入道（即藤原通宪，后白河乳母之夫）。

“武士时代”与“保元之乱”的爆发

与冷泉、圆融两系王统的分裂不同，此时皇室的内部分裂完全不可调解。一般而言，摄关时代的政治史被描绘成，前半段是摄关家为了确立霸权而互相争斗的时期（摄关时代），后半段是在院（上皇、法皇）的专制之下源平武士间互相争斗的时期（院政时代）。于是皇室内部的争斗仿佛成了禁忌，一直被忽视，但这才是核心问题。必须将平安时代的政治史看作皇室内部争斗愈演愈烈的过程，来进行连贯的说明。

而皇室的内部争斗也引发了贵族各家内部分裂的连锁反应。首先是在摄关家，以白河幽闭藤原忠实为契机，产生了深刻的内部矛盾。取代忠实担任摄关之职的长子藤原忠通，一待忠实恢复地位后便马上惹得忠实不满，而忠实则开始袒护起庶出之子藤原赖长来。一一五〇年，赖长想将妻子幸子（闲院流藤原氏出身）的侄女多子抢先嫁作近卫的皇妃，而忠通一方则取悦皇太后得子，希望将养女呈子送入宫中。面对两子之争，忠实在源为义的护卫下，公开施以父权，强行闯入由忠通管理的摄关家主宅东三条殿，接收了象征族长地位的朱器、台盘等，并将它们交给了赖长。但是，由于在崇德戏剧性的让位事件中出力协助，忠通与得子一族关系良好。而第二年又发生了赖长乱闯得子的堂兄弟、鸟羽第一宠臣藤原家成宅邸的事件（此事也有赖长身边男色关系纠葛方面的背景），鸟羽因此疏远了赖长，开始亲近“璋子—崇德”阵营。

藤原忠实带着源为义一同前往东三条殿接收，表明在摄关家内部矛盾中首次行使了武家的武力。此事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宣告“武士时代”到来的“保元之乱”的前奏。源为义是源义亲的儿子，源义亲曾因白河院政时期父亲源义家不受重用发动叛乱而被问罪。于是，源为义臣属于白河的仇敌藤原忠实，次子源义贤（木曾义仲的父亲）为藤原赖长效力，谋求在“忠实—赖长”门下恢复武家首领的权势。这层关系在赖长的日记《台记》中也有所体现，其中赤裸裸地记录了赖长与源义贤之间的男色关系。但是，这层关系反过来也制约了源为义与鸟羽王权的关系，从而导致源为义与长子源义朝关系的恶化。决心卷土重来的源为义，很早就把长子源义朝派往关东，还将以勇猛著称的第八子源为朝托付给镇西[1]的领主武士。源义朝和源为朝分别自称“上总曹司”“镇西八郎”，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但这反过来也造成了外出的源义朝与留在京城的源为义、源义贤的不和。

一一四七年左右，在关东建立了强大势力的源义朝上京。与父亲不同的是，他直接与鸟羽成功建立了关系。虽没有直接的线索，不过从后来的局势发展来看，大概是通过陆奥守藤原基成、武藏守藤原信赖兄弟搭上的关系。这对兄弟当时是鸟羽的近臣，在东国地区也极有权势，还将两个妹妹分别嫁给了鸟羽身边第一宠臣藤原家成的儿子以及关白藤原忠通的儿子基实，是很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似乎是盯上了源义朝留下的势力，源义贤离京前往关中，“保元之乱”的前一年，在与源义朝之子“镰仓恶源太”[2]源义平就南关东地区主导权发生的争斗中战死。如此一来，源为义和源义朝父子之间的关系就无可挽回了。

与源氏的内部纷争相对，平忠盛却处于稳定的地位。鸟羽院政初期，身为白河近臣的平忠盛似乎很可能地位不保。不过，他在白河院政时期培植了广泛的人脉。如系谱图18所示，平忠盛与得子的堂兄弟、鸟羽身边第一宠臣藤原家成有着紧密的姻亲关系。再加上平忠盛的嫡子平清盛的原配是藤原忠实与高阶基章之妻私通所生的女儿，也就是说，平忠盛恐怕是在鸟羽和摄关家修复关系时，让自己的嫡子迎娶了忠实的私生女。正如上图所示，忠实之子赖长与平清盛之子重盛容貌相似，据说就是这个原因。在鸟羽的院政下，平忠盛能够作为武士第一次被赐予宫廷贵族一员的“殿上人”[3]这一荣誉家世，完全是拜全方位的人脉关系所赐。

《天皇摄关大臣影》中的藤原赖长（右）和平重盛（左）（三之丸尚藏馆供图）

“保元之乱”的对抗关系

然而在“保元之乱”爆发前夕的一一五三年，随着平忠盛的过世，白河院政以来政局的内部矛盾也在平氏家族中浮出水面。平忠盛的弟弟平忠正在白河院政的全盛时期，担任了刚出生的崇德的家司[4]，在璋子和鸟羽的关系恶化时被卷入，因惹怒了鸟羽而受到冷遇。平忠正因此与藤原赖长建立了稳固的关系。如此一来，围绕平氏的主导权，平清盛与平忠正之间出现了对立。

一一五六年，随着鸟羽的过世，“保元之乱”爆发。听闻鸟羽病危急忙赶来的崇德却被阻止与鸟羽会面，继而传出他要谋反的流言，于是各地武士纷纷进京。鸟羽过世六天后，源义朝等人的部队率先攻击了赖长所在的摄关家主宅东三条殿。后白河、二条、得子、平清盛、源义朝一方得胜。而失败一方，崇德上皇被流放赞岐[5]，赖长在战斗中受伤而死于奈良，忠实被其子忠通亲手幽闭于京都北郊的知足院。就这样，皇室、摄关家、源氏、平氏诸家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通过武力得到了解决。

注释：

[1]镇西即指九州地区，743年统领九州地区的大宰府曾被改称“镇西府”。

[2]源义平勇猛过人，作为源义朝长子镇守镰仓，1155年在作战中斩杀叔父源义贤，由此得名“镰仓恶源太”。“恶”为刚强、勇猛之意。

[3]殿上人指能够登上天皇日常起居理政的大殿清凉殿之人，通常都是品级在四位、五位以上的王室贵族、朝廷重臣。

[4]家司指管理亲王、摄政、公卿大臣等高官（品级三位以上）家庭事务的官员。

[5]赞岐是律令制下设立的国名，属于南海道，即现在的香川县。

3.后白河院与平清盛
——颓废与华丽的极致

后白河“新制”与“平治之乱”

崇德、后白河的母亲璋子在“保元之乱”约十年前过世。由于母亲之死，后白河陷入“暗夜”，崇德心中不忍，便将他招至自己的御所安慰。后白河后来曾缅怀当时的情景时说，在御所附近尽管有所顾虑，但还是因为喜欢，所以每天夜里埋头于今样歌[1]的练习。“保元之乱”后崇德被流放，与后白河脱不了干系。被流放至赞岐的崇德形容枯槁如同鬼魅，写下“愿化身大魔王烦扰天下”的血书，在诅咒中过世。当时的人们认为此后接连不断的内乱都是崇德的诅咒在作祟。崇德的怨灵与平安时代初期桓武天皇的弟弟早良亲王（崇道天皇）的怨灵有着同样的性质，都是天皇家的怨灵。自他登场开始，平安王朝逐渐走上覆灭之路。而“崇德”这一院号[2]本身很可能也是考虑到早良亲王（崇道天皇）而起的。

然而，以军事手段解决了白河院政以来的各种矛盾后，国家权力已具备了超出后白河的意志展开强有力行动的力量。其象征就是，在“保元之乱”的战后处理基本告一段落的同年闰九月，后白河发布世代交替的新制《保元新制》。其中第一条规定：“九州之地者一人之有也。王命外，何施私威。”[3]这是自后三条的《延久新制》以来正式发布的《庄园整理令》，同时宣告了对全国土地的控制权（包括因“保元之乱”而没收的藤原赖长领有的摄关家庄园在内），并做出了以修复、营造大内为中心复兴王城京都的指示。修复大内是延续了后三条的事业，这一点毋需赘言。《年中行事绘卷》中，修复后的大极殿[4]屋脊两端屹立着金色的鸱尾。后三条建造的大极殿本着节约原则，使用的是木制的鸱尾，而后白河却使用了“金铜”的鸱尾，似乎是在夸耀自己解决了后三条以来的矛盾，建立了强有力的王权。

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后白河只是在皇太子二条即位前的一个过渡，这是在其即位之际就达成的默契。在此之前，王权内部的对立通常都是兄弟之间的问题。但是，由于鸟羽天皇之后皇位继承的特殊情况，后白河和二条父子之间出现了尖锐对立的萌芽。“保元之乱”三年后爆发的“平治之乱”，就是这个原因引发的。

后白河于“保元之乱”两年后的一一五八年退位，二条即位。支持二条天皇的，是其养母得子（鸟羽之妻）以及与她关系密切的贵族。他们寄望于在后白河退位后，作为被誉为贤明圣君的二条的亲信获取权势。而与之相对，支持后白河的贵族首领是以精明能干著称的后白河乳母的丈夫信西入道。众所周知，他才是《保元新制》实际上的核心人物。但问题是后白河身边的藤原信赖（其妹妹嫁入了得子的堂兄弟、鸟羽近臣藤原家成家）、藤原成亲（家成之子，参见系谱图18）等玩伴在人脉关系上与得子和二条的近臣更为亲近。而且，不难想象这两人和后白河之间还存在着男色关系。

在这种形势下，藤原信赖拉拢二条派的贵族源义朝，意图排挤信西入道和平清盛。源义朝在“保元之乱”中功勋卓著，但得到的恩赏却比平清盛少，早就心怀不满。一一五九年十二月，信赖乘平清盛前往熊野三社参拜之机，在嫉妒信西的二条近臣们的默许下拘禁了二条天皇，接着又拘禁了后白河上皇，然后对信西发起了攻击。“平治之乱”由此爆发。

信西被逼自杀，其头颅被悬挂于狱门之上。此时藤原信赖二十七岁，同样成为叛乱中心人物的藤原成亲只有二十二岁，至于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的源义朝嫡子源义平则年仅十九岁。“平治之乱”可以称得上是“保元之乱”之后品尝到了暴力滋味的青年们意气用事的“青年起义”。但是，由于认清形势的二条派贵族与匆忙回京的平清盛紧急联络，救出了后白河和二条，这一日本史上罕见的军事行动一举走向失败。本章篇章页的图片描绘了信赖从藤原成亲处得知上皇和天皇被救走后惊慌失措的样子。在与平清盛的战斗中败下阵来的信赖投奔后白河，后白河也替他求情，但没有得到赦免而被处死。源义朝则逃亡东国，途中被杀。而众所周知，源义朝之子源赖朝被流放到伊豆。

“平治之乱”导致后白河与二条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这一结果尤为重要。后白河失去了近臣集团的核心成员。二条派的贵族则期待着二条实行院政，在“平治之乱”后的第二个月（一一六〇年一月）强行推动了著名的“二代后”立皇后之事。即让近卫天皇的皇后多子再嫁给二条为皇后，并期待她尽早生下皇子。当时二条十八岁；出身闲院流藤原氏，拥有可以成为天皇之母家世的多子，只有二十一岁，有“天下第一美人”之称。推动这一婚事的是得子，她大概回想起了在“保元之乱”前尚属和平时期年幼的儿子近卫和多子的婚礼。得子肯定是想借这桩婚姻再次确认二条才是“近卫天皇的后继者”。

但是这桩婚事无论如何都是史无前例的，成为战乱后余烬未消的京都街头巷尾绝好的谈资。对于后白河来说也是如此，他在二条举行婚礼的宅院对面看台上与观礼之人一起兴致勃勃地聊起了市井流言。对此神经过于敏感的两名二条亲信从附近的堀川木材市场征来木板，将那个看台给封锁了。据说伤了面子的后白河把平清盛叫来，向他哭诉：“事关我的颜面，去把那两个人给我绑来！”

平清盛的霸权与福原京

这段逸事充分说明失去近臣的后白河所能依赖的只有平清盛。在多子立后的同年（一一六〇年），平清盛之妻时子的妹妹平滋子（即后来的建春门院）嫁入后白河院的后宫，第二年生下了高仓皇子。后白河与二条父子间的对立仍在持续，平清盛态度谨慎，同时为双方忠心效力，意图左右逢源。于是平清盛得以平步青云。随着藤原忠实（一一六二年）、忠通（一一六四年）以及最为关键的二条（一一六五年）相继过世，保元、平治的战乱记忆渐渐远去，日本迎来了新的政治局面。

如前文所述，成为新时代中心人物的平清盛是白河的私生子，而其嫡子平重盛的母亲是关白藤原忠实的私生女，平氏的宫廷可以说是在平安王权颓废的极致中诞生的政权。而平氏政权不愧是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支撑，一切权力都尽在掌握，政权极为稳固。在平安王朝支撑王权的贵族中，宫廷贵族（公卿朝臣）居于上位，军事贵族居于下位。而此时军事贵族拉拢了宫廷贵族并位列其上，形成了中世体制的框架。平氏的繁盛正如《平家物语》所述：“一门公卿十六人、殿上人三十余人，另有诸国受领、卫府、诸司合计六十余人，如此盛景世间无二。……日本全境仅六十六国，而平家领有三十余国，已超半数。此外，庄园田产等不胜数。”[5]

有如此权势的支撑，平氏的宫廷成为平安王朝最为华丽绚烂的宫廷。宫廷生活的中心是建春门院滋子，她随着高仓天皇即位而登上国母的地位。宠爱滋子的后白河摆脱了前半生的苦闷，通过与平氏的联合确立了自己的家族和王统。在升任太政大臣的平清盛的支持下，后白河对于前半生一直着迷的今样歌更为热衷。后白河在著名的《梁尘秘抄·口传集》中回忆当时的情景：“一年之中不分季节，日夜吟唱。……我独自翻开歌谣集，那些吟咏四季的今样歌乃至法文、早歌，有时一边书写一边吟唱，甚至有三次唱至嗓音嘶哑。”[6]

象征着“平清盛—滋子—后白河”体制的和谐与繁荣的，是在高仓出生后不久开始建设的兵库[7]福原别庄。福原[8]的大轮田泊港修筑完成后不久，后白河于一一六九年借着登高野山之便顺访福原，自此，直到“治承寿永之乱”前夕的近十年间，后白河每年都会前往。而后白河的福原之行时常有建春门院滋子伴随左右。一般来说，福原的别庄被认为是为平清盛而建，但是也不要忘记当初兴建的名义是侍奉后白河和滋子。一一七一年，平清盛的女儿德子（即后来的建礼门院）以后白河养女的身份入宫，嫁给了十一岁的高仓天皇。如果事情进展顺利，由此形成“高仓—平氏”王朝，日本中世国家的面貌恐怕会大为改变。

然而，一一七六年奏响了打破这一局面的序曲，建春门院滋子身上的肿块由胸腹蔓延至全身，于三十五岁过世。据说在滋子临终之际，唱着祈祷经文的后白河的声音变得“粗重高亢”。第二年，后白河前往福原为滋子诵经，祈祷冥福。一个月后，即一一七七年四月，京都发生了有名的“安元大火”，大内的大极殿和八省官署全被烧毁。“高涨的火焰飞一般地蔓延了一二町，世皆惊慌失措”，这是《方丈记》中描绘的场景。而《保元新制》中修复的王权象征——有着金色鸱尾的大极殿的烧毁，令后白河回想起过往的种种经历，失去了清醒的神智。《愚管抄》中有如下叙述：

建春门院（平滋子）于安元二年七月八日因疮疾病逝。此后，（后白河）在居所中荒淫无度。男宠之中，藤原成亲是藤原信赖当政时期的危险分子。……尤以藤原成亲最为得宠。[9]

藤原成亲是后白河的父亲鸟羽最信赖的近臣藤原家成之子，得到年轻的后白河的宠爱，与藤原信赖一起策划了“平治之乱”。后白河因滋子之死，重新沉湎于身边近臣的男色世界中。在王权中枢一再上演的君主与宠臣之间的肉体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同中国的宠臣宦官化类似。

藤原成亲后来成为共谋覆灭平氏的“鹿谷事件”[10]的中心人物。正如系谱图18所示，与藤原成亲一门的姻亲关系原本是平氏崛起的重大条件，而“鹿谷事件”后这一条件彻底颠覆。安元大火两个月后（一一七七年六月），少纳言信西入道之子、前法胜寺住持静贤法印的居所鹿谷山庄聚集了很多人，除了藤原成亲以外，还有俊宽以及信西的随从西光、西景等人。后白河也参加了，但据说他只在欣赏猿乐。

此次事件后风云突变，平氏权力重组，进一步走向军事化，后白河被幽禁，以仁王、源赖政以及源赖朝不断举兵。而在平氏方面，平清盛拥戴已成年的高仓天皇以排挤后白河，试图建立更为纯粹的平氏王朝，但这一努力终告失败。这段历史，如果撇开与王权之间的关系根本就无从谈起。如前文所述，当时的人们认为，这场内乱都是在赞岐含愤而死的后白河的兄长崇德天皇的怨灵作祟，将原因归咎于皇室的内部斗争。

就这样，在崇道天皇（早良亲王）的含愤而死中开启的平安时代，又在崇德天皇的怨灵所引发的内乱中终结。关于这场内乱及从中孕育的国家、社会的形态，已超出了本书的论述范围。在其带来的惨祸中，只想特别提及平清盛之子平重衡烧毁东大寺一事。由桓武天皇所开创的平安王朝的历史，随着承载奈良时代文化的东大寺大佛化为灰烬而画上了句号。

注释：

[1]今样歌是平安时代中期至镰仓时代初期流行的一种新样式的歌谣，以四句七五调为代表。

[2]“院号”指天皇死后追赠的谥号或是上皇、皇太后等的尊号。“崇德”“崇道”都是死后追赠的谥号。

[3]参见《续左丞抄》卷一“杂事五个”条，保元二年（1157年）三月十七日。

[4]大极殿是位于宫城北部中央的正殿，殿内设有天皇的高御座，是天皇处理政务，举行朝贺、即位等国家典礼的地方。

[5]参见《平家物语》卷一。

[6]《梁尘秘抄》是后白河所编纂的今样歌谣集，原本包括《歌词集》十卷和《口传集》十卷，现仅存两者卷一的摘录以及《歌词集》卷二、《口传集》卷十。

[7]兵库是摄津国（律令制下设立的国名，属于畿内五国之一，包括现在大阪府西北部和兵库县东南部）的地名，即现在兵库县神户市兵库区。

[8]福原是平清盛在摄津国的兵库营建的新京，位于海上交通要冲。1170年首次有宋朝商船停泊，1180年平清盛曾拥戴安德天皇短暂迁都于此。

[9]参见《愚管抄》卷五。

[10]1177年，藤原成亲、藤原师光、多田行纲、僧俊宽等后白河的近臣聚集于京都东山的鹿谷山庄密谋讨伐平氏。因多田行纲告密，事情败露，师光被处死，成亲、俊宽等人被流放。

4.宋钱的流入与地方社会

动乱期的东亚与院政时期的王权

兴起于辽国东北部的女真族，在十二世纪初的一一一五年建立了金国，之后立刻攻打辽国。看到宿敌辽国国势衰弱，宋朝与金国结盟。结果灭亡辽国所依靠的还是金国的战斗力，而反过来宋朝受到金国的攻击不得不逃往南方。这就是北宋的灭亡和南宋的建立。南宋曾一度非常繁荣。而铁木真于一二〇六年称成吉思汗。十二世纪的东亚正处于蒙古崛起的前夜。

宋朝和高丽原本都是由武将建立的国家，两国常常陷入内乱和战争。与此相对，日本一直延续着王朝国家，不过在这个时代，武家的政治地位终于凌驾于公家[1]之上。日本的特点在于，武家的霸权并非源自于北方民族崛起的外部条件，而是院政时期皇室贵族社会极其成熟，在其内部斗争和颓废中自己生发出来的。

在宋朝最强盛的时期渡海来到中国的成寻，虽然最终没能返回日本，但他将旅途的风景描绘在屏风画上，这幅屏风画后来转交到白河天皇手中，似乎激发了日本皇室对于宋朝的兴趣。白河显示出对“唐物”的贪欲，他多次举行了“唐物”御览的仪式，其中包括了羊、孔雀等珍奇动物。在这个时期，宋朝与日本的海商往来已经常态化，五岛列岛[2]、博多以及敦贺等地还出现了宋朝商人的居留地。而以日本为根据地、娶日本女性为妻或是母亲为日本人的宋朝商人逐渐增多。众所周知，南宋时期商人们的北上之路被封堵，于是转而在东南亚扩大居留地，从而奠定了日后华侨社会的基础。而日本则成为连接西伯利亚、北海道等地的东北亚地区的贸易中心。

此时，执掌院政的上皇积极地将近臣安置在大宰府长官这一对外关系窗口的位置。对于宋朝商人带来的宋朝国书和信物，虽然只是最低限度，也还是予以了一定的礼节性应对。一般认为平安时代处于锁国状态，对“白河—鸟羽”院政时期的这种对外态度，最终就只一句“对正式邦交态度消极”来概括。但是不要忘记，一一二七年北宋灭亡，意味着与宋朝建立邦交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存在了。就连臣属于辽国的同时也跟宋朝保持着良好邦交的高丽，也在南宋成立后不久中断了官方使节的派遣。

在文明的道路上起步较晚的远东岛国日本，此前一直维持着“和平”的局面，这一良好条件使经济得到了发展。而在“华夷逆转”（“中华”和“夷狄”之间的力量关系逆转），东亚地区处于全面战争前夜的国际形势下，日本仅仅只是与中国维持最小限度的礼仪性外交关系，就获得了巨大的贸易利益。这些贸易利益无疑成为强化院政权力的重要条件。于是近臣们竞相争夺对外关系的利益。例如作为白河近臣曾显赫一时的大宰权帅藤原长实，在鸟羽开始实行院政后立即面临将被赶下台的困境。当时负责管理九州院领庄园[3]的备前守[4]平忠盛，趁此机会排除大宰府官员的干预，以上皇诏命为后盾，独占了与抵岸的宋朝商人之间的贸易。这显示出近臣平家出类拔萃的应变能力，积极参与了对宋贸易。

另外，在历来对王朝国家的对外关系起支持作用的延历寺僧侣中，出现了牵涉对外贸易的恶僧，此事也颇值得注意。例如，负责管理延历寺所辖的分寺和庄园，往返于各地的恶僧首领法药禅师，利用从宋朝商人那里获得用于贿赂大宰府官员的融资，试图将有关大宰府附近大山寺的控制权问题的诉讼导向有利于宋朝商人的方向。当时延历寺的“神人”[5]们把北九州作为“借上”（金融业）活动的据点之一，在那里即使宋朝商人自己是“神人”也丝毫不足为奇。延历寺拥有日本中世最大的“借上”集团，其基础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不言而喻，这也为入宋僧辈出的延历寺的国际交流和贸易提供了资金支持。

如此一来，在王权中承担对外关系的新生力量登场的同时，作为王权外交权力的物质基础，藏人所的黄金储备却经常不足，到了后白河天皇时期，甚至出现了陆奥黄金被商人抢先买下的现象。即便如此，王权对于异国的兴趣却丝毫未减，而后白河饲养平清盛献上的“羊”，又满是炫耀地将“鬼裈”收进自己的宝物库“莲华王院宝藏”，总之尽是些低级趣味的东西。

就东亚地区当时的状况而言，越过国境的人们已经联合成一股力量。例如，一〇九五年在朝鲜半岛西海岸捕获了一艘“宋人、倭人”乘坐的装载“水银、珍珠、硫磺”等物资的武装商船，高丽方面认为这艘船“欲共同犯我边境”，表露出戒备之心。这种行为本质上已与后来的倭寇无异。尽管王权在低级趣味中沉沦，但同样是在平安时代末期，作为贯穿整个中世的最大问题，倭寇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了最初的萌动，必须充分强调其意义。

福原京与宋钱的流入

平氏政权积极组织日宋贸易，以从中获得的财富为基础，成功控制了连接九州至濑户内海的西国海域，构筑了牢固的权力根基。而建于连接这一海域和畿内[6]的枢要位置上的，不用说就是后白河与平清盛的别庄——福原山庄。担任此工程建设的是藤原能盛，他是白河院宠爱的娈童之孙，也是后白河的近臣和学习今样歌的弟子，同时还是平清盛的家臣，其身份如同院政时代的象征。能盛曾担任九州院领庄园的管理之职，同时在平清盛担任大宰大贰时还曾作为代理人在日宋贸易中大显身手，因此建设贸易港福原，能盛再合适不过。福原不仅有宋朝商船直接入港，肯定也有相当数量的宋人居住。而造访福原的后白河打破宇多天皇遗训接见了宋朝商人之事也广为人知。有位贵族批判后白河此举是“天魔所为”。

就像这位贵族的语气所表现出的那样，开展国际贸易并不会直接带来社会的国际化，甚至反而还会造成社会各阶层普遍的排外心理。例如，平清盛向后白河进献“羊”之后，据说京都就开始流行所谓“羊病”。又如，随着日宋贸易的发展，宋钱大量流入，当时的流行病又被称为“钱病”。虽然一般认为后者就是一种流行性腮腺炎，但其中表露出一种认为异国的文化和财富会带来疾病的排外观念。当时有个日本武士在朝鲜半岛降服老虎的故事（《宇治拾遗物语》）很受欢迎，而且还与夸耀日本“兵道”压倒性强大的军国主义意识结合，广为传播。排外主义开始成为极具武家时代特色的典型观念。

但是，日宋贸易的开展超越了那些排外主义的观念，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十二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日宋贸易的发展，大量宋钱流入日本，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在写成于十二世纪中叶的《扇面古写经》中，出入京都商铺的女人们都携带着量米用的升，可见这时将大米作为实物货币使用仍然是普遍现象。不过同时必须注意到，女人们把袖子贴在胸口用手紧紧握着，这一细节意味着她们把钱放入了袖兜里。平安时代末期京都的繁荣，其背景正是钱币流通的日趋活跃，这一点确凿无疑。

宋钱的流通对交换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增强了商人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而对于预感到王朝国家即将覆灭的贵族们来说，这也是一种“天魔所为”。

《扇面古写经》中出入京都商铺的女人们

院领庄园与“地头”

白河院政后半期以来，积累了庞大规模的院领庄园，其面积占到诸国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此前的庄园是以官省符庄为中心，盖有天皇的内印以确保领有权。与此相对，在确认院领庄园特权的文书上并没有内印，往往只按了院方的手印（红色掌印）。而居于国家中枢的近臣集团，或是亲自前往或是派遣部下前去管理，从而获得了奉命掌管院领庄园的身份。同时，他们还历任各地的国司。拥有国司任命权的一些特定的皇室贵族作为知行国主[7]，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支配着原本为朝廷、国衙所有的“公领”土地，其构成实际上已和庄园没有太大差别。于是这一时期的“庄园捐赠”就成了地方领主为从近臣那里获取特权而开辟的直接连接中央的道路。而这种现象说明，九世纪的皇室贵族之“家”与地方豪族之间的结合以更大的规模完全复活，十世纪初以国衙为中心重组的土地支配体制再度发生巨大转变。

由此获得的巨大财力成为院政的基础，而作为院政权力另一个支撑的武力组织也同院领庄园结合在一起。具体情形从白河近臣藤原显季和武士源义光之间的一场庄园诉讼逸事中可窥一斑。显季是白河的乳母之子，也是白河的宠臣。他向白河辩称源义光提出的诉讼毫无道理，白河却说道：“你已有好几处领地了，义光却只有那一处赖以生计的领地。你就不要拘泥于什么道理了，把那处领地让给他！好好想想如何跟武士相处！”显季虽然心有不服但也只能从命。而心生感激的源义光因此对其尽“侍”之礼，打算以后在显季身边暗中安排护卫进行保护。就这样围绕着院领庄园的利益，近臣和武士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层层关系。

在这种状况下，国家的土地支配体制，不再是十世纪以来通过国衙采取行政管理的模式，而转变成依靠武家的力量直接实行军事管理。庄园的设立以及领地、边界的纷争，都是武士以武力来决定。

例如一一四四年在筑后国[8]的院领庄园“荐野庄”设立时，大江匡房的子孙、作为肥前国海上武士集团“松浦党”的祖先而青史留名的前肥前国司大江国通，为解决边界问题叫来了院使，然后在庄园边界的山野举行围猎活动示威，还烧毁了邻近的庄园。参加围猎的人包括大宰府的官员，以及从肥前到筑后的北九州地区的武士领主，这非常明显地说明设立庄园、确立地方社会秩序要靠领主的武力。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这里他们被称为“地头人”。“地头”本来的意思是“地之头”，即“土地的边界”，而“地头人”也就是指边界的决定者。如前文所述，在平安时代“地头”（地界）的管理和“检田”（田地调查）等本来是刀祢的职责，而这种官方职权却被地头获取了。当然，刀祢还承担着村落领袖、有识之士的角色，这是另一回事，这种角色后来仍然被“古老”（村中长老）所继承。但是负责承包国衙行政工作的刀祢则消失了。

于是，“地头”就成了庄园设立时的现场责任人（即进行开发的武士领主）地位的代名词。而平安时代末期，在“上皇—平氏”政权强有力的国土支配的背景下，几乎所有的庄园地头都由平氏的家人担任。就地方社会而言，院政时代最终成了武士领主占据地方社会中心位置的时代。

武士与民众

荐野庄的事例中另一点值得关注的是，以烧毁邻近庄园行动的指挥者而扬名的三毛大夫季实也是与对外贸易相关联的人物。不久在博多发生的袭击宋商事件中，他带头发起了攻击。北九州的武士领主几乎都积极参与对外贸易，囤积财富。从更广范围来看，跟对外贸易有关联的也不仅仅为九州地区。前不久发掘的平安时代末期伊豆北条氏的宅邸遗迹中，发现了以中国陶瓷器为代表的丰富文物。就像这一考古发掘所显示的，平安时代末期，地方领主们在全国性物流网络中积蓄财富，充满着跻身权力中心的野心。

有名的《粉河寺缘起绘卷》[9]，描绘了这个时代地方领主宅邸的样子。尤其是宅邸的内室铺满了中国产的白瓷、砂金包、金条、银条和绢布等，显示出了他们是多么的富有。这所宅邸大门的照片常常出现在教科书上：门楼上建有箭楼，上面布满全副武装的武士；前来上缴各种收获物的人们来到门前，神情中仿佛对那些武士充满畏惧。这反映出，在掌握着财富和权势的地方领主的统治下，民众从属性比以往更强。

如前文所述，平安时代的地方社会由“田刀祢”开始，在由“刀祢”和“田堵”形成的秩序中运行。这些承担着一半行政职能的中间阶层在地方社会中不断扩大。在他们的管理之下，民众有时会寻求强有力的领主的保护，成为他们的下人、随从，或者在庄园的权威下获得“寄人”“神人”的身份，以维持自己的生计，开拓新的产业。

但是，在保元、平治的战乱以后，地方的武士放眼全国，提高了自身地位，而且在十二世纪中叶以后，他们常常以“地头”自居，掌握了地方的支配权，而这些又成了压制民众社会活动的新要素。在那以后，以武士领主为核心的支配阶层与普通村落住民之间产生了明显的裂痕，社会的基本支配关系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那时起无论是国衙领有土地上的平民百姓，还是庄园的庄民，基本上都统一称为“百姓”了。院政时期，国衙和庄园具有大体相同的结构，均由中央院政机构统辖。这种体制下，将民众统一称为“百姓”便顺理成章。对民众而言，无论是公领的土地还是私有的庄园，在支配关系上也并无大的差异。在这种背景下，十二世纪中叶以后，村落住民在对免除租税等事关庄园利害关系的事项进行申诉时，经常在递交称为“百姓解”的诉状后发起运动（关于国衙领有土地缺乏详尽史料）。这种“百姓解”与后来的民众在发动“庄家起义”时提出的“百姓申状”有直接关联。“庄家起义”是镰仓时代以后村落民众抵抗运动的基本形式。平安时代的史料记载，某庄园的庄官、百姓们反对为修建伊势大神宫征收租税（称为“一国平均役”[10]），于是聚集在“地主宫”，“敲着大鼓，大声叫嚷诅咒，打算烧掉政所”。这个“地主宫”里大概有“村座”（村里的神职人员），村落的领导层无疑就是村庄的“古老”们。

正如《尾张国郡司百姓等解文》所记述的，在国司苛政的上诉运动中，民众主张，在这个以天皇为中心、以“善政”为口号的国家，自己就应该被视作“德政”对象的“百姓”。不过，正如前文所述，尽管有普通民众参加，但诉讼的主导者仍是领主和富农。与之相对，“百姓解”和“百姓申状”相关的抵抗运动，则是由村落的住民发起的。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平安时代末期确立的武士支配体制极其残酷，这的确是事实。但纵观平安时代四百年的历史全貌，当时人们社会活动的扩展也体现了历史的发展，这一点也不能忽略。

注释：

[1]公家指朝廷的公卿大臣。

[2]五岛列岛是位于现在长崎县西面东海之上的群岛，因离中国大陆最近，是平安时代遣唐使船只停靠的根据地，在对外关系上具有重要地位。

[3]院领庄园指由上皇所领有的土地庄园。“院”是对上皇的尊称。

[4]备前守是备前国的地方长官。备前国是律令制下设立的国名，属于山阳道，位于现在的冈山县东南部。

[5]神人是指隶属于神社寺院，负责宗教仪式和杂役等事务的职员。

[6]畿内指律令制设定的以都城（京都）为中心的周边地域的特别行政区域，包括大和、山城、河内、和泉、摄津五国，合称“五畿”。范围大致包括现在的京都府、大阪府、奈良县以及兵库县的一部分。

[7]知行国主指获得某一国的行政权和赋税收益的王室贵族等。他们一般并不亲自前往，而是任命亲信、近臣为国司前去管理。

[8]筑后国是律令制下设立的国名，属于西海道，位于现在的福冈县南部。

[9]《粉河寺缘起绘卷》是以和歌山县粉河寺供奉的主佛千手观音相关传说为题材的绘卷。现藏于粉河寺，日本国宝。

[10]一国平均役指在特定的某一国内一律征收的赋税。

结语——了解平安时代的意义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未来又会如何？历史学就是研究这些问题的学问。当然，较之宇宙、地球的历史而言，人类的历史实在算不上“漫长”。但无论是地球的历史还是人类的历史，其“漫长”的程度都远远超出我们所能理解的日常生活范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者具有相通的一面。而要感受和理解如此漫长历史的潮流，就必须要具备独特的感觉和知识。

那么，读过本书后的你有何感想呢？如果对平安时代产生了兴趣的话，首先推荐大家读一读《今昔物语集》。这本书的文库本可以很便宜地买到，若是购买古典文学全集本，还附带现代语翻译。不过《今昔物语集》的“古文”语句非常简明易懂，几乎没有必要借助翻译。希望大家不要将其视为一种学习，而要抱着一种阅读短篇小说的心态，多读一些“物语”。《今昔物语集》实在有趣，而且也能催发现代读者许多思考。前面提到为了理解历史“必须要具备独特的感觉和知识”，而阅读《今昔物语集》恰能切实有效地培养对历史的“感觉”。

接下来，希望大家能亲身触摸一下平安时代的文化遗产，置身于历史的现场。为此，最重要的是要去访问京都、奈良的东大寺、醍醐寺、东寺等寺院，那里长久以来一直传承和守护着建筑、绘画、雕刻等重要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几乎都是平安时代和中世时代制作的。正如本书所述，平安时代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件，甚至有些现在看来令人惊悚。但那些从久远的过去留传至今的文化遗产超越了一切，对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来说是值得夸耀的瑰宝。而如果有机会访问东寺的话，希望大家务必前往南侧大路西行不远处的罗城门遗迹。隐匿于一片住宅阴影中的遗迹或许看上去非常破旧，但它代表了现代日本社会中“历史文化”的现状。

另外，如果恰巧自己家附近有中世前期的地下文物、遗迹，或是恰逢现场有考古发掘，请务必前往参观，听取专家的解说。当地的“领主馆”“中世条里水田”“墓趾”等遗迹或许不是那么美轮美奂，但是如果能与地域史的文献研究相结合，就会发现，这些遗迹较之绳文时代、弥生时代的遗迹能够带给我们更加切身的“感觉和知识”。从宏大的寺院到地域的遗迹，这些文化遗产正是靠此才得以留传后世，若大家都能思考这项工作的意义则实在是令人庆幸。

我们必须珍惜“唯一的地球”以及它的自然环境。但是与之同等重要的是，要将承载着过去人类生活信息的文化遗产和遗迹留诸后世。若是没有传承过往记忆的精神，不珍惜自身的历史足迹，人类又谈何爱护其他动物和地球？

第三则希望大家坐在电脑前（或许具体情况稍有差异），查阅一下现在不断积累的平安时代史料的数据库。近四五年间，我与同事一起努力构建了“平安时代全文数据库”。承蒙平安时代古文书全集《平安遗文》的编纂者、已故的竹内理三先生的盛情厚意，目前《平安遗文》全文以及相当一部分平安时代的贵族日记已在我的工作单位（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的主页上公开。通过检索数据库，人们能够瞬间查询出某一词语、文字在平安时代文献史料中的出处。

所谓历史研究，正如我的孩子曾经说过的，是“对过去刨根问底”。为此，首先必须要极具耐心地穿梭于堆积如山的史料中。过去，研究者将大部分的精力耗费在搜索史料中的事件和词汇等工作上，现在依然如此。数据库的使用，很明显可以为文献史料的搜罗工作提供极大便利。一百年后的研究者大概不必再用现在这样的方式去“对过去刨根问底”，可以从事真正意义上的与历史对话的工作吧。如同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二十世纪成为人们的常识，而现在新的有关宇宙、地球的历史也正在成为常识一样，对话过去、思考未来，也不再仅仅是部分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的工作，而将越来越成为大多数人常识性的思考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作为承载观察人类社会过去的学问，也会逐渐与各种学科、学术性思考融合。

虽然我认为这是一种必然，但是在实现之前还是希望为此做出努力——为了不因动乱中断历史进程，从而导致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的大量破坏；为了我们的时代不会终结，不会如同平安时代因平氏火烧东大寺而终结一样。

参考文献

一、史料类

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岩波书店）

1.古代（近期刊行）　2.中世（1998年刊）

二、政治史类

保立道久《平安王朝》（岩波新书，1996年）

（有关政治史的参考文献，请参阅此书卷末。本书所依据的政治史相关史料的出典，也请参阅此书。）

三、对外关系类

目前尚无非常合适的相关著作。木村茂光《“国风文化”的时代》（青木书店，1997年）一书，从对外关系论和文化论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卷末列有详细的参考文献一览表。

四、社会经济史类

石母田正《中世世界的形成》（岩波文库，1985年）

永原庆二《日本的中世社会》（岩波书店，日本历史丛书，1968年）

户田方实《日本领主制成立史的研究》（岩波书店，1967年）

户田方实《日本中世的民众与领主》（校仓书房，1994年）

*以上仅列出极少部分书目。

年表

*表中括号内的数字表示人物当时的年龄。

781（天应元年）桓武天皇即位（45），册立皇弟早良亲王为皇太子（32）。

782（延历元年）。“冰上川继事件”，天武天皇一系的贵族被肃清。

784（延历三年）迁都长冈京。

785（延历四年）藤原种继被暗杀；皇太子早良亲王被废（36），愤懑而死；册立平城为皇太子（12）。

794（延历十三年）迁都平安京。

800（延历十九年）早良亲王怨灵作祟的流言不绝，追赠其为崇道天皇。

804（延历二十三年）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最澄、空海等）渡海出使。

806（大同元年）平城天皇（33）即位，册立嵯峨为皇太子（21）。

809（大同四年）嵯峨天皇即位（24），册立高丘亲王为皇太子（11？）。

810（弘仁元年）设置藏人所；“药子之变”；改立皇弟淳和为皇太子（25）。（平城天皇一系被排除，嵯峨、淳和两系王统“迭立”开始）

823（弘仁十四年）淳和天皇即位（38），册立仁明为皇太子（14）。

833（天长十年）仁明天皇即位（24），册立恒贞亲王为皇太子（9）。

838（承和五年）遣唐使（藤原常嗣、圆仁等）渡海出使。

842（承和九年）“承和之变”；皇太子恒贞亲王被废（18）出家；册立文德为皇太子（16）。（嵯峨、淳和两系王统“迭立”结束）

850（嘉祥三年）文德天皇即位（24），册立清和为皇太子（1）。

858（天安二年）清和天皇即位（9）。

866（贞观八年）藤原良房任摄政；“应天门之变”。

869（贞观十一年）册立阳成为皇太子（2）[1]。

876（贞观十八年）阳成天皇即位（9）。

883（元庆七年）阳成天皇因杀人事件退位（16）。（文德王统断绝）

884（元庆八年）恒贞亲王拒绝即位（60），光孝天皇即位（55）。

887（仁和三年）宇多天皇即位（21）；藤原基经任关白；“阿衡事件”。

893（宽平五年）册立醍醐为皇太子（9）。

894（宽平六年）宇多天皇派遣遣唐使的计划因菅原道真的谏言而中止。

897（宽平九年）醍醐天皇即位（13）。

901（延喜元年）菅原道真被贬；皇弟齐世亲王（16）出家。

902（延喜二年）《延喜庄园整理令》。

904（延喜四年）册立保明亲王为皇太子（2）。

923（延长元年）保明亲王过世（21），流言为菅原道真的怨灵作祟；册立庆赖王为皇太子（3）。

925（延长三年）庆赖王过世（5），流言为菅原道真的怨灵作祟；册立朱雀为皇太子（3）。

929（延长七年）后百济王甄萱继922年之后再次表明朝贡之意。

930（延长八年）清凉殿落雷；醍醐天皇过世（46）；朱雀天皇即位（8）。

939（天庆二年）尚未册立皇太子，平将门自称“新皇”；藤原纯友叛乱。

944（天庆七年）册立村上为皇太子（19）；

946（天庆九年）朱雀天皇退位（24）；村上天皇即位（21）。

950（天历四年）册立冷泉为皇太子（1）。

953（天历七年）僧侣日延在村上天皇、藤原师辅的支持下渡海，前往中国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

958（天德二年）铸造乾元大宝（最后的“皇朝铜钱”）。

967（康保四年）冷泉天皇即位（18），疯癫症状愈发明显；册立皇弟圆融为皇太子（9）。

969（安和二年）“安和之变”；源高明被贬；圆融天皇即位（11），册立花山为皇太子（2）。（冷泉、圆融两系王统“迭立”开始）

983（永观元年）僧侣奝然在藤原兼家等的支持下入宋。

984（永观二年）花山天皇即位（17），册立一条为皇太子（5）。

986（宽和二年）“花山天皇出家事件”；一条天皇即位（7），册立三条为皇太子（11）。

988（永延二年）“尾张国郡司、百姓诉讼事件”。

995（长德元年）藤原道长获得“内览”权限（代览奏章、公文等）。

1011（宽弘八年）三条天皇即位（36）。

1016（长和五年）后一条天皇即位（9），册立小一条为皇太子（23）。

1017（宽仁元年）小一条辞去皇太子之位（24）；册立后朱雀为皇太子（9）。（冷泉、圆融两系王统“迭立”结束）

1025（万寿二年）藤原道长的权势在这一年开始由顶点转向衰落。

1028（长元元年）“平忠常之乱”。

1036（长元九年）后朱雀天皇即位（28）。

1037（长历元年）册立后冷泉为皇太子（13）。

1042（长久三年）大内烧毁。

1045（宽德二年）[2]后冷泉天皇即位（21），册立后三条为皇太子（12）。

1051（永承六年）前九年合战开始。

1068（治历四年）后三条天皇即位（35）。

1069（延久元年）《延久庄园整理令》；册立白河为皇太子（17）。

1072（延久四年）后三条天皇欲施行院政；白河天皇即位（20），册立实仁亲王为皇太子（2），其生母为小一条天皇的孙女基子；园城寺系的大云寺座主成寻入宋。

1083（永保三年）后三年合战开始。

1086（应德三年）因前一年皇太子实仁去世（15），白河天皇退位（34），堀河天皇即位（8）。（围绕实仁胞弟辅仁的皇位继承问题产生）

1092（宽治六年）源义家（辅仁派）受赠庄园被令停止。

1097（承德元年）平正盛将伊贺国领地呈献给白河院。

1103（康和五年）册立鸟羽为皇太子（1）。

1107（嘉承二年）堀河天皇过世（29），流言为三条天皇的怨灵作祟；鸟羽天皇即位（5）。

1113（永久元年）“鸟羽暗杀未遂事件”，辅仁闭居（41）。

1117（永久五年）藤原璋子（17）入鸟羽天皇（15）后宫。

1120（保安元年）因鸟羽天皇婚姻问题，藤原忠实“内览”职权停止。

1123（保安四年）崇德天皇即位（5）。（皇室因内部矛盾而陷入动荡）

1129（大治四年）白河天皇过世（77），鸟羽天皇施行院政（27）。

1133（长承二年）平忠盛受鸟羽院之命与宋船进行贸易。

1139（保延五年）册立近卫为皇太子（1）。

1141（永治元年）崇德天皇退位（23）；近卫天皇即位（3）。

1155（久寿二年）近卫天皇过世（17）；后白河天皇即位（29），册立二条为皇太子（13）。

1156（保元元年）“保元之乱”爆发；崇德天皇流放；颁布《保元庄园整理令》。

1158（保元三年）二条天皇即位（16），后白河、二条父子的对立激化。

1159（平治元年）“平治之乱”。

1162（应保二年）福原、大轮田港口建设开始。

1164（长宽二年）崇德天皇愤懑而死（46），怨灵作祟流言扩散。

1165（永万元年）二条天皇过世（23），六条天皇即位（2）。

1166（仁安元年）册立高仓为皇太子（6），平清盛担任内大臣。（“后白河院—平氏王朝”体制确立）

1168（仁安三年）高仓天皇即位（8）。

1169（嘉应元年）后白河院巡幸福原（以后几乎每年前往）。

1176（安元二年）六条天皇过世（13）。

1177（治承元年）京都大火。

1178（治承二年）册立安德为皇太子（1）。

1179（治承三年）后白河上皇的院政停止，被幽闭。

1180（治承四年）安德天皇即位（3）；高仓天皇实行院政（20）；以仁王、源赖政举兵；源赖朝举兵；平重衡火烧东大寺。

注释：

[1]依本书第37页，阳成被立为皇太子时“仅仅三个月大”，又及《日本三代实录》，“贞观十年，十二月，十六日乙亥，生帝于染殿院。十一年，二月，一日己丑，立为皇太子。诞育三月矣”，可知阳成被册立时的2岁应为虚岁。后即位9岁同。——编者注

[2]依本书第121页“一〇四〇年九月九日夜”，又《日本国史略》，“长久元年，禁中火”，故疑原书误，当为“1040（长久元年）”。——编者注

版权信息

书名：武士时代（岩波日本史第四卷）

作者：【日】五味文彦

译者：杨锦昌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05-01

ISBN：978-7-5133-3883-7

目录
CONTENTS

序言

第一章 武家社会的形成

1.“源平之乱”

2.幕府的建立

3.东国社会的扩展

4.幕府政治的展开

第二章 贵族、寺院僧团与武士

1.贵族文化与家的形成

2.武士与文士

3.寺僧与遁世

4.镰仓佛教

第三章 村落、都市社会与武士

1.开发领主的壮大

2.村落和一揆

3.人与物的流动

4.都市社会的发展

第四章 东亚世界和日本社会

1.蒙古袭来与对外交流

2.幕府体制的动摇

3.幕府的灭亡与建武政权

4.南北朝的动乱

第五章 室町幕府的富裕与和平

1.足利义满与室町幕府

2.室町文化的形成

3.日明贸易与日本国王

4.琉球、虾夷岛与日本列岛

第六章 流通经济与幕府政治的转变

1.武士的关系网络和守护

2.惣的形成、村与町

3.杀害将军

结语

参考文献

年表

《蒙古袭来绘词》（局部）

序言

何谓武士时代

在日本中世，人们试图以自我的实力开创社会局面。武士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打算以武力作为手段，借此改变长久以来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因此，说日本中世是武士的时代一点也不夸大。

然而，行使武力的人并非仅限于武士。作为古代政治中心的贵族为了抑制武士发展，有时也会以朝廷的威权为基础行使武力，并且雇用武士抵挡武士的权力。

再者，中世也是恶僧以宗教权势（神威）为背景，通过武装行使武力的时代。有时农民等民众也会通过联盟村落，签订合作契约“一揆”[1]行使武力。

如上所述，中世就是很多人试图诉诸武力，实现自我主张的时代，而武士就是中世的典型代表。鉴于此，本书以武士为中心，试着探讨运用各种权势行使武力的人们的动向。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这种以武力见真章的时代，社会秩序是如何维持的。

试想，不断行使武力，人们自然会明白武力的作用有限，总会出现无论如何都无法打败对手的情况，也可能发生难以用一己之力克服的病痛或自然灾害，甚至家人或夫妻之间的感情也没办法单纯以武力来保障，此时人们自然会体会到无力感，且由此产生新的宗教和社会制度。本书对此也会特别说明。

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坚持主张用个人的力量解决问题，因此中世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权力核心。换言之，中世社会的特征是没有像古代或近代社会那种中央集权的国家，而只有借由个人力量分布于各地的权力分立的社会。这种社会如何进行物资流通与运输？又如何维持和平？如何与国际社会保持联系？正因为它与现代社会相映照，所以如果不断思考与探讨这些问题，应该也会从中发现当今社会的问题。

注释：

[1]一揆，原本是一个中文词语，字面解释为“团结一致”。换言之，中日文都有团结一致之意，但日文中却另有暴动或起义联盟的语意，一般多指日本中世小领主间组成的集团，也有表示农民等群体对抗幕府、领主所引发的集体暴动行为。本书中除第五章外，其他章节都有出现，由此可知其重要性。全书注释为译者注。

何谓武士

下面让我们追溯一下武士的源流。源流之一，就是任职朝廷的武官。相对于负责朝廷行政事务的文官，武官则担任军事与警察事务，他们通常是天皇亲卫队的近卫府、守护皇宫城门的卫门府、护卫天皇的兵卫府等单位的卫府官员，因文官被称为文士，武官有时也就自然被称为武士。

另外一个源流是地方小国组织的军团“士兵”。“国司”[1]被派遣到地方诸藩国，其下设有负责国家军事与警察事务的“士兵”。这种地方“士兵”的日语称为“兵”，读音为“つわもの”（Tsuwamono），而武官中的“兵卫”训读读成“つわもののとねり”（Tsuwamono no Toneri），由于当中的“とねり”（Toneri）指来自地方豪族，在中央侍奉天皇与皇族的人，所以两者的共通点就是出身地方。

如此以中央及地方的武官和士兵为母体发展而来的就是中世武士。

历经九世纪开始的中央卫府及地方军团的组织架构改革，直到十世纪，武士的存在才在各地受到瞩目。生动描写武士活动的作品是在前一卷中常被提到的《今昔物语集》这部说话集。例如，第二十八卷中针对源赖光[2]的部下描写如下。

摄津守[3]源赖光属下中，有平贞道、平季武及坂田公时三位兵将，个个相貌堂堂，武艺精湛，胆识过人，颇具思虑，全无可挑剔之处。

源赖光曾击退大江山魔鬼，这段引文描写了他手下的三位“兵将”。其实，他们已经组织了“兵家”，也重视一般通称的“兵家之道”的生活方式。

其实，《今昔物语集》第二十五卷中也描写了就“兵家之道”相互挑战的源充与平良文两位兵将率兵对决的场景。两人虽然“胆识过人，颇具思虑”，但因中间有人挑拨、中伤，最终两人约定时间和地点开战。双方分别聚集五六百人，相隔一町（约一百米），排着盾牌，从自己的阵营各派兵将，确定决战顺序，等兵将归位后就准备射箭开战。

不过，两人认为打群架没有意思，于是改为两人“骑战马，全力互射”的一对一单挑方式，然而经过数次驱马和射箭较量，还是胜负难分，最后以和平落幕，结束比武。

由于这种“兵家之道”以弓箭为主要武器，所以也被称为“弓道”，且他们被朝廷与藩国认定为“兵家”，有时也会被要求侍奉公家，如第二十五卷中“为武艺精湛兵将，公家使其奉公，引发世人恐慌”的源赖光即是其中之一。因此，兵将被朝廷收编的称为“公兵”，被国司收编的称为“国兵”，而被贵族收编的则称为“家兵”。

如上所述，武士在中央与地方不断建立自己的地位，但直到十世纪中叶东国与西国发生战乱（常陆国的平将门与伊予国的藤原纯友），“公兵”“国兵”与“家兵”才被正式动员去平定战乱。

注释：

[1]在日本的律令制度下，国司属于派驻各地小国的地方官，任期四年。

[2]日本平安时代中期的武将，善于弓箭，据说曾击退大江山的酒呑童子。

[3]摄津为日本旧地名，摄津国为畿内五藩国之一，大约位于现在的大阪府西北部与兵库县东南部一带。摄津守为摄津国的地方长官，相当于摄津国的国司。

武士力量的壮大

逐渐抬头的武士起先身份低下，因从事杀人工作又肩负着能够平定叛乱、防范盗贼的期待，因此在从十一世纪到十二世纪前半的人们眼中，往往身世离奇。十二世纪的歌谣“今样”[1]中，有如下吟咏武士的词句。

鹫栖于深山，群鸟岂敢息？虽同称源氏，八幡太郎怖！

这首“今样”歌谣吟咏的是后三年合战[2]（一〇八三~一〇八七年）获胜的源义家八幡太郎的恐怖模样。关于源义家，《古今著闻集》这部说话集中记载道，有一个闯入别人住家的盗贼，光听到义家的一句“谁？”后就拔腿而逃。歌谣中以栖息深山的鸟与鹫的关系，表现八幡太郎无法比拟的恐怖。

这个令人感到恐惧的武士，以地方为中心建立据点，逐渐壮大势力，而下列“今样”歌谣就是吟咏武士壮大的场景。

良驹满府第！谅必武士之御馆，大小咒师蹈肩舞，巫术作乐博多之男巫。

（好马众多的人家啊！想必应该是武士之家，有大小咒师跳着肩舞，表演巫术者为博多男巫。）

这首歌谣以造访武士（武者）馆的卖艺人口吻来吟咏。当中吟唱着，主人公造访一座宅邸后，发现很多良马，据此推测应是武士之家，接着歌咏在那里有大小咒师表演肩舞，也有巫师表演巫术。咒师们表演的肩舞曲艺是当时开始流行的“猿乐”[3]技艺之一，而博多男巫表演的巫术应该也是猿乐技艺的一种。

所谓“御馆”原本是指位于地方行政中心的国司官舍，但是如歌谣所示，武士已经转变为“御馆”的主人。以十二世纪初为分界，国司已不再被下派到地方藩国，地方政治转由武士掌管。武士有时以协助政务的身份成为国家官员，有时会开发土地，赠予中央贵族和寺庙，借此培养实力。

如此以地方武士活动为背景，让在京都侍奉上皇、天皇及“摄关家”[4]的源氏与平氏武士进入中央政界的契机是保元与平治年间的两场内乱。在“保元之乱”（一一五六年）中支持后白河天皇的源义朝与平清盛因自身的武力受到认同，初步确立了武家的地位。特别是清盛在战乱之后，于政权中更占有一席之地。“平治之乱”（一一五九年）中清盛打败义朝，确立了战乱之后的政权领航者的地位，并用武力支持后白河院政[5]，最终建立起武家政权。

如此，武士开始掌权之后，历经七百多年的漫长岁月，持续占据着政权高位。本书主要探讨的是前半段大约三百年的历史。

具体而言，最初探讨的一百年历史是有关武士建立武家政权，拓展武家社会的纷争；接下来探讨的一百年历史是有关武家进入朝廷，确立武士统治地位的过程；最后探讨的一百年历史是有关武家支配公家与武家（朝廷与幕府），统治整个国家的历程。

最初是清盛成为太政大臣[6]，与后白河上皇联手掌权后的一百年，但这个破天荒的武家政权终究无法跳出王朝政治的框架。虽然平氏一门位高权重，占据高位，获得任命与统治诸藩国国司的知行国[7]权力，然而他们并未改变原有政治体制，而是利用已有的政治体系掌权。

因此，平氏侵犯了贵族原有的利益，导致朝廷内部产生一股反平氏势力，意图打倒平氏。为了对抗这股势力，平氏于一一七九年通过政变将后白河法皇软禁于鸟羽殿，第二年又让清盛的外孙即位为天皇（安德），然而各地叛乱也随之而来。本书即是从此段历史开始叙述。

注释：

[1]日本平安时代中期到镰仓时代流行的歌谣，一般多采用轻快的七五调四句形式。

[2]由清原氏兄弟内部开启的战役，发生在日本平安时代后期的东北地方，最终由清原清衡获胜。清原清衡之后改为藤原清衡，于平泉建立平泉文化。

[3]融合中国散乐的日本中古至中世的舞台艺术，或称申乐、散乐，明治时代以后称为能乐。

[4]担任摄政与关白的世袭家族。

[5]上皇或法皇干政的政治形态。

[6]日本律令制度下的最高官位，相当于宰相，如无适当人选可从缺。

[7]院政时期以后盛行的制度，主要是赋予国司任命权及给予皇族和寺院神社等支配一个国家的权力，使其从中获得利益。

第一章
武家社会的形成

东国武士男衾三郎的府第中，拉着三人才能拉开的强弓，准备射箭的武士（图自《男衾三郎绘词》）

1.“源平之乱”

赖朝的举兵

事情发生在一一八〇年（治承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源赖朝的叔父源行家造访平治之乱后被流放伊豆的源赖朝，身上带着写有“东国武士，举兵讨伐平氏”的以仁王令旨。

以仁王是后白河法皇的皇子，与源氏家族的源赖政共同策划了这次举兵行动。他在令旨中历数清盛的“恶行”——例如，平氏将长年虔诚信仰佛教的后白河法皇软禁于鸟羽殿的“佛敌”行径，以及平氏肆意处罚无辜朝臣、撤除他们的官职的行为——希望借此号召东国武士加入追讨行列。

赖朝与其岳父北条时政（妻子政子之父）一起打开令旨并查看了内容，但事后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因为根据来自京都的情报，虽然自数年前开始，法皇亲信与平氏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兴福寺和延历寺等南都北岭[1]的僧众活动也越来越活跃，但还不至于波及自己。

源赖朝举兵图

但是，不久之后传来以仁王举兵失败的消息，伊豆国成为知行国，由担任过“检非违使别当”（检调长官）的平氏一门中的平时忠管辖，“目代”（国司代理官）也由山木兼隆担任。此时，赖朝终于下定决心要举兵。因为如果赖朝不在此时举兵的话，被流放在土佐的弟弟希义就可能会被平家杀掉，于是八月十七日，赖朝号召父亲部下，举兵消灭担任“目代”的兼隆。

当时，赖朝用上对下的口吻发出以“下”字开头的“下文”文件，声称因为以仁王令旨承认东国受自己支配，虽然以仁王已死，但还是应遵照其令旨，以此声明自我行动的正当性。

尽管如此，当时响应赖朝号召的人数依旧有限，赖朝不得已只好离开伊豆，前往相模，求助相模的豪族三浦氏。三浦氏是赖朝父亲义朝在关东成长时辅佐过的武士，他将据点设在相模的三浦半岛，但是眼见就要与三浦氏会合，赖朝大军竟然在相模石桥山受到平家军的大庭景亲攻击而惨遭滑铁卢。

注释：

[1]南都是指位于奈良的兴福寺，而北岭则是指比叡山的延历寺，这个用语出现于九世纪初最澄在比叡山延历寺创立天台宗对抗南都六宗时。

陷入内乱状态

然而，因为这次赖朝的举兵，东国瞬时被卷入内乱，不但位于信浓[1]的赖朝堂弟源义仲[2]举兵，甲斐源氏一门的武田氏[3]也顺势举兵，奥州藤原氏[4]及越后城氏[5]等也群起效法。不仅东国，畿内近国[6]附近诸国，如熊野山的湛增也意图谋反，西国中，如四国的伊予河野氏、九州岛的肥后菊池氏等氏族也接二连三举兵，内乱很快蔓延到整个日本。

赖朝举兵的消息传至平氏一方后，九月五日，朝廷随即发出追讨赖朝的命令（宣旨），当中提到因“伊豆国流源赖朝”在伊豆及邻近诸国攻城略地，故派遣平维盛、平忠度、平知度等人率军追讨，特宣旨命东海道与东山道武士加入追讨行列。

但是，在东国派遣军抵达骏河前，形势出现转折。石桥山战败后，赖朝沿海路自相模真鹤半岛逃离，后在房总半岛上岸，与三浦氏会合。赖朝沿途积极劝请各地武士加入举兵行列，企图东山再起，武士们云集景从。十月，赖朝大军进入源氏祖先的大本营——镰仓。

然而要完成此举困难重重。赖朝不过是一个被流放的人，会马上跟随他的武士有限。以上总广常[7]为例，他虽然率领大军投靠，但据说内心盘算如果赖朝没有领军能力与胆识，就将赖朝杀死，转而投靠平氏。但是，见到赖朝后，他被赖朝的气魄折服而决定跟随。其实大多数人投靠赖朝都是基于以仁王令旨及父祖辈的主从关系。例如，面对安房国（现千叶县南部）的军队，以赖朝军领军大旗上的令旨呼吁大家听命。另外，据说身为源氏历代“御家人”[8]的三浦氏表示，能再看到“贵种再兴之秋”（源氏再兴之日）颇令人欣喜。

如此，赖朝将南关东一带的武士纳入自己的麾下，并以镰仓作为据点，随后关东武士不断地投入源氏阵营。据说在此之前，三浦氏家族中的和田义盛就已经被任命为指挥赖朝手下武士的“侍所别当”[9]（侍所长官）了。

注释：

[1]即信浓国，为日本旧国名之一，相当于现在的长野县、信州。

[2]即木曾义仲。

[3]属于清和源氏的一支，由甲斐国（现山梨县）的地方官员源义光分支而出，其子义清定居甲斐国巨摩郡武田，正式自立门户武田氏。

[4]以日本东北地方陆奥国盘井郡平泉作为据点，相当于现今的岩手县西盘井郡平泉町，主要包含藤原清衡、藤原基衡、藤原秀衡及藤原泰衡等四代家族。

[5]日本平安时代末期至镰仓时代期间的越后国（现新潟县）豪族，属于桓武平氏的一支，“源平之乱”时曾与源氏的木曾义仲对立，但之后投靠源氏。

[6]意指山城国、摄津国、河内国、大和国、和泉国等五畿内周边的区域，是“源平之乱”时期重要的军事要地。

[7]平安时代后期的武将，一一八三年（寿永二年）死于镰仓。

[8]御家人主要是指日本镰仓时代与镰仓幕府将军维持主从关系的武士，他们是镰仓幕府的军事基础。

[9]一一八〇年十一月源赖朝在镰仓所设立的军事及警察机关为“侍所”，其长官为“别当”。首任侍所别当就是和田义盛。

南东关的地方权力

追讨军一路从京都来到骏河，此地是平宗盛长年管辖的知行国，大军抵达前“目代”已被打败，不久，追讨军虽已在富士川布阵，但对于战场地形并不熟悉，所以对东国大军还是心生畏惧，本想借斩杀要和赖朝军会合的武田氏（甲斐源氏）派来的使者提振士气，结果却适得其反。受到惊吓的水鸟一同起飞，平氏误以为大军来袭，一路撤退，导致士气全失，只得撤回京都，致使东国的平氏力量孤立无援，整个东国落入叛军手中。

赖朝想乘势攻打平氏后进京，但上总、千叶、三浦等当权武士建议维持现状，留在东国，等基础稳固后再进入京城。虽然赖朝曾在京都长大，强烈希望进京，他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言，任命甲斐源氏的安田义定与武田信义担任远江国与骏河国“守护”[1]后就返回镰仓。

归途中，赖朝于相模国府实施“安堵”与“新恩给予”制度，以保证历来东国武士拥有的土地支配权，以及重新将土地作为赏赐授与武士。这些原本都是国司、庄园领主及朝廷的权限，此举意味着自立权力机构从此诞生。因此，有学者认为镰仓幕府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

回到镰仓的赖朝，除了在镰仓大仓乡兴建了武士馆（大仓御所）外，还请人在附近建造“御家人”武士馆，并将位于由比之滨的八幡宫迁至大仓御所西边，将其作为鹤冈八幡神宫祭拜，持续建设镰仓朝武家政权据点。

受到赖朝这些举动的刺激，信浓的源义仲也不断迅速将势力从信浓向上野、越后扩张，并力图统治北陆道一带。

注释：

[1]镰仓与室町时代的职务名称，主要负责维持诸国治安与警备。

三分天下的形势

平氏在以仁王举兵的同时，将都城迁到福原，但为了处理东国与畿内近国一带的叛军，平氏再度迁都回京，并于当年年底烧毁南都。第二年正月，平宗盛就任畿内近国一带的军政长官，闰二月，清盛突然辞世，所幸在尾张与美浓交界的墨俣打败了东国军，顺利阻止了赖朝势力的西扩。

从那时开始，饥荒问题更加凸显。关于其悲惨的情景，鸭长明《方丈记》中有具体的描写。而受到此次饥荒的影响，天下终于一分为三，持续数年由赖朝、义仲、平氏三方势力各据东海道、北陆道与东山道及畿内近国到西国。

时间一转眼就到了一一八三年春天，由于对抗叛军所需的军粮不足，平氏积极巩固北陆道这个粮食供应重镇。与此同时，赖朝和义仲在下野与上野对峙，看到源氏之间的内讧，平氏派出大军征讨。尽管平氏集结了全部力量，但还是在北陆的倶利伽罗山顶惨败，被意图乘势进攻到京都的义仲一路攻打，最终沦落到逃离京都流亡西海的命运。

进驻京都的义仲军队纪律不佳，义仲也与赖朝不同，未曾在贵族中成长，也未受到贵族的高度评价。为了挽回局势，义仲将平氏追赶到西海，并于水岛地区开战。此时，后白河法皇趁义仲不在京都，私下与赖朝交涉，承认赖朝在北陆与东山道等东国地区所拥有的支配权。如此，义仲辛苦取得的支配权，竟让赖朝不费吹灰之力收入囊中，在镰仓坐享其成。

义仲得知后，怒不可遏，要求法皇收回赖朝的支配权，并进一步攻陷法皇的法住寺御所，解除法皇近臣官职，要求更换摄政，但他不知在其背后，赖朝派遣弟弟义经率领的军队已经节节逼近。义仲亲自担任征夷大将军直接迎击，但还是在宇治川桥之役落败，最后在近江势多之战中横死沙场。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义仲与未直接经过上洛进入京都的赖朝两人的不同。

2.幕府的建立

权力和人才来自朝廷

赖朝很早就开始私下与朝廷进行交涉，并成功获得认可，取得东国支配权也是来自于这个策略（寿永二年十月宣旨）。

在此之前，东国支配权主要以以仁王的令旨为凭证，但这次获得了朝廷的宣旨承认，所以国司和庄园领主的权限维持不变，东国则进入由赖朝委任的统治形态。此后，赖朝通过与朝廷的交涉，不断获得各种权力。

翌年即一一八四年正月，继源义仲之后，赖朝领受宣旨攻打平氏，在摄津国一谷之战中大败向西国扩张、逐渐恢复势力的平氏。接着又在二月二十八日接到宣旨，获得取缔诸藩国武士违法行为的权力，宣旨称赖朝有权调查与处置诸藩国武士闯入庄园或公领的暴行。为了执行这项任务，赖朝以“镰仓殿御使”“惣追捕使”“守护”“地头”等名义，派遣“御家人”到各藩国及庄园。

不但如此，赖朝更与后白河法皇交涉，取得“平家没官领”，即没收平氏领地的支配权，如此，加上之前在统治东国过程中所获得的领地，赖朝的整体经济基础已趋稳固，所以在确立诸藩国与地方的行政、财政和裁判制度后，于八月二十四日新设公文所[1]，十月二十日设立问注所[2]。

这些机关所需的人才，从任职于朝廷的文士聘请补足。担任公文所（政所）长官的大江广元，在朝廷担任处理太政官公文的“外记”，而辅佐他的二阶堂行政在朝中担任“主计允”。两位都是适合管理公文所等行政与财政机关的人才。另外，担任问注所长官的三善康信，在太政官中担任“史”的官职，负责诉讼与仪式活动等事务，他很早就向赖朝传达京都的动向，来到镰仓之后，更与赖朝当面约定辅佐武家政务，整顿审判制度。

注释：

[1]指主要负责处理镰仓幕府政务的机构。

[2]镰仓幕府的政务机关，主要负责诉讼审理与文书制作。

平氏的灭亡和守护、地头

赖朝在镰仓筹备机构建设的过程中，弟弟范赖陷入与平氏的苦战。有些东国武士因不习惯赴西国作战的长途跋涉，临阵脱逃。在这样的背景下，曾在畿内近国度过少年时期的义经展现出了过人的活跃风采。一一八五年，他冒着风雨前往阿波国，从背后袭击正在赞岐国屋岛修建宫殿的平氏并获胜，后又在长门的坛之浦之战中，促成了濑户内海的水师归顺，将平氏打得落花流水，全军覆没。关于义经驰骋沙场的气魄，《平家物语》中有详细的描写。

平氏灭亡后，战后处理成为重大课题。在赖朝的主导下，大江广元、三善康信等问注所与公文所的行政官进行审议，然而最大的课题还是如何权衡与朝廷的关系。赖朝因追讨平氏有功，荣登正二位的公卿宝座，但朝廷以后白河法皇为中心，试图在内乱中重建朝廷，而追讨平氏有功的义经作为武力后盾被寄予厚望。

对于义经与法皇连手，赖朝产生了危机感，因此刻意不让义经带坛之浦之战中俘虏到的平宗盛进入镰仓，剥夺原本赋予义经的西国支配权，甚至派遣刺客行刺，引诱义经举兵。义经只好迫使法皇发出追讨赖朝的宣旨，期盼借此东山再起，前往西海，但由于西国被赖朝镇压，军队无法集结，所以中途就落败了。

仿佛是瞅准时机一般，赖朝命令北条时政进京后，马上追究法皇及其近臣命令义经追讨赖朝的责任。朝廷迫于无奈，态度一转，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发出追讨义经的宣旨，但时政对此并不满足，他还要求在各藩国设置守护、地头，以及每反（约1180平方米）征收五升（约合现代九升）的军用米粮，以上均获得朝廷认可。

由于守护与地头的设置此前未曾获得宣旨认可，因此，此次赖朝可谓成果颇丰，不仅获得了日后建立幕府框架的权力，更奠定了镰仓幕府的武家政权基础，本书将该政权称为镰仓幕府。

幕府要求朝廷立即进行政治改革。不但指定摄关家的九条兼实辅佐法皇，同时还委托兼实实施政治改革，并且派赖朝的妹婿一条能保作为联络朝廷和幕府的桥梁，以及担任京都守护。

如此，随着幕府体制的确立，其支配范围逐渐渗透到西国，各地纷争不断。取得土地进入西国的地头无视惯例，随意征收年贡（租税）与公事（杂税），引发庄园领主和农民的抗争。因此，一一八六年（文治二年），幕府下令停止征收军用米粮，限定地头只设置在叛乱者掌管过的地方，而且其权力也仅限于继承叛乱者曾经拥有过的权力。此外，还规定有关西国武士暴乱行为的诉讼，在朝廷设立的“记录所”内审理。

奥州藤原氏的威胁

赖朝心心念念的直捣黄龙的进京机会，终于在幕府体制建立之后顺利到来。这是因为法皇的御所和天皇的宫殿都是凭借幕府的财力修缮与建造的，而进京的准备也已完成。但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还必须解决落败逃亡在外的义经，以及在背后威胁幕府的奥州藤原氏。其实之前赖朝也有好几次进京的机会，但是藤原秀衡的存在总是构成威胁，使得他的进京心愿难以实现。

经过院政时代，藤原氏于奥州自立门户，逐渐掌握权势，并不断地行使权力。藤原氏广泛地以陆奥、出羽两藩国的庄园及公领的庄官、郡司为部属，进行管理；大本营平泉一带中尊寺、毛越寺、无量光院等寺院林立，与北方国度，甚至大陆进行交流，高度发达的文化傲视群雄。

藤原秀衡以往多以马及金等物产进贡朝廷，在日宋贸易盛行的平氏时期，秀衡曾被任命为镇守府将军，赖朝举兵之时，他也曾接到朝廷宣旨，领命追讨赖朝。为了帮助被平氏火攻南都时烧毁的东大寺大佛镀金，秀衡更慷慨解囊，捐赠大笔金钱。

正值赖朝以朝廷承认自己的东国支配权为由要求藤原氏臣服于自己时，赖朝接获义经逃至奥州的消息，当下立即要求秀衡交出义经，但遭到拒绝，无功而返。不过，时隔不久秀衡去世，之后藤原氏一族发生内讧，秀衡之子泰衡杀害义经，幕府随即于一一八九年动员全国武士攻打藤原氏，并要求朝廷发出追讨宣旨。

然而，宣旨迟迟未发，赖朝也不敢贸然出兵。对此，御家人中的长老大庭景义提出建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赖朝这才下定决心进攻奥州。见赖朝率领浩浩荡荡的大军征讨藤原泰衡一族，朝廷才匆忙发出追讨泰衡的宣旨！

征夷大将军源赖朝

赖朝接收了奥州藤原氏部下的土地后，随即转交给关东御家人，令其担任地头，奥州就此成为幕府的殖民地，御家人的统治也因此渗透进来。从此以后，已经没有能够与赖朝分庭抗礼的武家了，赖朝终于迎来了进京的日子。

一一九〇年十月，从镰仓出发的赖朝一行人出发，总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抵达京都，在东海道各地留下很多传说逸闻。赖朝谒见后白河法皇后，被任命为右近卫大将。对贵族而言，被授予守护天皇的职务是一种光荣，但这并非赖朝真正希望的职务。据说赖朝在与九条兼实见面时曾说到法皇驾崩后应该就能实现愿望，而九条兼实经由赖朝的推荐成为摄政。

赖朝的希望是能像义仲一样，被临时任命为象征支配东国的官职征夷大将军，但并未遂愿，所以他马上辞去右近卫大将一职，从京都返回镰仓。又或许是因为他亲历过京都朝廷社会后深切体会到，与其维持现有官职留在京都，不如好好整顿镰仓社会。

源赖朝画押签署的“下文”

回到镰仓的赖朝，重新整顿幕府的机构：将幕府的政所整顿为“前右大将家政所”，制作御家人的名簿，命令御家人担任“大番役”，负责京都大内警卫。一一九二年后白河法皇驾崩后，赖朝马上被任命为期盼已久的征夷大将军。与此同时，赖朝将地头职的授予和安堵（认定）所发出的“下文”，从自己画押签名全面改成政所职员联署的形式。这是凭借赖朝个人权威推动的幕府改革，起初重视与赖朝的个人主从关系纽带的得力御家人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渐渐地平息下去。

征夷大将军原本从天皇处获得一部分权力，主要负责讨伐东国夷狄，但此后逐渐成为幕府首长的象征，因此有学者以此任首长为界线，认为这是幕府成立的开始。

3.东国社会的扩展

幕府成立的背景

在此，让我们想象一下幕府成立时的东国社会。赖朝举兵之前，关东地区主要是由三至五个地方性藩属国组成的联盟，从京都流落过来、贵族血统较浓的源氏武士为这些武士联盟的核心。以赖朝流放地伊豆为例，联盟的主要组成有伊豆、骏河、相模、武藏等武士团。再者，以“军记物语”著称的《曾我物语》描写的就是曾我兄弟的复仇事件，该事件发端于他们在伊豆奥野举行的武士活动，当中也可以看到箱根山信仰和东海道的联盟。

东京湾沿岸的相模、安房、上总、下总、武藏等五国武士之间也有密切的交流，那里是赖朝的祖父为义和父亲义朝的活动地盘，赖朝作为其继承人在石桥山落败之后，被该地区的武士奉为主人，之后进入镰仓，奠定幕府的基础。不但如此，在下总、常陆、陆奥等太平洋沿岸，各藩国武士之间以常陆国的佐竹氏为核心，也有密切的往来，之后赖朝在富士川打败追讨军并攻下佐竹氏，取得了这个区域（参见14页地图）。

由此可知，赖朝可以说是这些区域联盟的中心。各地武士建造所谓“馆”的官舍，对周边进行零散统治，而赖朝被赋予统合的中心地位，成为南关东地区的藩王，进而逐步再上升到关东与东国地区的藩王。

这种政权与以朝中贵族社会为基础所建立起的平氏武家政权差异颇大，但与被赖朝推翻的奥州藤原氏相同。换言之，藤原氏和赖朝拥有同等地位，被朝廷定位为边疆的“俘囚之王”，但实际上是统领陆奥、出羽，定期向朝廷进贡马和金等物品的藩王。因此，赖朝对奥州藤原氏的征服，就更加巩固了其东国首长的地位。

而象征赖朝王权与权威，扮演守护幕府角色的，是迁移到幕府御所西侧的鹤冈八幡宫，在其放生会[1]的祭典上，御家人会向神佛献上流镝马和相扑等武艺。此外，赖朝通过给神社捐赠领地，来实现对以相模、伊豆为首的关东各藩国的保护和统治，作为回报，关东地区的主要寺院须为赖朝祈福，把神社作为护佑关东地区的神圣场所予以保护。

注释：

[1]佛教的放生法会，其中以农历八月十五日八幡宫等神社寺院所举行的放生会较为著名。

主从关系

幕府的政治体制基础是赖朝与御家人之间的主从关系，这是长久以来社会普遍认可的私人主从关系。

通常侍从向主人提交名簿，接受主人保护，主从关系就算成立，但赖朝则将此区分为只提交名簿即成为侍从的御家人，以及直接见面后再任用的御家人两种。前者大多是西国的御家人，通过守护等单位制作名簿后获得御家人的资格认定，幕府保证其身份，而御家人要提供战时的军役与皇居的“大番役”[1]等服务，主从关系并不紧密。

相对地，后者大多是东国的御家人，幕府除了认定领地所有权（安堵），给予土地（恩给）外，还进行朝廷官职的推举，但绝不允许随意任用。一一八五年四月，在追讨平氏的途中，赖朝对于随意任官的东国御家人发出命令，禁止其实施返回东国的措施，命令中指出如果返乡属实将处以斩首罪，隐含着对御家人没有经过幕府同意就私下勾结朝廷，意图利用幕府的恩典索取官职的担忧。另一方面，在御家人的服务义务中，除了战时的军役与皇居的大番役外，还包括在镰仓服勤，以及地头职领地征收的“关东御公事”等经济上的贡献与义务。

这种与赖朝保持主从关系的御家人之间，也有很强的横向关系。这种横向关系建立于战场上与战争中，位于幕府御所西侧的侍所[2]也是重要的建立场所。赖朝寝殿只允许源氏家族、来自京都的亲信及有权势的御家人等进入，而侍所则是御家人聚集与闲聊的场所，来到镰仓的御家人在这里与赖朝见面，由御家人举办的宴会也在这里举行。

如一一九一年八月，大庭景义在新整修过的御所侍所讲述保元之战与源为朝对决的往事。因此，御家人通过战争和侍所的场域，增强了横向的“傍辈”关系联盟。

再者，寝殿的南面与南庭也是展现主从关系的重要空间。例如，正月新年的重要赠答仪式“垸饭”[3]上，一般赖朝会走到宫殿南面，御家人列坐南庭。南庭也会举行“骑射”与“赏马”等活动，但这里也是御家人直接向将军申诉与告状的场所。一一九一年十一月，源氏家族中的骏河守广纲之子就曾在南庭直接状告自己的父亲。

如前所述，镰仓幕府是由赖朝建立起的武士之家，它不只是武家，同时也是武士集团的集合体。

注释：

[1]大番役意指在京都担任朝廷警卫职务。

[2]原本为伺候者服侍主人的场所之意，之后才转变为职务名称。室町时代主要负责御家人的指挥与京都的警察权。本段中皆为原意。

[3]在公家与武家聚会时，家臣招待主君所举行的赠答仪式。

东国一带的藩国

以“镰仓殿”（将军）为王的幕府，在东国地区建立起完整形态的国家架构。

这个东国的领域原本是指东海道与东山道诸藩国，但一一八五年改成尾张以东诸藩国，翌年进一步缩小，并固定指远江、信浓以东诸藩国。在之后的“承久之乱”（一二二一年）中，幕府的军事动员范围也是以远江及信浓以东的东国十五国为主。

幕府在东国制定单独的法律，并通过“问注所”和“政所”司法。虽然朝廷任命了国司，但朝廷发给东国各藩国的宣旨会先送到镰仓，再经由幕府之手传达给各藩国。不但如此，幕府还掌握东国庄园、公领诉讼及御家人的裁判权。

镰仓是东国的首都，是连接京都与奥州等地道路的起点。东海道设立新驿站（新宿）后，当地的地头与守护在此进行管理与建设，而前往奥州则会经过上道、中道、下道等，再连接到奥州纵贯道的“奥大道”。不但如此，各地也逐渐铺设通往镰仓的道路，统称为“镰仓道”。再者，海上的镰仓道从由比、六浦等镰仓海口开始，连接各地港湾。

在镰仓，主要以连接鹤冈八幡宫与由比海滨的南北向道路若宫大路、从八幡宫到大仓御所的东西向道路六浦道为中心，建立起完备的道路网。不但如此，御所西边建有鹤冈八幡宫，南边盖有为源氏一门祈求冥福的胜长寿院，而东北方则有为奥州之战敌方死者安魂所建造的永福寺（参见102页地图）。

但是，如果将目光转向西国，可以发现幕府的权力并未扩大到这里。在这里，幕府被定位为朝廷与诸藩国的守护（警备）角色，朝廷在这里确实还掌握行政、审判及立法等各种主要的权限，国司与庄园领主的权限也很强，幕府则被视为执掌东国的地方小藩国。

4.幕府政治的展开

赖朝的继承人

赖朝在后白河法皇驾崩之后，与朝廷的九条兼实合作，持续把持朝政。一一九三年，赖朝在武藏的入间野、下野的那须野、信浓的三原野等地举办大规模的卷狩（围猎活动），到了五月也依惯例在骏河国富士野进行卷狩，而曾我兄弟的复仇事件就发生在那里。

曾我兄弟终于杀死了长久以来伺机报复的杀父仇人工藤祐经，但没想到他们之后就直接冲向了赖朝。看来此次事件并非单纯的复仇，事实上各地在此前后都发生过无法理解的事件。赖朝的弟弟范赖也在刚刚讨伐完敌人就因涉嫌犯罪而被降职，源氏一门的安田义定也涉嫌谋反而被杀害，而这些事件似乎都与赖朝的继承人问题有关。

在富士野的围猎活动中，赖朝原本有意向御家人宣布让长子赖家继承家业，因此在赖家首次登场射鹿时，赖朝就迫不及待地将此事告知妻子政子，对赖家的初次登场大加赞扬。然而，这当中却潜藏着一股不愿让赖家继位的势力。

赖家的母亲是北条政子，却是由武藏颇具势力的比企氏监护、辅佐，相反，赖朝的次子实朝则是在北条时政的大力保护下成长。时政曾在曾我兄弟中的弟弟五郎元服时帮他佩戴乌帽子，也给他一个“时”字，取名为“时致”。虽然真相不明，但从当时的局势来看，似乎赖家成为继承人之事并不顺利。

源氏家系图
（数字是就任将军的顺序）

不久事件平息，一一九五年赖朝上京供奉东大寺大佛殿。此时，除了政子之外，赖朝也带着大姬与赖家两位子女前往，企图请求在后白河法皇晚年颇具权势的宠妃丹后局，协助大姬成为后鸟羽天皇皇后。

但是，该行动造成亲幕府势力代表人物九条兼实下台，且大姬也不幸去世，整个行动宣告失败。再者，由于后鸟羽天皇不顾赖朝反对退位开启院政，赖朝再次上京前夕，竟然在相模川桥落成庆祝仪式后的归途中落马，死于一一九九年（正治元年）正月，对此，描写镰仓幕府历史的《吾妻镜》中并没有记载，因此这件事的真相并不明了。

多灾多难的源氏将军

如此，赖朝晚年在心愿未了的情况下死去，他的志业由赖家继承。京都传来的宣旨中也指出，“继承赖朝‘遗业’，指挥御家人，守护诸国”，但年轻赖家的未来却是多灾多难，困难重重。

原因是与赖朝有主从关系的御家人并没有顺从赖家，这点可以从赖家在三月夺取后藤基清在赞岐的守护职位，以及停止伊势神宫庄园的六个地头职位等行动中看出。换言之，赖家担心自己的地位不够稳固，所以想借此展现不同于赖朝的实力。

但是，这也因此加深了与实力派御家人的对立。到了四月十二日，赖家被迫停止行使直接裁判诉讼权，改由时政为首的十三位御家人合议进行裁判。另外也采取禁止十三位以外的御家人向赖家转达诉讼的措施。据说这些措施大概是由赖家母亲政子主导的。

再者，抵制赖家势力的事件层出不穷。例如，结城朝光梦见赖家派与御家人联盟之间发生矛盾，十二月十八日赖家派的梶原景时被赶出镰仓。在这两派对立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一二〇三年正月甚至以鹤冈八幡宫之名下达神明旨意（托宣），指称“赖家之子一幡不能继承家督”，以致支持赖家之弟实朝取代体弱多病的赖家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九月将军赖家以重病为由出家后，不但地位被剥夺，人也被软禁在伊豆。不但如此，其子一幡和比企氏也都被消灭了。

这件事情说明幕府首长的地位受到特定力量的牵制，幕府首长的权限也由此开始受到限制。很不幸，赖家之后的将军实朝也同样被杀害，甚至再往后继任的将军即使不被杀害，也都难逃被赶回京都的命运。

换言之，身为幕府首长的将军只不过是被御家人联合政权拥戴出的国王，如其存在被认为有颠覆联合政权的风险，则可能被杀害或逐回京都。

实朝与朝廷

实朝于一二〇三年九月以关东统帅之名就任将军。据说当时北条时政、大江广元等“别当”[1]出席了实朝就任的政所始[2]仪式，但却以实朝“幼稚”为由，由“执权”[3]负责仪式安排。这就是幕府执权（将军的代官）的开始。

为了消除将军年幼所造成的政治不安，在所谓“就任初期”，除了东国各藩国的幕府领地（公领）外，相模与伊豆等地更减少了庄园的年贡。不但如此，还实施了诉讼裁决确立后，依规定须于三天内完成命令执行等德政。

尽管如此，将军权威一旦被动摇，要再恢复并不容易。在接二连三有谣传说及御家人的阴谋与反叛背景下，不仅武藏的实力派御家人畠山重忠被消灭，就连北条时政欲改立后妻牧之方的女婿平贺朝雅为将军的意图暴露后也被迫隐居伊豆。这次推翻时政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女儿北条政子和儿子北条义时，他们姐弟二人终究还是支持长大成人后的实朝执政。

实朝于一二〇九年位列公卿，开设将军家政所，并以政所为中心，完善幕府的诉讼制度和政治制度。实朝仿效的对象是京都的后鸟羽上皇，因此在选妻上他并未从源氏一门选择，而是从京都迎娶了与上皇关系密切的贵族千金，而于学问之师上也是从京都聘请后鸟羽上皇的亲信源仲章，甚至自己的名字都是由后鸟羽上皇所取。不但如此，实朝还以上皇作为效法对象，学习蹴鞠与和歌，下面这首收录于《金槐和歌集》的和歌就是他所吟诵的。

大海岩岸边，轰隆翻滚浪，随波荡漾间，一波波分离、一片片粉粹、崩裂再散落！

实朝模仿京都，整顿镰仓及其周边地区，如把幕府的御所改为京都风御所，整顿鹤冈八幡宫、胜长寿院及永福寺等神社寺院，依惯例于年初参拜鹤冈八幡宫，以及箱根、伊豆等两地神佛（权现[4]），年末参拜胜长寿院和永福寺。

注释：

[1]镰仓幕府的政所与侍所等单位的长官。

[2]于年初、政所开设、高升、就任等特定日期开始时所举行的吉书制作仪式，以此选择良辰吉日进行总览（吉书）的仪式。

[3]辅佐将军，统辖政务，主要是指镰仓幕府时的政所长官，将军的代理。

[4]“权”原意为变通、临时、暂时，而“现”则为示现之意。日本受本地垂迹思想的影响，以日本神权充示现佛教的菩萨、佛陀，其示现神明的神号即为权现。还有以权现结合山名、神名及人名的例子。例如，春日权现、熊野权现、白山权现、药师权现、将门权现等。

源氏将军的末日

不过，实朝的政治实权主要被政子与义时把控，且受到京都强烈的影响，结果引起关东御家人强烈反弹，因而于一二一三年由位居侍所别当要职的和田义盛举兵，引发和田之战。

这场战役北条氏以实朝为前锋获得胜利并占领侍所，但正因如此，关东御家人对于实朝的不满也越积越多。之后实朝几乎每天都无法入眠，他喜爱品茗禅僧荣西从大陆带回的茶，甚至命令重建大佛有功的陈和卿建造唐船，梦想前往中国大陆。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请求上皇提高自己的官阶，完全不听重臣大江广元的谏言，让官阶超越自己父亲的大纳言成为内大臣，又再高升为右大臣。

另一方面，由于实朝没有孩子，所以母亲政子前往京都，与后鸟羽上皇约定将皇子作为实朝的继承人。对此，上皇虽然也担心因皇子下放镰仓，朝廷的权力可能会被瓜分为二，但借由实朝辅佐皇子成为将军，或许就可随心所欲摆布幕府。

事件就在此时发生。一二一九年（承久元年）正月，实朝为了酬谢就任右大臣进行拜贺，在前往鹤冈八幡宫参拜时，与亲信源仲章同时遭到实朝侄子、赖家遗孤公晓的杀害。虽然真相不明，但这次暗杀将军的事件带来巨大的冲击，导致前来镰仓拜贺的贵族们愕然返京，许多御家人也因此出家。

最终，北条政子成为幕府首长，弟弟义时成为她的辅佐，且引发所谓“尼将军”的诞生。由于幕府被称为代表政子之家的“禅定二位家”（意指出家的二位职等之人的家），武士源氏将军就此断绝，所以幕府立即向京都要求上皇皇子担任将军，同时检附武家重臣“宿老御家人”的联署奏状。由此也可看出幕府是属于武士团家系的集合体。

然而，对于皇子下放镰仓接任将军的请求，上皇给予回绝，结果改由摄关家九条道家之子三寅（赖经）接任。七月十九日赖经来到镰仓，但由于年纪尚小，所以实质的职权都由政子行使。

如此，幕府大幅转变为御家人的幕府。对此幕府的成立与发展，朝廷又该如何应对？

第二章
贵族、寺院僧团与武士

东大寺南大门的金刚力士像（阿形）

1.贵族文化与家的形成

兼实的执政

由于“源平之乱”，东国被武力夺取，朝廷不得不在军事上受制于人，重新审视既有的统治模式与文化，革新政治风貌迫在眉捷。

面对幕府夺走东国的局面，朝廷的当务之急是先确保西国这个有限领域的支配权。然而，由于很多权力都已移交给幕府，即便推行德政改革，实际施政的人还是摄关家的九条兼实。

从战乱开始就强烈主张德政的兼实，在源赖朝的支持下担任摄政之后，全力配合赖朝向朝廷提出改革的要求：设置记录所，整顿裁判制度，广泛征求意见，试图革新政治；在维持院政的前提下，恢复摄关主导的公卿会议（议定）。如此，将西国作为主要的统治范围整顿其政治体制，同时，将幕府持续定位为以武力保卫朝廷的武家角色。

赖朝首次上京后不久，朝廷颁布新法令（新制），指出整顿朝纪的同时，将朝廷视为统治全国的基本主体。不但如此，在后白河法皇驾崩之后，正式由兼实执政，并任命赖朝为征夷大将军从旁辅助，全力投入朝廷政务与公家仪式的复兴。由此，奠定了镰仓时代的朝廷体制基础。

随着这一政治改革的推动，兼实之子良经着手研究王朝的典章制度与文化，成为汉诗与和歌领域文艺复兴的中心人物，通过与师承自父亲藤原俊成的定家、藤原家隆及叔父慈圆等人的交流，在和歌上展现新风，也与日野资实及藤原亲经等人就汉诗进行钻研。其中，定家在良经的和歌会上崭露头角，其文学与和歌研究，主张从《源氏物语》等古典作品及王朝社会的典章制度中学习，以彰显王朝文化的审美。

后鸟羽上皇与和歌

在兼实的政治治理下，实现文化兴盛的是后鸟羽上皇。后鸟羽因平氏落败，幼年就登基成为天皇，因在祖父后白河的庇护下成长，所以深受喜爱当下流行文艺猿乐与今样歌的祖父影响，醉心于蹴鞠、斗鸡、相扑、赛马、猿乐等一切艺术活动。

祖父驾崩之后，后鸟羽继承其主要财产，一一九八年不顾赖朝反对，让位实行院政，之所以这么做，大概是想在镰仓幕府政权膨胀的背景下，确保皇位继承。而这位后鸟羽上皇首先倾注心力的就是兴盛和歌。

一二〇〇年，他策划了“百首歌”，即为歌人提供一百个题目，令其吟咏和歌，这是模仿喜好和歌的堀河、崇德等天皇的做法，此时也是后鸟羽开始与藤原定家交流的时期。接着，后鸟羽在一二〇一年七月设立“和歌所”，命令定家、有家、家隆、雅经、寂莲等歌人编纂《新古今和歌集》。之所以取名为“新古今”，是因为《古今和歌集》的成书年代被称为“延喜、天历之治”，是天皇治世的理想年代，所以想以此为典范，兴盛和歌。

在《新古今和歌集》的假名序中记载和歌为“治世和民之道”，将其视作是统治人民的手段。另外，也以“亲自选定，亲手编纂”，说明后鸟羽自己想参与编纂的决心。

举头眺望山际边，水无濑川朦胧烟。日暮美景岂唯秋，春日夕暮更胜秋。

这是上皇在御所举办汉诗与和歌竞技的“诗歌合”上所吟咏的和歌。

天皇家系图①
数字代表天皇的即位顺序

为了振兴和歌，后鸟羽上皇努力钻研和歌创作，不断研究王朝典故的定家和歌，这一时期可以看到不少如下列以《源氏物语》等王朝文学为创作背景，运用“本歌取”所吟咏的和歌。

春夜梦短如浮云，梦断觉来浮桥中。浮梦悠悠人不见，峰头云裂在晨空。

如此，在后鸟羽的全力推动下，被称为“新古今时代”的和歌黄金期随之到来。这不但给镰仓的实朝带来很大影响，同时也展现了王朝社会的文化优越性，成为王朝文化统合的动力。

艺能之家

从后白河到后鸟羽的时代，由于武士的崛起，朝廷面临着权力分裂的危机，因此试图在文化方面进行王权的统合。以藤原定家为例，正如定家的和歌集《拾遗愚草》中所述，“承蒙圣主圣朝宠爱，得以继承家业”，定家在后鸟羽的提拔下，顺利继承和歌家业。歌人之外，后鸟羽还任用各种艺能者，从而全面确立起艺能之家。

飞鸟井家和难波家等蹴鞠流派也在后鸟羽时期醉心于蹴鞠，甚至技艺高超到被封为“蹴鞠之长者”。同样的，诵经艺术的世界也是如此。背诵《法华经》等佛经的诵经艺术由后白河、后鸟羽在御所组成的读经僧众磨练精进后，委请被称为“当代读经高手”的庆忠成立读经之家。

另外，作为佛教音乐的“声明”也由后白河时代的家宽整理完成，而经常进行讲经说法的“唱导”则始于后白河、后鸟羽时代的澄宪，再当作“家业”传给其子圣觉与其孙隆承。此外，管弦、书法、绘画、舞蹈等艺术和文化，都分别在后白河与后鸟羽时代自成家系，传至后世。

后鸟羽对于艺术的热衷甚至扩大到了武艺，传说他“朝夕事武艺”，指挥追捕强盗，亲手烧制刀剑。从这点来看，武士之家是值得关注的，而武士之家的代表平氏与源氏两个武家，在某种层面上具有“艺能（武艺）之家”的色彩。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朝廷不但想让新诞生的武士权力为朝廷贡献力量，同时也想在文化上将他们当作武艺之家进行统合。

后鸟羽院（图自《天子摄关大臣影》）

朝廷王权统合

在文化方面进行王权统合后，后鸟羽也想进一步在政治上进行统合，于是，一二一〇年他让土御门天皇退位，顺德天皇继位后，根据《二十一条新制》，就身为公家天皇应有的形象与职责进行了规定。之后，顺德天皇配合这个方针，将天皇应尽的职责汇集整理为《禁秘抄》。

与此同时，上皇还规定贵族之家的服饰装扮，试图借此延伸规范至贵族家庭内部，但也希望适用于武家幕府。例如，通过定家将《新古今和歌集》送给实朝，近臣将蹴鞠书籍送至幕府，后鸟羽的势力也自然而然地渗透到实朝身边。一二一六年实朝的政所别当增员时，源仲章、源赖茂、大内惟信等后鸟羽院身边的亲信大臣都被任命为别当。不但如此，由于实朝没有子嗣，所以关于继承人问题，北条政子曾经上京与后鸟羽院女房卿二位[1]藤原兼子会谈，约定派遣上皇皇子继任将军。

上皇大概是想借派遣皇子，通过与朝廷关系较为亲密的实朝监护控制幕府，并在身边培植武力，直接掌管京都守护、在京御家人及西国守护等幕府驻外机构，下达命令。此外，除了原有院的北面武士，还新编制西面武士。例如，兼任畿内、近国几个藩国守护的大内惟义就是直接依后鸟羽院指示行事。

在经济方面，上皇也拥有很多天皇家领地，其中包括继承自后白河上皇的长讲堂领地。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上皇让自己女儿春华门院继承庞大的八条院领地后，主要的天皇家领地几乎都纳入上皇的管辖范围。

然而，正当后鸟羽在文化、政治、经济上都展现出过人实力时，一二一九年正月，实朝被杀害。对于事态骤变惊讶不已的上皇，考虑到实朝已不在幕府，若将皇子让给幕府将会导致皇统分裂。拒绝了幕府拥立皇子为将军的请求。上皇最终选择做幕府混乱的旁观者，同时寻找可能倒幕的机会。

注释：

[1]与女官之意不同，这里的女房意指宫中服侍皇后或贵族之家的人，有贴身服侍的语意。至于卿二位则为官位，一般多指藤原兼子，也有局卿的说法。

2.武士与文士

“承久之乱”

一二二〇年，后鸟羽上皇终于坚定了举兵意向，翌年五月十五日，上皇召集官军，讨伐不愿听命的京都守护伊贺光季，同时发出追讨北条义时的宣旨。

上皇的主要军力由北面武士与西面武士组织起来的能登守藤原秀康、山田重忠、仁科盛朝等人，以及京都守护源（大江）亲广、在京御家人大内惟信、三浦胤义与西国守护佐佐木广纲等势力组成。

由于当中包含很多与幕府联盟的势力，所以原本认为通过追讨宣旨应该可以立即分裂幕府内部并孤立北条氏，然而这个推测太过天真，结果事与愿违，幕府宣称拥立政子为将军，动员东国御家人，未等京都势力攻打过来就直接向京都进发。

据说，追讨的宣旨送达镰仓时，北条义时、三浦义村、大江广元等实力派武士紧急聚集到北条政子御所，政子紧急做出以下号召。

敬请大家齐心面对。此乃生死攸关话语。自右大将（赖朝）征伐朝敌，于关东建立政权至今，无论官位或俸禄，其恩比山高，比海深。受此恩惠岂能不报？今因逆臣谗言，上皇下达命令，重视名誉之武士应群起讨伐秀康、胤义之辈！

这些话深深打动了武士们。向东国武家长官发出征讨命令不久后，以北条泰时与时房为大将军，东海道派出十万余骑；由武田信光及小笠原长清等人率军，东山道派出五万余骑；由北条朝时等人率军，北陆道派出四万余骑，大举进攻京都。从东海道派出的军队在美浓的墨俣突破京都方面的防线，完全无法招架的京都官兵于六月十五日全面投降。此事距离先前的宣旨发布仅仅一个月。

本次战乱贵族及南都北岭的大众势力都未参与，而核心的力量是后鸟羽院身边的近臣，以及与幕府势力相关、对幕府不满的人。整体来说，上皇的讨伐与幕府的成立有关，但却小看了背后支撑幕府发展的武士实力。

乱后的社会

战乱后京都方面的军事力量被迫解体，幕府设置六波罗探题取代京都守护，监视朝廷，同时担负统治西国重任。幕府军的核心人物北条泰时与时房被任命为探题，但两人其实早已从义时处得知此事，至于东国御家人则被任命为各地没收领地的地头（新补地头）。

另一方面，后鸟羽、土御门、顺德三位上皇被处以流刑，战乱前即位的仲恭天皇被废，后鸟羽之兄守贞亲王在未做过天皇的情况下，被迫以高仓上皇的身份担任院政，而其子则被任命为后堀河天皇。自此，朝廷执政完全依照幕府的意向。

“承久之乱”的战败给王朝文化带来深刻的影响。盗贼蜂起，社会混乱不断，贵族在无力感的驱使下，完全失去信心，从长久以来的统合转变为自我反省，而《六代胜事记》这部从自我反省中产生的史书，严厉批判了后鸟羽上皇的行动，探讨了朝廷应有的角色。

军记物语代表作《平家物语》也诞生于此时期。关于其问世背景，兼好法师在《徒然草》中指出，《平家物语》由因在朝中讨论汉诗文失态而出家的文人信浓前司行长所作，之后交由琵琶法师讲述，战争部分则源自东国武士的听闻。平家的兴亡和源氏家族的发展是《平家物语》的中心主题。在此之后，《保元物语》《平治物语》《承久记》等历史及军记物语相继问世，武士的发展与朝廷的衰败也成为常见的题材。

同样的，《宇治拾遗物语》《古今著闻集》等说话集也在此时期诞生。其中《古今著闻集》尤其值得一提，它在“兴言利口”（即兴巧言）文类上，收集了当时社会发生的趣闻故事。据说，文士橘成季原本打算主要收集诗歌、管弦等朝廷韵味较浓的文化相关故事，然而到处打听后，不知不觉竟然搜集到很多当时社会流传的“兴言利口”。

此外，随着武士力量的壮大，镰仓与幕府的存在对于京都人而言比以往更具吸引力，因此由文士创作、描写京都到镰仓的《海道记》与《东关纪行》等游记类“纪行文”也应运而生。

执权政治的开展

但是，由于执权的北条义时猝死，“承久之乱”获胜后的幕府再度陷入内讧，所幸这次危机也由北条政子平息。首先，她召集担任过六波罗探题的泰时与时房，说服三浦义村等实力派御家人，并任命泰时为执权，时房负责辅佐。

泰时通过听取实力派御家人的意见，从中选取“评定众”[1]，以此不断强化“评定众”会议（评定会议），同时整合北条氏嫡传的家督家系（得宗家[2]），强化北条氏家族的统治。不但如此，一二二五年政子过世后，在年轻的赖经尚未举行成年的元服礼之前，出现了将军的很多权力转移到评定会议的现象。

例如，先将御所从大仓迁移到若宫大路附近，以此为契机召开评定会议，决定将执权及其辅佐的联署[3]主导的评定会议作为幕府的最高决策会议。自此，执权政治正式确立。接着，整顿由东国御家人护卫幕府的“镰仓番役”制度，以及模仿京都的都市制度，导入所谓地割与保[4]的行政单位，确立了作为都城的镰仓样貌。

在执权主导的评定会议制度功能逐渐完善的背景下，泰时对《御成败式目》的编纂倾注心力。由于幕府没有如朝廷律令那样的法令，审判标准并不明确，因此为了确立评定会议制度的判断标准，他积极编纂法令，于一二三二年（贞永元年）制定完成，亦称《贞永式目》。整部法令共五十一条，集赖朝建立幕府以来的法律和惯例之大成，自此成为幕府裁判制度的原则。依令，执权以下的十三名评定众，须提出向神发誓秉公裁决的起请文。

北条氏简略系图
（数字为就任执权的顺序，□是得宗）

首先，前两条与朝廷的法律相同，制定修理神社、寺塔，以及保护神佛祭典、仪式，而第三至五条涉及诸藩国的守护与地头的职权，明确指出守护取缔叛徒、追捕杀人犯及催促大番役等“重犯三条”的职权。第六条还涉及幕府对于御家人的领地所持态度等问题。如此，井然有序的法律体系得以建立，一直被当作武家的基本法典被后世沿用。

对于法典制定的宗旨，泰时在寄给在京都担任六波罗探题的北条重时的书信中，以“只是依据道理制定而已”予以说明，同时提到“如不明确，可能会出现根据人的强弱而非事情的是非裁判的不公”问题，此番是为了进行公平裁判。不但如此，还强调以不损害不谙假名的御家人权益为编纂原则，以及效力所及范围仅限于武家等事宜。

但是，当中除了有并不仅限于武家的一般法规，还记载着与律令不同的规定，而随着幕府影响力的扩大，该法令也渗透到公家的法规里。特别是地头与领家的纠纷改在幕府裁判所审判，这对公家造成极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朝中九条兼实之孙道家试图重整朝政。一二二八年成为关白后，他将女儿嫁给后堀河天皇，成为外戚，并以建立新式裁判为目标，设立记录所审议诉讼，效仿幕府的评定制度进行评定。而负责评定的人是摄关，其选择手下能力较佳的朝臣担任“评定众”，参与审议。

注释：

[1]多指中世镰仓幕府中与执权或联署一起审议重要政务与诉讼的成员。

[2]有关得宗有诸多说法，一说为二代执权北条义时的法号，另一说指北条氏嫡流北条氏九代，本书采用后一说法。

[3]镰仓幕府的职务名称，主要辅佐执权执政或联合签署公文，因此与执权一起被称为“两执权”。

[4]地割为土地划分与分配之意；而保则是与庄及乡并列的国衙领地内行政划分单位，公家领地的概念较强，通常4町为1保，4保为1坊。

3.寺僧与遁世

寺院的社会

虽然前面我们已经看过镰仓时代的武家和贵族社会的动向，但寺院僧团的存在也非常重要且不能忽视。

在贵族和武士中，出现很多离开世俗社会出家为僧的人，他们聚集形成寺院僧团。其上层为学问僧，与贵族的官位相同，主要由法师、僧都、僧正等僧官（有朝廷官职），以及法桥[1]、法眼、法印等僧位（僧侣位阶）阶级组成。起初贵族出身的人较少，但随着寺院僧团的发展，他们逐渐占据了僧官、僧位及大寺院长官的位置。例如，天皇皇子等被任命为天台座主或仁和寺御室，也有不少摄关家子弟被任命为天台座主或兴福寺别当。

兴福寺大众向天皇使者“强诉”的场面（图自《天狗草子》模本）

普通僧侣跟着师父学习佛法，但另外还有一种所谓“大众”的组织团体，于“佥议”的会议上决定寺院的重要事务。他们通常用袈裟包住头部，聚集在寺院的讲堂与汤屋前进行讨论，通常采用所谓“一揆”的方式集体决议。为了维护寺院利益，他们透过“强诉”手段，不断蜂拥闯入朝廷，将决议付诸行动，对政治具有很大的影响。

特别是属于北岭的比叡山延历寺的“大众”抬出镇守的日吉神社神舆，而属于南都的兴福寺则拿出春日神社的神木榊，强行闯入京都的御所。当时朝廷虽然派遣武士防守，但因“佛法镇护国家，国家保护佛法”的观念较强，无法轻易将其击退。这些以武装形式进行强诉的僧人被称为恶僧，其实他们大多也是武士出身。

此外，还有一种负责守卫寺院讲堂，身份较低的僧人，被称为“堂众”，他们因金融活动活跃而相对富有，也会武装起来，服从“大众”的指挥，或是参与贵族的警卫工作，但有时也会与“大众”发生争斗。

如上所述，寺院僧团也和世俗世界相同，具有一定的秩序阶层和武装力量，他们在朝廷与贵族的强力保护下，不仅拥有规模庞大的庄园，而且也以中央的大寺院为最高中心，将本寺与末寺（别院）的组织延伸到地方，从而建立起庞大的势力。

注释：

[1]法桥为僧位的第三位，仅次于法眼及法印。

西行出家的冲击

由于对这些追求俗世利益的寺僧活动存有疑虑，有很多人即使同样要出家，也会选择不加入寺院僧团，成为寺僧之后再隐居修行成为修行僧的例子也不少。

这种修行僧的代表就是西行。西行在一一四〇年出家，当时二十三岁，原本是侍奉朝廷的一位武士，任兵卫尉。据说他以“重代之勇士”的身份侍奉鸟羽法皇，平常多将心思放于佛道，原本家境富裕，年纪又轻，根本不用担忧无法出人头地，但他却选择遁世出家，让很多人感到惊讶、赞赏。

虽然以杀生为业的武士中，也有人为祈求往生而出家，不过，这些人通常在上了年纪，或是面对主人或妻子死亡，甚至受辱等特殊情况下才会出家，因此西行的出家给人们的冲击相当大。

出家后的西行向人们推广抄写《法华经》的写经活动，在源平之乱前夕为兴建高野山莲花乘院奔走，努力劝人与佛结缘，同时因为热爱吉野的樱花，在各藩国游走修行，过着吟咏和歌的生活。他的和歌有不少被选入《新古今和歌集》，他自己被后鸟羽上皇誉为“天生歌人”。以下和歌是他的代表作。

隐来无心未得道，奈何感叹舞心飞。鴫鸟群起映夕泽，惊心沁入秋暮晖。

与西行同时期，出现了不少武士出家的募化圣僧（劝进上人），劝民众参与布施米、钱，修理寺院、桥梁及港湾等募化活动（劝进活动）。这是因为朝廷和贵族已逐渐丧失这种募化（劝进）的能力。其中，担任过摄津渡边党武士的文觉，曾组织京都神护寺的营造募化，而武士出身、入仕朝廷的重源除了三次远渡大陆外，还以醍醐寺及高野山为中心进行募化活动。

如此，在保元、平治及源平等武士之乱，以及恶僧强诉不断发生的背景下，劝进上人仍旧持续专注于追求佛道，并进行各种劝进活动，其中以重源的影响最大。

大佛劝进上人

一一八〇年（治承四年）年底，东大寺与兴福寺因平氏的火攻而烧毁。虽然朝廷打算立即进行大佛重建，但巨大佛像和建筑物的修复与建造并不容易，在饥荒与兵荒马乱之际更是难上加难。

然而，当时被起用的是已经年迈的重源。为了度过日以继夜的饥荒和战乱，朝廷向众人广泛征求随喜布施，所以僧人也不可能完全只在寺院僧团体系内。因此，为了重建大佛，有必要取得经济较富裕的奥州藤原氏，以及与平氏争取天下的镰仓赖朝等势力的协助。当然，取得武士协助之外，也必须向民众募款。

建造大佛与大佛殿还需要短时间就能兴建巨大建筑物的技术，因此必须要动员很多技术人员。换言之，重建大佛必须要有前所未有的技术与组织分工。

关于重源参与过的事业，在重源自己的《南无阿弥陀佛作善集》中有完整的记载。他以东大寺的劝进所为中心，在各地兴建所谓“别所”的宗教设施，组织并动员募化的劝进集团。重源自称“南无阿弥陀佛”，并为共同修行的信仰伙伴分别从《法华经》的经文中选取一个字命名。例如，“安阿弥陀佛”等。以这些同修伙伴团体为核心，加上外部吸收的很多可以协助的人员，共同构成募化的劝进集团。据说他们为了劝进拉着单轮车行走于日本各地。

重源像（奈良东大寺藏）

如此，一一八五年举办大佛开眼法会，一一九五年进行大佛殿的供养，当时赖朝与后鸟羽天皇也都列席。一二〇三年左右，进行总供养，整个东大寺的重建工程完成。重建顺利完成的关键，是重源进入了民众的心灵世界。虽然大佛是镇护国家的中心，但它同时也被认为是能够拯救民众的。通过这次大佛的重建，民众的心灵世界也随之被打开。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幕府的成立，社会陷入东西分裂危机，此时通过大佛的重建，朝廷和幕府取得共识，互相支持。

宗教改革的浪潮

受到重源的刺激，很多宗教家也开始行动。而继承重源事业，负责东大寺重建的是将禅宗正式引进日本的荣西。荣西是出身备中藩国神官的武士，有“国王的氏寺”美称的白河法皇的法胜寺也因他重振声威。

文觉在完成神护寺的重建后，也参与了振兴东大寺的募化活动。而盲僧上人鑁阿，不但将高野山山麓附近的天野建设成尼僧居所，同时也完成了高野山大塔的复兴。

另一方面，寺院僧团也开始内部改革。摄关家九条兼实之弟慈圆一度想遁世隐居，但在兄长的劝说下留在寺院僧团，受兄长支持成为天台座主，成了为后鸟羽天皇祈祷的护持僧，对于维持朝廷的宗教体制扮演了关键角色。他将劝学讲法会整合在比叡山，而将大忏法院当作兴隆佛法的道场，建于白河。在“承久之乱”前夕所著的《愚管抄》中，慈圆回顾了日本的历史并指出，鉴于朝廷与幕府同时存在，应该以“道理”并治天下，并对后鸟羽的倒幕行动提出谏言。

东大寺南大门

在兴福寺与东大寺同时烧毁后，与慈圆一样出身摄关家的信圆成为兴福寺的别当，全力投入寺院的重建及南都佛教的复兴。由于兴福寺与东大寺的重建过程中制作了很多佛像，人们对于佛像产生新的信仰，同时制作佛像的“佛师”工匠也变得更加活跃。

其中，运庆与快庆是典型代表。快庆受重源的影响，给自己取名为“安阿弥陀佛”，并制作出许多阿弥陀如来像。至于运庆则与北条氏及三浦氏等幕府有所往来，也制作东国寺院的佛像。整体而言，从兴福寺北圆堂的弥勒如来像开始，运庆前前后后制作了很多佛像。两人合作的佛像是东大寺南大门的仁王像。

除此之外，与两人深交的兴福寺学僧贞庆，于笠置遁世隐居之后，呼吁民众信仰弥勒与释迦如来佛，出身纪伊国汤浅党的武士明惠，也通过建立高山寺，精进学问，进行宗教改革。

4.镰仓佛教

法然的活动

宗教改革的浪潮，在寺院内外不断扩大，而站在改革前端的人是法然。法然与荣西大约同一时期，出生于美作藩国的武士之家。九岁时，父亲因夜袭被杀，法然登上比叡山出家。但是，由于法然对于那里的生活无法感到满足，所以到比叡山的黑谷别所遁世，取名法然房源空。

对民众讲经说法的法然（图自知恩院藏《法然上人绘传》）

别所的修行使法然更加强烈主张专修念佛的信仰。在此之前，入世说法圣僧空也及永观等人也曾经主张专心念佛，但法然比他们更加彻底，并为此根据中国善导的《观无量寿经疏》开创净土宗。法然以东山吉水为基础，经过念佛信仰的不断推广，终于出现不少如九条兼实与熊谷直实等接受皈依的贵族与武士。

然而，随着法然《选择本愿念佛集》的成书和教法普及，批评他的声浪也越来越强。其中就有来自慈圆的批判。慈圆表示，法然的只须念“阿弥陀佛”、毋需做其他佛法修行的主张，助长了无知愚昧的“尼、入道”等修道之人的气焰。继慈圆之后，南都的贞庆与明惠的批判也接踵而来。不仅如此，在南都北岭的大众控诉下，法然等人终于在一二〇七年被流放，罪名竟然是其弟子安乐房和住莲出入于负责侍奉后鸟羽上皇的“女房”房间，所幸同年即获赦免，解除流放。不久，法然的净土宗也逐渐稳定流传。

净土宗能够广泛流传的原因之一，是它强调念佛这种作善（积累善行）行为可以得到救助的方便性。另一个则是因为念佛如同“能声”（悦耳之声），具有艺术性质的缘故。如《法然上人绘卷》中叙述：“经常协调四十八人的能声，进行一日或七日念佛”，而慈圆的《愚管抄》中也提到，安乐房与住莲等两位专修行人将《六时礼赞》作为提倡善导的善行广泛宣传，深为女性接受。

净土宗的流传

法然门下出现许多弟子，他们将教法推广到日本各地。首先是出身贵族日野家的亲鸾。他在比叡山出家之后，于吸收京都庶民信仰的六角堂内受到圣德太子托梦，依照指示成为法然弟子，且在法然被流放的同时，亲鸾也被流放到越后。在此之后，他持续在东国进行传教活动，贯彻修行“绝对他力”与“坏人正机”等思想，著有《教行信证》，开创净土真宗。

其次是出生于筑前武士之家，于京都成为法然弟子的弁长。他以筑后的善导寺为中心，在九州岛一带说道传教，建立镇西派。随着其弟子良忠将教法传到关东，镇西派也渗透到了关东。

此外，京都下级贵族出身的证空很早就成为法然的弟子。法然死后，他以西山的善峰寺为据点进行传教活动，被称为西山派。证空在大和的当麻寺发掘到中将姬用莲丝织成的《当麻曼陀罗》，从中发现净土宗教法并将其广泛流传，另外他制作很多模仿《当麻曼陀罗》的图像，奉纳于各地寺院。

如此，净土宗几乎蔓延到了全国，但一二二七年（嘉禄三年）净土宗再次受到镇压，幸西、隆宽、空阿等人因延历寺的控诉而被流放，甚至发生法然的坟墓被盗挖的事件。尽管如此，净土宗并未停止扩张，反而在这些事件之后，更深深地渗透到朝廷内部，其原因是净土宗的教法更趋于成熟。

持佛与持经

以净土宗为主的镰仓佛教的发展，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一心相信佛像与佛经能够引领成佛的独特信仰。这就是所谓的持佛与持经，其中的“持”是保持、维持之意。

其中的持佛是指对佛像的信仰，亦即从念诵阿弥陀佛信仰的念佛开始，扩大到一心祈求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弥勒菩萨及释迦如来等诸佛。简单地说，通过制作佛像，皈依佛陀，念颂诸佛功德的真言，获得解脱、得到救助。位于笠置的贞庆着力宣扬弥勒菩萨的信仰，而由奝然从中国带回安置在京都嵯峨清凉寺的释迦如来像，也引来各地制作同样形式的释迦如来像的风潮。

相对地，持经是指对经典的信仰，如抄写佛经的写经、埋于经冢的埋经，以及背诵佛经的读经等。例如，平氏一门为了祈求发展，在安艺国的严岛神社供奉《法华经》等佛经，后白河法皇因经常背诵《法华经》而被称为“法华持者”，赖朝被称为“法华八轴的持者”，甚至后来日莲提倡的法华宗都是基于此持经的法门。

除了《法华经》，在南都也流传兴福寺法相宗经典《唯识论》的信仰，而在比叡山延历寺则流行天台宗的重要经典《摩诃止观》的信仰。

《古事谈》这本说话集中，充分显示出这些宗教运动的广泛流传。故事中，赴武藏的读诵法华经僧人与彼国之人以双六决胜负，结果僧人输得相当惨重，最终沦落为下人而被带到陆奥国。当时，与法然弟子熊谷直实持同样信仰“一向念佛的僧众”看到这一幕，颇为同情，大家提议拿出布匹将他赎回。不过，要以今后改诵“念佛专修”为条件。没想到听完此话的僧人哭着拒绝说：“我无法放弃《法华经》。”最后被卖到奥州做下人。

这个故事不但说明持经和念佛信仰已经流传到东国，而且显示出其教戒也深深影响着民众。

禅宗的扩展

新信仰的流传与镰仓这个新世界的扩展有关系。法然的净土宗以京都为中心流传时，荣西将禅宗推广到了关东地区。

荣西两次远渡大陆，在那里坐禅开悟，接触源自达摩的禅宗，并将其带回日本。起初荣西只在九州岛传教，不久转到京都，著有《兴禅护国论》。当他得知禅宗在京都不易被接受时，便从京都转至镰仓，接受北条政子与将军的皈依。

尽管如此，北条等人对禅宗的信仰并未给荣西的推广活动太大帮助。因为镰仓的由北条政子赞助兴建的寿福寺以及在京都建造的建仁寺原本都不是纯粹的禅宗寺院。荣西作为传递大陆新文化和京都文化的僧人身份得到幕府认可，而饮茶习惯也被当作其中一环广为流传。不久，幕府机要人员也相继皈依，禅宗才逐渐被京都一带接受，再加上符合各地武士的精神风范，禅宗迅速地流传开来。

在此风潮下，仅凭荣西所提倡的教戒无法获得满足的人，接二连三开始远赴大陆，接触大陆的禅宗。例如，出身贵族的道元在建仁寺修行后，转至向中国天童山的如净学习，并将不同于荣西临济宗的曹洞宗带回日本。

“只管打坐”道元这一坐禅基本主张虽然也成为延历寺僧人的迫害对象，但是由六波罗武士引进到越前后，道元开设永平寺作为严格修行的道场，从中也培养出很多的弟子。

相对于净土宗祈求阿弥陀佛的绝对救助的他力教法，禅宗自力开悟往生的教法更符合借由自我力量解决事物问题的时代趋势，因而迅速流传开来。例如，在“源平之乱”中，因“以仁王之乱”自杀的源赖政祈求往生的辞世和歌。到了镰仓后期，自杀武士们因受禅宗影响，竟改用汉诗吟咏辞世诗歌。

第三章
村落、都市社会与武士

备前国福冈市集的热闹光景（图自清净光寺、欢喜光寺藏《一遍圣绘》）

1.开发领主的壮大

馆的统治

引领中世社会的武士据点是庄园和公有领地。

所谓的“馆”一般沿小河建在地基稳固的台地上，馆的四周围绕着护城河，通过对周边土地进行开发，将其纳入支配与统治范围。护城河及周边被称为“堀内”，在武士的权力统治背景下这里被作为据点，利用庄园领主与国司赋予的特权，将统治范围扩大到农民的田地和房屋。

镰仓幕府把这种领主视为“开发领主”，并通过御家人进行统治，而充分呈现那些武士馆景象的，是被描绘在《一遍圣绘》（《一遍上人绘传》）中的筑前武士馆。一遍出身于“承久之乱”中加入院方落败的伊予豪族河野氏，受净土宗西山派的影响游走各地时，以发放念佛牌及舞蹈念佛等方式推动念佛，终于开创了时宗。由于一遍到过各地武士馆，所以武士馆的样貌在描绘一遍一生的绘卷中被如实地呈现出来。

《一遍圣绘》中描绘的筑前武士馆（图自清净光寺、欢喜光寺藏）

我们来看看上面这张筑前武士馆图。当中可以看到主人招待客人、举办酒宴的房子，而在房子的前院，一遍正在劝说主人念佛。右手边画有桧木皮葺的歇山顶式持佛堂，佛堂背面有绑着马的木板马厩，内侧有马场的栅栏，左手边种着紧急时可作为武器的竹子。

馆的正面有坚固的板墙，以及配备弓箭和盾牌的箭楼门，沟渠（堀）围绕在馆的周围，左手边还能看到田地。

以馆为中心的开发领主样态即如上文所言。据说，一遍进入馆里劝说念佛时，馆内持佛堂里拥有信仰心的武士，看到一遍的装扮仍不以为奇地唱诵念佛。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武士的信仰状况，但如馆内有展示武勇与武艺的马厩和马场一般，武士的本分在于杀生，信仰也因此产生。描写武藏国武士形象的《男衾三郎绘词》对此有详细叙述。

生活在杀生与文明中的武士

《男衾三郎绘词》是一部描写武藏国吉见二郎与男衾三郎兄弟强烈对比，颇具童话风格的绘卷。两人都是“世上极为特殊的精兵”，哥哥喜爱风花雪月，风流倜傥又“好色”，从京城娶来妻子，生活起居都过着不同于乡下的风流生活，弟弟三郎则将心思放在兵道之上，每天过着骑悍马、拉强弓大箭的武艺生活。

此男衾三郎宅邸相关画作从描绘马场的骑射（笠悬[1]）风景开始，接着呈现的是四匹马，以及面对箭靶准备射击的武士们在马场训练的画面，最后一幅则是描绘捉住经过门前之人，欲用弓箭射杀的画面。以下是书写在画中的“题画词”。

精进武艺的武士们（图自《男衾三郎绘词》）

门前捉修行者的男衾三郎家臣们（图自《男衾三郎绘词》）

勿让马场无头颅！快斩下挂上！这些经过门前的乞丐、修行人都是很有用的囊中之物喔！快！快！赶快用引目和镝矢[2]捉下来！赶快捉下！赶快用骑射追杀猎物的“追物射”[3]射杀吧！

三郎命令部下抓住经过门前的乞丐和修行人，并将他们当作取代“犬追物”的“犬”射杀！不但如此，他还斥责道：既然生在“武勇之家”，就好好磨炼兵道。武士住家的门前区域是武士的势力范围，经过那里的人如同猎物。配合“勿让马场无头颅！”的题画词，可以清楚看到武士野性的一面。

武士的战斗集团以家督[4]为中心，由自己的嫡子及庶子、女婿，或是行元服礼时帮忙戴乌帽子建立起关系的“乌帽子子”[5]、郎等，以及所从等“家人”（家臣）构成，因此平时的武艺训练绝对不能懈怠。

过着优雅生活的吉见二郎的宅邸（图自《男衾三郎绘词》）

仔细观看另一方的吉见二郎宅邸会发现，如原文所述，“令武士、妻子皆弹奏筝或琵琶，心之所向唯风花雪月，终日风雅度日”，过着以诗歌、管弦为伴的生活。武家在对着宅邸池塘的房间里举行歌会，池塘里漂浮着船，宅邸各个角落都在举行围棋及管弦乐器等群众宴游聚会活动，呈现出充满优雅、开放气氛的风貌。

很明显，这幅画在强调武士之间的对比。从三郎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身为武士馆的主人以武艺崛起的野性一面，而从二郎身上则可以看到通过与贵族交流，积累财富的文明一面。幕府中的御家人应该是以前者为中心开始，接着再加上后者逐渐发展起来。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绘画从武士的野性到文明，将其成长转变及不变的层面，以对比的方式呈现出来。

注释：

[1]为骑射三物之一，以笠或板子作为箭靶的骑射训练。

[2]引目和镝矢都是弓箭类武器，引目主要用于练习，而镝矢也可作为开战的宣告。

[3]骑射三物之一的“犬追物”，指以马等追赶狗，再以集体脱逃的狗作为箭靶，进行骑射训练，“追物射”中被射击的对象则不限于狗，古代也有以牛等动物作为射击对象。

[4]原本是指可以继承家业的嫡长子或户主，日本中世指一门或一族之长，这里可以视为武士家之长的意思。

[5]在武家社会行元服礼时，依惯例会请一个人当作名义上的父亲帮成年男子戴上乌帽子，如此就形成一个戴与被戴的临时性亲子关系。换言之，帮忙戴的就是“乌帽子亲”，而被戴的人则是“乌帽子子”。

孩童的教育

纵观绘卷可以发现有很多关于儿童的描绘。虽然前面两幅绘卷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实例，但当时孩童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呢？

他们年幼时经历过饥荒和瘟疫，还能平安长大实属不易。在《春日权现验记绘》中，经常可以看到为祈求孩童平安长大而在额头写上“犬”字，或是向神佛祈求无病无灾的描绘。倘若孩童仍旧生病，人们通常会在卧室贴上护身符，避免妖魔鬼怪入侵，并用心照料陪伴。

小孩子的教育从七岁开始，一般是寺院教育和家庭教育相辅相成。以以复仇著称的曾我兄弟为例，哥哥十郎在家里长大，而弟弟五郎则在箱根山当差打杂中成长。京都仁和寺守觉法亲王所著的儿童教育书《右记》中语重心长地说，孩童的学习时间只有区区四五年，因此必须珍惜光阴，早起晚睡努力学习。此外，有时还会鼓励他们回家十天左右。

寺院是宗教机构，同时也是肩负文化与教育功能的机构，因此，如果能够成为寺童接受差遣的话，寺院会教授他们一切管弦乐曲艺能和读书写字能力。再者，为了教导及取悦寺童，寺院会制作很多绘卷作品，著名的《鸟兽戏画》就是其中之一。

绘卷除了描绘一般寺童之外，还有在路边或庭院玩耍的孩童，在建筑工地边玩耍边工作的孩童，以及在河滩投石作战、大玩斗石游戏的孩童等。在这样的人家接受教育的孩童，通常是看着父母亲工作，或是在和亲戚、邻居交流中成长。曾我兄弟早年失怙，一直辗转于亲戚家中，便是此例。

财产由父母转让，子女共同继承，可分割继承的财产，不论男女都可继承，但为了保护土地转让，必须有读书写字能力才有继承权。自己的土地自己守护是社会的常规，当转让权利受到侵害时，必须带着可以证明父母转移的土地权利文件向幕府控诉取回，而权利转让文件必须亲笔书写，因此就更加需要文字书写能力。

正因如此，在十三岁至十五岁之间举行元服成人礼是很正常的。

2.村落和一揆

不在领地的武士

在庄园和公领土地设立所谓馆的武士被幕府任命为地头时，由于直接侵入庄园领主的领地，地头与庄园领主之间纷争不断。一般多为庄园领主控诉地头不缴年贡，因此被移交至幕府裁判所。

随着这些问题的产生，幕府的裁判所与法律也日趋完备。北条泰时设立评定众、制定《贞永式目》之后，执权的北条时赖也于一二四九年设立所谓“引付”的专门机构，负责诉讼的审议。

不过，地头和庄园领主的审判中，大多都是地头被认定为违背常理而控诉失败，但地头掌握当地的权力颇大，因此，改以和解（和与）方式进行“地头请”[1]，由地头承担一定数额的年贡，或是采用“下地中分”[2]，给予地头一定土地，禁止地头再侵犯其他土地。结果，地头也开始采用和庄园领主相同的统治方式。

另一方面，不在领地的武士持续增加。原因是“承久之乱”以后，东国御家人尽管从西国各地获得“地头职”的恩赐，但却住在镰仓，很多御家人都改派代官到各地进行统治。另外，新地头不是沿袭没收之前的武士权利，就是按照幕府和朝廷的规定（新补率法），每十一町田地免交一町田地的租税，或是每一反田加征五升米。如果选择后者，即使人住在当地也有诸多限制，因此通常都只派遣代官。

随着不在领地的武士不断增加，当地土地落入村落农民之手，渐渐被村落农民所掌控。

在镰仓中期之前，庄民（平民百姓）不但要向庄园领主缴纳田地年贡，而且也要向地头缴纳公事（杂税）等税金。如果庄民拒绝缴纳，就会被地头拘役并课以罚金（过料），如果继续不缴纳罚金则可能会被当作下人卖出。

另外，在武士以开发领主统治领地的背景下，武士在农业经营方面虽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是之后随着武士不再在当地定居，池塘和用水等灌溉设施改由庄民独自建造与维护，他们取代武士成为农业经营的中心。不但如此，对抗庄园和地头等领主的力量也在累积，并产生了村落独自的关系与联盟。

注释：

[1]领主不过问，由地头全权管理庄园，但须缴纳年贡。

[2]以平分的概念，庄园由地头、领主各分一半，彼此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干涉。

村落的联盟

一二六二年十月，琵琶湖湖畔附近的近江奥岛庄颁布了一个村内规定（掟）。根据规定，彼此口出恶言者，将被驱逐出境，而批评数落村落者，就将其小屋烧毁。在此之前，村民与庄官[1]之间曾因设置湖岸的渔具发生矛盾，以此为契机而出台前述规定。紧接着，村内也陆陆续续颁布了一些其他规定，例如驱逐背叛者的条款。

原本这些规定都是由村里的实权人士制定。奥岛庄起初便是如此，签名者不过十五名，但一二七〇年竟然高达九十四名村民联署，由此可知村庄已经从以部分实权人士为中心，向涵盖村民在内的区域性联盟发展。同样位于近江国的山村葛川也因当地居民在一三一八年与邻近的伊香立庄发生纷争时制定规定，并制作“起请文”（誓约文书），向神明发誓遵守规定，当时联署的村民有四十四名。甚至，领主为了赶走新进居民增加新的规定，结果却惨遭反弹，足见村落的不断成长。

镰仓后期，村落内的联盟不断演进。以纪伊国的阿氐河庄为例，一二七五年上村的农民们以片假名记录地头的不法行为，并提出控诉。这里的地头是明惠出身的汤浅氏，一直住在京都，通过代官进行统治，引起农民严厉非难。

控诉内容总共十三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四条，针对地头要在逃亡农民所留下的土地上播种麦子的命令，百姓一顿挞伐。命令具体内容如下：

汝等如不欲种此麦，则逐妻女，切耳削鼻，切发为尼，绳索缚之，苛责惩之。

这段引文真是生动，让人身临其境。庄民面对这样的暴力威胁，才逐渐发展到抵抗的地步。在此之前的抵抗，大多是反复逃至山林或是躲在家里，然而这次终于发展到共同申诉。

上村农民结集的诉求是：“如前述条文所示，如此过度苛刻地逼迫，百姓则无法在此安居乐业。”这个诉求只是要求在自己生活的空间（所）下安堵（安居乐业）而已。此外，在伊予国以盐为年贡的庄园弓削岛庄，农民也于一三一四年控诉庄园领主代官的违法行径，他们打算如果控诉不成，则采取“离开领地”的逃散手段，破釜沉舟。由此可知，他们强烈希求的是能“安堵”的保障。

注释：

[1]由庄园领主任命的职务，主要维持庄园内的治安。

一揆的诉求

对于要求“安堵”的农民举动，阿氐河庄的地头谴责道：“这些农民百姓竟然打算通过成群结党，喝神水发誓来终止地头课税。”另外，若狭国的太良庄地头也加入批判行列，他批判道：“农民恶习就是成群结党。”

齐心协力谴责地头的诉求是借由一揆联盟的方式提出来的，指在神明前面焚烧写着誓词的请愿书，将烧剩的灰放入水中，轮流喝下发誓的方式。若狭国太良庄于一三三四年八月即有五十九名农民一齐喝神水发誓，揭露地头代官的不法行为，诉请罢免。

其实，像这样一齐喝神水的控诉手段，原本就经常出现在寺院僧众中，但当农民也开始积极运用的时候，我们从中可以发现镰仓后期新动向的萌芽。寺院的僧众以往也是如此，通常采取“一味神水”的强诉形式，且不同于要求判断是非对错的诉讼，他们一般诉求的内容是恩赏与安堵（认定）。换言之，其具有的特性是，如果诉求没有得到回应，则不承认其领主的地位。

正因为以神明为后盾，所以这样的诉求颇具公信力，多数农民诉求也都得到了认可。如一三一八年，丹波国的大山庄与身为领主代官的预所[1]博弈后，终于签订了“百姓请”[2]的年贡契约。换言之，此前的贡税额多以地头与领主约定的“地头请”方式缴纳，但从此以后农民也可以自行约定缴纳。

根据契约，农民将田地分为上、中、下三类，分别确定年贡率，且不论风灾或水灾损失如何，每年都必须缴纳定额的年贡。在此之前，年贡率虽然较高，但如发生灾害，通常会进行调查再决定年贡量，而日后的年贡根据农民自我努力，由自己的努力来确保。

在这份契约书中，村庄农民记录了自己拥有田地的面积和年贡量，并在书面上画押签名。如此，“百姓请”终于根据农民个人主体自我的意识完成，村庄也成为农民管理的地方，而且借由农民的自我能力，年贡终于确保了农民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

注释：

[1]奉命到现地管理庄园的庄官负责人，主要职务是代替领家指挥下司、公文及下级庄官等庄园内人员，管理庄园内土地、住民及年贡。该职务有时也可能由在地领主或开发领主任命。

[2]亦称“地下请”，为庄园的年贡制度。不同于镰仓时代以强迫连带责任的方式，要求农民承担逃亡农民该缴交的年贡，“百姓请”则是强调农民自主与共同承担年贡缴交。

3.人与物的流动

人口的增加

从镰仓时代后期开始，人口持续增加。奈良时代曾留下约有四百五十八万人口的记录，由于这是通过户籍掌握的数据，所以数字大致准确。有关中世的人口，日莲在书信中记载为“四十九亿八万”。不过这里的“亿”并非指现在通称的千万的十倍，而是指十万。因此，按现在的说法，当时日本人口应该是四百九十八万。从数字上看，好像没有特别增加，但实际上有几个证据可以证明人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增加的。

第一如前面所述，村落内的联盟已经很明确了，村民人数也已增加。第二是武士的数量增加。这使武士的分割继承变得困难，即使土地被转让也只不过是采用“一期分”方式，即仅限于一代所有，很多都已采用死后回归“实家”的转让方式。此外，没有领地的武士人口也在增加。

无住的《沙石集》中记载了一位丹波武士的故事。由于兄弟较多，所以即使父亲将领地公平转让给儿子，他们还是无法担任公事职务，因此父亲决定将土地转让给其中一个比较有才华的儿子，其余就从担任家长的家督那里取得生活费维持生计。

第三，考古学家发掘证实，大量古迹和聚落遗址被挖掘出土是在这个时期以后。第四，发现很多记载民众祈求及供奉在佛像胎内的遗物，当中也记载着很多人的姓名。与此相关，已经证实镰仓佛教开始采取教团的形式。

第五是能够制止人口增长的机制未能运作。如《沙石集》中记载，修道圣人通常是通过单身来遵守戒律，发心（发菩提心）坚定，进行严格修行的僧人，其存在会抑制人口增长，但到了镰仓末期，这些具有智慧与才华的圣人变得非常少，一般多随波逐流，随着时代的变迁，甚至不知羞耻，拥有妻小。

虽然上述哪一点都无法成为决定性的证据，但如果没有人口增长这些都是无法想象的事。

市井的繁华

从市井的热闹景象也可以看出人口增加的情况。《东关纪行》作者眼中的尾张国萱津宿附近的市井如下：

萱津之东，行经萱津宿，彼处众人聚集，村中声响吵杂，听闻今日时值市集，来往之人，手中无不满手礼物。

引文叙述周边的农民及庄民聚集在该市集，人人手带市集买的“伴手礼”（土特产）回家，而从位于这附近的尾张国富田庄的绘图中清楚可见，沿着庄内川附近的东西和南北走向的道路，有不少住家与寺院。由此可见，东边的市集应该是兴建在庄内川的河滩地上，而以富田庄为主的附近庄园，每年以东海道地区的绢作为年贡上缴，附近又紧邻濑户和常滑陶器的产地，所以一般认为这些物产造就了市井的繁华。

同样将市集繁华的景象以视觉艺术的形式描绘出的作品还有《一遍圣绘》。其中所描绘的备前国福冈市集上临时搭建的店家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商品，人们以米和布交换，绸缎和鱼鸟等也作为商品被摆放出来。另外，这个市集应该也位于河滩地上，当中可以看到把船划到岸边的男子，背着小孩的女人，以及马背上堆满米袋前往市集的男子的身影。不但如此，在市集的临时小屋里，有演奏琵琶、戴着乌帽子的男子，以及乞讨东西的乞丐，真是三教九流、各种各样的人都聚集在市集里。

备前国福冈市井[1]的热闹光景（图自清净光寺、欢喜光寺藏《一遍圣绘》）

画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大瓶子。这是附近香登庄等地生产的备前烧陶器。这个时期，陶器的需求量非常大，各地都有生产。例如，除了备前烧之外，尾张有濑户烧和知多半岛的常滑烧，而北陆则有能登的珠洲烧等。它们都摆脱了长久以来的订货生产模式，转换成以消费为目标的生产模式。

上图中描绘的场景是武士想将一遍追到市集再砍杀，但被一遍的魅力折服，不久就出家了。诸如此类的事件在市集中经常发生。

一过定期的市集日市集就变得很冷清，一遍曾造访的信浓伴野市成了乌鸦的巢穴。据说，一路行脚过来的一遍一行人念着佛号，附近的武士听到后就施斋给他们。之后，他们就在那位武士的宅邸里舞蹈念佛，一遍传播的信仰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注释：

[1]并非现在的九州福冈市，而是当时冈山县濑户内市的市井。

商人的动向

庄园和公领的年贡主要根据田地与房屋的数量征收，而且缴纳的物品并不限于米。直接以米作为年贡缴纳的地区仅限于京都和镰仓附近，以及产米量较多的九州岛和北陆地区，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年贡还是以当地特产为主。例如，濑户内海一带用盐，而东海道地方用丝绸，至于奥州一带则使用马、金或布等。此外，随着钱币的流通，使用钱币缴纳（代钱纳）的情况也变多了。

因此，每个庄园要以什么作为年贡缴纳，以及如何决定“和市”[1]以掌握年贡与米的交换比率等事项都是很大的问题，经常发生领主收到米以外的特产想以高价售出，结果引发当地农民抵制的事件。在这种背景下商人的势力发展壮大。

随着商品购买力的增长和人口增加带来的消费扩张，代替领主经营领地等经贸相关的商业活动变得热络，对此绘卷也对商人们的形象做了具体的描绘。

《春日权现验记绘》是一部赞扬奈良春日社神威的绘卷，可以看到当时京都发生大火，很多房子被烧毁，然而只有供奉法相宗经典《唯识论》的兴福寺受到春日神的保护，没有被烧毁。不过，看了这部绘卷后会发现，供奉《唯识论》的兴福寺与白壁的仓库都有被烧过的痕迹，前面也有身为仓库主人的僧人及其妻子开始重建家园的场景。

这个所谓“仓”的仓库具有耐火性才没有完全被烧毁，而神明所扮演的就像是这种具有耐火性的仓库墙壁的角色。这种仓库正是镰仓后期不断扩大业务的金融业者金库，被称为“土仓”[2]。这些金融业者借收取土地担保出借金钱，以及代替领主经营土地等方法积累财富。据说镰仓末期光在京都就有多达三百五十家的土仓，业主大多与比叡山的僧人有所关联，且多半确是山僧无疑，甚至在前面绘卷中描绘的土仓中也出现了类似僧人装扮的人。

另一方面，在经营高利贷的“借上”中也能看到女性的身影。《病草纸》中描写住在京都七条的“借上”女性的长相，“家境富裕，衣食无缺，故心宽体胖”。如此被描写得非常肥胖的债主，应该是靠小额金融成长起来的。

其实，这些金融业者的演变正反映了都市社会的发展。

注释：

[1]意为协议买卖、市场买卖价格及金钱交换的比例等，这里是指年贡与米的交换比率。

[2]意指日本中世的当铺及金融业者，原本只是单纯表示仓库，但逐渐演变成金融业者及当铺之意。

4.都市社会的发展

镰仓的发展

镰仓展现了典型的中世都市发展的真实样貌。据说，在赖朝进入镰仓设立御所时，大仓御所约有三百十一名御家人上朝出仕，在其周围也设立了武士馆。不但如此，当时还修建道路，并将源氏守护神八幡宫迁移至御所附近，在御所南边兴建胜长寿院作为氏寺[1]，并铺设连接鹤冈八幡宫与海边的若宫大道。

比镰仓早一步着手具备这种都市形态的是奥州平泉。一般称为平泉馆的柳御所建在中尊寺金色堂的正面，其周围也设立了名门家族的武士街区，并列着仓库。

如此虽然确立了由武士馆与街区组成的都市雏形，但镰仓正式被规划为都市其实是在北条泰时的时代，其效仿京都，引入行政制度之后。首先，以御所从大仓乡迁移到若宫大路附近为契机，从京都引进“保”的制度。京都“保”的制度是以京都城内（洛中）的大路与大路之间为单位，设置“保检非违使”（保官人），管辖土地和警察，而镰仓也效仿设立几个保，并设置“保奉行人”[2]实施管辖。

镰仓外围地图

另外，由于镰仓三面环山，因此需要进行所谓“切通”工程，即在山陵上凿出通路。例如，连接北条氏领地山内庄的小袋坂的切通，以及连接东京湾港口六浦的朝比奈的切通等。除此之外，如大佛坂、化妆坂、龟谷坂、名越坂、极乐寺坂等的切通也逐步进行，这些地方后来被称为镰仓七口。

以往镰仓港湾东有六浦，南有由比之滨，当时为了从由比之滨装运货物出港，全力赞助劝进上人“往阿弥陀佛”建造和贺江岛的工程。对此，当时的纪行文《海道记》中描写道，“数百艘船系着绳索，与大津之浦颇为相似”，反映出当时由比之滨的繁华景象。

注释：

[1]为祈求一门繁荣及为祖先做功德与祈冥福所建造的寺院，类似宗庙。

[2]奉行人是在镰仓与室町幕府时期，受上级命令负责执行行政与裁判等实务的事务官，而保奉行人则是在“保”的行政制度下的奉行人。

町屋的形成

一二四五年，镰仓颁布《都市法》，由执权武藏守北条经时向保奉行人所下达命令，其中有一条规定，建造“町屋”[1]，避免道路变窄。由此可知，镰仓的城市规划是从铺设道路开始的，并将都市居民的町屋与道路联成一片。

北条时赖担任执权的时期，幕府于一二五一年指定镰仓可以兴建町屋的场所，允许在大町、小町、米町、龟谷辻、和贺江、大仓辻、化妆坂山上等七个地方兴建町屋。这说明都市的町人不但在镰仓市区兴建町屋，甚至扩大到武士馆所在区域。此外，时赖还制定镰仓贷款法令，禁止酒品销售，破坏镰仓酒壶，欲借此建立都市规范。据说当时被破坏的酒壶数量多达三万七千，从中大致也可推算当时镰仓的人口数量。

但是，这些禁令正说明了町人旺盛的活动力。町屋不断在各地兴建，对此幕府也再次发布禁令，但似乎并没有奏效。这可从镰仓挖掘出土的考古成果中得到证明。例如，位于镰仓车站西侧的御成小学挖掘出古遗迹，在镰仓时代的后期，沿着今小路建造了半地下式的房屋，深处的武士宅邸和道路之间有一条通道，上面有车辙的痕迹。不但如此，也挖掘出被认为是石砌仓库的建筑物遗迹，借此可以清楚掌握町人进出武士宅邸周边的状况，而下野武士宇都宫氏制定的《宇都宫弘安式条》中规定，不能让妓女和游女等人居住在镰仓地区，也具体说明了这个状况。

出现在《太平记》第三十五卷中的青砥藤纲的故事就是从镰仓社会的现实中萌发的。据说，侍奉北条时赖的青砥左卫门藤纲有天晚上出勤时，不小心将身上的燧袋掉进滑川里，里面装有十文钱，于是派人到附近的町屋，以五十文即大约是掉落的钱的五倍价格购买了松明，结果在松明烧完时才捡回了钱。

藤纲这个人物是否存在尚未得到证实，事实真相也不明确，但要善于运用金钱的教导被留传下来，可见金钱的流通渗透到镰仓，町屋确实也已形成。

注释：

[1]为日本古街道常见的一种居住形态，多半门面狭窄，前后深长，如商店街般沿着街道鳞次栉比。

镰仓和京都的发展

呈现一片繁荣的镰仓成为新兴宗教的传教目的地。日莲于一二五三年基于《法华经》的信仰开设法华宗（日莲宗），并在镰仓的小町和名越等地举行盛大的讲经说法活动，严厉谴责其他宗派。例如，谴责念佛宗为“无间地狱”，禅宗为“天魔所为”，律宗为“国贼”，真言宗为“亡国”等。他还著有《立正安国论》，强烈建议幕府采用《法华经》，但这并非幕府所能接受的，结果不但草庵被烧，日莲也惨遭流放。

同样的，一遍也尝试到镰仓传教布道。其实，原本他只探访各地方的武士馆及寺院、神社劝说念佛，但到了一二八二年春天，他终于决定进入镰仓。如以下这段文字所说，“应以入镰仓之做法，确定神佛化现之有无。若神佛无灵利益将绝，此行必是此生之最后”，一遍是抱定必死决心，胸怀强烈意志进入镰仓的。由于镰仓有严格的都市规范，所以像一遍所带领的行脚念佛团可能会遭受打压。即便如此，一遍还是认为不能单纯经过而不入镰仓。

起初，一遍打算从小袋坂进入镰仓，但被武士制止，不过因而得知此地是“镰仓之外非管制”（不是惩处所及之地），所以当天晚上就在山路一带念佛，传说当时很多镰仓城内的民众闻声而来。不但如此，还传说他在镰仓西侧的片濑滨地藏堂进行舞蹈念佛时，民众如雨云般聚集，仿佛“紫云起，花始降”一样，空中紫云飘风来，繁花下降，呈现往生净土的祥瑞之象。

一遍在两年后的一二八四年前往京都，并在四条京极释迦堂举行舞蹈念佛，据说当时“贵贱上下成群，人们摩肩接踵，车子围得水泄不通”，聚集了不少人。同样的，一遍也在空也劝说念佛的东市遗迹上兴建道场，进行舞蹈念佛，人们依旧反应热烈，成群聚集。

在镰仓近郊的片濑进行舞蹈念佛的一遍及其弟子们（图自清净光寺、欢喜光寺藏《一遍圣绘》）

京都是日本第一大都市，居住在里面的人有在各藩国拥有庄园的贵族、结成寺院僧团的僧侣、侍奉六波罗探题的西国御家人（在京御家人）等，因此支配领域日渐窄化的朝廷和贵族，在关注京都税金征收的同时，也开始保护这座都市的各种经济活动。

服务于朝廷官衙的六角町和姉小路町的鱼鸟商人，以及服务于祇园社的町小路、室町小路的绵座商人，或是堀河的木材商人等都在朝廷、贵族与寺院、神社的保护下，开始结成所谓的“座”（行业工会），而七条的借上和京都城内（洛中）的大量土仓也都是这些经济活动的产物。

府中与宿、凑

镰仓和京都的城市区域，当时被称为“镰仓中”“洛中”，而南都的奈良也在东大寺与兴福寺等寺院重建完成后发展为都市，而被称为“奈良中”。紧接着，各藩国的国府也形成了名为“府中”的都市区域。

丰后府中（现大分市）的例子充分说明了这种现象。守护大友氏一二四二年制定的《新御成败状》中，出现了针对府中的宅邸与町的买卖的规定。此外，不但禁止居民们在府中设立“道祖神”[1]，而且还规划墓地，广泛实行风俗习惯的管控。特别是“保保产屋之事”的规定，说明府中曾引入过“保”这一制度。

另外，根据常陆府中（现茨城县石冈市）的规定，如果出现罪犯，须向“大掾殿”与“税所殿”等府中统治者汇报，并从府中驱逐。

这些藩国府中，大概多是由守护和国府等在厅官人效仿镰仓，以都市的形态规划而成，然而作为地方都市不能忽视的是，沿着道路形成的“宿”（旅馆），以及沿着大海发展起来的“凑”（港），也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它们分别是之后的“宿场町”及“港町”的原型。

《一遍圣绘》中记载，一遍在尾张甚目寺停留时，有一位住在附近萱津宿的德高望重之人，得到毗沙门天（甚目寺的本尊）的托梦要求施斋给一遍一行人。前面已经有所引述，萱津宿是沿着东海道的旅馆，那里富裕的有德之人不断增加，而沿着山阳道较为人熟知的旅馆是备前的福冈宿，今川了俊在纪行文《旅中见闻》[2]中对此有所描述：“那天抵达备前福冈，家家户户鳞次栉比，百姓炊烟袅袅，一家和乐融融，果真富如其名。两地之间有一河流行经，此地渡口称为三野之渡。”而一遍曾探访过附近河滩地的福冈市集。

就凑来说，位于东京湾沿岸的武藏品川、神奈川、六浦等较为繁华，它们都是由流入湾内的河口部所形成。奥州津轻的十三凑由岩木川的河口部，北陆的越前三国凑由九头龙川，而伊势的大凑由宫川的河口部，至于纪伊凑则是由纪伊的纪之川的河口部一一汇成，发展起来。

不过，凑的盛衰容易被自然条件和流通条件左右。由于接近河川和大海，容易遭受灾害，河川的流域变迁会严重影响凑的建设与发展，从河川流下来的淤沙也会减弱港湾的功能。其中，展现稳定发展的是腹地上紧邻较大寺院或神社的凑。例如，以伊势神宫为背景的伊势大凑发展前景就一片大好。

注释：

[1]保护过路人旅途平安，避免被路途中的恶灵、邪神干扰，通常立于交叉路口、山顶等地的路边神祇。

[2]作者于一三七一年（应安四年）成为九州岛探题，纪行文主要记录作者二月二十日从京都出发，以海路往九州岛太宰府，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抵达赤间关（山口县下关市）的见闻游记。关于作品名称，书陵部藏桂宫本以汉字呈现为“道行触”，在此翻译为《旅中见闻》。

第四章
东亚世界和日本社会

迎战日本军攻击的元朝军船（图自《蒙古袭来绘词》）

1.蒙古袭来与对外交流

东亚世界中的日本

从前文可知，镰仓后期社会发生很大变动，但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大到东亚世界就可以知道，实际上这是与整个东亚世界的变动有所连动的。

本书此前，主要着眼于日本社会的动向，特别是以武家政权的发展为中心，观察当中的社会动向。不过，如果我们试着进一步拓宽视野，或许可以明白日本社会其实也是直接或间接地在“东亚世界”的框架内活动。

例如，让我们思考一下文化与经济上的问题。当时日本与亚洲大陆的往来非常活跃，不但有禅宗的僧人来到日本，而且也有很多僧人从日本前往大陆。中国的货币宋钱在日本大量流通，宋朝的陶瓷器也被进口到日本。据说，首次由平清盛引进献给朝廷的《太平御览》也输入日本，在这一百年中此书的累计输入总数达到数十部。

十三世纪左右的亚洲

相对地，东亚世界每一百年就会发生一次大变动。在中国唐朝即将灭亡时，十世纪的日本发展出一个新的政治体制——摄关政治。虽然它以中国文化为基础，但也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国风文化”，以此摆脱中国束缚，建构新的微观世界，但这只是东亚边缘地区发生的运动之一。

中国宋朝在建立时，周边的朝鲜半岛出现高丽王朝，北部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消灭辽的女真人建立的金及党项族的西夏等，他们也都在这个时期接连建立政权，且分别通过民族的融合孕育出独特的文化，并创造出契丹、女真、西夏等文字，而在南部，则有越南建立大越国，云南建立大理政权。

自此一百年后，日本后三条天皇施行延久国政改革之后，正式往中世社会转变，而同年中国宋朝也进行了王安石（一〇二一至一〇八六）变法，社会也开始转型。接着再往后一百年，大约在日本平氏建立武家政权时，高丽也诞生了武人政权，而大陆的蒙古高原上也开始了蒙古族的统一运动，并由成吉思汗完成，其浪潮席卷欧亚大陆，更往后的一百年，即大约一二六八年终于来到日本。这一年忽必烈寄来国书要求往来，此时也是幕府将宗尊将军逐出京都的两年后。

由上可知，日本社会以百年为单位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都与东亚世界的变化连动，而在此之后的一百年间，日本社会又直接面临着东亚世界的巨大浪潮。

执权政治的变化

日本间接受到蒙古的影响开始于国书到来前，北条时赖执权的时代。众所周知，蒙古在这个时期不但对朝鲜半岛进行间断式攻击，而且在日本的北方也与库页岛及北海道等地的阿伊努人交战。时赖之所以会进行各种政治改革，一方面是受到这些外部的影响，另一方面与列岛内部发生的社会剧变相关。

一二四六年，时赖召集北条氏一门、外戚安达氏及实力派御家人三浦泰村、诹访、尾藤等“家人”[1]（御内人）召开“寄合”[2]会议，将名越光时和千叶秀胤等实力派评定众从镰仓驱逐出去，并将前将军赖经送回京都（史称“宫骚动”[3]）。赖经长大后培植自己的势力，决定进行反击，向朝廷提出返还赖经之父道家的关东申次（即与幕府的联络役）职务，以及施行德政[4]等。

朝廷对此的回应是，在后嵯峨上皇的院政下设立评定众，欲以此为中心，进行政治管理，并且改任西园寺实氏为关东申次。以此得势的时赖，翌年铲除了实力派御家人三浦泰村的势力（宝治合战），建构起以北条氏为主的政治体制。

如此斡旋幕府内部抗争的时赖，一二四九年通过评定设置裁判机构“引付”，成为处理御家人的诉讼中心，以救助所领减少及遭受庄园领主压迫的御家人，但由于北条氏一门被任命为“引付头人”（引付首席），并将事务能力较强的御家人及奉行人指定为“引付众”（辅佐头人），因此引付成为支撑幕府行政与裁判机构的奉行人聚集之地，官僚体系就此确立。

再者，时赖立后嵯峨上皇皇子宗尊亲王为将军，达成立皇族为将军的愿望后，为了镇护幕府，时赖于一二五三年（建长五年）兴建“建长护国禅寺”（建长寺），从宋朝聘请禅僧兰溪道隆为开山祖师。由于禅宗追求坐禅的修行实践与御家人的精神实践相关，因此被幕府认为是适合的教法，也让幕府的政治宗教体制更趋完善。

时赖将禅宗作为护国寺院宗教的同时，也与从奈良西大寺至东国布教的律宗僧人忍性接触，邀请忍性的师父叡尊到镰仓护持律宗。一般而言，律宗多关注社会底层，因此积极参与对这些人的救助。例如，他们强调戒律的重要性，为各地贱民和乞丐等弱势民众授戒，救助被疾病所折磨的贱民，在奈良北山兴建治疗设施等。

年轻的时赖出家后，将执权让给同门的长时，并立年幼的时宗为家督。自此，幕府的实权不再属于执权，而是归北条氏家督（得宗）所有。同样的，其权力基础也不再是御家人合议场所的评定，而是改用在得宗住所与亲信进行的寄合会议，如宗尊被驱逐到京都就是寄合会议决定的。

注释：

[1]侍奉执权北条氏宗家的武士，为北条氏的直属家人，北条氏进入政治中心后，御内人也成为得宗专制的基础。

[2]意指朝廷或幕府为了合议，特别召集相关职员所开的会议。

[3]一二四六年（宽元四年），名越光时叛乱未果，被流放伊豆，时赖以此为契机让镰仓幕府的前将军藤原赖经返回京都，史称“宫骚动”事件。

[4]镰仓及室町时代为救助御家人及农民的困顿所施行的仁政（德政令），如废除买卖或借贷契约，让已经卖了的领地恢复所领等。

蒙古来袭

元朝国书一到，幕府就命令西国的诸藩国守护做好蒙古来袭的防备，同时立时宗为执权应对，但蒙古（元朝）直接过来要求与日本往来还需要很长时间。

由于南宋与朝鲜半岛高丽的抵抗，长久以来蒙古很难将魔掌伸向日本。但一二五八年征服高丽后，忽必烈在一二六〇年即位，并寄国书到日本。此时的使者到高丽巨济岛就返回，两年后，高丽的潘阜在忽必烈的严厉命令下，终于将国书带到大宰府。

元寇要图

幕府虽然同意往来，但并无建立邦交的意愿，且对正式的通商也不感兴趣，所以就将国书直接送到朝廷，朝廷也是持一贯作风不予回应，只是单纯进行“降服异国”的祈祷。在交涉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下，国号改为元的蒙古帝国世祖忽必烈，命令忻都与洪茶丘等人追讨在高丽发动叛乱抵抗元军的三别抄，并派遣信使赵良弼前往日本。赵良弼两次至日本都被驱赶回国，蒙古来袭成为必然的形势。

幕府随即命令镇西拥有领土的御家人移居到西国。不仅如此，还命令庄园领主统治下的武士召集兵力，并做出承诺，如果取得战功，即使不是御家人也会论功行赏，封官加爵，给予恩赏。如此采取紧急应变措施之下，一二七四年（文永十一年），两万八千人的元与高丽联合军队袭来，他们从对马与壹岐进攻，登陆博多湾后，采用集体战法与被称为“铁炮”的火药，让日军陷入苦战，当时肥后国的御家人竹崎季长的奋战场景被描绘在《蒙古袭来绘词》中。

虽然季长等御家人勇敢奋战也是大军撤退的原因之一，但关键是元军内部发生矛盾。不过，战后最大问题还是善后。大批御家人被动员到九州岛，他们战后频繁提起诉讼。因为御家人的武装和远征费用都是自行张罗的，不少人甚至是向商人借的钱，实力较弱的御家人为了获得恩赏也涌向幕府。不但如此，甚至连帮忙祈祷战胜元军的寺院和神社也为寻求恩赏蜂拥而来，据说诉讼“如云霞般”涌向幕府。

骑着战马与元军对抗的竹崎季长（图自《蒙古袭来绘词》）

面对如此境况的幕府当然左支右绌。特别是这次元军来袭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日本与外国的战争，因此，如何腾出恩赏的土地，如何论功行赏，如何满足求恩赏者的要求等难题堆积如山。例如，竹崎季长强行进入镰仓索要自己冲锋陷阵功绩的恩赏，并且强调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就直接向负责幕府恩赏奉行的安达泰盛申诉，最后好不容易才领受到恩赏的土地。

一二七五年，元再次派遣杜世忠向日本要求建交，幕府竟然在镰仓入口的龙口将他处死。事后，为防备元军再度来袭，幕府命令九州岛的御家人服异国警固番役[1]，并以博多湾为中心，构筑石垒（元寇防垒）阻止元军登陆，准备迎战。

现福冈市今津之滨的防御元军防垒遗迹

一二七九年忽必烈消灭南宋后，下定决心再次攻打日本，一二八一年（弘安四年）他组织远征军，制定四万东路军与十万江南军的两路进攻计划及攻打策略。很快，东路军于五月从高丽出发，六月六日进入博多湾。

不过，元寇防垒（石筑地）和御家人的防御战奏效，元军未能登陆只得直接撤退。之后，元军虽然在肥前鹰岛与较晚抵达的江南军遭遇，但因暴风雨的侵袭，元军遭受毁灭性损失，不攻而退。这个奇迹式的暴风雨被认为是“神风”，它不但培养起日本人的“神国日本”意识，也建立起“困难时会吹起神风”的信仰。

注释：

[1]惧怕元再度来袭，负责沿岸警备的义务军役。

2.幕府体制的动摇

日元贸易与德政时代

在此之后，元朝有几次计划再次攻打日本，但每次都不顺遂就无疾而终了。那么日本与元朝的往来是否就此消失了呢？其实不然。两国虽然没有正式建立邦交，但民间的往来和物资的流通反而比以往更加频繁。一二七六年，元朝在泉州、庆元（宁波）等港口设立市舶司，开始管理贸易，两年后还允许日本商船从事贸易活动。

一九七六年在韩国新安海域被打捞上岸的船就是从元朝庆元前往日本途中沉没的，而从船上装载的货物得知，它是为了供应京都东福寺重建所需物资的唐船。不但如此，我们也从中得知，当时为了重建镰仓大佛与建长寺，确实存在派到元朝的建长寺船。

尖锐批评当时世相的兼好法师在《徒然草》第一百二十段中提道：“唐物除药之外，其他并非不可或缺。”接着又以“唐这个地方并非乘船即可轻易抵达，竟然将无用物品装载到船上，塞得满满载回日本，实在是非常愚蠢”，强烈批判当时重视唐物的风潮，由此可见当时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唐物不在少数，并造成很大影响。

另一方面，为了抚慰在元寇合战中去世人们的在天之灵，北条时宗邀请禅僧无学祖元开山，在镰仓建造圆觉寺，但两年后的一二八四年（弘安七年）时宗却不幸猝死。时宗死后不久，日本制定了《新御式目》法令，随即展开所谓的“弘安德政”政治。

所谓德政是指当政者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推行有仁德的政治，苦民所苦，解救人民的政治，因此相当重视受理诉讼后立即裁判的原则。首先，日本在受到蒙古来袭影响的九州岛，开始实施德政。派遣御内人担任使者，恢复神官与神社买卖及被抵押的相关寺院领土，认定新科御家人武士的名主职[1]。

一二八六年设立的镇西谈议所[2]，负责裁判镇西一带御家人、神官、僧侣的诉讼，制度逐渐完善后，于一二九三年改为镇西探题。自此，东国由幕府，西国由六波罗探题，九州岛由镇西探题分别负责各地的诉讼与行政，建立起与地方关系密切的政治裁判制度。

幕府的德政也影响到朝廷。在幕府要求下整顿院政的后嵯峨上皇于一二七二年驾崩，此后龟山上皇对于幕府的弘安德政做出回应，于一二八六年进行评定制度改革，并将评定区分为德政评定与杂诉评定两种，一般政务交由德政评定处理，而诉讼相关则委托杂诉评定负责。至于从事事务工作的传奏、职事、弁官及文殿众都须立誓，诉讼应不论身份立即禀告，且不迎合权势、不接受贿赂等。

另一方面，由于幕府中时宗之子贞时的外戚与御内人对立，一二八五年发生外戚安达泰盛一族被剿灭的“霜月骚动”。也因为这个事件的反弹，一二九三年又发生御内人中心人物兼辅佐得宗的内管领平赖纲被讨伐的事件。经过这两个事件，权力更加集中于嫡传家督（得宗）贞时身上，一二九七年（永仁五年）幕府颁布永仁德政令作为“关东御德政”，下令全国收回御家人的领地。

由于当时的御家人多因债务卖地或抵押土地，因此，收回土地被当作一种“德政”。不仅是御家人，就连听闻此事的平民百姓也参与到收回土地的运动中来，结果“德政”就演变成“收回土地”的代名词，可见金融经济深深掌控着日本的社会。

注释：

[1]名主原本只跟公领或庄园领主承租名田经营，再付年贡给领主，但没有任何经营权，而“名主职”中的名主对于名田则具有经营的权利。

[2]镰仓幕府为统治九州岛设置的机构。

两个皇统

此后，幕府也被称为“公方”。“公”是朝廷和天皇之意，幕府被称为公方，意味着幕府不断吸收朝廷的公家特质，这也是幕府毫无抗拒地进入朝廷固有领域的结果，而朝廷皇统的分裂与此有很深的关联。

后嵯峨上皇在没有指定继位者的情况下驾崩，直接引发了分裂问题。据说，当初大家认为与其指名给幕府发动政变以可乘之机，不如不指名较为妥当，不料却引发后深草院与龟山院两人之间的继位纷争。

哥哥后深草院对于龟山上皇的持续统治提出异议，强烈建议幕府“让自己的孩子继承皇位”，没想到幕府接受了这个提议，让伏见天皇登上皇位。

此后，两个皇统强烈要求幕府处理皇位继承问题，幕府也对此做出回应，皇统因此分裂为龟山院的大觉寺统与后深草院的持明院统。所谓大觉寺和持明院是两个皇统分别管理的御所之名。

实际上，这两个皇统的对立并非偶然。其原因就像不久之后大觉寺统的分裂一样，是这个时期不断发生家族分立与对立所导致的。例如，摄关家分立近卫、鹰司、九条、二条及一条五家斗争，而和歌的“御子左家”[1]也在藤原定家的孙子之后，分立二条、京极、冷泉三家。

天皇家系图②
阿拉伯数字表示皇统系谱的即位顺序，加〇的是北朝，加（）的是南朝，中文数字为镰仓将军的传承代数

各家对立的嫡传和庶传，不但各自与分裂的皇统及摄关家合作，也请求幕府支持，更加重了彼此的分裂与对立。如和歌的二条家和大觉寺统结合，京极家和持明院统合作，冷泉家侍奉幕府，各家主张各自的正统性，积极争取敕撰集的编纂。由于《徒然草》的作者兼好法师曾向二条家学习和歌，所以《徒然草》中记有很多大觉寺统的相关故事，而《十六夜日记》的作者阿佛尼从京都到镰仓也是为了积极建立冷泉家与幕府的关系。

镰仓末期创作的文艺作品中，有很多是强烈主张自家或所属流派的正统性，强烈批判、谴责他家或其他流派的作品。例如，强烈批评一遍舞蹈念佛的《野守镜》即是作者对于佛教音乐声明主张“自我流派”的作品。相对的，与此流派不同的僧人也纷纷撰写出主张自己流派正统性的著作。

注释：

[1]主要指藤原道长的六男藤原长家所建立的嫡传家系源流，从首代藤原长家到和歌名人藤原俊成与藤原定家父子已经是第四代与第五代，和歌的正统性也在此时确立，“御子左家”左右整个歌坛，然而镰仓时代后期，第五代定家的三个儿子之间发生家业继承纷争，最后才分为嫡传的二条家与庶传的京极家与冷泉家，但二条家与京极家于南北朝时代即断后。

新兴武士们

镰仓幕府对于上述皇统的分裂束手无策。虽然也曾尝试居中调解，但最终却利用分裂操控朝廷，站在“公方”立场统治全国，结果各地纷争不断涌进幕府，幕府方面也对此不知所措。

另一方面，元寇来袭传闻不断的九州岛和濑户内海沿岸诸藩国海盗四起，而北方的奥州津轻一带也传来虾夷起义的消息。因此，朝廷与贵族不断要求幕府将“恶党逮捕”。

关于紧邻濑户内海的播磨国恶党的状况，《峰相记》中有如下的描述：大约从一三〇〇年开始，恶党出没事件层出不穷沸沸扬扬。当中除了海盗、山贼、强盗之外，还有讨债和抢劫者，他们多装扮“奇特、怪异”，如戴着女用斗笠，穿着染成柿子色的和服等。他们以竹长枪和木棒为武器，组织成十人或二十人的集团，隐居城内，蓄谋开战。而到了一三二〇年之后，他们已经发展到骑着骏马，五十骑或百骑一个连队，身上的弓箭和武器都镶嵌着金银，头盔与腹卷铠甲均光彩夺目，到处游走。

从以上描述可以清楚看到，当时武士们不缴纳庄园年贡，且在各地发动暴动，尽管被庄园领主起诉，被幕府视为“恶党”和逮捕对象，但经济地位却逐渐上升到富裕的地步。他们就是乘着经济流通积蓄财富的新兴武士，而御家人也加入其中。

尽管幕府命令守护和六波罗探题追捕，但还是难以捕捉到这群具有机动性的“恶党”，再加上他们又经常与管理北条氏庞大领地的御内人勾结，追捕起来更是难上加难。

镰仓幕府和北条氏似乎一直往外扩张以强大势力，并以广大的领地巩固坚如磐石的体制。特别是幕府的主要职位都由北条氏占据，各国的守护也多由北条氏掌控，因此实力派御家人才会对以北条氏“得宗”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及政治营运抱有不满。看准这种情势的后醍醐天皇此时策划了倒幕行动。

3.幕府的灭亡与建武政权

后醍醐天皇的谋反

后醍醐为大觉寺统的后宇多上皇之子，一三一八年即位后，设立记录所，积极推动政治革新，如亲自审判诉讼，为应对饥荒放出米粮。这些作为也深受持明院统的花园天皇的高度评价，但越推动革新后，醍醐天皇就越深刻感受到幕府体制厚如障壁。而且，由于幕府规定皇位不是由自家子嗣继承，而是由哥哥后二条天皇的皇统继承，后醍醐天皇对幕府产生强烈不满。在此情绪的驱动下，他计划以实力将皇位传给自己的系统而策划倒幕行动。

后醍醐天皇主要依靠的势力有日野资朝和俊基等近臣、滞留在京都不满幕府的御家人，以及山门与南都的大众，但是计划太过乐观，误认“只要消灭六波罗探题，反幕府势力将会举兵”，与“承久之乱”时后鸟羽的举兵行动如出一辙。而且，一三二四年（正中元年）经人告密，计划提前外泄（史称“正中之变”），日野资朝被流放到佐渡。

尽管首次计划失败，在天皇派遣到镰仓的使者解释下，总算平安无事，但后醍醐并未吸取教训，再次与日野俊基及僧文观等人密谋。正当俊基打扮成山中修行的僧侣模样到畿内游说武士时，一三三一年（元弘元年），在天皇身边分忧解劳的近臣吉田定房向幕府告密，六波罗探题立即展开行动，俊野和文观被捕，天皇逃离京都，隐居笠置山。

后醍醐天皇像（图自清净光寺藏）

幕府大为惊骇。幕府对于先前不追究后悔不已，马上派出大军到京都，拘留天皇后，将天皇流放到隐岐，并拥立持明院统的光严为天皇，处死俊基和流放中的资朝，流放文观，史称“元弘之乱”。如此，“天皇叛变”事件似乎落幕，但不同于“承久之乱”，这次在畿内近国一带出现了新兴武士势力以新战法举兵的情况。

镰仓幕府的灭亡

首开先河的是河内武士楠木正成燃起举兵的烽火。其实正成在先前的“元弘之乱”中，曾在赤坂山城举兵呼应后醍醐天皇，而这次正成躲在附近的千早山城，准备举兵展开游击，扰乱幕府军。此事瞬间传遍各国，不但带动后醍醐皇子护良亲王在吉野山举兵，也触动播磨武士赤松圆心举兵。

这些都是“恶党”等新兴武士的活动。他们曾经属于“恶党”，毫无疑问也曾组织过“恶党”。之后，后醍醐与护良亲王以圣旨和命令等形式直接呼吁他们举兵。

正当幕府军为畿内近国战事苦恼之际，后醍醐在伯耆国武士名和长年的引领之下逃出隐岐，随之带动各地反北条氏的御家人纷纷举兵。其中，幕府派来讨伐后醍醐的源氏属下足利高氏，应后醍醐的召唤，于丹波转为倒幕派后，各地实力派御家人也都应声而起，转向协助倒幕行动。

至此，形势为之一变。权位仅次于北条氏的幕府实力派人士谋反，幕府就此分裂，六波罗探题、幕府、镇西探题也分别成为袭击的目标。高氏与赤松圆心攻进六波罗探题后发现，由西国实力派御家人中选出、在探题的指挥下守护京都“篝屋”[1]的在京武士已经叛变，探题因此带着天皇仓皇逃离京都，然而途中在近江附近的宿驿遭到野武士袭击身亡。

在东国，听闻高氏举兵后，从镰仓逃离的高氏之子千寿王（即后来的义诠）所在之处聚集了很多反幕府势力，并在同门家族新田义贞的指挥下攻入镰仓。镰仓是一个三面环山的战略要塞，虽此前从未被外界攻破过，但义贞还是突破了位于海岸线的稻村崎，反幕势力蜂拥而入。经历激烈的交战之后，北条贞时之子高时在北条氏宅邸后方的东胜寺自尽，而北条一门及御内人也随后自尽。这充分说明，幕府实际上是在分裂成御家人和北条一门、御内人之后才灭亡的，当时是一三三三年五月。

注释：

[1]镰仓时代夜间负责京都与仓警备的武士值勤所。

建武政权的新政治

后醍醐宣布光严退位后来到京都，随即展开公武一统的新政治。他认为理想中的政治是像古代醍醐与村上天皇的治世，亦即律令政治的复兴。于是后醍醐先重新启用被当作家业继承而形同虚设的官厅，接着整顿大藏省等八省及国司制度，并废除院政和摄政、关白等制度。

但是，单凭这些作为并未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后醍醐设立审议国政重要事项的“记录所”、处理所领问题的“杂诉决断所”、处理恩赏问题的“恩赏方”等公家与武家发展起来的相关机构；并且整合贵族担任的国司与武士担任的守护，派遣皇子到关东与奥州，分别设立镰仓将军府与陆奥将军府。

此时，一切政务都由天皇裁决，并且通过圣旨传达圣意。例如，幕府灭亡后，不但收回被没收土地的呼声高涨，相对地也普遍产生要求“安堵”（认定）所领的动向，但这些土地相关所有权的核实都完全以圣旨的方式进行，这成为日后大乱的根源。武士为了要求恩赏与安堵（认定），纷纷涌向京都。对此，距天皇御所咫尺间的鸭川二条河原在其《二条河原落书》中以“最近，京都夜袭、强盗、假圣旨流行”及“安堵、恩赏、虚军、离开所领的诉讼人”批判当时的混乱局面。

尽管如此，后醍醐并未气馁。对于要求尊重先例的人们，他坚决回应道：“朕之新仪，应是未来先例。”丝毫没有改变圣旨万能的方针。如此坚决大概是要因循镰仓幕府以得宗为中心掌控一切的方式，以及模仿中国宋朝皇帝的专制执政。不但如此，他还打算效仿宋朝发行铜钱与纸币。

然而，由于政权是各种势力的总合，也陆续出现对后醍醐不满的势力。首先是皇太子护良亲王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与足利尊氏（高氏）对抗，不久护良亲王却因激怒天皇而被流放镰仓。其次因为恩赏独厚贵族，以及策划建造大内里的增税谣传问题，武士对政权深感失望。

在此形势下，一三三五年七月，北条高时的遗孤时行在信浓举兵发难，此即“中先代之乱”。与此同时，尊氏之弟直义在镰仓迎接成良亲王统管镰仓将军府，但时行大军直破直义军队，占领镰仓。直义杀死被流放镰仓的护良亲王后逃离镰仓，并向位于京都的哥哥请求支援。尊氏终于在此契机下举兵造反。

4.南北朝的动乱

京都的武家政权

倒幕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尊氏，虽然从后醍醐本名“尊治”中领受一字，将高氏更为尊氏，但在建武政权中却如“无尊氏”称号般，被排挤在政要团队之外。不过，他很早就在京都开设奉行所，接收各藩国武士。当时武士有领取恩赏的惯例，发生紧急情况后武士会急忙赶到，填写一种叫作“着到状”的文件上交给指挥官，请指挥官签署画押证明已签收，并于恩赏时作为证明文件呈上。尊氏就负责帮前来京都（上洛）的武士签署画押，并且组织这些武士。

听闻各地武士对建武政权不满，打算复兴武家政权的尊氏，得知弟弟直义在东国苦战的消息后，要求天皇允许自己担任征夷大将军并挂帅出征，不料没有获得允许，所以尊氏就在没有得到天皇批准的情况下，从京都出征关东，攻破时行大军，夺回镰仓，并明确表示脱离建武政权。

然而，尊氏建立武家政权的过程并不顺利。起初尊氏大军在箱根竹下打败来自京都的新田义贞的征讨军，一路势如破竹追讨义贞进入京都，非常顺利，但辅佐陆奥将军府的北畠显家从奥州赶来后，尊氏却节节败退，一路逃到九州岛。看来京都真是一个易攻难守的地方！

九州岛虽然与逃亡过来的尊氏没有特别的渊源，但他却在这里将武士势力变为自己的阵营，并借此挽回失地，提振士气。这说明他希望复活武家政权的愿望之强烈，而且他通过醍醐寺的贤俊从持明院统的光严上皇那里取得院宣，约定建立武家政权，这也成为日后制胜的一大关键。

没落快，复活也快。一旦有了势头，想跟随尊氏军的军队就会接二连三地聚集，不断地膨胀、壮大。特别是后来，各地武士对于情报相当重视，通常会选择投效士气较为高昂的军队，而楠木正成之所以抱定拼死一战的决心，在摄津凑川迎战朝京都进发的尊氏大军，也是因为他早已掌握了有关情报的缘故。

不过，尊氏还是击败楠木军队，顺利抵达京都，并在废除后醍醐天皇、拥立持明院统的光明天皇之后，在京都建立武家政权。一三三六年（建武三年）十一月，尊氏制定《建武式目》将其作为幕府的基本施政方针，而且决定将幕府设在京都。

南朝和北朝

由于建武政权瓦解，后醍醐陷入沮丧失意，一三三六年年底从京都逃至吉野后，立即宣扬自己身为天皇的正统性。他做出这一决断的原因可能是他认为，各地不但还有很多不服从尊氏的势力，而且还有很多支持大觉寺皇统的势力，如奥州有北畠显家，北陆有新田义贞，而吉野是最适合打山区游击战的胜地。

如此，在吉野建立的朝廷（南朝）与京都的朝廷（北朝）的对峙虽只限于最初期，但社会秩序一旦混乱就不容易恢复，分裂的势力分别支持南北两朝，由此出现了长达约六十年的南北朝对立局面。

同样的，刚成立的幕府内部也存在着路线分野问题。就武士而言，主要分为镰仓幕府以来的御家人势力、以畿内近国为中心的新兴武士势力两种。前者要求幕府政治复活，后者则要求建立新式的政治体制。代表前者的是尊氏之弟直义，他希望整顿与诉讼相关的评定和引付制度，恢复幕府秩序；至于后者的代表则是尊氏执事高师直，主张积极响应新兴武士的要求，建立超越现有庄园制的秩序，将土地分配给新兴武士。

一三三八年，尊氏成为征夷大将军，之后将评定与引付权全面交付与直义，侍所指挥权交给师直，自己则负责恩赏授予，掌握幕府的最终决定权，并居中调解。因此，幕府政治以直义派和师直派为主轴发展起来。当他们在幕府中陷入孤立或在政治斗争中遇挫时，都可以轻易地归降到南朝，因此南朝在后醍醐去世之后就成为延续政治生命的地方。

然而这也意味着天皇权威的下降，有时甚至被无视。例如，有一则故事说，美浓守护土岐赖远遇见光严上皇（光严院）一行，被命令下马时竟道出：“下命令的是院还是狗？如果是狗的话，就把它射下来给大家看。”随后拿起弓箭射到上皇光严院的车上。

就这样，幕府分为直义派和师直派，两派激烈对立。师直在讨伐畿内近国的南朝势力中立下汗马功劳，而一三四九年直义派发动攻势，成功罢免师直的执事职位。不过，师直马上恢复实力，直逼直义，包围了直义逃往的尊氏宅邸，并要求复权，废止直义的执政权。

翌年，尊氏与师直前往九州追讨镇西探题和南朝的征西将军宫，在此期间，直义的养子直冬不断扩张势力。留守的直义利用此时人去楼空的时机袭击南朝，占领京都，尊氏与师直在仓皇返回途中被直义打败，双方虽然已达成协议，但此时师直竟然被杀害。不久，直义也和尊氏不和，在逃往镰仓途中，败给了追击的尊氏军，被杀身亡。

如此，随着幕府内混乱，南朝势力却重新展现生机，尊氏甚至打算前往南朝，借由圣旨追击直义势力。一三五一年，南朝势力几乎占据整个京都。

动乱趋于平静

在前景暗淡的政局中，各藩国武士或组成“一揆”合力应对，或强化与守护的关系，各自采取不同自卫手段，自行判断形势，走向战场。这个时期的很多武士手中都握有名为军忠状的文件。这个文件记录了在大将和守护的指挥下，自己在各地参与战斗的状况，详细写明在谁的指挥下，什么时候，进行怎样的战斗，谁受了伤，谁战死了，谁又取回多少人头、武器等战利品，证明其战绩的武士是谁等事项。经由战场指挥官认证前述相关事项后方可取得此文件。

这种大量制作军忠状的现象说明战争是由武士自主决定的，而且从内容来看，也可以得知战役规模不大，死伤者也非常少。一旦真正发生战乱，凑町和村落会马上采取自卫手段响应，按照武士要求安排军粮等物资，避免村落成为战场，以及尽量不要被卷入战火。

信浓国汤山庄的地头中野家平的军忠状与足利尊氏的画押

因此，即使有战乱也不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另外，由于提供了战争费用，所以战乱不会马上平息。不过，如果持续二十年以上，就可以看出明显不同的征兆了。到了十四世纪后半叶，各地武士手中握有的军忠状明显减少，各国的守护替换也不再像初期那么频繁，这都反映出以守护为中心所形成的政治秩序将展现新的形态与趋势。

幕府除了给予守护镰仓时代以来的“大犯三个条”（重犯三条）职权外，还赋予取缔“刈田狼借”这个以暴力强行收割他人土地农作物的犯罪行为的职权，以及赋予强制执行“使节遵行”这个幕府裁定的权限为守护的职权，为此强化了不少守护的权限。同样，守护为了回报幕府，不断吸收国司管辖的国衙组织，并且为了确保军粮米，在没收土地处分未确定之前，让守护承认土地暂时交由武士保管，借此组织国内武士。

如此，在足利尊氏去世，其子义诠成为将军之后，政局逐渐趋于稳定。这中间或许也存在着人们对长期战乱产生厌倦的缘故，但不应忘记与忽视东亚世界的新动向，其中之一就是倭寇的活动越来越活跃。袭击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沿岸的倭寇活动，从一三五〇年就开始盛行。虽然说是倭寇，但并非完全以日本人为主体，而是一个跨国的集团，当中包括济州岛的渔民、朝鲜半岛的居民、日本对马与壹岐及松浦地区的渔民。此外，元朝影响力的下降也是原因之一。

元朝各地出现反抗蒙古人统治的群雄。其中，以白莲教这个宗教团体为主的红巾军势力最大，朱元璋从中崭露头角，他打败东西群雄，将国号定为明，并以南京为首都，自称洪武帝。当时是一三六八年，三年后，他统一全国。

另一方面，高丽虽然从元朝迎娶王妃，立其子为王，但反元运动兴起，从一三五六年恭愍王驱逐亲元派开始，支持新兴官僚的反元派和亲元派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再者，受红巾军运动和倭寇影响，不久，李成桂因讨伐倭寇而名声大噪，掌握政治实权，建立李氏朝鲜的新王朝。前述这些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动向在禅僧和商人间传播，逐渐形成南北朝统一的好时机。

第五章
室町幕府的富裕与和平

中世时期欣赏观世派能剧的人们（图自国立历史博物馆《〈洛中洛外图〉屏风》）

1.足利义满与室町幕府

战乱的终结

足利尊氏与义诠父子在强化守护职权的同时，也试图强化将军的权限。一三五七年，一改往常赋予守护广泛职权的做法，幕府将军重新提出方针，让守护暂时把委托武士保管的土地全部归还给庄园领主，进一步强化被称为“御前沙汰”的将军直接裁断机构。

但是，翌年四月尊氏死亡，被压制的实力派守护借机抬头，幕府内部对立再度激化，仁木义长、细川清氏及畠山国清等大名相继背叛幕府。因此，幕府将有权力的足利氏一门的斯波氏安排在原为将军管家（家令）的执事上，借此强化执事地位，期待斯波氏能够成为守护和将军之间的沟通桥梁。然而，四年后斯波义将下台，不稳定的政局持续存在，一三六七年，义诠将政务让给儿子义满，任命细川赖之作为执事（后称管领），自此动荡局势才逐渐平息。之后，幕府在义诠死后次年发布所谓的《应安半济令》。

足利氏家系图
阿拉伯数字是将军就任的顺序

这个法令针对庄园的所领，同意武士一律缴纳半额年贡（半济）的要求，不但广纳武士意见，而且命令武士缴回超出规定部分，同时也回应庄园领主诉求，希望调和武士与庄园领主各自期望的失衡。该法令以将军之死的危机感为契机，于朝廷的敕许下颁布，被视为“大法”而被广泛接受与落实。

以该法令作为契机，幕府正式进入朝廷的固有领域。此前，朝廷与幕府共存的同时，一直坚守自己固有的领域，而幕府却相当积极主动地想进入朝廷的势力范围。虽然《半济令》中将天皇、上皇及摄关家的所领排除在外，但这也意味着这些所领的特权都在幕府法的掌控之下。虽然之前镰仓幕府已开始进入朝廷领域，后醍醐天皇也尝试实行公武统一，但这次可以说是前两者的延伸动作，自此幕府完全进入朝廷领域。

足利义满与朝廷

管领细川赖之派今川了俊前往九州岛全力统一镇西，并顺利取得南朝楠木正仪归顺的成果。但是，成为将军后的义满，很快就脱离赖之的辅佐，开始行使诉讼的亲裁权，加强对于朝廷固有领域的干涉。

一三五二年南朝军队占领京都，吉野的贺名生强行带走光严、光明及崇光三位上皇，以致后光严在没有神器的情况下即位，朝廷的权威明显下降。义满对于权威下降的朝廷持续展开攻势，不仅自己担任内大臣、左大臣及院别当等朝廷高官，而且还进入朝廷内部，极力影响人事安排，吸收朝廷大臣成为身边近臣，从此义满具有安堵（认定）贵族的家族、家业和所领等权力，并一步步往公武统一的统治者之路前进。

守护大名的分布与战乱（15世纪初）

足利义满的公家风格画押（右）与武家风格画押

可以充分证明这点的是义满的画押签名。义满在签署的文件上，面对武家与公家会分别使用不同风格的画押。再者，幕府掌握朝廷最大据点京都城内（洛中）的统治权，也依序从朝廷接收了土地裁判权与商业课税权等。

一三八一年，义满在京都北小路室町的御所里迎见后圆融天皇、召集诸臣，这里装饰着从各家收集到的名木，被称为花之御所，义满则被称为室町殿。因此，足利氏的幕府自然就被称为室町幕府。

如此，义满通过接收朝廷的天下，提高了将军的权威和权力，同时也削减了日益壮大的守护势力。从罢免赖之改命斯波义将担任辅佐的管领开始，义满随后利用担任伊势、美浓、尾张三国守护的土岐氏内讧，夺走土岐氏手中的伊势与尾张守护职权，企图削弱在山阴地区拥有庞大势力的山名氏，诱发土岐氏举兵。最终，义满于京都内野一举攻破山名氏（史称“明德之乱”），顺利建立功绩。

南北朝合一

趁此形势，一三九二年，义满向吉野南朝提出南北朝合一的提案。虽然此前也曾有过几次机会，但都因条件不成熟而作罢。义满这次提出的条件是，南朝后龟山天皇让出国家，交出神器给北朝后小松天皇，今后大觉寺统（南朝）与持明院统交替登上皇位。后龟山于双方接受提案后回到京都，从此南北朝合一。

至此，室町幕府体制完全确立。由担任幕府首长的将军掌握亲裁权，管领从中辅佐，将军咨询实力派守护决定政务大纲。管领从足利氏一门的斯波、细川、畠山氏三氏实力派守护中选出（统称“三管领”），御家人的指挥与京都的警察权由侍所[1]所司（长官）掌握。所司除了由足利一门的一色和山名担任之外，还有京极与赤松等实力派守护（统称“四职”）。

在事务部门中支撑这些机构的奉行人，多数与镰仓幕府和六波罗探题的奉行人家系有关。此外，直接支持护卫将军的是作为将军家政机关的政所[2]，作为亲卫军的奉公众[3]和作为经济基础的御料所[4]。其中，御料所除了各国的直辖所领土地之外，还拥有京都的土仓与酒屋等财源。土仓和酒屋大多在山门的支配下拥有免除朝廷课役等特权，但幕府从朝廷接收商业课税权之后，于一三九三年取消该特权，不但要向京都城内（洛中）的土仓与酒屋课役，还要对其进行保护。

纵观地方，如在关东，尊氏之子基氏在哥哥义诠从上洛返回京都后成为镰仓公方[5]，剿灭南朝势力的残余，迎接上杉宪显担任关东管领，巩固关东十国的统治体制，而之后接任的氏满从将军义满手中获得陆奥与出羽两国的管辖权，同时也主张作为“天子御代官”的独立性。

在九州岛，今川了俊担任镇西探题，成功完成了九州岛的统一，但由于周防与长门的守护大内氏入侵北九州岛开启战端，引发义满害怕今川势力坐大的担忧，故义满解除了今川的探题职务，改派涉川氏接任。同样的，大内氏的势力从九州岛扩大到濑户内海东部，义满也在和泉的堺[6]进行讨伐，史称“应永之乱”。

如上所述，义满让守护之间彼此牵制，同时借由削弱较突出的守护权力，统治地方。幕府虽然采取守护的联合政权模式，但通过强化位于联合政权之上的将军亲裁权，顺利稳定了政治局面。

注释：

[1]不同于原本为伺候者服侍主人的场所之意，文中所述侍所于室町时代主要负责御家人的指挥与京都的警察权，特别是京都内的市政、公武及寺院所领的掌管，由一色、山名、京极与赤松四职交替接任。

[2]如文中所述，主要是将军的家政机关，特别是将军家的财务管理，其长官为执事。

[3]亲卫军是指在将军等重要人物身边进行警卫的武装组织，所以奉公众的任务之一自然是保护将军，为将军直辖军，且常驻在京都，并管理御料所。

[4]一般指朝廷及幕府等公权力直接统治与支配的土地，亦即朝廷或幕府的直辖地。

[5]指在室町幕府时设置的镰仓府首长，目的是统治东国关东地区，首任首长即文中所述的尊氏次子基氏。

[6]堺位于现今大阪府中部，因跨越摄津、和泉及河内等国，位于交界地带而有此名，是日本室町时代至江户初期的国际贸易重镇。

2.室町文化的形成

北山文化

一三九四年义满将将军一职让给其子义持，自己因循平清盛的前例晋升为太政大臣。不但如此，他还效仿清盛，前往安艺严岛神社参拜并出家。从出家前后开始即以法皇等级的身份参加仪式，赋予妻子日野康子皇太后等级的待遇，也给予其子义嗣亲王等级的待遇。

这个超越武家首长的将军，在身份地位上以模仿院政为目标，确实反映出公武统一的政权模式。发挥政厅功能的是建于一三九七年的“北山第”御所，其中包含三层的金箔舍利殿（金阁）。

这里原来是西园寺家的别庄北山邸，“承久之乱”过后，西园寺公经积累大量财富，在此种植名树，吟咏荣华。义满特别要求让渡别墅土地兴建御所，也可以看出他想凌驾于公武权势之上的野心。

金阁

金阁由三层建筑构成，其底层是法水院，第二层为潮音洞，两层都采用寝殿的建筑手法，第三层的究竟顶采用了安置舍利的禅宗佛堂形式，庭园则是净土式庭园。整体而言，金阁综合了之前的建筑与庭园形式，是全面呈现义满统合理想的载体。

此外，金阁旁边建有一座两层建筑的天镜阁会所，里面用中国进口的唐物装饰，与装饰在寝殿的大和绘屏风等和风物品一起，显示出义满的权威。

义满直到一四〇八年去世都没有将实权交给将军义持，还是持续在北山第执行政务。义满死后，义持以金阁为中心，将北山第改建为禅宗寺院（鹿苑寺），将已故的禅僧梦窗疎石作为劝请开山祖师。这与义满曾将梦窗疎石作为一三九二年举行供养法会的相国寺开山祖师有关。因为义满当时的皈依师父是春屋妙葩，所以由妙葩将自己的师父疎石作为开山祖师再合适不过。

一三九四年，这座相国寺因火灾烧毁后，义满立即着手重建，五年后进行七重塔的供养法会。据说这个建筑有意凌驾在白河天皇兴建的“国王氏寺”法胜寺的九重塔之上，但充其量还是属于模仿国王氏寺的建筑。当中也显示出义满实行院政意愿，向国内外宣扬自我权力和权威的目的。

禅宗与五山

相国寺紧邻室町殿附近，其供养法会的仪式充分展现了室町幕府的宗教体制。虽然这是一座禅宗寺院，但在供养法会上却由仁和寺与青莲院[1]的高僧担任导师[2]，出席的千名僧众中有山门四百人，南都三百人，东大寺、园城寺及东寺各一百人，历来镇护国家的佛教僧人均服务于此。

据说这次法会仿效了龟山法皇建造南禅寺时的先例。通常义满会遵循原本的宗教体制，试图以此守护整个室町幕府，而其核心的宗教正是禅宗。

禅宗自从镰仓幕府建立建长寺与圆觉寺以来，以临济宗为中心聚集了不少信仰的武士，而在龟山法皇之后也开始在朝中广泛地被接受，不但有如一山一宁等高僧来到日本，同时也有不少像高峰显日那种远渡大陆修行的僧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梦窗疎石。他出生于伊势，师从一山一宁和高峰显日，不断修行，曾奉后醍醐天皇之命进入南禅寺，也曾应镰仓北条高时邀请进入圆觉寺，并在建武年间收足利尊氏为弟子。

梦窗不但开创禅宗寺院，而且为了将寺院作为禅宗寺院重新振兴而周游各地，但是他更致力于建造具有禅意的庭院，为此留下美浓永保寺（今岐阜县多治见市）及以苔寺著称的京都西芳寺等庭院杰作。此外，为了给后醍醐天皇追善祈冥福，甚至成为尊氏与直义兄弟建造的天龙寺开山祖师。

室町幕府规定禅宗和律宗所领的诉讼由所谓“禅律方”[3]处理，借此保护禅宗，同时也让将军参与禅宗寺院的法规制定，强调禅宗寺院法规具有幕府法令的一面。另外，日本还模仿南宋的禅宗制度，导入五山制度，继镰仓幕府和建武政权之后，于一三四二年选定寺格较高的五山寺院，其中的第一位寺院是建长寺和南禅寺，第二位是圆觉寺和天龙寺，第三位是寿福寺，第四位是建仁寺，第五位是东福寺，之后为了将新创建的相国寺列入第二位，特别调整寺格，于一三八六年将南禅寺破例升格到五山之上，如此镰仓与京都五山制度在义满的时代得以确立。

注释：

[1]仁和寺是真言宗御室派的总本山，主要位于京都右京区，青莲院则是位于京都东山区的天台宗寺庙。

[2]法会时执行仪式的僧侣。另有为人讲经说法，劝人进入佛道的僧侣之意。

[3]室町幕府为保护与统治禅宗与律宗设立的机构，主要负责禅宗与律宗寺院的住持推举及诉讼处理。

五山文化与义满

义满正成长于上述禅宗兴盛的时期，其中对义满影响较大的是春屋妙葩。春屋是梦窗的侄子，师从梦窗，到京都向竺仙梵仙等来日僧人学习大陆禅学，接触诗文以及被称为五山版[1]的出版相关活动，完成被烧毁的天龙寺重建工作，均展现出过人的旺盛活动力。在将军义诠的时代，春屋曾为幕府给要求取缔倭寇的高丽回信。

春屋在一三六九年因南禅寺山门的兴建问题与管领细川赖之发生冲突，曾一度离开京都，但在赖之下台后返回，深得义满信任，被任命为统管五山禅寺及僧众的首位僧录[2]，担任义满的外交顾问，参与外交政策的拟定。

五山文学和禅宗美术以这些五山禅宗寺院为舞台，逐渐盛行起来。虽然很早以前就以一山一宁和竺仙梵仙等来朝僧[3]及龙山德见、中岩圆月等入元僧带来的文艺为基础，打开了汉诗文的新世界，然而在义满的时代出现被誉为“五山文学双璧”的义堂周信与绝海中津两人，使五山文学更加兴盛。

义堂周信是梦窗的弟子，应镰仓公方足利基氏的邀请来到镰仓，奉义满之命上京。之后成为南禅寺的住持，著有汉诗文集《空华集》。不但如此，义堂还致力于协调幕府和镰仓府之间的关系，如调解水火不容的基氏之子氏满与义满的关系。

另一方面，绝海中津从明朝返回，留在东国时，奉义满之命上京，成为鹿苑院的院主，一度与义满发生冲突，流浪于各藩国，但不久二人和解，被任命为僧录。

禅宗强调佛法从师父传承给弟子，为了说明这点，书、画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弟子的修行达到某一阶段后，师父会帮忙取法号作为名字，同时写完道号后，会将其由来写入诗中。另外，还会描绘所谓的顶相（肖像画），如师父给弟子的肖像画，或是师父死后作为法事之用的肖像画等，因此禅宗美术也随着水墨画的引进而兴盛起来。

注释：

[1]意指以京都五山为中心出版的木版印刷。出版类型以禅宗相关佛教书籍为主，另出版外典作为禅宗僧人的教养书，如中国的经书、史书、汉诗文等。

[2]负责掌理僧众的登录及住持任免等人事事务。

[3]为到日本的中国僧人，而随后出现的“入元僧”则是赴元朝的日本僧人。

能剧的展开

如上所述，义满作为五山的后盾君临天下。得到义满认可，艺术性地千锤百炼至炉火纯青的文艺形式是猿乐能剧。

猿乐能剧源自兼具滑稽的模仿和口辩艺术的猿乐，以及配合乐器籈舞蹈的田乐。这些都是在院政时代由寺院组织，作为与琵琶法师身份相当的“法师们”的艺能，供大寺院法会和实力派神社祭典中演出。到了镰仓末期，形成“座”的组织后，他们前往各地寺院和神社演出，广泛占据了戏剧场域，如同舞蹈念佛出现在一遍的念佛中一般，戏剧的要素增强。

《天狗草纸》与一遍的舞蹈念佛相似，都语带批评地描述了一位被称为“放下禅师”，手持籈跳舞的禅宗系艺人。此外，田乐出现了风流田乐，猿乐产生了“猿乐三番”等形式，位于京都千本的大报恩寺的释迦念佛及嵯峨清凉寺的嵯峨狂言等具有戏剧效果的文艺形式也都诞生于镰仓末期。

这些流行艺术都与使用“婆娑罗”这种唐物装扮身体的奢华习俗有关，深受民众喜爱。因此，《建武式目》中指出人们喜欢以“婆娑罗”之名追求奢华，穿着华美，并以此向民众劝诫。在这个流行风潮中，出现了像近江守护佐佐木道誉那样的因为喜欢婆娑罗而被称为婆娑罗大名的人。

道誉在宅邸会所收集唐物，举行以饮茶为名目的聚会和连歌会，这显示“寄合”这个团体艺术的风行。在茶寄合中举行辨识茶叶种类的斗茶活动，在连歌寄合中，进行和歌上下句接龙[1]吟咏，途中甚至拿出物品赌注竞赛。摄关家的二条良基收集优秀的连歌作品，编纂成《菟玖波集》这部相当于敕撰集的连歌集，从而提高了连歌的整体地位，其道誉的角色举足轻重。除此之外，道誉还以装饰华丽的唐物举行七夕游兴活动。之后，义满模仿道誉举办七夕繁花游兴，并且召开斗花会，最后甚至演变成立花[2]艺能。

另一方面，演剧这项艺能还被用于募集百姓米、钱的劝进活动。通过建造看台吸引观众，用募集到的米、钱修建桥梁和寺院。这种募化演出的劝进演出的代表是一三四九年在京都四条河原举行的劝进田乐。据说，这是劝进上人为募化兴建四条桥费用所做的企划，结合新座与本座两座田乐的能剧曲调演奏使在场很多观众兴奋不已，结果导致看台全部倒塌，大量人员死伤。由此可见，当时不但诞生了戏剧的剧场，也出现了募化活动的演出。

观阿弥与世阿弥父子隶属于结崎座，为侍奉春日社、兴福寺、多武峰寺等寺院的大和猿乐四座之一，在劝进猿乐的演出中他们得到义满的赏识。当时，在京都新熊野社欣赏猿乐能剧的义满深受感动，高度评价观阿弥。之后，观阿弥成为义满的专属能剧演员，并确立猿乐能剧的表演形式，而他的儿子世阿弥继承这种形式，奠定了能剧的发展基础。此外，世阿弥在与喜阿弥和犬王等对手竞争的同时，也创作出《风姿花传》等作品，为后世留下相当多的作品。

注释：

[1]和歌是日本的诗歌形式，主要结构为五、七、五、七、七音节，亦即由五句三十一音组成一首和歌。其中，前三句（五、七、五）为上句，而后两句（七、七）则为下句。连歌寄合即是运用这种和歌上句（前句）和下句（付句）接龙的方式，进行和歌创作的活动。

[2]在插花的艺术中，立花以木为山，以草为水，将此寓意表现在一个花瓶内，展现草木与自然的融合。其源自于日本古代供奉神明的“立て花”（tatehana），最后因“立て花”被当作招待客人的场所而逐渐转变为室町时代的“立花”（rikka）。

3.日明贸易与日本国王

日本国王

义满在国内政治与文化上完成统合之后，外交关系就成为最大的议题。在动荡的东亚世界，大陆建立明朝，朝鲜半岛李氏消灭高丽建立新的王朝，明朝和朝鲜双方都要求取缔倭寇。

明朝洪武帝因害怕倭寇与沿海居民结盟，扰乱治安，禁止中国人出国，并要求日本国王对倭寇进行取缔。明朝最初派遣的使者在五岛附近被杀，之后的使者也被在九州岛扩张势力的南朝怀良亲王军队捕捉，其中五人遭杀害，直到第四次派来的使者才被负责接待的今川了俊送往京都，首次开启与幕府的接触。

但是，管领细川赖之对日明邦交抱以消极态度，与赖之对立的丹后春屋妙葩主动与使者一行联络。不久，虽然丹后春屋妙葩给明使者带来了义满的书信，但是交涉并不顺利，最后以失败告终。原来，对于明朝要求的朝贡贸易，当时义满的身份并不适合称呼“国王”，且幕府也还没有足以取缔倭寇的实力。

在此之后，由于明朝国内也发生动荡，所以交流一度中断，但不久永乐皇帝积极推动对外政策，义满也因统一南北朝后的自信及博多商人肥富的劝说，终于派遣祖阿为使者，搭乘“遣明船”前往明朝，时年一四〇一年，正式开启日明两国邦交。

两国外交关系应有的模式成了最大的问题。由于中国只认可传统的册封朝贡关系，这意味着各国必须向中国臣服，行臣服之礼，即向中国称臣纳贡，进贡贡品以获得国王地位的承认，中国皇帝也会给予“回赐物”作为回馈。在那之前，日本一直拒绝与中国建立邦交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但这次之所以能够建立邦交，就是因为义满需要“日本国王”的称号。

义满的实力虽然凌驾于朝廷之上，但其权力仍依附于朝廷。如此一来，为了在权力方面超越朝廷，义满需要建立新的权威，这也是他需要从中国获得承认的原因。义满试图通过被封为“日本国王”，实现这个目的。最后，建交回国的使者终于带回了标有“日本国王源道义”的明朝皇帝诏书。

日明贸易与日朝贸易

但是，建交的最大原因还是贸易利益。中国根据“厚往薄来”的原则，采取“进贡物少，回赠物多”的原则，进贡国所得的贸易利益相当丰厚。各国之所以与中国建立册封的朝贡关系，主要也都是这个原因。

为了与民间商船区别，明朝还特别发给所谓“勘合”的证明文件，同意只与持有“勘合”的人进行贸易，于是开启了勘合贸易。此后，两国贸易往来虽然曾因义持讨厌义满的外交态度而中断，但在义教的时代再度恢复，并一直持续至幕府灭亡，其间正式送出的“遣明船”计有十九次，带给日本颇多利益。特别是以义满为首的将军试图借用唐物装饰御所会所，提高将军权威，这点在日明贸易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义满完成南北朝统一的当年，李成桂（太祖）统一朝鲜半岛登上王位，翌年与明朝建交，并将国号定为朝鲜，要求幕府取缔倭寇。倭寇于一三七〇年至一三八〇年代达到顶峰，经常侵袭朝鲜半岛沿海地区。对于朝鲜的要求，义满以绝海中津的书信进行回应，并约定进行取缔，但随着日明之间建立邦交，日朝两国也于一四〇五年正式建立邦交关系。

不过，这种邦交无法采取国王垄断外交权的形式。朝鲜以庆尚道观察使作为单一窗口，相对的，日本方面则不仅有国王，还有守护大名和各藩国的武士、商人等自行参与交流。这是因为朝鲜方面沿袭高丽时代长久以来的交流模式，为有效防止倭寇所实施的策略，而且幕府方面没有要求垄断交易。

日本方面特别希望引进《大藏经》——随着以禅宗寺院为首的佛教寺院的建立，这种需求自然产生。各地武士为取得高丽版《大藏经》，争相派遣使者前往朝鲜。由于朝鲜以儒家思想而非佛教立国，因此欣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结果在一百五十年间，竟有超过一百五十部的《大藏经》传至日本。

管领、大名和将军

义满向国内外炫耀其地位和统一与和平的功绩，但很不幸地却在一四〇八年猝死。据说义满考虑的继任者并不是义持，而是他的弟弟义嗣，然而由于没有留下遗言，所以就依照斯波义将的安排，由义持继任。

义持拒绝朝廷试图授予义满太上法皇的称号，并以屈辱为由，断绝与明朝的外交关系；为了借此表达对义满的反对，还从中改变政策。首先支持将幕府从北山第移到三条坊门，接着恢复以管领辅佐和重臣会议为中心的武家政治。如此，不但从义满的强权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得益于义满建构的和平，政治变得稳定。

义持非常喜欢禅宗，以不偏向单一派别的禅僧为交往对象，并和管领细川满元等大名建立良好关系，举行风雅聚会活动，过着趣味风雅的生活。而世阿弥的能剧禅宗影响正是在此时期，能剧的艺术性进一步突出。

但是，时隔不久，被义满压制的势力获得反扑力量，社会再次走向分权化。首先是南朝的最后一位天皇后龟山逃到吉野，飞弹国司姉小路和伊势国司北畠氏举起反旗。接着，在关东的满兼之子持氏成为镰仓公方，逐渐显示出与幕府保持距离的独立姿态。而在此紧张关系之下，关东管领上杉氏发生内讧，引发持氏遭受攻击（史称“上杉禅秀之乱”）。以此为契机，镰仓府和室町幕府关系持续紧张。

不但如此，一四一九年，载有一万七千人大军的两百二十艘朝鲜军船袭击对马倭寇根据地，史称“应永外寇”事件。虽然事件的发生牵扯到倭寇袭击朝鲜半岛，以及掌握对马与朝鲜贸易的宗氏正值世代的交替，但与此同时，各种信息的传播也造成社会动荡。

一四二三年七月举行有关镰仓公方足利持氏事件的评议，很多大名聚集在管领畠山满家的宅邸。据说是因为前一年持氏惩处常陆的佐竹氏，以及同年五月为了讨伐与幕府关系亲密的北关东豪族离开镰仓的缘故。

聚集在管领宅邸的有细川、斯波、山名、赤松、一色、今川等大名，他们通过将军顾问醍醐寺三宝院的满济，传达义持的质疑，提出意见。如此，大名们经常通过协商，向将军提出意见。

义持辞去将军职务，让予其子义量，不料义量很快就辞世，义持迫于无奈只好以出家人身份执行政务，但一四二八年义持在未确定继承人的情况下也离开人世。面对要求指定继承人的重臣们，义持只留下希望管领以下的所有重臣群聚商讨的遗言。另有一说提到义持当时拒绝说，即使提了名，如果没有众人的协助也是没办法实现。因此，管领、斯波、细川、山名等进行“协商”，结果抽签决定，最后竟让在青莲院出家的义持之弟义圆还俗，继任将军，而幕府的政务大纲由大名协商制定，至于管领则以大名首领的身份代表大名集团进行利益协商，辅佐将军。

4.琉球、虾夷岛与日本列岛

琉球王国的成立

就在义持的继承人成为将军的一四二九年，位于冲绳本岛的中山王尚巴志消灭了山北王（北山王）与山南王（南山王）等人后，实现了琉球的统一。

翌年，尚巴志通过派遣到明朝的使者转达：“我国三王鼎立一百多年来，纷争不断，人民苦于无法喘息。”并报告说，今中山王讨伐了北方的山北王和南方的山南王，现已太平盛世。

实现琉球统一的尚巴志，是山南王统治下的佐敷古斯库佐敷城城主思绍之子。所谓古斯库是指被石墙包围着的琉球特有古城。尚巴志攻破位于浦添古斯库（浦添城）的中山王后，立其父为国王，再将据点转至首里古斯库（首里城），并陆续消灭位于今归仁古斯库（今归仁城）的山北王，以及岛尻大里古斯库（岛尻大里城）的山南王等，最后终于完成统一大业。

上述的统一动向可以追溯到琉球中山王加入明朝册封体系时。仅在明朝建国四年后的一三七二年，明朝就派来一位使者要求进贡。对此，中山王察度马上响应，而向北扩张势力的山北王，以及位于南方的山南王也都紧接其后与明朝建立册封关系，三山统一的契机由此产生。

如上所述，琉球也被强行纳入东亚世界，实现蜕变，不过真正能够一睹琉球社会面貌的时间是从日本各地建立武士馆，武士持续成长的十二世纪开始。被称为按司的首长以各地古斯库为据点，不断扩张势力。这个时代虽然被称为古斯库时代，但此时的古斯库城伴随着坟墓和聚落，而不是之后看到的那种被坚实的石墙所包围的城垒。据考古推断，这个时期是龟烧窑与石锅广泛流通的时代。

琉球三山分立与主要的古斯库城

这些按司成立联合组织后，被称为三山时代的三国鼎立互相牵制的时代也随之而来，此时正值历经蒙古来袭，日本被强行纳入东亚世界的十四世纪。从这个时期开始，古斯库从单纯使用石头堆在原野上的防御性堡垒，发展成将石块堆砌在城郭上的大型古斯库城。此外，我们也可以充分理解，琉球社会通过海上交通与不同文化接触，不断产生变化。

琉球王国成立后，进一步成为以海上交通为中心的东亚世界贸易中心，这里是来往日本、朝鲜及东南亚的必经之地，因此，通过中转贸易，琉球建立起繁荣的王国。近年来，首都首里城（古斯库）复原后的雄伟气势与挺拔外形让人叹为观止。

琉球社会虽然与日本社会保持着不同的独特性，但彼此在相互影响下一起迎接下一个新时代。

虾夷岛与津轻

放眼北方，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初，有一群横渡津轻海峡的人们，在现今北海道（虾夷岛）的渡岛半岛南部居住。这群远渡而来的和人，与自古以来以渔业为生、居住在虾夷岛的阿伊努人进行交易，并于沿海地区建“凑”立“馆”，成为所谓的“道南十二馆”。其中，位于函馆附近的志苔馆发掘出越前和能登烧制成的大瓮，以及多达三十七万枚的钱币。据推测，掩埋的时间大约在十五世纪前半叶，因此，这里也被认为与东亚世界的形势有所连动。

从空中俯瞰的志苔馆遗迹

在此之前，十二世纪虾夷岛与奥州地区的交流对象是奥州藤原氏，而藤原氏灭亡之后是从十三世纪后半叶开始以津轻十三凑为根据地的安藤氏。安藤氏成为北条氏得宗被官（北条氏直属代官）后，主管虾夷岛的诉讼事务，并参与和阿伊努相关的交易。那个时候，北海道经过擦文土器文化后，逐渐形成独自的阿伊努文化，也曾在库页岛与蒙古交战。关于阿伊努的风俗，在描写信州诹访社的《诹访大明神绘词》中，将它区分为“渡党”“日之本”及“唐子”三类。

安藤氏通过和阿伊努交易，积累了很多财富。紧邻安藤氏根据地的津轻十三凑相当繁荣，拥有“关东御免津轻船”等特权的船只，行经日本海，与若狭湾的敦贺、小浜等地有贸易往来。经由这个航线运送到京都的鲑鱼和海带等物资，都是阿伊努的贸易品。镰仓末期安藤氏发生内乱，当时的纷争被带入幕府诉讼，但由于处理失当，幕府威信全失，这也是幕府灭亡的原因之一。

道南十二馆与十三凑

如此，经过南北朝动荡后，十四世纪末开始，远渡来到北海道的人口增加，最后这里终于建立起一座武士馆。一四二三年，津轻的安藤陆奥守向新任将军足利义量献上二十匹马，五千只鸟，两万贯钱，三十张海獭皮，五百捆海带，这可以充分说明这是通过与北方交易所得的财富。此外，一四三五年，若狭羽贺寺烧毁后的重建工程主要是由安藤康季负责的。

日本列岛的社会

在琉球和虾夷岛、津轻等地看到的日本列岛南北地带的新流通经济与港湾建设，广泛地与日本列岛各地的港湾建设和流通经济产生连动。

如前所述，从十三世纪后半叶开始，代表港口与旅馆的凑和宿等都市性区域在列岛各地出现，十四世纪末开始又有了新的发展。从日本国产陶器的出土分布状况可知，十三世纪后半叶开始流行常滑烧，而十四世纪后半叶开始则被备前烧的大瓮取代。

另一方面，位于伊势的安浓津（今三重县津市）开始建设伊势湾凑，而根据最近出土的报告，这里有十三世纪后半叶及十五世纪两个阶段的遗迹。一四一八年陪同将军义持前往伊势参拜的花山院长亲在纪行文《耕云纪行》中描绘了十五世纪安浓津的繁华景象：“当天晚上抵达安浓津，寄宿于念佛道场。此乃该国的一个城市，幅员辽阔，房屋数量亦多，值得一看。”

同样的现象在各地也都能看到。东京湾的武藏品川和伊势的大凑以海路相连，当时只要大凑的凑船来到品川就会进行热络的交易。接着再放眼濑户内海，从流经广岛县福山市的芦田川河底挖掘出的凑町“草户千轩”证实，这里也有十三世纪后半叶和十五世纪两个阶段的遗迹，其中十五世纪是最繁华兴盛的时期。

被一六七三年（延宝元年）的江户时代大洪水淹没的这片土地，从一九六一年开始持续发掘了三十年，结果从十五世纪的遗迹中挖出栅栏、沟槽，道路上划分的町割和町屋，大量的井和坟墓，白瓷、青白瓷等中国陶瓷器，备前与濑户等国产陶器，以及刀匠工具、漆器工具、日用品等遗物，从中可以看出每户家庭的生活情况。这些文物复原后，目前展示在福山市广岛县立历史博物馆。

草户千家町遗迹的复原照片

草户千家附近的尾道浦也是濑户内海的交通要冲，这里也挖掘出很多中国陶瓷器。不过，成为海外贸易基地，呈现快速发展的地方还是九州岛的博多。

在“应永外寇”（一四一九年）发生的契机下，镇西探题涉川氏积极开展对朝鲜的贸易，而支持这些商业活动的是宋金等博多商人。博多虽然曾因一三三三年镇西探题灭亡时的战火而一度荒废，但由于之后的重建被划分为城镇，以及通过日明和日朝贸易，呈飞跃式的大发展。“应永外寇”发生的第二年，在迎接朝鲜使节时，市街上开始建造大门，并朝都市形态的方向建设。

不仅前述列岛各地的凑，连内陆地区的宿也可看到发展，它们反映出这个时代日本列岛的富裕与和平。

第六章
流通经济与幕府政治的转变

洛中商人（图自《东北院职人歌合》）

1.武士的关系网络和守护

海盗的关系网

“应永外寇”爆发后的一四二〇年，朝鲜使节宋希璟为了处理外交问题来到日本，写下《老松堂日本行录》，记录了当时日本的景象。

宋希璟在航海途中，一直害怕遇到海贼。有一次在前往壹岐胜本时来了三艘小船，速度飞快如箭，引起犹如“海贼”出现般的骚动，船上人们随即打鼓、张旗，披甲备战，结果是误会一场，来的竟是博多商人平方吉久派来迎接的船。同样的，在博多附近的志贺岛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当时来迎接的是博多妙乐寺僧人派遣的船。

宋希璟一进入濑户内海领域，就像进入了海贼的巢穴，整个航行过程中都战战兢兢的，甚至担心回程中海盗也可能在等着行抢。当他抵达安艺蒲刈岛时，听说这里是海贼聚集、王命无法到达之地，所以幕府的护送船也不会来此地。宋希璟问此地如何维持和平与航行时，听说有东西海贼之分，只要从东边航行过来，船上载着一个东贼，西贼就不会伤害。相反地，从西边航行过来的船上只要跟着一个西贼，东贼也不会进行任何伤害。事实上，博多的平方吉久也是私下给了七贯钱后，才载着一个海贼过来迎接的。

中世东亚交流图

更有趣的是，听说蒲刈岛人来访，宋希璟一行让他们上船后，竟然发现身为僧人的海贼首领言行举止与“高丽”同乡无异，就连语言也可以沟通。不但如此，还听到那个僧人对人说：“从朝鲜来的那艘船没有钱物，接在后面过来的琉球船只载有很多宝物，就从那艘下手吧。”

从这些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出，海贼的活动范围非常广，彼此间还建立了关系网。同样是朝鲜使节的朴瑞生在九年后的一四二九年来到日本，他指出对马、壹岐、志贺、平户等地由赤间关以西的海贼管辖，而四国以北的灶户等地则由赤间关以东的海贼管辖。此外他还提及海贼的兵力数万，船不下千艘，一旦东西海贼合作就很难防守。

如上所述，此时日本的商品流通不是依赖中央的控制和秩序，而是分别借由海路上的海贼，或是陆地上的山贼等区域性关系网来维护。事实上，一四三四年接到幕府指示护卫遣明船命令的备后守护山名氏说，自己会命令备后的海贼村上氏，也建议幕府最好命令伊予、周防等地海贼保护归国船只。正因为已经形成这些多样化的武士关系网络，所以才确保了中央的秩序。

国人的一揆

武士的关系网络多以一揆的形式建立。

其中形式之一就是一族一揆。一三五一年十月由备后国山内氏一族十一人签订的一揆契约书即是采用“一族一揆”的形式，大家根据南北朝动乱所累积的经验，约定侍奉幕府，立誓共同商量后再行动。

至于一三五五年由纪伊国隅田一族二十五人签订的一揆契约书，则是关于根据地隅田庄镇守的隅田八幡宫的祭神费用，从中可以看到，一揆平常就是通过展现团队意识（一味连带）的神社凝聚团结的现象。

第二种形式是从一族的范围扩大到郡和国家，或者超越国家层级组成一揆。一三七七年由南九州岛的六十一名武士结合成的一揆，由萨摩、肥后、大隅、日向四国的国人联署，他们集体宣誓为将军家效忠的同时，还规定在签约的群众发生纠纷时，彼此协商，相互帮助。这种以国家或超越国家层次组成的一揆武士被称为“国人”，而南九州岛国人的一揆，主要由从京都来到九州岛的镇西探题今川了俊居中斡旋组成，所以其政治色彩较为浓厚。

但是，一三八四年缔结的肥前松浦党的四十六名武士签署的一揆只是平常交流的国人之间的契约，内容包括土地的处理、警察权、互相遣返逃亡下人等领土统治上的共同问题。此外，层级再往下，还形成一些规模较小的一揆。以松浦党为例，一三七三年由宇久、有河、青方、多尾一族计三十二人组成五岛列岛的国人一揆，以及一四一四年由宇久浦二十五人所组成的一揆，从中决定谁成为支撑一揆的永久主人。

这种国人一揆大部分会拒绝或对抗幕府任命的守护及其统治。例如，一四〇〇年信浓国国人对抗守护小笠原氏，以及一四〇四年安艺国三十三名国人因对守护山名氏的统治不满而结成一揆。为了强调相互平等的立场，这些一揆的契约书有时会像一四一〇年陆奥相马五郡的一揆那样，采取“伞连判”形式，由国人以圆往外放射状签名联署。

守护统治的展开

守护虽然受到国人一揆的抵抗，但却扩大了国内的统治权。如借由掌握过去国司所掌握的国衙领地，以及获得没收所领权限，扩大守护领地。同时，还接受幕府赋予的运用各种名义向国内田地赋课或征收段钱[1]的权限，给予国人半济的权限，并以此为基础扩大了统治权。他们还参与代行代官职责，负责管理庄园领主的年贡，对于不缴纳年贡的庄园领主则向其施压，由守护担任收取年贡的中间人。

换言之，守护利用幕府和庄园领主的权威和权限对所属藩国进行统治，然而多数情况都是自己留在京都，藩国内的统治委托“代理守护”，因此造成守护与藩属国人的主从关系几乎没有得到加强。

尽管如此，守护之所以能够掌握很多财富，主要是因为在产业的发展与流通的扩大中获得的利益颇丰。而作为书信模板编纂出版的《庭训往来》，在江户时代被当作寺子屋的教科书使用，由于它成书于这个时代，所以对于前述守护的既得利益状况有详细的记载。

例如，书中记载，如果收到领地，应该如何进行农耕，应耕种的稻子和杂粮种类，以及宅邸的建造问题。不但如此，书中也阐述了使市町繁荣的道路铺设法，以及召集商人、工匠、演艺人员的必要性。紧接着又列举这些商人的种类和各国的特产，并说明应以公事及上分[2]等租税形式对买卖所得课征租税的问题。

上缴的特产广泛地涵盖各藩国，守护从中获取利益。如除了加贺、丹后、美浓、尾张的各种生丝织品外，还有信浓的布，常陆的绸，上野的棉，上总、武藏、佐渡、伊势等地的马具，伊予的帘子，赞岐的圆草垫和檀纸，播磨的杉原纸，备前的太刀，出云的锄头，甲斐的马，长门的牛，奥州的金，备中的铁，越后、隐岐、周防、近江等地的水产，土佐和安艺的木材等。

对此，幕府原本经常向这些守护临时课役，但逐渐从着眼于商业课税，改向商人直接课征固定的租税。

注释：

[1]为日本中世临时租税的一种。幕府、朝廷、领主及守护等需要兴建寺院或宫室修理等费用时，临时依土地面积（段别）向特定田地征收费用的方式。

[2]公事主要包含政务仪式、民事诉讼及缴交土地特产的租税赋课等语意，此处应为缴交土地特产之意，而上分则意为将一部分所得利益供养给神佛或转变为年贡。

2.惣的形成、村与町

村里的惣

宋希璟在《老松堂日本行录》中也记载了当时日本村落的景象。他在摄津尼崎住宿时写下一首吟咏日本的诗歌，当中提到日本一年耕种三季，农家在秋天耕田播种大小麦，翌年初夏收割后栽苗种，初秋收割稻米后播种荞麦，初冬再播种麦子。

虽然，我们知道水稻和麦子两种作物两季耕种普及开始于镰仓时代，而一二六四年镰仓幕府曾向备前及备后国下令不再征收麦子的年贡，但到了十五世纪农业向三季耕种集约化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此时已经确实做好希璟所说的用水管控，亦即只要河流堵塞就会变成水田，将水放出就会变成旱田的原则。

镰仓后期开始集结的具有同村意识的村落，到了这个时期已经形成所谓“惣”的自治团体。位于近江琵琶湖北岸的菅浦全体村民一三三五年都获得了可向朝廷进贡麦子和鲤鱼的供御人[1]身份，并建立平等关系；七年后更进一步分配村里的共有土地；于一三四六年制定所谓“所之置文”的规章，禁止共有土地买卖，如有违反则禁止出入“惣”。

如此，菅浦就建立起所谓惣的自治团体，其指导者为“乙名”，其名称出现于十四世纪末左右。乙名制定“惣庄置文”，确立惣的规章，并与琵琶湖南岸的坚田争夺渔场，因此须前往上洛和领主交涉，并请附近地头作“仲人”居中调停，但也表明了不惜动用武力的态度。乙名的编制为二十人，当时也成立“地下请”，由惣负责菅浦的年贡与公事[2]等租税收取。

总而言之，惣这个自治团体本身既具有执行武力警察权（自检断[3]），又拥有共有土地，须制作与保管村里必要文书，有时甚至会因制作假文书而陷入诉讼，但其中已建立了紧密的组织关系。

另外，通过与周边村庄的斗争，自治团体之间也建立了合作关系。如京都近郊的山科成立了所谓山科七乡的组织，而伏见庄一带也成立了名为伏见九乡的组织。这种联盟的核心是镇守的神社，这里定期会举行猿乐能剧演出，费用由村民和土豪负担，而通过镇守神社也形成很多“座”的组织，如被称为宫座的组织。

注释：

[1]供御原本为天皇饮食之意，所以贡纳食品给天皇的人即称为供御人，但之后也演变为具有交易或贩卖独占特权之人。

[2]意指缴纳的土地特产。

[3]指为维持集团内部秩序，于私人集团内部行使刑事裁判权或警察权之意。

町之惣

村里的惣的形成和发展，与都市内惣的形成是并进的。如《庭训往来》中所说的“京都町人”表明，都市已经以町为单位。再者亦如京都祇园神社门前的境内（院内）及八条院御所遗迹的八条院町等地所见，都市领主已经开始关注都市内住户的热络经济活动，因此庄园领主开始征收房地“地子”（使用费），而从朝廷取得京都统治权的幕府也在十四世纪后半叶，配合每户“间口”[1]宽度开始征收“地口钱”[2]。

相对地，住户以两边为单位，通过两边包夹道路的方式加强彼此联盟，逐渐组成“町”，称作“两侧町”。如果道路是东西向的话，就以南北相对联结，面向道路的北侧叫作北颊，面向南侧则叫作南颊；如果是南北走向，“町”就由东西两颊构成。

一四一八年七月，谣传三井寺僧众将袭击位于五条东洞院的因幡堂，由于三井寺管辖寺院（末寺）的因幡堂背叛，所以才计划袭击，破坏僧坊。由于这个传闻，担任京都警备的所司一色氏积极投入防卫，附近町人也不分昼夜守护因幡堂。由此可知，町人也建立了自卫组织。

祇园社的祇园御灵会祇园祭也在此时期以上述的町为单位，推出山鉾等花车及巡游节目。任职于宫中中务省的大舍人值宿的诘所遗址（值勤室遗址），由纺织工匠在这里聚居，主要生产《庭训往来》中记载的“大舍人绫”名品，间接在那里形成大宿直町，于祇园祭中推出所谓的“大舍人笠鹭鉾”。另外，《庭训往来》中还记载了京都的“六条染色物”“猪熊藏青色绀”“大宫丝绸”“乌丸乌帽子”“室町伯乐”等名品，人们在祇园祭中分别以町为单位，推出山鉾。

注释：

[1]土地或房子紧邻道路的正面宽度，亦即门面的宽度。

[2]日本镰仓与室町时代的临时租税，主要以土地或房子门面宽度为基准所赋课的费用。

京都的发展

充分说明京都这种发展的是记载一四二五年至一四二六年洛中、洛外酒屋所在地的名单。从其分布状况来看，洛中的西边从大宫大路到东边京极大路、东朱雀大路，南边从七条到北边花之御所，几乎到处都是酒屋，相当密集。特别是其中四条周边可以看到很多，这些又都与负责推出山鉾的市町重叠。此外，祇园社、北野社、建仁寺、清水寺境内，甚至在大宿直町也都能看到酒屋。

以大宿直町为例，除了酒屋多达八家外，还有两家土仓，这些酒屋和土仓充分体现了京都的都市发展。土仓及酒屋迅速成为经济中心是从一三九三年义满给予丰厚保护的时候开始的。这一年颁布的土仓与酒屋法令也在一四〇八年义满去世后重新颁布。不但如此，之后在一四三二年及一四六〇年也都不断重复颁布，由此可见该法令的重要性。

这个法令不但取消了效劳于寺院和领主的土仓与酒屋的免课役特权，同时还规定土仓与酒屋由众中集团负责幕府的课役缴纳，并且收取的六千贯额度用于幕府的政所费用，免除其他临时课役，土仓和酒屋成了幕府的重要财源。

室町幕府成立时制定的《建武式目》第六条阐述了土仓形成的概况，可见幕府很早就提出了土仓的保护政策，因此幕府的课役及课税变得容易，同时也说明土仓已有同行集团组织，从而征收缴纳也成为可能。该集团就是被称为众中的集团，之后被称为土仓方一众。由此可知，这原本是为了相互融通土仓资金的集会，却让土仓之间建立了联络网。

如此，进入幕府统治下的土仓和酒屋得到幕府的大力保护后，除了出借资金给生产及商业领域，帮助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外，同时也借由丰富的资金成为庄园代官，负责年贡，从中获得偌大的利益。

一四二五年制定的法令规定，禁止洛中与洛外的酒屋、土仓使用寺院的权力和武力强行讨债，并且要求今后向幕府提出诉讼须服从其判决结果。换言之，幕府在禁止土仓和酒屋强行索取债权的同时，也试图替代寺院来保护土仓和酒屋，而这也说明土仓和酒屋正是当时京都发展的象征。

3.杀害将军

将军的专制政治

将军义持死后，新任将军义教只身进入幕府，但他并没有轻易听从重臣们的意见，而在重臣之外找到了权力的基础，即所谓右笔方的奉行人[1]，以及评定众、申次众[2]等亲信集团。义教直接咨询右笔方和评定众，让他们提出意见，并通过顾问醍醐寺的满济牵制重臣们，借此展开专制的统治。

然而，重臣们也没有阻止义教专制的力量。因为当初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将军，签意为神明的旨意，这也表明，重臣们无法通过协商的方式决定将军的任者。这个机制是有缺陷的。

义教以义满为典范。他认为称光天皇去世后没有继承人，则拥立伏见宫贞成亲王的儿子，让后花园天皇登上王位，以此介入朝廷，并恢复日明贸易。义教的外交主张具有屈辱性，但是外贸中的获益让外交具有了活力。一四三二年重新开启贸易的第一任船长是商人西忍，主要出口的商品是硫磺、铜、太刀等，而进口的商品则是生丝和各种唐物。据说义教将后花园天皇迎接到室町殿御所时，当时装饰在御所会所里的唐物就超出一百多件，豪华程度着实令人吃惊。

将唐物收集展示的人是号称能阿弥的隐士，他负责管理并且装饰幕府将军的藏品。

义教不断介入大名的家督继承，削弱大名的权力。除了细川氏以外，几乎介入所有的实力派大名家中，严厉责备轻微的过失，处分朝廷大臣及武将，制造“万人恐怖”的氛围，甚至到了被称为“恶御所”的地步。一四三五年义教镇压不断强诉的山门僧众时，延历寺根本中堂起火被烧毁。

注释：

[1]简单地说，奉行人是指受上级命令执行政务的人。历经镰仓幕府至室町时代，奉行人的家被固定化后，形成了一个支撑幕府体制的官僚集团，亦即所谓的右笔方。

[2]主要负责安排地方武士与幕府将军会面及处理幕府杂务的官员。

全天下的土民暴动

改朝换代发生于一四二八年（正长元年），被称为“全天下土民暴动”的德政一揆暴动，震撼了专制的幕府。

暴动以要求“德政”为口号，破坏酒屋、土仓、寺院等地，夺取仓库内物品，强迫借款销账等，奈良兴福寺僧人在《大乘院寺社杂事记》中写道，日本开天辟地以来，“土民蜂起”此为首例，“亡国之基”莫过于此。

兴福寺僧人之所以会这样写，是因为“土民蜂起”不仅波及京都，还波及其他各地。在奈良，为了回应这个暴动，管辖奈良兴福寺的大众们召开会议，决议发出德政令，只要归还所借款项的三分之一，土民们就可取回抵押品和钱。另外，在奈良东北的柳生乡山顶的地藏像上的刻字显示，正长元年以前的负债作废，由此可知在柳生等四个乡镇也实施过德政。

据说暴动源自近江坂本的“马借”（以马为工具的运输业者）”。就像《庭训往来》中所提及的“大津、坂本的马借”一样，他们往返于琵琶湖和京都之间的道路，负责运送，而酒屋、土仓及寺院给他们融资。随着融资不断累积，贷款越来越多至债台高筑，再加上此时将军更替，毁约的冲动瞬间爆发，经由人际网络扩散，信息也瞬间传遍开来。

《庭训往来》中除了“大津、阪本的马借”外，同时还举出“鸟羽、白河的车借”、“淀、河尻的刀祢”[1]、“室、兵库的船头”等京都周边的交通业者，前面所提信息就是由他们传到播磨的。在播磨，不仅发生暴动，当地土民还打算将武士赶出播磨藩国而攻击藩国内的武士，导致诸庄园的代官和守护方的军兵丧命或是被赶走。

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社会、经济、政治是由各种关系网络建构起来的，信息瞬间扩散，土民动向一下子就左右着幕府将军的命运。换言之，将军的经济是通过酒屋与土仓，直接与民众经济连在一起的。

京都的暴动由管领镇压，播磨的暴动在守护赤松氏的镇压下终于平息，但在此之后，幕府和大名却被德政一揆左右，陷入反复摇摆的地步。

注释：

[1]随着时代不同，有庄官、主典以上的长上官、行政机关的下级职员、村里及保的实力派人士、神官或神社领土内的实力派居民及船夫等语意，文中多与运输业者相关，故采用以在河川内从事人员运送的船夫之意。

专制和杀害将军

义教重新采取保护和控制因德政一揆遭受打击的土仓，并以建构强有力的专制体制为目标，但也因此与管领以下的大名形成对立而开始进行镇压。特别是作为将军参谋、扮演遏止义教暴行角色的满济去世后，遏止机制就此消失。取而代之，整个矛头也就指向了关东的公方持氏。

由于持氏原本期待义持死后成为将军，因此对于义教成为将军继承人一事甚是不满，不但没有派遣使者向新将军祝贺，就连年号也没有更改为永享，还是坚持沿用旧有的年号表示反抗，其中对于义教以“富士游览”之名前往骏河游览尤为不满，一四三四年持氏向镰仓鹤冈八幡宫献上血书愿文，发誓要打倒“诅咒的怨敌”。

如此，持氏从一四三七年出兵信浓国开始，与幕府的对立就出现白热化。翌年即一四三八年（永享十年）嫡子元服时，持氏未接受将军名字的赏赐，结果造成持氏与劝告他的关东管领上杉宪实的对立，在宪实退到上野后，持氏竟然出兵讨伐。宪实只好向幕府请求支持，结果爆发了“永享之乱”。

本次争乱幕府军获胜，宪实为持氏请命，但持氏最终还是在义教的命令下自杀。而且，义教乘势于一四四〇年暗杀一色义贯及土岐持赖，翌年又驱逐了畠山持国，将守护大名一一清除。

另外，一四四〇年，关东下总豪族结城氏朝拥戴持氏遗孤，与关东管领上杉宪实对抗，引发战乱，一四四一年（嘉吉元年）义教投入大军镇压，史称“结城合战”，但在庆祝战争胜利的宴会中，将军被杀害。据说这是一名恐惧义教的守护大名，利用播磨守护赤松满佑邀请将军莅临宅邸，伺机于猿乐能剧演出时刺杀，这就是所谓的“嘉吉之乱”。

据说，当时在场的管领以下都仓皇逃出，无一人在御前追随将军自杀，也无一人追杀流落到播磨藩国的赤松。事后有一位贵族感叹道：“将军如此犬死，自古以来未闻其例。”

这不禁令人想起镰仓将军实朝被杀害的事件。当时有大量的御家人出家，不久也在此契机下，幕府转变为御家人联合的武家政权，然而这位嘉吉将军的“犬死”却意味着御家人联合体制的名存实亡。不但如此，将军被暗杀后，体现在将军身上的整个权威体系也随之崩溃。

之后会出现怎样的社会呢？不但京都的公方没有权威，就连关东的公方也失去权威，因此社会就往以下克上[1]的时代转变。扩展到日本列岛，覆盖列岛的关系网持续演变，但政权却发生了动摇。

注释：

[1]意指室町时代身份地位较低者以武力打倒身份地位较高者的社会混乱风潮。例如，足利义澄将军被细川政元管领驱逐，细川氏被家臣三好氏夺取权力等。

结语

本书着眼于一一六七年平清盛担任太政大臣到一四六七年发生“应仁之乱”间的三百年历史，从中特别探讨源赖朝举兵（一一八〇年）至足利义教遇害（一四四一年）时期的历史。

虽然这是武士切实掌握政权的时代，但同时也是民众崛起的时代。这个时代对于神佛的信仰具有很大的意义，特别是在文化层面上，神佛信仰的地位非常高，不知各位读者是否掌握到这一点。

但是，武士的时代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持续进入“以下克上”的时代，再经过战国大名群雄割据，往武士统一政权的时代前进。在此，让我们看看年表，这样或许就可以了解本书所说每隔一百年就会出现很大变动的意义。

日本社会每一百年的变化

为何会像前面所言，每隔一百年就会发生重大变动呢？日本社会和包含日本的东亚世界也许都有百年一循环的周期现象。不但如此，一五六八年往后推一百年后的一六六〇年代是江户幕府确立幕藩体制的时期，接着再往后推一百年后的一七六〇年代幕藩体制开始动摇，持续再往后推一百年后的一八六八年则是明治维新，日本开始探索近代国家的建立。

由于明治维新受西欧世界的影响很大，所以，此后日本与西方的百年周期交叉，而日本维新后的一百年则是一九六八年。那是怎样的一年呢？实际上，这个时期与今天的巨大变动紧密相关。例如，由于经济快速成长，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请大家思考看看，除此之外，还发生了什么变化。其实探索历史就是学习过去，展望未来。

然而，话说回来，武士的时代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而这也充分说明武士就是引领日本近代以前社会的主要人物，其影响在各种层面上的意义都颇大。然而，一旦发生变故，很多人会诉诸武力，或是在武力面前束手无策、跪地求饶，这些或许都可说是武士的一些负面传统。

不过，提到武士就只想到武力的观念是否恰当？毕竟，我们也不能忘记，武士也曾努力想运用武力建立祥和的社会。不可讳言，还是有人会批评蜕去武士身份，成为圣者进行活动的人，甚至也有人洞悉武术，建构新伦理。当然，也有民众通过武力，实现自我目的，这些事实都不容忽视。

即使是现在，用武力解决问题有时也不可避免。敬请大家留意出现在本套书中的武士动向。

参考文献

为了提供详细阅读中世时代的相关书籍，中央公论新社及小学馆分别发行了日本通史系列。以下谨提出影响作者较深的图书以供参考。

石井进《镰仓幕府》 （中公文库，一九七四年）

佐藤进一《南北朝的动乱》 （中公文库，一九七四年）

石井进《中世武士团》 （小学馆，一九九〇年）

网野善彦《蒙古袭来》 （小学馆，一九九二年）

以下为新书中可供阅读的书籍：

胜俣镇夫《一揆》 （岩波新书，一九八二年）

今谷明《室町的王权》 （中公新书，一九九〇年）

网野善彦《日本社会的历史》 （岩波新书，一九九七年）

村井章介《中世倭人传》 （岩波新书，一九九三年）

以下为作者出版的著作：

《镰仓和京城》 （小学馆，一九九三年）

《中世的语言和绘画》 （中公新书，一九九〇年）

《藤原定家的时代》 （岩波新书，一九九一年）

《武士与文士的中世史》 （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二年）

《杀生与信仰：武士的探索》 （角川选书，一九九七年）

年表

1068年 （治历四年）后三条天皇即位

1069年 （延久元年）延久时期的庄园整理令

1156年 （保元元年）保元之乱

1159年 （平治元年）平治之乱

1167年 （仁安二年）平清盛成为太政大臣

1179年 （治承三年）清盛政变

1180年 （治承四年）以仁王之乱。福原迁都。源赖朝举兵。平氏火攻南都

1181年 （养和元年）清盛去世。养和饥荒

1183年 （寿永二年）平氏落败。寿永二年十月宣旨。法住寺合战

1184年 （元历元年）木曾义仲灭亡。一谷之战

1185年 （文治元年）屋岛之战。坛之浦之战（平氏灭亡）。设置守护与地头

1186年 （文治二年）确立地头制度

1189年 （文治五年）奥州藤原氏灭亡

1190年 （建久元年）赖朝上洛

1191年 （建久二年）建久新制度

1192年 （建久三年）后白河法皇驾崩。赖朝成为征夷大将军

1195年 （建久六年）东大寺大佛殿供养。赖朝进京（上洛）

1199年 （正治元年）赖朝去世

1203年 （建仁三年）比企氏之乱。源实朝成为将军

1205年 （元久二年）《新古今和歌集》成书

1206年 （建永元年）铁木真成为成吉思汗

1207年 （承元元年）法然被流放

1212年 （建历二年）建历新制

1213年 （建保元年）和田合战

1219年 （承久元年）源实朝被暗杀。藤原赖经到镰仓

1221年 （承久三年）承久之乱。后鸟羽上皇被流放。设置六波罗探题

1225年 （嘉禄元年）北条政子去世。北条泰时整顿幕府评定制

1231年 （宽喜三年）宽喜大饥荒

1232年 （贞永元年）制定御成败式目（贞永式目）

1246年 （宽元四年）宫骚动。后嵯峨上皇制定评定制

1247年 （宝治元年）宝治合战

1249年 （建长元年）北条时赖制定幕府引付制。创建建长寺

1252年 （建长四年）宗尊亲王成为将军

1253年 （建长五年）日莲创立法华宗

1258年 （正嘉二年）高丽臣服蒙古

1261年 （弘长元年）弘长新制

1266年 （文永三年）宗尊将军返回京都 （归洛）

1268年 （文永五年）蒙古国书到来

1272年 （文永九年）后嵯峨上皇驾崩（皇统开始分裂）

1274年 （文永十一年）文永之役

1275年 （建治元年）阿氐河庄农民用假名书写诉状

1279年 （弘安二年）宋朝灭亡

1281年 （弘安四年）弘安之役

1284年 （弘安七年）北条时宗去世。弘安德政

1285年 （弘安八年）霜月骚动

1286年 （弘安九年）龟山上皇改革评定制

1293年 （永仁元年）设置镇西探题

1294年 （永仁二年）元世祖（忽必烈）驾崩

1297年 （永仁五年）永仁德政令

1299年 （正安元年）《一遍圣绘》完成

1311年 （应长元年）北条贞时去世

1317年 （文保元年）大觉寺统与持明院统的交涉（文保和谈）

1318年 （文保二年）安藤氏之乱

1321年 （元亨元年）后醍醐天皇亲政

1324年 （正中元年）正中之变

1331年 （元弘元年）元弘之乱

1333年 （元弘三年）六波罗探题与镰仓幕府灭亡。建武新政

1335年 （建武二年）中先代之乱。足利尊氏举兵

1336年 （建武三年）建武式目的制定。后醍醐在吉野建立南朝

1339年 （历应二年）后醍醐驾崩

1349年 （贞和五年）足利基氏成为镰仓公方

1350年 （观应元年）观应之乱

1358年 （延文三年）尊氏去世

1368年 （应安元年）应安半济令。明朝建立

1372年 （应安五年）琉球中山王察度向明朝进贡

1378年 （永和四年）足利义满建造花之御所

1379年 （康历元年）管领细川赖之失足落败

1391年 （明德二年）明德之乱

1392年 （明德三年）南北朝合一、朝鲜王朝建立

1393年 （明德四年）赋课土仓、酒屋租税

1397年 （应永四年）义满兴建金阁

1399年 （应永六年）应永之乱

1400年 （应永七年）世阿弥完成《风姿花传》

1404年 （应永十一年）日明勘合贸易开始

1408年 （应永十五年）义满去世

1416年 （应永二十三年）上杉禅秀之乱

1419年 （应永二十六年）应永外寇

1428年 （正长元年）足利义持去世。正长德政一揆

1429年 （永享元年）尚巴志建立琉球王国

1438年 （永享十年）永享之乱

1440年 （永享十二年）结城合战

1441年 （嘉吉元年）嘉吉之乱

1467年 （应仁元年）应仁之乱

版权信息

书名：战国时期（岩波日本史第五卷）

作者：【日】今谷明

译者：吴限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06-01

ISBN：978-7-5133-3884-4

目录
CONTENTS

序言

第一章 乙名清九郎

1.公议与德政令

2.村自治

3.幕府和守护的博弈

第二章 应仁、文明之乱

1.王法、佛法的破灭

2.畠山义就和赤松政则

3.国一揆的浪涛

第三章 战国大名的世界（西国）

1.战国时期的开启

2.战国女大名——赤松洞松院尼的领国

3.何谓战国大名

4.对铁和木材的争夺——尼子与三好氏

第四章 战国大名的世界（东国）

1.伊势宗瑞征服伊豆与相模

2.周游列国的艺术家们

3.师出有名——伊达、上杉与今川氏

第五章 一向一揆和统一战争

1.暴动的时代：法华一揆和一向一揆

2.信长上洛到石山之战

3.信长的野心与受挫

第六章 关白政权和惣无事令

1.从小牧、长久手到小田原

2.太阁检地与身份制

3.海外形势和禁止基督教

4.大陆扩张路线的受挫

结语

参考文献

年表

丰臣秀吉操练图

上杉谦信与武田信玄对战图

序言

立于城郭上的思考

本卷以一四四一年，足利义教将军被家臣谋杀的嘉吉之乱为开端，到一五九八年，一统乱世的丰臣秀吉逝世为止，记述了大约一百六十年的历史。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通常被称为日本的战国时期。

日本的战国时期，如历史所记载，实为乱世。该时代，日本中世的社会结构摇摇欲坠，政治上的地方分权日益加剧，但同时也孕育着统一的契机，一个全新的近世社会即将从中诞生。因此，可以说战国时期是一个充满阵痛感的时代。

通过电视剧或者历史小说，读者朋友们对战国时期相对比较熟悉了，并有着各自不同的感悟。很多朋友也许已经参观过日本的古战场和天守阁。但如果想要更加真切地感受那个时代的氛围，推荐大家还是伫立在中世城郭遗址上去体味。

所谓的中世城郭，是在白壁的中央望楼建成以前，也就是大约十六世纪中叶以前建立的城墙，但到了江户时代就已失去其军事上的作用，被作为废城一直弃用至今。像这样的废弃城墙在日本的某些县多达数千座，也许在各位日本读者家附近就有。最近有此类遗址的向导书或者分布图出版，咨询一下当地的文化遗产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他们就会提供相关信息。这些城郭与江户时代城下町的城墙不同，多建在半山腰或高地。如果站在土堡（土石堆砌的堤防）、土桥和曲轮[1]上环顾四周，也许你会不由得追问：作为筑城者的守护代[2]、郡代[3]还有战国的武将们为何要建立这样的城郭？

其实，这些分布于全国的众多中世战国时期的城郭遗址，无非是当时统治者驱使工匠大肆修建的结果。像这样如此大兴土木，在日本历史上也只有古坟时代能与之匹敌吧。哲学家上山春平正是从古坟与战国城郭的比较来思考日本史的。然而，作为历史的遗迹，古坟出现于日本国家的创立期，而战国城郭建设于国家的整合期。

二者共同之处在于，除了北海道和冲绳，城郭遗迹几乎散布于全国各地（如果算上阿依努的土寨、琉球的城郭的话，则覆盖到全国），都是徭役百姓的大型土木工程。另外，古坟时代的结束和战国城郭时期的终结都体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特征，即同律令制国家、德川氏统治的幕藩体制国家一样，彰显了强烈的中央集权特色和国家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古坟不属于军事设施，主要用于埋葬达官贵人，虽没有军事筹谋的设计，却是权力的象征。在这一点上，二者有共通之处。笔者以为，散见于全国的这些中世城郭是应仁之乱后地方分权化的结果，作为遗迹，它是群雄割据向织丰政权统一过渡的时代产物，也是本书所述的那段历史的象征。

划时代的历史

从世人的生活变化，即生活史的视角审视，战国是一个给日本带来巨大变化的时代。我们试着从人们的生活变化，亦即生活史的视角考察。所谓生活无非就是衣、食、住等。首先看一下日本人的衣着服饰，也就是“着物”。衣服的材质一般为生丝、麻和棉，正如柳田国男在其所著《木棉以前的事》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应仁之乱后，由于棉花的种植得到普及，普通人也能够穿上棉制的衣服。比起麻的通气性，棉的柔软亲肤性更获得人们的青睐，对棉花的需求自然大为增加。以此为契机，通过倭寇或日韩贸易，还有朝鲜国王的赠予，朝鲜半岛生产的棉花大量流入日本，朝鲜半岛棉花大幅增产。到了十六世纪，随着中国生产的棉布的进口，加之，日本又重新开始种植棉花，棉织物的使用不仅扩大到庶民阶层，而且被用到军事领域，提高了当时步兵装备的质量。

在衣服的面料方面，当时用于旅行时穿着的道服也开始成为现在所使用的和服的外褂。那个时代的普通百姓，无论男女，也都穿上了用于劳作的小袖子衣服。另外，一种不需要穿着和服裤裙，只需要将上衣延长的服装，以及在女性间流行的穿小袖的着衣风格也在那个时代出现了。

其次是饮食方面的变化。直到日本的南北朝时期，除一部分体力劳动者一天吃三顿饭之外，普通日本人一天只吃两顿，因此当时也把饮食称为“朝晚”。受寺院吃果子、点心等的时间安排影响，从室町中期开始流行一日三餐，到江户时代吃午饭的习惯被确定下来。在大米还未完全成为主食的时代，与公家蒸饭方法不同，当时的武家更喜欢用文火煮米饭，这种煮食方法也普及到了民间。副食方面，连京都的公卿贵族都开始食用沙丁鱼，应仁之乱后，食用猪、鹿等动物肉在公家阶层也变得极为普遍。生食、炖煮、煎炒等基本的烹饪方法，以及味噌汤、酱油等调味料也都开始出现了。总之，日本料理的基本形式在这一时期得以完成。

最后是居住和生活方面，公家与武家的居所在筑造上出现了融合和一体化的趋势，会客厅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武家的房屋设计多是由一个个独立的小房间构成，自天花板出现以后，各个小房间都被铺上了榻榻米。而在此之前的时代，房间里仅仅铺着木板而已，榻榻米只被作为寝室和接待客人之用，有时房间的隔板不够了，也会用榻榻米来遮掩。

随着用于顶棚和檐廊的木板被广泛使用，木材的制造开始盛行。从十四世纪末开始，用于伐木的被称为“二人挽”的大型锯子也被用于寺院等建筑场合。到了战国时期，一种很薄的木板也被大量生产和销售。其实在南北朝之前，日本并没有薄木板，主要因为当时的伐木工具只能处理较厚的木板而已。因此，这些变化大概可以称作“材料革命”，它们的出现给日本的居住史带来新的变化。

总而言之，日本国民的生活方式在应仁之乱后发生了很大改变，大概一直到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日式的生活方式才被完全固定下来。诚如中国学研究大家内藤湖南所言“应仁之乱前无日本”。细思量，此言不虚。

注释：

[1]中世时期由土石、壕沟等围筑成的用于区别宫城内外的场地，一般具有防御和预警作用。日语也写作“郭”。（全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2]守护代为守护大名在地方设立的代替自己管理土地的官员。部分的守护代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开始取代守护大名，比如织田信长即为此类。

[3]官职名，主要代替领主负责所辖领地税收、军事、司法等的地方行政官。

第一章
乙名清九郎

滋贺县伊香郡西浅井町菅浦町鸟瞰图（熊谷武二摄）

1.公议与德政令

起义军占领京都七口

大纳言万里小路时房虽身居要职，但因所属的土地多被武士剥夺，一时成为贫穷的公卿。

一四四一年（嘉吉元年）九月三日，大纳言万里小路时房被一声震破门扉的吼声惊起，仿佛几千人呐喊一般，声音从河崎的观音堂和河东的吉田边方向传来。平日里偶尔也能听到观音堂里传来晨钟的声音。因为那喧闹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整日喧嚣，不得安宁。此景让他不禁想起十三年前的那次骚乱。那虽是一场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但起义军一度封锁了大寺院，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提及此事，还要回顾一下同年六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嘉吉之乱前后发生的事件，即守护大名将幕府将军斩首事件。

该事件发生后给京都带来巨大冲击。事件的始作俑者赤松满祐在播磨坂本城集合了分国的军事力量，发动了反幕府的叛乱。幕府方面迅速组建了由管领细川持之为中心的讨伐军。并且讨伐军还得到了赤松满祐的邻国大名山名势力的支持。细川与山名联军成为幕府军队的中坚力量。由于联军全部奔赴播磨讨伐叛乱，结果导致京都军事守备空虚。京都周边的武士、土豪及百姓等势力窥探到京都守备空虚后，趁机发起了要求幕府实施德政令的起义运动。十三年前的一四二八年（正长元年），被称为“自日本开辟以来，农民起义之始”的正长农民起义也是乘伊势守护北畠满雅发动叛乱之际而发动的。诸如此类，可以说，趁京都权力空虚之机而发生的农民起义构成了室町时代农民运动的一大历史特征。

而这次发生于近江的起义，声势更为浩大。由于衙门守备不足而无力镇压，当天，起义军就占领了京城内外主要的寺庙和神社。迫于形势，政府不得不封锁通往都城的七个街道路口。据记载，此次起义军有三万人之众。

九月五日，起义军又占领了京都南面的东寺，随后要求新将军足利义胜颁布“德政令”，免除赋税，如若不然，起义军将烧毁寺庙。害怕战争的僧侣们施展各种安抚手段，极力避免刺激起义军。九月九日重阳节之时，僧侣们还特地向起义军敬献了酒水果品等。

不久，起义军又占领了京西的天龙寺、上桂庄（桂川以西的山城葛野和乙训郡）等地。幕府愈发担心守备不足会受到攻击，图谋把财产向京城中部转移，但被起义军阻止。对当时的幕府而言，即便受到“嵯峨町被焚毁，天龙寺付之一炬”的威胁也是束手无策。

幕府放弃镇压

为此，京都的仓库行会[1]不惜以千贯钱财贿赂细川持之，请求政府出兵镇压。九月五日至十日，管领细川持之召集大名和重臣商讨镇压事宜。守护河内和纪伊的畠山持国以幕府军备不足为由强烈反对出兵镇压，结果镇压一事不了了之。持之只好将受贿之资返还众人。畠山氏反对出兵镇压的真实动机实际上是因为正长元年（一四二八年）以来，近十年间，他也兼做山城的靠山，西冈地区的国人、土豪等人都是他的家臣。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起义的罪魁祸首大都是畠山氏的家臣，一旦镇压将会削弱畠山一族的势力。

得知幕府毫无镇压的决心，起义军气势更加高涨，于九月十日攻陷了木山城，直指京都。对幕府而言，形势已变得十分严峻。九月十二日，幕府被迫以统帅兼山城守护京极持清[2]的名义，在山城地区颁布了“德政令”。

“德政令”颁布之后，京都方面立即执行政令，要求债主或债权人将仓库、酒肆等抵押凭证返还给债务人，或者消除债务。政令对广大农民而言是利好消息，但有钱有势的人却因债务契约强行被废而遭受巨大损失。据现存的史料记载，把债务完全一笔勾销的情况是相当少的，在多数情况下，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都会进行交涉，其结果通常是债权人妥协，债务人只偿还一半的债务。对于债务人来说，把之前的债务一笔勾销虽然是好事，但今后如果因此借不到钱，他们也会很困扰。现实中，当事者之间若是走到了债务毁约这一步，就会有很多麻烦事了。在当时，土地买卖大体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永代卖”（类似于现在的“卖却”），另外一种是称为“年季卖”的有期限的出卖方式，在一定期限内付清贷款的话就可以得回土地。面对一律要求毁约的“一揆”[3]这方（债务人），“土蔵”这方（债主，债权人）奋起抵抗，坚决强调说，“永代卖”毁约，实在让人苦恼。像这样的纠纷，在各地都发生过。于是，大概九月末的时候，一揆方向幕府提出，要求制定“委细之制符”，也就是细致地对每件物品的交易是否可以毁约做出规定。翌月（闰九月）三日，幕府让朝廷的太政官辩官局调查永代卖与年季卖的先例，由此可见，幕府已经决定发布“委细之制符”，相当于九月十二日发布的“德政令”的实施细则。

于是，闰九月十日“德政诸条”公布了，共含九条。开头便对永代卖与年季卖做了相关规定，买卖后满二十年的土地应属钱主（债权人）所有，未满二十年的土地应当归还与本主（债务人，土地原持有者）。因为国人、土豪们放置未满二十年的土地，都可以通通无条件收回，可见这一法令对一揆方是非常有利的。综观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来龙去脉，不难看出，对于一揆方的要求，幕府的反应虽然说不上是诚诚恳恳，但也是酌情给予相当的照顾了。

嘉吉德政令条文（万里小路时房日记《建内记》一四四一年闰九月十二日条）

神社寺庙的抵抗

可是《委细之制符》颁布后，引起了诸多势力的不满，尤其激起了当时拥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神社寺庙势力的抵抗。以比叡山为据点的延历寺及其周边其他寺庙群起反抗，发起暴动。这些寺庙之所以反抗，是因为其中很多寺庙保有大量上交的年贡米、香火钱和滞纳金等钱物，在京都周边也购买了大量农地，但其中多数地产的所有权大都没有超过二十年，若根据新的规定，都将被剥夺。对于寺院的惊恐，某公家记载称“如果永久买卖被废除，神社寺庙既得的土地权益被收回，将导致寺庙势力瓦解。”（《公明公记》）为此，三塔的众寺僧蜂拥而起，奉日吉神谕纷纷涌入京城对幕府施压，迫于寺庙势力的强硬态度，幕府于闰九月十八日取消了之前的“禁止细则”（闰九月十日令），颁布新《委细之制符》。

这就是最终版本的“嘉吉德政令”。新“德政令”明确规定①诸神社所有物②祠堂钱财③永久领地④已判决所属的土地⑤捐赠土地等五种情况将不适用于该政令。与之前的版本相比，新的细则没有废除神社财物和永久领地的做法显然是考虑到神社的利益而为之。另外，根据①②⑤则保全了神社财产，最大程度遵从了自镰仓中期开始的“对施舍神佛之物，不得反悔”的民间惯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嘉吉德政令”是一个典型的中世法令。

各政治势力对“德政令”施加影响示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德政令”前前后后修改了三次，到闰九月十八日最终版的颁布，显然是来自各个阶层的势力相互博弈的结果。如果将不同阶段的众议对“德政令”施加的影响进行图示化，就如右图所示。事实也的确如此。每当新“德政令”公布之时，起义军方面就充分利用幕府军力不足的弱点，而对其施加压力。但是从结果来看，最终的“德政令”绝不仅是反映起义军一方利益，包括神社僧众、幕府阁老在内的各方势力集团的利益都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室町时代的日本并没有形成像欧洲那样以身份制度为基础的议会制的政治组织形式，但如右图所示，各个利益集团通过协商达成共识的做法，一定意义上还是发挥了接近西欧议会那样的政治功能。起义军虽然以烧毁神社为旗帜而发动暴乱，但最终没有一人遭到惩罚。他们的行为作为一种合法化的手段被当时的社会认可。其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这个时代呈现出类似欧洲议会的具有某种历史进步意义的政治形态。

注释：

[1]旧封建时代在某些城市中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初级的工商业组织形式。成立的目的主要是调整同业关系、解决商业矛盾、保护本行业利益等。一般带有地域和行业双重属性。

[2]京极持清，人称“三朝元老，一大异人”。应仁之乱后，继任京极氏的家督，作为东军大将，他一战突入西军近江守护六角氏的居城观音寺城，可谓声威响彻畿内。

[3]一揆专指日本历史上由农民、地方的豪族和武士，也包括僧侣信众等组成的以武装起义或暴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反抗统治者的行为。著名的有“山城一揆”“一向一揆”等。

2.村自治

原始共产制的村庄

清九郎为近江浅井郡菅浦村（现滋贺县伊香郡西浅井町）村长。当时把自治村的村代表（一人或多人）称为“沙汰人”或者“乙名”，所以清九郎也称为乙名清九郎。菅浦村位于临近琵琶湖最北端的葛笼尾崎半岛南岸，是一个狭小的渔村（参照本节“菅浦周边地图”）。当时，菅浦村为延历寺檀那院所属的竹生岛宝严寺的庄园，按规定，村人世代要以“贡御人”的特殊身份向朝廷进贡枇杷。由于菅浦是一个尚不能自给自足的贫寒村庄，所以菅浦的庄民为了生存时常越境到日指这个从镰仓时代中期开始就属于园成寺领有的大浦庄的土地上耕种。当时，菅浦村民大概占用了大浦庄十六余町（约十六万平方米）的耕地。当然，大浦村方面也没有坐视不管，采取种种措施破坏其耕作，由此导致两村之间纷争不断，官司还一度打到了京都的裁判机关。

菅浦周边地图

两个村庄争斗的背后实际上代表的是各自所属的寺院势力的争斗。菅浦村在大浦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日指、诸河两地进献给了山科家而成为内藏寮领。其领有关系可谓错综复杂，但并未得到朝廷准许。因为这个原因，从镰仓末期到南北朝时期，关于两村诉讼的判决一直是笔糊涂账。由于没有明确的判决结果，菅浦对耕地的占有便成为既定的事实，并且在此基础上将十六町的田地进行了平均分配，这样便在南北朝时期的湖北偏远地区形成了一种原始共产制的村落形式。镰仓后期以来，受商品经济影响，该地农民开始出现阶层分化。相关土地台账的记录证明了这一点。如将永仁四年（一二九六年）和应永十五年（一四〇八年）的土地台账进行对照可以发现，耕作人的人数由58人减少到48人，耕作人保有的耕地面积也有所减少，每人耕地面积由原来的一反九亩（约二千平方米）缩减为不到一亩，这些都清楚表明了不平等化的产生。可是，大多数耕作人持有的共有耕地面积集中在一到五亩，另外村庄还通过允许土地“年季卖”而禁止“永代卖”等措施来努力抑制极端富农的出现（贞和二年“日指诸河田畠买卖法案”）。

手绘菅浦村地图（选自《菅浦文书》）

两村的报复性战争

嘉吉的德政一揆爆发后四年，即文安二年（一四四五年）春，菅浦与大浦之间纷争再起。由于大浦方面禁止菅浦村民进入会山，菅浦村则于六月八日没收了大浦庄民的七把镰刀，作为报复之举，大浦则扣押了菅浦村民的船只。海津西边村庄的负责人针对双方相互扣押财产的行为进行了调解。虽然之后两村相互归还了扣押之物，但两村村民的关系却难以修复。不久，两村又发生了争执。七月二日，菅浦村民上山采伐，遭到大浦庄民的攻击，菅浦方面击退了攻击。之后，七月四日，得到海津、今津、坚田等湖西各村的支援，势力大增的大浦庄直接攻击菅浦村。而得到西野、柳野等湖东各村支援的菅浦村方面则展开反击，烧毁大浦立于村口的大门和房屋。七月十日，菅浦村方面与安养寺，及河道、盐津、西野、柳野等湖东村庄联合起来大举反击大浦村。至此，两村的纷争遂演变成大的骚乱。

随着事态不断升级，双方都损失惨重。由于局势失去控制，两村只得寄希望于幕府出来裁定。大浦方面暗自托付将军义政采取对自己有利的判决，将日指、诸河两地收回。如前文所述，日指、诸河两地对菅浦村至关重要。于是，志在夺回两地的神通广大的英雄出现了，他就是菅浦村村长（乙名）清九郎。清九郎利用寺院在当地的强大势力，依赖领主竹生岛的人脉关系成功获得寺庙华王院的帮助。当时，近江地区的寺庙势力强大，并不受制于守护六角氏的管辖，依靠一种叫“山门使节”的武装组织来行使行政权。清九郎得到寺庙势力的协助，带着菅浦村和“山门使节”的诉状上诉管领细川胜元。

另外，为了让判决更有利于本方，清九郎还利用了菅浦村民作为“贡御人”与朝廷的特殊关系。由于菅浦每年要通过山科家向朝廷进贡枇杷和鲤鱼，而山科家的管家大泽久守与幕府里担任文书一职的饭尾为种关系交好，清九郎便利用这个机会向其说明菅浦村的立场，并再三请愿。

同时又利用每年向朝廷进贡枇杷、鲤鱼的时机向幕府重臣请愿。在乙名清九郎的疏通下，一四四六年（文安三年）年末，幕府又将日指、诸河两地重新判给了菅浦。为了结束战争，大浦方面只能吞下苦果，菅浦方面虽然胜诉，但也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的代价，光打官司就花掉了二百五十贯钱和五十石米。此后的菅浦村如记载所言，大约有五六年的光景靠举债度日，数年间被债务所累。

亡村之危

纷争发生的十五年后，一四六一年（宽政二年），京都发生大饥馑。桃源乡的菅浦村尽管没有受灾，却面临更加巨大的危机。七月二十四日，菅浦村村民经商路过大浦庄的山田的时候，被大浦方面以盗贼之名杀害，并被没收财物。菅浦村立即展开报复行动，五日后袭击山田，并杀死四五名大浦村民，放火烧了田宅。当时乙名清九郎还健在，但是否是其下的命令已不得而知。但显然这是一次过激的报复行为。大浦方面对此采取了克制态度，将菅浦村的罪状上报幕府。菅浦方面也积极应诉。两村的对决随即转移到京都。当时的菅浦村和大浦村的庄园领主同为日野家，因为这个缘故，审理的地点就设在了将军夫人日野富子之兄日野胜光的府邸。

对于菅浦村商人是否是盗贼，幕府采取了所谓的“沸水取石”的判决方式。“沸水取石”是神判的一种方式。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要求双方当事人徒手拾取沸水中的石头，依其是否有被烫伤来判决哪一方有罪（相当于古代的盟神探汤）。此法在当地的地头松平益亲的监督下执行。菅浦方面因为商人已经被杀害，只能由其老母代行。而山田方面却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结果显而易见，菅浦商人自然成了盗贼。判决结果上报京都后，权臣日野胜光对菅浦村的做法大为恼火，立即宣布大浦胜诉，并责成大浦村惩罚菅浦。

多年遭受菅浦压制的大浦方面自然喜不自胜。经过上述曲折过程，菅浦村的罪状似乎盖棺论定。当然，得此结果，非大浦村一村之为，乃是“与公家合力为之”的结果。也就是说，幕府势力的参与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当时的记载是这样描述大浦村的：

借众志成城之力，因势利导，让菅浦永世不得翻身。

大浦欲谋划乘此时机一举消灭菅浦。菅浦方听闻判决后大惊失色，清九郎及以下村民经共同商议后，立即上表“态度无比诚恳的谢罪文”以平息胜光怒气，请求宽宥。其表文称：

不只是偷盗，任其杀害山田村民四五名，烧杀牛马牲畜和破坏锅、釜之物等，其残忍之行实为对主上之不忠。

尽管菅浦村承认了过错，但胜光却拒绝宽恕其行为。

在此情形下，菅浦只好向交好的邻村求援。一直试图支援的西野、盐津等村起初也曾发誓“弓弩猝然临之也不改其心，我等共克时艰”，但迫于形势的发展，尤其在听闻菅浦村的商人以偷盗罪名被判决以及胜光为此大为震怒的事情后，便不敢贸然追随菅浦。不仅如此，各村还收到了幕府下达的要求其全力支持大浦村的命令。因上述原因，菅浦村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

清九郎誓死反抗

事态变得非常严峻，但为守护引以为傲的庄民自治的菅浦村并未屈服，决计誓与村庄共存亡。其悲壮之决心坚如磐石。菅浦村竭尽全力做好一切防御。当时有记载称，“吾村将勠力同心绝不让一兵一卒进入”。

十月十三日，大浦发动对菅浦的总攻，领兵大将为三河名族松平益亲，副将为盐津的地头熊谷氏。得到三河的军事支援，再加上投靠的湖东的盐津、今西、熊谷、山本、浅见，湖西的大浦、牧野、朽木、山田、小山、海津、八木浜等众多村庄以及江北三郡之力，志在必得的益亲大军从陆路到水路布下天罗地网。除了去往菅浦必经的道路之外，从大浦到湖岸的道路皆有松平、熊谷方面的将领控制，而海津、八木浜所在的湖西方面的数万艘船只封锁菅浦村前的湖面。像这样，益亲大军已将菅浦围个水泄不通，布下天罗地网，哪怕是一只蝼蚁也尚难逃脱。

如此阵势，明眼人都能看出大浦村占据绝对优势，菅浦村则必败无疑，亡村之危就在眼前。作为防守一方的菅浦：

集合了从老人到青年共一百四五十人固守，誓要抵抗到底。大家四目相对，不发一言，静静等待着时机。

菅浦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觉悟可见一斑。也有势力同情大祸临头的菅浦村，盐津领主熊谷氏从一开始就没有对菅浦痛下杀手之意，为了避免更大的流血牺牲，熊谷氏秘派使者前去菅浦劝降。其劝降大意为：

听君一言，吾军强盛，汝当慎思，今熊谷上野介有一筹谋。以烟火为号，烧了村庄，处死清九郎和正顺，跟随我军降于松平麾下，可保汝等安然无事。

熊谷的意思是通过调停，用清九郎和正顺的性命达成议和，以换取全村人性命。抱着必死决心的清九郎同意投降，亲手点燃烽火，引领熊谷军入城，并带上正顺来到大将益亲面前听候发落。上野介十分敬佩清九郎视死如归的精神，费尽口舌说服益亲免其一死。本来是要烧毁村庄，屠杀村民，但结果全村得以幸免，此时杀了清九郎和正顺二人也是理所当然。但结局却是两人也得到了赦免。虽有一些偶然的成分，但也许益亲本就对清九郎抱有好感，不希望将其处死。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武士的情义”。

文明四年（一四七二年）的菅浦村村规一部（选自《菅浦文书》）

订立村训

事件过去仅仅二十天之后的十一月三日，菅浦村召开会议对七月以来爆发的一系列骚动事件总结经验教训，以。“村掟”的村规方式记录在案，被世代承袭遵守。其中特别指出，因为我村在商人被杀后采取了过激报复行为，才导致了村庄的生存危机。在记录事件整个过程的末尾有这样一段话：

遇到纷争，需要有所忍耐，尤其为公之事，永远都要学会忍耐，小问题如果任其发展就会酿成大问题，此为吾等心得。

这次危机的最大教训是应该学会忍耐。相关记录得到菅浦村的每个村民的认可，以“事件始末”之名被记录在案。该文件收录在《菅浦文书》“菅浦大浦两庄骚动记”一章中。而《菅浦文书》现作为滋贺县西浅井町菅浦区的“区有文书”一直由滋贺大学保管。据说，相关文件原秘藏于守护菅浦村的须贺神社仓库之中。

菅浦与大浦暴乱事件过去六年后，应仁之乱爆发。但湖北一地却幸免于战火。菅浦村在和平的环境中，不但还清了之前所背负的债务，而且迎来了自身发展的黄金期。一四七一年（文明三年）清九郎联合棲德庵僧侣发起要求日野家和华王院（寺庙）减免二十贯文的年贡运动。另外，棲德庵还利用与首领松平益亲的特殊关系，让其从中调停，最后与宿敌大浦村实现了和解，并签订了“在土地支配上，仰赖于双方”的契约。同年年底，其发动的减免年贡运动也获得了成功，年贡由原来的二十贯减为十贯。

一四七二年九月，菅浦村二十多位德高望重之人联名提出将清九郎与棲德庵减免年贡一事载入史册，以表彰其功德。在其表彰文书的末尾有言：

汝等甚听，此为吾等地下官人（一种官职身份）之心得，年贡谈判一事顺利完成，可为吾村奠定千秋万岁之财富之基。

该表彰文书是全村人共同之心愿，体现了团结和众议之精神。

湖北菅浦村曾是贫寒之村，但从偶然留存下来的“区有文书”的相关记载来看，作为室町时代的村落，菅浦村有其特殊性。正如学者胜俣镇夫指出的那样，它反映的是“村共同体作为新主角登上了历史舞台”。相关的历史事实的确令人印象深刻，足以引起当下的我们诸多思考。

3.幕府和守护的博弈

流通经济的发展

从应仁之乱到战国时期之前的十五世纪中叶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首先是海上长途运输业的发展。在连接大陆和京畿的濑户内海沿岸各地形成了被称为“草市”的小规模的港湾集居地。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九六一年出土的草户千轩町遗址（在今广岛县福山市）。而从芦田川河口附近的中洲发掘出来的遗迹和遗物，可以较为清楚地了解室町时期地方都市的状况和生活。尤为重要的是，一九六四年，林屋辰三郎在京都旧书店发现了《兵库北关入船升米账簿》。该史料详细记载了一四四五年（文安二年）约一年时间从濑户内海沿岸各港口进入兵库港的船舶及其运送物资情况。

将该史料与一三六八年德意志帝国所辖的吕贝克市的《进出口关税记录》相比，大致可以判断当时兵库港口的物资流通情况。进而言之，一三六八年，入吕贝克市港口的船只为三百八十艘，离港船只五百二十艘，与此相对，一四四五年，兵库港大概有五六千艘的吞吐量，与欧洲相比，流通量巨大。并且，账簿记载的船舶离港的地方（沿海一线遍布百余个）并不包含草户千轩那样的小规模港湾。由此可见，当时的尾道、牛窗等主要港湾的繁荣程度超乎想象。

《兵库北关入船升米账簿》（京都市历史资料馆藏，林屋辰三郎所藏古本灯心文库本）

濑户内海流通圈不仅连接着日本和中国明朝的贸易以及倭寇贸易，还通过琉球与东南亚方面相联通。日本海一侧的若狭小浜作为承担中转站功能的港湾据点迅速发展，而北部从陆奥的十三凑到虾夷地区的商路也呈扩大之势。考古学者宇野隆夫通过分析从北陆和奥羽等日本海沿岸出土的遗迹后指出，“中世是日本对外流通最繁盛的时期，绳文时代次之”。像这样，围绕着日本列岛沿岸的经济流通圈的发展带来了日本社会内部的大变革。这种变革并非和平式的社会变革，而是倾国之大内乱。

重臣之动向

从守护大名[1]势力的变化来看，嘉吉之乱导致的最大变化就是播磨、备前、美作三国尽归山名氏所有。由此，山名氏将但、因、伯、石的山阴四国和播、作、备（备前、备后）、云等五国合并，形成九大分国，连曾因明德之乱[2]而损失的六分之一的版图也几乎全部失而复得。当时能与之抗衡的只有掌控从京畿到四国的八国领地的细川氏。统辖濑户内海的细川与山名两大势力对立的局势正式形成。

关东地区，因义教将军之死，镰仓幕府面临重建，迫于形势，幕府方面迎回潜伏于信浓的持氏之遗孤成氏，令其入主镰仓，成为新将军。由于执事上杉宪实、宪忠父子与成氏旧部不和，一四四七年（文安四年）十一月，宪实到伊豆国清寺隐居。一四五四年（享德三年）年末，成氏招宪实觐见，并于镰仓的西御门将其杀死。旋即关东地区爆发战乱，成氏与上杉氏两大势力争战，幕府也卷入其中。一四五五年（康正元年）六月，今川范忠帅幕府军烧毁镰仓，这个从源赖朝时期一直繁荣至今的东国最大的都城在战乱中顷刻化为焦土，再难以恢复往昔的荣耀。

为对抗古河公方[3]足利成氏，将军足利义政应上杉氏之请，立其异母兄足利政知为公方以代替镰仓公方。得到关东诸势力支持的义政出发前往东国，与古河公方足利成氏争战，但并未取胜，只得驻于伊豆北条成为堀越公方。嘉吉之乱发生之前，九州已陷入战乱状态，而东西两侧的边疆地区则比应仁之乱更早处于战争状态。

不仅地方城市因战争陷入混乱，连中央地区也开始出现混乱。其原因在于嘉吉之乱导致的重臣合议体制的崩溃。将军义教去世后，重臣经商议后相继拥立义胜、义政继任将军。但因其年幼，幕府的主导权实际被将军的生母日野重子和管领畠山持国把持。之后畠山氏因持国的老臣和家臣团之间内讧而失势，一四五八年（长禄二年）将军义政开始亲政，但实权被义政的亲信重臣伊势贞亲和荫凉轩主季琼真蕊掌控，二人时常干涉朝政，开始了近臣专权政治。朝政上尚且如此，日益没落的幕府在财政方面不得不更加依附五山禅院[4]，政治上和军事上依附守护大名。由于将军义政缺乏政治决断力，为了能够掌控后继将军足利家督和强有力守护之家督人选，以重臣为首的众政治势力间内讧不断，进一步削弱了幕府的权威和统治力。

守护家族内讧与家臣团的众议

导致应仁之乱的首要政治因素是守护家族内部的纷乱。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个时代的大名家族的分裂，关于这个问题，首先有必要了解守护家的家督政治。一四三三年（永享五年），安芸的御家人小早川氏家族内部发生纷争。其幕僚之中管领以下者认为“应该征询一族和内部人员的意见为妥”。也就是说，调查小早川氏的亲属一族和家臣团的意见是先决条件。应该说这一时期家督的权力非常大，其决策通常被视为铁则，但在家督的继承上并不由前任家督内定，而需要通过亲族和家臣的商议决定。但将军义教却无视规定，独断专行，让河内畠山氏的庶出者继任了家督一职。

因持国不遵从将军出兵关东的命令，一四四一年（嘉吉元年）正月，义教召见家督和各守护商讨对策。同年六月义教因嘉吉之乱被杀。义教死后，家臣团推翻义教生前任命的新家督转而支持持国氏，持国重新成为家督。持国之后，当时有资格作为后继者的有其子义就和外甥弥三郎、政长等。但因家臣团各有所属，持国最终也没确定继任人选。

义就之母出身低微，义就本人最初不过是石清水善法寺的小沙弥。可是从一四四八年（文安五年）开始正式作为接班人代父出仕幕府。一四五四年（享德三年）四月，神保、土肥、椎名等弥三郎家臣发起废黜义就运动，但运动失败，神保一族被处死。同年八月，获管领细川胜元支持的弥三郎一派重新发难。其结果是持国隐居，义就逃亡伊贺。弥三郎继任后不久的十二月，辗转流离的义就得到将军义政的庇护而复归，弥三郎从此没落，再无争夺家督的实力。持国死后，得到河内以下三国守护辅佐的义就权力进一步巩固，细川胜元因支持弥三郎而获罪，于一四六〇年（长禄四年）被罢免守护之职，后遭讨伐而在吉野之地逐渐没落。

尽管“以征询一族和内部意见”的所谓众议优先原则已经出现，但在继承人问题上，说到底还是幕府掌握着决定权。当管领和将军的意见产生分歧时，其结果只能依靠家臣团的实力来了结。十五世纪中叶，由于各守护家族内讧频发，结果导致了基于众议的幕府权力的不断强化。

一四六一年（宽正二年），斯波氏的家督职位因伊势贞亲的上报，而由义廉取代松王丸（义宽）。五年后的一四六六年（文正元年）八月，贞亲和真蕊串通，让义敏取代义廉，并且贞亲一派密谋暗杀义政之兄弟义视。惶恐的义视跑到细川胜元官邸避难。对于贞亲势力的丑行，官邸一干重臣强烈要求义政果断去除贞亲和真蕊的势力。九月六日，真蕊逃亡近江，结束了近臣弄权政治。“近期，一切政事皆决于京都诸公和诸大名之谋划，将军则沦为旁观者”。此种状况表明重臣政治得以复活，但此时幕府已不同往昔，以山名和细川为首的两大势力集团为了将军继承人问题正集结军队向京都进发，而山名氏一方则率先启程。受山名宗全（持丰）召唤，同年十二月，刚刚结束了后土御门天皇大尝会的京都迎来了骁勇善战的畠山义就率领的大军。形势至此，一场各守护家与足利本家围绕继承人的战争一触即发。

注释：

[1]严格说来，日本历史上有守护一职而并无守护大名之职位。守护原为镰仓幕府设置的官职名，负责维护治安、抓捕逃犯和谋反者，相当于现在的警察一职。到了室町时代，其职能有所扩大，具备审判和征税的权力。随着权力日益变大，守护将被管理者变为隶属农民，从而建立起主仆关系，摇身一变成为有统治权力的领主，后世将其称为守护大名。

[2]明德之乱为明德二年（1391年）山名氏清和山名满幸发动的反对室町幕府的一场动乱。动乱的结果以山名氏清的战死和山名氏的衰落告终。动乱结束后，原先占据山阴十一国的庞大势力山名氏沦落到了只保留三国的境地。

[3]公方代指统治者，体现其对国家的统治权。其称谓，一说起源于天皇及其朝廷，一说是镰仓时代或室町时代对幕府将军的尊称。到了室町时代中后期，公方称谓实际上成为足利将军家一族统治地方势力的一个称号，如镰仓公方、越中公方等。江户时代以后，公方成为幕府将军的称号。

[4]日本仿效南宋的五山制度，在京都和镰仓分别选出了五所最权威的寺庙，叫作京都五山和镰仓五山，以此强化幕府对宗教界的统治。京都五山除南禅寺为特例之外，有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镰仓五山为建长、圆觉、寿福、净智、净妙五寺。

第二章
应仁、文明之乱

应仁之乱图。应仁元年（一四六七年）九月中下旬，京都东郊东岩仓之战争场面（摘自真正极乐寺藏《真如堂缘起绘卷》）

1.王法、佛法的破灭

东军占领幕府

一四六七年（应仁元年）正月初二，将军义政取消了拜访管领畠山政长官邸的行程，紧急将畠山义就召至幕府商谈国事，后封其为“三国大安堵”。义就其人自一四六〇年开始，被幕府作为叛乱之人放逐，如今不仅恢复了畠山氏的家督一职，而且还成为河内、纪伊、越中三地之守护。正月初八，幕府罢免政长，让山名派的斯波义廉担任管领之职。斯波家的家督一职可谓几经周转，最终还是被义廉夺了回来。自一四六六年九月真蕊和贞亲失势（文正政变）以来，山名宗全便抢先细川派一步拉拢日野富子，富子为保其子义尚继任将军，便与宗全结成政治同盟。此次赦免义就便出自富子与宗全的谋划。

足利家系简图

正月十五日，细川胜元因宗全的百般阻挠而不得出仕幕府，声望受到不小损失。另一方面，与其结成同盟的畠山政长十八日在上御灵社与义就的大战之中，由于没得到胜元的军事支援而最终败走。细川派势力再一次受到严重削弱。像这样，掌控幕府的宗全一方在战争伊始就取得了优势，为此宗全欢饮达旦庆祝胜利。

为扭转不利局势，细川胜元开始转变作战策略，趁宗全疏忽之际，率先在地方发起反击。胜元命令赤松政则攻击山名的领国播磨，让义敏攻击斯波义廉的越前、尾张，让土岐政康煽动一色义直管辖的伊势发生动乱等，企图扰乱山名派各大名统治的领国。形势持续发展，五月二十五日，胜元一方向一色义直的官邸发起猛攻。这一天，通常被认为是“应仁、文明之乱”的开端。经武田、筒井等细川派武将的浴血奋战，一色官邸被攻破，胜元最终占领幕府。没有放弃抵抗的山名一党隔断堀川，在其西面的一条大宫附近筑起战壕，意图与细川军隔川对峙。因为两军分属于东西两地，习惯上把细川军称为东军，山名军称为西军，宗全的大营自然称为西大营。

街巷战役打响后，一开始西军处于劣势。但随着一四六七年（应仁元年）八月，大内氏第十四代家督、守护大名大内政弘领强兵入京加入战斗后，战事随之改变。政弘和义就引兵占领了禁里和相国寺，后花园上皇与后土御门天皇父子二人紧急避难于足利将军府邸。同年秋天，东军主力被驱逐到郊外。由于战争主要在城市街巷中进行，导致上京大部分和下京三分之一的街区毁于战火，五山禅院的大伽蓝[1]和众多公卿府邸也被烧毁。军记物语《应仁记》中详细记载了这场自平安京[2]建都以来未有之惨状。

曾经会万世永存的花之都，如今却成了狐狼走兽的栖息之所。（中略）自古治乱兴衰皆常事，应仁一变，佛法、王法皆破灭……

随着战事发展，西军凭借军事上的优势将战火从洛中扩大到洛外。但这些地区的居民并没有因此张皇逃窜。京都东郊山科盆地的农民们更是充分发挥主体性，自发组成了叫作“七乡惣乡”的村落联合组织来共同应对战争。

一四六八年（应仁二年）六月，听闻西军将要进攻山科，惣乡召开“野寄合”（类似于广场会议）议会，召集村中德高望重和有实力的村民数十人商讨协助东西阵营一事，最后决定协助东军作战。这些村庄与醍醐寺、山科家等领主不同，先天占据着地势之利。七月，幕府（东军）强令各村武装出兵四宫河原地区。但是七个乡村中的野村乡因对此命令持有异议而没有出兵。翌日，野村乡召开村大会根据对外派兵实属困难的决议，最终拒绝出兵。山科家家司大泽久守为此在双方之间奔走斡旋，甚至于连统帅胜元都认为，如果没有惣乡的武装协助就没有把握在该地区发动战争。以野村乡为先例，被幕府要求出兵的七乡也因难以承担而纷纷召开村大会，最终以“无法支援长期战争”为由拒绝出兵。尽管大泽久守竭尽全力，但也于事无补。后一年就爆发了打倒守护的“山城农民起义”。像这样充满高度自立性的农民运动从京都近郊的农村开始向外扩展。

上皇出家

回溯一下战乱初期的情况，即一四六七年（应仁元年）六月，控制幕府的细川胜元在与山名氏之战中占得优势，向将军义政请授牙旗，向后土御门天皇请授锦旗。但如前所述，由于山名宗全与日野富子已结成联盟，又得担任内大臣的富子之兄日野胜光的协助，所以受到侧近政治势力影响的将军和天皇拒绝了胜元的请求。据此，有说法认为山名与胜元的战争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的“私斗”，而绝不是平定叛国之乱。因日野兄妹的反对，即便以谋略见长的胜元也束手无策，但六月四日，义政改变态度，将牙旗授予胜元。

后花园上皇与富子、胜光热衷争权夺利的想法不同，目睹混乱的国政后，上皇在六月十四日给其弟弟伏见宫贞常亲王的书信中写道：

今世之大变局顷刻即至，惊煞众生。（中略）大乱危害人间无以复加。世事无常，心中遂有离尘之念，已成平生之愿。此值当朝伊始而未有之事也，然无论世人如何观，亦不改此志。

显然，从亲政治世到如今战乱频仍，将这一切责任归咎于己的上皇想要出家遁世。

为了尽早结束战乱，上皇放弃中立立场，联合贞常亲王和公卿一条兼良等显贵人士在两军之间斡旋，希望实现和平，但最终所有努力还是化为泡影。九月二十日，上皇在避难的幕府花之御所秘密召见僧正增运，随后不顾众人反对强行出家。

东军占领了幕府后，随着两军势力此消彼长，战事进入胶着状态。本来就和山名宗全关系甚密的足利义视于一四六八年（应仁二年）十一月加入了西军阵营。究其原因，由于富子之子义尚将要继承将军，对此感到绝望的义视没有同大内政弘入京，而是奔赴伊势，尽管义政三番五次召其入京，但都被拒绝。是年九月，义政把山城、近江、伊势上交的一半年贡作为厚礼赠予义视，并成功让义视上洛。可是来到京都的义视见到曾经密谋暗杀自己的伊势贞亲赫然立于朝堂之上，愤怒不已，旋即逃亡山门，之后毅然加入了西军阵营。

与掌握幕府的东军相比，苦于没有名分的西军以将军的规格奉迎义视，之后以义视之名免去一色、六角、土岐、义就等诸大名的逆贼污名并委任其为守护，同时又以义视的名义催促各守护加入军事行动。西军因义视的驾临和被誉为“西海之雄”的大内政弘的加入而军力大增，与东军渐成鼎立之势，战事愈发陷入胶着状态。

达官贵人的流离失所

这次战乱最大的特点是被战火殃及的人们大量逃难到地方。那些通常被称为“难民”的下层民众几乎没有离开京都，而位居上层的公卿贵族、高僧们，也就是所谓的文化人，却四散逃难。由此带来一个客观结果，就是这些达官贵人们逃难的过程中在把文化普及到地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公卿贵族的流离失所，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五山僧侣的动向。战火蔓延到洛外后，最先被殃及的是五山的大伽蓝。一四六七年秋，身为相国寺鹿苑院主、五山教团的统领者瑞溪周凤，因相国寺被畠山义就率领的西军占领并焚烧，不得已和绵谷周瓞逃往北方，隐居于北岩藏。而以诗文著称的横川景三和桃源瑞仙因天龙寺被烧而一路东逃到近江。他们从坂本的东面乘船渡湖，没想到船夫竟然是强盗头子，二人的财物被他几乎抢劫一空。大家不免苦笑。但他们真不愧是诗僧，面对着后有追兵前有盗贼的窘境，竟也吟诵起落难诗来。景三和瑞仙二人最后入了湖东永源寺。同样，逃到东国的万里集九，在逃亡的路上也遭到强盗的打劫，秘密藏在身上的珍本《文选》被搜刮了去。

还有作为顿智和尚而被后世所熟知的一休宗纯和尚原在洛中的瞎驴庵出家，为避战火迁移到东山的虎丘庵。又被西军将领追击，被迫于应仁元年九月隐居于距离奈良很近的南山城薪之地（现京都府京田边市）的酬恩庵中。因为青年时期的一休曾游历过此地，所以当地父老乡亲听闻后都高兴地前来迎接一休。但是无论一休流离到何地，战火都紧随其后。不久西军的大内政弘军一部占领了南山城薪，这里也成了不安全的地方，一休只好迁移到摄津的住吉。此后不久，就在那里迎来了战争的结束。

一休宗纯画像（京都府京田边市酬恩庵藏）

为避战火出逃京都的不光是僧侣，还有自古以来就收藏大量珍品古籍的公卿们，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一条兼良利用其子为兴福寺僧人的身份，携财产逃到奈良。但其财产在一四六八年东山菩提寺光明峰寺的一场大火中被焚烧殆尽。同样的，九条政忠依靠本族担任经觉（大乘院门主）的关系而安居在大乘院领大和古市乡。鹰司政平则流离到大和内侍原。而随着摄关家的大家族蜂拥而至，每日用度让兴福寺不堪其扰，难以为继。兴福寺本为大和一国的支柱，但随着庄园制的解体，维持自身的运营都成了大难题。一休在听闻兴福寺的穷困之状后，还曾赋诗讥讽：

叹一条殿饥渴

五车书籍入吟哦，摄录佳名知几多。

一滴我无金掌露，相如渴望竟如何。

尽管如此，逃到奈良的人总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下面的事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战争还令一条教房远逃到土佐幡多，其子卷入山名大内的战乱中，后被杀死。而仪同三司（准大臣）万里小路冬房（万里小路时房之子）则在纪伊熊野出家，后在渡海途中坠海而亡。一代名门万里小路家族自此无嗣而终。

注释：

[1]伽蓝为梵语音译，泛指僧众共住和修行的寺院，由供奉佛陀的佛殿建筑为主体构成。

[2]平安京为京都古称，自公元七九四年（延历十三年）桓武天皇从旧都长冈京迁都后至一八六八年明治天皇迁都东京，一直被作为日本首都，其址位于今京都府京都市中心地区。

2.畠山义就和赤松政则

斋藤妙椿和浦上则宗

成功获得义视加盟的西军阵容齐整，士气高昂。为从背后袭击大内政弘，胜元任命山名是丰为备后、少弍教赖为筑前、大内教幸为防长两国的守护，并伺机扰乱政弘军留守大内的分国。一时从九州掀起一场追讨西军的战事，但因西军陶弘护等部的殊死奋战而没有取得成功。近江的江南六角氏[1]与江北的京极氏分别代表的西军和东军也互不相让，激战犹酣。美浓方面，担任守护一族的斋藤妙椿充分发挥其军事才能，出色完成对中部东海方面的西军的掩护任务。除所属细川的八国之外，东西军陷入拉锯战，整个战事向长期化方向发展。在诸大名家内讧不断的情况下，唯有细川家的胜元和叔父持贤结束了家系上的所谓宗庶之争和内讧状态。战乱后的幕府和畿内政权在细川氏的领导下呈现出真正意义上的战国大名化特征。

在两军长期对垒中，自始至终全程参与战争的武将只有西军的畠山义就和东军的赤松政则。有意思的是，二人在应仁之乱爆发时都还没有自己的领国，也没有压制对方的绝对势力。如前所述，义就虽被委任统治河内、纪伊、越中三国，但三国由政长经营多年，并没有那么容易收服。义就制定了驱除京都周边的东军和占领河内的计划，却导致京都重新回到兵荒马乱的境地。而赤松政则在战争爆发前不过是加贺国一半领土的守护，除了嘉吉之乱前的旧领国播磨、美作、备前，其余皆被西军统帅山名持丰（宗全）占领。尽管东军方面曾委任政则守护一职，但委任状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政则除了赶走山名军占领播磨外，再无大的作为。政则是嘉吉之乱时因坂本城破而自杀的义雅之孙，当时虽正值年少，与代行守护之职的浦上则宗和西军的斋藤妙椿这样的名将相比，却能够在激烈的战争中基本守护住了在赤松版图中的播磨。

足轻狼藉图（摘自真正极乐寺藏《真如堂缘起绘卷》）

足轻[2]的出现

此次战乱使京都的很多街市成为战场，由此推动了新的战术和兵种的出现，即所谓使用长枪武器作战的足轻雇佣兵集团。如果说南北朝时代的战乱始于“恶党”，那么应仁、文明之乱则主要是枪兵的战争。

作为足轻统帅的骨皮道贤大将在战争初期就已是叱咤风云的人物。骨皮道贤何许人也？某禅僧日记在一四六八年三月十五日条款中党魁名目一栏上记载“骨皮道贤统领三百”。有观点认为骨皮大概是长官多贺高忠的家臣，但尚无确凿证据。另一说从其名“骨皮”二字推测，大概曾做过皮革生意，不过也有可能用“骨皮”二字形容其身形消瘦。总之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不管如何，在战乱之初，其领导下的士兵大都从事过盗贼的营生。

在胜元领导的东军众将领中，道贤的军事才能颇引人注目。他曾将京都的恶党编入麾下，带领其从背后攻击西军。为报知遇之恩，三月十五日，带着胜元赠予的服装和太刀以及二人约定的恩赏，道贤率领手下枪队一路烧杀抢掠，从山科手里勇夺稻荷山。这种非正规的战斗方式与畠山义就擅长的战法完全不同，西军的战线因此被撕扯得支离破碎。此战法爆发出的威力迫使西军放弃正规战斗，转而研习骨皮的战法。三月二十一日，西军在稻荷山路集结，一举歼灭东军枪兵队，着女装试图逃跑的骨皮也被俘虏。如记录所载，道贤只风光了六日便一命呼呜了。当时的市井之言称其：

昨日行于稻田之上的道贤，今日却成了一副骨皮样。

在西军中能与道贤匹敌的只有畠山义就手下的御厨子。某僧日记记载称其：

不置家业，尚好勇武，广结狂徒，以阻东军。

东军为了除掉御厨子，于一四六八年（应仁二年）八月火烧法性寺，企图剿杀御厨子的枪队，藏有一条家家世文书的光明峰寺也在这一时期被烧毁。史载，除御厨子外，统领枪兵的大将还有朝仓手下的高野藤七、东寺近郊的马切卫门等。

像这样，以战法变革为背景的时代成为武将活跃的舞台。长枪作为武器被发明出来是南北朝初期，随后以弓箭为中心的骑兵战逐渐发展和普及到以枪和长刀为中心的地面攻击战。与单兵作战能力相比，士兵数量的多寡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像这样，一种被称为“野伏悬”的枪兵征用制被广泛采用，佣兵军团成为主流。一四六八年（应仁二年）七月，胜元派六名枪兵潜入山科与大泽久守会面商谈征兵事宜。但是京郊之地惣的自治程度很高，难以实施强征，必须要通过庄园领主或野寄合组织来进行沟通。

战乱的结束

一四七三年（文明五年）三月，西军统帅山名宗全去世。以此为契机，厌战情绪在山名一族中迅速蔓延，甚至开始商讨向东军投降事宜。之后，西军名义上的统帅伊势贞亲客死于若狭。五月东军统帅细川胜元也病死了。对山名一族和义视而言，已没有充足的理由继续发动战争。一四七三年四月，西军商讨议和一事，但因遭到畠山义就的强烈反对而放弃。可是继胜元死后，山名一族就完全不顾义就等抵抗派，加快推进议和进程。一四七四年（文明六年）四月，宗全之孙山名政丰背着义就、政弘归顺幕府。幕府将除政则占领的播磨、备前、美作以外的旧领国划归政丰统治，并加封其为新山城守护。随后，引发这场战争的一色义直的儿子义春被隐居的义政（文明五年以后，义尚出任将军）召见，获封丹后国。经过一番政治交易，山名、一色两大家族退出战争，西军势力受到严重削弱，义就和政弘等抵抗派成为被追讨的对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探寻山名一族厌战的缘由，竟和义视加入西军有关。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义视被幕府视为背叛者，而义尚理所当然地成为将军。义尚任将军也符合宗全和富子的愿望，当初的目标实际上大部分都得以实现了，对山名一族而言继续抗战已毫无意义。

形势风云变幻。本来与义就并驾齐驱的大内政弘也暗地里试探与东军议和，这与其统治下分国的严峻形势有关。幕府方面也拿出诚意约定，只要政弘归顺，将封其为右京大夫，并将防、长、丰、筑四国的守护之职一并归还。西军内部守护代斋藤妙椿与大内政弘首先在内部达成议和意向。东军方面进一步提出，只要暴徒义就撤出京都，也可以尽力满足西军的要求。

一四七七年（文明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义就撤出东寺战场，率两百骑兵、二千多步兵向河内进发。此次河内之行距一四六六年（文正元年）兴兵河内以来已相隔了十一年。义就骁勇无人不知，东军内竟无人敢去追击。眼见着义就撤退，大内政弘向幕府提请赦免。自宗全死后，妙椿实际上成为西军的军师，全面调配军队。浦上则宗、朝仓孝景、多贺高忠、妙椿等守护通过自身的行动开辟了战国时期，并在战乱中促成一个新统治阶层的诞生。

政弘和妙椿定于十一月十一日带领残余西军撤出洛中。大内、土岐、畠山义统等整肃军队前往分国。自始至终都不肯撤兵的足利义视已无国可归，只好在妙椿的协助下隐栖于美浓的茜部。

注释：

[1]江南六角氏，本姓源氏，宇多源氏佐佐木氏的分支。镰仓时代至战国时期，以近江南部为中心的武家势力集团。

[2]足轻，属于低等级步兵的一种，平常从事劳役，战时成为步卒，喜好游击战术，多为作奸犯科之辈。

3.国一揆的浪涛

义就占领河内

就在十年战乱行将结束之际，从京都撤出的义就率领两千部下向河内进发，河内顿时战云密布。义就军兵分两路，一路从摄津欠郡（现大阪市区域）攻入和泉堺，另一队从生驹山脉西麓沿高野街道进攻。自不待言，河内属东军的畠山政长领国，虽由守护代游佐长直把守，但仍被义就大军攻破。义就方面得到大和的越智、古市等西军武士的加入后军威大振。义就认为此时正是攻打河内诸城的大好机会。九月二十七日，义就军攻下坊城，十月八日，攻克南河内的岳山城，十一月又连克往生院城和若江城，对河内形成全面压制之势。政长的下属守护代长直见大势已去便乘船遁逃，义就军顺势占领欠郡的天王寺城，旋即攻入和泉堺，之后大肆掠夺当地商贾富豪。

畿内邻国一揆形势图

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并非偶然，其实在义就军撤出京都时就应该能够预想到。如果那时候能够尽力赦免义就，并授其领国，或许能够避免兵燹之祸。幕府重臣认为赦免义就甚为荒唐，断然不允。结果义就不仅没有获得守护一职，反而被定性为背叛幕府的谋反者。义就与幕府的矛盾终不可调和，而与义就为敌的后果就是数日后，河内一地尽落其手。

夺取河内后，义就为了强化“河内王国”的防御能力，把河内古市的安闲天皇陵（今大阪府羽曳市）改造为固若金汤的城市要塞。之后，义就又完成高屋城的建造，将官邸从若江搬迁至此。把皇陵改造成官邸，这确实是义就的行事风格。倘若论起来，只有战国末期的把继体天皇陵（现为大阪府高槻市的今城冢古坟）改造成芥川城附城的松永久秀能如此这般行事。

摄津国农民起义

大内氏归国后，细川氏重新统治摄津，但是仍有很多人与义就暗通款曲，反对细川氏。从一四七七年年末到翌年，摄津国的武士集团主导掀起了反幕府和细川的农民起义，史称“摄津国一揆”。细川政元派讨伐军前去镇压，可之后讨伐军被围困在三宅城（今茨木市），义就的下官游佐、誉田氏等立即派军队从后面包抄。一四八二年（文明十四年）三月，义就终于占领摄津欠郡。认识到形势颇为棘手的幕府以讨伐农民起义和夺回欠郡之名，派细川政元与畠山政长的联军攻打摄津。联军相继于三月攻陷三宅城、闰七月攻克茨木城、十月夺取吹田城。茨木一族在此次战役中灭亡，吹田一家逃亡。国一揆被平定的同时政元军也随即撤退。为与义就决一雌雄，政长军从尼崎经海路堺于同年八月进驻河内橘岛（今大阪市平野区）。其实政元从一开始并没有讨伐义就的打算，不过十年后的形势决定了二者的敌对关系。

政长与义就发动了河内争夺战。在战斗的初期，政长军一方占有优势，九月便攻下守口城，并在水陆等十七个重要地方（今大阪市城东区）设置指挥中心。政长在攻打河内的同时也兼任着山城守护之职，由于被河内战役牵制，政长分身乏术，山城守护一职实际上处于空缺状态，群龙无首之际，义就军乘虚而入。

同年秋天，义就军中的别动队在大和的土豪高山氏的引导下攻入南山城，随后于十二月攻陷草路城，翌年（文明十五年）春天又取得对山城上三郡（缀喜、久世、相乐）的压制。在此基础上，义就命人破坏宇治桥以阻滞幕府军南下，并集结大军于八幡。此时正值夏季，连绵大雨导致淀川流量激增。义就瞅准时机掘开千町段淀川河堤，河水汹涌奔流，政长军的十七个指挥所全部被淹。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最初的水攻战。史载“大水汹涌冲入河内国（中略），十七个指挥所及其以下地方皆被大水淹没”。被水淹的政长只得再一次退回橘岛据守。义就借此水战一举控制河内、大和、南山城三国。

国中土民聚议

河内争夺战以政长的失败而告终。一四八五年（文明十七年）七月，连接久世和缀喜两郡要冲的水主城守将齐藤彦次郎突然归顺政长，政长方得以顺利夺回久世郡。之后，彦次郎引领政长军从宇治攻打义就管辖的富野、寺田两城（今京都府城阳市）。政长与义就两军在久世、缀喜两郡边界对峙三个月，战事陷入胶着状态。两军只好从附近村庄征用士兵和粮草，如有抵抗，就一把火将村子烧光。山城的百姓因战争而苦不堪言。

十二月十一日，南山城三十六国人[1]聚集到石清水八幡宫召开“讨论两军大战事宜”的会议。四周的村民云集而来，共同商讨如何应对。兴福寺的寻尊大师在其日记中记载了这一历史事件，称其为“今日山城国人，上至六十，下至十五六岁，齐聚国中议事”。这次集会可谓是合三郡之力召开的会议。最后的决议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寻尊大师画像（兴福寺藏）

一、令两军从山城三郡撤退。

二、维护寺社和领主庄园。

三、停止和废除新关。

根据决议，从十二日开始，山城居民与两军交涉撤军一事。山城一方提出强硬主张“如不撤兵，我方将全力将其赶出”。之所以有如此气势，可以说是当初应仁之乱山科七乡民众发动的抵抗运动不断发展壮大的结果。

总之，两军从十七日开始陆续撤军。受古币、筒井、越智等大和国众人反抗运动的影响，政长一党的核心人物齐藤彦次郎也率军跨过宇治川向京都进发。如果说应仁、文明之乱集中体现为两军之战的话，那么这一天就意味着大乱已实质性结束。农民方面向幕府的要人细川政元和两军首领各自进献了大量礼钱。并且山城的三十六名国人被推举为细川家的下官。以此为条件，地方武士获得山城上三郡（南山城）的自治权，也就是守护的权力。对此，寻尊记载道“山城之事意味着将摆脱政长和义就的钳制，对国人等势力而言成败全系于此”。而通过支付巨额礼钱换取自治权的做法也让这些地方武士日后背上沉重负担。

国一揆的背景

这次前所未有的守护大撤兵被大正年间的中世史研究学者三浦周行命名为“战国时期的国民议会”。但是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对其评价也变得更加谨慎。但无论如何，大家一致公认守护权力的驱除和地方武士自治权的获得存在基本的事实关系。近年来有关农民运动的研究视角在不断扩大，已从畿内、邻国扩展到全域，由此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之后详述）。

总之，依据历史史实，一四六八年（文明十八年）二月，地方武士在久世郡最北端的名刹、平等院会合，制定“国中掟法”，另外从作为自治行政机关“惣”的乙名、沙汰人中选出“惣国月行事”[2]，用于对三郡的经济援助，以及充当给幕府的礼钱。自从地方武士行使自治权后，取得不少政绩。如一四八七年正月，在缀喜郡多贺对抢劫杀人罪行判处斩首，同年五月又裁决了兴福寺的杂役与名为石垣的居民间的诉讼案等。一四八八年正月，因为牵连到米商买卖的诉讼案，奈良街道被封锁。通过武士实施的自治收到良好效果。而对此情况了如指掌的寻尊大师认为起义爆发的初衷是好的，它完全体现了下克上的精神。而对于逼迫守护撤兵和制定相关法律的做法，寻尊大师也给予了“方法得当”“手段高超”的评价。即使起义本身有需要检讨的地方，寻尊同样发出了“从结果而言仍然不失为神妙之举”的感慨。

室町时代，如果把地方土豪官僚化视为领国制的核心，那么山城国兴起的山城国一揆事件则与之形成两极对立。从农民起义的视角看，地方土豪内部积蓄的“力”推动了应仁以来所爆发的诸多抵抗运动的发展。一般而言，地方土豪较之守护势力和幕府属于势力弱的一方，但实际上绝非如此。如因反对守护势力介入，而于一四〇〇年（应永七年）十月爆发的赶走小笠原长秀的信浓大文字一揆（大塔合战）。这是地方土豪因为厌恶守护的压制，而与幕府联合的一次追击守护的行动。农民起义运动之后信浓成为幕府的直辖国（料国），但并没有实现地方武士的自治。而时隔八年后的山城国农民起义却实现了地方武士自治，就此而论，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

自不待言，类似的运动不只发生在山城三郡，还有之前一四七八年到一四八二年（文明十到十四年）发生的摄津国农民起义。诸如此类，应仁之乱爆发前后，各地方武士间渐进式的联合行动在畿内和临近各国广泛开展起来。尤其受南山城暴动取得成功的刺激，周边地区的反守护运动也呈抬头之势。山城西岗（乙训郡和桂川以西的葛野郡）的土豪以“希望通过磋商，将该郡交由国人管理”为由向领主请愿。结果，他们像南山城一样获得行使自治权。当然，作为守护不干涉自治权的代价，土豪们要上交相当于本地收入五分之一的年贡。像这样，山城在细川氏的容许下实施自治，然而四年后在丹波发生的农民起义却让细川氏震惊不已。

延德时期的丹波国一揆

丹波与信浓一样地形复杂，自古被称为“雾海之国”。此地居住着自立性很高的地方武士，他们毫不畏惧细川氏的权威。一四七九年（文明十一年），发生了守护代内藤氏囚禁主君政元事件。内藤氏被罢免，守护代一职被更迭为喜用高压手段的上原秀之。以此事件为契机，同时又受到山城国农民起义的影响，当地武士的反抗气焰高涨。

一四八九年（延德元年）九月，发生了“丹波国骚乱”，大量的人员被守护代征用为车马夫，由此直接引发了“无足众的暴动”，即外系的武士和土豪反对守护的起义。它的性质与摄津一揆类似。由于起义爆发两个多月也没有被控制住，除了细川军，畠山政长也派援军前去镇压。其结果是，一揆势力被孤立于须智城（今京都府丹波町），气势有所削弱，但暴动并未停止，一揆从大堰川发展到由良川流域的奥郡，引发位田城的暴动。一四九二年（明应元年）三月，政元亲自领兵前往镇压，同年九月，起义被镇压，史称“丹波国浪人的没落”。

同年五月，河内又发生骚乱。其实，在骚乱爆发之前，一直是畠山义就维持着河内国的稳定，三年前义就逝世，并不是守护的嫡子基家继承了河内国的统治权（官方认为是谋反）。根据寻尊的记载，“国中百姓等公诉其八十条不法罪状，其间遭到弹压，基家以此为由提出应取缔掟法和足轻事宜”。虽然此次暴动被说成是足轻起义，但实际上很可能是国人一揆运动。九月，在高屋城，有“二十一位官员”因暴动被处刑。紧接着十月就爆发了“乡民起义”。很明显，这次暴动受到山城、丹波的地方武士起义的影响。像这样，畿内的邻近国以及政元和基家的分国都遭到了土豪、农民的反守护斗争的冲击。从政元的立场看，其原来未必要与义就、基家对立，只不过基于对政长势力的顾虑以及受形势所迫，只能与“河内王国”为敌。但事情已恶化到如此地步，已无需对政长有所顾虑，政元必须要慎重思考赦免基家一事。

细川政元镇压一揆

中央的政界方面。将军义尚在一四八九年（延德元年）出征近江的过程中去世。翌年，义政也去世。在富子的推荐下，义视之子义材出任将军。义材继承了表兄义尚的遗志，努力强化将军权威，同时继续率军出征近江。一四九三年（明应二年）正月，为讨伐基家，义材发表了出征河内宣言。义尚、义材出征近江（六角征伐），将大量没收的土地分配给幕府官员和属臣，对此，执政的细川政元感受到了巨大危机，与义材矛盾加深。其后义材又与富子在处理小河第的问题上产生矛盾。结果导致计划赦免基家的政元和富子联手策划了废除义材的军事政变。镰仓时代以来，“下克上运动”成为确保武家社会长久存续的重要力量。此次起义爆发，也正是由于细川、畠山两氏憎恶国一揆运动的极端化，而采取了对国人弹压的政策所致。

义材率领近卫军中的直属卫队和政长、赤松政则、大内政弘等诸大名兵出京都，于一四九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到达橘岛，并以橘岛的正觉寺为大本营向三军发号施令。从三月下旬开始，义材大军包围了高屋城，并发动攻城战役。就在此时，政元秘密向大和的越智家荣、古市澄胤等人宣告废除将军义材。关于废除将军这件事恐怕事前都和其他大名通过气，只有义材与畠山政长、尚顺父子被蒙在鼓里。

四月二十二日，政元将天龙寺小僧足利义澄（政知之子）转移到游初轩安顿，意在奉其为新将军，此举也让众人明白室町幕府将军一职已有所属。与此同时，政长的家督以及河内、纪伊、越中三地守护之职被剥夺，而义材亲族所掌管的通玄寺、三宝院等诸寺庙也被毁掉。此事件史称“明应政变”。次月，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又痛感大势已去的政长在内藤井寺自杀，其子尚顺则逃往纪伊，而前将军义材则被幽闭于龙安寺。这一连串的行动被认为是富子越过细川一手策划的。

政元如此行事的目的在于确立专制统治的权力，并在此基础上一举解决山城国起义问题。一四九三年八月，幕府剥夺国一揆的自治权，并委任伊势贞陆出任新守护，古市澄胤出任守护代，但实际上的守护是政元本人。九月十一日，郡代井上近江守（澄胤的下官）攻打并围困盘踞在稻屋妻城（今京都府精华町）的以土豪、武士为主的自治联合组织。基家的下官、誉田正康加入了包围军。此举也象征着政元和基家结成了弹压起义的联盟。在此形势下，实施了八年之久的国人自治的政治传统在统治阶级联合剿杀下被“斩草除根而一时消亡殆尽”。

注释：

[1]指地方武士。

[2]指按月计的费用支出。

第三章
战国大名的世界（西国）

尼子晴久画像（山口县立山口博物馆藏）

1.战国时期的开启

从庄园制到村町制

在日本，到一座城市观光，一定会在该城市火车站站前的广场上看到一座骑着战马的武士铜像。那些武士几乎都是大人物，也就是当地的战国大名或者初代藩主。即便广场没有设立铜像，也会在该城市的某处遗址地建有天守阁。这些被认为是只有日本才有的特征。

一直到现在，日本人所谓的“尊敬大人”“热爱吾城”等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胜俣镇夫认为，它的背后意味着日本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视战国大名为“乡土英雄”，正因为他们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使战国成为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时期，并且以此为大的历史背景促成了战国时期庄园制向村町制的转换。

从这个意义上看，新的村或町应该被置于这样一种历史情境中来理解：它是把与近代一般普通老百姓所谓的“家”相连接，将“永续的家”作为社会基础，进而形成一种牢固的具有保护功能的共同体。

胜俣不同于以往将其视为“幕藩体制”成立的条件的观点，而是从社会结构变化的视角提出了新的认识。他的观点被作为一种日本文化论而备受瞩目。笔者基本上认同胜俣先生的观点，并进一步尝试思考其对战国时期的确立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征伐伊豆”的真相

战国时期从何时开始，通常的观点是把应仁之乱作为其历史开端。但如前面一节提到的，近年来也有观点认为，应将明应政变（一四九三年）作为战国时期的开端。为什么会作如此设定呢？正如本书在之前的章节提及的这次政变被视为消灭国一揆的标志，但是若将其作为战国时期开端，恐怕部分读者对此仍然存有疑问。

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先从当时的关东形势说起。一四八六年（文明十八年）七月，太田道灌被其主人上杉定正暗杀，各方势力因此发生内讧，关东形势顷刻间急转直下。祸不单行，趁上杉势力内讧之机，伊势宗瑞（又称北条早云）于一四九一年（延德三年）九月领兵讨伐茶茶丸，突袭堀越御所，意图将其作为占据东国的桥头堡。正如大家所知，一部分史学家认为该事件拉开了东国地区进入战国的大幕。

足利家系简图

但中世史学者家永遵嗣对这一如哥白尼日心说式定说的观点提出了疑问。家永认为，向来的定说所依据的是《北条五代记》《北条管领五代记》等成立于近代的军记类史料，但从来不重视如《胜山记》《王代记》等当时留存于甲斐国的同时代的历史记录。关于早云讨伐伊豆的时期和茶茶丸死亡的日期从来都被错误解释。

家永依据相关史实提出：茶茶丸有一个叫润童子丸的同父异母兄弟。一四九一年，政知去世的时候，润童子丸继承其家督一职，但觊觎权力的茶茶丸杀死了润童子丸和其母，取而代之。被杀的润童子丸的母亲实际上也是后来成为将军的义澄的母亲。也就是说，一四九三年（明应二年）四月，被室町幕府拥立为将军的义澄与茶茶丸有不共戴天的杀母之仇。正因如此才有后来的将军义澄命令伊势宗瑞讨伐杀母仇人茶茶丸，和一四九三年夏末秋初的伊豆讨伐战。尽管预知大事不妙的茶茶丸逃走了，但还是于一四九八年（明应七年）在甲斐的奥地被杀，终究未逃过此劫。

以上为家永依据新史料做出的解释。关于定说认为的早云讨伐伊豆的时期和茶茶丸死亡时间这两点，的确存在诸多错讹之处。但无论怎么说，“明应政变”和讨伐伊豆之间是有历史关联的，也就是说，它是东西势力相呼应而激发的历史事件。也正因如此，在关东地区出现了后北条氏扩张势力的情况。同时，畿内附近的国家也出现了如同细川氏垄断幕府权力的那样一种集权的新体制（也可以称为细川氏的战国大名化）。这些正是战国顺应历史发展的划时代的变化所在。

何谓“战国”

对于战国这一概念，有必要先明确一下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战国”这一时代名称。中世史的权威专家横井清认为，在一五〇八年（永正五年）四月的关白近卫尚通日记（《后法成寺尚通公记》）中有一段“此如战国之世”的记述。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把十六世纪初期的日本称为“战国”的最早的史料记载。尚通日记里提到的“战国之世”指的是中国历史上先秦时期的战国时期。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应仁之乱时期的日本宛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持同样看法的还有一条兼良的《樵谈治要》。他所代表的公家贵族也把亲眼看见的世事巨变（一五〇八年，将军同细川家督一起出逃京都）认为是“战国”。也就是说，“战国之世”的说法，已经是同时代人的共同认识。

2.战国女大名
——赤松洞松院尼的领国

赤松政则再婚

前章已有所提及，一四九三年四月（明应二年），细川政元与日野富子联手发动了政变。这次政变成功的关键在于诸大名已与畠山政长分化，坚守中立立场。为了拉拢诸大名中势力最强的守护赤松政则，政元采取了政治联姻的策略。政元先让已出家的姐姐洞松院还俗，然后嫁给政则。洞松院其人既是政元的姐姐，也是胜元的女儿，系出名门，但由于姿容平平而没有出嫁，入寺院为尼。就是这样一个女人被政则迎娶回家。有说法认为，赤松家之所以能够再次兴盛乃得益于胜元的恩泽，因此对于恩人胜元嫁女一事，即便赤松家不太满意，也不可拒绝。

洞松院是在政变发生前两天的四月二十日嫁入赤松家的。据称，大婚当日，坐落于京都的政元官邸大门上被好事之人贴了一首打油诗。诗曰：

落款为永正三年（一五〇六年）十二月五日的洞松院尼的印章（《伊和神社文书》）

思如天人实丧星，降入堺之海滨端。

院尼丑陋一事天下皆知。抛开这些野史杂谈，从历史来看，正是通过这次政治联姻，细川与赤松凭借同盟之力取得政变的成功。其实，政则与洞松院也算琴瑟相合，二人还育有一女。其女后来被称为“小饭大人”。

洞松院尼的印章

一四九六年（明应五年），四十二岁、正值壮年的政则因病去世了。因其后无男性子嗣继承，手下的老臣们只好把其兄弟政资之子道祖松丸（义村）奉为政则养子，并令其迎娶政则的小女，以完成权力的交接。其实就是以婿养子的形式让其继承家督之职。政则死后，从年少之时就伴其左右的重臣浦上则宗掌握了赤松家的实权。一五〇二年（文龟二年），浦上在备前三石城去世，大权旋即落入政则的妻子洞松院手中。不久，实权在握的洞松院便掌控了播磨、备前、美作三国的统治权，而名义上的守护义村则毫无实权。关于这一史实，从一五〇六年（永正三年）年末的印有洞松院尼印章的史料可以得到证明。另据《赤松记》记载：

次郎义村正值年幼，播磨、备前、美作三国大事皆由洞松院全权处理，众人依其印章奉行诸事。

由此可见，院尼可谓凭借印章君临三国。“小饭”便是播磨地区的民众对院尼的敬称。有推测认为，这样的称谓源于政则召唤[1]院尼还俗之意。（之后，为了有所区别，把院尼称为“大饭”，把义村夫人称为“小饭”。）

当时，印章文书（用印章代替画押的具有行政效力的文书）在战国大名中极其少见。骏河的今川氏亲家保留的文书被认为是全国仅存的第二件盖有洞松院尼印章的文书。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形成女性画押的惯例。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院尼才开始效仿今川氏亲和五山的禅僧使用印章处理公务。

中央方面，一五〇七年（永正四年）六月，执政细川政元被养子澄之（关白九条政基之子）暗杀。执政一职先后经历了由澄之到澄元再到高国的变化。最后的结果是，一五〇八年（永正五年）七月，被废黜而流离失所的义材在大内义兴的辅助下重登将军之位，建立高国政权（根本上是细川与大内的联合政权）。可是在播磨国，国主义村与后见院尼向以前就与院尼关系密切的细川澄元（阿波守护细川成之之孙）宣示效忠。另外，前将军义澄听闻大内氏攻入京都后，立即出逃近江，同时把嫡子龟王丸（之后的义晴）秘密寄送到赤松家避祸。历史上，将军出逃寄送嫡子曾有先例。将军义诠当年出逃之时就把儿子义满托付于赤松则佑。对将军家而言，将子嗣寄送于心腹大臣是较为稳妥的选择。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义澄、义元本身就非常信任赤松家，而更主要的还是基于曾掌控幕府的胜元的女儿控制着领国这一铁的事实。

与细川高国谈判

一五一一年（永正八年）七月，细川澄元在阿波起兵，并向播磨请求增派军队助阵。义村得到院尼的许可后即刻增派两万大军，帮助澄元攻下京都。八月，澄元在船冈山之战中遭到来自丹波的大内和细川联军的反击而大败，再一次逃亡阿波。义澄虽有澄元支持，但在船冈山之战爆发前就病逝于近江。此战中，足利义材肃清了反对势力，其将军地位得到巩固。赤松氏一味遵义澄嘱托拥护其子龟王丸，这一举动招致其家族在畿内孤立无援。虽然因院尼之弟政元曾废掉义材而招致义材对其充满怨恨，但因故人之故，院尼就通过高国从中斡旋对其采取赦免政策，推进义材幕府。

一五一二年（永正九年）闰四月，将军义材将亲笔书写的“望其忠节，以资鼓励”的文书（御内书）颁于赤松家。同年六月，议和一事在摄津尼崎启动。这次议和会议，洞松院尼代表赤松家出席会议，与细川高国议和。尼崎为当时高国所属分国的守护官邸，对赤松而言乃是敌对势力的地盘。尽管如此，院尼虽为一介女流，却敢于代替养子义村深入敌国和执政高国平等谈判而最终达成议和。此事足见院尼真乃女中豪杰。

尼崎议和时期，院尼的权力可以说达到了顶峰。如前所述，现存的有关院尼的印章文书多集中在永正九年、十年，即一五一二、一五一三年间，其中保留了一些类似裁决类的判决文书。由此可知，院尼对领国有非常大的裁判权。如一五一四年（永正十一年）夏季发生了一起鵤庄与小宅庄关于用水的纷争事件。之后，官府将盖有“大方殿之御文”印章的诉讼告知文书发给了双方当事人。该印章为洞松院所有。这充分说明，比起守护和守护代的判决文书，“大方殿之御文”也就是洞松院的印章更被领国的百姓所尊崇。

君临三国

义村成年后，有了一定的裁决权，表面上院尼退出对领国的管理，放权给义村，但又把女儿嫁给守护代浦上村宗，似乎显露出对义村的轻视。因为这件事，义村与村宗产生了矛盾。一五一八年（永正十五年）七月，村宗以备前三石城为大营打起反抗义村的旗帜。义村展开反击，但两次攻势都被击退了。一五二〇年（永正十七年），受到家臣村宗军事威胁的义村与院尼及其女儿展开谈判，君臣间最终议和。议和内容主要包括义村自此隐居退出政治权力中心，由其七岁的儿子晴政继承家督。史载：

村宗掌握国中的行政权，诸事万端根本由洞松院及其家族掌控。

实际上的最高权力者仍为院尼本人。义村无法亲政，又不甘心做院尼和村宗的傀儡忍受屈辱，于是再次起兵。但最终非但没有夺回权力，还被幽闭于室津，之后于一五二一年（大永元年）九月，被村宗所派刺客暗杀。同一时期的京都，将军义材因为与高国的对立而出逃和泉堺。

如前所述，义材逃离后，执政高国决定拥立被赤松氏抚养的义澄之子义晴成为第十二代将军。一五二六年（大永六年）年末，元盛的兄弟丹波豪族波多野稙通、柳本贤治起兵造反，高国政权发生内讧。家臣三好元长拥十三岁的晴元（澄元遗子）于同年内进入畿内，从高国的背后与波多野军会合，联合发动兵变。一时陷入危机的高国政权曾紧急向播磨求援。其军情咨文送往赤松晴政和浦上村宗的同时，也会以“赤松养母殿下”“赤松后室殿下”之名报请院尼及其女儿。文书名目上是向守护晴政（院尼之孙）奏报军情和请求援助，实际上是恳请掌握实权的院尼相助。高国执政对院尼的依赖由此可见一斑。

院尼对领国政治的影响十分深远，即便是于一五二八年逃亡近江朽木的将军义晴仍然需要仰仗“院尼”殿下的救援。这再一次说明当时的院尼依然大权在握。回顾院尼的政治生涯，自丈夫政则去世后，院尼君临三大领国，历经三十多年而权威不衰。

东国的女大名们

院尼开始掌权的一五〇三年（文龟三年），权中纳言中御门宣胤将女儿（即后来的寿桂尼）嫁给骏河的大名今川氏亲时赠以“归”字印章，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像洞松院那样掌握统治骏河的权力。后来事情的发展果如其所望，寿桂尼在丈夫去世以后，作为其子氏辉的监护人而大权在握。从一五二六年（大永六年）开始，寿桂尼使用“归”字印章处理政务，强化对骏、远、三的领国的掌控力。寿桂尼的权力达到顶峰是在其次子义元死于桶狭间战役的一五六〇年（永禄三年）以后，也就是作为其孙氏真的监护人的时期。当时，尽管寿桂尼年事已高，但像武田信玄这样的人物对其都有所忌惮，不敢侵犯骏河。根据学者久保田昌希的研究，北条氏纲[2]的女儿“山木大方”和今川氏真夫人“早川大人”等女性在东海势力范围使用印章的实例非常多，显然这些都是受到寿桂尼的影响。

洞松院尼、寿桂尼两位战国女大名登上战国历史舞台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女性掌握家督权力，从镰仓初期的北条政子开始，成为一个历史传统。这个不成文的规定从不被公家社会认可到被镰仓初期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作为家督背后的监护人行使权力成为武家社会特有的政治结构。可是，同样是武家社会，进入近世以后，由于受到儒家的父家长主义影响和浸透，女性逐渐不再掌握家督之权。

镰仓中期，后嵯峨天皇嫡妻大宫院在丈夫去世后，以“治天”之名行使权力，到南北朝中期，后伏见嫡妻广义门院在观应之乱[3]后，通过发动监管家督之权力来决定北朝的皇位人选。诸如此类史事纷争皆是为了家督权。总之，女性监管人的家督权力不是公家社会所授权，而是对幕府的强力诉求。这样的一个传统，被日野重子和日野富子继承。耳闻目睹了富子专权崩溃的洞松院尼以大名身份掌握了家督的权力，而寿桂尼则以此为先例在东国行使着家督的权力。这样的历史传统被后世的女大名们继承了下来。由此也反映出，看起来像是一贯根据男权原理运行的战国社会，也存在承认女性权力的柔性一面。

注释：

[1]“召唤”和“饭”两个词的日语读音相近。

[2]北条氏纲为后北条氏二代家督，北条早云之子，颇有雄才，擅用兵法。一生沿袭其父策略进攻上杉氏，继承其父平定的伊豆国、相模国后，逐渐将领地扩张到武藏国半国、下总国一部分以及骏河国半国，为日后北条氏康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3]观应之乱指日本室町（足利）幕府第一代将军足利尊氏消灭其弟直义事件。

3.何谓战国大名

多出身于旧势力

一四九三年（明应二年），日本历史进入战国时期，以地方政权为根基，具有独立统治权的统治势力被称为战国大名。在这里想要用简单的、概括性的语言解释清楚战国大名大概不是容易的事情吧。所谓战国大名，首先其前身一般为守护大名。试着列举几个有实力的大名。如伊达、上杉（长尾）、后北条、今川、武田、织田、朝仓、土岐、六角、细川、三好、尼子、大内、毛利、大友、龙造寺、岛津等诸大名，如果按其出身分类：

出身守护大名的有今川、武田、土岐、六角、细川、大内、大友、岛津；

出身守护代的有上杉（长尾）、朝仓、三好、织田、尼子；

既不是守护大名又不是守护代的有伊达、后北条、毛利、龙造寺。

从分类来看，实力强大的大名多出身于室町时代的守护大名或者守护代，基本上是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旧势力的权力。而后北条，如后文所述，出身于幕府官僚一族，除此之外，伊达、毛利、龙造寺等地方武士出身的大名不仅在边境地区，在中央、中间地带也坚持保守的立场。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织田、三好、尼子等迅速扩大势力范围的大名多出身于守护代。

凡此种种，仅从表面看，战国大名既是守护大名的延续，又继承了相关权力，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保守性。其中，甲斐的武田氏、骏河的今川氏、近江的六角氏以及势力遍布北九州到西中国的大内氏、丰后的大友氏、萨摩的岛津氏等从原本的守护到大名化，将幕府的守护之职变为专属的权力。因此，也有学者将这些战国大名称为“战国时期的守护”。另外，在由地方武士（国人）和守护代成长起来的大名中，出云的尼子氏、安芸的毛利氏、陆奥的伊达氏等从十六世纪开始被幕府授予守护大名职位。

战国大名势力范围图（十六世纪中叶）

不论是管理小地方还是治理一国以上的大名几乎都是从幕府得到的职位。从法理和形式看，战国大名无非是被幕府承认的守护大名。

一直以来，学界又是如何定义战国大名的呢？首先，法制史上的分国法备受瞩目，被认为是定义的重要指标。可是，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丰后的大友氏和周防的大内氏或者宇都宫氏都是根据镰仓时代就已经出现的武家家法而确立的。因此，家法和分国法并不唯战国所特有。

强有力的家臣团统治

“战国大名与守护最大的不同是什么”？笔者认为，主人和侍从之间的主从关系构成了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所谓的主从关系，就是大名和家臣团之间形成的依附与被依附的某种“力”的关系。根据胜俣镇夫的研究，一五五七年（弘治三年）正月上旬，安芸郡山城主毛利元就举办为期十天左右的家臣朝贺大会。按照规矩，元旦那天由世袭的嫡系谱代家臣朝贺，第二日由一门和城下在住的非嫡系的外样家臣朝贺，第三日是剩下的外样家臣和被称为地方武士的家臣朝贺。初七到初十由熊谷、平贺氏等远道而来的土豪等使者分别觐见朝贺。（周刊朝日百科《日本的历史〈战国大名〉》，胜俣镇夫编）

像这样，通过觐见的礼仪程序来反映主从间的亲疏关系，在处于室町鼎盛时期的足利将军与守护大名，或者室町殿下（日本国王）和公武重臣阶层的关系中已清楚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战国大名模拟君主专制下的自身与将军的主从关系，并将其活用于自己统治的领国，以此来巩固权力。礼仪规制的确定，背后反映的是根据领地、战功等所确立的家臣团的身份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在军事方面形成的权力与责任。这些都构成了近世社会身份制的萌芽。

与此相对，在被称为“守护领国制”的室町时代，通过守护大名而结成的家臣团的现象被学界称为“被官化”。这与战国大名的时代相比，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松散的组织形式。

一四一八年（应永二十五年），一色义贯被委任为山城守护。上任之际，义贯将“服从并忠于守护”的旨意下发到山城所属的伏见乡武士团体，命其效忠。但领主伏见宫贞成以所辖之地守护不得进入、“守护插手军役没有先例”为由，拒绝执行（《看闻日记》）。这说明守护大名不能强制要求管辖地域的武士服军役，也说明这些武士与守护大名并没有结成牢固的主从关系。到了一四三七年（永享九年）八月，同样是新上任的守护大名赤松满祐向所属的乙训、葛野二郡下发“武士的名字应上报备案，纳入公方统一管理”的规定（《东寺百合文书》）。这件事情非常少见，但反映出当时的守护大名想尝试用一些新办法来控制一国内的武士。也就是说，当时的守护大名在像畿内附近领国那样庄园领主势力强大的地区，对其管辖内的武士不具备直接统御的能力，只能通过庄园领主下发文书的手段来间接行使统治权力。

以上事件表明，室町时期的守护大名即便被分封了新的领国，也无法立即培植亲信势力，不仅如此，还必须划分出一些领地（一色氏的三河、若狭，赤松氏的播磨）给家臣团管理。对守护大名而言，从新领地征用武士、土豪为己所用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笔者在调查近畿各领国发生的相关事件后发现，如畠山、细川等地方的守护即便经历数十年的统治，几乎还是无法征用畿内的武士。再如，细川氏所辖的分国摄津、丹波所用官吏几乎都出自细川老家四国的武士。而战国大名却要极力摆脱间接统治方式，转向直接统驭、征用分国内的武士，令其集中于主城居住，以巩固自身的统治权力。

攻城战的常态化

大名通过不断强化对家臣团的统治来巩固自己的军事实力，其中最显著的效果就是军事防御能力的提升。这个时代的城池攻防战，再也不会发生像嘉吉之乱时期那样，仅仅不到一个月赤松军就被山名军击溃的事情。如长尾景虎（上杉谦信）从一五六〇年到一五六一年（永禄三年到四年），曾花大半年时间追击北条氏康，并长驱直入包围小田原城，但持续了一个多月仍久攻不下，最后只得撤军。另外还有一五四〇年（天文九年）九月，尼子晴久在安芸郡山城包围了毛利元就。元就领兵坚守城池数月之久，直到第二年的正月尼子军被击退。时隔两年之后，大内义隆又在富田城包围晴久。晴久坚守两个多月后，义隆最终被迫向安芸方向撤退。这些战事表明，需要取得战国时期的攻城战的胜利，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战国时期的诸大名为了能够直接有效地控制分国内的人民和土地，实施一种叫“检地”（类似土地分配）的政策。这一时期的检地如同武士姓名申报制度一样，采取土地申报制度。根据池上裕子的研究，申报的形式主要分为领主上报和百姓上报两种。百姓上报形式的确立有利于大名直接控制农民，但通过庄园领主或者所在地领主来间接上报仍占多数。不可否认，这一阶段的检地制度只是一个雏形（池上裕子《织田信长在领国的申报和检地》）。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也就是所谓的战国末期，织田信长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开始使用一种被称为“绳打”的土地面积丈量法。

尽管战国大名创设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家臣统治制度，但并不意味着由此就确立了自身的绝对统治地位。因为家臣团方面保有一种被称为“传家的宝刀”的传统[1]，即针对主君错误言行，若领国方面并不认同，家臣们可以拔刀以示抗议。所谓的“宝刀”实际上就是对主君的“克制”。前文曾提到过细川政元扣押义材将军事件（明应政变）就属此类。最有名的是武田信虎（武田信玄的父亲）被流放以及陶隆房（晴贤）逼迫大内义隆自杀事件。除此之外，还有河内的畠山氏其历代主君毫无例外地难逃被放逐的下场。总之，强化家臣团的统治并不意味着大名地位的绝对化。这种独特的“下克上”的传统在战国时期结束后，依然被顽固地延续到下一个时代。

注释：

[1]作为家传的宝贝，只有在关键时候才可以使用。

4.对铁和木材的争夺
——尼子与三好氏

出云之铁与尼子氏

洞松院尼控制包括播磨在内的三个领国一直到十六世纪初期，在其北面的山阴之地，诞生了一个大人物。这个出生于出云富田城（今岛根县广濑町），兴起于洞松院尼晚年的人物名叫尼子经久[1]。尼子氏为富田城守护京极氏的庶族一脉。南北朝末期，出云为山名满幸的领国。但是满幸在明德之乱后没落，京极高诠成为新守护。高诠去世后，近江犬上郡的武士尼子持久（相当于高诠的叔叔），成为新守护代。

以出云为中心，伯耆、安芸、备后等地为当时优质铁砂矿的产地，以鞴（双脚交互踩踏鼓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金属冶炼业随之兴盛起来。出云所在的日本中部的山脉地区部分地方溪谷平缓、多河川，当地人因地制宜，利用这种地形发明一种称为“铁穴流”的独特采矿法。他们充分利用溪流的冲刷，和高度差形成的重力将铁砂从沙砾中甄选出来。从此种铁砂中提炼出来的钢富有强度和韧性，因其品质上乘，被称为“玉钢”，成为锻造日本刀等刃具的最佳原料。据一四四五年（文安二年）兵库关隘的通关台账《兵库北关入船升米账簿》（灯心文库藏）记载，儿岛、牛窗、连岛、因岛等为当时从事铁交易的港口。这些从云备地方运往畿内的鉧（用铁砂矿炼制的钢块）多由中部山脉地区出产的铁炼制而成。鉧被运到作为中转站的美保或安来地方后，美保关对此要征收一定的税钱。大名尼子家以“守护分”的名义每年会从中抽取五百贯。

出云的铁大概也出口到中国和朝鲜。从城下的富田川河底发掘出来的遗物中有很多是涂有元、明时期釉色的瓷器。这些瓷器应该是尼子氏与朝鲜交易的物品。通过经营铁贸易，尼子氏势力日益壮大，进入十六世纪后，尼子氏国富兵强，逐渐吞并了周边藩国。

爆发于一三九一年的“明德之乱”就缘于守护山名满幸对横田庄的横征暴敛。出云的横田庄为日本生产玉钢的中心。自南北朝以来，铁成为战略性物资，围绕争夺铁资源和掌握其流通权，横田庄成为众多势力的征伐之地。之后的守护政高因忌惮经久的威势，于应仁之乱后的一四八四年，让盐冶取代了经久继任守护代一职。翌年正月，经久得到城下的钵屋民众帮助潜入城内制造混乱，并趁机占领城池，凭实力重新夺回守护代之职，但也因此坐实了“国贼”的污名。但无论如何，势力崛起的经久与东边的伊势宗瑞（北条早云）形成两足并立之势。

从一五一八年（永正十五年）开始，经久的军事势力开始增强。在那之前，其一直作为臣下追随大内义兴。当时的义兴与细川高国在畿内建立了联合政权。从一五〇八年到一五一六年（永正五年到十三年），经久一直在京城听命于义兴驱策。一五一六年，经久离开京城，脱离了大内义兴回到属国，此后走向政治军事的独立化，就此拉开了称霸山阴地区的帷幕。

大内与尼子的角逐

出云的三刀屋、赤穴等地方盘踞着拥有很强独立性的强力武士势力，经久用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将其收服。尼子氏大概在这一时期开始扩张势力范围。一五一八年（永正十五年），伯耆的南条氏吹响了经久发起军事行动的号角。随后经久于一五二一年（大永元年）攻破石见。得到西条盆地周边芸北地区的武士势力的归顺，经久军事力量显著增强。为了防范经久，大内氏方面于一五二二年将陶兴房（晴贤之父）派到安芸。翌年八月，大内义兴与大内义隆父子二人亲自出征安芸。义兴大军将大营驻扎在严岛后，对樱尾、银山（今广岛市）等城发起攻击。受此影响，尼子方面保卫芸南地区的呼声陡然高涨。如此一来，围绕着由大内氏世代管辖的安芸城周边地区的统治权，尼子与大内两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一五三七年（天文六年）年末，一直在尼子和大内两大名之间首鼠两端的土豪毛利元就决定投靠大内，被激怒的尼子经久派孙子晴久发兵安芸。一五四〇年（天文九年）九月，晴久军长驱直入因、伯、云、备，随后以三万兵力包围了在安芸郡山城的毛利元就。在此之前的一五三八年，晴久曾挥师东征，通过美作攻打播磨，占领木山城（今兵库县新宫町），对赤松氏形成军事压制。可是赤松氏并没有屈服，转移到西面的安芸。尽管如此，仅仅一年，晴久军队还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播磨长驱直入安芸。郡山城被包围之后，毛利方面军收缩防线，准备据城死守。

大内义隆为了救援毛利，亲征岩国。翌年正月，毛利与大内联军在郡山城打败尼子军取得大胜。大内军乘胜追击，消灭了友田、武田等归顺尼子的名门望族。自镰仓以来，安芸的守护、御家人[2]等除毛利一家外皆被一一剪除。

一五四一年（天文十年），经久去世，享年八十四岁。一五四二年正月，大内义隆倾分国一万五千多的兵力誓要荡平尼子氏。在此之前的一五三三年（天文二年），在石见的大森银山，一种关于银的冶炼法被发明了出来。继铁之后，银又成为尼子和大内两方争夺的对象。本想三个月拿下石见赤穴城的大内军到达松江平野后，凛冬已至，严寒逼袭对大军造成很大影响，大内军只好途经罗木山驻扎，直到一年以后才再次出兵。这段时期由于战线紧缩，原来归顺的土豪们很多都转而投靠尼子军。鉴于形势有变，大内军决定于五月七日撤退。这场空前的远征以失败告终。

富田城战役的失败成为大内氏势力衰颓的转折点。大内义隆不同于一般的战国武将，他对京都文化充满憧憬，又多仰仗公卿的支持，所以需要庞大的经费支出。领国的民众因此负担很重。沉重的赋税终于招致重臣陶隆房的反叛。一五五一年（天文二十年）九月，。义隆被逼无奈自刎于长门宁寺。而对手尼子氏在大内氏衰微之后控制了备后。一五五二年（天文二十一年），晴久被将军义辉授予云、隐、因、伯、作、备等八国的守护，成为当时全日本统领分国数量最多的大名。可是，就在发动反叛逼死主君的陶隆房（后改名晴贤）正欲发展壮大之时，却在一五五五年（弘治元年）十月，在有名的严岛之战[3]中，遭到毛利元就军的偷袭而战死。自此以后，中部地区形成了尼子与毛利两强并立的局势。

蓝染和木材之国

据称，三好氏出身于信浓小笠原氏，于南北朝时期入阿波小笠原氏，祖居阿波三好郡，应仁之乱时，成为阿波西三郡的守护代，后因文明末年爆发的一揆运动而发迹，人称三好之长。如前文所述，细川政元无子嗣，把阿波守护细川成之的孙子细川澄元收为养子。一五〇六年（永正三年），澄元被任命为摄津守护，作为成之下官的三好之长跟随澄元进京受封，不久被任命为摄津守护代。正如洞松院尼的章节中所言及的，一五〇七年至一五〇八年（永正四年至五年）的战乱之后，三好之长举兵拥立澄元，后兵败逃走，最终于一五二〇年（永正十七年）五月，在京都等持寺的战役中大败于细川高国而被处死。其后继者三好元长（之长之孙）于一五二六年举兵拥立澄元之子晴元。元长军从阿波经和泉堺入京城，活跃于畿内邻国一地，之后作为细川氏的下官同畿内的武士势力对立，被主君晴元抛弃，后晴元借“一向一揆”之力于一五三二年（天文元年）六月，攻打和泉堺，杀死元长。元长的后继者为有名的嫡子长庆。

三好氏以阿波为根据地，到了战国时期，越过大海兵进畿内，作为细川下官中最有势力的一方而活跃着。当时三好氏的屯兵基地为贸易都市堺。现在的堺市北部还立有一块“三好氏海船馆址”的石碑，附近多为木材经销商，这里被认为是三好氏的住宅遗址。有关海船馆遗址的传说称，当时堺的大商人只收购阿波产的木材，并将其视为重要战略物资。据前文提到的《兵库北关入船升米账簿》记载，一四四五年，从阿波各个港口运往兵库的木材为二万八千五百石，其中出货量最大的港口为海部，约有九千石。除阿波外，其他的领国几乎没有留下木材贸易的记录。还有作为近代阿波专卖品的蓝染约有四百石从阿波流入畿内。毫无疑问，阿波在室町时代就已经成为木材和蓝染的一大生产基地。这些物资的中转站在应仁之乱前为兵库，之后则转移到堺。在堺的商贾中多为与三好氏关系密切的政商。

一五二六年（大永六年）年末，元长在堺登陆，此时的他已拥立作为候补将军义晴的弟弟义维。而义晴只好逃亡近江的朽木，之后在近五年的时间里都没有返回京都。这期间，义维在和泉堺的金莲寺对外发号施令，成为实际上的将军而君临畿内。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世人也把元长称为“堺公方”或者“堺大树”，反映出三好氏在堺的雄厚实力。

元长去世之时，其子长庆虽然还只是一个十岁的孩童，但辅佐的老臣们都还健在。翌年，众老臣们以“三好千熊丸（长庆）”之名同石山本愿寺、细川晴元展开谈判。一五三九年（天文八年），长庆与旧主晴元议和，成为摄津西一半领国的守护代、越水城（今西宫市）城主。翌年，长庆同丹波的土豪波多野秀忠之女结婚，一五四八年（天文十七年）又娶河内守护代游佐长教之女。通过这些政治联姻，长庆逐渐巩固了在畿内的政治地位。同年八月，羽翼丰满的长庆再次发动针对主君晴元的叛乱。一五四九年（天文十八年）六月，长庆在摄津江口的战役中一举击溃晴元大军，终于如愿入主京城，成为统御畿内的霸主。

与旧势力的缠斗

与其他大名统辖之地不同，京畿是被天皇、将军和公家寺社等众保守势力占据的固若金汤的城池，仅靠军事压制是无法统御畿内的。正因如此，亡命近江的义晴、义辉将军父子以及细川晴元等势力顽强抵抗着长庆的统治，誓要夺回京都。这一时期，传入种子岛的葡萄牙铁炮被天文年间因法华之乱而亡命于堺的日莲宗僧侣传到了畿内，晴元军迅速配备了这种新式武器。一五五〇年（天文十九年）七月，在洛中战役中，长庆军中一位叫三好弓介的军人被晴元军的铁炮击毙。这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使用铁炮进行的战争。同年二月，义晴筑起中尾城，为了防御铁炮，用掺入小石子的白灰涂满城墙。将军义辉得知无法将三好军赶出京都之后，便组织暗杀团伺机刺杀长庆。一五五一年三月，长庆在京都的一场宴会上遭到刺客暗杀负伤，同年五月，长庆的岳父游佐长教在高屋城内被暗杀。

像这样，将军义辉（义晴于一五五〇年去世）同长庆上演了历时四年多的京都争夺战。一五五三年（天文二十二年）八月，将军义辉最后的据点灵山城被长庆军以大炮攻陷，义辉逃亡近江朽木，剪除异己的长庆则作为最高权力者统治畿内长达五年之久。在此期间，长庆将主城从摄津越水迁移到芥川（今大阪府高槻市），并在前执事伊势贞孝和其他室町幕府官吏的支持下，获得了对山城、丹波、摄津和淡阿赞等畿内四国以及旧细川氏的六个领国的统治权。这个政权的意义在于，在畿内第一次建立起了不以幕府之名为前提的独立的大名统治政权。但维持这样一个政权实属不易，其短短存在了五年就瓦解了，实在是一个短命政权。甚至于连之后的织田信长也体味到了那个时候长庆政权的种种不易。可以说，从一五五三年到一五五八年存在五年的三好政权具有了作为织田政权的先驱的历史意义。

历史上的长庆是一个颇有教养又广受武将爱戴的杰出人物。正因如此，长庆始终无法下决心将足利将军家放逐，彻底削弱其实力。相反，一五五八年（永禄元年）十一月，长庆与义辉议和，并把京都让于后者，使已行将就木的幕府得以复活。这显然是大名政权对幕府的妥协，是一种历史倒退。其后，三好氏把河内、大和、和泉三国并入版图，作为形式上的将军属臣而实施统治。但对此颇为不满的三好长逸、三好宗渭和岩成友通三人与手下松永久秀在长庆死后对将军实施了暗杀。这件事也反映出畿内的旧势力与大名之间围绕权力的激烈博弈。

注释：

[1]尼子经久为出云国的武将、大名，绰号云州之狼，擅长谋略，与毛利元就、宇喜多直家被并称为“中国（指日本中部地区）三大谋将”。尼子经久以其“下克上”的传奇经历而与北条早云、斋藤道三等人齐名，曾做过出云国守护代，之后由于过于追求扩张领地而被罢免，后又白手起家夺回了出云国的领地，并发展成为拥有山阴山阳十一国的超级大名，被后人誉为战国“阴阳一太守”。

[2]御家人意指镰仓时代与将军直接保持主从关系的武士。“家人”最初为贵族及武士首领对亲信部下武士的称谓，镰仓幕府成立后，将军被敬称为“御”，故有“御家人”一词。

[3]弘治元年（1555年）十月，安艺国严岛（今广岛县）爆发一场战争，对战双方为毛利元就和陶晴贤，最后毛利军取得了胜利，史称严岛之战。

第四章
战国大名的世界（东国）

上杉谦信画像（上杉神社藏）

1.伊势宗瑞征服伊豆与相模

伊势宗瑞的出身

在第三章第一节中已有所提及，按照幕府的命令，今川氏的食客伊势宗瑞于一四九三年（明应二年）攻打堀越的茶茶丸。之后，宗瑞统治大半个关东地区，成为北条五代之祖，世称“北条早云”。在宗瑞之子氏纲的晚年，这位典型的战国大名从伊势氏改名为北条氏。因宗瑞一直到死都被世人称为伊势氏，本书仍称其为伊势宗瑞。

关于宗瑞的出身，自古众说纷纭。但从其妹妹北川殿下嫁给今川义忠这件事推测，宗瑞绝非一介浪人，应有一定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很可能与中央的公武势力关系密切。正如第三章第二节有关寿桂尼的记述，今川氏历来作为侧室被京都所奉迎。另据一四九一年（延德三年）正月的北野社的记录，幕府在给骏河守护今川贞亲下达的行政命令中提及“将军之命，伊势新九郎遵从同名右京亮之安排”。由此可知，新九郎宗瑞为担任幕府申次一职的伊势贞远（时任右京亮一职——译者注）一族，亦即担任幕府执事的伊势氏的同族。就目前掌握的资料，如果列出宗瑞家族的谱系图，大概如右图所示。

关于宗瑞讨伐伊豆之经略说，主要见于近世初期的“（上杉）定正引入”（《和汉合符》）或者“定正设计夺伊豆”（《镰仓九代后记》）等广为流传的有关扇谷上杉定正的相关著述。但正如多次提及的，根据家永遵嗣的考证，宗瑞讨伐伊豆是奉将军义澄的指示，事件本身是将军家对伊豆的复仇行为。从这件事可以窥见多成书于近代初期的军记类、传记类书籍在记述上脱离相关历史事实的情况。

进军关东

一四九五年（明应四年），宗瑞制订了攻打小田原城的计划。《相州兵乱记》对此记载称：宗瑞假意与小田原城主大森藤赖交好，并相邀一同“箱根山狩猎”，之后趁其不备攻取城池。但这很可能与历史事实有出入。从宗瑞的立场考虑，其军事行动并非师出无名的趁火打劫行为，而是为将军义澄“报杀母之仇”的正当行动。宗瑞的算计就是要充分利用幕府的命令而让自己的行为合法化，从而顺理成章地夺取伊豆、相模，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基于这样的考量，宗瑞毅然决然地采取了军事行动。其结果，宗瑞于一四九八年（明应七年）出兵甲斐战胜茶茶丸并将其诛杀。在这件事上，宗瑞也算是尽了大义。自此之后，世间对宗瑞的风评较之以前更好。作为新兴大名的伊势氏为了能够恢复名誉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北条早云（伊势宗瑞）画像（神奈川县箱根町早云寺藏）

宗瑞攻占伊豆后，迅速且成功地将其打造成隶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分国，但对于相模的统治并不顺利，几乎耗尽他晚年的全部精力。占领小田原城后，宗瑞任命其弟弟弥次郎为城主。之后的一四九六年（明应五年）七月，山内显定攻打小田原，弥次郎战死，小田原城一度被上杉方面占领（《神奈川县史》）。而宗瑞为能够进军关东一直进行着周密部署。一五〇四年（永正元年）八月，宗瑞发兵攻打武藏的立川原（今立川市），之后得到扇谷朝良的拥护和今川贞亲的支援而大胜山内显定，并乘势追击，于同年十月占领镰仓。在此前后，宗瑞投靠扇谷上杉，并于一五一〇年，拥立古河公方政氏的次子义明。这一阶段，后北条氏如此行事，主要因其缺乏以大名伊势宗瑞之名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尽管如此，一五一二年（永正九年）八月，宗瑞率军攻下相模的要冲冈崎城，把三浦义同等一干守城将士驱赶到镰仓附近的住吉城。不久，宗瑞统治了除三浦半岛外的相模全境。

同年十月，宗瑞为了遏制三浦氏反攻，在镰仓以北建立玉绳城（位于今JR线的大船地铁站西北方）。作为东北连着江户，西向连着根据地小田原的要冲，玉绳城在三浦氏灭亡（一五一六年）后成为进军关东的重要据点。而此时的宗瑞已八十五岁高龄。在一五〇六年的时候，宗瑞还以伊豆的韭山为根据地，令其嫡子氏纲做了小田原的城主。可是在一五〇四年（永正元年）的时候，宗瑞将京都名医陈外郎（足利义满时期作为“渡来人”来京都生活的陈祖田的后裔）招致小田原城，并获得了透顶香（化痰止咳的药物）的专卖权。在其带动下，小田原城获得进一步发展。到了十六世纪左右，小田原城超越韭山成为一座繁华的都市。一五〇六年，小田原城的周边地区实施土地申报和分配制度。这是有史以来战国大名中最早实施的土地政策。之后，宗瑞和其孙（后北条氏）将领主财产和官员俸禄统一用永乐钱的枚数、贯文来表示，史称“贯高制”。

虎符与北条改姓

宗瑞晚年将家督让与其子氏纲，自己则隐居韭山。作为伊势家的新家长氏纲，执政伊始便制定了相关制度，其中“虎符”制度最为有名。

一五一八年（永正十五年）九月，氏纲又确定了朱红印章的规制，并于十月将相关规定下发伊豆、相模。在今天所遗留下的数千件盖有“虎符”印的文书中，最早的签发日期是永正十五年十月八日。所谓“虎符”，为伊势氏（之后为北条氏）首领所执掌，上面印有“禄寿应稳”四字，四角有虎踞形状的朱红大印，当时也称其为“虎之御印”。统治者以“虎符”来直接宣达意志，这种执政形式标志着通过郡代、代官来实行间接统治到直接对百姓进行统治的过渡。研究者认为，这象征了统治者对领国支配能力的进一步强化。

为了控制伊豆、相模两国以北地区，氏纲于一五二四年（大永四年）正月攻打由上杉家守护的江户城，由此打破了由古河公方和上杉氏统治关东地区的旧体制，引起了关东保守势力的极大震动。正月十三日，上杉朝兴在武藏高绳（今东京都港区）与氏纲军交战。失败后的朝兴带兵据守江户城，但终因无法长久支撑而逃亡河越城（亦称川越。——编者按）。其实，早在战争爆发之前，朝兴与武田信虎曾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企图牵制氏纲（近年据矢崎胜巳的研究发现，武田信玄的母亲即为上杉朝兴的女儿），但终究没能阻滞伊势氏的扩张。通过此次战争，氏纲将武藏南部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统治范围，作为新的统治势力的北条家替代了旧统治势力上杉家对关东的统治，关东的形势也随之发生极大的变化。受到冲击的上杉氏诸势力指责伊势氏为“侵略他国的凶徒”，并以恶党之名呼之。面对如此指责，痛感师出无名的氏纲决意改换门庭，不再使用伊势家族的姓氏，改称北条。

氏纲通过政治运作得到后柏原天皇的敕允后正式更名为北条姓氏。据佐胁荣智的研究，氏纲更名为北条姓氏的时间大约在夺取江户城的半年之后，即一五二四年的六月到九月。通过更名，在名义上，伊势氏作为北条氏获得了与武田、上杉等大名平等的独立大名的地位，有力推动其后的发展。氏纲之所以选择在夺取江户城之后改名北条，主要基于这样的历史根源：早在镰仓幕府初期的一二〇七年，北条时房[1]时任武藏守护，之后获得执政权的北条氏又兼任武藏国主。氏纲正是要利用北条氏与武藏的特殊关系，通过夺取江户城和改名北条来向天下宣示自己是当之无愧的执掌政权的北条氏的后继者。

一五二九年（享禄二年）年末，通过京都公卿贵族势力的协助，氏纲被天皇敕封为左京大夫。本来大名、武士等武家要人被禁止直接向朝廷奏请官职，需通过幕府转呈朝廷获得敕许后方可加官晋爵。但是一五二九年年末，当时的将军义晴已逃亡近江的朽木，而执政的细川高国已从北陆流浪到山阳，幕府已今非昔比。事出无奈的氏纲只能越过幕府直接向朝廷奏请。从这一时期开始，地方大名的仕途升迁不经幕府，直接奏请天皇敕许的事例变得越来越多。封号关系到大名，尤其偏远国家大名的政治地位和身份。当时享有“左京大夫”封号的大名有陆奥的伊达植宗、甲斐的武田信虎和周防的大内义兴，氏纲获得该封号则意味着可以如愿与这些大名比肩齐名。

像这样，天皇取代幕府行使赋予地方大名地位和身份的封号特权表明当时的皇室在统合日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此以后，尽管旧势力负隅顽抗，但仍无法阻止氏纲军势如破竹地进攻。一五三七年（天文六年）七月，氏纲在武藏的三木（今狭山市）之战中打败上杉朝定，夺取河越城；之后又于翌年十月，在国府台会战中大胜足利义明、里美义尧等，向西由骏河一直侵入到兴津（今静冈县清水市）；同年三月，氏纲军又占领富士川以东地区。至此，北条氏的分国由伊豆、相模扩充到半个骏河、武藏、上总、下总，共计六国。

注释：

[1]北条时房为镰仓前期的武将，被称为大佛殿。曾参与奥州征伐、追讨畠山重忠、和田战役等战事。承久之乱时，和北条泰时率领幕府军攻入京都，战乱平定以后在京担当南六波罗探题，后归返镰仓，辅佐泰时就任执权。

2.周游列国的艺术家们

美浓草庵的“梅花无尽藏”

与和平盛世不同，自应仁之乱后持续的乱世导致地方交通和治安恶化，百姓的移动通行变得十分困难。再加上战乱之后各守护大名都常驻于自己的领国，导致京都和分国之间的往来日益疏离。同时，大名强化地方统治自然形成了地域之间的相互封闭和孤立。尽管如此，在那个时代也有一些人频繁出入相互对立的领国和大名之间，或者往来于京都和地方，传播信息和文化。这些人主要是画师、连歌师、僧侣等文人和艺术家。本节主要列举与东国关系密切的艺术家的事迹，借此探讨何谓“乱世文化”及其历史意义。

本书第二章第一节曾提及过万里集九。万里集九生于一四二八年（正长元年），出身近江浅井郡速水氏，幼年入东福寺，从此踏上禅僧的修行之路。集九擅长诗文，三十六岁时，加入相国寺的文艺结社“友社”。这个结社汇集了横川景三、桃源瑞仙等与集九同龄的著名诗僧。应仁之乱爆发后，集九逃离近江，途中遇盗贼，被抢走《文选》一书。受此打击的集九在流离美浓、尾张和东国期间决定还俗（本人称为破戒），以居士身份开始新的生活。集九在一四七三年喜得一子，一四七七年五十岁时又得一子。这里就不谈论集九还俗的理由和其夫人的话题了。

一四七五年（文明七年），纵情美浓各地的集九在一个叫鹈沼的地方搭建草庵书斋，自号“梅花无尽藏”。因是守护代一族，集九得到了名将斋藤妙椿等武士的支持。“梅花无尽藏”的斋号源于集九所仰慕的中国宋朝大诗人陆游的诗句，之后也成为集九诗文集的题名。

与雪舟的邂逅

一四八一年（文明十三年），集九在守护大名官邸所在的革手（今岐阜市）正法寺初遇画僧雪舟等杨。另有一说二人本就是挚友故交。是年，集九失去长子，无限心伤。为此，雪舟为其创作《金山图》以表安慰。雪舟的画作在美术史上的艺术价值极高，时人誉其为“气韵浑然天成，非智巧所及，乃神品是也”。之后，雪舟便告别了集九。下面记述一下雪舟的事迹。

如文字所载，雪舟也是一个经历颇为丰富的人物。雪舟，一四二〇年（应永二十七年）生于备中，比集九年长八岁。曾为京都相国寺负责接待工作的僧人。师从同寺首座天章周文研习绘画，之后因大内氏召见，离开相国寺一路西行赴山口。雪舟曾乘遣明船到访中国，于一四六七年到达江南。雪舟的画在中国享有很高的评价，曾被推举为浙江天童山首座（西班的首席），自号“四明天童第一座”。后赴北京，其创作的礼部大堂壁画，可谓技惊四座，誉满京城。雪舟研习了宋元以来中国传统绘画技巧，同时也热衷于中国的自然和风土题材的创作。赠予集九的《金山图》即是以中国江南镇江的金山龙游寺为素材创作的，使用的也是中国的绘画技法。雪舟回国之后曾在博多短暂停留，一四七六年（文明八年），在丰后的大分创建画室，名为天开图画楼。之后回到山口，开始怡然山水的写生之旅，也就在这时才有了与隐居美浓的集九的邂逅。集九对于雪舟在美浓时创作的《鸟巢禅师像》颇为赞赏，视其为知音。之后，集九经常在雪舟创作的绘画作品上题跋作序。二人同于文龟和永正年之交（一五〇三年前后）去世，他们互相信赖与敬爱，保持着至深的友情直至生命尽头。

雪舟作《天桥立图》（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雪舟告别集九离开美浓后，从关东经由北陆于一四八四年（文明十六年）回到山口，落脚在曾经的草庵云谷轩。雪舟回来时曾途经富士山和出羽的立石寺，兴之所至，为其作画（画作皆遗失）。雪舟在此另有《山水长卷》《益田兼尧像》等名作遗世。晚年，雪舟再次出游丹后，有代表作《天桥立图》遗世，现已成为国宝级的珍品。路途中，他布教于各地，培养了众多弟子。战国时期的关东地区，被称为“关东水墨画”的一派画家便继承了雪舟的画风而活跃于当时的画坛。

万里集九行旅图（参照中川德之助著《万里集九》，吉川弘文馆，一九九七年版）

与太田道灌交游

在山城国一揆爆发前的一四八五年（文明十七年）九月，时年五十八岁的集九应道灌的邀请东游而去。据说，作为二者联系人的是曹洞宗[1]的禅僧、住在美浓长康院的子通书记。此次东游，好友道灌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不仅负担路费，甚至还负担了集九“梅花无尽藏”书斋的翻新费用，由此可见道灌对集九的敬仰之情。受朋友诚意感召，东游前夕，集九在江户城内的一处斋舍内为道灌创作了一首《静胜轩诗》。集九于九月七日离开鹈沼，十四日到达远江三方原。初次见到富士山的集九心潮澎湃，遂赋诗一首。诗曰：

峰起天边形万仞，

顶笠前行高声奇。

不见士峰真面目，

乱云迷处未分明。

十月二日，集九抵达江户，被安置在隅田川上游的三河岛附近，另道灌在江户城内为其特设“梅花无尽藏”书斋和客舍一处。可谓是礼遇备至。十月九日，道灌的主人扇谷的上杉定正也来到江户城，并亲自设宴欢迎集九，道灌还以舞助兴。集九非常感激诸位的厚待，为文作诗以表谢忱，与道灌在文学上的交情亦更深厚。

可是，翌年七月却突然飞来横祸。集九停留江户期间，道灌被招致相模守护地糟谷（今伊势原市），随后被主人定正以有谋逆的嫌疑暗杀。得知此事的集九十分惊愕，在二十七日的道灌斋忌日（死后第十四天的法事）上，集九在灵前诵念悼文，并在道灌第三次斋忌日上作追悼诗文以慰其在天之灵。道灌死后，仍在江户停留的集九心境无比难受，随后拜访了镰仓和金泽文库，与禅僧们会诗文，其中也有为定正所做的诗文。面对当时的复杂心情，集九记述道：

道灌静胜公横生乱事后，余日日盼复西归，然定正再三挽留，余唯暗自神伤。

总之，在道灌第三次斋忌日后的一四八八年八月，集九逃出江户，携妻儿奔赴越后。集九的北陆之行，因有山内的上杉房定的邀请和庇护，一路还算畅通无阻。集九等人先是越过三国峠，为了过冬，在越后的能生大约住了半年，之后经越中滑川，翻越飞驒高山，最后于一四八九年（延德元年）五月回到美浓的鹈沼。自那之后，集九虽八十岁高龄，却仍在进行诗评和汉诗的讲学，广收弟子。劫波渡尽的集九回到美浓后再也没有去过京都，一生终老于此。

狩野元信作《宗祇画像》（波士顿美术馆藏）

病于途中

连歌师宗祇与集九并无直接交流，但经常会探访集九的住处和到访之地。因守护代家的家臣石丸利光叛乱，集九于一四九七年临时入住革手的正法寺。在此之前的一四七二年（文明四年）十月，宗祇在正法寺与歌人道兴等一起吟诵百韵。道灌横死之时，道兴正在关东，并没有同集九一起南下，之后经金泽和镰仓返回京都。宗祇则在太田道真、道灌父子的邀请和庇护下，一路东游而去，与集九的东游路线基本一致。江户和美浓作为交会点将这些文人的人生轨迹连接到一起。

宗祇东国行旅图。----一四六六—一四七〇，———一五〇〇—一五〇二。（参考奥田勋著《宗祇》，吉川弘文馆，一九九八年）

宗祇出身近江，生于守护六角氏的重臣伊庭氏家，相传与细川晴元手下奉行饭尾元连氏是近亲，但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武家出身确定无疑。宗祇幼年居住在相国寺，三十岁后拜宗砌为师，致力于连歌创作。

不知是有先见之明还是出于偶然，一四六六年（文正元年）六月宗祇在应仁之乱爆发前夕离开京洛，一路东行。对他而言，行路乃“人生的大道”。宗祇途径骏河时与弟子宗长相遇，并在其引荐下共赴守护大名今川义忠府邸。宗长出身岛田的一个从事冶炼的人家，幼时善歌，很早就在义忠手下当差。自与宗祇相遇后，二人便常常结伴出游，宗长可以算是宗祇人生经历的见证者。宗祇曾接受武藏的长尾景信邀请，从品川行至海路常陆，然后经筑波、日光到达白河关，之后于一四六九年（文明元年）返回畿内，并顺路拜访奈良的一条兼良。因厌恶战争，同年年末宗祇再次东行。一四七〇年，宗祇受太田道真之邀来到河越，参加河越千句连歌会，之后两年，在伊豆三岛跟随武士出身的东常缘习得《古今和聚集》。

应仁之乱结束后的一四八〇年（文明十二年）六月，宗祇与宗长等人结伴出游筑紫，并创作了《筑紫道记》一书。宗祇游历回来后，其技艺和名望都显著提高，可谓名噪一时。甚至被义政、义尚、富子等将军家一族邀请出席三条西实隆、细川政元等的连歌会。一四八八年（长享二年），皇室迎来后鸟羽上皇二百五十年逝世纪念日。宗祇与肖柏、宗长等在摄津的水无濑庙前一起吟诵著名的《水无濑三吟百韵》。一四九一年（延德三年），宗祇第四次出游越后，因旅途劳累，在摄津有马的一个温泉洗浴之时创作了著名的《汤山三吟》：

薄雪山路叶色浓， （肖柏）

岩边落木见冬影。 （宗长）

松虫悲鸣诱出行， （宗祇）

夜深凉秋入袖中。 （柏）

寒露映照冷月光， （长）

无思神往入野径。 （祇）

羁旅闲暇盼友随， （柏）

乘云一路赴远峰。 （长）

之后，宗祇便告别了迎来日出送走晚霞的羁旅生涯。一四九五年（明应四年），宗祇遵敕命编撰《新撰菟玖波集》。一五〇〇年七月，已八十岁高龄的宗祇最后一次出游越后。一五〇二年（文龟二年）三月，宗祇在越后短暂停留后，向美浓进发，后在上野草津温泉与宗长会合，二人经川越、江户到达国府津。不久之后，宗祇在江户发病，但因难以拒绝今川家的盛情邀请，便带病上路。七月三十日，宗祇在箱根的一处客舍病逝，据称当时的宗祇是“伫立望月”而卒。其遗骨后被宗长安葬于裾野的定轮寺。

土佐光元的战死

本章最后记述一下在绘画史上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战国末期画家狩野永德及土佐光茂、光元父子。土佐派继承大和绘正统，为历代将军家御用画师，负责绘制将军葬礼仪式上的“御影”。继宗湛之后，狩野元信成为幕府御用画师，在肖像画上与著名的土佐光信棋逢对手。将军义材执政时期，光信也兼任幕府御用画师。可以说，在战国时期的京都画坛上，狩野与土佐是并立的两座高峰。光茂应该为光信之孙，土佐氏的继承者。其在画坛活跃的时期大约从一五二二年（大永二年）到一五六九年（永禄十二年），代表作品除《桑实寺缘起》外，还有留存于世的将军义晴的御影作品。另外，织田信长入京的第二年，光茂受信长之邀为新将军义昭营造的二条新官邸的障壁画绘描。这个作品没有留存于世。

作为活跃于大和绘末期的光茂面对着中央的官学风气，难免被政治形势所左右。一五六五年（永禄八年）五月，将军义辉被三好三人众[2]暗杀，受此影响，土佐一门难以在京城立足，光茂与子光元流落到堺，无法再返回洛中。为信长的二条官邸挥毫泼墨也是其在离开堺后做的事情。然而，命运的严酷还远不止于此。

光元于一五四一年（天文十年）出任左近将监一职，在继承土佐一门家督上被寄予厚望。比起绘画，光元更好剑术和兵法。从一五六八年信长入京开始，光元便不再从事绘画而以武职侍奉织田家。光元的转变与其说是因为个人的资质问题，毋宁说是听命于主人义辉的指示。义辉继承了父亲义晴好战的性格，喜好筑城和豢养刺客（参见第三章第四节），据说还向塚原卜传学习剑术，总之是一个尚武又富有冒险精神的将军。

一五六九年（永禄十二年），光元奉信长之命随军攻打木下秀吉统治的但马国，因其对军事生疏，而兵败被杀，时年四十岁。垂垂老矣的光茂痛失爱子后无限悲哀，土佐一脉自此断绝。而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的狩野永德等狩野派众人感念于土佐派之不幸，曾尝试通过过继养子和入门拜师等方式施以援手。但事到如今，土佐派再也无法挽回颓势。

以上生逢乱世的文人墨客的众生相实在让人颇为感佩。当然，每个人的际遇不尽相同。就其离开京都的缘由而言，像雪舟和宗祇就并非因为战乱，也掺杂着个人的因素。但无论怎样，对这些人物的评价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艺术传播能力。同样不能被忽视的还有，给予这些艺术家礼遇和支持的斋藤氏、太田氏等，以及他们作为守护代、武士阶层对艺术的热爱和表现出来的对文化的理解和宽容。正因如此，美浓的革手、骏府、小田原、江户、越后的国府等地才能成为地方的文化中心。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文人墨客为了摆脱战争迫害，在军事上不得不严肃地坚守中立立场，也正因为采取了中立立场，那些大名和武士才能对其放心并礼遇有加。比如，一五一七年（永正十四年），作为今川氏亲与武田信虎议和的使节，连歌师宗长亲赴甲府斡旋，还有奉敕携武田信秀褒赏令拜访尾张胜幡的连歌师宗牧等。（载于《宇津山记》《东国纪行》）

战国时期的艺术家们主观上对永恒的美与至高艺术充满不懈追求，客观上也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相对孤立封闭的战国时期，加强了日本东西两地的联系和超越身份地位差别的地方文化的融合。这些文化行者为桃山时代丰厚文化的产生和兴盛做了充分准备。

注释：

[1]日本的曹洞宗为道元禅师所开创。道元禅师24岁时随师明全到当时的中国宋朝求法，终在浙江天童山如净禅师座下顿悟。日本曹洞宗以永平寺、总持寺为两大本山，据称拥有一千万信徒，为日本最大的佛教宗派，不仅对日本的社会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2]三好三人众指阿波三好氏一族的三好长逸、三好政康与岩成友通三名武将。

3.师出有名
——伊达、上杉与今川氏

守护职位与旨意

南北朝时期，斯波、大崎两大家族世袭奥州管领一职，其治下的奥羽地区有很强的独立性。而与其同时代的作为竞争对手的豪族伊达氏则以梁川（今福岛县梁川町）为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到了战国时期，伊达植宗崛起，迅速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伊达所属领国有一突出特点，领国的地头权限很大，因此家臣对封地拥有处分权，家臣团在地方的势力十分强大。一五一七年（永正十四年），植宗被朝廷授予左京大夫，后通过运作，于一五二二年（大永二年）被幕府史无前例地封为“陆奥守护职”。借此，植宗获得了对陆奥全境的合法统治权，同时对周边的大名和土豪产生威压之势，在其分国的地头及家臣团中树立起权威地位。

越后方面，守护代长尾氏正在推进分国内的统一战争，但战争引起了分国的武士和豪族的强烈抵抗。长尾只得依靠幕府从中调停，但由于将军和细川氏此时皆流浪在外，出于无奈，长尾只好奏请后奈良天皇于一五三五年（天文四年）下达“御旗御免旨意”。因为以前曾发生过御旗丢失事件，所以此次还能够得到敕许，表明长尾氏的政治地位要高于国内的其他豪族。翌年二月，长尾氏又得到平定越后的“治罚的旨意”。其子晴景又在一五四〇年（天文九年）九月从后奈良天皇那里得到“私敌治罚旨意”，用以加强对分国内土豪的控制。该圣旨本身并不是用来对付朝敌，而是让地方大名可以名正言顺地讨伐地方官吏。用圣旨来讨伐地方小吏有点牛刀杀鸡的意味，但这正是长尾氏不依赖幕府的重要体现。

伊达植宗画像（仙台市立博物馆藏）

一五五二年（天文二十一年）正月，被北条氏康追击的上杉宪政与晴景之弟景虎达成协议，上杉氏将关东管领和上杉家的家名让给长尾家以换取其军事援助夺回关东。翌年秋，景虎（得到上杉家名后，改名上杉谦信）迅速领兵奔赴京都，并得到“惩治所在国及其邻国的狂悖之徒”的圣旨，奉敕令讨伐领国存有异心的政治势力。敕令中所言的领国究竟是指武田信玄的信浓还是北条氏康的关东，旨意并未明言，此事变得十分微妙，而景虎自身有很大的决定权。景虎依诏获得了挥军南下征伐甲信和关东的名分。因此时的将军正亡命朽木，所以圣旨是越过幕府直接下达给景虎的。一五五九年（永禄二年）四月，景虎率五千精兵直取京都。与上次行动没有如愿拜谒将军而征伐关东不同，此次军事行动景虎遵从了将军义辉的指示。获得公武（皇室和幕府）两方面权威支持的景虎军士气大振，于翌年九月，越过三国峠进驻厩桥。一五六一年三月，号称有十一万大军的景虎军队向小田原城的北条氏康发起进攻。景虎军很快将氏康团团围住，并在鹤冈八幡宫举行了管领就任仪式，正式改名为上杉谦信。时年四月，因武田信玄出兵笛吹峠，谦信撤兵北归。

群雄上洛

一五六〇年（永禄三年）五月，骏河的今川义元率四万五千精兵入侵尾张。有观点认为，义元此次挥军西上目的在于夺取兵家必争之地京都，也有人认为他是为了夺取三尾（三河和尾张）。但是从前年的织田信长、斋藤义龙和长尾景虎等发兵京都，义元对此制定了“今川家战场法令”的七条军令，并下发给各领国的事实来看，也不能否定其出兵京都的目的是为了援助将军义辉。另外，从前年义元获封三河守护事件来看，此次出兵不仅与是否夺取京都有关，还关乎名分一事。织田信长担心义元恐施“假道伐虢”之计，不允许其军队通过，并于五月十八日雨夜，以少量精兵突袭驻扎在桶狭间的义元军大营。义元军遇袭后顷刻土崩瓦解，首领义元阵亡时年四十二岁。东日本最大势力今川氏自此一蹶不振。

一五六三年（永禄六年），织田信长将主城从清洲迁移到小牧，一五六七年，在攻陷岐阜稻叶山，吞并美浓之后，信长又将本城迁到岐阜。同年十一月，正亲町天皇将诏书送达信长，诏令其应“乘胜追击”。从不把天皇权威放在眼里的信长，此次却一反常态，如获至宝般地将诏令作为其出兵京都的大义名分。

如上所述，东国的诸大名包括后北条把获得象征幕府和朝廷权威的诏书作为重要的“情报战略”和宣示其政治权威的合法象征。从诸多史实及其背景审视，乱世之中天皇制度的存续在政治上对诸大名而言是非常必要的，对其成就霸业具有战略性意义。

第五章
一向一揆和统一战争

一向一揆运动的兴起（摘自《拾遗绘本信长记》，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1.暴动的时代：法华一揆和一向一揆

显宗与密宗的衰退

战国乱世中的宗教又会呈现怎样一种世相？《应仁记》的作者在书中写道：“应仁之变让佛法王法俱灭”。其言辞多少有些夸张。对于当时佛教界的变动要依据史实来说明。十五世纪初期，亦即义满为“国王”的时代，佛教兴盛于世。作为国家每月祈祷的仪轨，按例昼间七日为显密宗修法日，入夜七日为阴阳道场祭。作为官办寺院的五山十刹的众多禅院在幕府的庇护下形成盘根错节的寺院势力关系网。但是在“佛法王法”受到极大动摇的应仁之乱时期，伽蓝一座一座地被烧毁，寺僧被迫四处流散。义满时期建立的祈祷、祭祀、修法等体系在战国时期难以继续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受义满体制压抑的诸宗派势力全部活跃起来。如一休宗纯所代表的林下（在野）禅院、吉田兼俱的唯一神道、日莲宗、一向宗等。尤其日莲宗和一向宗到了战国时期又成立了所谓法华一揆、一向一揆的武装集团，用来攻打大名和反抗幕府。

法华一揆的兴亡

前文第三章第四节已有所提及，战国大名之一的三好氏的兴亡与一揆运动有很大关系。细川晴元曾利用一揆势力讨伐三好氏。一揆在军事方面蕴藏的巨大能量让公卿贵族们震惊，他们无不感叹“天下是一揆的天下”“天下将遍地一揆”（引自《二水记》《言继卿记》）。但自元长死后，一揆的形式发生逆转，武家对一揆态度严厉，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借用法华一揆之力来抑制一向一揆势力，这样的做法非常奏效，到一五三三年夏，京都的由町众组成的军队包围了石山本愿寺[1]。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法华一揆的历史。在日莲宗僧人日亲活跃的十五世纪中叶，京都一地的日莲宗信仰十分繁盛，自应仁之乱后，又获得许多公家信徒。同时，在战乱中，京都的上层町众也组建了自卫军来维护治安。进入战国之后，隶属于细川氏的守护代们与民众约定免除地皮税，并积极把市民武装起来，推动以町众为主的军事力量的发展。在这些头领中有很多是法华（日莲宗）的忠实信徒，像这样，以市民为雇佣军的法华一揆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据一五一一年（永正八年）的记录称“上京的町民自称打迴，率大军而出”。由此可知，一揆行军在当时被称为“打迴”。

一五三二年（天文元年）爆发战乱。法华一揆和一向一揆两大势力产生鲜明的对立。当时情况是细川晴元从和泉堺逃往淡路，法华一揆势力趁势掌握了京都的政权，而幕府不得不依靠其势力维护统治。一向一揆发生期间，幕府又正式委任日莲宗的寺院对京都七口加强警备，于是法华信徒严厉打击一向一揆势力，烧毁了一向宗的村落，抓捕其门徒并处以刑罚等。在天文初年的大约四年（一五三二年到一五三六年）时间里，一个被称为“众会之众”的法华一揆的军事性组织执掌了京都市政大权。当时的记载称“洛中洛外的政事皆由法华宗掌控”（《座中天文记》）。这绝不是夸张的说辞。但同时，默认法华对七口警戒的朝廷、寺社和公家们，对于一揆要求的免除地皮税、不向领主交税以及掌握洛外各农村的年贡征收（征税请求）等强硬要求充满了警惕和戒惧。

一五三六年（天文五年）二月，比叡山的天台宗僧人在京都一条开坛讲法时，遭到上京的东国的日莲宗信徒言语讥讽并被剥去袈裟。受此大辱的天台宗众僧徒，强烈要求幕府取消法华宗宗号，举全天台宗之力“惩治日莲宗”。天台宗得到守护六角氏的援护，于七月攻入京城。幕府不受理取消日莲宗宗号有其深远目的，意欲让山门自己来弹压日莲宗，进而挑起宗派纷争。天台宗僧徒与六角联合军达数万人，而镇守京都的一揆防卫军只有三千人。一揆军寡不敌众，三条口被联合军攻陷。随后，联合军大肆镇压一揆势力，日莲宗的数千僧众被虐杀，京都大半个市街陷入战火之中，大火烧了三天三夜。自此以后，近十年时间，日莲宗的诸多寺院悉数被驱逐出京都，而被允许再次返回已是一五四七年（天文十六年）二月的事情了。此次浩劫也导致由町众主导的自治运动出现严重倒退，法华一揆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能登上历史舞台。

一向宗内道场平面图（右图为石川县山中町真砂宫本家藏，左图为福井县和泉村野尻家藏，时间大概都是江户中期）

莲如的法杖

随着一向一揆势力不断发展壮大，之后对信长发动的统一战争给予了最为激烈的抵抗。

首先从本愿寺第八代宗主莲如说起。莲如的前半生集中在应仁之乱以前。一四六五年的“宽正法难”[2]、一四六八年的“坚田大责”[3]以及来自山门和幕府对其的激烈弹压，象征着义满时代意欲构筑显密、阴阳道宗派体制的企图。

受形势所迫，莲如为躲避山门的迫害，只好投奔堂兄弟所在的兴福寺。一四七一年（文明三年），莲如在北陆的吉崎开设道场。这里本属于兴福寺领越前河口庄细吕宜乡的一部分，之后成为影响力巨大的加贺一向一揆的发祥地。一四七五年（文明七年），离开吉崎的莲如手持法杖在畿内各地游方，后得富豪金森善从的劝谏在山城山科再建本愿寺。之后，一位名叫海老的豪族皈依莲如，进献寺庙用地。在此基础上，莲如于一四八〇年建立御影堂，翌年建成本堂。这些建筑群也被称为“御本寺”。围绕着御本寺，包括寺僧、门徒、居士等的居住区慢慢形成了具有三重构造的“寺内町”。而同时期开始建造的河内高屋城几乎与其具有相同的结构。寺内町被认为与畿内的战国大名统治下的城下町具有基本相同的形态。

寺内町平面结构图

山科本山作为一向宗教团的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有记载赞其繁华称，“规模令人瞠目，从下妻（下间）大辅和兴正寺看去，真美不胜收”（《永正十七年记》）；“其寺广大无边，庄严如净土，与皈依和居住洛中者无异，居此者皆富贵”（《二水记》）。

但是，如此繁华的山科本愿寺却也在后述的天文之乱中被焚毁。一五三二年（天文元年），本殿移到大坂的石山。石山之地原称摄取院，是供游方僧人念经参禅的寺庵，后被豪族森正司敬献给莲如。在此基础上，一四九七年（明应六年），僧众完成了坊舍的建造，即现在的大阪城天守阁附近的地方，但在当时还只是一个芦苇丛生的低洼之地。总之，以山科本愿寺为中心，北向吉崎，南面石山，一向宗势力急速扩张。除此之外，一向宗在三河、伊势还拥有据点。据一四八四年的记载“三尾势三国有道场百五十”。

北陆的一揆以吉崎为中心急速膨胀，在各村落的旧佛教坊、佛堂和民宅进行布教，这些场所也成为一向宗最基层的道场。之后，适逢作为加贺守护的富樫氏的政亲与泰高两派发生争斗，当时的一揆选择支持泰高一方。一四八八年（长享二年）六月，号称有十万之众的一揆军包围了高尾城，逼得政亲自杀。此役后，一揆势力更加壮大，并将加贺国作为“宗主之国”纳入其统治之下，之后又进攻越中，逼得神保、游佐、椎名等统治势力不得已逃往越后。一五〇六年（永正三年）九月，越后守护代长尾能景在般若野与一揆大战，最终战死。像这样，北陆一揆势力毫无节制地发展让宗主也感到担忧。一五〇五年，宗主对在加越两国修建寺社一事采取了抑制的态度，这是世俗权力与其他宗派势力的一次妥协。之后的一五二三年（大永三年），邻近大名又得到了“镇压骚动的旨意”。北陆一揆势力的壮大渐渐招致长尾、朝仓氏等邻近大名权力的介入。总之，尽管一揆势力招致各方政治势力的压制，但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却一直能够持续压制着加贺国。

享禄、天文之战乱

一揆在北陆打倒了富樫、长尾氏等大名，可是对畿内却没有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一五三二年（天文元年）六月，晴元与畠山义尧、三好元长发生冲突，晴元向年仅十七岁的法主证如光教请求援助。证如从山科进发，率摄河泉三万一揆军前去支援。六月十五日，一揆军攻击河内饭盛城下的义尧军，激战两日后，义尧败退石川道场，后被逼自杀。晴元在证如大军的支援下又展开对元长的攻击。此时，一揆军人数激增到十万，依靠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一揆军在和泉堺用很短的时间就消灭了义元军。但是，一揆军的极速膨胀也令其逐渐失去控制，就连宗主证如也难以驾驭。七月，奈良的一揆军攻击了兴福寺，晴元惊愕之余，立即向各大寺社发出檄文，檄文称“一揆恣意妄动，忤逆造反，欲灭诸宗教，此诚存亡之秋也”，呼吁要对一向一揆实施警戒措施。随后，晴元的手下木泽长政攻击位于堺的浅香道场，此事件激起了畿内一揆势力的蜂起。

如前所述，武家方面得到京都法华一揆的援助而扭转形势。八月二十四日，战火延烧到山科本愿寺。翌年四月，畿内各地的一向一揆展开了与武家、法华一揆的激战。一向一揆一时获得对堺的控制，晴元被逼退到淡路，但一向宗方面仍然穷追不舍，大有一网打尽之意。走投无路之际，三好长庆出面同石山本愿寺调停，一向宗才勉强与晴元议和。证如利用晴元有求于己的机会，肆无忌惮地兴兵，结果，包括本山和各村庄付出了毁于战火的巨大代价。此后一直到元龟天正之乱爆发，大约用了四十年的时间，一向一揆才收兵，停止战乱。这实在是天文初年战乱的一大教训。

注释：

[1]石山本愿寺原称山科本愿寺，佛教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第八代门主莲如于1483年在京都山科建立，十代门主政如将其迁移到当时的摄津国石山（今大阪市中央区），称“石山本愿寺”，是本愿寺派的本山所在。

[2]“宽正法难”又称“金森合战”，为一四六五年（宽正六年）爆发的日本天台宗与净土真宗的宗教战争。该战争也被认为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一向一揆”运动。

[3]作为领主的延历寺僧众于一四六八年（应仁二年）对坚田的净土真宗门徒发动攻击的事件。

2.信长上洛到石山之战

畿内的惩治

一五六五年（永禄八年）五月，将军义辉被杀，被幽闭在奈良一乘院的义辉之弟义昭则秘密出逃，依靠甲贺和田氏的帮助，在江北、若狭、越前等地串联，意图东山再起。但事与愿违，一五六八年（永禄十一年）七月，停留在美浓立政寺的织田信长获得中央势力的拥立。天皇方面随即下达“宜将乘胜”的旨意，暗示信长尽快上洛。此时已将候补将军职位掌握在手中的信长凭借此大义名分毫不犹豫地奔赴京都。倾美浓、尾张、伊势三国之力的信长南下近江如履平地，兵进岐阜十九日后就进驻京都的东寺。江南的六角义贤无力阻挡信长大军，只得弃城退往甲贺。而掌控京都的“三好三人众”等势力甚至连像样的抵抗都没有就逃往阿波去了。这些曾经叱咤京城的人物如此狼狈，着实让织田信长大失所望。

信长一入京，便得到与三人众对立的松永久秀和三好义继（三好长庆的养子）的归顺。信长把大和分封给久秀，河内北部的一半土地分封给义继，摄津交给和田、池田和伊丹氏管辖，河内南部一半的土地分封给畠山高政，山城、近江南部则被一一分给自己的心腹掌控。之后，义昭继任将军，信长则返回岐阜。

织田信长画像（爱知县长兴寺藏）

信长之所以能够先于毛利、朝仓、武田、上杉等大名入主京都，得益于自身的资质和对政治的巧妙利用。信长驻守岐阜，从地政学上看，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因为从京都到岐阜两三日即可往返，非常有利于遥控京都。翌年正月，击溃三人众策划的反击战便是明证。当时，三人众率军攻击了义昭在六条本圀寺的御所，幸得明智光秀和三好义继的援助而被击退。而五日后，信长亲自带兵入京，平定叛乱，恢复畿内的秩序，不仅惩戒给三人众提供兵力的堺之町，还为义昭营造了称为“二条新第”的新御所。

信长当初兵发京都只为复兴幕府，几乎不干涉军事以外的公事（民事裁判）和公家寺社的纷争。唯一例外的是，因传教士弗洛伊斯请愿，信长于一五六九年允许基督教在日本布教，并命令秀吉、光秀等大臣不得妨碍。天主教则得到三好长庆的默许而于一五六〇年（永禄三年）在京都布教。从传教士维列拉在革棚开立教堂开始，到长庆去世，因洛中一直被禁止布教，布教地点便转移到河内饭盛城下和堺，结城进斎、和田惟政和高山右近等实力武将也成为其信徒。对传教士弗洛伊斯的厚遇和对天主教的认可虽然违背信长“不许干涉京都公事”的政策。但不管怎样，在信长的有生之年，传教士和信徒在畿内各地一直都受到优待。

一五七〇年（元龟元年）四月，信长为进攻越前的朝仓氏而进驻敦贺，顺势包围了天筒、金崎两座城池。江北的浅井长政作为信长的妹夫却暗通朝仓一方。浅井的背叛让孤立无援的信长陷入绝境。得手下木下秀吉拼死护佑，信长才脱离险境经朽木逃回京城。对长政背信弃义之举恨之入骨的信长于六月发动姊川会战，打败了浅井和朝仓联军，报了一箭之仇，但是信长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平定北陆也只能留待他日。

显如起兵

一五七〇年八月，信长进军摄津，志在讨伐三好三人众。九月十二日，信长大军在天满森布阵，本愿寺（法主显如）方面则迅速起兵，伺机攻击信长军。本来刀枪入库已三十多年的本愿寺和一向一揆运动此次又要风云再起，而其爆发的理由在于信长命显如和坊官们交出石山寺地这无理要求让他们无法容忍。正如信长致显如门徒的檄文所言“告尔等知，纵使山庙尽毁，也将不惜一切代价”。被激怒的显如在致畿内众门徒的信中提出：

开山创我宗派，当以各自性命护守，忠节志气自古难得，我等不才愿为永久之门徒。（《明照寺文书》）

此信如同军事动员令，众门徒当以必死的决心来保全自亲鸾以来的宗门血脉，对于不忠不义的门徒当逐出山门。如信所言，作为宗主的显如已赌上性命誓要发动这场战争。

显如一方面鼓舞门徒，一方面积极与浅井、朝仓、三好三人众等诸大名暗中勾连，他们成立了反织田同盟，反感织田军管理寺庙的押领使的比叡山也加入进来。九月二十日，浅井和朝仓指挥军队到达坂本，之后南下，攻破织田方面的宇佐山城。察觉到事态变严峻的信长于二十三日从摄津撤兵返回京都。从秋季到冬季，战况对信长而言极为不利，往美浓的退路也变得岌岌可危。信长只好求助于将军义昭和正亲町天皇。十一月末，在将军和天皇的斡旋下，浅井、朝仓与信长达成议和，签订“江浓越一和”条约。这次议和是双方共同遵照敕命，以互换誓文的方式达成的。但实际上这是信长为自己争取时间而耍的阴谋。

一乘谷高空俯视图（福井县立一乘谷朝仓氏遗迹资料馆提供）

合约签订不久，信长就用军事行动撕毁合约，于一五七一年（元龟二年）二月，从浅井手中夺回佐和山城，确保通往京都的道路畅通无阻。八月，信长出兵岐阜，以佐和山为据点依次占领湖东诸城，九月十二日，又占领了濑田。同一天，作为信长军先锋的明智光秀和木下秀吉带领手下大肆烧毁著名的山门寺舍，延历寺三千多名僧众死于战火。

战争宣告了之前三国订立的和平条约名存实亡。从一开始就没有加入合约的本愿寺欲再一次组建反织田联盟，一面同朝仓氏政治联姻，一面恳请武田信玄出兵攻击信长的后方。畿内复杂的政局由此演变为信长与本愿寺的对立。

室町幕府瓦解

和平条约被破坏后，一直与信长保持一定距离的将军义昭于一五七二年（元龟三年）八月向信玄发去要在信长和本愿寺之间进行调停的御内书。信玄决定西上京都，并向甲、信、骏三国发出军事动员令。自寿桂尼去世后，今川氏的领国逐渐瓦解，作为信长的客籍将领，在桶狭间会战后独掌三河之地的德川家康出兵攻占了远江，信玄则攻占了骏河。九月，得知信玄举兵西进的信长惊愕不已，并将此归咎于将军义昭的策动，愤怒之余向将军上奏十七条谏言。义昭和信长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十月三日，从甲府出兵的信玄大军渡过大井川侵入远江，于十一月十九日，又攻下二股城。在此之前，信玄的另一路大军则攻陷美浓的岩村城。对信长而言，拥有精锐骑兵的信玄大军其军事威胁远胜于浅井、朝仓军。信长迎来了自入主京都以来的最大一次危机。

在信长陷入困境的时候，朝仓义景于十二月三日从江北撤军回越前。这是一次令人费解的军事行动，结果让信长有了喘息的机会。十二月二十二日，家康在三方原大败于信玄军。得闻此消息的山本、渡边、礒谷等山城北部的豪族们于翌年二月举兵背叛明智光秀。十二月十七日，信玄军攻陷三河的野田城，但是信玄在攻城之时发病，无法继续指挥，信玄军只得停止进军京都，折返回甲斐。但老谋深算的信玄只将野田城被攻陷的消息传入畿内，反信长的势力得到消息后蠢蠢欲动。

将军义昭催促江南的豪族、山冈一族以及一向一揆势力起兵，并逼迫信长上交人质。由于不知信玄发病，迫于当前形势，信长只得忍辱负重将儿子送往将军处做人质。三月，三好义继和松永久秀背叛信长。得此二人助力的将军义昭气势更盛，扬言要将人质送还，与信长决裂。信长见状只得亲自赴京都与将军议和。但商谈未果，信长一怒之下烧毁了除将军府邸和二条第以外的上京和京都周边的农村。义昭本想继续抵抗，但恐被信长进谗言而废黜自己的将军之位，另外，敕使也带来劝告的敕命，考虑到这些因素，义昭只好妥协，于四月七日答应讲和。这次讲和显然也是敕命形式的讲和。

有观点认为，信长与将军在议和问题的反反复复，反映出信长性格的急躁，这和足利义教的火爆脾气很像。但事实好像并非如此。信长的性格大概属于保守兼温润的类型，这是义景和义昭所不具备的。作为政治家这是非常优秀的性格。如之前的战争，在面对不利局面的时候，信长并没有选择孤注一掷，而是巧妙借助天皇的权威为自己赢得时间。病重的信玄于四月十二日在信浓的浓驹场病逝，而信长大概在六月中旬得到这个确切的信息。了结了心腹大患的信长雄心再次复燃，统一战争被提上日程。卷土重来的信长大军势不可当。七月三日，信长军以占领的山城槙岛城为据点，一举将义昭大军击溃。八月，信长军迅速北上，将浅井长政围困在小谷城，又将前来救援的朝仓义景击溃后占领福井。逃到大野贤松寺的义景走投无路之际，只好自刃于此。凯旋江北的信长又在八月底攻陷小谷城。浅井长政和浅井久政父子则兵败自杀。

室町幕府瓦解之时，信长并没有幽禁和放逐将军义昭，而是任其逃亡。这显然又是信长的高明之处。将军义昭慌不择路，逃到山城富野附近被当地百姓洗劫一空。顶着“贫穷将军”蔑称的义昭流落到河内的若江城。战国时期的畿内地区有袭击落伍者的传统，土民百姓抢夺落伍者是被许可的。因此，将军义昭被抢劫一事并没给信长带来麻烦。信长在名分和权威毫无损失的情况下便将幕府瓦解。随后，信长挥军讨伐藏匿将军义昭的三好义继，三好一族于一五七三年（天正元年）年末被剿灭。自此，畿内地区的旧势力集团几乎全部覆灭。

剿灭一揆

义昭流亡后，信长继任将军之位，并奏请天皇改元天正，设立所司代官职等，制定统治京都的策略，设置越前和江北的守护代，实现对其的直接统治。但木下秀吉、前波长俊等守护代在对其管辖之地的百姓落实检地工作方面却遇到了阻力，只完成了土地总面积的申报工作，没能进一步对土地进行丈量。这反映出，该地方的惣村自治具有很高程度的独立性。

一五七四年（天正二年）元旦，畿内附近各国的武将们齐聚岐阜城向信长庆贺新年。三月，朝廷举行了升迁仪式，信长由正四位下的弹政忠升任从三位参议。这意味着信长接管室町幕府权力一事被公家正式认可。另外作为许可松永久秀重侍旧主的交换条件，信长从其手中接管了奈良的多闻山。这个自镰仓时代以来就不曾设有守护而由兴福寺支配的圣域大和也被纳入信长的霸图之中。为了做好接收工作，一五七四年三月，信长到奈良实地考察检地工作，其间命人打开敕封的东大寺正仓院，劫取了天下第一名香“兰麝待”。信长此举明显是在效仿足利义政劫香一事以显示自己的权威。

信玄死后，一直潜藏的反织田同盟开始行动起来。一五七四年四月，石山本愿寺、河内的三好康长、江南的六角义贤等一齐起兵反信长。与此遥相呼应，信玄的遗子武田胜赖领兵围攻远江的高天神城，六月就攻下城池。面对反对势力的进攻，信长的战略是率先荡平邻近之敌。信长军首先打败了石部城的六角氏父子，又于下半年全力镇压伊势的一揆势力。九月，长岛的一揆被信长军打败，城破之时，有近二万门徒被杀。

一五七五年（天正三年）是信长推进统一战争的关键一年。四月，信长军攻占高屋城，除掉三好康长；五月，侵入三河，在长篠迎击武田胜赖。信长军的铁炮队在此役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一举歼灭了武田引以为傲的骑兵军团。另外，信长军于八月进驻因一揆作乱而失控的越前，随即同处理长岛一样，对当地的一揆势力展开讨伐。根据信长“片甲不留”的指示，大军对一揆门徒大开杀戒，据推测，此役大概有四万门徒被杀。之后，信长派柴田胜家进驻越前。柴田于一五七七年（天正五年）实施被称为“国中御绳打”的大规模的土地测量工作。据池上裕子的研究，这次检地带有日本中世的“领主与村、百姓关系解体”的新的重要特点。据此，池上推测一五八一年（天正九年）的丹后检地也是采取了同样的方式，同时指出“太阁检地的起点正是天正五年的越前检地”[1]。日本中世与近世的划分的标志之一就是中世的一揆势力被彻底剿灭，即一五七五年的一向一揆运动的谢幕。所以从这一个意义上看，池上认为信长的历史活动非常值得肯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越前一揆被剿灭也让家主显如变得十分沮丧，战意锐减。一五七五年（天正三年）十月，显如向信长提出议和，得到信长应允。畿内因此避免了一场兵燹之祸，形势变得相对安定起来。可是，翌年正月，丹波的波多野秀治举兵叛乱，追击明智光秀的军队。二月，在纪伊流亡的前将军义昭由海路西下在备后鞆登陆，投靠毛利辉元，撺掇毛利结成了反织田同盟。反织田同盟的成立鼓舞了显如的士气，后者于四月再次撕毁合约，对信长宣战。此后便开始了长约四年的石山战争（本愿寺笼城战）。战争爆发后，明智光秀停止攻击丹波，引兵包围石山，而畿内的细川（藤孝）、塙（直政）、荒木（村重）、筒井（顺庆）、松永（久秀）等实力派武将也悉数投入石山战争。五月，塙直政在三津寺死于一揆的炮击，四天王寺成为一片火海。同月，上杉谦信响应义昭的檄文与世代有仇的一揆势力和解，加入了反织田联盟。七月，在木津川口，毛利辉元手下能岛、来岛水军用引以为傲的炮矢火箭击溃织田的安宅水军，将大量粮草物资成功运送到石山。像这样，战争伊始本愿寺一方便占据了有利的形势。

注释：

[1]太阁检地，即丰臣秀吉检地。

3.信长的野心与受挫

接二连三的背叛

一五七六年（天正四年），信长在湖东的安土山上建造了一个气势恢宏的城郭，将本城从岐阜迁移到这里。之后，信长聘请狩野永德设计天守和各殿的影壁。整个城郭可谓绚烂豪华至极。信长另将洛中的二条晴良官邸接手过来作为居馆。同年十一月，信长接受公卿四十余人的拜贺，由大纳言晋升内大臣，官居正三位。

织田政权看起来可谓安稳祥和，一帆风顺，信长本人也是志得意满，荣宠加身，但实际上其与本愿寺的对峙仍在持续，不稳定的局势中更暗含着危机。作为畿内地区唯一强势的一向一揆残余势力，纪伊的杂贺门徒于一五七七年（天正五年）二月与根来寺及畠山贞政遥相呼应，举兵反信长。同年八月，听闻上杉谦信举兵南下，松永久秀以信贵山城为据点，第三次举起了反信长的叛旗。九月，谦信大军攻下能登七尾城，接着进军加贺，与柴田胜家的军队会战于手取川河畔。结果柴田兵败逃往越前。而谦信方面，也许是因为还没有做好攻打畿内的军事准备，于九月底向七尾撤兵。十月，信长军取道信贵山城严惩叛徒久秀。久秀被包围后，眼见大势已去，点燃炸药自爆而亡。翌年，信长本想与谦信军一决雌雄，但就在大战前夕，谦信染病而亡。

信玄已死，谦信又亡，两大强敌的离去，对信长而言，东边几乎没有什么威胁了。尽管如此，政权内部以及周边层出不穷的反叛者队伍仍在发展壮大，信长并没有根本摆脱危机。一五七八年（天正六年）二月，别所长治举兵，同年十月，荒木村重叛乱。像松永、伊丹城主（扼守摄津西部一半国土）的村重等，这些被委以高位重任，又掌管大国领地的人物却一一叛乱，在信长看来，这些人都是恩将仇报的忤逆分子。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除了形势所迫之外，叛乱的发生还与信长刻薄的性格容易引起下属的猜忌有关。这也是信长的缺点所在。其实，早在一五七三年就有人预言信长将会面临如此困境。作为毛利氏僧使的安国寺僧人惠琼在给主人的信中曾预言“再过三五年必有取代信长之人物……我们拭目以待，此人物为藤吉郎（丰臣秀吉）是也”（《吉川家文书》）。惠琼真是慧眼如炬，令人震惊。诚如其言，信长至死都没有摆脱遭受重臣背叛、威胁的命运。

惊愕于村重叛乱的信长故技重施，恭请天皇敕命与石山本愿寺讲和。信长与本愿寺短暂讲和后，于一五七八年十一月三日，集中兵力讨伐了荒木势力。三日之后，信长军在木津川口与毛利军发生海战。信长的九鬼水军用配装了铁板的舰船成功压制住了毛利水军，并阻断其通往石山的粮道。另外，由传教士暗中斡旋，与村重一同谋反的中川清秀、高山右近二将归顺了信长。因为战局有所好转，信长便终止了讲和议程。

而后，石山、伊丹、三木势力据守城池与信长军继续对峙，形成了持久战的局面。此后，反织田的势力再也没能组织起像样的攻势。从一五七九年到一五八〇年，丹波诸城还有伊丹、三木相继被信长军攻陷。形势的逆转将家主显如逼到绝境。

火烧石山

如上文所述，战争形势开始对信长军有利。但意外的是，本愿寺与朝廷之间开始了和平谈判。若按照信长的算计，如果能顺利拿下重镇本愿寺，就可以以此为跳板攻打毛利军。但是如果采取强攻，火烧石山将不可避免，但那样就达不到上述目的。因此，为了能够让本愿寺实现和平开城，信长采取了敕命讲和的方式。

一五八〇年（天正八年）三月，信长首先向正亲町天皇上表和平誓约。四月，显如、教如父子和坊官三人署名承认天皇方面的誓约，双方完成和平手续。但之后教如变心，一味谋划抵抗。四月九日，显如退到杂贺，八月二日，教如也退回纪伊的鹭森。寺庙的接收工作迫在眉睫，但是由于寺内町的居民惊慌逃窜引发混乱，导致屋舍的大火引燃了寺社建筑，本愿寺终化为一片焦土，一座寺庙都没有留下。对其负主要责任的佐久间信盛被流放高野山。

石山被焚导致信长将基地从安土转移到石山的愿望落空。这个愿望将由后来继承其事业的丰臣秀吉来完成。总之，石山的大火烧了三天三夜，这场大火也象征着一揆势力的覆灭，历经百年，让乱世为之震动的宗教一揆运动行将谢幕。信长的统一战争自此翻越了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之后在统一的道路上就只剩下西边的毛利和东边的武田两大势力。但在信长的谋划中，需要先考虑应对天皇之策。

正亲町天皇和信长之间关系并不融洽。基本上，天皇并不甘心做信长的傀儡，而这一点与将军义昭的态度相同。正因如此，信长从很早就开始筹划让正亲町天皇让位给其嫡子诚仁亲王（阳光院）。为此，信长多次劝谏天皇退位，但天皇始终没有同意。一五七五年，信长将养女嫁给二条昭实，意图与二条家结为姻亲。之后，信长送给昭实一座别府，而自己也亲自迁到二条第。一五七九年十一月，信长上奏将自己的府邸送与诚仁亲王，通过此举逼迫正亲町天皇让位，但天皇置之不理，丝毫没有退位的意思。急于完成大业的信长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于一五八一年的二三月份，在皇宫近旁举行阅兵式，以此对天皇施压。

作为对于阅兵盛况的褒奖，朝廷打算擢升信长为左大臣，但是信长却以“这个职位应该在诚仁亲王继位以后再作考虑”为由婉拒，实际上是再一次暗示天皇应该明确表态退位。对此，当时天皇御用的阴阳家根据“金神位于七杀方”的星象断言诚仁亲王将不会继位（二条第朝向御所的方角为艮位，即金神之位）。围绕着退位问题，天皇与信长的多番博弈显露出天皇的老谋深算和信长的无比焦虑。应该说，在战国时期，天皇的权威呈上升的趋势，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正亲町天皇在与信长的对决中是不可能让步的。

正亲町天皇像（泉涌寺藏）

志在开立幕府

信长本打算待正亲町天皇退位后再次发起统一全国的战争。一五八一年六月，丰臣秀吉大举进兵因幡，包围了吉川经家守护的鸟取城，断其粮道，十月就攻破城池。随即，秀吉兵发淡路，之后控制了岩屋、由良诸城，掌握了播磨滩的制海权。东面战场，德川家康方面军包围了高天神城，但久攻不下。一五八一年正月，信长让嫡子信忠领兵援助家康，两军会合后于三月攻下高天神城。北陆地区，石山被攻下后，柴田胜家率军一直攻占到越中西部的大半个地区。一五八一年九月，一向一揆在北陆的最后一个据点井波瑞泉寺也被信长军收服。同一时间，畿内最后一个尚未被征服的地区伊贺也在信长的猛烈攻势下臣服。一五八二年（天正十年）二月，自信满满的信长吹响了进攻武田的号角。其先锋部队早早经伊那和木曾两谷北上。几乎是同一时间，信长任命秀吉攻打毛利。而信长、信忠父子则亲自率军东征。父子二人想凭东征之战功获得征夷大将军之职。

信长军势如破竹，于三月二日攻占高远城，翌日，武田胜赖抛下甲斐的新府邸逃走。三月十一日，武田一族在天目山自尽。捷报传到信长所在的伊那，信长高兴之余立即将龙川一益派到武田氏的旧领国上野，任命其为关东管领。四月，一益领兵攻击桐生、忍、松山等诸城，其势力范围扩大到武藏以北地区。

四月二十一日，取得大胜的信长回到安土。朝廷立即派敕使前来祝贺。但贺词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让信长大失所望。于是在二十五日，信长下官村井贞胜上表朝廷，请求加封信长为“太政大臣或关白、将军”之职。体察到信长钟意于将军一职的朝廷于五月四日重新派敕使前来宣旨。诏曰“关东大捷世所罕有，以此功绩当拜将军”《天正十年夏记》。

狩野永德画“唐狮子图屏风”（部分）。此图为高松城讲和之际，由毛利氏赠予秀吉，后流传至今

官拜将军的信长离创立新幕府的目标又近了一步。但得闻毛利辉元亲自率兵解救被秀吉围困的高松城，信长只得暂缓领受将军职位。信长一方面下令明智光秀为援军先锋，一方面亲自安排数十名贴身侍卫保卫自己，于五月二十九日去京都觐见天皇，途中住在本能寺。信长此次只带贴身侍卫，却没有安排亲卫军随行。已有反心的明智光秀获知信长父子防卫上的疏忽后，一面继续假装进攻备中，一面谎称信长要战前阅军，急调近江、丹波的军队向信长下榻的京都本能寺进发。光秀大军先将本能寺团团围住，后又围困退守二条城的织田信忠，信长、信忠父子走投无路，最终自杀。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本能寺之变”。

第六章
关白政权和惣无事令

丰臣秀吉画像（爱知县妙兴寺藏）

1.从小牧、长久手到小田原

光秀的三日天下

本能寺之变发生时，织田系的武将中掌握兵权又没有参与光秀兵变的有驻扎在摄津住吉的织田信孝和丹羽长秀、围困备中高松的丰臣秀吉以及三河冈崎的德川家康。事变发生后，信孝方面按兵不动，任事态发展，而家康正途经近习与和泉堺去往京都的路上。因兵力不足而陷入困境的家康一边要面临“袭击落伍者”的威胁，一边要提防控制南山城山间部的宇治田原、信乐势力的攻击。无暇他顾的家康在提心吊胆中途经伊贺、伊势，于四天后返回冈崎。只有机敏的秀吉参与了这场权力争夺战。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得到信长死讯的秀吉严密控制消息外泄，由此导致毛利方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逼迫高松城守将清水宗治自杀谢罪，然后开城议和。六月五日，为讨伐光秀，秀吉果断实施了被称为“中国大返还”的战略撤退，以图最快速度折返京都。翌日，秀吉大军就返回了姬路城。

之后，秀吉立即合并驻扎在大阪的丹羽长秀援军，一起讨伐光秀。六月十三日，秀吉大军在山崎会战中大败光秀。光秀从胜龙寺城向近江方向败逃，途中又遭到“袭击落伍者”的土民的攻击，下场十分凄惨。光秀的“三日天下”（实际上是坐拥了十二天的天下）就这样土崩瓦解了，其背信叛主的行为也遭到世人的唾弃。

山崎会战后，畿内名义上的首脑为秀吉、长秀等所拥立的织田信孝。六月二十七日的清洲会议，确定织田家的家督由三法师丸（秀信）继承，同时会议还商讨了信长遗留下来的美浓和尾张以西诸国的分配议题。机敏的秀吉在已拥有备前、播磨的基础上又获得丹波、山城两个重要领国，小牧、长久手后来也被秀吉合并了。对秀信继承家督十分不满的信孝与柴田胜家、泷川一益等人联合起来反对秀吉。两派之间的政治斗争逐渐演变成战争。一五八三年（天正十一年）四月，胜家在越前北庄城遭到攻击而灭亡，五月，信孝被围于岐阜城而自杀，一益则走投无路，最终臣服。

没有参加清洲会议的德川家康一心谋求向东拓展，派部下控制了武田氏的旧领国甲州、信州和骏河三国，唯有上野因与北条氏政先前达成和议而放弃领国。秀吉与家康势力的不断壮大预示着二人在登上权力巅峰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将会有一番争斗。

秀吉和家康的对决

在清洲会议上得到伊贺、伊势和尾张的信长次子信雄看到兄弟信孝的最终下场后十分不安，决定今后倚重亡父生前最忠实的盟友德川家康。在同秀吉的对决中，家康因与北条氏结有同盟，所以解除了其背后来自关东的军事威胁，避免了腹背受敌。一五八四年（天正十二年）三月六日，信雄将津川义冬等三位重臣招致伊势的长岛城后斩杀，被处死的三位老臣皆与秀吉关系密切。信雄如此行事乃是受家康的指示，意在削弱秀吉的力量。此事件表明家康与秀吉矛盾的升级，促使二者由对抗走向战争。家康将檄文送至四国的长宗我部元亲和纪伊的畠山贞政、越中的佐佐成政等，请求其出兵攻击秀吉的后方。作为应对之策，秀吉将处置密函发给上杉、真田、丹羽长秀等，又派仙石秀久、中村一氏、蜂须贺家政等阻击元亲大军。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的秀吉为了阻击强敌，不得不将六成兵力派往南海和北陆。

秀吉于三月八日下达军事动员令，十日从大阪进入京都。家康方面也于三月七日率大军从吉田（丰桥）进入冈崎，又于翌日率八千士兵向尾张进发。美浓方面，被认为是家康一方的池田恒兴举起了支持秀吉的大旗，并于十三日率军渡过木曾川攻占犬山城。鉴于形势的风云变幻，家康搁置了进军伊势的计划，转而引兵北上攻占了小牧山，随即将其打造成军事要塞。恒兴的女婿森长可作为秀吉方的先锋镇守在犬山城南约五公里的羽黑地方，由于与犬山城相隔过远，无法迅速得到支援，家康军只用了五千兵力就将其打败。伊势方面，信雄一方失利的局势依旧没有改观，但尾张的家康却审时度势引兵北上取得羽黑大捷，东军的气势为之一振。秀吉一方因受到纪伊杂贺的一揆势力北上滋扰，不得已将大军滞留在大阪城，大军再次开拔向美浓进发已是三月二十一日。家康机敏地利用这一间歇期建成了从小牧山向东到被称为“大绳手”的数公里的军道和军事堡垒，构筑起阻止秀吉西军南进的防御工事。

秀吉画押的小牧之战阵形图（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藏）

三月二十四日，秀吉军到达岐阜，大军随后于二十七日进入犬山城。家康方面军则于二十八日将大营从清洲移至小牧。在此地，家康集结九万兵力在绵延十公里的战线上一字排开，与秀吉大军对峙。这是日本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型阵地战，双方势均力敌，战况完全进入胶着状态。因羽黑一役战败的森长可急于将功补过，于是向秀吉提出欲打破目前胶着状态，可以“进入三河”进行迂回进攻的作战计划。秀吉采纳其建议，并派长可、恒兴父子和三好秀次等将领率二万大军于四月六日夜从乐田垒出发。由于行军道路过于狭窄，大军行动非常迟缓，结果延误了战机。而德川方面很快得到了秀吉军迂回进攻的军事情报，于八日午后，派榊原、本多等将领率一万多精锐部队前去追击。

长久手会战形势地图

前去追击的德川军先是打败了池田和森长可的先锋部队，之后于九日清晨向三好军队发起进攻，一番激战后，将三好军击退。战败的先锋池田和森长可被迫放弃已占领的岩崎城领兵北退，随后被德川军诱至长久手的洼地之中，陷入苦战的长可与恒兴双双战死，大军被歼灭。伏击战在上午就宣告结束了，而秀吉在下午才得到战败消息。未得到军报之前的秀吉还以为家康仍在小牧。总之，长久手会战以秀吉军大败而告终。

长久手会战后，两军再也没有觅得好的战机，继续对峙。六月二十一日，秀吉一方面将从浓尾撤回的兵力投入到伊势战场，形成对伊势、伊贺的军事压制；另一方面又向信雄提出议和。

十一月十一日，秀吉和信雄在桑名签订合约，作为讲和的条件之一，信雄将伊贺和南势的一多半国土外加犬山、甲田两座城池拱手让与秀吉。此次议和对秀吉而言，东边的对抗基本消除，接下来可以全力强化西国的攻势。

家康方面因成功阻止了秀吉军向三河以东进军，而成为唯一战胜秀吉的大名。之后被形势所迫，为了保存实力，家康选择臣服于秀吉。即便如此，家康还是受到有别于其他大名的高规格的礼遇。秀吉自长久手兵败后就打消了设将军职、开幕府的想法，进而不得不构建一个有别于传统类型的武家政权。关于这一点，后文会略述一二。

长久手会战战况图（根据《长久手会战图》屏风绘制）

丰臣和平令的公布

与信雄议和后，秀吉于一五八五年（天正十三年）三月将信雄招至大阪城，禀明朝廷，推举其为正三位大纳言，而秀吉自己则升任正二位内大臣，与足利氏的历代将军比肩。同年五月，围绕着关白一职，近卫信尹与二条昭实争得不可开交，以至于发展成一桩大诉讼案。秀吉一边仲裁此案，一边以此案将导致两败俱伤为由，威逼利诱二人退出争夺，将关白一职让与自己。之后秀吉成为近卫前久的养子，天皇则正式下诏授予其关白之职。

据说，秀吉出任关白的想法得益于时任传奏一职的菊亭晴季的点拨。但由于他姓者承袭关白一职自“昭宣公（基经）以来”便无先例，所以秀吉的想法也遭到了信尹以下的摄家势力的反对。但同时这些摄家势力又慑于“掌握四海大权”的秀吉的威势，在得到秀吉承诺将家领的俸禄增加到千石后，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就默许了秀吉的关白职位要求。另外，与信长不同，天皇本身对秀吉就抱有亲近感，所以也是立即敕许。

秀吉是尾张国中农出身，并不像信长等其他大名那样出身名门，出身下层普通家庭的秀吉升任关白可谓一步登天，但其他未臣服的大名们是否认同其权威，成为秀吉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五八五年（天正十三年）八月，四国的长宗我部元亲首先归顺秀吉，被委任掌管土佐。而对于富山的佐佐成政，秀吉亲自挂帅前去征讨。成政在富山城被包围后不久就向秀吉缴械了。至此，包括之前高松城和谈后归顺的毛利、小早川等，西国除九州外，皆已被秀吉收服。关于九州地区，岛津义久将肥后合并进来以后，便开始了统一九州的进程。一五八五年十月，秀吉以关白之名向岛津义久发去敕命停战的信函。信函中称：

尊圣旨而启辞……九州之事矛盾重重……先前皆以敌意而待之，今当停止干戈而妥善后事。（《岛津家文书》）

从内容看，信函采取了室町幕府时期通用的私人停战令的形式，但其保障和平的权威性则根源于天皇。这个停战令被称为“惣无事令”或者“秀吉和平令”。由于长久手一役败北而失去成为将军机会的秀吉这次却通过关白一职成功地君临诸大名，这实在是一个巧妙的战略。由此，秀吉不仅压制住了家康的抵抗，东国臣服也变得指日可待。

一五八六年（天正十四年）正月，岛津家一干重臣在鹿儿岛城内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对秀吉和平令，商议的结果认为“秀吉假仁假义”坚决不能接受（《上井觉兼日记》）。四月，大友宗麟向秀吉汇报了岛津方面不接受和平令的决议。据此，决定亲征的秀吉于一五八七年三月率大军登陆九州。四月底，秀吉大军经萨摩进军岛津大本营。面对来势汹汹的秀吉大军，一时间，本来势力已扩展到筑后的岛津义久却心生怯意而一退再退，到了五月三日，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终于向秀吉投降。秀吉赦免了义久并委任其掌管萨摩。岛津的臣服标志着西国基本完成了统一。东国方面情势如何呢？家康在信雄与秀吉达成议和之后审时度势地把次子结城送给秀吉做养子（实为人质），以此维系和平。因家康自恃在长久手一役大败过秀吉，所以不愿在气势上甘拜下风，决计不去大阪城和京都拜谒秀吉。

统一的完成

秀吉为了不动兵戈就让家康和平归顺可以说是伤透脑筋。一五八六年四月，秀吉把亲妹妹（旭姬）以正室的名分嫁给了家康，二者实现了政治通婚。尽管如此，家康仍然只管与东面的北条氏政进一步巩固盟约而不去觐见秀吉。秀吉见家康没有上洛，于是一面扬言要进攻三河，一面寄出一张王牌，即把自己的母亲天瑞院大人作为人质送往浜松城，以示其诚意。家康见此阵势，实无他法，只好于一五八六年十月上洛，入大阪城拜谒秀吉。秀吉顺势奏请朝廷封家康为正三位中纳言。秀吉利用这几次机会，顺利将和平令公之于众，以法令形式要求各势力停止攻伐和兼并。为了贯彻法令，秀吉还特任命家康负责督导，对于不遵守法令者，允其全权处置。

尽管西国政治势力皆臣服于秀吉的权威之下，但东国未必如此。如陆奥地区，由于家康的积极斡旋，一五八八年七月，奥羽实现了和解。但是在缔结和约期间，伊达政宗却无视和平法令，攻打了近邻的芦名和佐竹等势力，意图扩大势力范围。一五八九年（天正十七年）六月，伊达军又进一步攻陷会津黑川城，灭了芦名氏。伊达的行为属于公然践踏和平法令。另外，北条氏政对秀吉再三令其上洛的指示置若罔闻，并于七月擅自攻打家康的上野名胡桃城。被彻底惹怒的秀吉随即在十一月给北条氏送去最后通牒。从性质来看，违反和平令就是违反敕令之罪，因为和平令强调的是天皇的权威，其正统性也源自天皇。对于秀吉的通牒，北条一面答应将尽快上洛，一面又胡搅蛮缠地向秀吉提出人质的要求。忍无可忍的秀吉于一五九〇年调集二十一万大军向京都进发。大军于四月包围了小田原城，三个月后，氏政父子兵败投降。就在大军包围小田原城之时，伊达政宗负荆请罪，前去拜谒了秀吉。秀吉随之宽宥其攻陷黑川城之罪过。

2.太阁检地与身份制

丈量土地

一五八〇年（天正八年），秀吉在播磨开始着手实施检地。清洲会议后，山城和被征服的地区也纳入到检地的范围。如前文所提到的检地的方法，采用“绳打”的测量方法。对于拒不配合检地的，采取严惩城主、百姓连坐等严酷措施。从留存下来的检地账簿可以看出，当时所列项目非常详细，包括①田地等级②属地③面积④石高（产量）⑤姓名等，同时还将过去并不统一的称量单位旧升统一为京升，将中世惯行的“一反三百六十步”=统一规定为“一反=三百步”，第④项石高一项根据田地的品质等级制定标准产量，并以此测算和预估总产量，再根据当时税率计算出其应缴纳的年贡数。所谓的石高，简单地说，就是用米的石数来表示预估的田地的标准产量。不仅如此，石高也被作为年贡的基准数以及领主和大名应负担的兵役基准数，由此产生了石高兵役制。

第⑤项“姓名”指实际耕地责任者姓名，也是年贡的缴纳者。在中世时代，田地的贡租负担者可以是多人，但检地以后则规定为耕地责任者一人负担。上述这些措施和规定构成检地的重要特征，被称为“太阁检地”。尤为重要的是，此次检地还否定了作合生产方式（实际上是富有的农民对小农的一种剥削方式），创建了没有中间层盘剥的全责务农的一地一人耕作制度。这种生产方式逐渐被推广到全国，连原来生产上就很先进的畿内地区也据此确定了以小家庭为生产单位（也称其为小农经营）的新的耕作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太阁检地并没有一刀切地强制要求全国一律实施小农经营，实际上还一定程度保留了地主与小农的生产关系。如检地账簿中留存的“三郎左卫门分孙八作”的记载。总之，包含小农耕作人的“实际耕地责任者”具有重要意义，这可以说是一项划时代的制度改革。像这样，继承了信长晚年在北陆就开始着手实施的绳打检地的太阁检地，无疑是一场清算中世土地收取关系以实现小农自立为目标的土地改革。

志在根绝一揆运动

从太阁检地的宗旨来看，土地耕作者必须是专业的农民，而介于武士与农民之间的身份则变得很困难。秀吉的策略就是通过检地逼迫那些有实力的农民在武士和农民之间做出选择，这就是所谓的兵农分离政策。作为配套措施，之后，秀吉又出台了“刀狩令”。

一五八五年（天正十三年），秀吉针对畿内的寺社势力实施兵器禁藏令。一五八八年（天正十六年）七月，秀吉以搜集钉子、吊钩用于修建大佛的名义，颁布了没收民间“长刀、腰刀、弓箭、枪、铁炮”等武器的三条法令。兴福寺一位名叫英俊的沙弥曾记录道“（刀狩令）不能公布于众的目的就是根绝一揆”。（《多闻院日记》）秀吉以造大佛之名而实为压制一揆的目的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当然，没收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例外情况。比如用于神事祭祀的刀或者祖传的刀以及专门用来捕猎凶猛动物的铁炮等是允许私人拥有的，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全部没收。

一五八六年（天正十四年）的正月和三月，秀吉出任关白伊始就出台了依据十一条和三条关于农村土地支配权的法令。之后，在基本完成统一大业的一五九一年（天正十九年）八月，秀吉在前项法令基础上又追加了三条法令，这些法令被统称为“身份法令”。法令的关键内容是限制身份转移，如禁止将职业转变为奉公人、侍、中间百姓以及从百姓转为商工业者。另外也禁止百姓离开土地迁移到别的乡村。不过从百姓转向武士或者武家奉公人则不被禁止。该法令的目的在于确保农村人口和下级武士的数量，以维护社会的稳定。无须赘言，像这样涉及面如此之广的身份法令也是为了配合秀吉图谋进攻大陆（侵略朝鲜）的军事战略。

有评价认为，秀吉实施的一系列法令，将整个中世都被允许的自由流徙、逃散的原则变更为禁止农民拥有上述自由，将其紧紧束缚在土地上，还有对身份的严格限制，仅保留百姓到武家奉公人的狭窄通道也明显导致了社会缺乏弹性和流动性。

3.海外形势和禁止基督教

大航海时代

应仁之乱结束之时，欧洲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诸国正谋求向海外扩张，这足以引起世界的震动。在此，有必要简要叙述十五世纪后半期到十六世纪的世界的大变动。

如今，随着永乐通宝与其他陶瓷器在亚洲各地的一并出土，以及在远至埃及和红海沿岸、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东非沿岸的被发掘（《陶瓷之路》，三上次男著），充分印证了中国的古钱币在通过郑和下西洋而开辟的印度洋通商圈，以及如《三大陆周游记》所描写的满是伊斯兰商人的通商圈中广为流通的史实。而南欧方面，一四五三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控制了东地中海的制海权。热那亚以西的西地中海的商人们渴望能够开辟一条环绕西非的新航路。人称航海王子的葡萄牙亲王恩里克在王公贵族的支援下带领葡萄牙人开始探索西非航路。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配有三角帆的快速远洋船成为航海探险的重要航行工具。

十一世纪左右，北欧的维京人从格陵兰岛出发经由大西洋向西进发，开辟了通往新大陆纽芬兰岛的航线。尽管这是一条新航线，但从伊比利亚半岛乘船过去会非常危险。之后，热那亚人哥伦布向西航行到达他所误认为的印度和黄金之国的日本（实际上是美洲大陆）。哥伦布将这一发现禀告了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一四九二年一月，得到伊莎贝尔女王援助的哥伦布再次出航，于同年的十月到十二月先后发现了巴哈马群岛、古巴和海地。当时的哥伦布把这些地方误认为是日本的近海，之后不久才知道这些都是新发现的大陆。

而另一路，在从非洲西海岸南下的船队中，航海家达伽马于一四八八年发现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之后又于一四九八年五月通过好望角到达印度东岸的卡利卡特，由此开辟了通往印度洋的新航路。这次航行并不是为了寻找日本，而是一场探寻被西欧信奉为基督教保护者的祭司王约翰之旅。像这样，地理大发现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但也带来了西欧人的误解和幻想——当时的西欧把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称为西印度，达伽马到达的地方称为东印度。

在东印度，葡萄牙人首次发现了以胡椒为主的香料，并把其作为战略贸易物资运回西欧，从中赚取巨额利润。为了维持这个贸易路线，葡萄牙人建立起了果阿和马六甲军事据点。而与其竞争的西班牙企图探寻一条从西面迂回到达存有香料的诸岛，以此为动机，服务于西班牙政府的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于一五一九至一五二一年开始了周游世界之旅。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都是站在西欧立场上的观点，对于新大陆和太平洋上的原住民而言不吝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种族灾难。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西欧对于这些文明欠发达的新大陆和亚洲人民巧取豪夺，并由此拉开了持续四百年的所谓欧风美雨（西力东渐）的殖民时代的大幕。

铁炮与基督教

发现印度新大陆的葡萄牙人很快便穿越马六甲北上来到中国。由于当时的明朝不允许公共贸易，这些葡萄牙商人便搞起了秘密贸易，之后于一五五七年因扫荡倭寇有功而获得了在澳门的居留权。日本方面，十四年前漂流到种子岛的葡萄牙商人则给日本带来了铁炮，而当时作为中间人的正是出身中国的倭寇首领王直。伴随铁炮而来的还有西方的宗教。一五四九年（天文十八年），耶稣会教士弗朗西斯科·沙维尔从鹿儿岛登陆，开始传播基督教，并在丰后和周防山口建立起两大布教的基地。关于向畿内传教，如前所述，葡萄牙传教士维列拉于一五六〇年（永禄三年）在得到三好长庆的许可后在洛中的革棚开立教堂，正式开始布教。维列拉传教伊始就得到伊势贞孝、篠原长房、高山右近、内藤如安等要人的庇护和援助。随着基督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到十六世纪后半叶，日本国内的基督教徒达到七十万人。

葡萄牙人在充当中日贸易中间商的过程中发现了商机。葡萄牙商人把中国产的生丝、绢等物，以及东南亚产的糖等转运到日本销售，以获取巨大利润。当时用于支付的货币主要是日本产的银。由于灰吹法的使用，加快了日本金银矿山的开采进度，石见、生野、甲斐以及佐渡等矿山产量大幅提高。当时的日本金银产量达到十分惊人的程度。有观点认为，其保有量可以“匹敌从中南美流入西班牙的银的数量”（《亚洲文化复兴》，角山荣著）。由于当时的国际贸易主要使用墨西哥和日本产的银来结算，因此，国际市场上有评价称，日本正利用其丰富的且超出法定价值的银来进口更多的商品。据经济史专家角山荣的推测，十六世纪末的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

在此，我们需要把时间回溯到秀吉降服岛津氏后凯旋博多的一五八七年（天正十五年）六月。当时，秀吉基本沿袭了信长的基督教方针，采取了允许基督教在日本布教的政策。如认可了一五八三年（天正十一年）建立在大阪城下的基督教堂，还有于一五八六年（天正十四年）在大阪城举行欢迎传教士科埃略的盛大仪式。明智光秀的女儿、细川忠兴的夫人明智玉子还在大阪的一座教堂通过修女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并以伽罗奢（意为神的恩宠）作为教名而名噪一时。可是，秀吉统一九州后不久情况有了变化。六月十八日，秀吉首先下发朱印状，承认信仰自由的同时禁止领主强制百姓信奉基督教，禁止日本人海外贩卖人口和宰杀牛马，之后又进一步公布了神父驱逐令，限令传教士、神父等一干西方教徒于二十日内离开日本，同时规定允许贸易船来日，但不许妨碍弘扬佛法。

秀吉态度的突然转变源于有日本宗教界元老之称的科埃略对吉利支丹大名（受基督教洗礼的大名）实施的军事援助，以及为其购买建造战舰用的大炮。这些举动不仅是在向停留博多的秀吉炫耀武力，也等于间接拒绝了秀吉建造战舰的愿望。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更让秀吉感受到了威胁。一五九六年，一艘航行于土佐的西班牙船上有一名乘客宣称传道、布教是以侵略他国领土为目的的一种宗教手段。这一说辞最终导致秀吉将愤怒转化为实际的禁教行动。但不管怎么说，关于桃山时代的禁教问题，背后还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并不能做简单的评价。

圣弗朗西斯科·沙维尔像（神户市立博物馆藏）

狩野内膳作“南蛮屏风”（神户市立博物馆藏）

边疆的形势

下面记述秀吉统一日本之时，其边疆（南和北）的态势。自镰仓以来，一直作为虾夷管领统治陆奥北部的安藤氏与势力日益增强的南部氏之间的战斗已令其疲惫不堪。而嘉吉之乱后，势力衰落的安藤氏又被从十三凑（今青森县市浦村）驱逐到虾夷苦寒之地而逐渐没落。十五世纪中叶，安藤氏的后裔来到位于北海道西南部的渡岛半岛，在此建立了“道南十二馆”，开始实施间接统治。

一四五六年（康正二年），阿依努族的少年与大和族的铁匠发生了纠纷。以此为契机，阿依努族的首领发动了叛乱。叛乱军一时之间控制了十二馆，但是花泽馆的一名叫武田信广的将领用强弓射杀了阿依努的首领。信广其人为蛎崎家继承人，后成为松前家之祖。信广虽常自称为若狭武田氏一族，实际上却是往返于日本沿海的商人出身。暴乱发生之后，大和族与阿依努族的矛盾日益加深，频发战争。但是到了一五五一年（天文二十年），阿依努和蛎崎季广之间达成议和，本州方面的商船将上缴给蛎崎氏的部分年贡作为虾夷方面的税金支付给阿依努族的首领。自此，松前半岛以西部分作为大和人的势力范围得到广泛承认。自一五九〇年秀吉将奥羽合并之后，秋田、蛎崎两氏便相继上洛拜谒秀吉。一五九一年正月，秋田实季被秀吉委任管理出羽的桧山郡。一五九三年正月，蛎崎庆广在肥前的名护屋被秀吉委任管理虾夷和阿依努贸易。

中世，作为事实上独立王国的琉球（古琉球）通过与日本、中国、东南亚进行中间贸易而繁荣起来。琉球的首里城悬挂着一座铸造于一四五八年（长禄二年）的大钟。大钟上有铭文称：

琉球国乃南海胜地，汇聚三韩之灵秀，为大明之辅车、为日本之唇齿……为万国舟楫往来之桥梁，奇珍异宝多不胜数。

据此，可以说当时的琉球与中日两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从政治层面看，自统一琉球的尚巴志王朝没落以后，琉球经历了一段由内乱导致的混乱时期。但在一四七〇年，一位担任重要职位的叫金丸的人篡权夺位，并以尚氏自称，其人日后成为一直延续到明治时期的第二尚氏王朝的高祖。其子尚真王（在位时间一四七七年至一五二六年）统治琉球长达五十年之久，其治下的琉球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

尚真王在位时，琉球的版图北至奄美诸岛，西到八重山群岛。其政府采用明朝制度，向中国称臣纳贡的同时通过贸易积累大量财富。当时的明朝采取海禁政策，取缔往来通商。琉球利用这个机会，与明朝的海商做起了贸易外交。可以说，古琉球继承了由郑和开拓的贸易圈。可是到了尚真王统治的后半期，由于受到中国人走私贸易（后期主要是倭寇）以及明政府对琉球朝贡贸易的限制等，琉球的中间商贸易走向衰退，代之而起的是如前所述的葡萄牙商人的活跃。一五七〇年（永禄十三年），琉球最后一艘商船来到暹罗（泰国古称）。贸易的衰落削弱了琉球国力，其独立自主性遭到了来自日本的强力干预。一四八〇年（文明十二年），室町幕府指示萨摩守护岛津氏督促琉球“来朝”日本。这表明岛津氏在琉球与日本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同时也被认为是后年幕府命令岛津来征讨琉球的根由所在。

4.大陆扩张路线的受挫

“入主大唐”的逻辑

赢得统一战争的秀吉很早就开始构想侵略大陆的计划。任关白后的一五八五年（天正十三年）九月，秀吉就在给家臣的信中提出“我日本国要让大唐（中国）俯首称臣”。掌控关东后不久，秀吉更加想征服中国（当时的明朝）。在此之前的九州征讨战中，秀吉就曾通过对马方面敦促朝鲜国王上洛拜谒。秀吉敢于如此行事有其根由。一五八八年（天正十六年），日本公布了海盗禁止令，秀吉借此自诩为东海海域的和平守护者。为此，秀吉还将违背自己使命的岛津和后北条定性为违反惣无事令者。一五九〇年（天正十八年）十一月，由对马宗氏斡旋，朝鲜通信使以祝贺统一的名义来日访问。此次来访本是平等友好的访问，秀吉却错误地以为这是朝鲜臣服日本的礼仪，以至于在外交回牒中向朝鲜国王公然宣称“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实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史称“征明向导”）。

此后，秀吉决定实施大陆扩张计划，并为此积极准备。在将全国的检地账目统合制作成“御前账”[1]以后，秀吉将关白一职让位给养子秀次（败于小牧之役的三好秀次），自己成为身份自由的太阁。一五九二年（文禄元年）三月，朝廷颁布“人扫令”，开始实施全国人口普查。同年正月，秀吉向诸大名下达出兵指令，并命人在肥前的名护屋（今佐贺县镇西町）建立起用于对外扩张的军事基地。从三月初开始，十六万日本兵渡海向朝鲜进发。

四月十二日，宗义智、小西行长率领的先锋部队在釜山登陆，在几乎未受到任何有力抵抗的情况下于五月三日攻占朝鲜国的首都汉城。日本把此次战争称为“文禄、庆长之役”，朝鲜则称“壬辰、丁酉倭乱”。此次战争，朝鲜因为情报和准备工作不到位，导致没有及时建立起有效的防御体系，在毫无危机感中，被日本长驱直入。朝鲜国王“宣祖”四月蒙羞于平壤，两位王子则逃往东北方向的会宁。

四月二十五日，秀吉抵达名护屋。五月十八日，秀吉给留守都城的关白秀次发去印有朱印状的二十五条政略。该政略也被称为“丰太阁三国处置计划”。其中提及：1.两年之后，将天皇移驾北京；2.把皇位传给太子良仁或皇弟智仁；甚至于秀吉还计划到宁波居住。对于这样一个大陆侵略计划，天皇即使有一百个不愿意也得允准。因为自设立御前账以来，所有的计划均需要有敕令，也就是必须要以天皇的名义方可实施。对此，当时的正亲町天皇已在几年前让位成为上皇。此举被认为是对秀吉妄言乱语的批判，同时也显示出了某种困惑和不知所措。

上皇的停止渡海圣谕

面对日本的野蛮侵略，朝鲜首先从海上展开反击。全罗左道水师节度使李舜臣率形如龟甲的大型战船与日本水军展开激战。龟甲船在战斗中占据优势，将日本水军逐一击溃。与此同时，由朝鲜统治阶层率领的广大农民开始激烈抵抗日军。日本方面虽然于六月占领了平壤，但是明朝援军随即于七月兵临平壤。秀吉曾打算亲自渡海到平壤督战以鼓舞士气，但因家康、前田利家等重臣竭力劝谏，又逢七月末母亲天瑞院大人病逝，结果迟迟未能渡海。面对为了葬礼而不得已上洛的秀吉，后阳成天皇于九月初下达了御旨：

此去高丽，卒临险路危涛，莫不谨慎……为朝廷、为天下，望请收回成命，三思后行。

此圣谕实为“停止渡海诏书”，意在敦请秀吉慎重考虑渡海一事。这份诏书名义上是天皇颁布的，但同时太上皇也出了一份。这表明该谕旨是爷孙两代天皇共同谋划的，其目的是阻止独裁的秀吉鲁莽行事。这也只有老谋深算的正亲町上皇才能出此良策。有了敕使和院使（太上皇的敕使）两方面的旨意，即便是权倾朝野的秀吉也难以违逆。于是，秀吉从筑紫出发，用了二十几天的时间来到大阪，并驻留在此，算是对朝廷的让步。“谕止诏书”可谓发挥了巨大的政治效用，尽管返回名护屋的秀吉仍扬言“待三月誓要渡海”，但终究没有付诸行动。曾经对“处置三国”而颇感困惑的太上皇，此次却逼迫秀吉打消了渡海的野心，也终止了所谓皇室行幸北京的狂妄之举。太上皇在完成生命中的这最后一件大事后不久就驾崩了。

一五九三年（文禄二年）二月，小西行长在平壤近郊败给了明朝将领李如松后撤退到汉城。尽管日本方面的小早川隆景等将领奋力抵抗南下的大明军队，但攻势日减，最后不得不采取守势，并开始尝试讲和。秀吉开出了妄自尊大的和谈条件，但交涉的双方当事人沈惟敬和小西行长皆无视秀吉的条件。为了顺利议和，日方迫于无奈甚至拟订了一份违反秀吉意愿的“伪降表”上呈大明皇帝。一五九六年（庆长元年）九月，明神宗万历皇帝派使臣赴大阪城拜访秀吉。秀吉在万历皇帝递送的国书中看到了“封尔为日本国王”之句后勃然大怒，轻率地再开战端。第二次入侵朝鲜的日军为了确保朝鲜南四道，将战线集中在了朝鲜半岛的南岸。随着战事的激化，日军也开始了残暴的行径。众多朝鲜民众被日军俘虏和虐杀，大量的制陶工和儒者被抓做人质，凄惨之状实不忍睹。作为日军据点，在半岛南岸建造的“倭城”石垣和京都方广寺门前的耳冢（作为战功的一种象征，日军把代替首级的敌人的耳朵、鼻子切下来运回日本，再建造坟冢以供养）等仿佛在诉说着那场战争的残酷。因此役而死亡者暂且不论，光被抓为人质者就达万余。遗憾的是，当时已无人能够制止秀吉的暴行，只有等到秀吉死去这场战争才会结束。

外样大名与官僚层的对立

秀吉政权统治下的日本，伴随着领土的不断扩张，检地和藏入地（直辖领地）面积的不断增加，为了便于管理，秀吉不得不构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行政体系，于是一个协助秀吉处理各项政务的以所谓的代官为主的官僚阶层便形成了。这个官僚阶层实施“五奉行”[2]管理模式，之后该模式又被进一步制度化。像石田三成和京都奉行前田玄以等最为典型。尽管有奉行协助管理，但随着版图的不断扩大，为了便于监视和管理，这些奉行在远隔之地再设代官协助管理。久而久之，这些新的代官与周边的外样大名（关原之战后臣服德川家的大名）产生矛盾，这些代官也成为被妒忌的对象。除此之外，作为秀吉顾问的细川幽斋和被后世尊称为茶圣的千利休等在担负和大名联络的中介工作的过程中，逐渐与德川、岛津、伊达等外样大名产生了利害关系。如前所述，伊达政宗因夺取黑川城而违反了惣无事令面临惩处，但在家康和千利休的斡旋下被赦免，还有葛西大崎之乱本来已被石田三成等官僚派盯上，但最终也是被赦免。这些事件由此也导致了石田三成等官僚对千利休充满憎恶。一五九一年（天正十九年）二月，千利休被流放到堺，后被逼自杀而亡。

一五九五年（文禄四年）七月发生了关白秀次谋逆事件。事件的起因主要缘于两年前秀赖（秀吉之子）的出生阻碍了秀次登顶权力之路。另有说法认为，在此之前，秀次欲处分会津蒲生氏乡的遗留领地而遭到家康一派的阻挠，为此，秀次通过与之关系密切的官僚派来进行反击而导致矛盾激化。无论怎么说，两者的对立和反目一直持续到秀吉晚年。

一五九八年（庆长三年）四月，幕府改换小早川秀秋所属的筑前名岛领地（四十万石），将其减封至越前北庄（十八万石），旧有的九州领地被收回交给石田三成，石田三成被委任兼任北九州的代官。三成的地位显著上升，成为九州地区的实权派。石田三成的存在就像一根楔子钉在了西国大名势力之间。据说，秀秋之所以被贬转封皆是因其在朝鲜的蔚山之战中轻举妄动所致。

一五九八年八月（庆长三年）秀吉病逝，死后秘而不宣，直至半年后才发丧。完成朝鲜撤兵的第二年，家康又欲整顿军备卷土重来。一五九九年二月，小早川秀秋被恢复其旧领地，重新成为掌管筑前、筑后的实力派大名。如此这般，关原会战之前哨战的序幕也将就此拉开。

注释：

[1]记录出兵朝鲜的军事开支账目。

[2]五奉行为丰臣政权时期制定的职务，由负责政权运作的行政人员构成，成员共有五位：石田三成、浅野长政、前田玄以、长束正家和增田长盛。

结语

一揆的终结

行文至此，有关战国乱世的叙述也将告一段落。这个时期，有太多的政治事件和引人瞩目的变化值得记述。为了尽可能用少的篇幅来囊括更多的历史，本书只好多使用汉语叙述，由此也许会给读者朋友们在阅读上留下佶屈聱牙的印象。如果是这样的话，请接受我的歉意。

本书以家臣杀害将军事件后的历史为开篇是有其象征意义的。这个事件（嘉吉之乱）多被认为是“下克上”的典型案例。但从家臣团废立主君，即“关押主君”这样极端的事例，或者是在具有“关押”性质的事件的延长线上来审视的话，仅仅是本书所论及的时代，就发生了诸如明应二年（一四九三年）的义材被废和永禄八年（一五六五年）的义辉被暗杀等事件。这些皆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史事。再把考察的范围扩大到守护家的层面来看，诸如信玄流放其父信虎、陶晴贤暗杀大内义隆，细川管领家接连不断发生的政元、澄之遭暗杀和澄元被废，以及河内守护畠山家频繁发生的守护代废立主君之事等，类似事件也是多得难以记述。

根据近代史专家笠谷和比谷的名著《主君“关押”的构造》（平凡社选书）的观点，到了江户时代，不再有将军的废立，而藩主的废立变得司空见惯（在笠谷先生所举的事例中，迫于现实原因而发动的拘禁事件比战国时期少之又少）。正因如此，在本书所论及的时代，主君和家臣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如果“为了家族的利益”，家臣团通过一揆废立主君其实并不算稀奇，但其拥立的新主君必须是与旧主有血缘关系的，而绝不可以由某个家臣僭越主君之位。从这个角度而言，个人认为“下克上”的说法是有一定问题的。近世的“下克上”与“关押”盛行的中世的不同，窃以为主要与儒教的浸润和普及有关。在此就不做深入探讨了。

总之，在“下克上”比较盛行的时代，作为关键词的“一揆”通常是其主要的斗争表现形式。

说到“下克上”，其实它也反映了统治阶层对频发的农民一揆的恐惧。一揆总体分为土一揆和国一揆，根据所属阶层、地域和纲领的不同又细分为很多种类。如发生在畿内的声势浩大的国一揆被细川政元发动的明应政变（一四九三年）所镇压；德政一揆也是在信长入京的那段时间（一五六八年）被镇压，而剩下的也只有一向一揆（尤以梅北的一揆为代表，直到秀吉晚年在地方上仍时常发生国人一揆运动）。信长与一向一揆的战争如历史所载，十分惨烈。正式的检地政策得以在一向一揆被镇压后的北陆实施，表明了织丰的统一政权在剿灭一揆的基础上真正建立了起来。与信长一样，秀吉本人也十分憎恶一揆运动，为此出台了严厉的惩罚措施。比如“刀狩令”的颁布就是为了要彻底根绝一揆。这个政策的目的连当时的民众都清楚地感觉到了。（《多闻院日记》）

但到了近世，百姓一揆开始频发。如前所述，家臣团通过一揆实施的“关押”仍在持续，村落自治也被统治阶级广泛认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一揆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它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在近世社会中延续了下来。我个人甚至认为，其中的某些表现形式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着。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

在战国时期，日本第一次知道了欧洲的存在。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新的军事技术和宗教的传入。一四九三年，京都发生明应政变、关东伊势宗瑞（北条早云）攻下伊豆，而时隔一年，哥伦布就首次到达了西印度海岸。当日本还停留在长达百年的战国时期时，欧洲人却已经占领了中南美洲和非洲。当铁炮传入我国之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已早早地将印度西海岸、马六甲海峡两岸以及菲律宾等地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连带着日本和中国（明帝国）也面临着沦为欧洲殖民地的危险。然而，又是何原因没有被殖民地化呢？

秀吉统治时代的日本坐拥大森银矿而成为世界性的产银大国。其富裕程度可谓首屈一指。如此富有，即便是被西欧列强觊觎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实际上，据高濑弘一郎的研究，在信长晚年的时候，菲律宾总督（西班牙人）曾再三致信日本统治者说明征服中国的利害，怂恿其派军队攻打。还有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也同那位总督一样，送来“唆使日本征服支那的信函”。还有在秀吉宣布任关白的那一年，耶稣会日本区副区长科埃略致信在马尼拉的教士长，请求他“提供三至四艘海军用的满载军用物资和钱粮的三桅帆船。”他的目的是想通过向信奉基督教的大名提供军事援助，而最终实现“控制整个海岸，给顽固之敌以威胁”。上层传教士意欲占领日本的野心昭然若揭。

庆幸的是，这个充满危险性的计划并没有得逞。但借“上帝的福音”之名处心积虑地制订这样一份军事计划的事实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虽然我个人也感佩于沙维尔、维列拉等传教士的传教精神，也绝不怀疑高山右近、细川伽罗奢对耶稣基督的虔诚信仰，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当时的日本正面临深刻的危机。从一五四三年到一五八七年，日本在对待西方传来的文明和文化方面，经历了一个从吸收到排斥的过程。更甚者，秀吉采取了禁教与贸易分离的政策，但同时又采取了从贸易中永久获利的短视态度，结果导致了日本始终无法与西方彻底隔绝。而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只能留给下一个时代来完成。[1]

但是退一步讲，即便西方传教士的计划得逞了，日本也未必会像中南美洲那样渐次沦为西欧的殖民地。因为当时的日本已拥有实现铁炮制造的先进的锻造技术。正如传教士弗罗伊斯对在安治川上乘风破浪的信长的战舰不禁感叹那样，拥有柔性生产力的日本已把西欧最尖端的科学技术为我所用。还有一五八八年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惨败给英国海军，这更进一步让秀吉担心的日本会被西班牙殖民地化的危险荡然无存。总之，在面对西方列强的问题上，战国时期统治者并没有像江户幕府的统治者面对美国佩里舰队来日时那样惊慌失措，而是从容地解决了。对当时的日本可以说是一种幸运吧。

注释：

[1]特指江户后期的闭关锁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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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第4章第2节完全参考了中川德之助和奥田勋两位先生的著作，再次特别说明，以表谢意。）

年表

1441年（嘉吉元年）赤松满祐暗杀将军足利义教（嘉吉之乱），嘉吉德政一揆，颁布德政令

1445年（文安二年）兵库北关，掌管东大寺（《兵库北关入船升米账簿》）

1447年（文安四年）上杉宪实隐退于伊豆

1454年（享德三年）关东公方成氏暗杀上杉宪忠

1455年（康正元年）今川范忠火烧镰仓街市

1457年（长禄元年）阿依努首领作乱（松前氏开始控制虾夷）

1458年（长禄二年）足利义政开始亲政（伊势贞亲、荫凉轩真蕊等干涉政务）

1460年（宽政元年）畠山义就势力没落

1461年（宽政二年）宽政大饥馑，近江大浦和菅浦发生暴动

1466年（文正元年）贞亲、真蕊等势力没落（文正政变），畠山义就上洛

1467年（应仁元年）应仁、文明之乱爆发

1470年（文明二年）琉球的金丸氏改称尚氏（第二尚氏王朝）

1473年（文明五年）山名宗全、细川胜元病死

1477年（文明九年）畠山义就等撤离京都，应仁之乱结束，琉球尚真王即位（—1526）（古琉球进入全盛期）

1482年（文明十四年）幕府讨伐摄津国一揆

1485年（文明十七年）山城国一揆爆发（自治组织持续到1493年）

1489年（延德元年）丹波国一揆爆发（持续到1492年）

1493年（明应二年）细川政元废将军义材（明应政变），赤松政则与洞松院共结连理，伊势宗瑞讨伐伊豆（足利茶茶丸逃亡）

1495年（明应四年）宗瑞准备攻打小田原城

1504年（永正元年）立川原之战爆发，宗瑞占领镰仓，陈外郎赴小田原

1506年（永正三年）洞松院尼发行印章

1507年（永正四年）细川政元被养子澄之暗杀

1508年（永正五年）大内义兴上洛拥立将军义材

1512年（永正九年）洞松院尼与细川高国讲和（尼崎谈判）

1518年（永正十五年）伊势氏纲发行“虎符”印章

1524年（大永四年）敕许伊势氏纲改姓北条

1527年（大永七年）三好元长攻破细川高国（足利义维成为堺公方）

1532年（天文元年）畿内爆发一向一揆运动，法华一揆开始占领京都

1533年（天文二年）大森银矿使用灰吹冶炼法（银量产化）

1536年（天文五年）天文法华之乱（法华一揆被镇压）

1537年（天文六年）北条氏纲夺取川越城

1540年（天文九年）尼子晴久将毛利元就围困于安芸郡山城

1543年（天文十二年）火枪传入种子岛

1549年（天文十八年）传教士沙维尔在鹿儿岛登陆（传播基督教），江口之战爆发

1551年（天文二十年）大内义隆遭陶晴贤攻击而自杀，蛎崎季广与阿依努讲和

1555年（弘治元年）严岛之战爆发

1560年（永禄三年）桶狭间之战爆发，今川义元败亡，寿桂尼开始统治骏远

1561年（永禄四年）长尾景虎出兵包围小田原城

1568年（永禄十一年）信长上洛拥立足利义昭

1573年（天正元年）武田信玄病逝，室町幕府灭亡

1577年（天正五年）柴田胜家在越前实施土地丈量工程

1580年（天正八年）石山开城，显如与信长讲和

1582年（天正十年）武田胜赖亡，本能寺之变，山崎之战

1584年（天正十二年）小牧、长久手之战

1585年（天正十三年）宣诏秀吉任关白

1587年（天正十五年）岛津义久臣服秀吉，颁布传教士驱逐令

1588年（太正十六年）颁布“刀狩令”

1590年（天正十八年）包围小田原城，北条氏政投降

1592年（文禄元年）日军先锋部队攻占汉城（文禄、庆长之役）

1598年（庆长三年）丰臣秀吉病死，石田三成就任九州总兵

版权信息

书名：江户时代（岩波日本史第六卷）

作者：【日】深谷克己

译者：梁安玉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08-01

ISBN：978-7-5133-3885-1

目录
CONTENTS

序言

第一章 江户幕府的设立与新的国际关系

1.战国时期的终结

2.征夷大将军与江户幕府

3.偃武环境的形成

4.海禁环境的确立

第二章 幕藩体制下的社会与文化

1.农民的增加与村镇之间的交流

2.从武断到文治

3.公仪与民间社会

4.近世文化成果与劳动文化

第三章 十八世纪的政治改革与社会

1.幕府政治的改革

2.田沼政治与宽政改革

3.社会的变动

4.民众运动与记忆形态

第四章 江户时代后半期的文化

1.近世人的生活与文化

2.民间社会的文化与艺术

3.上下扩张的教育活动

4.不断演变的学问

5.批评现状的学问及言论

第五章 内忧外患的时代与复兴志向

1.世界的变化与海防

2.城镇与农村

3.天保改革

4.新的社会领导者与复兴志向

结语：江户时代与明治维新及现在

参考文献

年表

玉川上水摄津国捣衣图

劝进大相扑入土俵图

“士农工商”职人图（之一）

幼童席书会

序言

世界近代史与江户时代

在日本的历史中，江户时代居于什么样的位置呢？在世界史中，江户时代又居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世界史上有一个称为“近世”的时代。某家广泛研究近世社会的交流及其结构的英文期刊，把一三〇〇年前后至一八〇〇年前后的大约五百年间称为近世，这是源自欧洲的观点。一三〇〇年，东方的蒙古帝国土崩瓦解；而一八〇〇年，西方工业化开始。在这段时间内，欧洲形成了向外扩张的新态势，经历了与世界其他文化的接触。

根据这种看法，近世的五百年，是欧洲无视来自亚洲各国反抗的压力向世界扩张的时代，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奴隶贸易、重商主义的时代。这有别于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列强强行向世界其他各国推行工业化的时期。世界受到来自近世欧洲光与影的正反两方面影响，受到强烈震荡，有的国家甚至被迫解体，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开始反思对方的接受及抗拒情况，同时也孕育出自身的整体性意识。

欧洲人开辟新航路扩张势力时，恰逢十六世纪中叶日本群雄争斗激烈的战国时期。欧洲的扩张势力把火绳枪和基督教传入日本，给战国大名[1]带来了新的战术，又给民众带来一种心灵慰藉的新方法——基督教。

江户时代初期绘制的世界地图屏风 （神户市立博物馆藏）

但是，在欧洲与日本之间，并非只存在一种空白、透明空间，而是一片深邃的东亚海域，这里覆盖着一张倭寇和中国商人等建立起的巨大贸易网——以中国商品为主，他们生机勃勃地开展着交易。这是一片棘手的地域。南欧的葡萄牙人沿着这张交易网，偶然漂流到了日本萨摩藩[2]南部群岛的种子岛上。

近世社会也出现在东亚。中国视十四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期的明清时代为近世，也有人将朱子学出现的南宋视为中国近世的开端。日本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进入群雄割据、经营领国、以称霸天下为目标的战国时期，一直到幕藩体制一命呜呼的十九世纪中叶，都可以称为日本的近世；其中，从十七世纪初德川家族开设幕府，直至放弃政权的时期，便称为“江户时代”。

粗略说来，日本的近世在工业化、资本主义时代之前，已经有了大量货币交换、商品生产及商业活动的开展。同时，这个时代的流通网并不单跨度广，而是像毛细血管似的渗透进社会各个角落。东亚出现的这种新的社会形态，诞生于内部的日益成熟和外部的互相交流。一种现象不可忽视，即日本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又远超外来文化。在江户时代，算盘这种十六世纪从中国传进日本的计算器，支撑着跨越各行业的经济活动。由中国经琉球传入的乐器，后来演变成三味线，奠定了江户时代乐曲的根基。在赴日朝鲜陶瓷工匠的苦心经营下，日本制作出了国产瓷器。

江户时代的日本，吸收东亚和欧洲文化，形成了被称为幕藩体制的政治架构。从封建领主的分权性和小农村落等角度来看，幕藩体制与中国、朝鲜相去甚远，接近欧洲。然而，面向“百姓”[3]这一群体，在儒家思想、佛教的影响下，举国上下又都以“太平”“平均”为目标，用汉字制作文件、档案等。可见，日本立足于东亚的共同基础之上，同时又彰显出自身的个性来。

时代划分的方法需要经过非常严谨的讨论，但归根到底是为了更加容易地去认识历史。本书中的“近世”一词涵盖范围很广，有时也只具有特定含义。本书也会使用日本史研究中常用的“江户时代”一词，必要时，还与“初期”“前期”“后期”等搭配使用。此外，为便于联想到年代，也会西历和日本年号同时使用。

江户时代的持续力

江户时代中，一个饶有兴味的课题是，为何这个时代能延续二百六十余年？江户时代，作为中央政府的江户幕府——在本书中会常常使用当时的专有名词“幕府”。纵观这个时代幕府统治的持续性，以及民间社会的深厚、经济文化的分量，可以说这是在东西古今的历史上，一个接一个诞生出来的具有世界性的文明社会中的一个。而且不单是日本，在近世的东亚，还催生出了好几个具有强韧持续力的文明体制。

朝鲜王朝从一三九二年到一九一〇年，延续了五百余年。明朝持续了二百七十余年，灭掉了明朝的清朝也绵延了二百九十余年。琉球王朝也从一四二九年至一八七九年延续了四百五十年。这些政权的统治范围与力量各不相同，一六〇〇年前后，东亚整体发生了剧变。然而，大致上东亚的近世社会都有持续性，在共同分享文化的同时也孕育出各自独特的模式。即便国家组织崩溃了，仍旧会对整个社会留下影响，无论好坏，都变成了一种传统和深厚的社会文化。

在日本历史上，江户时代给人的印象是这个时代延续的时间特别长，原因是政治框架的牢固。平安时代延续了大约四百年，其中却有天皇亲政、摄关[4]政治、上皇掌权的“院政”、平氏政权等权力中心和政权形态的变化。室町时代也延续了近两百四十年，包括南北朝时期和战国时期，其前后都有长期的内乱，中央政权的日渐衰弱，这个时代的后半期更是被称为“大名领国制”，显示国家与社会的架构已经发生了质变。

江户时代的政治框架与社会结构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然而，幕藩体制的框架却一直持续到最后。其中，处于主从关系的将军与大名，统治着各自的领地，他们构成了全国的统治力量。这种维持不变的封建政治结构，给人留下一种这个时代也牢固而不可动摇的印象。

东亚的近世史，在共同的文化基础上长久地延续着，但仔细一看就会发现，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历史有着极大的差异。就日本的江户时代而言，将军、大名及武士所构成的统治框架具有顽强的持续力，此外还有好几个因素也一同维系着这个时代。诸多要素一起造就了一个时代，其中有的要素既是时代持续的力量，也是让这个时代走上穷途末路的主要原因；而新的萌芽或成为摧毁这个时代的力量，或成为重振这个时代的力量。理解了这些现象的来龙去脉，我们就会被历史的魅力所吸引。

希望通过本书中列举的许多事件和人物，来解答江户时代为何会延续二百六十余年，以及缘何而灭亡等引人入胜的问题。

注释：

[1]大名，由“名主”一词转变而来，所谓名主就是某些土地或庄园的领主，土地较多的就是大名主，简称大名。日本各个时代中大名的含义稍有不同。（本书注释均为审订刘德润先生注，特殊标注除外）

[2]萨摩藩，江户时代九州南端的诸侯国，位于今鹿儿岛县西部一带。

[3]百姓，在江户时代，用来指在领主的领地或武士、寺院所属的庄园内劳作的农民。

[4]摄关为摄政和关白的合称。天皇年幼或身体欠佳时，由皇族或外戚当政，称为摄政；关白为平安时代以来，辅佐天皇执掌政务的重要职位。

第一章
江户幕府的设立与新的国际关系

狩野探幽的“德川家康画像”（局部）（德川美术馆藏）

1.战国时期的终结

下克上与对太平的期待

本书从一六〇〇年（庆长五年）的关原合战开始，在此之前简述战国时期的终结，让读者做好准备，去关注、迎接新的时代。

战国时期的外在表现是无休止的下克上的狂潮。处于社会底层地位的人，无视传统的上下关系和分担职务的制度，蔑视上级，将其驱逐，以夺取权力，这种现象从镰仓末期开始日益显著。邪恶势力集团、婆娑罗的大名[1]、庄家一揆[2]、德政一揆[3]等，也可以视为下克上。进入战国时期，家臣篡夺主君地位的事件屡屡发生。在武士家族中，为了夺得权力，父子、兄弟间不惜互相驱逐、残杀。战国时期不单是群雄之间横向对立，互相争夺霸权，而且还有企图迅速往上攀爬的纵向的下克上斗争。所谓“乱世”，与其说是割据，倒不如说是下克上更加贴切。

登上了权力高峰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也都是下克上的代表人物。信长军队扩充过程中的下克上，有织田家族中的争权夺利、驱逐室町将军足利义昭等。秀吉也是从低层攀上最高层的。他就像鲤鱼跃龙门似的节节上升，渐次独揽了朝廷中的最高官位，夺得相当于独掌朝廷的地位。

信长顽固对抗的一向一揆，以本愿寺为集结中心，与反信长派的大名联手，形成战国时期的一股军事力量。这些信徒们曾在室町时代末期，消灭了守护[4]富樫政亲，建立了“农民拥有的国家”。就像这个口号所显示的那样，这是一个下克上的宗教团体。秀吉作为信长的部将，与一向一揆交战。一五六三年（永禄六年），信长的盟友德川家康在三河国（今爱知县东部）与一向一揆交战。三河国的一向一揆，是因反抗家康侵犯了“禁止闯入寺内权”而爆发的，连家康的家臣们也分裂为两大阵营，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家康企图离间武士和农民信徒之间的关系，千辛万苦才度过了这场危机。

在战国大名与一向一揆的势力圈内，在战国大名与一向宗暴动的势力圈内，农村中的町与村，都出现了称为“村中众议”的自治组织，他们可以自主的运营事务，以自我救助的方式解决内部纷争以及与外界发生的摩擦，同时打理自己的日常生活。另外，还有在生活上的利益关系中，围绕着灌溉用水的水池、河流，采集燃料、肥料、建筑材料的山野所有权而产生的争执频频发生，大小争斗不断。而制裁所依据的制度及法律都是旧有的条文，远远无法应付这样的局面，执行调停及处罚违规行为的法则也变得失去约束力。此外，还有来自外部的斗争、领主之间的争斗，它们形成一股巨大压力，危及村镇的存亡，这些地方一旦成为战场，人们甚至会被掳劫，成为买卖的对象。

在这样的战国时期，农民阶层、武士阶层的骚动，会演变成大规模的交战，并蔓延至整个社会，发展为下克上的局面。然而最底层的社会对太平的渴望变得日渐强烈，人们希望停止骚乱与战争。大名治理自己的藩领地，并非单纯出于争夺天下的野心，其中也反映出民众对太平的渴望。战国大名经营领地，目的是要富国强兵。想要富国，就要裁决领土内的纷争与是非曲直，还得履行政府的职责，其表现方式就是“分国法”[5]，也有大名容许提出控告非法行为的诉讼状。

受民众对太平渴望的驱动，实力雄厚的大名之间的霸权争夺战变得更加激烈，日本国产铁炮[6]的出现，加速了争霸战逐步走向终结。战争的胜负不单是依靠铁炮，枪炮声赋予战场紧张感，同时还引发了一场为夺取胜利的技术革新。一五七〇年开始的大约二十年里，元龟天正年间的争霸战成为战国时期的最后阶段：室町幕府、武田一族、织田信长相继走向灭亡。使人眼花缭乱的权力交替的戏剧，就像雪崩似的把天下推向统一。

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交替统治天下。正如狂歌所咏：

织田捣糯米，

羽柴（秀吉）做年糕，

坐享其成的是家康。

从渴望太平的民众角度来看，这三位统治者虽然个性不同，但都对天下做出了会带来一个太平盛世的承诺。“捣糯米”“做年糕”“坐天下”就是实现太平的三个阶段。

织田信长将口号“天下布武”刻成印章，向全国宣布以武力平定天下的志向。秀吉作为关白，发出禁止私斗的命令“惣无事令”，对于易于发展为一揆的农民，则发出了没收武器的“刀狩令”，农民“专心耕作，便可保障子孙世代相传”。家康作为征夷大将军，准许农民在领主、地方官员有非法行为时，直接提交诉讼状，并禁止领主无故杀害农民。

尽管三位将军夺取天下的野心都一样，但在他们统一天下的愿望之中，也融合了万民之声。他们都摆出一副要逐步实现太平理想的姿态，然而，这种“实现天下太平与保护天下民众”的承诺，受到了来自政权事无巨细的干涉。最后的结果是，幕府实行了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截然分开的“兵农分离制”，并且用世袭身份制将所有社会成员的整个家族都纳入一张大网，把众人划分出上下等级与贵贱。幕府就这样替换了当初许下的“实现天下太平与保护天下民众”的诺言。

为江户时代奠定基础的技术与经济

战国时期的人们全力投入交战、骚动、纷争，同时还要经营自己的生产、生活，参加传统节日活动、祭祀典礼。多亏技术与经济都在发生变化，可以加速收拾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烂摊子，积聚起通往江户时代的社会条件。如果不懂得以上事实，我们对战乱的中世与和平的近世的认识就会发生断裂，从而错误地认为从乱世到治世的过渡，只是依靠统治者的聪明才智而已。

加快结束霸权争夺战的，首先要提到一直备受关注的铁炮。一五七五年（天正三年）的长篠之战中，信长与家康的联军以马栅栏阻挡武田胜赖的骑兵，铁炮齐发，重创敌军。有人认为，这是整体兵力悬殊的缘故（信长有三万八千兵力，武田只有一万五千兵力），铁炮并非决定性要素。话虽如此，有组织地使用铁炮这一点，是划时代的创举。此后，铁炮成了交战中不可或缺的武器；直接攻击城堡、箭楼、武器库，则多用称为石火矢（射石炮）的大石头炮。

铁炮在日本古代泛指火器，是使用火药发射弹丸的兵器。在日本镰仓时代，元朝的军队使用铁炮，就是把火药塞进中空的铁球，在火口处点火，用投石机发射出去。日本引进瞬发式点火装置的铁炮，是在一五四三年（天文十二年），漂流到种子岛的两名葡萄牙人将东南亚制造的马六甲型火绳枪转让给这里的岛主。瞬发式的铁炮首要目的是命中敌人，不久便在日本开始生产。日本刀剑、农具的冶炼技术比较发达，铁匠们也同样能够制造铁炮。铁炮传入种子岛，岛上的铁匠便开始进行仿制，铁炮也被称为“种子岛铳”。

因为满足大名及一向一揆的需求，制造铁炮的技术瞬间传遍日本，各地都开始制造，其中最著名的产地是堺市，近江的国友村、日野等，此外还有畿内、近国[7]等。这里的工匠毕生从事铁锹、镰刀等农具的打造。堺市与国友村的产品在江户时代为幕府所征购，确立了其铁炮铁匠的地位。

铁炮的实用化也带动了其他武器的生产，提高了制造刀剑、长枪等武器及头盔、铠甲等装备技术的精细程度。到了江户时代，人们普遍用棉布来制作衣服，。但在战国时期棉花是重要的军事物资，以军事需要优先：常用作铁炮的火绳、军舰的帆、士兵的衣服、战马的腹褂等。当时的棉布多来自朝鲜，或是向中国进贡时得到的回赠，或是以购买形式进口。到了战国时期，由于上述需求，棉花开始在日本本土种植。

战国时期，货币大量用于买卖交易，加速了商品流通，大量运送货物成为可能。大规模的兵马移动在各地迅速展开。对于备战的武将而言，确保大量的燃料和粮草迅速运往远处，是决定胜负的必要条件。只靠威吓和征调，不可能确保物资充裕，他们或购买大量兵粮运送到战场，或就近筹措。

因此，促进商品交换及流通的货币必不可少。从中国进入的质量参差不齐的外币和私铸钱币都在市场上流通，货币进一步渗透到日本社会，迫使战国大名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煞费苦心地管理外币和私铸钱币，这种防止农民缴纳租税时使用劣质货币的管制手段被称为“撰钱令”。但民众在交易活动中，通过频繁的买卖逐步达成共识，赋予了不同货币合适的价值，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并未出现大的混乱。货币用来向领主上缴租税，但也流通于每月数次在郊外临时搭建的店铺集市上。市场不但是经济活跃的场所，也是民众交换信息之处，同时还是一个政治舞台。战乱时代反而造就出了刺激货币交换的契机。

战国时期的武将并不单靠外来货币的流通谋求富国强兵，他们也希望挖掘金、银矿以筹得军费。十六世纪中叶从朝鲜传入一种称为“灰吹法”的精炼方法，从银矿石中精炼出银的技术突飞猛进。日本的工匠吸取了这种新的冶炼技术。由于它适合具有充分自由的小型经营组织，白银产量迅速增加，日本成为世界名列前茅的产银国。在这个时期，葡萄牙和中国船运来中国生产的蚕丝，以换取日本产的白银。

制铁业也掀起了一场革命。人们用称为“铁穴流”的方法，采集到大量铁矿砂，使用了可以提高熔炉温度的脚踏式木板风箱，并且在炉上建起了高大的屋顶，用以保持高温，炼出非常优质的铁来。

这些冶矿技术为江户时代初期将中国输入的货币改铸成日本的货币做好了准备。刀剑工匠、木锯工匠、农具工匠都可以获得优质的原料与工具，具备了小型农户和小型工匠急速增加的条件。

农村屡屡遭到军队铁蹄的践踏，壮劳力被掳去充当士兵，有的则自愿离开农村去当兵。另外，战国大名必须尽力确保领地内的兵粮生产，对米麦的强烈需求持续不减。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提高了对农业生产的精深观察能力，这点可从反映战国时期农业状况的著作《清良记》中看到。其中廉价铁制农具的普及和手工业用具的大量出现，一起促使小型农家与小规模工匠纷纷自立门户。

注释：

[1]指穿着花哨、引人注目的服装，做出无视传统行为的大名。

[2]一揆，日本历史上由农民、地方的豪族和武士，也包括僧侣信众等组成的以武装起义或暴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反抗统治者的行为。庄家一揆，战国时代起的庄园制度下，农民要求减免年贡大米的数量和服劳役的天数，与庄园主展开斗争。

[3]德政一揆，农民要求统治阶级施行德政的暴动。

[4]守护，镰仓时代和室町幕府时代的官职。源赖朝得到天皇敕许后，自1185年起在全国各地设置。

[5]分国法，战国室町时代大名用来治理领地的法律。

[6]铁炮，日本的火绳枪。

[7]畿内、近国，古代日本首都京都周边称为畿内，离首都较近地区的诸侯国称为近国，包括伊贺、伊势、志摩、尾张、三河等十七国。不远不近的地区叫中国，而离京都较远的地区叫远国。

2.征夷大将军与江户幕府

关原合战

一六〇〇年（庆长五年）九月十五日早上，在浓雾弥漫的美浓国，八万余名西军与七万五千余名东军展开激战，史称关原合战。正是这场战争把德川家康推上最高统治者之位。

东军统帅德川家康，其父是属于骏府今川家族的西三河冈崎城城主松平广忠，母亲名於大。家康生于一五四二年，幼名竹千代。为了证明松平家族是今川氏的从属，竹千代从六岁开始的十多年里，一直在骏府当人质，改名为德川家康。在元龟天正年间的战乱之中，他与织田信长结盟，以“海道第一弓箭手”而闻名。家康虽然对秀吉称臣，却从东海最有势力的大名晋身为二百五十万石的关东王者。秀吉死后的一六〇〇年，五十九岁的家康在美浓国的关原打赢了夺取天下的决定性一战。

在西军中，地位相当于家康的是进驻大坂[1]城的西军盟主毛利辉元，他比家康小十一岁。其父是中国地方[2]势力雄厚的毛利隆元，母亲是大内义隆的养女。持反信长立场的他，在“本能寺之变”（一五八二年）后，与曾经作为织田军队最前线的先锋、并与毛利军交战的秀吉议和。毛利由于没有追击秀吉撤退的兵队，在秀吉取得天下后得到信任，他的军队成为征服四国、九州的先头部队。毛利辉元四十八岁时成为领有一百一十万石的大名，实力仅次于家康。毛利把军队派到关原，自己却以总大将的资格进入大坂城，守护秀吉的儿子丰臣秀赖。

组织及指挥西军举兵的是石田三成。三成出身于近江国（滋贺县）坂田郡石田村，曾是长滨领主的秀吉在物色心腹侍从时，看中了十五六岁的三成，对他从小精心培养，让他成为自己的家臣。三成一心要惩治那些不忠不义辜负了秀吉恩典的人，他将反对家康的势力集结起来。然而作为十九万石的佐和山城主，他在攻城之战中的失败记录，使他在军事方面无法服众。更有传闻说，三成与茶道宗匠千利休不敬事件[3]、秀次（秀吉的外甥）谋反事件有关，以致声名受损，受到追究。这就削弱了三成作为军队统领的威信。

东西决战是以野战形式展开的，这是元龟天正年间的大战之一。在公元一五七二年（元龟三年）的三方原之战中，家康组织军队一路向西，却被甲斐国（山梨县）的武田信玄击败，逃回滨松城。家康从这一战中学得野战的要领，成为一位长于野战的武将。关原合战时有两个攻击的方案，或攻击敌将所在的大坂城，或攻击西军将领聚集的大垣城。家康选择了前者。这个消息把西军诱骗出来，将他们卷进了大垣西面关原的野战。西军中有自始至终都不曾参战的有力大名，也有背叛投敌的大名。虽是一场一进一退的激战，却只用半天就定出了胜负，可见这场野战是成功的。相比之下，一旦展开攻城战，城内的大名避战、背叛、呼应敌方都容易发生；如果长期的攻城、守城，家康又忧虑东军中曾受过秀吉恩惠的大名会背叛自己。

在参战的大名中，有的武将是忠于信念而选择加入东军或西军的，但大部分都是以延续家族声望为最重要目标，一番举棋不定之后，才做出了决定。家康从江户出发西上，途中向各地大名传递书简，呼吁他们加入自己的阵营。

本该担任德川家主力军的德川秀忠所率领的“谱代”大军三万八千余名[4]，因在上田城（修筑于天正年间）受到以此为据点的真田昌幸及其次子幸村的阻击而贻误战机，迟迟未能赶到主战场关原。然而，昌幸的长子信之却属于东军。战后，信之请求家康赦免父亲及弟弟的死罪，并得到允许。由此真田家族松代十万石大名的地位得以延续，幕府末期还有人担任了老中[5]。

延续家族门第是武将决定去向的第一决定要素，乱世中隐藏着治世渴望的潜流。那些受过秀吉恩惠的大名，对丰臣家族的延续并无异议。但丰臣秀吉之后，谁有实力适合统领天下？这种担忧笼罩着整个时代。据说家康在桃配山的大本营中树立着“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旗帜，从这里可窥见从乱世（秽土）到治世（净土），渴望实现太平的暗喻。关原合战结束后，家康继续西进，向大坂进军，下令军队行军中，禁止对那些已经不是交战对手的残余势力所在村落施暴、放火、强行收割庄稼等。这是为了保障当地居民专心耕作，回应人们和平的渴望的举措，说明家康在以武力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将迎合民意的形象看得十分重要。

当然，关原决战并非一切都如家康所料。战局是千变万化，意想不到的境况不断出现，对战争的进程无法做出预测。但最终，这场一边倒的胜利使家康的势力变得更加强大。

西军的石田三成在京都六条河原被斩首。他所领有的佐和山城分配给了“赤备队”的猛将井伊直政，井伊直政将城池迁移，改建为彦根城。整个江户时代，井伊家族作为“谱代”的巨头，有五人当上了大老[6]。

西军的统帅毛利辉元被削去了安艺、石见等五处封地，只余下周防、长门两处，俸禄减为三十六万九千石。辉元剃发隐居，并辅助幼主，从广岛迁移到山口，在叫作萩的地方筑城，建起长州藩，一直延续至幕府末期。[7]这样，西军各将领都受到严厉的处分，东军各将领与家康的关系也从联盟变成上下级的从属关系。然而，家康的继承人秀忠，因参战迟到，第二代将军的威望一下子被削弱。由于家康依赖福岛正则、加藤清正等秀吉麾下的大名而取得胜利，在论功行赏之际，不得不加封一部分原属丰臣系的大名，让其拥有一国之领地。从西军大名手中没收所得的六百二十二万石领地中的八成，都加封给了他们。此举牵制了德川家族的专制力量，成为大名（藩主）继续保持自律性（处于下级的小国家性质）的条件。

敕封将军圣旨与保障平民百姓的安民告示

一六〇三年（庆长八年）二月十二日，六十二岁的德川家康在京都伏见城迎接敕使，拜领“征夷大将军”一职。家康的“谱代”功臣鸟居元忠与大坂军奋战时，攻陷了烈焰中的伏见城，此时的伏见城为战后重建而成。家康将敕封将军的宣旨公布于天下的仪式定在三月二十七日，于刚落成的京都二条城内举行。

住在大坂城中的是丰臣秀吉的儿子秀赖，虽然他被减封为六十五万七千石的大名，但仍然是受过秀吉恩惠的大名的中心，是那些不顺从家康的大名的势力据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康取得武家栋梁的领袖名分具有重大意义。他不失良机回应天下万民的夙愿，这点尤为重要。

三月二十七日，庆祝将军就职的典礼举行，德川家的幕府正式成为中央政府，与担任关东总奉行[8]的内藤清成、青山忠成联名，向直辖领的代官、“谱代”大名、“旗本”[9]统治的所有地区发出“觉书”，共七条规定：

第一条：因领主或代官的“非分”行为而离开村庄的农民，即便是颁布了“逃亡报告”，也不得对其实行遣返报复。

第二条：如农民有未缴纳的年贡，应在幕府官员的见证下，按照邻村的年贡率核算，年贡缴纳完毕之后，该农民可到任何地方居住。

第三条：农民直接上诉，向领主（德川家康）控告领主时，要有离开村庄的思想准备。

第四条：围绕年贡发生争议时，应参照邻村标准以求解决。有关年贡率的高低问题，农民不可单方面提出控诉。

第五条：原则上禁止使用直接上告的诉讼状告状。但当农民的妻儿被领主捉拿当作人质不得已之时，首先应向幕府的代官、奉行提交诉讼状。如无结果，才可向幕府直接提交诉讼状，不依照规定之人将会受罚。

第六条：当幕府代官有“非分”行为时，可向幕府直诉。

第七条：禁止杀害无辜农民。即便农民被捕是因作奸犯科，也得在官府做出申辩之后，方可处罚。

反过来看，这些规定条文说明，其中所涉及事件当时屡屡发生。以第一条为例，官员横行霸道，有领主、代官追踪并抓回逃离乡村的农民。领主依然以战乱时代军队的性质而存在。因此，农民渴望出现扼制这些恣意统治的力量。他们不会忍气吞声，总会设法寻找机会，向更高的权力机关直接告状，来走出困境。对于小领主将农民的妻儿扣押为人质，以强征年贡。年贡应该征收多少？也应按照公正的标准，由官府进行决断。领主经常直接面对来自农民的压力，也希望有一股强大力量出现。乱世结束，有必要重新梳理农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然而，这些条文并不是依靠家康个人的智慧制定出来的。天下大乱的战国时期，由无数纷争而萌生出来的农民的期望，给了他参照。其实家康早在前一年（一六〇二年）十二月，就提出过与“觉书”相类似的五项“规定”和三项“规定”。远在这些规定出台之前，也曾有战国大名动员农民告状，比如家康进入关东之前，统治当地的战国大名后北条氏。虽然这局限在个人统治范围之内，但也显示了政府的意志。在家康领受将军宣旨权时，备前国（冈山县东南部）的池田辉政与富子年仅五岁的儿子池田忠继就享有二十八万石的俸禄。事实上进入冈山城执掌政务的，是忠继之兄池田利隆。在冈山藩，池田利隆于公元一六〇七年（庆长十二年）三月颁布“百姓申渡觉”[10]，共五条规定。第一条，各村如上诉时，可投诉两次，若皆不受理，可向藩郡奉行提起上诉，如对其结果仍不满意，便可向政府提交诉讼状。这里所说的政府就是池田利隆。

在这样的时代，成为武家栋梁、处于中央政府最高地位的家康，率先提出“不可杀害农民”“允许农民在某些限制条件下，可直接向上级机关提出诉讼”。关于农民的营生，深得家康信任的亲信本多正信提出“农民既无余财，也无不足，乃治国之道也”，要明确划分地界，让农民积累一年的财富与食物，“其余作为年贡”由政府征收，此乃“圣人之法”也（《本佐录》）。

此后，政治开始步入正轨，虽然离保护小农政策的目标仍有距离，但幕府已经将农民进一步提升至公法保护的地位，明确宣布了对他们的保护原则。站在兵农日渐分离的农民立场上来看，他们提交诉讼状、被迫搬迁等，都会经历无数失败，做出很多牺牲，这是农民历经各种磨难后获得的结果，在江户时代的起步期，已经堪称达到一个历史性高度了。

建立统治天下的架构

家康一面安抚农民，一面着手建立统治天下的幕府权力架构。为了应对时势与各方面的要求，德川家的野心与家康的个人好恶相结合，幕府权力架构逐渐形成和完善。经过好几个阶段的修订，幕藩体制终于完成，家康却发现它与自己的初心相距甚远。这源自德川氏以和平这种天赐恩典的方式去安定天下的愿望，但贯彻始终的仍然是家康治理天下的政治架构。第二年（一六〇四年），家康把将军之位让给德川秀忠，以此表明将军一职乃世袭之位，并敦促丰臣秀赖前往京都，以证明他对德川氏的臣服。但是这遭到了秀赖的生母淀殿的拒绝，双方曾一度出现开战的危机，但不久便平息。

在这样的形势下，家康作为将军或是退位将军，善于征用谋臣、富商、学者、僧侣、外国人等，就像自己身边亲信那样，驱使他们方方面面发挥作用，从而主导战略性全局。另外，家康对国外明确地表明日本幕府的立场；对于国内，他也煞费苦心地将传统权力与新兴权力纳入以德川氏为中心的幕府手中。

由于明朝军队撤退，朝鲜得以自主地与日本进行外交活动。家康成为将军后，日朝外交迅速推进，日本率先向朝鲜递交了国书，答应朝鲜的要求，于一六〇六年（庆长十一年）向朝鲜引渡破坏朝鲜国王陵墓的犯人。翌年，朝鲜使节来到日本，在对马藩（在今长崎县境内的海岛）与朝鲜缔结条约，以保障釜山倭馆的垄断贸易，这里从此成了日朝外交的窗口。对马藩因对朝贸易而获利，才得以生存下来，因此，对马藩对开展贸易的愿望十分强烈。

在琉球国（今冲绳县）方面，六十万五千石的萨摩藩（今鹿儿岛县）藩主岛津家久以“虽然家康送还了漂流到九州的琉球船，对方却没有派遣使节前来谢恩，琉球对岛津氏的督促也不加理睬，实属无理”为由，提出出兵请求，并得到许可。一六〇九年（庆长十四年），萨摩藩出兵攻打琉球，占领首里城，将琉球国王与三司官押送到萨摩藩。琉球国接受了萨摩藩丈量土地并缴纳贡租、在琉球设置藩驻守官署等一系列服从归顺的条约。翌年，琉球国王在岛津家久的陪同下，前往骏府城谒见家康，在江户城问候秀忠。这成了此后琉球使节在江户城仪礼的原型。

至于虾夷地（今北海道），家康以征夷大将军身份，于一六〇四年（庆长九年）在秀吉朱印状[11]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又颁发了三项条款的黑印状，将其授予蛎崎庆广，命其改姓松前，成立松前藩，并排除其他的大名及商人，让松前氏垄断了通商权。

谋求与明朝复交是家康一贯的立场，由于利用与朝鲜及琉球的关系等策略均不奏效，家康扩大朱印船贸易规模的同时，还构想出一种“邂逅式贸易”方式，来打破自己定下的锁国政策的限制。这样，用可搭乘四百人的二三百吨的大型贸易船来实现与明朝以及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吸收了欧洲航海技术的朱印船变得更加活跃，大展身手，在东南亚出现了几处“日本街”。船主是长崎、京都的商人，在岛津、加藤等日本西国大名、长崎奉行的官署之中，还出现了女性的身影。

其中有一位商人叫茶屋四郎次郎，早年是德川家的御用商人。“本能寺之变”时，向恰在畿内的家康报信，助其脱险，而成了家康的亲信，为朝廷及丰臣氏收集情报。茶屋的第二代当上了京都的总町头役；第三代在长崎管理御用蚕丝的贸易，派遣朱印船前往交趾（今越南中部），并受命管理京都与大坂之间的动脉淀川上来往的客货船，成为官僚式富商。与此同时，也有像大名伊达政宗那样，派遣家臣支仓常长远赴欧洲，成为策划国际贸易的东国大名。

朱印船的贸易商中，也有中国人、荷兰人、英国人等外国人。英国人三浦按针（William.Adams）远赴荷兰，担任东洋远征船队的领航员。由五艘船组成的船队在海上被大浪冲散，只有他所乘的“丽芙迪号”于一六〇〇年（庆长五年）漂流到丰后国的臼杵湾（今大分县臼杵湾）。按针前往大坂取得家康批准后，把船开回东京湾上的浦贺。家康赐予他房屋及领地，用作外交据点。三浦按针娶了一位日本女子，这从侧面促进了荷兰、英国与日本通商。他也驾驶着朱印船前往东南亚进行贸易。

在德川氏开创的太平国家的形势下，家康把势力逐渐增强的基督教视作危险。他认为基督教排斥其他宗教、否定偶像的做法会削弱尊崇幕府的意识。家康致书菲律宾、墨西哥的西班牙总督，指出在“神国”日本，君臣与各藩会对当地诸神立下信义与盟约，以作为明确的证明。

这时，偶然有人揭发了本多正纯的家臣冈本大八与有马晴信的贿赂事件。由于两人都是基督徒，加上骏府城的“旗本”和侍女中也出现了基督徒，于是家康决定颁布禁教令。秀吉驱逐传教士的同时，宣布信仰可以“随心”，而家康连信仰也要禁止，却没有禁止朱印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压制外国船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外国船的竭力反对和禁教令的生效，对外贸易渐渐陷入困境，贸易船只所剩无几。搭乘过角仓船和荷兰贸易家耶扬子之船的德兵卫的经历，后来被写成基督教故事《天竺德兵卫物语》而流传于世。

对内方面，为了树立以德川氏为中心的幕府权威，保障盟约体系免受外部势力的影响，幕府以禁止基督教的方法来确保信义。除此之外，协调国内新旧统治势力也非常重要。面对武家的势力，德川氏的霸权由于就任将军一职而提升至王权的高度，同时也显示出其世袭的意义。至于丰臣氏方面，事到如今，丰臣系的大名及臣属的大名以军团形态继续存在，这对德川氏专权构成威胁。虽然幕府仍让大名保留自行执法的权力，但会以新赐领地、加封、减封、取消封地等方式来彰显将军的权威。此外，还要求各地的大名以誓约书的形式承诺，永不背叛公方（将军）。同时在建立政权的都市江户，把日比谷海湾填为平地，并进行城市规划，以日本桥为全国主要交通网的起点，在江户城建筑最大的天守阁，在港口的腹地大幅改造利根川的河道。以上所有工程幕府都强制大名来协助完成，以增强幕府的威信。

天皇被称为主上、禁里、天子、天王。天皇赐予德川氏象征着朝廷最高等级爵位的金冠（代表权威），还宣布为了天下安宁，改用显示吉兆的元号，闭门斋戒，披戴甲胄，在神前祈祷，天皇成了和歌及皇室典章制度等日本王朝文化的传承者。家康更是剥夺了天皇及贵族鹰猎（利用猎鹰狩猎）的权利，要求朝廷取消武家官位人数的限额，由将军推举即可。家康还通过拥立后水尾天皇，干涉天皇的去留。在这种情形下，家康要求大名立下誓盟书，利用朝廷来强化德川氏的威望。在大坂之役中，家康拒绝了天皇与秀赖议和的敕令。一六一五年七月，由昭实（前关白）、秀忠、家康联名制定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十七条，并清楚指出“天子诸艺能，第一乃学问也”。他们还规定了官员上朝的席次、天皇对官员的任免权限、皇位继承、改元、宫中僧侣须着紫等规定，一方面保障朝廷的独立性，一方面限制其活动。将官位分为武家与公家官位两系，以防止出现矛盾。大名之间通过竞争获得武家的官位，这有助于将军集权。

寺庙、神社本位于朝廷之下，住持等最高级职位由于朝廷的管理而受到抑制。幕府为了夺得寺庙、神社的统治权，对伊势神宫、比叡山、高野山等制定了不同的法令，寺庙、神社最终丧失了政治权力，再也没有可能产生出像缁衣[12]宰相之称的金地院崇传、主导家康日光山改葬仪式的天海等这样的宗教家。

注释：

[1]“大阪”在明治维新前写作“大坂”，后忌于“坂”字可拆为“士反”，有“武士叛乱”之讳，因此于明治三年（1870年）改名为“大阪”。

[2]中国地方，本州西部的鸟取、岛根、冈山、广岛、山口五县。

[3]利休将自己的画像置于大德寺金毛阁门楼之上，石田三成向丰臣秀吉告发，利休竟然要秀吉从他的胯下通过，才能进入寺院。秀吉恼羞成怒，命令利休剖腹自杀，史称利休不敬事件。

[4]德川家康分封天下时，将嫡系部队的首领分封为“亲藩”，1600年关原合战前归顺德川的敌军武将封为“谱代”，关原合战后才投降归顺的武将则封为“外样”，后两者封国的位置都在较为偏远的地区。

[5]老中，江户时代幕府的高级官职，其职能相当于政府总理，定员为四五人，轮流执政。

[6]大老，江户幕府时代，辅佐将军的最高职位，管理幕府的一切事务，位于老中之上，通常只设一人。

[7]在近世除了儒学家的议论外，大名的姓、城池所在地、领地等都往往混合使用。本书中，将政治组织、领土及其臣民统一为“某某藩”。——原注

[8]奉行，是日本幕府军权府下的一种军职。首次出现在平安时代，当时是担任司掌宫廷仪式的临时职役。镰仓幕府成立以后逐渐成为掌理政务的常设职位。

[9]旗本，直属将军的高级武士，因战时守卫在将军与帅旗周围，而被称为“旗本”，意思是“帅旗之下的近卫军官”。

[10]“百姓申渡觉”：告知百姓书。

[11]朱印状，丰臣秀吉颁发的盖上大红官印的贸易许可证书。

[12]缁衣，僧侣的僧袍多为黑色，这里指僧侣。

3.偃武环境的形成

宁宁与茶茶——大坂之役

正因为乱世终结，许多原属丰臣系的大名都认为，统一天下的最高权力者须具有经验、人品及领导才能，这是东军取得关原合战胜利的重要因素。就连天下最高权力者丰臣秀吉的正室宁宁也持这样的立场。

关白秀吉的正妻宁宁被称为北政所，她出生于尾张国（爱知县西部），是织田家族的远轻头目浅野长胜的养女，十四岁时与木下藤吉郎（秀吉原名）结婚。作为糟糠之妻，她始终如一地肩负着秀吉一家的家政，从木下到羽柴，以至丰臣氏扶摇直上。同时她在调和丰臣家与朝廷关系上担任关键角色，被朝廷赐予“从一位”的品位。秀吉逝世后，宁宁削发为尼，号高台院，在京都东山建立高台寺，为秀吉祈祷冥福。后德川氏每年为她发放一万三千石的禄米，她一直活到第三代将军家光的时代才逝世。

可是，有人认为掌管天下之权应当归还给秀吉的嗣子秀赖，这种声音与被霸主德川氏驱逐的人们的怨气一起，在暗中形成一股势力。当家康被朝廷封为将军时，丰臣秀赖升为内大臣，德川秀忠继德川家康被封为将军时，秀赖再次升为右大臣。家康也依照秀吉临终时留下的遗言，将秀忠的女儿千姬嫁给了秀赖。因此，不满的人们期待着德川氏会把政权归还，丰臣家族再次成为最高权力者。

高台院宁宁的画像（局部）（名古屋市秀吉清正纪念馆藏）

其中的中心人物就是茶茶（淀殿或殿君）。茶茶是浅井长政与信长妹妹阿市的长女，由于局势变化，成了秀吉的侧室。长子鹤松夭折后，她便将次子秀赖培养为嗣子，秀吉逝世后，她得以在大坂城内施展着秀赖“母亲大人”的权力。

丰臣家族以为秀吉举行“悼念菩提讲”来祈祷冥福的名义，在各地修建神社、寺庙，消耗了大量财力，重建京都方广寺大佛殿，更是一项让丰臣氏倾家荡产的大工程。大佛开光仪式将至，家康以广寺钟上的铭文铸造问题为借口，把丰臣家族逼上了绝路。

大坂城的秀赖母子向接受过丰臣恩惠的大名们求援，却没有人伸出援手。可以依靠的，只有火速赶来的真田幸村、长宗我部盛亲、后藤基次等所率领的十余万浪人，还有一座易守难攻的大坂城。家康动员起全国大名，指挥约二十万士兵，率领被称为神武天皇开国以来最强大的军力包围大坂城。在严寒天气中，小规模战斗陷入胶着状态，议和的声音越来越高。家康却违反和约，填平了护城河，摧毁了大坂城的防御力量。

淀殿画像（局部）（奈良县立美术馆藏）

翌年四月，德川阵营寻找再次开战的借口，家康、秀忠率领的主力部队自京都街道，别动队沿大和路向大坂城进军。激战在各处爆发，大坂阵营的将士们纷纷阵亡。希望保全秀赖性命的大野治长，放走了秀赖的妻子，也就是秀忠的女儿千姬，让她前去请求免除秀赖母子的死罪，未果。淀殿与秀赖在烧成一片火海的城内自尽。日本终于迎来了由武将建立的太平之世，再加上七月更改年号为“元和”，人们也就习惯地将这次事件称为“元和偃武”。

就这样，丰臣氏灭亡了。北政所宁宁在关原合战时，曾策划过延续丰臣家族的计划，战争结束后，宁宁的兄长家定继承秀吉的家族，改姓为木下，在备中国（今冈山县西部）得到二万五千石的封地，建立了足守藩。他热心教育，幕府末年，藩内的下级武士绪方洪庵在大坂开设“适适斋塾”。

大坂之役后，德川氏名副其实地成了政府的中枢，颁发了“一国一城令”、“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武家诸法度”、“五山十刹的诸山法度”，让传统与新兴的权力阶层臣服于自己的脚下。此后，家康隐退骏府，第二年开始发病。一六一六年（元和二年）四月，家康下令试秘藏的三池典太佩刀的锋芒后逝世，享年七十五岁。他死前不久，晋升为太政大臣，死后敕封“东照大权现”的神号。

公武融和，岛原天草一揆

秀忠采取了一系列的强力措施，以巩固幕府的统治，其中包括把自己和淀殿之妹於江与所生的女儿和子送进后宫，让她成为后水尾天皇的女御[1]；秀忠对大批天主教徒处以极刑（史称“元和大殉教”，一六二二年）；没收福岛正则的领地等。同时，一六一九年（元和五年），他颁布了让天下人遵守的御法度和禁止诱拐贩卖人口、禁止强迫农民长期服劳役的制度，以及处理逃亡他乡之人的规定，处处都显示出安抚民生的原则。

第三任将军家光以宽永年间为中心执政期，在任三十余年。家光尊崇家康，同时也整顿了幕府体制的国家框架与机构，尤其是武家的组织化，包括制定武家法度、老中制、参勤交代制[2]、直辖军队的重整、兵役动员的规定等，其后还陆续确立了各种制度。江户时代的代表性钱币宽永通宝，也是此间开始铸造的。

经过许多纷争之后，幕府与朝廷才得以实现以武家为主导的公武融合。一六二九年（宽永六年），后水尾天皇对幕府处罚其御准穿着紫色袈裟的高僧表示不服，这位高僧是与幕府相对抗的京都的泽庵宗彭。加上对德川家光的乳母春日局谒见的不快，后水尾天皇让位于他与和子所生的女儿“女一宫”（长公主）兴子公主内亲王，是为明正天皇。

德川家光于一六三四年（宽永十一年），率领三十万七千名随从进京。他在加强将军权威的同时，也增加了后水尾上皇的经费以保障院政[3]，他们二人还互相馈赠礼品。此后，上皇院政又维系了五十多年，主导着和歌等公卿文化。后水尾上皇与东福门院和子二人琴瑟调和，和子更是开创了丝绸印染法“御所染”，奠定了这种技艺流行的基础。两人都得以尽享天寿。

幕藩体制的成立期，建立起了国家的上层建筑。但同时由于农民的疲敝、饥馑，浪人阶层的反抗，以信仰之力集结而发动武装暴动，加之遇上了“宽永危机”的巨大障碍，社会问题再次浮现出来。为了实现“实现天下太平与保护天下民众”的承诺，必须重整政策基调。

岛原天草（位于九州）一揆是当时社会矛盾的一个缩影。由于关原合战和有马家族被改封日向（位于九州宫崎县，一六一四年），岛原半岛和天草群岛的农民、渔民、船夫、商人、工匠中许多沦为浪人。他们以人们还记忆犹新的青年天草四郎之名义聚集起来。在蔓延九州的旱灾和饥荒中，在大名追求功名的野心和恐惧驱使下，平民百姓被征调去改建扩充江户城、随将军赴京、营建东照宫等，种种沉重的劳役和蛮横无理的钱粮征收，都转嫁到农民身上。

天草四郎的父亲是关原合战中被斩首的基督教徒大名小西行长的家臣，名叫益田甚兵卫。他回到肥后国（今熊本县）的村庄务农，与玛尔塔（洗礼名）结婚生下长男天草四郎，取名为益田时贞。姐姐叫阿福，妹妹叫阿万。在甚兵卫周围，还有同族及返乡务农的武士朋友、基督教浪人，他们利用基督教的世界末日论调，及人们迷信十五六岁的少年神灵容易附体的民俗，以四郎为象征人格，开始准备暴动。

一度被迫放弃基督教而改信佛教的豪农及中小农户，把四郎的奇瑞现象与异常气象联系起来，受到了震撼，转瞬之间，他们又蜂拥而起恢复了基督徒的身份。暴动的第一战就攻陷了岛原城，最终被幕府使臣指挥的十万余名军队包围。男女老幼只好闭守岛原城内，其中，包括因领主的蛮不讲理、横征暴敛等义愤填膺的群众。在绝望的守城战中，以农民为代表的一揆势力演变为与异教徒之间的教派战争，他们在基督教教义之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

领主派四郎的妹妹阿万与外甥小兵卫前往城内送信，企图让他投降。四郎派七岁的妹妹手上拿着无患子的果实及香橘等返回城外，表示拒绝投降。[4]

一六三八年（宽永十五年）元旦，最初的幕府使臣板仓重昌迫不及待地下令发动总攻，用铁炮重创暴动势力。第二位使臣松平信纲则采取断粮作战，结果城内民众抵不住饥饿，在敌人的总攻之下全军覆没。

板制的踏绘（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这样，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偃武时代。天下太平之后，幕府禁止农民百姓谈及“天下物语”。由于民众基督徒比武士、土豪基督徒更具危险性，随后干脆用“踏绘”[5]的方法来甄别谁是基督徒；奖励告密者，督促农民改变宗教信仰。直接对农民进行迫害的是岛原藩主松仓胜家，他最终被判了斩刑，天草的寺泽家也因藩主自尽而绝了后。为了缓解饥荒，幕府颁发了一连串针对当地居民的命令，其中大部分都是对农民百姓进行控制兼保护。

注释：

[1]女御，天皇的后妃分为皇后、中宫、女御、更衣四个等级。中宫与皇后的地位相同，新立的皇后称为中宫，以区别于之前的皇后、皇太后。

[2]江户时代，幕府为了严密控制各藩的领主，实行“参勤交代”制度，藩大名必须隔年前往江户幕府值勤，每年都奔走于江户与自己的领国之间，让他们消耗财力。他们在江户幕府划定的区域建立自己的藩邸，藩主的正房夫人要一直留在江户，充当人质。藩主去世后，往往由其子接替他的藩主地位，新的藩主夫人方可将一直滞留江户的婆婆替换回家。

[3]院政，天皇隐退或出家后，称为某某院，或某某法皇，但他们还继续掌权，便称为“院政时代”。

[4]相传，无患子是释迦牟尼赐予众生的礼物，人们用108颗无患子果实穿成念珠，每日诵经便可灭去烦恼与苦业。香橘由中国和中印半岛传入日本，在人们心中还代表着清纯与美丽。妹妹手持这两样果实，是要表明自己心中坦荡无烦恼，自己起义事业清纯而正义。

[5]踏绘，踩踏圣像。

4.海禁环境的确立

幕府管理下的长崎港

在禁教的目标下，家光执政时期，日本与外国的关系发生了急速的变化。明清之交，中国的战乱也使日本对周边各国提高了警戒。因此，开始在幕府管理下进行与外国的贸易，取缔走私。一六三三年、一六三五年，幕府两次发布海禁政策，明令禁止日本人前往海外。“海禁”[1]是这一时期东亚共同的国际关系准则，但在日本，禁教及亚洲的政治形势才是海禁的主要原因。幕府通过长崎、对马、萨摩、松前四个口岸建立国际关系。但日本与中国并没有建交[2]。在萨摩、松前的港口，毋宁说日本是站在中国的立场建立了两国关系。在东亚各国，一旦发现有漂流而来的异邦人，就会互相遣返。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幕藩体制没有偏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

这四个口岸中，只有长崎是在幕府管理下开港的，其余三个港口都是由当地的封建大名，宗氏（对马藩）、岛津氏（萨摩藩）、松前氏（松前藩）来垄断当地的通商权，包办对外交涉及警戒工作。这些港口之所以没有完全被幕府控制，是由于受各自既得利益的强烈驱使。

幕府命令长崎奉行管制出入境事务、基督徒及贸易。继而又在一六三四年、一六三五年（宽永十一年、十二年）发出禁令，禁止日本人前往海外和重新返回日本、禁止传教士进入日本、禁止向外国贩卖武器以及蚕丝贸易。在长崎正准备出海的朱印船也被制止，日本关上了大门。

备受岛原天草一揆冲击的幕府，在农民暴动后下令全国大名强迫基督徒放弃信仰。在暴动前一年，长崎港内筑起了一座出岛，让市内的葡萄牙人移居岛上。到了暴动后的次年，禁止所有葡萄牙人进入日本，还将他们与日本女人所生的孩子也用葡萄牙人的船驱逐到澳门。接着，又将第二年来到日本的六十一名葡萄牙船员斩首，为预防遭受报复，在远海之上设置瞭望哨岗，命令大名负责警卫，以炫耀武威的姿态严阵以待。

一六四一年（宽永十八年），平户的荷兰商馆迁移至还是一片空地的长崎出岛之上，幕府管理的港口只开放长崎一处，至此海禁体制得以确立。西班牙人早已被驱逐，英国人以贸易为由撤退了，荷兰成为欧洲唯一与日本贸易的国家。这看似是出于日本单方面的决定，但实质是在欧洲势力激烈的争夺战中，只有荷兰胜出。

在十六世纪末期独立的新教国家荷兰较晚出现在东亚，但他们以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为据点，不惜击毁、缴获其他国家的商船来扩充自己的势力。在平户的商馆中，他们贩卖着从中国等国的商船上掠夺而来的货物。接着，幕府收到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葡萄牙两国违法行为的紧急通报，这两个国家利用自己的情报及武力，来确保与日本之间的贸易航路，日本朱印船面临危险。幕府在确认荷兰人也能向日本提供必需的物资后，决定驱逐葡萄牙人。

需在出岛支付土地租金的荷兰人，感叹这实则为一座“国立监狱”。在亚洲的商馆群中，长崎的治安是最好的，并获利颇丰。在岛原天草一揆时，他们还参与了对农民的炮击行动。后来，商馆馆长来到江户谒见将军，把海外事情风说书[3]提交给幕府。

然而，荷兰人也不能驱逐来到长崎的中国商船。明朝崩溃伊始，许多明人纷纷逃到日本，为通商活动充当翻译。郑芝龙带动全族人继续展开复明的运动，在平户与日本的下级武士田川氏的女儿生下了福松（即郑成功）。由于明朝的海禁规条日渐松动，沿海的海上商主成为复明运动的主导，他们向日本请求援兵，希望得到物资及资金。家光的幕府政权对可行性作了一番分析，但观察事态的发展之后，最终还是决定放弃援助。

郑成功七岁时独自一人回到中国福建省泉州安平镇，到南京的国子监求学，因蒙明朝隆武帝赐明朝国姓“朱”，赐名“成功”，并封忠孝伯。父亲芝龙投降清朝，母亲在安平城自杀后，郑成功依然高举反清复明的大旗。福州被攻破后，隆武帝被俘，郑成功逃到海上。他曾派使者前往日本请求援兵，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郑成功占领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与南洋开展贸易，积累实力，每年都派“国姓爷[4]船”至长崎。可郑成功仍遭到穷追不舍的打击。他攻陷了荷兰人的热兰遮城，占领台湾，并遂决定以台湾为基地。十八世纪前半叶，日本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以郑成功的事迹为题材，写成了净琉璃[5]《国姓爷合战》。

清朝是继明朝之后的又一个统一王朝，清政府强迫人们留辫子，也开始实行科举制度，恢复明朝末年已被废除的海禁政策。然而，反清的中国人以“唐人”自称，仍继续前来日本进行贸易，不久贸易额还超过了荷兰人。此外，流亡到日本的明朝遗民中，有人把高水准的中国文化传到了日本。其中一位便是朱舜水，他得到水户藩主德川光圀的任用，建造了后乐园，并在水户藩的重点项目彰考馆编纂的《大日本史》中指导整理有关礼仪的书籍与资料。

对马、萨摩、松前

对马藩在釜山倭馆进行贸易，从对马输入的有黑角（水牛角）、苏木、胡椒之类的东南亚物产，以及铜、锡等矿产；人们从朝鲜买入米、木棉、人参，同时也互赠工艺品。在外交方面，由于藩主宗氏与其重臣，同时也是将军家光亲戚的柳川氏之间发生了纷争，结果柳川方受到将军家光的处罚，宗氏的主权得到保障。在贸易中，朝鲜称德川将军为“国王”，日本则将德川称“国主”。这时，一件伪造国家文书的事件被揭发出来，对马藩趁机与朝鲜合谋，竟然将“国王”一词写成了“对马藩”。于是，幕府在对马设置“以酊庵”，管理与朝鲜国之间的往来文书，文书皆是以称将军为“日本国大君”开始的。这样，每逢新一代将军就任，对马藩主便会陪同朝鲜通信使前来访问，这种交流成了一种模式而固定下来。釜山的倭馆钻朝鲜规章制度的空子，将获得的有关亚洲情报提交给幕府。

琉球使节的队伍（内阁文库藏“宝永七年寅十一月十八日琉球中山王二使者登城队列”）

萨摩藩不干涉琉球国的固有文化，甚至在中国使节到访琉球时，会让萨摩藩常驻的琉球官员从那霸迁移到乡间藏起来，以掩盖萨摩藩与琉球的关系。另一方面，要求琉球国王及主要官员即将就任时，必须得到岛津氏的许可。一六三六年（宽永十三年）开始，要求把琉球“国王”改为“国司”。这个时期，萨摩藩丈量了除琉球以外的土地，依据八至九万石稻米的预估产量，命其缴纳年贡米及贡纳品。

然而，琉球虽然不断吸收中国及日本文化，但自我意识却在不断高涨。一六五〇年（庆安三年），他们写出了第一部琉球王国的正史《中山世鉴》，作者的中国名字是向象贤，日本名字是羽地朝秀。他从十六岁开始便跟随来到琉球的儒学家泊如竹学习，三十四岁时接受国王尚质[6]之命，开始撰写此书。全书共五卷，卷首有总论，序言中采用日本历法，以日文记述。作者虽然接受琉球被岛津氏统治的现实，却立足琉球与日本同祖论。书的主体部分是根据琉球的历史，来构想琉球的未来。书中讲述了琉球从开天辟地的神话，直到十六世纪中叶的历史，并参照了金石文及中国的史书、日本的军记物语等，主张琉球王国应该独立发展，对后来的琉球史书产生了深远影响。

松前氏在松前建起了福山城，虽然这里并非让将军安堵的所领，但一六三四年家光上洛时，松前氏以一万石大名的身份随行其后。一六四〇年，他用武力镇压奋力反抗的岛小牧阿伊努酋长赫那胡奇，把渡岛半岛之上的西在、东在确立为“和人地”，即日本本土人的领地。其面积之广，非本州任何其他藩所能比。松前氏管辖着约八十处村庄中从事渔业、林业、耕作的居民，将其全部作为农户实行管理。

与“和人地”相互隔离的广阔的世界被称为“虾夷地”，在那里围绕自然与人的关系，以及从事再生产的方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阿伊努人以平均只有五至七户人家的一系列小村落的形式，散布于河川流域。由一名“族长”带领，再由一名“总领”来统管这些部族，构成部族集团。松前氏没有武士身份，没有封地，却被公许从事商业活动，在其范围内与阿伊努人进行交易以维持生活。松前氏从日本人居住区带来了米、棉花、酒、碗、镰刀等，阿伊努人则提供鲑鱼、鲱鱼、鳕鱼、海带及鱼油。虾夷地的阿伊努人和沿海州（山丹地方）的阿伊努人会与中国人进行山丹贸易[7]。他们买进称为“虾夷锦”的中国产品作为权威的标志，可见交易已经十分成熟。但是，与日本大和民族之间的贸易，常常分量不足或受到各种干涉，苦不堪言。与此对抗中，由数个部族组成的阿伊努社会，衍生出一种民族社会那样的政治上的统一特性来。

注释：

[1]本书在近世后期使用的是“锁国”一词。——原注

[2]只有一种伴随着华夷意识的册封、朝贡关系。——原注

[3]风说书，世上的各种消息，特别是有关政治情报的记录。由长崎出岛的荷兰商馆每年提交给幕府。

[4]“国姓爷”是郑成功的别名。

[5]净琉璃，日本独有的木偶戏，是日本四种古典戏剧形式之一。其余还有歌舞伎、能戏和狂言。

[6]654年清顺治皇帝封琉球王为尚质王。

[7]山丹贸易，日本东北地方的沿海地区住民通过桦太（库页岛），与中国清代东北黑龙江流域的原始居民展开的贸易。中国生产的丝绸制品与玉器还被贩运到江户，深受青睐。

第二章
幕藩体制下的社会与文化

农村的实地调查模样（摘自《老农夜话》，泷泽芳男氏藏，群马县立历史博物馆保管）

1.农民的增加与村镇之间的交流

提高农民生存的法律保障

实现太平之世与让百姓安居乐业的承诺，犹如甘霖，然而这遥不可及得如同天外之声，其承诺只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上下阶级之间的周而复始的对抗中渐渐形成。即便岛原天草之外的地区，在实际的统治与生活中，苛政与灾难随处可见，正如岛原天草一揆那样，导致了两个大名家族的灭亡。天下百姓已经得到幕府对太平社会与安居乐业的承诺，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漠视的。一方面，百姓受到统一权力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强化了公法的立场，按照法律来杜绝随意处事的现象，提高了保障民众生存的法律权威。

人们住在农村、渔村和都市之中，大部分以农民的身份登记在册，居住在三都（江户、京都、大坂）及城下町[1]的商人、工匠则是町人。身份指与家族家业相对应的地位，通常以家族为单位。农民、町人的身份是男性户主或寡妇被公认的身份。身份并非一生不变，如果把祖业转让出去的话，就会成为农民，隐居乡野。不管个性如何刚烈，只要不是户主，不过是个农家小子。有丈夫，勤奋地从事农耕、家务、养育子女的女性，就是一个农妇。如果是被休掉的妻子，为使其能顺利再婚，会给她一封称为“三行半”[2]的休书。也有从夫家逃进缘切寺[3]或当地名门的。从事被歧视职业的人，其家庭与身份也同样受人歧视。至于统治者的身份，在大名家族中，父子可获得官位，也有女性获得高位的，至于大部分武士则与农民、町人的地位大致相同。

绝大部分的家庭是由五到八人的夫妇、父母、子女组成的小家庭。上层阶级有奴仆和从属的家族成员，人数会多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心的是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模式。户主为男性，由家中有名望的亲戚推举，并得到村惣百姓寄合[4]认可。但制度规定，要将户主的名字登记在政府的花名册中，广义而言，幕府就是众人的领主。

地位上升的农民

十六世纪后半叶至十七世纪初的江户初期，日本进行了多次规模不同的土地丈量。事实上，农民的米谷收成，代表着土地拥有者的生产能力，他们被登记为村庄共同体中以农耕为唯一生计的农民。农民主要从事耕作，小户农民同时也干些赚钱的营生以补贴家用。他们生活的领国有城堡，四周是宽阔的武士府第，同时还有从事和服生意、木材买卖的商人聚居区，形成了城镇。此外，在乡村和城镇中还有很多没有得到承认的农民、市民的家庭。奴仆靠着不同的手艺赚取工钱来维生。从事被歧视职业者的人，也在乡村城镇边缘地带结成共同体而居住下来。

近世初期，任何地方都有历史悠久的世家，还有战国末期移居此地的乡村草创者，他们被称为开拓农民，是有家世渊源的农民世家。由于是世家或武工回乡务农的关系，他们得到领主授予的“在乡武士”的身份，拥有“称姓带刀”、谒见领主的特权。新来的人想要进入某个领地从事开发、建筑住宅，要为当地家世渊源的农户服劳役，缴纳年贡，负担筑城及河流工程。这些负担每每成为重大压力，因此有些富裕的农户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解放了从属他们的农民。

下野国（今栃木县）河内郡西汗村，石滨玄蕃等十一户农民拥有耕地。然而从一六二〇年（元和六年）起，宇都宫城主本多正纯要他们负担修筑城堡的繁重工程。于是，农户们为了减轻负担，把田地分配给从属他们的“家来”（仆从），把农户的数目增至三十五户。由每户派出劳力，平均分担农活，大家都显得十分体面。新农户被称为小农户，上下关系依然存在，他们总算是晋身为自立门户的农民了。

然而，一旦成为农户，就会萌生出让自己的地位再往上升的志向。过了三十余年，到了十七世纪中叶的庆安年间，小农户对分摊劳役的做法表示不满，因为是以户为单位来平均负担劳役，他们与原来拥有大量田地的十一户农民的负担一样。他们主张按照耕地产量的多寡来分摊劳役。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农户的负担会变得更公平。这样，农民负担的体力劳动会整体减轻，以金钱缴纳的现象增多，“助乡”这样的村庄成了乡村中心，官营驿站出现马匹和人力不够时，由指定的“助乡”负责提供支援。

虽然各地情况不同，但都会有由“从属农民”上升为农户的，结果引起整个十七世纪农户的增加。这种现象包括次男、三男的分家在内，所谓“小农户自立门户”的现象进一步发展。不久，小农户、中农户的户数占到了最大比例，大农户成为少数。仍有许多乡村存在少数没有收成的贫农和未被解放的“从属农民”家庭。

然而，普通农夫为了安居，不光是在村中争取权益，也有人逃离乡村，成为流民以示反抗。农民不提出报告而擅自迁移到别处，对于领主是一种威胁，会被追踪而遭到遣返。各地的城乡、矿山都需要按日付薪的脚夫、开垦新田的劳力以及开凿山岩的劳工，很多逃亡者都在这些地方找到了立足之地。农村内部的动荡力量与逃亡村外的力量形成一股合力，形成了近世的农村样态。但与此同时，领主对那些从别的领地流入的人都抱有戒心，再加上当地居民对安居乐业的渴望，一起加重了拒绝来历不明的可疑之人的社会风气。

新开垦土地与过量开发

村庄虽然是从战国时期继承下来的，却出现了小农户增加的现象，这是由于进入近世之后，人们会到新的地方去获得生活空间，各地都在开垦新田。古村的人们也是靠着一锄一锄的开垦而扩大了新田。有权势的人出资建设贮水池、灌溉渠道，开垦近邻的可耕地。大名必须要以自主独立的财政来维持藩运营，他们为增加领地内的耕地而费尽心机。那些没有矿产和林业的藩，年贡米则是主要收入的来源。

津藩在伊势国与伊贺国拥有领地，十七世纪中叶的庆安年间，藩主下令各处农村开垦新田；还下令调查，如果能开凿出灌溉渠从远方引水的话，何地可以开垦水田？何地水池附近可否开垦新田？而在无水可供灌溉的地方，哪些可以开成旱地？另外，面积只有五六亩的狭小土地，是否也可开发利用？而位于海湾岸边，领地内有河流、未开垦的长满荒草的平地的藩，便可征遣农民进行河流改道及填海造地，让江户、大坂的商人前来承包，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新田开发工程。

赞岐高松藩（今香川县）开始重建满浓池，还开辟了许多灌溉用的贮水池。十七世纪中叶，奉行西岛八兵卫改挖香东川的河道，他曾在津藩完成了十三公里长的云出井土地改良水渠工程，覆盖十三个村庄，五百九十五公顷的土地得到灌溉。十七世纪后半叶的宽文年间，甲斐国（今山梨县）的甲府藩为了增加新田，让江户深川的商人德岛兵左卫门承包了灌溉御敕使川扇状地带的堰堤工程。几乎同时，下野国（今栃木县）的宇都宫藩，也让江户町人承包了荒野开发，打算增加新田。江户商人友野与右卫门等出面策划，筹集资金，将箱根芦湖的湖水引进较低处的黄濑川，以增加水量作为灌溉之用。这项工程也是始于十七世纪。

大规模的开垦全都属于基础建设项目，每一片水田都是由村民及外来移民一锄一锄开垦出来的。也有领主为了奖励开垦，贷款给村民建房、购买肥料和农具，并定下数年内免收年贡的条件。这样，在丰臣秀吉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农地丈量时，全国约有一百五十万公顷的耕地，而截止到十八世纪前半叶，耕地已经增至大约二百九十七万公顷，同一时期的人口也从一千六百万左右增至三千万左右，其中一大半是小家庭的小农户。

然而，这个时期看似高度发展的新开垦土地的项目，由于急于求成和过度的开垦，对环境造成了影响，甚至在许多地区引发灾害。备后国福山（今广岛县福山市）的草户千轩町遗迹，以中世的门前集场町形成的遗迹而闻名全国。但是，却被埋在了芦田川河底。其原因是福山藩订出计划，以江户町人的资本来加固流经城下河流的堤岸。福山藩公仪压制那些曾经指出工程具有危险性的声音，强行施工，结果宽文年间的一场大雨，洪水把城镇掩埋到了河底。

也出现了像冈山藩的熊泽蕃山那样，严厉批判开垦新田的有识之士。面对这种情况，幕府于一六六六年（宽文六年），颁布了“觉 山川掟”[5]三条要领，下令幕府所有或天皇直辖土地的地方官员，必须执行新开垦土地的规则，为了预防水土流失，必须植树造林。

城市、乡村、港口的交流

新村落多出现在乡下（农村、山村、渔村），以江户、大坂、京都三都为首的各地城下町，以及由港口发展而成的城镇，它们之间会互相交流。

十七世纪末，在东海地方的上层农民所著的农书《百姓传记》中，有关于理想村落的描绘：有水源、良田及山野，生活中能够顺畅地排水、满足农田灌溉，还有道路宽广，近邻有繁华的城市，能供应不能自给的物品，将城市居民的排泄物运来做肥料等，这些都是重要的条件。此外，书中还进一步指出，在近海可捕到鱼类，获取作为肥料的海藻也很重要。农村可向城镇提供谷物、蔬菜，渔村则向人们提供盐、鲱鱼干，山林提供薪炭、木材，这样就能互通有无，相互交换生活必需品，各自的生产活动可以支撑基本生活，维持生计。要实现这种城镇、乡村、渔村、山村的交流，必须扩充陆路及海路的物流网，尤其是运输大批量货物的航运及海运网。

河村瑞贤站在幕府御用商人的立场上，活跃于航运业。河村瑞贤是伊势国宫川村的贫农之子，年轻时在经商方面崭露头角，并在为幕府把贡米从直属领地运往江户的过程中获得了很高的威望。后来，在十七世纪后半叶，他又通过精密的实地调查，经过一条向西绕行的航道，安全地将稻米从出羽国（今山形县），经由下关、大坂，再运往江户。他还开辟出从奥州信夫郡（今属福岛县）出发，绕过安房（今千叶县）进入江户湾，向东绕行的航道。他还在大坂淀川开辟了新安治川，并建筑起防波丘，奠定了大坂在江户时代的重要地位。另外，他还整治畿内地区河流的水势均衡，开发藩领内的灌溉渠、港口，以及矿山。

河村瑞贤的事业代表了江户时代物流的基本理念。日本列岛的地形是中间由火山山脉形成南北走向的山脊，两边有像肋骨似的高低不一的山岭余脉伸向日本海和太平洋，其间的山谷有由雨水形成的急流一直流进大海。在这样的地势中要实现物品的流通，须沿河筑起漫长的堤岸，用浅底的河船运送来两岸乡村的大量稻米、杂粮、加工品等，船到达河口的港湾后，再将货物汇集起来。贩卖这些产品的同时，又要将沿海运送货物与旅客的船只的航线向西、向东绕道。这种大型木造运输船被称为“千石船”，无比活跃，满足了江户、大坂的需求，形成了一张便利的物流网。

在这种条件下，由许多一夫一妻的小农户家庭构成的农村纷纷成熟起来，村庄中诞生了独特的风俗习惯、成文的法规（村法）。农村的男男女女，拥有着零星分布于冲积平原上的农田，这些零碎的小片土地相互交错，在共用山野及灌溉渠的环境中，主要采取集约种植水稻的方式来进行耕作。为了农村的营运，以农民组成的自治体为中心，出现了按照年龄划分的“青年组”、按照信仰划分的“庚申讲”“伊势讲”[6]以及金融信贷的“赖母子讲”（“无尽讲”）[7]等互助组织。对外则结成了各个农村联合用水、共用山林的组织。流动于各农村来照顾牛马的牲畜倌商、修理农具的工匠等，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注释：

[1]城下町，在领主居所周围发展起来的聚落、市集。日本的町还有港口町、驿站町、神社寺庙门前町等。

[2]中国的《大戴礼记》记有休妻的七个条件，如不孝、无后、恶疾、淫乱等。七个条件的一半就是三个半，因此日本的休书叫“三行半”。

[3]缘切寺，江户时代，妇女因不堪家暴等原因，逃进镰仓东庆寺等尼寺，便可获得法律保护，获得再婚的自由。

[4]惣百姓寄合，乡村农民自治团体。

[5]“觉 山川掟”，山川规划备忘。

[6]庚申讲，庚申日的晚上为祭祀青面金刚而组织的彻夜不眠、谨慎言行的活动。伊势讲，为参拜伊势神宫而结成的团体。

[7]赖母子讲，即无尽讲，一种互助式的融资金融组织，成员之间缴纳资金，按照抽签来决定接受贷款的顺序。

2.从武断到文治

标奇立异者与浪人的暴乱计划

水野十郎左卫门本是三千石俸禄的名门“旗本”，却称病不到江户城赴任，他率领着一帮身着奇装异服的手下“大小神祇组”，佩带着大小两把剑招摇过市、横行无忌，与市井之中的游侠之徒相互争斗。“大小神祇组”杀掉了前来水野宅邸访问的游侠头目幡随院长兵卫，还利用武士的特权杀害那些对他们“无礼”的町人，而没有受到追究。水野无法无天的行为持续不断，幕府于一六六四年（宽永四年）下令，将水野交给他母亲娘家大名蜂须贺家族监管。水野披头散发、不穿裙裤，只穿一身白衣前往江户城自首。他的行为被视为大不敬，将军命令他切腹自杀。

水野所杀的幡随院长兵卫，其父是肥前国（今佐贺县）。唐津寺泽家族的武士。寺泽家族在岛原天草一揆后灭亡，其父成了浪人，在流浪中死去。长兵卫被江户町人养大。据说，他先是受雇于武士，后来成了游侠义士集团的首脑。长兵卫被水野杀害，是因为他强行要求水野去游山，两人发生争执，而导致一场血案。出道后的长兵卫不惧怕武士，显示出江户町人的豪侠之气，从十八世纪中期起，他的事迹就被编写成歌舞伎及人形净琉璃。

直至十七世纪中叶，标新立异的“倾奇者”盛行一时，显现出了兵农分离而导致的社会变迁。武士与农工商的分化，同时，新的社会秩序得以建立。这是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们的反抗情绪爆发出来形成的现象。在旗本的喽啰与市井侠客集团的最底层中，有一群被排挤在社会秩序以外，没有主君的浪人、流浪者、异乡人、武士仆人，其中出现了一些爱打扮、追求时髦的男子，这些标奇立异者在江户、大坂的闹市中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也出现在地方的城下町的市井之中，受到了藩的限制。

武士们不习惯于有秩序的社会，是因为他们是靠着战绩而获得功名的，由于忠义节操的奉献而得到恩赏。武士们的夙愿就是要得到自己的封地，将财富留给子孙。他们即便不属于标奇立异者，大多数人也经历过元龟天正时代，都对偃武秩序及个人处境怀有不满，落后于时代潮流。大坂之役后，藤堂高虎的家臣渡边勘兵卫背弃主君，训练追捕杀手，武装家兵，离开藤堂而去。大名佐仓藩主堀田正信也是这样的人，他在一六六〇年由于没有获得幕府批准便擅自回到自己的藩，而被没收了领地和俸禄，贬为平民。

属于这类传统武士的“旗本”大久保彦左卫门，出生于一五六〇年（永禄三年），父亲是三河国德川家族的“谱代”家臣。大久保十七岁那年第一次出征，其后屡次参战立功，在大坂之役中担任了长矛队队长。一六三二年（宽永九年），被任命为军旗奉行，得二千石俸禄。他于六十岁时写成自传《三河物语》，述说辅佐家康成就霸业的功臣大久保家族的不幸遭遇，批判善于见风使舵者却备受重视的现实，尖锐地讽刺岛原天草一揆时幕府的用兵及论功行赏的做法。他展示出战国遗风，后来流传的讲谈中有他的逸事。

关原之役后，许多大名被罢免，因封地削减而沦为浪人，他们无法成为农工商业者，仍然希望得到官职，却偏偏日益潦倒，他们心中的愤懑不平是不言而喻的。由比正雪就是这样一位挑战梦想的浪人，最后落得身败名裂，死于非命。由比正雪的一生具有传奇色彩，他出身骏河国（今静冈县），在江户讲授军事学，研究用兵、战法、战略的学问，由他还衍生出了甲州派、北条派、山鹿派等诸多流派。这些虽是以理论为主的学问，但在西洋军事学的时代之前，一直被广泛学习。幕府第三代将军家光逝世后、新的将军就职前的一六五一年（庆安四年）七月，由比正雪因被浪人丸桥忠弥告发而被捕。以正雪为主谋的团伙，企图占领骏府城，在江户、京都及大坂举兵谋反。正雪在骏府的旅舍被包围，饮刃自尽，六十多名浪人的父母、妻子也被判死罪（“庆安事件”）。在此之前，三河国的刈谷藩主松平定政，因批评公仪，最后遁入佛门，成为在家修行之人，在江户的大街小巷托钵化缘。“庆安事件”后的第二年，又有人揭发了浪人企图发动骚乱的计划（“承应事件”）。

禁止殉死

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与侧室阿乐所生的长子家纲，在刚刚蓄起前发的十一岁时，便继任了将军之位。但他自幼体弱多病，对酒井忠胜、忠清等重臣言听计从，有“一切照办将军”之称。然而他在执政期间解决了宽永饥馑、摧毁庆安浪人谋反计划，从而建立起了近世政治及社会体制。

“庆安事件”之后，为了防止大名无嗣家族灭绝，而造成浪人的增加，幕府便放松了禁止武士在临终前收养子的法令。大名分家，也可创建支藩，想方设法防止大名因无嗣而家族灭绝。一六五七年（明历三年）的“振袖火灾”.[1]之后，决定不再重建象征将军威望的江户城天守阁，也是为了避免由于大名担任过于重要的副职而引起反抗。此外，以明历大火为契机，当局对大江户城区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将八百零八个街区连成一片，建立消防警备队[2]，设立防火隔离空地。

从武断到文治的变化，是从武力、武威的统治转换为法律、制度、礼仪、教化的统治，但这必须将中世武士改造成近世武士，为实现这一目标严惩不可缺少。一六六三年（宽文三年），幕府禁止在主君逝世后切腹殉死——殉死是以深厚的人格依附关系为依据的，比幕藩体制所依靠的身份制度更为落后于时代，容易动摇幕藩体制，使其难以持久。

此外，幕府为了展示出统治全国的权威，同时对全国的大名、公卿贵族、寺院神社，颁发了画有花押的文书，盖有将军朱印的公文（《宽文印知》），承认其领有并统治的土地。同时，废除了将重臣的子弟留在江户藩邸中的“证人制”。这些政策在不断修订后，付诸实践。在这种情况下，重视合议制以及由专人负责的制度，让社会转变成了运用规则来推行的官僚制统治。在这背后，社会从畏惧神威的风气转变为了选择法威，即法治力量的精神。但是，这种法治仍是与身份制及世袭制联系在一起的，并非在民生政治之中锤炼出来的。

这个时期，也正是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宽文至延宝年间。绕行东西航道的商品流通网也已经完备起来，作为社会经济基石的近世乡村的实力也更加雄厚。在幕府统治下，推行放弃基督教、皈依佛门的制度，除了在自己的直辖领地内，也在全国大名的领地内得到推行，目的是要铲除被断定为扰乱秩序的民众信仰与集团活动。

剖腹殉死事件与净瑠璃坂的仇讨[3]

要制止受当事人的心情及四周压力影响的殉死，1必须要有严厉的政治制裁。因此，幕府下令严惩违反者。一六六八年（宽文八年），下野宇都宫藩主奥平忠昌逝世当天，宠臣杉浦右卫门兵卫被忠昌的嫡子昌能诘问：“事到如今，还想苟活下去吗？”杉浦当场剖腹。幕府视此举为挑战禁令，将昌能的俸禄减少二万石，并转封到别的地方，殉死的杉浦的继承人也被处以斩刑。

此外，到了奥平忠昌逝世后的第十四天，奥平内藏介因出席法会迟到，而被奥平隼人斥责为“怯懦”。奥平内藏介为了维护武士的面子而砍杀隼人。此事件与一六三四年（宽永十一年）的荒木又右卫门伊贺越仇讨事件极为相似。内藏介在与隼人厮杀后，自己饮刃自尽，家人也遭永久驱逐。他的家人认为此裁决偏袒、不公平而做出反击，拥戴内藏介遗子转居宇都宫，一六七二年（宽文十二年），他们集体袭击了潜伏在江户武士邸宅中的仇敌七十余名。

太平之世的“忠”——近世武士的理想

随着太平盛世的出现，必须将武士从“战士”改造为“役人”。直至战国时期，武士都只是结束战乱、维持自律、侍奉主君的集团，但此时必须将其变成支撑主君的行政组织。十七世纪中叶之后的大名，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转变成功的大名被称为“名君”。

池田光政堪称大名的代表，其祖父是人称“姬路宰相”、禄米百万石的池田辉政。光政出生于一六〇九年（庆长十四年），父亲名叫利隆，母亲是将军秀忠的养女鹤子（榊原康政之女）。光政是家族嫡子，名字中的“光”字是将军德川家光所赐，但他自己却常以“新太郎”自称。光政八岁时就成了鸟取藩的藩主，一六三二年（宽永九年），冈山城主池田忠雄逝世时，他受命转封到俸禄几乎高达三十一万石的冈山。池田光政从二十四岁到六十四岁（一六七二年）的四十年间，一直统领着藩的政务，七十四岁那年（一六八二年）开始隐居，但仍然影响着第二代藩主池田纲政。

池田光政画像（冈山市，林原美术馆藏）

光政在《明君录》中留下了许多逸闻，有的虽然是夸大其词，但也基本属实，他所建立的传统，在后世也不断被发扬光大。光政留下了关于近世政治的理念、明君风范的名言，他巧妙地说明了将军与大名、家臣，以及平民的关系。如：“将军拜受上天之委托，管理日本全国民众。藩主则受将军之命来管理一国之民。家老[4]和武士则协助其主君，使人民安居乐业。”

这番名言是光政与家臣们一同在激烈的斗争中领悟出来的。一六五四年（承应三年），备前国（今冈山县）发生大洪水，面临着危机，家臣及民众都备受打击。在全藩同心协力的复兴过程中，有些家臣只顾自己一家的安泰，墨守传统的武士价值观，只知在主君马前舞枪弄刀是生命的价值。在以平民百姓为基本而展开的藩政工作中，藩主要让家臣克服无法理解的重重难关，家臣们往往会固执地抵抗藩主的做法。光政以严厉的言辞不断对他们进行教诲，不厌其烦地告诫他们，应转变态度，要从“乱世之忠”转变为守护平民百姓的“太平之忠”。这样一番苦心，是以藩法为立足点的大名们必须推行的，它便成为一种维持藩和国家性格的力量。

近世武士与武威

紧接兵农分离之后，要将武士从“战士”转变为“役人”，这是时代的课题，民政的实际内容也被引导到这个方向上来了。然而，幕藩体制诞生于战争中，要将军事机构转换为行政机构十分艰难。武士自幼就开始练习枪剑武艺，日常生活中要佩带长短两把武士刀，武士刀渐渐从战场的武器变成了身份的标志，但还会应对一些情况，必要时用来斩杀无礼冒犯者，或用于报仇雪恨，以保全武士的身份与颜面，遇到这种情况时必须敢作敢当，也有用来剖腹结束自己生命的。武士刀必须经常磨得十分锋利，重武的武士之风始终挥之不去。在这一方面，仍然保留着武士的“战士”性质。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近世的武士在对自己的认识之中，常常会萦绕着被撕裂的矛盾。《叶隐》（即《叶隐闻书》《叶隐集》《锅岛论语》），是肥前国（今佐贺县、长崎县一带）锅岛氏的家臣山本常朝在藩主光茂逝世后，以出家的方式代替剖腹殉死后论述的武士心得，他的弟子田代阵基在此基础上，将一七一〇年（宝永七年）以后从历代藩主、战国武士那里听到的话语，按闻书[5]形式而写成的一部修养书。“云武士道者，当面对死亡之事”，这句批评儒教政治的武士道论，蕴含了梦幻、无常观为根本的舍身，表里如一地执行职务的理想。

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池田光政提出“太平之忠”的近世的“士”，却没有使用“武士”一词——他从正面去应对这一艰难的事业。尽管武士们内心还留存着矛盾，但他们的变化也在与日俱增。贯穿着近乎极端的尚武意识的《叶隐》一书，在佐贺藩被视为禁书，不得公开。

来自领主的救济与百姓阶层的成长

池田光政以备前国的大洪水为契机，。开始热心推行两项政策。其一是救济当前面临饥饿的众人，为复兴领地内的经济力量，强化百姓的耕作经营、年贡缴纳，为有效地实行救济奠定基础。其二是设置进谏箱，士农工商不论何种身份，皆可提出“直诉状”，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

冈山藩在光政父亲利隆的时代也颁发过“百姓申渡觉”，这与家康的直接呈交状纸相似，准许农户向公仪（利隆）提交状纸。光政则更进一步撤销了限制，容许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呈交上诉状。对农民百姓而言，直接告状得到了认可；对光政而言，允许不同意见都可向藩主进谏，希望这样的办法有益于藩政。

光政热心于实现农民的安居乐业，以可持续的自主经营为当时社会的整体方针，以“农民百姓的成长”为目标。同时，这不单为了发展经济，也是为了培养出理想的“领民”——光政对他们的思想控制不遗余力。他主要以儒家的道德为中心，表彰善男信女，对年长者给予恩惠，创建学校，推行领民的教化。同时，对于领民的信仰，管制得比幕府更偏激且狭隘，以此来控制民心。

光政从神道与儒学合一的立场，强迫僧侣还俗，并把被取缔的日莲宗的“不受不施派”驱逐出境；捣毁或拆除了超过一万个祭祀作祟的粗暴之神、狐狸降下灾害的小型“淫祠”，建设得到京都吉田家族承认的寄宫[6]。此外，由于幕府要求天主教徒改变宗教信仰，为了证明自己并非天主教徒，在神社里要举行神道讲座。从幕府的角度来看，这是偏离了正轨的做法，但改变宗教信仰的活动之所以能呈现出全国性的势头，正是因为有了光政这样的大名，他们跟随幕府，对天主教徒提起公诉的目的才能得以实现。

池田光政的做法，导致了以调和神道和佛教为前提的寺檀制[7]之下的信仰改变，也引起了公仪的怀疑，也导致领地内反抗情绪的爆发。一六六七年（宽文七年），幕府的巡察使来到光政的领地内巡视，备前国的津高郡一带的农户，准备了告发光政有关信仰和年贡等问题的诉讼状纸，直接上告到幕府。

各地的大名要培养出“强有力的农户”，使他们心满意足，以促成藩的稳定。但是，百姓作为“循规蹈矩的农民”，组成小家庭，传宗接代，以容易到手的富裕与高贵的社会地位作为幸福的目标。大名与百姓的愿望虽然背道而驰，但从维持农户生计的角度来看，两者利害得失又是一致的。

翌年，光政写了一篇批评幕府的异见书，提交幕府大老酒井忠清。其中指出，现在虽然没有背叛将军的大名，但是如果发生饥荒，农民与其饿死，不如发起暴动，揭竿而起的话，就会有大名乘机而动。光政强调，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就必须让农民免受苦难。光政还批评了其他问题，而且不断地提出应竭尽全力去应付现状，以创造出一种领主救济政治的理想模式。承应洪水后，很多藩官员都是这样理解的，满足灾民的需求正是藩主的意思。但光政批判说，无条件的救济会有损勤劳之风，于是下令要经筛选后才能施予救济。此外，光政的理想是，农民百姓是耕种天下田地的人，要将收获的四成归农民，其余的六成上缴领主，这种分配方式才可以持续下去。

注释：

[1]振袖火灾，亦称明历大火。明历三年一月十八至十九日，烧掉了大半个江户城。因举行除恶鬼法事，焚烧振袖和服引起，这场火灾共烧死了十万人。

[2]每个警备队由骑士六名、巡警三十名、消防队员若干组成。

[3]仇讨，亲手杀掉对方来报仇。——编者注

[4]家老，江户时代大名手下的重臣，统领藩武士，总管一国政务，其地位代代世袭罔替。

[5]闻书，原指平安时代以来，以天皇的名义编选的官员任命名单与公文。

[6]寄宫，指合祀神社，将两位以上的神或灵，同时供奉在同一家神社里。

[7]寺檀制，规定寺院“檀家”（施主）关系的宗教制度。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寺院包揽施主的葬祭供养条件之上的。寺檀制是江户幕府宗教政策的产物。

3.公仪与民间社会

士农工商与身份的转变

这个时代的人们都认为，身份区别及其世袭与人伦相对照，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这样的架构对于维持社会秩序也是必要的。在整个江户时代，身份制度的改变反复出现，不断有人提出提高身份的主张，却没有出现废除身份的运动。个人与集团、阶级都不能摆脱建立在身份之上的优越感或屈辱感。不论身份高低，人人都渴望摆脱自己所属的身份，晋升到更高层次的位置。

源自战国时期本乡武士的有家族渊源的上层农户，都希望能晋升为武士身份，同时又想压制身份比自己低的人往上爬。因为身份就等于门第，门第则是与家庭职业、保障家业的权利和威望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渴望真实而殷切。由它所导致的许多诉讼与纷争，都是由身份的晋升、代表武士身份的礼服穿着规定、屋脊两端的人字形装饰墙等引起的，都与门第标识有关。

另一方面，这类争端发生得越多，想让身份制固定下来的力量就越强，心中描摹出理想身份的人格形象，朝这个目标不断努力的人也就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将中国自古以来区分天下万民的“士农工商”一词，用战国时期日本人的语感去理解并传承下来，且深深地固定于江户时代的社会之中。

近世身份制的基础是在战国时期不断发展的武士的职业化，使其与农民身份区别开来，即“兵农分离”，这种区别日益朝着彻底的方向发展。在日本的中世社会（十二世纪末至十六世纪末）产生的不同职业与职业观互相重叠，从而产生了近世的身份制度。

当地有势力的人想上升为武士身份，其中，就像美浓国。（今岐阜县）长良的中岛两以那样，虽然晋升为武士，但却选择去当一名木材商人。事实上，身份受到来自乡镇的村长及职业集团的头领两方的控制，还有一种是只限于一代的身份，然而在吃得起大米的社会中上层人当中，这样的人数量相当多，而对此抱着期望的中下层人也不在少数。这样的社会被称为“米社会”。由此可见，拥有世袭身份的人掌握着权力，为了让这种权力继承下去而煞费苦心，而拥有只限于一代的身份的人，都渴望可以晋升为世袭永续的身份。近世社会中充斥着世袭身份制的内在实质。

“士农工商”一词，并不符合日本社会的实际状况，即“士”是统治者，而“农工商”则是被统治者。尽管如此，“士农工商”“四民”等词语仍然被频繁使用，虽然罕有出现在大名的公告文书之中，但民间有识之士却常常将其用于自己的论著中。在这些场合下，“士农工商”并无尊卑的差别，而只是一种家族职业的横向区分。武士的武器、农民的铁锹、商人的算盘、工匠的工具等，各自象征着“士之道”“农之道”“商之道”“工之道”，“士农工商”中潜藏着被统治者阶层追求平等的愿望。

身份制度的框架承受着来自上升抱负及祈求稳定的两方面压力而十分牢固。身份具有得到“一家之主”公认的特性，用来维持家族的传承，只要通过当养子、招婿以及娶妻这些渠道，身份的变动仍然是可能的。然而，有一种人的身份是无法改变的，即使通过奋斗或者利用家族关系都是不可能的，那就是与“平民”的“士农工商”相互隔离的“贱民身份”。在近世的日本，原则上禁止人口买卖，地位卑微的贱民集团受制于特殊职业而被固定了身份。

对于这类人身份的称呼因地而异，主要是“秽多”“非人”，其余还有“乞胸”“发结”等，还有从事各种表演、手艺等边缘职业的身份。贱民之中也有缴纳年贡的人，从这一方面来说，他们也是处于乡村官员的统治之下的。有关贱民的固有职业、劳役负担，由超越了本人居住地的广泛的身份组织来进行管理。

以江户为据点的秽多头目弹左卫门[1]，统管着关东八州与伊豆全部地区，还有甲斐、骏河、陆奥部分地区的贱民集团，并作为全国的“头领”向全国的贱民集团发号施令。他在浅草建有巨宅，称为弹左卫门役所，是一座管理以行刑收尸、皮革生产为主要生计的贱民集团的自治性组织。十八世纪前半期，他与非人头领车善七因辖下的工匠管理和生计权益出现争端而打官司，并获胜。从此，“非人”组织也全部归弹左卫门管理，其组织变得更加强大。

车善七于一六六六年（宽文六年）得到幕府给予的新吉原西南九百坪[2]土地，他建起了容纳手下“非人”的密集的窝棚住宅区，虽然这里也属于弹左卫门，但是他作为“非人”的头领，其威势在品川的松右卫门、深川的善三郎、代代木的久兵卫之上。

组织起来的贱民集团的营生与劳役也由幕府摊派，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特权，这成为其共同组织的持续存在的力量。然而，即便是手握强大权力的弹左卫门，也一直对自己的身份抱有一种屈辱感。后来在戊辰战争[3]之际，他向将军德川庆喜上书，请求把自己与身边数十人的“丑名除去”，甘愿成为平民。

在这样看重身份的社会里，身体有残疾的人也被纳入不同的社会集团，艰难度过自己的一生。盲人组成了名为“当道座”的艺能团体，弹奏着琵琶，演唱《平家物语》，此外还有从事针灸、按摩、金融等职业度日的。在市区有祭祀或节日庆典的热闹场所，他们会搭起戏棚演出，收取门票。这些节目包括杂耍、杂技、奇术等，用身体来表演节目。其中有专用身体残障去表演的杂技，或将残障者作为展览品。这些表演活动由江湖艺人的组织来管理。

村请[4]、町请[5]与民间社会的成立

只要是在封建领主的统治下，农民就会被当作劳力不停地被征用，其特征即是由民间承包领主的各项事业。

乡村村长也成为村请的管理者，武士再没有必要以剑和枪去威吓村民，迫使他们缴纳年贡了，只需将一纸通知公文送到村中，写明年贡分摊数量、全村总产量与应缴纳年贡的总数量，村长就会根据大小农户的收入，按比例分配征收年贡，上缴政府，这就是村请制。这种体制从战国时期就开始逐渐推广，进入近世以后，又成了农村与领主关系的基本形式。农民在检地账[6]、名寄账[7]等各种账簿上是作为个人来登记的，但有关年贡及各种劳役的分摊则以村庄为单位来承担。在实行中，由农村的官员担任征收承办人。因此农民容易对分摊、上缴额度产生疑虑，反抗村官中饱私囊的农村骚乱在各地也时有发生。

许多大规模的开垦工程都是由民间承包的。从羽村汲取多摩川的河水，向江户供水的玉川上水，延伸至四谷大木户的明渠就有四十公里长。这是江户町人庄右卫门、清右卫门，与多摩的农民共同开凿的，竣工后他们还承包了水渠的经营管理。有传闻说，最后部分的开凿是由川越藩主松平信纲的家臣安松金右卫门完成的。由此可见，领主权力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参与着近世的民间承包工程，但在筹集资金、物资，召集手工匠人，负责工程监督，支付完工后的管理及维修经费的功能方面，民间团体的确更有能力。因此，民间承包不断增多，为政者也希望有这样的结果。

就这样，近世的农民阶层的力量越来越雄厚，已不再容许被军队的马蹄践踏那样的暴行出现了，领主的权力和性质也发生了改变。江户幕府在各领地中的代表，即幕府手下的大名，面对着积聚起了深厚力量的农民阶层时，有必要提升民政的技能，派遣专门的官员。在实际的农村管理工作中，有优秀成果的官员被称为“地方能吏”。近世的统治者标榜“仁政”，其推动力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渗透，以及农民的斗争。军记物语《太平记续》立足于战国时期以来历史的“武威”之上，上下各阶层的人们都熟读、讲述，其中的主人公楠正成[8]的人物形象塑造了人们对何为仁君的认识，这部小说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这样的社会以市民社会[9]为目标，但因牢固的身份制度和表达政治诉求的官方渠道过于狭窄，只能称其为“前市民社会”的阶段。其特征是：

第一，以小家族不断发展壮大为主，努力继承祖业。从这一点来看，从统治者身份到被鄙视者的身份都与农工商的身份相似。

第二，以精细的手工业技术为基础，各个行业之间展开了激烈竞争，从而产生了以创建“天下第一”为目标的风气，演艺界还出现了名家表演艺术流派、机关布景装置等。

第三，祖传职业、家业与社会身份相结合，各种不同身份的成员组成了共同体、共同组织，各自聚居。每一个集团都有自己祭祀的神，生活文化的模式日渐成熟。尽管如此，却培育出了涵盖所有身份、职业的日式衣食住的形态与性质，对美丑好恶的感觉和共通的喜好。

第四，学问、艺术、艺能的专家，例如学者、画师等开始深入民间生活。出现了许多专属贵族与武士的御用学术、艺能专家，也创造出了学者、演员、画家可以在市井之中生存的条件。民众的读写能力提高，这成为出版、演艺行业得以形成的基本条件。

第五，作为广泛地区的通信、资讯机构，不单有领主的传信运货的从业者“飞脚”（官方信差），市民的邮递业也蓬勃发展起来。不光是在江户、京都及大坂三个大都市，其余的地方城市也开展了这样的业务。由于商业利益及个人兴趣而收集最新的信息，支撑着信息共享的逐渐平等。

第六，在统治中民政范畴提高了独立性。统治发生质变，演变为管理或是行政。于是，必须标榜东亚的共通政治理念“仁政”。拥有民政技术的“地方能吏”不履行统治的实际事务，而是由官僚式的地方官出面处理。他们会提出满是批判现状意见的“献言书”，为治理地方写出清晰详尽的说明。

第七，民间上层承包的开垦与建设项目增多，甚至出现了承包传递领主指令的情况。由此，民间的活力被激发出来。另外，接受订单的竞争、有利可图的项目的私下授受，引发了官员与从业人员双方滥用特权，官民不分，相互勾结的腐败现象。

第八，要求各藩经济自负盈亏，培养各藩领地内管理生产、物流的人才，还催生出了多样化的各藩产品及特产品，这项政策与后来的殖产兴业、专卖政策前后衔接，也加强了各藩与全国市场的联系。同时，地方市场的活力也得到加强，成为促进地方文化发展的基础。

管理羽地[10]与虾夷地社会

虽不属于相同性质的民间社会的延伸，。琉球和虾夷地也发生了社会变化。向象贤，原名羽地朝秀，十七世纪后半叶担任摄政，他在推行王府改革的同时，还奖励开垦，计划大量增产糖、甘蔗，推进羽地管理。以期强化农户个人与耕地的关系，朝着将紧密的共同体经济向家庭经济的方向发展转变。

虾夷地的土著居民是阿伊努人，主要依赖与日本本土居民的贸易而生存。大米与鲑鱼的违法交易，本土居民到虾夷地捕鱼等，日益激起了他们的不满和愤怒。一六六九年（宽文九年），以相库相郢为头领，与日本本土人开战——相库相郢是虾夷地五个部族之一，地位次于以静内（今属北海道日高支厅管辖的町）为根据地的“东众”。室町时代，“东众”是前来拜谒将军、面朝东方的酋长，由于被西众打败而阵亡，相库相郢便成了部族酋长。

阿伊努人的队伍攻击松前的商船，由于交战中松前使用了铁炮与毒箭，瞬间便胜负已定，松前藩获胜，双方约定讲和。在庆祝宴会上，松前藩毒死了相库相郢和七十四名阿伊努酋长级人物。随后，又为他们严格地划出了隔离居住地区，让其归服松前藩，并订立七条“起请文”（誓文）。交易条件得到改善，处罚了日本本土人和藩武士对阿伊努人的不法行为，这样对阿伊努人有利。阿伊努人的地位从长期以来的异民族，开始变为从属于日本社会。与日本本土之间的物产贸易造成了贫富悬殊，也使其以渔业为主的社会形态固定下来。

注释：

[1]弹左卫门公历十三代，均袭用此名。明治以后，其后代改为弹姓。——编者注

[2]1坪=3.33平方米。

[3]戊辰战争，1868年至1869年爆发的维新政府军对幕府军的战争。战火从京都一直蔓延到北海道的箱馆（函馆）。维新军获胜，幕府倒台。

[4]村请，在江户时代，农民开垦新田、耕种无主荒地、缴纳年贡米、承担各种徭役等，都是以村庄为单位、由全体村民共同负担。

[5]町请，如果要开展水利工程，幕府会让经济实力更强的町人来承包，这就叫“町请”。

[6]检地账，江户时代，登记幕府和诸侯大名领地丈量结果的账簿。

[7]名寄账，即花名册。

[8]楠正成（1294—1336），也写作楠木正成，日本南北朝时期的武将，响应后醍醐天皇的号召而举兵，与足利尊氏的室町幕府军展开激战而殉国，被尊称为“大楠公”，他所效忠的南朝被皇室奉为正统。

[9]市民社会，指废除了特权与身份制的近代平等社会，此概念来自欧洲启蒙思想。

[10]羽地，今属冲绳县名护市的地域，位于日本的最南方，而虾夷地在北海道，日本的最北端。

4.近世文化成果与劳动文化

从宽永文化到元禄文化

在近世，艺术家，看重祖传家业与自己浓厚兴趣的文人，以及在日常生活中苦心追求实用、又具有雅趣和美感的工匠，这三个阶层成为文化的创造者。其中，宽永文化是指以十七世纪二十年代为中心的艺术倾向，这一时期出现了以庭园、书院、茶室而闻名的京都桂离宫，还有以古木、大树等与“权现造”[1]建筑风格协调的日光东照宫等各式各样的建筑。其核心是京都上层商人以复兴传统文化为目标的清新的文化风格。

本阿弥光悦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是打磨、保养刀剑以及文物鉴定人而兴隆起来的上层商人本阿弥家族的分家，母亲是第七代光心的女儿妙秀。一六一五年（元和元年），德川家康授予他鹰峰之地（京都市北区），全体家族与众多的工匠都迁往此处居住，并设立了从事艺术活动的光悦村。除了刀剑的祖业之外，本阿弥光悦还以将文字形态变得潇洒，具有个性的书法而闻名，他还在其他艺术家的画稿与版画的刻木板的草稿上挥毫，以书法家的身份大显身手。他制作了陶器乐茶碗[2]、樵夫莳绘[3]砚盒等使用描金画的作品，留下许多充满个性的艺术品。

这段太平盛世时期，人们在生活中对茶道的兴趣刺激了陶瓷器的生产，西部各藩都出现了新的陶瓷烧制作坊。肥前佐贺藩在侵略朝鲜的战争中虏得陶工李参平，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生产出了“有田烧”（伊万里烧）。这里还有陶工柿右卫门，他从模仿中国明代的五彩瓷起步，在白瓷胎上加上彩画，开创了赤绘法[4]。此时恰逢中国明清朝之交，战乱频发，中国陶瓷出口到欧洲的数量减少，日本窑工们趁机生产出优质瓷器卖给荷兰人。

在孕育宽永文化的京都和大坂地区，文化重心已由京都移到了大坂。艺术家同样作为都市居民，为迎合从事经济活动的商人的喜好，创造出以当时的浮生凡尘世界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为中心的作品，形成了从十七世纪后半叶开始，一直延续了数十年的元禄文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追求贵族式的“雅文化”的艺术成果。这些作品，是被评价为“民众的力量如涨满潮的潮水”，以元禄民众的世俗情感创造出来的。艺术家还为人形净琉璃及歌舞伎配上了乐曲，同时诉诸视觉与听觉，使得日本戏剧也日臻成熟。

在多姿多彩的元禄文化当中，町人文学捕捉到了都市居民的世俗情怀，并将其加以夸张表现出来。井原西鹤就是町人文学的代表。他的生平不详，一说原名为平山藤五，是一位大坂富商，把生意转交给“手代”[5]来打理，自己却选择了自由自在的写作生活。西鹤活跃于以数量取胜的俳句创作比赛场上，更是将主要精力投放在“浮世草子”的创作之上，著有《好色一代男》《世间胸算用》等作品。西鹤将作品彻底通俗化，将花柳界、戏曲界的趣味巧妙地结合起来。与西鹤相反的是松尾芭蕉，他创作的俳句追求新颖，从不断变化的“不易流行”[6]的角度去实践一条风雅之道，一生致力于俳句创作，留传下来《奥之细道》等著作。在名胜古迹的旅途中寻幽探胜、一路行吟的芭蕉，他的艺术与地方文化人的好奇心支持也密不可分。

表演偶戏人偶净琉璃的人形操作者（左侧的两人），以及“太夫”[7]、三味线（中）及后台的乐队成员（右）[出自元禄三年（一六九〇年）刊《人伦训蒙图汇》]

近松门左卫门描写处于极端情况下的都市的人情世故，创作了人形净琉璃《曾根崎心中》《女杀油地狱》等。近松为了重振木偶剧团竹本座而创作的《用明天王职人鉴》，显示了元禄时期京坂地区市民的日本的王朝、神国意识，其中出现了许多工匠拯救亲王的情节。而在《持统天皇歌军法》中，写农民义勇军为天皇而战。另有作品批评“关东”（德川氏），重视自然人性的町人感觉，批判领主采取禁欲式的手法，用武威压抑人民，同时又表现出对朝廷的亲近感，这些情感表明了他所属的身份阶层。

蘐园学派

在近世的前半期，领主仔细研读领会儒家思想，努力将霸权转为王权。这样一来便刺激了日本的朱子学、古学、阳明学、神道儒学融合，学者人才辈出。

荻生徂徕在乡居时期刻苦自学，后来到江户开设私塾。他受聘于元禄政坛上有权势的柳泽吉保，居住于日本桥茅场町，他的书斋称为“蘐园”，其门人被称为“蘐园社中”，其中，涌现出了太宰春台、服部南郭等才俊。荻生徂徕吸取了明代学者的文学理论，用于解释儒家经典，创立了一门称为“古文辞学”的新学科。他批评朱子学，提出一种独立思想，认为“道”是帝王用以治理天下所建立的一种政治制度，主张与道德相比，应将重点放在政治上。荻生徂徕接受将军德川吉宗的咨询，在《政谈》一书中展现了幕府的改革方案。他所独创的学风影响了日本国学的形成。

荻生徂徕肖像（出自《先哲像传》）

和风式的生活

十七世纪，虽然不同地区的发展速度有所不同，其后长期不断发展，形成了日式的生活方式，以各种姿态影响到社会各个角落，清楚显现出其独特的风格来。

主食以拌饭（用杂谷、芋类、干萝卜叶、萝卜及大米烹制而成）、杂炊（粥、菜粥）为主，用酱油、盐做调料的一两样菜肴（煮鱼、煮菜、烤鱼），再加上味噌酱汤及酱菜。用各式各样的木制、瓷器的饭碗和盘子做餐具，用饭勺盛食物、用筷子吃东西，饭后饮用在茶釜中煎煮出来的茶。碟子的数量及分类方式，显示出贫富、父子、夫妇、兄弟的不同身份，这种习俗普及到了社会上下的各个阶层。

同时，一日两餐的习惯也改成了一日三餐。由于照明器具的改进，城镇亮了起来，商铺可以延长营业时间，这更是刺激了一日三餐的普及。但是，由于身份及职业的不同，也有人仍然坚持早、晚两顿饭的习惯。在农村，如果一天不吃好几次点心的话，就会出现体力不支的现象。

也是在这个时期，日常衣料从麻布变成棉布。棉花原是朝鲜国王的回赠品，以及从中国进口，日本在战国时期就开始了棉花栽培。进入十七世纪后，棉花种植面积迅速扩大，甚至可以自给自足。从麻到棉的交替，成为衣服用料的一场革命，进而影响到生产、流通、消费及生活的审美意识。麻布依然是礼服及夏天衣服的必需品，棉质的“小袖和服”，也成了跨越身份的和风式便服。

住宅建筑样式也发生了改变，原本将柱子直接埋在土中的简易建筑，成了在础石上树立柱梁框架的础石式建筑。因此房屋经久耐用，可以让下一代继续使用。此外还引进了书院式建筑结构的元素，设置了举行隆重盛大仪式的大厅，安放祖先的牌位、祈求家运兴隆的佛龛。由此可见，“家”的观念已深入民间。农户与商户改变宗教信仰之后，都有了各家的菩提寺[8]，追善供养仪式都在寺院内进行，竖立墓碑也遍及各地。当时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为五十岁，五十二岁逝世的井原西鹤的绝命诗中咏叹道：

浮世赏月岁月逝，吾生难得又两年。

在经久耐用的房子里，周而复始地举行着一年之中的各种仪式、人生中的典礼，逐渐产生了结合门第的礼法。在长幼、父子、姑舅、婿媳、夫妇、兄弟姊妹、主仆之间，用以表明立场的用语习惯与行为举止，以性别为中心而有所区分。玩具也因儿童的性别而各不相同。妻子要支撑起比自己年长的丈夫的家业，并按照丈夫的好恶，肩负起齐家之责。这样的思维方式被正当化，缝纫、织布成为女性存在的象征。农家妻子织的布被称为“女稼”，此外妇女还得分担农耕劳作。在商人家中，妇女除了家务、养儿育女之外，还有调教佣人的责任。夫妻对家负有不同的责任，劳动的分工也不尽相同。但是，在希望将男女老幼的自主生活方式规范化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贝原益轩写出了《和俗童子训》《养生训》，其中一部分被修改为《女大学》，广为流传。已婚女性及未婚女性的立场也各不相同，已婚女性中流行着御黑齿[9]的习惯。差不多与此同时，在作为家的集合体的村镇，建立了象征村镇共同性，团结居民的镇守社[10]。

苦界

固定下来的社会不断得到巩固，同时在其外面还出现了一个被称为“苦界、恶所”的世界。除了商业经营破产、极端贫穷等情况之外，还有孝顺父母、家族意识、是否将处女视作绝对标准等民俗，都成了将女儿送入苦境的原因。另一方面，像江户这样新开发出来的地区，性格坚忍的脚夫、“参勤交代”时护送主公的随行武士、前来江户谋生的帮工等单身男性的比例很高，以这样的男性为对象的性服务行业能获得可观的利润，这类商人便应运而生了。专门从事这一行当的人，他们的营业设施须得到官府的批准，从遥远的地区招收年轻女子，将她们培养成看起来天真无邪的“游女”，为客人提供服务。以江户的吉原最为著名，全国得到公仪批准的花街柳巷一共有二十五处。由于法律禁止贩卖人口，游女以帮工的身份来从业。因此，帮工年限期满或是中途赎身，都是被允许的。吉原的三浦屋雇用的女高尾[11]，历代都被武士或商人赎身而离开青楼。然而在驿站的廉价旅馆干杂活兼卖身的女性，以及其他地方的娼妓则数量众多，涌进花街柳巷从事皮肉生涯的私娼则数不胜数。

劳动文化与地域

农业用的锄头、镰刀，林业用的斧、锯，渔业用的各式鱼叉，都是劳动者能力的一种辅助延伸。这与都市工匠使用凿子、刨子等工具从事木工、细木匠，商人用手指上下拨动算盘珠来计算账目、用毛笔记账都是异曲同工的。以烹调饭菜的工作为首，生活中的工具都是靠手脚来操纵的，因此操控工具的技巧起重大作用，从而出现了获得高度评价的工匠。在工商界，有帮工学徒制，通过长时间的帮工、打下手训练并掌握技术；在农林水产业，则是利用以父子相传或长幼关系，通过长时间的帮工或打下手来掌握技术的。

农业技术并非依靠长年的亲自劳作，就能获得某种“资质证书”。因为男女老幼都有参加不同劳动的机会，便出现了以具有熟练技术及强壮体力的男性户主为中心，全家总动员的方式，维持着集约式的农业生产。另外，还创设了配合祭礼、神事的农闲游玩的日子。而在农忙期，以插秧等相互借用劳动力的惯例，发动亲戚、邻里之中的劳动力，插秧时还要雇用少女参加，以维持生计。

农业没有学徒制，而且少有秘传诀窍，技术都是公开的。十七世纪初，出现了刊印或个人笔录的日本农书。在中国，纪元前后就已经有了农书，六世纪有《齐民要术》、十四世纪有《农书》、十七世纪有《农政全书》等出现，并影响到周边的社会。在朝鲜，十五世纪著有《农事直说》。在日本最古老的农书则是十七世纪中叶伊予国（今爱媛县）武将的传记《清良记》第七卷的《亲民鉴月集》。

日本的《农业全书》是农书的代表作，作者是广岛藩武士的儿子宫崎安贞，他二十五岁在福冈藩出仕，数年后到福冈郊外的女原地方务农。当时，他认识了儒学家贝原益轩及其兄乐轩，贝原兄弟向他推荐了中国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宫崎安贞以此为参考，并结合自己四十年来的亲身经历与见闻，于一六九七年（元禄十年）七十五岁时终于刊刻了十一卷的《农业全书》。稍早之前，他还著有解释农业技术的《百姓传记》，教导“大农户”“小农户”。

在农书中，所记录的内容包括从气候、地势等角度去观察地域、农耕水准、农夫禀性及能力的特征；也包含着作者将日本与外国进行对比的意识，常常提到寒冷地区与温暖地区的对比，日本的东国、西国、京部、畿内、中部、北国等广泛地区，还有伊势、信浓等地，具体的产地等则根据实际情况来划分。

不单从这样的生产条件来进行区分，在社会生活方面，则以三河国附近为界线，西国村落住宅林立，东国的农村则住宅零星散布。幕府是以江户为根据地的东国政权，因此，为了统治西国，有必要实行同时以江户、大坂为据点的二元统治。为此，自古以来的日本国家制度得到了灵活运用。东西日本的关系是——江户被称为东都、江都——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不断在发生变化。在江户、东国，使用一两及一分的金币进行交易；而在京都、大坂所在的西国，则是用中世纪以来惯用的称重量的银币来进行交易。幕府想将金币置于优先地位，但是在西国却要等到十八世纪末期金币才优先于银币。

注释：

[1]权现造，神社建筑格式，正殿采用寺院建筑式样，多雕刻。

[2]乐茶碗，亦称乐烧茶碗，起源于江户时代之前的田中乐家族历代烧制的茶碗。

[3]莳绘，具有代表性的日本漆器工艺，始于一千多年前的奈良时代。

[4]赤绘法，用红、黄、蓝等彩釉绘制的瓷器，锦画法。

[5]江户时代的商家中，有管理人员“番头”（经理掌柜）、“手代”（二掌柜），以及“丁稚”（伙计）。

[6]艺术创作中，自然、人心、真善美，都是不变的题材，这就是“不易”，而艺术形式必须与时俱进，与流行风格形式同步。芭蕉的“不易”与“流行”，阐明了艺术创作中的辩证关系。

[7]太夫，指能乐、歌舞伎、净琉璃等艺术中高级别的艺人。

[8]菩提寺，一个家族代代皈依，举行葬礼、追善供养的寺院。

[9]御黑齿：指将牙齿染成黑色，以凸显女性柔美气质的妆容。一度风靡日本贵族中。——编者注

[10]镇守社，为佛寺的镇守神建立的神社，供奉庇佑当地民众之神。日本从奈良时代起，就流行“神佛习合”。

[11]女高尾，高尾太夫，亦称“花魁”。——编者注

第三章
十八世纪的政治改革与社会

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画像（局部）（德川恒孝氏藏）

1.幕府政治的改革

元禄政治

德川家纲政权将统治者、武士的世界从武断转向文治。其后的德川纲吉政权，利用儒家的仁、佛教的慈对被统治者（农民、百姓）进行正面教谕、教化。然而，由于手法独断专行，反而给幕府的威望蒙上阴影。

德川纲吉在一六八〇年（延宝八年）成为第五代将军，与毫无领导能力的家纲不同，他罢免了门阀势力的大老酒井忠清，改任命堀田正俊担任大老，以宠臣资格担任将军身边的近臣，来巩固政权。将军亲自裁决“亲藩大名”的是非，赏罚严明，使得“谱代大名”对他敬畏拜服。他还处罚、更换失职的地方官，设置财政监察官。然而，德川纲吉在堀田正俊于江户城中被刺杀后，便开始倾向于独裁。柳泽吉保等身边重臣的权力日益增大。纲吉在全国竖立奖励忠孝的公告板，以表彰孝子，立下基准颁布哀悼死者的服丧令。并且，他还亲自讲授儒学。在纲吉的周围，出现了迎合他的人群，他们强行推进动物保护政策“生类怜悯令”，压制武士、平民的日常生活和猎户、渔夫的营生；他们关注被遗弃的儿童，其中一些人得到将军的恩泽而得到善待。追随纲吉的大名还禁止猎鹰，改变城镇、桥梁的名称，检查乡村用作驱逐野兽的猎枪是否会被用作杀害动物，即便是偶然违反了动物保护法，也能构成大罪。奉命协助建筑狗舍的藩被迫拿出大量资金，强行征用领地内的劳动力，因此，人们暗地里称德川纲吉为“犬公方”。

德川纲吉因为受到来自“大奥”[1]的影响，建筑神社佛阁，形成了短暂的好景气，却使得幕府财政元气大伤。他接受了“勘定奉行”荻原重秀的建议，改铸硬币，却招致物价飞涨。在他晚年，又遭遇富士山的火山喷发（一七〇七年）、江户与京都的大火及地震灾害等。

御家骚动[2]与赤穗浪人

德川纲吉制裁了越后国（今新潟县）高田藩御家骚动，取缔了与将军家族最亲近的松平家。江户初期以来，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如“最上骚乱”“黑田骚乱”“生驹骚乱”[3]等御家内部爆发的流血冲突。在从战国军团转变为政治机构的过程中，只有一位当权者能攀上大名的地位，他会受到整个家族以及有势力的部下的反抗而地位不稳，因此，每当要推行某项政策、涉及领地及继承权问题时，都会使家臣集团一分为二，进而发展成政治斗争。“伊达骚乱”“越后骚乱”[4]，都是围绕家臣中的大名继承人问题产生对立进而引发的冲突。在高田藩，在开垦田地、治水、殖产等方面都卓有成就的家老小栗美作正矩，密谋把自己的儿子，也就是藩主的外甥拥立为藩主继承人，遭到了反对派的控告。德川纲吉以谋夺家主地位之罪，命令小栗美作正矩剖腹自尽，藩主松平光长则被没收了其领地、俸禄与房产。御家骚乱，也是藩政路线的对立所致，但也有能化解分歧，使斗争不会浮出表面，最终改革成功的例子。不论是否经过了流血骚动，藩主的地位与御家秩序，都会作为近世的政治机构而得到了强化。

由于幕府的裁决，御家骚动的消息在社会上流传开来。这样一来，幕府的裁决就会遭到批评。一七〇一年（元禄十四年），幕府公布了对赤穗（今兵库县西南部）藩主浅野内匠头长矩的切腹、被没收城池领地及断绝家系的裁决。在江户城的松之廊中，敕使御驰走役[5]浅野长矩，拔刀斩向高家的首席家臣吉良上野介义央，浅野口中喊道：“宿怨，可曾记得？”事后，浅野长矩被命切腹自尽，吉良则安然无事。翌年十二月，大石内藏助等四十七名旧赤穗藩的武士讨伐主君的仇敌吉良义央，并将其首级供奉于泉岳寺主君的墓前。第二年，这帮义士都被命令剖腹自尽。不久之后，近松门左卫门创作了《碁盘太平记》，还相继出现了类似作品。十八世纪中叶，竹田出云等人创作出该题材的集大成之作人形净琉璃《假名手本忠臣藏》，在大坂竹本座公演，获得好评。此后，忠臣藏成了人形净琉璃、歌舞伎的赤穗义士戏剧的总称。

幕府否定浪人以讨伐仇敌重归社会的复仇行动，却无法对将为主公复仇视作义举的世态人心熟视无睹，即人们推崇家臣的献身性忠义，以及为主君雪耻、为名誉而死的武士道精神。这种呼声与对德川纲吉草率处置大名的批评相互交织，当局企图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以保全幕府的威信。

歌川国周笔下的《假名手本忠臣藏》锦绘 （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藏）

从新井白石到德川吉宗政权

新井白石是为第六代将军德川家讲授学问的侍讲，官位相当于大名，并参与幕府的政治谋划。为了将日本建成东亚列国公认的礼仪之邦，新井白石在把政治文教化的同时，与“侧用人”[6]间部诠房（相模厚木藩主）致力于革新幕府的政治，对长崎的贸易实行限制。关于对朝鲜的外交，把将军的称号从“大君”改为“国王”，以提升日本的地位，并降低对朝鲜信使的接待规格，用简单朴素的形式来应对，这引起了有识之士和朝鲜使者的反感。

新井白石的政治高举“神君治世”的旗帜，希望以仁政恢复人民对幕府的信赖，视德川纲吉的政治为苛政，赦免了触犯保护动物令的犯人，废除元禄时代[7]发行的金银币，恢复庆长年间的优质货币，同时着手改革执行裁判的评定所。一七一〇年（宝永七年），越后国（今新潟县）村上藩领的农民向幕府提出直诉时，以“百姓所愁诉，悉数属实”的立场做出了裁决。

将军德川家光（第三代将军）与新井白石，都标榜德川家康为政治权威，德川吉宗在一七一六年（享保元年）成为第八代将军时，也宣称“诸事皆按权现公（德川家康）御定”。一七二八年，德川吉宗率领谱代大名及旗本作为供奉随从，前往日光东照宫，将德川家康作为“东照大权现”来举行参拜祭祀。随后，“外样大名”也陆续前往参拜。参拜日光东照宫成了超越德川家族的国家级别的祭典。

德川吉宗是纪州藩主德川光贞的第四子，得赐越前国（今福井县）的三万石所领，由于三位兄长相继逝世，他便继承了纪州藩五十五万石的领地，当了十二年藩主，其间曾致力于解决财政困难。他位居将军之位长达三十年之久，主导了享保年间的改革。德川吉宗主导着政治、行政、财政改革，但他本人却并非有教养之人。他为实行系统的法治而开始整顿，目标是普及教化来控制民心。他热衷于节俭和米价对策，而被冠以“野暮[8]将军”“米将军”的绰号。这一切与其说是得益于吉宗的才智，倒不如说是缘于他的政治意图。德川吉宗企图缓解日积月累的内部矛盾和民间社会越来越复杂的对立情绪。

德川吉宗在江户城评定所旁设置投诉箱，收集来自民间的直接投诉，防止舍文[9]行为的日益泛滥。并在告示板上清楚列举了应该直接投诉的三个条件：有关政治的建议，揭发官员的为非作歹，对于诉讼判决的拖延。幕府还出版了清朝的教谕书《六谕衍义大意》，所谓“六谕”是“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和毋作非为”。当时，罔顾这些教诲的现象不断增加，无疑便成了奖励六谕的契机。

《公事方御定书》是第一部幕府编纂的诉讼判例集，也称《御定书百条》。《御定书百条》并非制定出了新法律，但大多反映了具有改革意愿的享保年间的法令。其中，包含促进判决、限制流放刑罚、缓和酷刑、限制连坐及拷问、制定诉讼时效等，可见司法领域也在迈向文治。还有许多关于田地的永久买卖、土地抵押、信贷等的规定。社会上的金融、信用交易变得日益频繁而复杂，获得抵押土地的人增多，变成地主的人在不断增加，由此推动了土地兼并与农田状况的变化。正如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一样，这些都是回应民间社会活力的政治表现。

大冈忠相与田中休愚

《公事方御定书》最初是由江户“町奉行”[10]大冈忠相负责编纂的。德川吉宗政权率先实行唯才是举政策。在门阀制度下，大部分武士都只能郁郁不得志地度过一生。以“大冈政谈”而闻名的大冈忠相，是具有悠久家世的高级旗本的第四个儿子，他从番士起步，顺利晋升为伊势山田的奉行，又被吉宗提拔为江户的町奉行。大冈忠相在促进司法公正化方面成果显著，为对应日益繁忙的江户工作，组建了消防团，按照“伊吕波歌”[11]的顺序，分别命名为“伊消防队”“吕消防队”“波消防队”等。他还奖励用瓦片修葺屋顶，设置防火隔离地，在医疗方面还开设了“小石川养生所”。

此外，他还兼任地方御用挂[12]，与他原本担任的勘定所日益形成对立关系。他在关东各地展开垦荒、治水工程，还提拔了在地方上展露才华的田中休愚、蓑正高、川崎定孝等人来主管农政。另外，他还招来了国学家加藤枝直、提倡以番薯为救荒作物的兰学家[13]青木昆阳、数学家野田文藏等各方面的有识之士，希望他们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

田中休愚是武藏国（今埼玉县南部，及东京都的一部分）多摩郡的农户之子，他当过贩卖丝织品的商贩，后来成为东海道川崎宿本阵田中家的养子，并兼任村长、旅馆业主及批发商，获得掌管多摩川下游的六乡川河流上的渡船经营权。他决心重振这里疲敝的财政。一七二一年（享保六年），他对时势展开了尖锐的批评，在其著作《民间省要》中提出，应让十五名农民、十名商人出席幕府会议，提出咨询性质的“民政献言”。此著作由其恩师成岛锦江从中斡旋，通过大冈忠相献给德川吉宗。以此为契机，幕府任命田中休愚负责国家河流工程，对荒川、多摩川进行治理，还要对二领、大丸的灌溉渠进行改造，筑起一道“文命堤”，来治理相州酒匂川。到了晚年，田中休愚成为大冈忠相手下领取三万石俸禄的御料代官[14]。

属于社会中间阶层的田中休愚在上下层之间两头受气，他把自己的愤怒指向民间社会的病症与懦弱腐败的政治体制。休愚重视法律机构，认为官僚统治愈强，就愈会产生官员与商人的相互勾结和腐败。他批评毫无计划的过度开垦，反省佃户增加所引起的难题。他指出，与拥有土地的农户相比，能干的佃户也不在少数，为了充分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他还提出了固定年贡的“定免制”。

抵押土地引发的骚乱

日本的土地制度自元禄年间开始，得到大量抵押土地的地主人数在不断增长，到此面临着一个转折点。按照惯例，一旦过了贷款证明书上规定的期限，只要能够全额归还本息便可赎回自己的土地。虽然这种习惯根深蒂固，却不能阻止土地兼并的势头愈演愈烈。幕府于一七二一年（享保六年）颁发了流地禁令[15]，企图遏制佃户的增加。翌年，越后国（今新潟县）颈城郡的皇室和贵族领地上的农户强行耕作被抵押的田地，地主与佃户双方都向幕府的评定所提起了诉讼，此后，佃户仍顽固地继续斗争，不少被判磔刑、斩首示众、死刑，或是死在狱中。一七二三年（享保八年），在出羽国村山的官田，村长将流地禁令束之高阁拒不执行，小佃户知道后，便联名上书，涌到村长家，夺走了三百二十份证明文书，事后或被处磔刑或斩首示众，抑或流放孤岛。在无法继续容忍将军胡作非为的近世，虽然允许直接告状，但农民实际的斗争冒犯了幕府的威严，其结果必定会受到重罚。后来，幕府担心流地禁令会成为骚乱的导火线，而撤销了这项法令。因此，幕府准许领主与农民之间议定保证书，承认在缴纳年贡的关系中，地主必须在领主和农民之间发挥作用，允许收取地租。

在外来人口大量增加的都市，粮食的供应不足会立即引起骚乱。一七三二年（享保十七年），近畿地区至九州一带同时发生了蝗灾，农作物遭破坏。饥民达到二百六十五万，有一万两千人饿死，死亡牛马达到一万五千头。江户的米价飞涨，市民涌进町奉行所，迫于压力，公仪开始救助穷人，增加运往江户的大米，禁止囤积粮食，促进出售存米，但这仍然未能消除民众的不安。有流言说，幕府御用的米商高间传兵卫正在垄断粮食买卖，囤积居奇。正准备出售大米之际的传兵卫，却被蜂拥而至的市民捣毁了房屋和财物，账簿也被烧毁。

江户、大坂的富商

田中休愚在献言书中反复批评那些一心只顾自己一本万利的买卖、拼命炫富的商人。他们的生意导致一切事物都被严重的商品化，从而引发了社会的不稳定。与此同时，凭借品类的丰富、消费水平的提高，商业活动推进了全国的均等，统治者及被统治者都越来越依赖商业活动。商业是牵动民间社会的火车头。在海禁允许的范围内，近江国（今滋贺县）商人把据点扩展至全国各地，富山的药材商贩以一处为根据地，派出行商奔赴任何遥远的地方。在江户及大坂，曾在战争时期经商致富、炫耀势力的第一代富豪商人，到了太平时代，已经被崭露头角的新一代唯利是图的商人所取代。新一代富商粉墨登场，书写出家族命运的盛衰荣枯。

在江户，幕府专用的木材商人纪伊国屋文左卫门、奈良屋茂左卫门积聚起了万贯家财，像彗星般横空出世，留下许多穷奢极欲的玩乐逸事，然后便销声匿迹。在大坂的淀屋，代代从事木材、谷米、蔬菜贩卖生意，倒卖各藩囤积的大米等的官商，为各藩大名提供融资、放贷等服务，到了第五代的辰五郎，却于一七〇五年（宝永二年）因僭越身份、穷奢极欲而获罪，土地财产被没收，并遭流放。迁移到堂岛新地的大坂大米市场，几年前还曾开设在淀屋门前。

然而，正如井原西鹤在小说《日本永代藏》[16]中警告的那样：商人早起如多得五两银、凭借家业可赚得二十两、夜里加班又赚八两、节俭开销如多赚十两、身体健康又如得七两，把这些欲望混在一起，应像按照药方一般早晚饮用。社会上出现了追求利润、贪得无厌，自己却像佛教修行般过着朴素生活的商人，他们以敏锐的目光、凭借勤奋，去实现家传祖业世代不衰的理想。

伊势松坂的三井高利，在江户骏河町开设越后屋和服店，开始了一种新商业模式，明码标价，来店顾客需付现金，不得赊欠[17]。他还控制对大名发放贷款的数额，并兼营货币兑换[18]，提高了资金的运用效率。三井高利为了采购与贩卖一体化，在京都和大坂都设有店铺。高利逝世时的资产有八万两，不久之后更是高达二十四万两。三井高利还重视对店员的培训教育，一七二二年（享保七年），他用《宗竺遗书》《家传记》《商卖记》三篇文书记录了三井家族同名店铺的家训。

三井高利与妻子寿赞（三井文库藏）

注释：

[1]大奥，位于江户城内城“本丸”之中，是将军夫人与众多侧室们的住处，犹如帝王后宫，男子不得入内。

[2]御家骚动，江户时代大名家因家督继承、争夺权力等引起的内部纷争。

[3]最上骚乱，1622年，出羽国（今山形县）最上氏内部出现的流血骚乱。黑田骚乱，1632年，筑前国（今福冈县）黑田氏的内部骚乱。生驹骚乱，1637年，赞岐国（今香川县）生驹家族内部爆发的骚乱。

[4]伊达骚乱，1671年，伊达藩（今宫城县）发生的骚乱。越后骚乱，1679至1681年越后国（今新潟县）发生的骚乱。

[5]敕使御驰走役，负责安排飨宴的特使。

[6]侧用人，谱代大名，负责监督将军身边之人，担任上传下达的任务。

[7]元禄时代，江户中期的1688年至1704年，元禄为东山天皇的年号。

[8]野暮，日文中为庸俗、俗气、土气的意思。

[9]舍文，江户时代，民众无处申诉冤屈与苦衷时，便在纸条上匿名写下自己的不满，扔在道路上，让人捡起来阅读，以达到宣传散布的效果。

[10]町奉行，管辖江户、大坂等地的行政、司法、警察大权的高级官员，具有“旗本”身份的武士才能担当此任。

[11]伊吕波歌，“五十音图”出现之前流行的日文字母表，相传为九世纪时，由弘法大师空海所创。

[12]地方御用挂，接受皇室宫内省的委托，到地方村庄兼职。

[13]兰学家，从江户中期起，研究来自荷兰等欧洲国家的西方科技、学术的专家。

[14]御料代官，御料，指江户幕府在各地的直辖领地。幕府派出官员对这些领地代行管理权，称为代官。

[15]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时代，承认在负债人无力赎回抵押土地的情况下，土地归质权人所有，引起了社会混乱。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废除了德川纲吉时代的这一做法，颁布“留地禁令”，命令质权人将抵押过期的土地还给农民。

[16]《日本永代藏》，1688年（贞享五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主要描写商人的致富经验，他们依靠勤奋节俭、聪明才智获得财富。“永代藏”的意思是“世世代代占有财富”。

[17]当时江户的商铺普遍实行赊欠，欠款每季度结算一次。越后屋的做法可谓是划时代的创举。

[18]当时江户、大坂等地发行的货币各不相同，须兑换成当地货币，方可使用。

2.田沼政治与宽政改革

纪州藩系的江户城政治家

曾经担任过纪州藩主的德川吉宗，将从自己领地带来的武士作为将军的直属家臣，侍奉左右，以维护改革的权力。他还组建了直属军队，以及负责收集情报的秘密组织“御庭番”。为了使长子德川家重成为第九代将军，吉宗将家重的弟弟们封为田安家及一桥家，完成了由将军长子继嗣的部署，其后家重的儿子又分出清水家，成为“御三家”[1]之一。第二代的旧纪州藩武士的子弟成人之后，也形成一大势力。有人认为，德川将军家族已被纪州王朝所取代。

田沼意次也来自纪州，他是来到江户之后得到晋升的新旗本之子，侍奉于第九代将军德川家重身边，后晋升为负责在将军与老中之间上传下达的“御用取次”，俸禄不断增加，名列一万石的大名。第十代将军德川家治时代，一七六七年（明和四年），他又晋升为“侧用人”，地位仅次于老中，接着田沼意次又担任了远州相良二万石的城主，后来升到老中级别，拥有幕府阁僚老中兼任“侧用人”的身份，禄升至五万七千石。

田沼意次是贿赂、贪污的政治家的象征，他还给后世留下了裙带政治家的形象。赠送超出规定价值及数量的礼品的现象，到了田沼意次当权前后已变得相当严重，及至在田沼权势达到全盛时期的天明年间，甚至能左右幕府行政。操控人事大权的一部分高官——还从民间商业活动中收取地方缴纳的租税、营业税等，作为幕府财政基础。想要获得官职的武士、商人为了得到官员提供的方便，贿赂现象从未断绝。田沼成了这股歪风的罪魁祸首，武士和商人反对田沼的呼声日益高涨。

人事大权的恣意妄为，造成了以人脉左右政治的局面。看似互相矛盾的现象是，法治与官僚制度化也在同步推进——官员及其所管辖的机构为了应付民间社会追求利润而引发此起彼伏的纷争，必须提升文官的执政水平、完善处理问题的规则，尽管如此，效果却并不理想。

同业行会与虾夷地的开发计划

超越礼品规定的贿赂者之一，来自申请以固定营业额来代替营业税上缴租税的商人，因为有了固定营业额就可以进行垄断经营。在这段时期内，申请固定营业额的文书数量急剧增加，这类贿赂体现了激烈交锋的民间社会的活力。

幕府最初采取的是织田信长以来的自由经商政策，除了金银币铸造，吸纳赃物的当铺，旧衣物、旧家具商店等行业外，田沼意次禁止组织同业行会。起初德川吉宗企图以同业行会的力量，来严格执行“奢侈品禁止令”，实现降低物价等目标。到了十八世纪后半叶，田沼意次通过商人的同业行会管控飞速增长的商品生产及流通，收取其中的税款，改善了幕府的财政。一七八四年（天明四年），正式承认了二十四个批发商行的同业行会，来处理汇集到江户的各种货物。田沼还向妓院征收税金。产品专卖也成了打开财政困局的手段，铁、铜、药用人参、蚕丝、茶叶、烟草等都成了专卖品。

此外，田沼意次也意识到对外关系的重要性，有计划地开发虾夷地，由此地向农田提供鲱鱼油渣、高质量的干海参等用作肥料，用稻草袋包装的海产品是长崎对外贸易不可或缺的商品。由于虾夷地区的商品营业额数目可观，也有人从本州前往该地谋生，他们还建起了佛教寺院。

这段时期，俄罗斯与清朝之间的贸易受到限制，因此强烈希望与日本开展贸易，显示出南下的势头。医师工藤平助献上了一部《赤虾夷风说考》，指出走私贸易正在增加，主张与俄罗斯通商和开拓虾夷地区。田沼接受了他的建议，命令勘定奉行松本秀持进行调查。调查队到了千岛、库页岛，核实了阿伊努人与沿海州的居民进行山丹交易。调查报告中还将阿伊努族人定位为渔业劳动者。虽然阿伊努人也喜欢农耕，但由于承包渔场的商人的要求而专门从事捕捞生产。幕府制定了在虾夷地区的开垦计划为一百一十六万六千四百町步[2]，相当于能收获五百八十三万二千石俸禄的田地。松本秀持与浅草的头领弹左卫门商讨移民问题，对方表示，可以安排其手下七千人，以及全国能听从他指挥的六万三千人，再加上贱民、乞丐等，共计七万人投入开垦工作。然而，这项计划因田沼失势而被迫中止。

不断变幻的国际环境

在日本外围，英国、法国侵入亚洲，荷兰的势力开始衰退。然而作为海禁国的日本，其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所警惕的是北方俄罗斯的南下。一七六二年，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开始向国外扩张，与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鞑靼人交战，吞并了克里米亚汗国，又与奥斯曼帝国两度交战，获得新的土地，又对农奴制度进行了专制化整治，加强了贵族地主的支配权。

俄罗斯利用日本漂流民来教授日语，准备与日本进行接触。此时，伊势国河曲郡南若松村出生的大黑屋光太夫，于一七八二年（天明二年）让伊势国白子浦（三重县铃鹿市）的彦兵卫担任神昌丸的船长，与十六名船员在白子浦满载货物出发前往江户。可是，他们在远州滩（今静冈县一带）遇上暴风雨，漂流到太平洋，翌年到达阿留申群岛的一个小岛上，为俄罗斯人所救。他们跟随土著居民猎取海洋哺乳动物，四年后转到西伯利亚本土最东边的堪察加半岛，又过了两年，抵达了设有公仪官署的伊尔库茨克，一七九一年在圣彼得堡谒见了叶卡捷琳娜二世，获批准回日本。一七九二年（宽政四年），曾协助光太夫们回国的基里尔家族的次子，作为被任命为遣日使节的亚当·拉库斯曼的陪同与船员矶吉一起，在北海道的根室登陆。光太夫被送到江户，此时日本的最高统治者早已易主，在江户城吹上御苑，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与松平定信等人向他询问了俄罗斯的情况。兰学家桂川甫周把光太夫所汇报的内容汇总为《北槎闻略》。拉库斯曼带来了西伯利亚总督的信函，在松前城与日本幕府的宣谕使会面，获得准许进入长崎的信牌，然后回国。由于幕府实行的是防止有关外国的消息扩散的方针，光太夫被收容在江户的番町药园内。东亚各国之间，都遵从并实行将漂流而来的外国人遣送回国的习惯，经由中国而被送回长崎冈山藩的专用沿海运输船上的归国者，被禁止居住在藩以外的地方。然而这批归国者却并没有遵守居住地的规定。

在拉库斯曼的陪同下，回国途中，在根室临时设置的小屋内渡过冬天的大黑屋光太夫与俄罗斯人（出自《俄罗斯人物与棚户内图》，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所藏）

宽政改革

针对拉库斯曼乘坐军舰来到日本的举动，。松平定信制定出强化海防及虾夷地区的防守策略，并亲自巡视海岸。松平定信心里明白，俄罗斯前来通商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但在表面上，他仍强调要坚守锁国的祖法，此时，比起海禁而言，日本更倾向于实行锁国政策。

松平定信是田安宗武之子，陆奥白河藩主的养子。松平定信憎恶田沼，在御三家与一桥治济的推荐下，他趁江户平民暴乱的机会执掌了政权。松平定信团结起反对田沼派的大名们一道来推行改革。他取缔违法的地方官，为了将年贡米作为幕府财政的基础，以增加农户及复耕荒废土地为目标。松平定信鼓励农民重新回到农村，借给他们农具及种子，在各地设置稻仓以防发生饥荒。由于松平定信在中央政权所在的都市江户经历过平民暴乱，因此，防止骚乱再次发生成了他的都市政策的课题。松平定信设立了石川岛流民收容所，为他们介绍工作。松平定信颁布了“七分积金令”[3]救济贫民，命令江户各街区设立町会所，给自愿归还农村者发放经费，降低因紧急情况而瞬间爆发骚乱的可能性。定信准确认识到，时局正处于“下层势力将自然而然地凌驾于上层社会”的危机之中（《愚意之觉》）。

在流通领域，除了调节米价之外，松平定信还努力提高与京都、大坂相对的关东经济圈的地位。为了对抗来自京都、大坂酿造的酒类，他命令当地的富豪农户试酿上等酒。在金融方面，实行低息的官方贷款，试图降低民间金融市场的利率。为了缓解将军手下直参武士[4]的财政困难，发布了“免债令”，为此江户富商的损失高达百万两白银之多。在文教方面，加强对出版的控制，同时又将八千六百余名行善者的事迹编成《孝义录》，禁止传播异端邪说，振兴朱子学，以培养幕府的官僚。

这些改革的措施及法制的施行，为明治维新准备了必要条件。“大政委任论”[5]等经过了被称为“宽政遗老”的幕府政务的高官时代，其中的许多内容一直持续到了幕府末期。松平定信在一七九三年（宽政五年）被罢免，原因除“大御所问题”外，还有当与朝廷关系紧张的德川家齐打算把父亲德川治济迎进江户城内的“西之丸”城堡时，松平定信提出了劝谏；此外，还有公仪的上上下下都以“水至清则无鱼”的理由，来反抗松平定信的清廉政治。

改革与相扑

幕府对风俗、文化都实行严格控制，以致有人因此而获罪。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符合尚武方针的相扑呈现出一派非同一般的风貌。“相扑”一词源自日语中“相争”一词。作为占卜农业生产吉凶的运动，以及在战场上与敌人厮打的技术而盛行起来。到了江户时代，出现了职业相扑力士集团；在称为“三都”的江户、京都、大坂，很早就颁发了禁止相扑募捐筹款与街头相扑的法令。就像戏剧艺术在京都、大坂成熟之后，就会流传到江户一样，在十八世纪后半叶，相扑的中心势力移到了江户，由江户相扑会所的年寄（头领）来运营。江户民众的相扑热潮更加高涨，造就了谷风、小野川、雷电等相扑力士空前活跃的黄金时代。一七八九年（宽政元年），谷风梶之助与小野川喜三郎两名相扑力士获得当局“横纲之传”的认可，“横纲”[6]的称号从此诞生。一七九一年（宽政三年），还出现了将军德川家齐在江户城中观看相扑比赛的盛况。

中期的藩政改革与名君贤相

从十八世纪后半叶开始，为了扭转藩财政的赤字局面，增加藩内的商品生产以改善藩收入，藩政改革的内容增加了。“藩利益”一词成了一句流行口号，除了增收年贡外，还要掌控本地固有的特产品，培育刚刚发现的产品，尝试引进新的特产品、实施藩的专卖制。为了销售汇集在大坂及江户的商品，设置了纸方会所、棉布会所、砂糖会所等专门的产品会所。还出现了用本藩发行的“藩币”来收购产品，然后运到大坂、江户出售，换取金银货币的做法。

专卖品有长州藩的纸、蜡，德岛藩的靛蓝染料，姬路藩的棉布、盐，土佐藩的纸，萨摩藩的樟脑、黑砂糖，上田藩的丝织品等，林林总总，琳琅满目，但其中以纸张的数量最多。津轻（今青森县西部）、会津（今福岛县西部）、轮岛（石川县北部小城）、加贺（今石川县南部一带）的漆器生产蓬勃发展，在这些地方诞生了漆器的别名，“ジャパン”（Japan）。专卖制度禁止生产者自由交易，而是依靠富豪农户与有实力的商人的协作来实现交易。因此，起初也遇到了强烈的反抗，还发生了反对专卖的农民骚动。

这期间出现了肥后熊本藩主细川重贤、“家老”堀胜名、陆奥会津藩主松平容颂、“家老”田中玄宰、出羽米泽藩主上杉鹰山、“家老”竹俣当纲等名君贤相。上杉鹰山是高锅藩主之子，上杉家的养子。一七六七年（明和四年），上杉鹰山当上了青年藩主，但由于卷入了一场不得不向将军归还领地的政治纷争，米泽藩陷入了财政和人口减少的困境，藩政改革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展开的。安永改革在鹰山和竹俣当纲的领导下推行，改革包括实施“大俭约令”，改革农村管理机构，种植漆树、桑树、构树一百万株，引进纺织技术，设立藩校“兴让馆”等。上杉鹰山坚持穿棉布衣服、一汤一菜的生活。藩校则由儒学家细井平洲任教。这场改革由于饥荒等原因曾一度中断，上杉鹰山退隐后，改革由莅户善政负责，鹰山则以监护人身份向他提出建议，让藩城中的婢女养蚕、织绢。藩士也要在墙根种植可以食用的五加，以蚕蛹喂饲池中的鲤鱼。

上杉鹰山于一七八五年（天明五年）赠予新藩主治广三条训辞，即“传国之辞”，强调国家由祖先传于子孙，他训诫说：“人民”属于国家，不可将其视为藩主私有。这虽然是扎根于儒家思想的见解，但实际上由于鹰山遭遇了种种政治斗争，他从中倾听了民众的要求，吸取了经验教训，再用自己的语言将其整理出来，留下了记录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的一番言论。

幕府与尊号事件

朝廷虽以“公武和融”的立场，发挥着公仪“金冠”（权威）的作用，但在朝廷内部顽强地延续着两条各执己见的路线。其一是后水尾法皇与近卫基熙等人主张与幕府和睦相处，以繁荣为目标的现实路线；另外则是灵元天皇及其亲信，希望实现天皇或上皇亲政，维持朝廷运作，复兴朝廷的各种仪式。一七五八年（宝历八年），对天皇身边的少壮贵族近侍发挥影响的尊王论的神道家竹内式部，被处以重罪流放，史称“宝历事件”。一七六七年（明和四年），又发生了“明和事件”，军事学家山县大贰被判死罪，其原因是他讲授了要塞地攻略战法，批评时政、感叹天皇如同囚犯一般，肯定讨伐暴君的论调。

另一方面，朝廷在后桃园天皇驾崩之际，没有合适的皇位继承人，面临皇统断绝的危机。东山天皇之孙闲院宫典仁亲王的第六王子祐宫被选为皇嗣，度过了危机，这样，一七七九年（安永八年），九岁的光格天皇即位，由于自己是唯一的一位并非天皇儿子而继承皇位的人而深感自卑。他在最后一位女天皇后樱町天皇的教导下勤于学问。他还以加倍强烈的皇统意识作为心灵的防护盔甲，精心投入朝廷政务。天明饥馑时，他要求京都地方公仪救济灾民。一七八八年（天明八年），京都大火烧毁皇宫，天皇固执己见，不顾江户幕府反对，翌年重建御所，改元宽政。

同年，光格天皇希望下旨给生父闲院宫典仁亲王赐予“太上天皇”的称号。幕府的老中松平定信表示反对，经过五年的争执，尊号依然未获批准，与这个事件有关的中心朝臣一并被处罚，这一事件才终于宣告平息。“公武和融”的框架虽然尚在，但有关尊王论、天皇亲政的朝廷运作只存在于表面。公仪基本架构上出现了裂缝。此外，幕府就是否重新使用谥号争论激烈，九百一十年之后，追赠了“光格天皇”谥号[7]。

注释：

[1]御三家，德川本家外，拥有征夷大将军继承权的三个家族：尾张德川家、纪伊德川家、水户德川家。

[2]町步=9917平方米。

[3]七分积金令，即“救荒基金令”，从市政开支中节约出四万两白银（占经费的七成左右），再加上一万两，成立该基金。

[4]直参武士，幕府将军的直属武士，包括旗本，御家人。

[5]大政委任论，鼓吹幕府将军统治日本的正当性的论调。将军是接受了天皇的委任而执掌大权的。

[6]横纲，相扑力士获得的最高级别的荣誉。得此殊荣者方可在腰间围上一条用白麻制成的宽大腰带“纲”。

[7]光格天皇的谥号是恢复了自光孝天皇不再使用的汉风谥号。光孝天皇卒于887年，光格天皇卒于1840年，相隔953年。

3.社会的变动

种植单一化的农村与买米吃的农村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确立农民自给自足的经营，成为幕藩上下一致的理念，因此，要顺应民间社会不断发展的形势，提高文治的民政技术，完善法制与教育体系，去除恣意妄为的官僚统治。然而，这只是一场与身份世袭制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体制框架中的变革。

民间社会发展速度加快，规模日益庞大的同时，也在不断发生质变。社会内部贫富、地区之间出现差别，各种势力悬殊。它们在互相取代的同时，纷争频繁，公仪对此难以控制，时而颁发教令、法令，时而设立新机构，时而诉诸武力，多方面的解决方法都显得力不从心。而在金融管理、商品流通方面，更是举步维艰。

一方面，由于在农民的深层意识中仁政是领主的责任，削弱了他们对幕府的感恩戴德的想法，农民对幕府倍感不满和失望，终于酿成了远离幕府的社会风气。从广义上而言，幕府是由江户将军及地方大名（幕府的代表）所构成的。有些藩出现了名君，有些藩则出现了施政屡屡失败的情形，日本全国的政治状况并不均衡。这最终影响到了将军与大名的关系，以幕府为核心的国家形态本身也开始出现动摇。

民间社会以发展经济为动能发生变化。辅助农耕的各类营生、提高生活水平的希望和领主发展生产与专卖政策结合在一起。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民众与货币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将原应缴纳的年贡换算成金钱来缴纳的情况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像在甲斐国郡内地区那样，丝织品生产成为一种单一的生产，而大米等粮食则要从其他地区购买。另外，还有像陆奥南部地区那样，把山村的谷物运到海边的渔村，再从那里把盐、海产品运回。因此，出现了各种兴旺的行业，如运送加工品与原料来赚取运费的马帮、牛帮等。这些人从事不同的生计，在不同的组织中讨生活。

土地兼并与土地划分

随着用田产及房屋用地作为抵押权的土地金融业不断扩大，出现了无力赎回抵押、典当土地的情况，占有“无法赎回的土地”的地主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农民的自给自足虽然是共同目标，但小规模农户根本无法稳定下来，须用农耕加上各类营生才能维持下去。

据对十八世纪中叶伊势津藩领地的“中等农户”的经营收支进行计算，在夫妇同时从事耕作的家庭中，拥有七反[1]水田、四反旱地，雇有男女帮工的情况下，赤字大约是三两三分，或九匁[2]五分三厘。农民忍受着以粗食果腹，只有区区五斗的收获，正好是徘徊在生死的分界线上。十八世纪后半叶，上州高崎藩一带“小农户”经营的收支情况的计算结果是，在拥有四反水田、一反五亩[3]旱地，夫妇共同耕作，需要雇用马匹的情况下，赤字大约为一两一分二厘，如果用永乐钱[4]换算，赤字为三十七文八分。这类家庭不会立即破产，而是靠养蚕、种植烟草、织布等手段来赚钱补贴家用。依赖多种营生的家庭增多，影响到买卖的价格。无力偿还贷款的人数不断增加。

不同的地区，情况也会各不相同，但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了所谓的“大地主”。出羽国酒田的本间家族，到了十八世纪后半叶的第三代四郎三郎时，作为庄内、米泽等小藩的御用商人而十分活跃。四郎三郎于一七五四年（宝历四年）继承家业成为户主，他在海边建造防沙林、开垦新田、参与重建庄内藩和米泽藩的财政，在庄内藩受到武士般的待遇。他以大名为对象发放高利贷，在大米、黄豆、青麻等特产交易上获得利润，仅仅是从佃农收取的地租就高达一万四千俵[5]，为成为大地主打下了经济基础。

虽然江户政府撤回了流地禁令，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藩体制，仍希望专心耕作的农户站稳脚跟。其中的一项策略便是“割替政策”[6]。从东北地区的奥羽，直到九州南部的鹿儿岛各地，都实行了“割替政策”。这是基于传统的共同利用土地的构想，也是对抗土地兼并的良策之一，但却无法制止当时土地大量集中的趋势。

天明饥馑与地方海运集团的活跃

在十七世纪，幕府组织开发大中型河流冲积平原及海岸湿地，以减少引起宽永饥馑那样的旱灾。但夏季多雨、低温所导致的冷害又随之而来。低温从东北方开始，水稻歉收，饥荒越来越严重。藩竭尽全力开拓新田，不曾考虑水稻栽培存在着一道最北的界线，这成了遭受低温灾害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户喜好栽种的产量高的晚稻收获期较晚，也成了原因之一。一旦出现歉收，有能力的藩会采用抑制谷物流向外地的政策，致使发生饥荒的藩陷入更加严峻的境地。

造成天明饥馑过于严重的原因，是由于藩政府只顾眼前的收入。长期的饥荒从一七八三年起，一直延续到一七八七年（天明三年至天明七年），一七八三年和一七八六年的冷害最为严重。其影响遍及全国，其中尤以奥羽地区的饥荒最为严峻。情况最惨的是津轻藩，一七八二年四月开始风雨不断，过了小暑之后的“土用”[7]，寒气仍然在持续，藩当局把四十万俵米运往江户、大坂出售，强制年贡要以实物与大米缴纳，导致藩领地内既缺乏米谷，米价也在不断高涨。到了翌年五六月，已完全无米可卖。到了秋天，城中各处完全断粮，包括草根在内，一切能够入口之物都被吃光，不断有人饿死。

然而，即便是处于饥荒之中，民间社会也发挥出了活力。活跃于近海航线的地方海运船队，并不受具有公办性质的“菱垣海运船队”“樽海运船队”那些商人组织的约束。当局颁布的“非职业商人亦可买卖米谷令”（一七八四年）带来商机，尾张国的“内海船队”，趁天明饥馑引发的都市大米缺货，开始与江户的小规模米商进行直接交易，运输大米，获得利润。就如同“北前船队”催生出了像钱屋五兵卫这样的松前贸易富商一样，内海船队在这段时间内扩充了规模，米商适应市场需求，将运达江户的大米悉数购入，这是一种比“菱垣海运船队”更加负责的商业模式。此时，由十组问屋[8]控制的“菱垣海运船队”，老旧、破损的船只不断增加，开始衰退。

背井离乡者，无家可归者流入江户

在关东，农户、房舍、马匹的数目日渐减少，无人耕种的土地却在不断增加。林八右卫门是上野国（今群马县）那波郡东善养寺村（川越藩前桥家的分领）人。他娶了经营当铺却已家道中落的本家养女阿菊为妻，成了以分家的形式自立门户的农民。一七九一年（宽政三年），二十五岁的林八右卫门被选为村长。由于人口减少，变成了“枯村”，对于村长而言，这是一个令人心痛不已的问题。

群马郡公田村在安永时期有六十四栋房屋、二百七十九口人，但在三十年间有二十四户，总计一百三十六人偷偷离村出走，到了十九世纪初期，只剩下了四十栋房屋、一百四十三人。离村出走的人有的被抓回来，也有重返乡村的，还有伪装成无法偿还借款而失去自由的人。其中的大部分人都逃到古老的城下町前桥、在宿场町的大间间（今属群马县）、鹿沼等集镇上，希望能重新找到谋生之道。东善养寺村也有同样情况，出现了无人耕种的荒地，也有人要把应该缴纳田税的农地归还给藩政府，即“上缴土地”，农村的活力在不断衰退。

农民的背井离乡是由于农村生活艰苦，他们期待着在繁华的闹市中可以找到更好的生活。都市的经济活力吸引农村的劳动力，结果导致了农村活力的丧失。都市的产业开始压倒农村的产业，到了农忙期，只好去都市中招聘打短工的劳动力，逐渐出现了按日计酬的短工、顶替别人打工的人数超过了按年度打工务农人数的现象。

大部分背井离乡者都流动到了作为关东经济圈货物集散地的江户。只要有担保人与职业介绍行业的人出面，他们就可以靠各种各样的杂役生活。其中有不少居无定所者、来自农村的贱民也能以此勉强糊口。

在江户的市区内，奈良屋、樽屋、喜多村这三家“町年寄”管辖之下，就有二百数十名村长各自管理着辖区的几条至几十条街道。在这些街区内，拥有房屋的业主、作为市民居住在此的地主，由他们负责幕府摊派的国家官差、公共机构劳役、街道用工，同时也进行着各类商业活动。外来人口逐渐增加，临街的长排式住房、背巷里的住房开始出现，收取地租、店租的房东也增加了。在江户近郊的城乡接合部，小镇不断增加，呈现出螺旋状的膨胀趋势。同时，邻近江户城的神田、麴町也在背街小巷建起了长排屋，成为每天都要为讨生活而奔波的贫民聚居的地方。这个阶层的人，基于一种责任感而“拖家带口”与老婆孩子生活在一起，却并不被“家”的意识所束缚。

注释：

[1]反约为991.7平方米。

[2]匁，日本创造的汉字，日语读音为“mongme”。重量单位，1匁为1贯的1/1000，合3.75克。在江户时代则是货币单位，1匁白银的价值等于1两黄金的1/60。

[3]亩，日本的土地面积，1亩为1反的1/10，约合99.17平方米。

[4]永乐钱，日本从室町幕府时代的中日贸易中，或是倭寇的走私贸易中获得大量的永乐钱，直到江户时代初期在日本社会上广泛流通。

[5]俵，日本江户时代用来装大米的稻草编织的口袋，1俵可装4斗大米，约合60公斤。2.5俵为1石。

[6]割替政策，即土地置换政策，将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一定年限后再进行土地重新分配。

[7]土用，立秋之前的十八天。

[8]十组问屋，即十组批发商行，江户时代的十大批发商行，包括漆器商行、棉布商行、酒类商行、药材商行、纸张商行等。

4.民众运动与记忆形态

都市的打砸骚乱——江户的大米骚乱

面临艰难时局，民众会通过祈祷、申诉、骚乱这三种行动团结起来，力图摆脱困境。接着具有社会普遍性的异议被提出，酿成一场表达激愤情绪的个性化运动，在历史上留下记忆。骚乱是一种惩罚行动，会将房舍、财物、工具等全数破坏，都市居民以这种极端做法来确保得到粮食。民间社会积聚着财富，衣食住、文化、娱乐的水准都在不断提高，然而贫富差距也在扩大，社会底层涌现出许多弱者。都市的粮食供应一旦出现短缺，社会就会暴露出脆弱的一面。对为富不仁者垄断大米、囤积居奇的行为深感愤怒的小商贩、工匠以及杂役们，就会袭击有关的商人，发生打砸骚乱运动。有识之士把这种行为视为“天下动乱之征兆”。

一七八七年（天明七年）五月，包括江户、京都（皇宫千回参拜危机事件）、大坂等地，还有九州的长崎、关东的岩槻，各地的城下町、港町、宿场町、门前町等地，都发生了打砸骚乱，且都是由城镇中的下层民众为主体发动的。在江户，民众接二连三地通过街区头领将要求救济的“请愿书”提交至町奉行衙门，却全都石沉大海。五月二十日，深川森下町的米商传次郎拒绝客人们提出的施舍米粮的要求，结果，他家的商品、门窗、家庭财物都遭到毁坏。居住在深川六轩崛的长排屋内的三十一岁房客、灯笼制作工匠彦四郎，与一群来历、职业不详的房客善八、要助、弥兵卫、胜五郎、七右卫门、藤七、市三郎等八人，在完成打砸行动后，没有掠走一分一毫的财物便扬长而去。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赤坂、四谷、青山等地，也有多家米店遭到邻近贫困民众的破坏。翌日即二十一日，芝金杉、本芝、高轮、新桥、京桥、日本桥、神田、本乡一带等地，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

袭击京桥南传马町的米商万屋作兵卫店铺的一众人，以敲击铜钟和梆子为行动信号，时而休息，时而进行打砸破坏，有记录指出，这是一场“彬彬有礼的暴乱”，因为抢掠是会受到制裁的。他们要求“关东八州之民”“堂堂正正做人”，在米店林立的大街小巷中，竖起了宣称“打砸骚乱”正当性的棉布旗。

神田佐柄木町的房客，二十七岁的留五郎被捕受审，他出身于神田金泽町，本是一名居无定所之人。居住在神田多町一丁目四十二岁的“多人杂居房客”金七，是下总国（今千叶县北部）海上郡荻园村农民，到江户后成了无业游民。遭逮捕者多是隅田川对岸本所一带的房客，他们都是按天计酬的短工，卖野菜、雨伞、柴火、下酒小菜的商贩，或泥瓦匠、剃头师傅、船夫、漆工，抑或修葺屋顶、销售门窗等建筑行业营生的穷人，成日以身体作本钱，过着拮据的日子。

江户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同月二十四日，长谷川平藏等御先手组巡视市内，在江户城的大手门外设置了临时性的救济房屋，终于把骚乱平息了下去。幕府紧急起用关东郡长官伊奈忠尊负责市内救济工作。伊奈动员家中的仆人、有交往的商人大规模收购谷米，成功地把江户平定下来。在这期间，拥立松平定信的活动虽然受挫，但由于伊奈的努力而打开了困局，松平定信成为首席老中。他也由此领悟到了确保江户粮米供应的重要性。一七九二年（宽政四年），松平定信在浅草向柳原设立了町会所。这是运作商人资金，以开展贫民救济、储备防灾物资的一家金融机构。

农村骚乱——贫农上前发声

在农村中，隆重热闹的祭典与平稳的日常生活相互交替。不论任何村庄都有可能发生农村骚动与斗殴。在以村庄为单位上缴年贡米、负担各种劳役的制度下，村官被委以大范围征收地租及监督的权力。很多村官往往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这就存在着营私舞弊的可能。另一方面，小农户也变得强大起来，不会放过村官的舞弊或独断专行，因此，以诉讼方式来揭发舞弊行为的农村骚动频繁发生。

小农户们大规模地提出申诉，内容涵盖有关年贡、村庄收支账目的作弊、募捐、向驿站提供人马劳力的分摊、冒领田地、滥用公共土地等不合理现象。他们果断、勇敢地揭发不公与营私舞弊等行为。家族门第，还有围绕着代表门第的标志（大门的结构、棺木的样式规格等）发生争议。土地兼并加速，贫农的大米年贡负担日益加重，这一切都随农村社会的变化，纷争日益激化。村庄中的经济、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一旦发生改变，村民会不再拥护村官，要求村官离职。新旧势力之争也会引起分村运动[1]的出现。虽然农村的财政规模扩大了，却没有在每年的监察工作上下功夫，这也是骚乱频繁的原因之一。农村骚乱的起因，一开始是小农户提出诉求，然后由领主进行说服，劝告农民私了。或是由周围的村官、寺院僧侣等出面充当仲裁人，促成和平解决，多以（和解证明）文书为凭来明确纠纷已经解决。也有村民因要求无法得到满足而转变为暴动的情况，于是纷争会变得长期化。

一七九二年（宽政四年）二月，武藏国（今埼玉县南部与东京都部分地区）都筑郡增上寺领王禅寺村大约有七十户农民，其中五十八户的代表弥太郎、新左卫门、农户代忠兵卫、小平次等人提出：一、减少村庄所需的开支；二、农户代表参与分摊年贡和经费开支、项目审核；三、将年贡缴纳期间接待官员的费用，从每户均摊的方式改为按照所属田地产量的高低来计算；四、年贡缴纳的经费也应从按照门户均摊改为以产量高低的比例来收取。农民代表与村官一番交涉后，以上四项均遭到拒绝，他们便向领主控告村官的违法行为。被控诉的是村长志村忠藏、伊左卫门，以及年寄（头领）传右卫门、庄藏等四人。官方虽然答应允许农民代表出席并监督分摊数额和计算的工作，其他的要求则以惯例如此和物价高的理由而被否决。按照户数分摊对上层农户有利，以产量高低进行分摊，按照财力定出的份额才是合理的。

领主让村官和农户代表双方私下协商，自行解决，进行整理有关账簿的工作，修订土地田亩册一览表和年贡账簿，新编制各户的年贡账簿。在这个过程中，允许农户代表参与、监督分摊数额与缴纳年贡的数量变动。小农户的要求大部分都得到实现，此外，财产登记一览表、年贡账本的副本，则要保存到农户代表手中，并将经费使用的明细与分摊方法都写成明文规定的“村协议书”。

《地藏堂通夜物语》与佐仓惣五郎

当局无法兑现对农户许下的自给自足的承诺，在合法上诉又不被受理的情况下，农户就会采取强行控诉的违法行动，他们蜂拥至领主城下；途中会袭击辅助执行藩政的村官和富豪农家、贪图高利的当铺、垄断囤积谷米的商人等的房屋，将屋内的用品、财物砸个粉碎。农民暴动是与反对增加负担、强化统治的改革新法相关联的，他们要求沿用习惯的做法。扩大商品生产、实行专卖政策的范围一旦扩大，人们要求自由买卖的暴动也会增加。他们依旧会对统治者感恩、要求将负责新法的人员由官方下放到民间，同时还会强迫领主以仁政方式解决问题。对近世国家而言，百姓一揆对为政者施加的政治压力往往超过行动本身的破坏力。

幕府首次在《御定书百条》中，对农民暴动的惩罚条款做出明文规定。一七七〇年（明和七年），以告示板的方式颁布了一揆禁令，明确区分徒党、集体强行上告、逃亡等罪名，以一百枚银币做“奖金”，来奖励揭发暴徒的人。各藩也按照各自的实际情况发布了一揆禁令。

在激烈的骚乱与集体强诉的风气中，《地藏堂通夜物语》这部作品颂扬了一位村长在伴随着激烈的打砸暴动的强诉中，为万民的福利挺身而出，舍身提出控诉的英勇事迹，他的故事家喻户晓。在大规模的百姓一揆后，这件事被写成小说，手抄本广泛流传于周边地区，留存至今。这些都出自当地有识之士的手笔，他们描写苛政与抵抗，展示了领导人物的同情、反感等，手法鲜活生动，表现出民众对仁政、仁君的渴望。百姓一揆物语成为社会对一揆的一种记忆形式。

《地藏堂通夜物语》是关于义民佐仓（木内）惣五郎的真实故事，在下总国佐仓的胜胤寺地藏堂，以云游四方的僧侣、庵堂主人六部，聆听惣五郎夫妇的亡灵讲述事件经过的形式演绎出来。据说，这部作品的创作要追溯至元禄时代，是当地发生的故事，又经过了几个阶段的改写才成为《地藏堂通夜物语》。《堀田骚动记》《佐仓骚动记》等，也都是从中派生出来的。幕府末期，以这些故事作底本的歌舞伎剧目《东山樱庄子》在江户上演，大获好评，有关这个事件的民谣也广为流传，惣五郎的传说成为流传全国的故事。

故事从下总国佐仓的领主堀田正信施行新政开始，郡内所有的村长都希望废除沉重的赋税与劳役。他们先到郡奉行，接着又到藩家老面前提出要求，均遭拒绝。他们来到江户的藩邸请愿，也遭到了拒绝。后来，六人拦住老中的轿子作越级上诉，也被批驳下来。最后，惣五郎单枪匹马向将军直接提起上诉。《地藏堂通夜物语》的时间设定于一六五三年（承应二年）。最后，领地内的农民终于如愿以偿，但惣五郎夫妇及四名男子被判死刑。由于他们的冤魂作祟，崛田家族也绝了后。

在崛田氏时代的公津村的土地田亩册中，记载着这样的说法，惣五郎拥有二十六石左右的田地，“公津村农民惣五郎，犯罪被罚之时，辩称自己蒙冤，大骂城主，后慷慨赴死，后惣五郎时而化为鬼魂作祟，终灭堀田家族。世人为祭其亡灵建祠，名为‘惣五宫’”。看来，惣五郎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后来由于某个事件而被处死。这个故事在农民暴动风起云涌的时代风气中，演变成佐仓藩领地上发生的暴动故事。《地藏堂通夜物语》一类的义民故事，发挥了限制领主偏离常规法治的作用。根据史书的记载，堀田家族被没收领地，贬为庶民，这正是下总国佐仓的领主堀田正信提出批评幕府的意见书没有得到回复所致。

反对均分土地的农民暴动

一七九六年（宽政八年），伊势国（今三重县南部）一志郡津藩领的山田野村十八名五人组[2]头领与农民佐太夫，经多次动员，说服了各村共同举行请愿活动。权吉走访北邻的八对野村，忠助则前往大村的传九郎的宅中，佐太夫去川口村，利八到做买卖时熟悉的南出、佐田村等去活动。

陷入财政困难的津藩，希望以生产来促进政府收益，推进改组农村的宽政改革。一七九六年，政府命令无限延长借贷的还款期限，下令对极为棘手的三十八个村庄实行田地分割令，将山林田地进行重新划分。加强监督，设置常态的“常廻目附”，监视杀害婴儿的堕胎行为，对村庄进行监督巡逻，实行“俭约令”，建立“围谷义仓”。当时有人请求停止对共有的田地重新划分，但藩的态度强硬，下发了暴动信息的传阅文书。平时，在大、中、小农户之间就存在着利害纠纷，但这一次重新分割土地、贷款一笔勾销的命令反而使三个阶层的农户团结起来。十二月二十六日，暴动群众身披蓑衣，头戴斗笠，手持竹矛，腰插斧头，开始举事。他们开始放枪，人数增至数千，呐喊之声响彻云霄。他们还煽动说，若谁不加入此次行动，就要放火烧掉他的家。队伍一路向津城进发，途中遇到“常廻目附”和拥有大片果树的大庄屋[3]的住宅，便将住宅中衣物等各类用具砸个稀烂，还将五谷、味噌、酱油撒到地上，又用锯及斧截断建筑上的木柱，砸碎瓦片。

藩派遣郡奉行、乡代官出动，藩武士加强防守，以保护城下町，还出动了伊贺忍者来探听消息。对于继续进行破坏的一揆群众，藩枪队放空枪，以长矛对付，还设置了石火矢炮台。二十八日早上，加判奉行[4]陈述说，下克上的风气一旦扩大，日本全国都会骚动起来，将无颜以对天皇和将军，把写有请求愿望的文书交给一揆民众。

一揆发生后，包括郡奉行在内的许多官员被处分，一揆的领袖、能说会道的大庄屋池田佐助、村民会会头町井友之丞、庄屋森彦兵卫及其党徒森惣左卫门、多气藤七、庄屋仓田金次、传九郎、佐太夫、嘉内、藤松被捕入狱，町井友之丞、森惣左卫门、多气藤七被枭首示众。不久之后出现了名为《岩立茨》的一揆物语，后人建立了表扬三名被枭首者的显彰碑。

注释：

[1]分村运动，指许多村民自愿迁往新开垦的土地上去居住，小村庄从原有的大村中分离出来。

[2]五人组，江户时代实行的邻居互保制度，以五户为一个小组单位，实行犯罪连坐制。

[3]庄屋，江户时代，关西地区将村长称为“庄屋”，而江户一带的关东地区则称村长为“名主”。

[4]加判奉行，有资格出席官方评定会议的官员。

第四章
江户时代后半期的文化

石川大浪笔下的杉田玄白画像[文化九年（1812年）玄白八十岁寿辰像]（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1.近世人的生活与文化

茶道与喝茶风尚

随着民间社会的发展，日本近世文化表现出三个动向，即从“上方”（京都、大坂）东渐江户、由中央传播至地方、从上层普及到下层。此时的身份社会虽然尚未瓦解，但已呈现出缓和趋势，不同阶层的文化相互浸透。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阶层充当了交流通道，从而衍生出文化的多样性来。民间文化的牵引力十分强大，大批既是幕府官僚，同时又活跃于民间文学创作的文人中人才辈出。如身为幕臣而活跃于“狂歌”[1]与“戏作”脚本创作的大田南亩，还有彻悟了“町人”绘画之精髓的大名之弟酒井抱一。一方面，他们身份及贫富悬殊，却同时促进了无法将统治者与民众截然分开的“近世文化”的发展。

一八三八年（天保九年），江户千家茶道流派的宗匠宗三从汤泽来到秋田藩领的院内银山町[2]。他经营一家旅馆的同时还行医。具有银山二掌柜资格的门屋养安，曾短暂地拜宗三为师，学习茶道，后来便向周围的人表演茶道。宗匠出道之后举行茶会，每次只招待七名客人（后排座位还有十二人）。他的“会席献立”[3]上写有：米饭、香咸菜两片，放入芹菜与豆腐糟油的汤汁、鱼贝醋腌凉菜，用麸拌着压平的栗子、青瓜、香菇，平碗料理有生姜蓉、茶碗蒸豆腐，清汤中加上烤麸和天然罕见蘑菇，核桃、烤番薯、紫苏穗作小菜。款待完浓茶之后再献上薄茶。

日本近世社会中，不问身份高低，进餐时都要饮茶。而遵照饮茶礼仪的茶道，名副其实地将日常生活规范为一种模式，进而提升为生活艺术，这是建立于广泛的生活文化基础之上的。十七世纪的农书《百姓传记》中，有“茶乃上下万民享用之物”的记载，并记述了茶叶的施肥栽培法。十九世纪的《广益国产考》一书中，记叙有“家家户户无日不用茶”，更是发出叹息，农民原本是懂得自己制茶的，但由于没有茶园，反而要从街市上购买，书中还建议农民可自种几株茶树。

千宗旦以乱世茶道为祖，到了太平岁月，他的茶道达到了一种简素质朴、闲寂恬静的“茶境”，继而出现了表千家、里千家及武者小路千家这三个千家流派的茶道，与远州流、石州流等茶道名家流派一起列为“武家文化”。在江户城以及大名的藩府邸款待宾客的应酬礼节中，喝茶成了不可或缺的礼仪。这样，便出现了具有强烈禁欲性质的茶论，在大名茶道中，把千利休视为“茶圣”（《南方录》），批判松平定信、松平不昧等人使用的茶具。茶道的意识是从战国时期的“一期一会”[4]而来的，后来进化为井伊直弼的“独座观念”。然而随着茶道享受者逐渐超越了身份阶层，从而“茶道”演变成了太平盛世的人们的一种嗜好，是理所当然的。

十八世纪，茶道确立了“家元制度”[5]，在享受茶禅一体乐趣的同时，还创出了提升喝茶感觉及技巧的“七项仪式”的练习方法——“花月、且座[6]、回炭、回花、茶歌舞伎、一二三[7]、员茶[8]”。

家元制度

中世以来，特定的贵族拥有从事某项产业（例如纺织业、铸造业等）生产的专利许可权，称为贵族祖业，作为收入来源。到了江户时代，贵族祖业仍然传承不绝，他们的产业与工商业界的产业相互竞争，谋求社会赋予自己的贵族祖业及他们成立的共同行业组织以权威性。这样一来，贵族祖业反而重新呈现出活跃的气势来，这就是地方贵族祖业的惯例性绵延现象（受领[9]惯行）。

然而，艺能界各派的“家元制度”是并非出身于古代贵族的工匠师傅，而是得到许可而袭用其宗匠的艺名，由该流派的弟子们组成的阶梯式艺术家组织。袭用宗匠之艺名，方具有权威性。弟子们并非单纯为了谋生，而是必须具备一种技能修养，在生活中要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开拓者。从这一点上来说，“家元制度”与贵族拥有祖业专利是截然不同的。

“家元”这一古词，于一七五七年（宝历七年）在马场文耕所著的《近世江都著闻集》中首次出现。这是始于十八世纪后半叶的身份制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因文化向社会下层普及，习艺者不断增加。

十八世纪以后，在三都（京都、大坂、江户）以及各地的都市中，都出现了富裕的町人阶层，这些当代商人、工匠，开始参与游艺文化，学习茶道、花道、俳谐、音曲，呈现出热火朝天的盛况。到了十八世纪后半叶，不单是家境富裕的商人，市民的女儿们为了学习礼仪，进入武士府邸帮工，希望能邂逅美满姻缘，也学习日本琴、三味线、小呗[10]及舞蹈等。

在学习各种技艺的热潮下，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从宗匠那里直接得到免许状[11]，来作为自己接受过正统技能训练的证据。但不久之后他们才发现，在城镇中“得到艺名的师傅”只获得了传授技能的权力，最终让他们成为“正式传人”的免许权则是来自近世宗师系统垄断的“家元制度”。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町人社会中盛行茶道、花道、香道、三弦演奏与说唱等，不同种类与流派的“家元制度”在社会上普及开来。在各种游艺文化社会中，包括日本传统音乐在内，都出现了“家元制度”。源氏流的花道掌门人千叶龙卜，弟子人数高达一千三百余名。一七八四年（天明四年）在浅草的梅园院中举办大花道会，展示了弟子们创作的数百件花瓶插花。花道盛行的基础，是十七世纪园艺书的广泛刊行等。日本人如何观赏花卉？如何建造庭院？这些喜好正起源于江户社会观赏樱花的氛围。

《真澄游览记》——地方志及名所图会[12]

正是因为天下太平、社会稳定，才有可能出现一批过着漂泊生活的文化专家。这些人并非乱世中的隐居者，他们与居住在全国各地的循规稻矩的名士交往密切，形成了漂泊者与安居者的组合。元禄时期的俳句诗人松尾芭蕉，与十八世纪中后期的与谢芜村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小林一茶亦是其中一位，他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经历了长达六年的俳谐游历之后，最终定居于故乡信浓，并编成了自己的俳句集《俺的春天》。

在尾张藩的药草园工作了十年的菅江真澄，于一七八三年（天明三年），离开三河国，开始游历，经过了信浓路、越后路、出羽、陆奥，到达虾夷地。他在旅途中遍访名所古迹，用日记及绘图形式记录下了沿途的生活及民俗风情，留下了五十余册的《真澄游览记》。菅江到津轻藩后，与文人、医师展开交流，在藩校的药物御用部门任职三年。他一度被视作可疑人物，所写的日记被扣留，并遭到软禁。一八〇一年（享和元年），菅江来到秋田藩，受领主委托编纂了出羽六郡（今山形县、秋田县）的地方志。他虽然屡次遇挫，却始终全心致力于完成基于精细调查的图鉴型地方志，不幸的是，尚未完稿，菅江真澄便溘然长逝了。在这期间，幕藩当局和民间文人编纂的风土记及地方志互不相让，竞相显示出不同立场的作者们的历史观和文化素养。

由于那些过着安定生活、享受太平盛世的人们，不忍心看着那些倒毙于途、病死荒郊的孤魂野鬼漂游不定，于是大家慷慨解囊在各地每隔一里便竖立一座里程标志的土堆，上面种有树木，树荫供旅客休息，长明灯、渡船码头等设施也都增加了。人们取得来往各地的通行证之后，便会启程外出，前去参神拜佛、游山玩水。

十七世纪后半叶，京都和江户出现了大批满足旅客好奇心，带有插图的名所案内记[13]。继京都的读本作者秋里篱岛，于一七八〇年（安永九年）编辑的《都名所图会》之后，各种名所图会先后出版，通称百科事典画册。如《和汉三才图会》，除了插图，同时还提供百科全书式的名所资料，在描绘名所景观的同时，也细致地描写相关神社、佛寺的祭典和法事、民间祭礼、节日庆典之类，还有对四季风俗的详尽描写，更有相关的和歌、俳句的注释，出现了很多只要看名所图会就能享受置身名所观光旅程般乐趣的书籍。此外，除了京都的名所外，从事制作大和、河内、和泉、摄津、东海道、木曾路、须磨明石、伊势路、播磨、近江等地方的名所图会的作者也不在少数。人们通过游览名所、观看祭典，忘却自己的尘世身份，解放自己的心灵。

城镇文人与乡间的地芝居[14]

各地知识分子与文人，接纳游历文化中的宗匠及来自中央的文人，他们之间进行了频繁的交往。在城镇中维持生计的同时，也从事文化活动的文人层出不穷，形成了城市与乡村深厚的文化根基。这种多姿多彩的文化呈现在俳谐、和歌、地方志、茶道、剑道训练的共同组织之中，培育出了执着于历代相传的地域意识与涵养。最终，诞生了一批对时势敏锐、对政治和文化独具批判性慧眼的人。

铃木牧之是越后国鱼沼郡盐泽贩卖特产的商人，还从事当地特产绉绸的中介业务，同时经营着一家当铺，也是一位俳句诗人。他是恒右卫门与阿丰之子。牧之自少年时代起就练习书画，与来自越后国的文人交往。同时，他也继承了家业，努力经营。铃木牧之十九岁时，为了绉绸生意，第一次来到江户，那里的冬天无雪启发了他想描绘家乡雪国、让人认识雪乡的艺术构想。他利用做生意的闲暇，研究越后的风土，一七九八年（宽政十年），他将自己的《北越雪谱》草稿拿给江户的山东京传过目，还拜托（曲亭）马琴帮忙出版，但事与愿违。直到晚年，即一八三七年（天保八年），这部书才终于成功出版，赢得好评。铃木牧之是他的俳号。

在这类文人的周围，有许多居民开始享受文化及娱乐。他们的生活充满艰辛，对政府的不信任开始产生，然而这些痛苦都是源于生活水准提高而萌生的。乡间与城市的分野一方面造成了落魄背井离乡者的出现，另一方面，村町也在不断提高文化水准。

奥州的幕府直辖地宝坂村的村长以“万觉帐”为题写下的日记，记载有“中石井村幸八聘请偶人戏班，班主为花屋又四郎”这样有关周边乡村祈求风调雨顺的祭神戏、节日娱乐等活动的内容。同村村长家族中的一位农民也写出了《我一生见闻知觉书》这部类似于地方志的记录并流传后世。

明和年间（一七六四年至一七七二年），出现了多姿多彩的演出活动，如狂言[15]（大夫[16]大谷和田次，川上、川下村，川下村的《东监御狩之卷》，中石井村的《东山万代础》，日向内村的《八幡宫劝化狂言》《丰岁之势旭车》，表木村的杂技狂言）、歌舞伎（江户演员板东又太郎，东馆村，川下村，以及塙的杂技歌舞伎）、木偶戏（中石井村，座元大萨摩缝左卫门，下关河内村）、相扑（下石井村，户冢村《劝进相扑》）、地狂言、地芝居（塙，上石井村的《婚礼武勇镜》，宝坂村的《天庆记录浮世镜》，台宿村《角头浅源氏》）、女艺人的各类表演艺术，另外还有八人艺表演（宝坂村，座头，竹之内、入宝坂、高野谷地村）等。为了观看这些表演，邻近城镇及乡村的民众蜂拥而至，表演评价也流传到远近各地。

料理书籍与民具[17]

城市底层聚集了许多贫民，他们在日常衣食住行中挣扎，而这个世界的范围在不断扩张，与此同时，都市的生活模式和消费水平也在逐年提高，新事物的流行此起彼伏。

茶屋是都市式消费热潮的最前沿。有建在路旁只提供轻食和短暂休憩的休茶馆，也有接待抱有不同目的前来的顾客的料理屋，如“编笠茶屋”[18]“引手茶屋”[19]“角力茶屋”“芝居茶屋”等。但“煮卖茶屋”“菜饭茶屋”“豆腐茶屋”“料理茶屋”最有人气，成为同业町人聚会、俳句会、游兴会的场所。

在这种背景下，料理书籍开始问市。元禄年间就出版了大部头的系列书籍《本朝食鉴》。到了十八世纪后半叶以后，书籍的出版种类激增，有《歌仙编组》[20]、《料理山海乡》、《献立筌》（菜谱大全）等娱乐性较强的作品，也盛行利用丰富的和汉文献，以满足读者文化品位的书籍，如《豆腐百珍》《薯类百珍》等介绍料理方法的书籍。高级料理屋“八百善”，把极尽奢华的食谱编成一部《料理通》，请知名文人作序，卷头还装饰着画家的插图，由“八百善”店方自己出版。“鮨屋”数量增加之后，除了加工业、医疗用途之外，食用醋为餐饮业提供的酿造量也相应增加。农村开始种植城市需要的食材作物，还出现了一些渔村向江户提供像“青柳料理屋”那样的蛤贝类的海鲜食材。

食器也随着陶瓷器和漆器的发达而变得多姿多彩。但在家庭生活中使用的民具的基础，它们不但讲究使用方便，也讲究美观及安全性，这种趋势蔚然成风。制作民具的工匠们苦心孤诣地开发出价廉物美的用品，如受到人们喜爱的木屐和梳子，既实用又美观。与此同时，民间的这种潮流也涌进了武士的生活，平民的生活方式超越了阶级的壁垒。

关于食事的民具中，烹调器具有锅、釜、桶、砧板、研磨杵、研磨钵、菜刀、豆腐制造器与磨粉器、臼、杵、长柄勺子、盐壶、锅垫、笊篱等，饮食用具有碗、筷、膳桌、盆、茶具如（茶桶、茶筅[21]、茶勺、茶臼等），吸烟用具也与食事民具的情况相仿。

消灾招福与极乐往生

近世人在日常生活中用多神信仰的现世利益来抚慰心灵。寺檀制度使民众习惯于将佛教浸透到葬礼及供奉祖先的礼法之中。僧侣不单讲解佛法和主持葬礼，也充当现实生活中大小纠纷的调停人。由于外人不得擅闯寺院，因此这里也被村民当作避难的场所。然而，近世人并不单向佛教寻求心灵的慰藉。在城乡中除寺院外，还有不少神佛混合的庙堂，路边可以看到地藏菩萨、庚申冢[22]、马头观音[23]。这一切的信仰中心是供奉着多位神灵的镇守神社，起守护土地安全的地神的作用。商讨管理和维持镇守神社的堂守设施等大小诸事，刺激了民众对居住地的归属感，形成居住地意识。居民在神前奉献舞狮，远近的人们前来祈求平安，悬挂夸耀居民团结的“绘马”[24]，人们还用参加聆听各种宗教讲义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对神佛信仰的虔诚。

以镇守神社为中心，诸佛诸神向人们承诺极乐成佛、伤病痊愈、安全息灾、相互融合等不同效应。然而，近世人并不认为单靠自己乡村的诸位神佛就能实现祈求结果。人们知道乡村的寺院都处于末位，总寺院中有德高望重的高僧，如果向村里的神对于求雨不灵验，人们就会向更灵验、更强的远方之神处去祈祷。神灵也有等级，伊势神宫、春日社、诹访大社供奉着全国性的神，有最大的威力。人们从来到村庄的“御师”[25]口中听到了这些知识。

近世人喜欢亲身体验，精密观察，在医疗方面出现了养生书与常备药，而经营生活方面的大变化，是从神威神罚转向了法制。大体上而言，这其中显示出的变化并非由哪一方占优势，某一方被完全排斥在外而产生的。在农作物的防虫方面，开始用鲸鱼油驱除害虫，同时仍然依赖民间“送害虫”的习俗。预防天花的接种疫苗是俄罗斯的漂流民以及西医和藩医们所引进的一种新方式，但咒术式的预防和治疗法依然长久不衰。

人们非常重视某些前兆，认为会给自己带来好运。谁做出反常的行动，谁就会被视为被狐狸迷住，要狐狸写下“退散证文”。这是在共同体中与病弱者共存的一种方法。在城镇居住的山岳信仰的修行者，与“巫女”[26]结为夫妇，收费为人举行驱除烦恼的“加持祈祷”“咒术”等。前往出羽三山[27]的山岳崇拜，作为信仰之心与行乐愿望结合而成的做法，盛行一时。人们在“御师”率领下，一身修行者的装束，身着白衣，手持金刚杖，口唱“六根清净”，登拜富士山。其中，也出于“御师”积极经营，再与女性的行动意志相结合，出现了男男女女都去登山的现象。于是，“女人禁制”的法规便退到一边去了。

注释：

[1]狂歌，是一种谐谑滑稽的通俗短歌，在江户初期和中期十分流行。

[2]如今汤泽是秋田县的一个市，“院内”是秋田县的地名，“院内银山”为江户时代日本最大的银矿。

[3]“会席献立”：茶会菜单。

[4]一期一会，茶道的心得，意思为一生之中仅有一次的聚会与相逢，提醒人们要珍惜与友人相聚的机会，珍惜与不断流逝的光阴之中的“此刻”的邂逅。时过境迁，下一次的相聚与茶会，与这一次当然迥然不同。

[5]世代相传的掌门人制度。

[6]且座，邀请三位客人，东道主一人，半东（东道主的助手）一人，共五人举行的茶会。主客表演花道，次客添炭，三客焚香。东道主献浓茶，半东献薄茶。

[7]一二三，客人对茶会主人的评价方式，要从点茶技术的巧拙、态度、缓急三个方面来进行九个档次的评价：“月之一”为最高分，其次是“月之二”“月之三”“花之一”“花之二”“花之三”“一”“二”“三”。

[8]员茶，客人按照抽签来决定饮茶顺序。

[9]受领，即接受了天皇所赐封地的地方古老贵族。

[10]小呗，一种起源于室町幕府时代的民间歌谣。主要收录在《闲吟集》《隆达小歌集》中，多描写世俗的恋情与人生无常。到了江户时代末期，演变成了三味线歌谣。

[11]免许状，流派成员传授该派技艺的许可。

[12]名所，名胜。名所图会，江户时代末期刊印的一种带有插图的介绍全国的名胜古迹和江山胜景的书籍，插图的风格都偏向于写实。

[13]名所案内记，名胜旅游指南。

[14]地芝居，江户时代的戏剧、曲艺、歌舞演出，目的是为公益事业筹款。日语的“芝”是草地之意。芝居，是观众在台前的草地上观看。

[15]狂言，江户时代流行的一种小型喜剧，通常演员仅有二至三人，只用科白，没有唱段，不同于贵族武士喜好的能乐。

[16]大夫，演艺人团体之长、净琉璃说唱家，同时也是狂言剧团中的资深演员或长老级人物的名誉称号。

[17]民具，生活用具。——编者注

[18]编笠茶屋，店方向客人提供遮住颜面的草笠的青楼。

[19]引手茶屋，向客人介绍青楼的茶馆。

[20]《歌仙编组》，平安时代出现了三十六位著名的和歌诗人，到了江户时代，俳句吟咏会也出现了三十六人相继吟出俳句的诗歌大会。这本书介绍了“歌仙形式的俳句会”的举办方式，以及歌仙诗会上的料理。

[21]茶筅，由一截竹筒经精细切割制成，形如竹刷，用以搅拌茶汤，使末茶和水均匀混合，并产生一层泡沫。——编者注

[22]庚申冢，源自道教“三尸说”的庚申信仰者祭拜的高土台，以青面金刚为本尊。——编者注

[23]马头观音，马匹的保护神，这是江户时代的信仰之一。

[24]绘马，将绘有马匹的匾额或木板献给神佛，绘制的马代表向神佛敬献马匹。今天的绘马也有白色小木牌形状的，敬献者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心愿。

[25]伊势神宫中负责担任参拜者的向导，安排食宿的低级神官。

[26]巫女，神社中的女性神职人员，被看成是神的女儿，念作“みこ”，与天皇的“皇子”“皇女”是同音词。

[27]羽三山，山形县的羽黑山、月山、汤殿山。

2.民间社会的文化与艺术

出版文化

在文化方面，大坂比京都更占优势，与京都、大坂相比，江户的文化也在发展。从整体上而言，京都、大坂和江户是文化中心。此外，更低层的民众也开始参与文化生活。

十九世纪前半叶是“读本”（因果报应、道德教训小说）、“滑稽本”（庶民生活题材的滑稽小说）、“人情本”（描写江户市民恋爱生活的小说）、“草双纸”（通俗插图小说）、“合卷”（将多卷本合订为一册的小说）大量流行的“町人文化全盛期”，即化政文化[1]开花的时期。十八世纪前半叶，已经出版了将近一万种书籍。大冈忠相命令书籍批发商制作的目录有七千四百四十六种。“浮世草子”“绘本”是从“上方”（京都、大坂）“下移”而来的，但江户却逐渐占领了优势。一八七〇年代以后，“洒落本”（青楼小说）、“黄表纸”（黄封面小说，将青楼题材与批判内容结合在一起）的“地本”（江户出版的版本）小说等已超过了“上方”。此外，民间书肆经常发行“武鉴”，以武家社会的信息为卖点。

小说、军事类的书籍通过出租书店，得以流传到许多男女读者手上，出租书店多是小规模的，其中也有像名古屋的大野屋惣八经营的租书店那样，拥有两万部以上书籍的租书店。十九世纪，江户的出租书店有日本桥的南组、本町组、神田组等十二组行会，有六百五十余间店铺加盟，大坂则有三百家以上的出租书店。

当局对出版的限制也加强了，十八世纪前半叶已颁发了正式的监管令，以政治批判、扰乱风俗、败坏风化为理由的“文字狱”相继发生。山东京传是江户深川一家当铺老板的儿子，他最初学习浮世绘，以北尾政演的笔名为“黄表纸”充当画工，后来又以山东京传之名开始写作。他的作品《御存商卖物》得到大田南亩的赏识，成了他的成名作，同时他又作为一名画师，活跃于狂歌绘本领域。山东京传的《江户生艳气桦烧》大获好评，使他成为“黄表纸”小说的主要作家。其作品以吉原花街柳巷的生活经历为内容，加上练就的精致而写实的笔触，京传成了“洒落本”的头牌作家。一七九一年（宽政三年），宽政改革时，他出版了《锦之里》《娼妓绢籭》《仕悬文库》，并为此遭到处罚，戴枷五十天。

鸤鸠斋荣里的山东京传画像（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同时，出版商茑屋重三郎也被处罚。最初他在吉原花街柳巷门口开设贩卖花街指南书的细见屋，随后移到通油町，成为江户本地出版书籍的批发商。由于得到大田南亩、山东京传等走在时代前沿的狂歌师、戏作者的协助，茑屋重三郎不断出版“草双纸”“绘本”“狂歌本”的名作，并积极印发彩色浮世绘版画，推进曲亭马琴、十返舍一九、美人画家喜多川歌麿、描绘艺人的画家东洲斋写乐等奇才的作品不断问世。一七九一年（宽政三年），茑屋由于出版了山东京传的“洒落本”，被判罚没收一半财产，但他却仍不失铮铮铁骨。这样的出版活动，成为培育近世人审美意识的催化剂。他还将来客分为通晓花街柳巷的老手、爱好青楼人情世故的熟客两大类，营造出一种嘲笑那些俗气粗野之人的气氛来。

从净琉璃到歌舞伎

一七六五年（明和二年）丰竹座剧团开始走下坡路。从丰竹座剧团创办，至一七六七年竹本座剧团退出艺坛为止的六十年间，是人偶净琉璃傲视群雄的黄金时代。然而，随着木偶制作技术的发达，其动作变得更加自如，只着重外观效果的作品不断增加。此外，歌舞伎敏锐地发展了净琉璃大受欢迎的狂言剧目，因此人偶净琉璃受欢迎的程度开始衰退，以吟唱为主的“清元小调”及“常磐津”开始大行其道。

歌舞伎吸收了民间表演艺术、能乐、狂言及人偶净琉璃的要素，孕育出紧贴町民生活的美感。歌舞伎不同于能乐的仪式化乐曲艺术，加进了新元素，具有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以净琉璃具有的高度文学性与三味线音乐为基调，确立了一种程式化的演出模式。

《助六》这个剧目体现了从净琉璃到歌舞伎由“上方”到江户的演出盛况的转移。

此剧目取材于十七世纪后半叶发生在大坂的一件真人真事。商人万屋助六与岛原游女扬卷相爱而殉情。在京都、大坂一带，已经有人根据事实改编出歌舞伎剧本《助六情死纸子姿》《京助六心中》，人偶净琉璃《纸子仕立两面鉴》等剧目。一七一三年（正德三年），这出戏又传到江户，成了《花馆爱护樱》，由市川团十郎二世担任主演，这出戏终于跻身江户歌舞伎的代表性剧目，成为歌舞伎十八出主要剧目之一的《助六所缘江户樱》。其中的舞蹈演出也十分出色，包括濑川菊之丞二世首次演出的“长呗”[2]《女助六》在内，中村歌右卫门四世的八个变身《花翫历色所八景》中的长呗《助六》也原封不动地流传到后世，狂言的内容也由殉情故事变化为侠义故事：剧情为花川户的男侠客伊达助六（其实是曾我五郎），与江户吉原的游女扬卷相好，要杀掉武士髭意休，并夺回宝刀“友切丸”——恋爱情节加上武侠戏，在表现町人引为自豪的华丽风格表演上大下功夫，成为深受江户市民喜爱的剧目。

十九世纪的歌舞伎界出现了剧作家鹤屋南北。他把下层社会的生活写成了“生世话物”[3]，并将永无出头之日的人们的生活实况编成了“怪谈物”，打动了观众的心；感动之中蕴藏着一种反抗，但并未明确一种主张与思想。进入说书场要收取门票费，“落语”[4]、“讲谈”等，使口头表达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些演出形式也都诞生于都市之中。

浮世绘

浮世绘也称江户绘，由于普及而得到长足发展。它源自日本传统的“大和绘”，也吸收了武家社会的狩野派、土佐派的画风，喜好描绘风俗、花街柳巷及艺居町的情形。而美人画则上从描绘最高级妓女“太夫”，下至“游女”、“艺妓”、茶馆的女招待、江户城中有传闻故事的商家女儿等人物。还出现了描绘歌舞伎演员姿态的肖像画，相扑力士也成了绘画题材。在“黄表纸”“洒落本”“读本”等滑稽小说中加入的插画也是浮世绘画师所绘，后来他们的作品又分为了风景画和花鸟画。风景画中有名所绘，以及道中绘。花鸟画上还会附上俳谐、和歌等，传达着一种敏锐而丰富的季节感。浮世绘是传递新信息的媒介，也有名人逝世后，为名人绘制肖像画以表哀悼之意的“死绘”，大地震后还出现了以大鲶鱼和地震为主题的“鲶鱼画”[5]。

浮世绘以大量印刷的木版画为主流，也有亲笔作画的专门画家。浮世绘版画是由出版商策划，组织绘师、雕刻家、版画印刷技工三者合作方能完成的一门综合艺术作品。

草创期的绘师代表有菱川师宣，他生于安房国（今千叶县），活跃于江户，酷爱描绘江户名所。可以说，浮世绘是诞生于江户的艺术。

喜多川歌麿笔下的“辻君”（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铃木春信在一七六五年（明和二年）的“绘图历比赛”中获得如潮好评。江户时代采用的是太阴历，为了知道月份的大小，制作了“绘图历”，浮世绘师们竞相作画，铃木春信将多版、多色的印刷技术大幅度地进行了提升，引人入胜。后来，他还作为美人绘师，有《吾妻锦绘》问世。

喜多川歌麿是出版商茑屋重三郎手下的专属绘师，在狂歌绘本及美人锦绘领域崭露头角。他摸索着应该如何去表现女性，把半身像放大描绘，表现出人物的心理状态，强调应在描绘容颜的“大首绘”上下功夫，成为美人画师的代表者。然而，他晚年却遭“文字狱”之害。葛饰北斋，七十年间孜孜不倦地从事绘画，一直自诩为“画狂人”。他不断探究新风格，在十八世纪大受欢迎。到了十九世纪，他接连发行了《北斋漫画》，最后集大成于《富岳三十六景》的风景、花鸟版画。歌川广重继承了父亲作为下级消防官员的工作，同时也锤炼着自己作为风景画家的才能，除了《东海道五十三次》外，他还绘出了大量笼罩于雨雾雪景之中，充满抒情意味的名所绘。

注释：

[1]化政文化，文化、文政年间（1804—1829）以江戶为中心发展的町人文化。——编者注

[2]长呗，流行于江户的一种长歌，起源于歌舞伎歌谣、上方歌谣，再加上净琉璃乐曲元素，成为江户舞台上的代表歌舞音乐。代表剧目有《劝进帐》、《越后狮子》等。

[3]生世话物，以写实主义手法描写町人生活的现代剧。

[4]落语，日本式单口相声。

[5]鲶鱼画，江户时代的民间信仰，认为地震的起因是由于地下的鲶鱼躁动引起的。家中张贴“鲶鱼画”可以起到保护全家平安的护身符的作用。

3.上下扩张的教育活动

藩校的急增

“栽培庄屋[1]”的做法十分简朴，实际上却体现出了德川家统治的教育模式，应对了民间社会的膨胀式发展，完善了法制和政府机构。随着有如金融政策那样复杂的、具有诱导性质的政策变得日益重要，仅凭私塾和“道场”[2]的武士教育已变得难以为继，单靠武士的两把刀去制止非法行为已不可行。那么，用理念及伦理作为支撑武士风纪的有组织的教育就变得不可或缺。

因此，幕府以藩全体武士为对象设立藩校，从而形成各个藩主手下武士的独特风纪。有的藩校设立较早，到了十八世纪后半叶全国都设置有藩校。苦于财政危机的困扰，藩主只得暂时地依赖“献言”和“选拔人才”，同时培养能够推进藩政改革的人才也逐步常态化。另外，幕府的“宽政异学之禁”（一七九〇年）指出，武士教育乃藩政之重要政务。有的藩校还允许非武士出身的人前来旁听，从身份制度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显示了新的方向。

“时习馆”是熊本藩的藩校，一七五四年（宝历四年）设置于熊本城内，校名出自孔子《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一语。这所藩校由研究学问的“时习馆”和武术训练的“东舍”“西舍”组成。这里讲授朱子学、国学、古文辞学，还有算术、音乐、天文学。不限身份和年龄，人人皆可入学。幕府以此作为改革藩政的一环，努力培养人才。

“兴让馆”是米泽藩的藩校，创立于元禄时期。一七七六年（安永五年），作为藩政改革的一环，幕府对其进行了整改——建设新校舍、定校名、聘请儒学家细井平洲前来讲学。细井平洲教授汉学、书法、仪式礼法，从本藩的武士中选拔出二十名学生为中心展开教学，也准许其他武士和平民旁听。其后，在馆中建起“友于堂”，又为通学的学生开设了“博习局”，进行授课。到了十九世纪，又建立了“好生堂”，讲授本草学、医学、兰方[3]。

至今仍保留于山形县鹤冈市的庄内藩藩校“致道馆”讲堂内部（照片提供：鹤冈市教育委员会）

“致道馆”是一八〇四年（文化元年）出羽国（今山形县）庄内藩设立的，徂徕学派[4]的白井矢太夫担任首位“祭酒”（校长），正式开学。白井是宽政改革中庄内藩推行的复兴农村的领军人物。创立和扩充藩校与藩政改革关系密切。在“致道馆”，藩武士们学习儒学、军事学，后来又逐步增加了从初等到高等教育的学科。

超越领域的剑术训练

受到主君束缚的武士，“参勤交代”时要到藩主在江户的藩邸值勤或申请修业许可，前往江户剑术道场，以便与其他藩的武士交流。太平盛世中，剑术流派有所增加，武士子弟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到“道场”进行一定年限的学习，不披戴甲胄，进行“立会稽古”[5]。修养身心的剑术成了令武士醉心的嗜好。

剑术的代表人物是属于将军家的“柳生流”。柳生宗矩是首代指导将军兵法的官员，还有以柳生利严为始祖的尾张柳生家族。以这两大流派为中心，标榜“治国平天下的兵法”，其门徒中有不少人受雇于大名之家。然而，到了十八世纪以后，由于后继无人逐渐发生了变化，新晋道场主兴办的民间町道场逐渐鼎盛。

千叶周作，出生于陆奥国（今日本东北地区）栗原郡花山村，学习家传的“北辰流”剑道，拜“一刀流”中“中西派”的浅利又七郎为师，又在宗师中西忠兵卫门下苦修，取得了“免许皆传”的证书。他周游列国，努力提倡“北辰一刀流”。一八二二年（文政五年），他开设“玄武馆”，采用富于弹性而又简略的教授方法以及升级制度，门人不断增加，于是扩充道场，搬迁到神田御玉池一带，其弟千叶定吉也在京桥桶町开设了道场。斋藤弥九郎是越中国（今富山县）农家出身，一八一二年（文化九年），当了江户“旗本”能势祐之丞的家仆，进入“神道无念流”的冈田十松的“击剑馆”学艺，仅仅几年，便获得了代师传艺的资格，师傅逝世后，他开始辅助其嗣子。千叶周作学习儒学、马术、兵法、炮术，得到同门的江川太郎左卫门英龙的援助，开设了道场“练兵馆”。他还频频活跃于各方面，参与训练西洋枪队，筑造品川炮台，在尊王攘夷的问题上献计献策，等等。桃井春藏是沼津藩（位于今静冈县境内）武士的次子，一八三八年（天保九年），进入“镜新明智流”的桃井道场学艺。他的剑法得到赏识，被招为婿，并承袭桃井春藏之名，赢得世间的高度评价：“位在桃井、技在千叶、力出斋藤”。“士学馆”“玄武馆”“练兵馆”中，聚集了来自全国各藩的习武者及藩主的短期随从，被称为“江户三大道场”。

这些道场培养出来的优秀剑客人才辈出，活跃于幕府末期的政治舞台之上。剑术道场是全国年轻人的汇聚之处，也是取得丰富的信息、增长见闻、结交同道之人的场所。

心学讲演之盛况

从事社会教学运动的“石门心学”，显现出文化东渐与平民化的趋势。他们的教诲对社会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石门心学由石田梅岩始创，也称“石门”。梅岩出身农家，在商家打工期间，学习儒学，在京都聚集町人开办讲座，讲解道义，致力于培养弟子。梅岩强调商人在社会中的职业本分，阐释并确立了“正直”“俭约”的商业道德，在《都鄙问答》一书中有“创造财富乃商人之道，天下万民乃财富之主人”的阐释。

继梅岩之后，京都商人手岛堵庵，将梅岩的思想理论变得更加浅易，他将心学的志同道合者聚集起来，在名为“会辅”的组织中互相切磋，创建讲舍制度。手岛堵庵在京都以自家邸宅作为“五乐舍”，另设“明伦舍”“修正舍”“时习舍”三舍，以三舍为中枢根据地，颁发各类认可证书。

一七七九年（安永八年），堵庵命令弟子中泽道二前往江户开设“参前舍”，让学问从下层的平民浸透到上层武士。以播州（今兵库县西南部）山崎藩主为首的十位藩主都在中泽道二的门下学习，道二更开创了运用比喻、诙谐幽默的讲解模式，既让人忍俊不禁，又发人深思，让听众沉醉于他的讲解之中。

胁坂义堂因口舌惹祸，被京都的手岛堵庵逐出师门，他来到江户，得到中泽道二赏识，并被推荐到体力劳动者聚集处当讲师。胁坂的讲话以《心学教谕录》为题汇集成书出版，此外他还著有大量浅易的教训书。双目失明的柴田鸠翁，以京都为中心，巡回到十多个藩讲学，内容妙趣横生，世人为之倾倒，记录其讲道内容的《鸠翁道话》也风靡一时。就这样，心学变得与道话密不可分，“心学道话”[6]一词深入人心。

在藩政改革方面也有实施心学讲座的地方，意欲教导人们成为优良的服从者。心学强调士农工商并非身份的尊卑，而是根据从事的职业划分出来的，教导人们要为自己的职业自豪，逐步打破尊卑贵贱的身份观念。成年女性及少女也都纷纷前来，列席会场之中。

民众的学习

武士佩刀出现于农村，但日本刀并非用来威胁农民缴纳年贡地租，而是用来保护传递用文字和数字记录年贡地租分配的文书，实践“文书统治”。“士农工商”中的“士”作为行政官员而大显身手。承办征收年贡地租的乡村官员，须识字和懂得计算，因此，数以万计的乡村居民很早就拥有阅读和书写能力。

随着民间社会的发展，从买卖和金融的证明文书，直到短小的通告，都是用文书形式写成的。一般人也须识字。农民暴动时不会相信统治者的口头承诺，一定要求拿到一纸文书。吉原的游女、客栈私娼的“奉公人请状”也都是一种证明文件。女性到武士家当佣工，事前也须具有阅读与书写的能力。有位商人家中的女佣用短诗“川柳”[7]咏出：

俯首握笔如摇橹，夜来习字忙。

不知是祸是福，这些平凡的“草包之人”，也被要求能够识文断字，于是就诞生了称为寺子屋的私塾。十八世纪后半叶，寺子屋数量激增，这类私塾设在一个房间里，请来一位老师，招收二三十名六至十三岁的男女学童（即寺子、笔子）。在寺子屋里，人们用书信体的教科书作为往来信函的尺牍范本，通过反复练习，学习营生与生活必需的知识、技能及道德。私塾老师中有僧侣、神官、武士、商人、工匠、农民、女性等。寺子屋有不同的名称，也如寺院、镇守神社一样，发挥着共同体中公用设施的作用。寺子屋渐渐地超越了纯粹的私营学校性质，而开始带有公共性质，异于私塾那样的乡学——乡学是领主设立的学问所，以民众为对象的学堂，创办者都是乡村上流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接受过高等的学问教育。

到了江户末期，平民之中有五成以上的人能够识字。虽然识字者的比率有所增加，但由于社会变动不断产生出没落之人，新的文盲由此产生。除了寺子屋和乡学，传统的共同社会也在继续发挥教育机能。在城乡的生活共同体中，青年组织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中占有很大比重。青年组织是十五岁左右的青年集团。新成员们充当杂役，身份地位逐步上升。集团秩序全靠年龄和经验来维持，破坏规矩者会遭到制裁。为预防罪行、预防火灾，青年遵守协议、努力工作，是乡村祭祀与礼仪中的主角。政府时刻警戒，害怕青年组织会成为不满社会的发泄口，反复地颁布制度法令。

注释：

[1]庄屋，村长。

[2]道场，武馆。

[3]兰方，西洋医学。

[4]徂徕学派，江户中期，由荻生徂徕开创的儒学流派，其影响遍及全国。

[5]立会稽古，具有实战性质的比赛。

[6]石门心学与人伦道德讲话。

[7]川柳，从江户时代中期开始流行的一种十七音的短诗。与俳句不同的是，它不需要使用季语和切字，可用口语写作，主要用来揭露人情与世俗生活中的弱点，具有简洁、滑稽、机智、讽刺的特点。

4.不断演变的学问

国学的成长与变化

人们不断加深对现实的怀疑，同时还通过学术性质的研究，从根本上对其进行批判，希望能探明立足于日本的“生存”内涵，直至回归到世界观的层面之上。如此，几门学问都开始取得成果。这些成果回应着民间社会的深切期待，同时各门学问的独创性也得到加强。国学就是这些门类中的学问之一。

本居宣长出生于伊势国松坂的棉布批发商家庭，兄长逝世后继承家业，由于不擅经商，家道中落。他立志行医，到京都游学。本居宣长内心佩服奉行当时盛行的古医术的香川修庵并拜入门下。古医术是一种实证医学，须亲自试验来探究病症与药剂、针灸之间的关系。此外，宣长还受从“上方”传来的元禄文化气氛的熏陶，对关东的武威、禁欲统治的反抗，及对朝廷的亲近感逐渐增强。他拜汉学家堀景山为师，初次接触到国学。

本居宣长在松坂当了一名奉行古医术的城镇医者，开始执笔写作有关文学的文章，并开办讲座，主张要首先理解“物哀”[1]的文学精神，这是文学研究的真正开始。一七六三年（宝历十三年），本居宣长得到路经松坂的贺茂真渊[2]的启发，转而研究受儒学、佛教影响前的日本神话及神道，他将“神代”的众神和神的传闻解释成人们亲身经历过的事实。他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对《古事记》进行了注释，花三十余年完成了《古事记传》。宣长的学问是从主观出发来抗衡儒学。他与主张回归古典的荻生徂徕[3]等人虽然同在学问之道上，却各有追求，各奔前程。[4]本居宣长宣扬说，所有现象都来源于神的考虑，而非人的智慧所能及。他站在神秘而不可知论的立场上，将所经历的实证精神与对神的信仰结合，与上田秋成[5]等人展开了论战。

一七八七年（天明七年），受和歌山藩召见，本居宣长向藩主献上《秘本玉匣》，继续鼓吹一君万民的政治形态，主张在现实中被统治者应当服从统治者的法令。但是，本居宣长也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批判性认识，农民与町人结成徒党，强诉，是由“皆上之非”所造成的。宣长的嫡子本居春庭继承了国语学，养子本居大平继承了和歌文学研究，平田笃胤继承了神道论。

平田笃胤是秋田藩武士之子，来到江户后成为备中国松山藩武士的养子，自修国学，称自己是本居宣长生前的门生，自认是宣长学问的后继者，要将老师的学问规范为“古道学”。然而，虽然两者在阐释古道方面的目的是一样的，但他的方法和古道观却与宣长不同。平田笃胤并不把古道看作事实，而只是一种规范。平田笃胤解释说，世界始于天、地、泉，人死之后奔赴幽冥，便可得安心。他虽引起了宣长一门的反感，但他试图用亚洲及西方的神话来解释世界的形成。平田笃胤完全脱离了宣长的影响，但其学问的实践性赢得了大批门生，门生数量高达五百五十三人。平田笃胤于一八四三年（天保十四年）逝世，却对幕末的尊王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思想也成了明治初期神祇官[6]的主流。他提倡死后安心的宗教色彩部分消失之后，以天皇为中心的国粹主义的侧面被明显地政治化，成为国家神道思想的支柱。

中央及地方的兰学者

德川吉宗很关注作为享保改革一环的殖产兴业，一七四〇年（元文五年），他命令青木昆阳、野吕元丈两人学习荷兰语。政治上的要求，再加上被民间社会强烈的好奇心及渴求亲身体验的期待所驱使，日本开始了真正的兰学研究。杉田玄白、前野良泽、中川淳庵、桂川甫周等人，于一七七一年（明和八年）起，着手翻译人体解剖书，《解体新书》（四卷）的出版便是其成果。

这项翻译事业大大刺激了医学和兰学研究的发展，宇田川玄随跟随杉田玄白、桂川甫周，大槻玄泽跟随前野良泽、杉田玄白学兰学，他们与杉田家、桂川家一道被称为“江户兰学研究四大家”。宇田川玄随早年译述了西洋内科学的书籍《西说内科撰要》，大槻玄泽著有《兰学阶梯》，巩固了他们作为兰学家的地位。在同一时期内，数名长崎的译员正式开始了对荷兰语的研究，此领域也人才辈出，如志筑忠雄等。

兰学研究的主流发源于江户，宇田川、大槻等人的门生又在京都、大坂等地发扬光大。各地城乡更是出现了隶属兰学体系的医疗工作者。研究兰学的除了桂川甫周等人外，大多是地方的藩医或民间学者。

幕府也改变了对兰学的认识。一八一一年（文化八年），在历来掌管天文历法的“天文方”设置将西洋书籍译成日文的部门，任命马场佐十郎、大槻玄泽担任译员，翻译荷兰书籍。两人着手重译肖梅尔的荷兰文译本百科全书（《厚生新篇》）。此外，当时的荷兰商馆馆长哈尔马·道富（Hendrik.Doeff），与数名长崎的荷兰语译员共同尝试将《兰法对译辞典》译成日文，完成的第一稿就是兰日辞书《长崎哈尔马》。

这期间，兰学方面的成果除了医学书之外，还出现了志筑忠雄的《历象新书》、帆足万里的《穷理通》、青地林宗的《气海观澜》、川本幸民的《气海观澜广义》、宇由川榕庵的《舍密开宗》《植学启原》等著作，将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等西洋学术的新知识引进日本。

儒学与儒教

江户时代，儒学为全国统治者提供了统治技术的理念及用语，支撑着包括农工商民众的劳动伦理，以及日常的人际关系。然而直至十八世纪前半期，拥有独立的理论框架，强烈的自我主张的朱子学（贝原益轩、室鸠巢、新井白石等）、古义学（伊藤仁斋、伊藤东涯等）、古文辞学（荻生徂徕、服部南郭、太宰春台等）发展迅速，一时间人才济济。与此不同的是，后来的折衷学派、考证学派兴盛起来，他们排除了主题先行的先入为主性质的解释，以追求灵活而又准确的经书解释为目标。在亲身实验的时代风潮中，以及中国儒学的实证倾向研究的背景下，承受社会矛盾及其改革课题的经世论性质的姿态不断强化，越来越多的学者都是民间在野的身份。

松崎慊堂出生于肥后国（今熊本县）农家，当过小和尚，后来奔赴江户，在昌平黉学习，后来担任挂川藩（位于今静冈县西部）藩校的教授，隐居于江户目黑羽泽村的山房。在“蛮社之狱”事件中，他为拯救门人渡边华山而四处奔走。龟田鹏斋出身江户神田的商人家庭，博学多识，以自由的折衷学派而闻名。在“宽政异学之禁”[7]中，他被列入江户“异学五鬼”之一。由于他抵抗政府的禁压，门生受到压迫。太田锦城重视清朝的考据学，在加贺藩（今石川县南部）出仕，他一方面重视作为实学的儒学的实践性，同时也推进了作为学问的考证学。

细井平洲是尾张国豪农之子，师从名古屋折衷学派的实学家中西淡渊，后到长崎游学，向中国人求学。一七五九年（宝历九年），他在江户开设私塾嘤鸣馆。细井平洲的街头讲道，感动了米泽藩武士藁科松柏。以此为机缘，他被米泽藩主上杉鹰山聘为“宾师”即客座教授，执掌藩政的文教工作。细井平洲具有极富魅力的教育感化力，有以实践为基础写出来的教育论著作。晚年，他被尾张德川家族聘为侍讲，成为藩校明伦堂的总裁，参与策划藩的行政与教育。细井平洲热心于平民教育，他在城乡各地的巡回讲座每次台下都座无虚席。

物产学

殖产专卖政策在豪农与富商的共同协助下推行，生产者对提高商品作物产量的热情高涨，由于医疗和爱好，人们对物产也越来越关注，物产学得以发展。物产学从药物研究的观点出发，对动物矿物植物的形态、产地和功效进行调查，起源于中国传入的本草学，在追求新的经济增长的渴望下蓬勃开展。同时，也引进了欧洲的动植物分类学的博物学。

社会上出现了物产学家，他们并不拘泥于药用植物，也关注天然物产，根据调查研究在各地绘制物产表及画册。物产学家还展开共同研究，在各地举行天然物产展。

平贺源内是物产学家的代表。他是高松藩是轻的儿子，后来被提升为药园负责人，到长崎留学。一七五六年（宝历六年），前往江户跟田村蓝水学习本草学，二人共同举办了五次物产展览会。第一次的展品约一百八十种，第二、第三次都有二百种以上，第四、第五次更是集中了来自全国的一千三百余种物产。平贺源内以此为基础，写成了《物类品骘》。除了调查外，他也尝试用绵羊毛制作毛织品，开采矿山，但全都以失败而告终。

新的农学

大藏永常是以技术扬名的农学家的代表。领主和生产者都对改善农业生产技术抱有强烈的愿望，为推动农学家指导生产创造了条件。社会对农业技术的需求，大大倾向于关系到经济收入的商品化农作物的施肥与栽培方面，社会渐渐进入通过阅读印刷成书的农学著作来学习技术的时代。

大藏永常生于丰后国（今大分县）日田城的商人家庭，他遍游各地，并把旅途的观察和见闻作为写作素材，从出版中取得收入。他曾在田原藩（位于今爱知县东部）、滨松藩（今静冈县滨松市）任职，但时间都不长，自由著述是他的主业。大藏永常热心提倡栽种比缴纳的年贡稻米收入更高的农作物，由家庭进行加工，以提高农作物的附加值为赚钱的农家营生。他相继写成了包括《农家益》（一八〇二年）在内，还有《除蝗录》《农具便利论》《广益国产考》等著述，出版书籍达到二十七部，共六十九册。

外国人的日本研究

志筑忠雄于一八〇一年（享和元年）翻译了上下两卷的《锁国论》。十七世纪末荷兰商馆的德国籍医生肯贝鲁（Kampfer.Engelbert）.，跟随商馆馆长两度赴江户幕府值勤，其间，他将日本的历史、社会、政治、宗教、动植物进行全面记录，并附有插图，回国后，编写成《日本志》。志筑忠雄翻译的《锁国论》则是其中一部分。欧洲学术界对东洋有着强烈好奇心，西方的日本研究以在荷兰商馆工作的形式开始了。

岑贝尔格（Carl.Peter.Thunberg）不是荷兰人，而是瑞典的博物学家。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他抓住了绕过好望角前往日本的机会，途经南非首都开普敦、印尼首都巴达维亚（现在的雅加达），终于在日本长崎出岛[8]住了下来。在这期间，他积极采集植物标本。一七七六年（安永五年），他跟随商馆馆长到江户工作，沿途也孜孜不倦地进行采集工作。在江户岑贝尔格与桂川甫周等进行了医学及博物学知识方面的交流，回国后写出了《日本植物志》《日本动物志》。

西柏尔德（Karl.Theodor.Ernest.von.Siebold）是德国人。一八二三年（文政六年），他以荷兰商馆随行医官的身份到日本。由于得到了特别准许，西柏尔德可以对日本人进行治疗和教授医学。他离开出岛后，在长崎郊外建立鸣泷塾，汇聚起多名弟子，其中有高野长英等。西柏尔德致力于调查及研究日本的自然及民俗。在前往江户幕府值勤的途中，也不忘采集动植物标本进行测量，沿途和在江户逗留期间，也与日本学者进行了交流。

一八二八年（文政十一年），西柏尔德回国之际，在西柏尔德的行李中发现了禁止出口国外的物品（如地图、衣物），引发了“西柏尔德事件”。他的朋友、弟子及翻译人员都受到处罚，西柏尔德被判驱逐出境。翌年，他离开日本，留下了日本妻子楠本泷及女儿。他的女儿后来成为日本第一位西医产科女医生楠本稻。西柏尔德回到德国后，著有《日本》《日本植物志》《日本动物志》等书，其内容广泛涉及日本的自然、地理、历史以及日本周边各地区，成为此后欧洲人对日本研究的基础。

注释：

[1]物哀，本居宣长提出的日本古典文学的重要理念。“物”，指客观审美对象，“哀”，指审美者内心的喜怒哀乐等情感。“物哀”意思是“感物兴叹”。

[2]贺茂真渊（1697—1769），江户中期国学大家、歌人，研究古典，复兴古道。主要著作有《万叶集考》等。

[3]荻生徂徕（1666—1728），江户中期儒学大家，古文字学家。主要著作有《〈论语〉徵》等。

[4]本居宣长主张继承国粹，即《古事记》神话以来的纯粹日本精神，不承认儒教、佛教等外来思想对日本的影响。而荻生徂徕却是一位杰出的儒学大师。

[5]上田秋成（1734—1809），江户后期国学家，小说家。主要著作有《雨月物语》等。

[6]神祇官，明治元年（1868年）设置的官厅，总管神祇、祭祀、祝部（位于大神社神官之下的神职）、神户（属于神社管辖的居民，服从神社征调，负责修缮神社、参加祭祀等工作）。次年被撤销。

[7]宽正异学之禁，1790年，幕府推行宽政改革，幕府将朱子学说以外的学问称为“异学”，禁止讲授传播。

[8]长崎出岛，位于长崎市南部。1634年，为安置葡萄牙商人填海造地建成的人工岛，面积约为1.5公顷。1641年，平户的荷兰人全部迁到岛上，这里成为锁国时代日本官办的唯一外贸窗口。

5.批评现状的学问及言论

大坂商人学者富永仲基与山片蟠桃

学者对政治改革提出谏言，跻身政界成为政治家，回应将军、大名的咨询，其中不乏他们立足于激烈的批判意识之上的批评现实的谏言。荻生徂徕、本居宣长等人就是这样的人。然而事实上还有不少脱离现实政治框架的意见，这些则决不会被当局采纳，而是被视为异端。这就是学者几经苦心推敲出来的批判性思想与言论。近世后半期的平民社会中，的确存在着很多这类学者和活动家。

怀德堂与含翠堂一样，都是大坂商人（三星屋武右卫门、道明寺屋吉左卫门、舟桥屋四郎右卫门、备前屋吉兵卫、鸿池屋又四郎）出资兴办的学校，这里培养了人们对佛教的批判能力。道明寺屋吉左卫门的儿子富永仲基，写成了《出定后语》，提倡从历史的角度去批评佛教思想的“加上说”[1]。他更用浅易的和文写成了《翁之文》，提倡废除神、儒、佛三教，以“诚之道”取而代之。此外，他还考察民族的文化类型，考察比较了印度人的神秘型性格、中国人的工作型性格、日本人的闭锁型性格。

山片蟠桃生于播磨国（今兵库县西南部）农村，是大坂米商，兼在向大名提供贷款的升屋片山一族的分店当掌柜，同时也是一位商人学者，工作之余到怀德堂学习儒学，认为有疑问就必须展开讨论，进行比较研究，然后再做出判断。此外，他还跟重视实证精神的麻田刚立学习天文历法。他晚年不幸双目失明，于一八二一年（文政四年），也是他临终之年，完成了主要著作《梦之代》全十二卷。山片蟠桃是一个深入生活、脚踏实地的人，他坚信遭到幕府禁止的“地动说”，主张除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体系之外，还存在着数个类似的体系。他还否定《日本书纪》中记载的应神天皇纪之前（五世纪前半期以前）的历史，不承认灵魂不灭论，否认鬼的存在。

在地方思考探索的安藤昌益与三浦梅园

在地方上也出现了不屈不挠，勤于思考探索学问之人。安藤昌益的经历中尚有不明之处，他出生于出羽国（今山形县与秋田县的大部分地区）秋田藩领的二井田村，据说其先祖担任了村长职务。到了十八世纪后半叶，安藤昌益在陆奥八户町当城镇医师，是位享有盛名的医生兼学者，并负责为八户藩的宾客治病。据说他的门生之中有地方官、藩主专属医师、文书、神官总管、御用商人等地方的有文化的人，江户及京都、大坂也有他的门生。为继承家业，安藤昌益晚年返回了二井田村。他将有势力的地主与村官都收为门人，停止了花费大量酒食费用的祭祀，提出并实施了村庄救济方案。

安藤昌益将所学的儒家学问、医学作为基础，建构出独特的自然、历史哲学，怀有对现状的强烈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的期望。他立足于“一君万民”的平等论的立场，批判“不耕贪食者”剥削“直耕”[2]的农民百姓，批判这种统治为“法世”[3]，而认为万人的“直耕”才是理想的“自然世”。这些见解在他的《自然真营道》以及《统道真传》等著作中皆有阐释。安藤昌益于一七六二年逝世，信徒们将他供奉为“守农大神”。

三浦梅园出生于丰后国（今大分县）的国东半岛山中，一直在当地过着学者生活。他年轻时曾到长崎游学，提倡一种独特的“条理学”，即将儒家及西洋学问调和起来，用以阐释宇宙的结构。三浦梅园在其第一部主要著作《玄语》中，以“反观合一”的认识论及“条理”为名的存在论[4]，来重新构筑宇宙、自然、人类以及三者之间派生出来的一切现象。第二部主要著作《赘语》，尝试着去重新建构宇宙论、天文学、医学、地理学、生物学、矿物学、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问。第三部主要著作《敢语》则是对伦理学的思考。梅园把这三部著作命名为“梅园三语”。他还进行天体观测，对人体构造也很感兴趣。而他对于其他不能理解的事物，则咏出了如下诗句来表明心志：

人生莫恨人无识，幽谷深山花自红。

《世事见闻录》的批判言论与《藤冈屋日记》的观察眼光

在市井中出现的书籍和记录当中，有些不具有向当权者进谏的意图，而只是毫不容情的人世现象论，对人世的事态进行描写。这些作品属于抨击现状的尖锐言论。

《世事见闻录》的作者是“武阳某隐士”，他可能是一位隐居武州南部的“旗本”，或在吉原附近的“诉讼师”。江户时代，常会看到作者隐藏自己的真实姓名，或将思想假托到梦幻故事之中的现象。

这部见闻录的序是一八一六年（文化十三年）写下的，是作者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间对社会的实际体验。作者一方面认同当时是一个“静谧之朝代”，同时也指出，二百多年来的和平使得“世世代代人心怠慢，精神衰退，信义淡薄，完全堕入了骄奢淫靡之中”。作者宣称“只记录坏事”，分别对武士、平民、僧侣神官、医师、阴阳师、盲人、诉讼师、町人、青楼妓女、戏剧演员、贱民、米谷杂谷诸类产品、山林、国家、罪人、游民进行了猛烈抨击。

藤冈屋由藏咏出一句川柳讽刺说：

本意是，靠流言蜚语，混碗饭吃。

藤冈屋由藏把社会上发生的大小事情都记录在册，因而有“专靠笔录写书的先生”之称。此外，由于他的书店位于外神田御成道，他又被称为“御成道上的旧书屋（达磨）”。他的记录始自一八〇四年（文化元年），一直持续了六十五年，后世将他的作品称为《藤冈屋日记》。

从上州藤冈来到江户的由藏，当了脚夫，后来在御成道的日式短布袜店前铺了一张草席，开始边卖旧书，边写笔记，后来有了店铺，仍然整日孜孜不倦。他记录政府的政策与人事、“落首”[5]牌上的讽刺诗、涂鸦之作、市井事件、物价等，也有描写农民到大名的府第门前告状时，前来看热闹的市民在街道上拥挤混杂的情景。

他记录下来的资料，也有藩驻守江户的官员前来购书的情形。由藏作为江户的一介市井中人，长年坚持记录，直到八十岁之前返回上州后逝世。他留下的记录数量庞大，是一部不为江户的繁华世界所接受的异乡人的控诉状。

注释：

[1]加上说，解释古代神话与宗教的假说之一种。日本的富永仲基与中国的疑古派学者顾颉刚都提倡这种学说。他们认为，古代众神系谱都是层层累加编造出来的。

[2]直耕，直接从事耕作。

[3]法世，充满歧视与压榨的世界，是由不合理的法律造成的不平等的身份差别社会。

[4]“条理”是三浦总结出来的一个“先验原理”，而“反观合一”则是他的“认识论”，用“反观”与“合一”这两个认识方法来观察事物，主张事物中存在着对立的两方面，相辅相成，又会统一在一起。

[5]落首，在河滩、十字路口竖起木牌，上面写上讽刺世态的狂歌。

第五章
内忧外患的时代与复兴志向

文政六年（1823年）出现在水户北面大津滨（现茨城县北茨城市）海面的外国船与外国人（茨城县立历史馆藏）

1.世界的变化与海防

戈洛夫宁与高田屋嘉兵卫

俄罗斯南下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列扎诺夫为了开发俄罗斯占有的美洲土地，向亚历山大一世进言，指出有必要与日本通商，开日俄直通航路。他带着仙台的漂流民津太夫，搭乘克鲁森施特恩指挥的环球航行船，于一八〇四年（文化元年）抵达长崎。列扎诺夫利用拉库斯曼入港长崎的特许状，在此停留了大约半年，他提出与日本通商，却遭到拒绝。

一八〇七年，戈洛夫宁以狄安娜号舰长的身份向远东进发，在国后岛测量南千岛海域时，连同部下一起被日本逮捕。这时，还发生了俄罗斯军人在库页岛、择捉岛等地袭击日本哨所的事件。幕府为了加强虾夷地的防卫，破天荒地向朝廷报告了这次事件。戈洛夫宁等人在狄安娜号副舰长里科尔德和商人高田屋嘉兵卫的努力周旋下被释放。被幽禁期间，戈洛夫宁给间宫林藏等人教授俄语，介绍俄国的国情。回俄国后，他将在日本被拘留的生活细节写成《日本幽囚记》。不久该书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加深了欧洲对日本的认识。

为释放戈洛夫宁而奔走的高田屋嘉兵卫，以兵库为据点，经营着松前方向的沿海货运业，在箱馆也设有分店。他响应幕府的北方政策，开发择捉岛的航路及渔场，在虾夷地东部也承包了场地经营渔场，终于成了一位掌控着数十艘船只的有势力的商人。作为戈洛夫宁被捕的报复，嘉兵卫也被狄安娜号逮捕。经由嘉兵卫从中斡旋，戈洛夫宁被解救，他也终于得以回国。

文化元年（1804年），瓦版上刻画的俄罗斯人列扎诺夫的画像（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藏）

囚禁中的戈洛夫宁会见了农户出身的间宫林藏，后者因数学方面的才华而得到幕府的任用；一八〇〇年（宽政十二年），他远赴虾夷地，跟正在进行考察工作的伊能忠敬学习测量技术。一八〇八年（文化五年），间宫林藏首次到库页岛探险，翌年再赴库页岛，与从事贸易的吉尔雅克人一同前往阿穆尔河下游进行考察。这次探险确认了库页是一座岛屿，西柏尔德将其作为间宫海峡进行了介绍。幕府已从一七九九年（宽政十一年）起，对太平洋沿岸的东虾夷地进行直接管理，一八〇七年（文化四年），又把日本海沿岸的西虾夷地纳入内地管理范围，库页岛则被视为北虾夷地。

英国军舰费顿号与一律开炮驱逐令

世界各国的势力消长开始冲击日本海岸，针对长期安定的海禁环境开始松动的迹象，幕府反而加强了闭关锁国的力度。

一八〇八年（文化五年）八月，英国军舰费顿号为了扣押荷兰船而入侵长崎港。由于英国军舰挂的是荷兰国旗，荷兰的商馆人员、长崎奉行所的官员和译员都误认为是本国船而纷纷前去迎接，最终两名荷兰商馆人员被英国海军抓捕。

自一八〇〇至一八一四年间，拿破仑带领法国与欧洲各国交战，其中与发达国家英国的争斗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英法第二次百年战争的决战。荷兰曾经与西班牙交战而获得独立，建立了尼德兰联邦共和国，开创了国内外经济、文化的黄金时代，首都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金融贸易的中心，然而与英国的交战中，荷兰败北，再加上法国军队的入侵，共和国进一步遭削弱。接着，荷兰在拿破仑时代又被法国占领，与英国变成了交战国关系。

当时的长崎只有区区不过百余名的佐贺藩士兵负责海岸警卫，英国军舰到长崎湾内探路，日方也无法出手干涉，只好向他们提供燃料、饮用水及粮食，直到目送他们离开。因对外应对不力，那天夜里，长崎奉行松平康英剖腹自尽，负责警卫的肥前藩主也遭软禁。这次事件对于幕府的当权者是个严重的打击。

“费顿号事件”后，英美两国的捕鲸船在近海出没，发生了遇难船员漂流到海岸、登陆等事件。一八二〇年前后是捕鲸业的全盛时期，在外洋的捕鲸船散布于世界各处。由于欧洲机械化的推进，对作为灯油及机械油的鲸鱼油需求极大。幕府于一八二五年（文政八年）发出对外国船可以不问情由开炮驱逐的命令，命令大名击退除清国和荷兰以外的外国船只。也有人抱着乐观的看法，认为民间的捕鲸船应该不会引发战争。此前，对漂流而至的外国船只的方针是供给燃料和饮用水，然后命其离开，这是以锁国政策来应对出现的新情况。

宝顺丸遇险与击退莫里逊号

“和船”（日本式木船）使用一根高帆柱，悬挂一块大帆布，便于操纵，以增加受风的效率，不铺设甲板，方便堆放货物及节省人力，顺风时能够沿岸扬帆高速前进。但是一旦在远州滩（位于静冈县西部）、鹿岛滩（位于茨城县东西）等地遇上暴风，就会被冲向外海，帆柱被折断，增加了成为漂流船的危险性。

利用这些日本漂流民的外国势力在不断增加，尾张国（今爱知县西部）知多郡小野浦村的少年船员音吉，于一八三二年（天保三年）搭乘同村重右卫门的船只宝顺丸号向江户进发，中途遇险。三名生存者漂流到美国的太平洋海岸，在英国哈得逊公司职员的救助下，被送往中国澳门。当时，澳门是葡萄牙的贸易基地，对欧洲各国的船只开放。那时，以中国广东为据点的美国奥利芬特商会借着送还海上遇险的日本船员的机会，计划将此作为展开贸易与传教的开始。他们让音吉等七名漂流民乘坐公司的船只莫里逊号，从澳门出发抵达浦贺湾[1]外。然而，莫里逊号由于遭到炮击改变航向，只好停泊在鹿儿岛湾附近。接着他们再次遭到炮击，未抵达目的地便折返澳门。音吉不久成为英国公民，改名奥图信（Ottoson）.。他在上海商社工作一段时间后，开始独立经商，最后死于新加坡。生前，他曾协助《圣经》的日文版翻译及日本漂流民的遣返工作，也曾作为英国海军的译员回过日本。

幕府通过荷兰商馆馆长的风说书得知了莫里逊号的事情，开始讨论面对这类情况时的应对方法。由于消息外泄，三河国（即爱知县东部）田原藩的渡边华山写出了《慎机论》一书，提醒当局应警惕泄露机密而引发的危机。兰学家高野长英著有《戊戌梦物语》一书，批评幕府的对外政策。政府内部的保守派以此为契机，逮捕兰学家，酿成“蛮社之狱”，渡边华山、高野长英自尽身亡。

江户湾的防守与《上知令》

如果说十七世纪的幕府提倡开垦，十八世纪的幕府提倡改革，十九世纪的幕府则提倡海防，而且这种声浪日益高涨。一开始幕府实行阻碍交流的海禁政策，后来又逐渐转变为排除与击退外来力量的锁国政策。始于十八世纪后半叶的海防议论也变得日益尖锐，影响着十九世纪的舆论及政治动向。

工藤平助在《赤虾夷风说考》一书中提出以贸易应对时局的论点，驱动了田沼的政治改革。本多利明的《经世秘策》、佐藤信渊的《混同秘策》等著作继承了工藤平助的观点，主张积极推进贸易及经营海外殖民地。林子平在《海国兵谈》一书中指出，“从江户的日本桥到中国、荷兰的水路是没有国境线的”，论述说为了海战必须装备大船、大炮。林子平因此遭政府的软禁，印书的雕版也被没收，然而《海国兵谈》一书被人广为传抄，刺激出一批尊王攘夷的志士。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图说》在日本已绝版，但在巴黎被翻译出版，后来成为与美国争论小笠原群岛主权归属问题的重要史料。

海防论与强化幕府政权的中心都市江户的防守论相关联，在江户湾的防守上，伊豆备受瞩目。松平定信巡视伊豆东海岸之后，于一八〇八年（文化五年）试射了负责铁炮制造的井上左太夫家生产的大炮，一八三九年（天保十年），实施了鸟居耀藏、江川英龙的海防分阶段计划，一八四二年又设置了下田港奉行。江川英龙后来向政府献策建筑炮台，决定在品川海面建设五座炮台，川越、会津两藩的士兵负责驻守。

清朝与英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一八四三年（天保十四年），幕府命令江户、大坂附近的大名、旗本上缴封地。这些封地的分布错综复杂，大小不一，还有分散在远处的“飞地”。幕府把这些遍布各处的领地收归为直辖土地，加强管控。同时，由于这些土地是缴纳大额年贡的地区，收回这些土地也有助于政府改善财政。然而，由于遭到大名、旗本、农户、商人以及幕府至亲的“御三家”“大奥”“老中”的抵抗，幕府最终撤回了这道政令。

鸦片战争与中国、日本

鸦片战争于一八四〇年（天保十一年）七月爆发，英国封锁了中国各地的港口，占领镇江并直逼南京，清政府投降。一八四二年，中英缔结了《南京条约》，清政府割让香港，并开放数处港口，允许领事进驻，并支付赔款。翌年，还承认了英国在华享有治外法权与最惠国待遇，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英国增加了对华贸易的商埠数量，意欲打破北部清朝商人的贸易垄断。在英国，随着红茶的需求增加，从中国进口的红茶激增，加上生丝、瓷器，大量的白银从英国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鸦片实行专卖制，还让民间的英国商人向中国走私鸦片。英国商人用从鸦片贸易中获得的资金来购买茶叶，为英国政府带来庞大的茶税收入。不久，清朝由于支付赔款及战争费用而征收重税，国家的威信一落千丈，最后引发了太平天国的大动乱。

日本贤达之士预料到英国和俄罗斯会先控制日本，然后以此为据点进攻清朝，因此清政府的惨败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进入长崎港的荷兰船带来了关于英国的消息，清朝船带来中国的见闻。为海防殚精竭虑的幕府对此高度关注，积极搜集情报。一八四三年（天保十四年），他们以文书的形式向居住于长崎的荷兰人及中国人展开问卷调查，征求关于英国的军力、装备及战术方面的问题。

对外的危机感下，水野忠邦开始进行天保改革。一方面，幕府撤回不问情由便向外国船开炮驱逐的命令，允许向他们提供燃料、饮用水、食品，以避免纠纷。同时，采纳长崎“町年寄”高岛秋帆的提议，引进西洋炮术，命令大名从日本整体防御来强化军备。

鸦片战争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极大反应，包括斋藤竹堂的《鸦片始末》在内，很多讨论鸦片战争以及清政府失败原因的著作被广为传阅，影响了幕府末朝的思想家，就连农民也对鸦片战争表示关注——一八四七年（弘化四年），盛冈藩领的百姓一揆领袖安家村俊作手抄对马藩通过朝鲜获得的太平天国报告书，呈交幕府当局。

注释：

[1]浦贺湾，位于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后来到了1853年，美国海军提督佩里率领舰队前来，终于打开了日本锁国的大门。

2.城镇与农村

豪农地位的上升

利用现有的幕藩体制框架已经无法对民间社会进行彻底控制，于是便诞生出了新的要素，民间社会中的身份和阶级的力量的强弱都在发生变化。

豪农是从江户后半期开始浮出水面的上层农户，因地区不同，他们的经营基础也各不相同。但他们之间也有相似之处，即全都离不开农业、农产品加工业的经营，还有金融业、酿酒业，与遥远地区进行买卖等多元化的经营方式。豪农拥有大量水田、旱地，他们还是利用金融活动，从周边农民进行土地抵押的过程中获得大量土地的地主。另外，他们之中也有人亲自克勤克俭地去经营手工艺制作、农村的加工业，也有人担任乡村官员，他们一直关注着地域社会的盛衰。

豪农积聚土地的方式多种多样，大体上说他们都是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渗透，在农村社会日益加深的阶级分化之中涌现出来的，最后成了经营五至十町步规模土地的豪农。虽然也有一些农村没有出现豪农，但在那些地方也有不少亲自耕作土地的上层农户，他们被称为“村方地主”。豪农周围存在着许多中下层农户，他们依靠豪农对劳力的雇用和提供的贷款，才能离开农村，进城务工。这些中下层农户只要物价和谷物供应稍稍出现变动，就会立即变成穷人。

武藏国多摩郡中藤村位于旱地耕作地带，村民要靠参与商品生产来打理自己的生活，从事条纹棉布和生丝生产的人群在不断扩大，由于无法应对购买肥料的经费短缺等困难，许多中层农民没落为年收获不足一石粮食，半饥半饱的贫农。

其中，村长渡边一家，从十八世纪后半叶开始兼营小规模当铺，渐渐增加放款额度。后来，到了一八四〇年（天保十一年），又开始酿酒，也购买其他乡村的酿酒股权，晋升为村中的“富翁”。他还经营着条纹棉布及生丝生意，从村庄内外买入待加工的半成品。不久，开港通商后，渡边把商品卖往横滨供外贸出口，还兼任蚕丝买卖的中间商，到了明治时代，他已经成了不再进行手工织布的地主经营者了。

畿内与关东

进入近世以来，地区差异开始出现，到了幕府末期，差异变得十分明显。由于流通规模与市场的扩大，在加速全国一体化的同时，地区社会也形成了各自的独特性。不同地区的民众对外界的应对能力也各不相同。

畿内由于没有大型的大名领国，自古以来许多事务都由京都、大坂的代官及奉行所等国家组织来实行大范围的统治。这些行政事务偶尔也会以民间代理的形式来进行。

畿内民众的政治意愿，表现在农民、商人与特权阶级的斗争之中。他们发起要求重审的“诉愿运动”[1]。而运动一旦扩大成“国诉”[2]，规模就会大许多。为了打破大坂特权商人对油菜籽、油类、棉布棉纱的垄断，实行自由交易，平价购买“金肥”[3]。来自不同区域的参加者，将广大农村团结起来，反复地展开申诉运动，进行大规模的强行请愿。一八二三年（文政六年），摄津、河内、和泉三个藩（均在今天大坂府一带）的上千个村庄爆发了大规模请愿活动，后来又演变成千余农村进行的“诉愿运动”。在一郡或一国规模的农民强行请愿中，成立了覆盖广泛的协议组织“郡中协议”。在选举村长时，加上了充当证明的誓约书，这使团结一致变得更加可靠。

宽政年间，关东江户周边的一千余个村庄发起了大范围的请愿运动，天保年间参加的也约有三百个农村，他们要求降低粪肥价格，粪肥批发商和专业清理粪肥工人的增加，迫使流通结构发生改变。此外，村官的投票选举也渐渐成为惯例。今天，有的农村还保存着女性专用的选票及有关村长、组长等各个职位所获得的票数记录。

但是在关东，对村町社会现象的归纳性认识，不能仅仅用“城乡小规模经营的增长”来一言以蔽之。无家可归者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赌徒、无赖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形成了头领与手下、兄弟关系的网络，“浪人”为了勒索保护金而在各个村落逡巡，大家只得事前准备金钱或聘请别的浪人来驱逐他们。相比于畿内而言，关东社会的自我崩塌程度更为严重。

盗贼与赌徒

近世的日本并没有诞生在山野建立武装据点、劫富济贫的侠盗集团。但随着以农民自立自足为目标的幕府日益衰弱，“村请”“町请”事务中对揭发可疑分子的机能减弱了，漫长的官道与大都市内，都成了盗贼黑夜跳梁跋扈的世界。

尾张藩武士之子滨岛庄兵卫，在从江户到京都的东海道上，以入室抢劫为生。手下的强盗多达二百名，他还有一个别名叫日本左卫门。通缉他的告示上写着：“该犯二十九岁，身高约五尺八寸，肤色白皙，直鼻长脸。”一七四七年（延享四年），他被捕，在江户游街示众后枭首。在十九世纪的江户流行着有关盗贼的平话、狂言，记述低层社会的故事。“日本左卫门”成为歌舞伎《青砥稿花红彩画》（又名《白浪五人男》）中“日本駄右卫门”的人物原型。

云雾仁左卫门也是一名盗贼头目，以他于公元一七七八年（安永七年）在甲斐国（今山梨县）北巨摩郡荆泽村假冒官员事件为素材，加上若干演绎，就成了《大冈政谈》[4]的故事，这些情节还被改编成了歌舞伎剧目《龙三升高根云雾》。云雾仁左卫门手下有几个小头目，据说他们是木鼠吉五郎、山猫三次、因果小僧六之助等。他们从甲斐国大地主文藏夫妇处盗得白银一万二千两后，准备分掉这笔巨款便金盆洗手，各自做正当经营买卖。但云雾仁左卫门改名为桔梗屋五郎右卫门后，仍然去经营妓院，后因杀死手下而被捕。

正当民间社会尽情欣赏讴歌强盗改邪归正的狂言、戏曲时，幕府开始出手反击，用武力来镇压盗贼。除了常规的警察机构外，又设置了防火防盗调查官署，任命前锋弓箭手“旗本”长谷川平藏兼任该官署的长官。平藏年轻时放荡不羁，被称为“本所之銕”[5]。平藏建议成立“人足寄场”[6]。由于赏罚分明，长谷川平藏被誉为“今大冈忠相”。

怪盗鼠小僧次郎吉是江户歌舞伎戏班中村座剧场的看门人之子，他打过工，当过消防队手下，由于嗜好赌博一贫如洗，而当上了夜盗。十年间他盗窃百余次，甚至从大名宅邸警戒松懈的后院盗得白银一万二千两；一八三二年（天保三年）在偷窃时被捕，被判斩首。狂言剧《鼠小纹东君新形》的主人公“义盗鼠小僧”就是以他为原型，连演百日不绝。

由于关东的赌徒常常腰佩长刀，长刀也就成了赌徒的标志。国定忠治是上州（今群马县）国定村世家的长子，他沉溺于赌博，是赌博界的“江湖头领”，从他势力范围内的赌馆抽头。在田部井村贮水池疏浚工程的工地上，他与村长合谋，让聚集到此的劳工们到简陋的赌场进行赌博，并抽头，收取手续钱等。由于受到关东巡查官员的追查，国定忠治多次逃匿赤城山里，冲破大户关所[7]，逃到信州（今长野县）。最后，他病倒在自己的小妾家中，被人告发而遭磔刑。

文政改革

把国定忠治逼入绝境的关东巡查（八州巡查）成立于一八〇五年（文化二年），直属于“勘定奉行”官署，除水户藩领地外，所有领地都设有两人一组的农村巡察员，行使警察权。幕府想取缔赌徒集团，但赌徒们并非单纯的异端团体，他们同时也是幕府的爪牙，与普通百姓的生计息息相关。可以说，他们是近代民间社会诞生的“鬼魅”，很难将他们彻底除掉。

幕府在一八二七年（文政十年）开始推行文政改革，以强化对关东的旅店、农商混居的城镇与村庄的管控。改革的重点是要彻底执行“勘定奉行”下达的四十条规定，不论皇室所有的土地、私有领地还是寺院神社占有的领地，均以四十至五十个村庄为单位，组成大小组合村（改革组合村）。

这四十条规定严厉打击居无定所者、恶棍，取缔赌博、风俗业（色情业）、冠婚葬祭、娱乐业等奢侈和铺张浪费的活动，禁止集体强行上诉、结成党徒，抑制农闲商人与工匠的增加。为了把关东的巡查工作与各村的管理结合起来，当局强调，凡是与这些规定有关的事项，都须“严密上禀”。其中第三十一条规定要求，告发在各农村中自称“诉讼师”的人，或以贷款人家仆的身份协助办理诉讼事宜的人，以及在村内滋事者。

“改革组合村”就是为了增强这些改革的实效而组成的。它们遍布关东一带，由邻近的三至五个村庄组成“小组合村”，再由大约十个“小组合村”联合成立“大组合村”，以其中产量最高、交通最方便的村庄为中心聚集场所。管理改革组合村的村官由互选的方式产生，定下大、小村的“惣代”，传达来自关东巡查的“回状”，维持日常治安，管理农闲生计及工匠挣得的工钱。

改革组合村的村长，也负责基层事务，他们代表组合村村民的利益与上级政府进行交涉，行使着从社会底层培育出来的公共职能。这段时期内，所有区域通过“惣代”进行的诉讼十分频繁，由此而言，改革组合村“惣代”的所作所为，体现了当时形势的需求。

颁发《庆安御触书》及农民迁入政策

一八三〇年（文政十三年）七月，美浓国（今歧部县）三万石的“谱代”小藩岩村藩出版了《庆安御触书》[8]并散发到领地内的城乡各地。十一月，又颁发了《六谕衍义》，翌年十一月颁发《农谕》。劝告预防饥荒的《农谕》，是野州黑羽藩“家老”铃木武助于一八〇五年（文化二年）所著，后来用木版印刷，在藩内外广为流传。

面对无法控制的农民暴动时，当局只会一味采取杀戮手段，同时以教谕政策加强幕府的威信。《庆安御触书》有三十二条教谕农民的规章，被视作德川家光晚年于一六四九年（庆安二年）向各诸侯国农村颁布的法令，收录于幕府正史《德川实纪》之中，关于颁布的确切年份仍存有疑问。但是，事实上十九世纪各藩都在自己的领地内印发了名为《庆安御触书》的书籍。岩村藩的木版印刷之后，还有幕府的信州、皇室领地的中之条代官所，越后国的椎谷藩，上州国的沼田藩，备中国的成羽知行所，出羽国的米泽藩，三河国的吉田藩、水户藩等发行的版本也广为人知。

正如《庆安御触书》里的教谕所言，“男（夫）以耕作为生计，女（妻）以纺织为生计，晚上也须劳作，夫妻应共同经营生计”，强调小户人家应该全家总动员，勤奋营生，而雇用农业劳工的经营模式，无法得到稳定自立之力。

也有藩领主敢于直接经营农场。上州前桥藩（川越藩的分领）自一八一九年（文政二年）开始，为了重建荒废之农村，在各村雇用劳力，直接耕作被放弃的耕地。但实际运作时，粮食、种子、肥料、农具的费用超出了所得，出现了巨大赤字。于是，藩改变策略，将农民全家迁入领地内居住，并派遣村官到远方去寻找可以迁入自己领地的农户。

注释：

[1]诉愿运动，日本法律用语，对判决不服者，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提起，要求取消或者变更判决。这是日本旧诉讼法中的规定，已经于1962年被废除。

[2]国诉，一郡或一国的全体农民强行请愿。

[3]金肥，鱼肥、油渣等肥料。

[4]《大冈政谈》，描写江户奉行、著名法官大冈忠相断案的一系列平话故事。共收入十六个故事，模仿中国宋代的法医断案故事的《棠阴比事》创作。展现发生在市井庶民之中的侦探案，具有推理小说的风格，大受民众欢迎，成为舞台剧与平话的素材。

[5]本所，地名，今东京墨田区的南半部分；“銕”同“铁”。

[6]人足寄场，收容无家可归之人，为他们介绍体力劳动的就业机会的机构。

[7]大户关所，位于群马县内的关隘。

[8]《庆安御触书》，幕府、大名颁发的法令、规制。

3.天保改革

天保内忧

一八三〇年（天保元年），在死气沉沉之中，民众的不安情绪在大规模的伊势参拜中爆发出来。一八二二年，首先爆发了霍乱，然后天花、流行性感冒也开始肆虐。过去也曾发生过伊势神宫集体参拜的现象，但在一八三〇年，包括擅自离开自己岗位的农、工、商界的佣工，据说共有四百二十八万人为了参加“式年迁宫祭”[1]翌年的集体参拜，在宫川渡口过河，手持饭勺向参拜者布施者遍布大街小巷，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参拜者狂舞的现象，他们用这种方式要求减免租税。

一八三三年（天保四年）春夏之交，东北、北关东地区由于低温灾害农作物歉收，江户和各地的城下町都设置了救灾小屋极力救济，但饿殍与病人比比皆是。一八三四年、一八三五年虽然气候好转，但粮食产量仍未恢复，一八三六年（天保七年）再次出现低温，粮食严重歉收。由于都市的购买力减弱，农产品的产地因受米价高涨及收入减少的双重打击，暴乱频频发生，其中以甲州骚动和三河加茂一揆最惹人注目。

甲州的郡内地方多山，农户从批发商那里领来生丝与织机，在家庭内进行纺织，以赚取工钱，然后从甲府盆地的国中地区购买大米。然而由于饥荒，米价上涨，绢布价格下跌，生活困苦的民众大大增加。国中的米店利用幕府从藩向江户运送大米的命令，收购并囤积粮食，将大米积存在郡内。民众反复地交涉和请愿，都未奏效。他们开始策划“强借谷米”，选举了下和田村的武七、犬目宿的兵助等人担任首领。

暴动民众越过笹子山口进入国中地区，大批贫农、按天计酬的短工和无家可归者都加入了行动，他们破坏房屋、财物，郡内民众因对这些过火行为反感而中途退出暴动。国中地区的势力、甲府的代官所役人、幕府驻守的官方兵力与暴动民众交锋。他们继续破坏谷米商店、当铺、酒铺、布铺及豪农的住宅，国中各村开始将农民暴动的破坏行动看作偏离农民运动的“恶党”行为，不得不发起保卫农村的“自卫暴力”行动。这场数万人参加的破坏行动，还殃及了信州边界。甲斐国曾是幕府的领地，信州高岛、高远藩、骏州沼津藩等都出兵镇压。这场骚乱被江户商人以瓦版印刷品的方式进行“读卖”[2]而传遍各地。

大盐平八郎画像（大阪城天守阁藏）

大坂的米价高涨，不断有人饿死，原是大坂“町奉行”手下的“与力”[3]，也是阳明学者的大盐平八郎，向上级献上救济方案却遭到拒绝。幕府为了筹集新任将军“宣旨仪式”的费用，命大坂东町奉行迹部山城守将大米运给江户富商们，缺乏赈灾诚意。大盐平八郎为了把富人们隐藏起来的大米与金钱分给贫民，决定要诛伐富商。一八三七年二月，大盐平八郎发表批评幕府的檄文，高举“救民”的旗帜，在私塾“洗心洞”集合了二十余名弟子，放火烧毁自己的房子，蜂拥至富商豪宅鳞次栉比的船场，最后一共聚集了三百余人，他们与前来镇压的军队在市街内持续展开小规模战斗，然而当天就败下阵来，四散而逃。战斗引起的火灾延续至翌日晚上，大坂有五分之一的房屋被烧毁。接着又引发了“大坂残党”在越后国柏崎的“生田万之乱”、备后国的“三原一揆”、摄津国能势的“山田屋大助骚动”等连锁反应。

水户藩主德川齐昭警告说，仅“身份卑贱者”怨恨“天皇和贵族”“不足为惧”，“参州（三河国，今爱知县东部）、甲州之百姓，集结暴动之徒党，大坂之奸贼”等构成的内忧，与以日本为猎物的“夷贼”的“外患”，这两者结合起来才构成了真正的恐惧。（《戊戌封事》）

水野忠邦号召流民重返故里

一八四一年（天保十二年），掌握实权的已退隐将军德川家齐逝世，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终于得以掌握政权，他于五月十五日发出仿效“享保、宽政之政事”的“天保改革”计划，命他最信赖的老中水野忠邦召集改革派推行改革。水野忠邦虽是精通书法、绘画、雅乐、和歌和古典文学的文人雅士，但他将儒家的禁欲主义贯彻到日常起居之中，从振兴武士风纪，直到町民的生活、风俗，都采取了高压性的强制政策。因此，水野忠邦被称为“古今第一恶人”，就连他身边的人也对他不满。水野忠邦被罢免的当天，数千名市民向他的宅邸投掷石块，城乡之中人人怒气冲冲，同仇敌忾。

水野忠邦画像（东京都立大学附属图书馆藏）

水野忠邦以减少江户人口为目标，颁布了“居无定所之贱民返回故里令”。江户的“町奉行”通过贱民头领弹左卫门，令其手下严格执行清扫，驱逐横行于闹市，勒索、敲诈、抢劫的流浪汉、贱民、乞丐，然而很快，一切又恢复了原状。

当时，江户底层的漂浮不定的穷人究竟靠什么为生？他们作为流浪者、贱民、乞丐之外的边缘人，成为被清除的对象。这些人要想有营生手段活下去，就必须依靠某种职业的行帮，《守贞谩稿》[4]中有关于这些营生的详细介绍：

“威威天王”戴着猿田彦[5]的面具，腰挂双刀，口中念念有词，“威威天王喜闹事”，挨门逐户只乞求一文钱。“堕落和尚”身穿破衣，敲木鱼，摇竹枝，戏谑地唱道：“就连释迦牟尼也迷恋在情路之上啊”，向人行乞。“节季候”[6]在人家门前高唱：“节季候岁晚挨门乞讨。”“扫除”则手执竹帚大声叫喊：“庄介前来，洒扫庭除啊。”“单人相扑”是由单人表演的双人相扑，手拿四五尺的粗竹筒收集观众投来的赏钱。“乞丐戏”则是数人或独自一人演戏讨钱。

在病态膨胀的民间社会中，富人、豪商都拼命往上挤，下层劳动者则越来越被压在社会底层，并且后者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株仲间[7]解散令与近江延期丈量土地十万天

天保改革由于挑战了民间社会的活力而最终失败。改革之一便是一八四一年（天保十二年）的“株仲间解散令”。幕府认为工商业行会是物价高涨的元凶——十九世纪前半期，菱垣运输海船行会六十五组，往来于江户与大坂之间，以每年缴纳一万二百两白银的营业税为条件得到当局公认，成立行会，股数限定为一千九百九十五股，不承认新加入的股东，不经过批发行会的买卖，将被视为走私而被举报。商品产地和货物集散地，也加强了交易规则。为了对抗这些规则，生产者、农村商人、江户的中小批发商、小买卖经营者提起的诉讼频频发生。

“株仲间解散令”禁止标榜、鼓吹行会及其“组合”，承认自由交易。幕府为了物流顺畅和降低物价，通过城镇的组织，命令批发商降低商品价格。然而江户的批发商阶层却出现了营业萎靡不振的现象。由于解散令在各地的执行不够彻底而出现混乱，遭到强烈批评，人们纷纷预料业者行会不久之后会卷土重来。

另一道命令“上缴领地令”，连江户、大坂附近都无法顺利贯彻，终于被取消。由此可见幕府的衰弱，这也是水野忠邦垮台的原因。在此之前，幕府还撤回了“转封令”。一八四〇年（天保十一年），幕府发出将武州川越藩转封至庄内、庄内藩转封到越后长冈、长冈藩转封到川越的“三方转封令”。这是先后曾进行过六次的“谱代藩”的转封方式。庄内藩的农户看清了伴随着转封而将产生的负担与掠夺，因而挺身而出，奋勇反抗，数千人多次集会，他们或在江户拦住将军的轿舆直接上诉，或向邻藩提起越级上诉。另外，转封政策还由于大名与幕府唱反调而受到挫折。

一八四二年（天保十三年），幕府将土地问题与军事防御联系起来考虑，开始在下总国印旛沼推进围湖造田工程。与此同时，幕府准备强制调查近江国琵琶湖东岸的甲贺、野洲、栗太郡的空地和新开垦的土地。然而，幕府方面受到了三百多个村落的村长率领民众强烈抵抗，丈量土地被迫停止（延期“十万天”）。由于受到土地兼并势力的触动，或屡屡遭遇土地丧失，农户的土地产权意识、农村的水路与道路的社会资产意识在不断成熟。但要从外部来破坏这些惯有的资产拥有权并非易事。

按照身份进行统治的力度也在减弱，同样在一八四二年，冈山藩企图将主要从事皮革业的“皮多”[8]用服装明确区别开来，规定他们只能穿着无花纹柿漆染靛蓝衣物，但由于遭到强烈反抗而不得不放弃。十三年后这个企图又卷土重来，却仍未能实行。

长州藩与水户藩的天保改革

此时，各藩正开展藩政改革，既有由大名主导的，也有由中下级武士主导的，但也有由于藩内的对立或缺乏活力而无法付诸行动的。这也预示着这些藩后来的政治姿态。长州、萨摩、土佐、肥前藩在天保改革中算是取得了成效，作为“西南雄藩”，它们对以后的中央政局发挥了影响力。

长州藩以改善藩财政为目标，奖励特产生产，提高纸、盐、蜡、棉布的生产能力，强化藩的专卖制度。然而，这些措施却招来了从事商品生产的农民的反对，进而引发了一八三一年（天保二年）的大规模百姓一揆。村田清风是郡代官的儿子，后晋升至藩主随从的“家老”。他以紧缩财务及开发盐田获得的收益，填补了藩超过八万贯[9]白银的债务。同时也放松了招致藩内反抗的文政改革以来的专卖制度，在农村商人的协助下推行增加生产的政策。为了在大坂销售产品，村田清风向在下关进港的沿海运输船货物提供担保资金与储存仓库，将经营方法改为“越荷方”[10]，藩政改革获得成功。

在负债五百万两以上的萨摩藩，从负责藩主内廷茶道宗匠晋升为藩主的“侧用人”调所广乡，把江户、京都、大坂的负债，以近乎赖账的方式全部解决了，并在藩内强行全盘收购三岛产的砂糖，获取巨额利益。

在水户藩，第九代藩主德川齐昭任用藤田东湖、会泽正志斋等能臣，率先实行天保改革。齐昭以克服“内忧外患”为课题，排除门阀保守派，大胆起用人才，引进西式军备和军事学，以均田制为目标，重新丈量土地，以解决下层农民的穷困问题，企图重振藩财政。在取得以上成果的背景下，齐昭对中央政局施加影响力，呈上了对水野忠邦的天保改革的十多项意见。水户藩的藩政改革与水户学一道，对全国产生了极大影响，但由于藩内意见的分歧，德川齐昭以下的改革派都受到幕府的处罚。

佩里来航之前的阿部政权

幕府政局因备后国福山藩主阿部正弘与水野忠邦之间的暗斗而瞬息万变。不久，阿部政权终于建立。阿部正弘以政策开明将日本引向开国而广为人知，但到了燃眉之急的关头，他却显示出不开明的一面来。在法国、美国、英国的船只接二连三、令人眼花缭乱地逼近日本的形势下，对海外形势颇有见识的水野忠邦再度受命，成为“老中”。一八四四年（弘化元年），来自荷兰的军舰百连宾号带来了官方文书，劝告日本开国。水野忠邦主张接纳劝告，但他却被怀疑犯下受贿罪，被判处“隐居谨慎”[11]，完全失势。

幕府任用阿部正弘为“首席老中”，回复荷兰的国书中称，“通信只限于朝鲜、琉球，通商只限贵国（荷兰）与清朝”，不会进行新的对外交流。同时，幕府也就恢复对入侵的外国船只开炮的驱逐令展开讨论。一八五一年（嘉永四年），幕府批准重设工商业者行会，展示出开放的姿态。这一政策除了促进物流和抑制物价外，也考虑到对禁止令的反抗，会加深国家处于外患之中的危机。

注释：

[1]伊势神宫每20年就会重建一次内宫（皇大神宫）、外宫（丰受大神宫）两座正宫的正殿和14座别宫的全部社殿，并举行迁祭，称为“式年迁宫祭”。式年迁宫始于持统天皇四年（690年）。——编者注

[2]读卖，沿街朗读叫卖。

[3]与力，指挥警员的下级警官。

[4]《守贞谩稿》，描述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江户、京都、大坂三个城市风物的百科全书。作者喜田川守贞。

[5]猿田彦，日本神话中的人物，身材伟岸，天孙降临之时负责为其带路，后来镇守伊势国五十铃川。

[6]节季候，岁末到新年期间，常有两三人一组，以赤绢遮面，装扮奇特，口唱“节季候来此也！”一面唱歌，一面舞蹈，说些新春祝福之言，向人乞讨米钱。

[7]江户时代，幕府和各藩批准的工商业者的行会。“仲间”意为“伙伴”，每一个参与商家称为“一株”。

[8]皮多，贱民。

[9]贯=3.75公斤。

[10]越荷方，当大坂的商品行情跌落时，便将货物存放于下关的仓库里，待到行情上涨时，再运往大坂销售。

[11]隐居谨慎，江户时代对大名等高官的处罚方式之一，令其退位，辞去职务，将俸禄转给自己的继承人。

4.新的社会领导者与复兴志向

历史的约束与新的社会领导者

幕府登台时，就承诺要让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但两百多年过去了，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天下太平的承诺被外国商船、军舰前来迫使通商，强行开展港湾探测的“外患”给击碎了。虽然这是世界时势所迫，但民众对幕府的认可与归顺，是基于天下由乱到治的回天功绩，赞同幕府提高军事力量来确保太平无事。但是，事到如今，外患使民众对幕府的感激和信赖急速减退。在国内，幕府虽极力钳制大名的反叛，大盐之乱还是演变成了一场市区的巷战。幕府起初对百姓一揆不诉诸武力，但到了十八世纪后半叶，宣布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会大开杀戒，开始使用实弹射击来对付一揆势力。幕府不再是具有包容力的民众保护者了。

安住（安民）的另一个含义，是保证农民能够在社会立足，然而幕府的这项机能已经耗损殆尽。与起初的幕藩体制对照来看，社会并非一成不变，法制、规则、制度、机构，随着官府与官员的统治不同也会发生变化，治理民众的政治手段也在进步。然而，另一方面，民间社会已经脱离了当局的控制，臃肿不堪，急速发生变化。其中善恶并存，充满活力，这种力量是依靠身份制与世袭制，由将军、大名构成的幕府，以及有高度自律性的藩组织都无法控制的。幕府与藩更是无力管理上层富豪的经济活动。农工商阶级生活安定，日益成熟，他们的文化水准虽然提高了，然而他们的爱好、伦理却没有找到明确的方向，于是出现了下层贫民、游民、居无定所者、恶棍，使社会不断流动变化，而无法稳定下来。

本来，统治者也想改弦更张，重整旗鼓。不光对中下级武士的提拔现象有增无减，还有藩开始出售武士身份（“卖禄”“金上侍”）。商人还会承担幕府与藩在财政困难时摊派下来的临时赋税、捐款等，以此来换得“称姓带刀”的士族资格，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于是，虽然从中也曾出现过超越原有身份发挥自己才华的人才，但要重建藩统治的社会却不可能了，为政者的无能日益暴露出来。他们强行将家臣的俸禄变成借款而收归己有，有的藩还奖励家臣去兼职开发副业（如米泽藩的纺织业等）。将军的直属家臣“旗本”“御家人”“大名”都陷入了“金饥馑”之中，他们也四处寻找门路，从民间借贷。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领袖们以克服眼前危机为目标，登上了地方社会的舞台，他们力图复兴经济、改革政治以求得全家平安，解救身心。然而，这些社会领袖并不安于自己在原有身份阶层中的地位，他们也没有万民平等的民主构想，而是企图转移重心，在新的神明或君主面前，实现一种跨越“四民”（士农工商）身份差异的平等，让社会重新焕发活力。近似于职能区分的“士农工商观念”孕育了这种意识。面对危机，他们接受了来自摇摆不定的下层民众的请求与委托，磨炼出超越私欲的坚韧人格。

复兴农村运动的领导者

二宫金次郎（又名二宫尊德）是相模国足柄上郡栢山村农户的儿子，父母死后，家财尽失，靠着栽种别人丢弃的秧苗，收获大米糊口，经过一番苦心奋斗，才得以重建家业。后来，他成功地为小田原藩的“家老”重建家政，成为“报德仕法”的典范，这种模式称为“樱町仕法”。

一八四二年（天保十三年），二宫尊德被提拔为幕府官员，写出了日光仕法[1]的“雏形”，成为重建一家、一村、一藩的指导书。“报德仕法”培育出来的人才遍及小田原藩领地、日光神领地、乌山、下馆、相马各藩，如富田高庆、福住正兄、安居院庄七、冈田良一郎等都是他的门生。

二宫尊德是身高六尺、体形魁梧的大汉，办事喜欢讲究“合理”，他从和汉古典中探索出仕法及原理。他按照“力”的付出而制定出“支出计划”，将履行这种计划时付出的力量单位称为“分度”，主张把在“分度生活”中产生的“剩余价值返还于社会”。他将这种行为称为“推让”，将自己追求的根本目标称为“报德精神”。这种仕法不论是行政型，还是结社型，都要求生产者自强不息，不断努力。

大原幽学生于武士之家，少年时游历日本的中国地方及四国地方，学习神、儒、佛、易学和先进地区的农业技术。一八三〇年（天保元年），在江户松尾寺住持的鼓励下，大原幽学决心要实践社会教化。他寄寓于信州上田的富商小野泽六左卫门处，讲授道学。虽然门生不断增加，但一年后他就离开上田前往江户。大原幽学巡游相模、房总一带，在下总国的香取、海上、匝瑳三郡巡回讲学，阐释“非吾一人能成之事也”的“心之和合”的性理学。他接受了香取郡长部村村长远藤伊兵卫的邀请，将该地作为活动据点。大原幽学为复兴荒废的农村，组建了土地共有组织“先祖同业组合”，希冀家业世代相传。该组织负责土地交换，指导农业技术，其中包括整理土地、堆肥、施肥等。一八四八年（嘉永元年），长部村成为模范村，得到表彰。大原幽学的门生激增，加之教导所的建设，他受到关东取缔出役的怀疑，被迫接受政府评定所的调查。之后，他被判处监禁百日，被软禁在江户，回到长部村后自杀身亡。

社会动荡加剧，农村社会谋求提高能力，争取重新振作起来。虽然不能遇上像大原幽学那样成体系的教育家，但村庄也会挽留擅长读书写字的优秀先生，为他们创造学习条件，以作为复兴努力的一环。从幕末不断增加的为缅怀教书先生而建立的“笔子冢”[2]的数量就可见一斑。

通晓国学的农村官员

宫负定雄是下总国香取郡松泽村的村长之子，他的父亲对国学很有兴趣，是游学到此的平田胤笃的弟子。他受到父亲的教诲，以自身的农耕经验为基础，著成《农业要集》。一八二六年（文政九年），宫负定雄也成为平田胤笃的门生，作为平田学派下总国学的中心人物而活跃。宫负定雄作为村长，致力于村庄的政务，同时还著有《草木撰种录》《民家要术》《国益本论》等作品。他勤奋地指导农业技术，尽心尽力地去复兴已经变得萧条的东总村。这里的人们为节省口粮，杀死婴儿来减少人口。一八三三年（天保四年），天灾之下农田歉收，村政失败，宫负定雄只好前往江户的平田胤笃门下读书，从事胤笃著作的校对工作。出于敬神观念，他步行到各地的神社参拜，回到松泽村后，平田学说在他心中变得愈发牢固。此外，他还表现出了对幽冥界的兴趣。

宫负定雄因处于“上”“下”夹缝中而苦恼不堪，国学教养的熏陶促成了他“天皇—将军—领主—村长”的“政事”委任系列的构想，试图将乡村官员也推上统治者的地位。幕藩体制推进了武士的官僚化，但村官仍然属于农户身份，最多只是身边农民的“父母官”。现实中村官权力的日渐衰弱成了乡村官员阶层对政府不满的根源。

古桥晖儿是三河国设乐郡稻桥村的山间部豪农的次子，因家里的生意已经濒临破产，他将经营重点从酿酒、金融业转到味噌、酱油酿造以及农业上来，希望能重振家业。一八三六年（天保七年）的饥荒和农民暴动发生，他以贷款、借米的方式来救助饥民。后来，古桥晖儿成为十一个村庄的总村长，致力于各村的自力更生。日本开港，平田胤笃死后，古桥晖儿作为其门人，成为一名勤皇人士，援助维新志士。到了明治时代，他又投身于林业、茶业、养蚕、烟草以及改良马匹品种等殖产兴业项目。古桥晖儿引进二宫尊德的弟子们发起的报德社运动，将其作为稻桥村的经济基础，甚至产生出“御年贡道”一词。从古桥晖儿的一生之中可以看出，越是“祖业正路”的村官，对“政道”的失望就会越大，他们在致力度过眼前危机的过程中，从文化的中间阶层变身为对政治的批评者。

民众宗教的创始人

喜之出生于尾张国爱知郡热田新旗屋町，八岁时兄弟相继去世，只好当了佣工。二十三岁时嫁到农家，由于丈夫逃离家园，喜之到名古屋的汉方医和尾张藩武士府中当佣工直到四十岁。后来，喜之返回热田开始独居生活。这时，身患重病的丈夫回来投靠，喜之照顾丈夫直至他去世。她收了养子，但养子的父亲也在喜之家中寄食。一八〇二年（享和二年），在穷困和不安中，喜之首次有了神灵附体的感觉。

后来，喜之有了村民、町民以及武士的信徒，她进行过多达二百五十次的说教，形成了以解救“三界万灵”[3]为核心的独特宗教思想（如来教）。她主张，释迦的教义是全部真理的六成，余下的四成由她来解说。如来佛派遣使者金毘罗来解救末法之世的人们，喜之即是“使者金毘罗”。喜之立足于原罪说，鼓吹只有依靠如来佛的慈悲才能得救，如来面前人人平等，谋求底层民众的解救。

中山美支出生于一七九八年（宽正十年），是大和国山边郡三昧田村的村长前川半七的长女，十三岁时嫁给同郡庄屋敷村的村长、从事棉布买卖的地主中山善兵卫。美支很能干，十六岁时就开始主持家务，她生下一男五女，其中两名夭折。

美支请了修行者为患病的长子祈祷。一八三八年（天保九年），四十一岁时她担任修行者的助手，感到有神灵附体。从天而降的神灵对美支的丈夫说，“为救助三千世界，把美支的身体交给我”，强迫她的丈夫同意。之后，中山家道中落。她向首次生孩子的女儿宣称，神会保佑她顺产。她成了生孩子和体弱多病、苦恼不已女性们的“顺产护身符”，因此，美支被称为“顺产护身神明”。

此后，美支活跃于“安产”、治疗天花等疾病的活动中，赢得许多信徒。她指出，在干涉与压力之下，创造人类世界的神是亲神、天理王命，主张“人类应当男女平等，努力侍奉神明，去实现明朗快乐的生活理想”（天理教）。

百姓一揆的头领

土川平兵卫出生于近江国（今滋贺县）野洲郡三上村，继承村长一职。一八四二年（天保十三年），甲贺、野洲、栗太郡一带发生了反对检地的百姓一揆（“三上骚动”），农民以讨论肥料价格对策为借口，举行集会，准备起事。他们发出“回状”，直接向检地的政府官员市野茂三郎上诉，得到了延期十万天、实质上停止丈量土地的证明文件后，解散集会。事后有多人被捕，土川平兵卫等十一人被装进押送犯人的竹笼送往江户，他在绝命、惜别的和歌中写道：

为救百姓身负罪，近江路上赴黄泉。

最终他死于江户小传马町的狱中。他曾写下“愿侥幸能得生存”的句子，但最终还是以“带头发起暴动”之罪被判斩首，当局虽然没有将其首级示众，却在三上村附近竖起了警示木牌。据《义民录》记载，他跪在“白洲”[4]上时，仍然责备“检地役欠缺公平，借政府之威，行违背仁政之不忠”，其余人等也尽数官员之无法无天，可为平兵卫之供词作证。《义民录》反映了近世广大农民心中的“何谓合理”“何谓不合理”的基准。

弥五兵卫，俗称“小本祖父”，是陆奥下闭伊郡下岩泉村的农民，一八四七年（弘化四年），在反对征收“御用金赋课”税款的盛冈藩三闭伊一揆中，担任总头领。弥五兵卫当时已年近七十，就连藩的官员也不禁感叹道：“筋骨强壮，能言善辩，农民中少见之老奸巨猾者，乃胆大妄为之人，大奸贼也。”

弥五兵卫自从天保饥馑以来，便开始调查谷米收成，并写成申请减免贡赋的请愿文书，担任替村民提起申述的诉讼师。农民向盛冈藩的最高重臣远野南部家族提起诉讼时，农民们得到可以“和解”的承诺结果而撤诉，然而藩政府却出尔反尔。弥五兵卫四处奔走，发动领地内各郡的六百三十六个村落，首先向仙台藩提出了请愿，不被受理，再前往幕府御玄关告状，声称“百姓乃天下之民”，控诉南部家族的暴政。一八四八年（嘉永元年），弥五兵卫被捕，在盛冈狱中他面对藩官员辩解说：“成为众人怨恨目标的新法负责人，才是暴动之同谋者。”

改天换地的强者

松平辰藏出身于三河国加茂郡下河内村的世家松平家族，为抗议米价高涨，他作为首倡者，活跃于一八三六年（天保七年）的加茂一揆运动中。据当地神官渡边政香收集资料写成的《鸭的骚立》载，松平辰藏起初当过木匠，喜爱业余相扑和赌博，放荡不羁。他具有“邪智”，是个“耍小聪明、能言善辩之人”。事实上，他曾经为割木商[5]的争端做过仲裁。松平辰藏拥有相当多的耕地。暴动后他被逮捕押往江户，死于狱中，再被斩首示众。书中描绘了审问时的唇枪舌剑般的对答场景，这虽是出于作者的想象，但也反映出了松平辰藏在当地有识之士心中的印象。

官员曰：“肃静！不畏惧官爷大人的无礼奴才，身为下等之辈，不得参与地头[6]、领主之议论。”辰藏应道：“诺。上不正，则下犹歪也。久闻农人乃天下之百姓，官爷大人也须善待之，若子民受到伤害，实属可怜。”

北泽伴助，于一七九六年（宽正八年）出生于信浓国伊那郡米川村，被评为“刚愎无双者”，他活跃于南山一揆。年轻时，北泽伴助以一介贫农身份，因言辞慷慨激昂而遭村民疏远。他放荡不羁，喜爱赌博，曾遭捆绑受审，是性情中人。北泽伴助曾尝试过酿酒，失败后没落为半饥半饱的贫农，离开米川村后住在和田宿。一八五九年（安政六年），北泽伴助受众人之托，担任了南山一揆的头领、强诉的总代表。始于天保年间的这场暴动中，他一直是强诉的急先锋。

在集体强诉会场上，六十四岁的北泽伴助与白河藩奉行务川忠兵卫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南山三十六个村庄参与的所有者，都目睹了这场唇枪舌剑的交锋。务川主张：“结党、集体强行诉讼，皆有天下法度可制裁也。”伴助问道：“结党、集体强诉局面，乃谁之罪过？此皆由阁下做事不当所致。以至这一干人等，到此前来请愿。”每当伴助高声问道：“诸位，如何？可听见了回答？”后面的诉讼的群众便应道：“句句听得实在。申辩之言，如云霞升起。”（中原治部右卫门《南山三十六村难涉叹愿日记》）由于伴助的巧妙指挥，农民的要求全部得以满足。随后他又组织起村庄内部对立情绪缓解的佃农们，开展减轻贡米负担、金纳化运动。最终北泽伴助被判终身监禁。

注释：

[1]日光仕法，即“报德仕法”。二宫尊德制订“报德仕法”后，1856年在日光神社领地实施。

[2]笔子冢，江户时代，农工商家的子弟在私塾“寺子屋”“笔子屋”“手习屋”中接受教育，毕业后建立的纪念土冢。

[3]三界，佛教的欲界、色界、无色界。万灵，所有存在于三界的精灵。

[4]在江户时代的法庭，犯人跪在铺上白色碎石的庭前。“白洲”便用来指法庭。

[5]割木商，为市民提供作为燃料的劈柴的商人。

[6]地头，江户时代的藩领主、旗本手下的家臣，任命他们担任自己庄园中的管理官员，则称为地头。

结语：江户时代与明治维新及现在

仔细观察从近世到近代的变动可知，虽然不能说上一章的结尾处提到的社会领袖们都会顺理成章地成为幕藩体制解体、明治国家诞生的领路人，但的确，从具有国学修养的村官中，涌现出了一批为国事奔走的草莽志士，以及为维新运动提供经济支援的人。但是，从佩里来航开始，政局紧迫起来，以变革国家为目标的尊王攘夷运动、公武合体运动、倒幕运动的领导者，或是提出各种政权构想的领导者，他们大多都来自“武士世界”，虽有上级武士与下级武士之区别，但都经历了大约两个半世纪以上的领导者历练。但我并不是说，民间社会的领袖是脱离政治的，在幕末即便是民众也已经全部政治化了。然而民众的政治化并非会朝着天下国家论的方向发展，一般都会止步于村町社会的地方政治范围之内。

江户时代随着明治维新的开启而落下帷幕，但历史最终的走向，只是近世社会发展的诸多结果之一。社会并非沿着某一条预定轨道在前进，日本是一个由多个阶层组成的社会，存在着多种社会团体、多种运动组织、多种思想观念，它们之间互相碰撞博弈，最终让历史选择了一个最为便捷的着陆点。

决定历史发展起跳台的高度与方向的，是近世社会已经准备好的先决条件，还有从近世社会的矛盾之中所萌生的历史趋势，一切社会因素都会使二者相互结合起来。尽管有人才能超凡脱俗，但被历史选中的人物必须为三千万日本人所能接受，而并非仅仅因为某人能解决与列强对峙的历史性课题，他就能够决定日本发展的方向。江户时代在开始之际便做出了“太平盛世”与“百姓安居”的历史性承诺，在这个承诺破灭的过程中，民众对以德川氏为核心的幕府的感恩心和依赖感都大大减弱，与幕府背离的趋势日趋明显。对于当时尚未成形却已经呼之欲出的“新政府”而言，依赖幕藩体制陈旧的身份制度或职能分配来维持统治已不可行，建立一种基于“万民平等论”（东亚常见普遍存在的缺乏民众主权论的民本思想）的不同政治形态众望所归，这种政治形态正是社会上下所渴求的。在这段历史时期，还涌现出了野村望东尼、松尾多势子[1]这样的女性勤王志士。

关于政治形态的细节，只能委托给统治阶层和领导者们去思考。谈论政治构想之人，无论他们是否已经意识到，都必须将以下两点作为立论的基础，即实现民间社会目标的“万民平等论”，拆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古老壁垒。这样一来，选拔人才、实现公议公论等，多种多样的想法就会相互碰撞。万民平等主义已经开始出现，尽管这还算不上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而仅仅是一种与站在君主立场上的观点混合而成的思想。即便如此，作为明治国家基础的“华族”与“臣民”的形成，也并非源自民众改变世道的愿望，而是明治国家按照自己“御一新”的意志，去创造“国民”的结果。明治新政府阶段的“平民”一词，体现了打破“士农工商”壁垒的时代思潮。

但是，国家形态的剧变已成既定事实，构成明治时代的相当多的要素，是早在江户时代就积聚起来的，也有些要素是从江户时代转借而来。例如随着民间社会的发展而培育出来的全国流通网及其管理体系，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石。民间社会的活动朝着将幕藩体制法治化，以及加强与民众生活相关的政务工作的方向前进。尽管如此，江户时代的幕府却因为无暇应对各种变化而土崩瓦解。而由明治政府的“管理者”（官员、官僚）实行的统治，乃是从幕藩体制中转化而来并加以发展而成的。当然，这两者并非完全是一种连续与继承的关系，也出现了不少断裂，存在着明治国家想要破除的许多要素。而且，不分青红皂白地转借也会衍生出新的问题来。

江户时代不单是对明治维新产生了直接影响，对今天的日本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痕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些痕迹一度被视作“封建遗迹”。经过经济高速发展，从江户时代一脉相承而来的农村、城市的景观，衣食住的模式，器皿用具，家庭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了今天，江户时代已成了与我们时空相隔的“异文化社会”之一了。然而，那个与当今日本时空相隔的江户社会中，诸如相扑、歌舞伎以及酱油味道等不胜枚举的文化元素，原汁原味地保留在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这些元素的精神内核将江户时代熏染成了一个与当今社会亲密无间、不可分割的“异文化社会”。我们要调整好心态，准备从江户时代数量庞大的男男女女的日常劳作以及诸多文化因子中，获取丰富的信息。

关于对佩里来航之后幕末时期的叙述，就留给此后的第七卷《明治维新》吧。最后，此书若能成为读者听取江户时代之声的传声筒，并得到读者们广泛采用，笔者不胜荣幸。

注释：

[1]野村望东尼（1806—1867），幕末勤王女志士，福冈藩武士之妻，丈夫死后削发为尼，掩护过高杉晋作、西乡隆盛等维新功臣，遭到藩政府的流放。松尾多势子（1811—1894），幕末尊王女志士，信浓国（今长野县）豪农之女，曾协助反对幕府的军队，维新政府成立后在政治家岩仓具视手下任职，晚年回故乡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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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1600年（庆长五年）荷兰商船“丽芙迪号”漂流到日本；关原合战

1603年（庆长八年）德川家康成为征夷大将军；颁发保护农民的七条规定

1604年（庆长九年）幕府承认松前庆广对虾夷地贸易的垄断

1605年（庆长十年）德川秀忠成为征夷大将军

1607年（庆长十二年）朝鲜国“回答兼刷还使”来日

1609年（庆长十四年）规定对马藩与朝鲜互通往来；萨摩藩攻击琉球

1611年（庆长十六年）后水尾天皇即位

1612年（庆长十七年）幕府颁发禁教令；有马晴信、冈本大八遭处刑

1614年（庆长十九年）大坂冬之役

1615年（元和元年）丰臣氏灭亡；颁布“禁中并公家诸法令”十七条；本阿弥光悦全族移居鹰峰

1616年（元和二年）家康逝世，敕许“东照大权现”神号；李参平开始烧制白瓷、青花瓷

1619年（元和五年）幕府禁止贩卖人口；禁止长期雇用劳工

1629年（宽永六年）由于“紫衣事件”泽庵等人被流放；后水尾天皇让位于兴子内亲王

1633年（宽永十年）对奉书船之外的船只实行海禁

1634年（宽永十一年）德川家光赴京都；伊贺越仇讨事件

1635年（宽永十二年）禁止日本人前往海外和在外国的日本人回国；宗氏在与朝鲜交换的伪造国书事件中胜诉

1636年（宽永十三年）开始铸造宽永通宝；朝鲜通信使访日

1637年（宽永十四年）岛原天草一揆

1638年（宽永十五年）岛原天草一揆平息

1639年（宽永十六年）幕府禁止葡萄牙船来日本

1641年（宽永十八年）平户的荷兰商馆迁往长崎出岛

1644年（正保元年）清灭明，迁都北京

1646年（正保三年）郑成功请求派兵援助，遭幕府拒绝

1647年（正保四年）陶工匠柿右卫门开创赤绘法

1650年（庆安三年）向象贤著《中山世鉴》

1651年（庆安四年）大名松平定政因批评幕府而出家；发生“庆安事件”；幕府放宽有关武士临终收养子的禁令

1653年（承应二年）玉川上水工程启动

1657年（明历三年）振袖大火；吉原迁移；水户藩开始编纂《大日本史》

1663年（宽文三年）幕府禁止为主君殉死

1664年（宽文四年）幕府命水野十郎左卫门切腹；《宽文印知》

1665年（宽文五年）德川光圊聘朱舜水为客座讲师

1666年（宽文六年）幕府颁发“觉山川捉”三条文；在琉球开始实施羽地规条

1668年（宽文八年）幕府对出现殉死者的宇都宫藩主进行转封处罚

1669年（宽文九年）相库相郢之战

1670年（宽文十年）友野与右卫门等人完成箱根水渠工程

1671年（宽文十一年）

幕府命河村瑞贤整顿沿海的东线和西线海运；仙台藩发生“伊达骚动”

1672年（宽文十二年）“净琉璃坂的仇讨”；冈山藩主池田光政辞官

1673年（延宝元年）门前市场町“草户千轩町”遭洪水淹没

1679年（延宝七年）高田藩越后骚动

1682年（天和二年）西鹤《好色一代男》、菱川师宣《浮世续绘尽》出版

1684年（贞享元年）农书《百姓传记》完成；此时芭蕉奠定了蕉风俳谐

1685年（贞享二年）德川纲吉推出“生类怜悯令”

1697年（元禄十年）宫崎安贞《农业全书》出版

1702年（元禄十五年）赤穗旧藩士大石内藏助等讨伐吉良上野介

1703年（元禄十六年）近松门左卫门《曾根崎心中》出版

1705年（宝永二年）大坂富商淀屋辰五郎遭没收财产

1707年（宝永四年）富士山火山爆发

1709年（宝永六年）荻生徂徕开设私塾藹园

1711年（正德元年）新井白石提出有关朝鲜使节的待遇和将军对外称号的建议

1713年（正德三年）贝原益轩著《养生训》；市川团十郎首演江户助六歌舞伎《花馆爱护樱》

1716年（享保元年）德川吉宗成为将军，宣布改革

1718年（享保三年）江户颁布消防令

1721年（享保六年）幕府于江户城前设置意见箱；流地禁令；田中休愚《民间省要》出版

1722年（享保七年）德川吉宗命室鸠巢翻译《六谕衍义大意》，越后发生质地骚动

1723年（享保八年）羽前发生质地骚动

1732年（享保十七年）饥荒；翌年正月，江户发生打砸骚乱

1739年（元文四年）石田梅岩《都鄙问答》出版

1740年（元文五年）德川吉宗命青木昆阳等学习荷兰语

1742年（宽保二年）完成《公事方御定书》，后再经补订

1748年（宽延元年）《假名手本忠臣藏》首演

1753年（宝历三年）安藤昌益《自然真营道》出版

1754年（宝历四年）熊本藩设立藩校“时习馆”

1757年（宝历七年）平贺源内等在江户举办物产展览会

1758年（宝历八年）“宝历事件”

1759年（宝历九年）细井平洲在江户开设私塾“嘤鸣馆”

1764年（明和元年）幕府奖励生产儇物

1765年（明和二年）丰竹座衰落；铃木春信在“绘图历比赛”中获得好评

1767年（明和四年）田沼意次任将军“侧用人”及远州相良城主；米泽藩主上杉鹰山开始改革；“明和事件”；竹本座衰落

1770年（明和七年）幕府竖立布告板，禁止徒党起诉公仪或逃离家园

1774年（安永三年）杉田玄白等译《解体新书》出版

1776年（安永五年）米泽藩整顿藩校“兴让馆”

1779年（安永八年）光格天皇即位

1780年（安永九年）秋里篱岛《都名所图会》出版

1781年（天明元年）喜多川歌磨活跃于狂歌绘本领域；中泽道二在江户设立“参前舍”

1782年（天明二年）大黑屋光太夫遇险，漂流海外

1783年（天明三年）工藤平助《赤虾夷风说考》出版；浅间火山爆发；天明饥馑；各地发生打砸骚乱；菅江真澄离开三河国，周游列国

1784年（天明四年）为解决粮荒，幕府颁发“非职业商人亦可买卖米谷令”、源氏流花道掌门人千叶龙卜举行大花会

1785年（天明五年）林子平《三国通览图说》出版

1787年（天明七年）江户骚乱；本居宣长《秘本玉匣》出版；相模发生“土平治骚动”

1788年（天明八年）飞驊发生“大原骚动”

1789年（宽政元年）幕府颁发“免债令”;“尊号事件”

1790年（宽政二年）宽政异学之禁

1791年（宽政三年）幕府对江户颁发“七分积金令”；将军观看相扑；山东京传因笔祸遭刑拘五十天；江户出版商茑屋重三郎因败坏民俗，遭公仪没收一半财产

1792年（宽政四年）拉库斯曼来日本；大黑屋光太夫回国；江户町会所成立

1793年（宽政五年）松平定信巡视伊豆相模海岸；遭罢免

1794年（宽政六年）桂川甫周《北槎闻略》出版

1796年（宽政八年）伊势津藩因反对土地划分而发生百姓一揆

1798年（宽政十年）本居宣长《古事记传》完稿

1801年（享和元年）志筑忠雄《锁国论》出版

1802年（享和二年）大藏永常《农家益》出版；如来教教祖喜之首次神灵附体

1804年（文化元年）《藤冈屋日记》开始写作；鹤冈藩设立藩校“致道馆”；列扎诺夫来日本

1805年（文化二年）设置关东取缔出役、黑羽藩“家老”铃木武助《农谕》出版

1808年（文化五年）间宫林藏探测库页岛；英国军舰责顿号人侵长崎港

1810年（文化七年）幕府命会津白河藩建设炮台

1811年（文化八年）幕府设置蕃书和解御用挂；软禁戈洛夫

1812年（文化九年）高田屋嘉兵卫为俄罗斯船所擒拿

1816年（文化十三年）《世事见闻录》出版

1820年（文政三年）小林一茶《俺的春天》完稿；山片蟠桃《梦之代》

1822年（文政五年）千叶周作开设北辰一刀流道场“玄武馆”

1823年（文政六年）摄津、河内、和泉一千多处农村向幕府提起诉讼

1824年（文政七年）西柏尔德开设“鸣泷塾”

1825年（文政八年）幕府下达对外国船开炮驱逐的命令

1827年（文政十年）幕府开始文政改革

1828年（文政十一年）“西柏尔德事件”

1830年（天保元年）岩村藩印刷《庆安御触书》颁发；伊势神宫迁宫仪式；翌年集体还愿参拜；萨摩藩调所广乡，强行处理藩债务；水户藩开始改革藩政

1831年（天保二年）葛饰北斋《富岳三十六景》出版、长州藩百姓一揆、宫负定雄《民家要术》出版

1832年（天保三年）尾张的宝顺丸号遇险漂流；鼠小僧被捕

1833年（天保四年）天保饥荒

1834年（天保五年）歌川广重完成《东海道五十三次》

1835年（天保六年）大原幽学在长部村讲授性理学

1836年（天保七年）“甲州骚动”三河加茂一揆；古桥晖儿救济饥民

1837年（天保八年）大盐平八郎为民起义；铃木牧之《北越雪谱》出版；“莫里逊号事件”发生

1838年（天保九年）渡边华山《慎机论》出版；高野长英《戊戌梦物语》出版；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写成内忧外患意见书，并于翌年向幕府提交（戊戌封事）；天理教教祖中山美支首次神灵附体

1839年（天保十年）蛮社之狱；江川英龙等提出海防调查意见

1840年（天保十一年）鸦片战争；“三方转封令”引起庄内藩百姓一揆；长州藩村田清风改革藩政

1841年（天保十二年）幕府开始天保改革；“株仲间解散令”颁布

1842年（天保十三年）近江反对幕府丈量土地引发农民暴动；宫尊德成为幕府官员，着手用日光仕法复兴农村

1843年（天保十四年）“居无定所之贱民返回故里令”颁布

1844年（弘化元年）荷兰国王开国劝告国书

1847年（弘化四年）盛冈藩三闭伊一揆

版权信息

书名：明治维新（岩波日本史第七卷）

作者：【日】田中彰

译者：张晶　马小兵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04-01

ISBN：978-7-5133-3824-0

目录
CONTENTS

序言

第一章 何为“开国”？

1.佩里为何来日？

2.开国的意义

第二章 幕府为何垮台

1.涌向变革的暗流

2.变化的幕藩体制

3.幕末政治运动的理论

4.“大君”制国家之梦

第三章 明治政府的成立

1.在权力与民众的夹缝间

2.国家统一

3.幕末维新的庶民生活

第四章 岩仓使节团与世界

1.所谓岩仓使节团

2.使团是如何看世界的

3.大久保政权

第五章 自由民权运动的目标

1.北海道与冲绳

2.自由民权运动路在何方

3.镇压、分裂与伏流化

第六章 明治宪法体制

1.《大日本帝国宪法》

2.何为《教育敕语》

3.明治宪法体制的确立

结语

参考文献

年表

宪法发布仪式图

帝国国会议事堂

序言

马比骑者脸更圆

说到明治维新，或许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坂本龙马、高杉晋作，抑或是有“维新三杰”之美称的木户孝允（桂小五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

幕末时期，曾有无数年轻有为的仁人志士登上历史的舞台，投身变革，献祭理想。它见证了维新变革的激荡起伏，诉说着历史积淀的厚重甘醇。

有这样一首打油诗：

真奇怪呀真奇怪，这个世道要颠倒，马比骑者脸更圆。

据说，这首诗写的是高杉晋作。再瞧瞧主人公留下来的照片，我们不禁豁然开朗：怪不得，怪不得！他的脸的确是长！（也有一说，该诗唱的是幕府家臣成岛柳北。如是后者，其所含趣旨又有所不同。）

高杉晋作（东行纪念馆藏）

比起骑马的晋作，被晋作骑着的马反而脸更圆，以此来暗示有扭转乾坤之势、革命般摧枯拉朽的明治维新之盛况。

从史学角度来看，明治维新是从幕藩时代到近代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实现跨越式剧变的起点。

世界史中的明治维新

为了用维新变革的方式建立新型国家，实际感受欧美现代化国家的真实形态，明治初年，一个规模庞大的团体从横滨港口扬帆起航，这便是岩仓使节团（参考第四章）。

归国后，在名为《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以下简称《美欧回览实记》）的报告中，开头“例言”〔日期为一八七六年（明治九年）一月〕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明治中兴之政，乃古今未曾有之变革。

“明治中兴之政”即明治维新。为何如此说呢？

变革其一是将将军的权力回收于天皇，变为由天皇执政的“亲裁”制度。变革其二是废除各藩“分治”，变为国家统治的“一统政治”。变革其三是撤销“锁国”之策，变为“开国”之策。紧接着该报告又如是说道：

这三个变革中，无论哪一个的实现都至艰至难，而三者的同时实现相当于撞上“当今豹变之运”，只能靠“天意”，不可“人为”。关于这点，以下文字做了更详细的解释：

熟察其由，不得不说是催生于世界气运之变。

即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变革，是因为受到了全世界范围内变革潮流的影响。

在这里，明治维新被放置在了十九世纪后半期，世界史变革浪潮的背景之下。“例言”之所以提到德国、意大利，不外乎是因为日本废藩置县与德意志帝国的成立都发生在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与意大利的统一也基本处于同一时期。

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所写的这份美欧巡回考察报告能提出如此见解，意味着他们将自己置身于风云变幻的世界潮流中，清楚地意识到了潮流的走向，并立志于走上大刀阔斧的维新之路。

本书接下来解析的重点便是明治维新，而从世界看明治维新，从亚洲看明治维新，理所当然是本书坚持的视角。或者毋宁说，如果要从历史学的角度客观看待明治维新，这一视角一定是不可或缺的。

明治维新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

翻开日本历史年表，我们看到在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的地方，标记着明治维新的字样。这一年，德川幕府倒台，明治政府成立。不过说到明治维新，如此开天辟地的一大变革又岂是在短短一年之内就能完成的呢？

那么，明治维新到底从何时开始，又到哪里结束？

对此大家众说纷纭。这个问题与明治维新观即如何理解明治维新，有紧密的联系。

本书将其范围划定为一八五三年（嘉永六年，黑船事件发生，日本开国）到一八八九年~一八九〇年（明治二十二年~二十三年，明治宪法体制形成）。具体理由如下：

这里所说的开国并非单指佩里的“黑船”来到日本。事实上从一八三〇年代天保年间（一八三〇年~一八四四年）开始，幕藩体制的矛盾开始逐渐明显，其蔓延至全国的广度和深度呈滚雪球式增长。而黑船事件带来的外部压力成为压垮体制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在国内矛盾和国际条件的相互作用下，我们认为一八五三年是维新变革的起点。

那么，为何将终点定在一八八九年~一八九〇年呢？

维新之后日本暂时统一，而经历自由民权运动后，亚洲近代国家的标志——明治立宪体制应运而生。也就是说，一八八九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制定，次年教育敕语的发布，使日本作为近代国家的法制体系和意识形态得以成形，因此我们认为可以把此时看作明治维新的终点。

不过就私人观点而言，我认为同时把日清战争[1]（一八九四年~一八九五年）和战后经营时期包含在内也未尝不可。相反，如果进一步压缩范围，也可将终点定为一八七七年的西南战争或一八七九年的“琉球处分”，之前我也依此范围进行过论述。

不过在此要事先明确一点，本书将开国到明治宪法体制的诞生这段时期界定为明治维新，这也是当前史学界接受度很高的划分方法之一。

本书的写作目的

本书的目的在于明确：十九世纪后半叶，在整个世界史潮流中日本的开国如何定位；支撑了两个半世纪的幕府在何种历史背景和政治制度下不得不垮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幕府被推翻后成立的明治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以及幕末维新中一般民众的生活百态。

此外，放眼世界发达国家并从中探索：日本近代国家模式的维新领导者们在归国后，如何应对日渐高涨的自由民权运动？这种民权运动的最终诉求是什么？这个被称为明治维新终结点的明治宪法体制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些都是本书试图探求的问题。

抱着以上疑问，本书在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描述的同时，试图绘制出整个明治维新的发展脉络。

注释：

[1]即中日甲午战争。

第一章 何为“开国”？

近晴作《武州潮田远景》。描绘了安政元年（一八五四年）佩里舰队再次到来时的情景（黑船馆藏）

1.佩里为何来日？

“黑船”来

黑船来矣，黑船来矣，锈迹斑驳、药研般的四艘黑舰惊现相州城崎海上，彼时嘉永六年六月三日未时上刻，正是夏日袅袅南风，吹入午睡人酣梦之际。

这是一九一五年（大正四年）熊田苇城所著的《幕府瓦解史》（上、下）开头的一句话。书中熊田一改往日立足西南雄藩、对幕末维新史展开批判的立场，将视角转移到幕府和会津，在时间上紧随幕府视角下的幕末史——福地源一郎（号樱痴）的《幕末衰亡论》（一八九二年刊），描绘之后的幕末维新史。

这么一写，嘉永六年六月三日（一八五三年七月八日）一个令人昏昏欲睡的和平的午后，四艘军舰在江户湾入口浦贺忽现巨影，瞬间惊动整个日本的情景便跃然纸上。

《美国海军将领佩里之肖像》，幕末时期日本人作（神奈川县立历史博物馆藏）

这是关于佩里来日的一般性描述。

而“黑船”则是指近世初期以来颜色漆黑的外国船只。面对着锈迹斑驳、药研般发黑的巨大轮船，人们心中升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种“黑船”之前不仅出现在日本的太平洋沿岸，也屡屡出没于日本海。然而，四艘海船组成的佩里舰队给人们带来的压迫感是无可比拟的。从此，“黑船”成为佩里舰队的代名词，外来压力的标志。

它给人们带来的影响从上图的佩里画像亦可略知一二。肖像虽然整体采用了诙谐的描绘手法，却隐约间透露着一种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一股对妖魔鬼怪的好奇感。而整体上的诙谐手法不正体现了一般民众的坚忍强大吗？

佩里是突然来的吗？

正如开头引用的那句话，明治之后，“黑船惊现”成为对佩里来日的普遍表述。不过事实果真如此吗？诚然，对于远离信息源的一般民众来说，它确实是“惊现”，然而对于幕府当局者来说，它早已是了然于心之事，绝非“惊现”。

早在一八四四年（弘化元年），荷兰国王威廉姆二世便给将军递送了亲笔信，谈到了工业革命后欧洲形势的变化和欧洲势力进入亚洲，特别提到英国和清朝的关系，劝诫幕府放弃锁国政策，对外打开门户。对此幕府于次年回信予以拒绝。幕府的拒绝被荷兰理解为是对其一直以来垄断日本贸易所取得的既得权益的认可。但一八五二年（嘉永五年），美国的对日派遣计划一传到荷兰，荷兰马上向幕府递送了包含有同样内容的《荷兰风说书》，并提议日荷之间缔结条约。又一次遭到幕府的拒绝。

为了应对外部压力，幕府早在一八四五年（弘化二年）七月就设置了海防小组。

海防小组聚集了以老中[1]为首，若年寄[2]、大小目付[3]、勘定奉行[4]、勘定吟味[5]等幕府内的能人贤士，在安政五年（一八五八年）七月因设置外国奉行、海防小组被废除之前，对幕府的海防政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佩里舰队和亚洲战略

那么，佩里舰队从何而来？我们展开世界地图看一看（参照下页地图）。

美国的东海岸有个港叫诺福克。佩里乘的军舰“密西西比号”于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嘉永五年十月十三日）由此出发，往东横跨大西洋，从非洲西海岸马德拉群岛南下，途经圣赫勒拿岛、开普敦、毛里求斯岛、斯里兰卡岛、新加坡。一八五三年四月七日，“密西西比号”驶入香港港口。

在这里，它与先到的东印度舰队会合，之后到上海集结。

率领“萨斯喀那号”“密西西比号”等四艘军舰的是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海军准将马休·卡尔布莱斯·佩里（一七九四年~一八五八年）。这支从上海出航的舰队并非一路直指日本，而是先到琉球，后停靠到小笠原群岛，再返回琉球，随后北上抵达日本。

佩里舰队在抵达日本前，为何要先去琉球呢？因为如果日本拒绝开国，佩里打算将琉球作为自己的基地。在他看来，占领这些岛屿、确保那霸港的安全从道义上讲具有正当性，也是为了应对紧急局势的万不得已之策。同时他认为帮琉球摆脱萨摩藩的压迫、促使日本开国是自己的使命。

佩里舰队航线。舰队于嘉永六年（一八五三年）七月十七日（阴历六月十二日）离开江户湾，经过琉球返回香港，但次年二月十三日（阴历一月十六日），以“波瓦坦号”为旗舰的舰队再次现身江户湾

佩里的这一意图在他签订《日美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安政元年三月三日（一八五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两年后写的意见书中有更明确的体现。这封意见书的主基调是对美国政权轮替（从辉格党第十三届总统菲尔莫尔变为民主党第十四届总统皮尔斯）后政府对外扩张呈消极态度的批判，不过从这里，我们亦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胸中所绘的亚洲战略。

佩里对在亚洲正一步步巩固地盘的英国保持着强烈的警惕，主张尽快将英国还未来得及染指的日本以及中国近海太平洋小岛纳入美国势力范围，并把台湾作为美国的贸易据点。除日本、琉球外，佩里还把从中国沿海到越南、柬埔寨、泰国、菲律宾等国都纳入未来的规划中。

而日本是这一亚洲战略中北太平洋上横卧的一条重要列岛。因此佩里对箱馆的重视不亚于对琉球（包括小笠原群岛）的重视。翌年（一八五四年）他再次来日时，一签署《日美亲善条约》，便到访了箱馆。因为该地不仅在军事上很重要，在贸易、经济上也属要塞之地。琉球—下田（相模湾）—箱馆（虾夷地）两两之间距离相等，对此佩里了然于心。一旦下田、箱馆二港与琉球（一八五四年七月十一日，《琉球美国修好条约》缔结）一道开港，对佩里舰队来说，“我们将同时拥有三处非常便于疗养和恢复体力的场所”，在《佩里日本远征记》中，他本人如是写道。

佩里的对日要求

佩里对日本的要求有三点：

第一，日方应保护在日本沿岸避难的美国船员的生命、财产。第二，向上述船舶供给饮用水、燃料和食物。第三，促进日美两国贸易。

第一条和第二条的规定与美国的捕鲸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美国捕鲸业急速发展，到四十年代后半期迎来黄金时期。因此巡游于北太平洋、日本近海的捕鲸船数量也急剧增加。而当时补给港和避难港对船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第三条的背后则是美国工业革命的发展。随着纺织行业迅速腾飞，美国开始将目光投向位于西部开发延长线上的太平洋远端，试图挤入中国这个散发着无限魅力的亚洲市场。于是，跨太平洋航线的开发被提上日程。在此之前，通往中国的大西洋航线需要花费一百三十天左右，而太平洋航线能将这一时间一下缩短到原来的六分之一甚至七分之一。为了开辟这条跨太平洋北方航线，中途必须设置停泊港。而箱馆南边的日本各港便是绝佳的候选地。另一方面人们相信日本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因此，佩里在接手前任提督奥利克的任务的同时，根据自身设计的亚洲战略，试图靠军舰大炮威慑下的海军主导型“外交法权”实现日本开国。就这样，处于锁国体制下的日本，在“武力”外交的胁迫下，被迫打开了国门。

亚洲形势

这里，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佩里来航前的亚洲形势。

在一窝蜂涌向亚洲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打头阵的是英国。十八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在英国首先拉开大幕，这波浪潮到十九世纪席卷欧洲各国，并延伸向美国。此时，不断积聚的工业资本开始寻求用于机器量产的原料和更为广阔的销售市场。而它实现的形式首先就是将印度变为殖民地。在与东印度公司股东、官僚、军人等土地贵族利益一致的前提下，英国工业资本悍然对印度及周边地区发动侵略战争，将印度变为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料、粮食的供给地。然而，随着殖民统治对以农民为首的各阶层压迫的加剧，反英情绪日渐高涨。英国征服印度不久后的一八五七年（安政四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土兵兵变）爆发。土兵指隶属于东印度公司的印度佣兵。当他们听说新发的手枪弹药包上涂了牛油和猪油时，认为自己受到了宗教侮辱，便在德里近郊起义。起义军迅速占领德里，战火燃烧到了北印度一带。靠着农民、手工业者以及被英国夺去领地的土著王侯、地主等的支持，他们一度将英军逼入绝境，虽然两年后遭镇压，但印度民众朝着推翻英国统治、走向民族统一这一共同的目标，切实迈出了第一步。

与鸦片战争相关的信息

中国的屈辱史以鸦片战争拉开序幕。一八四〇年（天保十一年），面对清朝在鸦片进口方面表现出的强硬态度，英军用先进的武器大破清军，并于一八四二年（天保十三年）签订《南京条约》，继拿到香港后又强迫中国开放了广州、上海等口岸。

一八五六年（安政三年），“亚罗号事件”发生。该年十月，持有英国香港执照的食盐走私船在广州海域接受中国水师临检，船上十二名中国船员被拘。以此为借口，英国联合法国再次对清朝发动战争（亚罗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六〇年（万延元年），占领北京并签订《北京条约》。至此，香港对岸的九龙半岛也被英国蚕食，清政府被迫承认贸易自由、设立租界，列强对中国的半殖民统治进一步加深。

鸦片战争让中国社会更加动荡，地方治安一片混乱，催生了以洪秀全为核心的反清武装起义。一八五一年（嘉永四年），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在均分土地、减轻租税、男女平等政策的感召下，以贫农为首的普通民众亦纷纷加入。

佩里来日的一八五三年（嘉永六年），正值太平天国占领并定都南京之时。清军结盟英法与太平天国军对抗，战争超出了清朝与太平天国的角逐，更将外国势力拉入其中，呈现出一种民族战争的特点。然而由于太平天国高层内部分裂，一八六四年（元治元年），南京陷落，太平天国灭亡。

有关鸦片战争的信息以多种形式传到了日本。斋藤竹堂（出身于仙台藩的儒者）的《鸦片始末》（一八四四年），岭田枫江（丹后田边藩士）的《海外新话》（一八四九年）、《海外新话拾遗》（一八五〇年）等各种出版物层出不穷，向民众广泛宣传了鸦片战争中清军的惨败和英国的威胁。与此同时，由于对幕府海防的批判，岭田遭到关押和流放。

俄罗斯也从中国北方压境而来。一八五八年（安政五年），清朝与俄罗斯签订《瑷珲条约》，规定将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割让予俄，由此俄罗斯获得了入海口，将其作为进入太平洋的据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走上了开国之路。

注释：

[1]江户幕府时期级别最高的官员，直属将军，负责管理政务。

[2]仅次于老中的重要职位，负责管理将军的直属家臣等。

[3]负责监视家臣行动的官职。

[4]掌管幕府财政和直辖领地的官职。

[5]监督涉及财政等一般事务的官职。

2.开国的意义

东西方秩序观的冲突与《万国公法》

佩里的到来充当了工业革命后欧美资本主义武力进入（侵略）亚洲的重要一翼，进一步讲，是将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强加于亚洲的其中一环。正如前面所述，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佩里绘制了亚洲战略，并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试图打开日本国门。而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它是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一步步摧毁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中华帝国秩序的过程。在此之前，位于亚洲中华秩序周边的日本也曾坚持华夷思想（认为本国是“中华”，周边国家是“夷狄”），在本国周边构建了日式的中华秩序，然而佩里对之施以沉重的一击。

换个角度来说，也可以理解为日本被纳入到了《万国公法》的世界中。

《万国公法》相当于现在的《国际法》或《国际公法》，是基于协商，规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法律。

佩里到来时，参与条约协商的幕府家臣里，没有一人具备《万国公法》的相关知识，以至于在交涉过程中，需要向谈判对手汤森·哈里斯总领事学习。

该国际法作为文明的产物，是由十九世纪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制定产生的，它规定整个世界分为三大块：欧美基督教国家是文明国家，其他为半开化国家（半开化指处于文明与野蛮的中间地带）、未开化国家（野蛮）。半开化国家和未开化国家有可能进化为文明国家，而文明国家也有正当理由介入未开化国家。

日本登上国际社会舞台的标志即加入《万国公法》的世界，因此处理国际事务被认为必须依照《万国公法》。而日本外交人员和维新政治家们在还未积累足够的外交经验前，并没有意识到该国际法和现实之间存在的鸿沟。

《日美修好通商条约》

一八五八年（安政五年），《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由日方的井上清直（下田奉行）、岩濑忠震（目付）和美方的哈里斯正式签订。该条约的十四项条款、七则贸易章程成为此后日本与荷兰、俄罗斯、英国、法国之间相继签订的条约的基准（所谓《安政五国条约》）。

哈里斯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威胁，巧妙地促成了条约的缔结。条约写入了多项不平等条款，如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剥夺关税自主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将来日本赋予其他条约缔结国美国未享受到的权益时，美国也立刻变为该权益的享有国，系沿袭亲善条约的条款）、开港地居留制度、只规定了条约修订协议期限的开始时间〔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而未规定有效期限等。

可以说，这样的不平等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强迫封建落后国家进行自由贸易时产生的必然结果。然而比起清朝，日本与列强之间缔结的条约在若干方面相对有利，如禁止鸦片进口、对进口棉制品征收相当于原价百分二十的关税、禁止在居留地之外的通商贸易等。这是因为日本与列强之间的条约并非像清朝一样属战败国条约〔不过一八六六年（庆应二年）的改税约书（《江户协约》）中，关税税率变为与清朝持平〕。日本虽然与中国有些许差异，但最终还是无可避免地同中国一道被世界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体制所吞噬。

世界资本主义的融入方式

在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为何印度沦为殖民地，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而只有日本保持了国家的独立呢？怀着这样的疑问，日本国内展开了一场资本主义论战（即“封建争论”，昭和初年，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出现的围绕日本资本主义、明治维新的性质等展开的争论）。论战中人们将原因归结于印度、中国、日本之间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不同。具体来说，是因为幕末时期支撑日本与外部压力相抗衡的资本主义萌芽（工场手工业）在国内已经处于统治地位。然而将原因单纯归结于资本主义发达程度这一经济因素，虽然观点新锐，却不一定和事实相符。

世界资本主义要求亚洲开放门户进行自由贸易，在这一点上他们对中国和日本并无二致。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二者在亚洲市场价值的大小、列强进入的先后顺序、由此爆发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土兵兵变）和太平天国军的民族抵抗、日本受到的影响〔例如，幕末时期和日本打交道的英国外交官阿礼国、帕克斯曾在中国尝过民族抵抗的“苦头”（阿礼国著《大君之都》，一八六三年刊，山口光朔译，岩波文库），这次教训反映到了之后的对日外交政策中〕以及中日对外态度的不同、从中体现出的主体性条件差异，甚至地理、经济、社会等因素，这些条件互相关联、相互作用、纷繁复杂，使二者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异性。

通商贸易的变化

一八五九年（安政六年），根据《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横滨、长崎、箱馆开港，此后以英国为主要交易国，贸易额急遽增长。昨日还是弹丸之地的渔村横滨，转身变为新兴国际都市，进出口额一路飙升。庆应年间（一八六五年~一八六八年），三港交易总额里横滨的出口额占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进口额占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可以说开港后，横滨处于中心地位，长崎、箱馆二港则发挥了补充辅助的功能。

其中，主要出口产品有生丝、蚕种、茶、海产，进口产品有棉毛织物、金属武器、船舰等加工工业产品，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内外经济差距之大。

当时的贸易属居留地贸易。日本的贸易商人只能在居留地内和外国商人交易，充其量不过是个货郎担。而后者凭借丰富的资本，以及领事裁判权、较低的协商税率等特权，牢牢占据贸易的制高点。

即便如此，居留地贸易仍然使以江户特权商人为中心的商品流通转移到横滨，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横滨贸易的农村商人和规模较大的新兴经销商。幕府为了继续保护江户的特权商人，一八六〇年（万延元年）起规定五品（生丝、灯油、蜡、服装、杂谷）要回送江户，同时对铜也采取了相同的措施，到一八六三年（文久三年）进一步推出了限制生丝出口的政策。然而，以生丝贸易为主的巨型新兴经销商还是不可遏制地壮大了起来。他们和几个试图出口藩内商品的推行专卖集货体制[1]的藩联合起来，获得新的特权，并与开国后幕府内能干、开明的官僚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打破了一直以来江户特权商人主导的、以幕府为中心的贸易体制，甚至从根本上摧毁了传统经济结构。自此，以横滨为轴心，贸易在与四处兜揽生意的商贩巨头和农村商人的新型关系中不断发展，包括地方在内，整个日本的经济结构开始产生新的蜕变。

贸易开展下的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

在以横滨为中心的进出口贸易状况和政治状况发生变化的前提下，物价开始爬升。由于这波物价上涨并未和工资产生联动效应，收入增长滞后的城市居民和下级士族的生活进一步陷入困境。

随着出口规模扩大，出口商品的产地——如关东及其周边养蚕、制茶地区——和农民的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从而促进了该地小资产阶级的壮大。相反，主要出口商品生丝则因为库存告急，价格飙升，致使以生丝为原料的绢织物产地，如京都西阵、桐生的织物业备受打击，整个行业暗云笼罩。另一方面，棉织物的进口，也进一步挤压了产棉地区的生存空间。

因此，开港为各个地区带来的经济影响并不一致。具体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促进了资产阶级发展的受益地区和遭到反噬的受害地区。这两个地区的经济落差逐渐改变了历来固有的国内生产状况和商品流通，同时，进一步拉大了农民和商人间的阶层差距，社会各个阶层被卷入到了矛盾的漩涡中。而随着港口的开放，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激进式发展为幕末时期逐渐萌发的资本主义经济注入活力，其影响的扩大又进一步拉大了地区间、阶层之间的差距。这种正面和负面效应瓦解了幕藩体制的各个领域，撕破了藩与藩之间的隔离网，为日本在外部压迫下走向民族统一快速准备了经济条件和社会基础。

注释：

[1]指藩政垄断某些特定商品的购买和销售。

第二章 幕府为何垮台

幕府末期拍摄的江户城正门（费利斯·比特摄，横滨开港资料馆藏）

1.涌向变革的暗流

竹越三叉的维新观

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历史学家、政治家竹越与三郎（三叉）深受欧洲文明史观，尤其是英国自由主义的影响，曾在《新日本史》中就幕末政治运动做出如下评述：

尊王也，攘夷也，佐幕也，讨幕也，公武合体也，不过乃浮于大变革波涛之杂木浮草。此等政治战争尚未开战，于社会根底，不知觉察之际，巨大潮流已轰隆涌去。

在这里，他所关注的是尊攘运动、公武合体运动、倒幕运动或者幕府主导的政治运动等背后，人们未注意的社会底层所涌动的“巨大潮流”。竹越将之称为“民权势力”，并从“町村都邑的庄屋名主中”去进一步找寻。在着眼于底层力量的前提下，他把明治维新称为“乱世之革命”，并将其定义为“社会革命”。

而这恰恰关系着我们要将明治维新的变革主体和基础定标于何处的问题。

幕末时期的农民起义

接下来，让我们从幕末农民起义（包括都市骚乱、农村骚动）中一窥这股“巨大潮流”的能量源——民众力量的崛起。

一八三七年（天保八年），幕府元大阪町奉行所的与力（江户时代的捕吏、警长）大盐平八郎（阳明学者）呼吁弟子、畿内周边农民，特别是贫农、遭欺凌的部落民起义，这一事件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虽然起义一天便被镇压下去，但星火燎原，随即发生了越后柏崎的生田万起义、备后的尾道起义、三原起义、摄津能势起义，甚至遥远的长州藩也爆发了起义。这是为何呢？不仅如此，大盐在民间被视作救世英雄，深得人心。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此时畿内周边的农村，商品经济正在急速扩张。棉作农民、农村商人为了反对大阪三所棉问屋[1]对实棉、皮棉的垄断，抗议他们用高利贷将自己捆绑在债务上的做法，数百乃至上千个村庄相继发生起义。这个被称作“国诉”的诉求斗争不断上演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大众对废除生产、加工、流通限制，实现“商品自由流通”的共同愿望。

不只畿内，正如前文所述，开港以后，随着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飞速发展，固有体制的桎梏被以超越国家或单个藩国的规模打破，走向统一的社会条件与经济条件一步步成熟。

将幕末农民起义的次数按年号统计，可以得出下页图表。幕末农民起义的基本矛盾虽然集中在领主和农民之间，但农村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促进了农民内部阶层的分化，加深了村落管理者及上层农民与贫农及被迫脱离土地的贫民之间的矛盾，而以贫农、贫民为主的起义则被称作“纠正世道”起义、“世均”起义。这其中包含着平均土地所有权、社会平等化等一些一般性诉求。而大盐平八郎之所以被视作救世英雄，广得人心，就在于他体察了民众的这一诉求，并能够站出来为之代言。

“纠正世道”起义的特征及陷入矛盾的民众行为

“纠正世道”起义的特征亦是幕末到明治初期所有起义的共同特征。一八六六年（庆应二年），起义达到高潮，仅这一年就多达一百八十五次。

幕末时期不同年号下农民起义的年平均次数（青木虹二《百姓起义综合年表》三一书房，1971年）

让我们看看一八六六年六月中旬，发生在奥州信夫、伊达两郡（总收入十九万八千八百五十石，村庄一百九十四个，夹杂有幕领、私领、分领，现福岛县福岛市一带）、持续了七天八夜的信达起义有何特征。

这一起义的总人数多达数十万，超过四十九个村子的村落管理者、富农、富商受到攻击。

以下为《民众运动的思想》中有关该起义的一节：

啊，吾众，小心火烛为第一，勿把谷米打翻地。不去触碰典当物，此乃田中收获物。勿将财物装兜里，此举绝不为私欲，是为万人之所成。此家工具皆打碎，哪怕猫碗亦不留。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得知，该起义并非为个人私欲。“小心火烛为第一”，这一指示的背后是对起义过程中个人禁欲行为的严格要求。不准动典当物，不抢夺钱财，这样的伦理道德也被要求严格遵守。而“勿把谷米打翻地”这句话，正体现了农民对米、麦无比珍惜的心理。然而在这里，家具成为农民攻击的对象，以至于用一个不留、摧毁殆尽、“猫碗”不剩这样的行为来发泄满腔的愤怒。而且，既然有下达指令的指挥者，我们就不难猜测该行动具有一定组织性。从严格的纪律性、“为万人”的目的性以及禁欲型伦理之中，我们亦可窥见起义背后所蕴含的类似于思想性的规则。

然而，该起义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另一面。据记载，人们涌入当铺拼命抢夺典当物，将典当的衣服一件不留地裹在身上，典当东西的人还向当铺索取超出典当物所值数倍的金钱。无可否认，这种暴徒般的行为的确存在。起义是复杂多面而充满矛盾的。

这是扎根于人，或是说身在一个集团中的人的内心矛盾。禁欲与不可遏制的欲望、革新性和保守性，二者终是不可分割，纠结撕扯。而这或许正是人、人类团体最自然的形态。

生于伊达郡的中富农菅野八郎被视作此次起义的领头人（他本人对此予以否认），他在佩里第二次来日时，曾亲自到神奈川目睹了“黑船”，因对幕府的海防政策抱有疑问，向权力阶层发起激烈批判而在安政大狱中连坐，被判流放到八丈岛。然而，就连八郎在某些固有道德和秩序面前，亦表现出了低俯顺从的姿态。虽然带着这样的两面性，他还是以民生为重，从民众的立场出发，采取了必要的行动。

问题是，带着这种矛盾的个人，以及由个人聚集起来的集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如何在克服这一矛盾的同时，还能成为担当者，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因为从整个历史的大潮流来看，唯有其中痛苦挣扎的民众，才能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纠正世道”的终极理想和“这不挺好嘛”

仿佛在为民众的诉求代言般，一八六六年（庆应二年）八月，在江户小石川发生了一起“扔诉”——扔诉也称作“扔文”，是将诉状悄悄放在幕府的政府机关或官员门前，用以表达自身主张的形式。扔诉原本被严令禁止，但到幕府末期扔诉和贴诉（往门上张贴诉状）一起被民众广为使用。该扔诉署名为“六十六州安民大都督大河边主税、同副翼竹田秋云斋”。从内容推测，当是偏向幕府的儒者或浪人；从职务名推测，当是以民众的安乐为己任的人。所谓“万民享和平，夜不闭门户，失物都找回，彼此让行道”，建立这样一个“世界第一善国”，是“纠正世道”起义、“世均”起义的终极理想。

然而，立志于“纠正世道”的民众行动有时候会以一种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八六七年（庆应三年），“纠正世道”起义一晃变为“这不挺好嘛”，就是其表现之一。

所谓“这不挺好嘛”，是指以从天上落下伊势神宫的神符为契机，从东海道、名古屋一带发展到京都、大阪的民众集体性的癫狂行动。这场暴乱波及范围甚广，将江户到云州的民众卷入其中，甚至在北九州岛也显现出一丝迹象。一般人们将其解释为，这是伊势神宫每六十年举行一次的集体参拜——“庇护参拜”的变相发展，也有人认为该年六月起，在代表东海地方农民信仰的伊势神宫别宫伊杂宫（位于三重县）举行的御锹祭百年祭，才是“这不挺好嘛”爆发的契机。

先不论二者对错，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街头。民众身穿绯红绉绸的和服或青紫色衣物，男人穿女装，女人穿男装，众人和着太鼓、笛子、三味线哄闹喧嚷，手舞足蹈，嘴里唱着“这不挺好嘛，这不挺好嘛”，舞姿愈加疯狂。而这个口号中正隐含着他们“纠正世道”“世均”的要求。

把这一具有宗教色彩的民众集体行为算进去，当年“纠正世道”起义的数量是一八六六年顶峰期时的一半。如此看来，“这不挺好嘛”和“纠正世道”起义是共存关系，而非后者转入前者、被前者吸收的关系。同时，这群魔乱舞的狂躁状态也成为倒幕政治工作的烟雾弹。

注释：

[1]指批发商。

2.变化的幕藩体制

幕藩体制的变化

上节所述的变革的暗流虽然速度缓慢，但切切实实地正在动摇着持续了将近两个半世纪的幕府体制的根基。

社会根基动摇了，上层建筑就会动摇，进而就不得不进行变革。打个形象的比方，此时身处金字塔顶端的幕府已渐渐无法站稳脚跟。在老中水野忠邦主导的天保改革中，通过给予补偿地，将距离江户、大阪最近的土地收归幕府，这一所谓的上知令（上地令）反成为水野忠邦倒台的重要因素。上知令乃幕府专有的转封权的一种变形，也就是说此时连这一权力幕府都无法实行。同样，一八六二年（文久二年）闰八月，作为幕府文久改革的一环，参勤交代[1]的时间限定之所以被放宽，正是因为幕府惧怕如不出此策，会遭到故意破坏。参勤交代本是幕府军役征收权的一种形态，由此可以看出幕府对该权限的独立行使也变得步履维艰。

国外刊物《日本报道者》（一八六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曾刊出“江户重磅消息”，副标题是“一场大革命”，文章称日本“国家基本结构发生了变化”（收录于《外国新闻看日本》，下同）。受此影响，《北方中国报道者》（同年十一月八日）亦写道，“统治了这个国家两个半世纪的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敏锐地捕捉到幕藩体制的剧变。大政奉还〔一八六七年（庆应三年）十月〕之际，坂本龙马曾说：“只要把江户的银座[2]搬到京都，即便将军一职仍维持原状也不足为惧。”这进一步暗示了当时幕府的中央集权仅剩下货币铸造这一个权限。

理想国家观与朝廷的政治化

此外，外来压迫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朝廷问题。早在一八二五年（文政八年），水户的会泽正志斋（会泽安）就在其著作《新论》中指出“国体，以论神圣”，在面对外来狄夷的压迫时，要有“神圣的理想国家观”。这一理想国家观突出了朝廷的地位，并将幕藩体制纳入其中（参照42页图）。亦如本居宣长在《玉匣子》〔一七八七年（天明七年）〕中所述，朝廷身处政权委任的顶点，幕府体制下的政权首先由朝廷委任于将军，再由将军委任于大名（“御任”论）。这一尊王论是在幕末时期幕府体制风雨飘摇的情况下，由幕府御三家[3]之一的水户藩水户学为强化幕府的正统性而提出的，由此开国后随着幕藩体制危机的深化，朝廷（天皇）作为该“御任”论之根本，忽然被冠以政治角色。

朝廷政治化的契机是外来压迫，而幕府的首席老中阿部正弘（福山藩王）也将“黑船”来航，视作“国家之大事”，认为其重要性远远超越了“锁国”这一家传“祖法”。因此，阿部一方面将该事报告于朝廷，另一方面火速翻译美国国书，向一部分大名级别以下的幕府官员、儒者、浪人、村民征集意见。

向“御任”论之根本、具有传统权威的朝廷作汇报，可光明正大地加强自身权力，同时，将外来压迫的危机感传达给统治阶级以外的部分平民，亦可进一步重整、强化风雨飘零的上层体制。可以说，阿部正弘做的这一切，依靠的正是以集中、扩大为核心的权力强化论。

公武合体的体制

之后，阿部将水户前藩主德川齐昭任命为海防顾问，试图靠齐昭来压制支持攘夷论和幕政改革论的强硬派大名，同时进一步拉拢越前藩主松平庆永（春岳）、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欲借二人，把自己的意思顺利传达给大廊下诘（德川家族和大名的部屋）、大广间诘（外样大名[4]等的部屋）的各个藩主。

此外，他起用了川路圣谟（勘定奉行）、水野忠徳（勘定奉行）、土岐赖旨（大目付·海防小组）、筒井政宪（大目付·海防小组）、堀利熙（目付·海防小组）、永井尚志（目付·海防小组）、岩濑忠震（目付·海防小组）、大久保忠宽（一翁、目付·海防小组）、竹内保德（箱馆奉行）、井上清直（下田奉行）、江川英龙（太郎左卫门[5]、海防小组）、高岛秋帆（四郎太夫、炮术家）、胜海舟（安芳）等人，这些人之后均成为积极替幕府做事的开明官僚。

德川齐昭身为御三家之中的一员，虽然从立场上不得不强调身份秩序，但一八四六年（弘化三年），他曾对法国军舰到琉球一事表过态，认为“天下自德川家康后是德川氏的‘天下’，但如今‘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只是德川家的天下”（摘自《新伊势物语》）。这一说法将外来的危机扩展到整个“天下”，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对外样大名夺权的忧惧，担心如不早做决断，外样雄藩势力会赶在幕府下令前打着“为了日本”的旗号有所行动。

幕末·明治初年的体制图

这里所说的雄藩，是指拥有大量石高[6]、形成割据势力，同时客观上促进这种割据体制解体，具有自我矛盾性的藩国。他们在世界资本主义持续不断的影响下，保有自己的指导理念，成为能够改变幕府体制、建立国家新体制的中坚力量。

有关笼络雄藩进行体制改革的设想，本书之后会详细介绍。这些雄藩的崛起和朝廷的政治化发生化学反应，使原来的幕府体制逐渐变为公武合体体制。下节所说的政治运动便是指在这种体制变化过程中发生的政治运动。

如果将天保期之前的幕府体制看作金字塔（前页图Ⅰ），那么开国到庆应年间的公武合体体制，则从幕朝关系逆转为朝幕关系，此时幕府权力式微而雄藩势力抬头（图Ⅱ）。再往后看，庆应末到明治初年（图Ⅲ），进一步形成了以朝廷为顶点，以雄藩（实为维新官僚）为支撑，统治府藩县的新型金字塔结构（朝藩体制的政府即维新政权）。

还有一点要重点指出，在图Ⅰ幕藩体制下，幕府曾是天下之“公”，但在外部压力袭来、政治形势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图Ⅱ体制下的“公”转移到朝廷，幕府则降格为“私”，公私发生逆转。之后，随着人们对外部压力担忧的加剧，相对于幕府的“私”化，变身为“公”的朝廷进一步升华为天下舆论中的“公”，如此，朝廷（天皇）转变成一种民族主义的象征。

注释：

[1]江户时代，各藩大名必须在江户购置宅邸，将妻子儿女安置其中作为交给幕府的人质，大名本人则一年在领地视事，一年到江户替幕府将军执行一段时间的政务。其间的仪仗开销、路费以及住在江户的生活费用全部自己承担。也作“参勤交替”。

[2]银座，即造币局。幕初设于伏见、骏府，1612年迁至江户，“银货币铸造所”改称“银座铸造所”。

[3]指德川氏中除德川将军家外拥有幕府将军继承权的三大旁系。

[4]外样大名是在忠诚和亲密度上与德川家关系最不紧密的大名分类，为单纯的地方诸侯，只有管理自身领地而没有参与幕府政治的权力，且受幕府严密监控。

[5]幕府世袭代官江川家家主的通称。

[6]石高代表所拥有的财产，地主和士族阶层之下的受薪阶层的俸禄也沿用石高来表示。

3.幕末政治运动的理论

尊攘运动的意义

上节我们考察了幕末时期的体制变化，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尊攘运动、公武合体运动、倒幕运动（武力倒幕，简称讨幕）等政治运动是在怎样的理论架构或延展下展开的呢？

一八五八年（安政五年），突然升格为大老[1]的井伊直弼违背敕许，签署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并拒绝了一桥派拥立的一桥庆喜（水户齐昭的第七子），将门阀世家南纪派拥立的和歌山藩王德川庆福（后改名家茂）任命为第十四代将军。以此为由，尊攘运动进一步高涨，“尊王”和“攘夷”本是两个独立的儒教名分，但井伊的反对派针对其违背敕许的行为提出“尊王”，针对签署开国条约的行为提出“攘夷”，展开对决。在这里，“尊王攘夷”（尊攘）融为一体，成为反对幕府的口号。

虽然尊攘运动的参与者有下层公卿、下级武士（不拒绝中上级武士参加）等，但处于该运动精神顶端的是天皇，天皇才被认为是绝对的存在。说到底，这一与攘夷组合起来的运动亦不过是站在儒教、名分论的观念上得以存立的。

不过，当运动在半殖民地化的危机感中展开时，尊攘运动又带有一种抵抗的色彩。与此同时，尊王价值体系中被视作绝对象征的天皇，开始着手准备给民众施加另一方迷幻剂，即成为推翻外来压迫的民族主义象征。而随着外部危机的不断扩大和深化，经济层面也受到波及，它促使部分觉醒了的富商豪农投入运动，进一步扩大了运动的根基群体。这些富商豪农成为所谓的“志士”，他们在全国流动，成为信息交换的据点，对运动的展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尊攘运动为对抗公武合体运动，以京都为中心展开，但文久三年（一八六三年）八月十八日的一场政变将这一切颠覆殆尽。失败后，支持运动的三条实美等七公卿逃到长州据点，这就是所谓的“七卿流亡”。当时，京都守护一职由会津藩藩主松平容保担任，而该政变正是由会津藩和长州藩的死敌萨摩藩策划执行的。

朝廷、幕府与西南雄藩

政变后，孝明天皇发表声明称：“十八日之后的政策才是天皇真正的意志。”尊攘派本就以天皇为尊，所有行动的出发点均来自天皇，此时被天皇抛弃，他们也只能暗自伤神。至此，政局的主动权转移到公武合体派一方。

公武合体（也称公武一和）运动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朝廷与幕府的合体路线，另一条是朝廷与雄藩特别是西南雄藩的合体路线。

前者的目的在于加强朝廷与幕府的联系，强化幕府权力，由老中久世广周和安藤信正（原名为安藤信睦）为核心的久世、安藤政权主导。

一八六〇年（万延元年）七月，久世、安藤等老中联名向孝明天皇递上奉答书。书中强调了外部势力的威胁，指出为了在七八年甚至十年后实现天皇攘夷的愿望，必须通过公武合体来促进人心一致。若公武合体无法实现，无论天皇攘夷的决心多么强烈，终无法实现。

也就是说，他们表面上采取了尊重天皇的形式，真正目的却是利用公武合体强化幕府的统治。事实上，岂止七八年，十年后攘夷也不可能成功，这一点精通外交的老中安藤比谁都清楚。不过为了抢占不断高涨的尊攘运动的道义制高点，同时为了让幕府在对抗逐渐抬头的雄藩势力时获得优势，非常有必要把朝廷拉拢到幕府一边。

为此他们策划了一桩朝廷与幕府之间的联姻。一八六二年（文久二年）二月，将军家茂与孝明天皇同父异母的妹妹和宫举行结婚仪式，时年二人均为十七岁。

西南雄藩的公武合体运动则是在长州藩和萨摩藩之间的相互较劲与牵制中展开的。一八六一年（文久元年）三月，长州藩直目付长井雅乐提出“航海远略”之策，主张京都（朝廷）和关东（幕府）应舍弃安政违敕造成的隔阂，打开航路（贸易），朝廷对征夷大将军（幕府）发号施令，命其向海外展示己方武威。如此一来，作为“国是”（国家方针）的“远略”（对外计划），就首先由朝廷提出，幕府不过是听令而为，君臣之分得以纠正，且国内一统，“皇国”雄飞五大洲。

这一提案产生于幕府的开国国策和以京都为中心的攘夷论发生剧烈冲突之时。它以实行幕府的开国国策为前提，首先说服朝廷和幕府保持步调一致，这对幕府来说是一条绝佳的政治路线，因此久世、安藤政权举双手赞成。

然而，长州藩的公武合体政策却遭遇挫折，不仅受到藩内尊王激进派的反对，还发生了坂下门外之变〔一八六二年（文久二年）一月〕，老中安藤遇袭负伤。

更为棘手的是萨摩藩提出的公武合体路线。萨摩藩“国父”岛津久光（藩主忠义的父亲）声称要继承亡兄齐彬的遗愿，与尊攘派划清界限。因此，和长州藩长井劝朝廷配合幕府的做法不同，久光率一千余士兵上京，试图靠军事力量实行以幕府改革为前提的公武合体政策。这里的改革又叫作“三事策”。

三事策的第一策是，将军率大名上京，在此探讨国家大计、讨论国是。第二策是，沿海五大藩主（萨摩、长州、土佐、仙台、加贺）作为五大老参加国政，扩充攘夷必要的军备。第三策是，一桥庆喜辅佐将军，松平庆永担任大老。

一八六二年（文久二年）七月，在久光的力推之下第三策得以实施，庆喜担任将军后见职，永庆就任政事总裁职，至此，西南雄藩公武合体运动的主导权从长州转移到萨摩藩手中。

萨长公武合体的真意

那时有一本情报书，对久光的公武合体之策有如下记载：久光表面上宣扬攘夷，对天皇宣誓效忠，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他看来，萨摩藩一直在私底下和“夷狄”（外国）进行贸易（指琉球贸易等），而幕府的开国之策会导致藩贸易的衰退，将藩经济逼入绝境，这与获罪被没收一半财产没什么区别。但他又不能因此公然表现出对幕府的仇恨，只好打出攘夷的幌子做京都方面（朝廷）的工作，以阻止幕府开国，甚至谋划将来自己当上将军，实现自由贸易，所谓“全无尊王忠诚之心”。

此时，萨摩藩正积极推动以琉球及长崎为中心的藩际交易往来，在这一点上长州藩也一样。他们以马关（下关）为中心，不断扩大萨长贸易等各藩之间的交易圈。

从这一角度来看，萨长两藩的公武合体政策，归根结底是为了对抗开国以后幕府对贸易的垄断和对全国市场的控制。同时，也有试图挤入幕府政权分一杯羹的目的。

而这也关系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为何明治维新由西南雄藩充当先锋？当然这需要具备各种各样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藩国拥有琉球（萨摩）、下关（长州）、长崎（肥前、土佐）等对外开放的窗口。这些窗口即便在锁国的情况下，仍然通过对外贸易和国内交易，给本藩财政带来经济上的收益。同时，它们也是收集国内外第一手信息的最佳据点。

话说一八六三年（文久三年）年末到次年（元治元年）一月组织的参预会议（成员有一桥庆喜、松平容保、松平庆永、山内丰信、伊达宗城、岛津久光），促成了公武合体政策的部分实现，但不出几日便分裂、解体。

如此看来，公武合体运动大致可以分为朝廷（公）和幕府（武）、朝廷（公）和西南雄藩萨长（武）两大路线，前者和后者分庭抗礼，后者中的长州和萨摩又相互对立、流动不定。二者虽然都意在促进幕府的重整和强化，内部却亦涌动着分裂的暗流。

尊攘运动和公武合体运动的对立交错

从上文运动的展开方式可知，公武合体运动是公武合体派将朝廷（天皇）作为相对操作的对象，以达到自身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

尊攘派将一切价值归结于天皇，把天皇的存在绝对化，与此相对，公武合体派却将天皇相对化，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天皇的绝对化。

一八六三年（文久三年）五月下旬到六月，抱着与尊攘派军事对决的心态，老中小笠原长行率军上京。就在该年三月，围绕攘夷期限发生争执时，他曾在上书将军的建国论中说道：“对于敕令，不讨论利害得失而盲目遵循，乃‘妇女之所为’。”一边是把天皇绝对化的尊攘运动，一边是把天皇相对化的公武合体运动，这两种政治运动和政治路线相互对立，相互交错。而正是这对立与交错，才让庆应时期的讨幕派应运而生，讨幕运动由此展开。

讨幕派的理论

倒幕“志士”们在彼此书信往来中，用隐语“玉”表示天皇，将“倒幕”的策划说成是“戏剧”。所谓只要夺走“玉”，整个“戏剧”就成功了。

不知他们把“玉”念作什么[2]。不过我认为这个“玉”字既有“gyoku”的一面，也有“tama”的一面。“gyoku”在象棋术语中指“帅”，一旦帅被对方将死，就满盘皆输。因此“gyoku”意味着绝对。而“tama”一方面指最为珍贵的事物，另一方面也指策略等手段，即政治计谋的意思。这么看来，“gyoku”是尊攘运动中被明确提出来的天皇的绝对价值观，“tama”是公武合体运动中相对性带来的政治手段。这个意指天皇的隐语同时包含了以上两种意思。而内含了这两种意思的“玉”，在庆应年间以讨幕运动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具体说来，它是尊攘运动和公武合体运动扬弃后的产物。

一八六五年（庆应元年），大久保利通给身在大阪的西乡隆盛寄去一封书信。信中写道：“得至当之理，天下万人尤为称道乃敕令也，非义之敕令并非敕令，不予遵循。”这是对朝廷允许第二次征长（长州征伐）的批判。

大久保虽然以“天皇的命令是绝对的”为前提，但同时也认为不义的敕令不是敕令。这里他摒弃了敕令本身的绝对性，而是从别处寻找判断标准。那么别的判断标准又是什么呢？是天下万人所承认的社会舆论（公论）。而把什么视作社会舆论，这里就有了讨幕派自己的判断。他们将公论与朝廷（公）合二为一，通过高举天下公论的牌子，将自身的主张贴上天皇的标签，包装为获得至当之理的敕令。敕令唯有经过讨幕派的价值判断才能成为敕令，天皇因讨幕派的政治操作而绝对化。“gyoku”和“tama”的这一交错理论凝缩于被称作“玉”的天皇中，这是讨幕运动的理论基石。

一八六六年（庆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明天皇溘逝，次年一月，年幼的睦仁（之后的明治天皇）即位。围绕天皇的溘逝，有人说是因为痘疮，还有人说是遭到毒杀。当时毒杀的流言最早从宫内传出，主谋中列出了讨幕派成员的名字。先不说毒杀一说是否属实，之所以有此说法，也是因为有人从中读取出了“除掉执着于攘夷之‘玉’，以新玉换之”的讨幕派理论吧。

注释：

[1]日本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中的官职名。辅助将军管理政务，地位在老中之上，是临时性的最高职位。

[2]日语中“玉”可以读作“gyoku”，也可以读作“tama”。

4.“大君”制国家之梦

萨长的转身、同盟与国际形势

话说一八六四年（元治元年）到庆应时期（一八六五年之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八六四年三月参预会议的解体进一步加大了公武合体派大名和幕府之间的分歧。第一次征长时站在幕府一边的萨摩藩，在面对次年九月（庆应元年）幕府发出的第二次征长令时，却无动于衷。

而在长州藩，元治内战之后，讨幕派掌握了主导权，确立了举藩军事体制。一八六四年年末到一八六五年一月，高杉晋作的马关（下关）举兵为其创造了转机。高杉晋作率领“不论身份、唯有志者”组成的奇兵队（一八六三年六月创立，士族和农民参半），讨伐濑户内一带的村落统治者，打着稳定民心的口号举兵马关。随后，高杉晋作以濑户内地带的庄屋、大庄屋（富农豪商）为基础，吸收民众起义的能量，从而成功地从反对派手中夺回权力。该藩之所以下定决心走上开国的道路，是因为一八六四年（元治元年）八月，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攻击下关时，他们尝到了惨败的苦果。

萨摩藩在萨英战争〔一八六三年（文久三年）七月〕失败后，开始和英国接近。由于同时意识到开国的势在必行，长州和萨摩两藩之间的隔阂急速消退。终于，一八六六年（庆应二年），两藩在基于六条协议的基础上结盟（萨长同盟）。这一盟约考虑到了幕长之间开战、不开战，甚至是取得胜利抑或失败等所有情况，是非常务实的盟约。作为当事人，不论是萨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长州的木户孝允，抑或是搭桥牵线的土佐的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等，都设想了与幕府对决的形势走向，并一致认为如果藩与藩之间不能团结，就无法与幕府对抗。同时，该军事同盟亦是萨长二藩为反抗幕府把持全国市场而设立的经济同盟（名为商社盟誓，操控大阪，扼住整个西日本市场）的延伸。他们的目的是打倒幕府，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国家（“皇国”）。

因此，一桥家、会津藩、桑名藩（统称“一会桑”）等要控制朝廷阻止对手，除决战之外别无他法。而且即便一会桑政权控制着朝廷，也丝毫不能松懈。所谓把“玉”抢走就好，正是我们在前一节所说的讨幕派的理论。

幕府与萨长联盟对抗的背后还有国外势力的博弈。一八六四年（元治元年）三月，法国人罗叔亚以驻日公使的身份抵达日本，随即开始为对抗处于优势地位的英国而有所行动。他接近幕府，尤其是幕府内的亲法派（小栗忠顺、栗本鲲等），并进一步接近坐上第十五代将军宝座的德川庆喜。而幕府也试图通过拉拢罗叔亚，与萨长势力积极对抗。英国方面，一八六五年（庆应元年）闰五月，帕克斯接替前任驻日公使阿礼国后，与馆员萨道义一起开始积极筹谋。英国佯装中立，实则支持萨长。就这样，国内势力的角逐被染上了国外势力的色彩。

这种斗争不仅体现在国内，甚至还发生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于一八六七年（庆应三年）举办的巴黎世博会（阳历四月一日，阴历二月二十七日）上。针对幕府的参展，萨摩藩和佐贺藩均要求设立属于自己的独立展厅，坚称自己具有唯一代表性的幕府不得不做出妥协。最终，幕府以“日本大君政府”、萨摩藩以“日本萨摩太守政府”、佐贺藩以“日本肥前太守政府”分别参展，各自挂上旭日旗，幕府在国际舞台上威望尽失。

德川庆喜的庆应改革

当然幕府也没有坐以待毙。

一八六六年（庆应二年）七月二十日，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在征长的出发地大阪城逝世。八月二十日，幕府发丧，同时宣告德川庆喜继承德川宗家，紧接着二十一日发休战书。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继承宗家的德川庆喜于九月提出了录用人才、强化军力、重视外交信义等八条改革纲要，开始庆应幕政改革。然而，他迟迟不肯接受将军之职，直到各大名审议推举、万事俱备后，方于十二月当上第十五代将军。

德川庆喜（茨城县立历史馆藏）

庆应改革的推进者有老中板仓胜静、稻叶正邦、小笠原长行，大目付永井尚志（后为若年寄），外国奉行平山敬忠（后为准若年寄），勘定奉行小栗忠顺、栗本鲲等。他们几乎都是开国之后通过人才选拔的途径走上舞台的实力派官僚，尤其是在外交、军事和行政、财政方面均有建树的小栗、栗本等开明吏僚，更是这一改革的核心人物。而从外部予以支持、提出具体改革设想的正是法国公使罗叔亚。幕府从内政、外交、军事、财政、经济等多方面实施改革，试图夺回第二次征长失败后逐渐失去的幕府权力。

幕府体制改革设想的发展

在这里，我们回顾一下幕府开国以后，其体制改革设想的变化与发展。早在一八五七年（安政四年），越前藩主松平庆永就考虑过一个方案，即幕府改变老中制，将谱代、外样、家门糅合起来，从御三家中选一人当总督，设五大老。其心腹桥本左内则认为，考虑到外部压力，锁国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应以将军为核心，任命松平庆永、德川齐昭（水户）、岛津齐彬（萨摩）等实力雄藩藩主为国内事务宰相，锅岛齐正（佐贺）为外国事务宰相，同时让川路圣谟、永井尚志、岩濑忠震等有能力的幕府家臣分别辅佐，并将家门、谱代或外样雄藩派往京都、虾夷地，启用小藩有志之士，接受西洋技术，掌握物产流通，加强虾夷地的开拓和航海技术。

文久时期（一八六一年~一八六四年），开明派幕府家臣大久保忠宽（一翁）主张设立公议会，建立以公议会为核心的政权体制。大公议会设置于京都或大阪，诸大名作为议员，共议国是（一院制议会），小议会设置于江户和其他各市，发挥地方议会的职能。

加藤弘之蕃书调所[1]教授助手，出石藩出身也主张“立上下分权之政体，设公会，施公明正大之政事”（《最新论》）。他这一改革论借用了中国清朝改革之名，和大久保的公议会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此可以看出，幕府一方的改革方案与庆永、左内主导的幕藩体制改革齐头并进，在形成的过程中引入欧洲近代制度的立宪政体论，逐渐丰满起来。

庆应时期的幕府设想

到庆应时期，特别是一八六七年（庆应三年）时，该设想变得更为具体。

是年七月，信州上田藩士赤松小三郎（修兰学，习英式兵学）向松平庆永致意见书，他立足于公武合体论，主张内阁制、两院制。从供职于天子的将军、公家、诸大名、旗本[2]中甄选六名有才能且通万般学识之人，其中一人任统管行政事务的行政府长，其他五人分别担任掌管财政、外交、军事、刑法、租税的宰相。这是所谓天朝之下的内阁制。议政局分上下二局，上局（约三十人）从公家、诸大名、旗本中择选，下局（约一百三十人）从各藩不拘一格遴选人才。议政局负责立法，一切国事在上下二局决议的基础上申报朝廷，获得许可后推行全国（朝廷否决时返回再议，具体流程和之前一致）。

九月，洋学者津田真道（津山藩出身）向幕府提出“日本国总制度”的方案。津田的方案为，由德川氏担任管辖全国的总政府（行政府）长，掌握军权，立法由总政府和法制上下两院分掌（分掌的具体方案不明），两院的构成人员为诸大名和全国人民代表（十万人中选一人），全国政权以德川庆喜为核心。

这与十月十八日松平乘谟（大给恒）提出的意见书大同小异。后者概要如下：

（1）在“全国”及“州郡”设上下议事院。“全国”上院从诸大名中甄选十人，下院三十席位从大小名中公平选举。“州郡”上院（十名）从大小名中选出，下院（三十名）则包括藩士在内，广纳贤士。所有人选均由选举产生。

（2）一切国政都需上下院审议。其决定事项连“主上”亦不得有异议。

（3）置“全国守护之兵”。为此要新设海陆军，配置于各地要冲。身为全国守卫兵，海陆军士官应从大小名、藩士中广泛推举，选取强勇有志之人，费用由诸大名、各寺院缴纳三分之二石高，并通过收取商税，广为征集。

该案虽未明确朝廷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但重点在于将各藩“私权”收归中央政府，同时把军权也集中于政府，一切国事都要在议事院讨论的基础上展开。

有一点必须注意，该案提出的时间是，十月十四日大政奉还后的第四天。

“大君”制国家设想

大政奉还的前一天，即一八六七年（庆应三年）十月十三日，洋学者西周〔藩医津和野之子，脱藩籍学洋学，任蕃书调所助教。一八六二年与津田真道一同留学荷兰，修法律、经济、哲学等，一八六六年归国后，任开城所（蕃书调所先改为洋书调所，后又改名为开城所）教授〕突然被召到二条城的大广间。大广间走廊的障子屏风内，西周和盘腿而坐的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促膝而谈。那时的西周是德川庆喜身边的奥诘并[3]，在教授庆喜法语的同时，也为幕府翻译外交文书。

德川庆喜就国家的三权分立、英国议院制度等向西周提出疑问，西周一一作答，并将其整理成笔记，于次日交给庆喜。

一直到大政奉还的前一刻，庆喜都对欧洲近代国家的形态和议院制保持关注，这一点非常重要。

西周于庆应三年（一八六七年）十一月起草的《议题草案》中，关于“大君”制国家的构想

十一月，西周执笔《议题草案》，提交给庆喜身侧的平山敬忠（若年寄）。该案被认为是西周为庆喜量身定做的方案，现收藏于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的书库中。《议题草案》的简图如右，主要特征有：

（1）大君在中央权力的顶点。将行政机关公府设于大阪，下设五个事务府（将来六个），各派一名宰相进行管辖。它以一八六六年（庆应二年）幕政改革后的庆喜政权为基础，具有很高的务实性和可操作性。暂定公府掌有司法权。

（2）议政院作为立法机关，分上下两院。上院由一万石高以上的大名组成，下院由各藩主从本藩中选出的德高望重之人组成。

（3）大君横跨公府和议政院，作为元首掌握行政权，握有公府的人事权，决定赏罚、法令法度等，同时作为上院议长，有权解散下院。大君拥有绝对权力。

（4）各藩保持现有藩领不变，江户由德川氏直辖。军权暂由各藩掌握，但最终将收归大君。

（5）将天皇（朝廷）限于山城国内，赋予其元号、度量衡的制定权、封爵权和宗教（佛教）权。天皇对议政院议定的法律有钦定权（依天皇之名制定），但无否决权；不具备独立的军权。即天皇和从前一样，只具有传统性的权威而无政治实权。但可接受大名在节日献上的贡品。

总之，该方案将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司法实权都集中于大君。

而之所以将公府置于大阪，正如萨长同盟所料，是想控制当时西南雄藩觊觎的西日本经济市场，同时政治上也与西南雄藩形成对峙。这也意味着由此进一步掌控了逐渐形成的全国市场，可见其继直辖江户后，又想将大阪变为控制全国政治、经济之枢纽的意图。

《议题草案》将大君上升到可和英国国王、土耳其苏丹、俄国沙皇相匹敌的高度，该大君由德川庆喜担任，因此也可以说是引入议会制（公议政体）、将权力集中于庆喜的新型统一国家的统治设想。这是幕府一方对新政权构想进行一系列摸索后的最终归途，可以视作新德川国家的“大君”制国家设想。

未发的可能性

这个“大君”制国家设想虽然未能实现，但也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性。要知道，变革时期本来就拥有各种可能，而现实发展只是其中一种而已。内部条件或外部境况稍有不同，其他某种可能就有可能发展为现实，从而改写历史。接下来，我们从遗留下来的史料中去找出虽未实现但有可能实现的那些选择，并对其加以历史性的考察。我愿将其称为“未发的可能性”，它和“如果”这一历史学禁忌有实质性差异。

如果再加一句，我想说它和败者的视角是相通的。根据彼时条件的不同，胜者与败者完全有可能发生逆转。然而，一旦成为胜利一方，所谓“胜者为王”，就会以胜者的角度去看历史——不，只能以美化胜者的角度去书写历史。明治维新史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为了让历史更为客观，我们有必要站在胜者看不见的角度——败者一方去观察历史。在那里，有踩踏一方永远不会明白的被踩一方的痛楚，而这饱含痛楚的“历史”，便和含有“未发的可能性”这一设想的历史合二为一。

回到主题，如果我们把上面《议题草案》中的“大君”制国家设想，放到幕府有关新型统一国家设想的一系列内容中来看，那么它就是在大政奉还迫在眉睫时，庆喜从西周这一智囊中找到的、对大政奉还后庆喜的出路最具现实性的方案。

那么，如果将“大君”制国家设想放到教科书记载的所谓大政奉还（庆应三年十月十四日）—王政复古（同年十二月九日）—鸟羽·伏见之战〔庆应四年（元治元年）一月三日〕这一时间线的十一月，历史又会是怎样一番风景呢？

“大政奉还”的真意及之后的德川庆喜

倘若庆喜想将政权还于朝廷，远离政治实权，就不会有大政奉还四天后幕府一方松平乘谟的方案，也不会有十一月西周的“大君”制国家设想。因此，当时就连站在幕府一方的越前藩士都禁不住怀疑，这是否是庆喜企图实现复权的“谋略”，指望着朝廷接受奉还后不知所措，天皇再次将政权委任于他。因为在此之前，天皇已有两次（一八六三和一八六四年）将庶政委任于幕府的先例，庆喜指望会有第三次也是理所当然。大政奉还彻底解除了获得“讨幕敕令”（十月十三日和十四日）的讨幕派发动武力的借口，形势更为混沌，各大名都在观望。而大政奉还后，坂本龙马也开始宣扬“不战”，与讨幕派之间渐生嫌隙（十一月十五日，龙马被暗杀）。

在此形势下，老中兼陆军总裁松平乘谟率幕府军上京，旗本们也纷纷往京都集结。讨幕派深感危机重重，于十二月九日毅然发动王政复古的政变，宣称要废除幕府和摄关制。心有不满的公议政体派大名们试图反扑，庆喜移阵大阪城，以旧幕府军固守周边。随后，幕府向各国使臣宣告对履行条约负责，间接向国际社会宣告自身仍掌握政权。这意味着庆喜开始试图走上“大君”制国家的道路。

被逼上绝路的讨幕派向幕府发起挑衅。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一月三日，鸟羽·伏见之战爆发。讨幕派试图以武力粉碎通往“大君”制国家的道路。

也许是初战失和乱阵脚，庆喜趁着夜色逃离大阪城，乘坐幕舰“开阳丸号”回到江户城。随后，庆喜让津田真道创立集议所，一月下旬命西周调查立宪政体，并让津田和加藤弘之也加入调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

就东归后庆喜的动向，外国报纸描写道：他召集众多装备齐全的士兵和大量武器、弹药等军事物资，军事力量比战败前进一步增强，稳步加固江户的防备，并指出“要是他不准备打仗，这一系列动向就无从解释”（《北方中国报道者》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四日）。联想到庆喜东归后仍然对立宪政体的执着，我们亦可以肯定他对建立“大君”制国家的执念。

然而，或许意识到形势已无力回天，庆喜于二月从江户城转移到上野东叡山大慈院。四月一日江户开城后又赴水户，七月进入骏府（静冈）宝台院。

之后，一直到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十一月，除因私事上京之外，庆喜再未因公上京。经人引荐，一八八九年三月，他首次入宫，拜谒了明治天皇和皇后。据说当时天皇和庆喜曾把酒共饮。随后天皇对伊藤博文感慨道：“伊藤啊，我今天终于赎罪了。我夺了庆喜的天下，今天一起喝酒，他说这都是造化使然，不是二人能左右之事。”

庆喜晚年居留骏府三十载，或许是对被夺去“大君”制国家之“庆喜天下”的无言抗争，而从庆喜那里夺取“大君”制国家之“大君”宝座的人（天皇），也知道是自己窃取了“庆喜的天下”。

注释：

[1]日本锁国时代通过荷兰传入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叫作兰学。

[2]指在江户时代石高未满一万石，但有资格在将军出场的仪式上出现，且家格在御目见（直接谒见将军）以上的德川将军家的直属家臣团的统称。

[3]专门接受将军咨询的官职。

第三章 明治政府的成立

意大利画家艾多拉多•基奥索内所画的西乡隆盛（左）和大久保利通（右）（鹿儿岛县历史资料中心-黎明馆收藏）

1.在权力与民众的夹缝间

《五条誓文》和草案变化的意义

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元旦，一则否定天皇神格的《天皇人间宣言》（正式名称为《关于新日本建设的诏书》）横空出世。其开头引用了《五条誓文》，并指出战后所要建立的民主主义的源头在明治维新。

《五条誓文》内容如下：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三、官武一途，下至庶民，各遂其志，不倦人心。

四、破旧来陋习，遵天地之公。

五、求知识于世界，振皇统之根基。

这是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三月十四日，睦仁天皇（明治天皇）在京都御所内的紫宸殿上，率公家、诸大名及文武百官，对天地神明发的誓文。与此同时，一则名为《宣扬国威之宸翰》（木户孝允起草）的文书也发布天下。宸翰（天皇执笔的文书）指出，在万国对立、各显其势的形势下（万国对峙），天皇应以亲征来安抚万民，威震四方。誓文与宸翰系一体，但当时宸翰更受重视。

天皇以率群臣向神明宣誓的形式，明确了天皇是新政府，其权力主体的权威性得以确立。因此，这一宣誓的对象并非人民。

该誓文草案最先由福井藩士由利公正（三冈八郎）在一八六八年一月，为制定议事所规则而执笔，随后土佐藩士福冈孝弟进一步修改，用于充当诸侯会议（列侯会议）的盟约书，后经长州藩士木户孝允润色，最终连岩仓具视、三条实美也加入其中，终于赶在十四日早朝前定稿。誓文每经过一次润色或修改，原版中的具体、限制性语句就变得更加抽象。

例如，福冈版本中的“兴列侯会议”之后改为“广兴会议”。因此一直以来，“广兴会议”被解释为“兴列侯会议”。可这并没有回答为何“兴列侯会议”会改成“广兴会议”这一问题。

《五条誓文》还涉及大阪亲征。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为一扫多年积弊，木户提出“会三百诸侯归还土地和人民”的意见，然而它被大久保利通修改为迁都大阪论后正式提出。迁都大阪论并非简单地把首都从京都迁到大阪，而是要打破束缚京都公家的传统，将身在“破败”深处的天皇推到人民面前（事实上，从这时候开始，锦绘上的天皇都清楚地画出了脸），宣传其是“人民的父母”，能带来无上恩惠。与此同时，他认为天皇一下命令，天下都要抖三抖，如果不建立这样的国家体制，就无法向海外宣扬皇威，与万国对峙。为此，次日即十五日，“三月二十一日亲征大阪”的指令传遍天下。而三月十五日这一天，正是萨长讨幕军计划总攻江户城的日子。

在这样的形势下，木户、大久保等讨幕派就包括公家也提出异议的亲征大阪等问题在内，为如何掌握新政府的主导权而费尽心思。若誓文中留有“列侯会议”的字眼，恐怕公议政体派会以此为借口召开大名会议，发起反攻。基于此，他们删去“列侯会议”，改为“广兴会议”，以堵住反对势力的嘴，且给人以尊重公议的印象，吸引摇摆的各方势力聚集到“广纳百川”的新政权身边。因此宸翰中亦体现了天皇的意志，即所谓“去私见，采公议”。

作为政治纲领的誓文

此外，誓文之所以采用了开明的文言，也和当时的对外形势有关。彼时正值神户事件（一月十一日，冈山藩兵在神户与外国人发生冲突）、堺事件（二月十五日，土佐藩兵和法国士兵发生冲突）、英国公使帕克斯袭击事件（二月三十日）等外国人被杀被伤事件先后爆发之际。面对这一系列事件，新政府如果不主动展示自己的开明性，就难以获得列强的支持。而如果没有列强外交团的支持，戊辰战争的前景将难以预测。

在誓文发出的第二天，又出现了所谓的《五榜揭示》，即正儒教道德之五伦，戒恶业、禁党徒、禁强诉[1]、禁逃散、禁天主教〔第一到第三条（永世之法）〕，履行万国公法，禁杀伤外国人，戒脱籍浮浪化[2]〔第四、第五条（一时之公示）〕。这些条目表达了新政府对民众的态度。

《五条誓文》和《五榜揭示》，一方开明而一方封建，乍看充满矛盾，实为一个盾牌的两面。我们往往把《五条誓文》看作新国家的建国宣言，其实倒不如说这是迫于当时海内外政治形势而发的极具政治性的纲领更为合适。如此一来，为什么岩仓使节团（后文详述）在美国进行宪法调研时，负责总结誓文的木户却将四年前的这一誓文忘得一干二净就能说得通了。如果是具有建国宣言性质的纲领，木户的这一表现无论如何解释都未免太过牵强。而当时比起誓文，宸翰更受重视也与此有关。

那么为何《五条誓文》会出现在《天皇人间宣言》中，被人们视作民主主义性质的纲领呢？其一，它用语开明；其二，在自由民权运动的过程中，该誓文的各个条目曾被民权运动的先锋们作为开设国会的依据而引用。推行民权运动的人们，以天皇向神明发誓的誓文为反向撒手锏，寻求开设国会的正当性。可以说这是《五条誓文》在政治上的失控，而这种失控在历史中并不少见。

“公论”的意义

接下来，让我们从维新政府成立初期的语境中，去找寻《五条誓文》第一条中“公论”的意义。

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闰四月二十一日公布的《政体书》率先提到了《五条誓文》。它主张天皇之下“天下权力都归太政官”的集权制，形式上采用三权分立和议事制度，强调“公议”“公论”（以下均记作“公论”），甚至规定了官员四年替换、公选制度。

这里的“公论”，是幕末时期幕府及公议政体派为重振势力而打出的口号。幕府一倒，维新派官僚就有意无意地接过大旗，动辄在当时的布告类文件中使用该词，《五条誓文》就是其中的代表。之后，不论是在中央政府，还是在地方藩国，都设置了公议机关（公议所、众议所、藩议院等），有时还会公开选举议员，讨论政策。

然而，“公论”一词虽然大为热门，却不过是以新政府口号的方式上传下达，因此它并未和前文所述的“纠正世道”之志向有机结合。甚至，这一“公论”反而被当作压制异议的手段，以加强集权和扩大集权。此外，“公论”还和“国家独立”这一民族主义性质的一面相结合，与作为民族主义象征的天皇形象重合起来。靠着“公论”这一关键词，天皇和国家成为一体，给人们“天皇才是对峙万国的民族主义象征”的幻觉。

一八七〇年（明治三年）三月二十日，木户孝允在写给三条实美的信中如是说道：解开人民一直以来受到的束缚，给予每个人“自由之权”，以此来“独立出”天皇政治，从而打破诸藩旧习。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为打破诸藩旧习、建立天皇政权而服务的。因此，当幕藩体制开始解体，天皇政府的建立指日可待时，“自由”的权利就被抛弃。“公论”的口号亦随之在几年之内消失得无影无踪。彼时，权力的主导权已经落到天皇周围的维新官僚手中。

有关维新官僚们所要建立的国家体制，岩仓具视曾如此说道：“不待明天子、贤宰相出，而国家足可自持，非确立该制度不可。”（一八六九年一月）他提倡建立一个即便没有“明天子”“贤宰相”，也可以维持正常运转的官僚制国家。而这就是他们所描绘的近代天皇制国家的蓝图。

明治初年的多重危机

我们看一下明治初年农民起义的次数。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一百四十一次，次年更多，达到一百五十一次（一八七〇年九十二次，一八七一年六十四次，逐渐减少）。这些起义从东北到九州岛，席卷了全国。他们在要求救济贫困的同时，也在“更换政权”造成的政治混乱中横插一脚，把村官和富商豪农看作政府爪牙而大肆攻击，高举政治诉求。人们认为“王政”不及幕府，并口口相传萨长劣于德川氏。某本探索书〔一八七〇年（明治三年）六月〕认为，当时怀念旧幕府的人有七成，支持新政府的不过三成。

让我们再看一看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四月，东京小石川方面发出的檄文。该檄文断定现在的“王政”不过是一种雄藩谋取私利的政治。要改变天下，当“大举治世安民之兵”，“选贤明之士”任“日本君王”，实施“至当公正之善政”，使人民无一人贫穷痛苦。要建“升平鼓腹，夜不锁户之世”，需大家齐心协力，共议“义举之大事”〔藤井甚太郎、森谷秀亮《明治时代史》（《综合日本史大系》第十二卷）〕。这难道不是为了实现一八六六年（庆应二年）八月江户小石川扔诉中所说的“纠正世道”之理念，在共和制设想下，进一步推进改革的行动吗？

明治初年，抱着“纠正世道”之理念的这股能量已经在社会最底层蠢蠢欲动。加上草莽、“脱籍浮浪”之徒对政治的不满和猜忌，政府高官被暗杀、袭击（参与[3]横井小楠暗杀、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袭击事件、参议广泽真臣暗杀事件等）、叛乱、颠覆政府之事（山口藩诸队叛乱、米泽藩士云井龙雄等的谋反、爱宕通旭事件等）层出不穷，这些矛盾的集中井喷使新政府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如何化解这些极易发展为内乱的多重危机，成为维新官僚们的头等大事。

注释：

[1]平安时代中期以后，僧兵、神职人员借神佛权威，集体向朝廷、幕府提出要求。江户时代，农民向领主提出年贡减免等要求。

[2]指退出本籍无所属的状态。

[3]官职名称，类似于“顾问咨询官”。

2.国家统一

朝令暮改的制度、人事

有个词叫“朝令暮改”，说的是早上发出的命令到了傍晚就被修改，以讽刺法令变更之快，让人难以信任。

明治初年的官制变迁正是朝令暮改的绝佳案例，其变化之快直叫人眼花缭乱。一八六七年（庆应三年）十二月九日，随着《王政复古大号令》的发布，幕府、摄关制被废止，新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不出四十天，三职变为三职七科，又过不足一月，即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二月三日，三职七科变成三职八局。紧接着闰四月二十一日（《政体书》）、一八六九年七月八日（职员令）、一八七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太政官职制）、一八七一年八月十日等，官制历经多次更改。制度如此，人员的变动更是剧烈。

这从岩仓具视身上便能窥见一斑。岩仓于一八六七年（庆应三年）十二月九日成为参与，二十七日成为议定；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一月九日成为副总裁，十七日又兼任海陆军务会计事务等总督；二月二十五日，他被任命为右兵卫督，但闰四月二十一日制度变更后，又恢复为议定；二十三日刚离职，紧接着二十五日又重任议定。此后到一八六九年七月八日被任命为大纳言之前，一直担任此职。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又成为兵部省御用职，次年四月二日辞职，七月十日就任民部省御用职，可闰十月五日又辞职。一八七一年七月十四日成为外务卿，十月八日变为右大臣。职务变更可谓仓促。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也大抵如此。

以上的频频变动说明，成立伊始的明治政府是流动的，它反复尝试反复探索，不论在制度还是人员方面，变动之快令人应接不暇。事实上，在这一激荡起伏的过程中，权力从幕府（将军）体制转移到了天皇制。与此同时，幕臣、藩臣也变为朝廷家臣，实现了朝臣的蜕变。这也意味着公家、藩主阶层的没落，在取而代之成为朝臣的维新官僚，特别是在以萨长为首的维新官僚的努力下，藩阀政权进一步加固。这一方面看，是上下求索、朝令暮改的政治；但另一方面看，亦可以说是天皇政府内部，维新官僚逐渐掌握政治主导权的过程。

旨在促进藩体制解体的藩政改革

戊辰战争从经济上促进了藩体制的解体。战争的财力消耗让本就债台高筑的藩财政陷入瘫痪。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到一八七一年间，相比幕末以来的藩债（旧债），各藩的负债额度（新债）所占比重均有所加大。这其中诚然有物价上涨的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戊辰战争给各藩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事实上，在货币发行额可考的一百四十四个藩中，发行额与债务总和超过实际收入的藩竟有一百三十四个，达到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三。

不仅如此，还有不容忽视的外债。戊辰战争前后，各藩从英、荷、普鲁士、美、法等国进口军舰、汽船、武器及其他用品，这些都形成了债务。

陷入财政恐慌的藩国内部，围绕勤王[1]还是佐幕[2]产生分裂，矛盾进一步激化。加上各地爆发的起义和打毁运动[3]，藩体制愈发风雨飘摇。

而作为戊辰战争主力的西南雄藩，则军力大增。此外，跳脱出本藩控制的下士（底层藩士）、兵士阶层也逐渐抬头，其中山口藩的诸队叛乱是最好的印证。木户孝允将之称为“尾大之弊”，即尾巴的力量过于强大，导致头部受限，失去遏制尾巴的能力。叛乱诸队甚至表现出和农民起义联手的迹象。

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闰四月公布的《政体书》上，将地方行政设为府、藩、县三部制。十月，新政府又出台了“藩治职制”，废除了门阀世袭的家老制度，增设执政、参政、公议人等官职，鼓励各藩统一机构，行政与家政分离等。此外，还倡导推行议事制度，在遴选人才的基础上统一藩制，试图将藩政纳入新政府的管理之下。

如此，藩政改革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这一改革虽然着眼不同、因地制宜，但总体来说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甚至藩体制相对稳固的某些雄藩，也被新政府打入了强有力的楔子。政府藩政改革贯彻得最为彻底的是山口藩（因此藩的诸队叛乱被彻底镇压）。相反，旧藩势力残存最多的是鹿儿岛藩。而资产阶级倾向最为明显的当属继承横井小楠思想、掌握藩政实权的实学党所在的熊本藩。暂不论山口藩，以士族为中心的鹿儿岛藩和实学党把控的熊本藩走向完全相反的两个极端，它们对维新政府来说，逐渐成为非常棘手的存在。

而对于众多中小藩来说，财政崩盘，起义、打毁运动导致其脆弱性暴露无遗，因此他们不得不按照政府指示进行藩政改革。自此，藩权力被中央政府吸收、合并的基础急速形成。

版籍奉还的“谋略”与废藩置县

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六月十七日，轰轰烈烈的版籍奉还展开了。“版籍”指土地和人民，其实现的程序与之后的废藩置县全然不同。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受戊辰战争的深刻影响而打算破罐子破摔的藩受到遏制。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一月二十日，维新官僚让萨长土肥[4]四藩王以联名的形式向朝廷递交版籍奉还的建议书。书中一方面强调王土王民，另一方面也指出“其应予者予之，其应夺者夺之”，暗示重新赋予各藩主领土。这是建议书的目的之一。目的之二在于让雄藩四藩王拿到版籍奉还的主导权，由此遏制住一些想要破罐子破摔的藩国的举动。目的之三是让版籍奉还的决定权置于“公论”之下。因此，建议书中指出，该建议书不应立即得到许可，而当开会决定。于是，各藩争先恐后地召开会议。公议所会议中，虽然赞成与反对票不分高下，但最终，维新官僚们想要的“谋略”获得了政治成效。二百七十四个藩主返还了总草高[5]一千九百零四万六千余石（现石高九百二十六万一千余石）的版籍，藩主们被重新任命为藩知事（赋予藩名时称某某藩知事），进行全面改革。虽然土地、人民的返还只是名义上的，但此后，被封为藩知事的旧藩主们彻底沦为政府统辖的一介地方官员。

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的废藩置县，与版籍奉还相比则截然不同。

政府对各藩军力设定规则，谋求兵力的固定化。但与此同时，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二月，又将鹿儿岛藩步兵四大队、炮兵四队，山口藩步兵三大队，高知藩步兵二大队及骑兵二小队、炮兵二队，共计约一万人设为亲兵，置于兵部省管辖之下。这一举措把萨长土三藩军力集中到中央，政府首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军力，而且还吸收了作为“尾大之弊”的雄藩军力，正可谓“一石二鸟”。而就是这股军力，成为之后强行推行废藩置县的力量背景（也有意见认为这支亲兵并非为了废藩置县而设）。

废藩置县是年轻开明的维新官僚们〔山县有朋、鸟尾小弥太（兵学头）、野村靖（外务大记）、大隈重信〕，以所谓的“书生论”为契机，在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等人的赞成下强制推行的。此时的废藩乃天皇单方面下的命令。

对于为何如此着急实施废藩置县，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外部压力的影响，一种认为是国内矛盾的影响。

这里笔者总结并列出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各地农民起义、打毁运动高涨，暗杀高官、反政府运动不断，各种事件或发生连锁反应，或同时发生，使社会性、政治性危机进一步加深。

第二，如前所述，戊辰战争之后藩财政越发窘迫。

第三，如前所述，按照政府指示，藩政改革逐步展开。这意味着政府对各藩的统治得到强化，但其中也隐含着脱轨的风险。

第四，以上诸多矛盾加剧了政府的危机感，促使高层内部一致认为，在镇压反政府运动的同时，尽快废藩。

第五，政府对外具有唯一代表性，倘若留下藩国，会妨碍其对内统治，增加财政混乱。因此，为了填补对外代表问题和国内实际状况之间的鸿沟，同时维护财政稳定，政府痛感废藩之必要。可以说，维新官僚们把外压以及与外压相关的国内诸要素作为统一国家的撬杆，毅然开启了废藩置县的征程。

就这样，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七月，二百六十一个藩变身为县，除去琉球，再加上之前设置的若干县，全国成为一使三府三百零二县之布局。随后，当了藩知事的旧藩主们被免官，户籍移到东京，府县的长官由政府重新任命。当年十一月，全国进一步被统合为一使三府七十二县。

十二月，府县的序列确定，东京、京都、大阪三府，以及坐拥重要港口的神奈川、兵库、长崎、新潟四县地位上升。

废藩置县意味着日本初步成为统一国家，这与一八七一年德国以普鲁士为核心形成德意志帝国的时间重合，同时也与一八七〇年意大利基本统一的时间吻合。欧洲德国、意大利这样的后发近代国家与东亚的日本几乎在同一时间成为近代统一国家，这一点值得我们格外留意（参见序言）。

就这样，日本初步成为统一国家，此时距一八七九年（明治十二年）的“琉球处分”，即真正的统一还有一段时间。也就是说，日本的废藩置县——这项让中央政府触手伸及全国的措施，从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为管理北海道而设置开拓使，到一八七九年彻底控制冲绳，足足持续了十年。然而，虽然它统一了国家，却未创造出国民。维新官僚们将注意力放在能对峙万国的“国家”上，以致于无法顾及每一个国民的人权。而后者还要等到民众觉醒，主动发起自由民权运动方可说起。

县名的报复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则逸事。总览全国各县，你会发现有些县名与废藩置县前一致，有些则不然。

例如鹿儿岛、山口、高知、福冈、鸟取、广岛、冈山、秋田等作为县名得以保留，据说因为这些是勤王藩。佐贺开始改为伊万里县，后又复名佐贺县。而朝廷的敌对藩和见风使舵的藩则被剥夺县名，以当地郡名或山川命名。如松江藩（改名岛根县，出云国郡名）、高松藩（香川县，讃岐国郡名）、桑名藩（三重县，伊势国郡名）、高崎藩（群马县，上野国郡名）、仙台藩（宫城县，陆前国郡名）、熊本藩（白川县，肥后国川名，后改为熊本县）、宇和岛藩（神山县，伊予国山名，后改为爱媛县）、金泽藩（石川县，加贺国郡名）等。德川家族的名古屋藩（爱知县，尾张国郡名）、水户藩（茨城县，常陆国郡名）亦是如此。废藩置县后的数月内，合并改置后的县名曾一度使用朝廷敌对藩的名字，但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之后，可以断言“再无朝敌藩名之县名”（宫武外骨《府藩县制史》）。据说这项方案的提议者是任府县监督一职的大藏大辅井上馨（长州），大藏卿大久保利通（萨摩）对此表示了赞同。

维新政府以建立集权制的统一国家为基本方针，虽然府县名及边界划定涉及诸多要素，但从戊辰战争军功封赏典礼上厚待萨长等勤王藩、靖国神社（一八六九年创建的招魂社，于一八七九年改名）祭神中偏重“军官”等一系列表现来看，不得不说，历史的长河中唯有胜者方能笑到最后。

注释：

[1]为天皇工作。

[2]为幕府工作。

[3]针对行为不正的人，破坏其房屋以示惩罚的做法。

[4]即萨摩藩、长州藩、土佐藩、肥前藩。

[5]藩领内产出的大米总额。

3.幕末维新的庶民生活

“黑船”危机、时代危机与普通庶民

“黑船”的到来给人们带来巨大的震撼，由此诞生了许多丰富多彩的绘画作品。《幕末风俗图卷》（神户市立博物馆藏）、《黑船来航风俗绘卷》（埼玉县立博物馆藏）描绘的正是一八五四年（安政元年）佩里二度来航时的情景。其中展现出了两种极为鲜明的对比。

一幅是快马加鞭报告“黑船”来航的情景，名为《神奈川宿边松平兵部大辅台场图》（见88页）。图中二马飞驰，骑在马上的武士恨不得立刻将消息传达出去，一触即发的紧张感跃然纸上。与之相对，坐在一旁休息的马夫却眺望着“黑船”，气定神闲。武士的“动”与庶民的“静”呼应得恰到好处。

这幅绘卷还有拖着木屐、单手拿望远镜的男人，有领着女人、嘴含烟管、身穿不带袴裙的和服，远远眺望着海上“黑船”的男人（参见89页上图）。也有斜眼瞅瞅“勿要观摩黑船”的茶店标牌，踢倒绳子围成的栅栏，边谈笑风生边远望“黑船”之人（参见89页下图）。

快马加鞭报告“黑船”来航的官员（神户市立博物馆藏，选自《幕末风俗图卷》）

这里展现出了区别于统治阶级——武士阶层，单纯对“黑船”充满好奇的普通庶民的形象。佩里曾在自己的日记中谈起日本人“令人惊异的好奇心”，而前文提到的菅野八郎也在佩里二度来航时，到神奈川目睹了“黑船”，留下记录：佩里初到时，江户“上下惊慌失措，呜呼，恐战争来矣，上下不得安宁”（《雨夜梦咄》）。由此可见“黑船”给普通庶民带来的震撼虽大，却与武士阶级受到的震动有质的区别。

一八六四年（元治元年）八月，英法荷美四国联合舰队进攻下关（马关）时，骑兵队等顽强抵抗，普通老百姓却战争一打响就逃进了深山老林。据法国海军士官阿尔佛雷德·鲁桑记录，战争一结束，百姓便帮联合军把青铜大炮从缴获的炮台上撤下来，声称“厌恶战争”。说起来，巴黎荣军院内博物馆进门右侧的地方放着十门大炮，其中最外边的便是当时获得的战利品——两具长州军大炮的炮身。

旁观“黑船”的老百姓（埼玉县立博物馆藏，选自《黑船来航风俗绘卷》）

如此看来，当时的普通民众虽然对幕末时期的政治事件抱有好奇，但总体上与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可以说这也是他们守护自己生活的一种智慧。

然而，如果连这些民众都被卷入，那么它就发酵成了时代的危机；当时代的危机意识充满整个社会，就会激起人民的反抗。“纠正世道”起义、“这不挺好嘛”正是其表现形式。如此一来，政治和社会就会发生颠覆性剧变。

范·布伦描绘的庶民生活

正是由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状态过于平常，所以不易留下相应的记录。但对于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来说，民众生活是如此新鲜奇特，反而更容易留下记录。事实上，从包括雇员在内的众多外国人的记录中，我们能观察到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

这里我们看一下横滨发行的《日本生活报道者》一八八一年（明治十四年）二月连载、由托马斯·彼·范·布伦执笔的文章《日本的劳动》（西田长寿译）。范·布伦当时任美国驻横滨总领事。

基于一八七五年（明治八年）的数据，范·布伦就日本人口结构画出如下表格，同时对日本社会进行了总结：

表：一八七五年（明治八年）的日本人口结构

托马斯·彼·范·布伦《日本的劳动》（西田长寿译）

*总数有出入，但这里保留原数据

该国社会与其他国家类似，原本都是家族制社会。家长对家族成员拥有绝对支配权。孩子的一生都由父亲设计、塑造、支配。结婚亦全然由父亲决定。子女无论多大，未经父母同意，都不得离家独立。在底层社会，父母或让女儿做妾、艺伎，或出于某种不道德目的，将女儿卖掉，命女儿外出劳动以抵债。

此外，他还在文章中写道：

女儿离开娘家嫁作他人妻时，过去所有对父母的义务自然转为对丈夫及公婆的义务。有时亦会被休，与子女两地分离。

虽说这些家长权力大部分已被废除，但其影响仍然巨大，西方无法与之匹敌。

可见，家父长制社会在维新之后仍然根深蒂固。不如说，幕藩社会下，武士推崇的家父长制伦理，随着等级社会的解体，反而一步步走入了一般家庭。

收入、衣食住行与娱乐

据记载，一个熟练的农民，每年的工钱包伙食约三十五日元，不包伙食约五十日元，日平均补贴额为，包伙食十二至二十钱。女性更为廉价，年收入包伙食约八至十日元，不包伙食约二十五至三十日元，日平均补贴额有十至十五钱。

农民们夏天几乎赤身裸体，冬天则裹一两件木棉做成的和服，他们脚踩秸秆制成的凉拖（草履）或木屐，一年用于穿着的花销不到四至五日元。

农民的伙食如何呢？

农民的食物几乎都是蔬菜类，即米、大麦、小麦、黍、豆类、蔓菁、芋头、葱、胡萝卜等。有些地方，由于米价太高，往往只吃大麦、蔓菁、黍，或再加上一两种菜。虽然偶尔也能吃到鸡蛋、鸡肉或是廉价鱼肉，但总体来说他们是菜食主义者。出于宗教、风俗、偏见和价格原因，他们禁止食用兽肉。

对农民来说，西服和大米是颇为遥远的存在。进一步来讲，它们真正进入乡村民众的生活，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而促使它们普及的是征兵制下的军队。在军队生活中习惯了穿军服、吃大米的士兵们回乡后，也将这些习惯带回地方农村。

让我们回到范·布伦的记录。

住宅（各地颇有差异，但据范·布伦所述，“平均一户人家住五人以下”）几乎都是平房，与欧洲建筑相比，平房体积小巧玲珑，农家房间最多不过四间。“一个房间兼用作客厅、餐厅、卧室，另外还有个小厨房和浴室，大抵如此。”房屋内铺着干净柔软的垫子，即榻榻米，无须穿鞋。吃饭时，使用高约一英尺（约三十厘米）的小桌子，全家席地而坐。餐毕后收起小桌子，房间成为客厅，榻榻米充当椅子。“入夜后，从收纳柜里拿出棉被，铺于垫子上，一瞬间客厅变为卧室。”他如是惊叹道。

这种将多种功能集中于一个房间的做法令外国人十分惊奇。据范·布伦说，这个三个房间的屋子，仅用二十五至一百日元就可建成，榻榻米、拉门隔扇等花费甚至不足五十日元。此外，他还指出，家里十分干净，故不用穿鞋，人人几乎每日泡澡，住宅虽廉价小巧，却十分舒适。“在公共澡堂，四处可见男人女人裸体混浴，但几乎无人说无礼、下流之语，亦不见猥琐之行。”虽说城市与农村颇有差别，但以上这些叙述总体上向我们展示了幕末维新时期大众生活的基本状态。

有关民众的娱乐生活，范·布伦道，“仲秋满月之日，全村出动，观看相扑、赛马、剑术”，“戏剧盛行，流动剧团走访于村落之间，用竹子和筵席搭建临时大棚，一次公演一周。届时劳动阶级身穿自己最为华贵的和服，蜂拥而至，尽情欣赏。傍晚时分，男人们走向茶屋，或是畅饮米酒，或是纵情高歌，或是下注赌博。女人们则聚集于附近房间或澡堂，谈笑风生。男人们常下将棋，女人们则下一种简化了的将棋，孩子们或是玩羽毛毽，或是放风筝”。

放风筝是孩子们非常热衷的游戏。长谷川如是闲（明治至昭和时期的记者、思想家）的哥哥山本笑月在整理了自身见闻的《明治世相百话》（中央文库，一九八三年）中写道：“所有孩子都沉迷于放风筝，市内也有很多风筝店，一个围着一字巾的章鱼招牌映入眼帘。”他列举了形象设计的武家奴仆、蝙蝠、剑等，以及带有字（龙、鹰、鱼、兰）、画（达摩、二见浦、日出、鹤等）等各式各样的风筝。

范·布伦还谈到了民众的旅行。“农闲时期，或二十人，或三十人，相邀好友邻人，为参谒山中名刹神社，徒步行走约一百五十英里（约二百四十千米）、二百英里（约三百二十千米）亦不在话下。他们边聊边唱悠然行进。即便是白昼，只要困乏了就在树荫下打盹儿、吃饭、饮茶。他们是幸福的。”这一段描写，向我们展示出参谒之旅对普通民众的生活来说，是多么重要的精神放松和肉体放松的形式。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目睹了各种各样的产业以及迥异的生活习惯，视野得到了极大的开阔。

文明开化的浪潮与影响

斩切发，指的是明治初年男人间流行的一种西式发型，最早见于幕末时期，被认为是文明开化的象征。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八月，政府一出台散发脱刀令，断发就成了文明开化的标志。据《明治世相百话》记载，山本笑月的父亲也是个性急之人，“明治五年断发，梳着斩切发，打着彼时流行的蝙蝠伞[1]，手持灯具，却不料回家途中人们皆以为奇，跟随至家，对此他总是困扰不已”。

有关文明开化，《文明开化》（加藤佑一，一八七三年~一八七四年）、《开化的入口》（横河秋涛，同上）、《开化问答》（小川为治，一八七四年~一八七五年）、《旧习一新》（增山守正，一八七五年）、《文明田舍问答》（松川敏足，一八七八年）等书籍相继问世。这固然是宣扬文明开化的一种形式，但另一方面，它也表达了民众的各种困惑与反抗。例如《开化问答》中的出场人物有鼓吹文明开化的开次郎和顽固守旧的代表人物旧平，而旧平言辞之间，流露出民众对文明开化政策的嘲讽，对政治展开了激烈的批判。

即便如此，木户孝允所谓的“日本桥周边的文明开化”还是逐渐渗透到了地方民众中。与此同时，地方报刊发行量亦迅猛增长。事实上，这一渗透到地方的文明开化还发挥着普及自由民权运动的作用。它超越了政府文明开化政策的本意，改变着民众的生活，同时也促进了人民自由和民权意识的觉醒。

注释：

[1]西洋伞，因撑开时宛如飞翔的蝙蝠，故称蝙蝠伞。

第四章 岩仓使节团与世界

岩仓使节团的领导们。中央梳发髻、着和服者为特命全权大使岩仓具视。其余四人由左向右分别为木户孝允、山口尚芳、伊滕博文、大久保利通（藏于津田塾大学）

《岩仓大使派遣欧美图》，山口篷春绘

1.所谓岩仓使节团

岩仓使节团及其特征

众所周知，山口篷春有一幅画作叫《岩仓大使派遣欧美图》，相信不少人在教科书上也见过。

它描绘的是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横滨港的景象。吐着黑烟的小蒸汽船朝着近海处的美国太平洋公司“美国号”明轮船[1]驶去。船上站着岩仓具视特命全权大使（右大臣，公家出身，四十七岁），两侧分别是副使木户孝允（参议，长州，三十九岁）、大久保利通〔大藏卿（长官），萨摩，四十二岁〕。码头上，众多或穿和服或穿洋服的来自海内外的达官显贵交错而立，目送着小蒸汽船离去，我们甚至能从其中看到衣着华贵的妇女的身影。

这一天晴空万里，寒气也似乎不像往日那般逼人。载着使节一行人的小蒸汽船驶离港口，十九发礼炮响彻天际。随后，为恭送暂时回国而与大使等人同行的美国公使德朗，十五发礼炮再次升空。正午，“美国号”收锚。

岩仓使节团出发了。这个使团里还有两位副使——伊藤博文（工部大辅，长州，三十一岁）和山口尚芳（外务少辅，肥前），以及书记官、各省派遣理事官和八名随行人员。出发时，使团一共四十六人。如果再加上大使、副使的十八名随行人员，津田梅（八岁，后改名梅子）等五名女生在内的四十三名留学生（其中还有去法国的中江兆民），就形成了一支多达一百零七人的庞大队伍。

岩仓使节团的特点是：第一，大使、副使均为明治政府内的实力派人士。尤其是大久保和木户，更属代表萨摩藩的实力派中的实力派。而理事官都是唯大使、副使马首是瞻之人，或是从各省选派的技术官僚。也就是说，使团领导是以岩仓为首、以萨长实力派为中心、藩阀色彩浓厚的成员队伍，在此基础上，技术官僚们又加入其中，组成了使团的整体阵容。

第二，书记官中旧幕臣居多。一等书记官到四等书记官共有十人，其中旧幕臣多达七人。此外，理事官的随行人员中旧幕臣也有六人。他们是幕末时期的留学生，是曾踏上外国土地的过来人，同时也是吸收了洋学、精通外语的人才。这些书记官承担着传播海外经验和知识的职能。

围绕着德隆联合国公使夫人的五名女留学生。从左开始为山川捨松，吉益亮子，津田梅子，德隆美国公使夫人，上田悌子，永井繁子（津田塾大学藏）

第三，风华正茂。四十六人中除两人年龄不详，其余成员的平均年龄只有三十二岁，使团二十岁到三十多岁居多。这种年轻化阵容是变革期的一大特征，也是面对欧美这一未知世界时，日本有可能从传统社会中脱离出来的灵活要素之一。

然而，这些因素也让使团内部产生微妙的摩擦。身为外国通的书记官们一旦离开日本，便仿佛到了属于自己的地盘，在渡美的船中开始一路愚弄对外国一头雾水的首脑、理事官和随行人员。理事官佐佐木高行（司法大辅，土佐，四十二岁）曾在日记中写道：“书记官中旧幕臣居多，他们趁机向使节、理事官们报维新时的一箭之仇。可笑可笑。”又道：“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一旦出国，怎样的英雄豪杰都只能望洋兴叹。”

到这里，让我们稍稍快进一下。一八七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明治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使团抵达旧金山一周后，晚上八点，在一行人下榻的五层建筑大饭店内，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市长、海陆军兵将为代表，加上行政官员和市民，参加这场宴会的共计三百人。会场中，窗户上花团锦簇，乐队吹竹调丝。极致精美的佳肴摆于桌上，起身致辞的官员多达十五人。

目睹此情此景，木户想起书记官们对理事官等人的愚弄之态，便写下一封书信，大意如下：“等日本开化之际，它是否会像如今我等在美国被款待、被指引一样，去款待、指引因仰慕之心而身赴日本的亚洲各国使节呢？恐怕答案是否定的吧。自不必说对普通民众的态度了。”初到美国便心生如此感想的木户可谓眼光敏锐。基于这种敏锐的感觉，木户指出“日本人和美国人本无二致，唯有必要展开真正意义上的育人教育”，并强调“问题的关键在于学还是不学”。正因如此，他命令理事官田中不二麿对教育展开了详细的调查。

使团的目的与《美欧回览实记》

那么，岩仓使节团究竟为何带着如此庞大的队伍远赴欧美呢？

一八七二年七月一日，即明治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是幕末以来日本和各国签订条约之后，开启条约修订谈判的期限。因此，使团此次的目的在于：第一，访问各条约缔结国，向元首捧呈天皇国书，以彰显新政府之礼节。第二，进行条约修订的预备谈判。第三，调查和研究外国科学、艺术、制度、法律等，以及探讨今后日本想要建立的近代国家制度。

有关此次访问，在之前的教科书里仅有一句记载：“使团为条约修订的谈判而去，以失败告终。”不过现行教科书中，一定会提及上文中第三个目的。鉴于条约修订的准备工作还未就绪，毋宁说使团此行的最大目的反而是第三条。也就是说，在幕藩体制下的“德川国家”倒台后，如何去建立近代统一国家（近代天皇制国家），以及为此日本应该从欧美先进国家寻求哪种制度范式，这一千钧重担压到了使团的身上。

此次访问一开始就与条约的修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要修订条约，就必须依照当时的国际公法（国际法）《万国公法》，而要依据《万国公法》，就得改变与之抵触的国内法。它会促进国内体制的调整，进而引发一场制度变革。此时一个可供参考的近代国家体制模型，就是制度变革的前提。

久米邦武编修《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一八七八年（明治十一年）出版（久米美术馆藏）

因此，使团一开始就打算把欧美发达国家的制度、机构、财政、经济、产业、军事、社会、教育、文化等全面吸收。关于这一点，看看使团的报告《美欧回览实记》〔久米邦武（使团的大使随行、权少外史，肥前，三十三岁，后成为历史学家）编修，共百卷，五编五册。一八七八年（明治十一年）出版。岩波文库本五册〕就可知晓。这本《美欧回览实记》以文言体书写，多彩的汉字与片假名交相点缀，是汉学者久米邦武以理事官报告等资料为参考，倾注全部心血的集大成之作。初读时可能略有吃力，但其立意高深、富有见地，随着阅读的深入，便会渐入佳境。在此向各位读者力荐。

岩仓使节团在制定访问欧美的具体计划时，一位外国顾问写的《简要草案》曾给予他们极大的启示。这位外国顾问是荷兰裔美国人，叫佛洛贝奇，他的计划书简洁而富于启发。

注释：

[1]指旧式的轮船，船尾装着水车式的船桨动力装置，靠蒸汽动力推动船桨。现在仍能见到。

2.使团是如何看世界的

“冉冉升起的旭日”与条约谈判的失败

岩仓使节团首先沿着太平洋航线抵达美国。正如前文所言，在旧金山金碧辉煌的大饭店，一行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副使伊藤博文在这里做了英文演讲。他骄傲地介绍道：如今日本“未发一颗子弹，未流一滴鲜血”，便从封建社会过渡为近代国家（指一八七一年七月的废藩置县），“试想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不经历战争而打破封建制度呢？”随后，他提及太阳旗，解释道，“日章旗”，是“冉冉升起的旭日”。在这之前，外国人一直认为那是白色的方形信封上用红蜡打了封口，视之为日本闭关锁国的象征而加以嘲笑。

当时，就连日本国内的人也对“日之丸”的含义摸不着头脑，在节庆日发出了“我们为何要挂一面宣传火球的旗子”的疑问。把“日之丸”比作冉冉上升的旭日，在国际舞台上将之宣扬为即将腾飞的日本的象征，与其说是伊藤个人的心气与自负，倒不如说是整个使团的国家使命感，抑或是建国时的爱国主义情怀所致。

然而，在第一站受到的热情欢迎，成为使团做出误判的一大因素，他们不禁开始幻想能通过谈判促成条约的修订。在华盛顿，国务卿菲什提出签订新条约，但使团并未携带签约所必需的全权委任书。无奈之下副使大久保、伊藤等人又折返日本，向政府提出申请。而对于是否予以发放，政府内部进行了耗时两个月的讨论。往返华盛顿又要两个月，等他们重返时已是四个月后。大久保、伊藤等人一大早就抵达华盛顿，马不停蹄地和岩仓、木户等人商讨。然而，下午修订谈判却被叫停。这是因为他们发现幕末所缔结的条约属于片面最惠国条款，和不同国家分别签订只会损害日本自己的利益。由此亦可看出使团在国际知识方面的欠缺。在之后对各国的访问中，他们再也没有主动提起条约方面的事情。

从大国中找寻智慧

然而，使团对各国的观察可谓敏锐。在美国，他们发现了作为美国大开发背景的“自主精神”，并进一步追踪到“自主民”，认为这种独立自主的民众精神得益于大众教育和新教的影响。换句话说，他们敏锐地嗅出了后来马克斯·韦伯所写的那篇著名论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五年）之精髓。

当到了英国，他们发现这个国家虽然和日本一样是岛国，却同时也是工业和贸易大国。因此，使团报告《美欧回览实记》中的英国篇（第二编、二十卷），成为日本人对这一工业革命发祥地进行考察的开山之作，而在该报告中，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英国之所以富甲一方的原因。

使团认为日本与这些国家差距巨大，大约有三十年的落差。虽然如此，比起实行共和制的美国，旨在建立近代天皇制国家的首脑们对实行君主制的英国更为关切。尤其是大久保，在归国后起草的《宪法制定意见》中，认为应以英国君主制为底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取舍（参见第118页）。

在法国，他们确认巴黎是“文明之中枢”，如果说伦敦是“世界天然产品的市场”，那么巴黎便是“世界工业产品的市场”。与此同时，他们了解到法国政治变动之剧烈，切身感受到文明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一行人进入巴黎时，正值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起共持续七十二天，系选举产生的工人革命自治政府）倒台后一年半，在政府与公社的交火中遭炮弹击中的凯旋门正在修复。在一行人看来，比起普法战争中普鲁士的袭击，巴黎公社带来的灾难更为惨烈。正因为如此，使团对采取强硬镇压措施的总统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大为赞赏。同时，他们认为法国虽说是一个发达国家，内部却矛盾重重，尤其是中产以下的人民，成为公社建立、矛盾产生的源头。

进入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时，使团发现该国的贵族专制程度超乎想象，由此对其国力的发展产生疑问。他们反省了那时为止对俄罗斯抱有的过度恐惧（这一恐惧感甚至超过对待英法），深感排除先入为主的观念，以清醒的头脑去看待历史的必要性。

在奥地利，使团目睹了其封建贵族制遗风，回想起日本明治之前的情景。该地当时正在召开世界博览会。一行人发现，在展品的背后，是“和平战争”，即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而且，各国展品的良莠与文明程度、人民民主与自由程度紧密相关，与国之大小无关。所谓“于国民自主之生理，大不足畏，小不应侮”，“国民的自主精神是近代国家生存的基本原理，倘若自主精神横溢，小国亦无须畏惧大国，相反，不能因其是小国而轻视之”。

柏林是成立伊始的德意志帝国首都，在这里，使团会见了俾斯麦和毛奇。俾斯麦在为一行人接风洗尘的宴会上讲述了欧洲弱肉强食的政治生态，并强调在以《万国公法》为尊的国际社会中，大国国力即军事实力是何等的重要。虽然使团自幕末以来对此深有体会，但亲自从俾斯麦口中听到，还是“感慨万千”。

以上国家，均为当时的世界大国。

对小国报以关切

与之相对，还有一些小国如比利时、荷兰、萨克森、瑞士、丹麦等，使团也予以关注。

对于这些小国，使团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美欧回览实记》全一百卷中，美英各二十卷，德国十卷，法国九卷，俄罗斯五卷，意大利六卷。与之相比，身为小国的比利时、荷兰、瑞士各三卷，丹麦一卷，萨克森占一卷中一部分，共计十卷多。考虑到当时前往各国的留学生数量，可以说这一卷数分配与当时日本对各国的关心程度成正比。如此看来，除去美英两国独占鳌头，小国所占总卷数几乎与德国相等，甚至超过了法国的卷数；如果把位于北欧的瑞典也算入小国，则共计超过了十二卷。可见一行人对小国的关注与德国相当甚至在其之上。

使团尤其关注的是，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欧洲政治中，这些小国如何保持独立，又如何维持了中立。例如，比利时和荷兰虽然土壤贫瘠、湿地众多，但由于人民的努力，得以在大国的夹缝中保持自主。不仅如此，其综合生产力远超大国，甚至给整个欧洲和世界贸易带来影响。报告中强调：“他们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能量，是因为人民勤勉、相互鼓励、团结一致、众志成城。这些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启发甚至超过了美、英、法三个大国。”

报告强调的是，身在大国之间的小国要想保持独立，就要贯彻自主权利，要通过人民协作、共同奋斗，提高国民总生产力。使团认为国之大小、政治体制的问题自不必说，还应关注国民自主、自由的精神。拿瑞士来说，该国之所以可以保持独立、中立，是由于拥有自由之权利、不干涉他国、防他国之干涉的三大要素。为此报告强调，要实现自保，就需要国民气力旺盛、士兵精良强健——这里指的是瑞士民兵制下的自卫体制，他们从中看到了培养自主力量、进行爱国教育的重要性。

综上可知，岩仓使节团通过考察这些大大小小的欧美国家，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探讨了日本走向近代国家时需要做出的选择。

近代天皇制这一框架本身已是明治政府的既定方针。然而从什么样的方向和内涵去建立它，是选择大国路线还是小国路线，仍然未知。在《美欧回览实记》中，使团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使团的亚洲观

此外，决定之后日本走向的，还有使团归国路经亚洲时，对亚洲尤其是东南亚的看法。在斯里兰卡、马六甲海峡、新加坡、西贡（胡志明市）、香港、上海这条归国航线上，一行人发现东南亚是一块资源丰富、衣食充足、自然丰熟的沃土。因为衣食无忧，当地人民慵懒散漫、不思进取。而不思进取的国家不可能诞生文明，这是使团环游欧美后确立的文明观。因此，他们认为东南亚处在文明的对立面，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可以通过学习欧美来实现文明化。

这里要强调一点，岩仓使节团参观欧美国家时，在建立近代天皇制这一框架内，曾有学习小国、学习大国两种选择。然而，这两个选择都是“未发的可能性”，而在这两种“未发的可能性”中，究竟哪个选择会变为现实的政治路线，还要观察使团归国后展开的一系列政治行动。

3.大久保政权

征韩论问题与非征韩派

一八七三年（明治六年）九月十三日，岩仓使节团归国。翌日，当岩仓具视去太政官正院（政府决策的最高机关，一八七一年七月与左、右院一同设立）复命时，摆在他眼前的是所谓的“征韩问题”。

回想起来，江户时期的日本，曾对朝鲜文化与学问充满敬畏，但不可否认，植根于建国神话和各种传说的日本同时对朝鲜也抱有一种优越感。尤其幕末之后，这种优越感在国学者们的煽动下愈发高涨，“征韩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此外，随着外部压力一步步变为现实，有人提出了东亚联合论（“合纵连横论”），主张同样位于东亚、拥有相同风土和历史的日本、朝鲜、中国，要联合起来、众志成城，共同对抗欧美列强。这与征韩论实际上是表里一体的关系。

幕末的攘夷论与对朝鲜的优越感结合起来，使舆论主流从联合论倒向征韩论。在此背景下，为了尽快建立统一国家、“对峙万国”，以木户孝允为首的维新政权领导人强调，日本与朝鲜如唇齿般关系密切。他们坚称，朝鲜才是“皇国之御国体”建立的基础，是“万国经略进取”之根本。这一朝鲜观一直贯彻到后来。

基于此，维新政府给朝鲜发了封国书，欲同朝鲜恢复邦交，但朝鲜一方却一反常态，拒收了国书，这成为征韩论的导火索。以西乡隆盛为首，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等参议纷纷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施压，迫其向朝鲜派遣使节。西乡更是提出亲自上阵，如果使节被“残忍杀害”，就有了出兵的借口，这样一来，那些对征兵制、地租调整、家禄制度改革心怀不满的士族阶层亦有了活路（也有意见认为，身为征韩强硬派的西乡并非期望立即征韩，而是希望最终通过实现邦交来修复）。

用教科书中的话来说，留守政府倡导征韩论，而外出归国的岩仓使节团成员表示反对，由此，围绕征韩论政府内部产生分裂，直接导致了明治六年十月政变的发生。

使团即海外考察派虽然对此次征韩论提出了反对，然而一八七四年（明治七年），大久保等人却强行出兵台湾（不顾木户的反对），到一八七五年又策划了江华岛事件（参见159页），此时木户却态度骤变，主张对朝鲜实施积极的强硬政策。

既然如此，他们当初又为何反对征韩呢？

因为见识到大世面的使团派强烈意识到，国内的整顿才是燃眉之急，即“内治优先”。然而，在使团外出期间，国内政治的主导权渐渐落入肥前、土佐派手中。除去西乡（萨）、板垣（土）、大隈重信（肥）等人，江藤（肥）、大木乔任（肥）、后藤（土）亦成为参议，肥前、土佐派一跃成为多数派。其中，江藤手握司法权，陆续揭发了长州系山县有朋、井上馨等人的贪腐案件（山城屋和助事件、尾去泽铜山事件等）。倘若此时使团派赞成征韩论，不光是内政，就连外交上的主动权也将落入留守政府手中。要知道，在使团出发前，留守政府曾承诺十二条原则，保证不变更人事，不实施新政策，如今却出尔反尔，信誉全无。

大久保与木户虽然在环游欧美时略生嫌隙，但面对此情此景，共同的环游经历让二人产生了一种爱国主义认同感，在反对征韩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当然，木户在揭发长州系贪腐案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明治六年十月政变与大久保政权

十月十日之后，以肥前、土佐为中心的留守政府派（征韩派）和以萨长为中心的使团派（比起反征韩派，将其称为非征韩派更为妥当）之间，展开了为期两周的激烈角逐，最终征韩派败阵，西乡、板垣、江藤等参议悉数下野。这一发生于明治六年十月的政变让国内政局乾坤扭转，征韩派中的大隈与大木则投靠萨长，实现留任。

明治六年十月政变之后的政府阵容如下：大久保（萨）、木户（长）、伊藤（长）、大隈（肥）、大木（肥）、寺岛宗则（萨）、胜安房（自称安芳、号海舟，幕臣），即萨、长、肥各二人，幕臣一人。如果算上各省长官、次官级别[1]的官员，则萨长各五人，肥二人，幕臣一人。由于肥前二人为投靠了萨长的大隈与大木，整个政府事实上已被萨长派占领。可以说，政变之后的政权是以使团派为轴心的新萨长派政权。

新萨长派一获得主导权，大久保就在当年十一月设立内务省，成为内务卿。此后一直到一八七八年（明治十一年）被暗杀之前，政府的实权都在大久保手中，因此也被称作大久保政权。

大久保政权建立的前提是岩仓使节团的欧美环游。由于近距离接触了欧美大大小小的国家，如何建立近代天皇制国家，就成为政府需要解决的课题。

一八七三年（明治六年）七月，刚刚归国的木户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宪法制定建言书》（由长州出身的青木周藏在留学德国期间起草），该宪法是以普鲁士宪法为模板的“同治宪法”。所谓“同治”即“君民同治”，“同治宪法”即君主和人民协议下的君主立宪制宪法。

大久保亦于同年十一月，递交了一份《立宪政体意见书》。他将“民主政治”与“君主政治”区别开来，在援引各国例证，考察优劣长短的基础上，以欧洲“岛国”英国为范本，提出“君民共治”之制。这里请记住一点，木户以普鲁士宪法为模板，而常常被人们与俾斯麦相提并论的大久保却选择了英国的君主制。

后进国日本对近代天皇制的探索

上述两人都在认清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世界局势的前提下，对后进国日本近代天皇制的建立做出探索。因此，基于彼时日本民智未开的国情，木户认为应依靠天皇的“英明决断”，建立“独裁宪法”（这里的独裁指宪法建立手续的独裁），使其成为他日“同治宪法之根种”，“人民幸福之基石”。而大久保亦提出，应在民主与专制政体间寻求折中，由此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独立不羁之权”。

不论是木户还是大久保，虽嘴上说“君民同治”“君民共治”，实际则支持天皇集权制。借伊藤博文的话来说，是“渐进主义的立宪政治论”，所谓“定君权而限民权”。因此对于后来民选议院的设立问题，木户和大久保都声称为时尚早，主张设置官选议会，以积累经验。

换句话说，木户和大久保认为，现实中的近代国家就是欧美，因此，为了让日本在可预期的将来实现近代化，就需要将权力集中于天皇，建立一个天皇集权下的近代国家，这便是他们立宪方案的目标。而这一想法的产生，正如之前反复强调的，是基于他们在欧美的见闻与体验，以及对日本民智未开这一现状的深刻认识。因此，他们将当前的重点放在尽早实现天皇（太政官）集权，而这进一步决定了明治政府路线的方向。

在这一目标的指导下，大久保政权施行了诸多政策。

三省体制与藩阀的流动化

大久保以内务省为核心，以工部省（伊藤博文作工部卿）和大藏省（大隈重信任大藏卿）为两翼，稳固了政权。这就是所谓的三省体制。细数一八七七年（明治十年）三省判任官（行政官员）级别以上的人员，供职于三省的人数超过中央政府总数的百分之五十。领导与高级官员（敕任官、奏任官）中，有留洋经验者居多，且领导层被萨（大久保为首脑）、长（伊藤为首脑）、肥（大隈为首脑）把持。这体现了以内务省为中心的三省体制在政府位置中的重要性，同时也成为决定政府的藩阀性质的一大因素。

另外说一下，一八七七年萨、长、肥出身的幕僚在敕任官和奏任官中，分别把控的具体官职为：萨摩藩把持内务省、海军省、开拓使，长州藩把持太政官、陆军省、工部省、宫内省，肥前藩把持外务省、大藏省、文部省、司法省（土佐藩只有元老院）。很久之后，“长之陆军、萨之海军”之说之所以广为流传，正源于此时被称作藩阀政权、系“有司专制”之政府的大久保政权。

然而，这里所说的藩阀，并非维新初期根据出身藩而区分的乡党阀派。由各藩所结成的乡党集团在萨长土肥之间是流动的。虽然在建立初期，为了巩固自身权力，各派曾在乡党意识的驱使下结成朋党，但随着官僚机构逐步完善，萨长土肥内部开始流动，各机构中以实权派为中心的派阀体系逐渐突出。例如，曾经是木户派的伊藤（长）转投大久保（萨），肥前的大隈亦与大久保联手。不过，虽说藩阀具有流动性，但一旦走出这个圈阵，便化作纪州和歌山藩陆奥宗光的一句感叹：“非萨长者即非人也”。藩阀中，由于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土佐（高知）藩备受冷落。

有一点要补充的是，大久保政权的裙裾下还有一撮旧幕臣阶层的存在。据推测，一八七七年（明治十年），旧幕臣约占政府行政官员的三成。政府领导层中的胜海舟是其代表。旧幕臣们通过学习洋学，掌握了大量的科学技术，擅长实务，军事官员亦是如此。因此，大久保政权虽然有浓厚的藩阀色彩，但事实上整个机构的运转依赖于中下层的实务、技术官员，而这些官员则多来源于旧幕臣阶层。因此，我们绝不能忽略岩仓使节团中旧幕臣出身的书记官、技术官员的存在。

总之，大久保政权一方面带有藩阀色彩，另一方面又内含旧幕臣势力，二者纠结缠绕，与逐渐形成的官僚机构结合起来，成为该政权的独特气质。

进一步来说，维新变革显示了其否定幕府（将军）政权、支持天皇政府的决心。尽管如此，体制内部却依然留存着浓重的旧幕臣的影子，透露出其与幕府连续性的一面。因此，我们可以将维新变革看作是“非连续的连续”。

大久保政权与三大改革

大久保政权的政策以内务省为中心，全面铺展开来。该省的权限为，依靠殖产兴业，发展和保护日本资本主义，建立警察制度，指导府县（地方）行政等，其触手甚至伸向报纸、杂志的发行权限。

从大久保的《殖产兴业建议书》中，我们仍然能看到英国的影子。英国这一“区区小国”缘何能变身为一大富国？通过亲身见闻，大久保认为，这得益于工业贸易的振兴。

然而，大久保也知道，日本与英国差距甚大，亚洲与欧洲的实际状况亦有不同，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在此基础上，他指出日本人民“气性薄弱”，即气力匮乏，因此明确提出执政者的义务是去“引导”这些“薄弱”的人民，自上而下去培养、保护他们。这种“自上而下”的思维方式成为大久保政权，甚至此后历届明治政府的基本政策出发点。

而在教育方面，留守政府出台了《学制令》〔《关于鼓励学事之被仰出书》，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八月〕，模仿欧美设计了大中小学区和学校制度，然而这一纸上谈兵的设想一遇到现实，就被泼了一盆冷水。法令规定学校的修建、维护费用都由民众负担（一八七三年文部省的补贴金额约占百分之十三，此后降到百分之十以下），学费一个月高达二十五钱至五十钱，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因此，此时民众运动的攻击目标变成学校。事实上，实际征收的学费在各地方和学校虽略有差异，但也不过一钱到二钱。足可见其与规定之间的落差之大。

《明治大正昭和大绘卷》，石井滴水绘

一八七四年（明治七年）到一八八〇年间，岩仓使节团理事官田中不二麿曾担任文部大辅（有一段时间木户出任文部卿），他废除了学制的一刀切，于一八七九年（明治十二年）九月颁布了因地制宜的《教育令》（《自由教育令》）。

然而，同为使团成员的伊藤博文后对此进行了修改，将教育收归中央统一管理，这便是翌年末的《修订教育令》。它成为明治十四年政变后岩仓/伊藤政治路线的前奏。

大久保政权之后的政策多吸收使团参观欧美的成果，在改变留守政府政策的同时，使团内部成员又对既出的政策作了修订。

征兵制也在留守政府时期着手展开。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政府发出全国征兵的诏示，紧接着翌年一月十日，下达了《征兵令》（在此期间使用新历，阴历明治五年十二月三日为阳历明治六年一月一日）。该令规定满二十岁的男子须服役三年作为新的军事力量。对此，民众一方面发起反对征兵的起义（血税起义[2]），另一方面钻各种免役规定的空子，进行了持续性的抵抗。“全民皆兵”沦为一纸空文。对此，陆军卿山县有朋通过行政解释和修改征兵令与之抗衡，防止人民逃役。

地租修订法（由上谕、太政官布告、地方官心得书、地租修订条例、地租修订实施规则组成）经一八七三年（明治六年）地方官共同审议，于同年七月二十八日颁布实施。它的目的和理念是，维持以前的贡租总额，同时以统一的制度平摊租税，确保能在获得定额的货币地租、保障地契持有人（地主）权利的前提下实现改租。而且，该法并未触及业已形成的地主—小农关系，而是以地主为中心进行了调整。一八八〇年（如果算上林野改租，则为一八八一年年末），改租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

修订后的地租遵循近代的新惯例，从之前的上缴大米改为以地价（以一定的利率将一反[3]地的年收益进行折算）为基准的货币课税。

然而，这不过是政府在发达资本主义巨浪的席卷下，企图抓住地租这根救命稻草，以巩固天皇制国家经济基础的应急之策〔一八七五年（明治八年）到一八八〇年间的国税总额中，地租所占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八~百分之七十九，海关关税为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其他仅占百分之九~百分之十六〕，由此产生了诸多矛盾。例如，在地价的计算中未考虑农民的工钱，同时，在实施过程中，当初规定的申报制（协议方式）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由上而下的强制征收制。更有村内的实权派在改租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谋取私利，再加上巨额的改租费用全部落到农民肩上，林野改租中甚至将村民的共有地及所属不明的山林、原野收归官有，进一步给农民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各地农民展开了反改租起义。其中，一八七六年（明治九年）的茨城大起义（真壁骚动）、三重大起义（伊势暴动）尤为知名。面对如此局势，向来沉稳的大久保不得不在一八七七年，将百分之三的地租率下调为百分之二点五。正所谓“竹枪出，一声突，租率变为二分五”，如此以防止士族叛乱与这些起义联合起来、串通一气。

该《地租改正法》从法律上承认了农民（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为之后地主制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时，沉重的地租为殖产兴业政策的贯彻提供了财源，帮助明治政府朝近代国家又迈近了一步。

《学制》、《征兵制》、地租改正，维新的这三大改革适应了近代国家法律体系的制度要求，然而由于政府过于冒进，导致内部产生了诸多矛盾。

上文所述的士族叛乱正是对明治政府废除士族政策而爆发的反政府运动。一八七四年（明治七年），江藤新平等人率先发起佐贺之乱，一八七六年（明治九年），废刀令、《金禄公债证书发行条例》颁布以后，又相继爆发了熊本神风连（敬神党）之乱、福冈秋月之乱、前原一诚山口萩之乱。到一八七七年，作为最后的士族叛乱，西乡隆盛等人挑起了西南战争。

事实上，这些士族叛乱，是政府内部的征韩派与维新官僚对立的进一步延伸。它反映了政治路线的对立，即是在保存士族的基础上建立统一国家，还是在废除士族的前提下建立与外国对峙的近代国家，而这又与对国际形势认知的差异、采取何种国内政策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大久保政权才集结征兵制中获得的新军力和警察，对过去的盟友施以最冷酷无情的打击。

至此，因征韩论败阵下野的一股势力黯然消散，而有关另一股下野势力引发的民权运动，我们下章再论。

注释：

[1]相当于部长、副部长级别。

[2]由于农民将《征兵告谕》中的“血税”一词“征兵者，乃四民‘以其鲜血报国之血税”误解为“从活人身上榨血”，进而引发谣言传播并滋生骚乱与暴动，史上也称这一系列农民抗争为“血税起义。”

[3]田地的面积单位，一反相当于十公亩。

第五章 自由民权运动的目标

如今，在东京秋留野市（旧五日市町）仍保留着深泽家的土藏[1]。一九六八年（昭和四十三年），人们从该土藏二层梁下的包袱中，发现了一八八一年（明治十四年）时任五日市劝能学校校长千叶卓三郎（一八五二年~一八八三年）起草的私拟宪法《日本帝国宪法》，也叫《五日市宪法草案》（秋留野市教育委员会供图）

注释：

[1]日本传统建筑样式之一，用作保管米糠、酒等物品的仓库。

1.北海道与冲绳

北海道、冲绳与内地（本土）

北海道与冲绳，是日本的最北端与最南端。北海道的人们将本州岛称作“内地”，冲绳则将其称作“本土”。称呼背后，是二者与本州岛（含九州、四国）划清界限的共识。

戊辰战争期间，成立于虾夷之地的榎本武扬政权，因其领导者由所谓“入札”[1]的方式选出，当时已被称作“伟大的虾夷共和国”（美国箱馆副领事N.E.莱斯的外交文书）。此后，人们将北海道称作“虾夷共和国”，有意无意地把它放在与近代天皇制对立的位置上。而另一边的冲绳则盛行“冲绳独立论”，这一论调贯穿了整个日本近代史。

北海道与冲绳构成了近代天皇制国家的底层，被称作“国内殖民地”。同时，两地亦在军事上处于国防前线的位置。不论是隐含着浪漫幻想的“共和国论”还是“独立论”，它们被口口相传的背后，饱含着对天皇制国家让其独自承担政治、经济、军事职能的反抗情绪，所谓“共和国论”是一种挖苦。

让我们通过表格，将内地（本土）、北海道和冲绳的行政做个简单对比。可以看出，明治时期实施的诸多政策在内地（本土）、北海道与冲绳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时间断层。即便如此，试图在政策的实施上做到统一这一点却不可否认。然而，在政策的内容上，内地（本土）与后两者却显示出明显的不平等性。北海道与冲绳都是受歧视一方。

我们一起考察一下细节。

府县制作为“地方自治”制度，颁布于一八九〇年（明治二十三年），翌年施行，但北海道、冲绳县却被排除在外。直到战败后的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经过若干波折，二者终于在府县制的基础上，以道府县制的形式加入。同样，内地（本土）的市制、町村制实施于一八八九年（明治二十二年），但该政策却未适用于当时的北海道和冲绳县。一直到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六年（明治二十九年）之后，相当于市制的北海道区制和冲绳县区制才得以分别施行。此外，在町村制之后的是北海道的一级町村制（一九〇〇年施行）、二级町村制（一九〇二年施行）和冲绳县及岛屿的町村制（一九〇八年）。

内地（本土）、北海道和冲绳的行政对比表

据桑原真人《战前北海道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北海道大学附属图书馆藏，1996年）制作

征兵制〔一八七三（明治六年）〕从一八八九年（明治二十二年）以后，才开始在北海道逐步推行，到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方覆盖全域。同样，除宫古和八重山以外，冲绳也是在这一年全县推行。征兵制实行的时间断层，使人们可以利用移居、迁址等合法手段来逃避兵役。

关于地租改正〔一八七三年（明治六年）〕，北海道《地券发行条例》的制定较早（一八七七年），冲绳较晚，在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之后。

而在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的实施方面〔一八九〇年（明治二十三年）〕，北海道开始于一九〇二年~一九〇三年（明治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冲绳县则在一九一二年（明治四十五年）以后。

如此一对比，内地（本土）与北海道、冲绳在各项政策实施上的时间差就一目了然（两地区之间也存在时差）。而且，从具体内容来看，征兵和纳税这类义务与众议院选举这类权利相比，前者很早就开始推行，后者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遭到忽视。这不是歧视，又是什么呢？

说到歧视，维新之后，一个身披新装的新型等级社会粉墨登场。此时，士农工商框架下的等级社会彻底瓦解，《贱称废止令》（一八七一年八月）出台后，日本社会不仅有了皇族、华族、士族和平民的区分，还出现了所谓的“新平民”。但所谓“四民平等”终究建立在“一君万民”的基础上，因此一股官尊民卑的风潮在所难免，于是便有了高举解放受歧视部落民的旗帜、要求自由与民权的运动。

有了以上分析，下面我们进一步看看北海道和冲绳各自面临的问题。

北海道的开发与移民

维新政府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虾夷地的开发问题。戊辰战争结束后，政府于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七月，在当地设立了开拓使（起初在东京，后改为函馆，一八七一年移至札幌），翌年八月，将虾夷地改为北海道。开拓使既是北海道的内务省也是工部省，由大久保麾下的黑田清隆（萨摩人，次官，后任长官）掌权，他起用萨摩藩出身的人为领导班子，建立了藩阀聚集的大本营。岩仓使节团随行的五名女留学生，就是开拓使派遣的。黑田将美国的开发案例作为模板，雇用了大量外国人，这其中亦包括美国农务局长官卡普伦。在这些外国人的策划和开拓使主导下，垦荒事业不断推进。此外，他还邀请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农科大学的校长W.S.克拉克前来，于一八七六年（明治九年）将开拓使临时学校改建为札幌农学校（北海道大学的前身）。

由于该地与“内地”传统产业明确分割，使得开拓使能够将其当作近代产业移植的“实验田”，试行其主导的殖产兴业政策。于是，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政府决定从翌年起，连续十年投入定额资金共计一千万日元，这是此前年投入金额的五倍。事实上，从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到一八八二年（明治十五年），十年投入资金总额才两千零六十五万九千五百多日元。

自一八七四年（明治七年）起，前往北海道的移民发生了巨大变化（见下图）。这是因为“移民扶助规则”全面废除，屯田兵制度取而代之，“且耕且守”的屯田兵们可以分到营房及其他补给，归开拓使管辖。当时被选的都是十八到三十五岁的壮丁，他们被编成联队、大队和中队，在农闲之余开展练兵活动。一八八五年（明治十八年），陆军省告示发布后，屯田兵制被扩充和改组。

明治初期北海道开发的变迁

①1町步≈1公顷

从这时起，一直以来以东北士族为主力的屯田兵村慢慢扩张，先是覆盖了西日本士族，紧接着开始吸纳平民，这亦是开发移民呈现出的总体趋势。一八九〇年（明治二十三年），屯田兵制修订，以士族为中心的屯田兵村逐渐向普通平民过渡，移居和开发步入正轨。

对身处世界资本主义浪潮中的后起之秀日本来说，北海道既是自上而下孕育资本主义的“实验田”，同时也是防御俄罗斯南侵的军事要地。

阿伊努人的和化与生活文化的破坏

从土著民阿伊努人的角度来看，开发的推进使他们的传统文化和生活遭到全面破坏。

早在幕末时期，他们就曾遭到幕府“同化”的威胁。一八五六年（安政三年），幕府在设虾夷为直辖地的同时，对阿伊努人的称呼从“夷人”“虾夷人”统一为“土人”（土著居民）。这是因为佩里来日后，日本开始将外国人称作“夷人”，为区分阿伊努人与外国人（夷人），称阿伊努人为“土人”，这也意味着其向和人（日本人）迈进了一步。事实上，为了使阿伊努人和化，政府强迫他们扎发髻、剃胡须，梳和式发型，前襟左侧在上向右掩，即不允许他们“披发左衽”。此外，还强迫他们接受羽织[2]、袴[3]、跪拜等形式上的“内地”风俗（菊池勇夫《外压与同化主义》，选自《北海道研究》4，清文堂出版，一九八二年）。

这种通过强迫外观日化，碾碎民族历史和文化，以达到“同化”目的的做法，成为之后日本在殖民地实行“皇民”化方针的政策原型。

幕府的这种“同化”政策，开拓使运用得更是炉火纯青。开拓使废除了阿伊努人一直以来的传统风俗（女子文身和男子戴耳环等），禁止其从事关乎生计的狩猎活动，甚至还让他们使用日本姓氏以方便编制户籍，强迫他们学习日语，从事并不擅长的农业生产。到一八七八年（明治十一年），开拓使宣布将阿伊努人统称为“旧土人”。该称呼在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以同化阿伊努人为目的，受美国同化印第安人为合众国市民的《道斯法案》（一八八七年）影响〕颁布后，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立，一直沿用到一九九七年（平成九年）该项法律被废除（《阿伊努文化振兴法》生效）。

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之后，随着北海道土地私有权相关规章和条例的颁布，政府以确立土地所有权的名义，彻底摧毁了阿伊努人赖以生存的空间。

政府的冲绳政策与民权派的意见

让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冲绳。

维新政府对冲绳的关注度似乎不及虾夷地，且时间较晚，但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四月，当驻清公使柳原前光将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的“台湾事件”（即琉球漂流民被害事件。六十六位漂流到台湾东南沿岸的琉球岛民中，有五十四人惨遭当地少数民族杀害）报告于外务省时，马上引起维新政府的注意。

大藏[4]大辅[5]井上馨立即向正院[6]提交了“琉球国”的处置建议。上书中他陈述琉球、萨摩和中国的相关历史、语言、风俗、地理，主张彻底斩断三者之间牵扯不清的关系，采取“皇国规模扩张措施”，并将琉球定位为比小笠原、桦太[7]更为重要的边境据点。

几乎在同一时间，外务卿副岛种臣也呈报了自己的意见，因此正院就琉球问题向左院（立法咨询机构）进行了咨询。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六月，左院回复：“琉球国”此前同时从属于日本和清朝，如今由日本掌握主导权，日本册封琉球王，但我们也承认来自清朝的册封。不同于井上想通过皇权扩张将琉球据为己有，左院一方面承认其为日本属国，另一方面亦肯定其一直以来同中国的史实，与之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可以说，这正迎合了琉球内部部分统治阶层的期待。

然而，自由民权派杂志《近事评论》的意见〔一八七六年（明治九年）〕却截然相反。它站在琉球岛民的立场，认为如果“众心所向”乃“独立自治”，就当顺势助推，先天下而承认之，并向全天下证明，“不应以强凌弱，以大并小，此为大义”，即推崇琉球自治、独立论。

“琉球处分”的意义

那么，明治政府实际实施了何种政策呢？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政府设立琉球藩，一八七四年（明治七年）又将琉球管辖权移至内务省，此后，加上台湾问题牵扯其中，政府最终施展铁血手腕，即皇权扩张政策。从一八七四年末到一八七五年，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提交了多封“琉球处分”意见书。这里的“琉球处分”系当事人赋予的名称，“处分”意为行使公权。政府不辱其名，力破琉球统治阶级的顽强抵抗，断然进行了“处分”。一八七五年（明治八年）后，身为处分官、内务大丞（一八七七年改为内务大书记官）的松田道之曾不止一次南渡琉球，在第三次登岛时，率领一百六十名警官和将近四百名士兵，最终为“处分”画上句号。

一八七九年四月四日，一则布告让琉球藩变身为冲绳县。县厅设于首里，锅岛直彬（旧佐贺藩支藩鹿岛藩主）为首任县令。琉球民众一方面对新县政有所抵触，另一方面又对新县政抱有期待，梦想着借此从过去的水深火热中解脱出来。然而，明治政府不仅未回应冲绳民众的期待，反而因害怕自己的统治体制崩塌，而拼命安抚和拉拢对统一持反对态度的琉球王族等统治阶层，同时，他们也担心这些统治阶层会暗通清朝。

一八八二年（明治十五年），冲绳年收入共计六十五万五千日元，而政府在冲绳的年支出为四十五万五千日元，这二十万日元的差额便成了明治政府的收入。如此看来，“琉球处分”使得冲绳遭到中央掠夺，这与北海道制订十年计划，从政府吸收资金形成鲜明对比。同样身为“国内殖民地”，资本流动的箭头却呈现出主向相反的现象，这尤为值得我们关注。

实际上，它与对“琉球处分”的定位不无关联。

关于“琉球处分”的定位，有“解放论”“侵略性统一说”，抑或是“自上而下的民族统一”等，不一而足。但这些观点有个共通之处，即均将“琉球处分”视作“民族统一”。诚然，我们不能否认它客观上具有“民族统一”的性质，但这不过是一种结果论。

为何如此说呢？这是因为明治政府鉴于同清朝的关系，曾拟出一份冲绳的“分岛·改约”方案。该案的诞生得到了一八七九年五月至八月访问日本和清朝的前美国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的提点。方案中，日本提议将包括宫古和八重山在内的先岛诸岛让予清朝，作为交换，要求修改《日清友好条约》，使日本在与清朝内地通商等方面享有与列强同等的权利（“琉球二分案”）。

与此相对，清朝方面则提出了“琉球三分案”，即北部（奄美诸岛）归日本，中部（冲绳诸岛）为“琉球王国”，南部（先岛诸岛）归清朝。

一八八〇年（明治十三年）十月，“分岛·改约”按日本提出的方案达成协议，但由于当时清朝方面与俄罗斯发生边境纠纷，导致条约的签订一拖再拖，最终作废。

面对日本提出的这一“分岛·改约”案，我们还能说“琉球处分”是明治政府的“民族统一”之举吗？虽然这算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统一”，但绝对不是“民族统一”。

后文即将出场的植木枝盛在《爱国新志》（第二十六期，明治十四年三月六日）中谈及此事时，极为愤慨，指出“分岛·改约”案中明治政府的所作所为“实残忍酷虐太甚”，“野蛮鄙陋至极”。明治政府试图通过分离冲绳这一民族的一部分，舍弃冲绳的部分地区，来获取与中国外交上的权利，这简直与为实现日本“独立”，以冲绳作抵押，将百分之七十五的美军基地丢到冲绳的战后日本政府如出一辙。

注释：

[1]指投票。

[2]穿在和服上面，用于防寒和装饰用的短衣服。

[3]套在和服外面，遮盖腰部至踝部的带褶子宽大和服。

[4]大藏省是日本中央政府机关之一，掌管国家预算、税款等财政工作。

[5]律令制中八省次官中的高级官员。

[6]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官制改革中设立的太政官最高官厅。

[7]今库页岛。

2.自由民权运动路在何方

民权运动的三股潮流

二战后，关于自由民权运动的研究蓬勃开展，以至于光是研究论文就足以出版成册。

战后研究不仅涉及理论研究，其最大的特色在于，各地民权学者兢兢业业地以个人或研究会等组织的形式致力于史料的发掘，将一直以来不为人所知的大量史实曝光于世人面前。

由此，自由民权运动的潮流被分成三股。

第一，以士族为中心的运动。它从土佐的立志社发展为爱国社，很早就被视为一种民权运动（爱国社的潮流）。第二，以豪农民权人士为中心的潮流。它立足于地方民会，之后逐渐开展政治斗争（在村潮流）。第三，城市知识分子的民权派团体运动（城市民权派的潮流）。这些潮流合并乃至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使得民权运动在明治十年以后急速扩张，并产生深远影响。

根据主体的变化，民权运动被图示化为士族民权→豪农民权→农民民权，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不过，这些图示化的用语在论述民权运动时仍被频繁使用。此外，对于其与幕末维新时期农民起义的关系，有人认为二者相关，有人则持否定见解。后者认为，自由民权运动是以欧洲人权思想为源头的近代思想，因此起义、“纠正世道”的思想与要求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之所以持有这一观点，是由于他们觉得起义、“纠正世道”虽然是反权力、反体制的运动，但仍然局限于封建体制的框架内，与自由、民权等近代理念具有质的差异。可是，倘若我们看看民众起义、“纠正世道”的终极理想，亦可能找出与自由民权运动串联起来的字眼。起义、“纠正世道”与民权运动的关系，不也正可以用前文中我们提到的“非连续之连续”来形容吗？

民权运动的扩张

一八七四年（明治七年）一月十七日，在征韩论中败下阵来的下野参议板垣退助等人，向左院提交了一封民选议院设立建议书，以此为契机，民权运动拉开了大幕。

该建议书以成立民选国会为目标，将参政权局限于身为“维新功臣”的士族及豪农富商。但一八七七年（明治十年）六月，立志社发表国会设立建议书之后，士族民权（上流民权）的局限性逐渐被克服，觉醒后的士族成为新型知识分子。这些士族的领导人和豪农富商阶层，以及潜在的力量农民（平民）联合起来，诉求从单纯设立国会发展为设立国会、减轻地租、修订条约这三大要求。

出生于高知县（土佐藩）的植木枝盛（一八五七年~一八九二年）曾在著作《民权自由论》〔一八七九年（明治十二年）〕中指出，“国之本乃人民自主自由，国之大纲乃宪法，二者兼备，方可国泰民安”，因此，理所当然地，制定宪法议题被提上了日程。

一八八〇年（明治十三年）三月，民权派在第四届爱国社大会上改组为国会期成同盟，同年十一月第二届国会期成同盟大会、翌年十月的东京大会上，为鼓励各个政治组织起草宪法预案、行使自身权力，会议通过了“遭变者扶助法”，用以扶助“遭遇变故”的人及其家属。由此可以看出民权派在业已开始的镇压面前，誓死对抗的坚毅决心。

此时的士族民权正一步步冲破界限，自下发起的民权运动（“下层的民权”）风起云涌。报告显示，一八七四年（明治七年）到一八八一年间，运动参与者多达三十一万九千余人（江村荣一《自由民权革命的研究》，政法大学出版会，一九八四年）。

早在一八七九~一八八〇年间，作为民权运动理论基础的“国会论”“宪法论”就成为各大报纸、杂志热议的焦点，到一八八一年时，私拟宪法案（私人起草的宪法草案。多指民权派的宪法案）更是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民权派宪法草案的特征

这些宪法草案的诞生过程因地域的不同而各有千秋，其中由千叶卓三郎等人起草的所谓《五日市宪法草案》（《日本帝国宪法》。全二百零四条）颇为著名，一九六八年由色川大吉研究团队赴东京都下五日市町（现秋留野市），从山村深泽家岌岌可危的土藏中发现而重见天日（见本章篇章页）。据色川说明，“起草者虽为千叶卓三郎，但其背后还有深泽名生、权八父子等数十名五日市学术讨论会、学艺讲坛会员的身影，是他们的共同研究与讨论结果。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参加该集体创作的民权人士几乎都是二十多到四十多岁的地方平民，并非士族。这与土佐立志社宪法的起草者大为不同”（色川大吉《自由民权》，岩波新书，一九八一年）。并且，“条目达到两百条以上的，只有《五日市宪法草案》和植木枝盛起草的宪法案（见后），它们对人权的规定精细周到，堪称双璧”。

据说，《五日市宪法草案》参考了《嘤鸣社宪法草案》，而除此之外，自由民权派的宪法草案中，还出现了《宪法草案评林》（小田为纲等）、《大日本国宪法》（泽边正修等）、《私拟宪法案注解》（伊藤钦亮）、《日本宪法预案》（内藤鲁一）、《日本国国宪案》（植木枝盛）等多种草案。

这些草案都是民权派以个人或团队的名义起草，其色彩与立场各有不同，但总体特征如下：

（1）支持主权在民或君民共治。

（2）支持两院制，赋予下议院优先权。

（3）具备一定条件的男子才拥有下议院的选举资格。

（4）以法律保留原则的形式，基本对人权给予保障。

小国主义宪法案

立志社的植木枝盛所执笔的《日本国国宪案》（总计二百二十条，也叫作《东洋大日本国国宪案》）起草于一八八一年（明治十四年）八月之后，赶上了私拟宪法呈井喷式问世的最后一波高潮。（如果算上政府相关人员的草案，私拟宪法案多达七十部。）

与其他草案相比，《日本国国宪案》对人权的保障最为彻底。它站在人民的立场，谋求实现以国会为中心、由人民广泛参政的民主主义。此外，为了实现地方自治，主张模仿美国、瑞士，建立联邦制国家；而对于违法违规的政府和官僚，该草案甚至承认人民有武力抵抗、进行革命的权利。

在植木看来，一国之中人民和政府是平等的，民权与国权具有相关性，国权为守护民权而存在。他遍览各国人权规定，尤其对比利时、荷兰等小国热心钻研，并将其反映在自己的宪法案中。植木的宪法案通过小国化方针，将国家指向直接民主制，并认为缩减甚至废除军备可减轻人民负担，同时增加相应的社会福利。综合以上来看，可以说他的方案是指向小国主义的宪法案。

另外，他认为有必要在各国之上建立一个相当于今日联合国般的“万国共议政府”，并且需要制定一部类似《联合国宪章》的《宇内无上宪法》（据《无上政法论》等）。

总之，植木的目标是：内部在彻底保障基本人权的基础上承认自由平等；外部建立超越国界的“万国共议政府”、制定各国遵守的《宇内无上宪法》，以维持世界和平，最终建立一个缩减甚至废除军备的小国主义国家。

“东洋卢梭”——中江兆民

还有一位以实现终极民权为目标的民权派人士，他就是曾与岩仓使节团同行，在法国学习卢梭后回国的土佐人中江兆民（一八四七年~一九〇一年，“兆民”含有“亿兆之民”的意思）。

兆民归国后马上着手翻译《社会契约论》，将卢梭带到日本。因此他被称作“东洋卢梭”。兆民求学于巴黎、里昂，对他这段经历进行过深入调查的井田进也氏曾感叹道：调查中看到的“亦不过是留学时代的兆民模糊不清的剪影”。也就是说，关于法国时期的兆民的经历，他“明白了自己无从知晓”（《法国的兆民》，岩波书店，一九八七年）。敢于断言“明白了自己无从知晓”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必须经过严密的学术探讨。如果说将混沌不清的东西研究透彻、确定史实是历史学，那么以假想来书写混沌不清的事物就可以称作是历史小说吧。这是历史学和历史小说的根本差异。

回到主题。兆民认为应该将“共和”译作“自治”。这与兆民“君民共治”的主张密切相关。在他看来，即便设有君主，只要选举宰相，由人民制定法律，那么“共和”和“自治”就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在前文曾谈到大久保利通以英国为模板展开“君民共治”论，兆民传记的作者飞鸟井雅道氏说道：“事实上，兆民晚一圈达到了大久保利通的境界。”（《中江兆民》，吉川弘文馆，一九九九年）这虽然有拔高兆民的嫌疑，但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反过来也可以看作是对大久保的重新定位。此外，他还谈道，大久保逝世后，“当政府否定大久保路线，选择专制时，兆民不得已成为政府的敌人，这一点要予以关注”（同上）。

天皇的全国巡幸

为了遏制民权派主张，政府使出了杀手锏之一，那便是天皇的全国巡幸。这一政治操作的目的在于通过天皇主动巡游各地，让天皇的形象深入人心。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到一八八五年（明治十八年）之间的六大巡幸是其高潮。一八七二年、一八七六年、一八七八年、一八八〇年、一八八一年、一八八五年，巡幸依次展开，每次时间都长达一个半到两个月，足迹北到北海道，南及鹿儿岛，覆盖全国。

天皇带着当时的政府首脑、达官贵人、地方长官等，访问各地最具代表性的名门望族，参观地方的师范学校、法院，赠老人、节妇、孝子等以金钱和物品，大方行赏。这种将天皇权威与仁慧的形象植入民众的戏码随处上演，世间更产生“天子乃活神仙”的信仰。

过去天皇有天皇、天皇陛下、皇上、圣上、圣主、至尊、主上、天子、皇帝、国帝等各种称谓，而从一八八二年（明治十五年）宫内省侍讲伊地知正治的发言推断，直到那时候“天皇”这一称谓才得以正式确立。

明治政府与民权运动展开正式对决的标志，是大久保逝世三年后的明治十四年政变。

中江兆民的小国主义

有关该政变下节再作叙述，这里我们稍稍提一下政变的策划执行人井上毅与中江兆民的关系。井上是岩仓的心腹、伊藤的智囊，而兆民和井上虽然思想对立，却彼此相惜。也许是明治这个时代人们之间彼此包容，抑或是人之本性总是深奥难测，这种特殊的友谊显得尤为珍贵，而共同背负国家命运、缔造国家的时代使命感更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之后即将提到的兆民作品《三醉人经纶问答》于一八八七年（明治二十年）问世，在出版之前，兆民曾带着原稿去拜访井上毅，听取他的意见。据飞鸟井氏回忆，当时井上的回应是，“想法有趣，但外行人难以理解”。

兆民从法国归来后成为元老院权少书记官，一八七七年（明治十年）辞去官职，此后一直在野的他，对越发专制的政府展开激烈批判，为民权运动阵营提供了一系列民主主义理论和思想支撑。

对掌握实权的岩仓外游团为全盘欧化而把“富国强兵”当作口号的行为，兆民直戳其矛盾之处。他指出，要想“富国”就难以“强兵”，要想“强兵”就难以“富国”，认为高举“富国强兵”大旗、开始走上大国主义道路的明治政府反而更适合小国主义路线。

兆民曰：“小国自恃而保独立之策无他，唯坚守信义而不动，道义所在之地，则大国亦不畏，小国亦不侮。”

这与岩仓使节团报告书中“国民自主之生理”的部分——“大不足惧，小不应侮”——有异曲同工之妙。紧接着，他说：“倘若他国以不义之军来袭，举国化为焦土亦要战斗，不可投降。倘若邻国内讧，不可擅自出兵讨伐。对弱小国家应接受而爱之，使其逐步走向进步之路。外交之道唯有如此。”（《论外交》）这便是他道义立国下不屈、中立的小国主义。

正如后面说到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极为复杂，兆民自己也知道他的小国主义理念无法实现。因此，他在著作《三醉人经纶问答》中虚拟了三个人物——一个吸收西洋近代思想、高谈小国理想主义的洋学绅士，一个代表大国主义、国权主义的豪杰，一个虽怀有理想却苦于无法实现的现实主义者南海老师。通过三人对谈，表达自己内心的纠葛。

再强调一次，这里的小国主义是民权派针对明治政府业已走上的大国主义政治路线而提出的理念性的政治路线。处在两条路线夹缝中的南海老师的苦恼，是站在小国主义立场，同时又试图着眼于现实政治路线的苦恼。他对这一小国主义理念有多期待，现实中的苦难之路就有多艰险，伴随而来的障壁就有多厚。

3.镇压、分裂与伏流化

明治十四年的政变与伊藤博文

前文中数次提到的明治十四年十月政变，成为明治政府与民权运动彻底走向决裂的分水岭。政变内容有三项。

（1）中止开拓使（北海道）将官方物品卖给私人。

（2）罢免大隈重信参议一职，并将其逐出内阁。

（3）发布敕谕，约定一八九〇年（明治二十三年）开设国会。

尤其是约定十年后开设国会的第三条，正如井上毅妙语所言，它将多数人与中立派拉到政府一方，同时激起反对派抵抗，让敌友界限愈发泾渭分明。这其中隐藏着当时政府对政治形势的战略性意图。因此，敕谕道：“若仍有故争躁急、煽动事变、损害国安者，以国典处之。”明确宣告了对反对派的镇压。

政变内容（1）是对舆论不满的一点让步。内容（2）是井上是想借放逐大隈以敲打其背后以福泽谕吉为中心的交询社一派，从而巩固岩仓、伊藤阵营。

以上敕谕的镇压宣言亦是对民权派的宣战布告。由此说来，讴歌抵抗权、革命权的植木宪法草案，更是胆大妄为不值一提了。

一八八二年（明治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身处德国、心念故土政治形势的伊藤博文给同乡的山田显义去信，信中如是写道：“全体民众心向政府而无怨恨。倘若像明治最初的七八年一般政治过于宽松，则政府威严扫地。‘毕竟所谓自由民权论波及之地，政治统一之源被削弱绝非诬言。’”即自由民权论不断蔓延的态势会影响政权统一的强化。随后他明言道，如今德国的“富国强兵”、国民的“安宁幸福”，并非“自由民权的种子”所生，而是仰仗了国王的“遗法遗德之余光”。（《山田显义传》，日本大学，一九六三年）这是伊藤对在该地学到的普鲁士君主专制体制的一种确信，也是对自由民权持坚决反对的一种表态（参照171页）。对他来说，自由民权本身就是敌人。

政党的缔结与激化的诸事件

政变发生后的十月末，由板垣退助担任总理的自由党正式成立，翌年（明治十五年）三月，推拥大隈重信为党首的立宪改进党也竖起大旗。一般认为，自由党继承了法国派的政治思想，以地方农村的地主、豪农富商和士族阶层为主体，改进党以城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基础，但其实二者多有重合。当然也有更为简单粗暴的区分法：土佐、板垣的自由党对肥前、大隈的改进党。

日本最早的两个政党从成立到解散（自由党于一八八四年十月解散，改进党也以大隈等人退党的形式成为空壳）一直剑拔弩张，互相争执，偶尔还相互谩骂。而政党内部也在中央和地方间发生分裂。民权运动的目标之一是成立国会，因此面对政府以敕谕的方式宣布十年后实现的回应，党内的分裂进一步加剧。

不仅如此，从大隈财政的通货膨胀到大藏卿松方正义推行的松方财政的通货紧缩，这一转向给中小工商业者和农民带来巨大打击，米、茧、生丝等价格的下跌，税收的加重，不仅摧毁了零细农民[1]，还让中小农等多数农民陷入负债，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土地。因此，以一八八四年（明治十七年）为节点，全国各地的农民骚动此起彼伏。

在此期间，民权运动也以福岛事件（一八八二年）、高田事件（一八八三年）、群马事件、加波山事件、秩父事件、名古屋事件、饭田事件（以上均为一八八四年）为代表，发生了所谓的“激化诸事件”。虽然其中的缘由各不相同，但它们都以中下层农民为主体，由地方自由党员有组织地策划，将民众的生活要求与民权思想紧密结合，有时还会和军队互通联合，进而成为民权运动中最为激进的一股支流。然而，不论是主观还是客观条件都有太多不成熟的地方，以致运动在政府巧妙且强力的镇压下纷纷失败。

其中，一八八四年（明治十七年）以秩父困民党为中心的秩父事件，因西洋史学家井上幸治氏的力作《秩父事件》（中公新书，一九六八年）而广受瞩目，此后亦涌现出了诸多研究成果。这次秩父事件迫使领导层高呼“全国悉起义，推翻现政府，立即设国会，迟乃革命乱”，抑或是“惶恐惶恐，今与天朝为敌，快快来支持”，显示了远远超出一直以来民权运动范畴的一面，由此可知镇压之严酷，政府不仅派出警察，甚至动员了军队全力反扑。

日本与朝鲜

这里让我们暂时把目光转向日本与朝鲜。一八七五年（明治八年），日本军舰（云扬号）在朝鲜的门户江华岛附近强行测量海路，因之与朝方交火，最终击破江华岛炮台，占领了永宗岛，并使岛上民宅化为焦土（史称“江华岛事件”）。

此次交火迫使朝鲜签署了《日朝修好条规》（《江华条约》，共十二条）。其第一条便是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与日本享有“平等之权”。

然而，这里所谓的“自主之邦”意为，一直以来处于清朝支配下的朝鲜脱离清朝控制，并非日本尊重其主权。幕末之后饱尝了来自欧美发达国家之苦水的日本，这次试图将苦水原封不动地灌给朝鲜，这种强硬姿态引发了涉及朝鲜内政改革的一八八二年（明治十五年）壬午军乱和一八八四年（明治十七年）的甲申政变。

壬午军乱是在朝鲜首都汉城（现首尔），因反对受日本影响的闵妃政权的军制改革而爆发的一场军队叛乱。叛乱中日本军事顾问被杀，日本公使馆遭袭。由于它背后有闵氏一族的敌对势力大院君一派，因此最终发展为打倒闵氏一族和排日的武力斗争。

面对壬午军乱，日本政府内部最为强硬的是参议山县有朋。他主张派遣军队占领港口，视情况甚至可以占领各要冲之岛，作为获得赔偿之前的抵押。山县有朋的意见成为内阁主流，他们试图以此为契机，将一直悬而未决的日朝通商等问题也一并解决。

然而，应闵氏一派的请求，清朝出兵，捉拿了取代闵氏一族掌握政权的大院君，并将其押回大清。由于叛乱被清军镇压，日本派向朝鲜的武装面临着与清朝擦枪走火的危机，美国亦派出军舰来牵制日本。

一八八二年八月末，日朝缔结了《济物浦条约》。条约共六条，除了规定赔款，还迫使朝鲜承认了日本用于护卫其公使馆的驻兵权。此外，条约还规定新设港口，进一步扩大了日本商人的活动范围。

目睹此情此景，一八八二年九月井上毅在其关于“朝鲜政略”的意见中指出，日本与朝鲜、清朝的三国同盟已是痴人说梦。

另一方面，清朝也于十月与朝鲜缔结贸易章程，进一步强化了对朝鲜的宗主权。

一八八四年（明治十七年），中法战争爆发，清军战败。同年十二月，朝鲜开化派（独立党）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在日军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闵氏政权，这便是甲申政变。闵氏一派的守旧派（事大党）立即向清朝寻求支持，展开反击。中日两军发生交火，处于优势地位的清军获胜，宣告了这个仅维持了三天的短命政权的终结。随后金玉均等人逃亡日本。

一八八五年（明治十八年）一月，日朝缔结《汉城条约》，迫使朝鲜道歉并赔款，四月，日本全权大使伊藤博文与清朝全权大使李鸿章签订《天津条约》，规定中日两国从朝鲜撤军，而且今后出兵时要相互告知。

如上所述，围绕壬午军乱、甲申政变的朝鲜问题，中日两国对立激化，同时它也让朝鲜变为俄国与欧美列强的利益争夺地。也就是说，一八八四年之后，朝鲜问题不仅有关东亚的利益冲突，更成为世界列强帝国主义利益的交汇点。而日本以朝鲜问题为契机，开始走向军国主义。

紧随壬午军乱之后的一八八二年（明治十五年）八月到九月，山县和岩仓分别提交意见书，要求扩充军备，力劝对内强化天皇制，对外实行扩张自身权益的军扩政策。正因为如此，之后日本征兵制度屡次修改，走向事实上的“国民皆兵”（参见124~125页），并设置了国防会议，修订了《镇台条例》，新设了监军部（均在一八八五年）等。

民权运动的回应与国权的倾斜

那么，民权运动对这一系列事件又是如何回应的呢？壬午军乱发生的次月，即一八八二年（明治十五年）八月九日夜，在福岛县白河町的一场政坛演讲会上，混在当地辩士中间的高知县山田村平民井上平吉，第四个登上演讲台。他说道：“只要日本不从专制回到自由，就不必关注朝鲜。”他想表达的是，国内人民的自由才是第一要务，与朝鲜的关系乃是次要之事。由此可以看出，至少在此时民权尚在主位，国权隐在背后。井上的演说主张与同一时期自由党党报《自由新闻》上中江兆民的“小国自强而保独立之策无他，唯坚守信义而不动”相呼应，是其论点的进一步深入。换句话说，它是对所谓内民权、外小国主义的政治理念的表态。

然而，一八八四年（明治十七年）九月以加波山事件为分水岭，《自由新闻》亦开始主张扩大国权，要求介入朝鲜。而福泽谕吉有名的“脱亚论”——“与其坐等邻邦之进，与之共兴东亚，不如脱离行伍，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的言论，诞生于一八八五年（明治十八年）三月。朝鲜问题的发酵、明治政府的军国主义化，与所谓日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分裂同时发生。

因此，一八八五年十一月曝光的大阪事件，乃大井宪太郎等人试图借壬午军乱、甲申政变之后朝鲜的又一次政治危机，通过举兵酿成与清朝的外交危机，促使朝鲜改革内政，以凝聚日本民心，为民权运动赢得转机。众所周知，《妾之半生涯》的作者福田（景山）英子也曾参与其中。虽然其目的是通过提高对外的危机感来振兴民权运动，但却让对外问题进一步凸显，使运动走向维护国权的方向。可以说，这正是在镇压面前拼死挣扎、苟延残喘的民权运动向外部寻求发泄口的一次事件。

大同团结运动与《诸保安条例》

在自由党解散、改进党名存实亡、激化诸事件频发，外加政府的镇压之下，民权论向国权论倾斜，民权运动四分五裂、穷途末路。

然而，从一八八六年（明治十九年）开始，随着经济触底反弹，加上开设国会的日期逐渐逼近，民权派又摩拳擦掌，开始策划重建组织。此时人们发现政府条约的修订案并非对日本有利，而一八八六年十月的“诺曼顿号事件”（英国货船“诺曼顿号”在纪州海遇难时，英国船员全员登上救生艇，而二十五名日本乘客全部被遗弃在船上），英国领事的裁判结果对日方不利，舆论激愤，这进一步促进了民权运动的再次高涨。一八八七年（明治二十年）十月，高知县总代片冈健吉等人提出言论集会自由、削减地租和收回外交权的主张。之后，所谓三大事件建白书被送到元老院。

在此形势下，以原自由党为中心的反政府各派开始谋求统一。于是，后藤象二郎、星亨等人高倡“舍小异、求大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同团结运动。

该运动中存在多种诉求，地方豪农富商等本地有名望的人试图靠即将开设的国会挤进中央政界，而中央领导则力图保卫、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运动内部还包含着党派、派阀之间的斗争，唯恐运动激化和扩大的第一次伊藤博文内阁，在内相山县有朋、警视总监三岛通庸的主导下，于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敕令的形式火速发布《保安条例》，并宣布即日执行。五百七十余名民权派志士被安上阴谋教唆内乱、妨害治安的罪名，严禁靠近天皇居住地和天皇外出地三里以内。

新潟县蒲原郡出身的原自由党员西潟为藏是越佐同盟会的核心人物之一。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十一点，东京京桥警察署两名巡查突击其投宿的寝室，将他带走并执行了当天公布、实施的《保安条例》，命其自二十七日下午三点开始，一年之内不得进入东京。

中江兆民也遭驱逐两年。离开东京的他来到大阪，在《东云新闻》上开辟了一个栏目，展开其小国主义构想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土著兵论”，即主张废除政府以征兵方式实施的常备军制，改为依靠民众自发防卫的民兵制。他的论稿《新民世界》亦刊登在这份报纸上。兆民身居受歧视的部落民之间，从最底层人民的视角向社会矛盾、政治矛盾发起猛烈的抨击。

通往大国主义的道路

实行大棒政策的同时不忘施以政治怀柔，这种把戏在任何时代都会上演。被视作运动核心人物的后藤象二郎及其心腹不仅免于驱逐，后藤甚至接受政府邀请，以通信大臣的身份进入继承了伊藤衣钵的黑田清隆内阁（之后在第一次山县有朋内阁、第一次松方内阁中继续留任）。大同团结运动分裂了。

此后，运动历经派阀对立、重组，于一八九〇年（明治二十三年）九月，诞生了民党（在野党）中处于中心地位的立宪自由党，迎来首届大会的召开。

政府的高压政策奏效了，在此期间，《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准备工作同时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将在下章叙述。另一方面，日本以朝鲜问题为契机，进一步走向军国主义，这也意味着它开始迈向大国主义道路。而与之相反，兆民等人虽然热烈呐喊，民权运动中的小国主义还是不可避免地遭到压制，转为伏流，或者毋宁说是不得不转为伏流。兆民那篇《三醉人经纶问答》的发表时间和大同团结运动几乎重合〔皆为一八八七年（明治二十年）五月〕，可谓颇具深意（参见149页之后）。

注释：

[1]比中小农保有的土地面积更小，仅靠自有土地无法维持生计，因此往往会兼做其他工作的群体。

第六章 明治宪法体制

杨洲周延《宪法发布之图》。一八八九年（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明治天皇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东京大学法学部附属明治新闻杂志文库藏）

1.《大日本帝国宪法》

自上而下的立宪制

早在之前，政府左院就提议制定国家宪法。一八七五年（明治八年）大阪会议后，左院废除，新设元老院，宪法的编纂交由元老院负责。

元老院在编纂宪法时，一方面遵循日本“建国之体”，另一方面广泛借鉴海外各国的既成宪法，将其作为宪法起草的基本方针。到一八八〇年（明治十三年）时，其先后起草完成了《日本国宪案》的第一稿到第三稿。在此期间，一八七七年（明治十年）木户孝允病逝，翌年大久保利通遭暗杀。

然而，岩仓具视和伊藤博文等人却并未采纳元老院的国宪草案。在伊藤看来，这份草案是各国宪法的翻版，丝毫没有考虑到日本的国情，罔顾对未来的治理可能带来的弊端。但是，借鉴各国宪法原本不就是宪法起草的基本方针吗？事实上，之所以未被采纳，是因为这份草案虽然与《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有共通之处，但较之后者，其民主色彩要浓烈得多。

彼时自由民权运动风起云涌，日渐高涨。受形势所迫，岩仓、伊藤等人意识到制定宪法、开设国会已是无可避免。因此他们反过来试图顺应民心，占取先机创立立宪制，以拉拢民心，巩固政权。或者我们亦可以说，民权运动的发展趋势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府首脑的意图。

围绕宪法制定的岩仓-伊藤势力与井上毅

当这个决定因素与政府内部的藩阀对抗、派阀内部的人际对立，以及因官僚机构急速膨胀而带来的官僚制矛盾相结合时，形势会如何剧变，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明治十四年的政变正是对此做出的反应之一。

政变带来的结果是岩仓-伊藤势力进一步巩固。活跃在政变幕后的是《明治宪法》的实际起草人——井上毅。他是岩仓的心腹，亦是明治国家的蓝图设计者。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身为太政官大书记官的井上作为岩仓使节团临时加入的成员远赴欧洲。归国后，他与大久保、岩仓、伊藤等人已互相熟识，此时他也已关注普鲁士宪法。井上背后还有个叫罗斯勒的人。罗斯勒是德国经济学家、公法学者，一八七八年（明治十一年），他以外务省顾问的身份来到日本，就宪法问题建言献策，成为井上的智囊。此后，井上接二连三向岩仓、伊藤提交意见书，并解释日本以天皇下赐的形式钦定宪法的必要性。他对岩仓说宪法的起草是政府全体领导的责任，对伊藤说成就维新大业必须制定宪法，鼓励其奋起（大久保利谦《明治宪法的诞生历程》，至文堂，一九五六年）。

就这样，一八八一年（明治十四年），宪法制定的基本方针终于集为大成，化作岩仓的《大纲领》。而附在《大纲领》后的《纲领》和《意见》一、二、三条，均由井上起草。《大纲领》共有十八项，构成《明治宪法》的基本设想。井上通过排除元老院的《国宪案》、代表大隈重信背后福泽谕吉一派的交询社的私拟宪法案，试图达到巩固岩仓-伊藤阵营的目的。如前文所述，敕令约定十年后设立国会，也是井上的安排。

方针既定，便依照方针为制定宪法做准备。一八八二年（明治十五年）三月，伊藤直奔德国，再访俾斯麦，面见了著名公法学者格奈斯特及其得意门生默塞。紧接着他前往澳大利亚，旁听了著名公法学者斯坦因的讲座。格奈斯特与斯坦因等著名学者的保守思想甚得其心，也给予伊藤莫大的自信。考察访问一年半之后，伊藤终于抱着“巩固皇室根基，建立天皇掌权之国家”的决心，踏上归途。

当他行至香港时，得知时年五十九岁的岩仓憾然离世。如此一来，制定宪法的接力棒就完全交至伊藤手中。

为了制定宪法，岩仓储备了庞大的皇室财产，作为明治天皇制的运作资本。而在伊藤看来，需要在宗教式微的日本打造一个能与其力量相当的“轴心”，这个“轴心”便是皇室与天皇。为此，伊藤开始一步步出台新制度，在天皇周边构筑了一座堡垒。

一八八四年（明治十七年）三月，归国后的伊藤在宫中设立制度调查局，担任长官，为引入君主立宪制而躬行调查。同时，他还兼任宫内卿，试图对宫内省进行改革。紧接着他又采取多项措施，先后颁布《华族令》（一八八四年七月）、确立内阁制（一八八五年十二月）、设立枢密院（一八八八年四月）。不仅如此，在地方上他亦颁布市制、町村制（一八八八年四月，府县制为一八九〇年五月颁布，町村制和府县制均于颁布次年实行。参照133页表）等，逐步完善了地方制度。

随着内阁制的成功实施，伊藤废除制度调查局，开始秘密探讨明治宪法草案的编写。此时助他一臂之力的，正是我们在前文提到的井上毅。一同参与策划的还有伊东巳代治（曾与伊藤博文一同旅欧）与金子坚太郎。他们唯恐草案内容泄露到民间，便把自己关在相州（今神奈川）金泽夏岛新建的别墅中，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法案的编写中。

到了一八八七年（明治二十年）前后，因不满条约修订问题，声势一度渐微的民权运动又一次星火燎原，以大同团结运动的形式重新高涨。伊藤等人之所以担心宪法草案泄露，亦是因为这个缘故。而一旦草案泄露，事态的发酵将难以掌控。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在此期间，民权派中的星亨一派曾窃取宪法情报，以《西哲梦物语》的名义非法印刷后四处发行（一八八七年十月），给反政府运动狠狠地添了一把火。从一八八八年（明治二十一年）六月到次年二月，枢密院宪法草案的屡次审议，亦在极为机密的情况下完成。

《大日本帝国宪法》及其特征

一八八九年（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就在纪元节[1]这一天，《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颁布。由于制定过程的特殊性，理所当然的，人们在法案颁布前毫不知情。而将宪法制定过程与人民群众刻意分隔开来，反而更强烈地彰显出这部宪法的特质。任凭民权派的宪法草案多如牛毛，明治宪法对之不屑一顾。

中江兆民的弟子幸德秋水回忆，恩师曾评价此宪法“一遍通读，唯有苦笑”。宪法颁布一周年时，中江兆民曾公然嘲笑“此法无稽至此，余需庆之贺之”。（松永昌三《中江兆民评传》，岩波书店，一九九三年）苦笑嘲讽的背后，隐含的是对宪法强烈的批判。

然而，多数报纸、杂志却齐唱高歌，强调日本终于因这部宪法成为东亚首个君主立宪制国家。

那么，这部宪法内容有何特征呢？

《大日本帝国宪法》共由七十六条组成。

第一个特点体现在宪法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与第三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既宣示了天皇主权，亦表明了天皇的绝对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

然而与此同时，身为元首，总揽统治权的天皇却须“依本宪法规定实行之”（第四条），即天皇亦不过是遵循宪法来进行统治。而这进一步催生了之后的“天皇机构说”（所谓天皇是法人国家中的一个机构，统治权在国家的宪法学说）。

《明治宪法》中，天皇既是神又是君主，既是超越宪法的存在，也是服务于宪法的第一机构。换言之，宪法所规定的明治国家是一种二元性或是二重性的结构，是神圣的、拥有绝对地位的天皇依照宪法规定进行统治的立宪制国家。这种二元二重性结构虽然矛盾丛生，但却通过调整力度，巧妙地改变平衡，适应了后来时代的发展。然而，对于身为臣民的国民来说，天皇永远是凌驾其上的一种神权性、绝对性的存在。

说到二元二重性结构，还有一点与之相关。在天皇之下，除去宪法规定的机构（其中分为作了全面规定和部分规定的机构）之外，还有些宪法未作规定的机构（如元老院、军事参议院、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内大臣等）。像元老院这种未被纳入宪法的机构，同时又承担着内阁的重任。至于参谋总部与海军军令部，更是无须顾及宪法要求的结构上的平衡，直接借天皇统帅权（之后将详述）挑起战争，将日本一步步引向毁灭。这里暴露出《明治宪法》结构上最大的缺陷。总之，《明治宪法》正是一部拥有以上结构特征的“不朽的大典”。

这一宪法虽然采取了所谓三权分立的形式，但如第一条所述，它是一种天皇一手遮天的极端体制。而且，三权是在天皇之下互相制衡的。由于宪法第十一条“天皇统帅陆海军”，规定了统帅权的独立性，因此相对于内阁军部处于独立地位。不仅如此，军部甚至可借此干涉内阁事务。内阁中，由各个国务大臣与天皇建立联系，且仅对天皇负责。因此，作为国民代表的议会，无法追究内阁的责任。

不仅如此，议会中的众议院成员，只能从有限的男性中选出，女性的参政权被束之高阁。而由皇族、华族和敕选议员组成的贵族院没有解散权，且与众议院有同等权限（事实上更大）。除此之外，政府享有各种权限（特权），导致议会近似于“半身不遂”。另一方面，司法权亦规定“由法院以天皇名义依法行使之”（第五十七条），笼罩于天皇绝对权力之下的议会在许多方面都只能向行政权俯首妥协。

还有“臣民”的“权利义务”问题。宪法第二章虽然以“臣民权利义务”的形式大致对人权作了规定，但这只是相对于天皇而言的“臣民”的权利，除去服从义务别无其他。而涉及人权的规定，除信教自由之外，要么收控在“法律范围之中”，要么附加“除法律规定范围之外”的条件。简言之，不论如何都会被法律横加干涉。即便是信教自由，也“仅限于不妨碍秩序安定，不违背臣民义务”的情况之下（第二十八条）。因此，法律未加限制的信教自由反而被解释为可由行政命令施以束缚。这些人权规定与近代人权思想相去甚远，不仅没有男女平权的规定，除去“遵守相当之礼”的请愿权（第三十条）外，亦无参政权方面的相关规定。不仅如此，该人权规定在所谓的“非常大权”前（第三十一条）往往苍白无力。不得不说，所谓“臣民权利义务”的规定在遇到人权之难时，只能沦为徒有其表的空壳。

具有政治意图的宪法制定

与其说结果政治色彩浓厚，不如说整个立法过程都充益着政治意图。面对高倡天赋人权，主张自由权利的民权派，伊藤博文的智囊井上毅却为了抑制这股潮流而煞费苦心。从宪法常识来看，他当然也意识到国民的权利与自由需要得到保护，但也正因深谙此理，他才能千方百计地用宪法对此加以限制，使保护的形式更有利于政府。

大久保《明治宪法的诞生历程》中记载：伊藤“采取否定人权的基本方针，认为权利乃天皇和宪法在一定限制内，由上而下施舍于臣民之物”。我们必须清楚，他之所以在制定《明治宪法》时，明言“朕宣誓，珍视朕之臣民权利及财产安全并保护之，于该宪法及法律范围之内，维护其完全享有”，正是因为有以上我们说到的政治意图。

《明治宪法》为何故意赶在开设国会的前一年颁布？按照常理，本应该先开设国会，在国会上询问民意，再制定宪法。倘若我们忽视了其故意先制定宪法，后开设国会的政治意图，就有可能在评价《明治宪法》时，误读立宪制形式中隐含的深意。

的确，《明治宪法》外包裹着一层立宪主义的糯米纸。亚洲诞生了立宪国家是事实。然而，我们必须看清楚这层糯米纸里有什么。接下来要说到的《教育敕语》亦是如此。

注释：

[1]庆祝神武天皇即位的纪念日。

2.何为《教育敕语》

为何出台《教育敕语》

就在《大日本帝国宪法》这部近代天皇制法律诞生后的第二年，即一八九〇年（明治二十三年），《教育敕语》（“关于教育的敕语”）也问世了。

敕语出台的直接契机是当年二月召开的地方长官会议。召集该会议的是总理大臣兼内务大臣山县有朋，从山县兼任内相，亦可看出他对内政的重视。

这些地方长官们亲眼见识到了声势浩大的自由民权运动和大同团结运动，因此纷纷提出，如今的民情动向根源在于政府的文教政策。他们深刻体会到，地方学校的孩子们将欧美当作圣地，无比憧憬，就连日本教员亦深感自卑，抱有一种劣等国民的心态，在欧美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梅溪升《教育敕语成立史》，青史出版，二〇〇〇年）。因此，会议上教育问题一经提出，全场便炸开了锅。

《明治大正昭和大绘卷》，小林草悦绘

“向元老院建议将我国改为共和政体之人可谓狂人，这些人沉醉于文明而忘本。如今必须坚决采取措施，实行以国家主义德育为基础的教育改革”，“用外国长技弥补日本短处不谓不可，但我们必须培养以自己是日本人为荣的人才”，这种建议纷纷出现，以德育为中心的讨论如火如荼。

如此一来，会议开始逼迫当时的文部大臣榎本武扬确立教育基础。山县更是超出教育问题，将它当作国民教化的议题，积极组织起草《教育敕语》。在推进完善地方制度的过程中，山县一直没有忘记一八八二年（明治十五年）他向军人下发的军人敕谕。他认为在教育领域也该有类似的文件。然而，文相榎本虽然对科学颇为关心，但在思想道德方面却不甚热心，于是，山县又将可以体现自己意志的芳川显正送上了文相之位。

政府内部的两派与内忧外患

这里我们回顾一下一八八〇年代的政府内部。他们分出了两个派别。其中一派以元田永孚、西村茂树为代表，主张用儒教主义建立以天皇为道德根基的国教。另一派则是立宪主义立场的伊藤博文、井上毅等人。

前一派的成员之一元田是天皇的侍讲，一八七九年（明治十二年），他总结出《教学圣旨》（分为批判维新后欧化之风的《教学大旨》和阐述具体方法的《小学条例》二则》），并应天皇敕命，编纂《幼学纲要》。一八八二年（明治十五年），他又借地方长官之手将此儒学训书正式颁布。在阐述了自己宪法草案方针的《国宪大纲》中，所谓的“国教以仁义礼让忠孝正直为训”，其思想可窥一斑。鹿鸣馆时代（一八八〇年代）的欧化风潮对元田来说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但他也坚定地认为自己并非“汉学者之流的腐儒”。

而后一派，即伊藤、井上毅等人则与元田意见相左。他们认为政治理应与道德、宗教泾渭分明。在这里，封建儒教主义和近代立宪主义的立场发生碰撞。针对元田的《教学圣旨》，伊藤对井上起草的《教育议》发起抨击，元田又在《教育议附议》中予以反驳，这场论战广为人知。

然而，两个势不两立的派别在自由民权运动高涨、列强施加外部压力的国际局势面前都感到了危机，于是深感需要让民心归向国家“轴心”——天皇、伊藤等人和提倡儒教国教主义的元田等人逐渐靠近。可以说，一八八六年（明治十九年），在内阁制建立后伊藤博文组建的首届内阁中任第一任文部大臣的森有礼的主导下，以帝国大学为顶端，开启金字塔形国家主义教育制度的改革、采用兵式体操等，正是两派靠近的证据之一。

如前文所述，以一八八〇年代的朝鲜问题为契机，明治政府不断强化自身的军国主义倾向。山县利用之前的地方长官会议，敦促元田、伊藤、井上等人确立国民教化体制，甚至从军事政策上谋求国民思想的统一。

《教育敕语》的意图和特质

一八九〇年（明治二十三年）十月三十日，《教育敕语》发布；翌日，文部大臣向全国学校、教职工发出训令，命其“贯彻圣旨所在之所”。这份没有大臣署名[1]的敕语成为超越一切法律的绝对性存在。

敕语开头道：“朕惟我皇祖皇宗（天照大神与历代天皇），肇国宏远，树德深厚。”紧接着说：“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它以自我褒扬的形式强调，先祖缔造的肇国历史和天皇臣民一体的“国体”之真正价值在于“忠孝”，教育的根源就在“国体”，不在其他。

接着第二段如是道：

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不独为朕之忠良臣民，亦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

这段带有儒教色彩的说辞罗列出普世道德，进一步阐述了在确立自我方面的社会规范，并提出要遵守基于立宪主义的国宪，同时，一旦爆发战争，还要挺身而出，为永葆天皇制国家而鞠躬尽瘁。这是天皇制国家内“臣民”的义务，也可以彰显祖先的遗风。也就是说，这里的国家即“公”被奉为优先，个体即“私”则沦为背景。

第三段道：“斯道也，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宜俱遵守焉。通之古今不谬，施之中外不悖。朕与尔臣民，拳拳服膺，庶几咸一其德。”即第一、二段所言乃古今内外普遍之理，天皇与“臣民”要共同遵守，德行一体。最后，敕语以“明治二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御名御玺”收尾。

由于该《教育敕语》是井上毅和元田永孚（皆为熊本县人）合作完成，因此其中封建儒教主义与近代立宪主义暗结，并且夹杂着山县的军国主义思想。而置身于这三大思想核心位置的，正是天皇。

普世道德与意识形态的重合

这里需注意的是，第一段“克忠克孝”中，“忠”与“孝”结成一对，共同成为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的轴心。

不过第二段中的“孝于父母”，却将“孝”与其他普世道德并列，此处的“孝”是身为普通人对父母珍视敬重之孝，与其他道德一样合情合理、水到渠成。但它无法和作为意识形态的“忠孝”比肩而立。当这种人类情感之孝与意识形态之孝相互重叠时，自然情感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意识形态吞噬。

身为意识形态的“忠”亦如此。《教育敕语》中的“忠”与“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产生联接，即一旦硝烟升起，就要挺身而出拼死一战，为国（天皇）捐躯，“忠”便是其表象。

在日语中，国家读作“kuni”，故乡也叫“kuni”。人们出生于斯，被它的山河湖海哺育，父母、兄弟、姐妹也生活于此。面对自己的故乡（kuni），任谁都会双目盈泪、饱含深情。当这种爱乡之情与同样发音的“国家”重合时，对乡土的热爱便与对国家的“忠诚”融为一体。

笔者在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小学五年级时在《教育敕语》全文笔试中默写的答案

如此一来，本是发自内心的自然情感，却在不知不觉中汇入作为天皇制意识形态下的“忠孝”之流，灌输到学校的儿童、学生心中。这种灌输到什么程度呢？要知道，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就读小学五年级的笔者，可以将敕语全文倒背如流，上图是当年留存下来的一张答题纸。

试卷上，我将夹杂着生僻汉字的敕语从头到尾一字不差地默写了下来。不，准确来说只写错了一个字，把开头“朕惟”写成“朕性”。直到如今，我仍能背诵《教育敕语》，这正是天皇制教育执行彻底的结果。

成为国民道德的规范

在该《教育敕语》发布四天后的十一月三日（天长节[2]），元田给山县总理寄去一封信，信中道：“不灭之宪法可随时世变迁加以修正，但其主旨必流传万世，一字不可更改。”这里亦可看出其对敕语诞生的喜悦与洋溢的自信。然而，对于《教育敕语》是否与基督教相冲突，山县难掩内心隐忧。据说直到收到政治学者、帝国大学校长加藤弘之的肯定意见，他才终于安心，得以坦然与人谈之。

山县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内村鉴三的所谓“不敬事件”就是一例。一八九一年（明治二十四年）一月，在第一高等中学的《教育敕语》奉读式上，出席的教员、学生们一一行礼，唯基督教徒内村未致敬（事实上只微微低下了头）。后来，他在写给美国友人贝尔的书信（一八九一年三月六日）中说道，“围绕此事，几个粗暴的学生和教授们叫嚣‘国家元首受到侮辱，学校的神圣被玷污。与其让内村鉴三之类的恶棍、国贼继续待在学校，不如把整个学校摧毁掉’。报纸报道也充斥着恶意”（《内村鉴三全集》第三十六卷，岩波书店，一九八三年）。

以此事为发端，哲学家井上哲次郎在其论文《教育与宗教的冲突》中抨击道：“基督教违反了《教育敕语》的主旨，与日本国体相背离。”

《教育敕语》的渗透过程在当初实属不易。一九〇〇年（明治三十三年）第十四届帝国议会上，它因为未向国民普及而被视作问题，次年又因几家报纸、杂志刊登了“敕语撤回论”，引发议员对政府意向的质询。

然而自明治三十年中期起，随着与“御真影”（天皇、皇后的肖像照）一起被发放到各地学校，该《教育敕语》开始逐渐渗透，成为国民道德的规范。而同一时期，日本也在通过彻底的学校教育在民众中普及帝国主义化，逐渐走向战争之路。

注释：

[1]《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在发布敕令时，除了天皇签名，还需国务大臣署名。

[2]源于中国唐朝，最初用于唐玄宗生日，为“千秋节”，天宝年间改为“天长节”，后传到日本，指天皇的生日。

3.明治宪法体制的确立

宪法体制与日清战争

依托于《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法律体系和《教育敕语》规定的意识形态，明治宪法体制的框架诞生了。

然而，虽说框架定了，但国家体制还未确立。如前所述，宪法要作为法律体系的根基为人们所接受，《教育敕语》要渗透到每个国民的心中，尚需时日。

一八八二年（明治十五年）出生于群马县的讽刺作家、昭和战争时显出叛骨的生方敏郎，在其著作《明治大正见闻记》（春秋社，一九二六年）中说道：

在孩提时代的我眼中，宪法的发布并未给地方民众的心理需求以彻底革新的刺激。民众似乎都觉被政府所背叛。而从心底给民众以震撼，使其服从明治新政府、信任中央政府之事件，乃日清战争。

他说，“忠君爱国”的口号最先响彻校园，大约是在一八九一年~一八九二年（明治二十四年~二十五年），而其走入家家户户，镇内男女老少皆耳濡目染，是在“日清开战，战争深入人们心髓”之际。

一八九〇年（明治二十三年）十一月，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此后一直到第六届帝国议会之前，政府都被处于压倒性优势的民党〔立宪自由党（自由党）。、立宪改进党〕所制约，未能夯实体制的根基。萨长藩阀政府之所以“超然立于政党之外”，采取所谓的超然主义，也正源于此。因为除了无视政党势力，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说，初生的明治宪法体制在早期议会上一直未立稳根基。

在一八九三年（明治二十六年）十月的《军备意见书》中，山县展望了亚洲形势，评说道，“假定东亚祸机今后不出十年而破裂，未雨绸缪岂非国家百年之上计”。而后断言，今后八九年间应充分整备兵力，使之不仅在一朝有事时免于祸害，还应做万全准备，在“有可乘之机时，主动出击获取利益，此系国家存亡之所在”。

英、法、俄等欧洲列强入侵亚洲时带来的危机感，和应对危机所采取的策略，在这里反而转化为对邻国露骨的侵略意图，这些都从山县口中毫无遮拦地表达出来。

一八九〇年（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六日，出席第一届帝国议会的首相山县在施政方针演说中说道，守护主权线（国境线），保护利益线（关乎主权线安危的地带），才是“国家独立自卫之道”，并明确指出利益线的焦点在于朝鲜。

而就在一八九四年（明治二十七年）五月，因地方官员的贪污事件，朝鲜爆发了甲午农民战争。以此为契机，日清两国出兵，利益碰撞，最终引发日清战争。山县口中的“可乘之机”出乎意料地提早到来了。

在日清战争刚刚打响时的第七届帝国议会上，政府和民党联手。借用众议院议员西潟为藏的话来说，此次议会“所谓以一致开始，以一致结束，真乃千古美事”。自由民权运动曾盼着“二次维新”，却因日清战争迷失了方向。以民友社〔一八八七年（明治二十年）成立〕为核心，一向站在平民主义立场对政府展开批判的德富苏峰（猪一郎），开始主张日清战争才是维新精神的实现方式，他转而为近代天皇制下侵略东亚大陆的行为背书，认为“国民性膨胀”并非“侵略他邦”，而是日本国民“雄飞”世界，向世界“布施大义”之举。不止苏峰，这是蔓延至整个思想界的一场颠覆。他们一边倒地将它理解为明治维新之精髓，追求所谓“思想自由”。一度参加了民权运动的北村透谷，曾试图从日本的近代化中寻求人性的解放，然而面对这种形势，他最终于日清战争爆发前夕的一八九四年（明治二十七年）五月，以自尽的方式悲剧收场。

小国主义的伏流化

植木枝盛虽成为众议院议员，却没有了往日民权运动斗士的神采，最终于一八九二年（明治二十五年）去世，享年三十六岁。对此，透谷问道：“兆民居士今安在？”借以感叹“是世间抛弃兆民居士，还是兆民居士抛弃了这个繁杂俗世？”早在一八九一年（明治二十四年）二月，兆民就以“无血虫[1]的陈列场”表达了对议会的绝望，愤而辞去众议院议员。翌年起，他先后辗转北海道、东京、大阪、京都等地，走上实业（据飞鸟井氏的说法，其实是“虚业”）之路。但有一点需要我们铭记，因癌症收到死亡宣判后，他在其所著《一年有半》（一九〇一年）中写道：“民权是至理，自由平等是大义。”

请允许我再次强调，日清战争和战争的胜利，让明治宪法体制得以确立，为近代日本带来转机。借着对清朝发动武力战争而高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明治政府将民心引入国家体制的轨道之中，抓住时机，踏出了山县所谓的“百年国家之上计”的第一步。十年后，日俄战争爆发，日本走上大国主义、军国主义之路。在这条路上，被伊藤博文在旧金山演讲中称作“rising sun”的“日之丸”旗一直飘扬在队伍的最前方。与之相对，讴歌民权运动中诞生的人权和平等的小国主义之路，却被顶层施加的国家力量所压制。植木、兆民已逝，然而小国主义之路并未消失，它作为一种“未发的可能性”伏流化，进入雌伏时代。

注释：

[1]用于咒骂残忍无情的人。

结语

大国主义乎？小国主义乎？

以开国为发端，幕末政治运动拉开大幕，带来幕府的倒台和维新政府的诞生。这一过程中，天皇作为对抗幕府的利器被放置于舞台中央。而这种以天皇为核心建立近代国家的大框架，成为维新政府否定德川幕府“大君”制国家构想、创立明治国家的大前提。

然而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国际形势下，往这个近代天皇制国家里填充什么，是维新领导们面临的国家性难题。

为此，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的岩仓使节团启程欧美，去探索适合近代日本的模范典型。负责这一近代化国家项目的使团耗时长达一年零十个月，遍访欧美十二个国家，这种深入观察研究在世界上实属罕见。摆在一行人面前的有大国也有小国，有共和制也有君主制，有民主国家也有专制独裁国家。简而言之，一行人分别见识了小国与大国的国家模式，却在使团报告《美欧回览实记》中并没有明确得出结论要选哪种。然而明治政府逐渐倾向大国路线，对之展开批判的自由民权运动则指向小国模式。

通往大国的政治路线在大久保利通遭暗杀后的明治十四年政变，由岩仓、伊藤掌握政府主导权时确定。大久保的英国型国家路线被岩仓、伊藤的普鲁士型路线所替代，对此，民权运动揭露了国家普鲁士型大国主义“富国强兵”路线的矛盾，用小国主义路线对其加以批判。

因此，民权派的小国主义路线被先后镇压，政府的大国主义路线则在以日清战争为转机的明治宪法体制确立后正式生根。该大国主义-明治宪法体制确立的过程有以下几个步骤。

朝鲜问题和自由民权运动的问题

其中之一便是朝鲜问题。

首先是岩仓使节团归国后的所谓征韩论。正如一般所言，日本国家统一问题和朝鲜问题“唇齿”相关，要与征服朝鲜连起来思考，因此征韩亦是“制韩”。对于后续发生的江华岛事件、壬午军乱乃至甲申政变，明治政府的态度都一致而鲜明。朝鲜问题一直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大国主义的跳板，而促使它最终到达的彼岸便是日清战争。此次战争的获胜使明治宪法体制得以确立，明治宪法体制靠战争站稳了脚跟。

另一个问题是自由民权运动。民权运动因征韩论的分裂、明治六年的十月政变而兴起，扩展了自身的基础和战线，为人民自主、自由与民权摇旗呐喊。周游欧美后的政府首脑深谙自主、自由与民权或议会的功能和意义。正因如此，他们才预判：等待人民自主、自由和民权的成熟（何况正走向批判政府）会进一步加剧政府危机，而且会让日本在万国对峙中落入下风。所以他们干脆先下手为强，匆忙地自上而下建立国家体制。自然而然，民权运动的政府批判之风进一步高涨，显示出紧张的对决态势。可以说明治十四年政变带来的敕谕，正是政府对民权阵营的一次宣战。紧接着，明知作为立宪国家宪法的制定需要召开议会，但政府却偏偏先发布钦定宪法，再开设国会。然而，初期议会因多数派的民党搅局而风雨飘摇。就在这时，日清战争拯救了政府。反过来说，倘若日本在日清战争中失败，明治宪法体制、近代天皇制国家就无法确立。

伏流化与小国主义的果实

民权派被军国主义化这一狭隘的大国主义逼入了绝境，其坚持和平的小国主义思想则在体制确立的过程中作为一种“未发的可能性”伏流化。此后，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它偶尔会以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的不战、反战抑或支持和平等形式浮出地表。大正民主时期，三浦铁太郎、石桥湛山等人倡导的“小日本主义”便是小国主义从伏流水脉中喷涌而出的一个表现。然而它又一次被大国主义、军国主义暴力击退，在日本冲向亚洲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中，不得不再次伏流化。

终于，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战败。延续了过去民权派小国主义谱系、由民间宪法研究会编写的宪法草案（《宪法草案纲要》）很快被GHQ（联合国最高司令官司令部）发现并翻译，此后又被添加到《麦克阿瑟草案》中，经帝国议会审议后成为日本国宪法。作为历史流脉中“未发的可能性”的小国主义在这里终于开花结果（参见拙著《小国主义》，岩波新书，一九九九年）。

如此看来，明治维新结成的大国主义果实虽然带来明治宪法体制的确立，最终使日本变成明治国家，但这一切因“八·一五”战败而化为泡影。与之相对，作为“未发的可能性”的小国主义虽然一度隐于历史流脉，时而抬头又再度伏流，但终因日本的战败而汇入日本国宪法，翻身成为体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治维新最终的对决结果产生于“八·一五”，这一天，大国主义破产，持续伏流的小国主义作为新日本国宪法体制开花结果。

不久之前，人们在探讨明治维新论时，进一步将其分为明治期的“第二维新”、大正时期的“大正维新”、昭和时期的“昭和维新”等，以现代论的观点对各个时期进行考察。正因为明治维新论是现代论，它才反映了各个时代的思潮。

如上所述，明治维新在日本持续保持着讨论热度，而同时它亦是全亚洲的明治维新。

全亚洲的明治维新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中国，由李鸿章、曾国藩等人展开的洋务运动打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们想借用西方的机械文明来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却以失败告终。真正让这一切不可挽回的是日清战争中中国的战败。它意味着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近代化战胜了中国的洋务运动。因此日清战争后，清末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倡导“变法自强”。不同于只重视西洋科学技术、仅进行有限改革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主张从根本上改革制度。他们以明治维新为模板，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实施全面改革，试图建立战后君主立宪政体。明治维新成为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统治阶级的一个目标。然而，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明治三十一年）发生“戊戌政变”，变法失败。

此外，沦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在爆发于十九世纪末期的抗法独立运动中，亦将明治维新作为标杆。运动领袖潘佩珠建立的运动团体就起名为维新会。他于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来到日本，拜访了对明治维新极为关注的梁启超，发起了越南青年赴日留学的东游运动。这是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作为民族独立的典范，让青年们加以学习的一场运动。

然而，日本不但未对这一运动伸出援手，反而和法国勾结起来进行打压，将潘和留学生们从日本赶了出去。对这些做梦都想着实现国家独立与自由的越南人，日本无情地将其踩在脚下，整天为加入西欧列强队伍而绞尽脑汁（潘佩珠著，长冈新次郎、川本邦卫编《越南亡国史》，平凡社东洋文库，一九六六年）。

明治维新是作为近代日本起点的一大变革。或许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世界后发国家近代化改革的亚洲形态。虽然其宪法具有二元二重性结构，但它确确实实标志着亚洲近代立宪国家的建立，成为亚洲各国独立和近代化的典范。

然而，关于日本对亚洲各国的近代化做了什么，从其对越南的态度便可略知一二，而日本对世界报以怎样的态度，则可参考该丛书的下一卷《帝国时期》。

最后，让我们再总结一下何为明治维新。

第一，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意大利统一为近代化国家，几乎在同一时期，身处世界潮流中的日本成为亚洲近代型立宪国家。

第二，作为一个近代国家，日本该走向何方？针对这一问题，明治政府和自由民权运动产生激烈对峙，前者高喊“富国强兵”的口号，不断强化国家权力，后者直指其矛盾，扛起“自由”和“民权”大旗，主张保障基本人权、缩小甚至废除军备。本书将这一对立总结为大国主义与小国主义的对立。最后，明治政府从小国路线走向大国路线，选择了普鲁士之路。在大国主义路线的压迫之下，民权运动的小国主义不得不伏流化。

第三个特点是，从通过废藩置县统一日本，到政府确立体制，仅仅用了二十余年。这种自上而下仓促强行推进的近代化，使日本内部矛盾重重，近代性要素和封建性要素粘着在一起。而这种粘着结构的两个侧面又引发了在对维新变革的性质进行界定时，到底是定位为资产阶级革命，还是绝对主义改革的长期争论。

然而在笔者看来，正是矛盾纠缠的、复合性变革（革命）的明治维新之形态，才是后发国家近代化变革（革命）的特质。

参考文献

本书以笔者所著的下列书籍为基础，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后付梓而成。

《幕末的长州》（中公新书，1965年）、《体系日本历史5·明治国家》（日本评论社，1967年）、《未完的明治维新》（三省堂选书，增补版，1974年）、《日本的历史24·明治维新》（小学馆，1976年）、《通往近代天皇制之路》（吉川弘文馆，1977年）、《明治维新的败者与胜者》（NHK出版，1980年）、《明治维新观的研究》（北海道大学图书刊行会，1987年）、《日本的历史15·开国与倒幕》（集英社，1992年）、《明治维新与天皇制》（吉川弘文馆，1992年）、《岩仓使节团的〈美欧回览实记〉》（岩波同时代图书馆，1994年）、《幕末维新史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96年）、《北海道开拓与移民》（合著，吉川弘文馆，1996年）、《小国主义》（岩波新书，1999年）等。

部分参考文献在正文中已经列出，以下列出的是更为详细的通史资料。

大久保利谦编《体系日本史丛书3·政治史三》（山川出版社，1967年）

大久保利谦等编《日本历史大系4·近代1》（山川出版社，1987年。普及版，第十二卷、第十三卷，1996年）

远山茂树《明治维新》（岩波书店，1951年）

远山茂树《明治维新和现代》（岩波书店，1968年）

石井宽治《大系日本的历史12·开国与维新》（小学馆，1989年）

坂野润治《大系日本的历史13·近代日本的出发》（小学馆，1989年）

田中彰《日本历史15·开国与倒幕》（集英社，1992年）

中村哲《日本历史16·明治维新》（集英社，1992年）

佐佐木克《日本历史17·日本近代的出发》（集英社，1992年）

岩波讲座《日本通史15·近世5》（岩波书店，1995年）

岩波讲座《日本通史16·近代1》（岩波书店，1994年）

岩波讲座《日本通史17·近代2》（岩波书店，1994年）

年表

*1872年（明治五年）之前为阴历，之后为阳历，〇标记表闰月

1837年（天保八年）2月，大盐平八郎起兵

1840年（天保十一年）【鸦片战争（1842年）】

1841年（天保十二年）5月，幕府发起天保改革

1843年（天保十四年）6月，上知令（⑨月撤回）

1844年（弘化元年）7月，荷兰使节要求幕府开国【中美签订《望厦条约》】

1848年（嘉永元年）【欧洲（法、德等国）革命】

1851年（嘉永四年）【太平天国政权建立（至1864年）】

1852年（嘉永五年）8月，荷兰向幕府传达美国对日派遣计划

1853年（嘉永六年）6月，佩里船队来航；7月，俄国普加金船队到达长崎；9月，幕府解除大船建造禁止令【太平天国军占领南京】

1854年（安政元年）1月，佩里再临；3月，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克里米亚战争（至1856年）】

1856年（安政三年）【“亚罗号事件”】

1857年（安政四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士兵兵变）（至1859年）】

1858年（安政五年）4月，井伊直弼成为幕府大老；6月，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9月，安政大狱事件；10月，德川家茂成为第14代将军【中俄签订《瑷珲条约》】

1860年（万延元年）3月，樱田门外之变；③月五品江户回送令【亚罗号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北京条约》】

1861年（文久元年）【美国南北战争（至1865年）】

1862年（文久二年）1月，坂下门外之变；2月，德川家茂与和宫成婚；8月，生麦事件【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开始执政（至1890年）】

1863年（文久三年）5月，长州藩于下关海峡遭到外国船队炮击；7月，萨英战争；8月，“8·18”政变【林肯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朝鲜大院君开始执政（至1873年）】

1864年（元治元年）1月，参预会议（3月解散）；7月，禁门之变；8月，。四国舰队炮击下关海峡；12月，高杉晋作起兵

1865年（庆应元年）10月，朝廷敕许条约。该年进出口额激增

1866年（庆应二年）1月，萨长同盟成立；5月，签订改税约书；6月，幕长战争开始；7月，德川家茂过世；12月，德川庆喜成为第15代将军，孝明天皇过世；该年“纠正世道”起义达到高潮【普奥战争】

1867年（庆应三年）10月，倒幕密敕，大政奉还；11月，坂本龙马遭到暗杀；12月，王政复古大号令。该年“这不挺好嘛”口号扩散【巴黎万国博览会，北德意志联邦成立，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行】

1868年（明治元年）1月，戊辰战争开始；3月，《五条誓文》《五榜揭示》；7月，江户改名为东京；9月，明治改元（一世一元制）

1869年（明治二年）5月，戊辰战争结束；6月，版籍奉还；8月，虾夷地改称北海道【苏伊士运河开通】

1870年（明治三年）1月，大教宣布诏敕；12月，新律纲领公布【普法战争，意大利统一】

1871年（明治四年）2月，征集亲兵1万；7月，废藩置县；8月，散发、除刀，俗称废止令；11月，岩仓使节团由横滨出航。【巴黎公社成立，德意志统一】

1872年（明治五年）8月，制定学制；11月，诏令全国征兵；12月，改历（12月3日起为阳历明治六年1月1日）

1873年（明治六年）1月，发布征兵令；7月，实行地租改正；9月，岩仓等人回国；10月，征韩争论（西乡隆盛等下野）；11月，设立内务府

1874年（明治七年）1月，板垣退助等提出民选议院建议书；2月，佐贺之乱；4月，立志社成立；5月，出兵台湾

1875年（明治八年）2月，大久保利通等举行大阪会议；4月，立宪政体逐渐确立；6月，颁布诽谤法、新闻条例；9月，江华岛事件

1876年（明治九年）2月，签订《日朝修好条规》；8月，公布《金禄公债证书发行条例》；10月，相继发生神风连之乱、萩之乱，因地租改正引发农民暴动【土耳其帝国宪法颁布】

1877年（明治十年）1月，地租减为地价的2.5%；2月，西南战争；4月，东京大学成立；5月，木户孝允过世；6月立志社发表建议书；9月，西乡隆盛切腹【俄土战争开始（至1878年）】

1878年（明治十一年）5月，大久保利通遭暗杀；7月，“三新法”公布；8月，竹桥骚动；12月，设立参谋本部

1879年（明治十二年）4月，废除琉球（设立冲绳县）；9月，制定《教育令》（自由教育令）；1881年提出私拟宪法案

1880年（明治十三年）3月，爱国社改称国会期成同盟；4月，颁布集会条例；12月教育令改正

1881年（明治十四年）8月后，植木枝盛起草《日本国国宪案》；10月，中止开拓使官出售官产事件，宣布以明治二十三年为期设立国会（明治十四年政变），自由党结成

1882年（明治十五年）1月，军人敕谕；3月，伊藤博文等人为学习宪法旅欧；4月，立宪改进党结成；8月，签订《济物浦条约》；11月，福岛事件【壬午军乱】

1883年（明治十六年）3月，高田事件；7月，岩仓具视过世；8月，伊藤博文等人回国

1884年（明治十七年）5月，群马事件；7月，颁布华族令；9月，加波山事件；10月，自由党解散，秩父事件，名古屋事件；12月，饭田事件。同年因松方通货紧缩政策农村萧条【甲申政变·中法战争（至1885年）】

1885年（明治十八年）3月，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4月，签订《天津条约》；11月，大井宪太郎等人于大阪事件败露；12月，确立内阁制

1886年（明治十九年）3月，帝国大学令；6月，静冈事件；10月，“诺曼顿号事件”

1887年（明治二十年）4月，鹿鸣馆开办舞会；10月，三大事件建白书提出，大同团结运动；12月，颁布《保安条例》，放逐中江兆民等人

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4月，颁布市制、町村制，设立枢密院【康有为向清朝提出“变法维新”】

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1月，因改正征兵令废除征兵免役制；2月，《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制定皇室典范。年末发生经济恐慌

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5月，颁布府县制、郡制；7月，第一次众议院总选举；10月，颁布《教育敕语》；11月，第一次帝国议会【俾斯麦辞任宰相】

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5月，北村透谷自杀；8月，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

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4月，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俄、德、法三国干涉

版权信息

书名：帝国时期（岩波日本史第八卷）

作者：【日】由井正臣

译者：初晓波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05-01

ISBN：978-7-5133-3886-8

目录
CONTENTS

序言

第一章 姗姗来迟的“日本帝国”

1.立宪政治拉开序幕

2.对亚洲的野心——中日甲午战争

3.“远东的危机”与甲午战后的走向

4.产业革命与社会问题

5.日俄战争

第二章 大正民主时代

1.日俄战争后的社会与民众

2.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侵略中国

3.蔓延的民本主义

4.政党内阁时期的政治与社会

第三章 十五年战争——称霸世界的野心与失败

1.九一八事变

2.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3.亚洲太平洋战争

4.大日本帝国的崩溃

第四章 对日占领与战后改革

1.对日占领开始与旧体制的崩溃

2.民主化的进展与修改宪法

3.签订讲和条约之路

结语

参考文献

年表

大正七年 米骚动 斋藤五百枝绘

大正十二年 关东大地震 池上秀亩绘

昭和二年 银行挤兑骚乱 渡边审也绘

昭和三年 即位大礼 高取稚成绘

序言

何谓“帝国时期”

本卷涵盖从一八九〇年（明治二十三年）到一九五二年（昭和二十七年）六十多年的历史。一八九〇年，是依据前一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召开第一次帝国议会的年份；一九五二年，则是被视为亚洲太平洋战争战后处理的《对日和平条约》（《旧金山和约》）生效的年份。

现在回顾日本现代史的时候，我们日本人中的半数以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生的，不要说明治维新，即使是亚洲太平洋战争，在人们的记忆中，也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而变得日渐模糊。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一时期是现代日本发展的基础，如何认识这一时期，与我们现在的生存方式直接而深刻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如何认识这一历史时期的问题上，屡屡引发政治上的争论，日本人与外国人，尤其是与亚洲的民众在认识上的分歧变成了国际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涵盖的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时间跨度，并不是一个已有定论的时代，而是一个充满着大量至今仍未能彻底解决的遗留问题的时代。

我将本书定名为“大日本帝国时代”[1]，这是个给人带来一些紧张，也会扰动已经被忘却的令人不快回忆的标题，即便如此我还是选择了这个题目作为书名。原因之一是在《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之后，日本的国号就是“大日本帝国”。当然，这个国号在一九四六年《日本国宪法》公布后被改为“日本国”，直到今天。但是，这仅仅是形式上的改动和考量，重要的是如何把握这个时代。

全方位观察日本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前半叶走过的道路时，我从大的方面可以找到三个特征：第一，日本的经济、社会快速资本主义化，迈向了现代化。第二，这个时期的战争此起彼伏，甚至可以被称为“战争的时代”，日本在亚洲的势力不断膨胀，建立起了殖民帝国。这两个倾向相互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第三，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问题。在这个时代，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全球规模的紧密联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国际环境的巨大影响。

以下将通过列举具体的指标，来思考这三个重大的特征。

注释：

[1]本书原书名直译为“大日本帝国时代”。——编者注

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

明治维新之后，一八七二年日本的总人口大约有3480万，到一八九〇年达到3990万，一九五二年增加到8580万。仅仅在80年的时间内，人口就增加到令人震惊的约2.5倍。这种变化还可以从不同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来观察。一八七二年农林业从业人口占73%，非农林业占27%；一九〇〇年这个比例变为65%和35%；一九二〇年第一产业（农林业、水产业）从业人口占55%，第二产业（矿业、土木建筑业）与第三产业（商业、运输、通信、金融等其他行业）合起来占45%；到一九三〇年，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逆转为49.5%和50.5%。此后，这种趋势不断迅速发展。总而言之，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尽管伴随着政府“殖产兴业”政策[1]的提出，导入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可是从根本上说日本还是个农业国。从一八九〇年前后企业蓬勃发展时期，到中日甲午战争[2]、日俄战争期间的产业革命，日本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进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重化工业的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国。在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由于美国猛烈的轰炸，日本的重化工业设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只残留下三分之二。正是这样的遗产，为日本战后从经济复苏走向高速增长做好了铺垫。

资本主义的发展，给日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人与物的移动、交流更加频繁，此前一直封闭的乡村也逐渐对外开放。另外，从江户、大阪、京都三大都市开始，城下町[3]、门前町[4]这样的传统城市也改头换面，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在空间上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开始因为行政、经济、文化等职能集中而走上大城市化的道路。以各个县的县政府驻地为中心的地方都市数量也不断增加，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出现了产业都市。城市化的背景，必然会带来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到一九〇〇年施行城市制度之后，日本的都市数量有60个，其人口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4%；一九二〇年全国有81个都市，人口占比为18%；一九三五年达到125个都市，人口占比激增到33%。都市人口最终超过农村人口，是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事情。

这种资本主义化和城市化的原动力之一，是铁路的普及。最早是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从新桥到横滨之间27千米长的铁路开通，到一八九〇年前后日本在全国范围内铺设铁路。一八八九年新桥到神户之间的东海道线全线通车，一八九一年上野到青森之间的日本铁道（后来改为东北线）、一九〇一年神户到马关（下关）的山阳铁道先后通车，纵贯日本本州的铁道竣工。与此同时，私营铁路、国家铁路的地方线路也开始铺设，铁路网逐渐覆盖全国。

铁路的开通，使乡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昔时熙熙攘攘的街道日渐荒废，繁忙的驿站一片萧条，取而代之的是以铁路车站周边为中心的新街区。人们的生活空间较之以前有了无可比拟的扩大，城市文化逐步渗透进来，年轻人开始憧憬都市生活。

学校教育的普及也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以一八七二年公布《学制》为开端的小学义务教育，在江户时代以来的寺子屋[5]教育普及之后，迅速在国民中扎根。根据日本文部省的统计，一九〇七年日本的就学率达到了97%（实际情况非常复杂，学年中途有相当多学生退学等各种现象。有研究认为，日本接近全部就学的状态，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才真正实现）。

通过以上几个指标的展示，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把握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日本的资本主义化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这样一些现象，事实上赢得了世界各国人们惊诧的目光。但是回过头来看，资本主义化与现代化，真的使日本人的生活极大丰富了吗？或者说，真的使日本人的权利和尊严得到保障了吗？这些问题极其复杂，并不能简单用一句话来回答。我希望在这本书里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的同时，尝试思考其背后的原因。

注释：

[1]“殖产兴业”政策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提出的三大政策之一，核心就是通过运用国家的力量，以政策为杠杆加速原始资本积累，按照西方的样板扶植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措施包括培育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国有企业体系、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奖励和保护发明创造、扶植与保护私人资本、奖励国产、鼓励出口，等等，为推动日本产业革命，迈向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者注

[2]原文称为“日清战争”，全书按照中国学界的习惯，统一翻译为中日甲午战争，特此说明。——译者注

[3]城下町是日本城市形态起源的一种，中世时代，在领主居所的周边成立的聚落、市集，逐渐发展成地区范围内政治、经济、交通中心。明治维新以后，主要的城下町设有行政机关与重点学校，随着商业都市化发展得以持续繁荣，现在日本十万人以上的城市中一半都是从城下町发展而来。——译者注

[4]门前町是日本城市形态起源的一种，一般分布在有影响力的寺院和神社周边，由于存在大量的参拜人群，以服务他们为契机而发展出聚落。门前町还可以更详细地分为神社附近的社家町和寺院附近的寺内町。由此发展起来的城市现在往往是日本传统建筑物和文化集中保护的地区。——译者注

[5]寺子屋是中世纪日本在寺院内开设的主要以平民子弟为对象的基础教育机构，结合当时社会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在学生中普及基本读写能力、计算能力以及社会生产生活知识。寺子屋对于提高日本当时的识字率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明治维新培养了大批人才，为日本现代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译者注

帝国主义列强对亚洲的瓜分

顺便说一下，在准备回答上述问题的时候，必然触及这个时代的国际环境以及日本的对外政策。十九世纪末是非洲被西欧列强瓜分殆尽，亚洲同样被瓜分和殖民地化最快的时期。聚焦亚洲可以发现，除了印度在十八世纪中叶实际上已经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外，十七世纪之后印度尼西亚沦为英国、荷兰殖民地，并且在十九世纪初期完全沦为荷兰殖民地，到一八二四年，马来西亚沦为英国殖民地，一八八六年缅甸成为英国殖民地，一八八四到一八九三年越南、老挝、柬埔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接着一八九八年夏威夷被美国吞并，一八九八年作为美西战争的结果之一菲律宾沦为美国的殖民地。东亚地区仍然保持独立的国家仅仅有日本、中国、朝鲜三国，东南亚仅有暹罗（泰国）。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同样不断遭到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蚕食。当时崛起的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德意志和沙皇俄国同样渴求在殖民地争夺中分得一杯羹，列强之间的对立不断激化。在这样的世界动向之下，英国的激进自由主义者霍布森[1]和曾经对幸德秋水[2]产生过深刻影响的罗伯逊[3]等人，提出了“帝国主义”这一名词并对其进行了严厉批判。时至今日，一般都认为这一时期是世界帝国主义时代的开始。

回过头来看，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日本，是如何应对当时世界政治状况的呢？江户幕府末期在欧美列强的威压之下被迫打开国门的日本，一直以摆脱被认为是不平等条约的一八五八年《安政五国条约》[4]为目标，以欧美各国为榜样追求文明开化之路。这与当时的思考方式密不可分：接受十九世纪是以欧美文明为中心，在由文明国家、半开化国家和未开化国家（野蛮国家）所构成的国际秩序中，文明国家承担着将半开化和未开化国家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并推动其走向文明的使命。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建立起中央集权国家，不断向文明开化政策迈进，开始逼迫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之下一直固守闭关锁国政策的朝鲜打开国门，按照欧美列强在亚洲同样的做法，希望在朝鲜扶植自己的势力，最终在一八七六年以武力为后盾逼迫朝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5]这一不平等条约，并且打开了朝鲜的国门。在此后一八八二年的“壬午军乱”[6]、一八八四年的“甲申事变”[7]等事件中，日本接二连三向朝鲜派出军队干涉其内政。

注释：

[1]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1858—1940），英国政治思想家、经济学家。霍布森主张国家通过实施强有力的干预缓和社会矛盾，维护个人自由。他提出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问题，为消除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进行社会改革。他的社会改良主张促进了英国“福利国家”政策的制定。霍布森也是较早研究帝国主义政治的思想家之一，提出帝国主义就是一个国家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对他国制度与生活进行控制，代表作有《贫困问题》《帝国主义研究》等。——译者注

[2]幸德秋水（1871—1911），日本明治时期著名报人、思想家、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无政府主义者。本名传次郎，年轻时师从中江兆民，一九〇一年参与创建社会民主党。日俄战争前夕组织平民社，创办《平民新闻》，从事反战活动。战后流亡美国，与无政府主义者往来甚密。一九〇七年回国，一九一〇年因“大逆事件”被捕，次年一月遇害。著有《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等，其作品多被翻译成中文，对中国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译者注

[3]约翰·麦金农·罗伯逊（John Mackinnon Robertson，1856—1933），一位多产的记者，提倡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他在经济领域贡献良多，一八九二年就提出了“节约悖论”；在政治方面主张废除上院，实行包括妇女在内的普选。代表作品包括《储蓄的谬论》《爱国主义与帝国》等。——译者注

[4]《安政五国条约》，是指一八五八年即日本安政五年，日本被迫与美、荷、俄、英、法五国签订的五个不平等条约。日本被迫增加开埠，允许自由贸易，圈定外国人居留地，确立领事裁判权，接受协定关税，等等。《安政五国条约》是西方列强对日本侵略的加深，直接催化了日本国内的尊王攘夷运动，明治维新以后政府一直试图修改这些条约。——译者注

[5]《日朝修好条规》，也被称为《江华条约》，是“江华岛事件”后一八七六年由日本和朝鲜缔结的条约。日本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家，否认朝鲜同清政府的宗藩关系；规定朝鲜开放釜山等三港进行通商贸易，日本有单方面的领事裁判权等。这是日本第一个强加于外国的不平等条约。——译者注

[6]“壬午军乱”，又称壬午兵变、壬午事变，是一八八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在朝鲜发生的一次具有反封建、反侵略性质的武装暴动。起义士兵和市民焚毁日本公使馆，攻入王宫推翻了闵妃外戚集团，拥戴大院君执政。这次兵变引发了中日两国出兵干涉，很快被镇压。这是朝鲜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过程中的重大事件，也为此后的中日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译者注

[7]“甲申事变”，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四日朝鲜发生的流血政变。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在日本的协助下占领王宫，杀死守旧派大臣，发布了政纲，要求脱离中国获得独立，同时改革朝鲜内政。十二月六日，袁世凯率领清朝驻朝军队加以镇压。甲申政变对朝鲜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译者注

现代国家日本的走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帝国主义的大幕拉开，日本对外政策的焦点就集中在朝鲜。一八九〇年，作为陆军最高领导人并登上首相宝座的山县有朋[1]，在他的意见书中（他在第一次帝国议会中的施政演说也是同样的论调）宣扬朝鲜是对日本安全密切相关的“利益线”之所在，为了守卫这条利益线，“如有对我不利者，我当有责任排除之，在不得已时，则以强力来达到我国之意志”，表达了坚定的决心。

这种“外交政略论”很快就体现在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此后的日本，在一九〇〇年与列强共同出兵中国，镇压了义和团运动，随后是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并频频大规模派兵。这一系列活动的结果是，通过中日甲午战争获得了台湾与澎湖列岛，通过日俄战争获得了辽东半岛之一部分（此后称为关东州）和库页岛南部，将这些殖民地纳入自己的支配之下。在日俄战争期间和战后，日本不断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一九一〇年将其吞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日本终于实现了成为列强集团中一员的理想，这意味着日本成为亚洲唯一保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

在这之后，日本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终于在一九三一年挑起了“九一八事变”[2]。接下来日本连续挑起战争，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并最终发展成为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口号的亚洲太平洋战争。这场战争成为一九三九年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一环，日本、德国、意大利三国同盟有明文规定，德国、意大利要控制欧洲，而日本的目标是控制亚洲，体现出称霸世界的野心。

结果，日本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于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八月接受了《波茨坦公告》，从九月开始到一九五二年四月《对日和平条约》生效为止的六年八个月的时间里，日本被置于联合国军（主要是美国军队）的占领之下。占领是国际法意义上战争的继续时期，直到和平条约生效后，日本才开始从战争状态中被解放出来。可是，战争失败导致日本的政治形态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本书以一九五二年为下限，就是考虑到以上几点因素。

如此看来，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前半叶日本走过的道路，就是“大日本帝国”的膨胀过程，是企图控制包括从东南亚到印度在内的整个亚洲并最终走向失败的过程。我将本书命名为《大日本帝国时代》的理由正在于此。

日俄战争之后，政府以及领导人言及日本时，多使用“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世界一流国家”等词语来形容，大部分国民对此也引以为豪。但是，这是与上文所述经济的资本主义化、社会现代化，以及政治上的立宪主义等能维持均衡的发展吗？将“大日本帝国”的膨胀与自己的命运挂钩而对此抱有期待的国民并不在少数，但是最后的结果适得其反。

战争爆发之后必然不断要求国民对国家保持忠诚，《教育敕语》[3]不仅仅针对学校教育，也成为国民生活中的规范，凡事都会被强调和呼吁要“灭私奉公”。《明治宪法》里被认可的“臣民的权利义务”中的诸多权利，根据法律和政府的命令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对言论自由的控制尤其严格，太平洋战争时期陷入了一种除了相信“大本营发布”以外别无选择的状态。而且，通过战争和控制殖民地不断扩张势力的军阀干预政治以后，日本的议会政治变得徒有其表。

注释：

[1]山县有朋（1838—1922），日本长州藩藩士、陆军军人、政治家、明治维新元老，军衔为元帅陆军大将，受封从一位大勋位功一级公爵。历任陆军第一军司令官、陆军参谋总长、内务大臣、司法大臣，两次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山县在明治时期建立了日本现代军队的基础，参与和指挥了多次对外战争。作为政治家，他确立了日本的官僚制度，创设了文官考试制度和地方自治制度等。——译者注

[2]原文称为“满洲事变”，全书按照中国学界的习惯，统一翻译为“九一八事变”，特此说明。——译者注

[3]《教育敕语》，山县有朋主政时期由内阁法制局井上毅等人起草，于一八九〇年十月三十日以天皇的名义颁布的教育文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日本教育的宗旨。敕语要求国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义勇奉公，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教育敕语》制定之初有在学校教育中重视知识培养的同时加强道德教育的考虑，但因为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到战争时期被绝对化、神圣化，成为军国主义的教典。一九四六年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时被排除出教育体系。——译者注

本书的写作目的

如上所述，最开始阐发的日本的资本主义化与现代化，与帝国对外的膨胀和扩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在本书中希望能讲清楚战争为什么会发生，战争究竟是什么样的性质。在阐明类似问题的同时，也希望能够明确探讨避免战争的可能性是否存在，为此人们进行了哪些努力等问题。

进而探讨，“大日本帝国”的膨胀并最终走向战争，对日本的经济社会留下了什么样的烙印。同时还希望能够思考这一时期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哪些警示教训，以及为生活在现代的我们遗留下了哪些尚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章
姗姗来迟的“日本帝国”

为欢庆日俄战争胜利建造的凯旋门。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于东京新桥车站前（照片提供：每日新闻社）

1.立宪政治拉开序幕

“主权线”与“利益线”

一八九〇年（明治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根据前一年二月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而确立的现代立宪制国家，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

十一月二十九日，在绝好的秋高气爽时节，300名众议院议员（代议士）迈入首都日比谷的国会议事堂，他们都是在同年七月举行的大选中的获胜者。享有选举权的选民资格，被限定为直接缴纳国家税金15日元以上、年龄在25岁以上的男性，其人数大约只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1%。在对选举人有如此严格财产限定的基础上进行选举的结果是，过半数的议员是地主出身的地方上的名门望族。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投身于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家，其中自由党的议员有130名，立宪改进党的议员有41名，两党都打着“实现政党内阁”和“节减政治经费、民力休养生息”的旗帜，采取了反对政府的立场，被称为“民党”。

对此，藩阀政府的态度，正如宪法刚刚颁布之后当时的首相黑田清隆[1]在演说中表达的那样，“（政府的）立场将超然于政党之外……秉持不偏不倚之心来对待人民”，也就是否定政党内阁制度，采取“超然主义”的立场。当时政府执政党（被称为“吏党”）的当选者是少数派。就这样，日本的议会政治在跌宕起伏中拉开了序幕。

第一次议会伊始，首相山县有朋在施政演说中，提出了保护国家独立所必要的“主权线”（国家固有的领土）与“利益线”（与主权线安危密切相关的邻近地区），强调为达到这一目的，军备扩张的费用不可避免地要占据财政预算的很大部分。山县首相这里说的“利益线”，指的就是朝鲜半岛。

正如前言中所述，这一时期，国际上，欧美列强在亚洲、非洲的殖民不断加强，在亚洲能够保持独立的国家，除了日本以外，只有暹罗（现在的泰国）、中国与朝鲜。在东亚地区，以西伯利亚铁路完工等为标志，沙皇俄国积极进入这一地区，同时还觊觎阿富汗，与英国的对立逐渐加剧。以此为背景，东亚地区英国与俄罗斯的对立变成主要矛盾，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在这样的情况下，藩阀政府对如何把朝鲜从与中国维持的传统宗藩关系（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中割裂开来，将其置于日本势力的控制之下，变成日本进入大陆的垫脚石而煞费苦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山县内阁提出以保护朝鲜为目标的“利益线”，从而大幅度增加军备扩张预算开支。

但是，松方正义[2]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农村一片凋敝，民党主张减轻地租以使民力休养生息，提出削减政府预算案总额的一成。陷入狼狈境地的政府，通过离间片冈健吉[3]、植木枝盛[4]等土佐派自由党，总算使预算案得以成立。自由民权运动最重要的理论家、自由党议员中江兆民[5]，对昔日同志的背叛怒不可遏，以“酒精中毒症发作步履维艰”为由没有参加议会表决，随后提交了带有辛辣讽刺意味的议员辞职信。

第一次议会结束以后山县有朋内阁提出了集体辞职，其后组阁的是萨摩（现在的鹿儿岛县）出身的藩阀官僚松方正义。松方内阁同样如此，在第二次议会（一八九一年十一月开始，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解散）中，提出了以增加海军经费为中心的预算案。民党再次提出大幅度削减的要求，松方内阁就此解散了众议院。

政府以品川弥二郎[6]内务大臣为中心，动员了官吏与警察，对民党议员候选人的竞选活动进行干涉，甚至用暴力进行镇压。这次在日本宪政历史上最大规模干预选举的结果，造成民党议会席位减少，没有获得过半数的席位。第三次议会（一八九二年五月至六月）中，虽然民党提请质问政府干涉选举责任的决议案获得通过，但在预算案的问题上不得不做出妥协。

注释：

[1]黑田清隆（1840—1900），日本萨摩藩藩士、陆军军人、政治家、明治维新元老。军衔为陆军中将，受封从一位大勋位伯爵。经历过戊辰战争、北陆战争、箱馆战争和西南战争。历任北海道开拓使、内阁总理大臣、枢密院议长等职。任首相期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并积极推动废除不平等条约。——译者注

[2]松方正义（1835—1924），日本萨摩藩藩士、政治家、财政改革家、明治维新元老，受封从一位大勋位公爵。历任日本大藏大臣、内务大臣、内阁总理大臣、日本红十字协会会长。松方曾经长期主导日本财政，实施地税改革、公有企业民营化、创建中央银行、采取金本位制等政策，为明治时期抑制通货膨胀、稳定财政做出了重要贡献。——译者注

[3]片冈健吉（1843—1903），日本土佐藩藩士、政治家、自由民权家、知名基督教徒，受封正四位勋三等旭日中绶章。追随板垣退助参加过戊辰战争，任陆军参谋。一八七一年赴伦敦留学回国后任海军中佐。离开军界后与板垣退助等人共同创立立志社、国会期成同盟、自由党等，担任过众议院议长、同志社大学第五任校长。——译者注

[4]植木枝盛（1857—1892），日本土佐藩藩士、政治家、明治初期自由民权运动激进派的思想家、唯物论和无神论者。他宣传人人生而平等，要求言论自由，批评明治政府增税、扩军、压迫民众，明确主张民众对政府有抵抗和革命的权利，呼吁必须以血为代价去争取自由。代表作品包括《民权自由论》《言论自由论》《国家主权论》等，岩波书店在一九九〇—一九九一年间出版了10卷本的《植木枝盛集》。——译者注

[5]中江兆民（1847—1901），日本明治时期著名报人、自由民权运动思想家、政治家、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曾任元老院书记官、东京外国语学校校长、众议院议员。一八七一年被日本政府派往法国留学，归国后成立法兰西学舍，并翻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著作，对自由民权运动影响巨大，被称为“东方卢梭”。代表作包括《三醉人经纶问答》《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等，岩波书店在一九八三—一九八六年间出版了17卷本（另有别卷1本）的《中江兆民全集》。——译者注

[6]品川弥二郎（1843—1900），日本长州藩藩士、政治家，受封正二位勋一等子爵。一八五七年开始师从吉田松阴，积极参加尊王攘夷运动，一八七〇年留学欧洲，归国后任内务大书记官、内务少辅、农商务大辅、驻德公使、宫中顾问官、枢密顾问官、内务大臣等。是独协学园和京华学园的创始人。——译者注

从“休养民力”到“培养民力”

但是，双方对立的态势并没有改变。同年八月，松方内阁集体辞职之后，伊藤博文组建了黑田清隆、山县有朋、井上馨[1]、大山岩[2]等“元勋全体出动”的内阁，迎来了第四次议会。民党第三次对政府预算案中的军舰建造费用、官吏薪金、官厅费用等项目，提出了削减871万日元的要求，与政府的对立达到了顶点。首相伊藤博文为打开局面，终于向天皇提出了颁布诏书敕令的请求。一八九三年二月十日，天皇向议会与政府下达了《和衷协同诏敕》，以国防问题一日亦不可怠慢为由，提出自己在六年的时间里，每年下拨30万日元补充军舰建造的费用，命令政府与议会要同心协力。至此，预算案总算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从这时候开始，自由党开始与藩阀政府接近。在这背后，日本以棉纺织、铁路建设、矿山开采等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农村在松方正义通货紧缩结束后要求发展地方经济的呼声高涨。有鉴于此，自由党将此前一直高呼的口号“休养民力”改为“培养民力”，与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统一步调。

在此之后，议会中的争论焦点，从财政问题转向了修改条约的问题。明治政府一直致力于修改不平等条约，但这种努力屡屡以失败告终。进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受欧洲形势发生变化的影响，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开始与日本接近，对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表示理解。直到伊藤博文内阁里的外务大臣陆奥宗光[3]主导，修改条约的问题终于进入最后的阶段。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中的治外法权，对方国家一直要求增加“内地杂居”，即给予外国人在日本国内的居住、旅行、营业等自由，这种全面开放日本的“内地杂居”在当时让很多日本人深感不安，反对意见甚嚣尘上。

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最为尖锐的是一贯秉持反政府立场的改进党，以及因为排斥自由党与政府立场接近而转变为反政府立场的国民协会（继承了大成会的传统，在一八九二年成立的国权派）。他们倡导“内地杂居为时尚早”的观点。以这两党为中心，结成了对外强硬的六派（国民协会、改进党、中部进步党、同志俱乐部、同盟俱乐部、大日本协会），对政府提出的条约修改案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为此陷入窘境的政府虽然在一八九三年十二月解散了第五次议会，但对外强硬派的势力并没有衰退。加上报纸、杂志记者对这些对外强硬派的支持，政府陷入了孤立。

选举之后于一八九四年五月召开的第六次议会，一开始就陷入混乱。六月二日，政府再次解散了议会。此时，邻国朝鲜正在发生重大事件，即甲午农民战争（即东学党之乱）。

注释：

[1]井上馨（1836—1915），日本长州藩藩士、政治家、实业家、元老，受封从一位大勋位侯爵。历任外务卿、参议、农商大臣、内务大臣等，对重建政府财政、修改不平等条约贡献良多，同时他关注纺织业和铁道事业，在财界有很大影响力，曾任三金财阀最高顾问。——译者注

[2]大山岩（1842—1916），日本萨摩藩藩士、陆军军人、政治家、明治维新元老，军衔为元帅陆军大将，受封从一位大勋位功一级公爵。一八七〇年留学日内瓦，参加过西南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历任第二军司令官、满洲军总司令官、陆军大臣、陆军参谋总长、文部大臣、内务大臣、贵族院议员等。——译者注

[3]陆奥宗光（1844—1897），日本纪州藩藩士、政治家、外交家，受封正二位勋一等伯爵。幕末时期参加海援队，曾参与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征兵令、地租改正等，因牵涉土佐立志社事件入狱，后游学欧美，归国后任驻美国大使、农商务大臣、外务大臣。一八九四年主持与英国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成功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积极推动中日甲午战争并签订《马关条约》，代表作品《蹇蹇录》。——译者注

2.对亚洲的野心——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农民战争（东学党之乱）爆发

根据一八七六年签订的《日朝修好条规》（《江华条约》），朝鲜被迫打开国门。蜂拥而至的日本商人们利用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特权在朝鲜低价收购大米、大豆、人参等农产品和金块，然后倾销日本生产的棉织品等商品，造成朝鲜国内食品短缺、本土纺织业受到致命打击，走向破产的家庭不断涌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八六〇年崔济愚创立的东学的教义，迅速在民众中间传播开来。

所谓的“东学”，是与西欧的基督教（西学）相对抗，以儒教和道教为基础，主张通过将天主与每个人心中的天主合为一体，即“天人一如”，以此来拯救世人。在不断受到西欧列强压迫的背景下，东学含有实现“辅国安民”、否定封建秩序、实现万人平等的思想。朝鲜的李朝政府视其为心腹大患，处死了教主崔济愚。

进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东学的活动越来越频繁，在朝鲜各地公然举行大集会和示威游行。不久他们提出了反对基督教传教，要求将日本人、西欧人从朝鲜驱赶出去的“斥倭洋”政治口号。在这种背景下，一八九四年二月，全罗道古阜郡发生了由东学党人全琫准[1]领导的农民暴动。他们声讨地方官吏的行为不端和苛捐杂税，袭击地方官衙夺取武器，抢回地方官吏侵吞的大米并送还民众。以此为契机，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到五月末已经控制了全罗道的中心全州。类似这样的起义，也有很多东学党以外的农民参加，逐渐演变成为反抗李朝政府封建压迫与掠夺的农民战争。因为按干支纪年法这一年是甲午年，所以也被称为“甲午农民战争”。

在当时的朝鲜，国王高宗的妃子闵妃一族依靠清政府的支持掌握着实权，在镇压农民暴动失败之后，最终请求清政府出兵。

注释：

[1]全琫准（1854—1895），朝鲜全罗道古阜郡人，农村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加入东学道后，在1894年领导农民起义，提出“逐灭倭夷”“尽灭权贵”等口号，多次击退官军进攻并占领重镇全州，史称甲午农民战争。在日本军队与朝鲜官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后，全琫准被捕，后被处以绞刑。——译者注

出兵朝鲜以寻求生路

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濬将清政府向朝鲜派出军队的动向报告本国政府的时候，正好是伊藤博文内阁解散议会的六月二日。政府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以保护公使馆和在朝日本侨民为由出兵，并通告中朝两国。一八八四年甲申政变之后，日本与清政府在第二年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规定一旦朝鲜发生动乱而两国出兵之时，需要事前相互通告。政府在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和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的推动下，决定派出7000人的大军。正在被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逼得走投无路的陆奥宗光，认为朝鲜的内乱是个摆脱困境的绝好机会。

日本陆海军已经做好了与在朝鲜扶植自己的势力、视朝鲜为自己的属国并拥有强大影响力的清政府开战的准备，一直在扩充军备。六月十二日一大早，日本军队就在仁川登陆，一部分军队进驻汉城（今称“首尔”），与从牙山登陆的清军展开对峙。

可是就在这时候，农民暴动部队因为朝鲜政府承诺改革苛政而缔结《全州和约》，已经分批撤离了全州，日本一下变得师出无名。尽管如此，日本政府还是源源不断地增兵。日本的目的，是借此机会在朝鲜获得铺设铁路、开埠的特权，扶植自己在朝鲜的势力。但是，向外派遣大军却师出无名，存在着被视为干涉他国内政的嫌疑。为此，日本政府向清政府提出了共同镇压农民暴动、在朝鲜进行内政改革的倡议。清政府认为朝鲜内乱已经平定，朝鲜的改革应该由朝鲜自己进行，拒绝了日本的提议。

这时在伦敦进行的关于修订不平等条约的谈判恰好迎来了最终结果，七月十六日《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签订，其中废除了不平等条约的关键条款之一治外法权（另一个关键条款的片面协定关税[1]，一直到日俄战争之后才得以废除）。日本积年夙愿一朝得偿，英国对日本展示出友好姿态，这些都给了下决心与清政府一决雌雄的日本政府极大鼓励。

日本政府在逼迫朝鲜政府进行内政改革的同时，还要求朝鲜切断中国的宗藩关系。但是，在朝鲜政府内部握有实权的闵妃一派采取了依靠清政府的立场，拒绝了日本的要求。为此，日本政府策划扶植与闵妃一派对立的大院君（高宗国王的父亲），派军队闯入王宫，清除了闵妃一派并建立起亲日政权。

注释：

[1]协定关税（Agreement on Tariffs），亦称“协定税则”，是固定关税的对称，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通过缔结关税贸易协定而制定的关税税则。协定关税有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一种是自主协定关税，即通过协议，各方在自愿对等的基础上相互给予某种优惠待遇的关税税率；另一种是片面协定关税，即一国在另一国胁迫下签订协议，片面给予优惠待遇的关税税率。——译者注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七月二十五日，日本海军在丰岛向清军军舰发动攻击，此后的二十九日，在成欢、牙山的日本陆军击溃清军，陆地战争全面爆发。八月一日，日本对清政府正式宣战。九月十五日，大本营（战时辅佐天皇的最高战争指挥机关，六月五日设置）被移至向大陆进军的基地广岛，明治天皇也到达了广岛。这就是公开向日本国民宣示，天皇御驾亲征，目的是鼓舞士气。

日军在战争中始终保持优势。九月十五日，日本第一军在平壤击败清军并占领该城。十七日，日本海军在黄海与清军的北洋舰队交战，击沉对方五艘军舰，并且大败清政府夸耀为“东洋第一”的定远、镇远号等大型军舰（黄海海战）。十月下旬，在辽东半岛登陆的第二军，接连攻克大连、旅顺。第一军北上渡过鸭绿江，侵入中国的领土范围。日本陆军指挥部内，存在着一种一举攻克北京、逼迫清政府投降的强硬论调。但是进入十一月以后，美国驻日本公使开始介入，劝说两国停战和谈。首相伊藤博文与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担心攻击北京的作战有可能招致列强干涉，也表达了反对的意见。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占领旅顺后，发生了对普通士兵和市民不加区别的屠杀事件，被美、英等国媒体报道出来，国际上对日本的责难之声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也开始探寻和谈之路。

可是，日本国民对中日甲午战争的态度究竟如何呢？在战争爆发之前与政府尖锐对立的国民协会和改进党，并不反对日本将势力范围延伸至朝鲜和中国。所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对外强硬派迅速鼓吹开战论，一八九四年十月在广岛召开的第七次临时议会中，各政党一致通过了1.5亿日元的临时军费开支。

福泽谕吉的《时事新报》和德富苏峰的《国民新闻》等报刊，发表的全部都是支持战争和日本军队取得辉煌胜利的报道。报纸中充斥着日本士兵英勇善战的事迹和战争美谈，而对清军，则加以侮辱蔑视性的称呼。受这种报道的影响，日本国民陷入狂热之中。各地纷纷成立了义勇军，积极表达参军的愿望，同时也热火朝天地发起了向军队捐款和鼓励出征士兵的一系列活动。

类似这种支持战争的舆论的基本论调，正如福泽谕吉所阐发的那样，是将中日甲午战争视为一场“文明之战”，也就是文明国家对野蛮国家的战争，这种思维方式在当时非常流行。战争中创作了很多军队歌曲，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总长、提倡新体诗的外山正一创作的《日本男儿向前向前》便是其中之一。歌中唱道：

无坚不摧的大炮，对准文明的大敌，

所向披靡的宝剑，刺向蛮族的巢穴。

用我们的力量，推动东洋文明的进步，

开火！冲啊！诸君为国而战！

在战争取得胜利的大背景下，一种“帝国意识”，也就是文明国家日本讨伐野蛮国家朝鲜和中国并使之接受文明的观念在日本国民中间不断渗透，并最终固化了对朝鲜和中国的轻蔑意识。

一八九五年一月，政府和陆海军首脑在御前会议中确定了日本的和谈条件。醉心于战争胜利的舆论界以及以陆海军为首的政府各机关，在割地赔款方面提出了严苛的要求。

缔结《马关条约》

三月二十日，第一次和谈会议在下关的春帆楼召开。日本方面的全权代表是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清政府的全权代表是李鸿章。李鸿章在割让台湾以及巨额赔款问题上苦苦相争，但是日本方面的全权代表凭借着军事力量的优势，一直摆出威压的姿态。四月十七日，两国全权代表在《马关条约》上签字。

条约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清政府承认朝鲜的独立，之前的朝贡仪礼予以废止。第二，清政府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第三，清政府赔款白银2亿两（折合当时的日元大约3.1亿日元）。第四，清政府在承认已经对西方列强开放的城市和港口的同时，增加沙市、重庆等四个城市对日本开放，日本同时还获得了在这些地区通商、兴业等方面的特权。

根据这一条约，日本在获得对朝鲜的实际支配权的同时，也获得了台湾，向拥有殖民地的帝国迈出了重要的一大步。

三国干涉还辽与日本的“卧薪尝胆”

但是，列强还是不可避免地进行了干涉。四月二十三日，俄国、法国和德国三国劝告日本政府将辽东半岛交还中国。带头的是俄国。对俄而言，辽东半岛是其进入远东非常重要的门户。法国因为已经和俄国结盟，在俄国的邀请下给予了支持。德国为了减轻在欧洲受到的来自俄法同盟的压力，试图将俄国的注意力引向远东，也参加了干涉还辽。日本之前所倚重的英国，在亚美尼亚、印度、非洲等处均需与俄国和法国协调，无暇替日本火中取栗。中日甲午战争并不简单是日本与中国之间的问题，也与欧洲的局势以及列强之间的利害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结果到五月五日，日本政府向三国通报交还辽东半岛，八日，与清政府互换了两国条约的批准书（此后，日本又从清政府获得还辽补偿金3000万两白银）。

一直狂热支持战争的国民，对交还辽东半岛义愤填膺。报纸、杂志一边倒地批判政府。这种愤怒演变为“卧薪尝胆”的口号，使国民迈向了排外主义和军国主义。在此之前曾高扬平民主义旗帜，批判“黩武社会”、倡导和平主义的德富苏峰，在《苏峰自传》里这样写道：“这一次交还辽东事件，决定了近乎我一生的命运……我从精神上彻底脱胎换骨。”此后的苏峰，逐渐蜕变为讴歌帝国主义的吹鼓手。日本国家自身，也直面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走向问题与“远东的危机”，自此迅速演变为帝国主义国家。

3.“远东的危机”与甲午战后的走向

杀害闵妃与列强瓜分中国

中日甲午战争是以支配朝鲜为目的的战争。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之后，朝鲜政府内部出现了一批以闵妃为中心，向俄国靠拢的势力。为此，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与在汉城的公使馆官员以及日本军人合谋，在一八九五年（明治二十八年）十月八日，悍然发动了第三次拥立大院君的政变。日本守备队和公使馆官员侵入王宫，残杀了闵妃和宫内大臣，并做出将尸首焚烧丢弃的暴行。

以此事件为契机，朝鲜民众的反日意识高涨，各地纷纷爆发反日起义。随后的一八九六年二月，国王高宗转移进入俄国驻朝鲜的公使馆，杀死亲日派大臣，并且成立了亲俄派的内阁，俄国在朝鲜的影响力迅速增强。日本的朝鲜政策彻底破产。

但是，对日本来说更大的问题在于，与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清政府相关的国际情势瞬息万变。被迫缴纳3.6亿日元巨额赔款的清政府，只能通过向俄国、英国、法国、德国借款来支付。结果清政府不仅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领域对西方列强的依赖程度也不断加深。

从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六年期间，法国攫取了在中国华南的云南、广西、广东各地开采矿山和铺设铁路的权利，而且获得了广州湾的租借权。俄国借款的回报是东清铁路的铺设权，又在一八九八年获得了三国干涉还辽后归还给中国的旅顺、大连的租借权，终于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不冻港纳入囊中。此外，德国以德国传教士被杀为由，占领山东半岛的胶州湾，一八九八年将其变成自己的租借地，同时也获得了在山东省内的铁路铺设权以及铁路沿线的矿山开采权。英国则获得了清政府不会将长江流域各省割让给他国的承诺，巩固了自己在华中地区的势力范围。

这样，帝国主义列强以中日甲午战争为契机，将中国瓜分殆尽。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内部出现了康有为等人领导的改革运动。一八九八年，他们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范本，在人才选拔、开设议会、保护奖励民营企业、改革科举考试等方面进行改革，通过提出这些改革方案而掀起的运动被称为“戊戌变法”。但是，由于受到保守派官僚支持的慈禧太后一派的反击，这个变法运动仅仅持续了103天便夭折了。

国内政治的转换

面对实际上比称为“远东的危机”更严峻的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日本是如何应对的呢？其基本方针体现在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的第九次议会（一八九五年十二月至一八九六年三月）审议通过的战后运筹方略之中。方略要点是将扩张军备放在第一位，同时要扩大产业基础、加强实业教育等。在议会召开之前，陆海军起草的扩张军备议案中，陆军要将现有的7个师团扩充为14个师团，海军要增加1万吨级的战舰6艘，新建包括巡洋舰、驱逐舰、鱼雷艇等合计74艘军舰，规模超过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两倍多。虽然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支付的赔款可以作为资金的主要来源，但由于同时要增加铺设铁路、发展电信、拓展海外航线等，再加上扩充产业基础等支出，增加税收就不可避免了。

一八九六年日本的年度支出总额为2.14亿日元，达到中日甲午战争前两倍的规模，其中军事经费开支占到了总额的43.5%，次年这一比例更是达到了49.5%。第九次议会中新增了注册税、营业税，同时还决定提高酿酒税，实施烟草专卖等措施。

为实现战后的运筹部署，藩阀政府也修正了此前的超然主义政策，意识到有必要与政党联手合作。第四次议会之后就与藩阀政府不断接近的自由党，迫不及待地宣布与伊藤博文内阁联手。这样，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公开与以板垣退助为党魁的自由党联手并参与第九次议会。一八九六年四月，板垣退助进入伊藤博文内阁担任内务大臣。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之后是一八九六年九月成立的第二次松方正义内阁，在其与大隈重信率领的进步党（这一年三月以改进党为中心成立）联手中，大隈重信担任外务大臣，松方内阁也使为扩张军备而制定的巨额预算案得以通过。

但是松方正义内阁在一八九八年制定预算时，将地租税收比例由2.5%增加到3.7%以求填补缺口，此举再次激化了政党之间的对立，一八九七年年末松方正义内阁集体辞职。此后的第三次伊藤博文内阁同样未能解决这种对立。另外，一八九八年三月进行的大选中，反对地租增税的自由党和进步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六月，两党合并成立了宪政党。

在议会中占据绝对多数的宪政党，使伊藤博文对解散议会已经不抱希望，表明了辞职的意图。但是，元老中找不到任何一个人想组建内阁。为此，伊藤博文向天皇推荐了宪政党的领导人大隈重信与板垣退助作为继任候选人。天皇命令大隈重信与板垣退助组建内阁，但是特别提及陆海军大臣除外。随后，天皇亲自命陆军大臣桂太郎与海军大臣西乡从道留任。桂太郎与西乡从道以大隈重信承诺不改变军备扩张政策为条件答应留任。这固然是在山县有朋等人的要求之下而出现的，但必须说是天皇本人破坏了内阁的统一性。首相大隈重信、内务大臣板垣退助领导下的新政府，除了陆海军大臣之外所有内阁成员都是宪政党党员，这是日本国家历史上第一次诞生的政党内阁（宪政党内阁也被称为“隈板内阁”）。

大隈重信内阁中各个部门的次官、局长、地方县长，很多是提拔宪政党党员来担任，在职位安排问题上，以前的自由党系统与进步党系统之间的对立也非常严重。就在这时，文部大臣尾崎行雄引发了“共和演说事件”。八月下旬，尾崎行雄在帝国教育会议上发表演说，抨击了金权政治，说如果日本实行共和政治的话，三井、三菱等大财阀就会成为总统候选人。针对这样的演说，宫中与枢密院的行政官员攻击其犯下不敬之罪，企图推翻内阁。天皇也对尾崎表达了不信任，最终尾崎行雄辞职。在下一任人选问题上，自由党和进步党两派对立更加尖锐，从十月末到十一月初宪政党分裂为宪政党（自由派）和宪政本党（进步派），大隈重信内阁仅仅维持了四个月就集体辞职。

之后藩阀势力再度崛起，山县有朋内阁成立。山县有朋通过给宪政党内大权在握的星亨做工作，与宪政党联手，最终通过了地租增税法案。

此后的山县有朋内阁，接连推动了一系列重要改革，其中之一是修改《文官任用令》。在此之前，次官、局长以及其他敕任官[1]等高级行政官员职位是自由任命的，这些职位逐渐被执政党的党员占据，政党的力量渗透到了行政官员体系中。为此，山县有朋内阁进行了修改，规定这些职位需要通过考试任用（即获得一定资格方可任用），且只能任命那些从帝国大学毕业并且通过高等文官考试（被简称为“高文”）的人员。这就强化了行政官员体系。同时，修改陆海军省官制，陆海军大臣的任用资格仅限于现役的大将和中将。这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强化了军队的独立性，成为后来军部独断专行的原因之一。

此外，一九〇〇年三月，为了应对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社会运动的抬头，制定了《治安警察法》。

另外，同样是藩阀领导人的伊藤博文，为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政治运营一直尝试与政党联手，并慢慢感到其中的限制，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开始考虑自己创建政党组织。伊藤博文认为，在“远东的危机”状态下为了与列强竞争，有必要让实业家也参与政治；要想形成举国一致的体制，就有必要建立以国家利益为第一的政党。

配合伊藤博文计划的是宪政党，他们从当年还是自由党的时代就开始与伊藤博文内阁联手，希望以伊藤博文为党魁，强化行政官员势力的基础，一举变身为执政党。这一系列活动的结果是，一九〇〇年（明治三十三年）九月宪政党解散，重新与伊藤博文以及跟随伊藤的行政官员一起组建了立宪政友会。

注释：

[1]敕任官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设置的高等级官吏（即现代的高级国家公务员）的一种。按照《大日本帝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天皇有直接和间接任命官员的大权。根据不同的任命方式，又分为亲任官、敕任官、奏任官（这三类合称高等官）和判任官。亲任官是官吏中的最高级，由天皇亲自任命，任命书由天皇亲署并加盖御玺，内阁总理大臣副署。亲任官以外的高等官分为八等，第一、二等高级官被称为敕任官，任命书由内阁总理大臣署名并加盖御玺，其主要职位包括各省厅的次官、帝国大学总长、特命全权大使、各府县的知事（地方行政长官）以及武官中的中将、少将等。第三至第八级高等官被称为奏任官。高等官中，还可以区分为文官和武官，文官必须通过高等文官考试，而武官一般是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学校毕业的成绩优异者。当然，文武官员中都存在着因为业绩优异而由判任官升任高等官的例子。——译者注

义和团运动与《辛丑条约》

中国的殖民地化程度不断深化，为了支付日本的巨额战争赔款，民众的赋税不断加重，随着外国资本和商品的流入，很多人失去了谋生手段，全国各地因此出现了宗教性的秘密结社，发生了暴乱。其中之一就是在山东省发生的义和拳。他们本来是号称通过拳法可以获得超自然的力量来保卫村落生活的宗教性结社，其矛头对准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锋，也是帝国主义侵略象征的基督教教会和传教士。他们中的一部分被称为义和团，喊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很明显具有反帝群众运动的性质。进入一九〇〇年以后，义和团开始破坏外国资本建设的铁路和车站，六月包围了北京的各国公使馆并将其隔离起来。从天津赶过来救援的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美国、俄国、奥地利的八国联军在半路遭到阻截。清政府希望利用义和团来摆脱列强的控制，对八个国家公开宣战。

当时，英国为了将南非纳为自己的殖民地而发动布尔战争，需要投入大量兵力；为镇压菲律宾的反美独立运动，美国也需要集中自己的力量，难以向北京大量派军；德国、法国从本土运送兵力颇费时日，能够向华北大量派兵的只有日本一家。日本政府的考量是，义和团事件是跻身列强的天赐良机，“应该是掌握将来东洋霸权的开端”（陆军大臣桂太郎）。日本接受了英国再三提出的出兵请求，七月六日内阁会议决定增加一个师团的派遣部队。七月十四日以日本军队为主力的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八月十四日对北京发动总攻击，救出了各国公使团。此时八国联军兵力共4.7万人，其中日军2.2万人。

第二年九月，各国与清政府签署了最终议定书（即《辛丑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为保卫各国公使馆以及从山海关到北京铁路沿线的安全，承认各国拥有驻军权（正是这些驻军，在后来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时扮演了重要角色）。义和团事件（在日本也被称为“北清事变”）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日本以此事件为契机，成功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阵营，同时利用自己在地理和军事力量上的优势，开始扮演镇压亚洲反帝民族运动的“远东的宪兵”角色。

4.产业革命与社会问题

发达的机械工业

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开始，日本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化）开始迅猛发展。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大阪、东京等全国各地纷纷建立了以棉纺织业为中心的工厂。从欧美进口的最新式纺织机和蒸汽机昼夜两班倒不停运转，原料也是从印度进口的廉价棉花。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以后这种发展趋势更加突出：早在一八九〇年国内的生产量就超过进口的数量（主要是英国以及印度的产品），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一八九七年对外出口（主要是中国）的数量已经超过进口。

棉纺织业的发达，影响到了其他产业。江户时代以来的棉花种植，因为从国外大量进口的棉织品和棉花而日益衰退。家庭手工业中的手纺线，被外国产品和国内的机纺线彻底击垮，生产量越来越小。棉花种植与手纺线是农村非常重要的副业和商品，在这样大规模衰退的背景下，农村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不久，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被城市的大工厂慢慢吸收。

江户幕府末期打开国门之后，日本曾经最大宗的出口商品生丝，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的机械化生产中也突飞猛进。以前养蚕、缫丝业发达的群马县、埼玉县、福岛县等地使用传统的人工纺车，但随着长野县、山梨县、岐阜县等为中心的机械制丝迅速普及，从一八九一年到一九〇〇年的十年间丝的出口量倍增。各地豪商、地主纷纷出资建立机械制丝工厂，它们利用低廉工资雇佣附近乡村的妇女，从养蚕农家获得便宜的蚕茧原料，快速发展起来，到一九〇〇年出现了如长野县的片仓制丝、京都府的郡是制丝等大企业。

与纺织业相比，重工业的发展非常缓慢。其中最早得到重视的是军工生产。以“富国强兵”为口号的明治政府，在东京和大阪开设了枪炮兵工厂，开始生产步枪和大炮，其规模已经是当时的民间工厂完全不可比拟的。但是炮身和枪身所用的钢，必须完全依赖进口。军舰的制造也如出一辙。海军在横须贺和吴两地设立海军工厂，当时铁甲舰所需的大量钢的国产化速度很慢，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主力舰只建造所用的钢铁全部依赖于从英国等国家进口。陆军和海军一样，真正走上武器国产化的道路，是在日俄战争之后才实现的。

正如从军工生产中所看到的那样，发展机械和军工所需的钢铁工业起步非常慢，但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一九〇一年，国营的八幡钢铁厂开始投入生产，民办企业如釜石钢铁厂、神户钢铁厂以及日本钢管等企业纷纷设立，到日俄战争结束后，生铁产量的接近一半、钢材产量的大约四分之一实现国产，自给率得到很大的提高。

支持产业革命的另外一个关键是铁路的发展。日本的铁路，如前所述，以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新桥到横滨之间的铁路开通为起点，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时全国掀起了铁路建设的热潮，一八八九年到神户的东海道铁路全线通车，一八九一年从上野到青森之间的日本铁路（即现在的东北线）竣工。

一九〇一年（明治三十四年），到马关（现在的下关）的山阳铁路全线通车，从青森到下关纵贯本州的铁路最终完工。日本的铁路总长在一八八二年只有区区278公里，20年后的一九〇二年一跃达到6805公里。铁路职员的人数，包括国营和私营铁路，上升到67000人，几乎达到了可以与其他产业劳工总数相匹敌的程度。

地主制与女工

日本的现代产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的秘密究竟何在？原因之一，当然是引入了欧美最先进的机械和技术。还有一个原因，是在很低工资和极为恶劣的劳动条件下不得不以牺牲健康为代价来辛苦工作的工人，特别是农村出身的女工的存在。

虽然说现代工业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期间的日本，70%左右的人依靠农业谋生，仍然是个农业国家。但是，农村也慢慢地发生着改变。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松方正义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大量农民丧失了土地，他们只能从地主那里租回此前自己的土地来耕作，变成了佃户。土地向地主手里集中的趋势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到二十世纪初益发明显。此时，佃耕土地的比例达到了45%。所有耕地都是从地主那里租借而来的佃农、一部分土地自有而另一部分土地从地主那里租借而来的半自耕农，二者合计占到所有农户总数的三分之二。地主从佃户那里获得高额的佃租，大约占到收成的五到六成，而且是实物征收。佃农一年的汗水结晶，到了收获季节一大半被装进麻袋收进地主的仓库。地主把收来的稻米卖出高价，用得到的金钱继续收买土地。在山形县、新潟县甚至出现了比以前的大名拥有更多土地的超级大地主。而且地主也投资兴办缫丝、纺织、银行、铁路等实业，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全盛时期提供了资金支持。

佃户被迫过着贫穷的生活，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地主那里租来大约5反步（1反步大约等于10公亩）左右的一块小小的土地来耕作，只有在地主家或者农村工厂里打个零工赚取微薄的薪水才勉强能够维持生计。于是，很多佃农的次子、三子或者女儿需要外出去纺织工厂或者缫丝厂打工。

这些要成为女工的女孩子，借钱打点行囊之后，跨入远方的纺织工厂或者较近的缫丝厂的大门。在那里等待她们的，是要挤下十人左右的，每人仅有不到一畳[1]的狭窄空间，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她们从早上六点开始到晚上六点结束，每天都要从事12小时的繁重劳动。无法忍受这样严酷的劳动条件而被迫出逃、因为生病和受伤只能离开工厂回到家乡的女工数不胜数。即便如此，贫苦佃农的女儿们还是前赴后继不断加入女工的队伍。对佃农来说，为了维持生计，女儿们去工厂做工，哪怕赚回一点点钱也是有必要的。正是这些为了补贴家用而从事廉价劳动的女工们，才是从底层支撑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支柱。

注释：

[1]畳也称作帖，是日本计算面积的一种单位，其长宽比为2:1，历史上存在着地域差别，如关东及以东地区1畳意味着0.88×1.76≈1.549（㎡），关西及以西地区1畳意味着0.955×1.91≈1.824（㎡），爱知县、岐阜县等中部地区1畳意味着0.91×1.82≈1.656（㎡），一般的住宅区和公寓房的1畳意味着0.85×1.70≈1.445（㎡），大约就是一个人躺下来所占用的空间。因为这种面积计算方式约定俗成、容易理解，一直沿用至今，但精确计算面积时一般会使用平方米的世界标准单位。——译者注

劳工运动的勃兴

伴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都市里的贫民阶层不断壮大，一九〇〇年前后各地的减租保耕斗争和劳资纠纷此起彼伏。

新闻记者横山源之助一直在调查下层民众的生活和劳动状态。他在一八九九年出版的《日本的下层社会》一书中指出：“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机械工业的蓬勃发展引发了劳动问题，物价飞涨催生了贫民问题，与欧美的社会问题日益接近。”这一时期，注意到社会问题的不仅仅横山一个人。

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四月，自美国谋生归国的高野房太郎、泽田半之、城常太郎等人商议成立了职工义友会，四处分发题为《职工诸君寄语》的小册子。他们宣传“劳动神圣、团结就是力量”，主张为了实现均贫富、改善工人的生活，不应发动革命，而是要在维持和平秩序的基础上通过结成工会来实现。高野等几位加上片山潜、佐久间贞一、岛田三郎等人，于这一年六月，在东京神田的基督教青年会馆里召开了劳动演说会，号召大约1200名听众成立劳动组合（工会）期成会。

在一八九七年七月五日成立的工会期成会方针的指引下，同年十二月钢铁工人工会成立，随后一八九九年在担任秀英舍社长的佐久间贞一和岛田三郎等人的帮助下，印刷工人工会成立，在日本铁道公司（即现在的东北线）内汇集司机和助手们的工会“矫正会”（日本铁道矫正会）诞生。这个工会在一八九八年二月末催生了为改善待遇而开展罢工的契机。但这些运动，由于遭到了警察机关基于《治安警察法》的镇压，以及工会互助制度走入死胡同，很快就衰退下去。

社会主义思潮的抬头

在工会期成会成立的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四月，以研究社会问题的“学理与实践”为目的的社会问题研究会也成立了。旧自由民权活动家、国民主义者、基督教徒等200名左右不同信仰的人士参加了这一研究会。见面会每月一次，他们热心讨论普选问题、土地问题、社会政策、社会主义等社会问题，但一年多以后便销声匿迹了。

然而，以这一研究会为母体产生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运动。其中一个是研究会的创始人中村太八郎于同年七月与木下尚江一起在信州松本成立的普遍选举期成同盟会。不久，松本地区普选运动的影响就蔓延到了东京。一八九九年十月，中村、木下，再加上幸德秋水、石川安次郎、樽井藤吉、中村弥六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普选期成同盟会。这一为解决社会问题而追求普选的运动，成为直到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才真正实现男性普选的遥远征程的出发点。

从社会问题研究会中派生出来的另外一个重要成果是社会主义研究会。一八九八年十月，社会问题研究会中对社会主义有兴趣的基督教唯一神教派的会员组织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以探究社会主义原理以及其是否适用于日本为目的”。研究会在一九〇〇年（明治三十三年）一月改称社会主义协会，在推动普选以及制定工厂法等实践活动领域迈出了一步。

在这种背景下，一九〇一年（明治三十四年）五月，安部矶雄、片山潜、木下尚江、西川光二郎、幸德秋水、河上清等六人发起成立了日本最初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并在宣言之中阐明了自己的主张：通过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消除贫富差距，倡导实现世界和平，全面废除军备、全面废除阶级制度，土地和资本实行公有，人民平等参与政治，教育平等，教育经费由国库负担，等等。社会民主党成立两天以后，就被当局依据《治安警察法》予以禁止，但是其宣言书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引起了巨大反响。

像这样以劳工运动为代表的各种社会问题之所以能够引发关心与同情，报纸和杂志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岛田三郎的《每日新闻》、黑岩周六（泪香）的《万朝报》、秋山定辅的《二六新报》、唯一神教派协会的《六合杂志》等是典型的代表，当然同时还存在其他地方报纸。特别是《万朝报》和《二六新报》等以社会下层为目标读者群，价格便宜而且版面设计标新立异，为东京市内报纸销售排名的竞争十分激烈。在劳工运动退潮的背景下，一九〇一年（明治三十四年）四月，《二六新报》主办了大型工人座谈会，接近三万名工人参加，摆脱了警察的干涉，通过了关于维护工人权利，为保护妇女、童工立法以及获得选举权等决议。

“足尾矿毒事件”与田中正造

与上述运动关系密切、同时得以展开的另外一个运动是反对足尾铜山矿毒运动。栃木县的足尾铜山，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古河市兵卫的经营之下铜的产量有了飞跃式增长。与之相伴的是，足尾地区的水源地渡良濑川沿岸出现了矿山废水污染。特别是一八九〇年八月的大洪水，导致栃木和群马两县损失惨重，遭受污染之害的民众在各地展开了反对矿毒的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导致铜的产量迅速增长，污染灾害也愈演愈烈。

一八九六年（明治二十九年）秋天的大洪水，导致东京府及栃木县、群马县、埼玉县、茨城县、千叶县等5个县超过51万民众受灾，受灾土地面积达到10万公顷。以此为契机，栃木县议员田中正造逐渐成为运动的引领者，他从第二次议会之后不断在众议院控诉矿毒问题，推动反对矿毒运动发展为要求停止矿山开采运动，引起万众瞩目。但是政府为了维护古河足尾铜矿的利益，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一八九七年三月，栃木县、群马县被害民众七百多人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穿着草鞋，在东京进行大规模请愿活动，向议会以及各相关省厅请愿。受灾民众的行动对政治家和政府各机关造成了巨大冲击，舆论也同情受灾民众，在各地举办了演讲会。政府慌慌张张地在内阁中设立足尾铜山矿毒调查委员会来商议对策，向古河市兵卫下达了预防矿山污染的命令，决定对受灾地区免除租税。可是预防工程反而造成了烟尘污染的扩大，免除租税则带来了受灾民众丧失选举权和公民权、地方自治被破坏等后果。另外，矿毒的影响从农作物蔓延到人身安全，婴幼儿死亡和患病人数增加，生活陷入困窘的民众数量与日俱增。

一九〇〇年（明治三十三年）二月，一万名左右受灾民众集结起来，以东京为进发目标，果断进行第四次大规模请愿活动。警察与宪兵在渡过利根川的群马县邑乐郡佐贯村川俣冲击受灾民众的队伍，以凶徒聚众罪逮捕了多名骨干人员（史称“川俣事件”）。针对这种事态，田中正造于正在召开的第十四次议会向政府提出了质疑书，题为“亡国将至而不自知，此诚亡国之秋”，非常具体地指出了酿成悲惨现实的矿山污染事宜和此事件中政府的责任。田中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机关名存实亡，其内里已经腐朽不堪，断言这种不保护国民的生命以及人权的现状就是“亡国”。反对矿山污染的舆论再度高涨，全国各地演说会和救援活动不断铺展开来，包括政治家、报纸杂志记者、基督教和佛教教徒、妇女矫风会的女性、学生等各行各业的人们都纷纷加入。

最后，尽管田中正造向天皇直接申诉，但仍无济于事。日俄战争以后，反对运动逐渐被孤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污染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

5.日俄战争

日英同盟的缔结

义和团事件的结果，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不断深化。特别是俄国利用义和团事件派遣大军，实际上占领了满洲[1]，加强了对朝鲜（一八九七年十月国号改为大韩）的压迫。另外，在欧洲不断被孤立的英国，为了能够在亚洲与俄国对抗，逐渐与日本开始接近。日本不得不做出选择：究竟是与俄国谈判来确保自己在朝鲜的地位（所谓日俄协商论），还是与英国结盟来对抗俄国（所谓日英同盟论）？主张前者的有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而希望选择后者的有一九〇一年（明治三十四年）六月已经组阁的首相桂太郎、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等，这个内阁的幕后操控者是山县有朋。

这一年九月，小村寿太郎指示日本驻英国公使林董进行日英谈判，林董与英国外交部长兰斯敦的谈判是在伦敦开始的。几乎在同一时期，伊藤博文也赴俄国进行谈判，伊藤从“满韩交换论”（以日本承认俄国对满洲的控制为交换条件，要求俄国认可日本控制韩国[2]的外交策略）的立场出发，向俄国方面提出日本在韩国拥有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以及在韩国内部发生动乱时有军事行动的自由。但俄国不肯认可这些特权，相反一直要求日本承认俄国在中国领土范围内可以自由行动。伊藤博文等人主张的日俄协商论走入死胡同。

另一边，日本与英国的谈判进展顺利。一九〇二年一月日英同盟成立，其内容包括：日英两国在中国有特别的利益，日本在韩国拥有的政治、工商业利益，两国互相承认。如果这些权利因为其他国家的侵略行动而受到侵犯，或者在中国和韩国两国内发生骚乱，日英两国将进行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合作。日英同盟的目标，是为了防备俄国的侵略，同时日本还强调了在镇压诸如甲午农民战争、义和团事件等反帝民族起义运动中进行军事合作的必要性，强迫英国接受日本“远东的宪兵”的角色。

注释：

[1]“满洲”一词在十九世纪以前的日本指称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十九世纪之后逐渐改变为对中国整个东北地区的称呼，其范围除了包括今天中国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之外，还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另外，当时的日本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现在属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称为“外满洲”。本书中日文原文指称地理范围以及特殊专用名词时，按照学术界的习惯保留“满洲”的说法，如满洲地区、满洲铁道等。但在提到如“满洲事变”时，按照中国学术界的习惯一律译为“九一八事变”。另外，为保持原著历史研究的叙述方式，言及“伪满洲国”时译文一律使用原书中“满洲国”的提法，不加改动。——译者注

[2]日文原文为朝鲜，考虑上文言及朝鲜在一八九七年十月国号改为大韩帝国，为保持统一，下文将一八九七年十月以后至一九一〇年八月日本彻底吞并朝鲜半岛之前的朝鲜统一译为韩国。——译者注

主战还是反战

日英订立同盟以后，同年四月，俄国和清政府签订了交还满洲的条约，双方约定分为三期，每期六个月，俄国逐步从满洲撤出所有军队。第一期结束的十月，俄国确实如约撤军，但到了下一个约定的期限则根本不履约撤军，而且变本加厉，甚至越过中韩国境线建立军事设施。俄国的行动强烈刺激了日本，参谋本部和政府中对俄国强硬派占据上风。在民间方面，一九〇三年六月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户水宽人等七名学者（七博士）向政府提交了对俄国强硬意见书并且在报纸上发表。八月，对俄强硬派一千几百人集中起来成立了对俄同志会，发表声明宣告满洲问题的彻底解决是帝国日本的使命，激励政府振奋精神。各地也相继进行集会。《东京朝日》《大阪朝日》《大阪每日》《二六新报》等有影响力的报纸也都主张对俄强硬。在众多报纸中一直倡导反战的《万朝报》，其老板黑岩泪香到了十月也转为主战论。

《万朝报》转为主战论之后，报社记者内村鉴三、幸德秋水和堺利彦退出报社，他们都坚守信念始终坚持反战的立场。曾经将中日甲午战争视为“义战”而大力支持的内村，基于基督教教义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考量，站在了否认战争的立场上。幸德秋水与堺利彦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结成了平民社，十一月《平民新闻》周刊正式创刊并宣传反战。创刊号印刷了5000份，迅速销售一空，只能尽快加印了3000份。集中在平民社的荒畑寒村等年轻社会主义者，在日俄战争开战之后，拉着装满《平民新闻》和宣传小册子的板车在日本各地巡回演讲，宣扬社会主义和反战思想。群马县安中教会的牧师柏木义圆，也通过《上毛教界月报》坚定地宣传反战。虽然这些反战论最终未能扭转局势，但社会底层的民众居然前所未有地支持这种主张，而且将这种主张贯彻始终。

日俄开战

在对俄强硬的舆论不断高涨的背景下，一九〇三年六月的御前会议确定了日本对俄国的谈判原则。八月，向俄国政府送交了日本的谈判方案。其内容如下：（1）中国、韩国两国独立，工商业机会均等。（2）承认日本在韩国拥有优势利益的同时，承认俄国在满洲有铁路经营的特殊权益。（3）日本拥有对韩国内政改革进行忠告、援助（包括军事上的）之专权。诸如此类。日本的谈判方案，实际上是要求俄国承认日本对韩国的控制。

与此针锋相对的是俄国一方完全不同的提案：满洲及其所属的海岸线完全在日本国家的利益范围之外；将韩国北纬39度线以北设定为中立地带；诸如此类。两国的谈判完全是南辕北辙，经过四个月仍没有妥协的迹象。在谈判走入死胡同时，战争的准备则在稳步进行。

从一九〇四年一月开始的日俄谈判，给人的感觉就是为了赢得时间以完成战争准备。于是，二月四日元老以及内阁成员参加的御前会议，做出了停止谈判和开战的决定。第三天的二月六日，日本向俄国发出了断绝邦交的通告；八日早早派出先遣部队在仁川登陆，对在旅顺港内的俄国舰队发起攻击；二月十日，日本正式对俄国宣战。

日俄两国的殊死搏斗

在仁川登陆的日本先遣部队迅速占领了汉城（现在的首尔），二月二十三日强迫韩国政府接受了《日韩议定书》，其内容包括：韩国在施政改善方面要吸纳日本的忠告；日本可以临时征用有军事需要的地点。日本迈出了控制韩国的第一步。

三月中旬，第一军（司令官黑木为桢）从镇南浦登陆，四月下旬抵达鸭绿江边，日本兵不血刃就占领了韩国全境。海军为了获得黄海制海权，将一些老旧船只炸沉，堵塞集结有俄国舰队的旅顺港口，这就是一般所言的旅顺口闭塞作战。战争共进行了四次。

五月，第二军（司令官奥保巩）从辽东半岛登陆，在南山经过激烈战斗和大量伤亡，击败俄军并继续北上。就在这时，日方得悉了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将远赴远东地区的消息。由于旅顺口闭塞作战战果并不理想，对日本联合舰队而言，亟须在俄国波罗的海舰队驰援到达之前消灭旅顺口军港内的俄国舰队，海军对此高度重视。

日本新组建的第三军（司令官乃木希典）受命对旅顺发起攻击。另外又组建了第四军（司令官野津道贯）。为了统一指挥全军还新设了满洲军总司令部，任命大山岩（前参谋总长）为总司令官，儿玉源太郎（前参谋次长）为总参谋长。

北上的第一、第二、第四军共13.5万人，从八月末到九月初在辽阳与22万名俄军作战，以死伤2.3万人的代价最终惨胜。

旅顺陷落与奉天会战

整个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是第三军发动的攻击旅顺之战。八月份第一次总攻中，俄国军队从坚固的钢筋水泥堡垒里用机关枪疯狂扫射，日本士兵的尸体堆积如山，伤亡人数达到1.7万人。十月份的第二次总攻，虽付出了重大伤亡但仍以失败告终。俄军波罗的海舰队已经驶离波罗的海城市利巴雅东来的情报，让日军焦虑不安。从十一月下旬开始的第三次总攻，将目标从此前的正面进攻改为侧面的203高地，激烈的炮火破坏了俄军阵地，日军突击部队前赴后继。双方士兵死相枕藉，尸体堆积如山，山岳样貌也因炮击而变形。十二月五日，日军终于占领了203高地，从山顶向旅顺港内的俄军舰队发起炮击，给予俄军沉重打击。第二年即一九〇五年一月一日，俄军旅顺港要塞司令官斯特塞尔投降。为时五个多月的旅顺攻略战，日军有13万人参加，以伤亡5.9万多人的代价终告结束。

攻克旅顺，让此前痛骂乃木希典指挥无能的民众狂喜不已，各地纷纷进行盛大的提灯游行[1]。但是还没等日军稍作喘息，俄军就已经开始在奉天（现在的沈阳）集结。满洲军司令部命令全军北上，将即将到来的大战视同“日俄战争中的关原之战[2]”，凸显其重要意义。

三月一日开始的奉天会战，总人数32万的俄军和总人数25万的日军一决雌雄。彼此互有攻守之后，十日，俄军整体撤退，日本取得了胜利。日本军队伤亡人数为7万，而俄军伤亡人数达到9万，并且有2万多人被俘，但是日军总司令部开始所设想的歼灭敌人主力的计划遭到失败。对日本军队来说，军事手段的运用已经达到了极限。满洲军总司令部和参谋本部达成一致，除了等待使用政治手段解决以外已经别无他法。

经过八个月的长途跋涉，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出现在对马海峡的时候，已经是五月二十七日，迎头攻击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旗舰“三笠号”）拦住了俄国舰队的去路，猛烈的炮火给予以旗舰“苏沃洛夫”号为首的俄军主力毁灭性的打击，日本获得了海战史上前所未有的胜利。

注释：

[1]提灯游行是日本在战争获得胜利时以及其他的喜庆活动中的一种庆祝方式。很多人夜间提着点燃的灯笼排队上街游行。一般认为，第一次提灯游行是在1873年，当时开成学校的教职员们用这种方式祝福该校教导主任米勒的生日。——译者注

[2]关原之战是一六〇〇年十月二十一日发生于美浓关原地区（现岐阜县不破郡关原町）的一场战役。交战双方为德川家康领导下的东军和石田三成组建的西军。德川家康巧妙利用西军人心不齐的弱点，拉拢敌方将领，迅速取得了胜利，从而奠定了德川幕府统治的基础。关原之战中双方均动员了超过十万兵力，是应仁之乱之后日本最大规模的内战，被誉为“决定天下的战争”。——译者注

《日俄讲和条约》

日本海大战之后，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向日本驻美国公使高平小五郎发出了训令，请求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为日俄之间的和谈进行斡旋。日本已经不具备从军事上彻底战胜俄国的力量。

另外，日本国内的状况又如何呢？虽然已经预想到日俄战争可能是超出日本国家能力范围的战争，但结果还是远远超过了此前的预期。日俄战争中军费达到了17.5亿日元，是中日甲午战争的7.5倍。如此庞大的军费究竟是从哪里筹措而来的呢？

第一个来源是两次以非常特别税为名目大规模增加的税收。地租、所得税、营业税、酒税增加，又新设了毛织物消费税、石油消费税、通行税、织物消费税等新税种。同时，也实行了烟草专卖和食盐专卖。就这样，增税的总额超过了1.3亿日元，相当于开战之前一年的税收额。其中多为增收的间接税和新设税种，只能使贫困者的负担更加沉重。

第二个来源是国债的发行。在日本国内发行了5次国债，总计4.35亿日元，其他还有临时事件公债1.9亿日元。因为之前已经加税，消化国债很困难，所以政府就通过府县—郡、市—町村的行政组织，向每一个国民强制摊派。仅仅依靠在国内增税和发行国债无法满足战争经费的需求，更多的则不得不依赖发行外债。开战之后，日本政府派遣日本银行副总裁高桥是清远赴美国，之后又赴英国，在纽约和伦敦募集外债。外债募集共进行了4次，总额达到7亿日元，占到所有战争经费的40%。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俄战争是依靠从外国借钱而进行的一场战争。在这一点上，俄国也不例外，他们凭借的是法国金融援助的基础。

人们把自己的父亲、兄弟、儿子送上战场，总人数达到108万，其中战死者8.8万人，受伤者37万人。因为被征收了重税，强制购买国债，加上物价飞涨，民众生活遭受重压。政府为了动员国民参与战争，通过报纸和宗教人士、各地的青年团和爱国妇人会（一九〇一年成立）、地方行政机关等，在试图鼓舞士气的同时，强行约束民众节约消费。国民一面忍耐这样穷困潦倒的情况，一面配合战争，其不满也在不断郁积。

八月十日，日俄讲和会议在美国的朴茨茅斯召开。日本方面的全权代表是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和驻美国公使高平小五郎，俄国方面首席代表是维特。日本设定的讲和绝对必要条件包括：自由处置韩国的权利、俄罗斯军队撤离满洲、辽东半岛租借权以及长春至旅顺之间的铁路转让给日本等3项。相对必要条件则包括：向日本支付战争赔款、割让库页岛全境等4项。俄罗斯方面坚决反对支付战争赔款与割让库页岛，这导致双方的谈判一时搁浅。在罗斯福总统的斡旋下，法国、德国等国也积极推动，俄国方面认可了将库页岛北纬50度以南割让给日本，与此同时日本方面因为获得赔偿金无望也死了心。九月五日，《日俄讲和条约》（《朴茨茅斯条约》）签署。

一九〇六年，日本将从俄国那里转让得来的长春至旅顺铁路作为干线，创建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即满铁。满铁是国家性的大企业，负责经营铁路沿线两侧附属地和主要车站所在城市，掌握其行政权，同时还要负责经营抚顺煤矿和鞍山钢铁厂等企业。其启动资金为2亿日元，其中政府出资一半，剩余的一半从民间募集而来。

同时，在辽东半岛租借地设置了管理关东州的关东都督府，执掌行政的同时也常驻军队，包括负责满铁的保卫工作。这样关东都督府与满铁就成为一体，将南满洲一带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

日俄战争是为了支配韩国和满洲而在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间进行的战争，但这场战争不仅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争夺，正如从战争经费的来源以及与讲和会议相关的美、英、德、法等国家的动向中可以观察到的那样，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的战争，是受到国际形势严格制约的战争。

兼并韩国

在日俄战争爆发期间，日本不断强化对韩国的支配。一九〇四年（明治三十七年）八月，缔结了第一次日韩协约，韩国政府承诺雇佣日本政府推荐的日本财政顾问和外国外交顾问。日俄讲和之前的一九〇五年七月，美国陆军部部长塔夫脱与桂太郎首相协商决定，日本承认美国对菲律宾的控制，作为交换，美国承认日本对韩国的保护与监督。八月进一步改订了日英同盟，将该条约适用范围扩展到印度的同时，承认日本对韩国的保护与监督。《日俄讲和条约》中俄国也承认了同样的条款。这样一来，以配合西方列强实现在亚洲的殖民地控制为条件，日本获得了列强对其控制韩国的认可，这是一场典型的帝国主义式交易。

战后的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日本派遣伊藤博文为特使前往韩国，以武力为后盾胁迫韩国政府签订了第二次日韩协约，剥夺了韩国的外交权。为指挥和监理外交，专门设置了统监府，任命伊藤博文担任第一任统监。从外交权是国家主权最基本组成部分的视角来看，此时韩国已经丧失了独立，沦为日本的保护国。

韩国全境弥漫着反日的氛围，各地以儒生和农民为主纷纷开展反日义兵斗争。一九〇七年六月，韩国皇帝秘密派遣使节参加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二次万国和平会议，控诉日本将韩国变为保护国的非法性。知悉这一切的伊藤博文迫使皇帝退位，将第三次日韩协约强加给韩国。根据这一协约，统监不仅总揽外交大权，而且得以将权力扩展至对内政各个方面的指导及高级官员的人事安排等，并解散了韩国的军队。

反对解散的一部分韩国军人与义兵运动相结合，抵抗实力得到极大的增强。一九〇八年的顶峰时期，义兵的数量据说达到了7万人。为此，日本国内出现了对伊藤博文统监政治的批判，政府内部吞并韩国的声音甚嚣尘上。一九〇九年六月，伊藤博文辞去统监一职，这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伊藤博文在哈尔滨火车站被韩国独立运动领袖安重根射杀。

一九一〇年（明治四十三年）五月，桂太郎内阁为了实现吞并韩国的目标，下令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兼任统监，同年八月，逼迫韩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将韩国的名称改为朝鲜，废止统监府，设置朝鲜总督府，寺内正毅就任第一任总督。朝鲜总督由陆海军大将亲自担任，归天皇直接统辖（直接听从天皇的指挥），拥有制定、公布朝鲜法律的权力，以及对驻扎在朝鲜的军队的指挥权。为了维持治安，将宪兵与警察合二为一，采取宪兵警察制度，监视的耳目遍布每一个角落。这就是将总督府的控制称为“武断政治”的由来。

日俄战争中获得南库页岛和辽东半岛租借地（一九〇六年被称为关东州，并设置关东都督府），加上这次吞并朝鲜全境，日本获得比自己国土面积77%还多的殖民地，成为不仅在亚洲独一无二的，就是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殖民帝国。舆论对于吞并韩国众口一词加以赞美，国民也醉心于此，自诩为一流国家的骄傲与对朝鲜的蔑视变得根深蒂固。

第二章
大正民主时代

大正七至八年（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前后东京的银座街道（照片提供：每日新闻社）

1.日俄战争后的社会与民众

日俄战争之后的地方改良与国民统合

日俄战争给日本国民带来了巨大牺牲，生活受到压迫，国民对于政府的不满不断郁积。这种不满的集中爆发体现在《日俄讲和条约》签约的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发生的“日比谷纵火打砸事件”，讲和问题同志联合会主办的反对讲和条约的国民大会演变为暴乱。日俄战争以没有赔款的讲和而告终，这让数万民众怒不可遏，他们袭击了内务大臣官邸和与政府相关的国民新闻社等处，而且在日落之后仍接二连三地焚烧警察署和派出所，甚至把数十台电车焚毁殆尽。政府在东京市及其周边发布戒严令，出动军队镇压了大规模的骚乱。因为该事件而被起诉的人数达到311名，其中除了作为领导者的几位议员、律师以及新闻记者之外，大部分都是所谓“工人、木匠、脚夫、车夫、马夫”等城市下层民众。以此事件为标志，反对讲和运动在全国蔓延开来，人们在一道三府四十二县的市、郡以及町村进行集会和举办演讲会。反对讲和运动的确有要求获得赔款和领土等帝国主义性质的一面，但也包含有要求以藩阀为中心的专制政治转变为立宪政治的一面。这次日比谷纵火打砸事件之后，国民政治上的诉求每每以民众骚乱的方式来表达。

针对这样的民众动向，日俄战争结束后面临重重难题的首相桂太郎和议会中占多数的立宪政友会的西园寺公望、原敬之间达成了轮流执政的协议，开始了所谓的“桂园时代”。

对日俄战争之后的政府来说，作为保有殖民地的帝国，巩固实力成为重要的课题。为此，需要进一步扩张军备，为国内产业的发展实现铁路国有化、扩建八幡钢铁厂、发展电信事业、兴修水利，以及进一步经营殖民地等，所有这些，政府必须拿出巨额财政支出。

与国家财政不断膨胀形成对比的是，只在战争期间征收的战时非常特别税在日俄战争之后仍继续征收，一九〇八年还加征酒税、糖消费税，并且新设了石油消费税等名目，地方税、町村税也增加了：和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相比，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国民的纳税负担增加了三倍多。为此，税金滞纳者开始增多，市町村自治体逐渐失去活力。

在这样的状况下，政府希望把地方层面的町村变成国家的“细胞”，准备从国家发展的高度进行町村重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迅速以内务府为中心开始开展地方改良运动。

地方改良运动，由第一次西园寺公望内阁的原敬内务大臣发起，此后的一九〇八年（明治四十一年）十月以《戊申诏书》[1]的发布为契机，第二次桂太郎内阁的内务大臣平田东助、次官一木喜德郎全面推行。具体措施形形色色：第一，为了整顿町村的财政，通过统一村落所有的山林田野、设立产业工会、农事改革以提高生产效率，奖励纳税合作社、储蓄合作社等。第二，以一村一社为目标进行神社的合并以及风俗改良等，让町村的乡民至少能摆脱封闭的村落共同体意识，增强国家的归属感。内务省高度重视对运动推进负责人的培养，包括町长村长、地方政府官员和热心参与者，每年都召开地方改良事业讲习会。

这个过程中，政府尤其关注的组织之一是青年会。

一般来说，江户时代的农村社会中15岁以上到结婚之前的男子都从属于青年组，被委任从事乡村里的祭祀礼仪、戏剧等娱乐活动，负责消防和夜间巡逻等确保村庄安全的事宜，以及管理共有的山林、水利设施等。他们有青年宿舍，通过工作、游戏以及共同生活来培养彼此之间的合作精神，为了能真正成为村庄里的一员而学习掌握工作技能和礼仪。进入明治时代以后，为了给国家培养出有用的青年，政府通过小学义务教育和征兵制来尝试寻找替代江户时期青年组的组织，在农村青年中进行了类似的尝试。

曾经担任广岛县小学临时雇员的山本泷之助，在名为《农村青年》（一八九六年）的小册子中，反对当时提及青年便只想到大都市学生的风潮，强调没有学历的农村青年同样也是支撑国家的重要力量，呼吁建立以培养年轻人拥有自立与自信精神和与新时代相匹配的修养为目标的青年会。这种趋势，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已经在全国蔓延开来，青年会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期间的军需物资调配、帮助出征士兵家庭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日俄战争结束后，内务省和文部省在青年会的培养方面用力甚巨，从村落单位到町村，进而到郡的联合体，青年会逐渐被系统化，直到一九一〇年（明治四十三年）全国青年大会召开。这次大会通过了内务省当局制定的《青年团规十二则》，其中列举了以下原则：

· 应该遵奉《教育敕语》和《戊申诏书》的精神

· 应该培养忠君爱国的精神

· 应该尊崇国体、尊敬祖先

如此一来，青年会就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自主的活动团体，变成了配合国家以国民的整合和统一化为目标的教养团体，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

注释：

[1]《戊申诏书》是一九〇八年(旧历戊申年）十月十三日以明治天皇的名义发布的教化国民的诏书。随着日俄战争后资本主义飞速发展，日本社会各种思潮激荡。诏书向国民提出了今后国家发展过程中必要的道德标准，以此为契机，日本开始全面推动地方改良运动。《戊申诏书》也与《教育敕语》等一道成为战前日本国民道德的指针。——译者注

都市民众的骚乱与社会主义思想的蔓延

日俄战争之后的民众，不甘心自己的命运被国家玩弄于股掌之中。特别是在大城市里，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从农村流入大量人口，工人的数量不断增长。他们在极其恶劣的劳动环境和超低的待遇下痛苦挣扎的同时，也逐渐觉醒。一九〇七年（明治四十年）共发生了238起劳资纠纷，大都发生在军工厂、造船厂、矿山、煤矿等国营和大型企业之中。其中如足尾矿毒事件那样由社会主义者竭力组织并形成暴动，最终动用军队进行镇压的例子并不罕见。

不仅仅是劳工，大城市里的中小工商业者也由于深受增税之苦，加强了对政府的批判。中小工商业者组织了同业公会，提出废止食盐专卖、纺织物消费税和通行税这三大恶税，废止过重的营业税等要求。一九〇八年（明治四十一年）一月，作为大企业联合体的东京商业会议所通过反对增税的决议，严厉批判偏重扩军备战的政策。

一九〇六年（明治三十九年）一月，以“在国家法律范围内主张社会主义”为建党原则的日本社会党成立。成立不久的日本社会党以东京市内的反对电车车票涨价运动为契机，敏锐地捕捉到了城市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愤怒，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自由主义性质的政治势力和新闻记者也纷纷加入，九月的市民大会上出现了打砸和焚烧电车等行动，是一年前日比谷纵火打砸事件的再现。但是，社会党过激的指导方针，导致了与自由主义各个派别的分裂，由于无法持续拢聚城市民众的能量而最终走向失败。

在这背后存在着幸德秋水思想的影响。幸德秋水在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十月解散平民社后去了美国，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在第二年六月回国。回国后，幸德秋水批判合法的议会主义，主张通过工人的总罢工实现社会变革目标的直接行动论。在幸德秋水思想影响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一九〇七年（明治四十年）二月在社会党第二次大会上，幸德秋水主张的直接行动论与片山潜、田添铁二等主张的议会政策论形成对立，直接行动论占据了上风。随后，西园寺公望内阁向社会党发布了禁止结社令。从此之后，政府对社会主义者的弹压日趋强硬。

一九一〇年（明治四十三年）五月，长野县明科的材料加工厂工人宫下太吉策划暗杀天皇并着手制造炸弹的事情败露。政府趁机逮捕了同谋者新村忠雄、古河力作、管野须贺，六月又逮捕了与这一事件并无关系的幸德秋水。此后，全国各地数百名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先后被捕，社会主义团体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这一事件被称为“大逆事件”，共有幸德秋水等26人被起诉，经过非公开一审的特别法庭审判，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一月十八日判处24人死刑、2人有期徒刑，第二天有12人经天皇特赦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二十四日对幸德秋水等11人、二十五日对管野1人执行了死刑。策划暗杀天皇的事件只有管野等4人，但桂太郎内阁利用这一机会布下天罗地网，镇压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力图扼杀批判天皇制的思想。

民主思想的曙光

幸德秋水被处死之后，作家德富芦花在第一高等学校的演讲会上发表了题为《谋反论》的演讲。芦花在演讲中指出，政府处死幸德秋水等人恰如播下了无数颗无政府主义的种子，对政府的做法进行了严厉批判。虽然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幸德秋水等人可能是谋反之徒，他宣扬说：“不能害怕谋反……新生事物常常就是谋反……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谋反。”

在众多知识分子对“时代闭塞的现状”（和歌作家石川啄木语）保持沉默的情况下，德富芦花的发言直接向国家提出异议，这种值得认可的积极态度引起了广泛关注。这样的思想潮流在日俄战争之后逐渐深入人心。夏目漱石在他的作品《从此以后》（一九〇九年）中这样批判日俄战争之后自诩为世界一流国家的日本：“日本是如果不向西洋借款几乎寸步难行的国家。即便这样，它还是自诩为一等国家而沾沾自喜，这样看来，顶多算勉勉强强希望跻身一流的国家……就像和牛竞争的青蛙一样，您呐，肚皮是要鼓破的啊！”类似这样冷静审视国家的思想，向着尊重个人、扩充自我的方向不断发展。

一九一〇年（明治四十三年）四月学习院大学毕业的武者小路实笃与志贺直哉等人创立的杂志《白桦》，就以上述思想为方针；第二年九月平冢雷鸟等人创立的杂志《青踏》也同样如此，高扬着女性独立与解放的旗帜。这种变化不仅仅发生在文学界，学术界也有同样的动向。一九一二年三月出版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的《宪法讲话》揭示了“天皇主权说”宪法解释的本质，“口头上打着国体的幌子，实际上一心一意鼓吹专制思想，压抑国民的权利，要求绝对服从”；认为宪法的目标不应该是为了君主一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实现于国有利、造福万民”，他针锋相对地提出“国家是统治权的主体，而君主是国家的机关”的“天皇机关说”。美浓部的学说，作为一种以确立立宪政治为目标的思想，得到了大多数宪法学者的支持。

正是这种思想上的变化，为此后被称为“大正民主”时代的出现做好了准备。这样，政治上的“大正政变”开始了。

大正政变与拥护宪政运动

一九一二年（大正元年）十一月，第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以财政困难为由在内阁会议上否决了陆军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次月，陆军大臣上原勇作对此表示不满并单独提出辞呈，导致西园寺内阁被迫集体辞职。

在此之前的一九〇七年，陆海军制定了《帝国国防方针》《所要兵力》《用兵纲领》等文件，并得到了天皇的首肯。陆海军的最高方针如下：陆军以俄国为假想敌，海军以美国为假想敌；陆军的目标要实现战时50个师团，平时25个师团，而海军则要实现以8艘战列舰、8艘装甲巡洋舰为主力组建“八八舰队”的目标。日俄战争之后的军备扩张，正是按照这个方针来推进的。陆军在已经增设战争时期的4个师团的基础上，于战后的一九〇七年进一步要求增设两个师团，一九一二年再度要求增设常驻朝鲜的两个师团。海军为了和陆军对抗也不甘示弱要求扩张军备，由此带来的高额费用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如前所述，不仅招致了国民的不满，也引来了财界对于国家过于偏向扩军备战的批判。

这一时期，日本国内外发生了诸多标志着时代转换的重大事件。其中一个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发生在中国的辛亥革命。持续了两百多年的清王朝被推翻，第二年一月成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日本军部和政府为了扩大日本在中国的权益，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干涉。另外，日本国内舆论受到邻国革命的影响，期待打破藩阀政治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九一二年七月明治天皇去世，日本进入大正时代。明治天皇之死给国民以很大的冲击，但是舆论从另一个侧面也期待大正新风的到来。正如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大阪朝日新闻》里所说的那样，“与增加两个师团相比，更重要的是让国民休养生息”，这代表了立宪政治发出的与扩军备战相比更重视国民生活本位的呼声。

第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因为陆军大臣离任而宣告集体辞职之后，国民对陆军与藩阀的批评声浪不断高涨。十二月十四日，庆应义塾的毕业生们成立了名为交询社的俱乐部，聚集了新兴资产阶级、新闻记者以及政治家——其中包括后来被称为“宪政之神”的国民党党员犬养毅、政友会的尾崎行雄等人，他们喊出“打倒藩阀一族，坚决拥护宪政”的口号，成立了宪政拥护会，这一组织成为后来护宪运动的中心。

面对急剧发展的民众运动，负责推选后任领导人的元老会议左右为难，最后重担落在了刚刚被推选为辅佐新天皇内大臣的桂太郎肩上，十二月二十一日，组成了第三次桂太郎内阁。因为桂太郎离开皇宫组织内阁带有反对立宪政治的性质，所以日本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拥护宪政运动。以在东京歌舞伎座举行的第一次拥护宪政大会为开端，水户、八王子、大阪、高松、神户、札幌、福冈等各地纷纷召开市民大会，其中以工商业者为首，工人、城市下层市民、工薪阶层、教员等社会各个阶层都积极响应，人数多的集会超过1万人。第二年，这样的民众运动轰轰烈烈，正在探索与桂太郎内阁达成妥协的政友会也决定对内阁提出不信任议案。被穷追猛打的首相桂太郎，多次尝试通过停止议会来寻求解决之道，但这反而让拥护宪政运动愈发如火如荼。

一九一三年（大正二年）二月一日重新召开议会这一天，几万名群众包围了国会议事堂。首相桂太郎使出撒手锏，决心解散众议院并向众议院议长大冈育造通报。大冈育造议长则苦口婆心向桂太郎说明，解散议会有使民众的暴动发展为国内动乱的危险，劝说首相辞职。桂太郎也意识到国内动乱的危险，决定内阁集体辞职、议会休会三天。并不了解内情的民众，听到议会休会的消息愤怒不已，示威活动迅速演变为焚烧打砸，政府系统的报社接二连三遭到袭击，东京市内的警察岗亭纷纷遭到破坏或者焚烧，竟然达到85处之多，政府不得不出动军队。骚乱迅速蔓延到大阪、神户、广岛、京都等地。二月十一日，桂太郎内阁集体辞职，仅仅维持了53天。

桂太郎内阁之后，海军将领山本权兵卫联合政友会共同组建内阁。山本权兵卫内阁在舆论的压力之下，进行了大规模的行政整顿（削减近1万名官吏与雇员、节减超过7000万日元的经费），废止军部大臣现役制，改革《文官任用令》，扩大任用政党党员担任高级官僚的范围等，这些都是拥护宪政运动所取得的硕果。

但是山本权兵卫内阁对城市民众和工商业者要求最强烈的减免税收问题三缄其口，通过行政整顿节减下来的经费都被用于海军的扩军备战。为此，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要求废止三恶税、营业税的运动。

一九一四年（大正三年）一月议会开会期间，日本海军高官从德国的军工企业西门子获得巨额贿赂（史称“西门子事件”[1]）被曝光。这一事件从民众运动喊出要求海军肃正纲纪的口号开始，不断扩大，二月十日在日比谷召开的国民大会结束之后三万多名群众包围了议会。但是四千多名警察对民众拳脚相加施以暴行，最后不得不出动军队驱散失控的民众。山本权兵卫内阁遭到贵族院的抵制，仅仅经过三个月就集体辞职。

大正政变和拥护宪政运动，标志着民众登上了政治舞台，无视民众意愿的政治逐渐走入穷途末路。

注释：

[1]一九一四年一月，日本媒体透露，德国西门子电机制造公司为获得日本海军订单，向海军军官及商界人士行贿。当时正值拥有海军背景的山本权兵卫首相推动议会增加海军预算。这一事件不断发酵，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最终山本内阁集体辞职。

2.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侵略中国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对华“二十一条”的提出

一九一四年七月，以塞尔维亚的一位民族主义者暗杀奥匈帝国皇太子夫妇的事件为导火线，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俄战争之后的国际政治焦点转移到了欧洲。一八八二年，后发帝国主义国家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意大利王国组成了三国同盟，致力于扩大从巴尔干半岛到非洲方向的殖民地势力范围。与此相对，一八九四年俄法同盟、一九〇四年英法协约、一九〇七年英俄协约先后缔结，英、法、俄三国组成了协约国集团。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都是帝国主义的战争体制，以奥匈帝国皇太子夫妇被刺为导火索，各国相继宣战，战火迅速蔓延到欧洲全境。

一九一四年八月，英国请求日本协助攻击德国在亚洲的武装商船，日本以顾念日英同盟之谊为由，对德国宣战。正如元老井上馨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日本来说简直是“天佑”。当时的日本，因为过于庞大的军费开支造成了超过20亿日元的对外债务，连年的贸易赤字造成本位货币减少。而此时国内废除苛捐杂税的运动持续不断，山本权兵卫内阁之后成立的第二次大隈重信内阁，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大隈重信内阁期望利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在国内形成举国一致体制的同时，对外可以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八月，日本陆海军协同作战，向在中国山东半岛的德国根据地青岛发起攻击，十一月上旬将其攻陷，把连接青岛与济南的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德国获得的特权悉数收入囊中。同年十月，日本第一舰队占领了赤道以北的太平洋诸岛。

一九一五年一月，大隈重信内阁的外务大臣加藤高明向中国的大总统袁世凯提出了五号二十一条要求。第一号是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计四条；第二号是关于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权，计七条；第三号是关于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计二条；第四号是关于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割让予他国，计一条；第五号规定聘请日本人担任政治财政顾问、在警察机构内大量聘请日本人、从日本进口武器以及中日合办兵工厂等事宜，计七条。

面对这样令人震惊、贪得无厌的要求，中国政府坚决抵抗，美国和英国也对日本提出了抗议。但是日本在保留了第五号之后，于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九日，中国政府屈从于日本的压力，承认上述条款。同月的二十五日，中日之间签署了关于中国山东省、南满洲以及内蒙古东部的条约以及其他相关的几个交换公文。由此，日本对关东州和南满洲铁路（满铁）的租借期由25年延长到99年，日本关于山东省的诸多要求也都得到认可。这些在外交史上闻所未闻的贪婪要求和凭借军事力量的威胁式谈判激怒了中国民众，各地纷纷掀起抵制日货的运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烈火开始熊熊燃烧。

此前一九一五年三月的第12次总选举中，大隈重信内阁开展前所未有的选举宣传活动，并干涉政友会候选人的选举，将政友会压倒为少数在野党。此外，在六月的议会中又实现了增设两个师团的目标。这样一来，满足了元老、陆军和官僚势力所有要求的大隈重信内阁，对元老们来说就失去了存续的必要。结果，元老们终结了大隈重信内阁，推举朝鲜总督、倾向军事独裁的长州藩阀寺内正毅为继任人选。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十月寺内正毅内阁成立。

寺内正毅内阁是被军人、官僚牢牢掌握，与政党毫无关系的超然内阁。议会中在野党宪政会（总裁为加藤高明）一度占据绝对多数，于是，寺内正毅内阁在一九一七年（大正六年）四月的总选举中将宪政党赶下来变成第二大党，而且在六月设置了直接隶属于天皇的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吸收政友会的总裁原敬与国民党总理犬养毅为委员，享受与国务大臣相同的待遇，这样就获得了议会的支持。

寺内正毅内阁试图借助段祺瑞政权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给段祺瑞提供了巨额的借款。首相寺内正毅通过朝鲜银行的雇员西原龟三，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到一九一八年九月仅仅一年半的时间里，先后八次借出共计1.45亿日元的巨款（西原借款）。借款名目五花八门，大部分都被用于段祺瑞政权镇压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派，最终完全无法收回。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景象。由于欧洲各国倾举国之人力、物力投入战争，他们对亚洲、非洲的出口几乎完全停滞，这些市场全部被日本的商品迅速占领；对同样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出现繁荣景象的美国的生丝出口也节节攀升；棉线、棉纺织品不仅仅出口中国市场，而且遍布整个东南亚地区；协约国需要的军需品订单纷至沓来；世界范围内船舶严重不足，造成运费和货物搬运等费用高涨，也为日本带来了巨额的利益。

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债务国日本，到了一九一九年对外投资达到31.93亿日元，对外债务为18.22亿日元，两者相抵之后日本竟然变成拥有13.71亿日元的债权国。

在这样一片繁荣景象中，各个行业，尤其是海运、机械、造船、棉纺织、化学工业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九一八年，工业生产总额超过了农业生产总额，日本终于摆脱了农业国的身份，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国。以此为背景，不断出现“以船发家”和“以铁发家”的亿万巨富。举例来说，三井物产的一名公司职员内田信也，靠着一只轮船创立公司，站到了大战景气的风口上，两年之后公司竟然发展到16艘轮船的规模，随后他还创建了造船厂。

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工人的数量也急剧增加，这些增加的工人大都是从农村迁移到城里的。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〇年间，不同产业的人口构成变化如下：第一产业（农林渔业）占比从62%下降到55%；第二产业（工矿业与建筑业）占比从18%上升到22%；第三产业（公益事业与商业等服务业）占比从20%上升到23%。

工业的发展带来用工需求的增加，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开始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工人有组织的运动和工人待遇的改善，工资也有所上升。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了物价的上涨，消费者物价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〇年增长了大约2.3倍，工人实际收入反而下降了。

出兵西伯利亚与“米骚动”

正当日本国内因为大战而欣欣向荣的时候，欧洲的同盟国阵营与协约国阵营正在你来我往殊死搏斗。一九一七年四月，因为德国宣布无限制潜水艇作战，美国也向德国宣战。与此同时，受到德军进攻的俄国因为战争旷日持久造成国内粮食供应紧缺，物价飞涨，多个城市爆发的工人罢工和暴动此起彼伏。三月（俄历二月），首都彼得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军队哗变，成立了工农苏维埃临时政府，君主制度消亡（史称二月革命）。但是，临时政府决定继续参加大战，导致国内的困难与混乱不断加剧。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一月列宁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在首都起义，推翻临时政府，掌握了国家权力（史称十月革命）。

苏维埃政权提出立即停战并且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谈判，第二年三月与德国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签署和约，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俄国革命给世界以极大的冲击。苏维埃不但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而且与德国单独讲和，导致协约国的东部战线土崩瓦解，英国与法国决定联合干涉俄国革命，同时也呼吁日本和美国加入干涉的行列。

对日本来说，俄国革命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威胁。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趁着俄国的混乱，日本获得了在北满和西伯利亚地区扩大势力范围的天赐良机。

在日本国内，陆军方面和寺内正毅内阁的外务大臣本野一郎主张积极主动出兵，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的原敬和原外务大臣牧野伸显等人，则秉持重视与美国协调的意见，两方形成了对立。到了七月，美国以救援在西伯利亚的捷克军队为由，向日本提出共同出兵的建议。寺内正毅内阁立即派出1.2万人的大军，八月二日正式宣布出兵西伯利亚。

寺内正毅内阁宣布出兵西伯利亚的时候，日本社会恰恰处于“米骚动”爆发的前夜。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日本经济的繁荣，物价随之上涨，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大米价格暴涨。在地主控制的农村，大米的产量停滞不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大米的消费量迅速增长。再加上地主舍不得卖出大米和稻米商人囤积居奇，造成大米价格节节攀升。以大阪堂岛的现货大米为例，一九一七年一月每石（大约80升）大米售价14.40日元，到十二月涨到了22.74日元，第二年七月则高达31.29日元，政府宣布出兵西伯利亚之后出现大量囤积大米以及大米投机的现象，到八月份每石竟然涨到了41.06日元。

从七月上旬开始，富山县的东水桥町和鱼津町，家庭主妇们出面阻止轮船将本地大米运往外县的行动持续不断，八月三日以后，上述地区的妇女和儿童蜂拥到当地的资本家和米店门前，要求禁止将大米外运，同时要求向民众廉价售米，与警察发生了冲突。报纸将此事件称为“越中地区媳妇暴动”，向全国进行报道，动荡开始波及各地。八月十日，从京都、名古屋等大城市开始出现的“米骚动”向全国各大城市蔓延，十三日东京也发生了大骚乱。不仅仅是城市，骚动也波及了农村。八月十七日以后大城市的骚乱逐渐平息，但随后山口县与北九州地区煤炭工人的暴动接踵而至，九月十二日“米骚动”才归于沉寂。

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米骚动”在除青森、岩手、秋田、栃木、冲绳之外的全国各道府县接连发生，单凭警察已经无能为力，政府不得不出动军队镇压，总计出军122处，总人数接近10.2万。“米骚动”是自发的民众起义，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看到计划性和组织性，但民众中潜藏的巨大能量的爆发，不仅逼迫被称为“非立宪内阁”的寺内正毅内阁集体辞职，也成为此后民本主义群众运动发展的跳板。

民本主义论的出现

迫使寺内正毅内阁集体辞职的引子，是以《大阪朝日新闻》为代表的报纸杂志对政府的批判。他们攻击寺内正毅内阁的诞生是“妖怪出现”的时代错误，批判政府向西伯利亚派兵既没有明确理由，目的也含混不清，是对国民的欺骗。类似《大阪朝日新闻》这样的批判，是大部分舆论的共同态度。为此，寺内正毅内阁执行严厉的言论控制，接二连三禁止报纸刊发有关西伯利亚出兵的报道，甚至直接禁止报刊发行。对于“米骚动”的报道同样如此，八月十四日，下令禁止相关报道。全国的新闻媒体对此强烈抗议，二十五日，全国86家新闻媒体机构在大阪召开大会，通过了弹劾寺内正毅内阁的决议。

“米骚动”中民众能量的爆发和新闻媒体的集中攻击，迫使寺内正毅内阁集体辞职。专制政治幕后操纵的黑手、元老山县有朋，为了安定民心也不得不同意推举政友会总裁原敬成为下一任总理人选。九月二十九日成立的原敬内阁，除了陆军、海军和外务大臣之外，其他大臣的宝座都被政友会党员占据，这是最早的真正政党内阁。连爵位也没有的“平民宰相”原敬受到了民众的欢迎。

类似这样批判专制、崭新的政治风潮能够得以产生，民本主义思想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一月号的《中央公论》中，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吉野作造发表了题为《论宪政之本义兼论达其善始善终之途径》的论文，将民本主义理论化。吉野作造阐释所谓的民本主义，“政治的目的是为了一般民众的福利”，以此为前提，“制定政策要反映一般民众的意向”，以这样的政治为目标，需要实现普遍选举、言论自由以及确立政党内阁制度。同年一月的《大阪朝日新闻》连载了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佐佐木惣一题为《立宪非立宪》的文章。他论述说，为了确保实现国民的利益，应该对君主的统治权进行限制，这是立宪主义的出发点。吉野作造与佐佐木惣一批判专制主义、主张立宪主义，形成一种新潮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政治与社会中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巴黎和会与亚洲的独立运动

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十一月，远远超出预想的旷日持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以德国的投降而结束。这场战争不仅是参战各国，也是其同盟国及其殖民地、附属国人员、物资的总体战。新式武器包括飞机、坦克（战车）陆续登场，潜水艇大显身手，前线与后方的界限彻底消失，军人死亡人数达到900万，平民的牺牲者也达到900万。[1]

大战导致俄国、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的君主专制制度崩溃，在他们所统治的地区出现了很多独立国家，民族自决与国家独立的浪潮开始从欧洲席卷全世界。对这种动向造成重要影响的，是列宁提出的民族自决权思想以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倡的“十四条”纲领中的民族自决原则。这个浪潮，也波及了日本的殖民地朝鲜。

一九一〇年（明治四十三年）日本吞并朝鲜之后，在朝鲜总督府的军事独裁统治之下，朝鲜民众的政治自由和基本权利悉数被剥夺。根据土地调查令，农地和山林被霸占。同时根据同化政策，广大民众被强制使用日语，限制朝鲜语以及关于朝鲜历史、地理的教育。原来拥有高度文明和悠久历史的朝鲜是有强烈独立精神的民族。

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三月一日，天道教（继承了东学的传统）教徒、基督教教徒、佛教徒的代表在京城（日本吞并韩国之后将汉城改名为京城，即现在的首尔）发表独立宣言。从全国各地集聚到京城来吊唁李朝末代皇帝高宗的数万民众高喊着“独立万岁”的口号在钟路等街区游行。

这一运动迅速蔓延到全境，到五月底集会和示威游行已经超过1500次，据说参加者达到205万人（史称三一运动）。日本出动宪兵警察和军队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造成7500人死亡，被捕者达到4.6万人，很多农家和教堂都遭到破坏。

原敬内阁在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八月改革朝鲜和台湾地区的总督府官制，废止军事独裁统治和宪兵警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被大肆渲染的“文化政治”替代“武断政治”，其实不过是消除朝鲜民族特性的同化政策的强化而已。因此，朝鲜民众的独立运动越发轰轰烈烈。

一九一九年一月，巴黎和会开幕，日本的全权代表西园寺公望、牧野伸显等人出席了和会。《凡尔赛和约》中，针对德国除限制领土、军备之外，还有索要巨额战争赔款等苛刻条款。同时，还决定建立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的国际联盟，但后来美国因为议会的反对没有参加。日本和英国、法国、意大利等一起成为常任理事国。

对日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根据对华“二十一条”强占的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各项权益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但是，协约国阵营中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国向巴黎和会派出的代表，对此坚决反对。然而战争期间作为武器援助的交换条件，英国和法国已经认可了日本的要求，所以在巴黎和会上支持日本的主张，山东问题按照日本的要求加以解决。

这一消息传到中国国内，五月四日，以北京大学的学生为中心，民众在北京大规模集会，高喊“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运动迅速蔓延到中国各地。大城市开展抵制日货的运动，工人、市民以及学生团结一致，推动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成为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

朝鲜的“三一运动”和中国的“五四运动”动摇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亚的统治，但当时日本国内的舆论对此并不十分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民本主义者吉野作造，以及日俄战争之后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立场出发主张放弃朝鲜、满洲殖民地，立足于传统小国主义的《东洋经济新报》的石桥湛山，对朝鲜和中国的民族独立要求表达了共鸣和理解。

注释：

[1]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统计，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不同学者观点不一，特别是对欧洲主战场以外地区直接或者间接牺牲者的统计数字没有得到重视。据《牛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东非、中非等地因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当地饥荒等原因死亡的人数超过30万。从全球范围各国伤亡统计数字来看，直接死亡的军人超过970万，平民直接、间接死亡超过684万，受伤者超过2122万人。其中塞尔维亚和奥斯曼土耳其两国战争死亡总人数均超过当时国民总人数的10%。——译者注

3.蔓延的民本主义

普遍选举运动的高涨与原敬内阁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社会，迎来了由“米骚动”所驱动的民主主义民众运动的高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工人的数量上升，其中男性工人的比重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一二年（明治四十五年）由铃木文治指导、以提高工人修养为目的、最开始仅有15人参加的友爱会，到一九一六年会员人数达到2万，次年则超过3万，一九一九年改称大日本工人总同盟友爱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工人团体（一九二一年改称为日本工人总同盟）。罢工的次数与参加人数急速增长，一九一七年（大正六年）五月的《大阪每日新闻》指出，这意味着工人权利意识的觉醒。

以工人和学生为中心的普选运动开始活跃起来。以受吉野作造影响而组建的东京帝国大学学生团体新人会为中心，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二月，民众在东京日比谷公园集会，通过了实施普遍选举的决议，并向众议院请愿。在关西地区，以友爱会为中心于京都、神户等地召开普遍选举大会。三月一日，普遍选举期成同盟会在日比谷公园主办的大会有5万人参加，通过了立即进行普遍选举的决议，之后有1万多人参加了针对议会的示威游行。

参加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召开、由普遍选举期成同盟会主办的国民大会的人群。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三月一日（照片提供：每日新闻社）

首相原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人心态的变化忧心忡忡，采取了“通过有秩序的变迁来终止国内动荡”的政治姿态。为此，本着普选运动是“通过民众的要挟来破坏现代组织”的认识，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三月修改了选举法，将有选举权的资格，从向国家纳税10日元降到3日元，同时改为原则上一区一人的小选举区制度。这样有选举权的人数就从此前的143万人上升到286万人，增长了一倍，新增加的有选举权的民众大部分是政友会势力范围内的农村小地主和上层自耕农。

在全国如火如荼的普选运动推动下，宪政会和国民党在第42次议会上提出了普选法案，但一九二〇年二月原敬内阁突然解散了众议院。重新选举的结果是，政友会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占据了多数。普选运动受到沉重打击，迅速走向衰落。

政友会在议会中获得绝对多数的背景，是原敬内阁上台之初推行的四大政策：（1）完善教育设施；（2）开展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3）振兴产业与通商贸易；（4）加强国防建设。在第一个政策方面，原敬内阁新设了5所高等学校和23所专科学校，根据一九一八年颁布的《大学令》，将此前的专科学校庆应、早稻田、同志社等八校升格为私立大学。在第二个政策方面，对地方铁路等进行大规模建设和改良，采取了优先发展政友会议员所在选区的政策，借此机会极大扩张了政友会的势力。在第四个政策方面，制订长期计划建设海军的“八八舰队”，改善和扩充陆军军事装备。以上需要巨额的财政支出，而另一面军事费用占国家年度经费开支的比例迅速增长，一九一九年度为48%，到了一九二〇年度则攀升到49%，为此只能增加所得税和酒税。

原敬内阁的积极政策，到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三月战后经济危机爆发时走到了尽头。日本全国有82家银行倒闭，引发民众挤兑，同时还出现了公司倒闭潮。原敬内阁响应财界的要求，日本银行对各银行进行融资救济。这些只顾本党利益和倾向财界的做法，让民众对原敬内阁彻底失望。一九二一年（大正九年）十一月，首相原敬在东京车站被一名青年人用短刀刺死。

华盛顿会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列强重新回到亚洲，对英国来说，君主专制的俄国和德国都已经崩溃，日英同盟就彻底失去了意义。此时已经成为世界最强国家的美国，不能坐视日本一国在整个东亚为所欲为。同时，中国国内革命的形势高涨，军阀割据的时代逐渐发生改变。

原敬内阁以美国海军为目标的“八八舰队”建设规划刺激了美国，引发了两国之间激烈的造舰竞赛。但日本无法承受国家财政的一半均投入军费开支。这时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的经济危机打击让日本雪上加霜，这一点上美国和英国也完全相同。

一九二一年（大正十年）七月，美国向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四个国家提议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讨论限制军备竞赛和太平洋、远东问题。日本因此任命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首席）、贵族院议长德川家达、日本驻美国大使币原喜重郎担任全权代表。

华盛顿会议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持续到一九二二年二月。开会首日，美国全权代表休斯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方案：未来十年之内停止建造军舰，废弃建造中的主力舰只和部分老旧军舰，以现有实力为基准，美、英、日三国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确定为5:5:3。作为随员参加此次会议的海军军官加藤宽治等人，坚决主张日本必须占到美国海军的70%。全权代表加藤友三郎考虑到如果会议谈判破裂，造舰竞赛将愈演愈烈，日本的财政困难有可能使日美之间海军力量的差距变得更大，他努力平息海军方面的反对意见，最终接受了美国的提案。作为对军备控制的一种补偿，签订了四国条约，约定尊重四国（日、英、美、法）在太平洋诸岛的权利，与此同时废除日英同盟。

关于中国问题，根据美国的提案做出如下决定：（1）尊重中国的独立、主权以及领土和行政的完整；（2）给予中国充分的空间来建立和维持安定的政权；（3）各国在中国工商业方面机会均等；（4）签订《九国公约》（除以上五国外还包括比利时、中国、荷兰、葡萄牙），否认任何国家拥有在中国损害友邦人民和友邦安全的权利。这样一来，确认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否定了此前那些诸如设定“特殊权益”“势力范围”等做法。

关于巴黎和会（《凡尔赛和约》）上没有解决的中国山东问题，在美英两国的斡旋之下，中日两国进行谈判后决定，日本向中国返还原德国租借地胶州湾，中国向日本赎买胶济铁路。但还是确保了中日合办矿山等日本在工商业方面的利益，很多日本企业也可以投资设厂。

华盛顿会议推动了一般被称为“华盛顿体系”的东亚国际秩序的形成，其与欧洲的“凡尔赛体系”一道，构成了列强之间的协调秩序。华盛顿体系是由美、英主导的尝试在亚洲遏制日本扩张主义的产物。日本内部虽然有反对华盛顿体系的势力，但依然选择了国际协调的路线。

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引发的混乱不断加重。日本当时与英美约定派遣军队1.2万人，实际向东西伯利亚地区派遣的军队远超此数，达到了7.3万人，以此支援反苏维埃革命势力。随着当地反苏维埃政权接连垮台，很明显干涉已经失败。美国、英国、法国在一九二〇年六月撤军。但日本虑及苏维埃革命有可能蔓延到朝鲜和满洲地区，就以保护西伯利亚的日本人居住地为名义继续出兵。五月，游击队与日军的交战中，发生了屠杀日军俘虏和日本平民的尼港（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1]。日本国内对此大肆宣传，煽动反苏情绪，在提出赔偿要求的同时以防卫的名义出兵占领了库页岛北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兵西伯利亚受到国内民众的强烈批判，同时外部也遭到美国的谴责，终于在一九二二年撤军。但最终从库页岛北部撤军，则到了《日苏基本条约》签订后的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五月才完成。

出兵西伯利亚，浪费了10亿日元的战争费用，付出了伤亡3500人的代价，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注释：

[1]日文中的尼港事件，在中国一般称为“庙街事件”。一九二〇年三月到五月，无政府主义者雅科夫·伊万诺维奇·特里亚皮岑领导的游击队包围了黑龙江口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对城中的军队与平民进行屠杀，死亡人数超过6000人，城市化为废墟。根据石塚经二在《黑龙江私语：尼港事件秘录》一书中的研究，日本军队人员（含军属）死亡380人、外务省相关（总领事一家）4人，普通侨民347名，合计死亡人数为731人。日本政府随后进行报复，派兵占领北库页岛，索取赔偿。这一事件导致陆军大臣田中义一辞职，日本出兵西伯利亚一度延长。——译者注

民本主义运动的高涨

经历过“米骚动”而获得自信的日本民众纷纷组织动员起来，投身于各个领域的解放斗争。

如前所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工人运动获得了壮大。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五月二日星期天，日本第一次在东京的上野公园庆祝五一劳动节，友爱会、信友会（印刷工人工会）等15个团体1万多人参加。这次集会提出了废止《治安警察法》第十七条（禁止工人、农民运动的规定）、防止失业、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等要求，反映了当时工人们的觉悟和追求的目标。但是原敬内阁阻碍普遍选举的实现，工人运动中主张采取直接行动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激进的工人工会主义）思想抬头，并付诸非常激烈的行动。

一九二一年（大正十年）三月，足尾铜矿爆发了影响巨大的工潮。七月，为了争取集体谈判权及八小时工作制，神户的川崎、三菱造船厂也爆发了工潮。在这次工潮中，友爱会神户联合会的贺川丰彦等人动员了3.5万人参加，是战前最大规模的罢工。政府派出军队进行镇压，工潮遭到了失败。在关西地区，工人激进化的趋势也有所凸显。

在地主掌握土地的制度之下，雇农们耕种租来的零散土地，被迫将收入的一半以上作为地租上交。现在强烈依附于地主的雇农们开始行动起来，在全国各地组织了雇农协会，展开了减租保耕斗争。减租保耕斗争在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有326件，次年的一九二〇年为408件，到了一九二一年达到了1680件，实现了飞跃式的增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四月，在贺川丰彦和杉山元治郎的指导下，日本农民组合（日农）成立。日本农民组合最初是以通过相互扶助来改善农民生活为行动纲领的保守的群众团体。由于各地提出了减租等要求，需要对减租保耕斗争进行指导，在这个过程中农会组织逐步壮大起来。从设立之初的仅仅有253人，到一九二五年已经达到了7.2万人，和总同盟一样成为无产阶级的组织。

神户的川崎造船厂与神户印刷工会的游行队伍，一九二一年（大正十年）七月（照片提供：每日新闻社）

社会运动的高涨，也波及了被歧视群体，他们因为出身而饱受痛楚。很多被歧视群体的民众参加了“米骚动”，这让政府大吃一惊。于是，政府以同化团体“帝国公道会”为中心，在各地建立了“同情同化”的团体。但广大的被歧视群体，超越了温情脉脉的同化政策，从内部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动力，希望通过自身的团结来获得从被歧视的地位中解放出来的胜利。

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三月，从全国各地聚集而来的3000多名被歧视民众，在京都冈崎的公众集会厅成立了全国水平社。其纲领规定，“期待通过被歧视群体自身的行动，获得绝对的解放”，同时强调，“我们基于人性的基本原理而彻底觉醒，向着人类最伟大的自我实现前进！”将人类之大爱作为解放运动的稳固基石。此后各地纷纷建立水平社的分组织，与各种歧视性的语言和行动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饱受父权家长制压迫的女性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包括在纺织工厂和缫丝工厂里劳作的女工在内的各种类型职业的妇女不断增加。诸如办事员、售货员、打字员、接线员、医生、护士、接生员、教师等，女性开始出现在各行各业，其人数也持续增长。这些女性苦于当时社会里的性别歧视以及低廉工资，开始大胆追求自己在经济和社会中的自立之路。

新妇女协会演讲会，前排右起分别为平塚雷鸟、西川文子、奥梅尾，隔一人最左边穿西式服装的为市川房枝。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照片提供：每日新闻社）

在此背景下，平塚雷鸟、市川房枝、奥梅尾、山田若[1]、西川文子等人，在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三月发起成立了新妇女协会。协会的纲领主张男女机会均等、保护妇女儿童的权利等，特别要求修改禁止女性参加政治活动的《治安警察法》第五条，发起了大规模的请愿活动，终于在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第45次议会上实现了目标。她们同时还发起了要求妇女参政的请愿活动。一九二二年新妇女协会解散之后，一九二四年市川房枝等人再次发起成立期待获得妇女参政权同盟会（次年改为妇女获得选举权同盟），继续组织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之所以能迅速实现妇女参与政治的权利，正是战前这类运动打下的基础。

“大逆事件”之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在残酷的严冬时期忍辱负重，期待着东山再起，如今时机终于到来，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十二月，堺利彦和山川均等社会主义者，大杉荣等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友爱会等工会会员和知识分子、学生等，各行各业的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发起成立了日本社会主义同盟。但是同盟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一九二一年（大正十年）五月便被政府下令解散。

但是，这种发展趋势不可阻挡。支持苏联政权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共产国际（以苏联为中心推动世界革命的国际共产党组织，一九一九年三月创立）的指导和帮助下，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七月秘密成立了日本共产党。

此时的民主运动不仅仅表现在社会运动的层面，在学术研究的领域，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推出的《文学中蕴含的我国国民思想研究》昭示着新思想史研究的诞生，他不是从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出发，而是植根于生活来重新认识国民思想。柳田国男的民俗学在这一时期也赢得了很多人的共鸣，他以日俄战争之后荒废已久的农村社会的再度振兴为目标，将普通人作为生活者的世界纳入观察的视野。这一时期，也产生了柳宗悦倡导的民族艺术运动，倡导从民众日常用品，“从无名之物、民间之物、日常之物中发现美”。所有这些都是此前不受关注的从普通民众的视角来认识世界的崭新学术突破。

教育领域也风起云涌。芦田惠之助提倡并实践一种作文指导教育[2]，否定文部省那种充斥着强烈道德性的作文教育，要求孩子只要忠实记录自己生活中的实际感受，这引发了重大反响并迅速在日本各地推广开来。同时针对文部省所主导的僵化划一的灌输型教育，还兴起了自由教育运动，注重挖掘孩子自身的各种潜能，使之得以自由成长。

一九二一年（大正十年），长野县上田地区的青年们在哲学家土田杏村的指导下创立了上田自由大学，以打破学术领域的中央集权倾向为目标，使勤劳的民众也可以有机会自由地接受大学教育。在农闲时节开设的自由大学，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的高仓辉、三木清、恒藤恭等年轻学者站上讲台，教授文学、哲学、社会科学等，与农村青年进行深入的交流。自由大学从长野县的松本、饭田等地开始，迅速普及到了新潟、青森、群马等地，一九二五年还成立了自由大学协会作为联络协调机构。类似的民众自我教育运动也是大正民主的重要体现，在乡村民众中生根发芽。

注释：

[1]平塚雷鸟本名平塚明，曾用名平塚雷鸟、平塚明子等，现在日本提及她时一般用日语假名来表示，写作“平塚らいてう”。奥梅尾本姓和田，本名梅尾，一般也用日语假名写作“奥むめお”。山田若，本姓浅叶，名字一般不用汉字，只使用日语假名写作“山田わか”，因她一手创立的儿童养护设施名字为若草寮，故音译写作山田若。——译者注

[2]这种教育模式以日语汉字写作“缀方教育”，也被称为“生活缀方运动”。从大正时代初期开始，在学校作文教育中，老师有意识、有计划地培养学生认真观察、记录生活真实细节的能力，引导孩子正视现实、实现自我，培养认识与批判能力，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译者注

关东大地震

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九月一日，以相模湾西北部为震源发生了里氏7.9级大地震，给以神奈川、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区以及静冈县、山梨县造成了巨大损失。相模湾沿岸发生了海啸，横滨和东京发生了大规模的火灾，与因地震房屋倒塌被压死者相比，因火灾丧生的人数更为惊人。地震中死亡、失踪的总人数达到了14.3万，全部被烧毁、全部被破坏和严重受损的房屋数量超过了70万栋。

在陷入恐慌的横滨、川崎、东京的市民中间，关于朝鲜人暴动的流言迅速传播。这种流言究竟是自然而然产生，还是官方宪兵们捏造的，时至今日仍不得而知。警视厅以此为借口宣布进入戒严状态，在两天时间内实施戒严并出动了军队。在此次行动中，军队和警察大肆逮捕朝鲜人，以乡军人会、消防团、青年团为中心在各地区分别成立了自我警卫团，对朝鲜人施加暴行甚至发生了屠杀，军队和警察也参与其中。这种行动的背景，是“三一独立运动”以后日本对朝鲜人的仇视以及根深蒂固的蔑视。被屠杀的朝鲜人达到了6000多名，还有200多名中国人被杀。

军队和警察敌视社会主义者和工人活动家。骑兵队士兵在龟户警察署逮捕并杀害了南葛劳动会的川合义虎和纯劳动者组合的平泽计七等10人。九月十六日，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妻子伊藤野枝以及他们年仅6岁的外甥，在东京宪兵队本部被宪兵大尉甘粕正彦杀害。

关东大地震余震未了，九月二日，第二次山本权兵卫内阁成立，在应对地震灾害的同时，颁布了治安维持法令，其实质与前年因为工会等组织反对没有通过的《取缔过激社会运动法案》如出一辙，为政府取缔迅速发展的社会运动服务。另外，在普遍选举制度方面，为了应对日益高涨的社会运动，内阁会议通过了普遍选举纲要，希望通过导入普遍选举来缓和民众的不满。

十二月二十七日，前往议会参加开幕仪式的摄政裕仁（此后的昭和天皇）行至东京虎之门时，遭到了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难波大助的暗杀。受这次虎之门事件的影响，山本权兵卫内阁集体辞职。这一事件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冲击，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恐惧蔓延开来。

曾任山本权兵卫内阁法务大臣的平沼骐一郎，辞职后成为枢密顾问官，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三月组建了国本社，参加者除了陆海军高级将领、内务部和司法部的高级官僚之外，也包括经济界知名人士和学者。国本社以“巩固国本，显扬国体精华”为目标，与民主主义针锋相对。这种动向表明，以关东大地震为契机，国家主义作为与民主主义背道而驰的巨大潮流开始崭露头角。

受到中国革命的冲击，北一辉撰写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一书，主张以天皇为中心，通过政变的方式来改造国家。这一思想对日本的右翼以及军队中的年轻将官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4.政党内阁时期的政治与社会

“护宪三派”内阁与普遍选举法的通过

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一月七日，山本内阁倒台之后，担任枢密院议长的清浦奎吾以贵族院的势力为中心，组建了超越政党的内阁。清浦内阁的出现，完全无视众议院中的政党势力，迫使政友会、宪政会、革新俱乐部的有识之士团结起来发起了第二次维护宪法政治运动（即护宪运动），呼吁反对清浦政权，实现政党内阁。但与一九一二年（大正元年）第一次护宪运动大相径庭的是，这次完全没有发动民众。

而且政友会内部分为支持总裁高桥是清的总裁派和反总裁派，双方对立激烈。当高桥是清总裁决定参加维护宪政运动的时候，反总裁派的床次竹二郎等149名议员宣布脱党，一月，另成立了政友本党，变成了支持青浦内阁的联合执政党。另外，各党的领袖，包括宪政会的加藤高明、政友会的高桥是清和革新俱乐部的犬养毅，在三浦梧楼的斡旋下召开了三党党首会议，申明为了确立政党内阁制度，达成“护宪三派”的联合。

清浦奎吾内阁宣布解散众议院以与之对抗，五月的总选举中，“护宪三派”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联合执政党政友本党的议会席位一落千丈。为此，清浦奎吾内阁集体辞职，宪政会的加藤高明总裁受命组建内阁，高桥是清与犬养毅两位党首受邀进入内阁，在六月十一日成立了“护宪三派”内阁。

此后，由众议院第一大党的党首组阁成为一种“宪政常道”，这一惯例持续了八年的时间，直到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因为“五一五事件”政友会的犬养毅内阁倒台为止。

“护宪三派”内阁提出了三大政策：普遍选举、肃清纲纪和健全行政财政。

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加藤友三郎内阁裁减军备，既包括海军的军备控制，也包括陆军的兵员削减，终于使岌岌可危的军费膨胀暂时停止。但是，作为行政、财政改革的一环，“护宪三派”内阁再次推动军备裁减。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决定裁撤四个师团的兵力，将削减下来的军费用于新建坦克部队、航空部队和高射炮部队等，希望能借此实现军事装备的现代化（宇垣裁军）。同时，宇垣一成将裁减下来的四个师团的现役军官，全部派到中学以上的学校里担任军事教练。此外以结束了义务教育、在农村和工厂劳作的16岁至20岁的劳动青年为对象，在全国市町村设立青年训练所，邀请在乡军人担任指导员，进行道德修养和公民教育。陆军汲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设想了未来可能的总体战争，并希望通过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将国民动员起来。

“护宪三派”内阁的首要任务是促成《普遍选举法》的通过。普遍选举法案经过枢密院审查之后，在第50次议会中提交审议，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三月获得通过。《普遍选举法》规定，只有25岁以上的男性拥有选举权，30岁以上的男性才拥有被选举权。其结果是拥有选举权的人数达到此前的4倍，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开始的普遍选举运动，终于在此时开花结果。

但是另一方面，政府一九二五年三月制定了《治安维持法》，主要为了防止因为实施普遍选举之后可能出现的“思想恶化”，另外，同年一月，《日苏基本条约》签订，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需要防止共产主义思想的渗透。《治安维持法》的第一条规定：“以变革国体、否认财产私有制为目的结社”非法，其组织者与参加者将被处以十年以下的劳役或监禁。《治安维持法》本来是以共产主义者为直接防范对象而制定的，但此后经过几次越来越严格的修改，已经不再仅仅针对共产主义者，而是也适用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的团体和成员，国家对国民的思想实施全面高压控制。

中国革命的发展与币原外交

担任“护宪三派”内阁外务大臣的币原喜重郎在议会中说明日本的外交方针，并阐述了两项原则：（1）保护本国正当权利的同时，采取尊重各国利益的国际协调政策；（2）不干涉中国。

这一时期，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方兴未艾。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收回日本控制的租借地旅顺与大连的运动如火如荼。通过广东革命政府推进革命的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一月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合作开始。

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的日本纺织企业（一般称为在华纺）的中国工人，被低廉的工资、日本职员的粗暴态度所激怒，展开了罢工，罢工也波及了青岛的日本纺织企业。五月三十日，上海的学生示威游行，英国警察对他们开枪，造成11人死亡的惨剧（史称五卅惨案）。为了抗议这一事件，上海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抗议行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在危机感的驱使下，英国的军队警察在各地向示威游行队伍开枪，这无疑为中国的反帝运动火上浇油，运动的矛头对准了英国。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指示日本不直接介入镇压，而要在中国反英意识高涨的情况下，努力增加对华出口。

此时，北京的中央政府仍然处于各派军阀的控制之下，其中势力显赫的是军阀张作霖（奉系），他主要以中国东北（满洲）为基地，因得到了日本的援助而逐渐壮大起来。但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张作霖的下属郭松龄竖起反旗，张作霖节节败退，郭松龄的军队兵临奉天城下。一开始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反对日本军事介入，但当郭松龄杀到奉天城下的时候，币原喜重郎在与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商量之后，还是决定通过军事介入来帮助张作霖摆脱危机。这展示了币原外交的一个侧面，条约是通过军事和政治的施压才获得的，根据条约的规定，对已经到手的既得利益，特别是满蒙的权益，必须义无反顾地加以保护。但是他展示的这种姿态，还需要面对中国日益高涨的反帝运动的考验。

政界重组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

一九二五年，“护宪三派”内阁在第50次议会结束后因为政界重组宣告结束。议会结束后，高桥是清从政友会总裁宝座上引退，陆军大将田中义一成为新总裁。此后政友会与革新俱乐部合并，并与宪政会分道扬镳。内阁集体辞职以后，在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推荐之下，加藤高明再次被任命为首相，宪政会单独组阁的第二次加藤高明内阁成立。但是次年一月加藤病死，内务大臣若槻礼次郎成为宪政会总裁，以全体阁僚成员集体留任的方式组建了若槻内阁。

随着政界重组，由于受到普遍选举法实施的影响，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日趋活跃。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曲折和复杂的，共产主义左派与社会民主主义右派之间出现了多次对立和分裂。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五月，总同盟分裂，其中的左派组建了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简称评议会）。与总同盟强调社会改良与合作的运动目标大相径庭，理事会以推动革命的、战斗的社会运动为目标，二者形成了激烈的对立。总同盟的分裂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产生了重大影响。

为此，在依然保持了统一立场的日本农民组合的主导下，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十二月成立了农民劳动党，但随即被政府禁止结社的命令所扼杀。之后的一九二六年三月虽然成立了劳动农民党，但随着左右两派之间的对立越来越不可调和，最终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彻底分裂，分别成立了三个政党：以理事会为基础的左派劳动农民党（简称劳农党，委员长为大山郁夫），以总同盟中右派以及其他右派为中心的社会民众党（简称社民党，委员长为安部矶雄），以总同盟中间派为中心的日本劳农党（简称日劳党，总书记为三轮寿壮）。无产阶级政党的分裂也影响了劳动组合、农民组合以及文化团体的活动，三个政党各自为战明显地削弱了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力量。

田中政友会内阁成立和出兵中国山东

一九二六年（大正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大正天皇去世，摄政王裕仁继承皇位，改年号为昭和。

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三月，刚刚迈入昭和时代的日本就发生了金融危机。与关东大地震受灾者密切相关的票据（震灾票据）中出现了没有结算的不良票据，这些票据在民间银行中积压下来，对其经营活动造成了沉重负担。若槻礼次郎内阁为了彻底清理这一问题，向议会提出了与震灾票据相关的两个法案。在审议法案的过程中，银行经营恶化的问题被公之于众，储户们蜂拥至银行提现，造成了东京渡边银行的停业。挤兑风潮迅速蔓延到全国，造成东京和横滨地区的中小银行一个接一个停业。最终，日本银行通过提供紧急贷款而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

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的金融危机引发挤兑行为，人们在东京贮藏银行前排起长龙提取存款。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照片提供：每日新闻社）

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迅速发展起来的神户的贸易公司铃木商店由于战后的不景气，经营恶化，一直在为其提供巨额融资的台湾银行濒临倒闭。若槻礼次郎内阁为了挽救台湾银行准备通过紧急敕令法案，为此内阁与枢密院进行磋商。这时候枢密院里的顾问官伊东巳代治等人对政府心怀不满，以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是软弱外交为由，竟然否决了紧急敕令法案。于是，若槻礼次郎内阁被迫集体辞职。

若槻礼次郎之后，由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组建内阁。在田中义一组建的政友会内阁中，首相兼任外务大臣，起用对华强硬派人物森恪担任外务政务次官。同时在国内治安相关领域，起用铃木喜三郎担任内务大臣、原嘉道担任法务大臣等，任命国本社的平沼骐一郎进入内阁。

田中义一内阁的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通过颁布延期偿付令以及日本银行特别融通等手段平息了金融危机。遭受危机重创的中小银行被全面整顿，三井、三菱、住友、第一、安田等五大银行确立了在金融领域内的主导地位。

一九二六年（昭和元年）七月，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在中国开始了北伐。国民革命军得到民众的支持，迅速击溃了各地的军阀，十月已经到达长江中下游地区。第二年（昭和二年）三月占领了上海、南京。伴随着北伐的进展，中国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高潮，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被武力收回。英国为了保护在上海的租界，邀请日本一起出兵，对此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予以拒绝。

四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对共产党的政变，对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共产党势力进行全面镇压，国共合作就此结束。因为北伐的缘故，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大幅度减少，日本的权益受到威胁。为此，财界之中要求对华强硬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在野党的政友会也批判币原喜重郎奉行的是软弱外交。在此情况下，田中义一领导的政友会内阁正式成立。

五月二十八日，田中义一内阁以保护在山东当地的日本侨民为由，把关东军派往中国的青岛和济南（第一次出兵山东）。保护当地的日本侨民只是个幌子，完全没有诉诸条约的依据，田中义一的真正想法是担心北伐波及满洲，所以才要阻止北伐军北上。

六月二十七日到七月七日，身处出兵山东旋涡之中的田中义一内阁，召集陆军、海军、外务等各方以及参谋本部、军令部的首脑，与中国相关的外交官等齐聚一堂，召开东方会议，讨论对中国的政策问题。会议的结果是集中形成了《对华政策纲领》，其内容强调，一旦日本在中国的权益以及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可能受到侵害时，日本必须断然采取自卫措施。在此基础上，“满蒙，特别是东三省各地，在日本的国防以及日本国民的生存相关问题上有重要的利害关系，必须予以特殊的考量”。如果动荡蔓延到满蒙地区，日本的特殊地位与权益就有受到侵害的危险，必须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这些考量与币原喜重郎外交所强调的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大相径庭，田中义一内阁展示了不排除武力干涉的所谓“积极外交”。

一九二七年八月，由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的干涉，以及国民党的内讧，北伐被迫中断。一九二八年四月，北伐军二度北上逼近山东省。田中义一内阁再次派遣了5000人的军队（第二次出兵山东）。五月，日本军队与北伐军在济南发生冲突，并且升级为激烈的战斗，造成了中国军民5000人的伤亡（史称“济南惨案”）。田中义一内阁继续从内地派遣军队（第三次出兵山东），占领了山东一带。

蒋介石绕过济南直逼北京。与北伐军对抗处于劣势的张作霖离开北京乘火车撤回奉天。就在接近奉天的地方火车发生爆炸，张作霖遇害。这次爆炸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一手策划的，目的是在满洲地区建立新政权，将其与中国本土分裂。河本大作一伙人本来希望趁张作霖被杀引发混乱，出动关东军，但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非常冷静地控制了事态发展，使河本大作等人的计划以失败而告终。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张学良通电易帜，国民政府终于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全境。

在日本国内，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六月，宪政会与政友本党合并，成立了立宪民政党（总裁为滨口雄幸）。政友会与民政党两大政党对峙的时代到来了。

因为执政党成为少数派，田中义一内阁在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一月解散了众议院，举行了第一次普遍选举。政府对在野党，特别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候选人，进行了令人发指的干涉和打压。但是二月二十日的投票结果，政友会获得217席，民政党获得216席，二者仅有一席之差，无产阶级政党推举了82名候选人，获得了8个议席（社民党4席，劳农党2席，日劳党1席，其他1席）。

在这次选举中，日本共产党推举劳农党的党员作为候选人，进行公开活动。三月十五日，田中义一内阁大规模搜捕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名起诉了483人（史称“三一五”事件）。接着在四月的议会上提出了《治安维持法》修正案，将最高刑罚从有期徒刑十年提高到死刑。审议尚未结束，六月，公布了《改正治安维持法》的紧急敕令。与此同时，扩充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警察）队伍，在尚未设置的所有地方县市全部补齐，对以共产主义者为首的随后扩展到参加民主主义运动的所有人士进行镇压。

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七月，首相田中义一就张作霖被炸事件上奏天皇，推翻了此前的结论，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关东军军人参与此事，引发天皇震怒，田中义一最终辞职。

昭和恐慌

田中义一政友会内阁之后，上台的是民政党总裁滨口雄幸组建的民政党内阁。滨口雄幸内阁提出了十大政策纲领，主要内容包括：重新调整对华政策、裁减军备、整顿紧缩财政、坚决实行金解禁、确立社会政策，等等。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为了推行这些政策，滨口雄幸起用了前日本银行总裁井上准之助担任大藏大臣，起用币原喜重郎担任外务大臣。

此时的世界，正处于经济危机的狂风骤雨之中。一九二九年十月纽约华尔街股市暴跌引发的恐慌，迅速波及到所有资本主义国家。

一九三〇年（昭和五年）春，世界范围的恐慌对日本的影响开始逐步显现。三月，日本股市开始暴跌，物价迅速下降，特别是主要出口物资如生丝，因美国的危机出口量骤减，价格暴跌一半以上。这时候尽管日本的物价在逐步回落，但因为世界范围内物价都在下跌，日本的物价变得相对较高，本来希望黄金解禁之后能够增加出口的计划彻底落空；反过来随着日本贸易赤字扩大，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各个企业在采取缩短工作时间等限制生产办法的同时，通过降低工人工资以及裁员等手段谋求产业合理化。即便如此，中小企业还是接二连三地倒闭、破产，据说由此出现了大约200万到300万的失业人员。

金融危机同时也催化了深刻的农业危机。生丝价格暴跌引发了蚕茧价格的暴跌，对农村重要的副业——养蚕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主要农作物大米，由于一九三〇年度预计会出现大丰收，价格也出现暴跌（即所谓“丰收饥馑”）。第二年，以东北地区为中心，出现了全国范围的灾荒，东北的农村中出现了把蕨菜根、土豆和谷糠熬粥充饥的惨状（即所谓“灾荒饥馑”）。

农民收入状况恶化以后，借贷迅速增多。平均每户借钱达到861日元，相当于佃农一年半的收入。食不果腹的孩子越来越多，为了偿还借款，有的农家甚至发生被迫卖掉女儿还债的惨剧。

在失业增加和生活艰辛的背景下，劳资纠纷频频发生。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反对下调工资和随意解聘之类的防御性质的工潮。农村佃户发动的减租保耕斗争也多了，但大多数同样带有防御性质，如反对地主收回土地，反对地主扣押收割前的佃稻（又称青田差押[1]）。

注释：

[1]在农村遭遇灾荒、佃农拖欠或不缴纳佃租时，地主会剥夺佃农收割佃稻的权利，予以扣押作为惩罚。在日语中称为“立毛差押”或者“青田差押”。——译者注

《伦敦海军裁军条约》

滨口雄幸内阁在饱受经济危机考验的同时，也直面军备控制的难题。

在华盛顿裁军会议上，与会各国虽然就主力舰只保有的限制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关于辅助舰只的控制问题并没有解决。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六月召开了日内瓦海军裁军会议，仍然没有达成任何协定。为此，英国以限制辅助舰只为议题，召集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在伦敦召开海军裁军会议。

滨口雄幸内阁已经将裁减军备作为政治纲领加以提出，这对当时的财政紧缩政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也与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采取的协调英美的立场密不可分。期待达成裁军条约的滨口雄幸内阁，派遣曾经担任过首相的若槻礼次郎（首席）和海军大臣财部彪为全权代表，与另外两人组成日本代表团。

海军方面提出了三大原则：辅助舰总吨位达到美国的70%，重巡洋舰达到美国的70%，潜水艇的保有量达到7.8万吨。海军军令部长加藤宽治与军令部次长末次信正为实现这些目标进行了积极的宣传。

会议因为日本与美国、英国的对立而难以推进。三月十三日，美国方面拿出最终提案，日本对美国的辅助舰只总吨位比例为69.7%，重巡洋舰比例为60%，潜水艇总吨位为5.2万吨。日本代表团内部意见无法统一，只能请求政府做出最终决定。

虽然军令部长加藤宽治等人激烈地反对妥协方案，但是经过海军大将冈田启介等人的斡旋，最终以在条约范围内努力实现补充计划为条件，内阁会议决定接受妥协方案。四月二十二日，《伦敦海军裁军条约》正式签署。

在野党政友会的总裁犬养毅（一九二九年九月田中义一死后接任）借伦敦裁军条约严厉批判政府，认为就军备数量问题军令部长已经提出了反对意见，而政府一意孤行的决定侵犯了统帅权。六月十日，军令部长加藤宽治向天皇提交辞呈，并且弹劾政府。如此一来，以军令部为首的少壮派军人、政友会、右翼以及握有条约审查权的枢密院等联合起来，以打倒民政党内阁为目标，在侵犯统帅权问题上不依不饶。七月在枢密院进行的条约审查，因为副议长平沼骐一郎和顾问官伊东巳代治等人的反对而举步维艰。滨口雄幸内阁提出，军备数量的决定也是内阁的辅弼事项，且此立场获得了西园寺公望等元老的支持，与枢密院对峙。十月，枢密院终于承认了条约，伦敦裁军条约得以成立。

但是此事引发的反弹也触目惊心。十一月十四日，首相滨口雄幸在东京车站被右翼分子狙击，第二年八月死去。

伦敦裁军条约签订前后，日本陆军中出现了一种非常活跃的动向，即破坏政党政治，建立以军部为中心的战争准备体制。向来站在国际协调立场上的海军内部，反对英美、图谋扩张的势力逐渐抬头。

此外，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波及了日本的海外统治。一九三〇年，日本的满洲铁道经营出现了赤字，同时中国决定建设与满铁平行的铁路线，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独立自强倾向。这种趋势有可能动摇日本在满蒙地区的支配地位，以关东军为中心占领满蒙地区的计划逐渐成熟起来。

在日本国内，深受经济危机之苦的民众和没落农民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与叫嚣打破现状的右翼势力产生共鸣，为迈向武力侵略中国铺平了道路。

第三章
十五年战争[1]
——称霸世界的野心与失败

忙于为前线战斗的日本军队士兵们制作“慰问袋”的日本国防妇人会的女性们。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照片提供：每日新闻社）

注释：

[1]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一九四五年波茨坦宣言后日本投降，横跨15个年份。此说法一般认为由日本思想家鹤见俊辅于一九五六年首先提出，其后被广泛接受和使用。此说法与我国“十四年抗战”的时间基本一致，但视角不同，包括了这段时期内日本所有的对外战争。——编者注

1.九一八事变

从柳条湖事件到九一八事变

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九月十八日半夜，奉天（现在的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洲铁道线路的一部分，遭到不明身份者的爆破。驻扎满洲的日本军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认定此事为中国军队的阴谋，迅速向中国军营发动攻击。第二天，关东军占领了奉天、长春、营口等铁路沿线主要城市，二十一日占领了吉林全境。柳条湖发生的满洲铁道的爆炸，如今众所周知是关东军为了占领满洲而有计划策动的阴谋。

二十一日，接到关东军的请求之后，日本驻扎在朝鲜的军队（因为是驻扎在朝鲜，所以当时一般称为“朝鲜军”，司令官为林铣十郎）的一部分，越过边境进入满洲。日本军队要想到国外作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执掌军事统帅权的大元帅天皇下达命令（奉敕命令）；二是内阁要同意并通过战争费用开支。但是驻扎朝鲜的日本军队无视这一切，越过边境线。这种行动实际上侵犯了天皇的统帅权，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了解到关东军行动的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的领导人，认可了这次行动，并准备派兵增援。但是当时的若槻礼次郎内阁认定这一事件是关东军筹划的行动，决定不将事件扩大化。但是，日本驻朝鲜军队擅自越过边境，政府无法阻止事态发展，只能承认既定事实并同意为此支出战争经费。由此，若槻礼次郎内阁原本不准备扩大事态的计划彻底破产，就这样被军部牵着鼻子走上了事态不断扩大的不归之路。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是这一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他提出的“通过谋略来创造机会，军部主导来绑架国家”方针政策，就这样变成了现实。关东军通过阴谋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但当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将成为一系列漫长战争的起点：从九一八事变到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相互关联的战争持续长达十四年。

九一八事变的核心在于关东军占领满洲地区的计划。那么，这一计划为何能够成立呢？

如前所述，日本很早就对中国大陆抱有领土上的野心。日俄战争之后，日本获得了以南满铁路为大动脉的关东州、南满洲等诸多权益，建立了自己的稳固地盘。但是到一九三〇年（昭和五年）前后，这些稳固的地盘逐渐出现了松动的迹象。第一个原因是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波及，以大豆为代表的满洲农产品价格一落千丈，满洲铁道的经营出现赤字，日本在南满洲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开始动摇。第二个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国内反对帝国主义民族运动的蓬勃高涨。特别是一九二八年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北伐结束，同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其子张学良与国民党政府联手，收回中国在满洲地区国家权利的运动不断高涨，其目标就指向了关东州与满洲铁路。中国拒绝日本新建铁道线路，同时不断推进本国的铁路建设，而且为了对外运送物资在葫芦岛开始建设港口。这样，将满洲铁道包围起来的中国铁道修建计划，对当时满铁的垄断地位构成了威胁。日本将其称为“满蒙问题”，并为寻求解决之道而煞费苦心。滨口雄幸内阁的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为了阻止中国修建与满铁进行竞争的铁道线路，尝试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谈判，但是他无法遏制中国民族运动的巨浪。从一九三〇年（昭和五年）年末开始，满蒙问题经常出现在日本的新闻报道中，由此日本国民的危机意识被蓄意煽动起来。

关东军对“满蒙问题”的解决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关注。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很早以前就预想过日本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世界终极战争”，为了获得最终胜利，当务之急是控制满蒙地区。这样一来，第一，军事上、政治上对苏联和中国就会处于有利地位；第二，可以解决经济危机中出现的粮食问题、失业问题；还有第三，可以获得将来战争中必需的钢铁和煤炭等战略资源。这些都是石原莞尔和关东军领导者的算盘。为了占领满蒙地区，关东军通过阴谋挑起了战争。

占领满洲全境与日本国民的反应

对于日本关东军的军事侵略，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毫无抵抗，撤退到了锦州。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把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内战视为第一要务，也奉行不抵抗政策，转而向国际联盟提出起诉，试图通过西方列强的施压来最终解决问题。因此，日本的军事侵略推进得非常轻松，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十一月就控制了北满的齐齐哈尔，第二年一月，在张学良撤退之后占领了东三省的军事与行政中心锦州，二月占领了哈尔滨，实现了对满洲全境的占领。

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一月八日，昭和天皇对关东军下达敕语，称赞这次行动“神速果断”，并褒奖将士们的“忠烈”。日本的政界和财界都支持战争。深受昭和经济危机之苦的大多数普通国民，在并不知道内情的背景下，期待战争能够将他们从痛苦的境地之中解放出来。全国各地纷纷召开集会，人们到神社和寺庙去祈祷战争能够大获全胜，并积极投身于给前线士兵制作、寄送慰问袋，为国防捐款以及捐献武器等活动。

类似国民对战争狂热的支持，建立在从明治时期以来培养起来的对中国人的蔑视感，以及对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优越感的基础上。尤其要提及的是，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人骨子里认为，满蒙地区是日本人以大量金钱和无数英灵的牺牲才获得的“神圣土地”。通过新闻报纸的长篇报道，以及逐渐开始普及的广播，类似的意识进一步被煽动起来。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开始对外发声的广播，每逢战争爆发，接收信号的台数都会增加。当时的纪录片也开始真实地再现战争的场面，而且也出现了很多美化军国主义的叙事，其中最有名的是《肉弹三勇士》，描述一·二八事变（后文将详述）中，为了破坏敌方的铁丝网，三名日本士兵手持爆破筒一起英勇赴死的事迹。类似故事通过报纸、电影、戏剧、歌谣等各种方式广为宣传，使国民的战争热情不断高涨。

在这种情况下，政界出现了新动向，若槻礼次郎内阁执政党民政党内部，希望与在野党政友会合作，建立与军部统一步调的强力内阁。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若槻礼次郎内阁集体辞职。接任的是政友会犬养毅组建的内阁，荒木贞夫担任陆军大臣，森恪担任内阁书记官长，这些人物都积极推进对华侵略，军部的发言权不断增强。内阁再次禁止黄金出口的同时，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通过发行赤字公债来满足巨额的军费开支，开始推行通货膨胀政策。

“满洲国”建国与退出国际联盟

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一月，上海发生了五名日本僧人遭到中国人袭击的事件。日本海军陆战队迅速登陆，战火从满洲烧到了上海。中国军队与上海市民拼死抵抗，日本从国内再次派遣三个师团增援，到三月终于结束战斗（五月五日签署停战协定）。一·二八事变[1]的起因，所谓僧侣遭到袭击，同样是为了转移各国密切关注关东军“满洲国”建国计划的视线而蓄意策划的阴谋。

三月一日，关东军扶植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被废），颁布了《“满洲国”建国宣言》。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与在“满洲国”担任“执政”（一九三四年称帝）的溥仪约定如下：（1）将国防与维持治安的重任托付给日本，费用则由“满洲国”承担；（2）铁路、港口、水路、航空等的管理与建设皆托付给日本；（3）对日本军队的设施进行援助；（4）“满洲国”中央与地方的重要职位由日本人担任，重要的人事任免需要获得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满洲国”在“建国宣言”里声称要建立“五族（满族人、汉族人、蒙古人、朝鲜人、日本人）协和”的“王道乐土”，其实不过是日本牢牢把控的傀儡政府而已，中国一直将其称为“伪满洲国”。

军部不断推进对满洲侵略的同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岌岌可危，这与以激进派的青年军官为中心的国家改造运动息息相关。一九三〇年（昭和五年），桥本欣五郎等陆军中坚军官成立了秘密团体——樱会。他们认为日本面临着内外双重危机：《伦敦条约》中日本饱受英美的打压，昭和经济危机引发了社会混乱，左翼思想不断渗透，等等。为了解决这些危机，打开局面，就必须打倒政党内阁，建立军部内阁并进行“国家改造”。

根据这些想法，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三月，这些青年将校与民间右翼势力一起策划发动政变，先是试图建立以陆军大臣宇垣一成为首相的军部独裁政权（史称“三月事件”）；随后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十月，策划建立以陆军中将荒木贞夫为首相的军人政权（史称“十月事件”）。这些政变计划由青年军官们草率制订，都因在举事之前被发现而失败。但是，陆海军当局对这些行动态度暧昧，一方面他们与这些青年军官的思维方式并无二致；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利用这些势力来提高军部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增加他们的发言权，为此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因此，这些青年军官的活动开始变本加厉。

次年的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二月和三月爆发了“血盟团事件”，以井上日召为盟主、高喊“一人一杀”口号的血盟团成员，先后暗杀了民政党的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财界的三井合名理事长团琢磨等人。

五月十五日，以海军的激进派青年军官为中心，农本主义者橘孝三郎指导的爱乡塾生与陆军士官军官学校的学生等悍然发动政变，他们袭击了首相官邸、警视厅、日本银行、政友会本部等地。在首相官邸，他们称“一说就明白了”，出来对话的犬养毅被枪杀（史称“五一五事件”）。这场根本没有什么明确周密计划的军事政变，仅仅暗杀了犬养毅就遭到了镇压。

但是，这一事件的影响不可低估。其一，这意味着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以来的日本政党内阁制度画上了句号。与政党力量衰落形成对照的，是军部的发言权不断增强，长期以来受到政党压制的官僚力量开始复活。

犬养毅内阁之后，退役的海军大将、原朝鲜总督斋藤实，官僚以及政友、民政两党代表共同组建了举国一致内阁。斋藤实所面临的棘手课题中，包括“满洲国”的承认问题和农村救济问题。

国际联盟接到中国政府的控诉之后，组建了李顿调查团，以英国代表李顿爵士为团长，成员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美国没有加入国际联盟）等五国，一九三二年四月，调查团进行实地考察。随后，李顿调查团根据两个月的调查撰写的报告书公之于众。在报告书中，调查团不认可日本军队针对柳条湖事件采取的军事攻击属于自卫行动；断定“满洲国”建国并不是自发的独立运动的产物，而是日本的军队与文武官员操控的结果。关于这一冲突如何解决，报告提出在满洲设立中国享有主权的自治政府，由以日本为首的各国共同管理的有妥协性的劝告方案。但是日本以既成事实为借口，拒绝任何妥协。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国际联盟总会上，各国对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和方案进行投票表决，42票赞成、1票反对（只有日本）、1票弃权（暹罗），日本代表松冈洋右与随员一起离席而去。三月二十七日，日本宣布正式退出国际联盟。日本被国际社会所孤立的同时，也在背离华盛顿体系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这时候，关东军对中国加紧侵略，前锋已经指向热河省，并且进一步越过万里长城，扩大至河北省，五月，日军逼近北平（一九二八年迁都南京以后由北京改称）北部仅30公里处。中国政府要求停战，五月三十一日，两国军队代表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其中规定，将河北省东部设为非武装地带，这一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承担。这样一来，九一八事变之后公开的战斗虽然停止了，但关东军通过玩弄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试图向华北中立地区进行势力渗透。

注释：

[1]日本称之为第一次上海事变。——译者注

不断扩大的思想控制

日本对满洲地区的侵略，赢得了日本国民的狂热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由此就可以一举解决昭和经济危机下的各种困难。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情况非常恶劣，农民们因为农产品价格一落千丈被迫大量举债，在无望的深渊里苦苦挣扎。参加“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的农民们，尝试通过恐怖主义和军事政变来寻求解脱之道。几乎在同一时期，农本主义者、右翼农民活动激进分子指导下的农村救济请愿运动在全国迅速蔓延开来。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农民的负债允许延期三年偿付；为购买肥料提供资金补助；为移住满蒙地区的农民提供总额为5000万日元的补助；等等。在全国搜集了大量的签名。这种动向也波及了政党，内阁在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八月的临时议会（也被称为“救农议会”）和同年十二月开始的第64次普通议会上，为农村对策立法。

另外，内阁以所谓的“非常时期”为借口，灵活使用《治安维持法》，对左翼运动进行彻底镇压。根据这一法律而被检举的人数，到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达到顶峰，仅仅这一年就有14622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了《蟹工船》《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等作品而广为人知的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理论家野吕荣太郎等人都被特别高等警察（一般称特高）残酷杀害。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六月，日本共产党干部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在监狱里发表放弃信仰的声明，承认天皇制，表示与国际共产主义分道扬镳。这段时期放弃信仰的人层出不穷，日本共产党遭遇灭顶之灾。

但是，马克思主义深深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以野吕荣太郎为中心，大塚金之助（经济学家）、山田盛太郎（经济学家）、平野义太郎（法学家）、羽仁五郎（历史学家）等人编辑出版了《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岩波书店一九三二年开始刊行），对日本现代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分析，其中充满尖锐的批判性见解，对当时的人们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本文部省惧于马克思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从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开始，出台了学生思想控制政策，彻底压制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不断强化国体观念的教育。一九三二年成立了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致力于日本独特文化的振兴，特别是国体观念的学理辨析，与此同时，通过对全国的师范学校教师进行再教育，将国体思想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始终。

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主义或者说日本精神论的呼声越来越高，出现了大量的相关著作。这些著作的共同点是，强调日本是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的国家，以皇室为中心从精神上凝聚起来，在世界上具有优越地位，这也是“国体论”的核心。从这种立场出发，排斥西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这些思想在文部省出版的《国体的本义》一书中被进一步强化，试图以此为模具来钳制全体国民的思想。一九三四年十月，陆军省新闻班出版了宣传册《国防之本意及其强化之提倡》，从将国防视为最高价值的视角出发，主张排斥打击国际主义、个人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退潮的情况下，政府和军部随后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自由主义思想。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三月，菊池武夫议员在贵族院发表演讲称：“应该关闭那些破坏国体、煽动马克思主义的大学！”四月，内务省以违反公共秩序和道德为借口，将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泷川幸辰博士基于自由主义学说的两部刑法学著作禁售。接着在五月，文部省又称泷川幸辰教授“有赤化的倾向”（共产主义倾向），给予停职处分。很快，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的全体教员抗议文部省的处分侵犯了大学自由以及学术自由，集体递交辞呈。这一“泷川事件”引发的抗议行动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纷纷上演，但最终因为大学方面的分化瓦解而归于失败。

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军部与右翼的攻击矛头又指向了倡导自由主义宪法学说的美浓部达吉博士，他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名誉教授、贵族院议员。美浓部博士提出，国家是“拥有共同目标的多数人组成的结合体”，是有法人资格的团体，基于这种“国家法人说”，他认为统治权归于“作为法人的国家”。由此，美浓部博士认为，天皇也好，议会也罢，与一般国民并无二致，都是国家的“机关”。更进一步说，天皇虽然是最高的“机关”，但当天皇行使权限时，必须受到国民代表机关议会的制约，同时，还必须能够增加国民的幸福。美浓部达吉这一学说被称为“天皇机关说”。同样在东京帝国大学任职的宪法学者穗积八束和上杉慎吉等人则针锋相对，提出了天皇的大权绝对没有任何限制，也就是“天皇主权说”。美浓部博士的观点，是议会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在大正时期之后一直都是公认的学说。

“天皇机关说”在议会中引发关注，帝国在乡军人会（会员约有200万人）和右翼势力激烈抨击“天皇机关说”，不断扩大国体明征运动。三月二十三日，众议院全体一致通过了国体明征决议。讽刺的是，议会排斥和取缔拥护议会政治的宪法学说，其实无异于自掘坟墓。冈田启介内阁在八月和十月两次发出国体明征声明：“‘天皇机关说’有悖于我国神圣之国体，其本义荒谬至极，不可不严加芟除。”

“二二六事件”

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一大早，在纷飞的大雪之中，皇道派青年军官带领第一师团大约1500名士兵发动军事政变。他们杀害了内务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身负重伤，首相官邸也遭到袭击，首相冈田启介幸免于难。发动政变的部队占领永田町一带，希望能够推翻议会政治，实现天皇亲政的“昭和维新”。这就是日本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政变“二二六事件”。

“二二六事件”中被占领的警视厅。在30年不遇的大雪之中，野中四郎大尉率领叛军400多人占据了警视厅。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东京樱田门（照片提供：每日新闻社）

“五一五事件”之后，陆军内部的派系之争日趋激烈。其中之一被称为皇道派，是以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为领袖，由一群青年随队军官组成的集团，他们倡导以天皇为中心的精神主义，目标是通过军事政变实现天皇亲政。

政变成功与否在前三天并不明朗。陆军当局一开始向参与政变的部队发布了带有同情性质的告示，在东京颁布戒严令的时候，甚至还想把他们编入戒严部队。但是，陆军中的统制派和海军对叛乱军队持反对态度。特别是天皇得知心腹重臣被杀后怒不可遏，甚至对侍从武官长本庄繁说：“朕要亲率近卫师团去平定此等叛乱。”二十八日，镇压叛乱军队的敕令下达，二十九日，下级军官和士兵纷纷归降，青年军官被捕，军事政变被镇压下去。参与叛乱的17名青年军官被判死刑，被认为是事件幕后黑手的北一辉也被处死。

在事件之后成立的广田弘毅内阁中，以统制派为中心的陆军势力彻底整肃军队，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皇道派被陆军驱逐，同时在广田弘毅组建内阁时介入内阁成员的人事安排，阻止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物进入。军部在扩充军备、革新外交等方面的要求，广田弘毅内阁也都照单全收。

五月，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度复活，军部对内阁的立场更加强硬。六月，修订帝国国防方针，将美国和苏联设定为第一位的假想敌，将英国和中国设定为第二位的假想敌，所需兵力不断膨胀。

在对外政策领域，八月通过了《国策基准》，“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扩张”，以此为目标，确定了南北并进的方针。到十一月，日本向希特勒控制的纳粹德国靠拢，就共同反苏、反共产国际进行合作，缔结了《日德防共协定》，开始挑战国际秩序。

军部介入政治和扩军备战对国民生活造成了沉重负担，引发国民的不满。议会中对军部的批判此起彼伏，从民政党斋藤隆夫的“反军演说”[1]，政友会的浜田国松与陆军大臣寺内寿一之间的“切腹问答”[2]等中就能看出。特别是“切腹问答”事件，让在政党和军部之间饱受夹板气的广田弘毅内阁集体辞职。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二月，陆军大将林铣十郎组建内阁。林铣十郎内阁高喊“祭政一致”的复古口号，次月，就以革新议会为由解散了议会。但选举结果却是执政党惨败，一直攻击军部和政府的政友、民政两党大获全胜，无产阶级政党社会大众党也获得了37个议席，这也是战前获得的最高议会席位数。这显示了国民对于军部的专横与生活窘迫的不满，林铣十郎内阁仅仅维持了四个月就集体辞职。

在林铣十郎之后登上首相宝座的是近卫文麿。近卫文麿出身公家华族最显赫的名门，加上年轻意气风发，实是众望所归。近卫本人很早就为元老西园寺公望所器重，顺利地走上了政治家的道路，并且担任了贵族院的议长。但是，他的政治思想与西园寺公望等人对英美的协调路线大相径庭，近卫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美倡导的和平主义完全不公平，它仅仅反映了那些很早就拥有殖民地的“持有国”维持现状的要求，同时打压了那些后发展起来的如德国、日本这样“非持有国”的扩张。这种思想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的想法不谋而合，也与日本军部的扩张主义如出一辙。近卫文麿内阁成立仅仅一个月之后，日本就面临重大问题，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注释：

[1]一九四〇年二月二日，立宪民政党的议员斋藤隆夫在议会上发表反对军部的演说，公开质疑侵华政策，其中很多批判非常彻底，如“以圣战的美名置国民的牺牲于不顾，所谓的国际正义、道义外交、共存共荣、世界和平都不过是遮羞布而已，将使日本错过千载难逢的机会，贻误国家百年大计”等。因为斋藤的发言过于直白，其演讲速记记录被全文销毁。一个月后恼羞成怒的军方要求取缔斋藤的议员资格并获得通过。斋藤本人留诗一首以明心志：“吾言即是万人声，褒贬毁誉委世评。请看百年青史上，正邪曲直自分明。”一九四二年，斋藤隆夫再次于兵库县5区以最高票当选众议院议员。——译者注

[2]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在第70届帝国议会上，年届七旬已经担任33年议员和众议院议长的浜田国松在议会答辩中激烈批判军部扼杀言论自由、干预政治等独裁行为，引发陆军大臣寺内寿一的愤怒反击，寺内认为浜田的发言有辱军威，浜田则针锋相对，公开叫板：“我的发言哪里有侮辱军人的部分，你指出来！”进而咄咄逼人地质问寺内：“查查速记记录，如果我发言里真有侮辱军人言辞，我将当场剖腹谢罪。但如果没有，你要剖腹！”在当时军部飞扬跋扈、民众噤若寒蝉的情况下，这一被称为“切腹问答”的辩论在国内引发巨大反响。随后广田弘毅内阁辞职，半年后军部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两年之后，浜田议员离世。——译者注

2.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不断逼近的战争危机

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前后，亚洲和欧洲面临的战争危机都更迫近了。一九三五年十月，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入侵了埃塞俄比亚，第二年将其吞并。一九三六年三月，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开始重整军备，并且将军队开进莱茵非军事地区，十月缔结了所谓的“柏林—罗马轴心”德意同盟。面对法西斯势力甚嚣尘上和日益迫近的战争危机，欧洲各地纷纷结成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自由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达成政治上的合作，一九三六年在西班牙与法国先后诞生了人民战线内阁。

另外，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以后的亚洲，日本对华北地区的侵略越来越露骨。日本的目标是将华北五省（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来，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十一月成立了亲日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来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第二年十二月成立了亲日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冀东政权成立之后，日本的企业接踵而至。冀东政权公开进行走私贸易，以非常低的进口税率让日本的物资大量流入中国各地，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

行进中的纳粹德国军队。一九三六年九月，德国的纽伦堡大街（引自集英社刊：《图说昭和历史4》）

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使得中国的抵抗意识不断增强。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向中国民众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为抗日救国，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国各地民众影从云集。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关东军的指使下，德王的伪蒙军[1]侵犯绥远，被中国军队痛击败走。绥远事件的胜利，让中国民众的抗日意识更加高涨。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集中兵力对以延安为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势力进行围剿，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奉命出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蒋介石到达古都西安，亲自监督两军作战。此时，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兵变，拘捕蒋介石并迫使他停止内战。周恩来也从延安根据地飞到西安，共同说服蒋介石最终同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就是西安事变。由此，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以来持续不断的国共内战终于结束。次年，第二次国共合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日本统治阶层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观察到在中国巨大的历史变化正在发生。

注释：

[1]伪蒙军，日本占领军利用德王等民族分裂分子建立的傀儡政权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军队，主要集中于晋北、察南、绥远地区。——编者注

卢沟桥的枪声

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七月七日夜，日本的驻中国军队在北平（北京）郊外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有几发子弹向一个中队飞来，日军随后进行调查，发现有一名士兵失踪。这件事情迅速被报告给驻扎在丰台的大队长，随后继续向上级——北平的连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报告。这时失踪的士兵已经很快找到，按照常理问题已经解决。但是，连队长和大队长一致认为“应该携日军之声威攻击中国军队”。第二天一大早，日军开始对中国军队发动攻击。战斗一直持续到十日，此间日本驻中国军队的干部与中国军队进行了谈判，十一日达成了停战协定。

卢沟桥事件纯属偶然，但是这一事件的发生却有深层次原因。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的日本驻中国军队，是一九〇〇年（明治三十三年）义和团事件之后，驻留下来守卫北平—天津—山海关一线铁路的。卢沟桥事件发生之前的一九三六年五月，日本增派了超过5700名士兵，人数几乎是原来驻军的三倍，而且经常进行非常激烈的实战演习，与抗日情绪日益高涨的中国军队之间经常发生摩擦。无论如何，这一事件最终通过双方的停战协定告一段落。

可是，这一事件随后突然发展成为中日之间全面爆发战争的导火线，而且与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开始的亚洲太平洋战争息息相关。

得知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日本陆军中央机关（陆军省、参谋本部）内部的意见发生了分歧。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不扩大派，因为担心由此引发与苏联的冲突，认为此时在中国不宜再扩大事态；但扩大派的观点则认为，应该借此机会派出大军一举实现分离华北的计划。而且扩大派为了迫使中国屈服，实现分离华北的目标，计划将关东军的两个旅团、驻朝鲜的一个师团派往中国，并从国内再派遣三个师团前往中国。

十一日，在当地已经达成停战协定的情况下，近卫文麿的内阁会议同意了陆军方面的提案，决定向中国派出大军，并发表了具有战争威胁性质的声明，“这次事变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政府下了“重大决心”派遣军队。

陆军省和近卫文麿内阁派出大军，其实并没有进行长期、全面战争的设想，而是从政治策略来看，认为如果派出大军奋力一击，就可能轻易地迫使中国屈服。这种想法与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中国的蔑视和忽视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密不可分。

七月八日，中国共产党号召国民政府与全国民众展开全民族抗战。国民政府也从七月十二日开始，在庐山召开了军队、政府部门负责人云集的国防会议，十七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表明决心：“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七月二十八日，日本军队的总攻开始，对华全面战争拉开序幕。八月十三日，在上海，日本海军与中国军队开战（史称第二次上海事变）。日本政府也向上海增派了两个师团的军队。但是，上海的中国军队拼死抵抗，伤亡人数甚至超过了华北地区。为此日军继续增派三个师团，十一月从杭州湾登陆并包围上海，这才终于控制住了局势。上海方面的战斗持续了三个月，日本军队就有超过四万人的伤亡。

近卫文麿内阁一开始将以华北为中心的战斗称为“北支事变”，战线扩大到上海以后，改称为“支那事变”。从日本本土派遣大军到中国，是毫无疑问的“战争”，但日本一定坚持要用“事变”一词，担忧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如果进入“战争”状态，那么从中立国进口军事必需品就要受到限制。十一月，日本政府通过修改法令，使本来只有战争时期才能够设置的大本营（在天皇治下陆海军指挥战争的最高机关）变成在事变的背景下也可以设置，真正的战争体制得以确立。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发出了全国总动员令，蒋介石就任总司令官，共产党的军队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二十三日，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

南京大屠杀

控制了上海的日本军队，向着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的方向一路追赶败走的中国军队。陆军中央部门开始并没有考虑进攻南京，但在现场军队意见的左右下，命令从十二月一日起进攻南京。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的华中方面军（由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组成）各部为了能够抢到攻入南京的头功，争先恐后地蜂拥至南京城下。但是这里隐藏着重大隐患，因为作战计划突然发生变更，粮食以及其他补给品无法到位，各个部队被迫只能在当地自己解决，所到之处大量袭击中国人的村落、掠夺粮食、强奸妇女、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等。就这样，有二十多万日本军队杀到了南京城下。

国民政府的首都已经由南京迁往地处偏远内地的四川省重庆市，十二月七日，蒋介石也离开南京转移到汉口。据推断，这时候南京大约有15万名守军以及40万至50万普通市民。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军队攻陷南京，从那时开始的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南京城内不断发生日本军队掠夺、放火、强奸、屠杀等野蛮行动。

南京城的中国守军完全溃散，争先恐后向城外逃跑，很多人被枪杀或者成为俘虏，也有一部分士兵斗志全无，扔掉武器混入普通市民之中试图脱身。但是日本军队完全违背了禁止杀害俘虏、降卒、残敌等的国际法（一九〇七年签署的海牙《关于陆战法规和惯例的公约》），大肆屠杀俘虏。第16师团（京都）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战地日记里有这样的记录，“基本上采取不保留俘虏的方针，一开始就将其全部彻底消灭”。这就是日本华中方面军的基本方针。还有很多非军事人员的普通市民藏在家里，或者跑到南京的外国传教士、金陵大学教授等设置的“南京难民区”里躲避。但是日本士兵强入民宅，强奸妇女，掠夺家财，施以暴行后付之一炬。他们甚至强行进入难民区和美国人经营的医院等地，以搜查是否有化装成普通市民的士兵为由，逮捕了大量市民并加以屠杀。被屠杀的俘虏和市民的总数，据推定多达十余万，接近二十万人[1]。

和平时期一个家庭的顶梁柱，辛勤劳动维系生计、与全家其乐融融的人，怎么会一上战场就犯下如此残酷的暴行呢？参加进攻南京的日本士兵，很多人都留下了当时的日记，从中可以看出士兵们当时的心情虽然各不相同，但有些重要的共同倾向。其中之一，是经历过残酷的上海战役，很多士兵因为在战斗中失去了同乡好友，产生了报复心理；第二，从华北转战到上海，很多人认为可以在上海毕其功于一役，上海战役一结束就能回家了，但结果事与愿违。直接向南京进军，而军队的补给完全跟不上，只能通过抢掠来保证粮食供应。这一系列事态带来的结果是士兵纪律涣散，道义感低下。再加上当时日本军队无视士兵的人权（兵营中私刑泛滥），还有成为俘虏是最大的耻辱等观念作祟，导致对成为俘虏的中国士兵的生命和人权的轻视最终爆发。其中最深层次的原因，还是那种对中国人的蔑视。

注释：

[1]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认大屠杀的存在，或者以死亡人数不明为由，将南京大屠杀模糊称为“南京事件”。本书作者则明确使用了“大屠杀”的说法，但在死亡人数上，基本采取了一九四七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推定。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南京军事法庭在审判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中，确认大屠杀中“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译者注

国家总动员

就在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候，日本国民对此一无所知，从东京开始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庆祝胜利的国旗游行和提灯游行。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以后，近卫文麿内阁喊出了“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的口号，开始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在政界、财界、舆论的合力之下，自下而上地唤起了国民高涨的战争狂热情绪。但是，面对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作为家庭劳动力的大量青壮年男性被动员参战，加之上海一战伤亡人数完全超出了想象，国民对于战争支持的狂热情绪不免不尽如人意。另外，关于究竟为何而战的问题，政府不断宣扬“膺惩暴戾支那”（要惩罚违背常理、胡作非为的中国），让人听了不知所云。因此，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仅仅是一种官方推动的运动，以内务省、文部省为中心，动员各个府县、市町村各级组织和在乡军人会、爱国妇人会、青年团等官方控制的民间团体来维持。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如去神社祈祷战争必胜、出席战死者的祭奠仪式、慰问出征军人家属、为出征士兵送行等，同时也强制国民向国防事业捐款、购入爱国公债、进行爱国储蓄等。

为庆祝攻占南京而举行的国旗游行队伍。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东京皇居二重桥前（照片提供：每日新闻社）

另外，国民的言论、思想自由受到压制，针对与军事、外交有关的新闻报道审查越发严格。在这样的背景下，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基督教徒矢内原忠雄批评战争的评论被全文删除，他本人后来甚至被迫辞职。左翼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的很多积极分子都被逮捕，组织被解散。政府还以妄图建立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罪名，逮捕了大量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学者。当时的政府就这样排除异端，钳制国民的思想，管制国民的行动，形成了举国一致全力配合战争的体制。

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一月十六日，近卫文麿内阁发表了“而今以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1]的声明，在其补充声明中进一步提出“否认国民政府，与此同时将其肃清之”。这样一来，政府就完全关闭了通过外交对话来结束战争的大门。考虑到已经将首都从南京迁往重庆、决心抗战到底的中国方面的立场，中日战争的长期化不可避免。其中超过一半的责任，在于近卫文麿内阁的强硬态度。

此时召开的第73次议会，通过了巨额的战争经费预算，同时也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法》。《国家总动员法》第一条规定：“为在战时实现国防目标及最有效发挥国家之全力，须统一调配人力及物力资源。”将国民的经济与生活全部置于国家的统一控制之下，其施行与运用全部依据敕令而非基于议会的立法进行。如此一来，政府通过全权委托的授权立法获得了空前的权力，而议会的权限则彻底名存实亡。《国家总动员法》对于深化战争发挥了巨大威力，统一控制工资、征用国民进入军需工厂、操控物价、禁止发动工潮、控制言论，等等，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政府和官僚的控制。

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五月，战争进一步扩大。日本军队发动了以包围和歼灭中国主力部队为目的的徐州会战，结果以失败告终。十月日本动员30万大军，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军事要地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但是，这已经是日本军事作战的最大限度。至此，陆军在中国大陆有24个师团，满洲和朝鲜配备了9个师团，日本国内只剩下一个近卫师团。强弩之末的日本已经没有继续深入进攻内地的可能。所谓日本占领的地区，其实也只是控制了城市和铁路线，仅仅是所谓的“点与线”式的控制，日本军队完全陷入了战争的泥沼。中日双方的对峙进入了持久战阶段。

眼看着通过军事手段将中国制服的策略陷入僵局，近卫文麿内阁尝试通过拉拢国民党要员之一、反共派的汪精卫来收拾侵华战争的残局，十一月发表声明，鼓吹“东亚新秩序”的建立方针呼吁汪精卫一派携手合作。汪精卫离开重庆，随后一九四〇年三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南京政府）。这完全是日本控制下的傀儡政权，丝毫没有动摇中国民众的抗日决心。

注释：

[1]即不承认国民政府，不与之有外交联系。——编者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侵华战争陷入僵局之际，欧洲的国际形势呈现出千钧一发的紧张状态。一九三八年三月，纳粹德国攻占奥地利并将其吞并，随后得寸进尺，要求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九月，在英、法、德、意四国召开的慕尼黑会议上，英法两国的妥协使德国如愿以偿。英法两国推行绥靖政策，一方面试图避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悲惨的战争重演，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德国将下一步进攻的矛头对准东方的苏联。一九三九年三月，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西部地区，四月，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五月，德国和意大利缔结军事同盟。

欧洲的形势对日本也产生了影响。与英法和苏联两面作战的德国开始拉拢日本，强化已经签订的防共协定，将其发展成为军事同盟。在日本国内，陆军势力对此积极响应，但天皇身边的高官、海军以及外务省则表现出消极的态度，他们更重视日本在经济上依赖英美的现状，担忧会与英美关系恶化。由于侵华战争陷入僵局和在军事同盟缔结问题上内阁内部产生对立，一九三九年一月，近卫文麿内阁集体辞职，平沼骐一郎内阁诞生。

一方面，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对英美在中国的经济利益造成了沉重打击，日本与英美关系日益恶化。一九三九年六月，陆军以天津的英法租界成为反日据点为由封锁了租界。七月，美国向日本通报要废止《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如果六个月后条约失效，将对日本产生重大打击，因为日本战争所需的大部分重要军需物资都要从美国进口。

另一方面，日本与苏联的关系也非常紧张。一九三八年七月，日本为了试探远东苏联军队对日参战的可能性，向苏联、“满洲国”和朝鲜国境交界的张鼓峰地区出动了驻朝军队，结果大败而归。日本苦涩的失败还不止于此。一九三九年五月，关东军推行强硬政策，在诺门坎地区以边界冲突为由与苏联军队发生冲突。双方都出动了坦克、飞机，战斗持续了三个月，异常激烈。轮番上阵的日军在苏联方面的火力和机动作战的压制下，以付出上万人伤亡的代价遭遇惨败。

就在诺门坎战役期间的八月二十三日，德国与苏联突然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在欧洲，这一条约让那些为反法西斯而不断奔走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深感绝望。之后人们才知道，这一条约中还存在着秘密条款——德国和苏联约定共同瓜分波兰。面对绥靖政策引发的德国入侵苏联的危险不断加大，以及远东地区日本对苏联发动战争的危险，苏联选择了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也深刻地体现出苏联的扩张主义特征。

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发出声明，认为欧洲形势“光怪陆离”，之后内阁便集体辞职，这句话恰恰反映出当时日本如堕云里雾里的状态。

九月一日，德国突然入侵波兰。此前与波兰签订相互援助条约的英法两国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十七日，苏联也入侵波兰，德国与苏联将波兰瓜分。发布宣战文书的时候，西部战线的英法两国与德国相互对峙，但完全没有发生战斗，出现了一种“奇妙战争”的现象。

这一“奇妙战争”的状态，在一九四〇年四月终于被打破，德国在西部战线使用大量飞机与坦克发动“闪电战”，很快便征服了丹麦和挪威，五月，德国侵略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中立国，突破马奇诺防线后将英法联军挤压到敦刻尔克，六月十四日占领了巴黎。在此之前的10天，意大利也对英法宣战。对于孤悬海外死守本土的英国，德国为了能登陆英国本土，对伦敦等重要地点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在丘吉尔首相的战时内阁领导下，英国国民坚韧不拔，挨过了残酷的大轰炸。

决定南进与缔结三国同盟

控制东南亚地区的英国、法国、荷兰在欧洲的失败，对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可以将东南亚地区丰富的资源占为己有，强化总体战体制，日本就可以为陷入僵局的侵华战争找到出路，这样的期望日益高涨。日本国内希望以近卫文麿为中心创建“新体制”，一举解决由于旷日持久的战争带来的诸多困难。军部、右翼、各个政党等都打着各自的算盘向近卫文麿靠近。七月十七日，天皇命近卫文麿组阁，二十二日，包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和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内的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正式成立。

七月二十六日，近卫文麿内阁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宣称“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也提倡过“东亚新秩序”，但这次的“大东亚新秩序”，是更广泛地将东南亚地区也包括在内，显示出日本愈发膨胀的野心。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将其称为“大东亚共荣圈”，此后这一提法便广为人知。

一九四〇年的七月二十七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原封不动地通过了陆海军制定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以下简称《时局处理纲要》，其基本方针是“在推动解决对华战争的同时，伺机解决南方问题”，具体而言，“强化与德国、意大利的政治定局”，在解决南方问题需要使用武力的时候，尽量将战争对手限定于英国，也要全力以赴做好对美国作战的准备。《基本国策纲要》与《时局处理纲要》这两份文件，是决定此后日本前进道路的重要方针。

这两大方针很快便付诸实施。首先，以武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以河内和海防为中心的法属印度支那）。实际上在此之前日本陆军以寻找向南方进军的军事基地，同时切断援助蒋介石的通道为目标，已经做好了进军法属印度支那的准备。所谓的援蒋通道，是以英美为中心向蒋介石政权运送援助物资的国际通道，包括法属印度支那通道、缅甸通道、中国沿海通道和从苏联而来的西北通道等四条。据推断，约一半的援助物资是通过法属印度支那通道来运输的。日本军队与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进行了现场交流，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东京与法国驻日本大使安利谈判，并达成了协定。即便如此，九月二十三日，日本军队无视协定内容，用武力突破了中国与印度支那的国境线，迈出了南进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三国同盟缔结进展顺利，九月七日，希特勒的特使斯塔玛来到日本，双方的谈判进展神速。这一时期，德国迫使英国屈服的希望渺茫，战争长期化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是，美国积极展开对英国的援助，为此德国有必要阻止美国参战，希望得到日本的合作。日本希望通过与德国、意大利两国的合作，强化向南方进攻的基本立场，但日本海军担心缔结这种同盟有可能刺激美国，提出了承认三国同盟的前提条件，即对美开战时，盟国之间不承担自动参战的义务，而是要由各国自主决定。

九月二十七日，日本、德国、意大利三国在柏林签署三国同盟条约，条约承认德国和意大利两国在欧洲、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如果三国遭到没有参加欧洲战争与中日战争的某国（暗指美国）攻击，三国约定将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彼此援助。

日、德、意三国同盟，无非是希望推翻当时英美主导的凡尔赛体系与华盛顿体系，建立“欧洲新秩序”与“大东亚新秩序”，实现重新瓜分世界的目的。至此，日、德、意三国轴心形成。

美国政府对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和日、德、意三国同盟的缔结反应激烈。美国在七月开始实行石油和废钢铁出口许可制，随后更进一步禁止向日本出口航空用油等，逐渐强化了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九月则全面禁止了废钢铁的出口。这对石油和废钢铁大部分依赖从美国进口的日本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十二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公开声明，美国是各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第二年三月，美国议会通过了《武器租借法案》，加强了对中国和英国的援助。由此一来，日本与美英之间的对立越发尖锐。

大政翼赞会的设立

高举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对外旗帜的近卫文麿内阁，在国内也开始建立新的政治体制。近卫文麿和他身边的一些人希望能打破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僵局，通过重新组织基于自发性的国民来完成国防国家体制的建设。对于近卫文麿的这一计划，军部希望形成与纳粹类似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模式，正在寻求参与政权机会的政友会、民政党等所有其他政党悉数解散，不断向近卫文麿靠拢。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二日，大政翼赞会成立。这是一个与首相近卫文麿本来的意向相去甚远的组织。在成立大会的发言中，总裁近卫文麿将大政翼赞会的纲领确定为“大政翼赞、臣道实践”，竭力说明就是要“尊奉上御一人（天皇），日夜各自恪尽职守，奉公尽诚”。

大政翼赞会此后多次进行组织架构改革，逐渐变成了由内务省与警察主导的行政辅助机关。其总裁由首相担任，道府县的各支部长分别由知事担任，市町村支部则由各个市町村村长或者市町村议会议长担任，通过这样的行政渠道，构成“上意下达”的体系。

实际上大政翼赞会在市町村之下还有村落会（农村地区）、町内会（都市地区），进一步向下延伸，再将每十户左右编入邻保班、邻组之中，成为将全体国民纳入其中的整齐划一的国民组织。

邻组进行的通过手压水泵和水桶救火的防空演习。一九四三年（照片提供：每日新闻社）

在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同时，村落会、町内会以及邻组在全国各地迅速组建起来。一九四〇年（昭和十五年）九月，日本内务省向全国各道府县发布了《整备纲要》，称共有1.9万个町内会或者村落会，以及20万个邻组覆盖全国。当时由漫画家冈本一平作词的“国民歌谣”非常流行：

咚锵咚锵锣鼓响，我们邻组实在棒。

门儿一开全熟脸，街坊四邻好老乡。

通知快快往下传，我知你知亮堂堂。

而实际情况则并没有歌里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美好。政府通过遍布全国每个角落的町内会、村落会、邻组，试图把国家的政策贯彻到最基层。欢送出征士兵、进行防空演习、摊派完成国债购买、奖励储蓄、回收贵重金属，甚至包括一部分税金征收，所有这些实际工作，都需要邻组事无巨细地来完成。还有，因为强制国民必须向警察告发那些反对战争、反对军队的言论，所以邻组也成为一个国民之间相互监视的组织体系。在此基础上，由于日用物资严重短缺，需要对食品、布料以及燃料等实行配给制（起初实行票证制，后来只能发放实物），村落会、町内会、邻组成为配给物资的渠道，可以说，成为与每一个国民生死存亡息息相关的组织体系。大政翼赞会把邻组变成自己体系的最末端，将其变成了动员国民参与战争、监视国民思想并将其禁锢划一的法西斯组织。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政府为了控制言论和形成举国一致的舆论氛围，将此前内阁之下的情报组进行改组并加以扩充，设置了情报局。次年一月公布了《新闻报纸等刊载限制令》，禁止刊登任何与军事、外交有关的机密，以及总体动员和军用资源等有关秘密事项。接着在三月修订了《治安维持法》，制定了《国防安全保护法》等，强化了控制言论自由的体制。

另外，文部省强调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论，“即便在我等的私人生活之中，务必念念不忘归于天皇、服务国家”（文部省发行的《臣民之道》，一九四一年），要求国民对天皇和国家保持绝对忠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历史学者平泉澄倡导的“皇国史观”席卷了思想界和教育界。一九四〇年（昭和十五年）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完成了《神治时代历史研究》等四种图书的写作，通过对《古事记》《日本书纪》的文献学批判，成为日本古代史研究有划时代意义、别开生面的成果，但政府以这些著作亵渎皇室尊严为由，禁止出版发行。津田左右吉与出版发行图书的岩波书店的岩波茂雄一起被起诉，一审被判有罪（上诉审理中因时效问题而免予起诉）。

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三月，政府颁布《国民学校法令》。根据这一法令，所有的小学将改名为国民学校。文部省并不把“发展完善个人”作为国民学校的教育目的，而是尊奉《教育敕语》，“依皇国之道锤炼国民，扶翼无穷之皇运”。学校从培养学生个性特点和综合能力的场所，变成了造就为天皇和国家献身之臣民的“修炼道场”。

军人公然介入国民学校教科书的编纂工作，因此书中反映国体观念和军国主义色彩的内容极其浓厚。甚至有监督教科书编写的官员提出，所谓的艺术专业（音乐、美术）教育，“并不是要从那些体现类似主题的艺术作品中去探寻美的感动……而是要为生产和战争圣洁而死，须完美死去方可称为美”。教育本来是要教授一个人生存的意义，在这时候却变成了教导国民要像士兵一样为天皇和国家而死。

3.亚洲太平洋战争

日本开战之路

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年初，日本和美国双方都出现了希望调整两国关系的动向。日本希望能从美国进口战争所必需的军用物资，同时美国则尝试尽量延缓日本武力南进。如此一来，同年四月，日本新任驻美国大使野村吉三郎与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开始日美之间的谈判。

日美两国谈判的基础，是日美两国民间层面制作完成的《日美谅解案》。其中的内容包括：（1）承认满洲国；（2）蒋介石、汪精卫政权合流；（3）以日本从中国撤军为条件，美国为中日两国和平进行斡旋；（4）缔结日美通商条约；（5）对日本获得南方资源给予援助等。赫尔国务卿提出了美国历来主张的四项原则：尊重领土与主权，不干涉内政，通商之中各国机会均等以及不改变太平洋地区的现状等。如果日本承认以上原则，那么美国愿意以《日美谅解案》为基础进行谈判。而野村吉三郎大使将《日美谅解案》误解为美国方面的提案，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获得对日本更加有利的条件。在坚持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同时与美国谈判，试图两边皆能获益，这是非常困难的。日美双方都把《日美谅解案》误解为对方国家的提案，这让谈判举步维艰。

同年四月，出访德国归国途中的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面，双方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松冈洋右想把苏联拉入日、德、意三国同盟，形成四国协商的机制，以此来牵制美国，推动日本向南方进军。但苏联的想法则是面对来自德国日益迫近的威胁，希望能够在远东地区维持和平状态。缔结完《日苏中立条约》之后，松冈洋右意气风发地回到日本，在与美国的谈判中更加咄咄逼人。

但是，六月二十二日，德国对苏联突然发动进攻，苏德战争爆发。被打得措手不及的苏军只能节节后退，希特勒放出了“两个月内征服苏联”的豪言壮语。苏德战争的爆发，让日本有些手足无措，这实际上是把苏联推向了英美阵营一边。同时，日、德、意三国同盟与《日苏中立条约》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内容。

苏德开战以后，日本连日召开了大本营与政府的联席会议。在会议上，外务大臣松冈洋右认为可以放弃刚刚缔结的《日苏中立条约》，立即对苏联开战。与此同时，在诺门坎战役中吃尽苦头的日本陆军中的一部分人主张优先向南方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地区，还有一部分人则试图寻找万全之策，认为北进、南进两个方向都应该着手准备。最终，七月二日的御前会议通过了《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其中的内容包括“积极推动向南方进攻的同时，因应情势的推移伺机解决北方问题”，实际上是南北并进的政策。在强化向南方进攻态势的时候，“为达成目的，不惜与英美一战”；同时针对北方的情况，“秘密调整对苏联使用武力的准备”，如果苏德战争形势对日本有利，就发动对苏战争。

这一决定迅速付诸实施。七月七日，陆军发布总动员令，展开“关东军特种演习”。陆军展开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战备动员，在苏联和“满洲国”的“边境线”上，配置了70万军队，包括陆军、航空兵军力的一半和坦克装甲部队的大部分。

同时南进进展也很快。日本与法国的维希政府谈判，七月二十八日以后，向法属印度支那派遣了大约四万军队，在西贡、金兰两个军港及其周边地区设置了八个机场。如此一来，英国在远东的根据地新加坡及美国统治下的菲律宾马尼拉等地，全部成为日本飞机的轰炸范围。美国立即采取反制措施，冻结日本人在美国的资产，随后决定全面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英国、荷兰也紧随其后，采取了同样的政策。

美国全面禁止石油出口，对日本的战争体制来说是重大打击。当时日本所有的石油全部依赖美国的出口，石油储备仅仅能维持两年。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向天皇上奏说：“如果发生战争，可能在一年半之内石油储备就会消耗殆尽，莫如此时发动攻击，此外别无他途。”

日美谈判也陷入僵局。为了让主张对美强硬论的外务大臣松冈洋右辞职，近卫文麿内阁提出集体辞职。七月十八日，第三次近卫文麿内阁组建，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担任外务大臣。为了打破日美谈判的僵局，近卫文麿首相希望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首脑会晤。但此时罗斯福正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上会谈。八月十四日，美英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宣布并肩与法西斯战斗。于是赫尔国务卿对日本也开始持消极的立场，最终没能实现日美首脑会晤。

在此期间，陆海军的南方作战准备进展顺利。九月六日，御前会议通过了《帝国国策遂行要领》，提出对美战争的准备必须在十月下旬之前完成，十月上旬如果日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下决心对美国、英国、荷兰作战。近卫文麿首相希望能从海军那里得到避免对美开战的主张，并以此来抑制陆军中的强硬观点。但是海军不愿意承担责任，始终坚持“完全听凭首相决定”的态度。陆军也观察着海军动向，表面上的强硬论甚嚣尘上。而且，最高统帅权的保有者天皇也没有拿出明确的态度，于是日本渐渐地走上了开战的道路。十月十六日，近卫文麿内阁集体辞职。

下一个被推上首相席位的，是近卫文麿内阁里的主战派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借着组阁之机，天皇命令东条英机重新考虑《帝国国策遂行要领》，但基本政策并没有任何改变。十一月五日，御前会议通过了《帝国国策遂行要领》，决定十二月一日前的对美谈判如果无法取得成功，就发起武力攻击。基于此，日本准备了甲、乙两份谈判预案，并且派遣来栖三郎大使紧急赶往美国，协助野村吉三郎大使。甲、乙两份谈判预案与此前美国方面的主张相去甚远，双方谈判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针对这种情况，赫尔国务卿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提出了所谓的《赫尔备忘录》，在既有的四原则基础上，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半岛全面撤军，承认蒋介石政权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等，实际上就是要求日本完全回到九一八事变之前的状态。

十二月一日召开的御前会议将《赫尔备忘录》视为美国的最后通牒，日本决定对美开战。

战争初期的胜利

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上午二点十五分（东京时间），日本军队突袭英属马来半岛，在哥打巴鲁登陆。同日三点二十五分，海军特遣部队突袭夏威夷珍珠港内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击沉战舰4艘、击伤战舰4艘、摧毁飞机479架。但是，由于电报文书解读的延误，野村吉三郎和来栖三郎两位大使将最后通牒交到赫尔国务卿手中的时候，已经是日本突袭一个小时之后。为此，美国方面痛斥日本的行为是“偷袭”，“记住珍珠港”的口号使美国国民在战争面前空前团结起来。

这一天所使用的奇袭战，此后在对新加坡、菲律宾以及香港地区作战时频频再现，正如参谋总长杉山元所说的那样，奇袭战是日本整个南方作战中贯穿始终的陆海军基本方针。

日本对美英开战三天之后，德国与意大利也对美国宣战，欧洲战场与亚洲战场合二为一，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地球上几乎所有地区、国家和民族裹挟其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

对日本而言，侵华战争已经持续了四年以上，战争目标一如既往地暧昧不清，给国民的生活造成了沉重负担。很多人认为，中国之所以坚决不肯投降，就是因为背后有英美等国家的支持，正是因为有这种考量，对美英开战让很多日本人觉得恍如拨开云雾而见青天。然而，尽管只有极少数人，但他们对日本的侵略主义、扩张主义本质一清二楚，已经预感到战争的长期化是一条将日本引向灭亡的不归之路。

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认为，这场战争将亚洲从白人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目的，统称为“大东亚战争”。

一九四一年八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大西洋上会谈时发表的《大西洋宪章》明确宣示，要实现不扩大领土、各国国民拥有民族自决权和选择政治体制的自由，彻底铲除法西斯的势力等。以这一宪章为基础，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一月，包括苏联在内的26个盟国签署共同宣言，反对法西斯主义、捍卫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形成。

战争初期，日本一度非常顺利，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日军占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二月十五日，攻克英国在远东最大据点新加坡，三月，迫使在爪哇岛的荷兰守军投降，被困在马尼拉湾内科雷吉多尔岛上的美国远东方面军也举起白旗，司令官麦克阿瑟逃往澳大利亚。开战六个月，日本军队向东一直到从马绍尔群岛至吉尔伯特群岛一线，向西到缅甸，向南到所罗门群岛、新几内亚北部、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向北则到了阿留申群岛，占领了太平洋沿线的广大地区。战争初期日本军队取得胜利的原因是在亚洲拥有优势兵力，而且通过突袭作战确保了制空权和制海权。此外，当时的盟军将战胜欧洲的纳粹德国视为战争的首要目标，在太平洋地区采取的是防御战略，这一点影响很大。

但是，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对战争初期的胜利给予了过高的评价，他们无视日美之间军事实力的差距，将作战区域无限度地扩大。开战时期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是日本的11.8倍，粗钢生产是日本的12.1倍，飞机生产是日本的5.2倍，船舶制造是日本的5倍。这样的差距随着战争的进展只会越来越大。

根据日本军部的判断，盟国方面军队开始大规模的反攻可能要到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以后，于是开始实施系列作战，以阻断从美国大陆本土到反攻据点澳大利亚之间的联系。计划一九四二年五月在莫尔斯比港、六月在中途岛、七月在斐济萨摩亚发动攻击作战。但是莫尔斯比港一战，在珊瑚海海战中，日美双方以航母对航母，不分胜负，日军锋芒受挫。联合舰队期待在中途岛海战中通过舰队决战尽快结束战争。因为美国舰队事前得到了情报，日军4艘航空母舰被击沉，失去了全部舰载机和大量的优秀飞行员。从此，在太平洋正面战场上日美海军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

与此同时，与南方派遣军的11个师团相比，中国战场上的派遣军配备了两倍以上的庞大军力，但是并没有实现给予中国决定性打击的目标。特别是针对华北地区的共产党根据地，一九四〇年以后实行所谓“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残酷暴虐行为无处不在，但并没有动摇中国的抗战意志。

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七月，日本军队在中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修建飞机场。美军担心这将截断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补给线，八月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在此后的半年时间里，日美两军在岛上展开了殊死搏斗。日本不断投入兵力，但最终也没有完全夺回瓜岛。十一月中旬，第三次所罗门海战中日本受到重创，在这一地区失去了制空权与制海权，只能在夜间通过潜水艇向岛上运输军队，补给物资，岛上的3万日军一度濒临饿死。在付出2.5万人战死、饿死的代价之后，日军终于在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二月初撤出瓜岛，大本营称之为“转移”，实际上是彻底失败。

日本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撤退，意味着太平洋战线的主导权已经掌握在盟军手中。几乎同时，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美英联军在北非登陆，横扫德军；欧洲东部战场中，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重创德军，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二月当地德军投降。这样，盟军在东西两面都取得了战争的主导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面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大东亚共荣圈”的真实情况

战争开始的前六个月，日本军队占领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加上此前已经成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与台湾地区，还有日本控制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和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可以说掌握了整个“大东亚”。那么，日本在这些地区实行的政策，是不是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大东亚共荣圈”呢？

开战伊始，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了《南方占领地行政实施要领》。其中明确规定：第一，要尽快获得重要的国防资源；第二，日本军队要在当地获得补给、自我生存；第三，要让占领地区的民众服从日本军队统治，镇压独立运动。这与日本对外宣扬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解放亚洲的圣战”的战争目标大相径庭。

在被占领的东南亚各地，日本接收了美国、英国、荷兰的企业和各种设施，各大财阀旗下的企业迅速进驻，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生产日本大量急需的石油、铝土矿、天然橡胶等军需物资。但是，随着战争局势的恶化，运输工作举步维艰，供应量也逐渐下降，这就需要在当地完成补给，军队掠夺或者强制低价购买当地的大米以及其他粮食，导致当地的民众粮食严重不足，苦不堪言。

另外，为了驱使当地民众配合战争需要，日本不断推行“皇民化”政策。其中之一是在各地建立以天照大神和明治天皇为祭祀神灵的神社，强制民众赴神社参拜。第二，禁止当地使用英语和荷兰语，必须学习日语。学习日语不仅仅是为了日常交流，更是想利用这番举措，将天皇崇拜以及“八纮一宇”的皇国思想灌输给当地民众。

日本占领政策中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对当地民众的残害暴行和强制劳动。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一月占领马尼拉之后，日本军队以反日分子众多为由对马尼拉市民大肆屠杀，引发菲律宾人的憎恶。另外在巴丹半岛上，日本军队迫使投降的美国士兵和菲律宾士兵在极度炎热的天气下徒步行军110公里，造成人员大量死亡（史称“巴丹死亡行军”）。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还有很多华侨被视为抗日分子，在完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惨遭屠杀。

在荷兰统治下痛苦煎熬的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起初对日本充满期待。日本将被荷兰当局逮捕入狱的独立运动领导人苏加诺等人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利用他们与日本占领军政当局合作。对此，对强制向日本提供粮食强烈不满的民众，发起了粮食暴动。战争后期，日本在西里伯斯、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修筑工事，役使20万劳工，还有一种说法是30万（日语发音的“劳务者”一词至今在印度尼西亚仍然被使用），强迫他们从事劳动。

日本军队强迫当地民众从事重体力劳动，而盟军的俘虏们更是厄运难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泰缅铁路的修建。泰缅铁路联结泰国和缅甸，沿着奎艾河（桂河）穿越热带雨林地区，全长415公里。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七月开始动工，仅仅一年三个月之后的次年十月竣工。为了修筑这条铁路，日本动用了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等盟军俘虏6万多人，加上泰国、马来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民众，大约18万人被迫参与其中。这些人在极其严酷的劳动条件下工作，因为粮食不足导致营养失调，加上疟疾、霍乱横行，大量人员死亡，其中俘虏死亡人数达到1.3万，亚洲各国参与劳动的民众死亡4万人，甚至有推测认为可能高达7万人。

日本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之后开始全面进入守势。一九四三年五月，御前会议通过了《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确定如下方针：为了让亚洲各民族配合日本的战争，决定让缅甸和菲律宾独立，但马来亚、苏门答腊、婆罗洲、西里伯斯则纳入日本领土。结果缅甸在八月、菲律宾在十月获得独立，与日本缔结了同盟条约。不过首相东条英机明确说明，虽然条约文本上写着两国关系对等，但是实际的统治权握在日本手中。

在已经变成殖民地的朝鲜和台湾地区，日本的皇民化政策更为彻底。很早开始，日本就在朝鲜和台湾地区建立神社，强制民众参拜。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事实上已经禁止使用朝鲜语，一九三九年在朝鲜和台湾地区强制推动当地民众参加姓名日本化的“创氏改名”运动，推行强行抹杀民族特性的同化政策。同时，日本按照本土大政翼赞会的模式，在朝鲜建立了国民总力联盟，在台湾地区建立了皇民奉公会等组织，推动当地皇民化以更好地配合战争。

由于日本本土兵力动员已经严重不足，起初的志愿兵制很快就改为征兵制，朝鲜和台湾地区的很多青年被强行征募投入战场，其中很多人悲惨战死。此外，从一九三九年开始，日本强行征用大量朝鲜劳工从事矿山开采和水坝建设等非常危险的劳动，据推算，仅仅日本国内其总数就达到70万至80万。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又强行征用中国等其他国家的劳工，他们和朝鲜人一样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下从事重体力劳动，像这样因为环境恶劣和营养失调而死去的朝鲜人和中国人数不胜数。

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杀发生以后，朝鲜、中国，还有以菲律宾为代表的东南亚各地的女性，作为慰安妇被送上战场，成为日军的“性奴”，忍受着无穷无尽的痛苦。

综上可以看出，所谓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本质，并不是把这些地区的人民从欧美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是要代替欧美实现日本对亚洲全境的殖民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亚洲各国相继解放并取得独立，这是它们与日本的军事占领，以及与战后仍然幻想恢复殖民统治的英、法、荷等国家顽强斗争而取得的。

4.大日本帝国的崩溃

战线收缩与战时经济的崩溃

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二月，日本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撤退以后，开始进入防御阶段。盟军经过新几内亚北岸向北进攻，十月开始控制新几内亚北岸一带，并经过中部太平洋群岛向西进攻，朝菲律宾的吕宋岛进发。

针对这种情况，日本在九月的御前会议上决定收缩战线以应对盟军的反攻，通过了将千岛、小笠原、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中西部）以及西新几内亚、巽他群岛、缅甸等视为“绝对国防圈”的构想。结果，以东新几内亚和拉包尔为中心的大约30万日本军队在敌人后方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只能通过农耕来自给自足，饱受饥饿和疾病的折磨，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很快，日本的“绝对国防圈”便烽烟四起，不断被击破。十一月，吉尔伯特群岛中的马金、塔拉瓦两岛的日本守卫部队被歼灭。一九四四年二月，日本在太平洋中最大的海军基地（位于马绍尔群岛中的特拉克岛）因为美国的突袭而损失惨重，被迫放弃。同年六月，盟军攻击马里亚纳群岛，七月塞班岛3万名日本守军全军覆没，岛上很多普通的日本国民也纷纷自杀。马里亚纳群岛的失陷，标志着日本本土已经进入美国空军轰炸的范围。

对于日本的战时经济而言，将南方占领地区的资源输入日本本土转化为战斗力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瓜达尔卡纳尔岛之战中，因为征用大量船舶，民用海运能力一落千丈。而且由于日本丧失了制海权和制空权，日本船舶运输受到盟军的潜艇和飞机攻击，损失惨重。

进入一九四四年（昭和十九年）之后，“绝对国防圈”的崩溃和船舶、飞机的损失更加严重，日本只能接二连三地放弃南方航线。七月塞班岛失守之后，日本的战时经济进入崩溃阶段。没有任何南方资源能够运进日本，武器生产也开始减少，这种状态在此后十一月开始的美军对日本本土大轰炸之后愈发严峻。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日本的战时经济已经完全崩溃。

彻底动员与国民生活

侵华战争全面开始以后，日本的兵力一直不断增加，一九四一年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已经达到了239万人的规模。一九四三年战局逆转的时候，日本兵力有337万人，而到一九四四年十月则达到了504万人，占日本男性人口的14.6%，已经完全超过了兵力动员的极限，可以称作“连根拔起式的彻底动员”。因此，一九四三年将征兵年龄降低到19岁，暂停征召学生入伍的情况一去不复返。

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在凄风冷雨之中的明治神宫外苑田径运动场（现在的国立竞技场），文部省主持召开了学生入伍壮行会。来自东京和周边各县的入伍学生在场内列队前行，接受东条英机首相的检阅和激励。看台上挤满了他们的家人、同学、女友等，约6.5万人为他们依依送别。参军的学生带着各种各样撕心裂肺的苦楚奔向战场，有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有对父母和全家以及恋人的深情，也有对自己挚爱的学术研究的诀别。据推算，参军的学生总数达到13万到20万，其中战死的学生总数至今仍无法确定。他们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时留下的文字《倾听涛声》（现在收入岩波文库），可以让更多的后世人倾听他们的心声，质问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

战死者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之战以后迅速增加，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全年达到10万人，一九四四年十月达到14.6万人，到战败的一九四五年竟然达到112.7万人，在战争陷入绝望阶段后更是直线上升。当时社会上还存在着所谓“荣誉战死”的说法，特指那些在热带丛林中因为饥饿和疾病而丧生的士兵。

因为需要动员青壮年男性参军，加上军需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社会上出现了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颁布的《国民征用令》规定，那些从事和平产业的人们、倒闭商店的从业人员，以及农民们都需要被动员起来进入军需工厂。亚洲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类似的征用制度更加严格，国家要实现“国民中没有不劳者、有闲者、无业者”。14岁到40岁的男性以及14岁到25岁的未婚女性都被动员起来，组成勤劳报国队参加义务劳动。同时还组织女性成立了勤劳挺身队，起初是在政府的指导和鼓励之下成立的，但后来逐渐具有了强制性，大量女性被迫进入工厂。

一九四三年六月，根据内阁会议的决定，开始全面动员学生。此前的义务劳动一般是临时性行为，有一定的季节性。在此之后，政府倡导“劳动就是教育”的机会主义理念，大学、专科学校、中学的所有学生，被强制在军需工厂和农村用义务劳动来代替正规的学校教育。

前线和后方如此彻底动员，造成了国民日常生活境地的迅速恶化。首先是粮食危机。侵华战争爆发之后，大约有200万名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参军，还有200万人通过征用等其他方式进入军需工厂，农村失去了最主要的劳动力，人手不足的情况日益严重。不仅如此，由于化肥和农机具严重不足等原因，最早从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开始，粮食生产就开始减少。

粮食生产减少导致国民生活水平降低。如果把每个国民在一九三四—一九三六年间的平均粮食拥有量视为100的话，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的占比每况愈下，分别为92%、87%、83%、75%和60%。按照同样的方法来计算，衣料的占比分别为65%、64%、38%、13%和4%，而以西装、内衣为代表的包括毛巾、袜子和手套等在内的日常用品则踪迹全无。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四月之后，以六大都市为开端，通过记账式分配来进行粮食配给，11岁到60岁的男女老少，每天的配给量为2合3勺（当时日本人的消费量平均每人每天为3合）。开始还能配给大米，但慢慢小麦、粗粮、薯类和豆饼等替代粮食不断增加，而鱼和肉等副食品则年年减少。国民摄取营养的最低限彻底被突破，人们开始陷入慢性饥饿状态。城市里的人们只能跑到农村去买东西，勉强维持着基本生活，为此违反经济管制而遭到逮捕的人屡见不鲜。

粮食供应与劳动条件的恶化导致国民健康遭到极大损伤，死亡率不断上升。特别是肺结核患者数量不断攀升，仅仅在战争失败后的一九四五年，就有20.3万人因此丧生。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国民体质的下降成为投入战争带来的重大问题。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政府通过了人口政策，以日本本土人口达到1亿为目标，提出了“多生多养”“结婚报国”等口号，对生育5个以上孩子的家庭以及早婚早育的家庭予以奖励。另外，日本政府也模仿纳粹德国的绝育法，公布了对那些带有遗传性疾病的人群实施绝育手术的《国民优生法》。同时制定全民保险政策，设立健康保险公会，强制国民加入。虽然当时也制定了保护产妇和婴幼儿的政策，但是出生率仍持续走低、婴幼儿死亡率仍居高不下。究其原因，第一是营养不良，其次也有过度疲劳以及疾病困扰等因素。这些都体现出战争时期母亲和婴幼儿境遇之严峻。

绝望的抵抗——本土空袭与冲绳之战

一九四四年（昭和十九年）七月，马里亚纳群岛，尤其是塞班岛的失守，动摇了日本的战争指导体制。东条英机很早就开始强化首相的权限，自己兼任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挟天皇以令天下，严密监控那些尝试动用宪兵力量来反对自己的动向。但是，近卫文麿、冈田启介、平沼骐一郎等有首相经历的重臣们，逐渐加入了反对东条英机的队伍，最终以问责马里亚纳群岛失败的方式，迫使东条英机内阁集体辞职。

东条英机内阁之后，七月二十二日，陆军大将、朝鲜总督小矶国昭组阁。首相小矶国昭设置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取代此前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试图将国务与统帅二者归一，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八月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天皇也亲自出席，通过了今后的战争指导方针。其基本判断是日本的国力和战斗力已经逐渐失去了计划性，在一定时期内只能达到阻止敌人进攻的程度，对于胜利的展望则一字未提。

一九四四年（昭和十九年）十月，麦克阿瑟麾下的美军在菲律宾的莱特岛登陆。大本营本来准备在吕宋岛与美军决战，但此时不得不迅速调集兵力，联合舰队也全力以赴试图杀入莱特湾，但美国的航空母舰舰队占据了绝对优势，日军遭到毁灭性打击。就在这次海战中，第一航空舰队的司令官大西泷治郎中将开始使用以神风特别攻击队撞击敌方军舰的战法，试图以此挽回颓势。这种让士兵自断生路的非人道的特攻战法，随后在陆军中也被广泛使用，造成更多年轻的生命白白送死，特攻队战死的人数到战败时达到了4400。

战斗从莱特湾向民都洛岛、吕宋岛不断扩大。菲律宾的战斗，早早就变成只是为下一次作战拖延时间而已。吕宋岛上的30万日本军队大部分四散逃入山中，菲律宾当地的民众也有一定的抵抗。日军最终或在弹尽粮绝后饿死，或者得了疟疾等疾病而丧生，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美军占领马里亚纳群岛之后就开始修建飞机场。一九四四年（昭和十九年）十一月，美军使用远距离轰炸机B-29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最开始空袭的主要目标是东京、名古屋等地的军需工厂和军事设施，但第二年二月以后，轰炸目标就转向了普通的市区街道，而且开始使用能将房屋和人群付之一炬的燃烧弹，进行无差别的地毯式轰炸。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三月九日至十日，进行了以东京平民区为目标的东京大轰炸，共烧毁房屋25.9万间，死亡8.307万人，轻重伤者合计11万人，受灾人数达到89万人。三月以后，空袭扩大到了大阪、名古屋、神户等大城市和地方城市。战争结束之前，沿海各城市还受到来自美国军舰的舰炮攻击。类似这样的军事行动，造成全国219万间房屋被焚，43万人丧生，受灾人数达到1000万。

美国发动的针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极大影响了国民的战斗意志。长期战争已经让民众疲惫不堪，加上粮食等日常生活物资匮乏，日复一日的轰炸让国民彻底丧失了胜利的希望，很快就斗志全无。民众的这种心理体现在当时很多流言蜚语中，根据内务省警保局的调查，对天皇的不敬言论和反对战争、反对军部的声音与日俱增。

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一月，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日本军队必须在菲律宾和台湾、冲绳等地区尽全力让敌人付出惨重的血之代价，为日本本土的决战做好准备。在此前后终于意识到战局不利的昭和天皇，二月向平沼骐一郎、近卫文麿、广田弘毅、若槻礼次郎、东条英机等重臣征询意见。这些人中，只有近卫文麿向天皇建议尽快争取和平。他在与保守的自由主义团体协商后，向天皇提出上奏文书，认为战败已经不可避免，“与表面上护持国体相比，更令人担忧的是战败招致的以及应该会与战败相伴随的共产主义革命”。近卫文麿向天皇提议，要想护持国体，须尽快做好结束战争的准备。此时的天皇仍然对陆海军有所期待，希望能再次获得辉煌的战果，为将来的讲和谈判创造一些有利条件，所以拒绝了近卫文麿的提议。战争继续在胜利完全无望的情况下进行。这一时期，无论境外战场还是遭受猛烈空袭的国内，伤亡都在迅速增加。四月五日，完全无所作为的小矶国昭内阁集体辞职，七日，海军出身的铃木贯太郎组建内阁。

就在政权更迭之前的四月一日，美国以1500艘战舰、18万士兵的庞大军队登陆冲绳本岛。守卫冲绳的第32军只有10万人，他们的任务是为了本土决战而担当弃子角色，要打持久战来消耗敌人，让敌人付出流血代价。为此，日军不仅完全没有采取保护冲绳县民众的措施，相反却大规模征用冲绳民众的劳力和物资，为补充军队战斗力动员民众，将中学生、女学生都编入战斗序列，或者令其担任护士（如铁血勤皇队、姬百合部队等）。在山洞中，日军直接或者间接强制冲绳民众集体自杀，还有以涉嫌担任美军间谍为由屠杀普通民众的事件。六月二十三日，司令官牛岛满自杀，日军有组织的抵抗终告结束。其他零散的顽抗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后的九月中旬。在这期间，日军的战死者达到了85000多人，冲绳县民死亡人数远超于此，达到了94000人。[1]

冲绳战事正酣的六月，御前会议决定为“护持国体、保卫皇土”进行本土决战，要在海洋、河流、陆地的任何一处采取“全军刺刀见红”的战法。同时解散大政翼赞会及其下属各团体，重新组织为国民义勇队，直接置于军队的指挥之下，这恰恰是以天皇为中心的法西斯统治的极端形式。但是，国民难以燃起斗志，就是全面动员起来的军队，连战斗的武器都没有，陷入了一种“士兵人数虽多，但都是杂牌军”（河边虎四郎参谋次长所言）的状态。

注释：

[1]根据日本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冲绳战役当地平民死亡人数（推定）为94000人，军人死亡94136人（冲绳县出身的军人及军属28228人，加上日本其他地区出身的军人65908人），美军死亡12520人。二〇一八年六月，冲绳和平纪念碑最新镌刻的日本死亡人员名单（含军人与平民）合计226938人，美国方面死亡人员名单合计14009人。——译者注

战败——美国投下原子弹与接受《波茨坦公告》

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二月四日开始的一周时间里，正当日本忙着准备绝望的本土决战的时候，盟国首脑即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元帅斯大林三人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在讨论德国投降后欧洲问题处理方式的同时，也谈及苏联对日参战及其条件。在这期间签订的秘密协定规定，苏联将在德国投降后两到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作为条件，第一，要恢复沙俄曾经在中国东北拥有的特权（控制旅顺、大连两个港口和中东、南满洲铁路），同时收回库页岛南部；第二，决定将千岛群岛割让给苏联。前者是对日俄战争的报复，而后者割占日本领土，实际上违背了盟国的领土不扩大原则。为了尽量不让美国人流血牺牲就迫使日本投降的罗斯福，认可了上述条件。

雅尔塔会议两个月后罗斯福总统病逝，副总统杜鲁门继任。四月十三日希特勒自杀，五月七日德国无条件投降。从四月到六月之间，同盟国50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美国旧金山，决定成立联合国。日本陷入同盟国的天罗地网，遭到彻底孤立。

直到六月份，昭和天皇才终于朝着寻求和平的方向迈出一步。内大臣木户幸一上奏，认为为了达成“护持国体乃至高无上之目标”，除了由天皇勇敢决断地收拾残局之外，别无他法，天皇接受了这一建议。结果，铃木贯太郎内阁寻求请苏联协调，进行和平谈判，东京与莫斯科的外交部门之间开始谈判。同时，还计划派遣近卫文麿为天皇特使出访莫斯科。但这一切都是竹篮打水，斯大林已经参加了七月十七日开始的三国首脑会议。

从七月十七日开始，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召开三国首脑会议。对杜鲁门来说，敦促苏联履行对日参战的承诺成为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会谈的第一天，斯大林就明确表明苏联将在八月十五日参加对日作战。但是，第二天杜鲁门从美国国内拿到了原子弹爆炸实验成功的报告。因此，杜鲁门等美国领导层改变了初衷，不再寄希望于苏联出兵，而是确信原子弹完全可以结束战争。美国开始背离雅尔塔会议中关于苏联在远东出兵的承诺，希望能够有效利用原子弹爆炸的威力，确保对战后世界的领导权。

原子弹爆炸成功，对美国正在准备的《波茨坦公告》产生了影响。对日宣言的前半部分，严厉警告日本负隅顽抗是走向灭亡之路，后半部分则列举了敦促日本投降的各项条件，包括彻底铲除军国主义，日本领土仅限于本州、北海道、四国、九州及其附属岛屿，解除军队武装，惩罚战争罪犯，恢复和强化民主主义，经济非军事化，以及为达成上述目标而对日本领土实行占领。在上述宣言的草案之中还包括在占领军完成上述目标，正式建立责任政府之后，占领军将立即撤出的内容；在责任政府的相关表述中含有“现有天皇血统基础上的君主立宪制”的字样，也就是说承认天皇制的存在与延续。但是，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这部分内容就被从草案中删除了。七月二十六日，《波茨坦公告》以美、英、中三国的名义正式发表（这时的苏联还没有对日宣战）。

七月二十七日，日本政府得知《波茨坦公告》的内容后，立即报告给天皇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二十八日，《波茨坦公告》在各大报纸上发表，铃木贯太郎首相发表谈话，并不认为这对于日本政府有重大意义，便置之不理。盟国认为这意味着日本拒绝宣言的相关内容，为美国投下原子弹提供了口实。

原子弹爆炸后的广岛街道。上午八点十五分，美国空军B-29轰炸机“艾诺拉·盖”号投下原子弹，广岛市7.6万户建筑物中的92%瞬间被毁。这张照片是在离爆炸中心点2.3公里御幸桥的西诘一带拍摄的。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八月六日，广岛御幸桥（照片摄影、提供：松重美人）

八月六日，美国首先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刹那间，整个城市陷入火海。原子弹的冲击波破坏力巨大，到这一年年末为止，死亡人数超过了14万，而且随着时间推移逐年上升，很多人长期饱受原子弹核辐射的痛苦。日本的战争指挥者大吃一惊，但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停止战争。

美国投下原子弹实际上促使了苏联提前对日宣战。八月八日，苏联以日本拒绝《波茨坦公告》为由发表对日作战宣言，从南库页岛到中国东北挥师大举进攻，比原来预定的时间早了一周。第二天上午，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召开，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外务大臣东乡茂德主张将维持天皇制、护持国体作为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唯一条件。针对这种看法，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与陆海军统帅部部长一起提出——（1）护持国体的同时还要增加其他条件；（2）军队自主撤兵（反对解除武装）；（3）日本自己惩治战犯；（4）不能占领日本等——四项条件，以此为前提接受《波茨坦公告》。双方意见针锋相对，争论不休，吵到八月九日，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造成了大约7万人死亡。当天深夜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军部依然坚持此前四个前提条件的主张，铃木贯太郎首相发言提出，“钦仰圣裁之外，别无他途”。天皇下定决心，以护持国体为唯一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

日本政府对于能否护持国体惴惴不安，美国政府答复日本称，从投降之时开始，天皇和日本政府的统治权将置于盟军最高司令官的管辖之下，同时，日本政府的体制形态将根据日本国民的自由意愿来最终确定。对于这一答复，在八月十四日的御前会议上，军部强硬派主张继续战斗到底，但天皇作出了自己的“圣断”，“有关国体之事，敌国亦予认可，并无丝毫不安”，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

正在倾听“玉音放送”的人们。八月十五日中午，收音机里传来了天皇本人的声音，国民得知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结束。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于东京有乐町《每日新闻》报社东京总社编辑局内（照片提供：每日新闻社）

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中午，昭和天皇通过广播电台下达《终战诏书》，至此，亚洲太平洋战争以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而告终，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

第四章
对日占领与战后改革

东京露天商人同业公会熬制了免费的菜粥，那些饱受战争苦难的人们在排队领取。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二月，东京上野车站前（照片提供：每日新闻社）

1.对日占领开始与旧体制的崩溃

战败与国民

通过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中午的“玉音放送”，很多日本国民第一次知道战争失败。在美军轰炸中失去家庭和亲人的人们，在冲绳之战惨败、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苏联对日宣战等瞬息万变的战争局势面前，已经完全失去了抵抗的意志。当然也有一些人带着“一亿玉碎”的决心要战斗到底。天皇对这些人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朕兹护持国体而得之，信倚尔忠良臣民之赤诚，常与尔臣民共在”。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的时候，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到天皇本人的声音。悔恨、震惊、因为战争终于结束而带来的某种安心感，还有对于国土今后要被占领的些许不安，这些情绪交织在一起，让很多日本国民茫茫然若有所失。

八月十五日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战斗都彻底结束。在冲绳，战争结束后各地仍通过游击战抗击美军，九月七日先岛群岛司令官和奄美群岛司令官向美军投降才宣告战争最终结束。在这期间有大量的岛民死亡。八月十一日苏联军队攻入南库页岛地区后战斗打响，二十八日日本军队才解除武装。千岛群岛上的战斗也持续到九月一日。

在满洲地区，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后大军杀入，关东军完全没有抵抗，高级军官和官员很早就逃回国内，军队也抛下开拓团的农民和平民向南撤退，零星的抵抗到八月末基本结束。在这期间，开拓团成员和平民饱受苏联军队的压迫，在艰难撤退的回国途中，很多人因为饥饿和疾病死去，他们仓皇之间甚至丢下孩子，连托付给中国老百姓的工夫都没有。在满洲的日本平民大约有155万人，据说死亡的达到了17.6万人。而且至今仍有超过3000人的日本孤儿遗留在华。

同时，投降的关东军士兵以及苏联从库页岛、千岛群岛捕获的俘虏总数有57万人，他们被驱往、扣留在苏联的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强制劳动，大约6.2万人因此死亡。在中国，由于随后爆发了国共内战，被收编进入国民政府军队之中而战死的日本士兵也不在少数。诸如此类，海外战争的结束情况不尽相同。

战争失败之时，在海外的日本军队和普通国民大约有660万人，如此一来，旧军人复员和平民归国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日本的船舶已经因为战争损失殆尽，能够使用的运送船舶只有30万吨，日本从美国那里租借船舶后，运送工作才终于走上正轨。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全年大约有81%滞留海外的日本人归国，到一九四九年（昭和二十四年）这项工作才基本上完成。

从苏联控制下的大连出发，满载第一批归国者进入长崎县佐世保港的“辰日丸”。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十二月八日于佐世保港（照片提供：每日新闻社）

归国者们仅仅携带着随身的行李踏上祖国的土地，等待他们的是通货膨胀和粮食短缺。无处寄身的人们只能暂时入住收容所，或者进入山脚下的开拓村劳动，不得不跋涉在苦难的道路上。

八月十五日，铃木贯太郎内阁集体辞职，十七日，成立了以东久迩宫稔彦为首相的皇族内阁。东久迩内阁尤其重视护持国体与维持国内治安，他将警察人数成倍增加，继续坚持《治安维持法》，并且监视左翼人士和在日朝鲜人的动向，根本没有释放政治犯。因此，在战争失败以后仍然有人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判死刑，也出现了如哲学家三木清那样死于监狱之中的例子。三木清之死甚至震惊了盟军当局，成为此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颁布《人权指令》的诱因。

另外，首相东久迩在记者招待会和议会上，这样表述关于战争失败的责任：“包括军人、官僚、国民在内的全体国民都必须彻底反省和忏悔。”将以天皇为首的战争领导人的责任暧昧处理，强调“一亿总忏悔”（全体国民总忏悔）。

开始对日占领

八月十五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任命为盟军最高司令官，八月三十日，他在神奈川县的厚木机场走下舷梯。九月二日，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麦克阿瑟及盟国各国代表与日本代表外务大臣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等举行了投降文书的签字仪式。九月八日，麦克阿瑟进入东京，在护城河畔可以俯瞰皇居的第一生命大楼设置盟军最高司令官的总司令部，开始对日本的占领。从九月到十月，有43万占领军进驻日本各地，虽然其中一部分是英联邦的部队，但本质上是美军对日本的单独占领。

得到美国总统批准而公开发表的美国对日初期政策目标是不让日本重新成为美国的威胁，这就需要彻底解除其武装，实现非军事化，尊重日本国民的基本人权，建立民主主义的议会政治。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最开始的计划是直接在日本实施军事统治，但是由于日本宣布投降的时间比预想中早，军事统治的各项准备并不充分。考虑到要用最少的兵力和资源来实现对日本占领，美国转而利用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权机构、诸多机关来进行间接统治。

所谓的间接统治，就是驻日盟军总司令部通过指令、备忘录、书信等方式发出命令，日本政府将其变为法令来付诸实施，如果来不及变为法令，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则将命令直接以“波茨坦敕令”的形式予以公布。

首相东久迩在强调“一亿总忏悔”的时候，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已经开始进行有关战犯的调查，并在九月十日签署了对原首相东条英机等39人的逮捕令。此后战犯的范围逐渐扩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苏联等国家都强烈要求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在美国一九四五年六月的舆论调查中，要求处死天皇的比例达到33%，主张其入狱或者流放国外的达到20%，主张由法庭来处置的占到17%，形势非常严峻。

九月二十七日，昭和天皇进入美国大使馆官邸造访麦克阿瑟。在这次会见中天皇称战争的“决定和行动所有的责任在予一人，个人愿意听凭列国裁决”，这席话感动了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一九六四年）。但是，这一会见相关的正式记录并没有公开发表，很多历史研究学者都对麦克阿瑟的记述表示怀疑。当时只有翻译奥村胜藏一人在场，在他的手记中，只有天皇谈道“自己个人曾考虑极力避免战争发生，但最终眼看着走上这条道路，正是自己最为遗憾之事”的记录而并未谈及战争责任问题。对麦克阿瑟来说，如果想顺利实施占领，利用天皇是有必要的。

东久迩内阁尝试保存旧体制的做法引发了来自盟国方面日益高涨的舆论批判。十月四日，盟军总司令部发布了《人权指令》。其要点包括：第一，保障就天皇和政府进行自由讨论的权利；第二，废止《治安维持法》等带有镇压性质的法规；第三，释放政治犯；第四，停止内务省警保局、警视厅、特高警察的职能，罢免治安当局的责任人。基于皇族权威、以摆脱战时体制和进行战后处理为使命的东久迩内阁，因为无法回应《人权指令》而集体辞职。此后，盟军总司令部的民主化政策开始不断加速。

战前即主张对欧美采取协调外交的币原喜重郎被选为新一任首相，内阁于十月九日组建。两天之后，首相币原喜重郎造访麦克阿瑟。在会谈中，麦克阿瑟提出要对日本旧宪法进行自由主义的修改，同时还指示实施“五大改革”：（1）给予妇女参政权；（2）鼓励成立工会；（3）教育的自由主义化；（4）废止秘密警察；（5）推动经济制度民主化。

币原喜重郎内阁立即着手进行改革。十月十日以后，释放了以德田球一等共产党干部为首的大约2400名政治犯，废除了《治安维持法》等带有镇压性质的法令，特高警察等天皇制国家的治安机构彻底解体。

其实包括“五大改革”在内的很多课题，日本政府早已开始积极准备着手解决。其中之一是修改《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内容包括承认妇女的参政权，将有选举权公民的年龄从25岁降到20岁，等等。这些修改，在第89次议会上得以通过，并在十二月十七日正式公布。正是因为战前市川房枝等人坚持不懈推动的妇女选举权运动，政府才能够直接认可妇女的参政权。

《工会法》实际上在东久迩内阁时期就已经着手准备，币原喜重郎内阁的劳务法制审议委员会负责起草法案，发挥关键作用的是劳动法学者末弘严太郎和工人运动领袖松冈驹吉、西尾末广。松冈等右派社会民主主义者以战前和战中关于工会立法的要求为基础，得到了盟军总司令部的支持，在议会中通过了工会法案。十二月二十二日法案对外公布。这一法律保护了劳工的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规定设立由劳动者、雇佣者以及第三方共同组成的劳动委员会等。

币原喜重郎内阁还有一项农地制度的改革。在解决迫在眉睫的粮食危机的过程中，政府认识到改革地主—佃农关系的必要性。农林大臣松村谦三从粮食增产和防止农民士气消沉的观点出发，提出了农地改革的方案。在这一方案中，国家承认在农村的地主可以拥有5町步（大约5公顷）的土地，超过部分的佃耕田则要求强制转让。但是，盟军总司令部仍然认为这种改革不够，命令提出更为彻底的农地改革方案，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后文将叙及的第二次农地改革。

在改革进行过程中，对皇室制度（包括裕仁天皇的处置）、国家机构的改革也成为棘手的问题。针对天皇存在着非常激烈的讨论，既有天皇退位论，也有作为战犯起诉的要求，社会舆论中关于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声音也沸反盈天。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一月一日，天皇颁布了所谓《人间宣言》的诏书。诏书提出，天皇与国民以相互信赖和敬仰爱戴为基础，而不是来自神话和传说中那种虚构的观念，即所谓“天皇是现御神，日本国民是比其他国民更优越的民族”，否定了自己的神性以及日本民族优越论。这一诏书由盟军总司令部与日本政府合作完成，体现了盟军总司令部决心彻底革除日本军国主义与超国家主义的意图。

在这之后的一月二十五日，麦克阿瑟写信给艾森豪威尔参谋总长，传达了决定不把天皇作为战犯进行起诉的想法，其中言及：“天皇是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如果废除天皇，则有可能造成日本社会土崩瓦解。”

这一年二月，天皇一改战前身着大元帅服的样子，一身西装打扮，以温和的形象巡幸神奈川县的川崎、鹤见、横滨等地。以此为开端，天皇在各地巡幸，他进入工厂、战争受灾地区，甚至下到煤矿之中，在国民面前展示了一位“人间天皇”的形象，这为此后的“象征天皇”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政党复活与开除公职

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四月举行的大选中，政府推荐的候选人当选者381名，而非政府推荐的候选人仅有85名当选。可以看出，议会已经沦为政府的附属。这次大选之后，旧政党势力结成了翼赞政治会以支持战时体制。一九四五年三月，翼赞政治会解散，成立了大日本政治会，在议会中占据压倒性多数。鸠山一郎等人成立的同交会，既没有参加过翼赞政治会，也没有参加后来的大日本政治会。

正是这个同交会，在战争失败以后立即开始着手组建政党。同交会以鸠山一郎为总裁，拉起43名议员组建了日本自由党。原民政党和政友党的部分大日本政治会的议员，在十一月十六日组建了日本进步党。原无产阶级政党十一月二日组建了日本社会党，片山哲被选为总书记。日本共产党在德田球一等干部被释放以后，也立即开展活动。

币原喜重郎内阁修改了《众议院选举法》，次年一月决定举行大选。但是盟军总司令部在大选前宣布开除战争期间协助过战争的相关人员，认为选举新议会对日本实现民主化至关重要。基于这种判断，政府须推迟选举时间，先着手准备清理开除公职人员的工作。

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盟军总司令部将开除相关公职人员的备忘录交到政府手中，被开除公职的人包括：（1）战争罪犯；（2）职业陆海军人；（3）国家主义团体参与者；（4）大政翼赞会、翼赞政治会、大日本政治会的中坚分子；（5）殖民地、被占领地区相关企业的干部；（6）其他军国主义者、极端国家主义者。“开除公职令”使政府和各政党受到沉重打击，币原喜重郎内阁之中有5人在被开除的名单上，只能被迫重新改组。翼赞选举推荐的议员全部都是需要开除的对象，进步党的274名议员中有260人被开除，自由党43名议员中有30人被开除，社会党17名议员中有11人被开除。

一九四七年一月，开除公职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地方公共团体、财界、舆论界，被开除者超过20万人。由于盟军总司令部在占领统治中需要利用官僚的力量，所以官僚们逃过此劫，这也是战后日本政局中官僚握有大权的原因。

战后的第一次大选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举行，2770名候选人中女性候选人有79名，候选人中大约95%为第一次参选，这也体现出了开除公职所带来的影响。投票结果是保守派与革新派的比例为7:3，保守派确立了优势地位，同时也诞生了39名女性议员。

2.民主化的进展与修改宪法

粮食短缺与通货膨胀下的国民

战争结束后，国民刚刚从战争的恐怖中被解放出来，但很快就面临着粮食短缺与严重通货膨胀的威胁。

从战争时期开始，日本国民的饮食就被极端地压缩。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秋天稻米收获时，产量只达到平常年份的三分之二，这样下去可能会有1000万国民饿死。虽然美国方面给予了紧急的粮食援助，从而避免了最坏的情况发生，但此后粮食危机一直持续到一九四八年（昭和二十三年）。即便像一九四六年这样的丰收之年，民众必要的口粮也无法满足，各地先后出现了无法按时配给和配给不到位的现象。粮食短缺，是因为此前从朝鲜和台湾地区进口粮食的渠道彻底断绝，而农民不愿意向国家出售手中的大米，宁可将其流入黑市赚取高额利润。为此政府将大米收购价格提高了两倍，并采取强制收购的方式，各地情况不同，甚至可以看到“吉普收购”的现象，即美军乘坐军用吉普车到现场监督收购大米。即便如此，粮食供应紧缺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城里的人们只能从黑市购买高价大米或者跑到近郊农村购买，想尽办法来应对粮食不足的严峻状况。城里人用和服、宝石等奢侈品去农村通过物物交换换来一些大米、红薯等粮食充饥，不得不过着类似这样的“竹笋生活”[1]。

战争失败的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发生了明治末年以来最严重的大灾荒。为了拿到粮食，人们不得不乘坐列车去城市近郊的农家等地购买，图为列车返程的景象。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地点不明（照片提供：每日新闻社）

通货膨胀让已经深受粮食短缺之苦的国民雪上加霜。战败的前一年，通货膨胀已经开始，随着战败愈演愈烈。到一九四九年（昭和二十四年）为止，物价持续飞涨，与战前（一九三四—一九三六年的平均水平）相比，批发价大约涨了90倍，而零售价也涨了大约60倍。其中服装等纤维制品涨了370倍，粮食涨了250倍，国民生活苦不堪言。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承认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治安警察也被解散，这就为群众运动的高涨提供了条件。从茫然自失的状态中觉醒的工人们，为了保证基本生活纷纷开始组织工会。到一九四五年年末工会数量达到509个，工会会员达到38万人，一九四六年达到492万人，超过40%的工人被组织起来。

一九四六年一月，战争时期在中国延安长期从事反战运动的日本共产党人野坂参三回到日本，以此为契机，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中心的民主主义势力团结起来，轰轰烈烈地推动“人民战线”的形成。

在农村地区的农地改革之前，各地农民反对地主征地和政府强制收购大米，纷纷组织农民组合。一九四六年二月成立了日本农民组合。妇女运动同样发展很快。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市川房枝和山高茂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日本妇女同盟。一九四六年二月，继承战前全国水平社的部落解放全国委员会成立并着手开展活动。

就连出门购买车票的钱都不够，政府配给晚了10天以上，5天要靠像剥竹笋一样维持，而且饭桌上只有海带汤的生活。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于东京（照片提供：每日新闻社）

在民主化运动高歌猛进的情况下，如前所述，四月十日，举行了战后第一次大选，由于执政党进步党议席大规模减少，币原喜重郎内阁摇摇欲坠，但仍然试图维持政权不愿意下台。针对这种情况，自由党、社会党、协同党和共产党四党合作，成立了推翻币原喜重郎内阁共同委员会，展开了倒阁运动。四月二十二日，币原喜重郎内阁集体辞职。此后的30多天里，日本政局扑朔迷离，各种各样的联合构想都没有结果。而且被推荐为下一任首相候选人的自由党总裁鸠山一郎因为被开除公职只能辞去总裁一职，由外务大臣吉田茂接任。吉田茂与进步党合作，尝试建立保守联合政权。但是，此前已经在东京开始的“给我大米”运动迅速蔓延开来，到五月十九日更是如火如荼，有29万人参加了“获得米饭人民大会”。为此，吉田茂一度放弃组织内阁的念头，这时候麦克阿瑟伸出援手。麦克阿瑟发表声明称“决不允许暴民示威”，于是“给我大米”运动慢慢平息下来。五月二十二日，吉田茂内阁通过联合自由与进步两党，在盟军总司令部的支持下成立了保守政权。

注释：

[1]指当时的民众生活艰辛，为了维持生计只能不断典当家里值钱的东西，就像竹笋一样，被一层一层慢慢搜刮殆尽。——译者注

新宪法的制定

一九四六年六月，吉田茂内阁向第90次临时议会提出了《宪法修正案》，这一修正案的出台经历了非常复杂的过程。

如前所述，一九四五年十月币原喜重郎内阁成立伊始，麦克阿瑟就委婉提示要对宪法进行自由主义的修正。但是由于币原喜重郎对修改宪法态度消极，麦克阿瑟就向近卫文麿暗示这一意向。近卫文麿遂以内大臣府御用挂的身份承担修改宪法的任务，与自由主义宪法学者佐佐木惣一共同准备。币原喜重郎内阁则对近卫文麿的动向做出反应，任命国务大臣松本烝治为委员长，设置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松本委员会）。如此一来，在宪法修改问题上就形成了内阁与内大臣府之间的竞争。

但是，对于近卫文麿承担修改宪法一事，各方面的批评声音不绝于耳。盟军总司令部内部认为不能指望有战犯嫌疑的近卫文麿制定出民主的宪法。为此，盟军总司令部发表声明，指出盟军总司令部与近卫文麿的宪法修正案并无瓜葛，这让近卫文麿的希望彻底落空。另外，松本委员会召集了主张“天皇机关说”的学者和一些官僚逐条审议《明治宪法》，在此基础上国务大臣松本烝治在议会中对修改宪法的原则进行了说明。内容包括：（1）天皇统治权的大原则不变；（2）扩大议会权限；（3）国务大臣在国家政治的各个方面辅弼天皇、对议会负责；（4）在议会确定的法律之外，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不受限制等四项。

日本民间也起草了几个宪法草案，其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发表的《宪法草案纲要》，由高野岩三郎、铃木安藏等人组成的宪法研究会所起草。这一草案是在会员们讨论的基础上，以铃木为主导形成的。铃木安藏是《明治宪法》制定史以及自由民权运动方面的研究者，从他的研究成果出发，研究会参考了自由民权时期私人拟定的宪法以及欧美各国宪法，起草的宪法草案内容非常民主，其中包括国民主权的原则、国民拥有“健康且有文化水准生活的权利”、男女完全平等、禁止民族和人种歧视，等等。宪法研究会提出的这一宪法草案，得到盟军总司令部很高的评价，对后来盟军总司令部拟定的宪法草案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与此同时，币原喜重郎内阁的松本委员会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向内阁会议提出了起草完成的《宪法修正纲要》。纲要规定，“天皇至尊且不受侵犯”，规定天皇掌握统治权和统帅权，本质上是继承了《明治宪法》。二月一日，这一纲要被《每日新闻》报社以特讯的方式公之于众。社会党与共产党以及媒体纷纷批判这一纲要太过保守。次日，盟军总司令部民政局局长惠特尼向麦克阿瑟表示，松本委员会制定的宪法修正案太过保守，在修改宪法的问题上，建议应该向日本政府说明盟军总司令部的指导方针。三天以后，麦克阿瑟决定由盟军总司令部来完成宪法草案。他向惠特尼说明了三个基本原则：（1）“天皇乃国之最高”，他的职务、权能需要基于国民的基本意志来行使；（2）放弃包括防卫战争在内一切形式的战争，并不得保有军事力量；（3）废止封建制度。麦克阿瑟之所以急于修改日本宪法，是意识到有必要制定一种宪法草案，在联合国的对日管理政策制定机构即远东委员会成立之前，确保已经作为“象征”存在的天皇制能够延续。这种担心的根源在于远东委员会中苏联和澳大利亚等国要求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

二月四日，民政局局长惠特尼组织了包括副局长凯迪斯等在内的25名局内人员，命令他们以麦克阿瑟提出的三原则为基础来起草宪法草案。以凯迪斯为中心的25人仅仅用了9天时间就完成了草案的拟定。民政局的宪法草案在前言中倡导国民主权和永久和平，又加入了如实行以主权在民为基础的象征天皇制、放弃战争、确保广泛国民的基本人权、实行国家权力最高机关的一院制议会、地方自治等诸多内容。[1]

二月十三日，惠特尼和凯迪斯在东京麻布的外务大臣官邸与国务大臣松本烝治、外务大臣吉田茂见面。席间惠特尼以日本政府提出的宪法修正案难以接受为理由，将盟军总司令部的宪法草案递交日方。惠特尼同时还告知，麦克阿瑟本应将天皇作为战犯进行调查取证，但他顶住了他国压力，保护了天皇。同时，他强调为了能够早日结束对日本的占领，日本政府应该考虑接受这一草案。惠特尼还说，希望能够以由日本政府提出，然后最高司令官对其表示支持的方式公之于众。

日本政府虽然无奈地接受了草案，但多次向盟军总司令部要求重新考虑调整，二月二十一日首相币原喜重郎也与麦克阿瑟进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麦克阿瑟强调，象征天皇制和放弃战争是为了维护天皇制度而确立的，说服了币原喜重郎。第二天，政府接受了盟军总司令部提出的草案，并且开始以盟军总司令部的草案为基础着手起草宪法修正案。主要负责人国务大臣松本烝治和法制局的干部们用“日本国民最高的总体意志”这种暧昧的方式来表达国民主权，将一院制改为二院制，尝试进行修正，三月六日，日本政府将这份《帝国宪法草案纲要》公之于众。

日本国民看到这次公布的修正案与二月一日《每日新闻》刊载的修正案大相径庭，震惊不已，纷纷表示欢迎。各大媒体也都发表社论表示全面赞同。此前要求修改宪法修正纲要的自由、进步两党，如今立场为之一变，表示赞成新草案。

宪法修正草案被提交到一九四六年六月开始召开的第90次临时国会，议会集中对宪法进行审议，提出的修改意见达86条。

日本政府提交的草案中，将国民主权的表达暧昧处理，第一条表述为“天皇是基于日本国民最高的总体意志”。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向麦克阿瑟传达了《关于日本新宪法的基本原则》，盟军总司令部在远东委员会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向日本政府要求明确写入国民主权，这样才最终变成现在宪法里的表述，天皇的“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2]。

关于第九条放弃战争条款，首相吉田茂在国会答辩中始终坚持放弃包括自卫战争在内的所有形式的战争，不保有战争力量。但是，修改宪法小委员会的芦田均委员长提出了修改意见，在第九条第一款放弃战争规定之后，第二款不保留战争力量之前，增加了一句“为达到前项目的”[3]。芦田均提出，等将来当重新武装日本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通过此条修改，将有可能认可自卫战争。也就是说，如果把前面的第一款解释为放弃侵略战争的话，那么第二款中的不保持战争力量，就不包括为了自卫而拥有军队。诸如此类的重要修改还有不少。十一月三日，《日本国宪法》对外公布，第二年五月三日开始正式施行，以国民主权、和平主义和尊重基本人权三大原则为支柱的最高法律规范终于诞生。

注释：

[1]最终通过的《日本国宪法》的前言如下：“日本国民决心通过正式选出的国会中的代表而行动，为了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确保与各国人民合作而取得的成果和自由带给我们全国的恩惠，消除因政府行为而再次发生的战祸，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并制定本宪法。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这是人类普遍的原理，本宪法即以此原理为根据。凡与此相反的一切宪法、法律、法令和诏敕，我们均将排除之。日本国民期望持久的和平，深知支配人类相互关系的崇高理想，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公正与信义，决心保持我们的安全与生存。我们希望在努力维护和平，从地球上永远消灭专制与隶属、压迫与偏见的国际社会中，占有光荣的地位。我们确认，全世界人民都同等具有免于恐怖和贫困并在和平中生存的权利。我们相信，任何国家都不得只顾本国而不顾他国，政治道德的法则是普遍的法则，遵守这一法则是维持本国主权并欲同他国建立对等关系的各国的责任。日本国民誓以国家的名誉，竭尽全力以达到这一崇高的理想和目的。”——译者注

[2]最终通过的《日本国宪法》第一章“天皇”第一条规定如下：“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译者注

[3]最终通过的《日本国宪法》第二章“放弃战争”第九条“放弃战争，战争力量及交战权的否认”具体规定如下：“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②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译者注

远东国际军事审判

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五月三日，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简称为东京审判）正式开庭。根据联合国的共同意见，战争犯罪分为三种：（1）违反国际法规定的战争法规或者惯例的“一般战争犯罪”；（2）参与侵略战争的计划、准备与执行等的“反和平罪”；（3）战争期间针对普通民众犯下非人道行为的“危害人类罪”。以犯有上述罪行为由，法庭将原首相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嫌疑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在审判过程中，检方提出了大量的证据资料和证言，从一九二八年炸死张作霖事件开始到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战争的过程被公之于众。对日本国民来说，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到真相。特别是在南京大屠杀和巴丹死亡行军中日军虐待和枪杀俘虏的野蛮暴行，让日本国民受到了强烈的震动。这一审判持续了大约两年半之久，一九四八年（昭和二十三年）十一月，澳大利亚的韦伯审判长宣读了判决书。根据判决，除去被认为精神失常的大川周明和已经病死的松冈洋右、永野修身3人，其他25人全部有罪，东条英机等6名军人和文职人员广田弘毅共计7人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处终身监禁，2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月二十三日，东条英机等7人被执行死刑。第二天，盟军总司令部释放了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至此甲级战犯审判彻底结束。

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东京审判）甲级战犯的被告席。被告席的前列左起第五人为原首相东条英机。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五月三日，于东京市谷陆军省大讲堂（照片提供：每日新闻社）

与甲级战犯的审判有所不同，那些因为虐待俘虏或者对非战斗人员施以暴行而被起诉的乙、丙级战犯，在联合国各国设立的法庭中进行审判。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有5.5万名，其中被起诉的有5700人。审判的结果，有984人被判处死刑，3419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其他人被判无罪或者撤销起诉。被处以死刑的人中，因为上司的命令而无奈执行甚至替上司承担责任者不在少数。还有一些人是错遭逮捕和起诉，因为语言不通而没有得到公正审判的也有不少。乙、丙级战犯被处死的包括不少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他们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迫于日本军队的淫威行残虐之事，最终被判处死刑，这些悲剧应该永远牢记。

战后改革的进展

与宪法审议同时推进的，是盟军总司令部主导的民主改革。这里除了劳动改革、农地改革和解散财阀这三大改革之外，还涵括了教育改革和家庭制度改革等多个方面。

与劳动改革相关的举措很多，币原喜重郎内阁时就通过了《工会法》，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九月通过了《劳动关系调整法》，它其实是将美国的制度移植过来，确定设置负责斡旋、调停、仲裁劳资纠纷的劳动委员会，规定有关公益事业的劳资纠纷的限度等。一九四七年四月，制定了《劳动基准法》，规定了一天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劳动条件以及保护女性劳动者等内容。

农地改革方面，如前所述，币原喜重郎内阁已经开始着手实施，但不够彻底。为此盟军总司令部要求进行改革，确保佃农从被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最终一九四六年十月的第二次农地改革得以实现。改革后，村庄里的地主只能保有1町步（北海道可以保留4町步）的土地，自耕田与所有佃耕田合计不能超过3町步。由此，80%的佃耕田都被释放出来，寄生性的地主制度土崩瓦解，极大提高了农民辛勤劳动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迅速提升。

解散财阀是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盟军总司令部向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发出解散指令开始的。这些大财阀以家族出资控股的总公司为顶点，向众多子公司、孙公司注资，控制了金字塔形的众多企业。美国要求解散财阀，希望能够分配集中在他们手中的财富，实现真正的自由竞争。一九四六年八月成立了持股企业整顿委员会，对包括四大财阀在内的83家持股企业予以解散或者股票清算，力图通过解散财阀推动大企业的解体，一九四七年四月公布《禁止垄断法》，十二月公布了《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

学校教育改革与家庭制度的废止

美国对形成日本军国主义的温床——教育非常重视，在战争期间就开始研究改革的方针。盟军总司令部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之后接连发出指令：开除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教职员，禁止国家神道，停止修身、日本史、地理教育，等等，为教育改革提供了前提。一九四六年三月，美国教育使节团到日本访问。为了配合此次活动，日本方面也成立了以东京大学总长南原繁为委员长的日本教育委员会。教育使节团在日本方面委员会的帮助下，很快就整理完成了报告书，提交给麦克阿瑟。报告书中提出了诸多建议，如强调与个人能力及适应性相匹配的民主主义教育理念，排除文部省对于教育内容的干涉，在府县、市町村通过公选来设置教育委员会，为保证教育机会均等采取一贯制教育以及延长义务教育等。根据这些建议，一九四七年三月，按照新宪法的精神制定和公布了《教育基本法》与《学校教育法》，六三三四制[1]和男女同校这样崭新的学校制度建立了起来。

现代日本的家庭制度，包括强大的户主权、妻子对丈夫的从属、孩子对父母的从属以及宗祧继承等，这种父权家长制成为天皇制社会的基础。但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家庭制度的外在表现与内核逐渐发生了分离。如前所述，宪法研究会和社会党、共产党两党的宪法草案中都提出了废除家庭制度。盟军总司令部的草案也从男女平等的立场出发，要求废除与此精神相悖的法律。在议会的宪法审议与司法法制审议会上，关于修改民法议题，虽然保守派坚决主张保留，但最终仍然从法律上废除了家庭制度，客观上催生了现代的家庭制度。

以制定日本国宪法为中心的各项改革，虽然带有浓厚的占领军自上而下改革的色彩，但日本社会内部各项条件慢慢成熟，大部分国民都支持这些改革。

注释：

[1]六三三四制的学制始行于美国。在这种学制下，各阶段的年限为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高等教育四年。——编者注

3.签订讲和条约之路

社会党政权的诞生

随着新宪法的公布，一九四七年（昭和二十二年）四月，举行了地方选举与参、众两院的议员选举。最终社会党在众议院获得143席，在参议院获得47席，在两院都成为第一大党，但是并没有过半数。为此民主党和国民协同党联合，社会党委员长片山哲成为首相，日本第一个社会党政权诞生。

片山哲内阁面临的任务包括如何解决经济危机以及建立新宪法体制。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和恢复生产，片山内阁确定了“新物价体系”，将物价水准控制在战前（一九三四—一九三六年的平均值）的大约60—65倍，工资维持在27.8倍的水平，这些措施不过是强迫辛勤劳动的民众忍受贫困生活。采取的措施还包括所谓“倾斜式生产方式”，也就是政府将资金大量投入煤炭、钢铁等重点部门，扩大了日本产业的基础部分。

为了适应劳动者地位提高以及劳工运动蓬勃发展的现实，新设了管理劳动行政的劳动省，其中还设置了妇女少年局，社会主义者、女性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山川菊荣任第一任局长，令人印象深刻。另外，解散了控制国民的关键机构内务省，其职能分散到地方自治委员会、公安厅、建设院等部门，同时推进了警察的地方分权化。与此同时，根据一九四七年十月制定的《国家公务员法》，各级公务员从战前“天皇的官吏”转变为战后“国民的公仆”。

在新宪法实行的过程中还有其他一系列改革，比如废止了此前一直被视为“皇室藩屏”的华族制度，规定除秩父宫、高松宫、三笠宫这三宫家以外的皇族全部脱离皇籍。这样一来，就否定了支撑战前天皇制度的特权身份。至于天皇制意识形态的支柱《教育敕语》，一九四八年六月，根据众参两院的决议彻底失效。

冷战的激化与对日政策的转变

一九四七年（昭和二十二年）三月，美国杜鲁门总统以保护希腊和土耳其免受集权主义的威胁为由，宣布向这一地区提供援助。此后的三个月时间里，美国政府发布了对欧洲的大规模紧急援助计划，从一九四八年开始的三年中，将向西欧国家提供总额为120亿美元的援助，史称“马歇尔计划”。苏联则针锋相对，团结东欧国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势力范围。以美苏两大国为核心的东西方冷战格局正式形成。

亚洲的形势也急转直下。日本投降以后，朝鲜半岛以北纬38度线为界由美苏两国分别占领。尽管朝鲜人为建立统一政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一九四八年八月南方的大韩民国（韩国）、九月北方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分别成立，南北分裂的国家之间对立紧张。在中国，日本投降不久后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发生冲突，虽然一九四六年一月签署了《停战协定》，但是国民政府军从四月份开始在东北地区、随后七月份在华中地区向中国共产党发起攻击，内战全面爆发。其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尽管国民政府军在美国的援助下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但是随后共产党的军队逐渐占据上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势力逃往台湾。美国的远东政策原本以国民政府为反对苏联阵营的核心，由于国民政府的失败，美国必须重新考虑调整包括对日政策在内的整个远东政策。

一九四七年三月，麦克阿瑟开始倡导尽快对日讲和，同时美国国务院远东局也开始讨论“惩罚性”讲和方案，确保讲和之后能将日本置于国际监督之下。这些与冷战对立格局其实并无关联，但是，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内部的对日政策开始出现转变。一九四七年五月，国务卿艾奇逊发表演说，提出要在欧洲和亚洲重建德国和日本，使之变成“两大工厂”，为两个地区的经济复兴发挥作用。八月以后，提出遏制战略的乔治·凯南（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开始调整对日政策。在这种背景下，一九四八年一月，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发表演说，提出为了把日本变成东亚防范集权主义的防波堤，有必要重新考虑调整占领政策，更加重视经济复兴。

一九四八年五月，美国政府的政策研究室提出了《美国对日政策建议》，十月，这份文件作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报告被提交给杜鲁门总统并得到认可。这份包含20条建议的文件提出，对日讲和应该尽快进行，而且不应该将其变成一种惩罚性的讲和。在安全保障方面加入了很多内容，包括讲和之前在日美军规模削减与讲和之后长期保有冲绳并扩充基地，维持横须贺基地，加强警察力量建设，等等。关于占领管理的问题，提出要将行政责任移交日本政府，缩小最高司令长官的权限，不强制日本政府进行新的改革等。这样，对日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放在了经济复兴之上，通过美国长期的经济援助推动日本恢复对外出口，同时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财政预算均衡。

麦克阿瑟对新的对日政策非常排斥，但因为有总统的认可而束手无策，最终转而执行经济复兴政策。

改弦易辙的开始

一九四八年十月，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相应，第二次吉田茂内阁成立。吉田茂内阁是少数派执政党，于是在同年十二月解散众议院，在次年一月的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取得了单独过半数的地位，至此第三次吉田茂内阁成立。第三次吉田茂内阁作为保守的稳定政权，成为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承接者，此后开始推行一系列被称为“改弦易辙”的新政策。

吉田茂内阁从麦克阿瑟那里得到了美国政府向盟军总司令部发出的稳定经济九原则的指令，包括均衡综合预算、强化税款征收、限定融资流向重要产业、稳定工资、强化价格控制、强化汇兑管理、振兴出口、增加工业制成品产量、提高粮食供应等。通过推行这些措施，确保了实行单一汇率的各种必需条件。为了保证这九项原则的实施，美国政府派遣底特律银行董事长约瑟夫·道奇担任盟军总司令部的财政顾问。

被称为“道奇路线”的通货紧缩政策，对稳定消费者物价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对机械器具、煤炭等部门造成了打击，中小企业纷纷破产。控制工资、整顿行政导致大量人员被解雇。

考虑到大量裁员可能会引发工人的抗议，吉田茂内阁根据《波茨坦政令》在一九四九年通过了《团体等规正令》，规定政治团体有义务提出详细记录文书，希望借此取缔日本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同时，东京都等20个县、19个市制定了《公安条例》，规定示威游行和集会必须事前获得允许，以此来控制大众的集体活动。

一九四九年五月，国会通过了《行政机关职员定员法》，各个省厅、国有铁路公司、公共社团共裁员28万人，地方自治团体裁员13万人。其中国有铁路公司最开始准备裁员12万人，七月四日第一次宣布裁员3.07万人，两天以后，国有铁路公司总裁下山定则被列车碾压的遗体被发现（史称“下山事件”）。十二日，国有铁路公司宣布第二次裁员6.3万人，三天以后东京中央线三鹰车站里的无人电车突然启动引发脱轨，导致六人死亡（史称“三鹰事件”）。八月十七日，东北本线松川车站附近列车发生倾覆，导致三名乘务员死亡（史称“松川事件”）。第二天，官房长官增田甲子七异乎寻常地发表声明，“推断这一事件是集团组织的有计划的破坏活动”，随后很多共产党员被捕。

连续发生的下山、三鹰、松川三起诡异事件，真相一直没有揭开。三鹰事件中有一人被判处死刑，松川事件经过多年的审判斗争，最终全体人员被判无罪。这些事件造成雇主可以轻易而举地大量解雇员工，行政机关和民间工会的反抗斗争接二连三遭到失败的恶果。

随后而来的是清洗赤色分子。一九五〇年（昭和二十五年）五月三日，麦克阿瑟在宪法纪念日发表演说，批判日本共产党是“国际侵略势力的爪牙”，实际上就是隐讳地宣布其非法。六月六日，麦克阿瑟指示吉田茂将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24人开除公职，第二天开除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的17名编辑人员。从镇压共产党开始的清洗赤色分子运动很快波及普通的新闻媒体机构，《朝日新闻》以及其他新闻社、通讯社和日本放送协会（NHK）大约336名职员突然被解雇。之后清洗愈演愈烈，民间企业有1.1万人、公务员有近1200人也遭到解雇。

与清洗赤色分子形成鲜明对比，一九五〇年（昭和二十五年）十月，吉田茂内阁第一次解除“开除公职令”，影响人数达到了10090人。清洗赤色分子与解除“开除公职令”是“改弦易辙”最典型的体现。

朝鲜战争与重新武装的开始

一九五〇年（昭和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一九四八年朝鲜南北分裂分别建国之后，韩国与朝鲜的关系持续紧张。战争由朝鲜发动攻击开始，二十八日朝军就占领了首尔。六月二十七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认定朝鲜为侵略者，七月七日，安理会决定创设联合国军并任命麦克阿瑟为总司令。战争呈现出胶着的拉锯状态。十月下旬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在日本的美国军队几乎全部被投放到朝鲜。

朝鲜战争对日本造成了重大影响。战争爆发两周后的七月八日，麦克阿瑟命令日本创设7.5万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要求海上保安厅增加定员8000人。本来麦克阿瑟是反对重新武装日本的，但是因为苏联拥有原子弹（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十月）等而开始动摇，最终态度转变为承认可以建立警察部队。他在一九五〇年的新年致辞中明确提道，“宪法第九条并没有否定自卫权”。一九五〇年八月《警察预备队令》颁布，由此出现了以维护国内治安为任务的警察预备队，这是日本重新武装的起点。

因为“道奇路线”陷入通货紧缩的日本经济，得益于朝鲜战争爆发带来的特别需求而暂时获得喘息之机。特别需求指美国军队直接从日本购买种类繁多的物资和服务，所需物资包括棉布、汽车零部件、卡车、煤炭、麻袋等。所有交易都是用美元支付的，这对于当时美元奇缺的日本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一九五一年（昭和二十六年），日本经济已经基本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缔结《旧金山和约》

一九四九年（昭和二十四年）九月，美国政府内部再次讨论对日讲和问题。美国国务院主张推动讲和，希望把日本变成美国在东亚地区对抗苏联和中国的据点。另外，美国国防部从希望长期保有在日本美军基地的立场出发，反对对日讲和。麦克阿瑟赞同推动讲和。一九五〇年（昭和二十五年）四月，杜鲁门总统任命约翰·H.杜勒斯为国务院顾问，负责调停国务院、国防部和盟军总司令部三者之间的关系，负责对日讲和问题。杜勒斯在六月完成了《对日和平条约》备忘录。在这份文件里，确定了美国的长期目标是把日本塑造成为亲美反苏国家，创设防止被间接侵略的“强有力的警察部队”，缔结不同于讲和条约的安全保障协定，等等。在此基础上，杜勒斯造访日本，与同时到达日本的国防部长等人同麦克阿瑟会谈。在会谈中，麦克阿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表示认可讲和之后维持包括冲绳在内的在日美军基地的想法，至此三方立场互相靠近。朝鲜战争的爆发，使讲和之后美国驻留日本的必要性空前强化。美国国务院的考虑与国防部的主张逐渐靠近，主张讲和条约和继续使用在日美军基地的安全保障条约要同时生效。

为此，日本方面在一九五〇年四月以大藏大臣池田勇人为团长的经济使节团访问美国时，与道奇进行会谈并转达了首相的意见，吉田茂希望尽快讲和，同时也希望讲和之后继续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

在这一时期，日本国内出现了“全面讲和”和“片面讲和”泾渭分明的两派。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三个原则：全面讲和、坚持中立、反对军事基地，随后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党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上述三原则之外又加上“反对重新武装”，变成了和平四原则。另外，一九五〇年七月成立的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简称“总评”），虽然在参加朝鲜战争的问题上支持美国的立场，但在一九五一年三月的大会上采纳了与社会党完全一致的和平四原则，立场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一运动逐渐扩大，支持者包括知识分子、学生、妇女以及部分宗教团体，全面讲和运动也成为此后和平运动的起点。

一九五一年（昭和二十六年）九月四日至八日讲和会议在美国西海岸大城市旧金山的歌剧院召开。此时日本未能派出一个超党派的全权代表团出席，参加会议的除了首相吉田茂之外，还有国民民主党的苫米地义三等六名全权代表。会议向55个国家发出了邀请，因为对美国继续驻留日本、战后赔偿等问题有所不满，印度、缅甸和南斯拉夫三国拒绝参加。会议也没有邀请日本军队侵略的主战场中国以及长期痛苦地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南北朝鲜。九月八日，在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签字仪式完成。

讲和条约签字后的黄昏时分，日美两国代表立即改变会场，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讲和条约遗留了大量的问题，包括与苏联和中国恢复邦交、对亚洲各国的战争赔偿、北方领土的主权等，同时将冲绳、奄美、小笠原群岛等以托管的名义置于美国的长期控制之下。《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即《安保条约》）规定了日本单方面承担向美国提供基地的义务，在《安保条约》的前言中，还给日本增加了为防御直接或者间接的侵略要逐渐增强防卫能力的义务。条约生效时，在日本的美军基地有大约3000处之多，面积有13.5亿平方米之广。《安保条约》的签订，使日本被牢牢束缚在东西方冷战格局之中。

为了让讲和条约和日美《安保条约》在十月的临时国会上得到批准，议会对之进行了审议。社会党中分为赞同讲和条约但反对《安保条约》的右派，以及两个条约全部反对的左派，二者针锋相对，最后导致社会党分裂。由于自由党和国民民主党的多数表示赞成，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两个条约得到了批准。

一九五二年（昭和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的国民终于从长达6年8个月的外国军队的占领中解放出来，日本重新获得了独立。但代价是将冲绳和奄美等地置于美国的占领之下，同时根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在日本国土上保留美军基地，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受到了限制，可谓是非常苦涩的独立。

结语

世界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从二十世纪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不禁会问：二十世纪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每个人都可能会从不同的观点出发去总结二十世纪的特征。

经过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二十世纪的科技发展让人们的生活更加富裕，从这一观点来看，有人将二十世纪称为“科学技术的时代”。美国大量生产、大量消费，而且其大众文化还是这一世纪的特色，所以主张称二十世纪为“美国的世纪”的也大有人在。可以说，每一种想法都有自己的根据。

但是我把二十世纪称为“世界战争的时代”，或者将与战争相伴相生的革命纳入其中，称为“世界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这种思考方法最能引起共鸣。

从一九一四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动摇了十九世纪的西欧文明。大约20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成为规模更大的战争。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以及周边地区的其他革命，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出现，并开始了伟大的实验。

二十世纪的战争，不仅仅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此后我们所看到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还有海湾战争那样，虽然这些都是以局部战争的形态存在，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参与其中，对国际关系造成了重要影响，现在仍然在进行之中的地区冲突与此也并无二致。

二十世纪的战争，与此前的战争相比有几个特点，其中之一是战争造成的牺牲者数量之大远超以往。而且不仅仅是武装起来的战斗人员，普通民众的牺牲者也数量惊人。若不考虑战争规模的大小，对每次战争之中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的伤亡数量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后者比例总是更高。如果考虑到被迫离开土地和家庭的难民的存在，这个比例几乎无法准确估量。

战争技术的发展——这才是集中了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精华的结果——使在一瞬间对人类造成大规模杀伤成为可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就证明了这一点。随着武器越来越先进，我们不再需要亲眼看着那些被杀害的人们是如何悲惨地死去，而是通过远距离操作就可以置人于死地。现在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复杂，技术越来越进步，看起来我们似乎都生活在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地方，但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杀戮。

我在本书中用了很大篇幅介绍日本发动的战争，同时努力探究其背后的原因。日本的战争，有上述几乎所有的特点。最初的日俄战争是二十世纪最早爆发的大规模战争，开始显现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以后战争的特点。还要指出的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像日本这样长期持续进行侵略战争的国家是绝无仅有的。

“闭眼不看历史的人现在也是盲目的”

写到这里，我想起大约20年前的一九八一年二月，访问日本的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广岛发表的和平呼吁。

约翰·保罗二世一开始就说：“战争是人类造成的。战争剥夺了人的生命。战争就意味着死亡。”因此他指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说法没有必然性。”他在呼吁和平的四段长文的开头，说了这样一句话来说明生命的尊严与和平的重要：“回顾过去，就是对未来承担责任。”这句诗歌迭句一般的话语，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四年之后的一九八五年五月，时任西德总统的魏茨泽克在战败40周年时反省当年德国犯下的罪行：“闭眼不看历史的人现在也是盲目的。那些不将非人性的行为铭刻于心的人，将来很容易再次堕入同样的危险。”这句名言，至今还被很多人引用、阐发和呼吁。

但令人遗憾的是，从掌握政权的日本政治家那里，几乎听不到对过去侵略的真诚反省和谢罪的表示。不仅如此，反而出现了将过去的战争正当化甚至美化的声音。这些人就是“闭眼不看历史的人”。

日本投降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当年日本军队在亚洲各地遗留下的创伤并没有痊愈，很多人仍然生活在痛苦之中。从军慰安妇问题、在战争中被征召军属的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的问题、被强制征用到日本内地和库页岛等地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们的问题，还有很多人被役使为劳工的问题……这些人因为日本发动战争，命运被彻底改变，遭受着无尽的苦难，在战后艰难度日，不仅仅是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庭也必须共同承受苦难。

战争失败后撤退回国的途中，被无辜遗弃在中国东北的遗留孤儿的问题同样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违反国际法使用的毒气弹和化学武器仍有大量残留，很多平民深受其害，因而成为严重的问题。日本政府表示有责任加以处理，但据说解决起来非常困难。

很多类似问题都涉及通过提起诉讼以及要求个别解决来索求战争赔偿。这些问题，其实不仅仅在拷问日本政府究竟秉持何种立场，也在拷问我们日本人究竟如何去面对。

我们对这些问题不能视而不见，要直面其存在，积极探索解决之道，这样才能够获得真正的人类所拥有的骄傲与自信，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衷心祝愿这本小书能为此略尽绵薄。

参考文献

通史类书目

宇野俊一《甲午战争 日俄战争》 （日本的历史26），小学馆，1976年

鹿野政直《大正民主时期》 （日本的历史27），小学馆，1976年

木坂顺一郎《太平洋战争》 （昭和的历史7），小学馆，1982年

神田文人《占领与民主主义》 （昭和的历史8），小学馆，1983年

正村公宏《战后史》 （上），筑摩书房，1985年

宫地正人《国际政治下的现代日本》 （日本通史Ⅲ），山川出版社，1987年

坂野润治《现代日本的出发》 （大系·日本的历史13），小学馆，1989年

江口圭一《两次大战》 （大系·日本的历史14），小学馆，1989年

藤原彰《世界中的日本》 （大系·日本的历史15），小学馆，1989年

森武麿《亚洲太平洋战争》 （日本的历史20），集英社，1993年

松尾尊兊《朝向国际国家的出发》 （日本的历史21），集英社，1993年

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小史》 （新版），青木书店，1991年历

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同时代史》 1、2，青木书店，1990年

岩波小册子《昭和史系列》 全15册，岩波书店，1989年

朝尾直弘等编《岩波讲座·日本通史》 第17、18、19（现代2、3、4），岩波书店，1994—1995年

特定主题相关书目（比较容易阅读的部分）

松尾尊兊《大正民主时期》，岩波书店，1974年

家永三郎《太平洋战争》 （第二版），岩波书店，1986年

藤原彰《日本军事史》 （上、下），日本评论社，1987年

藤原彰《太平洋战争史论》，青木书店，1982年

荒井信一《原子弹投下之路》，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

粟屋宪太郎《东京审判论》，大月书店，1989年

东京审判手册编辑委员会编《东京审判手册》，青木书店，1989年

吉田裕《昭和天皇的终战史》，岩波新书，1992年

吉见义明《从军慰安妇》，岩波新书，1995年

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岩波新书，1997年

中村政则《迈向象征天皇制》，岩波新书，1989年

竹前荣治《盟军总司令部》，岩波新书，1983年

本书未能涉及的领域

鹿野政直、堀场清子《祖母、母亲和女儿的时代》，岩波少年新书，1985年

鹿野政直《现代日本思想指南》，岩波文库，1999年

外国研究者的著作

约翰·道尔（John W.Dower）著、猿谷要监修、斋藤元译《无情之战：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强权》，TBS不列颠出版社，1987年

克里斯托弗·索恩（Christopher Thorne）著、市川洋一译《太平洋战争》，草思社，1989年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著、河合秀和译《20世纪的历史——极端时代》 （上、下），三省堂，1996年（本书并不是日本史研究著作，而属于世界史领域，是非常有启发性的著作）

年表

1890年 （明治二十三年）7月第一次大选；10月发布《教育敕语》；11月召开第一届帝国议会

1891年 （明治二十四年）5月第一次松方正义内阁建立、“大津事件”[1]

1892年 （明治二十五年）2月第二次大选；7月松方内阁集体辞职；8月第二次伊藤博文（元勋）内阁建立

1894年 （明治二十七年）2月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6月决定向朝鲜派兵；7月缔结《日英通商航海条约》；8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1895年 （明治二十八年）4月签署《马关条约》，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

1897年 （明治三十年）7月工会期成会成立，实施金本位制，这一年棉线贸易出现顺差

1898年 （明治三十一年）6月自由、进步两党合并结成宪政党，第一次大隈重信内阁 （隈板内阁）建立；8月文部大臣尾崎行雄“共和演说事件”；11月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建立

1900年 （明治三十三年）3月公布《治安警察法》；6月决定派兵镇压义和团；9月立宪政友会成立 （总裁为伊藤博文）

1901年 （明治三十四年）2月创立爱国妇人会，八幡制铁所开业；5月社会民主党创立 （两天后被禁止）；6月第一次桂太郎内阁建立；12月田中正造向天皇直接报告“足尾矿毒事件”

1902年 （明治三十五年）1月签署《日英同盟协约》

1903年 （明治三十六年）6月户水宽人等七位博士建议对俄国采取强硬政策；11月幸德秋水等人成立平民社，《平民新闻》创刊

1904年 （明治三十七年）2月对俄国宣战 （日俄战争）；4月公布《烟草专卖法》；8月签署第一次日韩协约

1905年 （昭和三十八年）1月攻陷旅顺；3月奉天会战；5月日本海海战；8月签署第二次《日英同盟协约》；9月签署《日俄讲和条约》，反对讲和国民大会在日比谷举行（史称“日比谷纵火打砸事件”）

1906年 （明治三十九年）1月第一次西园寺公望内阁建立；2月日本社会党创立；3月公布《铁路国有法》；11月建立南满洲铁道

1907年 （明治四十年）7月签署第三次日韩协约，韩国国内义兵运动蔓延

1908年 （明治四十一年）7月第二次桂太郎内阁建立；10月发布《戊申诏书》

1909年 （明治四十二年）10月伊藤博文被暗杀

1910年 （明治四十三年）4月《白桦》杂志创刊；5月因“大逆事件”开始拘捕，8月韩国合并

1911年 （明治四十四年）1月“大逆事件”判决，幸德秋水等人被处死刑；2月南北朝正闰问题，签署日美新条约（确立关税自主权）；3月公布《工厂法》；9月《青踏》杂志创刊；10月中国爆发辛亥革命

1912年 （大正元年）3月美浓部达吉《宪法讲话》刊行；7月明治天皇死去，嘉仁天皇登基，改元大正；8月友爱会建立；12月因增设两个师团问题第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辞职，拥护宪政运动发生，第三次桂太郎内阁建立

1913年 （大正二年）2月第一次山本权兵卫内阁建立；8月改订《文官任用令》

1914年 （大正三年）1月发生“西门子事件”；3月第一次山本权兵卫内阁集体辞职；4月第二次大隈重信内阁建立；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对德宣战；11月占领青岛

1915年 （大正四年）1月提出对华“二十一条”，大战的硝烟开始弥漫

1916年 （大正五年）1月吉野作造发表《论宪政之本义兼论达其善始善终之途径》的论文，《妇人公论》创刊；9月《工厂法》施行；10月寺内正毅内阁建立

1917年 （大正六年）1月开始西原借款；6月设置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9月设置临时教育会议；11月俄国十月革命爆发

1918年 （大正七年）7—9月“米骚动”；8月日本宣布出兵西伯利亚；9月原敬内阁建立；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9年 （大正八年）1—6月巴黎和会召开；2月东京发生要求普选的大规模示威游行；3月朝鲜发生三一运动；4月《改造》创刊；5月中国爆发五四运动；6月签署《凡尔赛和约》

1920年 （大正九年）1月国际联盟成立；3月新妇女协会成立；5月日本首次庆祝五一劳动节

1921年 （大正十年）7月神户川崎、三菱造船厂工潮，中国共产党创立；10月日本工人总同盟成立；11月原敬被暗杀

1922年 （大正十一年）2月华盛顿会议上签署军控条约与《九国公约》；3月全国水平社创立；4月日本农民组合创立；7月日本共产党创立；10月日本从西伯利亚撤军

1923年 （大正十二年）9月关东大地震，发生了杀害朝鲜人和社会主义者的事件，第二次山本权兵卫内阁建立

1924年 （大正十三年）1月清浦奎吾内阁建立，第二次护宪运动开始；6月第一次加藤高明内阁（“护宪三派”）建立；12月结成妇女获得参政权期成同盟会

1925年 （大正十四年）3月广播开始出现，通过《治安维持法》和《普遍选举法》；5月裁撤四个师团（史称宇垣军缩），五三〇事件（五卅惨案）发生

1926年 （昭和元年）1月第一次若槻礼次郎内阁建立；3月结成劳动农民党；7月蒋介石开始北伐；12月大正天皇死去，摄政裕仁亲王登基，改元昭和

1927年 （昭和二年）3月金融危机开始；4月田中义一内阁建立，实行延期偿付政策；5月第一次出兵中国山东；6月结成立宪民政党；6—7月东方会议召开；7月岩波文库创刊

1928年 （昭和三年）2月实行首次普选；3月“三一五事件”爆发；4月第二次出兵中国山东；5月“济南惨案”；6月爆炸暗杀张作霖，《改正治安维持法》（增加最高刑罚死刑）

1929年 （昭和四年）7月滨口雄幸内阁建立；10月世界经济危机开始

1930年 （昭和五年）1月实施金解禁；4月签署《伦敦海军裁军条约》；这一年发生昭和危机

1931年 （昭和六年）3月“三月事件”；6月“中村大尉事件”；7月“万宝山事件”；9月破坏满铁铁路的“柳条湖事件”发展为九一八事变，经济不景气更加严重，东北地区严重歉收

1932年 （昭和七年）1月第一次上海事变；3月“满洲国”发表《建国宣言》，成立国防妇人会；5月发生“五一五事件”，首相犬养毅被枪杀

1933年 （昭和八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4月京都大学“泷川事件”发生；5月签署《塘沽停战协定》

1935年 （昭和十年）2月美浓部达吉“‘天皇机关说’事件”；6月签署《何梅协定》《土肥原—秦德纯协定》；8月政府发表第一次国体明征声明，否定“天皇机关说”

1936年 （昭和十一年）2月“二二六事件”；8月五相会议上通过了《国策基准》；11月签署《日德防共协定》；12月西安事变

1937年 （昭和十二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第二次上海事变，开始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12月日本军队占领南京，开始南京大屠杀

1938年 （昭和十三年）1月政府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4月公布《国家总动员法》；11月政府发表“东亚新秩序”的声明

1939年 （昭和十四年）5月“诺门坎事件”；7月公布《国民征用令》，美国政府通知废止《日美通商航海条约》；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0年 （昭和十五年）6月近卫文麿发表声明开始新体制运动；7—8月所有政党解散；7月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建立，内阁会议通过《基本国策纲要》，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9月日本军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签订《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10月大政翼赞会成立

1941年 （昭和十六年）4月公布《生活必需物资管制令》，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开始日美谈判；6月苏德战争爆发；7月御前会议通过《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关东军动员70万军队进行特种演习，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8月美国政府对日本石油禁运，罗斯福与丘吉尔发表《大西洋宪章》；9月御前会议通过《帝国国策遂行要领》；10月近卫文麿内阁集体辞职，东条英机内阁建立；11月美国国务卿提出《赫尔备忘录》；12月日军登陆马来半岛，袭击珍珠港，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2年 （昭和十七年）2月占领新加坡；6月中途岛海战；8月美国军队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

1943年 （昭和十八年）2月日军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9月御前会议决定设置“绝对国防圈”；11月召开大东亚会议

1944年 （昭和十九年）4月在朝鲜实行征兵令；6月美军登陆塞班岛；7月东条英机内阁集体辞职，小矶国昭内阁建立；10月美军在菲律宾的莱特岛登陆，神风特攻队出击

1945年 （昭和二十年）2月美英苏首脑雅尔塔会议，近卫文麿上奏天皇战败必至；3月东京大轰炸；4月美军在冲绳本岛登陆，小矶国昭内阁集体辞职，铃木贯太郎内阁建立；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美英苏首脑召开波茨坦会议，发表《波茨坦公告》；8月在广岛投下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在长崎投下原子弹，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天皇发布《终战诏书》（“玉音放送”）；9月在密苏里战舰上签署投降书，天皇访问麦克阿瑟；10月东久迩宫稔彦内阁集体辞职，币原喜重郎内阁建立，麦克阿瑟发出“五大改革”指令；12月修改《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增加妇女参政权，公布《工会法》

1946年 （昭和二十一年）1月天皇发表否定神格的诏书《人间宣言》，盟军总司令部发布“开除公职令”；2月盟军总司令部将宪法修正草案交付政府；4月根据新选举法进行大选，妇女议员诞生，币原喜重郎内阁集体辞职；5月战后第一次五一劳动节，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开始；10月第二次农地改革；11月公布《日本国宪法》

1947年 （（昭昭和和二二十十二二年年））11月月盟盟军军总总司司令《部下令禁止二一大罢工工；；44月月六六三二三四制教育开始；5月《《日日本本国国宪宪法法》》施行

1948年 （（昭昭和和二二十十三三年年））1111月月东东京京审审判判判判决决（（12月东条英机等等七七人人被被处处以以绞绞刑刑））；；12月盟军总司令令部部颁颁布布《《稳稳定定经经济济九，原则》

1949年 （昭和二十四年）3月盟军总司令部经济顾问道奇指示制定均衡预算（即“道奇路线”）；4月公布《团体等规正令》；7月“下山事件”“三鹰事件”发生；8月“松川事件”发生，发表“夏普税制建议”；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 （（昭昭和和二二十十五五年年））66月月朝朝鲜战争爆发；7月麦克阿瑟指示示创创设设警察预备队，“总评”成立，清洗洗赤赤色色分，子运动开始，迎来特需景气

1951年 （昭和二十六年）9月召开旧金山讲和会议，签署《对日和平条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1952年 （昭和二十七年）2月签署《日美行政协定》；4月《对日和平条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注释：

[1]“大津事件”，俄国皇太子被刺事件。1891年为举行西伯利亚铁路破土典礼，俄国皇太子赴日，5月至大津参观琵琶湖，其间被担心俄国此行是为日后侵日做调查的警卫刺伤。事后，天皇亲自慰问，内务大臣、外务大臣引咎辞职，凶手被判无期徒刑。——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