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文集

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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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文集/巴金著.北京：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3.

　CAEBN：7-001-000-20160524-6

　分类号：小说集 —— 中国 —— 现代　I24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京）字045号

　巴金文集

　巴金　著

　出 品 人：童之磊

　责任编辑：朱厚权

　出版发行：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28号E座9层

　邮政编码：100007

　网　　址：www.chineseall.com

　首次发布：2016.3.16

　更新时间：2016.5.24

　上架建议：小说

　本书由李小林 李小棠（巴金）授权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互联网出版与发行，未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敬请读者指正，我们会及时更新版本。

目　录

灭亡

序

七版题记

第一章　无边的黑暗中一个灵魂底呻吟

第二章　梦景与现实

第三章　四年前

第四章　女人

第五章　一个平淡的早晨

第六章　李冷和他底妹妹

第七章　生日的庆祝

第八章　一个爱情的故事

第九章　杜大心与李静淑

第十章　爱与憎

第十一章　立誓献身的一瞬间

第十二章　杜大心底悲剧

第十三章　张为群

第十四章　危机

第十五章　革命党被捕

第十六章　八日

第十七章　杀头的盛典

第十八章　两个世界

第十九章　决心

第二十章　最后的爱

第二十一章　“淑，我去了！”

第二十二章　灭亡

家

再版前言

文学生活五十年（代序）

《激流》总序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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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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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后记

附录一　呈献给一个人（初版代序）

附录二　关于《家》（十版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

附录三　和读者谈《家》

一九七七年再版后记

春

序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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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尾声

秋

序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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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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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50

尾声

雾

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雨

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电

序

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憩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后记

附录　《憩园》法文译本序

第四病室

小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后记

附录　《巴金文集》第十三卷后记

寒夜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〇

尾声

后记

附录　谈《寒夜》

关于《寒夜》

死去的太阳

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海的梦

序

改版题记

前篇

一　一妇人

二　一个民族的大悲剧

三　奴隶们的故事

四　“怒吼罢，奴隶们哟！”

后篇

一　里娜的日记

二　结尾

春天里的秋天

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附录　世界语译本序

砂丁

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结尾

新版后记

新生

自序（一）

自序（二）

第一篇　一个人格底成长

第二篇　在挣扎中发见自己底力量

第三篇　死并不是完结

控诉集

缘起

《控诉》（1937）

前记

只有抗战这一条路

给死者

站在十字街头

一点感想

应该认清敌人

自由快乐地笑了

给山川均先生

给日本友人

《感想》（1937—1938）

前记

感想（一）——在“孤岛”

感想（二）——在广州

第一次听见那炮声

失败主义者

国家主义者

最后胜利主义者

公式主义者

附录：巴金启事

略谈动员民众与逃难

和平主义者

给一个敬爱的友人

《无题》（1936—1940）

前记

做一个战士

“重进罗马”的精神

写给读者（一）

写给读者（二）

后记二则

无题

先死者

感激的泪

《黑土》

前记

卢骚与罗伯斯庇尔

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

在广州

《旅途通讯》（1938）

前记

香港行

在广州

广州在轰炸中

在轰炸中过的日子

从广州到乐昌

广武道上

汉口短简

广州在包围中

广州的最后一晚——十月十九夜

从广州出来

随想录

总序

1　谈《望乡》

2　再谈《望乡》

3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4　“结婚”

5　怀念萧珊

6　“毒草病”

7　“命文学”

8　“官意志”

9　文学的作用

10　把心交给读者

11　一颗桃核的喜剧

12　关于丽尼同志

13　三次画像

14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15　小人·大人·长官

16　再访巴黎

17　诺·利斯特先生

18　在尼斯

19　重来马赛

20　里昂

21　沙多—吉里

22　“友谊的海洋”

23　中国人

24　人民友谊的事业

25　中岛健藏先生

26　观察人

27　要不要制订“文艺法”

28　不会忘记

29　纪念雪峰

30　靳以逝世二十周年

后记

还魂草

前言

还魂草

长生塔

火

第一部

后记

第二部

后记

第三部

尾声

后记

附录

《火》第三部初版本的“书尾”

关于《火》

致树基（代跋）

灭亡

序

我是一个有了信仰的人。我又是一个孤儿。

我有一个哥哥，他爱我，我也爱他，然而为了我的信仰，我不得不与他分离，而去做他所不愿意我做的事情。但是我不能忘记他，他也不能忘记我。

我有一个“先生”[1]，他教我爱，他教我宽恕。然而由于人间的憎恨，他，一个无罪的人，终于被烧死在波士顿，查理斯顿监狱的电椅上。就在电椅上他还说他愿意宽恕那个烧死他的人。我没有见过他，但我爱他，他也爱我。

我常常犯罪了！（I have always sinned！）[2]因为我不能爱人，不能宽恕人。为了爱我的哥哥，我反而不得不使他痛苦；为了爱我的“先生”，我反而不得不背弃了他所教给我的爱和宽恕，去宣传憎恨，宣传复仇。我常常在犯罪了。

我时时觉得哥哥在责备我，我时时觉得“先生”在责备我。亲爱的哥哥和“先生”啊，你们底责备，我这个年青的孩子实在受不下去了！我不敢再要求你们底爱、你们底宽恕了，虽然我知道你们还会爱我，宽恕我。我现在所希望于你们的，只是你们底了解，因为我一生中没有得到一个了解我的人！

我底“先生”已经死了，而且他也不懂中文，这本书当然没有入他底眼帘的机会。不过我底哥哥是看得见这本书的，我为他写这本书，我愿意跪在他底面前，把这本书呈献给他。如果他读完以后能够抚着我底头说：“孩子，我懂得你了。去罢，从今以后，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哥哥底爱总是跟着你的！”那么，在我是满足，十分满足了！

这本书里所叙述的并没有一件是我自己底事（虽然有许多事都是我看见过，或者听说过的），然而横贯全书的悲哀却是我自己底悲哀。固然我是流了眼泪来写这本书的，但为了不使我底哥哥流眼泪起见，我也曾用了曲笔，添加一点爱情的故事，而且还编造了杜大心与李静淑底恋爱。

自然杜大心不是我自己[3]，我写其余的人也并没有影射谁的心思。但是我确实在中国见过这一类的人。至于我呢，我爱张为群。

巴金　1928年8月。

[1]指“萨柯与樊塞蒂案件”中被处死刑的意大利工人巴尔托罗美·樊塞蒂。我在巴黎的时候写过两封信给他，也得到他从监牢中寄出来的回信。

[2]这是樊塞蒂上电椅前说的话（1927年8月22日夜半）。

[3]只有第十二章内5月28日的日记是从我自己底日记中摘录下来的。

七版题记

《灭亡》是我底第一次问世的作品，它是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写成的。现在算起来已经隔了八年了。最近趁着七版的机会，把它仔细校读一遍，删改了一些字句，交给书店改版重排。我在三四年前就有删改这本书的心思，但是被别的事情缠住，未能如愿。今天看完书店方面送来的校样，心里很痛快，这也算了却一桩心愿了。

然而同时我又起了一点感想。我仿佛又回到写这本书的年代去了。关于写这书的动机和经过，我在《写作生活底回顾》一文里说得很详细。这文章已收在我底《短篇小说第一集》中，不便附印在这里。我当时还写得有日记，但在“一·二八”上海战争中散失了。我还写过一篇《灭亡·作者底自白》，是对于某一些批评家的答辩，里面有一大段话叙述我自己对杜大心这个人物的看法，我现在把它抄在这里：

我写杜大心底思想时完全采取客观的态度，我并不曾把我自己底思想完全放进去。我虽然并不是杜大心底信徒，但是我爱他。我自信我对他的态度是公平的，我写出他的好处，同时我也写出他的弱点。不过象刚果伦君底批评却有点不公道。他说杜大心“参加革命的动机是不正确的，他是以工作抑止自己的苦闷，以革命发挥个人的理想”。我承认杜大心“是一个罗曼谛克的革命家”，而且他还是一个病态的革命家。但要说他参加革命的动机不正确，就未免太冤枉他了。他之所以成为罗曼谛克的革命家，他之所以憎恶人类，一是由于他底环境，二是因为他底肺病。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不停地在发展的肺病。他参加革命是一件事，他以工作抑止自己底苦闷又是一件事。他并不是为了抑止自己底苦闷才来参加革命的。人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东西，而有肺病的人更是多感的。杜大心参加革命之后，他不能就变成一部机器。他底环境依然使他苦闷，但是他并不幻灭，并不放弃一切，当然只有拿工作来抑止自己底苦闷了。我当时也曾得到一个国内朋友底信，他说他很痛苦，日来“以忙为醉”。这不也是和杜大心一样吗？至于杜大心底死亡，我以为这是必然的。刚果伦君说：“仅止因着一个朋友的被杀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报仇，……不是革命党人应有的态度。”这是不错的。不过他如果再深思一下，他一定会明白杜大心底面前就只有死这一条路。一个憎恶人类，憎恶自己的人，结果不是杀人被杀，就是自杀，并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何况杜大心又有肺病呢？复仇还是小事，最重要的是他底第二期的肺病使“他开始觉得这长久不息的苦斗应该停止了。他想休息，他想永久地休息”，而事实上在他，也只有“死才能够使他享受安静的幸福”。俄国政治家拉吉穴夫在青年时期中有一个同学得了不治之症，那个人叫拉吉穴夫拿毒药把他毒死，拉吉穴夫不答应，却在自己底日记上写道：“不能忍受的生活应该用暴力毁掉。”他自己后来也自杀了。杜大心“知道他自己在向着死之路上走去，而且分明感到死是一天一天地逼近”，当然会采取用暴力毁掉生命的这一条路。我自己是反对他采取这条路的，但我无法阻止他，我只有为他底死而哭。

在初版本的《灭亡》底第一页上我印过一句献辞。我把这本书献给我底大哥，他是对我底智的发展给了极大的帮助的第一个人。现在我删去了这短短的献辞，因为我底大哥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写这本书给他看，想求他了解我，让我安心地走我自己底路。然而我们终于不能了解地永远分离了。

我反复地翻阅面前一页一页的校样，想在这些油光纸上面找到什么东西。我害怕回忆，但是如今我又绝望地求助于回忆了。

暮春的凉风从窗外吹进来，周围静寂无声，夜很迟了。一个人枯坐在窗前写些文章，有什么用处？难道我不能够做一点更有用的事情么？

巴金　1936年5月20日之夜。

第一章　无边的黑暗中一个灵魂底呻吟

这街道平时本来是很清静的，但现在忽然热闹起来了，街中聚集了一大群人，有着各样的身材，各样的衣服，和各样的面孔，层层密密地围成一个大圈子，站在后面的人都伸出颈项，好象要尽力使他们底身体立刻长高几尺，好看见前面的景象；而侥幸得站在前面的人又似乎拚命要扩大自己底身体，害怕他们看见的景象被后面的人偷看去了一般。在这样你推我、我挤你的竞争中，又夹杂着从许多人口里吐出来的话，这街道确实是热闹起来了。

这时候大学生李冷偶然从这街道经过。热闹的景象引诱他挨近了这人群，而且居然在密层层的人堆中分开一条小道，挤进去了。旁边一个肥胖的商人几乎被他推倒，那人立定了身子，怒目看他，但他并没有注意。他是挤进去，达到前一排了。他才知道人群所注意的乃是一辆黑色汽车，旁边躺着一个似人非人的生物。然而现在他是死了，死得象一块石头，硬硬的，冷冰冰的，但也是血淋淋的，伏在地上，动也不动。他底头被轧碎了，脑浆淌出来。他底褴褛的衣服裹着枯瘦的身体，上面涂满了血迹和污泥。单从服装看来，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且他底生命之价值也就被估定了。汽车上除了汽车夫而外，还坐着两个人。一个是约莫三十多岁的男子圆圆的紫色脸上留着几根黑须。他戴着博士帽，穿着一件华丝葛狐皮袍子，外面罩着一件青色马褂。傍着他而坐的是一个时髦女人，穿天蓝色旗袍，罩上一件深绿色的长马甲；压着她底浓黑的短发的绛色帽子上站着一只绿绒的鹦鹉。她底脸的确是美丽的。她底一对灵活的眼睛更美丽。但从那里面李冷看出了一种非常的表情：这并不是怜悯，而是畏惧。

那个男子伸出头和站在车外的警察说话，警察对他的态度是很恭谨的。来迟的李冷所听见的已是他们底谈话底最后几句了。

“你把汽车号码记下来……有什么事……到我底公馆里去说，”那男子昂然说，好象十分不在意的样子。

“是……是……不过……不过……”警察笑容可掬地回答。

“这东西吗？”那男子轻蔑地指着地上的死尸，打断了警察底话。“你把他搬开就是了，……我现在有要紧事情……”他说着在怀里摸出一个皮夹来，从许多钞票中取出一张拾元的钞票交给警察。“你去叫部车子来把他搬开。”

警察接了钱，恭敬地行了礼，在人丛中挤开一条路扬长地去了。

“这东西？你不如叫他做狗还好些！”一个人愤愤地低声说。这句话冷冷的，冷得象雪风一般的，刺入李冷底耳里。李冷吃了一惊，掉过头来，想看那说话的人。但周围尽是一些带笑的、蠢然的脸。只有在他底后面，隔着两三个人，站着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李冷只看见他底头：瘦削的脸，突起的鼻子，放光的眼睛，微微张开的口。不能用言语形容出来的是那个人底受苦的面貌，这象针一样在李冷底心上刺了一下。他低声自语道：“是他，这一定是他。”

汽车夫始终坐在车前，带着胆怯的样子，动也不动一下。最后主人大声吩咐他道：“阿根！……开车！”车夫好象从梦中醒了过来，连忙作开车底准备，先按一下喇叭，接着就开起车走了。

人们口里嚷着，拚命地奔跑，在一阵你挤我推的竞争之后，他们让出了一条大路。那汽车洋洋得意地飞驰而去。一声声呜呜的喇叭在表示它底胜利；但同时追上去的还有许多因拥挤而被撞跌的人底恶毒的咒骂。

李冷从旁边的人底谈话里才知道坐车的人是戒严司令部秘书长。

那秘书长底汽车去得远了。雇车子的警察还没有回来。“这东西”硬硬的、冷冰冰的躺在地上。刚才被汽车冲散了的人又重新聚拢来。有的用手指着，有的用口嚷着，各人自由地大声说话。有的怪死者自己不小心，有的说车夫太不把人当人，有的说这是命该，有的叹死者可怜，也有的在骂那杀人的机器。然而并没有人骂那秘书长。

其实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那瘦削的男子分明在说了：“那秘书长，那该死的东西，那狗。”对于李冷，这尖锐的、愤怒的声音，压倒了无数的人底谈话。象一块石头似的，它自己向李冷掷来。李冷不自主地转过头，恰好两人底眼光遇在一起了。李冷立刻看出来那青年底眼里含着的是无穷的憎恨，连他也有点害怕起来了。他微微低下了头，但仍斜着眼睛偷看那青年。那青年在深深地看了李冷一眼之后，便迅速地、象兔子钻篱笆似地，在人丛中挤开一条路出去了。李冷也跟着他走出来，这与其说是有意的，不如说是无意的，实在李冷自己也说不出要跟着他出来的理由。在这个短时间内，李冷是被那含着无穷的憎恨的眼光所占有了。

离开这热闹的人群，便觉得空气寒冷了，李冷打了一个冷噤。在他的前面有三四步远近的光景，正走着那青年。他穿着灰布棉袍。大概棉袍太薄了，因为要使他底身体暖和，那青年便走得很快。他底瘦长的身子挺直地在寒风中移动着，好象是一根竹竿。李冷底注意力差不多全集中在这青年底背影上面。忽然李冷觉得自己底眼睛有点异样了。在他底前面真正立着根竹竿，而且还拚命地往上长，差不多长到了不可捉摸的高度。无论他怎么走，竹竿总在他底前面，他有点惊惶了，便低声叫起来。一个灰色的东西挡住了他底去路，竹竿早不见了。那青年摊开了两手，问他道：“请问你为什么要跟我？”一对放光的眼睛好象要看穿李冷底心。

突然的、出其不意的发问，使李冷找不出一句回答的话。好象自己底秘密被人识破了似的，他只感到惊惶，脸也红了，茫然看着那张瘦削的脸。

瘦削的脸上倒现出了笑容。那青年微笑道：“不要怕，你觉得我底举动上有奇怪的地方吗？”

这微笑鼓舞了李冷底勇气，他说：“我知道你就是方才骂那个秘书长的人！”

“你不是侦探罢！”青年冷然回答道。

“不，我们是朋友，……我是对你表同情的，”李冷热情地分辩说。

一道微光掠过瘦削的脸，但只是在一瞬间，过后又消灭了。青年底脸上又恢复了冷淡的样子：“当然。”这样一点也不动心的回答更使李冷惊奇了。

两个人无言地走着，不久就走入了康悌路，到了康益里弄门口。青年一面向里走，一面邀请李冷道：“我就住在里面，进去坐一下好吗？”

李冷竟默默地跟着那青年进去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为着好奇呢，还是为着对那青年表同情的缘故。

在第十九号的后门前，那青年站住了，伸出他底手向门击去。门没有锁上，受了他底打击，发出一声好象是痛苦的叫声，立刻退后了。因为推的人用力太猛，门撞在砖墙上又弹了回来，但青年已经跨过门限进去了。李冷早有了防备，他伸出手等着门过来。门一达到他底手，他轻轻一推便也进去了。

上了楼梯，青年摸出钥匙去开亭子间门上的锁。门开了，他让李冷先进房里去。

房子很小，也没有什么陈设。靠着右边的墙壁安置了一张架子床，上面放着薄薄的被褥，虽有床架，却没有帐子。对着门的一堵壁上开了一个窗洞。窗前便是一张方桌。桌上乱堆着旧书，墨水瓶，几管笔，一些原稿纸。左边的墙壁被方桌占去了三分之一的地位，桌子两边放着两把椅子。在这堵墙壁底正中挂了一个大镜框，里面有一个四十多岁的慈祥的妇人底照片。这一堵墙壁和开着门的一堵壁底邻近的角落里放着三口箱子。这屋子里所有的东西就是这些了，至少在李冷看来就只有这些。

那青年一进门来便倒在床上，除了“请在椅子上坐坐罢”这一句话外，什么都不说。这样的举动更是出乎李冷底意料之外，他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好。李冷并不坐，只是茫然立在桌子前面，望着窗外。他觉得窘，失悔不该进来。

突然房里起了哭声，声音很低，好象是一只无家的狗受了谁的鞭打以后的哀号。无穷的绝望的痛苦都包含在这里面。一把利刀割着李冷底心，他开始战栗起来。他明知道那青年在哭，但他不相信这会是那青年底哭声。在他底眼前，那瘦削的面貌，突起的鼻子，放光的眼睛出现了。他不相信那个曾经如此傲慢地对他谈过话的青年现在会哭得象一只被打伤的野狗似的。然而分明的，那青年斜卧在床上，双手捧着脸，痛苦地低声哭了。

李冷不知道那青年底悲哀，而且在他看来那青年底举动也有点奇怪。他不好劝他，又不好问他。他只好装做没有听见的样子。

在这里一分钟好象是一年。一方面寂寞得难受，另一方面那哭声响彻了整个房间。李冷虽想装出安静的样子，但自己底惶惑却是一秒钟一秒钟地增加。到后来李冷也有点悲伤了。为了要安静自己底惶乱的心，李冷打算在书堆中找出一本书来看。当他把眼光放在桌子上的时候，无意中把桌上的叠在一起的几张原稿纸拿起来。印着红线格的白色原稿纸上现出一行一行的蓝色字迹。这是一首长诗，还没有写完，最末的一段是：

……

他呻吟着，痛苦地呻吟着，

一幕可怖的惨剧又在他底眼前开演了。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夜，

广阔的田地上盖满白雪，

在被暴风震撼着的一所院子中，

来了一群背着枪带着刀的土匪们。

这家的主人早已逃得干干净净，

只剩下那患病在床被留下看守庄院的一个农人。

人打他，人拉他，人放他在地上，

要他说出哪里有金，哪里有银。

他本来就一无所知，怎么能够答应，

这一来更激怒了失望的、虎狼似的匪们。

人把院子底墙角和地板都挖尽，掘尽，

他不说什么，人也终于找不出金银。

人打他，人拉他，人放他在地上，

他哀号，他苦叫，他捣着头颤抖地求饶。

虽然是微弱的，但也是痛苦的声音不住地哀叫：

“大爷们，仁善的大爷们，可把我这条狗命——这条一钱不值的狗命，开恩饶了，愿天老爷保佑你们——保佑你们日后能步步升高！”

这样的，一丝一丝的，一条垂死的狗底绝望的哀号，

终不能，终不能使匪们放下他们底快刀。

举起来，举起来，高高地举起来，

呀！这无数亮晃晃的利刀！

砍下去，砍下去，狠命地砍下去，

呀！那一块血肉的身体！

刀上涂满了腥红的血，

地上染满了腥红的血，

手上溅满了猩红的血，

……

……

下面一定还有，但是并不曾写出来，他又翻起第一张看，题目是《无边的黑暗中一个灵魂底呻吟》。题目下面歪歪斜斜地署着一个人底名字：“杜大心”。他也就不去看前面的几段了。

“杜大心”这个名字在李冷并不是陌生的，他看见过几次。他记起来杜大心就是在《春潮季刊》上发表《撒旦底胜利》长诗的诗人。那青年就是杜大心！他底惶惑马上消失了。他自以为了解那青年，但是他心里反而有些难过了。他放下诗稿，对着布满了灰尘的玻璃窗发愣。

那青年在床上咳了一声嗽，把李冷从沉思中唤醒了。他听见那青年坐起来，他便转过身子。那青年底受苦的脸又突然现在他底眼前。眼角上还留着泪珠，呼吸急促，青白色的脸上有几处红色的迹印。

他想和他谈话，但骤然间找不出一句适当的话来。他又感到惶恐了。惶恐中，他毕竟吐出了几个字：“你就是杜大心先生吗？”

“是，”这便是那青年底短短的答语。

他们便开始谈起话来。

第二章　梦景与现实

时间虽不算早，但在上海正是热闹的时候，不过康悌路并不是热闹的街道，康益里更是很清静的弄堂，所以睡在床上的杜大心这时候就不曾听见人声了。

然而人声之有无，这晚上在他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睡不着，一闭上眼睛，白天的惨象便出现在他底眼前。那挺直的、僵硬的、污秽的身躯，和那血淋淋的、被轧碎了的头总摆脱不开；他只得在黑暗中圆睁着眼，看着那无边的黑暗。他想看透它，看出它底尽头处，却总看不出它底边界来。这小小的房间底墙壁，以及房中的家具都不见了。他忽然觉得自己是在一个黑暗的无垠的大荒原中，而且现在只有他一个孤零零的生人。他感到无限的恐怖，他想明白这里究竟是黑暗中的哪一点，但他终于分辨不出来。到处都是一样的黑暗，好象是一无所有。眼睛连一点用处也没有了。他便用手摸足触，很惊奇地发见到处都是栏栅，到处都是冷的，硬的，石头和木头一般的东西。他努力挣扎，想在这无形的栏栅中找一条出路。他再用手摸，这里是墙壁，那里是栏栅，这里又是木块。他才明白自己并不是在无边的荒原中，只是在一个狭小的囚笼里面。他又觉得这囚笼愈缩愈小，他底呼吸也愈急促了。什么软软的、沉重的东西压着他。他拼命挣扎，出了汗，喘着气，嘶声叫道：“放我出去！”这声音好象也冲不出囚笼，退回来，撞在墙壁上，碎了，碎成一丝一丝，在他底耳边无力地飘荡着。他绝望了。

忽然他好象在什么地方看见一线微光，这鼓舞起他底勇气。他便聚精会神地去找寻那一线光明。他终于找到了。他明白这是从他底母亲底照片上射出来的。这样一想，好象母亲底双眼射出了更强烈的光芒。这光芒不久就照透屋子里的黑暗，射进了他底心。霎时间这屋子又成了光明的一片。他底心得到短时间的宁静，便安静地闭着眼睛睡去。

过了一些时候，他忽然又醒起来，睁开眼睛向周围一看，好象听见下面门响，又听见脚步声和谈话声。房东夫妇回来了。楼下的一切举动，他都听得清清楚楚。他听见他们拴上门，又走进楼下后房，开了锁，扭开电灯，然后又听见移动家具声，他们底谈笑声，声音渐渐低下去，变成了听不清楚的私语。似乎他们上床睡觉了。

忽然年青女人底带笑的、动情的声音响起来：“我要打你两记耳光！”男人也在笑着说话，但听不清楚。女人也笑了。床上发出响声。“我要打你两记耳光！……让我轻轻打罢。”还是女人底声音。“不行……不要吵，会把小孩吵醒了。”这是男人底话。床上起了一阵骚动，似乎女人要打男人，男人在躲避。男人用铺盖压倒了女人，女人从铺盖下发出笑骂声来。

“塔”的一声，男人赤着脚从床上跳下来，穿上鞋子。女人也跳下床笑骂道：“看你跑到哪里去！”

在静寂的夜里，耳朵倒有类似眼睛的功用，楼下的一切，他好象看得异常清楚。

女人抓男人，但没有抓住，扑咚一声跌倒在地上了。男人在笑。女人起初不响，但忽然开始哭了。男人笑着过去拉她，一面说：“何苦来？……跌伤没有？”

女人不答话，反而哭得更厉害了，她一面跟男人挣扎，一面哭骂：“你这狠心短命的！……你这杀千刀的！……你天天欺负我。”

显然男人放松了手让她在地板上滚。他底声音也变了，不再是笑声：“你说，哪个欺负你？……你自己跌倒的！”

“你不跑下床，我怎么会跌倒？”女人大声哭骂道。男人不开口了。

忽然女人跳起来向男人身上扑过去，只听见男人接连地说：“你要怎样？你要怎样？”“拍！”“拍！”男人底脸上似乎挨了两下打。两下很清脆的声音！

“够了……够了，”男人说，似乎竭力自卫。

“我要把你打个痛快！”虽然还是哭骂，但已经是带着得胜后的满足的音调了。接着又是“拍”的一声。

“你还要打？”男人也开始骂起来。“好……你蛮不讲理！……滚罢！”咕咚一声，分明是男人把女人推下床了。

“你打我！你这杀千刀的，……你这短命的！……你打我！”哭骂声里没有方才的满足的音调了。手打着地板，脚踢着男人。

“好，打你就打你！……打杀你又怎样？”他认真地打起来了。她似乎没有抵抗的力量，只听见她在地板上打滚。后来她大概被打得受不下去了，便叫起来：“救命哪！打杀人哪！”

杜大心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他搬到这家来虽然不到三个月，但这样的事却也见惯了，而且讨厌了。虽然有人在叫“救命哪”，但他知道没有人底生命有危险，或者要他去援救的。实在这种滑稽的悲喜剧不能够使他动心了。

下面似乎闹得更不成话了。男人把女人从屋子里拖了出来，拖到近后门的一个过道似的小天井里。女人显然成了战败者，她底哭骂声里含着求饶的成分多，而骂的成分倒少了。

“打得好！把我打死就好了！……你好另接一个进屋来。……打杀我好了！……救命哪！……我不如死了好了！……”很可怜的声音。

有人在敲门叫：“张先生，……张先生开门！”男人去开了门。进来的是一个女人，这是从她底声音上面分辨出来的。

“你们夫妻间有什么大不得了的事？有话好好地说。何苦常常这样吵架，叫人家听见笑话！……张先生，你是个男人家，让她一点。……张师母，你起来，回房里去，有话明天讲好了。”

“王师母，你不知道！……她这个泼妇……我受够她的气了。……今晚上要给她尝尝我的手段！”男人先说。

女人也开口了：“王师母，你看他要打杀我哪！……好，打杀我罢！……我也受够苦了……不想再活了。……你打！……你说……我嫁给你以后，你哪天不欺负我！……打得好！……把我打杀就好了！……你打！打杀好了！你不把我打杀，你不是人！”女人见有了劝的人，胆又壮了，哭骂声里又有力量了。

“王师母，你看，我才说两句话，她就说了这许多。……你说，该打不该打？”男人说着又动手打她，女人便杀猪似地叫了起来。这一次只是干号了，显然是她拿这个做抵抗男人的武器。

王师母把男人拖开，她一面说：“张先生，你不要再动手。有什么事，明天再说罢……你今晚暂且避开一下……免得张师母生气。”

男人本想借此收场，就让王师母带劝带推地送出去了。

女人看见没有对手，也不再撒娇了，又经王师母劝慰一阵，自己也叙说了许多关于她底男人的坏话，后来也就若无其事了。

“好！你们两个闹得够了，现在该让我睡一会儿罢，”杜大心在楼上亭子间里的床上自语道。

两个女人站在天井里谈话。孩子在房里哭了。王师母便告辞出去。那女人关上门，然后跑进房里。

“宝宝……不要哭……妈妈来啦。”小孩底嘴吮奶的声音和他底哭声还混合在一起，随后哭声就消失了。女人抱着小孩在房里缓步走着，一手轻轻拍着小孩，一面又哼着：“宝……宝……宝……宝……不……要……哭，……”轻轻的、有节奏的歌声，缓缓地从母亲底嘴里流出来，方才的吵闹已经没有一点痕迹了。一切都融化在爱里面，渐渐地歌声消失了。杜大心听见了关电灯的声音。

不久又是异常寂静了。

周围全是黑暗，死一般的静寂，忽然从街中送来一阵呜呜的声音，显然是一辆汽车在弄堂外经过了。

杜大心象受了针刺一样，陡然一惊，掀起铺盖坐起来。他似乎看见了什么异样的东西。

闭着的门自己开了，进来一个女子。这时候黑暗的屋子里充满了非地上的光明。在光明中他看见掩着那苗条的身躯的是一件天蓝色旗袍，绛色的帽子上站着一个绿鹦哥。在水汪汪的双眼里，他看出恐怖的表情，他明白了。这是坐在秘书长身旁的那个女人。白天的事情还印在他底脑中，使他激怒起来。全身的血都冲到脸上。

“去！去！我不认识你！”他向她挥手说。

然而她走过来，在方桌前的椅子上坐下了。

他用双手蒙住脸，身子倒在床上，口里狂叫：“去，去！……我不要看你……你，那秘书长底东西……去！”

他听见那女子的脚步声。她又站起来，似乎走到床前，坐到他底身边来了。呀！一只多么柔软的手！这只手来拉开他底蒙着脸的双手。他还在抵抗，然而他听见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大表哥！”他底手软了，他实在没有抵抗的力量了。他底手放了下来。这时候他才明白这不是什么秘书长底女人，这是他底表妹，他底幼年时期的唯一的爱人。

依旧是她底平凡的面貌，依旧是她底比秋水还清明的眼睛。然而她憔悴得多了。她坐在床沿上，不开口，也不看他，默默地低着头。他奇怪，他偏起头向她看，从她底眼角流下泪珠。她在哭。看见他所爱的少女底脸上的痛苦的表情，更增加他底心里的痛苦。过去的一切象电影一般地在他底眼前重演一回，他完全明白了。她是为他而哭，为四年来没有了她底爱而生活着的他而哭！

第三章　四年前

这是四年前的事。旧历八月的一个晚上，在他底姑母家底花园里，月光把松树和槐树底影子投在地上，越显得枝叶如画。他坐在草地上，表妹靠了他底右手边的一株槐树立着。花园里很静，四周只有花草底清香。绿草丛中还有虫鸣。

“这个消息不见得就是真的罢，”他底心里充满着说不出的痛苦，努力说出这样的一句话。

“怎么不是真的？昨天晚上红玉听见妈跟三舅母谈起……说赖家还想早一点接人。……一家人把我瞒得这样紧。……妈说怕我女儿家知道会害羞。……还有妈……”那个少女用战抖的声音说，但到了最后，就闭住口，似乎有点难为情。

“害羞？这是你自己底终身大事啊！为什么不问问你愿意不愿意？为什么就私下替你决定了？还要这样瞒着你！……”他恼恨地说。

“我想……一定是怕我不愿意……妈已经知道了……”她住了口，她底苦恼的脸上稍微起了红晕。片刻的宁静后，她才接着说下去：“妈知道我们底事……知道我和你很要好……她常常劝我少和你见面……”

“为什么？我又不曾带坏你。……”他咬着嘴唇，不眨眼地望着她。

“妈常常说，你脾气怪，又不知礼貌，总是大模大样，举动很使人讨厌……”

“你就相信？……”

“唉！”从少女底深心里发出这一声叹息。“你难道不知道我底心？”

他把那只捏着一把青草的手放开，指着她底胸膛说：“你底心不是跟我底心一样？”

她无言地点头，痛苦的表情里交织着深的感激。

又是片刻的沉寂。他说话了，希望在他底心中燃烧，他底眼里发出喜悦的光辉，好象他在绝望中找到了一条生路：

“我们底心既然一样，就用不着去管姑妈了。……这是你底事，……我底事，……我们两个人底事。……这又不是姑妈底事。……我们只管照我们自己底意思做！……我们自己去求我们底幸福，不要专靠姑妈。……现在还来得及……我们可以想法……我们还有最后的武器，——走！”

她不回答，开始啜泣起来。

“不要这样，我们还有最后的武器。……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牺牲。……你怎么样？……”他兴奋地说。

她仍旧不回答，却哭得更伤心，虽然声音很低。

“你快准备。……我们可以走！……你不必再哭了。……你为什么不答话？”他觉得她不该只是哭，不该不回答他。

“你为什么只是哭？……不回答我？”他有点奇怪了。

“不要这样逼我！”那少女从痛苦中挣扎地吐出来这句话。“我……不能……我不……肯……抛掉……妈。……她老了……苦苦地居孀……多年。……只有我一个……女儿。……妈爱我。……我也……爱……她。……”

一时的悲愤阻塞了他底咽喉，他挣扎了一会，才嘶声说出一句：“那么，你就是不爱我了！”他抓着胸前的衣服用力说：“我恨不得把心剖开给你看！”

那少女呜咽地答道：“我也……恨不得把心给你看。……我底命苦……我不配……我舍不得妈。……我不能抛弃她。……我不能……使她因为我痛苦。……我……不愿……把她急坏……气坏……”

“那么，你甘愿到赖家去了？”

“……不要——不要问我这句话……”

“我知道你是甘愿到赖家去了！”

“……”

他不说一句安慰的话，一句哀怜的话，他反而不停地拿针去刺那个伤心地哭着的少女底心。实在他底悲哀太大了。本来一个男人如果真正爱一个女人，他可以为爱而牺牲自己底一切，只要这个女人是属于他的时候。然而如果他明白她不再是属于他的了，那么，他底对于她的爱，就会驱使他向她作种种残酷的报复。杜大心这时候就处在这样的境地。他许多时候来的幻想竟然被她底几句话打破了，并不留一点余地。她不再是属于他的了。纵然她还在爱他，又有什么用处呢？因为她甘愿到赖家去了。得意后的失望，快乐后的悲哀，压倒了他，使他竟然忍心把一肚皮的怨气，完全倾倒在他所最爱的人底身上，倾倒在这个无抵抗的少女底身上。

没有哀怜，也没有一点同情。他自己的痛苦的确太大了，占有了他的整个心灵。他不能再想到她，再为她设法。他不但不安慰她，反而逼她哭得更厉害：

“你是甘愿到赖家去了……可是我呢？……只恨我没有眼睛……不能够认识人！……”

“……”

“我……”

“扑”的一声，槐树上的一只栖鸟飞起来，把树叶弄得响，叫了几声，又歇口了。忽然从树上落下一团白的东西，在月光里看来更白。他自然地把头一偏，那东西正落在他的肩上。“塔”的一声，原来是一堆鸟粪，他摸出手帕来揩干净了。

“大小姐！……大小姐！……”远远地传来红玉底声音。

“我走了，”他站起来，说。

她并没有说一句话，让他穿过了假山，踏乱了草地上的花影、树影，向园门去了。

在一阵昏迷中他走出了姑母家。明月一路上伴着他。他底头突然沉重了。他想走快，然而脚不再听从他底命令了。周围的一切对于他已不再存在。他只有一个思想——自己，幻梦被打破后的自己。好象有什么妖怪要夺去他底宝物似的，他拚命防卫着，而其实这个宝物已经失掉了。他从前以为只能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她现在已不再是他底，而另属于一个姓赖的了。他不能够忍受！没有她，他不能够再生存下去。他不仅是在保护他底心爱的东西，而且是在保护他自己了。

分明走过自己底家门，他并不觉得，仍然无目的地向前走。头越发沉重了，浑身冒出不少的汗，脚步更慢了。然而他还是在拚命地走。

突然起了一个响声，什么东西在撞击他底头，使他退后一步，立刻把他从昏迷中惊醒过来。原来他正撞到一个醉汉的肩上。

“该死的！你瞎了眼睛吗？”那醉汉怒目看了他一眼，骂了两句，又哼着小曲，一偏一倒地走了。

“……八月桂花香……九月菊花黄……”醉汉走远了。他也慢慢地折回家里。

第二天早晨醒来，想到昨夜的事，他觉得自己昨晚上对待她的举动太粗暴，太自私了。当两种感情在她底心中战斗得很厉害的时候，他应该哀怜她，同情她，而不应该拿那样的话增加她底痛苦。他后悔。他想立刻去到她底面前，哀求她底宽恕。但是男人底自尊心终于占了上风，他不肯向她示弱。

第四天他实在忍不住，又到姑母家去了。他不曾看见她。他想见她，但是他觉得姑母家的人对他很冷淡，他连问起她的勇气也没有了。后来他才知道她病了。他明白她得病的原因，他很想进内房去看她，但又觉得有许多无形的栏栅把他拦住。告辞出来时，他已走出厅堂，红玉从里面跑出来，交了一本书给他，说是“大小姐还给表少爷的”。他正要向红玉发问，那个小丫头已跑进去了。

这是她从前在他那里借去的一本小说。他想她一定夹得有字条在书里面。一路上他翻了几遍，始终没有寻出什么。回到家里，他又仔细将全书翻阅一遍，到底在最末一页的几行空白处发见了她底笔迹，是用铅笔写的：

我不忍再提昨晚的事，请你忘记我这一个苦命女子！不要再想我。你年青，又有志向，前程不可限量。望千万珍重。他日自有比我强过百倍的人——

在知道她得病的消息以后，又读到这样的信，这个十九岁的青年竟然哭得象一个小孩子似的。

从此以后，他在表面上似乎很平静，然而内心的激动却是十分厉害。他有时也去姑母家。她底病自然不久就好了。不过在他看来，她却比从前憔悴多了。他们虽然常见面，但除了几句客气话之外，就再没有话可说。而且当着姑母家的人底面，他们两人便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纵有满腹的话在人前也难开口。他想，既然两人没有共同生活的缘分了，那么又何苦时常用这种短时间的见面，拿痛苦的感觉来互相折磨呢？到后来他连姑母家也不去了。但是他愈想把她忘去，他愈觉得她已经深印在他底心里。痕迹只有愈磨愈显。在这痛苦底熬煎中，他不仅怕到姑母家去，怕走那条街，甚至这城市他也住得厌烦了。其实如果不是为了他底母亲，他连生活也会厌弃了。

本来，他这年在中学毕业以后，就打算到上海去继续求学，这时他便积极进行这件事。但在准备动身的前三四天，他忽然生了大病。

在他底病中，她也曾几次来探病，但每次都有她底母亲在旁陪伴，他们两人也就不曾说过一句心里的话。

他底病使他留在成都，亲眼看见她底出嫁。这在他，实在是太难堪了。然而他处在病魔底势力下，又有什么办法逃避呢？他曾几次想扶病动身，免得看见她做新娘。不过他总拗不过他底母亲，他底慈爱的母亲。她也爱她底母亲！母亲含着眼泪在床前安慰他的时候，他底勇气、他底悲愤都不知飞到哪儿去了。母亲自然不知道他底心事，但这终于是母亲底心！他已经违反了母亲底意思多少次了。然而这次他到底顺从了母亲，在家里静养，等候那痛苦的日子到来。

痛苦的日子终于来了。这是一个晴明的春日。姑母一家人自然是很快乐的。只有他（还有她）底心有若在严冬的季节。周围的一切都不能引起他底快乐。他在这一天只有象木偶一般地行为。实在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过去的。当姑母家的人把那个新妇打扮的她拖上花轿的时候，他看见她在挣扎，她在哭。姑母家的人都以为这不过是女儿出嫁时的常态；然而这哭声、这挣扎是异样的，这只有他一个人才懂得。他知道这是为他而发的。他在一阵激动之际，忽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思想。他想上前去推开众人，把她拉回来，但他终于没有勇气做，而且他们人数又太多了。他完全绝望了。

眼泪颗颗地向肚里流，他愤愤地看着四个轿夫把花轿抬走了。他想：好凄惨的音乐！她底哭声是听不见了。对于其余的人，这女儿不过是嫁了，走到幸福的路上去了。然而对于他，她却是去了，永远地去了，死了。

他回到家里，他底痛苦达到了可怕的地步。但是第三天她回门的时候，他仍然不得不再到姑母家去。在贺客盈门、音乐齐奏中，他看见她和那个姓赖的一起出来拜客。他看不清楚她底脸，她底被花冠上垂下的珠串遮住的脸。两个陪嫁的伴娘扶着她，跟着姓赖的跪拜。到他底轮值时，他也照样地行了那回故事。他跪拜完毕起来时，却注意地看了姓赖的一眼。这是一个多么瘦弱的青年，高的颧骨，灰白的脸色，微驼的背：这就是“他”底特征。他想这就是她底终身伴侣了。他觉得自己并没有不及那个人的地方。他轻蔑地看了那个人一眼，算是报了仇，顿时觉得坦然，便从贺客丛中挤出去胜利地逃走了。

但是就连这样的“坦然”也不会长久。他回到家里，一想到她怎么能够和那种人在一起生活，他底心又痛起来。

在一个春雨连绵的下午，他离开了多年来住惯了的故乡。带去的东西除行李外，还有母亲和弟妹们底送别的眼泪。

这一天早晨她是来了的，但并没有和他多说几句话。

“大表哥，一路上千万要保重……”她说到这里似乎有什么东西突然阻塞了她底咽喉，她闭了口。

这时候他恨不得抱着她痛哭一场，然而一个念头象针一般地刺痛着他。他深切地感到她不是属于他的了。他又奇怪自己为什么还要爱她。他在和自己战斗，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使得他底母亲也惊诧起来。母亲悲哀地又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他陡然明白了，便装出镇静的样子回答道：“你放心，我是知道的。……”

他埋下头，但又偷眼望她，看见她在暗暗地点头，过后又掉过头去从身边掏出一方手帕，装着拭鼻涕的样子，其实是在揩眼泪。

到了上海，他考进一个有名的大学。第二年他就接到他底母亲病故的消息。据他底弟弟来信说，母亲病中常常嘱咐弟弟千万不要把她底病状告诉他，免得他着急。一直到临死的前一晚上，她才说她切望她底大儿回来。到次早她逝世时还频频叫他底小名。这封信大大地伤了他底心。虽然他底周围的情景在接信的前后时间中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改变，但他底心境却是不同了。他知道他底母亲，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个的母亲是没有了。她底爱，她对于他的无限的爱，现在也伴着她长埋在黄土中了。从得信的那一天起，他底心里又失掉了一个重要的东西，日子更过得忧郁起来。

又过了一年，他因一个同学底介绍，参加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团体。后来他竟然完全抛弃学业，离开学校，把他底全副精力用在革命工作上面。家里仍旧寄了不少的钱来，但是他除了留下一点来维持自己底最低限度的生活外，其余的就一概充作团体底费用。

在这样的生活中，他似乎完全忘记了过去的事情。他寄回家的信里从未提过她，家里的来信也没有报告过她底消息。只有五个月以前，当他底长诗《撒旦底胜利》在《春潮季刊》发表，得到好评的时候，他底弟弟来信说她底丈夫死去了。他为她底恶运落下几滴眼泪，过后也就坦然了。

第四章　女人

在四年以后的今晚，她又这样地出现了。

相貌并没有改变，只是憔悴多了。她还在哭。

“我不能够离开妈，”他还很清楚地记得这句话，然而她现在又怎么离开了她底母亲而来到他这里呢？

“大表哥，……”她说，“我回来了，象一只船一样，经过了大风浪以后……经过了四年的飘流以后，……到底回到码头上来了……”她眼泪汪汪地望着他，等候他底回答。

这样的一句话是他不曾料到的。他底失去的宝物到底被找回来了，她现在确实又是他底了。一个美丽的前程立刻出现在他底眼前。他不说一句话，紧握着她底手，望着她底激动的脸。她又说：

“我回来了。……虽然这只船被风浪打坏了，然而它到底找到了归路回来了。”

一种说不出的快乐驱走了多年来堆积在他底心上的痛苦，他觉得心里轻松许多。他坐起来，望着她底交织着痛苦与快乐底表情的眼睛，然后扑身过去抱着她。两人底快乐的眼泪溶合在一处。

过了一些时候，忽然一个思想在咬他底脑筋，一切快乐的感觉立刻消失了。热情也消退下去。他激动地，或者可以说愤怒地抛开她，又倒下去，绝望地说：“这不可能了！……”

那女人投一瞥惊异与痛苦的眼光在他底身上，她底话已经从眼睛里说了出来。

“不能，我不能够爱你了。”他绝望地回答从她底眼里出来的问话。他又指着他底胸膛说：“我已经没有了爱人的心了。这颗心是再不能够爱人，也不能够接受任何人底爱了。……”

“我所要带给你的，是我底全量的爱，全量的温柔。我是永远属于你的。……我要使你重享人间的幸福。”

“全量的爱……全量的温柔……人间的幸福……”他迷惘地反复说。过后又放弃似地，摇头道：“不，不能……我底心已经干枯了。从它那里流不出一滴爱泉来！”

“我要用我底真诚的、纯洁的爱底眼泪来润湿它。”

“我底心已经破碎了。”

“我要用我底爱丝把它连结起来。”

“在我底心里只有黑暗。”

“然而我要给你带来我底光明。”她用手抚摩他底头，然后又埋下她底脸，爱怜地吻他底嘴唇，过后又注视着他的眼睛，说：“我可怜的孩子！……”

女人底接吻，充满着爱怜的接吻，现在把他心里所有的黑暗、恐怖、不安与绝望完全驱散了。他又沉到爱河里面了。

“我底可怜的孩子，”她望着他底瘦削的脸说，“你看，你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

她底眼泪滴在他底脸上。

“这不是梦？……我真有这幸福吗？……”他怀疑地、迷惘地自语道。他们互相望着。从她底眼里又流下串串的晶莹的泪珠，落在他底脸上，又流到他底唇边。他任它们流进他底口里。

“可怜的孩子，你已经不是我从前的大表哥了！……你看，他们已经把你变成这个样子了！……”

他想分辩说他是和从前一样，然而他底嘴唇却背叛了他。他恼恨地说道：“你知道哪个使我变成这样的？……多年来尝遍了人间的痛苦的我，想在你底爱那里求到一点安慰，一点幸福；但你也象其他的人那样，把我从幸福之国里推了出来。……而且从那时候起，我便一天一天地走向痛苦之渊。没有爱，没有光明，没有生命。我靠着生活的，除了这微小的维持生存的物质而外，就是一个痛苦的、黑暗的思想。我受够了人们底嘲笑和诅咒；我也看够，演够了人世的悲剧。……四年来，我想把我从你那里失掉的爱取于人们，施于人们。……然而对于我底爱，人们只拿陷害，仇恨，掠夺，欺骗来报答。……最令人痛心的，是那些在表面上对我讲爱人类爱真理的人，胸中正藏着一个极其恶毒的心！……他们正戴着爱底面具来吃我，吃人。……我实在不能爱了！……也不要那吃人的、虚伪的爱了！……”一阵悲愤塞住了他底咽喉，他底脸上起了可怕的痉挛。他不能再说下去。

她却不再哭了，好象也不曾听清楚他底话。她底眼睛发亮起来，她分辩似地温柔地说：“我不要听你底这样的话，这也不是你应该对我说的。……我要给你带来世间最热烈、最真诚的爱，我要把你从痛苦之渊里救出来。……你从人世所受过的一切痛苦，我要以同量的、女人的爱来偿给你。我要象母亲一般疼你，妻子一般恋你，女儿一般爱你。……”

然而悲愤还压着他，过去的一切阻止他发出一句哀怜的、安慰的、感激的话，反而使他底痛苦、失望和愤怒大大地增加了。

“不，我不要爱，也不要女人底爱了。我为什么要爱你们女人呢？不错，你们是母亲，你们把我们带到这个可怕的痛苦世界中来。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你们把我们关在慈爱的家庭监狱里。为了你们底爱，你们竟把你们底偏见、你们底无知一起传给了我们；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你们又把我们抛到这残酷无情的社会中，让我们这些娇养惯了的孩子被人摧残，受人践踏。……你们是妻子，是情人，是伴侣，你们骗去了我们底爱情，你们掠夺了它，拿它来作你们底装饰品、你们底消遣品，你们需要它的时候，就尽量地玩弄它，玩得够了时又把它抛弃了。……你们是女儿，你们叫我们做你们底奴隶、你们底牛马，来装饰你们，打扮你们，满足你们底奢侈的欲望、物质的享乐，给你们找一个可人的夫婿……”

“不要说这个！……我们女人做你们男人底奴隶，已经有无数的年代了……”她掩了面哭，哭得十分凄惨，他不禁起了寒栗。

然而这时候他觉得他不是在向着他热爱过的表妹说话，坐在他底床沿上的也不再是他底表妹，好象只是那个做了无数年代的奴隶的、所谓“女人”的生物了。他觉得她不该只是这样哭。他底愤怒又使他说下去：

不错，你们做了无数年代的奴隶，然而可曾有一个时候，你们想站起来做一个自由的人吗？无数的年代过去了，你们竟没有反抗的念头！……你们中间懦弱的就做了男人底柔顺的奴隶，强项的就做了折磨男人的主人。……你说，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自由人底感觉，那珠玉的首饰，华丽的服装，香艳的脂粉，难道不会压碎你们底头脑，烧灼你们底身体，染污你们底面貌吗？你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做成的？……

“你不记得，你……当我劝你离开家庭的囚笼的时候，你不是拒绝了我底提议，甘愿到赖家去做奴隶吗？去做你不爱的、不认识的那个人底终身伴侣吗？……你们天天诉说做奴隶的苦，可是一旦到了一举手就可以打碎镣铐的时候，你们反而退后了。……你们实在是甘愿做奴隶的！……”

“……”

“牺牲，……为什么要这卑下的牺牲？羔羊温顺地送到虎狼底口里，而美其名曰牺牲！奴隶甘愿跑去让主人凌辱，而美其名日牺牲！……你放弃了一个做自由人的机会，跑去做奴隶，也美其名日牺牲！……你这种牺牲究竟使谁得救了？……你底母亲？姓赖的？你自己？这种奴性的懦弱的牺牲，只有使人类堕落！……我诅咒它！……我也憎恨你！……去罢，我不爱你，我不爱你们女人。……”

他底声调异常激昂。他说话时并不看她，而且拚命把声音提高，来压倒她底哀泣。

她似乎并没有在听他底话，却俯下她底头吻他，冰冷的眼泪又落在他底灼热的额上，她用慈爱的声调，象母亲责备孩子似地说：

“可怜的孩子！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你不明白你说些什么话。没有爱，一个人还能够生活吗？……”

他想答复，但这一次他底咽喉真正被阻塞了。他挣扎了许久，总不能说出一句话。

远远地他看见了一个大的泥沼，在里面跪着许多艳装的女子，她们只是在哭。猛然地，自己也莫名其妙地，他从床上跳下来向前扑过去，一面愤怒地叫道：“去罢，我不要看你们！”

椅子阻挡了他，使他跪拜似地跌在地板上。有人用庄严的、差不多音乐似的声音在说：“我要用我底爱来拯救你。”他抬起头来，看见前面是一片光明，在光明中立着一个穿白衣的女子。她底面貌是如此庄严，如此温柔，如此美丽，如此光辉，他不禁软化了，无力地睡倒在地上。

一切都是梦景。在什么时候天亮了。

第五章　一个平淡的早晨

杜大心醒来，看见自己睡在地板上，觉得很奇怪。但过后他也就明白了。隔壁人家的挂钟响了起来，清清楚楚地敲了七下。他穿好衣服，照例地在楼下厨房里洗了脸，漱了口。他并不在自己底房间里停留，便打开后门，大步走出去。

他走出弄堂门，太阳已经升起来，天空罩着一层薄雾，不过街中的景物还模糊可辨。他信步走到十字街头，忽然停了脚步。他这时才明白他并没有一定的目的地，但自己现在却站在三条可走的路前面了。究竟走哪一条路呢？自己一时也不能决定；不过他有一个思想，就是不到昨天看见汽车碾死人的那条街去。他站在十字街头向四面茫然望了望，选取了右边的一条路。

街上少有行人。阳光透过薄雾射在西边的屋脊上，光芒已经比较在夏天时微弱了。但太阳还想尽力驱散那遮蔽它的薄雾，把它底光明完全照在地上，带回夏天底暖热来。不过它底努力还是没有用，人们依旧感到冷。过往的行人还是缩着头，耸着肩，驼着背。那伸直的道路经过了半夜的安息之后，现在又开始向人们诉说它底被人践踏的命运。人底脚步一压下去，便听见路底受不住的叫声，这叫声和大清早的市声打成一片。在堆满着人和菜摊子、菜担子的一个广场前，他知道自己是走到菜市场了。

他不关心地看着那一群忙忙碌碌的人，脚步下得很慢。离他不远，一个卖菜的大脚妇人，她用蓝布帕子包着头，黑黄色的一排上牙因嘴唇包不住，全露了出来，正在捆几根萝卜。她刚刚把萝卜捆好交给主顾，一面伸出手去接递过来的钱。一个八九岁的黑脸小孩，偷偷地，却又迅速地伸手在她底背后的一个箩筐里抓起一根萝卜就飞跑了。因为动作得很快，他一个不留心，在跑的时候竟把放在地下的扁担踏了一下，惊动了那个妇人。她转过身，连忙放开大步追上去。她很快地追到他底身边，一把抓着他底右臂，只一拖，几乎把他拖得跳起来。接着她又用她底粗大的右手沉重地在他底黑瘦的脸颊上打了几下，含在他底小嘴里的萝卜，便落在地上了。这根萝卜已经被咬去了一小段，而且在剩下的一段上还留着几个很深的齿印。那妇人打他底脸，他底身子。他一面防卫，一面拿难入耳的骂语来回答她底咒骂。但身子底大小相差得太远了，他终于被打得哀声向他底敌手求饶了。

周围渐渐地聚集了一群观客。一个健壮的中年妇人和一个瘦弱的黑小孩相打，而且在那个激动得脸颊象喝醉了酒一般红的妇人底手里，那个黑小孩确实是吃亏了。这是多么滑稽的景象！大家底脸上现出了满意的微笑，好象在看一场滑稽戏似的。

“你这小鬼现在要刁赖了。我把你拉到巡捕房里，叫你见见世面去！”虽然依旧是怒骂，但话里却含着得意的语调。黑小孩仍然在绝望中挣扎，他想作最后的脱逃。但结果只得到比刀还锋利的咒骂，和铁石一般沉重的拳头，最后那妇人决定了结束这场戏，把菜担子托人看守，自己拖了小孩找巡捕去了。

这一次，孩子一点也不抵抗，很柔顺地任她拖走。临行时他掉过他底小脸四面一望，想找寻什么东西似的，忽然扁起嘴，从红肿润湿的一对小眼里，泪珠滚滚地流下来。从他底口里发出了惨不忍闻的声音：“妈妈！”这声音里含着什么意思，别人自然不能了解，而杜大心也是不能了解的，不过他明白在他底一生中听见用这样的声音叫“妈妈”的，这是第一次。

去了，妇人拖着小孩去了。人们也就散开了，一路上三五成群，议论纷纷。杜大心本来打算一直向前走，但这时候他便急急跨了几下大步，向左转了弯，又到另一条街上去了。

走完了这条街，再一直走去，猛然间他向周围一看，吃了一惊，他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了。这正是他打算避开的地方，然而他又不自觉地走到了。街道还是一样，但景象却不同了。

一切都是幽静而安闲，阳光驱散薄雾，慢慢地从屋脊上爬下来。右边一排店铺底屋檐上染着黄金色。旁边屋脊上坐着一只黑猫，在晒太阳，拿它底前脚在头上搔痒。在一家檐角下挂着一个鸟笼，里面装着一对白燕，在歌唱着欢迎新来的阳光。一切都是幽静而安闲。店铺里柜台旁边摆着老板或店伙们底悠悠的找不出一点表情的黄脸，有的眼望着街中闲散地缓步的行人，有的口衔纸烟在和同伴谈天。昨天的惨剧是不留一点痕迹了。要不是杜大心昨天亲眼在这里看见那件事，那么他一定不相信会有发生惨剧的可能。因为不仅这空气、这环境是异常和平，而且就从那些摆在柜台旁的黄脸上看来，也可以推测出，在他们底一生中，流血的惨剧是不曾发生过的。不仅汽车不曾碾死人，黑小孩不曾因偷东西而被打，被拉进巡捕房，就是各地连年战争，军阀鱼肉人民，流氓与土匪横行，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作威作福，以及革命党被人屠杀等等的事，都是不会有的。何等幸福的人生啊！

然而不幸的是杜大心昨天亲眼在这里看见过一件不寻常的事情。现在他又站在昨天的那个地方了。他分明记得这是尸首倒卧处，但血痕已经看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一切只能在他底记忆中去找寻。他暂时立在那里，迷惘地看着过往的行人。一阵车轮声渐渐逼近。一辆粪车慢慢地滚过来。在前面拉着绳子的是一个十多岁的女孩，穿一件薄薄的破棉袄，一团团灰黑色的棉絮已经绽出来，悬挂在破布底裂缝处。她蓬着发，赤着脚。她底脸冻得通红，嘴里喷着热气，她拖起车来很吃力。后面推车的老汉，从年纪上看来应当是她底祖父。一顶非常破烂的毡帽盖着他底半秃的头，眼睛只有一只，一脸的皱纹，枯瘦的唇边点缀了几根灰白的胡须，一身破烂衣服和他底孙女底差不多。他也是赤脚。他推着这一辆粪车很吃力，恰象一匹老马驼着重载被鞭打着不得不向前走一般。缓缓地走着，虽然是缓缓地，却也终于走过去了。

杜大心目送着他底背影直到看不见为止，然后又回过头把眼光射在昨天流血的地点上。霎时间他看见从地底下爬出来昨天的那个尸体，而且站了起来，相貌恰和刚才看见的推粪车的人一样。呀！不只一个，是两个，四个，八个，十个，千个，万个！街上过往的人都是！同样的衣服，同样的面貌。他感到一种压迫，先是怀疑，后来就是恐怖了。“呸！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不信！”他努力睁大眼睛，果然什么都没有了。一切依旧是幽静而安闲。他有点莫名其妙。忽然在他底耳边，有人在大声说：

“我们在贫穷里生，我们在贫穷里受苦，我们在贫穷里死。这都是为着你们。”

这不是一个人底声音，这是一万人底声音，百万人底声音，乃至全个阶级底声音。他想到这所谓“我们”和“你们”，不觉猛烈地战抖起来。

这一天也和其他的日子一样，平淡地过去了。推粪车的老人回到家里依旧和他底孙女过着半冷半饿的日子，店铺的老板们依旧伴着他们底妻子做悠悠的好梦。当夜之母亲以她底大得无穷的手臂把地上的一切紧抱在她底怀里的时候，有一个人这一晚却不能够闭眼安睡了。这是一个生病的女人，因为她底爱儿早晨在家里饿得难受，跑了出去，到晚上还不见回来。

第六章　李冷和他底妹妹

傍晚李冷回到了海格路的家里。他底脸上带着一种不愉快的表情，他底妹妹李静淑看见，也感到惊奇了。

他往日回家，脸上总带着他底好心的微笑，和她谈许多事情。但这一次他却皱着眉头，没有笑容，也不开口，好象他有什么心事一样，这是李静淑一看便知道的。

自从他们兄妹来到上海以后，在这么大的都市里，她只有一个亲人，就是她能了解而且也了解她、她深爱而且也爱她的哥哥。

他们是江西省人。父母都健在。父亲李成龙是清朝的一个大官僚，做过两湖总督，确实刮了不少的地皮，积了一份很大的财产。“国变”之后，他便弃官归隐，每日以诗酒美人自娱，倒也能享清闲的福。然而亲戚朋友中有许多人觉得他有非常之才，不出山济世，未免可惜，也曾劝他出来做一点事。他总说，他不忍辜负“大清三百年的深仁厚泽”。劝的人听到这样的话，觉得自己在忠臣底面前显得太渺小了。从此李成龙底清高之名也就传出去了。

不过一般小人总有嫉妒贤者的心思，因此有些不满意他的人便造了不少的谣言来毁谤他。自然在有识者看来这些谣言都是不可信的，不过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罢了。其最大证据就是李成龙确实能够甘居清贫，与别人之退而不隐者不可同日而语。他在上海买了一座洋房，又在西湖造了一所别墅，住家在江西省城内。他底家里有一个老妻，一儿，一女；另外还有两个二十多岁的小老婆。

李冷兄妹靠了舅父底主张，居然自幼就进学校读书，李静淑所进的女子中学底校长就是她底舅父。李冷比他底妹妹长六岁，在省城中学毕业后，在家里闲住了一年就到上海进大学。这是“五四”运动之后的事。所以李冷一到上海就受到逐渐澎湃起来的新思潮底洗礼。在他寄给妹妹的信中，他常常和她讨论社会问题，介绍新书报给她，后来竟把他底新思想也传给她了。

李静淑接受了新思想以后，好象得到了新的生命力似的。热诚、勇气和希望充满在她底心中，她感到前面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幸福在等待她，她要努力向它走去。她开始进入梦的世界中了。然而她愈走入梦的世界，她便愈感到她底家庭的环境和她底理想相冲突。父亲底冷酷的脸，母亲底终日鸣不平似的、愁烦的眼睛，两个姨娘底狐媚的样子。醉后红着脸拍桌子掷东西的父亲和怨命的、失了丈夫底爱的母亲间的打骂，两个姨娘在旁边的恶意的挤眉弄眼，这一切都使她看不惯，而且受不下去了。幸而不久她在中学毕了业，便向父亲提出到上海去读书的要求。她知道这是一个难关，但她相信她底母亲会帮助她。

李静淑底要求倒有点使她底父亲为难了。在他看来，女子无才便是德，他底女儿在中学毕业已经是破例的了。他不想允许她到上海去，他打算看中一个女婿把她嫁出去，就这样尽了父亲底责任。然而母亲爱女儿。她想，从她底丈夫那里，她已经得不到幸福了。她将来只有靠她底儿女，她不能轻易让她底丈夫决定她底女儿底命运。她爱女儿，她愿意事事使女儿满意。她固然不能断定她底女儿底读书的要求是对的或不对，但在她充满对女儿的爱的时候，女儿底意见就是她自己底意见。因为她底唯一的心思就是使女儿事事如意，为了女儿底幸福，她就忘却自己底一切。本来母亲之爱儿女就是如此，何况失了丈夫底爱的衰老的她。

这个女人和她底丈夫争吵时，永远是弱者，永远是自己屈服。但这一次为了女儿底幸福，心里充满着纯洁的爱，她却变成不可征服的强者了。她不断地和她底丈夫争吵，要他答应女儿底到上海去的要求。她天天反复不倦地说着同样的话，大有不达到目的便用生命来力争之概。李静淑底舅父和在上海的哥哥也都来援助这个少女。李静淑到底得到了胜利。

李静淑底胜利也就是她底母亲底胜利，母亲底快乐也是不能用言语形容的。她虽然想到女儿走后，在家里就少了这个唯一的爱她而帮助她的人，她以后的日子会更苦，然而这和她底年青、美丽的女儿底无限的幸福比起来又算得什么一回事呢？

李静淑到上海的时候，她底哥哥已经是N大学本科二年级生了。她也考入这个大学的预料。他们兄妹就住在海格路一所小洋房中，雇了一个娘姨。每天早晨兄妹同去学校上课，十二点钟的时候，又一道归家吃饭。午后两人上课的时间便不同了。在这种刻板似的，却又是和平的、安静的、友爱的生活中，一年半的光阴流水似地过去了。

他们兄妹都研究文学。李冷在课余的时候，常常写一些诗和散文寄给两三份杂志发表。他底诗文可以表现出来他底恬淡、和平、温柔的性格。在那些诗文里面并没有惊天动地的悲剧，也没有慷慨激昂的壮烈的情景，他只是发抒他个人的平凡的感情罢了。至于李静淑呢，她酷爱音乐，也爱好文学作品。她底哥哥常常笑称她做“公正的批评家”，他底作品写成后，他总要先拿给她看，常常根据她底意见修改，因为她底意见常常使他满意。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兄妹间的友爱自然不断地增加。现在，一个人有什么不快意的时候，其他的一个也会不高兴；不过这样的时候不常有，因为他们总是过得很平静，很愉快。

然而这天李冷回来却是面带愁容了。李静淑只看了他一眼，眉头便微微皱起来。她心里想，哥哥大概遇到了什么不快意的事。她刚要猜想这是什么事。但另一个念头立刻捉着了她。她底美丽的脸上又出现了无邪的娇笑。

“今天你怎么回来得这样迟？……你吃过饭吗？……我想你一定在朋友的家里吃饭，所以不等你。……不过我给你留得有好菜。……你要不要我去叫娘姨给你弄热来吃……”她笑着说，一双含着无限的友爱的大眼关切地望着他。

李冷底脸上现出了痛苦的表情，他好象在和什么东西斗争。但后来他也恢复了笑容来回答他底妹妹：“妹，谢谢你……我已经吃过饭了。”他又闭了口。片刻的宁静使人感到不安。

李静淑知道她底推测是不错了。她很想立刻知道他底忧愁底原因，她好安慰他，给他解释，驱散他底隐忧。不过她又害怕在这时候提起他底心事，会增加他底不快。她想应该先驱散他现在的愁思，帮助他恢复他底平静的心境。她看见哥哥底和蔼的面容，更充满了对他的无限的友爱之情。她记起今天整个下午所筹思的计划了。她带笑地向他说：

“哥，我在想，还有一个多月，你底二十五岁的生日便到了。我想好好地庆祝一下。那天正是星期日。我想把林先生、袁先生、陈先生和密斯郑都请来，我们给你举行一个小小的庆祝会。……你看好不好？”一双晶莹的、天真的大眼望着他，等候他底回答。

她底笑是如此真实，如此纯洁，她底哥哥被感动了。他明白她底心理。他感激她，他实在找不出话来拒绝她底提议，而且他也不能够把他底忧愁对她隐瞒了。

“妹，……我知道你底心思。……你不要以为我有什么忧愁。……我实在并没有什么。……不过跟杜大心激烈地辩论了一阵。……不！……差不多是他一个人在攻击我底理想。……我并不承认他底话，可是我也受伤了。”他底态度、他底声调表示出来内心的痛苦，他确实受伤了，这伤痕是在他底心里。

“哥，你什么时候认识杜大心的？我怎么从不曾听见你说过呢？”那首充满对人生的诅咒的长诗，给她的印象太深了，所以听到作者底名字，她便止不住她底惊奇。“他又和你辩论些什么呢？”

李冷慢慢地把这一天的经过情形，以及他和杜大心的谈话详细地告诉了他底妹妹。他最后用激动的语调说：“我现在明白了，他为什么会写出那样的诅咒的诗来。……他自己说他相信憎，他否定爱。……他说我太幸福了。……不错，我实在太幸福了。……”他突然用手捧着脸，倒在躺椅上。

李静淑底一对秋水一般明净的大眼睛阴沉起来，她收敛起颊上的两个笑涡。她在深思。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前，自言自语地念道：“我们实在太幸福了。”

“杜大心也许是对的，”李冷在一阵惶乱的激动中说，脸依旧埋在手里。“他还说：‘你们这般诗人天天专门讲什么爱呀，和平呀，自然的美丽呀！天天歌颂什么造物者底功德呀！其实，这所谓爱，所谓和平，所谓大自然的美都被你们几个人占了去。至少在我，在那被汽车碾死的人，在那无数冻死饿死的人，这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要诅咒人生！而你们却拿温柔的话欺骗人，麻醉人！’他居然对我说这样的话。……这太可怕了！他也许是对的。不，我并没有错。我没有骗过人，也没有那种心思。……我爱一切。……我爱和平，我爱大自然。……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如此。……我不能够诅咒人生。……这太可怕了。……我不能，因为我心里只有爱。……我只要爱。……我欺骗人？……这太不公道了。……”他好象在和谁兴奋地争辩似的。

李静淑明白哥哥底忧愁。这也就是她底。她自己也似乎受伤了。因为她所靠着生活的正是这个原理。然而现在有人来动摇那个原理了，这人就是《撒旦底胜利》长诗底作者，那个可怕的人。她脑里正在这样地思索，忽然无意间她看见了她底哥哥底痛苦的表情，她又起了一种充满着友爱的怜悯心。她忘记了方才的一切，忘记了哥哥所转述的杜大心底话。她走到他身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拿下他底捧着脸的手，安慰地说：

“哥，你太兴奋了。他那样说，谁相信呢？不要管他！……你太激动了，应该休息一下。……你看，你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的！……你疲倦了，好好地躺一会罢。”

李冷听了妹妹底这些话以后，他底头脑也就渐渐地宁静了。李静淑伴着他，让他安静地靠在躺椅上。等到他睡熟以后，她便走到书架前取了一本书。然而这天晚上在明亮的电灯下，她总不能把心关在书上。她又想起杜大心底话，她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怖。……她第一次接触到这样一种可怕的人间的恨。她相信她底生活是非常正当的，她底原理也是无可指摘的。……然而人说她太幸福，说她所信仰的爱之福音是在骗人。……她不能忍受。她又觉得自己前面就横着一个深渊，她自己是立在悬崖上的。在从前她一点也不觉得，现在猛省起来才觉得从前的生活是何等危险的了。……但她又相信她底生活是无可指摘的。……然而最后想到她底父亲，她不觉打了一个冷噤。……

从此以后，她底心灵之门又开了半扇，她又瞥见一线新的光明，好象又知道了一条新的生活之路。但怎样才能够走上这条新路，她这时还不明白，她底全心灵现在所能了解的只是有这条新路存在罢了。

第七章　生日的庆祝

那一次偶然的会面竟使李冷和杜大心成了朋友，李静淑也因此认识了那个诅咒人生的可怕的诗人。

杜大心第一次给李静淑的印象完全和他给她底哥哥的印象不同，就在她本人也是料不到的。因为这个诅咒人生宣传憎恨的人在她底面前，正象一个不知世故的孩子那样地行为。他底动作差不多是笨拙的，而且带孩子气的，与李静淑底理想中的杜大心完全两样。她从前以为杜大心至少是一个冷酷的、骄傲的、粗暴的人。现在她看见杜大心底幼稚的、笨拙的动作，她倒起了同情心，象姊姊对待犯了过失的弟弟一样（虽然他底年龄比她底大），她一点也不讨厌他、害怕他。她反而欢迎他常常到她底家里来作客。

一天晚上，杜大心参加了他们底团体底会议回来。在会议上他为了某一个问题和一位老同志辩论了许久，出来以后便觉得头痛，回到家里颓然倒在床上，似乎一点力量也没有了。他连衣服也不脱，就昏昏沉沉地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十点钟。

十二点钟光景，他正打算出去吃饭，忽然在地板上离门不远处发见了一张名片，这显然是谁从门缝里投进来的。他拾起来一看，原来是李冷底名片，上面还有几行铅笔字：

顷偕舍妹来访，值兄外出，未晤，怅甚。明日有暇请于午后来弟处一谈，愈早愈佳。

此致

大心兄

弟冷留字　星期六。

原来李冷兄妹昨天到这里来过，名片便是他们留下的。昨晚杜大心回家，倒头便睡，所以没有看见。

这天午后两点钟他到了李冷底家。

楼下客厅里，浅绿色的墙壁上挂了几张西洋名画，地板上铺着上等地毯。房子底中央放着一张大餐桌，桌上正中放了一个大花瓶，桌子四周有几把乌木靠椅，另外靠墙壁还有几把躺椅。最深处的一堵墙边放着一个矮矮的条柜，上面有几件精致的德国磁器。在左边的一角立着一面穿衣镜；一架大钢琴放在右边的一角，正和镜相对着。

李冷一个人坐在靠背椅上，其余的人都坐在躺椅里。杜大心认得这些人中间穿漂亮西装口衔纸烟的是大学教授袁润身，穿长衫的是《春潮季刊》编辑陈冰伯，他底身边坐着他底新婚夫人郑燕华。还有一个穿一套半新半旧的西装的矮人是李冷底同学林秋岳。李静淑坐在钢琴底旁边。

他们看见杜大心进来，起身打个招呼，杜大心也对他们点了点头，拣了一把离门不远的躺椅坐下。

“大心，好几天不看见你了。你在干些什么事情？”李冷笑着向他说。“你怎么来得这样迟？”

“我一天总是瞎忙！对不起，昨天累你们两位白跑了一趟。我昨晚回来，倒头便睡。今天十二点钟正要出门的时候，才看见你留下的名片。要是大意一点，今天我就不会来了！”杜大心说着，略带困窘的笑容在他底瘦削的脸上现了一次。

“杜先生，……你今天要是不来，我们可不答应你，”李静淑半嗔半笑地说。“今天是哥哥底二十五岁的生日，我们请了几个客来。他们几位上半天就来了。你一个人却来得这样迟！我们正要罚你呢。”

“你并没有告诉过我今天是他底生日，我怎么知道呢？昨天的名片上也不曾提起，”杜大心分辩道。

“这又怪了，以前杜先生在这里的时候，我不是提过几次吗？昨天是哥哥不肯在名片上写出来。我也想，要是告诉了你，你大概不会来了。”她微微一笑：“杜先生跟小孩子一样怕见客……”

“大心，你看，我妹妹底嘴永远不肯让人，”李冷笑起来，打断了李静淑底话。

李静淑底脸上现出了两个笑涡。大家都笑了。

陈冰伯抚着他底短短的八字胡向杜大心说：“大心，你最近那首长诗我觉得不及《撒旦底胜利》。下一期你有什么稿子给我？”

“你说得不错。我近来心境不好，事情又多。提起笔就感到一种压迫。我没有力量再写东西。连这首《灵魂底呻吟》也还是勉强写成的，所以那么坏。……我觉得我没有力量……我没有力量写作了……”杜大心忧郁地说。

“为什么呢？我说不好，只是说它不及前一首长诗好。你应当多写，千万不要因为这点事情灰心啊，”陈冰伯惊讶地问道。

“我不这样想。我自己确实感到，象诗一类的东西我以后再也不能写了。我觉得在我们不用行为造成一种力量的时候，话是没有力量的。所以《灵魂底呻吟》这首诗是多么空虚，因为我自己底心早就空虚了……”杜大心苦恼地说。

“杜先生太客气了，你底诗真动人，佩服得很，”林秋岳插嘴说。

“我常常读他底作品还掉眼泪呢！”郑燕华也附和着说。

“不过，我底意见和你们底不同，我觉得他底作品完全不象他底人，他底作品太可怕了，”李静淑接着说。“我固然也被它们感动，但是我总怕读它们。我觉得作者所描写的是夸张的，可怕的，不必要，而且是不可能的。譬如在那首曾经传诵一时的长诗《撒旦底胜利》里，作者那样诅咒人生，那样歌颂撒旦底胜利。那种思想，我们不说有，只要一想到就够使人战栗了。……杜先生，你是不是觉得我底批评过于苛刻？”

“密斯李底话不错，”袁润身笑着拍手道。

“我底意思并不是这样，”杜大心似乎更苦恼了，但他只是冷冷地说，因为这时候，他忘记了听他讲话的是些什么人。他好象自己是一个裁判官，在宣告一个阶级、一个社会底死刑。他觉得他所判决的死刑囚是没有一点抵抗力的，所以他能够镇静地、冷冷地说话。“我所写的正是我所确实感到的。如果你们责备我诅咒人生，那么至少在我看来，人生是可诅咒的。如果你们责备我歌颂撒旦底胜利，那么至少在我看来，撒旦底胜利是应该歌颂的。密斯李底话，从你底出发点看来，是只能这样的。但在我，我便不承认你底话。你说我底描写是可怕的，这是因为世间正有这许多可怕的事。你说这是不必要、不可能的，而事实上除了你而外，在别人底心里确以为是必要的，可能的。……”

“我否认这样的话！”袁润身愤愤地说。

“且听我说完再反驳不迟，”杜大心冷笑道。

“袁先生，你且让他说下去，”这是李静淑底温柔的声音。

“我憎恨罪恶的心，并不减于密斯李，也不减于任何人。然而正因为我憎恨罪恶，所以我不能放过它，忘掉它，所以要把它写出来，使一切的人知道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其实我也常常对自己说：‘够了，够了。这一切的罪恶已经够了，你为什么还要把它写出来，传出去。苦恼大家？’然而事实上大家正以为罪恶还不够，谁都蒙住眼睛，塞住耳朵，装出看不见一切、听不到一切的样子，一面又来犯罪恶。我在一阵愤怒中又说：‘既然大家还以为罪恶犯的太少了，不如就索性让撒旦来管治世界罢！’因为至少它是不戴一点假面具的。我已经敲遍了人生底门，但每一扇门上都涂满着无辜受害者底鲜血。在这些血迹未被洗去以前，谁也不配来赞美人生。……”

除了袁润身惶惑地望着杜大心外，其余的人底脸渐渐地阴沉下来，但是看得出这是因为忧愁，而不是由于愤怒。李静淑底一对大眼闪电似地看入杜大心底眼睛，她想看出一点不可解的东西。她底声音微微在战抖：“我想这血迹是应该用爱来洗掉的，用憎只能添上更多的血迹。”

“爱？小姐！谁看见过爱来？”杜大心讥笑似地说。“我们已经被这样的话欺骗够了。如果爱是真实不虚的，那么世界怎么会成了这样子？人们说爱，不知说了若干年了！谁曾看见爱来？我不，我要叫人们相恨，唯其如此，他们才不会被骗，被害，被杀。就因为有你们在拿爱字来粉饰太平，所以这个社会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在我是不能忍受下去了！我不要再听那个爱字。”最后的几句话是用愤激的语调说出来的。

李静淑底脸上现出忧郁的表情。她底一对晶莹可爱的眼珠又幽暗起来。她并不答复杜大心，她在深深地思索什么。杜大心看见她底这种表情，也就不再说下去了。他底态度渐渐地缓和了。他觉得自己底话有点过火，触犯了她，他想说一两句道歉的话。

然而袁润身却愤愤地说了：“大心，岂有此理，你简直在骂人了。”

杜大心看见他底那种舞着右手、点着头、张开大口的样子，觉得好笑，并不去睬他。

李冷在这场争论中并没有说过一句话，现在他也开口了，他微笑地望着他底妹妹：

“我们底这位女批评家今天可被人难住了。……其实我也不赞成大心底意见，不过今天我们又不是在开辩论会。……你们说是来庆祝我底生日，却只顾在这里吵架，这真奇怪了。……妹，你说是不是？”

李静淑底脸上微微现出红晕，那两个可爱的笑涡显得更动人了。杜大心看见这个，他底心里就象射入了一道阳光似的，有了暖意。她觉得杜大心底眼光在她底脸上盘旋，又听见她底哥哥底话，便半羞半笑地回答道：

“这要怪我，是我引起杜先生底感触，叫他这样激动。杜先生，请你原谅我。……从这个时候起大家都不许再谈这种不快意的事情。”

“多么可爱的声音啊，”杜大心想。他也笑了一笑。

“我有一个提议：请每个人说一个笑话，”李冷这样说。

“有趣！我第一个赞成，”袁润身一面在擦火柴，燃第二支烟，一面大声说。

“我也赞成，”大家异口同声说，只除了杜大心。

“不过，我也有一个提议，请密斯李先给我们唱一首歌，”袁润身把烟夹在右手底两个指头中间，张开口，吐出一口白雾，一圈一圈地腾上了空中，然后他慢慢地说。

“赞成！”大家又是异口同声地说，不过杜大心仍然没有开口。

“袁先生总爱拿人家开心，我哪里配说唱歌？”李静淑推辞说。

“妹，你就唱一个罢，”李冷在旁鼓舞道，众人也怂恿她唱。

李静淑略略迟疑一下，就带着一种矜持的、娇羞的微笑答应了。她走到钢琴前面，坐在琴凳上，揭开钢琴底盖子，在键盘上试按一下，说道：“这是我新近学来的一首歌：《一个英雄底死》。这是十七世纪俄国农民革命军领袖哥萨克英雄拉进底故事。在前一期《现代杂志》上发表的，大家一定都看过。我现在只唱开头的一部分，唱到拉进辞别未婚妻到顿河地方去煽动革命为止……”

杜大心底脸上突然现出一种异样的表情，这显然是一种意料不到的事情，使他感到惊喜了。他底脸为一种光辉所笼罩着。但这时候众人底眼光都定在李静淑身上，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

李静淑说罢，又深思一会，便弹着琴开始唱起来。

杜大心底座位正对着那一面大穿衣镜，李静淑底一切动作，他在镜子里看得十分清楚。

她底大眼立刻亮起来，似乎在看墙壁上挂的那幅米勒底《晚祷》。林秋岳、袁润身、陈冰伯、郑燕华几个人都凝神地望着她，眼光里含得有赞叹和惊异的表情。李静淑渐渐地完全消失在歌中了。她觉得自己就是歌中人，歌曲就是从她自己底心里吐出来的话。好象她自己就是俄罗斯草原上的农家女儿，在送别她底将出发到战场上去的情人，为他歌唱一般。她底眼里和脸上的表情正随着歌中的情节变更；脸颊因为激动的缘故，更染上一层薄薄的红霞。她底青丝一般的浓发盖着鹅蛋形的脸，左边眼角下有一块小小的白痣，秋水一般的清澄的大眼似乎要穿透墙壁上的法国名画。天蓝色的旗袍裹着这苗条的身躯，胸口微微地起伏着，身子也随着歌声和琴音底节奏而略略摇动。在她底不高不低的、白玉一般的鼻子下面，便是那不厚不薄的、充满血气的嘴唇，就从那两片嘴唇里发出来如此美丽的歌声。她唱到委婉的地方，她底声音便是异常柔和，象软软的挽不断的丝；唱到悲壮的地方，她底声音又是十分凄厉，象深夜里战场上的号角。自然地，不疾不徐地，这歌声好似一串明珠从她底口里不断地滚了出来。婉转时，好似一阵微风轻轻地掠过那沉醉在春夜月光下的大草原；激昂时又如深夜的春潮急急地打着那荒凉的石头城。

李冷微笑地闭着眼，一面听着，一面点头，表示他底满足。袁润身显然是着了迷，林秋岳不转睛地望着她。陈冰伯满意地抚摩他底短短的八字胡，他底夫人郑燕华告诉他说，她从没有听见过这样美丽的歌声。

杜大心不曾看过李静淑一眼，但又不会把眼光离开那个女郎。因为他望着的是镜中的她，但也是同样清楚的。她今天确实更美丽了，至少在他看来是如此。

这时候李静淑正唱到拉进最后回答他底情人的话。他听着更有感触，心里激动得更厉害。为了不愿使别人看见他底脸上的似乎是凄厉的表情，他便站起来，掉过头，无目的地望着窗外。这一节差不多全是从他自己底深心吐出来的话，现在从这美丽的口里唱出来更是动人了。

对于最先起来反抗压迫的人，

灭亡一定会降临到他底一身：

我自己本也知道这样的事情，

然而我底命运却是早已注定！

告诉我：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没有牺牲，而自由居然会得胜在战场？

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

我知道我能够做到，而且也愿意做到这样……

他默默地想着，为他自己底命运而踌躇。他突然感到一种凄凉，觉得在座诸人中只有他一个人会得着灭亡的命运，凄惨的结局。一种莫名的悲哀忽然来袭击他，他觉得自己是十分孤独的了。

李静淑底歌声停止了，袁润身第一个拍手赞好。其余的人也附和着。杜大心才回过身子，看了李静淑一眼，无言地坐在躺椅上。李静淑关上钢琴底盖子立起身，也回到原位。她看了杜大心一眼，杜大心并没有称赞她，然而从他底眼里她看出了他底批评，她满意了，她底美丽的脸上现出了微笑。不过她还不明白他底眼光中为什么含得有那么多的感激。

“我底话如何？密斯李底这首歌真是一曲仙乐。我真找不出话来赞美了。”袁润身欢喜得合不住口，两排雪白的牙齿露了出来。

“我从没有听见静淑唱得象今天这样好，”这是郑燕华底话。

“这样的歌正需要这样的人来唱，”陈冰伯也笑着说。

“是，这个批评很公道，”林秋岳感动地说。

只有杜大心不开口。他底深沉的眼睛好象要看穿天花板似的。表面上的镇静隐藏不住神经的紧张和内心的激斗。

“大心，你觉得密斯李唱歌怎样？”袁润身看见他不开口，觉得奇怪，便挑战似地笑问道。

杜大心收敛了他底眼光，他觉得脸快要燃烧了。然而还极力装出冷静的样子，略略点一个头，要说什么，但没有说出话来。

“怎么？难道你还不满意？”袁润身半惊奇、半气恼地逼着问道。

“唱自然唱得好，不过……”杜大心努力说出这一句。他底心跳得很厉害。

“不过什么呢？你为什么说起话来这样地吞吞吐吐的？”袁润身张开嘴得意地问，一面又在燃第三支纸烟。

杜大心轻蔑地望着袁润身，过后他底脸上现出淡淡的笑容，他很安静地说：

“歌词是我作的。”

这句话使全客厅里的人都吃了一惊。但一瞬间大家也都明白了，杜大心不会说谎。只有袁润身一个人有点不高兴，但他也不说什么，只是拚命抽纸烟。

“杜先生，为什么这首歌底口气和《撒旦底胜利》完全不同呢，既然都是你底作品？”李静淑带笑地望着他，温和地问道。

杜大心有点窘，但是他到底找着了一句答话：“在我，这都是从一个共同点出发的。”

第八章　一个爱情的故事

袁润身底说笑话的轮值终于到了。他底细小的近视眼睛在一对镶黑边的圆眼镜下睁大起来。向右边分的、梳得极其光滑的头发，盖着那涂满雪花膏的、白中透黄的圆圆脸。微厚的嘴唇上有一撮日本式的胡子。他把右腿放在左腿上，左手又压在膝盖上，右手空着，准备在说话时做各种姿势。袁润身是在演说了。

果然他一开口便与众人不同：我不高兴说笑话，我给诸位讲一个故事。这是我自己经过的事情，请你们不要随便当作普通的故事听。

前年我得到巴黎大学文学博士以后，因为用功过度，神经衰弱，医生劝我到法国南部去休养，我便动身到M城去。

我住的房子在山上，异常幽雅。房子底外形颇象一座中世纪的城堡。我住在楼上，房里的陈设极其华丽，很合我底意思。

房东是一个六十岁的老妇，她有一个女儿，已快四十岁了。女儿在十八岁时跟人结了婚，但不到半年，她底丈夫抛弃了她，从此音讯杳无。她也不再恋爱，立誓终身奉养老母，倒也享了些家庭幸福。

我底房东对我很客气。她们没有儿子，所以就把我当作亲人一般看待。她们很知道青年作客异乡的苦味，又常拿亲切的话来安慰我。我在那里住了两个月就完全习惯了，犹如在自己家里一般。我底初意是在那里住个一年半载把身体养好，就动身回国。谁知命运捉弄人的本领太大了。从第二个月底末尾起就发生了一件事，我底一生的幸福几乎就因此断送了。

有一天午后五点钟光景我从友人家回来。刚走进大门，我就遇着房东母女送了两个女客出来。房东给我介绍，仓卒间不好说什么，只握了手，说了两三句客套话，就分别了。

这两个客人，一个是四十多岁的中年妇人，一个是十六七岁的少女。那女子美极了。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robe，外面罩了一件青色大衣，披着白羊皮领。淡青色的帽子下面露出她底鹅蛋形的脸，鼻子隆起，一双天蓝色的眼睛常常带笑，嘴唇红得真象一颗熟透了的樱桃，这是天然的红，并不是口红底颜色。

虽然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我却也把她看够了。而且着迷了。四年来我遇见了不少的法国女子，其中也有几个使得我时常怀念的。然而一见就能使我倾心到这样的，她却是第一个。

姑娘走后，房东母女就把她底历史告诉我。我知道她今年只有十七岁，在本地女学校读书。她底母亲早死，父亲在巴黎经商。她从小就寄居在叔父家里。最近她患了病，她底婶母带她到巴黎去就医，现在病好又回到M城来了。她们两家也有一点亲戚关系。房东母女又向我说起姑娘底种种好处。我从她们底口气中，知道她们很喜欢她。而且也就不知不觉地被房东母女底谈话感动了。我也就开始盲目地爱她了。

说恋爱是盲目的，这真是至理名言。譬如我只见了玛丽（房东女儿告诉我，姑娘底小名叫玛丽）一面，谈过两三句话，我就爱上她了。在别人会认为这是滑稽的，但在我，当时的事实确是如此。从这晚上起我就添了一件心事，书看不进去，事也无心做了。其实单是这样，倒也不要紧。无心看书，不看书就是了；无心做事，不做事就罢了。所苦的是时时刻刻都在想她，想着她，心就无处安放了。第二天起得特别迟，因为前一晚想她，不能熟睡的缘故。

第三天房东家请姑娘一家人吃茶点。在下午两点钟光景客人就来了。我在楼上看书，其实这不过是在混时间而已，我底心早就不能够放在书上了。然而在未听见门铃声时却极其希望她们早来。但听见了门铃声，知道她们已经来了之后，我心里又是悬悬的，怕见她们了，只有躲在房里看书。自然我是极愿意下楼去的，但总鼓不起勇气来。不久房东女儿上楼了，她好象知道我底心事一般，一定要我下去。我起先推口说，我是外国人，夹在她们中间会使她们不方便，又故意找了些不大近情理的托辞，但终于半推半就地被房东女儿拉下去了。

走进客厅，三位客人在和房东谈话，一见我和房东女儿进来，便站起来带笑带言地欢迎我。姑娘正坐在门边不远的一把椅子上。今天她更美丽了。除了那天见过的她底婶母外，还有一个中年男子，房东介绍说是麦歇某某，就是姑娘底叔父。大家握了手，说了两句客套话。房东给我指定了一个座位，恰在姑娘底上手边。

房东女儿笑着说：‘麦歇袁本来不好意思下来，我拉了他底膀子，才把他拉下来的。’大家都笑了起来。我特别注意她，她确实笑得动人！我等大家笑声止了后，便红着脸把我底所以不下来的理由说出来。她底叔父便说：‘这并没有什么，在法国外国人就如同在自己底家中一样。我们法国人对待外国人和自家人是没有分别的。你们中国人又很客气。只要你愿意，请常到我家里玩，我是再欢迎不过的。我有一个图书室，你如肯借书看，我也很愿意。’

姑娘接着说：‘是呀，只要麦歇袁肯来，我也高兴得很呢！’她说了又是笑。她底牙齿洁白得真可爱。

房东母女和她底叔父夫妇谈得很起劲。我也就逗引着姑娘谈话。起先总是我问她答，后来她也向我问长问短了。不过我觉得她底举止和表情上都带有不少东方的温雅，并不象一般法国女人那样多话。房东她们看见我们俩谈得很好，也不来打断我们，专心去和其余的两个客人高谈阔论。我们俩谈话底声音都很低，一则为的不妨害他们，二则也不愿使他们听见我们底话。

我因为爱看她笑，便常常用些话来逗引她笑，她果然每次都笑了。笑的时候她底脸上更现出一层薄薄的红晕，雪白的牙齿也从红红的小嘴里露了出来。她这一天穿的是紫罗兰色的透出淡白色小花的robe。颈上戴了一个金锁链。颈项和膀子底藕白色皮肉都露了出来。

在四点钟的时候，房东女儿把客厅中间的桌子整理好，我们就开始用茶点了。两个女主人坐在长桌底左右两端。她底婶母与我坐在上面，她与叔父坐在下面。我和她正斜对着。用茶点的时间，差不多继续了一个钟头。这时候姑娘很少谈话，只有别人问起她，她才答应一两句，不然就只有笑的份儿。她底叔父和老房东谈得最起劲，我虽一面听着，但一面仍不时偷眼去望姑娘。不知为什么姑娘对我也特别注意，她也时常看着我。许多次我们底眼光对射着成了两根平行线，那时我心里真跳动得厉害，我底脸也发烧了，故意对她笑了一笑。她并不把眼光避开，只是脸上多染了淡淡的一层玫瑰色。可惜我不是画家，不能够把她那时的神态和那一对夺人魂魄的眸子画下来。

五点钟一到，她和叔父、婶母就告辞回家了。

我回到楼上房间里，忽然觉得冷清清的，感到了凄凉的滋味，好象刚才做过了一个神奇的、美妙的好梦。然而现在却从幸福的世界里落下来了。这样大的房子里却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我。

我百无聊赖地又混过了五天，第六天早上，她底婶母到我家来玩，临走时请房东母女晚间到她家去闲谈，顺便也请了我。我自然一口答应了，吃过晚饭在八点半钟时候，我就高高兴兴地跟着房东母女到婶母家去了。

这天落着小雨。到了婶母家，没有见着她，我很觉扫兴，以为她被雨阻留在学校中了。幸而房东立刻问起，婶母说她去取牛奶去了，就要回来，我才高兴起来。果然我们刚刚坐下，她就活活泼泼地走进来了。她笑嘻嘻地给我说个‘晚安’，不松不紧地握一次手。我们大家围着一张方桌坐下。在灯光下面看起来，她底美丽又别有一种风味。

她们女人底话照例很多。她底婶母又爱说笑，所以谈笑总是没有间断。她有时也笑嘻嘻地说两三句。这晚上她和我正坐在桌子底相邻的两角。有时候互相看着笑一笑。她们问我中国底风俗，我也略略说了一点，又常常惹起她们发笑。

后来我们告辞走了。在路上老房东还絮絮地向我述说玛丽小姐底种种好处。

从此我就常常借着向她底叔父借书的题目，到她家去，总是在星期天或晚上。这其间我和玛丽也有过一些故事，现在也不说了。

爱情这东西是生长得最快的，只要它发芽后不曾受到阻碍，那么它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会很快地发育到成熟的时候。我和玛丽间的爱情也是如此，那不可免的时刻便到来了。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和她从影戏场出来，时间已经不早了。路上冷清清的，没有行人。走过我家门前，我邀她进去，她推口说不早了，要回家去。我见她一定不肯进去，便说：‘路上冷清清怪可怕的，我把你送到家罢。’我们就一道走下山去。在路上我们谈起今晚的影片，又把话题引到她底身世上去。她说她底父亲待她如何无情；又说父亲要她去巴黎学戏，她如何不愿意；更说世间没有一个真正疼爱她的人。她忽然眼里落了泪，就靠着路旁的一株苦栗树不走了。她小声地哭着。我从没有看见过少女底眼泪，而且也绝对不曾想到象她这样的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女会哭得这样伤心。我自然找了许多话安慰她，但都没有用。一个强烈的欲望渐渐地把我完全占有了。我本来挨近了她底身子，这时便贴近她，一把把她抱住。我激动地在她底耳边说：‘玛丽，我爱你，我爱你快要爱到发狂了！’我用我底火热的眼睛望着她。她不开口。然而她底脸发亮了，泪晶晶的双眼已经告诉了我：我底爱情底自白是得到她底欢迎的。我知道她也爱我。我底胆子更大了。我先在她底眼泪打湿了的右颊上亲了一下，她并不避开。然后我就吻着她底润湿的嘴唇。她也回答我一个动情的接吻。这时我们完全沉醉了。我忘记了一切。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一切都忘记了。就是世界底毁灭，人类底灭亡，在我都觉得没有一点关系了。

我送了她到家，回来时的心境又和去时的不同了。我觉得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是幸福的。一路上似乎一景一物都在含笑地为我祝福，都在羡慕我底好运。冷清清的路上虽仍只有我一个行人，我也并不觉得孤寂。

从此我们便成了一对情人，至少每隔一天要见一次面。因为在她家里不便拥抱接吻，不便说情话，我们便指定了一个约会的地方。每天或隔一天傍晚时分在公园里一个石头长凳上相聚。我们谈着将来的一切：如何先告诉她底叔父婶母，如何同去见她底父亲，求她底父亲底允许，如何结婚，又如何同去中国，在西湖上组织新家庭。我们俩天天在好梦中生活着。

然而好梦却也是不能久做的。命运所注定的东西终于到来了。在某一天我和她约会时，觉得她似乎有什么不快意的事，我问她几次，她总说没有。虽然她面带笑容，但我觉得她是在强为欢笑，不过我也说不出这是什么缘故，这一天的约会带了点凄惨的样子。当我把她抱在怀里的时候，她眼里含着泪，口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听不懂的话。好象有人在欺侮她，她要求我保护她一般。虽然她总说没有什么事，但我早已料到一件意外的事情快来了。

果然第二天在约会的地方我便不曾见到她，从八点钟等到十二点钟，还不见她来。我想她也许因事不能抽身来会我。第三天我又等到十二点钟，仍然不见她来，我知道她一定不来了。我绝望地走回家里。

我这一晚心里一上一下，一翻一覆，不知要怎么才好。我第二天早晨十点钟起来，梳洗以后，走下楼去。在厨房里遇见房东女儿。她告诉我昨天八点半钟玛丽曾来此告别，并致意我。我大吃一惊说：‘怎么她走了？到什么地方去了？’房东女儿才一一地把昨天的情形告诉我。原来她底父亲昨天早晨来M城，特地接她到巴黎去学演戏。她本不愿意，也曾在信函中几次反抗过她底父亲。但她底父亲一来，她终于屈服，跟着父亲走了。今天早晨我在床上高卧时，正是她和她底父亲乘车去巴黎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女儿有什么反抗的力量呢？房东女儿说到这里也有点伤感。她又告诉我法国社会上薄命的女儿太多了；她似乎记起了自己被人抛弃的那一段历史，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没有话说，回到房里哭了许久，这时候我也忘记了一切，忘记了我所处的世界。我感到自己底孤独，人生底无味。过后我又回想她从前待我的种种情况。我更明白她临行时因为怕触动我底悲哀，所以知道我在约会地方等着她的时候，才来我家告别。可见她临行时还很爱我，还为我着想。然而她如今已经去得远了。一点痕迹也不留地就去远了。这时离我和她第一次见面的时期还不到四个整月。

“我从前不是向她说过，‘我爱你快要爱到发狂了’吗？这时我真发狂了。一个星期之内，不知道干了些什么事。在第八天我就病倒了。病好时已是深秋。这一次的打击算把我底青春断送了。从此心灰意懒，无复生人的乐趣。我便决定到罗马凭吊古迹，到瑞士留连风景。在去年夏天才回到上海来。一到上海，老友N大学校长王君聘我在大学里教课，一直到现在……”

袁润身说罢叹息一声，又大大地嘘了一口气，仿佛身子轻松了许多。过后他颓然倒在躺椅上，似乎精力竭尽了。他又叹一口气，补上一句：“至于玛丽，我以后就没有再见到她了。”

爱情固然能使人变傻，但它也能使人变纯洁。“想不到袁润身那样讨厌的人，居然会说出这个动人的故事，”杜大心禁不住这样地想。

大家听了这样的故事都很感动。

在一阵难堪的沉默中，郑燕华说话了：“袁先生，人生的遇合都是有缘份的。事情已经过去，徒然悲伤也是无用的了。俗话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也许袁先生还有更大的幸福在日后呢。”这自然是安慰的话。

“然而我现在又被命运捉弄到第二个情网里面去了。如果我再得到那样的结局，那么，如此人生还有何意味，我就只有用自杀来了此一生……”他底脸因了激动而涨得通红，声音也战抖得很厉害。两只眼睛燃烧似地望着李静淑底脸，似乎要从她底不厚不薄的嘴唇里等候什么样的回答。

杜大心底脸上起了一阵妒嫉的痉挛，一块石头压在他底心上，深邃的眼睛阴暗起来，好象谁打伤了他。

大家底眼光都集中在李静淑底脸上。她明白了。一层红霞上了她底脸颊，她深锁着眉头，无言地站起来，慢慢地走出房去。大家目送着她底背影。

袁润身底红脸立刻变成苍白，他张着口，闭着眼，还在微微地嘘气。

杜大心底脸上现出一种愤怒的样子，他在和一个绝望的思想战斗。但没有人注意到他。

大家都找不出话来说。李冷毕竟是主人，他便开口来打破这可怕的沉寂。

“大心，现在轮到你了，怎么不开口？”

“我吗？我什么也不会说！”这是杜大心底冷冷的、而且含得有苦恼的回答。大家有点愕然，不明白他何以会这样不高兴。不过他们知道杜大心底脾气古怪，所以也就不追问他。

“好，我代你说一个故事罢，”李冷似乎被杜大心底回答窘着了，但他是主人，到底善于体贴客人，所以他就这样地替杜大心解了围。

这时候李静淑进来请大家到隔壁饭厅去吃饭。在那边餐桌已经安排好，娘姨也把菜饭端上来了。

吃过饭以后，李冷果然说了一个异常美满的故事，使得大家忘记了先前的事情。快乐的空气笼罩着整个客厅。大家继续谈笑，一直到九点钟。

第九章　杜大心与李静淑

走出李冷家，众人都雇了黄包车坐上走了，只有杜大心一个人步行。

温和的春天的晚风吹到杜大心底脸上。他觉得他底脑子清爽多了。这一天的生活对于他，并不是寻常的。他似乎进入了一个神奇的梦境，他底冷静的心也被扰乱了。现在他走出了梦境，在这晴明的暮春的晚上，在这幽静而宽阔的马路上，他可以冷静地回忆方才所经过的一切。

第一个念头就苦恼着他。他记起袁润身说完故事的时候他自己底心情。他当时确实感到愤恨，妒嫉，绝望。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苦恼呢？谁侵犯了他？袁润身？然而他自己分明地同情那个人。那个人底故事？那只能引起别人底同情的，而且为了那个故事，袁润身似乎给了他一个较好的印象。那么一定是那个人底最后的话。是！但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呢？袁润身爱上了李静淑或任何女子，对他又有什么妨害呢？他既然同情那个人，那么他自然希望那人底爱会被李静淑接受，希望他们两人能过着幸福的爱情生活。……然而一想到这里，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了，另外还有一个新的自己在反对现在的自己。那个自己在叫喊：“李静淑是不能够属于袁润身的。”他底现在的自己似乎屈服了。是，李静淑是不能够属于袁润身的。这件事情是他不能忍受的。为什么呢？他不能确切地说出来，然而他所感到的是：袁润身可以爱任何女子，然而袁润身不应该爱李静淑。为什么呢？他一时找不出回答来。

一对迷人的大眼含笑地望着他。他知道这是什么人底眼睛。霎时间一个美丽的面孔出现了。他底歌被她唱出来，而且唱得异常美妙。他满意了。她知道作者就是他，而他写的歌词又为她所爱读，爱唱。他满意了。他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了。

她是多么温柔，多么美丽！不错，但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他很奇怪为什么他今晚上竟让一个女郎占据了他底脑子。他为什么这样地想她？他到底发见了：他自己在爱李静淑，而且好象他对于她的爱，也不只是在今天才发生的。同时他底一个疑问也得到解答了：他爱李静淑，所以不愿意袁润身爱她。

是，他爱上了李静淑。她也许会爱他的。袁润身呢，她不会爱他，他们两人底思想和性格差得太远，而且从李静淑今天对袁润身的举动就可以看出来了。然而袁润身爱她，又是那样情急，袁润身又拿自杀的话来要挟她，难保她不会软化的。那么，他又怎样办呢？

但无论如何他总是在爱她，热烈地爱她，至少在今天听过她底歌声以后，他不能不承认他是热烈地爱上她了。……他爱她？爱上一个资产阶级的女儿？这似乎不可能！这太可怕了。他已决定不爱一切，不爱女人。这不可能！他，一个立誓牺牲个人幸福来拯救人类的人，还有资格爱女人！特别爱上一个资产阶级的女儿！把他底有限的精力分到男女的爱情上面去！这不可能！不应该！

然而事实上他明明爱她，而且深切地觉得他对于她的爱是十分真诚、十分纯洁的。他每想到她，他底心就燃烧起来。他从前自信他底心是坚如磐石、冷若死灰的，现在磐石也被捣碎，死灰也已重燃了。

后悔自己不该常到李冷家去吗？但已经悔不及了。那么，索性让他底爱情继续发展下去。向她自白罢。她会爱他吗？也许，这是可能的。然而她肯象他这样离开富裕的家庭过简单的生活吗？他也许就会被捕，被囚，被杀，那么她又怎么办呢？他能够让她忍受这一切的痛苦吗？他既然真心爱她，就应该使她过幸福的生活。但是事实上他所能带给她的就只有痛苦，以及超于痛苦的恐怖。……幸福？他自己既然抛弃了幸福，怎么还能够拿它来给别人呢？

总之，如果她真爱他，她甚至甘愿抛弃富裕的家庭，来和他共同过简单的生活，她又能够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监禁，死亡，孤独！这样一个可爱的少女，谁忍心叫她去接受这悲惨的命运？

他自己底命运是决定的了：监禁和死亡。他决定要做一个为同胞复仇的人，如果他不能够达到目的，那么，他当以自己底壮烈的牺牲去感动后一代，要他们来继续他底工作。所以对于他，命运愈悲惨愈好。然而要是她爱上了他，这一切她也不得不分享了。她底青春，她底美丽，她底才华都会为着他断送了。……啊，多么可怕！……多么残酷！……他实在不能够爱她，至少也不能够让她知道他在爱她。……但是他现在是没有力量了！

矛盾的思想反复地来到他底脑中。他不但不能走快，反而把路走错，走远了。

一路上，她底歌声，她底姿态，她底言语都来追逼他。而且在他明白地断定他在爱她之后，她底印象对于他简直成了一个专制的暴君。

将近十一点钟光景，他踉跄地回到家里。汗象流水一般地从额上落下，脑子里乱成一团。他不想睡觉，便打开窗户，在半圆月底清辉下望着静寂的弄堂。

过了一会，忽然从不远的地方送来一声叫喊：

“卖小孩儿啊！”

这一个山东汉子底声音在这样情形下面听起来，非常凄惨。声音近了。他看见一个山东汉子一扁担挑了两个箩筐，后面跟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妇人。箩筐里有几个头在动。他分辨得出在前面一个箩筐里坐着两个较大的女孩，后面的一个里面坐着三个男孩。

“卖小孩儿啊！”

这个“小贩”在杜大心底窗下走过不见了。唯有那凄惨的叫声，还在春夜的温和的空气中回响着。杜大心不由自主地用双手蒙了耳朵。

杜大心在康悌路康益里一个亭子间里倚窗望月的时候，在海格路一所洋房中右边楼上有一个少女也在凭栏望月。这就是李静淑。

她很爱月夜，每逢月夜总是睡得很迟。这一天也不是例外，不过心境却不同了。

“如果我再得到那样的结局……我就只有用自杀来了此一生，”袁润身底话还清楚地留在她底耳边。

今天的事情是她完全料不到的。她想不到袁润身会在人前向她求爱，而且拿自杀的话要挟她。她接受他底爱呢，还是拒绝他？平心而论，她找不到袁润身底大坏处。他也许还是现社会中一般人所羡慕的一种人。她又想起他底失恋的故事，她有点同情他，觉得他可怜。她想，如果她这次也拒绝他，对他是不是一个大的打击？虽然她知道他并不会自杀。

然而她又觉得袁润身是一个并不可爱的人，她也找不到他底一点好处。她自问她究竟爱过他没有？

——没有。

究竟现在爱他不？

——不，决不。

以后还可以爱他不？

——……？不，决不。

这是从心之深处发出的答话，她底心不会骗她。她自己确实不曾爱过他，而且也从不曾有过爱他的念头。她和他在性格上、思想上都是不同的。在她看来，袁润身似乎是不能够知道自己底灵魂深处的人。他好象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而且他也曾向人宣传过他底利己主义。而且他不是常常宣言他只知道自己底幸福，从来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吗？她有她底幻梦，而他也另有他底。他底生活和她父亲底生活又有什么分别？她能爱这样的人？

不，自从那晚上瞥见一条新的生活之路，发现自己是在悬崖上生活以后，她就不能够再以这种生活自满了。她无时不在想法来摆脱掉那悬崖上的生活。如果她至今还未能毅然决然地舍弃一切来救出自己，这不是她不愿；事实上她并不知道怎样才可以走到新的路上去。然而袁润身式的生活，她是厌弃了。她不愿做太太，也不愿做大学教授底夫人。她相信人应该彼此相爱，互助地、和平地生活着。那么她就不能再过那种靠别人底血汗、别人底眼泪来建筑自己底幸福的生活。她不能再过寄生的生活。杜大心底话多么刺人！但是她知道杜大心底话是很公平的，因为她确实是一个千金小姐。

杜大心？她一想到杜大心，她底心境就立刻改变了。似乎一道光明来到她底心中。她望着月亮微笑了。

“杜大心”，特别在今天这三个字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底名字。他是她所爱唱的歌词底作者。他底深沉的眼睛似乎还在她底面前表示他赞美她底歌声。他底冷冷的、淡淡的笑容还在她底眼前荡漾，而且在压迫她，要她驱散一切其他的思想。她觉得自己今天有点古怪。她努力不去想那个人，然而结果她愈想他。好象有什么东西在她底心里燃烧起来了。

她以为她现在更了解他，她相信他底出发点是和她底相同的，这就是她所奉为上帝的一个字：“爱”。然而这“爱”何以会变到“憎”，在她还是不能明白的。不过他底举动，他底言语，他底面貌，特别是那一对深沉的眼睛，无一不含得有一个神秘不可解的东西。这是悲哀，而且更是超于悲哀以上的东西。他一定有什么隐痛，一定有一种无可挽救的悲哀藏在心之深处。她固然不能把他底灵魂了解透彻，但这一些日子的观察使她知道他有着一个高贵的灵魂，一颗黄金似的心。她似乎感到他底心之跳动。她觉得在她底面前他底态度中含得有无限的温柔。她又记起《一个英雄底死》的歌词里司顿加·拉进和他底情人的谈话。这一切不是从他自己底心中流露出来的吗？她忽然觉得只要自己能够做拉进底情人，听他底那样的话就很幸福了。为什么呢？她很羞愧地惊讶自己会有这种可笑的思想。……为什么呢？从她底心灵深处发出了一声叫喊：“我爱杜大心！”

她明白了。她现在发见了她底深心的秘密：——她爱他，她爱上了杜大心，一切都在这里面了。

一层红霞上了她底面颜，心灵顿时开展，不厚不薄的嘴唇因微笑张开了。她懒洋洋地用右手抚摩被微风吹乱了的发鬓。

第十章　爱与憎

一天傍晚，杜大心来到李静淑家。李冷兄妹照常地接待他。他这几天来似乎更瘦了。李静淑心里很难受，好象看见一颗美丽的太阳渐渐落下地平线的光景，她感到一种无助的凄凉。她望着他底瘦削的脸上的两颗燃烧似的、闪光的眼睛，差不多呜咽地说：“杜先生，你这几天更瘦了！”

“不要紧，”杜大心淡淡地回答道。

“不要紧？”李静淑惊愕地望着他。他底脸上起了一阵痛苦的痉挛，她看见他底这种表情也有点恐惧了，她怀着一种悲哀的心情，换过话题来安慰他：

“杜先生，我又要劝你了。你何必定要那样自苦？工作固然要紧，但总不可过度。你还有很长的时间，又何必急急于一时呢？你看，自从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了以后，你只是一天天地瘦下去。我看见你总是皱着眉头。究竟你有什么事不能放开胸怀呢？……杜先生，保重身体也是很要紧的，”李静淑很恳切地说，长睫毛盖着的大眼露出无限的温柔，好象慈母在责备她底心爱的孩子一般。

杜大心记起了，在他一生中象这样劝慰过他的，只有他底母亲一个。他底脸上现出一道光辉，他底眼睛也亮了。他笑了笑。然而这一切马上又都成了过去的陈迹，他底脸又阴沉起来了。

“唉！”他只叹了一声，两只深沉而忧郁的眼睛望着李静淑，这里面含得有无限的感激。

“大心，妹底话很不错，”李冷同情地说。“我想你底毛病就在抛弃了爱，只从憎那方面去着想，所以觉得世间的一切都是可憎、可悲的。……其实你应该象我一样，多在爱一方面努力。只要达到爱的境地，你底心自然也就宽大了，也不会再感到悲哀了。就拿我来说，我觉得自己并无大的希望，我只望能够过着安静和平的爱之生活。我希望自己得着和平，也希望别人得着和平；我愿意自己幸福，也愿意别人幸福；我爱自己，我爱生物，我爱人类。我觉得世界是十分可爱的。如果你说我们底世界坏成了这个样子，正因为人们抛弃了爱，彼此相恨。正是爱太少了，憎太多了。所以我们应该用爱来消灭憎。……”

“其实，我看杜先生也并不是不知道爱的，”李静淑插嘴向她底哥哥说。“我读他底《一个英雄底死》那几首歌，我总觉得那里面燃烧着一颗火一般的为爱牺牲的心。然而《撒旦底胜利》就使我害怕了。”她又转过头对杜大心说：“杜先生，你不是说过这是从一个共通点出发的吗？那么，你一定也承认爱字。……我想我很能了解你。你大概一生尝到憎底味道多而爱底味道少，所以只觉得人间可憎，可怕。人们本来就很难互相了解的，自己既然怀着憎恨之心，好象戴上了一副着色眼镜，觉得所有的人都是他底仇敌，都在憎恨他。这样把自己关在用自己底痛苦造成的狭小的笼子里，又拿仇恨、嫌厌、猜嫉来做食料。这种生活是多么可怕！你为什么要憎恨一切？……你难道觉得我也是你底仇敌？你觉得我是可憎的吗？你会憎恨我吗？”她微微地笑了一笑。“你憎恨我底哥哥吗？其余的人还不是和我们一样！……”

“小姐，你不知道……”杜大心激动地插嘴道。

“杜先生，你为什么要这样叫我，要这样讥笑我？”她略略带怒地看他一眼。呀，在他底深邃的眼睛中闪耀着亮晶晶的泪珠。她底声音又转变得极其温柔了。“其实世间并无绝对的事，爱与憎也是相对的。爱多一分，憎便少一分，你虽然在过去只尝到憎，但将来还有不少的机会来尝爱的。没有爱的人尚可以学习而发展爱，何况你本来就有一颗热烈的爱心呢。……”

李静淑还想说下去，然而杜大心开口了。他底话受着心中热情底熬煎，虽然吐得很快，但同时因为着急的缘故，就成了断续的了：

“我想找话来反驳你们，但是我不能够。因为我知道你们底话都是带好意的。我感激你们，我感激你们底劝告，你们底同情……”片刻的宁静。

然而我底病并不是在不知道爱，不曾爱，不曾尝过爱，不，决不。我也曾知道爱，也曾爱过，而且也曾尝过爱。固然我不象你们那样有过美满的幼年时代，但我也不是绝对没有尝过爱的。五岁以前的事我记不起了。但我记得从五岁以来我就在爱一切人，爱一切生物了。那时候我父亲在四川省的一个县里做知县。我们离开了省城的家到那个县去，我没有小伴侣。衙门里的四堂就是我终日游玩的地方，一群鸡就是我底游伴。每天早晨，我一起床，就带着一个丫头去把鸡放出笼来，晚上又照料它们进笼，让它们安歇。一共有二十多只鸡，我给每一只鸡都取了个名字。我又想出种种方法指挥它们游戏。我常常睡在四堂后面干草堆上，在温和的阳光底抚爱下，我半开着眼睛，望着在草地上游戏的鸡群。我快活极了。我觉得生活的确是如此美满。

有一天一只鸡忽然不见了，晚上点名的时候，也找不到它；然而这天晚饭时，桌上添了一碗好菜。不久因为请客的缘故，我看见厨子把我最爱的一只大花鸡捉住了。这只鸡是我最爱的，在鸡群中算是最肥，松绿色的羽毛上加了不少的白点，我叫它做大花鸡。为了要救它一命，我大哭了一场，然而母亲笑呼我为痴儿。大花鸡终于被杀了。这天吃晚饭时，我想起我底大花鸡，我很伤心，我的确不曾在它底血肉做成的好菜的碗里下过筷子。

从此我就知道人底爱是不能及于动物的。我也就无心再和鸡玩了。因为我底小孩子的幻梦已经被打破了。虽然在杀鸡的时候，女佣袁妈，在厨房里念什么‘往生咒’，说鸡被杀了，可以去投生做人，但在我，我每看见它们在活泼跳跃，就想到被人宰割烹好端上桌子的时候，我底小小的心就不舒服了。做了鸡，就命该做人类底口里的牺牲，这大概是自然的事，而且念‘往生咒’的婆婆妈妈们也承认的。然而在我，我实在不忍再和那般只是为了给人类做食物而活着的鸡一类的东西游戏了。

不过我还想着人一定能够爱人的。过了三年，在那个县里荒年来了，有钱的人把米堆在自己家中的谷仓里。穷人们吃草，吃树皮，吃土块，到后来真正吃起人来了。失掉小孩的事，卖小孩的事都是常有的。因为人究竟还不忍吃自己底亲骨肉，别人底小孩倒也不要紧。

我们底衙门里每天煮了十几大锅的稀饭施给穷人。我亲眼看见每天早晨那些瘦得和死尸一样缠着破布的人，拿着破碗碎罐扶老携幼地源源而来，争先恐后，好似奔命一般。照例每人两瓢。从早晨八点钟起一直到下午，每天总有一两千人。有些人来迟了，连一瓢也得不着。这样的施粥又有什么用处？现在我想起来，这只不过是延长他们底痛苦，使他们慢慢地饿死而已。城外野田畔掘了几个大坑，饿死的人一条一条地被抛在坑里，象无数的蛆一样。

你们也许会觉得这太惨了。然而当时还有人借这个机会囤了米，高价出卖，发了大财呢！

我自己没有受过饿，固然不知道饿是怎么一回事。但我也有小小的经验。我从前常在草丛中捉蚱蜢，把它们关在玻璃盒子里。它们底食料是花草，吃饱了便发出‘咱咱’的叫声。有时候我忘记给它们放食料进去，它们便互相吞食起来。有一次只剩下一只的时候，那唯一的胜利者便吃它自己，先从自己底两只后腿吃起。我看见那只吃掉自己底血肉的蚱蜢，我底心都抖起来了。我以后便不敢再捉蚱蜢玩。从这件事我便体验到饥饿之可怕。我想那些饿死的人在断气之先，一定咬嚼过自己身上的血肉！

从那时起，我便知道所谓人们相爱，也只是一些梦话。而且我自己也不能够爱人了。小孩底脑筋固然简单，但对于那些吃草根，吃树皮，吃土块，吃小孩，以至于吃自己，而终于免不掉死得象蛆一样的人，我是不能爱的；对于那般亲眼见着这样的惨剧而不动心，照常过着奢侈生活的人，我是不能爱的；对于那般趁这个机会发财的人，我更是不能爱的。

是，我又爱过我底母亲，我底表妹。然而我底母亲因为没有了人间的爱死去了，我底表妹被人强迫做奴隶去了，纵然在今天我底爱心还在燃烧，我想再爱一切，我愿再爱一切，我也不能够了。

至少在这人掠夺人、人压迫人、人吃人、人骑人、人打人、人杀人的时候，我是不能爱谁的，我也不能叫人们彼此相爱的。凡是曾经把自己底幸福建筑在别人底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我发誓，我拿全个心灵来发誓说，那般人是应该灭亡的。至少应该在他们灭亡之后，人们才能相爱，才配谈起爱来。在现在是不能够的。

许多年代以来，就有人谈爱了，然而谁曾见到爱来？基督教徒说耶稣为了宣传爱，宣传宽恕，被钉死在十字架，然而中世纪教会杀戮异教徒又是唯恐其不残酷！宣传爱的人杀起人来、吃起人来更是何等凶残。难道我们还嫌被杀被吃的人尚不够柔驯吗？还要用爱去麻醉他们，要他们亲自送到吃人者底口里吗？

“不，我是要叫那些正被吃、快被吃的人不要象羔羊一般地送到敌人底口里，就是死，也要象狼一般地奋斗而死，总得把敌人咬几口才行！只要能做到这一步，我自己底短促的一生又算得什么！”

他越说下去，越是愤激，头脑发起热来，汗不住地往下流。说到最后他实在不能再忍耐了。

“我还要到别处去，现在我走了。”他不等李冷兄妹说话，就站起来迈步往外面走。李静淑望着他底瘦长的背影走出去，不久就听见铁栅门底沉重的响声。

第十一章　立誓献身的一瞬间

杜大心是去远了。李冷兄妹好象从一个恶梦中醒了过来，各人怀着莫名的恐怖。两个人惶恐地互相望着，不说一句话。杜大心是去远了，然而他底话分明地留在这里。

过了一刻死一般沉静的时候。

“哥，你听见他底话没有？”李静淑开口问道。又是片刻的宁静。

“我听见了，”李冷悄然回答。这时他也失掉了平日的那种安静的态度。他底忧愁的声音泄露了他底心中的激动。“他底话也许是不错的，不过那太可怕了。流血，仇杀，相恨，相害！为什么永远是那样？为什么一定要那样？”

“哥……”李静淑在深思了一刻之后，又痛苦地说：“现在是要临到我们底头上来了。他说的凡是曾经把自己底幸福建筑在别人底痛苦上面的人都要灭亡的事，是到底会实现的。……多么可怕！那一天不久就会来的。……唉！想起这许多年来完全生活在罪恶丛中，生活在悬崖上，多么可怕。……谁知道就在安静温和的空气中，我们在做着青春的好梦的时候，还有人在他们底因饥寒不能熟睡的长夜里，拿充满怨毒的声音诅咒我们。在那般终日啼饥号寒的穷人底心目中，我们兄妹也会被人看作吃人的怪物！多么可怕！”

“妹，想起来我也不能够活下去了。我们叫人爱，我们自己底生活却成了贫民底怨毒底泉源：这样的生活现在应该终止了。我们有钱人家所犯的罪恶，就由我们来终止罢。”一道光辉出现在李冷底脸上，一线希望在绝望中闪耀起来。“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底罪恶应该由我们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来为我们这一家，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

哥，我也正有这个意思，李静淑底恐惧也渐渐被希望所驱散了。一种崇高的理想开始在她底心中燃烧着。两只大眼射出来强烈的光芒，这里面只含着无限的纯洁。她底脸上现出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光辉，在李冷看来，他底妹妹似乎在微笑了。然而这微笑是不寻常的，这是灵魂的微笑。这少女底全身似乎都浸在光明中间。李冷有点诧异，他从没有见过他底妹妹是如此美丽的。这时候他自然还不能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但在后来他却懂得了。每个革命者在怀着崇高的理想立誓献身于人民的一瞬间都是如此的。

在这时候她虽然知道在她底前面便横着贫困、苦刑和死亡，但她一点也不怕，也不悔，因为现在她底灵魂里已有了一种更崇高的东西，她觉得她已得到良心的安慰，她底心真是平静得象一泓秋水似的。她底清脆得象银铃一般的声音现在听起来更象音乐了。她又继续说：

“我还是相信这个世界只有用爱来救，我决不相信憎。不过以后我们要用行为来表现爱，而不单是用语言。”

她底态度，她底容貌，她底声音都充满了热情，使李冷十分感动。

“妹，我也是这样想，我们以后互相勉励罢，”他热情地说。

这两兄妹底心又合成了一颗。他们觉得他们从来没有过象现在这样幸福的时候。

这样的一瞬间在那般甘愿牺牲一切为人民谋幸福的青年，便是唯一的幸福的时候了。虽然这一瞬间就是贫困、监禁、死亡底开端，但他们却能以安静的笑容来接受。因为他们深切地明白从这时候起，他们便是做了人，而且尽了人底责任了。

第十二章　杜大心底悲剧

杜大心一年来都在工会里工作。最近几个月那个工会里的事情渐渐地多起来。虽然宣传部办事的人除他而外，还有两个委员，但大部分的事都要他做，而且他如果不负责，另一派人底意见就会占上风而被采纳了。另外《工人旬刊》底编辑也是他，他还要为这个刊物写作大部分的文稿。工会会所在杨树浦，他住在法租界，相隔太远了，有时候也感到不便，所以他决定搬到杨树浦去。

同时他看出来他对李静淑的爱情一天一天地在发展。虽然在理智上他认为他不应该爱这个女郎，但事实上他却异常爱她。而且在他底激情得势的时候，他好象非有她就不能生活下去一样。一天不见她，这一天就成了不幸的日子，心神不安宁，生活也就成了苦刑。然而他见了她，他底爱情就生长得更快，而同时理智又来压迫他，使他感到了良心的痛悔。最后他决定：一方面用工作来抑制自己底激情，另一方面极力和李静淑疏远，设法使他底爱情逐渐冷淡。因此搬到杨树浦去就是他底目前的唯一出路了。

张为群代他在杨树浦租了一间后楼，房租每月三元，就在张为群住的那所房子里。一天下午杜大心雇了一辆板车搬运他底行李，自己乘电车到杨树浦去。

这个纺织工人工会有十几个办事员，他们分成了两派：杜大心是一派，王秉钧是另外一派。王秉钧底势力要大些，他虽然只是一个交际委员，但他是某党工人部底职员，又是派到这个工会来的代表，他可以向党部按月去领津贴工会的款子。王秉钧原是一个工厂的学徒.因为人聪明，又常常跟着几个二等伟人东奔西跑，而且同别人办过几个工会，资格既老，经验又多。他加入某党以后，因为他曾从事劳动运动多年，颇受重视，在工人部里当了一个职员。他在工会里也颇有势力，大部分的办事员都是附和他的。

同情杜大心的只有四个人：总书记周百顺，交际委员高洪发，还有张为群和蔡维盛，这两人都是宣传委员。

周百顺、蔡维盛、高洪发三个究竟是有了年纪懂得世故的人，做起事来顾虑很多。他们虽然比较其他的办事员好，但至多也只能做到把工会底事看得和家事差不多有同等的重要。若说为工会作多大的牺牲，在他们是做不到的。而且他们同情杜大心与其说是受了他底思想上的影响，不如说是受了他底人格上的感化。他们不能明白地说出来王秉钧所宣传的“总理主义”和杜大心底“社会主义”哪一种好哪一种坏，但他们却相信杜大心，因为他们以为杜大心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底对人以及说话的态度都是诚恳的。他们也很讨厌王秉钧底骄傲自大。并且王秉钧永远只是那几句话，开口说总理，闭口说总理，差不多三句话内就要夹一个总理。至于总理曾拍过他底肥大的肩膀，也是他常常说起的，有时甚至做出样子好象表示，这个肩膀一经总理拍过之后，就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了。至于总理究竟曾否拍过他底肩膀，别人并不知道。虽然张为群几次说王秉钧底话不见得可靠，但周百顺他们也并不曾起过疑心，有时候在会议中王秉钧被杜大心或张为群驳得无话可说的时候，他就拍拍那曾经被总理拍过的肩膀，愤愤地说：“总理底意思也是这样。”杜大心自然是一笑置之，而张为群却也不肯相让，有时甚至摹仿着他底动作来讥笑他。然而总理究竟是伟大的，而王秉钧也就伟大了，一般人底意见是如此。所以王秉钧就常常这样地得胜了。

但杜大心也不是完全失败的，有时候他也有一点小胜利。本来中国人有一种特别长处，就是顾面子；工会办事员因为要顾全杜大心底面子，所以在小地方也常常对杜大心让步，使他不至于太失面子。至于宣传部底事，差不多全是杜大心一派人包办，不过王秉钧有时候也要来干涉。

这样的工作使得杜大心痛苦，他觉得他受不下去了，特别是当他诚诚恳恳、披肝沥胆地说出来他所感到而且确实相信的那些话的时候，他只得到王秉钧底鼻子里冷笑的回答，以及众人底冷淡和敷衍的态度。他屡次想不开口，让王秉钧一个人去说，然而他一看到自己所当作爱护的理想被人那般无理地糟蹋了，他底愤怒又使他不能不说话。他明白这样的热辩、这样的愤怒只能戕害他底病弱的身体，并且有几次热辩之后又跟着来了一阵剧烈的咳嗽，脸又红又烧，汗也大出，气也紧了，好象那颗心也要从他底喉咙里跑出来似的。这时候一座的人都沉默了。最难堪的是王秉钧底脸上的似笑非笑的表情。他看见这个，更觉得愤怒，因而咳得更厉害了。他知道他自己在向着死之路上走去，而且分明感到死是一天一天地逼近。本来患了肺结核症的人是应该静养的，他自己也知道。他底同志们劝过他，李静淑底劝告更动人。他们都说他还年青，工作和奋斗的日子还长远，他应该顾到将来，不该只顾现在，不要为现在的工作以及无益的自苦毁坏了身子。这样的话自然很有理由，他也不能否认。然而他底热情却毁坏了这一切，他不能够在他所愤恨的事前闭口。他看见可恨的事就要恨，可悲的事就要悲。他纵然明知道这种恨、这种悲是没有好处的，但他自己是不能自主了。一切将来的梦想已不能安舒他底精神，他对于痛苦的现实之感觉是太锐敏了。表面上他常常可以做到异常冷静的地步，其实这冷静正表示着心里痛苦到无可奈何的程度。他底胸中正藏着一颗热烈的心。这颗热烈的心所渴望的正是工作——日夜不息的工作。他正要拿这样的工作来戕害他底身体，消磨他底热情，消耗他底精力，把他弄成麻木不仁，那时候他便可以不再感到那种难堪的锐敏的痛苦了。

然而事实上他底病愈深，他底感觉便愈锐敏，他底痛苦也更难堪了。他那时候的日记中有一页是这样写着的：

我不能爱。我只有憎。我憎恨一切的人，我憎恨我自己。

迦尔洵说过：“狼不吃狼，人却欣然地吃人呢！”不错，我每天只见着人吃人的悲剧。人能爱人吗？为什么在一个同样的人的世界中，一边是光明的，热的，而一边却是黑暗的，冷的呢？一些人在热的世界中狂欢，另一些人却在冷的世界中冻死。我们坐视着，我们为将来的人许下了美丽的东西，而对于现在那些快要冻死、饿死的人又怎样呢？什么是将来？所有的将来的希望都在这不死不活的现在中消失了。什么是“梦”？难道“梦”能使饿着、冻着的人满足吗？我们尽管以美丽的梦来安慰人们，然而人们依然是不断地饿死、冻死，被同类摧残而死。对于那些人我们底话还有什么力量！他们会带着憎恨的记忆死去。我要做一个替他们复仇的人。

我恐怖死，然而憎底力量却胜过了死底恐怖。我既然不能为爱之故而活着，我却愿意为憎之故而死。到了死，我底憎恨才会消灭。——五月二十八日。

杜大心底另一个痛苦底原因就是他对李静淑底爱情。他在六月六日的日记里也写着：

今晚到李冷家。冷出去了。我和静淑谈到各人将来的希望。她底话很使我感动。她对我底信仰很赞同，不过她不赞同用暴力革命的方法。自然我底偏于憎的主张是她反对的。她说她们兄妹已决心脱离资产阶级的生活，准备不久即实行到民间去，宣传爱之福音，救济人民（她底哥哥刚在大学毕了业）。这一席话把我缚得更紧了。

她今晚对我特别表示好感，对我底病又很关心，我把工会中办事的困难和我底痛苦告诉她，她恳切地安慰我。她底可爱的大眼中的确含了一眼的泪珠。她为我而哭！我感激她。我感到女性底温柔，我感到了女人底灵魂深处有一种极其高贵的东西，这是我们男子所没有的。我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深深地觉得在她面前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孩子。我想的只是：如果我能在她底灵魂深处占一个位置，一切的代价我都甘愿付出。如果在那时候，她向我叫道：“去，那里是海，你跳下去！”我就会立刻跳下去的。然而事实上她却只说：“去罢，杜先生，你可以回去了。你不要再拿憎恨来苦恼自己。你记着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总是有一个人同情你的。”这是什么意思？……

她也许会爱我，也许已经爱上我了。我自己要用全心灵来爱她。……然而我现在没有资格爱人了。我今晚在她家里的时候，我完全被她征服了，完全违反了自己底意志。我为什么要爱她？为什么还要爱她？我自己不是屡次立过誓不爱女人吗？我所负的责任乃是担起人间的恨和自己底恨来毁灭这个世界，以便新世界早日产生。我应该拿自己底痛苦的一生做例子，来煽起人们底恨，使得现世界早日毁灭，吃人的主人和自愿被吃的奴隶们早日灭亡。这样泪海才得填平，将来幸福世界的人底血液里才不致混入现代人底毒汁。这样的工作自然不是我所能完成的，然而至少我要做一个开路的先锋。我如果为着一个女子，就抛弃了自己底工作，去享受人间的幸福，或者去为她牺牲一切，那么，我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从前的话都成了空谈吗？我自己应该努力做一个言行一致的人。凡我用笔写过的，我都应该拿行为表现出来。我要珍爱我底痛苦，用痛苦来洗净自己底罪恶，努力做一个纯洁的人。我当竭力想法消灭对她的爱情。

以后不应该再到静淑家去了。——六月六日。

但六月九日和十五日的日记里又有下面的话：

昨天和今天都到静淑家去过了。我不是早说过不去吗？然而我不能不去，我已经做了我底爱情和激情底奴隶了。不看见她，我简直不能过日子；见着她虽使我因良心上的痛悔而更感痛苦，但我觉得非此不能满足。

她分明是一个爱之天使，多么纯洁，多么温柔！我爱她，我应该爱她。我为什么又不应该爱她呢？然而爱了她，我怎么能使她幸福？又怎么有余力来为我的信仰尽力？我究竟应该怎么办？——六月九日。

我觉得我应该到她家去！我应该爱她！是的。我为什么不到她家去呢？为什么不应该爱她呢？……以后又怎么办呢？到底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六月十五日。

杜大心底悲剧就在这里了。

第十三章　张为群

工会里办事员中只有张为群一个人是杜大心底真正的同志。

他现在只有二十四岁，是安徽省人。他底父亲是一个店员，家境并不好。他在高小毕业的那一年，县里遇着兵灾，他底家被抢得干干净净，父母又相继去世，自己无法过活，便到上海来，在一个纱厂里作工，已经作了八年。他为人谨慎，又很勤苦，更没有嗜好，又不要养家，所以生活也还过得去。三年前他娶了一个妻子，现在已经是一个小孩底父亲了。

他是一个天真的人，虽然已经成年，却还有孩子气，还没有失掉赤子心。正因为有赤子心，所以看见不平、不公道的事，就要出来说几句话，叫几声；看见别人底痛苦，他也就要流眼泪。这样他就不能以自己底小小的个人幸福为满足了。在不到一年以前他信仰了杜大心底“社会主义”，要用革命的方法推翻人世间一切的不平，创造出一个美满的世界来。

张为群底理想很单纯。关于现在的一切不平的事，他都是在生活中亲眼看到的；至于那美满的将来世界，却是杜大心给他的书本里面告诉他的。他虽然不能够象一般学者或著作家会从科学上、哲学上、社会学上得出结论来证实自己底理想，但他却坚决地相信那伟大的日子一定会来，而且差不多到了迷信的地步。他和一般教徒一样，他底主义就是他底宗教。他也有一个上帝，这就是“人类幸福”。自然这四个字在他也只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要他确实地指出如何才是“人类幸福”，他也不能够。但他确也曾具体地觉得这四个字里面至少包含着他平日所看见的受苦的人也会过着安乐日子的意思。在将来，不会再有不平的事，没有人压迫人的事，也没有厂主和工人这一类的分别。人人都是平等的，都享着和平的幸福。他不但相信那样的日子会来，而且还相信在最近的将来，甚至一两年内就会到来。所以有时候他便觉得不能忍耐了。他常常拿“革命什么时候才来”的问题来问杜大心。不是预言家的杜大心自然无法回答，不过杜大心也常把自己底意见向他解释，并且常常说一些鼓舞的话勉励他。

张为群做起事来的确是敢做敢为，除了做工时间以外，他底其余的时间大部分用在工会底工作上面。工会里各部底事情，只要是繁重的，危险的，众人都推他去做，他也就自愿地担承了，很勇敢地去做，而且心里很快活。因为这样，工会里的人对他都有很好的印象。

杜大心很喜欢张为群。他看出张为群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人，因此也愿意多和这个年青工人接近。他搬到杨树浦来，恰好又和张为群同住在一幢房屋里。他住在后楼，张为群夫妇就住在亭子间。每天张为群下工回来，倘使不是工会开会的日子，吃过晚饭后，杜大心便到亭子间来闲谈，把他底知识以及他底经验，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地告诉他们夫妇。他们也很注意地、很快乐地听着。有时他也向他们描绘未来的世界，他讲得如此美丽，如此动人，他们注意地听着，好象在做一个黄金似的好梦。这时候杜大心也完全和平日不同了，平日支配着他底脑筋的“憎”已经软化在未来的美梦中了。这样的聚会给张为群夫妇带来很大的快乐，也使杜大心感到一种平淡的乐趣。但可惜这也是不常有的，因为工会底工作多，他们很少有这样的闲暇。

张为群底妻子也渐渐地喜欢杜大心了。后来他们夫妇说杜大心一个人烧饭不方便，一定要他和他们同桌吃，杜大心拗不过，也只得顺从了他们底意思。他也常帮忙张为群底妻子做点洗菜、洗碗筷等等的工作。虽然她笑着不要他做，但他终于抢着做了一点，每月也照例贴他们饭钱。她又叫他把换洗衣服也拿给她洗，他无法拒绝。自然她是不要钱的。他们夫妇没有亲人，所以待他更亲热，而他也就把他们当作亲骨肉看待了。这就是在这痛苦的生活中，杜大心所引以为十分安慰的事。

一天晚上，杜大心和张为群从工会底秘密会所出来，已经是十一点半钟了。两个人底脚步声在荒凉的街上响着。偶尔有一两个沉默的过客把他们底欣长的影子模糊地投在灰黑的地上，头也不回地急急走过去了。天空闪耀着一天的明星。他们不久便走过一片菜畦，正走在一条窄得仅能容一个人过身的小径里。杜大心忽然听见张为群在他底身后叫道：“杜先生，”这是一种非常异样的声音。他诧异地回过头看了张为群一眼，黑暗中有一双明亮的、带凄厉的表情的眼睛。

“什么？”

“杜先生！……我实在忍耐不下去了。”分明要忍下去而终于捺不住、吐了出来的声音，里面含着无穷的苦恼。

“为群，不要这样说！……你为什么这样苦恼？”杜大心一面安慰他，一面仍旧往前走。

“杜先生！……革命什么时候才会来？”他又在问那个永不能解决的问题了。

“为群！……我不是向你说过好多次吗？……那个日子会来的，一定会来的。……你为什么要这样性急？这样不能忍耐？……”杜大心这时候忘记他自己也是一个“不能忍耐”的人。

“不是这样！……我实在等不得了。……你晓得这不是为我自己，实在不是为我自己。……我自己一个人并不要紧，……决不是为我一个人……”这声音在静寂的夜里战抖着，就好象一只冻得快死的狗拖了尾巴抖着，抖着。“你看，这是为着那些人，在那里面的人，为着那些过苦日子的人！”

杜大心掉过头，看见张为群拿他底战抖的手指，指着左边的吐着红烟的黑色大怪物，杜大心也感到一种恐怖的激昂。他不能再说什么，只是把他底脚步沉重地压在软软的泥土上面，向前走着。然而张为群又说了：

“杜先生，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

“……”

“你晓得你现在住的那间后楼是怎样让出来的？……”

“什么？……”杜大心惊愕地问道。

张为群并不管他，自己一直愤激地说下去：

“在你搬来几个钟头以前，房东叫了警察来，把里面的人赶出去。那是一个患着痨病的妇人，养了三个孩子。她底丈夫我也认得，他从前也在我们厂里做过工。五个多月前，因为偷了东西被工头查出来，送到警察局去关起，判了六个月监禁。他不过偷了一点东西罢了！六个月监禁！丈夫犯事后女人就苦了。起初她还替人家洗衣服补衣服，得一点钱养活她自己和孩子们。但后来她病重了，不能劳动，就靠挪借过日。所有的东西都当尽，卖尽了。我们有时也帮助她一点，但终于是有限得很，我们自己也不宽裕。她整整有四个月不缴房租，虽然我们替她缴了一个月，然而那个把一个铜板看得和性命一样贵重的房东，怎么肯把她放过去！他时常来吵闹，但是总逼不出钱来，她总推口说等她丈夫出来后再缴房钱。房东吵得不耐烦了，便把房子租出去了。……”

杜大心停住脚步，张为群也就不往前走了。

“你来租了这间房子，是我介绍你来住的。当时我并不知道详细情形。我想一定是她答应搬家，不然房东就有安置她的办法。我一心只望你搬来同住，所以把房子给你租下了。后来你就搬来了。那天晚上我底女人告诉我那个女人底事情……”

他似乎说不下去，嘴和脸都痉挛似地动着，但过了一刻终于又说了：

“你是下午搬来的。就在那天早晨快吃早饭的时候，房东叫了两个警察来。她怎样办呢？她知道这次房东下了决心了。她哀哭着，她和她底三个孩子跪在凶恶的警察和房东面前。她还想哀求到那班人底半点哀怜。你想那班人还有人心吗？他们用脚踢她，把她剩下的一点烂东西从晒台上抛下去。一小锅还不曾煮熟的粗米粥也被他们连锅一起泼在路上了。最后她只得牵着她底三个孩子走了。她坐在路旁，望着那一点破烂东西哭了许久，最后才把东西收拾起来走了。……”

“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杜大心苦恼地问。

“她带着她底三个小孩讨饭过活。……今天我听说她死了。”

“死了？”杜大心半意识地问着。他希望这不是真事。然而张为群底声音是十分坚定的。这是无可疑惑的。死了，在这四万万的中国人中，一个患痨病的讨饭妇人死了，这又算得什么！但这时候对于他，死去的不仅是那个不知名的病女人，也连带地死了他自己底一线的希望。

“革命什么时候才会来？……我实在不能够忍耐了。……”张为群底痛苦的声音把充满了菜香的安静的空气完全震动了。

杜大心极力要挽回他自己底失去的希望，而张为群底这样的话又象利刀一样地刺进他底胸膛，不容他思索，也不容他保护。“为什么要这样逼我？”他心里想。

“你已经忍耐了二十多年，为什么今天就忍不下去了？”杜大心愤慨地说，好象对张为群报复似的。

“在从前我相信这是命定的，应该的，而且正当的，所以我能够忍耐下去。现在呢，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不正当的，应该消灭的，这一切都是罪恶，所以我不能够忍耐了。”张为群猛然拿右手按着他底胸膛说：“不是我，它，它不能够再忍耐下去了。”

杜大心再没有话反驳张为群，而且他也不想反驳了。他不能够再说什么。因为张为群底悲哀也就是他自己底悲哀，他也是早就不能够忍耐下去了。

这时候红烟还不断地从工厂底烟囱里冒出来，在深蓝色的天空中显得血红，而且愈高、愈浓。起初看起来，红的只是天的一角，过后全个天都红了。他们两个都知道就在那里，他们所认为是罪恶的一切都在活动。不仅是昨天……今天，而且明天以及明天底明天……。他们感到一个暴力底威压，好象一个代表全世界底罪恶的神在追逐他们。他们觉得如果不靠着一种奇迹，他们就会在恶神底手里灭亡了。但这奇迹什么时候才会来呢？

天似乎就要燃烧起来了，人类底运命象游丝一般地飘浮着。杜大心和张为群两人底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恐怖。

第十四章　危机

杜大心醒来了。

这一天的醒来和平常的不同。他睁开眼睛就感到绝大的惊奇。他睡在柔软的钢丝床上，而且在一个华美的房间里。这房间，他是看见过的，但现在却想不起来究竟是谁底家里。奇怪，今天他底脑筋也不大灵活了！

这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屋顶上几只麻雀在吱噪吱噪地叫着。空气温和，四周清静，只偶尔远远地传来一阵汽车或电车底声音。这究竟是谁底家里呢？他又何以会睡在这里呢？人很疲倦，似乎连思想力也没有了。他也不去想什么，依旧把眼睛闭着。迷迷糊糊的，又过了一刻。忽然他听见一阵很轻的脚步声，他知道一个人走进房里来了。他微微睁开眼睛，他几乎要叫出声来。

进来的是一个白衣女郎。他认识她，她就是李静淑，他很奇怪，要看她做些什么，便装着熟睡的样子；但并未把眼睛完全闭上，还可以看见她底动作。她走近床前，把她底右手放在他底额上（他底心猛然跳了一下，但他没有做声。这是多么温软的手啊，而且又是第一次）。她抽回她底手，在自己底额上摸一下，又轻轻地把那只手放在他底额上再按一下。她底脸上顿时现出安慰和欣喜的颜色。她于是悄悄地走到窗前，在一把藤椅上坐下。

杜大心明白了。这是李冷底家，这个房间就是从前李冷底父亲偶尔来上海的时候住的地方。但为什么他睡在这里，又怎样会睡在这里呢？他还是不明白。他又似睡非睡地过了一刻，因为他太疲倦了。

又一阵脚步声，把他惊醒了。他立刻分辨出这是李冷底脚步声。进来的果然是李冷。

“他还没有醒来？”李冷问道。

“轻声点，他还没有醒过，”这是李静淑底低声的回答。“他睡得很好，头也不发烧了，大概没有事了。……我们不要吵醒他，让他多睡一刻，他一定太劳苦了。……他那样拚命地工作，简直是在自杀！”

“他这人真固执，拚命把自己摧残到这个样子！”

“大概因为他有那颗热烈的心。他本来也可以和我们一样地生活的，……想到这一点又使我们觉得羞愧。……不过看见这样的人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又叫人不得不伤心……”李静淑底话中微带凄楚。

“我想他底病根还是在那个‘憎’字……”

“我也是这样想。……我要医治他这个病。我看，非把他底病根除去，他底身体不会好起来的……”

李冷并没有回答。然而杜大心忍耐不住了。他故意咳一声嗽，然后掀起被，睁开眼睛，表示自己醒来了。

李冷本来立着，便走到床前，李静淑也走了过来。

“大心，现在好些了吗？”李冷友爱地、恳切地望着他。李静淑底温柔的眼光也凝视着他底脸。

“好了，谢谢你，”他微笑地回答说。“告诉我，我怎样会病在你们这里？”

李冷底脸上也浮出笑容，指着他底妹妹说：“你叫她告诉你……你昨天差一点儿把她急坏了。”

杜大心望着李静淑，脸上的微笑还留着。

“杜先生，你不要信哥哥底话，哥哥总是爱拿人家开玩笑。”李静淑站在离床前不远的一把椅子背后，听见哥哥底话，想起昨晚的情形，不觉脸上泛起一道红霞，便微微低下头，说了上面的一句话。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她并不曾把笑容收敛起。她觉得杜大心底眼光还留在她底脸上，她底脸更红了。

“好，你不说，还是我来说罢，”李冷带笑地说；“昨天早上八点钟光景，你到了我们这里。满头是汗，脸色白得吓人，两只眼睛睁得大大地，我们正在客厅里吃早饭，你走进客厅叫了一声就倒在地上。我们连忙离开座位来看，你晕倒在地上，妹以为你有什么不好了，几乎急得哭了出来。……”听到这里，李静淑略略抬起头，把杜大心瞥了一眼，褪去了的红霞又泛出来。李冷并没有注意她，只管说下去：

“我们忙乱一会，你后来也就醒过来了。我们又请医生来，给你看病，医生说这是由于身体虚弱、忧郁过度、疲劳过度的缘故，而且你又中了暑。……你吃了药，后来便安静地睡着了，一睡就睡到现在，可见你真是疲劳过度。……现在你就在我们家里多休养几天罢。你底身体既是如此虚弱，更不宜自寻苦恼，应该把心放开一点。你在这里没有家，就把我们这里当作你底家也好，我们都是外省人。”

“真是一语令人万感。你们现在是我底救命恩人。我能够拿什么来表示我底感激呢？尤其是昨晚叫密斯李那样着急，叫我心里很过不去……”

“又是密——斯——李，”李静淑故意拖长声音，笑嗔说。

“你叫得杜先生，我就叫不得密斯李！”杜大心带笑地分辩说。

李静淑抿嘴笑了一笑，望着她底哥哥说：“你看，病才好一点，又斗起嘴来了。杜先生总是不肯让人的。”

“又是杜——先——生，”杜大心也带笑地拖长了声音说。

李冷微笑着。

这时候壁上的挂钟刚敲了六点。李静淑并不回答杜大心底话，却自语道：“六点钟了，我叫娘姨给杜先生煨得有稀饭，等我去端来，让杜先生吃一点。”她说毕，便往外走。

“又是杜——先——生，”杜大心又这样说。

李静淑回头看了杜大心一眼，想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出来，只笑了一笑，就走出去了。

过了两天，杜大心底病就好了，不过他还微觉疲倦。他打算这天就回杨树浦去，但终于被李冷兄妹留下来。李冷为了使他安心住下起见，又把他底消息告诉了张为群和杜大心底另一个同志朱乐无。他们也都来李冷家看过他，他们也劝他多休息几天。他实在没法走了，只得留下来。他在李家整整住了一个星期。

这七天的日子在杜大心算是一种苦刑。但他终于能够自持，不曾把爱情向李静淑表白出来。她在这七天里天天伴着他，又象慈母般地照料他，看护他。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底拚命压抑下去的爱情就很快地发展成熟了。他对她的爱情底热度一天一天地在增加，他也深切地感觉到。但他极力维持着表面上的安静，不把他心里的激动显露在她底面前。这是一桩艰难的工作。装假本来不是容易的事，而一个真诚的人要在他所爱的人面前装假，更是困难的了。所以这七天来他差不多熬尽了自己底心血。她在面前时他觉得很满足，忘掉了其余的一切。实在除了她以外，他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一旦离开了他，特别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便感到剧烈的良心上的痛悔。因为他对她的爱是极其专断的，一天一天地向前发展，征服一切，渐渐地要来征服他所相依为命的信仰了。他自己确实感觉到在一阵激情袭来之际，他只想到占有她或被她占有的一件事，他只想如何才获得她底完全的爱。其余的一切，他全忘掉了。

幸而他还未完全失掉自制的力量，所以他还能够不断地鼓起勇气来和他底激情战斗。然而他清楚地知道激情底力量是一天一天地强烈起来，而自己却是不停地衰弱下去了。到后来就在第七天的晚上，他们三人又谈到各人底将来的计划，她说到她底帮助人民、宣传爱底福音的决心，那时一种崇高的义务感情在她底心中激动着，这女郎即刻变成了爱底天使。他觉得自己实在没有自持的力量了。他几次想伏在她底脚下，哭诉他心中的痛苦，自白他底胸怀，求她给他以爱之甘泉。但是另一个念头又立刻来征服他，而且又占了上风。这念头就是：他已经是命定了弃绝一切人间的幸福的人，他不能够爱她。他终于能够咬紧牙齿以极痛苦的忍耐，把他底象一座就要爆发的火山一样的激情镇压下去了。

他别了李冷兄妹回到自己底房里，刚刚被镇压下去的激情又扬起烈焰来。这是一个凉夜，但他底心却热得快要发火了。他异常兴奋，浑身发烧，头脑也有点昏迷。他不能够睡，闷热得难受，便把窗户大打开，让凉风吹进房来。他还是不能睡，斜坐在床上，半身靠着钢丝床底铁栏。他要想什么，但刚刚想起一件事，“她”便毫无理由地插进来，而且把他底脑筋完全占据了。她底面貌，她底声音，她底姿态都变成了无数个，同时出现于他底面前，把他包围着，而且逐渐逼近了。他想冲出她们底重围，但是他不能够。他底头脑更昏迷了。他半自觉地叫着她底名字。他觉得她就是在他底怀里，他昏迷地用手抚爱着他底幻想中的李静淑，一个人低声说着什么，脸上带着笑容。

忽然他动一下身子，把眼睛大睁开惊惶地向周围一看，并不见李静淑在这房里。不可制服的激情控制了他，他跳下床来，冲出门去，想夺回他底失去的李静淑。这时候他也忘掉了一切，只知道李静淑是他一个人底，他要永远把她抱在怀里，不许她离开。

本来抑制久了的爱情，要是一旦到了爆发的时候，便成了不可克制的激情了。杜大心对李静淑的爱情因为被他自己极力压抑的缘故，也就渐渐地渗入了激情，不仅是纯洁的爱情了。这晚上他受着激情底驱使，不怕一切，不顾一切地冲出去，要到李静淑底房中，自白他底爱情，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欲望，就是要证实她是永远属于他，也永远不离开他。总之，他现在决心去占有她底爱了。

他出了房门，在楼前的走廊上，他看见右边房里的电灯已经熄了。蓝空中闪耀着密布的星群，凉风吹拂着他底烧脸，似乎有一瓢冷水向他底头上泼来。他底被激情昏迷了的头脑，现在比较地清醒了。他鼓起余勇走到李静淑底房门口。他先把脸靠在玻璃窗上望，白色的窗帷遮住了里面的一切。他又把耳朵贴在窗上听，但只听见房中挂钟底不疾不徐的“的答”声。显然是那女郎安静地熟睡了。然而他并不移开他底贴在玻璃窗上的耳朵，他注意地听那钟声，听了许久。

他终于听到什么了：女郎在梦里叹息了一声。过了几分钟，她含糊地说了两三句话。这虽是她底梦里的低语，但是他却听懂了。她在说：“为什么你永远这样地天天衰弱下去？……要是你没有幸福，我还能够有幸福吗？”

这样的话真正伤了他底心。一种味道进了他底心头，是酸，是甜，是苦，是辣，他说不出来。他底激情很快地逃走了，只剩下一个凄凄惶惶的他。他记起了刚才的一切，想到他这样的人竟然怀着那种心思深夜痴立在一个少女底房门前。他再细嚼她底话里的滋味。他觉得实在无力自持了，便狼狈地逃回了自己底房间。他底眼泪象雨点似地落下来。他不知道究竟是为感激她而哭，或是在求她底宽恕，或是在哭他自己。

这一晚他没有睡，他在深思。矛盾的思想反复地来到他底脑中。他最后决定提前回杨树浦去。

第二天早晨，天刚刚大亮，他就走下楼，打开门去了，在桌子上留下一封给李冷兄妹的信。

他决定从此不再到李冷底家了。

第十五章　革命党被捕

黑漆般的天空里有几颗半明半昧的星，地上落着三点两点的雨。秋夜的凉风吹起来使人感到了一点寒意。这一晚在上海市华界一条街上，说是因为特别情形，在九点钟的时候就没有了行人。店铺底门关得紧紧的，几乎连人声也没有。在那么长的街道上只有两个背枪的警察缩着头踱来踱去。

至于这种特别情形是什么，全街中只有这两位警察先生知道。其实他们所知道的也是有限得很。他们只知道上海市要戒严了。若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上海市要戒严呢，他们也只能答道，这是为着严防“赤党”作乱。因为上司对于他们的训话里不曾说到别的，他们也就无法知道了。说到店铺中人，他们简直是一无所知。警察先生光顾到他们底小店来，叫他们关上铺门，他们就把铺门关上了。因为天下似乎有一个至理存在着，就是不听警察先生底吩咐是要受罚的。谁又不怕受罚呢？

然而其中也有几个经验丰富的老先生对于这种非常的事情不免要加以一番研究了。其实这所谓研究，毫不含有怀疑的意思，因为人虽至愚，也都知道为官者，在上者底命令是天经地义，本无怀疑之余地的。这研究不过是根据从前的经验把警察先生所传达的命令加以注解而已。说是“赤党”作乱，“赤党”究竟是什么呢？大概就是那班推倒清朝割掉辫子的革党罢！不过那时的革党好象是穿白的，怎么又说是赤党呢？“大清改大汉，要剪掉毛辫，明明投洋人，……”怎么又说现在的赤党要打洋人呢？可见这赤党不是那革党了。然而凡事总是古已有之的。不错，啊，有了，这赤党一定是“长毛”了。长毛本是用红缎子裹头的，所以说是赤党，而且赤者红也，红与洪同音，长毛底头脑洪秀全又恰恰姓洪，那么赤党一定是长毛了。长毛一出，天下又要大乱了，人民又要遭一番浩劫了。那位以关岳自命的吴大帅不是曾经发过通电说“……赤祸蔓延，中原鼎沸……生民应遭涂炭……”吗？想到这里，那班忧时的老先生们不免要落下几滴老泪了。

不过在这“赤祸蔓延”的中国，上海究竟算是一个世外桃源，虽然近年曾因齐卢之战受过一点兵祸，但也没有多大的损失。况且这里除了有外国人统治的租界以外，还有管辖五省、坐镇金陵的孙联帅底军队，小民托庇了联帅底福荫，勉强可以安居乐业。将来灭长毛、定天下、登龙位的“真命天子”难保不就是他老人家！有了真命天子，那班忧时的老先生们也就放了心，安然睡去了。

然而只苦了那两位巡夜的警察先生。他们在未来的真命天子、现在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底治下倒敢发起牢骚来了。这时候别人睡在温暖的被窝里多么写意！他们倒冷清清的，在这荒凉的街道上巡夜。什么巡夜，在他们看来简直是受罪罢了！

灰白色的灯光在睡了的街中抖着，好象受不住风吹似的。在这抖着的灯光之下，右边的一个警察底花白胡子也跟着抖起来了，上面粘着几点口沫，还在闪光。左边的那个较年青的同伴却挺着胸膛，立得笔直，象一个惊叹符号一般。

“他妈的！革命！革什么命！”年老的一个先鸣不平了，接着打了一个呵欠。“把老子革到这里受罪。”又打呵欠，又流鼻涕。

“哈，哈，你的瘾又发了，”年青的一个说。

年老的一个无力地在右边的裤袋里摸出一个白色小纸包，就在街灯底微光下打开了纸包，从里面的十几颗黑丸中取出三颗来，放在嘴里，抿了一口唾沫，便吞了下去。旁边的那个“惊叹符号”带着笑容不转睛地看他。

过了一会。

“好，现在才有了精神。说起来真气人，那班东西要革命，几乎把老子命都革掉了。别的倒不要紧，瘾一发，就真正要命。幸亏我还早预备好了这包丸子，不然我老陈今晚上就要……”

瘾过了，自然有了精神，老陈一面踱着，一面又继续说下去。

“老范，你倒好，年纪轻，不抽大烟，又不喝酒，很可以省几个钱好好过活。我是什么都抽到烟枪里去了……”老陈惋惜地说。

老范底脸上现出满意的笑容；“我劝你趁早把大烟戒掉罢，这又不难……”

“不难？”老陈惊讶地说。“你们不抽烟的人，不懂！我一戒烟，就要生病。现在老了，倒也不想戒了。从前我象你这样年纪时，原不想抽大烟。在那时候不抽烟倒不好了。烟既便宜，人人都抽，招待客人，也是它！你不抽，别人说你不懂得规矩，别人说你太古板，别人要拉你抽。有人敬你烟抽，你不抽，你就得罪人。……营盘里谁又不抽！大碗的云土由你抽，成分十足，不掺半点假。……我那时年纪轻，又壮又肥。……我当兵跟着赵尔巽赵大帅到四川，后来打进西藏去。……当时正是我年少气盛的时候，现在想起来又算活了一世。革命！什么都革掉了！赵大帅的兄弟赵尔丰也就被革命党杀了头。如今什么都变坏了，再没有那样的好日子过了。……老子捉到了革命党，要把他碎尸万段，才消得这心头之恨！……”老陈愈说愈气，到了后来，真气得说不出话来。

忽然一个黑影子晃了一下，沿着关闭的铺门匆匆溜过去了。老陈不加思索地发出一个命令：“站住！”但是影子竟敢违抗命令，仍然急急地走着。老陈大大地吃了一惊，连忙追上去，老范也跟着他跑。前面的人因为拿了一包很重的东西，不能跑快，终于在快要进租界的地方被追上了。老陈一把抓住那个人底肩膀。

“你干什么？”那人回过头怒目说。

“你这包里是什么东西？”老陈问。

“旧报纸，拿去包物事用的。”

“打开给我看！”老范一面说，一面就抢了过来，那个人要夺回已经来不及了。老范把纸包抛在地上，打开了，抽了一张传单出来，在街灯下读着：“‘打倒鱼肉人民的军阀孙传芳！’”他伸出舌头来，又缩了进去：“好大胆，骂起联帅来了！”他又在下面抽出一张较大的报纸：“《工人旬刊》……‘总同盟罢工’……‘孙贼底末日到了’……‘上海工人武装起来！’……哈，原来你就是革命党，我们正要捉革命党！”他撕了报纸，猛然打了被捕者两下耳光。那个人在抵抗。

“你就是长毛，”老陈骂了一句，就加入战团，一只手揪着“革命党”兼“长毛”的那个年青人底头发，一只手拚命地乱打。“你是革命党，你要革老子的命。……好，老子的拳头不准你革命！”拳头下得更重了，那个人在这两个警察底沉重的拳头下，渐渐地失掉了抵抗力。他底回答只是挣扎和叫骂，他始终没有一点乞怜的表示。

打了一些时候，被打者底叫骂声也减弱了，两位警察先生似乎打够了，现在怒气没有了，心里在盘算未来的奖赏。他们确实觉得革命党被捉，天下太平是有望了。老陈得意地拖着倒在地上被打得半死的革命党，老范抱着那包宣传品呼啸而去。

几分钟以后街道又归于静寂了。只是那几颗半明半昧的星已完全隐去，墨色的天空中荷荷地落下了一阵大雨。

第十六章　八日

张为群一晚上不回家的事使他底妻子和杜大心都起了大的惊恐。杜大心这天六点钟在租界和他分别的时候，他说是到印刷所去取传单和《工人旬刊》的。然而他这晚上不回来，又是什么缘故呢？杜大心担心出了什么乱子。他到周百顺家里去过两次，也打听不到一点消息。张为群底妻子确实很焦急，她底一举一动都表示她底心里发生了从未有过的骚动。杜大心看见她底苦脸，也就更着急了。

第二天一早杜大心出去打听张为群底消息。他先到周百顺底家里，没有一点结果，又到工会底秘密会所和高洪发、蔡维盛底家里去，也没有得到半点消息，高洪发又不在家。他打算到租界去，无意间在等电车的地方遇着高洪发。高洪发匆忙地走过杜大心底面前，被他一把拉住了。高洪发自然大大地吃了一惊，不过他看见这是杜大心，倒也就放心了。他连忙对杜大心说：“我正要找你讲话……好，我们到百顺那里去，……”杜大心从他底脸色和语调上知道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两个人在路上不谈一句话，各人底心里锁着深的秘密。

他们终于到了周百顺底家，高洪发便说出他底第一句话：“为群被捉到警察厅去了。”这消息是他从一个在警厅里当侦探的朋友处得来的，据说就要送到戒严司令部去，到了戒严司令部总是凶多吉少。他又说他底那个朋友劝他们把东西检点一下，行动也要当心点。高洪发还嘱咐杜大心要特别当心，因为他是一个学生，在这里容易惹人注意，而且他又负着宣传部底全部责任；高洪发又害怕张为群受不过拷打，会把杜大心底名字供出来。

周百顺果然立刻把他家里所存有关工会的文件清点好了，装在一个小箱子里拿出去寄放在别处。高洪发也回去清点东西。杜大心呢，他只是在思索。他不怕什么，而且他相信张为群纵然受了拷打，也不会供出什么来，因为他知道张为群是什么样的人。

在十二点钟的光景，杜大心才回到家里。其实他还不想回去，因为他不愿把这消息告诉张为群底妻子。但是不回去也不行，事实俱在，是不能永远瞒着人的。她在家里又是何等地焦急。所以杜大心还是回去了。他把实情告诉了她，不过他附加说，据他看来，案情并不重大，并没有什么要紧，至多不过监禁几个月。

这个消息象霹雳一样，把张为群底妻子吓倒了。她嫁给张为群三年了，两个人从没有分离过，生活过得很好。现在，他被捉到官里去了。革命党这个罪名在这个年头是很大的。她不知道他底罪会不会被判死刑。她想，万一他有什么好歹，这孤儿寡妇又靠谁呢？她不能够想下去。这个打击太大了，她实在受不了它。

但是她又想，昨天他们夫妇还过得很好，今天她就看不见他了。这该不是梦罢，她底丈夫也许还在工厂里做工。她觉得她听见他在说话，她听见他底脚步声。她又想她底丈夫并未被捉到警厅去，他晚上就会回来的。总之她年纪轻，太没有经验，所以对于这样的事故，一方面非常害怕，另一方面又不大相信它会是真的，她总以为这只是梦，她底幸福才是真。等到她明白事情十分严重的时候，她就毫无主意地痛哭起来。若在别的妇女就会抱怨，甚至于仇恨杜大心、周百顺一班人。因为她底丈夫要不是和他们一道去办工会，他决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故。在一般的妇人看来，这是一个充足的理由。她们也可能借此要挟杜大心他们。但在这个天真的小女人，却不是这样。她只怨自己底命苦，她一点也不恨别人。她倒在床上伤心地哭着。她底两岁的孩子不知道这是怎样一回事情，在旁边不断地打岔她，她就眼泪汪汪地对孩子说些他不能懂的话，说了又哭。孩子看见母亲哭得伤心，自己也就放声大哭起来，她又不得不止哭去诓孩子。到了傍晚时分，她算完全止了悲，怀着一种凄凉的心情做了饭，又无可奈何地逗着孩子玩了一阵便睡了。

从此每天杜大心都要出去打听张为群底消息，他每天向她报告的话总是同样的：没有动静，大概不久就会放出来了。其实他所得到的消息并不是这样。真正的消息是一天坏似一天。在张为群被捕后的第五天，高洪发便在周百顺底家里向杜大心报告张为群被解到戒严司令部去的消息。高洪发很感动地转述张为群底话。据说当高洪发底朋友和张为群在戒严司令部见面时，张为群已经被拷打得脸肿得不堪，腿也烂了，他还是咬着牙齿说：“告诉他们，能救我出去自然最好，不能够时，我死，我一个人死也不要紧，我决不招出一句话。……我底妻儿要望他们照应。我一点也不后悔，叫他们不要灰心。……”杜大心想到从红肿的脸颊中间的口里吐出来这些话时的心情，他自己底心里也起了一阵剧痛，他不能够说什么了。

周百顺、蔡维盛和高洪发三人也有了兔死狐悲似的伤感。他们深知道张为群是无法救出来的了。他们现在所希望的只是不要叫自己陷于这同样的运命。大家觉得四周都有敌人，危机就在前面。虽然各人满心希望危机不要到来，但同时也觉得危机是一刻一刻地逼近。外面一点响动或人声都使他们十分惊惶。但各人都想在表面上做出极其镇静的样子，不要把自己表现得比别人更为胆小。在这沉默得难受的空气中，大家都感到在受着一个快来的不可抗拒的势力底压迫，而且觉得时间是过得很慢，又很难堪了。

他们忽然听见有人上楼的声音，各人心中颤抖了一下。有人在敲门。“找啥人？”周百顺一面问，一面把抽屉里的手枪拿出来，向着门口走去。门外的人答道：“我。”但房里的人一时听不出究竟是什么人底声音。

“你是什么人？”周百顺再问一声。高洪发和蔡维盛都站起来。杜大心还沉溺在深思中，安坐不动。

“我，你都不认识吗？”门外人底声音很熟，他们知道来人是谁了。不过周百顺还很小心，开了门，自己便拿着枪藏在门后。

进来的人是王秉钧。他一进门看见高、蔡两人，便带讥笑地问道：“你们在干什么？”

“你快把我们吓煞了，”这是蔡维盛底回答。

“哼！你们底胆子又不是面捏的！”王秉钧轻视地说。

突然有人在拍王秉钧底左肩，他回转头来，一支冰冷的手枪指着他底鼻子。他底眼睛花了。一个人在怒目看他。他大吃一惊，眼睛大睁，肩一耸，双手向上一扬，头摆动一下，口也大大张开了，他连忙退后两步。那个人笑了。他定神一看，才知道这是周百顺。他抽了一口冷气，向那个人啐了一口，找一个座位，坐下来说：“好，你立刻就报仇了！”

这件事过去了。王秉钧说他这几天生病躺在一个亲戚家里，今天病好一点，才跑出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消息，他已经知道张为群被捕了。高洪发把张为群底话转告了他。王秉钧叹了几声，摸着他底仁丹胡子，露出一排黄澄澄的牙齿：“……想不到张为群这孩子倒这样的勇敢。……如果这是我，倒也不要紧，因为我受过多年革命的训练，并且见过总理。你们要知道先总理到北京去，路过上海的时候，我曾经见过他老人家。他老人家知道我很努力，所以笑嘻嘻地亲手拍我的肩膀，说我是一个忠实的革命同志。……为群还是一个不大懂事的年青人，他又不懂总理主义，他现在居然这样勇敢为总理主义牺牲，一定是先总理在天的英灵保佑他。不久我们的武装同志打到上海，我一定要在总司令面前保举他。……”他说到这里又摸摸胡子，独自点头说：“如果是我，倒也不奇怪……”

屋子里没有人理他，杜大心底脸上现出来不高兴的表情。但是王秉钧仍然一个人得意地说下去：

“他就是死了，也不要紧。……不但不要紧，反而死得荣耀。他不就是一个烈士吗？何等荣耀！施洋，施百高，你们总知道罢！‘二·七’之役，他被萧耀南枪毙，谁人不知，死得何等荣耀！百高是我的同乡。我那时也在武汉，本来那次我也是逃不掉的，吴佩孚早就知道我是一个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听说他要指名捉拿我，不料正是风潮激烈的那几天，我女人病了，她一定要回乡下娘家去，我没有办法，只好送她回去。这一来就把好机会错过了！……真可惜。你看，百高死了多好。现在提起百高的名字，武汉工人谁不流眼泪！”

“然而百高——”他一面说，口沫四处飞溅，“没有见过我们总理。我却见到了总理。他老人家还拍我的肩膀，说我是忠实的革命同志。……本来总理的主义是伟大的，然而他本人更伟大，凡是和他老人家见过一面的人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单单做总理的信徒是不够的，要见过总理才行……”他还得意地用左手摸摸他底右肩，极力摹仿当时总理拍他底肩膀的神气。

杜大心不禁失声笑了。这一笑使得王秉钧惶恐起来了。在他看来这时候发出不敬的笑声，不仅侮辱了他，而且连总理也被侮辱了，真是罪该万死。他不相信世间竟有这样大胆的人！

杜大心走出去了。王秉钧气得不做声，等到杜大心底背影被门关住了以后，他才指着门说：“这是一个反革命！反革命！”

杜大心回到家里自然不把刚才得来的消息告诉张为群底妻子，他向她说的都是自己编造出来的假话。她也就相信了。她底愁思减少了一点，她只是不能忍耐地等候她底丈夫底出狱。杜大心竭力设法安慰她，处处避免触动她底忧愁。他把她当作他底妹妹一般看待。她底家里的用度也由他设法，他努力使她们娘儿过得安乐。

第十七章　杀头的盛典

在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里看杀人，在某一些人看来的确是再痛快没有的事！何况被杀的又是“人人得而诛之”的革命党！近年来大概因为世风日下的缘故罢，上海人久已没有机会参加这斩首示众的盛典了。据说在上者惩办那班“乱臣贼子”，甚而至于人人皆曰可杀的“革命党”时，也只是在夜间执行枪决了事，从不肯让小民来观光观光的。的确，不仅是胜朝遗老，便是那些稍有阅历的商店老板和店伙们也在叹人心之不古了。

大概这个年头转了好运，在孙联帅底治下，上海的居民居然再得有此眼福。自然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谁也不肯放过。杀革命党的地方是北火车站的广场。在这天，不到午后一点钟的光景，老的，少的，村的，俏的，男的，女的，都来齐了，把这个广场挤得满满的，只有中间还留着用麻绳圈着一块地方。幸而这是秋天，天气不热，不过因为人太拥挤了，每个人都感到呼吸有点急促。每个人都想走到前一排去，以便看得更清楚些。所以谁都用尽自己底气力拚命地向前挤去，尤其有女人的地方挤得最厉害。时常听得见女人底清脆的叫声：“呵呀！杀千刀的！短命鬼！”接着又是一阵男人底笑声。最初的挤倒还有目的，到后来人们竞毫无目的地乱挤起来了。

杜大心因为来得很早，所以能够在前一排占一个位置。他这时候的心情是特别的。他没有愤怒，也没有痛苦。他只有疑惑和希望。他看着那些有说有笑象在赴什么庆祝宴会的人群，他不能够相信在短时间以内就会有人被杀头。这是不可能的。他疑惑自己在做梦。

忽然汽车喇叭大鸣，群众挤得更加厉害，居然让出了一条路，因为演戏的脚色到了。先进来八个马弁拥着一位长官，跟着又是四个背大砍刀的兵，押着一个赤露上身、两手反绑在背后的犯人，再后又是一队兵士。最后得意洋洋的刽子手出现了。另一个人替他捧着刀。在群众底叫声中，这一干人进了广场中间的圈地。

杜大心所注目的只是那个犯人。然而八天的分别，竟使他不认得张为群了。实在，现在他所看见的待决的犯人已经不是他底活泼的大孩子张为群。这是一个垂死的人。他底两颊肿得异常之高，差不多与鼻子相齐。眼睛也因了脸底浮肿显得很小。差不多不能说这是人脸，只可以说是一个红色的圆球。进来时与其说他自己在走路，不如说是那四个兵把他拖起走的。他底腿已经转动不灵了。裸着的背上显出横一条直一条的凸起的紫色迹印。纵使杜大心以前不曾听见高洪发底话，他今天单从张为群底相貌和举动看来，也可以知道在这八天中那个人是受过怎样的拷打了。

戏剧开幕了。……张为群被按着跪在地上，他柔顺地服从了，连一点反抗的表示也没有。这又使得杜大心十分诧异，因为平日的张为群决不是这样。但过后他也就明白了。这个人已经失掉了生活力。虽然他底脸上并没有什么怕死的表示，其实他底一只脚已经跨进了死的黑门。要不是他偶尔睁开眼睛，或者嘘一两口气，谁还知道这是一个活人呢！

“杜先生！……什么时候革命才会来呢？”他分明地听见张为群在发问。然而他现在不能够相信这样的问话曾经几次从跪着的“他”底口中发出过了。他望着跪着的“他”，望着监刑官，望着刽子手，看看兵士，看看群众，他不自觉地把右手伸进衣袋里，摸索了许久，又绝望地把手伸出来。他陡然觉得在这一群人底面前，他是毫无力量的了。

“究竟什么时候革命才会来呢？”分明还是张为群底声音。他觉得不但自己不能够答复，而且现在的“他”也不能够发问了。在这一大片的人群中，他底眼睛一时所能看到的脸上都表示出来绝对否定的回答。于是他自己底脸上突然起了一阵可怕的痉挛。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中，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至于人群底感觉，当然和杜大心底不同。而且各人有各人底想法。不过他们都觉得有点扫兴，本来在他们底想象中，所谓“赤党”，至少也是一个面目狰狞可怕的壮夫，却料不到这只是一个快进棺材去的垂死的病人。其中也有人发言了：

“把人拷打成这样，岂有此理！其实用不着杀，他就会死了。”

“不错，只要拿刀晃一晃，也就会吓死他的。”

有的人竟敢抱怨说：

“真倒霉！这和杀一口瘟猪一样。有什么好看！哼，还值得那样宣传？”

不过对于站在后面的人，究竟杀人也好，杀瘟猪也好，和他们是没有大关系的，因为他们只能看见前面的人底高高低低的头。杀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也看不见。只要他们心里想自己曾到过刑场看杀头，没有失掉千载难逢的机会，也就满意了。这也算是见见世面呢！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所谓监刑官者从他底椅子上站了起来，拿着一张纸从他底大口中哼着微小的声音。人群中便是占着优等地位的人也只能看见他底头在摆，口在动。虽然谁都知道他在宣读犯人底罪状，但谁也听不见他读出些什么来。至于站在后面的人连头摆口动也没法看见。

“妈妈，我看不见……一点也看不见……”在后面的人丛中一个被母亲抱着的小孩子对他底母亲说。

“不要作声……在杀人了！”她向他摆头。

小孩当然莫名其妙，杀人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在前面的人却非常明白。他们不但明白，而且还正在睁起眼睛看杀人了。

监刑官底大口终于闭了。站在犯人身后右边的刽子手忽然变了颜色，一只脚踏住犯人底跪屈着的腿，右手拿着刀。前面在左边的一个兵士先拿了大砍刀向犯人底脸上猛劈下来，但还没有到脸上的时候，又轻轻地偏了过去。犯人底身子不自觉地向后面一仰。那个持刀以待的刽子手立刻把他底刀用力地砍下去，的一声，把犯人底右边脸皮连着耳朵一起砍了下来，但并没有完全砍掉，头还连接在颈子上。霎时鲜血直流，直喷，刽子手底手上和身上都溅满了血点。刽子手连忙退后一步。扑通一声，犯人底身子便向前伏倒了。他并没有死，反而因了这一刀变得更有生气了。他底身子在土地上乱滚。口里发出非人的怪叫。他一面又在啃那布满了灰尘和血迹的土地，被反剪着的双手在拚命挣扎，一双赤足也在乱踢乱打。剩下来的大半边的脸上还留着一对圆睁的怪眼，这已不是先前的不时开闭的小眼睛了，而且这样的一对眼睛是从来不曾生长在活人底脸上的。这对眼睛里含着无穷的痛苦和恐怖。人底眼睛只要和它们接触一次，那个人就会连脊梁上都起了寒栗。在这个广场中滚着的东西已经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受了致命的伤、痛得快死的怪兽了。

群众中起了大骚动。人们确实激动了。没有经验的人害怕起来，开始往后退，但是后面的人却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拚命往前面挤。阅历丰富的人自然是镇静多了。不过大家都有一种恐怖和不安的感觉。

到底是刽子手看不下去了。他连忙跑过去追着犯人底身体，左脚踏住犯人底胸口，不管犯人底挣扎，活生生地把他底头割了下来，又一脚踢开了头。剩下的尸体底项颈立刻缩进去，和肩膀相齐了。从头座子里冒出丝丝的鲜血来。带着鲜血和尘土的头象一个皮球似地飞滚开了，头经过一个兵士底面前，又被他一脚向右边踢去。在几分钟以内，那个头就变成了兵士们底足球。在兵士们底眼里这应该是很有趣的球戏了。

完了，革命党就这样地灭亡了。

演戏的脚色走了，人群中有不少的人刚退出去，后面的人又拥挤上来了。

杜大心早已痛苦到失了感觉的地步。在他恢复知觉的时候，才明白自己是在一个广大的人群中了。广场的圈地上只剩下那个卧在血泊中的无头尸体，在尸体右边一尺多远的地方放着一个头颅和半边脸皮。在那指手划脚议论纷纷的人丛中，他听见背后有人在大声谈话，而且差不多要吵起来了。他留神一听，原来是两个中年人在争论从前革命党徐锡麟被杀的时候，是否有剖腹挖心活祭恩铭的事。在他底右边也有人在争辩。一个老年人愤愤地答复他底邻人道：“惨？呸！杀革命党越惨越好！这班无父无君的禽兽，都应该死得象这样！”

杜大心底脸上又起了一阵可怕的痉挛，他觉得自己全身都在战抖了。他忽然怀疑起来，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时代，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在他底周围是些什么人。那个带着血和土的圆球似乎在开口说话了：“什么时候革命才会来呢？”这样的问话还不断地追逼他，他依然找不出一句答复的话。他分明记得当这个头还不曾和这身体分离开的时候，当在他底面前不是这血和肉块，还是那活泼的大孩子张为群的时候，他也曾听见过这样的问话来，而且他也曾几次告诉过这个人（他底“大孩子”）说，在最近的将来，那个伟大的日子就会来的，那时候谁也不再哭了，谁也不再受苦了，每一家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饱饭，每个人都有衣服，人们安静地过着和平的日子。凡是曾害过人、正害着人、将害到人的那班民贼都要灭亡了。他曾几次清清楚楚地这样向这个人说过，然而现在就在这个人底面前他底一切的话都没有力量了。灭亡！灭亡！灭亡的不是民贼，而是这个人，他底“大孩子”。张为群就如此灭亡了。事实明摆在眼前：张为群就如此灭亡了。头和身体分离开，而且躺在血泊里。谁相信这个灭亡的人曾经具有一颗恨罪恶、爱正义、为别人求幸福的黄金似的心呢？一个痛苦的感觉象火一般地烧得他底头发痛了。

突然有一个清晰的声音来到他底耳边：“我死，我一个人死也不要紧。”他激昂地、无可如何地抓住自己底头发。他好象在抵抗什么，从他底口里不能自主地吐出一句话：“不，不能！决不能让你一个人死！”虽然这声音是低到旁人差不多不能够听清楚的程度，而在他已经是力尽了。

他愤然用很大的努力在那象潮一般涌来的人群中挤开了一条路，出去了。走出了这广场，又象换了一个世界。他突然觉得是在热闹的街道中了。商店依然做着生意，过往的行人依然照常过往，不自然的笑脸依然在到处摆着。电车过去了，汽车过去了，黄包车也过去了。所有的行人似乎都不曾感到在这一个短时间内，死神曾在这附近降临了一次，如此残酷地取去了一个人底生命。其实在这样一个大城市里，一个人底生命之毁灭本来算不得一回事，何况灭亡的又是一个革命党呢！然而这时候杜大心底心理却正相反。他觉得这些车子都该毁灭，所有的过往的行人都该灭亡，而张为群却应该复活起来。他在绝望的愤怒中，又加重了他底脚步。

在他底前面，又有人在说话了：

“一代不如一代，这话真有道理！”一个有经验的老年店主惋惜地说。“从前的刽子手，哪里象这样！那有名的山东金刀王太的手艺真不错。我见过他一天杀了七个强盗，脸不红，气不喘，真正威风！……你看他不慌不忙地提起刀，一点气力也不用，轻轻送过去，一声，人头就落地了，齐齐整整，一点也不偏。要是犯人家里有钱，送了钱给他，他在下刀的时候稍微偏一点，留下一块头颈皮在头上……”

“留下一点皮有什么好处？还要花钱！”听话的年青学徒疑惑地问，他底经验太浅了。

“没有好处？你不懂！为了这一点皮，有的人还花上几百两银子呢！……象今天的革命党，杀了不准收尸，胡乱埋掉就算了。……从前大清时候有钱的和做官的，犯了事，吃了官司，服了王法，他家里人收殓尸首，要把杀掉的头缝在身上。杀了头的人颈项是要缩进去的，要留点皮才缝得起。……现在的刽子手真不行。……其实现在就是金刀王太还在世，也没用了，一颗子弹就算完了，谁希罕你有好本事！……我在上海快住到十年了，看杀头，今天还是第一次！也算是见过了世面。……”

学徒底脸上浮出无意识的笑容。

一个人猛然向前冲来，分开了这两个人，头也不回地一直往前走了。等到这两个被撞得偏偏倒倒的人立定了身子的时候，那个人已经去远了。老年的店主在暂时的惊惶中说不出话来，但过了一刻又若无其事了。

那些参加过杀头的盛典的人回到家里，这天晚上都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他们底梦中，男人拖着辫子，趴在地上，脱了裤子，挨一五一十地数着的小板子；女人也跪在青天大老爷底公堂上，被人拉着她底两手，隔着她底宽大的衣服，用皮鞭敲她底背。他们挨完了打，谢了大老爷底恩典，被人牵起来，扭扭捏捏地走了。一路上别人用快乐的声音告诉他们：天下已经太平，真命天子已经出现了。

第十八章　两个世界

正是黄昏时候。天色渐渐阴沉起来。一切都往黑暗的路上不停地走去。自然的光线终于完全不见了。于是人造的光明便立刻出来代替，在马路上，在大大小小的商店、茶楼、酒馆里，电灯燃得雪亮。夜告诉人们说，它已经到临了。

在上海南京路的一个电车站上，在十几个候车的男女中间，站着杜大心。电车来了，在这个站上停了一会。在一部分乘客下了车之后，候车的人便争先恐后地挤上车去。卖票人照例拉铃，电车又往前开行了。

杜大心并没有上车。他等电车开走了后，便走下站，迈步穿过街心，走到马路那一面的人行道上去了。他并不想到什么地方去，而且也没有去处。他离开了车站广场以来几个钟头不休息的走路，精神上的激动以及没有用过晚餐的肚皮，都是他底极度疲乏底原因。但是他觉得在这个城市里他实在找不到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了。不仅在这城市里，就在全世界中，他好象也是一个孤独的人。他底思想，他底希望，他底痛苦，全然与别人底不相通。周围的人不但与他无关，而且好象还是他底敌人。在他底心里夜色并不是在这时候才降临的。很多天以来，他底心里就只有夜色了，特别在今天浓得最厉害。他清清楚楚地感到一个痛苦的思想在啮他底脑子。他明白在他自己底面前便站着灭亡，然而在人们底脸上简直看不出一点对他的同情底痕迹。而且在他底心中充满了无处伸诉的痛苦的时候，人们似乎特别地高兴了。包车上坐着油滑的脸，人行道上走着谈笑的艳装女子和穿着时髦西装的青年。两眼发光、大声叱咤的汽车不知道为什么今晚上是特别的多。这样的思想使他更痛苦了。

“人是没有同情的东西，而且他正是在别人底痛苦上建筑自己底快乐。”这样一个思想在撕他底心。在说不出的痛苦中，他又感到一种不能抑制的愤怒。他想他不能灭亡，至少他不能够拿他底灭亡来造成这些人底快乐。他现在不再感到痛苦了。愤怒制服了他，一切痛苦的感觉都消失了。他现在确实相信所有这些人都要灭亡，而且要先他而灭亡。他底死，至少也带来这些人底死。一个破坏的激情在他底身体内发生了，他很想把这一切人，这一切建筑毁坏干净！他用了奇异的眼光看着路上的人和物。在他底利刀般锋利的眼光之下，所有过往的盛服艳装的男女都被剥下衣服，而且剐了皮，只剩下那直立着的骷髅，一辆一辆的汽车也成了枢车，霎时间到处都是骷髅，都是柩车。这时候他又感到一种复仇的满足了！

他得胜地象一个刽子手似的在马路上巡行了两个多钟头。忽然他底脚步在一家店铺门前停住了。他觉得眼前十分明亮，而且人声也很嘈杂。他原来站在上海一家最热闹的大餐馆底门前。进出的人往来不绝，男男女女装饰得一个赛过一个，口里吐出清脆的漂亮的话和笑声。在玻璃橱窗里用细磁盘子盛着各种精美的菜肴和点心。这玻璃橱窗把里面和外面分成了两个世界。里面是光明，是温暖，是笑声，是快乐，是热腾腾的蒸气，是精美的饮食。外面站在玻璃橱窗前面的是几个面上带着饥饿之色的穷瘦汉子和中年妇人，虽然他们底眼睛饕餮地钉在橱窗里的菜肴上面，然而在他们底心里却只有黑暗，寒冷，痛苦，饥饿。在那里面的快乐世界中谁也不曾想到这几个立在外面被人间的幸福遗弃了的人。一个外国巡捕走过来，后面跟着两个华捕，他们开始赶走那几个穷瘦的男女。

“人是没有同情的东西，而且他正是在别人底痛苦上建筑自己底快乐。”这思想又一次来撕他底心。愤怒压倒了他。他绝望地叫了一声，使得众人都掉头惊讶地看他，他却昂然地大步走了。

十一点钟的光景，杜大心回到了杨树浦。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那所房子挺直地立着，动也不动。远远地：在那边，纱厂底烟囱里正冉冉地冒着烟，在黑暗的天空中显得血红。血红里又冒出灰白色的云一般的东西，这样点缀了天底一角。在那边，在万盏灯光里，他认得那是上海市中心区。在上海市中心区，在工厂里，人们正在享乐，谈笑，游戏，劳动，受苦，而在他这里却只有静寂和死亡。他立在门前迟疑了一会，终于推开油漆脱落的大门进去了。

杜大心在黑暗中摸索着走上楼梯。他走过亭子间时，听见那里还有声息。他打开他底房门，走进那间又低又窄的屋子。他先在桌子上摸到了火柴匣，抽出一根火柴擦燃了。在火柴底微光下，他看到窗台上的洋灯，他把灯点燃，拿过来放在桌上。他又去关上房门。

他在桌子前一把椅子上坐下，身子差不多俯在桌子上，两手支着下颔，眼睛望着灯，好象在想什么。他坐了一会，觉得很无聊，正打算起来脱衣睡觉。

有人在开门，有人在楼梯上走动，过后又有人在敲他底房门。“杜先生，睡了吗？”一个女人低声问。他知道这是张为群底妻子。他马上站起来。

“杜先生，杜先生，你睡了吗？”那女人又在问，声音提高了一些。

他答道：“没有睡，请进来。”他打开了门。

进来的果然是张为群底妻子。他指着一把椅子，装出不自然的笑容向她说道：“你请坐。”

那女人走到椅子前，但并不坐，一只手按住桌子，声音颤抖地问道：“杜先生！……他怎样了？……他们说今天在火车站杀了一个革命党！……”

杜大心仓卒间找不出一句答话。他惶惑，激动，苦恼。他想骗她，然而他底智慧好象完全失掉了。他对于这简单的问话，也不知道应该怎样答复好。他明白：是他夺去了这个女人底幸福；是他给她带来她以后的一切痛苦；是他夺去了她所相依为命的丈夫。他记得他曾经把美丽的幸福允许了她、他们；但他所给她、他们带来的却正是相反的东西。他不能够再向她叙说什么了，因为她底已受过的、正受着的、将受到的痛苦底力量堵塞了他底嘴。他底话完全没有用了。他失掉了控制自己的力量。他突然跪倒在她底面前，双手捧着脸，喃喃地不知说些什么，好象一个小孩打碎了母亲底心爱的东西，被发觉了，现在跪在母亲底面前服罪。

那女人吓得往后退一步，在一阵惊愕中发出叫声：“杜先生！杜先生！……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

然而过后她也就明白了。在希望完全断绝之后，她便倒在椅子上哀哀地哭起来。她底声音虽然不大，却是如此凄惨。在静寂的黑夜里，这哭声哀哀地响着，恰象鬼叫一样。

楼上楼下的人都惊醒了。大家心里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怖，便都蒙着头睡了。因为在穷人底世界中悲惨的事是常有的。在静夜里听到凄惨的哭声，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虽然一时不知道哭的人是谁，但大家都在哀怜那个不幸的人，他们知道这时候在他们这一类人中间又有一个成了恶运底爪下物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那女人哭够了，冷冷地抬起头用她底泪眼向前面看。杜大心依旧惶乱地跪在那里，口中仍在喃喃地说话，她听出来他是在反复地说着：“我不能够让你一个人死。”她不懂这句话底意思。她看见他底这种样子，她暂时忘掉了自己底恶运，反而觉得他是可怜的了。她觉得跪在她面前的不是一个大人，只是一个孩子，一个受了母亲底责罚的孩子。于是她用温和的声音轻轻地说：“杜先生，起来罢。我不怪你。”

工厂底放汽声惊动了她，她知道这是夜班放工的时候了。她把杜大心扶起来，搀着他走到床前，让他倒在床上，她又用那条薄被盖住他底身子。她吹了灯，掩上门，轻轻地走出去了。

她回到自己底房里。在那快熄了的煤油灯底微光下，看见酣睡在床上的她底小孩，她又想起了自己底凄凉的身世和以后的日子。她轻轻地拍着酣睡的小孩，低声说：“苦命的儿，你没有爹了。”她又啜泣起来。

第二天的日光射进房里的时候，照见了她底青白色的病脸，白色的枕头上有一大摊泪痕。

第十九章　决心

张为群死后的第三天晚上杜大心做了一个梦：

他在一座高塔上。前面是一大块稻田。远处有一带青山。斗大的太阳正向着山后慢慢地落下去。它失去了平时射得人睁不开眼睛的金色光芒，变成一面血红的大圆镜。它愈往下走，它所放出的红光更扩大起来。蓝天已被它染红了一角，青山底顶也罩上了灿烂的红光。离太阳不远的几片紫色和淡墨色的云被日光烘托起来，成了特别触目的颜色，还镶上了一道宽的金边。太阳剩下了一半，却显得更大、更红，到后来终于完全落下去了。霎时间万道金色霞光渲染了半个天，山哪，树哪，云哪，霞哪，都成了金色的一片。他底眼光缭乱了。好象周围的一切都是同样金色的东西，他分辨不出来各个的形状。

远远地，不知在什么地方起了一响枪声。接着又是一响。

过了一刻，他底眼光恢复了常态。枪声又响了一下，似乎更近了。他看不出什么形迹，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又吃惊，又奇怪。他底脚不由自主地走下去。下了两层塔梯，他瞥见一个人远远地向这面跑过来。他又走下三层，看见那个人跑近了，原来是一个女子，很象李静淑。他大吃一惊，连忙跑下那剩下的两层塔梯。站在塔前，他看见那女人跑近了。她并不是李静淑。她跑到离他只有四五步的光景，忽然叫一声“杜先生”，就倒在地上了。

他连忙跑到她底身边。这时候他才认出来这是张为群底妻子，但是她憔悴得多了。她底脸灰白得象一张纸，眼睛半闭着，口里微微在嘘气。他叫了她一声。她睁开眼睛痴痴地把他望了一刻，忽然用一只手支着地，坐了起来。她咬紧牙齿，解开衣服底钮扣，左胁下血象红水一般流着。在她底怀里缚着她底孩子，这孩子似乎变得很小了。她解下带子，把孩子交给他，一面说：“杜先生，我杀了戒严司令替我丈夫报了仇。他们在追赶我。……我为了我丈夫这一点亲骨血，所以要逃命。现在他们打伤了我。……我是不得活的了。……天幸遇着杜先生，就请你把我这个孩子养活罢。……待他长大之后，你要告诉他，他爹爹和妈妈是怎样死的，要他替我们报仇！”

杜大心接过孩子，便也解开衣服，把孩子缚在怀里。他想到附近去找一点水来替她洗一洗伤痕，或者找一两个农人来帮忙把她暂时搬到农家去养息。但是他走了不远，便听见号角声和呐喊声。他回过头，看见她已经被几个兵士抬起走了。

他怀着说不出的愤怒，不顾性命地追上去。一颗子弹打进了他底胸膛。一阵剧痛压倒了他，他便昏倒在地上了。

等他睁开眼睛时，什么人都没有了。满天的月光，到处的虫鸣。他觉得没有一点痛苦，似乎并不曾受到枪伤。他忽然记起了怀中的孩子，他解开衣服。但怀里并没有孩子，却只有一本大书。他连忙翻开书看。这是一本画册，里面有许多人底照像，也有他认识的，也有他不认识的，但是他一时都说不出名字来。后来他看见张为群底像了，过后又是张为群底妻子底像，又看见他自己底像。他还要翻下去，忽然那些已经翻过的篇页竟不待他底手动，自己一页一页地翻回去。而且刚才他明明看见的照片都没有了。每页都染上一大团血迹，似乎还有热气。他觉得害怕，画册就从手中落下去。即刻平地起了一个大霹雳，好似天崩地坼一般。

杜大心醒过来时，心还在颤动，然而周围的一切都是很安静的，他自己也很安静地睡在床上。他知道刚才的一切不过是梦景。他想让在梦中受了刺激的脑筋安静一下。天渐渐地在亮了。

工厂底放汽声又在响了。他知道这是日班上工的时候。一个思想猛烈地刺痛他底脑筋。他想起了张为群。他知道从此在那成群结队往工厂去的工人中，不能再有张为群了。他觉得是他杀了“他”。立刻“他”底血淋淋的只有半边脸的头在空中滚动，两只血红的眼睛对他圆睁着，好象在责备他怕死一般。他感到一种剧烈的良心上的谴责。他明白是他断送了张为群底性命，是他断送了“他”底妻子底幸福。“他”死了，而他自己仍然活着，这是不可能的。他应该用自己底生命来替“他”复仇。他觉得现在自己只有这条路可走了，而且唯有走这条路才能够带来他底良心上的永久的安慰。这时候他开始觉得这长久不息的苦斗应该停止了。他想休息，他想永久地休息。这就是死，只有死才能够带来他底心境的和平，只有死才能够使他享受安静的幸福。

就是在这一瞬间，他才决定了自己底命运。他要去刺杀戒严司令，去替张为群报仇。自然也就是去死。

平常留恋着生的人，一想到死便不免有畏惧、悲哀和留恋。但杜大心却不是这样。他把死当作自己底义务，想拿死来安息他一生中的长久不息的苦斗，因此他一旦知道死就在目前了，自己快要到了永久的安息地，心里也就很坦然了。他反而觉得快乐，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条路可以终止他底一生的痛苦了。所以他又安静地睡去。

杜大心所梦想着永久的休息果然到了，而且就在几天以后。

第二十章　最后的爱

在一个沉静的晚上，广大的蓝空里没有一片白云，真正成了一个纯洁的整体。在这样大得无边的天体中，只嵌着几颗数得清楚的明星。在东边天底一角，还嵌了一个圆圆的白玉盘。一轮明镜似的皓月慢慢地向上面移动。李静淑倚着右边楼上的栏杆望月，微风吹动了她底头发，弥漫在空气中的桂花香时时送进她底鼻端。她在深思。她在想念一个人。

这时候来了杜大心。他踏过桂花铺满了的水门汀路，走上楼，来到李静淑底身边。

杜大心底瘦削的面容，在月光下，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美丽。不错，当一个人清楚地知道自己逼近了死路，而心中又无一点遗憾的时候，现实生活里的一切微小的东西都在他底眼前消灭了，他更看透了生活底内幕。因为这时候，他自己好象只是一个旁观者，而不是一个生活着的人了。他底心灵中似乎又揭去了一层帷幕，看见了另一个常人所不能看见的世界。一切世俗的念头都早已消失净尽，心里只燃烧着一个崇高的理想。他觉得自己要走到那个幸福的永久安息地了，他怜悯那些还留在这痛苦的世界中的人们。世俗的爱和憎也已经完全退远了。他似乎全然沐浴着崇高的理想底光明。在纯洁的月光之下他仿佛成了一个光辉的圣像。

他带着微笑把李静淑看了许久。她并不避开他底深透的眼光，因为她从这里面看出了无限的善意。她本来想责备他为什么这许多天不到她底家来，使她那样苦苦地想他。这时候看见他底面容，她却不能说这样的话了。

忽然他底脸色又变得忧郁了。她看出来他底眼里闪耀着几颗泪珠。他在流泪。夜是异常静寂。他们都不说话。李静淑睁着一双大眼望着他。她开始明白他许多天不来一定有什么苦衷，他今晚来这里也一定有不寻常的话要告诉她。她想问他，但好象什么东西塞住了她底咽喉，她只轻轻地叫了一声“大心”。

“静淑，我现在有一句话要问你，……你大概不会怪我……”杜大心用了微微战抖的声音说，他底含着泪珠的眼睛凄然望着她，等候她底回答。

“你怎么说这样的话？我会怪你？……”她故意用惊奇的声音责备他。

“我知道你不会怪我……现在我要问你的，就是在我底心里隐藏了许久的话。我有好多次就想向你倾吐，但是不知为什么一直忍到今晚。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了，要是今晚不说，便永没有说出的时候了。……你底前途是很幸福的，你有青春，你有生命力，你有无限的善心，……我知道。我常常问自己，象我这样的人能够在你底心中占一个位置吗？我现在要问你的也就是这一句话：我能够在你底心中占一个位置，而且是最深的位置吗？”他斜倚在栏杆上，用右手遮着半边脸。

“大心，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样的话？……你难道还不知道我底心？……”李静淑用诚恳的、爱怜的、温柔的眼光望着他，想看穿他底心底深处。但是她底灵魂深处也被他搅动了，因为她从来没有看见他这样谦逊地、这样柔和地说话，她更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地哀求她。

“要是我不曾见过你那多好！……”他放下遮脸的手，但并不看她，只仰头望着蓝空。“如果我不曾见过你这个人，我至少在这一刻会是幸福的了。……你该看见我刚进来时候的面容和现在的是何等不同了。……我自从第一次认识你以来，我底心渐渐被你吞食去了。我底一切都快被你占有去了。好多次因为一天不曾见着你，就好象在受着苦刑；没有你在旁边的日子，就几乎不能生活下去。一用思想时，你底印象就来包围了我，……总是你，永远是你！……你常常劝我保养身体，但是正因为你，我才更摧残了身体。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如此拚命地工作？为什么要这样地摧残自己？其实这也是为了你的缘故。我不让自己有时间思想，为的是免得想你。我把身体弄得衰弱，也为的是免得有精力想你。……我固然不曾对你有过什么表示，而我爱你却是爱到了极点。……你平日对我的种种好处，我知道在你并无他意，在你底善良的、温柔的灵魂中，正是应该如此的。我固然十分感激你，而我底病也就从此深了。唯其知道自己爱你的程度太深了，所以不得不用了全副心血来制止它。为了爱你，我曾有过多少失眠的长夜；为了爱你，我曾有过多少感情与理智间的激斗；为了爱你，我感到多少良心上的痛悔；为了爱你，我竟然拿工作来摧残自己。总之，为了你，我真也受够苦了。然而这是我自己底错。你，你们兄妹对我，真是好到无可再好的了。……在你们家中，病中七天的生活是我永不会忘记的。你象慈母一般地看护我，使我在这短促的一生底最后的日子里又享受到人间的幸福。……那么就为了你受够苦，我也甘心。……你知道我为什么在第八天的早晨不告而去，这只是因为我爱你。我爱你爱到快要发狂了，我不敢再在你家里住下去。所以从那天起我就不来了。……我想从此该可以把你忘记罢，然而事实上不是这样。……我也曾爱过女人，也曾做过好梦。但我从没有象爱你这样地爱过别人。这一次，只有这一次我是熬尽了我自己底心血来做代价的。……我知道我是一个注定了要灭亡的人，……你底前途还充满着无限的幸福。……我所希望于你的只是……不要哭！……不要哭！我所希望于你的，只是你能把我底纪念放在你底心深处。这样，我就死了也感激的。……不要哭，我底静淑。”

这样的话是李静淑希望了许久的，也是她今晚有点料到的，然而他却说得太苦了。她愈听下去愈感动，把身子渐渐移到他底身边，到了最后她竟然支持不住，哭起来，身子斜倚在他底身上，头靠在他底肩上，口里低声说：“大心，不要这样说，要是你没有幸福，我还能够有幸福吗？”

杜大心见到这样的举动，听到这样的言语，他底全身都因过度的惊喜而颤动了。他底脸上发了光，他立刻抱着她，掉过他底头望着她底泪脸。两双眼睛对看着，快乐的眼泪流下来。两人底眼泪融合在一起了，谁也分辨不出哪一滴是你底或我底眼泪来。两人底嘴凑在一处，接了一个热情的吻。在爱与被爱的纯洁的快乐中，两个人完全变成了一个人。他底决心，他底来意，都被忘却在九霄云外去了。

“静淑，告诉我：我们是在梦里吗？”他喃喃地说。

她只顾用爱怜横溢的眼光注视他底因快乐而发热的脸，她底身子紧紧地贴在他底身上。

“我从哥哥底生日那天起就爱上你了……我为了你也苦够了……可怜我苦苦等了你许久，今天到底等着你来了，你来对我说这样的话了……你从此就不要去了罢……”

他吻她底额，她底脸。他们底嘴又合在一处了。

“我们彼此都苦够了，以后我们不再分离了……从此你不要再离开我了……我底大心，你不要再去了。我愿意分担你底工作，分享你底甘苦……”李静淑欣喜地带着孩子般的快乐接下去说。

然而她提到“工作”两个字，便驱散了他所有的快乐，使他记起刚才忘掉的一切来。好象有一瓢冷水泼在他底头上，一切，一切都冷了。他记起了张为群底死，他底梦，他底决心。工作？他现在所正从事的工作是什么？杀人！被杀！这就是他底唯一的工作，此外再没有别的了。这工作是她所能分担的吗？她所应该分担的吗？不，这不可能！而且他已经是一个快要灭亡的人了。他能够爱人吗？不，不可能！刚才的快乐已经云散烟消般逝去，现在所留下的，只不过是痛苦的回忆而已。人间的幸福他是不应该再享受的了。然而最可悲的是幸福已经到了他底手里，而他自己却不得不忍心将它抛去。他知道现在他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就是：把这一切告诉她，向她真实地说，他是来向她告别的，请她原谅，望她了解。但要对她说明他底来意，无异乎拿一把利刀刺进她底胸膛。去刺杀戒严司令，他能够，可是要杀他所热爱的女郎，他却不能够了。这太残酷了。他踌躇了。他底心中又起了猛烈的战斗。

那个聪明的女郎似乎看出了他底心思。她热情地说：“大心，你为什么又忧愁起来？告诉我，这是为什么？……难道你不愿意吗？”

“不是！我底静淑，”杜大心分辩道。“我要去死……”

“去死？去死？你要去死？”她惊愕地插嘴问道。她几乎不相信她底耳朵了。

“是，我要去死，我要去杀一个人……我今晚是来向你告别的！”这些话是用了很大的努力说出来的。他说着自己也战抖起来了。他不敢看她底脸，他也不忍看她底脸，因为他知道自己在用刀刺杀他底爱人。

他底话果然象一把尖刀那般锋利地刺进她底身体，刺到了她底心底深处。她底脸突然变了色，两只大眼失神地望着他，一只手拊着心。……

她知道他是不会骗她的。他真要去死了。她也明白了他要去杀什么人。然而这又和她有什么关系呢？杀人总是杀人罢了。她想她是不能够留住他了。他一定要去杀人！多日来等待他来接受她底爱，他来向她叙说爱情的话，她算是等到了。他今天果然来了。然而结局却是这样。这是他第一次向她表示爱情的时候，也就是他来向她告别的时候。他不久就要去了，永远地去了。这太可怕了。这时候他不仅是她所深爱的一个人，他已经成了她底身体底一部分，成了她底心了。要让她底心跑去，在她简直是不可能的。她一定要留住他！

忽然一阵心酸，她底眼泪竟如泉水一般地洗着她底洁白的脸。迷人的大眼里又露出哀求的表情。她想把她对他的全量的爱从她底眼里倾倒出来，用这最后的努力哀求他，使他听从她底要求，不要离开她。

杜大心底心就象受着刀割。现在他并不是为自己痛苦了，他是为着这个少女而痛苦。而且正因为她底痛苦都是他带来的，他自己底痛苦便更大了。她底一声一声的抽泣正是刺进他底心里的一把一把的利刀。他想要是留下罢，那么张为群呢？要是走罢，那么这个少女呢？她哭得何等凄惨！他在歧路中徘徊了。

李静淑从他底眼里猜到了他底内心的斗争，她慢慢地收了泪，向他作最后的进攻。她说了：

“大心，为什么你一定要去死呢？一定要去杀人，被杀呢？杀，杀，不是杀得够多了吗？血不是流得够多了吗？为什么还要去杀人，去流血？……为什么你也会相信杀人、流血呢？……够了，够了！我们现在正应该叫人们彼此相爱，不论什么人都应该象父子、兄弟、家人似地相爱。我们就牺牲全精力、全时间来做这样的工作，来宣传这样的爱还嫌不够呢！为什么你也要杀人？……不，什么人都是一样。大家都是现社会制度底牺牲者。……谁都没有权利来杀人，谁都是父母生的血肉之躯，谁没有象我们一样的父母、兄弟、姊妹？……够了，够了。我们现在所能宣传的爱，所能做到的爱，和那为了憎恨的缘故而流的血海比起来，已经差得太远，太远了。为什么我们也要抛弃了爱，跟着别人去寻仇相杀呢？……大心，我们不要再演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惨剧了。难道这样的惨剧还演得不够多吗？……难道别人犯了过错，我们不但不去纠正他们，反而也要仿效他们再来犯一次罪？……别人犯了错过，我们应该怜悯他们，我们应该用我们底爱来圣化他们，洗净他们底罪过。我们应该原谅他们，教导他们，使他们悔过自新。……这才是我们底伟大的工作。要这样才能够建立起爱的人间来；要这样真正自由平等的美满社会才能够实现在世界上；要这样世间的罪恶才能消灭，而幸福底太阳才能以它底光明普照世界！……如果人们对我们做错了事，虐待了我们个人，这算得什么？我们要用伟大的爱感化他们，使他们那些失去人心的人也回过心来屈服在爱底势力下面，和我们携手来做爱底工作！这才是我们应做的工作。……如果只靠着杀，那么，你杀人，别人又杀你，杀来杀去，人类底历史也只是一个杀字罢了。……现在不要再提杀字了，我们来说爱罢。如果杀能够建立起崇高的理想，带来人类的幸福，那么为什么人类至今还会被囚在一个圈子里互相吞噬，互相残杀呢？够了，够了！杀得够了！让我们来开始那伟大的工作罢！我知道也许我们所能做出的很有限，然而那工作是应该开始做的。……大心，你不要离开我罢。”

热情之火在她底胸中燃烧，她底话自然地涌了出来，象泉水一般。她坚决地相信这是真理，他一定会被她说服的。

他并不说反驳的话。实在他也找不出一句话来反驳她了。而且他也不愿意在他们两人底最后一次的会面中再为那些不可挽回的事作无益的争辩了。所以他竭力抑制自己，安静他底波动得厉害的心，扫去一切悲哀底痕迹，装出快乐的笑容。

他快乐了。她以为他被说服了，他不会离开她了。于是她欢欣地低声说：“你不走了！”

他用手抚摩她底散乱了的头发，差不多凄凉地微笑说：“淑，不要说这些了。你底话自然不错。然而我是不能改变我底决心了。想一想因我而死的张为群，我能够逃避我底命运吗？我如果能够永远和你生活在一处，我是多么愿意啊！你知道我多么爱你，然而唯其爱你，我便应该勇敢地接受我底命运，做一个值得你底高洁的爱的勇敢的人。你想一想，要是我看见张为群那样惨死，他底妻儿做了孤儿寡妇，而我却苟且偷生地陪伴着你，那么，这样的人还值得你底爱吗？从今后每天早晨起床晚上睡觉的时候，一个背叛同志的思想便来苦恼我，折磨我。那么我哪里还有精力来和你说爱情，说幸福，说光明的太阳，说自由的空气，说美满的世界，说美妙的青春，说充满活力的生命呢？……你怎么？……我底静淑！……你怎么？不要怕！……我们谈别的更快乐的事罢！……你怎么？……”

她早已听不进他底话，她已经落在冰窖中了。她抖得象一株在微风里的白杨树一样。他紧紧抱着她。她口里喃喃着说些他听不清楚的低语，就象白杨叶底私语一样。

过了一些时候，她醒过来，她底悲哀渐渐消失，柔和的脸上又现出温和的笑容来。她不再哭了。

本来女人底爱虽然常常是专制的，盲目的，夸张的，但其中也含得有很多母性的成分。只要她真正爱一个人，便可以象母亲爱护小孩子一般地爱他，看护他，只要能够使她所爱的人得到幸福，纵然牺牲她自己底一切，她也甘愿。她想既然他是留不住的，那么又何必再提这样的事来伤他底心。为了他，她忘掉了自己底痛苦。她并不再想自己以后没有了他怎样能够生活。她现在只想他没有她，如何能够去就死。于是她又忘记了刚才的一切，重燃起爱情底烈火，拉他坐在旁边的一把藤椅上，自己偎在他底身边，低声向他絮絮地说那包含着无限的爱情、无限的温柔、无限的美趣等等的情话。他们又沉醉在爱与被爱的纯洁的快乐中了。月光温柔地爱抚着他们，似乎也在羡慕他们底幸福。

“嘡！嘡！……”挂钟敲了十下，李静淑猛省地站起来，理着自己底发鬓，向杜大心说：“现在，你可以去了，我们底缘份从此了结了。有了今晚的会面，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她底态度非常安静，而且似乎是无情的，其实在心里，她正哭着血的泪。

杜大心知道这个，倒也有些留恋了。他略为迟疑了一下，但终于站起来凄然地说了一句：“淑，我走了！”也不再看她一眼，连忙走下楼去。

站在栏杆前的她先听见他底沉重的脚步走下楼，又看见他底瘦长的背影走过水门汀路，开了铁栅门，头也不回地向街中走去。她还想多看他几眼，但楼前那株高大的桂树遮住了她底眼睛。

第二十一章　“淑，我去了！”

明月依旧高挂在天空，马路在月光中伸长出去，两旁人行道上的梧桐树很齐整地排列着。凉风吹透了杜大心底夹衫；路旁的桐叶受着风，知道快到深秋，也在互相低语。悬在路中的街灯在明亮的月光下倒显得阴暗了，好象一连串半明半昧的星群。偶尔有一两个行人匆忙地走过去。杜大心底缓慢的有节奏的脚步声伴着微风过后桐叶底私语，算是在这幽静的自然界中唯一的音乐，抚慰着他底灵魂，让他沉溺在思索里面。

他第一就想起“她”，永远是“她”！他又把刚才的事回忆了一番。她自己说过她是属于他的了。她爱他，她只爱他一个人，而且拿全个心来爱他。她甚至愿意为他牺牲她自己底一切。她是多么温柔，多么善良，多么美丽。他想到她底种种好处，他底脸上又露出安静的微笑。他不仅记着她在过去为他所做过的一切，而且他还想象着她在将来可能为他做的更大的一切。在他底脑筋里又现出一幅将来的图画：他们两个人或是共同生活在都市的工人区域中，或是生活在安静的、风景优美的乡村里，教育工人、农民以及他们底孩子，为他们工作，向他们宣传自由平等的爱之福音。她和他分甘苦，共患难。她会拿她底那种优美的、宽厚的、伟大的精神去帮助人民。人民渐渐地觉悟了。他们爱她，她也爱他们，他们会把她当作小母亲。……于是人民动起来了。……他感到莫大的快乐。在他底瘦脸上又现出柔和的笑容。但后来他又一想：这是李静淑底理想，怎么会来到了他底脑子里！他觉得更可笑了。他知道自己底理想并不是如此的。

忽然他觉察出来在这清静的街道上，除了他底脚步声以外，还有一对沉重的脚步声。对面一个硕大的黑影移过来，他看出这是一个背枪的印度巡捕。那个人走近了，睁着怪眼把他打量了一下。

他底心情改变了。刚才的李静淑底理想都烟消云散，只剩下一个痛苦的痕迹。第一张为群底砍掉了半边脸的圆头出现在他底眼前；其次他又想起了明天的计划。这两个思想把他底一切未来的好梦完全打破了。他记起他今晚告诉过她的那些话。他已经向她告了别，不但以后不能够和她共同生活，连和她再见一面的机会也没有了。他明天要去就死，去赴那不可思议的死。她底一切都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了。明天他必须去死。这是不可免的事。纵然她还在爱他，记念他，死了的他却一点也不能感到了。他一个人走向那无边的、不可知的、奇怪的、也许还是可怕的死之路上去了。

他想到明天晚上街道依然是这般清静，月光依然如水，桐叶依然在私语，凉风依然吹透行人底夹衣，背枪的印度巡捕依然睁着怪眼打量行人。可是他没有了，他不复存在于这个世界了。他想，为什么他一个人应该明天去死呢？她底话是不错的，他为什么要去死呢？死，对于他自己，对于她，对于他底同志们，对于张为群底妻儿，对于一切受苦的人又有什么好处呢？他为什么又不该爱她呢？她爱他，那么他底死对于她是何等难堪的了。他们为什么又不应该过着和平的宣传生活呢？

他觉得死会夺去他心爱的一切。他陡然感到死底可怖了。他开始想从死底掌握下逃出来了……他觉得明天刺杀戒严司令的计划是完全错误的，愚蠢的，而且有害的……他决定把它打消了。他兴奋地回转身，在浴着月光的马路上加速了脚步。他要回到她那里去，向她说明他底杀人的计划打消了，他现在愿意永远陪伴她，永远不离开她。

不久他又立在她底住宅底门前。他从铁栅门看那一座楼房。天井中桂花开得正繁，长着花草的土地以及中间的水门汀路都被零落的桂花盖满了。金黄的、银白的花瓣铺满了一地。阶砌和墙角底缝隙里发出各种秋虫底叫声。这时候人间的烦恼都安息了。大自然正在举行音乐会。右边和左边的楼房里都有灯光。她明明没有睡，李冷也回来了。他想进去，但又不忍打破这安静的空气，打算明天再来。在门前痴立一会他又走开了。

他已经走出了这条马路，要转弯了，忽然看见远远地在电灯杆上挂着一个小的竹笼，里面放了一个血淋淋的人头，只有大半边脸。这是张为群底头。但是他立刻明白这不过是幻象。耳边又有人声了：“我死，我一个人死也不要紧！”他底润湿的眼睛又看见大刀、枪弹、绞刑台、监狱底图画。他明白了，他恍然明白了，他是一个被命运判决了的人，人间的幸福他是没有份的，一切幸福底门在他底面前都关住了。就是她，用了她底纯洁的、伟大的爱，也不能改善他底命运，也不能使他再享受到人生的乐趣。死是终于要来的！纵然这一次他放弃了他底计划，他逃避了死，那大刀、枪弹、绞刑台、监狱终于会来的。和平的宣传……也免不掉这样的报酬。同样是死，与其和平地象柔驯的羔羊被牵出去宰杀，不如起来做一个先下手的人……做一个替那许许多多受苦者复仇的人！死！明天他要去死了。

他这样一想心倒也平静了，头脑也就冷静了。不过他还想在他未死之前再去见她一面。他又走回到她底门前。黄的、白的桂花依旧不住地落。月光照在地上。右边楼房里已经没有灯光了，也没有人声。玻璃窗内挂着白纱的窗帷，遮住了屋里的一切。蟋蟀叫得更凄切了。他靠着铁栅门，一只手握着冰冷的铁栏，一只手支着下颔，暂时沉醉在梦中。不知过了若干时候，从李静淑底房里发出来的钟声打破了深夜底静寂，在这安静的空气中荡漾不散。这钟声是何等凄惨！在他听来，好象是报丧钟，在报道他底末日底来临。他知道这已是中夜，久留在这里也没有用处，便走了。临去时他轻轻敲着铁栅，低低叫了两声“静淑”，然后流下两三滴眼泪，用极其凄楚的声音说了最后的一句话：“淑，我去了！”

杜大心走了四五步，还回过头来看，但终于决然地去了，永远地去了。沿途一切都没有了。一双明彻的、无所不照的大眼追着他，半空中有人在大声说：“我死，我一个人死也不要紧。”

这时候在如水的月光下，在安静而芳香的空气中，在挂了白纱窗帷的楼房里，李静淑睡在床上，做了一个十分凄楚的梦，在梦中她底洁白的柔嫩的脸上留着晶莹的泪珠，她哭了。然而她不会知道她所爱的人今晚离开她以后，又怀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情，两次徘徊在她底门前！

这天晚上，一点钟光景有人敲朱乐无家底后门，朱乐无从梦中惊醒起来，亲自下楼开了门。来的人是杜大心。他问杜大心为什么来得这样迟，杜大心不开口，只是冷静地微笑。在他底朦胧的睡眼中，杜大心底瘦脸是异常美丽，异常光辉，异常庄严！他当时有点惊奇，但是他也不曾追问。等到第二天晚上读杜大心底遗书的时候，朱乐无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

第二十二章　灭亡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左右，杜大心走了。他交了一个小纸包给朱乐无，嘱咐他在这天晚上拆开。

这天晚上当戒严司令遇刺的消息传遍上海的时候，朱乐无拆开了杜大心底纸包，里面有五元的钞票二十张，共是一百元。另外有三封信，一封是以殉道者底精神对他底同志们谈思想和行动的信，并且向同志们解释他为什么要去死。致朱乐无的信上说到他身后的事，请他把一百元交给张为群底妻子，还请同志们帮助这两个孤儿寡妇；他又托朱乐无到杨树浦去取回他底行李，其中除了几部从朋友处借来的书请他分别代还外，其余的书籍杂志都请他送到李静淑那里去。他底二十多本诗文和日记都请朱乐无代他焚毁。另外还有一封信是给李冷兄妹的。

朱乐无全照着他底话做了，不过他并不曾焚毁他底遗稿。根据同志们底讨论和决定，朱乐无把杜大心底遗稿编成一厚册，出版了。书前还有朱乐无写的杜大心底传记，他把杜大心底遗书也发表了。朱乐无在“传记”中说，本书里面虽表现着对于人类的深刻的憎恨，但作者底憎恨底出发点乃是一个“爱”字。他说，最好的证据，就是作者终于为爱而死的事实。这自然是朱乐无底个人的意见。事实是否如此，除了朱乐无和李静淑外，就没有人知道了。并且为爱之故而必须杀人这理由，更为一般读者所不能理解。但知道杜大心的人，为了这部书却也流过不少的眼泪。袁润身教授也读过了这部书，他底批评是：根据本书看来，他从前疑心杜大心有神经病，是有道理的。

这天晚上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了上海。在总商会欢宴戒严司令的席上一个冒充新闻记者的不知名的青年向戒严司令开了四枪。戒严司令底肩上受了伤，他底一个马弁打死了。但凶手也用剩下的一颗子弹打进自己底脑子自杀了。

凶手底头被砍下来，装在竹笼里，挂在北火车站前一根电杆上示众。

戒严司令并没有死，半个多月以后就恢复了健康。他勃然大怒，说这是商会会长底阴谋，就把商会会长扣留起来。结果商会会长报效了二十万元军饷，买回了自己底自由。

戒严司令并没有死。他正在庆幸杜大心底一颗子弹，使他得到二十万现款，他底几个姨太太也添了不少的首饰。然而杜大心底头却逐渐化成臭水，从电杆上的竹笼中滴下来，使得行人掩鼻了。

杜大心就这样地灭亡了。但他也不是白死的。在他死后一个多月的光景，他底足迹常到的那所海格路的洋房底铁栅门便加上了重锁。几年以后全上海纺织工人实行大罢工，在这个斗争里，工人占据了工厂，使各厂主不得不屈服。这次大罢工运动的领导人物是一个深得工人们敬爱的年青女郎。据说她就是李静淑。

家

作者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在日本东京

作者一九三三年补写《家》第三十六章的手稿

再版前言

我社曾于1982年出版了“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问世后，受到广大读者的珍爱。为满足读者需求，我们将陆续再版。现首先再版《巴金选集》这一传世名作。

文学生活五十年（代序）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运动，他们是沙珂（N.Sacco）和樊宰底（B.Vanzetti），他们被诬告为盗窃杀人犯，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在我经常走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演讲会”、“抗议会”的海报。我读到所谓“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我非常激动，樊宰底讲了我心里的话。

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Pantheon）旁边的都纳富尔街（Tournefort），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在阴雨的黄昏，我站在卢骚的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我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我坐下来求救似地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回信后来终于来了，樊宰底在信中写道：“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几个月以后，他给处死在电椅上，五十年后他们两个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序上称樊宰底做我的先生。）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着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声，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不然我连类似小说的场面也写不出），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完成了，八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寄回中国，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见，我打算设法自己印出来，给我的大哥看（当时印费不贵，我准备翻译一本小说卖给书店，拿到稿费来印这本书）。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我的第一本小说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四期，单行本同年九月出版。我把它献给我的大哥，在正文前还印了献词，我大哥见到了它。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产自杀，我就删去了“献词”。我还为我的大哥写了另一本小说，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写的《家》，可是小说刚刚在上海一家日报（《时报》）上连载，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杀的电报，我的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通过这小说，许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样摧毁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

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骚、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除了法国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我后来翻译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和《处女地》，翻译过高尔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我还有英国老师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师，例如夏日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特别是有岛武郎，他们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我经常背译有岛的短篇《与幼小者》，尽管我学日文至今没有学会，这个短篇我还是常常背诵。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作家的影响。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中国社会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我最初还不能驾驭文字，作品中不少欧化的句子，我边写作，边学习，边修改，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改自己的文章。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起初我写一个短篇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来向我要文章。我和那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楼上，我住楼下。我自小害怕交际，害怕讲话，不愿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总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静，不让人来打扰。有时我熬一个通宵写好一个短篇，将原稿放在书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带去。例如短篇《狗》就是这样写成，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越多，来找我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也渐渐地多起来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说过：“我是靠友情生活到现在的。”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八九个月，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费生活，为了写作，避免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我没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处去看朋友，还写一些“旅途随笔”。有时我也整整一年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作。我自己曾经这样地描写过：“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我不停地写着。环境永远是这样单调：在一个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手来倾诉他们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激动地写字。我就这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又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他们鼓励我，逼着我写出更多的小说。”这就是我作为“作家”的一幅自画像。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发生的战争，使我换了住处，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停止写作。

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好日文，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月。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神·鬼·人》。

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创办了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担任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我编了几种丛书，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籍的编辑和翻译方面。写作的时间少了些，但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没有消减，我的笔不允许我休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我离开上海去南方，以后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的。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处奔波，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支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这使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写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重庆才写完，出版。有一夜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

那种日子的确不会再来了。我后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寒夜》，虽然是在战时的重庆开了头，却是在战后回到上海写成的。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我自己也称它为“绝望的书”。我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来控诉旧社会，控诉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小说的结尾是重庆的寒冷的夜。一九七九年在法国尼斯有一位女读者拿了书来，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就写着：“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痛苦。”过去有一个时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提到这本书，但是后来我忽然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希望的书”这样的话，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说得好！黑暗到了尽头，黎明就出现了。

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很不好）。我想用这支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写得比较少。有一个时期（一九五二年），我到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最突出。人们习惯于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生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我经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的那句话：“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我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开始和他们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写作。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我离开斗争的生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因此作品写得不多，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经常出国访问，发表了不少歌颂人民友谊事业、赞美新社会、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文霸”和“黑老K”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给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发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过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照他们的训话做。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肖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地清醒了，我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六个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决定”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准备翻译的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

我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可是留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我今年已七十六岁。八十岁以前的岁月我必须抓紧，不能让它白白浪费。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录》，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十三本中间的两本已经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尔岑《回忆录》的第一册，我还要为其余的十一本书奋斗，我还要避免各种干扰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有人把我当作“社会名流”，给我安排了各种社会活动；有人把我当作等待“抢救”的材料，找我谈话作记录。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写什么呢？我写小说，不一定写真实。但是我要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经历作一个总结。那难忘的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都经受了考验，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愚蠢。但当时我却不是这样看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严、正确；以“无知”作为改造的目标。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我要写两部长篇，一方面偿还欠债，另一方面结束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

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让·雅克·卢骚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

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四人帮”的爪牙称我的“文集”为“十四卷邪书”。但是我在那些“邪书”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饭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园》中又一次表达了读者对作家的期望：“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一九三五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我曾经说过：“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我因为这一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倒是作过多次的妥协，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协。《家》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还有一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已、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长辈们，还有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还有受苦、受压迫的“奴隶”们。我写这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我读这小说，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我又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多么幼稚！多么单纯！但是我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我控诉”。我写完了《家》和它的续篇《春》和《秋》，我才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今天，在我们新中国像高家那样的封建家庭早已绝迹。但是，封建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高老太爷的鬼魂仍然到处“徘徊”，我虽然年过古稀、满头白发，但是我还有青年高觉慧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情，我要遵守自己的诺言，绝不放下手中的笔。……

四个月前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大会的闭幕词是我作的，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今天出席这次大会，看到许多新生力量，许多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心、敢想、敢写、创作力极其旺盛的，对祖国和人民充满热爱的青年、中年作家，我仍然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作家是很光荣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写作的时间是极其有限了，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怀着十分热烈的爱，我要同大家一起，尽自己的职责，永远前进。作为作家，就应当对人民、对历史负责。我现在更加明白：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绝不是一个鼠目寸光、胆小怕事的人。”

巴金　1980年4月4日

《激流》总序

几年前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1]，曾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事实并不是这样。生活并不是悲剧。它是一场“搏斗”。我们生活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生命？罗曼·罗兰的回答是“为的是来征服它”[2]。我认为他说得不错。

我有了生命以来，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仅仅经历了二十几个寒暑，但是这短短的时期也并不是白白度过的。这其间我也曾看见了不少的东西，知道了不少的事情。我的周围是无边的黑暗，但是我并不孤独，并不绝望。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

这激流永远动荡着，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而且它也不能够停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也曾发射出种种的水花，这里面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痛苦。这一切造成了一股奔腾的激流，具着排山之势，向着唯一的海流去。这唯一的海是什么，而且什么时候它才可以流到这海里，就没有人能够确定地知道了。

我跟所有其余的人一样，生活在这世界上，是为着来征服生活。我也曾参加在这个“搏斗”里面。我有我的爱，有我的恨，有我的欢乐，也有我的痛苦。但是我并没有失去我的信仰：对于生活的信仰。我的生活还不会结束，我也不知道在前面还有什么东西等着我。然而我对于将来却也有一点概念。因为过去并不是一个沉默的哑子，它会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在这里我所要展开给读者看的乃是过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自然这里只有生活的一小部分，但我们已经可以看见那一股由爱与恨、欢乐与受苦所构成的生活的激流是如何地在动荡了。我不是一个说教者，我不能够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但是读者自己可以在里面去找它。

有人说过，路本没有，因为走的人多了，便成了一条路。又有人说路是有的，正因为有了路才有许多人走。谁是谁非，我不想判断。我还年轻，我还要活下去，我还要征服生活。我知道生活的激流是不会停止的，且看它把我载到什么地方去！

巴金　1931年4月

[1]指Louise Maude的英译本。

[2]见罗曼·罗兰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剧本《爱与死的搏斗》。

1

风刮得很紧，雪片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没有目的地四处飘落。左右两边墙脚各有一条白色的路，好像给中间满是水泥的石板路镶了两道宽边。

街上有行人和两人抬的轿子。他们斗不过风雪，显出了畏缩的样子。雪片愈落愈多，白茫茫地布满在天空中，向四处落下，落在伞上，落在轿顶上，落在轿夫的笠上，落在行人的脸上。

风玩弄着伞，把它吹得向四面偏倒，有一两次甚至吹得它离开了行人的手。风在空中怒吼，声音凄厉，跟雪地上的脚步声混合在一起，成了一种古怪的音乐，这音乐刺痛行人的耳朵，好像在警告他们：风雪会长久地管治着世界，明媚的春天不会回来了。

已经到了傍晚，路旁的灯火还没有燃起来。街上的一切逐渐消失在灰暗的暮色里。路上尽是水和泥。空气寒冷。一个希望鼓舞着在僻静的街上走得很吃力的行人——那就是温暖、明亮的家。

“三弟，走快点，”说话的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一手拿伞，一手提着棉袍的下幅，还掉过头看后面，圆圆的脸冻得通红，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在后面走的弟弟是一个有同样身材、穿同样服装的青年。他的年纪稍微轻一点，脸也瘦些，但是一双眼睛非常明亮。

“不要紧，就快到了。……二哥，今天练习的成绩算你最好，英文说得自然，流利。你扮李医生，很不错，”他用热烈的语调说，马上加快了脚步，水泥又溅到他的裤脚上面。

“这没有什么，不过我的胆子大一点，”哥哥高觉民带笑地说，便停了脚步，让弟弟高觉慧走到他旁边。“你的胆子太小了，你扮‘黑狗’简直不像。你昨天不是把那几句话背得很熟吗？怎么上台去就背不出来了。要不是朱先生提醒你，恐怕你还背不完嘞！”哥哥温和地说着，没有一点责备的口气。

觉慧脸红了。他着急地说：“不晓得什么缘故，我一上讲台心就慌了。好像有好多人的眼光在看我，我恨不得把所有的话一字不遗漏地说出来……”一阵风把他手里的伞吹得旋转起来，他连忙闭上嘴，用力捏紧伞柄。这一阵风马上就过去了。路中间已经堆积了落下来未融化的雪，望过去，白皑皑的，上面留着重重叠叠的新旧脚迹，常常是一步踏在一步上面，新的掩盖了旧的。

“我恨不得把全篇的话一字不遗漏地背了出来，”觉慧把刚才中断了的话接着说下去；“可是一开口，什么话都忘掉了，连平日记得最熟的几句，这时候也记不起来。一定要等朱先生提一两个字，我才可以说下去。不晓得将来正式上演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这样。要是那时候也是跟现在一样地说不出，那才丢脸嘞！”孩子似的天真的脸上现出了严肃的表情。脚步踏在雪地上，软软的，发出轻松的叫声。

“三弟，你不要怕，”觉民安慰道，再练习两三次，你就会记得很熟的。你只管放胆地去做。……老实说，朱先生把《宝岛》[1]改编成剧本，就编得不好，演出来恐怕不会有什么好成绩。

觉慧不作声了。他感激哥哥的友爱。他在想要怎样才能够把那一幕戏演得好，博得来宾和同学们的称赞，讨得哥哥的欢喜。他这样想着，过了好些时候，他觉得自己渐渐地进入了一个奇异的境界。忽然他眼前的一切全改变了。在前面就是那个称为“彭保大将”的旅馆，他的老朋友毕尔就住在那里。他，有着江湖气质的“黑狗”，在失去了两根手指、经历了许多变故以后，终于找到了毕尔的踪迹，他心里交织着复仇的欢喜和莫名的恐怖。他盘算着，怎样去见毕尔，对他说些什么话，又如何责备他弃信背盟隐匿宝藏，失了江湖上的信义。这样想着，平时记熟了的剧本中的英语便自然地涌到脑子里来了。他醒悟似地欢叫起来：“二哥，我懂得了！”

觉民惊讶地看他一眼，问道：“什么事情？你这样高兴！”

“二哥，我现在才晓得演戏的奥妙了，”觉慧带着幼稚的得意的笑容说。“我想着，仿佛我自己就是‘黑狗’一样，于是话自然地流露了出来，并不要我费力思索。”

“对的，演戏正是要这样，”觉民微笑地说。“你既然明白了这一层，你一定会成功的。……现在雪很小了，把伞收起来罢。刮着这样的风，打伞很吃力。”他便抖落了伞上的雪，收了伞。觉慧也把伞收起了。两个人并排走着，伞架在肩上，身子靠得很近。

雪已经住了，风也渐渐地减轻了它的威势。墙头和屋顶上都积了很厚的雪，在灰暗的暮色里闪闪地发亮。几家灯烛辉煌的店铺夹杂在黑漆大门的公馆中间，点缀了这条寂寞的街道，在这寒冷的冬日的傍晚，多少散布了一点温暖与光明。

“三弟，你觉得冷吗？”觉民忽然关心地问。

“不，我很暖和，在路上谈着话，一点也不觉得冷。”“那么，你为什么发抖？”

“因为我很激动。我激动的时候都是这样，我总是发抖，我的心跳得厉害。我想到演戏的事情，我就紧张。老实说，我很希望成功。二哥，你不笑我幼稚吗？”觉慧说着，掉过头去望了觉民一眼。

“三弟，”觉民同情地对觉慧说。“不，一点也不。我也是这样。我也很希望成功。我们都是一样。所以在课堂上先生的称赞，即使是一句简单的话，不论哪一个听到也会高兴。”

“对，你说得不错，”弟弟的身子更挨近了哥哥的，两个人一块儿向前走着，忘却了寒冷，忘却了风雪，忘却了夜。

“二哥，你真好，”觉慧望着觉民的脸，露出天真的微笑。觉民也掉过头看觉慧的发光的眼睛，微笑一下，然后慢慢地说：“你也好。”过后，他又向四周一望，知道就要到家了，便说：“三弟，快走，转弯就到家了。”

觉慧点了点头，于是两个人加速了脚步，一转眼就走入了一条更清静的街道。

街灯已经燃起来了，方形的玻璃罩子里，清油灯的光在寒风中显得更孤寂，灯柱的影子淡淡地躺在雪地上。街中寥寥的几个行人匆忙地走着，留了一些脚印在雪上，就默默地消失了。深深的脚迹疲倦地睡在那里，也不想动一动，直到新的脚来压在它们的身上，它们才发出一阵低微的叹声，被压碎成了奇怪的形状，于是在这一白无际的长街上，不再有清清楚楚的脚印了，在那里只有大的和小的黑洞。

有着黑漆大门的公馆静寂地并排立在寒风里。两个永远沉默的石狮子蹲在门口。门开着，好像一只怪兽的大口。里面是一个黑洞，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谁也望不见。每个公馆都经过了相当长的年代，或是更换了几个姓。每一个公馆都有它自己的秘密。大门上的黑漆脱落了，又涂上新的，虽然经过了这些改变，可是它们的秘密依旧不让外面的人知道。

走到了这条街的中段，在一所更大的公馆的门前，弟兄两个站住了。他们把皮鞋在石阶上擦了几下，抖了抖身上的雪水，便提着伞大步走了进去。他们的脚步声很快地消失在黑洞里面。门前又恢复了先前的静寂。这所公馆和别的公馆一样，门口也有一对石狮子，屋檐下也挂着一对大的红纸灯笼，只是门前台阶下多一对长方形大石缸，门墙上挂着一副木对联，红漆底子上现出八个隶书黑字：“国恩家庆，人寿年丰。”两扇大门开在里面，门上各站了一位手执大刀的顶天立地的彩色门神。

[1]《宝岛》是英国小说家司蒂文孙（1850-1894）的一本惊险小说。李医生和绰号“黑狗”的人都是小说中的人物。

2

风止了，空气还是跟先前一样地冷。夜来了，它却没有带来黑暗。上面是灰色的天空，下面是堆着雪的石板地。一个大天井里铺满了雪。中间是一段垫高的方形石板的过道，过道两旁各放了几盆梅花，枝上积了雪。

觉民在前面走，刚刚走上左边厢房的一级石阶，正要跨过门槛进去，一个少女的声音在左上房窗下叫起来：“二少爷，三少爷，你们回来得正好。刚刚在吃饭。请你们快点去，里头还有客人。”说话的婢女鸣凤，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脑后垂着一根发辫，一件蓝布棉袄裹着她的苗条的身子。瓜子形的脸庞也还丰润，在她带笑说话的时候，脸颊上现出两个酒窝。她闪动着两只明亮的眼睛天真地看他们。觉慧在后面对她笑了一笑。

“好，我们放了伞就来，”觉民高声答道，并不看她一眼就大步跨进门槛去了。

“鸣凤，什么客？”觉慧也踏上了石阶站在门槛上问。

“姑太太和琴小姐。快点去罢，”她说了便转身向上房走去。

觉慧望着她的背影笑了一笑。他看见她的背影在上房门里消失了，才走进自己的房间。觉民正从房里走出来，便说：“你在跟鸣凤说些什么？快点去吃饭，再晏点恐怕饭都吃完了。”觉民说毕就往外面走。

“好，我就这样跟你去罢，好在我的衣服还没有打湿，不必换它了，”觉慧回答道，他就把伞丢在地板上，马上走了出来。

“你总是这样不爱收拾，屡次说你，你总不听。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觉民抱怨道，但是他的脸上还带着笑容。他又回转身走进房去拾起了伞，把它张开，小心地放在地板上。

“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觉慧在门口看着他做这一切，带笑地说，“我的性情永远是这样。可笑你催我快，结果反而是你耽搁时间。”

“你总是嘴硬，我说不过你！”觉民笑了笑，就往前走了。

觉慧依旧带笑地跟着他的哥哥走。他的脑海里现出来一个少女的影子，但是马上又消失了，因为他走进了上房，在他的眼前又换了新的景象。

围着一张方桌坐了六个人，上面坐着他的继母周氏和姑母张太太，左边坐着张家的琴表姐和嫂嫂李瑞珏，下面坐着大哥觉新和妹妹淑华，右边的两个位子空着。他和觉民向姑母行了礼，又招呼了琴，便在那两个空位子上坐下。女佣张嫂连忙盛了两碗饭来。

“你们今天怎么回来得这样晏？要不是姑妈来玩，我们早吃过饭了，”周氏端着碗温和地说。

“今天下午朱先生教我们练习演戏，所以到这个时候才回来，”觉民答道。

“刚才还下大雪，外面想必很冷，你们坐轿子回来的吗？”张太太半关心、半客气地问道。

“不，我们走路回来的，我们从来不坐轿子！”觉慧听见说坐轿子，就着急地说。

“三弟素来害怕人说他坐轿子，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觉新笑着解释道；众人都笑了。

“外面并不太冷。风已经住了。我们一路上谈着话，倒也很舒服，”觉民客气地回答姑母的问话。

“二表哥，你们刚才说演戏，就是预备开游艺会的时候演的吗？你们学堂里的游艺会什么时候开？”琴向觉民问道。琴和觉民同年，只是比他小几个月，所以叫他做表哥。琴是小名。她的姓名是张蕴华。在高家人们都喜欢叫她做“琴”。她是高家的亲戚里面最美丽、最活泼的姑娘，现在是省立一女师三年级的走读生。

“大概在明年春天，下学期开始的时候。这学期就只有一个多礼拜的课了。琴妹，你们学堂什么时候放假？”觉民问道。

“我们学堂上个礼拜就放假了。说是经费缺少，所以早点放学，”琴回答道，她已经放下了饭碗。

“现在教育经费都被挪去充作军费用掉了。每个学堂都是一样地穷。不过我们学堂不同一点，因为我们校长跟外国教员订了约，不管上课不上课，总是照约付薪水，多上几天课倒便宜些。……据说校长跟督军有点关系，所以拿钱要方便一点，”觉民解释说。他也放下了碗筷，鸣凤便绞了一张脸帕给他送过来。

“这倒好，只要有书读，别的且不管，”觉新在旁边插嘴道。

“我忘了，他们进的是什么学堂？”张太太忽然这样地问琴。

“妈的记性真不好，”琴带笑答道，“他们进的是外国语专门学校。我早就告诉过妈了。”

“你说得不错。我现在老了，记性坏了，今天打牌有一次连和也忘记了，”张太太带笑地说。

这时大家都已放下了碗，脸也揩过了。周氏便对张太太说：“大妹，还是到我屋里去坐罢，”于是推开椅子站起来。众人也一齐站起，向旁边那间屋子走去。

琴走在后面，觉民走到她的旁边低声对她说：“琴妹，我们学堂明年暑假要招收女生。”

她惊喜地回过头，脸上充满光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发光地盯着他的脸，好像得到了一个大喜讯似的。

“真的？”她问道，还带了一点不相信的样子。她疑心他在跟她开玩笑。

“当然是真的。你看我什么时候说过谎话？”觉民正经地说，又回头看一眼站在旁边的觉慧，加了一句：“你不相信，可以问三弟。”

“我并没有说不相信你，不过这个好消息来得太突然了，”琴兴奋地含笑说。

“事情倒是有的，不过能不能实行还是问题，”觉慧在旁边接口说。“我们四川社会里卫道的人太多了。他们的势力还很大。他们一定会反对。男女同校，他们一辈子连做梦都不曾梦到！”他说着，现出愤慨的样子。

“这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只要我们校长下了决心就行了，”觉民说，“我们校长说过，假使没有女学生报名投考，他就叫他的太太第一个报名。”

“不，我第一个去报名！”琴好像被一个伟大的理想鼓舞着，她热烈地说。

“琴儿，你为什么不进来？你们站在门口说些什么？”张太太在里面唤道。

“你去对姑妈说，你到我们屋里去耍，我把这件事情详细告诉你，”觉民小声怂恿琴道。

琴默默地点一下头，就向着她的母亲那边走去，在母亲的耳边说了两三句话，张太太笑了一笑说道：“好，可是不要耽搁久了。”琴点点头，向着觉民弟兄走来，又和他们一路走出了上房。她刚走出门，便听见麻将牌在桌子上磨擦的声音。她知道她的母亲至少还要打四圈麻将。

3

“我们这学期读完了《宝岛》，下学期就要读托尔斯泰的《复活》，”觉民对琴说，他的脸上现出得意的微笑，他们已经走出上房，刚下了石阶，向着他们的房间走去。“下学期我们国文教员要改聘吴又陵，就是那个在《新青年》上面发表《吃人的礼教》的文章的。”

“吴又陵，我知道，就是那个‘只手打孔家店’的人。你们真幸福！”琴兴奋地、羡慕地说。“我们国文教员总是前清的举人秀才，读的书总是《古文观止》一类。说到英文，读了这几年还是在读一本《谦伯氏英文读本》。总是那些老古董！……我巴不得你们的学堂马上开放女禁。”

“《谦伯氏英文读本》也是好的，中国不是已经有译本吗？听说叫做什么《诗人解颐语》，还出于林琴南的手笔，”觉慧在后面嘲笑道。

琴回过头看他一眼，抱怨道：“三表弟，你总爱开玩笑，人家在说正经话！”

“好，我不再开口了，”觉慧笑答道，“让你们两个去说罢，”他故意放慢脚步，让觉民和琴走进了房间，他自己却站在门槛上。

堂屋里灯光昏暗。左右两面的上房以及对面的厢房里电灯燃得通亮，牌声从左面上房里送出来。四处都有人声。天井被雪装饰得那么美丽，那么纯洁。觉慧昂着头东张西望，心里异常轻快。他想大叫，又想大笑几声。他挥动手臂，表示他周围有广阔的空间，他的身子是自由的，并没有什么东西束缚他，阻碍他。

他又想起他所扮演的《宝岛》里的黑狗出场时，曾经拍着桌子高呼旅店的侍者拿酒来。这种豪气又陡然涌上了心头，他不觉高声叫道：“鸣凤，倒茶来！倒三杯茶！”

左面上房里有人应了一声。几分钟以后，那个少女端了两杯茶，从左面上房里走出来。

“怎么只有两杯？我明明叫你倒三杯！”他依旧高声问。鸣凤快要走到了他的面前，听见他的大声问话，似乎吃了一惊，手微微颤抖，把杯里的茶泼了一点出来，然后抬起头看他，对他笑了一笑说：“我只有两只手。”

“你怎么不端个茶盘来？”他说着也笑了。“好，把这两杯茶端给琴小姐和二少爷。”他把身子向左边一侧，靠在门框上，让她走了进去。

很快地鸣凤就走出来了。他听见脚步声，故意把两只脚放开，站在门中央堵住她的路。

她默默地站在他背后，歇了一会儿才说：“三少爷，让我过去。”她的声音并不高。

不知是他没有听见，抑或是他听见了故意装着未听见的样子，总之，他并不动一下。

她又照样说了一次，并且加了一句话：太太还要她去做事。但是他依旧不理睬她。他像石头一样地站在门槛上。

“鸣凤，……鸣凤！”上房里有人在叫，这是他的继母的声音。

“放我去，太太在喊我了，”鸣凤在他后面着急地低声说，“去晏了，太太要骂的。”

“挨骂有什么要紧，”他笑了，淡淡地说，“你告诉太太说，在我这里有事做。”

“太太不相信的。倘若惹得她发脾气，等一会儿客走了，说不定要挨一顿骂。”这个少女的声音依旧很低，屋里的人不会听见。

这时候另一个少女的声音响了，他的妹妹淑华大声说：“鸣凤，鸣凤，太太喊你去装烟！”

他便把身子一侧，让出了一条路，鸣凤马上跑出去了。

淑华从上房走出来，遇见了鸣凤，便责备地问道：“你到哪儿去了？为什么喊你，你总不肯答应！”

“我给三少爷端茶来。”她垂着头回答。

“端茶也要不了这么久的时间！你又不是哑巴，为什么喊你，你总不答应？”淑华今年不过十四岁，却也装出大人的样子来责骂婢女，而且态度很自然。“快去，太太要是知道了，你又会挨骂的。”说毕她便转身向上房走回去，鸣凤一声不响地跟着她走了。

这些话一字一字地送进了觉慧的耳里，非常清晰。它们像鞭子一样地打着他的头。他的脸突然发起热来。他感到羞愧。他知道那个少女所受的责骂，都是他带给她的。他的妹妹的态度引起了他的反感。他很想出来说几句话替鸣凤辩护，然而有什么东西在后面拉住他。他不作声地站在黑暗里，观察这些事情，好像跟他完全不相干似的。

她们去了，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一张少女的面庞又在他的眼前现出来。这张美丽的脸上总是带着那样的表情：顺受的，毫不抱怨，毫不诉苦的。像大海一样，它接受了一切，吞下了一切，可是它连一点吼声也没有。

房里的女性的声音也不时送进他的耳里，又使他看见了另一张少女的面庞。这也是一张美丽的面庞。可是它的表情就不同了：反抗的、热烈的、而且是刚毅的、对一切都不能忍受似的。这两张脸代表着两种生活，指示了两种命运。他把它们比较了一番，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他更同情前一张脸，更喜欢前一张脸。虽然他在后一张脸上看见了更多的幸福和光明。

这时候前一张面庞在他的眼里显得更大了，顺受的、哀求的表情显得更动人。他想安慰她，给她一点东西。可是他想不出他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她。他无意间想到了她的命运。他明白她的命运在她出世的时候就已经安排好了。许多跟她同类的少女都有了这同样的命运，她一个人当然不能是例外。想到这里，他对于命运的安排感到了不平。他想反抗它，改变它。忽然他的脑子里浮现了一个奇怪的思想。但是过了一些时候他又哑然失笑了。

“不会有的，这样的事情做不到，”他自语道。

“假使真有了这样的事情呢？”他又这样地问自己。于是他想象着会有的那种种的后果，他的勇气马上消失了。他又笑着说：“真是梦想！真是梦想！”

但这梦想也是值得人留恋的，他好像不愿意立刻就把它完全抛弃。他又怀着希望地发出一个疑问：“假使她处在琴姐那样的环境呢？”

“那当然不成问题！”他自己决断地回答道。这时候他真正觉得她是处在琴的环境里面了，于是在他与她之间一切都成了很自然，很合理的了。

过了一些时候，他又笑起来，他在笑他自己，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痴想！……这简直说不上爱，不过是好玩罢了。”

于是那个带着顺受表情的少女的面庞便渐渐地消去，另一个反抗的、热烈的少女的脸又在他的眼前现出来。但是这面庞不久也消去了。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一句陈腐的话，虽然平时他并不喜欢，但这时候他却觉得它是解决这一切问题的妙法了！所以他用慷慨激昂的调子把它高声叫出来。这所谓“匈奴”并不是指外国人。他的意思更不是拿起真刀真枪到战场上去杀外国人。他不过觉得做一个“男儿”应该抛弃家庭到外面去，一个人去创造出一番不寻常的事业。至于这事业究竟是什么，他自己也只有一点不太清楚的概念。这样嚷着他就走进了房里。

“你看，三弟又在发疯了！”房里，觉民正站在写字台旁边，跟坐在写字台前面藤椅上的琴谈话，听见觉慧的声音，便抬头望了他一眼，然后笑着对琴说。

琴也抬起头望觉慧，嘲笑地回答觉民道：“你难道不晓得他是一位英雄？”

“说不定就是‘黑狗’，‘黑狗’也是英雄！”觉民带笑地说。琴也笑了。

觉慧被他们笑得有点发恼了，动气地答了一句：“无论如何，‘黑狗’总比李医生好，李医生不过是一位绅士。”

“这是什么意思？”觉民半惊讶半玩笑地问，“你将来不也是绅士吗？”

“是的！是的！”觉慧愤恨地答道。“我们的祖父是绅士，我们的父亲是绅士，所以我们也应该是绅士吗？”他闭了口，似乎等着哥哥的回答。

觉民起初不过是跟弟弟开玩笑，这时看见觉慧真正动了气，想找话安慰他，但是一时找不出一句适当的话来。琴在旁边也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们。

“够了，这种生活我过得够了，”觉慧又接下去说。他愈往下说，愈激动，脸都挣红了：“大哥为什么要常常长吁短叹？不是因为过不了这种绅士的生活，受不了这种绅士家庭中间的闲气吗？这是你们都晓得的……我们这个大家庭，还不曾到五世同堂，不过四代人，就弄成了这个样子。明明是一家人，然而没有一天不在明争暗斗。其实不过是争点家产！……”他说到这里气得更厉害，好像有什么东西堵塞了他的咽喉，他觉得有许多话要说，一时却说不出来。事实上使他动气的，并不是他的哥哥。还有一个另外的原因。这就是那张带着顺受表情的少女的面庞。他觉得他同她本来是可以接近的。可是不幸在他们中间立了一堵无形的高墙，就是这个绅士的家庭，它使他不能够得到他所要的东西，所以他更恨它。

觉民望着弟弟的发红的脸和两只光芒四射的眼睛。他走过去握着弟弟的手，又拍拍弟弟的肩膀，感动地说：“我不该跟你开玩笑。你是对的。你的痛苦也就是我的痛苦。……我们弟兄两个永远在一起。……”他还不知道觉慧的脑子里另有一张少女的面庞。

觉慧听见哥哥的这些话，他的怒气马上消失了，他只是默默地点着头。

琴也站起来，激动地说：“三表弟，我也不该笑你，我也要同你们永远在一起。我更应该奋斗，我的处境比你们的更困难。”

他们两个都掉头去看她，她那双美丽的大眼里射出来一股忧郁的光。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她的眼里荡漾。她平日的活泼的姿态看不见了，沉思的、阴郁的脸部表情表示出她的内心的激斗。他们第一次看见她的这种表情，马上就明白了是什么东西在苦恼她。她说得不错，她的处境比他们的更困难。她的忧愁时的面容因为不常见，所以比平日欢乐时的姿态更动人。这时他们有了一种愿望，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只为着使这个少女的希望早日实现。但这愿望是空泛的，他们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办法，他们只觉得这是他们的义务。

他们把自己的苦恼完全忘掉了，他们所想的只是琴的事。

后来觉民开口了：“琴妹，不要紧。我们会替你设法。你只管放心。我平日相信‘有志者，事竟成’的话。你该记得我们从前要进学堂，爷爷起初不是极端反对吗？后来到底是我们胜利了。”

琴向后退了两三步，一只手撑在写字台上面，一只手摸着额角，身子就靠着写字台。她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似的呆呆地望着他们。

“琴姐，二哥的话不错，你只管放心好了，”觉慧也恳切地对琴说；“你只管好好地预备功课。多多补习英文。只要考进了‘外专’，别的问题，总有法解决。”

琴轻轻地挑了挑发鬓，微微一笑，但是还带了点焦虑地说：“我希望能够如此。妈是不成问题的。她一定会答应我。只怕婆会反对。还有亲戚们也会说闲话。就是你们家里，除了你们两个，别的人也会反对的。”

“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你读书是你自己的事，况且你又不是我们家里的人！”觉慧半惊讶半愤怒地说。

“你们不知道为了我进一女师，妈受到了不少的闲气。亲戚们都说，这样大的姑娘天天在街上走，给人家看见像什么样子，简直失了大家的闺范。五舅母去年就当面笑过我一次。我一点也不觉得什么。然而妈却苦了。妈的思想完全是旧式的，虽然比另外一般人高明一点，但也高明不了多少。妈爱我，所以肯把责任担在自己的肩上，不顾一般亲戚的闲言闲语。这并不是因为她相信进学堂是对的。……进学堂已经够了，还要进男学堂，同男学生一起上课！你们想，我们的亲戚中间有哪个敢说这件事是对的？”琴愈说下去愈激动，伸直身子，两眼发出光芒，射在觉民的脸上，似乎要从他那里找到一个回答。

“大哥是不会反对的，”觉民无心地说出了这句话。

“加上他一个人又有什么用处？大舅母就会反对。而且四舅母、五舅母又有说闲话的资料了，”琴接着说。

“管她们说什么！”觉慧接口道，“她们一天吃饱饭，闲得没有事做，当然只有说东家长西家短。即使你没有做什么事，她们也会给你捏造一点出来。总之，我们没法堵住她们的嘴，横竖该给她们取笑，让她们去说好了，只当不听见一样。”

“三弟的话很有道理，琴妹，就这样决定罢，”觉民鼓励地说。

“我现在决定了，”琴的眼睛忽然亮起来，她又恢复了活泼、刚毅的样子，然后又坚决地说：“我知道任何改革的成功，都需要不少的牺牲作代价。现在就让我作一样牺牲品罢。”

“你有这样的决心，事情一定会成功，”觉民安慰她道。

琴微微地笑了一下，依旧用坚决的调子说：“成功不成功，没有什么大关系。总之，我要试一下。”觉民弟兄两人都带着赞叹的眼光望着她。

隔壁房里的钟声传过来，是九下。

琴理了理发鬓，说：“我该走了，四圈牌也该打完了。”她便向外面走去，又回头带笑地招呼他们：“有空到我们家里来玩，我一天在家空得很。”

“好，”弟兄两个人齐声应道。他们把她送出门，看着她的背影进了上房，然后回转来。

“琴真是一个勇敢的女子，”觉民想起了琴，不觉冲口吐出这样的赞语。他还沉溺在幻想中。过后他又忽然说：“像琴那样活泼的女子，也有她的痛苦，真想不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我也有的，”觉慧说到后半句忽然住了口，好像说了什么不愿意说的话。

“你也有痛苦？你有什么痛苦？”觉民惊讶地问。

觉慧红着脸，连忙分辩道：“没有什么，我说着玩的！”

觉民不再说什么，只是疑惑地望着他的脸。

“姑太太的轿子！”外面有人在叫，这是鸣凤的清脆的声音。

“提姑太太的轿子！”中年仆人袁成的声音接着响了起来。过了几分钟，中门打开了，两个轿夫抬了一乘空轿子进来，在堂屋门前台阶上放下了。

在街中响着锣声，沉重而悲怆，二更锣敲了。

4

夜死了。黑暗统治着这所大公馆。电灯光死去时发出的凄惨的叫声还在空中荡漾，虽然声音很低，却是无所不在，连屋角里也似乎有极其低微的哭泣。欢乐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是悲泣的时候了。

人们躺下来，取下他们白天里戴的面具，结算这一天的总账。他们打开了自己的内心，打开了自己的“灵魂的一隅”，那个隐秘的角落。他们悔恨，悲泣，为了这一天的浪费，为了这一天的损失，为了这一天的痛苦生活。自然，人们中间也有少数得意的人，可是他们已经满意地睡熟了。剩下那些不幸的人，失望的人在不温暖的被窝里悲泣自己的命运。无论是在白天或黑夜，世界都有两个不同的面目，为着两种不同的人而存在。

在仆婢室里，一盏瓦油灯惨淡地发出微弱的亮光，灯芯上结着一朵大灯花，垂下来，烧得发出叫声，使这间屋子更显得黑酂酂的。右边的两张木板床上睡着三十岁光景的带孙少爷的何嫂同伺候大太太的张嫂，断续地发出粗促的鼾声。在左边也有一张同样的木板床，上面睡着头发花白的老黄妈；还有一张较小的床，十六岁的婢女鸣凤坐在床沿上，痴痴地望着灯花。

照理，她辛苦了一个整天，等太太小姐都睡好了，暂时地恢复了自己身体的自由，应该早点休息才是。然而在这些日子里鸣凤似乎特别重视这些自由的时间。她要享受它们，不肯轻易把它们放过，所以她不愿意早睡。她在思索，她在回想。她在享受这种难得的“清闲”，没有人来打扰她，那些终日在耳边响着的命令和责骂的声音都消失了。

她跟别的人一样，白天里也戴着假面具忙碌，欢笑，这时候，在她近来所宝贵的自由时间里，她也取下了面具，打开了自己的内心，看自己的“灵魂的一隅”。

“我在这儿过了七年了，”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它近来常常折磨她。七年也是一个长时期呢！她常常奇怪这七年的生活竟然这样平淡地过去了。虽然这其间流了不少的眼泪，吃了不少的打骂，但毕竟是很平常的。流眼泪和吃打骂已经成了她的平凡生活里的点缀。她认为这是无可避免的事，虽然自己不见得就愿意它来，但是来了也只好忍受。她觉得，世间的一切都是由一个万能的无所不知的神明安排好了的，自己到这个地步，也是命中注定的罢。这便是她的简单的信仰，而且别人告诉她的也正是如此。

可是在她的心里另外有一种东西在作怪。她自己也不知道有这种东西存在，但是它开始活动起来了。它给她煽起了一种渴望。

“我在这儿过了七年了，看看就要翻过八个年头罗！”她突然感觉到这种生存的单调，心里有点难过，像那些与她同类的少女一样，开始悲叹起自己的命运来。“大小姐在的时候，常常跟我谈起归宿，不晓得我将来的归宿在哪儿？”她的眼前现出了一片茫茫的荒野，看不见一个光明的去处。一张熟面孔在她的眼前晃动着。“要是大小姐还在的话，那么还有个关心我的人。她教我明白许多事情，又教我读书认字。她现在死了。真可怜。好人活不长！”她自言自语，说到这里，泪水湿了她的眼睛。

“这样的日子我不晓得还要过多久？”她悲苦地问着自己。过去的情景带着恐怖回来了。她的回忆是这样开始的：七年以前，也是在下雪的时候，一个面貌凶恶的中年妇人从死了妻子的她父亲那里领走了她，送她到这个公馆里来。于是听命令，做苦事，流眼泪，吃打骂便接连地来了。这一切成了她的生活里的重要事情。平凡的，永远是如此平凡的。这其间她也曾像别的同样年纪的少女那样，做过一些美丽的梦，可是这些梦只一刹那间就过去了。冷酷、无情的现实永远站在她的面前。她也曾梦想过精美的玩具，华丽的衣服，美味的饮食和温暖的被窝，像她所服侍的小姐们所享受的那样。然而日子不停地带着她的痛苦过去了，并不曾给她带回来一点新的东西，甚至新的希望也没有。

“命啊，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她拿这样的话安慰自己，甚至在想到吃打骂的时候。她又想着：“假使我的命跟小姐们的一样多好！”于是她就沉溺在幻想里，想象着自己穿上漂亮的衣服，享受父母的宠爱，受到少爷们的崇拜。后来一个俊美的少爷来，把她接了去，她在他的家里过着幸福的生活。

“没有的事，真是痴想，”她微笑道，似乎在责备自己。“我的归宿绝不是那样！”她想到这里，便又收敛了笑容。她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归宿绝不会是那样。事实会是：她到了相当的年纪，太太对她说：“你的事情做够了。”一乘小轿子把她抬了出去，让她嫁给太太所选定的、她自己并不认识的一个男人，也许还是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于是她在那个人的家里贫苦地生活下去，给他做事，给他生小孩，或者甚至在十几二十天以后又回到原来的公馆里伺候旧主人，所不同的是那个时候她可以得到一点工钱而且不至于常常挨骂。“五太太房里的喜儿不就是这样的吗？”她想道。

“真是可怕得很，这样的归宿不是跟没有归宿一样吗？”她想到她的前途，不觉打了一个冷噤。她记得自从喜儿嫁后回来辫子改成了发髻以后，她常看见喜儿一个人躲在花园里面垂泪。喜儿有时候还向人诉说她的丈夫待她如何不好。这一切不过是给鸣凤预报她自己的归宿罢了。

“还不如像大小姐那样死了好！”她悲苦地叹道。周围的黑暗向她包围过来。灯光因了灯花增大而变得更微弱了。对面床上张嫂同何嫂的鼾声直往她的耳边送。她懒洋洋地站起来，拨了灯芯，又把灯花去掉，眼前亮了许多。她觉得心情也略为宽松一点，便向对面床上望了一下。肥胖的张嫂侧身睡着，铺盖沉重地压在身上，只露出一头乱发和一小半边脸。她那跟怪叫差不多的鼾声一股一股地从被里冒出来。鸣凤骂了一句：“睡得这样死！”她苦笑了。

这一笑也并不能减轻她的心上的重压。黑暗依旧从四面八方袭来。黑暗中隐约现出许多狞笑的脸。这些脸向她逼近。有的还变成了怒容，张口向她骂着。她畏怯地用手遮住眼睛，又坐了下去。

风开始在外面怒吼，猛烈地摇撼着窗户，把窗格上糊的纸吹打得凄惨地叫。寒气透过了糊窗纸。屋里骤然冷起来。灯光也在颤抖了。一股寒气从衣袖里侵到她的身上。她又打了一个冷噤，便放下手，又向周围望了一下。

“哼，你不要拿四太太的招牌吓人！”何嫂忽然在对面床上说了一句话。鸣凤吃了一惊，伸起头望了一眼。何嫂翻了一个身。把脸掉向里面，又不响了。

“唉，还是睡吧，”鸣凤叹了一口气，没精打采地说，一面解棉袄的纽扣。她把外面衣服都解开了，只剩了里面的一件汗衫。胸前两堆柔软的肉在汗衫里凸起来。

“年纪也不小了。日后不晓得到底有什么样的归宿？”她想到这里又悲叹起来。忽然一个年轻男人的面颜在她眼前出现了。他似乎在望着她笑。她明白他是谁。她的心灵马上开展了。一线希望温暖了她的心。她盼望着他向她伸出手。她想也许他会把她从这种生活里拯救出来。但是这张脸却渐渐地向空中升上去，愈升愈高，一下子就不见了。她带着梦幻的眼睛望着那个满是灰尘的屋顶。

一股寒气打击她的敞开的胸膛，把她从梦幻的境地中带了回来。她揉着眼睛，悲叹地说：“不过是一场梦罢了。”她恋恋不舍地又望了望四周，然后脱去棉裤，又把衣服脱了压在被上，很快地钻进被窝里去了。

这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两个大字不住地在她的脑子里打转，这就是大小姐生前常常向她说起的“薄命”。

这两个字不住地鞭打她的心，她在被窝里哭起来。声音很低。她害怕惊醒别人。灯光又渐渐地黯淡下去。风在外面高声叹息。

5

沉重的锣声在静夜的积雪的街中悲怆地响着。两乘轿子跟在锣声后面，轿夫的脚步下得很慢，好像害怕追过锣声就会失掉这个庄严的伴侣一样。但是走过了两条街以后，锣声终于转弯去了，只剩下逐渐消失的令人惋惜的余音，在轿夫的耳里，在轿中人的耳里。

四十多岁的仆人张升提着灯笼在前面给这两乘轿子引路。他缩头耸肩地走着，像是受不住这样的寒冷似的。他偶尔发出一两声短促的咳嗽，打破这多少有点叫人害怕的静寂。

轿夫们并不说话，默默地抬起肩上的重担，不十分在意地大步走着。虽然寒气包围过来，冰冷的雪刺痛他们的穿草鞋的赤脚，但是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环境。他们走着，平静地、有规律地下着脚步，有时候换一换肩，或者放下一只手在嘴边呵一口热气。热血渐渐地循环遍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背上甚至出了汗，开始打湿了身上穿的旧的薄棉短袄。

琴的母亲张太太坐在前面的一乘轿子里，她不过四十三岁，可是身体已经出现了衰老的痕迹。她搓了十二圈麻将，便感到十分疲倦。她坐在轿子里，昏沉沉的，什么也不想；风有时吹动轿帘，她也不觉得。

琴跟她的母亲相反，她异常兴奋。她想着不久就要发生的、她有生以来的第一件大事。那件大事正像一个可爱的东西似的放在她面前，光彩夺目。她决定要拿它，但是她又知道她的手伸出去就会被人拦阻，她还不能确定她是否就可以把这件东西拿到手。她决定要拿它，虽然决定了，但是她仍旧有一点对于失败的顾虑。所以她还有些胆怯，她还害怕伸出手去。于是复杂的思想来到了她的脑子里，使她时而高兴，时而忧郁。她并不注意到周围的一切。她沉溺在自己的思想里，一直到轿子进了大门放在大厅上的时候。

和往常一样，她跟着母亲进了里面，先到母亲的房间，看女佣李嫂伺候母亲换了衣服，自己给母亲把换下来的出门的新衣折好，放进衣柜里去。

“不晓得怎么样，今天会这样累，”张太太换上一件旧湖绉皮袄，倒在床前一张藤椅上，感叹地说。

“妈，你今天牌打多了，”琴在桌子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带笑地望着坐在斜对面的母亲说。“本来打牌太费精神，亏得你还打了十二圈。”

“你总是怪我打牌。你不晓得，像我这样大的年纪，不打牌又有什么事可做？”张太太带笑说。“不然就像你婆婆那样整天诵经念佛。可是我又做不到。”

“我并不是叫妈不要打牌，我不过说牌打多了费精神，”琴分辩道。

“这一层我也晓得，”张太太和蔼地说。她忽然注意到李嫂还垂着头无精打采地立在衣柜前面，便对她说：“李嫂，你去睡罢，没有事了。”李嫂应了一声，正要转身走出去，张太太又问了一句：“茶煨了吗？”

“是，煨在‘五更鸡’[1]上面，”李嫂应道，便往外面走了。

张太太又继续说下去：“你说什么？——啊，你说牌打多了费精神。这一层我也晓得。然而我的精神不费也等于费的。我一天无事可做，这样活久了也没有趣味，活得太久了，反而惹人讨厌。”她说了这些话，便闭上眼睛，两手交叉地放在胸前，好像就要睡去似的。

屋里异常清静，只有钟摆滴答地响着。

琴本来有重要的话要对母亲说，可是她看见母亲闭上眼睛，知道今晚没有说话的机会，便站起来，想唤醒母亲上床去睡，免得受凉。她刚刚站起，张太太就睁开了眼睛，望着她说：

“你给我倒杯茶来。”

琴应了一声，便走到茶几前，拿了一个茶杯，把煨在“五更鸡”上面的茶壶拿下来，满满地斟了一杯酽茶，送到母亲面前，放在旁边的一个矮凳上，说：“妈，茶来了。”但是她并不走开，还立在母亲旁边，兴奋地望着母亲。她觉得机会来了，可是她还有点胆怯，话到了口边，又被她收回去了。

“琴儿，你今天也累了，你也去睡罢，”母亲温和地说，从矮凳上端起茶杯接连喝了两口。

“妈，”琴并不走开，却亲热地唤一声。

“什么事？”张太太仰起头看琴。

“妈，”琴又唤一声，一面低着头玩弄她的衣角，慢慢地说下去：“二表哥说他们学堂明年下学期要招女生，我想去投考。”

“你说什么，男学堂收女学生！你还要去投考？”张太太吃了一惊，疑心她自己听错了话，便惊讶地问道。

“是的，”琴低声回答，接着又解释道：“这并不希奇。著名的北京大学已经收了三个女学生，南京、上海也有实行男女同学的学堂。”

“世界不晓得要变成什么样子！有了女学堂还不够，又在闹男女同学！”张太太感叹地说。“我们从前做姑娘的时候，万万想不到会有这些名堂！”

这些话好像一瓢冷水似的向琴的身上泼来，她觉得一身都冷了。她不作声。但是她还不曾完全绝望，她的勇气渐渐地恢复了，她又说出下面的话：

“妈，如今时代不同了，跟那时候已经隔了二十几年罗！世界是一天一天地变新的。男女都是一样的人，为什么我不可以和男学生同一个学堂读书？……”

她还要说下去，可是母亲止住了她。张太太笑了，又说：“我不跟你讲道理。我讲不过你，你进学堂读了这几年的书，自然会讲话。你会从你的新书本里面找出大道理来驳我，我晓得你会骂我是个老腐败。”

琴也笑了，但是她又央求道：“妈，答应我罢。你平日总是很相信我的。你从来没有不答应我什么事情！”

张太太有点心软，她答道：“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受了不少的闲气。然而我并不怕人说闲话。我很相信你。……不过这件事情太大，你婆婆第一个就会反对，还有亲戚们也会讲闲话。”

“妈，你不是说过一切闲话你都不害怕吗？”琴热烈地说。“婆婆住在尼姑庵里头，一个月里难得回家住两三天。这几个月连一次也没有回来。哪个管她说什么话！既然她平日不管家里的事，只要你拿定了主意，像以前许我进一女师那样，亲戚们也没有理由反对。他们说闲话，我们只当没有听见。”

张太太沉默了一些时候，然后颓唐地说：“以前我很有胆量，可是如今我老了，我不愿意再听亲戚们的闲话。我很想安静地活几年，不愿意再找什么麻烦。你看，我也并不是丝毫不体贴儿女的母亲。你爹死得太早，就剩下你一个女儿，把责任都放在我的肩头。我不曾要你缠过脚，小时候就让你到你外公家跟表兄弟们一起读书。后来你要进学堂，我又把你送进了学堂。你看你五舅母的四表妹脚缠得很小，连字也不认识几个。便是你大舅母的三表妹，她很早也就不读书了！我总算对得起你。”她还想说下去，可是身体的疲乏使她住了口。她默默地望着琴，看见琴的绝望到差不多要悲泣的表情，又觉得不忍，于是温和地说：“琴儿，你去睡罢。好在时间还早，那是明年秋天的事，我们将来再商量。我总会替你想办法。”

琴悲声答应了一个“是”字，失望地走出来，穿过小小的堂屋回到自己的房里。她失望，但是她并不抱怨母亲，她反而感激母亲曾经十分体贴过她。

屋子里显得很凄凉，似乎希望完全飞走了，甚至墙壁上挂的父亲的遗容也对她哭起来。她觉得自己的眼睛湿了。她解下裙子放在床上，然后走到书桌前面，拨好了桌上锡灯盏里的灯芯，便坐在书桌前面的方凳上。灯光突然大亮了，书桌上《新青年》三个大字映入她的眼里。她随手把这本杂志翻了几页，无意间看见了下面的几句话：“……我想最要紧的，我是一个人，同你一样的人……或者至少我要努力做一个人。……我不能相信大多数人所说的。……一切的事情都应该由我自己去想，由我自己努力去解决。……”原来她正翻到易卜生的剧本《娜拉》。

这几句话对她简直成了一个启示，眼前顿时明亮了。她明白她的事情并没有绝望，能不能成功还是要靠她自己努力。总之希望还是有的，希望在自己，并不在别人。她想到这里，觉得那一切的绝望和悲哀一下子全消失了，她高兴地提起笔写了下面的一封短信：

倩如姐：

今天我底表哥告诉我说‘外专’已经决定明年秋季招收女生了。我决定将来去投考。你底意思怎样？你果然和我同去吗？希望你不要顾虑。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坚决地奋斗，给后来的姊妹们开辟一条新路，给她们创造幸福。

有暇请到我家里来玩，我还有话和你详谈。家母也欢迎你来。

蕴华。××日

她写好了信，自己读过一遍，然后填上日期，又加上新式标点。白话信虽然据她的母亲说是“比文言拖长了许多，而且俗不可耐”，但是她近来却喜欢写白话信，并且写得很工整，甚至于把“的”“底”“地”三个字的用法也分别清楚。她为了学写白话信，曾经把《新青年》杂志的通信栏仔细研究过一番。

[1]五更鸡：竹子编的煮茶用的灯罩，里面放着油壶。

6

高觉新是觉民弟兄所称为“大哥”的人。他和觉民、觉慧虽然是同一个母亲所生，而且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可是他们的处境并不相同。觉新在这一房里是长子，在这个大家庭里又是长房的长孙。就因为这个缘故，在他出世的时候，他的命运便决定了。

他的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在家里得着双亲的钟爱，在私塾得到先生的赞美。看见他的人都说他日后会有很大的成就，便是他的父母也在暗中庆幸有了这样的一个“宁馨儿”。

他在爱的环境中渐渐地长成，到了进中学的年纪。在中学里他是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四年课程修满毕业的时候又名列第一。他对于化学很感到兴趣，打算毕业以后再到上海或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继续研究，他还想到德国去留学。他的脑子里充满了美丽的幻想。在那个时期中他是一般同学所最羡慕的人。

然而恶运来了。在中学肄业的四年中间他失掉了母亲，后来父亲又娶了一个年轻的继母。这个继母还是他的死去的母亲的堂妹。环境似乎改变了一点，至少他失去了一样东西。固然他知道，而且深切地感到母爱是没有什么东西能代替的，不过这还不曾在他的心上留下十分显著的伤痕。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他的前程和他的美妙的幻梦。同时他还有一个能够了解他、安慰他的人，那是他的一个表妹。

但是有一天他的幻梦终于被打破了，很残酷地打破了。事实是这样：他在师友的赞誉中得到毕业文凭归来后的那天晚上，父亲把他叫到房里去对他说：

“你现在中学毕业了。我已经给你看定了一门亲事。你爷爷希望有一个重孙，我也希望早日抱孙。你现在已经到了成家的年纪，我想早日给你接亲，也算了结我一桩心事。……我在外面做官好几年，积蓄虽不多，可是个人衣食是不用愁的。我现在身体不大好，想在家休养，要你来帮我料理家事，所以你更少不掉一个内助。李家的亲事我已经准备好了。下个月十三是个好日子，就在那一天下定。……今年年内就结婚。”

这些话来得太突然了。他把它们都听懂了，却又好像不懂似的。他不作声，只是点着头。他不敢看父亲的眼睛，虽然父亲的眼光依旧是很温和的。

他不说一句反抗的话，而且也没有反抗的思想。他只是点头，表示愿意顺从父亲的话。可是后来他回到自己的房里，关上门倒在床上用铺盖蒙着头哭，为了他的破灭了的幻梦而哭。

关于李家的亲事，他事前也曾隐约地听见人说过，但是人家不让他知道，他也不好意思打听。而且他不相信这种传言会成为事实。原来他的相貌清秀和聪慧好学曾经使某几个有女儿待嫁的绅士动了心。给他做媒的人常常往来高公馆。后来经他的父亲同继母商量、选择的结果，只有两家姑娘的芳名不曾被淘汰，因为在这两个姑娘之间，父亲不能决定究竟哪一个更适宜做他儿子的配偶，而且两家请来做媒的人的情面又是同样地大。于是父亲只得求助于拈阄的办法，把两个姑娘的姓氏写在两方小红纸片上，把它们揉成两团，拿在手里，走到祖宗的神主面前诚心祷告了一番，然后随意拈起一个来。李家的亲事就这样地决定了。拈阄的结果他一直到这天晚上才知道。

是的，他也曾做过才子佳人的好梦，他心目中也曾有过一个中意的姑娘，就是那个能够了解他、安慰他的钱家表妹。有一个时期他甚至梦想他将来的配偶就是她，而且祈祷着一定是她，因为姨表兄妹结婚，在这种绅士家庭中是很寻常的事。他和她的感情又是那么好。然而现在父亲却给他挑选了另一个他不认识的姑娘，并且还决定就在年内结婚，他的升学的希望成了泡影，而他所要娶的又不是他所中意的那个“她”。对于他，这实在是一个大的打击。他的前程断送了。他的美妙的幻梦破灭了。

他绝望地痛哭，他关上门，他用铺盖蒙住头痛哭。他不反抗，也想不到反抗。他忍受了。他顺从了父亲的意志，没有怨言。可是在心里他却为着自己痛哭，为着他所爱的少女痛哭。

到了订婚的日子他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又被人珍爱着，像一个宝贝。他做人家要他做的事，他没有快乐，也没有悲哀。他做这些事，好像这是他应尽的义务。到了晚上这个把戏做完贺客散去以后，他疲倦地、忘掉一切地熟睡了。

从此他丢开了化学，丢开了在学校里所学的一切。他把平日翻看的书籍整齐地放在书橱里，不再去动它们。他整天没有目的地游玩。他打牌，看戏，喝酒，或者听父亲的吩咐去作结婚时候的种种准备。他不大用思想，也不敢多用思想。

不到半年，新的配偶果然来了。祖父和父亲为了他的婚礼特别在家里搭了戏台演戏庆祝。结婚仪式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他自己也在演戏，他一连演了三天的戏，才得到了他的配偶。这几天他又像傀儡似地被人玩弄着；像宝贝似地被人珍爱着。他没有快乐，也没有悲哀。他只有疲倦，但是多少还有点兴奋。可是这一次把戏做完贺客散去以后，他却不能够忘掉一切地熟睡了，因为在他的旁边还睡着一个不相识的姑娘。在这个时候他还要做戏。

他结婚，祖父有了孙媳，父亲有了媳妇，别的许多人也有了短时间的笑乐，但他自己也并不是一无所得。他得到一个能够体贴他的温柔的姑娘，她的相貌也并不比他那个表妹的差。他满意了，在短时期内他享受了他以前不曾料想到的种种乐趣，在短时期内他忘记了过去的美妙的幻梦，忘记了另一个女郎，忘记了他的前程。他满足了。他陶醉了，陶醉在一个少女的爱情里。他的脸上常常带着笑容，而且整天躲在房里陪伴他的新婚的妻子。周围的人都羡慕他的幸福，他也以为自己是幸福的了。

这样地过了一个月，有一天也是在晚上，父亲又把他叫到房里去对他说：

“你现在成了家，应该靠自己挣钱过活了，也免得别人说闲话。我把你养到这样大，又给你娶了媳妇，总算尽了我做父亲的责任。以后的事就要完全靠你自己。……家里虽然有钱可以送你到下面去继续求学，但是一则你已经有了妻子，二则，现在没有分家，我自己又在管账，不好把你送到下面去。……而且你到下面去读书，爷爷也一定不赞成。闲在家里，于你也不好。……我已经给你找好了一个位置，就在西蜀实业公司，薪水虽然不多，总够你们两个人零用。你只要好好做事，将来一定有出头的日子。明天你就到公司事务所去办事，我领你去。这个公司的股子我们家里也有好些，我还是一个董事。事务所里面几个同事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会照料你。……”

父亲一句一句平板地说下去，好像这些话都是极其平常的。他听着，他应着。他并不说他愿意或是不愿意。一个念头在他的脑子里打转：“一切都完了。”他的心里藏着不少的话，可是他一句话也不说。

第二天下午，父亲对他谈了一些关于在社会上做事待人应取的态度的话，他一一地记住了。两乘轿子把他们父子送到西蜀实业公司经营的商业场的后门。他跟着父亲走到事务所去，见了那个四十多岁有八字须的驼背的黄经理，那个面貌跟老太婆相似的陈会计，那个瘦长的王收账员，以及其他两三个相貌平常的职员。经理问了他几句话，他都简单地像背书似地回答了。这些人虽然对他很客气，但是他总觉得在谈话上，在举动上，他们跟他不是一类的人；而且他也奇怪为什么以前就很少看见这种人。

父亲先走了，留下他在那里，惶恐而孤独，好像被抛弃在荒岛上面。他并没有办事，一个人痴呆地坐在经理室里，看经理跟别人谈话。他这样地坐了整整两个多钟头。经理忽然发见了他，对他客气地说：“今天没有事，世兄请回去罢。”他像囚犯遇赦似的，高兴地雇了轿子回家，一路上催着轿夫快走，他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家更可爱的了。

他回到家里，先去见祖父，听了一番训话；然后去见父亲，又是一番训话。最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里，妻又向他问长问短，到底是从妻那里得到一些安慰。第二天上午十点在家吃过早饭后，他便到公司去，一直到下午四点钟才回家。这一天他有了自己的办公室，而且在经理和同事们的指导下开始做了工作。

这样在十九岁的年纪他便大步走进社会了。他逐渐地熟悉了这个环境，学到了新的生活方法，而且逐渐地把他在中学四年中所得到的学识忘掉。这种生活于他不再是陌生的了。他第一次领到三十元现金的薪水的时候，他心里充满着欢喜和悲哀，一方面因为这是自己第一次挣来的钱，另一方面却因为这是卖掉自己前程所得的代价。可是以后一个月一个月平淡地生活下去，他按月领到那三十元的薪水，便再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了，没有欢喜，也没有悲哀。

这种生活也还是可以过下去的，没有欢喜，也没有悲哀。虽然每天照例要看见那几张脸，听那些无味的谈话，做那些呆板的事，可是他周围的一切还是平静而安稳。家里的人也不来打扰他，让他和妻安静地过他们的家庭生活。

然而不过半年他一生中的另一个大变故又发生了：时疫夺去了父亲，他和弟妹们的哭声并不能够把父亲留住。父亲去了，把这一房的责任放在他的肩上。上面有一个继母，下面有两个在家的妹妹和两个在学校里读书的弟弟。这时候他还只有二十岁。

他的心里充满了悲哀，他为死去的父亲而哭，他却不曾想到他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可悲了。他的悲哀不久便逐渐消去，在父亲的棺木入土以后，他似乎把父亲完全忘记了。他不仅忘记了父亲，同时他还忘记了过去的一切，他甚至忘记了自己的青春。他平静地把这个大家庭的担子放在他的年轻的肩上。在最初的几个月，这个担子还不算沉重，他挑着它并不觉得吃力。可是短短的时期一过，许多有形和无形的箭便开始向他射来，他躲开了一些，但也有一些射到了他的身上。他有了一个新的发见，他看见了这个绅士家庭的另一个面目。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他看见了仇恨和斗争，而且他自己也就成了人们攻击的目标。虽然他的环境使他忘记了自己的青春，但是他的心里究竟还燃烧着青春的火。他愤怒，他奋斗，他以为他的行为是正当的。然而奋斗的结果只给他招来了更多的烦恼和更多的敌人。这个大家庭是由四房组织成的。他的祖父本来有五个儿子，但是他的二叔很早就死了。在现有的四房中，除了他自己这一房外，三叔比较跟他接近，四叔和五叔对他不大好，尤其是四婶因为他的继母无意中得罪了她，在暗中跟他这一房闹得厉害，五婶受到四婶的挑拨，也常常跟他的继母作对。由于她们的努力，许多关于他或者他这一房的闲话就流传出去了。

他的奋斗毫无结果。而且他也疲倦了。他想，这样不断地跟长辈冲突有什么好处呢？四婶和五婶，再加上一个陈姨太，她们永远是那样的女人。他不能够说服她们，他又何必自寻烦恼，浪费精力呢？于是他又发明了新的处世方法，或者更可以说是处家的方法。他极力避免跟她们冲突，他在可能的范围内极力敷衍她们，他对她们非常恭敬，他陪她们打牌，他替她们买东西。……总之，他牺牲了一部分的时间去讨她们的欢心，只是为了想过几天安静的生活。

不久他的大妹淑蓉因肺病死了。这虽然给他带来悲哀，但是他也觉得心里轻松一点，似乎肩上的担子减轻了一些。

又过了一些时候，他的第一个婴儿出世了，这是一个男孩。他为了这件事情很感激他的妻，因为儿子的出世给他带来了莫大的欢喜。他觉得自己已经是没有希望的人了，以前的美妙的幻梦永远没有实现的机会了。他活着只是为了挑起肩上的担子；他活着只是为了维持父亲遗留下的这个家庭。然而现在他有了一个儿子，这是他的亲骨血，他所最亲爱的人，他可以好好地教养他，把他的抱负拿来在儿子的身上实现。儿子的幸福就是他自己的幸福。这样想着他得到了一点安慰。他觉得他的牺牲并不是完全白费的。

过了两年“五四运动”发生了。报纸上的如火如荼的记载唤醒了他的被忘却了的青春。他和他的两个兄弟一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转载的北京消息，以及后来上海、南京两地六月初大罢市的新闻。本地报纸上又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里的文章。于是他在本城唯一出售新书报的“华洋书报流通处”里买了一本最近出版的《新青年》，又买了两三份《每周评论》。这些刊物里面一个一个的字像火星一样地点燃了他们弟兄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他们三个人，使他们并不经过长期的思索就信服了。于是《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等都接连地到了他们的手里。以前出版的和新出版的《新青年》、《新潮》两种杂志，只要能够买到的，他们都买了，甚至《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也被那个老店员从旧书堆里捡了出来送到他们的手里。

每天晚上，他和两个兄弟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肯轻易放过。他们有时候还讨论这些书报中所论到的各种问题。他两个兄弟的思想比他的思想进步些。他们常常称他做刘半农的“作揖主义”[1]的拥护者。他自己也常说他喜欢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其实他并没有读过托尔斯泰自己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只是后来看到一篇《呆子伊凡的故事》[2]。

“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对他的确有很大的用处，就是这样的“主义”把《新青年》的理论和他们这个大家庭的现实毫不冲突地结合起来。它给了他以安慰，使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又顺应着旧的环境生活下去，自己并不觉得矛盾。于是他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在旧社会里，在旧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他跟他的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这种生活方式当然是他的两个兄弟所不能了解的，因此常常引起他们的责难。但是他也坦然忍受了。他依旧继续阅读新思想的书报，继续过旧式的生活。

他看见儿子慢慢地长大起来，从学爬到走路，说简短的话。这个孩子很可爱，很聪明，他差不多把全量的爱倾注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他想：“我所想做而不能做到的，应当由他来替我完成。”他因为爱孩子，不愿意雇奶妈来喂奶，要他的妻自己抚养孩子，好在妻的奶汁也很够。这样的事在这个绅士家庭里似乎也是一个创举，因此又引起外人的种种闲话。但是他都忍受了，他相信自己是为了孩子的幸福才这样做的，而且妻也体会到他这种心思，也满意他这个办法。

每天晚上，总是妻带着孩子先睡，他睡得较迟。他临睡时总要去望那个躺在妻的身边、或者睡在妻的手腕里的孩子的天真的睡脸。这面容使他忘记了自己的一切，他只感到无限的爱，他忍不住俯下头去吻那张美丽的小脸，口里喃喃地说了几句含糊的话。这些话并没有什么意义，它们是自然地从他的口中吐出来的，那么自然，就像喷泉从水管里喷出来一样。它们只是感激、希望与爱的表示。

他并不知道从前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也曾经从父母那里受到这样的爱，他也曾经从父母那里听到这样的充满了感激、希望与爱的语言。

[1]刘半农的短文《作揖主义》，见《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1918年10月）。

[2]《呆子伊凡的故事》是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孙伏园译），见《新潮》第二卷第五号（1920年6月）。

7

星期日下午，觉新照常到西蜀实业公司事务所去，那里没有星期日例假。

他刚刚坐下喝了几口茶，觉民和觉慧也来了。他们差不多每个星期日下午都要到哥哥的办公室。跟往常一样，他们也买了几本新书。

觉新服务的西蜀实业公司所经营的事业，除了商场铺面外，还有一个附设的小型发电厂，专门供给商场铺面的租户和附近一两条街的店铺用电。商场很大，里面有各种各类的商店，公司事务所就是商场铺面经租事务所，设在商场里面，管理经租、收费等等业务。销售新书报的“华洋书报流通处”也开设在这个商场后门的左角上。因此书店与觉新弟兄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新青年》这一期到得很少，我们去的时候只剩了一本，再要晏几分钟，就给别人拿走了，”觉慧在窗前一把藤椅上躺下去，翻开那本十六开本的杂志，像捧着宝物似地带笑说。

“我已经对陈老板嘱咐过了，要他每次新书寄到，无论如何先给我留一本，”觉新正在翻阅账目，听见觉慧的话不在意地答应了一句。

“嘱咐也没有用，要的人太多，而且大半是以前订阅的。这次只到了三包，不到两天就完了，”觉慧兴奋地解释道，他翻到里面的一篇论文，津津有味地读起来。

“其余的不久也会到，陈老板不是说过邮包已经在路上吗？这三包是加快的，”觉民刚坐下去，就插嘴说。他又从座位上站起来，在写字台上取了一本《少年中国》，拿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翻看。他坐在右面靠墙的椅子上，这一排一共是三把椅子，中间间隔地放了两个茶几。他坐的那把椅子离窗户最近，中间只隔着觉新常坐的活动的圆椅。

三个人都不开口了。房里只有算盘珠子的接连的、清脆的响声。冬日的温暖的阳光透过窗户斜射进来，被淡青色洋布的窗帷遮住了。外面有脚步声，其中一双皮鞋踏在三合土路上的声音比其余的更响亮，更清晰，而且愈来愈近。房里的人可以听见皮鞋走上了石阶，走进了事务所的大门，于是这个房间的蓝布门帘动了一下，一个瘦长的青年掀起门帘走进来。屋里的三个人都抬头望了他一眼。觉新带笑地唤了一声：“剑云。”

进来的正是陈剑云，他招呼了觉新弟兄以后，便从桌上拿了一张当天的《国民公报》，在觉民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了。他翻看了本省新闻，把报纸放在茶几上，掉过头去向觉民问道：“你们学堂放了寒假吗？”

“课已经完了，下个星期就考试，”觉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淡淡地答应一句，又埋下头去看《少年中国》。

“听说今天学生联合会在万春茶园演戏筹款办平民学校，是吗？”剑云还殷勤地问。

觉民略略抬起头，依旧冷淡地回答说：“有是有的，我没有留心，不一定是学生联合会，大概是两三个学堂主办。”他说的是真话，因为他平日对这些事情不大留心。他每天到学校就上课，下课后就回家。明年春季游艺会里演剧，他担任《宝岛》里的李医生这个脚色，还是英国教员指定他扮演的。

“那么你们不去看吗？听说演的是《终身大事》[1]和《傀儡家庭》[2]。我想一定不错。”

“路太远了，我们这几天担心考试，也无心看戏，”觉民答道，这一次他连头也不抬起来。

“我倒想去看看。这两本戏都好，”觉新忽然插嘴说，他一面在拨算盘珠子，“可惜我没有空。”

“就是你有空，现在也来不及了，”觉慧读完了杂志上的文章，便把杂志阖起来放在膝上，抬起头带笑说。

剑云又埋下头去，默默地拿起茶几上的报纸，没精打采地翻看着。

“剑云，你近来还在王家教书吗？怎么好多天不看见你来？身体还好罢？”觉新算好了账，忽然注意到剑云有一点局促不安的样子，便关心地问道。

“我着了凉生了几天病，所以好多天没有来看你们。我还在王家教书，常常碰见琴小姐。”剑云不论当面称呼或是背后提起，总是叫琴做“琴小姐”。他是高家的远房亲戚，还是觉新的平辈，不过年纪比觉新小，因此他习惯地跟着觉民弟兄唤觉新做“大哥”。他的父母早死了。他寄养在伯父的家里。中学毕业以后，他无力升学，只得找了一个小事螣口：教王家两个孩子的英文和算学。王家是张太太的亲戚，和张太太同住在一所公馆里，他常常在王家遇见琴。

“你脸上没有血色，人也瘦多了。你身体素来弱，应该好好保养才是，”觉新同情地安慰剑云道。

“大哥，你说得不错，”剑云露出感激的样子说，“我自己也晓得。”

“那么为什么你的脸色总是这样阴沉呢？”觉新关心地问道。

剑云微笑了，不过谁也看得出他的笑是很勉强的。他说：“别人都是这样说，不过我自己并不觉得。我想也许是身体弱的缘故罢，不然就是很早死去父母的缘故。”他的嘴唇微微地颤动，他似乎要哭了，但是他并没有流出眼泪来。

“身体弱就应该多运动，单是忧愁也没有用处，”觉民抬起头不以为然地说。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外面忽然响起了脚步声，一个女性的声音唤着：

“大表哥。”

“琴小姐来了，”一道微光掠过剑云的脸，他低声说。

“啊，请进来罢，”觉新连忙站起来高声应道。

这时门帘一动，进来的果然是琴，她的母亲和仆人张升在后面跟着，但是张升马上又走出去了。

琴穿了一件淡青湖绉棉袄，下面系着一条青裙。发鬓垂在两只耳边，把她的鹅蛋形的面庞，显得恰到好处。整齐的前刘海下面，在两道修眉和一根略略高的鼻子的中间，不高不低地嵌着一对大眼。这对眼睛非常明亮，不仅给她的笑脸添了光彩，而且她一走进来，连这个房间也显得明亮多了。众人的视线都集中在她的身上。她跟着她的母亲带笑地招呼了屋里的几个人。

觉新们也向她们母女打了招呼，觉民和剑云连忙站起来让座位给她们，他们自己便坐到正对着窗户的两把椅子上去。觉新又按铃叫人泡来了两碗茶。

“明轩，听说新发祥新到了好些衣料，我想去买一两件。不晓得有没有合式的？”张太太跟他们谈了几句话以后，便对觉新说。

“是的，种类很多，是毛葛一类的，”觉新毫不迟疑地答道。

“那么请你陪我去看看，好不好？”

“姑妈要去看，我陪姑妈去就是了。现在就去吗？”觉新说着，就站起来，两只眼睛愉快地望着张太太，等候她的回答。

张太太高兴地说：“你现在没有事吗？那么现在就去。”她也站起来，还掉过头看了看琴。

琴带笑地说：“妈，我不去了。我在这儿等你。”她也站起来，走到写字台前面。

“也好，”张太太说。她看见觉新掀起门帘让她先出去，便先跨出了门槛。觉新跟着她往外面走去。

“三表弟，你在看什么书？”琴站在写字台前，望着觉慧手里的杂志问道。

“《新青年》，新到的，”觉慧抬起头看她一眼，得意地答道。他紧紧地捏着杂志，好像害怕琴会把它抢去似的。

琴看见他这个样子不觉微微笑道：“你不要害怕，我又不会抢它去。”

觉民笑了，说：“琴妹，我这儿有新的《少年中国》，你看罢。”

觉慧坐起来，也把杂志递给琴，接连地说：“你看，你看，免得一会儿你又说我把新杂志当作宝贝。”

琴并不伸手去接，她只说：“你们先看好了。等你们看完，我再借回家去慢慢看。”她这话是对他们弟兄两个说的。

觉慧把手缩回来，又躺下去看书。但是过一会儿他忽然带笑地问她：“琴姐，你今天这样高兴，是不是你的事情姑妈已经答应了？”

琴摇摇头，说：“我也不晓得我为什么高兴。我的事情妈答应不答应，也没有关系。我的事情应该由我自己决定，因为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是人。”她说着话便走到觉新的座位前坐下去，随意翻看桌上的账簿。

“说得不错，”觉民在旁边称赞道，“你真是一个新女性！”

“不要挖苦我罢，”琴带笑地说。忽然她的面容变得严肃了，她用另一种语调说：“我告诉你们一个不寻常的消息：你们的钱家大姨妈回省城来了。”

这果然是一个不寻常的消息。“那么梅表姐呢？”觉慧坐起来，关心地问。

“她也回来了。她出嫁不到一年就守了寡，因为婆家待她不好，她又回到你大姨妈家里，这一次便跟你大姨妈上省来了。”

“你怎么晓得这样清楚？你这个消息是从哪儿得来的？”觉民惊奇地问，金丝眼镜下面的一对眼睛睁得圆圆的。

“她昨天到我们家里来过，”琴低声回答。

“梅表姐到你们家里去过？她还是跟从前一样罢？”觉民关心地问。

“她有点憔悴，不过人并不十分瘦，而且比从前更好看些。只是那双眼睛，水汪汪的，里面似乎含了不少的东西。我不敢多向她问话，我害怕使她记起了往事。她跟我谈了一些话。谈的只是宜宾的风土人情和她自己的近况。她并不曾提起大表哥。”琴的声音变得忧郁了，说到最后一句，她忽然换过语调问觉民道：“大表哥现在对她怎样？”

“大哥好像早把梅表姐忘记了，他从来不曾提过梅表姐的名字，而且他对嫂嫂也很满意，”觉民直率地答道。

琴把头微微一摇，略带感伤地说：“可是梅表姐不见得就容易忘记他。单看她那双眼睛，我就知道她至今还记得大表哥。……妈叫我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大表哥。”

“其实告诉他也不要紧。梅表姐和大姨妈又不会到我们家里来，他们没有见面的机会。大哥已经完全忘记了那件事情。本来几年一过，一切都改变了。况且他跟嫂嫂感情很好。还怕什么呢？”觉慧插嘴说。

“我想还是不告诉他好。既然忘记了，就不应该让他再记起来。哪个能够保定大哥真的忘记了梅表姐呢？”觉民慎重地表示他的意见。

“我看，还是不让他晓得好些，”琴点头答道。

剑云坐在屋角那把椅子上，脸色不大好看。他似乎想说话，但只是把嘴唇动了几下，并没有说出话来。他时时望着琴的脸，注意地听她谈话。但是琴并没有注意他。他又用羡慕的眼光看觉民和觉慧。这个时候，琴提到的往事深深地感动了他（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忍不住感叹地说：

“要是大哥果然同梅表姐结了婚，那真是人间美满的事情。”

琴温和地看了他一眼，但是马上又把眼光掉开了。在他却好像受到了一次祝福，他细细地回味着琴的话：“哪个又不是这样想呢？”

“我不晓得当时是什么人在里面作梗，使得妈跟大姨妈起了冲突，破坏了大哥同梅表姐的幸福！”觉慧气愤地说。

“你不晓得。我晓得的，妈都告诉我了。连大表哥本人也不晓得，”琴依旧用忧郁的调子说，“本来大舅已经托人去做过媒了。你大姨妈先有了允意，据说她后来把大表哥同梅表姐两人的八字拿去找人排了一下，说是两造的命相克，不能配合，否则女的会早死。因此她拒绝了这门亲事。其实另外有原因。原来有一天她在牌桌子上跟现在的大舅母有了意见，自以为受了委屈，才拿拒婚的事来报复。大舅母本来也喜欢梅表姐，其实在你们家里哪个不喜欢梅表姐呢？大舅母对拒婚的事情很不满意。后来大表哥同李家小姐订婚的消息传出去，你大姨妈也很不高兴。她们两个人就闹翻了，甚至于断绝了来往。”

“原来有这样的事，我们以前还不晓得，”觉民恍然大悟地说，“我们不晓得他们的亲事已经提过了。我们只怪爹和现在的妈不懂得大哥的心事，不关心大哥的幸福。原来是错怪了他们。”

“是啊，当初哪个不希望大哥同梅表姐结婚？我们当初听见大哥订婚的消息，心里总觉得不舒服，我们很替梅表姐抱不平，还怪大哥不起来反抗，糊里糊涂就答应了。后来梅表姐不到我们家里来了，不久她便离开了省城。后来大哥接了嫂嫂，我们都同情梅表姐，暗中抱怨大哥。说起来真好笑，我们似乎比大哥本人更起劲。……在当时我们都以为大哥同梅表姐结婚，是天经地义的事，”觉慧说到最后，不觉笑了起来。

“那时候恐怕也说不上爱，他们两个不过年纪相当，性情投合罢了。所以分别以后大哥并不怎么难过，”觉民这样解释说。

“你真是！……难道在当时‘年纪相当，性情投合’八个字还不够吗？”觉慧反问道。

“唉！唉！……”剑云一个人在屋角叹气。

“剑云，你有什么事？你一个人在叹气！”觉民惊讶地问。剑云并不回答，好像没有听见似的。

“他常常是这样的，”觉慧笑着说。

三个人的眼光都集中在剑云的脸上。剑云埋下了头，但是他马上又把头抬起来，他的一双阴暗的眼睛畏怯地看琴的脸。琴一点也不躲避，倒是他的眼光立刻又掉开了。他只是摇着头说：“你们不懂得大哥。你们不懂得。大哥决不会忘记梅表姐。我早就看出来了：大哥时常在思念梅表姐。”

“那么为什么我们就看不见他一点表示呢？他连梅表姐的名字也很少提到。照你说来，岂不是心里越是爱，表面上便越是冷淡吗？”觉民提出了这个他自己以为是很有力的反驳。

“这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我以为这是事实，有时候连他本人也不明白，”剑云解释道。

“我就不信！”觉慧坚决地说。

“我也是这样想，”琴恳切地说；“我以为那样的事是不会有的。这是光明正大的事，无须乎隐讳。心里既然热烈，怎么又能够在表面上做得非常冷淡呢？”

剑云好像受了大的打击似的，脸色忽然变青了。他的嘴唇微微颤动，眼睛垂下来，他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琴注意到了剑云的神情，站起来惊讶地问：

“陈先生，你怎样了？”

剑云抬起头来看琴的脸，他的脸上现出疑惑的表情。接着他微微一笑。眼睛发亮了，但依旧是忧郁的眼光。于是笑容又不见了。他的面色很快地阴沉下来。

觉民弟兄的眼光随着琴的眼光落在他的脸上。他们三个人看到他的脸部表情的变化，却不明白这个变化的原因。

“陈先生，你脸色不好看，你不舒服吗？”琴同情地问。“你是不是有为难的事情？”

剑云现出了窘相，他望着琴的发光的脸，找不出一句适当的话。他的舌头也变迟钝了，他费力地说出了下面的话：“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没有心事。”他摇了摇头，又说：“我的脑筋太差，我总表达不出自己的意思。”他凄然地微微笑了。

“陈先生，你为什么总是这样谦虚？我们常常见面，又比不得外人，”琴温和地说。

“这不是谦虚，我实在不行。跟你们比起来，我总觉得自己差得太远。我不配跟你们在一起。”剑云的脸色变红了，这不是因为羞愧，这是由于他的诚挚、兴奋的谈话。他唯恐别人不相信这些话，所以特别用力地说了出来。

“不要说这样的话，我们不要听。还是谈别的事罢，”琴猝然转过话题，用一种似乎是命令的语调，但又是同情的声音对剑云说。

觉民在旁边不说什么，他的眼光时而落在琴的脸上，时而望着剑云的面孔。他很细心地听他们谈话，有时又露出得意的笑容。觉慧又翻开《新青年》读着，并不注意他们的谈话。

剑云的脸部表情时时在变化，人很难猜透他心里究竟在想什么。琴的“我们”两个字似乎使他难过。

“琴小姐，改天再谈罢，我要走了，我还有别的事，”剑云说着突然站起来，要往外面走。

琴惊讶地望着他，并不说什么。倒是觉民说了：“多坐一会儿不好吗？大家一块儿谈谈也是好的。大哥马上就要回来了。”

“谢谢你，我就要走了，”他迟疑一下才毅然答道。他向他们点了点头，就走出去了。

“他有什么心事？”琴向觉民问道，她的脸上现出疑惑不解的神情。

“他的事情哪个晓得！”觉民简短地回答。

“他一定有什么心事，不然为什么变得这样古怪！以前他似乎还好一点，”琴沉吟地说。

“不错，他近来越变越古怪了。大概因为他的环境不好，刺激受多了，人就变得古怪了，”觉民说。

“我很想对他好一点。可是我每次见到他，想跟他多说几句话，他却把他的心关起来，”琴诚恳地说，似乎在向谁辩解似的。她看见觉民弟兄不答话，便继续说下去：“他自己把心关着，唯恐别人看见他的秘密，你想这样一来别人怎好跟他接近？他有时候看见我，我跟他认真谈起话来，他却极力躲避，好像害怕什么似的。”

“大概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罢，可惜他生错了时代了，”觉民嘲笑地说。“不过他有时候还看看新书，”他又加上这样的一句。

“管他做什么？”觉慧突然把杂志阖上，拍着自己的膝头叫起来。“像这样的人现在到处都是，你管得全吗？”

他们三个人沉默了一会儿。一张陌生的脸伸进门帘里来，向四周看了一下，自语道：“高师爷出去了。”这面庞也就不见了。

琴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便正色地对觉民说：“我的事情已经决定了。我现在只有努力预备功课。我想跟你补习英文，你肯不肯？”

“哪儿有不肯的道理！”觉民欣喜地说。“不过时间……”

“随便你吧，自然在晚上，白天我们都要上课。……我想不必等到明年开学的时候，能够马上开头最好。”

“好罢，我等一会儿到你们家去仔细商量。……姑妈他们回来了。”觉民添上后面一句话，因为他听见了觉新和张太太在外面谈话的声音。

果然觉新在外面揭起了门帘，让张太太先走进来，随后他也进来了。张升走在最后，手里捧着一包东西。

“琴儿，我们回去罢，时候不早了，”张太太刚刚坐下喝了一口茶，便对琴说。她看见张升还在房里，又吩咐道：“你把东西先拿出去。”

张升答应一声就出去了。过了一会琴和她的母亲也走出去了。觉新把她们送到事务所门口，觉民和觉慧却一直送到商业场后门，看见她们母女坐上了轿子，才回到事务所去。

[1]《终身大事》：胡适写的独幕剧，在《新青年》上发表。

[2]《傀儡家庭》：挪威剧作家易卜生（1828-1908）的《娜拉》的另一个译本。

8

觉慧和觉民走出了商业场的前门。觉民到琴的家里去，觉慧走另一条路去看一个朋友。

觉慧一个人走过了几条街，在十字路口碰见了同学张惠如。他气咻咻地埋着头在跑，没有看见觉慧，却被觉慧一把抓住了。

“惠如，你有什么事？你跑得这样急！”觉慧惊讶地问。

那个三角脸的青年抬起头，看了觉慧一眼，额上留着几颗汗珠，口里喘着气，急得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他才吐出几个字：“不得了！……出了事了！”

“你快说！什么事？”觉慧惊惶地问。

张惠如的呼吸稍为平顺了一点，但是他依旧激动地说话，声音因为愤怒和着急在发颤：“我们给丘八打了！……就在万春茶园里头。”

“什么？你说，你快说！”觉慧用颤抖的手握着张惠如的左臂，不住地摇撼。“什么！兵打了学生？快说，把详细情形告诉我！”

“我要回学堂去告诉同学。我们一路去罢，我慢慢告诉你……”张惠如的眼里发出憎恨的光。

觉慧不由自主地掉转身，回头跟着张惠如走。他浑身发热，咬着嘴唇皮，等候张惠如讲话。

“听我说，听我说，”张惠如一边走一边用激动的声音叙述道，“今天在万春茶园演戏，我既不是演员，又不担任什么职务，我只是一个看客。事情据说是这样的：开演的时候，有两三个兵不买票一定要进去看白戏。收票的人告诉他们说这跟普通戏园不同，不买票就不能看戏。他们简直不可理喻，一定要进去，终于被我们的人赶了出来。谁知过了一会儿他们又约了十多个同伴来，一定闹着要进去。我们的人恐怕他们捣乱，为了息事宁人起见，便放他们进去了。他们到了里面坐下来，乱叫好，乱闹，比在普通戏园里还要放肆。后来我们的人实在忍不住了，劝他们安静一点，不要妨碍别人看戏。他们仍然胡闹。我们的人要维持秩序，只得出来干涉。这样就得罪了他们。他们就动手打起来，有的丘八还跑上戏台胡闹。乱子闹大了，后来还是城防司令部派了一连兵来才弹压住了。然而戏园已经打得不成样子，同学中轻伤的也有几个。肇事的兵都逃光了，没有捉住一个。一连武装的兵居然连几个徒手的丘八也捉不到，哪个舅子才相信！这明明是预先安排好了的。……”

“不错，一定是预先安排好的！”觉慧抢着说，他用手按住胸膛，他觉得怒火直往上冒，他的胸膛好像快要炸裂似的。“本来这几天外头就谣传当局有不利于学生的举动。据说这两年来学生太爱闹事了，今天检查仇货，明天游行示威，气焰太盛，非严加管束不可。所以他们极力煽起军人对学生的恶感，用丘八来对付学生。这是第一步。看着罢，后面还有嘞！”

“我们在场的人临时在少城公园里头开了个紧急会议，决定马上召集各校在校同学到督军署请愿去。应该提出的条件已经决定了。你去不去？”张惠如说着便加快了脚步。

“当然去！”觉慧答应道，这时他们快到学校了，便大步向学校走去。他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走进了学校。

操场里有不少住校的同学，他们聚成几堆，在谈论什么。人声嘈杂，好像整个学校都活动起来了。张惠如知道一定是消息比他先到了。果然他看见高一班的同学黄存仁在那里说话，他演过《终身大事》里的父亲。不过闹乱子的时候，《终身大事》已经演完了。

既然消息已经早到了这里，张惠如就不必报告什么了。他和觉慧随便加入到一堆人里面去，听他们谈些什么。他也发言，他终于把所知道的全说了出来。他们谈论着，热烈地谈论着，一直到全体出发的时候。

少城公园是学生们临时集合的地点。他们这一队到达那里的时候，已经有几个学校的学生先到了。这是星期日，学生不容易召集，有些学校已经放了寒假，所以到的不是全体，人数比实数差了许多，而且只有几个重要的学校，跟检查仇货游行示威的时候参加的人数比起来更差得远。然而也有两百多人。

天空已经变成了青灰色。附近的灯光开始亮起来。大队向督军署出发了。

觉慧怀着紧张的心情向四面张望。路旁站着不少旁观的人：有的做出好奇的样子，有的在低声谈论，也有人胆怯地避开了。

“多半又要检查仇货了，不晓得该哪一家铺子倒霉？”一个陌生的口音送进觉慧的耳里，他掉过头注意地看，一对奸猾的小眼睛摆在一张瘦脸上。他马上把眉毛竖起来。可是他还不能十分确定后一句话是否听错了。他依旧跟着大队向前走。

他们走到督军署，天已经晚了。黑暗压下来，使每个人的心情变得更紧张。他们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这不仅是天色的黑暗，这还是社会的黑暗与政治的黑暗。他们带着年轻的心跟这一切奋斗，在这一群好像漠不关心的市民中间。

大队到了督军署门前的广场。一排兵士端着枪在前面等候他们，那些锋利的枪刺正对着他们的胸膛。兵士们都带着严肃的表情沉默地望着这一大群学生。学生们兴奋地嚷着要进去，兵士们不肯放下枪。两方面争持不下，过了一些时候。学生们经过一次商议，后来决定推举八个代表进去见督军。然而这八个代表依旧不能够进督军署，兵士拦住了他们。后来一个小军官出来不客气地对他们说：

“督座回府去了。请各位回去罢。”

代表们温和地据理解释了一番，说即使督军不在，请秘书长出来代见也好。然而小军官只是冷淡地摇着头说：“办不到”，而且还现出得意的样子，好像表示现在大权捏在他的手里，他一个人就可以对付这许多学生似的。

代表们把交涉的结果向同学报告了。全个广场马上骚动起来。

“不行，非要督军出来见我们不可！”

“一定要进去，一定要进去！”

“督军不在，就叫秘书长出来代见！”

“冲进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冲进去再说！”

种种的话在空气里回响。广场上有无数的头在动。有些人真的往前冲，但又让别人挡住了。

“同学们，安静点，秩序，我们要保持秩序！”一个代表大声地叫。

“秩序！”“秩序！”一部分人响应地叫着。

“管他什么秩序！先冲进去再说！”有人这样叫。

“不行，他们有枪！”又有人这样回答。

“秩序，秩序！听代表说话！”大部分的人都这样叫。

闹声渐渐地平静下来，秩序终于恢复了。黑暗的天空中开始落下细的雨点。

“同学们，他们不让我们进去，督军署不肯派人出来见我们。现在怎么办？回去吗，还是在这儿等着？”为了使全场的人都能够听见他的话，那个说话的代表便拚命地叫，甚至把声音都叫哑了。

“我们不回去！”这是全体学生一致的回答。

“我们一定要见到里头的人！我们这回请愿一定要得个结果！我们不要上当！”有许多人这样大叫。

这时候那个小军官走到代表们跟前说：“各位同学，下雨了，我劝你们还是回去罢，我负责把你们的意思向督座转达就是了。你们在这儿空等一晚上也没有好处。”他的态度比先前缓和多了。一个代表把他的话向同学们高声传达了。

“不行，不行！”又是一阵闹声，全个广场都震动了，过后又慢慢地平静下来。

“好，大家都守在这儿不走。我们再去据理力争，非达到目的不走！”另一个代表把两手围着嘴唇大声说。

少数的人开始拍掌。接着大家都拍起掌来。在掌声中代表们又出发了。这一次八个代表居然都走进督军署去了。

觉慧也在人丛中拚命地拍掌。雨点不停地落在他的未戴帽子的头上，把他的头发打湿了。他不时用手护着眼睛，或者用手腕遮住前额，但是他的眼睛仍然看不清楚旁边同学们的脸部表情。他看得见兵士们的刺刀，看得见督军署门前的两个大灯笼。他看见广场上无数黑压压的人头在动。他没法压下他的愤怒。他只想大声叫一阵，他觉得自己快要憋得透不过气来了。兵打学生的事来得太突然了，虽然以前就有当局要对付学生的风传，但是谁也想不到会出之于这种方式的。这太卑鄙了！“为什么要这样对付我们？难道爱国真是一种罪名？纯洁、真诚的青年真是国家的祸害？”他不能相信。

锣声从远处传来，越来越近，打二更了！

“为什么还没有消息？代表们为什么还不回来？”众人烦躁地嚷着。雨点渐渐地大起来，人丛中起了一阵骚动。觉慧开始觉得寒气透过衣服浸到身上来了。他打了一个冷噤。但是他马上想道：“难道这一点苦我都受不了？”他抄着手挺起胸膛来。他看见旁边几个同学耸起肩膀站在那里，头发被雨打湿了垂下来，贴在额上。可是他们并没有现出畏缩的样子。有一个在跟同伴讲话，他说：“倘若没有结果，我们决不回去。我们也可以像北京学生那样勇敢的。他们出去讲演，宣传，带着行李，准备捉去坐牢。难道我们请愿，在这儿站一晚上也不可以吗？”

这些话一句一句非常清晰地送进觉慧的耳里，他感动得几乎要流下泪来。他仔细地看这个人，但是他泪眼模糊，还是看不清楚。虽然那个人说的只是几句平常的话，而且他自己也可以说，但是这时候他忘记了一切：明亮的家，温暖的被窝，他都忘掉了。他觉得如果那个人要他做什么事，便是赴汤蹈火，他也会做的。

三更又敲了，代表们还不曾回来，也没有一点消息。天气更冷了。众人开始感到了寒冷和饥饿，尤其令人难堪的是这种不死不活的状态。“等待，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已经有人在问了。

前面站着不少的兵士，刺刀在黑暗中发亮，似乎在向学生们作警告。

“还是回去，明天再商量别的办法罢。在这儿空等，恐怕等到天亮也没有用。”里面有几个身体较弱的学生开始说，可是没有人理他们。看这情形，大家要等到天亮了。

又过了一些难堪的等待的时候，觉慧听见前面有人在说：“代表回来了。”于是全个广场马上变得非常肃静了。

“同学们，现在赵科长来给我们讲话，”一个代表的声音响起来。

“各位同学，督座早已回府去了，所以由兄弟出来代见，劳各位等了许久，兄弟非常抱歉。”一个陌生的、响亮的声音开始说：“方才已经跟诸位代表谈过，各位同学提出的条件兄弟接受了，明天一定向督座转达。督座自有解决的办法，一定会使各位同学满意。请各位同学放心。明天督军署一定派人去慰问受伤的同学。现在时候已经不早，还是请回去罢，免得冻坏了身体。各位要晓得督座素来是爱护各位同学的。各位还是趁早回去罢。在这里站久了也难免没有意外的事……”说到这里声音便停住了，人丛中马上起了各种议论。

“他在说些什么？这是什么意思？”一个同学向觉慧问道。

“他说‘督座自有办法’，劝我们回去。他说话一点也不负责，真是个滑头！”觉慧愤怒地骂道。

“我看还是回去罢，在这儿站下去，没有用。不如回去商量对付的办法。这个人的最后一句话很可以玩味，”另一个同学说。

这时候一个代表又在前面说话了：“同学们，你们听见赵科长的话吗？他接受了我们的条件，他说督军一定有使我们满意的解决办法。现在总算有了一点结果，我看可以回去了。”

“结果，结果在哪儿？”有几个人暗中气愤地骂起来。可是大部分的人都齐声叫着：“我们回去想办法，回去！”这不是因为大家相信那个科长的话，只是因为大家明白纵然在这里站一夜也不会有一点好处。况且天气是这样冷，又在下雨，谁都不愿意站在这里空等，白白地耗费精力。大家都在想：“回去，明天再想对付的办法。”

“好，回去罢。别的事情明天再说！”许多人这样地响应着。

于是两百多个学生开始离开了广场。

大的雨点猛烈地落下来，无情地打在学生们的头上和身上，似乎要给他们留下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印象。

9

请愿并没有结果，连赵科长的“慰问受伤同学”的诺言也不曾履行，因此各校学生在两天后就实行罢课。但是这所谓各校也只是一部分的学校，大多数的学校事实上已经放假了。

罢课的第二天，在“外专”与“高师”两个学校主持下的学生联合会正式发出了罢课宣言，对督军也说了几句不敬的话。接着又过了几天恐怖的日子，差不多每天都发生兵士跟学生的小冲突，闹得全城居民惊惶不安，好像又要发生兵祸一样。学生不敢一个人在街上走，要上街总要约好五六个同学作伴，不然就免不掉要吃亏。有一天傍晚，一个“高师”学生在南门被三个兵士包围痛打，警察看见也不敢说一句话。

全城陷入了无秩序的状态，当局对这件事一点也不管，装着不曾看见的样子。赵科长对请愿学生所说的“督座自有解决的办法”，似乎只是一句空话。这几天督军正忙着给他的母亲做寿，他也许把这样的小事忘掉了。因此兵士的气焰越长越高，伤兵的威风更大，他们在街上任意横行，没有人出来干涉。

然而学生也不是容易被人制服的。他们很勇敢地进行这个所谓“保持学生尊严的自卫运动”。他们罢了课以后，便拿发传单、讲演等等活动代替功课。学生联合会显得非常活跃，一面通电全国各界请求主持公道，一面又派代表到外州县去宣传，最重要的还是联络各县学生起来响应，把这次学生运动尽量扩大，果然风潮一天一天地扩大了，而督军的解决办法却始终未见实行。

觉慧对这个运动比觉民热心得多。觉民似乎忙着给琴补习英文，对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大关心。

一天下午觉慧在学生联合会开过会回家，在大厅上碰见陈姨太的女佣钱嫂。钱嫂说：“三少爷，老太爷喊你。你快去。”他就跟着钱嫂到了祖父的房里。

早过了六十岁的祖父躺在床前一把藤椅上，身子显得很长。长脸上带了一层暗黄色。嘴唇上有两撇花白的八字胡。头顶光秃，只有少许花白头发。两只眼睛闭着，鼻孔里微微发出一点声息。

觉慧定睛望着这个在假寐中的老人。他惶恐地站在祖父面前，不敢叫醒祖父，自己又不敢走。起初他觉得非常不安，似乎满屋子的空气都在压迫他，他静静地立在这里，希望祖父早些醒来，他也可以早些出去。后来他的惶恐渐渐地减少了，他便注意地观察祖父的暗黄色的脸和光秃的头顶。

自从他有记忆以来，他的脑子里就有一个相貌庄严的祖父的影子。祖父是全家所崇拜、敬畏的人，常常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他跟祖父见面时很少谈过五句以上的话。每天早晚他照例到祖父房里去请安两次。此外，他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看见祖父走来，就设法躲开，因为有祖父在场，他感觉拘束。祖父似乎是一个完全不亲切的人。

现在祖父在他的眼前显得非常衰弱，身子软弱无力地躺在那里，从微微张开的嘴里断续地流出口水来，把颔下的衣服打湿了一团。“爷爷不见得生来就是古板不近人情的罢。”他心里这样想。于是一首旧诗浮上了他的心头：“不爱浓妆爱淡妆，天然丰韵压群芳，果然我见犹怜汝，争怪檀郎兴欲狂。”他念着亡故的祖母赠给某校书的诗句（这是他前些时候在祖母的诗集里读到的），眼前马上现出了青年时代的祖父的面影。他微微地笑了。“爷爷从前原也是荒唐的人，他到后来才变为道貌俨然的。”他又记起来：在祖父自己的诗集里也曾有不少赠校书的诗句，而且受他赠诗的，又并不止某某校书一个人。他又想：“这是三十岁以前的事。大概他上了年纪以后，才成了讲道德说仁义的顽固人物。”但是……近年来，祖父偶尔也跟唱小旦的戏子往来，还有过一次祖父和四叔把一个出名的小旦叫到家里来化装照相，他曾亲眼看见那个小旦在客厅里梳头擦粉。这样的事在省城里并不奇怪。便是不久以前，几位主持孔教会以“拚此残年极力卫道”的重责自任的遗老也曾在报纸上大吹大擂地发表了梨园榜，点了某某花旦做状元呢。据说这是风雅的事。祖父原也是名士，印过两卷《遁斋诗集》送朋友，又喜欢收藏书画，所以在这一点上也未能免俗。“但是风雅的事又怎么能够同卫道的精神并存不悖呢？”这就是他的年轻的心所不了解的了。

祖父还有一个姨太太。这个女人虽然常常浓妆艳抹，一身香气，可是并没有一点爱娇。她讲起话来，总是尖声尖气，扭扭捏捏。她是在祖母去世以后买来服侍祖父的。祖父好像很喜欢她，同她在一起过了将近十年。她还生过一个六叔，但是六叔只活到五岁就生病死了。他想起祖父具着赏玩书画的心情同这个姨太太在一起生活的事，不觉哑然失笑了。

“人就是这样矛盾的罢，”他想着，觉得更不了解祖父了。他越研究，越不了解，在他的眼里祖父简直成了一个谜，一个解不透的谜。……

祖父忽然睁开了眼睛，看了他一下，露出惊讶的眼光，好像不认识他似的，挥着手叫他出去。他很奇怪，为什么祖父把他唤来，让他站了许久，并不对他说一句话，便叫他出去。他正要开口问，忽然注意到祖父的脸上现出了不高兴的神气，他明白多嘴反会招骂，于是静悄悄地向外面走去。

他刚走到门口，又听见了祖父的声音：

“老三，你回来，我有话问你。”

他应了一声，便转身走到祖父的面前。

“你到哪儿去了？先前喊你好久都找不到你！”口气很严厉，祖父已经坐起来了。

这句问话把他窘住了。他知道他不能告诉祖父说他从学生联合会回来，但是他临时编造不出一句答话。祖父的严厉的眼光射在他的脸上。他红着脸，迟疑了一会儿，才说出一句：“我去看一个同学去了。”

祖父冷笑了一声，威严的眼光在他的脸上扫来扫去，然后说：“你不要扯谎，我都晓得了。他们都对我说了，这几天学生跟军人闹事，你也混在里头胡闹。……学堂里不上课，你天天不在家，到什么学生联合会去开会。……刚才陈姨太告诉我，说有人看见你在街上散什么传单。……本来学生就太嚣张了，太胡闹了，今天要检查日货，明天又捉商人游街，简直目无法纪。你为什么也跟着他们胡闹？……听说外面的风声很不好，当局对于学生将有大不利的举动。像你这样在外头胡闹，看把你这条小命闹掉！”祖父骂了几句，又停顿一下，或者咳几声嗽。觉慧答应着，他想分辩几句，但是他刚刚开口，又被祖父抢着接下去说了。祖父说到最后，终于发出了一阵咳嗽。陈姨太带着一股脂粉香，扭扭捏捏地从隔壁房里跑过来，站在旁边给祖父捶背。

祖父慢慢地止住了咳嗽，看见他还站在面前，便又动气地说：“你们学生整天不读书，只爱闹事。现在的学堂真坏极了，只制造出来一些捣乱人物。我原说不要你们进学堂的，现在的子弟一进学堂就学坏了。你看，你五爸没有进过洋学堂，他书也读得不错，字也比你们写得好。他一天就在家读书作文，吟诗作对，哪儿像你这样整天就在外头胡闹！你再像这样闹下去，我看你会把你这条小命闹掉的！”

“并不是我们爱闹事，我们本来在学堂里头好好地读书，我们这回的运动也不过是自卫的运动。我们无缘无故地挨了打，当然不肯随便了结……”觉慧忍住气和平地分辩道。

“你还要强辩！我说你，你居然不听！……从今天起我不准你再出去闹事。……陈姨太，你去把他大哥喊来，”祖父颤巍巍地说着，又大声咳嗽，一面喘着气，吐了几口痰在地上。

“三少爷，你看你把你爷爷气成这个样子。请你少说几句，好让他将息一会儿！”陈姨太板起粉脸对觉慧说。觉慧知道她的话里有刺，但是在祖父面前，他不好发作，便掉开脸不说话，暗暗地用力咬自己的嘴唇皮。

“陈姨太，你去把他大哥，还有克明，给我一起喊来！”祖父停止了咳嗽，又说。

陈姨太答应一声走出去了，剩下他面对面地站在祖父的面前。

祖父不再说什么，似乎气也平了一点，他的老年的模糊的眼光无目的地向四处移动，后来他把眼睛闭上了。

觉慧把祖父的瘦长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几眼，忽然一个奇怪的思想来到他的脑子里：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他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代表。他知道他们祖孙两代永远不能够互相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这个瘦长的身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在一处谈话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敌人。他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似乎有许多东西沉重地压在他的年轻的肩上。他抖动着身子，想对一切表示反抗。

然而陈姨太进来了。那张颧骨高、嘴唇薄、眉毛漆黑的粉脸在他的眼前晃了一下。她带进来一股刺鼻的香风。接着他的大哥也进来了。他们弟兄交换了一瞥不愉快的眼光。觉新马上知道觉慧处在什么样的境地里面，便平静地走到祖父面前去。

祖父听见脚步声，睁开了眼睛，他看见觉新一个人站在他面前，便问陈姨太道：“三老爷呢？”他听见陈姨太回答：“三老爷到律师事务所去了。”他骂一句：“他一天就只晓得替别人打官司，不管家里的事情！”然后又吩咐觉新道：“我把你三弟交给你，你好好管他，不要放他出去。倘若他跑出去了，我就问你要人。”祖父的声音仍然严厉，但是比先前温和些了。

觉新唯唯应着，做出很恭顺的样子，一面偷偷地看觉慧，给他做眼色，叫他不要开口。觉慧也没有什么表示。

“好，你带他出去罢，我给他闹够了，”祖父歇了半晌才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又把眼睛闭上了。

觉新依旧唯唯地应着，一面向觉慧做了一个手势，于是两个人悄悄地走了出来。

他们走出祖父的房门，穿过堂屋，走下了天井。觉慧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半嘲笑地说：“我现在才觉得我是自己的主人了。”觉新看了他一眼。他忽然正经地问觉新道：“大哥，究竟怎样办？”

“我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只好听爷爷的话：你这几天不出去就是了，”觉新摊开两只手说。

“那怎么行？外面的运动正闹得轰轰烈烈，我怎么能够安静地躲在家里不出去？”他绝望地说，他开始明白事情的严重了。

“这有什么办法呢？既然他老人家要你这样，”觉新平静地说。这些日子来他对于任何大事小事差不多都是以平静的态度处之的。

“好，你的‘无抵抗主义’又来了。我想你还不如规规矩矩地去做一个基督徒。人家打你左脸，就马上把右脸也送上去。……”觉慧愤愤地骂起来，好像要把他在祖父那里受到的气向觉新发泄。

“你的性子真急，”觉新并不动气，反而微微地笑起来。“你为什么向我发脾气？你骂我又有什么用处？”

“我一定要跑出去！我马上就跑出去！看他把我怎样！”觉慧激动地自语道，一面不住地顿脚。

“结果不过是我多挨几顿骂，”觉新回答了一句，他的声音开始变得忧郁了。

觉慧抬起头看了哥哥一眼便不作声了。

“现在我认真跟你说话，”觉新和平地、亲切地安慰觉慧道，“我劝你还是先在家里头住几天不要出去，免得又惹爷爷生气。……你年纪轻，性子急。其实爷爷跟你说什么话，你只要不声不响地听着，让他一个人去说，等他话说够了，气平了，你答应几个‘是’字就走出去，把一切都忘在九霄云外，好像没有听见他说过什么一样。这不更简单吗？你跟他争论，一点好处也没有！”

觉慧不说话了，他抬起头看灰色的天空。他并不同意哥哥的话，但是他不想再跟哥哥辩论了。哥哥也有道理：本来没有好处的事是不必费力去做的。但是一个年轻人的心能够永远给拘束在利害的打算里面吗？在这一点哥哥似乎并不了解他。

他望着天空中飞驰的几片乌云，几种矛盾的思想在他的脑子里斗争。但是最后他决定了。他温和地对觉新说：“我决定这几天不出去。不过我并不是听爷爷的吩咐，这只是为了免得给你带来更大的麻烦。”

觉新的脸上现出了欣慰的颜色。他满意地微笑道：“多谢你。其实你要出去，我也无法管你，我每天要到公司办事，今天自己有事情回来得早，恰好就遇到你这件事情。……其实凭良心讲，爷爷不要你出去，还是为你好。”

“我也晓得，”觉慧不假思索地答道，其实他自己并不知道在说什么。他痴痴地立在天井里，看着觉新走开了。一个人没精打采地走到花盆旁边。红梅枝上正开着花，清香一阵一阵地送到他的鼻端。他伸手折了短短的一小枝，拿在手里用力折成了几段，把小枝上的花摘下来放在手掌心上，然后用力一捏，把花瓣捏成了润湿的一小团。

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是他满足了，因为他毁坏了什么东西。他想有一天如果这只手变大起来，能够把旧的制度像这样地毁掉，那是多么痛快的事。……

但是过了一些时候，他又忧郁起来，因为他明白自己现在不能够出去参加学生运动了。

“矛盾，矛盾……”他口里不住地念着，他知道不仅祖父是矛盾的，不仅大哥是矛盾的，现在连他自己也是矛盾的了。

10

人的身体可以被囚禁，人的心却不可以。觉慧这几天虽然没有走出公馆，可是他的心依旧跟他的同学们在一起活动。这是他的祖父所料想不到的。

他想象着学生运动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他极其贪婪地读着报纸上关于这个运动的记载。可惜这方面的消息并不多。他还接到一期学生联合会编印的《学生潮》周刊，这一大张报纸上刊载了几篇令人兴奋的言论，还有不少的好消息。风潮渐渐地平息了。督军的态度也渐渐地软化了，他终于派了赵科长去慰问受伤的人，又出了两张告示敷衍学生，并且叫秘书长写信代他向学生联合会道歉，还保证学生以后的安全。接着报纸上又刊出了城防司令部严禁军人殴打学生的布告。据说捉到了两个兵士，供认是那天动手打学生的人，他们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处罚。这个布告觉民在街上也看见过。

好的消息是一天比一天地多，而被关在所谓“家”的囚笼里的觉慧，也是一天比一天地更着急。他一个人常常在房里顿脚。他有时候连书也不想看，直伸伸地躺在床上，睁起眼睛望着帐顶出神。

“家，这就是所谓甜蜜的家！”觉慧常常气忿地嚷着。觉民有时候在旁边听见，只是微微一笑，也不说什么。

“有什么好笑！你天天出去，很高兴！看罢，你总有一天会像我这样的！”觉慧看见哥哥在笑他，更加恼怒了。

“我笑我的，跟你有什么相干？难道你禁止我笑？”觉民带笑地分辩道。

“不错，我禁止你笑！”觉慧顿脚地大声说。

觉民正在看书，便阖上书默默地走出去，并不跟觉慧争论。

“家，什么家！不过是一个‘狭的笼’[1]！”觉慧依旧在屋子里踱着。“我要出去，我一定要出去，看他们把我怎样！”他说着，就往外面走。

觉慧走出房门刚刚下了石阶，看见陈姨太和他的五婶沈氏坐在祖父房间的窗下闲谈。他便止了步，迟疑一下，终于换了方向，向上房走去。快要走到上房他便向右转弯走进了过道。他走完过道，进了花园的外门，又走过觉新房间的窗下，一直往花园里去了。

他进了一道月洞门。一座大的假山立在他的面前，脚下是石子铺的路，路分左右两段。他向左边走去。路是往上斜的，并不宽，但很曲折，路的尽处是一个山洞。他走出洞来便看见路往下斜，同时一股清香扑到他的鼻端。他走了一段路，前面似乎没有路了。但是他慢慢地走过去。向左还有一条小路。他刚转了弯，前面豁然开朗，眼前一片浅红色。这是一片梅林，红白两种梅花开得正繁。他走进了梅林，踏着散落在地上的花瓣，用手披开垂下的树枝，在梅林里面慢步闲走。

他无意间抬起头，看见前面远远地有蓝色的东西晃动。他披开下垂的树枝向那个地方走去。他走了几步，便认出来那是一个人。那个人正在弯曲的石桥上走着，显然是向他这一面走过来。他看见了来人的全身，他还看见垂在背后的辫子。这是鸣凤。

他想叫她，但是他还没有叫出声来，就看见她走进了湖中央的亭子。他等着她。

过了一些时候还不见鸣凤出来，他很奇怪她在那里面做些什么。后来鸣凤终于出来了，另外还有一个穿紫色短袄的女子。他只看见这个长身材的少女脑后的大辫子，她在和鸣凤讲话，脸朝着另一面。但是逼近湖岸时，因为她们跟着桥转了几个弯，她的脸正对着他这一面，他认出这是四房的丫头倩儿。

他看见她们逼近了，便转身向里走去，把身子隐在梅树最多的地方。

“你先回去罢，不必等我，我还要给太太折几枝梅花，”这是鸣凤的清脆的声音。

“好，我先去了。我们四太太的话更多，一会儿看不见我，她就要叽里咕噜，骂起来就没有完，”倩儿应道。

于是倩儿慢慢地走出梅林，沿着觉慧来时的路走回去了。

觉慧看见倩儿的背影在梅林的另一端消失了，便迈起大步子，向着鸣凤走去。他看见鸣凤正在折一枝往下垂的梅花。

“鸣凤，你在这儿做什么？”他带笑地问。

鸣凤的注意力正集中在那枝梅花上面，不曾看见他走近。她忽然听见他的声音，不觉吃惊地松了手来看他。她看见来的是觉慧，便放心地笑了笑，说：“我说是哪个？原来是三少爷。”她又伸手去把那根枝子折断了，拿在手里看了看。

“哪个喊你折的？为什么在这时候才来折，不在早晨折呢？”

“太太喊我折的，说是姑太太要，等一会儿二少爷带去，”鸣凤说着看见左边有一枝，花很多，形状也好，便伸手去折，但是她的身子短了一点够不着。她踮着脚再去折，还是抓不到那枝子。

“我给你折罢，你还矮一点，再过一两年就好了，”觉慧在旁边看着，不觉笑起来。

“好，就请你折罢，只是不要给太太知道，”鸣凤就侧开身子，站在一边，真的让觉慧去替她折。

“你为什么这样害怕太太？其实太太也并不怎么凶。她近来还常常骂你吗？”觉慧含笑道。他走过来，用脚尖踏地，伸长了身子，伸手去折那枝梅花。他把花枝折下来，交给鸣凤。

“太太这一年多来倒也不常骂我。不过我还是天天担心，时时刻刻都害怕会做错事情，”她低声答道。她看见他把花枝折了下来，便伸手去接。

“这就叫作，做奴隶的人永远没有办法。……”他不觉笑了起来，但是他并没有讥笑她的意思。

她听见这句话，也不回答，默默地低下头，把头埋在手中拿的花枝上面。

“你看，那儿有一枝很好的，”他高兴地说。

她抬起头，笑问道：“在哪儿？”

“那儿不是？”他伸手向着旁边树上一指。她的眼光跟着他的手指望去。树上果然有一枝很好的花。这一枝离地颇高，花也不少，大部分都是含苞未放。枝子弯曲而有力，令人注目。

“可惜太高一点，这一枝倒很好，”鸣凤望着那枝梅花自语道。

“不要紧，很容易折。”他把树身打量一下，又说：“等我爬到树上去折。”他便动手解开棉袍的纽扣。

“使不得，使不得，”她阻止道，“看跌下来，不是好耍的。”

“不要紧，”他含笑道，便把棉袍脱下来，挂在旁边一株树上，身上露出深绿色的棉紧身。他往树上爬，口里还说：“你在下面给我撑住树干。”

他几步便爬上去了。一只脚站在分枝的地方，一只脚踏住一根粗壮的枝子，把近中央的那一根粗的树枝夹在两腿中间，伸出一只手去折，但是手还抓不到那枝花。他便缩回手去。树枝大大地动了一下，花朵纷纷地往下落。他听见鸣凤在下面叫：“三少爷，当心点，当心点！”

“不要怕，”他说着便放开腿，把右手紧紧挽住近中央的那根树枝，先把左脚提起，在另一树枝上重重地踏了两下，试试看树枝是否载得起他，然后把右脚也移了过去。他俯下身子折那枝花，折了三下才把那一枝折断，拿在手里。他又把右脚移回到先前的那根树枝上，埋头去看下面，正看见鸣凤的仰着的脸。

“鸣凤，接住！我把花给你丢下来了！”他说着便把花枝轻轻地往下面一送，又把旁边那些依旧留在树上的枝子披开，免得它们把它缠住。他看见花到了她的手里，才慢慢地爬下树去。

“够了，这三枝就够了，”鸣凤欢喜地说。

“好。多了，二少爷拿着也不方便，”他说着，便取了衣服披在身上，又问道：“你刚才看见二少爷没有？”

“他在钓台上面读书，”她一面回答，一面整理手中的花枝，忽然注意到他把衣服披在身上，并不穿好它，便关心地说：“你快把衣服穿好罢，等一会儿会着凉的。”

觉慧穿好了衣服，看见她忽然转身向他来的那条路走去，便叫了一声：“鸣凤。”

她回转身，站住了，带笑地问：“你喊我做什么？”她看见他不说话，只顾含笑地望着她，便又掉转身子向前走了。

他连忙向前走了两步，又接连叫了她几声。她又站住，掉转身子依旧问那一句话：“做什么？”

“你过来，”他央求道。

她便走了过来。

“你近来好像害怕我，连话也不肯跟我多说，究竟是为什么？”他半正经半开玩笑地说，一只手在玩弄旁边下垂的树枝。

“哪个害怕你？”鸣凤噗嗤笑道；“人家一天从早忙到晚，哪儿还有功夫说闲话！”她说了又要走。

觉慧连忙做手势止住她，一面说：“我晓得，我晓得你真的害怕我。你说没有功夫，怎么你又跟倩儿两个在那边玩呢？我还看见你在湖心亭里跟倩儿说话。”

“你是少爷，我是丫头，我怎么敢跟你多说话？”她做出冷淡的样子说。

“那么从前你为什么又常常同我在一处玩？那时候还不是跟现在一样！”他往下追问。

她的明亮的眼光在他的脸上扫了一下。她勉强地笑了笑，然后低下头用忧郁的调子解释道：“现在不同了，我们都长大了。”

“大了又有什么关系？难道我们的心就变坏了？”觉慧惊讶地问。

“不是的。长大了，常常在一起，旁人就会说闲话。公馆里头说闲话的人又多。我倒不要紧，你总该当心点，不要忘了少爷的身份，”她依旧低下头说话，声音里带了一点苦味。

“你不要就走。我们到那边去，找个地方坐下来慢慢说。把梅花给我拿，”他说着并不管她答应不答应，就从她的手里拿过花枝来，端详了一下，又剔除了两三根小枝。

他沿着梅林外靠湖滨的一条小路走去，她默默地在后面跟着。他有时候掉过头来问她一两句话，她很简短地答复了，或者只是微微地一笑。

梅林走尽了，再经过一个长方形花台，前面有一道小门，走进门去十多步远，转一个弯，又是一个石洞。洞里很暗，但路是直的，并不长，人还可以听见流泉的声音。他们走出洞来，路就往上斜了。他们接连登了二十多个石级，转了几个弯，便到了上面。

上面铺的是砂土，地方不大，是长方形的。有一张小小的石桌，和四个圆形的石凳。一株松树长在一块大山石旁边，它的枝叶罩在石桌上面，正像一具伞盖。

这个地方没有别的声音，只有泉水淙淙地在响。原来泉水从山石另一面的缝隙里流出来，穿过碎石流向下面去了。在这里只听见水声，却看不见泉水。

“好幽静的地方，”觉慧先走上来，不觉赞了一句。他走到石桌前，把梅花放在桌上，摸出手帕拂拭了石凳上的灰尘，便坐下去。鸣凤走过来，坐在他对面的一个石凳上。桌上的花枝隔在他们中间。

觉慧笑了笑，便把花枝拿开，放在右边的石凳上，又指着左边的石凳说：“来，坐过来，你为什么不敢挨近我？”

鸣凤默默地走过来，坐下了。

他们面对面地望着。他们在用眼睛谈话，这些意思都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

“我要走了。我在花园里头耽搁久了，太太晓得会骂我的，”她觉醒似地说，便站起来。

“不要紧，太太不会骂的。刚刚来，还没有讲几句话，我不让你走！”他捉住她的左臂使她重新坐下去。

她依旧不作声，不过现出畏缩的样子，好像害怕他的手挨到她的身上似的。但是她并没有拒绝的表示。

“你怎么不说话？这儿又没有第三个人听见。是不是你现在不喜欢我了？”他故意做出失望的样子说。

她依旧不作声，好像不曾听见他的话似的。

“我晓得你的心不在我们公馆里头了。我去告诉太太说你已经长成人了，早点把你嫁出去罢，”他淡淡地说，好像他对她的命运一点也不关心，其实他却在暗中偷看她的眼睛。

她突然变了脸色，眼光由光亮而变为阴暗，半晌说不出一句话。她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但是并没有说出什么。她的眼睛开始发亮，罩上了一层晶莹的玻璃似的东西，睫毛接连地动了几下。“当真的？”她终于发出了这句短短的问话。眼泪沿着面颊流下来，她再也说不出第二句。

他看见她这样伤心，也觉得自己的话过火。他并没有伤害她的心思，他这样说，无非一则试探她的心，二则报复她的冷淡。他却料不到他的话会使她这么难过。试探的结果使他满意，但是他也有点后悔。

“我不过说着玩的。你就当作真话了！你想我忍心赶你出去吗？”他感动地、爱怜地安慰道。

“哪个晓得是真是假？你们做少爷、老爷的都是反复无常，不高兴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她呜咽地说。“我早就晓得我总有一天免不掉走喜儿的路。不过为什么来得这样早？”

“你说什么来得这样早？”他温和地问，他不懂她最后的一句话。

“你的话……”她依旧在抽泣。

“我刚才已经说过是跟你开玩笑的。我无论如何不会让你出去，不会叫你走喜儿的路。”他的态度很诚恳，他又伸出手去，把她的左手拿过来放在自己的膝上，不住地抚摩。

“假如太太的意思是这样，那么……？”鸣凤接口问道，她已经止了哭，但是声音里还带了一点悲哀，脸上也还有泪痕。

他并不马上回答，只是望着她的眼睛。他迟疑了一会儿，忽然现出决断的样子说：“我有办法，我要太太照我的话做，我会告诉她说我要接你做三少奶……”他的话确实是出于真心，不过这时候他并不曾把他的处境仔细地思索一番。

“不，不，你快不要去说！”她惊惶地叫起来，连忙把那只未被他捏住的右手伸出去蒙他的嘴。“太太一定不答应。这样一来，什么都完了。请你不要去说。……我没有那样的命。”

“不要这样害怕，”他把她的手从自己的嘴上拿下来，一面说。“你看，你脸上尽是眼泪，让我给你揩干净。”他摸出了手帕在她的脸上细细揩着，她并不拒绝。他一面揩，一面微笑道：“你们女人的眼泪总是这样多。”

笑容又回到她的脸上，但这也是凄然的笑。她慢慢地说：“以后我不再哭了。我在你们公馆里头已经流够眼泪了。如今有你在，我也决不再哭了。”

“不要紧，现在我们的年纪都很轻。将来到了那个时候，我会向太太说。我一定有办法。我绝不是在骗你。”他温和地安慰她，依旧捏住她的左手。

“我也晓得你的心，”她感激地说；过后她又现出欣慰的样子半梦幻地说道：“我近来时常做梦，总是梦见你的时候居多。有一次我梦见我在深山里，一群豺狼在后面追赶我，看看就要赶上了，忽然山腰里跑出来一个人，打退了豺狼。我仔细一看，原来就是你。你不晓得我总是把你当作救星！”

“你怎么早不告诉我？我不晓得你这样相信我。”他的声音颤抖着，表示他内心的激动。“你在我们家受了多少苦，连我也没有好好地待过你，我真正对不起你。鸣凤，你不会怪我罢。”

“我哪儿还敢怪你？”她摇摇头，带笑说。“我一辈子就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我妈，一个是大小姐，她教我读书认字，又教我明白许多事情，她常常照应我。这两个人都死了。现在就只有你一个……”

“鸣凤，我想起你，总觉得很惭愧，我一天过得舒舒服服，你却在我家里受罪，”觉慧激动地说。

“不要紧，我已经在这儿忍了七年。现在日子好过多了，也不觉得苦。……我只要想到你，看见你，天大的苦也可以忍下去。我常常在心里暗暗地喊你的名字，在人前我却不敢喊出来。”

“鸣凤，真苦了你了。在你这样的年纪你应该进学堂读书。像你这样聪明，一定比琴小姐读得好。……要是你生在有钱人家，或者就处在琴小姐的地位，那多好！”觉慧的声音里充满了遗憾。

“我也不想生在有钱人家做小姐，我没有这个福气。我只求你不要送我出去。我愿意一辈子在公馆里头服侍你，做你的丫头，时时刻刻在你的身边。……你不晓得我看见你我多高兴。只要你在旁边我就安心了。……你不晓得我多尊敬你！……有时候你真像天上的月亮……我晓得我的手是挨不到的。”

“不要这样说，我不过是一个平常的人，跟你一样的人。我将来一定要接你——”他的声音颤抖起来，他流下了几滴眼泪。

“三少爷，请你以后不要再这样讲，”鸣凤连忙打断了觉慧的话。“为什么你总是要说接不接的话？我一辈子做你的丫头不更好吗？这样太太也不会生气，你也不会得罪人。我只要一生一世都在你身边就满意了。我有点害怕，我害怕梦做得太好了是不会长的。三少爷，请你千万不要想得太多，不要想得太好！”

“鸣凤，你怎么会这样想？我如果让你永远做我的丫头，那就是欺负你。我绝不这样做！我一定要对得起你！”觉慧感动地、诚恳地说。

“不要响，”她突然抓住他的左臂低声说，“听，下面有人。”

两个人静静地倾听。声音从下面来，到了这里已经很低，又掺杂着泉水声，他们听不清楚。但是他们知道是觉民在下面唱歌。

“二少爷回去了，”觉慧说着便站起来，走到边上朝下面看。他看见下面梅林里浅红中露出了灰色，慢慢地看出来一个人影在移动。“果然是他，”他自语道，又转身回去对鸣凤说，“果然是二少爷。”

鸣凤连忙站起来，说：“我要回去了，我在这儿耽搁了这么久。……大概快开午饭了。”她伸手去拿梅花，觉慧早已把花枝拿到手里，便递给她，一面嘱咐她道：

“倘若太太问你为什么这样久，你……就说我喊你做事情。”

“好，我先走罢，免得碰见别人。”她回过头对他笑了笑，便走下去。

他跟着她走了几步，便又站住。他看见她慢慢地走下石级，忽然一转弯就被石壁遮住。他不再看见她的背影了。

他一个人在上面踱了一阵。她的面庞占据了他的全部思想。他忘了自己地低声说：“鸣凤，你真好，真纯洁。只有你……”他走到她刚才坐过的石凳前，坐下去，把两肘放在石桌上，捧着头似梦非梦地呆呆望着远处，口里喃喃地说：“你真纯洁，你真纯洁……”

过了一些时候，他突然站起来，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似的，匆匆地向四周一看，便走下去了。

这一夜月色很好。觉慧不想睡觉，三更敲过了，他还在天井里闲走。

“三弟，你为什么还不睡？天井里很冷！”觉民从房里出来，看见觉慧还在天井里，便立在石阶上问道。

“月亮这样好，我舍不得睡，”觉慧不在意地答道。

觉民走下了石阶。他打了一个冷噤，口里说一声：“好冷！”一面仰起头看月亮。

天空没有一片云。一轮圆月在这一碧无际的大海里航行。孤独的，清冷的，它把它的光辉撒下来。地上，瓦上都染了一层银白色。夜非常静。

“好月光！你看真是‘月如霜’了。”觉民赞叹道，他陪着觉慧在天井里散步。

“琴真聪明！……真勇敢！……她真好！”觉民忍不住称赞道，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觉慧不作声，他的思想被另一个少女占据了。他只是跟着哥哥的脚步走。

“你喜欢她吗？你爱她吗？”觉民忽然抓住弟弟的右臂问道。

“当然，”觉慧冲口回答道，但是他马上更正说：“你说琴姐吗？……我自己也不晓得。我想你是爱她的。”

“不错，”觉民依旧抓住觉慧的膀子说，“我是爱她的。我想她也会爱我。我还不晓得应该怎么办？……你呢？你说你也爱她？”

觉慧并没有看哥哥的脸，但是他觉得哥哥那只抓住他的右臂的手在颤抖，连声音也跟寻常不同，他知道哥哥激动得厉害，便用左手把哥哥的手背轻轻拍了两下，微笑地说：“你应当勇敢点。我希望你成功。……我爱琴姐，好像她是我的亲姐姐一样。我更愿意她做我的嫂嫂。……”

觉民不做声了。他抬头把月亮望了半晌，才低下头对觉慧说：“你真是我的好弟弟！……你会笑我吗？”

“不，二哥，我不笑你，”觉慧诚恳地说。“我是真心同情你……”说到这里他忽然改变了语调说，“你听，什么声音？”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送来一丝一丝的哭泣，声音很低，似乎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却弥漫在空气里，到处都是，甚至渗透了整个月夜。这不是人的声音，也不是虫鸟的哀鸣，它们比较那些都更轻得多，清得多。有时候几声比较高亢一点，似乎是直接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婉转的哀诉，接着又慢慢地低下去，差不多低到没有了，就好像一阵微风吹过一样，但是人确实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空中震荡，把空气也搅动了，使得空气里也充满了悲哀。

“什么声音？”觉慧惊疑地问。

“大哥在吹箫，他这几晚上都是这样晏地吹着，这几晚上我都听见的，”觉民解释说。

“他有什么心事？他以前并不是这样！箫声多凄惨！”觉慧的惊疑增加了。

“我也不清楚。不过我想他大概晓得梅表姐回到省城来了。我想应该是这样。他这几晚上都吹这种凄惨的调子。……你想除了‘爱’还有什么？这几晚上我都睡不好，就是因为听见箫声。……大哥的箫声似乎给我带来警告，甚至给我带来恐怖。……现在我同琴的情形正跟从前大哥同梅表姐的情形差不多。我听见箫声就不由得我不担心：我将来是不是会走大哥的路。我不敢想。因为果真到了那个时候，我恐怕不能够活下去。我不会像大哥那样！”

觉慧静静地听着觉民说话，他突然发觉哥哥的声音由平静而颤动，而变成悲哀的了。他同情地安慰觉民道：“二哥，你放心，你绝不会走到大哥的路上去，因为时代不同了。”

他又抬起头望天空。他望着那一轮散布无限光辉的明月。他觉得好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一张少女的脸推到了他的面前。他喃喃地低声自语道：“你真纯洁，只有你才像这轮皎洁的明月啊！”

[1]借用。《狭的笼》是盲诗人爱罗先珂作的童话（鲁迅译）。这是一只关在动物园里的印度老虎的故事。

11

学生跟军人冲突的风潮渐渐地平息了。外州县的学生离开省城回家过旧历年去了。省城的学生中间，也有一些人忙着温习功课，准备明年补考。罢课延长下去等于放寒假，学校当局在办这个学期的结束，作过旧历年的准备。拿这次运动的结果来说，学生在表面上是得到胜利了。

觉民仍旧每晚到姑母家去教琴读英文。觉慧仍旧关在家里读报纸。报上载着许多许多觉慧不想知道的事情，可是关于学潮的记载却逐渐地少起来，以至于没有了。于是觉慧连报纸也不翻看了。

“这种生活，就跟关在监牢里当囚犯一样！”觉慧常常发出这样的咒骂。有时候他心里非常烦躁，他甚至不愿意看见家里的任何人。尤其使他不安的是，鸣凤好像故意在躲避他。他很少有机会跟她单独在一起谈话。

他照例早晚到祖父房里去请安，因此不得不看祖父的疲倦的暗黄脸，看陈姨太的擦得又红又白的粉脸。还有许多毫无表情、似笑非笑的脸，也是他在家里常常看见的。有时候他实在忍耐不下去了，便愤愤地说：“等着罢，总有一天……”以下的话他不曾说出来。究竟总有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自己也不大知道。不过他相信将来总有一天一切都会翻转过来，那时候他所憎恨的一切会完全消灭。他又找出旧的《新青年》、《新潮》一类的杂志来读。他读到《对于旧家庭的感想》一篇文章，心里非常痛快，好像他已经报了仇了。

但是这痛快也只是暂时的，等到他抛开书走出房间的时候，他又看见他所不愿意看见的一切了。他立刻感到寂寞，便又无聊地走回房里。他的时间就是这样地浪费了的。

觉民虽然和觉慧同住在一个房间里面，但是这几天他一直忙着自己的事情。在家的时候他也很少留在房里，他整天带着书到花园里面去读。他对琴的功课也很关心。觉慧也不去打扰他。

“寂寞啊！”觉慧常常在房里叹息道，他不高兴再读新书报了，这只有使他更感到寂寞。于是他翻出那本搁置了许久的日记本，信笔在上面写了一些字。他的生活正如他在日记本上所描写的那样：

××日　早晨我去给祖父请安。他在书房里面和四叔讲话。他叫四叔写一堂寿屏准备给他的老友冯乐山送去，庆祝冯乐山的六十寿诞，寿序是三叔起草的，祖父已经看过了。四叔唯唯地应着。等四叔出去了，祖父的疲倦的暗黄脸上露出一点笑容，他递了一本线装书给我，一面说：‘你可以拿去仔细读几遍。’我答应一声‘是’，正要走出来，五叔又来了，祖父又叫我站住。五叔把他最近写的诗文交给祖父，请祖父批改。祖父接过那个线装本子，翻了几页，称赞几句，又望望我，说：‘你也要学学你五爸的榜样，在家里学学做诗，做文章。’我怕他多说，连忙答应了几个‘是’，就溜了出来。走过隔壁房门看见陈姨太在房里梳头，我掉过头走了。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觉得心里畅快许多。不知道什么缘故，在我看来祖父的房间就和衙门差不多。祖父叫我学五叔，我决不会学他。我总觉得五叔是一个伪君子。他专骗祖父一个人。

祖父方才给我的一本线装书，我看了封面上白纸签条的题名：《刘芷唐先生教孝戒淫浅训》，就觉得头痛，我连看也不要看就把书抛在桌上，一个人到花园里散步去。

在梅林里面看见嫂嫂带着不满四岁的海儿在折花。我看见她的亲切而丰满的面庞，和她的灵活而充满善意的大眼睛，不觉从心底浮起了好感，便说：‘嫂嫂，你这样早！你要梅花，喊鸣凤来折好了，何必要亲自动手？’她把树上的一枝折了下来，望着我笑了笑，说：‘你大哥喜欢梅花，你没有留心到他房里放着几瓶梅花？……我常常给他折的。我怕鸣凤选的不如意，所以总是我自家来折。’她说了又叫海儿给我请安。海儿很聪明，又肯听大人的话，我们都喜欢他。这时我想起了另外的一件事。我说：‘原来大哥爱梅花。’嫂嫂却接着说：‘前几天我还画了一幅梅花帐檐，你一定也看见了的。’我看见她的脸上起了一道薄薄的红云，接着又露出很温和的微笑，两颊上微微现出两个酒窝。她说起‘他’字，声音里含着无限的温情。我知道她很爱大哥。但是我的心开始忧郁起来。我想要是她知道大哥为什么特别爱梅花，在大哥的心目中梅花含着什么意思，那么她不晓得会怎样地悲伤呢。

‘三弟，你好像不快活。我晓得这几天很苦了你。他们把你关在家里，不要你出去。不过现在爷爷的气恐怕早已消了。再过两三天你就可以出去的。你要把心放宽一点。老是愁闷，恐怕会闷出病来。’她亲切地安慰我。我心里想：‘这是为着你，你不知道你所爱的大哥还爱着另一个女人呢！’可是望着她的平静而带同情的面容，我却不敢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要回去了，我还要给你大哥煮蛋。’嫂嫂拿了梅花，一手牵着海儿走了。她还笑着回过头来对我说：‘等一会儿到我房里来下棋，我晓得你一天在家里很闷。’我答应着，我痴痴地望着她的背影。我觉得我很喜欢她。我想这于大哥是没有什么损害的，因为我爱她犹如她是我的长姐。可是我却不好意思对谁说，甚至对二哥，对我从前很信赖的二哥。

二哥近来很倾心于琴姐，他已经向我说过。但是听他谈话，他好像还没有向琴姐表示。他近来渐渐地变得奇怪了。他的心完全不在家里。他每天很早就到姑母家去了，连晚饭也不回来吃。我倒有点替他担忧。他的举动总有一天会被那般爱说闲话的人注意到的。那时候会有……

他近来和我谈话，总是谈到琴姐的事，听他的口气好像琴姐是他一个人所有的。这也不必管。他对于这次学潮一点也不关心，似乎他的世界里面就只有一个琴姐。我看他太高兴了，将来会失败的。但是我并不希望他将来失败。

我在梅林里踱了许久，二哥来和我谈了一些话。他去了，我还留着，一直到鸣凤来叫我吃饭的时候。

鸣凤这几天似乎故意躲避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譬如今天，她远远地看见我，唤了一声就转身走了。还是我追上去问她：‘你为什么要躲避我？’她才站住不走了。一双眼睛畏怯地望着我，眼光是很温和的。她埋下头低声说：‘我很怕……我怕太太她们晓得。’我很感动，我把她的头捧起来，微笑地摇头说：‘不要怕，这又不是什么可羞耻的事。爱情是很纯洁的。’我放她去了，我现在才明白了。

饭后我回到房里把二哥新买来的英文本《复活》翻开读了几十页。我忽然害怕起来。我不能够再读下去了。我怕这本书将来会变成我的写照，虽然我和主人公赖克留道甫的环境差得那么远。我近来很多幻想，我常常想，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将来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寂寞啊！我们的家庭好像是一个沙漠，又像是一个‘狭的笼’。我需要的是活动，我需要的是生命。在我们家里连一个可以谈话的人也找不到。我坐下来，祖父给我的那本《刘芷唐先生教孝戒淫浅训》还在桌子上。我把它拿在手里翻了几页。全篇的话不过教人怎样做一个奴隶罢了。说来说去总是‘君要臣死，不死不忠，父要子亡，不亡不孝’以及‘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这一类的旧话。我愈看愈气，后来忍不住就把这本薄薄的线装书撕破了，我想撕掉一本，也可以少害几个人。

可是我心里依旧闷得难受，似乎种种不如意的事情都到我的心头来了。房里永远是这样单调，窗外永远是这样阴暗。我恨不得生了翅膀飞出去，然而阴暗的房间把我关住了。我倒在床上，开始呻吟起来。

‘三弟，过来下棋好吗？’嫂嫂的声音从隔壁的房里传过来。‘好，我就来。’我这样回答她。其实我并不想去下棋，不过我知道嫂嫂的用意无非给我解闷，我不忍拂她的好意，迟疑一下，终于过去了。下棋的时候我很用心，我差不多忘掉了一切。嫂嫂的象棋虽然比大哥下得好，但是不及我，所以我连赢了她三局。她依旧带着温和的笑容，并没有一点不快活的样子。

这时何嫂把海儿带了进来。嫂嫂便逗着海儿玩，一面和我闲谈。我在房里闲步走着，我注意到那梅花帐檐。

‘嫂嫂，这幅帐檐倒画得很不错，’我称赞道。我虽然不懂画理，但是我喜欢这幅画，我觉得比她的其余的画都好。

‘我画得不好，不过这幅画却是我聚精会神画出来的，因为你大哥向我央求过好几回。’嫂嫂说着，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后来她又加上一句：‘本来我也爱梅花。’

‘是不是因为大哥爱梅花的缘故呢？’我笑着问，这是取笑她的话。

嫂嫂的脸上微微起了红晕，她带笑地说：‘我现在不告诉你，你将来自然会明白。’

‘我明白，明白什么呢？’我故意做出不懂的样子问。

‘你现在嘴硬，你将来接了三弟妹就会明白的。’

我不回答她的话，我掉过头看别处，方桌上的大瓷瓶和书桌上的小花瓶里都插着梅花。浅红色的花朵似乎刺痛了我的眼睛，我的脑里渐渐地浮起了另一张带着凄哀表情的美丽的面庞。我想向嫂嫂说：‘当心这梅花在分割大哥的爱情呢。’但是我没有勇气说出这句话来。

‘我好久没有画什么了，这两三年来因为照料海儿，把从前所学的都荒疏了。就是人好像也变俗了，’嫂嫂找出话来说，她的眼里发出光辉，她似乎在回忆过去的生活。

我想她也许在回忆她的彩虹一般美丽的少女时代的生活罢。我记得嫂嫂初来我家时和现在比起来并没有大的改变，不过现在更大方一点，没有从前那种娇羞的姿态了。

‘作画本来要看兴致，兴致好的时候作出画来也比较好些。况且这是大哥要你画的，所以画出来特别好，’我说着又把话题转到别的方面去，我问她：‘嫂嫂，你是不是在回想从前在家的时候？’

嫂嫂点头说：‘嗯，……那时候的事情，现在想起来真像是一场梦。我在家里做姑娘的时候，和现在情形不同。我除了一个哥哥外，还有一个姐姐，她大我三岁。我们天天在一处学画，学诗。家父那时是广元县的知县。我们就住在衙门里面。我们姊妹住在一间楼房上，推开窗便是一个大坝子，种了些桑树。一清早就有喜鹊在树上叫，把我们早早叫起来。晚上一开窗，月光就照进房里。夜里很清静。家母睡得很早。我们姊妹因为爱月总是睡得晏。我们常常开着窗，一面望月，一面闲谈，不然就学作诗。有时候夜深了，忽然远远送来尖锐的吹哨声，原来是跑文书的人来了。三弟，你晓得那时候紧要的信函公文都是专差送的，到一个驿站就要换一次马，还有别的准备，所以远远地就吹起哨子，叫人早些给他准备好。这种声音夜深听起来很凄凉，我们睡着了，也会被它惊醒，那么一晚上就不能够再闭眼了。后来母亲养蚕，我们给她帮忙，常常夜深我们还起来拿了灯，下楼到蚕房去看桑叶是否稀少。那时我的年纪还很轻，但已经和大人差不多了。那种日子过得真有味。不久辛亥革命一起，家父辞了官回到省城来。我们渐渐长大了。后来家父说我们姊妹的画可以了，便在外面扇庄里拿了些扇子回来叫我们画。我们接连画了许多，得到的酬金，就拿来买些诗集和颜料。后来姐姐出嫁了。我们姊妹感情很好，真正舍不得分手。她出嫁的前一夜，我陪她哭了一夜。她出嫁后不到一年，就因小产死了。据说她的婆婆待她不大好。她本来也有些脾气，在家里的时候，家母事事将就她，在家里娇养惯了，嫁到别人家，当然受不惯苦，忍不得气的。……这些事情现在想起来真和做梦一般。’嫂嫂说到这里，很感伤，眼圈也红了，她便暂时住了口。

我害怕嫂嫂会落泪，但是我的笨拙的嘴又找不到话来安慰她。我便问道：‘嫂嫂，太亲母和李大哥最近有信来吗？他们都好罢。’她答道：‘多谢你，我哥哥最近来过一封信，说他们都很好，他们一两年内还不能回省城来。’我们又谈了一阵，我就说要温习功课，走出了嫂嫂的房间，又回到自己的房里来。我还想着嫂嫂的话，可是我终于安静下来，把《宝岛》温习了二十几页。我又感到寂寞、烦躁。我丢开书，在房里大步踱着。我想到外面的一切。这种生活我不能过下去了。我觉得在家里到处都是压迫，我应该反抗到底。

在午饭桌上听见继母对大哥谈起四婶、五婶、陈姨太她们的战略，他们很正经地谈着，我不觉失笑了。饭后天还没有黑尽，我到大哥房里和他谈到孝的问题。他太软弱，他的顾虑太多。我很不满意他，因为他的思想一天一天地回到旧的路上去了。我们正谈得起劲，三婶房里的丫头婉儿来叫大哥去陪张太亲母（三婶的母亲）打牌，他毫不迟疑地答应了。我不大高兴地问：‘大哥，你又要去打牌？’他简单地答道：‘陪张太亲母啊。怎么好意思不去？’他就跟着婉儿去了。

我有两个哥哥：大哥天天打牌，为的是讨别人欢喜；二哥现在天天到姑母家去教琴姐读英文，晚上总不在家。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和他们完全不同的人……

唉，这生活！这就是我的一天的生活。像这样活下去，我简直在浪费我的青春了。……

“我不能这样屈服，我一定要反抗，反抗祖父的命令，我一定要出去。……”

觉慧的日记本上只写了这一天的日记，他第二天果然出去了。

12

旧历新年快来了。这是一年中的第一件大事。除了那些负债过多的人以外，大家都热烈地欢迎这个佳节的到来。但是这个佳节并不是突然跑来的；它一天一天地慢慢走近，每天都带来一些新的气象。整个的城市活动起来了。便是街上往来的行人，也比平日多些。市面上突然出现了许多灯笼、玩具和爆竹，到处可以听见喇叭的声音。

高公馆虽然坐落在一条很清静的街上，但是这个在表面上很平静的绅士家庭也活动起来了。大人们忙着准备过年时候礼节上和生活上需要的各种用品。仆人自然也跟着主子忙，一面还在等待新年的赏钱和娱乐。晚上厨子在厨房里做点心、做年糕；白天各房的女主人，大的和小的都聚在老太爷的房里，有时也在右上房的窗下，或者折金银锭，是预备供奉祖先用的；或者剪纸花（红的和绿的），是预备贴在纸窗上或放在油灯盘上面的。高老太爷还是跟往常一样，白天很少在家。他不是到戏院看戏，就是到老朋友家里打牌。两三年前他和几位老朋友组织了一个九老会，轮流地宴客作乐，或者鉴赏彼此收藏的书画和古玩。觉新和他的三叔克明两人在家里指挥仆人们布置一切，作过年的准备。堂屋里挂了灯彩，两边木板壁上也挂了红缎子绣花屏。高卧在箱子里的历代祖先的画像也拿出来，依次序挂在正中的壁上，享受这一年一度的供奉。

这一年除夕的前一天是高家规定吃年饭的日子。他们又把吃年饭叫做“团年”。这天下午觉慧和觉民一起到觉新的事务所去。他们在“华洋书报流通处”买了几本新杂志，还买了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翻译小说《前夜》[1]。

他们刚走到觉新的办公室门口，就听见里面算盘珠子的响声，他们掀起门帘进去。

“你出来了？”觉新看见觉慧进来，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不觉吃惊地问道。

“我这几天都在外面，你还不晓得？”觉慧笑着回答。

“那么，爷爷晓得了怎么办？”觉新现出了为难的样子，但是他仍旧埋下头去拨算盘珠子。

“我管不了这许多，他晓得，我也不怕，”觉慧冷淡地说。

觉新又抬头看了觉慧一眼，便不再说话了。他只把眉头皱了皱，继续拨算盘珠子。

“不要紧，爷爷哪儿记得这许多事情？我想他一定早忘记了，”觉民在旁边解释道，他就在窗前那把藤椅上坐下来。

觉慧也拿着《前夜》坐在墙边一把椅子上。他随意翻着书页，口里念着：

爱情是个伟大的字，伟大的感觉……但是你所说的是什么样的爱情呢？

什么样的爱情吗？什么样的爱情都可以。我告诉你，照我的意思看来，所有的爱情，没有什么区别。若是你爱恋……

一心去爱恋。

觉新和觉民都抬起头带着惊疑的眼光看了他两眼，但是他并不觉得，依旧用同样的调子念下去：

“爱情的热望，幸福的热望，除此而外，再没有什么了！我们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

一股热气在他的身体内直往上冲，他激动得连手也颤抖起来，他不能够再念下去，便把书阖上，端起茶碗大大地喝了几口。

陈剑云从外面走了进来。

“觉慧，你刚才在说什么？你这样起劲，”剑云进来便用他的枯涩的声音问道。

“我在读书，”觉慧答道。他又翻开书，在先前看到的那几页上再念：

“宇宙唤醒我们爱情的需要，可是又不尽力使爱情满足。”

屋子里宁静了片刻，算盘珠子的声音也已经停止了。

“宇宙里有生有死……

爱情里也有死有生。”

“这是什么意思？”剑云低声说，没有人回答他。

一种莫名的恐怖在这小小的房间里飞翔，渐渐地压下来。一个共同的感觉苦恼着这四个处境不同的人。

“这样的社会，才有这样的人生！”觉慧觉得沉闷难受，愤愤不平地说。“这种生活简直是在浪费青春，浪费生命！”

这种思想近来不断地折磨他。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他就有一种渴望：他想做一个跟他的长辈完全不同的人。他跟着做知县的父亲走过了不少高山大水，看见了好些不寻常的景物。他常常梦想着一个人跑到奇异的国土里，干一些不寻常的事业。在父亲的衙门里，他的生活还带了一点奇幻的色彩。可是他一旦回到省城里来，他的生活便更接近于平凡的现实了。在那个时候他对世界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在这个大的绅士家庭里单是仆人、轿夫之类的“下人”就有几十个。他们这般人来自四面八方，可是被相同的命运团结在一起。这许多不相识的人，为了微少的工资服侍一些共同的主人，便住下来在一处生活，像一个大家族一样，和平地，甚至亲切地过活着，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人，一旦触怒了主人就不知道第二天怎样生活下去。他们的命运引起了觉慧的同情。他曾在这个环境中度过他的一部分的童年，甚至得到仆人们的敬爱。他常常躺在马房里轿夫的床上，在烟灯旁边，看那个瘦弱的老轿夫一面抽大烟一面叙述青年时代的故事；他常常在马房里和“下人们”围着一堆火席地坐着，听他们叙说剑仙侠客的事迹。那时候他常常梦想：他将来长大成人，要做一个劫富济贫的剑侠，没有家庭，一个人一把剑，到处漂游。后来他进了中学，他的世界又改变了面目。书本和教员们的讲解逐渐地培养了他的爱国主义的热情和改良主义的信仰。他变成了梁任公的带煽动性的文章的爱读者。这时候他爱读的书是《中国魂》和《饮冰室丛著》，他甚至于赞成梁任公在《国民浅训》里所主张的征兵制，还有投笔从戎的心思。可是五四运动突然地给他带来了一个新的世界。在梁任公的主张被打得粉碎之后，他连忙带着极大的热诚去接受新的、而且更激进的学说。他又成了他的大哥所称呼他的，或者可以说嘲笑他的：“人道主义者”。大哥的第一个理由就是他不肯坐轿子。那时候他因为读了《人生真义》和《人生问题发端》等等文章，才第一次想到人生的意义上面。但是最初他所理解的也不过是一些含糊的概念。生活的经验，尤其是最近这些日子里的幽禁的生活，内心的激斗和书籍的阅读，使他的眼界渐渐地宽广了。他开始明白了人生是怎么一回事，做一个人究竟应该怎样。他开始痛恨这种浪费青春、浪费生命的生活。然而他愈憎恨这种生活，便愈发见更多的无形的栅栏立在他的四周，使他不能够把这种生活完全摆脱。

“这种生活真该诅咒！”觉慧想到这里更加烦躁起来。他无意间遇见了觉新的茫然的眼光，连忙掉过头去，又看见剑云的忧郁的、忍受的表情。他转眼去看觉民，觉民埋着头在看书。屋子里是死一般的静寂。他觉得什么东西在咬他的心。他不能忍受地叫起来：

“为什么你们都不说话？……你们，你们都该诅咒！”

众人惊讶地望着他，不知道他为什么缘故大叫。

“为什么要诅咒我们？”觉民阖了书温和地问；“我们跟你一样，都在这个大家庭里面讨生活。”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觉慧依旧愤恨地说。“你们总是忍受，你们一点也不反抗。你们究竟要忍受多久？你们口里说反对旧家庭，实际上你们却拥护旧家庭。你们的思想是新的，你们的行为却是旧的。你们没有胆量！……你们是矛盾的，你们都是矛盾的！”这时候他忘记了他自己也是矛盾的。

“三弟，平静点，你这样吵又有什么好处？做事情总要慢慢地来，”觉民依旧温和地说，“你一个人又能够做什么？你应该晓得大家庭制度的存在有它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背景。”后一句话是他刚才在杂志上看见的，他很自然地把它说了出来。他又加上一句：“我们的痛苦不见得就比你的小。”

觉慧无意间掉过头，又遇见觉新的眼光，这眼光忧郁地望着他，好像在责备他似的。他埋下头去，翻开手里的书，过了一会儿，他的声音又响了：

“弃了他们罢！父亲并没有和我白说：‘我们不是奢侈家，不是贵族，也不是命运和自然的爱子，并且还不是烈士。我们只是劳动者。穿起我们自己的皮制的围裙，在自己的黑暗的工厂里，做自己的工作。让日光照耀在别人身上去！在我们这黯淡的生活里，也有我们自己的骄傲，自己的幸福！’”

“这一段话简直是在替我写照。可是我自己的骄傲在哪儿？我自己的幸福又在哪儿？”剑云心里这样想。

“幸福？幸福究竟在什么地方？人间果然有所谓幸福吗？”觉新叹息道。

觉慧看了觉新一眼，又埋下头把书页往前面翻过去，翻到有折痕的一页，便高声念着下面的话，好像在答复觉新一般：

“我们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

“三弟，请你不要念了，”觉新痛苦地哀求道。

“为什么？”觉慧追问。

“你不晓得我心里很难受。我不是青年，我没有青春。我没有幸福，而且也永远不会有幸福，”这几句话在别人说来也许是很愤激的，然而到觉新的口里却只有悲伤的调子。

“难道你没有幸福，就连别人说把幸福争过来的话也不敢听吗？”觉慧对他的大哥这样不客气地说，他很不满意大哥的那种日趋妥协的生活方式。

“唉，你不了解我，你的环境跟我的不同，”觉新推开算盘，叹口气，望着觉慧说；“你说得对，我的确怕听见人提起幸福，正因为我已经没有得到幸福的希望了。我一生就这样完结了。我不反抗，因为我不愿意反抗，我自己愿意做一个牺牲者。……我跟你们一样也做过美妙的梦，可是都被人打破了。我的希望没有一个实现过。我的幸福早就给人剥夺了。我并不怪别人。我是自愿地把担子从爹的肩膀上接过来的。我的痛苦你们不会了解。……我还记得爹病中告诉我的一段话。爹临死的前一天，五妹死了，妈去给她料理殓具。五妹虽然只有六岁，但是这个消息也使在病中的爹伤心。他流着泪握着我的手说：‘新儿，你母亲临死的时候，把你们弟兄姐妹六个人交给我，现在少了一个，我怎样对得起你母亲？’爹说了又哭，并且还说：‘我的病恐怕不会好了，我把继母同弟妹交给你，你好好地替我看顾他们。你的性情我是知道的，你不会使我失望。’我忍不住大声哭起来。爷爷刚刚走过窗子底下，以为爹死了，喘着气走进来。他看见这种情形，就责备我不该引起爹伤心，还安慰爹几句。过后爷爷又把我叫到他的房里，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据实说了。爷爷也流下泪来。他挥手叫我回去好好地服侍病人。这天晚上深夜爹把我叫到床前去笔记遗嘱，妈拿烛台，你们大姐端墨盒。爹说一句我写一句，一面写一面流泪。第二天爹就死了。爹肩膀上的担子就移到我的肩膀上来了。从此以后，我每想到爹病中的话，我就忍不住要流泪，同时我也觉得我除了牺牲外，再也没有别的路。我愿意做一个牺牲者。然而就是这样我也对不起爹，因为我又把你们大姐失掉了……”觉新愈说下去，心里愈难过，眼泪落下来，流进了他的嘴里。他结结巴巴地说到最后竟然俯在桌子上抬不起头来。

觉慧的眼泪快要流出来了，但是他极力忍住。他抬起头向四面看。他看见剑云拿着手帕在揩眼睛，觉民用杂志遮住了脸。

觉新把脸从桌上抬起来，揩了泪痕，又继续说：

还有许多事你们都不晓得。我现在又要说老话了。有一年爹被派做大足县的典史，[2]那时我才五岁多，你们都没有出世。爹妈带着我和你们大姐到了那里。当时那一带地方不太平，爹每夜都要出去守城，回来时总在一点钟以后。我们在家里等他回来才睡。那时候我已经被家人称为懂事的人。每夜我嗑着松子或者瓜子一搭一搭地跟妈谈话。妈要我发狠读书，给她争一口气，她又含着眼泪把她嫁到我们家来做媳妇所受的气一一告诉我。我那时候或者陪着她流眼泪，或者把她逗笑了才罢。我说我要发狠读书，只要将来做了八府巡按，妈也就可以扬眉吐气了。我此后果然用功读书。妈才渐渐地把愁肠放开。又过了几个月，省上另委一个人来接爹的事。我们临行时妈又含着眼泪把爹的痛苦一一告诉我。这时妈肚子里头怀着二弟已经有七八个月了。爹很着急，怕她在路上辛苦，但是没有法子，不能不走。回省不到两个月就把二弟你生出来。第二年爹以过班知县[3]的身份进京引见[4]去了。妈在家里日夜焦急地等着，后来三弟你就出世。这时爹在北京因验看[5]被驳，陷居京城，消息传来，爷爷时常发气，家里的人也不时揶揄。妈心里非常难过，只有我和你们大姐在旁边安慰她。她每接到爹的信总要流一两天的眼泪。一直到后来接到爹的信说‘已经引见中秋后回家’，她才深深地叹一口气，算是放了心，可是气已经受够了。总之，妈嫁到我们家里，一直到死，并没有享过福。她那样爱我，期望我，我究竟拿什么来报答她呢？……为了妈我就是牺牲一切，就是把我的前程完全牺牲，我也甘愿。只要使弟妹们长大，好好地做人，替爹妈争口气，我一生的志愿也就实现了。

觉新说到这里便从衣袋里摸出手帕揩脸上的泪痕。

“大哥，你不要难过，我们了解你，”把脸藏在杂志后面的觉民说。

觉慧让眼泪流了下来，但是他马上又止住了泪。他心里想：“过去的事就让它埋葬了罢！为什么还要挖开过去的坟墓？”但是他却不能不为他的亡故的父母悲伤。

“三弟，你刚才念的话很不错。我不是奢侈家，不是命运和自然的爱子。我只是一个劳动者。我穿着自己的围裙，在自己的黑暗的工厂里，做自己的工作。”觉新渐渐地安静下来，他望着觉慧凄凉地笑了笑，接着又说；“然而我却是一个没有自己的幸福的劳动者，我——”他刚说了一个“我”字，忽然听见窗外的咳嗽声，便现出惊惶的神情，改变了语调低声对觉慧说：“爷爷来了，怎么办？”

觉慧稍微现出吃惊的样子，但是马上又安静了。他淡淡地说：“有什么要紧？他又不会吃人。”

果然高老太爷揭起门帘走了进来，仆人苏福跟在他后面，在门口站住了。房里的四个人都站起来招呼他。觉民还把藤椅让给他坐。

“你们都在这儿！”高老太爷的暗黄色的脸上现出了笑容，大概因为心里高兴，相貌也显得亲切了。他温和地说：“你们可以回去了，今天‘团年’，大家早点回家罢。”他在窗前的藤椅上坐下去。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站起来说：“新儿，我要买点东西，你跟我去看看。”他等觉新应了一声，便推开门帘，举起他那穿棉鞋的脚跨出了门槛。觉新和苏福也跟着出去了。

觉民看见祖父出去了，便对着觉慧伸出舌头，笑道：“他果然把你的事忘记了。”

“如果我像大哥那样服从，恐怕会永远关在家里，”觉慧接口说；“其实我已经上当了。爷爷发气，不过是一会儿的事。事情一过，他把什么都忘记了。他哪儿还记得我在家里过那种痛苦的幽禁生活？……我们回去罢，不必等大哥了，横竖他坐轿子回去。我们早些走，免得再碰见爷爷。”

“好罢，”觉民答应了一声，又回头问剑云道：“你走不走？”

“我也要回去，我跟你们一路走。”

三个人一道走了出来。

在路上觉慧很兴奋。他把过去的坟墓又深深地封闭了。他想着：

“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

他又为不是大哥的自己十分庆幸了。

[1]《前夜》，屠格涅夫著，沈颖译。这个译本是1921年8月在上海出版的，我在这里把它的出版期提早了十个月的光景。

[2]典史：清朝的官名。这是知县的属官，专管本县监狱和捉贼捕盗的事情。

[3]过班知县：清朝官吏经大员保举，或者出了一笔捐款（如修治黄河缺口等），因此升官，叫做“过班”。觉新的父亲高克文由典史升为知县，叫做“过班知县”。

[4]引见：高克文以过班知县的身份到北京去，由吏部主事带领他去见皇帝，这就叫做“引见”，每次引见，一班十个人。引见后便可以领照出京，听候补缺了。

[5]验看：高克文到北京后，引见以前，先由点派的大臣察看他的相貌、状态和履历等等，这就叫做“验看”。验看不合格，就不能引见。

13

天黑了。在高家，堂屋里除了一盏刚刚换上一百支烛光灯泡的电灯外，还有一盏悬在中梁上的燃清油的长明灯，一盏煤油大挂灯，和四个绘上人物的玻璃宫灯。各样颜色的灯光，不仅把壁上的画屏和神龛上穿戴清代朝服的高家历代祖先的画像照得非常明亮，连方块砖铺砌的土地的接痕也看得很清楚。

正是吃年饭的时候。两张大圆桌摆在堂屋中间，桌上整齐地放着象牙筷子，和银制的杯匙、碟子。每个碟子下面压着一张红纸条，写上各人的称呼，如“老太爷”“陈姨太”之类。每张桌子旁边各站三个仆人：两个斟酒，一个上菜。各房的女佣、丫头等等也都在旁边伺候。一道菜来。从厨房端到堂屋外面左上房的窗下，放在那张摆着一盏明角灯（又叫做琉璃灯）的方桌上，然后由年纪较大的女佣端进去，递给仆人苏福和赵升，端上桌去。

八碟冷菜和两碟瓜子、杏仁摆上桌子以后，主人们大大小小集在堂屋里面，由高老太爷领头，说声入座，各人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很快地就坐齐了。

上面一桌坐的全是长辈，按次序数下去，是老太爷，陈姨太，大太太周氏，三老爷克明和三太太张氏，四老爷克安和四太太王氏，五老爷克定和五太太沈氏，另外还有一个客人就是觉新们的姑母张太太，恰恰是十个人。下面的一桌坐的是觉新和他的弟妹们，加上觉新的妻子李瑞珏和琴小姐一共是十二个：男的是觉字辈，有长房的觉新，觉民，觉慧，三房的觉英，四房的觉群和觉世；女的是淑字辈，有长房的淑华，三房的淑英，四房的淑芬和五房的淑贞，年纪算淑英最大，十五岁，淑贞十二岁，淑芬最小，只有七岁。这都是照旧历算的。还有三房的觉人和四房的觉先、淑芳，都还太小，不能入座。觉新的孩子海臣是上了桌子的，老太爷希望在这里吃年饭的应当有四代人，所以叫觉新夫妇把海臣也带上桌子来，就让他坐在瑞珏的怀里随便吃一点菜，坐一些时候。

老太爷端起酒杯，向四座一看，看见堂屋里挤满了人，到处都是笑脸，知道自己有这样多的子孙，明白他的“四世同堂”的希望已经实现，于是脸上浮出了满足的微笑，喝了一大口酒。他又抬起眼去望下面的一桌，看见年轻的一代人正在欢乐地谈笑吃酒。这里在叫“拿酒来！”那里在叫“先给我斟！”都是新鲜的、清脆的声音。两个仆人袁成和文德拿着小酒壶四处跑。“你们少吃点酒，看吃醉了！还是多吃菜罢！”老太爷带笑地叫起来。他听见那张桌上的觉新的应声，不觉又端起酒杯，带着愉快、轻松的心情呷了一口酒。这时桌子上的酒杯都举了起来，但是又随着老太爷的杯子放回到桌上。在这张桌上除了老太爷外，大家端端正正地坐着。老太爷举筷，大家跟着举筷，他的筷子放下，大家的筷子也跟着放下。偶尔有一两个人谈话，都是短短的两三句。略带酒意的老太爷觉察到这种情形，便说：“你们不要这样拘束，大家有说有笑才好。你们看他们那一桌多热闹。我们这一桌清清静静的。都是自家人，不要拘束啊。”他举起酒杯，把杯里的余酒喝完，又说：“你们看，我今晚上这样高兴！”他又含笑对克定说：“你年轻，团年多吃两杯，也不要紧。”他吩咐李贵和高忠：“你们多给姑太太、老爷、太太们斟酒嘛！”老太爷的这种不寻常的高兴给这张桌子上带来一点生气，于是克安和克定、王氏和陈姨太先后觿起拳来，大口地喝着酒，筷子也动得勤了。

老太爷看见眼前许多兴奋的发红的脸，听见觿拳行令的欢笑声，心里更快活，又把刚才斟满的一杯酒端起，微微呷了一口。过去的事开始来到他的心头。他想：他从前怎样苦学出身，得到功名，做了多年的官，造就了这一份大家业，广置了田产，修建了房屋，又生了这些儿女和这许多孙儿、孙女和重孙。一家人读书知礼，事事如意，像这样兴盛、发达下去，再过一两代他们高家不知道会变成一个怎样繁盛的大家庭。……他这样想着，不觉得意地微笑了，又喝了一大口酒，便把酒杯放下说：“我不吃了，我吃了两杯酒就会醉的。你们多吃点不要紧。”他又吩咐：“多给姑太太、老爷、太太们斟酒。”

在下面一桌，在年轻一代人的席上，的确如祖父所说，是热闹多了。筷子的往来差不多没有停止过。一盆菜端上来，不多几时就只剩下了空盆，年纪较小的觉群和觉世因为挟菜不方便，便跪在椅子上，放下筷子，换了调羹来使用。

“像这样子抢菜是不行的，我们抢不过你们男子家。你们看爷爷他们那一桌多斯文，你们吃得这样快，哪儿还像在吃年饭！”觉新的妻子李瑞珏笑着说，她已经把海臣放下去叫何嫂带到外面去了。

四房的仆人赵升刚刚端上来一盆烩鲍鱼片，十三岁的觉英挟了一块放在嘴里，他听见瑞珏的话便笑起来，连忙放下筷子说：“大嫂说得真可怜！我们不要吃了，多少剩一点给她罢。”于是全桌的人都放下筷子笑了。坐在瑞珏的斜对面的觉慧便站起来把盆子往她面前一推，笑着说：“大嫂，这一盆就请你一个人吃。”

瑞珏看见一桌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的脸上，不觉微微红了脸，把盆子向觉慧面前一推说：“多谢你这番好意。不过我自来不喜欢海味，还是请你代吃罢。”

“不行！不能代。你不吃，要罚酒，”觉慧站起来说道。

“好，大嫂该罚酒，”大家附和着说。

瑞珏等到众人的声音静下去以后，才慢慢辩解地说：“我为什么该罚酒？你们高兴吃酒，不如另外想一个吃酒的办法。我们还是行酒令罢。”

“好，我赞成，”觉新首先附和道。

“行什么令？”坐在瑞珏下边的琴问道。

“我房里有签。喊鸣凤把签筒拿来罢，”瑞珏这样提议。

“我想不必去拿签筒，就行个简单的令好了，”觉民表示他的意见。

“那么就行飞花令，”琴抢着说。

“我不来，”八岁的觉群嚷道。

“我也不会，”淑芬像大人似地正经地说。

“哪个要你们来！好，五弟、六妹、六弟都不算。我们九个人来，”瑞珏接口道。

这时觉慧把一根筷子落在地上，袁成连忙拾起揩干净送来。他接了放在桌上，正要说话，看见众人都赞成琴的提议，也就不开口了。

“那么让我先说。三表弟，你先吃酒！”琴一面说，一面望着觉慧微笑。

“为什么该我吃酒？你连什么也没有说，”觉慧用手盖着酒杯。

“你不管，你只管吃酒好了。……我说的是‘出门俱是看花人’。你看是不是该你吃酒！”

众人依次序数过去，中间除开淑芬、觉世、觉群三个不算，数到花字恰是觉慧，于是都叫起来：“该你吃酒。”

“你们作弄我。我不吃！”觉慧摇头说。

“不行，三弟，你非吃不可。酒令严如军令，是不能违抗的，”瑞珏催促道。

觉慧只得喝了一大口酒。他的脸上立刻现出了笑容，他得意地对琴说：“现在该你吃酒了。——春风桃李花开日。”

从觉慧数起，数到第五个果然是琴。于是琴默默地端起酒杯呷了一口，说了一句“桃花乱落如红雨”，该坐在她下边的淑英吃酒。淑英说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又该下边的淑华吃酒。淑华想了想，说了一句“若待上林花似锦”，数下去，除开淑芬、觉群等三人不算，数过淑贞、觉英、觉慧，恰恰数到觉民。于是觉民吃了酒，说了一句“桃花潭水深千尺”。接着觉新吃了酒，说句“赏花归去马蹄香”，该瑞珏吃酒。瑞珏说：“去年花里逢君别，”又该淑英接下去，淑英吃了酒顺口说：“今日花开又一年。”这时轮到淑贞了。淑贞带羞地呷了一小口酒，勉强说了一句：“牧童遥指杏花村。”数下去又该瑞珏吃酒，瑞珏笑了笑，说了一句“东风无力百花残”，该觉英吃酒。觉英端起杯子把里面的余酒吃光了，冲口说出一句“感时花溅泪”。

“不行！不行！五言诗不算数。另外说一句，”瑞珏不依地说。淑华在旁边附和着。但是觉英一定不肯重说。觉慧不耐烦地嚷起来：

“不要行这个酒令了。你们总喜欢拣些感伤的诗句来说，叫人听了不痛快。我说不如行急口令痛快得多。”

“好，我第一个赞成，我就做九纹龙史进，”觉英拍手说，他觉得这是解围的妙法。

急口令终于采用了。瑞珏被推举为令官，在各人认定了自己充当什么人以后，便由令官发问：“什么人会吃酒？”

“豹子头会吃酒，”琴接口道。

“林冲不会吃酒，”做林冲的觉民连忙说。

“什么人会吃酒？”琴接着追问道。

“九纹龙会吃酒，”觉民急急回答。

“史进不会吃酒，”觉英马上接下去。

“什么人会吃酒？”觉民追问道。

“行者会吃酒，”这是觉英的回答。

“武松不会吃酒，”做武松的是觉慧。

“什么人会吃酒？”觉英逼着问道。

“玉麒麟会吃酒，”觉慧一口气说了出来。

“卢俊义不会吃酒，”琴正喝茶，连忙把一口茶吐在地上笑答道。

“什么人会吃酒？”觉慧望着她带笑地追问。

“小旋风会吃酒，”琴望着瑞珏回答道。

“柴进不会吃酒，”瑞珏不慌不忙地接口说。

“什么人会吃酒？”琴一面笑，一面问。

“母夜叉会吃酒，”瑞珏指着觉新正经地回答。

于是满座笑了起来。做母夜叉孙二娘的是觉新，他为了逗引弟妹们发笑，便拣了这个绰号，现在由他的妻子的口里说出来，更引人发笑了。觉新含笑地说：“孙二娘不会吃酒。”他不等瑞珏发问，连忙说：“智多星会吃酒。”

“吴用不会吃酒，”淑英接口说。

“什么人会吃酒？”觉新连忙问道。

“大嫂会吃酒，”淑英不加思索地回答。

满座都笑起来。众人异口同声地叫着：“罚！罚！”淑英只得认错，叫仆人换了一杯热酒，举起杯子呷了一口。众人又继续说下去，愈说愈快，而受罚的人也愈多。愿吃酒的就吃酒，不能吃酒的就用茶代替，他们这些青年男女痛快地笑着，忘记一切地笑着，一直到散席的时候。

散席后大部分的人都有一点醉意。琴跟着她的母亲回家了。本来觉民、觉慧、淑英、淑华几个人曾经怂恿他们的母亲把琴留在这里过新年，但是张太太说家里有事情，终于把琴带回去了。瑞珏要回房去照料海臣。觉新、觉民和淑华都喝多了酒想回屋去睡。这样大家都没有兴致，各人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于是这样一所大公馆又显得很冷静了。堂屋里只剩下几个仆人和女佣在收拾，打扫。

觉慧也有酒意。他觉得脸上发烧，心里发热。他不想睡觉。外面万马奔腾似的爆竹声送进他的耳里。他在房里坐不住，便信步走出去。大厅上冷清清地放着几乘轿子。三四个轿夫坐在门房的门槛上低声闲谈。隔壁几家公馆里的鞭炮声响得更密了。他在大厅上立了一会儿，便往外面走去。他刚走到大门口，鞭炮声停止了，偶尔有一两个散炮在响，到处都是硫磺气味。大门口依旧悬着一对大的红纸灯笼，里面虽然插着正在燃烧的蜡烛，也不过在地上投下朦胧的红色的光，和一些模糊的影子。

街上是一片静寂。爆裂了的鞭炮的残骸凌乱地躺在街心，发散它们的最后的热气。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低微的哭声。

“什么人在哭？在这万家欢乐的时候会有人在哭？”觉慧的酒意渐渐消失了，他惊疑地想着。他用眼光仔细地向四面找寻，在右边那口大石缸旁边看见了一团黑影。他带着好奇心走过去。

一个讨饭的小孩，穿着一件又脏又破的布衣，靠着石缸低声在哭。他埋着头，飘蓬的头发散落在水面上。小孩听见脚步声便抬起头来看觉慧。觉慧看不清楚小孩的脸。他们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都不说话。觉慧只听见他自己的急促的呼吸和小孩的低微的哭声。

好像有人泼了一瓢冷水在觉慧的脸上。他清楚地听见银圆在衣袋里响。一种奇怪的、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感情控制了他。他摸出两个半元的银币，放在小孩的润湿的手里，忘了自己地说：“你拿去罢，去找一个暖和的地方。这儿很冷。……这儿冷得很。你看你抖得这样厉害。你拿去买点热的饮食吃也好。”

他说完，并不等小孩回答就大步走进公馆里去。他好像做了什么不可告诉人的事一样，连忙逃走了。他走过大门内的天井，黑暗中忽然现出他的大哥的带嘲笑的脸，口里说：“人道主义者。”但是这张脸马上又不见了。他走进二门向大厅走去的时候，静寂中好像有人在他的耳边大声说：“你以为你这样做，你就可以把社会的面目改变吗？你以为你这样做，你就可以使那个小孩一生免掉冻饿吗？……你，你这个伪善的人道主义者！”

他恐怖地蒙住耳朵向里面走去，他走进自己的房里，颓然地倒在床上，接连地自语道：“我吃醉了，吃醉了。”

14

第二天是旧历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早晨，觉慧醒得很迟，他睁开眼睛，阳光已经从窗户射进来，把房间照得十分明亮。觉民站在床前含笑地望着他，说：

“你看，你昨晚上怎么睡的？”

觉慧朝自己身上一看，原来一条棉被压着自己的半个身子。他把棉被掀开，才知道昨夜他没有脱衣服就胡乱地倒在床上睡了。他对觉民笑了笑，便翻身坐起来，觉得阳光刺痛眼睛，用手揉了两下。伺候他们弟兄的老黄妈正捧着面盆走进房来。

“昨晚上吃了那么多酒，醉得连衣裳也没有脱就睡了，这样的冷天，很容易着凉。我来给你盖了铺盖。你直伸伸地倒在床上，睡得真香，睡到今天这个时候才起来！”黄妈一个人咕噜地说，不过她的满是皱纹的脸上还带着笑容。她常常责备他们，犹如母亲责备儿子。他们知道她的脾气，又知道她真心爱护他们，所以兄弟两个都喜欢她。

觉民微笑着，觉慧也忍不住笑了。

“黄妈，你真多嘴。吃年饭的时候大家高高兴兴，多吃几杯酒又有什么要紧？啊，我记起来了，昨晚上你站在我旁边老是睁着眼睛凶神恶煞地望着我，弄得我好没趣！逢年过节，你也该把我们放松一点。你比太太还厉害，太太并不怎样管我们，”觉慧带笑地抱怨道，他故意跟她开玩笑。

“就是因为太太不大管你们，我才来管你们！”黄妈正在铺床。听见觉慧的最后一句话便回过头来对他说。“我今年五十几岁了。我在公馆里头做了十多年，我亲眼看见你们长大。我服侍你们十多年。你们也看得起我，从来没有骂过我一句半句。我本来老早就想回家去，不过我放心不下。我在公馆里头什么事都看见过。现在真不比从前。我常常想，还是趁早走罢，清水住过了，还来住浑水，太不值得。可是我又舍不得你们。我走了，没有人来照料你们。你们真是两位好少爷，跟过世的太太一样。要是太太还在，看见你们长大了，该多喜欢！还有我们少奶奶，公馆里哪个不喜欢她？你们也要对她好啊！我想太太在天上会好好保佑你们，将来书读好了，做大官，那时节连我这个老婆子也有脸面！”

“如果真正做了大官，恐怕就会把你这个老婆子忘在九霄云外了，哪儿还记得起你？”觉慧笑道。

“你们不会的。我又不想你们给我什么好处。只要你们读书成名，我就放心了，”她诚恳地说，一双慈祥的眼睛爱怜地望着他们。

“黄妈，我们不会忘记你，”觉民说着，便走去用手拍她的肩头。她对他笑了笑，便端了面盆往门外走，刚要跨过门槛，还回过头来说：“今天不要再吃酒了。”

“少吃一点也不要紧，”觉慧笑着说，但是她已经走出房间听不见了。

“她真好，像她这样的好人在‘底下人’中间实在少见，”觉民看见黄妈去了以后，不觉感动地称赞道。

“这真是你的大发见了：原来‘底下人’跟主人一样也有感情，有良心，”觉慧讥讽地说。

觉民知道觉慧在讥笑他，便不作声了。他提起脚往外面走。

“又到姑妈家去吗？”觉慧在后面大声问。

觉民刚跨出门槛，听见觉慧在问，便回过头看他一眼，好像在责备他，但依旧温和地答道：“不，我到花园里走走，你也去吗？”觉慧点着头，便跟着觉民走出来。他们走过觉新的房门口，听见四房的婢女倩儿在里面唤“大少爷”。他们也没有注意，便直往花园走去。

“我们还是往右边走罢，我晓得爷爷在梅林里头，”他们刚走进月洞门，觉民这样说，就往右边走去。右边是一带曲折的回廊，靠里是粉白的墙壁，上面嵌了一些大理石的画屏，再过去还有几扇窗户，那是外客厅的；外边是一带石栏杆。栏杆外有一座大的假山，还有一个长条的天井，平时种了些花草；又有一个花台，上面几株牡丹的枯枝勇敢地立在寒冷的空气中，每根枝头上都包扎着棉花。

“要这样才好。虽然是枯枝，在寒风里一点儿也不打颤。我们正应该学它的榜样。不要像那小草，霜一来就倒下去枯萎了！”觉慧望着花台发出这样的赞语。

“你又在发议论了，”觉民笑着说；“牡丹虽然这样熬过了冬天，发了叶，开了花，然而结果还是逃不掉爷爷的一把剪刀。”

“这有什么要紧呢？第二年还不是照样地开出新的花朵！”觉慧热烈地回答道。他们又往前面走了。

他们出了回廊，下了石阶，便走进一个天井。天井里堆了一些怪石，高的，低的，做成各种形状，有的像躬腰的老人，有的像咆哮的狮子，有的像长颈的白鹤。他们绕着怪石向前走去，上了石阶，前面却是一带竹篱，中间留了一道小门，刚够一个人出入。他们在门前只看见一片竹林，似乎并没有路，进了这道门，却发见竹林中间有一条羊肠小径。快走完竹林，他们便听见淙淙的水声，原来竹林尽处有一道小溪，水从假山上流下来，很清澈，人可以看见水下面的石子和落叶。一道木桥把他们引到对岸。他们过了桥又走入一个天井。天井中间有一座茅草搭的凉亭。亭前有几株桂树和茶花。穿过这凉亭又是一堵粉白墙壁，左角有一道小门，他们刚转弯，一阵波涛的声音突然送入耳里。

他们被引入一带曲折的迷阵似的栏杆，他们弯来弯去走了许久才走出了这个迷阵。前面是一个大坝子，种了许多株高大的松树。松林里就只有风声。他们走到中途，看见右边一处松树比较稀疏，一角红漆的楼窗隐约地现出来。他们走出了松林。前面是一片白亮亮的湖水，湖水好像一弯新月，围抱着对岸，人立在这里望得见湖心亭和弯曲的桥。

他们在湖畔立了一会儿，望着微微波动的水面。觉慧还脱不了孩子气，他拾了几块石子往对面掷去。他想把石子掷到对岸，但是石子到了湖心便落下去了。觉民也拾了两三块石子来掷，也掷不过去。虽然湖水在这一段比较窄些，但是离对岸究竟远，石子达不到。

“好，不要丢石头了。我们还是到对面去找个地方坐坐，”觉民劝阻觉慧道。两个人便走上窄小的圆拱桥，到了对岸。

他们下了桥，前面是一尺多宽的草地，走上石阶，那里有一个大天井，天井里种了几株玉兰树，中间有一条碎石子铺的路，两旁放了八个绿色的瓷凳，再走上一道石阶就到了那所新近油漆过的楼房，除了瓦，全是朱红色，看起来倒鲜艳夺目。檐下挂了一块匾额，上面三个黑色的隶书大字：“晚香楼”。

觉民在瓷凳上坐下来，抬起头去看楼前祖父亲笔写的匾额。

觉慧一个人在阶上闲步。他望着坐在瓷凳上的哥哥微笑，后来又说：“我们到后面山上去罢。”

“多歇一会儿再说，”觉民坐了下去，就不肯起来，他顺口推辞道。

“也好，那么我到里头去看看，”觉慧说着便推开门进去。

里面的字画和陈设，他素来就不注意，只略略望了望，他就转到后面，登了楼梯到上面去了。

楼上原来有人。那是觉新。他无力地躺在床上，半闭着眼睛，人显得很憔悴。

“怎么？大哥，你睡在这儿！一个人，静悄悄的！”觉慧惊愕地叫起来。

觉新睁开眼睛，看了看觉慧，勉强笑道：“我想躲在这儿休息一会儿。这几天太累了。在自己房里真没有法子安静，这件事要来找你，那件事也要来找你。今晚上又要熬个通夜，还是趁早休息一会儿，免得到时候支持不住。”

“刚才倩儿在找你，不晓得有什么事情，”觉慧说。

“你没有告诉她我在这儿吧？”觉新连忙问道。

“没有。我没有看见她，就只听见她在你屋里喊你。”

“好，”觉新放心地说，“我晓得一定是四爸喊我去给他办事情，躲过了也好。”

觉慧想，大哥的战略现在改变了。但是他马上又起了一个疑问：像大哥这样地使用战略应付环境敷衍下去，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大哥，你昨晚上吃了不少的酒。你近来爱吃酒，你从前并不是这样的。你的身体并不太好，何苦这样拚命吃酒，吃酒并没有好处！”觉慧想起了这件事便正言规劝他的大哥。他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的人。

“你时常笑我的战略，这也就是我的一个战略，”觉新坐起来，苦笑道。“现实压得我太难受了。吃了酒，吃醉了倒觉得日子容易过了。”他停了一下，又说：“我承认自己是个懦夫。我不敢面对生活，我没有勇气。我只好让自己变得糊涂点，可以在遗忘中过日子。”

觉慧痛苦地想道：一个人承认自己是懦夫，这还有什么办法？他开始怜悯觉新，过后又同情觉新。他本来还想说几句话安慰他的大哥，但是又害怕会引出觉新的更不愉快的话，便住了嘴，打算走下楼去。

“三弟，你不要走，”觉慧被觉新唤住了；觉新正经地说：“我还有话问你。”

觉慧走回到觉新的面前。觉新望着他，问道：“你看见过梅表姐没有？”

“梅表姐？你怎么晓得她上省来了？”觉慧惊讶地问，他想不到觉新会发出这样的问话。“我没有看见她，琴姐见过的。”

觉新点了点头，说：“我已经看见她了。这是好几天以前的事情，就在商业场里头，在新发祥门口。”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似乎在回想当时的情景。觉慧站在他的面前，不作声，只是望着他的脸，想从他的脸上知道他的心情，知道他这个时候究竟在想些什么。

“她跟大姨妈一起出来的。大姨妈在铺子里头跟人讲话。她在店门口看衣料。我一眼就看见了她，我几乎要叫出声来。她抬起头也看见了我。她似招呼非招呼地点了点头，又把脸向里头看，我跟着她的脸看去，才看见大姨妈在里头。我不敢走近她身边，我只好远远地站着看她。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把我看了好一会儿。我看见她的嘴唇微微在动，我想她也许要说什么话，谁知道她把头一掉，一句话也不说就走进去了，也不再回头看我一眼。”

一阵孩子的笑声闯进楼房里来，但是又静下去了。觉新停了片刻又说下去：

“这一次的见面把过去的事情都给我唤起来了。我本来已经忘记了她这个人，你嫂嫂对我是再好不过的，我也很喜欢你嫂嫂。然而现在梅回来了，她使我记起了从前的一切。你说我怎么能够不想她？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是忘不了她的。我很愿意知道她如今的心情。我想她也许会怨恨我，是我负了她。我晓得她嫁了人，又守了寡，回到娘家来跟着大姨妈过活……”他停了停，脸上现出了痛苦和悔恨的表情。他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她不会怨恨你。过了这许久，又经过了这样的变化，谁都会把过去的事忘记的。我不晓得你为什么要拿过去的事情苦你自己！过去的事情，应该深深埋葬起来。我们只应该看现在，想将来。而且梅表姐也许早就把你忘记了，”觉慧说到最后一句话，心里也明白自己是在说谎。

“你不明白，”觉新摇摇头说，“她怎么能够忘记过去的事情？她们女人家最容易记起旧事。如果她的环境好一点，她有一个体贴她的丈夫，那么她也许可以忘记一些，我也就可以放心了。然而命运偏偏作弄她，使她青年居孀，陪着那个顽固的母亲，过那种尼姑庵式的生活。你想我怎么能够安心，我又怎么能够忘记她！但是我多想到她，我又觉得我对不起你嫂嫂。你嫂嫂那样爱我，我还要爱别人。像这样过下去，我会害了两个女人。你想我怎么能够宽恕自己？……现实太痛苦了。我想把我的脑筋弄得糊涂一点，所以我近来常常吃酒。你不晓得，我常常背着人哭，自然在人前我不会哭的。而且酒在短时间以后就失去了它那种麻醉的效力，痛悔便跟着来了，我觉得自己不应该懦弱到这步田地，我恨我自己！”

觉慧起初想责备觉新：“这都是你自己找来的。你当初为什么不反抗，不把你自己的意见说出来？现在是咎有应得！”但是看见觉新的比流泪更可悲的痛苦的表情，他觉得现在没有理由责备觉新了。他半怜悯半安慰地劝道：“这也有办法解决。只要将来梅表姐另外爱上人，再嫁出去，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觉新摇摇头苦笑道：“这是做不到的。你真是读新书入了迷。你不睁开眼睛去看看现实的环境。你以为在她那种家庭里，这样的事是可能的吗？不说她的母亲不答应，就是她自己也绝不会有这种想法。”

觉慧似乎没有话可说了，他觉得也没有跟觉新争辩的必要。如今在思想上他跟他的大哥是离得愈远了。他的确不能够了解觉新。他想，这样的事既然是正当的，为什么不可以做呢？为了现实的可以改变的环境，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这样的牺牲是不必要的，对谁都没有好处，不过把旧家庭的寿命多延长几时罢了。梅表姐为什么不可以再嫁？大哥既然爱她，为什么又要娶现在的大嫂？娶了大嫂以后为什么又依然想着梅表姐？这一切他似乎了解，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觉得他的确不能够了解了。这个大家庭里面的一切简直是一个复杂的结，他这颗直率的、热烈的青年的心无法把它解开。他站在大哥的面前，看着大哥的带痛苦表情的脸，一个可怕的思想突然来袭击他的心。这个可悲的真实就是：这般人是没有希望了，是无可挽救的了。给他们带来新的思想，使他们睁开眼睛看见这个世界的真面目，不过是增加他们的痛苦罢了，这正像使死尸站起来看见自己的腐烂一样。

这个令人痛苦的真实折磨着他的青年的心。他似乎明白了这一切，而且将来的更不愉快的结果也预言似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了。他仿佛看见在他的大哥，在他们这般人的面前横着一道深渊，但是他们竟然毫不迟疑地向着它走去，好像不知道一样。事实上不知道也好，因为他们已经是无可挽救的了。他自己的处境是这样的：他眼看着他们向那个深渊走去，却无法援救他们。这是多么痛苦的事！想到这里，他自己也变得忧郁了。他似乎走进了一条窄巷，找不到一个出路。外面的笑声接连地传到他的耳边，好像在讥笑他。

“算了罢，小小的脑筋里哪儿装得下这么多的事情！只要我自己好好地做一个人就行了。”这样想着，似乎找到了最好的解决办法，他不再去想这些事情了。他信步走到窗前，把头伸出窗外去望，看见觉英、觉群和淑英、淑华、淑贞、淑芬几姊妹在阶上踢毽子，觉民也加入在里面踢。

“怎么你们都来了？”觉慧笑着大声问。“还没有开饭吗？”

淑华正在下面踢毽子，一面踢一面数着。她听见觉慧的声音，吃了一惊，本能地抬起头一看，接着连忙用脚去钩毽子，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毽子“塔”的一声落在地上，刚刚踢到一百四十五下。

在旁边帮忙数着正数得不耐烦的觉民兄妹看见毽子落了，便齐声欢呼起来。淑华气得不住地顿脚，一定要觉慧赔偿。

“为什么该我赔？我并没有跟你说话，”觉慧笑答道，他转身离开了窗前，预备走下楼去。

他刚转过身子，便看见觉新不在这里了，同时还听见楼梯在响。他慢慢地走到楼梯口，踏着楼梯走下去。

他在楼梯上还听见觉新在下面说话的声音，等他到了下面，觉新已经在那里踢毽子了。

“现在快要开饭了，你们还在这儿踢毽子，又惹得佣人们到处找，”觉慧说。

“还早嘞！爷爷吩咐过今天饭开晏一点，昨晚上大家吃多了酒，今天起得晏些，”淑华抢着回答，她说了便又去数觉新踢了多少下毽子。

“三哥，你不来踢吗？”孩子似的觉英抬起头对觉慧做一个怪脸，笑问道。

觉慧正要答话，就被淑华抢先说了：“他不会踢，他踢不到十下！”她这样地嘲笑了觉慧，好像报复了先前落毽子的仇，她的圆圆的粉脸上现出了得意的笑容。

这时觉新已经落了毽子，应该由淑英接着踢。淑英显出来是一个踢毽子的能手，她一开始便吸住了众人的目光。她不快不慢地踢着，口里数着数目，一只手拉住自己背后的发辫，身子很有规律地动着。毽子变成了很听话的东西，它只是在她的脚边跳上跳下。好像她的脚上有吸力似的，毽子落下来，总落在她的脚上。她踢了许久，还是离原地方不远。

众人一面替她数着，一面带着羡慕的眼光看她踢。谁都希望她马上踢落毽子，然而事实上她愈踢下去，毽子愈不肯离开她的脚，好像她一个人永远不会把毽子踢落了。于是众人又在旁边抱怨起来，甚至有人发出声音来扰乱她的注意。

觉慧坐在天井里一个瓷凳上，他旁观着这场竞争，并不发言。他孤零零地坐在那里，不参加他们的笑乐，而且甚至带着羡慕的眼光看他们。他第一次感到不熟悉各种游戏的可悲了。

但这也不过是一刹那间的事。孤寂突然袭来，却又很快地去了。他平静地、而且还感到兴趣地看着这个游戏怎样进行。

淑英的脚尖上的毽子终于落了，又轮着淑贞踢。这个十二岁的女孩吃力地舞动着她那双穿着红缎绣花鞋的小脚。这双畸形的脚以它们的娇弱的样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觉慧和别的人一样也曾经注意过这双在公馆里出名的小脚，但是它们并不曾博得他的怜爱。在他看来这双小脚就像大门墙壁的枪弹痕，它们给他唤起了一段痛苦的回忆。于是淑贞的因缠脚而发出的哀泣声又越过那些年代而回到他的耳里来了。

然而在眼前分明地站着她。依旧是那双博得一部分人怜爱的小脚，依旧是那双用她的痛苦与血泪换来的小脚。可是她如今却忘记一切地在这里欢笑了，从她的脸上看不出一点悲哀的痕迹。这是一张天真、愉快的少女的面庞，脸上没有一点凄哀的表情。

“也许是她的年纪太小，自己还不了解罢，”这样想着，觉慧无意间又把眼光落在觉新的脸上，他在这张脸上寻找什么东西。

觉新带笑地跟站在旁边的淑英说话。淑英露出嗔怒的样子，要拧觉新的膀子，觉新便跑到阶下，淑英跟着追来。觉新绕着玉兰树跑了两转。淑英在后面追不上，气了，要拾土块来掷他。他便跳下石阶到了草地上，预备过桥去。

“不要跑，我不追你了。你回来罢，”淑英立在一株玉兰树下高声叫道。

觉新已经在桥头站住了。他望着淑英笑，接连吐了几口气。

“大哥，快来，现在该你踢毽子了，”淑英又说。

觉新还是立着不动。

“好，由你去罢，少你一个也不要紧，”淑英装出生气的样子说了，便转过身走回到楼前石阶上。

她刚刚转过身子，觉新便走了回来。他轻轻地下着脚步，忍住笑，走过天井，走到阶下。淑英立在阶上，背向着外面，辫子垂下来。他把她的辫子捏住，却被淑芬看见了，她笑着叫声：“二姐，背后有人！”淑英连忙掉过头去看，他已经在她的辫子上插了一根小树枝。淑英拉过辫子把树枝拔出来丢在地上。众人高兴地笑起来。

觉慧默默地旁观着这一切，他也忍不住笑了。然而同时他又不能够压下另外一种思想。他想，人原来是这样健忘的，同样的一个人在短短的时间内竟然变换了两个面目。过后他又想，大概正因为这样健忘，所以才能够在痛苦中生活下去罢。他这样想着，对于刚刚掘开过去的坟墓而又马上忘记一切的大哥，也有了暂时的了解了。

15

这一天，天刚黑，爆竹声便接连地响起来，甚至在许多地方同时燃放。这条清静的街道现在非常热闹了。一片鞭炮的响声把石板地也震动了，四面八方都是这同样的声音，人分辨不出它们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声音是那么急，那么响亮，就像万马奔腾，怒潮狂涌一样。

在高家，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齐集在堂屋里面，全换上了新衣服，太太们还系上了裙子。跟往常敬神的时候一样，男的站在左边，女的站在右边，两边各站了一大堆人。堂屋里，灯烛燃得跟白天一样地明亮，正中两扇正门大开。神龛下放着长方形的大供桌，挂上了红绒桌帷。供桌前面放了一个火盆架子，火盆里燃着熊熊的火。几十个“炭圆”山也似地堆得高高的，烧成了鲜红的圆球。有人放了两三根柏枝在火上，柏枝烧得吱吱地叫，并且发出刺眼触鼻的烟雾。地上铺了一张大幅的深黄色毡子，上面随处放了些绿色的柏枝。火盆前面另外铺上一个大拜垫，上面再盖了一张红绒毡。

供桌上放着一对大烛台和一个大香炉，朝里的一面和左右两面靠边放了许多小酒杯，至于酒杯的数目，全家只有几个人知道。主持这个典礼的是克明，因为高老太爷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便把这些事情交给儿子去做，自己等到一切预备好了才出来给祖宗行礼，受儿孙们的拜贺。穿着长袍马褂的克明和克安每人提了一把酒壶慢慢地把绍兴酒向小杯里斟。酒斟好了，香炉里的香也插上了。于是克明走进右上房去请老太爷出来行礼。

老太爷一出现，全个堂屋立刻肃静了。克明发出了燃放鞭炮的命令，三房的仆人文德在旁边应了一声急急走出去，走到大开的中门前高声叫道：“放炮！”于是火光一亮，鞭炮突然响起来。女的从侧门避了出去。男的走到供桌前，背向着供桌，由老太爷开始，朝外面叩起头来，说是敬天地，接着克明三弟兄排成一行叩了头。觉新刚拈了香从外面把灶神接进来送回到厨房里去，然后回到堂屋里来。他来得正好，便领着觉民、觉慧、觉英、觉群、觉世五个兄弟排成次序行了礼。于是众人转过身子面对神龛站着。躲在门外偷看的女眷们也连忙走了进来。

依旧是由老太爷开始向祖宗叩头。老太爷叩了头就进房去了。接着是大太太周氏，其次是克明，再其次是三太太张氏，这样下去，五太太沈氏之后又是陈姨太，这些人从容不迫地叩了头，花费了半点钟以上的时间。然后轮到觉新这一代人，先由觉新领着五个兄弟叩了头，他们叩得最多，一共是九个，像这样地行礼，每年只有一次，所以大家并不熟练，不能够很整齐地一同跪下去，一同站起来。举动较迟缓的觉群和觉世刚刚跪下去，来不及叩三下，别人就站起来了，便只得慌忙站起，而别的人又已经跪下去了。这样惹得众人在旁边笑，他们的母亲四太太王氏也在旁边不住地催促他们。在笑声中九个头很快地就叩完了。他们到底是年轻人，跟他们的长辈不同。接着瑞珏又领着淑英、淑华、淑贞、淑芬四姊妹到红毡上去行礼。她们的举动自然慢一点，却比较整齐多了。淑芬年纪虽然小，但是举动也还灵活。她们行完礼，瑞珏又牵了海臣到红毡上去叩头。

几个仆人过来取走了拜垫，把红毡铺开。克明又进去请了老太爷出来，先是克明一辈的儿子和媳妇朝着他排成一字形，跪下去叩头请安，然后是觉字辈和淑字辈的孙儿、孙女给他拜贺。他笑容满面地受了礼，便走进自己的屋里去了。

老太爷进去以后，堂屋里显得更热闹了。克字辈的人由周氏领头，围成一个半圆形，在红毡上拜下去，互相道贺。觉字辈和淑字辈的年轻人便分散开，个别的向自己的父母叩头，或者向伯父伯母和叔婶们请安。最后由于周氏的提议他们又聚拢来围成一个圈子拜下去，一面说着吉庆的祝语，然而这并不是在祝福，却是在开玩笑。这样地行了礼之后，年轻的一代人就往四面散去。觉新夫妇却不得不跟长辈一起留在堂屋里受仆人们的拜贺。

觉民和觉慧从侧门跑出来，急急地向自己的房间走去。他们害怕仆人和女佣找着来给他们行礼。但是他们刚走过周氏的窗下就被人拦住了。带头的是老黄妈，她恭恭敬敬地向他们请了安，说了几句从心里吐出来的祝福的话。他们很感动地作揖还礼。接着何嫂、张嫂等几个女佣又过来请安，这都是他们本房雇用的。最后鸣凤走过来，她脸上擦了一点粉，辫子梳得光油油的，棉袄上罩了一件滚边的新竹布衫。她先给觉民请了安，然后走到觉慧面前，脸上还保留着她的天真的微笑。她唤一声“三少爷”，便埋下头把身子弯下去，但很快地就立起来，对觉慧笑了一笑。这是祝福的微笑。觉慧愉快地还了礼。这时候他的脸上也浮出了善意的笑容。在这一刻，就在这一刹那，他忘记了过去的一切，他以为世界是如此美满。他这样想，他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一刻在这个公馆里，的确到处都是快乐的声音，而且只有快乐的声音。人人都在笑，都在说祝福的话。然而在这个公馆的围墙外面，在广大的世界中又怎样呢，年轻的觉慧却不曾想到，而且他甚至于忘记了昨晚遇见讨饭的小孩的事情了。

“放花儿！[1]”文德走下堂屋前面的石阶，声音响亮地叫道，外面有人应了一声。于是中门外天井里现出了火光，许多根火花直往空中冒，金光灿烂的，一股落了下去，另一股又接着冒起来，而且比前一股升得更高。在那个黑暗的天井里马上出现了许多株火树，开出了无数朵银花。一筒花炮燃完了，又有人去点燃第二筒花炮的引线。这样接连地燃放了八九筒，这些花炮是张太太送来的。老太爷也出来了，端了一把椅子坐在堂屋门口看，儿子媳妇们立在他的旁边。他一面看一面对他们批评这些花炮的好坏。

觉慧几弟兄都走到大厅上去，在那里看得更清楚些。觉英、觉群和觉世也买了些“滴滴金”、“地老鼠”和“神书带箭”来燃放。

花炮放完，堂屋里的人都散去了。只听见一片“提轿子”的声音。觉新和他的三个叔父都坐轿子出去拜客“辞岁”。觉慧还站在大厅上看觉英们燃放小花炮。

在老太爷的房里安放了牌桌子。这一桌是老太爷、大太太、三太太、四太太四个人（周氏已经解下她的素裙，张氏和王氏也解下了她们的大红裙子）。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陈姨太刚刚脱下了粉红裙子坐在老太爷旁边替老太爷看牌，其余各人身边都立着女佣或婢女，准备随时装烟倒茶。在觉新的房里也摆好了牌桌子，这一桌是瑞珏、淑英、淑华和五太太沈氏。做嫂嫂的瑞珏想让觉民坐下来，可是觉民推口说有事情，一定不肯打牌，只站在瑞珏后面，看她和了一副牌就走出去了。

觉民并不回到自己的房里，却往大厅外面走去。他正看见觉慧在天井里替弟弟们燃放“神书带箭”。他听见一声响，一个发光的东西直往天上冲，冲过了屋顶在半空中不见了。

觉群和觉世拉住觉慧还要他再放，却被觉民阻止了。觉民走到觉慧跟前，在他的耳边低声说：“我们到姑妈家去。”

觉慧点点头，不说什么，就跟着觉民走出去了，并不管觉世在后面大声叫唤。

大门口，门檐下的灯笼依旧发出朦胧的红光，在寒冷的空气中抖着。大门内那个看门的李老头，坐在那把经过了无数年代的太师椅上面，跟一个坐在对面长板凳上的轿夫谈话，看见他们出来，便恭敬地起立，等他们跨过门槛以后，才坐下去。

他们跨出了铁皮包的门槛，在右面那个石狮子的旁边，看见了一张黑瘦的脸。暗淡的灯光使他们看不清楚旧仆高升的面孔，他们并不理他，就大步往街心走了。

这个高升在他们家里做了十年的仆人，后来染上鸦片烟瘾，偷了老太爷的字画拿出去卖，被发觉了，送到警察局里关了一些时候才放出来。他从此四处流浪，靠讨饭过活。每逢年节照例要到旧主人家讨几文赏钱。他因为穿得褴褛不敢走进公馆，只好躲在大门外，等着一个从前同过事的仆人出来，便央告他进去禀报一声。他的要求并不大，不过是几角钱，而且是在主人们高兴的时候。所以他总是达到了他的目的。久而久之，这便成为旧例了。这次他也得到了他的赏钱。然而跟往常一样，他还躲在石狮子旁边，抚摩着冷冰冰的、但是并不拒绝他的手的石狮子，一面在想象这个时候公馆里的情景。他望着走出来的两个黑影，认得这两位少爷，尤其是三少爷曾经躺在他的床上烟灯旁边听过他讲故事。他感到亲切，他想走出去拉住他们讲话。但是他看见自己衣服破烂到这个样子，他的心马上冷了。他依旧躲在角落里，甚至蹲下来，缩成了一团，唯恐他们看见他。等到他们去远了，他才立起来追去看他们的背影。他的眼睛渐渐地模糊了，他再也看不见他们的影子。他痴痴地立在街心，让寒风无情地打击他的只穿一件破夹衫的瘦弱的身体。他揉了揉润湿的眼睛，便走了。他回过头，最后一次看了看石狮子。他走了，他无力地慢慢地走了，一只手捏着旧主人的赏钱，另一只手按住自己的胸膛。

就在这个时候，觉民弟兄在街上大步走着。他们踏过鞭炮的余烬，走过清静的和热闹的街市，走过那些门前燃着一对大得无比的蜡烛的杂货店，终于走到了张家。在路上他们想到了许多快乐的事情，但是他们却不曾想到这个叫做高升的人。

张家显得很冷静，空空的大厅上燃了一盏煤油挂灯。

这一所并不十分大的公馆里分住了三家人家，有三个不同的姓。三家的主人中间有两个寡妇，只有两三个成年的男丁。虽然是三家人同住在一个院子里，也没有热闹的气象，日子过得很清闲，甚至在除夕，也比平时热闹不了多少。

在这个公馆里张家算是最清静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没有男丁，全家就只有母女两人。琴有一个住在尼姑庵里不常回家的祖母。此外，一个男仆和一个女佣，都是在这个家里做了十年以上的“老家人”。

他们走进里面，张升来招呼了他们。他们走到张太太的窗下先唤了一声“姑妈”，张太太在里面答应了。他们走进堂屋的时候，张太太正从房里迎出来。他们说声“给姑妈辞岁”，就跪下去行礼。张太太虽然口里连声说“不必”，但已经来不及阻止他们了，便带笑地还了礼。接着琴从她的房里走出来，他们也给她作了揖。张太太让他们到她的房里去坐，李嫂泡好茶端进来。

从张太太的话里，他们知道克明和觉新已经先后来过，坐了片刻就走了。张太太跟他们谈了许多话。他们请她回娘家住几天，她答应年初二去，她明天要带琴到尼姑庵去给琴的祖母拜年。她又说自己喜欢清静，这次也许住不了几天，不过可以让琴多住些时候。这番话更使他们高兴。

他们坐了一会儿。琴邀请他们到她的房里去，他们便跟着琴去了。

他们万想不到房间里还有一个人。这是一个年轻的女子，穿一件淡青湖绉棉袄，罩上一件玄青缎子的背心。她坐在床沿上埋着头在油灯光下看书。她听见他们的脚步声，便放下书站起来。

他们痴痴地站在那里，不转眼地望着她的脸庞，半晌说不出一句话。

“你们认不得她？”琴故意惊讶地问他们。

他们还不曾答话，倒是那个女子先笑了。但这是凄凉的微笑，是无可奈何的微笑，她的额上那一条使她的整个脸显得更美丽、更凄哀的皱纹，因了这一笑显得更深了。

“认得，”觉慧含笑地回答。觉民唤了一声：“梅表姐。”他们的脑子里还分明地留着她的印象。过去的事很快地就过去了。她如今立在他们的面前：依旧是那张美丽而凄哀的面庞，依旧是苗条的身材，依旧是一头漆黑的浓发，依旧是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只是额上的皱纹深了些，脑后的辫子又改成了发髻，而且脸上只淡淡地傅了一点白粉。他们想不到这时候会在这里遇见她。

“二表弟、三表弟……你们好吗？……这几年……”她说，虽然是淡淡的平常话，却是她费力地说出来的。

“我们都好。梅表姐，你呢？”觉民亲切地问道，他勉强笑了笑。

“我还是这个样子，只是近年来容易伤感，常常无端地伤心起来，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她说话时把眉毛紧皱着，跟从前并没有两样，不过如今显得更动人了。她又加了一句：“本来我生性就是多愁善感的。”

“梅表姐，我看环境也有关系，”觉慧解释说，“不过你一点儿也没有改变。”

“你们为什么都不坐？大家尽管站着。几年不见就这样客气了！”琴在旁边插嘴说。

于是众人都坐下了，琴和梅并肩坐在床沿上。

“别后我也常常想念你们。……这几年好像是一场凄楚的梦。现在梦醒了，可是什么也没有，依旧是一颗空虚的心。”她说了，接着自己又更正道：“其实现在还是在梦中，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是真正梦醒？我自己是值不得惋惜的。所不安的，是拖累了我母亲。”

“大姨妈还好吗？”觉民客气地问了一句。

“我母亲很好，多谢你。二姨妈好吗？几年不见了，”梅笑了笑亲切地说。

“妈很好，她常常想念你，”觉慧接下去说。

“多谢二姨妈，我只怕我再见不到她了，”梅带点感伤地说，她略微埋下头去。

“梅姐，你这样悲观，真不该。你还很年轻，日后还有幸福，未来的事情哪个能够预先知道？你就尽说这些丧气话！”琴抚着梅的肩头说；“现在时代不同了。说不定它会给你带来幸福。……”她又带笑地把嘴放在梅的耳边低声说了两三句话。

梅的眉毛稍微松开一些，一道微光掠过她的脸。她看了琴一眼，伸手把右边垂下来的发鬓挑了上去。她的脸又被一种阴暗的颜色笼罩了。她对琴凄凉地笑了笑，然后说：

“三表弟方才说过环境有关系，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的境遇不同。我赶不上时代了。我一生只是让命运在摆布，自己不能作一点主。我哪儿还有幸福呢？”梅说着又把琴的手拉过来轻轻地捏住，偏了头看看琴，称赞道：“琴妹，你真值得人羡慕！你有胆量，你有能力，你不会像我这样。”

琴听了梅的真心赞叹的话，虽然感到片刻的欣慰，但是这好像一股微风，吹过去就不回来了，留下的只是凄楚的微笑。这凄楚的微笑是某一些女子对付无法解决的问题的一种方法，虽然是被赞为“有胆量，有能力”的琴，有时也不免求助于它。

“梅表姐，虽然环境的关系很大，但环境也是人造的。我们又何尝不可以改变环境？人无论如何应该跟环境奋斗。能够征服环境，就可以把幸福给自己争回来，”觉慧热烈地说了这些话，但是他还觉得有很多的话不曾吐出来。

觉民看见梅的这些举动，起了种种的感想。他又是悲哀，又是满意，又是惊惧，又是怜悯，这不仅是为了梅，也为了琴，而且也为了他自己。但是他看见琴的笑脸，又渐渐地恢复了平静的心境，他甚至找到话来安慰梅道：“你近几年来境遇不好，所以动辄生悲。再过几年，境遇一定会变更，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其实琴妹的环境跟你的比起来也好不了多少。你不过多了那一桩亲事，就好比多做了一个噩梦。世界本来只有一个，你从悲观方面看，所以多愁善感；琴妹从乐观方面看，便觉得一切都可为了。”

“梅表姐，我劝你有空多看看新书，好在琴姐家里有，”觉慧说，他以为新书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

梅微微地笑了笑，她并不马上答话，只把那双水汪汪的眼睛望着他们。他们猜不透她的心思。她忽然收敛了眼光，把眼睛望着灯火，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要说话，但是又忍住了，好像胸里藏着许多话却无法说出来。她默默地咬着下嘴唇皮。过了一会儿，她才点一下头，说：“多谢你们，不过你们的意思虽好，于我却没有用。像我这样的人，读新书又有什么好处？”她又闭上嘴，停一会儿，再说：“一切都是无可挽回的了。不管时代如何改变，我的境遇是不会改变的。”

觉民觉得再没有话可说了，他知道她的话是对的。一切都是无可挽回的了，她嫁过人，大哥又有了嫂嫂。即使时代怎样改变，它又如何能够把他们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呢？况且两个人的母亲已经成了仇人。这时候连觉慧也有点明白并不是一切的问题都可以由书本解决的了。

大家都在肚子里找寻适当的话，倒是梅又开口了：“我刚才在琴妹这儿看见这几本《新青年》，”她说着把眼睛向桌上望了望，那几本暗黄色封面的十六开本的杂志叠在床前那张条桌上。“自然有些地方我不懂，不过懂得的也有。那些议论也有好的，因为我受过害了，所以知道。然而我读这些书，我只有心里难受。这好像是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一切跟我的环境完全不同。我也许羡慕这一切。可是我又明白我自己做不到。所以读了这些书，犹如一个乞丐站在富家花园墙外听见里面的欢笑声，或是走过饭馆门口，闻着里面的肉香饭香，心里不知道如何的难受！”她说到这里，额上那一条皱纹越发显著了。她从怀里摸出一方手帕，掩住嘴咳了几声嗽，过后又带着苦笑说：“近来常常咳嗽，夜里往往失眠，心里总是痛。”

“梅姐，你把过去的事情忘了罢。不要拿它折磨你自己。你要好好爱惜你的身体，便是我们看见你这个样子，也觉得心疼，”琴偎着梅几乎要流泪地说。

梅回过头对着琴微微地一笑，点了点头，表示感激。但是她依旧凄凉地说：“琴妹，我的性情你是知道的。过去的事好像已经刻印在心上了。你还不明白我怎样在过日子。我跟你差不多，家里除了我们母女外，我只比你多一个小弟弟，他整天预备功课要考学堂。我母亲一天忙的不是打牌就是拜客。我一个人在房里，翻几本诗词来读。连一个跟我谈话、听我诉苦的人也找不到。我看见花落要流泪，看见月缺也会伤心。这一切都给我唤起许多痛苦的回忆。在宜宾我从赵家回来跟着我母亲住了将近一年。我的窗前有一株梧桐树，我初去的时候，树上刚发新芽，叶子一天天多起来，渐渐到了绿叶成荫。谁知一到秋天，树叶就一片片变成了黄色，随风飘落。到我们回省的时候，就只剩下枯枝了。我想这倒跟我相像，我已经过了绿叶成荫的时节，现在走上飘落的路了。……大前天晚上落了一夜的雨，我在床上翻来复去，总是睡不着。雨点敲着瓦，敲着窗，响个不停。灯光昏暗暗的。我想了两句诗：‘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你想，这情景怎不叫人伤感！……你们都有明天，我哪儿还有明天呢？我只有昨天。昨天的事固然很使人伤痛，但是只有它可以安慰我。”她说到这里猝然改变了语调，向觉民弟兄问道：“大表哥现在还好吗？”

觉民弟兄正在注意地听她说话，而且十分感动，忽然听见这句意外的问语，似乎不懂她的意思，马上答不出来，后来还是觉慧口快，短短地答道：“他还好，他说他已经看见过你。”他的这句话只有梅一个人明白，琴和觉民都惊讶地看他。

“真的，我们已经遇见了。我一见就认得他。他比从前老了一点。他也许会怨我，我不理他，却避开了。我很想看见他，我又怕看见他，一则怕给他唤起往事，二则怕引起我自己伤心，三则我母亲又在那儿。……刚才他还到这儿来过。我听见他说话的声音，我不敢在门缝里张他一眼，只有等他走的时候，我才偷偷地看了看他的背影。”

觉慧连声说着“他不会的”，这只是在答复她的那句“他也许会怨我”。

琴看见梅提到往事要伤心，便劝道：“不要再提那些事情了。你到我这儿来耍，本来是怕你在年节里容易伤感，特地请你到我家来散散心，谁知反而给你唤起更多的往事，只怪我不该引他们进来跟你见面。”

梅的悲哀渐渐地减少了。她虽然还微微地皱着眉头，但是脸上已经没有阴暗的颜色，她甚至带笑地说：“不要紧，谈了这许多话，心里倒爽快了些。平时在家里连一个跟我谈话的人也没有。而且谈起从前的事情，我倒高兴多了。”于是她又用亲切的语调向觉民弟兄絮絮地询问他们的大哥和嫂嫂的事情。

[1]花儿：即花炮。

16

觉民和觉慧从张家出来，已经过了十一点钟，街上还很热闹。他们走在街心，踏着石板路，看着两旁灯烛辉煌的店铺和酒馆，觉得心里轻松许多，刚才的事情好像只是一个凄楚的梦。

在路上他们并不交谈，只是默默地大步急走，想早些赶回家去。

他们离家不远了，刚走过十字路口，一个黑影迎面走来。这个人慢慢地走着，埋着头过去了，并不看他们一眼。

“这不是剑云吗？”觉慧惊讶地对觉民说。觉慧回过头叫了一声：“剑云！”

那个人止了步，也抬起头掉过眼光来看，见是他们，便走过来，惊喜地说：“是你们？”

他们面对面地站在街心，觉慧问剑云道：“你到哪儿去？”

剑云无可如何地笑了笑，然后说：“我不过在街上散散步。一个人在家里闷得很，所以出来走走。想到你们府上‘辞岁’去，又怕……”他不把话说完就突然闭了嘴。

在这样的佳节，这种话未免来得不寻常。但是觉民弟兄也就了解了。在他伯父的那个零落的家里，他什么时候可以不感到寂寞呢？

觉慧拉着剑云的袖子说：“为什么不到我们家里去？你现在就跟我们一路去。你可以在我们家里住几天。琴姐后天也要来住。”

剑云听到琴的名字，他的瘦长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答应一声“也好”，便跟着他们走了。

三个年轻人走入那条清静的街道，踏过鞭炮的残骸，进了门前有一对石狮子、檐下燃着一对红纸灯笼的高公馆。

门房的几扇门完全开着，在暗淡的灯光下，仆人和轿夫们围着一张桌子，吆喝地掷骰子。袁成站在门外，悠闲地吸着一袋叶子烟，看见他们进来，带着笑声，招呼一句：“二少爷，三少爷，你们回来了。”

觉民弟兄走进里面。堂屋的正门大开，在明亮的灯光下也有许多人围着一张桌子吆喝地掷骰子，男的女的围做一堆。他们看见他们的叔父那一代人差不多全在堂屋里。闹得最起劲的是五叔克定和四婶王氏。

他们陪着剑云向堂屋走去。银钱的撞击声和骰子在碗里滚动的声音不调和地送进了他们的耳里，中间还夹杂着众人的谈笑声和叫唤声。

他们还不曾走上堂屋前的石阶，就看见克定带笑带喊地跑出堂屋来。克定看见剑云，便站住招呼了一声，问了两三句话。剑云也向他请了安，接着他又进去给众人行了礼。克定便邀请剑云参加赌博，剑云推辞几句，也就加入了。骰子声继续响着，银钱也继续飞来飞去。觉民早已回屋去了。觉慧很想拉住剑云，叫他不要加入。然而他看见剑云自己愿意，而且当着许多长辈的面他也不便多说话，便退出了堂屋，心里很不快活，想着：“倒是我给你们拉了一个角来了。”

觉慧走过觉新的窗下听见屋里的麻将牌声，便回转身从过道走进觉新的房间，看瑞珏们打牌，过了一会儿他才回到自己的屋里去。

觉民正俯在方桌上写字，看见他进来连忙放下笔，把日记本阖上，掉头望着他笑。

“有什么秘密话不可以给人看？”觉慧嘲笑地说，随便在桌上取了一本英文书，捧着它躺在床上高声读起来。

“大除夕还读什么书？真讨厌！”觉慧的声音搅乱了觉民的心，使他不能够平静地写下去，他抱怨道。

“好，让你一个人去写罢！”觉慧从床上起来，把书放在桌上赌气般地走了出去。

他跨出门槛，堂屋里的骰子声，银钱声，谈笑声，像风一样朝他的脸吹过来。他站在石阶上看着人们在动，在笑，在叫，像演戏一样。

他突然感到寂寞。这一切似乎都跟他隔得远远的。他被冷气包围着，被一种莫名的忧郁压迫着。没有一个人同情他，关心他。在这个奇怪的环境里他好像是完全孤立的。对于这个奇怪的环境，他愈加不了解了。这个谜的确是他的年轻的心所不能解开的。许多次的除夕的景象，次第在他的心里出现。在那些时候，他快活地欢笑，他忘掉一切地欢笑，他和兄弟姊妹们一块儿打牌，掷骰或者作别种游戏。他并不曾感到孤寂。然而如今他却改变了。他一个人站在黑暗中看别人笑、乐，他好像活在另一个世界里面一样。

“究竟是人变了，还是环境变了？”他这样问自己，他也不能够明确地回答。不过他觉得自己跟这个大家庭一天一天地向着两条背驰的路上走了，而同时黄妈所说的“清水浑水”的话，又刺痛他的心。

为了镇静他的纷乱的心，他便走下石阶，信步在那些没有阻拦的路上闲走。

他又进了过道，转到了里面。谈笑声离他渐渐地远了。他止了步，忽然发觉自己在淑华的窗下，对面灯光辉耀的是四叔克安的住房，中间隔了一个天井，天井里有一个紫藤花架。他便在窗下那把靠背椅上坐下来，茫然地望着斜对角的厨房。厨房门口有几个女佣走动。

淑华的房里有人在说话，声音很低，但是他听得出来这是很熟悉的声音。

“听说要在我们两个里头挑一个，……”说话的是三房的婢女婉儿，一个长长脸、生得还秀气的少女，她比鸣凤大一岁，说话比较快。

这句话来得很突然，便引起了觉慧的注意。他好像知道有什么不寻常的话在后面似的，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着。

“不消说会挑到你，你比我年纪大些，”鸣凤说着，忍不住噗嗤一笑。

“我跟你说正经话，你倒笑我，真没有良心！”婉儿气愤地说。

“好福气，我给你道喜，你还怪我没有良心？”鸣凤依旧带笑说。

“哪个高兴给人家做小老婆！”婉儿更气了，声音里充满了苦恼。

“做小老婆也不错，你看老太爷的陈姨太……”鸣凤又说。

“好，你嘴硬！你看着罢，将来究竟挑到哪一个。不是我就是你，你不一定就跑得掉，”婉儿急得没有办法，便赌气地冷笑道。

觉慧几乎要叫出声来，但是他连忙忍住，更注意地听下去，要听鸣凤怎样回答。

鸣凤不作声了，她似乎觉得这件事不是好玩的了。她沉默着，过了一些时候，房里挂钟的钟摆有规律地慢慢摆动。觉慧不能忍耐了，但是他又不愿意走开。

“倘若当真挑到我，我怎么样办？”鸣凤在房里绝望地说。

“那也只有去，只怪我们命不好，”婉儿苦恼地接口道。

“不能，不能。我不能去。我不能去！我宁死也不给那个老头子做小老婆！”她痛苦地争辩道，仿佛这就要成为事实。她的声音透出窗外，悲哀而颤抖。

“不要紧，我们还可以商量出一个办法，到那时候我们还可以求太太帮忙。其实这种话也不见得是真的。说不定人家故意编出来吓我们，”婉儿听见鸣凤的这些话，气也平了，便低声安慰她，同时似乎还在想自己的命运。

觉慧仍然坐在窗下靠背椅上，动也不动一下，他忘了夜的早迟，也忘了是在除夕，厨房里两三个女佣在跟厨子说笑。对面四叔住房的窗下，不时有女佣端着碗碟经过。她们匆忙地走着，并不看他一眼。厨房里的谈笑声粗鲁地传过来。

“我看起来，你近来好像心上有了人，是不是？”婉儿用更低的声音问鸣凤道，声音很温和，比她平时说话慢了些。

鸣凤并不回答。婉儿更委婉地低声追问：“你是不是心上有了人？我看你近来的举动有点奇怪。为什么不对我说真话？我不会告诉别人。我好比你的姐姐，你有什么话不可以对我说？”

鸣凤半害羞地在婉儿的耳边说了一句话。觉慧虽然注意地倾听，但是听不出她说些什么。

“是哪个？告诉我！”婉儿带笑地低声问。觉慧大吃一惊。他焦急地等待着鸣凤的回答。

“不告诉你，”这是鸣凤的微微颤动的声音。

“高二爷吗？”婉儿寻根究底地追问。觉慧知道她指的是五房的年轻仆人高忠，便嘘了一口气，心上那块石头去掉了。

“他？呸！哪个才爱他？他好像看上了你，你不认账，还要赖别人！”鸣凤噗嗤笑了。

“人家好心问你，你倒说这种话！真正岂有此理！”婉儿不依道。“你能说高忠就没有看中你吗？”

“好姐姐，不要吵架了。我们讲正经话罢，”鸣凤笑着求饶道。接着她又放低声音说：

“你不会晓得的，我不说。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提起“他”字，她似乎找到了庇护她的力量，她不再害怕了，她的话变成了快乐的低语。她在纯洁的爱情里找到了忘我的快乐。

她们两人的谈话声愈来愈低，后来成了更低微的耳语，有时还夹杂了笑声。觉慧在外面注意地倾听，也不能够听完全，不过他知道是婉儿在述说她的心事。她们正在说话间前面房里有人在叫：“婉儿！”是三房的女佣王嫂的声音。婉儿并不答应，让她在外面叫了一些时候，自己只顾跟鸣凤说话。后来叫声近了，好像叫的人要走进房间来似的。婉儿便住了口，站起来，抱怨道：“一天总是喊来喊去，连过年过节也没有空闲时候。”她说完便往外面走了。

屋里剩下了鸣凤一个人。她默默地坐着，没有一点响动。

觉慧站起来，跪在椅子上，把脸贴在纸窗上面，把窗纸轻轻地弄破了一块，往里面窥去。他看见鸣凤坐在书桌前面的藤椅上，两肘压住桌子，两手托着脸颊，右手的小指衔在口里。她呆呆地望着灯盘上缠了柏枝和长生果的锡灯盏出神。

“不晓得以后究竟怎样？”她忽然叹口气，说了这句话，然后把头埋下去。俯在桌子上。

觉慧忘了自己地把手指放在窗户中间那块小玻璃上轻轻敲了几下。没有应声。他又较重地敲了两下，低声唤着：“鸣凤，鸣凤。”

鸣凤在屋里抬起头吃惊地向四面张望，她看不见什么，便叹息道：“刚刚睡着就做起梦来了。好像有人在喊我。”于是她懒洋洋地撑着桌子立起来，让灯光把她的早熟的少女的影子投在帐子上。

觉慧在外面敲得更急了，他接连唤了几声。

鸣凤才注意到声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她连忙走到那把靠窗的椅子跟前，斜跪在椅子上面，半个身子靠着桌子，问：“是哪个？”

“是我，”觉慧答道，声音依旧很低，“快把窗帘揭开，我有话问你。”

“是你？三少爷！”鸣凤惊讶地认出来这是什么人的声音。她把那幅画着花卉的纸窗帘卷起来，正看见觉慧的带着紧张表情的脸贴在玻璃上面，不觉吃惊地问道：“有什么事？”

“我听见你们刚才的谈话……”觉慧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她打断了。她变了脸色急急地说：“我们的话，你都听见了吗？我们是说着玩的。”

“说着玩的？你不要骗我。假使有一天人家当真把你选去了，又怎么办？”觉慧激动地说。

鸣凤痴痴地望着他，半晌不说话，忽然眼里淌下泪来，她也不去揩它们，却把心一横，十分坚决地答道：“我不去！我决不去跟别人。我向你赌咒！”

他连忙把手贴在玻璃上面，做出掩住她的嘴的样子，一面说：“我相信你，我不要你赌咒。”

忽然她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似的，在里面敲着玻璃，急急地央求道：“三少爷，请你快走，你在这儿给人看见不好。”

“你告诉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说了我才走，”他固执地说。

“好，我说。我说了，你就走，我的好少爷，”她惊惶地急急地说。

觉慧在外面点了点头。

“说是冯老太爷要讨姨太太，冯老太太也到我们公馆里头来过，她说，我们公馆里的丫头都长得不错，向老太爷要一个。听说老太爷想在大房同三房的丫头中间挑一个送去。婉儿从三太太那儿听到一点风声，她就来告诉我。若问我们的主意，你刚才已经听见了。……好少爷，请你快走，免得让人看见。”说到这里她猝然放下了窗帘，任凭觉慧在外面怎样敲玻璃唤她，她也不肯把纸窗帘卷起来。

觉慧没有办法，便下了椅子，在阶上站了一会儿。他想着许多事情，两眼望着厨房，但是他并没有看见什么。

这时候在房里，鸣凤还跪在椅子上，她没有听见什么声音，以为觉慧已经去了，便偷偷地把纸窗帘卷起半幅。她看见他还立在那里，她很感动，连忙把纸窗帘放下，用手揉了揉自己的两只眼睛。

17

觉慧回到房里。堂屋里的骰子声已经停止了，不过还有许多人在那里高声讲话。觉新的房里还有牌声，但是不像先前那样地响亮了。天空开始在改变颜色。一年从此完结了。旧的在黑暗中消去，让新的与光明同来。

觉慧进屋后不到一会儿，剑云也进来了。他不说话，就在靠窗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去。

“输了吗？”觉慧问道。

“嗯，”剑云含糊地应了一声，就把头掉开了。

“多少？”觉慧追问一句。

“六块钱，”剑云沮丧地答道。

“刚好是你半个月的薪水，”正俯在桌上写字的觉民忽然抬起头对剑云说。

“可不是？”剑云懊恼地说，“这笔钱我本来打算用来买几本英文小说。”

“那么你为什么要去赌钱？我很想在旁边阻止你，又怕你不高兴，”觉慧同情地说。

剑云看他一眼，接着又抱怨自己道：“我也明白赌钱没有意思，每次赌过钱，人总是非常后悔。我屡次说不再赌钱了，可是别人拉我上场，我又不好意思拒绝。……”

外面鞭炮声响了，不十分近。后来又有几家公馆接连地响应着放起鞭炮来。窗下有人来往，又听见克定在堂屋里高声唤“苏福”。

“快敬神了，”觉民阖上日记本说。他郑重地把它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又把抽屉锁上了。那一盏破例地亮了一个通夜的电灯开始黯淡了。暗灰色的光从窗外窥进来。

觉民先走出去，一抬头便看见深蓝色的天，一股寒气向他扑来，他耸了耸肩，急急地往堂屋里走去。他走过左上房窗下，看见方桌上摆了许多红花小茶碗，袁成、苏福、文德、赵升、李贵们在那里斟茶，每斟了六碗，便用茶盘托着往堂屋里送，由克明和克安一一地摆到供桌上去。

茶碗摆齐了，但是大家还在堂屋里等候着，等厨房里送年糕来。在这等待的时间里，众人带着疲倦的笑容不起劲地谈着关于打牌或者掷骰子的事。有些人站在燃得正旺的火盆旁边伸手烤火。老太爷在房里大声咳嗽。他已经起床了。

觉慧和剑云也走出了房间。他们站在门槛上，一面望堂屋，一面谈话。

天色渐渐地发白，到了敬神的时候，觉慧便撇下剑云到堂屋里去了。老太爷因为觉群在堂屋里说了不吉利的话，便在一张红纸条上写着“童言无忌、大吉大利”，拿出来贴在堂屋的门柱上。觉慧看见，忍不住在心里暗笑。

大厅外爆竹声开始响起来，一连燃放了三串鞭炮，到众人在堂屋里行完了礼，鞭炮还没有燃完，而天已经大亮了。

在晨光中觉新和他的三个叔父又坐轿子出去拜年，而女眷们也踏着鞭炮的残骸，一路上嬉笑地走出大门，到了街上，向着本年的“喜神方”走去，算是干了一年一度的“出行”的把戏。一年里只有这一刻她们才有在街上抛头露面的机会，所以大家都带着好奇的眼光，把朦胧中的静僻的街道饱看了一会。大家似乎还有点留恋不舍，但是同时又害怕撞见别的男人，便匆匆地走进公馆去。爆竹声住了，笑语歇了，街道又回到短时间的静寂里。

这一天的重要的时光过去了。在这个公馆里，大部分的人因为一夜没有休息，支持不住，便早早地睡了。有的人并没有睡，如克明和觉新几个人，因为他们还要照料一些事情。也有些人一直睡到傍晚敬神的时候，如觉民几弟兄，他们甚至忘了吃午饭。

新年里日子就这样平淡地过去了。每一天的日程差不多是规定好了的，每年都是一样，并没有大的改变。在这些日子里照旧是赌博统治了这个公馆，牌声和骰子声一天到晚就没有停止过。那个明白赌博没有意思的剑云是常常参加的。他为了敷衍别人毫不迟疑地做他所不愿意做的事。这其间他有小的忧愁，也有小的快乐。他把输掉的钱全赢回来了。

旧历正月初二日琴跟着她的母亲来拜年。张太太只在高家住了三天，却答应让琴住到十六日回去。多一个琴，在年轻的一代人中间却添了不少愉快的气氛。他们整天在花园里玩各种有意义的游戏，或者讲有趣味的故事。没有人打扰他们。有时候他们也拿了筹码在临湖的晚香楼上掷着玩，他们喜欢掷“狮子筹”，因为它是比较复杂而有趣。谁赢了钱就全数拿出来，叫仆人到外面去买些酒菜，拿到花园里，他们在晚香楼后面山脚下安置了小炉灶，自己动手做菜。瑞珏、淑英和琴都是做菜的能手，便由她们轮流做菜，其余的人在旁边帮忙，做点杂事。菜弄好了就端进晚香楼去，或者择一个清雅的地方，安放了桌子愉快地吃起来，在席上还行着各种酒令。

有时候还有一个客人来玩，这是琴邀请来的，是她的同学许倩如。她的家就在这个公馆的斜对面。她是一个胖胖的十八九岁的姑娘，举止大方，言语也洒脱，而且处处带着女学生的派头。她跟琴一样，渴望着觉民们的学校开放女禁，所以愿意跟他们认识。她的父亲过去是同盟会的会员，早年曾在日本留学，而且办过仇满的报，又到德国研究过化学，现刻在交涉署里做事。他比一般人开通。她的母亲也是日本留学生，死了将近五年，父亲不肯续娶。家里只有她一个独养女，和一个自幼就照料她的老奶妈。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的许倩如，跟琴比起来，在性格上当然有显著的差异。

剑云还留在高家，他住在觉英的房里。这几天来，他也快活多了。虽然觉民对他比较冷淡，但是觉新、觉慧、觉英们对他都很好。

在初八日晚上，这些年轻人经过了两三天的布置以后，把长辈们都请到花园里来，说是看放烟火。长辈们拗不过他们的热烈的请求，果然都来了，只除了祖父，他受不住夜间的寒气，不肯来。

花园里，从右边进去，回廊上的电灯都扭燃了。没有电灯的地方，如竹林、松林之类，树枝间挂了不少的小灯笼，红的，绿的，黄的，差不多各种颜色都有。石桥两旁的栏杆上，装得有电灯，影子映在水面，好像圆圆的明月。众人最后到了晚香楼，楼房檐下原来挂得有几盏绿穗红罩的宫灯，现在里面都插上点燃了的蜡烛，射出黯淡的红光，给周围添上朦胧而奇幻的色彩，使人疑惑进入了梦中的境界。

众人在楼房里坐定了，十多个仆人、女佣、丫头忙着倒茶装烟伺候。大家都坐在窗前。窗户大开，可以望见外面的一切。但是外面除了附近的染上了彩色的景物外，远处就只有那一片不可辨认的黑暗，黑暗中依旧露出一些有颜色的斑点，还有几处较明亮的灯光。

“烟火在哪儿？你们又骗我！”周氏笑着对旁边的琴和瑞珏说。

“等一会儿就来了，我怎敢骗大舅母呢？”琴含笑答道。她回头去看，觉新、觉民几弟兄都不在这里，剑云在和克明、克安、克定三个人谈话。太太们不停地向倩如问话，倩如爽快地回答，虽然有些问话她觉得毫无意义，但是她也照自己的意思答复了。

除了在这座楼房外，花园里好像没有别的声音。在一片黑暗中露出一块黑色较淡的地方，显然跟浓密的黑暗分了边界，就在那个地方突然起了一个尖锐的响声，一股亮红的火光从黑暗里冒出来，升上去，升到半空，忽然散开来，发出许多股细的金丝，倒垂下来，依旧落在黑暗里。但是接着另一个雪亮的鹅蛋一般的东西，又冲上了天空，在天空中起了一个大的爆裂声，马上炸开来，成了无数朵银花向四面飞散。于是一股蓝色的光，又笔直地飞起来，一到半空中就变了颜色，落下红色的雨点，接着又落下绿色的雨点，绿色的雨点落完了，众人的眼前还留下一片阴绿色。淑芬偎在她母亲王氏的身边哈哈地笑起来，连声说：“好，好，好！”

“真好看！”周氏的圆脸上带有笑容，她侧着脸对琴赞了一声，接着便问：“你们在哪儿买来的？”

琴笑着，指着许倩如说：“大舅母，你问她！”倩如接着回答一句：“我们请我父亲设法弄来的。”前面黑暗里又发出了绿色的火光，这股火光升到天空中并不落下，却在黑暗里盘旋，接连地变换着颜色，最后突然不见了，很快地，使人不知道它落在什么地方。同时又起来了三四个雪亮的东西，在天空中发出巨大的响声，霎时间只见一片银花飞舞，把湖滨的松林也照亮了，还隐约地现出一两只小船，靠在斜对岸的湖边。

“原来他们是在船上放的，怪不得我看见在移动，”四太太王氏领悟似地对克安说，她的丈夫点头一笑。

过了一会儿，湖滨没有一点动静，众人还伸着颈项，望着那看不透的黑暗出神。倩如走过来，站在琴的身边，低声谈了几句话。

“没有了吗？”克定大声惋惜地问，正要站起来，可是水面上忽然大亮了。

在一阵响声中，许多株银白色的花树，突然在水面上生长起来，把金色的小花向四面撒布，过了一些时候，树干渐渐缩短，而光辉也逐渐黯淡，终于消灭到没有了。在楼上的观众的眼前还留下一片金色灿烂的景象。但是过了一些时候，一切又归于平静了。前面还是那一片看不透的黑暗。

空气忽然在微微颤动，笛声从湖滨飘扬起来，吹着《梅花三弄》，还有人用胡琴和着，但是胡琴声很低，被笛声压过了。清脆的、婉转的笛声，好像在叙说美妙的故事。它从空中传到楼房里来，而且送到众人的心里，使他们忘记了繁琐的现实。每个人都曾经有过一段美丽的梦景，这时候都被笛声唤起了，于是全沉默着，沉醉在回忆中，让笛声软软地在他们的耳边飘荡。

“哪个在吹笛子？吹得这样好！”周氏用赞美的声音问琴道，这时《梅花三弄》快完了。

“我们二小姐，”婉儿正在旁边给张氏装烟，马上回答了一句，她听见大太太称赞她的小姐，她很高兴。

“拉胡琴的是大表哥，”琴接着加了一句。

笛声止了。远远地起了拍掌声和欢笑声。但是这些声音马上撞在平静的水面上散开了，落在水里便再也浮不起来，送到楼房里来的只是那些得到微风的帮助偷偷地逃跑了的，却已经是很低微、很稀薄的了。同时空中还留着《梅花三弄》的余音。

于是悠扬的笛声又飞了起来，吹的是快乐的调子。一个男性的响亮的声音响彻了整个黑夜，把刚才的余音都驱散了。这声音送到楼房里，把众人从回忆中唤醒。他们听出来这是觉民的歌声。

这首歌并不曾继续多久，就和笛声共同消失在黑暗里了。过了一会儿，依旧是觉民的声音飞起来，唱一首流行的歌曲。觉民唱到第二句时许多声音一齐响了。大家和着唱，男的，女的，高音，低音，混杂在一起，组织成这复杂的歌声，但是里面各个声音又显著地分别出来，甚至淑英的清脆的女音也并未溶化在觉民的高亢的男声里。这声音有力地向着楼房扑来，众人都觉得它们撞在自己的脸上，闯进了自己的耳里，而且耳朵里还装不完，让它们在楼房中四处飞撞，楼房似乎也被它们震动了。

歌声突然止了。接着就是一阵哄然的大笑声。笑声在空气中互相撞击，有的碎了，碎成了一丝一丝的，再也聚不拢来，就让新的起来，追着未碎的那一个，又马上把它也撞碎了。楼房里的人仿佛觉得笑声在黑暗的空中撞击，逃跑，追赶。

这时水面上接连地浮起了红绿色的小灯笼。不到一会儿，在众人的目光所注视的那一段水面上，灯笼布满了。它们慢慢地移动，把水面映成了奇异的颜色，时时在变换，时时在荡漾，但是并没有声音。忽然，在一处，灯笼急急地移动了，向着一边躲开，给中间留出一条路来。于是笑声又起来了，比先前轻一点。一只小船载着笑声缓缓地驶过来，到了桥边就停住了。笑声更清晰地送进楼房里。人可以看见在下面觉新几弟兄登了岸。那只船便穿过圆拱桥慢慢地向前驶去。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的是后面还有一只，依旧泊在桥边，几个少女从船上走下来，正是淑英、淑华、淑贞三姊妹和丫头鸣凤，她们手里都提着灯笼。

这些年轻人一个一个地上了楼。楼房里显得更热闹了。

“妈，三爸，你们看得满意吗？”觉新走上来，带笑地大声问。

“不错，”克明点头答道。

“有趣极了，”克定高声赞道；“明晚上我请你们看龙灯，我自己做‘花儿’来烧。”

觉英正站在他的背后，第一个拍掌叫好。于是年轻的一代人同声附和起来。

烟火的确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像彩虹一样，点缀了这年长的一代人的生活。但是短时间以后，一切都成了过去的陈迹，剩下这所花园，寂寞地立在寒冷的黑夜里。

18

在初九这一天，觉英、觉群、觉世三弟兄从早晨一直忙到晚上，忙的是在马房里看轿夫们做花炮，和向人叙说看龙灯的事情。

这天早晨五房的两个轿夫到花园内竹林里砍倒两根粗大的竹子，锯成短的竹筒，带到马房里去。于是各房的轿夫聚拢来帮忙：有的削竹筒；有的做引线；有的春火药，还放了碎铜钱在里面春，说是将来放出的火花便可以贴在人的肉体上面烧，不会落下来。大家热心地工作，为了这一夜的痛快和满足。很快地十几筒花炮就做成了。轿夫们把花炮全搬出来，放在门房里供人们赏鉴。

傍晚，敬了神以后，克定便出去指挥仆人们布置一切，准备迎接龙灯。二门内安放了几张方桌，上面再放上椅子，作为临时的看台。克定亲自封好了赏钱，还不时在大门内外走动，看看有没有动静，一面又派人到街口去打听龙灯的消息，看来了没有，或者龙灯已经到了什么地方。

克定这样地安排，自己以为再妥当不过了，况且白天他已经收下了一条龙灯的帖子。于是他放心地回到里面去跟家人谈笑。

八点钟敲过了，没有一点消息；八点半钟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连锣鼓声也听不见。

“五爸，龙灯呢？”觉群和觉世两个孩子不能忍耐地问过他四五次了。

“就要来了，”他这样地回答着，心里虽然也有点着急，但是自己觉得很有把握。在堂屋里等候着的淑英几姊妹都望着他微笑。淑芬也拉着他的衣服问过“龙灯来不来”的话。

九点钟敲了，还没有动静。大家都觉得乏味。剑云因为第二天要到王家去教书，惦记着功课，没有兴致，便告辞走了。克定看见人走，心里更难受。

“龙灯不会来了，”淑华笑着对淑英说，她在讥笑克定，使他急得在天井里踱来踱去，不时把表摸出来看。他大步走出去，但是不久又走回来，并没有带来一点消息。

到了九点一刻远远地响起了锣鼓的声音。“龙灯来了！”克定欣慰地自语道。

正在这个时候，高忠走了进来。克定看见这个年轻的仆人，想起了方才的长久等待的痛苦，便破口骂道：“你这个混账东西！叫你出去打听，你就耽搁了这么久。你说你跑到哪儿去耍去了！”

高忠垂着双手端正地立着，半晌不作声，等主人骂得够了，才慢慢地说：“小的在街口上等了好久，都不见一条龙灯来，又走了几条街也看不见，后来碰见了一条，就是今天送帖子来的。小的拉住他们的头脑要他们来。可是他们人已经烧得头焦额烂，龙灯也只剩下一个光架子。他们一定不肯来，说要回去养息，再有多少赏钱，他们也不要了。小的只得回来报告。”

克定听见这样的话，更加气恼，便骂起来：“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只晓得吃饭，连一条龙灯也拉不来。现在你去，不管怎么样一定给我拉一条来，不然就叫你滚！”

高忠在这个公馆里服务的时间虽然只有三四年，但是已经知道了主子的脾气。主子发怒的时候完全不讲道理，做仆人的要保持饭碗，除了服从而外，没有别的办法。他埋着头，不敢顶撞一句，口里恭敬地接连应着“是”，等到主人挥手叫他去的时候，便恭顺地走了，不说一句话。

十点钟又逼近了。还是没有龙灯的消息。觉英、觉群、觉世、淑芬们完全绝望了，他们打算回屋睡觉去。从斜对门公馆来的客人许倩如也告辞回家了。

克定烦躁地在天井里踱着，心里很不快活，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好。

十点钟敲了，高忠从外面气咻咻地跑进来，断续地说：“龙——龙灯来了。”克定果然听见外面远远地响起了锣鼓声，而且愈来愈响亮。他的脸上顿时现出喜色，他高兴地听着高忠表功似地说下去：“他们本来要转弯走了，还是小的拚命把他们拉来的。”

“好，办得好！你快去把他们接进来，”克定把高忠夸奖了两句，便转身去邀请哥哥嫂嫂们出来看龙灯，这个好消息已经被觉英、觉群、觉世们传出去了。觉群、觉世这两个孩子欢喜地到处跳来跳去。

在一刻钟以后这个公馆突然变得热闹了。全家的人除了老太爷外，全聚在二门内的临时看台上面看龙灯。龙灯随着锣鼓声进来，停在二门外的大天井里。大门已经关上，免得外面的闲人混进。

锣鼓不住地响着，龙灯开始舞动了。这条龙从头到尾一共有九节，是用竹条编扎成的，每一节，中间插着蜡烛，外面糊了纸，画上鳞甲。玩龙灯的人便拿着下面的竹竿，每个人持一节。前面另有一个人持着一个圆圆的宝珠。龙跟着宝珠舞动，或者滚它的身子，或者掉它的尾巴，身子转动得很如意，摇摇头，摆摆尾，或者突然就地一滚，马上又翻身过来，往另一边再一滚，于是很快地舞动起来，活像一条真龙在空中飞舞。旁边的锣鼓声正好像助长了它的威势。

爆竹声忽然响起来，空中现了火花。龙乱舞着，像发了怒似的。鞭炮开始往龙的身上落，它不住地往左右两边躲闪，又像受了惊似地在空中乱跳。锣鼓响得更厉害了，就像那条受了伤的龙在呼啸一样。

年轻的高忠缚了一串鞭炮在长竹竿上面，手持着竹竿，自己站得远远的，站在墙边一把梯子上，把鞭炮伸到龙身上去燃放。几个轿夫拿着竹筒花炮在旁边等了一些时候，便轮流地燃放起来，把花炮对着玩龙灯的人的光赤的身上射。龙开始发狂了，它拚命往下面滚，来迎接花炮里射出来的金花。它抖动着。人只看见它的身子在滚。人声嘈杂，锣鼓不停地大响特响。轿夫们笑着。二门内看台上的观众也笑了，自然他们笑得很文雅，跟轿夫们笑得不同。

接着文德、李贵、赵升一班人同时拿了五六筒花炮前前后后地对着玩龙灯的人射，使他们没有地方躲避。这个办法果然有效。龙虽然仍旧在拚命乱滚，但是火花却一团一团地射到那些赤裸的身上，有的马上落下地来，有的却贴在人身上烧，把那几个人烧得大声叫。于是他们放下手站住不动，把竹竿当手杖紧紧捏住，让轿夫们来烧，一面拚命抖动身子不让火花贴在他们的肉上。他们身上的肉已经变了颜色，火花一来便发出细微的叫声，而且一直在抖动。这时候观众们更满意地笑了。大家便把花炮更逼近玩龙灯的人的身体烧，他们想把那般人烧得求饶。

那般玩龙灯的人有着结实的身体，有着坚强的腕力。可是他们却任人烧，一点也不防御，虽然也感到痛，却只是大声狂呼，表示自己并不怕痛，而且表示自己很勇敢，同时还高声叫着：“有‘花儿’尽管拿出来放！”

后来花炮烧得更近了。他们终于忍不住痛，逃开了。这样一来那条威武地飞动着的龙就被支解了，分成了九段，每个人拿着一段四处奔逃，彼此不相呼应。龙的鳞甲已经脱落，身子从头到尾，差不多烧成了一个空架子。

一部分的人把龙身扛在肩上往大门跑去。然而大门已经关上了。他们没法逃出去，只得硬着头皮回来。高忠、赵升们听从主人的指挥又拿着燃放的花炮在后面追赶。这是一个平坦的坝子，没有树木，也没有可以藏身的处所。有的便往二门跑。但是二门口堆满了人，密密麻麻，好像是一扇屏风，只看见无数的头。而且克定自己也拿着一筒花炮站在那里，看见人逼近，马上把花炮燃起来，向四面放射。那个玩宝的人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他走过来，正碰上克定的花炮，火花贴在他的身上烧，他发出一声尖锐的哀叫，急急地跑开了，但又被文德的花炮烧得退回来，狂乱地抖着身子，一头都是汗珠。这时克定把花炮正对着另一个玩龙尾的人放，忽然瞥见玩宝的人站在旁边发抖，便笑道：“你冷吗？我再来给你一把火！”又把花炮转过来向着他猛射。他吃了一惊，便用他的宝来抵御。那个宝本来还是完好的，如今却着了火，熊熊地烧起来，一瞬间就烧得精光。这时候轿夫和仆人们已经围起来，把玩龙灯的人围在中间，用花炮拚命地烧，快要使他们求饶了。但是在这一刻人们才发觉花炮没有了，大家只得住了手。大门开了，玩龙灯的人披上衣服，整了队，拿着剩下空架子的龙，伴着半死不活的锣鼓声，疲倦地走出去。那个玩宝的年轻人的腿受了伤，他一拐一拐地走着，叽哩咕噜地说些不满意的话。

克定把赏钱给了，还惋惜地说：“可惜花炮做得太少，不然今晚上可以大大地烧一下。你们看得满意吗？我明晚上再请你们看。”

“够了，不要再看了，”站在克定背后的觉慧用严肃的声音说。克定回过头看了他一眼，不大明白他的意思。别的人客气地说着“不必”。闹得最起劲的觉英、觉群、觉世三个孩子已经挤在人丛中不见了。众人满意地散开，陆续往里面走去。仆人们忙着拆除临时的看台。

进去的时候，觉民弟兄走在后面，觉慧走到琴的旁边，问琴道：“琴姐，你觉得有趣味吗？”

“我不觉得有什么趣味，”她淡淡地答道。

“你看了，有什么感想？”觉慧不肯放松地追问了一句。

“没有感想，”依旧是简短的答语。

“太平淡了，小时候看起来倒有趣味，现在却不然，”觉民在旁边接口说下去。

“你们当真一点也不感动吗？”觉慧严厉地问道。

觉民不明白他的意思，便掉过头看他一眼，不以为然地说：“这种低级趣味的把戏，怎么能使人感动？”

“难道人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吗？”觉慧愤愤地说。

“你说得太过火了。这跟同情心有什么关系？五舅他们得到了满足，玩龙灯的人得到了赏钱。各人得到了自己所要的东西。这还不好吗？”琴发表她的见解道。

“真不愧为一位千金小姐，”觉慧冷笑地赞了一句，“像你这样聪明的人也看不出来。你以为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吗？你以为只要出了钱就可以把别人的身体用花炮乱烧吗？这样看来，你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嘞！”

琴不说话了。她有一种脾气，她对于某一个问题回答不出来的时候，便闭上嘴去思索，并不急急地强辩。但是她却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她的少女的心所无法解答的。

19

元宵节的夜晚，天气非常好。天空中有几颗发亮的星，寥寥几片白云，一轮满月像玉盘一样嵌在蓝色天幕里。

这天晚上大家照例敬神，很快地行完了礼。觉英带了觉群到街上去看人烧龙灯。瑞珏和淑英姊妹们想到琴第二天就要回家去，都有一种惜别的心情，虽然两家相隔不远，但是她们少有机会跟琴在一起玩几个整天。而且元宵节一过，新年佳节就完了，各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再不能够像在新年里那样痛快地游玩了。于是大家聚在一起，在觉新的房里商量怎样度过这个晚上。大家都赞成觉新的提议：到花园里划船去。

瑞珏本来也要去，但是海臣临时吵着要母亲陪他玩，她无法走开，就留在房里不去了。去的是觉新三弟兄和淑英三姊妹，连琴一共是七个，还加上鸣凤。鸣凤提着一个小藤篮，里面装了些酒菜。

他们一行八个人鱼贯地进了花园，沿着那一带回廊走去。淑贞最胆小，便拉了鸣凤靠着她走。园里很静。电灯光显得黯淡，孤寂。长条的天井里露出一段月光，中间再涂上一些黑影。他们慢慢地走着，一边走一边说话，正走过花台旁边，忽然听见一声不寻常的哀叫，于是一个黑影往假山上面一纵就过去了，再一跳就到了回廊的瓦上，吓得淑贞连忙往鸣凤的身上偎，淑华惊讶地接连问：“什么东西？”

众人都站住了。但是周围没有一点动静。觉慧顿了顿脚，也没有听见回应。他跨过栏杆，站到花台上，拾了些石子往屋顶上掷去，接连掷了两次，听见石子落在瓦上滚的声音。马上起了猫叫，接着又听见猫逃走的声音。“原来是你这个东西，”觉慧带笑地骂了一句。他又跳进回廊里来，看见淑贞胆怯地偎着鸣凤，便哂笑道：“这样胆小，不害羞！”

“妈说花园里头有鬼，”淑贞捏着鸣凤的手，用颤抖的声音分辩道。

“鬼？哪个见过鬼来？”觉慧笑着追问道：“五婶骗你，你就相信了。真没有用！”于是众人都笑了。

“四妹，你既然怕鬼，为什么又要跟我们进来？”觉新在前面回过头来问。

淑贞放开鸣凤的手，害怕地看了众人一眼，迟疑地回答道：“跟你们在一起很好耍，我舍不得不跟你们来。”

“说得好，真是我的乖妹妹！好，让我来保护你，我在你旁边，你用不着害怕。鬼不敢来，”琴笑着说，便走过去把淑贞拉到自己的身边，又挽着她的手，同她并肩走着。

“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淑华接口嘲笑道。众人大声笑起来。

他们走进竹林里，灯光全没有了。竹林本来不甚密，而且中间还留了一条羊肠小径。月光从上面直照下来。人一抬头就可以望见清明的蓝空。竹梢微微抖动，发出细微的声音，同时人又听见水淙淙地流着，但是不知道水从什么地方来，快走完竹林时才看见一道小溪横在前面。

觉慧故意表示自己胆大，不怕鬼，所以特地留在后面，伴着鸣凤走。这时他忽然往旁边一闪，向竹丛里跑去。众人听见声音，都回过头来看，觉民便问：“三弟，你要做什么？”

觉慧并不回答，默默地择了一根细小的观音竹，用力去拔它，拔不起来，便把它折断了，又去掉竹梢，只剩了一节，拿在手里，又在地上点了几下，满足地说：“这倒是一根好手杖，”便走回到鸣凤的身边来。

站在旁边看他的众人都笑了。觉民笑着说：“我道你发了疯，想挖什么宝藏，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宝藏？你时时刻刻都在想宝藏！我看你《宝岛》这本戏还没有演熟，人就着迷了，”觉慧这样反唇讥笑道。

众人又带说带笑地前进了。他们后来走进了松林，周围突然阴暗起来。月光被针似的松叶遮住，只洒下一些明亮的斑点，他们走到林中最浓密的一段，简直分辨不出路来。不过他们是走惯了的，路虽然曲折，还可以摸索地走。觉慧便走到前面去，他用竹竿探路。时时有大的声音送到众人的耳边，给他们带来一种恐怖的感觉，这是对于不可思议的黑暗和庄严的松涛的恐怖。众人怀着紧张的心情慢慢地往前走，琴让淑贞偎在自己的怀里，用手护着她。

前面逐渐亮起来。他们突然到了湖滨。一片白亮亮的水横在前面，水面尽是月光，成了光闪闪的一片。团团的圆月在水面上浮沉，时而被微微在动荡的水波弄成椭圆形。时而人听见鱼的唼喋声。右边不远处是圆拱桥；左边远远地湖心亭和弯曲的石桥隐约看得见。

众人立在水边，静静地望着水面。忽然一块石子落进了水里，把那一轮明月冲散了，成了一个大圈。月亮虽然很快地就恢复原样，但是水面的圈依旧留着，而且逐渐扩大以至于无。

觉民回过头，望着站在后面微笑的觉慧说：“又是你！”

“你们为什么站在这儿不动？还要等什么？那儿不是船吗？”觉慧用手指着泊在对岸桥边不远地方、拴在一株柳树干上的小船。

“我们早看见了，还待你说，”淑华抢着回答道，便伸手到背后去把自己的辫子拉过来，一面玩弄，一面仰头望着天空的明月，放声唱起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来。

淑华刚唱了两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就被觉民的响亮的歌声接了下去：“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接着琴和淑英也唱起来。觉新拿了他带来的一管洞箫吹着。淑英看见觉新吹箫，就从觉民的手里把笛子夺过来说：“箫声太细，还是让我吹笛子罢。”悠扬的笛声，压倒了细微的箫声，但是箫的悲泣已经渗透在空气里，还时时露出一两声来。

觉慧慢慢地沿着湖向桥边走，他还叫鸣凤同去。他跟鸣凤谈了几句话。鸣凤简短地回答了他，便又回到淑英们那里。觉慧快走到桥头时，才发见自己是一个人，鸣凤并未跟来，于是他又转身回去。在这种幽美的环境中他已经感到烦躁了，不知道什么缘故，他总觉得他跟哥哥、妹妹们多少有点不同，他时时觉得在这个家庭的平静的表面下有一种待爆发的火山似的东西。

一首歌唱完，笛声和箫声也住了。淑英又把笛横放在嘴边预备再吹，却被觉慧阻止了，他说：“到了船上再慢慢吹罢，何必这样着急？”众人便沿着湖滨向桥头走去，由觉慧领头，而鸣凤走在最后。他们很快地过了桥。

他们到了草地上，觉新去把拴在柳树干上的小船解了缆，又把船靠近岸边，让众人都下去，然后自己坐到船尾，把住桨慢慢地划起来。

船缓缓地从圆拱桥下面流过去了，向着前面宽的地方流去。鸣凤坐在船头，她解开她带来的小藤篮，把里面的卤菜和瓜子、花生米等等取出来，又取出一瓶玫瑰酒和几个小酒杯。她把这些东西一一递给淑英和淑华，由她们放在船中小圆桌上。觉民拔起酒瓶的木塞，给众人斟了酒。月光没遮拦地直照在船上，跟这些年轻人共同饮酒。

圆拱桥已经留在后面了。它沐着月光像是披了一条纱，有点模糊，桥畔的几盏电灯在朦胧中发亮。船慢慢地在转弯，简直使人不觉得。他们把天空的圆月望了好一会儿，忽然埋下头来，才看见四围的景色变了。一面是一座峻峭的石壁，一面是一排临湖的水阁。湖心亭已经完全看得见了，正蒙着月光和灯光。

觉慧掉头向四周望，觉得有满腹的话要吐出来，便大叫一声，声音被石壁挡住，又折了回来，分散到众人的耳里。

“你的声音真大，”觉新笑着对觉慧说，接着他也放声唱起京戏来。这时船又转过了石壁，在钓台下面了。人再掉头去望另一面，水阁已经隐在矮树后边，现在看见的只是密密的矮树。

“大哥，你过来吃酒罢，不要摇了，让船自己流去，”淑英望着觉新说。

“坐在这儿就好，一个人坐着很宽敞，”觉新答道。于是他停止了摇船，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把花生米抓了几颗放在口里细嚼。船很平稳地在水面上微微动着。他嚼完了花生米又自语道：“我看不如把船靠在钓台下面罢，我要到岸上去一趟。”他说着，不等众人答话，就把船往里面靠，虽然有点吃力，但是船终于靠近了钓台。下面有石级可以通到上面去，他便下了船走上石级。不到一会儿功夫，他的头就在钓台上石栏杆前出现了，正望着他们笑。

淑英连忙抓了一把瓜子抛上去掷觉新。但是他一转身就不见了，只听见他在上面唱京戏，声音愈来愈小，后来就听不见了。

“今晚上可惜少一个人，”琴说着似乎感到了不满足。

“是大嫂吗？”淑华抢着问，一面在嗑瓜子。

琴摇了摇头。

“我知道是梅……”觉慧还没有把话说完，就被觉民打断了。觉民看了他一眼，嗔怪地说：“小声点，你真多嘴，险些儿又给大哥听见了。”

“他听见又有什么要紧？横竖他已经看见过她了，”觉慧不服气地分辩道。

“大哥已经看见过梅表姐？……”淑华惊讶地问道。

“大少爷，”鸣凤笑着在船头叫起来。众人仰起头望上面，看见觉新把头伸出来注意地听他们谈话，便都不作声了。

觉新慢慢地走下来，又从石级走到船上，依旧在船尾坐下。他问众人道：“为什么看见我来就不说了？”他的声音里带了一点苦味。

“我们忘记在说什么了，总之跟你没有关系，”觉民掩饰道。

“我明明听见你们在说梅表姐，在说我，”觉新苦笑地说。他拨着船，让它慢慢地向湖心流去。

“真的。琴姐的意思是：今晚上要是有梅表姐在这儿就更好了，”倒是觉慧口直心快，他终于说了出来，这时候船已经淌在湖心，又缓缓地向前流去了。

“梅表姐这一辈子不会到这儿来了！”觉新望着天空叹息道，一个不小心把船弄得往右边一侧，甚至溅了水花上船。但是他马上又把船身稳住了。

天空中现出几朵灰白的云，圆月渐渐地向着云走去。众人都望着觉新。

“其实少的人不止是梅表姐，还有周外婆家的蕙表姐和芸表姐。从前她们来耍的时候，大姐也还在，我们多热闹。后来大姐去世了。她们离开省城也已经有三年了。光阴真快！”淑英半怀念半感慨地对觉新说。

“你不要难过。我听见妈说，周外婆有信来，蕙表姐她们过一两年就要回省城来的，”淑华插嘴说。

“真的？你不是在骗我？”淑英带笑地问道。过后她又侧过头对琴说：“琴姐，明天你要回去了。明晚上我们再到这儿划船，就清静多了。大家总要散的。真是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要散早点散也好，像这样惊惊惶惶，唯恐散去，结果依然免不掉一散，这才难受！”觉慧气愤地说。

“你要知道‘树倒猢狲散’，现在树还没有倒了！”觉新接嘴说。

“到底有一天会倒的，早点散了，好让各人走各人的路。”觉慧说了这些话，好像许多时候的怨气都发泄出来了。

“琴姐，我不愿意散，一个人多寂寞！”坐在琴和淑英中间的淑贞忽然抬起头望着琴的脸求助似地、着急地说；虽然是女孩的清脆的声音，但是里面已经含了悲哀的种子了。这时候觉慧的眼前现出了红缎子绣花鞋套着的小脚，耳边响起了痛苦的悲泣。这小女孩的整个生存的悲哀有力地压迫人，使人自然地给与同情。但这同情只是暂时的，一瞬间的，因为在各人的前面都横着那个未知的将来，那个带着阴郁的样子的将来，各人都想着自己的心事，而且都为着自己的前途充满了疑惧。

水面上忽然阴暗了，周围是一片灰色。圆月钻进了云堆里，一时透不出光来。水面静静的，只有那有规律的荡桨声打破了静夜的沉寂。

“摇慢点，”觉新向坐在船头的鸣凤吩咐道。

淑贞连忙往琴的身上偎，琴紧紧地抱着她。天色又开朗了，四周突然亮起来，月亮冲出了云围，把云抛在后面，直往浩大的蓝空走去。湖心亭和弯曲的石桥显明地横在前面，月光把它们的影子投在水面上，好像在画图里一般。左边是梅林，花已经谢了，枯枝带着余香骄傲地立在冷月下，还投了一些横斜的影子在水面。右边是一片斜坡，稀疏地种了几株柳树，靠外筑了一个小堤，把湖水圈了一段在里面作一个小池，堤身也有一个桥洞似的小孔，以便外面的湖水流进来。

“不要怕，你坐好，你看现在月亮大明了，景致多么好！”琴拍着淑贞的肩头说。

淑贞端端正正地坐着。她望了望天空，又望四周，望众人，最后又望着琴，不大了解似地说：“琴姐，为什么要散去呢？大家天天聚在一起不好吗？”

众人笑了，琴爱怜地轻轻拍着淑贞的肩头笑着说：“痴孩子，各人有各人的事情，怎么能够天天在一起耍呢？”

“将来大家都要散去，你也是一样。你将来长大也要嫁人，跟着你的姑少爷去。你会整天陪伴他，你会忘记我们的，”觉新半嘲笑半感慨地说。

做一个女子为什么就应该嫁到别人家去，抛弃了自己所爱的人去陪伴别人呢？——这个问题，淑贞曾几次偷偷地问过母亲，从不曾得到她所能够了解的答复。然而这时候听见人说起姑少爷，她不觉本能地红了脸，感到她自己也不能解释的羞愧。

“我不嫁，我将来决不嫁人，”她直率地回答。

“那么你要守在家里做老小姐吗？”坐在她的斜对面的觉民笑道。

接着觉慧又抢着问了一句：“你既然决不嫁人，那么为什么又让五婶给你缠足？”

淑贞找不出话回答。她把小嘴一噘，埋下头去，默默地用手捏了捏她的微微有点酸痛的小脚，母亲的话陡然涌上心头。的确母亲曾经对她说过，大嫂当初嫁过来因为她那双天足受人嘲笑，而且就在嫁过来的那天，大嫂刚刚进了新房坐在床沿上，就有人故意揭起她的裙子看她的大脚。这样从母亲的话里知道了大脚的不幸，又从母亲的板子下体会到小脚的幸福，挨了许多次鞭子，受了长期的痛苦，流了很多的眼泪，而且还有过一些不眠的长夜，她居然把自己的脚造成了这样的畸形的东西。然而结果她得到些什么呢？她成了母亲拿来向人夸耀的东西，同时她又成了哥哥姐姐们的嘲笑的资料。母亲所预许的赞美和光荣并没有来，而母亲所不曾料到的嘲笑和怜悯却来了。现在她刚刚上了十三岁，还是这样轻的年纪，她就做了牺牲品了。有着这双残废的脚，时时都感到酸痛，跟姐姐们比起来，自己什么也赶不上，人也因了身体的残废变得更懦弱了。唯一的替自己出气复仇的希望只是在那个出嫁的一瞬间。现在抚着这双满是伤痕的小脚，她能够再说她不愿嫁人吗？然而将来的希望也是很渺茫，很空洞的。现在似乎一切都在改变，单是这只小船里就明显地摆着四双自然发育的天脚。那么她怎么能说在那一瞬间她的复仇的希望一定会得到满足呢？

她想到这里竟然倒在琴的身上低声哭起来。

众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还以为淑贞舍不得分散，便带笑地劝慰她。她只顾埋着头哭，而且哭得更厉害。众人看见劝慰无效，便也不劝她了。觉民甚至说：“看你把琴姐的衣服弄脏了，”也不能够使她抬起头来。淑英于是拿起笛子横在嘴边吹起《悲秋》的调子。笛声好像在泣诉一段悲哀的往事，声音在水面上荡漾，落下去又浮起来，散开了又凝聚起来。

忽然从后面升起来一声长叹。众人往船尾看，觉新抱着膝，仰望天空。船静静地在水面微微飘动，湖心亭就在前面了，显得很大，很庄严，好像里面关得有秘密一样。

“怎么过了这么久还在这儿？”觉慧惊讶地问道。

没有人回答他。觉新在后面拨着船，让它往右侧，从桥下流过去。桥差不多挨近了他们的头。众人本能地把身子往旁边侧，船身大大地动了一下。等到众人稳住了身子，漫天的清光洗着他们的脸，桥已经留在后面了。

“怎样了？”淑贞坐定身子惊恐地问琴，琴未答话，淑华却噗嗤笑了。

水面更宽了。一片白亮亮的水，没有一点波纹，只是缓缓地向前流动，在月光下显得非常光滑可爱。船在水面流着，安稳而自然，不曾激起一点风波。

“你们看，湖水简直像缎子一样！”觉民望着水面出神地赞道。

“今晚上月亮真好，只可惜不是秋天，未免冷一点，”琴说。

“人总是不容易满足的。有了这样，又想那样。你看雾就要来了，”觉新这样说了，又吩咐鸣凤道：“鸣凤，快点摇，时间怕不早了。”

湖水渐渐地在转弯，水面也渐渐地窄了，后来树木和房屋都看不见了。两边都是人工做成的山石，右边的山顶上有一间小屋从上面俯瞰下来。这一带的水流得比较急。船很快地流过去。觉新小心地摇着桨，让船转一个大弯，转到后面去了。水面还是很窄。一边是低的垣墙，一边是假山。在这里天显得很高，月亮也变小了。水上已经起了淡淡的雾，一切都在朦胧中。寒气开始袭来，有的人便把杯中的余酒喝尽，或是把彼此的身子靠得紧紧的。外面送来锣鼓声，隐隐约约的，好像隔了一个世界。觉新和鸣凤用力地划着船。

“四表妹，你上学的事果真决定了吗？听说你们的先生明天就来了，”琴温和地问淑贞。原来这几天来，淑华、淑贞两姊妹受到琴的鼓舞，都下了决心要继续读书，经过几次的要求，居然都得到了母亲的许可。明天教读的龙先生来了，她们便要跟觉英们一起上学。

“决定了，我什么都预备好了，”淑贞毫不迟疑地答道。

“这回事情想不到这么容易就成功了，”琴欣喜地说。

“这有什么希奇！”觉慧抢着说，“又不要她多花一文钱。而且她看见别人的姑娘都读了书，自己的女儿不多认识几个字，又怎么好骄傲人呢？五爸向来不管这种事情，爷爷只怕你丢他的脸，在家里读书他是不会反对的。况且所读的又是‘圣贤之书’！……”说到圣贤之书几个字，他自己觉得一阵肉麻，也忍不住笑起来。经他这一说，事情简直是明如白日，用不着解释了。船已经转到了前面。水面上积着雾，白茫茫的，但是圆拱桥的侧面隐约地从雾中露出来。桥畔的电灯朦胧地立在月光里，又披上雾的纱，成了模糊的红黄色。他们已经绕着湖转了一个圈子了。

船慢慢地在雾中行着。这一次雾中看月，别有一种情趣。众人只顾默默地向四周看，一会儿船便回到晚香楼下。觉新问大家要不要回去。

“不早了，还是回去吃汤圆儿罢，”觉慧抢着答道。没有人反对这个提议。于是觉新把船靠近了岸，依旧泊在柳树下，让众人一一上了岸，把缆拴在树上，然后跟着众人向桥头走去。

在路上觉民不住地赞叹道：“我从没有像今晚上玩得这样痛快。”众人中也有同意这句话的。只是觉新心里暗暗想道：“要是有梅在，就好了。”琴也觉得“可惜少了一个梅”，她想：“几时能够让梅也到这儿来玩就好了！”

他们刚刚走出花园，就遇见觉英、觉群两人气咻咻地从外面跑进来。觉英看见觉新，便兴奋地问道：

“大哥，你看见号外吗？打起来了！”

“什么号外？哪个打起来了？”觉新莫名其妙地说。

“你自己看罢，”觉英得意地说着，就把手里捏的一张纸递过去。

那是《国民公报》的“紧急号外”。

“督军下令讨伐张军长了，前线已经开火，”觉新怀着紧张的心情说。

20

“有什么消息吗？”瑞珏脸上带着愁容，迎着进房里来的觉新问道。

“情形更不好，”觉新摇摇头说，“省里的军队又打了大败仗，听说张军长的军队已经到了北门外了。”他走到窗前，在藤椅上坐下去。

“该不会又有巷战罢，”瑞珏惊惧地说。

“哪个晓得？这要看督军肯不肯放弃地盘，”觉新焦虑地说，但是为了安慰瑞珏起见，他又加上一句：“不过我想会有和平解决的办法。”

瑞珏不作声了，默默地往里屋走去。她无精打采地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把那个在梦中还带微笑的海臣望了望，用手轻轻抚摩他的玫瑰色的脸颊。在这一刻海臣对她是更可宝贵的了，好像有什么人就要把海臣给她夺去似的。她不忍离开他，痴痴地坐在他的身旁守住他，两眼望着窗户出神。外面没有响声，钟摆有规律地在摇动，“滴答”“滴答”的声音好像就在她的心上敲打一样。

外屋里响起了又重又急的脚步声，显然有人慌慌张张地走进来了。瑞珏大吃一惊，连忙站起来走到外屋去。她看见觉民站在写字台前跟觉新说话。

“二弟，你听见什么消息？”瑞珏立在门槛上，用惊惶而焦虑的声音问觉民。

“我刚刚看见抬伤兵进城，接二连三的，不晓得有多少，”觉民激动地说；“真可怕，他们鲜血淋淋的睡在架子上，有的烂手，有的断脚，一路上滴着血，口里不住地呻吟怪叫。有一个人侧身躺着，左额离太阳穴不远突出一寸长的血肉，不住地滴着血，脸色真难看，像白纸一样。我看得清清楚楚。真可怕。……”他停了一下又解释道：“这样看来战场一定就在城外不远的地方。要是再打个败仗，巷战一定免不掉了。”

“我们这儿不要紧吗？”瑞珏着急地问。

“也许不要紧，但愿败兵不要像前次那样四处放火就好了，”觉民答道。

“想不到刚刚安静地过了两三年，又遇到这样的事情。人家总不让你安静！这种生活有什么意思？”这些时候不说话的觉新忽然立起来，烦躁地说了上面的话，就往外面走了。觉民和瑞珏还留在房内。

接着觉慧和淑华走了进来。

“又有把戏看了，”觉慧的响亮的声音，打破了房里难堪的静寂。

“三弟，你不害怕？看你的样子倒高兴，”觉民看了觉慧一眼，苦恼地说。

“怕什么？日子过得太安静了，索性让他们演一回全武行，热闹热闹。不过明天学堂大概要停课了，”觉慧不在意地说。

“三弟，你这样胆大！”瑞珏惊疑地看着觉慧。

“这个把戏看得多了，就是胆小的人也会变大胆的。说老实话，他们打了好多年，我还是一个我，又害怕什么？”

觉慧的话并不能够驱散别人的恐怖。鸣凤恰恰在这时候揭起门帘进来请他们去吃午饭。

“我不想吃，”瑞珏第一个懒洋洋地说。

“我也不要吃，”淑华接着说。

“你们真没有用！这样胆小！听见一点儿消息就连饭也不想吃了！”觉慧嘲笑地说，第一个走出去。

吃过午饭，还不到六点钟，觉新、觉民、觉慧三个人在周氏房里谈了一阵，便一道出去，打算到大街上去打听消息。他们走到大门口，两扇门紧紧关着，而且上了杠子，大门内阴暗得很。看门的李老头告诉他们：外面已经断绝交通了。

他们三个人转身回去，一面谈论着两方军队的优劣。

“今晚上准备听枪声罢，”他们在二门口遇见克定，听到了这句话。克定又关心地嘱咐他们：“今晚上睡觉，大家要小心点，要互相照应啊！”

这个晚上公馆里比往常清静多了，每个人都害怕大声说话，连走路也把脚步放轻了些。只要有一点响动，大家的心就会怦怦地跳动。厨房里早早灭了火，谁也不想“消夜”吃点心了。女眷们把紧要的东西都包扎起来，藏在地窖里面，或者藏在身边。每一房里，夫妇儿女们相对望着，带着疲倦的眼和恐怖的心，来挨这个漫漫的长夜。

克明带着紧张的表情，走到每个房间的门口传述老太爷的话，要大家随时小心，最好睡觉时候不要脱衣服，以便在出事情时容易逃走。

这样一来，恐怖的空气更浓了，好像真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灾祸就要到来一般。觉慧的心情也有点改变了。“逃，逃到什么地方去呢？”他开始觉得事情并不是好玩的了。他的眼前马上现出了一幅图画：一颗枪弹落在街心，在石板上碰了一下，飞起来，钻进了那个站在石缸旁边的仆人的身体，他用手按着伤口，尖锐地叫了一声，便倒在地上，身子搐动了一下，就死了，地上剩了一滩血。这是他亲眼看见的，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年多，但是，它至今还明显地印在他的脑子里。他也是一个正在生活的人，他眼前的人也都跟他一样地有血有肉。他想起那幅图画，想起那个可怕的结局，他不能不起一种不舒服、甚至恐怖的感觉。电灯光刺痛他的眼睛。“这灯光！”他烦躁地说，他希望灯光马上灭掉，让自己完全埋葬在黑暗里面。

在十点钟光景，一个清脆的声音忽然响起来，它的余音在空中荡漾了一会儿。

“开火了，”觉民把俯在桌上的头抬起来，带着苍白的脸和失神的眼睛，悄然对觉慧说。

于是接连地起了三四响枪声。

“照这样看来，情形还不太严重，大约守城的兵士放枪来吓人罢了，”觉慧勉强用平静的声音解释道。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枪声大作，接连地响了若干下，又停止了。过了短时间，枪声又响起来，这一次非常密，像一阵急雨。时时有枪子在屋顶上飞过，“嗤嗤”地响着，一会儿这里的瓦破了，一会儿那里的瓦又落了。海臣在隔壁房里哭起来。外面又起了凄惨的唤人的声音。

“完了，完了！”瑞珏在隔壁房里叹息道。海臣的哭声刚停止，老太爷却在上房里大声咳嗽了。

“轰”，一个异样的雷声把空气震动了，接着又是一片“哗啦”、“哗啦”的声音，好像无数粒铁沙从天空中撒下来，整个房屋都因此动摇了。

“炮，放开花炮了，”瑞珏在隔壁说，声音低而且在颤动。

“轰”，“哗啦”，“哗啦”，……大炮接连放了三次，到了第三次的时候，公馆后面发出一阵大的响声，好像墙坍了似的，房屋震动了好一会儿。

“完了！他们用这样的大炮打。我们死定了！我去看看后面什么东西挨了炮弹，好像墙坍了似的。不晓得三爸他们怎样了？”觉新在隔壁跺脚说。

“你不要出去，外面更危险。你去不得！”瑞珏差不多带了哭声来阻止他。

觉新长叹了一声，便说：“如今我们三个人都在一起，倘若一个炮弹飞来，大家都完了。”

“枪炮是没有眼睛的。出去是死，不出去也是死，大家死在一起也好些。”瑞珏抽泣地说。海臣又大声哭起来。同时大炮也在响了。

“这样叫我怎么过得下去！要死就索性痛快地死罢，”这是觉新的声音，是悲惨，是绝望，是恐怖的呼号。觉慧在隔壁不能够再听下去，他用双手紧紧地蒙住耳朵。

一阵尖锐的、凄惨的叫声在空中盘旋了一阵，好像故意在绞痛这些人的脆弱的心。电灯突然灭了。整个公馆立刻成了黑暗世界。“点灯！”差不多成了普遍的叫声。每间屋子里都起了骚动。

觉民弟兄一声不响，也不去点灯。觉慧挺直地躺在床上，觉民坐在桌子旁边，他们连动也不动一下。

炮声暂时停止了，枪声还是密密麻麻地响，忽然一片人声从远处传来，呼叫声，喊杀声，响成了一片。是欢呼？是惊号？是哀叫？人分辨不清楚，但是它却给人带来一幕恐怖的景象：一阵冲锋过后，只见火星闪耀，发亮的枪刺向跳跃的人的血肉的身体刺进去，随着刺刀冒出了腥血。许多活泼的人倒下来，立刻变成了破头断足的尸体。其余的人疯狂地乱叫，像渴血的猛兽那样，四处寻找它的牺牲品。……

在这里，在这个公馆里，只有黑暗，恐怖与期待。但是在城外，在田坎上，山坡上，却有许多人拿生命作儿戏，他们在激斗，挣扎，死亡。这思想不断地折磨着觉民弟兄，甚至在黑暗中他们也不能够安静地过一会儿，在他们的眼前还有红的、白的影子在晃动。

“这个可怕的时代！”觉新在隔壁房里长叹了一声，苦恼地说，在觉民弟兄的心上引起了同情的响应。

“还有什么法子吗？我们快想个办法罢！”瑞珏绝望地哀声叫起来。

“珏，你还是去睡一会儿罢，我看你也很疲倦，”觉新关心地安慰道。

“这种时候怎么能够闭眼睛？大炮子随时都会落下来的，”瑞珏呜咽地答道。

“珏，你不要伤心。要死，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好看各人的命了，你一定要睡才好，”觉新勉强做出安静的样子再劝道。

在隔壁房间里觉民把火柴擦燃，点了灯。一点豆大的暗淡的灯光无力地摇晃着，只照亮了这个房间的小部分。觉民把失神的眼光定在觉慧的苍白的脸上，惊讶地说：“怎么？你的脸色这样难看！”

觉慧躺在床上动也不动一下，悄然地回答道：“你还不是一样！”于是两个人对望着，再找不出一句适当的话。枪弹不停地在屋顶上乱落，大炮在空中怒吼，房屋被震撼得轧轧地响。海臣又哭起来。

“这样等下去是没有办法的，我说非睡不可，”觉慧毅然地站起来，解开了纽扣。

“要睡也好，不过不必脱衣服，”觉民阻止觉慧道，可是觉慧已经脱了衣服钻进被窝里去了。觉慧拿棉被蒙着头，果然枪炮声就渐渐地模糊起来。

第二天是一个晴天，太阳带着新的光明升起来，照见这个公馆依然无恙，只是有几处地方堆了一些瓦片，还有炮弹碎片和枪子。屋顶上有几堆碎瓦，左厢房的屋脊打落了一角。然而枪炮声已经绝迹了。

大清早觉民弟兄到他们的继母的房间去，看见三婶张氏和淑英也在那里，她们头发蓬松，面带倦容。地板上铺了厚毡子，屋里的东西很凌乱，四张方桌并排地放在屋中央。据说昨天晚上周氏、淑华她们就睡在桌子下面，用棉被把四面围得紧紧的，不透一点风，以为这样便可以躲避枪弹了。继母又告诉他们：昨天晚上三婶和淑英也睡在这里，她们屋后的天井里落了一个炮弹把墙打坏了一个角，所以她们马上搬了出来。觉人也睡在这里。现在袁奶妈抱着他到外面玩去了。

“大概三点钟光景，好像有一颗炮子飞过你们屋顶，打中了你们的屋脊，接着瓦打破了一大堆。少奶奶哭着抱了海儿奔到上房来。我害怕你们房里中了炮子，拚命喊你们，又不见答应。外面枪子密得很，没有一个人敢出去看你们。后来鸣凤出去看了，你们的房门关得紧紧的，房间没有损伤。我们才晓得你们没有出事，便放了心。今晚上你们千万不可再睡得像那个样子，应该随时提防啊。”周氏说话，调子本来很快，她接连地说下去没有一点顿挫，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话从她的口里出来，就像珠子从光滑的石头上滚落下去，一直到底，滚个不停。

“我素来在梦里很容易惊醒。不晓得怎样，昨晚上居然睡得那么香，外面闹得那么厉害，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觉民笑着对他的继母解释道。

觉新同克明从外面进来。

“现在不要紧了吗？”周氏看见他们的平静的脸，更放心了便问道。

“大概没有事了，”克明笑着回答，依旧是他的稳重的语调。“今天外面通行无阻，附近不见一个兵。街上也很清静，没有惊慌的现象。据说敌军昨晚上占领了兵工厂，省方托英国领事出来调停，督军答应下野。以后大概不会再有战事了。大家空受了一晚上的虚惊。”接着他又对他的妻子张氏说：“你现在可以回屋休息了，昨晚上累了一晚，看你样子也很疲倦。……”过后他又客气地对周氏说：“嫂嫂现在也休息一下罢，昨晚上把嫂嫂打扰了。”

他们交谈了几句话，克明便带着他的妻女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觉新弟兄还留在房里跟周氏谈了些闲话。

这一天平静地过去了。“大概再不会有战事了，”大家都这样想。然而到了太阳往下落的时候，情形突然改变了。

这时全家的人除了老太爷外全坐在院子里，闲谈昨夜的事情。忽然袁成气咻咻地跑进来说：“太太，三老爷，姑太太来了。”接着从侧门里走进了张太太，后面跟的是琴和另一个年轻女子。她们都穿着家常衣服，而且没有系裙子。虽然这三个女人的脸上有着不同的表情，但是她们都带了一点张惶的样子，好像遭遇了非常的变故一样。

众人起身欢迎她们，跟她们一一招呼过了。大家正待说话，忽然晴空响起一个霹雳。众人瞥见一团火光在空中飞过，接着好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似的，接连地起了几次“哗啦”、“哗啦”的声音。众人连忙往堂屋里乱跑。

大炮接连放了四五次，才稍微休息片刻。枪弹的声音又响了。这个声音是从城外东北角上来的，像一阵骤雨那样地密。机关枪接着响起来。声音突然变得更急了，好像千军万马狂奔一般。于是城上架着的大炮开始放起来。这一次不比昨夜，声音更近，而且是十几尊大炮同时开放，窗户、板壁“擦擦”地响，连土地也摇动了。

众人躲在堂屋里不敢说一句话，脸色都变青了，彼此茫然地望着。

谁都感觉到那个不可抗拒的恐怖，都明白自己是逼近生命的边沿了。众人静静地等候着，没有呻吟，没有哀号，没有挣扎。不管觉新跟梅见了面，不管梅经过了几年的风波以后又到这个公馆来，都不曾给众人带来一种新的感觉。那个不断地在空中飞翔的死的恐怖把一切别的感觉都赶走了。

天色渐渐模糊起来，炮声暂时停止了，枪声还是跟先前一样地密。“这一夜怎样度过？”这个思想开始折磨众人。就在这时候在很近的地方起了一个绝大的响声，墙壁马上剧烈地震动，声音散开来，余音如爆竹勃发，又夹杂着石碎瓦落的声音。

“完了，完了！”周氏脸色惨白地站起来，用颤抖的声音说，她打算往自己的房间走去。她正要揭门帘，却遇着鸣凤从里面跑出来，几乎把她撞倒在地上。

“什么事？什么事？”许多声音一齐问道。

鸣凤脸无人色，口里喘着气，半晌说不出一句话。

老太爷也揭了门帘从他的房里出来，陈姨太跟在后面。众人全立起来。

“怎样了？”他接连地问。

“我在三小姐房里……一个大炮子落下来……把屋檐打穿了一个洞……窗子上的玻璃也震破了。……窗外全是烟……我就跑出来了……”鸣凤吓得结结巴巴的，好久才说出了这些话。

“这样子是不行的，大家聚在一处，一两个炮子来，全家都完了。要想个办法才好，”老太爷惊恐地说着又咳起嗽来。

“我看只有走的办法，还是大家散开，各房往各房的亲戚家去躲避一下，择几个安全的地方去。爹可以到唐家去，那儿很安全，”克明提议说。

“东门一带是没法去的了，也许南门和西门安全点，”张太太说，她是从东门逃出来的，她的房屋被军队占据了，当时梅正在张家玩，本来要回家去，但是那一带的交通已经断绝，她只得跟着琴逃到高家来。

张太太的话还没有说完，屋顶上又起了一个大响声。众人知道又是一个炮弹飞过去了。接着又是炸裂的声音，这一次比较远一点，一定落在隔壁公馆里去了。

大家连忙往外面奔，刚走到大厅上，仆人们便过来阻止说，大门上了锁，街上放满了步哨，交通已经断绝了。

大家只得退回来。如今没有别的躲避炮弹的办法了，他们便依照觉新的提议到花园里去。

他们进了花园，似乎走入了另一个世界。虽然枪弹和大炮的声音还在人们的耳边响，但是周围的一切都足以使人忘记自己是处在恐怖的环境里。到处都是绿色的草和红白色的花。到处都显露着生机。满园子都披着黄昏的面纱，更加上一层神秘的颜色。虽然这时候众人都怀着紧张的心情无心注意到景色上面，然而园里的一花一草，一木一石，都显然地立在那里，逃不过众人的眼睛。

众人走出松林，到了湖滨。湖水带着浅蓝色，半天红霞映在水面，给它染上一层蔷薇色。但是水上已经笼罩了暮霭。众人并不去细看，就沿着湖滨傍着松林往水阁走去。

松林走尽，便是水阁。他们转一个小弯走到水阁的正门前。一丛丛的观音竹覆盖着暗灰色的屋瓦。门前土地上几株玉兰正开出满树的白花，一阵香气往人的鼻端送来。

克明打开了门，让老太爷先进去，其余的人也陆续进去了。苏福把煤油挂灯点燃。老太爷疲倦地躺在床上，其余的人分别在椅子和凳子上坐下来。这个水阁一排共是三大间房屋，这是中间的一间。接着又来了几个仆人和女佣，他们连忙把旁边两间屋子收拾作临时住房，一间给男主人住，另一间给女主人住。这一切因为人手众多的缘故，很快地就布置好了。

这时炮声已经停止，枪弹声也由密而稀而暂时停止了。人推开临湖的窗，正看见一片清凉的水。一弯新月高高地挂在天空，在水面上投下淡淡的银光，增加了水上的凉意。对面的晚香楼冷清清地耸立在银光下面，楼前是一片雪白的花朵。还有山、石壁、桃树、柳树，各有各的颜色和形态，在银白的月光下，似乎都含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地方我还是五年前来过，”梅这许久都因为思念困居在家中的母亲和弟弟感到苦恼，此刻也被眼前的景色暂时分了心，她倚窗眺望对岸的晚香楼，好像要在那里寻找什么东西似的，过了一些时候，她又把眼光移到湖边的柳树上，悲叹地说了上面的一句话。这是对琴说的，琴立在她的身旁，默默地望着天空。天空里正堆着一层一层的云片，恰似一匹一匹的白浪。月亮慢慢地在云层中航行。琴埋下头看梅，梅指着湖畔的柳树说：“这垂柳丝丝也曾绾住我的心。……如今……又是一年春了。”

“梅姐，我告诉你，”琴并不回答梅的话，她想起了另一件事情，便欣喜地拉着梅的袖子说，“今年元宵节晚上，我们在这儿划船，我们都想几时能够把你请到这儿来大家一道玩，多好。你现在果然来了。……”

梅掉过头去看琴，她的脸上并没有喜色，眼里反而闪着泪光，她捏住琴的一只手，说：“琴妹，我很感激你的好意。其实我到这儿来又有什么好处？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心？眼前的风景固然跟旧时一样，只是这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哪一样不给我唤起一段痛苦的回忆？我纵然心如死灰，也难把往事轻易忘记。”

琴吃惊地望了梅一眼，又偷偷地看一下后面的人，知道还没有人听见梅的话，便把头送过去，在梅的耳边说：“梅姐，你怎么在这儿说这种话？你不怕她们听见？其实往事也不难忘记，你何必这样自寻苦恼！”

琴刚说到这里，忽然听见身后起了脚步声，她回过头去，正看见瑞珏牵了海臣走过来。

“你们两个悄悄地在这儿讲什么私房话[1]？”瑞珏带笑地说。

梅转过身子，她微微红了脸，一时答不出话来，却让琴接口说了去。琴含笑说：“大表嫂，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在批评你这样那样。”这时候梅也笑了，她连忙分辩道：“大表嫂，你不要相信她的话。”

“梅表妹，我怎敢跟琴妹相比啊？她书读得多，又在进新学堂，相貌又好，又有胆量……”

“还有呢？”琴故意庄重地问。

“还有……多得很！”瑞珏也忍不住笑了。她走到她们的面前，换了话题对梅说：“梅表妹，我好久就想跟你见面，我常常听见他们说起你，又听说你到外州县去了，后来又听说你回省城来了，总没有机会见到你，我只怪自己没有福气。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的？真是想不到的喜事。……我们好像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

“不会的，我还没有这个福气！”梅说着抿嘴笑了，但是她马上又收敛了笑容温和地加上一句：“不过现在的大表嫂比照片上的更丰满些。”她不等瑞珏答话又拿起海臣的小手问道：“这就是海儿吗？”

瑞珏含笑答道：“是，”一面埋下头对海臣说：“海儿，快喊表鵙鵙。”

海臣用他的小眼睛望了望梅，毫不迟疑地叫了两声。

梅温和地对海臣笑了笑，俯下身子把他抱起来，抚摩着他的面颊说：“他很像大表哥，尤其是这对亮眼睛。”她又问：“今年几岁了？”

“还不到四岁，已经有五个年头了。”瑞珏代答道。

梅把海臣的脸靠近自己的面颊，又在他的颊上吻了几下，接连说着“真乖”，才放他下来，把他送到瑞珏的面前说：“大表嫂，你真幸福，你有这样一个宁馨儿。”她的声音有点改变了。

琴连忙用话来岔开。她们三个人畅快地谈着。瑞珏忽然觉得自己很喜欢梅，虽然她跟梅就只谈过这一次的话。

这个晚上大家睡得很早。克明和觉新依旧回到外面去睡，以便照料一切。觉民弟兄也睡在外面。他们觉得跟祖父同睡在一间屋里并不舒服，还是到外面自己房里去睡比较自由些。他们有了几次的经验，胆子也大多了。

[1]私房话：即体己话或秘密话。

21

众人一晚上都没有睡好。天刚刚发白，老太爷就大声咳嗽，咳个不停。大家也就跟着早早地起来了。

琴和淑英姊妹梳洗完毕，便陪着梅到园里各处走走。她们一路上谈了一些别后的光景。园子里没有受到什么大损害，只是松林里落了一颗开花炮弹，打坏了两株松树。

街上交通并没有恢复。十字路口仍旧有小队的兵士，街上仍旧有几个步哨。但是少数只身的行人，只要得到步哨的允许，也可以通过几条街。

高家的厨子到菜市去买过菜。但是城门已经关了两天，乡下人不能挑菜进城，菜场里并没有什么菜卖，所以厨子即使用了他的全副本领，大家仍然觉得饭桌上没有可口的饮食。

这天的早饭是摆在水阁里吃的，就在中间屋里安放了两张圆桌，年长的和年轻的两代人各占据一桌。虽然两三天来都不曾好好地吃过一顿饱饭，但是看见桌上又是寥寥的那几样小菜，大家都觉得没有胃口，懒洋洋地端了碗胡乱吃一点，很快地就把碗放下。只有觉民、觉慧两弟兄端着碗不放，接连吃了两碗饭。觉新正坐在梅的斜对面，他有时偷偷地看她一两眼，有时梅也把眼光朝他这一面射来，两人的眼光不期地遇着了。梅便把头埋下或掉开，心里起了一阵波动，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欣慰抑或是悲哀。幸好众人都在注意地看觉民弟兄吃饭，并没有留心她的举动。

“你们的饭量真不错。菜都没有，你们还舍不得放碗，”淑华看见祖父走出去了，便带笑地对觉民说。

“你们是小姐，当然跟我们不同，”觉慧刚刚嚼完了一大口饭，放下碗抢先回答道。“你们每顿饭非有鸡鸭鱼肉不能下咽。你晓得我们上学时候在饭馆里吃些什么？青菜，白菜，豆腐，豆花！……可是现在也该你们受罪了，我希望交通多断绝几天，看你们怎样办？”他还要说下去，觉民暗暗地触他的肘，示意他不要再说，他也仿佛看见几位长辈的脸上露出不高兴的表情，便住了口，推开椅子站起来。

“我在跟二哥说话，哪个要你来岔嘴？”淑华努起嘴，看觉慧一眼，掉过头去不再理他。

吃过早饭，觉新三弟兄便出去打听消息，并且打算到姑母家去看看。街上行人不多。每家公馆门前站了四五个人，伸长颈项只顾东张西望，或者在谈论时事。每隔十几步远，路边立着全武装的兵，有的兵提了枪慢慢地沿着墙走来走去。觉新们在他们的身边走过，并不曾给他们拦住，就放步向前走了。

在三岔路口，五六个人站在栅子跟前，仰起头读墙上贴的告示。觉新们也把告示读了。这是督军宣布下野的布告，督军很谦逊地说自己“德不足以服人，才不足以济变”，所以才酿成这次的战争，以致“苦我将士，劳我人民”，现在决意交出政权，实行下野，免得再“延长战争，糜烂地方”。

“现在兵临城下，才来说这些漂亮话，为什么早不下野？”觉慧读完告示讥笑地说。

觉新在旁边听见他的话，吃惊地向四面看，幸好附近没有人，才放了心，连忙把觉慧的袖子扯一下，低声警告说：“说话当心点。你难道不要命吗？”

觉慧不作声了，他跟着两个哥哥走过栅子。在那所旧庙宇门前放着十几枝步枪，交叉地立着，成了两堆，旁边站着十几个兵，他们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庙旁那家杂货铺半开着门，那里有当天的报纸，觉新们借了来，匆匆地看了一遍。报纸的态度开始改变了，虽然仍旧替那位宣布下野的督军说好话，但是同时对敌军也取消了逆军的称呼，不再称某逆、某贼，而改称某军长、某师长了。而且从前发过通电痛陈某逆、某贼的罪状的商会和拥护旧礼教的团体如今也发出通电欢迎某帅、某公入城了。

十几位著名的地方绅士也发出吁请张军长早日入城“主持省政”的通电，领衔的人便是冯乐山。

“又是他，”觉慧冷笑道。

“这样看来大概没有事情了，”觉新欣慰地说。他们已经走过了两条街，现在走到第三个街口了。

前面的栅子紧紧关住，两个兵拿着枪守在那里。他们只得回转身来，想从旁边一条小巷抄过去。但是刚刚走过小巷进入一条大街，他们又被一个步哨喊住了。

“站住，走哪儿去？”那个瘦脸的兵恶狠狠地问道。

“我们去看一个亲戚，住在××街，”觉新客气地回答。

“过不去！不准走！”说了这两句简单的话，兵就把嘴闭上了。他望了望手里的枪，眼光又落在枪刺上，现出得意的样子，好像对觉新们表示：你们若是不听从我的话，上前走一步，就是这么一刺刀。

觉新们只得默默地掉转身子，再走过小巷，打算另找一条路绕过去，但是费了许多功夫，依旧没有办法。

他们决定回家，但是一路上还是心上心下，害怕连归路也断了。他们急急地下着脚步，恨不得马上就到家。街上行人非常少，店铺和公馆都静静地掩着门。这个景象更增加他们的恐怖。他们走过一个步哨的时候，心禁不住怦怦地跳，很担心他会把他们拦住，幸而步哨把他们放过去了。后来他们终于回到了家。

家里的人大半在花园里。他们连忙走进花园，先到水阁去，看见祖父和姑母们在那里打牌，刚刚是两桌。

“你们还有心肠打牌，”觉慧这样想。后来他看见觉民溜出去了，便也跟着溜出去，剩下觉新直立在祖父跟前报告他打听到的消息。

这些消息自然给祖父们带来不少的安慰。但是张太太还有点不放心，因为她不知道自己家里究竟怎样了。不过这只是短时间的焦虑，因为不久她起了一副好牌，便又把那些事忘掉了。

觉新跟长辈们谈了几句话，看见大家都在注意地打牌，便走了出去。

觉新走出水阁，一个人在玉兰树下立了一会儿，觉得无聊。他好像渴望着一件东西，这件东西就在他的眼前，但是他知道他不会得到它。他感到空虚，感到人生的缺陷。他痴痴地靠着树干，望着眼前的一片新绿出神。树上起了鸟的叫声。两只画眉在枝上相扑，雪白的玉兰花片直往他的身上落，但是过了片刻又停止了。他看见两只鸟向右边飞去，他的心里充满了强烈的渴望。他恨不得自己也变作小鸟跟它们飞到广阔的天空中去。他俯下头看他的身上。几片花瓣从他的头上、肩上落下来，胸前还贴了一片，他便用两个指头拈起它，轻轻地放下去，让它无力地飘落在地上。

前面假山背后转出来一个人影，是一个女子。她低着头慢慢地走着，手里拿了一枝柳条。她猛然抬起头，看见觉新立在树下，站住了，嘴唇微微动一下，像要说话，但是她并不说什么，就转过身默默地走了。淡青湖绉的夹衫上罩了一件玄青缎子的背心，她分明是梅。

他觉得一下子全身都冷了。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避开他，他要找她问个明白。他便追上去，但是脚步下得轻。

他转过假山，看见一些花草，却不见她的影子。他奇怪地注意看，在右边一座假山缝里瞥见了她的玄青缎子的背心。他又转过那座假山，前面是一块椭圆形的小草坪，四周稀落地种了几株桃花。她立在一株桃树下，低着头在拨弄左手掌心上的什么东西。

“梅！”他禁不住叫了一声，向着她走去。

她抬起头，这一次她不避开了。她默默地望着他。

他走到她面前，用激动的声音问道：“梅，你为什么要避开我？”

她埋下头，温柔地抚弄那只躺在她的掌心上微微扇动翅膀的垂死的蝴蝶，半晌不答话。

“你还不肯饶恕我吗？”他的声音变成苦涩的了。

她抬起头，不闪眼地把他望了一些时候，才淡淡地说：“大表哥，你并没有亏负我的地方。”

只有这短短的一句话。

“这样看来，你是不肯饶恕我了，”他差不多悲声说。

她微笑了，这并不是快乐的笑，是悲哀的笑。她的眼光变得很温柔了。它们不住地爱抚他的脸。然后她用右手按住自己的胸膛。她低声说：“大表哥，你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我何曾有一个时候怨过你！”

“那么你为什么要避开我？我们分别了这么久，好容易才见到了，你连话也不肯跟我多说。你想我心上怎么过得去？我怎么会不想到你还在恨我？”他痛苦地说。

梅埋下头，她咬了咬嘴唇皮，额上的皱纹显得更深了。她慢慢地说：“我并没有恨过你，不过我害怕多跟你见面，免得大家想起从前的事情。”

觉新呆呆地望着她，一时答不出话来。梅弯着腰把手里的蝴蝶轻轻地放在草坪上，用怜惜的声音说：“可怜，不知道哪个把你弄成了这个样子！”这句话的语意虽是双关，她却是无心说出来的。她接着又说一句：“大表哥，我先走了，我去看他们打牌。”她便向水阁那面走去。

觉新抬起头，从泪眼中看见梅的下垂的发髻和扎在髻上的淡青色的洋头绳。他看见她快要转过假山去了，忍不住又叫了一声：“梅！”

她又转过身站住了，就站在假山旁边，等着他过去。

“大表哥，”她关心地唤了一声，抬起水汪汪的眼睛望了他一眼。

“你连一只蝴蝶也还要可怜，难道我就值不得你的怜悯？”他忍住眼泪低声说。

她不回答，低下头，把身子靠在假山上。

“也许你明天就要回去了，我们以后永远就没有机会再见面，或死或活，我们都好像住在两个世界里头。你就忍心这样默默无语地跟我告别？”他抽泣地说。

她依旧不答话，只是急促地呼吸着。

“梅，我负了你。……我也是没有办法的啊。……我接了亲……忘记了你。……我不曾想到你的痛苦，”他的声音还是跟先前一样低，不过因为话说得急，反而成为断续的了。他从怀里掏出手帕，却不去揩眼睛，让眼泪沿着面颊流下来。“我后来知道这几年你受够了苦，都是我带给你的。想到这一层，我怎么能够放下这颗心？你看，我也受够了苦。你连一句饶恕的话也不肯说？”

她抬起了头，两只眼睛闪闪地发光。她终于忍不住低声哭起来，断续地说了两句话：“大表哥，我此刻心乱如麻。……你叫我从何说起？”于是一只手拊着心，连续咳了几声嗽。

他看见她这样难过，一种追悔、同情和爱怜交织着的感情猛然来袭击他的心。他忘了自己地挨近她的身子，用他的手帕去揩她的脸。

她起初默默地任他这样做，但是过了一会儿，她忽然推开他，悲苦地挣扎说：“不要这样挨近我，你也应该避点嫌疑！”她做出要走开的样子。

“到这个时候还避什么嫌疑？我已经是有孩子的人了。……不过我不该使你悲伤到这样。人说：‘忧能伤人’，你也应当爱惜你的身体啊。”他挽住她的手，不要她走，又说：“你看你哭成这样，怎么能够出去？”这时候他只是为她的命运悲伤，他完全为她一个人着想，他把自己的悲哀也忘记了。

她渐渐地止了悲，从他的手里接过手帕，自己把泪痕完全揩去，然后还给他，凄然说：“这几年来我哪一天不想念你。你不知道除夕我在琴妹家中看见你的背影，我心里是何等安慰。我回到省城来很想见你，我又害怕跟你相见。那天在新发祥我避开了你，过后又失悔。我也是不能作主啊。我有我的母亲，你有大表嫂。大表嫂又是那么好，连我也喜欢她。我不愿给你唤起往事。我自己倒不要紧，我这一生已经完了。不过我不愿使你痛苦，也不愿使她痛苦。在家里，我母亲不知道我的心事，她只能用她的心忖度一切。我的悲哀她是不会了解的。我这样活下去，还不如早死的好。”她长叹了一声。

觉新默默地按着自己的胸膛，因为他的心痛得太厉害了。两个人面对面地望着，过了好些时候，他凄然地笑了，他指着草坪说：“你不记得从前我们在青草上面打滚的事情？虫咬了我的手指头，还是你给我吮伤痕。我们还在草丛里捉过蝴蝶，采过指甲花种。现在地方还不是一样？……还有一次遇到月蚀，我们背起板凳在天井里走，说是替月亮受罪。……这些事情你还记得吗？从前你在我们家跟我一起读书的时候，我们对着一盏清油灯，做过多少好梦啊！当时的快乐真令人心醉！哪儿会想到有今天这样的结局？”他现出梦幻的样子，好像极力在追忆当时的情景。

“我现在差不多是靠着回忆生活的了，”梅仍旧低声说，“回忆有时候真可以使人忘记一切。我真想回到从前无拘束、无忧虑的儿时去，可惜年光不能够倒流。大表哥，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听见有人走近，接着淑华的声音说：“梅表姐，我们找了你好久，你原来躲在这儿！”

梅连忙退后一步，把身子离开觉新远一点，掉过头去看。

来的是琴和淑英、淑华两姊妹。她们三个人走到梅的面前，淑华看见梅的脸，故意惊讶地笑道：“梅表姐，大哥欺负你吗？怎么你眼睛都哭肿了？”淑华又注意地看觉新的脸，觉新极力躲开，但已经给她看见了，她又说：“怎么你也哭了？你们分别了几年，现在见面，正应该欢欢喜喜！怎么躲在这儿相对而泣？”梅红了脸低下头去。觉新也把头掉开看别处，口里含糊地分辩说：“今天眼睛痛。”

淑英听见这句话便也插嘴嘲笑道：“奇怪，早不痛，迟不痛，偏偏梅表姐来了，你的眼睛就痛了。”

琴在旁边拉淑英的袖子，示意她不要再说，因为瑞珏牵着孩子来了。但是淑英一口气说下去，阻拦不住，等她自己觉察到时，已经来不及了。

瑞珏听见淑英的话，又看见这个情形，不由得不起了一点疑心。她也不说什么，就带笑地把海臣送到觉新面前要他牵着，自己走到梅的身边，说：“梅表妹，你不要难过。我们到别处走走，我劝你要宽宽心才好。”她很亲密地扶着梅转过假山走出去了。

淑英和淑华本来要跟着她们去，却被琴拉住了，琴感动地说：“让她们两个去罢，她们大概有私房话要说。我看大表嫂跟梅姐很要好，她很喜欢梅姐。”这番话虽是对淑英姊妹说，却是说给觉新听的。

22

两天以后，街上的交通恢复了。张军长的军队还驻扎在城外。据说督军就要在这一天出城，城内治安暂时由新委任的城防司令负责维持。战火虽然平息，可是市面还很混乱，人心还是不安定。

街上到处都是败兵，三五成群地走着，现出很狼狈的样子，不是落了帽子，就是失了裹腿，有的衣服敞开，有的连番号也撕落了。现在武器也没有多大用处了：大家把枪提着，拿着，掮着，背负着。然而甚至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失掉平日的骄傲，他们还是一样地横眉毛竖眼睛在街上找人寻事，常常使人想起他们在这种情形中的故技。于是恐怖的空气又突然加浓了。

早晨张太太的仆人张升到高家来报告说，在他们那个公馆里驻扎的一排兵已经开拔走了，只剩下两个老兵留守在那里，据说他们不久也要走。她们的住房并没有兵进去，所以东西一点也没有损失。他又说，梅小姐家里的仆人也已经到过张家，说是过两天到高家来接梅小姐回去。这个消息叫张太太和琴放了心，她们便不再提回家的话了。

下午钱家又打发仆人来，拿了钱太太的帖子[1]向周氏道谢，说这次梅小姐在高家承高大太太厚待，钱太太心上很过意不去，缓几天等时局平靖了，再过府当面道谢。这个仆人又向梅传谕她母亲的话，说家里的人平安，她不必挂念，如果她愿意在高家玩，多玩几天也不要紧，不必即刻回家。

梅本来打算跟这个仆人一起回去，但是禁不住周氏和瑞珏苦苦地挽留，终于决定留下了。

虽然街上充满着恐怖的空气，但是花园里却是幽静，安闲。在这个和平的环境里光阴过得非常快，不知不觉地到了傍晚。

半圆月挂在天空了，夜还没有降临，空气里带着黄昏的香味。天色逐渐加深，而月亮的光辉也逐渐加浓。这又是一个美丽的、温暖的夜。

在这个公馆里还不到午饭时间，忽然起了骚动，平静的空气被扰乱了。最初是四太太的父亲王老太爷派人来接她回去，说外面谣言很多，今天晚上恐怕会发生抢劫的事情，高家是北门一带的首富，不免要首当其冲，所以还是早早避开的好。于是四乘轿子带走了王氏和她的五个孩子（倩儿和带淑芳的杨奶妈也跟去了）。接着张家又以同样的理由派人来把三太太和淑英、觉英、觉人一起接去了。五太太沈氏看见情形不对，便要克定送她和淑贞回娘家去。只剩下周氏和瑞珏，她们的娘家都不在省城，没有去处，虽然还有两三家亲戚，但是她们临时也不便到那些人家去躲避，而且家中有客她们也不好躲开。后来到了傍晚，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除了兵以外就没有一个人敢在街上走。

老太爷这天早晨就到他的表弟唐家去了。陈姨太也回到了她的年老的母亲那里。克安在家里耽搁了一阵，后来也到老丈人家去了。只有克明还留在他的书房里写信。这个大公馆里如今就只剩下觉新这一房人。这个靠旧礼教维持的大家庭，突然现出了它的内部的空虚：平日在一起生活的人，如今大难临头，就只顾谋自己的安全了。

张太太不能够回家，便也留在高家陪伴觉新这一房人，本来她对他们的感情特别好，这时候即使可以回去，她也不肯抛下他们。她对觉新说：“我的年纪不小了，我看过了不少的事情，但是我没有见过好人得恶报的。你父亲做了一世的好人，他的儿女决不会遭祸事。我相信天有眼睛。我还害怕什么呢？”

她的这样的话并不能够使他们放心。夜还很早，街上就没有一点声音了。狗开始叫起来，狗叫在平日似乎很少听见，这个晚上却特别地响亮。时间过得非常慢，一分钟就像一年那样地长久。稍微有一点大的响动，人就以为是乱兵闯进来了，于是脑子里浮现了那一幅使人永不能忘记的图画：枪刺，刀，血，火，女人的赤裸的身体，散在地上的金钱，大开着的皮箱，躺在地上的浴血的死尸。他们带着绝望的努力跟那个不可抗拒的无形的力量战斗，但是他们愈来愈脆弱了，而恐怖却更凶猛地包围过来。

他们这时候真愿意闭上眼睛不再看见一切，也不再有一点知觉，然而事实上连微弱的灯光也会把他们的眼睛刺痛。它使他们明白自己处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们一方面祷祝，希望时间快些过去，让太阳早点升起来；但是同时他们又明白时间过得愈快，恐怖的时刻也就更加逼近。他们好像是一群待处决的死刑囚。固然他们是有着各种性格、各种思想的男男女女，但是拿对死的恐怖来说，大家都是一样。更厉害的是女人还有那种比死更可怕的痛苦和恐怖。

“梅姐，假若乱兵真的进来了，我们怎么办？”琴这样问梅道，这个时候大家都聚在周氏的房里商量避难的办法，琴说到“怎么办”，她自己的心也在颤栗，她不敢想下去。

“我只有这条命，”梅冷冷地说，其实她的声音很凄惨。她连忙用手蒙住脸，她的思想渐渐地模糊起来，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水，接连地，接连地滚着，真是无边无际。

“我怎么办呢？”瑞珏在旁边低声问她自己，她明白梅的意思。她觉得她也只有那一个结局。但是她不愿意走那条路，她不愿意离开她所爱的人，她望着在她面前嬉戏的海臣，觉得好像有几把刀割着她的心。

琴默默地站起来，在房里慢慢地踱着。她在跟恐怖斗争。她心里暗叫着：“绝不能，”她想找出一个不同样的回答。她觉得她除了性命外还应该有别的东西。这时候什么新思潮，新书报，什么易卜生，什么爱伦·凯，什么与谢野晶子，对于她都不存在了。她看见那个奇耻大辱就站在她的面前，带着狞笑看她，讥笑她。她觉得她有自己的骄傲，她不能活着忍受这个。她看看梅，梅坐在躺椅上双手蒙住了脸；她又看瑞珏，瑞珏正牵着孩子的手在那里淌眼泪。她看自己的母亲，张太太背着灯光在叹气。她又看淑华，看觉民，看其余的人。她在他们那里找不到一个援救她的人，而同时她又觉得他们对于她是十分宝贵的，她不能够离开他们。她疲倦了，她绝望了，她这时候才开始觉得她跟梅、瑞珏这些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她实际上是跟她们一样地没有力量的。

于是她在一把空着的椅子上坐下来。她把头埋在茶几上，低声哭起来。

“琴儿，你怎么了？你这个样子岂不叫我做母亲的心里更难受？”张太太忍不住也落了泪，悲声唤着琴。

琴不回答，也不抬起头来。她只顾低声哭着。她在悲伤她的梦景的破灭。她在悲伤她自己。她努力多年才造就了那个美妙的梦景。她奋斗，她挣扎，她苦苦地追求，才得到一点小小的结果。然而在恐怖的面前这个结果显得多么脆弱。旧社会如今又从另一方面来压迫她了，仅仅在一刹那间，就可以毁坏她十几年来苦心惨淡地造成的一切。易卜生说的“努力做一个人”，到了这个时候这种响亮的话又有什么用处？她哭了，不单是因为恐怖，还是因为她看见了自己的真实面目。在从前她还多少相信自己是一个勇敢的女性，而且从别人那里也听见过这样的赞语。然而这时候她才发见自己是一个多么脆弱的女子。她也免不掉像猪羊一样在这里等待别人来宰割，连一点抵抗的力量也没有。

这个心理不仅她的母亲不了解，便是其余的人，甚至于自以为知她最深的觉民也不明白。他们都认为她因为恐怖而哭，而大家又被这同样的恐怖折磨着，他们找不到一句安慰她的话，反而觉得哭声像刀一般割着他们的心。觉民几乎想上前去抱住琴安慰她，但是他又没有这个勇气。

觉慧在房里实在坐不下去，便走出来。他吃惊地看见天空中东边的一角直冒着淡红光，而且逐渐在扩大，火星不时在红光里飞。他不觉叫了一声：“起火了！”他觉得全身的血都凝固了。

“在哪儿？”房里的几个人齐声惊问道，“哪儿失火？”觉新马上跑出来，接着是淑华，不到一会儿的工夫众人都站在阶前了。

天空的火光就像是人的血在燃烧，大家面对着这个景象，突然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在逐渐消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蚕食它一样。

月亮进入了云里，天色阴暗，更显出火势在扩大，红光竟然布满了小半个天空，地上的石板和屋上的瓦都映红了。火星在红光里乱飞。看见这个奇异的景象，众人对自己的命运不能够再有丝毫的疑惑了。

“一定是当铺起火。唉，东西抢光了，还不肯把房子给人家留下来！”张太太叹息说。

“这怎么好？”瑞珏急得没有办法，惊惶地说。

“我们还是改了装逃出去罢，”觉民提议道。

“这个时候还往哪儿逃走？公馆里头的事情哪个来照管？公馆里头若是没有一个主人，变兵跑进来一把火就会把房子烧光的，”觉新反驳道，其实他自己也没有什么主意。

忽然起了几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夜的静寂。于是外面的狗狂叫起来，接着又是人的喊声，不过是从远处传来的。

“完了，这一次一定逃不掉了！”觉新顿着脚嘶声说。过后他又大声叫起来：“未必我们大家就在这儿等死吗？总要想法子逃出去啊。”

“逃，逃到哪儿去呢？”周氏急得带哭地说，“逃出去在街上碰见变兵，还是不免一死，还不如守在家里好些。”

“就在家里也应该找个好地方躲起来，能够多救活一个人，总是好的。我们这一房也应该留一个种才是。”觉新的声音里充满了悲愤，他接着又改变了语调说：“二弟，三弟，你们快陪伴妈、姑妈，还有你大嫂、梅表姐、琴妹到花园里头去。那儿还可以躲一下，而且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那儿有湖，你嫂嫂知道怎样保护她的身子。”他说到这里，他的眼光贪婪地在瑞珏的身上扫了一遍，又看了梅一眼，眼里落下雨点一般的泪珠。他虽然极力支持着，好像有很大的决心，其实他的心里空无一物。

“你呢？”众人差不多齐声问道。

“你们只顾去好了，我自己有办法，”他停了片刻才露出镇静的样子冷冷地说。

“你不去，我们也不去，”觉慧坚决地说。

枪声接连地响了几下，不过火势并没有增大。

“三弟，你为什么只顾来管我？妈、姑妈她们要紧啊！”觉新急得不住地顿脚。“要是外面没有一个主人，他们来了岂不会找到花园里头吗？”

这些时候抱了海臣坐着不说话的瑞珏，忽然放下海臣，走到觉新的身边，坚决地对觉民和觉慧说：“二弟，三弟，你们快陪着妈、姑妈她们去罢。请你们把海儿也给我带去。我在这儿陪伴你大哥，我会照料他。”

“你，你留在这儿陪我？你这是什么意思？”觉新吃惊地说，便把瑞珏轻轻地推开，然后悲声说：“你留在这儿有什么好处？你快去，免得太晏了。”他说着又焦急地顿脚。

瑞珏抓住他的一只膀子呜咽地说：“我不离开你。要死，我跟你一起死。”海臣也走过来拉着瑞珏的衣襟悲声哀求：“妈妈，我也不去。”

这一来把觉新急得更没有办法，他便对瑞珏接连作了几个揖恳求地说：“请你看在海儿的面上。你跟我一起死有什么好处？我未必就会死。他们来，我有办法对付。倘若他们看见你，又怎么好呢？你也应该爱惜你自己的清白身子，况且你肚子里还有……”他不能够再说下去了。

瑞珏呆呆地望着觉新，一眼也不闪，好像并不认识他似的。她这样站在他的面前，让他的贪婪的眼光在她的脸上多停留一刻，便用凄楚而温柔的声音对他说：“好，我依你的话。我去了。”她又叫海臣唤了一声“爹爹”，然后掉转了身子。

这个晚上大家就睡在水阁里。窗户开着，月光凄凉地照在水面上。天空的红光渐渐地淡下去。一切跟往日没有分别，只有狗叫声显得异乎寻常地可怕。湖水载着月光微微地颤动，跟平日完全一样，然而在众人的眼里湖水现在变得更神奇，更清冷了。特别是瑞珏和梅，她们想看透湖水究竟有多么深，她们甚至想：睡在那下面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滋味。

又过了一些恐怖的时刻。后来周氏看见觉慧现出疲倦的样子，便叫他去睡。

觉慧上了床，过了一会儿，刚刚模糊地睡着了。周氏忽然走到他的床前，揭开帐子，叫醒他，把她的圆圆的脸俯下来，在他的耳边用柔和而郑重的声音说：“现在枪声又响了，好像很近。你要小心警醒着，千万不要睡熟，有事情时我好马上喊醒你。”她的热气喷在觉慧的脸颊上，她的脸上现出关心的表情。她替他盖好被，又放下帐子，轻轻地走开了。

虽然她带来的是不好的消息，然而觉慧却很欣慰，他觉得现在又有一个母亲了。

[1]从前的名片，在大红纸上写着自己的姓名。

23

过了三四天，高公馆里又热闹起来，避难的人已经陆续回来了。外面的情形虽然还有一点混乱，但是秩序已经恢复，人心也逐渐安定。只有一件事情引起人们的疑虑，就是街中往来的兵士忽然增加了许多。

觉民弟兄午后到学校去。学校里已经上课了，但是教员中请假的却有几个，学生也比平时少了三分之一。他们这天没有课，在学校里停留一些时候，便回家了。他们走过北门一带，看见许多进城的军队，每个兵都跑得气咻咻的，虽然是胜利的军队，军服并不整齐，背上负着重的包袱，有的兵竟然戴了两顶军帽，或者掮了两杆枪。而且多数兵士的脸上都现出疲乏的表情。

他们到家以后，不多几时又传来了谣言，说新进城的军队不再开往别处，就分散在北门一带的民房驻扎。这个消息，最初还没有人相信，可是不久另一个消息又传来了，说是街口的几家小公馆已经遭到兵士们的光顾。这个时候高家的主人们才恐慌起来，在筹划应付的办法。大家都集在堂屋里面。

高忠从外面进来，带着惊惶的脸色报告说，军队要来驻扎。于是女眷们都跑到房里躲起来，好像军队就要开进堂屋里来似的。老太爷还没有回家，便由克明出去交涉。他的兄弟和侄儿们都跟在后面。

出乎意料之外，他们在大厅上看见一乘轿子。一个马弁在旁边跟袁成、文德们讲话。这个马弁是外州县人，一个中等身材的汉子，服装并不整齐，可是态度非常傲慢。他涨红了脸，露出两排不完整的深黄色牙齿，拍着胸膛大声在说什么。他看见克明走近，便不客气地表明他的来意，说他伺候连长太太到省城来，打算在这个公馆里住些时候。他说完，恶狠狠地用他的竖起的眼睛在克明的脸上望了一下。他说话好像在发命令。

克明气得眼珠直往上翻。他的脸色顿时发青了。他记起来，他一生中除了在日本留学的两年外，从来没有人这样不客气地对他说过话。他见过四十二年的岁月，他做过不太小的官，他担任过种种名誉的职务，现在还是省城里有名的大律师，无论在家里或者在社会上，他都受到尊敬，总是别人向他低头。然而如今在他面前，这个衣冠不整的马弁对他说话，居然不带一点敬意，甚至毫无忌惮地来侵犯他的财产权。这个侮辱太大了。他实在不能够忍受。他真想举起手向马弃的脸上打去，但是无意间他瞥见了那个人腰间的盒子炮。他，士大夫出身的他，虽然有他的骄傲，但也有他的谨慎，他也知道“明哲保身”的古训。所以他马上缩回了手，努了眼睛把马牟看了半晌，然后忍住怒气，对那个人说，这个公馆里没有地方，而且连长太太一个人住着也不方便，还是请另外找一个更好的地方。

“没有地方？客厅里头不好吗？”马弁把两只尖眼睛竖起来，像一个倒写的“八”字，他一面说一面拍着他的盒子炮，从深黄色的牙齿缝里喷出的白沫几乎溅到了克明的脸上。“我们在外面拚了命替你们打仗，你们躲在家里头享福，现在向你们借一间房子住还不肯？我们一定要住客厅！”他说完就去揭起轿帘说：“太太，请出来。跟他们那般人讲理，没有一点用，我们不要管那些！”

从轿子里走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她脸上的胭脂擦得通红，穿着浅色滚边、细腰身的短衫和裤脚肥大的滚边裤子。她出了轿子，把大厅上站着的几个男子瞟了一眼，然后昂着头跟着马弁向外客厅走去。

克明气得半晌说不出一句话。他想追上去，但是刚刚举起脚又想起在侄儿和仆人的面前，自己一个绅士，居然追赶土娼一类的女人，未免太不成体统。他便站住，眼睁睁看着那个女人跟在马弁后面走进自己的外客厅去了。

一个更大的侮辱压倒了他。那个陈设华丽的客厅，在那里许多达官贵人曾经消遣地度过他们的一些光阴，在那里他们曾经谈论过一些政治上的重要事件。不管他怎样反对，上流社会休息聚谈的地方现在居然变成了一个下等土娼的卧室！他几乎不能相信这是事实，然而在客厅里分明地现着那张红红的粉脸，而且还听见她用下流的腔调跟马弁谈话。那张粉脸刺痛他的眼睛，那些话刺痛他的耳朵，他不能够忍耐下去。他不能够让自己的合法的财产权和居住权给人任意侵犯。他应当出来维护法律。同时他又想，让这个女人住在客厅里，不仅侮辱了这个尊严的地方，而且会在公馆里散布淫乱的毒气，败坏高家的家风。这时候他好像被“卫道”的和“护法”的思想鼓舞着，迈着大步走到客厅的门前，掀开了门帘进去。他厉声对那个女人说，她不能够住在这里，非马上搬开不可，这里是正当的世家，在本城里是声誉最好的，而且是得到法律的保护的。热情鼓舞着他，他一口气说了这些话，自己并不胆怯。在他的背后立着他的两个兄弟克安和克定。他们在旁边替他捏了一把汗。克安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在西充县受过惊，还是丢了知县的印化装逃回省城来的，因此他非常胆小。他好几次在后面扯克明的袖子要克明住口，但是看见这个举动没有一点用处，又害怕会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便惊惶地逃开了，把地位让给站在后面的觉民弟兄们。

在克明说话的时候，那个马弁就预备动手，却被女人发言止住了。女人不动一点气，依旧带着笑容，她的轻佻的眼光一直在克明的脸上盘旋，好像在戏弄他那张还留着青春痕迹的清瘦而端正的脸。她时而把手指放在唇边，做出在注意听他讲话的样子，或者对他微笑。这些动作对克明虽然没有一点影响（他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但是在他背后的三十三岁的克定却对她发生了兴趣。他甚至很仔细地注意她的一举一动，丰腴的圆圆的脸，弯弯的眉毛，媚人的流动的眼睛，不大不小的嘴唇，这些都是他的妻子所没有的，尤其可爱的是她那亭亭玉立的身材，比他妻子沈氏的短胖的身子好看多了。她在微笑或者在用眼睛瞟人的时候，似乎有一种使人不能抗拒的力量。她的眼光忽然落在克定的鼻子略高的白皙的长脸上，克定不自觉地红了脸。她慢慢地把眼光移开，微微地一笑。这时克明的话说完了。他气恼地站在那里。

“你说够了？”她戏弄似地偏了头问，丝毫不动气。

克明瞪着眼睛，半晌说不出话。

女人忽然下了决心，对马弁说：“好，我们就走，免得在这儿惹人家讨厌。这儿不欢迎我们，总有人家欢迎。”她说了便往门外走，脚步下得很慢，身子微微摆动，好像故意做出动人怜爱的样子。克明们连忙给她让了路。

马弁本来不愿意走，很想发作一番，然而他的女主人阻止了他。他只好跟着她走出去，心里很不痛快。

轿夫抬起轿子走了，马弁跟在轿子后面，他向克明这面投了一瞥憎恨的眼光，同时还气愤地骂道：“一两个人来住，你们倒不舒服。等一会儿老子给你们喊一连人来，看你们又怎样！老子是不好惹的。”于是他跟着轿子走出二门不见了。

克明听见了马弁的骂声，心里很不高兴，同时又想不到对付一连兵的办法，便闷闷不乐地进去了。

克安从里面走出来，克定便对他诉说克明如何处置得不妥当，得罪了连长太太。“如果那一连兵真的在这儿驻扎，公馆里头一定会弄得非常之糟。究竟只有一个女人同一个马弁住在这儿并不妨事，而且正可以拿她做护身符，免得军队进来驻扎。现在倒是自己把好机会放过了。”克定说着，对这件事情表示十分惋惜。

“我看，三哥的话也有道理，无论如何此风不可长，”克安摸了一下他的八字胡沉吟地说；“不过话又说回来，不能忘记‘明哲保身’的古训啊。还是见机行事的好。”

克定和克安两人走进里面去，一路上还在谈论连长太太的事情。觉英、觉群、觉世也跟着进去了。觉民和觉慧也慢慢地往里面走。他们刚走进去，又发见在堂屋里以克定为中心聚集了一些女眷。自然克安也在场。他们知道这些人在那里说些什么，便也慢慢地走过去，果然克定重复地说着刚才他在大厅上说过的一番话。他们觉得没有意思，正要走开，恰好觉新在这时候回来了。于是克定又把这件事情告诉觉新，并且说克明的处置未免操之过急。出乎意料之外，觉新却回答道，不要紧，他有应付的办法。原来他有一个中学同学，在新入城的张军长那里做秘书。今天他在商业场里遇见了那个同学，同学向他说起新入城的军队要驻扎民房的事，答应回到司令部以后送一张告示过来。然而众人还不放心，要觉新马上写信去索取。觉新连忙到房里去把信写好，叫袁成送去。但是这也还不能使众人安心。众人还是心上心下的，害怕送信的袁成还没有回来，一连兵就开进来了。而且那一连兵是为了复仇而来的，事后虽然拿到张军长的告示也没有用了。众人愈想愈害怕，大家都暗暗地抱怨克明不该把那个女人赶走。袁成去了好久还没有回来，公馆里的人更急得不得了。果然不久，就有一个背枪的兵来到公馆门口，不客气地在“人寿年丰”的木对联上贴了一张白纸条，写着“×师×旅×团×营×连×排驻此”的字样。听见这个消息，不说克安、克定等人吓得没办法，连克明也有点紧张。幸好那一排兵还没有赶到，袁成就把告示拿回来了，大家才放了心。克安和克定亲自出去扯去木对联上的纸条，又把告示贴在大门口，告示上面写的是：“军长张令：此系民房，禁止驻兵。”

于是大家的心情宽松了，这一天很平静地过去了。晚上众人很早就睡了，而且睡得十分安稳。只有克定一个人睡不着，他在回想白天的事情。他虽然睡在妻子沈氏的旁边，可是他的眼前闪耀着那双媚人的眼睛。他总是把它们挥不去，它们永远现在他的眼前，而且逐渐扩大，整个动人的面貌都显露出来了。这张脸突然出现在他的眼里，的确是一个新的发见，在以前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美丽的脸和这样媚人的微笑。事实上正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所以这张脸给了他一个很深的印象，而且在他的眼里变成不可抗拒的了。他忽然想起这是可耻的，他不应该想那种女人，实际上他却不能不想她。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了。

“为什么这是可耻的呢？爹不是还有陈姨太吗？难道要我跟这个大嘴巴的矮胖子过一辈子吗？”他想道，便侧过脸厌恶地看了沈氏一眼，沈氏正发出很轻微的鼾声。“不要紧，爹不会骂我的，”他一个人自言自语，满意地微笑了。

24

第二天早晨张升来把张太太和琴接回家去。梅也说要回家，却被周氏留住了。就在这天下午，钱太太突然坐了轿子来拜访周氏。太太们本来是善忘的，况且她们还是远房的堂姊妹。在分别了几年之后她们完全忘了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钱太太的来访得到了周氏的热诚的欢迎。她们亲切地谈着别后的一切。她们又坐下来打牌，梅和瑞珏也参加了。后来觉新从商业场回来，瑞珏便起来让他打。他恰恰坐在梅的对面，他们很少说话，只是偶尔交换一瞥忧郁的眼光。觉新的心完全不在牌上，他时常发错牌，瑞珏看出来，便站在后面给他指点。他也时常回过头去看她。两个人的态度很自然，但又很亲密。梅在对面看见这个情形，心里感到一阵酸痛。她想，要是当初母亲知道她的心事，现在她也不会落在这种凄凉、孤寂的境地里面。看见他们那种亲密的样子，她又想到自己的不幸的生活以及以后的寂寞凄凉的岁月，她再也不能够忍耐了。牌在她的眼前晃动起来，她的心痛得厉害。她便站起来请瑞珏替她打牌，说自己有事情要出去一会儿。瑞珏温和地看了她一眼，也不说什么，便坐下去。她慢步走出房门的时候，瑞珏还两次抬头看她的背影。

梅回到淑华的房里（这几天她就在淑华的房里睡），房里正好没有人，她便躺在床上把前前后后的事情仔细地想了一番。她愈想愈伤心，终于忍不住摸出手帕蒙住眼睛低声哭起来。她哭了许久，似乎心上轻松了许多。但是过去和现在的一切沉重地压在她的心上。她觉得身子软绵绵的，四肢没有力气。后来她渐渐地睡着了。

“梅表妹，”一个温和的声音在唤她。她睁开眼睛，看见瑞珏立在床前。

“大表嫂，你不去打牌？”她带着疲倦的微笑问道，打算坐起来，瑞珏连忙按住她的身子不要她动。瑞珏坐在床沿上，用怜爱的眼光看她的脸，一面说：“五婶来了，我让给她去打。”她忽然换了惊诧的语调说：“你哭过！什么事情？”

“我并没有哭，”梅装出笑容回答。

“你不要瞒我，你的眼睛已经哭肿了。告诉我什么事情？”她把梅的一只手紧紧地捏住。

“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我在梦中哭过，”梅勉强笑一下，淡淡地说，她那只被瑞珏捏住的手却微微地颤抖起来。

“梅表妹，你一定有心事，为什么不对我说真话？你难道不相信我是真心跟你好？我是真心想给你帮忙？……”瑞珏的声音里充满了同情。

梅不答话，只是把她的忧郁的眼光望着瑞珏的温和的面容。她的额上的皱纹加深了，眉头也皱起来，她慢慢地摇着头。忽然她的眼睛一亮。她迸出了一句：“大表嫂，你不能给我帮忙，”于是掉开头又伏在枕上低声抽泣起来。

瑞珏的心也有点酸痛，她抚着梅的微微起伏着的肩头，悲声说：“梅表妹，我明白你的心事。”她觉得自己也要哭了。“我知道你们两个当初感情很好。……他当初真不该娶我。……现在我才明白他为什么那样爱梅花。……梅表妹，你当初为什么不嫁给他？……我们两个人，还有他，我们三个人都错了，都陷在这种不能自拔的境地里面。……我真想我走开，让你们幸福地过日子。我……”

梅早就不哭了，她已经忍住了眼泪。她抬起头来，因为她听见瑞珏的哭声。她一手抚着胸膛注意地听瑞珏讲话，她又马上掉开了头，不敢看瑞珏的满是泪痕的脸。然而她听见瑞珏的最后几句话，便坐起来，用手蒙住瑞珏的嘴。瑞珏便不往下说了，只是把头俯在梅的肩上，细声啜泣。

“大表嫂，你误会了，”梅说着又马上更正道：“其实我何必瞒你。……是我们的母亲把我们分开的。这大概是命中注定的罢，我跟他的缘分竟是这样浅。……你走开，又有什么用？我同他今生是不能在一起的了。……你还年轻，而我在心情上已经衰老了。……你不看见我额上的皱纹？它会告诉你我经历了多少人世的酸辛。……我已经走上了飘落的路。你还是在开花结果的时节。……大表嫂，我真羡慕你。……我在人世多活一天，只是多挨一天的光阴。我活着只是拖累别人。”她苦笑了。“人说：哀莫大于心死。我的心已经死了。我不该再到你们公馆里来，打扰你们。……”她的声音改变了，她说话时浑身都在发抖，这抖动是很细微的，不过瑞珏却能够觉察到。“你想我这颗心怎么好安放呢？……”她停了片刻仍旧带着凄凉的微笑说：“如果真有所谓‘薄命女儿’的话，我便是一个。在我家里没有一个人了解我。我母亲只顾想她自己的事。弟弟又小。我的苦楚谁知道？……有时我心里实在难受，便一个人躲在房里哭，或者倒在床上用铺盖蒙住头哭，害怕人听见哭声。……大表嫂，你不要笑我爱哭。只有这几年我才爱哭的。自从我母亲跟他继母闹翻以后，我就常常哭。后来我们离开省城的时候，我也哭过好几次。这都是我命中注定了的。我现在想，倘若他母亲不死，也许不会有这种事情，因为他母亲很喜欢我，而且她们究竟是同胞姊妹，比堂姊妹亲些，感情也好些。……大表嫂，你想，我的痛苦，又向哪个倾诉？没有一个愿意听我诉苦的人。我的眼泪只有往肚里吞。……”她停了片刻，用手帕掩住嘴咳了两声嗽。“后来我出嫁了。我自己并不愿意。然而我也不能够作主。在赵家一年的生活真是痛苦极了，我至今还不明白当时是怎样过去的。那时候我真是有眼泪不敢哭。我若是在赵家多住一两年，恐怕现在也见不到你了。……哭，倒是痛快的事。别的事情人家不许我做，只有哭是我自己的事。……然而近来，我的眼泪却少得多了。也许我的眼睛快要枯了。杜诗说：‘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然而要不使我的眼枯，我的心又怎么能安放呢？……近来虽然泪少了，可是心却常常酸痛，好像眼泪都流在心里似的。大表嫂，你不要为我悲伤，我是值不得你怜惜的。……我本来决定不再见他一面。然而好像有什么东西把我牵引到他的身边，同时又有什么东西把我从他的身边推开。我明知道我今生没有希望了，然而这几天我又好像在期待着什么似的。你不要责备我。……现在我决定走了。请你把这一切当作一个噩梦。不要把我当做没有心肝的人。……”她说这些话时并没有流泪，只是带着凄凉的微笑。她不再哭了，可是在心里她却流着血的泪。

这番话里荡漾着一个不幸的生存的悲哀，诉说着一段凄哀的故事，它们一字一字、沉重地压着瑞珏的温柔敏感的女性的心。瑞珏注意地听进了这些话。她连一个字一个音也不肯遗漏。她也不哭了。她抬起头来，静静地望着梅的一张带着凄凉的微笑的脸。她自己的脸上并没有笑容，上面的薄粉被眼泪弄花了一点，但是并不妨害它的美丽。她等到梅住了口，便默默地对着梅把头摇了几摇，活像一个女孩子的顽皮，她的脸颊上渐渐现出了笑窝，她微笑了。这是凄凉的微笑，感动的微笑。她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悲哀。她把两只手压在梅的肩上，用亲切的、清脆的声音说：“梅表妹，我不知道你这样苦。我不该引你讲起这些话。我太自私了。你的处境比我的苦得太多。你以后一定要常常到这儿来。梅表妹，我真是喜欢你。我恨不得把心也交给你。这是实在的话。我只有一个姐姐，可怜她已经死了。你比我大一岁，你如果不嫌弃，就认我做你的妹妹罢。你说没有人安慰你，让我来安慰你。只要你过得好，我心里也高兴。你以后要常常到我们家里来。……你答应我你要常常来，这才是你不讨厌我，而且原谅了我。……”

梅的眼光变得非常温和了，一对水汪汪的眼睛充满感激地望着瑞珏。她把瑞珏的手从自己的肩上拿下来，紧紧地握着它们，她的身子紧偎着瑞珏的身子。过了片刻她才吐出下面的一句话：“大表嫂，我真不知道要怎样谢你才好。”过后她便埋下头只顾摩抚瑞珏的一双丰满的手。

梅接连地咳了几声嗽。瑞珏看见梅微微地喘气，关心地望着她，还带着焦虑的表情问道：“你常常咳嗽吗？”

“有时咳，有时又不咳，不过晚上咳的时候多。近来好了一点，只是胸口常常痛。”

“你在吃药吗？我看这种病应该早些医治，要医断根才好，”瑞珏十分关心地说。

“从前吃过一些药，病好了一点，但是也不大见效。现在每天吞点丸药。我母亲说这不是什么大病，不要紧，吃一点补药，一面在家里好好将息就可以了，”梅解释道，她的声音显得特别动人怜爱。

瑞珏激动得厉害，一种强烈的爱怜的感情抓住了她，她贪婪地望着梅的脸，同时紧紧地捏住梅的手。两个人心里的感觉，自己都不能够明白地形容出来。她们埋着头低声谈了一阵话。

最后瑞珏站起来说：“我们应该出去了。”便走到桌子前面，打开镜匣，对镜理了发鬓，傅了一点粉，又把梅拉到桌子面前，把她的头发梳理了一下，也给她淡淡傅了一点白粉。然后两个人手牵手地走出去了。

25

恐怖的时期很快地过去，和平的统治恢复了。人们照常和平地（至少是在表面上）生活下去，把战争当作了一场噩梦。然而实际上变化是在开始了。张军长被联军各将领推举为军事的领袖，从而又做了政治的领袖。他把政权抓在自己的手里，并且公开表示要施行新政。社会上开始有了一点新的气象，学生们也活动起来了。新的刊物又出版了三种。觉民弟兄的几个同学也创刊了一种《黎明周报》，刊载新文化运动的消息，介绍新的思想，批评和攻击不合理的旧制度和旧思想。觉慧热心地参加了周报的工作，他经常在周报上发表文章。自然这些文章的材料和论点大半是从上海、北京等处的新杂志上找来的，因为他对于新思想还没有作深刻的研究，对于社会情况他也没有作精细的观察。他所有的只是一些生活经验，一些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和青年的热情。至于觉民呢，他白天忙着学校的功课，晚上按时到琴那里去教书，对于周报的工作并不热心赞助。

周报是得到年轻人的欢迎的。第一期一千份不到一星期就卖完了。第二期也是这样。它出到第三期，就已经有了两三百个订阅者。周报社的中坚人物是跟觉慧同班的张惠如和高他一班的黄存仁，还有一个在“高师”读书的张还如，是张惠如的兄弟。他们都是觉慧敬爱的朋友。

周报创刊以后觉慧的生活有了一些改变。他第一次发见他面前有一个可以发散他的热情的工作，并且看见自己的思想变成文字印在纸上，一千份一千份地散布出去，各处的人都了解他的思想，有的人甚至于送了同情或者响应的回声来。这种快乐，在他的眼里竟然带了一种空幻的、崇高的性质。他本来很想把课余的时间完全花在周报上面，然而他又害怕会引起祖父的干涉或者还会给大哥添一些麻烦，便只好隐瞒着他跟周报的关系。

但是这也没有用处。终于有一天克明在觉慧的房里读到了周报和觉慧的文章。克明不说什么，只是冷笑一声就走了。不过他并没有报告祖父。从这时候起觉慧在家里就变得更小心了。他的活动，他的工作，他的志愿，他都不让家里的人知道，他甚至不告诉觉新，因为他知道大哥并不完全同情他的行动。

他对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兴趣愈来愈浓，因此在行动上他尽量地表现出来年轻人的热心。在很短的时期内他们的周报社发展成了一个研究和传播新文化的团体。每个星期天在少城公园池边茶棚里的周会，一二十个青年围坐在几张桌子旁边热烈地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或者每周一两个黄昏里三五个社友聚集在某一个同学的家里，谈论各人将来的计划以及怎样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因为这一群还不到二十岁的新的播种者已经感染到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精神。甚至在这些集会聚谈中，他们就已经夸大地把改革社会、解放人群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头了。还有一页一页排好的校样，印刷机的有规律的动作，最后从印刷机上出来的一张一张印得非常美丽的报纸，以及一封一封从不认识的人寄来的信函——这一切在觉慧的生存中都是如此新鲜而有趣的。他以前从来不曾梦想过它们，然而如今它们来了，朴实而有力，抓住了他的渴望活动的青年的心。

在这种环境里，他逐渐地进到新的园地里去，而同时他跟家庭却离得更远了。他觉得家里的人都不能够了解他。祖父永远摆出不亲切的严肃的面孔，陈姨太永远有着那张狡猾的擦得又红又白的粉脸，继母对他客气而不关心。大哥依旧天天实行他的“作揖主义”，嫂嫂的丰满的面庞也显得憔悴了，她的肚皮一天一天地大起来。叔叔和婶婶们已经在背后责备他近来对他们太傲慢了，没有一点子侄辈的礼貌。他们有一次居然在他继母的面前批评他的行动，要她好好管教他。在这个公馆里跟他接近的人现在就只有觉民。但是觉民有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工作，甚至在思想上，他们中间也有了显著的距离。此外还有一个人，他每一想起这个人的名字，他的心就变得非常柔和。他知道在这个公馆里至少还有一个人是爱他的。这个少女纯洁地、无私心地爱着他，时时刻刻都在为他祝福。他每一次看见那一对比嘴还更会讲话的眼睛，那一对被纯洁的爱燃烧着的眼睛，他觉得一种欲望在他的心里生长起来，他想在这一对眼睛里他可以找到一切，他甚至可以找到他的生活的目标。偶尔在感动和激情相继袭来的时候，他真想单单为了这一对眼睛放弃一切，而且他以为这是很值得的。然而他一旦走到外面，进入新的环境，跟新的朋友接触，他的眼界又变宽了。他觉得在他的前面还有一个广大的世界，在那里他的青年的热血可以找到发泄的地方，在那里才有值得他献身的工作。他更明白人生的意义并不是那么简单，那个少女的一对眼睛跟广大的世界比起来，却是太渺小了。他不能够单单为着那一对眼睛就放弃一切。他最近在北京出版的《奋斗》半月刊上面读过一篇热情横溢的文章。那位作者在文章里说，生在现代的中国青年并不是奢侈品，他们不是来享乐，是来受苦的。他们生活在这样黑暗的社会里面，他们的责任重大，他们应该把全部社会问题放在自己的肩头上，去一一地解决它们。他们当然没有精力顾到别的事情。最后作者教训似地劝告青年：“应该反对恋爱，不可轻惹情丝。”这篇文章的理论根据虽然非常薄弱，但是在当时它的确感动了不少的青年，尤其是那般怀抱着献身的热诚愿意为社会的进步服务、甚至有改革社会的抱负的青年。它给与觉慧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觉慧带着一颗颤抖的心读了它，他极其感动地立誓说，他愿意做一个作者所希望的那样的青年。在这时候他的脑子里浮现了一个具体化的美丽的社会的面目。他把那个纯洁的少女的爱情完全忘掉了。

然而这也只是暂时的。他在外面活动的时候的确忘记了鸣凤，但是回到家里，回到跟沙漠一样寂寞的家里，他又不能不想她，不能不因思念她而苦恼。两种思想在他的脑子里战斗，或者更可以说是“社会”跟鸣凤在战斗。鸣凤是孤立的，而且她还有整个的礼教和高家全体家族做她的敌人。所以在他的脑子里的战斗中，鸣凤完全失败了。

不用说，鸣凤本人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她还是热烈地爱着他，暗中为他祝福，有时候她也期待着，祈祷着他有一天会拯救她，把她从污泥里救出来。她的生活不再像从前那样地困苦了，主人们对她比较温和多了，而且纯洁的爱情又鼓舞着她，给她造就了美妙的幻梦，使她忘记了现实的一切。然而她总是很谦逊的，便是在幻梦中，她也并不十分大胆，她甚至想不到跟他平等地生活在一处，她只想做他的忠顺的奴隶，不过是他一个人的奴隶。在她看来只要能够做到这一层，就是她的莫大的幸福了。但是事实常常跟人意相反，它无情地毁灭了多少人的希望。并不要多久的时间，鸣凤就会知道在她的面前究竟摆着什么样的结局了。

在《黎明周报》第四期付印以后，一个傍晚觉慧同觉民一起到琴的家去。

张太太和琴正坐在窗下阶上闲谈，看见他们走来，便叫李嫂端出了两把椅子，让他们也坐在那里谈些闲话。

“你们的周报第三期看见了。那篇攻击旧家庭的文章一定是你写的。你为什么用个那么古怪的名字——刃鸣？”琴含笑地对觉慧说。

觉慧带笑地分辩说：“你怎么晓得是我写的？我偏说不是我写的。”

“我不信。我看那口气完全像你写的。你不承认，我问二表哥！”她说着便侧过脸去看觉民，觉民微笑地点了点头。

“那么你给我们的周报写一两篇文章好不好？”觉慧趁这个机会向琴央求道。

“你晓得我不会写，何必要我来献丑！让我做一个读者就是了，”琴谦虚地答道。

“周报第四期已经付印了。这一期有一篇鼓吹女子剪发的文章，不过是男人写的。关于这个问题上海报纸上也有人讨论过。在北京、上海那些大地方已经有人实行剪发了。我们省里还不见有人谈起。最好你们自己发表一点意见。我们周报很愿意刊登。”

琴微微一笑。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光闪闪地望着觉慧，一面热烈地说，但是声音并不高：“这个问题这几天我们学堂里头大家讨论得很热心。自然我们大部分都是赞成剪发的。有两三个同学很想把辫子剪去，但是又怕发生别的问题，所以终于没有剪。大家都没有决心，又没有勇气。许倩如也决定要剪发，但是她也还没有实行。做一个先锋，的确很不容易。我们应该在报纸上多多鼓吹……”

“你呢？”觉慧依旧带笑地问，好像是故意在逼琴。

琴看了她的母亲一眼，张太太躺在藤椅上半闭着眼睛露出笑容，似乎并不注意他们的谈话。这是张太太的常态。因此觉民弟兄并不惊奇，也就不去注意他们的姑母。

“我吗？你等着看罢。”又一个微笑掩饰了琴的面部表情。她真聪明，不给人一个确定的回答，但是同时又并不把自己表现得有丝毫的懦弱。——觉慧不能不这样地想。

“那么文章呢？”觉慧笑着问，依旧不肯放松她。

她微笑着，不答话，思索了一下，才低声说：“好，我答应你写一篇。……我想解释剪发的好处，那当然是有很多的，譬如合于卫生，节省时间，便于工作，以及减少社会上歧视女子的心理，……这几层都可以提出来说。不晓得你们周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跟我这些意见是不是完全一样？如果是的话，我就用不着写了。”

觉慧现出很高兴的样子，连忙接口说：“并不完全相同。你快点写，下期一定发表。”

过了一会儿，琴忽然问觉民：“你们学堂的游艺会究竟什么时候开？这学期又快要完了。”

“大概不会开了，现在连提也没有人提起了，”觉民回答道；“我们去年花了不少的功夫好容易把《宝岛》练熟了，现在连上台的机会也没有，真是冤枉。这完全是打仗给我们打掉了的。我还记得我同三弟两个人怎样担心，恐怕上台的时候穿了西装不合身，或者简直不会穿。我们学堂里头除了朱先生是英国人整天穿西装外，只有校长有一套西装，照例每年开游艺会的时候穿一次，此外就没有看见什么人穿西装了。”

“岂但演戏，便是开放女禁的事也给打仗打掉了。现在这学期又快完了。招收女生的话简直没有人提起了，校长也不声不响。其实，校长本来就是爱说空话的人，”觉慧说着颇觉愤慨。觉民用不满意的眼光看了他一眼，似乎怪他不该把这个消息透露给琴知道。

觉慧的话果然发生了效力，琴的脸色突然阴暗了。她忽然关心地低声问觉民：“是真的吗？”她迫切地等待着他的回答。她盼望他出来证明觉慧的话是说来骗她的。

觉民不敢看她的眼睛，害怕看见她的遭受打击后的表情。他掉开头，用忧郁的声音回答道：“现在还不晓得究竟怎样。不过据现在的情形看来，希望大概很少。本来要做一件开端的事情是很不容易的，而且也需要很大的勇气。”他知道他的话会使她感到失望，便安慰她道：“琴妹，其实我们学堂也不能说办得怎么好，你不进去也不是什么可惜的事。有机会我还是劝你到上海、北京一带去升学。而且你要到明年才毕业。虽然我们学堂也招收有同等学历的学生，不过你毕业后去考更有把握些，那个时候也许会开放女禁。”他说这些话只是为了安慰她，也并不去深究自己的话里究竟含了多少的可能性。

琴也了解这个意思，便不再说什么了。她知道她的周围还有许多有形和无形的障碍，阻止她走向幸福的路，要征服这些障碍，她还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更多的精力。

在这次谈话以后不到三天，琴果然把文章写好了。洁白的稿纸上布满了娟秀的字迹，写得异常工整。觉慧好像得到宝贝似地把文章拿了去。在第五期的周报上琴的文章登出来了，并且加上了觉慧的按语。接着在第六期周报上又出现了许倩如的文章。还有二十多个女学生先后写了信来表示同意。在短时期内女子剪发的问题就轰动社会了。这其间不顾一切阻碍以身作则做一个开路先锋的便是许倩如。

有一天早晨琴到了学校里，在操场的一角，看见许倩如站在一株柳树下面，许多同学正围着她谈笑。琴插身进去。她看见众人的眼光都集中在倩如的头上，便也把眼光往那里送去。她惊奇地发见倩如的头今天特别好看。倩如正掉过头去回答一个同学的问话，她的后颈在琴的眼前一晃，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里发亮，琴看见一段雪白的肉，露出在短短的衣领上，再上面便是一排剪齐了的头发松松地搭在耳后，刚刚跟耳朵一样齐，从前那根光滑的大辫子没有了。这个头显得更新鲜，更可爱，而且配上倩如高谈阔论时那种飘逸的神情显得更动人。

以前琴虽然主张剪发，但是心里还有点担心，害怕剪了发样子不好看。现在她看见了倩如的头，便放心了。不过她忽然觉得在倩如的面前自己显得委琐起来。她带着羡慕与赞美的眼光望着倩如的后颈，她亲切地跟倩如谈话，她觉得跟倩如做朋友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你怎么把辫子剪去的？”琴带笑问道。

倩如笑着看琴，她做了一个手势，用清朗的声音说：“一把剪刀，一双手，辫子就掉下来了。”说到这里，她又把手当作剪刀做出当时剪头发的样子。

“我不相信就这么简单，”一个同学努了嘴说。“哪个给你剪的？”

“你们想还有哪个？”倩如笑了，“不消说就是我的老奶妈。我家里再没有别的人。我父亲当然不会给我剪。”

“老奶妈？她居然肯给你剪？”琴惊讶地问。

“有什么不肯？我要她剪，她当然会给我剪。她从来都是听我的话。我父亲同情我的主张，他自然不反对。其实即使他反对，也没有用处。我要怎样做就怎样做，别人管不着我。”倩如说话时，态度非常坚定，脸上还露出得意的笑容。

“说得好，我明天也要把头发剪掉，”一个娇小身材的同学红了脸说。

“文，我晓得你有这胆量，”倩如对那个同学点了点头，表示赞许。文便是那个同学的名字。倩如又用她的眼光在众人的脸上扫了一遍。她奇怪再没有一个人出来响应文的话。“还有哪个人有胆量剪头发？”她嘲笑地问道。

“我，”一个尖锐的声音在后面响起来，接着一个瘦脸的同学挤进了这个圈子。她在学校里喜欢活动，而且年纪最大，同学们给她起了一个“老密斯”的绰号。她也是一个说得出做得到的人。

倩如的眼光又落在琴的脸上，她问道：“蕴华，你呢？”

琴忽然觉得自己受不住倩如的眼光，她的脸马上变得通红，她低下头半晌说不出一句话。这时候她的确还不能够确定自己究竟有没有勇气剪掉头发。

“蕴华，我了解你，你处境困难，”倩如声音朗朗地说，琴不知道倩如是在嘲笑她，抑或是同情她。“在你们那种绅士家庭里头，只有吟点诗，行点酒令，打点牌，吵点架，诸如此类的事才是对的；到学堂里读书已经是例外又例外的了，再要闹什么新花样，像男人一样地剪掉头发，恐怕哪个人都要拚命反对。在你们府上卫道的人太多了。”

众人哄然大笑，都把眼光往琴的脸上射。琴感到羞愧和悔恨。她的眼泪不能制止地淌了出来。她一个人默默地走开了。

倩如继续说：“现在要剪头发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刚才我到学堂来，一路上被一些学生同流氓、絏神[1]跟着。什么‘小尼姑’、‘鸭屁股’，还有许多不堪入耳的下流话，他们指手划脚地一面笑一面说。我做出毫不在乎的样子尽管往前面走。本来我出门时，老奶妈就劝我坐轿子，免得在路上让那般人跟着纠缠不清。我倒不怕，我故意要试试我的勇气。我为什么要害怕他们？我也是一个人，我的事情跟别人有什么相干？我要怎样做，就怎样做。……他们也拿我没有办法。”接着她又咬紧牙齿做出愤恨的样子说：“那般色鬼真可恨，把你纠缠着，一点也不肯放松，意志稍微薄弱一点的人怎么经得起？总之男人都是坏东西，没有一个好的。”

“那么你将来就不嫁人？”一个平日最爱开玩笑的同学说着，噗嗤地笑了。

“我吗？我是不嫁人的，”她骄傲地说，一面又挖苦众人道：“我不像你们日日夜夜都在梦想嫁一个如意的‘黑漆板凳’[2]。这个有表哥啦，那个有表弟啦，那个又有什么干哥哥啦。蓉，你的表哥还有信来吗？”她说到这里忍不住笑出声来。

蓉就是那个最爱开玩笑的同学，她涨红了脸，第一个不依，嚷着要来拧倩如的嘴，接着众人都要动手向倩如算账。倩如连忙带笑地从人丛中逃了出来。她正要向课堂跑去，忽然看见琴一个人痴立在旁边另一株柳树下出神。她才想起方才不该对琴说了那些话，心上过意不去，打算走去向琴解释一下。但是她刚走了两步，上课铃就响了。

在课堂里许倩如和琴同坐在一张小书桌后面。一个将近五十岁的戴了老光眼镜的国文教员捧着一本《古文观止》在讲台上面讲解韩愈的《师说》。学生们也很用心地工作。有的摊开小说在看，有的拿了英文课本小声在读，有的在编织东西，有的在跟同伴咬耳朵谈心。倩如看见琴默默地望着面前摊开的《古文观止》出神，便从练习簿上撕下一页纸，用铅笔写了几行字，一声不响地送到琴的面前。她写的是：“你恨我吗？我说那些话全是出于无心。我并不想挖苦你。我早知道这些话会使你痛苦，我就不说了。请你原谅我。”

琴读了字条以后慢慢地拿起笔来，也在上面写了一些字，送到倩如的面前，上面写的是：“你误会了，我并不恨你。我反而赞美你，羡慕你。无论如何你有勇气，我没有。我的希望，我的志愿，你是知道的；我的处境，你也是知道的。你想我应该怎样办？”

“蕴华，我相信你不是没有勇气的女子。你不记得你还说过我们应该不顾一切，坚决地奋斗，给后来的姐妹们开辟一条新路吗？”

“倩如，我现在才知道我自己。我的确是一个没有勇气的女子。我自己造了一个希望，我下了决心要不顾一切地向这个希望走去。可是一旦逼近这个希望时，我却有点胆怯了。顾虑也多起来了。我不敢毅然前进了。”

“华，难道你不知道这样会使你自己陷在更不幸的境地中吗？”

“倩，我爱我的前途，我也爱我的母亲。男女同学、女子剪发这类事情都是她反对的。我平日觉得应该不顾母亲的反对和亲戚的嘲笑、责难，一个人独断独行。但是到了一举手就可以如愿的时候，我却想到我这种举动会使母亲受着多大的打击，我的心又软了，我的意志又动摇了。我想她苦苦居孀把我养育成人，平日又那样爱我，体贴我，我反而给她招来社会的嘲笑、亲戚的责难、她自己的希望的破灭等等。这个打击太大了，她受不住。为了她，我宁肯牺牲我自己的前途。”

“华，你不知道这种牺牲没有多大的意义吗？如果我们真该牺牲，我们也不能为一个人牺牲，我们应该为无数的将来的姐妹们牺牲。要是我们牺牲了，她们将来可以得到幸福，这牺牲才是值得的，才是有意义的。”从倩如的狂草的字迹看来，可以知道她是多么愤慨。两页纸已经写完了。

“倩，这一点就是我们两人的不同处，你的理智可以征服感情，我的理智则常被感情征服。在理论上我不能够说你的话不对，但事实上我却不能够照你的话做。我一想到母亲，我的心就软了。而且实在说，在我看来，与其为那些我甚至不会见面的将来的姐妹们牺牲，还不如为那个爱我而又为我所爱的母亲牺牲更踏实一点。”

“华，这是你的由衷之言吗？我试问如果你母亲要把你嫁给一个目不识丁的俗商，或者一个中年官僚，或者一个纨豯子弟，你难道也不反抗？你能够这样地为她牺牲吗？快答复我这个问题。不要逃避！”依旧是狂草的字迹。

“倩，不要问我这一个问题，不要问我这一个问题，我请求你。”纸上有了一两滴泪珠。

“华，我再问你：我知道你和你表哥很要好。假如你表哥是一个贫家子弟，另外又有一个富家儿来向你母亲提亲，你如果坚持要嫁给你表哥的话，你母亲会含着眼泪对你说：‘我把你苦苦养育成人，原是望你将来嫁到富家去享福，我才可以放心。如果你不肯听我的话，一定要嫁到贫家去吃苦，那么你就不是我的女儿了。’这时候你怎么办？是的，我知道，每个母亲在选择女婿时都会问她的女儿道：‘你愿意去享福呢，还是去受苦？’母亲的选择自然是去享福。至于无爱的结婚，精神上的痛苦……这一切都是母亲所不顾念的。做母亲的有权利要求这牺牲吗？没有，她没有这权利。譬如你告诉过我你大表哥和梅姐的事。如果你母亲给你决定了一个和梅姐同样的命运，你也顺从吗？你愿意像你梅姐那样白白地任人播弄一生吗？”倩如在后面一连加了六七个问号。

“倩，不要问我这个问题，我请求你，我的心乱极了。让我仔细思索一下。”

“华，到了这时候你还不把眼睛睁开？你不要迟疑了。我看你在旧家庭里处得太久，旧习惯染得太深了。你如果不想法早些把它完全摆脱掉，你将来会做第二个梅姐。……”

这一次琴不回答了。倩如偏了头去看琴的脸。她看见琴的眼睛里有泪珠。她的心也就软了。她伸手把琴的放在膝上的一只手紧紧握着，她觉得琴的手在颤动，因此她把它握得更紧一些。如果不是在课堂里的话，她真想去拥抱琴了。她把眼光往讲台上一扫，看见那个国文教员正背转身子在黑板上写字，便把嘴放在琴的耳边低声说：“蕴华，也许我的话说得过火。不过我爱护你，我希望你做一个勇敢的新女子，我不愿意你得到你梅姐那样的命运。我劝你鼓起勇气奋斗。跟着时代走的人终于会得到酬报。可悲的是做一个落伍者而抱恨终身。”

琴不回答，但是掉过头来用感激的眼光看了倩如一眼，默默地点了点头。

接连着上了两小时的国文课不久就完了。倩如站起来拉着琴往外面走，刚走到门口看见国文教员要出去，便站住了让他先走。她的头突然被他注意到了，他投了一瞥恐怖的眼光在她的短发上，急急地逃走了，像遇到了恶魔一样。倩如昂起头跟着他走出去，她甚至不曾红脸，只是接连地冷笑几声。然后她把琴拉到操场上柳树的下去谈心，直谈到上第四堂课的时候，因为她们那一班第三堂课的教员请假。

午后琴和倩如下了课正要回家的时候，文和“老密斯”留住她们，要倩如给她们剪发。

十多个学生挤在文的寝室里，她们把门关了，让文坐在窗前，一把剪刀很快地就把那根光滑的辫子剪掉了。倩如拿着剪刀得意地把文的头发修了又修，直到文照着镜子说了一声满意为止。“老密斯”倒不像文那样细心考究，倩如很快地就给她弄好了。

忽然门上起了叩声，这是表示舍监走近的暗号，于是众人开了门，散去了。

琴和倩如一起走了几条街。琴觉得人们的眼光都盯在她们的头上和脸上。好像她自己也剪掉了辫子似的，她暴露在轻视与侮辱的眼光下面了。同时不堪入耳的下流话又从那些在后面跟着她们的男子的口里接连地送过来。她的脸通红，她不敢抬起头，也不好意思跟倩如谈话，只顾加速脚步向前走。

到了十字路口，倩如要跟琴分手了，琴却苦苦地留住倩如，要倩如陪她回家。她说一个人在街上走不大方便，两个人一路，可以使人胆壮。

其实琴邀倩如到她的家去，还有一个用意，她想借此观察母亲对女子剪发的态度，而且她还希望倩如用辩才说服她的母亲。张太太当着倩如的面虽然不说什么，但是从张太太的谈话和态度上看来，琴知道她的母亲是反对女子剪发的。

这天晚上倩如去了以后，张太太叹息道：“这样一个好姑娘，也学着闹新花样，弄得小姐不像小姐，尼姑不像尼姑，简直失了大家的闺范。她倒也讨人欢喜。只可惜她母亲死早了，没有人管教她，任她一个人独行独断，将来不晓得会弄成什么样子。真可惜。”张太太说了又叹气，她觉得世界一天一天地变得更古怪了，将来不知道还会变到什么样子。她在追想过去了的黄金时代。忽然她一转眼，看见琴的带着祈求的、欲语又止的神情，便惊讶地问道：“琴儿，你有什么事情？”

“妈，我想学倩如那样把头发剪掉，”琴说着，便埋下头去。

“你说什么？你想学倩如？你要人家笑我没有家教吗？”张太太吃惊地说，她好像受到了什么意外的大打击似的，她甚至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像倩如那样并没有什么不好！”琴涨红了脸，虽然觉得希望已经去了一半，但是她仍然鼓起勇气说。“学堂里好多同学都剪了发。剪了发又方便，又好看，还有种种别的好处。……”她正要详细地解释下去，却被她的母亲阻止了。

张太太现出不耐烦的神气挥手说：“我不要听你的大道理。讲道理我当然讲不过你，你的道理很多。你的花样也很多，今天要这样，明天又要那样。……还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告诉你。前几天你钱伯母来给你做媒，说男家家里很有钱，子弟也还漂亮，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他家里有的钱够他一生吃著不尽，嫁到那边去很可以享福。钱伯母怂恿我答应这件亲事，不过我想你一定不愿意，所以索性谢绝了。我说你的年纪还轻，我又只有你一个女儿，打算过几年再提婚事。……不过照现在的情形看来，我想还是把你早早嫁出去的好，免得你天天闹什么新花样，将来名声坏了，没有人要你，”张太太慢慢地说，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有疲倦的微笑。琴不知道她母亲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但是这些话已经够给琴一个大的打击了。“家里很有钱”，“子弟也还漂亮”，“没有读过多少书”，“还是把你早早嫁出去的好”，这几句话轮流地在她的耳边响着。她的眼前立刻现出一条很长、很长的路，上面躺满了年轻女子的尸体。这条路从她的眼前伸长出去，一直到无穷。她明白了，这条路是几千年前就修好了的。地上浸饱了那些女子的血泪，她们被人拿镣铐锁住，赶上这条路来，让她们跪在那里，用她们的血泪灌溉土地，让野兽们撕裂、吞食她们的身体。起初她们还呻吟，哀哭，祈祷，盼望有人把她们从这条路上救出去。但是并不要多久的时间，她们的希望就破灭了，她们的血泪也流尽了，于是倒下来，在那里咽了最后的一口气。从遥远的几千年前到现在，这条路上，不知断送了多少女子的青春，不知浸饱了多少女子的血泪。仔细看去，这条路上没有一个干净的尸体，那些女子都是流尽了眼泪，呕尽了心血，作了最后的挣扎，然后倒下来，闭了她们的还有火在燃烧的眼睛。啊！这里面不知埋葬了多少、多少令人伤心断肠的痛史！

一种渴欲诉诸正义的感情在琴的身体内发生了。几个大问题在她的脑子里盘旋：“牺牲，这样的牺牲究竟给谁带来了幸福呢？”“难道因为几千年来这条路上就浸饱了女人的血泪，所以现在和将来的女人还要继续在那里断送她们的青春，流尽她们的眼泪，呕尽她们的心血吗？”“难道女人只是男人的玩物吗？”最后一个更大的问题：“你愿意抛弃你所爱的人，去做别人的玩物吗？”她觉得这时候她已经跪在那条路上了，耳边一阵呻吟，眼前一片血肉模糊的景象。她还有什么勇气来回答上面的问题？正义是那样地渺茫！她的希望完全破灭了。她不能够支持下去，便捧着脸哭起来。

“琴儿，你怎样了？什么话伤了你的心？”张太太惊愕地站起来，走到琴的身边，温和地安慰她说。

琴哭得更伤心了，她挣脱了母亲的手，好像在跟谁挣扎似的，她悲声地喃喃说：“我不走那条路。我要做一个人，一个跟男人一样的人。……我不走那条路，我要走新的路，我要走新的路。”

[1]絏神：即一些专门调戏妇女的年轻人。

[2]黑漆板凳：英文husband的译音，意即丈夫。

26

就在琴伤心痛哭的这个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鸣凤被唤到太太的面前。在黯淡的清油灯光下，露出周氏的那张虽然生得相当动人、但是没有表情的胖脸。鸣凤不知道太太要对她说些什么话，然而她料想太太不会带给她好的消息。她又想起了这天下午冯老太太过来看老太爷和陈姨太的事情。她怀着颤抖的心，立在周氏的面前，甚至她的眼光也有点摇晃不定。在说话的时候，周氏的淡淡擦了一点白粉的圆脸渐渐变为浮肿而成了一个很大的圆东西，不停地在她的眼前摇荡，使她更加胆怯了。

“鸣凤，你在公馆里头做了这几年，也做得够了，”周氏开始慢腾腾地说，但是依旧比别人说得快些，而且以后愈说愈快，好像一盘珠子在不停地滚动一般。“我想你一定愿意早些出去。今天老太爷吩咐说，要送你到冯家去，给冯老太爷做小[1]。下个月初一是个好日子，冯家就要在那天接人。今天是二十八，离初一还有三天。明天起你不必做事情了，你好好休息两天，等着到冯家去。……你到冯家去要好好地服侍冯老太爷两夫妇，听说冯老太爷脾气古怪，冯老太太脾气也不大好，你遇事要将就他们，不要使性子。冯家还有老爷、太太、孙少爷。你也应该尊敬他们。你在我房里做了几年丫头，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现在给你找到这门亲事，我也算放了心。冯家很有钱，只要你在那边安分守己，你一生穿衣吃饭一点也不用忧愁。这样也比五太太的喜儿好得多。……你服侍我几年，我没有什么报答你，我明天就叫裁缝来给你做两身好衣服，还给你预备点首饰……”她还要说下去，却被鸣凤的哭声打岔了。

这些话的每一个字都像利刀刺进鸣凤的心，她只得任它们乱刺，没法防卫自己。她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人们甚至连她所赖以生活的爱情也要给她夺去了。把自己的青春拿去服侍一个脾气古怪的老头子，得不到一点怜惜。在那种家庭里做姨太太的人的命运是极其明显的：流眼泪，吃打骂，受闲气，依旧会成为她的生活里的重要事情。所不同的是她还要把自己的身体交给那个脾气古怪的老头子蹂躏。做姨太太，这是何等可耻的事。在平日她们丫头的骂人术语里，“给人家做小”也就是一句。然而在高家经过了八年的忠心的苦役之后，她所得到的报酬，却是去做姨太太，给人家蹂躏，让人家折磨。她的前途依然是一片浓密的黑暗，那一线被纯洁的爱情所带来的光明也给人家摧残了。一个青年的和善的面颜在她的面前溜了过去，接着许多狞笑的歪脸恶狠狠地向她逼来。她害怕地用手遮住脸，她好像在跟什么可怕的幻象挣扎。忽然一个声音在她的耳边响起来，好像有人在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了的。你不能够改变它。”于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绝望的感觉紧紧地抓住了她。她忍不住伤心地哭起来。

周氏的话像珠子一般地滚着。她一口气说了许多，很难马上止住。现在她才注意到鸣凤的这种不寻常的举动，而且也听见了这个少女的悲惨的哭声，她惊愕地闭了口，注意地观察鸣凤的举动。她还不能够明白鸣凤为什么要这样伤心。但是她已经被这个少女的哭声感动了。她温和地问道：“鸣凤，怎么了？你哭什么？”

“太太，我不愿意去！”鸣凤的口里迸出了哭声道。“我宁愿在公馆里做一辈子的丫头，服侍太太，服侍小姐，服侍少爷。……太太，我只求你不要送我出去，我在公馆里事情还没有做得够！……我才只做了八年。……太太，我年纪还轻，请你不要把我送出去。……”

这种情形触动了周氏的平常很少被触到的母性，她带着凄然的微笑说：“本来我也怕你不愿意，实在说冯老太爷的年纪太大了，论年纪你可以做他的孙女。然而这是老太爷的意思，我也只得听他的话。不过只要你到了那边好好地服侍冯老太爷，日子也并不怎样难过，倒强似嫁一个贫家男人，连衣食也顾不周到。……”

“太太，我宁愿受冻挨饿，我不情愿给人家做小……”鸣凤吐出了这句话以后，觉得自己的全身的力量都用尽了，她站不住，跪下来，抓着周氏的膝头哀求道：“太太，请你不要把我送走，我愿意在公馆里做一辈子的丫头。我愿意服侍你一辈子。……太太，可怜我，我年纪轻！……你打我、骂我都可以，只是不要把我送到冯家去。……我怕，我怕过那种日子。……太太，请你发点慈悲，可怜可怜我吧。……太太，我不能去啊！”她说到这里，一阵更大的悲哀压倒了她，她觉得有什么东西潮也似地从她的心底直涌上来，无数凄惨的话到了她的喉边又被她咽下去，她的口已经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她不能再说一句话，只顾低声哭着，愈哭愈伤心，她觉得要把她的心哭出来才痛快。

周氏被鸣凤这一哭引起了自己的心事。她看见那个跪在她面前把头俯在她的膝上哀哀哭着的少女，也觉得凄然。这时候她的母性完全被触动了。她并不推开鸣凤，却温和地用手摩抚鸣凤的头发，爱怜地说：“我也知道你太年轻，老实说我也不愿意把你送到冯家去。……然而这是老太爷答应了的。他说怎么办就要怎么办，我做媳妇的怎敢违抗？……现在没有法子挽回了。无论如何你初一一定要去。……你不要哭了，哭也没有用。……其实到了冯家也会有好日子过。你不要怕，好心的人终有好报的。……你快起来，回屋去睡吧。”

鸣凤把周氏的腿抱得愈紧，她觉得这时候只有这一双腿可以救她。她绝望地作最后的努力，哀声说：“太太，你当真不肯救我？你一点也不可怜我吗？……救救我吧，我宁死也不要到冯家去！”她抬起头来把满是泪痕的脸对着周氏的眼睛，她拉住太太的一只手哀求地说：“太太，救救我吧。”声音非常凄惨。

周氏不住地摇着头凄然说道：“现在实在没有法子可想。我自己要不放你去，也不行。老太爷的话，连我也不敢不听。……快起来，好好地去睡吧。”她说着便挣开手去拉鸣凤的膀子。

鸣凤默默地让周氏拉她起来。她茫然地立在周氏的面前，觉得好像是在做梦。她痴痴地立了片刻。又把眼睛向四面看，周围是阴沉沉的。她的哭声止了。她还在抽泣。最后她连抽泣也止住了。她极力忍住悲哀，拉起衫子的底襟角揩了眼泪，用冷冷的、但依旧是凄凉的声音说：“太太，我听你的话……”她还想说什么，但是看见周氏疲倦地站起来，又听见周氏说：“好，只要你肯听话，我也就放心了。”她知道再留在这里多说也等于白说。太太的脾气她已经摸熟了。她无精打采地说一声：“太太，我去睡了，”便慢慢地移动脚步走出了太太的房间。她用手按住自己的胸膛，她怕她的心会炸裂。周氏看见鸣凤出去了，望着她的背影叹了两口气。周氏这时候很同情鸣凤，因为自己不能够帮助她而感到痛苦。可是过了一个钟头，太太又把这个少女的事情忘在脑后了。

天井里只有一片黑。鸣凤看不见一个人影。黯淡的灯光从觉慧的房间里射出来。她本来想回到仆婢室里去睡，却被这灯光引诱着轻脚轻手地走到了觉慧的窗下。三扇玻璃窗都被白纱窗帷遮住，灯光从细孔里漏出来，投了美丽的花纹在地上。这窗帷，这玻璃窗，这房间，如今在她的眼前变得非常可爱了。她不闪眼地立在窗前石阶上，仰望着白纱窗帷。她不做出一点声音，唯恐惊动里面的人。过了一些时候，白纱窗帷渐渐地带了空幻的色彩，而变得更加美丽了。模糊中在里面出现了美丽的人物，男男女女，穿得很漂亮，态度也很轩昂。他们走过她的面前，带着轻视的眼光看她一眼，便急急地掉过头走开了。忽然在人丛中出现了她朝夕想念的那个人，他投了一瞥和善的眼光在她的脸上。他站住，好像要跟她说话，但是后面一群人猛然拥挤过来，把他挤得不见了。她注意地用眼光去找寻他，然而在她面前白纱窗帷静静地遮住了房里的一切。她看不见别的什么。她走近窗户想伸起头去望里面，但是窗台较高，她的头达不到。她试了两次，都没有用，便绝望地退了几步。一个不留心，她把手触到了窗板，发出一个低微的响声，接着房里起了一声咳嗽，正是那个人的声音。她才知道他还没有睡。她盼望他走到窗前揭起窗帷来看她，她在那里等待着。然而里面又寂然了，只有笔落在纸上的极其低微的声音。她又走去在窗板上敲了两下，她盼望他会听见敲声。但是这一次他只在里面做出两三下响声，好像是移动了椅子，接着落笔的声音更勤了些。她知道轻敲是没有用的，待要重敲，又害怕惊动了别人。因为他和他的哥哥同住在这间屋里。然而她还怀着最后的希望，又一次走到窗前轻轻敲了三下，又低声叫了一次：“三少爷”，便退后两步，静静地站着。她想这一次他一定会出现了。但是过了一些时候还是没有动静，只是落笔的声音更急了。接着她又听见他放下笔，用惊讶的声音自言自语：“怎么就两点钟了？……明早晨八点钟还有课。……”于是落笔的声音又起了。

她痴痴地立在那里，她明白她再要敲也是没有用的，他不会听见。她并不怨他，她反而更加爱他。他的这两句话还在她的耳边荡漾，在她，它们比音乐还好听。她默默地回味着这两句话，她觉得他就在她的身边，活泼的，热烈的，跟平时一样。忽然另一个思想又来到她的脑子里，她想，他正需要着一个女人来爱他，来照料他，来服侍他。她又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人像她这样地爱他，她真愿意为他做一切的事情。然而同时她又知道有一堵墙横在她跟他的中间，而且现在人们就要送她到冯家去了，并不要多久，就在三天以后。那时候她便成了冯家的人。她再没有机会看见他了。任她怎样受人侮辱，怎样呻吟哀叫，他也不会知道，也不会来救她了。分离，永久的分离，这种情形比死别还要难堪。她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值不得留恋的了。当她向太太说“宁死也不要到冯家去”的时候，她并非拿这句话来威胁太太，她确实想到了那个“死”字。大小姐教过她，这个“死”字便是薄命女子的唯一的出路，她很相信这个。

房里一声长叹把她从纷乱的思想中唤醒过来。她凄凉地朝四面望了一下。周围静寂寂没有人声，黑酂酂没有光明。她忽然记起来几个月以前也曾经有过跟这相似的情景，那时候是他在窗外而她在房里。而且那时的传闻如今却成了事实。她又细细地回味着那一晚的情景。她想起他对她的态度，又想起她对他说过的话：“我向你赌咒，我决不去跟别人……”她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绞着，刺着，痛得厉害，她的眼睛又被泪珠打湿了。房里的灯光爱怜地抚着她的眼睛。她带着贪婪的眼光看那灯光，一种欲望渐渐地抓住了她。她想不顾一切地跑进房里，跪在他的面前，向他哭诉她的痛苦，并且哀求他把她从不幸的遭遇中拯救出来。她愿意永远做他的奴隶，爱他，服侍他。

她决定要跑进去了。然而……眼前一阵漆黑。房里的灯光突然灭了。她睁大眼睛，但是她什么也看不见。她拔不动脚，孤零零地立在黑暗里。无情的黑暗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过了一些时候，她才提起脚，慢慢地走回自己的房间去。一路上什么都不存在了。她只顾在黑暗中摸索着，费了许久的功夫，她才摸到自己的房间，推开半掩着的门进去。

瓦油灯上结了一个大灯花，使微弱的灯光变得更加阴暗。屋子里到处都是阴影。两边的几张木板床上摆了一些死尸似的身体。粗促的鼾声从肥胖的张嫂的床上发出来，四处撞击，显得很可怕。鸣凤一进门便吃了一惊，连忙站住，打起精神四面一看。她懒洋洋地走到桌子前，把灯芯朝外拨，灯花去掉。屋子里马上亮了许多。她正要解衣服，忽然一阵悲哀压倒了她，她支持不住就扑倒在床上哭起来，头紧紧地压在被上，不多几时就把被褥弄湿了一滩。她愈想愈伤心。后来她的哭声把老黄妈惊醒了。老黄妈用不十分清楚的声音问：“鸣凤，你在哭什么？”她不回答，只顾哭着。老黄妈劝了她两句，翻一个身又睡熟了，剩下鸣凤一个人伤心地哭着，一直哭到她进入梦中的时候。

从第二天起鸣凤的态度完全改变了。她整天不露一个笑脸，做事情也是没精打采的，而且害怕跟人接近。她看见一个人，马上就疑心她的事情已经被那个人知道了，她就在那个人的脸上看见了轻视或嘲笑的表情，她连忙躲开。她看见两三个女佣或仆人轿夫在一起谈话，她就疑心她们（或他们）在谈论她的事情。“姨太太”、“小老婆”、“小”，这些字眼好像到处都有人在讲，后来甚至主人们也谈论起来了。她好像听见五老爷对人说：“好个标致的姑娘，白白送给老头子做姨太太，真可惜。”又有一次她似乎在厨房里听见那个肥胖的张嫂鄙夷地说：“呸，年纪轻轻就给死老头子做小。再有多少钱我才不干嘞！”到处她都听见这一类的嘲骂的语句。她什么地方都不敢去了，除了每天两顿饭以外，其余的时间里她不是躲在自己房中就是藏在花园里。有时候婉儿、倩儿或喜儿来找她谈些话。但是她们也很忙，只能够偷偷地抽出一点空时间来看她，安慰她。老黄妈温和地跟她谈过一次话。她不等老黄妈讲完就借故跑开了。她害怕多听安分守己、顺从命运这一类的话。

这两天鸣凤很想找到觉慧，跟他谈谈她的事。她时时刻刻等着这个机会。然而近来觉慧弟兄似乎比从前更忙，他们每天早晨绝早就出去上学，下午很迟才回来，在家里吃过饭，马上又出去，往往到九、十点钟才回家，回来就关在房里写文章、读书。她难得见到觉慧一面，即使两人遇见了，也不过是他投一瞥爱怜的眼光过来，温和地看她几眼，或者对她微笑，却难得对她讲几句话。自然这些也是爱的表示。她觉得他的忙碌是正当的，虽然因此对她疏远一点，她也并不怪他。

然而实际上她就只有两天的时间。这么短！她必须跟觉慧谈一次话，把她的痛苦告诉他，看他有什么意见。无论如何她必须同他商量。然而他仿佛完全不知道这一回事情，他并不给她一个这样的机会。花园里没有他的脚迹。只有在吃午饭的时候，她才可以见到他，但是他放下饭碗就匆忙地走了，她待要追上去说话也来不及。晚上他回家很迟。再要找像从前那样的跟他一起谈笑的机会，是不可能的了。

三十日终于到了。鸣凤的事公馆里知道的人并不太多，觉慧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一则，在外面他们的周报社里发生了变故，他用了全副精神去应付这件事，就没有心肠管家里的事情；二则，他在家里时也忙着写文章或者读书，没有机会听见别人谈鸣凤的事。

三十日在觉慧看来不过是这个月的最后一日，然而在鸣凤却是她一生的最后一天了，她的命运就要在这一天决定了：或者永远跟他分离，或者永远和他厮守在一起。然而事实上后一个希望却是非常渺茫。她自己也知道。自然她满心希望他来拯救她，让她永远和他厮守在一起；但是在他们两个人的中间横着那一堵不能推倒的墙，使他们不能够接近。这就是身份的不同。她是知道的。她从前在花园里对他说“不，不……我没有那样的命”时，她就已经知道这个了。虽然他答应要娶她，然而老太爷、太太们以及所有公馆里的人全隔在他们两个人的中间，他又有什么办法？在老太爷的命令下现在连太太也没有办法，何况做孙儿的他？她的命运似乎已经决定，是无可挽回的了。然而她还不能放弃最后的希望，她不能甘心情愿地走到毁灭的路上去，而没有一点留恋。她还想活下去，还想好好地活下去。她要抓住任何的希望。她好像是在欺骗自己，因为她明明知道连一点希望也没有了，而且也不能够有了。

这一天她怀着颤抖的心等着跟觉慧见面。然而觉慧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她走到他的窗下，听见他的哥哥说话的声音，她觉得胆怯了。她在那里徘徊着，不敢进去，但是又不忍走开，因为要是这一晚再错过机会，不管是生与死，她永远不能再看见他了。

好容易挨过了一些时候，屋里起了脚步声，她知道有人走出，便往角落里一躲，果然看见一个黑影从里面闪出来。这是觉民。她看见他走远了，连忙走进房里去。

觉慧正埋着头在电灯光下面写文章，他听见她的脚步声并不抬起头，也不分辨这是谁在走路。他只顾专心写文章。

鸣凤看见他不抬头，便走到桌子旁边胆怯地但也温柔地叫了一声：“三少爷。”

“鸣凤，是你？”他抬起头惊讶地说，对她笑了笑。“什么事？”

“我想看看你……”她说话时两只忧郁的眼睛呆呆地望着他的带笑的脸。她的话没有说完，就被他接下去说：

“你是不是怪我这几天不跟你说话？你以为我不理你吗？”他温和地笑道，“不是，你不要起疑心。你看我这几天真忙，又要读书，又要写文章，还有别的事情。”他指着面前一大堆稿件，几份杂志和一叠原稿纸对她说：“你看我忙得跟蚂蚁一样。……再过两天就好了，我就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再过两天。……我答应你，再过两天。”

“再过两天……”她绝望地悲声念着这四个字，好像不懂它们的意义，过后又茫然地问道：“再过两天？……”

“对，”他笑着说，“再过两天，我的事情就做完了。只消等两天。再过两天，我要跟你谈许许多多的事情。”他又埋下头去写字。

“三少爷，我想跟你说两句话。……”她极力忍住眼泪，不要哭出声来。

“鸣凤，你不看见我这样忙？”他短短地说，便抬起头来。看见她的眼里闪着泪光，他马上心软了。他伸手去捏了捏她的手，又站起来，关心地问道：“你受了什么委屈吗？不要难过。”他真想丢开面前的原稿纸，带着她到花园里好好地安慰她。可是他马上又想起明天早晨就要交出去的文章，想起周报社的斗争，便改变了主意说：“你忍耐一下，过两天我们好好地商量，我一定给你帮忙。我明天会找你，现在你让我安安静静地做事情。”他说完，放下她的手，看见她还用期待的眼光在看他，他一阵感情冲动，连自己说不出是为了什么，他忽然捧住她的脸，轻轻地在她的嘴上吻了一下，又对她笑了笑。他回到座位上，又抬起头看了她一眼，然后埋下头，拿起笔继续做他的工作。但是他的心还怦怦地跳动，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吻她。

鸣凤不说一句话，她痴呆地站在那里。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这时候想些什么，又有什么样的感觉。她轻轻地摩抚她的第一次被他吻了的嘴唇。过了一会儿她又喃喃地念着：“再过两天……”

这时外面起了吹哨声，觉慧又抬起头催促鸣凤：“快去，二少爷来了。”

鸣凤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似的，她的脸色马上变了。她的嘴唇微微动着，但是并没有说出什么。她的非常温柔而略带忧郁的眼光留恋地看了他几眼，忽然她的眼睛一闪，眼泪流了下来，她的口里迸出了一声：“三少爷。”声音异常凄惨。觉慧惊奇地抬起头来看，只看见她的背影在门外消失了。

“女人的心理真古怪，”他叹息地自语道，过后又埋下头写字。

觉民走进房里，第一句话就问：“刚才鸣凤来过吗？”

“嗯，”觉慧过了半晌才简单地答道。他依旧在写字，并不看觉民。

“她一点也不像丫头，又聪明，又漂亮，还认得字。可惜得很！……”觉民自语似地叹息道。

“你说什么？你可惜什么？”觉慧放下笔，吃惊地问。

“你还不晓得？鸣凤就要嫁了。”

“鸣凤要嫁了！哪个说的？我不相信！她这样年轻！”

“爷爷把她送给冯乐山做姨太太了。”

“冯乐山？我不相信！他不是孔教会里的重要分子吗？他六十岁了，还讨小老婆？”

“你忘记了去年他们几个人发表梨园榜，点小旦薛月秋做状元，被高师的方继舜在《学生潮》上面痛骂了一顿？他们那种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横竖他们是本省的绅士，名流。明天就是他接人的日子。我真替鸣凤可惜。她今年才十七岁！”

“我怎么早不晓得？……哦，我明明听见过这样的消息，怎么我一点儿也记不起来？”觉慧大声说，他马上站起来，一直往外面走，一面拚命抓自己的头发，他的全身颤抖得厉害。

“明天！”“嫁！”“做姨太太！”“冯乐山！”这些字像许多根皮鞭接连地打着觉慧的头，他觉得他的头快要破碎了。他走出门去，耳边顿时起了一阵悲惨的叫声。突然他发见在他的面前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四周真静，好像一切生物全死灭了。在这茫茫天地间他究竟走向什么地方去？他徘徊着。他抓自己的头发，打自己的胸膛，这都不能够使他的心安静。一个思想开始来折磨他。他恍然明白了。她刚才到他这里来，是抱了垂死的痛苦来向他求救。她因为相信他的爱，又因为爱他，所以跑到他这里来要求他遵守他的诺言，要求他保护她，要求他把她从冯乐山的手里救出来。然而他究竟给了她什么呢？他一点也没有给。帮助，同情，怜悯，他一点也没有给。他甚至不肯听她的哀诉就把她遣走了。如今她是去了，永久地去了。明天晚上在那个老头子的怀抱里，她会哀哀地哭着她的被摧残的青春，同时她还会诅咒那个骗去她的纯洁的少女的爱而又把她送进虎口的人。这个思想太可怕了，他不能够忍受。

去，他必须到她那里去，去为他自己赎罪。

他走到仆婢室的门前，轻轻地推开了门。屋里漆黑。他轻轻地唤了两声“鸣凤”，没有人答应。难道她就上床睡了？他不能够进去把她唤起来，因为在那里还睡着几个女佣。他回到屋里，却不能够安静地坐下来，马上又走出去。他又走到仆婢室的门前，把门轻轻地推开，只听见屋里的鼾声。他走进花园，黑暗中在梅林里走了好一阵，他大声唤：“鸣凤”，听不见一声回答。他的头几次碰到梅树枝上，脸上出了血，他也不曾感到痛。最后他绝望地走回到自己的房里。他看见屋子开始在他的四周转动起来……

其实这时候他所寻找的她并不在仆婢室，却在花园里面。

鸣凤从觉慧的房里出来，她知道这一次真正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她并不怨他，她反而更加爱他。而且她相信这时候他依旧像从前那样地爱她。她的嘴唇还热，这是他刚才吻过的；她的手还热，这是他刚才捏过的。这证明了他的爱，然而同时又说明她就要失掉他的爱到那个可怕的老头子那里去了。她永远不能够再看见他了。以后的长久的岁月只是无终局的苦刑。这无爱的人间还有什么值得留恋？她终于下了决心了。

她不回自己的房间，却一直往花园里走去。她一路上摸索着，费了很大的力，才走到她的目的地——湖畔。湖水在黑暗中发光，水面上时时有鱼的唼喋声。她茫然地立在那里，回想着许许多多的往事。他跟她的关系一幕一幕地在她的脑子里重现。她渐渐地可以在黑暗中辨物了。一草一木，在她的眼前朦胧地显露出来，变得非常可爱，而同时她清楚地知道她就要跟这一切分开了。世界是这样静。人们都睡了。然而他们都活着。所有的人都活着，只有她一个人就要死了。过去十七年中她所能够记忆的是打骂，流眼泪，服侍别人，此外便是她现在所要身殉的爱。在生活里她享受的比别人少，而现在在这样轻的年纪，她就要最先离开这个世界了。明天，所有的人都有明天，然而在她的前面却横着一片黑暗，那一片、一片接连着一直到无穷的黑暗，在那里是没有明天的。是的，她的生活里是永远没有明天的。明天，小鸟在树枝上唱歌，朝日的阳光染黄树梢，在水面上散布无数明珠的时候，她已经永远闭上眼睛看不见这一切了。她想，这一切是多么可爱，这个世界是多么可爱。她从不曾伤害过一个人。她跟别的少女一样，也有漂亮的面孔，有聪明的心，有血肉的身体。为什么人们单单要蹂躏她，伤害她，不给她一瞥温和的眼光，不给她一颗同情的心，甚至没有人来为她发出一声怜悯的叹息！她顺从地接受了一切灾祸，她毫无怨言。后来她终于得到了安慰，得到了纯洁的、男性的爱，找到了她崇拜的英雄。她满足了。但是他的爱也不能拯救她，反而给她添了一些痛苦的回忆。他的爱曾经允许过她许多美妙的幻梦，然而它现在却把她丢进了黑暗的深渊。她爱生活，她爱一切，可是生活的门面面地关住了她，只给她留下那一条堕落的路。她想到这里，那条路便明显地在她的眼前伸展，她带着恐怖地看了看自己的身子。虽然在黑暗里她看不清楚，然而她知道她的身子是清白的。好像有什么人要来把她的身子投到那条堕落的路上似的，她不禁痛惜地、爱怜地摩抚着它。这时候她下定决心了。她不再迟疑了。她注意地看那平静的水面。她要把身子投在晶莹清澈的湖水里，那里倒是一个很好的寄身的地方，她死了也落得一个清白的身子。她要跳进湖水里去。

忽然她又站住了。她想她不能够就这样地死去，她至少应该再见他一面，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他，他也许还有挽救的办法。她觉得他的接吻还在她的唇上燃烧，他的面颜还在她的眼前荡漾。她太爱他了，她不能够失掉他。在生活中她所得到的就只有他的爱。难道这一点她也没有权利享受？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还活着，她在这样轻的年纪就应该离开这个世界？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在她的脑子里盘旋。同时在她的眼前又模糊地现出了一幅乐园的图画，许多跟她同年纪的有钱人家的少女在那里嬉戏，笑谈，享乐。她知道这不是幻象，在那个无穷大的世界中到处都有这样的幸福的女子，到处都有这样的乐园，然而现在她却不得不在这里断送她的年轻的生命。就在这个时候也没有一个人为她流一滴同情的眼泪，或者给她送来一两句安慰的话。她死了，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公馆并不是什么损失，人们很快地就忘记了她，好像她不曾存在过一般。“我的生存就是这样地孤寂吗？”她想着，她的心里充满着无处倾诉的哀怨。泪珠又一次迷糊了她的眼睛。她觉得自己没有力量支持了，便坐下去，坐在地上。耳边仿佛有人接连地叫“鸣凤”，她知道这是他的声音，便止了泪注意地听。周围是那样地静寂，一切人间的声音都死灭了。她静静地倾听着，她希望再听见同样的叫声，可是许久，许久，都没有一点儿动静。她完全明白了。他是不能够到她这里来的。永远有一堵墙隔开他们两个人。他是属于另一个环境的。他有他的前途，他有他的事业。她不能够拉住他，她不能够妨碍他，她不能够把他永远拉在她的身边。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她应该去了，在他的生活里她应该永久地去了。她这样想着，就定下了最后的决心。她又感到一阵心痛。她紧紧地按住了胸膛。她依旧坐在那里，她用留恋的眼光看着黑暗中的一切。她还在想。她所想的只是他一个人。她想着，脸上时时浮出凄凉的微笑，但是眼睛里还有泪珠。

最后她懒洋洋地站起来，用极其温柔而凄楚的声音叫了两声：“三少爷，觉慧，”便纵身往湖里一跳。

平静的水面被扰乱了，湖里起了大的响声，荡漾在静夜的空气中许久不散。接着水面上又发出了两三声哀叫，这叫声虽然很低，但是它的凄惨的余音已经渗透了整个黑夜。不久，水面在经过剧烈的骚动之后又恢复了平静。只是空气里还弥漫着哀叫的余音，好像整个的花园都在低声哭了。

[1]小：即小老婆。

27

觉慧终于把文章写完了，可是他一夜没有睡好觉。初一日早晨他醒得迟，他的哥哥唤了他两次，他才下床，等到他和觉民匆忙地赶到学校时，已经迟了十多分钟了。

课堂里响着英国教员朱孔阳的声音，他正读着《复活》里的句子。觉慧跟别的同学一样也注意地在听讲，他准备着回答教员的随时的发问。自然他不能够把心完全放在书上，他还不能不想到鸣凤，想到鸣凤时他还不能使自己的心不颤动。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一定要拉住鸣凤。不，事实上经过了一夜的思索之后，他准备把那个少女放弃了。这个决定当然使他非常痛苦，不过他觉得他能够忍受而且也有理由忍受。有两样东西在背后支持他的这个决定：那就是有进步思想的年轻人的献身热诚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

一天的功课很快地完结了。在归途中，他又受到矛盾的思想的围攻。他一句话也不说，脸色也很难看。觉民知道他有心事，也就不跟他多讲话。

他们终于到了自己的家，走进二门，正遇见冯家接人的轿子出来，两个仆人押送着。轿子里面传出来凄惨的哭声，虽然细微，但是哭声进到了觉慧的心里。他并不分辨这是什么人的声音，他相信那个人去了，永远地去了。

轿子带着哭声去了，天井里还留着女佣、仆人和轿夫。他们聚在一起纷纷议论。高忠红着脸叽哩咕噜地在骂“老混蛋”。文德在旁边劝他不要乱讲话。觉慧知道他们一定在谈鸣凤的事情，他甚至不敢多看他们一眼，就急急地走进里面去了。

他们进了里面，一个忧郁的声音欢迎着他们：“你们今天怎么回来得这样早？”问话的是陈剑云，他那张瘦脸上还带着病后憔悴的颜色。他正立在阶上跟觉新谈话，看见他们，便向他们走来。觉新却默默地转身走入过道，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

“我们近来常常是这样，下午只有一堂课，因为不久就要大考了，”觉民温和地答道。他接着问一句：“你的身体现在复原了？”

“谢谢你。我完全好了，”剑云勉强笑答道，跟着觉民弟兄走进屋去。他一进屋就在藤椅上坐下，叹了一口气。

“剑云，你为什么总是这样不快活？”觉民问道。觉慧把书往桌上一掷，就走到床前躺下去，并不跟别人说一句话。

“这人生太悲惨了！”剑云痛苦地摇头说。

觉民忽然想起剑云常常说的“也许是身体弱的缘故罢，不然就是很早死去父母”那句话，便带点同情的口气劝道：“剑云，我劝你还是把心胸放开一点，不要只想那些不快活的事情。”

“太悲惨了，太悲惨了！”剑云好像不曾听见觉民的话，只顾说下去，“我无意间到你们这儿来，碰见她上轿，听到她的哭声，看见她挣扎的样子，我的眼泪也流出来了。这究竟是一个人啊！为什么人家把她当作东西一样送给这个那个？……”

“你说鸣凤的事情吗？”觉民感动地说。

“鸣凤？”剑云抬头看了觉民一眼，怨愤地说，“我说的是婉儿，轿子刚刚出去，你们没有碰见吗？”

“婉儿？那么鸣凤没有嫁？”觉慧马上从床上坐起来惊喜地问道。

“鸣凤……”剑云说了这两个字又停住了，把他的茫然的眼光望着觉慧，然后低声说：“她……她投湖自尽了。”

“怎么？鸣凤自尽了？”觉慧恐怖地站起来，绝望地抓自己的头发，他在屋子里大步踱来踱去。

“他们这样说。她的尸首已经抬出去了。我也没有看见。……”

“啊，我明白了。鸣凤自尽了，所以爷爷用婉儿代替。横竖在爷爷的眼睛里，丫头都不是人，可以由他当作礼物送来送去。……看不出鸣凤倒是一个烈性的女子，她倒做出这样的事情！”觉民半愤怒半惋惜地说。

“可是这样一来就该婉儿倒楣了，”剑云接着说，“看见她挣扎的样子，不论哪个人也会流眼泪。我想她也许会走鸣凤的路……”

“想不到爷爷这样狠心！一个死了，还要把另一个送出去。人家好好的女儿，为什么要这样地摧残？”觉民愤怒地说。

“告诉我，鸣凤是怎样自杀的！”这些时候阴沉着脸不说话的觉慧忽然走到剑云身边，抓住他的一只膀子疯狂地摇着，说了上面的话。

剑云惊愕地看了觉慧一眼，不明白觉慧为什么这样激动，但是他依旧用他的感伤的调子答道：“我不晓得，恐怕就没有人晓得。据说是老赵在湖里看见了她的尸首，找人把她捞起来，抬出去，就完了。……这人生，这世界……太悲惨了。”

觉慧眈眈地望着剑云的带病容的瘦脸。忽然他粗暴地放开剑云的膀子，一声不响地跑了出去，留下剑云和觉民在屋里。

“觉慧有什么事情？”剑云悄然地问觉民。

“我现在开始明白了，”觉民点头自语道。

“你明白了，我倒不明白！”剑云说着便把头埋下去。他永远是那么小心，那么谦逊。

“你还看不出来这也是爱字在作怪吗？”觉民愤怒地大声说。没有人回答他的话。屋里是难堪的静寂，窗外偶尔响起脚步声，好像脚踏在人的心上一般。

又过了一些时候，剑云才慢慢地抬起头来，用他的茫然的眼光，把屋子的四周望了一下，喃喃地自语道：“我……明白了，……明白了。……”

觉民站起来，大步在屋里走了一阵，忽然在方桌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他把眼光送到剑云的脸上。两人的眼光遇在一起。他们在眼光里表示了一些阴郁的思想。剑云又把头埋下去。

“都是为了爱，”觉民苦恼地说。“三弟跟鸣凤的事我现在明白了。我以前就有些疑心。……想不到会有现在这样的结局。我真想不到鸣凤的性子这样烈！……可惜得很！如果她生在有钱人家……”觉民似乎说不下去了，他的脸上现出挣扎的表情。过了几分钟他又用激动的声音说：“都是那个爱字。……大哥近来瘦多了，他这几天很忧郁。……这不也是为了爱吗？……爱，我想爱应该给人带来幸福，但是为什么却带来这么多的苦恼？……”他的声音颤抖着，这时候他想到了自己的事情，他差不多要为自己的前途悲哭了。在他的眼前隐约地出现了将来的暗影。他的大哥的一生就是他的一个“榜样”。

剑云不知道觉民的悲哀的原因，以为这单是由同情来的，同时他自己的心事也被这一番话引起来了。他的生活里的悲哀比任何人的都大，他更需要着别人的同情。许多时候以来，他就怀着满腹的悲哀，找不到一个人来听他倾诉。他永远以为自己太渺小，太无能了，跟任何人都比不上。他过着极其谦逊的生活，他永远拿一颗诚实的心待人，然而他在各处都得到轻视和冷淡。虽然他偶尔也曾得到一点同情，但这也只是表面上的，不过他已经觉得受之非分了。他，在践踏中生长起来的他，确实不曾抱怨过生活，而且甚至对轻视和冷淡也是平静地、或者更可以说是胆怯地忍受的。他在这种情形里过了许多年，现在他看见觉民对别人的不幸竟然表示了这样深的同情，他觉得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听他倾诉的人，于是在他的内心藏了许久的话变成一股力量开始来推动他了。他鼓起勇气试了几次，终于开了口：“觉民，我有话向你说……”他又停顿了一下，看了觉民一眼，遇到觉民的温和的眼光，他才接着说下去：“我这次大病过后，不晓得为什么缘故，时时想到死。固然像我这样地活着不如死了好，不过我却有点怕死。你想，活着是这样寂寞可怜，死了更不晓得会怎样寂寞可怜啊！没有一个人来哭我，来看我。孤零零的，永远是孤零零的。多么寂寞。……这次大病中承你们弟兄好意来看过我几次。这几次我是永远记得的，我多么感激你们！……”

“这些事情还提它做什么？”觉民听见这番话倒觉得惭愧，他想把话题支开。

“我一定要说。觉民，如果我这一生值得你同情的话，你肯答应将来我死了以后，每年春秋两季到我坟前来看看我吗？”他凄凉地说。

“剑云，为什么你只说这种不愉快的话，你不看见我们的痛苦已经够多了吗？”虽然是责备的话，但声音却是异常温和。

剑云用手揉了揉眼睛，又接下去说：“我一定要说，我一定要把我的事情告诉你。现在只有你可以听我的倾诉。……因为大哥有大哥的悲哀，觉慧也有觉慧的悲哀，我不能够再把我的悲哀给他们加上去。……我爱上了一个人。我自己也明白这是非分的爱，我晓得她不会爱我。我晓得像我这样的人配不上她那样的女子。我常常对自己说：‘不要做梦吧，你为什么要爱她？像你这样的人还值得人爱吗？抛弃你这绝望的爱吧。’然而事实上我却不能够。我不能不想她。听见她的名字，我就止不住心跳；看见她的脸，我就像受到了一次祝福。我常常暗中唤着她的名字，有时候这个名字就可以安慰我，鼓舞我。但是有时候这个名字又给我带来更大的痛苦，因为我一念这个名字，我就更热烈地想到她，我恨不得立刻跑到她面前，把我的爱情向她吐露。可是我又没有勇气。我这样一个渺小无能的人怎敢向她吐露我的爱情呢？……我不晓得为什么像我这样在践踏和轻视中长大的人也会有爱的本能。我为什么又偏偏爱上了她？她又是那么高洁，我连一个爱字也不敢向她明说。……这种爱，这种绝望的爱给我带来多大的痛苦！……自然这是我自己的错，我不能够埋怨她。她一点也不知道！……我整天被这种绝望的爱折磨着。……我每次到王家去，我总要望她的窗户，有时候她在家，我看见白色的窗帘，它给了我多少幻想，多少美丽的幻想，我仿佛看见了她在房里的一举一动，我好像就站在她的身边。但是这安慰也只是暂时的，因为不久我就记起我的身世，于是我又陷在污泥里去了。……她在家里的时候，我听得见她的咳嗽声，谈话声，那是多么好听的声音！那时我要费很大的力才能够把心放在书上，才能够给我的小学生讲解。……有时候她在学堂里还没有回家，听不见她的一点声音，我又感觉到寂寞。……我为了她把身体弄得坏到这个样子，可是她一点也不晓得，而且也没有一个人晓得。其实她就是晓得，她至多也不过可怜可怜我罢了，她不会爱我的。……我明白没有一个女人会爱我。我是一个卑不足道的人！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光明，那么多的爱，可是都不是为我而设的，我是一个被幸福遗弃了的人。……”他停了停。觉民并不开口。

剑云取出手帕揩了眼泪，又把他的谦虚而忧郁的眼光在觉民的脸上扫了一下，然后带着苦笑，慢慢地说：“觉民，你会笑我无聊吧，我太不自量了。有时候我简直忘记了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有时候在绝望中甚至怨恨我的父母把我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只要我换了一个环境，譬如就处在你的地位吧，我也不会痛苦到这个地步了。……觉民，我真羡慕你！我常常想，我甚至祷告，只要能够处在你这样的环境，像你这样可以随意跟她接近谈话，就是缩短我十年的寿命我也情愿。……我常常生病，有时候就是为了她的缘故。在病中我也还想念她，而且想念得更切。我天天祷告，盼望她到我的病房来看我一次，我暗暗地低声唤她的名字，我希望她总有一天会听见。……我听见脚步声我就以为她来了。但是她的脚步声我记得很清楚。她的脚步整天踏在我的心上。可是她始终不曾来看我一次。……记得你们来看我的时候，我见了你们，就仿佛见了她，因为你们常常跟她在一起。偶尔从你们的谈话里听到她的名字，我的心跳得多么厉害！我觉得我的病体马上就好多了。可是你们不久就去了，而且去了又不晓得什么时候再来。我想到你们去了以后我的寂寞冷静，我觉得我好像马上就要死去一样。你们不晓得我是用什么样的眼光来望你们，我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向你们说感谢的话。我还想托你们转达几句话问候她，或者向你们询问她的近况。可是我又害怕你们会猜到我的心理，会笑我，会责备我，我一句话也不敢说出来。……还有第二次你们来看我的时候，我看见觉慧手里拿的那张《黎明周报》，我看见她的文章的题目同署名。我很想向觉慧要来那张报纸细细地读，可是不晓得为什么缘故，我终于不敢开口。我害怕我一开口，你们就会知道我的秘密，会责备我，不理我。虽然事后我明白我的过虑是多么可笑，但是当时的确是这样。……你们走了以后我一个人把那个题目不晓得念了多少遍。”他把两只手捏在一起绞了几下。觉民忽然咳了一声嗽。

“我的话就要完了，”剑云放开手继续说。“我不该拿我的琐碎事情来耗费你的时间。不过除了你以外，我连一个可以听我的倾诉的人也没有。……我想你一定爱她，自然你不会妒忌我。哪个会妒忌像我这样的人呢？我真羡慕你！我希望你跟她美满地结婚。……万一我活不到那一天，你肯答应将来你们两个人一起到坟地上来看我吗？那个时候我在坟里不晓得要怎样地感激你们啊！你答应我吗？”他用恳求的眼光看觉民的脸。

觉民受不住这样的眼光，他避开了。他在剑云说话的时候，常常改变面部的表情，然而他总是闭着口不说话。到了最后，他实在不能再忍耐了，他被同情与怜悯的感情压倒了。他忘了自己地用悲痛的声音说：“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他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

“我真不晓得应该怎样地感谢你！”感激的眼泪沿着剑云的瘦削的脸颊流下来，在他的谦虚而忧郁的脸上掠过了喜悦的微光。虽然是轻轻的一诺，在他那渺小的生存中也就是绝大的安慰了。

这时候在广大的世界中，有很多的光明，很多的幸福，很多的爱。然而对于这个除了伯父的零落的家以外什么都被剥夺去了的谦虚的人，就只有这轻轻的一诺了。

28

觉民送走了剑云以后，怀着激动的、痛苦的心情走进了花园，他知道觉慧一定在那里。果然他在湖畔找到了觉慧。

觉慧埋着头在湖滨踱来踱去，有时忽然站住，把平静的水面注意地望了一会，或者长叹一两声，又转过身子大步走着。他并不曾注意到觉民走近了。

“三弟，”觉民走出梅林，唤了一声，便向着觉慧走去。

觉慧抬起头看了觉民一眼便站住了，并不说一句话。

觉民走到觉慧的面前关心地问道：“你的脸色这样难看！你究竟有什么事？”

觉慧不作声，却又朝前走了。觉民追上去抓住他的袖子，恳切地说：“你的事情我完全明白。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办法？……我劝你还是忘记的好。”

“忘记？我永远不会忘记！”觉慧愤怒地答道，眼睛里闪着憎恨的光。“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不容易忘记的。我站在这儿把水面看了好久。这是她葬身的地方。我要在这儿找出她的痕迹。可是这个平静的水面并不告诉我什么。真可恨！湖水吞下她的身体以后为什么还能够这样平静？”他摆脱了觉民的手，把右手捏成拳头要向水面打去。……然而她并不是一点痕迹也不留就消失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是见证。我不敢想象她投水以前的心情。然而我一定要想象，因为我是杀死她的凶手。不，不单是我，我们这个家庭，这个社会都是凶手！

觉民感动地紧紧捏住觉慧的手，诚恳地说：“三弟，我了解你，我同情你。这些日子我只想到我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前途，自己的爱情。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在书房里读书，我们总是一起上学一起出来。我放学早，总是等着你，你放学早也要等我。后来我们进中学，进‘外专’也都是一样。在家里我们两个人一起温习功课，互相帮忙。……这大半年来我为了自己的事情跟你疏远多了。……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不然，我们两个人商量也许会想出一个好办法。两个人在一起总比一个人有办法，我们从前不是常常这样说吗？”

觉慧的眼角挂了两颗大的眼泪，他苦笑地说：“二哥，这些我都记得。可是如今太迟了。我想不到她会走这样的路。我的确爱她。可是在我们这样的环境里我同她怎么能够结婚呢？我也许太自私了，也许是别的东西迷了我的眼睛，我把她牺牲了。……现在她死在湖水里，婉儿含着眼泪到冯家去受罪。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你想我以后会有安静的日子过吗？……”

觉民的脸上现出悔恨的表情，眼泪从他的罩着金丝眼镜的眼睛里落下来，他痛苦地喃喃说：“的确太迟了。”他一面把觉慧的手捏得更紧。

“二哥，你还记得正月十五的晚上吗？”觉慧用一种充满深沉的怀念与苦恼的声音对觉民说，觉民默默地点了点头。觉慧又接着说下去：“那天晚上我们玩得多高兴！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如今我到哪儿去找她？……她的声音，她的面貌，我到哪儿去找呢？她平日总相信我可以救她，可是我终于把她抛弃了。我害了她。我的确没有胆量。……我从前责备大哥同你没有胆量，现在我才晓得我也跟你们一样。我们是一个父母生的，在一个家庭里长大的，我们都没有胆量。……我恨我自己！……”他不能够再说下去。他急促地呼吸着，他觉得全身发热，热得快要燃烧了，他的心里似乎还有更多的话要倾吐出来，可是他的咽喉被什么东西堵塞了。他觉得他的心也颤抖起来。他挣脱了觉民的手，接连用拳头打自己的胸膛。觉民把他的手紧紧地捏住。他疯狂地跟觉民挣扎，他简直不明白自己在做些什么。他的脑子里什么都不存在了。他被一种激情支配着，在跟一种压迫他的力量斗争。他已经不再记得站在他面前的是他所爱的哥哥了。他的力气这个时候增加了许多，觉民几乎对付不了他，但是最后觉民终于把他推在路旁一株梅树旁边。他颓丧地靠着树干，张开口喘气。

“你何苦来！”觉民涨红了脸，望着觉慧，怜惜地说。

“这个家，我不能够再住下去！……”觉慧停了半晌才说出一句话，这与其说是对觉民说的，不如说是对自己说的。他又埋下头去搓自己的手。

觉民的脸色变了。他想说话，但是并没有说出来。他把眼光时而放在觉慧的脸上，时而又放在梅林中间，这时正有一只喜鹊在树上叫。渐渐地他的眼睛发亮了，脸色也变得温和了，他的脸上浮出了笑容。这是含泪的笑。眼泪开始沿着眼角流下来。他说：“三弟，……你为什么不再像从前那样地相信我呢？从前任何事情你都跟我商量。我们所有的苦乐都是两个人分担。现在为什么就不可以像从前那样？……”

“不！我们两个都变了！”觉慧愤愤地说，“你有了你的爱情，我什么都失掉了。我们两个还可以分担什么呢？”他并不是故意说这样的话来伤害觉民的心，他不过随便发泄他的怨气。他觉得在他跟哥哥的中间隔着一个湿淋淋的尸体。

觉民抬起头，口一动，似乎要大声说话，但是马上又闭了嘴。他埋下头去，沉默了半晌，他再抬起头来，差不多用祈求的声音说：“三弟，我刚才向你认了错。你还不能原谅我吗？你看我现在后悔了！我们以后还是像从前那样地互相扶持，迈起大步往前走吧。”

“然而这又有什么用？现在太迟了！我不愿意往前走了，”觉慧似乎被解除了武装，他的愤怒已经消失了，他绝望地说。

“你居然说这样的话？难道你为了鸣凤就放弃一切吗？这跟你平日的言行完全不符！”觉民责备道。

“不，不是这样，”觉慧连忙辩解说。但是他又住了口，而且避开了觉民的探问的眼光。他慢慢地说：“不只是为了鸣凤。”过后他又愤激地说：“我对这种生活根本就厌倦了。”

“你还不配说这种话。你我都很年轻，都还不懂得生活，”觉民依旧关心地劝道。

“难道我们看见的不已经够多吗？等着吧，最近的将来一定还有更可怕的把戏！我敢说！”觉慧的脸又因愤怒而涨红了。

“你总是这样激烈！事情已经过去了，还有什么办法？难道你就不想到将来？奇怪你居然忘记你平日常说的那几句话！”

“什么话？”

觉民并不直接答复他，却念道：

“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

觉慧不作声了。他脸上的表情变化得很快，这表现出来他的内心的斗争是怎样地激烈。他皱紧眉头，然后微微地张开口加重语气地自语道：“我是青年。”他又愤愤地说：“我是青年！”过后他又怀疑似地慢声说：“我是青年？”又领悟似地说：“我是青年，”最后用坚决的声音说：“我是青年，不错，我是青年！”他一把抓住觉民的右手，注视着哥哥的脸。从这友爱的握手中，从这坚定的眼光中，觉民知道了弟弟心里想说的话。他也翻过手来还答觉慧的紧握。他们现在又互相了解了。

吃过午饭以后，觉民和觉慧在觉新夫妇的房里闲谈了一阵。觉民提议上街去散步，觉慧同意了。在路上他们谈着现在和将来，两个人都很兴奋，这半年来他们从没有谈过这么多的话。

天色阴暗，空中堆着好几片黑云。傍晚的空气很凉爽。清静的街巷中只有寥寥的几个行人，倒是几家公馆的门前聚了一些轿夫和仆人在闲谈。

他们走过了两三条街，在街口一所公馆门前砖墙上左右两边各挂了一块长方形木牌，黄底绿字，都是正楷。一边是“高克明大律师事务所”，另一边是“陈克家大律师事务所”。

“我们怎么走到这儿来了？”觉民说。后来他们走进了一个僻静的巷子，巷子曲折，脚下是鹅卵石铺的路，穿皮鞋的脚走起来相当吃力。两边是不十分高的土墙，院子里高大的槐树把它们的枝叶伸到墙外。有一家墙内长了两株石榴树，可惜鲜艳的花朵已经落尽，只剩下一些在都市里憔悴了的淡红色的小石榴悬在绿叶丛生的树枝上。这一带是异常地清静，独院的小小的黑漆大门掩着，偶尔有一两个人进出。

“我们回去吧。天色不好，恐怕会下雨，”觉慧说，他注意到天空的黑云渐渐地聚拢了。

“嘘！不要响，”觉民急急地拉着弟弟的袖子，在他的耳边低声说，“你看。”

从前面一家独院里闪出来一个人影。这个人正向着他们走来，忽然抬起头看见了他们，马上掉转身走回那家独院里去，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五爸！他在这儿干什么？”眼快的觉慧惊奇地低声说。“为什么鬼鬼祟祟的，看见我们就跑开了？”

“不要响，我们走过去看看，那是什么地方，”觉民提醒弟弟说。

他们两个人放慢了脚步，轻手轻脚地走到那家独院的门前，用手轻轻地推门，推不动。他们静静地站着，想听出一点声音。里面似乎有脚步声，但是他们仔细听去却又听不见什么。两个人又抬起头朝这两扇油漆崭新的大门看去，才注意到那张贴在门上的红纸条：“金陵高寓”。

觉民吐了吐舌头，便含笑地拉着觉慧走了。

“奇怪，金陵高寓，不就是我们的家吗？”觉慧走出巷子，好奇地对觉民说。

“省城里金陵高家当然不止我们一家。……不过你注意到这些字是哪个写的？”

觉慧听见哥哥的问话感到奇怪，但是他忽然领悟了，便带笑答道：“不是五爸写的吗？是，一定是他写的，我认得出来。”

“不错，是他写的，”觉民点头说。但是他忽然换了惊疑的语调自问道：“那么为什么会贴在这儿呢？”

“因为这就是他的家，”觉慧恍然大笑道，他开始明白这一切了。

“他的家？……不是在我们公馆里头吗？”觉民不懂得这个意思，惊讶地问道。

“当然，他现在有两个家了。……我不久以前就听见高忠说起过，不过那个时候我并没有留心。现在才想起来了。……好，我们不久又有把戏看了！”

“我也明白了，不过家里的人恐怕还不晓得，”觉民带笑说。

“这个地方离三爸的律师事务所不远，三爸怎么会不晓得？我看总有一天会晓得的，横竖又有把戏给我们看了，”觉慧轻蔑地说，这时候他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忽然觉得自己的道德的力量超过那个快要崩溃的空虚的大家庭之上，他并不以为这是夸张的想法。

“不好，下雨了，”觉民正要回答弟弟，忽然觉得一滴水落到他的额上，便惊惶地说，一面加速脚步往前面走。

“我们快点跑罢，大雨就要来了，”觉慧说了这句话，就开步跑起来。

不久大雨就落下来，等这两弟兄跑到家里，他们穿的洋布长衫已经湿透了。

“鸣凤，打脸水！”觉慧走到窗下，顺口叫出了这一声。他并不觉得说错了话。

“你还要叫鸣凤？她……”觉民说到这里忽然住了口。

觉慧回过头看了觉民一眼，也不回答什么，他的脸色马上变了。他换了语调颓唐地叫了两声“黄妈”，听见左上房里有人答应，他吩咐了“倒脸水”的话，便无精打采地走进自己的房间，懒洋洋地换了湿衣服，刚才冒雨跑回家的勇气完全消失了。

黄妈提了水壶来，看见他们成了这个样子，不免说了许多责备的话，自然这都是好心的责备。而且她差不多要流出眼泪地说了“要是前头太太还在，决不会让你们这样没有照料”的话；又说了“你们为了前头太太，应该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不应该这样不爱惜”的话；又说了“我在这儿完全是为了你们，不然我已经早走了”的话；又说了“鸣凤现在没有了，以后就只有我一个人服侍你们，要是你们不爱惜身体，万一我也死了，不晓得再有哪个来尽心服侍你们”的话；又因为鸣凤的死，说了“如今这个公馆已经成了浑水，我实在不愿意住下去”的话。这些话都是很伤感的，他们两人的心事都被它们引起来了。

黄妈说得够了，看他们换好了衣服，才叹息一声，移动着她的小脚一拐一拐地走出房去。

觉慧走出房来，雨已经住了，空气十分新鲜，又没有一点热气。他在阶上立了片刻，把每间屋里的灯光望了望，就信步走出去。他在大厅上站着。从书房里送出来读书的声音。他虽然不曾留心去听，但是这些声音依旧断续地进了他的耳里。什么“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门……”，这是觉英的声音；什么“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这是觉群的声音；什么“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行莫摇裙……”，这是淑贞的声音。[1]……他听不下去，便转身朝里面走回去，但是读书的声音还从后面追上来。他走了两步又站住了。他感到一阵心痛。他茫然地把周围看了看，他开始疑惑自己的眼睛，在他的眼前只是一些空虚的影子。耳边响着的也只是空虚的声音，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这就是他们的教育！”一个声音不客气地闯进了觉慧的耳朵，使他的脑子起了大的震动。他吃惊地掉过头看，原来觉民站在旁边。他一把抓住觉民的袖子，热烈地欢迎他的哥哥，好像在广大无人迹的沙漠里遇到了一个熟人。这个举动倒使觉民有点不了解了。两个人就这样默默地走进里面去，两个人，在这个广大的世界里的两颗孤寂的心。

“三少爷！”觉慧听见有人在叫他，声音是他很熟习的。他抬起头朝声音来的方向看去，在一株大松树后面鸣凤露出了她的笑脸，两颗漆黑的眼珠活泼地转动着，一只手在向他挥动。他连忙抛掷了手里的书，站起来向她跑去。

他快要跑到松树跟前，她忽然缩回了头和手，在树后面不见了。他的眼前闪过一个紫色的影子，接着耳边又响起沙沙的声音，显然是她踏着枯枝败叶逃了。然而他定眼看时，又迷失了她的去处。他正在惶惑间，又听见她的清脆的声音在右边响起来。他掉过头去看，那边依旧只露出一张脸，而且显得更美丽更丰满。等他再追过去时，这张脸又突然不见了，过了一些时候，才在另一个地方现出来。后来她的整个身子终于出现了，她正向着河边一条路跑去。他在后面追她。他很奇怪她今天穿了华丽的衣服，他从来没有看见她这样打扮过。

她跑得很快，那根轻松的辫子不停地左右飘动。她时时回过头来对他微笑。但是她总不肯站住，却拚命向着河边跑。他在后面大声唤她，要她站住，要她当心不要误坠入河里，因为她离河岸近了。可是他的话还不曾说完，她就突然跌倒在地上，而且在离河岸很近的地方。

觉慧吃惊地叫了一声，就不顾死活地跑过去。他到了她的身边，才看见她很舒适地仰卧在地上，头枕着两只手，脸上带着笑容，两只眼睛闲适地望着无云的青天。

“你跌伤了吗？”觉慧说，他俯下头去看她的脸。

她噗嗤地笑了一声，就站起来，牵着他的手到河边岩石上坐下。两人面对面地望着，下面白黄色的河水时时凶猛地拍打岩石脚。

“觉慧，”她握着他的手，唤他的名字。

他装做不听见的样子。她又叫了一声，他依旧不回答。

“你为什么不答应我？”她嗔怒地问道。

“你平时不是这样唤我的，”觉慧摇着头开玩笑地说。

“我现在不同了，”她得意地答道，“我不是你们的丫头了。我也是一个小姐，跟琴小姐一样的。”

“真的？我怎么没有听见说过！”觉慧惊喜地说。

“但是现在你亲眼看见了。现在什么都不成问题了。我跟你是平等的了。你看见我父亲吗？”

“你父亲？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有父亲！”

“我父亲，他如今有了钱，他很久就想着我，到处访寻我的踪迹，后来才晓得我在你们公馆里头，正是你爷爷要把我送给冯家做姨太太的时候。他来找你母亲商量把我带走了，还是你母亲出的主意，把我的旧衣服丢在湖边，说是投水死了。……我就跟我父亲到这儿来。这是我父亲的花园。你不看见那座洋楼？我和我父亲就住在洋楼里面。现在我跟你中间再没有什么障碍了。我只问你现在还爱不爱我？”

觉慧随着她的手指去看那所西式楼房。他听见这句问话心里很高兴，但是他依旧装出顽皮的样子反问道：“爱你又怎样？不爱你又怎样？”

“倘若你还爱我，那么，你向我要求什么我都答应你，”她慢慢地说完这句话，脸上起了红云。

“真的？”他惊喜地问。

“不要响，”她不等他的重要的话说出口，就用手势止住了他。“父亲在喊我！我去了，不要让父亲看见你才好。”她就把他留在岩石上，自己跳下去，走进树丛中不见了。觉慧痴痴地望着她的背影，似乎听见叫“凤儿”的声音，真是一个陌生的声音。

觉慧在那里等着，盼望她再来。虽然她并没有叫他等，但是他相信她一定会来，而且他不知道走哪条路出去。他连自己怎么会拿了一本书在人家的花园里躺着的事也不能够解释了。他等了许久。

忽然他的眼前又现出紫色的影子，他知道是她来了。这一次她不像先前那样地活泼了。她低下头，慢慢地走着，好像在思索一件重大的事情。

她上了岩石，依旧坐在他的对面。她垂着头悲声说：“我们的事情完了。”

他奇怪她的态度会变得这么快，便惊疑地问：“什么事情完了？”一面捧起她的脸来看。她的一对眼睛哭得红肿，脸上还有泪痕，方才看见的脸上的脂粉已经洗净了。原来她一直哭了这许久！

“你哭了！什么事使你哭得这样伤心？”他惶恐地问道。

她的心事被他的话引起，她又哭起来。他极力安慰她。后来她的悲哀减轻了些，她才向他叙说她的事情：她的父亲要把她嫁给一个中年官吏，因为贪图多的聘金，同时还希望得到一官半职。她对父亲说自己已经看中了别人，无论如何除了那个人不嫁。然而父亲的决心是不能打消的。她就回到自己的房里痛哭了一场。她说完，又埋下头去哭。

觉慧觉得自己又落在深渊里面了。他记起来自己在这短短的一生中已经失去了不少的东西。他想，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够让这个失而复得的少女再失去了。他一定要拉住她。

逃！这个字像火花似地忽然在他的脑子里亮了一下。他想，除了逃以外再没有别的路了，便把这个意思告诉她。

她很高兴地赞同这个计划，并且破涕为笑地说她有逃的办法。于是她跳下岩石，引着他走过曲折的小径，走到了凹入的一段河岸。柳树下锁着一只小船。她开了锁，两人急急地跳上船，荡起桨来。

“水大，小船很难划，要当心啊，”她对觉慧说，微微露出不安的样子。

“不要紧，我会当心。现在只有这条生路了，”觉慧这样答应着。

船动起来，向对岸驶去。起初船流得很平稳，很快。但是渐渐地风大了，浪也大了。一个浪打来，好像就要吞掉这只小船一般，小船颠簸得非常厉害。船愈往前进，河面愈宽。起初还看得见的对岸，却渐渐地退后了。他们两个依旧用力荡着桨，费了很大的力，小船还是在河中间颠簸，不能够停，也找不到一个避风的地方。一个浪起来，好像一座山似地把他们压倒了。接着顶上冒出来的白浪花又有力地向船上扫来。他们避得开就避，避不开就只有忍受。上身的衣服完全打湿了，他们还不得不时时保护着眼睛。一个浪过去了，他们连忙用力划几下，让船前进几步。第二个浪一来又把船打得一颠一簸，使它完全失掉了抵抗力。

“我看，这样划无论如何划不到对岸，”他绝望地说。

“可是除了这个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她忧愁地说。

“你看，那是什么？”觉慧忽然掉过头看后面，惊恐地说。

一只汽艇正开足了马力从后面追来。

“我父亲追来了，快划！”她的脸色马上变成了苍白，她用颤抖的声音说了这句话以后，就握紧桨拚命地划。小船在风浪中依旧走得很慢。汽艇却越来越近了。

一个浪从右边打过来，船身一动，几乎翻倒了。两个人连忙用力把船稳住，但是船依旧东飘西荡。后面响起了枪声。一颗子弹向小船射来。小船上面的两个人都埋下头躲避，子弹正从觉慧的头上飞过去，落在水里，马上被一个大浪吞掉了。

后面又放了一枪。这一次子弹来得低一点，刚刚落在觉慧的身边，接着一股浪花直往小船里射。小船往右边一侧，鸣凤的手一松，那把桨马上滑落在水里了，一瞬间就被波浪送到了远远的地方。鸣凤惊惶地叫了一声。

“你怎么了？”觉慧惊问道，一个大浪向他的脸上打来，他不觉咽了一口水。他还死死地握着桨，并不揩去脸上的水花。他用了极大的努力忍耐着，等他能够睁开眼睛看时，小船跟汽艇中间的距离更缩短了。那一条白的水痕挟着吵闹的响声直向他们奔来。

“我们还是划回去吧，”少女的脸色显得更苍白了，她一脸的水珠，就像是狼藉的泪花，头发散乱地贴在额上，她惊恐地说，“现在逃不掉了！还是让我回去吧，免得连累了你。我是不要紧的。只要我回去，他们就不会害你。”她说着，放声大哭起来。

觉慧不回答，只顾拚命地划船。可是他的力气已经用尽了。在对面她蒙了脸伤心地哭着，她的哭声割着他的心。前面是茫茫的一片白水，看不见岸边。后面是汽艇和它的响声和人的叫喊。浪似乎小了一点，但是他的两只手和一把桨也终于无法应付了。就在这种绝望的情形中他还是不顾一切地拚命挣扎。他只有一个念头：不要失掉她。

然而希望完全消失了。他的手已经不能够划动这只在风浪中颠簸的小船了。他只有等待灭亡的到来。他知道他一动手或者把身子一侧他就可以把船弄翻，他们两个就会一起葬身在水底。她不会再被人夺去了。可是他不能够想到让她死，他实在不能够忍受这个念头。于是他踌躇了。他停了桨，让波浪来决定他们的命运，或者等汽艇来追上他们。……

他很快地看见人把她抢到汽艇上去，他站起来救她。就在这一刹那小船翻了，而且破碎了。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他仓卒间抓住一块木片飘浮在水上。他看见她在汽艇上被人抱着，挣扎不脱。她的眼睛还不住地朝他这里看。她向他伸出了两只手，她不住地挥动它们。她大声哭唤他的名字。他拚命地高声答应。他疯狂地唤她。他忘了自己地嘶声叫着，他把他的全部力量都放在叫声里面。然而汽艇已经掉头向归路走了。

波浪压住了她的声音，她的面影也开始模糊了。他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把她夺了去，而自己孤零零地飘浮在河上。没有人来救他。汽艇终于看不见了。远远的只有一线黑烟。黑烟里仿佛还现出她的绝望地挣扎的姿态。波浪的声音里也有她的悲惨的哀叫。河面是那样地宽。他觉得自己一点力量也没有了。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推他，拉他，他随时都会放开手。他的声音已经很微弱了，但是他还痴痴地唤着她的名字。那一线黑烟已经看不见了，但是他的眼睛还呆呆地望着汽艇驶去的地方。他的手渐渐地放松了那块木片。于是一个大浪卷来。眼前是无边的黑暗。……

他的梦醒了。波浪没有了，汽艇也没有了。他躺在铺凉席的床上，手里抓着薄被的一段，紧紧地压在胸膛上。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他仿佛已经死过了一次。他慢慢地拉开薄被。他听见自己的心跳。他觉得眼角还留着泪痕。从麻布帐子里他看见方桌上的清油灯发出半明半暗的灯光，屋子里显得死气沉沉。帐子内响着一只蚊子的哀鸣。窗外正落着雨，不知道已经落了多少时候了。雨滴在石板上就像滴在他的心上一样。他知道方才的一切只是一场梦。但是他还把它们记得很清楚，好像这些事真正发生过一般。他的心还很激动，他觉得有满腹的话要找一个人来听他诉说。他侧头去看睡在他身边的哥哥，哥哥正含笑地酣睡着。哥哥也许做着好梦吧。他把哥哥的脸看了好一会儿，随后又接连嘘了两三口气，然而过了一些时候，无名的悲哀又袭来了。

[1]觉英读的是《礼记》，觉群读的是《孝经》，淑贞读的是《女四书》。

29

在高家，在这个大公馆里，鸣凤的死和婉儿的嫁很快地就被人忘记了，这两件同时发生的事情并没有给高家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大家只知道少了两个婢女，主人们马上又买了新的来代替，绮霞代替了鸣凤，翠环代替了婉儿，在人的数目上来说，并没有什么变动。（绮霞是一个寄饭的丫头，她的家在乡下。翠环跟她的小姐淑英同岁，是死了唯一的亲人——父亲以后被人卖出来的。）在很短的时期中鸣凤的名字就没有人提起了。只有在喜儿、倩儿、黄妈和别的几个人的心中，这个名字还常常唤起一段痛苦的回忆。

觉慧从此也不再提鸣凤的名字，他好像把她完全忘掉了，可是在心里她还给他留下一个难治的伤痕。然而他也没有时间来悲悼她，因为在外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先前在《黎明周报》第六期出版以后，外面就流传着官厅要封禁周报的谣言。这个消息自然使觉慧一般人激动，但是他们并不十分注意它，因为他们还没有这种经验，而且他们不相信张军长会让他的部下这样做。第七期周报平安地出版了。订户的数目又有了新的增加。周报社的社址也已经租好。他们就在商业场楼上租了一间铺面，每天晚上社员们自由地到那里聚会，日里并不开门（星期日除外），所以连在商业场事务所服务的觉新也不知道觉慧常常到那里去。

商业场的主要营业是在楼下，楼上只有寥寥二三十家店铺，大部分的房屋都空着。周报社就孤单地立在一些空屋中间。每天，一到傍晚就有两三个青年学生来把铺板一一卸下，把电灯扭燃，并且把家具略略整理，十几分钟以后热闹的聚会开始了。每晚来的人并不多，常来的不过六七个，偶尔也有女的，譬如许倩如也来过两次。他们在这里并不开会，不过随便谈谈，而且话题是没有限制的，什么都谈，凡是在家里不便谈的话，他们都在这里毫无顾忌地畅谈着。他们有说有笑，这里好像是他们的俱乐部。

觉慧有时同觉民一起来。不过他并不是每晚都来，觉民来的次数更少。每个星期二晚上觉慧总要到周报社，因为周报的发稿期是星期三早晨，他们星期二晚上要在这里把稿件编好。张惠如和黄存仁都要来看稿。

第八期周报集稿的晚上，就是在鸣凤死后的第二天晚上，觉慧照例地到了周报社。他看见许倩如拿了一张报纸对几个朋友朗读。她读的是警察厅禁止女子剪发的布告。这个布告他已经见过了，听说是由一个前清秀才起稿的。可是就内容来说，不但思想上十分浅陋，连文字也不通顺。所以许倩如读一句，众人笑一声。

“真岂有此理，不晓得在说些什么！”倩如说着，恼怒地把报纸掷在地板上，然后在一把藤椅上坐下来。

“最好把它登在第八期周报的‘什么话’里头，”黄存仁笑着提议道。

“好！”许倩如第一个叫起来。

众人都赞成。不过张惠如又说应该写一篇文章把这个布告痛驳一番。这个意见众人也同意了。大家便推黄存仁写这篇文章，黄存仁却又推到觉慧的身上。觉慧因为自己心里正有满腹的牢骚要找个机会发泄，并不推辞就在书桌前坐下来。他取了一张稿纸拿起笔就写。

他先写了一个题目《读警厅禁止女子剪发的布告》，然后继续写下去，他时而把笔衔在口里一面翻看布告。众人都围了桌子站着看他写。他很快地就写完了。文章并不长，由他自己读了一遍，众人说还可以用，黄存仁又动笔改动了几个字，便决定编在第八期周报的第一版上面。只有吴京士，一个年纪较大而且比较谨慎的社员说过一句话：“这一下恐怕会把鼓打响了。”

“不要怕它，越响越好！”张惠如兴奋地说。

第八期《黎明周报》在星期日早晨出版了。午后觉慧和觉民照常到觉新的事务所去。他们在那里坐了不久，觉慧一个人偷偷地跑到周报社里来。张惠如、张还如、黄存仁和另外两三个人都在那里，他向他们问起这一期周报的销路，他们说还好，刚才在一两家代派处去问过，据说报一送到，就有不少的人去买。

“你的月捐应该缴了，”做会计的黄存仁忽然笑着对觉慧说。

“明天给你送来吧，今天身上没有钱，”觉慧摸了摸衣袋，抱歉地笑答道。

“明天不送来是不行的啊，”黄存仁含笑地说。

“他要钱的本领真厉害！我也被他逼得没有办法，”张惠如走过来插嘴说，他的三角脸上带了笑容，他拿手指指着黄存仁。“我今天干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我今天早晨出来，居然在箱子里头找到一件去年新做的薄棉袍子穿在身上。这个时候穿棉袍子！太笑话了！我姐姐恐怕会疑心我有神经病。我说我冷，一定要穿着出去，我姐姐也把我没有办法。哈哈……”他把众人都惹笑了。他一面笑，一面说下去：“我穿了棉袍从家里走出来。真热得要命！……热得真难受。幸好当铺离我家还不远，我走了进去把棉袍寄放在那里。出来时非常轻松，非常舒服，而且又有钱缴月捐。还如今天没有回家，我刚才在路上碰见他，对他说了，他也忍不住大笑，”他说完又跟着众人笑了一阵。

“那么你回去怎样对你姐姐说呢？”觉慧忽然问道。

“我早想到了。就说后来觉得热了，把它脱在朋友家里。她不会起疑心。如果真瞒不住她，就说了真话也不要紧。她也许会出钱替我取回来，”张惠如得意地答道。

“我真……”觉慧本来要说“我真佩服你”这句话，可是只说了两个字就住了口，因为他看见两个警察走了进来。

“这一期的报还有没有？”那个有胡须的警察问道。

黄存仁取了一份报递给他们，一面说：“有的，三个铜元一张。”

“我们不买报，我们是奉了上头命令来的，”那个年轻的警察抢着说，“剩下的报纸我们都要带去。”他把这里剩下的两束报纸全拿了。

“你们还要跟我们到厅里去一趟，不要都去，去两个人就够了，”有胡须的警察温和地说。

众人吃惊地互相看了片刻，都走上前去，说愿意跟他们去。

“太多了，我说过只要两个人就够了，”有胡须的警察现出为难的样子，摇手说。后来他指出了张惠如和觉慧两个人，要他们跟着他到厅里去一趟。他们果然跟着两个警察走了，其余的人也都跟在后面。

他们刚转了弯，正要走下楼梯，那个有胡须的警察忽然回过头来对觉慧说：“算了，你们不要去了。还是回去吧。”

“这究竟是什么缘故？你们有什么理由没收我们的报纸？”张惠如气愤地质问道。

“我们奉了上头的命令，”那个年轻的警察已经把报纸拿下楼去了，走在后面的有胡须的警察依旧用温和的声音答复他们。他正要下楼，忽然站住了，回过头对他们说：“你们年轻人不懂事，我劝你们还是安分地好好读书，不要办报，管闲事。”他说完就慢慢地走下楼去。他们也回到报社去商量应付的办法。

大家愤激地谈论着，各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他们谈了许久还没有谈出结果。另一个警察来了，他送了一封公函来。张惠如拆开信当众朗读。信里的话十分明显：“贵报言论过于偏激，对于国家社会安宁秩序大有妨碍，请即停止发行。……”措辞于严厉中带了客气。这样的封禁报纸倒是别开生面。《黎明周报》的生命就这样地给人割断了。

于是来了一阵悲痛的沉默。对那几个把周报当作初生儿看待、爱护的人，这封信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们有着诚恳的心和牺牲的精神，他们渴望着做一些有益的事。他们以他们的幼稚的经验和浅短的眼光看出了前面的一线光明，他们用他们的薄弱的力量给一般人指出了那一线光明所在的方向。通过周报他们认识了许多同样热烈的青年的心。在友谊里，在信赖里，他们也找到了安慰。可是如今一切都完了。短短的八九个星期的时间，好像是一场奇异的梦。这是多么值得留恋的梦啊！

“我现在才晓得，什么新都是假的！什么张军长，还不是一样！”张惠如愤激地骂起来。

“你不看见在这个社会里旧势力还是那样根深抵固吗？”黄存仁站起来，搔着他的短发苦恼地说。“不要说一个张军长，就是十个张军长也没有用！”

“总之，我说他的新是假的！”张惠如接着说，“他的所谓新不过是聘几个外国留学生做秘书顾问，讨几个女学生做小老婆罢了。”

“不过他去年在外州县驻扎的时候，也曾在上海、南京等处请了些新人物来讲演，”黄存仁顺口说了这一句话。

“够了，”张惠如冷笑道，“你又忘了吧？他在欢迎会上的那篇演说辞！……秘书给他拟好了稿子，不晓得怎样他背出来的时候恰恰把意思弄反了。欢迎弄得不成其为欢迎，把那些所谓新人物弄得笑又不是，气又不是。他这种笑话，想来一定还很多！”

黄存仁不作声了。他的脑子里还有更大的问题在等他考虑。至于张惠如呢，他说了这些话，不但对当前的大问题没有帮助，便是自己的愤怒也不能由此减轻。他的心里、脑里还是热烘烘的，他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出来，因此他又气愤地说话了：

“我说马上换个名字搞起来，内容一点也不改，看他们怎样对付？”

“好，我赞成！”这些时候不说话的觉慧开口附和道。

“不过我们也得先商量一个妥当的办法，”沉溺在思索里的黄存仁抬起头，沉吟地说。这样就引起了他们的长时间的讨论，而终于达到了最后的决定。

最后的决定是《黎明周报》停刊，印发通告寄给各订阅者，同时筹备创刊新的周报。他们还议决把现在的周报社改作阅报处，将社员所有的新书报都放在这里陈列出来，免费地供人阅览。这也是一个传播新文化的好办法。

这样地决定了以后，众人便不再像先前那样地苦闷，那样地愤激了。他们已经找到了应付的办法，他们马上就开始新的工作。

热心是多么美丽的东西！它使得几个年轻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一切的困难克服了。隔了一天他们就把利群阅报处成立起来。再过两天《利群周报》发刊的事，也筹备妥当了。

星期二没有课，因为大考就要开始了。觉慧和觉民一起去参加了利群阅报处的开幕，回家刚赶上午饭的时间。这一天的生活给了觉慧一个很好的印象，他从来没有像这样地感动过。谈笑，友谊，热诚，信赖，……从来没有表现得这么美丽。这一次十几个青年的茶会，简直是一个友爱的家庭的聚会。但是这个家庭的人并不是因血统关系和家产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结合他们的是同一的好心和同一的理想。在这个环境里他只感到心与心的接触，都是赤诚的心，完全脱离了利害关系的束缚。他觉得在这里他不是一个陌生的人，孤独的人。他爱着他周围的人，他也为他周围的人所爱。他了解他们，他们也了解他。他信赖他们，他们也信赖他。起初他跟别人一样热心地布置一切，后来布置就绪，茶会开始的时候，他也跟别人一样地吃着茶点，尽情地分享着欢聚的快乐。他们畅谈着种种愉快的事情。那些黑暗的、惨痛的一切，这时候好像都不存在了。

“要是常常有这样的聚会就好了！”觉慧兴奋地对觉民说，他几乎欢喜到落泪了。觉民感动地点着头。

然而茶会终于闭幕了。在归途中觉慧跟觉民谈着种种的事情，觉慧的心里还是热烘烘的。可是他一回到家，走进了大厅，孤寂便意外地袭来了。他好像又落在寒冷的深渊里，或者无人迹的沙漠上。在他的眼前晃动着一些影子，都是旧时代的影子，他差不多找不到一个现代的人，一个可以跟他谈话的人。

“寂寞啊！难堪的寂寞啊！”觉慧诉苦般地叹息道。他的苦恼增加了。在午饭的时候，他在每个同桌者的脸上都见到苦恼的痕迹。继母在诉说四婶和五婶的战略。在后面响起了四婶骂倩儿的声音，不久在天井里又开始了五婶和陈姨太的对骂。他匆忙地吃了饭，把筷子一放就往外面跑，好像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后面追赶他一般。

接着觉民也出来了。他们弟兄两个又一道出去散步。

“我们再到‘金陵高寓’去看看，怎样？”觉民含笑地提议道。

“也好，”觉慧简短地回答了一声。

他们在街上默默地走着，不久就到了那个僻静的巷子。

这是一个很好的晴天，天气清朗，天空没有一片云。月亮从树梢升起来，渐渐地给这条傍晚的街道镀上了一道银色。没有人声。墙内树枝上，知了断续地叫着。他们踏着自己的淡淡的影子，轻轻地在鹅卵石路上移动脚步，走到了“金陵高寓”的门前。两扇黑漆门依旧紧紧地闭着。他们推了一下，并没有动静。他们便走过这里往前走了，走到巷口又回转来。这一次他们走过槐树下面，听见上面有小鸟的啼声，便站住抬头去看，原来槐树的一根大丫枝上面有一个乌鸦巢，他们仿佛看见两只小鸦伸起头在巢外呀呀地啼叫。

这一幕很平常的景象却把这两个青年大大地感动了。两个人不自觉地把身子靠近。哥哥把自己的微微颤动的手伸出去握紧弟弟的手，用悲叹的声音说了一句：“我们正像这对失了母亲的小鸦。”他的眼泪落下来了。弟弟不回答，只是把哥哥的手紧紧捏住。

他们的头上忽然响起了乌鸦的叫声，接着是扑翅的声音，一个黑影子在他们的泪眼前面一闪。老鸦很快地飞进了巢里。两只小鸦亲切地偎着它，向它啼叫，它也慈爱地爱护它们，咬它们的嘴。巢里是一片欢乐、和谐的叫声。

“它们现在有母亲了，”觉民用苦涩的声音说，便埋下头看站在他身边的弟弟。觉慧的眼里也闪着泪光。

“我们回去吧。”觉民说。

“不，让我再站一会儿，”觉慧回答了一句，又举起头望鸦巢。

忽然从独院里送出来一阵笛声，吹的是相思的小调。声音婉转而凄哀，里面似乎含着无处倾诉的哀愁。在他们的眼前仿佛展开了一个景象：一个女子倚着窗台望着半圆的月，想起了她的远行的情人，把怀念寄托在这根细长的小竹管里，发出这样动人的哀声，这里面包含着一段哀婉的爱情故事，这里面荡漾着一个孤寂的生存的悲哀。这个流行的民间曲子，他们很熟习。因为在他们的公馆里也有人常常叫了卖唱的瞎子进来，用他的假嗓唱这一类的小调。词句固然鄙俗，但这究竟是人生的呼声，如今又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有人来了！”觉民忽然警觉地说，拉着觉慧要走。他知道来的是什么人。

觉慧掉头一看，正是克定的轿夫抬着轿子刚转过弯，远远地向他们走来，高忠也在旁边跑得气咻咻的。“怕他做什么！我们背向他立着，装做不看见就是了！”觉慧说，他站住不肯走，觉民也只得留在那里。

很快地轿子就在他们的身边过去了。他们听见高忠跑去叫门，于是门开了，轿夫的脚步声消失在独院里面。门马上又关住，笛声也忽然中断了。

“现在回去吧，”觉慧说着，便掉转了身子。

两人慢慢地走着，还没有走出巷子，又看见一乘轿子迎面走来。他们带着惊讶的表情看着轿子走了过去。轿子后面跟着克安的仆人赵升，也是跑得气咻咻的。

“奇怪，难道四爸也到那儿去？”他们走出了巷子，觉民惊讶地说。

“他为什么不去？”觉慧冷笑道。“你不要看他写得一手好字，而且会做出正经样子，他在家里不是也闹过好多笑话吗？”于是在他的脑子里出现了种种关于克安的故事，从跟女佣发生不正当的关系起，一直到把旦角张碧秀弄到家里来化装照相为止。“他们都是一样。我说他们都是一样！然而他们还要在我们面前摆起长辈的架子，说我们没有子侄辈的礼貌！”他气愤地说。“只有大哥怕他们，只有大哥跟他们敷衍。我是不怕的。”

“不过大哥也有他的苦衷，”觉民淡淡地解释了一句。

他们回到家里，觉民开始温习功课，准备大考。觉民的性情是这样：他常常是乐观的，有时也是健忘的，虽然有过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很快地就忘记了，他摊开书本便可以把心放在书上。而觉慧却不然。他比哥哥更热情些，性子更急躁些。他也打算温习功课，可是他摊开书，心里反而更烦躁了。难堪的寂寞开始折磨他的心。无名的苦恼也来包围他。那把椅子好像是放在烈火上面，他一刻也不能坐，便长叹一声阖了书站起来。

“你要到哪儿去？”觉民关心地问道。

“出去走走，心里烦得很。”

“好，快点回来，后天就要大考了，你也该好好地温习功课，”觉民温和地说。

觉慧答应一声就走出房来，一个人往花园里去了。

进了花园好像换了一个境界，他觉得心里稍微平静一点。他慢慢地走着。

银白的月光洒在地上，到处都有蟋蟀的凄切的叫声。夜的香气弥漫在空中，织成了一个柔软的网，把所有的景物都罩在里面。眼睛所接触到的都是罩上这个柔软的网的东西，任是一草一木，都不是像在白天里那样地现实了，它们都有着模糊、空幻的色彩，每一样都隐藏了它的细致之点，都保守着它的秘密，使人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

觉慧渐渐地被这些景物吸引住了。他平静地欣赏着周围的一切，他对它们感到了兴趣。他信步走着。他走着元宵夜他们游湖时所走的旧路。可是他并不去回忆那时的情景和那时的游伴。

他走上圆拱桥，在桥上倚着栏杆立了片刻，埋下头去看水面。水上现出自己头部的黑影。他把眼睛放开去看，水里现着一个蓝天，半圆月慢慢地在那里移动。猛然间出乎意外地水里现出一张美丽的脸，这张脸曾经是他所极其珍爱的。他的心开始痛起来，他又在思念她了。

他掉过头不敢再看水面，他急急地走过了桥。

他过了桥，走到草地上，无意间又看见那只拴在柳树上的船。这也给他唤起了往事。他连忙避开它，又从圆拱桥走回到对岸去。

他沿着湖畔的小路慢慢地走，走完了松林，转弯到了水阁前面。他想打开水阁的门进去歇一会儿，忽然他看见前面假山背后起了火光。他吃了一惊，几乎要叫出声来。他在玉兰树下立了片刻，静静地望着假山那边。火光还是一股一股地直冒，不过并不大。这时候在这个地方怎么会有火光？又没有听见什么声音！他始终回答不出这个疑问，于是壮起胆子轻脚轻手地向那边走去。

觉慧转过假山，并没有看见什么。火光还在斜对面一座假山背后。他又向那座假山走去，一转弯就看见一个女人蹲在地上烧纸钱。

“你在这儿做什么？”他惊怪地大声问道。

那个长身材的少女吃惊地站起来，抬起头望着他，叫了一声“三少爷”。

他认得这是四房的丫头倩儿，便说：“原来是你！几乎把我吓了一跳！你在给哪个烧钱纸？怎么跑到这儿来烧？”

“三少爷，请你千万不要出去向人说。我们太太晓得又要骂我，”那个少女放下手里的纸钱，走过来哀求道。

“你告诉我你给哪个烧钱纸。”

倩儿垂下头说：“今天是鸣凤的头七。……我想起她死得可怜，偷偷买点钱纸给她烧，也不枉生前跟她好一场。……我只想，在这儿一定不会给人碰见，怎晓得偏偏三少爷跑来了！”又说：“三少爷，鸣凤也是你们的丫头，她服侍了你八九年，你也可怜可怜她吧，让我好好给她烧点钱纸，免得她在阴间受冻挨饿……”她的最后的话差不多是用哭声说出来的。

“好，你尽管烧，我不向别人说，”他温和地说着，一只手压住自己的胸膛，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刺痛他的心。他默默地看着她烧纸钱，并不眨眼睛。他这时候的心情，她是不会猜到的。

“你怎么分两堆烧呢？”他忍痛地悲声问道。

“这一堆是给婉儿烧的，”她指点着说。

“婉儿？她还没有死嘛！”他惊讶地说。

“是她喊我给她烧的。她上轿的时候对我说过：‘我迟早也是要死的。不死，以后也不会有好日子过，就是活着也还不如死了好。你就当作我已经死了。你给鸣凤烧纸的时候，请你也给我烧一点。就当作我是个死了的人。……’我今天当真给她烧纸。”

觉慧听见这凄惨的声音，想到那两段伤心的故事，他还能够为这个少女的愚蠢行为发笑吗？他无论如何不能够笑，而且也不想笑了。他挣扎了一会儿，才困难地说出一句：“你烧吧，烧得好！”就踉跄地走开了。他不敢回过头再看她一眼。

“为什么人间会有这样多的苦恼？”他半昏迷地喃喃自语道，他抚着他的受伤的心走出了花园。

他走过觉新的窗下，看见明亮的灯光，听见温和的人声，他觉得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里逃回来了一样。他忽然记起了前几天法国教员邓孟德在讲堂上说的话：“法国青年在你们这样的年纪是不懂得悲哀的。”然而他，一个中国青年，在这样轻的年纪就已经被悲哀压倒了。

30

暑假来了。这些日子里，觉民有更多的机会跟琴在一起，觉慧有更多的时间参加他那般年轻朋友的聚会、谈话和工作。新的刊物在新的努力下出版了，又有了新的读者。事情进行得很顺利。

在暑假期间高公馆里还有一件大事，高老太爷的六十六岁诞辰快到了。

克定第一个主张用盛大的仪式庆祝这个日子。他认为应当在公账上特别提出一笔款子来筹备庆祝典礼。克定甚至强调地说：“横竖有的是用不完的钱，每年要收那么多担租谷。刘升下乡回来说，今年收成好，虽然有兵灾，还可以比去年多收一点。多花几个钱也不要紧！”管事刘升的话是大家听见的。克安非常赞成克定的主张。平日管账的克明考虑了一下也就同意了。他还把这个意见向老太爷报告，并且参照父亲的意思拟了一些具体的办法。

日期近了。礼物潮水似地接连涌来。人们组织了办事处接收贺礼，散发请帖。许多人忙着，觉新甚至因为这件事向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公馆里添了许多盏电灯，到处张灯结彩，装饰得十分富丽堂皇。中门内正对着堂屋的那块地方，以门槛为界，布置了一个精致的戏台，把本城的各班名角，无论是唱京戏或川戏的，都请来唱三天戏。门槛外大厅上用蓝布帷围出了一块地方，作演员们的化妆房间，还另外在右面的小客厅里布置了两个专为著名旦角用的化妆室。戏目是克定排的，他对这些事显得是一个出色的专家。克安也参加了这个工作。

这其间众人都忙着，各人有各人的职务，只便宜了觉民和觉慧两个人，他们不但不做任何事情，反而常常溜到外面去。只有在正式庆祝的三天里面他们才不得不留在家里，不得不时时在人前现身。

在这三天里面他们得到了从来不曾有过的经验。这个家在平日虽然使他们讨厌，但是他们多少还认识它。在这几天里它却完全改变了面目。它变成了戏院，变成了市场。到处都是人，都是吵闹的声音，都是不自然的笑脸。连他们的房间也暂时被较熟一点的客人占据了。这一处形成一个小集团，有几个瞎子在那里弹洋琴，唱《大贺寿》一类的调子；那一处形成一个小集团，有几个瞎子拉着胡琴在那里唱淫荡的小调，男人尖起喉咙拚命挣出女音，女人又极力装出男人的粗大的声音；又有一处形成一个小集团，大家围着一个布帷听里面的特别口技，因为布帷里面发出的尽是些使人肉麻的男人跟女人调情的声音，所以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是不能去听的。

戏在第一天下午开锣。除了几出应景的戏外，大部分的戏都是戏单上没有的，这并不是那个专家的权威有了动摇，只是因为有些尊贵的客人临时点了些更动人、更有趣的戏，而且是特别嘱咐过要认真细致地表演的。于是在川戏里像《打饼调叔》、《桂花亭》之类，京戏里像《翠屏山》、《战宛城》之类都接连地演出来了，而且比较在戏园里表演得更细致，到了使得女客和年轻人红脸而中年人和老年人点头微笑的地方，三老爷克明的听差，那个声音宏亮口齿清楚的文德便在戏台上出现了，手里拿了红纸条高声念道：“某某大人或某某老爷赏某某人（旦角）若干元。”于是得到了赏封的旦角便向着那个给赏的尊贵的客人请安谢赏，飞了眼风，尊贵的客人的庄严的脸上立刻现出了满足的笑容。

但是这样还不能使那些尊贵的客人十分满足。于是在一出戏演完以后那个得赏的旦角还要带装下台给尊贵的客人陪酒。克安的岳丈王老太爷拉着小惠芳的手，灌他的酒。克明的同事有一部大胡子的陈克家让张小桃偎在他身上给他敬酒。于是笑声，叫喊，以及种种恶俗的丑态，甚至是年轻人所梦想不到的，都在尊贵的客人的席上表现出来了，使得在旁边伺候的仆人们交头接耳地议论他们。坐在戏台前面的高老太爷是这三天来被大家庆祝的寿星，他坐在表弟唐大人和老友冯乐山老太爷的旁边。他看见了这一切，满意地微笑了。他又把眼睛掉回去望戏台，他便不再把眼睛掉开，因为这个时候他所喜欢的那个旦角（也就是克安所喜欢的）张碧秀出台了：张碧秀满头珠翠，踩着洿，穿一身绣花的粉红缎子衫裤在台上扭来扭去。克明三弟兄带笑地往来筵席间去应酬客人，连觉新也在后面跟着他们跑。

这一切情形都是觉民和觉慧在旁边亲眼看见的，而且只有他们两个人对这一切抱着强烈的反感。在这个家里，在这个环境里，他们完全成了陌生的人。四周的闹声和笑语，好像是他们所不能了解的语言；那许多往来、谈笑、喊叫、酗酒的生物，好像不是他们的同类的人。许多张脸他们似乎认识，而仔细看去，又像从未见过，他们有几次甚至疑惑起来，不知道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好。别人的举动已经告诉了他们：在这个环境里他们是完全不需要的。但是克明和觉新们不肯让他们离开这里，因为需要他们来凑数。他们两弟兄应当留在家里担任戏台上跑龙套的角色。他们被安插在一桌较不尊贵的客人的席上，做笑脸，举酒杯，吃菜，不像一个人，只像一副机器。第一天觉慧忍耐下去了，晚上接连做了些噩梦。第二天他不能够再忍耐，在早饭与午饭之间偷偷地溜出去一次，在新的青年朋友那里受到了嘲笑，然后又得到了安慰，于是有了勇气回家来忍受新的侮辱（觉慧称这为“侮辱”）。但是第三天他却失去了溜走的机会。

梅跟着钱太太来过，她穿着她平日很少穿的发亮的浅色衣裳，系着素色裙子，脸上也常露笑容，瑞珏亲热地接待她。她们谈了许多话。晚上她走得早。第二天早晨她差人给瑞珏送一封短信来：她生病了。梅的病是真病。在这些日子里她的病更深了。她的脸上带了一点病容，但是看起来却添了一种回光反照的美，使得稍微敏感的人都起了痛惜的感觉，知道这颗美丽的星快要陨落了。可是在这个家里有这种痛惜的感觉的人并不多。觉新自然是一个，他也许是最关心梅的人，然而在他跟她中间有许多无形的栅栏（至少在他看来是有的），他们只能远远地互相望着，交换一些无声的语言。他们连单独在一处多谈几句话的机会也要避开。他们两个人都以为这样做或者可以减少彼此的痛苦，而事实上却得到了相反的效果。所以他是一天一天地瘦了；她也是一天一天地瘦了，她甚至常常吐血。周氏也喜欢梅，但是她不能够了解梅的心事，她也不能够给梅以真正的安慰。其实这样的安慰谁也不能给，便是了解梅最深而且近来跟梅十分要好的瑞珏也不能够给梅以真正的安慰。

琴也来过，在淑英的房里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很早就回家去了。她说人不舒服。她真聪明，会装病。当天她就叫张升偷偷地送了一封信给觉民，要他到她的家去。

觉民得到琴的信，马上找一个机会偷偷地溜到琴那里去了。他跟琴很自由地畅谈着各人的胸怀。他从姑母家出来，心里很高兴，很快地走回自己的家。但是出乎意料之外，他还没有走到堂屋门口，就被迎面走来的觉新看见了，觉新低声问他：“到琴那儿去了来，是不是？”他吃了一惊，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最后点了点头。

“我晓得，我先前看见张升私下递信给你。我也知道琴装病。我知道你们的事情，”觉新依旧低声说，脸上现出了笑容，这是苦笑。觉民不说话，他也笑了，他的笑却是满意的微笑。

觉新朝四周看了一下，他看见克明在旁边走过，便换上一副笑脸跟克明说了两三句话，等克明走开了，又接着对觉民讲话，声音依旧很低，但是脸色变了。他说：“你倒幸福，你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也想去看一个人的病，然而我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她病到这个样子，我却不能够到她家里去看她。她今天给你嫂嫂写了信来。她还说，看见我气色不大好，要你嫂嫂多多劝我把心放宽些。你想我怎么能够放宽心？我明知道她这时候很需要我，她……她……”他说不下去了。

觉民听了这几句话，很感动，就说：“大哥，你也太苦了。我劝你还是趁早忘记梅表姐吧，你多思念她，只是苦了你自己，而且你想着她，又怎样对得起嫂嫂，你不是也爱嫂嫂吗？”

觉新的脸色完全变青了，他含着满眼的泪水望着觉民，半晌不说话，过后忽然生气地断续说：“她这样劝过我，现在你也这样劝我！大家都这样劝我。……你的见解跟他们完全一样！……在这个时候说这种话还有什么用？……”话还没有说完，他就掉头走开了。

这时候觉民才知道觉新从他这里所希望得到的并不是这样的答语。然而除了这个，他还能够怎样回答他的大哥呢？他又想起觉新说话是这样，行为又是那样。他觉得不可理解。在这个家庭里到处都是谜，都是他解不开的谜。他立在那里，用他的茫然的眼光去看戏台上矮小的丑角和长身玉立的旦角（他认得这就是四爸喜欢的张碧秀）怎样细致地调情，然后又去看那些满意地笑着的观众，尊贵的，和较不尊贵的，以及完全不尊贵的，那许许多多的观众。他轻蔑地笑了笑，过后又把觉新方才说的话完全忘记了。他慢慢地踱着，心里在盘算他自己的那件重大事情。于是他的眼前依次地出现了美丽的幻景。

过去的种种事情，未来的种种事情，他都看见了，这都是关于他和她的。他很乐观，因为她给了他勇气和确信。她已经完全信任他了，不仅信任他，而且坚决地对他表示不会使他失望。他跟她中间，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最初，每天在补习英文之后，闲谈着彼此的性情、志愿和希望，渐渐地谈到了彼此生活中的种种小事，终于各人把心剖给对方看，而且得到相互的了解了。两人中间的关系更深了一层，于是深到了各人都感觉到不可分离的程度。又由与恋爱问题有关的闲话，而谈到亲友间的恋爱事情，谈到梅和觉新的事，以至于谈到自己的事情。他记得她怎样红着脸低着头一只手翻弄书页，装着有意无意的样子，对他说她如何需要他，将来不会离开他到别的地方去。她又说她的前途有许多障碍，她的处境是如何困难，她的地位是如何孤独，她决定不顾一切地向着新的路走去，她如何需要一个像他这样能够了解她、安慰她、帮助她的人。他们两个在心里早已互相了解了，只差在口头上说出来。机会既然来了，他便说出了许久就想说而未说的话，把自己表现得是怎样的一个英雄。他甚至说为了她的缘故他可以牺牲一切。接着她也说了一些话。两个人的话都是说一句就可以被懂得十句的。他们对彼此都有了信赖，他们对于希望的实现也有了确信。这一次的谈话好像是揭开了帷幕，于是重要的问题就解决了。事情就发生在今天。

未来生活的美丽的幻景也跟着出现了，自然是很夸张的。这个幻景迷了他的眼睛，使他忘记了一切可能的障碍。他站在堂屋门前的石阶上，他又一次看到戏台上的调情的人物（已经不是矮小的丑角和长身玉立的旦角了，却换了一个画眉傅粉的小生和一个娇小玲珑的花旦），看到那些依旧满意地笑着的观众，听见文德在戏台上大声念着：“陈大老爷赏张小桃二十元”，看见台上的小旦含笑向台下那个大胡子请一个安，他的脸上又一次浮现了轻蔑的微笑。他觉得他们对于他不再是可怕的障碍了。于是他又抬起眼光看远处，看他理想中的生活，一直到有人在背后拍他的肩膀的时候。

这是一只很熟习的手，这只手把他带回到现实生活里面来。他回过头去，正看见弟弟觉慧站在后面，望着他微笑。他便问一句：“你也跑出去了？”

“当然，家里又热又闷，闹得太不像话。我不走才怪嘞！”觉慧得意地笑着说，“你一定有了好机会。”觉慧已经从哥哥的脸上看出一切了。

觉民微微红了脸，点头道：“我们的事情决定了。第一步是没有问题，今天我们什么话都明白地谈过了。现在应该进行第二步。……”他的脸上又现出满足的笑容。他那并不十分锐利的眼光从金丝眼镜后面透露出来，在觉慧的脸上转动。

觉慧的脸上掠过了一种异样的微笑，这是妒忌的微笑，虽然极力忍住，但是终于露了出来，不过别人很难注意到。他起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也曾在暗中爱过琴，不管他从前怎样对觉民说过他把她当作姐姐那样地爱，不管他又曾经爱过另一个少女，而且这个少女又为他牺牲了生命，不管他平日怎样希望哥哥的恋爱事情进行得很顺利，能够使琴做他的嫂嫂，他一旦听见他所爱过的人被另一个人占了去，他还是不能不妒忌。然而这也只是一瞬间的事。他的感情马上就改变了。他暗暗地责备自己会有这样的恋爱观念，而且又惭愧自己对哥哥的事情竟然有这样的心思。

“当心点，不要太乐观了！……”这两句话是觉慧起初说的，那时候他多少还受着妒忌心的支配，虽然事实上他的话也有一点道理。

“一切都不成问题，”正在兴头上的觉民听见觉慧的话一点也不沮丧，他还说：“你平日很勇敢，怎么现在就这样过虑了？”

觉慧听见觉民这样老实地说话，知道哥哥并不晓得自己的另一种心思，便笑了笑，说：“你有理。我祝你成功。”他无意间把眼光掉向戏台那面，台上锣鼓震得人耳聋，有几个男人光着身子在那里翻筋斗，接着又有两三个花脸在那里打架，戏台前坐着的祖父正侧着头含笑地跟旁边一位灰白胡须的客人谈话。觉慧看见那个满是雀斑同皱纹的脸和那根香肠似的红鼻子，感到极大的愤怒，他马上捏紧拳头，咬紧牙齿憎恨地说了一句：“他居然来了！”

“哪个？”觉民惊讶地问，他还没有注意到那个跟祖父谈话的客人。

“冯乐山，那个刽子手！”觉慧指着那个方向说。

“轻声点，你不怕给人听见！”觉民连忙阻止觉慧道。

“怕什么？我正要给人听见。你刚才不是说到勇敢吗？”觉慧冷笑道。

觉民一时想不出话来安慰弟弟，他正在为难之际，救星来了。然而救星带来的并不是好消息，不过觉民这个时候不会知道。救星是淑华和淑贞两姊妹。

“二哥，冯家新姨太来了，你去看吗？”淑贞高兴地拉着觉民的袖子，带笑地对他说。

“冯家新姨太，我又不认得，为什么要去看她？这倒奇怪了！”觉民惊疑地说。

“她不是婉儿吗？”觉慧问道，他马上明白了。“她来了，现在在哪儿？”他说这句话好像把一个人从坟墓里挖出来一样。

“在我屋里，没有别的人，你们去看吗？”淑华带着神秘的微笑说。

“好吧，”觉慧应了一声就跟着淑华姊妹走了。他们把觉民留在那里，因为他说不要去看。

“婉儿真值不得。在冯家是活受罪。老头子倒喜欢她，就是脾气怪，会折磨人。老太婆发起脾气来，连老头子也怕她，她总是拿婉儿做出气筒！……”淑华一路上絮絮地说，好像很满意自己知道了这么多的事情。

三个人进了屋，房里并不是没有别人。瑞珏是一个，淑英是一个，倩儿是一个，喜儿是一个，还有三房的丫头翠环，此外就是那个眉清目秀、长长脸的少女婉儿了。她穿得比从前漂亮，而且是浓妆艳抹，还戴了一副长耳坠。只是面容略有一点憔悴。这时候她正在对倩儿和喜儿谈她在冯家的生活情形，瑞珏和淑英在旁边听得眼睛里包了一汪泪水。

婉儿的座位正靠着窗，斜对着房门，所以觉慧一进来，她就看见了。她连忙站起来，关上手里的小折扇，做出笑容叫了一声“三少爷”就弯下身去请安。

觉慧点了点头，连忙作揖还了礼。他看见她还站着不坐下去，便带笑说：“请坐吧，不要客气。你现在是冯家的新姨太，是我们的客人。”他心里也很难过，他想到了鸣凤。

婉儿红了脸，低下头不作声了。坐在床沿上的瑞珏用责备的眼光看觉慧，温和地说：“三弟，人家心里不好过，你还忍心笑她。”

“我这是无心说的，”他分辩道。他忽然记起了倩儿在花园里告诉他的话，他对婉儿只有好感，他同情她，想对她做一件好事，或者说一句好话。他便对瑞珏说：“你还好意思说我！她今天回来，你们不请她到外面去看戏，大家守在屋里流眼泪。这不是笑话？”

“三弟，我说不过你，看不出你的嘴倒厉害！”瑞珏装出生气的样子说，把手里的团扇摇了几下。淑华和淑贞在旁边笑了。

“你说不过他，让我来说！”淑英接口说下去。她看见婉儿还站着便对她说：“婉儿，你只管坐下，不要跟他客气。”这时觉慧也已经找到凳子坐下了，婉儿便默默地坐下去。淑英又对觉慧说：“外面的戏一点没有意思，那般男客人真不害羞，总是点些污眼睛的戏。婉儿回来的机会不多，她要跟倩儿她们谈点私房话，我跟她分别了几个月，也很想念她，所以我们安排好在这儿见面。她们谈得正好，却让你来打岔了。我问你，你做少爷的跑来做什么？”

“这样说来，你是要赶我走了。其实我就会走的。这儿又闷又热，好多人挤在一起，有什么好！”觉慧说，但是他还不预备走。

“三哥，你说走，为什么又赖在这儿？你不要得意，已经有人给二哥提亲了，下回就会轮到你头上来的，”淑华在旁边插嘴说，她的嘴快，终于泄漏了消息。

“给二哥提亲？哪个给二哥提亲？”觉慧惊疑地问道。

“就是冯乐山，说的是他的侄孙女，跟二哥同岁，不过脾气很大，”淑华笑答道。

“比二少爷小些月份，”婉儿接下去解释道，“相貌倒还周正。”

“又是那个老混蛋，”他气愤地骂了一句，马上站起来说：“我去告诉二哥去！”他说着就往外面走，还回过头来把婉儿望一下，好像望一个就要永别的人。他看见婉儿正在跟倩儿她们低声谈话，他还看见淑华和淑贞对他做奇怪的笑脸。他在心里也说：“我要马上告诉二哥去。”他好像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似的。

他走出房来，刚刚走到左上房前面的石阶上，他就感到失望了。他看见觉民站在祖父和冯乐山的旁边，冯乐山一边扇着他那把金色大折扇，一边带笑地向觉民问话，觉民居然恭顺地回答。“为什么要对那个人客气？你跟那个刽子手谈话！你不晓得他就是你的敌人，他正在破坏你们的爱情呢！”他在心里暗暗地责备觉民。

这个消息终于给觉民知道了。觉慧告诉了他，觉新也奉了祖父的命令来征求觉民的意见。其实这所谓征求意见并不是祖父的意思，祖父只是下命令，觉新也认为祖父的命令应当遵守，虽然他并不赞成祖父的决定。

这对于觉民当然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可是他并没有给吓倒。他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不愿意。他说：“我的亲事应当由我自己作主。现在我还年轻，正是应该读书的时候，我不愿意成家。”他还有许多话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

“自己作主的话，是不好对爷爷说的。我看或者可以用你年轻的理由向爷爷说。不过在我们家里十九岁结婚已经不算早了。我也是十九岁结婚的。在爷爷看来，这也不成为理由，”觉新迟疑地说。

“那么照你看来就没有办法了，”觉民气恼地说。

“我不是说没有办法，”觉新连忙分辩道，但是他说不出后面的话。

觉民把眼光死命地盯在觉新的脸上，他好像要看穿觉新的心似的。他记起一件事情，他用力说道：“你不记得今天下午你自己对我说过的那些话？你是不是要我把你的悲剧重演一次？……”

“但是爷爷……”觉新拿祖父的话替自己辩护，他觉得觉民的话并不错，但祖父的命令也是必须遵守的。

“不要再提爷爷了。我要走我自己的路，”觉民不等哥哥把话说完就打岔地说。他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

虽然是夜深，他还不肯睡。他跟觉慧商量了许久，两弟兄同意了下面的一个办法：反抗，反抗失败便逃走，总之决不屈服。觉慧极力鼓舞觉民，一则因为他同情觉民，二则他要觉民在这个家里开一个例子，给他和他们的兄弟们开辟一条新路。于是觉民兴奋地马上给琴写一封短信，预备第二天早晨夹在一本书里面叫人送去。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琴：不管你听到什么关于我的消息，都请你千万不要相信，因为现在有人给我提亲了。我已经答应把自己交给你，我决不会再收回来。你信赖过我，希望你信赖我到底。你看我怎样勇敢地奋斗！看我怎样来赢得你！觉民。”

觉民自己把信朗读了两遍，得意地自语道：“这是我们恋爱史上一件重要的纪念品了。”他又给觉慧看，一面说：“如何？”

“好一个中世纪的骑士！”觉慧看了信，讥笑似地赞了一句，忍不住心里暗笑，他想：“看你怎样奋斗吧。”

老太爷的寿辰刚过去，觉民的亲事就正式提出来了。冯乐山托了人来做媒，老太爷自然一口应承。周氏因为自己一方面是媳妇，另一方面又是继母，她不便另作主张。其实她也并不反对老太爷的决定。觉新现在才感觉到问题严重了。他知道事情一决定便无异大错铸成，于是另一个年轻的生命又从此断送了。反对吗？他没有勇气反对祖父。考虑的结果是求助于迷信。他等着祖父请出四太太的父亲王老太爷做大媒去要了冯小姐的八字来，找一位算命先生合合看。他希望从算命先生那里得到“不吉”的回答，他甚至打算向算命先生行贿。然而结果跟他的希望正相反，两张八字配合起来是：夫荣妻贵，大吉大利。周氏的心更被打动了。觉新本来以为对他有用的东西，如今却成了他的仇敌。他拿着算命先生写来的批语，心里暗笑自己的愚蠢，同时又为觉民的前途悲伤。他很想把那张满是胡说的字条扯掉，但是他又缺乏勇气。后来他叹息地说了一句：“我总算尽力做过了。”他以为他所能够做的就只是这么一点点。

这些事都是秘密进行的，觉民本人一点也不知道。在高家，这一类的事向来是在暗中进行的。当事人反而做了不能过问的傀儡。而且从前做过傀儡的人如今又来使别人做傀儡了。从来是这样，以后也将永远是这样：这是老太爷一类人的见解。然而无论如何他们把觉民看错了，因为觉民并不是一个甘愿做傀儡的人。

觉民跟他的前辈完全不同，他对自己亲事的进行非常关心，他一点也不害羞地到处打听，同时还有觉慧给他帮忙。他跟琴和觉慧差不多形成了一个小团体，常常在一起商量作战的步骤和策略，例如怎样打消这件亲事，又怎样把他跟琴的关系公开宣布等等。

战斗的第一个步骤是向大哥表示自己的态度，大哥回答说不能作主；他又向继母要求打消这件亲事，继母说有祖父作主。祖父那方面，他却不能直接去讲话。他找不到有力的帮助的人。在这个家里，祖父似乎就是一切。觉民不会得到别人的同情。几天以后，事情愈加恶化了，琴的家他也不便常去了。姑母虽然同情他，但是姑母不能够，而且也不打算给他帮忙，同时为了避嫌起见，姑母还劝他不要常常来看琴。因为高家已经有人传言觉民的行为是受了姑母的指使，说姑母之所以指使他反对这件亲事，就是想把琴嫁给他。琴为了这件事情气得哭。

第一个“回合”完全失败了。觉民便开始采用第二步的战略，就是在外面扬言如果家庭不尊重他的意见，他便要采取最后的手段。这些话自然不会传到祖父的耳朵里，所以还是没有用。

最后觉民得到消息，说是就要交换庚帖，并且在择吉日下定了。这时离祖父的生日不过两个多星期，觉新也曾把觉民的意见向祖父解释了一下，祖父立刻生气地驳斥道：“我说是对的，哪个敢说不对？我说要怎么样，就要怎样做！”

觉民一个人在花园里踱了几个钟头，他问自己：“屈服呢？还是奋斗到底？”这个时候他有点踌躇了，因为决定了怎样行动以后便没有挽回的余地。逃走，脱离家庭，前途也有很多的困难。以后怎样生活，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在家里他自来用不着为衣食发愁，可是到外面去又怎么办？拿什么来生活？他事前没有丝毫的准备。事情迫到眉尖本来应该马上决定，然而他倒迟疑起来了。

他又去找觉新商量。他开口就说到正题，问道：“事情究竟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

“据我看没有办法了，”觉新忧郁地说。

“你真是想尽办法了？”他绝望地问。

“是的。”

“那么你说我现在应该怎样办？”

“你应该怎样办？你的心事我也晓得。然而我实在没法帮忙。我劝你还是顺从爷爷吧。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就只有做牺牲者的资格，”觉新慢吞吞地悲声说，他差不多要掉眼泪了。

觉民冷笑地接连说了两句：“好个无抵抗主义！好个作揖主义！”头也不回地走出房去了。他心里想：“还是跟三弟商量去！”

31

第二天早晨觉新到祖父的房里去请安，祖父得意地告诉他，冯家的亲事已经决定了，打算在两个月以后的某一天下定，叫他先去办理交换庚帖的事情。祖父还把历书翻给他看。他唯唯地答应着，退了出来，正遇见觉慧进去。觉慧望着他神秘地笑了笑。

觉新刚刚回到自己的房里，祖父又差钱嫂来叫他去。他进了祖父的书斋，看见祖父恼怒地责骂觉慧。祖父穿了一套白大绸的衫裤，坐在一把沙发上。陈姨太穿一件圆角宽袖滚边的浅色湖绉衫子，头发梳得光光，满脸脂粉，半边屁股坐在沙发的靠手上，正在给祖父捶背。觉慧一声不响地站在祖父面前。

“反了！居然有这样的事情！你去把老二给我找回来！”祖父看见觉新进来就沉下脸大声对他说，弄得觉新莫名其妙。

祖父说了话，又大声咳起嗽来。陈姨太加紧地给他捶背，一面尖声地劝道：“老太爷，你何苦这样动气。你看，你这样大的年纪，为着他们气坏自己身子也不值得！”

“他敢不听我的话？他敢反对我？”祖父喘了两口气，接着挣红脸断续地说：“他不高兴我给他定亲？那不行！你一定把他给我找回来，让我责罚他！”

觉新唯唯地应着，他已经明白一半了。

“这都是给洋学堂教坏了的。我原说不要把子弟送进洋学堂，你们总不听我的话。现在怎么样！连老二也学坏了，他居然造起反来了。……我说，从今以后，高家的子弟，不准再进洋学堂！听见了没有？”他说了又咳嗽。

“是，是，”觉新答应着，他惶恐地站在那里，祖父的每一句话打在他的头上，就像一个响雷。

觉慧站在觉新的旁边，他的心情却跟觉新的完全不同。他虽然感到空气压迫人，但是他并不惶恐。他一点也不害怕。他在心里暗笑，他想：“纸糊的灯笼快要戳穿了！”

祖父的咳嗽停止了，人显得很疲倦，便倒下去，渐渐地闭上了眼睛。陈姨太拿一把团扇轻轻地在他头上扇着，不让苍蝇钉在他的脸上。觉新弟兄依旧恭敬地站在他的面前，等候他的吩咐。后来陈姨太做了一个手势要他们出去，他们才轻脚轻手地走出了房间。

出了祖父的房间，觉慧第一个开口，他说：“大哥，二哥有一封信给你，到我屋里去看吧。”

“你对爷爷说了些什么话？你为什么不先告诉我，就跑去对他说？你真笨！”觉新抱怨觉慧道。

“笨？我正要叫爷爷知道！我要叫他知道我们是‘人’，我们并不是任人割宰的猪羊。”

觉新明白这些话是对他发的，他听起来有些刺耳，刺心，但是他也只好忍受。他说不出他的苦衷。他知道他纵然诚恳地向觉慧解释，觉慧也不会相信他。

他们两个人进了觉慧的房间，觉慧把觉民的信交给觉新，觉新几乎没有勇气读，但是终于读了：

大哥：我做了我们家里从来没有人敢做的事情，我实行逃婚了。家里没有人关心我的前途，关心我的命运，所以我决定一个人走自己的路，我毅然这样做了。我要和旧势力奋斗到底。如果你们不打消那件亲事，我临死也不回来。现在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望你念及手足之情，给我帮一点忙。

觉民××日，夜三时。

觉新读了信，脸色变白，手颤抖着，让信纸飘落在地上，口里喃喃地说：“叫我怎样办？”过后又说：“他太不谅解我了。”

“你究竟打算怎样办？现在不是谅解不谅解的问题，”觉慧严肃地说。

觉新好像受了惊似地突然站起来，短短地说：“我去把他找回来。”

“你找不到他，”觉慧冷笑道。

“找不到他？”觉新含糊地念着这句话。

“没有一个人晓得他的地址。”

“你一定晓得他的地址，你一定晓得！告诉我，他在哪儿？快告诉我！”觉新恳求道。

“我晓得，但是我决不告诉你！”觉慧坚决地答道。

“那么你不相信我？”觉新痛苦地说。

“相信你，又有什么用处！你的‘无抵抗主义’，你的‘作揖主义’只会把二哥断送掉。总之，你太懦弱了！”觉慧愤激地说，他在房里大步踱起来。

“我一定要去见他，你非告诉我他的地址不可。”

“我一定不说。”

“你将来总会说出来的，别人会要你说，爷爷会要你说！”

“我不说！在我们家里总不会有人拷打我，”觉慧昂然地说。这时候他只感到短时间的复仇的满足，他并没有想到别人的痛苦。

觉新绝望地走出去。不久他又走回来。他想找觉慧商量出一个具体的办法，却没有结果。他自己也想不出一个祖父同觉民两方面都能够接受的妥协的办法。

就在这天在周氏的房里开了一个小小的家庭会议，参加的人是周氏、觉新夫妇、淑华和觉慧。情形是这样：觉慧一个人站在一边，别的几个人又站在一边。大家一致地劝告觉慧说出觉民的地址，要他把觉民找回来。他们说了许多中听的话，甚至允许将来慢慢地设法取消这件亲事，但是觉慧完全拒绝了。

从觉慧这里既然得不到消息，而觉民的条件又无法接受，觉新和周氏两人也只有干着急。他们只得一面求助于克明，设法把交换庚帖的事情多拖延几天，不让老太爷知道；一面差人出去打听觉民的地址。

袁成和苏福甚至文德都出去打听过，可是并没有结果：觉民躲藏得很好，没有人知道他的地址。

克明把觉慧唤到他的书斋里正言教训了一番，没有用；温和地开导了一番，没有用；又雄辩地劝诱了一番，也没有用。觉慧老是推诿说他不知道。

周氏和觉新又拉住觉慧，央求他把觉民找回来，说一切条件都可以答应，只要觉民先回家，然后慢慢地商量。觉慧却拿定了主意，在不曾得到可靠的保证之前，他决不把觉民找回家来。

周氏把觉慧骂了一阵，终于气哭了。她平日对待觉民弟兄虽然采取放任的态度，但是也关心他们的前途。现在情形严重，她不愿意看见不幸的结局，她更不愿意承担恶名。她不满意觉慧的目无尊长的态度，更不满意觉民的反抗家长、实行逃婚的手段，然而她始终想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觉新处在这种困难的情形里，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好。他本来想承认觉民的举动是正当的，然而他无法帮忙觉民；他不但不能帮忙，反而不得不帮祖父压迫觉民，以致觉慧也把他当作了敌人。找不回觉民，无法应付祖父；找回觉民，又无以对觉民；而且事实上他又不能把觉民找回来。觉民是他的同胞兄弟，他也爱觉民，并且父亲临死时曾经把弟妹们交给他，要他代替父亲教养他们。现在觉民的事情弄成了这样，他怎么对得起父亲？他想到这里，只好躲在房里同瑞珏相对流泪。

这些事老太爷不会知道。他只知道他的命令应该遵守，他的面子应该顾全。至于别人的幸福，他是不会顾到的。他只知道向觉新要人。他时常发脾气，骂了觉新，骂了克明；连周氏也挨了他的骂。

然而骂也是没有用的，觉民丝毫没有屈服的表示。压力也无处使用，因为找不到人。事情传遍了全公馆。但是老太爷一再吩咐，不许传到外面去。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老太爷时时生气。觉新这一房的人都没有笑脸。别房的人大都幸灾乐祸地在暗中冷笑。

有一天觉慧刚在一个地方跟觉民秘密地会见以后回到家里，怀着一颗痛苦的心，别了那个绝望地苦斗着的哥哥，他好像别了整个光明的世界。家，在他看来只是一个沙漠，或者更可以说是旧势力的根据地，他的敌人的大本营。他回到这样的家里，马上就去找觉新，气冲冲地对觉新说：

“大哥，你究竟肯不肯给二哥帮忙？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

“我有什么办法呢？”觉新绝望地摊开手说。过后他心里想：“现在你倒着急了。”

“那么你就让事情这样拖下去吗？”

“拖！爷爷今天说再过半个月他不回家，就把他永远赶出去，并且登报声明他不是高家的子弟，”觉新苦恼地说。

“爷爷当真忍心这样做吗？”觉慧痛苦地叫起来，但是他并没有失掉勇气。

“有什么不忍心？现在正在他的气头上！……而且他打算跟二妹的亲事同时进行，同时下定。”

“二妹的亲事？爷爷把二妹许给什么人？”

“你还不晓得？她许给陈家了，不过还没有交换庚帖。就是陈克家的儿子。三爸自然赞成这门亲事，他跟陈克家本来很熟，他们又是同事。”

陈克家的名字觉慧太熟习了。陈克家大律师还是孔教会里的二等角色。谁都知道陈大胡子是悦来茶园二等旦角张小桃的相好。他常常带着张小桃进出他的律师事务所。他的“风流韵事”还多得很。觉慧气红了脸，大声骂起来：

“陈大胡子的家里还出得了好人吗？我知道陈克家的儿子跟他父亲共同私通一个丫头，后来丫头有了孕才肯把她收房。”

“不，二妹是许给他兄弟的。关于丫头的事情，恐怕是外面的流言，不一定可靠。不过这跟我们并没有关系，横竖有别人作主。而且做媒的人就是冯乐山。”

“跟我们没有关系？你忍心让二妹嫁到那种人家去吗？这就是说又把一个可爱的青年的生命断送了。二妹自己一定不情愿！”觉慧愤怒地说。

“她不情愿又有什么办法？横竖有别人给她作主。”

“然而她是这样年轻，今年才十六岁啊！”

“今年十六，明年就是十七岁，也很可以出嫁了。你嫂嫂过门来，也只有十八岁啊！而且年纪轻，早早出嫁，将来倒可以免掉反抗的一着！”

“然而不征求她的同意，趁她年轻时候就糊里糊涂地把她的命运决定了，将来会使她抱憾终身的。他们就不想到这一点吗？这是多卑鄙的行为！”觉慧竟然骂起来。

“你为什么这样生气？”觉新痛苦地说，“他们只晓得他们的意志应当有人服从，所以你二哥的反抗也没有用。”

“没有用？你也这样说？怪不得你不肯帮助二哥！”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觉新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你不记得爹临死时是怎样把我们交给你的？你说你对得起爹吗？”觉慧愤怒地责备觉新道。

觉新不答话，他开始抽泣起来。

“我如果处在你的地位，我决不像你这样懦弱无用。我要自己作主，替二哥拒绝了冯家亲事。我一定要这样做！”

“那么爷爷呢？”过了许久，觉新才抬起头这样地说了一句。

“爷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难道你要二哥为了爷爷的成见牺牲吗？”

觉新又埋下头去，不作声。

“你真是个懦夫！”觉慧这样地骂了哥哥一句，就走开了。

觉慧去了，剩下觉新一个人在房里。房里显得十分孤寂，十分阴暗，空气沉重地向他压下来。他的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已经失了效力，它们没法再跟大家庭的现实调和了。他为了满足一切的人，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幸福，但是结果依旧不曾给他带来和平与安宁。他自愿地从父亲的肩头接过了担子，把扶助弟妹的事情作为自己的生活的目标，他愿意为他们牺牲一切。可是结果他赶走了一个弟弟，又被另一个弟弟骂为懦夫，他能够拿什么话安慰自己呢？在这样地思索了许久以后，他给觉民写了一封非常恳切的信。在信里他把自己的心忠实地解剖了，他叙说了自己的困难的地位和悲哀，他叙说了他们兄弟间的友爱，最后他要求觉民看在亡故的父亲的面上，为了一家的安宁立刻回家来。

他找到觉慧，把信交给觉慧看，要觉慧给觉民送去。

觉慧读着信，流了眼泪，默默地摇摇头，依旧把信装在封套里。

觉民的回信来了，当然是由觉慧带来的，信里有这样的话：

“等了这许久，只得着你的这样一封信，老实说，我是多么地失望啊！……回来，回来，你反复地这样说。……我这时候坐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好像是一个逃狱的犯人，连动也不敢动，恐怕一动就会被捉回到死囚牢中去。死囚牢就是我的家庭，刽子手就是我的家族。我们家里的人联合起来要宰割我这个没有父母的孤儿。没有一个人肯顾念到我的幸福，也没有一个爱我的人。是的，你们希望我回来，我一回来你们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们可以得到安宁了，你们又多看见一个牺牲品了。自然你们是很高兴的，可是从此我就会沉沦在苦海里了。……请你们绝了妄想吧，我的条件不接受，我是决不会回来的。在我们家里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我带走了那么多的痛苦的回忆，这些回忆至今还使我心痛，它们常常压迫我，减少我前进的勇气。然而我有爱情来支持我。你也许会奇怪为什么我这次会有这样大的勇气。是的，连我自己以前也想不到。现在我有了爱情了。我明白我不仅为我自己奋斗，我是在为两个人的幸福奋斗，为了她的幸福我是要奋斗到底的。……大哥，你猜我这时候在想什么呢？我在想家里的花园，想从前的游伴，我在想儿时的光阴。帮助我吧，看在父亲的面上，为了你做哥哥的情分。帮助我吧，即使不为着我，你也该为着她，为她的幸福着想，你也该给她帮忙。至少想着她的幸福，你也该感动吧。一个梅表姐已经够使人心酸了，希望你不要制造出第二个梅表姐来。……”

觉新的眼泪沿着面颊流下来，他自己并不觉得，他好像落在深渊里去了。四周全是黑暗，没有一线光明，也没有一线希望。他只是喃喃地说了两句：“他不谅解我，没有一个人谅解我。”

觉慧在旁边看着，又是气愤，又是怜惜。觉民的信他不但先看过，而且他还替觉民出主意写上了某一些话。他预料这封信一定会感动觉新，使他拿出勇气给觉民帮忙。然而如今他却听见这样的话。他想责备觉新，但是责备又有什么用处呢？觉新已经变成了这样的人，而且已经没有自己的意志了。

“这个家一点希望也没有了，索性脱离了也好。”觉慧心里这样想。在这一刻他不仅对觉民的事情不悲观，而且他自己也有了另外的一种思想，这个思想现在才开始发芽，不过也许会生长得很快。

这些日子里，有好几个人为着觉民的事情在过痛苦的生活。觉民自己当然也不是例外。他住在同学黄存仁的家里，虽然黄存仁待他十分好，十分体贴，但是整天躲藏在一个小房间里面，行动不自由，不能做自己所想做的事，不能见自己所想见的人，永远被希望与恐惧折磨着，——这种逃亡的生活，的确也是很难堪的，而觉民又是一个没有这种经验的人。

觉民等待着，他整天在等待好消息。然而觉慧给他带来的却只有坏消息。希望一天比一天地黯淡，不过还没有完全断绝，所以他还有勇气忍受这一切。同时觉慧不断地拿最后胜利的话来鼓舞他。琴的爱情，琴的影像更给了他以莫大的力量。他终于支持下去了。他完全不曾想到屈服上面去。

这几天里面琴的确占据了他的整个脑子。他时时想念她，就在白天也做着梦，梦的尽是关于他和她的事情。希望愈黯淡，他便愈想念她；他愈想念她，便愈想见她。然而她那里他是不能去的，因为有姑母在家。他们两个人的住处虽然隔得近，却没有办法相见，而且连通信也不大方便。觉慧来看他的时候，他想写信给琴，托觉慧送去。可是一提起笔又觉得要说的话太多，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写起，又怕写得不详细反倒使她更着急。他决定找个机会跟她面谈一次。这个机会果然不久就来了，这是觉慧为他安排的。其实觉慧也并不曾费力，他知道姑母不在家，便把觉民带到琴那里去。

觉慧把觉民藏在门外，自己先进房去招呼了琴。他扬扬得意地对她说：“琴姐，我给你带了好东西来了。”

琴穿了一件白夏布短衫，手里拿着一本书，斜卧在床上，仿佛要睡去似的。她听见觉慧的声音，连忙坐起来，抛下书，理了理发鬓，没精打采地问一句：“什么好东西？”她的脸显得黄瘦了，眼皮又时时垂下来，好像一连几夜没有睡过一样。

“你瘦了！”觉慧忘记回答她的话，却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

“你这几天也不来看我！”琴苦笑道。“二表哥的事情怎样了？为什么连信息也不给我一个？”她说着懒洋洋地站起来。

“几天？我前天不是来看过你吗？你看我今天到这儿来，汗都跑出来了。你还不谢我？”觉慧笑答道，他掏出手帕揩额上的汗珠。

琴在桌上拿了一把绘得有花卉的团扇递给觉慧，继续诉苦道：“你要知道我在这儿日子过得多长啊！快说，他的事情究竟怎样了？”她睁大了眼睛，眼里泄露出忧郁和焦虑。

“他屈服了，”觉慧进来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说这句谎话，然而在这一刹那间一种欲望强烈地引诱他，使他不加思索地说出了这句来。

“他屈服了？”她痛苦地念着，然后坚决地说：“我不相信！”这句谎话在短时间内对她还不是一个厉害的打击。

她说得不错，因为这时候她的房间里突然出现了另一个青年。她的眼睛马上发亮了。她惊喜地叫了一声：“你！”这个“你”字所表示的究竟是疑问，是惊奇，是喜悦，是责备，她自己也没有时间去分辨。她几乎要扑过去。但是她突然站住了。她死命地望着他，她的眼睛里露出了许多意思。

“琴妹，当真是我，”觉民说，他真是悲喜交集，虽然还没有到流了泪又笑、笑了又流泪的程度。“我早就应该来看你，只是我害怕碰见姑妈，所以等到今天才来。”

“我晓得你会来的，我早晓得你会来的，”她欢喜地说，眼里不住地涌出泪来。她又用责备的眼光看觉慧，说：“三表弟，你骗我，我晓得你骗我。我相信他不会屈服，我相信他。”

“他是谁？谁是他？”觉慧的脸上浮出了善意的微笑，他找不到话答复她，便用这句旧话来嘲笑她。

她并不红脸。她骄傲地指着觉民说：“他就是他！”她露出满足的微笑。她用爱怜横溢的眼光看着觉民。

她的这个举动是觉慧不曾料到的，但是它给了他一个好印象。他笑了。他看觉民，觉民得意地立在那里自以为是一个英雄，因为受到了她的过分的称赞。

觉慧这时候才知道他先前的猜想是怎样地错误了。他以为这两个人的会面一定是很悲痛的，会有眼泪，会有哭声，会有一幕悲剧所应有的一切。因为在他们的家里这种事情是很寻常的。可是如今事实却跟他的猜想相反。这两个人是怎样地被爱情和信赖支持着，在那里面找到了希望和安慰，仿佛一切的阻碍都不能够分离他们。他们已经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了。没有悲痛，没有绝望，只有相互的信赖，足以蔑视一切的相互的信赖。在这一刻琴和觉民在他的眼前的确表演了这一幕爱情戏。这幕戏好像黑暗世界中的一线光明，给了他一个希望，他相信以后再用不着他的鼓舞，觉民一定不会屈服了。怀着热诚的青年就是如此容易相信人的！

“好，不要再演戏了。你们有话还是赶快说吧，时间过得很快啊，”觉慧笑着对他们说；他又问：“可要我出去吗？”心里想：“总给我找到话来嘲笑你们了。”

他们对他笑了笑，并不去管他，也不回答他，就牵着手在床沿上坐下去，亲密地谈起来。觉慧便背转身在书桌上顺便拿起一本书来翻阅，这是《易卜生集》，里面有折痕，而且有些地方加了密圈。他注意地翻看，才知道琴这几天正在熟读《国民之敌》。他想她大概是在那里面寻找鼓舞和安慰吧。这样想着他不禁微笑了。他掉过头去看她。她正在跟觉民起劲地谈着，谈得很亲密，善意的微笑使她的脸变得更美丽，不再是先前那种憔悴的样子了。他不觉多看了她两眼，心里羡慕着哥哥。于是他回过头去，一边鸳扇子，一边看书。《国民之敌》第一幕读完了，他又掉头去看她，她还在跟他说话。他读完第二幕又去看她，他们的话还没有完。他把全篇读完了再去看她，他们还是高兴地谈着。

“怎么样？这样多的话！”觉慧开始催促道。

琴抬起头看他一眼，笑了笑，又侧过脸去说话。

“二哥，走吧，你们已经谈得很够了，”过了半点钟，觉慧又在催促了。

觉民正要答话，却被琴抢着说了：“再等一会儿。时间还早，何必这样着急！”她紧紧地握着觉民的手，仿佛害怕觉民就要走开似的。

“我一定要回去了，”觉慧故意坚持说。

“好，就请你回去吧，我这个贱地方留不住你的贵脚，”琴赌气说。但是看见觉慧真要往外面走时，她和觉民又齐声把他唤住。

“三弟，你真要走？难道你连这一点忙也不肯帮我？”觉民诚恳地央求道。

觉慧笑道：

“我不过跟你们开玩笑，但是你们也太把我冷落了。琴姐，我来了这么久，你也不招呼我坐，也不跟我说话。你有了二哥就把我忘记了。”

两个人都笑了。琴笑着分辩道：“我只有一张嘴，我怎么能够同时跟两个人说话？三表弟，你听话些，今天让我跟二表哥多说些。你有话留到明天我们来说个够，”琴把觉慧当作孩子似地安慰道。

“不要这样骗我。我没有二哥那样的福气。”

“三弟，”觉民叫了一声，正要说下去，却被琴阻止了。琴抢着说：“你的嘴真厉害，我说不过你。我只问你喜不喜欢许倩如，她比我强多了，她才是一个新女子！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她的脸上露出狡猾的微笑。

“我也许喜欢她，也许不喜欢，这跟你有什么相干？也用不着你介绍，她又不是不认得我，”觉慧调皮地说，他对这种争辩感到了大的兴趣。

“你说得不错，我是这样想。他们两个思想都很新，都很激烈，”琴还没有答话，觉民却好像记起了什么似的，带笑地向着琴点头，表示赞同她的意见。

觉慧自然明白他们的意思，笑着挥了挥手说：“我不要学你们的榜样，我不会演戏。”他掉开头，他的第一个念头是：“我要的就是你！”但是第二个念头又马上跑来把第一个念头赶走了。这个念头是：“我已经断送了一个少女的性命，我不再需要爱情了。”他只是笑着，只是苦笑着。

琴和觉民的谈话终于到了完结的时候。现在他们不得不分别了。觉民实在不愿意离开这个房间。他觉得不仅是她，甚至这间屋里的一切对他都是十分宝贵的。他踌躇了。他望着她，他又想到那个小房间，那种孤寂的、等待的生活，他没有回到那里去的勇气。然而觉慧立在他的旁边。觉慧的催促的眼光提醒了他，他明白自己必须回到那里去。此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好像预料到就要从光辉的天空坠入黑暗的深渊里去似的，他绝望地、悲伤地、而且多少带了一点挣扎地说：“我去了。”可是他一时却拔不动脚。他还想说几句话安慰她，然而仓卒间找不到适当的话，他却说了一句“你不要想我”。他的本意并不是这样，他正要她时时想念他。

琴立在觉民的面前，两只大眼睛水汪汪地望着他。她很注意地听他讲话，好像预料到他有什么不寻常的话对她说。然而他却没有。她等了许久，他只说了短短的两句。她失望了，她害怕他马上就走开。她连忙挽留道：“不要就走，等一会儿，我还有话对你说。”她拉住他的袖子。

他吞了这些话好像吞下好的饮食。他呆呆地望着她的激动的脸，他的眼光透过眼镜片看入她的眼里。他的嘴唇迟缓地动着，他带着微笑说了下面的话：“不要急，我不会走。”他的笑脸跟哭脸差不多，觉慧在旁边以为他真的哭了。

琴觉得觉民的温柔的眼光在爱抚她的眼睛和她的脸，好像在说：“你说呀，你说呀！你所说的，无论是一个字或一句话，我都注意地听着。”她想找些可以永久安慰他、使他永远不会忘记的话来说，然而她找不到一句值得他听的话。她望着他，她着急。她害怕他就会转身走了。她依旧拉住他的袖子不放。她不再选择话了。她想到什么，立刻就说出来，并不去考虑这些话有没有说的必要，或者跟他有没有关系。

“倩如来说，我们学堂里头的文和‘老密斯’要到北京读书去了。她们在这个环境里实在忍受不下去。她们的家庭也怪她们不该剪头发，”琴开始说，她并不向觉民解释文和“老密斯”是什么人，好像他已经熟识了这些名字和绰号。然而觉民却很注意地听着，仿佛感到大的兴趣似的。

“倩如自己恐怕也要走。她父亲因为她的事情受到了攻击，他很愤慨，说是要把交涉署的职务辞掉，带了女儿搬到上海或者南京去住。”这也是琴的话，觉民依旧很注意地听了。

“梅姐近来病得厉害。她天天在吐血，不过吐得也并不多。她瞒着她母亲，她一定不要我告诉人，她不愿意吃药。她说她多活一天只是多受一天的罪，倒不如早死了好。她母亲整天忙着拜客、打牌，不大管她。倒是大表嫂常常想着她，给她送药，送东西去。我昨天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把她的病状告诉她母亲了。她母亲才着急起来。梅姐的话也许是对的，不过我不能够看着她死。你们不要告诉大表哥。她嘱咐我千万不要让大表哥知道她吐血的事。”这也是琴的话。她忽然发见觉民的眼睛被泪水充满了，泪珠开始在眼镜片后面沿着面颊流下来。他的嘴唇微微动着，好像要说什么话，却说不出口。不过她已经懂得了。她还想说什么，但是一阵无名的悲哀突然袭击了她，很快地就把她征服了。她说了一两个字，又咽住了。她在挣扎，她终于迸出了一声哭叫：“我不能够再说下去了！”于是向后退了几步，用手蒙着脸，让眼泪畅快地流出来。

“琴妹，我去了，”觉民悲声说，他实在不愿意走，然而到了这个时候他也只得走了。他料不到他们这次的快乐的会面会以伤心的哭来结束。可是两个人都哭了。许多的话，许多的事，都以哭来了结了，不管他们怎样自命为新的青年，勇敢的青年。

“不要去！不要去！”琴取下她的遮住脸的手，向觉民伸过去，悲声叫道。

觉民正要向她扑过去，他的膀子被觉慧抓住了。他便站住，默默地掉头去看觉慧。觉慧并没有哭，干燥的眼里发出强烈的光。觉慧把脸向后面一掉，是叫他走的意思。他觉得觉慧的意思不错。他转过头用他的悲痛的声音安慰琴：“琴妹，不要哭，我会再来的，我们的住处隔得这么近，有机会我一定来看你。……我回去了，你好好保重，等候我的好消息。”他把心一横就跟着觉慧走了出来，留下琴一个人在那间开始阴暗的屋子里。

琴看见他们走了，便追出去，到了堂屋门口，她站住了，身子靠在门框上，注意地望着他们的背影。

觉民和觉慧走到了街上，耳边仿佛还有琴的哭声。他们并不交谈一句话，只顾大步走着。他们快到了黄存仁的家，觉慧忽然在街上站住了，用朗朗的声音对觉民说：

“你们的事情一定会成功，一定会胜利。我们已经贡献了够多的牺牲了。”他略略地停了一下，又用更坚定而且几乎是残酷的声音说：“如果现在还有牺牲的必要，那么就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

32

这些日子里觉新不断地受到良心的谴责。他觉得无论如何应该给觉民帮忙，否则会造成一件抱恨终身的事。经过了几天的考虑和商量（他跟继母和妻子商量），他才决定到祖父那里去替觉民讲情。他委婉地说出觉民的心事（自然他不会说到觉民和琴的事情上面去），要求祖父答应把这门亲事暂时搁置，等到将来觉民能够自立的时候再来提亲。他的解说很动人，这是经过整夜的准备的，他甚至写得有草稿。他以为他的话一定可以感动祖父。

然而觉新的预料完全错误，祖父并不是像觉新所想象的那样的人。他很倔强。他不再需要理性了，他不再听理性的呼声了。他所关心的是：第一，他的权威受到了打击，非用严厉的手段恢复不可；第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家长主婚，幼辈不得过问——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违抗者必受惩罚。至于那些年轻人的幸福和希望，他完全没有顾到。所以觉新解说的结果，只博得他的一顿痛骂。他最后说冯家的亲事绝不能打消，如果觉民到月底还不回家，就登报不承认他是高家的子弟，而叫觉慧代替他应承这件亲事。

觉新不敢再说什么了，他唯唯地答应着。从祖父的房里退出来以后，他马上找了觉慧来，把祖父的话告诉觉慧。他重述着祖父的话，想借此威胁觉慧。他以为觉慧为了自己的缘故，也许会把觉民找回来。然而觉慧现在聪明多了，而且他已经有了准备，他对祖父的话不表示意见，只是冷笑两声。心里得意地想：“如果牺牲是必需的话，做牺牲品的决不是我。”

“我看你最好还是把二哥劝回来，不然这门亲事将来会落在你的身上。”觉新看见觉慧不表示意见，便拿这样的话打动觉慧的心。

“如果爷爷真有这个意思，就让他做吧，他总有一天会后悔的。我不怕，我有更好的办法！”觉慧骄傲地说。

觉新几乎不相信他的耳朵，在这个弟弟的身上他似乎找不到一样他可以了解的东西。

“我始终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懦弱，这样无用！”觉慧嘲骂似地说。

觉新的脸马上涨红了，过后又变成了青色。他气得身子发抖，接连说了几个“你”字，还想努力说什么话。然而门帘动了，袁成走进来，用急促的声音报告：“钱大姑太太差人来报信：梅小姐去世了。”

“梅小姐？她什么时候死的？”瑞珏脸色苍白，从里屋内跑出来，惊惶地问道。

“说是今早晨七点多钟死的，”袁成恭敬地答道。里屋的挂钟响了，镗镗的声音接连地响了九下。屋子里是一阵死一般的沉寂，众人半晌说不出话来。

“去招呼把我的轿子预备好，”觉新忽然沉着脸吩咐道。

“我也要去，”瑞珏迸出了哭声说，她坐倒在藤椅上。

“你出去吧，”觉新对袁成说。袁成答应一声“是”，立刻推开门帘出去了。觉新走到瑞珏面前安慰她道：“珏，你不要去，你有‘喜’，经不起悲痛。你去了，看见那个景象，一定会伤心的。你也应该爱惜你的身体。”

“我很想念她。……那天我从大姨妈家回来，临上轿她还拉住我的手，要我常常去看她，她再三叮嘱要我下次把海儿带去，她眼泪汪汪的。想不到她再也见不到我们。……我要去看她。……这是最后的一面。……这也不枉我跟她生前好一场，”瑞珏断续地说了这些话。

“珏，你也该顾惜你的身体。你要知道我现在就只有一个你，你如果也有病痛，不是要我的命吗？”觉新的声音非常凄惨。

觉慧立在写字台前，他默默地望着白纱窗帷。这个消息对于他并不是意外的打击，他已经早料到了。琴转述的梅的话又涌上了他的心头：“多活一天，只是多受一天的罪，倒不如早死了好。”虽然这样的话是从她自己的口里吐出来的，然而看见一个脆弱的可爱的年轻生命的消亡，也不是一件容易忍受的事。他的脑子里一下子来了许多痛苦的和愤怒的思想，他按下自己的激情，冷冷地说了一句：“看，这儿又有一个牺牲者了！”他知道觉新会听见他的话，而且会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回过头来。他看见觉新的痛苦的眼光落在他的脸上，便自语似地说：“苦恼还没有完结！还会有更可怕的事情。”这句话也是说给觉新听的。

觉新走出房门，觉得头有点昏，身子没有力。他连忙提起精神走了几步。他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热辣辣的东西直往上冒，他极力忍住，但是喉管像被什么东西搔着似地发痒，他终于忍不住咳出了一口粘腻的又甜又腥的痰。他无意间把眼光往地上一扫，看见这是一口红红的痰。他好像落在冰窖里似的，身子马上冷了半截。他把手压在胸口上，正打算走回房去。但是他马上又改变了主意。他不作声，默默地用脚把那一口痰拭去，勉强支持着，继续往外面走。

到了钱家，觉新刚刚下轿就听见里面的哭声。他急急往里面走去。他走进了梅的房间。

姨母在那里，年幼的表弟在那里，琴在那里，还有一个女佣。大家正围着尸首在哭，看见觉新进来便止了泪跟他打招呼。

“大少爷，叫我怎样办？”钱太太蓬着头发，带着一脸的泪痕，看见觉新，马上哭着问道。

“马上料理殓具吧，”觉新悲声答道，他又问：“棺材买了吗？”

“喊王永去买了，到现在还没有买来，”钱太太说着又哭，哭了又说。王永是钱家的仆人。“梅芬死了两点多钟，一点儿事都没有做，家里只有我一个女流，你表弟年纪又小，王永又要到各处去报信，你叫我怎样办？你看屋里弄得这样乱！我的心乱极了。”

“大姨妈不要着急，我尽力帮忙就是了，”觉新毅然地答道，他完全忘记了刚才吐血的事情。

“大少爷，像你这样好心肠，梅芬在九泉也会感激你，”钱太太诚恳地说。

“感激”两个字像一把针乱刺着觉新的心。他觉得有满肚子的话，却说不出来。他愿意他能够放声大哭。他心里想：“梅还会感激我吗？她为了我才到了这个地步，是我害了她的。”他走到她的床前。梅安静地躺在床上，眼睛微微闭着。头发飘散在枕畔，瘦削的脸像纸一样地白，额上那一条皱纹显得更深了。她的嘴唇微微张开，好像要说什么话没有说出来就断了气似的。嘴唇是红的，还有一点血迹，好像已经揩过了，但是没有揩干净。一幅薄被盖在她的身上，遮掩了她的手和下半身。

“梅，我来看你了，”觉新低声说了一句，他的眼睛就被泪水迷住了。他心里痛得厉害，他不能不想：“我们就这样永别了吗？你没有给我留下一句话。我为什么不早来？早来我还会看见你的嘴动，还会听见你的声音，还会知道你心里想些什么。”他又暗暗地祷告：“梅，我来了，我在这儿，你有什么未说的话，快说呀，我听得见！”

他摸出手帕揩了眼泪，又一次俯下头去看梅的脸。一只小苍蝇趴在她的前额上，他轻轻地挥一下手，把它赶走了。梅躺在那里跟先前一样，像一块冷冰冰的石头。他明白了：他纵然叫哑了声音，她也不会听见，不会动了。在他跟她的中间隔着一个“永恒”。他们永远不能够接近了。他后悔，他悲伤，他绝望地哭起来。

觉新这一哭又把钱太太母子引哭了。琴便走过来劝他道：“大表哥，现在也不是哭的时候，应该赶快给梅姐办后事才对。人死了，是哭不转来的。伯母已经没有了主意，经你这一哭她的心更乱了。要是梅姐死而有知，她也会伤心的。”

觉新听见这些话，觉得有点刺耳。他心里想：“我使她伤心的次数太多了，岂只这一件事？”但是这样的话又说不出口。他极力忍住眼泪，他不再哭了，他长长地叹了一声。

“这也不怪大少爷，他从前跟梅芬那样要好，有人还给他们提过亲，只怪我当初没有答应，不然也不会有今天！”钱太太说了又哭，哭了又说。

“大表哥，你快点给梅姐办后事吧，不要让她这样久露着，”琴知道钱太太的话会使觉新伤心，便用话来岔开了。

“好，”觉新叹了一口气，便拉着钱太太去商量梅的后事。于是怎样买了一切必需的东西；怎样把棺材弄进来；怎样叫女佣给梅净了身，换了衣服；怎样把梅放进了棺材。这一切很快地做完了以后，就临到闭殓的一幕了。

梅躺在棺里，只露出了一张脸，依旧是：眼睛微微闭着，嘴唇微微张开，像要说什么话，却来不及说出来。觉新用十分留恋的眼光看了梅最后一眼。他非常贪婪地看着这张亲爱的脸，他想几分钟以后她的面貌就在他的生活里消失了。他不能够忍受这个思想，他不能够让她消失。他想伸手去揭开她的殓衣殓被，把她从棺材里抱出来，抱着她跑到一个没有人迹的地方去，然而他没有这个勇气。他又憎厌地看那个手里拿着红绫的漆匠，他几乎想把漆匠赶走，因为只要漆匠的手一动，他就永远看不见她的面貌了。

后来他终于发出闭棺的命令。漆匠正要把红绫放下去，钱太太忽然用手抓住棺材口不肯放。她痛哭着，她大声对着梅的脸说：

“梅芬，你不肯闭嘴，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说呀！你妈在这儿。……梅芬，是我害了你，是我做妈的瞎了眼睛，不晓得你的心事。我把你们的好姻缘拆散了，苦了你一辈子，落得这个下场。……我现在后悔了，我明白我做错了。……梅芬，我在这儿说话，你听得见吗？你怎么不答应一声？……你恨我吗？好，你下一世对我报仇吧，我害了你，你照样地害我吧。只求你下一世依旧不离开我。我们依旧做母女。……梅芬，你答应我一声吧！……我苦命的儿呀！让我跟你去！梅芬，梅芬，……”钱太太一面哭一面说。她把脚拚命在地上顿，把头在棺材上撞，满脸都是眼泪和鼻涕。众人劝阻她也没有用，后来费了大力才把她拖开了。

于是红绫盖下去，把棺材里面的一切掩住了。漆匠用木钉把红绫钉牢在棺材上，然后把棺盖放下去。漆匠开始在接缝处涂上漆灰。这些手续很快地做完了。从此屋里不再有梅这个人了。只有一具棺材，而且就连棺材也要在当天抬出去。

客人们陆续来了，但也只是寥寥的几个亲戚。高太太（觉新的继母）带着淑华和海儿来了；张太太（琴的母亲）也来了。还有三四个女客。都是只坐一会儿就走了的。瑞珏总算让梅见到了海儿，虽然隔了一具棺木。海儿看见大家哭，他觉得奇怪，也跟着哭了几声。觉新请周氏带着孩子先回家。至于陪伴梅的灵柩到城外殡所去的人，除了梅的母亲、幼弟和王永外，就只有觉新、觉慧、淑华和琴。觉慧来得很迟，不过正赶上参加这个凄凉的出殡。

殡所在一座大庙里。这个庙宇因年久失修显得十分荒凉。大殿的阶下长着深的野草，两旁阶上的小房间就是寄殡灵柩的地方。有的门开着，露出里面的破旧的简单的陈设，或者供桌的脚断了一只，或者灵位牌睡倒在桌上，或者灵柩前的挽联只剩了一只，而且被风吹破了。有的门紧紧关着，使人看不见里面的景象。有的甚至一个小房间里放了三四副棺材，一点陈设也没有。据说这些棺材是完全没有主的，它们在这里寄放了一二十年，简直没有人过问了。可是苍蝇们还常常钉在它们身上。

人们很快地就把梅的房间布置好了，放好棺材，安好供桌，立好灵位牌。王永在外面石阶上蹲着烧纸钱。钱太太又伏在棺材上哭起来，梅的兄弟也在旁边哭着。琴本来要劝钱太太，但是她想起梅的一生，她们两人的友情和眼前的情景，同时又触动了自己的心事，她也忍不住放声大哭。

觉新在供桌前站了一些时候，她们的哭声全冲进了他的耳里，他似乎失了知觉地茫然立着。眼泪自然地涌出来，他几乎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他甚至以为棺材里面躺着的并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个人。她还活着，还带着凄哀的面貌看他，还在向他叙述她的凄凉的身世。他的眼睛渐渐地睁大了，从泪花中看出去，由朦胧而变到清晰，红纸上写黑字的灵位牌逐渐变大而逼近了。“故胞姊钱梅芬女士之灵位”这些字不留情地映进他的眼帘，他一点也没有看错。她的确死了。供桌后面是棺材。她的母亲一面痛哭，一面用手捶棺盖；她的幼弟把头靠着棺材哀声唤“姐姐”；琴把右手放在棺上让头枕着，低声在那里哭，这就是被梅的命运所威胁的琴。他的眼泪又畅快地流了出来。这一次他是知道为着什么而流的。他摸出手帕揩干了泪。他不能够再看这个景象，便跨过门槛走了出去，就在石阶上立着，看王永烧纸钱。觉慧正从大殿里走出来，他坚定地下着脚步，虽然年纪还很轻，但是在这个环境里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有一种相当强的力量——在这个短时间内觉新的确有这样的感觉。

“回去吧，”觉慧走过来对觉新说。王永手里的纸钱已经烧光了，阶下剩了一堆黑灰，未燃完的余烬还在燃烧。风把纸灰向上面卷去，又让它们飘落在四处。

“好，”觉新没精打采地应了一声，于是转身进去劝众人不要哭。这也不是很容易的事，自己含着眼泪去劝别人。这时琴在抽泣，钱太太已经是有泪无声了，只有梅的弟弟一个人还在哀声叫“姐姐”。

临去的时候，大家在灵前行了礼，正要转身了，梅的弟弟忽然对着棺材迸出了哭声：“姐姐，我们回去了，剩下你一个人在这儿，好不寂寞呀！”孩子的简单的话响在众人的心上异常地凄惨，又引起了众人的眼泪。琴感动地、亲切地拉住他的手，一面安慰他，拉着他向外面走。钱太太本来已经止了悲，却又被儿子的话引起了心事。她站在供桌前面用泪眼看蜡烛，看香，又看灵位牌，过了一会儿，才语不成声地说道：“梅芬，你弟弟说得对，你在这儿会寂寞的。……这儿太冷静了……太荒凉了。……孤零零的，没有一个亲人陪你。……那么你今晚上还是回家来吧。你一定认得你的家。……以后我每晚上依旧在你的房里点着灯，你回来会看得见。……你的东西我也不给你搬动。……你，梅芬——我的女儿……”她说这几句话已经费了大力，她还想再说，可是胸口痛，喉咙也被堵住了。她只得跟着众人走了出来。

觉新虽然不是走在最后，却是最后一个上轿的，他出去时还屡屡回头看那个房间。最后走的一个是觉慧，他是不坐轿子的。他一个人又走进那个房间去。他在棺材四周绕了一转。跟别人一样他也向梅说了告别的话。他不哭，也没有悲哀。他有的是满腹的愤怒。他的话是用一种交织着爱和恨的声音说出来的：

“一些哭声，一些话，一些眼泪，就把这个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埋葬了。梅表姐，我恨不能把你从棺材里拉出来，让你睁开眼睛看个明白：你是怎样给人杀死的！”

33

第二天午后觉慧去看觉民，把梅的结局告诉了哥哥，引出了觉民的一些眼泪。他们两人谈了不到一个钟头。觉慧动身回家时，觉民把他送到大门内。觉慧已经跨出了门槛，觉民忽然在后面唤他。

“你还有什么事情？”觉慧走回来问道。

觉民只是带着善意的微笑看他，半晌不说话。

觉慧似乎明白了，便亲切地说：“二哥，你在这儿觉得寂寞吗？……我晓得你一定会感到寂寞。我也是。家里没有人了解我。黄妈一进屋来就要问起你，提到你，她就流眼泪。再不然我又会被嫂嫂她们缠住。妈、嫂嫂、二妹、三妹她们常常拉住我，问你的消息。可是她们的心跟我的心，你的心都隔得很远。我一个人在家里是完全孤立的。不过我应该忍耐，你也应该忍耐。你一定会得到胜利。”

“但是我有点害怕……”觉民只说了这半句。他的眼睛突然发亮了，那里面闪着泪光。

“你怕什么呢？你一定会得到胜利，”觉慧带笑地鼓舞道。

“我怕寂寞！我的心很寂寞！”

“不是有两颗心跟你的心共鸣吗？”觉慧极力保持着笑容说。

“正是因为有两颗心跟我的心隔得很近，所以我常常想看见你们。她是不便来的。你现在又走了。……”

觉慧知道自己的眼睛也湿了，却不愿意让哥哥看见，便把眼光从哥哥的脸上掉开，假装去看别处，一面拍着哥哥的肩头说：“二哥，你忍耐着。你一定会得到胜利。这几天你总可以忍耐过去的，”他刚说到这里，就被另一个人的声音打岔了。黄存仁含笑地站在他们旁边，从容地说：“你们为什么不到里头去说？不要太大意了。”觉慧答道：“我回去了。”他跟黄存仁打个招呼，就转身走了。他还听见黄存仁在后面说一句：“那么我们到里头去谈谈。”

觉慧在路上自语道：“一定会胜利的。”但是在心里他却痛苦地想着：“果然能够得到胜利吗？胜利究竟什么时候才来呢？”一直到他进了琴的家，他才决断地说：“现在管不了这许多，无论如何我们要奋斗到底。”

他先见了姑母，然后到琴的房里去。他看见琴，第一句就说：“我从二哥那儿来，他叫我告诉你，他很好。”

琴正在写信，连忙放下笔带笑说：“谢谢他，谢谢你。你看我正在给他写信。”

“不消说，送信的差使又归我，”觉慧笑着说。他无意间瞥见信纸上的“梅表姐”三个字，似乎还有几处，便问道：“你告诉他梅表姐的事情吗？我已经对他说过了。关于梅表姐的死你的意见怎样？”

“我在信里说我无论如何决不做第二个梅姐，而且妈也决不会让我做，她亲口向我说过。她昨天看见梅姐身后的情形和钱伯母的惨状，她也很感动。她说她愿意给我帮忙。”琴说着，现出了坚决的、愉快的表情，她的面容也不像前几天那样地憔悴了。

“好，这个消息倒应该让他早些知道，”觉慧说，便催促琴把信写好。两个人又谈了一些话。

觉慧又到觉民那里去，把琴的信交给觉民。觉民正在跟黄存仁谈得很高兴。觉慧也参加了他们的充满希望的谈话。过了将近一个钟头，他才回到家里，正要去见祖父，却看见祖父的窗下石阶上站着几个人，伸长了颈项在窃听什么。在高家，这样的事是常有的。觉慧想：“且不去管它。”他走进了堂屋，正要去揭祖父房间的门帘，忽然注意到里面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哭诉什么，这是五婶的声音。接着又是祖父的怒骂和咳嗽。

“我原说过总有一天会有把戏给我们看，”觉慧自语道。他便不去揭门帘了。

“你马上给我把他找回来，看我来责罚他！……真正把我气坏了！”祖父在房里用颤抖的、带怒的声音说，接着又是一阵咳嗽。他的咳嗽中间还夹杂着五婶的低泣。

克明的声音接连地答应着“是”。几分钟以后门帘一动，克明红着脸从里面出来。这时觉慧已经走出堂屋了。

站在祖父窗下窃听的人里面有一个是淑华，她看见觉慧，便走过来问：“三哥，你晓得五爸的事情吗？”

“我早就晓得了，”觉慧点头说。他低声问淑华：“他们怎样会晓得的？”他把嘴朝祖父的房间一努。

淑华开始卖弄似地说了下面的话：“五爸在外头讨了姨太太，租了小公馆，家里头没有一个人晓得。他把五婶陪嫁过来的金银首饰都拿去了，说是借给别人做样子，好久不还来。五婶向他追问，他总是一味支吾着，后来五婶追问得急了，他才说是弄掉了。他这两个月整天不在家，晚上回来得很晏，五婶自己一天忙着打牌，并不疑心什么。昨天早晨五婶在他的衣袋里偶尔找到一张女人的照片，问他是哪个，他不肯说。恰好五婶下午到商业场去买东西，碰见一个女人坐着五爸的轿子，在商业场门口下轿，而且高忠还跟在后面。她今天便找个机会把高忠留在家里，逼着他说出五爸的事情。高忠果然说出来了。五爸拿去的首饰，有的是拿去当卖了，有的是给那个新姨太了。五婶才跑去告诉爷爷。……五爸的新姨太是个妓女，叫做什么‘礼拜一’。……”

淑华絮絮地说着，好像她的嘴一张开，就永远闭不住似的。觉慧对她所叙述的事情一点也不觉得新奇。而且他比她知道得更多，他曾经亲眼看见四叔到“金陵高寓”去。他知道这个空虚的大家庭是一天一天地往衰落的路上走了。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拉住它。祖父的努力没有用，任何人的努力也没有用。连祖父自己也已经走上这条灭亡的路了。似乎就只有他一个人站在通向光明的路口。他又一次夸张地感觉到自己的道德力量超过了这个快要崩溃的大家庭。热情鼓舞着他，他觉得自己的心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地激动过。他相信所谓父与子间的斗争快要结束了，那些为着争自由、爱情与知识的权利的斗争也不会再有悲惨的终局了。梅的时代快要完全消灭，而让位给另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琴的时代，或者更可以说是许倩如的时代，也就是他和觉民的时代。这一代青年的力量决不是那个腐败的、脆弱的、甚至包含着种种罪恶的旧家庭所能够抵抗的。胜利是确定的了，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够把胜利给他们夺去。他有着这样的自信。他猛然抖一下身子，好像要把肩上多年来的痛苦的重担摔掉。他拿骄傲的、憎恨的眼光向四下看，他想：“等着看吧，你们的末日就要来了。”

他的这种心情自然是淑华所不了解的，她看见觉慧并不答话，好像对她的话感不到一点兴趣似的，她便悄悄地走开了。她连忙走到堂屋里去，就站在祖父的房门口偷偷朝里张望。

觉慧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不久他从窗户里瞥见克明带着克定回来。接着祖父的房里起了骂声，显然是祖父在责骂克定。“且不去管它！”他还是这样想。骂声似乎停止了。窗下有许多人跑来跑去，似乎发生了意外的事情。“我原说我们家里的人都爱看把戏，”觉慧自语道。

外面响着唤人的声音。男人和女人气咻咻地跑着。

“快去看，爷爷要打五爸了！”窗下有一个小孩跑过，遇到一个人迎面走来便站住了，兴奋地说了这句话。这个小孩就是觉群。

“那么你跑出去干什么？”问这句话的是觉英。

“我去喊六弟来看！……五爸这样大个人还要挨打！”觉群笑着说，马上跑出去了。

“这样大个人还要挨打，”这句话引动了觉慧的好奇心。他走出房间向堂屋走去。祖父的房门口站了四五个女人，她们正俯着身子从门帘缝里偷看里面。他不愿意夹在她们中间，便又从堂屋走到窗下。石阶上站了许多人在窃听房里的人讲话。还有几个人跪在窗下那两把椅子上，把脸贴着窗纸，从小洞里去窥探里面的动作。

没有听见板子的声音，并没有人在挨打。

“你这样大个人，女儿也不小了，还不学好！你也不给贞儿留个好榜样！贞儿，你羞他，看他这样不要脸，还配做你的爹！”这是祖父的骂声，觉慧听了忍不住暗笑。

老太爷咳了两声嗽，过后静了片刻，忽然又大声骂起来：

“这样不要脸的东西！你读书简直读到牛肚皮里头去了！居然做得出这种丑事：把你妻子的首饰也骗去当卖了。我限你三天给我取回来！”他又骂了一些话，最后说：“你这个畜生，我看你自小聪明，对你有些偏爱，想不到你倒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你自己说，你哪点对得起我？你欺骗我！我还把你当作好子弟。你，你混账！你还不给我打嘴巴！你自己动手！”

“爹，儿子知道错了。请爹饶恕儿子这回初犯，儿子下回再也不敢了，”克定做出可怜的声音哀求道。

“不，我不饶你！我要你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老太爷拍着桌子怒吼起来。

于是肉和肉撞击的声音开始了，很清脆的，是手打在脸颊上的声音。觉慧受了好奇心的鼓动，便又走进堂屋，到祖父的房门口，低声说了一句“让我看”，就轻轻地推开了弯着身子在门帘缝里张望的淑华，自己靠近门框，注意地看里面。

克定身子挺直地跪在那里，两只手左右开弓地打自己的脸颊。他那张白皙的、清秀的长脸被打得通红。他还是不停地打着。他当着妻子和女儿的面做这种动作，自己也感到羞愧。

“不要打了！”老太爷吩咐说。克定立刻把手从脸上拿下来。

“我问你，你晓不晓得你吃的、穿的、用的是从哪儿来的？”老太爷问道。

“都是爹给的，”克定回答道。

“那么你懂得坐吃山空的话吗？畜生，我一死你靠谁养活？”老太爷越说越气，又吩咐：

“再给我打！重重地打！”

于是克定的手又举起来打在脸上了。

这种屈辱的举动还不能使老太爷满足，老太爷继续骂着，最后又叫克定自己说出来他怎样在三四个月里面结识了几个坏朋友，走上了邪路，跟私娼发生了关系；他又怎样组织了小公馆，怎样骗了妻子的首饰拿去当卖。

克定毫不隐瞒地叙说一切，自己骂自己，甚至供出了他的父亲完全不曾疑心到的许多事情。他说他怎样在外面打起父亲的招牌借了许多债，于是欠某人若干，某人若干，一一地报出数目来，这里面甚至有赌博上的负债。最后他还供出了克安的事情，他说他做这一切，得到了克安的帮忙，而且克安对这些负债也有一部分的责任。总之他把什么话都说出来了。这倒是老太爷意料不到的，而且也是觉慧意料不到的。

觉慧在五叔克定和哥哥觉民的身上看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觉民，那个十九岁的青年处在周围尽是敌人的环境里，单单被一种信仰，一种热情鼓舞着，他可以不顾一切，勇敢地跟环境战斗，使家里的人对他也没有办法。克定，这个三十三岁的人，又有了一个十三岁的女儿，他居然挺直地跪在地上，自己打耳光，责骂自己，屈辱自己，而且还牵连到别人。他一点也不反抗，无论在行为上或言语上。他做着他的父亲所吩咐他做的一切，一点也不迟疑，虽然事实上他并不相信那个老人的话。在那个顽固的老人的同样的威胁下这两代人却做出了完全不同的两种行为！那一个离开了家，躲在一个小房间里，坚持着自己的主张，使得祖父的命令无法执行；这一个却跪在老人的面前，做着胆小、虚伪的动作，给许多人供给了嘲笑的资料。觉慧这样想着，不能不为自己的一代人庆幸而且引以为自豪。他想：“这样的人只能够在你们的一代人中间找出来，在我们里面是不会有的。”他掉开头转身走了。

“畜生，你欠了这么多的债，哪里有钱来还啊？你以为我很有钱吗？现在水灾，兵灾，棒客[1]，粮税样样多。像你这样花钱如水，坐吃山空，我问你，还有几年好花？下一辈人将来靠什么？你嫁贞儿要不要陪奁？你还配做父亲！”老太爷骂着，骂着，又发出一阵大声的咳嗽。接着他又命令淑贞去把克安叫来。他要好好地痛骂克安一顿。然而不久淑贞就回来说克安不在家。这一来他的怒气更大了。他拍着桌子乱骂人，又把克定骂了一阵，但是也不能够使自己的怒气平静下去。他又问淑贞：“你四婶在哪儿？去把她给我喊来。”四太太王氏正站在窗下窃听消息，她想躲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淑贞出来叫她，她虽然有些害怕，也只得硬着头皮走进房去了。

“爹喊媳妇……”王氏勉强在她的尖脸上堆起笑容，恭顺地问道。

老太爷看见王氏便大声问她：“克安到哪儿去了？”她回答说不知道。老太爷又问克安什么时候回来，她依旧回答不知道。

“自己丈夫做的事你都不晓得！你真糊涂！”老太爷突然把桌子一拍就骂起来。

王氏没有话可说。她低着头，又是羞，又是气。她仿佛看见陈姨太站在旁边对她做鬼脸。但是在老太爷的面前她做媳妇的又不敢动一下，她流了眼泪，却不敢哭出声来。她只得把泪珠暗暗地吞在肚里。

老太爷又咳嗽起来，这一次却咳得很厉害，还吐了几口痰。陈姨太扭着身子在旁边殷勤地给他捶背，一面又说着“为着他们气坏身体太不值得”的话。

老太爷咳了许久才缓过气来。他的怒气已经消失了。一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悲哀突然袭来，很快地就把他征服了。他觉得异常疲倦。他只想休息，只想闭上眼睛，什么也不要看见。他倒在沙发的靠背上，向那些站在他面前的人挥手，说：“你们都给我走开，不要留一个，我不要看见你们。”他说完又长叹一声。

众人巴不得听见这句话，马上都退了出去。克定也从地上起来，轻脚轻手地走了。房里只剩下老太爷和陈姨太。

老太爷只想一个人安静地休息片刻。他把陈姨太也遣开了。他一个人躺在沙发上，微微地喘着气。他的眼睛半睁开。他的眼前出现了许多暗影。一些人影在他的面前晃了过去。他看不见一张亲切的笑脸。他隐隐约约地看见他的儿子们怎样地饮酒作乐，说些嘲笑他和抱怨他的话。他又看见他的孙儿们骄傲地走在一条新的路上，觉民居然敢违抗他的命令，他却不能处罚这个年轻的叛逆。他自己衰老无力地躺在这里，孤零零的一个老人，没有人来照料他。他从没有感觉到像现在这样的失望和孤独。他开始疑惑起来：他怎么会做了这样一场大梦？他又想，自己怎样地创造了一个大的家庭和一份大的家业，又怎样地用独断的手腕来处置和指挥一切，满心以为可以使这个家庭一天一天地兴盛发达下去。可是他的努力却只造成了今天他自己的孤独。今天他要用他的最后的挣扎来维持这个局面，也不可能了。事实已经十分明显：这个家庭如今走着下坡的路了。最后的结局是可以预料到的。他自己虽然不愿意，然而他赤手空拳，也无法拦阻。他已经完了。没有人相信他。大家都在欺骗他。各人在走各人的路。连他喜欢的克定也会做出那种丢脸的事。还有克安。这些人都在做梦啊！高家垮了，他们还会有生路吗？这些败家子坐吃山空，还有什么前途？全完了，全完了！他做了多年的“四世同堂”的好梦，可是在梦景实现了以后，他现在得到的却是一个何等空虚的感觉！

失望，幻灭，黑暗。他现在衰弱地躺在这里，没有人理他，没有人来分担他的痛苦和孤寂。他这时候才明白他在这个家庭里的真正的地位了。他觉得他不仅丧失了他的骄傲，而且连他所赖以生活的东西也没有了。他第一次感到了失望，幻灭，黑暗。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做错了。但是他还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而且这时候即使知道，也太迟了。

他的耳边仿佛响着克定夫妇的争吵，他好像又听见许多不调和的吵闹的声音。沈氏满脸眼泪，张开阔嘴说：“请爹给我作主。”克定一边打自己的脸颊一边带可怜相说：“他们都是这样说，我欠的账爹会替我还的。横竖我家是北门的首富，有的是用不完的钱。”他连忙用手蒙住两只耳朵，然而闹声还是不留情地闯进来。他的脑子被这些闹声搅乱了。他想站起来，走到另一个安静的地方去躲避，但是他试了几次，还用一只手撑着沙发的靠手，才勉强站了起来，而且十分吃力。他向着床走了两步。忽然一阵眼花，房屋开始颠倒地旋转起来，他的身子也不由得不跟着摇晃。于是眼前一片黑暗，他什么也不知道了，一直到陈姨太惊慌地尖声唤醒他的时候。

[1]棒客：土匪。

34

高老太爷病了。

高老太爷在床上呻吟。几个有名的医生请了来，奇怪的药和奇怪的药引一起放在药罐里，熬成了一碗一碗的浓黑的苦水，吞进了老太爷的肚里。一天，两天过去了，医生虽说病不要紧，然而老太爷服了药，病反而加重起来。第三天老太爷忽然坚持不肯服药，后来经过克明和觉新苦劝，才多少喝了一点。克明一连几天坐在家里，陪医生给老太爷看病，照料老太爷吃药，他连律师事务所也不去了。反正那里有书记照料，他已经向书记吩咐过，有事情就请另一位律师陈克家帮忙。克安有时在家写字做诗，有时出去看戏，或者到“金陵高寓”去玩。克定趁着老太爷生病管不到他的时候，整天躲在“金陵高寓”里面打牌，跟女人调笑。他只有早晚在家，而且照规矩早晚到老太爷的房里问安一次。老太爷的病并没有给这个家带来大的骚动。人们依旧在笑，在哭，在吵架，在斗争。便是少数因为他的病发愁的人，也以为他的病不要紧，不管他的病势一天一天地加重，或者更适当地说，他的身体一天一天地衰弱。

对于老太爷的病，医药并没有多大的效力。人们便求助于迷信。在某一些人，事实常常是这样的：他们对于人的信仰开始动摇时，他们就会去求神的帮助。这所谓神的帮助并不是像许愿、求签等等那样地简单。它有着很复杂的形式。这些全是由简单的脑筋想出来，而且只有简单的脑筋可以了解的，可是如今都由关心老太爷的陈姨太先后地提出来，得到太太们的拥护，而为那几个所谓“熟读圣贤书”的老爷们所主持而奉行了。

最初是几个道士在大厅上敲锣打鼓，作法念咒。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便由陈姨太一个人在天井里拜菩萨。觉慧虽然不明白她在干什么把戏，他却在玻璃窗里看清楚了她的动作：一个插香的架子上点了九炷香，又放了一对蜡烛，陈姨太打扮得齐齐整整，系上粉红裙子，立在香架前，口里念念有词，不住地跪拜。她跪下去又站起来，起来又跪下去，不知道接连做了多少次。一夜，两夜，三夜。……结果是——“见鬼！”觉慧这样地骂着。“你只配干这种事情！”

然而另一个花样又来了。这便是克明、克安、克定三弟兄的祭天。也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天井里摆了供桌，代替陈姨太的香架；桌上有大的蜡烛，粗的香，供奉的果品。仪式隆重多了，而且主祭的三位老爷做出过于严肃以至成为滑稽的样子。他们也行着跪拜礼，不过很快地就完结了，并不像陈姨太那样故意把时间拖长。可是觉慧仍旧用看陈姨太跪拜时的心情去看他的三个叔父的跪拜。他的批评也是同样的——“见鬼！”而且他确实知道几小时以前，克安还在戏园里看他喜欢的小旦张碧秀演戏，克定还在“金陵高寓”里打牌、喝酒，现在他们却跪在这里诵读愿意代替父亲先死的祷告辞了。

在觉慧想着“你们的手段不过如此”的时候，新的花样又来了。这个花样在觉慧的眼睛里的确是很新鲜的，这一次不是“见鬼”，却是“捉鬼”，——请了巫师（端公）到家里来捉鬼。

一天晚上天刚黑，高家所有的房门全关得紧紧的，整个公馆马上变成了一座没有人迹的古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尖脸的巫师。他披头散发，穿了一件奇怪的法衣，手里拿着松香，一路上洒着粉火，跟戏台上出鬼时所做的没有两样。巫师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做出种种凄惨的惊人的怪叫和姿势。他进了病人的房间，在那里跳着，叫着，把每件东西都弄翻了，甚至向床下也洒了粉火。不管病人在床上因为吵闹和恐惧而增加痛苦，更大声地呻吟，巫师依旧热心地继续做他的工作，而且愈来愈热心了，甚至向着病人做出了威吓的姿势，把病人吓得惊叫起来。满屋子都是浓黑的烟，爆发的火光和松香的气味。这样地继续了将近一个钟头。于是巫师呼啸地走出去了。又过了一些时候，这个公馆里才有了人声。

然而花样又来了。据说这一次的捉鬼不过捉了病人房里的鬼，这是不够的。在这个公馆里到处都有鬼，每个房间里都有很多的鬼，于是决定在第二天晚上举行大扫除，要捉尽每个房间里的鬼。巫师说，要把鬼捉尽了，老太爷的病才可以痊愈。

这种说法也有人不相信，而且也有人不赞成第二次的捉鬼，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反对。克明和觉新都不赞成这样的做法。但是陈姨太坚决主张它，太太们也同意，克安和克定也说“不妨试一下。”克明就勉强点了头。觉新更不敢说一个“不”字。觉慧虽然有勇气，然而没有人听他的话。于是第二次的滑稽戏又在预定的时间内开演了。每个房间都受到那种滑稽的、同时又是可怕的骚扰。有的人躲开了，小孩哭，女人叹息，男人摇头。

觉慧坐在自己的房里。虽然隔了一层板壁，他用耳朵差不多也可以“看见”嫂嫂房里的骚动。同时他还听见了凄惨的怪叫声。他的心里充满了愤怒，他觉得他的身子被压得不能够动弹了。他要站起来，摆脱身上的重压。他不能够屈服，不能够让这样的事情在他的眼前出现。他下了决心，关上房门等待着。

不久巫师走到了觉慧的房门口。房门紧紧闭着。在这个公馆里只有这两扇门是紧紧关住的。巫师敲门，苏福、赵升、袁成们也帮忙敲门，没有用。他们开始捶门，又叫“三少爷”，也没有用。觉慧在里面大声说：“我不开。我屋里没有鬼！”他索性走到床前，躺下去，用手蒙住耳朵，不去听外面的叫声。

忽然有人在外面大声擂着门。觉慧从床上站起来，满脸通红，他好像看见了鸣凤的头发披散、泪痕狼藉的脸。他激怒了。他走到门前高声骂道：“我不开门！你们这样胡闹，究竟要做什么？”

“老三，快开门，”是他的三叔克明的声音。

“三少爷，开门，”是陈姨太的声音。

他想：“好，你们搬了救兵来了，”便气愤地答应一声：“我不开！”他又转身往里走。他捏紧拳头在房里走了几步。他觉得脑子快要爆炸了。他接连地念了几次：“我恨！我恨！……”

外面的声音不肯放松他，还是一声一声地追来，一声比一声高，而且外面的人也在愤怒地叫嚷。

“三少爷，你不顾到你爷爷的病？你不望你爷爷的病早些好吗？你还不开门！……你这样不孝顺他！”在那些声音里面觉慧注意到了陈姨太的尖锐的声音。这个声音挟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向他打来。他受了伤，他的愤怒也因此增加了。

“老三，你要明白事理，大家都望爷爷病好。你是懂事的人，快快把门打开……”克明的话还没有说完，另一个声音又响起来了。

“三弟，快开门，我有话跟你说，”这是觉新的声音。

觉慧痛苦地想着：“你也是这样说！你自己做了懦夫还不够！”他不能够忍耐这个思想。他觉得他的心也快要炸裂了。

“好，我给你们打开吧，”他这样自语着，便走去开了门。门一开，立刻出现了几张涨红了的带怒容的脸。一些人要抢着进来，巫师自然是第一个。

“慢点！”觉慧拦住了他们，他站在门口，好像把守住一道关口似的。他的脸也挣红了。愤怒抓住了他，热情鼓舞着他。他完全忘记这些人是他的长辈。他愤怒地而且轻蔑地问道：“你们究竟要做什么？”他的憎恨的眼光在众人的脸上扫来扫去。

众人被他这一问弄得茫然不知所措。克明和觉新不好意思说出“捉鬼”两个字，而且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捉鬼的办法。

“给你爷爷捉鬼，”满身香气的陈姨太挺身出来说，一面叫巫师进去。

“捉鬼？你倒见鬼！”觉慧把这句话向着陈姨太的脸上吐过去。“我说，你们不是要捉鬼，你们是要爷爷早一点死，你们怕他不会病死，你们要把他活活地气死，吓死！”他不顾一切地骂起来。

“你……”克明说了一个“你”字就说不下去了，他气得变了脸色，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

“三弟！”觉新出来阻止觉慧说话。

“你还好意思说话？你真不害羞！”觉慧把眼光定在觉新的脸上说，“你也算读了十几年书，料不到你居然胡涂到这个地步！一个人生病，却找端公捉鬼。你们纵然自己发昏，也不该拿爷爷的性命开玩笑。我昨晚上亲眼看见，端公把爷爷吓成了那个样子。你们说是孝顺的儿孙，他生了病，你们还不肯让他安静！我昨晚上亲眼看见捉鬼的把戏。我说，我一定要看你们怎样假借了捉鬼的名义谋害他，我果然看见了。你们闹了一晚上还不够。今晚上还要闹。好，哪个敢进我的房间，我就要先给他一个嘴巴。我不怕你们！”觉慧愤怒地接连说了许多话，他完全不曾注意到他的语气太重了。在平时这样的话也许会给他招来不少的麻烦。这个时候反而因为语气太重的缘故，他倒得到胜利了。他站在门口，身子立得非常坚定，一只手拦住门不要人进来。他的面容异常严肃，眼光十分骄傲。他觉得自己理直气壮，完全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想：“你们自己要干这种下贱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把你们抬高呢！”

克明惭愧地红了脸。他明白觉慧说的都是真话。他这个日本留学生、省城有名的大律师，自然不会相信“捉鬼”的办法。他也知道这个办法没有好处，然而为了在家里不给自己招来麻烦，引起争吵，在外面又博得“孝顺”的名声，他居然做了他所不愿意做的事。那个时候他的确不曾想到病人的安宁，他一点也不曾替病人着想，而且他昨天亲眼看见“捉鬼”的办法在病人的身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现在他没有理由，也没有勇气来责骂觉慧了。他指着觉慧，接连地说了几个“你”字，就掉转身，不声不响地走开了。

觉新又是气，又是悔，眼泪流在脸上，他也不去揩掉。他看见克明一走，也跟着溜走了。

陈姨太平日总是仗着别人的威势，现在看见克明一走，便好像失掉靠山似的，连一句话也不说了。她相信“捉鬼”的办法，她关心老太爷的病。她完全不了解觉慧的话。她恨觉慧，觉慧使她在人面前失了面子。可是没有老太爷在场，而且连克明也走开了，她一个人跟觉慧作对，不会占到便宜。她敷衍般地骂了觉慧几句，就带着满面羞容扭着身子走开了。可是在心里她咒骂着这个不孝顺爷爷的孙儿。

陈姨太一走，其余的人也就一哄而散了，再没有人来给巫师捧场。虽然巫师口里咕噜了一阵，虽然女佣中间有人暗暗地发出不满意觉慧的议论，但是这一次觉慧“大获全胜”了。这是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35

这一天觉慧睡得非常好。第二天早晨，他去看祖父的病，他以为祖父至少要骂他几句。

祖父床上的帐子挂起了半幅，把祖父的上半身露了出来。祖父侧着身子躺在那儿，头朝外面地搁在垫得高高的枕头上。脸上没有血色，瘦削的脸显得更瘦削了，嘴微微张开，口沫在两撇八字胡上面发亮。依旧是秃顶。高的颧骨上嵌着一对时开时闭的凹入的大眼睛。现在的祖父显得非常衰弱，可怜，不再是那个威严可怕的高老太爷了。

祖父正在困难地呼吸着。他看见觉慧走近，便睁大眼睛注意地看他，渐渐地脸上露出了笑容，虽然这个笑容是无力的，而且给人以凄惨的印象。“你来了，”祖父先说。祖父从来不曾对觉慧这样温和地说过话。

觉慧答应了一声，他不大明白祖父怎么一下子就变得和善了。

“你过来，”祖父很费力地说，又勉强笑了笑。觉慧把身子靠近床。

“你给我倒半杯茶来，”祖父说。

觉慧走到方桌前，在一个金红磁杯里倒了半杯热茶，送到祖父面前。祖父抬起头，觉慧连忙把杯子送到祖父的嘴边，祖父吃力地喝了两口茶，摇摇头说：“不要了，”疲倦地躺下去。觉慧把茶杯放回方桌上去，又走到祖父的床前来。

“你很好，”祖父把觉慧望了半晌，又用他的微弱的声音断续地说，“他们说……你脾气古怪……你要好好读书。”

觉慧不做声。

“我现在有些明白，”祖父吐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说。“你看见你二哥吗？”

觉慧注意到祖父的声音改变了，他看见祖父的眼角嵌着两颗大的眼泪。为了这意料不到的慈祥和亲切（这是他从来不曾在祖父那里得到过的）.他答应了一个“是”字。

“我……我的脾气……现在我不发气……我想看见他，你把他喊回来。……我不再……”祖父说，他从被里伸出右手来，揩了揩眼泪。

陈姨太刚梳好头、擦好粉、画好眉毛，从隔壁房间走进来。她看见这个情形，便责备觉慧道：“三少爷，你这样大，也该明白事理。你爷爷病到这样，你还要惹他伤心！”她还记得昨晚上的那件事。

祖父连忙阻止她说：“你不要怪他。”陈姨太扫兴地噘着嘴，便也不作声了。祖父又催促觉慧道：“你快去把你二哥喊回来。……，冯家的亲事……暂时不提。……我怕我活不长了……我想看看他，……看看你们大家。”

觉慧从祖父的房里出来。他先到觉新的房里。觉新正在跟瑞珏谈话，两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愁容。

“爷爷喊我去把二哥找回来，他说冯家的亲事暂时不提了，”觉慧一进门，就高兴地大声说。

觉新惊喜地问：“真的？”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当然是真的。爷爷说他现在明白了，”觉慧得意地说，“我原说我们会胜利。你看，我们到底胜利了！”他十分高兴地笑起来。

“告诉我，他怎样对你说的？”觉新笑着站起来，他去握瑞珏的手。瑞珏要把手缩回，却已经被他握在手里了。他们夫妇都很高兴。一个大问题就这样容易地解决了。对于他们这好像是一个奇迹，他们想这个奇迹会给他们带来幸福。

觉慧便把祖父的话重述了一遍，觉新夫妇注意地听着。觉慧愈说愈高兴，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门帘一动，钱嫂进来说：“老太爷喊大少爷。”觉新马上出去了。

觉慧还没有走，他又跟嫂嫂谈了几句话，后来何嫂领了海臣从外面进来，他又逗海臣玩了一阵。

他跑到觉民的住处去，他的确是跑到那里去的。起初在家里他并不着急，他在快乐的谈话里耗费了一些时间，等到他走在街上的时候，他才想起他把事情耽误了，他本来应该把好消息早早告诉觉民的。

这个消息给觉民带来大的快乐。他们兴奋地交谈了几句话，便匆匆忙忙地离开了黄存仁的家。

他们先到琴那里去。这个消息如何带给琴以更大的快乐，这是他们预料到的。在这三个青年的面前立着美妙的前途，现在它比在任何时候都显得更近了，好像它就在他们的手边，他们只要一举手就可以拿到它。它的出现并不是像奇迹那样，这是他们的许多年来的痛苦的代价和挣扎的结果，所以他们更宝贵它。

他们就这样地把时间花费在兴奋的谈话上面，然后慢慢地走回家去。觉民还预备了一些话：怎样对祖父说，怎样对继母说，怎样对大哥说。他的心里充满着快乐。他觉得自己是凯旋地归来了。

觉民走进了公馆的大门，家里并没有什么变化；他走进二门，进了大厅，也没有什么变化；他再由侧门进到里面，也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从前那个家。觉民想：“我以为家里至少有些变化了，怎么还是跟从前一样？”他疑惑地想道。

然而他究竟看出一些变化来了。祖父的房里好像起了一阵骚动。有一些人急匆匆地从房里出来，又有一些人急匆匆地到那里去，都带着惊惶的表情，不敢大声说话。

“发生了什么事情？”觉慧惊疑地说，一把抓住觉民的膀子拉着他快快地走。他忽然感到一种预兆，他的心情马上改变了。

“说不定爷爷……”觉民只说了这几个字立刻咽住了。他的心颤抖起来，他害怕那个快到了手边的希望飞去了。

他们两个走进了祖父的房间，只见黑压压的站了一屋的人。他们看不见祖父。那些人的背给他们遮住了一切。他们隐约地听见一种轻微的怪声。没有人理会他们。他们努力挤进去，终于到了里面。他们看见祖父坐在床前沙发上，垂着头在那里抽气。轻微的怪声就是从他的口里发出来的。他们不明白他在做什么。

觉民看见这个情形，抑制不住感情的爆发，他要向祖父的身上扑过去。克明把他拦住了。克明惊讶地看他一眼，但是并不说一句话，只对他摇摇头。

“爷爷喊我把他找来的，说是想见他，”觉慧走上前去对克明解释道。

克明悲痛地把头摇了摇，低声说：“现在太晏了。”

“太晏了！”这三个字沉重地打在觉慧的头上。他几乎不懂得这个“太晏了”的意思。但是看见祖父痛苦地抽气的样子，他便明白现在的确是太迟了。他们将永远怀着隔膜，怀着祖孙两代的隔膜而分别了。

觉慧不能够忍耐了，他不顾一切地跑到祖父面前，摇着祖父的手，大声叫着：“爷爷！爷爷！我把二哥找来了！”

祖父不答应，只是微微地在抽气。

觉新和别人要拉开觉慧，觉慧索性把身子靠在祖父的膝前，一面摇着祖父，一面用悲惨的声音叫“爷爷”。觉民立在他的旁边，注意地看他。

祖父忽然嘘了一口气，把两只眼睛大大地睁开。他看看觉慧，好像不认得这个孙儿似的。他低声问：“你闹什么？”一面举起右手挥动一下，好像是叫他走开的样子。

觉慧把头仰起，死命地看着祖父的瘦削的脸。祖父脸上那种茫然的样子渐渐地消失了。嘴唇张开了，像要说话，但是并没有说出什么。他把头侧着去看觉民，嘴唇又动了一下。觉民叫了一声：“爷爷！”他似乎没有听见。他又把眼睛埋下去看觉慧。他的嘴唇又动了，瘦脸上的筋肉弛缓地动着，他好像要做一个笑容。可是两三滴眼泪开始落了下来。他伸手在觉慧的头上摩了一下，他又把手拿开，然后低声说：“你来了。他……他……他……”（觉慧拉着觉民的手接连说“他在这儿。”觉民也唤着：“爷爷。”）“你回来了。……冯家的亲事不提了。……你们要好好读书。唉，”他吃力地叹了一口气，又慢慢地说：“要……扬名显亲啊。……我很累。……你们不要走。……我要走了。……”他愈说，声音愈低，他的头慢慢地垂下去，最后他完全闭了口。

克明走过来唤了两声“爹”，老人并不答应。克明又去摩他的手，然后带哭地吐了三个字：“手冷了。”于是众人围上前去，大声叫着各样的称呼。呼唤声渐渐地停止了。忽然所有的人不知由谁领头，全跪下去，大声哭起来。在短时间内大家除了痛哭外，不曾想到别的事情。

死的消息比什么都传布得更快。不到几分钟，全公馆都知道老太爷去世了。一部分的仆人忙着往亲戚处报丧。很快地客人就来了。女客们还帮忙痛哭一场，有的还在哭声中诉说自己的心事。

工作开始了。男的，女的，都分配了工作。三四个女眷被派来守着尸首哭。死人已经被抬到卸下帐子的床上了。

工作进行得很快。许多人同时忙着。堂屋里的神主，供桌，其他的陈设以及壁上的画屏等等都搬到后面被称为“后堂屋”的桂堂里去了。不久棺材就抬了进来，这是几年前就买好的，寄放在别处。据说价钱并不贵：不过一千两银子。

做“开路”法事的道士请来了。他查定了小殓的时辰。殓衣、殓具等等也都很快地预备好了。人们把老太爷的尸体沐浴过了，穿上了殓衣，于是举行小殓，使死者舒舒服服地躺在棺材里，把他生前喜爱的东西都放到棺里去，满满地装了一棺材，不留一点儿空隙。

小殓完毕，时候已近傍晚。人们又请了一大群和尚来“转佛”。和尚共是一百零八个，每人捧了一支燃着的香，口里念着佛号，不住地在堂屋和天井里兜圈子，从这道门进堂屋，又从那道门走出去，走了阶上又走阶下。在和尚的后面跟着觉新和他的三个叔父。他们手里也捧着香。觉新领头走，因为他现在是“承重孙”了。

大殓的时候到了，就在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日期和时辰也是道士决定的。那时哀哭的声音响成了一片，也有人真正在流眼泪。觉慧没有参加，据说因为他的生肖跟大殓的时辰有冲突。不能够参加大殓的并不单是他一个人，另外还有几个。觉慧知道这是道士的胡说，不过他也不反对，他想：“我已经跟爷爷诀别过了，用不着管你们这些鬼把戏。横竖棺盖一钉牢，什么都完了。”

总之老太爷死了。他的死给这个家带来了大的变化。一切的事情都停顿了。堂屋成了灵堂，彩行的人来扎了素彩；大厅成了经堂。灵堂里有女人哀哭；经堂里有和尚念经。灵堂里挂起了挽联和祭幛；经堂里挂起了佛像和十座阎罗殿的图画。鬼又一次在这个公馆里出现了。

众人都忙着死人的事情，或者更可以说忙着借死人来维持自己的面子，表现自己的阔绰。三天以后，“成服”——纷至的礼物，盛大的仪式，众多的吊客。人们所要求的是这个，果然全实现了。只苦了灵帏里的女眷：因为客来得多，她们哭的次数也跟着加多了。这时候哭已经成了一种艺术，而且还有了应酬客人的功用。譬如她们正在说话或者正在吃东西，外面吹鼓手一旦吹打起来，她们马上就得放声大哭，自然哭得愈伤心愈好，不过事实上总是叫号的时候多，因为没有眼泪，她们只能够叫号了。她们也曾闹过笑话。譬如把唢呐的声音听错了，把“送客”误当作“客来”，哭了好久才知道冤枉哭了的；或者客已经进来了还不知道，灵帏里寂然无声，后来受了礼生[1]的暗示才突然爆发出哭声来的。

至于做承重孙和孝子的那几个人，虽然“报单”上说过“泣血稽颡”的话，但是他们整天躲在灵帏里，既不需要哭，又不必出来答礼。吊客来的时候，他们伏在铺了草荐的地上不动；吊客去了，他们可以睡下去或坐起来畅谈各种事情。

觉民两弟兄在这一天的确比较苦些。在别的日子他们可以实行消极抵抗的办法，就是说，完全不管。但是在“成服”的日子，他们却不得不出来“维持场面”（这是他们自己的说法）。不用说他们自己并不愿意，不过他们也不太重视这件事情。他们被安排在外面答礼，换句话说，就是陪着每一个客人磕几个头。每次当礼生唱到“孝子孝孙谢”时，他们已经磕了不少的头。他们每次看见叔父们和哥哥觉新头上戴着麻冠、脑后拖着长长的孝巾、穿着白布孝衣和宽大的麻背心、束着麻带、穿着草鞋、拿着哭丧棒、低着头慢慢地走路的神气，总要暗暗地发笑。他们感到了看滑稽戏时的那种心情。

觉民和觉慧就这样地被关在家里过了一个整天。第二天吃过早饭他们两个人都跑出去了。觉慧先走，他自然是到阅报处去工作，他一直到晚上才回家。那时觉民还不曾回来。

大厅上很清静，诵经的和尚早散去了。觉慧走进里面，堂屋里没有一个人。灵前一对蜡烛上结了大烛花，烛油继续流下来，堆满了烛台。香炉里的香也已经燃完了。

“怎么今天就这样凄凉？他们都跑到哪儿去了？”他这样自语着，就走到供桌前拿起铗子把烛花挟去，又点燃了一炷香。

“不行。单分田、分东西，不把古玩字画拿出来分，这样分家还是不彻底！”忽然从祖父的房里送出来克定的声音。

“古玩字画是爹平生最喜欢的东西，他费了很大的苦心才搜集起来，我们做儿子的不能随便分散，”克明在房里解释道，他一面说话一面喘气。

“我并不希罕这些东西。不过现在不分，将来也会有人独吞的，”克安生气地大声说。“凡是爹的东西，都应该拿出来大家平分！”

“好！你们主张分，明天就分罢！凭良心说，我并没有独吞的心思，”克明说着，气恼地咳了两声嗽。

“三哥，你当然不会独吞。你做律师有那么多的收入，还希罕这一点小东西？”克定冷笑道。

于是房里起了一阵响动，接着是几个女人说话的声音。忽然门帘一动，克定从房里走出来，嘴里抱怨着：“什么遗命，遗赠，都是假造的！这样分法很不公平！”就往外面走了。

觉新神气沮丧地从房里走出来。

“你们就在分家了！这么快！”觉慧讥笑地说。

“我和妈不过做个傀儡罢了。我得了爷爷遗命所给的三千元西蜀商业公司的股票，四爸他们还不大肯承认，”觉新痛苦地回答道。

“姑妈呢？”觉民刚从外面走进来，听见觉新的话，就接口问道。

“姑妈只得了一点东西，还有五百块钱的股票，这还是列在‘遗赠’里面的。陈姨太倒分得一所公馆，是爷爷遗命给她的。你要晓得我们家里就只有我们这一房跟姑妈的感情好，哪个肯替姑妈讲话？”觉新感叹地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讲话？”觉民责备道。

“三爸来了，”觉慧忽然低声插嘴道。

这时门帘又一动，克明带着咳嗽声从祖父的房里慢慢地走了出来。

[1]礼生：司仪。

36

瑞珏生产的日子近了。这件事情引起了陈姨太、四太太、五太太、和几个女佣的焦虑，起初她们还背着人暗暗地议论。后来有一天陈姨太就带着严肃的表情对克明几弟兄正式讲起“血光之灾”[1]来：长辈的灵柩停在家里，家里有人生产，那么产妇的血光就会冲犯到死者身上，死者的身上会冒出很多的血。唯一的免灾方法就是把产妇迁出公馆去。迁出公馆还不行，产妇的血光还可以回到公馆来，所以应该迁到城外。出了城还不行，城门也关不住产妇的血光，必须使产妇过桥。而且这样办也不见得就安全，同时还应该在家里用砖筑一个假坟来保护棺木，这样才可以避免“血光之灾”。

五太太沈氏第一个赞成这个办法，四太太王氏和克定在旁边附和。克安起初似乎不以为然，但是听了王氏几句解释的话也就完全同意了。克明和大太太周氏也终于同意了。长一辈的人中间只有三太太张氏一句话也不说。总之大家决定照着陈姨太的意见去做。他们要觉新马上照办，他们说祖父的利益超过一切。

这些话对觉新虽然是一个晴天霹雳，但是他和平地接受了。他没有说一句反抗的话。他一生就没有对谁说过一句反抗的话。无论他受到怎样不公道的待遇，他宁可哭在心里，气在心里，苦在心里，在人前他绝不反抗。他忍受一切。他甚至不去考虑这样的忍受是否会损害别人的幸福。

觉新回到房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瑞珏，瑞珏也不说一句抱怨的话。她只是哭。她的哭声就是她的反抗的表示。但是这也没有用，因为她没有力量保护自己，觉新也没有力量保护她。她只好让人摆布。

“你晓得我决不相信，然而我又有什么办法？他们都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觉新绝望地摊开手悲声说。

“我不怪你，只怪我自己的命不好，”瑞珏抽泣地说。“我妈又不在省城。你怎么担得起不孝的恶名？便是你肯担承，我也决不让你担承。”

“珏，原谅我，我太懦弱，连自己的妻子也不能够保护。我们相处了这几年……我的苦衷你该可以谅解。”

“你不要……这样说，”瑞珏用手帕揩着眼泪说，“我明白……你的……苦衷。你已经……苦够了。你待我……那样好，……我只有感激。”

“感激？你不是在骂我？你为我不晓得受了多少气！你现在怀胎快足月了，身体又不太好。我倒把你送到城外冷静的地方去，什么都不方便，让你一个人住在那儿。这是我对不起你。你说，别人家的媳妇会受到这种待遇吗？你还要说感激！”觉新说到这里就捧着头哭起来。

瑞珏却止了泪，静悄悄地立起来，不说一句话，就走了出去。过了片刻她牵着海臣走回来，何嫂跟在她的后面。

觉新还在房里揩眼泪。瑞珏把海臣送到他的面前，要海臣叫他“爹爹”，要海臣把他的手拉下来，叫他抱着海臣玩。

觉新抱起海臣来，爱怜地看了几眼，又在海臣的脸颊上吻了几下，然后把海臣放下去，交给瑞珏。他又用苦涩的声音说：“我已经是没有希望的了。你还是好好地教养海儿罢，希望他将来不要做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他说完就往外面走，一只手还在揉眼睛。

“你到哪儿去？”瑞珏关心地问道。

“我到城外去找房子。”他回过头去看她，泪水又迷糊了他的眼睛，他努力说出了这句话，就往外面走了。

这天觉新回来得很迟。找房子并不是容易的事，不过他第二天就办妥了。这是一个小小的院子，一排三间房屋，矮小的纸窗户，没有地板的土地，阳光很少的房间，潮湿颇重的墙壁。他再也找不到更适当的房子了。这里倒符合“要出城”，“要过桥”的两个主要条件。

房子租定了。在瑞珏迁去以前，陈姨太还亲自带了钱嫂去看过一次。王氏和沈氏也同去看了的。大家对房子没有意见了。觉新便开始筹备妻子的迁出。瑞珏本来要自己收拾行李，但是觉新阻止了她。觉新坚持说他会给她料理一切，不使她操一点心。他叫她坐在椅子上不要动，只是看他做种种事情。她不忍拂他的意，终于答应了。他找出每一件他以为她用得着的东西，又拿了它走到她的面前问道：“把这个也带去，好吗？”她笑着点了点头，他便把它拿去放在提箱或者网篮里面。差不多对每一次他同样的问话，她都带笑地点头同意，或者亲切地接连说着：“好！”即使那件东西是她用不着的，她也不肯说不要的话。后来他看见行李快收拾好了，便含笑地对她说：“你看，我做得这样好。我简直把你的心猜透了。我完全懂得你的心。”她也带笑答道：“你真把我的心猜透了。我要用什么东西，你完全晓得。你很会收拾。下回我要出远门，仍旧要请你给我收拾行李。”最后的一句话是信口说出来的。

“下回？下回你到哪儿去，我当然跟你一路去，我决不让你一个人走！”他带笑地说。

“我想到我妈那儿去，不过要去我们一路去，我下回决不离开你，”她含笑地回答。

觉新的脸色突然一变，他连忙低下头去。但是接着他又抬起头，勉强笑道：“是，我们一路去。”

他们两个人都在互相欺骗，都不肯把自己的真心显露。他们在心里明明想哭，在表面上却竭力做出笑容，但是笑容依旧掩饰不住他们的悲痛。他知道，她也知道。他知道她的心，她也知道他的心。然而他们故意把自己的心隐藏起来，隐藏在笑容里，隐藏在愉快的谈话里。他们宁愿自己同时在脸上笑，在心里哭，却不愿意在这时候看见所爱的人流一滴眼泪。

淑华同淑英来了，她们只看见他们两个人的外表上的一切。接着觉民和觉慧进来了，也只看见这两个人的外表上的一切。

然而觉民和觉慧是不能够沉默的。觉慧第一个发问道：“大哥，你当真要把嫂嫂送出去？”他虽然听见人说过这件事情，但是他还不相信，他以为这不过是说着玩的。可是刚才他从外面回来，在二门口碰到了袁成。这个中年仆人亲切地唤了一声：“三少爷。”他站住跟袁成讲了两句话。

“三少爷，你看少奶奶搬到城外头去好不好？”袁成的瘦脸本来有点黑，现在显得更黑了。他的眉毛也皱了起来。

觉慧吃惊地看了袁成一眼，答道：“我不赞成。我看不见得当真搬出去。”

“三少爷，你还不晓得。大少爷已经吩咐下来了，要我跟张嫂两个去服侍少奶奶。三少爷，依我们看，少奶奶这样搬出去不大好。不是喊泥水匠来修假坟吗？就说要搬也要找个好地方。偏偏有钱人家规矩这样多。大少爷为什么不争一下？我们底下人不懂事，依我们看，总是人要紧啊。三少爷，你可不可以去劝劝大少爷，劝劝太太？”袁成包了一眼眶的泪水，他激动地往下说：“少奶奶要紧啊。公馆里头哪一个不望少奶奶好！万一少奶奶有……”他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了。

“好，我去说，我马上就去找大少爷。你放心，少奶奶不会出事，”觉慧感动地、兴奋地而且用坚决的声音答道。

“三少爷，谢谢你。不过请你千万不要提到袁成的名字，”袁成低声说，他转过身走向门房去了。

觉慧立刻到觉新的房里去。房里的情形完全证实了袁成的话。

觉新皱着眉头看了觉慧一眼，默默地点了点头。

“你疯了？”觉慧惊讶地说，“你难道相信那些鬼话？”

“我相信那些鬼话？”觉新烦躁地说，“我不相信又有什么用处？他们都是那样主张！”他绝望地扭自己的手。

“我说你应该反抗，”觉慧愤怒地说。他并不看觉新，却望着窗外的景物。

“大哥，三弟的话很对，”觉民接着说，“我劝你不要就把嫂嫂搬出去，你先去向他们详细解说一番，他们会明白的。他们也是懂道理的人。”

“道理？”觉新依旧用烦躁的声音说，“连三爸读了多年的书，还到日本学过法律，都只好点头，我的解说还会有用吗？我担不起那个不孝的罪名，我只好听大家的话。不过苦了你嫂嫂。……”

“我有什么苦呢？搬到外头去倒清静得多。……况且有人照料，又有人陪伴。我想一定很舒服，”瑞珏装出笑容插嘴解释道。

“大哥，你又屈服！我不晓得你为什么总是屈服？你应该记得你已经付过了多大的代价！你要记住这是嫂嫂啊！嫂嫂要紧啊！公馆里头哪个不望嫂嫂好！”觉慧想起了袁成的话，气愤不堪地说。“譬如二哥，他几乎因为你的屈服就做了牺牲品，断送他自己，同时还断送另一个人。还是亏得他自己起来反抗，才有今天的胜利。”

觉民听见说到他的事情，不觉现出了得意的微笑，他觉得果然如觉慧所说，是他自己把幸福争回来的。

“三弟，你不要讲了，这不是你大哥的意思，这是我的意思，”瑞珏连忙替觉新解释道。

“不，嫂嫂，这不是你的意思，也不是大哥的意思，这是他们的意思，”觉慧挣红脸大声说。他马上向着觉新恳切地劝道：“大哥，你要奋斗啊！”

“奋斗，胜利，”觉新忍住心痛，嘲笑自己似地说。“不错，你们胜利了。你们反抗一切，你们轻视一切，你们胜利了。就因为你们胜利了，我才失败了。他们把他们对你们的怨恨全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你们得罪了他们，他们只向我一个人报仇。他们恨我，挖苦我，背地骂我，又喊我做‘承重老爷’。……你们可以说反抗，可以脱离家庭，可以跑到外面去。……我呢，你想我能够做什么？我能够一个人逃走吗？……许多事情你们都不晓得。为二弟的亲事，我不知道受了多少气！还有三弟，你在外面办刊物，跟那般新朋友往来，我为你也受过好多气！我都忍在心头。我的苦只有我一个人晓得。你们都可以向我说什么反抗，说什么奋斗。我又向哪个去说这些漂亮话？”觉新说到这里，实在忍不住，他忍了这许久的眼泪终于淌出来了。他不愿意别人看见他哭，更不愿意引起别人哭。……他觉得有什么东西沉重地压住他的身子，他不能够支持了。他连忙走到床前，倒下去。

到了这时，瑞珏的最后一道防线被攻破了。她收拾起假的笑容，伏在桌上低声哭起来。淑英和淑华便用带哭的声音劝她。觉民的眼睛也被泪水打湿了。他后悔不该只替自己打算，完全不注意哥哥的痛苦。他觉得他对待哥哥太苛刻了，他不应该那样对待哥哥。他想找些话安慰觉新。

然而觉慧的心情就不同了。觉慧没有流一滴眼泪。他在旁边观察觉新的举动。觉新的那些话自然使他痛苦。然而他觉得他不能够对觉新表示同情：在他的心里憎恨太多了，比爱还多。一片湖水现在他的眼里，一具棺材横在他的面前，还有……现在……将来。这些都是他所不能够忘记的。他每想起这些，他的心就被憎恨绞痛。他本来跟他的两个哥哥一样，也会从他们的慈爱的母亲那里接受了爱的感情。母亲在一小部分人中间留下爱的纪念死去以后，他也曾做过母亲教他们做的事：爱人，帮助人，尊敬长辈，厚待下人，他全做过。可是如今所谓长辈的人在他的眼前现出来是怎样的一副嘴脸，同时他看见在这个家里摧残爱的黑暗势力又如何地在生长。他还亲眼看见一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怎样地做了不必要的牺牲品。这些生命对于他是太亲爱了，他不能够失掉她们，然而她们终于跟他永别了。他也不能挽救她们。不但不能挽救她们，他还被逼着来看另一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走上灭亡的路。同情，他现在不能够给人以同情了，不管这个人就是他的哥哥。他一句话也不说，就拔步走了。他到了外房，正遇见何嫂牵着海臣的手走进房来。海臣笑嘻嘻地叫了一声“三爸”，他答应着，心里非常难过。

回到自己的房里，觉慧突然感到了以前所不曾有过的孤寂；他的眼睛渐渐地湿了。他看人间好像是一个演悲剧的场所，那么多的眼泪，那么多的痛苦！许多的人生下来只是为着造就自己的灭亡，或者造就别人的灭亡。除了这个，他们就不能够做任何事情。在痛苦中挣扎，结果仍然不免灭亡，而且甚至于连累了别人：他的大哥的命运明明白白地摆在他的眼前。而且他知道这不仅是他的大哥一个人的命运，许多许多的人都走着这同样的路。“人间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苦恼？”他这样想着，种种不如意的事情都集在他的心头来了。

“为什么连袁成都懂得，大哥却不懂呢？”他怀疑地问自己。

“无论如何，我不跟他们一样，我要走我自己的路，甚至于踏着他们的尸首，我也要向前走去。”他被痛苦包围着，几乎找不到一条出路，后来才拿了这样的话来鼓舞自己。于是他动身到利群阅报处，会他的那些新朋友去了。

觉新也暂时止住了悲哀，陪着瑞珏到城外的新居去了。同去的有周氏和淑英、淑华两姊妹。觉新还带了一个女佣和一个仆人，就是张嫂和袁成，去服侍瑞珏。后来觉民和琴也去了。

瑞珏并不喜欢她的新居。她嫁到高家以后，就没有跟觉新分离过。现在她不得不一个人在外面居住，他们这次分居，时间至少是在一个月以上。这是第一次，却有这样长的期限，她又搬在这样一个阴暗潮湿的地方。这样想着，她纵然要拿一些愉快的思想安慰自己，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在人前她应该忍住自己的悲哀。虽然在别人忙着安置家具的时候，她闲着也曾背人弹了泪，但是到了别人闲着来跟她谈话时，她又是有说有笑的了。这倒也使那些关怀她的人略微放了心。

很快地就到了分别的时候，大家都要告辞进城去了。

“为什么一说走，就全走呢？琴妹和三妹晏一点走不好吗？”瑞珏不胜依恋地挽留道。

“晏了，城门就要关了。这儿离城门又远，我明天再来看你罢，”琴笑着回答。

“城门，”瑞珏接连地说了两次，好像不明白似的，而实际上她很清楚地知道如今在她跟他中间不仅隔着远的道路，而且还隔着几道城门。城门把她跟他隔断了，从今天傍晚到明天破晓之间，纵然她死在这里，他也不会知道，而且也不能够来看她。她的眼泪经不住她一急，就流出来了。“这儿冷清清的，怪可怕。”她不自觉地顺口说出了这样的话。

“嫂嫂，不要紧，我明天搬来陪你住，”淑华安慰她道。

“我去跟妈商量，我也来陪你，”淑英感动地接口说。

“珏，你忍耐一点，过两天你就会住惯了。这儿还有两个底下人，都是很可靠的。你用不着害怕。明天二妹她们当真搬过来陪你。我每天只要能抽空就会来看你。你好好地忍耐一下，一个多月很快地就过去了。”觉新勉强装出笑容安慰她道。其实他只想抱着她痛哭。

周氏也吩咐了几句话。众人接着说了几句便走了。瑞珏把他们送到门口，倚在门前看他们一个一个地上了轿。

觉新已经上轿了，忽然又走出来，回去问瑞珏，还要不要带什么东西。瑞珏不要什么，她说，需要的东西已经完全带来了。她还说：“你明天给我把海儿带来吧，我很想他。”又说：“你要当心照料海儿。”又说：“我妈那儿你千万不要去信，她得到这个消息会担心的。”

“我前两天就已经写信去了。我瞒着你，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不让我写，”觉新柔声解释道。

“其实你不该去信。我妈要是晓得我现在……”她只说了半句，就连忙咽住了。她害怕她的话会伤害他。

“然而无论如何应该告诉她，要是她赶到省城来看你，也多一个人照料，”觉新低声分辩道。他不敢去想她咽住的那半句话。

两个人对望着，好像没有话说了，其实心里正有着千言万语。

“我走了，你也可以休息一会儿，”觉新带笑说，他站了几分钟，也只得走了。他上轿前还屡屡回头看她。

“你明天要早些来，”瑞珏说着，还倚在门口望他，一面不住地向他招手。等到他的轿子转了弯不见了时，她才捧着她的大肚皮一步一步地走进房去。

她想从网篮里取出几件东西。但是她觉得四肢没有力气，精神也有点恍惚，她几乎站不住了，便勉强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来。她忽然觉得胎儿在肚里动，又仿佛听见胎儿的声音。她这时真是悲愤交集，她气恼地接连用她的无力的手打肚皮，一面说：“你把我害了！”她低声哭着，一直到张嫂听见声音，跑来劝她的时候。

第二天觉新果然来得很早，而且带了海臣同来。淑华如约搬来了。淑英也来了，不过她没有得到父亲的许可，不能够搬到城外来住。后来琴也来了。这个小小的院子里又有了短时间的欢乐，有了笑声，还有别的。

然而在欢笑中光阴过得比平常更快，分别的时刻终于又到了。临行时海臣忽然哭起来不肯回去，说是要跟着妈妈留在这儿。这自然是不可能的。瑞珏说了许多话安慰他，骗他，才使他转啼为笑，答应好好地跟着爹爹回家。

瑞珏依然把觉新送到门口。“你明天还是早点来吧，”她说着，眼睛里闪起了泪光。

“明天我恐怕不能来。他们喊了泥水匠来给爷爷修假坟，要我监工，”他忧郁地说。但是他忽然注意到了她的眼角的泪珠，又不忍使她失望，便改口说：“我明天会想法来看你，我一定来。珏，你怎么这样容易伤心？你自己的身体要紧。要是你再有什么病痛，你叫我……”说到这里他把话咽住了。

“我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缘故这样容易伤心，”瑞珏的脸上浮出了凄凉的微笑，她抱歉似地说，眼睛不肯离开他的脸，一只手还在摩抚海臣的脸颊。“每天你回去的时候，我总觉得好像不能再跟你见面一样。我很害怕，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害怕。”她说了又用手去揉眼睛。

“有什么害怕呢？我们隔得这么近，我每天都可以来看你，现在又有三妹在这儿陪你，”觉新勉强装出笑容来安慰瑞珏。他不敢往下想。

“就是那座庙吗？”她忽然指着右边不远处突出的屋顶问道，“听说梅表妹的灵柩就停在那儿。我哪天有空倒想去看看她。”

觉新随着瑞珏的手指看去，他的脸色马上变了。他连忙掉开头，一个可怕的思想开始咬他的脑子。他伸手去捏她的手，他把那只温软的手紧紧握着，好像这时候有人要把她夺去一般。“珏，你不要去！”他重复地说了两遍，用的是那样的一种声音，使得瑞珏许久都不能够忘记，虽然她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坚持地不要她到那里去。

他不再等她说什么，猝然放开她的手，再说一次：“我回去了，”又叫海臣唤了两声“妈妈”，然后大步上了轿。两个轿夫抬起轿子放在肩上。海臣还在轿里唤“妈妈”，他却默默地吞眼泪。

觉新回到家里，还不曾走进灵堂，就看见陈姨太从那里出来。

“大少爷，少奶奶还好吗？”她带笑地问。

“还好，难为你问，”觉新勉强装出笑脸来回答。

“快生产了吧？”

“恐怕还有几天。”

“那么，还不要紧。不过大少爷，请你记住，你不能进月房[2]眥，”陈姨太忽然收起笑容正经地对觉新说，说完就带着她平日常有的那股香气走开了。

这样的话觉新已经听到三次了。然而今天在这种情形里听到她用这种声音说了它出来，他气得半晌吐不出一个字。他呆呆地望着陈姨太的背影。他手里牵着的海臣在旁边仰起头唤“爹爹”，他也没有听见。

[1]在南方几省过去有这样的迷信，我的一个侄女就生在城外。

[2]月房：即产妇的卧房。

37

四天后，觉新照常到瑞珏的新居去，这一天因为家里有事情他去得比往日迟一点，到了那里已经是午后三点多钟了。

他走进院子，叫了一声“珏”，连忙向她的房间走去。他刚把一只脚放进门槛，便给人拦住了。肥胖的张嫂带着庄严的表情站在房门口，拦住他，不要他进去。她说：“大少爷，你进来不得！”她再没有第二句话。然而他已经懂得了。

他毫不反抗地缩回了那只脚，怅惘地在中间房里立了半晌。他忽然觉得有点紧张，就走到外面去了。接着砰的一声瑞珏的房门关上了。里面有脚步声，有陌生的女音在低声说话。

他立在窗下，望着小天井里的青草和野花出神。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感觉究竟是苦是甜，是喜是悲，是愤怒或是满足，连他自己也说不出来，不过他觉得好像样样都有。几年以前他也曾有过跟这略略相似的感觉，但也只是略略相似而已，实际上却差了许多。他还记得在几年前，当他处在好像跟这相似而实际却跟这不同的情景里的时候，他曾经怀着感动的心情，流下喜悦的眼泪感谢她，照料她。他为她的挣扎而感到痛苦，他又为她给他带来的礼物而感到喜悦。他在旁边看见她经历了那一切而达到最后的胜利，他的心情也由紧张变到宽松，由痛苦变到喜悦。他看见了那个孩子，他的第一个孩子。他还记得他怎样从接生婆的手里接过了那个包裹在襁褓里的婴儿，带着感激与爱怜去吻那张红红的小脸，在心里宣誓要爱那个婴儿，要为婴儿牺牲一切，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那个初生孩子的身上了。他又走到妻的床前，看着妻的苍白的、疲倦的脸，摩抚她的一只手，低声问到她的健康，又从眼光里说出许多不能给别人听见的充满着感激与热爱的话。同样她也用得意与热爱的眼光看他，又看那个婴儿，又用感激的声音对他说：“我现在很好。你看，他不可爱吗？快给他起一个名字。”她的脸上是怎样地闪耀着喜悦的光辉，那种第一次做母亲的人的喜悦的光辉！

然而今天同样地她躺在床上，她开始在低声呻吟，房里有人在走动，有人严肃地低声说话。这一切似乎跟从前并没有不同，可是现在他和她却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且两扇木板门隔开了他们，使他就在这一刻也不能够进去看她一眼，鼓舞她，安慰她，或者分担她的痛苦。现在他怀着一种跟从前完全两样的心情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他没有喜悦，没有满足，他只有恐怖，只有悔恨。他只有一个思想，这就是：“我害了她。”

“少奶奶，你觉得怎样？”张嫂的声音在问。

接着是一阵严肃的沉默。

“哎哟！……哇……哎哟……我痛啊！”

忽然一阵痛苦的叫声从窗里飞出来，直往他的耳朵里钻。这一阵声音使他浑身发抖。他咬紧牙齿，捏紧拳头，极力在挣扎。他起初甚至想，“这不会是她的声音，她从来不曾有过这样大的声音。”然而房里除了她以外还有谁会发出这样的叫声呢？“一定是她，一定是珏，”他自语道。

“哇！……痛啊，……我痛啊！……哎哟！”声音更凄厉了，几乎不像是人的叫声。在房里，脚步声，人声，碗碟家具响动声跟这叫声响在一起。他用手蒙住耳朵，口里喃喃地自语：“一定不是她，一定不是珏。她不会叫得像这样。”他疯狂似地走近窗前伸长了颈项去望。可是窗户紧紧关着。他只能听见声音，他不能够看见里面的情形。他绝望地掉转了身子。

“少奶奶，你要忍住，过一会儿就好了，”一个陌生的女音在说。

“我痛啊！……哇！”又是一声怪叫。

“嫂嫂，你忍耐些，这不过是短痛，过一会儿就好了，”是淑华的声音。

叫声渐渐地低下去，后来房里只有微弱的呻吟。

忽然门开了。他转过身去望。张嫂从里面匆匆忙忙地跑出来，到灶房里去了一趟，又很快地捧了一盆热水走回去。他迟疑一下，便走进了中间屋子，眼睁睁地望着半掩的门，偶尔有一个人影在里面晃动，他的心跳得厉害，但是他还没有进去的念头。等到张嫂从另一间屋子走出来回到瑞珏的房里去时，他突然下了决心要跟着她进去。可是她一进屋就把房门关上了。

他推了几下门，里面没有一声回应。他绝望地放下手，正打算走出去，却又听见里面的怪叫声。他用力推门，他用力捶门。

“哪个？”房里有人在问，这是张嫂的声音。

“放我进来！”他叫道。声音里充满了恐怖、痛苦和愤怒。

没有人答应，也没有人开门。他的妻还在大声叫痛。

“放我进来！张嫂，放我进来！”他愤怒地叫着，一面继续用拳头在门上捶。

“大少爷，你进来不得！我不敢给你开门。太太、四太太、陈姨太她们都吩咐过的！……”张嫂走到门口在里面大声说。

张嫂似乎还在说话，但是他已经不去听她了。他明白她的意思。他记起家里那些长辈们曾经对他说过的话。他的希望，他的勇气都给那些话赶走了。他绝望地立在门前，不能够说一句话来驳倒张嫂。

“大少爷呢？他在哪儿？”在房里瑞珏用悲惨的声音叫起来。“他为什么还不来看我？……张嫂，你去把大少爷请来！我痛啊！……哇！……”这个声音使得觉新连心都紧了。

“珏，我在这儿，我在这儿！珏，我来了！开门！快放我进来！她要见我！你们放我进来！”他忘了自己地狂叫着，他用了他所能够叫出的最大的声音。他又用拳头去捶门。

“明轩，你在哪儿？为什么我看不见你？……我痛啊！你在哪儿？……你们为什么不让他进来？……哇！……”

“珏，我在这儿！我就进来！我要守住你！我不会离开你！……放我进来！你们放我进来！你们看她痛成这个样子，你们不可怜她吗？”他嘶声叫着，一面死命地捶着门。

房里静下来了。可是又起了一阵忙乱。有人在奔走，有人在呼唤。“嫂嫂！”“少奶奶！”这些声音响成了一片。他想她一定是昏厥过去了。他更紧张，他用最大的声音叫着：“珏，我在这儿！你听得见我的声音吗？”

房里的唤声停止了。仿佛瑞珏在说话，过后又是她的呻吟，声音非常微弱。

又过了一些时候。

“哇！我痛啊！……你们不来救我！……明轩，你在哪儿？你为什么也不来救我？……我痛啊！……”她又在里面怪声叫了。

“我在这儿！珏，我给你说我在这儿！我在这儿！珏，听见吗？……放我进来！……三妹，你是懂事的，你快给我开门！你放我进来吧！”他还在外面狂叫。

她的声音又停止了。房里没有人说话。忽然在严肃的静寂中，一个婴儿的哭声响了起来。是宏亮的啼声。

“谢天谢地！”他欣慰地说。他感到一阵轻松，好像心上的大石头已经搬开了。他想她的痛苦快要完了。

现在恐怖和痛苦都去远了。他又一次感到一种不能够用言语形容的喜悦。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他感动地想道：“我以后要加倍地爱她，看护她，也要爱这个孩子。”他一个人在房门外笑，又在房门外哭。

“嫂嫂！”过了好一会儿，忽然一个恐怖的叫声从房里飞奔出来，像一块巨石落到他的头上。

“她的手冷了！”这又是淑华的带哭的声音。

“少奶奶！”张嫂也开始叫了。

“嫂嫂！”和“少奶奶！”的声音又响成一片。在房里叫唤的只有两个人，因为除了接生婆以外就只有这两个人。竟然是如此凄凉！

觉新知道大祸临头了。他不敢多想。他又把拳头拚命地在门上擂，擂得门发出更大的响声。但是这也没有用。没有人理他。他嘶声叫着：“珏，”又叫：“放我进来！”然而两扇油漆脱落的木板门冷酷地遮住了房里的一切。它们拦住他，一点也不肯退让。它们甚至不让他救她，或者跟她见最后的一面。希望完全破灭了。

房里的女人开始哭起来。然而他还在门外叫：“珏，我在喊你，你听得见吗？……”这不仅是哀号与狂叫，这还是生命的呼声，他把他的全量的爱都贯注在这里面，要把她从到另一世界的途中唤回来。他不仅是在挽救别人的生命，他还是在挽救他自己的生命。他明白，没有了她，他的生存是怎么一回事情。

但是死来了。

里面有人走近门前，他以为张嫂来开门了。谁知却是接生婆抱着新生的婴儿在门缝里传出话来：“恭喜大少爷，是一位公子。”她说完就转身走开了。觉新还听到她一面拍着婴儿，一面自言自语：“可惜生下来就没有娘了。”

这句话刺痛了他的心，他没有一点做父亲时的喜悦。这个孩子似乎并不是他的爱儿，却是他的仇人，夺去了他的妻子的生命的仇人。

愤怒和悲哀混合在一起，紧紧地抓住了他。他更厉害地捶着门。然而两扇小门如今好像有了千斤的重量。

他本来下了决心要不顾一切地跑到里面去，跪倒在妻的床前，向她忏悔他这几年来的错误，哀求她的最后的宽恕，可是已经迟了。两扇木板门是多么脆弱的东西，如今居然变成了专制的君主，它们拦住了最后的爱，不许他进去跟他所爱的人诀别，甚至不许他到她面前痛哭一场。

他突然明白了，这两扇小门并没有力量，真正夺去了他的妻子的还是另一种东西，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这一切全压在他的肩上，把他压了这许多年，给他夺去了青春，夺去了幸福，夺去了前途，夺去了他所最爱的两个女人。他现在开始觉得这个担子太重了。他想把它摔掉。他在挣扎。然而同时他又明白他是不能够抵抗这一切的，他是一个无力的、懦弱的人。他绝望了。他突然跪倒在门前。他伤心地哭着。这个时候他不是在哭她，他是在哭自己。房里的哭声和他的哭声互相应和。但这是多么不同的两种声音！

两乘轿子在院子的门前停下来。进来的是他的继母周氏和一个女客。袁成气咻咻地跟在后面。

周氏一进门就听见哭声，她的脸色马上变了，惊惶地对那个女客说：“完了！”她们连忙走进中间的屋子去。

“明轩，你在做什么？”周氏看见觉新跪在那里便吃惊地叫起来。

觉新回过头一看，马上站起来，摊开两只手抽泣地对周氏说：“妈，珏，珏。”这时他才看见了那个女客，便用惭愧的悲痛的声音招呼她，给她行了礼，于是大声哭起来。从房里送出来一阵婴儿的啼声。

女客不说话，她只顾用手帕揩眼睛。

房门已经开了，是袁成叫开的。周氏让女客进去，一面说：“亲家太太，请进去吧，我不能够进月房。”

女客答应一声便走进去了。接着房里又添了一种响亮的哭声：

“瑞珏，瑞珏，你就忍心这样去了？你不等着见妈一面吗？妈来了，妈从多远的路赶来照应你，妈有好多话要跟你讲。你有什么话，告诉我嘛！……瑞珏，你要活转来！妈来晏了，你为什么连一天也不肯多等？……你死得好惨呀！我苦命的儿！看你一个人在这儿冷清清的。要是我早来一天，你也不会死得这样可怜。……我的儿，我苦命的儿呀！妈对不起你……”

周氏和觉新清清楚楚地听见了这些话，它们好像是许多根针，一针一针地刺在他们的心上。

38

“大哥，我不能够在家里再住下去了。我要走！”觉新一个人在房里，觉慧走进房来激动地对他说。天已经暗了，房里闪着灰白的光，电灯还没有亮。觉新坐在写字桌前，两手支着下颔，默默地望着桌面上的一个小镜框，里面嵌着他和瑞珏新婚时的照片。虽然屋里的光线不能使他看清楚照片上的面容，但是瑞珏的面貌早已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上，丰满的面庞，亲切的微笑，灵活的大眼睛，颊上两个浅浅的酒窝，似乎都在照片上现出来了。他含了眼泪地凝视着。忽然觉慧的声音打扰了他。他掉转头，看见了觉慧的光芒四射的眼睛。

“你要走？到哪儿去？”觉新惊愕地问。

“到上海，到北京，到任何地方去。总之要离开我们的家！”觉慧昂然地回答道。

觉新半晌说不出话，他只觉得心痛，他紧紧地按住胸膛。窗外树梢上知了一声一声地叫得很凄惨。

“我一定要走，不管他们怎样说，我一定要走！”觉慧好像跟谁吵架似地继续说。他把两只手插在爱国布长袍的两个边袋里，烦躁地在房里踱了几步。他想不到这些脚步正踏在觉新的心上。

“二哥呢？”觉新突然挣出了这句问话。

“他又说走，又说不走。我看他一时走不了。他现在有琴姐，他不会抛下琴姐一个人走。”依旧是烦躁的声音。但是觉慧马上又坚决地加一句：“然而无论如何，我要走。”

“是的，你要走，你可以走，你可以到上海去，到北京去，到任何地方去！”觉新差不多用了哭声说。

觉慧没有答话。他不明白觉新的话里含有什么意思。

“那么我呢？我到什么地方去呢？”觉新忽然蒙住脸放出悲声说。

觉慧依旧大步走着，他不时用苦恼的眼光看觉新。

“三弟，你不能走，”觉新用哀求的声音说，“无论如何你不能走。”他把两只手放下来。

觉慧还是不说话，但是他站住不动了，他依旧用苦恼的眼光望着觉新。

“他们不要你走！他们一定不要你走！”觉新用力说，好像在跟谁争辩似的。

“哼，哼，”觉慧冷笑了两声，然后严肃地说：“他们不要我走，我偏偏走给他们看！”

“你又有什么办法走？他们有很多的理由。爷爷的灵柩停放在家里，还没有开奠，还没有安葬，你就要走，未免说不过去。”觉新这个时候好像是在求助于“他们”。

“爷爷的灵柩放在家里跟我有什么相干？下个月不是就要开奠吗？开过奠灵柩就要抬到庙子里去了，难道我还不能走？我不怕，他们不敢像对付嫂嫂那样地对付我！”觉慧一提起灵枢，他的愤怒就给激起来了，他残酷地说了上面的话。

“不要再提起嫂嫂，请你千万不要再提起嫂嫂！……她不会活转来了，”觉新痛苦地说，一面带着哀求的表情向觉慧摇手。

“你何必这样伤心？等到爷爷的丧服满了，你可以另外接一个的，至迟不过三年！”觉慧冷笑道。

“我不会续弦了，这一辈子我不会续弦了。所以我让太亲母把新生的云儿带到嘉定去养，就是这个意思，”觉新摇摇头，有气无力地解释道，他的声音好像是从老年人的口里出来的。

“那么你为什么让她把海儿也带去呢？”

“海儿住两三个月就会回来的。你想我们这儿的空气对他这个无母的孩子有什么好处？他天天闹着要‘妈妈’。这儿又没有人照料他。等到爷爷安葬了，我要把他接回来。我专心教养他。他就是我的希望。我不能够再失掉他。我不能够把他随便交给另一个女子。”

“现在是这个意思，过了一些时候，你又会改变主张的。你们都是这样，我已经见过很多的了。爹就是一个好榜样。妈刚死，他多伤心，可是还不到两年他就续弦了。你说不要续弦，他们会叫你续弦。他们会告诉你，你年纪还轻，海儿又需要人照应，你就会答应的。如果你不答应，他们也会强迫你答应，”依旧是觉慧的带着冷笑的声音。

“别的事情他们可以强迫我做，这件事我无论如何不答应，”觉新苦恼地分辩道。“而且正是为了海儿的缘故我更不能答应。”

“那么我就用你自己的话回答你好了：我一定要走！”觉慧忍不住噗嗤笑了。

觉新半晌不说话，然后气恼地说：“我不管你，我看你怎样走！”

“管不管由你！不过我告诉你：等到你睁开眼睛，我已经走了！”觉慧坚决地说。

“然而你没有钱。”

“钱！钱不成问题，家里不给我钱，我会向别人借。我一定要走。我有好多朋友，他们会帮助我！”

“你果然不能够等吗？”觉新失望地问道。

“等多久呢？”

“等两年好不好？那时你已经在‘外专’毕业了，”觉新以为事情有了转机，便温和地劝道。“你就可以到外面去谋事。你要继续读书也可以。总之，比现在去好多了。”

“两年？这样久！我现在一刻也不能够忍耐。我恨不得马上就离开省城！”觉慧现在更兴奋了。

“等两年也不算久。你的性子总是这样急。你也该把事情仔细想一想。凡事总得忍耐。晏两年对你又有什么害处？你已经忍了十八年。难道再忍两年就不行？”

“以前我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以前我还没有胆量，而且以前我们家里还有几个我所爱的人！现在就只剩下敌人了。”

觉新沉默了半晌，突然悲声问道：“难道我也是你的敌人？”

觉慧怜悯地看着哥哥，他觉得自己的心渐渐地软化了。他用温和的声音对觉新说：“大哥，我当然爱你。以前有个时期，我们快要互相了解了，然而如今我们却隔得很远。你自然比我更爱嫂嫂，更爱梅表姐。然而我却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让别人去摆布她们。尤其是嫂嫂的事情。那个时候，你如果勇敢一点，也还可以救活嫂嫂。然而如今太晏了。你还要对我说什么服从，你还希望我学你的榜样。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拿这种话劝我，免得我会恨你，免得你会变成我的敌人。”觉慧说完就转身往外面走，却被觉新唤住了。觉慧的眼里流下泪水，他想这是最后一次对哥哥流的眼泪了。

“不，你不要走，”觉新迸出了哭声说。“我们以后会了解的。我也有我的苦衷，不过我现在也不谈这些了。……总之，我一定帮忙。我去跟他们说。他们若是不答应，我们再商量别的办法。我一定要帮忙你成功。”

这时电灯突然亮起来。他们望着彼此的泪眼，从眼光里交换了一些谅解的话。他们依然是友爱的兄弟。他们分别了，自以为彼此很了解了，而实际上却不是。觉慧别了哥哥，心里异常高兴，因为他快要离开这个家庭了。觉新别了弟弟，却躲在房里悲哭，他明白又有一个亲爱的人要离开他了。他会留在家里过着更凄凉、更孤寂的生活。

觉新果然履行了他的诺言。两天以后，他又有了跟觉慧单独谈话的机会。

“你的事情失败了，”这天下午觉新到觉慧的房里去，对觉慧说。两个人坐在方桌的相邻的两边。觉新的声音里带着失望，但是还没有完全绝望。“我先去跟妈说，妈倒没有一定的主意，她虽然不赞成你走，不过她还不十分坚持。自然她也希望我们好。她这次对你嫂嫂的死很伤心，也很后悔。还亏得她同太亲母两个人料理你嫂嫂的丧事，我自己什么事都不能做。我待你嫂嫂还不如待梅。我还见到梅的最后一面，我还亲自给梅料理丧事。”他又抽泣起来。“珏真可怜。她死了快到三七了，我们家里的长辈除了妈同姑妈，就没有一个人去看过她。五婶甚至不许四妹到庙里去，好像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想不到像珏那样的人竟落得这种下场。倒是底下人对她好，不管是我们这房或别房的都去看过她。我每次看见太亲母，真是心如刀割，她的每一句话，好像都含得有深意，都是对我而发的，都是在责备我。你不晓得我心上多难过！”他说了又流下泪来。

觉慧本来注意地在听觉新谈他离家的事，然而哥哥却把话题转到了嫂嫂的死。这依旧引起他的注意。他听着，他咬紧嘴唇皮，捏着拳头。他忘记了自己的事情。他的眼前现出一张丰满的面庞，接着又现出一副棺材，渐渐地棺材缩小了，变成了两副，三副。于是又换了三张女人的脸：一张丰满的，一张凄哀的，一张天真活泼的。脸的数目突然又增加了，四张，五张，都是他认识的，后来又增加到许多张脸，但是又突然完全消灭了。他的眼前就只有一张脸，就是哥哥的被泪珠打湿了的清瘦的脸。他低声自语道：“我不哭。”他把拳头紧紧地压在桌子上。他果然不曾流下一滴眼泪。

屋里静得使人难受。从大厅上传来和尚念经的声音，伴着锣鼓的敲打。

过了一会儿，觉新叹了一口气，又摸出手帕把眼泪揩了，然后慢慢地继续说：“我本来说着你的事情，谁知道把话扯了这么远！”他想笑，却又笑不出声来。“妈说她也不能够作主，她喊我去问三爸。我跟三爸说了，他严正地驳斥了一番。他还骂我不懂礼制，说至少要等爷爷安葬了，才可以让你走。灵堂里面还有别的人，他们都附和三爸。陈姨太还说了些讥讽的话，还提起前次捉鬼的事情。她隐隐地暗示说爷爷的死跟你那次的举动有关系。不过她还不敢明说，而且也没有人公开附和。……”

“哼，就是大家公开附和，我也不怕，”觉慧冷笑道。“好！且看他们怎样对付我！”

“对付你？”觉新继续说下去，“不会的。不过他们又多了攻击我的材料了。他们不会对你怎样。他们不许你走，大概也是因为我的缘故。”他痛苦地搔着头发。“他们还说，路上不太平，坐船、起旱都危险，遇到‘棒客’更不得了；他们又说上海地方太繁华，你一个人到那儿去会学坏的；又说送子弟进学堂是很坏的事，爷爷生前就拚命反对；又说上海的学堂里习气更坏，在那儿读书，不是做公子哥儿，就是做捣乱人物。总之，他们，你一句，我一句，说了不少的话，其实不过是不要你走。而且据他们的意思，不仅要等着爷爷安葬，并且要你永远不走。”

“你想我就永远不走吗？”觉慧猝然问道。

觉新半晌不作声，因为他正在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知道觉慧一定要走，而且自己已经答应过帮助他。他沉吟地说：“暂时不走也好。明年春天涨水时候走，还不是一样！”

觉慧站起来，他捏紧拳头在桌子上猛一击，坚决地说：“不，我一定要走！我偏偏要跟他们作对，让他们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要做一个旧礼教的叛徒。”他说完在房里走了两转，口里只顾念着“叛徒”两个字，似乎不明白这个意思。然后他走到写字台前，拿起觉新刚才带来的石印本的通知开奠日期的“讣闻”，把附印在后面的三叔起稿、四叔手写的祖父的“行述”翻了两下，气恼地说：“尽说漂亮话：‘读书而后明礼，勤俭所以持家。’我们家里头哪一个明礼？”

觉新连忙说：“这是刚刚印好送来的样本，你不要撕啊！”

觉慧笑了笑，把“讣闻”放回到写字台上去，说：“你怎么会以为我要撕烂它？”然后他又问觉新道：“你的意思怎样？”

“我劝你还是等到明年走，”觉新望着他，哀求般地说。

“不，不，我自己有办法，”觉慧固执地说；“你不赞成，你不帮忙，我还是要走！我永远不要再看见你们！”他又在房里踱起来。

觉新抬起头痴痴地望着觉慧，过了一阵，两眼忽然发出光来，他用他平日少有的坚决的语调说：“我说过要帮忙你，我现在一定帮忙你。……我做不了的事，你可以做。……我们秘密进行。你不是说过有人借路费给你吗？我也可以给你筹路费。多预备点钱也好。以后的事到了下面再说。你走了，我看也不会有大问题。”

“真的？你肯帮忙我？”觉慧走到觉新面前抓着哥哥的膀子，惊喜地大声问道。

“轻声点，不要给人听见。你千万不要告诉人说我帮忙。你走了，我可以推口说不晓得。你还可以写一封信来责备我。他们更不会疑心到我身上来了。详细的情形我们等一会儿找个地方来慢慢商量。到花园里头也好。这儿谈话还有点不方便，”觉新认真地小声说。

“不错，果然有点不方便，”一个清脆的女声从门外送进来，接着门帘一动，进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是觉民和琴。话是琴说的，她走进来就是一声笑。觉民接着说：“你们的计划真不错。”

“你们躲在门外头听，为什么不早进来？”觉新责备地说。

“我们只听见你说什么秘密进行，所以我们就站在门外一面听，一面给你们做步哨。这是琴妹的主意。”觉民说着对琴微微一笑，琴也淡淡地回答他一笑，脸上略略起了红晕。她红脸是因为别的事情，但是红晕马上消去了，依旧是活泼美丽的面庞。觉慧的眼光在这张脸上停了一会儿。琴觉察出来觉慧老是在看她，便做出嗔怒的样子回看。觉慧对她苦笑一下。琴的脸上又起了淡淡的红云。她把头掉开。她走到写字台前，在藤椅上坐下来。

“琴姐，我就要走了，你还不肯让我多看你几眼！”觉慧似笑似怨地说。觉新和觉民都在旁边笑了。

琴又把脸掉过去看觉慧，她的眼光是那样地温柔，就像一个姐姐看她的亲爱的弟弟。凄凉的微笑掠过她的脸，她像要说什么话却没有说出来。但是她的脸上立刻恢复了平时的笑容。她充满好意地说：“你要看尽管看好了。如果还看不够，我送你一张相片，好不好？”

“好，这是你自己说的，他们都是见证，”觉慧高兴地说，“我明天一定问你要。”

“我说给你当然会给你。你说，我几时骗过你？”琴含笑地说。

觉慧心里想：“你总有话说，我一定要找句话难住你。”他便说：“这一张还不够！我将来还会写信回来要你同二哥两个人合照的。”

他的话果然有效，琴装做没有听见的样子，掉过头去翻写字台上的书。

“好，将来一定送你，”觉民笑着代她回答了，接着又对觉新说：“大哥，我们的事情还要你帮点忙。姑妈已经答应了，妈想来也不会反对。只等我戴满爷爷的孝，我们的亲事就可以提出来。不过我们希望将来采用新式婚礼。”

觉新把眉头一皱，心里想：“难题又来了！”便顺口答道：“时间还早，到那时再说吧。大概总有办法。”最后的一句话是说来安慰觉民的，其实他正想着“大概不会有办法吧”。

“你们也到下面来吧，我在上海迎接你们，”觉慧兴奋地说。

“不过也没有一定。如果姑妈不肯走，我们暂时也不好抛下她走。而且即使要走，最早也还要过两年，不然恐怕两个人中间会有一个走不成。”

“那么琴姐的读书问题怎样解决？”觉慧关心地问道。

“她明年毕业，那时‘外专’也许会开放女禁了。不然就只有让她自己预备一两年，将来到下面去直接进大学本科。琴，你说怎样？”觉民说着又掉头去问琴。

琴抬起头来微微一笑，并没有露出不愉快的样子，也不说什么话。她相信觉民，而且也明白觉民是在为她打算。

觉慧不再说话了。他默默地看着琴和觉民。他时而羡慕觉民，觉得觉民比他幸福；他时而又为自己庆幸，因为自己可以到上海去，一个人离开他所讨厌的家到外面去创造新的事业。上海，充满着未知的新的活动的上海，还有广大的群众和蓬勃的新文化运动，和几个通过信而未见面的年轻朋友。

“我们还是到花园里头去商量。二弟，你同琴妹先去。”觉新好像记起一件大事似地这样说了。这时忽然听见袁成的沙声在外面唤“大少爷”，他便对觉慧说：“三弟，你也先去。我等一下就来。你们就在晚香楼等我吧。”他说完就匆匆地往外面走了。

琴和觉民弟兄还留在房里谈了几句话。觉民陪着琴先出去。过了一会儿觉慧才走出房间。他看见觉新站在天井里，跟袁成说话，一面打开了一只对联在念。

觉慧走到觉新旁边。觉新正打开下联，上面是这样的字：

“家人同一哭，咏絮怜才，焚须增痛，料得心萦幼儿，未获百般顾复，待完职任累高堂。”

他知道是嫂嫂的哥哥从嘉定寄来的挽联，他心里一阵难过就走开了。他要到花园里找琴和觉民去，刚走出过道，正要转进园门，忽然听见黄妈在唤他。

“三少爷，今天厨房里头做燕窝酥，我晓得你爱吃，给你留得有。你要吃，喊我一声，我就给你蒸热端来，”老黄妈笑嘻嘻地望着他说。

“好，打二更时候你给我端来吧，”觉慧感动地笑答道，便走进花园去了。

觉新还立在那里望着这只挽联出神。袁成知道觉新在想念少奶奶，他心里也有点难过，便埋下头，仍然持着挽联的顶线等候觉新的吩咐。过了好一会儿，觉新忽然很快地把挽联卷了起来，叫袁成把它们放在屋里，自己却往花园走去。他想：“我们这个家需要一个叛徒。我一定要帮助三弟成功。他也可以替我出一口气。”便忍不住自语道：“你们看着吧。家里头并不全是像我这样服从的人！”

39

“觉慧一走，我们社里又清静多了。……许倩如走了才不几时，你又要走了，”那个年纪较大的社员吴京士在阅报处感慨地说了这样的话，后一句是对觉慧说的。

“岂但清静，我们少了一个很好的帮手，”张惠如接着说。

觉慧正在翻阅桌上的报纸。他看见这几个朋友的脸，就想到这一向他跟他们在一起所做的工作，所过的生活，他们所给他的真诚的安慰，同情，鼓舞，帮助，希望，快乐。这些都是他在家里得不到的。这几个月他差不多每天到这个地方来，跟这些人见面，这个地方和这些人差不多成了他的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东西。他从没有想到会离开他们，然而现在他要抛下他们到远方去了。他感到惭愧，留恋，感激。他想：以后阅报处依旧每天开放，社员依旧每天来，刊物依旧每星期出下去，可是他却不可能参加这一切了。他去了，去得远远的，不能够再跟这些人分担愁苦和快乐，再听不见黄存仁的催缴月捐的声音，再听不见张惠如的进当铺的故事。这时候他才惋惜不可能的事情太多了。他忧郁地说：“我不该抛弃你们一个人走开，这时候正有许多工作要做，你们是这样忙。不过我这一向根本没有做什么工作，你们少了我，也不要紧。”

“觉慧，你何必说这些话！你的家庭环境是那样，能够早脱离一天好一天。你到下面去，在学识和见闻两方面，都会有很大的进步。在下面你会见到我们那几个通信的朋友，你还会认识更多的新朋友，你也会找到更多、更有意义的工作。下面新文化运动比这儿热烈得多，上海地方也开通些，不像我们这个鬼地方连剪发的女子也难立足！……”黄存仁接着鼓舞地说。

“而且你在上海也可以常常寄稿子来，你可以供给我们更好、更新鲜的材料，更充实、更热烈的文章，”张惠如插嘴道。

“是的，我一定每期寄稿子来。不管写得好不好，总之我每期寄一篇，”觉慧兴奋地说。

“我们以后一定要多通信，”黄存仁说。

“那自然，我望信一定比你们更切。我离开你们，一定会感到寂寞。我还不晓得能不能够在下面找到像你们这样好的新朋友……”觉慧惋惜地说。

张还如笑了笑，说：“我们倒害怕以后不容易找到像你这样的朋友。”

“这一次我能够走，全亏你们给我帮忙，尤其是存仁，他已经给我帮过了几次大忙，”觉慧诚恳地说，他用感激的眼光看黄存仁。

黄存仁温和地微笑了。他说：“笑话！这算什么一回事！你处在我这样的地位，你也会像我这样做的。”他又问：“你的行李是不是全送到我家里去了？你还有什么东西？”

“没有了，”觉慧回答说。过后他又解释道：“并不是没有，不过我不能多带东西。还有许多书也没有带，我大哥答应将来交邮政给我寄去。我害怕稍微不小心露出破绽，让家里人晓得，会生出许多麻烦。我的行李都是在大清早偷偷带到你家里去的。”

接着觉慧又问：“存仁，船究竟是不是大后天开？”

“我也不大清楚，我那个亲戚会通知我。我希望船能够晏一两天开，那么我们还可以多见几次面。而且我们利群周报社的朋友明天要给你饯行，”黄存仁说。

“饯行？我想倒不必了，”觉慧推辞说，“就像现在这样多谈些时候，也是好的。何必要饯行？”

“一定要饯行。我们就要分别了，也应该快乐地聚会一次。我身上还有钱，用不着当衣服，”张惠如说，他的话使得众人都发笑。

“这回是公请觉慧，钱我们大家分摊，”黄存仁带笑说。

“那么我也出一份，”觉慧抢着说。

“你当然不应该出，”吴京士接口说。他还要说话，却让另一个人跑来打岔了。大家都抬起头看这个人。

这个新来的青年是觉慧的同班同学陈迟，也是周报社的社员。他跑得气咻咻的，涨红着脸，一进来就说：“我来晏了！”

“来晏了有什么要紧？你是常常来晏的，所以你的名字叫做迟，”张惠如嘲笑道。

这个人却不去理他，只顾对黄存仁说：“存仁，我刚才在街上遇见你的亲戚汪先生，他喊我告诉你：船改在明天早晨开。”

“怎么明天早晨开？”觉慧惊讶地说：“不是说大后天开吗？”

“哪个骗你不是人！我明明听见他说明天早晨开。”

“那么他们还说明天给我饯行，”觉慧失望地说。

“不要紧，就改在今天罢。现在时候不早了，我们就到馆子里去。你也许还要早些回家料理别的事情，”张惠如热心地说。

“不行，我就要回去！”觉慧着急地说。他想起了家里的两个哥哥。

“你不能够走，”另外的几个社员齐声叫起来，“我们不放你回去。”

黄存仁看见觉慧现出为难的样子，便惊讶地问道：“你为什么要回去？难道你不肯跟我们一起吃一顿饭？这次一别，不晓得要到几时才能够再这样地聚会啊！”

觉慧还没有答话，别的几个社员又接着说了几句挽留的话。张惠如开始上铺板，他的力气较大，搬动铺板并不很吃力，并且还有张还如和陈迟帮忙。黄存仁在整理文件。

觉慧看见这个情形也不好再说回家的话了。他苦笑地说：“好，我不走。”他默默地跟着朋友们走到一家酒馆去。他在他们的中间渐渐地感到了忘我的快乐。

他们从酒馆里出来，天已经黑了多时了。初秋的微风吹拂着他们的发烧的脸。觉慧穿着他那件青灰色斜纹布的夹袍感到了一点凉意。他们立在檐下，看着街上拥挤地往来的行人。吴京士第一个走到觉慧的面前向他伸出手，说：“我有事情先走了。明天早晨我不来送你，我们就在这儿告别吧。祝你一路平安。”于是两个人握了手。觉慧接连地说：“谢谢你。”两个人各说了一声“再见”以后，吴京士就消失在人丛中了。以后又陆续地走了几个人。张还如也告辞回学校去了。

“我们送你回家吧，”张惠如提议说，红红的三角脸上两只小眼睛光闪闪地望着觉慧的脸。

觉慧点头答应了。他们四个人便挤进热闹的人丛中去。但是走了两条街，陈迟又转弯走了。

他们走进了一条僻静的街道。黯淡的街灯在月光下显得没有颜色。几家公馆的大门只是几个黑洞。有两三家墙内大槐树的影子映在银白的石板上，一枝一叶显得分明，不曾被人踏乱，又不曾被风吹动，好像是一幅出自名家手笔的图画。

“这个城市怎么会这样清静？”觉慧疑惑地想道。他不想说话，却抬起头默默地望着在蓝空航行的一轮还不太圆的明月。

“好月光！真是月明如水！后天就是中秋了，”张惠如赞叹地说。他接着又问觉慧道：“觉慧，你离开这儿就没有一点留恋吗？”

觉慧还没有答话，黄存仁就接口说：“这儿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他到下面去，会找到更好的环境！”

“我几个亲爱的人都在这儿。你们想我怎能没有一点留恋？”觉慧用力说出了这样的话。他指的是这两个朋友，还有家里的几个人。

他们终于到了他的家。一声“再见”就把他跟两个朋友分开了。他走进公馆里，不先进自己的房间，却一直往觉新的屋里走。觉新和觉民在那里谈话。

“大哥，我明天早晨就要走了，”他迟疑了一下才说出这句话来。

“明天早晨？不是说过了中秋，大后天走吗？”觉新的脸色马上变了。他推开椅子站起来。

觉民也吃惊地站了起来，望着觉慧的脸。

“船临时改了期，这是黄存仁的亲戚包的船，所以由他决定。我也是今晚上才晓得的，”觉慧激动地说。

“想不到这样快！”觉新一只手按着写字台，失望地自语道。“那么，就只有这个晚上了。”

“大哥，”觉慧充满感情地唤了一声。觉新眼里包了泪水，掉过头去看他。觉慧便说下去：“我本来想早点回家，我还可以跟你们在一起吃顿饭。然而他们一定要给我饯行，所以我到这时候才回来。……”他咽住了下面的话。

“我去告诉琴，她有话跟你说，明天恐怕来不及了，”觉民说着就拔步往外面走。

觉慧一把抓住他，一面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要到她家里去！你要去打门吗？不要坏了我的事情。”

“那么她就没有机会跟你见面了，”觉民失望地说，“她会抱怨我的。她嘱咐过我好几次。”

“我们明天大清早就去看她，我想一定有时间，”觉慧看见觉民的懊恼的面容，便这样安慰他道，其实他还不知道明天早晨究竟能不能去看琴。

“你的行李都收拾好了？”觉新关心地问道。

“都好了，都送去了。就只有三件：一个铺盖卷，一个网篮，一个小箱子。”

“你衣服带够没有？要多带一点，天气渐渐地冷起来了，”觉新含着眼泪嘱咐道。他的眼光又在觉慧的身上打量了一下。

“够了，我带得多，你放心，”觉慧点着头答道。

“你带的路菜还太少。我房里还有几筒罐头火腿，是别人送我的，我找出来给你带去，”觉新说，他不等弟弟回答，就走进里面房间，捧了四个罐头出来。

“其实我已经用不着这许多了，在路上菜是不会少的，”觉慧看见觉新在替他包扎这四筒罐头，感激地说。

“不要紧，多带总不会有害处，横竖我自己又用不着，”觉新已经把罐头包扎好了，便放在觉慧的面前。

“路费问题还是照上次商量的那样办吧，”觉新又对觉慧说，“我给你把钱分寄在重庆、汉口、上海的邮局，你亲自去取，我明天就去寄。我昨天交给你的钱还够吧。不然我再给你一点。”

“够了，我想已经很够了。带着那么多银元，路上很不方便。幸而最近这一路还太平，”觉慧答道。

“是的，幸而这一路还太平，”觉新机械地念道。

觉民也跟觉慧谈了几句话。

“三弟，你应该去睡了，明天你要起个绝早，又要接连坐几天木船，你应该好好地休息，”觉新温和地说。

觉慧含糊地答应一声。

“以后就是你一个人了，寒暖饱饥都应该留心才是。你素来对这些事情不注意，可是在外面比不得在家里，一有病痛，是没有人照料的，”觉新又关切地嘱咐道。

觉慧依旧含糊地答应一声。

“你沿途要多写信来，你的书等你到了上海我就给你寄去，”依旧是觉新的话。

觉慧唯唯地答应着。

“你在上海，要用钱你尽管放心用。不管你进什么学堂，我总负责接济你经费。你放心，家里有我在，不会对你怎样，”觉新继续说，眼泪流到脸颊上了。

觉慧还是含糊地应着，他极力压住悲痛的感情。

“你倒好，你现在就要脱离苦海了，只是我们……”觉新说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身子支持不住，便退了两步坐倒在椅子上，右手蒙住了两只眼睛。

“大哥，”觉慧悲声唤道。觉新没有答应。觉慧走到他的跟前，又唤了一声。觉新取下手来，看了觉慧一眼，摇摇头说：“我很好，没有什么，你去睡吧。”于是觉慧跟着觉民走了出来。

“我想去看看妈，”觉慧忽然说，他看见了周氏房里的灯光。

“你去看妈做什么？你要把你的事情告诉她吗？”觉民惊讶地问道。

“不是这样，”觉慧微笑地回答。“我想在临走以前见她一面，也许这就是最后的一面了。”

“好，你去吧，”觉民低声说。“但是你要当心，不要给她看出破绽才好。”觉民就往自己的房间走去，让觉慧一个人走进继母的房里。

周氏坐在藤躺椅上跟淑华谈闲话，看见觉慧进来，便笑着说：“你今天又没有回家吃饭。”

觉慧带笑地答应了一个“是”字，离开周氏远远地站着。

“你一天老是在外面跑，究竟在做些什么？你要当心身体啊！”周氏温和地说。

“我的身体很好，在外面多跑跑也是好的，比坐在家里受闲气好多了，”觉慧笑着分辩道。

“你总爱强辩！”周氏带笑地责备他。“怪不得今天你四爸、五爸又在说你的坏话。还有四婶、五婶、陈姨太她们都在随声附和。平心而论，你也太倔强了。你什么人都不怕，连我也没法管你。……奇怪，你同你大哥是一个母亲生的，你们两个的性情却完全两样。你们两个都不像我姐姐。你大哥太容易听话了，你又太不听话！我说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办法！”淑华在旁边望着觉慧笑。

觉慧还想分辩几句，但是话未出口，又被他咽下去了。他忽然觉得应该跟继母说一两句暗示告别的话，至少她将来可以知道他这时候的心情。他向着她走近一步。

周氏看见觉慧的举动和他那种欲言又止的神情，便和蔼地问道：“你有什么事？是不是又来跟我商量到上海读书的事情？”

这句话提醒了觉慧，他记起了觉民的警告。他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多说话，免得露出破绽。他勉强地露出了笑容，直截了当地答道：“没有什么事，我现在去睡了。”他把周氏的圆圆的脸看了两眼，又转眼去看了看淑华，然后转身走了。他走出房门似乎听见周氏对淑华说到他的性情古怪的话。他痛苦地想着：“我们多半没有再见的机会了！我走出去，就好像一只出笼的鸟，不会再飞回家来。”

他走出房来，信步进了堂屋，看见两个纸扎的金童玉女冷清清地立在祖父的灵前。电灯光下，供桌上一对蜡烛结了黑黑的两朵大烛花。白布的灵帷后面两根矮板凳上放着祖父的漆得崭新的棺材，假坟刚拆掉不久。从祖父的房里送出来陈姨太和王氏的谈话声。王氏忽然哈哈地笑起来，仍然是她平日那种又假又空的笑声。他掉头把挂着白布门帘的祖父房门看了一眼，接着他的眼光落在祖父的灵位牌上面：“前清诰封通奉大夫显考高公讳遁斋府君之灵位。”他皱起了眉头。“这又是奴隶性在作怪，”他刚说了这一句，正要拿起铗子去挟烛花，听见脚步声，便回头一看，苏福走进来了。

“三少爷，等我来挟，”这个有几根花白短须的仆人说。

“怎么一个人也没有？香也快燃完了，”觉慧说。

“上面没有吩咐好，所以大家能够躲懒就躲懒了，”苏福抱歉地含笑答道。觉慧不再说什么就走出了堂屋。

40

这个晚上觉慧只睡了三四个钟头。天还没有亮，他就醒了，躺在床上，左思右想地挨到了天明。

是出发的时候了。他还要同觉民到琴那里去，所以不能够在家里多留一会儿。觉新送他们走了半条街。

街上很清静。有几个提着篮子去买菜的厨子，有一个进城来挑粪的乡下人，有两个卖早点心的小贩。天空晴朗无云，金色的阳光灿烂地照在对门公馆的墙上。无数的麻雀在槐树枝上吱吱喳喳地叫个不停，欢迎初升的太阳。

“我去了，大哥，”在一个较小的公馆的门前觉慧站住了，含泪地说，“你回去吧。”他紧紧地握着觉新的右手。

“可惜我不能够多送你，”觉新也用泪眼看他，叹息说。“你在路上要好好地保重，沿途多写信来。”

“我去了，”觉慧重复地说了这句话，又把觉新的手紧紧握了一下，他几乎忘了自己地说：“不要伤心，我们一定会再见，我们一定有再见的时候。”他猛然把觉新的手一放，好像摔开了那只手似的，就掉转身走了。他的左手还提着那四筒包扎好的罐头火腿。

他两三次回过头去看觉新，觉新立在别人家的门前对他招手。一直到他的背影淡到没有了时，觉新还是呆呆地立在那里朝着他消失的方向招手，然而他已经不看见，不知道了。

到了姑母家，两个人走到琴的窗下。觉民先用手轻轻地在玻璃窗上敲了两下。

里面起了琴的咳嗽声。一阵脚步声过后，窗帘便揭起来，玻璃窗上露出了琴的脸。头发蓬松，脸上还带睡容。原来她刚刚起床。

琴对他们笑了笑，忽然注意到觉慧的神情，便惊讶地小声问道：“今天？”

觉民点头说：“现在。”

她吃了一惊，脸色马上变了，头微微朝后一仰，低声说了一句：“这样快？”

觉慧连忙把身子挨近窗户，抬起眼睛望上去，小声唤了两三次“琴姐”。他的眼里只有一张她的脸，但是隔了一层玻璃。

“你走了？”她似疑似问地说。她的温柔的眼光不住地射下来，在他的脸上盘旋，好像找寻什么东西似的。“你到了下面，不会忘记我吧。你会不会忘记我？”她的脸上现出了凄凉的微笑。

“不会的。我时常想着你。你知道我会时常想着你，”觉慧对她微微地摇头。

“你等着，你不要就走，”她好像忽然记起了什么事情，点着头对觉慧说。她的脸马上不见了。

觉慧在那里等着。琴很快地又出现了，脸上依然带着微笑。“我送你一样东西，我以前答应送你的。”她说着举起手，从窗缝里送出一张纸片来。觉慧接了看时，原来是她最近的照相。他再用欣喜的、感激的眼光去看她。窗帘已经放下了。他还想多立片刻，可是觉民在旁边催促他走。他又唤了一声“琴姐”，似乎没有听见她的应声。他再看一眼窗户，便毅然地走了。

觉慧和觉民边走边谈，一路上谈了不少的话。他们走到船码头的时候，黄存仁和张惠如已经在那里等候许久了。

张惠如兴奋地一把抓住觉慧的手，大声说：“怎么来得这样晏？再晏一些时候，船就开了。”

“不会的，我们会等高先生，”旁边一个中年的商人陪笑说，这就是黄存仁的亲戚汪先生，觉慧已经见过他，这时就给觉民介绍了。

“觉慧，你来看你的行李，”黄存仁说，他把觉慧引到船上舱里去。觉民也跟着上了船。

“你的铺盖卷我给你打开了，你看我已经把被褥给你铺好了。……这包东西是我同惠如弟兄送你的点心、饼干，给你在路上吃的，”黄存仁一一指点着说。觉慧只是点头。

“路上一切事情，有汪先生照料，你自己不要管。他送你到重庆。以后的行程就更容易了。到了重庆以后不要忘记去找我的堂兄，他可以给你帮忙，”黄存仁非常周到地说。

隔壁一只船是一个官僚包了的，船上有护兵，岸上有不少的送行者。这时候岸上放起了鞭炮，船快要开了。

“觉慧，不要忘记多写信，多写文章来啊！”张惠如走进舱来，拍着觉慧的肩膀说。

“你们也要多写信来才行，”觉慧笑着回答。

“你们三位可以上去了，船要开了，”汪先生走进舱里来说，他已经跟他的送行者告了别了。

于是觉慧又跟张惠如、黄存仁两人握了手，陪着他们走到船头。

“二哥，”觉慧知道他跟觉民快要分别了，便紧紧地握着觉民的手，亲热地对觉民说，“再见吧。以后你有空，要多跟存仁、惠如他们来往。将来万一有事情，他们也可以给你帮忙。”他又对黄存仁和张惠如说：“希望你们以后看待我哥哥就像看待我一样。你们会了解他的，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那自然，何用你说，我跟觉民已经很熟了。我想他一定愿意参加我们报社的工作，”黄存仁亲切地、鼓舞地说。

“二哥，你答应吧，”觉慧看见觉民还在迟疑，便劝道。

“觉民，来吧，我们欢迎你，”张惠如热情地向觉民伸出手去。

“好，我答应了，”觉民下了决心说，便也伸出手去握住张惠如的手，又跟黄存仁握了手。过后他依恋地问觉慧道：“三弟，你还有什么话吗？我要上岸去了。”

“没有了，”觉慧答道，接着他又换了语调说：“还有一件事，你以后见到剑云，请你跟他说一声，我问他好。我来不及去看他。他身体不好，应该好好地将息。”

“好，我一定跟他说。你还有别的话吗？”觉民凄然地说。

“还有黄妈，我真有点舍不得她。你要好好地待她啊。”

“我晓得，你还有什么话吗？”

“琴姐……”觉慧说了这两个字又止住，马上换了坚决的语调说：“没有了，”接着又加了一句：“我希望你们两个早点到上海来。”

“你路上要好生保重啊，”觉民说罢，便跟着张惠如、黄存仁两人上岸去了。

他们立在岸上，他立在船头。他跟他们对望着，彼此不住地挥手。

船开始动了。它慢慢地从岸边退去。它在转弯。岸上的人影渐渐地变小，忽然一转眼就完全不见了。觉慧立在船头，眼睛里还留着他们的影子，仿佛他们还在向他招手。他觉得眼光有点模糊，便伸手揩了一下眼睛。然而等他取下手来，他们的影子已经找不到了。

他们，他的哥哥和他的两个朋友就这样不留痕迹地消失了。先前的一切仿佛是一场梦。他再也看不见他们。他的眼睛所触到的，只是一片清莹的水，一些山影和一些树影。三个舟子在那里一面摇橹，一面唱山歌。

一种新的感情渐渐地抓住了他，他不知道究竟是快乐还是悲伤。但是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他离开家了。他的眼前是连接不断的绿水。这水只是不停地向前面流去，它会把他载到一个未知的大城市去。在那里新的一切正在生长。那里有一个新的运动，有广大的群众，还有他的几个通过信而未见面的热情的年轻朋友。

这水，这可祝福的水啊，它会把他从住了十八年的家带到未知的城市和未知的人群中间去。他这样想着，前面的幻景迷了他的眼睛，使他再没有时间去悲惜被他抛在后面的过去十八年的生活了。他最后一次把眼睛掉向后面看，他轻轻地说了一声“再见”，仍旧回过头去看永远向前流去没有一刻停留的绿水了。

后记

《家》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家》之前发表的《灭亡》只是一个中篇）。它是在一九三一年作为《激流三部曲》之一写成的。所以最初发表的时候用了《激流》的名字。我写这本小说花去的时间并不多。然而要是没有我最初十九年的生活，我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我很早就说过，我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家》里面不一定就有我自己，可是书中那些人物却都是我所爱过的和我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块儿受苦，跟一些人一块儿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知道我是在挖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些惨痛的回忆到现在还是异常鲜明。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因为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恶毒的诅咒。我有过觉慧在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一直到我写了《家》，我的“积愤”，我对于一个不合理制度的“积愤”才有机会吐露出来。所以我在一九三七年写的一篇“代序”里大胆地说：“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

《家》就是在这种心情下面写成的。现在，在二十二年以后，在我所攻击的不合理的制度已经消灭了的今天，我重读这本小说，我还是激动得厉害。这可以说明：书里面我个人的爱憎实在太深了。像这样的作品当然有许多的缺点：不论在当时看，在今天看，缺点都是很多的。不过今天看起来缺点更多而且更明显罢了。它跟我的其他的作品一样，缺少冷静的思考和周密的构思。我写《家》的时候，我说过：“我不是一个说教者，所以我不能够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但是读者自己可以在里面去找它。”事实上我本可以更明确地给年轻的读者指出一条路，我也有责任这样做。然而我当时还年轻，幼稚，而且我太重视个人的爱憎了。

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家》的时候，我本想重写这本小说。可是我终于放弃了这个企图。我没法掩饰二十二年前自己的缺点。而且我还想用我以后的精力来写新的东西。《家》已经尽了它的历史的任务了。我索性保留着它的本来的面目。然而我还是把它修改了一遍，不过我改的只是那些用字不妥当的地方，同时我也删去一些累赘的字句。

《家》自然不是成功的作品。但是我请求今天的读者宽容地对待这本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写的小说。我自己很喜欢它，因为它至少告诉我一件事情：青春是美丽的东西。

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

巴金　1953年3月4日

附录一　呈献给一个人（初版代序）

大前年冬天我曾经写信告诉你，我打算为你写一部长篇小说，可是我有种种的顾虑。你却写了鼓舞的信来，你希望我早日把它写成，你说你不能忍耐地等着读它。你并且还提到狄更司写《块肉余生述》[1]的事，因为那是你最爱的一部作品。

你的信在我的抽屉里整整放了一年多，我的小说还不曾动笔。我知道你是怎样焦急地在等待着。直到去年四月我答应了时报馆的要求，才下了决心开始写它。我想这一次不会使你久待了。我还打算把报纸为你保留一份集起来寄给你。然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的小说星期六开始在报上发表，而报告你的死讯的电报星期日就到了。你连读我的小说的机会也没有！

你的那个结局我也曾料到，但是我万想不到会来得这样快，而且更想不到你果然用毒药结束了你的生命，虽然在八九年前我曾经听见你说过要自杀。

你不过活了三十多岁，你到死还是一个青年，可是你果然有过青春么？你的三十多年的生活，那是一部多么惨痛的历史啊。你完全成为不必要的牺牲品而死了。这是你一直到死都不明白的。

你有一个美妙的幻梦，你自己把它打破了；你有一个光荣的前途，你自己把它毁灭了。你在一个短时期内也曾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理想，你又拿“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把自己的头脑麻醉了。你曾经爱过一个少女，而又让父亲用拈阄的办法决定了你的命运，去跟另一个少女结婚；你爱你的妻，却又因为别人的鬼话把你的待产的孕妇送到城外荒凉的地方去。你含着眼泪忍受了一切不义的行为，你从来不曾说过一句反抗的话。你活着完全是为了敷衍别人，任人播弄。自己知道已经逼近深渊了，不去走新的路，却只顾向着深渊走去，终于到了落下去的一天，便不得不拿毒药来做你的唯一的拯救了。你或者是为着顾全绅士的面子死了；或者是不能忍受未来的更痛苦的生活死了：这一层，我虽然熟读了你的遗书，也不明白。然而你终于丧失了绅士的面子，而且把更痛苦的生活留给你所爱的妻和儿女，或者还留给另一个女人（我相信这个女人是一定有的，你曾经向我谈到你对她的灵的爱，然而连这样的爱情也不能够拯救你，可见爱情这东西在生活里究竟占着怎样次要的地位了）。

倘使你能够活起来，读到我的小说，或者看到你死后你所爱的人的遭遇，你也许会觉悟吧，你也许会毅然地去走新的路吧。但是如今太迟了，你的骨头已经腐烂了。

然而因为你做过这一切，因为你是一个懦弱的人，我就憎恨你吗？不，决不。你究竟是我所爱而又爱过我的哥哥，虽然我们这七八年来因为思想上的分歧和别的关系一天一天地离远了。就在这个时候我还是爱你的。可是你想不到这样的爱究竟给了我什么样的影响！它将使许多痛苦的回忆永远刻印在我的脑子里。

我还记得三年前你到上海来看我。你回四川的那一天，我把你送到船上。那样小的房舱，那样热的天气，把我和三个送行者赶上了岸。我们不曾说什么话，因为你早已是泪痕满面了。我跟你握了手说一声“路上保重”，正要走上岸去，你却叫住了我。我问你什么事，你不答话，却走进舱去打开箱子。我以为你一定带了什么东西来要交给某某人，却忘记当面交了，现在要我代你送去。我正在怪你健忘。谁知你却拿出一张唱片给我，一面抽泣地说：“你拿去唱。”我接到手看，原来是Gracie Fields唱的Sonny Boy。你知道我喜欢听它，所以把唱片送给我。然而我知道你也是同样喜欢听它的。在平日我一定很高兴接受这张唱片，可是这时候，我却不愿意把它从你的手里夺去。然而我又一想，我已经好多次违抗过你的劝告了，这一次在分别的时候不愿意再不听你的话使你更加伤心。接过了唱片，我并不曾说一句话，我那时的心情是不能够用语言来表达的。我坐上了划子，黄浦江上的风浪颠簸着我，我看着外滩一带的灯光，我记起了我是怎样地送别了那一个人，我的心开始痛着，我的不常哭泣的眼睛里流下泪水来。我当时何尝知道这就是我们弟兄的最后一面！如今，唱片在我的书斋里孤寂地躺了三年以后已经成了“一·二八”的侵略战争的牺牲品，那一双曾经摸过它的手也早已变为肥料了。

从你的遗书里我知道你是怎样地不愿意死，你是怎样地踌躇着。你三次写了遗书，你又三次毁了它。你是怎样地留恋着生活，留恋着你所爱的人啊！然而你终于写了第四次的遗书。从这个也可以知道你的最后的一刹那一定是一场怎样可怕的生与死的搏斗。但是你终于死了。

你不愿意死，你留恋生活，甚至在第四次的遗书里，字里行间也处处透露出来生命的呼声，就在那个时候你还不自觉地喊着：“我不愿意死！”但是你毕竟死了，做了一个完全不必要的牺牲品而死了。你已经是过去的人物了。

然而我是不会死的。我要活下去。我要写，我要用我的这管笔写尽我所要写的。这管笔，你大前年在上海时买来送给我的这管自来水笔，我用它写了我的《灭亡》以外的那些小说。它会使我时时刻刻都记着你，而且它会使你复活起来，复活起来看我怎样踏过那一切骸骨前进！

巴金　1932年4月

[1]即英国小说家狄更司（1812-1870）的长篇小说《大卫·考伯菲尔》。

附录二　关于《家》（十版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

请原谅我的长期的沉默，我很早就应该给你写这封信的。的确我前年在东京意外地接到你的信时，我就想给你写这样的一封信。一些琐碎的事情缠住我，使我没有机会向你详细解释。我只写了短短的信。它不曾把我的胸怀尽情地对你吐露，使你对我仍有所误解。你在以后的来信里提到我的作品《家》，仍然说“剑云固然不必一定是我，但我说写得有点像我——”一类的话。对这一点我后来也不曾明白答复，就随便支吾过去。我脑子里时常存着这样一个念头：我将来应该找一个机会向你详细剖白；其实不仅向你，而且还向别的许多人，他们对这本小说都多少有过误解。

许多人以为《家》是我的自传，甚至有不少的读者写信来派定我为觉慧。我早说过“这是一个错误”。但这声明是没有用的。在别人看来，我屡次声明倒是“欲盖弥彰”了。你的信便是一个例子。最近我的一个叔父甚至写信来说：“至今尚有人说《家》中不管好坏何独无某，果照此说我实在应该谢谢你笔下超生了……”你看，如今连我的六叔，你的六舅，十一二年前常常和你我在一起聚谈游玩的人也有了这样的误解。现在我才相信你信上提到的亲戚们对我那小说的“非议”是相当普遍的了。

我当时曾经对你说，我不怕一切“亲戚的非议”。现在我的话也不会是两样。一部分亲戚以为我把这本小说当作个人泄愤的工具，这是他们不了解我。其实我是永远不会被他们了解的。我跟他们是两个时代的人。他们更不会了解我的作品，他们的教养和生活经验在他们的眼镜片上涂了一层颜色，他们的眼光透过这颜色来看我的小说，他们只想在那里面找寻他们自己的影子。他们见着一些模糊的影子，也不仔细辨认，就连忙将它们抓住，看作他们自己的肖像。倘使他们在这肖像上发见了一些自己不喜欢的地方（自然这样的地方是很多的），便会勃然作色说我在挖苦他们。只有你，你永远是那么谦逊，你带着绝大的忍耐读完了我这本将近三十万字的小说，你不曾发出一声怨言。甚至当我在小说的末尾准备拿“很重的肺病”来结束剑云的“渺小的生存”时[1]，你也不发出一声抗议。我佩服你的大量，但是当我想到许多年前在一盏清油灯旁边，我跟着你一字一字地读英文小说的光景，我不能不起一种悲痛的心情。你改变得太多了。难道是生活的艰辛把你折磨成了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常常是你给我指路，你介绍许多书籍给我，你最初把我的眼睛拨开，使它们看见家庭以外的种种事情。你的家境不大宽裕，你很早就失掉了父亲，母亲的爱抚使你长大成人。我们常常觉得你的生活里充满着寂寞。但是你一个人勇敢地各处往来。你自己决定了每个计划，你自己又一一实行了它。我们看见你怎样跟困难的环境苦斗，而得到了暂时的成功。那个时候我崇拜你，我尊敬你那勇敢而健全的性格，这正是我们的亲戚中间所缺乏的。我感激你，你是对我的智力最初的发展大有帮助的人。

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亲戚里面，头脑稍微清楚一点的，都很看重你，相信你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然而如今这一切都变成了渺茫的春梦。你有一次写信给我说，倘使不是为了你的母亲和妻儿，你会拿“自杀”来做灵药。我在广州的旅舍里读到这封信，那时我的心情也不好，我只简单地给你写了一封短信，我不知道用了什么样的安慰的话回答你。总之我的话是没有力量的。你后来写信给我，还说你“除了逗弄小孩而外，可以说全无人生乐趣”；又说你“大概注定只好当一具活尸”。我不能够责备你像你自己责备那样。你是没有错的。一个人的肩上挑不起那样沉重的担子，况且还有那重重的命运的打击。（我这里姑且用了“命运”两个字，我所说的命运是“社会的”，不是“自然的”。）你的改变并不是突然的。我亲眼看见那第一下打击怎样落到你的头上，你又怎样苦苦地挣扎。于是第二个打击又接着来了。一次的让步算是开了端，以后便不得不步步退让。虽然在我们的圈子里你还算是一个够倔强的人，但是你终于不得不渐渐地沉落在你所憎厌的环境里面了。我看见，我听说你是怎样地一天一天沉落下去，一重一重的负担压住了你。但你还不时努力往上面浮，你几次要浮起来，又几次被压下去。甚至在今天你也还不平似地说“消极又不愿”的话，从这里也可看出你跟剑云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你们的性格里绝对没有共同点。他是一个柔弱、怯懦的性格。剑云从不反抗，从不抱怨，也从没有想到挣扎。他默默地忍受他所得到的一切。他甚至比觉新还更软弱，还更缺乏果断。其实他可以说是根本就没有计划，没有志愿。他只把对一个少女的爱情看作他生活里的唯一的明灯。然而他连他自己所最宝贵的感情也不敢让那个少女（琴）知道，反而很谦逊地看着另一个男子去取得她的爱情。你不会是这种人。也许在你的生活里是有一个琴存在的。的确，那个时候我有过这样的猜想。倘使这猜想近于事实，那么你竟然也像剑云那样，把这个新生的感情埋葬在自己的心底了。但是你仍然不同，你不是没有勇气，而是没有机会，因为在以后不久你就由“母亲之命媒妁之言”跟另一位小姐结了婚。否则，那个“觉民”并不能够做你的竞争者，而时间一久，你倒有机会向你的琴表白的。现在你的妻子已经去世，你的第一个孩子也成了十四岁的少年，我似乎不应该对你说这种话。但是我一提笔给你写信说到关于《家》的事情，就不能不想到我们在一起所过的那些年代，当时的生活就若隐若现地在我的脑子里浮动了。这回忆很使我痛苦，而且激起了我的愤怒。固然我不能够给你帮一点忙。但是对你这些年来的不幸的遭遇，我却是充满了同情，同时我还要代你叫出一声“不平之鸣”。你不是一个像剑云那样的人，你却得着了剑云有的那样的命运。这是不公平的！我要反抗这不公平的命运！

然而得着这个不公平的命运的，你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的一个。做了这个命运的牺牲者的，同时还有无数的人——我们所认识的，和那更多的我们所不认识的。这样地受摧残的尽是些可爱的、有为的、年轻的生命。我爱惜他们，为了他们，我也应当反抗这个不公平的命运！

是的，我要反抗这个命运。我的思想，我的工作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我写《家》的动机也就在这里。我在一篇小说里曾经写过：“那十几年的生活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梦魇！我读着线装书，坐在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人在那里面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永远做不必要的牺牲品，最后终于得着灭亡的命运。还不说我自己所身受到的痛苦！……那十几年里面我已经用眼泪埋葬了不少的尸首，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者，完全是被陈腐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的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阴影，我没有一点留恋。……”[2]

这样的话你一定比别人更了解。你知道它们是多么真实。只有最后的一句是应该更正的。我说没有一点留恋，我希望我能够做到这样。然而理智和感情常常有不很近的距离。那些人物，那些地方，那些事情，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任是怎样磨洗，也会留下一点痕迹。我想忘掉他们，我觉得应该忘掉他们，事实上却又不能够。到现在我才知道我不能说没有一点留恋。也就是这留恋伴着那更大的愤怒，才鼓舞起我来写一部旧家庭的历史，是的，“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封建大家庭的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

然而单说愤怒和留恋是不够的。我还要提说一样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念。自然先有认识而后有信念。旧家庭是渐渐地沉落在灭亡的命运里面了。我看见它一天一天地往崩溃的路上走。这是必然的趋势，是被经济关系和社会环境决定了的。这便是我的信念（这个你一定了解，你自己似乎就有过这样的信念）。它使我更有勇气来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Jaccuse（我控诉）[3]。我不能忘记甚至在崩溃的途中它还会捕获更多的“食物”：牺牲品。

所以我要写一部《家》来作为一代青年的呼吁。我要为过去那无数的无名的牺牲者“喊冤”！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青年。这个工作虽是我所不能胜任的，但是我不愿意逃避我的责任。

写《家》的念头在我的脑子里孕育了三年。后来得到一个机会我便写下了它的头两章，以后又接着写下去。我刚写到“做大哥的人”那一章（第六章），报告我大哥自杀的电报就意外地来了。这对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因此坚定了我的写作的决心，而且使我感到我应尽的责任。

我当初刚起了写《家》的念头，我曾把小说的结构略略思索了一下。最先浮现在我的脑子里的就是那些我所熟悉的面庞，然后又接连地出现了许多我所不能够忘记的事情，还有那些我在那里消磨了我的童年的地方。我并不要写我的家庭，我并不要把我所认识的人写进我的小说里面。我更不愿意把小说作为报复的武器来攻击私人。我所憎恨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制度。这也是你所知道的。然而意外地那些人物，那些地方，那些事情都争先恐后地要在我的笔下出现了。其中最明显的便是我大哥的面庞。这和我的本意相违。我不能不因此而有所踌躇。有一次我在给我大哥的信里顺便提到了这件事，我说，我恐怕会把他写进小说里面（也许是说我要为他写一部小说，现在记不清楚了），我又说到那种种的顾虑和困难。他的回信的内容却出乎我意料之外。他鼓舞我写这部小说，他并且劝我不妨“以我家人物为主人公”。他还说：“实在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般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这样的书。但是我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希望你把它写成吧。……”我知道他的话是从他的深心里吐出来的。我感激他的鼓励。但是我并不想照他的话做去。我不要单给我们的家族写一部特殊的历史。我所要写的应该是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历史。这里面的主人公应该是我们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见到的。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走到它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我最后还要写一个旧礼教的叛徒，一个幼稚然而大胆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在那个旧家庭里面我们是闷得透不过气来了。

我终于依照我自己的意思开始写了我的小说。我希望大哥能够读到它，而且把他的意见告诉我。但是我的小说刚在《时报》上发表了一天，那个可怕的电报就来了。我得到电报的晚上，第六章的原稿还不曾送到报馆去。我反复地读着那一章，忽然惊恐地发觉我是把我大哥的面影绘在纸上了。这是我最初的意思，而后来却又极力想避免的。我又仔细地读完了那一章，我没有一点疑惑，我的分析是不错的。在十几页原稿纸上我仿佛看出了他那个不可避免的悲惨的结局。他当时自然不会看见自己怎样一步一步地走近悬崖的边沿。我却看得十分清楚。我本可以拨开他的眼睛，使他能够看见横在面前的深渊。然而我没有做。如今刚有了这个机会，可是他已经突然地落下去了。我待要伸手救他，也来不及了。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我只有责备我自己。

我一夜都不曾闭眼。经过了一夜的思索，我最后一次决定了《家》的全部结构。我把我大哥作为小说的一个主人公。他是《家》里面两个真实人物中的一个。

然而，甚至这样，我的小说里面的觉新的遭遇也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我主要地采取了我大哥的性格。我大哥的性格的确是那样的。

我写觉新、觉民、觉慧三弟兄，代表三种不同的性格，由这不同的性格而得到不同的结局。觉慧的性格也许跟我的差不多，但是我们做的事情不一定相同。这是瞒不过你的。你在觉慧那样的年纪时，你也许比他更勇敢。我三哥从前也比我更敢作敢为，我不能够把他当作觉民。在女人方面我也写了梅、琴、鸣凤，也代表三种不同的性格，也有三个不同的结局。至于琴，你还可以把她看作某某人。但是梅和鸣凤呢，你能够指出她们是谁的化身？自然这样的女子，你我也见过几个。但是在我们家里，你却找不到她们。那么再说剑云，你想我们家里有这样的一个人吗？不要因为找不到那样的人，就拿你自己来充数。你要知道，我所写的人物并不一定是我们家里有的。我们家里没有，不要紧，中国社会里有！

我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我在生活里有过爱和恨，悲哀和渴望；我在写作的时候也有我的爱和恨，悲哀和渴望的。倘使没有这些我就不会写小说。我并非为了要做作家才拿笔的。这一层你一定比谁都明白。所以我若对你说《家》里面没有我自己的感情，你可以责备我说谎。我最近又翻阅过这本小说，我最近还在修改这本小说。在每一篇页、每一字句上我都看见一对眼睛。这是我自己的眼睛。我的眼睛把那些人物，那些事情，那些地方连接起来成了一本历史。我的眼光笼罩着全书。我监视着每一个人，我不放松任何一件事情。好像连一件细小的事也有我在旁做见证。我仿佛跟着书中每一个人受苦，跟着每一个人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年轻的灵魂流过一些眼泪，我也陪着他们发过几声欢笑。我愿意说我是跟我的几个主人公同患难共甘苦的。倘若我因此受到一些严正的批评家的责难，我也只有低头服罪，却不想改过自新。

所以我坦白地说《家》里面没有我自己，但要是有人坚持说《家》里面处处都有我自己，我也无法否认。你知道，事实上，没有我自己，那一本小说就不会存在。换一个人来写，它也会成为另一个面目。我所写的便是我的眼睛所看见的；人物自然也是我自己知道得最清楚的。这样我虽然不把自己放在我的小说里面，而事实上我已经在那里面了。我曾经在一个地方声明过：“我从没有把自己写进我的作品里面，虽然我的作品中也浸透了我自己的血和泪，爱和恨，悲哀和欢乐。”我写《家》的时候也决没有想到用觉慧代表我自己。固然觉慧也做我做过的事情，譬如他在“外专”读书，他交结新朋友，他编辑刊物，他创办阅报处，这些我都做过。他有两个哥哥，我也有两个哥哥（大哥和三哥），而且那两个哥哥的性情也和我两个哥哥的相差不远。他最后也怀着我有过的那种心情离开家庭。但这些并不能作为别人用来反驳我的论据。我自己早就明白地说了：“我偶尔也把个人的经历加进我的小说里，但这也只是为着使小说更近于真实。而且就是在这些地方，我也注意到全书的统一性和性格描写的一致。”[4]我的性格和觉慧的也许十分相像。然而两个人的遭遇却不一定相同。我比他幸福，我可以公开地和一个哥哥同路离开成都。他却不得不独自私逃。我的生活里不曾有过鸣凤，在那些日子里我就没有起过在恋爱中寻求安慰的念头。那时我的雄心比现在有的还大。甚至我孩子时代的幻梦中也没有安定的生活与温暖的家庭。为着别人，我的确祷祝过“有情人终成眷属”；对于自己我只安放了一个艰苦的事业。我这种态度自然是受了别人（还有书本）的影响以后才有的。我现在也不想为它写下什么辩护的话。我不过叙述一件过去的事实。我在《家》里面安插了一个鸣凤，并不是因为我们家里有过一个叫做翠凤的丫头。关于这个女孩子，我什么记忆也没有。我只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远房的亲戚要讨她去做姨太太，却被她严辞拒绝。她在我们家里只是一个“寄饭”的婢女，她的叔父苏升又是我家的老仆，所以她还有这样的自由。她后来快乐地嫁了人。她嫁的自然是一个贫家丈夫。然而我们家里的人都称赞她有胆量。撇弃老爷而选取“下人”，在一个丫头，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在小说里写鸣凤因为不愿意到冯家去做姨太太而投湖自尽，我觉得并没有一点夸张。这不是小说作者代鸣凤出主意要她走那条路；是性格，教养，环境逼着她（或者说引诱她）在湖水中找到归宿。

现在我们那所“老宅”已经落进了别人的手里。我离开成都十多年就没有回过家。我不知道那里还留着什么样的景象（听说它已经成了“十家院”）。你从前常常到我们家里来。你知道我们的花园里并没有湖水，连那个小池塘也因为我四岁时候失脚跌入的缘故，被祖父叫人填塞了。代替它的是一些方砖，上面长满了青苔。旁边种着桂树和茶花。秋天，经过一夜的风雨，金沙和银粒似的盛开的桂花铺满了一地。馥郁的甜香随着微风一股一股地扑进我们的书房。窗外便是花园。那个秃头的教书先生像一株枯木似地没有感觉。我们的心却是很年轻的。我们弟兄姊妹读完了“早书”就急急跑进园子里，大家撩起衣襟拾了满衣兜的桂花带回房里去。春天茶花开繁了，整朵地落在地上，我们下午放学出来就去拾它们。柔嫩的花瓣跟着手指头一一地散落了。我们就用这些花瓣在方砖上堆砌了许多“春”字。

这些也已经成了捕捉不回来的飞去的梦景了。你不曾做过这些事情的见证。但是你会从别人的叙述里知道它们。我不想重温旧梦。然而别人忘不了它们。连六叔最近的信里也还有“不知尚能忆否……在小园以茶花片砌‘春’字事耶”的话。过去的印迹怎样鲜明地盖在一些人的心上，这情形只有你可以了解。它们像梦魇一般把一些年轻的灵魂无情地摧残了。我几乎也成了受害者中的一个。然而“幼稚”救了我。在这一点我也许像觉慧，我凭着一个单纯的信仰，踏着大步向一个简单的目标走去：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偏偏要做别人不许我做的事，有时候我也不免有过分的行动。我在自己办的刊物上面写过几篇文章。那些论据有时自己也弄不十分清楚。记得烂熟的倒是一些口号。有一个时候你还是启发我的导师，你的思想和见解都比我的透彻。但是“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这九个字在那种环境里却意外地收到了效果，它们帮助我得到了你所不曾得着的东西——解放（其实这只是初步的解放）。觉慧也正是靠了这九个字才能够逃出那个在崩溃中的旧家庭，去找寻自己的新天地；而“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却把年轻有为的觉新活生生地断送了。现在你翻读我的小说，你还不能够看出这个很明显的教训么？那么我们亲戚间的普遍的“非议”是无足怪的了。

你也许会提出梅这个名字来问我。譬如你要我指出那个值得人同情的女子。那么让我坦白地答复一句：我不能够。因为在我们家里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然而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或者你自己是相信了，而别的人却不肯轻信我的话。你会指出某一个人，别人又会指出另一个，还有人出来指第三个。你们都有理，或者都没理；都对或者都不对。我把三四个人合在一起拼成了一个钱梅芬。你们从各人的观点看见她一个侧面，便以为见着了熟人。只有我才可以看见她的全个面目。梅穿着“一件玄青缎子的背心”，这也是有原因的。许多年前我还是八九岁的孩子的时候，我第一次看见了一个像梅那样的女子，她穿了“一件玄青缎子的背心”。她是我们的远房亲戚。她死了父亲，境遇又很不好，说是要去“带发修行”。她在我们家里做了几天客人，以后就走了。她的结局怎样我不知道，现在我连她的名字也记不起来，要去探问她的踪迹更是不可能的了。只有那件玄青缎子的背心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我写梅，我写瑞珏，我写鸣凤，我心里充满着同情和悲愤。我还要说我那时候有着更多的憎恨。后来在《春》里面我写淑英，淑贞，蕙和芸，我也有着这同样的心情。我深自庆幸我把自己的感情放进了我的小说里面，我代那许多做了不必要的牺牲品的女人叫出了一声：“冤枉！”

我的这心情别人或许不能了解，但是你一定明白。我还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孩的时候，在我姐姐的房里我找到了一本《烈女传》。是插图本，下栏有图，上栏是字。小孩子最喜欢图画书。我一页一页地翻看着。图画很细致，上面尽是些美丽的古装女子。但是她们总带着忧愁、悲哀的面容。有的用刀砍断自己的手，有的投身在烈火中，有的在汪洋的水上浮沉，有的拿宝剑割自己的头颈。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在高楼上投缳自尽。都是些可怕的故事！为什么这些命运专落在女人身上？我不明白！我问姐姐，她们说这是《烈女传》。我依旧不明白。我再三追问。她们的回答是：女人的榜样！我还是不明白。我一有机会便拿了书去求母亲给我讲解。毕竟是母亲知道的事情多。她告诉我：那是一个寡妇，因为一个陌生的男子拉了她的手，她便当着那个人把自己这只手砍下来。这是一个王妃，宫里起了火灾，但是陪伴她的人没有来，她不能够一个人走出宫去，便甘心烧死在宫中。那边是一个孝女，她把自己的身子沉在水里，只为了去找寻父亲的遗体（母亲还告诉我许多许多可怕的事情，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听母亲的口气她似乎羡慕那些女人的命运。但是我却感到不平地疑惑起来。为什么女人就应该为了那些可笑的封建道德和陈腐观念忍受种种的痛苦，而且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什么那一本充满血腥味的《烈女传》就应该被看作女人的榜样？我那孩子的心不能够相信书本上的话和母亲的话，虽然后来一些事实证明出来那些话也有“道理”。我始终是一个倔强的孩子。我不能够相信那个充满血腥味的“道理”。纵然我的母亲、父亲、祖父和别的许许多多的人都拥护它，我也要起来反抗。我还记得一个堂妹的不幸的遭遇。她的父母不许她读书，却强迫她缠脚。我常常听见那个八九岁女孩的悲惨的哭声，那时我已经是十几岁的少年，而且已经看见几个比我年长的同辈少女怎样在旧礼教的束缚下憔悴地消磨日子了。

我的悲愤太大了。我不能忍受那些不公道的事情。我常常被逼迫着目睹一些可爱的生命怎样任人摧残以至临到那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因爱怜而苦恼，同时又充满了恶毒的诅咒。我有过觉慧在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

我不忍掘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里面不知道埋葬了若干令人伤心断肠的痛史！”我的积愤，我对于不合理的制度的积愤直到现在才有机会倾吐出来。我写了《家》，我倘使真把这本小说作为武器，我也是有权利的。

希望的火花有时也微微地照亮了我们家庭里的暗夜。琴出现了。不，这只能说是琴的影子。便是琴，也不能算是健全的女性。何况我们所看见的只是琴的影子。我们自然不能够存着奢望。我知道我们那样的家庭里根本就产生不出一个健全的性格。但是那个人，她本来也可以成为一个张蕴华（琴的全名），她或许还有更大的成就。然而环境薄待了她，使她重落在陈旧的观念里，任她那一点点的锋芒被时间磨洗干净。到后来，一个类似惜春（《红楼梦》里的人物）的那样的结局就像一个狭的笼似地把她永远关在里面了。

如果你愿意说这是罪孽，那么你应该明白这是谁的罪过。什么东西害了你，也就是什么东西害了她。你们两个原都是有着光明的前途的人。

然而我依旧寄了一线的希望在琴的身上。也许真如琴所说，另一个女性许倩如比她“强得多”。但是在《家》里面我们却只看见影子的晃动，她（许倩如）并没有把脸完全露出来。

我只愿琴将来不使我们失望。在《家》中我已经看见希望的火花了。

——难道因为几千年来这条路上就浸饱了女人的血泪，所以现在和将来的女人还要继续在那里断送她们的青春，流尽她们的眼泪，呕尽她们的心血吗？

——难道女人只是男人的玩物吗？

——牺牲，这样的牺牲究竟给谁带来了幸福呢？[5]

琴已经发出这样的疑问了。她不平地叫起来。她的呼声得到了她同代的姊妹们的响应。

关于《家》我已经写了这许多话。这样地反复剖白，也许可以解除你和别的许多人对这部作品的误解。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了。《家》我已经读过了五遍。这次我重读我五六年前写成的小说，我还有耐心把它从头到尾修改了一次。我简直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想笑，我又想哭，我有悲愤，我也有喜悦。但是我现在才知道一件事情：

青春毕竟是美丽的东西。

不错，我会牢牢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那么就让它作为我的鼓舞的泉源吧。

巴金　1937年2月

[1]关于剑云的结局，在《家》的初版本里有这样一句话：“……我知道他患着很重的肺病，恐怕活不到多久了”（第四十章）。现在我把它改作了“他身体不好，应该好好地将息”。

[2]见短篇小说《在门槛上》。

[3]《我控诉》，法国小说家左拉（1840-1902）的一篇杂文的题目。

[4]见《爱情的三部曲》的《总序》。

[5]见《家》第二十五章。

附录三　和读者谈《家》[1]

有许多小说家喜欢把要对读者讲的话完全放在作品里面，但也有一些人愿意在作品以外发表意见。我大概属于后者。在我的每一部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集中都有我自己写的“序”或“跋”。有些偏爱我的读者并不讨厌我的唠叨。有些关心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的人甚至好心地写信来探询他们的下落。就拿这部我在二十六年前写的《家》来说吧，今天还有读者来信要我介绍他们跟书中人通信，他们要知道书中人能够活到现在，看见新中国的光明才放心。二十六年来读者们常常来信指出书中的觉慧就是作者，我反复解释都没有用，昨天我还接到这样的来信。主要的原因是读者们希望这个人活在他们中间，跟他们同享今天的幸福。

读者的好心使我感动，但也使我痛苦。我并不为觉慧惋惜，我知道有多少“觉慧”活到现在，而且热情地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工作。然而觉新不能见到今天的阳光，不能使他的年轻的生命发出一点点光和热，却是一件使我非常痛心的事。觉新不仅是书中人，他还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就是我的大哥。二十六年前我在上海写《家》，刚写到第六章，报告他自杀的电报就来了。你可以想象到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写完这本小说的。

我很早就声明过，我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我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我也说过：“书中人物都是我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的确，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的一切。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憎恨和诅咒。我有过觉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姐（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一直到我在一九三一年年底写完了《家》，我对于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愤恨才有机会倾吐出来。所以我在一九三七年写的一篇《代序》中大胆地说：“我要向这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Jaccuse《我控诉》。”我还说，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溃的这个信念鼓舞我写出这部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出这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之后还有两个续篇：《春》和《秋》。

我可以说，我熟悉我所描写的人物和生活，因为我在那样的家庭里度过了我最初的十九年的岁月，那些人都是我当时朝夕相见的，也是我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然而我并不是写我自己家庭的历史，我写了一般的官僚地主家庭的历史。川西盆地的成都当时正是这种家庭聚集的城市。在这种家庭中长一辈是前清的官员，下一辈靠父亲或祖父的财产过奢侈、闲懒的生活，年轻的一代却想冲出这种“象牙的监牢”。在大小军阀割据地方、小规模战争时起时停的局面下，长一辈的人希望清朝复辟；下一辈不是“关起门做皇帝”，就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年轻的一代却立誓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建造新的生活，他们甚至有“为祖先赎罪”的想法。今天长一辈的已经死了；下一辈的连维持自己生活的能力也没有；年轻的一代中有的为中国革命流尽了自己的鲜血，有的作了建设新中国的工作者。然而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这就是《家》的年代），虽然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了，爱国热潮使多数中国青年的血沸腾，可是在高家仍然是祖父统治整个家庭的时代。高老太爷就是封建统治的君主。他还有整个旧礼教作他的统治的理论根据。他是我的祖父，也是我的一些亲戚的家庭中的祖父。经济权捏在他的手里，他每年收入那么多的田租，可以养活整整一大家人，所以一大家人都得听他的话。处理年轻人生死的大权也捏在他的手里。他认为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想不到年轻人会有灵魂。他靠田租吃饭，却连农民怎样生活也弄不清楚。甚至在军阀横征暴敛一年征几年粮税的时候，他的收入还可以使整个家过得富裕、舒服。他相信这个家是万世不败的。他以为他的儿子们会学他的榜样，他的孙子们会走他的道路。他并不知道他的钱只会促使儿子们灵魂的堕落，他的专制只会把孙子们逼上革命的路。他更不知道是他自己亲手在给这个家庭挖坟。他创造了这份家业，他又来毁坏这个家业。他至多也就只做到四世同堂的好梦（有一些大家庭也许维持到五代）。不单是我的祖父，高老太爷们全走着这样的路。他们想看到和睦的家庭，可是和平的表面下掩盖着多少倾轧、斗争和悲剧。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在那里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但是幼稚而大胆的叛逆毕竟冲出去了，他们找到了新的天地，同时给快要闷死人的旧家庭带来一点新鲜的空气。

我的祖父虽然顽固，但并非不聪明，他死前已经感到幻灭，他是怀着寂寞、空虚之感死去的。我的二叔以正人君子的姿态把祖父留下的家业勉强维持了几年，终于带着无可奈何的凄凉感觉离开了世界。以后房子卖掉了，人也散了，死的死，走的走。一九四一年我回到成都的时候，我的五叔以一个“小偷”的身份又穷又病地死在监牢里面。他花光了从祖父那里得到的一切，花光了他的妻子给他带来的一切以后，没有脸再见他的妻儿，就做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这个人的另一面我在小说中没有写到：他面貌清秀，能诗能文，换一个时代他也许会显出他的才华。可是封建旧家庭的环境戕害了他的生机，他只能做损人害己的事情。为着他，我后来又写过一本题作《憩园》的中篇小说。

我在前面说过，觉新是我的大哥。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我常常这样想：要是我早把《家》写出来，他也许会看见了横在他面前的深渊，那么他可能不会落到那里面去。然而太迟了。我的小说刚刚开始在上海的《时报》上连载，他就在成都服毒自杀了。十四年以后我的另一个哥哥在上海病故。我们三弟兄跟觉新、觉民、觉慧一样，有三个不同的性格，因此也有三种不同的结局。我说过好几次，过去十几年的生活像梦魇一般压在我的心上。这梦魇无情地摧毁了许多同辈的年轻人的灵魂。我几乎也成了受害者中的一个。然而“幼稚”和“大胆”救了我。在这一点我也许像觉慧。我凭着一个单纯的信仰，踏着大步向一个目标走去：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偏要做别人不许我做的事。我在自己办的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内容浅薄而且有抄袭嫌疑的文章。我不能说已经有了成熟的思想。但是我牢牢记住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这三个大胆在那种环境里意外地收到了效果，帮助我得到了初步的解放。觉慧也正是靠着他的“大胆”才能够逃出那个正在崩溃的家庭，找寻自己的新天地；而“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却把觉新活生生地断送了。

有些读者关心小说中的几个女主人公：瑞珏、梅、鸣凤、琴，希望多知道一点关于她们的事情。她们四个人代表着四种不同的性格，也有两种不同的结局。瑞珏的性格跟我嫂嫂的不同，虽然我祖父死后我嫂嫂被逼着搬到城外茅舍里去生产，可是她并未像瑞珏那样悲惨地死在那里。我也有过一个像梅那样年纪的表姐，她当初跟我大哥感情好。她常常到我们家来玩，我们这一辈人不论男女都喜欢她。我们都盼望她能够成为我们的嫂嫂，后来听说姑母不愿意“亲上加亲”（她自己已经受够亲上加亲的痛苦了，我的三婶是我姑母夫家的小姐），因此这一对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四五年后我的表姐做了富家的填房少奶奶。以后的十几年内她生了一大群儿女，一九四二年我在成都重见她的时候，她已经成了一个爱钱如命的可笑的胖女人。我们家里有过一个叫做翠凤的丫头，关于她我什么记忆也没有了，我只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远房的亲戚托人来说话，要讨她做姨太太，她的叔父征求她本人的意见，她坚决地拒绝。虽然她并没有爱上哪一位少爷，她倒宁愿后来嫁一个贫家丈夫。她的性格跟鸣凤的不同，而且她是一个“寄饭”的丫头。所谓“寄饭”，就是用劳动换来她的饮食和居住。她仍然有权做自己的主人。她的叔父是我们家的老听差。他并不虐待她。所以她比鸣凤幸运，用不着在湖水里去找归宿。

我写梅，写瑞珏，写鸣凤，我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悲愤。我庆幸我把自己的感情放进了我的小说。我代那许多做了不必要的牺牲品的年轻女人叫出了一声：“冤枉！”

的确我的悲愤太大了。我记得我还是五六岁的小孩的时候，我在姐姐的房里找到了一本《烈女传》的插图本。下栏是图，上栏是字。我做小孩子的时候，在家里很少见到图画书。所以我把这本已经翻旧了的线装书当作宝贝。我一页一页地翻看。尽是些美丽的古装女人。有的用刀砍断自己的手，有的在烈火中烧死，有的在水上飘浮，有的拿剪刀刺自己的咽喉。还有一个年轻女人在高楼上投缳自尽。都是些可怕的故事！为什么这样的命运专落在女人的身上？我不明白！我问我那两个姐姐，她们说这是《烈女传》。年轻姑娘都要念这样的书。我还是不明白。我问母亲。她说这是历代的节烈的妇女。我求她给我讲解。她告诉我：那是一个寡妇，因为一个陌生的男子拉了她的手，她便当着那个人的面砍下自己的手来；这是一个王妃，宫里发生火灾，但是陪伴她的人没有来，她不能一个人走出宫去抛头露面，便甘心烧死在宫中。为什么女人，特别是年轻的女人，就应该为那些可笑的陈旧观念，为那种人造的礼教忍受种种痛苦，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什么那本充满血腥味的《烈女传》就应当被看作女人学习的榜样？连母亲也不能说得使我心服。我不相信那个充满血腥味的可怕的“道理”。即使别人拥护它，我也要反对。不久这种“道理”就被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打垮了，《烈女传》被我翻破以后，甚至在我们家里也难找出第二本来。但是我们家里仍然充满着那种带血腥味的空气。我有个表姐在民国初年还有过抱牌位成亲的“壮举”。不用说，她念《烈女传》入了迷，甘愿为她从未见过一面的亡故的未婚夫守节，还梦想有人为她立一座贞节牌坊。甚至在五四运动之后，北京大学已经开始招收女生了，三个剪了辫子的女学生在成都却站不住脚，只得逃往上海或北京。更不用说，我的姐姐妹妹们享受不到人的权利了。一九二三年我的第三个姐姐，还被人用花轿抬到一个陌生的人家，做填房妻子，忍受公婆的折磨，一年以后就寂寞地死在医院里。她的结局跟《春》里面蕙的结局一样。《春》里面觉新报告蕙的死讯的长信，就是根据我大哥写给我的信改写的。据说我那个最小的叔父（我的小说里没有他）当时还打算送一副挽联去：“临死无言，在生可想。”她的丈夫把她的灵柩抛在尼姑庵里，自己忙着张灯结彩做第三次的新郎，后来还是我的大哥花钱埋葬了她。

我真不忍挖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里面不知道埋葬了多少令人伤心断肠的痛史。

然而在我们家庭的暗夜中，琴出现了。这是我的一个堂姐的影子，我另外还把当时我见过的少数新女性的血液注射在她的身上。在我离家的前两三年中，她很有可能做一个像琴那样的女人。她热心地读了不少传播新思想的书刊，我的三哥每天晚上都要跟她在一起坐上两个钟头读书、谈话。可是后来她的母亲跟我的继母闹翻了，不久她又跟她母亲搬出公馆去了。虽然同住在一条街上，可是我们始终没有机会相见。三哥还跟她通过好多封信。我们弟兄离开成都的那天早晨到她家里去过一次，总算见到了她一面。这就是我在小说的最后写的那个场面。可是环境薄待了这个可爱的少女。没有人帮忙她像淑英那样地逃出囚笼。她被父母用感情做铁栏关在古庙似的家里，连一个陌生的男人也没法看见。有人说她母亲死后，父亲舍不得花一笔嫁女费，故意让她守在家里，不给她找一位夫婿。我一九四二年回成都见到了她，她已经成了一个“弱骨支离”的“老太婆”了。其实她只比我大一岁。我在小说里借用了她后来写的两句诗，那是由梅讲出来的：“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她那一点点锋铓终于被“家庭牢狱生活”磨洗干净了。她成了一个性情乖僻的老处女，到死都没法走出家门。连一个同情她的人也没有。只剩下从父亲遗产中分到的三四十亩田，留给她的两个兄弟。

我用这么多的话谈起我二十七岁时写的这本小说，这样地反复解释也许可以帮助今天的读者了解作者当时的心情。我最近重读了《家》，我仍然很激动。我自己喜欢这本小说，因为它至少告诉我一件事情：青春是美丽的东西。

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它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

巴金　1957年6月

[1]根据1956年年底为英译本写的“后记”改作。

一九七七年再版后记

《家》是我四十六年前的作品。四十六年来我写过好几篇序、跋和短文，谈我自己在不同时期对这部作品的看法，大都是谈创作的经过和作者当时的思想感情，很少谈到小说的缺点和它的消极作用。

我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写作了二十年，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坏的和比较坏的。即使是我的最好的作品，也不过是像个并不高明的医生开的诊断书那样，看到了旧社会的一些毛病，却开不出治病的药方。三四十年前读者就给我写信，要求指明出路，可是我始终在作品里呼号，呻吟，让小说中的人物绝望地死去，让寒冷的长夜笼罩在读者的心上。我不止一次地听人谈起，他们最初喜欢我的作品，可是不久他们要移步向前，在我的小说里却找不到他们要求的东西，他们只好丢开它们朝前走了。那是在过去发生的事情。至于今天，那更明显，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任务，让读者忘记它们，可能更好一些。

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次重印《家》，向我征求意见，我表示同意，因为我这样想：让《家》和读者再次见面，也许可以帮助人了解封建社会的一些情况。在我的作品中，《家》是一部写实的小说，书中那些人物都是我爱过或者恨过的，书中有些场面还是我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没有我最初十九年的生活，我就写不出这本小说。我说过：“我不是为了做作家才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我写《家》就像在挖开回忆的坟墓。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迫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得到悲惨的结局。我写小说的时候仿佛在同这些年轻人一起受苦，一起在魔爪下面挣扎。小说里面我个人的爱憎实在太深了。像这样的小说当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我承认：我反封建反得不彻底，我没有抓住要害的问题，我没有揭露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我对自己批判的人物给了过多的同情，有时我因为个人的感情改变了生活的真实……等等、等等。今天的读者对我在一九三一年发表的这本小说会作出自己的判断，不用我在这里罗嗦了。《家》这次重版，除了少数几个错字外，我并未作新的改动。

巴金　1977年8月9日

春

作者一九二四年在南京

作者一九五八年补写《春》新版本第六章手稿

序

我居然在“孤岛”[1]上强为欢笑地度过了这些苦闷的日子。我想不到我还有勇气压下一切阴郁的思想续写我这部小说。我好几次烦躁地丢开笔，想马上到别处去。我好几次坐在书桌前面，脑子里却是空无一物，我坐了一点钟还写不出一个字。但是我还不曾完全失去控制自己的力量。我说我要写完我的小说。我终于把它写完了。

“我的血已经冷了吗？”我有时这样地问自己，这样地责备自己，因为我为了这部小说耽误了一些事情。

然而我还有眼泪，还有愤怒，还有希望，还有信仰。我还能够看，我还能够听，我还能够说话，我还能够跟这里的三百万人同样地感受一切。

我在阴郁沉闷的空气中做过不少的噩梦。这小说里也有那些噩梦的影子。我说过我在写历史。时代的确前进了。但年轻儿女的挣扎还是存在的。我为那些男女青年写下这部小说。

我写完《春》，最后一次放下我的自来水笔，稍微感到疲倦地掉头回顾，春风从窗外进来，轻轻拂拭我的脸颊。倦意立刻消失了。我知道春天已经来了。我又记起淑英的话：春天是我们的。

这本小说出版的时候我大概不在上海了。我一定是怀着离愁而去的。因为在这个地方还有成千成万的男女青年。他们并不认识我，恐怕还不知道我的名字。但是我关心他们。我常常想念那无数纯洁的年轻的心灵，以后我也不能把他们忘记。我不配做他们的朋友，我却愿意将这本书作为小小的礼物献给他们。这是临别的纪念品。我没有权利请求他们将全书仔细翻阅。我只希望他们看到“尾声”里面的一句话：“春天是我们的。”

不错，春天的确是他们的！

巴金　1938年2月28日

[1]孤岛：指当时的上海租界。

1

“二小姐，我们太太请你去打牌，”倩儿走进房来笑嘻嘻地说。

高淑英正坐在窗前一把乌木靠背椅上，手里拿了一本书聚精会神地读着，吃惊地抬起头来，茫然地看了倩儿一眼，微微一笑，似乎没有听懂倩儿的话。

“二小姐，我们太太请你就过去打牌！王家舅太太来了，”倩儿看见淑英专心看书的样子，忍不住噗嗤笑了一声，便提高声音再说一遍。她走到淑英面前，站在书桌旁边，等候淑英回答。

淑英把两道细眉微微一皱，推辞说：“怎么喊我去打？为什么不请三太太打？”三太太张氏是淑英的母亲。

“我去请过了，三太太喊你去替她打，”倩儿答道。

淑英听了这句话，现出为难的样子。她放下书，站起来，伸一个懒腰，刚打算走了，马上又坐下去，皱起眉头说：“我不想去，你就说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我们太太请你一定去，”倩儿知道她的心思，却故意跟她开玩笑，不肯走，反而追逼似地说了上面的话，一面带笑地看她。

淑英也微笑了，便带了一点央求的口气连忙说：“倩儿，你去罢。大少爷就要回来了，你去请他。我实在不想打牌。”

倩儿会意地笑了笑，顺从地答应一声，就往外面走。她还没有走出门，又转过身子看淑英，说道：“二小姐，你这样子用功，将来一定考个女状元。”

“死丫头，”淑英带笑地骂了一句。她看见倩儿的背影出了房门，宽慰地嘘了一口气。她不用思想茫然地过了片刻，然后猛省地拿起书，想接着先前中断的地方读下去。但是她觉得思想不能够集中在书上面了。印在三十二开本书上的四号字，在她的眼前变得模糊起来，而且不时地往隔行跳动。值得人憧憬的充满阳光与欢笑的欧洲生活渐渐地黯淡了。代替那个在她的脑子里浮现的，是她过去的日子和她现在的环境。她是一个记忆力很强的人。她能够记起许多的事情，尤其是近一年来的。的确，近一年来这个公馆里面发生了许多大的变化，每一个变化都在她的心上刻划了一条不可磨灭的痕迹，给她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使她知道一些从前完全不曾想到的事情。这些变化中最大的就是祖父的死，嫂嫂的死，和堂哥哥觉慧的出走，尤其是后一件事情给了她相当大的刺激。她从另一个堂哥哥那里知道那个堂哥哥出走的原因。她以前从不曾想到一个年轻人会把家庭当作可怕的地方逃出去。但是现在仿佛那个堂哥哥从家里带走了什么东西似的，家里的一切都跟从前不同了。她自己也似乎有了改变。一年前别人还批评她心直口快，爱说爱笑，如今她却能够拿一本书静静地独自在房里坐上几个钟头，而且有时候她还一个人在花园里带着沉思的样子闲步，或者就在圆拱桥上倚着栏杆看下面的湖水。在这种时候她的心情是很难形容出来的。好像有一个渴望在搔她的心，同时又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她的心里飞走了，跟着过去的日子远远地飞走了，她的心上便有了一个缺口，从那里时时发生隐痛，有时甚至是无缘无故的。固然这心上的微痛有时是突然袭来的，但是过一下她也就明白那个原因了。她马上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过后她又胆怯地把它抛开，虽然那件事情跟她有极大的关系，而且使她很担心，她却不敢多想它；同时她自己又知道即使多想也不会有好处。这是关于她的婚事的。她只知道一点，另外又猜到一点。她的祖父在日把她许了给陈克家的第二个儿子。庚帖已经交换过了。这门亲事是祖父起意而由她的父亲克明亲手办理的。下定的日期本来已经择好了，但是因为祖父突然病故就耽搁下来。最近她又听到要在年内下定的话。关于陈家的事情她知道得很少。但是她听说陈家的名誉很坏，又听说陈家二少爷不学好，爱赌钱，捧戏子。这是丫头翠环在外面听来的，因为她父亲克明的律师事务所同陈克家的律师事务所设在一个公馆里面，她父亲的仆人和轿夫知道一些陈家的事情。她的堂哥哥觉民同堂妹淑华也常常在谈话里批评陈家，有意无意地引起她对那件亲事的不满。其实她自己也不愿意在这样轻的年纪嫁出去做人家的媳妇，更不愿意嫁到那样的人家去。然而她觉得除了听从父亲的命令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她自己对那件事情又不能过问。她没有勇气，又不好意思。她只是无可奈何地捱着日子。这就是使她变得沉静的主要原因。忧郁趁势在她的心里生长起来。虽然在十七岁的年纪，她就已经感到前途的黯淡了。

这一切都是她的父母所不知道的。在这些时候给她以莫大安慰的除了同隔房兄弟姊妹的聚谈外，就只有一些西洋小说的译本和几份新出的杂志，它们都是从她最大的堂哥哥觉新那里借来的。杂志上面的文章她还不能够完全了解，但是打动她的心唤起她的热情的处所却也很多；至于西洋小说，那更有一种迷人的魅力。在那些书里面她看见另外一种新奇的生活，那里也有像她这样年纪的女子，但她们的行为是多么勇敢，多么自然，而且最使人羡慕的是她们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她们能够自由地生活，自由地爱，跟她完全两样。所以她非常爱读那些小说，常常捧着一卷书读到深夜，把整个自己都溶化在书中。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人干涉她，不过偶尔有人用了“书呆子”、“女状元”一类的字眼嘲笑她。这不一定含得有恶意。她虽然不高兴那一类字眼，但是也不觉得受到了伤害。然而近来情形有些不同了。一些新的事情开始来纠缠她，常常使她花费一些时间去应付，譬如陪家里的长辈打牌就是一件。她对那种事情并不感到兴趣，但是婶娘们差了人来请她去，她的母亲也叫她去，她怎么能够拒绝呢？她平日被人强迫着做的事情并不单是这一样，还有别的。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生活的，而且以后的生活又是多么令人悬心。她想了一会儿，依旧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她觉得眼前只是一片阴暗的颜色，没有一点点希望。她心里有些烦躁了。她就放下书，没精打采地走出房去。

天气很好。蔚蓝色的浩大天空中只有淡淡的几片白云。阳光留恋地挂在墙头和檐上。天井里立着两株高大的桂树，中间有一个长方形的花坛，上面三株牡丹正在含苞待放。右边一棵珠兰树下有两个孩子俯在金鱼缸上面弄金鱼，一个女孩在旁边看。她的同胞兄弟觉英是十五岁的少年了，相貌也生得端正，可是不爱读书，一天就忙着同堂弟弟觉群、觉世一起养鸽子，弄金鱼，捉蟋蟀。另一个孩子就是四房里的觉群，今年有十岁了。她看见他们，不觉把眉尖微微一蹙，也不说什么话。觉群无意间抬起头，一眼看见了她，连忙往石阶上面跑，上了石阶便站在那里望着她笑。觉英立刻惊讶地站直了身子。他掉过头来，看见是他的姐姐，便安静地笑着叫一声“二姐”。他手里还拿着一个捞鱼虫的小网。

“四弟，你少胡闹点，爹回来看见你不读书又要骂你的！”她温和地警告觉英说。

“不会的，”觉英很有把握地回答了一句，依旧转过头俯着身子弄金鱼。

女孩是四房的淑芬，今年也有九岁了。她转过身子笑着招呼她的堂姐：“二姐，你来看，金鱼真好看！”

淑英含糊地答应一声，微微摇一下头，就从旁边一道角门走出去。这时觉群的同胞兄弟觉世，一个塌鼻头的八岁孩子，带跳带跑地从外面进来，几乎撞在她的身上。她惊恐地把身子一侧。觉世带笑地唤了一声“二姐”，不等她说什么，就跑下天井里去了。淑英厌烦地皱了皱眉头，也就默默地走出了角门。那边也有一个小天井，中间搭了一个紫藤花架，隔着天井便是厨房，两三个女佣正从那里出来。她顺着木壁走到她的堂妹淑华的窗下。她听见有人在房里说话，声音不高。这好像是她的琴表姐的声音。她刚刚迟疑地停了一下脚步，就听见淑华在房里唤道：

“二姐，你快来。琴姐刚刚来了。”

淑英惊喜地把头一仰，正看见琴的修眉大眼的鹅蛋脸贴在纸窗中间那块玻璃上，琴在对她微笑。她不觉快乐地唤了一声：“琴姐！”，接着抱怨似地说了一句：“你好几天不到我们这儿来了。”

“三表妹刚才向我抱怨过了。你又来说！”琴笑着回答道。“你不晓得，我天天都在想你们。妈这两天身体不大好。我又忙着预备学堂里的功课。现在好容易抽空赶到你们这儿来。你们还忍心抱怨我！”

淑英正要答话，淑华却把脸贴在另一面玻璃上打岔地说：“快进来罢，你们两个隔着窗子讲话有什么意思？”

“你不进来也好，我们还是到花园里去走走，”琴接口道，“你就在花园门口等我们。”

“好，”淑英应了一声，微微点一下头，然后急急往外面走了。她走到通右边的那条过道的门口，停了一会儿，便看见琴和淑华两人转进过道往这面走来。她迎上前去招呼了琴，说了两三句话，然后同她们一道折回来，转了弯走进了花园。

她们进了月洞门，转过那座大的假山，穿过一个山洞，到了梅林。这里种的全是红梅，枝上只有明绿色的叶子。她们沿着一条小路走出梅林，到了湖滨。她们走上曲折的石桥。这时太阳快落下去了。天空变成一片明亮的淡青色，上面还涂抹了几片红霞。这些映在缎子似的湖水里，在桥和亭子的倒影上添加了光彩的装饰。

她们在栏杆前面站住了，默默地看着两边的景色。在这短时间里外面世界的一切烦扰似乎都去远了。她们的心在这一刻是自由的。

“琴姐，你今晚上不回去罢？”淑英忽然掉过头问琴。

“我想还是回去的好，”琴沉吟一下回答道。

“明天是星期，你又不上课，何必回去。我看二姐有话要跟你谈，”淑华接口说。

“你好几天不来了，来了只坐一会儿就要回去，你好狠心，”淑英责备琴说。

琴温和地笑了，把左手搭在淑英的肩头柔声说道：“你又在抱怨我了。看你说得怪可怜的。好，我就依你的话不回去。……看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

“依她的话？”淑华在旁边不服气地插嘴道。然后她又高兴地拉了淑英的膀子笑着说：“二姐，你不要相信她的话。她乐得卖一个假人情，其实她是为了二哥的缘故……”

“呸，”琴不等淑华说完就红着脸啐了一口，接着带笑地骂道：“你真是狗嘴里长不出象牙！这跟二表哥又有什么关系？我要撕你的嘴，看你以后还嚼不嚼舌头！”说着就动手去拧淑华的嘴。淑华马上把身子一闪。琴几乎扑了一个空，还要跑去抓淑华的辫子，却被淑英拉住了。淑英一把抱住琴，笑得没有气力，差不多把整个身子都压到琴的身上去了。

“饶了她这回罢，你看你差一点儿就碰在栏杆上面了。”

琴忍住笑，还要挣脱身子去追淑华，但是听见淑英的话，却噗嗤地笑起来，连忙从怀里摸出一方手帕去揩嘴。

淑华在旁边弯腰拍掌地笑着，笑够了便走到琴的面前，故意做出哀求的声音乞怜道：“好姐姐，亲姐姐，饶了妹子这回罢。我下回再也不敢多嘴了。”她一面说话，一面捏着自己的辫子偷看琴，脸上的表情是叫人一见就要发笑的。

琴把手帕放回衣袋里，举起手轻轻地在淑华的头上敲了两下，然后挽住她的膀子说：“哪个跟你一般见识！……话倒说得比糖还甜。哪个还忍心责罚你？……”

“琴姐！琴姐！……”有人从梅林那面走过来，发出了这样的叫声，打断了琴的话，使她们三个都吃惊地止住笑往那面看。原来五房的四妹淑贞移动着她那双穿青缎子绣花鞋的小脚吃力地走过来。在她旁边是淑华房里的婢女绮霞，手里提了一个篮子，里面盛着茶壶、茶杯和瓜子、花生一类的东西。她们看见那个十四岁的女孩走路的样子，心里有些难受，都带着怜惜的眼光看她。琴走过去迎接淑贞。淑贞的瘦小的脸上虽然擦了粉，但是也掩不住憔悴的颜色。她的略朝上翘的上嘴唇好像时时都在向人诉苦一样。她走到琴的身边就挽着琴的膀子偎着琴不肯离开。她们一起走进了湖中间的亭子。几个人动手把窗户全打开，原先很阴暗的屋子就突然亮起来，一片明亮的湖水在窗下闪光，可是天色已经逼近黄昏了。绮霞把篮子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拿出来放在大理石方桌面上。是一碟松子，一碟瓜子，一碟花生米，一碟米花糖。她又斟了四杯茶，然后抬起头对淑华说：

“三小姐，茶倒好了。”

“好，你回去罢，省得太太喊你找不到，”淑华不在意地吩咐道。

“嗯，”绮霞应了一声，留恋地在亭子里站了片刻，才往外面走去。她已经走出去了，淑华忽然想起一件事就把她唤回来，对她说：

“绮霞，等一会儿二少爷回来，你要他到花园里头来。你告诉他琴小姐来了，我们不在这儿就在水阁那边。”

“晓得，”绮霞敏捷地答应一句，就转身走了。

琴望着绮霞的短小玲珑的身子在弯曲的石桥上移动，顺口赞了一句：“这个丫头倒还聪明。”

“她也认得几个字。妈倒还欢喜她，”淑华接着说。

“不过她不及鸣凤，”淑英无意间淡淡地说出了这句话，她想咽住它却来不及了。鸣凤也是淑华房中的婢女，因为不愿意到冯家去做冯乐山的姨太太，一年前就投在这个湖里自杀了的。她跟这几位小姐性情很投合，琴和淑英尤其喜欢她。

“鸣凤，你为什么还提她？……”琴忽然变了脸色，瞅了淑英一眼，说了一句话就接不下去。她把两道秀眉微微蹙着，埋下头去看水，水面上映出来她的面庞，但是有些模糊了。

“妈为了鸣凤的事情常常难过。她很失悔。她常常对我们说待佣人要宽厚一点。绮霞又只是在这儿寄饭的，所以她的运气比鸣凤好，她在这儿倒没吃什么苦。可怜鸣凤，她在这儿过的大半是苦日子，我也没有好好待过她，……”淑华伤感地说，后来她的眼圈一红，就住了口，独自离开窗户，走到方桌旁边，抓了一把瓜子，捏在手里，慢慢地放在嘴边嗑着。

“鸣凤虽是、头，她倒比我们强。看不出她倒是个烈性的女子。”淑英轻轻地叹息一声，然后像发泄什么似地带着赞叹的调子说了上面的话。她那心上的缺口又开始在发痛了。她仿佛看见“过去”带着眩目的光彩在她的眼前飞过，她的面前就只剩下一片阴暗。

“二妹，”琴听见她的叹声，就抬起头掉过脸看她，伸出手去挽她的颈项，柔声唤道。她含糊地应了一声“嗯”。琴继续关切地问道：“你好好地为何叹气？有什么心事？”

“没有什么，”淑英不觉一怔，静了半晌，才摆摆头低声答道。“我不过想到将来。我觉得就像鸣凤那样死了也好。”她越想越伤感，忍不住进出了两三滴眼泪。

琴因淑英的这番话想到许多事情，也有些感触。她踌躇一下，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淑贞畏惧似地偎着琴，睁大她的细眼睛轮流地看琴和淑英，好像害怕谁来把这两个姐姐给她抢走似的。她不大了解她们的心理，但是这伤感的气氛却把她吓倒了。

亭子里很静，只有淑华嗑瓜子的声音。

琴心上的波涛渐渐地平静下去。她勉强打起笑容扳过淑英的身子哂笑地对淑英说：“你为何说这种丧气话？你今年还只有十七岁！”

淑华趁这时候插嘴进来说：“先前大家还是有说有笑的，怎么这一阵子就全阴沉起来了？四妹，你不要学她们。你过来吃东西，你给琴姐抓把松子过去。”

淑贞把头一扭，嘟着嘴说：“你抓过来罢。又没有几步路。”

“你好懒！”淑华笑道，她就抓了一把松子站起来，她的悲哀已经消散尽了。

“我自己来。二妹，我们过去，”琴连忙说道。她就挽着淑英的膀子走到方桌旁边。淑贞也跟着走了过来。

琴第一个坐下去，顺便拿了两块米花糖放在淑贞面前。淑贞对她一笑，就和淑英、淑华一起坐了，四个人正好坐了四方。

琴吃了几粒松子，喝了两口茶，就诉苦般地说：“我不来，你们抱怨我，说我忘记了你们。我来了，大家聚在一起，我满心想痛痛快快地玩一阵。谁知道你们都板起面孔不理我了，各自长吁短叹的。等一会儿我走了，你们又会怪我了。做人真不容易，我以后索性不来了。”

“琴姐，真的吗？”淑贞吃惊地望着琴，连忙问道。

“四丫头真是痴孩子。琴姐在骗我们。你想她丢得开二哥吗！”淑华抢着回答道。

琴红着脸啐了淑华一口，正要说话，却被淑贞阻止了。淑贞忽然带了惊惧的表情侧耳倾听外面的声音，一边说：“听，什么声音？”

那是尖锐的吹哨声，像是从梅林里送出来的，而且渐渐地逼近了。

“二哥来了，”淑英安静地说。

“对，是他。”淑华做一个鬼脸，自语道：“幸好我们没有骂他。真是说起曹操，曹操就到。”

她刚刚把话说完，就看见她的二哥觉民和大哥觉新从梅林里出来，走上了石桥。觉民手里捏着一管笛，觉新拿了一支洞箫。

“大哥，”淑贞马上站起来，高兴地叫了一声。琴也起身往外面走去，立在亭子门口等他们。他们走过来跟她打了招呼。

觉新看见淑英，便诧异地说：“怎么，你在这儿？听说你不舒服，好了吗？”众人听见这句意外的话，都惊讶地望着淑英。

“那是我在扯谎，”淑英噗嗤笑了一声，然后说。“你晓得我不高兴打麻将。我要不扯谎，就会给她们生拉活扯地拖去打牌。那才没有意思！倩儿来请过你吗？”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你倒聪明，”觉新笑道，他的憔悴的面容也因了这一笑而开展了。“我刚刚回来，给四婶送东西去，见到王太亲母。她们已经打起来了。大妈、五婶都在那儿打，所以我逃掉了。……趁着琴妹在这儿，今晚上又有月亮，我们难得有这样聚会。我们好好地玩一下。今晚上就算我来作东。”

“我看还是劈兰罢，这样更有趣味，”淑华眉飞色舞地抢着说。

“好，我赞成劈兰，”琴难得看见觉新有这样的兴致，心里也高兴，就接口说。“顶多的出一块钱。四妹人小，不算她。”

“好极了，我第一个赞成！”觉民在旁边拍手叫起来。

“也好，我有笔有纸，”觉新看见大家都这样主张，也就没有异议，便从怀里摸出一管自来水笔和一本记事册，从记事册里撕下一页纸，一面把眼光在众人的脸上一扫，问道：“哪个来画？”

“我来，”淑华一口答应下来，就伸手接了纸笔，嚷着：“你们都掉转身子，不许偷看。”她埋头在纸上画了一会儿，画好了用手蒙住下半截，叫众人来挑。结果是觉新挑到了“白吃”。

“不行，大哥又占了便宜。我们重来过！”淑华不肯承认，笑着嚷了起来。

“没有这种事情，这回又不是我舞弊，”觉新带笑地反驳道。

“三妹，就饶了他这回罢。时间不早了，也应该早些去准备才是，”淑英调解道。

“二姐，你总爱做好人。”淑华抱怨地说。她又想出了新的主意：“那么就让大哥出去叫人办，钱由他一个人先垫出来。”

“好，这倒没有什么不可以。我就去。垫出钱难道还怕你们赖账不肯还！”觉新爽快地答应下来。“我去叫何嫂做菜，等一会儿在水阁里吃。”说罢，他不等别人发表意见，就兴致勃勃地走出了亭子。

“自从嫂嫂死了以后，大哥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淑英指着觉新的背影，低声对琴说。

“所以我们应该陪他痛快地玩一天，”觉民在旁边助兴地接了一句。

“而且像这样的聚会，以后恐怕也难再有了，”淑英说，声音依旧很低，却带了一点凄凉的味道。

琴诧异地看了她一眼，用责怪的口气与柔和的声音对她说：“你今天为何总说扫兴的话？我们都在一个城里，要聚会也并不难。”

淑英也觉得不应该说那样的话，就低下头不作声了。她让琴跟觉民谈话，自己却拿了觉新先前带来的洞箫，走到窗前，倚着栏杆对着开始张开夜幕的水面吹起了《悲秋》的调子。水面平静得连一点波纹也看不见，桥亭的影子已经模糊了。箫声像被咽住的哀泣轻轻地掠过水面，缓缓地跟着水转了弯流到远处去了。夜色愈过愈浓，亭子里显得阴暗起来。水上淡淡地现出一点月光。

“三姐，点灯罢，”淑贞害怕地央求淑华道。淑华正在听琴讲话，就顺手推觉民的膀子说：“二哥，你去点罢。”觉民并不推辞，便走到右面角上一张条桌前面，拿过两盏明角灯，取下罩子，又从抽屉里取出火柴，擦燃了，去点灯架上的蜡烛，把两盏灯都点燃了。他一只手拿一盏，把它们放在大理石方桌上面。烛光就在屋里摇晃起来。他忽然注意到淑英还独自倚着栏杆吹箫，就拿起那管笛子，走到她背后，轻轻地拍一下她的肩头，说：“二妹，你不是不爱吹箫吗？”

淑英一面吹箫，一面掉过头抬起眼睛看他。他把笛子向她递过去，一边说：“箫声太凄凉，你还是吹笛子罢。”

淑英放下一只手，把箫一横，却不去接笛子，只略略摇摇头，低声说：“我现在倒喜欢吹箫。”

“你变得多了，”觉民借着明角灯的烛光把淑英的一对清明的凤眼看了半晌，感动地说了这句话。

淑英淡淡地一笑，埋下眼睛，若无其事地答道：“我自己倒不觉得。”

“这是很容易看出来的，这大半年来你的确变多了，”觉民充满了友爱关心地说。

淑英迟疑了一下才低声答道：“也许是的，不过这不要紧。”

觉民还没有开口，琴就在他背后接口说道：“你不能说不要紧。”琴马上走到淑英身边，抓起她的一只手来紧紧地握着，用同情的眼光看她，然后鼓舞地说：“二妹，你是聪明人，你不要焦心你的前途，你跟大表哥不同。”

“大哥这一年来瘦得多了，”淑英不回答琴的话，却伤感地自语道。

“那是自然的事情。但是你跟他不同，”觉民声音坚定地安慰她。

淑英感激地看了觉民一眼，又掉过脸去看琴。她微微地点头，轻声地接连说：“我晓得，我晓得。”过后就开颜一笑，提高声音说：“不要谈这些事情了。二哥，你把笛子拿给琴姐吹。我吹箫。你和三妹、四妹来唱歌。”

“好，那么就唱《苏武牧羊》，”淑华抢着说了。

琴从觉民的手里接过了笛子，横在嘴边吹起来，淑英也和着吹起了箫。箫的如泣如诉的低鸣，被悠扬的笛声盖住了。笛声飘扬地在空中飞舞，屋里四处都飞到了，然后以轻快的步子，急急地越过栏杆，飞过水面，逃得远远的。歌声更响亮地升起来。淑华姊妹的清脆的声音和觉民的高亢的声音一起在空中飘动，追逐着笛声，一点也不放松，于是它们也跟着笛声跑到远方去了。

夜是很柔和的。月亮被暗灰色的云遮掩了，四周突然暗起来。桥亭的影子带了烛光在水面上微微地摇动。花草的幽香缓缓地从斜坡那面飘过来，一缕一缕的沁入了人的肺腑。

《苏武牧羊》唱完了。大家停了片刻，又唱起一首《望月》来，接着又唱了一首《乐郊》。《乐郊》还没有唱完，就看见觉新拍着手从桥头走过来，绮霞提了一盏风雨灯走在前面。

“你们倒舒服，”觉新走到亭子门口，大声叫道，然后大步走进来，站在众人旁边。绮霞把风雨灯放在一个凳子上面，便走到条桌前拿起先前带来的篮子，再去把大理石桌上的茶壶和杯盘都收捡了，一一放在篮子里面。

大家吹唱得起兴了，淑华和淑贞还想唱。觉新却接连催众人走，一面动手去关窗。觉民也吹灭了明角灯里的蜡烛，把灯放回在条桌上。众人便动身走了。

淑英手里捏着洞箫。琴拿着笛子。绮霞提着篮子，淑华顺手在篮里抓了一把瓜子慢慢地嗑着。觉民提着风雨灯在前面走。觉新走在最后。他们出了弯曲的石桥，就顺着梅林旁边的一条小路走。起初他们在湖滨，后来便转过一座假山，进了一带栏杆，然后走过一道架在小溪上的树干做的小桥，经过另一座假山旁边的芍药花圃，就转入一片临湖的矮树林。那里间隔地种着桃树和柳树，中间有一段全是桑树。桃花已经开放，白红两色掩映在绿树丛中，虽在夜晚也显得分明。

这时月亮已经从云围中钻出来了。树林中有一条小路。这里树种得稀疏一点，淡淡的月光从缝隙射下来，被枝叶遮去了一部分，只剩下一些大的白点子。风雨灯给他们照亮一段路，慢慢地向前移动。他们是挨次走的。在后面的人就看不清楚灯光照亮的路。有时，觉民走得太快了，淑贞就捏紧琴的手胆怯地叫起来。觉新便安慰淑贞两句。觉民也把脚步放慢一点。快走出树林时，他们就看见灯光从水阁里射出来在湖上摇晃了。

“你们看我办事多快！”觉新夸耀地说。

“这算是丑表功，”淑华说着噗嗤笑起来。

“菜是何嫂做的？”琴带笑问道。

“那自然，包你好，”觉新短短地回答。这时他们已经走到了水阁前面。月光在淡灰色的瓦上抹了一层银色，像绘图似的，把一丛观音竹尖的影子投在那上面。

水阁门大开，从里面洒出来明亮的灯光。门前几株玉兰花盛开，满树都是耀眼的大朵的白花。一缕一缕的甜香直向众人的脸上扑来。

“好几天不来，玉兰花就开得这么好，”琴望着周围的景色沉醉似地赞了一句。

“这真是‘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了，”淑英无意地接了一句。她本来想取笑琴，但是说了出来又觉得失言，就红着脸不做声了。幸好众人并没有留意她的话。

在里面预备酒菜的黄妈、何嫂两人听见了外面说话的声音，连忙走出来迎接他们。觉民就把风雨灯递给黄妈。

众人趁着一时高兴就一拥而进，到了里面看时，一切都安排好了。中间那盏煤油大挂灯明亮地燃着，挂灯下面放了一张小网桌，安了六个座位，众人抢先坐了。

桌上摆了六盘四碗的菜：冷盘是香肠肝，金钩拌莴笋之类；热菜是焖兔肉，炒辣子酱，莴笋炒肉丝几样，都是他们爱吃的。大家就动起筷子来。黄妈烫了两小壶酒，拿来放在觉民面前，笑容满面地叮嘱道：“大家不要多吃酒，吃醉了没有人抬回去。”她特别关心地看了觉民一眼。

觉民笑道：“我晓得。你管我比太太还严。你快去服侍太太吃饭罢。你放心，我不会多吃酒。”

“太太今天在四太太房里陪王外老太太吃饭。我在这儿服侍你们，何大娘就要出去照应海少爷，”黄妈笑眯眯地说。她忽然瞥见何嫂端了两大碗热气腾腾的焖豆腐走过来，便接过了一碗放到桌上，然后走开去把饭锅子放到煤油炉子上面。

“何嫂，这儿没有事情了，你回去罢。你打风雨灯去，等一会儿喊个底下人送来好了，”觉新用筷子去挟豆腐，连头也不掉地吩咐何嫂说。

“是，大少爷。我不要打风雨灯，我有油纸捻子，”何嫂应道，就匆匆地走了。

众人有说有笑地吃着。黄妈和绮霞两人在旁边伺候他们，绮霞走来走去地给众人斟酒。酒喝得并不多。觉新喝了两杯忽然有了兴致，就提议行酒令。于是明七拍，暗七拍，飞花，急口令等等接连地行着，大家嘻嘻哈哈地闹了两个钟头，除开淑贞外每个人都吃得脸红红的，却还没有尽兴。但是大房的另一个女佣张嫂突然打了一个纸灯笼从外面走进来，一进屋就嚷道：

“大少爷，太太喊你就去，有话说。”

觉新不大情愿地答应一声，推开椅子站起来。

张嫂看见淑贞正在跟琴讲话，就大惊小怪地打岔道：“四小姐，你们的喜儿正在找你。五太太刚打好牌，五老爷回来，就同五太太吵架，吵得很凶。五太太要你去。”

淑贞谈得正高兴，听见张嫂的话，马上变了脸色，把嘴一扁，赌气般地答道：“我不去！”张嫂睁大眼睛惊愕地望着她。

“四妹，五婶喊你去，你还是去的好。我们一起走罢。”觉新先前略有一点醉意，但这时却清醒多了。他劝淑贞回房去见她的母亲。他知道她要是不去，她的母亲沈氏一定不会放过她。

淑贞红了脸，欲语又止地过了片刻。她刚站起来又坐了下去，终于忍不住诉苦地说：“妈喊我去，不会有什么好事情。每回爹同妈吵过架，妈受了委屈，就拿我来出气。我好好的，没有一点过错，也要无缘无故地挨一顿骂。”淑贞露出一脸的可怜相，求助地望着这几个堂哥哥和堂姊姊，眼圈红着，嘴在搐动，差不多要哭了出来。

“那么就不回去罢。你在这儿耍得好好的，何苦去受那场冤气，”觉民仗义地说。

“好，四妹，你就听二表哥的话索性不回去，等五舅母气平了时再说。她要是知道了怪你，我就去给你讲情，”琴坐在淑英和淑贞的中间，爱怜地侧过头去看淑贞，温柔地鼓舞道。接着她又对觉新说：“大表哥，你一个人去罢。我把四妹留在这儿。”她看见张嫂还站在那里不走，就吩咐道：“张嫂，你出去千万不要对人说四小姐在这儿啊。”

张嫂连忙答应了几声“是”，就站在一边望着觉新的带了点酒意的脸。觉新还留恋地立在桌子前把两只手压在圆桌上面，忽然发觉张嫂在旁边等他，就下了决心说：“我走了。”黄妈给他绞了一张脸帕来，让他揩了脸。于是他跟着张嫂走了出去，张嫂打灯笼在前面给他照路。

众人默默地望着觉新的背影，直到灯笼的一团红光消失在松树丛中时，淑华才带了严肃的表情说：“妈喊大哥去，一定有什么要紧事情。”

“不见得，说不定就讲五爸五婶吵架的事，”觉民淡淡地说了一句。

这时黄妈给众人都绞了脸帕，绮霞端上新泡的春茶来，在每人面前放了一杯。淑华看见桌上碗碟里还剩了一点菜，就对黄妈说：“黄妈，你们把菜热一热吃饭罢。”她端起杯子喝一口茶，便捧着杯子站起来，走到匟床前面把茶杯放在匟几上。她觉得脸还在发烧，人有些倦，就在匟床上躺下去。

觉民也离开座位，走到琴的背后，帮忙她低声安慰淑贞。淑贞埋下头默默地玩弄着一双象牙筷。黄妈和绮霞两人添了饭坐下来拌着残汤剩肴匆匆地吃着。

淑英突然感到房里冷静，她默默地踱了两三步，就从匟几上拿起洞箫，一个人走到屋角，推开临湖的窗看月下的湖景。过了半晌她把箫放在嘴上正要吹，又觉得头被风一吹有点发晕，便拿下箫来，打算放回匟几上去。

“怎么这样清风雅静？我以为你们一定嘻嘻哈哈的闹得不得开交了。”这个熟习的声音使屋里的众人都惊讶地往门口看。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大太太周氏（觉新、觉民、淑华三人的继母）拖着两只久缠后放的小脚颤巍巍地走了进来，淑英房里的丫头翠环提了一个灯笼跟在后面。众人看见周氏，全站起来带笑地招呼她。

“你们劈兰，为什么不请我？却躲在这儿吃？”周氏笑容满面地问道。

“我们没有什么好菜，就是请大舅母，大舅母也未见得肯赏脸。所以我们不敢请，”琴含笑答道。

“妈，你不是在四婶房里吃过饭吗？”淑华说。

“我说着玩的，”周氏笑道。她忽然注意觉新不在这里便诧异地问：“怎么你大哥不在这儿？”

“张嫂来喊他，说妈喊他去说话。难道妈在路上没有碰见他？”淑华同样诧异地说。

周氏怔了一下，然后猛省道：“啊，那一定是错过了。我本来要先到这儿来，翠环这丫头一口咬定你们在湖心亭，所以我先到了那儿，再从那儿到这儿来。这样就把你大哥错过了。你们看冤枉不冤枉？”她的话像珠子一般从口里接连地滚出来，好像不会有停止的时候似的。但是它们却突然停止了。她喘了几口气，看见众人还站着，便说：“你们坐呀！”又见黄妈和绮霞站在桌子面前低下头望着饭碗，就对她们说：“你们坐下吃罢。”她们应了一声，却不坐下去，就拿起饭碗，依旧立着埋下头匆匆地几口把饭吃完了。绮霞先放下碗走开去倒茶。周氏扶着翠环的肩头，走到匟床前，在那上面翘起二郎腿坐了。她刚刚坐下，看见翠环还站在她旁边，便和蔼地对她说：“翠环，难为你，你回去罢，说不定你们太太要使唤你了。绮霞在这儿服侍我。……你出去告诉大少爷喊他再到这儿来。我等他。”她这样遣走了那个身材苗条的婢女。

“妈，你刚刚差张嫂来喊大哥去，怎么你自己又亲自跑来了？有什么要紧事情？”淑华望着她的继母担心地问道。

周氏喝了两口茶，休息一下，笑答道：张嫂刚刚走了。我忽然想起到花园里头来看看你们耍得怎样，恰好碰见了翠环，我就喊她陪我来。我有一个好消息：刚才接到你大舅的信，他们因为外州县不清静[1]，军人常常闹事，要回省来。下个月内就要动身，要请你大哥给他们租房子。

“蕙表姐、芸表姐她们都来吗？那我们又热闹起来了，”淑华快乐地大声说。

“那自然，她们两姊妹去了将近四年，一定出落得更好看了。蕙姑娘早许给东门的郑家了，这次上省来正好给她办喜事，”周氏接口说。

“我记得蕙表姐只比二哥大一两个月，芸表姐和二姐同年，”淑华说。

“是呀！琴姑娘，不是你婆婆的丧事，你早就该出阁了。不晓得哪家少爷有这个福气？”周氏把她的胖脸上那一对细眼睛挤在一起望着琴微笑。她打定主意把琴接过来做媳妇，这件事情已经提过了，而且得到了琴的母亲的口头允诺。不过觉民目前还戴着祖父的孝，琴又在四个月前死了祖母（那个长住在尼姑庵里修道的老太婆），一时还不能办理订婚的手续。然而这件婚事决不会在中途发生变故。所以周氏现在很放心地跟琴开玩笑。众人马上笑了起来。

琴和觉民不觉偷偷地对望了一眼。两个人都红了脸，掉开头看别处。琴撒娇般地笑着不依周氏，一面说：“大舅母不该拿我开玩笑，我又没有得罪过大舅母。”

周氏也笑起来了。她连忙分辩道：“啊哟，琴姑娘，你真多心，我哪儿是拿你开玩笑？说实话，我真不愿意你出阁。我们家里几位姑娘跟你要好得胜过亲姊妹一样。你倘若嫁到别家去。她们一定要痛哭几场。”

琴听见这番话红了脸不作声。

“那么，妈，你就早点拿定主意索性把琴姐接到我们家来罢。”淑华看见母亲有兴致，就趁势把她盘算了许多日子想说的话说了出来。

“呸，”琴忍不住红着脸啐了淑华一口，但是眼角眉尖却露出喜色。觉民有点激动，睁着一双眼睛带了祈求的眼光望着他的继母，等着从那张小嘴里滚出来的像珠子一般的话。

周氏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心满意足地微笑了。她得意地说：“是呀，我已经跟姑妈说定了。只是不晓得琴姑娘愿意不愿意。”

琴红着脸低下头去。她正在为难之际，忽然看见淑贞房里的年轻女佣喜儿跑得气咻咻地从外面进来。喜儿看见周氏在房里，就站住恭敬地招呼一声，然后向淑贞说：

“四小姐，太太喊你立刻就去。”

淑贞看见喜儿进来就变了脸色，又听见她的话，心里更不快活，脸上现出无可奈何的神气，噘着嘴说道：“我不去。”

“太太一定要你去。我到处都找不到你，回太太，太太动了气，拍桌子打掌在骂人，春兰挨了打，连我也挨了一顿好骂。四小姐，你还是去罢，你不去，太太又会喊春兰来喊的，”喜儿红着脸喘着气，半央求半着急地说。

“我不去！我不去！”淑贞挣扎似地摇摆着头接连说，于是赌气般地闭了嘴不作声了。

“四小姐……”喜儿又催促地唤了一声。淑贞不理睬她。喜儿还要说话，却被周氏打岔了：

“喜儿，你就回去对你们太太说我留四小姐在这儿耍。”

“你看四小姐这样害怕回去，你何苦再逼她，你就扯个谎，让她在这儿多耍一会儿罢，”琴也帮忙淑贞说话。淑英和淑华也都表示要喜儿独自回去。

喜儿更加着急起来，就放肆地说：“大太太，琴小姐，我们太太的脾气你们都是知道的。她生气的时候毫不讲道理。我倒不怕。不过四小姐还是早点回去好，回去晏了，惹得我们太太发火，会挨一顿好打的！”

琴看见淑贞又急又怕，像是要哭出声来又极力忍住的样子，便走去站在淑贞的背后，按了按她的肩膀，又紧紧捏住她的手。淑贞畏缩地偎着琴，不作声，时时仰起脸去看琴和周氏，好像把她们当作她唯一的救星一样。

喜儿的话说完了，周氏略略红了脸有些不好意思，便沉吟着，不再开口。琴有点气恼，但仔细一想，觉得喜儿说的也是实话，不便把她驳回，正在心里盘算有什么巧妙的办法使淑贞渡过这个难关。淑英、淑华都是愤愤不平，却也无法可想。只有觉民动了气说：“四妹，你就不回去，看五婶把你怎样！”他还想说下去，却被周氏警告似地瞅了他一眼，便把未说的话咽住了。

淑贞一分钟一分钟地拖延了一些时候，拼命抓住那一个微弱的希望，后来听完了喜儿的话，把过去的事情想了一想，知道再耽搁也没有用处，又把众人看一下，于是绝望地站起来，呜咽地说了一句“我去！”不顾众人就往门口一冲，跑出去了。

喜儿茫然地站着，不知道应该怎样做。

“四妹！”淑英第一个唤道，琴、觉民、淑华三个人立刻齐声叫起来。淑贞并不回头，也不答应，就往假山草坪那个方向跑，只看见她的影子在月光照着的地上摇晃。

“喜儿，你还不快点跟去！”周氏用责备的口气催促喜儿。这句话提醒了喜儿，她答应一声，就转身大步往外面走了。

“四姑娘人倒还可爱，”周氏忽然自言自语地说了这一句，接着叹了一口气。

“只是性情太懦弱，将来长大了也会吃亏的，”觉民严肃地接口说。

周氏沉默着，不表示意见，别人也不作声。只有淑英心里猛跳了一下，她觉得觉民的话好像是故意说来警告她的，她愈想愈觉得这种想法不错。

[1]不清静：“不太平”的意思。

2

这晚琴就睡在淑英的房里。街上三更锣响的时候，觉民和淑华都散去了。接着响起了尖锐的汽笛声，电灯光渐渐地暗淡下去。翠环已经预备了清油灯，淑英便擦燃火柴，刚把灯草点燃，电灯就完全灭了。隔壁房里的挂钟突然响起来，金属的声音在静夜里敲了十一下。

房里剩了琴和淑英两人。琴坐在书桌前藤椅上随意地翻看一本书。淑英慢步走到右边连二柜前面，把煨在“五更鸡”上的茶壶端下来，斟了一杯茶，掉头问道：

“琴姐，要不要吃茶？”

琴回过头看淑英，微微地点头答道：“给我一杯也好。”她站起来放下书走去接茶杯。

淑英本来要给她端过去，现在看见她走来，便站着不动，等她来了，说声：“你当心烫，”就把杯子递给她，然后掉头去给自己也倒了一杯。

“你每天什么时候睡？”琴喝了一口茶，把茶杯捧在手里，忽然问道。她走回到藤椅前面坐下了。

“总是十二点钟光景，有时候要到一点钟，”淑英顺口答道，便端起茶杯走回到书桌的右端，在窗前那把乌木靠背椅上面坐了。

琴有点惊讶，就带着怜惜的眼光去看她。淑英背了灯光坐着。琴看不清楚她的脸，不过觉得有一对忧郁的眼睛在眼前晃动，琴的心被同情打动了，便关心地说：“为什么睡得这样晏？看书也不必这样热心。你太用功了。”

淑英叹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才答道：“我哪儿说得上用功？我不比你，我看书也不过是混时候罢了。其实晚上不看书早睡，也睡不着。躺在床上总要想好多事情，越想越叫人苦恼。他们都说我变了。……我想我的性情的确太懦弱。然而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她的声音带着悲戚的调子绝望地抖了一阵。月光从窗外窥进来，但是在清油灯光下淡了，只留下一点影子在窗台上。

“二表妹，”琴爱怜地唤了一声。她接着说下去：“你不该这样想，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就悲观，你不害羞吗？你从前的确不是这样。你不该整天胡思乱想，无端地自寻烦恼，无怪乎他们要说你变了……”

“然而不止是我变了，许多人、许多事情都变了，”淑英悲声地打岔说。“我也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想不悲观，然而环境不允许你，你又待怎样？譬如陈家——”她刚说到这里就住了口。她觉得心里一阵难受，便站起来，走到琴的身边轻轻地按住琴的肩头，换过话题说：“我心里闷得很。琴姐，你陪我出去走走。”

“这夜深，还往哪儿去？”琴掉过头看她一眼，触到她的愁苦的眼光。琴的心也被搅乱了，便伸出右手去捏淑英的那只手，半央求半安慰地说：“二表妹，你应该宽心一点。不要再到外面去了。夜晚外面冷。还是好好地睡罢。我们在床上多谈一会儿也是好的。”

“不，我心里烦得很，”淑英皱了皱眉说，她的脸红红的，两只凤眼里露出了深的苦恼。“也许我今天不该吃酒，到现在我还觉得脸上发烧，不晓得要怎样才好。我一时不能够静下心来。琴姐，你就陪我出去走走罢。”她说着就央求地拉琴的膀子。

“好，我就陪你出去走走。”琴同意地站了起来。她注意到淑英只穿了一件夹袄，觉得有些单薄，便说：“你应该多穿一件衣服，外面恐怕很凉。”

“不要紧，我里面穿得有紧身，”淑英答道。但是她也从衣柜里取出一件夹背心套在夹袄上面，又拿了一件夹背心给琴，要她也穿上。然后两个人轻手轻脚地掩上房门，走到外面来。

夜很静。月亮已经偏西了。天空中嵌着无数片鱼鳞似的白云。天井被月光照亮了一大半。她们穿过天井，站在桂堂前。桂堂两边房屋都是寂然无声。对面一排房间也隐在黑暗里，只有在周氏的后房内一团微弱的灯光从黄色窗帷里透出来。那里还有唧唧哝哝的话声。

“大舅母还没睡觉，”琴低声说。

“她大概在同大哥、三妹他们谈闲话，”淑英小声回答。她们轻轻地走出了角门，走过淑华的窗下，忽然听见后面起了脚步声，她们站住回过头去看。翠环正走着快步子追上来，看见她们回头，便低声唤道：“二小姐，你们这夜深还走哪儿去？”

淑英看见翠环，略为一怔，但忽然有了主意，就问道：“翠环，太太睡了吗？”

“太太、老爷都睡了。我到二小姐房里，看见你们不在那儿，才跑出来找你们，”翠环低声答道，她带了关切和好奇心望着淑英，不知道她们这夜深还要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你来得正好。你跟我们到花园里头去走走，”淑英忽然高兴地说道。

“还要去？难道你今天还没有耍够？”琴惊讶地说了这两句，瞅了淑英一眼，也就不再说话来阻止了。翠环听见淑英说要到花园里去玩，心里很高兴，马上悄悄地带笑说：“那么，我去打个灯笼来”。

“你不要回去，怕惊动了老爷、太太反而不好，”淑英连忙阻止道。“我们就这样走。横竖有月亮，我们也看得见路，”她说着就挽起琴的膀子向前走了。翠环高兴地跟在后面。

“二表妹，怎么你这一会儿又忽然高兴起来了？我看你近来太使性，我应该劝劝你，”琴觉得她有点了解淑英的心情，她更为淑英担心，就说了这些话。

“琴姐，你不晓得。我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我觉得都是假的。我每天每夜都像在做梦一样，我常常忘记了我自己。我今天不敢想明天，”淑英伤感地在琴的耳边说，把身子紧紧地偎着琴，好像想从琴那里得到一点温暖似的。

琴借着挂在墙壁上的油灯的微光去看淑英的动人怜爱的瓜子脸，这张脸上罩了一片愁云。眉尖蹙着，凤眼里含着一汪泪水。这愁容似乎使淑英的脸显得更美丽了。这种凄哀的美，在淑英的脸上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使她忽然想起了一个死去的人。这眼睛同眉毛跟那个人的明明是一样。“梅，”她几乎要叫出了这个名字。于是死去的好友钱梅芬的影子在她的眼前一晃。她的心也有些酸痛了。同时淑英的话又隐约地在她的耳边响起来。为什么今天淑英说话也像那个人？这念头使她在悲痛之外又感到惊惧。但是她还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她怜惜地、声音带了点颤动地对淑英说：

“二表妹，怎么我才说两三句话就使你伤感起来？你不应该这样想。你的确变得多了。你为什么不相信你自己？难道我们就不能够给你帮一点忙，不能够给你分一点忧？你有话尽管说出来，让我们大家商量，不要藏在你一个人的心头，只苦了你自己。”

琴的这番话，尤其是琴说话的调子使淑英感动，这是她不曾料到的，然而现在却意外地来了。琴说得那么自然，那么有理。琴似乎了解她的深心，所以琴的话也能触到她的深心。先前的一刻她的心上还仿佛压着一块石头，如今忽然轻松多了。眼泪一下子淌了出来。她觉得眼前突然明亮了，她好像在黑暗中抓住了一个希望，在无助的绝望中找到了一个支持。她渐渐地静下心来，面容也开展了。她感激地望着琴微微一笑，低声说：“琴姐，我依你的话，以后不再使性子了。”

翠环看见她们站在花园门口讲那些话，她只顾听着，不敢去插嘴，后来又见淑英微笑了，便放下心，催促道：“二小姐，快走罢。你们要讲话还是到里面去讲好些，免得碰见人……”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听见过道那边起了男人的脚步声。她们三个人同时吃了一惊，连忙跨过门槛，走进花园的外门，静悄悄地沿着觉新窗下的石阶走了几步。她们听见脚步声进了觉新的房里，无意地掉头去看，一个黑影子飘进了那个悬着白纱窗帷的房间。

“大少爷，”翠环低声说。

“不要响，”淑英连忙轻轻地叮嘱道。

她们三个人俯着身子、轻手轻脚地走到花园的内门口。翠环轻轻地拉开了门闩，让两位小姐进了花园，然后小心地把门掩上。她们还听见觉新在房里咳嗽的声音。

她们走入月洞门，便转过假山往右边走去，进了一带衄折的回廊。没有灯光，但是夜晚相当亮。月光在栏杆外假山上面涂抹了几处。天井里种了一片杜鹃花，跟着一阵微风在阴暗中摇动。四围静得连草动的声音也仿佛听得见。一切景物都默默地躺在半明半暗里，半清晰，半模糊，不像在白昼里那样地具体了。空气里充满了一种细微的但又是醉人的夜的芳香。春夜是柔和的。她们走一步就像在踏入一个梦境，而且是愈进愈深了。她们只顾默默地走着，只顾默默地领略。大家都不说话，好像害怕一发出声音，就会把梦吓走一般。

她们走进了竹林，听见淙淙的水声，仿佛就流在她们的心上，洗涤着她们的心，把尘垢都洗净了。竹林中有一条羊肠小路，月光从上面直射下来。天空现在是一碧无际，那些鱼鳞似的云片也不知消散到何处去了。她们踏着石子，走到竹林尽处。一条小溪横在面前，溪上架了一道木桥，通到对岸去。溪水从旁边假山缝里流下来，溪床上杂乱地铺着一些落叶和石子。

“琴姐，”淑英忽然欣喜地挽着琴的膀子唤道。“你看水多么清凉。”

“嗯，”琴应道，一面惊疑地看淑英。

“我想洗洗头发，”淑英低声说道。

“算了罢，二表妹，时候不早了，水很凉，”琴温和地阻止道。

“我闷得很，洗洗也好。好在这儿又没有别人看见，”淑英像一个娇养的孩子那样固执地说。她把头摇摆了两三下，就伸手到背后去把辫子拿过前面，开始解那上面的洋头绳。

“二小姐，我来替你解罢，”翠环看见这情形连忙说道。她就伸手去抓了淑英的辫子过来，一缕一缕地解着，一面解，一面还说：“可惜梳子、篦子都没有带来，”很快地便解完了。淑英的一头黑鸦鸦的浓发在冷月的清辉下面完全披开来，是那么柔软，那么细致，那么光亮，配上淑英的细长身材越发显得好看，连翠环也禁不住接连称赞道：“二小姐的头发真好。”

琴带了赞美和怜爱的眼光看淑英。这个少女的美丽的丰姿仿佛第一次才完全展现在她的眼前，把她的爱美的心也打动了。她痴痴地望着淑英，也说了两三句赞扬的话，但是她马上又为淑英的处境而感到惋惜了。

淑英就跪在溪边，俯下头去，让头发全倒垂在水上，一面用水搓洗它们。

“琴小姐，你也有一头好头发，你也洗一洗罢，让我来给你把辫子打开，”翠环说着就要去解琴的辫子，琴看见翠环好意地央求，又见淑英在那里洗头，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可以，就说：“好，等一会儿我也来替你解，”便让翠环替她把辫子解了。她还要替翠环解时，翠环却抵死不肯。

淑英略略洗了一会儿就站起来，用手去抹头发，一面自语道：“的确有点凉。”翠环看见便摸出手帕来替她把水揩了。

“二小姐，你的头发真好，”翠环一面揩，一面羡慕地赞道。

“这讨厌的东西，我倒想把它剪掉，”淑英不假思索地答道。

“剪掉它？”翠环惊讶地叫起来。

“蠢丫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琴刚把头发上的水抹去了，听见淑英和翠环两人的谈话，猛然把头往后一扬，头发带着剩余的水点马上披到背后去，同时水花往四处溅。她本来跪着，说了这句话，这时就斜着身子坐在地上，一面把头发分成一缕一缕的，用手帕裹着去抹，一面抹一面还说下去：“学堂里头已经有人剪过了，我亲眼看见的。”

“我不相信。那才难看勒！”翠环一面理淑英的头发，一面回答琴的话。

“你不相信，要是我有一天把头发也剪掉了，那多痛快！”琴的心忽然被理想载起走了，她差不多忘了自己地得意地说。她俯下头去看水，水里也有一个清亮的天，上面再压着她的脸庞，流动的溪水把天激荡了，把她的脸庞也激荡了。

“琴小姐，你想把头发剪掉？你跟我开玩笑罢，”翠环越发惊诧地说；“你那一头好头发剪掉真可惜。快不要说这种话，我们公馆的人听见了会笑你的。”

翠环天真地说着，她完全不明白琴的心理，她不知道她的话对于琴好像是迎头的一瓢冷水。琴的梦被她打破了一半。琴微微地皱一下眉头，也不说什么话，就站起来，走到翠环身边，有意无意地抓起翠环的辫子看了看，叹息般地说了一句：“你有理……”话似乎没有说完，她却不再说下去了。

“琴姐，”淑英偏着头轻轻地唤道，她投了一瞥忧郁的眼光在琴的脸上。琴刚刚转过脸去看她，两个人的眼光遇在一起了。琴心里一阵难受，就掉开头。淑英的轻声的话却继续送进她的耳里来，淑英半羡慕半安慰似地说：“你比我究竟好多了。”但是在这声音里荡漾着一种绝望的苦闷。

这句话很清楚地进了琴的心里，没有一点含糊。它把她突然提醒了。她知道淑英说的是真话。她们两个人的处境不同。于是她记起这些时候来她所见到、所听到的一切。她对淑英抱了更大的同情，而且她更加爱她的这个表妹了。这一来她也就忘记了自己的不如意的事。她又抬起头去看淑英，温柔地低声问道：“二表妹，你是不是担心着陈家的事情？”

这时翠环已经揩完了淑英的头发，淑英就过来在琴的旁边斜着身子坐下。她低着头弄头发，一面苦恼地半吞半吐地说：“我也不大清楚……大概是无可挽回的了。”

“为什么三舅和三舅母就这样糊涂？偏偏给你挑选了这个人户？”琴气愤地说。

淑英叹了一口气，慢慢地答道：“其实不论挑哪一家都是一样。横竖我对自己的事情完全不能够作主。”声音有点凄楚，和呜咽相近。

“我们老爷真没有眼睛，好好的一个女儿偏偏要送到那样的人家去！”翠环感到不平地插嘴说。她也在旁边坐下来，接着又直率地央求琴道：“琴小姐，你是客人，我们老爷、太太待你很客气。你就去替我们二小姐劝劝太太，看有没有法子好想。”

淑英微微地摇头，说了一句：“你真是痴想！”她不禁为翠环的简单的想法失笑了。过后她又忧郁地说：“太太不会懂得我。她好像也不太关心我。而且她事事都听老爷的话，老爷说怎样就是怎样。她从来不顶撞一句……”

淑英的话还没有说完，翠环就理直气壮地打岔道：“二小姐，老爷、太太究竟是你的爹娘，他们都是读书明理的人，不能够把女儿随便嫁出去就不管！”

“然而你要晓得人家陈家有钱啊，陈老爷又是有名的大律师，打官司的哪个不找他？”琴讥讽地说。

“哼！有钱有势，老爷、少爷一起欺负一个丫头，生了儿子，还好意思让少爷收房，这种丢脸的事情哪个不晓得？”翠环一时气愤，就这样骂道。

“翠环！”淑英觉得翠环的话说得粗野了，就严厉地唤道，又抬起眼睛责备地瞅了她一眼。翠环自己也明白说错了话，便红着脸不作声了。然而她的话却像一根针扎在淑英的心上，淑英的心又隐微地痛起来。

“二表妹，事情不见得就完全绝望，我们还可以想个办法，”琴不能忍受这沉寂，就开口安慰淑英道。她的话是顺口说出来的，并没有经过仔细的思索，这时候她并不曾打定主意。

淑英听了这句话，眼睛一亮，但过后脸色又阴沉了。她绝望地、无助地说：“我还有什么办法可想？我们都很懦弱，我们的命本来就是这样，你看四妹，她比我更苦。她现在就过着这种日子，她将来更不晓得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她愈说愈伤感，声音也愈悲痛，后来快要哭出来了。她想止住话头，但是止不住，她略停一下忽然爆发似地悲声说：“二哥今晚上批评四妹性情懦弱，我觉得他是在警告我。我又想起了梅表姐……她一生就是让人播弄死了的。”她说到这里再也忍不住就俯下头去，压在她自己的膝上，低声哭起来，两个肩头在飘散的长发下面微微地耸动。翠环看见这样，便移上前去挽住她的肩膀轻声唤她。

琴看见这情形，猛然想起来，一年前钱梅芬咯着血病到垂危的时候也曾对她说过跟这类似的话。而且梅也曾悲叹地诉说过自己的母亲不了解、不关心，弟弟又不懂事的话。淑英的情形也正是这样，淑英只比梅多了一个顽固的父亲。现在淑英被逼着一步一步地接近梅的命运了。看着一个比自己更年轻的生命被摧残，并不是容易的事。梅的悲惨的结局还深深地印在她的脑里，过去的回忆又时时找机会来抓住她的心。这时她忽然在淑英的身上看见了梅的面影。她的心不觉微微地战抖起来。淑英的啜泣接连地送进她的耳里。这样的声音在静夜里听起来，更微弱，更凄凉，里面充满了绝望的哀愁。她觉得有一种比同情更强的感情在她的心深处被搅动了。于是她忘记了一切地抱住淑英，把身子俯在淑英的肩上，把嘴放在淑英的耳边。她差不多要吻着淑英的发鬓和脸颊了。她一面扳淑英的头，一面爱怜地小声说：“二表妹，你不要伤心。哭也没有用，多哭也不过白白地毁了你的身体。我和二表哥一定给你帮忙，我们不能够看着你的幸福白白地给人家断送。”

“二小姐，琴小姐说的才是正理。你不要哭了。好好地收了眼泪。我们还是回到房里去罢，”翠环顺着琴的口气劝道。

这些同情的和鼓舞的话在淑英的心上产生了影响。她略略止了悲，抬起身子，就把头靠在琴的胸膛上，一面用手帕揩脸上的泪痕，一面冷冷地说：“你们的意思我也懂得。不过想别的办法现在恐怕也来不及了。琴姐，我们家里的规矩你是知道的。我觉得除了湖水，就没有第二个挽救的办法。不过我又不愿意学鸣凤的榜样。我还留恋人间，我舍不得离开你们。”她说话时把眼光掉去看了溪水几次。

“二妹，你怎么又想起鸣凤来了？你千万不要起这种愚蠢念头！”琴怜惜地责备道，她把淑英抱得更紧了。“你不比婉儿，他们要嫁你没有那么容易！而且也不会这样快。这中间难保就没有变化。你们的家规虽说很严，那也不过是骗人的。况且你们家里还出了一个三表弟，他难道就不是你们高家的子弟？为什么他又能够从家里逃了出去？还有二表哥，他又怎么能够摆脱冯家的亲事，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你还可以学学他们！”热情鼓舞着她，许多有力的论证自然地涌上她的心头，她很畅快地说了出来。先前使她苦恼的那些不愉快的思想一下子都烟消云散了。她的两只大眼睛突然发亮起来。琴提到的婉儿原是淑英母亲张氏房里的丫头，一年前代替投湖自杀的鸣凤到冯家去当了姨太太的。

淑英把这些话都听进了耳里，她也觉得这些论证是真实的、有力的，她没有话可以反驳。于是她的心变得轻松了。她的脸也亮了一下。她掉过头感激地看了看琴。她的凤眼里还含有泪水。但是两道弯弯的细眉却已经开展了。琴对着她微微一笑，她也微笑了。只是她又胆怯地说：“不过我害怕我没有他们那样的勇气。”

“不要紧，勇气是慢慢儿长成的。现在时代不同了，”琴安慰地在淑英的耳边说，就伸手抚摩淑英的头发，从这柔软的、缎子一般的黑色波浪里仿佛透露出来一股一股的幽香，更引动了她的怜爱，她柔情地说：“好妹妹，你只管放心。刚才翠环说得好，三舅父和三舅母究竟是你亲生的父母。连我们都心疼你，难道他们就那样硬心肠不成？你只管拿出胆子来。我不相信他们会硬到底。……而且你还可以拿爱慕去打动他们的心。”

琴的怜爱的表示和柔情的话语把淑英的心上的重压完全去掉了。淑英不觉侧起头对琴笑了笑。她充满了感情地说：“琴姐，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你！我究竟是年纪轻，不懂事。我先前还好像落在冰窖里面，现在给你提醒，就完全明白了。我现在不悲观了。”

“好，这才是聪明的想法，”琴听见这些话也很高兴，就鼓舞地夸奖道。

翠环在旁边插嘴说：“琴小姐，你看我们二小姐给你一说就高兴了。她平常整天都是愁眉苦脸的，你来了她才有说有笑。要是你来得勤一点，她也不会变成这样。”

“是呀，琴姐，要是你多多来跟我谈谈话也要好一点，”淑英接口道。“在我们家里只有二哥跟我最谈得拢。可是他很忙，他又常常到你们家去，我同他见面的时间也不多。大哥有他自己的心事。三妹是个乐天派，一天家有说有笑的，就是不了解别人。我心里有什么事也找不到人来商量。翠环还算跟我合得来。她倒常常维护我。不过她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

月亮进入了薄云堆里，周围突然显得阴暗了。溪水的声音掩盖了淑英这段话的尾声。对岸长满青苔的天井里一座茅草亭静静地露出它的轮廓，但是茅草顶在冲出云围的月亮的清光下面豁然显现了。夜渐渐地凉起来，人坐在地上也感到冷意，寒气又从袖管里侵入她们的身上。翠环第一个打了冷噤，同时她也感到疲乏，就站起来一面拍掉腿上的尘土，一面说：“二小姐，我们回去罢，夜深了，天气更冷了。”

琴正要跟淑英说话，听见翠环这样说，便附和道：“也好，二表妹，我们回去罢。久了恐怕大家都会着凉。”她说了，便轻轻地推淑英的身子要她站起来。

淑英不说话，一下子就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琴也跟着站起了。这时月光大明，云又散落在后面。月光照在青苔地上就像打了一道霜。

“我以后会常来的，”琴肯定地说，她看看淑英，又看看翠环，忽然诧异地问道：“二表妹，翠环来了还不到一年，怎么跟你这样要好？”

“二小姐看得起我，不把我当成下人看待。她心地厚道，待我很好，我们性情也合得来，所以我愿意死心塌地服侍她，”翠环抢着代淑英回答了。

“这大概就是缘分罢，”淑英微笑地加了一句。接着她又说：“我从前没有好好地待过婉儿，现在我也很后悔。”她望了望对岸的景物，再说一句：“还过去走走吗？”

“二小姐，不要去了，”翠环连忙阻止道。“对面天井里青苔很滑，不好走。还是回去罢。”

琴伸手去捏了捏翠环的袖子，便说：“你怎么不多穿一件衣服？应该冷了。”然后她又对淑英说：“二表妹，我们回去，翠环身上的衣服单薄，恐怕受不住。”

“我不要紧，”翠环答道，但是她又打了一个寒噤。

淑英点了点头，就转身往竹林里走去。

3

琴睡得正好，忽然被睡在旁边的淑英的叫声惊醒了，淑英搂着琴不住地摇动琴的身子，悲痛地嚷道：“琴姐，救我！救我！”

“二表妹，二表妹，什么事情？”琴惊惶地摇撼淑英的肩头，接连问道。

淑英含糊地应了一声。她松了手，睁开眼睛，茫然地望着琴，她的额上满是汗珠。她定了定神，于是恍然明白了。她不觉嘘了一口气，又微微一笑，低声说：“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你梦见了什么？你把我吓坏了，”琴温和地说。“你看，你眼睛里头还有眼泪，”说着她伸手去揩淑英的眼睛。

淑英让琴给她揩了眼泪。她并不作声。清油灯的光射进帐子里面来。帐子外面在六个方凳子拼成的床铺上翠环正酣睡着。窗外天开始发白了。四周静悄悄的。

“告诉我，你做了什么梦？”琴亲密地在淑英的耳边说。

“我梦见……”淑英说了这三个字就闭了口，她有点不好意思。但是琴的安慰而鼓舞的眼光触到她的脸上，她觉得自己不再害羞了。她放胆地但是还带了一点惊惶地说下去：“我梦见我到了陈家……身边全是些陌生人……一个熟人也看不见……他们的相貌都是凶神恶煞的……我怕起来……我想逃走……他们围住我……我后来想起你……不晓得怎样我又跑在一座荒山上，他们在后面追赶我，我跑了好久……忽然看见你站在前面，我唤你，你并不理我。我跑不动了。我就抱住你喊起来。我就醒了。”她的脸上带着激动的表情，仿佛梦中的景象还留在她的脑子里一样。她的眼光里忽然露出一点点疑惑，但是这疑惑马上又消失了。她半开玩笑半央求地轻声对琴说：“琴姐，你不会不理我罢。”

“我不理你？”琴微微笑了。她想用微笑来掩饰她的感动，但是她的声音却带了一点伤感的调子，她说：“二表妹，你把心放开一点。不要总想那些事情。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何必这样自苦。你未必连我也不相信？”

淑英揩了一下眼睛，感激地答道：“我也晓得。有时候我也很明白。不过我的性情太软弱了。我很容易往悲观方面想。而且人事变化也太快，这一年来变得太多了。我想起去年我们的聚会，真觉得往事不堪回首。我恐怕到了明年又会觉得不如今年了。这样想来我觉得人生真没意思。”在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彷徨、绝望的悲哀。

“二表妹，我不许你再说这种话，”琴看见淑英还要说下去，连忙伸手去蒙住淑英的嘴。这些话刺得她的心怪不舒服，也正是她所不愿意听的。她便爱怜地责备淑英道：“你不应该这样想。你我姊妹都很年轻，都还不能够说就懂得人生。你不过境遇差一点，事情不如意，心里不痛快，所以看见一切都觉得可悲。其实你的境遇也不见得就怎么坏。三舅母也就只有你一个女儿，她不会不心疼你。事情还可以慢慢设法。我在花园里头对你说的话，你该记得。你是个聪明人，怎么连这一层也不明白？”

淑英不答话，却把琴的话仔细地想了一番，她没有话分辩了。琴的同情和关切把她心上忧郁的重压搬去了，把她先前的梦景也驱散了。她觉得心里很畅快，感激地把身子偎着琴，头挨过去，在琴的耳边低声说：“你看我真蠢，你反复地提醒我，我还是不明白。你真好，你真是我的好姐姐。我再要不依你的话，那真是辜负你一番好意了。”她的嘴差不多吻到了琴的面颊。

琴听见这样的话心里也高兴，爱怜地夸奖道：“这才是我的好妹妹。我原说你是明白人。你看，连我都心疼你，何况三舅母？我们再睡一会儿罢，天亮了。”琴说到最后不觉打了一个呵欠。

“琴姐，你同二哥的事情不会有变化罢？”淑英没有睡意，她因为感激琴的关心，因为更喜欢琴，所以就想到了这件事，而且很兴奋，便低声问道。

“有变化？你听哪个说的？”琴反问道。

“没有什么，不过我有些担心，”淑英连忙解释道。

“你放心。你不记得昨天晚上大舅母在花园里头说的话？妈同大舅母都答应了，大表哥也会给我们帮忙。不会再有变化的。我这方面，妈很了解我。只等二表哥明年毕业，那时我也早戴满了孝，我们就可以……”琴很有把握地答道，她很平静，而且没有犹豫，但说到“可以”两个字，就把下面的话咽住了。她略略停一下，然后转过话题说：“不过我担心我升学的问题。‘外专’开放女禁的事情没有希望了。我一时又不能够到上海、北京去。即使能够去，也要等到二表哥毕业后跟他同路走。那时节还不知道有没有变化。我又不能够抛下我妈。为了这件事情我倒不知道如何才好。”她的调子有些改变，不像先前那样地稳定、平静了。她自己也觉察到这一点，便换过语气加了一句：“不过我并不悲观，我总要想个办法。”

淑英还想答话，却听见乌鸦在屋脊上刮刮地叫了几声，接着翠环在凳子上翻了一个身，一面含糊地说：“二小姐，你们这样亲热，话一晚上都讲不完。”

“翠环，什么时候了？”淑英便问道。

翠环一翻身坐起来，揉了揉眼睛，一面穿衣服，一面答道：“我不晓得。天已经大亮了。好久没听见打钟，想必钟停了。”她穿好衣服又走去吹灭了灯，就站在桌子前面问道：“琴小姐，你睡得还好吗？”

“我睡得倒好。只是我们刚才讲了好多话，吵得你不好睡罢，”琴把帐子拉开一点，侧过头对翠环说。

窗户都关着，玻璃上的纸窗帘也不曾卷起，所以房里还很暗。

“琴小姐，你倒跟我说客气话，真叫我当不起！”翠环噗嗤笑了，她便把被褥叠好，接连地打了两个呵欠，还说：“你们不要讲话了，好好地再睡一会儿罢。我去打扫三老爷的书房去。”她把凳子放回原处（是后房里面的就搬进后房去），又把被褥搬进了后房，放在一个立柜的最下一层。

淑英和琴又谈了两三句话，也就迷迷糊糊地睡去了。她们睡得很好，直到淑华和觉民来叫门的时候才惊醒过来。她们匆忙地穿衣服。翠环正在收拾隔壁房间，听见响动，就连忙过来给淑华和觉民开了门。这时琴和淑英已经穿好了衣服。翠环便挂起帐子，铺床叠被。

“二姐，快九点钟了，你们还没有起来。你说你们一共睡了多少时候？”淑华看见她们忍不住得意地嘲笑道。

“我们一共也不过睡了五六点钟，”琴含笑道。她看了觉民一眼。

“我不相信，”淑华笑着争辩道。“你看，你们睡得连头发都散开了。”

“你不晓得，我们昨晚上又到花园里去了来，你不信，你问翠环！”淑英也笑着分辩道。她又故意夸耀地说：“昨晚上月亮很好，我们耍得真痛快。”

“当真的？”淑华望着琴闪了闪眼睛，然后挨近去扯着她的衣袖撒娇般地不依道：“琴姐，你们去，为什么不喊我一道去？你们不该躲开我！我不依你们！”

“我本来不想去，全是二表妹的意思，”琴指着淑英答道。“我们走出来，看见大舅母后房里面还有灯光，又听见唧唧哝哝的声音，知道你在跟大舅母讲话，所以我们也不好约你去。”

淑华没有话说了，就催促道：“那么你们快点收拾好，我们好出去耍。二哥在等着！”

觉民也就说：“好，昨天的事情不提了，你们快点去洗脸，我在这儿等你们。”

“也好，不过不许你开我的抽屉乱翻东西，”淑英说。

觉民忽然笑起来，走到书桌前面去，一面说：“你这句话倒把我提醒了。你前回答应给我打的书签子到现在还没有给我，让我自己来找罢。”他说着便去开抽屉。

“不行，不能够由你自己动手！”淑英连忙说，就跑去拦阻觉民。但抽屉已经被他打开了。觉民很快地抓起一本书，三条书签的繐子从书页中露出来。淑英着了急要去抢回那本书。但是觉民把手举得高高的，她的手挨不到。她便掉头对淑华说：“三妹，你来给我帮忙。”

淑华微笑地旁观着，听见这句话，果然就去拖住觉民的另一只膀子。觉民力气大，挣开了她们的手，向着门口跑去。淑华去追他，他就揭了门帘出去了。淑华立在门口。淑英急得跺脚，没有办法，便央求地唤道：“二哥，你回来！”觉民站在窗下，故意不答应。翠环先到后房里去把镜奁、脸盆等物都预备好了，就出来唤琴进去梳洗。琴看见觉民同淑英抢东西，不便去帮忙，就在旁边带笑地望着。后来觉民跑了出去。她知道他还在窗下，又见淑英着急地唤他，他不答应，她便唤道：“二表哥，你进来，我有话跟你说。”

琴的话果然有效，觉民掀了门帘探一个头进来，忍住笑问道：“什么事情？”

琴还没有答话，淑华连忙扑过去，伸手去抢觉民手里的书。觉民把身子一闪，又跑开了。

淑英看见这情形急得要哭出来了，便大声央告道：“二哥，你进来。书签子都送给你。你快把书还我罢。”

觉民拿了书进来，一直走到淑英面前把书交还给她，哂笑道：“哪个要看你的日记？我不过跟你开开玩笑罢了。你就这样孩子气。看你急得要哭出来了。现在连书签子也还你。看你好不好意思！”

淑英接过书来，放了心，不觉微微地一笑，就从书页里取出那三条书签，全递给觉民：“你拿去罢，免得你说我小器。”

觉民故意不伸手去接，却摇摇头说：“我不要了。”

淑英有点不好意思，就把手缩回去，冷笑道：“自然我打的不及琴姐打的好。”

觉民噗嗤笑了，便伸出手去，说；“给我罢。不过我试试你，看你是不是真心愿意给我。你就说起闲话来了。”

淑英故意板起面孔，不理睬他。

琴却在旁边插嘴质问道：“二表妹，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刚才还给你帮过忙，你为什么要牵扯到我？”

淑英忍不住抿嘴笑了，就把书签交给觉民，一面掉头对琴说：“你不要怪我，你应该怪二哥，全是他一个人不好。”

众人都笑起来。觉民也笑了，他解嘲似地分辩道：“为什么全是我一个人不好？刚刚得到你三条书签子，你就要派我个不是。总之，你们吵嘴，还是我一个人倒楣。”

“不要说空话了。你们快去梳头罢，”淑华在旁边催促道；“你们听，外面还有卖蒸蒸糕的梆梆声。我们要二哥去喊人买几碟进来。二姐也可以放心，免得他偷看你的日记。”

淑英和琴两人都赞成这个提议。觉民也不争论就答应了。他把书签揣在怀里，还故意说了一句：“二妹，谢谢你的书签子，”才满意地走了出去。

“琴姐，我真——”淑英望着觉民的背影在门外消失了。不觉低声说道，但是刚说了这四个字，就突然住了口，脸上立刻起了一层淡淡的红云。她默默地把日记放回在抽屉里面。琴瞅了她一眼，还不大明白她咽住的是什么样的话。至于淑华和翠环两人，她们更不知道了。

“你们快去梳头罢。琴姐，我给你梳；翠环给二姐梳。早点收拾好，好到外面去耍。”淑华又催促了一次。

于是她们四个人一起走进了后房。

琴和淑英两人并肩地坐下来。淑华站在琴背后，给琴梳了头，挽了一条松松的大辫子，扎着淡青洋头绳，用刨花水把头发抿得光光的；琴自己还淡淡地敷了一点白粉。翠环也给淑英梳好了头，淑英也未满孝，所以也扎淡青头绳。她们还没有收拾好，觉民和绮霞就把蒸蒸糕端进房来了。一共三碟，用一块朱红漆盘子盛着，还是热气腾腾的。淑英的胞弟觉人跟在后面，口里嚷着：“二哥，我吃蒸蒸糕。”觉民递了一个给他，说一句：“当心烫啊。”觉人接着，说：“不烫，不烫，”就放到口里去了。

淑华立刻拿起一块蒸蒸糕放在口里，一面问道：“绮霞，太太起来没有？”

“太太在梳头。大少爷早起来了，领了孙少爷到花园里头去了，”绮霞答道。

“琴姐，你们快点，我们去找大哥去，”淑华不能忍耐地催促道。

“二哥，我还要吃，”觉人伸起手向着觉民说。

觉民把手伸到碟子里去。淑华连忙说：“七弟，吃了这一个就走罢。蒸蒸糕没有了。琴姐还要吃。”觉民又递一个给觉人。碟子里还剩了两个糕。觉人不作声。淑华端起碟子，送到琴和淑英的面前，说：“一人一个，快吃罢。”

琴把糕拿在手里，唤道：“七表弟，过来。”这个不到五岁的孩子嚼着糕走到琴面前。琴把糕放在他的手里，说了一句：

“请你吃。你乖乖地出去耍。”

“多谢琴姐……”觉人含糊地说了一句，高兴得要跳起来了。

隔壁有人在叫：“翠环，翠环。”

“翠环，你去罢，太太在喊你，”淑英对翠环说。“等一会儿你在花园里头找我们。”

翠环应了一声，又望着觉人说：“七少爷，我带你去找袁奶妈，”便牵着觉人的手走出去了。琴和淑英收拾好了，众人便往外面房间去。大家刚刚坐定，便看见翠环回来说：

“太太吩咐过，请琴小姐今天就在这儿吃早饭。”她说完，站住望着琴微笑。

淑华轻轻地说了一声：“糟了。”她把眼睛掉过去看觉民。他们两兄妹带了失望的表情对面望着。

琴微微地皱一下眉头，含笑答道：“好，你给我谢谢你们太太，我就在你们这儿吃早饭。”

“那么你在我们那儿吃午饭，”淑华抢着说道。

“要是四太太、五太太也请，又怎么办呢？琴小姐只有一个身子，”绮霞笑着插嘴道。“我看不如禀明我们太太早点用花轿把琴小姐接过来罢，省得大家争来夺去的。”

众人笑了起来，琴红着脸笑骂道：“死丫头，你也来打趣我。我回头告诉你们太太去。”

“三小姐，你快替我向琴小姐告饶罢，”绮霞故意做出央求的调子对淑华说。“告诉太太，倒不要紧，我不过挨一顿骂罢了。回头琴小姐真的生了气，气出病来，可不得了！”

琴笑着瞅了绮霞一眼，骂道：“你还要嚼舌头！”

“绮霞，听见没有？叫你少嚼舌头。你不要看琴小姐是个客人，不好意思打骂你，就尽管欺负她。将来琴小姐真的做了我们家二少奶奶，她会报仇的。那时节连我也不敢讲情了，”淑华笑着说。

众人哄然笑了。翠环极力忍住笑，走到隔壁房里去。

琴更不好意思，红着脸啐了淑华一口，笑骂道：“呸，三表妹，你不帮我，倒反而帮她。好，你们主仆串通起来拿我取笑，我下次赌气不再来了。”

淑华顽皮地摇摇头，笑着说：“我们不怕你不来，二哥亲自去请你，就不由得你不来。你再不来，就索性打花轿去接你。”

“三妹！”觉民在旁边唤道，他责备地瞪了淑华一眼，叫她不要再说下去。

淑华惊讶地掉头去看觉民。她知道他的心理，却有些不服气，就装着不懂的样子说：“奇怪，怎么二哥也生气了？”

“那自然，你得罪了琴姐，她若是真的不肯来，岂不把二哥急坏了吗？所以二哥也生气了，”淑英接口说。

觉民又笑又恼，连忙答道：“你们不要好强。我不信你们将来就不坐花轿！”

淑华姊妹一时语塞，琴在旁边暗暗地笑了。

“二哥太偏心，总是帮琴姐欺负我们，”淑华咬牙切齿地说。

“欺负？这个罪名太大了。好妹妹，我几时欺负过你？”琴笑着质问道。

淑华还没有回答，觉民却接下去嘲笑说：“你不要伤心，将来会有人来帮你的。”

淑华气得没有话说，就拿手指在脸颊上划着羞觉民，一面说：“真不要脸。你还好意思说这样说那样……”

淑华还没有把话说完，就听见隔壁房间里起了骂人的声音，因为中间还隔着一间屋子，听不大清楚，只知道是克明在骂人。众人怀了紧张的心情静听着。

“……你一天不好好地读书……先生说你的书生得很……明天喊人把鸽子都捉来杀来吃了……你再不听说，等我哪天有工夫结实捶你一顿！”这几句断续地特别提高声音说出来的话清清楚楚地送进了这个房间。

“爹又在骂四弟了，”淑英愁烦地说。“四弟这个人也奇怪，说起玩耍来，他样样都懂。就是不肯读书。爹拿他也没有办法。爹常常骂他，他也不在乎，就当作耳边风一样。爹骂起人来虽然凶，过后也就忘记了。所以他的脾气永远改不好。”

“骂是没有用的。我说应该把他送进学堂里去。一天在书房里读些似通非通的圣贤书，自然会把人弄糊涂的，”觉民带了点气愤地发议论。

“轻声点！”琴做了一个手势在旁边关心地说。

“我们出去罢，”淑华觉得气闷，说道。

淑英站起来附和道：“好。房里气闷得很。”

他们一行五个人慢慢地走出房来，经过桂堂，走过克安夫妇住房的窗下，正要穿过角门出去，忽然觉英红着脸箭一般地八后面飞跑过来，好像要冲过他们前面抢先跑出去似的。

“四弟！”淑英看不顺眼，不觉厌烦地唤了一声。

“二姐，”觉英带笑应道，他就站住了。他的脸上没有一点羞愧或懊恼的表情，仿佛刚才挨的一顿骂并没有引起他的反应似的。

淑英本来想对他说几句话，但是看见他的这种神情就不再说什么了，只是默默地把眉头皱着。

“四表弟，你有什么事情，跑得气咻咻的？”琴知道淑英的心理，随便找了一句话来问觉英。

“琴姐，四爸有个朋友送了四爸一只绿鹦哥，会说话。说是要值二三十块钱。现在挂在花园里头晚香楼前面。你不去看看？”觉英眉飞色舞地答道。他不再说话，就抢到前面去，一下子跳过角门往外面飞跑去了。

淑英看见觉英的背影消失了，不觉低声叹息道：“唉，你们看，刚刚挨了骂就像没有事情一样。真是一点羞耻心也没有。”

“他还小，”琴含糊地说了这三个字。

“这就是我们高家的教育！”觉民嘲讽地插嘴道。

他们走出角门。淑华看见喜儿同倩儿一路谈着话往厨房里去，就唤了一声：“喜儿！”

喜儿掉过头答应一声，便让倩儿一个人进厨房去了，自己走下石阶，穿过紫藤花架走到淑华的面前，那张白胖白胖的圆脸上露出笑容，用她那又尖又响的声音问道：“三小姐，什么事情？”

“你们太太起来没有？”淑华问道。

“没有，我们太太每天总要等饭摆上桌子才起来，”喜儿扁一扁嘴，答道。

“四小姐呢？”琴接口问道。

“四小姐起来了。不晓得有什么事情在房里哭得很伤心。我劝也劝不好。琴小姐，你去劝劝罢，”喜儿央求似地说。

“也好。你去罢，”琴吩咐道。等喜儿掉转了身子，她便对淑华姊妹说：“那么你们先到花园里去，在晚香楼等我。我去把四表妹也约来。”

“我也去，”淑华说。

“不，我一个人去就好了，”琴答道。她同众人一起走到花园门口，众人进了花园，她却转身往过道那边走了。

4

琴进了淑贞的房间。淑贞坐在窗前拿着一只青缎子的鞋面在绣花。她听见琴的脚步声便抬起头，看见是琴，惊喜地唤声：“琴姐，”就放下鞋面站起来。她的脸上并没有泪痕，但两只眼睛却肿得像胡桃一般。脸上也没有擦粉，她的瘦小的脸庞愈显得憔悴了。

琴心里一软，觉得有些难过，就安慰她道：“四表妹，大清早，你就哭成了这个样子，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何苦来！”

淑贞听见这话，鼻头一阵酸痛，忍耐不住，眼泪就滚了出来。她轻轻地悲声说：“妈一点也不体贴我，就只拿我当出气筒。昨晚上骂了我半夜。今早晨她睡在床上，又把我喊去，说不准我进书房读书了。她教我勤快地做针线，绣花……”她说引这里再也接不下去，就坐在藤椅上，把头俯在书桌上面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琴被淑贞这一哭，把心里也搅乱了。她极力压抑住悲痛的感情，走到淑贞的身边，扳起她的头，摸出手帕来替她揩眼泪，一面柔声劝道：“不要哭了。任何事情都有办法可想。五舅母也许是一时动气，过了两天多半会后悔的。你也不要认真才好。”

淑贞想止住哭，却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她把头靠在琴的胸前，断断续续地说：“你不晓得妈的脾气。她比哪个都任性。她一点也不体贴我。她恨我！”

琴不禁微微地笑了，她更柔和地说：“四表妹，你真是个小孩子。你怎么会有这种念头？五舅母是你的母亲，哪有做母亲的恨女儿的道理？你不要这样胡思乱想！”

“你不明白。她恨我，我晓得她恨我！”淑贞激动地分辩道。“妈亲口对我说过她恨我，因为我不是一个男人，将来不能够替她出一口气。妈还怪我长得不好看。妈恨爹，因为爹总是欺负她。她要一个儿子来替她出气。我偏偏是一个女儿，我又没有哥哥弟弟。所以她恨我……”

琴不能够再静静地听下去了。淑贞的这番话给她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使她知道一件新的事情。这个女孩的不幸的生活这时候才在她的眼前完全展开。这样的一种生活甚至是她以前想象不到的。淑贞受过了那样的苦，而且以后还要继续受更多的苦。她能够拿什么话安慰淑贞，帮助淑贞呢？她自己也有点惶惑了。她的平日很灵活的脑筋这时候也显得不够灵活了。她觉得心里有点纷乱，她觉得自己的心情也有点改变，她害怕淑贞的绝望的悲痛会传染给她。她不能够抗拒淑贞的话。她没有别的办法，就伸手掩住了淑贞的口，说道：“四表妹，不要这样说。我们以前还不晓得你有这么大的痛苦。”她放开那只掩口的手，温和地、怜爱地轻轻抚着淑贞的头发，揉着淑贞的脸。“五舅母虽然不喜欢你，你也不要灰心。你要原谅她。她也很孤寂。你好好地待她，她说不定会回心转意的。况且即使她不喜欢你，还有我们，我们爱护你。你是我们大家的好妹妹……”

淑贞经这一劝，心里轻松多了。她觉得琴说的话都有道理，而且单是听见琴的温和、亲切的声音就足以减轻她心上的悲哀的重压，同时增加她对琴的信赖。然而还有一件事情搅乱她的心，她仰起脸去看琴，一面说：“但是妈不许我以后再进书房读书……”

琴不等她说完，就接口说道：“那也不要紧。横竖在书房里跟着那个冬烘先生读书也得不到什么有益的知识。你高兴读书，你二哥、二姐和我，我们都可以教你。这比在书房里读《女四书》，《烈女传》之类强得多了。”

“那是再好没有的了，”淑贞到这时才破涕为笑，她欣喜地说。过后她又带了感激的眼光望着琴称赞道：“琴姐，你真好。怪不得我们都依恋你。你一个星期不来，我们就像失掉什么东西似的。你一来我们大家都高兴，连大哥也有说有笑的。只要你常来，我不会再哭得像今天这个样子。”

“五舅母还没有起来罢，”琴忽然想起就问道。

“妈先前醒过一回，后来又睡着了。现在大概还没有醒。她平时总要捱到吃早饭时候才起来，”淑贞答道。

“那么我们先到花园里头去。二姐她们都在等你。我特意来约你的，”琴邀请地说，就要拉她出去。

“我不去。你一个人去罢，”淑贞挣脱了琴的手埋下头答道。

“为什么不去？我以为你一定去的，”琴惊讶地问道。

淑贞红着脸迟疑半晌才说：“我的眼睛哭肿了，怎么好出去见人？”

“我道是什么，原来是这点小事情。”琴不觉失声笑了起来。“不要紧，没有人会笑你的。倒是我忘记了。我去喊人打脸水给你洗洗脸，你收拾一下再出去。”

“让我去，我去！”淑贞说着就走出去。过一会儿她和沈氏最近从育婴堂领来的十三岁的小丫头春兰一道进来。春兰端了一盆脸水，放在脸盆架上，又给淑贞搬出镜奁来。淑贞洗了脸，琴拉着她对镜敷了一点粉，然后吩咐春兰把东西收检好。她们一道走出了房间。

她们走过了堂屋，经过左上房的窗下进了过道，觉新的房门就开在过道上。她们走过觉新的门前，听见觉新在房里教海臣认字。琴把门帘一掀往房里走去，淑贞也跟着进了觉新的房间。

觉新看见她们进来，连忙推开海臣，站起来让坐。他又叫海臣招呼了“琴孃孃”。

琴看见海臣就想起他的母亲，于是李瑞珏的丰腴的面庞在她的眼前晃了一下。但是她马上用最大的努力镇定了心。她并不坐下，却弯着身子跟海臣讲话，海臣的天真的话驱散了她的哀思。

“琴妹，你们昨晚上又到花园去赏了月来，我知道，”觉新带笑地对琴说。

淑贞不知道这件事，所以惊讶地望着琴，有点莫名其妙。

琴含笑地微微点头，说道：“那是二表妹因为心里烦拉我去的。你既然晓得，为什么当时不喊我们？”

“我看见你们像小偷那样弯着身子轻脚轻手地走，不好意思喊你们，所以没有做声，”觉新嘲笑似地说。“你们回来的时候我也晓得。”

“你怎么晓得？难道你那个时候还没有睡？”琴惊问道。

“我一晚上很少睡过四点钟，这半年来都是如此。”觉新的声音依旧很平稳，但是琴觉得声音里充满了绝望的哀愁。

“大表哥，你太苦了。你应该请个医生看看才对，”琴带着同情的关切说。

觉新不觉叹了一口气，他自语似地答道：“找医生看也没有用处。我的病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梅死了，珏也死了。三弟走了。为了三弟的事情，我到现在还常常受人埋怨。珏的第二个小孩上个月又在他外婆家里死了。我心上的伤痕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纵然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我也如何能够忘记！倘使不是为了海儿，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会活到今天。”他说到这里眼圈一红，便把脸掉过去望窗外。

琴害怕惹起觉新的悲痛，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话来说，又想起淑英姊妹在花园里等她，便对觉新说：“大表哥，我们到花园里头走走，好吗？”

觉新猛省地回过头来，对琴说：“我晓得二妹同二弟在花园里头等你。你去罢，我刚刚从花园里出来，我不去了。”

“那么我们就把海儿带去，”淑贞正拉着海臣的手问长问短，听见觉新的话便这样说。

“好，你们把海儿带去耍罢，”觉新立刻答应了。

琴和淑贞两个带了海臣走出房来。她们每人牵着海臣的一只手进了花园，穿过竹林，跨过小溪上面的小桥，经过一带曲折的栏杆，进了松林，出来就到了湖滨。

她们走上圆拱桥便看见觉民、淑英、淑华都坐在晚香楼前面天井里绿色磁凳上面讲话。觉英也在那里，他和绮霞兜起衣襟在拾地上的玉兰花片。

淑华看见她们，便站起来向她们打招呼。淑英走过来牵海臣。觉民依旧坐着对她们微笑。

她们下了圆拱桥，又走到天井里面。一阵微风把玉兰花香吹进了她们的鼻端。她们走着细石子路。两旁的土地上长满着青苔，洁白的玉兰花瓣落了一地。绮霞看见她们走近，就站直身子，把衣兜里的花瓣抓了一大把在手里，然后放下衣襟，让剩余的花瓣落在地上。她小心地走到石子路上来。觉英依旧躬着腰拾花瓣，连头也不抬一下。

晚香楼门前屋檐下果然挂了一只绿毛红嘴的鹦鹉。琴和淑英两个牵着海臣的手走过来，海臣看见鹦鹉，就挣脱她们的手，跑上石阶去。

鹦鹉看见人，便嘎的一声从架上扑下来。但是它的脚被链子拴住了，它飞不开。它扑了两三下，叫了两三声，依旧飞回架上去。它望着下面的人，在架上跳了两跳，忽然伸起颈子很清脆地叫道：“春香，客来了，装烟倒茶。”

海臣第一个哈哈地笑起来，众人都笑了。海臣高兴地“鹦哥鹦哥”地叫着，时而调逗鹦鹉，时而跑过来拉着琴的手央求道：“琴孃孃，你教鹦哥讲话？”又去央求淑英：“二孃孃，你教鹦哥唱歌。”

“绮霞，绮——霞，”淑英和琴都还没有开口，淑华却插入来教鹦鹉念绮霞的名字。她教了好几次，鹦鹉却完全不理她。她气得转过背，刚刚走下石阶，鹦鹉又在后面叫起来：“春香，客来了，装烟，倒茶。客走了……”

众人又是一笑。淑华更加生气了，她回转身子骂了一句，把手一扬，鹦鹉惊叫一声，又把翅膀扑了两下。

淑贞站在琴的旁边，她挽着琴的膀子笑了几声。众人在鹦鹉架下面站了好一会儿。后来还是觉民忍耐不住，在石阶下大声嚷起来：“我们划船去！老是在这儿看鹦哥有什么意思！”

“划船？我来一个！”觉英听见说划船，高兴得跳起来，他一下子就散开衣襟，把先前费力拾起来的玉兰花片毫不顾惜地完全抛弃在地上。

“划船去！”淑华拍一下琴的肩头兴奋地对她们说。

“琴孃孃，快，快！划船去！”海臣听见说划船，很欢喜，就去拉琴的衣襟，又把两手伸去缒着她的膀子，要拖她去划船。

众人都赞成划船，便走下石阶，到了草地上，然后往湖滨柳树荫处走去，觉英已经先跑到那里去了。

柳荫深处泊着三只小船，都是用链子锁在柳树上面的，园丁老赵正坐在树下打盹。那是一个须发斑白的老人。他看见他们过来连忙站起招呼。

觉民吩咐他把船解开，他恭敬地做了。

“老赵，还要一只，一只不够！我要划！”觉英刚看见解了一只船，生怕他们不让他划，便抢先说。

老赵笑了一笑，便又解开另一只船。众人下了船，分坐了两只；琴和觉民、淑贞带了海臣和绮霞坐一只；淑英、淑华和觉英坐一只。老赵放了船，觉民和觉英两个划着桨，船便缓缓地往圆拱桥下面流过去了。

觉民的船先过了桥洞，觉英的船稍微落后一点。觉英便挽起袖子用力动着桨，几下就追过了觉民的船。他得意地回过头去看觉民，一面挑战地说：“二哥，你敢跟我比赛吗？”

“哪个高兴跟你小孩子争？你要快，你一个人先去好了，我不来！”觉民摇摇头带笑地答道。

觉英一生气，就真的起劲地划起桨来，他用力太大，水花接连地跟着桨往船上飘溅，坐在他后面的淑华溅了一身的水。

“四弟！当心点！”淑英责备地说，瞪了他一眼。

“四弟！你作死啦！你要充军，你一个人去，我们不跟你一路！”淑华又是气又好笑，这样地骂起来。

“四弟，你不会划，何必冒充内行！你还是让三姐来罢，”觉民在另一只船上高声嘲笑道。

觉英受了挖苦说不出话来，他侧脸看看觉民，又回头看看淑华，又望了望坐在船尾的淑英，就停了桨赌气地对淑华说：“好，你来划！”等淑华真的拿起桨来要划了，他又阻拦说：“不行。你要划，我们的桨就会碰到。我要一个人划才过瘾！”

觉民的船上起了哄然的笑声。琴和淑贞逗引着海臣拍掌笑了。

“那么就让你划一会儿。等一会儿一定让我来划，不许赖呀！”淑华笑道。

“我不赖，我不赖！”觉英高兴地答道。这时觉民的船已经远远地走在前面了，只听见一阵清脆的笑声从那只船上掠过水面送到这里来。觉英急得脸通红，抱怨淑华道：“都是你不好！”便动着桨追上去。

“不许充军呀！”淑华嘲讽地警告道。“你要是再把水溅到我身上，我一定不依你！”

“不会的，”觉英一面划桨一面咬牙切齿地答道。

这一次觉英倒划得很平稳。船在慢慢地转弯，沿着峻峭的石壁走，把临湖的水阁抛在后面矮树丛中去了。

觉民的船正靠在钓台下面。他们看见这只船驶来，便拍手招呼。觉英也把船靠过去。两只船紧紧地挨着。

“上去走走罢。”觉民仰起头看钓台，自语似地说。

“时候不早了，走远了，等一会儿恐怕翠环来找不到，”琴接口说。

“不要紧，我们在上面坐坐就下来。三婶房里早饭吃得晏，”淑华道。她站起身子伸了一个懒腰，船动了一下。她不坐下去，便跨上觉民的船，一只手扶着琴的肩头，第一个把脚踏上了石级。

众人看见她这样做，都不再表示异议，就陆续下了船，把链子系在木桩上。

他们登完了石级转一个弯便到了钓台，那是用石头造的，临湖一带亚字栏杆，栏杆前面是一长排石凳。他们就在石凳上坐下。

钓台后面是一片斜坡，有几株合抱的大槐树把枝柯伸了过来。阳光当顶，浓荫满地。画眉、翠鸟等鸟雀在树间飞舞呜叫。

众人凭着栏杆眺望前面景物，平静明亮的湖水像半根玉带把对岸环抱着。一眼望过去对岸全是浓密的树木。在水阁旁边有一处种了几十株桃杏，红白色的花朵掩映在一簇簇的绿叶丛中，愈显得艳丽夺目。花树中间隐约地露出来几处房屋、庭院和假山。

起了一阵微风，水面上现出一层一层的皱纹。同时下面松林中却起了一阵波动，于是远远地波涛击岸般的声音就送上了钓台。众人静静地在石凳上坐了一会儿，只有海臣和觉英不时说几句话来打破静寂。

“我真愿意这一刻就能够延长到永久！”淑英若有所思的叹息一声，自语道。

琴正把海臣抱在膝上，听见淑英的话，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又埋下头去逗海臣说话。

“那除非是梦，”淑贞悄然答应一句。

觉英忍不住笑起来，就在淑贞的头上轻轻地敲一下，嘲笑道：“四妹，你说话倒像大人一样。哪儿学来的？”

“本来她的年纪也不小了，应该像大人了，”淑英皱着眉头抢白觉英道。

觉英不理她，却跑开去拾了几块石子来，从台上往湖里抛去。一个人自得其乐地玩着。

琴和觉民两个依旧在逗海臣说话。淑贞在旁看着。淑华看见觉英高兴地掷着石子，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便问道：“四弟，你今天怎么不上学？”

“我向先生告了假，”觉英不在意地答道。

“你逃学，我要去告诉爹！”淑英插嘴道。

觉英回过头来，对淑英笑了笑，很坦白地答道：“我不怕，爹今早晨才骂过我。”

淑英就赌气不作声了。觉英更得意地掷着石子。他忽然看见通湖心亭的那道石桥上有一个穿竹布衫的少女的影子，连忙定眼一看，知道是翠环，便停止了掷石子，自语似地对众人说：“翠环来喊我们吃饭了。”

淑英还以为他说假话来骗她。但是她注目去看，看清楚了翠环，就站起来对琴说：“琴姐，翠环来请你去吃饭了，让我来牵海儿。”她把海臣牵在手里，走出了钓台。她无意间瞥见一只画眉站在蔷薇花架上昂起头得意地叫着。海臣一眼看见画眉鸟马上就向那边跑去。

“慢点！当心地上滑！”淑英一面嚷着，一面追过去。

画眉看见人就飞起来，飞到槐树枝上停了片刻，又振翅飞起，转过斜坡往下面飞去不见了。

海臣穿过蔷薇花架，进了一个藤萝编就的月洞门，里面是一个小小的院落，有一带廊庑和三间敞亮的平房，院里堆了两三块山石，种了几株芭蕉。

海臣刚跨进月洞门，听见淑英在后面唤他转去，又看见里面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便退出来。淑英已经赶上来了，用两只手把他抱起来，走出了蔷薇花架。

觉英已经上了船。其余的人还站在槐树荫下等候淑英，看见她带了海臣出来，便和她一道走下石级，往船上去了。

5

琴在周氏的房里吃了午饭。饭后，天还没有黑，众人坐在窗下闲谈。周氏安闲地躺在一把藤椅上。她不大说话，却怀着好意听年轻的一代人起劲地谈论。绮霞捧了一只银水烟袋站在她旁边给她装烟。

琴和淑英三姊妹，还有觉民，都在这里。有的坐在竹椅上，有的坐的是矮凳。旁边还有一只茶几，上面放着一把茶壶和几个茶杯。黄妈提了一壶开水来把茶壶冲满了。她刚刚走开，觉新就牵着海臣来了。淑贞站起来把她坐的竹椅让给觉新，自己走到琴身边去，琴把身子略微移动，淑贞便偎着琴坐了。

“海儿，到婆这儿来，”周氏看见海臣，胖脸上露了喜色，便坐起来，伸出手唤道，她回头对装烟的绮霞说：“不要装了，你去端个凳子给四小姐坐。”绮霞答应一声，捧了烟袋进房里去了。

海臣本来要到琴那里去，现在听见周氏唤他，便往周氏那边走去。他靠了周氏的膝头站着，周氏抚摩着他的头，拉着他的手问了几句话。

“三弟刚才有信来，”觉新刚刚坐定，便低声对琴说。

众人脸上的表情都有了一点改变。淑华忍不住第一个说道：“在哪儿？快给我看！”

“在三爸那儿，”觉新答道。

“怎么会在三爸那儿？你把三弟的信拿给三爸看？”觉民惊讶地问道。声音里略带一点不满。

“我每封信都拿给三爸看。他这样吩咐过的，”觉新无可奈何地答道。

“我认为并没有给三爸看的理由。三弟的信又不是写给他的，是写给你，写给我们的，”觉民严肃地说。

“但是三爸是家长，他的话我们不能不听，”觉新带点忧郁地说。

琴看了看淑英，淑英微微红了脸埋着头在弄衣角。琴瞅了觉民一眼，不等他开口就插嘴问觉新道：“三表弟在上海还好吗？他信上说的什么？他为什么总不给我写信？”

“三哥上个月不是有信给你吗？我都看见的！”淑华接口对琴说。这时绮霞端了一个矮凳出来，就放在琴的旁边，招呼淑贞坐了。

觉新接着说道：“他说过两天就给你写信。他倒很好。他的信也不长。不过……”他沉吟了一下低声对觉民说：“他寄了一篇关于大家庭的感想的文章来，叫我看了交给你拿去发表。这个我没有给三爸看。我知道三爸看了一定会抱怨我。三弟上一封信里写了几句激烈的话，三爸看了就不高兴。他抱怨我不该把三弟放走，他说三弟将来一定会变坏的，我也有责任。”

“这叫做自作自受。你为什么要把信给他看？”觉民不了解觉新的心情，却也抱怨他说。

觉新不理睬，好像并没有听见觉民的话似的。他偷偷地把周氏看了一眼，看见她只顾调逗海臣，并不注意他们讲话，就轻声说：“不过我担心的不是三弟会变坏，倒是怕他将来会变成革命党。所以我有点……”他突然闭了口，不再说下去了。

“革命党”三个字在淑华、淑贞的耳里是完全陌生的，她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淑英略略知道一些，那是从她最近读过的西洋小说上面知道的。但是她还不能够十分了解。真正了解的只有觉民和琴，然而琴也被这三个字吓住了。

“不见得罢，”琴略略皱一皱眉头，疑惑地低声说。但是她又严肃地问觉新道：“那篇东西在哪儿？给我看看。”

“你带回去看罢，我等一会儿给你，”觉新低声答道。

“我去拿，在抽屉里罢？”觉民急于想看那篇文章，就站起来对觉新说。

“嗯。你就在我房里看，不要给别人看见，”觉新小心地嘱咐道。

“我晓得，”觉民应了一声，便在茶几上端起一个茶杯喝了两口冷茶，然后放下杯子吹着口哨往过道里去了。

觉新掉过头茫然地望着他的背影。

“大哥，”淑英忽然恳求地唤道。“你下次给三哥写信的时候，请你托他打听打听上海学堂的情形。”

“你替哪个打听的？”觉新回过头惊奇地问道。

淑英没有即刻回答，她似乎没有料到觉新会问这样的话。但是琴却在旁边自语似地插嘴说：“也许是为她自己打听的罢。”

“二妹，你自己……？”觉新惊讶地望着淑英激动的脸色问道。

淑英略略抬起头看了觉新一眼，她的脸色渐渐地变了，最后她淡漠地答道：“我不过随便说句话。我自己打听来做什么用呢？琴姐知道的。”

琴带着同情的眼光看了看淑英，她起初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后来也就明白了淑英的心情。她不说什么，却走去倒了半杯茶自己喝了，然后又斟了一杯走到淑英旁边，把茶杯递给淑英，一面说：“二表妹，你吃杯茶罢。”淑英先不去接茶杯，却仰起头看琴。琴对着淑英微微一笑，眼光非常柔和。淑英默默地望着琴，脸上的忧郁也渐渐地淡了。她连忙伸出手去接了茶杯，同时还说道：“琴姐，难为你。”

“你们在耍什么把戏？这样鬼鬼祟祟的！”淑华看见这情形，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心里有些纳闷，忍不住大声问道。

“这又奇怪了。偏偏你一个人心眼儿细。我不过给二表妹倒杯茶，有什么鬼鬼祟祟的？”琴带笑地望着淑华回答道。“你要吃茶，我也给你倒一杯。”她便往茶几那面走去。

“啊哟，我不敢当，”淑华故意做出惊惶的样子大声说。“我没有福气使唤一个这样阔气的丫头，看把我折煞了。还是让我自己来倒罢。”她说着就站起来，走到茶几前面，争着去拿了茶壶在手里。

“三女，你怎么跟你琴表姐争茶壶呢？她现在还是客人，你应该让她点，”周氏故意开玩笑地说。她还怂恿海臣到琴的身边去，她对他说：“快，快，你快到琴孃孃那里去，劝劝她们不要打架。”

海臣真的到琴的身边去了，拉着琴的衣襟唤她。

琴听见周氏的话有点不好意思，就搭讪着说：“我好心好意地给三表妹倒茶，哪儿是跟她争茶壶？大舅母看错了……”还没有说完，琴看见海臣走过来，就蹲下去抱起他，跟他讲话。

淑华听见继母的话，不觉失笑了。这时她刚刚喝了一口茶，听见琴的话，又看见海臣走过来，她忍不住噗嗤一笑，把一口茶全喷在自己的衣服上。她连忙放下茶杯，一面咳嗽，一面摸出手帕揩了水迹。

“阿弥陀佛，”淑英在背后低声念道。

“哪个在念佛？”淑华故意掉头望着淑贞问道。

“二姐，”这许久不说话的淑贞含笑答道。

“这叫做眼前报应，”琴忽然掉过头说了这一句，就站起来，牵着海臣的手回到座位上去，让海臣站在她的膝前。

“报应还在后头勒！”淑华冷笑道。

“已经够了，”淑英说。

“善有善报，人家的好报还在后头！佛爷连人家的终身大事也管的，”淑华报复地说了，自己第一个笑起来。

众人都笑了，只有淑英和琴没有笑。琴装着不曾听见的样子，只顾埋头逗海臣，淑英略略红了脸，也想装出不在意的样子，就往四面看。她忽然注意到觉英站在天井里，对着屋檐嘟起嘴“屋啊”，“屋啊”地叫。觉群、觉世两个堂兄弟和堂妹妹淑芬在他旁边，聚精会神地望着屋檐上的什么东西。她心里更加不舒服，便叫一声：“四弟！”

觉英应了一声，抬起头看她一眼。他依旧站住不肯动。

“四弟，你又在做什么？”淑英气恼地问道。

觉英笑了笑，又嘟起嘴“屋啊”“屋啊”地叫起来。

“他在唤鸽子。二妹，你管他也没有用，他不怕你，”觉新看见觉英不理淑英，便皱了皱眉头，温和地劝慰淑英道。

忽然起了一阵扑翅膀的声音，一只背上带黑花的白鸽从屋檐上飞了下来。它在天井里石板上跳来跳去。觉英和觉群、觉世马上跑过去捉它。淑芬顿着脚接连地嚷着：“快！快！”鸽子带跳带扑地奔逃。这时天色已经阴暗了，那只鸽子大概看不清楚周围的景物，它在石板过道两边的几个花盆中间跳了几转，终于被觉英一下子抓住了。

“捉到了，捉到了！”觉群、觉世两个高兴地嚷着。

“四弟，”淑英忍不住又严肃地叫了一声。

觉英兴高采烈地跑到石阶上面来。觉群、觉世和淑芬都跟在他后面。淑芬不住地嚷着：“四哥，给我看。”觉英不理睬她。他匆忙地朝着周氏唤了一声“大妈”，接着又招呼了琴。然后他把手里捏着的鸽子给淑英看，一面得意扬扬地说：“这只‘马蹄花’是公的，而且是红沙眼。不晓得是从哪儿飞来的。到底给我捉住了。”

觉英一只手捏着鸽子，那只美丽的生物在他的手里变得服服帖帖的，也不挣扎一下。淑英嫌厌般地把头一扭，说；“我不要看。”淑贞和淑华却很感兴趣地看着那只新奇的小生物。海臣也跑过去要觉英把鸽子放在他的眼前给他看。

“四弟，你放了它罢。人家好好地飞着，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捉来关起？”淑英不愉快地对觉英说。

“那不行。这样好的鸽子，哪个舍得放走！”觉英固执地答道。他又对觉群说：“五弟，你去给我拿把剪刀来，我要剪掉它的翅膀。”

觉群答应一声，就跑进过道到后面去了，不到一会儿的工夫他拿了一把剪刀回来。

觉英用左手捏住鸽子，右手拿起剪刀，又叫觉群拉开一只翅膀，便齐着羽毛剪去，差不多把翅膀剪去了一半。然后他又去剪另外的一只。

“真作孽呀！”淑英闭着眼睛憎厌地说。

觉英剪好了两只翅膀，把剪刀递还给觉群，于是一松手把鸽子往地上一掷。鸽子在地上扑了两下。海臣连忙跑去捉它，居然捉到了。他很高兴，就嚷起来，却又被鸽子挣脱了去。鸽子跳下了石阶。它想飞，但是飞不起来。它只顾扑着、跳着。觉世先跑去捉它，后来觉英和觉群都跳下石阶去追它。觉英一下子就把它捉在手里了。

“四爸！四爸！”海臣在阶上看见觉英捉到了鸽子，便高兴地大声唤道。他要觉英把鸽子拿过来给他玩。觉英并不理他，却捏着鸽子兴高采烈地带跑带跳出了拐门往外面去了。觉群和觉世也跟着跑出去。淑芬也跑到外面去了。

“海儿，过来，不要跟你四爸去闹，”琴说着就去把海臣拉过来，抱起他坐在她的膝上。

“他倒方便，剪了一地的羽毛就走掉了，”淑华抱怨地说。

淑英皱了皱眉尖，叹了一口气，抱歉似地站起来，自语道：“我去喊翠环来扫罢。”

“何必喊翠环？喊绮霞来扫就是了，”觉新接口说。绮霞正站在堂屋的侧门口，靠着门框听他们谈话，这时听见觉新的话，便急急地走进上房里去，拿了撮箕和扫帚出来，把地上的羽毛扫干净了。

“老四这种脾气真没法改，”周氏把头摇了摇，闲谈地对淑英说。“二姑娘，你们两姐弟性情差得真远。你那样用功，他那样爱耍。你爹也不大管他，就让他去。”

“爹不晓得骂过他多少次，打也打过的，他那牛性子总改不掉，”淑英答道。她的话还没有说完，觉民就从过道里走出来，他问道：“你们在说哪个？”

“四弟，”觉新接口答道。他看了觉民一眼，低声说：“你看过了？”

觉民点了点头，便走去对淑英说：“二妹，你又谈四弟的事情。你何苦自寻烦恼？你每回谈起四弟都要生气，又何苦来？”

“我想他年纪再大一点，说不定会变好的，”琴顺着觉民的口气安慰淑英道。

“我也晓得，”淑英低声答道。“不过我常常想，要是我有一个好一点的弟弟，我的处境也许比现在好……还有七弟，虽然才四岁多，就已经淘气了。”她还想说下去，忽然觉得心里难受，她好像看见忧郁慢慢地从心底升上来，她害怕自己到后来不能够控制，就闭了口，埋着头不再说话了。

夜已经来了。众人看不见淑英脸上的表情，但她的声音却是听见了的，然而知道这声音里面含着什么样的东西的人就只有觉民和琴两个。觉新只在声音里听到了一点点寂寞和忧郁，这就引起了他的同感。他觉得心里微微地起了一阵痛。他在镇压自己的悲哀。他想不到找话去安慰淑英。

琴的心被同情激动着，虽然海臣缠着她，要她讲故事，但是她的心却在淑英的身上。她不仅同情淑英，而且她自己的隐痛也被淑英的话触动了。她不禁感慨地说：“可是我连一个这样的弟弟也没有。这样看来，还是你好一点。”她是把这些话用安慰的口气来说的。

“琴姐，你何必叹气？四弟不就是你的弟弟？我们弟兄很多，只要你不嫌弃，都可以看做你的弟弟，”淑华笑谑地说。

琴懂得淑华的意思也就不分辩了。她装出不在意的样子开始对海臣讲故事。

“三妹，人家在说正经话！你总爱开玩笑！”觉民听不入耳，就正言对淑华说。

“我没有跟你说话，不要你来岔嘴！”淑华赌气把嘴一噘，这样说了。但是脸上还带着笑容。

觉民不答话，对淑华微微一笑，便去听琴讲故事。淑华也不再作声了。琴慢慢地用很清晰的声音讲述一个外国的童话，一个睡美人的故事[1]，不仅海臣的注意力被她的叙述完全吸引了去，连淑贞也聚精会神地倾听着。这样的故事在海臣的脑子里完全是新奇的，所以在她叙述的当中他时时拿各种各样的问话打岔她。

周氏和觉新两人没有听琴讲故事，他们在一边谈话。他们谈的便是周家搬回省城来的事。房子已经租好，周氏看过也很满意，现在正叫人在那里打扫，周家到时便可搬进去住。他们又谈着周家的种种事情，后来又谈到觉新的两个表妹身上。

“蕙姑娘的亲事是从小就定下的。男家是她父亲的同事，还是上司做的媒，当时就糊里糊涂地定下了。后来才晓得，姑少爷人品不大好，脾气坏。外婆同大舅母都不愿意，很想退掉这门亲事。但是大舅又不肯丢这个面子。男家催过几次，都被外婆借故拖延了，不晓得怎样现在却到省城来办喜事。”周氏虽然只是在平铺直叙地说话，但声音里却含了一点不满。蕙是大的一个，第二个叫芸，是觉新的二舅母的女儿。

“蕙表妹年纪并不大，我记得今年也不过二十岁，”觉新压住心里感情的激荡，故意用平淡的声音说。

“二十岁也不算年轻。本来依男家的意思，蕙姑娘十六岁时就应该嫁过去的。那位姑少爷好像只比她大两岁，”周氏答道；她也同情那个少女，但她的同情却是短时间的，她说过这番话以后，自己不久就会忘记了，所以她不会想到她的话会给觉新一个打击。这不仅是因为觉新关心那个少女，主要的还是觉新在这件事情上面看见了自己一生演过的悲剧。知道又多一个青年被逼着走他走过的那条路，就仿佛自己被强迫着重新经历那惨痛的悲剧。他的心里发生了剧痛，像一阵暴风雨突然袭击过来似的。他极力忍耐，过一会儿那痛苦又消失了。

琴还在讲故事，几个年轻人都静静听着，只有海臣仍旧时时发出一些奇怪的问话。淑英本来也在听琴讲故事，但后来她却注意到周氏同觉新的谈话，最后就专心去听他们讲话了。不过她依旧是在偷偷地听。她并不参加他们的议论。他们的话使她想到一些别的事情，她也感到痛苦。她要不想那些事情，却又不能够。到这时候她不能再忍耐了，便站起来轻轻地走过去，就靠了觉新坐的那把竹椅站着，突然鼓起勇气用战抖的声音发问道：“大妈，既然周外婆同舅母都不愿意，为什么不退婚呢？这样不苦了蕙表姐一辈子？”

觉新听见这问话，连忙惊讶地回过头看她。月亮进了黑云堆里，天色很阴暗。但是借着从堂屋和上房两处射来的电灯光他看见了她的一对凤眼，水汪汪的，好像就要哭出来一般。

周氏略略抬头看了淑英一眼，但是她并没有注意到什么。她微微地叹一口气，然后答道：“人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安排的。不如意的事多得很。一切全凭命运，谁也怨不得谁。横竖做女人的就免不了薄命。大半的女人都这样经历过来的，岂止你蕙表姐一个？你不看见你梅表姐的事情？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可想？我只求来生再不要做一个女子。”周氏就用这样的话把她自己的隐微的悲哀遣走了。她没有想到她的话会在淑英的心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她甚至想不到淑英为什么要拿那样的话问她。

淑英是怀了求助的心思来向她问话的。然而这个答复却像一个拳头打在她的额上，她的眼前一阵暗，一个希望破灭了。而且破灭的似乎还不止一个希望。“我只求来生再不要做一个女子。”这句话在她的耳边反复地响着。这太可怕了，单是一句话就可以把她的全部希望毁灭了。她以前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话。这太不公道了。为什么女子就不如男子呢？为什么做一个女子就免不了薄命？就应该让别人给她安排一切？为什么命运就专门虐待女子？她不能够相信，她不能够相信命运。但是她又有什么办法呢？事实不是分明地摆在眼前吗？然而她并不甘心。她还想找话来质问周氏。可是她的思想却变得迟钝了。她一时说不出话来。

“妈这话我不赞成。这不能够说是命运。”觉民虽然在听琴讲故事，但是周氏们的谈话他也断续地听了几句进去。周氏回答淑英的话他是听见了的。他知道这句话对于淑英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便掉头去看淑英，正遇着淑英的求助的、绝望的眼光。淑英的眼里还含了一汪泪。他的心被爱怜打动了。他忍不住带笑地开始反驳他的继母的话。他的主要目的还是在安慰淑英。“做一个女子并不就是倒楣的事。男女都是一样的人。不过气人的是大多数的女人自己年轻时候吃了苦，后来却照样地逼着别人去吃苦，好像是报仇出气一样。所以事情就没有办法了。……”

周氏并不生气，她不过微微一笑。等觉民的话告了一个段落，她才放慢了声音平静地说：“你真是读新书读呆了。讲新道理，我自然讲不过你。然而做女人的从来就讲三从四德。人家都这样讲，这样做，要是你一个人偏偏标新立异，人家就要派你不是了。人年纪大了，就明白一点，多懂点人情世故，并不是报仇出气。”

觉民摇摇头，心里很不满意，但是脸上还勉强留着笑容。他还想反驳继母的话，却又害怕真的争论起来，一时不能够控制自己，说出了冲犯她的话。他便不开口了。觉新望着觉民的脸。但是他的眼睛似乎看不见什么。不，他看见了过去的幻影。每个影子都拖了一盘铁链。每盘铁链上都系了一张字条，写着：“三从四德。”一个女人的面庞，两个女人的面庞在他的眼前晃了过去。他痛苦地嘘了一口气。

琴的故事还没有讲完，但是她后来却趁着海臣发问的时候注意去听周氏们的谈话。这时她忽然掉过头去撒娇似地大声反驳周氏说：“大舅母的话也不对。若是没有人标新立异，世界上哪儿还有进步？”

“琴姑娘，我不懂你那些新名词，我说不过你，我是个老古董了，”周氏并不存心跟那些比她小一辈的人争论，而且她缺乏年轻人的热诚，对于自己的主张也并不热心拥护，所以她用一句笑话把话题支开了。

“老古董？妈，你怎么会是老古董？”淑华听见继母的话就噗嗤笑起来，大声说，把众人都惹笑了。

“老古董？哪个是老古董，”一个清脆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来的是淑贞的母亲沈氏。她抱了一只雕花的银水烟袋，穿着滚宽边的短袄。觉新连忙站起来，唤了一声“五婶”，就把座位让给她。

“妈说妈是老古董，”淑华带笑答道。“五婶，你相不相信？”

“啊，你妈哪儿是老古董？老古董明明在爷爷的房里。你碰它一下，可就值价了。其实让它摆在那儿不去理它，它一点用处也没有，”沈氏坐下来，一本正经地说，她感到一种满足。

“我晓得你在说哪个！”淑华得意地笑道。“你说陈——”

“三妹，”觉新嗔怪地瞅了淑华一眼，阻止她说下去，她便闭了口。

“对啦，”沈氏毫不在意只顾得意地说。“三姑娘，你真聪明。要是我们贞儿有你一半聪明也就好了。”她说到这里就向四面望了一下，用眼光去找淑贞。淑贞不敢答话，胆怯地偎在琴的身边。

“五舅母这句话说得不公平，四表妹原本也是很聪明的，”琴看见淑贞的畏缩的样子，觉得可怜，便仗义地说。

“琴姑娘，你不晓得，我们贞儿今年十四岁了，可是连麻将也不会打。你说她笨不笨？”沈氏理直气壮地说。她吹起纸捻子接连抽了几口烟。火光一闪一闪地照亮了她的脸。烟袋里的水声有规律地响着。

众人都不作声。显然大家都不以她的话为然，但是也不便反驳她。觉民很不满意，就独自轻轻地吹起口哨。琴听见沈氏的话不觉起了一阵恶心。但是她极力忍住了。她对淑贞反而更加怜爱。她暗暗地抓起淑贞的微微战抖的手，紧紧地握着。

琴孃孃，再摆[2]一个，再摆一个，海臣捏住琴的另一只手央求道。

“下回再摆罢，今天摆一个就够了，”琴放了淑贞的手，把两手伸去抱住海臣的肩膀，俯下头温和地对他说。

“不够，不够，”海臣摇摇头坚持地说。

“海儿，你不要再吵琴婊婊了。琴姨婊讲了好多话，太累了，让她歇一会儿罢，”觉新在旁边阻止道。

“嗯，”海臣应一声。过后他又拉着琴的手说：“琴孃孃，你累吗？好，你歇一会儿，下回来你给我多摆一个，要更长的。”

“好。你真听话，这才乖勒，”琴一时高兴就捧起海臣的脸，在他右边脸颊上吻了一下。海臣受了夸奖，心里非常快活，便得意地说：“爹爹说我乖，婆婆也说我乖，我会听话，我不爱哭。”

淑华第一个噗嗤笑了，她接着说：海儿，到我这儿来。我给你摆个好听的‘龙门阵’[3]。

海臣把头扭一下，扁了扁嘴答道：“我不要听你的‘龙门阵’。你只会摆《孽龙》[4]，摆《熊家婆》[5]，我听过八十道了。还是琴孃孃摆的好听。”

众人笑起来。觉民连忙带笑称赞道：“说得好，说得好。”

“好，你记住，下回你再找我摆龙门阵，我就撕掉你这张小嘴，”淑华笑骂道。

刚刚在这时候大房的袁成从外面走了来向周氏说：“太太，姑太太差人来接琴小姐回去。”他的瘦长的身子站得笔直。

“晓得了。是张升吗？你喊他在门房里等一会儿罢，”周氏不去问琴的意思，就吩咐道。

“是，”袁成垂着两只手恭敬地答道。

“大舅母，我还是现在就走罢，”琴连忙说，她就站起来。

“琴姐，”淑贞马上抓住琴的一只膀子，十分依恋地轻轻唤道。她的手微微颤动，声音也微微颤动，好像琴一去就会把她的什么宝贵的东西也带走似的。

“琴孃孃，你真要回去吗？你就住在我们家里，大家在一起耍，多有趣。你天天给我摆龙门阵，好不好？把姑婆婆也接来，”海臣天真地拉着琴的袖子絮絮地说。

“海儿，你说得真好。我回去过两天就会再来的。我家里故事书很多，下回我带几本来，一定多给你摆几个龙门阵，”琴抚着海儿的短头发，爱怜地说。

“书没有带来不要紧，你不要自家回去，就喊袁成去拿来好了，”海臣依旧天真地说话，使得琴也忍不住微笑了。

“好倒好，不过我明天早晨就要上学，”琴回答道。

海臣沉吟了一下，便正正经经地说：“上学是很好的事情。爹爹说好人都要上学。我长大了也要做个好人。爹爹每天教我认字。爹爹说，我好好地认字，好好地听话，妈妈也高兴。爹爹说，妈妈在天上，她天天看得见我，我看不见她。我想天上一定也很有趣。妈妈一定很快活。她一定也想我。我想我总有一天会看见她。我要告诉她好多好多话。”他指手画脚地说，脸上带着认真的表情，好像在叙述一件重大的事。他没有一点悲哀，但是他的话却引起了好些人的痛苦的回忆。觉新起初满意地微笑着，后来暗中垂泪了。

“你妈妈一定也很喜欢你，”琴勉强挣出了这一句，一把抱起海臣来，紧紧地抱着他，半晌不说话。

觉新伸手揩了一下眼睛，忽然注意到那个中年仆人还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便吩咐道：“袁成，你去罢。你喊张升在门房里多等一会儿。现在还早得很。”

“是，大少爷，”袁成恭敬地应道，便转身走了。他走了十多步路的光景，又被沈氏叫了回来。

“袁成，外面有胡琴的声音，一定是唱戏的瞎子走大门口过，你赶快去把他们喊进来！”沈氏吩咐道。

“是，”袁成恭敬地应了一声，就放开大步往外面走了。

“琴孃孃，你不要走，要唱戏罗，”海臣高兴地对琴说。

这时候众人才注意到从外面送进来隐约的胡琴声，檀板声，碰铃声。那些乐器凄凉地哭着，婉转的哭声无力地在空中飘荡，使这春夜也带了悲哀的情调。众人的心逐渐地被这些声音吸引去了，好像它们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带到他们的失去了的回忆那里去。众人茫然地倾听着这些声音，各人沉溺在自己的回忆里。只有海臣是高兴的；淑华是激动的；沈氏是平静的。但是外面的声音突然停止了。

“琴姑娘，你不忙走，我请你听瞎子唱戏，我今天打牌赢了钱，”沈氏兴高采烈地说。

“好，多谢五舅母，我就等着听一两折戏再走，”琴陪笑道。她刚把话说完，觉英、觉群、觉世、淑芬四个人从外面跑了进来。觉英跑上石阶，向着淑英、淑华两个问道：“哪个喊瞎子来唱戏？”

“五婶今天打牌赢了钱请客，”淑华顺口答道。她接着反问觉英：“你们今天不读夜书？”

“今天先生有事情，放学，”觉英得意地回答。

“四爸，五婆婆请琴孃孃听戏，”海臣在旁边说。

淑英看见九岁的淑芬跟着三个哥哥在外面跑，便对她说：“六妹，你还不回屋去？你跟着四哥他们跑来跑去，四婶晓得会骂你的。”

“不要紧，妈不会骂我，”淑芬气咻咻地带笑回答，她昂起头，小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她走到淑英的身边，摇着淑英的膀子说：“二姐，你心肠真坏。你们听瞎子唱戏，倒喊我一个人回屋去！”

淑英皱了皱眉，正要回答。何嫂动着她的两片鲢鱼脚从过道里走出来，唤道：“孙少爷，去睡罢。”她走到琴的面前去牵海臣的手。

海臣留恋地看了琴一眼，把身子一扭，嘴一扁，回答道：“我不睡。我要听唱戏。”

“现在不早了。你再不睡，明天早晨又爬不起来。走，好好地跟我去睡，”何嫂坚持地说，但声音依旧是温和的。

“琴孃孃，你喊她过一会儿再喊我去睡。我不想睡，我要陪你耍，”海臣不回答何嫂的话，却伸起头，低声对琴说。

琴惊讶而又爱怜地望着他，正要说话，却被觉新抢先说了：“海儿，你乖乖地跟何嫂去睡。戏你又听不懂。你把琴孃孃缠了很久，你让她歇一会儿罢。你是我的乖儿，你要听爹爹的话。”

琴连忙说：“不要紧，我很喜欢他。让他多耍一会儿也好。”她的手依旧在抚弄海臣的膀子和头发。

“爹爹，我听话，我就去睡，”海臣看了觉新一眼，温顺地答道。

“你不多耍一会儿？”琴怜悯地问道。

海臣摇摇头，声音清晰地答道：“我不耍，我要去睡觉。”

“真乖，我们孙少爷真懂事，”何嫂在旁边称赞道。她又对他说：“我们走罢。你给琴孃孃请个安。”

“琴孃孃，”海臣唤道，他真的就蹲下去请了一个安，然后站起来，对琴说：“你二天来，多带两本故事书。你早点喊我，我陪你多耍一会儿。”

天井里突然热闹起来。三个瞎子用竹竿点着路从拐门走进。他们后面跟着一群人，大半是公馆里的奶妈和女佣。四房的杨奶妈抱着淑芳，丁嫂牵着觉先，三房的袁奶妈牵着觉人。

“去给婆婆、五婆婆请安，”何嫂牵着海臣的手嘱咐道。

海臣跟着何嫂去给周氏、沈氏都请了安，又招呼了他的爹爹，然后跟着何嫂往过道那边走了。他两三次回过头来看围着瞎子的那一群人。

瞎子们站在天井里等候主人吩咐。他们在低声谈话。

“五太太，瞎子喊来了。请五太太吩咐在哪儿唱，”袁成走上石阶垂着双手恭敬地向沈氏问道。

“大嫂，你说在哪儿唱好？”沈氏客气地问周氏。

“在老太爷窗子底下，好不好？”周氏说。

“好，你喊他们在老太爷窗子底下唱，”沈氏掉头吩咐袁成道。

“是，”袁成应了一声，就走下石阶，把瞎子们引到堂屋那一面的窗下。那里原有一张方桌和两把椅子，沈氏的丫头春兰又回到房里去端了一根板凳来，三个瞎子围着方桌坐了。奶妈、女佣们也各自端了几根板凳放在阶下，几个人挤着坐在一根板凳上面。天井里显得更热闹了。觉英、觉群、觉世、淑芬四个小孩带笑带嚷地在堂屋里穿来穿去。

瞎子坐定了，拿出戏折子请主人点戏。春兰穿过堂屋走过来把戏折子递给沈氏。

“给大太太看罢，请她先点。”沈氏一挥手，要春兰把戏折子交给周氏看。

“五弟妹，你点好了，我不会点，”周氏推辞道。

春兰把戏折子拿在手里望着沈氏微笑。沈氏便说：“那么，你拿给琴小姐点罢。”

“我更不会点，还是五舅母点好，”琴连忙说。

“琴姑娘，你就点一折罢，”沈氏怂恿道。

琴没有办法，只得拿起折子翻了一下，她不知道应该点什么戏才好，便把折子递还给春兰，低声说：“我实在不会点，你还是拿给你们太太点罢。”她的话还没有说完，淑英忽然走过来，在她的耳边小声说：“琴姐，你就点《宝玉哭灵》。”

琴惊讶地掉头看了淑英一眼，然后把戏名对春兰说了。春兰又穿过堂屋到那边窗下去告诉了瞎子。

于是胡琴声响起来，接着是檀板和碰铃的声音。先前一刻在那边人声嘈杂，一下子就静了下来。众人注意地倾听着，等待着。

贾宝玉到潇湘泪如雨洒，

秋风冷苍苔湿满径黄花……

一个男人的声音合着拍子悲哀地响起来。这声音是十分柔软的，它慢慢地穿过堂屋飘到左上房窗下，又慢慢地飘进每一个人的耳里，到了每个人的心坎，变成了绝望的哀泣。

那个中年的瞎子继续唱着，调子很简单，但是他似乎把感情放进了声音里面，愈唱下去，声音愈凄楚。好像那个中年人把他的痛苦也借着戏词发泄了出来。他的声音抖着，无可奈何地抖着，把整个空气也搅乱了。在这边没有一个人说话。众人都渐渐地沉落在过去的回忆里面，而且愈落愈深了。

在戏里贾宝玉不断地哭诉着：

兄爱你品行高温柔秀雅，

兄爱你貌端庄美玉无瑕……

他愈哭愈伤心，于是——

贾宝玉只哭得肠断声哑，

并不见林妹妹半句回答……

觉新咳了一声嗽，站起来，沿着厢房走去。淑英从怀里摸出一方手帕去擦眼睛。这个动作被琴看见了。琴默默地望着淑英，心里也有些难过。她不想再听下去，但是声音却不肯放松，它反而更加响亮了。

觉新沿着厢房前面的石阶慢慢地踱着。他埋着头走，不知不觉地到了拐门口。忽然从外面飘进来一个黑影，把他吓了一跳。他听见一个熟习的声音在唤他“大哥”。他定了神看，原来是陈剑云。

陈剑云是高家的远房亲戚，觉新的平辈，所以习惯地跟着觉民们称觉新做大哥。他不过二十几岁，父母早死了，住在伯父家里，在中学毕业以后，因为无力升学，就做一点小事，挣一点薪水糊口。

“剑云，你好久没有来了，”觉新惊喜地说。“近来你的身体怎样？还好罢？”

“还好，谢谢大哥问。不过近来兴致不大好。又怕你们忙，所以不敢到你们府上来打搅。”剑云谦虚地答道，他的黄瘦的脸上露出笑容，接着他又问道：“琴小姐在这儿吗？”

“在这儿。五婶请我们听戏，你到上面去坐坐罢，她们都在那儿，”觉新温和地说，便邀剑云到左上房窗下去坐。

剑云迟疑了一下，连忙说：“我就在这儿站站也好。你到上面去坐罢，不要管我。”他不等觉新答话，忽然低声问道：“这折戏是哪个点的？”他皱了皱眉头，仿佛想起了什么不如意的事情。

“琴妹点的，”觉新顺口答道，他并不去思索剑云为什么要问这句话。

剑云听见琴的名字就不作声了。他痴痴地望着周氏的窗下。月亮从云堆里露出来，天井里比先前亮一点。他看见了坐在那里的几个人的轮廓。他知道那个斜着身子坐在竹椅上面的女郎就是琴。琴的面貌和身材长留在他的脑子里面。他决不会看见她而不认识。琴的面貌在他的眼里不住地扩大起来。他的心跳得厉害。他的脸也发烧了。他为一种感情苦恼着，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好。他有些后悔不该到这个地方来了。

觉新不明白剑云的心理，但是他知道剑云的性情古怪，而且境遇不好。他有点怜悯剑云，就带了关切的声音说：“我们到上面去坐罢，你吃杯茶也好。”

“嗯，”剑云含糊地答道，他的耳边还荡漾着那个唱紫鹃的瞎子的假装的女音。过后他忽然猛省地掉头去看觉新，一面说：“好。这折戏就要完了，等唱完了再去，免得打岔她们。”

“那也好，”觉新说了这三个字，就不再作声了。

“大哥，我托你一件事情，”剑云沉吟了半晌，忽然吞吞吐吐地对觉新说。

觉新惊讶地掉过头来看剑云，朦胧的月光使他隐约地看见了剑云脸上的表情。这张黄瘦脸依旧是憔悴的，不过似乎比从前好一点。眼神倒很好，但是从两只眼睛里射出来求助的痛苦的光。他知道剑云一定遇到了什么不如意的事情。

“什么事？”觉新同情地问道，他希望不会有重大的事故。

“我的饭碗敲破了，”剑云短短地答道，声音里充满了苦恼。

“啊，”觉新知道剑云以前在王家做家庭教师，因为生肺病辞职，后来身体养好一点，就到一家报馆做事，还不到三个月，现在又失业了。觉新也替剑云着急，便安慰道：“这不要紧，另外想法子就是了。”

“所以我来请你给我留意一下。有什么管理员、家庭教师、报馆里的事情，不论钱多少，我都愿意干，只要有碗饭吃就行了，”剑云听见觉新的话便鼓起勇气接下去说。

“好，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想个办法，”觉新听见这番话，很感动，便不假思索，很有把握似地一口答应下来。

“那真该千恩万谢了，”剑云感激地看了觉新一眼，低声答道。

戏突然完结了。众人的心马上松弛了许多。接着来的不是宁静，却是一阵喧闹。觉新趁这时候把剑云拉到左上房窗下，跟众人见了礼。觉新把椅子让给剑云坐，他死活不肯。绮霞从屋里端了一个春凳出来，他才坐下了。

瞎子又传话过来请点戏。沈氏这次让剑云点，剑云不肯。后来还是沈氏自己点了一折《瞎子算命》。这是一折开玩笑的戏，公馆里有不少的人听过它。所以戏名说出来的时候，从觉英起，许多人都快活地笑了。

这折戏里唱词不多，大半是对话，而且是带了一点性的谐谑味的。但是奶妈、女佣们却时时满意地在那边哄然大笑了。杨奶妈、喜儿和陈姨太用的钱嫂三个人的笑声特别响，特别尖。拐门口也站了几个人：仆人苏福、袁成、文德和觉新的轿夫老王等都进来听《瞎子算命》。

外面，在街上，锣声突然响起来，是二更时分了。金属的声音压倒了那个瞎子装出的小家妇女的娇语。琴讨厌这折戏，正苦于没法躲过，就以锣声为借口对周氏们说出了要走的话。

周氏还没有答话，淑英姊妹听见琴说要回去，心里有些难受，便极力挽留她，纵使能够多留住琴一刻，她们也高兴。她们怕的是琴去了以后她们就会落回到单调寂寞的生活里去。然而她们三姊妹这时的感觉也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淑英在琴的身上找到一个了解她而又能安慰她、鼓舞她的人，琴一走，虽然是极短期间的分别，也会使她感到空虚，感到惆怅的；淑华因为琴的来得到快乐，她觉得大家在一起游玩闲谈，很有趣味而又热闹，琴走了以后她又得过较冷清、寂寞的日子，所以她觉得留恋；至于淑贞，这个懦弱的女孩没有得到父母的宠爱，而琴很关心她，爱护她，琴是她的唯一的支持和庇荫，跟琴分别自然会使她充满恐惧的思想。

琴因为要预备第二天的功课，坚持着要早些回家去，便对她们说了一些解释的话。淑华还缠住她不肯放她走，觉民知道琴的心思，却出来给琴解围，他说：“三妹，你就让她早点回走罢，横竖她下个星期还要来。现在打过二更了。她回家去还要预备功课。”

“三妹，听见没有？二哥说话多么有道理！”淑英在旁带了醋意地对淑华说。

“不行，二哥说话也不算数，”淑华昂起头得意洋洋地答道。

在对面，《瞎子算命》也唱完了，沈氏的注意力松弛了许多，她才来听淑华姊妹讲话。周氏躺在藤椅上面不作声，她似乎睡着了。其实她却在听她们讲话。剑云坐在阴暗的角落里，怀着颤抖的心听进了琴说的每一个字。他很激动。虽然没有人注意他，而且不会有人看见他的脸，但是他的脸烧得厉害，连耳根也通红了。他一面还断续地在想一些梦一般的事情。

“三妹，不要争了，就让琴姐早些回去罢。横竖她今晚上要回去的。本来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觉新忽然彻悟似地对淑华说，他也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寂寞心情。

淑华不再作声了。绮霞还站在旁边等候周氏吩咐。周氏便说：“绮霞，你还不去喊张升给琴小姐提轿子？”绮霞答应一声，连忙走了。这时瞎子又传话过来请点戏，沈氏要周氏点，周氏随便点了一折《唐明皇九华宫惊梦》。

琴听见戏名略略皱一下眉头，便站起来向众人告辞，说是要到大厅去上轿。周氏却阻止她，要她等着轿子提进来，在里面天井里上轿。琴后来答应了。觉民从怀里取出一卷稿纸趁众人阴暗中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递给琴。琴明白这是先前说过的她的三表弟觉慧从上海寄来的文章，便接过来揣在怀里。

中门开了，两个轿夫提了一乘轿子进来，张升打一个灯笼跟在后面。轿子放在天井里石板过道上，张升打起轿帘等着琴上轿。淑英三姊妹陪着琴走下石阶。琴走进轿子，张升挂起下轿帘，又把上轿帘也放了下来。轿夫们抬起轿子，但是琴还揭起上轿帘伸出头来看她们。

胡琴声吵闹似地响了起来。一个须生的响亮的嗓子唱着《惊梦》的第一句：

贤妃子比从前玉容稍减。

“完了，这一天又过去了，”淑英望着轿子出了中门，不觉叹一口气，低声自语道。

[1]《睡美人》：法国查理·贝罗尔（1628-1703）编写的童话。

[2]“摆”和“讲”同义。

[3]“龙门阵”即“故事”；“讲故事”叫做“摆龙门阵”。

[4]小孩吞了珠子变成龙的故事。我曾经把它改写成一篇叫做《隐身珠》的童话。

[5]熊冒充外婆去吃外孙女的故事。跟法国贝罗尔编写的童话《小红帽》差不多。

6

第二天早晨淑英梳洗完毕，到她父母的房里去请安。克明在书房里写信，看见她，含笑地问了两三句话。张氏在后房里刚刚梳好头，吩咐王嫂在收拾镜奁。淑英请了安，就站在母亲后面，看了看母亲的梳得光光的一头黑发，笑着说：“妈，你的头发比我的还多，又细又软，真好。”

“好什么！妈三十几岁了，你还跟妈开玩笑，”张氏的端正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接着她又说：“我有点事情跟你商量。我们到外头去说，好让王嫂收拾后房。”她便站起来同淑英走到了外面，那是克明夫妇的寝室。张氏在靠壁放的方桌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淑英端了一个矮凳，坐在母亲的面前。她心里有点紧张，猜不到母亲要谈什么事情。

“二女，你晓得我大后天过生，”张氏含笑说。淑英连忙带笑地点头答道：“我自然记得。”张氏又说下去：“外婆刚才打发人来接我去耍。我打算多住几天，正好躲过生。我刚才跟你爹讲过，他要我大后天早晨回家来敬神。那么我就这样：后天晚上还是不回来，大后天早晨回来一趟，敬了神，仍旧到外婆家去。那天你舅母陪我出去逛商业场，买点东西。她要请我在外头吃早饭。我今天就把七娃子同袁奶妈都带去。你就留在家里看家。”

“妈，你放心，我会照料家里的事情，”淑英笑着说。“不过我也想陪你过生。”

“那么大后天我带你到外婆家去也好，”张氏接下去说。“不过我想起一件事情。上回我到冯家去给冯老太太拜生，婉儿对我说过我过生那天她要来给我拜生。虽说只是一句话，不晓得她能不能来，不过我倒很想念她。”

“婉儿真的说过要来吗？”淑英惊喜地问道。她站起来，走到母亲的身边，轻轻地靠住母亲的左边膀子。

“二女，你真是！她不说，难道我还说假话？”张氏含笑责备道。

“婉儿要来，我就在家等她，”淑英爽快地答道。

“万一她真的来了，你就陪她到外婆家来吃午饭。横竖外婆家人不多，又没有生人，”张氏接着说。

“不过连一个表姐表妹也没有。婉儿去了也实在没有什么耍头，”淑英说。她平日不喜欢去外婆家，因为外婆同舅母都喜欢男孩，她们待觉英、觉人比待她好。而且舅母只生过三个表弟，在外婆家连一个跟她谈话的人也找不到。

“二女，你总有你的古怪想法。人家是来给我拜生的，又不是来耍的。要说来耍，冯家一定不放她出来，”张氏不以为然地说。她看见翠环走进房来，便吩咐翠环：“你出去要文二爷给我喊两乘轿子来。我要带七少爷、袁奶妈到外老太太家去。”

翠环答应一声，正要出去，张氏又吩咐：“你顺便喊声袁奶妈，要她给七少爷换好衣服，不吃早饭就走！”

张氏果然在她生日那天的早晨一个人回来了。克明一早就叫人抬了空轿子去接她。堂屋里点好了香烛，张氏穿得整整齐齐，走到铺上红毡的拜垫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周氏、克安夫妇、沈氏、觉新、淑华、淑贞都来跟她和克明道喜。淑英姐弟早换上了新衣服，也来向她和父亲磕了头请了安。大家在堂屋里谈了些闲话。张氏又回到桂堂旁边自己的房里同克明谈了一阵，又向淑英、翠环、王嫂吩咐了一些话，并不等吃面，就坐上轿子走了。

克明跟着就到律师事务所去了。他下午要出庭辩护一个刑事案件，他先到事务所去准备一下。

淑英看见父母都不在家，厨房里准备了寿面，便招呼淑华、淑贞姊妹到她这里来吃面。她们三个再加上觉英，每人坐了一方，翠环和王嫂在旁边伺候他们。他们刚刚端起面碗，用筷子挑面，吃了两三口，就听见倩儿同喜儿两个人齐声在窗外唤：“二小姐，二小姐！”她们一边走一边高兴地在讲话。淑英应了一声，就放下碗来。翠环说了一句：“多半是婉儿来了，”就往外跑。觉英仍然大口地吃着面。他的三个姐姐都放下碗等候着。

翠环果然把婉儿同倩儿、喜儿三个人接进来了。婉儿刚走进房，亲热地叫了一声：“二小姐，”接着说：“我来给太太拜生，不凑巧太太出门去了。”她到了淑英面前，就要躬下身子去请安。淑英连忙把她拉住，含笑说：“现在不行那个礼了。我们还是拜一拜罢。”

“二小姐，我服侍过你，我应该请安嘛，”婉儿带笑说，这张画眉涂脂的清秀的长脸虽然比从前瘦了一些，但是这一笑又使淑英姊妹想起以前那个活泼的少女来了。

“现在你不是丫头了。婉儿，我是个直性子。你一定要请安，我就不理你！二姐、四妹都不理你，”淑华着起急来，说着就从背后抱住婉儿的身子，一面催淑英：“二姐，快拜嘛！”喜儿也在旁边说：“婉儿姐，你就听小姐的话不要客气了。”淑英果然拢手拜了拜。婉儿也只好照淑华的意思万福还礼。接着她又向淑华、淑贞、觉英行了礼，最后还同倩儿、喜儿、翠环也都拜过了。

“婉儿姐，你真是多礼啊！”倩儿高兴地笑着说。

“是哪，”喜儿接下去说，她满脸笑容地望着婉儿：“婉儿姐不惟多礼，你看人家打扮得多齐整，多好看，就跟新娘子一样！”她笑起来，一张白白的圆脸真像一轮满月。

“呸！”婉儿羞红了脸，啐了喜儿一口，人家好心跟你见礼，你还要糟蹋[1]人！

淑英看见婉儿穿了一件玉色湖绉滚宽边的袖子短袖口大的时新短袄，系了一条粉红湖绉的百褶裙，便叫翠环陪着婉儿到她房里去宽下裙子，再回到饭厅来吃面。婉儿跟着翠环走了。倩儿、喜儿两个也和她们同路出去。

“二姐，看见没有？”淑华等到婉儿走出去了，马上对淑英眨了眨眼睛突然问了一句。

“你说看见什么，我不懂，”淑英莫名其妙地反问道。

“婉儿的肚子，”淑华又端起面碗含笑地答道。

三姐，你说啥子[2]？淑贞惊疑地问。

我晓得，有喜[3]了，觉英得意地插嘴道。

“不要你插嘴！少爷家管这种事。真不要脸！”淑华生气地责斥道。

觉英吃完了面放下碗，不慌不忙地说：“那么你们小姐家就好意思管人家的肚子！”他噗嗤地笑了起来。

“四弟！你还要顶嘴！”淑英厌烦地大声说。

“算了，你们人多，我只好让你们了。后会有期！”他故意一拱手就自鸣得意地跑出去了。

“不晓得从哪儿学来的这些！”淑华摇摇头骂了一句。

淑英并不答腔。她手里拿着碗，眼睛望着婉儿去的那道门，低声自语道：“她以后该可以过点好日子罢。”

“好日子？二姐，你也太忠厚了。你想，那个老东西还有人心肠吗？……”淑华的话还没有说完，淑贞着急地在旁边低声打岔道：“三姐，快不要说，她来了。”淑华也听见了脚步声，就闭了嘴。

婉儿同翠环一面谈话，一面走进房来。淑英和淑华拉她坐在上位，仍然是一个人占一方。“你们怎么这么久才来，是不是几个人在那儿讲私房话？”淑华问道。婉儿微微一笑，并不回答。王嫂从厨房端来一大碗热气腾腾的子汤面，放到婉儿的面前。婉儿本来要从碗里挑出一半面来，可是淑华硬逼着她吃完了这一碗。她们一边讲话，一边吃，在桌上讲话最多的人是淑华。她把高家的大小事情都对婉儿说了。她和淑英都向婉儿问了好些话，可是婉儿回答得很简单。

她们离开了餐桌到淑英的房里去。淑贞说是有事情，要先回屋去一趟，就走了。淑华第一个在书桌前的藤椅上坐下，淑英和婉儿坐在书桌左右两端的乌木靠背椅上面。她们刚刚坐好，翠环就端了茶杯送来。婉儿连忙站起，说：“不敢当。”接着翠环又送了一只水烟袋到婉儿面前。

“翠环姐，我不会吃烟。你这样客气，真是折煞我了！”婉儿又站起来带笑地说。她又望着淑英：“二小姐，你看，她把我当成了外人，我二天不敢来了。”

淑英和淑华都笑了。淑英对翠环说：“翠环，你怎么想得到拿水烟袋！”她又对婉儿说：“你不要怪她。我们想念你，都盼望你多来耍。你看你半年多不来了。”

“二小姐说得是。婉儿姐，两位小姐都很想念你，”翠环带笑说，她走出房吃面去了。

“我们还担心你把我们忘记了，”淑华插了一句。

“哎哟，二小姐，三小姐，我哪儿会忘记你们？”婉儿笑着分辩道。“我没有家，你们公馆就是我的家。我哪儿会不想回公馆来？”她的脸色开始在变了，声音也开始在变了。不过我现在是他们家的人，哪儿由得自己作主？今天若不是来给太太拜生，还走不出来勒！我昨天想得好好的：早些打扮好就动身。哪个想到我们那位老太太过场[4]特别多。她一天单是洗脸梳头裹脚，就要两三点钟。六十岁的人了，那张起皱纹的脸，那几根头发，洗了又洗，梳了又梳，还要擦胭抹粉。从前没有我，她也过去了，现在偏偏要我服侍她。今天好容易把她服侍得高兴了，才肯放我出来。若不是她，我早来就见到太太了。婉儿的眼圈已经红了，声音也有点嘶哑。但是她也只把眼睛掉向窗外过了片刻。她并没有流眼泪。她愤恨地加了一句：“都是那个老妖精害的。”

“不要紧，妈说过要我陪你到外婆家去，”淑英带笑地解释道，她轻轻地咬了一下嘴唇皮，她也在替婉儿生气，不过她不愿意在这时候多谈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增加婉儿的烦恼。

“二小姐，我看我去不大方便罢，”婉儿沉吟地说。

“妈说过要你去，你难得出来一趟，横竖我陪你去，没有什么不方便，”淑英热心地说。

“我担心回去晏了，会——”婉儿有点为难地说。

“你怕什么！我若是你，就索性痛痛快快地耍它一天，回去让两个老东西骂他们的。他们总骂不死你！”淑华气恼地打断了婉儿的话。她站了起来。

三妹，你默倒[5]人人都像你：天不怕地不怕的！淑英含笑地责备淑华道。她不同意淑华的意见。但是淑华的话使她觉得心里畅快了些。

“三小姐的话也有理。我有时候就是这样想法：管你打骂，我把心一横，啥子也不管。你打你的，我还是我自己的。就是靠这样想法，我才没有给他们折磨死，”婉儿带着怨恨地说，她昂着头吐了一口长气，她戴的一副绿玉长耳坠接连地摆动了好几下。

“你说他们还打你？”淑华又坐下来，惊疑地问道。她把藤椅挪到书桌角上，身子略向前俯，等着婉儿的回答。

婉儿脸上发红。她掉头朝四下看了看，她埋下脸，用右手去挽左边的大袖口。淑华和淑英首先看见的是手腕上的一只金圈子[6]，然后是白白的手膀上两条两三分宽的青紫色伤痕，再往上一点，还有些牙齿印。婉儿激动地小声说：“二小姐，三小姐，这还是最近的伤。以前的我都数不清了。”

淑英看得毛骨悚然，淑华看得怒气冲天。淑华忍不住突然顿一下脚，把头朝上一仰，大声说：“二姐，真气死我了！”

“轻声点。三妹，你怎么了？”淑英吃惊地说。婉儿马上把她的时髦衣服的袖子拉下来，感激地唤了一声：“三小姐。”

“婉儿，是那个老妖精欺负你吗？你快说，我们请三爸帮你打官司！”淑华着急地问道，她在椅子上有点坐不住了。淑英也跟着问婉儿：“是冯老太太打的吗？”

婉儿摇摇头，低声答道：冯老太太阴险，就数她的名堂[7]多。她折磨起人来，真有本事。她骂人，啥子下流话都骂得出。不过她不打人。在人前，她还会装一副菩萨相。我的伤都是冯老太爷打的。他不但打人，他还要咬人。我从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怪物！他高兴的时候，就把你当成宝贝一样，还肯花功夫教你读诗写字。他发起火来，简直不是人，是禽兽。乱打乱咬，啥子事都做得出来。我膀子上的伤就是他拿窗棍子打出来的！牙齿印也是他咬出来的。有时候我真恨死他。不过恨也不中用。他们人多，老太爷，老太太，老爷，太太，孙少爷……都是一鼻孔出气的。我又是孤零零一个人，又无亲无戚——

“你不要这样说，我同二姐都是你的亲人。你听我的话，我们帮你打官司，去告冯乐山，我们请三爸出庭辩护！”淑华激动地打岔说，她觉得全身的血都往上冲，她忍了一肚皮的气，找不到地方发泄。她恨不得冯乐山就站在她面前，好让她重重地打他两个嘴巴！一定要打出紫红的伤痕才能够消去她心头的恨！但是房里只有她们三个人，淑英已经包了一眼眶的泪水，连一句气愤的话也不敢说。婉儿又在抱怨自己“是孤零零一个人”！“要是琴姐在这儿就好了！”她忽然想道。接着她又想：我为什么不能够帮忙呢？于是她想起了打官司，而且她又想起淑英的父亲是有名的律师。

“三小姐，你快不要提打官司的话！”婉儿摇摇头，睁大了眼睛望着淑华，痛苦地提醒道。“那个老东西，”（说到这里她咬了一下牙齿，泄露出她对一个人的憎恨。）有钱有势，做大官的朋友多，人人尊敬他。今年还有一位叫啥子王军长的到他公馆来吃饭打牌，送他好些礼。他得意起来，还冲壳子[8]，说督办见了他，也要让三分。说起打官司，他好多钱都是打官司打来的。

“奇怪！他不是律师，又不是讼棍，怎么靠打官司发财？”淑华感兴趣地追问道。这时翠环从外面进来，在连二柜前的方凳上坐下了。

婉儿带着苦笑地“哼”了一声，又说：“我也说不清楚。有一回一位丁老太太到冯家来吵过一次，把那个老东西骂得真惨。听说她是他一个老朋友的太太。男人死了，剩下孤儿寡母。那时候冯家还没有多少钱。丁家钱很多。丁太太一个女流，少爷又只有几岁，没有可靠的人管家务。冯老太爷是一位绅士，又是丁家老爷的好朋友。丁太太就请他帮忙经管银钱的事情。丁家借了好多钱给他，借钱不写一纸借据这且不说，他还狠心把丁家所有好田的红契全骗到自己手里，忽然翻脸不认人，啥子都不承认，逼得丁家没有办法只好请律师打官司。他就找陈克家出庭辩护。陈克家是他的好朋友，跟丁家请的律师也很熟。冯老太爷花了一笔钱，官司打赢了。丁家打了两年官司，连住的公馆也卖出去了。冯老太太每次跟冯老太爷吵嘴，总要骂他：欺负孤儿寡妇，丧天害理。他就不敢还嘴了。真想不到，这种人到处都有人尊敬他。连三老爷也那样尊敬他！不晓得三老爷知不知道这些事情？”

淑英叹了一口长气，淑华吐了一口闷气，翠环注意地听着，但是常常侧过头去看淑英。婉儿说到陈克家的名字时，淑华跟着她念了一遍这个名字，淑英心里一惊，翠环同情地看了淑英一眼。淑华吐了一口闷气以后，仍然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她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而且做过这样事情的人居然是一位到处受人尊敬的绅士！她的三叔和亡故的祖父都把这个人当作圣贤一样尊敬。她原先还以为她在家里看见的那些事情就是最肮脏的了，她平日讨厌的四叔、五叔再加上四婶、五婶和陈姨太就是最坏的人了。现在她才知道这些人跟冯乐山比起来，还差得太远。做坏事越大，越受人尊敬，她不能了解这种反常的现象。但是她知道了一件事情：她没法帮忙婉儿打官司。她想象中的“打官司”完全不是这样，那只是她个人的梦想。但是她不服气。她看见婉儿用手帕在揩眼睛，淑英说了一句：“三老爷多半不知道，”就埋下头不响了，翠环默默地站起来，到她们面前拿开茶杯换新茶。这样的沉默使她难受。她又顿一下脚气恼地说：

“陈克家，冯乐山……这都是一丘之貉！三爸不会不知道。不打官司了！我真恨！”

淑英抬起头来吃惊地抱怨道：“三妹，你在哪儿学来的顿脚？好好地吓人一跳！你到底恨哪个？”

“我恨，我都恨！我恨我不是一个男人！我若是男人，我一定要整冯乐山一下！”淑华挣红脸答道。

“三小姐，你真是跟别人不同，”婉儿用羡慕的眼光看了淑华一眼，她的眼睛已经揩干了。她换了一种带点幸灾乐祸的报复口气说：“不过你也不必多怄气。报应就要来了。冯老太爷的儿子前两个月害瘫病，起不了床，屙屎屙尿都在床上。两位孙少爷跟陈克家的二少爷很要好。听说他们三个在外头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冯老太太欢喜他们，老太爷也不敢打骂，只好暗暗生气。他们总有一天会气死他的！……”

“就跟五爸气死爷爷一样，”淑华忽然高兴地打岔说。

“三妹，小声点！”淑英听见陈家二少爷的事情心里很不好过，接着又听见淑华的话，就厌烦地警告道。

“二姐，你今天怎么啦？你让我痛快地说几句，好不好？”淑华故意跟淑英顶嘴，她的脸上现出了得意的笑容。

“人家是为你好。你不在乎，我就不管，惹出事情来你担当！”淑英皱了皱眉头，温和地抱怨道。她害怕再听人谈这种叫人心烦的事情，便吩咐翠环：“你出去喊人雇两乘轿子来，我们要到外老太太家去。”翠环答应着正要出去，淑华连忙接下去说：

“不要急，多耍一会儿，我还要跟婉儿讲话。”

“我看你有多少话讲不完！等轿子来了，你们的话也应该讲完了罢，”淑英说，她又向着翠环说：“翠环，你不要听她！你快去！”翠环就走出去了。

婉儿站起来，掉转身子，向窗外看了片刻，桂堂还是一年前的那个样子。她一面看一面伸起右手在脑后那个长髻上抽出银针，在黑油油的头发上轻轻地挑了两下，又往下抹了两下，然后把银针插回到髻上去。她放下右手的时候，手腕上的金圈子亮了一下。

“你几个月了？”淑英走到她身边在她的耳边小声问道。

婉儿略略地吃了一惊，侧过头看淑英，她看见淑英的眼光停在她的肚子上，她马上红了脸，眼睛望着窗外，轻轻答道：“四个多月了。”

“你要保重身体啊！他们待你是不是好一点？我看你穿的、戴的都不错，”淑英关心地小声问道。

婉儿又侧过头看淑英，仍旧小声答道：“老太爷打得少些了。老太太还是那样凶。他们那位媳妇整天说刻薄话，挖苦人。不过我也不怕。……”

“说得好，我赞成！”淑华站在她们背后不大注意地听她们讲话，听到这一句，就故意大声称赞道。

婉儿和淑英两个人一齐转过身来。婉儿望着淑华继续说下去：“我初到冯家的时候，哭得真多，常常哭肿眼睛，挨骂又挨打，饭也吃不下，人也瘦了。只怪自己命不好，情愿早死，重新投胎做人。那时候我真想走鸣凤的路。现在我也变了。既然都是命，我何必怕他们！该死就死，不该死，就活下去。他们欺负我，我也不在乎。我心想我年轻，今年还不到二十岁，我总会死在你们后头。我会看到你们一个一个的结果。二小姐，你刚才说起我出门穿戴都不错。别人看起来，金圈子，宝石耳坠，银首饰样样都有。不过回到冯家，一进屋立刻要把这些值钱首饰交还给老太太捡起来，少一样也不行。我到冯家以后一共也不过出三回门，就是回来看太太小姐。以后要来也不容易。在家，有大喜事要我出来见客，也要戴这些值钱首饰。他们要你戴，你不戴也不行。别人看起来，冯家待我多好，我真是有口难辩！”

“这就是伪君子，假善人！我就恨这种人！”淑华生气地骂了一句。她接着又鼓励般地对婉儿说：“你说得对！冯家两个老怪物大你四十岁，一定死在你前头。他们这种人不会有好结果的！”她刚说到这里就听见有人在说：“看不出三小姐还会算命！”这是翠环在跟她开玩笑。她噗嗤地笑了一声，知道轿子已经雇来，淑英和婉儿就要动身了。

“我又不是瞎子，我哪儿会算命？我从来就不相信命！”淑华昂着头含笑地望着翠环，得意地说。她接着又对正在系裙子的婉儿亲热地说：“婉儿，你以后多来耍嘛！”淑英到后房去了。

婉儿系好了裙子感激地答道：“只要他们放我出来，我一定来！三小姐，这半年多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这些事讲出来了，心里头也痛快多了。”她愉快地笑了。

[1]糟蹋：用在这里，等于“挖苦”。

[2]啥子：即“什么”的意思。

[3]“有喜”和“有恭喜”都是“怀孕”的意思。

[4]过场：跟“花样”的意思差不多。

[5]默倒：即“以为”的意思。

[6]金圈子：即金手镯。

[7]名堂：即“花样”的意思。

[8]冲壳子：即“吹牛”的意思。

7

一天午后，天气温暖，淑英吃过早饭，陪着母亲谈了几句话，回到自己房里来，觉得身子有些疲乏，便拿了一本小说往床上躺下去。她勉强看了两三页书，但是眼皮渐渐地变得沉重起来，她不知不觉地把手一松，不久就沉沉地睡去了。

“二小姐，二小姐。”

淑英梦见自己同琴表姐正在花园里湖心亭上听婉儿讲话，听见有人唤她，便含糊地应了一声，依旧闭着眼睛。她还不曾醒过来，但是接着一个噗嗤的笑声把她惊醒了。她惊讶地睁开眼睛看：一个穿竹布衫子的身材瘦小的少女抿着嘴在对她笑。

“二小姐真好睡！铺盖也不盖一床，看着了凉生病的，”绮霞带笑说。

“不要紧，天气这样暖，哪儿会着凉？”淑英说着伸了一个懒腰，就坐起来。她一面问道：“什么事情？是不是来了客人？”

“是，周家外老太太来了。二小姐，我们太太请你就过去，”绮霞答道。

“那么蕙小姐同芸小姐也都来了？”淑英惊喜地问道。

“自然罗。还有两位舅太太，还有枚少爷，满屋子都是客人，闹热得很，”绮霞兴高采烈地回答道。

“好，让我换件衣服就去，”淑英站起来，去开了立柜门，在那里面取出一件淡青湖绉的夹衫。她又问绮霞：“三太太呢？”

“三太太刚才带翠环去了。我先去请她，过后才来请你。二小姐，你快点去罢，”绮霞兴奋地催促道。

“你看我这样子好去见客人吗？难为你给我打盆脸水，等我收拾一下就去。”淑英说了便拿着衣服往后房走去，绮霞也跟着她走进后房，又拿了面盆出去打了脸水来。

淑英洗了脸，擦了一点粉，把头发抿光，又换好衣服，便和绮霞一道出去。

她们走到左上房窗下，听见嘈杂的人声从房里送出来。淑英忽然有点胆怯，迟疑地停了脚步。但是绮霞抢先地跨上石级，两三步走进里面去了。淑英也只得跟着她进去。

周氏房里装满了一屋子的人，大家有说有笑地谈着。淑英刚跨进门槛，就看见好几个人站起来，五颜六色的衣服几乎使她的眼睛花了。她听见一个声音叫“二姐”，那是淑华的声音。她连忙带笑走过去。

房里的客人都是她见过的，四年的分别不会使她完全忘记了那些面容。她先给周老太太请了安，又给两位舅太太请了安，然后跟两个表姐和一个表弟都拜过了，就在她的母亲张氏身边一个方凳上坐下来。

周氏、张氏继续陪客人讲话。淑英就趁这个时候偷偷地看那几个客人。周老太太的头发花白了，那张黄瘦的脸还是和从前一样，一张略扁的嘴说起话来却很有精神。大舅太太陈氏有一张方方正正的脸，是一个丰满的中年妇人，穿了一件浅灰色团花缎子的夹袄，系了一条红裙子。二舅太太徐氏比较年轻一点，身材短小，面孔带圆，穿的是一件浅蓝色滚边的夹袄，系着一条青裙子。她因为居孀，脸颊上没有擦红粉。那个有一张瓜子脸，凤眼柳眉，细挑身材，水蛇腰，穿一件滚边玉色湖绉短袄系粉红裙子的是蕙小姐。更年轻的一个是芸小姐，她的衣服同蕙的一模一样。她和蕙还是差不多一样的高矮。一张脂粉均匀的圆圆脸上带着非常天真的表情。她爱笑，笑起来的时候颊上便现出两个很可笑的酒窝。蕙的脑后垂着椭圆的发髻，芸却梳了一根松松的大辫子。还有一个枚少爷，年纪比觉英大一点，脸长长的，上面没有血色，穿着不大合身的青缎子马褂，杏黄色团花袍子。他规规矩矩地坐在角落里，把两只手放在膝上，低着头，垂着眼，不跟人讲话，也不去看别人。

淑英看见枚少爷的这种神情，脸上浮起微笑。她又把眼光掉去看蕙。蕙在凝神地倾听周氏讲话，嘴角露着微笑，但是脸上还带了端庄的表情，眉尖微微蹙着，眼角挂了一线愁思。淑英忽然想起了周氏告诉过她的那件事情，她更想到这个少女的命运，心里有些难受，不觉痴痴地望着这张美丽的面孔出神。

“蕙儿，你不跟你二表妹、三表妹多讲话？不见面的时候你想念的了不得。见了面，理也不理，又不好意思了！”周老太太忽然带笑地对蕙说。

蕙含笑地应着。她掉过脸来，眼光落在淑英的眼睛上，和淑英的眼光遇着了，两人相对微微一笑。淑华正在跟芸谈话，也闭了嘴，惊讶地看众人。

“我们二女也是这样，”张氏陪笑道。她又掉过头对淑英说：“蕙表姐、芸表姐是远客，你当主人的不好好地陪她们谈谈心，倒像哑巴一样只管坐在这儿发呆！”

“是，不过妈也说得太过于了。人家刚刚坐下来，正在听周外婆讲话，还来不及开口嘛！”淑英笑着分辩道。

“蕙姑娘，芸姑娘，你们不要客气。你们姊妹家好几年不见面了。现在尽管谈你们的私房话，我们不来打搅你们。你们在这儿又不是外人……”周氏温和地、亲切地对蕙和芸两姊妹说。她的话还没有说完，便听见窗外有人说话的声音，接着张嫂报告：

“四太太，五太太来了。”

房里马上起了骚动，所有的人全站起来，高身材的王氏和矮小的沈氏穿着整齐的素净衣服走进了房里。淑贞畏怯似地跟在后面。主客们互相招呼着行了礼，又让座，过了一会，大家才谦逊地坐下去。张嫂给王氏、沈氏斟了两杯茶端上来，又提着壶在客人的茶碗里添了水。

大家刚坐定，谈了两三句客套话。周氏又请客人宽去裙子，张氏、王氏、沈氏都附和着，客人们就都把裙子宽除了。绮霞把裙子一一折好，叠在一起，郑重地放在床上。

客人们重新坐下，不像先前那样地拘束了。周氏便叫绮霞和翠环捧了水烟袋来给客人装烟。周老太太和二舅太太都是抽烟的。她们每抽了一袋烟就停下来跟主人谈话。她们所谈的无非是外州县的生活；她们所爱听的也就是四年来省城里的种种变动和一般亲戚的景况。

后来周氏偶然提起觉新，周老太太就称赞道：

“他办事情比他的大舅还能干。我们这回全亏得他。收拾房子，买家具，一切安排布置全是他一手办理，真难为他。”

周老太太还没有把话说完，忽然注意到翠环把烟袋送到她的嘴边，同时扬起纸捻子，预备吹燃，她就收住话，略略掉过头去，伸手把烟袋嘴放在口里抽了一袋烟，然后吩咐翠环道：“不要装了。”

张氏看见周老太太抽完了烟，便陪笑道：

“大少爷自来就爱办事。我们亲戚家里有什么事情，总要找他帮忙。他给别人办事比替自己办事还热心。”

“这真难得，”二舅太太附和道。她看见周老太太停止了抽烟，便也把给她装烟的绮霞打发走了。

“好倒好，不过他现在精神大不如前了。我看他平日也太累了一点，”周老太太沉吟了一下，然后关心地说，“他的样子比从前老些了。”

“是啊，大少爷的确比从前老些了。他以后也应该多多养息，”大舅太太顺着周老太太的口气说。接着她又对周氏说：“大妹，你可以劝劝他少累一点。”

“我也劝过他几次。不过他总说他忙一点心里倒舒服。其实说起病来他又没有什么大病，就是精神差一点。以前还看不出什么；自从去年少奶奶去世以后，他平日总是没精打采的，笑也不常笑。近来还算好一点了，”周氏带了点忧郁的调子答道。

周老太太注意到周氏的声音有了一点改变，她不愿意再这样谈下去，便换了语气说：“这也难怪他，他们原是那样美满的一对夫妻。不过年轻人究竟不同，再过两三年他也就会忘记的。海几年纪小，要人照应，要人管教，那时他光是为了海儿也会续弦的。”

“太亲母说的是，”张氏谦和地附和道。

“不过大哥说过他决不续弦，”淑华忽然冒失地插嘴说。

“三妹，”淑英在旁边警告似地唤了一声，她要阻止淑华说完这句话，却已经来不及了。

周氏嗔怪地看了淑华一眼，众人也都惊奇地把眼睛掉向淑华那边看。淑华也明白自己的话说得冒昧，就掉开头不做声了。

“这也不过是一句话。他也不是一个倔强的人。我看，他一满孝，就会续弦，”周氏连忙掩饰道，她知道觉新的性情，他将来不会做出什么奇特的事情来。在这一点上她很放心。

“这才是正理，”周老太太点头赞许道。“其实大少爷人倒是非常明白。我前天跟他谈起蕙儿的事情，他说话比他大舅还清楚。他大舅简直是个牛性子，蕙儿的事情全是他大舅弄出来的。依我的脾气我决不肯……”她说到这里，声音开始改变了。周氏觉察到这一层，她又看见蕙红着脸垂下头又羞又窘的样子，心里有些不忍，连忙发言打断了周老太太的话：

“这件事情妈还提它做什么？生米已经煮成了熟米饭，大哥定下这桩亲事，自然也是为了蕙儿的终身幸福着想。”

“是啊，婚姻的事情全是命中注定的。这不会有一点儿差错。太亲母很可以放心，”沈氏赔笑地接下去说。

“现在还有什么放心不放心？大女刚才说得好：生米已经煮成了熟米饭。我也没有别的好办法。我只唯愿蕙儿嫁过去过好日子，”周老太太苦笑地说。

蕙被众人（连女佣和丫头都在内）的偷偷送过来的眼光看得更不好意思，极力装出没有听见那些话的样子，头埋得更低，两眼望着自己的膝头，两手微微翻弄着衣角。后来她无可奈何，只得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像一个新娘似的。她的堂妹芸看见这情形，心里有点不安，但也只好装着不听见的样子，低声跟淑华、淑英姊妹谈话。

淑英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的心被同情抓住了。她把嘴伸到她母亲的耳边，偷偷地说了几句话。张氏一面听话，一面点头，然后掉头含笑地对蕙说：

“蕙姑娘，芸姑娘，你二表妹请你们到花园里头去耍。你们表姊妹分别了好几年，一定有不少的私房话说。”

蕙听见这番话，抬起头看张氏一眼，却遇到淑英正往她这面送过来的眼光，她含笑地回答张氏道：“是，我们在外州县也常常想念二表妹，三表妹……”

“外婆，我们陪蕙表姐、芸表姐到花园里头去，好不好？她们四年不来了，一定也很喜欢到花园里头看看，”淑华不等蕙讲完，就顺着张氏的口气站起来，像一个受宠爱的孩子似地央求周老太太道。

“我正有这个意思。三姑娘，就请你领你两个表姐去。你们年轻人原本应该跟年轻人在一块儿耍。跟我们老年人在一块儿，把你们太拘束了。”周老太太兴致很好地答道，过后她又吩咐她的两个孙女说：“蕙儿，芸儿，你们两个好好地陪着表妹们去耍。不过也不要太麻烦她们。”

“我们晓得，”芸抿着嘴微微笑道，“婆，我们又不是小孩子，我们不会吵架的。”

众人听见这句话都笑起来。张氏连忙接口说；“太亲母也太客气了。她们陪表姐耍也是应该的，哪儿说得上麻烦？”

“好，二姑娘，你就带着你三妹、四妹，陪你两位表姐到花园里头去罢。你们今天尽管耍个痛快，我们不来搅你们，”周氏对淑英说道。

淑英应了一声，含笑地站起来。淑华更高兴，带着满脸喜色离开座位，邀请地对蕙和芸说：“蕙表姐，芸表姐，我们走罢。”芸即刻起立，蕙迟疑一下，也站起来了。

“把翠环带去，喊她带点茶水、点心去，”张氏掉头对淑英说。

“那更好了，”淑英笑着应道。她刚要动身，却听见窗下有人大声说话，这是觉新的声音。她便站住等候他。

“大哥回来了，”淑华自语似地说，她们几姊妹又重新坐下了。

觉新牵着海臣的手走进房来，他给几个客人行了礼，又叫海臣也行了礼，然后站在连二柜前面，跟客人讲话。

周老太太看见海臣，很高兴，她只顾笑眯眯地望着他，一面拉着他的手问这问那。海臣很大方地回答着，这使她更高兴。她从桌上碟子里抓了两三只蜜枣给他。他先回头看了看他的父亲，看见他的父亲带笑地点头，才把蜜枣接到手里来。他还说了道谢的话。周老太太又问：“你今年几岁？”

“六岁，”海臣答道，同时他还用手指头比了这个数目。其实他只是过了六个年头，论实在岁数却只有四岁半。

“真乖。他上学吗？”二舅太太羡慕地望了望海臣，嘴边露出寂寞的微笑，向觉新问道。

“还没有上学。我自己每天教他认几个字，他还聪明，也认得不少了，”觉新答道。

“爹爹天天教我认字。爹爹说我的字搬得家。外祖婆婆，你不信，你考我，好不好？”海臣听见他的父亲在人前称赞他，非常高兴，便拉着周老太太的手得意地说。

“海儿，你听话，你不要缠外祖婆婆，”觉新连忙嘱咐道。

周老太太掉过头看后面，指着背后一副对联上的一个字问道：“好，我就考你一个字。这是什么字？”

“云，”海臣把头一扬，冲口说出这个字。他得意地动着头，过后又加上一句：“天上起云的云。”

“果然搬得家。”周老太太俯下头，爱怜地在海臣的脸颊上抚摩了一下，称赞地说。

“你再考我，再考我，我都认得，”海臣更加得意起来，拉着周老太太的手央求道。

“海儿，够了。你不要在这儿闹。喊绮霞带你出去找何嫂，”觉新在旁边阻止道。

海臣马上回头看了看觉新，答应一声，便放了周老太太的手，但依旧站在周老太太面前，望着那副对联，自语似地低声读着那上面的字。周老太太看见他的这举动，更加喜欢他，又拉起他的手问话。

“妈，我已经喊人预备好了：水阁里摆了两桌牌。茶水也都预备了。现在就去吗？”觉新想起一件事情便对周氏说。

“你刚才回来，怎么就晓得外婆她们来了？”周氏惊喜地问道。

“妈忘记了，不是前天说定的吗？所以我今天特别早些回来。我下了轿子，先到花园里去吩咐底下人把一切都预备好了才进来的。我晓得人多一桌一定不够，所以摆了两桌，”觉新答道。

沈氏等着打牌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屋子里人多，又很闷，谈话也很单调。她巴不得谁来提起打牌，这时听说觉新已经把牌桌子摆好了，不觉高兴地赞了一句：“大少爷办事情真周到。”

“大少爷来一角，刚刚八个人，好凑成两桌，”王氏平日也爱打麻将，现在听说要打牌就很有兴致地说。

觉新微微地皱一下眉毛，但是马上又做出笑容，说：“我今天不打，还是请蕙表妹来打罢。”他说着把眼光掉去看了看蕙。

蕙和芸跟淑英姊妹在一个角里低声讲话，她们都不注意长辈们在谈论什么事情。她们谈得很高兴，蕙听见了觉新的话，便转过头对觉新淡淡地一笑，推辞说：“我不大会打牌，大表哥，还是请你打。”

觉新在这笑容里看出了一种似浅又似深的哀愁。她的声音里也像带了点恳求的调子。他的心动了一下，仿佛受到了一个打击。他起初一怔，后来就明白了。他爽快地答应下来：“好，那么就让我来打。”

“这很好。你可以陪我打‘字牌’。我不大喜欢打麻将。蕙儿好几年没有同她的几位表妹见面，她也应该陪她们谈谈，”周老太太刚刚把海臣放走了（海臣吃着蜜枣，走到了二舅太太面前，因为她招手唤他去。她只有一个女儿，所以她很喜欢男孩子），便对觉新说了上面的话。她又对蕙说：“蕙儿，你们起先就说到花园里头去，怎么到现在还在这儿唧唧哝哝的？”

在这些谈话进行的时候，淑英叫了翠环到身边来，低声吩咐了几句话。翠环不作声，只点了点头。她趁着众人不注意的当儿偷偷地溜走了。淑华望着淑英快活地微笑着。淑贞知道淑英差人去请琴表姐，她的脸上也露出满意的颜色。

蕙看见觉新的脸部表情，又听到他的话，觉得他是在体贴她，她有些感激。这感激使她想到别的一些事情，看见别的一些幻景，于是顽固而无情的父亲，软弱而无主见的母亲，脾气不好的未来丈夫一齐涌上她的心头，她觉得一阵心酸，待到连忙忍住时，泪珠已经挂在眼角了。她马上咳一声嗽，把头埋了下去。

觉新第一个看见这情形，他的悲哀也被勾引起来了，但是他反而装出笑容对蕙说：“蕙表妹，你们不打牌，就请先去罢。”他又催促淑英道：“二妹，你们快些去，尽管坐在屋里头做什么？”

“大哥，你还要催我？”淑英笑起来说。“我们本来已经要走了，看见你回来才又坐下来的。这要怪你不好！”她说完便站起来。

“现在不用你们先去了。我们大家一路走，”张氏接着对淑英说。她马上又转过脸朝着周老太太欠身道：“太亲母请。大舅太太，二舅太太请。大嫂请。”

众人都站了起来，屋子里全是人头在动。大家还在谦让。这一来淑英们倒不便先走了，她们只得等着一起到花园去。翠环从外面走进来，溜到淑英身边，低声说了两句话，除了淑华外没有人注意到她们。

“二舅母，等我来牵他，”觉新看见二舅太太还把海臣牵在手里，俯下头去回答海臣的问话，觉得过意不去，便走去对二舅太太说了上面的话，把海臣带回到自己的身边。

众人鱼贯地出了房间，转进过道往花园门走去。自然是周老太太走在最前面，绮霞搀扶着她。大舅太太和二舅太太跟在后面，其次是高家的几位太太，再后才是蕙和芸以及淑英几姊妹。翠环跟在淑贞背后，在她的后面，还有倩儿、春兰、张嫂、何嫂和三房的女佣汤嫂。觉新手里牵了海臣，陪着他的枚表弟走在最后。这位枚少爷今年十六岁了，却没有一点男子气，先前在房里时一个人畏缩地坐在角落里，不开口，也不动一下，使得别人就忘记了他的存在。这时候他和觉新在一起走，路上也不大开口。只有在觉新向他问话的时候他才简短地回答一两句。觉新问的多半是关于他在外州县的生活和读书的计划。在外州县时他的父亲聘请了一个五十多岁的教读先生管教他。回到省城来，他的父亲也不肯放他进学校去读书，大概会叫他到高家来搭馆。

“你自己的意思怎样？你不想进学堂吗？”觉新问道。

“我没有意见，我想父亲的主张大概不会错，”枚少爷淡漠地低声回答。

觉新诧异地瞪了他一眼，心里不愉快地想：——怎么又是一个这样的人？我至少在思想方面还不是这样怯懦的！就说道：“你就不仔细想一想？现在男人进学堂读书，是很平常的事情。光是在家里读熟了四书五经，又有什么用？”

这时他们走进了曲折的回廊。枚少爷听见觉新的话，不觉抬起头偷偷地瞥了他一眼，但马上又把头埋下去，用了一种似乎是无可奈何的声音说：“爹的脾气你还不晓得。他听见人说起学堂就头痛。他比哪个都固执不通，他吩咐我怎样，我就应当怎样，不能说一个‘不’字。他的脾气是这样。不说妈害怕他，连婆也有些拗他不过。”

这声音软弱无力地进到觉新的耳里，却意外地使觉新的心上起了大的激荡。他不再掉头去看枚少爷，但是枚少爷的没有血色的脸庞依旧分明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觉得他了解这种人，他看得清楚这种人的命运。一种交织着恐怖和怜悯的感情抓住了他。这真实的自白给他揭开了悲剧的幕，使他看见这个青年的悲惨、寂寞的一生。而且他在这个青年的身上又见到他自己的面影了。

“姐姐的亲事也是爹一个人作主的。婆跟妈都不愿意。这回到省城来办喜事，也是爹一个人的主张。姐姐为了这件事情偷偷地哭过好几晚上，”觉新还没有答话，枚少爷又自语似地继续说。他先前在房里简直不肯开口，现在却说了这些。声音依旧很低，并未带有愤怒的调子。这只是无可如何的绝望的哀诉。

众人慢步地在前面走，人声嘈杂，各种颜色的衣服在晃动。海臣不能够忍耐这两个人的沉闷的谈话，便仰起脸央求觉新道：“爹爹，我到前面孃孃她们那儿去。”觉新含糊地答应一声，就松了手。海臣快活地叫了一声，带跑带跳地到前面去了。

“我真羡慕小孩子。他们那样无忧无虑地过得真快活！”枚少爷望着海臣消失在人丛中的背影，充满渴望地自语道。但是他马上又低声加了一句：“我今生是无望的了。”

这两句话像一瓢冷水对着觉新当头泼下来，一下子把他心上的余火全浇熄了。他痛苦地看了枚少爷一眼，那个瘦削的头，那张没有血色的脸这时显得更加惨白瘦小了。连嘴唇皮也是干枯而带黄色的。那一套宽大的袍褂不合身地罩在枚少爷的瘦小的身上，两只手被长的袖管遮掩着，一个瘦小的头在马褂上面微微地摆动。这一切使得这个十六岁的青年活像傀儡戏中的木偶。这个形象很可以使人发笑，但是觉新却被它感动得快要流泪了。他忍不住悲声劝道：

“枚表弟，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你今年也才只有十六岁。你怎么就有了我这样的心境！我看你身体也不大好。你有什么病痛吗？你也该达观一点。你以后的日子还长，不能跟我比。”

“唉，”枚少爷先叹一口气，然后答道：“这两三年来我就没有断过药。可是吃药总不大见效。现在还在吃丸药。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病。不过常常咳嗽，觉得气紧，有时多走几步路，就喘不过气来。胃口不好，做事也没有精神。爹总怪我不好好保养身体。我自己也不晓得应该怎样保养才好。”

“你还说没有什么大病！”觉新惊惧地说，这些话是他不曾料到的，但是从枚少爷的没有血色的嘴里吐出来，他又觉得它们是如此真实，而且真实得可怕了。同情使他忘了自己，他关心地说下去：“我看你这个病应该好好地医治一下。省城里有好的医生。我看请西医最妥当。”

“西医？”枚少爷摇摇头说，好像听见了什么不入耳的话似的。“爹最讨厌西医。我看西医治内病是不行的。爹说，过几天再请一两位中医来看看。”

觉新沉吟了一下。他不满意枚少爷的答话，但也不加辩驳。他知道辩驳是没有用处的，十几年的严厉的家庭教育在这个年轻人的身心两方面留下了那么深的影响。对于这个，觉新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而且他自己就有过这种经验。他的过去的创痛又被勾引起来。他的心微微在发痛。他连忙镇静了自己。他勉强使自己的嘴唇上浮出淡淡的微笑。他安慰枚少爷道：“大舅叫你好好地保养身体，这的确有道理。你应该达观一点，也不可太用功……”他还没有把话说完，忽然听见前面有人在叫：

“大哥，大哥。”这是淑华和淑英的声音。

这时觉新和枚少爷正走在竹林里的羊肠小路上。叫声是从小溪旁边发出来的。她们在那里等候他。他应了一声，便急急地走上前去。周老太太们已经走过木桥往前面走了。女佣们也跟了去。留在溪边的是淑英、淑华、淑贞三姊妹，还有蕙和芸两位客人。翠环站在桥上，俯着身子用一根竹枝在水里拨动什么东西。海臣拉着淑英的手，靠在栏杆上面看。

“大哥，快来！”淑华大声催促道。

“什么事情？”觉新惊诧地问。

“蕙表姐的首饰掉在水里头了，”淑华着急地说。

“怎么会掉在水里头？”觉新略略皱一下眉头疑惑地说。他掉眼去看蕙，她站在桥头，半着急半害羞地红着脸不说话，却偷偷地把眼光射过来瞥了他一眼。

觉新连忙大步走上木桥，站在栏杆前面俯下头去看。他看不见什么。他接连地问：“在哪儿？在哪儿？”

“大少爷，在这儿，”翠环一面说，一面用竹枝拨动下面的石子。

觉新的眼光跟着竹枝的尖头去看，下面水很浅，清亮得像一块玻璃。石子和树叶像画中似地摆在溪床上面。在一块较大的带红色的鹅卵石的旁边，偏斜地躺着一枝蓝色的珠花。

“等我来，”觉新挽起袖子自告奋勇地说，就从翠环的手里夺过了竹枝。他去拨珠花，他站在桥上不好用力，而且竹枝下得不很准确，有几次竹枝触到了珠花，但是它只动一下，移了一点位置，又躺下去了。他的额上出了汗。众人焦急地望着，都没有用。

“爹爹，这是三婊姨不好，她弄掉的。要她赔蕙孃孃的东西！”海臣在旁边拉着觉新的衣襟说。

淑华好像没有听见似的，并不理睬。她只管望着溪水出神。倒是蕙觉得过意不去，便走到觉新背后劝阻道：

“大表哥，难为你，你弄不起来，就不要弄了。这点小东西不要紧。”

觉新便把手放松，让竹枝也跌进了水里，然后掉转身子说：“这不难，我去喊个底下人来弄。”

“我去喊袁二爷来，”翠环接口道。她便下了木桥，预备走出去。但是竹林那边一个人吹着口哨潇洒地走过来。她不觉冲口说了一句：“二少爷来了？”便站住了。她想：二少爷也许有办法。

众人一齐掉头去看：来的果然是觉民，然而另一个人影突然从觉民的背后转出来，一冲就跑到了前面。这是觉英。

“什么事情？”觉英跑得气咻咻的，挣红脸大声问道。

“你在跟哪个讲话？这样大的人还不懂礼节，见了蕙表姐、芸表姐，也不招呼一声！”淑英抱怨地说。

觉英听见这话，就带笑地招呼了他的两个表姐。这时觉民也走了过来，跟蕙、芸两姊妹见了礼。

淑华把珠花的事情告诉了觉民。觉民安静地听着。觉英俯在栏杆上望着水面微笑，自语道：“我有办法。”

“你有办法？没有人相信你的话！”淑华冷笑道。

“我不要你相信！这件事情本来跟我不相干，”觉英得意地甚至带了幸灾乐祸的神气说。

“这很容易，”觉民含笑说。他转过脸正经地吩咐觉英道：“四弟，你脱了鞋子、袜子下去捡起来！”这句话使得众人的脸都因喜悦发亮了。

“我不去，水冰冷的，”觉英故意噘着嘴答道。但是他的眼角和颊上的笑容依旧掩饰不住。

“好，你不下去，我下去！”觉民好像下了决心似地，沉下脸说，就俯下身去解皮鞋带。

“我下去，我下去，”觉英慌张地抢着说。他害怕觉民真的抢先下去，便连忙跑到溪边，脱了脚上的布鞋，除去袜子，都堆在地上，然后挽起裤脚，一下子跳进了水里。水只淹过他的脚背。他两三步就走到那块鹅卵石旁边，躬着身子去把珠花拾了起来。他站在水里，右手拿着带水的珠花舞动，一面得意扬扬地说：“你们看，这是什么？你们也有求我的时候。”

“四弟！”淑华大声唤道，“快上来！”

觉英笑着不理睬。

“四弟，快点上来，穿好鞋袜，免得着凉，”淑华半关心半生气地叫道。

“四爸，四爸，快点上来！”海臣拍着小手起劲地唤道。

“慢慢来，何必着急？没有我，你们连屁也找不到！”觉英眉飞色舞地说。

“死不要脸的！”淑华咬牙笑骂道。她朝竹林那边望了一下，忽然正正经经地自语道：“三爸来了。”

觉英马上变了脸色，也不问是真是假，就跑上岸来，摸出手帕揩了揩脚，连忙穿好鞋袜。他手里捏的珠花被淑华一把抢去了。淑华把它揩干净，就递还给蕙。蕙接过来微微一笑，说声“难为你”，便把它插在发髻上。

“三爷爷没有来，”海臣望着觉英带笑说。

“哄狗一跳，”淑华嘲笑道，众人也都笑了。

“给狗哄一跳，”觉英气红了脸，解嘲似地说。

“四弟，我是狗，那么你是什么？”淑华追问道。

“我就是我！”觉英昂然答道。“三姐，你真正岂有此理！你闯了祸，我跑下水去把东西捡起来，你不给我道谢，反而出口伤人。我们请大哥断个公道。”

“我不管这种闲事，”觉新摇摇头微笑地说。

好，我给你道谢。我请你吃顿笋子熬肉[1]，淑华嘲笑地说。众人又噗嗤笑了起来。

“我不吃，你自己吃罢，我晓得你最爱吃的，”觉英反唇讥笑道。

“三妹，你真是！亏得你有耐心跟他这种人斗嘴，”淑英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忍耐不住劝阻淑华道。

“我哪儿是跟他斗嘴？我是在教训他！”淑华答道。

“好大的口气！”觉英第一个噗嗤笑了。他接着说：“我倒忘记了。二姐，三姐，我是来喊你们的。你们的先生来了，喊你们读书去。”

“剑云来了？他为什么不到这儿来？”觉新问道。

“他晓得这儿有女客，不好意思进来。他在你屋里头看书，”觉英答道。

“读书？哪儿有这样早？真讨厌，刚刚进了花园，耍都还没有耍，就喊人去读英文！”淑华自语似地低声抱怨道。接着她对淑英说：“二姐，今天告假罢。”她不等淑英答话便吩咐觉英道：“你去告诉剑云，请他明天来。今天我们有客。”

“我不去，像这样天天告假，我也不好意思去说，”觉英故意挖苦道。

“三表妹，你们还是去读书罢。不要因为陪我们耍耽误你们的功课，”蕙客气地说。

“二表妹，三表妹，你们有事情尽管去做，不要管我们。我们还认得路。我们自己也会耍。我们在湖畔等你们来一起划船，”芸含笑地说。

“你们不要客气。我们哪儿说得上读书？不过请个先生来教教英文混混时候罢了。其实还是大哥他们出的主意，因为剑云找事情找不到，大哥才请他来教我们读英文，”淑华解释道。

淑英并不同意这个说法，她正要开口却被一个叫声打岔了。

“大少爷，大少爷！”从前面天井里送过来尖锐的叫声。

“你们看，汤嫂浩浩荡荡杀奔前来了，”觉英笑着低声说。

众人连忙掉头去看。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在长满青苔的天井里艰难地移动着她的一双小脚，身子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她张着她的大嘴尖声叫道：

“大少爷，请你去打牌。周外老太太她们都坐好了，就等你去。蕙小姐，大舅太太有事情，要你也去一趟。”

“啊，”觉新猛省地说了一声，他现在记起了打牌的事情，连忙答道：“好，我就去。”他又掉头问蕙：“蕙表妹，你去吗？”蕙点了点头。他便和她一起匆匆地走过木桥往天井那边去了。汤嫂的摇晃的大影子跟在他们的后面。

“喂，你们到底读不读书？”觉英故意追问道。

“好，你不去，我也不敢劳动你，”淑华答道。她转过头去向翠环吩咐道：“翠环，你出去对陈先生说，我同二小姐今天有事情，告一天假，请他明天来罢。”

翠环应了一个“是”字，正要往竹林那面走去。

“翠环，”觉民忽然唤住了她，“等我去。你还是在这儿服侍小姐她们罢。”

“你去？”淑英疑惑地问道。

“我去约他到花园里头来耍。人家辛辛苦苦地特为跑来伺候你们小姐读书，你们随便就打发他回去。这种事情只有你们小姐家做得出来，”觉民对她们的这种行为不满意，就板起面孔讥笑地说。

“伺候我们读书？二哥，你不应该挖苦我们，”淑华听见觉民的话，生气地分辩道。

淑英不开口，羞惭地埋下头去。

“挖苦你们？二哥还算客气勒！你们读英文，读了半个月就告了一个星期的假。我看不如索性把先生辞了罢。人家每个月拿八块钱的束修，教你们这样的学生，也不好意思。我看你们读书也是白读，你们姑娘家读英文有什么用？横竖少不了你们的陪奁！其实你们再读一年半年的英文，也不见得就认清楚二十六个字母，”觉英看见他的两个姐姐受窘，心里很高兴。他平日常常因为逃学或者做别的顽皮的事情被她们嘲笑责骂，现在就趁这个机会来报复，他附和着觉民，而且更厉害地挖苦她们道。

“我没有跟你说话，哪个要你来岔嘴？‘姑娘家’，好大的口气！有你说的！我问你，你怎么又不在书房里头读书？你出来做什么？”淑华红着脸噘着嘴赌气地说。

“我跟你们一样，向先生告了假，”觉英眨了眨眼睛笑答道。

觉民本来就要转身走了，听见觉英的那些话便又站住。他关心地看淑英的脸。淑英默默地站在桥上，倚着栏杆，低下头望溪水。她的脸通红，眉尖蹙着，眼角仿佛有泪花在发亮。他的心软了。他趁淑华跟觉英争辩的时候，走到淑英身边低声唤道：“二妹。”淑英不理他，连头也不动一下，就好像没有听见一般。他一点也不动气，依旧柔声地说下去：“我并不是故意挖苦你。我很同情你。我会帮忙你的。你不要介意我的话，好好地陪客人耍罢。”他说毕看见有一片树叶缠在她的头发上，便伸手去给她拔出来抛在地上。

淑英的肩头耸动了一下，过了半晌，她才用很轻的声音答道：“我晓得。你去罢。”她没有听见脚步声，知道他还没有走，又用同样低的声音问道：“你今天没有到姑妈那儿去过？”

“没有。我下了课到报社去过一趟，”觉民低声回答。

“我们差人请琴姐去了，”淑英依旧不回过头，低声说。

“她一定来的，而且还可以住一天，正好明天放假，”觉民柔和地说，便走下桥头，一个人吹着口哨进了竹林中的羊肠小路。

这时觉英已经不跟淑华争辩了。他看见一只花蝴蝶在他头上飞过，舞着红黑斑点的黄翅膀，忽高忽低地飞到溪边黄色野花上面停住了，便轻脚轻手地跟着去捉它。他刚一伸手，蝴蝶又飞了起来。它就在他周围盘旋飞舞，时时停在野花上面，他总是捉不到。后来从天井里茅亭那面又飞来了一只更美丽的蝴蝶。海臣看得很起劲，就拉着翠环的手也跑到溪边去了。

“真没用！芸表姐，等我们去扑了它来，”淑华看见两只蝴蝶飞上飞下，迎风舞翅，很好看，便拉着站在她身旁的芸，过了桥往野花丛生的溪畔轻轻地跑去。到了那里她和芸都摸出手帕来，扑了几下，没有用，她们倒扑出汗来了。海臣高兴地嚷着跑来跑去。翠环便到桥头去跟淑英讲话。她们又扑了一阵，芸有点疲倦，就用手帕揩了揩汗，笑着拦阻淑华道：“三表妹，不要扑了，我们去找姐姐去。”淑华哪里肯依，她依旧起劲地扑着。一只蝴蝶掠过水面往对岸飞走了。另一只蝴蝶忽然在花丛中失了踪迹。溪水淙淙地流着。

“三姐，快，快！”觉英忽然叫道。这时矮胖的袁奶妈牵着觉人来了。觉人看见蝴蝶就挣脱袁奶妈的手，往前跑。袁奶妈在后面大声说：“七少爷，慢点！”

那只黑红斑点的黄翅蝴蝶忽然从花丛中飞起来，正要飞过觉英的头上。淑华连忙把手帕一扬，然后往下一甩，凑巧打在蝴蝶身上，它跟着手帕落在溪边沙地上面。淑华刚要俯下身子去捉它，却被觉英手快抢了先，他捏住蝴蝶的翅膀把它拿起来。淑华伸手去抢，他闪开身子，拔步就往天井那面跑。

“四爸，四爸！给我看！我要看！”海臣着急地嚷着，便追上去。

“四哥，四哥，我要！”觉人从另一面追觉英。

翠环在桥头看见海臣追觉英，便慌忙地跟着跑去，一面叫道：“孙少爷，不要跑，看跌跤的。”

“袁奶妈，你好生看着七少爷嘛！”淑英看见觉人一个人在跑，便提高声音提醒在后面慢慢走着的袁奶妈。

“我晓得，”袁奶妈不大高兴地回答了一句。

“四弟，你回来，我不抢你的！”淑华在后面大声说。

觉英不回答，一面跑，一面哈哈大笑。

“三表妹，让他拿去罢，一只蝴蝶，跟他争做什么！”芸含笑地拦阻淑华道。她们一面说话，一面沿着溪边向桥头走去。

“不过他太顽皮了。他没有一件事情不叫人生气！”淑华气愤地答道。

“你们的兄弟太顽皮。我们的那位又太不顽皮了。他在家里也是阴沉沉，不声不响的。我同姐姐都不大跟他讲话，”芸带了点感慨地说道。她忽然掉头往四周看，才觉察到枚少爷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走开了。“三表妹，你看他在这儿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忘记了他这个人……”

芸说到这里忽然听见前面啪嗒一声，接着站在桥头的淑英噗嗤笑了，她便住了嘴，连忙抬头一看。原来觉英踩滑了青苔，失了脚，直伸伸地扑在地上，手里捏的蝴蝶也飞走了。她们齐声笑起来。

“好！好！哪个喊你不给我？”觉人远远地站住，得意地拍手笑起来。

“阿弥陀佛，真是眼前报应，”淑华笑道。

觉英一声不响地爬起来，听见后面的笑声，很不好意思，头也不回地穿过茅亭转弯走了。

海臣还想跟去，就拉着翠环的手站在天井里，回过头来向淑英招手，一面着急地嚷道：“二姨姨，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到前头去！”

“二姐，我们走罢。到水阁找蕙表姐去，”淑华和芸手牵手地走到桥头，对淑英说。

淑英微微一笑，便走下了桥头。

[1]“吃笋子熬肉”：即“挨板子”。

8

水阁里灯烛辉煌，众人散了席不久又打起牌来。那里一排共是三个大房间，在中间的屋子里女佣和丫头们将就着席上的残汤剩肴吃过了饭，忙着在收拾桌子。左边房里摆了一桌麻将牌。张氏和沈氏正陪着周家两位舅太太兴高采烈地打麻将。在右边房里是周氏、王氏和觉新陪着周老太太打字牌。年轻的一代人都到别处玩去了，只有枚少爷和剑云两个还在房里看牌。觉新午饭后上桌子就没有和过牌，觉得有些乏味，加以他坐在周老太太的下手，周老太太素来发牌慢，使他更觉气闷，他禁不住要想别的事情。他渐渐地不能够把心放在牌上面了。后来他无意间打出一张牌，让周氏和了一副十六开的“满园红飘台”去。牌摊下来以后，王氏从对面嗔怪地看了他一眼。他装着没有注意到的样子。他又觉得头有点胀痛，恍恍惚惚地付了钱。这时该他“坐底”休息了。他便站起来，对站在他旁边看牌的剑云说：“你帮我打几牌，我去去就来。”剑云颔首应了一个“好”字，便在他的位子上坐下。他不再说什么话，一个人慢慢地走出了水阁。

“大少爷，你慢点，外面黑得很，我给你打个灯罢，”翠环在后面唤道。

觉新听见这句话便在门口站住了，略略掉一下头问道：“你在这儿还有什么事情吗？”

“没有了。我要到二小姐她们那儿去，慢一点儿也不要紧。绮霞、倩儿、春兰都留在这儿装烟，”翠环答道，她把一盏风雨灯点燃了，提着它走出水阁来。

外面窗下右边石阶上，安置了炉灶，上面放着两把开水壶。旁边有一张小条桌，老汪坐在桌子前面，手里拿了一本唱书，借着桌上那盏明角灯的微弱的光亮低声念起来，微微地摇摆着他那个剃得光光的头。

“汪二爷，有开水吗？”翠环大声问道。

“啊。”老汪猛省地抬起头来，看了翠环一眼，连忙带笑地答道：“翠大姐，等一会儿就开了。”

“那么请你送一壶到湖心亭去，二小姐她们都在那儿，”翠环叮嘱道。

“好。等水开了我就送去，”老汪注意到觉新在旁边便站起来恭敬地答道。

翠环侧头望了望觉新，问一句：“大少爷，走吗？”便提着风雨灯走下阶来。觉新也跟着她到了下面。

天空并不十分黑暗，几片大云横抹在深灰色的画布上，在好些地方有亮眼睛似的星星在闪烁。夜是柔和而温暖。水阁里的牌声、笑声和谈话声飘了出来，在空中掠过，渐渐地消失在远处去了。只有灯光还依恋地粘在柔软的土地上，使得那些假山和树木上面也有了一点光彩。

翠环提着风雨灯走在前面，觉新在后跟着。他们转过一座假山，到了湖滨，便沿着一带松林走去，再转进了松林。松林里面却是完全黑暗了。风雨灯发出一圈白光，照亮了一小块地方，觉新的脚步紧紧跟着这光亮走。两个人都不说话，只顾急急地走路。松林里时时有“沙沙”的声音，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枝上跳动，翠环因此略微惊诧地回头看过几次。她看见觉新埋头沉思的样子也就放心了。

两人走出松林，头上又是浩大的天空。先前，空气似乎有点压迫人，这时候却仿佛舒畅了许多。他们走完一带曲折的栏杆，进了一道小门。那座茅草搭成的凉亭突然在粉白墙壁的背景里显露出来。亭前几株茶花倒开得很繁，花色有红有白，点缀似地摆在繁茂的深绿色树叶丛中。觉新并没有心肠去看景色。他依旧垂着头移动脚步。他似乎沉溺在深思里面，而其实他又不曾确定地思索一件事情。他的思想不停地飘动着，从一件事很快地又跳到另一件事，从一个人影马上又跳到另一个人影。他的心情是不会被那个在前面给他打风雨灯的翠环知道的。翠环在长满青苔的天井里小心地下着脚步。她看见这座茅亭，看见这些茶花和桂树，她开始想起一件事情。她走到小溪旁边木桥前面，淙淙的流水声突然在她的耳畔清脆地响起来，她抬头望了望对岸的竹林，回忆在她的脑子里展开了。她有点激动，忍不住冲口唤了一声“大少爷”。

“嗯，”觉新含糊地答应一声，抬起头惊讶地看了翠环一眼。他奇怪她要对他说什么话。

翠环提着灯上了桥。她欲语又止地过了片刻。她有点胆怯，不敢把她心里的话马上向觉新吐出来。然而接着觉新的“嗯”字来的沉默，像一个等待回答的问题压迫着她。她过了桥正要走进竹林时，忽然鼓起了勇气说道：

“大少爷，你不给二小姐帮点忙，想点法子？”

“给二小姐帮忙？”觉新听见这句意外的话更加惊讶地问道，“你说的什么事情？”

“二小姐的亲事，大少爷，你是晓得的。”翠环的勇气渐渐地增加了，她的声音虽然还带一点颤动，但比起先前的要坚定多了。她充满了信心地说下去：“陈家姑少爷不成器，在外头闹得不成话，好多人都晓得。我们老爷没有眼睛活生生地定了这门亲事，把二小姐的一辈子轻轻易易地断送掉了。大少爷，你跟二小姐很要好，你能不能够想点法子？”

“啊。”觉新一面跟随着灯光往前面走，一面注意地倾听翠环说话。这些话是他完全料想不到的，却把他大大地感动了。这仿佛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一口古老的皮箱，现在让人把箱里的物品一件一件地翻出来。那是他的痛苦的回忆，那是他的过去的创伤。他默默地走着，他的脚步下得更沉重了。他似乎落进了一个更深沉的思索里。等到翠环的声音突然停止时，他才猛省似地叫出这一个“啊”字。

翠环看见他不答话，又带了哀求的调子说：“大少爷，你不怜恤二小姐，还有哪个来怜恤她？只有你能够给她想一个法子……”

觉新不等她说完，忽然插嘴说：“三太太有办法，你喊二小姐去求她罢。这一定有用处。”这两句话也是顺口说出来的，他似乎用它们做遁辞。

“大少爷，你还不晓得我们太太的脾气，”翠环带着怨愤的口气说，“我们太太不大心疼二小姐，她这个人什么事情都不大放在心上。老爷说什么好，就是什么好。”

这时他们跨出了那一道小小的竹篱门，阶下一些怪石拦着他们的路。他们绕着怪石往前走去。觉新忽然自语似地说：“我也没有一点办法。”这声音凄凉地在空中抖了许久。他觉得自己用尽力量了。

翠环看见自己说了那许多话，却得到这样的一个回答，心里有点气，便不再作声了，只顾放快脚步赌气似地往前面冲。

他们走进了一带回廊，觉新渐渐地知道了她的心情，倒觉得自己有些不是了，便搭讪地赞了一句：“翠环，看不出你倒这样维护你二小姐。”过后他又说：“你服侍二小姐，你也该多多地劝她把心放开一点。”

“是，”翠环简短地答道。但是她马上又觉得跟大少爷赌气是不合理的，便换过语调接下去说：“大少爷说得是。我也劝过二小姐。二小姐素来待人厚道，她从不把我当成底下人看待。不过我多劝她也没有用。她近来常常愁眉苦脸长吁短叹的，有时候还从梦里哭醒转来。只有大少爷，你同二少爷，琴小姐在的时候，二小姐才肯多笑几次。大少爷，你该晓得二小姐就只有靠你们给她帮忙。如果你们也没有法子……”翠环愈往下说，声音里带的感情的成份愈多，淑英的带着愁烦表情的面庞在她的眼前渐渐地扩大起来，使她看不见别的一切。淑英的命运，淑英的处境，那个年轻女子的苦乐祸福抓住了她的全部思想。这种关心的程度已超过“同情”这个字眼所能表示的了。她后来就仿佛在为争自己的幸福而挣扎，为摆脱自己的恶运而求救。所以在觉新的耳里听来，后面的两句话就跟绝望的哀号差不多。他忽然以为翠环在哭了，其实是他自己在心里哭。他不能够再往下听那些也许会更刺痛他的心的话，他就开口来打断她的话头。哀求似地唤了一声“翠环”。等那个少女猝然咽住话回头来看他时，他硬着心肠吩咐道：“你不要往下说了。”过后他又辩解似地自语道：“你们不了解我，你们大家都不了解我。”

翠环听见这样的全然意外的话，连忙掉过头来看他。她这匆匆一瞥，又是在黑暗里，当然看不出他脸上的表情。她不知道是否她的话触犯了他。她有点惶恐，她还想对他说一两句解释的话，但是他们已经走出了花园的内门，再走两三步就到觉新的窗下了。

“翠环，你回去吧，二小姐她们在等你。我用不着灯了。”觉新看见从自己房里透出来的一片灯光带着花纱窗帷的影子映在前面一段石板地上，便叫翠环站住，打发她回到花园里去。

翠环答应一声，便站住了。她迟疑地望了觉新两眼，忽然问道：“大少爷还有话吩咐吗？”

“没有了，这趟倒难为你，”觉新把头略略一摇，温和地答道。他离开了翠环，一个人往前面大步走去，走过他的窗下，出了花园的外门，再转进过道，然后进了自己的房间。

他掀起门帘，一只脚跨进门槛，便看见一团黑影俯在写字台上面。那个影子听见脚步声吃惊地抬起头掉过脸来，不觉惊喜地唤了一声“爹爹”。这是他的海儿。孩子正跪在凳子上面，便立刻爬下来，跑去迎他。

觉新的脸上浮出温和的微笑，先前那许多不愉快的思想一下子全飞走了，仿佛他又把那口古老的皮箱紧紧地锁住了似的。他爱怜地握着海臣的手，俯下头亲切地问道：“海儿，你还没有睡？”

“爹爹，我在看书，”海臣亲密地而且认真地回答道，他温顺地跟着觉新走到写字台前面，不住地仰起脸看觉新，眼睛里闪着喜悦的光。

海臣爬上了凳子，把摊开在写字台上的一本图画书送到觉新的面前。觉新在旁边那把活动椅上坐下来。

“爹爹，你看，这一队翘胡子的洋兵那么凶……”海臣指着一页大幅的图画兴奋地对觉新说。“这是我们的兵。大炮，轰，轰！飞艇，呜，呜！……爹爹，是不是我们打赢的？”

觉新呆呆地望着海臣，他似乎没有听见海臣的问话。他的爱怜横溢的眼光就在海臣的圆圆的小脸上扫来扫去。海臣完全不觉得他的注视。他越是多看海臣，他越是不忍把眼光掉开。渐渐地他的眼光在摇晃了，好像有什么东西挣扎着要从他的眼眶里迸出来。他预料到会有一阵感情的爆发，但是他极力忍住。等到海臣闭了口，他突然感觉到房里的静寂，又觉得海臣的一对浓黑的眼珠在他的脸上旋转，他才出声问道：“你一个人在这儿看书，你不害怕？何嫂呢？她到哪儿去了？”这声音泄露了他的感情：爱怜，担心，烦愁，悲痛。

“何嫂到厨房去了，她就回来的，”海臣天真地回答。他看见觉新只顾望着他不说话，便接下去：“爹爹，我不想睡，我要等你回来。你回来就好了。你打牌赢吗？”他又略略翘起嘴说：“我要到花园去看你打牌，何嫂不带我去。她说晚上花园里头有鬼。她骗我。爹爹不怕鬼，我也不怕。妈妈在，妈妈会领我去的。”

觉新连忙把眼睛掉开去望窗外，勉强做出温和的声音说：“你不要埋怨何嫂。小孩子家晚上进花园是不好的。”

“爹爹，房子里头空得很。人太少，你又不在，我睡不着，”海臣开始带了诉苦的调子说。

觉新再不能够忍耐了，他把海臣从凳子上抱过来。他把海臣紧紧地抱在怀里摇着，用脸颊去挨海臣的短发，呜咽地说：“乖儿，睡了罢。”眼泪从他的眼角流下脸颊来。

海臣不能够了解觉新的心情。他知道这动作是父亲疼爱他的表示，但是他却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突然有这种动作。他并不去深想这个。因为他的思想停留在别的事情上面。他从觉新的怀里伸出头来。觉新的眼泪落到了他的额上。他不觉惊叫道：“爹爹，你怎么哭了？”

觉新伸出一只手去揩眼睛，一面做出平静的声音答道：“乖儿，我没有哭。我眼睛里头落进了灰尘。”

“我给你吹吹看，”海臣说着便伸直身子，把两条腿跪在觉新的膝上，伸出两只手要去拨觉新的眼皮。

觉新扭一下头，又将海臣的手捏住，把它们放了下来。他爱怜地说：“乖儿，你好好地坐着，不要动。我的眼睛不要紧，已经好了。”

海臣顺从地坐下来。他坐在觉新的膝上，把眼睛往四面看了看，忽然做出庄重的面容问道：“爹爹，妈妈真的不会再来看我们吗？”

“乖儿，我不是对你说过妈妈到天上去了吗？她在天上很快活，”觉新悲声答道。

“爹爹，我想妈妈，妈妈到底晓不晓得？你也想妈妈，我也想妈妈，她在天上很快活，做什么不回来看看我们？妈妈向来很喜欢我，我很想她。我晚上睡不着，我轻轻喊妈妈，我想妈妈听见我在喊她，她会回来看我。爹爹，妈妈真忍心不回来看我们？”海臣侧着身子挽住觉新的左膀，两只小眼睛瞪着觉新的堆满愁云的脸，他带着深思的样子正正经经地追问觉新道。

觉新不能够回答海臣。他默默地把这个孩子紧紧抱着。他的眼光越过孩子的头，望到挂在对面墙上的一张女人的半身照相。泪水湿了他的眼睛。那个女人的面庞变得模糊了。他要忍住泪水，但泪水却不由他控制畅快地流了出来。他不愿意给孩子看见他的眼泪，便把心一横松了手，装出稍微严厉的口气吩咐孩子：“不要多说话。时候不早了，你去睡罢，爹爹还有事情。”

海臣胆怯地偷偷看觉新一眼，失望地含糊答应一声，便不再言语了。但是他并不走下去。觉新沉默着。后来何嫂进了房间。她看见海臣坐在觉新的膝上，便说：“孙少爷，我们去睡罢，”她一面走过去抱他。

海臣看见何嫂走过来，并不理睬她，却猛然掉转身子往觉新的怀里一扑。他把嘴一扁，哀求地说：“爹爹，我不要睡。你陪我耍一会儿。我睡了，你又走开了。”

孩子的凄惨的声音在房里无力地响着。何嫂缩回两手，呆呆地站在旁边，不作声。觉新紧紧地抱着孩子，让孩子的脸压在他的肩上，他咬紧牙关，不言语，只对何嫂摇了摇头。

何嫂轻轻地嘘了一口气，便走进里面房间去了。

海臣还在觉新的怀里低声抽泣。他的头在觉新的肩上微微地颤动。觉新轻轻地抚着海臣的身子，然后抬起泪眼看墙上那幅照相。他的心里忽然起了一阵酸痛，他自语似地小声说：“珏，你看见了罢。你叫我怎样办？你保佑、保佑海儿……”

海臣并不曾听清楚觉新的话。他抽泣了一会儿，便抬起头来自己用手揩去眼泪，亲热地对觉新说：“爹爹，我不哭了。你教我认字。”他掉过身子伸手去拿桌上的图画书。

觉新连忙把海臣的手拉回来，温和地阻止海臣道：“今天不要认字了。乖儿，时候不早了，你睡罢。”

海臣亲热地看了觉新一眼，忽然问道：“爹爹，你不去打牌吗？”

“不打了。爹爹在这儿陪你。你好好地睡罢，”觉新摇摇头和蔼地答道。

海臣又看看觉新，微微一笑，顺从地说：“爹爹，我睡了。”他把头靠在觉新的怀里，闭上了眼睛。觉新轻轻地抚拍他。他起初还略略动着身子，睁开眼睛看觉新，但是不久就沉沉地睡去了。

过了一会儿觉新俯下头去看海臣的脸。海臣正和平地酣睡着，嘴微微张开，唇边还挂着微笑。但是觉新看来，这微笑却是很寂寞的。他把自己的嘴放近海臣的耳边，爱怜地柔声唤道：“海儿。”海臣没有答应，连动也不动一下。他把这寂寞的睡脸注视了许久，然后抬起头来，向四面望了望。房里空阔而静寂。屋角立着两只书架的黑影。在一张精致的小方桌旁边孤寂地摆着孩子用的小逍遥椅。电灯光似乎也比平时更黯了。他又埋下头去看海臣，他拚命地凝视这个孩子，他恨不得一口把孩子吞在肚里。孩子似乎完全不知道他的这种心情。那张小嘴上依旧挂着寂寞的微笑。他想：不晓得孩子梦见了一些什么事情。但是他愈看这张脸，便愈激动。他觉得他的心好像要从喉管里跳出来了。他抬起头，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他的眼光又去找墙上的照相。依旧是那张温柔、美丽的面庞。她的一双明亮的眼睛从墙上看下来，这时候她的眼睛也似乎带了悲哀的表情。他的心又隐隐地痛了。他忘了自己地低声唤道：“珏，珏。”那一对眼睛并不霎动一下。他再要仔细地去看那双眼睛，但是他自己的眼睛已经模糊了。

“睡着了吗？”一个女人的低声在觉新的耳畔意外地响起来。他惊讶地掉头去看。说话的是何嫂，她刚从里面走出来，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她站在旁边，伸出两只手，等着抱海臣进去。他看见何嫂，并不答话，却回过头去看海臣，而且把海臣抱得更紧，仿佛害怕何嫂会把孩子给他抢走似的。

何嫂并不曾觉察出这个情形。她接着又说：“大少爷，让我来抱进去。”

觉新又抬起头把何嫂看了一眼。这一次化完全明白了。他默默地点了点头，小心翼翼地轻轻抱起孩子，让何嫂接过去。他看见孩子已经躺在何嫂的怀里了，还郑重地吩咐一句：“你小心点。”

“晓得，”何嫂一面答应着，一面小心地抱着海臣往里面房间走去。

觉新望着何嫂的背影在门槛里面消失了。他又掉头望了望四周。他心里彷徨无主。他勉强站起来，想回到花园里去。但是他对于那种压迫着他的空阔和冷静的感觉完全失去了抵抗力。他觉得身子一阵软弱，支持不住，便又坐下去，把头俯在写字台上面，暗暗地哭起来。

刚刚在这时候窗外石阶上响起了三个女子的脚步声。一个少女的声音在窗下叫了一声：“大哥！”觉新在房里似乎没有听见。一个女子提着风雨灯往后面走了，另外的两个却转入过道，走进觉新的房里。

“大哥，”淑英惊诧地唤道，“你不去打牌？”她看见他的肩头在耸动，便关心地问道：“你不舒服吗？”

觉新抬起头来，他的脸上满是泪痕。他回答道：“我并没有什么。剑云在替我打着。我等一会儿就去。”他并不避开淑英的眼光。但是他意外地发见蕙站在淑英的背后时，便显得有点窘了。

“你哭了？”淑英看见觉新的泪痕，忍不住半惊讶半同情地问道。

觉新对她们苦笑一下，解释般地说：“我刚才跟海儿讲了几句话。他说起他妈妈的事情。我过后想起来有点伤心，就哭了。”他说着便摸出手帕揩眼睛。

“这真是何苦来！你自己的身体也很要紧，”淑英带笑地责备道，但是她的微笑里含得有悲哀。“好好地何苦还去想那些事情？”

“这也难怪大表哥。像大表嫂那样好的人。哪个人不依恋？想起来真叫人……”蕙接口说下去，她说到后一句时，忍不住抬起眼睛望了望墙上那张照相。一个活泼的少妇的影子在她的脑里动起来。她埋下头，那个影子马上消失了。在她的眼前摆着觉新的被灯光照亮了一半的泪痕狼藉的脸。她的眼圈一红，心里难过，她连忙咽住下面的话，略略掉开了头。

“蕙表妹，请坐罢，”觉新勉强做出笑容对蕙说，“你好几年没有在我屋里坐过了。你看看跟从前像不像？”

“好，蕙表姐，你就坐一下罢，”淑英偷偷看了蕙一眼，然后温和地招呼道。她又对觉新说：“大哥，我去喊人给你打盆脸水来，洗洗脸。”她说着就要走出去。

“二妹，你不必出去，何嫂就在里头，”觉新连忙阻止道。他提高声音叫了两声“何嫂”。何嫂在里面答应着。他一回头看见蕙仍然站在写字台旁边，便笑问道：“蕙表妹，你不坐？”

“不要紧，我站站就走的，”蕙淡淡地答道。

“多坐一会儿也好。我晏点去也不要紧。横竖剑云爱打牌，就让他多打一会儿，”觉新恳求地挽留道，空阔而冷静的房间在他的眼里突然显得温暖而有生气了。

何嫂从里面走出来，唤了一声“大少爷”。

“给我绞个脸帕来揩揩脸，”觉新猛省地抬起眼睛吩咐了这一句，然后回头去看蕙，他的清瘦的脸上浮出了忧郁的微笑。他关切地问道：

“你身体好像也不大好。我看枚表弟身体很坏。你没有什么病痛罢？”

蕙摇摇头，低声答道：“还好。”淑英瞅了蕙一眼，插嘴说：“病是没有的，不过她身体弱。虽然比枚表弟稍微好一点，然而也得小心保养才是。”

觉新笑了笑，淡淡地说：“你现在对我生疏多了。上一次你离开省城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姑娘。你常常拉住我问这问那的。你还记得吗？”

蕙的脸上起了一层淡淡的红晕。她埋下眼睛低声答道：“我都记得。不过那时也不算小了。”

“你的事情我也晓得。枚表弟还告诉我，你为这件事情哭过几个晚上……”觉新继续说下去，但是声音有些改变了。这时何嫂绞了脸帕过来递给他，他接着揩了脸，把脸帕递还给何嫂，又吩咐了一句：“倒三杯茶来。”何嫂答应着往里面房间去了。她很快地端了一个茶盘出来，把上面托着的三杯茶依次放在三个人的面前。她带着好奇心偷偷地看了看三个人，便轻轻地走开了。

“大哥，你何苦又提起这种事情？你难道要把我们也惹得流眼泪？”淑英忍不住皱起眉头嗔怪似地对觉新说。

觉新怜惜地看了淑英一眼，然后又把眼光停在蕙的脸上。他忽然换了颤动的声音说：“你看我们三个人落在同样的命运里面了。看见你们，就好像看见了我自己的过去。我是不要紧的。我这一生已经完结了。三弟最近还来信责备我不该做一个不必要的牺牲品。他说得很对。可是你们还太年轻，你们不该跟着我的脚迹走那条路。我觉得这太残忍了。”他很激动，仿佛就要哭出来似的，但是他突然用了绝大的努力把感情压住了。他用一种似乎是坚决的声音收住话头说：“我不说了。再说下去我又会哭起来。说不定更会把你们也惹哭的。……你们坐罢。”

蕙依旧靠了写字台站着，把一只膀子压在面前那一叠罩着布套的线装书上。她抬起泪眼唤了一声：“大表哥。”她想说什么话，但是嘴唇只动一下又闭紧了。只有她那感激的眼光还不停地爱抚着觉新的突然变成了阴暗的脸。

房里接着来了一阵沉默。静寂仿佛窒息了这三个人的呼吸。他们绝望地挣扎着。

“蕙表姐，我们走罢。”过了一会儿淑英的声音忽然响起来。“让大哥休息一会儿。我们快去把东西捡好拿来，同他一起到花园里去。我们已经耽搁很久……”

但是沉重的锣声像野兽的哀鸣似地突然在街中响了。夜已经很静。每一下打击敲在铜锣上就像敲碎了一个希望。

“怎么就打二更了！”淑英惊讶地自语道。接着她又失望地对蕙说：“那么蕙表姐，你真的就要回去了？”

“我以后会常来的，”蕙留恋地望了望淑英，安慰地说。

淑英想了一下，忽然欣喜地挽住蕙的膀子说：“蕙表姐，你今晚上就不要回去。琴姐今晚上也在我们这儿睡。”

“不行，”蕙摇摇头，忧郁地答道。“我不先跟我父亲说好，是不行的。”

“我去跟周外婆说，她可以作主，”淑英依旧固执地抓住那个就要飞走的希望。

“这也没有用，”蕙略带悲戚地说。“连婆也拗不过我父亲。”

街中的锣声渐渐地低下去，似乎往别的较远的街道去了。蕙刚刚说完话，翠环就提着风雨灯从外面走进房来。

“二小姐，你们把东西捡齐了吗？我们快走罢，打过二更了，”翠环一进房间就笑吟吟地说道。

“还没有，”淑英笑答道，“我们立刻就去！”她又央求觉新道：“大哥，你陪我们到大妈屋里去一趟。”

“也好，”觉新答应了一句，便跟着她们到周氏的房间去了。

淑英和蕙两个把白天脱下的裙子等物叠在一起，包在一个包袱内。淑英打算叫一个女佣把包袱提到花园里去。觉新却自告奋勇，说他愿意打风雨灯。她们拗不过他，就让他从翠环的手里接过灯来，由翠环捧着包袱。于是他们一行四个人鱼贯地走出房间，又从过道转进了花园的外门。

9

觉新们刚刚跨过竹林前面的小溪，忽然看见对面粉白墙角现出了一团阴暗的红光。翠环回过头低声说：“多半是绮霞来了。”

“一定是来催我们的，”淑英接口道。她的话刚完，前面就响起了叫“翠环”的声音。一个短小的黑影子提着一只红纸灯笼走过来。

“嗯。绮霞，你来做什么？”翠环大声问道。

“三太太喊我来催二小姐的，”绮霞大声回答，便站住等候淑英走近。

淑英到了绮霞身边，问道：“牌打完了吗？”

“麻将已经完了。周外老太太一桌还有一牌，”绮霞回答道，她便跟在淑英后面走。

众人赶到水阁时，连字牌的一桌也散了。许多人聚集在右边屋子里谈闲话。琴、芸和淑华们也都在那里。

“二女，喊你做事，你就这样慢条细摆的！”张氏看见淑英进屋来就抱怨道。

淑英不好意思地瞥了她的母亲一眼，从翠环那里接过包袱来放在一个空着的凳子上，正要动手打开它。周氏却吩咐绮霞道：“绮霞，你把包袱拿出去，交给外老太太的周二爷。”

绮霞答应了一个“是”字。但是大舅太太们却阻拦着，客气地说要系上裙子，不过经主人们一劝，也就让绮霞把包袱提出去了。绮霞出去不久便空着两手进来说：

“太太，袁二爷来说轿子都来了，就在花园大门口。”

“那么我们动身罢，”周老太太说，她第一个站起来。众人跟着全站起了。

于是房间里起了一阵忙乱。众人相互地行礼：拜的拜，请安的请安，作揖的作揖。过后，女佣和丫头们有的提风雨灯，有的打灯笼，有的拿明角灯，前引后随地拥着周老太太一行人走出了水阁，沿着湖滨走去。

众人走过了松林。路渐渐地宽起来，后来转入一带游廊。一边是藤萝丛生的假山，一边是一排三间的客厅，全是糊着白纸的雕花窗户。窗前种了一些翠竹。门是向大厅那面开的。这时还有辉煌的灯光从窗内透出来。里面似乎有人在谈话。

众人走出游廊，下了石阶。前面有一点光，还有人影在动，原来袁成打了一个灯笼，苏福空着手，两个人恭敬地站在阶下等候他们。

“袁成，花厅里有客吗？”周氏看见袁成便问道。

“是，三老爷在会客，是冯老太爷，”袁成垂着手恭敬地答道。

冯老太爷！这四个极其平常的字像晴天的霹雳一样打在淑英的头上，淑英几乎失声叫了出来。琴正在听蕙讲话。淑英在后面离琴有一步的光景。琴便把脚步下慢一点，暗暗地伸出手去握淑英的手。淑英不作声，只是用感激的眼光看琴。恰好琴也回头来看淑英。两对彼此熟习的眼光在黑暗中遇在一起了。琴鼓舞地微微一笑，立刻把头掉了回去。淑英的战抖的心稍微镇静一点。但是“冯老太爷”这个称呼给她带来的不愉快的思想和悲痛的回忆却还不能够马上消去。少女的心并不是健忘的。不到一年前淑华房里的婢女鸣凤因为不愿意做冯乐山的姨太太就在这个花园里投湖自尽。但是这样也不能够使祖父不把淑英房里的婢女婉儿送到冯家去做牺牲品。前些时候淑英母亲张氏的生日，婉儿还到公馆里来拜寿。婉儿痛苦地诉说了自己在冯家的生活情形，也讲到陈家的事。这些话淑英的母亲也听见过了，父亲也应该知道。然而这依旧不能够叫父亲不听从冯乐山的话，父亲仍然要把她嫁到陈家去。冯乐山，这个人是她的灾祸的根源。现在他又来了，而且同她的父亲在一起谈话。……她不能够再想下去。她茫然地看前面。眼前只是幢幢的人影。她忽然觉得这一切仿佛都是空虚的梦。她的心又隐微地发痛了。

“冯乐山，他又跑来做什么？”觉民忽然冷笑道。冯乐山，著名的绅士，孔教会会长，新文化运动的敌人，欺负孤儿寡妇、出卖朋友的伪君子（他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他恨这个六十一岁的老头子比恨别的保守派都厉害。一年前他曾经被祖父强迫着同冯乐山的侄孙女订婚，后来还是靠着他自己的奋斗才得到了胜利。如今冯乐山又来了。他想这个人也许就是为了淑英的事情来的。于是他的心被怜悯、同情、友爱以及愤怒占据了。然而在这时候他并不能够做什么事情，而且他的周围又全是些飘摇无定的影子。他用爱怜的眼光去找淑英。淑英就在他的前面，他看见了她的细长的背影。

“二弟，你说话要当心点！”觉新听见觉民的话，惊恐地在旁边警告道，他暗暗地伸手拉了一下觉民的袖子。这时他们已经跨过一道大的月洞门，走入了石板铺的天井。一座假山屏风似地立在前面。

觉民先前的那句话是低声说出来的，所以并未被前面的人听见。但淑英是听见了的。她明白觉民的意思。然而这句话只给她添了更多的焦虑和哀愁，就被她默默地咽在肚里了。她并没有回过头去看觉民，因此觉民用爱怜的眼光找寻她的时候，就只看见她的微微向前移动的背影。觉新的话把觉民的眼光从淑英的背影拉到觉新的脸上来。觉民看了觉新一眼，正要答话，但是突然照耀在他眼前的电灯光又把他的眼光吸引去了。他在无可奈何的绝望中忽然起了一个念头：“我一定要帮助她！”他觉得眼前一片亮光。他的愤怒和绝望一下子都飞走了。

“轿子！轿子！”袁成和苏福走在前面，他们跨出月洞门，便带跑带嚷地叫起来。假山外面接着起了一阵喧哗。原来那里是一片广阔的石板地，六乘轿子横放在那里，十二个轿夫和三四个仆人聚在一起讲话，听见了招呼轿子的声音，连忙分散开来，每人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把轿子略微移动了一下。

“提周外老太太的轿子！”“提大舅太太的轿子！……”太太、女佣、婢女、仆人的声音打成了一片，接连地这样嚷着。在一阵忙乱之后客人们陆续进了轿子。枚少爷趁着他的两个姐姐依恋地向淑英姊妹告别的时候，走到觉新的身边，庄重地低声对觉新说：“大表哥，你哪天到我们家里来？我有好多话从不敢对人说，我要一起告诉你。我晚上常常整夜睡不着觉。我很害怕。”急促而战抖的声音泄漏出来他的畏惧和惊慌。过后他又惊疑地往四处看，他害怕有人会把他的话听了去。

“好，我过两天一定来看你。你好好地养息养息罢，”觉新感动地答道。他还想对枚少爷说一两句话，但是袁成在催枚少爷上轿了。

枚少爷又向众人行了礼，然后匆忙地走进轿去。等轿夫们抬起他走出花园转入公馆的二门时，周老太太的轿子已经出了大门而走在街上了。

周氏一行人跟着轿子出了花园门，走上大厅，再转进拐门，往里面走去。

冯乐山的三人抬的拱杆轿搁在大厅上。花厅里面灯光明亮。淑华走到门前，在门缝里偷偷地张望了一下。琴也过去把脸贴在一幅板壁上，从缝隙去张望里面，她看见那个留着灰白色短须的老头子坐在匟床上，正摇摆着头得意地对高克明说话。他那根香肠似的红鼻子在电灯光下发亮。他在吹嘘自己的诗文。她想：“大概正事已经谈完了，”便掉头走开了。觉民也弯着身子在旁边看。她轻轻地在他的袖子上拉了一把，等觉民回头看时，她已经到了淑华的身旁。她在淑华的耳边说：“走罢。”淑华刚刚掉转身子，便听见克明威严地在里面大声叫起来：“送客！”

淑华对琴做了一个怪脸，连忙拉着琴一道往拐门那面跑去。她的母亲和婶娘们都已经走进里面去了。觉新也陪着剑云到他的房间里去谈话。除了她们两个和觉民外，只剩下淑英和淑贞在拐门前面阴暗里躲着等候她们。

克明刚叫了一声“送客”，门房里就起了一个大的应声：“有！”接着三房的仆人文德用一个箭步从门房里跳了出来，直往花厅奔去。接着一个跟班和三个轿夫也带跳带跑地走出了门房。跟班的手里提着一盏马灯。

文德打起门帘，冯乐山戴着红顶瓜皮帽、穿着枣红缎袍、玄青缎子马褂，弯着腰从里面走出来。克明恭敬地跟在后面，把他一直送上轿子，还深深地弯下腰去。

“三爸太讲礼节了，”淑华低声笑着说。

“快走罢，”淑英听见淑华出声说话，更加着急起来，便催促道。她马上拉着淑贞往里面走了。琴和淑华也不再迟疑就跟了进去。

她们刚走到觉民的窗下，就听见克明的快步子在后面响起来。她们便让开路，站在一旁，等他过去。

“三爸，”淑华带笑唤道。琴含笑地叫一声“三舅”。淑英也唤了一声“爹”。

克明突然站住了。他带笑地点头应了一声，接着问琴道：“琴姑娘，你妈好吗？今天为什么不来？”

“妈很好，谢谢三舅问。妈本来也想来，后来因为有事情，就不来了，”琴客气地答道。她接着又说：“三舅近来很忙罢，身体倒很康健。”

“还好。近来接的案子不多，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是应酬忙一点，”克明谦和地答道，从他的神气看来，他似乎很高兴。这时觉民慢步走到旁边来听他们讲话。

“三舅刚才会的客是冯乐山罢，”琴看见克明兴致好便接着问道。

“不错。琴姑娘，你怎么会晓得他？”克明惊讶地反问道。

琴微微一笑，她用这笑容来掩饰她的嫌厌的表情。她极力做出平淡的声音说：“冯乐山今年做了孔教会会长，在我们学堂里头演说过一次。他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与其把女子送进学堂读书，还不如教她们学髦儿戏。说得个个同学都不高兴。”

“这也难说。乐山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的学问在省城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克明忽然正经地说。

琴哑口无言了，她不好意思地埋下头去。觉民在旁边忍不住插嘴说道：“不过这样大的年纪还讨姨太太捧戏子，总不是好榜样。而且他——”

“老二，你不能这样说。他究竟是你的长辈！连我也尊敬他！”克明不等觉民说完，就动了气板起面孔打断了觉民的话。他掉过头吩咐他的女儿淑英道：“二女，你好好陪你琴姐耍。”于是扬长地往里面走了。

觉民气恼地望着克明的背影在阴暗中转进了过道，低声骂了一句：“真糊涂！”

“二哥，”这些时候不开口的淑英忽然带着央求的调子痛苦地说。她似乎在央求觉民不要再说这一类的话。

觉民听见淑英的声音，有点感动，心一软，立刻换了温和的语调说：“二妹，我不再说了。你晓得我不是故意——”

淑英不等他说完，就用颤抖的声音打岔道：“二哥，我并不怪你。我只怕，我怕我自己……”她激动得不能够说下去，在中途突然停止了。

“二哥，你为什么不请我们到你屋里去坐坐？站在黑暗里说话怪没有意思，”淑华这些时候没有机会插进来说话，觉得气闷，终于忍不住这样说了。

“好罢。现在就来请也不晏，”觉民听见这话正合他的意思，马上顺着她的口气答道。

“琴姐，你先走，我去叫人倒几杯茶来！”淑华掉头对琴说。她便向着左上房高声唤道：“绮霞！绮霞！”

“嗯！”绮霞在左上房里答道。

“你给我们倒几杯茶来，在二少爷屋里头！”淑华大声吩咐道。

“晓得！就来！”绮霞在房里大声应道。

“三妹，你总爱这样使唤人！这种脾气要不得！”觉民刚刚踏上石阶，一只脚跨过了门槛，忽然回过头来责备淑华道。这时琴和淑英、淑贞都已经进了房里。

“这就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淑华不服气，冷笑地答了一句。

“好，好，我就不说你。等你将来嫁个凶狠的姑少爷，那时候看你有什么办法？”觉民故意报复地说。

“这跟你有什么相干？这是我自己的事。我不怕。我自己有主张！”淑华强硬地顶撞道。

“好，要这样才好！”琴在房里轻轻地拍手笑起来。觉民和淑华两人也忍不住噗嗤笑了。他们便走了进去。

众人都坐下了，谈着一些闲话。淑英一个人忽然沉默起来，她在思索刚才淑华说的一句话，她在思索一件事情。绮霞端了茶盘进来，把茶杯放在每个人的面前。然后她拿着空茶盘站在琴的旁边，听琴说话。

“绮霞，琴小姐今晚上在我屋里头睡，你先去把床铺好，”淑华吩咐绮霞道。

“嗯，”绮霞应了一声，迟疑一下刚要出去，忽然外面响起一件磁器落在地上打碎的声音，立刻又是木器和墙壁相撞声。这些声音似乎是从对面厢房里送过来的。众人惊疑地互相望着。淑贞突然变了脸色，寒战似地微微抖起来。

“五老爷又跟五太太吵架了。”绮霞激动地自语道，没有人理睬她。觉民厌烦地站起来，在房里踱了两步，他看看淑英的脸，又看看淑贞的脸。

“高静之，你凭良心说，你哪点对得起我沈书玉？我娘家哥哥刚刚搬到外州县去了，省城里没有人，你就不把我放在你眼睛里头！你就欺负我一个人！”沈氏的夹杂着愤怒和悲伤的声音在对面厢房里突然响起来。

“不晓得为着什么事情？”琴悄然自语道。

“他们的事情哪个神仙才晓得！十天里头总有七天吵嘴！”淑华接口说道。

你把我的金银首饰都出脱干净了，我没有向你算过帐。你还不宜好。你在外面租了公馆，讨了‘监视户’[1]做小老婆，我也不管你。如今你胡闹得还不够，你居然闹到家里头来了。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

“你敢再骂！你敢再骂！”淑贞的父亲克定厉声嚷着，一面把手在桌子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接着他又怒吼道：“这是我的家！我高兴怎样就怎样！”

“你好不要脸！”沈氏尖声回骂道。“你的家？你的家在外面。这是我的家！喜儿是我的人！”

“不管她是哪个的人，只要她自己情愿，你就不配说话！我高兴这样做，你敢把我怎样？”克定理直气壮地吼道。

“喜儿是跟我陪嫁过来的丫头。她是我的人。我早就不放心你这个色鬼，所以早早把她嫁出去。现在她丈夫才死几个月，你就来欺负她！喜儿又不是西施，亏你看得上？你是什么老爷？你把你们高家祖宗三代的德都丧尽了！”沈氏数数落落地骂着，这中间夹杂了克定的不断的“你敢再说”这一类的威胁。但是她依旧勇敢地说下去。

“不管你怎样说，她总比你漂亮。你照照镜子，看看你那副尊容：塌鼻子，血盆大口。我看见你，就是气！我喜欢她，我要讨她！”克定强辩地嚷道。

“我的尊容怎样？那是我父母生就的！你敢说！你——你，你欺负人家孤零零一个居孀的寡妇，家里又没人！你做老爷的勾引老妈子！爹过世不到一年，你的孝还没有满，你就在家里头胡闹！高静之，你读书读到牛肚子里头去了！”沈氏更加气恼地骂着，拿起一件磁器用力往地上一掷，哗啦一声磁器立刻碎了。

“好，你敢打东西，你怕我不敢！”克定叫嚷着，他也随手抓了一件磁器打碎了。

淑贞忽然哇的一声俯在桌上哭起来。

“二哥，我们出去看，”淑华兴奋地对觉民说，她便往外面走。觉民本来在房里踱着，就跟了出去。绮霞也跟着他们走了，剩下琴和淑英在房里安慰淑贞。

对面克定的房里灯光辉煌，嵌在纸窗中间的玻璃被绘着兰草的纸窗帘遮掩了。窗外阶上阶下站了不少的人，男的女的都有，大半是女佣和仆人，都伸着头颈静静地倾听。也有两三个人交头接耳地在议论。觉新和剑云背着手在天井里慢慢地踱着。觉民和淑华两人都走到窗下去，在那里他们才听见房里还有一个女人在小声地哭。

“这是我陪嫁过来的东西，我不准你打！”沈氏继续骂道。

“我偏要打！我打了！看你又怎样！”克定凶狠地答道。他又把一件东西打碎了。“这是我的家，你不高兴，你就给我滚！”

“滚？你敢喊我滚？说得好容易！我是你用三媒六礼接来的！除非我死，你就把我请不走！”

“我就要你死！”克定凶恶地吼着。

“好，你要我死！我就死给你看！”沈氏疯狂似地叫着，就向着克定冲过去，把头在他的怀里撞。春兰吓得脸通红地从右厢房跑出来，口里嚷着“不得了！”跑过天井，进了过道，往后面去了。

在房里克定要推开沈氏，沈氏却抓住他不肯放，两个人扭住一团，一进一退，一退一进的。站在窗外的男女仆人中间有几个已经跑进房去劝解了。

觉民和淑华依旧站在外面。觉新连忙跑进了克定的房间。他着急地叫“五爸”，“五婶”，但是没有人理睬他。女佣们拖住沈氏的膀子，仆人们拉开了克定。

“好，你要我死，我去请三老爷他们来评个是非，看我该不该死！”沈氏带着哭声说，一下子挣脱了女佣们的手，披头散发地往外面跑。觉新跟着跑出来，在后面唤她。她不答应，就一直往堂屋跑。钱嫂同张嫂也跑去追她。

克安从过道里出来，刚走过堂屋就被沈氏看见，扑过去一把抓住他的膀子哭诉道：“四哥，你给我断个公道！你看你五弟做的好事情！”

“五弟妹，什么事情？你放了我。有话可以慢慢说，”克安意外地被她抓住，有点莫名其妙，便慌张地这样说，一面把膀子挣开了。

“你去问你的好兄弟！他公然在我屋里头勾引我的老妈子！他还要逼我死！四哥，你说有没有这个道理！”沈氏的声音有些破哑了。

王氏跟在她的丈夫后面走来，看见沈氏披头散发、眼泪和鼻涕湿成一片的那种可笑又可怜的样子，又看见阶下站了不少的女佣和仆人，都伸着头好奇地在张望，她有点惭愧，觉得好像就失掉了自己的身份似的。她便走上前去，拉住沈氏，温和地劝道：“五弟妹，你何苦生气？有什么事情有我们给你作主，五弟不敢欺负你。你还是到我屋里头去歇一会儿再说。”

“四嫂，那不行。今天晚上非弄清楚不可！不然我以后怎么好过日子！”沈氏看见有人来劝，觉得自己理直气壮，讲话的口气也更强硬了。她挣扎着要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一面还拉着王氏，要她同去。“四嫂，你也来断个公道！你看他干得好事情！他晓得今天我在花园里头陪客，却躲在屋里跟喜儿偷偷摸摸地干那种肮脏事情，到底给我碰见了。我对他轻言细语，他反而骂我！四嫂，你说有没有这个道理？如今连我自己的人也来欺负我！……好，高静之，我就做给你看！我喊那个‘监视户’立刻给我滚出去！”

“你敢动喜儿一下，我就要你的命！”克定又在房里拍桌打掌地吼起来。

“四嫂，你听！好凶！”沈氏刚说到这里，忽然瞥见周氏动着两只小脚颤巍巍地走过来，就招呼道：“大嫂，你也断个是非。你说他应不应该这样待我？”

“五弟妹，我都明白了，有话慢慢好讲。你不要生气。你到我屋里去坐坐罢。你的事情有我们作主，”周氏摇动着她那张大圆脸，声音像一盘珠子滚着似地说。然后她又掉过头去对站在她旁边只顾抚摩自己的八字胡的克安说：“四弟，你快去把五弟喊住，叫他知趣点，不要再胡闹了。”她看见觉新和剑云两人也在旁边便对觉新说：“明轩，你快去把三爸请来。”觉新刚刚走开，三太太张氏也来了。于是，这三个做嫂嫂的女人便带劝带拉地把沈氏拥进周氏的房里去了。克安一个人站在天井里迟疑了一会儿，才往克定的房间走去。

淑华兴奋地跑回了觉民的房间。她一进屋，就叫道“琴姐，我们到妈屋里去听五婶讲话！快，快！”

琴正在跟淑英低声讲话，淑贞注意地在旁边听着，她们看见淑华一面嚷着走了进来，都惊讶地抬起头去看她。

“你要去，你一个人去罢。我们有话商量，”琴摇摇头，淡淡地说。过后她又偏着头继续对淑英讲话。

淑华不肯一个人去，却走到淑英的身边，央求淑英道：“二姐，你去！”淑英把头一扭低声说：“我不去。”她便又走到琴的面前，一面拖她的膀子，一面敦促道：“你们有话留着等一会儿再商量也不晏，这件希奇的事情却不可错过。”

琴又一次抬起头，责备似地看她一眼，过后声音朗朗地说：

“这有什么希奇？不自由的婚姻，结果都是如此。”

[1]监视户：即“下等娼妓”。

10

克定知道他的妻子悄悄地到嫂嫂的房里去了，他的气也平了一点。他看见喜儿还站在屋角双手捧住脸向着墙壁低声在哭，她的肩头一耸一耸的。这个样子引动了他的怜惜。房间里陈设凌乱，地上到处是磁器的碎片，还有两个凳子倒在地上。他并不去管这些，却走到喜儿的身边，唤了一声“喜儿”，伸手去拉她的膀子。喜儿正在惧怕和羞愧中找不到出路，想不到克定还会来亲近她。克定的这个举动使她有了主意，她趁势把身子靠在他的怀里，把脸压在他的胸前，哀求地说：“老爷救我！太太凶得很！”

克定搂着她，一面扳开她的手。那张白白的圆脸上一双眼睛肿得像胡桃一般。克定俯下头去用手帕揩她的眼泪，一面温柔地说：“你不要害怕。有我在这儿。太太再凶，她也不敢动你的一根头发。我索性把你收房，看她敢说什么话！”

喜儿受到克定的爱抚，又听见这样的话，这都是她完全没有料到的。她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好。她忽然又害羞起来，把脸贴在克定的胸上，接连地说：“请老爷给我作主。”

克定的愤怒已经完全消失了。他不再说话，正把右手伸到喜儿的突起的胸部上去，门前忽然响起了一声咳嗽。克定大吃一惊，连忙缩回手掉头去看。他看见克安站在房门口，似笑菲笑地望着他和喜儿两人。喜儿也看见了克安。她羞得满脸通红，就飞跑地躲进后房里去了。克定见是克安，倒也放了心，便唤一声“四哥”，踏着地上的磁器碎片向克安走去。在路上他顺便把倒卧的凳子扶起来放端正了。

克安也走了两步，到了克定的面前。他掉头看看后面，又看看窗外，知道旁边没有别人，便低声抱怨克定道：“你怎么这样不小心！在家里头这样闹，实在不像话，也不能怪五弟妹。万一再给她碰见又要大闹了。”

克定倒若无其事地坦然答道：“她碰见又有什么要紧！她至多请了三哥来，我也不怕。”

“我说你也不对。这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你外面有了一个礼拜一，人也很标致，还是你自己挑选的，想不到你还这样贪嘴。喜儿那种做惯了丫头的，又粗又笨，有什么意思？你做老爷的也应当顾点面子，”克安继续责备道，不过语气很缓和。

克定知道克安并不是来责备他的，而且克安本人也有把柄在他的手里，他不怕克安，反而得意地讥笑道：“有什么意思？你还要问我？你就忘记了你同刘嫂的事情？你自己那个时候是怎样的？”

克安红着脸没有话说了。他从前跟一个姓刘的年轻女佣发生过关系，每逢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回娘家的时候，他就把刘嫂叫到房里陪伴他，甚至要她擦脂抹粉地打扮起来。后来这件事情被王氏知道了，她去禀告了老太爷。克安挨了一顿臭骂，刘嫂也就被王氏开除了。这是六七年前的事情，克安已经忘得干干净净，现在一经克定提说，想起来，他也觉得惭愧。但是他又不便因此责备克定，或者跟克定争吵。他便借故报复，挖苦他的兄弟道：“你也太性急了。刚刚跟弟妹吵过架。屋里头弄得乱七八糟。你不怕有别人看见，就跟喜儿亲热，真不雅观。”

克定笑笑不答话。克安又说：其实你也卤莽一点。起先给弟妹认个错，赔个礼，答应把喜儿开消[1]，就算了。这岂不省事？我真看不出喜儿有哪点好？

“把喜儿开消？你真是在做梦！我本来无所谓，今天她这样一闹，我一定要把喜儿收做姨太太，”克定昂着头得意地说，接着又向后房高声唤道：“喜儿，喜儿！”

克安惊奇地望着克定，不知道他要做出什么花样。喜儿激动地从后房跑出来，看见克安还在房里，便离克定远远地站住了。

“你过来，”克定温和地说。喜儿朝着克定走了两三步，低着头站在他的面前。克定满意地望着她，说道：“喜儿，你愿不愿意跟我？当着四老爷的面，你说！”

喜儿抬起头，又羞又喜地看了克定一眼，脸涨得通红，说了一个“我”字，就接不下去。克定带笑在旁边催促：“你说！你说！”

“五弟！你也太胡闹了！这成个什么体统？”克明的严厉的声音突然在房里响起来。喜儿又羞又怕，马上溜到后房里去了。克安的脸上也现出了尴尬的神情。克明站在房门口，手里抱着水烟袋，脸上带着怒容。他咳了两声嗽，喘息地责备克定说：“爹过世也还不到一年，你身戴重孝，就干出这种下流事情！你越闹越不像样，你越闹越不成话！事情传到外面去，看你还想不想做人！”

克定低着头让克明厉声责斥，一声也不响。克安渐渐地装起若无其事的安闲样子，掉头往各处看。春兰躲在房门外偷偷地看了一阵，吐出舌头做一个怪脸，就走开了。

“你说你哪点对得起爹？爹把你养到这样大。他在生你没有做过一件叫他高兴的事情。现在他的灵柩才下葬。你就忘乎其形天天在外面胡闹。你胡闹得还不够，还要闹到家里来，闹到我眼前来。你连一点廉耻心也没有！亏你还是个读书人！”克明愈说愈动气，两只眼睛不住地翻白眼，气喘得很厉害，一张脸变得铁青。他支持不住，在方桌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来，接连咳了几声嗽，还吐了一口浓痰在地板上。

克定低着头让克明责骂，他完全不回答。只有在克明喘气的时候，他才略略抬起头偷偷地看了看克明。

“现在就一声不响了？真没有出息！好，这回算是初次，我也不为难你。你快去给五弟妹陪个礼，把喜儿开消了就算了。听见没有？”克明看见克定低头不语，以为克定已有悔意，又认为克定怕他，便严厉地吩咐道。他相信克定一定会听从他的吩咐。

克定忽然抬起头冷笑一声，把嘴一扁，说：“三哥，爹在，我还让你几分。爹死了，又不同了。各人都是吃自己的饭，你也不必淘神来管我。五弟妹生不出儿子，我讨个‘小’，也是应该的。我要把喜儿收房，将来她生下儿子，接续我的香烟，这也是对得起祖宗的事情。爹也讨过‘小’，难道我就不可以？你三哥是不是要断绝我的香烟？”他索性抄起手来挑战似地望着克明。

“你……你……你……”克明听见这些话，勃然变了脸色，将水烟袋放在桌上，右手在桌面上猛然一拍，然后站起来，走过去用右手第二根指头指着克定的鼻子说了三个“你”字。克定看见克明来势凶猛，以为克明要动手打人，便胆怯地退了两步。但是克明却把手缩了回去。他两眼圆睁地望着克定喘息了一会，咳了两声嗽。克安趁着这个机会走近克明讨好地劝道：“三哥，你身体也不大好，何苦为这种小事生气。你还是回屋去休息休息罢。”克明慢慢地停止了喘息。他掉头看了克安一眼，也不说什么话，忽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就拿起水烟袋，默默地走出去了。克安和克定目送着他的背影。

“五弟，你也太不通人情，少讲两句不好吗？你这样气三哥，会把三哥气死的，”克安低声抱怨说。

“这怪不得我，哪个喊他来管闲事？爹死了我什么人也不怕，我还怕他？让他碰一鼻子灰回去也好。我就讨厌他的道学气！”克定得意地答道。

“道学气？我才不相信。人都是一样的。就拿三哥来说罢，你把他同翠环关在屋里试试看，如果他不来那一手，我就不姓高！就不定他早已打算好了，”克安不服气地说。他说到翠环，眼前就有一个苗条的身子晃了晃，他的心动了一下，笑了笑，但是马上又收了笑容做出正经面孔来。

“你何必吃这种干醋？你屋里头不是也有一个吗？”克定嘲笑地说。

“你说——倩儿吗？”克安压低声音说。“她虽然不及翠环好看，不过——你四嫂防得很紧，总不让她到我身边来。好像我会吃人一样。”声音里泄露出他的不曾得到满足的渴望。

“那么杨奶妈呢？”克定又笑着问道。

“杨奶妈，那不过是逢场作戏。人家是有夫之妇啊……”克安带着神秘的微笑半吞半吐地答道。

克定忍不住噗嗤笑了。他说：“刚才五弟妹骂我是色鬼。其实你不见得比我差多少。”

“你怎么这样说？这才是我们读书人的本色。没有红袖添香，读书还有什么趣味？……”克安一本正经地说。

“算了罢，不要讲你那些名士风流的大道理了，”克定哈哈地笑起来，打断了克安的话头。接着他又在克安的耳边低声说了两句话，然后两个人对望着笑起来。

笑声送出了窗外。觉民和剑云在天井里凸出的石板过道上一面闲步，一面谈话。他们听见笑声，不觉掉头去看窗户。房里似乎没有动静。除了灯光外，他们就看不见什么。

“就跟小孩子一样，”剑云低声说。

“真不要脸！”觉民摇摇头骂了一句。

剑云胆怯地四下望了望，连忙阻止觉民道：“轻声点，给别人听见又会惹是生非的。”

觉民不理睬，却叹了一口气，自语地说：“三弟倒走得好。他走得远远的，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现在我也忍受不下去了。”

“你同琴小姐的亲事到底怎样？”剑云关心地问道。他不能压下自己的感情，他不能使自己的声音不颤抖。

“这是没有问题的，”觉民直爽地答道。“成问题的倒是仪式。我和琴都反对用旧式订婚结婚的仪式。然而这种主张我们家里又难通得过。我想等琴满了孝再说。只有这件事情才把我留在家里头。否则，我也会跟着三弟跑了，不过……我们自己的事虽没有问题，然而看见别人受苦受罪，我心里也很难过。譬如二妹的事情，你想，像她这样的女子嫁到陈克家那种混蛋的家里去，以后日子怎么过？五爸的花样你已经见过了，”他把窗户指了一下，“陈克家的儿子不会比他好。”

“二小姐自己是不情愿的，”剑云的眼光跟着觉民的手指向窗户看去，他的心忽然隐隐地发痛，他不愿意觉民知道他的感情，但是他又不能把悲愤全吞在肚里，便无可如何地随意说了上面的一句话。他的眼睛在黑暗中微微地湿了。

“不情愿，又有什么关系？他们从来就不把女子当作人看待！”觉民气恼地说。

剑云沉吟半晌，他看见一线希望在眼前飞过。他终于鼓起勇气对觉民说：“你不可以给二小姐帮忙吗？”他的声音略带颤抖，他不敢看觉民。

“帮忙？”觉民像不懂这两个字的意义似地念了一遍。

“我是没有办法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你跟我不同，你有办法，”剑云感动地接下去说，似乎有一种力量鼓舞着他，使他忘记了自己，觉民从没有看见他这样兴奋过。“如果你也不帮忙，那么还有哪个来帮忙。连我一个外人也不忍心看她嫁到陈家去，何况你是她的哥哥。”

这些话给觉民带来了苦恼，觉民苦苦地思索，想不到一个办法。他忽然掉过头去看剑云，烦恼地问道：“那么你以为我应该怎样帮忙？”

剑云被觉民这样一问倒窘住了。他以前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突然跑来，他便觉得自己束手无策了。他只得沮丧地摇头说：“我不晓得。”过后他又加了一句：“我想你应该有办法。”

这个回答等于白说，但是对于觉民却成了一个刺激，一个鼓励。觉民想，既然剑云这么相信他，他就应该显得自己是一个跟剑云完全不同的人。他应该有办法！他正在思索。

堂屋里起了脚步声和谈话声。从周氏的房里走出来一些人。王氏陪着沈氏一面走一面谈话，她们的后面跟随着倩儿和春兰。她们一行人跨出堂屋的门槛往沈氏的房间走去。淑华一个人从堂屋的正门出来，下了石阶，走到觉民和剑云的身边，低声带笑说：“五婶回去了。”

觉民被她一打岔，略微一怔，剑云却接口问道：“那么喜儿又怎么处置？五爸五婶就不会再吵架？”

“五婶这个人真没有用。她太软。只要五爸对她和气一点，她天大的气也就没有了。每回都是这样，无怪乎五爸要欺负她，”淑华不平似地答道。

“这回的事情到底不同，恐怕不容易了结罢，”觉民忽然无心地这样说了。

“这倒不见得，”淑华很有把握地摇摇头说。“四婶刚才已经把她劝好了。她好像没有事情一般。只要五爸不闹，便闹不起来。你难道还不晓得五婶的脾气？她虐待起四妹来，翻起是非来，真可恶。不过看见五爸常常欺负她，又觉得她可怜，叫人替她干着急！……”她说到这里忽然住口把眼睛掉去望克定的房门。克安夫妇正从那里面出来，一路上带笑地低声谈着话。倩儿跟在他们的后面。房里克定的响亮的声音叫了两下：“喜儿。”沈氏低声说了一句话。后来一定是喜儿在房间里出现了，克定又说（声音稍微低了一点）：“喜儿，你来给你太太陪礼！”

天井里众人注意地听着，听到喜儿唤“太太”的声音。

“我不敢当！”沈氏似乎赌气地说了这句话，但是声音里并没有带怒气。

接着克定温柔地说了几句话，声音低，外面的人听不清楚。后来他又提高声音催促喜儿：

“你还不快给太太陪礼？你给太太磕个头。”

沈氏这次完全不作声。喜儿却真的跪下去叩头了。

接着克定又在说话。沈氏起初沉默，后来忽然说：“只怕三哥不答应。”

“三哥？”克定轻蔑地大声说，“我才不怕他。他刚才在这儿碰了一鼻子的灰冲起走了。他还好意思再来说话！也没有见过做大伯子的替弟媳妇吃醋出主意的道理。倒是四哥明白事理。”

“你听，你听，”淑华触动觉民的膀子说。

“听什么？”一个声音意外地在她后面响起来。淑华吃了一惊连忙回过头去，正看见觉新的忧郁的眼光。

“五爸跟五婶不吵了，”淑华简短地答了一句，她又继续去捕捉从那个房间里逃出来的话，但是已经失掉了一些，她只听见：

“……只要你每天晚上好好地在家里，我也就不……”沈氏忽然放低声音说了两三句，后来又把声音提高：“也好，喜儿究竟是我自己的人，我也……”

“五婶想用喜儿来拉住五爸，真是在做梦。”觉民忽然厌恶地说。

“真做得出。我看三爸会活活给他们气死！”觉新愤慨地自语道。

觉民冷淡地看觉新一眼，觉新的话不曾引起他的同情，却反而给他带来痛快的感觉。他要说什么话，但是被沈氏在房里叫唤“春兰”的声音打岔了。春兰从觉民房里出来，慌慌张张地跑进沈氏的房间去。接着淑英的清脆的声音突然在觉民的房门口响了。琴、淑英、淑贞三人走出左厢房，淑英高兴地唤着“二哥”。

剑云没有看清楚淑英的面庞，但是听见了她的愉快的声音，他的心忽然痛苦地颤抖起来。他想到他先前跟觉民谈过的那些话，他悄然说声“我走了”，匆忙地一点头，就向阴暗的拐门走去，不见了。

没有人挽留他，没有人注意他。琴和淑英姊妹走下天井。淑华看见淑贞畏缩地偎在琴的身边，有点可怜她，便安慰地说：“四妹，不要紧，五爸同五婶已经和好了。”

淑贞不答话，却低下头，琴知道淑贞心里难过，不愿意人提到她父母的事情，便提议道：“我们到三表妹屋里头去坐坐。”

淑贞巴不得琴说这句话。淑英自然也同意。淑华并不愿意立刻回到房里去，但是她经琴再三催促，也只得收敛了自己的好奇心陪伴她们进左上房去了。留下觉新和觉民两人在空阔的天井里。

[1]开消：即“辞退”的意思。

11

早晨十点钟光景，琴在淑华房里刚刚梳洗好，听见窗下有人在叫：“翠环，倒茶来，琴小姐来了。”她惊讶地卷起窗帘去看，不觉微微地笑了。在克安房间的檐下挂着鹦鹉架，翠环正站在天井里仰起头调逗鹦鹉，这叫声就是从鹦鹉的嘴里发出来的。

“哈，哈，说得好，”觉英从外面走进天井来，手里拿了一张芭蕉叶，一路随手撕着，把纤细的丝条随便抛在地上。

“四少爷，你又这样子，叫人家扫起来添麻烦，”翠环抱怨地说。

“你管不到我。我高兴怎样就怎样！”觉英得意地答道。

“我要告诉太太去，”翠环赌气说。

“好，我不怕，你就去告罢，”觉英毫不在乎地说。

翠环也不再说什么，装出没有听见的样子，微微低下头向厨房那面走去了。

“翠环！”觉英看见她的苗条的背影慢慢地移动着，忽然唤了一声。

翠环站住了，转过身子问道：“什么事情？”

觉英嬉皮笑脸地望着她，慢腾腾地说了一句：“你看见喜儿吗？”

翠环马上变了脸色，把身子一扭，也不答话，就冲进了厨房。

“哈，哈，”觉英抛掷了手里剩余的芭蕉，拍掌笑起来。他又对鹦鹉说：

“鹦哥，你喊：‘翠环，客来了，装烟倒茶。’……”

鹦鹉扑着翅膀在架子上跳来跳去，又伸着颈项简单地叫了两声。

“四弟，你又在这儿耍！你还不进书房去！”淑英从角门里走出来，看见觉英一个人在那里调逗鹦鹉，便责问道，声音很温和。

“二姐，我就去，”觉英含笑地答道。“你管我比爹还严。我不耍，你要我学枚表哥的榜样吗？”

“你总有话说！你在别的事情上有这样聪明就好了，”淑英忍不住笑着责备说。

“二姐，你说我哪一点不聪明？”觉英看见淑英的脸上现出笑容，更加得意起来，顽皮地说。

“二姐，你不要理他，你跟他说话简直是对牛弹琴！”淑华在房里大声插嘴说，她在窗前站了一些时候了。

淑英和觉英一齐掉头看这面，贴在左右两扇玻璃窗上的琴和淑华的脸庞都被他们看见了。

淑英向她们笑了笑，说：“你们起得好早！”

“好早？哼，要吃早饭了，”觉英冷笑道。“‘对牛弹琴’，说得好。三姐，我是牛，你就是牛姐姐，你也是牛。……”他忽然仰起头去看天空自言自语道：“我的鸽子，一定是高忠在放我的鸽子。”他又指着天空对她们说：“你们听，哨子真好听。”于是他一个人放开脚步跳上石阶往外面跑去，并不理睬正在对他讲话的姐姐。

淑英微微地抬起头望天空，她的眼光避开紫藤花架看到了那一段蔚蓝的天。天是那样的清明，空气里仿佛闪动着淡淡的金光。几只白鸽列成一长行从那里飞过。白的翅膀载着点点金光，映在蔚蓝色的背景里，显得无比的鲜明。但是它们很快地飞过去了。只有那些缚在它们尾上的哨子贯满了风，号角似地在空中响着。

“翠环，倒茶来，琴小姐来了！”

淑英听见这奇怪的声音，吃了一惊，掉头去看，看见了挂在檐下的鹦鹉架，才知道这是鹦鹉在学人说话，也就宽心地微笑了。

“二表妹，你来罢，”琴在房里唤道。

“我就来，”淑英答了一句，但是过后她又说：“琴姐，还是你同三妹出来好。这样好的天气在花园里走走也是好的。”

琴回头看了看房里的情形。绮霞正在替淑贞梳头。她便回答淑英说：“二表妹，还是你先到我们这儿来好。四表妹昨晚一夜没有睡好觉，现在才起来。”

“好，那么我来罢，”淑英答道。她的笑容渐渐地消褪了。淑贞的带愁容的女孩面孔像一条鞭子在她的头上打了一下，把眼前的景物全给她改变了。昨夜的事情她记得很清楚。她们在淑华的房里谈话。淑贞因为她的父母吵架的事情，又害怕，又羞惭，又烦恼，不愿意回到自己的房里去睡。琴和淑华商量好把淑贞留在淑华的房里，她们用种种的话安慰淑贞。后来淑贞就在淑华的房里睡。这个女孩的境遇素来就得到做堂姐的淑英的同情。她想着淑贞的事情，虽然马上受到一阵忧愁的袭击，但是她也常常因此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她觉得淑贞的命运还赶不上她的，她究竟比淑贞幸福。她这样一想仿佛给自己添了一点勇气。她的心情也有些改变了。她暂时忘记了那些时常来袭击她的不愉快的思想，却打算怎样帮助她那个更不幸的堂妹妹。

淑英一面想着淑贞的事情，一面用她的稳重的慢步子沿着淑华的窗下往外面走去。刚走了几步，她忽然听见厨房里起了吵闹声。她便站住略略掉过头去看厨房。这是两个女佣在相骂，中间还夹杂着厨子的声音。

“我不怕，我偏要动！我看你敢把我怎样？三老爷等着要开水泡茶。你有本事，你去向三老爷说！”说话的是三房的女佣王嫂。

“你不怕，难道我就怕？三老爷再凶，也管不到我，我又不是他用的人！我是老太爷在时就来的。”这是钱嫂的又尖又响的声音。

“呸，你还有脸皮提老太爷！哪个不晓得！自从老太爷过世后，你们那个老妖精十天有九天不归屋。哪个明白她在外头于些啥子事？”王嫂气势汹汹地骂道。

“好！大家听见的！你骂陈姨太！你喊她做老妖精！好！我们一起去见她！你有本事你当面去骂！哪个不去，才不是人！……”钱嫂似乎扑过去扭住了王嫂，一面喘着气断续地嚷道。她的声音更尖了。这两个女人几乎要厮打起来，但是被人拉开了。

“你不要撒娇，老娘不怕你！老娘就跟你去！话是老娘骂的！不消说一个陈姨太，就是十个，老娘也不怕！……”王嫂得意地大声嚷着。

淑英把眉尖微微一蹙，不等王嫂闭嘴就烦厌地叫道：“王嫂！”

厨房里没有应声，但是吵闹声暂时停止了。淑英又叫了一声。

“王大娘，二小姐在喊你，”翠环的声音从厨房里送出来。

王嫂含糊地应了一声，但是她并不走出来。钱嫂又开口吐出一些骂人的话。

翠环匆忙地从厨房里出来。她看见淑英茫然地站在对面阶上，有些诧异，连忙走过去，带着温和的微笑问道：“二小姐，你喊王大娘做什么？”

淑英把手略略挥动一下，急急地说了一句：“你快去挡住她，不要她再吵架。”

“我也这样说。大清早四老爷、四太太还没有起来，把他们吵醒——”翠环赔笑道，她还没有把话说完，就被另一个女人的声音打岔了。

“二小姐，请你把王大娘喊住一下，我们老爷太太都还在睡觉，”说话的是四房的女佣李嫂，她刚从四老爷的房里走出来，看见淑英在跟翠环讲话，便跨过天井，走到淑英的面前。

淑英微微红一下脸，眉毛蹙得更紧，她略略点一下头，轻声答道：“我晓得。”她回头看见翠环还在旁边，恰恰这时王嫂又在厨房里大声嚷起来，仿佛那两个女人真的要扭在一起厮打了。她便催促翠环道：“你快去，你快去！你说，她再要不听话，我就把老爷请来。”

翠环答应了一个“是”字，慌慌忙忙地往厨房那面走了。李嫂带着笑恭敬地说了一句：“难为二小姐，”也走开了。淑英转身走了两步，打算到淑华的房里去。

“你们这些狗娘养的闹些什么！大清早就这样乱吵乱叫。连一点王法也没有！你们都给我滚！你们这些狗娘养的！你们这些混账东西，都给我滚！……”

淑英又掉转身子去看。她的四叔克安抄着手站在厨房门前。他只穿了一件湖绉夹紧身。他的脸色是黄中带黑，八字胡没有梳好，两边脸颊上一片青色的须根，脸也不曾洗，像是刚刚起床似的。

厨房里突然十分清静了，连一个人说话的声音也没有。

“你管不到我。我吃的不是你的饭。没有你骂的！”钱嫂不服气，在厨房里叽哩咕噜地自言自语。她一面说话一面往外面走，还不曾跨出门槛，就被克安大声喝住了。

“什么？你在放些什么狗屁？”克安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他的眼光火箭似地射在钱嫂的脸上。王嫂和别的女佣都带了畏惧的脸色望着克安。

钱嫂板着脸不理他。她装着不听见的样子正要跨出门槛。克安就抢上前去，不由分说在她的颧骨高高的左右两边脸颊上接连地打了两下。他把手缩回来的时候，口里还吐出一句：“我×你的妈！”

钱嫂被这意外的两个嘴巴打得向后退了一步，两边脸颊被打得通红。她伸手摸了摸脸颊，流出了眼泪来。她忽然变了脸色向克安扑过去。她抓住克安的膀子带哭带嚷地叫道：“好！你动手打人！我又不吃你的饭，你凭哪点配打我？你打嘛！你打嘛，我要跟你拚命！”她说着，把鼻涕和眼泪一起在克安的袖子上面揩来揩去。

这个举动是克安料不到的。他有些窘，不知道要怎样应付才好。别的女佣连忙拥上去拉钱嫂，钱嫂还带哭带嚷地挣扎着，但是终于被拖开了。她那件新竹布短衫已经揉得起皱，上面还有些眼泪和口水，上纽绊也拉开了三个。

克安气得脸发青，瞪着眼睛呆呆地站在厨房门口，喘着气。他的夹紧身被钱嫂的鼻涕、眼泪、口水弄脏了。这时四太太王氏头不梳脸不洗地从房里赶了来。她温和地劝解道：“四老爷你何苦跟那种下贱人一般见识，还是进屋去歇一会儿罢。”

克安看见他的妻子来劝他，倒反而更加起劲了。他一面顿脚一面气愤地嚷道：“不行。我非把她开消不可。她居然要跟我拚命，这太没有王法了！李嫂，你去请陈姨太来！”

李嫂恭敬地应了一声，就动着两只小脚往角门那面走了。

“我不怕。你把陈姨太请来我也不怕！青天白日你凭哪点敢打人？”钱嫂的声音已经嘶哑了，她的一只膀子还被人拖住，但是她却挣扎着继续大声叫骂：“骂人家下贱，亏你说得出口！老娘又不偷人、骗人，哪一点下贱？不像你们有钱人家，玩小旦，偷、头，吃鸦片烟，这些丧德的事情，你们那样不做！老太爷死了还不到一年勒！高公馆，外面好气派，其实里面真脏，真臭！……”

“要造反了！要造反了！给我打，给我打，这个狗×的东西！”克安气得不能再忍耐了，不等钱嫂说完，就忘了自己地大声骂起来，要冲进厨房去打钱嫂。王氏半羞惭半着急地用两只手把他的膀子拖住，激动地叫着：“四老爷，四老爷！”

淑英依旧站在对面阶上，她的心跳得很厉害。憎厌和绝望的感觉苦恼着她。她不要看这眼前的景象，但是她却又茫然地望着对面那个厨房。她甚至忘记了她刚才打定主意要到什么地方去。淑华和琴已经从里面出来了。淑华走得快，她到了厨房门口，还帮忙王氏去拖克安。琴却默默地站在淑英的身边。

“给我把陈姨太找来！”“给我把陈姨太找来！”克安疯狂似地接连嚷着。

“我不怕，你把你先人请来，我也不怕！我怕你，我才不是人！”钱嫂咕噜地骂着。

“四老爷，你进屋里头去坐坐罢，有话以后慢慢儿讲。何苦为一个下贱的老妈子生气。你进屋去，等我去把陈姨太请来慢慢儿说……”王氏在旁边柔声劝道。

“不用你们请，我自家来了。有话请说，”陈姨太皮笑肉不笑地从后面插进来说，原来早有人给她报了信，她特地赶到这里来的。

“陈姨太，你来得正好，你看这个没王法的‘监视户’，连我也打起来了！你马上就把她开消，叫她滚！”克安看见陈姨太，就像见了救星似的，眼睛一亮，立刻掉转身子嚷道。

陈姨太竖起眉毛，冷笑一声，张开她的薄嘴唇说：“我道有啥子了不得的大事情，原来这点儿芝麻大的小事。四老爷，你也犯不着这样生气，钱嫂是个底下人，喊她过来骂一顿就是了。你做老爷的跟老妈子对嘴吵架，叫别人看见，也不大像话。”她说完并不给克安留一点答话的时间，便侧过头向厨房里大声叫道：“钱嫂，你还不快回去！不准你再跟四老爷吵架！你也太不晓得体统了！”

钱嫂噘着嘴不情愿地答应一声，但是并不移动身子。

克安气得脸一阵青一阵白，两只眼睛直望着陈姨太的擦着白粉、画着眉毛的长脸，口微微张开吐着气，好像就要把她吞下去一样。等陈姨太把嘴一闭，他便暴躁地叫起来：“不行，非把她马上开消不可！叫她马上就滚！”

陈姨太冷笑一声，平静地说：“四老爷，你要明白，钱嫂是老太爷用的人。”

“不管她是哪个用的，非给我马上滚不可！”克安沉下脸命令似地对陈姨太说。

“没有这样容易的事。她走了，哪个给我做事情？”陈姨太动气地抢白道。

“陈姨太，我不管哪个给你做事情，我只问你：你究竟叫不叫她滚？”克安厉声追问道。他的脸色越发黑得可怕了。两只眼睛血红地圆睁着。憎恨的眼光就在陈姨太的脸上盘旋。

“我偏不叫她走！她是老太爷在时用的人，你做儿子的管不到！”陈姨太也变了脸色尖声回答说。

“放屁！你是什么东西？……”克安劈头骂起来，就要向陈姨太扑过去，却被王氏拦住了。王氏半生气半惊惶地说：

“四老爷，你忍耐一点儿，不要跟那个横不讲理的人一般见识。……”

“什么叫做‘横不讲理’？你放明白点！不要开口就骂人！‘什么东西！’你才是什么东西！”陈姨太插嘴骂道。

王氏轻蔑地看了陈姨太一眼，把嘴一扁，盛气凌人地答道：“没有人跟你说话，哪个要你插嘴？老太爷已经死了，你还是一身擦得这样香，是擦给哪个闻的？”

“你管得我擦给哪个闻？我的事你们管不到！”陈姨太挣红了脸反骂道。

“我偏要管！你不要凶，豆芽哪怕长得天那样高，总是一棵小菜！”王氏顿着脚回骂道。

克安对他的妻子说：“你不要睬这个泼妇，她是见人就乱咬的。”

陈姨太立刻变了脸色，一头就往克安的怀里撞去。克安不提防被她撞了一下，他连忙用手去推她。她却抓住他的衣服不肯放，还把脸不住地在他的胸上擦。她一下子就哭起来，带了眼泪和鼻涕嚷着：“哪个是泼妇？哪个是泼妇？你说我是‘小’，‘小’又怎样？我总是你们的‘庶母’嘛！老太爷死了还不到一年，你们就欺负我。好，我不要活了，我拿这条命来跟你们拚了吧！”

“哼，看不出你还会撒娇，”王氏冷笑道。

克安被陈姨太扭缠着，不知道怎样做才好，他现出了窘相。他用力推她也推不开，她却索性把他紧紧地抱住了。

女佣、奶妈和厨子、火夫之类都围过来像看把戏一样地旁观着。觉新也早来了，他站的地方离他们很近，但是他并不上前去劝解。后来他看见他们实在闹得不像话，便悄悄地溜进角门找他的三叔克明去了。

淑英在对面阶上实在看不下去。她带着悲痛和嫌厌的感情微微掉过头去，她的眼光和琴的眼光遇着了。她连忙把头掉回去，好像不敢多看琴似的。

“二表妹，你看这就是你的家庭生活。你还没有过得够吗？”琴忽然伸手去捏住淑英的右手，同情地问道。

淑英感觉到一阵感情的爆发，她不能够控制它。眼泪淌了出来。她便埋下头去，心里彷徨无主，呜咽地断续答道：“我也过得够了。我不能够再忍耐了。琴姐，你说我应该怎样办？”

“怎样办？你还不肯相信我昨晚上说的那些话？”琴关切地并且鼓励地说。

淑英不答话。她在思索。对面厨房门前的戏剧渐渐地逼近尾声了。克明和觉新两人从角门里出来。克明带着严肃的表情走到克安的面前，板起面孔用沉痛的声音责备说：“四弟，你们这样闹，还成个什么体统？昨晚上五弟才闹过一场，今早晨你们又找事情来闹。我先前听见你们吵闹的声音，我还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我以为你们会适可而止。谁知你们越闹越不成话。爹死了还不到一年，你们几个就闹得这样天翻地覆的，给别人看见像什么话！你们是不是打定主意大家分开，把爹一生辛辛苦苦挣来的这份家业完全弄掉？这种败家的事情我可不答应！”克明愈说下去，他脸上的表情愈严厉。他的锐利的眼光轮流地在克安和陈姨太的脸上盘旋。陈姨太已经放开了克安，站在旁边，一面揩眼睛，一面还在低声抽泣。等克明把话说完，她立刻拖住他的膀子，把脸挨到他的身上，哭诉道：“三老爷，请你给我作主。他们这样欺负我，我以后怎样过日子？老太爷，老太爷，你死得好苦呀！……”于是伤心似地号哭起来，把眼泪、鼻涕和脸上的粉全揩在克明的爱国灰布夹袍的袖子上面。

“三哥，你看，这像个什么东西？”克安鄙夷地指着陈姨太对克明说。

“你不要再说了，你跟四弟妹快进去罢，”克明责备地看了他一眼，挥着那只空着的膀子说，声音比先前的稍微温和一点。

克安夫妇也有些疲倦，不想再闹下去，听见克明的话觉得正好借此收场，也就不再分辩，含糊地答应一声，埋着头悄悄地走开了。

“陈姨太，你不要哭，有话到屋里慢慢地说，”克明看见克安夫妇走了，便略略俯下头温和地劝陈姨太道。

陈姨太也渐渐地止了哭。克明把头掉向四面看，看见淑华站在旁边，便对她说：“三姑娘，你把陈姨太搀扶进屋去，好生劝劝她。”说罢他就抽开了身子，还伸手在自己的两只膀子上拍了一下，好像要拍掉陈姨太身上发出来的那种浓烈香味似的。

淑华料不到克明会叫她做这件事情，她有些不愿意，但又不便推辞。她抬起头偷偷地往对面阶上看了一眼，淑英、淑贞和琴还站在那里。她失悔不该一个人跑到这边来。不过她也不说什么抱怨的话，默默地过去搀扶陈姨太。陈姨太也不再吵闹了。她摸出一方手帕来揩眼睛，不好意思地埋下头，跟着淑华往角门那边走去。她们刚刚走了两步，钱嫂连忙从后面追上来，得意地说：“三小姐，让我来。”她便伸手去搀扶陈姨太。淑华看见她过来搀扶，觉得正合自己的心意，便点了点头，把自己的手缩了回去。

陈姨太的影子消失在角门里面了。女佣、厨子、火夫之类也都回到厨房里去做自己的事情。克明和觉新两人在天井里紫藤花架下一面踱着，一面低声谈论。周围的一切又恢复了平时的状态。鹦鹉依旧在架上扑来扑去，想弄掉脚上的铁链。觉英带着觉群、觉世两个兄弟气咻咻地从外面跑进来，但已经看不见热闹的景象了。淑芬一个人站在厨房门口，正感到没趣味，看见他们，马上便跑过去，结结巴巴地对他们讲起先前那一场吵闹来。

淑贞默默地挨着琴，把她的一只膀子紧紧地挽着。身子畏怯地微微颤动。淑英忽然低声叹了一口气。

“二表妹，”琴亲切地唤了一声，稍停她又说：“你该明白了罢。”

淑英默默地转过身来，把一只手抓住琴的肩头，她的脸上堆满了阴云，她的眼光无力地在琴的脸上飘动。但是她看见琴的坚定的、并且是充满爱怜的眼光，她的脸部的表情就开始改变了。起初是她的眼睛发亮，然后这光亮逐渐地把那些灰暗的云一一拨开，于是一个晴明的天空出现了。淑英的心起先似乎到了绝地，但是如今一下子就发见了一个广大的天空。她的心豁然开朗了。那些轻的、重的哀愁，先前逐渐地堆积在她的心上的，如今全飞走了。她觉得她的前面还有希望在闪耀，她仿佛还看见一线亮光。她记起了昨天晚上琴在觉民的房里对她谈过的那些话。她有了一点勇气。她放下手来。她带了一点快乐地对琴说：“琴姐，你放心，我相信你的话。我决不学梅表姐。”“说得好！这才是我的好妹妹！”一个男子的声音在后面响了起来。这是觉民，他带着笑容站在她们的背后，手里捏了一份报纸。

淑英听见觉民的话，脸微微发红，她不好意思地略略埋下头去，但是心里很高兴。

琴看见觉民，笑问道：“你几时回来的？我们起先喊绮霞去请你来，说你到外面去了。”

“我到报社去了一趟，刚刚回来。这是今天刚印出来的，”觉民说着就把手里拿的最近一期的《利群周报》递给琴，他还加了一句：“三弟那篇批评大家庭的文章，就登在这期。”

觉民说的就是觉慧从上海寄来的那篇关于大家庭的文章，琴已经读过了原稿，所以也不大留意。她接过报纸，随意地看了一下。

“在哪儿，给我看看！”淑英听见说有一篇批评大家庭的文章，而且是她的三哥写的。她恨不得马上就读到它。她把头伸过去，脸靠着琴的脸，贪婪地用眼光去吞食纸上的字迹，她一面跟着他们慢慢地向着花园那边移动脚步，一面埋头读那篇文章。她读一句，心跳一下，似乎每个字都是她从自己的心里吐出来的。她以前完全没有想到这种种的理由，也没有留心这种种的事情，现在从这篇文章上读到它们，她没有一点惊奇，她觉得这些都是很显明的，而且她很早就感觉到的。她渐渐地激动起来，一阵热气使她的心温暖了。她匆匆地读完了文章，但是她还觉得没有读够。她恳切地望着觉民说：“把这份报给我，我还要仔细地读一遍。以前的，我也只是断断续续地读过几期，你给我找个全份罢。”

“你先把这张拿去，”觉民满意地含笑答道。“我有全份，不过给朋友借去了，等到我去要了回来，就拿给你看。”

“这也好，可是你千万不要忘记啊，”淑英兴致很好地提醒他说。

琴听见淑英的话，便抬起头去看觉民，两人对望着，会意地一笑。琴把手里拿的《利群周报》递给淑英。淑英郑重地接了过来，现出高兴的样子。

淑贞依旧畏缩地偎在琴的身边。她不大了解他们的谈话，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忽然都现出高兴的样子。但是看见大家都高兴，她也就渐渐地感到了一点温暖。

“琴妹，明天下午我们在少城公园开会，讨论周报的事情。大家想请你去，好不好？”觉民忽然想起一件事，低声对琴说。

琴迟疑一下，就点头答了一句：“也好。”过后她又提议说：“其实二表妹也可以去看看。”

“我真的可以去吗？我很想看看你们怎样开会，”淑英惊喜地拉着琴的袖子问道。过后她又失望地说：“不行，我害怕。我们姑娘家这样抛头露面也不大好。而且爹也不会答应我去。”

“不要怕，琴姐天天抛头露面，也没有给人吃掉。二妹，你去央求三婶，她会答应的。你可以偷偷跟我们一路去，不让三爸晓得。其实我们开会，也没有什么看头。这并不是正式开会，只是报社里几个朋友随便谈点闲话。不过你关在家里，太闷了，到公园去走走也好，”觉民同意地说。“等一会儿剑云会来的，我请他陪你去。若是你害怕，我们再把大哥也拉去。你们可以另外占一张茶桌子，不跟我们坐一桌。我们开会你们可以在旁边看，别人不会认得你。二妹，你看这个法子好不好？”

“好极了！”有人在后面拍手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三妹！”淑英冲口吐出了这两个字，便惊讶地回头去看，众人也都回过头去。果然是淑华，她满脸笑容地站在他们后面。

“三妹，你在笑什么？你总爱这样嘻嘻哈哈的！你喊出来给人家听见也不好，”觉民抱怨道。

“我生就是这样的脾气，这有什么办法呢？”淑华依旧带笑地答道。“你怕什么？不会给人家听见的！”

“不过三表妹，你也不应该躲在后面偷听，不给我们晓得。你这种脾气应该改掉才好，”琴接着说。

“你自然是帮忙二哥的，我不给你辩，”淑华故意把头一扭嘲笑道。

“呸！人家在跟你说正经话！”琴红了脸带笑地骂了一句，就掉开头不再理淑华了。

“我也要去，”淑华正经地说。

“我也想去，不晓得可以不可以，”这许久在旁边不做声的淑贞忽然鼓起勇气说。她抬起两只眼睛注意地望着觉民的嘴唇。

觉民把眉头一皱，沉吟地说：“这许多人去，恐怕有问题。”

“我不要紧，妈不会阻拦我，”淑华坦白地答道。

“但是四妹就有问题，五婶不会答应她。而且人多了，传出去给三爸晓得，连二妹也去不成了，”觉民担心地说。

“那么，我不去了，”淑贞赌气似地说。一阵失望的表情笼罩着她的瘦小的脸。她的嘴一扁，眼圈一红，差不多要哭出来了。她连忙埋下头去。她的眼光触到了她那双在大裤脚下面露出来的小脚。她又把眼光移到她的几个姐姐的脚上去。摆在她眼前的都是未经包缠过的天然脚。只有她自己的一双却已经变成高耸的、畸形的东西了。过去说不尽的痛苦突然涌上了她的心头。未来的暗影又威胁地在她的眼前晃动。她气得眼泪直流，便从怀里摸出手帕揩眼睛。

众人不知道她这时的心情，以为她单是为了不去公园的缘故伤心，心里都有些难受。

“四表妹，不要伤心。我们一起去。五舅母这两天没有心肠来管你。万一她有什么话，由我来担当好了，”琴俯下头去温柔地在淑贞的耳边说。

“好，大家都去。这点小事情不必管他们答应不答应，先做了再说！万一给他们晓得了，也不过挨两句骂而已。我们还怕这个做什么？”觉民下了决心毅然地说道，他脸上的表情是很严肃的，他不再有顾虑了。

“四表妹，你听见没有？大家都去！”琴看见淑贞不作声，便顺着觉民的语气，继续柔声安慰道。

“先做了再说，……”淑英猛省似地低声念道。她好像在思索什么事情。

“我的脚……”从淑贞的口里忽然进出了这三个字。以后又是断续的抽泣。

“你的脚？怎么，你的脚痛吗？”琴关切地问道。她连忙埋下眼光去看淑贞的一双挨了许多板子流了许多眼泪以后缠出来的小脚，这双畸形的脚在公馆里是很出名的。淑贞的母亲沈氏曾经拿这双小脚向人夸耀过。也有些人带着羡慕的眼光赞美过它们。只有淑贞的哥哥姐姐们才把它们看作淑贞的痛苦生活的象征。他们曾经投过许多怜悯和嘲笑的眼光在这双脚上。但是如今这双小脚也成了他们所看惯的东西了。所以连琴也不能够马上就明白“我的脚”这三个字的意义。

淑贞没有答话。众人站在花园的外门口，把淑贞包围着，在问这问那。

“大少爷，大少爷！”绮霞慌慌张张地从过道那面出来，带跑带走地一路嚷着。

“绮霞，什么事情？你这样慌张！”爱管闲事的淑华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连忙跑过去拦住绮霞问道。

“孙少爷生急病，急惊风，在太太屋里，”绮霞张惶地断续说，便撇开淑华往后面走去。

众人听见海臣突然生急病，完全忘记了方才的事情，一起往周氏的房间急急走去。

周氏的房里黑压压地挤满了一屋子的人，空气很紧张。有的人从外面进来，有的人慌张地跑出房去。

“拿保赤散！”

“保赤散很灵验。”

“三太太那儿有。”

“绮霞去拿了！”

“医生来了吗？”

“医生为什么还不来呀？”

“刚刚去请了，就会来的。”

人声这样地嘈杂。琴和淑英姊妹连忙挤到前面去。

何嫂坐在床前一把椅子上，海臣躺在她的怀里。那张可爱的小脸因为痛苦做出来可怕的怪相。小嘴里接连地发出“唔，唔”的声音，跟着这声音他的手和脚痛苦地搐动起来。

“海儿！海儿！”觉新带着满头汗珠从外面跑进房来。他远远地瞥见了海臣的身子，便推开众人，一下子冲上去，他几乎扑倒在何嫂的身上。

“海儿，你怎么了？”他把头俯在海臣的脸上，他急得哭出来了，眼泪一滴一滴地落下去。

海臣不回答。他的眼睛半开半闭着，他已经不能够辨认他的父亲了。他除了痉挛地舞动手脚，痛苦地叫出“唔，唔”的声音外，什么也不知道了。

“妈，我怎样办？”觉新抬起泪痕狼藉的脸绝望地摊开手顿着脚，望着周氏抽泣地说。

“这不要紧。你不要着急。……啊，保赤散来了。吃了保赤散就会好的，”周氏镇静地安慰觉新说。

周氏从绮霞的手里接过了保赤散，便上前去把它喂给海臣吃了。

觉新这时心里彷徨无主，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事情。他茫然地掉头四顾，忽然疯狂似地叫起来：“医生呢？为什么不请医生？”

“医生就来了，已经去请过了，”人丛中有一个女人的声音这样回答。

“医生为什么还不来？”觉新依旧顿着脚焦急地说。他掉转身子向外面走去。他刚走了两步又回转来。他仍旧站在何嫂面前。他刚刚看了海臣一眼，马上又把眼光掉开。他到处看了看。过后他抬起头望着天花板，含着眼泪，微微张开嘴，祷告似地低声说：“珏，……珏，你保佑保佑海儿罢。”

“王师爷来了！”一个声音响亮地敲在他的心上。他的全身都震荡着这个声音。他连忙掉过头去看房门口。

王云伯，一个黑发长须的医生，被仆人袁成领着走进了房间。众人连忙让出了一条路。医生安闲地走到海臣面前。绮霞马上端了一个凳子来，请他坐，他便在何嫂旁边坐下了。

医生伸出手去按脉，一面向何嫂讯问病状，何嫂激动地说：

“起先还耍得好好的，后来忽然抱着头喊痛。我问他哪儿痛。他只抱着头‘痛呀，痛呀’喊个不住。后来就成了这个样子。”

医生频频地点着头。他又问了几句话，都得到满意的回答，便站起来。他的严肃的脸上忽然露出了笑容。他客气地对周氏说：“孙少爷的病不要紧，吃了保赤散也很好。我看是发肝风，因为肝热太重，所以发肝风。这不是重病，不要紧，再吃一两付药就更好了。太太，请你们放心，等我来开个药单子。”

“难为先生费心。请到那边签押桌[1]去开单子罢，”周氏欠身答道。

医生坐在书桌前写好了药方，便由觉民陪着出去了。

淑华已经封好了脉礼，看见医生出去，连忙把它交给绮霞，低声催促道：“快，快送去。”

“嗯，”绮霞仓卒地答应一声，就往外面飞跑。

“绮霞！”周氏忽然叫道。但是绮霞已经听不见唤声了。

“绮霞送脉礼去了。妈喊她有什么事？”淑华接口说。

那么喊张嫂去罢，喊个大班[2]去把药立刻拣来！周氏不假思索地答道。

“我出去喊！”觉新说了这四个字，不等别人答话，便抓起药方往外面跑了。

这天的傍晚，觉民、琴和淑英、淑华姊妹在觉新的房里闲谈，何嫂抱了海臣从外面进来。海臣看见琴便亲热地唤了一声：“琴孃孃。”

琴高兴地答应了一声，站起来，伸手去轻轻地捏了一下海臣的脸颊，笑问道：“你今天早晨在做什么？”

海臣微微笑着，歇了片刻，才清晰地说：“今天把你们吓倒了。”

“你为什么要吓我们？”琴温和地问。

海臣想了一下，然后摇摇头认真地说：“我以后再不这样了。”

[1]签押桌：即从前的写字台。

[2]大班：即“轿夫”。

12

轿子在公园门口停住了。西式的垣墙里面有一棵大树，把它的浓密枝叶的绿影乱撒在门前阳光照耀的地上。觉民一行六个人踏着树影进了里面。

两个被绷带把一只手吊在颈项下面的军人摇摇摆摆地从里面走出来，经过他们的身边，轻佻地看了看琴和淑英，自语似地吐出几个下流的字眼，扬长地去了。后面忽然拥进来一群学生，大半是穿制服的。他们都侧过脸来用好奇的眼光看这几个女子。

“我害怕，人这么多，我想回去，”淑贞拉着琴的袖子胆小地说。

“怕什么？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他们又不会吃人，”琴转过脸去轻声安慰道。

淑华一面走，一面好奇地往四面看。她对于这里的任何东西都感到兴趣，尤其是那座高耸的辛亥保路死事纪念碑和来来往往的人。春天的风温暖地吹拂她的脸。她的周围是那么大的空间。她不觉得有什么东西拘束着她。她一点也不害怕。她得意地责备淑贞道：

“四妹，是你自己要来的。刚到了这儿，就说要回去，你真胆小。我不怕。我觉得很好耍。”

淑贞的脸上微微发红，她显出很可怜的样子，低下头不响了。她依恋地挽住琴的一只膀子慢慢地走着。

琴爱怜地看了淑贞一眼，含笑安慰道：“四表妹，你不要害怕。我们都在这儿。我会保护你的。”

淑贞不作声，琴像逗小孩一般地接着又说：“你不是常常说起要看孔雀吗？我们等一会儿就到动物陈列所看孔雀去。孔雀开屏真好看。”

“嗯，”淑贞抬起头感激地看了琴一眼，含糊地答应一声。过后她又鼓起勇气朝四周看了看：地方是这么大，许多人往前面去，许多人向这面走来。每个人都像是自由自在的。她的脸上也渐渐地露了一点喜色。

“二妹，你觉得怎样？你也是头一次，我相信你不会害怕，”觉民忽然在淑英的耳边轻声问道。

缓缓地走着的淑英对这问话感到一点惊讶。她这时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她仿佛就落在一个变化万千的梦里，但是一下子被她的哥哥觉民的话惊醒了。她凝神地往前面看，她把眼睛抬得高高的。进入她的眼帘来的是一片绿树。含着丰富生命的春天的绿色爱抚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突然一亮。她又把头抬得更高。上面是一望无际的蓝天，清澄得没有一片云。微风和缓地飘过她的身边，温柔地沁入她的胸中，好像把腹内的浊气都给她洗去了似的。她在领略这个情味，她在辨别这个情味。

“二妹，我在跟你说话，你怎么不应一声？”觉民继续低声发问道。

淑英猛省似地掉头去看觉民，微笑地答道：“我还不能说。我说不出来。……”过后她把声音放低又说了四个字：“我不害怕。”

“这才是我的好妹妹，”琴在旁边欢喜地赞道。“我原说我们二妹并不止是一位千金小姐。”

“琴姐，你又挖苦我！”淑英低声抱怨道。但是她看见了琴的含着关切和欣慰的眼光，知道琴真心地为她的这句话感到欣喜，她自己也感动了。她有些激动，同时又觉得愉快。她声音略带颤抖地说：“我全靠你们。你们给我帮忙。以后……”她一时接不下去，便咽住了其余的话。

“我晓得。你放心。以后的事情，只要你自己拿定主意，我们当然帮忙，”琴明白淑英的意思便暗示地答道。

“二小姐，你不必担心。你的事情是有办法的，”剑云鼓起勇气感动地插嘴说。但是他的声音很低，他害怕淑英会听不清楚。他一时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话才好，就索性闭了口。

“我也晓得，”淑英低声答了四个字。人不知道她是在回答琴，还是回答剑云的话。她还想说下去，但是淑华却在旁边催促道：

“快点走。你们只顾讲话，就不看眼前了。人家都在看我们。”

淑英抬头看前面，果然遇见了一些迎面投掷过来的好奇的眼光。那些眼光对于她是很陌生的，它们在她的脸上搔着，又移到她的身上，就像穿透了她的衣服似的，她立刻窘得红了脸低下头不作声了。

淑贞胆小地挽住琴的膀子，默默地偎着琴，好像连移动脚步的勇气也失掉了似的。她埋着头，眼光时时落在她那双畸形的小脚上。

“四表妹，怕什么？快些走！”琴低声催促淑贞道。

淑贞含糊地应着，但仍然现出畏惧的样子。她看看琴，又看看淑英。

“四妹，不会有人欺负你。这儿比不得在家里，你忍耐一点罢。我们出来一趟很不容易，你要欢欢喜喜地多看看才好，”淑英怜悯地看了看淑贞柔声劝道。

淑贞默默地点了点头，她鼓起勇气跟着她们往前走。但是她的眼光仍旧落在地面上。她不敢抬起头正眼看前面。

淑华毫不在意地带着好奇的眼光四处看。她知道别人的眼光停在她的脸上，她并不红脸，依旧坦然地走着。她没有一点烦恼。她满意地观察这个新奇的环境。她不大关心淑贞的事情。

他们走过一个斜坡，一阵锣鼓声隐约地送进他们的耳里来。接着他们听见一个响亮的声音，唱的是京戏里的须生。这是从前面茶棚里留声机上放出来的。

“刘鸿声的《辕门斩子》，”淑华得意地自语道。

没有人注意她的话。也没有人留意茶棚里的京戏。觉民忽然指着茶棚说：“就在这儿，锦江春。”

觉民指的那个茶棚搭在一个微微倾斜的草地上，三面空敞，另一边靠着池塘，池畔种了好几株柳树，碧绿的柳丝有的垂到了水面。茶棚里安置了许多张矮矮的桌椅，坐了不少的客人。

觉民就向这个茶棚走去，剑云陪着淑英们跟在后面。嘈杂的人声迎面扑过来。淑贞忽然变了脸色站住了。她低声说：“我要回去。”

“你回去，你找得到路？”淑华笑问道。

淑贞沮丧地埋下头不回答，无可奈何地慢步走着。

“四表妹，我原先跟你说好的。有我在这儿，你一点儿也用不着害怕。”琴看了淑贞一眼，鼓舞地牵起淑贞的手来。淑贞也就柔顺地放快了脚步。

离茶棚不远了，觉民忽然听见一个声音在后面唤：“觉民，觉民。”他连忙回过头去看。

来的是一个瘦长的青年，穿着一件灰布长衫，一张黑黄色的长面孔，上面却嵌着一对光芒四射的眼睛。

“存仁，你才来？”觉民含笑地点了一个头，亲切地说。他就站住，等那个人走到他的身边来。

那个人应了一声，看见琴在旁边，便带笑地招呼道：“密斯张也来了？好久不看见了，好罢。”过后他又惊讶地看了看淑英三姊妹，但也不问什么，就开始低声跟觉民讲话。

琴客气地招呼了那个青年。淑英们看见有人来，就连忙避开，跟觉民离得远远的。连淑贞也离开了琴转到淑英、淑华两个人身边去了。琴注意到这个情形便走到淑英身边低声说：“这就是黄存仁。去年二表哥逃婚的时候就住在他家里。全亏得他帮忙。”

“哦，”淑英漫然应道，但是她忍不住偷偷地看了黄存仁一眼。这是很平常的相貌。这个名字她也听见觉民说过。她只知道黄存仁是他两个堂哥哥的同学，而且是跟她的堂哥哥在一起办《利群周报》的。昨天她刚刚读了新出版的一期《利群周报》，报上的文字使她十分感动，给她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给她唤起了一些渴望。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道理，但是她在那些文章上却得到了绝大的支持。琴提起觉民逃婚的事情，这是她亲眼看见的，这又是一个不可消灭的明显的证据，给她证实那个眼界和那些渴望并不是虚伪的东西，连像她这样的人也可以达到的。她的心里充满了奇特的感觉，都是她以前不曾感觉到的。她也许是被希望鼓舞着，也许是被焦虑折磨着。她自己也不能明确地知道。她很激动，不觉微微地红了脸，动作也显得更不自然了。

琴没有注意到这个。淑华听见琴说这是黄存仁，就只顾好奇地注意去看他，不觉得有一点拘束。只有剑云默默地在旁边观察淑英的一举一动。她的脸部表情的变化他都看见；不过他不能够了解她红脸的原因，或者可以说是他自以为了解了，而其实是误解。他的脸色很阴沉。他的心里有两种感情在斗争，也许不止两种；妒嫉、懊恼、关切、怜惜，这几种感情他都有。他压抑着它们，不使它们爆发出来，他只是暗地里咀嚼它们。他已经有了这样的习惯。但是目前他却没有时间了，因为他们已经到了茶棚前面。出现在他眼前的是许多个陌生的人头和许多对贪婪的眼睛。他厌烦地嘘了一口气，这使得那个略略现出受窘样子的淑英也惊讶地侧过头来看他。他觉察到淑英的眼光，心里很激动。但是他仍旧装出不注意的样子，抬起眼睛去看前面，找寻适当的座位。

“陈先生，你时常到这儿来罢，”淑英温和地低声问道。

“哦，”他料不到她有这句问话，不觉张惶地吐出这个字。他连忙客气地答道：“我也不大来。”

池畔一株柳树下面一张桌子刚刚空出来，几把竹椅子凌乱地摆在四周，一个堂倌用抹布在揩桌面。剑云眼快看见了那张桌子，心想：那儿是再好没有的了。他便指着那里低声对淑英说：“二小姐，你看那张桌子好不好？我们快点去占住。”

淑英还不曾答话，淑华便抢着说：“很好，我们快去。”

剑云急急地穿过茶桌中间，带跑带走地到了那张桌子前面。

觉民和黄存仁走进茶棚就看见了他们的朋友张惠如和另外三个社员坐在池畔左角的茶座上。三张桌子拼起来，四周放了几把藤椅。张惠如笑容满面地坐在那里，一面吃花生米，一面高声讲话。他看见觉民和黄存仁一路进来，便走过来迎接他们。

“琴妹，你怎么样？先到哪边坐？”觉民忽然向琴问道。

淑贞又走回到琴的身边，暗地里把琴的一只手紧紧捏住。她的瘦小的身子微微地抖动。

琴俯下头看了淑贞一眼，便含笑地回答道：“我先陪四表妹她们坐坐。横竖隔得很近。”

觉民也不说什么，就向着张惠如那面走去了。

淑贞不住地拉琴的手，声音打颤地说：“琴姐，我们走那边绕过去，走那边绕过去。”

“四妹，你总是像耗子那样怕见人！早晓得，还是不带你出来好，”淑华不耐烦地奚落道。但是声音也并不高，茶棚里的京戏把它掩盖住了，不会被里面的人听见。

琴又瞥了淑贞一眼，她明白淑贞的心思，便依着淑贞的话从旁边绕到前面去。这样她们就避开了那许多贪婪的眼睛。

剑云坐在竹椅上等她们。他看见她们走来，便站起含笑地向她们招手。她们走到茶桌前面，桌子上已经摆好了茶壶、茶杯和盛着瓜子、花生的碟子，她们刚坐下，堂倌从里面绞了热脸帕来，她们接过随便揩了揩手。

“堂倌样子真讨厌，为什么这样贼眉贼眼地看人？”淑华等堂倌进去以后低声笑骂道。

“你不晓得，女客到这儿吃茶的本来很少，像你们这样的小姐恐怕就没有到这儿来过，所以连堂倌也觉得希奇，”琴接口解释道。

淑华刚刚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听见琴的话，毫不在乎地答遭：“那么以后我们更应该多来，来得多了，他们看惯了，也就不觉得希奇了。”

“不过要给三爸碰见，那才不好，”淑贞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带了一点焦虑地说。

淑英凝神地望着水面。她这时完全不用思想。她似乎在使她那习惯于深思的脑筋休息。但是她听见淑贞的话，就像给人迎头浇了一瓢冷水，觉得满身不自在起来。她的眼前出现了暗雾。她暗暗地咬着自己的嘴唇皮，想把突然袭来的一种不愉快的思想扫去。

“你放心，三爸不会到这儿来的，”淑华安慰地说。

“还是三表妹说得对，世间难得有这么巧的事。我们既然来了，乐得痛快地耍一天。”琴看见淑英的忧郁的表情，便用这样的话安慰淑英和淑贞。过后她又掉头去看觉民的那一桌。这时候那边的人似乎已经到齐了。他们在起劲地讨论什么问题。兑话的声音并不响亮，但是谈话的神情很热烈。觉民刚刚说完了话，正抬起眼睛往她这面看。两个人的眼光对望着。两个人的眼角马上挂起了微笑。觉民微微地点着头，要琴过去。琴便带着鼓舞的微笑回过头对淑英说：

“二表妹，我们到那边坐坐，好不好？”

淑英略略地抬起脸来看琴，她的眼睛忽然发亮了，她的嘴唇微微一动，她要说什么话，却没有说出来。她偷偷地把眼光射到觉民的那一桌上去。那许多正在热烈地讨论的陌生的年轻人！她的脸上又起了一阵红晕。心跳得更厉害。她想镇静自己，却没有用。她便摇摇头对琴说：“你去罢，我不去，我就在这儿看你们。”

琴站起来，走到淑英身边，俯下头在淑英的耳边说：“你去坐一会儿也好，不要紧的。胆子放得大一点。你坐坐听他们说话也很有意思，又用不着你自己开腔。你不必害羞。去，去，跟我去。”琴说着就伸手去拉淑英的膀子。淑英想着要到那边去同那许多勇敢活泼的青年坐在一起，这好像是自己的一个幻梦，但是她忽然又胆怯起来，红着脸低声央告道：“琴姐，我不惯，我害怕。还是你一个人去罢。”

琴想了想就爽快地说：“也好，我去去，等一会儿就回来。”她望着淑英笑了笑，又看了看淑贞，安慰地说：“四表妹，你好好地耍，我就回来。”她看见淑贞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垂着手动也不动，便从碟子里抓了一把花生米放到淑贞面前，还说：“你不要做客，随便吃点东西罢，又不是在亲戚家里。”

“我晓得，”淑贞答道。她看见琴要转身走了，忽然低声问了一句：“琴姐，孔雀在哪儿？”她的一对小眼睛一闪一闪地望着琴的面颜。

琴微微地笑了。怜悯的感觉像一根小刺轻轻地在她的心上戳了一下。但是她极力忍耐住了。她用十分柔和的眼光看淑贞，一面亲切地说：“我等一会儿就回来陪你去看孔雀。”她便向觉民那面走去。

觉民这些时候常常暗暗地留意琴的举动，现在看见琴走过来，便站起等候着她走近。这一桌的讨论也因了琴的走来而暂时停顿了。

众人跟琴打了招呼。这张桌子上连觉民一共是十一个人，除了一个二十六七岁面容苍老而带着沉毅表情的男子外，其余的人琴都见过。觉民把那个陌生人介绍给她认识了。方继舜，这个名字是她熟悉的。她知道他是停刊了的《学生潮》周刊的编辑，他在那上面发表过一篇题作《道德革命》的长文，接连刊登了三期，中间因为攻击到孔教会的几个重要分子，省城里的大名流、老绅士之类，曾经引起一般保守派的责难，要不是由于当时的学生联合会几次抗议（《学生潮》是学生联合会的会刊），他早就会被高等师范开除了。这件事情是经过一番斗争的。斗争的结果，方继舜本身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害，他不过辞去了《学生潮》的编辑职务，由另一个思想较为缓和的同学来接替他。这是两年前的事情，但是到现在还不曾被许多年轻人忘记，虽然《学生潮》已经停刊。琴自然不会忘记。而且冯乐山就是被方继舜攻击到的名流里面的一个。她知道冯乐山，她不久以前还在高家看见过，又听见淑华转述的婉儿说的那些话。她因为种种的事情憎恨那个伪君子，假善人。事实使她相信方继舜的攻击是合理的。方继舜说的也似乎就是她所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方继舜居然勇敢地写出来了。旧社会的压力并不曾使他屈服。他现在还是那么坚定地站在她的面前。他对她露出温和的笑容，用清晰而稳重的声音向她说话。她感动地，甚至带了一点崇敬的感情来回答他的问语。

众人让了座位给琴。她在觉民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她觉得非常放心，就仿佛坐在一群最可信托的朋友中间。其实大部分在座的人她也只是见过三四面，她跟他们并不曾有过深长的谈话。但是她从觉民那里知道了不少关于这些人的事情。所以她能够像觉民那样地信赖他们。她不觉得有什么拘束。

谈话依旧继续下去。谈的是周报社的事情。一部分重要的事已经谈过了。这时候轮到了改选工作人员的问题和周报社发展的计划。会议没有什么形式，连主席也没有。然而方继舜无形中做了主席。许多问题都由他提出来，而让众人讨论决定。大家随便取着自己喜欢的姿势坐在桌子的四周，各人自由地发表意见，并不站起来，说话态度也不类似演说。会议很像朋友们的谈心，但是在亲切之外又十分认真，而且热烈。不同的见解是有的，然而也只有简短的辩论，却没有争吵。

琴注意地听他们谈论，感到很大的兴趣。她以前还不曾有过这样的经验。这许多充满热情和喜悦的面孔，这许多真挚的谈话，这种渴望着做出一件有利于社会的工作的牺牲的决心，这种彼此信赖的深厚的友谊，这些人聚在一起并不谈自己的事情，也没有露出为自己打算的思想。这些人好像是同胞弟兄，但是同胞弟兄间也很少有这样深的友爱。她那几个维护旧礼教反对新文化的舅父中间的关系，她不是已经看够了吗？这一点点认识在她的心上投掷了一线光明，一个希望。她的心因为真实的喜悦而微微地颤动了。她时时抬起眼睛去看淑英，她希望淑英也能够坐到这边来，而且得着她所得到的这个印象。她看见淑英正偷偷地朝这面看，淑英的脸上也露出感动的表情。她便投了一瞥暗示的眼光过去，要淑英也到这面来。淑英微微一笑，有点不好意思地摇了一下头。她也用微笑来回答。她又看了看淑贞，淑贞在对她招手。她点点头。觉民也跟着投一瞥鼓舞的眼光到淑英的脸上。淑英用感谢的眼光来回看他。这些举动被别的茶座上的人看见了，人们好奇地带了轻佻的样子旁观着。

方继舜的沉着有力的声音又把觉民和琴的注意力吸引去了。现在轮到了改选工作人员的时候。刚才决定了把固定的工作人员的数目从四个增加到七个。这是黄存仁提出来，而且得到众人赞成的。改选工作人员的手续很简单。要在这十多个人中间选出七个人来，并不是困难的事情。先由各人自由地提出一些名字，然后由大家通过，决定。

这件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每个人都举出自己认为是最适当的人来，而被提名的人也从没有站起来说一句推辞的话，仿佛这是一个义务。旧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变动。张惠如依旧做周报的编辑。黄存仁现在专任会计的职务，不过又被推做了经理。方继舜本来代替黄存仁做了几期周报的编辑，这次就正式被选做编辑。另外还添了一个叫做陈迟的青年来分担张还如（张惠如的兄弟）的庶务工作。同时，还要增选两个新的编辑。

“觉民，我举觉民，”这个名字是黄存仁叫出来的，他的声音越过几张茶桌，飞到了淑英姊妹的耳边。

“听，在推举二哥了，不晓得推举他做什么事情，”淑华忽然惊讶地对淑英说。她侧耳倾听着，觉得很有趣味。

淑英没有理睬。她听见了他们的谈话的一部分，她知道他们推举觉民做周报的编辑。她看见人家看重她的堂哥哥，她也很高兴。

在那边茶座上觉民听见黄存仁叫出他的名字，他很激动，想站起来推辞，但是又觉得不应该，别人都没有说过一句推辞的话。于是这个名字通过了。他被推举出来同方继舜、张惠如一起做周报的编辑。他很兴奋，好像他被派定了去担任一个重大的使命一样。他想到那个职务，想到那些事情，他有点害怕，怕自己的能力不够，不能把事情办得好；他又有点高兴：他平日就渴望着做一件不为自己打算的事情，他平日就嫌自己只在周报社里帮一点小忙，没有多做事，现在他有了机会，而且是同方继舜、张惠如一起，他们会指导他怎样适当地贡献出他的力量。此外他还有别的感觉。总之他这时候的心情是很难形容出来的，连他自己也把握不定。

还少一个担任编辑职务的人，因为这次决定了增加两个编辑。觉民的名字通过以后，张惠如便抢着说：

“还少一个编辑，我推举密斯张。”

“密斯张蕴华，我也推举，”黄存仁马上热心地附和道。

琴惊疑地往四面看。众人的面容都是很庄重的。她疑心她听错了话。但是“张蕴华”三个字很清晰地送进了她的耳朵。这是她的名字。他们竟然推举她做《利群周报》的编辑，这是她想不到的事情。她起初不知道她应该怎样做才好。她没有那种经验，她觉得自己的能力太差。她虽然在周报上发表过两篇文章，但论调也是很浅薄的。她只读过一些传播新思想的刊物，纵然读得十分仔细，可是知道的究竟有限。她觉得自己幼稚，缺点也很多，没有资格做编辑。而且她还有一些顾忌。她想到母亲的不赞成和亲戚的非难。她正在沉吟不决的时候，众人已经把她的名字通过了。许多人的眼光都集中在她的脸上。虽然这都是含着友爱和鼓舞的眼光，但是她也窘得红了脸。她埋下眼睛不看人，勉强地推辞道：

“你们不要选举我。我不行，我做不好。我能力不够。”

“听，琴姐在说话，他们也推她做编辑，”在另一个茶座上，淑华正在听剑云对淑贞讲话，忽然掉过头看一下，高兴地对淑英说。

淑英微微地红着脸应了一声“嗯”。她凝神地望着琴。她也很兴奋，仿佛她自己也被选举做了编辑似的。她起了一些痴想，她觉得这时候她就是琴。她在揣想她应该怎样做，她又揣想假使她如何做就会感到快乐或痛苦。她又想她跟琴的差别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她不会做一个像琴那样的女子，而且她是不是能够做到琴那样。她愈想下去，思想愈乱。她的思想好像是一团乱绳，越是去理它，纠缠越多。她有时遇见一道电光，有时又碰到几大片黑云。

剑云这些时候一直在跟淑贞讲话。淑贞问他一些事情，他便向她解说。他说话慢，因为他有时候暗地里留心去看琴的动作，有时又偷偷地观察淑英的表情。他知道琴是快乐的。但是淑英始终不大讲话，他很替她担心。他想用话来吸引她的注意。他对淑贞讲的话，大半是关于公园的种种事情，她们在公馆里不会知道，他一半也是说给淑英听的。淑英并不知道他的这种用意。她的注意力反而被另一张桌上琴和别人的谈话吸引去了。

“做什么？他们推举琴姐做什么？”淑贞觉得莫名其妙，着急地问剑云道。

“做编辑，”淑华得意地抢着回答。

“编辑，什么叫做编辑？”淑贞正经地追问道。

淑华自己回答不出来，就不耐烦地抢白道：“编辑就是编辑，连这个也不懂，还要问什么？”

淑贞碰了一个钉子也就不再作声了。

“琴小姐真能干，他们都钦佩她，”剑云很感动，赞叹地自语道。

这句话很清晰地进了淑英的耳里，而且进了她的心里。她有些高兴，又有些难受。她微微地咬着嘴唇，在想她为什么就不能够做一个像琴那样的女子。这个思想仿佛是一个希望，它给了她一点点安慰和勇气。但是接着一个大的阴影马上袭来，一下子就把希望掩盖了。她的眼前仿佛就立着许多乱石，阻塞了她往前面去的路。绝望的念头像蜂螫般地在她的柔弱的心上刺了一下，她觉得她的心因疼痛而肿胀了。

她的这种表情被剑云看见了。剑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不愉快的思想在折磨她，便关心地柔声问道：“二小姐，你心里不大舒服吗？”

淑英猛省地掉过脸来看他，漫然地应了一声“哦”，过后才勉强笑答道：“我还好，难得出门，在这儿坐坐也觉得爽快些。”

“我看你脸上带了一点愁容，是不是又想到什么不快活的事情？”剑云欲语又止地沉吟了半晌，终于鼓起勇气说了上面的话。

淑英惊疑地看了剑云一眼，然后埋下头望着桌面，自语似地说：“不快活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不过——”她突然咽住了下面的话，低声叹了一口气。

“其实，二小姐，像你这样的人不应该这么想。”剑云看见她的愁容比想到自己的痛苦还更难堪。他是一个把自己看得十分渺小的人。他安分地过着孤寂的、屈辱的生活，没有一点野心，没有一点不平。他常常把他的生存比作一个暗夜，在这暗夜中闪耀着两颗明星。第一颗是琴。后来的一颗就是淑英，这还是最近才发见的。这两颗星都是高高地挂在天际，他不敢挨到她们。他知道他是没有希望的。他崇拜她们，他甚至不敢使她们知道他的虔诚。第一颗星渐渐地升高，升高到他不能够看见她的光辉了。在他的天空中发亮的就只有这第二颗星，所以他更加珍爱她，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贵重。他说话不像在安慰，仿佛是在恳切地央求：“你年纪很轻，比琴小姐还年轻。现在正是你的黄金时代。你不比我们。你不应该时常去想那些不快活的事情。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你不会不晓得忧能伤人。”他望着她的略带愁容的脸，他心里感到一阵绞痛。许多话从心底涌上来。但是他的咽喉却似乎突然被什么东西阻塞了。他觉得她的求助似的眼光在他的脸上掠过，他觉得他的全身的血都冲到了脸上。他不能够再注视她的脸。他便把眼睛抬起去看池塘里在阳光下发亮的水面。但是在那水面上他看见的依旧是那一张带着哀愁的温淑的少女的面庞。

“陈先生，你的意思我也很明白，”淑英感激地笑了笑，声音平稳地说，但是在剑云的耳里听来，就像是哀诉一样。“只怪我自己太懦弱、太幼稚。我常常想不开，常常陷在无端的哀愁里面。只有琴姐同二哥有时候来开导我。不过琴姐不能够常常到我们家来；二哥的事情又多，不常在家。我平日连大门也不出。整天在家里看见的就只有花开花谢，月圆月缺，不然就是些令人厌烦的事情。所以我过的总是愁的日子多，笑的日子少。”她越说下去，声音越拖长，越像是叹息。她说到最后忽然埋下头，静了片刻，使得剑云痛苦地想：她在淌眼泪了。但事实上她并没有流泪。她慢慢地把头抬起，像小女孩似地微微一笑。她又说：“我的梦很多。近来也做过几个奇怪的梦。说来也好笑，我有时居然痴心盼望着会有一两个好心肠的人来救我。我怕我这样乱想下去将来会想疯的。”

淑英虽是对剑云说话，但是她的眼睛总要偏开一点去看淑贞，或者看柳树，看水面。剑云的眼光却时时在她的脸上盘旋，有时轻轻地触到她的眼角，又马上胆怯地避开了。他始终注意地听她说话。他从没有像这样地激动过。几个念头在他的心里战斗。他的心仿佛拚命在往上冲，要跳出他的口腔。他想说一句话，他预备着说一句话。他的嘴唇动了好几次。但是他的心跳得太厉害了，他不能够说出一个清楚的字。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通红，汗珠从额上沁出来。他觉得她们几姊妹都用了惊愕的眼光在看他，他觉得她们都已经知道了他的秘密，她们会生他的气。他不知道要怎样做才适当。他有点着急，又现出张惶失措坐立不安的样子。他端起茶杯刚刚喝了一口，突然呛咳起来，便把杯子放回到桌上，埋下头摸出手帕掩住口咳了几声嗽。这时淑英姊妹才惊觉地带了关切的眼光来看他。淑英给他换了一杯热茶，放在他面前，温和地说：“陈先生，吃杯热茶，就会好一点。”

“二小姐，难为你，”剑云挣扎着吐出了这句话，过后止了咳，又揩了鼻涕，连忙端起杯子喝了两口热茶。他又停一下，嘘了一口气，再大口地把茶喝光了。

“陈先生，你应该好好地养息身体。我们很少看见你笑过，你是不是也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淑英看见剑云放下杯子便关心地问道，她说后一句话的时候声音很低，而且不大清楚。

剑云探索地看了她一眼，他的眼光里露出感谢的意思。他还来不及答话，却被淑华抢着说了去：

“大哥说他很用功读书，所以身体不大好。”

剑云苦涩地笑了笑，分辩道：“我哪儿说得上用功？有时候一个人闲着没有事情，耍耍又没有兴致，只得翻翻书消遣。翻的也只是那几本书。说用功哪儿比得上你们？”

淑英的嘴边露出了羞惭的微笑，她说：“那我们更应该惭愧了。我跟你学英文，常常因为心情不好，打不起精神，总没有好好地温习过。碰到这样不争气的学生，真是辜负你一片苦心了。”

“二小姐，这哪儿是你的错？全是我教书不得法。你不抱怨，就是我的万幸了，”剑云惶恐似地说。

“琴姐还不来，”淑贞翘起小嘴不耐烦地自语道。

留声机先前沉默了一会儿，这时有人到柜台那边去点戏，于是那使人厌烦的吵闹的锣鼓声又响了起来。

琴在那边会议席上想辞掉编辑职务，黄存仁第一个发言挽留她：

“密斯张不要推辞了。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这是责任的问题。要说能力不够，我们大家都是能力不够。今天被选到的还有六个人，并不见有哪一个推辞过。”

黄存仁说话时，态度诚恳。他读过琴的文章，他还从觉慧（那时他还没有逃出家庭）、觉民两人的口里先后知道了不少关于琴的事情。他对她有很大的好感，所以他希望她能够同他们大家在一起工作。

“存仁的话很对，密斯张不要再推辞了，”张惠如立刻响应道。

琴还想说话，觉民却在旁边低声对她说：“你就答应下来罢。横竖我也在，大家可以帮忙。学学做点事情也好。姑妈那里，不让她晓得，就没有问题。”

琴亲切地对觉民笑了笑，沉吟半晌，便同意地点了点头。两边脸颊依旧发红。两只眼睛抬起来承受众人的鼓舞的眼光。她声音清脆地说：

“那么我不推辞了。不过我的能力的确不够，还要请大家时常指教我。”

她红着脸微微笑一下，就故意偏过头去跟觉民讲话。

黄存仁他们接着说了两三句谦虚的话。以后大家便继续讨论别的事情。

讨论进行得很顺利。各人把自己想说的话全说了出来，而且说得很清楚。这些见解都是跟实际很接近的，没有多余的空话，也没有无谓的争论。众人兴奋地同时也亲切地谈论着，每个人都表示了极大的关心，仿佛在谈个人切身的事。他们决定了怎样筹集周报社的基金；怎样增加周报的篇幅和印数；怎样扩大地征求社员；怎样募捐创办图书馆……等等事情。

琴并不插进去说话，她只顾注意地听着、看着。她表示出很大的关心。这眼前的一切，对于她似乎是完全陌生的，但是她又觉得是十分自然的，而且又正是她所盼望的。这小小茶棚的一角仿佛变成一所庄严的寺院，她也成了一个虔诚的香客了。一种幸福的感觉从她的心底升上来。过去的许多阴影和未来的种种可能的障碍都被她暂时忘掉了。她好像就立在天堂的门前，一举步便可以得到永生的幸福一样。她怀着这种心情抬起头去看淑英的一桌。她看见淑英、淑华两人在跟剑云谈话。她遇到了淑贞的焦盼的眼光。她的幸福的感觉被这眼光驱走了一半，代替它的是同情，对于淑贞、淑英姊妹的同情。她立刻想起她已经在这边坐了许久了。她带了点不安地看觉民。觉民的眼光同她的遇在一起，他便对她说：“你到那边去罢。”他好像猜到了她的心思似的。

“嗯，”她轻轻答应一声，便站起来向众人说了两句抱歉的话，然后向淑英那一桌走去。好几个人带了赞美的眼光看她的垂着辫子的背影。

琴刚刚走到茶桌前面，淑贞就热烈地把她的左手紧紧握着。淑贞的小眼睛里包了泪水。她感动地看了淑贞一眼，怜惜地说：“你看，你又要哭了。为了什么事情？”

“我没有哭，我等你好久你都不过来，”淑贞像得到救星似地快活地说，但是泪水同时沿着眼角流了下来。

“你还说没有哭？眼泪都流到嘴边了，”淑华插嘴嘲笑道。

“这都是我不好。我在那边坐得太久了，”琴抱歉地对淑贞说。她在竹椅上坐了下来。

淑英斟了一杯茶，放在琴的面前，她把琴看了半晌，忽然说：“琴姐，我真羡慕你。”

琴不直接回答这句话，却对她说：“其实你也该过去坐坐。你听得清楚他们谈话罢？”

“我也听清楚了一些。只怪我太懦弱，我有点害怕，……”淑英有点懊悔地说。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却被淑华的低声的惊唤打岔了：

“看，那不是五爸？”

众人一齐掉头往淑华指的方向看。克定陪着一个三十左右的妇人正向茶棚这面走来，已经走到了门口。

“琴姐，”淑贞轻轻地唤了一声，她吓得浑身发抖，脸色十分惨白。她慌忙站起来躲到琴的身边，抓住琴的膀子，不知道怎样做才好。

“四表妹，不要紧，有我在，你就躲在我椅子背后，”琴镇静地安慰淑贞道，她把竹椅略微移动一下。淑华也把椅子拉拢一点。这样她们就把淑贞的身子遮掩住了。

淑英也有点惊慌。她红着脸低下头，把背掉向着克定来的方向。

“那个妇人就是礼拜一，”淑华低声说。她知道礼拜一是克定在外面租了小公馆讨来的妓女。那个妇人有一张瓜子脸，细眉毛，脸上涂得又红又白，一张小嘴擦得像染了鸡血似的。她穿了一身玉色滚蓝边的衫裤，一双改组派的脚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在他们的后面跟随着仆人高忠。高忠先看见琴和淑华，故意咳了一声嗽。

克定只顾跟那个妇人讲话，走进茶棚来，随意地朝里面看了看，想找一个好的茶座。他听见高忠的咳嗽声，忽然抬起头往前面一看。琴、淑华、淑英这三张脸先后映入他的眼帘。（他不曾看见剑云，剑云走到柳树前面去了。）这是他完全想不到的事情。他大吃一惊，连忙掉开头，但无意中又碰见了另一桌上觉民的眼光。他脸一红，连忙俯下头掉转身子，慌慌张张地拉着礼拜一溜走了。

克定的背影完全消失了以后，琴才回头向着躲在椅子背后的淑贞说：“四表妹，他们走了。”

“他们会再来的，”淑贞战战兢兢地说，她还不肯走出来。

“他们不会来了。五爸看见我们逃都逃不赢，哪儿还敢再来？”淑华觉得好笑地挖苦道。

淑贞畏缩地从椅子背后慢慢地转了出来。

“不过我们在公园里头给五爸看见了也不好，偏巧第一趟就给他碰见，”淑英皱着眉头懊悔地说。

“怕他做什么？我们也看见了他同礼拜一，”淑华毫不在意地说。

剑云带着沉思的样子慢步走了回来，静静地听她们说话。

“琴姐，我们回去罢，”淑贞忽然央求道。

“就回去？你不是要看孔雀开屏吗？”淑华问道。

淑贞没精打采地摇头说：“我不看了。”

“我想还是早点回去好，”淑英低声说，她的脸上现出忧虑的表情。

“好罢，我陪你们回去，等我过去给二表哥说一声，”琴同意地说，就站起来。

13

淑英的轿子先进了高公馆。她第一个在大厅里下轿，刚跨进拐门，就遇见觉英带着四房的两个兄弟觉群、觉世和一个妹妹淑芬迎面跑来。觉英看见姐姐从外面进来，觉得奇怪，便站住惊讶地望着她，一面好奇地追问道：“姐姐，你到哪儿去了来？”

淑英把眉头微微一皱，脸一红，含糊地说了一句：“我没有到哪儿去。”

觉英不相信，疑惑地看了淑英一眼。淑英不再理他，举步往里面走去。外面大厅上几乘轿子一齐停下来，琴和淑华、淑贞姊妹鱼贯地进了拐门。

觉英看见她们便惊喜地问道：“琴姐，你们今天到哪儿去？”

琴还没有答话，淑华抢着答道：“你管我们到哪儿去！”她很兴奋，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她说了便跟着琴往里面走，但是觉英三弟兄追了上去。

“三姐，你们到哪儿去了来？我也要去！”觉群、觉世两人缠着淑华在盘问。

“我们又不是出去耍，有什么去头！”淑华厌烦地挣脱了他们的手。

“对，你们偷偷到外头去耍，我要告你们。姐姐、三姐、四妹、还有琴——”觉英威胁地在旁边说，他说到“琴”字忽然闭了嘴偷偷地把琴看一眼。他换了一句话：“琴姐，姑妈也来了。”

淑贞听见觉英的话马上变了脸色，畏怯地偎着琴。淑华略略生了气，但是仍然安静地昂头答道：“好，你去告去，我不怕！”觉群得意地摆着头，大声说：“你不怕，我就去告！”

“好，你去告！”觉英笑着鼓动觉群说。

“你不在书房读书，我也要告你们！”淑华报复地说。

“三姐，你不要得意，我们放学了，”觉英笑答道。

“我不信！”淑华又说。

“你不信，你去问龙先生！”觉英故意激她。

“四弟！”淑英再也不能忍耐，便责备地唤了一声，又用嫌厌的眼光看了觉英一眼。觉英毫不在意地笑了笑。

“你说姑妈来了，在哪儿？”琴高兴地问道。觉英正要答话，却被一阵“唔唔”的声音打岔了。这声音是从觉新的房里送出来的。

“你们听，海儿又在扯风……”觉世的小面孔上忽然现出了严肃的表情，他低声说。他只说了半句，以下的话就没有说出来。

“怎么海儿又发病了？”琴焦虑地自语道，她的脸上立刻起了一片愁云。她看见淑英一个人先往过道那面走了，就同淑华、淑贞姊妹也转进过道中去。

她们进了觉新的寝室，正遇着绮霞捧了刚刚拣回来的药急急地走出来。屋子里挤满了人，都是熟习的面孔，但她们也没有心肠去一一辨认。人们走进走出，有的在唤女佣或丫头，有的在低声叹气。没有人注意到她们。张氏刚要走出房去，遇着琴的焦虑的眼光，也不说话，只是忧郁地对着琴摇摇头。她看见了淑英，也只是温和地看了淑英一眼，就默默地走出去了。翠环跟在张氏后面，她看见淑英却露出喜色，欣慰地轻轻唤了一声“二小姐”。淑英点了点头，低声问：“医生来过没有？”

“罗敬亭和王云伯都来看过了。说是不要紧，可是看起来很怕人，”翠环低声答道。

琴走到床前去。觉新红着脸，满头都是汗珠，站在床前，时而望着躺在床上的海臣，时而掉头茫然地看众人。海臣的脸比前一天消瘦多了。这个孩子半昏迷地躺在那里，眼睛露开一点缝，嘴也微微地张开。他不时发出“唔唔”的声音，那时手和脚便跟着搐动一下。声音一停止，这个孩子就像迷沉沉地睡去了一样。他不认识人，也不再看人，连转动眼珠的事也成为不可能了。周氏坐在床沿上，俯下头看海臣。琴的母亲张太太坐在床前一把椅子上，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望着海臣的黄瘦的病脸。何嫂跪在床前踏脚凳上，俯下头低声唤着：“孙少爷。”

“药，怎么还没有把药熬好？药，快点！”觉新忽然掉头往四面看，疯狂似地叫起来，额上的汗珠直往下面滚。

“张嫂，你到厨房去催一声，喊绮霞把药马上端来，”周氏温和地吩咐张嫂道。张嫂答应一声，急急地走出去了。张太太关心地注视着觉新的脸，劝了一句：“明轩，你也该宽宽心，不要着急。”

“姑妈，”觉新只说了两个字，就不作声了。

琴招呼了她的母亲，又同情地唤了一声：“大表哥。”

觉新痛苦地看了琴一眼，不等琴说话，忽然绝望地摊开手对琴说：“姑妈，琴妹，你们说我现在怎么办？”他的眼睛大大地睁开。

琴心里也很难过，但是她只得装出平静的样子安慰觉新道：“大表哥，你不要着急，我看吃一两付药就会好的。医生怎样说？”

“王云伯说不要紧。罗敬亭却说要吃了他这付药才知分晓。我看是不大要紧的，”周氏插嘴说。

“昨天下午已经好了。怎么好好的今天又翻[1]了？”陈姨太和沈氏一起从外面进来，陈姨太听见周氏的话便诧异地问道。

琴闻到陈姨太带进来的那股浓香，不觉皱了皱眉头。张太太唤了琴过去，在她的耳边嘱咐了几句话。淑华憎厌地看了陈姨太一眼。觉新却毫不迟疑地答道：“昨天扯风，吃了保赤散，后来又吃了王云伯的药已经好了。不过膀子有点不方便。晚上我同何嫂好好地照料他睡了。今早晨起来还是好好的。下午睡醒午觉后他忽然发烧，随后就抱着头，哭喊‘痛啊！’‘痛啊！’喊个不住。我叫他不要哭，他很乖，听我的话就不哭了。不过看他那种痛苦的样子，可知他头痛仍然没有停止，后来过了一阵就成了这个样子……”觉新说着泪珠一颗一颗地从眼角滚下来，他还要说下去，但是张嫂和绮霞一个提着药罐一个捧了碗进来了。他便走到桌子前面看着张嫂把药倾在碗里，不转睛地望着药碗里冒出的热气。海臣的叫声暂时停止了。房里只有陈姨太和沈氏在低声谈话。

“可以吃了罢？递给我。”周氏忽然抬起头望着觉新轻轻地说。

觉新迟疑一下，后来才答道：“还有点烫，不过也吃得了。”他伸手去拿药碗。

“让我来端，”何嫂连忙站起来低声说。她上前一步，把药碗从觉新的手里接过来，依旧回到床前，跪在踏脚凳上。何嫂端着碗。周氏拿起碗里那把小银匙。何嫂用另一只手轻轻地搬开海臣的小嘴。周氏先把药汁尝了尝，觉得不烫了，才把小银匙慢慢地送进海臣的口里。

觉新差不多屏住呼吸地注视这个动作。每一小匙的药汁就像进了他自己的胃里似的。他比谁都激动。汗珠仍旧布满在他的额上。海臣安静地吞了半碗药。觉新也就略微放了心。后来药汁只是在海臣的喉管里响着，他似乎不能再吞下去了。

“也好，够了。”周氏便停止喂药，把银匙仍旧放在碗里，用手帕给海臣揩了嘴唇。何嫂又站起来把碗放到桌上去。

众人都不作声，大家的眼光全集中在海臣的脸上。空气十分沉闷。海臣也仿佛沉沉地睡去了。

忽然外面房间的地板响动起来，觉群和觉世带跑带嚷地走进房里来。淑华站在近门外，看见这两个孩子，便厌烦地低声责斥道：“不要闹，快出去！”

觉群把嘴一扁，正要跟淑华争论。海臣忽然在床上惊醒了，把小手按着头，半昏迷地哭叫一声，接着他的身子起了一阵剧烈的痉挛。

众人的眼光又被这可怖的景象吸引了去。没有人再注意到觉群和觉世。这两个孩子也受了惊，他们呆呆地站在那里，微微张开嘴吐气。

海臣的口里接连地吐出可怕的声音。这一次的痉挛显得更加可怕。他的头不住地往后仰，脚也不断地往后面伸，胸部却愈加向前挺出，渐渐地把全个身子弯成了一张弓。这痛苦的挣扎使得那个平日活泼的小孩完全失了人形。

“海儿！”“孙少爷！”众人惊惶地悲声唤起来。但是海臣一点也听不见。他只顾把他的身子折成可怕的形状，脸部的痛苦的表情，不能制止的一下一下的痉挛，把每个在旁边看见的人的心都搅乱了。觉新起先绝望地叫着：“叫我怎样办？”后来却捧住脸哭了。

泪水从每个人的眼里淌出来。淑华用手帕揩了眼睛，看见觉群、觉世两弟兄惊呆了似地站在旁边，便抱怨地对他们说：“还不快走！”觉群和觉世果然拔步往外面跑了。

琴看见觉新哭得伤心，便轻轻地走近他的身边，劝道：“大表哥，不要哭。单是哭，也没有用。要想个办法才好。”

“琴妹，你看我还有什么办法？我活不下去了！”觉新呜咽地答道。

琴听见觉新的话，心里也像被什么东西抓痛了。她失了主意，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房里有人进来，又有人出去。大家都是手足无所措地动着或者旁观着，丝毫不能够帮忙减轻那个病孩子的痛苦。

“但是你自己的身体也要紧啊，”琴悲声向觉新说了这一句。

觉新不曾说什么。众人依旧没有办法地忙乱着。然而房里的空气渐渐地改变了。海臣在这一阵猛烈的发作以后，终于落进了死一般的沉睡里面。过了一些沉闷的时刻。觉新已经止了泪，正在用手帕揩脸颊和嘴唇。

坐在床沿上的周氏忽然站起来，轻轻地移动脚步，低声对觉新说：“现在让他好好地睡一会儿罢。你也累够了。你去歇一会儿也好。”

“我不累，”觉新茫然地答道，他不知道要怎样才好。

“大表哥，我们出去走走，”琴忽然提议说。

觉新沉吟半晌，没精打采地答道：“你们先去，我就来。”这时陈姨太和沈氏已经出去了。王氏来坐了片刻也就走了。张太太还留在房里，她也劝道：“明轩，你出去走走罢。你身体素来不好，多操了心，万一你自己病倒了，这怎么好？”

觉新还未答话，周氏接口对他说：“你就去走走罢，姑妈的话很在理。你只管放心去。有我在这儿照应。海儿的事情你交给我好了。”

“琴儿，你陪你大表哥出去走走罢，”张太太还怕觉新不肯出去，又吩咐琴道。

觉新不再说什么。他回头看了看沉睡的海臣，低声叹了一口气，便跟着琴和淑英、淑华诸人走出房去。

他们走出过道，进了天井。大家都不说话。觉新本来埋头走着，这时忽然抬起头自语似地说：“今晚上要是再不好，我就请西医。”

“对罗，请西医倒不错。我看请西医来一定有办法，”琴赞成道。

“不过爹总说西医治内病……”淑英嗫嚅地说。觉新不等她把话说完，忽然变了脸色，声音战抖地对琴说：“琴妹，你说海儿的病该不要紧罢。”

琴惊讶地看觉新一眼，安慰地说：“大表哥，你不要着急，我看这病不要紧，过一两天就会好的。”

“我怕。你不晓得，我怕得很。我怕珏会把他带走的。我对不起珏。珏现在要来惩罚我。二妹，你说是不是？”觉新一面跟着她们在天井里闲走，一面声泪俱下地说话。他激动得厉害，差不多失掉常态了。

“大哥，你不要这样想。海儿明天就会好起来，大嫂会在冥冥中保护他，”淑英同情地说。

觉新说了一句：“但愿如你所说。”他忽然抑制不住一阵感情的爆发，从口里迸出一句带泪的话：“万一海儿有个三长两短，那我也活不下去了。”

琴皱皱眉，把头低下来，她心里也很难过，但极力做出温和的声音说：“大表哥，你放心，不会有那样的事情。”

“我看海儿明天就会好起来的，”淑华插嘴说。

这时绮霞走来说：“大少爷，三小姐，请吃饭去。”她又问：“琴小姐，你在我们这儿吃饭好吗？”

“不，琴小姐说好在我们那儿吃饭，”淑英抢着代琴回答了。

“绮霞，我不吃。你请太太、姑太太她们吃罢，”觉新神气沮丧地说。

“姑太太在三太太那儿吃饭。太太说不想吃，二少爷又没有回来。琴小姐不来吃，就只有大少爷同三小姐两个人，”绮霞一面说，一面望着觉新等候他的决定。

“那么，三妹，你一个人去吃罢，”觉新看看淑华说。

“你不吃，我也不吃，一个人吃饭真没有意思，”淑华爽快地答道。

“大表哥，你今天太累了，吃点饭也好。我陪你去吃，”琴关心地对觉新说，过后她又掉头去看淑英，暗示地说：“二表妹，你也来，我们一块儿吃。”

“也好，大哥，我们陪你吃，”淑英说。

淑华听见她们这样说，不觉高兴起来，连忙吩咐绮霞道：“绮霞，你快去开饭，琴小姐、二小姐都在我们这儿吃。你到后面去告诉翠环一声。”绮霞欢喜地答应一声，就匆匆地走开了。

觉新感激地望着琴和淑英，过了片刻才叹一口气，勉强说了一句：“好，我们去罢。”

他们走进左上房。饭厅里桌子上已经摆好了菜饭碗筷。他们每个人坐了一方。黄妈站在旁边伺候他们。

淑华吃得快，动筷也比较勤。她还跟淑英、琴两人谈话。觉新一个人沉默着。他端了碗又放下去，挟了一筷子菜，放在口里细嚼，一面在想别的事情。

“西医……我看只有西医……”觉新喃喃地自语道，他忘记他在吃饭，也忘了桌上还有别的人。

“大表哥，你怎么不吃饭？”琴仿佛听见“西医”两个字，还不大明白他的意思，她注意地看他，看见他不吃饭只顾沉思的样子，不觉关心地问道。

“嗯，”觉新说了一个字，接着解释道：“我在吃。”他拿起筷子去挟菜，刚挟了菜来正要放进嘴里，忽然一松手，筷子分开，菜立刻落在碗中。他不能再忍耐，便放下筷子，哭丧着脸说：“琴妹，你想，我哪儿还有心肠吃饭？”他不等琴答话，就站起来，往外面走了。

琴、淑英、淑华三人一齐放下碗，望着觉新的背影。淑华冲口叫了一声“大哥”，但是他头也不回地走出去了。淑英独自低声叹了一口气。她埋头把碗里剩的半碗饭看了一眼，心里很不舒服。她把眉毛紧紧蹙着，觉得像要发呕似的。

“二姐，你就吃不下了？”淑华惊讶地问。

“我不想吃……”淑英淡淡地答道。

“二小姐，你不要着急。饭总要吃的，你再吃点罢，”黄妈好意地劝道。

绮霞忽然气咻咻地走进房来，带着严肃的表情说：“孙少爷又在扯风了。”

“啊！”琴失声叫道，于是搁下了碗。房内每个人的耳里似乎都响着“唔”“唔”的声音。

“菩萨，你有眼睛呀！保佑保佑孙少爷！”黄妈独自在一边祈祷似地小声说。

“绮霞！绮霞！”觉新忽然在过道里大声叫道。绮霞一面答应，一面大步走出去。人在房里听见觉新吩咐道：“喊老王把我的轿子预备好。我就要出去。”

“不晓得大哥要到哪儿去，”淑华惊愕地自语道。

过了片刻，琴低声说：“多半是去请西医。”她的话刚说完，便听见觉民的声音在左厢房外石阶上问道：“大哥，你现在还到哪儿去？”

“我到平安桥医院去请祝医官，”觉新的声音简短地回答。过了一会儿觉民在饭厅里出现了。

“你们都在这儿？”觉民惊讶地说。

没有人回答他，众人的脸上都带着愁容。淑华正端了杯子在喝茶。黄妈关心地问他：“二少爷，你才回来？你吃过饭吗？”

“吃过了，”觉民简单地答道。他看见琴和淑英姊妹都不作声，便惊疑地问道：“你们为什么这样阴沉沉的，都现出不快活的样子？是不是回来给人碰见了？”他拣了觉新留下的空位坐下来。

“海儿病得很厉害。大舅母同大表哥连饭都没有吃，”琴忧郁地答道。

“我看海儿的事情凶多吉少。请了西医来不晓得有没有把握，”淑英担心地说。

“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海儿平日那样乖，真逗人爱，现在病到这样，实在可怜得很，”淑华伤感地说。

“所以怪不得大表哥那样着急。不过我看西医来或者有办法，”琴自慰似地说。

房里的光线渐渐地黯淡。人的面影显得模糊了。风从开着的窗和开着的门轻轻地吹入。暮色也跟着进来，一层一层的，堆满了房间。于是整个房间落进了黑暗里。电灯开始燃起来，椭圆形的灯泡里起了一圈暗红色的光。这像是黑暗中的一线希望，照亮了琴的心。但是这黯淡的光却给淑华引起一种烦厌的感觉。淑华觉得更气闷，她不能忍耐，便站起来说：“我们到外头走走，屋里闷得很。”

觉民更了解琴，他顺着琴的口气说：“琴妹，你的意思很对。祝医官来，海儿的病一定会好。我们还是谈别的事情。这期周报你应该写篇稿子，你现在也是编辑了。”他看见琴和淑英姊妹都离开了座位，便也站起来。他一面谈话，一面陪她们走出去。

“我近来感触太多，不晓得写什么好。你知道我本来不大会写文章，如今心又乱。你替我想想怎么写得出？”琴半谦逊半诉苦地说。这时她正从左上房阶上走下堂屋前面的石级，走到天井中那段凸出的石板过道上。过道的两旁放着两盆罗汉松和四盆夹竹桃。她把眼光在夹竹桃的花苞上停留一下，忽然看见绮霞从外面进来，已经走过觉民的窗下了。她的眼光跟着绮霞的身子移动。

“绮霞，大少爷走了吗？”淑华问道。

“是，”绮霞点了点头。

觉民走到琴的身边，温和地、鼓舞地轻声说：“你看，我比从前勇敢多了。你为什么还说这种话？连你也这样说，那么二妹她们又怎样办呢？你应该好好地鼓励她们。还有今天方继舜他们对你的印象都很好，他们都称赞你。”

琴微微动一下肩头，忽然掉过头来含有深意地看了觉民一眼。她的眼光所表示的是感激，是欣喜，又是惭愧。她带了点兴奋地说：“我怕我值不得他们称赞。不过我也想好好地做。你要多多地帮忙我……”

“唔”，“唔，”使人心惊的怪叫声忽然又从觉新的房里飞了出来。琴马上换了语调烦恼地接下去说：“你听海儿又在扯风，大表哥……”

觉民看见她说不下去，便体贴地安慰道：“琴妹，不要怕，海儿的病就会好的。”过后他又加一句：“害病也是很平常的事情。”

夜里祝医官来了。那个胖大的法国人踏着阔步在石阶上走着。响亮的皮鞋声把几个房间里的人都引了出来。许多人怀着希望，带着好奇心把那人宽大的背影送进觉新的房里，然后在窗外等待着，好像在等待什么好的消息。

觉民正在淑华的房里跟琴和淑英姊妹谈话，听见绮霞报告祝医官来了。他一个人走到觉新的房里去。一种严肃而恐怖的空气笼罩着这个房间。房里站着寥寥的三四个人，他们望着那个医生，等待他的吩咐而动作。海臣的衣服已经脱光了，身体显得很瘦而且很硬，他完全不省人事地躺在祝医官的怀里。祝医官挽起了衬衫的袖口，光着两只生毛的膀子，把这个赤裸的小身体放进一个大磁盆里去，用药水洗着。他洗了一阵，然后捧起来，把身子揩干，用被单包着放回到床上去。海臣静静地躺在床上，像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祝医官一个人忙着。他从桌上那个大皮包里取出注射针和血清，把注射针搁进桌上放的消毒器里煮过了，用镊子钳起它来装置好，又从小玻璃瓶里吸满了血清，然后拿了注射针大步走到床前，使海臣侧卧着，用熟练的手腕把针头向海臣的腰椎骨缝间刺进去。

觉民止不住心的猛跳。觉新连忙掉开脸看别处。周氏发出了一个低微的叫声。但是针管里的血清都慢慢地进了海臣的身体内。海臣连动也不动一下。

周氏放心地嘘了一口气，觉新也嘘了一口气。

祝医官走到方桌前，把注射针收拾好放回在大皮包里面，然后转身对觉新说：“这一个是——脑膜炎。”他把手伸起指着头。“这个病——很厉害，很厉害。现在——恐怕太晚了，说不定，太晚了。”他困难地转动舌头，说着不大纯熟的中国话。

“是，是，”觉新接连答应着。他怀了迫切的希望看着那个发红的臃肿似的胖脸，哀求地问道：“这个病不太要紧罢？”

祝医官摇摇头，用蓝眼睛去看了看床上的病人，然后庄重地答道：“说不定，说不定，恐怕危险。明天——早晨，还没有危险，就不要紧。”他说着又把消毒器和别的用具一一地放进皮包里去，洗了手，放下袖口，穿起西装上衣，很客气地对觉新说；“明天早晨我再来。这个病要传染，小孩子不可进来。”他用一只手轻轻提起那只大皮包，向众人微微地点了点头，由觉新陪着大步走出房去。

袁成提了一盏风雨灯站在窗下等候着，看见觉新陪了医生出来，便去开了侧门，一面大声叫道：“提祝医官的轿子！”

外面吆喝似地应了一声，一个穿号衣的轿夫立刻走进来，迎着祝医官，从他的手里接过皮包，跟着他走出侧门到大厅上去。

“祝医官的轿钱给过了，”苏福跑来在大厅上报告似地叫道。

轿子已经准备好了。祝医官伸出大手来同觉新握手行礼，然后跨过轿杆，进了轿子。那个拿皮包的轿夫把皮包搁在轿子后面放东西的地方，这时便来挂上轿帘。一刹那间三个轿夫抬起这顶拱杆轿子，另一个轿夫打着风雨灯，吆喝一声飞快地跑出二门不见了。

觉新送走了医生，回到里面去。他走到自己房间的窗下，正遇着觉民从过道中转出来。他看见觉民，担心地问了一句：“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

“没有什么，”觉民微微地摇着头答道，过后又更正似地说：“睡得还好，我看好像有转机了。妈回房里去了。何嫂在守着。”

这时琴也从上房里走出来，淑英和淑华陪着她。琴看见他们，便关心地问道：“大表哥，祝医官看了怎样说？”

“说是脑膜炎，也许不要紧，”觉民怕觉新说出什么使人着急的话，连忙抢着代他回答了。觉新只是默默地点一下头。

“我要回去了。妈今天住在这儿，我应该早点回去。那么我去看看海儿。”琴知道觉新的心里不好过，怕多说了话会触动他的悲哀，同时街上二更的锣声又响了，她记起母亲先前嘱咐过她早些回家去，便不在脑子里去找安慰的话，只是短短地说了上面几句，声音平稳，但是隐隐地泄露了一点忧郁。

“海儿现在睡得很好，你不必去看他了。倘若把他惊醒反而不好。”依旧是觉民抢着说话。觉新不作声，忽然独自叹了一口气。

“也好，我就依你的话，”琴顺着觉民的意思说。她听见觉新的叹声，忍不住同情地安慰觉新道：“大表哥，你自家身体也不好。你也应该保重，不要过于焦急。倘若你自家也急出病来，那怎么好？”

“我晓得。”觉新点着头抽泣地说。他支持不住，觉得一阵头昏眼花，连忙走进房里去了。

众人惊恐地在阴暗里互相望着。等到觉新的脚步声消失了以后，觉民才用一种夹杂着苦恼、焦虑和关怀的声音说：“大哥也太脆弱。他连这一点打击也受不住。我看他真会急出病来的。”

“这也难怪他。这两三年来不曾有过一件叫他高兴的事。大表嫂、梅姐、云儿一个一个地死了。他只有这一个儿子，又是那样逗人爱。这种事情真是万料不到的……”琴不能够说下去，就用一声长叹结束了她的话。她觉得头上、肩上全是忧愁，忧愁重重地压着她。她不是为自己感到悲哀，倒是为觉新而感到痛苦了。绮霞已经在旁边等了她几分钟，轿子在大厅上放着。她不想再耽搁，便同觉民、淑英、淑华几个人一起走到大厅去上轿。

“你们千万小心，今天到公园去的事情不要传出去。”这是琴临行时低声嘱咐淑英姊妹的话。

觉新回到了房里，海臣依旧昏昏沉沉地睡在床上。海臣这一夜就没有醒过。觉新与何嫂眼睁睁地坐在旁边守了一个整夜。

[1]翻病。

14

星期一下午觉民挟了几本英文书从学校下课回家。他在路上还担心着海臣的病。他揣想着祝医官这天早晨来诊病时会说些什么话。他走到自己的公馆门前，看见大门口围着许多人，地上散落着燃过的鞭炮，何嫂靠在右面石狮子旁边呜呜地伤心哭着。黄妈在旁边低声劝她。他起初还不明白这是什么一回事。但是他刚刚跨过铁皮包的门槛，就瞥见了一个东西。那是死。他没有一点疑惑。他觉得脊梁上起了一阵寒栗，便加速脚步走进里面去。他看见一个瘦长的影子在二门口晃动。他认得这个背影，不觉失声叫道：“剑云！”

背影已经消失在二门内了，但是觉民的叫声又把他唤回来。剑云的瘦脸在二门口出现。他等候着，用一双愁烦的眼睛望着觉民。

“你才来？”觉民问道，就踏着大步赶上去。

剑云阴沉地点点头，凄凉地说：“海儿的事情真想不到。”

觉民正想启齿回答，忽然被一阵悲痛的感情抓住了。他觉得心上有点酸痛，便用力镇静自己。但是没有用，眼泪不可制止地迸流出来。一个活泼跳动的小孩的影子在他的眼前电光似地闪过。在悲痛之外他又感到愤怒。然而他没有发泄的机会。他只得叹一口气，焦虑地说：“我担心大哥。他再受不得这样的打击。海儿就是他的命。”他向着大厅走去。

剑云听见这三句话，一个“命”字触动了他的别的心思，他苦涩地自语道：“命，一切都是命。可是命运偏偏跟大哥作对，连海儿这样逗人爱的孩子也活不长久，真是没有天理。”

“天理？本来就没有天理！”觉民气恼地说。他默默地走了几步。快走到拐门口，他忽然省悟地说：“大哥到处敷衍，见人就敷衍，敷衍了一辈子，仍然落得这样的结局。你还说这是命？”

觉民说到最后一句话，便掉过头去看剑云，他似乎盼望着剑云的回答。但是剑云并不作声。这时他们走进了拐门，意外地发见觉新一个人立在觉民的窗下，身子靠着阶前那根柱子，埋着头在思索什么。

“大哥怎样了？”剑云半惊恐半同情地低声对觉民说。

觉民用空着的右手轻轻地捏了一个剑云的膀子，叫剑云不要响。他走到觉新的身旁，唤了一声“大哥”。

觉新抬起头，看见觉民和剑云在面前，并不把他的泪痕狼藉的面孔躲闪开，却悲痛地简简短短说了一句：“海儿死了。”

“这也是人力所不能挽回的，”剑云同情地低声说，他忽然想起自己的许多事情。

“大哥，我们进屋里去坐坐罢，你这两天也太累了，”觉民抑住悲痛温和地安慰道。

“二弟，这好像是一场梦，”觉新说着又忍不住伤心地哭起来。

觉民和剑云在旁边多方劝慰，算是把觉新的悲哀暂时止住了。绮霞来招呼觉新和觉民去吃午饭。觉新本来说不要吃，却被觉民生拉活扯地拖到上房里去了。剑云是吃过饭来的，他便独自到觉民的房里去闲坐。绮霞还给他端了一杯茶去。

剑云坐了一会儿，随便拿起一本杂志来看。后来他觉得眼睛有些疲倦，便放下书，在房里踱了几步，心里很烦，不能静下去。何嫂从窗下走过，不久她又在隔壁房里哭起来。这哭声把他的心搅得更乱。他望望窗户，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没精打采地走出了房门。他走下石阶在天井里走了几步，看见淑英手里拿着两本书从过道里转出来。他便迎上去。

淑英走下天井，带笑地招呼了剑云，但是她的眉尖却紧紧地蹙在一起。他也明白她的笑容是勉强做出来的。他想劝她，然而他素来拙于言辞，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话。他却说了一句：“海儿的事情真想不到！”他固然在话里表示了同情，可是这句话反而给淑英引起更多的愁思。她脸色一变，头略略埋下，低声说道：“我不敢再往后面想。”

他看见她的忧愁的面容，看见她的绝望无助的样子，他觉得自己身上的血液突然加速地循环起来。他的身子微微抖着，而且发烧。他似乎从什么地方得到了一股勇气。他准备做一件勇敢的事情，或者说一句大胆的话。

“二二小姐，你为什么近来总是这样悲观？”他终于用颤抖的声音绕一个圈子这样地说了。他本来打算说的还不是这句话。

淑英抬起头看他一眼，她的面容开展了些，她的眼睛被希望照亮了一下。她沉吟了片刻，便又轻轻地摇摇头说：“不悲观，也没有别的路。我近来读二哥他们办的报，觉得也很有道理。可是我自己的事情就没有办法。没有人给我帮忙。”她仰起头，望着天空，似乎在望一个梦景。

剑云的心跳得更厉害，好像那颗心一下就要跳出口腔一样。他挣扎了许久才勉强吐出一句：“我倒是愿意给你帮忙的。”他觉得脸在发烧，便把头低下去。

“陈先生，你是当真说的？”她惊喜地问道，声音并不高；她掉头看他一眼，眼光里表示了感激的意思。这个本应该鼓舞剑云说出更勇敢的话，但是他触到淑英的感激的眼光却觉得自己受之非分，他本来是一个值不得她信赖的人。他便惶恐地答道：“不过我知道我不配。”

“不配？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淑英疑惑地问道。她又看了他一眼，她方才有的一点点喜悦渐渐地消失了。她思索了片刻，才用一种沉静的声调说：“至少我是应该感激你的。你有这样的好心肠，你怜悯我的境遇。我也晓得你的情形，你也需要人帮忙。”

淑英的每一句话都激起剑云的心海里的波涛。他的心像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搅动着。他渐渐地失掉了自持的力量。他的眼泪也夺眶而出了。他这些年来从未听见过这样温柔关切的话。感激和渴望压倒了他。他接连说：“我是不要紧的，我是不要紧的。我只希望二小姐将来——”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淑华的声音打断了。淑华从左上房走出来，大声说：“陈先生，现在上课吗？”接着觉民也出来了。

剑云略略吃了一惊，便不再说下去。他迟疑一下，回答淑华道：“好罢。”他就陪着淑英走上石阶，迎着淑华，三个人一起进了觉民的房间。

觉民并不跟着他们进去。他默默地望着淑英的背影，他的心被同情折磨着。他在思索。他一个人在阶上散步了一会儿。后来他看见觉新垂头丧气地从左上房出来转进过道里面，他想了一想便也往过道走去。

觉民进了觉新的房间，里面冷清清的，房间显得很空阔。他看不见觉新，在写字台前茫然地站了一会儿，正打算进内房去，却看见觉新从里面出来，手里捧了一盒方字和几本图画书。他忍不住同情地叫了一声：“大哥。”

觉新痴呆似地把觉民看了半晌，眼泪一颗一颗地落下来。他埋下头看了看手里的东西。他觉得眼睛花了：海臣的面庞不住地在他的眼前晃动。他又定睛一看，面前什么也没有。房间里只剩着一片凄凉。他摇了摇头，又听见觉民的声音。

“大哥，你在做什么？”觉民看见觉新发愣的样子，便惊惶地问道。

觉新好像从梦里惊醒过来似的，他摇头四顾，忽然把嘴一扁，紧紧抱着方字盒与图画书，小孩一般地伤心哭起来，一面说：“二弟，我不相信海儿会死，我真不相信。”

觉民微微地叹了一口气。他从觉新的手里拿过方字盒与图画书，觉新也并不争持，就松了手。觉民极力做出安静的声音劝道：“大哥，你也应当顾到你自己的身体。海儿究竟只是一个小孩子。况且人死了也不能复活。你再伤心也没有用。你自己的身体要紧。你近来更瘦了。”

“你不晓得海儿就是我的性命。他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这种日子我再过不下去了。我想还不如死了好，”觉新赌气似也挣扎说，他又咳起嗽来，一面用手帕在脸颊上、嘴唇边揩着。

觉民在旁边默默地望着。他不能够帮助他的哥哥，他觉得很痛苦。他把方字盒与图画书放在写字台上。他的眼光无目的地在房里各处飘游，忽然在一张照片上停住了。丰满的脸庞，矜持的微笑，充满着善意的眼睛：这是他很熟习的。但是如今她跟他离得很远了。这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由这个损失他又想到目前的一个损失。一个接连着一个，灾祸真如俗话所说的是“不单行”的。他不知道以后还会有什么样的灾祸。然而他明白所有这些都是由一个人的懦弱的行为所造成的。他同情他哥哥的遭遇。但是他却不能不责备他哥哥的软弱。他想说：“这是你自己招来的。”但是他还不忍心对觉新说这种话。他只是随口劝解道：“大哥，你为什么说出这种话来？你今年才二十几岁，你自己还很年轻，还可以做出一番事情。你不能够随便放弃你的责任。海儿死了，这固然是大不幸的事。我们每个人想起来都很伤心。我们大家平素都很喜欢他。”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但是我们家里还有别的人，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值得你挂念的？难道就没有一个关心你的？……”

“你不晓得，”觉新痛苦地打岔道。“二弟，你哪儿晓得我在家里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你会讲道理，但是我叫你设身处地做做我试试看。我整天就没有快乐过。这样做人还有什么趣味？”他的眼泪渐渐地止住了。他这时有的不是单纯的悲哀，却又加上了愤怒。他不平似地感觉到：世界是这样大，为什么灾祸全压到他一个人的头上？

“这全是你自己不好。你自己太软弱。你处处让人，处处牺牲自己。结果你究竟得到什么好处？在这个世界上做人应该硬一点才对，”觉民带了点抱怨的语气开导说。

“你现在说这种话有什么用？现在太晏了！”觉新绝望地说，他完全没有主意了。

“要做事情没有什么晏不晏！现在还来得及！你纵然不能挽救你自己那些损失，但是你还可以救别人，”觉民看见他的话在觉新的心上产生了影响，知道觉新这时心里彷徨无主，便对觉新说出上面的鼓励的、点题的话。

“救人？我又能够救什么人呢？”觉新苦恼地自问道，他不明白觉民的用意，还以为觉民在讽刺他。

“譬如二妹，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给她想法？”觉民知道时机不可失去，便单刀直入地说。他用严肃的眼光望着觉新的脸，害怕觉新会用一句感伤的话把责任轻易地推开。

“二妹？为什么要给她想法？”觉新听见觉民提到淑英，有点莫名其妙，惊疑地问道。

觉民听见这句话觉得奇怪，还以为觉新故意逃避。他后来注意到觉新脸上的表情是诚实的，知道觉新一时没有想到淑英的事情，便明白地说：“就是陈家的亲事，你难道就忘记了？”

这句话提醒了觉新。事情像白日一般明显地在他的脑子里展开来。他不仅看见淑英的忧郁的脸，他还看见另外两个女人的面庞，一张是凄哀的，一张是丰满的，但是她们像鲜花一般都在他的眼前枯萎了。好像创痕已经结了疤、又被搔破了似地，他心上的隐痛忽然发作起来。接着某一个夜晚翠环在花园里对他说的话又开始在他的耳边响起来。现在觉民说的又是同样的话。似乎许多人都以为他应该给淑英帮忙。他自己平日也不曾忘记淑英的事。他也关心她的命运。他又记起他对淑英和蕙说过的话：他们三个人落在同样的命运里面了。他说过她们还太年轻，她们不该跟着他的脚迹走。现在她们真的跟着他的脚迹走了。他能够坐视不救么？然而他又有什么办法援救她们？蕙的婚期至多不出下月，是无可改变的了。她的父亲是那样顽固，母亲又是那样懦弱。他不能够在这中间尽一点力。他想到那个少女的将来，就仿佛看见她的柳眉凤眼的瓜子脸逐渐消瘦。他知道这不是幻想，这会成为事实。他不能忍受这个。他在纷乱的思绪中找不到一条出路。他痛惜地失声说：“蕙表妹的事情是无可挽回的了。”好像这对于他也是一个大的损失。

觉民料不到觉新会忽然想到蕙的事情上去，但是他听见提到蕙，他的愤慨倒增加了。多看见一个青年的生命横遭摧残，只有引起他心里的怒火。他的年轻的心不能把这种不义的事情白白放过。固然他的性情跟逃到上海去的三弟觉慧的不同，但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年轻人，对于一个打击或者一次损失他也会起报复的心。一件一件的事情把他锻炼得坚强了。他不能够同旧势力随便妥协，坐视新的大错一个一个地铸成，而自己暗地里悲伤流泪。他想：纵然蕙的事情是无可挽回的了，但淑英的命运还是可以设法改变的。他至少还可以帮助淑英，现在时候还不太迟。那么他为什么要犹豫呢？所以他下了决心说：“二妹的事情是可以设法的。我们应该给她帮忙，不能让她也走那条路。”

“是，我们应该给她帮忙。”觉新顺口说。过后他忽然醒悟似地问道：“我们怎样帮忙呢？事情完全是三爸决定的，而且还早得很。”他这时不再是故意推脱，却是真的没有主张。

“怎样帮忙”的问话连觉民也难以答复了。虽然他已经下了决心，但是他并没有明确的计划。他有的只是一点勇气，一点义愤，一点含糊的概念。他只知道应该做，却还不知道怎样做。他思索一下，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他也不再费力思索了，便简单地答道：“正因为还早，才可以设法挽救。只要我们下了决心，总有办法可想。”他又说：“你只要答应将来给二妹帮忙就行了，别的事以后再商量。”

觉新迟疑半晌，脸上现出为难的神情。他到现在还不能够给觉民一个确定的回答。他自然愿意帮助淑英，他自然希望她的命运能够改变，他自然希望旧的势力毁灭，新的生命成长。这一切都是他所愿望的。在思想方面他觉得自己并不比觉民懦弱。然而单是愿望又有什么用？在这种环境里他怎么能够使这个愿望实现？他的三叔的意志是无法违抗的。纵使他要违抗，结果也只有失败，还是白费精力，甚至会给自己招来麻烦。他又想，人世间的事情很难有圆满的结果。瑞珏、梅、蕙、淑英、他自己，还有许多许多。从来如此，现在恐怕也难有别的方式。人为的努力有时也挽救不了什么。——觉新的思想头绪很多，但是有一个共同点：淑英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觉民的主张完全是空想。所以他不能够糊里糊涂答应觉民。

“我看你这个念头还是打消了罢。二妹的境遇自然可怜。不过你说帮忙也只是空发议论。这种事情在我们家里怎么做得到！”这是觉新的回答，它像一瓢凉水猛然浇在觉民的热情上面。觉民起初愕然，后来就有些恼怒了。“怎么到这时候还说这种话？”他几乎要对觉新嚷出来，但是他忽然忍住了。他在觉新的肩头轻轻地拍一下，低声说：“我们到里面去。”

觉新不知道觉民的用意，但是也跟着他走进了内房。房里显得凌乱，架子床上空空的，没有帐子和被褥，刚刚发亮的电灯寂寞地垂在屋中间。景象十分凄凉。觉新的心又开始发痛了。

房间渐渐地落在静寂里。觉民不说话，觉新也不作声，只是暗暗地吞泪。隔壁房里的声音清晰地响起来：

It was raining when we got up this morning，……

是淑英的声音。淑英一字一字地认真读着，声音不高，但很清楚。她读到morning时，停顿一下，把这个字重复念一遍，然后读下去：

but it did not rain long.

“你听见没有？”觉民感动地抓住觉新的袖子低声问道。觉新默默地点一下头。他心里很难过，便走出了内房。觉民追踪似地跟着出去。

“你看二妹还这样认真地读英文，努力求新知识，求上进。她拚命在挣扎。她要活。你就忍心帮忙别人把她送到死路上去？”觉民愤激地把这些话吐到觉新的脸上。

觉新并没有给觉民一个回答。他痛苦地埋下了头。

15

海臣的死就像一盏微暗灯光的熄灭，在高家的生活里不曾留下大的影响，但是在觉新的心上却划开了一个不能填补的缺口，给他的灵魂罩上了一层浓密的黑暗。他这一年来似乎就靠着这微弱的亮光给他引路，然而如今连这灯光也被狂风吹灭了。

觉新一连两天都觉得胸口痛，没有到公司去，说是在家里静养。但是他坐在自己房里，仿佛在每样东西上面都看见海臣的影子，不能不伤心，后来还是被王氏和沈氏拉去打麻将，算是暂时宽心解闷。

星期三早晨觉新叫袁成买了一个大的花圈来，预备送到海臣的坟上去。花圈买来了，放在觉新的书房里一张圆桌上面。周氏和淑华两人刚从花园里出来，经过觉新的门前，便揭起帘子进去，跟在她们后面的绮霞也进了觉新的房间。

“这个花圈倒好看。不过拿到坟地上一定会给人偷去，”淑华看见花圈，不假思索地顺口说道。

“其实不给人偷，过两天花也会枯的。大哥不过尽尽心罢了，”周氏带点伤感地说。

觉新含糊地答应了一句，站起来让周氏坐了。他默默地把眼光定在屋角地板上，那里摊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金陵高海臣之墓”，墨汁还没有干，是觉新亲笔写的。

周氏看见觉新含泪不语，心里也不好受，便不再提海臣的事。她忽然想到另一件事情，抬起头望着淑华，露出不相信的样子说：“三女，我忘记问你一件事情。五婶昨天对我说过你二哥带你们到公园里头去吃茶。她说她已经骂过四姑娘了。她要我把你二哥教训一顿。我想哪儿会有这种事情？怎么我一点儿也不晓得？你看古怪不古怪？真是无中生有找些事情来闹。”

觉新连忙掉头去看淑华。他注意地看她的脸，他的心里起了疑惑。他急切地等候淑华的回答。淑华的脸色突然变得通红，她不知道周氏的用意怎样，但是她找不出话来掩饰，便把嘴一噘，生气地答道：“这又有什么希奇！到公园去了也不会蚀掉一块肉！况且是四妹自家要去的！”

“那么你们真的去过了？”周氏惊讶地说，这个回答倒是她完全没有想到的。

“去过就去过，五婶也管不到！”淑华埋着头咕噜地说。

“二弟也真是多事，把四妹带去做什么？又给我们招麻烦！”觉新叹一口气埋怨地插嘴道。

“麻烦？哪个怕她？”淑华圆睁着眼睛恼怒地说。“去公园又不是犯罪。我去，二姐去，琴姐也去。”

周氏微微地皱着眉尖，嗔怪地瞅了淑华一眼，带了一点责备的调子说：“你们也是太爱闹事了。我自然没有什么话说。不过如果三爸晓得，事情就难办了。二姑娘会挨顿骂，这不消说。恐怕你们也逃不掉。我也会给人在背后说闲话的。去年你三哥偷偷跑到上海去，我明的暗的不晓得给人抱怨过多少回。如今你二哥又来闯祸了。”周氏的话愈说愈急，她的宽大的圆脸不住地点动，左边的肘压住写字台面。她红着脸，带了不满意的表情望着淑华，过了片刻，又把眼光移到花圈上。

“二弟真是多事。他为什么早不对我说一声？”觉新着急地跺脚，望着淑华抱怨道。

淑华脸上的红色已经褪尽。她一点也不怕，站在写字台的另一面，冷笑一声，挑战似地说：“三爸晓得，我也不怕。到公园里头去吃茶又不会给高家丧德[1]。五婶管不到二哥，也管不到我。她要管，先把五爸同喜儿管好再说，还好意思让公馆里的人喊喜儿做喜姑姨……”

“三爸会——”觉新看见淑华的态度倔强，又看见周氏的脸色渐渐在变化。他一则怕淑华说出使周氏更难堪的话；二则自己也不满意淑华的过于锋利（他觉得这是过于锋利了）的议论，便插嘴来阻止她说下去。但是他刚刚说了三个字，立刻又被淑华打断了。淑华用更响亮的声音抢白道：

“三爸？”她轻视地把嘴一扁。“他爱面子，看他有没有本事把喜儿赶出去！大事情管不了，还好意思管小事情！二哥不会怕他的！”淑华还要往下说，却被周氏止住。周氏烦厌地唤了一声“三女！”眼眉间露出一点不愉快的神色。淑华闭了嘴，脸红一阵，白一阵，心里很不快活，只是把嘴噘着，偏过头去看窗外。过了一会儿，周氏看见淑华还在生气，便换了比较温和的口气对淑华说：“三女，你说话也该小心一点。你对长辈也该尊敬。你这些话倘若给三爸或者四婶、五婶她们听见了，那还了得！等你二哥回来，我还要嘱咐嘱咐他。现在公馆里头比不得从前。我们命不好，你爹死了，你爷爷死了，我们没有人当家，遇事只得将就一点，大家才有清闲日子过。受点气也是没有办法。我从前在家当姑娘的时候，我也爱使性子，耍脾气，你大舅虽是个牛脾气，他也要让我几分。我嫁到你们高家来，算是改得多了……”周氏说到后来便带了点诉苦的调子。她想起她的身世，过去的事情和将来的事情搅动着她的心，话语变成轻微的叹息，她的眼圈开始发红了。觉新却淌出了眼泪。

“妈的话也不对！受气就不是一个好办法。东也将就，西也将就，要将就到哪一天为止！……”淑华听见周氏的话，心里不服，反驳道。连她这个乐天安命的年轻姑娘现在也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倒是觉新料想不到的。觉新自然不会站在克明们的一边，他不会诚心乐意地拥护旧传统，拥护旧礼教。在他的心里也还潜伏着对于“新的路”的憧憬。但是他目前渴望和平，渴望安静的生活。他似乎被那无数的灾祸压得不能够再立起来。他现在愿意休息了。所以淑华的话像一堆石子沉重地迎头打下，他觉得一阵闷，一阵痛。他痴痴地望着窗外。其实那些欣欣向荣的草木并不曾映入他的眼底。他看见的只是一阵烟，一阵黑。他把写字台当作支持物，两只手紧紧地压在那上面。淑华没有注意到觉新的动作和表情，她继续高声说道，她这样说话，似乎只为了个人一时的痛快：“妈总爱说命好命不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才是命。如果好人受罪，坏人得意，那么——”

“三女！”周氏警告地唤了一声。她掉头往门边一看，连忙小心地对淑华叮嘱道：“我喊你不要再说，你声音这么大！你说话也该小心一点。什么好人坏人，给人家听见，又惹是非。”她不愿意再听淑华说下去，便站起来打算走回自己的房里。淑华还想说话，忽然门帘一动，翠环张惶地走进来。翠环看见周氏，便站住唤了一声“大太太”，就回头对觉新说：“大少爷，我们老爷请你就去。”翠环的脸上没有丝毫的笑容，眼圈还是红的。

“好，我去！”觉新短短地说，又向四周看了看。他的眼光在花圈和字条上面停留一下，他便转过头向绮霞吩咐道：“绮霞，你出去喊袁二爷来拿花圈。”于是他急急地走出房去。

绮霞答应一声便走了。翠环还留在房里，她看见觉新出去，便走近淑华，激动地央求道：“三小姐，请你去看看我们小姐。老爷在发气，我们小姐挨了一顿骂，现在在屋里头哭。三小姐，请你去劝劝她。”

“我去！我去！”淑华惊惶地接连应道。

“唉，这都是你二哥闯的祸，”周氏烦恼地叹了一口气，她把身子压在椅背上，她的心上的暗云渐渐增加起来，无可如何地勉强去想有什么适当的应付方法。

“妈，你不要怪二哥了。三爸怎么会晓得这桩事情？一定有人在背后挑拨是非，”淑华咬紧牙齿恼恨地说；“我去劝二姐去。”她又对翠环说：“翠环，我问你，三老爷为了什么事情骂二小姐？”

“还不是为了去公园的事情？”翠环愤慨地说；“我从没有看见我们老爷对二小姐这样发过脾气。老爷的神气真凶，真怕人！二小姐一句话都不说，只是埋着头淌眼泪。老爷还要骂，太太看不过，在旁边劝两句，老爷连太太也骂了。”

“不要说了，我们快走，”淑华不耐烦地催促翠环道，她推开门帘走出了房间。翠环也跟着出去，但是刚跨过门槛，又被周氏唤进去了。周氏留下翠环，打算向她问一些事情。淑华一个人往桂堂走去。

淑华进了淑英的房间，看见淑英正伏在床上，头藏在枕中，微微地耸动着两肩在哭；张氏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半埋怨半劝慰地说着话。淑华不曾想到张氏会在这里，她觉得有点窘，但也只得站住，勉强向张氏唤了一声“三婶”。张氏点了点头，她的粉脸上的愁云稍稍开展一点。她叹一口气，便说：“三姑娘，你看这都是你二哥闯的祸，害得你二姐挨一顿骂。那天我本来不要她去的。后来看见她苦苦要求，又是跟你们一起去，我才瞒住三爸放她去了。哪个晓得三爸现在也知道了，发这种脾气。你二姐也有点冒失。幸好还没有出事，如果碰到军人或者‘軃神’[2]那才遭殃！”

淑华觉得张氏的话显然是为她而发的，张氏提到那天她同淑英一起到公园去，而且又对着她抱怨觉民，她心里很不快活。然而张氏是长辈，她不便对张氏发脾气。她的脸红了一阵。她装出不在乎的神气含糊地答应了两声，也不说什么，就站在连二柜前面，用同情的眼光望着淑英的背。淑英的哭声这时略略高了一点。这绝望的哭泣搅乱了淑华的心。

“平心而论，你三爸也太凶一点，父亲对女儿就不应该拍桌子打掌地骂。我看不过劝解两句，连我也碰了一鼻子的灰，还要派我一个不是。你二姐虽然做错事，但也不是犯什么大罪，”张氏不平地说。她似乎希望淑华说几句响应的话，但淑华依旧含糊地答应两三声，就闭了嘴。

“我不要活了，我不要活了！”淑英忽然在床上一动，挣扎似地哭着说。淑华连忙跑到床前，俯下头去亲密地唤了一声“二姐”。淑英不回答，却伏在枕上更伤心地哭起来，肩头不住地起伏着。一根浓黑的大辫子把后颈全遮了。淑华把身子躬得更深一点，伸手去扳淑英的肩头，淑英极力挣扎，不让淑华看见她的脸。张氏也到了床前，看见这情形正要说话，却被汤嫂的声音阻止了。汤嫂走进房来，站立不稳似地晃着她那巨大的身体，尖声说：“太太，老爷请你就去！”张氏听见这句话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掉头对淑华说：“三姑娘，请你好好地劝劝你二姐，”便跟着汤嫂走出了房间。

淑华掉头去看张氏的长长的背影。她看见那个背影在门外消失了，便跪在踏脚凳上，又伸手去扳淑英的头，同时轻轻地在淑英的耳边说：“二姐，三婶走了。你不要再哭，有什么事我们好好地商量。”

淑英翻了一个身，把脸掉向淑华。脸上满是泪痕，还有几团红印，眼睛肿得像胡桃一般。她痛苦地抽泣说：“三妹，我不要活，我实在活不下去了。”她再也接不下去，又伤心地哭起来。

淑华摸出手帕给淑英揩眼泪，淑英也不拒绝。淑华一面揩一面愤恨地自语道：“一定是五婶在背后挑拨是非，不然三爸怎么会晓得！”她同情地望着淑英的脸，又气恼，又难过。她把手帕从淑英的脸上取下来。淑英微微睁开眼睛，那如怨如诉的眼光在她的脸上盘旋了片刻，轻轻地唤了一声“三妹”。淑英似乎要对她说什么话，但是并没有说出来，便掉开了脸，充满哀怨地长长叹一口气，眼泪像泉涌似地淌了出来。

淑华也觉得凄然了。她紧紧地挽住淑英的膀子，半晌不说话。

“三妹，我实在活不下去了，做人真没有意思……”淑英极力忍住眼泪，不要说一句话，但是她的最后的防线终于被突破了，她迸出了哭声，接下去又是伤心的抽泣。

翠环刚从外面进来，听见了淑英的话，她忍耐不住连忙跑到床前，依恋地唤了一声“二小姐”，她的泪珠不停地往下面滚。她说：“你不能够这样！二小姐，你不能够这样！”

“二姐，不要伤心了，这点小事情算得什么。等一会儿三爸气平了，就没有事了，”淑华勉强柔声劝慰道，她依旧挽住淑英的一只膀子不放松。她的心里充满了怨愤，却找不到机会发泄。

淑英又把身子转过来，泪花莹莹地望着淑华和翠环，她无可如何地摇摇头凄凉地说：“你们不晓得，我实在活不下去。我以后的日子怎样过？活着还不是任人播弄，倒是索性死了的好。”

淑华几乎要哭了，但是愤怒阻止了她，她想：——我不哭，我不怕你们，你们挑拨是非，你们害不到我。这个“你们”指的是她平日不大高兴的几个长辈。她愤愤不平地说：“二姐，你也太软弱了，为了这种事情就想死，也太不值得。我跟你不同，别人讨厌我，恨我，我就偏要活下去，故意活给别人看。这回的事情一定是五爸告诉五婶，五婶告诉三爸的。五爸带了礼拜一游公园，那不算丧德，我们几姊妹到公园吃茶哪一点丢脸！二姐，你不要伤心，你坐起来，我们高高兴兴地出去耍，故意做给五婶她们看看！”淑华愈说愈气，她恨不得马上做出一件痛快的事情，给那些人一个打击。“二姐，你起来，你起来！”她用力拖淑英的膀子，想使淑英坐起来。

“二小姐，你不要伤心了，你要保重身体才好，”翠环含泪劝道。

淑英又叹了一口气。她止了泪悲声说：“你们劝我活，其实我活下去也没有好日子过。你们两个天天跟我在一起，难道还不晓得我的处境？我活一天……”淑英刚刚说到这里，觉新便走进房来。觉新看见淑英脸上的泪痕，带着同情和关心的口气劝道：“二妹，你忍耐一点，我们这种人是没有办法的。这究竟还是小事情。你就委屈一下罢。”

他的劝慰反而增加了淑英的悲痛，她简短地吐出几个字：“大哥，那么以后呢？”泪珠不住地沿着脸颊滚下来。

“三爸以后不会再像这样发脾气的，”觉新搪塞似地答道。这个回答很使淑英失望，连淑华听见也不舒服。淑华冷笑道：“要二姐活着专门看三爸的脸色那就难了。”

“轻声点！你疯了吗？”觉新吃惊地说。

“怕什么！难道会有人把我吃掉！”淑华理直气壮地说。觉新又劝了淑英一阵，声泪俱下地说了一些话，后来听见汤嫂的声音唤淑英去吃早饭，才匆忙地走了。汤嫂摇摇晃晃地走到床前重复地说了一句：“二小姐请吃饭。”淑英摇摇头疲倦地答道：“我不吃。”

“二姐，吃一点罢，”淑华劝道，翠环也加入来劝。她们说了许多话。但是淑英坚持着不肯起来吃饭。汤嫂去告诉了太太，张氏叫她过来再请，说是“老爷喊二小姐去吃饭”。淑英仍然不肯去。于是张氏亲自来了。张氏和蔼地劝了淑英几句，不但没有效果，反而把淑英引哭了。克明在另一个房间里厉声唤张氏，张氏只得匆匆地走了。淑华和翠环又继续安慰淑英，说得淑英渐渐地止了悲。这时绮霞来请淑华去吃饭。淑华也说不吃。

“三妹，你去吃饭罢，”淑英温和地对淑华说。

“我不想吃，我今天陪你饿一顿，”淑华亲切地说，她淡淡地一笑。

“我不要你陪，我要你去吃饭，”淑英固执地说。

淑华索性不理睬淑英，她只对站在旁边的绮霞说：“你回去说我不饿。二少爷回来的时候，你请他立刻到二小姐屋里头来。”绮霞应了一声，便转身走出去。

翠环也不肯去吃饭，她和淑华两人在房里陪伴淑英，她们继续谈了一些话。淑英的心境渐渐地平静了些，也不再流泪了。翠环出去打了脸水，淑英便坐起来揩了脸，然后去把头发梳理一下。忽然觉英嚷着跳进房来；他笑嘻嘻地说：“二姐，你为什么不吃饭？今天菜很好。”

淑英皱了皱眉，立刻板起脸，过了半晌才回答一句：“我不想吃。”

“平日我挨爹骂，你总不给我帮忙。今天你也挨骂了，我高兴！”觉英扬扬得意地拍手说。

淑英埋下头不作声。淑华看不过，厌恶地责斥道：“四弟，哪个要你来多嘴！你再说！”

“我高兴说就说！你敢打我！你今天没有挨到骂就算是你运气了！”觉英面不改色地笑答道。这时连翠环也看不惯了，她不耐烦地唤了一声：“四少爷！”

“什么事？”觉英掉头看翠环，依旧嬉皮笑脸地问道。

“四少爷，请你不要说好不好？你看二小姐刚刚气平了一点，你又来气她，”翠环忍住气正经地说。

“我不要你管！”觉英变了脸骂道。

“四弟，你不给我滚开！哪个要你在这儿嚼舌头？你不到书房读书去，我去告三爸打断你的腿！”淑华站起来指着觉英叱骂道。

“你去告，我谅你也不敢……”觉英得意地说。他还要说什么，忽然看见张氏陪着周氏走进房来，就闭了嘴，很快地溜出去了。张氏也不把觉英唤住责斥几句，却装做不曾看见的样子让他走了出去。

淑英站起来招呼周氏，脸上略带一点羞惭。她看见她的大伯母和母亲都坐下了，便也坐下，埋着头不说话。

“二姑娘，这回是你二哥害了你了，害得你白白挨了你爹一场骂，”周氏看见淑英的未施脂粉的脸和红肿的眼睛，不觉动了爱怜，便带着抱歉的口气对淑英说。

“也不能完全怪老二，二女自己也有不是处，不过她父亲也太古板，”张氏客气地插嘴说。

“二姐那天明明先对三婶说过，三婶答应她去的，”淑华先前受了张氏的气，忍在心头，这时因觉英刚刚来搅扰了一阵，弄得她心里更不舒服，忍不住抢白张氏道。

张氏听了这句意外的话，不觉受窘地红了脸。她嗔怪地瞪了淑华一眼，并不理睬淑华。周氏在旁边觉得淑华的话使张氏难堪，便责备地唤一声“三女！”阻止她再说这类的话。

“事情过了，也不必再提了。我看三弟过一会儿气就会平的，”周氏敷衍张氏道，过后又对淑英说：“二姑娘，你也不必伤心了。以后举动谨慎一点就是。”

淑英低着头含糊地答应一声，并不说什么。淑华不平似地噘着嘴，但也不说话。张氏却在旁边附和道：“大嫂说的是，”也嘱咐淑英道：“二女，你要听大妈的话。你爹以后不会再为难你的。”

淑英依旧垂着头应了一声“是”，泪珠不由她管束地夺眶而出。她把头埋得更低，不肯让她们看见她的眼泪。

周氏和张氏又谈了一些不着边际的闲话。淑英的眼泪干了，她便抬起头来。她们以为她已经止住了悲，她们的心也就放下了。淑英的心情她们是不会了解的。只有淑华还知道一点，因为淑华究竟是一个年轻人。

周氏和张氏继续着谈话，她们对淑英、淑华两人讲了一些女子应该遵守的规矩。她们讲从前在家做小姐怎样，现在做小姐又怎样，讲得淑华厌烦起来，连淑英也听不进去。这时倩儿忽然进来说，王家外老太太来了，四太太请大太太和三太太去打牌，她们才收起话匣子走了。她们临走时张氏知道淑华也没吃早饭，还嘱咐翠环去叫厨子做点心给淑英姊妹吃。

淑华陪着淑英在房里谈了一些闲话。等一会儿点心果然送来了，是两碗面。淑华胃口很好地吃着。淑英起初不肯吃，后来经淑华和翠环苦劝，才勉强动了几下筷子。

觉民在下午四点钟光景才回家。他刚走到大厅上就遇见觉英同觉群两人从书房里跑出来。觉英看见觉民便半嘲笑半恐吓地说：“二哥，你们到公园里头耍得好！姐姐同四妹都挨骂了。姐姐哭了一天，饭也没有吃！连大哥也挨了爹的骂。”

觉民吃了一惊，把嘴一张，要说什么话，但是只说出一个字，就闭了嘴惊疑参半地大步往里面走去。他走进拐门还听见觉英和觉群的笑声。他进了自己房间，放下书，站在写字台前沉吟了片刻，便到觉新的房里去。

觉新正躺在床上看书。他等觉民回家等得不耐烦了，看见觉民进来，他又喜又恼，便坐起来。觉民先问道：“大哥，我刚才碰见四弟，他说什么你挨了三爸的骂……”

“那还不是你闯的祸！”觉新不等觉民说完，便沉着脸责备地说了一句。

“是不是到公园去的事情？”觉民惊愕地问。

觉新点了点头，语气稍微和缓地答道：“就是这件事情。你也太冒失了，害得二妹好好地挨了一顿骂，四妹也挨了五婶的骂。我平白无故地给三爸喊了去，三爸对着我骂了你半天，要我以后好好地管教你。你想我心里难不难过？”

“那么你打算怎样？”觉民压下他的直往上冲的怒气，淡淡地问了一句。

“我？——”觉新受窘地吐了这个字，然后分辩地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是说三爸要你管教我吗？”觉民追逼地说。

“我怎么管得住你？”觉新坦白地说，“不过——”他突然住了口，恳求般地望着觉民说：“二弟，我劝你还是去见见三爸，向他说两句陪罪的话。这样于大家都有好处。”

觉民沉吟半晌，理直气壮地答道：“我办不到。大哥，我不是故意跟你作对，使你为难。不过我陪二妹到公园去并不是什么犯罪的事情。我实在没有错。我不去陪罪。我现在到二妹房里去看看。”觉民看见觉新脸上的痛苦的表情，知道觉新处境的困难，他也不愿意责备他的哥哥，就忍住气走出了房门。

觉民刚走出过道，看见沈氏同喜儿有说有笑地从花园里出来。他只得站住招呼沈氏一声。沈氏爱理不理地把头一动，只顾跟喜儿讲话。喜儿不好意思地看他一眼，很有礼貌地招呼了一声：“二少爷。”沈氏还是戴孝期内的打扮。喜儿却打扮得齐整多了，头发抿得又光又亮，还梳了一个长髻。圆圆的脸上浓施脂粉，眉毛画得很黑，两耳戴了一副时新的耳坠，身上穿着一件滚宽边的湖绉夹袄。觉民短短地应了一声，也不说什么，就匆忙地走了。

淑英的房里静悄悄的。淑英、淑华和翠环三人在那里没精打采地谈话。淑英看见觉民，亲热地唤了一声：“二哥”，眼泪不由她控制地流了出来。她连忙掉开头去。但是觉民已经看见了她的眼泪。淑华看见觉民进来，欣喜地说：“二哥，你来得正好。你也来劝劝二姐。她今天……”觉民不等淑华把话说完，便走到淑英身后，轻轻地抚着淑英的肩头，俯下脸在淑英的耳边温和地说：“二妹，我已经晓得了。你不要伤心。这不过是一点小小的挫折，不要怕它。”

淑英把头埋得更低一点，肩头微微耸动了两三下。淑华正要说话，却不想被翠环抢先说了：“二少爷，你没有看见，老爷今天的神气真凶！连我也害怕！”

“二妹，你记住我的话，时代改变了。”觉民停了一下又鼓舞地对淑英说。“你不会遇到梅表姐那样的事情，我们不会让你得到梅表姐那样的结局。现在的情形究竟和五年前、十年前不同了。”话虽是如此说，其实他这时并没有明确的计划要把淑英从这种环境中救出来。

觉民的声音和言辞把淑英和淑华都感动了，她们并不细想，就轻易地相信了他的话。淑英向来是相信觉民的。在这个大家庭里她视作唯一的可依靠的人便是他。他思想清楚，做事有毅力，负责任——琴这样对她说过，她也觉得琴的话有理。对于她，这个堂哥哥便是黑暗家庭中一颗唯一的星；这颗星纵然小，但是也可以给她指路。所以她看见觉民，心情便转好一点，她的思想也不像迷失在窄巷中找不到出路了。她抬起头带着希望的眼光看了觉民一眼，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一些西洋小说的情节来到了她的心头。她鼓起勇气问道：“二哥，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像外国女子那样呢？你告诉我。”

“那是人家奋斗的结果，”觉民不假思索地顺口答道。他又问淑华道：“三妹，你看见四妹没有？”

淑华还未答话，淑英就关心地对淑华说：“三妹，你等一会儿去看看四妹。她挨了五婶的骂，今天一天都没有出来，不晓得现在怎样了？”

淑华爽快地答应了。觉民看见他的话在淑英的心上产生了影响，便坐下来，慢慢地安慰她，反复地开导她。

淑英终于听从了觉民的话去吃午饭。她差不多恢复了平静的心境，但是看见克明的带怒的面容，心又渐渐地乱了。克明始终板着面孔不对她说一句话，好像就没有看见她一般。饭桌上没有人做声。连觉人也规规矩矩地跪在凳子上慢慢地吃着，一句话也不敢讲。丁嫂站在觉人背后照应他，但是也不敢出声。淑英感到一阵隐微的心痛，心里有什么东西直往上冲，她很难把饭粒咽下去。她勉强吞了几口就觉得快要呕吐了，也顾不得礼节，便放下筷子低着头急急地往自己的房间走去。翠环正在旁边伺候，看见这情形着急起来，打算跟着去看她。翠环刚刚动步，就被克明喝住了。克明大声命令道：“站住！我不准哪个人跟她去！”

淑英在隔壁房里发出了呕吐的声音。起初的声音是空的，后来的里面就含了饮食。她接连吐了好几口，呕得缓不过气来，正在那里喘息。饭厅里，众人都沉着脸悄然地听着。张氏实在不能够听下去了。她放下碗，怜悯地唤翠环道：“翠环，你给二小姐倒杯开水去！”

翠环巴不得太太这样吩咐，她连忙答应一声，正要举步走去，忽然听见克明大喝一声：“不准去！”

张氏想不到她的丈夫甚至不给她留一个面子，她又气，又羞。她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她也不说什么话，默默地站起来。

“你到哪儿去？”克明知道张氏要到淑英的房里去，却故意正色问道。

“我去看二女，”张氏挑战地说，便向着淑英的房间走去。

“你给我站住！我不准你去！”克明立刻沉下脸来，怒容满面地嚷道。

张氏转过身来。她气得脸色发青，指着克明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今天——”她忽然闭了嘴，缩回手，态度立刻变软了。她虽是依旧面带怒容，却一声不响地规规矩矩坐到原位上去。

二女的脾气都是你‘惯使’[3]了的。你看她现在连规矩也不懂得。她居然敢对我发脾气。她连我也不放在眼睛里了。你还要‘惯使’她！将来出什么事情我就问你！克明放下筷子，对着张氏声色俱厉地责骂道。

张氏的脸部表情变得很快。她起初似乎要跟克明争吵，但是后来渐渐地软化了。她极力忍住怒气，眼里含着泪，用闷住的声音向克明央告道：“你不要再说好不好？王家太亲母就在四弟妹屋里头吃饭。”

克明果然不作声了。他依旧板着面孔坐了片刻，才推开椅子昂然地往他的书房走去。

张氏看见克明的背影在另一个房间里消失了，才向翠环做一个手势，低声催促道：“快去，快去。”等翠环走了，她也站起，她已经走了两步，克明的声音又意外地响起来。克明大声在唤：“三太太！三太太！”她低声抱怨道：“又在喊！难道为了一件小事情，你就安心把二女逼死不成？”她略一迟疑终于失望地往克明那里去了。

翠环端了一杯开水到淑英的房里，淑英已经呕得脸红发乱，正伏在床沿上喘气。她从翠环的手里接过杯子，泪光莹莹地望着翠环，诉苦般地低声说：“你这么久才来。”

“老爷不准我来，连太太也挨了骂。后来老爷走了，太太才喊我来的，”翠环又怜惜又气恼地说。她连忙给淑英捶背。

淑英漱了口，又喝了两口开水，把杯子递给翠环，疲倦地倒在床上。她叹了一口气，自语道：“我还是死了的好。”

“二小姐！”翠环悲痛地叫了一声。她压不住一阵感情的奔放，就跪倒在踏脚凳上，脸压住床沿，低声哭起来。她断断续续地说：“二小姐，你不能够死，你要死我跟你一路死。”

淑英含泪微笑说：“你怎么说这种话？我不会就死的。你当心，看把你的衣服弄脏，”淑英像爱抚小孩似地抚着翠环的头，但是过后她自己也忍不住伤心地哭了。

主仆二人哭了一会儿，不久淑华来了。淑华说了一些安慰的话。翠环虽然止了悲，但是淑英心上仍然充满着阴云。后来淑英又呕吐一次，说了几句凄凉的话，惹得淑华也淌下泪来。

觉民吃过午饭就到琴的家去了，剑云来时叫绮霞去请淑英、淑华读英文。绮霞去了一趟，回来说是淑英人不大舒服，淑华有事情，两个人今天都请假。剑云关心地问了几句，绮霞回答得很简单，他也就没有勇气再问下去。他惆怅地在觉民的窗下徘徊一阵，觉得没有趣味，一个人寂寞地走了。

淑华在淑英的房里坐了一点多钟。她看见房间渐渐地落进黑暗里；又看见电灯开始发亮。屋子里还是冷清清的。没有人来看淑英。连张氏也不来。她愤慨地说：“三婶也太软弱了。也不来看一眼！”

“我们太太就是怕老爷。老爷这样不讲情理。我害怕二小姐会——”翠环带了一点恐惧地说，“二小姐”以后的字被她咽下去了。她不敢说出来，恐怕会给淑英增加悲哀。

淑英在床上发出了一阵低微的呻吟。她侧身躺着，把脸掉向里面去。

淑华略吃一惊。她一时也无主意，不知说什么话才好。后来她和翠环低声交谈了几句，看见淑英在床上没有动静，以为淑英沉沉地睡去了。她想起自己还要去看淑贞，也不便久留，嘱咐翠环好好地伺候淑英，就轻脚轻手地走出去了。

翠环把淑英床上的帐子放了下来。淑英觉得头沉重，四肢无力，心里也不舒服，便闭上眼睛迷迷糊糊地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淑英觉得心里平静了，不过四肢还是没有气力。她想到一些事情觉得心灰意懒，又不愿意到饭厅去看父亲的脸色，索性称病不起床，一直睡到下午。淑华、淑贞都来看她。觉新、觉民也来过。觉新的脸色苍白可怕，他好像患过大病似的。淑贞的眼睛还有点红肿，脸上依旧带着畏怯的表情。觉民和觉新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淑华和淑贞一直留在淑英的房里。张氏不时过来看淑英。她要叫人去请王云伯来给淑英诊病，淑英不肯答应。张氏看见淑英也没有重病的征象，知道不要紧，便把请医生的意思打消了。克明听说淑英有病，丝毫不动声色。他甚至不到淑英的房里去一趟。吃早饭的时候，他板起面孔一声不响，别人连一句话也不敢说。这情形淑英已经从翠环的报告中知道了。她想：做父亲的心就这么狠？她又是恨，又是悲。她再想到自己的前途，便看见阴云满天，连一线阳光也没有。觉民昨天说的那些话这时渐渐地在褪色。代替它们的却是一些疑问。她仿佛看见了横在自己前面的那许多障碍。她绝望了。她觉得自己只是一只笼中的小鸟，永远没有希望飞到自由的天空中去。她愈往下想，愈感到没有办法。她并不哭，她的眼泪似乎已经干枯了。她躺在床上，心里非常空虚。她左思右想，又想到陈家的亲事。婉儿的那些话好像无数根锋利的针一下子撒在她的脸上和身上。她全身都震动了。她不敢想那个结果。她想逃避。她在找出路。忽然鸣凤的脸庞在她的眼前一亮。她的思想便急急地追上去，追到了湖滨，前面只是白茫茫的一片湖水。她猛省地吃了一惊，但是后来她就微笑了。她想：我也有我的办法。她不能再静静地躺在床上，便坐起来。淑华们并不知道她的心情，还劝她多休息。她不肯答应。她只说心里很闷，想到花园里去散散心。她坚持着要去，她们拗不过她，又看见她的精神还好，便应允陪她到花园去。翠环伺候她到后房去梳洗。等她收拾齐整和淑华、淑贞、翠环同到花园去时，隔壁房里的挂钟已经敲过三点了。

正是明媚的暮春天气。蓝色的天幕上嵌着一轮金光灿烂的太阳。几片白云像碧海上的白帆在空中飘游。空气是那么新鲜清爽。淑英走进天井，一股温和的风微微地迎面吹来，好像把生命与活力吹进了淑英的胸膛，而且好像把她心里的悲哀与怨愤一下子全吹走了似的，她感到一阵轻松。

她们几个人进了花园。里面的景物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在各处生命表现得更强烈一点。一切都向着茂盛的路上走。明艳的红色和绿色展示了生命的美丽与丰富。花欣然在开放，蝴蝶得意地在花间飞翔，雀鸟闲适地在枝头歌唱。这里没有悲哀，也没有怨愤；有的只是希望，那无穷的希望。

淑华感到了肺腑被清风洗净了似的痛快。她低声唱起《乐郊》来。淑贞一声不响地偎在淑英的身边。淑英也忘了先前的种种苦恼。她们信步走着，一路上谈些闲话，不知不觉地到了晚香楼前面。出乎意料之外的，她们看见有人在天井里。那是克定夫妇和喜儿三个。他们坐在瓷凳上背向外面，有说有笑，好像很快乐似的，因此不曾注意到别人走来。

淑英看见克定三人的背影，心里不大高兴，她把眉头微微一皱，回转身往来时的路走去。淑华不大在乎地也跟着掉转身子。她刚一动，就听见后面有声音在吩咐：“翠环，装烟倒茶！”她便站住。翠环抬起头去看声音来的地方，不觉失声笑了。那是鹦鹉在说话。翠环低声骂了一句。

克定们听见鹦鹉的声音，马上掉过头来看。沈氏先叫一声“四女”，接着又唤“翠环”，淑贞迟疑一下便走了过去。翠环也只得过去了。淑华掉头去看淑英。淑英正站在圆拱桥上看下面的流水。她很想马上到淑英那里去。但是她又听见沈氏在唤“三姑娘”，她只好走过去，跟沈氏讲几句话。她以为淑英会在桥上等候她。

淑贞走过去就被她的母亲留下了。沈氏又要翠环到外面去：第一，请四老爷、四太太到花园里打牌；第二，叫高忠进来在水阁里安好牌桌。翠环唯唯地应着。她在听话的时候，不住地侧头去看喜儿，对喜儿微笑，她觉得喜儿现在好看多了。喜儿被她看得不好意思，含羞带笑地点一下头，马上就把脸埋下去。

翠环只好往外面走了。她走过圆拱桥，淑英已经不在那里，她看不见淑英的影子便往附近找去。她忽然注意到淑英在湖边同一个男子一起走路。她看见背影认出他是剑云，便放心地走开了。

淑英先前在圆拱桥上站了片刻，等候淑华她们。她埋头去看下面的流水。水很明亮，像一面镜子。桥身在水面映出来。她的头也出现了。起初脸庞不大清晰，后来她看得比较清楚了，但是它忽然变作了另一个人的脸，而且是鸣凤的脸。这张脸把新鲜的空气和明媚的阳光都给她带走了，却给她带回来阴云和悲哀：她的困难的处境和无可挽回的命运。她又一次落在绝望的深渊里，受种种阴郁的思想的围攻。

“二小姐，”忽然有人用亲切的声音轻轻唤道。淑英惊觉地抬起头去看。陈剑云从桥下送来非常关切的眼光。她便走下桥去。

“听说你欠安，好些了罢，”剑云诚恳地问道。

“陈先生，你怎么晓得的？我也没有什么大病，”淑英半晾讶半羞惭地说。他沿着湖滨慢慢地走去。她也信步跟着他走。他们走过一丛杜鹃花旁边，沿着小路弯进里面去。那一片红色刺着他们的眼睛。他们把头微微埋下。

剑云惊疑地看了淑英一眼，见她双眉深锁，脸带愁容，知道她有什么心事，便关心地说：“昨天我来了，喊绮霞请二小姐上课。说是二小姐欠安。我很担心。今天我来得早一点，没有事情，到花园里走走，想不到会碰见二小姐。我看二小姐精神不大好。”

“多谢陈先生，其实我是值不得人挂念的，”淑英感激地看了看剑云，她的脸上露出凄凉的微笑，叹息似地说。

剑云好几次欲语又止，他十分激动，害怕自己会说出使她听了不高兴的话。他极力控制自己，要使他的心归于平静。他几次偷偷地看淑英，那个美丽的少女低下头在他的旁边走着。瓜子脸上依旧笼罩着一片愁云。一张小嘴微微张开，发出细微的声息。她走到一株桂树下面，站住了。树上一片叶子随风落下，飘到她的肩上粘住了。她侧脸去看她的左肩，用两根指头拈起桂叶往下一放，让它飘落到地上。他看见这情形，同情、怜惜、爱慕齐集到他的心头，他到底忍不住，冒昧地唤了一声：“二小姐。”

淑英侧过脸来。两只水汪汪的凤眼殷殷地望着他，等着他讲下去。

他忽然胆怯起来，方才想好的一些话，这时全飞走了。他努力去寻找它们。她的脉脉注视的眼光渐渐地深入到他的心里，这眼光似乎看透了他的心，而且把他的心搅乱了。他极力使自己的心境平静。但是他的注意力被她的眼光吸引去了。他只觉得她的眼光在他的脸上盘旋，盘旋。于是那一对眼睛微微一笑。充满善意的微笑鼓舞了他，他便大胆地问道：

“二小姐，你为什么近来总是愁眉不展？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可不可以告诉我？让我看看我可不可以给你帮忙。”

这些亲切的、含着深的关心的话是淑英不曾料到的。她起初还以为剑云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要跟她商量，她以为他的哀愁与苦闷不会比她有的少。所以她预备着给他一点点同情和安慰。现在听见这些用颤动的调子说出来的话，她知道它们是出自他的真心，不含有半点虚伪的感情。在绝望深深地压住她、连一点不太坚强的信念也开始动摇、许多人都向她掉开了脸、她陷在黑暗的地窖中看不见一线光明的时候，听见这意外亲切的话，知道还有一个人这么不自私地愿意给她帮忙，她很感动，不能够再隐瞒什么了。她感激地看了他一眼，悲声说了一句：“陈先生，你是晓得的。”她固然感激他，但是她并没有依靠他的心思。她想：他是一个同她一样的没有力量的人。他自己就没有办法反抗命运。她和她的堂哥哥堂妹妹们平时提到他总要带一种怜悯的感情。

“那么还是陈家的亲事？”剑云低声问道。

淑英默默地点了点头。

“那是以后的事情，我想大哥和觉民总有办法，”剑云极力忍住悲痛做出温和的声音说。

淑英无可奈何地叹一口气，过了片刻她才摇摇头答道：“我看也不会有办法。他们固然肯给我帮忙，但是爹的脾气你是晓得的。为了去公园的事情他昨天大发脾气，到今天还不理我。到底还是该我去赔罪。陈先生，你想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她闭了嘴，但是那余音还带了呜咽在剑云的耳边飘来飘去，把他四周的空气也搅成悲哀的了。这种空气窒息着他。他又是恐惧，又是悲痛，又是烦愁，又是惊惶。然而有一个念头凌驾这一切，占据着他的脑子。那就是关于她的幸福的考虑。他把她当作在自己的夜空里照耀的明星。他知道这样的星并不是为他而发光的。但是他也可以暗暗地接受一线亮光。他有时就靠着这亮光寻觅前进的路。这亮光是他的鼓舞和安慰。这是他的天空中的第二颗星了。从前的一颗仿佛已经升到他差不多不能看见的高度，而照耀在另一个世界里。他能够正眼逼视而且把他的憧憬寄托在那上面、能够在那上面驰骋他的幻想的，就只有这一颗。她是多么纯洁、美丽。他偷偷地崇拜她。他甚至下决心要把他的渺小的生命牺牲，只为了使这星光不致黯淡。她占着他的全部思想中的最高地位，她的愁容、她的叹息、她的眼泪都会使他的心发痛，都会像火焰一般地熬煎着他的血，都会像苦刑一般地折磨着他。但是这些她都不知道。她平常给他的不过是普通的同情。他的心情她是不了解的。然而她今天这些微小的举动都被他一一记在心上。她先前立在桥上俯下头看湖水的姿态，这时伴着她的绝望的话语来绞痛了他的心。他忍不住悲声痛惜地说（声音依旧不高）：“二小姐，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你应该明白：你跟我不同。我这一辈子是没有希望的了。你的前程是远大的。你当知道忧能伤人，你不该白白地糟蹋你的身体。你纵然不为自己想，你也应当想到那些对你期望很殷的人。”

淑英勉强一笑，分辩似地说：“其实我哪儿值得人期望？我比琴姐不晓得差了若干倍。像我这种人活也好死也好，对别人都是一样的。”她咬了咬嘴唇皮，看见旁边树下有石凳，便走去坐下。她摸出手帕轻轻地在眼角、鼻上擦了擦。

剑云看见这个举动，知道她又快落泪了，他心里十分难过，便急不择言地说：“我决不会的，我决不会的。”他马上觉得自己把话说得太明显，而且有点冒失，恐怕会引起她见怪，他不觉红了脸，一时接不下去。他站在她斜对面一块假山旁边，身子倚着山石，不敢正眼看她。

淑英忽然抬起头带着深的感激去看剑云。她的愁云密布的脸上忽然露出一线阳光。她似乎带着希望微微地一笑。但是很快地这笑容又消失了，她失望地埋下头去。她恳切地说：“陈先生，我不晓得应该怎样说。你的好意我是不会忘记的。不过你想想看，像我这个十七八岁的女子，一点本事也没有，平日连公馆门也少出过。我怎么能够违抗他们，不做他们要我做的事，我本来也不情愿就这样断送了自己的一生。有时候我听了二哥、琴姐的劝，也高兴地起了一些幻想，也想努力一番。但是后来总是发觉这只是一场梦。事情逼得一天紧似一天。爹好像要逼死我才甘心似的。”

“死”字刺痛了剑云的心，使他的自持的力量发生动摇。他的眼前又现出了她在桥上埋头凝视湖水的姿态。而且她方才的表情他也看得很清楚：她起初似乎相信他可以给她一点帮助，她怀着绝望的心情向他求救，所以她那样看他，她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但是后来她明白他并没有那种力量，他不能够给她帮一点忙，因此她又失望地埋下了头。他这一想更觉得心里难受，同时还感到负罪般的心情。他暗暗地责备自己。他向前走了一步，带着悲痛与悔恨对淑英说：“二小姐，我自然是一个卑不足道的人，不过我请你相信我的话。我刚才看见你站在桥上望着湖水出神。我有一个猜想，说不定我猜错了，不过请你不要见怪。你是不是也想在湖水里找寻归宿？你不应该有那种思想。你不应该学……鸣凤那样。就像我这种人，明知道活下去也没有一点好处，我也还砚然活着。何况你聪明绝世的二小姐。你为什么不可以做到琴小姐那样呢？……”

“我哪儿比得上琴姐？她懂得好多新知识，她进学堂，她又能干，又有胆量……”淑英不等剑云说完，就迸出带哭的声音插嘴说。

“但是你也可以进学堂，学那些新知识……”剑云激动地接下去说。这时忽然从后面送过来唤“二姐”的声音。淑华走来找寻淑英，她看见他们在那里谈话，便远远地叫起来：“二姐，我到处找你，你原来在这儿！”

淑英连忙揩去脸上的泪珠，站起来。剑云看见这情形，知道他们的谈话不能够这样继续下去了。但是他直到现在还不曾把他的本意告诉她，他又害怕她以后还会采取那个绝望的步骤。他纵然不能阻止她，他也应该给她一个保证，使她相信还有一个人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来给她帮忙。所以他终于不顾一切急急地对她说：“二小姐，你千万不要走那条绝路。请你记住，倘使有一天你需要人帮忙，有一个人他愿意为你的缘故牺牲一切。”

他的表情十分恳切。但是他说得快而且声音低，加以淑英的注意又被淑华的唤声打岔了，所以淑英终于不曾听清楚他的含有深意的话而了解其意义。但是淑英仍然在暗中深深地感激他的好心，这个剑云也不曾知道。

“真讨厌！我不得不跟五婶敷衍几句，一回头就找不见你了。二姐，你为什么不等我？”淑华走过来，带笑地大声说，脸红着，额上满是汗珠，她正在用手帕揩脸。

淑英抬起头怜惜地看了淑华一眼，低声说了一句：“你何苦跑得这样，”又把头埋下去。

淑华知道淑英又被那些不愉快的思想压倒了。她看见剑云悄然立在假山旁边，脸色十分苍白，好像受到了什么可怕的打击似的。她想他们两个人一定交谈了一些话，谈话的内容她自然不知道。不过剑云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而且是出名的悲观派。她以为一定是他的话引动了淑英的哀愁。她无法打破这沉闷的空气，便故意笑谑地责备剑云道：“陈先生，你对二姐说了些什么话？二姐先前明明有说有笑的，现在成了这种样子。你要是欺负她，我可不依你。”

剑云还不曾答话，淑英却抬起头插嘴说：“三妹，你不要冤枉人。我在想我自己的事情。”

“是我不好。我不该向二小姐问这问那，触动了二小姐的愁思，”剑云抱歉地接着说。

“哪儿的话？陈先生，我还应该多谢你开导我，”淑英听见剑云的话，颇感激他对她的体贴，便诚恳地说。

淑华不再让他们谈下去，她想起另一件事情，连忙催促道：“我们快点走，等一会儿五爸他们就会来的，他们要到水阁去打牌。五爸真做得出来，把五婶和喜儿两个都带到花园里头耍……”

“现在应该喊喜姑姨了，”淑英忽然有气无力地说了这一句。

“我偏要喊她做喜儿！”淑华气愤地说，“只有五婶一个人受得住。四妹真倒楣！原说她跟我们一起到花园里头来耍，却不想碰到五爸他们，给他们留下了，去听他们说那种无聊话。”

“五爸平日总不在家，怎么今天倒有兴致到花园里头来耍？”剑云觉得奇怪地说。

“你不晓得，五爸自从把喜儿收房以后，有时候白天也在家里。五爸这个人就是爱新鲜！”淑华轻蔑地说。这时她听见后面响起脚步声，她回头一看，见是高忠和文德两人朝这面走来，便对淑英和剑云说了一句：“我们快走。”他们动身往水阁那面去了。

高忠和文德的脚步虽快，但是他们看见淑英姊妹在前面走，不便追上去，只得放慢脚步跟在后面，等着淑英们经过水阁往草坪那面去了，他们才走进水阁里去安置牌桌。

淑英和淑华、剑云两人在各处走了一转，身上渐渐发热，又觉得有点疲倦，后来翠环来找她，她便带着翠环一道出去了，并且向剑云告了假，说这晚上不上英文课。

淑华和剑云还留在花园里闲谈了一阵。淑华在午饭前便跟着剑云读毕了英文课，让剑云早早地回家去了。

晚上周氏从周家回来，淑华去看她，听见她说起外婆明天要带蕙表姐、芸表姐来玩。周氏想留蕙、芸两姊妹多住几天。她还说：“蕙姑娘的婚期已经择定，就在下个月初一。外婆这次来顺便商量商量蕙姑娘的事情，大舅也要请你去帮忙。”

这些话是对觉新说的。他却仿佛没有听见，垂着头沉吟了半晌，才抬起头说：“帮忙自然是应该的。我尽力去办就是了。不过我晓得蕙表妹对这桩亲事很不情愿，听说新郎人品也不好。想起来我心上又过不去。”

“唉，这种事情不必提了。这都怪你大舅一个人糊涂。他太狠心了。连外婆也无法可想，只苦了你蕙表妹，”周氏叹息地说。

“我真不明白！既然惠表姐、外婆、大舅母都不愿意，为什么一定要将就大舅一个人？明明晓得子弟不好，硬要把蕙表姐嫁过去，岂不害了她一辈子？”淑华听见继母的话，心里很气恼，忍不住插嘴说。

“现在木已成舟了，”周氏叹息地说，她把一切不公平的事情全交付给命运，好像她自己并没有一点责任似的。她觉得心里略为轻松了。

觉新不说什么，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淑华不满意地摇摇头。她又想起淑英的遭遇，觉得悲愤交集，忍不住咬着牙齿愤恨地说：“我不晓得做父亲的为什么总是这样心狠？他们一点也不爱惜自家的女儿！这样不把女儿当作人看待！”

周氏嗔怪地瞅了淑华一眼，觉新也不理睬她。但是淑华并不觉得自己说错了话。

[1]丢脸。

[2]軃神：拆白党一类的人。

[3]惯使：“姑息”、“纵容”之意。

16

星期五下午周老太太果然带着蕙和芸来了，大家都坐在周氏的房里谈闲话。淑英听说蕙和芸来了。便也连忙赶了来。房里显得很热闹，但是有一种愁郁的空气。周老太太不停地跟周氏、觉新两人讲话。蕙和芸坐得离他们较远一点，但也听得清楚。蕙低着头默默不语，带着满面的愁容，又有一点害羞的表情。芸翘着嘴，微微皱起双眉。

周老太太说出请觉新帮忙筹备蕙的婚礼的话，觉新毅然地一口应承了，虽然这是一件使他痛苦的事，他本来对这门亲事就不赞成。觉新说话的时候，非常激动。蕙虽是低着头却从眼角偷偷地看了他一眼，眼光里含着深情，这泄露出她的感动。但是觉新一点也不觉得。芸仍旧不说话。淑华不满意地瞪了觉新两眼，似乎怪他不该答应帮忙去办理这种事情。

“这件事完全怪你大舅。其实我哪儿舍得把蕙儿嫁到那边去？”周老太太谈了许久，把重要的话都说过了，忽然伤感地叹了一口气，懊恼地说。

蕙略略地动了一下头。觉新注意地看她的俯着的脸，他看见她的眼圈变红了，这又触动了他自己的心事。过去的黑影全部压到他的头上。绝望、悲痛、懊悔熔在一起变成了一根针在他的心上猛然刺一下，他再也忍不住，终于让眼泪进出了两三滴来。别人还以为他想起了海臣，为海臣的死伤心。只有蕙略略猜到他的心思。她微微抬起头用感激的眼光深深地看他一眼。两颗大的眼泪嵌在她的眼角。周老太太不大愉快地咳了一声嗽。

“事情既然定了，妈也不必再存这种想头。我看蕙姑娘也不是一个福薄的人，姻缘是前生注定的，不会有差错。”周氏怕这个话题会引起她的母亲伤感，便安慰地说。

“我也晓得再说也没有用，”周老太太顺口答了一句，她还想说什么。但是觉新看见蕙那种坐立不安的样子，不愿使蕙再处在困窘的情形里，便想出一个主意打岔地说：“我看还是让二妹、三妹陪着蕙表妹、芸表妹到花园里头走走罢，她们难得来一趟，把她们关在屋里头，也太委屈她们了。”他说毕很大方地看了蕙一眼。

“这倒好，我简直忘记了。二姑娘，你就同你三妹陪两位表姐到花园里去罢。你们年轻姑娘家跟我们在一起，也没有趣味。三女，你把绮霞带去。”周氏同意地说。

芸不推辞，只笑了一笑就站起来。蕙迟疑一下，含糊答应一声也站起了。淑英、淑华让她们走在前面。四个年轻女子走出了这个房间，让其余的人谈话更方便一点。

淑英姊妹陪着两位表姐走出了左上房，淑英忽然想起这一天没有看见淑贞，便向跟在后面的绮霞问道：“绮霞，你今天看见四小姐没有？她怎么没有出来？”

“等我去看看。我请她来。二小姐，你们先走罢，走得慢一点，我会赶上的。你们先到哪儿去？”绮霞接口说。

“也好，”淑英答道，她思索一下又说：“你倘若赶不上我们，我们在湖心亭等你，你快去把四小姐请来。”

“四妹不出来，一定又是挨了五婶的骂，”淑华不假思索地解释道。没有人理她。绮霞独自走过天井往淑贞的房间走去。

绮霞刚走了两步，淑华忽然在后面唤住她，吩咐道：“绮霞，倘若我们不在湖心亭，你就到梅林旁边草坪来找我们。”

淑英一行人进了花园。园里，葡萄架遮住了阳光，地上是一片绿影子。架上绿叶丛中结着一串一串的绿色小葡萄。她们走进梅林，只听见几声清脆的鸟叫。前面不多远便是湖水，右边有几座假山拦着路。她们转过假山，一片新绿展现在眼前。这是椭圆形的草坪。傍着假山长着各种草花，几只蝴蝶在花上盘旋飞舞。

“我们在草坪上坐一会儿罢，这儿比湖心亭好，”淑华看见草坪，两眼发光，兴高采烈地提议道。

淑英鼓励似地望着蕙，一面问道：“蕙表姐，你看怎样？这儿倒也很干净。”

蕙的脸上略略发红，她还没有说话，芸就开口代她回答道：“我看在这儿坐坐也很好。”

草坪周围有几株稀落的桃树。淑华拣了离桃树不远的地方，用手帕铺在草地上，第一个弯着腿坐下。接着淑英、芸、蕙都先后用手帕垫着坐了。

淑华望望四周的花和树，望望晴明的蓝天，愉快地对蕙和芸说：“我真高兴，你们这回来可以多耍几天。我们这两天正闷得很。我很想念你们，你们又不来。我要妈喊人去请你们，妈又说你们有事情。现在你们到底来了。我们大家好好地耍几天。”

“我也很想念你们，我也时常想来看你们，你们怎么不到我们家里去呢？”芸带笑答道；过后她又改变语调说：“不过我们家里实在没有趣味，你们不去也好，还是我们来看你们好些。”

“可是蕙表姐以后恐怕不能常来了。”淑英压住感情的冲动，低声说。

蕙并不答话。芸也收敛了笑容不作声。淑华没有注意到她们的表情，她半取笑半怀念地问：“蕙表姐，你以后还会不会想我们？”她看见蕙不开口，便再问：“你是不是有了那个人，就忘记了我们？”

蕙红着脸俯下头去，叹息一声，慢腾腾地说：“三表妹，我怎么能忘记你们？我到这儿来仿佛在做梦。只有到你们这儿来，我才感到一点人生乐趣。”她慢慢地把头举起，眼圈已经红了。她不愿意让她们看见她落泪，便把头掉开去看一座长满虎耳草的假山。假山缝里有人影在晃动。但是她也并不注意。

“三妹，你看你说话不小心把蕙表姐惹得伤心了，你还不劝劝蕙表姐，给蕙表姐赔罪，”淑英心里也很难受，她知道蕙为什么伤心，不觉动了兔死狐悲之感，她找不到劝解的话，只得这样地抱怨淑华道。

“哪儿的话？我好好地并没有伤心。二表妹，你也太多心了。”蕙连忙回过头来分辩道，她故意装出笑容，眼角的泪水干了，但是眉宇间仍然带着哀愁。

淑贞和绮霞来了。绮霞的手里提着一个篮子。淑贞看见她们，脸上露出喜色，急急地走过来。她走到淑英身边，连忙坐下去，两只手挽住淑英的膀子。她带笑地招呼了蕙和芸。

“四妹，怎么今天没有看见你出来？你躲在屋里头做什么？”淑华看见淑贞坐下了，不等她说话，便问道。

淑贞没有回答，脸上的笑容立刻消散了。淑英注意地看她的脸，才看见她的眼睛有点发肿，知道她今天一定哭过了，便爱怜地抓住她的一只手，温和地在她的耳边低声问道：“五婶又骂你吗？”

淑贞默默地点着头。

“你忍住，你不要难过，免得给人家知道，事情过了就算完了，”淑英关心地嘱咐道。

“我晓得。”淑贞低声应道。

“你们叽哩咕噜在说些什么？”淑华看见她们两人在低声讲话便好奇地插嘴问道。

“没有说什么。我不过随便问四妹一句话，”淑英勉强笑答道。

“奇怪！为什么你们大家都不说话？”淑华忽然又问道。“你们大家好像都是愁眉不展的。究竟心里有什么事情？”

“只有你一个人整天高兴！”淑贞翘着嘴，赌气地说。

“不错，三表妹随时都是乐观的。”芸称赞地说。

“三表妹，你这种性情真值得人羡慕，我只要能有一两分也就好了，”蕙两眼水汪汪地望着淑华说。

“蕙表姐，你说客气话，我的性情有什么希奇。人家总说我是冒失鬼，他们说做小姐的应该沉静一点，”淑华爽直地说。

“沉静点？”蕙痛苦地、疑惑地低声念道。过后她忍受地、叹息地说：“我也算是很沉静了。”她的脸色突然变成了惨白。

淑英不敢看蕙的脸色，便埋下头，紧紧地捏着淑贞的右手，淑贞就把半个身子倚在淑英的胸前。芸气愤似地站起来，走了好几步，忽然仰起头去望天空。深蓝色的天幕上有几片白云在慢慢地移动。十几只白鸽飞过她的头上。哨子贯满了风，嘹亮地响起来。白云被风吹散了，留下一个平静的海水似的蓝天。周围异常安静。没有什么不悦耳的声音来搅乱她的思想。她本来应该安闲地享受这一切自然的美景，但是她却不平地想起来了：“做一个女子为什么就必须出嫁？”

这只是思想，芸还不敢用话把它表现出来。然而淑华在一边忿怒地说了：“我真不懂为什么做一个女子就应该出嫁！”她说的正是芸想说的话。

蕙侧头看淑华，有点惊奇淑华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她接着无可如何地说：“总之，做女子命是很苦的。”

“也不能这样说。我不相信女子就该受苦！”淑华气恼地分辩道，她把头一扬，本来搭在她的肩上的辫子便飘到脑后垂下了。

绮霞早把茶斟好放到她们的面前，看见她们都不喝茶，谈话也没有兴致，便带笑地打岔说：

“蕙小姐，芸小姐，你们都不吃茶？茶都快冷了。”

“啊，我倒忘了，”蕙勉强笑答道，便端起茶杯饮了两口。淑华却一口气喝干了一杯。

“芸小姐，你吃杯茶罢，”绮霞笑吟吟地望着芸说。她端起杯子打算给芸送去。

“我自己来，”芸客气地说。她走过去接了茶杯拿在手里。她喝了一口茶，又仰起头去望天。鸽子飞得高高的。蓝天里只出现了十几个白点。两三堆灰白云横着像远山。她小声地念道：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1]

她只念了两句，又举杯把茶喝尽，然后将茶杯递还给绮霞。她走过蕙的身边，温柔地看了看蕙，她的脸上露出微笑，说道：“我赞成三表妹的话。我们固然比不上他们男子家。然而我们也是一个人。为什么就单单该我们女子受苦？”

蕙叹了一口气，身子略略向后仰，伸了右手用她的长指甲把垂下来的鬓角挑到耳边。她淡淡地说：“唉，话自然也有道理。可是单说空话又有什么用？”她又把头俯下去。但是她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便侧起头看了淑英一眼。淑英正呆呆地望着草地，似乎在思索什么。蕙同情地、还多少带了点悲戚地对淑英说：“我是来不及了。我是不要紧的。我得过一天算一天。二表妹，你应该想个法子。你不能学我一样。你该记得大表哥那天晚上说的话。”

淑英还没有答话，淑贞本来偎着淑英，这时把脸仰起，快挨到淑英的脸，她亲密地、恳求般地唤了一声“二姐”。她希望淑英听从蕙的劝告。

淑英感动地看看淑贞，又看看蕙。父亲的发怒的面容突然在她的眼前晃动一下。泪水渐渐地在她的眼睛里泛滥了，她似乎要伤心地哭一次。但是她没有哭，她极力忍住，她借用一些思想的力量来控制自己。她这样地挣扎了一会儿，她的脸上忽然露出来笑容，就像大雨停止以后太阳重现一样。她坚决地说：“蕙表姐，你放心，我总会想个法子。我一定不照爹的意思帖帖服服地到陈家去。”其实这时候她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她看得清楚的就只有那个绝望的步骤——白茫茫的一片湖水。

“不过你也应该小心才是，”蕙仍旧担心地提醒淑英道。“要设法还是早些设法好。晏了时，再有好法子也不能挽回了。事情是一步一步地逼近的。你不及早打算，事到临头，你也只得由别人播弄了。请你拿我做个前车之鉴。”蕙表面上似乎忘记了自己的事情，但是在心里她却感到针刺似的痛。

“要是到了那一天，我还想不到法子，那么我会死的。我宁愿走鸣凤的路，”淑英不曾仔细思索，便咬牙切齿地说了上面的话。她自己不觉得什么。这是她的最后一条路，她目前可以决定的。

蕙听见淑英的话，面色忽然一变，脸上堆了一层黑云，像暴风雨突然袭来一般。她接连地低声说：“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淑贞紧紧地挽住淑英的膀子纠缠地逼着问：“二姐，你当真？”

淑华早站起来，同芸一起到那几丛草花旁边去采摘花朵，去捕捉一只蓝色蝴蝶。绮霞也跟了去。她们用手帕去赶蝴蝶，跟着蝴蝶跑，从那边发出清脆的笑声。笑声送进了蕙的心里和淑英的心里。

这笑声把淑英从绝望的心境中救出来，她忽然醒悟似地责备自己道：“我不该说这种话。”她望望蕙，又望望淑贞。她欣慰地笑了笑，对蕙说：“你听，她们笑得多高兴，我还想到死！”她的眼睛跟随着她们的影子动。她又说：“我真糊涂，我还想到死。”她把身子稍微移动，更挨近蕙，把右手搭在蕙的肩头。她忘记了先前有过的那些不愉快的思想。她心上的重压似乎突然消失了。现在包围着她的是清爽的空气，晴明的蓝天，茂盛的树木。她的眼前明亮起来，她的心上也渐渐地明亮了。

芸和淑华跟着蝴蝶跑到假山的另一面去，又跑回来。蝴蝶渐渐地增加了。四五只彩蝶在她们的头上飞来飞去，总不给她们捉到。她们跑得汗涔涔的。淑华一面跑一面在叫：“蕙表姐，二姐，快来帮忙！你们老是坐在那儿说来说去的，有什么话讲不完！晚上回到屋里头慢慢地从头细讲不好吗？”

“三妹，你们就饶了它们罢。它们飞得好好地，何苦把它们打散，”淑英温和地劝阻淑华道。

芸正在跑，她觉得有点疲乏，听见淑英的话，便带笑站住，也说：“三表妹，不要再赶了，横竖也捉不到。”她用手帕轻轻地在揩额上沁出的汗珠。

“哪个说的？你不要听二姐的话，”淑华这时正俯着身子在草间找寻一件东西，果然被她捉到一只黄色红斑的蝴蝶。那个小小的生物像死了似的，倒在草地上动也不动一下。淑华把它拾起来放在掌心里，放近嘴边，轻轻地吹了一口气。

芸跑过去看，一面抱怨地说：“你看，你把它弄死了。白白地伤了一条命。”她的话刚刚说完，那只蝴蝶忽然竖起翅膀往上一飞，淑华一个不提防就被它溜走了。

“想不到它倒这样狡猾，”淑华顿脚说。她和芸互相望着笑了。

“在这儿打‘青草滚儿’倒很好，听说大哥他们小时候就常常在草坪上打滚，”淑华望着满地绿油油的青草忽然想起这件事情，感到兴趣地对芸说。

“那么你就打一个给我看看，”芸笑说道。

“呸，打给你看！”淑华啐了一口，噗嗤地笑起来。但是接着她抓住芸的袖子好奇地低声怂恿道：“我们两个来打个滚试试看。”

芸红了脸，推辞说：“我不打，你一个人打罢。”她把手挣开了。

“不打，大家都不打。我又不是小孩子，哪个高兴打滚？”淑华故意赌气地说。绮霞在旁边抿嘴笑了。

淑英牵着淑贞的手，跟蕙谈着话走过来。淑英听见淑华的话不觉开颜笑了，便说：“三妹，你还不脱小孩子脾气。哪儿有拉客人打滚的道理？”经她这一说连沉静的蕙也忍不住笑了。淑贞也笑得厉害，淑华更不用说。

“三表妹爱打滚，让她打一个过过瘾也好，”芸笑着对淑英说。

“芸表姐，你当面扯谎！你几时看见我打过滚来？”淑华笑着质问芸道。

“你小时在床上打滚，我看见的，”芸抿嘴笑道。

“呸，”淑华啐了一口，她自己忍不住笑了，众人也笑起来。过了一会儿淑华止住笑，对淑英说：“蕙表姐她们不来时我们天天想念她们，好容易把她们盼望来了。二姐，你却愁眉苦脸不大开腔，还是我来说说笑笑，招待客人。你还要埋怨我。你真是岂有此理！”

“三妹，我哪儿是在埋怨你？你不要多心。你看我现在不也在笑吗？”淑英的脸上完全没有悲哀的痕迹。平静、愉快，就像头上那一碧无际的晴天。一对凤眼里没有一点云翳。

“真的，二姐很高兴！”淑贞亲密地挽着淑英的膀子快乐地说。

“你简直是二姐的应声虫！”淑华指着淑贞说。“可惜琴姐没有来，不然你更那个了。”

“我没有跟你说话！”淑贞扁了嘴说，她把头扭开了。

“琴妹这两天会来罢，”蕙听见说起琴，便向淑英问道。

“明天是星期六，我们喊人去接她，她一定会来，”淑华很有把握地抢着回答。过后她又问：“蕙表姐，你们这回打算耍几天？”她不等蕙答话，自己又说：“我只望你们能够住久一点。”

蕙踌躇着，不作声。芸马上代她的堂姐回答：“至多也不过住五六天，大伯伯这样吩咐过的。”这所谓“大伯伯”是指蕙的父亲，也就是淑华的大舅父。

蕙忽然看了淑英一眼，又埋下头去，有意无意地小声问道：“大表哥近来还好罢？”

“他近来不如意的事太多了，”淑英低声叹息说。“海儿一死，再没有比这个更使他伤心的。他的处境的确也太苦。我又不能安慰他。我连我自己也顾不到。”最后一句话是用非常轻微的声音说出来的。

这时绮霞忽然唤着翠环和倩儿的名字，她转过假山不见了，但是很快地又带了两个少女过来。

“二小姐，你们在这儿！”翠环带笑地招呼道，她和倩儿又向蕙和芸行了礼。

“翠环，你们怎么也跑到这儿来？”淑华问道。

“我们太太跟大太太、四太太陪周外老太太在水阁里头打牌，我们跟了来的，”翠环答道。

“大少爷没有打牌？”淑英关心地问。

“大少爷也来了的，他比我们先从水阁里出来。二小姐，他没有到你们这儿来过？”倩儿惊讶地说。她先前明明看见觉新在假山旁边徘徊。她以为他一定到过草坪了。

“蠢丫头，大少爷如果来过，难道我们不会看见？怎么还来问你？”淑华笑着责备倩儿。

“那么大少爷一定是划船去了，”倩儿陪笑道。

“好，芸表姐，我们划船去！”淑华听见说划船，就止不住喜悦地说道。芸自然高兴地一口赞成。

“我们去看看大表哥也好，”蕙低声对淑英说。

“大哥是不是在划船，也很难说。他近来举动有点古怪，”淑英微微蹙眉焦虑地说。

“这也难怪他。他这几年来变得多了。种种不幸的事情偏偏都落在他一个人的头上，我们不能够替他分担一点，”蕙的这几句话是费了大力说出来的。她表面上显得很淡漠，但是心里却很激动，同情和苦恼扭绞着她的心。她在自己的前面看见一片黑暗，现在又为别人的灾祸而感到痛苦了。最后一句话到了她的口边，她踌躇一下，但是终于把它说了出来。她的脸上略略起了红晕。她不想让淑英看见，便掉开了头。

“蕙表姐，你怎么能够这样说？”淑英亲热地轻轻触到蕙的膀子，低声说道，声音里交织着痛苦和惊讶。“你自己不也是……你还——”淑英把后面的几个字咽在肚里，但这意义是被蕙明白地了解了。这战抖的声音搔着蕙的心，蕙觉得心里隐隐发痛。她不想再说什么，只想躲在一个无人的地方哭一场。她极力支持住，只是微微地叹息一声。她把她的痛苦全放在叹声里面了。对于不公平的命运她唯一反抗的表示便是眼泪和叹息。

淑华和芸两人走在前面，她们已经转过假山了。淑华听见蕙的叹声，便站住回过头来关心地问道：“蕙表姐，你为什么叹气？”

蕙勉强做出笑容，淡淡地分辩说：“我没有什么。”

淑华知道这是推口话，她也能够略略猜到蕙的心情。她无法安慰蕙，只想把话题支开，便笑着说道：“我不信，一定是二姐欺负了你，惹得你不高兴，我们去告三婶，说二姐不好好陪你耍，要三婶骂她一顿。”她这样一说引得众人都笑了。

“三表妹，你不要乱怪人，二表妹跟我谈得好好的，你不要冤枉她，”蕙笑答道，她觉得心上的重压渐渐地减轻了。

“倒是我不好，我说错了话。今晚上罚我请客消夜好不好？”淑英看见蕙的脸上恢复了平静的表情，也觉得高兴，便顺着淑华的口气赔笑道。

“好，有人愿意请客，我还有不赞成的道理？”淑华第一个拍手赞成。她又惋惜地说：“可惜我这个月的月份钱快用完了，不然我也可以大请一次客。”淑贞听见这句话连忙把嘴一扁，奚落道：“三姐，你不要说这种大方话，”众人都笑了。她们已经走到水阁前面，牌声和笑语从水阁里送出来。右边石阶上小炉灶上面有两把开水壶在冒气。翠环对倩儿说：“倩儿，水开了，你快进去冲茶。”倩儿应了一声便往阶上走去。绮霞看了看自己手里的篮子，自语道：“我也要冲点开水，”便提了篮子走过去。她走到炉灶前面，倩儿已经提了一壶水进水阁里去了。

绮霞把茶壶里冲满了开水仍旧放在篮子里，提着走下石阶。倩儿提了开水壶从水阁里出来，在后面唤道：“绮霞，大太太喊你！”

翠环正站在一株玉兰树下听小姐们讲话，便走到绮霞身边去接过篮子，一面说：“你快去，让我来服侍好了。”绮霞便同倩儿一起走进了水阁。翠环跟着淑英们沿着松林往晚香楼走去。

她们走完松林，到了圆拱桥头，看见觉新一个人静悄悄地站在桥上，身子倚着栏杆，出神地望着桥下。

“大哥！”淑华惊讶地唤道。“你不去看打牌，一个人站在这儿做什么？”

觉新似乎吃了一惊，他掉过头呆呆地望着她们，片刻后才苦笑地说了一句：“你们都来了。”

“你站在桥上看什么？”淑华走上桥来还追问道。淑英连忙瞅了她一眼，叫她不要再说下去。

“我在看水。水总是慢慢地流，慢慢地流。我看得见我的影子在水面上。我仿佛在做梦，做了一场大梦，”觉新神情颓丧，慢吞吞地说。他刚说了这段话，忽然醒悟似地把头一动，脸上浮出凄凉的微笑。他马上用近乎坚决的声调结束地说：“我不过在这儿走走罢了。这儿倒很清静。”

“这儿景致倒好，”蕙接口说了一句。她的眼光刚刚触到觉新的，便立刻掉开了。

“那么你跟我们一道划船去，”淑华邀请地说。淑英用眼光请求。芸天真地望着他。蕙又把眼光移过来轻轻地在他的脸上扫一下。

“好，我就陪你们去，”觉新点了点头答道。

他们下了桥，站在草地上。觉新无意间抬起头看见挂在晚香楼檐前的鹦鹉。他自语似地说：“海儿很喜欢这个鹦哥。”他不觉信步走上阶去。

蕙和淑英们都听见这句话，而且了解它的意义。好像有人在火上浇了一瓢水，她们的兴致又被打断了。她们也没精打采地走上石阶。

“倩儿，装烟倒茶，琴小姐来了。”这个响亮的尖声把众人都吓了一跳。有人立刻仰头四顾。但是大家随即明白了。

“呸，笨东西，连人都认不清楚！”翠环指着鹦鹉带笑地骂道。众人忍不住都笑了。

“翠环，装烟倒茶，琴小姐来了，”鹦鹉在架上扑扑翅膀，用它的尖嘴啄脚上的铁链，过后昂着头得意地叫道。

“琴小姐今天又没有来，你总是喊她做什么？”翠环含笑叱责道。众人笑得更厉害了。这样的笑声打破了四周阴郁的空气。

[1]苏轼（东坡）的词《水调歌头》的头两句。

17

周老太太当晚回家去了。蕙、芸两姊妹就留在高家，芸和淑华同睡，蕙却睡在淑英的房里。

第二天早饭后觉新坐了轿子到西蜀实业公司事务所去。他在办公室里坐了两个多钟头。王收账员来向他抱怨近两个月收租的困难，商店老板都说生意清淡，不肯按时缴纳房租。王收账员刚走。黄经理又咳着嗽捧着水烟袋进来了。黄经理又批评王收账员不认真收租，要他规劝王收账员以后努力工作。觉新心平气和地跟黄经理谈了一阵话，说得黄经理满意地摸着八字胡直点头。黄经理走了以后，一家商店的老板来找他谈缩小门面的事。接着克定来吩咐他代买几部前三四年出版的文言小说。他好容易把这些人全打发走了，一个人清清静静地办了一些事情，就锁好写字台的抽屉，走到商业场后门，坐上轿子到周家去了。

周公馆里显得很忙乱。左边厢房内地板上堆了许多东西，大半是新买来的小摆设，还用纸包着。有的包封纸被拆开了，洋灯罩、花瓶等等露了一部分在外面。觉新的大舅父周伯涛俯在案上开列应购物品的单子。大舅母陈氏和二舅母徐氏站在旁边贡献意见。她们说一样他写一样，有时他自己也想出什么觉得对就写下了。枚少爷怯生生地站在另一边旁观着他们做事情，不敢动一下。仆人进房来，又匆忙地跑出去，刚走到窗下，便听见主人在房里大声呼唤。

觉新走进左边厢房。周伯涛看见他连忙站起来，黑瘦无光彩的脸上露出笑容欢迎道：“明轩，你来得正好。”两位舅母也转过身来招呼他。觉新给他们请了安，又跟枚少爷打了招呼，便问起“外婆在上房吗？”他得到回答以后又到右上房去，给周老太太请安。周伯涛陪着觉新去。觉新在周老太太房里坐了一会儿，谈了几句闲话，便跟着周伯涛回到左边厢房。陈氏和徐氏拿着一本簿子在清点堆在屋角的那些物品，由枚少爷一件一件地拿起来拆开封皮给她们看了，然后包封好放在一边。陈氏看见觉新进来，便得意地对觉新说：“大少爷，你来看我们买的东西。请你看看买得对不对？”觉新只得赔笑地走过去。这里有洋灯、花瓶、笔筒、碗盏等等，式样很多，质料也各别，但都很精致。觉新看一样赞一样，看完了知道缺少的物品还很多。他们又把方才写的购物单给他看。他也有些意见，都告诉了他们。他同他们商量了许久，最后算是把购物单写完全了。觉新答应担任购买一部分的东西。周伯涛吩咐陈氏到左上房去搬出三封银圆交给觉新，这是用皮纸包好的，每封共有壹圆银币一百个。觉新把它们放在皮包里，便告辞回去。他们留他在这里吃午饭，他却找到一个托辞道谢了。他答应第二天再来。

周伯涛和枚少爷把觉新送出去。周伯涛刚刚跨出大厅，忽然听见周老太太在唤他，便道了歉先走进去，要枚少爷送觉新上轿。枚少爷看见他的父亲进去了，旁边又没有别人，仆人、轿夫等跟他们离得并不很近，不会听见他们的低声谈话，便挨近觉新声音颤抖地轻轻说道：“大表哥，我有些话想跟你谈谈。你二天来时，到我屋里头坐坐。”

觉新惊讶地望着枚少爷的青白色的瘦脸：眼皮垂着，眼睛没有一点眼神，连嘴唇上也毫无血色；两眼不停地眨动，好像受不住觉新的注视；头向前俯，他虽然只有十六岁，背都有点驼了。觉新不觉怜悯地问道：“你有什么事情？不太要紧吗？何不现在就说？”觉新还希望自己能够给他帮一点忙。

“下回说罢，”枚少爷胆怯地推诿道。过后他忽然红了脸，鼓起勇气用很低的声音说：“爹管得太严。我有时只得偷偷看点闲书。心也让看闲书看乱了。有时整晚睡不着觉，有时睡得还好，半夜里又让……梦遗弄醒了。我怕得很。我不敢对爹说。近来我又常常干咳……”他愈说愈激动，后来有点口吃了。他似乎还有许多话想说出来，但是他忽然低声嘘了一口气，消极地说：“下回再说罢。”

觉新站住听枚少爷讲话。他很感动，便更加注意地听着。枚少爷忽然紧紧地闭了口。他仓卒间随便说了两句安慰的话：“枚表弟，你不要着急，这多半不要紧。你以后留心点，不要再有那种……”他在这里省去几个字，但是他相信枚少爷一定能明白他的意思。他预备上轿了，但又站住，带着严肃的表情警告地对枚少爷说：“你应该请医生来看，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想还是对大舅说了好。”

“不，你千万不要对爹说，爹晓得一定会骂我，”枚少爷的脸上忽然现出恐怖的颜色，他惊恐地阻止道。

觉新知道周伯涛的性情，觉得枚少爷的害怕也有理。他很同情这个孩子，却又没有办法帮助枚少爷。他便随口劝道：“你最好多到街上走走，就到我们家里也好。关在屋里头太久了，对于身体很不好。”

枚少爷叹了一口气低声答道：“唉，我何尝不晓得？可是爹不准我出门。爹要我在家里温书。不过爹又说等姐姐出嫁以后让我到你们家里搭馆去。”

觉新把眉头微微一皱，也没有别话可说，略略安慰几句便告辞上轿走了。

觉新坐在轿子里面一路上就想着枚少爷的事情。他愈想愈觉得心里难过。他在枚少爷的身上看不见一线希望。这个年轻的人境遇甚至比他的更坏。他至少还有过美妙的梦景。他至少还有过几个爱护他的人。他至少在那样年纪还大胆地思想过。这个年轻人什么也没有。冷酷、寂寞、害怕，家庭生活似乎就只给了他这些。“爹管得太严，”“我怕得很，”这两句话包括了这个十六岁孩子的全部生活。没有一个人向这个孩子进一点劝告或者给一点安慰。现在这个孩子怀着绝望的心情来求助于他，他却只能够束手旁观，让这个孩子独自走向毁灭的路。看着一个年轻的生命横遭摧残，这是很难堪的事，何况他自己的肩上已经担负了够多的悲哀。他左思右想，总想不出一个头绪。好像迷失了路途，他到处只看见黑暗，到处都是绝望。他的心越发冷了。

轿子进了高公馆，在大厅上停下来。一阵吵骂声把觉新唤醒了，他才知道已经到了自己的家。他没精打采地走出轿子，看见带淑芳的杨奶妈挣红着脸，指手动脚地跟高忠大声相骂。她站在大厅上，她的衣襟敞开，一只奶子露在外面，像是刚刚喂过淑芳的奶似的。高忠也不肯示弱，他从门房里跳出来，在天井里跳来跳去。他只穿了一件汗衫，袖子挽得高高的，光头上冒着汗珠，口里喷着唾沫。他一面叫骂，一面向杨奶妈挥着拳头。他骂道：“你这个妖精，你这个‘监视户’！四老爷欢喜你，我老子倒不高兴嫖你……”三房的仆人文德在旁边劝高忠少讲两句，高忠不听他的话，只顾骂下去。

杨奶妈嘶声叫起来：“你挨刀的，短命的，龟儿子，你不得昌盛的，绝子绝孙的！你打老娘的主意，碰到了钉子，你就造谣言血口喷人。好，你会说，我们就去见四老爷去……”她又羞又气，脸挣得通红，两步跳下石阶要去抓高忠的衣服。高忠毫不退缩，抄着手雄赳赳地站在那里。杨奶妈刚刚扑到高忠的身上，高忠用力一推，杨奶妈倒退了两步。但是她立刻又扑过去。高忠的手快要打到她的脸上，却被在旁边看热闹的仆人、轿夫、女佣们拦住了。王嫂同钱嫂拉开了杨奶妈，赵升同文德两个拉开了高忠。淑芳在大厅上书房门口石级旁边跌倒了，哇哇地哭起来。

“杨奶妈，七小姐跌倒了，你快去抱她。”何嫂看见淑芳跌倒，便在后面高声唤着杨奶妈。杨奶妈并不理会，却挣扎着要去打高忠。何嫂便自去抱起了淑芳，一面给她揩眼泪。

书房里觉英、觉群、觉世们读书的声音也被杨奶妈的叫骂声掩盖了。高忠越骂话越难听。杨奶妈骂不过就大声哭起来。王嫂在旁边劝她。

觉新本来想骂他们几句，制止这场吵架。但是他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不住地往上冲，他只是发呕。他也不说话，静悄悄地跨过拐门进里面去了。

出乎觉新的意料之外，他走到自己的房门口，就听见里面有人谈话的声音。他把门帘揭开，一股檀香气味送到他的鼻端。他一眼便看清楚了房里几个人的面貌。不愉快的思想离开了他。他惊喜地说：“难得你们都在这儿！”

“我们客人都来齐了。你当主人的有什么东西待客？快说！”淑华大声笑道。她坐在写字台前面的活动椅上。

“三妹，你不也是主人吗？你不好好地招待蕙表姐、芸表姐，却要等我回来，”觉新说了上面的话，不等淑华再说，就走到方桌前面，走近蕙的身边。他关心地望着蕙说：“我到你们家里去过了。”

“婆没有吩咐什么吗？大家都忙罢，”坐在方桌另一头的芸问道。

“没有，”觉新略略摇摇头。他忽然注意蕙在看他，这是充满着信赖和感谢的眼光。他心里微微震动一下，过后把眉头一皱，焦虑地对蕙说：“只是枚表弟……”

“枚弟有什么事？”蕙惊疑地插嘴问道。

觉新沉吟一下，然后摇头说：“没有什么。不过他的身体不大好，平日应该多多留心。他又害怕大舅，他即使有心事也不敢让大舅晓得。”

“枚弟这个人也没有办法。年纪不小了，却没有一点男子气。”芸在旁边插嘴说。

“枚弟有什么心事？大表哥，他对你说过吗？”蕙担心地低声追问道。

“他没有说什么，这只是我一个人的猜想。”觉新连忙逃遁似地说。

蕙不作声了。淑华却缠着觉新说笑话。芸也讲了一两句。过了一会儿蕙忽然唤声“大表哥”，接着恳求地说：“枚弟好像有什么病似的。爹待他又太严，不会体贴他。他一个人也很可怜。你有空，请你照料照料他。你的话他会听的。”蕙的求助的眼光在觉新的脸上停留了许久，等候他的回答。

觉新知道自己对枚表弟的事情不能够尽一点力，但是他看见蕙的殷殷求助的样子，又不忍使她失望。他想：他对她的事情不曾帮过一点忙，却让她独自去忍受惨苦的命运，难道现在连这一点小小的要求他也还必须在口头上拒绝她么？同情使他一时忘了自己，同情给了他勇气。他终于用极其柔和的声音安慰蕙道：“你放心，只要我能够，一定尽力给他帮忙。”他就在蕙旁边一把藤椅上坐下了。

蕙感动地微微一笑。愉快的颜色给她的脸涂上了光彩。她对觉新略略点头，轻轻地说了一句：“多谢你。”

淑华在跟芸讲话，她的座位正对着门。她看见门帘一动，觉民安闲地走进房来，便问道：“二哥，琴姐呢？”

“我替你们请过了，她明天一定来，”觉民带笑地回答。

“怎么今天不来？”淑华失望地说。

“她今天有点事情，人又不大舒服。横竖她们学堂后天放假，她明天来也可以住一天，”觉民安静地解释道。

“琴姐明天什么时候来？最好早一点，”淑贞眼巴巴地望着觉民，好像要在觉民的脸上看出琴的面影一般，她着急地说。

“琴姐明天来，我们一定要罚她。这两天叫我们等得好苦！今天还不来！二哥，是你不好，你把琴姐请不来，我们不依你！”淑华抱怨道。

“这的确要怪二哥，琴姐素来肯听二哥的话，”淑英抿嘴一笑，插嘴说。

“是呀！如果二哥要她今天来，她今天也会来的，”淑华接口挖苦觉民道。但是她马上又故意做出省悟的神气更正道：“不对，应当说二哥爱听琴姐的话。二哥素来就害怕琴姐。”

芸把两只流动的眼睛天真地望着觉民的脸，她感到兴趣地微笑着，鼓动般地说：“二表哥，她们既然这样说，你立刻就去把琴姐请来，给她们看看你是不是害怕琴姐！”

“奇怪，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我去请？芸表妹，怎么你也这样说？”觉民故意做出不了解的神气，惊讶地四顾说。

芸抿嘴一笑，她的圆圆的粉脸上露出一对酒窝，她答道：“她们都这样说。”

“二哥，你不要装疯。各人的事各人明白。真不害羞！还要赖呢！”淑华把手指在脸颊上划着羞觉民。

淑英笑了，芸笑了，淑贞也笑了。蕙和觉新的脸上也露出微笑。蕙不久便收敛了笑容短短地叹一口气，低声对觉新说道：“我真羡慕你们家里的姊妹，她们多快乐。”

“羡慕”两个字把觉新的心隐隐地刺痛了。这像是讥刺的反语。然而他知道蕙是真挚地说出来的。连这样的生活也值得羡慕！单从这一点他也可以猜想到这个少女的寂寞生活里的悲哀是如何地大了。她简直是他的影子，也走着他走过的路。他知道前面有一个深渊在等候她。但是他无法使她停住脚步。其实他这时也不曾想到设法使她停住脚步的事。他只有一个思想——他们两人是同样的苦命者。他曾经有过这样的希望——希望一种意外的力量从天外飞来救她。但是希望很快地就飞过去了。剩下来的只有惨苦的命运。泪水突然打湿了他的眼睛。他的眼光穿过泪水在她那带着青春的美丽的脸上停留了片刻。他的脸上起了痛苦的痉挛，他低声对她说：“你不要这样说，我听了心里很难过。”

蕙想不到觉新会说出这样的话。她惊奇地看他一眼。她的心也禁不住怦怦地跳动起来。这过分的关心，这真挚的同情把她的心搅成了软绵绵的，她没有一点主意。她先红了脸，然后红了眼圈。她埋着头半晌说不出一句话，两只手只顾揉着一方手帕。

“二姐，你看，大哥不晓得跟蕙表姐说些什么话，一个埋着头不作声，一个眼里尽是泪，”淑华转动一下椅子，把头靠近淑英的脸，忍住笑在淑英的耳边低声说。

淑英随着淑华的眼光看去，她不知道觉新同蕙在讲些什么，然而这情形却使她感动。她不想笑，而且也不愿意让淑华说话嘲笑他们。她摇摇头拦阻淑华道：“让他们去说罢，不要打岔他们。”

淑华碰了一个钉子，觉得有点扫兴，但是她再留意地看了觉新一眼，她自己的心也软了，她便不再提这件事情。

觉民站在写字台后面跟芸讲话。芸坐在淑华的斜对面。她一面讲话，一面也能看见淑华的动作。芸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子，她略为留心便猜到了淑华的心思。她自然爱护她的姐姐。她害怕淑华真的嚷起来跟蕙开玩笑，便趁着觉民闭口，连忙唤了声：“三表妹”。

“嗯，”淑华答应道。她看见芸没有马上开口，便问道：“芸表姐，什么事？”

芸找不出话来回答淑华。她迟疑一下，忽然瞥见写字台上的檀香盒子，便顺口说：“檀香点完了，请你再印一盒罢。”

淑华还未答话，淑英便站起来把一只手搭在淑华的肩头说：“你让我来印罢。”

“也好，”淑华说，便站起让淑英坐下，她自己站在椅子背后。淑英把檀香盒子移到面前，取下上面的一层，刚刚拿起小铲子，绮霞和翠环两人便进房来请众人去吃午饭。淑英和淑贞自然回各人的房里去。淑英带着翠环走了。淑贞恋恋不舍地独自走回右厢房去。分别的时候她们还同淑华们商量好晚上在什么地方见面。

这个晚上觉民关在房里写文章，预备功课。觉新到桂堂旁边淑英的房里去坐了一点多钟，同几个妹妹谈了一些过去的事情。后来克明唤他去商量派人下乡收租的事，他便离开了她们。以后他也不曾再去，他以为她们姊妹们谈心，没有他在中间，也许更方便。

觉新回到自己的房里，时候还早，电灯光懒洋洋地照着这个空阔的屋子。在屋角响着老鼠的吱吱的叫声。他把脚在地板上重重地顿了两下，于是一切都落在静寂里了。他起初想：海臣大概睡得很熟了，便走进内房去。床上空空的没有人影。他这才恍然记起：海臣已经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了，便低声叹了一口气。他呆呆地望着空床，过了半晌又无精打采地走到外房去。

方桌上放着“五更鸡”，茶壶煨在那上面，是何嫂给他预备好了的。他走到写字台前，坐在活动椅上，顺便拿起桌上一本新到的《小说月报》，看了两页，还不知道书上写的是什么。他实在看不下去，便放下书，静静地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后来就俯在写字台上睡着了。直到何嫂给他送宵夜的点心来时才把他唤醒。他疲倦地说了一句：“你端给二少爷吃罢。”街上的二更锣声响了。他听着这令人惊心的锣声。他甚至半痴呆地数着。何嫂把点心端走了。不久她又回来，殷勤地给他倒了一杯茶放在他的手边。他看见何嫂，不禁又想起海臣，但是当着何嫂的面，他也不曾流泪。等何嫂走出了房间，他才取出手帕频频地揩眼睛。后来他觉得枯坐也乏味，便到内房去拿出一副骨牌来，仍然坐在写字台前，一个人“过五关”解闷。

他懒洋洋地玩着牌，老是打不通第五关。他愈玩愈烦躁。后来电灯灭了。他早就听见电灯厂发出的信号——那凄惨的汽笛。方桌上有洋烛插在烛台上，他也不去把它点燃。电灯光一灭，房间并不曾落在黑暗里，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桌上、地上都映着镂花窗帷的影子。月光甚至偎倚在他的身上。他静静地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忽然站起来。他想到花园里去走走。

觉新走进了花园。他看见月洞门微微掩着，没有加上门闩。他有点奇怪：什么人这时还到花园去？他也信步往里面走去。

这晚月色甚好。觉新的心也被这月夜的静寂牵引去了。他一路上只顾观看四周景物，不知不觉地走入竹林里面。他快要走完竹林中的羊肠小径时，忽然听见前面溪边有人在讲话。他略略吃惊，但是马上就明白了。那是蕙和淑英的声音。不过他还疑惑：她们这夜深还到这里做什么呢？他忽然起了一个念头：躲在竹林里面窃听她们说些什么话。

“……只怪我一向太软弱，到现在也只有听天安命。不过我怕我活不久。妈总爱说我生成一副薄命相。我想这也有道理，”蕙忍受地、凄凉地说。

“我只恨我为什么不是一个男子！不然我一定要给你帮忙，”淑英气恼地说。

蕙叹了一口气，又说：“我这一辈子完结了。不过二表妹，你的事情还可以想法。你跟我是不同的。你有几个哥哥。大表哥、二表哥他们都会帮忙你。大表哥是个好心肠的人。……不过近来他也太苦了。我担心他……”

觉新听到这里，心跳得很厉害。他又是喜悦，又是悲戚，又是感激。他反而流下眼泪来。他觉得自己没有自持的力量了，便移动两步，拣了一根较粗的竹子，就倚在那上面。

蕙的最后一句话还没有说完，这本是随口说出来的，她说到“他”字时，忽然沉吟起来，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字句表明她心中所感。这时她听见竹林中起了响声，略有惊疑，便侧耳倾听，一面说：“二表妹，你听，好像有人来了一样。”

淑英也注意地听了一下。旁边翠环却接口说：“不会罢。也许是猫儿。这夜深还有哪个来？”

淑英也不去管这件事情。她还记住蕙的话，便同情地说：“蕙表姐，你也太好了。你自己的事情是这样，你还担心别人的事情。”

蕙站在木桥上，脸上露出苦笑。她仰起头让月光抚摩她的脸颊，她带了点梦幻地说：“二表妹，我真羡慕你，你有这样的两个哥哥。我们的枚弟简直没有办法。家里头就像没有他这个人一样。”她忽然埋下头看溪水，迟疑一下，又说：“我倒有点想念你们的鸣凤。看不出她倒做得轰轰烈烈。我连她都赶不上。我有时也真想过还是一死落得干净。不过我又有些牵挂。我的确软弱。我也晓得像我这个人活在世上，也没有意思……”

这时觉新实在不能忍耐了，他踉跄地走出竹林去。

“大少爷！”翠环第一个看见他，惊讶地叫了一声。

蕙和淑英惊喜地招呼了觉新。觉新勉强一笑，温和地说：“难得你们在这儿赏月，你们来了好久罢。”

“我们来了一阵了。我们想不到你也会来，”淑英陪笑道。她从桥上走下来迎觉新。蕙依旧站在桥上，低下头默默地望着溪水。

“我也来了一阵了，你们刚才讲话我也听见的，”觉新凄然一笑，低声说。

“那么你都听见了？”淑英着急地问道。蕙抬起眼睛，窥察似地看了他一眼，又不好意思地埋下头去。

“不，我只听见了一点。我觉得我太对不起你们，”觉新痛苦地说，他向前走了两步，站在桥头，关切地望着蕙，忽然一笑，但是这笑容和泣颜差不多。他温柔地唤道：“蕙表妹。”蕙轻轻地答应一声，抬头看他一眼。他一手拊着心，半晌说不出一个字。直到蕙把眼睛掉开了，他才求恕似地说了一句：“请你原谅我。”

蕙嗔怪似地看觉新，眼光十分温柔，里面含着深情，她似乎用眼睛来表达她不能用言语表示的感情。她低声说：“你为什么对我说这种话？你难道不晓得我只有感激你？”她止住话摸出手帕，在脸上轻轻揩了一下，身子倚在栏杆上，两手拿着手帕在玩弄，头慢慢地埋下去，她继续说：“我是不要紧的，大表哥，你倒要好好地保重。”

“我？你为什么还只顾到我？你看你……”觉新再也说不下去，他完全失掉了控制自己的力量。他想哭，但是他又不愿意让蕙看见他的眼泪。他叹了一口气，连忙转过身子，匆匆地走到桥那边天井里，在一株桂树下站住了。

蕙默默地望着觉新的背影，又拿起手帕去揩眼睛。

“二小姐，你过去劝劝。”翠环在淑英的耳边怂恿道。她们这时还站在溪边，蕙和觉新的谈话她们大半都听见了。淑英渐渐地明白了那种情形，她很感动，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她看见觉新在对岸天井里站定了，便走上桥，到了蕙的身边，亲热地唤了一声：“蕙表姐。”翠环也跟着她走上桥来。

蕙回过头看淑英，过了片刻，忽然带着悲声迸出一句：“我们回去罢。”她把淑英的一只膀子紧紧挽住，身子就偎倚在淑英的身上。

淑英装出并不知道他们两个人的心情的样子，她勉强露出笑容，温和地、鼓舞地说：“现在还早。蕙表姐，你看月色这样美，既然来了，索性多耍一会儿。我们拉住大哥一起到钓台上面赏月去，好不好？”

“二表妹，我不去了，我心里难过，”蕙在淑英的耳边低声说，凄凉的声音响彻了淑英的心。淑英的心事也被它引了起来。暗云渐渐地浮过来遮蔽她的眼睛。她害怕自己也会支持不住，关心地看了蕙一眼，便说：“也好，那么我们回去罢。大哥这两天也很累，他也应该早些睡觉才是。横竖我们明天还可以再来。”

觉新勉强一笑，答道：“我倒没有什么，不过我看蕙表妹精神不大好，倒应该多多休息。究竟夜深了，久在花园里也不好。”

18

星期日下午琴果然到高家来了，她和蕙、芸姊妹见了面。在这一群少女中间有了一个欢乐的聚会。她们谈了许多话，还时常笑，连蕙的脸上也不时浮出笑容。

这是一个阴天，又落着小雨。她们就聚在淑华的房里闲谈，也到淑英和觉新的房间去过。觉新叫何嫂备办了酒菜，请她们在他的房里吃午饭。觉民也来加入，但是他不久就到周报社去了。别的人却一直谈到电灯熄了以后才散去。琴被淑英拉到她的房里去睡。蕙原也睡在那里。她们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大家都很兴奋，愈谈愈有精神，差不多谈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她们起得较晚一点，还是芸和淑华来把她们唤醒的。这几个少女商量着怎样度过这一天的光阴。但是出乎她们的意料之外，下午周家就派周贵来通知要蕙、芸姊妹晚上回去，说是周大老爷的意思。周氏不肯放蕙和芸走。这两姊妹也愿意在高家多住两天，不过蕙也不敢违抗她父亲的命令。后来还是周氏坚决地留她们多住一天，用决断的话把周贵打发走了。

“大舅的脾气真古怪，本来说好了，让蕙表姐多住几天的，”淑华失望地埋怨道，这时她们姊妹都在周氏的房里。

“或者家里有什么事情，也说不定，”蕙低着头解释地答了一句。

“不见得！还有什么事情要你去做呢？”淑华不同意地辩驳道。

蕙不再作声了。淑英和琴两人嗔怪地瞅了淑华一眼。琴正要说话，周氏却开口先说了：

“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你大舅的脾气从来是这样的。横竖蕙姑娘以后还会常常来耍。”

“耍自然还可以来耍，不过以后……”淑华心直口快，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忽然看到琴和淑英一些人的脸上的表情，自己也觉得话有些碍口，便装出不在意的神气在中途打住了。琴马上用别的话支吾过去。以后也就没有人再谈到关于蕙的亲事的话。大家谈了一些另外的事。刚巧这时收到了觉慧从上海寄来的信，两个信封里面装了重重叠叠的十多张信笺，是写给觉新、觉民、淑英、淑华四个人的。给淑英的单独装在另外一个信封内。淑英略一翻阅便默默地把信揣在怀里。她心里的激动，人可以从她的开始发红的脸上看出来。但是众人并不曾注意这个，她们都留心倾听淑华朗诵那封给觉新们的信。在那封信里觉慧很兴奋地描写他春假中的杭州旅行。西湖的美丽的风景在粗线条的描绘中浮现出来，把众人的心都吸引去了。那个地方她们从小就听见长辈们谈过，他们常常把那里的风物人情形容得过分的美好，因此很容易培养年轻人的幻想。这些少女以到西湖去为一生的幸事。她们自己也明明知道很难有这样的机会。然而如今居然有一个同她们很亲近的人从那个梦景似的地方写信来了！这封信仿佛就把那遥远的地方拉到了她们的身边似的。她们都很激动，都很感兴趣。淑华把信读完了，大家都觉得信写得简单，她们还想知道更多的事情。

“三表哥的信写得真有趣。”芸笑吟吟地说。

“老三的信总是写得这样长，这样详细，简直跟当面说话一样。”周氏接着批评道。

“大舅母，你看这就是白话信的好处。我们看了信就觉得三表弟站在面前对我们说话一样，”琴看见周氏高兴，便顺着她的口气宣传道。

周氏笑了笑，就说：“琴姑娘，你不要说我。倒是你妈反对人写白话信，说是俗不可耐。我并不讨厌白话信。我看老三的信倒觉得写得更亲切，什么话都写得出来，有时叫人想笑，有时又叫人想哭。”

琴不作声了。淑英却接着说：“真的，三哥那种神气活灵活现地在纸上现出来了。”

“他倒好，这样轻的年纪就到过那许多地方，我一辈子连城门也没有出过，”周氏带了点羡慕的神气说。

“妈怎么没有出过城门？妈忘记了，去年大嫂住在城外的时候连我也去过，”淑华笑着说。

周氏忽然收敛了脸上的笑容，把眉头一皱，悔恨似地说：“不错，这个我倒忘记了。提起大嫂我倒想起好多事情。老三走，恐怕也跟这件事有关。这也难怪他生气，说要离开家庭。平心而论，我们家里如果有一个真正明白事理的人，大嫂或者不会落得那样的结果。你大哥为人样样都好，就是太软弱，太爱听话。我是一个女流，又做不成什么。”

“事情过了，大姑妈也不必再提了，”蕙顺口答了一句。她心里很难受，她害怕听这一类的话，它们只会引起她更多的伤感。

“话自然是这样说，不过有时候想起总觉得心里过不去，鸣凤的事情也是这样，”周氏含着歉意地说。

“其实这又不是大舅母的错，大舅母并没有一点责任，”琴听见周氏的话觉得不大满意，故意这样说。她心里却想：当时你如果出来坚持一种主张，事情何至于弄到这样！她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便侧过头去低声问淑英道：“三表弟给你的信上写些什么？”除了淑英外再没有人听见她的话。

“我还没有细看。三哥劝我……早点打定主意——”淑英激动地低声回答，她只说了半句便转过话头接下去：“我们等一会儿一起细看罢。”琴欣慰地点了点头。

“我们家里头有这么多读过书的人，怎么就会相信那种鬼话！真想不到！”淑华接着琴的那句类似讽刺的话气愤地说道。

周氏觉得琴和淑华的话都有点刺耳，她心里不大舒服。但是她找不到话来回答她们。她沉吟半晌，几次要说话，却又闭了嘴。后来她沮丧似地对那几个少女说：“你们去耍你们的罢，不要在这儿陪我讲那些叫人不快活的事。蕙表姐她们明天就要回去了，你们还不好好地谈谈心！”

“我们在这儿陪大姑妈谈谈也是好的，”蕙客气地说。

“蕙姑娘，你不要跟我客气，今天天气很好，你们昨天闷了一天，今天正好到花园里头去散散心，”周氏带笑说。接着她又吩咐淑华道：“三女，你快陪你表姐们去！你要好好地招待客人。”

淑华在前一天晚上就定下了划船的计划。这一天又是天朗气清，更增长她的游兴。她在周氏的房里坐得有点不耐烦了。她巴不得周氏说这种话，高兴地答应一声就站起来，把她的三个表姐约了出去。淑英还在跟琴讲话，淑贞挨着琴走。绮霞和翠环也都跟了去。

她们进了花园，看见各处景物经过一夜细雨的洗涤显得分外明丽，一片草、一片树叶都现出充分的生机。一阵温暖的风掠过她们的脸颊。一只八哥在枝头得意地歌唱起来。有一两处土地上还有一点湿，软软地粘滞着脚步。杜鹃花落了一地。桃树、李树、玉兰树上都是绿叶成荫，看不见一朵花了。

“春天就去得这么快，”淑英惋惜地自语道。

“它会再来的，”琴暗示地在淑英身边说。淑英惊疑地侧头看琴一眼，正遇着琴的鼓舞的眼光，便领悟似地点一点头。

“春天自然会来，不过明年的春天跟今年的不是一样的了，”蕙听见琴的话，便也说了一句。

“这有什么不同？还不是一样的？”淑华不假思索接口说道。

“不过那个时候我恐怕不会来了，”蕙说着，脸上露出凄凉的微笑，显然她的心里充满着无处倾诉的哀怨。

“姐姐，你不要这样说，明年你一定会来的，”芸友爱地安慰她的堂姐道。

“明年春天我们一定更热闹，更快活。琴姐也会住到这儿来了。三哥或者会回来。蕙表姐、芸表姐你们也常常来耍。琴姐，就用不着差人去请，那时我们也不喊她做‘琴姐’了……”淑华只顾高兴地说下去，却被琴把她的话头打断了。琴红着脸啐了淑华一口，说道：“呸！哪个在跟你说笑！你好好地为什么又要扯到我的身上？看我来撕你的嘴！”

“好，琴姐，我说你不答应，要二哥说你才高兴！”淑华噗嗤一笑说道。她立刻把身子闪开，好像真的害怕琴来撕她的嘴似的。

“三表妹，当心点，地上有点滑，”芸忍着笑在旁边警告道。

“四表妹，你去给我打她，喊她以后少胡说些！”琴半笑半恼地推着淑贞的膀子，鼓动地说。

淑贞胆怯地看了看淑华，又看看琴，她迟疑半晌才羞怯地说：“琴姐，饶了她这回罢。”

淑华望着琴拍手笑了。众人也笑起来。琴装着生气的样子扭过头不理淑华。淑华毫不在乎地去找芸讲话。淑贞讨好地偎着琴，紧紧捏着她的手。

园丁老汪光着头拿着扫帚从一座假山后面转出来。淑华看见他，便吩咐道：“老汪，我们要划船，你去给我们预备好，要两只小的！”老汪含笑地回答一声，把扫帚放在假山旁边，又转过假山那面去了。

众人走到湖滨柳树下。老汪和老赵都在那里，已经预备好船在等候她们。淑华自己要动手划，她和蕙、芸两姊妹坐在一只船上，绮霞伺候她们；琴和淑英、淑贞坐另外的一只，翠环给她们划船。

船慢慢地动起来。淑华的船走在前面，翠环划的一只在后紧紧跟着。水静静地流着，许多粒小珠子在水面流动，阳光射在水上，使那些珠子不时闪光。水里现出蔚蓝色的天幕，船像一把剪刀，慢慢地把它剪破了。四围静寂。偶尔有小鸟的清脆的叫声从两岸飘来。船缓缓地在桥洞下面流过，往水阁那面去了。

淑华划了一阵，额上微微沁出汗珠，脸也略略发红，但是她依旧昂然自得地划动桨。

“三表妹，你吃力罢？歇一会儿也好，”芸羡慕地望着淑华说道。

“三小姐，给我来划罢，”绮霞接着说。她把身子微微动一下，准备跟淑华调换座位。

“不要紧，还是我来划，”淑华连忙说。她捏紧桨不放手，好像害怕别人会给她抢去似的。

“三表妹，像这样划容易不容易？”芸不转睛地望着淑华的手，问道。

“很容易，芸表姐，你来试试看，”淑华含笑地对芸说，做出要让芸来划的样子。

“我不会，”芸摇摇头说，她不大好意思地红了脸，“还是你划罢。三表妹，我真羡慕你。你什么都会。”

芸的带渴慕的声音使淑华感到得意，但又使她惊讶。她问道：“芸表姐，你说羡慕我，我有什么值得人羡慕？我就讨厌我们这个家。”

“三表妹，你还可以做你自己高兴做的事，”这许久不说话只顾望着水面的蕙插嘴说。

“三姐，当心点，船来了！”淑贞忽然在另一只船上叫起来。淑华只顾说话不曾留心船淌去的方向，这时抬头一看，才发现她的船横在湖中快要回头了，翠环的船从后面直驶过来，她慌忙地动桨，但已经来不及了，被后面的船一撞，她的船身动了一下，后来也就稳定了。淑华的身上溅了好几滴水。她含笑地骂了一句：“翠环，你也不看清楚一点。”于是她放下桨休息，翠环也停了桨。两只船靠在一起，漂在水上。湖心亭静静地横在前面，把它的庞大的影子嵌印在水底；钓台和水阁已经落在后面了。

“我们索性摇到湖心亭前面去，”淑华提议道，便拿起桨来划，使船向湖心亭流去。后面一只船也跟着动了。这时水面较宽，翠环的船又走得较快，便追上了淑华的船，淑华虽然用力划，而结果两只船还是差不多同时到了桥下。

淑华放下桨喘了几口气，用手帕揩了额上的汗珠，然后得意地说：“蕙表姐，你说我可以做自己高兴做的事情，这也不见得。我想做的事情真多，就没有几件能够办到，真气人！”话虽是如此说，但是淑华并没有生气，她脸上还露着笑容。“不过我跟别人不同。不管天大的事情我都不放在心头。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出来就痛快。人家骂我是冒失鬼，我也不管。我不管人家怎么说，我只管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我一天有说有笑。二姐说我是乐天派。我看二姐就是个悲观派。”淑华夸耀似地接连说了许多话。

“这样就好，”蕙和芸齐声赞道。蕙却多说了一句：“只可惜我做不到。”

“你既然觉得好，为什么又做不到呢？”淑华不假思索地追问道。

差不多和这同时淑英从另一只船上发出了质问：“三妹，你为什么又扯到我头上来？哪个说我是悲观派？”淑华听见笑了笑。她正要回答淑英，但是蕙在说话了。

“三表妹，你不晓得，我们的处境不同。”蕙绝望地说，“这都是命！”

“我不这样想！”淑华不相信地摇摇头，她带了一点矜夸的神气说，“既然都是命，那我倒乐得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做得成做不成横竖都是命！”她又掉过头去对淑英说：“二姐，你就不同，你总是愁眉苦脸想这想那的，近来就没有看见你快活过一个整天。我屡次劝你也没有用。所以我说你是悲观派。”

“三表妹，你真会说话。”琴觉得有趣地笑了。芸也含笑地望着淑华。

“呸，”淑英红着脸啐了一口，她说：“三妹，你少在蕙表姐、芸表姐面前冲壳子！”她这时的心情跟先前的略有不同。听见淑华的话，她想起了她的三哥觉慧的话，她刚才在船上读完了觉慧的来信。

原来翠环划的那只船从圆拱桥下流过的时候，淑英和琴坐在一只船里，琴很关心淑英的事情，她又想起觉慧给淑英的那封信，便低声问道：“三表弟的信还在你身边？”

淑英小心地往四周一看，然后低声答道：“我还没有看清楚，我们现在来看，”便从怀里摸出了信。琴把头偎过来，两人专心地读着信。淑贞茫然地望着她们，不知道她们在看什么东西。淑华的船却只顾往前面走了。

琴和淑英读着觉慧的信，心里的激动不停地增加。那封信唤起了她们的渴望。尤其使淑英受不住的是：那许多带煽动性的鼓舞的话都是对她发的。觉慧从淑英的信里知道了她现在的处境，他对她表示极大的同情，但是他不满意她那悲观消极的态度。他举出几个例子，说明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怎样横遭摧残，他们为了旧礼教、旧观念做了不必要的牺牲品。他说这是不应该的。每个青年都有生活的权利，都有求自由、求知识、求幸福的权利，做父母的也应该尊重子女的这些权利。任何阻碍年轻生命发展的行为，都是罪恶。每个青年对这罪恶都应该加以反抗，更不该自己低下头让这个不可宽恕的罪恶加在自己的身上。他又说父母代替子女决定婚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前为了这种错误的婚姻，不知道有若干年轻人失掉了家庭的幸福和事业上的进取心。许多人甚至牺牲了生命。在高家受了害的人也有好几个，淑英不会没有看见。但是现在不同了，今天的中国青年渐渐地站起来了，他们也要像欧洲的年轻人那样支配自己的生活，决定自己的婚姻，创造自己的前程了。在外面到处都有这样的青年。淑英也应该做他们中间的一个。她不应该徒然在绝望的思想中憔悴呻吟地过日子，束手旁观地让她的父亲最后把恶运加到她的身上。她必须挺起身子出来为争取自己的幸福奋斗。在这一点女子跟男子不应该有什么分别。她请他替她打听上海学校的情形，要他代讨几份章程，他问她是不是有到下面读书的意思。他说倘使她真有这种意思，不妨认真作好准备，他也可以给她帮忙。而且他相信觉民和琴也会给她帮忙。他说在下次的信里就会把各学校的情形详细地告诉她，而且还会寄几份章程来。——信很长，但主要的意思也不过这些。后面的一段话写得比较隐晦，然而琴也能够看出觉慧在鼓动淑英偷偷地逃出家庭到下面去。她很高兴觉慧对淑英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她完全没有想到觉慧的建议如果被淑英接受而实行，她也会遇到种种的麻烦。

信里的话是那么惊人，但又是那么有理。从没有人对淑英说过这类的话。这些话使淑英明白了她自己所处的地位。淑英的心跳得厉害，她的脸也发红了。她急促地呼吸着，直到把信看完，才宽松地嘘了一口气。她珍重地将信藏起，又看了看琴，她想知道琴的意见。她自己一时没有主意。她好像是染了痼疾的病人，病一时好一时坏，最后濒死的时候，忽然得到转机。希望来了，眼前有一线光明。她自然要尽力抓住那一线光明，虽然她还不知道那光明是否能够拯救她，或者她是否能够把它抓住。所以她的心里起了大的骚动。琴含笑地用鼓舞的眼光回答她的注视。琴赞叹地说：“到底三表弟比我们强。他说得很对。”

淑英听见琴的话心里一震，但面容立刻就开展了。这一次跟以前那几次不同，现在她真正看见了一片灿烂的阳光，常常在她的脑子里浮动的暗云消散得干干净净。她的心渐渐地静下来，她感到从不曾有过的轻松。在她的对面忽然响起了淑贞的声音，淑贞看见她们那样出神地看信，不知道是谁写来的，又不知道信里说些什么话，她很着急，想问个明白，但是她又不愿意打岔她们，所以等到这时才开口发问：“是三哥的信吗？他说些什么话？”

淑英略吃一惊，但过后也就镇静了。她淡淡地答道：“是三哥寄来的，里面没有什么话，跟写给三姐的差不多。”

淑贞看看琴。琴温和地看她一眼，也不说什么。她对淑英的话有点怀疑，但也不再问下去。她低头思索了一下，也想不出什么。她听见琴和淑英热心地在谈话，她觉得她们的心跟她的心隔得远远的，她不能够了解她们，她想说话，又怕插不进去。她偶尔抬起头来，正看见自己的船向着淑华的那只船冲过去，便惊恐地叫起来。

船到了桥下，停了一会儿，她们又继续往前面划去。淑华不划了，叫绮霞代替她。翠环也让给琴划。琴划了一会儿。船驶到湖面较窄的一段，右边草地上稀疏的柳树中露出一带雪白的粉墙，一道月洞门把众人的眼光引到里面去。天井里的芭蕉，阶上朱红漆的万字栏杆和敞亮的房屋都进了她们的眼里。绮霞忽然停了桨对淑华说：“三小姐，等我上去看看赵大爷那里有没有开水。茶壶里没有水了，你们想必口渴。”

“也好，那么我们索性上去走走，”淑华回答道。别人都点头赞成。这里正是停船的地方。湖边有一道石阶，石板上钉得有铁环，原是拴小船用的。两只船都靠了岸，众人次第走上去，进了月洞门，沿着游廊走到那间全是玻璃窗门的长方形的房屋。淑华推开了门，众人都跟着她进去。绮霞和翠环却拿了茶壶，跨过游廊尽头的一道小门，到里面去了。

房间中央摆了一张大理石心的紫檀木圆桌，各处放的大理石靠背的紫檀木方形椅也不少。众人随便坐下。淑华却在屋里踱来踱去。她昂头四处观看，忽然说：“我们今晚上就在这儿消夜罢。别的地方也厌了。”

“这儿不好，晚上有点叫人害怕，”淑贞把嘴一扁摇摇头说。

“这儿又没有鬼，害怕什么？”淑华嘲笑道。

“我看还是在水阁里吃方便一点，”淑英说。

“这儿就好在新鲜。你听后面泉水的声音多好听。水阁里头我们已经吃过好几次。今晚上月色一定很好，这儿背后有山。我们还可以上山去看月亮。老赵那儿有火，做菜也没有什么不方便。今天说不定五爸他们又在水阁里打牌，”淑华任性地坚持道。

“说来说去，你总有理。好，就依你罢。你一个人去办好了，”淑英含笑地说。

“要我一个人去办就一个人去办，也没有什么难，”淑华得意地说。“不过今晚上说是给蕙表姐饯行，每个人都应该出点力，二姐，你也不能偷懒！”

蕙听见“饯行”两个字，皱了皱眉，就站起来，默默地走到一扇玻璃窗前，看窗外的景物。外面一个小天井里有几堆山石，天井尽处是一座石壁，人可以从左角的石级攀登上去。石壁上满生着青苔和野草，从缝隙中沁出的泉水顺了石壁流着，流入脚下一个方形的小蓄水池。池中有小小的假山。池畔有石头的长凳。

她们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喝了茶后又出去划船。她们决定晚上在这里消夜。觉新和觉民也加入，他们都出了钱，也出了力。到了傍晚，大家吵吵闹闹地忙着布置饭厅和做菜。但大部分的菜还是何嫂做的。淑英和淑华已经向剑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剑云这几天都不来，她们也不必担心英文功课。这天晚上几姊妹都在一起，整整齐齐的一桌八个人，因此淑华觉得特别高兴。她想：“难得这样齐全。以后恐怕难有这样热闹的聚会。乐得痛快地耍一夜。”淑英读了觉慧的来信以后仿佛在黑暗中找到一线光明。她的心不再是彷徨无主的了，这晚上她也是有说有笑的。琴自然了解淑英的改变，她为这个改变高兴。觉民也看出淑英的改变来，不过他不知道原因，但是这也给他增加了一点快乐。在桌上不得不把愁思时时压下的人只有蕙和觉新两个。蕙似乎是一个待决的死囚。觉新却像一个判了无期徒刑的老监犯，他对自己的命运没有一点疑惑，也没有一点希望了。但另一个人的结局却牵系住他的心。而且蕙的归宿假如可以比作绞刑架，他便是一个建造绞刑架的木匠。他刚刚从周家回来，看见蕙的眼角眉间隐约地蕴藏着的悲哀的表情，便想到他在周家所做的那些事：他一面为蕙的遭遇悲伤，一面又帮忙她的父亲把她送到那样的结局去。他对自己的这种矛盾的行为感着深切的懊悔。他在众人笑乐的时候常常偷偷地看蕙。他看见蕙的那种强为欢笑的姿态便感到负罪般的心情。他有时心上发痛，有时头脑沉重，他总不能把那阴云驱散。他的这种心情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众人在桌上笑着，吵着，行各种酒令，轮到他时，他总是因应答迟钝或者错误而被罚酒。他没有顾虑地喝着，酒似乎正是他这时需要的东西。酒点燃他心里的火，火烧散了那些阴云。他红着脸拚命叫人斟酒，他觉得脑子有点糊涂了。绮霞来给他斟了酒。他正要举杯喝下去，忽然听见人在说：“大表哥不能够再吃了。”这是蕙的声音。蕙关怀地望着觉新，水汪汪的眼睛说着许多无声的话。觉新惭愧地低下头。坐在他身边的淑英便把杯子抢了去，对他娇嗔地说：“不给你吃。”她一面吩咐翠环：“给大少爷绞脸帕来。”

“二妹，你今晚上倒高兴，我从没有看见你这样高兴过！”觉新忽然抬起那张通红的脸，眼睛睁得圆圆地，望着淑英似醉非醉地正经说。

“今晚上人这样齐全，大家有说有笑，我当然高兴，”淑英含笑答道。但是她又觉得不应该用这种空泛的话回答觉新，她想起觉新平日对她的关心，便温柔地低声对他说：“你放心，我现在不再像从前那样了。”

觉新惊喜地侧头看淑英：她的脸上没有一点悲哀和忧愁的痕迹。瓜子脸带着酒微微发红，一张红红的小嘴含着笑略略张开，一股喜悦的光辉陪衬着她的明眸皓齿，显得十分耀眼夺目。觉新觉得眼前忽然一亮，他不觉开颜笑了，他点了点头。但是过后他又偷偷地看了看蕙。蕙正在回答琴的问话。她的嘴角还挂着笑，但是她的眼眉间仍旧笼罩着忧愁。蕙比淑英大三岁，两个人的面貌有一些相似处。同样是瓜子脸，凤眼柳眉。不过淑英的脸上有一种青春的光彩，而蕙的含愁的面容却泄露出深闺少女的幽怨。蕙是一个过去时代的少女的典型，她那盈盈欲滴的眼睛表示了深心的哀愁，更容易引起像觉新这类人的同情。他刚才感到的一点喜悦又立刻飞走了。甚至在这欢乐的席上他也仿佛看见一个少女的悲痛的结局。这不是幻象，这会是真的事实，而且很快地便会实现的。他不能忍受这个打击，他便向淑英要求道：“二妹，让我再吃几杯酒。”他的声音已经有点模糊不清了。

“不，不给你吃！”淑英撒娇般地说。

“大哥，你不能再吃了，”觉民插嘴道。

“真的，大表哥今晚上吃得不少了，不能让他再吃，”琴也担心地说。

“那么让我来敬蕙表妹一杯酒，你们都敬过她的，我还没有敬过，”觉新说着就站起来，把旁边琴的酒杯拿在手里，要向蕙敬酒。

蕙也站起来。她窘得脸通红，但是她并不怨觉新，她勉强一笑说：“大表哥敬酒，不敢当，我吃一口就是了。她们敬酒我也只吃一口。大表哥，你吃得太多了，我们都不放心。”她轻轻地呷了一口酒就放下杯子，坐下去。

“大哥，蕙表姐说过的，只吃一口，多吃了我就不答应，”淑英在旁边嘱咐道。

这样一来觉新也不好意思把杯里的大半杯酒喝光了。他端着酒杯迟疑了片刻，才呷一口酒，忽然说：“蕙表妹，我祝你……”他不知道自己还要说什么，似乎把许多话都忘记了，便坐下来。他觉得头很重，脸也在发烧，他想：“我醉了。”

淑华看见觉新的这种样子，便笑起来说：“大哥吃醉了。”

“真的，大哥有点吃醉了，”淑英接着说。她又吩咐翠环：“翠环，你给大少爷剥两个橘子来。”翠环应了一声。

“给他倒一杯酽茶也好，”蕙提议道。

“我没有醉，我没有醉，你们说话，我都听见的，”觉新苦笑地分辩道。

“大哥，你看你的脸红得像关公一样，你还说没有醉，”淑华在对面说。

觉新不响了。翠环给他送上橘子来，他埋着头吃橘子。橘子吃完，何嫂又给他端来浓茶。众人继续着说别的话。这时菜已经上齐，每样菜剩下不多，大家差不多都吃饱了，还再吃一两碗稀饭。淑华逼着觉民讲笑话，琴讲故事。众人附和着。觉民被淑华缠得没有办法，便答应下来。他先喝一口稀饭，又咳了两声嗽。他忍住笑胡诌了一个即景的笑话。他正正经经地望着淑华说：“有一家子，有一位小姐，她的样子就跟你一样，也是一张圆圆脸——”

“我不要听，你在说我，”淑华正在喝稀饭，连忙把嘴里的吐了出来，她笑着不依道。她走过去要拧觉民的膀子。

“我不是在说你，你听下去就晓得了，”觉民含笑分辩说。

“我不要听这个。我要你另外讲一个，”淑华坚持说。

“三表妹，你让他讲完再说也不迟，世界上小姐很多，又不止你一个，”琴带笑劝解道。

“琴姐，你好不害羞！你帮他欺负我，我不答应你们。你左一个‘他’，右一个‘他’，他！他！你说得好香！”淑华大声说，一面把手指在脸颊上划着羞琴。

琴红着脸啐了淑华一口：“呸，你的嘴永远说不出好话来，哪个跟你一般见识！”她便埋下头去喝稀饭。

“好，我另外讲个冒失鬼的笑话罢，”觉民解围似地说。他板起面孔把这个笑话讲完，说得众人大笑了。淑华也觉得好笑。她笑了一会儿，忽然发觉众人望着她在笑，她有点莫名其妙，后来仔细一想，才知道觉民仍旧在挖苦她。她又好笑又好气地缠着觉民要他道歉，后来还是琴答应说一个故事，淑华才饶过了觉民。

琴讲了一个欧洲的故事，这是她新近在一本翻译小说里读到的，她改易了一些情节。这个故事叙述一个贫苦的孤女的遭遇，她经过种种艰难而得到美满的结果。琴讲得很好，芸、淑英、淑华、淑贞连翠环、绮霞们都听得出神了。蕙一个人听不下去，她心里不好过。她揩过了脸，就站起来。她发觉觉新已经不在屋里了，便也轻轻地走出去。

屋后石壁上涂了一抹月光。天井里假山静静地分立在各处。泉水琤琤地流着，像一个绝望人的无穷无尽的哀诉。漫天的清光撒下来，微凉的风轻轻地拂过她的脸颊，她觉得脑子清醒多了。她看见觉新一个人背着手在天井里踱来踱去，便也走下石阶。觉新看见人来，也不注意。她走近他的身边，轻轻地唤了一声“大表哥”，声音非常温柔。觉新听见蕙的声音，吃惊地站住，惶恐地答应一声。他渐渐地镇静下来低声说：“你怎么也来了？”

“我明天要走了，”她挣扎半晌才说出这一句话。

“我晓得，”他一面说，一面往池子那边走去。他起初似乎不大明白她的意思。后来他忽然痛苦地说：“你们都走了。”

“大表哥，你为什么要吃那么多的酒？”蕙仍旧低声说，“酒能伤人的。你也应该保重身体。……我很担心你……你不比我，你们男人家不应该这样糟蹋自己。你的感情也应该有寄托。”这些话一句一句的沁入觉新的深心。这意外的恩惠把他的寂寞的心全搅乱了。他感激她，但是他并没有快乐。他有的却只是悲痛。她愈向他表示她非常关心他，她如何不自私地顾念到他的幸福，他便愈感觉到她对于他是十分宝贵，以及他失掉她以后的痛苦。更可悲的是他知道她不久就要落到一个没有超生的希望的苦海里，他却完全不能帮一点忙。她立在他的旁边，似乎完全没有想到那个将临的恶运，却殷勤地垂问到他的前途。他不能够安心地接受这种不自私的关心。他悲痛地说：“难道你就该糟蹋自己？……你就没有前程……你想我的心……我怎么能够把你忘记……”他支持不住，一手按着心，在石凳上坐下来。他还要说话，但是心里难受得很。他忍耐不住，张开嘴大声吐起来。他大口大口地吐着，把先前吃的酒食全吐了。

蕙听见觉新的话，红着脸，不知道怎样回答他才好，等到觉新忽然呕吐，她便张惶地叫起来。她一面叫道：“翠环、绮霞快来，大少爷吐了！”一面走近觉新身边轻轻地给他捶背。

屋里的人听见觉新呕吐了，都跑出来看。有的给他捶背，有的给他倒茶倒水。觉新吐了一阵，似乎肚里的饭食也吐尽了，觉得心里好过一点，漱了口，又喝了两三口茶便先走了，觉民扶着觉新，绮霞在前面打灯笼，何嫂跟在后面，一行四个人走出月洞门去了。

这一来颇使众人扫兴，但是淑华和淑贞仍旧央求琴把故事讲完。她们还登上石壁，走了一转，就坐船回到外面去。她们又在觉新的房里坐了一会儿，后来琴的轿子提进来了，那时觉新已经在帐子里沉沉地睡去。琴便同这几姊妹一起去见了周氏，又向她们告辞。这几姊妹送她上了轿，还站在堂屋门前依恋地望着轿子出了中门。

“今天琴姐走，明天蕙表姐、芸表姐又要回去，我们这儿又清静了，”淑贞惋惜地低声自语道。

“四妹，你总爱说扫兴话！过几天她们又会来的，”淑华在旁边抢白道。

19

蕙从高家回到自己的家里以后，她把一切的希望都抛弃了。她的心是平静的。她只是默默地、顺从地做着别人要她做的事。她不笑，但也不落泪。她整天躲在房里，拿几本旧诗词或者旧小说消磨日子。她不到任何地方去，每天除了早晚去给祖母和父母请安，到厢房去吃早饭、午饭外，她连房门也不出。吃饭的时候她常常低着头，连话也害怕多说。她吃得很少，而且总是她第一个放碗，早早地回房里去。别人也不挽留她。在家里别的人全忙着，甚至她的堂妹妹芸也要做一些杂事。只有她一个人是清闲的。人们差不多不来理她，但是他们全为着她的事情忙碌。觉新每天下午两点多钟就离开公司到周家来，有时他出去买东西，有时就留在这里，照料收礼发谢帖以及其他各种事情，总要到傍晚才回家去。他每天要跟她见两三面。他常常问起她的健康，他总说她的面容近两天有点憔悴，他要她好好地保重。他的话是简单的。她的答语也是简单的。但是她也能了解那些话里所含有的深切的关心。在那些时候她的心常常被搅乱了，要过了一两个钟头她才能够勉强恢复她的平静的心境。因此她不敢跟他在一起多谈话。事实上她也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觉新总是被她的父母缠住，好像离开他，他们就不能做任何事情似的。她在房中有时也听见觉新从厢房里发出咳嗽声，起初一两次她还不大注意，后来她便忍不住要放下书本默想一会儿。默想的结果是一声轻微的叹息，这叹息便是她对命运屈服的表示。于是她不再想到自己，她想的常常是关于他的事情。她觉得这些日子里除了她的堂妹妹芸外，只有他一个人真正关心她。她每次遇见他时，他的关切的眼光，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瞥，她也很能了解那深意。她感激他，她关心他。但是她却不能把她的感情向他吐露。她把它埋藏在自己的心里，作为仅有的一点温暖与安慰。这温暖与安慰有时也在她的脸上涂绘了笑容，有时也使她做过很难忘记的好梦。可怕的未来的生活就在她的面前，定命的日子一天一天地逼近，但是她从前有的恐怖和焦虑已经渐渐地消失了，她的心里似乎空无一物。对于她似乎没有未来，没有过去。她有时甚至忘记了自己。她不时想到而且担心的倒是觉新的事情。

蕙像一个厌倦了生活的老人一天一天地挨着日子。她又像一个天生的盲人独自在暗夜里摸索着行路。她没有想象，没有幻梦，没有希望，没有憧憬。她对这个世界里的一切似乎完全不关心。她仿佛是一个已经举步跨入了另一个世界的人。但是芸和觉新又不时把她拉回到这个世界中来。觉新的注视和话语常常深入到她的内心。芸使她知道她还有一个过去，又使她多少依恋着现在。但是这个带给她的却只有痛苦和怅惘。

吉期的逼近使得全家的人加倍地忙起来。蕙虽然不常出房门，但是她也知道觉新为她的事情整天不曾休息。最近两天他在早晨十一点钟就来了，一直忙到二更时分才回去。她仿佛听说他为了购买送到男家去的全套新木器的事情，遇到一些意外的麻烦，使他焦急得不得了。但是他终于把一切都办妥当了。于是到了“过礼”的日期。

周公馆前几天粉刷过一次。这时大门口扎了一道大红硬彩，又换上新的红纸灯笼。天井里搭了粉红天花幔子，大厅上四处悬挂了绿穗红罩的宫灯，堂屋门上挂了粉红绣花的八仙彩。堂屋内两面壁上挂着朱红缎子的绣花屏。到处都是新的气象。烧“茶炊”的被雇了来，炉子安置在大厅的一个角上。人又叫来一群弹洋琴的瞎子，在右厢房窗下的一角放了桌子，坐着弹唱。

从早晨起大家就开始整理嫁妆，预备着装抬盒。从早晨起就有客人来，不过来的是一些常来往的亲戚。琴很早就来了。她这天请了假不到学校去。她两天前也曾来过一次，那是星期日，所以她有充分的时间跟蕙谈话。她知道对于蕙的事情她不能够帮一点忙，她所能给蕙的只是同情和鼓舞；这些实际上对蕙（陷在这样无助的境地中的蕙）并无好处。然而她依旧说了许多徒然给蕙增添怅惘的话。淑英和淑华跟着周氏来了。周氏还带了绮霞来，说是留在这里帮忙几天。淑英的母亲张氏到下午才来，她和两个弟妇王氏、沈氏同来，道过喜以后她们就留在这里打牌。

蕙这一天是不出来见客的。琴和淑英姊妹在蕙的母亲陈氏的房里坐了一会儿，就由芸陪着到蕙的房间去。蕙早已梳洗完毕，正拿了一本书躺在床上垂泪。她看见她们进来，才勉强坐起带着疲倦的微笑招呼了她们。她们看见这个情形，说话很小心，极力避免惹起蕙的不愉快的思想。但是蕙跟她们讲了两三句话以后，忽然露出痴呆的样子闭了嘴，无缘无故地淌下几滴眼泪。

这一天蕙的心境并不是平静的。嘈杂的人声和瞎子的弹唱搅乱了它。她好像是一个被判死刑的囚犯在牢里听见了修搭绞刑架的声音，她这时才真正体会到恐怖的滋味。她不能够再平静地等待那恶运了。恶运的黑影从早晨起就笼罩在她的头上，给她带来恐怖、痛苦、悲哀和深的怅惘。在这之外她还感到处女的害羞。她被这些压得不能动弹。她渐渐地失掉了自持的力量。她觉得自己是世间最不幸的人，所以她让眼泪时时落下来。淑英和芸两人也陪着蕙落了几滴眼泪。淑英大半是为着自己的前途悲伤，她害怕自己会陷落在同样的命运里面。芸却是为了同情、为了友爱而落泪的。她比她们更关心蕙的命运，更爱蕙。她们两姊妹是在一起长大的。——堂姐的出嫁将留给她以孤寂，何况她的堂姐夫的人品又不好。因此芸在悲痛的感情以外还有一点愤慨，她不满意她的伯父，不满意他不经过好好的考虑就把自己女儿随便嫁出去的做法。琴和淑华并不是不关心蕙的命运，她们也很喜欢蕙，而且对这门亲事也并不赞成。不过淑华生性达观，琴看事比较透彻，又能自持，所以她们不曾淌一滴泪水。

男家的抬盒上午就到了，一路上吹吹打打地抬进中门，一共有三十架，装的是凤冠霞帔，龙凤喜饼等等，由两个仆人押送了来。一一地摆在天井里和石阶上，摆得满满的。大厅上还有周家先预备好的空抬盒。于是周家上上下下一齐忙着将抬盒里的东西全搬出来，又把自己预备好的陪奁如金银首饰、被褥、衣服、锡器、磁器以及小摆设之类放进去，装满了四十架抬盒，到了下午让人吹吹打打地抬起走了。

这一天的主要节目便算完结。剩下的只是应酬贺客和准备佳期中应有的种种事情。留下的客人并不多，但也有男女四桌。

蕙整天躲在房里，琴和淑英姊妹陪伴着她。绮霞也留在旁边伺候她们。她们故意找了一些有趣味的话题来谈，想给蕙解闷。芸也想留在房里陪伴她的堂姐，或者多同堂姐在一起谈话，然而她不得不出去，跟在伯母和母亲后面应酬女客，或者做一些琐碎事情。到了早饭的时刻，蕙的母亲叫人摆了一桌菜在蕙的房里，就让琴、淑英、淑华、芸陪着蕙吃饭，除了绮霞外还差女佣杨嫂来伺候开饭。蕙起初不肯吃，后来经了众人的苦劝，才勉强动箸吃了半碗饭。到吃午饭的时候，外面客厅里有两桌男客，堂屋和左厢房里有两桌女客，琴和淑英姊妹仍旧留在房里陪蕙吃饭。这时蕙吃得更少，她只咽了几口。众人看见她这样，也不想吃什么了。外面的席上十分热闹，更显得屋里凄凉。连淑华也不常动箸、不常说话了。淑华觉得此刻比上午更寂寞，忽然说道：“如果芸表姐在这儿，那就热闹了。”

“我不晓得以后还能够同二妹一起吃几回饭，”蕙淡淡地说，她的略带红肿的眼睛里又闪起泪光来了。

“蕙表姐，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淑华诧异地说：“你以后不是常常回家的吗？”

“以后的日子我简直不敢想。我怕我活不到多久，”蕙冷冷地说，她连忙埋下头去。淑英在旁边轻轻地唤了一声“蕙表姐”，声音无力而凄惨。她突然放下筷子，发出一阵呛咳。她抚着胸口站起来，走到痰盂前，弯着腰吐了几口痰。天色渐渐地阴暗了。

“二表妹，你怎样了？”琴关心地问，淑华也站起来要去给淑英捶背。连蕙也止了悲，叫杨嫂给淑英倒了一杯热茶。

淑英止了咳嗽，接过茶杯喝了两口，端着杯子走到蕙的面前，同情地对蕙说：“蕙表姐，你不要再说那种叫人心痛的话。我有点害怕。”

“我真恨！为什么女子应该出嫁？世界是那么大，偏偏就该我们做女子的倒楣。天公太不平了！”淑华愤恨地切齿说。

“这并不是什么天公平不平。这应当归咎于我们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琴若有所感，忽然做出严肃的表情，声音清朗地说。“我看这是可以改变的。男女本来是一样的人。我们应当把希望寄托在将来。所以蕙姐，你也要宽宽心才好，到那时你的事情或许还有转机。”

蕙含着深意地抬头看了琴一眼，眼光中带了一点惊疑，然后她放弃似地轻轻叹一口气苦笑道：“琴妹，你的话或许有道理，不过我是没有希望的了。沉进了苦海的人是难得超生的。横竖我定了心让这个身子随波飘去。”

芸揭了门帘进来。她穿一身新衣服，下面系一条红裙。她在外面刚喝过两杯酒，她的浓施脂粉的脸上也添了一层红晕，两个酒窝更加分明。她突然走进，似乎给这个房间带来一线光明，一股热风。她走到蕙的面前，异常亲热地问道：“姐姐，你吃饱了？我早就想偷偷跑进来看你的。”

众人都已经放下了碗，绮霞正俯着身子在绞脸帕。电灯开始在发光。蕙感动地对芸微微一笑，低声答应一句：“饱了。”

淑华在旁边爽直地说：“芸表姐，你不要相信她。她哪儿吃饱？她只吃了几口饭。”

芸惊疑地看蕙，她的颊上的红晕渐渐地淡去，那一对酒窝也消失了。她关心地问：“姐姐，真的？”蕙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把眼光渐渐地往下移，似乎不敢迎接芸的眼光。

“姐姐，你不该这样糟蹋你的身体，”芸偎着蕙坐下，痛惜地责备道。

蕙努力动动嘴，她想笑，但是没有笑出来，却无力地叹了一口气，颓唐地说：“二妹，你想我怎么把饭咽得下去？我的心……”她咽住了下面的话，把头埋下去，一只手随意地翻弄着衣角。

芸心里一阵难过，她沉默着不说什么。淑华看见这样，倒有点后悔不该冒失地说了那句话，反倒引起她们的哀愁。她害怕这沉默，也讨厌这沉默，她便劝道：“其实蕙表姐，你也不必过于悲观。我想表姐夫不见得就像别人说的那样。”

蕙把头埋得更深。芸不掉动一下脸，好象不曾听见淑华的话似的。淑英嗔怪地瞅了淑华一眼，琴也惊讶地看淑华，她们的眼光仿佛在说：“为什么要提到他？”淑华觉得失言，不好意思，便不作声了。琴看见淑华的受窘的表情，要打破这沉闷的空气替淑华解围，便问芸道：“芸妹，外面客人还有多少？席上闹不闹？”

“松松的坐了两桌，也没有人吃酒，都很客气，”芸惊觉似地动一下头，望着琴答道。她略略皱一下眉头，又说：“在那儿陪客，真受罪。还不如跟你们一起在这儿吃饭好。外客厅里的男客闹酒闹得很厉害。”她说到这里便站起来自语道：“我该走了，不然妈会喊人来催我去的。”她又依恋地看了看蕙，说一声：“姐姐，我去了，”便匆匆地走出房门。绮霞也跟了她出去。

蕙抬起头如梦如痴地望着芸的背影，不觉祷祝似地自语道：“但愿二妹将来不要像我这样才好。”

淑英听见这句话，心里一惊，她觉得这句话好像是对她说的。她的眼前现出一个暗影，她费了一些工夫才把它赶走了。但是她还不能够使自己的心境十分平静，她还要想将来的一些事情。她愈想愈觉前途困难，希望很少。她找不到出路，就痴呆似地落进了沉思里面。

这时电灯已经大亮，外面更是灯烛辉煌，人声嘈杂。众人默然相对，显得房里十分凄凉。一层板壁竟然隔出了两个世界。淑华不能忍耐了，她要找几句话打破沉闷的空气。她随便谈一些闲话，众人都不带多大兴趣地应答着。琴谈到将来的希望，但是蕙似乎就害怕将来。后来话题转入到“过去”。一些愉快的回忆渐渐地改变了房里的空气。淑英和蕙的注意都被这个话题吸引了去。她们把心事暂时封闭在心底，让回忆将她们带到较幸福的环境里去。

她们谈了好一会儿，大家都感到兴趣，外面喧哗的人声也不曾搅乱她们的注意。绮霞忽然匆匆忙忙地走进房来，对淑英说：“二小姐，三太太喊你快去，三太太在等你。”淑英答应一声连忙站起来。绮霞到床前把折好了的裙子打开提着递给淑英。淑英接过裙子系上了。她向蕙告辞。众人都站起来送她。琴也说要回去。蕙看了看琴，依恋地说：“你也要走？为什么一说走两个都要走？”蕙的话还未说完，芸又慌慌张张地走进来，她并不坐下就催促淑英道：“二表妹，喊你快去！在等你。”淑英匆匆地向蕙说了两句话，又向琴打一个招呼便跟着芸出去了。

外面人声更嘈杂。似乎许多乘轿子拥挤在天井里。有人在叫：“高三太太的轿子提上来。”轿夫在答应，轿子在移动。一乘，两乘轿子出去了。另外的又挤上去。琴温和地对蕙一笑，想拿这笑容安慰蕙。琴说：“横竖明天下午我还要来。明天上午我有课。妈今天又没有在这儿吃饭，我怕她等我。我还是早点回去好。”她说毕便回头吩咐绮霞道：“绮霞，你去看张升来了没有，喊他把轿子提上来。”

绮霞答应了一声“是”，却仍旧站在旁边不走，等待蕙的决定。然而蕙不再挽留了，她沉吟地说了一句“也好”，过后又央求琴道：“你明天要早点来。”绮霞听见这样的话，也不再问什么便往外走了。

琴走时，淑英已经跟着张氏走了。外客厅里没有灯光。大厅上也还清静。贺客差不多走光了。觉新后来也回家去了。只有周氏和淑华（还有绮霞）留在周家睡觉。芸的房间让了给周氏，她临时在蕙的房里安了床铺，她和淑华同睡在那里，说是“陪伴姐姐”。

第二天大清早众人就忙着。周氏来给蕙“开脸”，她一面用丝线仔细地绞拔蕙的脸上和颈上的汗毛，一面絮絮地对蕙讲一些到人家去做媳妇的礼节。蕙默默地任周氏给她开了脸，她感到轻微的痛，她也感到处女的害羞。她不说一句话。她横了心肠闭起眼睛任别人对她做一切的动作。这一天她的脸上总是带着愁容。下午琴和淑英、淑贞都来了。晚上她们几姊妹在一起吃饭，仍旧在蕙的房里。这好像是送别宴，在席上大家都没有笑容。连乐天派的淑华，和相信着“将来”的琴也都落了眼泪。蕙落泪不多，但是她那憔悴而凄惨的面容使人见了更心酸。

客人去了以后，蕙的房间又落在冷静里。淑华和芸被唤到周老太太房里做事情去了。陈氏便到蕙的房里，母亲怀着依恋的心情跟她辛辛苦苦养育了二十年的女儿告别。母亲说了许多话。女儿垂了头唯唯地应着。母亲的话很坦白，在这间房里又没有第三个人来听她们讲话。母亲谆谆地嘱咐女儿到了郑家以后应该如何地行为。她又把做媳妇的礼节教给女儿。这一层周氏已经对蕙讲过了。跟她此刻所讲的也差不多。陈氏反复地讲着一些事情，她的声音渐渐地变成了呜咽。蕙惊讶而悲痛地微微抬起头看她，蕙的脸上满是泪痕。陈氏看见这张脸，觉得一阵难受，再也忍耐不住，迸出哭声诉苦道：“蕙儿，我实在对不起你。我让你到郑家去，我怎么放心得下！都是你爹心肠硬，害了你。这门亲事我原是不答应的……”陈氏再也说不下去，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胆怯的孩子似地低声哭起来，一面用手帕频频地揩眼睛。

本来是由母亲来劝女儿，现在反而由女儿劝母亲了。蕙看见母亲这一哭，倒反而止了悲。她勉强用平静的调子对母亲说：“妈，你不要伤心。这都是命。我的命是这样，怪不得你。我到郑家去也可以过日子……”蕙虽然极力使语调成为平静，但是声音里仍然带着叹息。她的眼睛干了，可是泪水不住地往心里淌。

“但愿能够这样就好了……”陈氏也止了泪，但是仍然带悲声地说。她们母女默然对坐了一会。陈氏渐渐地恢复了原来的安静，又说了几句安慰蕙的话，才没精打采地走出房去。

这个晚上蕙整夜没有闭眼。母亲的一番话搅乱了她的心。对过去的留恋和对未来的恐惧轮流地折磨她。她想起前前后后的许多事情，愈想愈觉得伤心。她用被头蒙住嘴低声哭着，不敢让睡在她房里另一张床上的淑华和芸两人听见。她一直哭到天明。

天一亮，公馆里就响起了人声。人们渐渐地活动起来。这一天是正日子，他们应该比前一两天更忙碌。蕙早早地起来。她不说话，不笑，顺从地让人给她化妆，任人摆布，她完全像一个没有感觉的木偶。她的父亲周伯涛很早就起来了。他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带着焦急的表情在各处走。仆人们时时来找他，向他报告一些事情，或者向他要这样那样的东西。派定押送花轿的仆人中有一个突然生了病，须得临时找人代替。女眷们又发觉缺少了什么东西，要找他商量立刻添置。周伯涛不能够从容地应付这些事情，他心里很烦躁。他看见枚少爷穿着宽大的长袍马褂，缓慢地走来走去，不会做任何事情，他更加气恼，便顺口骂了一句：“不中用的东西！”后来他实在熬不住，便差人去请觉新。仆人还未动身，觉新就来了。周伯涛看见觉新，心里非常高兴，他马上迎着觉新，要觉新来调度一切。他们忙了一个上午。大家聚在左厢房里围着一张圆桌匆忙地吃了早饭，不能忍耐地等候新郎来迎亲。

琴和淑英先后来了，她们比新郎来得早，她们要陪伴蕙到她上花轿的时候。

下午一点钟光景，新郎坐着拱杆轿来了，轿夫吆喝地把轿子放下，郑家仆人递上了帖子，由周家仆人进去通报。里面说一声“请”。新郎垂着双手拘谨地从中门走进来，由觉新招待他，到了堂屋里面，向周家祖宗神主行了礼，然后由觉新陪着送了出去。周家的人男男女女都躲在各个房间里由门缝和窗口偷偷地张望新郎。新郎是一个身材短小的青年，虽然是一样地两肩斜挂着花红，头戴着插了一对金花的博士帽，但是这个人的容貌显得滑稽可笑。尤其惹人注目的是他那一张特别宽大的四方脸矮矮地安放在窄狭的肩上，从后面看去好像他就没有颈项似的。面目还算端正，然而一嘴的牙齿突出来，嘴唇皮完全包不住。

蕙在母亲的房里低声哭，淑英们在旁边劝她。芸和淑华都偷看了新郎的相貌。琴也看了一眼。那张面孔给了琴一个憎厌的感觉，使芸的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叫淑华忍不住怨愤地发出一个低微的声音。

新郎刚走出中门，就有一些人暗暗地发出不满的评语。每个人都替蕙叫屈，都为了蕙的不幸的命运叹息。周老太太和她的两个媳妇（陈氏和徐氏）、一个女儿（周氏），其中尤其是蕙的母亲，非常失望，觉得心冷了半截，好像落进冰窖里面似的；她们只得暗暗地责备蕙的父亲瞎了眼睛，选了这样的人做女婿。她们爱怜地看了看那个掩面哀哭的蕙，心里非常难受。但是她们已经没有时间考虑了。她们应该马上作打发蕙进花轿的准备。

觉新送走了新郎以后回来，周伯涛迎着他。他忍住心痛跟他的舅父说了几句话。他看见周伯涛的脸上依旧带着平静的笑容，他对这个中年人起了反感。他受不了他的舅父谈话的神气，便借故离开了周伯涛。他走到堂屋门前，忽然看见枚少爷脸色苍白地走出来。那个病弱的孩子愤愤不平地说：“大表哥，爹怎么把姐姐许配给那样的人？”

“现在已经太晏了，你姐姐真不幸，”觉新惨然答道，他想起蕙以后怎样同那个人在一起生活的事，心就像被几把刀在慢慢地割。他轻微地叹息一声。

“你听，姐姐哭得多么惨！”枚少爷把嘴向着他母亲的房间一努，恐怖地说。

觉新的脸上起了一阵痛苦的痉挛。他还不曾说话，另一个声音在后面响起来代替他回答道：

“女人上花轿时候都要这样哭的！”说话的人是觉民，他刚才在外面看见了新郎的面貌，他的心里也充满着愤怒。他故意说这种刺激的话。

“你不懂得，你不懂得！”觉新忽然摇摇头气恼地对觉民说。

外面锣声、唢呐声大作，一群人前呼后拥地把花轿抬进了大门。觉新皱着眉头进了堂屋。房里、堂屋里的人立刻忙乱起来。蕙被女眷们拥到堂屋里面，让她坐在椅子上，周氏们忙着给她戴凤冠，穿霞帔。她一面啼哭，一面任人将她摆布。花轿已经进了中门在堂屋门前放下了。轿夫们吆喝地把花轿平抬进堂屋，剩了后半身在外面。现在是新娘上轿的时候了。人们叫了枚少爷来把蕙抱持上轿。蕙啼啼哭哭地挣扎着，不肯上轿，枚少爷又没有一点力气，还需要觉新来帮忙。又有女眷们来扶持。蕙挣扎了一会儿，一支珠花从头上落下。芸在旁边拾了起来，但是没有法子再给她戴上去。蕙的挣扎使得好几个人淌了眼泪。她的母亲看见大家拿她没有办法，便上前去含泪地在她的耳边说了两三句话，她才服服帖帖地让他们把她拥进了花轿。

厚的轿帘放下，轿子被抬起来。一群人又前呼后拥地把花轿抬出去。这时送亲的男女客人的轿子已经先走，花轿缓缓地出了周家的大门。陪嫁的杨嫂换上新衣坐了小轿，跟着花轿到郑家去了。

众人痴痴地站在堂屋里望着花轿出了中门。从紧紧封闭着的花轿里还透出来蕙的凄惨的啼哭声，但是它终于被锣声和唢呐声压倒，而远远地去了。蕙的事情算是告了一个段落。好几个人宽慰似地叹了一口气，好像把心上的石头卸下去了一般。年轻一代人的心里还充满着同情和愤怒。琴和觉民开始在谈论这件事情，他们站在右上房窗下谈话，淑华和芸也加入，淑英只是站在旁边静静地听着。枚少爷也到那里去听他们说话，但是他听不进去。他等一会儿就要到郑家去，而且还要留在那里坐席。那一个陌生的地方，那许多陌生的客人，那些繁重的礼节，他又是以一个特殊的身份去的——想起来也够使他受窘了。虽然觉新答应和他同去，但是对于他，那种种的麻烦不会减轻多少。他担心，他害怕。他很激动，他焦急地挨着时刻。他惶恐不安地走去问觉新什么时候到郑家去。

聚在堂屋里的人渐渐地散去了，觉新独自走下石阶，他耳边还响着蕙的哭声。他了解蕙的心情，不但了解，而且他充分地同情她。他看见那凄惨的挣扎，就想到一个可爱的生命的被摧残，他不觉记起梅和瑞珏的惨痛的结局，他又想到自己过去所经历的那些痛苦的岁月。一重一重的黑影全来压在他的心上。他有些受不住了。他也想挣扎。但是那张瓜子脸带着绝望地求助的表情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那张脸是他所熟悉的，是他所宝贵的。从那张不大不小的红唇里曾经说出那些使他的心因感激而颤动的话；从那双含着深情的水汪汪的凤眼里他曾经受到那几瞥关切的注视。这都是他永远不能忘记的。在他失去了他所宝贵的一切、只剩下一颗脆弱的心的此刻，那个人便是他生活里的一盏明灯，那些话和那些眼光便是他唯一的安慰和报酬。那个人对于他是太可宝贵了。他不能够失掉她，他更不能够看着她落在一个悲惨的命运里面，让那可爱的年轻生命很快地毁灭。他应该救她，他应该挽回那一切。他应该用最大的努力挣扎。——他这样兴奋地想着。然而枚少爷走过来了。

“大表哥，我们就去吗？”枚少爷着急地问道，脸上带着忧郁和焦虑的表情。

“啊，到哪儿去？”觉新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一般，他含糊地说。他惊疑地往四周一看，于是恍然明白：一切都完结了，无可挽回了。现在太迟了。而且是他自己把她送到那个可怕的地方去了的，是他自己帮忙别人把她推到那个悲惨的命运里去了的。这回是他自己毁掉了他的最后一件宝贵的东西，牺牲了他的最后一个亲爱的人。他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他觉得头发昏，眼前一黑，身子支持不住，力量松弛地倒下去。

“大表哥！大表哥！”枚少爷惊恐地叫起来。他连忙搀扶着觉新。

“什么事？什么事？”觉民和周伯涛同时跑来张惶地问。

觉新睁开眼睛茫然地一笑，吃力地答道：“我没有什么，我有点累，过一会儿就好了。”

“大哥，你还是回家去休息休息罢，”觉民提议道。周伯涛又是着急，又是抱歉，他也劝觉新回家休息。觉新起初还不肯答应，还说要陪枚少爷到郑家去，后来觉得自己十分困乏，实在不能支持，便告辞回家去了。

20

觉新在家里休息了一天，到了蕙回门的日子他又到周家去帮忙。觉民劝他在家里多休养几天不要出街，更不要出去应酬，但是他不肯听从。他很早就到周家去了，而且极力装出精神很好的样子。周伯涛在那里忙得没有办法，做事情找不到头绪，正在发脾气骂仆人，看见觉新来，气也平了，把许多事情都交给觉新去办，自己抽身溜开了。

觉新勉强支持着办理那些琐碎的事情。这一天比过礼的日子更热闹。客人不断地来，大厅上摆满了轿子。觉新也只得跟着周伯涛去应酬。他看见枚少爷穿着长袖宽袍拘束地移动脚步，红着脸作揖打恭的样子，心里也有点难过。洋琴的声音吵闹地送入他的耳朵，瞎子唱得更起劲了。

蕙终于回来了。他没有机会同她见面谈话。她被姊妹们和别的女眷包围着。他也不得不去陪郑家姑少爷谈一些无关痛痒的闲话。后来在行礼的时候，外面吹着唢呐，蕙穿着粉红缎子绣花的衣裙，头上戴满珠翠，垂着珍珠流苏，由伴娘搀扶出来，同新郎立在一起，先拜了祖宗，又拜周老太太、周伯涛夫妇、徐氏、周氏等等，都是行的大礼。后来到了觉新的轮值，他也只得进堂屋去陪着他们跪拜。他跟他们斜对着磕了头。他每次立起来总忍不住要偷偷地看她一眼。她的粉脸被下垂的珠串遮蔽了，使他看不见她的表情。只有那张特别宽大的四方脸和一嘴突出的牙齿在他的眼前晃动。只有这短短的几瞥！她就跟他分开了。他依旧置身在吵闹的贺客中间。他虽然同他们在一起谈笑，但是他的心却总放在一个人的身上。他多看郑家姑少爷一眼，便多替蕙担心而且不平。他心里非常不舒服。在这人丛中，他连一个可以了解他、听他谈一两句真心话的人也找不到。觉民虽然也到周家来过，但是这个年轻人行过礼以后便借故走了。觉新因此更觉得寂寞。

傍晚在席上客人划拳喝酒十分起劲，觉新也跟着他们喝酒。他一杯一杯地喝下去，不知道节制。他当时只觉喝得痛快，后来席终客人陆续散去以后，他才觉得自己支持不住了，连忙告辞回家。他回到家里，刚走进屋还来不及坐下，就张口大吐，吐了一地。何嫂服侍他睡下，又把他吐的脏东西也打扫干净了。

觉新迷迷沉沉地睡了一晚，第二天就不能起床。他发着高烧。周氏很着急，连忙叫人请了医生来给他看病。他服了药，睡了十多天才渐渐地好起来。在他的病中周老太太、周伯涛夫妇都来看过他，他们都认为他是为了蕙的喜事劳碌过度而得病的，所以对他表示大的歉意，并且不时差人送了一些饮食来。芸也来过。她来时，或者琴来时，都由淑英、淑华、淑贞三姊妹陪着在觉新房里闲谈。芸不知道觉新的心事，她还对觉新谈了一些关于蕙的事情。他从芸的口里才略略知道蕙在郑家的生活情形。翁姑严峻而刻薄；丈夫脾气古怪，不知道体贴。有一次蕙因为身体不大舒服，没有出去陪翁姑吃饭，后来就被婆婆教训一顿。蕙气得回房里哭了半天，她的丈夫不但不安慰她，反而责备她小器。这是跟着蕙陪嫁过去的杨嫂回来说的。芸愤慨地转述着杨嫂的话，她一面抱怨她的伯父，一面气得淌眼泪。淑英和淑华也在替蕙生气。但是她们都只能用话来泄愤，不能够做任何实际的事情去减除蕙的痛苦。觉新躺在床上。他说话不多，然而他把她们的谈话全仔细地听了进去。他痛苦地思索了许久。他如今才开始疑惑起来：他当时是否就只有那一条路可走。他觉得他过去的行为错了。他那时本可以采取另一种行动，即使失败，也不过促成两个生命的毁灭。而现在两个人都愈陷愈深地落在泥沼里面，在灭亡之前还得忍受种种难堪的折磨。这都是他的错误。芸说那些话就像在宣读他的罪状，每一句话都打在他的心上，使他的心起了震动。仿佛有一个炸弹似的东西马上要在他的胸膛里爆炸。但是他极力忍住不发出一声呻吟让别人听见。因此他的秘密始终不曾被人知道。

蕙从芸的口里得到觉新生病的消息。她心里很着急，但是表面上依旧装出平静的样子。她不能够抽身到高家看觉新，后来却差了杨嫂来探病。杨嫂还带来一些蕙送给淑英、淑华、淑贞三姊妹的礼物；另外还有笔墨、信纸、书签等等，是送给觉新和觉民的。那时觉新已经可以下床了。他躺在床前一把藤椅上，把杨嫂叫来，絮絮地向她探问蕙的消息。杨嫂的话匣子一旦打开，便不容易收场。觉新巴不得她说得十分详细。杨嫂比芸说得多。她把她的愤慨全吐了出来。她甚至用了一些不客气的字眼形容蕙的翁姑和丈夫。他听了那些话当时觉得很痛快，但是愈听下去，他的心便因忧郁和绝望而发痛了。

“这样古怪的人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我们老爷真是瞎了眼睛，会看中这样的子弟。我们老爷真狠心，硬要把好好一朵鲜花丢进污泥里头去。连我也气不过。不是为了大小姐，我早回家不做了。哪个高兴伺候那种人！”杨嫂站在觉新面前愈说愈气，后来忍不住切齿地说道。

觉新忽然变了脸色，伸手从桌子上把蕙送来的书签拿在手里。他一面含糊地回答杨嫂，一面看书签。那是蕙亲手做的，在白绫底予上面画着一支插在烛台里的红烛，烛台上已经落了一滩烛油，旁边题着一句诗：“蜡炬成灰泪始干。”觉新意外地发见这样的诗句，心里很激动。他偷偷地看了杨嫂一眼，杨嫂的面容并没有什么变化。他又埋下头去看手里的书签。他若有所悟地念道：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1]

他又想起了杨嫂先前说的话：“大小姐听见大少爷病了，很着急。大小姐说大少爷是为她的喜事忙出病来的，所以她心里很不安。她恨不得亲自过来看大少爷。怎奈姑少爷脾气古怪，连大小姐回娘家他也不高兴。大小姐又不好跟他吵架。大少爷，你晓得，大小姐素来脾气好，遇事总让人，就将就了他，所以喊我过来给大少爷请安，问问大少爷的病体怎样。”还有：“大小姐受了气，一声不响，逢着屋里头没有人的时候，她就偷偷地哭起来，给我碰见过两次，我劝她，她就说：‘我横竖活不久的，早点把眼泪哭干了，好早点死。’大少爷，你想我还好说什么话？”

觉新这时被一种强烈的悔恨的感情压倒了。他明白他自己又铸了一个大错。蕙可以说是被他间接害了的。他已经断送了几个人的幸福。这些人都是他所认为最亲爱的，现在都被驱逐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而且每一次都是由他来做帮凶。蕙应该是那些人中间的最后一个了。在这一年来他所受到的种种打击之上，又加了这个最后的沉重的一击。这好像是对他的犯罪所施的惩罚。如今一切都陷在无可挽回的境地里，那严峻的法律是不容许悔罪的。他当初误于苟安的思想，一步走错，就被逼着步步走错，等着走到悬崖的边缘，回头一看，后路变成了茫茫一片白色。他虽然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也只得纵身跳进无底的深渊里去。“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是不能挽救他的。他知道这是十分确定的了。到此时他纵然把自己所宝贵的一切拿来牺牲，也不能够改变那个结局。他对自己的命运并不抱怨。但是对那个温淑的少女也得着同样命运的事，他却感到不平、惋惜与悲痛了。他拿着书签绝望地长叹一声，泪水从眼眶里迸了出来。

淑英也听见杨嫂的报告。这使她的心里也起了一个剧烈的震动。她起初的确感到恐怖，仿佛看见那样的命运就在她的面前等待她。然而后来她下了决心了：她绝不走蕙的路。其实她早已有了这样的决定。琴便是她这个决定的赞助人。虽然她们还没有商定详细明确的计划。但是那条唯一的路她已经认清楚了。那条路是觉慧指给她、而且以他自己的经历作了保证的。自然有时候她也不免有一点踌躇。可是看见蕙的遭遇以后她却不能够再有疑惑了。她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那条路上。她对自己的前途便不再悲观。她的痛苦倒是来自对别人的同情。因此她很关心地向杨嫂发出一些问话，也很注意地听杨嫂的回答。不过她的态度比较稳重，她不大说气愤的话。淑华却不然。她动气地抱怨周伯涛，她也跟着杨嫂责骂蕙的丈夫。她甚至气得带了一点坐立不安的样子。淑贞坐在淑英旁边。她很少开口发言，只是畏怯地静听着别人谈话，不时抬起头看别人的脸色。

淑英听见觉新念诗，又听见他的长叹声。她惊疑地掉头看他，看见他拿着书签在垂泪。她起初觉得奇怪，但是后来也就明白了。她心里更难过。她站起来伸出手去柔声对他说：“大哥，给我看看，”便从他的手里接过了书签，她正埋下头去看那一行娟秀的字迹，淑华也走了过来，伸着头把捏在淑英手里的书签看了一眼，自语似地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觉新和淑英都不回答她。杨嫂没有明白淑华的意思，却接着解释道：“这是大小姐亲手做的。她自己做，自己画。不过姑少爷在家的时候她不敢做这些东西。有一回她在做，给姑少爷看见了，就抢了去。大小姐气得不得了，说了两三句话，姑少爷就发起脾气来，大小姐又不敢跟他吵架只好低头垂泪……”

“二妹，你们带杨嫂出去歇歇罢，喊翠环、绮霞陪她到花园里去耍一会儿也好，”觉新不能够支持下去，脸色惨白，疲倦地对淑英说。淑英知道他的心情，也不问什么话，便答应一声，同淑华、淑贞一起带着杨嫂到外面去了。杨嫂正要跨出门槛，觉新忽然唤住她吩咐道：“杨嫂，你走的时候再到我屋里来一趟。”

杨嫂不等天黑就回郑家去了。她临走时果然到觉新的房里去。觉新仍旧躺在床前那把藤椅上。他看见她来，脸上略微现出喜色，说了一些普通的应酬话，要她转达给蕙。他最后仔细地叮嘱道：“杨嫂，你是个明白事理的人。你们太太相信你，才叫你过去服侍大小姐。如今大小姐境遇很苦，她有时心里不快活，你要多多劝她。事情到了这样，可说木已成舟。姑少爷再不好，大小姐也只得忍耐着好好过活下去。或者过几个月，处久了，就能相安无事也未可知。大小姐一个人有时候闷得很，或者会想不开，你晓得她的性子，你要好好地开导她才是。”他说了这些话。他自己也知道是勉强说出来的，他自己就憎厌这种见解。他还给了杨嫂一点赏钱。

杨嫂听了这番嘱咐，十分感动。她接过赏钱请了安，道谢地称赞道：“多谢大少爷。大少爷的心肠真好，想得也很周到。其实不劳大少爷操心。我也劝过大小姐：常常把心放宽一点。我会好好地服侍她。唉，我们大小姐的命真不好。如果我们的枚少爷换了大少爷，大小姐有你这样一位哥哥，也不会弄到现在这种地步。”

杨嫂的话是她的真情的吐露。但是在觉新听起来，话里面似乎含得有刺。杨嫂好像故意说反面的话来挖苦他似的。他想：倘使蕙真有一个像他这样的哥哥，她的遭遇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他并没有力量把她从那个脾气古怪的陌生男子的手掌中救出来。这个思想使他苦恼。他颓丧地倒在藤椅上，痴呆地望着杨嫂，不再说一句话。杨嫂以为他疲倦了，便不再停留，道过谢走了。

觉新的病痊愈以后，他有一天到周家去。这是他病后第一次出去拜客。他知道那天蕙要回娘家，希望在那里遇见她。他去得较早，蕙还不曾到。他在周家自然得着亲切的欢迎。舅父周伯涛出去了。周老太太和他的两位舅母殷勤地款待他。她们向他问长问短。他也为了她们在他的病中的关怀和馈赠向她们表示谢忱。

过了一会儿，蕙的轿子到了。蕙见了众人，一一地行了礼。她坐下后便关心地问起觉新的健康。她说，她听见他“欠安”的消息，早就想到高家去探病，可是被家里一些琐碎事情羁绊着，不能够出门，因此没有去看觉新，还请他原谅她。她不曾提到差杨嫂问病和送书签等物的事。但是这倒并非故意不提。

觉新早知道她不能出门的真正原因。他听到“原谅”两个字，心里忽然一阵痛，他偷偷地看她的脸。面容有点改变了，但是脸上并没有光彩。脂粉虽然掩盖了憔悴的脸色，然而眼角眉尖的忧愁的表情和额上的细微的皱纹却显明地映入他的眼里。同情与爱怜的感情支配着他。他含了深意地正面看她。他立刻又恢复了镇静自己的力量。于是他把自己的真心隐藏起来。他勉强做出笑容同她们谈了一些应酬话。后来牌桌子摆好了，在左厢房里面。周老太太主张打“五抽心”。觉新和蕙都不得不参加，另外的两人自然是陈氏和徐氏。芸和枚少爷便立在旁边看牌。觉新坐在蕙的上手，洗牌的时候他的指尖在桌面上挨到了她的手，他好像触电似地心里猛然抖了一下。她很快地把手一缩。他看了她一眼。她仍旧低下头在洗牌，脸上略有一点红晕。后来轮着觉新“做梦”了，他便站到蕙的背后看她打牌。他看见蕙时时把牌发错，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他也不说出来，却在旁指点她发牌。她默默地听从他的吩咐。蕙打完了这一圈，便立起来，应该换觉新上场了。觉新不坐下去，却向那个也立在旁边看牌的芸说：“芸表妹，你坐下替我打两牌，我就来。”

“大少爷，你到哪儿去？”周老太太惊讶地抬头问了一句。

“外婆，我不走哪儿去。我手气不好。所以请芸表妹代我打两牌，”觉新回答道。周老太太也不再说什么。芸便在蕙坐过的凳子上坐了下来。觉新立在芸的背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看芸起了牌。他又掉过头看蕙。蕙一个人静悄悄地立在厢房门口，似乎在看外面的景物。他也走到门口去。他到了那里，蕙也不回头看他。

“蕙表妹，多谢你送的东西，”觉新低声在后面说。

“做得不好，哪儿值得道谢？”蕙忽然回过脸来，对他凄凉地微微一笑，低声答道。她的头又掉向外面去。

“蕙表妹，事情已经至此，也无法挽回了，”他痛苦地说。她并不答话。他又说：“你该晓得忧能伤人，多愁苦思都没有好处。我总望你能够放开心，高兴地过日子。我也就没有别的希望了。你多半不会相信我的话，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蕙把脸掉向牌桌那面看。她看见没有人注意他们两个谈话，便温柔地看了觉新一眼，叹息似地低声说道：“大表哥，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只要你过活得好，我或者还有高兴的时候。可是你的情形又是那样……”后面的话却变成叹息的余音而消散了。

觉新感到一阵惊喜。这真心的表白和深切的关怀是他料想不到的，这一来便把他的内心也搅动了。一个希望鼓舞着他。他觉得两颗心在苦难中渐渐地挨近。他似乎伸手就可以抓到那一线光明，那一个美梦。那是他所能希望得到的最后的一个美梦了，如果失败，便会给他带来永久的黑暗。所以他忘了自己地奔赴光明和美梦。他的带病容的脸上也现出喜悦的光辉，他激动地说：“你竟然这么关心？……”

她侧过脸投了一瞥感激的眼光，轻轻地答了一句：“此外我还有什么关心的事情？”她的脸上忽然泛起红晕，她又把脸掉开了。

她的感激的眼光和柔情的话语把他更向着希望拉近了。他感动地抬眼看她。她穿着大小合身的时新的衣服，瘦削苗条的水蛇腰的身子倦慵地斜倚在门上，一只膀子略略靠着门框。她似乎也难抑制感情的波动，她的身子微微地颤动着，淡淡的脂粉香一阵一阵地送入他的鼻端。他这时又瞥见了光明与美梦，希望又在他的眼前亮了一下。他的情感像潮水似地忽然在他的心里涌起来。他觉得有千言万语要向她倾吐。但是后面牌声大口向，芸十分欢喜地唤道：“大表哥，快来！快来！我给你和个‘三翻’了！”于是光明隐藏，美梦破灭，他不得不留下一些话未说，马上跑到芸那里去，众人在数和，在付筹码。芸夸耀地向他解说她怎样凑成了这副好牌。但是他哪里听得进那些话？连摊在芸面前的十四张雀牌他也没有看清楚。他的脑子里所想的仍然是蕙的事情。他茫然地立在芸的椅子背后，他感到一阵空虚，一阵怅惘。他又掉头去看蕙。蕙依旧寂寞地倚在门上。他又起了爱怜的感情，还想过去跟她谈几句话。他正在迟疑间，蕙慢慢地走过这面来了。他便又后悔自己没有走过去以致失却了跟她单独谈话的机会。他看见她默默地坐下去洗牌，后来又强为欢笑地应酬众人，他心里非常难过。他也无心看她发牌了。他只觉得更加爱惜她，更加憎厌自己。

他们打了十圈牌，周伯涛还没有回家。周老太太说不等他了，便吩咐开饭。众人正在吃饭，仆人周贵就进来说：姑少爷差人来接大小姐回去。

“怎么今天就来接？原说好让蕙儿在家里住一天。周贵，你喊那个来接的人回去，要他明天晚上再来接！”周老太太不高兴地抱怨道。周贵答应一声走了出去。蕙默默地低下头，饭碗端在手里，筷子动得很慢，她那种食难下咽的样子是被觉新看见了的。觉新也不说什么，心里却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悲愤。

过一会儿周贵又走进来惶恐似地说：“姑少爷说有要紧事情，喊大小姐立刻回去。”他知道这两句话会使周老太太生气，硬着头皮准备挨骂。

“糊涂东西！你连道理也不懂！你看大小姐饭都没有吃完，哪个喊你进来说的！”周老太太把筷子一放，果然板着面孔骂起来。周贵立在门口，接连答应着“是”。他不敢走开，只得笔挺地站着，等候周老太太的吩咐。

“大小姐是我的孙女，是凭大媒嫁过去的，又不是我卖给他郑家的！周贵，你去把来接的人打发走，说我把大小姐留下了，明天晚上会差人送大小姐回去。请姑少爷放心，不要再派人来接了，”周老太太带怒地继续吩咐道。

“是，”“是，”周贵依旧唯唯地应着，却不走出房去。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不讲道理的人，”周老太太依旧气愤地自语道。她看见周贵还站在房里，便厉声责斥道：“周贵，你还站在这儿做什么？”

周贵吃惊地答应一声，慌忙地走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周贵又走进来结结巴巴地报告道：“老太太，郑家来的人不肯走，说姑少爷吩咐过要大小姐一定回去。大小姐不回去，姑少爷要发脾气的。”

“婆，还是让我回去罢，”蕙推开椅子站起来，呜咽地说。

“蕙儿，你就不要走！你婆索性留你多住几天再回去，看你姑少爷敢把你怎样？”周老太太气得半晌说不出话，过后才带着愤慨地安慰蕙道。蕙一声不响，却掩面低声哭起来。

芸连忙走过去，在蕙的耳边柔声劝道：“姐姐，你不要伤心，有婆给你作主……”

蕙的母亲陈氏在旁边快要淌泪了，她忍住悲痛，温和地对周老太太说：“妈，还是让蕙儿回去罢。她究竟是郑家的人，凡事少不得要将就她姑少爷一些。我们多留她耍一天，她回去又会受姑少爷的气。”

周老太太颤巍巍地立起来，走到一把藤躺椅前面坐下。她的脸色也变青了。她听见陈氏的话，觉得也有道理，但因此更增加了她的愤慨。她气恼地说：“真是个横不讲理的人！蕙儿在我们家里娇养惯了，却送到那种人家去受罪，我真不甘心！他会发脾气，难道我不会？周贵，你去给那个人说，我不放大小姐走，姑少爷不答应，喊他亲自来接。看他自己来有什么话说！我要留大小姐多住两天，哪个敢说个‘不’字！”

陈氏和徐氏看见周老太太这样生气便不作声了。蕙忽然奔到周老太太面前，要说什么话，但是口一张开，就忍不住拉着周老太太的膀子哭起来。周老太太也伤感地淌了眼泪，声音发抖地接连说：“我苦命的蕙儿。”

周贵起先唯唯地答应了两声，迟疑地站了片刻，看见这个情形，知道周老太太一时没有另外的话吩咐。他正要走出去，却被觉新唤住了。觉新到这时才把他的纷乱的思想理出一个头绪来。他忍住心痛，走过去低声嘱咐芸把蕙劝好拉开，然后勉强做出温和的声音对周老太太说：“外婆，我看还是让蕙表妹回去罢。如今生米已经煮成了熟米饭，除了将就郑家外也没有别的法子。我们跟郑家闹脾气，结果还是蕙表妹受气。人已经嫁过去了，住在他的家里，有什么苦楚，我们也管不到。为了蕙表妹日后的生活着想，我们只好姑且敷衍郑家。请外婆不要动气。不然更苦了蕙表妹。”他居然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他想不到自己会有这样大的勇气。现在连周老太太也说要把蕙留下，倒是他反而主张蕙顺从地回到那个她视作苦海的郑家去。他自己觉得他的主张是有理由的，目前就只有这样的一条路，而同时这理由、这路又给他带来更大的痛苦。他又一次做了自己最不愿意做的事情。

“妈，大少爷的话也很有理。你就放蕙儿回去罢。现在也真没有别的法子。何况以后日子还长。说不定他们小夫妻以后会和好起来的，”陈氏暗暗地揉了揉眼睛，便顺着觉新的口气向周老太太央求道。徐氏也附和地说了两句话。

周老太太沉吟半晌，后来才叹息一声，放弃似地说：“你们以为我不懂规矩吗？也罢，我也不留蕙儿了。”她吩咐仆人道：“周贵，你去喊人把轿子提上来！”

房里静无人声。周老太太板起面孔坐在藤躺椅上。蕙已经停止哭泣。她站直身子，摸出手帕在揩眼泪。周贵像犯人遇赦似地连忙走出去了。又过了片刻周老太太用温和的眼光怜惜地看蕙，忍不住悲声说道：“可怜的蕙儿，叫我怎么忍心放你回去？我们都在这儿过得好好的，却喊你孤零零一个人去受罪。这就是生女儿的结果。好不叫人灰心！蕙儿，你处处要小心，自己要晓得保养身体。我们如今顾不到你了。”芸忍不住在旁边哭了。徐氏连忙过去嘱咐芸道：“芸儿，你哭什么？不过这一点点小事情，你不要惹你婆伤心。”陈氏听见芸的哭声不觉也落下几滴眼泪。

蕙本已止了泪，听见周老太太的一番话，触动了前情，觉得一阵心酸，又淌出眼泪来。她满脸泪痕地望着周老太太说：“婆，你不要担心，我在那边处处小心，也不会受罪的。我以后会常常回来看你，看妈……”她想做出笑容，可是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连下面的话也被悲痛阻塞在咽喉里面了。她挣扎了一会儿，猝然说出一句：“我去穿裙子去，”便掉转身去了。

蕙回到厢房里来时，轿子已经放在天井里等候她了。她向周老太太们请了安，又向觉新拜了拜。觉新一面作揖答礼，一面依恋地邀请道：“蕙表妹，你哪一天到我们家里来耍？二妹、三妹她们都很想念你。”

蕙苦涩地一笑，过后又蹙眉地说：“我也很想念她们。可是今天的情形你是看见的。什么事我都不能作主。大表哥，你回去替我问她们好，还有琴妹……”她不再说下去，便转身向芸和枚少爷拜过了，走出房门上轿去。

轿子走出了中门，周贵去把中门关上。天井里只有静寂；众人的心里只有空虚。他们回到房里以后，周老太太一个人尽管唠唠叨叨地抱怨蕙的父亲，别人都不敢答话。觉新坐了一会儿实在忍受不住便告辞走了。

觉新坐在轿内，思绪起伏得厉害，他愈想愈觉得人生无味。他回到家里，下了轿，听见门房里有人拉胡琴，唱《九华宫惊梦》。

高忠装出女声唱杨贵妃：

贼呀贼，兵反长安为哪一件？

文德的响亮的声音唱安禄山：

你忘却当初洗儿钱。

觉新皱了皱眉，就迈着大步进了拐门，走过觉民房间的窗下，正遇见淑英、淑华姊妹拿着书从房里出来。他知道她们读完英文课了。淑英先唤了一声“大哥”。

“二妹，三妹，蕙表姐向你们问好，”觉新忍住悲痛地说。

“你看见蕙表姐了？她怎样？还好罢？”淑英惊喜地问道。

“她哪儿会好？不要提了，”觉新愤慨地答道。

“你说给我们听，她究竟怎样？”淑英、淑华两人缠着觉新不肯放，要他把蕙的情形详细地告诉她们。

“好，我说，我说。你们不要性急，到我屋里去说，”觉新后来只得应允了。

“说什么？大哥有什么好听的新闻？”觉民的声音突然响起来。他和剑云正从房里走出，听见觉新的话便顺口问道。

“大哥今天看见了蕙表姐，”淑华高兴地对觉民说。

“我们也去听听，”觉民侧头对剑云说。剑云点头说好。

众人进了觉新的房间坐下以后，何嫂端出茶来。觉新喝着茶，一面把这天在周家看见的情形详细地叙述出来。他愈往后说，愈动了感情，眼里包着一眶泪水，他也不去揩干。

剑云默默地坐在角落里，不时偷偷地看淑英。淑英在凝神深思，她的脸色慢慢地变化着，恐怖和焦虑的表情又在她的脸上出现。她微微地咬着嘴唇皮，不说一句话。

“世界上会有这种事情！真气人！蕙表姐也太懦弱，怕他做什么？”淑华恼怒地说。

“世界上这种事情多得很，不过你没有看见罢了，”觉民故意嘲笑地说。

“我说以后就索性把蕙表姐留下，再不让她到郑家去，等他来接十次百次，都给他一个不理，看他有什么法子！蕙表姐究竟是周家的人！”淑华昂着头起劲地说。她气愤地望着觉新，好像她在跟他争论一般。

觉新痛苦地责备淑华道：“你真是在说小孩子话。蕙表姐如今是郑家的人了。”

“郑家的人？说得好容易！蕙表姐明明在周家养大的，”淑华还是不服，她固执地争辩道。

“你说这种话又有什么用？人已经嫁过去了，你将来就会明白的。你不要说大话，难保你就不会嫁一个像你表姐夫那样的姑少爷。”觉新看见淑华说话不顾事实，他有点厌烦，便故意用这种话来激恼她。他自己并不拥护现在的婚姻制度（因为他自己受过害了），他说上面的话正表示对那个制度的反抗：他希望把自己的愤怒传染给别的人，激起别的人出来说一些他自己想说而又不敢说的攻击那个制度的话。

“大哥，”淑英忽然失声唤道。她带了责备的眼光望着觉新，痛苦地低声说：“你也说这种话？”

“我才不怕。别人凶，我也可以凶。我也是一个人，决不给别人欺负！”淑华气红了脸大声辩道。

“说得好！”觉民在旁边称赞道。

觉新听见淑英的话，他立刻想起了这个少女的处境：的确一个像蕙有的那样的命运正在前面等候她，现在的蕙便是将来的淑英。那个命运的威胁是很大的。但是淑英跟蕙不同，她还努力在作绝望的挣扎。她手边的英文课本便是她不甘灭亡的证据。然而结果她能够逃避掉灭亡吗？他不敢多想。在看见蕙堕入深渊以后。他再没有勇气来看淑英的那样的结局了。那个结局并不远，而且也许又轮着他来把淑英送进深渊里去。不过淑英还在设法逃避。他想她应该逃避。但是她多半会失败。

“大哥，我跟你说几句正经话。蕙表姐的事情固然已经无法挽回了。但是二妹的事情我们还可以挽救。陈克家一家人的事情你不是不知道。三爸近来的脾气你也见到了，他不会顾惜二妹。二妹是个有志气的女子，你应该给她帮点忙，我们都应该给她帮忙，”觉民忽然做出庄重的面容，一本正经地说。

我们应该给她帮忙——觉新接着想下去。觉民的话来得正凑巧。好像一个外来的力量把觉新的纷乱的思绪一下子就理清了。他觉得几对眼睛急切地望着他，等候他的回答。尤其是觉民的追逼似的眼光使他的思想无处躲闪，而淑英的求助的水汪汪的眼睛引起了他的怜惜。虽然他始终觉得自己并没有力量，但是他也下了决心：他不让淑英做第二个蕙。于是他用稳重的语调答道：

“只要二妹打定主意，我总之尽力帮忙就是了。事情以后可以慢慢商量。不过你们说话做事都要谨慎一点。”

[1]李商隐的七律《无题》中的两句诗。

21

在这些日子里觉民算是最幸福的。觉新和淑英们的苦恼他分担去的并不多。琴和利群周报社的事情更牵系住他的心。他从琴那里得到的是温柔、安慰与鼓舞。利群周报社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周报按期出版，销数也逐期增加。他每星期二下午照例去参加编辑会议。翻阅一些稿件，有时也带去自己的文章。琴有时出席，有时不能到，便请他做代表。社里的基金渐渐地充裕了，只要稿件多，他们便可以将周报的篇幅增加半张。也有了新的社员，表示同情的信函差不多每天都有，还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也写了仰慕的信来。这一切在年轻人的热情上点燃了火。每个青年都沉溺在乐观的幻梦里。他们常常聚在一起，多少带一点夸张地谈到未来的胜利。那些单纯的心充满了快乐。这快乐又给他们增加了一些憧憬。恰恰在这时候方继舜从外州县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一本描写未来社会的小说《极乐地》和一本叫做《一夕谈》的小册。他当做至宝地把它们借给别的朋友读过了。《极乐地》中关于理想世界的美丽的描写和《一夕谈》中关于社会变革的反复的解说给了这群年轻人一个很深的印象。同时觉慧又从上海寄来一些同样性质的书报如《社会主义史》、《五一运动史》、《劳动杂志》、《告少年》、《夜未央》[1]等等，都是在书店里买不到的。在这些刊物和小册子的封面上常常印着“天下第一乐事，无过于雪夜闭门读禁书”一类的警句。的确这些热情的青年是闭了门用颤动的心来诵读它们的。他们聚精会神一字一字地读着，他们的灵魂也被那些带煽动性的文句吸引去了。对于他们再没有一种理论是这么明显、这么合理、这么雄辩。在《极乐地》和《一夕谈》留下的印象上又加盖了这无数的烙印。这些年轻的心很快地就完全被征服了。他们不再有一点疑惑。他们相信着将来的正义，而且准备着为这正义牺牲。《夜未央》更给他们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这是一个波兰年轻人写的关于俄国革命的剧本。在这个剧本里活动的是另一个国度的青年，那些人年纪跟他们差不多，但已经抱着自我牺牲的决心参加了为人民求自由、谋幸福的斗争。那些年轻人的思想和行为是那么忠诚、那么慷慨、那么英勇！这便是他们的梦景中的英雄，他们应该模仿的榜样。

他们一天一天地研究这种理论，诵读这种书报。他们聚在社里闲谈的时候也常常发表各人的意见来加以讨论。不久他们就不能以“闭门读禁书”的事情为满足了。周报社的工作他们也嫌太迟缓。他们需要更严肃的活动来散发他们的热情，需要更明显的事实来证实他们的理想。他们自己是缺乏经验的。他们便写信给上海和北京两处的几个新成立的社会主义的团体。在这个省的某个商埠里也有一个社会主义的秘密团体，就是出版《一夕谈》的群社。方继舜辗转地打听到了群社的通信处，他们也给群社写了信去。回信很快地来了。信封上盖着美以美教会的图章，把收件人写作黄存仁教士，里面除了群社总书记署名的信函外，还附得有一本叫做《群社的旨趣和组织大纲》的小册。那意见和组织正是他们朝夕梦想的。读了这本小册以后，他们再也不能安静地等待下去了。他们也要组织一个这样的秘密团体，而且渴望做一点秘密工作。方继舜是他们中间最热心的一个，他被推举出来起草宣言。这自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他有群社的小册和杂志上刊载的宣言做蓝本。宣言写成，他们便约定在黄存仁的家里开会商议成立团体的事情。

觉民一天吃过午饭，打算到琴的家去。他走到大厅上，看门人徐炳正从外面走进二门来。徐炳看见他，便报告道：“二少爷，外面有一个姓张的学生找你。他不肯进来，在大门口等着，要你就去。”

“好，”觉民答应一声，他想大概是张惠如来找他到周报社去。他到了外面才看见张惠如的兄弟张还如穿着高师学生的制服，手里捏了一把洋伞，低着头在大门口石板地上踱来踱去。他跨过门槛唤了一声：“还如！”

张还如惊喜地抬起头来，简短地说：“觉民，我们到存仁家去。”声音不高，说话的神气也很严肃。

“继舜他们都在吗？”觉民知道是为了什么事情，但是他仍然问了一句。

“在，”张还如点头说，脸上仍然带着严肃的表情。

觉民的心里也很激动。他不再问什么，便同张还如一起走了。

黄存仁住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那所房屋是觉民十分熟习的，他去年还在那里住过一些时候。但是这次到黄存仁的家去，他却怀着紧张的心情，好像在那里有什么惊人的重大事情在等候他。他从没有参加过秘密会议。他看过几部描写俄国革命党人活动的翻译小说，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飞将军》，《昙花梦》之类就尽量地渲染了秘密会议的恐怖而神秘的气氛。这在他的脑子里留下了一个颇深的印象。因此他这时不觉想起了那几部小说里作者所用力描绘的一些激动人的场面。张还如又不肯走直路，故意东弯西拐，使他听了不少单调的狗叫声，最后才到了黄存仁的家。

这是一所小小的公馆，一株枇杷树露到矮的垣墙外面来。他们不用看门人通报，便走进去。黄存仁的书房就在客厅旁边。他们进了书房。屋子里已经有了四个人，方继舜、张惠如、陈迟都来了。觉民看见这些亲切而带紧张的面孔，不觉感动地一笑。

开会的时候，黄存仁把房门关上，他站在门后，一面听别人谈话，一面注意着外面的响动。第一个发言的是方继舜，他用低沉的声音说明了这次会议的意义，然后解释他所起草的宣言的内容。这篇宣言，黄存仁诸人已经读过了，只有张还如和觉民两个不曾见到。觉民便从方继舜的手里接过来，仔细地看了一遍，就交给张还如。宣言比群社的小册简短许多，但里面仍然有不少带煽动性的话和对现社会制度的猛烈的攻击，而且关于组织和工作等项也说得很详细。方继舜谦逊地说，他一个人的思想也许欠周密，希望别人把宣言加以修改。觉民只觉得宣言“写得好”，他却不曾注意到它写得很夸张。不过他疑惑自己担任不了那些艰巨的工作，他又疑惑他自己还缺乏做一个那样的秘密社员所需要的能力和决心。觉民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以为工作范围太大，如设立印刷所等等目前都办不到；部也分得太多，如妇女部、学生部、工人部、农人部等等大都等于虚设，社员只有这几个，各部的负责人也难分派；宣言措辞过于激烈，一旦发表，恐怕会失掉许多温和分子的同情。方继舜沉毅地把这些质疑一一地加以解答。他仍然坚持原来的主张。觉民对这个解答并不满意，不过他想听听张惠如、黄存仁他们发表意见。他们的意见有一部分跟觉民的相同，但是他们也赞成方继舜的另一部分的主张。

“我们目前固然人数少，然而以后人会渐渐地多起来的。那时候我们的工作范围就要扩大了。我们的组织大纲到那时也适用。组织大纲本来应该有长久性的。我们组织这个团体不是为了做点大工作还为什么？原本因为觉得单做利群周报社的事情有点单调，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才另外组织这个团体……”方继舜很有把握地用坚决的口吻说。他接着还说了一些话。他吐字很清楚，差不多没有一点余音。他沉着脸，态度很认真。

黄存仁和张还如也说了几句。陈迟发了一番议论。觉民又说了几句。后来宣言终于被通过了，只是在分部一项上有小的修改，暂时把几个部合并成一个宣传部。

团体的名称也决定了：“均社”，这是方继舜提出来的。他们决定在下星期二开成立会。他们谈完均社的事，又谈了翻印小册子、印发传单、排演《夜未央》的计划。后来方继舜先走了。到这时大家的心情才开始宽松。觉民和别的人还在黄存仁家里随便谈了一会儿。他们又谈起上演《夜未央》的事，众人都很兴奋，当时便把脚色分配下来：张惠如担任男主角桦西里，黄存仁担任革命党人昂东，陈迟担任女革命党人安娥[2]，张还如担任女革命党人苏斐亚。觉民对这件事情也很感兴趣，但是他却不肯做演员。大家推他扮演重要配角葛勒高，他说他不会演那个年轻的工人。最后他只答应在戏里担任一个不重要的角色。众人又推定方继舜做老革命家党大乐，利群周报社的一个青年社员汪雍扮女仆马霞。其他的脚色都请周报社社员担任。这样决定了以后大家都很高兴，临走时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满意的笑容。来时那种紧张、严肃的表情再也看不见了。

觉民一个人十分激动地走回家里。他的脸上固然也出现过满意的笑容，但是他走到他住的那条冷静的街道上，他的笑容便被一阵温和的风吹散了。其实这是由于他心里又起了疑惑。的确他的心里还有不少的疑惑。他并不是一个想到就做的冒失的人。他比较觉慧稳重许多。他做一件事情除非是逼不得已，总要想前顾后地思索一番才肯动手。他不肯徒然冒险，作不必要的牺牲。他也不愿参加他自己并不完全赞成的工作。他有顾虑。他也看重环境。当时在那种使人兴奋的环境中他的热情占了上风，他说话和决定事情都不曾事先加以考虑。如今他冷静地一想，就觉得加入均社和演剧的事对于他都不适宜。加入秘密团体，就应该服从纪律，撇弃家庭，甚至完全抛弃个人的幸福。他自己并不预备做到这样。而且做一个秘密结社的社员，要是发生问题便会累及家庭，他也不能安心。至于登台演戏，这一定会引起家族的责难，何况演的又是宣传革命的剧本。从前他和觉慧两人担任了预备在学校里演出的英文剧《宝岛》中的演员，剧本虽然没有演出，可是他的继母已经在担心四婶、五婶们会说闲话。这一次他要正式演戏，并且他们要租借普通戏园来演出，他的几个长辈不会不知道，更不会不加以嘲笑和责难的。固然他自己说他并不害怕他的长辈，但是他也不愿意因为一件小事情给自己招来麻烦。他愈往下想愈觉得自己的举动应该谨慎，不能够随便地答应做任何事情。二更的锣声在他的前面响起来。他走到十字路口，更夫一手提灯笼一手提铜锣走过他的身边。锣声沉重而庄严，好像在警告他一样。他忽然觉醒过来。他下了决心：第二天去对朋友们说明，他暂时不加入均社，也不担任演员。他只能够做一个同情者，在旁边给他们帮忙。他这样决定以后，倒觉得心里安静了。他走进高公馆的大门。他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很聪明的，而且为这个决定感到了欣慰。

大厅上那盏五十支烛光的电灯泡这一晚似乎显得特别阴暗。三四乘轿子骄傲地坐在木架上，黑黝黝地像几头巨兽。门房里人声嘈杂，仆人轿夫们围挤在一起打纸牌。觉民刚跨进二门走下天井，便听见一个少女的声音叫道：“五少爷，六少爷，你们再闹，我去告四老爷去！”

觉民听出这是绮霞的声音。他觉得奇怪，连忙走上石阶留神一看。原来觉群、觉世两人把绮霞拦在轿子后面一个角落里。觉群嬉皮笑脸地拉扯绮霞的衣服，觉世呸呸地把口水吐到她的身上去。绮霞一面躲避，一面嚷。她正窘得没有办法，这时看见觉民便像遇到救星一般地惊叫道：“二少爷，你看五少爷、六少爷缠住我胡闹！请你把他们喊住一下。”

袁成正在那里劝解，看见觉民便恭敬地唤了一声“二少爷”，就走下天井进门房去了。

觉民厌烦地看了觉群和觉世一眼，不大高兴地问道：“你们拦住绮霞做什么？”

“哪个喊她走路不当心碰到我？她不给我赔礼还要吵。我今天非打她不可！”觉群得意地露齿说道，两颗门牙脱落了，那个缺口十分光滑。

“哪个扯谎，报应就在眼前！五少爷，是你故意来碰我的！我哪儿还敢碰你？我看见你们躲都躲不赢！”绮霞气恼地分辩道。

“好，你咒我！我不打死你算不得人！六弟，快来帮我打！我们打够了，等妈回来再去告妈！”觉群咬牙切齿地扑过去抓住绮霞的衣襟就打。觉世也拥上去帮忙。绮霞一面挣扎，一面警告地叫道：“五少爷，六少爷！”

觉民实在看不过，他的怒气直往上冲。他一把抓住觉群的膀子，把这个十岁的小孩拖开，一面劝阻道：“五弟，放绮霞走罢。”

“我不放！哪个敢放她走！”觉群固执地嚷道。觉世看见觉群被觉民拉开了，有点害怕，便住了手，站在一旁听候觉群的吩咐。

觉民看见绮霞还站在角落里不动，只是茫然地望着他，便正色说道：“绮霞，你还不快走！”绮霞经觉民提醒，连忙跑进拐门到里面去了。觉民怕觉群追上去，仍然捏住觉群的膀子不放，过了半晌才把手松开。

“二哥，你把绮霞放走了！你去给我找回来！”觉群等觉民的手一松，便转过身子扭住觉民不肯放，泼赖地不依道。“你给我放走的，我要你赔人！”

“五弟，放我走，我有事情，”觉民忍住怒气勉强做出温和的声音说。

“好，你维护绮霞，欺负我！你还想走？绮霞不来，我就不放你走，看你又怎样！你好不要脸，给丫头帮忙！”觉群一面骂，一面把脸在觉民的身上擦来擦去，把鼻涕和口水都擦在觉民的长衫上面了。他还唤觉世道：“六弟，快来给我帮忙！”觉世果然跑了过来。

觉民实在不能忍耐了。他把身子一动，想抽出身来，一面动气地命令道：“你放我走！”就把觉群的两只手向下一摔。觉群究竟力气不大，不得不往后退两步，几乎跌了一个筋斗。觉民正要往里面走去，却被觉群赶上抓住了。觉群带着哭声说：“好，二哥，你打我，我去告大妈去！”但是觉群并不照自己所说到里面去，却依旧缠住觉民不肯放他走。

觉民气得没有办法，他不再想前顾后地思索了。他大声教训道：“说打你就打你，看你以后还怕不怕！”他抓住觉群，真的伸出手去在觉群的屁股上打了两下。他打得并不重，觉群却哇哇地大哭起来，一面嚷道：“二哥打我！”一面去咬觉民的手。觉民的手被咬了一口，他觉得一下痛，便用力一推。觉群退开了，就靠着一乘轿子伤心地哭骂着。觉民把自己的衣服整理一下，看了看手上的伤痕，气略略平了一点。他还来不及走进拐门里面，就看见一乘轿子在大厅上放下了。这是克安的轿子，赵升跟着轿子跑上大厅，打起了轿帘，王氏从里面走出来。

觉群看见自己的母亲回来，知道有了护身符，可以不怕觉民了，便故意哭得更加响亮。王氏一下轿，觉世就去报告：“妈，二哥打五哥，把五哥打哭了。”

觉民听见觉世的话，恐怕会引起王氏的误会，便走过去对王氏说了几句解释的话，把事情的原委大略地叙述了一番。王氏不回答觉民的话，她把眉毛一横，眼睛一瞪，走到觉群面前，一手牵着觉群，另一只手就在觉群的脸颊上打下去。她用劲地打着，打得觉群像杀猪一般地哭喊。觉民在旁边现出一点窘态。他也觉得王氏打得太重了。但是他又不便劝阻她。他正在思索有什么解围的办法，王氏忽然咬牙切齿地骂觉群道：“你好好地不在里面耍，哪个喊你去碰人家？人家丫头也很高贵。你惹得起吗？你该挨打！你该挨打！你挨了打悄悄地滚回去就是了。还在大厅上哭什么？你真是一个不长进的东西。我要把你打死！我生了你，我自己来打死也值得。”王氏又举起手打觉群的脸。觉世看见母亲生气，哥哥挨打，觉得事情不妙，便偷偷地溜走了。觉民听见王氏的话中有刺，心里很不高兴，但又不便发作，只得按住怒气，装做不懂的样子走进里面去了。

觉民进了自己的房间，刚刚坐下，就听见王氏牵了抽泣着的觉群嘴里叽哩咕噜地走过他的窗下。他本来想静下心预备第二天的功课。然而一阵烦躁的感觉把他的心搅乱了。王氏那张擦得又红又白的方脸在他的眼前一晃一晃地摆动，两只金鱼眼含了恶意地瞪着他。她那几句话又在他的耳边擦来擦去。他忍不住自语道：“管她的，我做什么害怕她！”他又埋下头去看书。可是他的思想依然停滞在那些事情上面。他读完了一页书，却不知道那一页说些什么。他读到下句，就忘了上句。他想：“我平日很能够管制自己，怎么就为一件小事情这样生气？我不应该跟她一般见识。”他勉强一笑，觉得自己方才有点傻。他以为自己不会再去想那件事情了，便安心地读书。他专心地读了一页，可是结果他仍旧不明白那一页的意义，就跟不曾读过一样。他生气了，便阖了书站起来。王氏的话马上又来到他的心头。他憎厌地把头一摇，但是大厅上的情景又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他烦躁地在房里走来走去。他的思想也愈走愈远，许多不愉快的事情都来同他纠缠。他仿佛走入了一个迷宫，不知道什么地方才有出路。

“二哥，二哥！”淑华的声音突然在房门口响了。淑华张惶地走进来，望着他，说了一句：“妈喊你去！”半晌接不下去。

“什么事情？你这样着急？”觉民觉得奇怪，故意哂笑地问道。

“四婶牵了五弟来找妈，说你把五弟打伤了，要妈来作主。妈同大哥给五弟擦了药，赔了不是。她还不肯干休。现在她还在妈屋里，妈要你就去，”淑华喘着气断续地说。

“我打伤五弟？我不过打了他两下，哪儿会打伤他？”觉民惊疑地说。他还不大相信淑华的话。

“五弟脸都打肿了，你的手也太重一点，又惹出这种是非来，”淑华抱怨道。她觉得事情有点严重，替觉民担心，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五弟脸肿了？我根本就没有打他的脸。我们快去看，就会明白的！”觉民有点明白了。他想这一定是王氏做好的圈套，便极力压住他那逐渐上升的愤慨，急急走出房去。

觉民进了周氏的房间。他看见周氏坐在书桌前一个凳子上。觉新站在周氏旁边，背靠了书桌站着。王氏坐在连二柜前茶几旁边一把椅子上。觉群就站在王氏面前，身子紧紧靠着王氏的膝头。绮霞畏怯地立在屋角。

“二弟，你看你把五弟打成这个样子！你这样大了，一天还惹事生非！”觉新看见觉民进来便板起面孔责备道。

觉民还来不及回答，王氏便接着对周氏诉苦道：“大嫂，我的儿子里头只有五儿最聪明，现在给二侄打得成这个样子！万一有什么好歹，将来喊我靠哪个？”

“有什么好歹？挨两下打，也打不死的！”觉民冷笑道。

“我在跟你妈说话，哪个喊你来插嘴！”王氏忽然把金鱼眼大大地一睁，厉声骂道。“你打了人，还有理？”

“我根本就没有打五弟的脸，是四婶自己打的！”觉民理直气壮地顶撞道。他抄着手站在门口。

“老二，你不要说话，”周氏拦阻觉民说。过后她又敷衍王氏道：“四弟妹，你不要生气，有话慢慢商量，说清楚了，喊老二给你赔礼就是了。”她没有确定的主张，她不便责备觉民，又不好得罪王氏。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她弄不清楚，而且她也无法弄清楚。她看见王氏和觉民各执一词，不能断定谁是谁非。她只希望能够把王氏劝得气平，又能够叫觉民向王氏赔礼，给王氏一个面子，让王氏和平地回房去，使这件事情早些了结。

“我自己打的？你胡说！我怎么忍心打我自己的儿子？你看，你把五儿打成了这个样子，你还要赖！”王氏用手在茶几上一拍，气冲冲地说道。

“我亲眼看见四婶打的！我只打五弟两下屁股，他的脸我挨都没有挨到，”觉民也生气地分辩道。他仍旧抄起手，骄傲地昂着头。有人在后面拉他的袖子，低声说：“二少爷，你少说两句，不要跟她吵，你会吃亏的。”他知道这是黄妈，正要答话，王氏又嚷起来了。

“我打的？哪个狗打的！”王氏看见觉民态度强硬，而且一口咬定觉群的脸是她打肿的，周氏和觉新在旁边观望，并不干涉觉民，她觉得事情并不如她所想象的那样顺利，她着急起来，急不择言地说。

“好，哪个狗打的，四婶去问狗好了。我还要回屋去读书，”觉民冷笑一声，说了这两句话。他打算回房去。

“二弟，你不要就走，”觉新连忙阻止道。他的脸色很难看，眼睛里射出来祈求的眼光，他好像要对觉民说：“二弟，你就让步，给四婶赔个礼罢。”

觉民转过身把觉新的眼睛看了一会儿。他知道那眼光里包含的意义。他有点怜悯觉新，但是觉新的要求激怒了他，触犯了他的正义感。事实究竟是事实。他的手并没有挨过觉群的脸颊。觉群的脸明明是王氏自己打肿的，她却把责任推到他的身上。他本来愿意在家里过安静的日子，但是别人却故意跟他为难。现在还要他来让步屈服，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这太不公道了。这是他的年轻的心所不能够承认的。愤怒搅动他的心。失望刺痛他的脑子。他不能够再顾到这个家庭的和平与幸福了。他如今没有什么顾虑，倒觉得自己更坚强了。他横着心肠，不去理觉新，索性静静地在书桌左端的椅子上坐下来，等着王氏说话。

“大嫂，你说怎么办？难道五儿就让你们老二白打了不成！”王氏看见觉民大模大样地坐下来，心里更不快活，便不客气地催问周氏道。

周氏没有办法，便回头对觉民说：“老二，你就向四婶赔个礼罢，横竖不过这一点小事情。”

“赔礼？妈倒说得容易。我又没有做错事，做什么要向人赔礼？”觉民冷笑道。

周氏碰了这个钉子，脸上立刻泛起红色，心里也有些不高兴。但是她知道觉民不是用话可以说服的，便默默地思索怎样应付王氏和说服觉民的办法。

“好，老二，你这么大模大样的，我晓得你现在全不把长辈们放在眼睛里头。大嫂，你看你教的好儿子！”王氏板着面孔，半气愤半挖苦地说。

“不管怎样，我总没有诬赖人，”觉民故意冷冷地自语道。

“好，你敢骂我诬赖？”王氏猛然把手在茶几上一拍，站起来，挣红着脸气势汹汹地骂道。

觉民一声不响地掉头往四处看，好像没有听见王氏的话一般。觉新急得在旁边咬嘴唇说不出一句话来。

“老二，你少说一句话，好不好？”周氏沉下脸对觉民说，她显然在敷衍王氏。

“二弟，你跟四婶讲话，也应该有点礼貌，”觉新顺着周氏的口气也说了责备觉民的话。

王氏听见周氏和觉新的活，觉得有了一点面子，便大模大样地坐下去，然后逼着周氏，要周氏责罚觉民。她说：“大嫂，难道这件事情就这样算了吗？你不管教老二，让我来管教！”

周氏正没有办法解围，巴不得王氏说这句话。她马上爽快地欠身答道：“四弟妹，你说得对，就请你来管教老二，听凭你来处置。”

王氏想不到周氏会这样回答，没有提防着，立刻回答不出来。她沉吟半晌，才虚张声势地说了一句：“我说应该打一顿。”

“好，就请你打。我做后母的平时不便管教。四弟妹，你来代我管教老二，那是再好没有的了，”周氏这些时候向王氏说了许多好话，赔了许多不是，心里怄得不得了。正苦没有机会发泄，这时看见有机可乘，便故意说这种话来窘王氏。

王氏是一个老脸皮，她不回答周氏，却把话题支开，另外警告地对周氏说：“大嫂，五儿现在擦了药，如果明天还不好，你应该请医生来看。”

“那自然，倘若老五明天还不好，你只管来找我。四弟妹，你还是回去休息罢，老五也应该睡觉了，”周氏看见王氏没法回答把话题支开，便顺着王氏的口气劝道。

“你们什么事情吵得这样厉害？”矮小的沈氏忽然揭了门帘进来，她手里抱着一只水烟袋，一进屋便问道，其实她已经晓得这件事情的原委了。

“五弟妹，你来得正好，你来评个理，”王氏知道在这里闹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觉得没有趣味，正预备偃旗息鼓地回屋去，现在看见沈氏进来，好像得到了一个有力的帮手，便起劲地说。

周氏招呼沈氏坐下。沈氏笑容满面地对王氏说：“四嫂，什么事情？我倒要听你说说。”王氏便把事情的经过加以渲染，有声有色地叙述一遍。最后她说：“五弟妹，你说说看：哪个有理？我该不该请大嫂责罚二侄？”

沈氏沉吟半晌，吸了几口水烟，才幸灾乐祸地挑拨道：“四嫂，自然是你有理。不过我看这件事情只有让三哥来处置。最好到三哥那里去说。本来嘛，大嫂是后娘，不便多管教二少爷。”

“好，二弟，你就跟四婶一起到三爸那儿去一趟，”觉新看不惯沈氏的那种皮笑肉不笑的神气，他赌气地响应道。事实上他也认为到克明那里去才是解决这件事情的最好办法。

“五弟妹，你这个意思不错，我们就到三哥那儿去，”王氏知道到了克明那里，她不会吃亏，便得意地说。但是站在她膝前的觉群却已经睁不开眼睛在那里偷偷地打盹了。他忽然惊醒地掉头对王氏说：“妈，我要回去睡觉了。”这句话好像在王氏的兴头上浇一瓢冷水，王氏生气地把觉群一推，大声骂道：“你这个笨猪！人家打了你，你气都还没有出，就要去睡觉！好好地站起来，跟我到三爸那儿去。”

“我不去。这跟三爸没有一点关系，我做什么要找三爸？”觉民的话是回答觉新的。他想起淑英挨骂的事情，对克明非常不高兴。而且自从喜儿被克定公然收房作小老婆以后，克明在公馆里的威望已经减去不少。觉民从前也曾经尊敬过克明，可是如今连这一点尊敬也消灭了。他不相信克明能够给他公道。而且他已经明白在这个家庭里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给他公道。他想不到他的长辈会用这种手段对付他；他更想不到他的大哥受过好多次损害以后仍旧这么温顺地敷衍别人，这么懦弱地服从别人。在一小时以前他还决定暂时不做引起家人嘲笑和责难的事，他还有一些顾虑。现在他对这个家庭的最后一点留恋也被这个笨拙的圈套破坏了。他不再有任何顾虑。他甚至骄傲地想：连祖父的命令我也违抗过，何况你们？

“大少爷！老二不去那不成！他有本事打人，为什么现在又不敢去！”王氏听见觉民说不去，以为他不敢去见克明，便更加得意地为难觉新道。

“二弟，你就去一趟。哪个有理哪个没理，三爸会断个公道的，”觉新又急又气地对觉民说。

“我说不去就不去！”觉民突然变了脸色粗声答道。

“四嫂，依我看，老二不敢去，大少爷去也是一样的，”沈氏眨着她的一对小眼睛，倒笑不笑地提议道。

“好，我跟四婶去！”觉新碰了觉民的一个大钉子，心里正难过，听见沈氏的话，也不去管她有没有阴谋，便赌气地自告奋勇道。

王氏站起来，也不向周氏告辞，就牵着觉群的手同沈氏一道走出去了。觉新默默地跟在后面。

“明明是诬赖二哥的，这种不要脸的事情亏她做得出来！”淑华这许久不曾吐一个字，现在听见王氏和沈氏的脚步声去远了，再也忍耐不住，便说了出来。

“三女，你小心点，看又闯祸！”周氏吃惊地警告道。

“她们到三爸那儿去，不晓得有什么结果，”淑华停顿一下，又好奇地说。

“不会有结果的，至多不过大哥挨几句骂罢了，”觉民冷冷地答道。

“三爸会差人来喊你去的，你怎么办？”淑华担心地说。

“你以为我会像大哥那样地听话吗？我说不去就不去！”觉民甚至傲慢地答道。

“老二，你近来也太倔强，快要跟老三一样了，”周氏叹一口气，温和地抱怨道。

“妈总怪二哥，其实像四婶、五婶那样的人正应该照二哥的法子对付才好，”淑华替觉民解释道。

翠环匆匆忙忙地从外面进来，说：“三老爷请二少爷去说话。”

淑华看觉民一眼。觉民丝毫不动声色安静地答道：“翠环，你回去说我现在要预备功课，没有空，三老爷有话，请他告诉大少爷好了。”

翠环听见这话觉得有点奇怪，站了片刻，但也不说什么就匆匆地出去了。

“你不去，三爸会生气的，”淑华看见翠环走了，不放心地对觉民说。

“他生气跟我有什么相干？”觉民冷淡地答道，他懒洋洋地站起来。

周氏看见翠环才想起绮霞。她装满一肚皮的烦恼，闷得没有办法，便指着在屋角站了许久的绮霞威吓道：“都是绮霞不好。这件事是她一个人引起来的。等我哪天来打她一顿！”

觉民看见绮霞埋着头不敢响的样子，觉得不忍，便代她开脱道：“这也难怪绮霞，妈，你没有看见五弟先前那个样子。绮霞好好地并没有惹他们，他们把她窘得真可怜。”

“好，总是你有理，”周氏又好气又好笑地说。她看见绮霞还痴痴地立在那里便责备道：“绮霞，你不去倒几杯茶来，呆呆地站着做什么？今天算你的运气好，二少爷给你讲情。我也不追究了。”她等绮霞走开了，又回头对觉民叹息道：“今天的事情我也晓得是四婶故意跟我为难。我也明白你受了冤屈。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只怪你父亲死得太早，你大哥又太软弱，我一个女流又能够怎样？横竖该我们这一房的人吃亏就是了。”

“不过总是像这样地受人欺负也不成！”淑华愤愤不平地说。

“我不会受什么气，我不怕他们！”觉民用坚定的声音说了上面的话，便大步走出房去。他的心上虽然还堆积着愤怒，但是他的眼前却只有一条直路。他不再有彷徨、犹豫的苦闷了。

觉民回到屋里，并不看书，仍旧踱来踱去。不久黄妈端着一盆脸水进来了。她一进屋，就说：“二少爷，你不到三老爷那儿去，做得对！在浑水里头搅不清。明明是那两个母夜叉做成圈套来整你。大少爷心肠太好了，天天受她们的气。说起来真气人！还是三少爷走得好！有出息。你也有出息。太太在天上会保佑你们几弟兄。你将来出去做大事情。她们整不倒你……”

黄妈一口气说了许多话，觉民没有插嘴的份儿。她看见觉新进来，才闭了嘴，去绞了一张脸帕递给觉民。觉新在方桌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唤了一声“二弟”。眼泪像喷泉似地涌了出来。

“大哥，什么事情？”觉民惊讶地问道。他把脸帕递还给黄妈，就在方桌的另一面坐下。黄妈端着脸盆走出房去了。一路上小声咕噜着。

“二弟，你以后要发狠读书，做出大事情来，给我们争一口气，”觉新呜咽地说。他的眼泪和鼻涕一齐流下。

觉民知道觉新在克明那里受了气，他的心里也有些难过。他温和地望着觉新，低声问道：“三爸责备你吗？”

觉新默默地点头，一面用手帕揩眼泪。

“这件事情怎样解决？”觉民看见觉新的悲痛的样子，不觉黯然，他又问道。

“还不是不了了之！三爸喊你去，你不去，三爸很生气，他当着我骂你一顿，又把我也骂几句。四婶、五婶在三爸面前你一句我一句一唱一和地说了我们许多闲话，连妈也给派了一个不是。三爸还说可惜爹死早了，你同三弟都没有人好好地管教，所以弄得目无尊长，专门捣乱。他们又提到你去年逃婚的事。三爸说，你连爷爷也不放在眼睛里，更不用说别的人了。不过我看他们对你也没有办法。他们至多也不过多给我一点气受，到后来把我气死也就完了，”觉新极力压住悲愤一五一十地叙说道。

“真正岂有此理！这件事情跟你又有什么关系？我得罪他们，他们对付我好了，”觉民气恼地说。

“他们看见我好欺负，所以专门对付我。就是没有你这回事情，他们也会找事情来闹的。我这一辈子是完结了。我晓得我不会活到多久。二弟，望你努力读书，好给我们这一房，给死了的爹妈争一口气！三弟在上海，思想比从前更激烈。我原先就担心他会加入革命党，现在他果然同一般社会主义的朋友混在一起。我劝他不要做社会活动，好好地读书，他也不肯听。最近他还到杭州去参加过那种团体的会议。这个消息我倒没有敢让家里人知道。他们只晓得他春假到西湖去旅行。总之，三弟不回来革家庭的命就算好的了。要望他回来兴家立业，恐怕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一房就只有靠你一个人！二弟，你不要辜负我们的期望才好。”觉新说下去，他的气恼逐渐地消失了，绝望的思想慢慢地来抓住他的心，把他的心拖到悲哀的泥沼里去。他愈来愈变得伤感了。好容易才忍耐住的眼泪又从眼眶里流出来。他忽然把嘴一扁，孩子般呜呜地哭了。

觉新的哭声进了觉民的心，在他的心里搅着，搅着，搅得他也想哭了。但是他并没有哭。他的憎恨是大于悲哀的。他的长辈们的不义的行为给他的刺激太大了。因为这个行为是加到他的身上的，他便把它看得更严重。他不能忘记它，也不能宽恕它。在这以前他还想到对家庭作一些小的让步。可是王氏的圈套却像一颗炸弹似地把他从迷梦中惊醒了。他才知道在这两代人中间妥协简直是不可能的。轻微的让步只能引起更多的纠纷；而接连的重大让步，更会促成自己的灭亡。觉新走的便是后一条路。未来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他和三弟觉慧都曾警告过觉新，然而并不曾发生效力。觉慧的性子躁急，早早离开家庭走了。他也知道觉慧是不会回来的。现在觉新把兴家立业的责任加到他的身上，他能够接收么？“不能！不能！”一个声音在他的心里说。这是他自己的声音。他已经下了决心了。他昂然地抬起头往四处看，看见觉新正在用手帕揩眼睛，便温和地劝道：“大哥，你不要伤心了。你也太软弱，总让人家欺负你。如果你平日硬一点，事情也不会弄到这样。”觉民要说安慰的话，结果说出的话里却含有责备的意思。他可怜觉新，爱觉新，但是他又有点不满意觉新。觉新到这时候还希望觉民走觉新指出的路，那真是在做梦了。

淑英一个人走进来。觉民看见淑英，有点诧异，便问道：“二妹，你这时候还出来？”

“我来看你们。我听说四婶跟你们吵架，吵到爹那儿去。你们一定受了气罢，”淑英亲热地说。她看见觉新低着头不时发出抽噎声，便同情地唤了一声“大哥”。

觉新默默地点点头。觉民便说：“他刚才在三爸那儿碰了钉子，受了不少的气。三爸还骂我目无尊长，专门捣乱。”

淑英的脸色马上改变，眼睛里的光芒立刻收敛了。她皱着眉头沉吟半晌，忽然羞怯地低声说：“我晓得你们会恨我。”

“我们会恨你？哪个说的？你难道不晓得我们平时都喜欢你？”觉民害怕淑英误会了他的意思，便着急地说。

“我也知道，”淑英不大好意思地埋头说。她欲语又止地过了片刻，后来又接着说了半句：“可是爹……”她在觉民对面一把椅子上坐下，两眼水汪汪地望着觉民，射出来恳求的眼光，似乎在要求他的宽恕。

“三爸的思想、行为跟你又有什么关系？”觉民感动地分辩道。

“你要晓得，我也讨厌四婶、五婶，我也不赞成爹，我是同情你们的，”淑英红着脸嗫嚅地说。后来她忍不住又诉苦地说了一句：“我实在不愿意在家里住下去了！”

“我晓得，”觉民感动地答道。他看了看淑英的激动的脸，她的脸上隐约地现出了渴望帮助的表情；他立刻想起另一件事：他觉得这个回答是不够的，他想她从他这里所希望得到的也许不是这样的话。于是严厉的父亲，软弱的母亲，陈克家一家人的故事以及许多薄命女子有的悲惨的命运次第浮上了他的心头。他的思想跳得很快：怜悯、同情、愤怒、……以至于报复。淑英的事情原是时常萦绕着他的心灵的。他这时有了最后的决定了。他便正经地对淑英说：“我一定不让你做三爸的牺牲品。我要帮忙你到三哥那儿去！”他更切齿地说：“我要让他们看看，到底该哪个胜利！”

这样说了，觉民感到一阵痛快。他觉得自己不是对一个人，是对一个制度复仇了。他又骄傲地想：“我要去加入均社，我要去演《夜未央》，我要做一切他们不愿意我做的事。看他们敢把我怎样！”

[1]《夜未央》是波兰人廖·抗夫（1881——？）写的三幕剧，1907年在巴黎公演，中译本1908年由巴黎世界社出版，1920年有人在上海翻印过。我当时看见《申报》上的广告，用邮票代价买了一本来。朋友们见到它，曾借去抄录了几份，作为排演的底本。后来他们就演出了这个戏。

[2]“安娥”是旧译本的译名，原文全名是：安娜·利堪斯卡雅。

22

觉民写信给住在上海的觉慧说：

均社已经正式成立。你也许想不到我会加入。但是我现在和从前不同了。我从前对旧的制度、旧的人多少还抱着一点希望，还有着一点留恋。如今我才明白那是大错特错。我如果还不把这错误改正，那么我自己除了跟着这个家庭灭亡以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你记住：你的二哥的确和从前不同了……

一块铁石可以磨成针。一个人的性情也可以锻炼成钢铁。啊，我这个比喻不对。我的意思是：忍耐也有限度，像我这一个稳健温和的人也会变成勇往直前的激烈份子（你不要笑我，家里的人从三叔起差不多都把我看做‘过激派’。自从四婶和我闹过以后，他们就给我取了这个绰号）。

不错，我现在是‘过激派’了。在我们家里你是第一个‘过激派’，我是第二个。我要做许多使他们讨厌的事情，我要制造第三个‘过激派’。……

二妹是有希望的。她又有志气。我不能够让她白白地做一个不必要的牺牲品。我和琴都要帮助她。我们还要逼着大哥也帮助她。她愿意照你提出的那个计划做。做得到做不到，目前还难说。不过我是抱定决心了。我不会使你失望。

我们的新的工作就要开始了。我以后会告诉你许多新奇的经验。我们要排演《夜未央》，我们要翻印小册子，我们要开演讲会，还有许多事情……你可以把这些消息告诉你们那里的朋友……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我代你问候黄妈，我已经把你的话告诉她了。她很高兴。她很关心你。她说，你有出息，走得好。她还是那个老脾气，爱发牢骚，总说住不惯浑水，要回家去。不过我们留她，她就不会走的。这个好心肠的老人家！……”

还有，你来信责备我没有告诉你今年五一节我们在街上散发传单的情形。说句实话，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经验。我很兴奋，也有点紧张。但是我做得好，我们都做得好。传单的稿子是继舜起草的。我和惠如管印刷事情。头一天晚上我和惠如从印刷局把五千份传单拿到周报社里。我们几个人商定了散发传单的办法。我们把参加的人分成几队，约定散发完毕以后到社中集合，各人报告散发传单的经过。我们恐怕在路上发生事情，所以加派了几个空手的人在各段巡逻。倘使某一段有什么事故，巡逻的人连忙把消息通知另一段的负责人，再设法通知各队以及社中的留守人。商业场后门口也有我们的朋友在担任守望的工作。要是社中发生事故，那个朋友会告诉我们。这样决定以后我们大家都很兴奋。我和惠如负责在北门一带散发传单。当天早晨我还在学校里上了两堂课。我和惠如一起出来到周报社去。我把上课用的书放在社里。我那天特地借了大哥的皮包来，就把传单放在皮包里面，我另外拿了一束在手里。我和惠如从社中出发，到了北门的地带，便分成两路。我担任的地带离我们公馆并不远。我一手挟着一个皮包，一手捏着一束传单，在那十几条街巷里走来走去，见着一个仿佛认得字的人便把传单递一张过去。有的惊疑地看我一眼便伸手接过去埋头念着。有的却摇摇头，大模大样地走过去了。也有几个人爱问一句：‘这是啥子？’我便含笑对他说：‘你看看，很有益处的。’他或者以为这是什么救急良方罢。有一回我正在街上走着，我刚刚散过大批的传单，皮包里还剩了一点。我忽然发觉一个兵在后面追来。我有点着急。不过我又不便逃走，只得装出安闲的样子继续走着。那个兵赶上来了。他还很年轻。他很客气地对我说：‘给我一张。’我给了他。他高兴地拿起走了。我想不到他倒高兴看这种东西。又有一回我碰见三叔的轿夫老周。他看见我走来走去，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幸好他不识字，所以他也无法看见传单。否则他回到家里一说出去，给我们几位长辈听见了，又会给大哥添麻烦。不过我并不害怕，任是三叔、四叔、五叔或四婶、五婶对我这个人都无法可想。他们连自己的事情都管不好，还要来管我。五叔公然把喜儿收房做姨太太；近来又有人说四叔和带七妹的杨奶妈有什么关系，所以杨奶妈恃宠而骄，非常气派。他们专干丢脸的事。三叔表面上十分严峻，那一派道学气叫人看了又好气又好笑。他的律师事务所最近生意又忙起来。前两天他把四叔也拉进事务所去给他帮忙。他一天在家的时候也不多，家里的大小事情他不一定全知道。其实他即使知道，也不见就有办法解决，便只得装聋做哑。对于四叔五叔的那些无耻行为，他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我做的全是正当的事情，他却偏偏要干涉我，看见我不怕他，他就向大哥发脾气。这也只有大哥受得了。

话又扯远了。我应该叙述散传单的事情。我同惠如约定，把传单散完就在我们公馆门前太平缸旁边见面。我到那里不久他也来了。他两手空空的。他说他散得十分顺利。我们两个一起走到商业场后门口。京士站在那里，带笑地对我们点头。我们知道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便放心走到楼上社里去。存仁他们都在那里，只有陈迟和汪雍还没有到。但是不久他们和京士一起进来了。我们一共十五个人，挤在社里面。茶和点心都预备好了。大家高高兴兴地吃着。每个人愉快地叙述各自的经验。我们又唱起歌来：

美哉自由，世界明星！

拼吾热血，为它牺牲。

要把不平等制度推翻尽，记取五月一日之良辰……

我们好像就在过节。琴后来也来了，不过她来得太晚，我们快要把点心吃完了。我和她一起从社里出来，我送她回家。一路上我把我的经验告诉她，她也非常高兴。这自然只是一个开始。我希望以后还有许多更使人兴奋的事情。

“我可以告诉你的就只有这些话。……”

在两个星期后的一封信里觉民又告诉觉慧道：

我们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们翻印的第一本书《极乐地》就要出版了。我们把这部描写未来社会的小说稍稍删改了一下，也加上一些新的意见，这是经过大家讨论，由继舜执笔的。我们已经接到了汉口、广州、安庆、南京、北京等处朋友的来信，而且写了详细的回信去了。最近又认识一个新从法国回来的朋友，他的名字叫何若君，身材高大，年纪刚过三十。他懂得世界语。我们都想向他学。

“演戏的事情现在也很有办法。款子已经筹到一点，以后还打算募捐。我们就要开始排戏，由存仁担任导演。大家一定要我参加。但是我从来没有上过舞台，上次在学校演《宝岛》又未成为事实。我怕我演不好戏，所以只答应扮演一个不重要的脚色如银行家、医生、大学生之类。陈迟担任安娥，汪雍担任马霞，还如担任苏斐亚，是决定的了。汪雍常常扮女角，还如以前也演过一两次戏，自然不成问题。陈迟以前总是演男角。这次他演安娥，倒应该多费力练习；不过他自己说他很喜欢安娥这个人，所以他愿意扮演她。他甚至说他要扮出一个活安娥给我们看。我们都不相信。但是我们希望他能够演得好。因为这次演戏和我们的周报发展前途有很大关系。我们下星期就要开始排戏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觉民的信里说：

《极乐地》已经出版了。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今天给你寄上两包。你如需要，以后还可以多寄。今天我们一共寄出一百多本，北京、南京、广州、汉口、安庆各处通信的朋友那里都有。这是我们自己包封，自己带到邮政局去寄发的。我们又在报纸上登出了广告。我们想一千本书很快地就可以半卖半送地散完的。这是均社出版物的第一种，以后我们还预备翻印别的书。望你在上海多搜集一些这类书寄来。你在那里搜集一定很方便。便是一本破旧的小册子我们也当作宝贝似的。前天我从学校回家无意闾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小书，叫做《俄罗斯大风潮》，是民国以前的出版物，用文言翻译的，译者署名‘独立之个人’。书里面叙述的全是俄国革命党人的故事，读了真使人热血沸腾。我把书拿给存仁他们看。他们都不忍释手，说是要抄录一份。这本书不知道你见过没有？你要看我可以寄给你。

“《夜未央》决定在暑假中演出。离现在不过一个多月。所以我们应该赶快排演，前天已经开始背台词了。以后规定每隔一天晚上练习一次，在存仁或惠如的家里。我决定扮演银行家，这个脚色不大重要，倒容易演。这两天在社里常常听见各种古怪的话声。大家都在背词。京士扮警长。他时时做出摸胡须的样子，踌躇满志地说：‘不要忙，不要忙，……慢慢来，’或者发怒地骂道：‘这个畜生岂有此理！’扮革命党人桦西里的惠如沉着脸苦恼地说：‘那许多人他们的血是一滴一滴的零碎流。’最有趣的是扮看门人桑永的叔咸和扮女仆马霞的汪雍时常调笑，叔成带着傻气地问道：‘如果没有亚历山大第一，那第二第三两位又从何而来？’汪雍尖声笑答道：‘你这话很不错。’他后来又撒娇地说：‘如果我不放你去呢？’惹得我们大家都笑了。今晚上在存仁家里排演第一幕，我预备去看……”

过了几天，觉民又给觉慧写信：

你问琴为什么最近不给你写信。她近来实在太忙，她刚刚考完毕业考试。她说过几天一定有信给你。你问起她毕业以后的计划。她现在还没有什么确定的计划。外专不开放女禁，她也就没有别的学校可读。她未始不想到下面去读书，不过目前还有一些困难，我们的意思是等我毕业以后，我们两个一路到上海或北京去。我们在这里也还可以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都不急于想走。等一年也不要紧。琴毕业后很有空。她答应以后常到我们家来帮助二妹学习各科知识。这对于二妹很有益处。我们决定要等二妹的事情办妥了，才离开这里。不然，我们一走，二妹的事情就不会有什么办法。我说过我决不能够让二妹做一个不必要的牺牲品。我近来把旧的《新青年》、《新潮》等等杂志都拿给她看，要把反抗的思想慢慢地灌输一点进她的头脑里。

今天晚上我们在惠如家里排演《夜未央》第二幕。我扮银行家，台词并不多，很容易记。我觉得我演得还不差。当我叹息地说：‘这倒楣的钱累着人’时，我的确很激动，好像我自己真是一个银行家，眼睁睁望着别人去就义，自己却只能够做点小事情。我和葛勒高把计划谈定以后，便匆匆退了场。再没有我的戏了。我却留在那里看他们排演。后来该阿姨妈出场了，阿姨妈也是京士扮的。你一定还记得他，他今年三十七岁，年纪比我们都大，做事情兴致不浅。他对这次演剧十分热心，一个人担任两个脚色。他装扮那个打扫房间的老太婆，弯着腰走路，装得很像。最后是桦西里和安娥两个人的戏。惠如和陈迟仔细地演着。惠如很沉着，而且暗含着满腹的热情，的确像一个英雄。陈迟经过了一番勤苦的练习，他的成绩也很好。他做得很细腻，当他柔情地抚着惠如的头亲密地唤着‘我心爱的痴儿’时，这应该是很滑稽的景象，因为他仍旧穿着学生服。但是我们都忍住了笑，我们的注意被动人的剧情和真实的表演吸引去了。我们有了这样两个主角，我相信我们的戏一定可以成功。后天排第三幕。第三幕内容有些改动。我们找不到那许多女角，所以把剧本删改了一点。

后来觉民又写信给觉慧报告关于演戏的事：

昨天是星期日，我们在惠如家里举行《夜未央》的服装排演。我们大家整整忙了一天，总算把三幕剧排完了。大家觉得相当满意。惠如的姊姊也很高兴，时常叫女佣拿水拿纸烟来，又给我们预备了不少的点心。惠如们新搬了家，是他们一家亲戚的房子，有一间宽大的客厅，还有几间小屋，对于我们非常方便。我们都化了装。男角穿的洋服是大家向各处奔走借来的，但是我们也做了两三套材料不好的洋装。女角穿的全是中装，一部分是按照演员的身材定做的，一部分却是旧有的衣服，从前演戏时用过的，汪雍和还如都有一两件。我出场的时候很少，看戏的时候倒多，还做一点打杂的事情。琴也来过，她只看到第二幕便走了。（写到这里我倒想起了。她考完后曾经给你写过一封长信，里面还说到她毕业后我们热闹地聚了几天，算是庆祝她毕业。她的信里描写得很详尽，我便不另写了。她那封信你现在接到没有？）琴很赞美陈迟的化装和表演。她说，他很能表现女性的温柔，又能表现安娥的含蓄的热情。当第二幕里他和扮桦西里的惠如表演爱情与义务冲突的悲剧时，和第三幕里他揩着眼泪高呼‘向前进！向前进！’时，我们都屏住了呼吸静静注视着。我们忘记了是在看戏。我们仿佛也在参加那争自由的斗争。陈迟和惠如的确演得很好，连我们也感动了。我相信这次我们演戏一定会得到大成功。陈迟第一次改演女角，会有这样的成绩（他演得比谁都好！），这倒是我们大家想不到的。排演完了，我们大家都恭维他，称他做‘活安娥’。他很得意。不过我总觉得男人扮女角是不合理的。我相信倘使让琴来演安娥，她一定比陈迟好得多。但是在我们目前这种环境里男女合演是不可能的，而且纵使可能，琴也不便登台。从这一点看来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进步得太慢了。

“这个剧本演出来，一定可以感动不少的人。我要设法把二妹也请去看戏，还要请大哥去看。大哥并不赞成我演戏，不过他看了也不会说什么话，更不会告诉三叔，因为他要是这样做也不过给他自己添麻烦……”

觉民还向觉慧叙述关于觉新的事：

大哥近来总是愁眉不展，整天长吁短叹。最近他好像要得神经病了。四婶那次闹过以后不多久，有一天晚上已经打过三更，电灯也熄了，他一个人忽然跑到大厅上他的轿子里面坐起来。他一声不响地坐了许久，用一根棍子把轿帘上的玻璃都打碎了。妈叫我去劝他。他却只对我摇摇头说：‘二弟，我不想活了。我要死。我死了大家都会高兴的。’后来我费了许多唇舌，才把他说动了。他慢慢地走下轿来，垂头丧气地回到房里去。我又劝了他一阵，他才肯安静地睡觉。以后他就没有再做这样的事情。不过我时时担心他会去做的。

“昨天晚上打过三更，我正预备睡觉，大哥忽然到我的房里来。我看见他愁容满面，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他为田地的事情着急得很。他告诉我，今年乡下不太平，驻军动不动就征粮征税，连十几年以后的粮税都征收过了。加以从四月以来下雨很多，外州县有些地方发生了水灾。新繁、彭县、新都、郫县、温江等处都有被水冲没田地、房产、人口之说，而以新繁等县为最厉害。听说，被灾田地有一两万亩，人口有一千多家。前些日子已经派刘升到温江去查看我们的田产有无被淹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回来。郫县的佃客昨天来报告，‘蒸尝帐’上的田被淹没了。所以他很焦虑。我们这一房的田地大都在温江、新繁一带，要是有一半被水淹没，那就糟了。我劝他不要为这种事情焦急，暂且等刘升回来再说。横竖家里的产业不算十分少，即使大半田地淹没，我们也不会破产。他后来也觉得我的话有点道理，便不再像先前那样悲观了，他答应早点睡觉。但是我半夜醒来还听见他轻声咳嗽。今天我问他，才知道他昨晚到三点钟才睡熟。这样的事情本来值不得大哥操心。他什么事情都爱管。‘蒸尝帐’是各房共有的，而且又只用在祭祀扫墓上面。没有钱，也可以少浪费一点。至于各房的产业除了田地外，还有省城里的房屋和公司、银行股票等等。我们这一家人又不是专门靠田产活命，何苦这样焦急。三叔当律师每月收入不少。现在四叔在他的事务所里帮点忙，也有一点收入。只有五叔一房是有出无进，挥金如土，但也用不着大哥操心。可见有钱人真是没有办法，连大哥也是这样。他这样下去，我很为他的身体担心。……其实我倒想若是我们这一大家人真的有机会破产，大家靠自己劳力生活，不再做靠田租、房租吃饭的寄生虫，我们也许会过得更快乐，不会像现在这样互相倾轧、陷害、争斗的。老实说这种封建大家庭的生活我过得厌烦了……”

23

一天早晨，觉新接到他的三弟觉慧从上海寄来的信，他正在房里读着，袁成进来报告：“周外老太太打发人来请太太同大少爷过去耍。说是蕙小姐同姑少爷今天要回去。”

“太太晓得了吗？”觉新随便问了一句。

“刚才喊绮霞去禀过了。太太说吃过早饭就去，”袁成恭敬地答道。

“好，你去对来人说，我给外老太太请安，我下午到公司去过就来，”觉新掉头吩咐道。

袁成答应一声，走出去了。觉新把信笺折好放回在信封里。他想到信中的一些话，心里很觉不安，愈想愈不好过。他便提起笔给觉慧写回信。但是他只写了半张信笺，绮霞就来唤他去吃早饭了。

觉新吃过早饭，又和周氏、淑华们谈了一阵闲话，才回到自己的房里。他走进过道，看见克明从里面出来，仆人文德捧了一个包袱跟在后面。他站住招呼了一声。克明忽然问道：“刘升还没有回来？”

觉新恭敬地答应了一个“是”字。

克明把眉头皱了一下说：“算起日子来，他应当回来了。如果他再过两三天不回来，可以再派个人下乡去打听一下。”

“是，”觉新应道，“刘升到现在还不回来，多半是乡下情形不好，他没有把事情办妥。”

“看这情形，我们今年不免要受点损失，”克明略带焦虑地说。

“是的，只望这次水灾不像外面传说的那样厉害就好了，”觉新也担心地附和道。

克明不再说什么，便走出过道往外面去了。“依呀”的鞋底声响了一会儿。

觉新在房里闲坐了片刻，喝了一杯浓茶，正要提笔继续写信，忽然听见后面起了一阵喧闹。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便慌忙到后面去。他走到淑华的窗下，才知道闹声是从桂堂那边发出来的。他听见有人在叫：“五少爷，使不得！使不得！”他连忙跑过去跨进了角门。

桂堂左边的房间是觉群、觉世两弟兄的睡房，就在这个房间的窗下聚着几个女佣，倩儿和翠环站得远远地嚷着。觉群手里拿了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在阶上跳来跳去，一面×妈×娘地乱骂。他的兄弟觉世躲在房里，也×妈×娘地回骂他。

“五少爷，使不得！把刀给我。你耍刀，看割到手，等一会儿太太晓得，你要挨打的，”李嫂说着便走过去，想从觉群的手里把刀接过来。

“李嫂，哪个喊你来管闲事？你配来管我？你是不是想挨刀？”觉群挣红脸厉声骂道。他把手里的刀向李嫂砍去。但是他并不是认真要砍她，所以她很容易地躲开了。李嫂把舌头一伸，咕噜几句，悄悄地溜走了。

“狗×的！你有本事敢出来！”觉群暴躁地骂道。

“你龟儿子，你有本事，你敢进来！”觉世在房里大声回骂着。

“你不出来，我×你妈！”

“我妈还睡在床上没有起来。你有本事你尽管来×！”

“我×你先人，我×你祖宗！”觉群挥舞着菜刀咒骂道。

“五弟！”觉新不能忍耐，气愤地唤了一声。觉群并不理睬他。

“我妈就是你的妈，我祖先就是你的祖先。你敢当着妈骂！我去告妈！”觉世挑战地嚷道。

觉群看见自己没有得到胜利，更加气恼起来，便不顾一切举起菜刀往房里掷进去。

“五弟，你当心，不要闯祸！”觉新惊恐地警告道。

“五少爷，使不得！他是你的亲兄弟罗！”杨奶妈抱着淑芳，丁嫂牵着觉先在旁边齐声惊叫道。

但是这些话已经失掉效用了。那把菜刀打破了玻璃窗飞进房间里去，还打碎了一件东西，然后才落在地上。觉世吓得“哇”的一声在房里哭了。淑芳也在杨奶妈的怀里大声哭起来。

“李嫂，倩儿，杨奶妈，丁嫂，快去告诉你们太太，不得了！”觉新惊惶地嚷道，他一面过去拉觉群。觉群看见闯了祸，才知道自己做了错事，便在人丛中找个空隙往外面一跑，溜走了。

觉新看见几个女佣唤开了房门，拥进里面去看觉世受伤没有。他心里非常不好过。他叹了一口气。他忽然听见一个女人在自言自语：“真是现世报！”原来是那个高颧骨长脸的钱嫂带着幸灾乐祸的表情走过去了。他又听见有人在唤他“大哥”。这是淑英的声音。淑英站在她的房门口等候他去。

“大哥，我怕得很，这些我看得太多了，”淑英看见觉新走到她的身边，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带着忧虑、厌烦、痛苦的感情说。

“我看这只是开始，以后这一类的事情一定多得很，”觉新恐惧地悄然答道。

“那么我怎样办呢？”淑英痛苦地问道。

“我也不晓得应当怎样办；”觉新束手无策地答道。他仿佛听见一个声音在他的心里说：我又怎样办呢？这是他自己的声音。他的心居然反抗地说话了。

“怎样办？三弟的路并不是难走的！”觉民在觉新的后面插嘴道。觉新和淑英并不曾注意到觉民走近，他突然说话，使他们两人都吃了一惊。觉民的坚定的声音在淑英的心上反复地响着。淑英了解那句话的意义。在觉民的旁边出现了淑华，淑华是和觉民同来的。淑华没有听清楚觉民的话。她也没有注意到淑英和觉新在谈什么。她走近他们身边义愤填膺地说：“这太不成话了！四婶也不出来喊住，差一点儿闹出人命来。五弟不晓得逃到哪儿去了？应当抓住他好好地打一顿！”

“你怎么不把五弟抓住？”觉民冷冷地问道，“你碰见他跑出去的。”

淑华语塞地停了片刻，然后坦白地说：“四婶的事情还是少管的好。倘若我碰了五弟一下，等一会儿四婶又有新花样出来了。横竖五弟的菜刀杀不到我头上来，让他闹去罢。”

“话虽然这样说，不过他们究竟是高家的人，闹出笑话来，大家都没有面子。应当早点想法才行，”觉新不以为然，忧虑地接口说道。

“你到现在还要面子！你这个人真是没有办法。你难道还要去跟四婶讲道理吗？”觉民听不惯这样的话，厌烦地抱怨道。

觉新答不出话来。他心里很难过。他想：他们现在都不了解我了，我一个人是孤独的，我的苦衷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他同他的弟妹们站得这么近，他们的心却离得很远。淑华还在旁边说：“这就是四爸、四婶的家教。四婶平日那样‘惯使’五弟，你想她肯打五弟吗？……”

围聚在桂堂左侧石阶上的女佣们已经散去了。觉世还在房里哭。过后房里又响起了王氏的尖声的责骂。但是她骂了两三句便停止了。从角门外面跳进来一个人影，接着又跳进一个。

“五弟又来了，”淑华惊讶地说。前一个人是觉英，后一个是觉群。觉群好像没有做过什么错事似的，笑容满脸地跳下天井，跟着觉英走到金鱼缸旁边。他们两人把盖在缸上的铁丝网揭起来，俯下头去看金鱼。

“四弟！你不去读书，”淑英看不过叱责道。觉英抬头看了淑英一眼，唤一声“二姐”。他仍旧埋下头去，把手伸进缸里拨弄水草。

“二姐，我们进去。你管他做什么？你犯不上跟他生气，”淑华看见觉英不听淑英的话，怕她会生气，便劝道。

没有人注意到觉新的脸部表情。他痴痴地立在那里，好像在做梦，现在被淑华的声音惊醒了。他不想在这里站下去，一个人悄悄地往外面走了。淑英看见觉新走了，也就不挽留他，只邀觉民和淑华两人到她的房里去。

觉新回到房里，心里愁闷不堪，他左思右想，总觉万事不能如意。他不想马上就到公司去。他又叫何嫂倒了一杯浓茶。他摊开信笺，继续给觉慧写信。他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详细地写出来，他还提起喜儿的事和别的一些他看不顺眼的事情。最后他愤慨地写着：

“家中现在比祖父在日不同了。一切一切兄甚不以为然。三弟，你不要疑心我太守旧，太顽固了。我说是如果要改当然要改好，不要改坏。他们是旧的中好的不要；新的不论好歹也不要。却是弄些怪的来，使你看了心中悲伤。所谓‘叹典型之云亡，悲新知之不至’二者兼之……”

觉新写到这里觉得意思未尽，待要仔细思索，思潮又忽然停滞起来。他想不到适当的句子，正在苦思间，袁成揭了门帘进来，报告道：

“大少爷，刘大爷回来了，现在在门房里头等着见大少爷。”

觉新听说刘升回来了。一阵惊喜把他从纠缠不清的苦思中救了出来，他连忙放下笔回头吩咐道：

“你喊他立刻到我屋里来。”

过了几分钟一个高大的影子进了觉新的房间。刘升讲着带山东口音的本地话：“大少爷，刘升来了。”

“刘升，你路上辛苦了，”觉新转动一下椅子，对着刘升温和地说。

“给三老爷、大少爷办事，哪儿说得上辛苦？”刘升垂着手陪笑道。

“乡下的情形怎样？佃客们都见过了罢？”觉新问道。

“回大少爷，刘升这趟下乡，事情并没有办好，”刘升带了一点惶恐的样子说；“这趟下乡绕了好多路，才到温江县城。城外头很不清静，到处都是棒客[1]。刘升不敢出城，就住在城里头，一面想方设计托人带口信给各处佃客，要他们到城里头来，等了好几天，连一个佃客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后来才晓得他们因为害怕棒客抢，又怕军队清乡要钱，都躲起来了，不晓得躲在哪儿去了。刘升实在找不到。在城里头住了十天，不但没有看见一个佃客，连田也没有看见，不晓得田有没有淹掉。后来又听说风声不大好，谣言很多。刘升怕三老爷、大少爷着急，就赶回来了。刘升做事实在糊涂……”

又是一个不愉快的消息！觉新心里很烦，不过他仍旧做出平静的样子说：“这不怪你。路上不清静，也没有法子。过几天再去也好。我看你也很辛苦了。你回去歇一会儿。等三老爷回来再打发人来喊你。”

刘升感谢地答应一声，便走出去。他刚刚伸手去推门帘，又被觉新唤住。觉新温和地吩咐道：“你出去喊我的大班老王把轿子预备好，我要到公司去。”

觉新看见刘升的影子在门帘外面消失了，忽然想起面前那封未完的信，便把椅子转过去，提起笔俯下头急急在未写满的信笺上继续写道：

我现在要到公司去了。今天外婆请妈和我去吃饭，蕙表姐要回娘家。我恐怕要晚间才得回来。我怕你望信，所以就将写好的这一点与你寄来。

请了，敬祝健康！

兄觉新×月×号即×月×日午二时半

他放下笔匆忙地将写就的几张信笺折好装进信封里，又把信封口封好，然后站起来到内屋去换衣服。

[1]棒客：即土匪。

24

觉新从公司到周家，正是下午四点钟光景。蕙和她的丈夫早已到了这里。他们在左厢房里打牌。他们打“五抽心”，轮着周氏“做梦”。其余的人是周老太太、郑家姑少爷、蕙和蕙的婶娘徐氏。蕙的母亲陈氏在旁边看牌。枚少爷也在这里陪客。只有芸按照规矩躲避姐夫，一个人关在房里不能出来见客。觉新向众人一一地行了礼。徐氏要让觉新坐下打牌，觉新不肯，正在推辞间，蕙忽然离开桌子，恳求似地对觉新说：“大表哥，我让你打。我要去看看二妹。我今天精神不大好，坐久了头有点晕。”

觉新关心地看蕙一眼：蕙的脸上带了一种疲倦的神气，两只眼睛也不像从前那样地有光彩。他还听见她的一声干咳。他的心忽然跳得厉害了。他想说几句话，但是看见她的丈夫默默地坐在旁边，没有一点关心的表示，连看也不看她一眼，他便把话咽在肚里。他想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丈夫！但是他很有礼貌地顺从了蕙的意思，在蕙坐过的凳子上坐下来。他一面抓牌，一面暗暗地倾听蕙的脚步声。

觉新虽然在打牌，心里却想着别的事情。他时常把牌发错，使得在旁边看牌的周氏惋惜地说：“你怎样打这张？你该打那一张。我看你今天的打法有点不对。”觉新也不作声，依旧“心不在焉”地打下去。他的牌风本来不好，这样一来变得更坏了。加以坐在下手的郑国光（蕙的丈夫）因为吃不到觉新的牌，不时叽哩咕噜地抱怨着。觉新更觉得没有趣味，勉强打完这五圈。他一算不过输了八元几角，站起来想不打了。但是蕙还没有回来，众人又不肯让他休息，逼着他坐下再打。

觉新打了两牌，蕙来了。她立在觉新身边，看他发牌。觉新知道蕙在旁边。发牌便稍微仔细一点。这回觉新在庄，国光坐在对面。他做好了“三翻”等着“西风”来和牌，觉新却扣了一张“西风”不打出去。后来周氏和了。觉新把牌倒下来。国光看见那一张孤零零的“西风”，非常不高兴，鼻子里出气哼了一声，恼怒地自语道：“真正岂有此理。一张孤零零的‘西风’做什么不打？我就没有看见这种打法！”周老太太惊愕地瞪了国光一眼。觉新把眉头微微一皱，脸色开始发红了。但是他仍旧装出不曾听见的样子一面洗牌，一面跟周老太太讲话。

蕙听见她的丈夫的话，她马上变了脸色。她埋下头过了片刻。她再把头举起时脸上却带着微笑。这是勉强做出来的笑容。她带笑地对觉新说：“大表哥，我给你打两牌。”

觉新想不到她会说这样的话。但是他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他连忙站起来，让蕙道：“好，我‘手气’不好，就请你给我打罢。”

蕙坐下。觉新站在她的旁边。她发牌时常常掉头征求觉新的意见。觉新总是点头说“好”，偶尔也表示不同的意见。他们这样地打了三牌。国光抱怨的次数更多了。觉新总觉得国光的眼光就在他同蕙的脸上盘旋。有一次他抬起头去看国光，同那个人的眼光碰在一起了。他觉得一股妒嫉之火在他的脸上燃烧。他不能忍受，便借故离开了蕙，走出了左厢房。

房里有点闷热，外面的空气却很清爽。天井中间横着一条宽的石板路，两旁的土地上长着两株梧桐树，给两边厢房多少遮了一点阳光。蝉声从树上传下来，那些小生物断续地叫着。觉新站在阶上觉得心里很空虚。房里的牌声和树上的蝉声聒噪地送进他的耳里，增加了他的烦闷。他立了片刻。国光忽然在房里发出一声怪叫，好像是谁和了大牌了。接着是蕙的一声轻微的咳嗽。觉新不能够再听那些声音。他便往左上房走去，他想找一个人谈几句话。他想起芸，他要去看她。

杨嫂站在左上房门口。她正要出来，看见觉新，便招呼一声：“大少爷。”

“二小姐在里头吗？”觉新顺口问道。

“在里头。我去给大少爷报信，”杨嫂讨好地说。

“好，难为你，”觉新感谢道。

杨嫂走了两步又站住了，她想起一件事情便回来对觉新低声报告道：“大少爷，我给你说，大小姐有恭喜了。”

这是一个好消息。然而说话和听话的人脸上都没有喜色。觉新仿佛听见什么不入耳的话，皱起眉头沉下脸小声问道：

“那么姑少爷待大小姐该好一点罢？”

“好一点？他们那种刻薄人家哪儿会做出厚道的事情！”杨嫂把嘴一扁，轻蔑地骂道。“他们只要少折磨大小姐就好了。偏偏那两个老东西名堂多，今天一种规矩，明天一种规矩。姑少爷就只晓得耍脾气、摆架子。昨天家里有客，大小姐人不大舒服，没有下厨房做菜。后来亲家老太爷说了闲话，姑少爷晚上还发过一顿脾气，打烂了一个茶碗，叫大小姐哭了一场。”

“这些事情你对老太太她们说过没有？你最好不要告诉她们，免得她们心里难过，”觉新不加深思，担心地问道。

“我已经对太太说过了，”杨嫂愤慨地说。“我也晓得太太她们没有法子。不过倘若把这些事情瞒住太太她们，万一大小姐日后有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太太她们？”杨嫂说到后面，她的眼圈也红了，便不等觉新开口，就往芸的房间去了。

“有三长两短，”这句话像一柄铁锤在觉新的脑门上打击了一下。觉新痴呆地站在房中，过了半晌，才辩驳似地说道：“不会的。至少将来小少爷生出来，大小姐就可以过好日子了。”他说完听不见应声，觉得房里很空阔。他惊觉似地四下一看，才知道他正对着这个空屋子讲话，杨嫂已经不在这里了。

芸听说觉新来看她，十分高兴，不等觉新进去，便走出来迎接。觉新跟着芸进了她的房间。芸让他坐下，递了一把团扇给他，一面问道：“大表哥你不是在打牌吗？输了吗，赢了？”

“输了八块多钱。现在蕙表妹在替我打，”觉新拿着团扇客气地答道。

“可惜我不能够出去，不然我替你打，一定会赢钱的。那天不是赢过一回？”芸微笑地说，两只眼睛天真地望着觉新，粉脸上明显地现出一对酒涡。

“芸表妹，你一个人关在屋里真乏味。如果你姐夫不来就好了，”觉新无意地说。

“真讨厌。从前还好。现在姐姐来一趟他总要跟一趟，来了又不肯走。要是留姐姐多住一天，他很早就打发人来接。大表哥，你看这种人还有什么法子可想？”芸收敛了笑容，噘起嘴，气愤地说。

觉新想了一想，然后说：“最好把蕙表妹请到我们家里头去耍。你也去。我们不请表妹夫，看他怎么来？”

芸立刻开颜答道：“这个法子很好。”但是后来她又皱起眉头扫兴地说：“他不会让姐姐去的。”

“那么也就没有别的法子了，”觉新失望地说。

其实姐姐也太懦弱。姐姐又不是卖给他们郑家的。看亲戚，走人户[1]也是常事。这也要听他的话！芸忿懑不平地说。

“芸表妹，你留心过没有？你姐姐近来很憔悴，常常干咳，好像有病似的，”觉新忽然带着严肃的表情低声问道。

“大表哥，你是不是说姐姐有肺病？”芸惊恐地失声问道。

“也许还不至于。不过她平日应当高兴一点才行，心境是很重要的，”觉新担心地答道。

“姐姐在他们家里哪儿还会高兴？只要不被他们一家人气死就算是天保佑了。姐姐的心境我是晓得的。”

“然而我们总要想个法子才好。现在没有肺病，将来也难保不会有。她应当好生将息。芸表妹，你多劝劝她也是好的。”

“唉，单是空口劝人，有什么好处？如果我处在姐姐那样的境地，我也很难强为欢笑。何况姐姐又是生就多愁善感的。”

蕙的声音突然在房门口响起来。她走进来就问道：“你们在说我做什么？”

“我们并没有说到你，”觉新连忙抵赖道。他又问：“蕙表妹，你没有打牌了？”

“我听不惯他那种叽哩咕噜，我交给妈去打了，”蕙埋下头迟疑半晌才低声答道。

“姐姐，我看你也有点累了，多歇一会儿也好，”芸知道蕙心里烦恼，便亲热地安慰道。“我跟大表哥正谈到你。大表哥喊我劝你好生将息……”

蕙苦涩地一笑，含着深情地看了觉新一眼，感谢地说：“多谢大表哥关心。”过后她又埋下头说：“刚才他那种话请大表哥不要介意。他本来是那种人，大表哥自然不会跟他一般见识。”

觉新微微一笑，但是这笑容掩盖不了他的痛苦的表情。他说：“蕙表妹，你怎么跟我客气起来了？你想我难道会为那种小事情生气？”

“我也晓得的，不过那种话连我听见也厌恶，”蕙忽然呜咽地说。

“姐姐，你不要这样。你现在就这样爱伤心，以后怎么过日子？”芸爱惜地劝道。她站起来走到蕙的身边，摸出手帕给蕙揩眼泪。

“二妹，我哪儿还敢想到以后的事？我有许多话不敢在婆婆同妈面前说，怕她们听见了徒然惹起她们伤心，”蕙忍住泪悲声说。“我这两三次回来，在她们面前总是勉强做出高兴的神气。可是他偏偏要说那种话，做出那种讨人嫌的样子，叫人忍受不住。他刚才得罪了大表哥，幸亏大表哥不计较。要是换了像他那样的人，就会生气了。”

“蕙表妹，这种事情还提它做什么？”觉新勉强做出平静的声音打岔道。“我倒有一件正经事跟你商量。二妹、三妹、还有琴妹，她们要我做代表，请你哪天到我们家里去耍。你自从出阁以后，只到我们家里去过一次，还是同你姑少爷一起去的。她们没有机会同你多谈话，很想念你。”

蕙的眼睛忽然亮了一下。她柔声问道：“二表妹她们怎样了？多谢她们还记得起我。她们都好罢。想起她们，我就好像在做梦。我一定会去的。不过……”她皱起眉头停了一下，才接下去说：“不过要看他什么时候高兴让我去。不然他发起脾气来我真害怕。”

“二妹、琴妹她们都好，”觉新刚说了这句话，芸就开口了。

“人家请的是你，又不是请姐夫，做什么要等他高兴？”芸气恼地插嘴道，她早在蕙的身边一个春凳上坐了下来。

“唉，二妹，你不晓得他是那种世间少有的古怪人！”蕙叹了一口气，诉苦道。“不过他还比我那两位公公婆婆好一点。他们的花样更多。东一种规矩，西一种规矩，好像遍地都是刀山，叫我寸步难行。他们家里不请个好厨子，有客来总要我去做菜。从前是婆婆做。她说接了媳妇应当媳妇来做，如今该当她享福……”她摇摇头哽咽地说：“我说过不要说，现在又说了这些。话横竖说不完的。你们就忘了我这个苦命人罢。我实在——”

这时杨嫂突然走进房来。她没有听清楚蕙的话，也不曾注意到蕙的脸上的表情，她揭起门帘便慌忙地大声说：“大小姐，姑少爷喊你立刻就去。”

蕙听见这话便在中途住了嘴。她并不站起来，却默默地用手帕揩眼泪。

“杨嫂，什么事情？”芸抬起头悄然问道。

“什么事？他输了钱心里不高兴，故意折磨人。倘若大小姐不去，他说不定会当着许多人面前发脾气。大小姐不晓得是哪一辈子的冤孽，才碰到这种怪物！”杨嫂咬牙切齿地咒骂道。她忽然注意到蕙在揩眼泪，连忙走到蕙的身边，吃惊地问道：“大小姐，你什么事情伤心？”

“我没有伤心，”蕙取开手帕，摇摇头说。

杨嫂不相信，惊疑地望着蕙。芸却在旁边说：“杨嫂，你好好地陪大小姐去罢。”她一面向杨嫂努嘴示意，一面俯着身子在蕙的耳边说：“姐姐，你去了再来，我们在这儿等你。”

蕙长叹一声，站起来，默默地跟着杨嫂走了。

芸和觉新悲痛地望着蕙的背影消失在门槛外面。房里只剩下他们两人。他们痴痴地望着门帘，过了好一会儿工夫，芸忽然悔恨地说：

“只恨我不是一个男子！”

芸只说了这一句简单的话。但是觉新已经明白她的意思了。不过他想得更多。他以为芸在讽刺他。他想：我不是一个男子吗？我除了束手看着她受罪外，还能够做什么事情呢？他开始憎厌自己，为自己感到羞惭了。他再不敢正眼看芸，害怕会遇到责备的眼光。其实芸丝毫没有责备他、讽刺他的心思。

过了一会儿觉新卸责似地搭讪问道：“蕙表妹的事情大舅晓得吗？”

“都晓得，”芸点头答道。“说起来真气人，大妈为了姐姐的事情跟大伯伯吵过两次架。大伯伯总袒护姐夫，说姐姐嫁给郑家做媳妇，当然要依郑家的规矩。做媳妇自然要听从翁姑的话，听从姑少爷的话，受点委屈，才是正理。大妈抱怨大伯伯没有父女的情分，这倒是真的。姐姐回来几次都没有看见大伯伯。倒是姐夫来见过他几次。大伯伯还出了题目要姐夫作文。姐夫把作文送来，大伯伯看了非常得意，赞不绝口，说姐夫是个‘奇才’。大伯伯同太亲翁非常要好，近来都在办什么孔教会的事情。……”

“做父亲的原来都是一样，”觉新忍不住怨愤地说。他并不想说这句话，却无意地说了出来，原来他还想起淑英的事情。在对待女儿这一点上那两个父亲就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似的。觉新说了这句话，忽然想到芸也许不会明白他的意思，便加了一句：“我想大舅总有一天会明白过来的。”

“可是太晏了，”芸带了一点恐怖地说。

这一天周伯涛居然赶回家来吃午饭。蕙亲热地招呼她的父亲。他对她却颇冷淡。他倒同国光谈了不少的话。国光恭恭敬敬地点着他那大而方的头颅，应答着。国光总是顺着伯涛的口气说话，开口一个“爹”，闭口一声“爹”，而且“是”字更不绝于口，教伯涛听得十分满意。他在席上有两次一面夸奖他的女婿，一面瞪着他的木鸡似的儿子。他威严地对枚少爷说：“你听见没有？你能学到你姐夫一半就好了。”枚少爷吓得只顾低头答是。

蕙坐在周老太太的旁边。杨嫂在后面给她们挥扇。另一边坐的是国光。一个新买来的婢女翠凤立在他同伯涛两人后面打扇。蕙埋下头迟缓地动着筷子，她不去挟菜，总是周老太太、陈氏她们挟了菜送到她的面前。她勉强吃了半碗饭便放下碗。周老太太们关心地劝她多吃。伯涛却仿佛没有看见蕙似的，只顾同国光说话。他的谈锋甚健，散席后他还把国光和觉新邀到对面他的书房里去。他对着觉新不断地称赞国光的文才。他从写字台的抽屉里取出国光的用小红格子纸誊正的文章，递给觉新看。觉新接过文章，看题目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论》，不觉皱起眉头来。国光在这个题目下面，洋洋洒洒地写了三四千字。觉新“心不在焉”地看下去，看完了，连忙赞几声好。其实文章里面说些什么他都不知道。

国光吃过午饭后本来打算稍坐片时就回家去，后来听见别人称赞他的文章，他非常高兴，便多坐了一会儿，才告辞出来。他走出书房时，还央求伯涛给他出了一个新的作文题目。

觉新比较国光夫妇后走。他看见他们上了轿子。还在大厅上多站了一会儿。他觉得他是在梦里。一切都是空虚。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伯涛今天对蕙一共说了五句话。这个数目不会错，他仔细地观察以后记下来的。他惨然地笑了一笑。他又从梦中跌回到现实里面来了。

[1]走人户：“出门作客”的意思。

25

《夜未央》的演出延期两次，后来终于在万春茶园里连演了三天，那已经是阳历八月下旬的事了。

觉新被觉民邀去看了《夜未央》。这个戏使他十分感动。每一次闭幕的时候，他也跟着别人热烈地拍掌。可是他回到家里他的心又渐渐地冷下去了。好像一池死水被人投了一块石子进去，于是水花四溅，动荡了一阵，后来波纹逐渐消散，依旧剩下一池死水。

觉新看完夜戏，回到家里去见周氏。周氏便告诉他：这天傍晚周老太太打发人来请他，说是蕙生病，要他去商量请医生的事。这个消息像一个霹雳把《夜未央》在觉新的脑子里留下的影响完全震散了。他非常着急。这时已经打过二更，他不便到周家去。他不知道蕙的病究竟是轻是重，有无危险。然而单从要他去商量请医生一事看来，他认为蕙的病势一定不轻，所以伯涛不能够作主。这样一想，他越发不能使自己的心安静了。但是在周氏面前他又不愿意泄露自己的隐秘的感情，不得不做出镇静的样子。

觉新一夜不曾，闭眼。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思潮起落个不停。他想起了许多被忘却的旧事，他又想到那几个死去的人。他愈想愈觉得不安。后来天开始发白了，他才感到疲倦，迷迷糊糊地睡去。他睡到早晨九点多钟，起床后匆匆洗过脸，又见过周氏，便坐轿子到周家去；

周老太太看见觉新，便露出喜色地说：“大少爷，我晓得你今早晨会来的。昨天不凑巧，你不在家。我又怕周贵没有说清楚。”

觉新向众人行过礼后，坐下来，问起蕙的病状。

“不晓得是怎样起病的。到昨天姑少爷才打发人来请我去。蕙儿真可怜，人瘦得多了。她头痛、发烧、气喘、咳嗽、腰腹疼痛，这许多病她那样的身体怎么受得了？她病了三四天，我们才晓得。姑少爷每天请了罗敬亭来看，吃了好几付药，都不见效。后来又请王云伯，他的药也不中用。我看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所以回来同妈商量。蕙儿的父亲也没有主意。妈说还是请大少爷来问问看，看大少爷有什么主意，”陈氏焦虑地叙述道。她带着求助的眼光望着觉新，急切地等候他的回答。

觉新皱起眉头沉吟半晌，便毅然答道：“我看还是请西医好。蕙表妹又有‘喜’，比不得寻常人，大意不得。”

周伯涛忽然在旁边插嘴说：“恐怕郑家不肯。”其实不仅是郑家不肯，他自己便是一个反对西医的人。

“把西医请去看看也不要紧，”觉新坚持道，“如果伯雄[1]不赞成，至多不吃西医的药就是了。西医看病素来很仔细。多一个人仔细看过也可以放心一点。”

“大少爷的话很有道理，那么我们就打发人去请西医，”周老太太素来相信觉新，便赞成他的主张。陈氏自然也无异议。

“我看请西医不大妥当，西医治内病不行，”周伯涛始终不赞成请西医，不过他看见觉新再三提议，又听见他的母亲说了那两句话，他不便明白反对，只好怀疑地说。

“那么你想个更好的办法出来，我也就不管了。这回事情全是你弄糟的。蕙儿的命就会断送在你的手里！”周老太太听见伯涛的话，只觉得气往上冲，还有那积压在她心上的多日的气愤在刺激她，她再也忍耐不住，便沉下脸厉声责斥道。

周伯涛从没有看见周老太太这样发过脾气，以前总是她遇事将就他。蕙的命运似乎就捏在他一个人的手里。是他一个人坚持着把蕙送到郑家去的。没有人敢违拗他的意志，所以他能够坚持到底。但是现在他的母亲居然发出了反抗的呼声。她这样一表示，倒使伯涛软化了。他碰了一个钉子，一声不响地站起来，悄悄地走出房去了。

“他走了也好。横竖他管不好的，”周老太太赌气地说。

“是，”觉新恭敬地应道。陈氏和徐氏畏怯地望着周老太太不敢作声。婢女翠凤垂着手站在周老太太的椅子背后。芸和枚少爷悄然坐在一个角里。芸始终不说话，不过她听见周老太太责备伯涛，却暗暗地高兴，仿佛替蕙出了一口气。

“大少爷，请一趟西医，脉礼要多少？”周老太太看见伯涛默默地走开，也就渐渐地消了怒气，温和地问道。

“出诊一趟是六块钱，”觉新答道。他看见周老太太请西医的意志很坚决，便又自告奋勇地说：“外婆要请，我去请就是了。我认得祝医官，我去请方便一点。”

“那不敢当，”周老太太客气地推辞道，但是她马上又改正地说：“大少爷，你去一趟也好。就请你陪医生到你蕙表妹那儿去。脉礼你带去罢。郑家不会出这笔钱的。”她不让觉新说话，又吩咐陈氏道：“少奶奶，你去拿六块钱给大少爷，难为他费心去一趟。”

“外婆不必客气，办这点小事情是应该的。钱我可以先垫出来，”觉新欠身答道。陈氏已经走出了房间。他只得等她回来，从她手里接过钱，才匆匆地告辞出去。

周伯涛在厢房里听见脚步声和说话声，知道觉新要走了，便出来送他。陈氏、徐氏们陪觉新走到左厢房窗下，看见伯涛出来，便站住让伯涛把觉新送出去。枚少爷胆怯地跟在后面。他们走到大厅上，觉新快要上轿了，伯涛忽然嗫嚅地对他说：

“明轩，今天又要累你跑一趟，真是抱歉之至。不过医生请去，如果郑家不愿意，你最好就早点打发他走，免得郑家不高兴。伯雄父子对于旧学造诣很深。他们不喜欢西医也是理所当然。”明轩是觉新的号，伯涛平时喜欢跟着周老太太叫觉新做“大少爷”，称“明轩”的时候不多。这番话似乎是他想了许久才说出来的。

觉新听见这些不入耳的话，不觉皱了皱眉头，敷衍地说了两声“是”。他无意地抬起眼睛看了看枚少爷，那个年轻人俯下头用手掩着嘴低声咳嗽。他痛苦地想道：“居然有这样的父亲！”便逃避似地跨进轿子走了。

觉新到了平安桥医院，才知道祝医官被一个姓丁的师长请到简阳看病去了。另一个任医官在那里。觉新以前也见过这个瘦长的法国人，便把他请了去。

周伯涛已经派周贵到郑家去通知过了。因此觉新陪了任医官同去时并不使郑家的人惊讶。国光让他们在客厅里坐了片刻等里面预备好了，然后请他们进蕙的房间去。

蕙躺在床上，身上盖了一床薄被，脸上未施脂粉，显得十分黄瘦。觉新走到床前，亲切地唤了一声“蕙表妹”。蕙不转眼地望着他，微微一笑，低声说道：“大表哥，你好。”泪水立刻从眼眶里迸了出来。她连忙把脸掉向里面去，不给他看见。觉新觉得一阵心酸，但极力忍住，装出笑容跟任医官、国光两人讲话。

任医官开始做检查的工作。他把蕙的心、肺、肝、胃各部都检查过了。他惊奇地摇摇头说中国话道：“没有病，完全没有病。”后来他又检查腹部，忽然点头说：“知道了。”于是他把各种用具收起，放进皮包里面，和蔼地对觉新和国光两个人说：“这是膀胱炎，完全不要紧。不过要施点小手术。”

“施手术？”国光惊愕地问道。

“很简单的，不要怕，没有一点危险，”任医官含笑地安慰道。

任医官说中国话比祝医官说得好，他还向觉新谈起蕙的病原。他说，这是孕妇常有的一种病，因为初次受胎，胎儿怀得低一点，孕妇的尿管便受到胎儿头部的压迫。孕妇虽然时时小便，总是出来的少，而贮在尿胞里的较多。这样愈积愈多，尿胞里就装满了尿，因此尿内的尿酸便往上冲，以致孕妇发生头痛等等现象。他又保证地说，现在只要略施手术，用导尿管放在尿道里把尿胞里积存的尿一次排泄出来，病就好了。再服一点清毒剂，那更无问题。最后他又警告地说，如果不照这样办，日子久了尿毒侵入血液或神经，那么孕妇便会小产或者发生尿毒症。

觉新和国光送了任医官上轿，便转身往里面走去。他们刚走了两步，国光忽然问道：“大表哥，你相信这种话吗？”

“我想也有点道理，”觉新坦白地答道。他知道蕙的病势不重，便不像先前那样地焦急了。

“据我看，他的话简直靠不住。头痛怎么能跟尿有关系？我想还是中医的阴阳五行之说有理，”国光理直气壮地说。

觉新含糊地答应一声。他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又不好发作出来。他只得忍耐着，默默地走进里面去。他进了房间，看见国光的母亲在那里跟蕙讲话。他向郑太太行了礼，说了两句话。他忽然听见蕙用手帕掩住嘴咳嗽，又想起任医官的话，便走到床前，等蕙止了咳，然后关心地问道：“蕙表妹，医生的话，你也听见了的。你的意思怎样？你说了，我好去对外婆、大舅母她们说。”

蕙把头一动，感激地笑了笑。她费力地说（但声音并不高）：“既然是婆婆她们请来看的，又劳大表哥亲自走一趟，那么以后就请他医罢。”

“这不大好，我看西医不可靠，”国光在旁边反对道。

“少奶奶，你怎么好答应外国人给你医病？外国人花样多得很，会想出希奇古怪的法子来骗人。并且一个陌生的男人怎么好在你那种地方动手？不要羞死人吗？倘使一个不小心把胎儿弄伤，那更不得了！”郑太太歇斯底里地尖声嚷道。她的脸色不大好看，这表示她心里不高兴。

“太亲母，不过话也不能这样说，西医也有西医的道理……”觉新极力压制了他的愤怒，勉强做出笑容解释道。但是他刚刚说了一句话，就被蕙阻止了。蕙在床上唤了一声：“大表哥。”他更走近一步去听她说话。

蕙疲倦地笑了一笑，喘息地说：“多谢你今天走一趟，刚才妈的话也很有理。我不要请西医看了。请你转告婆婆她们。我吃中医的药，也会慢慢儿好起来的。请她们不要着急。”她的略略失神的两眼望着他，两颗大的眼泪嵌在两只眼角。她对着觉新微微地摇头，又用更低的声音说：“我昨晚上梦见梅表姐，大概是妈昨天告诉我钱大姑妈从宜宾写信来的缘故。”

觉新痴呆地立在床前，好像受到意外的打击似的。他望着蕙说不出一句话来。

“少奶奶这才懂得道理！”郑太太得意地称赞道，这才把觉新唤醒了。

“大表哥，令表妹倒很有见地。请你回去把这个情形转达岳父、岳母，请他们放心。像令表妹这样的病不宜请西医看。我们每天请罗敬亭、王云伯来看，今天又加请了张朴臣，他们三人轮流看脉，共同主方，不会有错的。请岳父、岳母放心，”国光客气地对觉新说，一面不停地摇摆着他的宽大的方头。他用这几句话便把觉新关在门外了。

觉新望着国光，听这个人一句一句地说下去。他的眼前还现着那张憔悴的脸庞和那一对含泪的眼睛。他觉得心里很乱。他又感到鼻子酸痛。他知道自己快要淌泪了，便努力克制悲痛的感情。他勉强支持着听完国光的话，含糊地答应一声，也不跟国光辩驳，却走到床前，向蕙嘱咐了几句话，要她安心静养，然后告辞走了。

觉新看见轿子出了郑家的大门，他在轿里起了一种逃出魔窟似的感觉。但是他一想到留在他后面的蕙的命运，悲愤又绞痛了他的心。

[1]伯雄：郑国光的号。

26

淑英也有机会去看《夜未央》。她去得比觉新迟一天，是被琴约去的。琴和觉民定了计，当着淑英母亲张氏的面，请淑英在那一天到琴的家里去玩。张氏自然不反对。淑英果然一个人坐轿子到了琴的家。琴再偷偷地陪淑英到戏园去。琴对她的母亲也只说陪淑英出去买东西。她们看完戏回到琴的家，连琴的母亲也不知道她们到过了戏园。淑英的母亲还以为淑英整天就在张家。

淑英进戏园，这还是第一次。里面的一切对于她都是很新奇的。女宾的座位在楼上，她们坐的是右边的一个包厢。楼上观众不多，全是白衣青裙的女学生。楼下是男宾座，年轻的学生占了一大半，上座有八九成的光景。有人在嗑瓜子、吃花生、大声谈话、说笑。许多人仰起头，许多陌生的眼光常常往楼上射来，使得淑英胆怯地红了脸。楼下起了一阵喧哗。淑英埋下头专心读那份说明书，却又读不进去。突然哨子一响，布幕拉开，整个戏院立刻变成静悄悄的。众人的眼光集中在舞台上面。那里有一间简陋的屋子，桌上有一盏半明半暗的煤油灯。两个女人坐在桌子旁边忙着折报。左侧有一扇小门，从门里发出来轻微的印刷机的响声。

“那个扮苏斐亚的是张还如，你在公园里头碰见过的，”琴指着台上那个年纪较大的妇人对淑英说。她又指了年轻的女仆说道：“这是马霞。”

“嗯，”淑英应了一声，她已经记不起张还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但是她仍旧注意地望着苏斐亚和马霞。这时从小门里面走出来一个中年人，手里拿着一束报纸。

“这就是黄存仁，你一定记得他，二表哥去年在他的家里住过一阵，”琴指着昂东亲切地在淑英的耳边说。

“嗯，我记得，”淑英微微地点头答道。她还记得那个人，琴那天在公园里指给她看过。她也记得黄存仁的名字。她常常听见觉民和琴谈起他，她也知道他帮助觉民逃婚的事。她并不认识他，但是她已经在尊敬他了。她这时不觉多看他几眼，听他在戏台上讲了些抱怨政府专制的话。

于是一个年轻人带着一包铅字从外面进来。琴告诉淑英这个年轻人就是张惠如，他扮演戏里的男主角桦西里。他也就是扮苏斐亚的张还如的哥哥。淑英含糊地答应着，她头也不掉地望着舞台。这时看门人领了警察进房来查房间，说是这里有一个新来寄宿的客人没有护照。昂东把桦西里带来的假护照给警察看了，又花了一点钱才把警察打发走了。苏斐亚便进内室去扶了一个工人服装的党大乐出来。

“这是方继舜，他写过文章大骂冯乐山，”琴指着那个老人说。淑英不大注意地点一下头，她并不知道方继舜是什么样的人。方继舜常常用笔名在《利群周报》上发表文章。她读过那些文章，却不知道它们是方继舜的作品。

这个老革命党人一面咳嗽，一面说了许多激烈的话。门铃忽然响了。不久一个身材苗条面貌清秀的年轻女子走进房来。

“这简直不像男人扮的！你看他走路、说话的样子明明是个女人，”琴感到兴趣地低声对淑英说。

“他叫什么名字？”淑英好奇地望着那个年轻女子（他们叫“她”做安娥），顺口问了这一句。

“他叫陈迟。他平日做事情总要比别人慢，大家都说他的名字取得很对。听二表哥说他还是头一次演女角，”琴兴致很好地答道。

台上党大乐谈了一阵话，似乎很疲倦，又走进内室去了。其余的人烦躁地谈了许多关于革命运动前途的话，大半是带煽动性的。桦西里甚至气恼地高声说：“所以这个‘血钟’应当响起来，越响越高，不到全胜的时候不止！”

楼下立刻起了一阵拍掌声。淑英突然一惊，心跳得很厉害。她连忙掉头看琴。琴正兴奋地看舞台上的表演。

安娥激动地接着说：“目前这种困苦实在难堪，必须要那‘血钟’一齐响起来，响个不止，叫各处都能够听见。……后来的人一定会享到和平安乐……”

“你听见么？你们听见么？那‘血钟’的声音？”苏斐亚突然带着严肃的表情问道。

全个剧场马上变得非常肃静了。众人都在倾听，要听出那“血钟”的声音。

“明天！”安娥忽然在台上狂喊起来，使得台下的观众惊了一跳。

“明天奴隶制度就要完结了，”马霞仰起头梦幻地说。

有几个人在楼下拍起掌来。

桦西里和安娥先后走了。苏斐亚们留在房里继续折报。门铃忽然大响起来，昂东惊恐地站起，嘶声叫道：“那儿……门外头……我们的事情坏了！”

“哎哟！”苏斐亚和马霞齐声呻吟道。党大乐从内室里奔出来，拿出一支手枪说：“警察么？我自己留一颗子弹，其余五颗留给你们用，”他仍然走入内室去了。房门外响着一片打门声，马霞早去锁了门。苏斐亚和昂东忙着焚烧通信地址和文件。内室里发出一声枪响，一定是党大乐放的枪。接着一个警长带着五个警察破门进来。

“完了，”淑英惊惶地低声自语道。楼下的观众中也起了一个小的骚动。琴也很激动，但是她看见淑英着急的样子，不觉开颜一笑，爱怜地安慰淑英道：“二表妹，你不要看得太认真了。这是演戏啊。”淑英感动地看了琴一眼，放心似地嘘了一口气。

警察一进屋来便翻箱倒箧，四处搜索，一面凶恶地捉住房里的三个人。警长傲慢地指挥一切，后来无意间发见了那道小门，便走进去，只听见印刷机的响声。不久警长拿了一张报纸出来，对着灯光读道：“《光明》，”惊愕地说：“原来你们就是办《光明》的人！”警长又说了一些嘲笑侮辱的话。昂东挣脱了手向警长扑过去，但是又被警察推倒了。两个警察扭住他殴打。苏斐亚和马霞着急地哭喊起来。她们也被警察们紧紧地缚住。警长站在马霞面前轻佻地问道：“你这个小东西，还不曾哭完吗？”马霞悲愤地说：“难道我们连哭的权利都没有了？”警长哈哈地笑道：“你这个小东西！像你们这般东西还不是叫你们怎样就该怎样！”

在这个纷扰中布幕跟着警长的笑声同马霞们的哭声一下子就拉拢了。起初是一阵沉闷的宁静。于是无数的手掌疯狂似地拍起来。

“琴姐，你觉得怎样？”淑英回过头低声问道。

“真是好戏！”琴兴奋地答道。

“琴姐，真有这样的事情吗？”淑英嗫嚅地问道。“这太可怕了。我好像听见大哥说过，三哥在上海也会做革命党，是不是同昂东他们一样？”

“二表妹，你不要担心，”琴压住心里的波涛，柔声安慰淑英道。“那种事情的确是有过的，现在也许还常常有。不过三表弟不会像这样。你不用替他害怕，你不记得安娥刚才说过的话：‘个人的痛苦跟全体的痛苦比较起来算得什么？’这句话很有意思。”

淑英不即刻答话，她在思索。她两次欲语又止，显然地有几种互相冲突的思想在她的脑子里斗争。琴知道这个，想改变她的注意，便说：“第二幕就要开演了，你留心看二表哥演戏。”

淑英还来不及答话，第二幕果然就开演了。她便注意地看舞台，那里是一间客厅，桦西里在同他的几个朋友谈话。

“你看，那个坐在桦西里旁边的人便是二表哥！你认得不认得？”琴得意地指着那个穿着整齐的洋服谈吐文雅的青年说，她的脸上带着微笑。

“对的，我现在认得了，”淑英含笑答道。“二哥这样打扮倒比平日好看些。”

戏台上几个人烦躁地谈着种种不好的消息：苏斐亚在监牢里自杀未成，马霞受侮辱。他们又谈到城里罢工的情形。有人提议刺杀总督，最后大家商量行刺总督的计划，都愿意去做那件事。觉民扮的银行家得不到机会，垂头丧气地诉苦道：“我拿出几个臭钱算得什么！安安稳稳地看着旁人准备了性命一条一条地送去。唉……”

“二哥不是这样的人，”淑英不相信地低声说。

“你说什么？”琴问道。

淑英猛省地看看琴，恍然失笑了。她偏袒地对琴说：“二哥做得很好。我不觉得在看戏。”琴听了自然十分高兴。

但是银行家在台上苦恼地踱了几步便不得不退场了。淑英忽然侧头问道：“二哥还会出场吗？”

“他不再出场了，”琴惋惜地答道。

“可惜只有这一点儿，”淑英失望地说。她盼望觉民能够在台上多站一些时候，多说几句话，但是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了。她便带点疑惑地问琴道：“二哥为什么不演桦西里？”

“他们本来要他演别的角色。他还是第一次上台，恐怕演不好，反而误了事，所以只肯演一个配角，”琴知道淑英的心理，便安慰地解释道。

淑英也不再问话了，仍旧注意地望着戏台。

房里只剩下桦西里一个人。那个打扫房屋的老妈子阿姨妈拿着扫帚进房来。她向桦西里诉了一阵苦，说到她从前的一个小主人因参加革命运动被捕受绞刑时，眼里掉下泪，声音也变成呜咽了。这时门铃响了，阿姨妈弯着腰蹒跚地走去开门。接着一个穿学生装的少年走进来。少年交了一本小书给桦西里，十分感动地说：“我看过两遍了。我恨不得就吞了它下去。……桦西里，请问你，你遇见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把他看做同志……像我这样的人也能算数吗？”

淑英不觉侧头看了琴一眼。琴伸过手去捏住淑英的左手。

那个少年同桦西里交谈了几句话，终于忍不住悲愤地说道：“我们的教员今天还告诉我们说革命党是坏人，是社会上的毒害。我听见这些话一声也不敢响。我去了，我去读那些瘟书，好养活我的母亲……”

淑英的心怦怦地跳动，她的手也有点颤抖。那个少年的悲哀似乎传染给她了。有一个声音同样地在她的心里说：“太久了，我实在忍耐不下去。”舞台上的那些人，那些话给了她一个希望，渐渐地把她的心吸引去了。她也像那个少年一样，想离开自己在其中生活的阴郁的环境，她也想问道：“像我这样的人也能算数吗？”

琴无意间瞥了淑英一眼。她看见淑英的带着渴望的眼光，略略猜到淑英的心理，她知道这个戏已经在淑英的心上产生了影响，她自然满意。但是她也不说什么，只是鼓舞地微微一笑，低声唤道：“二妹。”

淑英掉过脸来看琴。但是安娥出场了。琴便指着台上对淑英说：“你看，安娥又出来了。”

桦西里正倒在沙发上睡着，安娥推了门进来，在桌上轻轻地敲了几下，把桦西里惊醒了。桦西里连忙站起跟安娥握手，两个人谈了一些别后的话，又谈到印刷所被封、苏斐亚等被捕的事。安娥自从那回事情发生以后，便搬了家躲到一个住在园街的姑母的家里。姑母的丈夫是财政厅的官吏，对革命运动异常仇视。所以她住在那里十分安全。……他们谈到后来，桦西里忽然拿起安娥的手吻着，吐出爱情的自白。安娥终于不能坚持了。她张开两臂，柔情地唤道：“桦西里，来！”桦西里急急走到她身边，慢慢地跪倒在地上。安娥抚着桦西里的头发，怜爱地低声唤着：“我心爱的痴儿。”

淑英的心跳得更厉害，脸微微地发红了。她想：真有这样的事？这不再是她常常读到的西洋小说里的描写，而是摆在她眼前的真实的景象了。她觉得桦西里和安娥是一对有血有肉的男女，并不是张惠如和陈迟所扮演的两个脚色。那两个人所表现的热情的场面震撼了她的心，给她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她有点害怕，但又有一点希望。她注意地看着在舞台上展开的悲剧。

窗外响起了罢工工人的歌声和游行群众的脚步声。安娥和桦西里走到窗前去看。安娥非常高兴地说：“……好看得很！这许多工人很整齐的，慢慢地向前走去。我看他们都怀着一片诚心……”但是桦西里忽然急迫地说：“你没听见那边的马蹄声？”安娥心平气和地张望着，忽然惊恐地大声叫道：“马兵装上子弹了！”后来又说：“我们的人不住地前进……他们只管唱！他们唱着向前进！不怕马兵的枪！他们不住地向前进！”

这时窗外广场上脚步声愈走愈近。这是许多人的脚步声，但是非常整齐，里面还夹杂着一片沉郁的歌声。阿姨妈躬着腰走进房间，走到窗前。她和着窗外歌声唱起来，安娥同桦西里也跟着唱下去。三个人唱得正起劲，忽然外面起了一排枪响，于是歌声停止了，而奔跑哭喊的声音响成了一片。广场上人声十分嘈杂，还有人在狂叫“救命”。接着又是一排枪响。人声、马蹄声杂乱地扑进房来。

楼下男宾座里起了一阵骚动，有些人恶声骂起来。

“琴姐，怎样了？”淑英胆小地靠着琴的肩膀，抓住琴的一只手，颤抖地低声问道。她的脸上现着惊恐的表情。

“不要怕，这是演戏，”琴极力压住自己的激动亲切地安慰淑英道。

“安娥！……安娥！”桦西里痛苦地狂喊道。在这喊声的中间还接连响了几排枪声。安娥悲愤地叫道：“我们太迟缓了。应当加倍努力！”

楼下的观众忽然疯狂地拍起掌来。

桦西里拉着安娥的手，苦恼地说：“我不愿意失掉你……”忽然阿姨妈哭着跑进房来说：“天呀！苏沙被刺刀刺伤了！”苏沙便是先前那个少年的小名。桦西里急得满屋跑，口里唤着“苏沙！”阿姨妈又走了出去。安娥烦恼地说了一句：“无处不是苦恼！”于是桦西里发狂地说：“安娥，我们去罢。我们逃走罢。快，快……”但是门铃响了。桦西里去开门，领了先前来过的那个工人服装的葛勒高进来。葛勒高就在门口说：“时候已到了，轮着我们了。必须要……现在满街是血。死了多少人，还不晓得。……一定，后天。”桦西里应道：“一定后天。”葛勒高又说：“园街同宫街两条路。”桦西里爽快地答道：“我到园街。”葛勒高说：“好，东西全预备好了。”他跟桦西里握了手，悄悄地走了出去。桦西里一个人在门前站了许久。安娥走过去问道：“什么事？”桦西里回答说是一件不要紧的事情。安娥把他半拉半扶地送到睡椅前面，两人并肩坐下。安娥忽然惊问道：“桦西里！你为什么打战？”桦西里靠在安娥的身上，疲倦地说：“让我的头枕着你……”安娥说：“我摇着你睡罢。”桦西里昏迷似地说：“只要一刻工夫就好。”安娥柔声阻止道：“不要响，闭嘴。”

整个戏园的观众都注意地望着舞台，痴呆地凝视、倾听那两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他们想知道一个究竟。然而布幕不快不慢地合拢了，它掩盖了一切。于是爆竹似的掌声响遍了全个戏园。

“琴姐，我要哭出来了，”淑英含着眼泪对琴微笑道。

“我也是的，这个戏太动人，”琴一面摸出手帕揩眼睛，“叫人看了就觉得是真事情一样。”

“这种事情我以前做梦也没有想到，”淑英激动地说。“我现在才晓得世界上还有这种事情，还有这种人。”

“你以前整天关在家里，自然不晓得外面的事情。你以后多出来看看、走走，你的世界就会渐渐大起来的，”琴高兴地解释道。

“我真不懂：同是一样的人，为什么外国女子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做出那些事情，而中国女子却被人当作礼物或者雀鸟一类的东西……送出去……关起来？我们连自己的事情也不能作一点主，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把我们送进火坑里去……”淑英苦恼地说，不过她仍然将她的怨愤极力压下，不让它在她的声音里泄露出来。

琴听见淑英说出这种话，觉得更可证实淑英近来渐渐地在改变：她竟然从她的囚笼里伸出头来探望外面的世界了；淑英想飞出囚笼的心愿也是一天一天地炽热起来。这正是琴所希望的。这好像一棵花树的生长，从发芽到枝子长成，现在生出花蕾，——那个浇水培养的园丁看见这个情形自然充满了喜悦的感情。琴也许不曾做过园丁的工作，但是她却在根上浇过一点水，而且她也爱那棵花树，她更盼望着看见美丽的花朵。所以淑英的话使她满意，使她感到一阵痛快，而且把那幕戏留给她的阴郁沉重的感觉和悲愤暂时驱走了。她便趁着这个时机向淑英宣传：“这就是为什么二表哥他们要攻击旧礼教。他们的国文教员吴又陵把旧礼教称作‘吃人的礼教’，的确不错。旧礼教不晓得吃了多少女子。梅姐、大表嫂、鸣凤，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还有蕙姐，她走的又是这条路……不过现在也有不少的中国女子起来反抗命运、反抗旧礼教了。她们至少也要做到外国女子那样。许倩如最近从广州来信说：‘那边剪掉头发的女学生渐渐多起来了。’我还有一个同学——”琴说到这里，忽然注意到舞台上布幕已经拉开，便住了嘴，留心去看《夜未央》的第三幕了。

淑英心里很激动。琴的话自然给了她鼓舞。她同意琴的意见，她也希望听到琴的结论。但是安娥的命运牵引着她的心。她不肯放过那个女子的一言一动，她要看到安娥的结局。

舞台上现出一个富家的客厅，这是在安娥的姑母白尔波的家里。这是一个和平安静的地方。那里坐了三个面貌温淑的女人，还有一个众人熟习的安娥。但是就在这里一个惊天动地的事变快要发生了。剧场的观众好像在看一座雪下的火山。在春风的吹拂下雪慢慢地融化着。众人在等候那个可怕的爆发。爆发的兆候渐渐地出现了。温淑的女性读着罢工工人的宣言。连和蔼的中年妇人白尔波也念出来“时乎时乎，至矣不再！自古廓清人道之障碍，皆从微火初燃，俄顷即成燎原，而后得自由世界之光明”一类的句子，又接收了革命党人寄存的书报。而糊涂的官僚、白尔波的丈夫却出来表现他们那种人的愚蠢与荒淫。等到客厅里只剩下安娥和白尔波两个人时，桦西里突然来了。他抱定决心要去敲那“血钟”，现在来要求他所爱的人给他发信号。于是悲痛的诀别……爱情与义务的斗争……这两个年轻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绞着观众的心。桦西里悲壮地说：“我想着死字，没有一点害怕。我的手万无一失。我希望你的，只要你在旁边，我好像听你的号令……你放一个亮到窗口，这是一个暗号，一个号令，也就是诀别……自由终得同明天的太阳一同升起，恨我就不能亲见……”他决然走了。安娥的悲声呼唤也不能把他留住。她那悲痛的声音响彻了每个观众的心。楼座的观众跟着那个刚毅的女子淌泪，淑英频频地揩眼睛，琴也是热泪盈眶了。

于是到了最后的高潮。安娥点燃蜡烛，把烛台放到窗口。她踌躇几次，终于以一个超人的意志给她所爱而又爱她的人发出牺牲的信号，让他和总督同归于尽。在巨声爆发、玻璃窗震碎、她知道使命完成以后，她伤心着、哭着。最后她忘了自己，在一阵激动出神之际又像一个战士那样反复地狂叫着：“向前进！向前进！”

布幕在“向前进”的呼声中急急地合起来。楼上楼下无数着魔发狂一般的观众这时才知道全剧完结了。拍掌声暴雨似地响着。众人感动地、留恋地不住鼓掌。楼下的学生们先是坐着拍，后来站起来拍，他们把手掌都拍红了，还不肯散去。

“这才是一个勇敢的女子！”淑英十分激动，颤抖地说了这句话。

“我们走罢，”琴匆匆地说。

“不等二哥？”淑英留恋地问道。

“他会在下面等我们，给我们招呼轿子。他等一会儿还要到我家里来，”琴兴奋地答道。她感动的程度也不下于淑英。她的脑子里充满着安娥、桦西里一些人的影子。

27

《夜未央》演了三天以后，主持的人还打算停一个星期继续公演。但是官厅方面的警告来了。黄存仁、张惠如一般人十分扫兴，他们只得暂时打消重演的意思。省城里的居民也就没有机会看见《夜未央》的重演。不过许多年轻人还时常提到它。淑英便是他们里面的一个。这本戏的确给了她一个希望，为她开辟了新的眼界，放了一个目标在她的面前，使她认识了一些新的人，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意志的人。他们是那么大量，那么坦白，那么纯洁，同她家里的人比起来，就好像属于两个世界。那种热烈充实的生活，与慷慨激昂的就义，比她在囚笼似的家庭里枯死不知道要强过若干倍。她现在没有一点疑惑了。她已经和她的二哥与琴表姐共同定下了计划：她好像一只小鸟，等着有一天机会到来时，便破笼飞去。她以前只是嫌厌笼中的生活，恐惧那个即将到来的恶运；这时又看见了笼外自由天空的壮丽的景致，这只有使她的决心越发坚定。这些人物的影子时时在她的眼前晃动。他们鼓舞着她。她近两三个月来读过的一些书报又在理论上支持着她。许多的原因聚集起来，像一堆一堆的泥土居然慢慢地堆成一个小丘。它们也在淑英的心灵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原因在顺逆两方面互相辅助地驱使淑英走近“新的路”。这是她的唯一的出路，她自己也知道。如今她差不多站在路口了。她在作种种的准备。她要一步一步稳定地走上那条路。她近来不再在叹息和悲哭中过日子了。她更用心地跟着剑云读英文，而且跟着琴努力学习各种新的知识。

琴对于淑英的事非常热心。她常常到高家来，有时候淑英也到琴的家去。别人看见她们两个在一起看书，也不来打岔她们。淑华、淑贞常常同她们在一处。淑华也感到兴趣地听琴讲解史地一类的功课。课本是新编的中学教科书，琴和觉民到商务印书馆选购回来的。淑华有时还向琴发出一些疑问。但是这样的事情并不常有。淑华在房里坐了两三小时不跟人谈闲天，便觉得沉闷，要到外面去走走，或者找人讲话。所以每逢淑英跟着琴学习算学的时候，淑华便不来打扰她们。淑贞只要不受她的母亲干涉，她总不肯离开琴。她对那些功课并不感兴趣，而且也不了解。不过同琴和淑英在一起，却是这个女孩的唯一的快乐与安慰。她静静地坐在她们的身边，脸上浮着欣慰的微笑，并不发出声音去惊扰她们。她可以这样地坐上几个钟头。

觉民也常到淑英的房里去，有时他还代替琴回答淑英的质疑。他们替换着做淑英的教师。课堂并不单是淑英的房间这一处。花园里许多地方，还有觉民的房间，都是他们授课的处所。一天的功课完毕后他们仍旧安排了一些娱乐。这倒是淑华最盼望的。

淑英非常热心地接受新的知识。她好像一个乞丐，对着面前的山珍海味，只图狼咽虎吞地大嚼，不知道节制。倒是琴和觉民有时候看见她用功过度反而劝她休息。她常常笑着回答他们道：“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我正应当多多学习。”她把那些新的知识看作唯一可以拯救她的仙方灵药，所以她牢牢地抓住它们不放松。琴和觉民看见这个情形，对她的这种痴梦起了怜悯心，但是这也更加坚定他们帮助她的决心。

剑云依旧每天傍晚来教授英文，淑华的成绩跟平日的相差不远；淑英在这些日子里进步得很快。她以前总是心绪不宁，常常不能够把思想集中在那些古怪的拼音和没有深意的简单对话上面。而且那个恶运像一只老鹰似地永远在她的头上盘旋，它的黑影压住她，使她明白一切的努力都是空虚，结果她仍然不免坠入泥沼。在那种时候她能够按时听课，敷衍地读下去，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了。她没有辍学，一半还是为了剑云的缘故：她一则不忍辜负剑云的好意；二则不愿意使他失业。她以前有的这种心思剑云并不知道。所以当他发觉淑英近来突然有了可惊异的进步时，他便惊喜地称赞淑英，向淑英表示了这个意思。

“其实也说不上什么进步，不过我近来读书稍微认真一点。从前心里烦得很，总有事情来分心，我又想不开。如今我稍微看得清楚些了，所以也能够专心读书，”淑英微微一笑，声音清朗地答道。她的眼睛很明亮，脸上露出安静的表情。

“二小姐近来的确气色好得多，精神也好，”剑云欣慰地说，他的脸上也现出了喜色。

“不错，二姐近来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她近来高高兴兴，有说有笑，不再像从前那样，动辄就做出愁眉苦脸的样子。大概有什么喜事要来了，”淑华带笑地插嘴说。

“呸！哪个要你来说话？”淑英啐了一口含笑地责备道，“三妹，你几时看见我做过愁眉苦脸的样子？人家不像你，不管有事无事，只晓得笑笑闹闹，不说一句正经话。”

“我刚才说的不就是正经话？我们问陈先生，看你从前是不是常常愁眉苦脸，动辄就流眼泪？”淑华笑着不依地分辩道。

淑英略略红了脸不作声了。剑云微微一笑，解围似地说：“三小姐，你问我，我怎么晓得？”

淑华噗嗤一笑，故意笑谑地说：“陈先生，你也帮她欺负我，我不答应。”

剑云窘得答不出话来，一张脸马上变得通红，他挣扎了半晌才口吃地说道：“三小姐，我没有欺负你，我说的是真话。”

“陈先生，你不要理她，她在跟你开玩笑，”淑英怜惜地对剑云说。但是她并不曾了解剑云的心情。淑华自然也不了解它，她奇怪剑云为什么会现出这样的窘相。剑云却以为淑华猜到了他的心思，所以他张惶失措地红了脸。

“三妹，你也太顽皮了。陈先生是我们的先生，你不该跟他开玩笑，”淑英又正色地对淑华说，但是她的眼角眉尖也还带着笑意。

剑云还没有答话，淑华就装出生气的样子说：“好，你们两个都欺负我，我不要听你们说话，我走了！”她说完就拿起书，头也不回地走出房去。

“三小姐！”剑云惶恐地站起来唤道，他以为淑华真的生气走了。

“陈先生，你不要睬她，她是假装的，”淑英含笑地提醒剑云道。

剑云惊疑地掉头看淑英，他看见淑英的安静的微笑，才放心地坐下来。但是他的心还跳得很厉害。他和淑英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在一间屋里，他觉得他有机会对她说许多话，那些话是一天一天地堆积起来的，他时时想对她说，却始终找不到他自己所谓的“机会”。但是现在这个机会来了时，他又觉得自己不能够选择适当的话，不知道应该先说哪一句才好。她的每一注视，在她也许是无目的的，然而他却觉得她的眼光看透了他的心；于是他的一切话都成了多余和笨拙。他欲语又止，坐立不安，这样地过了片刻，脸色渐渐地发红。他有点发急。他害怕她会注意到他的这种窘相。他越是着急，脸越是红得厉害。他也感到耳朵在发烧了。淑英埋下头专心地在温习这一天的功课。她一个字一个字地低声念着，态度很安静。这使他渐渐地放胆去看她。她仍旧愉快地埋头读书，后来她觉察出他在看她，便抬起头对他微微地一笑，过后又低下头去。这微笑无意地给了他鼓励。他连忙抓住这个机会说：“二小姐，你近来的确变了。我以前还为你担心过。现在我可以放心了。是不是陈家的亲事有了转机？”

淑英又抬起头看剑云，她对他温和地一笑，愉快地答道：“我现在有了主意了。二哥他们还可以帮忙。”

“不过陈家的亲事？……”剑云担心地问道。

“爹的脾气你是晓得的。即使陈家是个火坑，他也会把我送去。陈先生，你不看见蕙表姐的事情？他父亲做得出来，爹也就做得出来。不过我不会像蕙表姐那样。横竖至多不过一死，”淑英坚决地说。她的脸上并不带一点忧郁悲哀的表情。

剑云感动地望着淑英的涂着青春光彩的脸，他的眼泪被这一番话引了出来。他这时并不感到悲哀。来袭击他的是另一种感情。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世。他只有一个欲望：他愿意为她牺牲一切。他不能再隐藏这个感情了。他用颤动的声音将他的胸怀向淑英吐露出来：“二小姐，你这个主意也很对。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功。不过……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我那天在花园里头向你说过的话？我说，倘使有一天你需要人帮忙，有一个人愿意为你的缘故牺牲一切……”

淑英看见他眼里的泪水，又听见这样的话，这都是她所料不到的，她忍不住打岔地低声唤道：“陈先生……”她十分感动，她想说话来表明她的感激。但是剑云不让她说下去。

“我的生存是渺小的。我值不得人怜惜。我倘使能够给你帮一点忙，使你少受一点苦，那么我就是死，也值得。我自己也甘心情愿。我活在世上，没有一点意思，就像觉慧常说的‘浪费生命’。我可以说是一具活尸。你们对我好，我也晓得感激，尤其是二小姐，你看得起我，把我当作先生看待。我也应该找个机会来报答，”剑云愈说下去，愈觉得话在心头像泉水一般涌上来。他一边说，一边流泪，泪水流到他的嘴边，流进了他的时开时阖的嘴里，他只顾说话，就索性把泪水也咽下去了。眼泪流得太多，使他的眼睛模糊起来，但是他的眼光仍然穿过泪花停留在淑英的脸上。后来他似乎看见她的眼角也嵌着泪珠。他激动得太厉害，不能够再说下去了。他想放声痛哭一场，但是他极力忍住。他不敢再看她，便把头微微俯下，胸膛靠住桌子，用一只手遮住眼睛。眼泪马上把这只手打湿了。

“陈先生，你不要这样说，”淑英感激地垂泪道。剑云的话把一个不幸的人的内心剖开给她看了。自然他的深心处隐藏的一个秘密她还不曾了解。但是她第一次比较清楚地看见了这个忧郁的年轻人的真面目。琴和觉民平日提起剑云，总要露一点怜悯的感情，连觉新有时也是如此。他们都把剑云看作一个多愁善感的书生。现在她才知道他竟是如此地慷慨。但是对这慷慨的行为她能够交出什么样的报答呢？她所能表示的只有一点感激。她固然感激他的好意。然而她却想不到她会从他那里得到她所真正需要的帮助。她想到的是：这个有着善良心肠的年轻人同她一样地需要别人的帮忙。她不能够做这类的事情。不过她愿意送给他一点同情和安慰。两颗在苦难中的心逐渐互相挨近。这中间虽然仍旧有不很近的距离，却也不能阻止淑英对剑云发生更大的好感。她关心地对剑云说：“陈先生，我的事情也不必要你帮忙了。不过你这番好意我死也不会忘记的。其实你这样热心教我读英文，也就是给我帮忙。我难道还不知足？……”

淑英停了一下，她觉得自己要哭出来了。她不愿意这时候在剑云的眼前哭，便摸出手帕把积在眼眶里的泪珠揩去。剑云很感动，他第一次看见一个人怀了好意地对他落泪，而这个人又是他的天空中的明星。他暗暗地祷祝愉快的笑容早一刻回复到她的脸上，但同时他又不能不失望地想：她还是不相信我！不过他毫不因此怨她，他却只懊悔自己白白地浪费了过去的光阴。

“陈先生，我年纪轻，也许不懂事，不会说话，”淑英勉强露出了微笑，稍微安静地说下去，“不过我总不明白你心里有什么忧愁。我们很少看见你开颜大笑过。大哥说你一个人没有负担，倒很自由自在，他反而羡慕你。但是他们又说你是伤心人别有怀抱。我不晓得应不应该问你。不过你做什么总说‘渺小的生存值不得人怜惜’一类的话？你有什么伤心的事情？陈先生，你看，连我这样的人也还在痴愚地梦想远走高飞（这四个字是她迟疑了一下才低声说出来的），你怎么能看轻自己？你们男人家比我们更能够做事情。你不见得就比别人差。为什么要糟蹋自己？”——她说话时带了一点怜惜的调子，就像姐姐在责备兄弟似的。同时她的眼光温柔地抚着他的脸。

“二小姐，你还不晓得，”剑云痛苦地接口说，“不是我故意看轻我自己。命运太折磨人了。我就像一个失足跌进了泥坑里头的人，拼命想往上面爬，然而总爬不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绊住我的脚一样。我每次努力的结果总是一场空，还有人笑我不安分。现在我连动也不敢动了。我父母死得很早，留下财产不多，伯父把我养大成人，到中学毕业，就让我自立。伯父对我从来就很冷淡。我从小就没有尝过温暖的滋味。我住在伯父家里，他家里也没有什么人，我一个堂哥在外州县做事。伯母患着瘫病，整天不起床。从小时候起我的心里就装满了寂寞、阴暗、寒冷。你们不会晓得那寂寞的日子多么难过。没有一个人关心我，也没有一个我关心的人。我连我父母的面貌也记不起来。二小姐，你想我怎么能够打起精神做事？我又为哪个人发奋努力？其实我从前也有过一些计划，然而一到预备实行就大碰钉子。现在又太晏了。我恐怕我已经得了肺病，我可以说是一个废物。我活下去还有——”

外面忽然起了两三声咳嗽，一个熟习的脚步声在窗下走过，鞋底依呀地响着。剑云惊觉地闭了嘴。淑英也抬起头去看窗户。但是声音渐渐地去远了。淑英低声自语道：“爹回来了，”便把面前摊开的书本阖上。剑云立刻把未完的话咽住了。淑英看见他不再说话，便苦涩地一笑，柔声说：“陈先生，我想不到你受过那么多的苦。我以为我自己就已经是很不幸的了。不过过去的事情还提它做什么？你的身体的确不大好，你应当好好保养。以后你说不定会遇到好的机会。我会对大哥、二哥他们说，要他们给你帮忙。你宽宽心罢。你看，现在连我也不像从前那样了。”她的眼光怜惜地望着他，好像在说：你就听从我的话罢。

剑云十分激动。这样的眼光和这样的话把他的心完全征服了。他感动地、甚至带了崇敬的感情唤了一声“二小姐”，接着哽咽地说：“你的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从来没有人——”

剑云还没有说完话，却看见翠环慌慌张张地跑进来，他便住了口。翠环小心地低声催促淑英道：“二小姐，老爷回来了，你快去。”淑英连忙站起来。

剑云也不顾脸上的泪痕，惊惶地问翠环道：“有什么事情？你这样着急！”

“没有什么事情。我怕老爷回来看不见二小姐，会发脾气。老爷今天打牌输了钱，人好像不大高兴，”翠环带了一点焦虑地答道。

“好，我们走罢，”淑英无精打采地说。她又对剑云说：“陈先生，你再坐一会儿罢。”

“是的，我在这儿等觉民回来，”剑云欠身答道。

“陈先生，你还这样客气，”淑英微微含笑说。她便跟着翠环走出去了。

淑英进了克明的房间。克明正翘起二郎腿坐在沙发上。一只手捧着水烟袋，另一只手拿着纸捻子，在嘴边吹。淑英走到克明面前请一个安，温和地说：“爹，你回来了。”克明点了点头。他吹燃纸捻子抽了一袋烟，把烟灰吹去了，然后责备地说了一句：“我回来这一阵，你才来看我。”

“我在读书，不晓得爹回来了，”淑英低下头分辩道。

“真的，二女近来很用功，晚上还在读英文，”张氏解围似地插嘴说。

“哦，”克明吐出这个声音。他又抽了一袋烟，便皱着眉头正色地说道：“二女一个女子读英文有什么用？她只要把字练好一点就不错了。我看她以后尽可不必跟着剑云读英文。二女年纪也不小了。剑云也很年轻。他们两个常常在一起也不像话。今天四弟还向我提起过，那回二女她们去逛公园也有剑云在里头。这种事情如果传到陈克家耳朵里去，他还会笑我没有家教。”

“这倒不至于。剑云是我们家里的亲戚，他这个人又很懂规矩、很知礼节。二女我也相信得过。年轻人高兴用功倒是很难得的事情。四弟怎么会有这种古怪想头？”张氏看见淑英垂着头两眼含泪的样子，心里不忍，便替淑英解释道。

“你总是这样‘惯使’她！”克明瞪了张氏一眼，便板着面孔抱怨道。“将来出了什么事情你能够负责吗？我可没有脸去跟陈克家办交涉。”

“三老爷，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近情理！”张氏气红了脸抢白道。“这种话亏你当着女儿面前说得出口。我负得起责任。二女出了什么事情，你问我好了。”

“你负得起责任？我知道你巴不得我把陈家的亲事退掉，你好把二女嫁给剑云。”

“我看你真发疯了！你当着二女的面说这种话！”张氏站起来指着克明说。淑英忽然“哇”的一声哭着跑出房去。张氏看见淑英走开了，也不再跟克明争辩，便气愤地说：“我不再跟你说，让你一个人去发脾气。”她气冲冲地走出了房门。

淑英忍住眼泪，急急地回到自己的房里。翠环正站在书桌前面，埋着头在为她印一盒檀香，听见淑英的脚步声便惊喜地唤了一声：“二小姐。”淑英也不答应，一直走到床前，倒下去低声哭起来。

“二小姐，什么事情？你好好地怎么又哭了？”翠环抬起头一看，大吃一惊，连忙跑到床前，俯下身子问道。

“爹不要我读英文，还说那些无聊的话，”淑英抽泣地答道。

“老爷也太没有道理！对女儿总是这样狠，还亏他是个读书明理的人！”翠环气愤不平地说。

“他哪儿懂得我的心理？他哪儿会顾到我的幸福？”淑英痛苦地说。这时她的母亲张氏走进房里来了。

“二女，你不要伤心，你爹过一会儿就会平气的，”张氏坐在一把椅子上和蔼地劝道。

淑英并不答话，却只顾低声哭着。

“二女，我看你就依你爹的话罢，你读好英文也没有多大的用场。你将来到陈家去做媳妇不会用到的。我仔细一想，你爹的话也有点道理。你与其读英文，还不如学做几样菜，将来容易讨你公婆同你姑少爷喜欢，”张氏温和地、说教似地继续说。

“我偏不依爹的话！我偏要读英文！我是不会讨人喜欢的！”淑英再也不能忍耐了，就把身子一扭，爆发似地顶撞道。

张氏意外地碰了一个钉子，也并不生气。她惊疑地望着淑英，半晌说不出话来。她觉得淑英渐渐地变了。

28

的确淑英渐渐地变了。她这一次并不曾听从她父亲的话。她依旧跟着剑云读英文，依旧跟着琴和觉民学习各科知识。克明那天晚上发过脾气以后，也就不再对淑英谈起读书的事。他并不关心淑英的生活。他只要看见淑英早晚来定省，他从外面回家时她来问安，饭桌上她又没有缺席，他便满意了。张氏本无确定的主张。她看见克明不说话，便也不干涉淑英。她让这个少女照自己的意思做去。她有时还在克明的面前替淑英掩饰。

淑英此后居然过了一些安静的日子。她的生活是有规律的，而且是和平的。并没有人来打扰她。这好像一泓秋水，有时被晓风一吹，水面浮起一串涟漪，动荡了一会儿仍旧恢复平静的状态。她自然有过小的烦忧，也有过小的欢乐。然而凌驾这一切的却是一个大的希望。这是觉慧、琴、觉民、剑云几个人安放在她面前的。她以那个希望为目标，向着它一步一步地走去。她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达到那个希望。然而她相信那几个人，她知道他们不会拿海市蜃楼来哄骗她。所以她也能够暂时放心地过日子。在这种平静的生活里她开始觉得时光过得很快了。

时光不停地向前流去。天气渐渐地凉爽起来。吵人的蝉声被秋风吹散了。代替它的是晚间阶下石板缝里蟋蟀的悲鸣。秋天的日子是最好过的。高家的人每天总有半数闲着无事，而且客人来往也比较前些时候多。白天大家聚在一起打牌，有时一桌，有时两桌，王氏和沈氏一定在场，周氏和张氏也常常参加。克明却不常加入。最近他的事务所接的案件虽然不多，但是也不太少，而且常常需要他出庭辩护。他仍然不常在家，有时在家他便坐在房里翻阅古书。克安隔一天到克明的事务所去一趟，有时也拟一两份上诉的状子，或者接待客人。其余的时间里他不是去看戏，就是同兄弟克定在一起玩，或者在家里骂骂自己的儿子，偶尔也替亲戚们写一两副对联或者一两堂屏。克定还有他的小公馆。他轮流在两处住宿，也常常把克安请到小公馆去喝酒、打牌、抽鸦片烟。要是他在家里，吃过早饭，他就会发起打牌。上一辈的人忙着在牌桌上混日子。子侄辈的人便有了更多的自由。除了小孩打架外，这个家庭里别的纠纷却渐渐地减少了。

觉新照例每天到公司办事。他有暇常常到亲戚处走走。他在家里，要是牌桌上缺人，他就被拉去充数。他几次声明戒赌，然而他的婶娘差人来请他时，他又毫不迟疑地答应了。晚上除了打牌外他们还有一种娱乐，便是听瞎子唱书。这也是由王氏、沈氏们发起的。但是觉新对这个却也很感兴趣。晚上或者有月亮或者星光满天，堂屋两边的阶上和天井里聚满了人，大半个公馆里上上下下的人都来欣赏这民间的音乐。只有在这种时候公馆里才显得十分热闹。连白天里总看不见的陈姨太也露脸了。她自然没有忘记把脸擦得白白的，身上擦得香喷喷的。近几个月来她每天都到她的母亲那里去，晚上便回来参加这种普遍的娱乐。

觉民讨厌这两种娱乐，但是他也知道它们维系着这个家庭的和平，而且它们给淑英带来一些清闲的日子。他也能够利用这样的机会在外面做一些事情。他计算着日子，他考虑着将来。淑英为祖父戴一年的孝，过了九个月，就已经算满了孝。陈家很有理由来催早日下定，而且说不定明年年初就会来接人。淑英的定命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地逼近了。他常常为这个担心。他看见淑英每天愉快地学习各种功课，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情，也不忍心向她提起它，使她白白地忧虑。因此他只是暗暗地同琴、或者同别的朋友商量一些应有的准备和进行的步骤。

琴依旧常常到高家来。她来得更勤了，差不多隔一天来一次。不过通常总是天一黑她便回家；倘使张太太也来高家打牌，她就可以等到二更时分同她的母亲一起回去。琴和淑英在一处的时候较多。但是她们也有时间同淑华、淑贞们一块儿玩。有时这几姊妹还商量好把芸接了来在花园里划船、聚餐。芸一来，便在这群少女中间添了更多的欢笑。芸跟着淑华学习划船，又向淑英借阅翻译小说。她常常天真地笑着，她的笑容甚至引起了淑贞嘴边的微笑。琴像一位长姐那样暗暗地指导她们，爱护她们。琴极力维持着她们中间的和平、欢乐的空气。但是她们谈起蕙的事情时，连琴也会郁闷地沉吟起来。在这种时候芸便收藏了笑涡，紧紧皱起眉头，生气地噘着嘴。在这种时候淑英的清澄的眼睛又会为阴云所掩蔽。她们对于蕙的命运只能表示一点同情和悲愤，却不能将蕙的痛苦减轻丝毫。一谈起蕙，琴和淑英姊妹便渴望着看见她，尤其是在知道她近来新病初愈的时候，她们盼望她能够像从前那样地同她们在一起谈笑游玩。她们要把蕙请到高家来，这并不是容易的事。蕙亲自对觉新说过她自己是不能作主的。然而年轻人的心常常不害怕困难。她们想尽方法，又请周氏同党新帮忙，终于把蕙请到了。前一天觉新把这个好消息向她们预先报告的时候，这几个少女是多么兴奋，多么欢喜。

淑英那天很早起床。她在后房里梳洗完毕，走回前房，翠环已经用窗棍子把镂花格子窗撑起了。房里很亮。前一夜落了小雨，早晨的空气特别清爽。一股甜香扑到她的鼻端，慢慢地沁入她的内部。

“二小姐，你闻，桂花香。一晚上工夫就开得这样好。真是在欢迎蕙小姐了，”翠环高兴地说。

“今天我们就在花园里头赏桂花，蕙表姐一定喜欢的。翠环，你记住，回头折几枝桂花给蕙小姐带回去，”淑英带着喜色地吩咐道。但是过后她又担心起来，她的喜色褪去了，她自语似地说：“他们说蕙表姐瘦了，我好久没有看见她，她又生过一回病。不晓得她的身体究竟怎样？”

一只喜鹊在屋檐上得意地叫着。翠环凑趣地说：“二小姐，你听，喜鹊也在叫，今天一定有喜事。你还担心做什么？”

淑英忍不住噗嗤一笑，说道：“翠环，你今天怎么专说这种话？难道发疯了？”

“今天桂花开，蕙小姐又来，又是三小姐过生，难道二小姐还不准我说几句高兴话？”翠环带笑地分辩道。接着她又问：“二小姐，你今天还用功吗？”

淑英摇摇头笑答道：“我今天不看书了。三小姐过生一定起得很早，等我给老爷太太请过安就出去看她。”

淑英去见父母问早安。张氏在房里梳头。克明在书房里跟觉新谈话。她向克明请了安，温和地说一句“爹起来了”，便站在旁边。克明向她点点头，也不问什么，仍旧对觉新讲话。她听见克明说：“刘升这回下乡去催佃客结账，不晓得结果怎样？刘升接了妇人，胆子小得多了。前回喊他下乡去看看田地，他连田也没有看就跑了回来。真有点荒唐！”

“听说乡下还是不清静。有军队去的地方更糟，佃客都躲起来了，所以找不到人，”觉新解释地说。

“我看刘升的话也不可尽信。他常常替佃客讲话，”克明摇摇头说。“你以后对他要紧一点才好。”

“是，”觉新唯唯地应道，虽然他并不同意克明的意见。

淑英知道他们在谈论田地上的事情，这种话她听不下去，她勉强听完一段话，便走开了。她回到自己房里，翠环在整理她的书桌，用一张抹布揩桌面。她便嘱咐道：“翠环，今天上午三小姐请我吃面。我不回来了。你等一会儿把事情做完，就出来找我。我不在三小姐屋里，就在大少爷、二少爷屋里，”她说罢，便匆匆地走出门去。

淑英站在石阶上，一股浓郁的甜香直往她的脸扑过来。她抬头一看，眼前那株金桂开花了，满树都是红黄色的小花，点缀在深绿色的树叶丛中。她得意地想：“蕙表姐喜欢桂花，今天她一定高兴的。”她沿着桂堂走到角门口，正要跨出角门，忽然听见淑华在后面唤她。她连忙掉转身子。淑华正从王氏的房里出来，穿着满身新衣服，笑容满面地望着淑英。淑英含笑说道：“三妹，拜生，拜生，”便拢手拜起来。

“不敢当，不敢当，”淑华笑着推辞道。她看见淑英动手拜了，也还了一个礼，一面问道：“二姐，你到哪儿去？”

“我到你那儿去。你答应过请我吃面的，”淑英笑答道。

“那自然。你礼都送了，哪儿还有不请你吃面的道理？我现在去给三爸、三婶磕头。你陪我去。等一会儿我们一起出去。这儿桂花真香。花园里头的想必也大开了。蕙表姐、芸表姐今天来，我们很热闹，”淑华兴高采烈地说。她拉着淑英一起去见克明，淑英也就陪她去了。

克明还在书房里跟觉新谈话。淑华看见克明，唤声“三爸”，便俯下去叩了一个头，起来又请一个安。克明不等淑英解释，便知道这天是淑华的生日，连忙欠身作揖还礼。他看见淑华知道礼节，心里也颇高兴。觉新看见克明面带喜色，脸上也浮出笑容。淑英又陪淑华去给张氏行礼。淑华在那里谈了几句话便告辞出来，到淑英的房里去。翠环跟在她们的后面。淑华刚刚坐下，翠环忽然站在淑华面前笑着说：“三小姐，给你拜生，”就磕下头去。淑华连忙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只得拢起手拜了拜。

“你看翠环近来也很讲礼节了，”淑英在旁边笑道。

“三小姐，我给你拜过生了。今天要请我吃寿面罗，”翠环笑嘻嘻地说。

“这自然。我今天已经吩咐过多预备点面，等一会儿你到外面去，同绮霞、倩儿她们一起吃，”淑华得意地答道。

三小姐真大方[1]，翠环开玩笑地称赞道。这时她听见隔壁房里唤“翠环”的声音，便匆匆地走了出去。

淑华和淑英谈了两句话，翠环拿着一个红纸包走进来。她把纸包递给淑华，带笑说：“三小姐，这是我们老爷、太太给你的。”

淑华接过纸包，并不拆开看，便把它揣在怀里，一面客气地对翠环说：“你过去说我给三老爷、三太太道谢。”

“是，我就去说，”翠环答应道。但是她还站在淑华的面前，解释地说：“这里头是四块钱。我看见太太封的。”

“你这样说是不是要三小姐晚上请你消夜？”淑英问道。

“不晓得三小姐肯不肯？”翠环望着淑华含笑道。

“好，今下午就算我请客。我自己拿出钱来，”淑华爽快地答道。“横竖这顿早面不是我出钱的。好容易今天把蕙表姐请来了，芸表姐、琴姐她们都来耍。喊我请客，我也情愿。……”

淑贞忽然揭了门帘进来。她脸上浓施脂粉，也穿着一身新衣服。她看见淑华坐在房里，便惊喜地说：“三姐，你到妈屋里去的时候，我刚刚起来在梳头。后来我到处找你，都找不到。我看见堂屋里头蜡烛还在燃。我想你多半敬过神到二姐屋里去了。你果然在这儿！给你拜生！”她说完便对着淑华拜了拜，又摸出一个红纸包递给淑华，一面还说：“这儿两块钱，妈给你的。”

淑华还了礼，接过纸包，感谢地说：“你回去替我向五婶道谢，”过后又邀请道：“今天请你到我们屋里吃早面。”

“那么今下午我们打伙请你，好不好？”淑贞说。

“不，我已经说定了。今下午算是我真正请客。等一会儿吃面，不是吃我的，我又不出钱，”淑华喜气洋洋地说。

这天又是淑英、淑华们的祖母的生忌，依照高家的规矩要摆早供，所以琴和她的母亲上午便来了。她们来时，淑英们还在后面房里闲谈，等绮霞去报了信，这三姊妹才一起出去迎接她们的琴表姐。

这时离“摆供”[2]的时间很近，堂屋里每把椅子都铺上了椅帔，供桌上也换了新的桌帷。两把椅子已经安设，杯筷也已摆好。一些人聚在堂屋里。男和女分立在左右两边。琴和张太太就立在右面一堆人中。淑英三姊妹进了堂屋，过去给她们行了礼。张太太跟克明、觉新两人讲话，淑英姊妹便围着琴亲热地问长问短。人继续地来，后来连克安和克定也出现了。苏福、袁成两个仆人端进菜碗，克明、克安两人接过放到供桌上去。四碗菜，两碗面，这是高家的老规矩。菜放好，再燃烛焚香，然后由克明执壶在那两个银的小酒杯里斟满了绍兴酒。于是由周氏开始，众人依着长幼的次序轮流到拜垫前面去磕头。磕了三次头算是礼毕，烧了黄表，众人便散开了。

左上房的饭厅里座位已经安好了。琴和张太太被淑华邀去吃面，加上淑英三姊妹和周氏、觉新、觉民一共是八个人，恰好坐满一桌。近几个月来这间屋子里很少有过这样的热闹。觉新看见大家有说有笑，也颇为高兴。他们吃完，淑华又打发绮霞去招呼了翠环、倩儿、春兰来，再加上这一房的女佣黄妈、何嫂、张嫂，一共七个人热热闹闹地吃着。淑华很感兴趣地在旁边看，她还时常含笑地劝她们多吃，等到她们吃饱了给她道谢时，她却有点不好意思地逃开了。

下午三点钟光景，周老太太、陈氏、徐氏带着蕙、芸两姊妹来了。周氏的房里又现出了热闹的景象。大家忙乱地行过礼以后才客气地坐下来。

琴和淑英三姊妹带着极大的热诚欢迎蕙。她们把蕙、芸两人邀到觉新的房里去。她们围住蕙絮絮地问了许多话。蕙的答语都是很简短的。这已经不是从前的蕙了。她时时露出疲乏的神气。她多说两句话就要喘气；多走两步路也要喘息。脸上没有一点血色，两颊较前消瘦，虽然擦了脂粉，也掩盖不住病容。一对眼睛显得很大，但是眼神却不好。琴和淑英姊妹每天盼望着蕙来。然而蕙站在她们的眼前，却又给她们带来悲痛的感觉。看见她们亲爱的人在几个月的工夫就被折磨成这种可怜的样子，这些少女再不能鼓起勇气说一句笑谑的话了。倒是蕙常常做出笑容向她们问起种种的事情。蕙听见说淑英用功地学习各科知识的时候，她的瘦脸上也浮出欣慰的微笑。她夸奖淑英道：“二表妹，你真有这样的志气！你比我好。你不会落进我这个坑里的。”

蕙又把她带来的礼物交给淑华，是一件衣料，颜色很鲜艳。淑华满意地向她道谢。她便带着凄凉的微笑说：“这是春天的颜色，你们才配穿它。不晓得怎样我近来很喜欢春天，我一天天盼望春天到来。但是我怕——”她突然咽住了以后的话。她仍旧努力在自己的脸上点缀少许的喜色，但是这努力并没有成功。而且连她咽住的话的意义也被众人猜到了。

“蕙姐，你刚刚生过病，不应当有这种思想，”琴感动地劝道。“你看，你到这儿来，我们心里都高兴。我们都舍不得你，我们都关心你。你为什么还要看轻你自己？”

“姐姐，你听琴姐的话说得多么有理。你纵不为你自己着想，你也当为我们着想，我们是离不开你的，”芸含着眼泪、偎着蕙、顺着琴的口气劝道。

“我也舍不得你们。不过你们不晓得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也算忍耐够了。现在就是伤心地哭一场，我也没有精神。真是眼泪枯了，哭不出来。我害怕我就会这样一天天病弱下去，”蕙凄凉地说。

觉新知道这天蕙要来，便早早从公司回家。他走到自己的房门口，听见有人在里面说话，是蕙的声音。他便静静地站在门帘外面听了一会儿。听到最后一句，他再也不能忍耐了，就揭起门帘进去。

觉新的出现立刻把刚才的话题打断了。众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他的脸上。他装起笑容招呼了蕙和芸，而且故意对蕙说：“蕙表妹，你今天气色好多了，我想不到你好得这样快，完全看不出病容来。”但是他的一对眼睛却爱怜地望着蕙的憔悴的面容，好像在望一朵残花，唯恐一转眼花就会枯萎。

众人惊讶地看觉新，觉得他的话不对。但是琴和淑英马上就明白他的用意了。她们在旁边附和着，而且故意找一些愉快的话来说。芸也知道她们的用意，便带笑地跟众人应答着。起初只有淑华一个人是真心在说笑。后来大家都忘掉了忧郁，吵吵闹闹地在房里玩了一个多钟头。蕙也开颜笑了好几次。

淑华看见天气很好，想起了她同淑英商量好的在花园里赏桂花的计划，便提议到花园里去。蕙也说想去。别的人自然也很赞成。这时觉民也回来了。他们动身的时候，觉新担心蕙走动不便，还吩咐绮霞搀扶她。

众人进了园门，一路上有说有笑，十分热闹。每到一处他们总要停留一下，让蕙休息一会儿。蕙还是出嫁以前到这里来过。几个月的分别使她对园里一草一木都起了深的怀念。她依恋不舍地望着一切的景物，她带着那样的眼光，好像她是在跟这一切诀别。园里的一切都充满着生机。空气也很清洁，而略带芳香。微风像慈母的手在人们的脸颊上频频轻抚。在木桥下缓缓地流着清莹的溪水，水声仿佛是小儿女的愉快的私语。这些都牵引着她的心。但是她却深切地感到它们跟她中间有一个不小的距离。她好像不再是这个世界里面的人了。

蕙由绮霞搀扶着过了桥，走入天井。一阵馥郁的甜香往她的脸上扑来。她不自觉地吸了一口香气。她听见淑华说了一声：“好香！”她抬头一看，茅草亭前几株银桂全开花了。她忽然微微一笑，便随着众人在亭内坐下。

“翠环，你去喊老汪来折桂花，等一会儿给蕙小姐、芸小姐带回去，”淑英记起一件事情便向翠环吩咐道。翠环答应一声，走开了。她还带了茶壶去泡开水。

“给我带回去？”蕙略略惊喜地问道。

“不错，我还记得蕙表妹是喜欢桂花的，”觉新满意地插嘴道。

蕙露出了苦笑说：“亏你们还记得。”她又凄凉地接下去：“我不要了，让二妹带点回去也好。我今年一点兴致也没有。好花带到我那儿去，不过一两天就会枯萎的，还不如让它留在树上。”

“你不折，花也要谢的。横竖明年又会一样地开放。你何必这样爱惜，”淑华不以为然地说。

“蕙表姐，你不必客气，带点回去罢。树上枝子又多，我们也看不尽。我们以后会常常给你送花来。你要是愁闷的时候，看看花，也还可以解闷，”淑英亲切地对蕙说。

“蕙姐，二表妹的话也很对，”琴也附和道。她怜惜地望着蕙，一面压住突然发生的悲痛的感情。“我们天天在挂念你，好容易你今天到这儿来了。我们大家常常在一起耍，大家热热闹闹的。你一个人在那边有时候也会想到我们罢。我们没有法子去看你，折点花枝送给你，你看见花就好比看见我们一样。这也可以安慰你。你看好不好？”

“蕙表姐，你看琴姐真会说话。我们想得到的说不出来，她一下子就说出来了。她又教二姐读书。她是我们几姊妹的好姐姐。我们真离不开她。我从前真担心她会飞到别家去。现在我不怕了，我晓得有二哥在这儿，我很可以放心了，”淑华看见蕙的眼睛里渐渐地浮出泪水，便故意打趣琴道。

“呸，我在说正经话，要你来岔嘴！我又不是小鸟，怎么会飞来飞去？”琴微微红了脸带笑啐道，惹得众人都笑了。

笑声刚歇，众人便看见园丁老汪拿了一把斧头跟着翠环走过来。

蕙叹了一口气，带着喘息地悲声说：“你们的好意我不会忘记。不过我现在很怕看见花谢，我总记得《葬花诗》[3]里面那两句：‘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花固然如是。其实人又何尝不是这样？我平日在家……”她说到这里，忽然咳起嗽来。她俯下头，用手帕掩住嘴，一只手还压在石桌子上面。她这次比较咳得厉害，脸都挣红了。绮霞站在旁边给她捶背。众人关心地望着她。连老汪也站在天井里带着惊奇的眼光看里面。

不久蕙止了咳，把翠环递给她的茶杯接过来，喝了几口茶。她还喘了一阵气，过后疲倦地抬起眼睛看看众人，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我想出去歇一会儿。”

“姐姐，我陪你出去，”芸含泪地说。

“我们都出去罢，”淑英接口说。

大家都赞成淑英的话。她们临走时，淑华还吩咐老汪把桂花砍下来送到她的房里去。

蕙在淑华的床上躺了一会儿，精神也渐渐地恢复了。琴和淑英姊妹们都留在房里陪伴她。后来她也坐起来了，跟她们随便谈了些闲话。她讲话少，还是她们谈得多。后来琴和淑英姊妹出去“摆供”，留下芸和翠环、绮霞在房里陪伴蕙。供摆完不久，便到了吃午饭的时候。

午饭在觉新的房里吃，觉新、觉民两人也来参加，仍旧是淑华请客，不过她同淑英商定的在花园里赏桂花的计划却无法实现了。

蕙只吃了大半碗饭。不过她看见淑华们有说有笑地闹着喝酒，她的脸上也常常浮出笑容，这使众人更加放心。这一顿饭吃了两个钟头，蕙的座位比较舒适，她觉得自己可以支持下去，极力不使自己露出一点疲倦的样子。她想：这也许是她同他们最后一次的热闹的聚会了。所以她也不希望早早散去，而且也不愿意以她的哀愁来败坏他们的兴致。后来她刚刚离开桌子，张嫂便奉了陈氏的命令来催她和芸准备回家。陈氏担心蕙的身体支持不住，要她早早回家休息。这一夜她留住在周家，这是周老太太同郑国光讲好了的。

蕙走的时候，淑华坚持着要绮霞把几枝桂花放在蕙的轿子后面放东西的地方。蕙终于把桂花带走了。她的一乘轿子应该是特别地重，因为她带走的不仅是几枝桂花，还有那几个少女的爱和同情，而且她还带走了觉新的一颗心。

[1]这里用的“大方”即“慷慨”之意。

[2]摆供：敬神祭祖的意思。

[3]指小说《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葬花诗》。

29

蕙回去以后就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音信传到高家。觉新的梦魂始终萦绕着那个病弱的少妇。他一用思想，就会想起她；他一闭眼睛，面前便现出她的影子。在梦中他常常看见她，有时她同梅变做了一个人。他听见人谈起她，他总是怀着激动的心在旁边默默地倾听。他一个人闲坐在房里的时候，他常常绝望地暗暗祈祷她早日恢复健康。他这样地关心她，却不敢把他的感情向任何人泄露。有时候他不能够静静地痴等她的音信了，便借故到周家去，在那里他会知道一点她的消息。但是永远只有那一点：她的身体还是那样弱，不见好，也不变得更坏；她仍旧时常喘气。中秋节后两个多星期，某一天他在周家听说：她又在吃药了，是罗敬亭开的方子。他回到自己家里十分着急。他不知道她的真实的病状如何，他为她的身体担心。但是他又不能够做任何事情来减少自己的忧虑。现在他连“请西医”的话也不敢向周老太太们提起了。他所能做的只是祈祷更坏的消息不要来。

然而更坏的消息很快地就来了。某一天下午觉新到周家去。他看见周老太太和陈氏的脸上都带着愁容。他关心地向她们询问，她们便告诉他：蕙又得病，发烧厉害，而且呕吐不止。陈氏要到郑家去看蕙，便邀觉新同去。觉新正惦记着蕙，巴不得有这个邀请，便立刻答应了。

他们到了郑家，由国光和郑太太接待着，陪着他们进了蕙的房间。王云伯正俯在书桌上开方子。王云伯摩了一下自己的大胡子，跟觉新打了招呼，交谈了几句话，说这是感冒，不要紧。觉新听了这样的话，略微放了心。然而他不敢十分相信王云伯的诊断。他心里还藏着一些疑虑。

国光送王云伯出去了。郑太太和陈氏留在房里。觉新到床前去看蕙。蕙精神委顿地躺在床上。她的脸色焦黄，两颊深陷进去。两只眼睛显得大而可怕。她看见觉新，头微微一动，想对他一笑。然而她刚刚动嘴，忽然忍耐不住，连忙撑起身子，对着床前的痰盂大声呕吐起来。陈氏便站在床前伸手给她捶背。觉新怜悯地望着蕙的狼狈的样子，听见她的极力挣扎的呕吐声，他觉得自己心里乱得了不得，他也想呕吐。郑太太还絮絮地尖声在旁边讲话。他更觉支持不住，但是他仍旧勉强站了一会儿。后来他看见自己留在这里也不能做什么事情，便找一个托词，走开了。

觉新从郑家又到公司去。他在事务所里忙了两个多钟头才回家。他到了家，刚下轿，袁成便来报告：“大少爷，刘大爷回来了。他来见大少爷，等了好久，大少爷没有回来，三老爷也不在家。他刚回去了。”

“你去喊他来，说我回来了，”觉新连忙吩咐道，便拔步往拐门走去。他一路上就想着蕙的事情。他的思想仍然在重重的压迫下绝望地苦斗着，还想找到一条活路。他去见周氏，把蕙的病状告诉她。他们焦虑地商量了一会儿，也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后来何嫂来报告刘升在他的房里等候他，他便搁下这个问题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

这次刘升带来的却是好消息：田地都没有被水淹没。刘升到城外去看过了。他看见了田地，也看见了佃户。他同佃户的谈判已有结果。租米卖出，款子陆续兑来。不过现在米价不高，每石只售十元零三四角。

“怎么这样少。我们定来吃的米每石也要十四块半钱！”觉新惊诧地问道。

“大少爷，那是从去年就定了的，今年乡下棒客太凶，简直没有人敢买。这个价钱还算是顶高的了，”刘升带笑地解释道。

“我们今年吃亏不小，”觉新惋惜地说，后来他又自慰道：“还算好，只要田没有给水淹掉，就是运气了。”他还向刘升问了一些乡下的情形，又说了两句鼓励刘升的话，最后吩咐刘升先回家去休息，明天早晨来领一笔赏钱。刘升正在请安谢赏的时候，袁成忽然揭起门帘进来说：

“大少爷，外老太太打发周二爷来请你就去，说蕙小姐病得很凶。”

“我先前才去过，怎么又来请？”觉新惊疑地自语道。他激动地吩咐袁成说：“你出去喊大班提轿子，我立刻就去。”

觉新同刘升一起走出房来。他先去见周氏。周氏听见蕙病重的消息也很着急。她也要到周家去。绮霞出去叫人预备了轿子。周氏在堂屋门口上轿，觉新的轿子却放在大厅上。两乘轿子把他们送到了周家。

周家的人聚在堂屋里迎接周氏和觉新。陈氏也已经从郑家回来了。她看见觉新，不说客套话，劈头便说：“大少爷，请你想个主意。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大舅母，蕙表妹怎样了？后来又有什么现象？”觉新着急地问道。

“蕙儿连一点东西都不能够吃，刚吃下药，就吐光了。你走过后她神色都变了，只说心里难过。后来张朴臣来了。他说他也没有把握。他劝我们请西医来看。可是郑家那个老怪物还是不答应。姑少爷也总说西医不懂得什么阴阳五行，不可靠。大少爷，你看怎样办才好？我一点主意也没有了，”陈氏张惶失措地说，她的眼泪不断地流下来，满脸都是泪痕，她自己也不觉得。

“张朴臣既然主张请西医，那么就请西医罢，”觉新答道。他微微埋下头不敢看陈氏的脸。

“可是亲家太太明明不答应，”陈氏揉着眼睛带哭地说。

“我看姐姐的病要紧。不管太亲母答应不答应，我们把西医请去再说，”芸悲愤地提议道。

“这不好，蕙儿究竟是郑家的人，应该由郑家作主，我们不便多管，”周伯涛在旁边沉吟地说。

“呸！亏得你说这种话！”陈氏听见她的丈夫还在一边冷言冷语，她又气又急，也不顾旁边有客人便啐了一口，接着带哭地骂起来：“蕙儿是我生的，我养大的，难道我管不得？我就该眼睁睁看着她死？我晓得你的脾气，你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害怕麻烦。我不会来找你的。我就没有见过像你这样不近人情的父亲。”

“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你连这种浅显的道理也不懂！我不能让你去闹笑话，叫人家说我们周家不懂规矩！”伯涛理直气壮地厉声指责道。

周老太太已经板起面孔听得不耐烦了。她因为蕙的事情早就不满意伯涛，这时听见他还执迷不悟地为郑家辩护，她气青了脸，忍不住结结巴巴地责斥伯涛道：“规矩！你到现在还讲规矩！人都要给你害死了！”她说完就赌气地走进房里去。芸连忙跟着她进去了。

周氏看见伯涛夫妇吵起来，连忙从中调解。徐氏也帮忙劝解。觉新却默默地旁观着。他看见他们只顾吵架，倒把蕙的事情暂时放在一边，他更觉心里难受。他差不多要哭出来了。但是他始终不说一句话。周氏劝解了一阵，后来把陈氏说得气平了。她们两人便到周老太太的房里去。伯涛看见陈氏一走，觉得没有趣味，也就赌气般地走了。剩下觉新、枚少爷和徐氏三个人在堂屋里。

“大少爷，今天真对不起你。特地打发人把你请来，又商量不出什么，”徐氏搭讪地说。

“二舅母还跟我说客气话？我一天横竖没有什么重要事情。不过蕙表妹的病倒是很要紧的，”觉新苦笑地答道。

徐氏把眉毛一皱，脸上现出愁容。她沉吟半日向，便说：“我看到蕙姑娘的病凶多吉少。照郑家那样办法一定医不好。也不怪嫂嫂要生气。大哥总是一味袒护姑少爷，讲面子，好像把自己亲生女儿看得不值一文钱。蕙姑娘也真正可怜。”

徐氏的声音挟着苦恼进了觉新的耳朵。在他刚才的气愤之上又增加了悲哀。他绝望地想到蕙的命运和她这些时候所过的寂寞、痛苦的日子，比他自己被痛苦熬煎还要难受。他觉得胸口发痛。他有点支持不住，不肯留在这里吃午饭，就匆匆地告辞走了。

这一次的商议并没有一点结果。觉新在轿子里仔细地想起前前后后的许多事情，他气愤不堪。回到家里他不等吃饭便到淑英的房里去。琴也在那里同淑英姊妹谈话。她们看见觉新便惊喜地向他打听蕙的消息。觉新正怀着一肚皮的闷气无处发泄，便一一地向她们吐露了。她们也很气愤。

“大舅太糊涂！这种人简直不配做父亲！”淑华十分气恼地骂道。“可惜我不是蕙表姐，不然我一定做点事情出来给他看！”

“倘使你是蕙表姐，你又能够做什么事情！”琴故意望着淑华激励地说。

“那么我就到别地方去。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出去再说！”淑华不假思索地毅然答道。

“说得容易，你有这种胆量？”琴又嘲笑般地说。

“琴姐，你不要看轻我！到了那种时候你怕我不敢！我什么都不怕，横竖人家说我是个冒失鬼！”淑华挣红了脸赌气地说。

淑英听见淑华的话，略微吃惊。这几句话好像是故意说给她听的。她刚才心上还充满着暗云。蕙的遭遇像一个黑影压住她，而且像一声警钟提醒她。她觉得自己逐渐逼近那个跟蕙同样的恶运了。她应该决定一个步骤，采取一个方法：或是顺从地趋向灭亡，或是挣扎地寻求解放。她在思索这件事情。她被许多思绪纠缠着。她慢慢地在理顺它们。忽然淑华的话像一声炮响把暗云给她驱散，把思绪给她切断了。她觉得心上一亮，似乎一切的疑问都得到解答了。她忍不住微微地一笑。

“好，毕竟是三表妹勇敢！”琴夸奖道。她一面掉眼去看淑英。她看见淑英的笑容，好像猜到了淑英的心理，便会意地对淑英点头一笑。

傍晚克明回到家中，马上叫王嫂去请觉新。觉新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心里很紧张。克明正在书房里翻看黄历，看见觉新进来，便带笑地对他说：“明轩，你来得正好，我们来定个日子。二女的亲事，陈克家催我早日下定。我看早点办了也好。不过日期太近了，我又怕忙不过来。”

觉新听见这番话不觉一怔，马上回答不出来。过了半晌他才勉强赔笑道：“那么明年春天下定也好。时间从容一点，我们预备起来也更周到。横竖二妹还年轻，”他说了这句话，马上觉得克明多半听着不顺耳，便又迎合克明的虚荣心说：“我们高家嫁女比不得寻常人家，办得不周到，面子上不好看。最好时间从容一点。”

克明认真地想了一下，才点头说：“你这个意思也不错。我托人去商量改在明春下定好了。”

觉新又把刘升从乡下回来讲的情形向克明报告了。

“这样也好。虽然吃亏一点，总可以敷衍过去了。不过这种军阀割据的局面若不改变，以后田上的收入总不大可靠。我最近打赢了两个官司，可以得到一笔酬金。我不想再买田。我打算买你们公司的股票。你给我留心办一办，”克明露出一点笑意说。觉新答应了一声“是”。克明略略点一下头，又说：“明年给二女办喜事，我想多花点钱，陪奁也要像样一点。陈克家是常常见面的人，他又最爱讲面子，不要给他笑话才好。”

“是，”觉新赔笑道。

觉新从克明的房间里出来，感到一阵痛快。他得意地想：我今天把二妹救了。他知道淑英在觉民的房里读英文，便打算到觉民的房间去看她，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他走出过道，又走了几步，正要踏上觉民门前的石级，忽然一阵风把淑英读英文的声音吹入他的耳朵。他立刻想起了几个月前觉民对他说过的话。他痛苦地想：现在离明年春天也只有几个月。这短短的几个月是很容易过去的。从下定到“出阁”，这中间也许还有几个月的距离。但是这短短的几个月也是很容易过去的。到了决定的时候，他还不是束手无策地让她嫁到陈家去？那么他怎么能够说他把她救了？几个月的拖延并不能够减轻她的痛苦。她仍旧不得不被逼着去走蕙的路。想到蕙，他仿佛就看见那个焦黄的瘦脸和那种狼狈地呕吐的样子。于是连些微的愉快和安慰也马上飞走了。他感到疲倦，便掉转身子垂头丧气地走回自己的房里去。

30

周家以后也就没有再打发人来请觉新去商量蕙的事情。觉新倒不时差人去周家打听蕙的消息，有时候他自己也去。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蕙的病渐渐地好起来了。王云伯的药有了效。周伯涛因此常常满意地在人前夸耀他自己的远见。

蕙的病好得慢。但是人人都看得出病象渐渐地减轻。后来她每天可以起床坐两三个钟头了。周老太太们为这件事情高兴。觉新甚至欣慰地想：那个时常威胁着蕙的危机也许可以从此解除了。

但是这个希望终于成了泡影。在旧历九月下旬的一个早晨周老太太忽然差了周贵来请觉新过去，说是有紧急的事情找他去商量。觉新知道蕙的病又转剧了，心里非常焦急。他立刻坐了轿子到周家去。

觉新到了周家，看见国光也在那里。他跟众人打过招呼以后，坐下来。国光便告诉他，蕙的病又翻了。蕙从前天下午起开始发烧，腹泻不止。“她一天要泻二三十次。虽然还是请张朴臣、罗敬亭、王云伯三位来看病，但是药一吃进去立刻就吐出来。别的饮食也吃不进。人瘦得只剩一层皮。四肢发冷，时时出虚汗。中医已经束手无策了。看这情形，除了勉强请西医来看病外，再也没有别法可想。……这次万想不到她的病翻得这样快！……”

国光惊惶地说着。陈氏埋着头在旁边揩眼泪。伯涛沉着脸不发表意见。觉新还不曾答话，周老太太又用颤抖的声音说了几句。她恳求觉新陪国光去请祝医官。觉新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他和国光立刻坐了轿子赶到平安桥医院去。周老太太、陈氏两人便去郑家看蕙。

觉新和国光到了医院，才听说祝医官又被人请到外州县去了。他们等了一会儿见着任医官，知道祝医官明天可以回来。但是任医官后天要休假出省去。他说今天十分忙碌，不能够出诊。后来觉新焦急地再三恳求，他答应抽出一点工夫下午到郑家去一趟。

觉新跟着国光到了郑家。周老太太和陈氏都在那里。伯涛也来过，他刚刚走了。蕙在床上时时发出低微的呻吟。脸色十分难看。一对大眼睛失神地望着人。这就是觉新朝夕所想念的蕙。

觉新站在床前，极力忍住眼泪，镇住悲痛，温和地低声唤道：“蕙表妹。”他的眼光充满柔情地抚着她的脸。

蕙微微点一下头，她的眼睛里立刻充满了泪水。她求助似地望着觉新，无力地唤了一声：“大表哥。”她想笑。但是嘴刚刚动，她脸颊上的肉就痛苦地搐动起来，她发出了一声微弱的呻吟。然后她挣扎出一句话来：“你好罢。”

觉新埋下头不敢看蕙的脸，不敢让蕙看见他的眼泪。他的心上起了一阵痛，好像千万根针刺着它。但是他还勉强做出柔声安慰她说：“我倒好，多谢你挂念。你的病是不要紧的，你要好好地保养。”

蕙点了一下头。但是她又皱起眉尖烦躁地说：“我心里难过得很，心里发烧。”

觉新抬起头看了看蕙。他知道自己的眼泪沿着脸颊落下来了，连忙埋下头安慰她道：“蕙表妹，你忍耐一下，任医官不久会来的。”

蕙正在呻吟，听见觉新的话，便闭了嘴。她抬起眼睛望着觉新，还想说什么话。但是国光却在旁边开口了：“大表哥，请过来坐坐。”觉新只得离开床前。他和国光谈了几句话，便告辞走了。

下午三点半钟觉新从事务所再到郑家去。任医官还没有来。众人焦急地等候着。国光差仆人到医院去催促，据说任医官在下午两点钟光景就出去了，他究竟什么时候来这里，没有人能够知道。

蕙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罗敬亭、王云伯、张朴臣先后来过。他们的药仍然不能减轻她的痛苦。她刚刚喝下那碗苦汁，又不得不马上把它吐出来。她也盼望任医官早一刻到来，使她静静地安睡片刻。

挂钟敲着五下，增加了蕙的烦躁和众人的恐怖。但是任医官忽然到了。觉新、国光两人客气地把他接进房里。他仔细地将病人诊察一番，给病人注射了医治痢疾的特效药“伊必格丁”。过后他严肃地告诉觉新和国光：这个病有点危险，因为病人身体弱、血虚、体温下降，恐怕支持不住，有虚脱的可能。他嘱咐他们第二天早晨将病人的大便送到医院去检查。

觉新将任医官送走后，便动身回家。周老太太和陈氏多坐了一会儿，也回到周家去了。

觉新回到家里同周氏谈了一会儿。淑华在旁边听见了他们的谈话。她立刻去告诉琴和淑英。琴和淑英又来找觉新问了许多话。

觉新吃过午饭回到房里，觉得一个人冷清清地非常不好过。他想起蕙的病，更是焦急不堪。他忽然走到书橱前面。把余云岫著的《传染病》取出来，翻开《赤痢篇》反复地看了两遍。他看见书中所说跟任医官的话一样，才知道蕙的病势的确沉重。这一来他更不放心了。他又害怕国光不相信西医，或者照料病人不周到，便差人把《传染病》给国光送去作参考。他一个人在房里左思右想，坐立不安。后来到郑家去送书的仆人回来说，蕙小姐下痢次数减少，呕吐也稍微停止，他才略微放心。这天晚上他做了许多奇怪的梦，在这些梦中总有蕙的影子。

第二天早晨觉新正要差人到郑家去问病，周伯涛陪着郑国光来了。从他们的谈话中他才知道国光已经将蕙的大便送到医院检查，据任医官说，大便里面赤痢菌很多，加以病人身体虚弱，恐怕不易医治，不如把病人送进医院，在院里医生可以随时检查，随时注射，也许能够免除危险。觉新自然极力劝国光立刻将蕙送进医院。但是国光和伯涛都不大愿意。国光还表示郑太太不会赞成这种办法。觉新知道他们虽说来同他商量事情，其实他们还是固执己见，不肯听从他的劝告。他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他把他们送出以后，心里非常生气。他赌气地对周氏说，他以后不再管这件事情了。

觉新心惊肉跳地过了一天焦虑的日子。但是第二天早晨九点钟郑国光一个人来了。他对觉新表示：目前除了将蕙送进医院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中医已经不肯开方了。他还说：“家母方面经我恳求后也说，姑且将死马当做活马医，送到医院去试试看。”觉新听见这句话，露出了苦笑，也不说什么。后来国光说起任医官已经离开省城，祝医官昨天回来，医院诊务现在由祝医官主持，觉新认识祝医官，所以请觉新同去医院。觉新一口答应下来，也不耽搁便陪着国光走了。

觉新到了郑家，看见蕙更加瘦弱，她望着他说不出一句话只顾淌泪，他觉得好像有许多把刀割着他的心。但是他不敢在人面前把他的感情表露出来。他只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他恨不得早一刻把蕙送进医院才好。他到郑家时还以为郑太太已经准备好，让蕙立刻到医院去。然而他现在听郑太太的口气，才知道郑太太打算下午两三点钟出门。他很气，却又不敢跟郑太太或者国光争吵。他不能在这里坐几个钟头，便怏怏地走了。他同国光约好在医院见面的时间。

觉新从郑家又到周家去。他把这半天里的经过情形向周老太太们叙说了。周老太太们十分着急，芸竟然掉下眼泪。但是周伯涛对蕙的病情似乎漠不关心，他听见陈氏抱怨郑太太，还替郑太太辩护，说郑太太处置得法。

觉新被留在周家吃了早饭。下午两点钟他到医院去。天落着细雨，国光们还没有到。他等了好一会儿才看见郑太太、国光、蕙、杨嫂四乘轿子冒雨来了。他陪着他们去见祝医官。

祝医官先给蕙注射了一针“伊必格丁”，然后检查她的身体和病状。他的诊断和任医官的差不多，不过他更惋惜地说病人送来太迟，现在要挽救更加困难。他说，病人的身体太虚弱，治愈的希望是很微小的，然而他要极力设法在最短期内使细菌灭亡，或者可以保全蕙的生命。他又说，胎儿还好，这倒是好的现象。他当时便签了字让蕙留住医院。

觉新在病房里看见一切都预备好了，他摸出表来看，已经是四点多钟。他记起周老太太们在家里等着他去报告消息。他恐怕她们着急，便告辞走了。临行时他还勉强装出笑容，叮嘱蕙好好地调养，不使她知道自己的病势危险。蕙疲倦地点着头，两眼依恋不舍地望着他，两颗大的泪珠垂在眼角。觉新已经转过了身子，她忽然痛苦地唤一声“大表哥”。他连忙回过头，站在床前，俯下脸去，柔声问她，有什么事情。

“妈她们今天来吗？”蕙挣扎地说了这一句话。

“今天多半不来，太晏了，”觉新温和地答道。他看见蕙的脸上现出失望的表情，便改口安慰地说：“你不要着急。我现在就到你们府上去。我就请她们来看你。”

“不，你不要去请，明天来也是一样的，”蕙带着哭声说，她说完话又开始喘息起来。

觉新不敢再停留了，只得忍住悲痛向国光与郑太太告别，坐着轿子出了医院。

觉新又到周家。周氏已经到那里了。众人焦急地等着他来报告蕙的消息。他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全说了出来。他也把蕙渴望着同祖母、母亲们见面的事情说了。他的叙述使得众人都淌了眼泪。只有周伯涛一个人皱着眉头没有一点悲痛的表情。

“我现在就去看她，我死也要同她守在一起！”陈氏歇斯底里般地迸出哭声说。

“今天太晏了，不好去。明早晨去是一样的，横竖有杨嫂陪她，”伯涛在旁边阻止道。

“我不去看她，我今晚上放心不下。我亲生的女儿交给别人去管，我真不放心！想起来真是值不得！”陈氏怨愤地哭道。

“我看蕙儿的病就是气出来的。要是她不嫁到郑家去，也不会有这种结果，”周老太太气愤地说。

“其实亲家太太待蕙儿也很好，伯雄还是当代奇才，只怪蕙儿自己福薄，”伯涛不大高兴地分辩道。

“我不要听你这种话！亏得你也读过书做过官！一点人情也不懂！”周老太太生气地骂道。她站起来一个人颤巍巍地走开了。

蕙进了医院的第二天上午，觉新和周氏记挂着蕙的病，便差袁成到医院去探问。袁成回来报告：蕙小姐现在稍微好了一点，早晨七点钟以后就没有吐泻了，不过时常嚷着“肚痛”，据医生说，这倒是好的现象。他们也就略微放了心。

觉新吃过早饭先到公司去。他打算在三点钟以前赶到医院。两点钟光景，他正坐在写字台前面拨算盘，忽然看见周贵揭了门帘进来，垂头丧气地说：“老太太喊我来请大少爷。大小姐生了半截就不动了。”

“有这种事情？我立刻就去！”觉新惊惶地说，他马上把账簿收起，走到商业场后门口，坐上自己的轿子，吩咐轿夫抬起飞跑。

觉新到了医院，看见周老太太、陈氏、徐氏、周氏、郑太太聚在另一个房间里面谈话。他向她们询问。周老太太愁容满面地对他说：“蕙儿小产了，是祝医官接出来的。祝医官说很危险，因为蕙儿体气太虚，收束不住，才有小产的事。他打了一针，说是过了今天再说。”

“我去问问祝医官，看蕙表妹的病状究竟会不会有变化，”觉新慌忙地说。他也不再问什么，便出去找祝医官。

祝医官回到寓所里去了，要四点钟才到医院来。觉新不能等待，立刻坐轿子到祝医官的寓所去。

祝医官客气地接待着觉新，他用不纯熟的中国话告诉觉新：这种事情他也万料不到；胎儿忽然坠落，不要说蕙的身体不好、还在病中，便是没有生病的人像蕙这样地生产，恐怕也难保全生命；因为心脏衰弱达到极点，心机停止，胎儿才会自行坠落。他又说：“我今天还要来看她六次：四点钟、八点钟、十点钟、十二点钟。明天上午三点钟，六点钟。现在没有危险，我已经打了一针救命针。请你回去注意她的脉搏和呼吸数。我四点钟再来。”

觉新回到医院把祝医官的话对周老太太们说了。这时蕙的病势没有什么变化。她迷迷糊糊地睡着。众人关心地在旁边守着她，每一点钟要她吃一次药。

到了四点钟祝医官果然来了。他看过病人，他的脸上并没有不愉快的颜色。他对觉新、国光两人说：这时病势很平稳，不过体温下降。现在可以用热水袋包围病人来保护体温。他还要到别处去看病，八点钟才可以再来。

祝医官去了以后，蕙的病势还是十分平稳。众人渐渐地放了心。过了五点钟，觉新正要回家，蕙忽然醒过来了。她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呼吸很急促，神志昏迷，四肢冰冷。众人急得不得了，望着蕙不知道应该怎样办。祝医官不在医院，这里又没有别的医生。郑国光便主张临时请中医来看。

王云伯请来了。他看了脉也说病势很危险，随便开了一个方子，嘱咐和西药掺杂着吃。但是蕙服了这付药，病势丝毫不减。觉新看见这情形，知道事情不妙，觉得单留杨嫂一个人陪蕙过夜不大妥当，便同周老太太们商量，陈氏决定留在医院里。周氏也愿意留着陪陈氏，她要徐氏陪周老太太先回去。觉新也预备在医院里过夜。

这样决定了以后，觉新便先回家去取东西。他再到医院时，看见蕙平稳地沉睡着，才知道祝医官已经来过，给蕙打了三针救命针，所以她现在还能够熟睡。觉新的心里稍微安静一点。

过了半点钟光景，蕙忽然醒了，于是开始喘气，先前的种种病象完全发出来了。众人惊惶失措，商量许久，便要觉新去请祝医官。觉新也不推辞，匆忙地去了，等一会儿他陪了祝医官走进病房来。

祝医官把病人略微看一下，便摇摇头说：药量已经多得不能再多，也只有片刻的效力，可见药已经无能为力了。国光央求他再打一针。他耸耸两肩，摊开手，摇头说：“没有法子。现在不能够再打针。再打，立刻就死。”

国光绝望地恳求祝医官设法，觉新也请求他另外用别的药救治。祝医官没有办法，只得把各种强心剂、兴奋剂的用法和效力告诉他们，并且坦白地说：“现在实在没有法子。你们一定要我打针，就是要病人早点死。”

祝医官出去的时候，觉新把他送到门外。他看见旁边没有别人，便低声对觉新说：她活不到一两点钟。如果不愿意死在医院，最好立刻送她回家。

这两句话像一个晴天的响雷打在觉新的头上。他茫然地点着头，眼泪抑制不住地淌了出来。他回到房里便同陈氏、周氏和国光商量。

“我看万不能搬动。如果路上震动使她气脱，那么怎样办？”周氏第一个表示意见道。众人都赞成这个见解。他们只得袖手等着死神的降临。这时是十点半钟，医院已经关了大门。蕙在床上发出微弱的呼吸声。周氏和觉新两人时时在调药。陈氏和杨嫂静静地坐在病榻旁边守护病人，不肯把眼睛离开蕙的瘦得见骨头的脸。国光坐在椅子上打瞌睡。

正是十一点钟，蕙刚刚服过药睡了。她没有什么可怕的病象，似乎仍旧静静地睡着。众人稍微放了一点心，以为可以平安地度过这一夜了。国光仍然在打瞌睡。周氏有事情到外面去了。杨嫂轻轻地在屋角翻寻箱子里的东西。陈氏和觉新两人默默地对望着。窗外一阵风吹过，把沙土卷起飞舞，使屋里的人略吃一惊。国光睁开眼睛一看，看见床上没有变动，便又疲倦地垂下眼皮。觉新抬起头去看蕙。蕙闭着眼睛平稳地睡在那里。脸色比纸还要白，嘴唇也枯萎了。两颊的陷入使颧骨显得很高。他注意地看这张脸，眼睛里不觉浮出了泪水。他疑惑这是在做梦，他不能相信这张脸就是蕙的美丽的面庞，他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都是真实。他的泪眼模糊了。他仿佛看见那张脸从枕上抬起来，眼睛微微睁开，求助地向他凝视。他伸手揉了揉眼睛，再定眼去看。那张脸仍旧放在枕上，并不曾移动一下。他又注意地看它。他觉得蕙没有声息。他得奇怪，惊恐地低声对陈氏说：“大舅母，怎么蕙表妹睡得连一点声气也没有？”

陈氏连忙走到床前伸手去摸蕙的脸颊和手，完全冷了！她便惊惶地唤道：“大少爷，你快来，快来！”

“什么事？什么事？”国光从梦中惊醒低声惊呼道。他也走到床前去。周氏刚走进来，便跟着众人站在床前。蕙的呼吸已经停止。她静静地死了。陈氏第一个放声哭起来。

众人围着尸首哭了一阵。觉新站在旁边，眼泪只管流着，却哭不出声。他心上痛得厉害。他躲在屋角过了一会儿，后来便止了泪走到床前对陈氏、周氏说：“大舅母，妈，不要伤心了。给蕙表妹办理后事要紧。你们快点照料杨嫂给蕙表妹净身。我出去打发人到郑府和大舅那里报信。”

国光看见觉新要出去，连忙将他的膀子抓住，张惶失措地含泪说道：“大表哥，你不要走。请你看在她的面上帮点忙罢。我简直不晓得应该怎样办了。”

觉新略带憎厌地看了国光一眼。那个宽大的方脸无力地摆动着。他鄙夷地想：“这就是所谓奇才！”他又愤恨地想：“要不是为了你的缘故，她怎么会有这样的结局？你现在也来哭她了！”但是他立刻又把这一切的感情埋藏在心里，爽快地答道：“你不要着急。我尽力帮忙就是了。我并不走，我现在出去打发人到你府上报信去。”他说罢生气似地摔脱了国光的手，大步走出病房去了。

31

晚上八点钟光景觉新一个人在房里枯坐无聊，便焚了一盒檀香，捡出一束信笺，想把他的满腹的悲愤寄托在纸上。他一面写一面流泪。觉民和琴、芸、淑英、淑华姊妹来看他（芸是这天下午来的，周氏害怕芸一个人闷在家里哀痛成病，便把她请到高家来同表妹们一一起游玩散心）。他们看见这情形，很觉诧异。他们也猜到他在给觉慧写信。淑华便向他要信来看。觉新并不拒绝，就把写好的信笺递给淑华。淑华看后又递给淑英，淑英递给芸，芸给琴，琴再给觉民，这样地轮流传观。

觉民读着觉新的信，仿佛看见一个年轻的生命渐渐地在纸上枯萎。觉新的温和的哀伤的调子刺痛他的心，激起他的更大的悲愤。他不能忍耐地想起来：一件一件的事情，一个一个的生命，这样的悲剧要到什么时候才完结呢？那个摧残青春、摧残爱的旧势力要到什么时候才消灭呢？这么一个可爱的牺牲品！那张美丽的脸一两个月前还在这个房间里吐出绝望婉转的呻吟。如今一具薄棺就把一切的希望都掩埋了。他们不能援救她，让她被人逼着一步一步地走向深渊，现在却要在她的灵前哀吊了。他不能忍耐这沉闷的空气，他不能忍耐他们的温和的话。他便用悲愤的调子把信大声读出来，他要宣泄胸中的郁闷，他要激起别人的愤怒。他读着：

……时已十时半，医院已闭门。母与兄不时为蕙表姐调药。正十一时，服药甫毕，声息即无，虚脱而死。呜呼痛哉！当即命人至郑府及外祖母家报信，料理衣物；又命杨嫂等为蕙表姐净身移正。诸事略备，痛哭不已。此夜大家守至天明，泪眼相对，回视蕙表姐，瘦不赢把，伤心惨目未有如今夜之甚者。兄当时神经受刺激过甚，头痛欲裂。天明时即出院。兄返家时家人尚酣睡未醒。兄服药即眠，八时后至医院，则不过泪眼相对而已。外祖母、大舅父及亲友均至。二时入棺，二时半大殓，三时出院，三时半抬至东门外普慈寺暂寄。郑府事事推诿，对蕙表姐后事极其冷淡。大舅父软弱无能而刚愎自用。兄当时气极矣，伤心极矣，故送至中途即自行返家。不意普慈寺又有军队驻扎。兄与外祖母、舅母、母亲恐其骚扰力主迁移，乃看定莲花庵，大约三数日后方能迁移也。现定下月初二日在浙江会馆成服。三叔代兄拟挽联一副，抄录如下：

归妹曾几时、舅姑称顺、戚钦贤、岂期草萎宜男、仅闻片语遗留、遽舍仙郎生净土。……

觉新的信写到这里为止。众人等着读下面的句子，但是他却放下笔不再写了。芸一边读一边流泪，读到后来她悲痛到了极点，便把信笺递给琴，一个人走到方桌旁边坐下，把头俯在桌上伤心地哭起来。

淑华打算过去安慰芸，然而觉新却在旁边拦阻道：“三妹，你就让芸表姐哭一会儿。她要哭一会儿心才会畅快的。”他说着不觉得自己也是泪水满眶了。

“大哥，你不能够送这样的对子！这明明是假话！”觉民不满地说。

“假话，我自己也晓得，”觉新痛苦地答道。“所以我写到这里再也没有勇气写下去。在我们这种环境里遇着什么事情都只能够说假话。”

“哼，‘舅姑称顺’，‘戚钦贤’。只要少折磨蕙表姐一点就好了，”觉民气愤地说。

“你没有看见大舅送的那副对子，那才气死人！大舅还好意思说什么‘群夸夫婿多才，应无遗恨留天壤’！恐怕也只有他一个人夸奖伯雄是奇才，”觉新说着，也有点生气。

“我倒有一副对子送去，八个字：‘临死无言，在生可想。’大哥，你看怎样？”觉民正色说道。

“这倒痛快！”淑华拍手称快道。

“二弟，你快不要这样做。你又会给我招惹麻烦的，”觉新着急起来，连忙挥手说。

“你怕什么？我不过说说罢了。我不会送去的。我又不是傻子，不会干对牛弹琴的事情，”觉民冷笑道。

“不要再谈这件事情了。你们看，芸妹多么伤心，你们还不好好地劝劝她？”琴看见芸俯在桌上嘤嘤啜泣，很可怜，她觉得不忍，便插嘴道。她自己的心也为怀念、悲愤、悔恨所苦恼着。她不能不思念蕙；她不能不为蕙的惨死感到不平。蕙的这样的结局是她预料到的，蕙的死讯并不使她惊奇，但是唯其她早就料到蕙迟早会落进这个深渊，她现在倒因为自己不能在事前将蕙救拔出来而感到悔恨了。

“我没有伤心！我没有伤心，”芸抬起头，泪痕满面地分辩道。

“你还说没有伤心！你看你的眼睛都哭肿了，”琴怜惜地说。她看见绮霞在旁边，便吩咐道：“绮霞，你去给芸小姐打盆洗脸水来。”绮霞答应一声，立刻走出去了。

芸听见琴的亲切温柔的声音，不觉又想起蕙，她伤心地带哭声说：“我不相信姐姐就会死，这好像是在做梦。好像她昨天还同我在一起一样。”

“我也觉得，没有多久以前蕙表姐就在这间屋里，我们大家有说有笑，就像是昨天的事情。想不到她会死得这样快，”淑华惋惜地说，但是这惋惜马上就被怨愤赶走了。她想到蕙的病原，她想到蕙在郑家所过的那些日子，她不能不感到极大的愤怒。

“我也记得有一次在晚上我同她一起到大哥屋里来，大哥还说：‘我们三个人落在同样的命运里了……’现在想不到她一个人先离开了我们。唉……”淑英感动地说，她很想忍住眼泪，但是说到后来她终于发出了带哭的呻吟。

“蕙表姐是被人害死的。应当有人出来给她报仇，”淑华气恼不堪地嚷道。

“三妹，轻声点。你少乱说些。你说哪个人来报仇？又向哪个报仇？”觉新好像觉得有烈火在熬煎他的心，他一面揩眼泪，烦躁地警告淑华道。绮霞捧了脸盆进来放在方桌上。她绞了脸帕递给芸。芸揩了脸，仍旧坐在那里听他们讲话。

“三妹的话也很有道理。我们应当替蕙表姐报仇。不是向人报仇，是向制度报仇，”觉民忽然带着严肃的表情说。

觉新惊恐地看觉民。淑英惊愕地看觉民。琴在旁边暗暗地点头。淑华不大了解觉民的话，她还愤懑不平地质问道：

“报仇？恐怕也只是空话！我总看见好人吃亏，坏人得志。二姐的亲事还不是一样？你又有什么办法？陈家不见得比郑家好。我听说陈文治比郑国光更坏！”

“陈文治？怎么你连名字都晓得？”觉民惊讶地说。

“你以为就只有你一个人才晓得？你把文德喊来问一下，陈文治是个什么样的人！”淑华半得意、半生气地说。她没有提到婉儿讲的话。

“这才怪！哪儿有小姨子打听姐夫事情的道理！……”觉民故意激怒她。

“二表哥！”琴看见淑英红着脸埋下头那种可怜的样子，便大声打断了觉民的话。觉民省悟地看了琴一眼，也就闭了嘴。

“二哥，我不怕你气我。我倒要激你一激，看你有没有法子帮忙二姐？”淑华昂着头，追逼似地对觉民说。

“到那时候再说罢，现在还早勒！”觉民逃避似地答道。其实他已经胸有成竹，而且连实行的步骤也多少确定了。不过他不愿意在淑华们的面前泄露出来。

“你说还早？我看不会早了。陈家已经来催过下定，”觉新心里很苦闷，他听见觉民的话，不加注意，就顺口把他想隐瞒的消息透露了出来。

觉新的话使得众人都吃了一惊。这个消息他们还不曾听说过。觉民虽然时常担心到这一层，但是他还不知道陈家已经来催过了。觉新的话给他一个确实的证据：战斗就要开始了。他必须准备去应战。这一次他不能失败，因此他不能失去时机。他用了含有深意的眼光去看琴，琴会意地对他点头。

淑英听见觉新的话，在旁边失声吐出一个“啊”字，便坐下埋头不响了。还是觉民镇静地问道：

“你什么时候晓得的？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三爸究竟答应没有？”

觉新看见不能再隐瞒了，便据实地说：“我有天到三爸屋里去，三爸正在看黄历。他要择个吉日给二妹下定。后来我东说西劝，他才把下定日期改在明年春天……”

“那么究竟改没有改？”觉民急急地插嘴问道。

“你听我说，不要打岔我，”觉新也着急地说，“三爸倒答应了。他托媒人向陈家交涉。今天下午我从医院回来碰见三爸，他告诉我：陈家还是希望早点下定，早点接人。三爸也打算早点办了这件喜事。”

“那么日期不会久的，”琴焦急地说。

“不过我很奇怪，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这个消息？你记不记得你从前答应过我的话？你说你要尽力给二妹帮忙，现在你预备怎样办？”觉民惊疑地抱怨觉新道。

“我吗？你想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觉新垂头丧气地答道。

“你不管也好，省得给你招惹是非，”觉民赌气似地说；“我不见得就想不到办法。”

这时觉英忽然揭起门帘进来，顽皮地大声嚷道：“二姐，三姐，剑云来了，他喊你们去读书。不要逃学啦！”

“我就来，”淑英懒洋洋地说，她并不站起来。

琴看见淑英的神情，知道觉新的话在淑英的心上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她要扫除它，便亲切地安慰淑英道：“二表妹，你还是去读英文罢。你的事情我们会给你设法。”她带着鼓舞的眼光看淑英。

“琴姐，”淑英亲热地唤了一声。她也回看琴一眼。琴的眼光给了她一个凭证。她略微安心了。她接下去说：“好，三妹，我们就去。”她又吩咐绮霞到后面去找翠环把她的英文课本送来。

觉英看见他一进来众人都闭了嘴不大说话，他只听见琴对淑英说：“你的事情，”便好奇地问道：“琴姐，你说的什么事情？”

淑华正要推开门帘出去，听见觉英的话，头也不掉地代琴答道：“四弟，你少管闲事！”

觉英并不理睬淑华，却缠住琴问道：“琴姐，究竟什么事情？……是不是爹不准二姐读英文？”

“四表弟，真的没有这样的事，你听见哪个说的？”琴压住嫌厌的感情敷衍地答道。

“我听见爸骂过二姐，说不准她读英文；不过爹后来又忘记了。爹的脾气，我慢慢地摸得准了。爹也说过不准我喂鸽子。我却尽管喂我的，只要不给他看见，他也就不再提了，”觉英得意地说。

“你真聪明，”觉民挖苦道。

“不是我夸口，小聪明我倒是有的，”觉英以为觉民在夸奖他，更加得意起来，便笑嘻嘻地对觉民说；“不说别的，现在连四爸也有点害怕我，”他说着便把右手的一根大拇指翘起来。

“你‘冲壳子’，我不相信，”觉民摇头哂笑道。

“你不相信？我给你说，”觉英正正经经地说道。“有天我找五弟去耍，跑到四婶屋里头去。四婶不在家。我看见四爸——”他忽然闭了嘴掉头四顾，过后连忙接下去：“抱着杨奶妈摸奶奶，杨奶妈胸口敞开的……”

“四弟，你当着表姐面前说这种话！我看你真该挨打了！”觉新听着不顺耳，厌恶地喝道。

“他们做得我就说不得！”觉英理直气壮地答道。他只顾兴高采烈地说下去：“七妹在床上睡着了。屋里头没有别人。我故意站住不走，四爸给了我两块钱，喊我不要告诉入，我才走了。以后他常常给我点心吃。”他说到这里忽然发觉别人都板起面孔不理他，便收起他的话匣子，自得其乐地跑出去了。

“真正是个traitor（叛徒）！”觉民望着觉英的背影厌恶地骂道，“说不定他有天会到四婶面前翻是非的。”

“那么四爸、四婶又会大闹一场，”觉新担心地说。

“也好，横竖不予我们的事，”觉民毫不关心地说。他又加一句：“也许又会请三爸来断公道。”

“你不晓得，四婶不像五婶那样好对付。事情也许会闹大的。我只担心爷爷的名声，我们高家的名声，”觉新焦虑地说。

看不出大哥倒记得‘扬名声，显父母’[1]！惜乎高家子孙太不给你争气了。请你数一数高家究竟有几个像样的人！觉民从容自若地嘲讽道，仿佛他自己并不是高家的子弟。

“二表哥！”琴拦阻地唤了一声。她觉得他的话有点过火，恐怕会刺伤觉新的心，便瞪了他一眼，要他不再往下说。“你总说这种叫人不高兴的话。芸妹在这儿，你也不睬她，她究竟是客人，我们不该这样冷落她。”

“琴姐，你怎么说这种话？二表哥他们哪儿冷落过我？”芸连忙客气地分辩道。

“是我不好，我只顾自己说话就忘记别人了。芸表妹不会在意的，”觉民道歉似地说。这一来就把话题完全改变了。

[1]“扬名声，显父母”：从前小孩在私塾读的《三字经》里的句子。

32

淑英和淑华在觉民的房里读英文。剑云已经把这天的功课讲解完毕，在旁边听她们自己诵读，随时纠正她们的错误的拼音。淑英在诵读的时候忽然听见她父亲的鞋底声。克明从窗下走过往外面去了。她心里陡然一惊。她略略停了一下，又继续读下去。但是克明的脚步声又渐渐地近了。显然他走到中途又转身回来。她一面读书一面听那鞋底声。声音愈来愈近。克明的脚似乎踏上了石阶。她吃惊地抬头看门外。她只看见蓝布门帘。

然而克明揭起门帘进来了。淑英马上站起来。淑华和剑云也站起来招呼他。

克明似理非理地动一下头。他就站在门口，板起脸向淑英吩咐道：“二女，你跟我去，我有话说。”

淑英害怕地答应了一声。她立刻拿起书跟着克明走出房去。

“什么事情？”剑云悄然问道，他等克明的鞋底声听不见了才敢开口说话。

“多半不是好事情，又该二姐倒楣！我去告诉大哥他们，”淑华激动地答道。她也匆匆地将书收起，和剑云同往觉新的房里去了。

淑英怀着恐惧的心跟在克明的后面。她知道她的父亲不是为了寻常的事情来找她的，她从他的带怒的面容上也可以猜到他要对她说的话。她的父亲一定会给她一个打击，这个打击一定会伤害她。她害怕这个打击，但是她准备防卫自己。

克明引着淑英往桂堂旁边他的书房走去。一路上他不说一句话。这沉闷的等待使淑英心里非常难过，但是她没有勇气来打破沉默。她低着头在阴暗的灯光下慢慢地移动脚步，她心里盘算应对的言语。

克明跨进了自己的房门，便往书房走去。淑英在后面跟着。她在饭厅里遇见翠环。翠环亲热地唤了一声“二小姐”。淑英连忙给翠环示意，叫她不要说话。翠环忽然注意到克明脸上神色不对，又看见淑英垂头丧气的样子，知道克明又在为难淑英了。她替淑英捏了一把汗。她等到克明的影子闪进了书房里面，连忙去给张氏报信。

克明在写字台前面那把有椅垫的藤椅上坐下，淑英就站在写字台旁边。克明忽然正言厉色地责斥淑英道：“我说过不准你读英文。你居然不听我的话。你年纪也不小了，还不学点规矩！现在虽说不比从前，然而男女究竟有别。你‘老人公’是当代宏儒，又是省城有名律师。我跟他常常见面，也很谈得来。我们的事务所又设在一个地方。我们家里的事情难保不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他平日很称羡我们高家的家风。如果他知道你天天跟年轻男人在一起读什么英文，他就会看轻我，说我没有家教，说你失了大家闺范。我万不能丢这个脸！听见没有？从明天起如果我再看见你跟剑云在一起，我就不要你做我的女儿！”

“陈先生教我读书，这也是寻常的事情，还有三妹在一起……”淑英气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是她还忍耐住，仍旧埋下头低声分辩道。

克明不等淑英说完话，忽然把手在桌上一拍，恼怒地喝道，“我问你究竟听不听我的话？”他接着又唤道：“翠环！翠环！”

“什么事？三老爷，你这样生气，”张氏慌忙地从门外进来，柔声劝道。

“什么事？你问你生的好女儿！”克明赌气地说。

“原来是那件小事情，也值不得这样生气。三老爷，你看二女也很可怜。让她也罢，”张氏在门外早已听见克明骂淑英的话，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这时便赔笑地劝解道。

“你不要多嘴！你女人家懂得什么？”克明憎厌地责备张氏说。他看见翠环走进房来，便高声吩咐道：“翠环，你去把大少爷立刻请来。”翠环巴不得克明这样命令，便趁着这个机会去向觉新们求帮助。

觉新正在房里同淑华们谈论淑英的事，忽然看见翠环气咻咻地跑进来，惊惶地说：“大少爷，我们老爷请你去！”

“翠环，什么事？”琴关心地问道。

“不得了，老爷又在跟二小姐生气，”翠环结结巴巴地答道。过后她又央求觉新：“大少爷，你快去劝解一下。”

觉新匆匆地跟着翠环走了。淑华叹息地自语道：“二姐近来运气真不好，偏偏常常碰到这种事情。”剑云惊恐地掉头看淑华。觉民咬了咬嘴唇皮，忽然投了一瞥含有深意的眼光到琴的脸上去。琴也用同样的表情回看他。觉民慢慢地把头掉开。他笑了笑，安慰淑华道：“这是不要紧的，你放心。”

觉新走进克明的书房，看见克明板起脸坐在藤椅上，淑英垂着头靠了写字台站着。张氏碰了一个钉子，气青着脸坐在沙发上赌气般地不作声。觉新勉强做出笑容，唤了一声“三爸”，他想打破房里的沉闷空气。

克明微微点一点头。他并不笑，却正言厉色地说：“明轩，我嘱咐你，我不准二女再跟剑云读英文。你去对剑云说一声，请他以后不要理二女，他的束修我按月照数送给他。”

觉新恭敬地应了一声：“是。”

“大哥，你不要去对陈先生说，人家也要面子，”淑英忽然抬起头呜咽地央求道。

“你还要袒护他！你连我也反对起来了！”克明气得脸色大变，喘吁吁地指着淑英骂道。接着他又瞅着张氏责备道：“三太太，你教的好女儿！现在越弄越不成体统了。我看还是早点把她送到陈家去，省得将来闹出什么事情。”

“三老爷，你这个人近来究竟怎样了？对自己的女儿会说这种话！真亏你说得出口！二女好好地又不曾做错什么事，你何苦这样使她难堪！”张氏非常气恼，她不肯在觉新的面前丢脸，同时又有点怜悯淑英，便鼓起勇气替淑英辩护几句。

“你不要管，”克明轻蔑地挥手说。“我管教她，是要她学好。二女年纪轻不懂事，需要人好好管教才行。你不会管教，我才来管的。”他又严厉地吩咐道：“好，我把二女就交给你。以后我再要看见她跟剑云在一起，我就问你！”

“大哥，”淑英忽然哭着唤道。她也不说什么便掉转身子急急地走出房去了。

“问我？哼。我哪儿还配管教人？我女人家不懂得事情，”张氏噘起嘴赌气地说。

“明轩，剑云还没有走罢？你就去对他说清楚，”克明并不理睬张氏，他的怒气还没有消除，他还不放心地对觉新再吩咐一次。

觉新恭敬地站在克明的面前。他听见了克明和张氏说的话，不曾漏掉一个字。淑英的短短的哀求也进了他的心里。这个少女的受着委屈的可怜姿态获得了他的同情，而且触动了他的哀愁。他站在那里不大说话，可是他的思想却在许多痛心的往事上面跑。他看见一股力量把淑英拖着一步一步地走近了深渊。他知道那同样的悲剧就要开幕重演。他不能够再安静地做一个观众了。医院里的景象，蕙弥留时的情形，到现在还在他的脑子里磨擦。他的心上刚刚划了一道新的伤痕，他再不能忍受任何的打击了。他的伤口在发痛，克明的话刺激着它。他想：又是一个周伯涛，又是一个蕙。这样的悲剧似乎就没有终结的时候。但是他觉得这应该终结了。他不能够再挤在中间做一个帮凶。他虽然在克明的面前不敢做出什么举动，他虽然在表面上恭敬地听克明讲话，但是他的心反抗起来了。杀人不见血的办法甚至会激怒最温良、最懦弱的心。他先前不久还想到维护高家的名声，现在不仅对旧礼教起了憎恨，他对克明也起了厌恶之心。他不能够再忍耐地静听克明的重复的言语和陈腐的议论，他也受不了克明的那种傲慢的态度。他终于带着不满意的口气说：“我去对剑云说就是了。不过送束修一层倒可不必。他虽然家境不宽裕，不过要他白白拿钱他也不肯的。他也不在乎这一点钱。”

“好，就由你去办，”克明不知道觉新的话有刺，倒爽快地吩咐道。他看见觉新转身走了，便又唤住觉新，说道：“啊，我忘记对你说，二女下定的日期我已经看好了，冬月初十，是个好日子。陈克家要明年春天接人，我也答应了。你看好不好？”

觉新勉强做出笑容说了两句敷衍的话。他嘴里说“好”，心里却诅咒这个决定。他害怕克明再挽留他，因此他把话说完便逃避似地慌忙走了。在路上他仿佛听见淑英的凄惨的哭声。其实淑英的声音并不能够达到他的耳边，这是他的幻觉。他的良心在折磨他。

回到自己的房间，觉新发见众人还在那里等他。他们恳切地问起淑英的消息。觉新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完全告诉了他们。他不先发表自己的意见，却等着众人说话。他知道他们会发表种种的议论。

“想不到三爸会讨厌我。我自然只有听从三爸的话。我不来也可以，不过二小姐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剑云绝望地低声呻吟道。

“陈先生，你不要不来。我还要读英文，我是不怕的！”淑华赌气地大声对剑云说。

“三爸并没有说讨厌你，”觉新看见剑云的痛苦的表情，觉得不忍，就这样辩明道。

“这也是一样的。总之二小姐要被送进火坑去了。我从前总以为事情还有转机。现在才晓得是一场空。我昨天还听说陈克家的儿子为了争一个女人跟别人打架。太不成话了！”剑云摇摇头说。

“你也晓得这件事情？”觉民气恼地问。

“我这个消息是可靠的，”剑云痛苦地答道。他忽然把眼光停留在觉民和觉新的脸上，带了一点希望地问道：“难道你们真的就想不到一个法子？”

觉民和觉新都不说话。觉民脸色阴沉，好像在跟别人生气；觉新无力地摇着头，唉声叹气。淑华受不住这种沉默，她又想起淑英。她看见芸在这屋里没有事情，便拉着芸的膀子说：“芸表姐，我们到后面看二姐去。她不晓得哭成什么样子了？”芸听说是去看淑英，她也愿意，便立刻答应了。淑华还要拉琴同去。琴却推口说有事情，等一会儿才去。淑华只得同芸一起推开门帘走了。

“大表哥，你看这件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没有？”琴等淑华们走远了，忽然正色地问觉新道。

“没有了，”觉新苦恼地摇头答道。“这回事弄得很糟。四爸又在旁边说过话。而且下定日期已经择定了，又说明年春天要接人。纵使三爸回心转意允许二妹读书，也只有几个月工夫，有什么用处？我也想不到别的办法。”觉新伸起手去搔他的头发，从他的头上落下少许头屑来。他正因为想不到拯救淑英的办法而苦恼。

“那么我们应该动手了，”觉民果断地插嘴道。

“是的，再不能迟疑了，”琴会意地点头答道。

“你们在说什么？”觉新惊问道。剑云也不明白那两句话的意义。

“你不记得三弟的办法？”觉民提醒觉新道。

“啊，”觉新猛省地吐出了一个字。他后来又沉吟地说：“这个办法恐怕行不通。女人比男人困难得多。”

“不管困难不困难，我们已经预备好了，”觉民骄傲地说。

“真的？”剑云忽然惊喜地问道。

“我想我们不会失败的，”琴镇静地微笑道。

“而且今天知道了蕙表姐的结局以后，即使会失败，我们也要试一试。总之，我们并不是任人宰割的猪羊，”觉民激动地说，近似残酷的微笑在他的嘴边露了一下，马上就消失了。

“轻声点，会给人听见的，我们到里面屋里去说罢，”觉新担心地说。众人果然依他的话转入内房去了。他等大家坐定后便低声问觉民道：“真的到三弟那儿去？”

觉民点点头低声答道：“我已经同三弟商量好了。这里一动身就打电报给他。”

“还是坐船？一个人怎么走？”觉新不放心地追问道。

“船随时都可以包到的。我们本来预备让她明年春天涨水的时候走，但是现在来不及了。我们临时会找人送她到重庆，”觉民很有把握地说。

“我看同路的人成问题。万一事情办不好，那倒把二妹害了。总之，先要有个可靠的人，才能够实行你们的办法，”觉新仍然不放心地说。

“大表哥的话也有点道理。我们应该找一个很可靠的人把她送到上海，三表弟会来接她。这个人现在还没有找到。可惜我一时又走不了；不然我同她一起走倒很好，”琴点头说。她也想不出一个适当的人来。

“你万不能陪二妹走。这样姑妈以后就过不到清静的日子了，”觉新连忙提醒琴道。

“送二妹到上海去的人倒是不容易找的，好些朋友都有事情，一时抽不出身来，”觉民沉思地自语道。

“那么我送二小姐去好不好？我在省城里横竖没有什么事情，”剑云忽然红着脸自告奋勇地说。他畏缩地望着觉民，心里十分激动，他害怕觉民会把这个他盼望了好久的机会拿走。

“陈先生，你真的愿意？”琴不等觉民说话便惊喜地问道。

“琴小姐，只是不晓得你们肯不肯相信我？不晓得我配不配？”剑云胆怯地说。他害怕一下子他就会落进黑暗的深渊里去。

“陈先生，你为什么这样客气？你肯去，那是再好没有的了。我晓得你会把二表妹当作自己的妹妹看待的，”琴感动地说。她欣慰地微笑了。

“好，这件事情就拜托剑云罢。我们信得过你，”觉民恳切地说。

“我不晓得应该怎样感谢你们才好，”剑云感激得差不多要掉下泪来，声音颤抖地说。“那么让我赌个咒。”

“陈先生，快不要这样，我们信得过你，”琴连忙阻止道。

“剑云送二妹去也好。不然，若是二妹走了，三爸一定会找剑云的麻烦，”觉新插嘴说。

“觉民，你们的办法固然好。但是二小姐不比觉慧。万一她一走，三爸追问起来，又怎样办？他报告到官厅去，他会打发人四处找寻我们，说不定会在半路上把我们找到的。那岂不是更糟吗？”剑云听见觉新的活，忽然收敛了喜色担心地说。他的决心有点动摇了。

“你放心，三爸跟四爸他们不同，他不会这样做。他平素最爱面子，自己又是有名律师，而且他常常在外面吹他的家风如何如何。如果遇到这种事情，他绝不会声张出去。你想要是外面的人都晓得高家二小姐逃走了，三爸以后哪儿还有脸面见人？即使把人找了回来，陈克家也不会要这样的媳妇了。那岂不是更丢脸的事？我可以断定三爸不会做这种傻事情，”觉民很有把握地说。这个问题已经被他反复地思索过了。

“那么三爸又怎样办呢？他不会白白地让二小姐走掉就算了，”剑云疑惑地问道。

“不会？哼！”觉民忽然捏紧拳头站起来，他的脸上又一次露出了残酷的微笑，他嘲讽地说，“我看他至多不过大发几顿脾气，跟三婶吵几次架，对外面说死了一个女儿就完了。难道他还有别的办法？”

“你这个想法真不错，我万料不到你一个人悄悄地想得这样周到，看得这样清楚。三爸的脾气的确如此。他如果知道剑云同二妹一路走，我也会挨他几顿骂。不过也不要紧。剑云也用不着怀疑了，”觉新钦佩地称赞觉民道。他的憔悴的愁颜忽然开展地笑了，他感到一阵复了仇似的痛快。

“并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我早同朋友们商量好了。而且这一年来我天天在想，我天天在看，那许多许多的事情也够把人教得聪明了。到了现在我可以说把他们都看得很清楚。我受的那些气，你受的那些气，都不是徒然的！”觉民用低沉的声音回答觉新道。他举起捏紧的拳头在空中猛然地劈下来，好像在打击什么东西一般。

33

芸在高家住了两天。芸回去以后，琴便邀淑英到她的家里去玩。淑英这天刚吃过早饭就出门，一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回家。在张家她坐在琴的房间里跟琴谈了许多话。琴把那个计划详细地对她说了。琴的话并不带一点夸张，却很雄辩。琴把潜伏在淑英心里的阴云完全驱散了，却给她种植了一个坚强的信念，使她怀着快乐的心情回到自己的家，去见那个古板而寡情的父亲。

淑英笑吟吟地走进克明的书房，给克明请了一个安，温和地说：“爹，我回来了。”

克明埋着头在读《春秋左传》，看见淑英进来给他请安，他抬起脸瞪了她一眼，冷冷地说道：“你到现在才回来。”

这一股冷风把淑英脸上的笑容吹走了。淑英勉强低声解释道：“姑妈留我——”

克明不容她说完，便板起面孔责斥道：“你去看看现在几点钟了？你记不记得你将来要做陈家的媳妇？陈家是最讲究规矩的，你应当小心。下次你出门去再这样晏回来，我就吩咐你妈，不给你进屋！听见没有？”

淑英并不分辩，只是静静地听着。等到克明说完了，她才勉强答应一句，埋着头走出了克明的书房。她走出房门抬起头来，两眼充满了泪水。她再也控制不住，就让泪珠一颗接连一颗地流下她的脸颊。她并没有悲哀。她有的只是气愤。她不往自己的房里去，却走到桂堂，向角门那面走了。

觉民在房里同剑云、觉新两人谈话，忽然看见淑英带着满脸泪水走进来，他们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正要开口询问。

“二哥，我再住不下去了。我一天也住不下去了，”淑英走进觉民的房间，就烦厌地说。她的两只水汪汪的眼睛恳切地望着他，好像在哀求：你救救我罢。

“今天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二妹，你坐下来对我说明白，”觉民激动地问道。他站起来把他的座位让了给淑英。

淑英坐下，把方才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对众人叙述了。

“二小姐的意思不错。我看如果日子久了，三爸万一起疑心，恐怕走都走不动，”剑云带着严肃的表情沉吟地说。

“你预备好了没有？”觉民忽然没头没脑地问剑云道。

“我？”剑云惊讶地说。他停了一下才接下去：“我是无所谓预备的。我随时都可以走。而且我还可以对伯父说，我找到一个事情，要住在别人家里。他也不会起疑心的。”

“那么我们决定后天走！”觉民严肃地说。

“后天？”淑英惊喜地问道，她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剑云和觉新听见这句意外的话，也惊疑地望着觉民，还有点疑心觉民在跟他们开玩笑。

“我想好了，后天，”觉民点头答道。他沉静地、果断地低声说下去：“后天是蕙表姐的成服的日子。二妹，你可以正大光明地对三婶说，你要到浙江会馆去一趟。你就在早晨十点钟左右去。你到了会馆就把雇的轿子打发回来。剑云在那儿等你。你从会馆出来，便坐上剑云给你预备好的轿子。你们两乘轿子一直抬到黄存仁家里。琴姐在那儿等你。她帮忙你换上女学生装束。衣服由琴姐给你预备。存仁、剑云两人陪着你另外雇轿子到城外船码头去。我在船上等你们。你需要的衣服铺盖等等东西，我们都会给你预备好。你自己不必从家里带什么东西走。你光身出来，一个包袱也不带，家里的人是不会起疑心的。万一你有什么东西要带走，可以先交给我。只要船一开，就不要紧了。三爸不会把你追回来的。我各处都有通过信的好朋友。我写了些介绍信给剑云带去，他们会尽力帮忙的。沿途有剑云照料。在路上你们就假装做两兄妹，别人也不会起疑心。到了上海，三哥会到码头上接你们……”

“怎么你想得这样周到？我不是在做梦罢，居然会有这一天！”淑英两眼亮晶晶地望着觉民，好像在望一个美丽的梦景，她忍不住赞叹道。

“还有，我还没有说完勒，”觉民继续说道，“款子由大哥筹。大哥已经答应过了。万一大哥筹的不够，我的几个朋友还可以筹一点。我给你们留一半在身边，兑一半到重庆去。这些事情都归剑云管，用不着你操心。以后我们按时给你兑款子去。你写信给我们可以寄到黄存仁家里。这回的准备，黄存仁他们也帮了不少的忙。不然我一个人也没有办法。”

“款子是没有问题的，二妹，你们在路上尽管放心地用，”觉新亲密地看了淑英一眼，慷慨地接下去说。

“觉民，我真正佩服你。我想不到你果真有办法。而且办得这样周到！”剑云十分感动，不觉崇拜地称赞觉民道。

“现在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剑云，只要你好好地把二妹送到上海，我们都感激你，”觉民听见剑云称赞他，也颇为得意，但是他极力收藏起得意的笑容，谦虚地对剑云说。

“这是我应当做的事。我想我总能够不负你们的重托，而且这是我最高兴做的事情，”剑云感激涕零地说。他恨不得把心剖出来给众人看。

淑英的脸上刚才还带着满意的笑容，这时忽然现出了痛苦的表情，声音颤动地说：“我不晓得应当怎样感谢你们。你们对我这样好……这样好……”她的两只眼睛里又浮起了泪水，她呜咽地继续说下去：“我舍不得你们，……我舍不得琴姐、三妹、四妹……我舍不得芸表姐，我舍不得翠环……她们都还陷在苦海里头……”她的咽喉好像被什么东西堵塞了，她不能够再吐出一句话来。她埋下头，从怀里摸出一方手帕慢慢地揩眼泪。

“到现在也顾不得这许多了。你自己的前程要紧！”觉民教训似地说。

“二小姐，觉民的话很对。你也用不着难过了。等你一个人先逃出去再说，”剑云温和地劝道。

“我晓得，”淑英取开手帕点头说。

“那么你记住后天早晨，”觉民恳切地叮嘱道。

淑英沉吟一下，过后毅然答道：

“后天早晨，我记得！”

她抬起头勇敢地望着觉民，微微一笑。她的眼睛里还有泪珠在发亮。

尾声

第二年的春天终于来了。大地渐渐地变了颜色。春天带来的是生命，是欢乐，是花香，是鸟鸣，是温暖，是新绿，以及别的许多许多的东西。

一天午后琴在家里接到淑英从上海寄来的信：

……

春天又来了。我还记得蕙表姐的话。我和蕙表姐一样，也是喜欢春天的。可是只有在这一个春天我才真正觉得快乐。我现在是自由的了。连眼前的景物也变了一种样子。我想起从前的一切仿佛在做梦一般。琴表姐，我至今还想念你们。我永远不能够忘记你们，我更不能忘记你们这次的帮助。如果没有你们，我不会逃出家庭的。爹说过春天里要把我送到陈家去。如果没有你们帮助，那么我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真不堪设想了。亲爱的姐姐（容许我叫你做姐姐），你不知道你的表妹是何等地感激你啊。我在这里时常得到三哥的指教。他很喜欢我，他说要帮助我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姐姐，想来你也会替我欢喜的。

“啊，亲爱的姐姐，请你原谅我，我要告诉你一件不幸的事：陈先生上前天因肺病死于红十字医院。他终于因肺病死去了！他临死时似乎没有痛苦。他也没有遗言。脸上仿佛还带着笑容。他是平静地死去的。不过前几天他住在医院里，我去看他，他向我说了许多话。他说这次他能够把我平安地送到上海，他能够为我的事情尽一点力，他很高兴。他又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他以为你或许会因此看得起他。姐姐，我看他对你怀着深的好感呢！姐姐，你或许会为他伤心罢，为他洒几滴眼泪罢。他想不到自己会死得这样快，我们也想不到。可是他连这个春天也不曾过完，便寂寞地死去了。我记得他从前对我说过他愿意为我牺牲，我还以为是一句戏言。现在却真的应验了。他这次送我出川，一路上的焦虑和辛苦对他那样的身体很不相宜。他到了上海，人已经困顿不堪。这至少是使他早死的一个原因。我昨天跟着三哥到他的坟上去过。我想起他生前对我的种种好处，又想到他怎样为我牺牲，我在坟地上哭了一场。后来还是三哥把我劝好的。三哥待我真好。他很喜欢我。他这两天不断地安慰我。他要我忘记剑云的事。他怕我伤心，还说要带我去杭州旅行。姐姐，亲爱的姐姐，如果没有三哥，我这几天还不知道怎样度过呢！姐姐，你可以放心，我现在有这样的哥哥指导我、爱护我，你也该替我欢喜罢。姐姐，我真高兴，我想告诉你：春天是我们的……”

琴读完信，抬起头来，两手托着腮痴痴地望着窗外。窗外一片阳光，一群蜜蜂在盛开的桃花周围飞舞。一阵风轻轻吹过，几片花瓣随着风飘落下来。一只小鸟从树枝上飞走了。鸟在飞，花在飞，蜜蜂在飞。琴的思想也跟着飞起来。这思想飞得远远的，飞到了上海，飞到了淑英的身边。

“春天是我们的，”琴亲切地低声念着，她忽然微微地笑了。

窗外起了一阵皮鞋声。这熟习的声音把琴的思想从上海唤了回来。琴连忙放下手等待着。她知道是觉民来约她到黄存仁的家里去。

秋

作者一九二八年在法国沙多——吉里城

序

两年前在广州的轰炸中，我和几个朋友蹲在四层洋房的骑楼下，听见炸弹的爆炸，听见机关枪的扫射，听见飞机的俯冲。在等死的时候还想到几件未了的事，我感到遗憾。《秋》的写作便是这些事情中的一件。

因此，过了一年多，我又回到上海来，再拿起我的笔。我居然咬紧牙关写完了这本将近四十万字的小说。这次我终于把《家》的三部曲[1]完成了。读者可以想到我是怎样激动地对着这八百多页原稿纸微笑，又对着它们流泪。[2]

这几个月是我的心情最坏的时期，《秋》的写作也不是愉快的事（我给一个朋友写信说：“我昨晚写《秋》写哭了……这本书把我苦够了，我至少会因此少活一两岁”）。我说我是在“掘发人心”（恕我狂妄地用这四个字）。我使死人活起来，又把活人送到坟墓中去。我使自己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看见那里的男男女女怎样欢笑、哭泣。我是在用刀子割自己的心。我的夜晚的时间就是如此可怕的。每夜我伏在书桌上常常写到三四点钟，然后带着满眼鬼魂似的影子上床。有时在床上我也不能够闭眼。那又是亨利希·海涅所说的“渴慕与热望”来折磨我了。我也有过海涅的“深夜之思”，我也像他那样反复地念着：

我不能再闭上我的眼睛，

我只有让我的热泪畅流。

在睡梦中，我想，我的眼睛也是向着西南方的。

在这时候幸好有一个信念安慰我的疲劳的心，那就是诗人所说的：

Das Vaterland wird nie verderben.[3]

此外便是温暖的友情。

我说友情，这不是空泛的字眼。我想起了写《第八交响乐》的乐圣贝多芬。一百二十几年前（一八一二）他在林次的不愉快的环境中写出了那个表现快乐和精神焕发的《F调小交响乐》。据说他的“灵感”是从他去林次之前和几个好友在一起过的快乐日子里来的。我不敢比拟伟大的心灵，不过我也有过友情的鼓舞。而且在我的郁闷和痛苦中，正是友情洗去了这本小说的阴郁的颜色。是那些朋友的面影使我隐约地听见快乐的笑声。我应该特别提出四个人：远在成都的WL，在石屏的CT，在昆明的LP，和我的哥哥。[4]没有他们，我的《秋》不会有这样的结尾，我不会让觉新活下去，也不会让觉民和琴订婚、结婚（我本来给《秋》预定了一个灰色的结局，想用觉新的自杀和觉民的被捕收场）。我现在把这本书献给他们，请他们接受我这个不像样的礼物。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大概不在上海了。我应该高兴，因为我可以见到那些朋友，和他们在一起过一些愉快的日子。不过我仍然说着我两年前说过的话，我是怀着离愁而去的。牵系住我的渺小的心的仍是留在这里的无数纯洁的年轻心灵。我祝福他们。我请他们记住琴的话：

“并没有一个永久的秋天。秋天过了，春天就会来的。”

现在我已经嗅到春天的最初的气息了。

巴金　1940年5月

[1]作为（激流》之四的《群》不再是高家的故事了。

[2]在这个时代，一本小说是一件渺小不足道的东西。然而我自己就是一个渺小的人，也只能做渺小的事。我曾经抱着一本杂志（《文丛》半月刊）的纸型从围城中逃出来，走过几个城市，让好些朋友看见我那个“可笑”的样子，只为了偿还数百订阅者的债务。

[3]“祖国永不会灭亡，”是德国诗人亨，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的诗句，引自他的《深夜之思》（Nachtgedanken，《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序曲）。前面的两句译诗和我提到的“渴慕与热望”都是从《深夜之思》中引来的。

[4]WL是1927年1月和我同去法国的朋友卫惠林；CT是散文作家缪崇群，1945年1月病死在重庆；LP即萧珊，当时是我的未婚妻，后来做了我的妻子；我的哥哥李尧林1945年11月在上海病故。

1

一个月以前省城附近有过几天混战。城门关了三天，我家也落过炮弹，大家惊扰了好一阵，又算平安无事了，我们现在又过着太平日子。不过近来我实在疲乏得很，遇到的全是不如意的事情。姑母因五叔在居丧期中将喜儿收房，三叔又不加阻止，心中有些不满，去年重阳在我家遇到四婶与陈姨太吵架，听了些闲言冷语，回家后很不高兴，以后便托病不再来我家。二妹走后，三叔虽不愿将此事对外发表，亦未深加追究，但是他在陈克家面前丢了脸，心中非常不痛快。他常发脾气，身体也不及从前了。我自海儿死后，心中若有所失，胃疾愈而复发，时时扰人，近来更甚，深以为苦。最近事冗心烦，人过于贪懒，因此少给你们写信。二妹给琴妹的信已经看到了。后来又接到三弟和二妹给我的信，讲到剑云病故的事，我和二弟心中都很难过，剑云是现社会中难得的好人。二妹离家的事全亏他帮忙。倘若他的处境好一点，他也许不会死得这么早。不过我觉得他比我活得有意义，他总算做了一件好事情。他不能说是白活。而我呢？……

三婶不时向我打听二妹消息。她得到二妹三次来信，知道你们在外情形，非常高兴。昨日汇上之款即三婶交来嘱我代汇与二妹者。据云三叔心中似有悔意，不过目前仍然做出严厉的样子，不肯让步，也不许人在他面前提起二妹。我想，再过些时候他也许会软下心来。去年婉儿在冯家生了一个儿子，上月带了儿子来给三婶拜生。婉儿人长胖了些，她讲了好些冯乐山一家人的丧德事情，真叫人气死。婉儿真有本事，她居然受得了。她很想念旧主人，她要三妹写信代她问候二妹……

“深夜无聊，百感交集，我想起你们，想起先父母及死去的大嫂、海儿和梅表妹、蕙表妹等，真有生者远而死者别之感……”

高觉新写到这里，手微微地抖起来，毛笔的笔锋触到信笺，不曾在纸上划动，却马上离开了。他也不想再写下去。他觉得眼睛花了。

“大哥，”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轻轻地唤道。他好像没有听见似的，动也不动一下。

高觉民站在觉新的旁边，他把手放在觉新的肩头，同情地说：“你还想那些事情做什么？死了的就让他们死了。你自己身体要紧。”他看见了信笺上面那几行字。

觉新抬起头，他的身子在活动椅上转了一下。他一把抓起觉民的左手紧紧地捏住。他痛苦地对觉民说：“二弟，你叫我怎样办？”

觉民不了解觉新的求助的心情，他只是温和地劝道：“大哥，你不该到现在还是这么激动。这样不过白白苦了你自己。你也太苦了。”

“我是受得苦的，再大的苦我也受得下去，只是他们不该叫我做这件事，”觉新皱紧眉头，用力地说。

“你说的是什么事，大哥？”觉民惊愕地问。

“他们要我续弦，”觉新短短地说。

觉民停了一下，忽然切齿地说：“又是他们。总是他们。”

“他们总不肯放松我，”觉新诉苦般地说。

“这是你自己的事，跟他们有什么相干？”觉民的愤怒略微平静下去，他把这件事情看得并不十分严重，他知道这是可以由他的哥哥自己作主的。他走到觉新对面那把靠窗的藤椅前，坐下来。

“可是他们比我更热心，连妈也这样劝我，他们说再过几个月我的丧服就满了，”觉新自语似地低声说。

“是不是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觉民讥讽地说了这一句。

觉新不回答。他把手帕放进衣袋里。他颓丧地垂着头，眼光似乎停在面前的信笺上。其实他什么也没有看见。在他的眼前晃动的是一些从“过去”里闪出来的淡淡的影子。这些影子，都是他十分熟悉的。他想拉住她们。他想用心灵跟她们谈话。

这情形觉民不会了解。但是他也不作声了。他在想另外一些事情。他的思想渐渐地集中到一个年轻女性的丰满的脸庞上。他看见她在对他微笑。

房间不住地往静寂的深渊里落下去。连电灯光也渐渐地黯淡了。月光涂白了玻璃窗，窗帷的淡淡的影子躺在屋角。窗外相当明亮。窗内只有钟摆的单调的响声慢慢地蚕食着时光。觉新偶尔发出一两声吁叹，但是声音也很低微，刚刚送进觉民的耳里就消灭了。

于是汽笛声响起来，永远是那种拉长的尖锐的哀号。觉民吃惊地睁大眼睛看四周，并没有什么变动。觉新有气无力地叫了两声：“何嫂！”没有听见应声。他便站起来，走到方桌前点燃了油灯盏，然后回到活动椅那里坐下。他的眼光又触到了桌上的信笺，他提起笔想写下去。但是电灯光开始变了颜色，纸上的字迹渐渐地模糊起来。他无可奈何地叹一口气，又把笔放下，无聊地抬起头望着电灯。电灯完全收敛了它的亮光，灯泡里只剩下一圈红丝，连红丝也在逐渐褪色，终于淡到什么也没有了。清油灯在方桌上孤寂地发亮，照不明整个房间。月光趁机爬进屋里。没有灯光的内房里黑地板上全是树影和窗帷影子，外屋里到处都有月光。

觉民忍耐不住突然站起来。他带了一点悲痛对他的哥哥说：“大哥，你再结一次婚也好。这种日子你怎么能够长久过下去？你太寂寞了！你只有孤零零一个人。”

“这不行，这不行！怎么连你也这样说！我不能做这种事！”觉新好像听见了什么不入耳的话，他摇着头拒绝地说。

“但是你一个人过这种日子怎么行？”觉民怜悯地望着哥哥，同情地说。

“我能够过。什么样的日子我都过得了，”觉新忍住眼泪说。方桌上的清油灯突然发出一个低微的叫声熄了。

觉民站起来。他不去点灯。他咬着嘴唇默默地在房里踱了几步。月光把他的眼光引到窗外。那里是一个洁白、安静的境界。芍药，月季，茶花，珠兰和桂树静静地立在清辉下，把它们的影子投在画面似的银白的土地上。他的眼光再往屋内移动。挂着白纱窗帷的玻璃窗非常明亮。觉新的上半身的黑影仿佛就嵌在玻璃上面。他垂着头，神情十分颓丧，坐在那里。

觉民在屋中站住。他注意地看他的哥哥。他忽然觉得哥哥近来憔悴多了，老多了。他不禁想到觉新在这些年中的遭遇。他没有时间细想。许多事情变成一根很结实的绳子，缚住了他，把他拉向他的哥哥。他走到写字台前，把身子靠在写字台的一个角上。他充满友爱地对觉新说：

“大哥，这几年我们太自私了。我们只顾自己。什么事都苦了你。你也应该爱惜你自己才是。我以后一定要给你帮忙。”

觉新一把捏住觉民的手，感动地说：“二弟，我感谢你。我明白你的好意。你自己好好地努力吧。”他灰心地摇摇头：“你不要管我。我是没有望的了。我知道我的命是这样。”

“你不能相信命，你应该知道这不是命运！”觉民热烈地反驳道。

“二弟，是命不是命，我也不能说。不过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这几年你们都看见……”觉新无力地答道。

“过去的事我是看见的，现在不要管它。以后的事不能说没有办法，你应该……”觉民又劝道，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觉新打断了。觉新摇头苦笑道：

“以后？你看以后我又能够有什么希望？……”

觉民正要说话，却又被人打岔了。这次从门外送进来一个少女的声音，唤着：“大哥。”觉民知道来的人是谁，便把脸掉向门口看。

门帘一动，随着月光闪进来一个少女的身子。她在外面就听见谈话的声音，掀开门帘却意外地看见房里的黑暗和嵌在光亮的玻璃窗上的两个半身人影。“怎么，你们连灯也不点一个！”她诧异地说。

“灯刚才熄了，”觉新顺口答了一句。他又吩咐觉民：“二弟，你去把灯点起来。”

觉民答应一声，便走到方桌前将灯点燃。

“真奇怪，你们闭着眼睛高谈阔论，”淑华笑着说，这时灯刚重燃，房里又有了一点橙黄色的光。

“你们刚才在谈什么？”淑华望着她的两个哥哥好奇地问道。

“我们随便谈谈，”觉新支吾地说。淑华也并不追问，她开始说明她的来意：

“大哥，妈要你去。周家枚表弟要‘结亲’了。大舅又要请你帮忙。”

“枚表弟要结婚？”觉新惊疑地问道。

“是。日期还没有定，不过也很快。就要下定了。我觉得大舅真古怪，枚表弟年纪这样小，不好好让他读书，却叫他‘结亲’。听说新娘子今年二十一岁，”淑华不以为然地说。

“枚表弟今年不过十七岁，他跟你同年，”觉民说。

“呸，跟我有什么相干？你把我扯在一起！新娘子跟你同岁，你为什么不说？”淑华对觉民笑道。

“三妹，你怕什么？我又不会把你嫁给枚表弟，”觉民反唇相讥地说。

“我谅你也不敢！我就不怕！我的事除非我自己答应，什么人都管不着我！”淑华理直气壮地说。

“三爸要管，你怎么办？”觉民冷冷地问道。

“又不是要他嫁人？他连二姐也管不着，还好意思来管我？”淑华生气地大声说。

“轻声点，”觉新在旁边警告道。

“不错，这才是我的好妹妹，”觉民忽然高兴地称赞道。

觉新站起来，悄然说：“我们走吧，妈在等着。”

“我也去听听，”觉民说。他们三个人一起走出房来。

他们走出过道，转一个弯，进了左上房。他们的继母周氏在房里等着他们。她安闲地坐在沙发上，绮霞在旁边捧着一支水烟袋给她装烟。

“老二，你还没有睡觉？”周氏看见觉民跟在觉新的后面，含笑地说了这一句。

“我也来听听。稍微睡晏点，也不要紧，”觉民带笑答道。

大家都坐下了。紫檀木方桌上一盏清油灯给这个房间留下不少的阴影。觉新坐在周氏右边一把紫檀木靠背椅上。在他对面连二柜旁边一个茶几上，“五更鸡”射出来一团红光，罩子上面正托着一把茶壶。

“绮霞，大少爷爱吃酽茶，你把‘五更鸡’上煨的春茶给他倒一杯，”周氏和蔼地吩咐道。

“妈，绮霞要装烟，我自己来，”觉新客气地说，就站了起来。

“明轩，你不要动，”周氏连忙做手势阻止他。她又解释道：“我吃烟，不过混时候，我又没有什么瘾。一个人闲得无聊，吃几袋水烟也好。”

“妈说得是，”觉新赔笑道。绮霞把一杯香喷喷的热茶送到觉新面前。

“先前你三婶到我这儿来过。她谈起二姑娘的事情，心里倒有点懊悔。她说她拿了一百块钱托你兑到上海去，这件事三爸还不晓得。三婶说，三爸连二姑娘给他的信看都不看就撕了。究竟是做父亲的人不同……”周氏动着她的小嘴，像吐出珠子一般接连不断地说，她刚刚停顿一下就被淑华接了下去。

“大舅还不是这样！蕙表姐就是活活给他断送了的！现在灵柩还停在庙里头，郑家就不管了，大舅也不想个办法，却只去管枚表弟的亲事，”淑华口快，她不知道顾忌，她感到不平、不快时就坦白地说出来。

周氏不作声。觉新侧头痛苦地瞪了淑华一眼。只有觉民觉得心里畅快。他和淑华彼此会意地对望了一下。

周氏嘘了一口气，对绮霞说：“你也给我倒一杯茶来。”接着她又对觉新兄妹说：“平心而论，三女说的话多少也有点道理。蕙姑娘真可惜。这样一个好女儿倒被她父亲害了。郑家就把她丢在庙里头，存心不下葬，说起来真气人！芸姑娘的命倒好一点，她幸好没有那样顽固的父亲。”她突然换过话题说：“我们再说你们枚表弟的亲事。这回又是你们大舅作主。外婆也拗不过他。不过枚表弟这样年纪结亲，也不算早。”

“但是新娘子比枚表弟大四岁，”觉新兄妹都不赞成她的最后一句话，然而觉新只是唯唯地应着，觉民不过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只有淑华说出这句不满意的话。

“虽说大四岁，不过两张八字倒很合式。批八字的说这门亲事大吉大利，所以外婆也赞成了。我看这回你大舅也许不会做错，”周氏说，她倒像是在替她的哥哥周伯涛辩护了。

“妈说的是，”觉新赔笑道。他心里却并不这么想。觉民在旁边轻轻地咳了一声嗽。

“外婆请你明后天去一趟，他们有很多事情要跟你商量。你最好上半天去，下午恐怕你大舅要出门。照你大舅的意思，这门亲事越早一点办成越好。”

“是，我去就是了，”觉新懒洋洋地说。

“妈晓不晓得女家情形怎么样？我总不明白为什么大舅不给枚表弟找一个年纪相当的表弟媳妇？枚表弟现在年纪也不怎么大，又何必这样着急？”淑华仍旧不服气地说。

周氏的胖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气，她带点责备地对淑华说：“三女，幸亏这儿并没有别人，你小姐家说这种话，给外人听见会笑死的。”

淑华不高兴地噘起嘴，她赌气地说：“妈，我生就这种脾气。别人说我好我坏我都不管。我不明白为什么做小姐就什么话都不能说！”

觉新皱起眉毛，额上立刻现出三两条纹路。他担心淑华的话会使周氏生气，便胆怯地望着周氏。觉民安静地坐在一边，脸上微微露出笑容。

周氏仿佛听见了不入耳的话，但是她并没有改变脸色。她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她把淑华看作一个无知的孩子似的，她的声音倒变得温和了：

“三女，你的嘴真不肯让人。你就跟你在上海的三哥一样。怪不得四婶、五婶她们在背地说你闲话。连我现在也没法对付你。”

“三妹这种脾气究竟不大好。凡事能让人一点总是好的。最好我们这一房的人不要给人家抓住说闲话的把柄，”觉新顺着周氏的口气说。

周氏听见觉新的话自然满意。不过她看见淑华微微地摇摇头，张开口要争辩，她刚听见淑华说出一个“我”字，连忙用别的话来打岔道：

“其实三女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不过一个未出阁的小姐说出这种话总不大好，虽说现在的人比从前开通多了。我从前在家做小姐的时候，那才苦死人。枚表弟一年四季都带着病容，如果他的亲事再弄得不好，不晓得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她那些像滚着的珠子似的话突然停住了。她端起放在旁边春凳上的茶杯，喝了两口茶，又继续说下去：“你大舅这个人古板得很。简直是说不通。这一回冯家小姐又是他看上的。新娘子的父亲是你大舅的朋友。大舅最钦佩冯家的道德学问。听说新娘子的叔祖父很出名。”

“冯家？”觉民惊疑地自语道，他马上就猜到新娘子是什么人了。觉新掉头看了他一眼。觉新也猜到了新娘子是谁，便回过头去，继续听周氏讲话。绮霞坐在床前踏脚凳上，她也专心地在一边倾听。

“大舅倒是一说就答应了。他还说这是求之不得的机会。外婆起初不赞成，可是她拗不过大舅，后来看见八字不错，也就不说话了。”

“八字是靠不住的，全是鬼话，不知道害过了多少人！”觉民忍耐不住终于吐出他的不满来。

“我看枚表弟一定有病，早婚对他不见得有好处，”觉新接下去说。

“是，枚表弟一定有肺病，”淑华说。

“你快不要提起肺病的话，”周氏连忙摆着手说，“有一次大舅母说起枚表弟常常咳嗽，叫他到平安桥医院去看看有没有肺病，就被大舅骂了一顿。大舅还说，蕙姑娘明明是西医害死的。这些事情说起来叫人很难相信。我也不知道八字可靠不可靠，不过我相信命运是实在的。什么事都有一个定数。”她说出定数两个字就把一切不快意的事全放在一声叹息里吐出去了。她觉得心里畅快了些。

“我真不明白大舅心里是怎么想的！”淑华仍然气愤地说。

“三女，不要再提这件事情。多谈只有叫人心烦，我还有别的话跟你大哥商量，”周氏不耐烦地阻止道。“明轩，你自己的事情怎样安排？刚才三婶来还谈起过。”

“我么，”觉新不提防会说到他自己身上，仓卒间只说出两个字，过后他略带为难的样子答道：“我看可以从缓，我现在不忍心想到这种事情，而且我还没有满服。”

“刚才三婶还说三爸要我来劝劝你，说你是承重孙，你们这一辈弟兄又不多，你现在丧服也快满了……”周氏并没有看见觉新的脸部表情，也不曾留心他的声调，她不知道她的话在他的心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她只顾说自己的话。

“妈，我都知道。不过现在我还想到瑞珏。我不忍心想续弦的事。况且我已经害了几个好好的人，我不能够再……”觉新的最后一道防线被攻破了。他完全失去了抵抗力，不等周氏说完就进出哭声来，呜咽地说了上面的话。

觉民站起来。他同情地用温和的声音对觉新说：“大哥，你还是回去睡觉吧。你今晚上太激动了。你何必伤心。”

“我不要紧，我不要紧，”觉新一面揩眼泪，一面抽泣地说。

“明轩，你早点睡觉也好。老二，你陪你大哥回去，你好好地安慰安慰他，”周氏关心地叮嘱觉民道。

觉民应了一声。他走到觉新面前，小声对觉新说：“大哥，我们走吧。”觉新经他一再催促才站起来，向周氏招呼一下，便垂下头跟着觉民走出房门去了。

“绮霞，你再来给我装几袋烟，”周氏看见觉新的背影消失了，她感到一种莫名的郁闷，便顺口吩咐道。

觉新回到房里又在信上续写道：

枚表弟快要结婚了，这又是大舅一个人的意思。新娘比他大四岁，就是冯家的小姐。

“近几日来，我终日如醉如痴，时时流泪。而蕙表妹之事尤令人寒心。蕙表妹死后，即寄殡在距城二十余里的莲花庵，简直无人照管。郑家至今尚无安葬的意思，大舅也置之不问。今年清明我命老赵出城与她烧了两口箱子，两扎金银锭。老赵回来述说一切，令人十分悲愤。外婆她们虽然也不满意郑家这种做法，但是大舅不肯作主出来交涉，外婆也拿他没有办法。蕙表妹真可怜，死后也无葬身之地。二妹和她素来要好，听见这个消息一定很难受……”

他没有提到他自己的事。

2

星期日早晨觉民拿着一本书到花园里去。他走进外门看见觉新和淑华两人在前面走，三房的婢女翠环跟在后面。他便唤一声：“三妹。”

淑华立刻停下来，掉转身问道：“什么事？”觉新只回头一看，便继续往前面走了。翠环也跟着他走进花园内门里去。

觉民笑着对淑华说：“你今天好早。”

淑华噗嗤笑起来。她说：“二哥，你不要挖苦我。九点多了，你还说早？”

“九点多了？大哥不是要到外婆那儿去吗？怎么现在还到花园里去？”

“你不晓得？花园里头出了事情……”淑华刚说了两句，忽然看见一个人从里面飞奔出来。这是她的堂兄弟觉英。他跑得满头是汗，头发散乱。她大声唤道：“四弟！”但是他不理她，仍旧向着外门跑去。

觉民跨了一大步，伸过他的结实有力的手一把将觉英的膀子抓住。他板起面孔责问道：“三姐喊你，你为什么不应一声？”

觉英挣不脱觉民的手，便站住，赔笑道：“我没有听见。”

“呸，”淑华啐了他一口。“你又不是聋子，为什么听不见？告诉你，你少神气点。你近来太没有规矩了。等一会儿我告诉三爸打你。”

“三姐，我实在没有听见。我下次再不敢这样。你不要告诉爹好不好？”觉英带着满面狡诈的表情对淑华道歉似地说。

“我问你，你从哪儿来？三爸在做什么？”淑华看见觉英软下来，她很得意，便问道。

“高忠偷了水阁里头的字画，”觉英卖弄似地说。他又侧头看了觉民一眼，讥讽道：“二哥，你不要拉住我好不好？你老哥子也真不嫌麻烦。”他对觉民动了动眼睛。

觉民不大高兴地松开手，觉英马上将身子一转，纵身一跳，就离开了他们有三四步的光景。他们惊愕地望着他。他再一跳，便到了花园外门口。他对他们做了一个鬼脸，露出舌头又缩回去。他得意地对他们说：“我不怕，你们尽管告诉爹。讲什么规矩！我们公馆里头哪个配讲规矩？怪不得姑妈看不惯不来了。没有一个人配管我。三姐，你放明白点，你将来横竖不是高家的人。”

“四弟，你说什么？看我撕掉你的嘴！”淑华生起气来大声叱道。

“三姐，我就说你！请你来撕吧。我正嫌有一张嘴多了好些麻烦，”觉英嬉皮笑脸地说。

“好，我们去见三爸去！”淑华威胁地说。

“去就去！我难道还害怕？爹不会打我的。爹晓得打骂都改不掉我的脾气，他反倒喜欢起我来了，”觉英挑战似地说。他看见淑华站住不走，反而走下台阶，用话来激她：“去嘛，快去嘛！哪个不去不算人！”

淑华气红了脸，竖起眉毛骂道：“真不要脸！我今天一定要拉你去。三爸不打你，我自己也会打，我请二哥帮我打。”她说着，就向觉英走去。觉英看见淑华真的走过来，快要走到他面前，他忽然噗嗤一笑，转身就跑，连头也不回，一口气跑出花园门外不见了。

“二哥，你看，有这样不要脸的人！三爸也不好好地打他一顿，他有什么值得人喜欢的？”淑华又气又笑地对觉民说。

“打也没有用。他受的教育是这样。三爸不准他进学堂读书，让他整天在家里鬼混。说是在书房里读书，你看他几时在书房里坐过！二妹走后，三爸倒真的有点喜欢他。这样一来更糟了。好好一个年轻人就这样地糟蹋了，”觉民感慨地说。

“二哥，哪个要听你的长篇大论！你刚才也不帮我骂他几句。三爸不喜欢二姐，倒喜欢他，真是瞎了眼睛！真气死人！我要把四弟打一顿才甘心，”淑华埋怨觉民说。

“走吧。多说他做什么！你打了他你自己倒痛快，不过又该大哥倒楣。你要晓得二妹是女儿，四弟是儿子！”觉民带了点不愉快的调子劝道。

“你说得不对，难道女儿就不是人？”淑华生气地驳了一句，也就跟着觉民往前面走了。她一面走，一面在想，走了几步，她忽然苦恼地说：“大哥真不该。什么事都给他揽去。东也认错，西也赔礼，跟他不相干的事他也认错，弄得我们一举一动都不方便！”

“你不晓得这就叫做‘作揖主义’。大哥说，靠了他这个‘作揖主义’我们这一房人才过得了安静日子，”觉民冷冷地说着反话。

“什么叫‘作揖主义’？我不懂。不如说是向众人磕头更对，”淑华也不管觉民说的是反话还是正面话，她不服气地说。“我就不靠他磕头过日子。他倒给我添麻烦。他在无论哪个面前都低头。无论什么事他都说好。这回枚表弟的事情又该他管。”

“每次总少不了他。不过我的事情他多半不敢帮忙，”觉民接口说道。

“你的事情？他为什么不敢帮忙？”淑华惊诧地问。

“我同琴的事，”觉民略带一点焦虑地说。但是他马上又换了语气加一句：“不过他不帮忙，我也不怕。”

“这回他一定会帮忙。大哥也很喜欢琴姐，我们都喜欢琴姐，”淑华不假思索地说。她看见觉民不作声，忽然想到一件事情，便说：“不过四婶、五婶她们不大高兴琴姐，三爸也不见得就高兴她。”

“那不用说。凡是我们做的事，四婶她们一定不高兴。三爸更看不惯我们这一辈不读古书的年轻人，”觉民说到这里，忽然生起气来。他的焦虑倒渐渐地消散了。他觉得他有力量跟那些人斗争，他相信他一定会得到胜利。

他们走进了梅林，正向着湖滨走去。他们的眼前突然一亮，那个躲在云堆里的太阳露出脸来，地上立刻现出不少明亮的点子。树叶给他们遮住了阳光。他们只听见小鸟在树上鸣啭。

“看不惯就让他们看不惯！”淑华气愤不平地说，“他们越是讨厌我，我越是要叫他们讨厌。我最恨那种人，整天就在背后说人家闲话，有话又不敢当面说。我是想到什么就说——”

“那不是四妹吗？她在这儿做什么？”觉民看见他的堂妹淑贞一个人立在湖畔，便打断了淑华的话，诧异地说。

“是她，我去喊她，”淑华接口说道。她便撇下觉民，急急地走到前面去。她走到湖滨连忙叫一声：“四妹。”

淑贞回头一看，亲热地唤一声：“三姐，”马上走到淑华的身边来。她又带悲声地唤道：“三姐。”话在喉管里被堵住了。她的瘦小的身子里似乎装满千言万语，等着一个机会来倾吐。但是她说不出话，只能够紧紧地抱住淑华。

觉民赶上来了。他看见这情形，默默地皱着眉头。

“四妹，什么事？你为什么这样难过？”淑华同情地问道。

“妈前天晚上因为礼拜一的事情跟爹吵架，爹赌气走了，两晚上都没有回来……”淑贞抽泣地说。

“那么，五婶就拿你出气是不是？”觉民在旁边插嘴问道，他明白又是那同样的事情。

“昨晚上妈把我骂到半夜，”淑贞哭着答道。

“骂你？你又没有惹到她！”淑华不平地说。

“妈怪我不是一个男子。她说她受爹的气都是我带给她的，”淑贞老老实实地说。

“这又不是你的错！她自己为什么不像喜儿那样生个小弟弟出来？她不该总是欺负女儿！她既然望你将来替她出气，为什么又不让你多读几年书？真正岂有此理！”淑华气愤地说。

“三姐，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该我一个人过这种日子？你告诉我，为什么单单该我一个人受罪？”淑贞伤心地哭诉道。

“四妹，你不要这样伤心，以后总有办法，”淑华没法回答淑贞的疑问，她只能用这样的话劝慰淑贞。

觉民默默地看了淑贞两眼。他又把眼光从淑贞的身上掉开，去看面前的湖水。水非常明亮，水里有蓝天，有白云，有红日。水里有一个广大的世界。他不禁痛苦地想：为什么仍旧有这么多的痛苦？为什么他们献出了那么多的牺牲以后，今天还得不到安宁？淑华的声音把他的思路打断了。

“我真恨，恨我不生在古时候！我可以拿支枪拿把刀开辟出一个新世界来。我一定要好好地保护你，”淑华咬牙切齿地说。

这种幼稚的思想使得觉民微微地发笑了。这是旧小说的影响——《镜花缘》，《施公案》，《三门街》，《七侠五义》；颜紫绡，张桂兰，楚云[1]，还有许多理想的人物，这都是些云端上的影子，不会活在这样的世界中。她是在做梦。这样的一个少女就把她的希望寄托在渺茫的梦上。——他这样一想便觉得没有什么可笑的理由了。他心里更加不舒服。他怜悯地说：“这是痴想，有什么用处？”

“难道你又有别的好办法？”淑华赌气地反问道。

“你还不知道路是人走出来的，”觉民暗示地说。

“这也是空话，”淑华抢白道。“对四妹你又有什么办法帮忙她？”她把眼光停留在他的脸上逼着问。

觉民一时语塞。但是他并不带一点窘相，过了片刻他便说：“我们可以慢慢地设法。”

“四妹，你不要难过，什么事都可以慢慢儿设法，”淑华勉强用这样的话安慰淑贞道。“你把眼泪揩干，我们到水阁那边去。”

“现在去，事情恐怕早完了，人也走光了，”觉民说。

“走光了，我们去坐坐也是好的，”淑华固执地说。

“二哥，琴姐明天来不来？”淑贞已经止了泪，正在揩眼睛，说话时还带了点悲声。

“你们请她来，她就会来，”觉民答道。

“我们没有这样大的面子！”淑华噘着嘴说。接着她自己又笑了。“自从二姐走后，琴姐也少来了。从前她每个星期六都要来住一天。这要怪二哥不好。”

“怎么又怪我？跟我又有什么相干？”觉民辩道。

“你天天到她那儿去，她自然不来了，”淑华说。

“这又冤枉了。我哪儿天天去？”觉民继续分辩道。

“你不到琴姐那儿去，怎么你每天晚上都要出去？”淑华不放松地追问他。

“哦！”觉民吐出这一个字，就不作声了。

“看你还有什么话分辩！”淑华得胜似地逼着问她的哥哥。她并不知道他的心思。

觉民还没有开口，淑华又接下去说：“今天你一定要把琴姐给我们请来。不然我们要罚你。”

“罚我？这倒奇怪。你罚我什么？”觉民道。

“罚你一个月不见琴姐的面，”淑华道。

“我不见她，但是她要见我又怎么办？”觉民带笑地说。

“二哥，你好不害羞！新娘子还没有进屋，你就说这种话！怪不得人家说你脸皮厚！”淑华笑着挖苦道。

淑贞在旁边扯淑华的袖子，低声对淑华说：“不要说新娘子，琴姐听见会不高兴的。”

淑华不以为然地大声答道：“说说有什么要紧。琴姐不会这样小器。她要做我们的二嫂，怎么不做新娘子？”

“好，你有本事，明天你当面对她说去，”觉民激她道。

“说就说，你看我敢不敢！”淑华不服气地说。

“不要说，琴姐听见以后会不来了，”淑贞又一次低声打岔道。

“四妹，你真老实！有二哥在，还怕她不来？”淑华哂笑道。

觉民还没有开口。淑贞在旁边把嘴一扁，露出不快活的样子恳求道：“三姐，你总是说这种话，请你……”淑华回头去看淑贞，她看见淑贞的孤寂无靠的表情，她的心软了。她爱怜地对淑贞说：“我不说了。四妹，我们到别处走走。”

淑贞答应一声。她刚刚动步，却又郑重地问觉民道：“二哥，琴姐明天一定来吧？”

觉民诧异地看了她一眼。他立刻明白她的心情，便爽快地答道：“她一定来，她也很想见见你们。”

“四妹也太寂寞了。琴姐来，我们热闹一下也好。明天我索性求妈把芸表姐也请来，”淑华感动地说。

“三姐，你快去，你快去，”淑贞快乐地说。

“你不必着急，我包你会请来的。我们先去水阁看看。我倒忘记了，我原本要到水阁去看热闹，”淑华说了，便牵着淑贞的手，两姊妹亲热地沿着湖滨向水阁那面走去。

觉民跟在她们的后面，他一面看四周的景物，一面在想别的事情。

他们三人转进一座假山。假山上盖满了青苔和虎耳草，远远地望过去，仿佛复盖着一张碧毡。旁边有一带矮矮的朱红栏杆。他们走进栏杆，便听见清脆的水声。后来他们走到溪边，溪水非常清亮，水中砂石、树叶，水面纹路历历可见。一道小桥把他们引过对岸。眼前又是深绿的假山，花圃里那些含苞待放的芍药花点缀在繁茂的绿叶中间。他们再往前走，一座较大的灰白色假山拦住了他们。他们穿过这座假山，走进一片临湖的树丛。

“今天天气真好，”淑华忽然高兴地赞道。

“其实往天天气也是好的。不过你起得晏，关在屋里不觉得罢了，”觉民在后面打趣地说。

“二哥，你怎么专跟我作对？”淑华回头看了觉民一眼笑着不陔道。“我不要再听你的话。”她蒙住耳朵，放大脚步往前走。

觉民微笑着不再说话，这时他们快走出树林了。克明的怒骂声从水阁里送出来。

“怎么三爸还在骂人？”觉民诧异地说。

他们走出树林，看见水阁前面阶上和树下站了好几个人。园丁老汪，克明的听差文德，带淑芳的杨奶妈，四房的婢女倩儿，三房的婢女翠环，还有淑华的堂兄弟觉英、觉群都在这里。

“二哥，三姐，”觉群向他们唤道。觉英却在旁边阻止道：“不要说话。”但是他看见他们走近，便得意地说：“你们来晏了。不过还不算顶晏，还有把戏看。”

觉民大步走上阶去。淑华和淑贞也举步要走上石阶。

“四妹，”觉英在后面唤了一声。

淑华和淑贞同时站住了。她们回转身来，淑华问道：“什么事？”

“我劝四妹顶好不要进去。不然自讨没趣，不要怪我，”觉英卖弄地说，他做了一个鬼脸。

“不要理他，四妹，我们走我们的，”淑华厌烦地说。

“好，听不听由你，等一会儿莫怪我不说，”觉英冷笑道。

淑华姊妹进了水阁，看见人都在右边房里，她们也到那里去。

克明坐在匟床上，一只手按着匟几，一只手压着自己的膝头，脸色青白，疲倦地在喘气。年轻的高忠垂着头站在屋角。头发白了大半的苏福站在克明面前。觉新坐在旁边一把紫檀木靠背椅上。觉民坐在他的旁边。克安坐在靠窗的一把椅子上。克安的第二个儿子觉世站在门边，他的一对小眼睛轮流地在看克明和高忠两个人。

房里只有克明的喘息声和克安的轻声咳嗽。

淑华姊妹走进房来，每个人都掉过头看她们，但是没有人对她们讲话。每张脸上都带着严肃的表情。

“你说的哪儿是真话？你明明在放屁！”克明忽然大声责问高忠道。

“回三老爷，小的说的全是真话。若有虚假，任凭三老爷处罚，”高忠抬起头着急地答道。

“你知道这是做不得的，你知道这是犯法吗？”克明拍着区几追问道。

“小的不晓得。小的没有做错。五老爷吩咐小的做的，”高忠胆小地回答。

“那么早问你，你为什么又不肯说？”克安插嘴问了一句。

“五老爷不准小的说，”高忠逃避似地说。

“送到唐家去，也是你送去的？”克明问道。

“五老爷喊小的送去的，”高忠恭敬地答道。

“你知道卖了多少钱？”克明问道。

“听说三十多块钱，送了唐老爷五块，”高忠答道。

淑贞的脸色突然变了。她低声对淑华说：“三姐，我们出去。”淑华知道她的心情，也不说什么就陪着她走了。

觉英看见她们出来，便得意地问道：“如何？我该没有骗你们吧。”他笑了。

淑华气青着脸，淑贞差不多要哭出来，她们都不理他，却往草坪那面走去。

水阁里谈话仍旧继续着。

“三哥，没有疑问了。一定是五弟拿去卖的。就把高忠送到警察局去吧，”克安提议说。

克明还没有开口，觉新觉得高忠有点冤枉，便在旁边接口说：“东西又不是他拿的，也不必送他到警察局去了。”

克安不愉快地看了觉新一眼，也不说什么。克明想了想，就说：“等五弟回来问过他再说。五弟真不长进。连二三十块钱的东西也要偷去卖。”他停了一下又焦急地自语道：“怎么袁成还不回来？”

“他大概找不到五弟，”克安解释道。

“五弟大概躲起来了。做了这种事还有脸见人？真正下流！”克明气愤不堪地责骂道。

刚刚在这时候克定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大房的听差袁成跟在他的后面。“三哥，你找我有什么事？”他坦然地问道。

克明板着面孔不睬他。他若无其事地在克安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来。高忠看见克定这样镇静，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意。

“五弟，金冬心写的隶书单条哪儿去了？”克安不高兴地问了一句。

“原来是问金冬心的字。我拿去卖了，一个朋友喜欢它，向我买，”克定没有一点困难地答道。

“卖了？哪个要你卖的？”克明压下愤怒，厉声问道。

“我自己卖的，”克定轻快地回答，他的流动的眼光向四周看。

“我们高家没有这种规矩！爹辛辛苦苦搜集来的字画我们已经分过一次了。就只剩下这十多幅，这是纪念品。你不能够随便拿出去卖掉！”克明拍着匟几骂道。

“现在已经卖了，还有什么办法？”克定极力掩饰自己的惶恐，勉强做出不在意的样子说。

“金冬心的字是公帐上的，你一个人不能拿出去卖，你应该赔出来，”克安也板起脸说话。

“公帐上的东西，我也有一份，”克定厚着脸皮辩道。

“你只有一份，我们连明轩一共还有四份！你要赔出来！”克安厉声说。他的脸突然变黑了。

克定做出赌气的样子，站起来要走。

“你究竟赔不赔？”克安忽然站起来拍着桌子高声说。

克定有点惊惶，但是他极力装出并不害怕的样子，回答道：“那么我拿出二十块钱来就是了。每个人得到五块钱，都不吃亏。”

克安满意地点一下头，坐下去，伸手摩了摩他的八字胡，他的黑黄脸被微笑洗淡了颜色。

“那么没有事了，我要走了，”克定觉得轻松地站起来，对克安说。

“你站住！”克明忽然声色俱厉地喝道。克定果然站住了。他惊愕地望着克明。

“哪个要你的钱？你把东西给我拿回来，”克明命令地说。

克定一声不响，克明的话是他完全没有料到的。

“有好几件事情我都没有管你，把你放纵惯了，”克明继续责斥克定道。“你不要以为我怕你。我对你说，你不把东西取回来，我要在爹的牌位面前好好地教训你一顿。这一回我不能再纵容你！”

克定仍然不响，他的脸色渐渐地在改变。他露出一点张皇失措的样子。

“五弟，听见没有？你去不去把东西拿回来？……我没有精神跟你多讲。我们到堂屋里去！”克明下了决心带着十分严肃的表情站起来，他走下踏凳，向着克定走去。

“我去取，我就去取回来，”克定有点胆怯，仓皇地说。

“我限你今天就取回来，听见没有？”克明仍然板着面孔吩咐道。

“是，我给你拿回来就是了，”克定谦恭地说，他的脸上并不露一点羞惭的表情。他看见克明、克安两人的脸上仍然没有笑容，房里又有不少轻视的眼光集中在他的身上，他不想多留在这里，打算借这个机会溜走，便说：“我现在就去拿。”他早就留意到高忠垂头丧气地立在屋角，这时便唤道：“高忠，你去吩咐大班预备轿子，我要出门。”

高忠连忙应声“是”，马上溜出房门转到外面去了。

“我把高忠‘开销’了，”克明道。

“那又何必？我又没有别的跟班，”克定赔笑道。

“三哥，字画既然拿回来，我看也不必‘开销’高忠了，五弟又没有别的底下人，”克安这时又改变态度顺着克定的意思代高忠求情道。

克明心里很不痛快，但是他看见克定今天完全屈服，觉得自己有了面子，而且他现在很疲乏，也不愿意再费精神，便叹一口气，说：“好，你们去吧。我想休息一会儿。”

克定巴不得有这一句话，立刻溜了出去。克安也站起来，安闲地走出去了。觉世跟着他的父亲跑出去。袁成和苏福也垂着手默默地走出去了。房里只剩下克明、觉新、觉民三人。克明起初喘气，以后忽然咳起嗽来。

“三爸，你太累了，回屋里去躺躺吧，”觉新同情地说。

克明咳了几声嗽，吐出两口痰，就止了咳。他望着觉新，两颗眼珠很迟缓地动着，过了半晌才喘吁吁地说：“我不病死，也会气死的！”

“三爸，你怎么说这种话？”觉新站起来痛苦地说。

这一年我体子[2]也不行了，我自己晓得，克明悲哀地说。“明轩，高家的希望就在你身上。……他们是完了。……我只求他们少给爷爷丢脸。……明轩，现在完全靠你。”

“我尽我的力好好地做去就是了，”觉新忽然自告奋勇地说，好像他甘愿把一切责任拉到他一个人的肩头似的。

这许久不说话的觉民正在用怜悯的眼光看克明。他听见克明和觉新两人的一问一答，心里很不舒服，但是他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表示，只是默默地走出了水阁。

[1]颜紫绡是《镜花缘》里面的女英雄，张桂兰是《施公案》里面的女英雄楚云是《三门街》里面女扮男装的女英雄。

[2]体子：即“身体”。

3

第二天下午琴果然来了。淑华便借用继母周氏的名义差人抬着空轿子到周家去“接芸小姐来耍”。

芸坐着周氏的轿子来了。轿子一到堂屋门口，琴和淑华姊妹，还有绮霞、翠环都站在那里迎接，芸走出轿子，她们马上把她拥进堂屋去。

芸和琴、淑华、淑贞见了礼。绮霞、翠环都给芸请了安，芸也一一答礼。芸的少女的圆脸上依旧带着天真的表情，脸上脂粉均匀，脑后垂着一根松松的大辫子。

“你们都好，”芸欣喜地笑道。她又对那个修眉大眼、女学生装束的琴说：“琴姐，好久没有见到你了。你怎么不到我家里来看我？”

“我家里有许多事情，妈都要我做。我又要读点书，又跟着二表哥读英文。所以连大舅母这儿也不常来，”琴抱歉似地解释道，她的鹅蛋脸上现出了愉快的微笑。

众人又把芸拥进周氏的房里。周氏正在房里等候她们。芸向周氏请了安，周氏让芸坐下。起初全是周氏跟芸谈话，她向芸问起一些周家的事情。她一面说话，一面摇摆着她的丰满的大脸。

周氏谈起枚少爷的亲事，淑华忽然忍不住插嘴说：“芸表姐，听说你的弟媳妇年纪比你还要大。”

“比我大三岁，二十一岁了，不过是下半年生的，”芸埋下头低声答道。

周氏瞪了淑华一眼，有点怪淑华多嘴。淑华却一点也不在乎。她还说：“我始终不明白大舅为什么这样顽固——”

周氏把眉头一皱，责备地打断淑华的话道：“三女，你说话小心点。你怎么骂起大舅来了？幸好都是自家人，芸姑娘听见不会见怪的。”

“大姑妈，不要紧，三表妹是无意中说出来的，”芸抬起头客气地赔笑道。

淑华微微一笑，她不大在意地说：“人家是无心说出来的，妈倒认真了。不过我总有点替枚表弟不甘心。”

“枚弟自己倒好像不在乎。大伯伯说什么好，就什么好。他本来就是那种脾气，”芸接下去说；“他每天愁眉苦脸的，没有看见他笑过。他不是躲在屋里看书，便是一个人在窗下走来走去，口里念着什么，好像一个人在说话。”

“枚表弟真没有出息！假若是我，我一定不答应这门亲事！”淑华气愤地说。

“三表妹，你倒比枚表弟还着急，”琴噗嗤笑道，连芸也开颜笑了。

“大伯伯说冯家世代书香，又说冯小姐的叔祖父是当代大儒……”芸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被琴打断了。琴插嘴问道：

“是不是冯乐山？”

芸想了想，回答道：“好像是这个名字，我不大记得，听说冯小姐的名字是文英。”

“一定是他！什么事总离不了冯乐山！”淑华愤恨地说。

芸惊讶地望着淑华和琴，莫名其妙地问道：“怎么你们都晓得？冯乐山是怎样的人？”

琴要开口，又止住了。淑华连忙抢着说：“怎么你就忘记了？这位冯小姐本来应该做我们的二嫂的。二哥不愿意，后来亲事便没有成功。想不到还没有嫁出去，现在又送到你们府上了。”淑华的话里带着讥讽的调子，她只顾自己说得痛快，并不管会不会使听话的人难堪。

芸略略皱起眉头。周氏一个人躺在沙发上微微地摇着头，她不满意淑华对芸说这种话，但是淑华的话把她带进回忆的境域里去了，这是一个使人醒后常常会记起的不愉快的梦。于是一阵莫名的忧郁飘上了她的脑际。她不作声了，她想排除这忧郁。

琴也想起一些已经被忘记了的事情。不过她的思想敏捷，她比较容易压下不愉快的念头，她看见沉闷的空气开始在这个房间里升起来，她想打破它，正预备将话题引到另一方面去。

门外响起了脚步声，门帘一揭起，觉民进来了。

“二哥，我们正讲到你，”淑华欣喜地说。

芸看见觉民进来，连忙站起，拢手对他拜了拜，唤一声：“二表哥。”觉民含笑地还了礼。两人都坐下了。觉民便问道：

“三妹，你们讲我做什么？”

“我们讲起冯小姐的事情，”淑华说，她望着觉民微笑。

觉民立刻收起脸上的笑容，声音低沉地说：“我晓得了。枚表弟替我背了十字架。”

“什么十字架？哪儿来的外国名词？我不懂！”淑华故意大声笑道，把众人也引笑了。

觉民刚刚露出笑容，便又止住。他不理淑华，却轻声自语道：“房里闷得很。”他看看窗外。天井里，阳光涂在石板过道上，两旁几盆应时的花在暮春的暖风里满足似地微微摆动，鲜明的红绿色映着日光更加炫目。屋脊上有不少的麻雀。它们吱吱喳喳的叫声中间夹杂着清脆悦耳的八哥的鸣声。

“我们还是出去走走，”觉民向琴提议道。

琴点个头，便站起来，客气地对周氏说：“大舅母，我们想陪芸表妹出去走走。”

“琴姑娘，你不要这样客气。你们就陪芸表妹到花园里去耍吧。天气这样好，把你们年纪轻的人关在屋里头也太忍心了！”周氏面带笑容好心地说。

“我们到花园里头去，”淑华兴高采烈地说。

“到花园里头去，”从淑贞不常发言的嘴里吐出了这一句话。她这一次是没有顾虑地微笑了。不过人若仔细看她的面貌，还可以看出眼角眉尖隐藏着一个寂寞少女的哀愁。

“大姑妈也去吧，我们愿意陪大姑妈耍，”芸站起来有礼貌地邀请周氏同去。

“是的，大舅母带我们去，我们耍得更热闹些。我们今晚上‘劈兰’，请大舅母也加入，”琴凑趣地说。

“我赞成，我们还要吃酒行令，”淑华快乐地大声说。

“不要劈兰，我不要吃你们的‘白食’，今晚上我请客，”周氏感到兴趣地说。

“妈，你请客，我们今晚上就在听雨轩里吃，”淑华高兴地说。

“好，就依你们，”周氏一口答应道，“你们现在先去，我等一会儿来。”她最后开玩笑道：“可是你们不要打架啊！”

琴故意噘起嘴不依道：“大舅母又在笑我们。人家又不是三五岁的小孩子，怎么在一起就会打架！等一会儿一定要罚大舅母吃酒。”

“琴姑娘，你罚我吃酒，我一定吃。不过等一会儿你三表妹、四表妹还要向你敬酒，你也要吃啊！”周氏取笑道。

琴会意地微微一笑，搭讪地说了一句：“我说不过大舅母，”便住了口，陪着芸走出房去。

周氏含笑望着琴的背影，等她们姊妹的影子消失了，她侧头看见绮霞站在旁边，脸上略带焦急不安的神气。她便吩咐绮霞道：“绮霞，现在不要你装烟。你到花园里头服侍小姐们去。你顺便把张嫂给我喊来。”

绮霞巴不得太太有这样的吩咐。她快活地应了一声“是”，便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到外面去了。

淑华走在前面领头，其次是觉民；芸和琴一边谈话，一边跟随着他们。淑贞老是挨着琴走，不肯离开，有时还让琴牵着她的手。这个孤寂的女孩子永远把琴当作她的依靠，只有在琴的身边听见琴的清脆、活泼、有力的声音，她才感到快乐。翠环走在最后，她可以听见琴和芸的谈话。进入她的眼帘的全是悦目的景物：花，草，树，水，山石，小鸟，蝴蝶……。她觉得浑身非常轻快。她的脸上现出了笑容。近几个月来压在她心上的无名的忧郁似乎被一阵轻风吹散了。

这一行人走出松林，到了湖滨。淑华第一个走上圆拱桥，看见对岸天井里有几个小孩蹲在一处。她怀着好奇心，一个人急急地走下桥，经过草地逼近石阶，她才看清楚那是觉英、觉群、觉世、觉人、觉先、淑芬六个人，他们围着一个绿色瓷凳，不知在那里做什么。

“一天不读书，教书先生请来做什么？现在又不晓得在做什么好事。连我都看不惯，那真可以了。如果二姐在这儿，她一定会气坏的，”淑华一个人自言自语道。她忍不住走上石阶大声叫道：

“四弟，你不读书，带着五弟他们在这儿做什么？”

觉世、觉人、觉先和淑芬听见淑华的声音连忙吃惊地站起来。淑芬唤一声：“三姐，”接着带笑地望着淑华说：“他们在捉雀子！”觉英和觉群只抬头朝这面望了一下。觉英不客气地说：“你管不到！”

淑华走下天井，向着他们走过去。她看见觉群的一只手还伸在瓷凳的雕空的大花瓣里面。

“不要做声，”觉世、觉人两个齐声警告淑华道，他们还做了手势。

淑华走到他们的面前。觉群忽然高兴地叫起来：“捉到了！捉到了！”

“快拿出来，”觉英催促道。他的手轻轻地敲着瓷凳。

“快点，快点，捉到几只？”觉世、觉人和觉先齐声说，他们非常兴奋。淑芬也在旁边高兴地跳着，两边脸颊红红的，脑后一根小辫子甩来甩去。

“小心点，不要捏死了，”觉英嘱咐道。

觉群慢慢地把手伸出来，在他的手里动着一个黄毛阔嘴的小鸟的头。觉世马上跑到哥哥跟前去看小鸟。他不住地拉觉群的手。

“给我！给我！”觉英着急地说，他看见觉群站起来，便也站起。觉人和觉先一边嚷着，一边拍掌欢呼。

“五哥，给我看”淑芬跑到觉群面前，伸手去接小鸟。

“雀笼子在哪儿？先放到笼子里头，”觉群不把小鸟交给觉英，也不给觉世和淑芬看，却只顾说话。

“你交给我再说！”觉英不同意，他伸出手去抢。

“我自己拿，是我捉到的！”觉群把身子闪开，不肯把他捉到的小鸟交给他的堂兄。

“你究竟给不给？”觉英生起气来大声问道。

“我不给！不给！”觉群倔强地答道。他看见觉英又动手来抢，便拔步往石阶上跑。

“看你跑得了跑不了！”觉英狞笑道。他将身一纵，放开大步跑去追赶觉群。觉世在后面大声说：“五哥，快跑！”觉人和觉先两个却躲在一株玉兰树下不敢响。

觉群一面跑一面回头看。他跑到草地上就被觉英追到了。觉英用力一扑，把觉群摔倒在地上。他的身子压在觉群的身上，他用两只手去扳开觉群的手，把小鸟抢到自己的手里。觉群在草地上张开大嘴放声痛哭。觉英却拿着小鸟跑上圆拱桥扬扬得意地走了。

觉群从草地上爬起来，一面揩眼睛，一面带着哭声骂道：“我X你妈！我X你先人！”

“五弟！你骂哪个？”坐在瓷凳上看完这场争夺的淑华忍不住大声喝道。

“他做什么抢我的东西？他龟儿子！”觉群大声辩道。

“他抢你的东西，你去告他就是了。他的先人也是你的先人，他的妈也是你的长辈。真没出息，给人抢去了东西，还好意思哭！”淑华教训道。

觉世和觉人便走到觉群的身边，讨好地拉着他的手，对他说：“五哥，你不要哭。我们去告他。”觉先也跑过来了。

淑芬也走到觉群面前，噘起嘴说：“五哥，四哥不讲理，抢东西，我们都不理他！”

“我们去告他，等一会儿我看他挨打，我才高兴！”觉群完全不哭了，他叽哩咕噜地骂着。四个男孩挤在一起走上了圆拱桥。淑芬跟在他们的后面。

琴和芸站在草地上望着湖水在讲话，淑贞自然同琴在一起。翠环也立在她们的旁边听她们谈话。她们两三次回过头看觉英和觉群争吵。

“你看，全是这样的子弟，所谓诗礼人家、书香人家还有什么希望？”琴感慨地说。

“怎么我们看见的全是这种样子？难道就没有好一点的办法？”芸疑惑地说。

“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们定要走那条死路，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们，”琴略带气愤地说。

“死路？我倒有点不明白，”芸惊疑地说。“说不定只有我们几家是这样也未可知。”

“几家？你将来就会看见的，”琴坚持自己的意见说。“自然也有些例外，可是并不多。随便举出几个例子，冯乐山、陈克家，下而至于郑国光的父亲，这班人都是他们所说的什么‘当代大儒’，‘当世奇才’。这班人什么坏事都做得出。除了害人而外这班人还能够做什么？”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大伯伯一定要把他的亲生儿女一个一个送到死路上去。想起姐姐的事情，我心里真难受。现在又轮着枚弟，”芸苦痛地、疑惑地说。她忽然掉过脸求助似地望着琴，声音略带颤抖地问道：“琴姐，你读书多，见识广，你知道多。你告诉我，旧书本、旧礼教是不是害人的东西？就像新人物那样说的。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大伯伯一定要断送姐姐的性命才甘心。”

琴感动地轻轻捏着芸的手，她悲愤地说：“我也不大明白。大概是旧礼教使人变得毫无心肝了。你没有读过一篇叫做《吃人的礼教》的文章？你高兴，我可以给你送几本书去。看看那些书，也可以知道我们生在世上是为了什么，总比糊里糊涂做人好些。那些书有时好像在替我们自己说一样话，你想多痛快。”

“从前二表姐也劝我看新书，我只怕我看不懂，没有敢看，只在她那儿借过几本外国小说，虽然不能全懂，倒觉得很有意思。外国女子比我们幸福多了。我常常听见大伯伯骂外国人不懂礼教。不过从那些小说看来，外国人过得比我们幸福，”芸老实地说。

“在外国，女子也是一个人。在我们中国，女子便只是一个玩物，”琴气愤地接口说。芸的话使她感到一点满意。她觉得芸和她渐渐地接近了。

觉民坐在淑华旁边一个瓷凳上，他安静地看着觉英和觉群争夺那只小鸟。他看见他的两个堂兄弟倒在草地上，又看见觉英站起来跑开了，还听见觉群的哭骂声，他仍旧安坐不动。他的眼光不时射到立在湖滨的琴和芸两人的身上。他看见她们亲密地在谈话，他很满意，并不想打岔她们。后来觉群弟兄走上了圆拱桥，他听见淑华在旁边抱怨他说：“二哥，你坐在这儿一声也不响，你也不来管一下，你要做佛爷了。”他把淑华看了一眼，见她满面怒容，便答道：

“三妹，你管这种闲事做什么？你以为他们在这种环境里头还有希望吗？我有工夫倒不如做点正经事情。”

“看你这个样子，倒好像很高兴他们不学好，”淑华不服气地说。

觉民停顿一下，然后答道：“不错，这也可以给我们的长辈一个教训：害别人也会害到自己。我一定会看到那班人的结果。”

“你这是什么意思？”淑华诧异地说。她留心看觉民的面容，忽然惊恐地问了一句：“你这样恨他们？”

觉民站起来，走到淑华的面前，把手搭在她的肩上，痛苦地说：“你忘记了我们还在他们的掌握里面？”过了半晌他又解释地说：“我恨的还不是他们，是他们做的事情。”

“不，我不怕他们，”淑华挣扎似地说，她还只听见他的前一句话。

“我们也不应该怕他们，”觉民鼓舞地接下去说；“我们走过去吧，琴姐她们谈得久了。”

淑华顺从地站起来。他们兄妹经过石阶走下草地，听见圆拱桥那面有人在叫：“翠环！”

那是绮霞，她跑得气咻咻的，手里还提着一只篮子，她一面在桥上走，一面大声向翠环讲话：“翠环，你们都在这儿，把我找死了！”

“你自己没有弄清楚，还要大惊小怪的，”翠环走去迎她，一面含笑地抱怨道。

“你不要埋怨我，连大少爷、枚少爷也白跑了好多路，”绮霞说着走下了桥。在她后面，桥头上现出了两个人来。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话。一个穿着灰爱国布袍子，那是觉新；一个穿着蓝湖绉夹衫，再罩上青马褂，那是枚少爷。

“大少爷！枚少爷！”翠环惊喜地叫起来。她的叫声惊动了琴和芸，她们看见觉民和淑华正向着觉新走去，她们也就中止了谈话，到桥头去迎接觉新。

两只船从柳树下划出去，像一把利剪剪开了水中的天幕。桨打下去，水面立刻现出波纹，水在流动，同时发出单调的、低微的笑声。桨不住地在水面划纹路，笑声一个一个地浮起来，又接连地落下去碎了。岸边树上送出清脆的鸟声，几种不同的鸟竞赛似地唱着它们的最美丽的歌曲。两只翠鸟忽地从柳树间飞出，掠过水面往另一个树丛中去了。它们的美丽的羽毛带走了众人的眼光。

船篷遮住了头上的阳光，但是并没有遮住众人的视线。温暖的春风吹散了他们心上的暗影。眼前是光明，是自由的空气，是充满丰富生命的草木。还有那悦耳的鸟声，水声，风声，树声。

4

两只船先后从圆拱桥下面流出去。后面的一只（觉新划的那只）不久就追上了前面的，然后两只船并排地缓缓前进。在觉新的船上的人还有觉民和枚少爷，绮霞坐在船尾。另一只船上坐的是芸、琴、淑贞、淑华和翠环；淑华坐在船头，翠环在船尾摇桨。

“你们这儿真好，我真羡慕你们，”枚少爷的苍白脸上忽然露出苦笑来，他带着渴慕地叹息道。

“这有什么值得羡慕，我们也看厌了，”觉民顺口答道，他并不了解枚少爷的心情。

“枚表弟，你高兴，随时可以来耍。你天天来，我们都欢迎，”觉新同情地说，他觉得自己更了解这个不幸的年轻人。

枚少爷摇摇头，神情沮丧地说：“爹不见得会答应。今天要不是大表哥带我来，爹也不会放我出门。”

“为什么不许你出门呢？我们倒以为你自己爱关在家里，”觉民诧异地说。

“爹也是为着我好。他说我身体弱，最好在家里多多将息。去年爹本来说过要我到你们这儿搭馆读书，后来他看见我身体不好，也就不提了，”枚少爷没精打采地解释道。

觉民听见这几句，觉得这不应该是十七岁的青年说的话，因此他不大满意。但是他也并不辩驳，却再问道：

“大舅为什么不请个医生给你看看病？”

枚少爷一时答不出来，他的脸上泛起红色，过了片刻，他才嗫嚅地说：“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病。爹说静养一两年便可以养好。”

“你已经静养了一年多了，现在应该好一点吧，”觉民故意讽刺地说。他暗中责备这个年轻人执迷不悟。

枚停了一下，才搭讪地说：“我觉得已经好了一点。”

觉新害怕觉民还要用话来窘枚少爷，连忙打岔道：“枚表弟，你来划，好不好？”

“我不会，大表哥，你划好了，”枚少爷摇摇头答道。

“那么，二弟，你来划吧，我不划了，”觉新对觉民说，他慢慢地站起来。

在另一只船上，那些少女看见觉民跟觉新交换座位，淑华嘴快，便笑道：“大哥，你怎么就不划了，我正要同你比赛哪个划得快啊！”

“那很容易，你同我比赛好了，”觉民刚刚坐下来，拿起桨挑战地说。

“我不同你比，你划得跟四弟一样，就好像在充军！”淑华逃避地带笑说。

众人都笑了。

“你明明比不过我，你同我比，你只有输！”觉民故意激励淑华道。

“我不信！我就同你比比看，你不要以为我是好欺负的，一吓就可以吓倒！”淑华不服气，昂着头答道。她马上用力动起桨来，把船划到前面去了。

“好，这才像我的妹妹，”觉民拍掌称赞道。他并不想追赶她的船，慢慢地动着桨。

“二少爷，你不去追赶三小姐？”绮霞在船尾问道。

“二弟，不要追，还是慢慢地划有意思，”觉新对觉民说。

淑华划了好一阵，看见觉民没有追上来，觉得有点吃力，汗珠已从额上沁出，两只手上都起了小泡，她便停下桨，大声朝后面那只船说：“二哥，你输了！你不敢追上来！”

后面船上响起了觉民的应声，但是淑华听不清楚。前面，一边是水阁，一边是峻峭的石壁，再过去便是湖心亭和曲桥的影子。“三小姐，我们把船靠在水阁那面吧，”翠环说。淑华没有答话，她在注意觉民的船。正在跟芸谈话的琴忽然顺口答应出一个“好”字。翠环把船拨到水阁跟前，靠在水阁的窗下。那一带是种荷花的地方，到夏天荷花开放的时候，从水阁里望出去，水面全是粉红色的花和绿色的荷叶。

觉民听见淑华的得意的叫唤，他忽然起了兴，向绮霞吩咐一句：“绮霞，你也用点力，我们现在追上去。”他自己也起劲地划起桨来。

两支桨配合得很好，两个人都高兴地划着。觉民也不注意觉新和枚少爷在讲些什么话（他们的声音很低），他满意地仰起头随意看眼前的景物。他的船很快地就流到了水阁旁边。

“二哥，你才来，我已经等了好久了，”淑华得意地嘲笑道。

“这不算，我们现在才开始比赛，”觉民带笑地摇头说。他还催促她：“你快划啊！停在这儿做什么？等一会儿输了不要怪我。”

“不行，你在赖，”淑华笑着不依道。“你停下来，我不同你比了。”

“你不比，我要同你比，我在钓台那边等你，”觉民忍住笑故意激她道。他立刻划起船走了。

“琴姐，你看二哥在欺负我！他说话不算数，你应该教训他一顿，”淑华看见觉民把船划走，没有办法，便向琴报复道。

琴红了脸，含笑分辩道：“三表妹，这跟我有什么相干？你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

“因为二哥只听你的话，你不教训他，哪个教训他？”淑华辩道。

“呸，”琴红着脸啐道：“你越扯越远了。等一会儿看我撕你的嘴！”

“琴姐，你真的要撕我的嘴？”淑华故意戏谑地问道。

“芸妹，你看，她年纪这样大了，还是嬉皮笑脸的。对她骂也不是，打也不是，我真不知道要怎样教训她才好，”琴故意不理淑华，却含笑对芸说。

芸忍不住抿着嘴笑起来。翠环和淑贞也都笑了。

“芸表姐，你不要听她的话，你要上当的，”淑华自己也笑了，她抢先分辩道，“你看她口气好大，二哥还不敢对我说这种话。”她看见琴装做没有听见的样子，只把眼光掉向石壁那面望去，更加得意地对着琴说：“琴姐，我真的要请你教训教训我。我知道我太不懂规矩了。”

“我不配教训你，”琴故意做出气恼的样子答道。

淑华知道琴不会对她生气，便做出乞怜的样子唤琴道：“琴姐，我的亲姐姐，好姐姐，顶好顶好的姐姐……”

琴噗嗤地笑了，回过头来说一句：“喊得好亲热。”

众人也都笑了。淑华却忍住笑继续说道：“妹子不会说话，得罪了姐姐，请姐姐不要见怪，轻轻打几下。我下回再也不敢了。”

“琴小姐，你看我们三小姐说得多可怜，你饶她这回吧，”翠环在船尾带笑地替淑华求情道。

“好，这回饶了，下回定要重重处罚，”琴故意这样吩咐道。

“是，”淑华恭恭敬敬地答应着，过后却低声自语道：“这回饶了，下回当然不会罚的。”她又把众人惹笑了。

“三丫头，亏你一天到晚这样高兴，怪不得你长得胖胖的，你看四表妹倒瘦了，”琴一面责备淑华，一面想起旁边那个说话很少的淑贞，她关心地看了淑贞一眼：脸色的苍白被脂粉掩盖了，但是眼眶、脸颊和嘴唇都显得很憔悴。

芸没有注意到淑贞，她的思想集中在淑华的身上，她附和着琴说：“是呀，三表妹一天到晚这样高兴，真难得。我们有时候想多笑几声也打不起精神。不晓得三表妹有什么好办法？我真想学学。”

“有人恭维我是个乐天派，有人批评我没有一点小姐规矩，有人骂我是个冒失鬼。我自己觉得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气也气我不死，吓也吓我不倒！”淑华自负地答道。她接着便吩咐翠环：“翠环，你快划，我们要走了。”她把船往湖心拨去。翠环答应一声，也划起桨来。

“真能做到这样，倒值得人佩服。不要全是吹牛，那就糟了，”琴激励地说。

“琴姐，你不相信，你等着看吧，”淑华一面摇桨一面答道。

“三表妹，不是我当面恭维人。我觉得你这性情真值得人钦佩，我们都不及你，”芸羡慕地说，她忽然想起：要是她的蕙姐也有这种性情，一定不会得到那样悲惨的结局。于是惆怅浮上了她的心头。

“三表妹的性情的确不错，所以二表哥近来很喜欢她。不过三表妹，你为什么不好好地读点书？这真可惜。其实你应该学学二表妹，那才有出息，”琴正色地说道。

“琴姐，告诉你，我就有点懒脾气，而且害怕拘束。我又没有‘长性’。说读书，读来读去总不见读好，又不晓得要读到何年何月才有用处，自己没有耐性才又丢掉了，”淑华坦白地解释道。

“这种脾气应该改掉。像你这样的人更应该为将来着想。没有知识，单有勇气，是不好的，”琴关心地劝告道。

“可是有了知识没有勇气更不行，”淑华反驳地说。

“三表妹，人家给你说正经话，哪个在跟你开玩笑？”琴皱起眉头抱怨道。

淑华收敛了笑容，诚恳地对琴解释道：“琴姐，我知道这是你的好意，我也知道自己的坏脾气。读书是应该的，不过没有人指教我，而且我们家里又不是一个读书的地方，所以我总提不起兴致来。譬如说读英文，剑云一走，我也就忘记大半了。提起剑云，我也很难过，想不到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她连忙埋下头去。

琴叹了一口气，心里也有点难过，她仿佛又看见了那张瘦脸。过了一会儿，她的脸上又现出了微笑，她亲切地问淑华：“是不是没有人教你？”她接着说：“这是不用愁的，有二表哥在，而且我也可以帮一点忙。你为什么不早对我们说起？我们还以为你自己不爱读书，错怪着你。”

淑华抬起头，红了脸，不好意思地笑道：“说真话，我实在有点懒，我自己不大爱读书。能够免掉更是求之不得，哪儿还会请教人呢？”她停了一下又说：“不过这样混下去，也不好。以后真要读点书才像话。琴姐，你如果肯给我帮忙，那是再好没有的了。”

“这才是我的好妹妹，这才是个明白事理的人，”琴满意地称赞道。她没有注意到偎在她身边的淑贞用了怎样的羡忌、畏怯和孤寂的眼光偷偷地望着她和淑华。

“以后你就是我的先生了。你记住：‘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要反悔啊！”淑华高兴地说，虽然她没有用力划桨，但这时船已靠近了钓台。觉民的船靠在钓台下面等候她们。觉民在船上唤着：“三妹，快来！”

“你在哪儿学来的这种话？不要看旧小说入迷了。我倒不会反悔，只怕你会反悔罗！”琴笑答道。

淑华没有理睬觉民的呼唤，却对琴说：“我说不定过几天就会懒下来，不过你可以提醒我。你现在是我的先生了。”

船靠近石级。觉民听见淑华的话，好奇地问道：“三妹，哪个是你的先生？”

“二表哥，我新收了一个学生，你看好不好？”琴抢着回答道。

“那么我做太老师了，”觉民高兴地说。

“呸！哪个要你来占这个便宜！”淑华对着他啐道。她又问：“二哥，你们为什么不上去？我要上去了，”她突然站起来，要跳上石级去。船向着左右两边摇晃。

“三妹，慢点，”觉新在另一只船上阻止道。

“三小姐，当心点！”翠环叫道。

“三表妹，你坐下来吧，”芸和琴齐声说道。

“不要忙，等我们先上去，”觉民说着马上站起来，一步踏上了石级。他抓着船舷，让觉新也上去，枚少爷现出站立不稳的样子，还是觉新在岸上牵着他的手让他慢慢地上岸。绮霞上来后他们便把船拴在木桩上。然后他们过去帮忙另一只船上的人上岸。淑华已经跳上了石级。觉民仍旧抓住船舷，淑华牵着芸的手，扶着芸上来。琴自己走上岸，她拉着淑贞的手把淑贞引过来，淑贞的小脚走路最不方便。翠环最后提着藤篮上岸，这时觉新和枚少爷已走了好几级石级了。

“我们也上去吧，”琴对芸说，她让芸先走，芸又在谦让。淑华忍不住在后面说道：“你们客气，让我先走吧。”她便挤到她们前面，一个人先走上去。琴和芸相对一笑，也就不再相让了，芸先走一步，琴拉着淑贞的手跟在后面。

她们走上钓台，看见觉新和枚少爷正倚着临湖的亚字栏杆谈话。她们也走过去，就站在栏杆前面，眺望景物。

顶上是槐树的枝叶投过来的阴影。阳光被枝柯遮去了。明镜似的湖水横在台下。水底现出一个静穆的天，天边装饰着浓密的树影。对岸仿佛全是繁茂的绿树，房屋和假山都隐藏在树叶丛中。

六代豪华春去也

更无消息……

从台下飘上来这熟悉的歌声。众人的眼光连忙跟随歌声追下去。

空怅望山川形胜……

他们看见觉民一个人站在湖边石级上昂头高歌。

已非畴昔……

这是淑华的声音，她跟着觉民唱起《金陵怀古》[1]来。觉新也接着唱下去。

于是琴也和着唱起来。芸、淑贞和枚少爷三人静静地听着。翠环和绮霞立在槐树下面低声讲话。

淑华唱完歌，大声向下面唤道：

“二哥，快上来，你一个人站在下面做什么？”

觉民掉转身子仰起头看上面。那些亲切的脸全露在亚字栏杆上，他们带着微笑在唤他，他放下他的未解决的问题（他常常沉溺在思索里，想在那里找到解决别人的问题的办法），极力保持着平静的心境，吹着口哨，沿着石级急急地走上了钓台。

“二哥，你一个人在下面做什么？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上来？”淑华看见觉民走到她身边，便逼着问道。

“做什么？我在唱歌，你不是也跟着我在唱吗？”觉民支吾地答道。

“唱歌为什么要一个人在下面唱？”淑华不肯放松地追问着。

“三妹，你又不是法官，这样不嫌麻烦。我在下面多站一会儿看看景致，”觉民笑起来辩道。

“我看你今天好像有心事，”淑华道。

“三表妹，我们还是唱歌吧，”琴插嘴道。

淑华掉头看了琴一眼，对她笑了笑。

“有心事？”觉民诧异地说，他失声笑了。他暗示地说：“我不会藏着什么心事，我的事情总是有办法的。”

“你说难道我就没有办法？我不相信！”淑华自负地答道。

这样的话倒使觉民高兴，他满意地说：“就是要这样才有办法。一个人应该相信自己。不过太自负了也不行。”

“你看，二表哥跟三表妹斗嘴真有趣，”芸抿嘴笑道，她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

槐树上起了悦耳的鸟声。一股风吹过，树枝把日影搅乱了，几只美丽的鸟飞起来，飞了两三匝，又飞入繁密的枝叶间歇了。

“三表妹，你听鸟都在唱歌了。我们也来唱吧，”琴再一次对淑华说。

“琴姐，你听二哥的大道理！我今天运气真好，又多一个先生了，”淑华起劲地笑起来，拉着琴的手说。

“蠢丫头，这有什么好笑！”觉民看见淑华弯着腰在笑，便伸手在她的头上轻轻地敲了一下，责备道。他又说：“现在我不再跟你说闲话，我要唱歌了。”

“琴姐，好，我们唱什么歌？唱岳武穆的《满江红》好不好？”淑华说。她又望着芸道：“芸表姐，你也来唱，我们还没有听过你唱歌。”

“我实在不会唱，我没有学过；你们唱吧，”芸微微红了脸谦虚地说，她在家里从来就没有机会学习唱歌，并且连别人唱歌也听不到。只有在她跟着家里的人回到省城以后，她的祖母把游行度曲的瞎子唤进公馆里来唱过几次小曲。

“那么你跟着我们唱吧，你慢慢儿就会学会的，”淑华鼓励地说。她正要开口，忽然转身对觉新说：“大哥，你不唱歌？你同枚表弟讲了这么久，有多少话还讲不完？”

觉新和枚少爷两人正靠着栏杆，低声在讲话，他们就讲了这许久。觉新听见淑华唤他，连忙回过头答道：“枚表弟难得来，我陪他多讲几句话。三妹，你们唱吧，我们听就是了。”

“三表妹，让大表哥他们讲话也好，”琴接嘴说，“等我先来唱——‘怒发冲冠’……”

于是觉民和淑华齐声唱起来。后来淑贞也低声和着。充满生命的年轻的歌声在空中激荡。它不可抗拒地冲进每个人的心中，它鼓舞着他们的热诚，它煽旺了他们的渴望。它把他们（连唱歌的人都在内！）的心带着升起来，从钓台升起来，飞得高高的，飞到远的地方，梦境般的地方去。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朝天阙。

《满江红》唱完以后，他们又唱起大家熟悉的快乐的《乐郊》来。

觉新和枚少爷不知不觉间停止了谈话，两人痴痴地望着下面清澄的湖水，好像在那里就有一个他们所渴望了许久的渺茫的境界，他们的心正被歌声载到那里去。

但是歌声停止了。淑华第一个拍手笑起来，觉民、琴、芸都欢欣地笑着。翠环和绮霞两人早被歌声引到他们的身边，这时也带笑地说话了。

还是这一个现实的世界。觉新和枚少爷的梦破碎了。觉新望了望淑华的铺满了欢笑的圆圆脸，他又把眼光掉回来注视枚的没有血色的面容。他悲愤地低声说：“枚表弟，你看他们多快乐。我和你却落在同样的恶运里面。我还可以说值得。你太年轻了。你为什么也该这样任人播弄？”

“我看这多半是命。什么都有定数。爹未尝没有他的苦衷。爹虽然固执，他总是为我做儿子的着想。只怪我自己福薄。如果我不常生病，爹多半会叫我到你们府上来搭馆的，”从十七岁青年的口里吐出来这些软弱的话。他顺从地忍受着一个顽固的人的任性，把一切全推给命运，不负一点责任地轻轻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从这个被蹂躏了多年的年轻的心灵中生不出一点反抗的思想，这使得自称为无抵抗主义者的觉新也略微感到不满了。本来已经谈过了的冯家的亲事这时又来刺觉新的心。并不是这个没有前途的年轻人的幸福或者恶运引起他的过分的关心，是对另一个人的怀念萦绕着他的心灵。他忽然记起一个人的话：“他一个人很可怜，请你照料照料他。”这已是一年前的声音了。说话的人的灵柩还放在那个破旧的古庙里，棺盖上堆起了厚厚的尘土。但是那温柔的，比任何琴弦所能发出的还更温柔的声音至今还在他的耳边飘荡。现在事实证明他连她的这个小小的请求也无法满足了。他眼睁睁地把她送进了棺材，现在却又被逼着看见她的弟弟去走她走过的路。“蕙，你原谅我，”他在心里默祷。眼里包了一眼眶的泪水。枚少爷惊奇地望着他，不知道他为着什么事情掉泪。

“枚表弟，你是真心愿意吗？下星期就要下定了，”觉新忽然痛苦地问道。

枚少爷痴呆地望了望觉新，他的脸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他似乎没有痛苦。他埋下头轻轻地答道：“既然爹要我这样，我也不想违拗他的意思。他年纪大，学问深，也许不会错。我想我的身体以后会好一点，”这些话夹杂在淑华们的歌声中显得何等无力。

觉新的勇气立刻消失了。这答话似乎是他不愿意听的，又似乎是他愿意听的。他不希望枚说这样的话，他的心在反抗。他还觉得他对不起亡故的蕙。但是听见枚的答话，他又觉得这是枚自己情愿的，他不负任何的责任，而且现在也没有援助枚的必要了。这些时候他们两人间的商谈都成了废话。他已经知道了这个年轻人的本心。枚在畏惧中还怀着希望，甚至愿意接受那个顽固的父亲给他安排下的命运。

“那也好，只要你满意，我们也放心了，”觉新放弃了希望似地低声叹道。

“也说不上满意，这不过是听天安命罢了，”枚少爷摇摇头小声答道。这并不是谦虚的口气，他的脸上也没有笑容。他对这门亲事的确没有表示过满意。不过他还信任他的父亲。他平日偷看的闲书又给他唤起了一个神秘的渴望，这个强烈的渴望不断地引诱他。

觉新看见枚少爷的表情，他觉得他有点不了解他的这个表弟，他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观念和感情支配着这个年轻人。但是看见一个年轻人孤零零地走着他过去走的那条路，似乎没有料想到将来会有比他有的更悲惨的结局，这唤起了他的同情（或者更可以说是怜悯），他鼓起勇气最后一次努力劝阻枚少爷道：

“但是你太年轻，你不应该——”

然而他的话被打断了，又是淑华在大声说：

“大哥，你们有多少话说不完？你不唱个歌？枚表弟，你也唱一个好不好？”

“我不会，三表姐，我真不会，”枚少爷红着脸，不好意思地答道。他向着她走过去。

觉新断念似地嘘了一口气。他惆怅地仰起头望天。天是那么高，那么高。他呆了一下，忽然听见觉民在他的耳边温和地唤他：“大哥。”觉民低声问道：“你在想什么？”

“没有，我没有想，”他摇摇头，掩饰地说。

“刚才我在下面想。现在你在这儿想。我们想的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事情。不过这样想下去是没有用的。现在既然是到花园里来耍，大家就应该高兴。你看她们不是都高兴吗？”觉民不相信觉新的话，他只顾自己说下去，他的声音低，除了觉新外别人都听不清楚，他的脸上现出关心的表情，这使觉新十分感动。

“但是枚表弟……”觉新痛苦地说，他的意思是：枚表弟并不高兴。

“你们一直在谈那些事情，他自然不会高兴。你等一会儿再看吧。其实他这个人有点特别，高兴不高兴都是一样，他在这儿我们就不觉得有他存在一样。譬如他的亲事，我们倒替他干着急，他自己却好像无所谓，”觉民说道。

觉新无话可说了，他皱了皱眉头，说：“我的心空虚得很。”

觉民诧异地望着他的哥哥，好像在研究觉新似的，他还未答话，淑华却过来挽住他的手含笑说：“二哥，她们喊你踢毽子去。”

“踢毽子？我不来。我口渴，我要下去吃茶，”觉民推辞道。

“又不是在这儿踢！我们也要下去，”淑华答道。她又对觉新说：“大哥，你也下去踢毽子。”

“我没有工夫踢毽子。今天请佃客，三爸、四爸两个人忙不过来，我也要出去陪一下。你们好好地陪枚表弟耍。晚上妈请消夜我一定来吃酒，”觉新匆忙地说，就先走下去了。

“二表哥，快来，”琴靠在栏杆上，左手捏住自己的辫子，扬着头微笑地在唤觉民，右手向他招着，她又侧过头去跟芸和枚讲话。

“好，我也去，”觉民对淑华说。

觉民走到琴的面前。琴正在讲话，便停止了，对他说：“二表哥，我们刚刚讲好：凡是两个人单独谈话，不管是谁，都不可以。”

天空中响起嘹亮的哨子声，几只鸽子飞过他们的头上。树叶遮住了他们的视线。但是淑华还把头抬起去望天空，她自语似地说：“飞，飞……”这是无意间说出来的，她瞥见了鸽子的白翅膀。

“飞，三妹，你想飞到天空去吗？”觉民故意地问道。

“岂但天空，如果我有翅膀，我连天边也要飞去，”淑华冲口答道。

[1]《金陵怀古》：萨都拉（元朝的蒙古人）作的满江红词，头一句就是“六代豪华春去也”。

5

傍晚，众人聚在听雨轩里，安排饭桌和座位。周氏和觉新都还没有来，翠环划了船出去接周氏。

白日的光线刚刚淡尽，月亮已经升起。天井里还是相当亮。游廊上朱红漆的字栏杆前站着淑华和觉民，他们谈了一些闲话，又走进长方形的厅子里面去了。厅子里正中悬垂的煤油大挂灯燃了起来，灯光透过玻璃窗门往外四射。在屋角长条桌上还燃着两盏明角灯。

琴和芸在安放象牙筷和银制的酒杯碟子，绮霞和枚在搬椅凳，觉民连忙过去给他们帮忙。

“芸表姐，你也动手？”淑华进屋来诧异地说。她走过去抢芸手里的杯筷。

“你自己跑出去耍去了，芸表姐才动手的。我从没有见过主人袖手旁观反而让客人动手的道理！我们都是客人，”琴一面做事，一面含笑抱怨淑华道。

“二哥喊我出去的，我们就没有耍过，”淑华理直气壮地说。“况且琴姐你不算是客人，你是我们一家的。”她自己忍不住噗嗤笑了。

“呸，”琴啐了淑华一口，她又吩咐淑贞说：“四表妹，你看她总是欺负我，你还不来帮我敲她一顿。”

淑贞正帮忙琴把瓜子、杏仁放在两格的银碟子里，听见这句话便抬起头亲密地笑答道：“琴姐，让她说去，你不要理她。”

琴故意称赞淑贞道：“究竟还是四表妹乖，四表妹懂道理。三表妹，你再说，我就不理你了。”

“真滑稽，难道我这么大还要人说我乖？”淑华笑道。她说得众人都笑了。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琴故意赌气说。她们已经把杯筷摆好了，她便离开桌子，向淑华走去。

淑华看见琴走过来连忙跑开。她刚刚跑过觉民身边，觉民轻轻地捏住了她的辫子，他对琴说：“琴妹，我给你捉住了。”

“二哥，你帮琴姐，我不答应，”淑华也不挣开，却带笑对觉民抗议道。

“二表哥，你放开她吧。哪个要捉她？我不过吓吓她罢了，”琴笑道。

“三妹，这几天我太‘惯使’你，你也学会斗嘴了。你看四弟嘴那样滑有什么好处？你不是也讨厌他吗？”觉民放下淑华的辫子，拉着她的一只手，半劝告、半开玩笑地说。

“啊哟，刚刚对人家好一点，就说起什么‘惯使’来了。这样爱讨便宜，真不害羞！当着这许多人给琴姐帮忙，脸皮真厚！”淑华知道她的哥哥现在喜欢她，便放纵地说，而且伸起手指在他的脸颊上划了两下。

觉民把嘴放在她的耳边，说了两三句话，淑华点了点头。

女佣黄妈走进屋里来，问觉民道：“二少爷，现在端菜出来吗？”

“你先把冷盆端上来。菜等一阵下锅，太太、大少爷都还没有来，”觉民吩咐道。

黄妈答应一声“是”，正要走出，觉民又说一句：“黄妈，酒烫好了，也先拿出来。”黄妈又答应一声，便走出去了。

淑贞走到琴的身边，琴正在跟芸讲话，淑华在旁边听着。琴讲完一段话，看见淑华便笑问道：“怎么你又回来了？你不是怕我敲你吗？”

“二哥已经替你赔了罪，我现在饶你了，”淑华正经地说。

琴伸起手在淑华的头上轻轻地敲了一下，又气又笑地说：“这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还有嘞，我替你说出来：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淑华调皮地笑道。

“三表妹，你倒有自知之明，”琴也忍不住笑了。

“琴姐，你要明白，我刚才是在让你，是看了二哥的情面。你再说，我就不让了，”淑华继续向琴进攻，她对争辩的事情感到大的兴趣。

“好妹妹，不要再说了。就算我说不过你，好不好？”琴亲热地拉起淑华的手说。

“琴姐，你还跟我客气？现在大家在一起，正该说说笑笑，”淑华亲密地望着琴答道。“现在不说笑，将来不晓得哪天大家分散了，要说笑也没有人来听你。”淑华的声音里并没有一点感伤的调子。

琴微微皱一下眉头，她惆怅地说：“你为什么说这种话？现在大家都在一起高高兴兴的。”

淑贞坐在紫檀木圆桌旁边一把椅子上，插嘴道：“二姐在上海不晓得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坐电车，看房子走路，”淑华冲口答道。

“这倒有趣味，二表姐的信写得真有意思，”芸称赞道，她的圆圆的粉脸上现出了两个酒窝。她想起了淑英从上海寄给她的信。

“他们现在会不会想到我们在这儿吃酒？”淑贞怀念地说。

“他们怎么会想得到？路隔了这么远！”淑华顺口答道，她的话残酷地打破了淑贞的梦景。

黄妈用一个篮子把四样冷盆提了进来：是凉拌蜇皮，椒麻鸡，火腿，皮蛋。淑华和觉民把它们摆到桌上去。

“二姐不晓得什么时候回来？”淑贞的寂寞的心被怀念折磨着，她痛苦地低声说，她仿佛怀着一个难解的问题，希望别人给她一个答案。

众人不作声，这句软弱无力的话像一阵风吹散了他们脸上的微笑。连心直口快的淑华也被这个平日寡言的女孩问呆了。琴关切地注视着淑贞的瘦脸，她安慰似地低声说：“她总有一天会回来的。”她心里知道她说的不是真话。

淑华不知道琴的心思，她以为只有她才明白这件事情，她开口了：“回来？二姐决不会回来！三爸肯让她回来？不打死她，也要赶她出去。”

“三伯伯就这样狠心？”淑贞恐惧地说，她差不多要哭了。

“你不信，你看吧，”淑华生气地说，她没有注意淑贞的声音和表情。

“三表妹，你不要吓她，你看她要哭出来了，”琴怜惜地庇护着淑贞。

“不会这样！不会这样！”淑贞摇着头赌气似地说。

“做父亲不狠心的你见过几个？你想二姐为什么要走？你想蕙表姐是怎样死的？”淑华争吵似地大声说，她仿佛要把一肚皮的闷气全吐出来。

琴瞅了淑华一眼。枚少爷埋下了头。芸也红了脸。觉民走到淑华身边，把手搭在她的肩头，温和地说：

“三妹，你不要专说这种话。将来的事情哪个晓得？二姐可以回来，三哥也可以回来。社会天天在进步。三爸——”他刚说到这两个字，忽然机警地说：“妈来了，不要再讲这种事情。”他看见翠环提着一盏风雨灯，从山石和芭蕉后面转了出来。

众人的视线全往门外看去。周氏摇晃着她那个相当胖的身体有点吃力地向石阶走来，在她后面紧紧跟着瘦长身材的张氏，张氏的脚是放过的，比周氏的脚大一点，走起路来容易些。

“三婶也来了，”淑华诧异地说。

周氏和张氏进了屋里，觉新也来了。周氏含笑地说：“我把三婶给你们请来了。”

“好得很，三舅母很少跟我们在一起耍过。不过我们不大懂规矩，三舅母不要见怪才好，”琴接口欢迎地说。

“琴姑娘，你怎么这样客气？我只怕我们长一辈的人搅在你们中间会打断你们姊妹的兴致，”张氏谦虚地笑道。

“明明是三舅母客气，三舅母反倒说我客气！三舅母肯来，我们是求之不得的，大舅母，三舅母，你们请坐吧，”琴赔笑道。

“三婶，今天是妈请客，你要多吃酒，”淑华插嘴说。

觉新吩咐绮霞道：“绮霞，你去喊黄妈把酒烫好拿来。”绮霞答应一声连忙走出去了。

“三弟妹，不要客气了，请坐下吧。芸姑娘，琴姑娘，你们也都请坐，”周氏让道。众人还谦让一番，后来才坐定了。

周氏嗑着瓜子跟张氏讲了两句话，她看见众人都现出拘束的样子，便鼓舞地说：“今天我们只算是‘扮姑姑筵’，大家不要顾什么长辈幼辈，要随便一点才好。太拘束了，反而没有意思。”

“是啊，我也觉得要随便一点才好，”张氏附和地说。她又对淑华说道：“三姑娘，你平日兴致最好，爱说爱笑，今天不要因为我同你妈在这儿就显得拘束了。其实我们也喜欢热闹的。”

“我们吃菜吧，”周氏拿起筷子向众人让道。

“大家看，还是大舅母客气，”琴抿嘴笑道。

“大哥，我还怕你不来了，你吃过饭吗？”淑华带笑问道。

“饭吃完了，我才走的。我还跟那个姓李的佃客吃了两杯酒。他们还没有散。三爸还在跟他们讲今年收租的事情。我打起妈的招牌，又说要陪枚表弟，才走出来了，”觉新红着脸兴奋地说；他回过头向门外叫了一声：“酒！”

绮霞和黄妈两人拿了酒壶进来。黄妈对翠环说：“翠大姐，你们两个斟酒。我去端菜。”翠环答应一声从黄妈的手里接过了酒壶，拿着它和绮霞一同到席前去。

周氏看见酒来，便带笑对琴说：“琴姑娘，你说得有理。现在就先罚我吃杯酒。过后我还要跟你划拳。”她把面前的酒杯端起来喝了一大口酒。众人都跟着她把酒杯放到唇边。

黄妈端了第一道菜来，就留在这里。第二道菜是张嫂端进来的。她把菜碗交给黄妈，便又出去，菜碗由黄妈端上桌子。翠环、绮霞两人拿着酒壶到各人面前去斟酒。

吃了两道菜，周氏便对琴说：“琴姑娘，现在划拳好不好？三拳两胜，三次，每次一杯酒。”

“我不敢跟大舅母划，”琴笑着推辞道：“我划得不好。”

“我不见得就比你好，我也难得划拳，”周氏说。

“琴姑娘，你不要客气了。划拳不过助兴。今天大家高高兴兴的，你也不要推辞了，”张氏在旁劝道。

“琴姐，做事要痛快，你怕吃酒，我替你吃好不好？”淑华激励道。

“好，我陪大舅母划。不过我实在不会吃酒，每次吃半怀吧，大舅母觉得怎样？”琴望着周氏说。

“也好，就依你，”周氏满意地答道。她一面又吩咐绮霞和翠环快把酒斟好。她看见两人面前的酒杯都斟满了，便望着琴做了手势，然后把手放出去，一面叫道：

“五经魁首。”

琴也含笑地放出手去，她叫了一个“四喜”。众人感到兴趣地旁观着。

她们两人都划得不大好，不过琴更差些，她的声音也不响亮。划了三下，琴便输了一拳；接着再划四下她又输一拳，便望着酒杯说：“我原说不会划，现在果然输了。”

“琴姐，不要多说，快吃酒，”淑华催促道。

“第一次不算什么，我也划得不好，”周氏高兴地说。

第二次开始，周氏又胜了一拳。

“琴姐，小心点，”淑华提醒道。

“琴妹，我替你划好不好？”觉新忽然自告奋勇地说。

“不要紧，还是我自己划，”琴带笑说。她又把手放出去，划了七八下她居然胜了一拳，接着她又胜一拳。她快乐地说：“大舅母输了。”

“妈吃酒，妈输了，妈可以多吃一点，”淑华得意地说。“绮霞，给太太斟酒。”

“三女，你应该帮我才是，你怎么倒帮起你琴表姐来了？”周氏喝了半杯酒，带笑地埋怨淑华道。

“大嫂，你不晓得年轻人总是帮年轻人，”张氏带了一点感慨地说，她勉强地笑了笑。众人听见这句话，都想起远在上海的淑英来了，连淑华也呆了一下。

“琴姑娘，这一次你一定赢不了！”周氏连忙用这句话来搅动刚刚静下去的空气，她又把手放出去。琴先赢了一拳。周氏也赢一拳。但是最后还是琴得胜了。

“这是大舅母让我的，”琴笑道，她看见周氏又喝了半杯酒。

“琴姑娘的拳很不错。芸姑娘，你跟她划划看”周氏鼓动芸道。

芸正有这个意思，经周氏一说，便对着坐在她旁边的琴说：“琴姐，我们照样划三次。”

琴踌躇一下，然后笑答道：“好，不过我以后再不划了。”

“还有我呢，”觉新在一边静静地说。

“还有我，”觉民也说，他的脸上浮出得意的微笑。

琴诧异地看觉民一眼。他微微地点一下头。

“你也来？”淑华惊奇地说。

“我为什么不来？难道我就不能划拳？”觉民含笑地反问道。

“那么还有我，我也要跟琴姐划拳，”淑华正经地说道。

“你也要划？你几时学会的？”琴奇怪地问淑华。

“我跟你划鸡公拳，”淑华极力忍住笑答道。

“三表妹，亏你说得出。又不是三岁小孩，还划鸡公拳？”琴噗嗤地笑起来，众人都笑了。

芸揩了揩嘴，便催促琴道：“琴姐，我在等你。”

“我倒忘记了，”琴侧过头答道。

“我划不好，你不要见笑，”芸谦虚地说。

这一回她们也是划三次。第一次芸赢了。周氏马上说：“现在芸姑娘要替我报仇了。”

以后两人各胜一次，算来还是芸得到胜利。

“现在该我来了，”觉新看见琴喝了酒，便从容地说。

“不行，我不来，”琴有点着急地说。“我不是赢家，大表哥，你不要向我挑战。你跟芸妹划吧，她的拳比我划得好。”

“大表哥，你不要相信她的话，”芸连忙分辩道，“琴姐比我划得好，她刚才是让我的。”

“拳是芸姑娘划得好一点，琴姑娘也不错，”张氏插嘴说。

觉新望着芸道：“芸表妹，那么我就跟你划，我多半会输给你。”

“这才不错，大表哥真是个明白人，”琴故意称赞道。

“不行，我不会吃酒，”芸替自己辩护道。

“芸表姐，你还说不会吃酒？你脸上有一对酒窝。哪个说有酒窝的人不会吃酒，我不信！”淑华起劲地说，

“芸姑娘，等一下划吧。先吃点菜，免得菜冷了，”周氏拿起筷子劝菜道。

“好，芸表妹，先吃点菜吧，等酒烫来了，我们再来划，”觉新附和着周氏的话。

他们吃了两道菜，酒烫来了。觉新吩咐翠环、绮霞换上热酒，他便开始跟芸划拳。

觉新的声音很响亮，他把脸都挣红了。芸始终带着微笑温和地吐出她的数目。她接连赢了两次，第三次才该她喝酒。

觉新不服输，起劲地说：“这回不算，芸表妹，我们重新来过。”

“你跟琴姐划吧，我划得不好，”芸推辞道。

“你是赢家，大表哥要报仇，当然找你划。况且你酒吃得很少，输给他也不要紧，”琴在旁边怂恿道。

“大姑妈，你看他们都欺负我。你不给我帮忙？”芸撒娇地对周氏说。两个酒窝明显地在她的脸上露了出来。

“芸姑娘，你说得怪可怜的。你不要害怕。你只管多划，你吃不了酒时我代你吃，”周氏笑道。

“好，三表妹，四表妹，听见没有？我们吃不了酒时，大舅母都会替我们吃，”琴立刻对淑华姊妹说。

“啊哟，哪个说的？”周氏笑起来说。“琴姑娘，你当面扯谎。我说的是三女她们吃不了酒时请琴表姐代吃。”

“这样说，大舅母不心疼我了。我真可怜，吃不了酒也没有人肯代我吃，”琴装起乞怜的样子说。

“不要紧，二哥会代你吃，”淑华插嘴道。

“三妹，你为什么无缘无故扯到我身上来？我又没有惹到你，”觉民在对面抗议道，他给琴解了围。

“我说的是真话。琴姐吃不了酒时，你应该代她吃，”淑华故意正色地答道。她却又侧过头去对着琴暗笑地动了动眼睛。

“芸表妹，让他们去开他们的玩笑。我们还是划拳吧，”觉新对芸说。

“不过这回划完了，大表哥要认输才好，”芸天真地抿嘴笑道。

“那自然，输了哪儿有不认输的道理？”觉新爽快地说。

众人都注意地看着觉新跟芸划拳。觉新划得最起劲。结果他赢了两次。

“如何？”觉新得意地说。

芸喝了酒，她的粉脸上略略泛起一点红晕。觉民忽然站起来说：“芸表妹，现在轮到我了。”

芸连忙站起来，带笑地摇头说：“二表哥，我够了，我再不能吃酒了。”

“不要紧，你输了，妈代你吃，”淑华插嘴说。

“三女，你怎么推到我身上来了？你倒不给我帮忙？”周氏含笑地推辞道。“我看芸姑娘再吃一两杯还可以。”

“芸姑娘，我还没有跟你划过，等你跟你二表哥先划了，我也要来试一试，”张氏凑趣地说。

“不行，这样我一定要醉倒了，”芸笑着坐了下来，她有点着急，一时想不出应付的办法。

“那么，芸表妹，你对我独独不肯赏脸了，”觉民故意激她道。

“二表哥，这是哪儿的话？我实在不能吃了，你饶我这回吧，”芸微笑着，略带一点为难的样子恳求道。

觉民的心有点软了。这时琴出来说情道：“二表哥，你看人家在告饶了，你还忍心逼她。放过她这回吧。”

“琴姑娘真会讲话，”周氏称赞道。“做好做歹都是她。逼芸姑娘划拳的是她，现在讲情的也是她。”

“那么应该罚她吃酒，”淑华插嘴道。“二哥，你敬琴姐一杯。”

“为什么该我敬，你自己不可以敬？”觉民反驳道。

“好，琴姐，我敬你一杯，”淑华爽快地端起杯子站起来，逼着琴喝酒。

琴看见推辞不了，只得把自己的杯中酒喝去一半。淑华也喝了半杯，她为了忍住笑差一点把酒呛出来。

琴害怕别人轮流向她敬酒，便向众人提议道：“酒也吃得差不多了。这样吃不大好。我们还是行令吧，再不然唱歌讲故事也好。”

“我赞成行急口令！”淑华接下去大声说。

“急口令也不错。大表哥一定又要做‘母夜叉孙二娘’了，”琴答道。

“行急口令也有意思，”周氏也表示赞同，她还取笑地说：“别人总说我讲话讲得快。行急口令，恐怕我要占便宜。”

周氏这样一说，便没有人表示异议了。于是各人都认定了自己的名字和绰号，开始行起急口令来。

话愈说愈快，笑声愈来愈多。每个人都被罚过酒，不过其中被罚次数最多的是枚少爷和淑贞，这两个寡言怕羞的孩子。两张瘦小的脸发红，两对眼睛畏怯地望着别人。他们羡慕别人，却不了解他们为什么处在跟别人不同的境地。

黄妈端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火腿炖鸡，放在桌子上。

“今天的鸡很肥，佃客下午刚送来的。大家多吃一点，”周氏拿起筷子说。众人跟着把筷子或者调羹放到那个大碗里去。

酒喝够了，菜吃饱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泛起了红云。黄妈把一碗冰糖莲子羹端上桌子。众人的眼光集中在那个大碗里面。酒令已经停止了。大家跟着周氏拿起调羹。甜的汤解了口渴，使人们感到一阵爽快。淑华还觉得不够，觉新喝得很少，他们叫绮霞端上来两杯茶。

“大表哥，你今天酒吃得不少，该没有醉吧？”琴关心地望着觉新问道。

“还好，今天不觉得怎么样，”觉新清醒地答道。

“去年有一回你吃得也不过这么多，那回你却大吐了，你还记得记不得？”淑华笑问道。

觉新好像脸上受到一股风似的，他把头动了一下，看了看淑华，又看琴，看芸。他点一个头，低声答道：“我记得，就在这儿。”

“你在后面天井里吐了一地。……我记得还是蕙表姐看见你吐的，”淑华兴奋地说，她的脸上还带着笑容。她记住的只是那件现在说起来是可笑的事，她并没有去想她所提到的那个人如今在什么地方。

琴瞅了淑华一眼，似乎怪她多嘴，不该提起那些往事，更不该提起那个已经被忘记了的人的名字。淑华却完全不觉得她说了什么不应该说的话。

“我记得很清楚，也是在这儿吃饭……”觉新低声答道。

淑贞忽然打断了觉新的话，她说了一句：“还有二姐。”她的声音里充满着怀念。

这一次仿佛真有一股忧郁的风吹到桌上来，众人都不想开口了。他们的本来不深的酒意被吹去了一大半，留下的地位让痛苦的回忆占据了。他们的心在挣扎，要摆脱掉这些回忆。

觉新却是例外，他也在挣扎，他要捉住一些面貌，把她们从空虚中拉出来。他常常以为他自己就靠着这些若隐若现的面貌在生活。他又说：

“也是有月亮，也是我们这些人。我好像是站在池子旁边，听泉水的声音。我还记得我向蕙表妹敬过酒……”

“是的，我们说是给蕙表姐饯行，”淑华插嘴说，她的声调也改变了。

芸几次想说话，却又忍住了。最后她终于带着悲声说：“姐姐后来回到家里还对我说，这是她最后一次快乐的聚会……”她骤然把以后的话咽住，她想着：现在却又轮到枚弟了。

“蕙姑娘的事情真想不到，”周氏叹息道。她看见黄妈把下饭的菜端上来，便对芸说：“现在也不必多提那些往事。芸姑娘，我们随便吃点饭吧。”

“我不想吃了，多谢大姑妈，”芸客气地答道。

“多少吃点吧，”周氏劝道，她又对琴说：“琴姑娘，你也吃一点。”

“好，我同芸妹分一碗吧，”琴客气地说。

“今晚上要是二女在这儿就好了，”张氏忽然自语地说。

“少个二表妹，大家也少了兴致，”琴接口说。

“其实要不是她父亲那样顽固，二女哪儿会走？都是他自己闹出来的。他现在连二女的名字也不准人提！”张氏气恼地抱怨道。

“平心而论，三弟的确太固执。不过这种事情也是想不到的。二姑娘既然在上海好好地求学，三弟妹，你也就可以放心了，”周氏安慰道。

“不过女儿家在外面抛头露面总不大好，”张氏沉吟地说；“现在她在上海不晓得怎么样？我总不放心。”

“二姐一定比我们过得有意思。不说别的，她连西湖也逛过了，”淑华羡慕地说。

“岂但有意思，她将来一定比我们都有用，”琴暗示地说。她有意用这句话来激励淑华姊妹。

6

席散后，大家谈了一会儿，二更锣响了。枚少爷着急起来，他仿佛看见父亲的发怒的眼睛责备地望着他。他喜欢这个地方，却又不敢多留一刻，只得沮丧地告辞回去。

芸留在高家。她是比较自由的，因为她没有一个严厉的父亲干涉她的行动。她的居孀的母亲又不愿意过分地拘束这一颗渴求发展的年轻的心。芸看见觉新陪着枚走出月洞门，她的心被同情微微地搔痛了。她想：他为什么不应该有自由和快乐？但是没有人替她回答这个问题，她也就不去深思了。

觉新和枚少爷下了船，翠环划着船送他们出去。月亮已经升在高空。水明如镜，上面映出树影，山影，月影。绮霞刚划了另一只船把周氏和张氏送走。一点昏黄的灯光还在前面摇动，但是很快地就消失在树丛中了。从月洞门内飘出一阵笑声。淑华的年轻的、永远愉快的声音抚慰着觉新的疲倦的心灵。笑声渐渐地淡下去，在他的耳边响着有规律的划桨声和私语似的水声。他们的船正往有黑影的地方流去。

“大少爷，要不要把灯‘车’小？”翠环看见月光没遮拦地照下来，觉得那盏风雨灯的红黄光刺着眼睛不舒服，便问觉新道。

“好，你把亮‘车’小点，”觉新点头同意地说。

翠环放下桨，把灯光转小。船中反而显得明亮了。

觉新回头去看后面，岸上像铺了一层雪，月洞门内的山石和芭蕉并不曾遮住从房里射出的灯光。但是船在转弯了。

“大表哥，我真羡慕你们，”枚少爷忽然叹息道。

觉新的脸上露出了苦笑，他怜悯地说：“你今天说过两次了。”

枚又不响了。他痴痴地仰起头望着无云的蓝天。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船逼近了湖心亭和曲折的桥，那里没有灯光，全涂上冷冷的银白色。

“枚表弟，今晚上吃饭的时候你怎么不大说话？”觉新关心地问道：“你没有醉？”

枚埋下头顺口答道：“我没有醉，我在听你们讲话。”觉新不响。枚又解释地说：“我平日在家里就少说话，爹似乎不大高兴我多说话。”

枚少爷的柔顺的调子激起了觉新的反感。觉新只是含糊地答应一声。

船要经过桥下了，翠环警告他们道：“大少爷，枚少爷，要过桥了，你们小心点。”

“晓得，你划吧，”觉新答道。

船过了桥，缓缓地向前流去。钓台已经可以望见。觉新记得他先前还在那上面同枚谈话，给了枚一些关于保养身体的劝告。这个年轻人如今默默地坐在他的对面。他奇怪：他们已经在花园里消耗了一天的光阴了！没有别的声音，除了水波的低语。柔软的月光罩住了一切。山石，树木，房屋似乎隐藏了一些秘密。枚也是，他也是。他好像在梦里。他一定是在做梦，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大表哥，我问你一句话，”枚少爷忽然鼓起勇气嗫嚅地说。

觉新诧异地看他，鼓舞地答道：“你有话尽管说。”

“你一定知道人是为着什么而生的。就是这句话，就是这件事。我想来想去总想不明白。我不晓得人生有什么意思，”枚诚恳地、苦恼地说，他只担心他不能够用语言表达出他这时所想到的一切。

这个意外的问题把觉新窘住了，他想不到就是它在折磨这一颗不曾有过青春的年轻的心。他对这个问题已经是十分陌生了。这些年来，他不曾想过，也不敢想到它。人为着什么而生？人生有什么意思？——他处在这样的环境里，眼看着年轻的生命一个一个毫无理由地被人摧残，他自己所珍爱的东西也一个一个地被人夺去，人们甚至不肯给他留下一点希望或者安慰！他能够说什么呢？他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一个回答呢？他觉得他的略微发热的脸上有了凉意了。

“我觉得活着也没有多大意思。好像什么都是空的，”枚少爷看见觉新不讲话，好像在思索什么似的，他猜想觉新也许没有了解他的意思，因此他又说道：“我想来想去，觉得什么都是空的。人生好像就是空的。”

“空！空！空！”觉新只听见这几个字在他的耳边转来转去。它们逼着他。他着急起来，挣扎地接连说：“不！不！……”过后他觉得清醒了，他把声音放平和一点，他再解释道：“你不要这样想。万事不能都说是空的。”枚注意地望着他，不作声。他又指着天空中的月亮说：“你看月亮就不是空的。它照样地圆，照样地缺。它什么事情都见过。”但是他并没有回答枚的主要的问题。

“我也不晓得是空非空，不过——”枚沉吟地说，“我觉得没有什么事能够使我打起精神。我不晓得我做什么事对，什么事不对……”

“是非当然是很明显的，”觉新插嘴说，他不能够解决大的问题，只有在小处随便发挥一下。这不是取巧，这只是敷衍。他的心又在发痛，回忆又来折磨他。他想逃避，他想从这个问题的拘束中自拔出来。

“我的意思是这样，”枚诉苦似地说，“我想做的事全没有做过。爹要我做另外一些事。我想爹一定是不错的。不过我自己有时又很痛苦。我看见二表哥他们跟我完全不同。他们好像随时都很高兴。他们跟我简直是两种人。我想不通到底是他们对还是我对。可是我常常羡慕他们。”

“那么你为什么不学学二表哥呢？你年纪轻，希望大，”觉新同情地说。

“我怎么能够学二表哥？他知道的东西那么多！我什么都不懂，我只晓得爹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枚绝望地说，他从来就没有自信心。刚才是他自己微微打开他的心灵的门，现在别人正要把脚踏进去，他又突然把门关上。他害怕别人进入他的心灵，看见那里的混乱和空虚。

觉新并不了解枚的心情，还以为枚说的只是年轻人的谦虚话。他仍然同情地劝导枚说：

“其实二表哥知道的也不多。你要学还来得及，他可以给你帮忙。只要你自己有志气。你跟我不同，你比我年轻多了。”

枚悲观地摇摇头说：“你不晓得爹就只有我一个儿子，他不肯放松我。爹反对一切新道理。我想他不见得就会错。我听爹的话听惯了，不照他的意思是不行的。”

矛盾，混乱，软弱……这个年轻人的话里就只有这些东西。觉新不相信他的耳朵，他不明白枚的本意是什么，他想：“难道我真的吃醉了？”他找不出一句答话。他痛苦地想：“我自己是被逼着做那些事情的，我是出于不得已的。这个年轻人呢？难道他真的相信那一切？他甘愿忍受那一切，承认他的父亲并没有做错？”他不敢想。他含糊地答应了两个“嗯”字。

“我没有一个指导我的先生，我也没有一个知己的朋友。爹好虽好，然而他是一位严父，”枚看见他不能从觉新那里得到他所期待的意见，有点失望，他寂寞地说；“姐姐在时，她倒还关心我的事情。现在她又不在了。想起姐姐，觉得什么都是空的，不过是一场梦。她去年此时还同我们在一起，现在她的棺材上尘土堆满了，冷清清地停在城外，地方又不清静，姐夫也不管……”他说得泪水似乎要从他的声音里喷出来，他把嘴闭上了。

觉新听见枚的话，绝望的思念绞痛了他的心。蕙的带着凄哀表情的面颜浮上他的脑际，她含着眼泪对他微笑，她低声说：“大表哥，你要好好保养身体；”她又说：“你照料照料枚弟。”他无可奈何地举头望天，清澄的蓝天中也现出了那同样的面貌。依旧是那一对关切的水汪汪的眼睛。他想：这是最后一个关心我的人了。他哀求原谅地在心里默默说：“你看，我能够做什么呢？你叫我怎么办？”

“大少爷，枚少爷，上岸吧，船靠好了，”翠环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路，赶走了蕙的面颜。她把风雨灯转亮了。

觉新仿佛从梦中惊醒过来似的，应了一声，周围的景象完全改变了。船靠在水阁前面湖滨一株柳树旁边。风雨灯的带黄色的光驱散了四周的月影。柳叶遮住了他们头上的一段天，但是清辉仍然穿过柳条中间的缝隙落到他们的身上。湖水像一匹白缎子铺在地上，有时被风吹着微微地飘动。觉新看了坐在对面的枚一眼，枚的瘦脸白得像一张纸，他虽然不能够看清楚脸上的表情，他也觉得仿佛脊背上起了一阵寒栗。

“好，我先上去，”觉新答应一句，站起来，上了岸。枚少爷站在船中，身子微微摇晃，他露出胆怯的样子。觉新连忙伸手去拉他的手，帮忙他走上岸来。翠环也上了岸，把船系在柳树干上。

翠环提着风雨灯走在前面，觉新和枚少爷在后跟着。他们走过松林，转进一带游廊，廊外一排三间的外客厅里没有灯光。月亮把天井里翠竹和珠兰的影子映在糊着白色宣纸的雕花格子窗上。

“不晓得他们什么时候散去的，”觉新自语似地说了一句。

“大表哥！”枚少爷忽然抓住觉新的膀子惊叫起来。

前面游廊栏杆上一团黑影猛然一纵，飞起来，上了那座藤萝丛生的假山。

“你看！”枚少爷声音战抖地说。

“这是猫儿，你不要害怕，”觉新温和地安慰道，他对这个年轻人的过分胆怯表示着同情。

这的确是一只黑猫，它站在假山上哭号似地叫起来。

“我有点害怕，”枚拊着自己的胸膛低声说。

“这个东西在花园里头跑来跑去，有时候真叫人害怕。我们也给它吓倒过几回。如今惯了，也就不怕了，”翠环在前面说。

“枚表弟，你胆子要放大点才好，”觉新关心地说。

他们出了一道月洞门，走入石板铺的天井。前面还有一座屏风似的假山。

“赵大爷，开门，大少爷送客出来了，”翠环转出假山便大声叫起来。

管园门的老园丁老赵答应一声，便提着钥匙从门前小屋里出来，开了门上的锁，除去杠子，把门打开。翠环先出去吩咐“提轿子”。

袁成从门房里跑出来迎接枚少爷，等着伺候他上轿。

觉新和枚少爷走出园门，轿夫正在点灯笼，他们便站在门口等候。

“枚表弟，今天我们也算谈了不少的话。你的身体究竟不大好，你要好好将息。”觉新看见他们还有谈话的时间，便关心地向他的年轻的表弟再进一次忠告。然后他又放低声音说：“千万不要再看那些不好的闲书。”

“是，我晓得，”枚感激地小声答道。

“你以后有事情，可以找我，我总会帮忙，”觉新继续叮嘱道。

“是，”枚用更低的声音应道。

“袁成，你送枚少爷回去，”觉新看见这个瘦长的仆人弯着背站在轿子旁边，便吩咐了一句。

袁成用他的沙声应了一句，就跑进门房去了。枚少爷还在客气地说：“不必，”袁成已经提着风雨灯走到轿子跟前了。

觉新把枚送到轿前，枚还说了两三句话，才走进轿子去。

轿子已经出了二门，觉新还惆怅地立在那里。他断念地想：又有一个年轻的生命这样地完结了。他觉得心里很空虚，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事。今天似乎断断续续地做了好些梦，现在才渐渐地醒了。

翠环提着风雨灯在觉新的旁边立了一会儿，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她可以猜到有什么不愉快的思想纠缠着他。她同情觉新的不幸的遭遇，她平时就对他怀着相当的尊敬，为了她的主人淑英的出走，她还暗暗地感激他和觉民。这时她忍不住感动地低声说：“大少爷，回去吧。琴小姐她们在等你。”她的声音非常柔和。觉新不由自主地回过头看她一眼。他看到那纯洁的、同情的眼光，他也温和地答道：“现在我就要回去了。”他顺便问她一句：“你没有事吗？”他不等她回答便又说：“三太太恐怕要使唤你，你就从大厅上回去吧。我自己可以划船。”

“不要紧，太太吩咐过让我就在花园里头服侍少爷小姐。大少爷今天一定累了，还是让我把大少爷划过去，”翠环恳切地带笑答道。

觉新想了想便说：“也好，那么难为你了。”

大少爷，你总是这样客气。我们、厂头给你做点事情，还要说‘难为’？……翠环带笑地说。

“这也不算客气。你们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况且你又不是我们这一房的丫头，”觉新淡淡地答道。他看见老赵在上花园正门上的杠子，忽然想起一件事，便问这个老园丁道：“老赵，佃客散了多久了？”

“有好一阵了。四五个人都吃醉了。有个人不晓得为啥子事情哭得好伤心！他只是跟三老爷、四老爷作揖，劝也劝不住。后来还是刘大爷把他拉出去，坐轿子到客栈去的，”老赵嘴一张开，好像就没法闭上似的，唠唠叨叨地说个不休。觉新皱着眉头勉强听完，“嗯”了两声，就转过假山走进去了。翠环默默地跟在后面。

他们一路上再没有交谈过一句话。两个人的脚步都下得很快，不久他们便到了湖滨系船的地方。翠环把灯放下，解开了绳缆。觉新拿起地上的灯走下船去。他坐好以后便又把灯光转小了。翠环也下了船，她拿起桨把船拨往湖心去。

“大少爷，二小姐这两天有信来没有？”翠环划了一程忽然问道。

觉新正望着天空，想着一些琐碎的事情，听见翠环的问话，便埋下头来，诧异地看了她一眼，回答道：“就是前几天来的那封信。二小姐还问起你。你们两个人感情倒很好。”

“这是二小姐厚道。二小姐看得起我，不把我看做底下人。我们也晓得感恩，”翠环带着感激和怀念地说。

这几句话颇使觉新感动。他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见过这同样的话。这决不是第一次。他默默地想了片刻。他明白了，便说：“啊，我记起来了。你去年还跟我谈过二小姐的事。那一趟你一定很不高兴我。你倒是个忠心为主的人。”

“大少爷，这是哪儿的话？我怎么敢不高兴大少爷？”翠环连忙分辩道。“其实要不是靠了大少爷、二少爷同在上海的三少爷，二小姐哪儿还有今天？说起来我倒应该多谢大少爷。”声音清晰，又带温柔，这是从真诚的心里吐出来的话。觉新不觉惊讶地把眼光掉在她的脸上。

翠环正仰起头，她的整个脸沐着月光，略微高的前额上复盖着刘海，发鬓垂在她的面颊两边。两只眼睛充满了憧憬地望着天空，在皓月的清辉下灿烂地发光。整个年轻的瓜子脸现出了一种谦逊的纯洁。

“你感谢我？”觉新起初还惊奇地问道。后来他被眼前的景象感动了。他觉得有一种感情压迫着他的心。他痛苦地想：世界是这样地大，但是他如今什么也没有了。

“这也是二小姐的福气，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厂头，我下回写信去告诉她，”觉新诚恳地称赞道。他的心里又来了不少悔恨的念头。他的思想跳得很快，他想起许多往事，但是总跳不出一个圈子：他仍旧爱这个人间，不过他对自己却完全绝望了。

这不是平常的声音，它泄露了觉新的寂寞、痛苦的心境。翠环也能够了解一点，她也被这真诚的声音感动了。她低声答道：“二小姐有大少爷、二少爷这样的哥哥，倒是她的福气。”

人对别人的关心竟然有这样的深切！她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婢女。然而她比任何人都爱护淑英，连他对淑英也不曾表示过这样的关心。这种不自私的精神却存在于所谓“底下人”中间，他似乎在窒闷中呼吸到一口新鲜空气。但是她是在讥讽他吗？他明明没有权利得到那样的称赞。在惭愧中他增加了对自己的绝望。他痴呆似地沉溺在思索里。

“大少爷，当心！过桥了，”翠环提醒道，她用力划着船从桥下过去。湖心亭似乎压在他们的头上，但是它慢慢地退后了。它静静地立在桥上，关着它的窗，隐藏了它所见到的一切秘密。

“大少爷，二小姐还会不会回来？”翠环又问道，她不知道他这时的心情。她发出这句问话，一则，这是一个时常折磨她的问题，二则，她想打破觉新的沉默。

觉新望着翠环半晌说不出一句话，他只吐了两个“嗯”字。

这对翠环是一个意料中的打击。她以为觉新有的是一个否定的回答。她那一线希望消失了。她带了一点恐惧地再问道：“大少爷，是不是二小姐就不会回来了？是不是真像三小姐先前说的那样，三老爷不要她回来？”

觉新不能够闭口不作声了。他居然勉强地说出自己害怕听的话来：“我看，二小姐不见得就会回来。哪儿有飞出去的鸟还回到笼子里来的？”以后应该还有别的话，他却咽在肚子里了。他在对自己说：我还留在笼子里，我会永远留在笼子里。

“啊，”翠环痛苦地轻轻叫了一声。她再没有机会说别的话了。船到了目的地。她在船上听见了淑华们的笑声。

7

觉新走进里面，刚转过山石和芭蕉，便听见淑华在屋里说话：“别人讨厌我，骂我，说我怎样怎样，我都不管。我的事情跟他们有什么相干？我不像大哥。他是个老好人，他太好了，好得叫人家把他没有办法……”

他觉得后面两句话有点刺耳，他听不下去，便故意咳一声嗽，放重脚步走上阶去。

“大表哥，”琴唤了一声。觉新答应着，走进了屋里。众人的眼光都停在他的脸上。他极力做出平静的神情，好像他没有听见淑华的话似的。

“大哥，真巧，说起你，你就来了，”淑华坦然地望着觉新笑道。她的脸发红，似乎还带着酒意。

“说我？你们说我什么？”觉新故意这样地问，他勉强做出了笑容。

“我们说你太好了，”琴温柔地插嘴道。她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恳求的表情，这是觉新所不了解的。但是觉新却从她的声音和表情里找到了好意的关心。

觉新对她苦笑一下，低声说：“凭良心说，我不配算好人。我对不起别人，我还对不起自己……”他越说声音越低，最后的一句只有他自己听得见。

“大表哥，枚弟走了吗？”芸在旁边问道，这是一句多余的问话，但是她却用这句话来打断他的愁思。

觉新抬起头来，看见芸一张灿烂的笑脸和一对可爱的酒窝。天真的表情给他展示了青春的美丽。连他的枯萎的心也沾到一点活气了。他温和地回答她：“走了。”

“枚弟今天在你们府上总算高兴地耍了一天。他今天还说了好几句话，”芸感谢地说。

“你还说他说了好几句话？”淑华噗嗤地笑起来指着芸说。“我觉得枚表弟简直没有说过话。四妹也不大说话。今天就是我一个人在说话。”

“不错，本来是你的话最多，哪个能够同你比？”觉民在旁边挖苦道。

“自然罗，我的叽哩呱啦是出名的。我有什么话都说出来，总比闷在心里头痛快得多。二哥。你说我对不对？”淑华反而得意地望着觉民说。

“三妹，你今晚上吃醉了，”觉新略微皱起眉头温和地说。

“哪儿的话？我从没有醉过，不信我们再来吃酒，”淑华站起来，一面笑着，一面大声说。“琴姐，我们再来吃几杯好不好？”她走过去拉住琴的袖子，还往琴的身上靠。

“你已经醉了，哪个还同你吃酒？”琴笑着挣脱了淑华的手。她站起来扶着淑华说：“你好生站住，免得跌跤。我喊绮霞先送你回去好不好？”

淑华连忙拿出精神来站立端正。起劲地辩道：“哪个才吃醉了？我明明比你们都清醒。你们都吃醉了。”她趁着琴没有提防，一把抓起琴的辫子拿到鼻端一闻，故意称赞一声：“好香！”琴把身子一转，淑华的手松开了。琴的手伸到淑华的头上轻轻地敲了一下，一面责备道：“你这个顽皮、厂头该挨打了。”

众人都笑起来，淑华笑得更厉害。

“打得不错。琴妹，就请你教训她一顿，”觉民开玩笑地说。

淑华听见这句话便嬉皮笑脸地缠住琴说：“请教训，请教训。”

“你站好，你站好再说，”琴一面说，一面推开淑华的身子。

“我不懂规矩该挨打，请姐姐教训，”淑华故意央求道。

“三妹，好好地站住，不要再闹了，”琴笑着嘱咐道。

“你的二表哥要你教训我，你不能不教训，”淑华还不肯放松琴。

“我的二表哥是你的什么人？为什么只说我的二表哥？他又不是我一个人的，”琴抓住淑华的一句话反驳道。她说出最后一句，自己觉得失言，便闭嘴不响了。

“怎么不是你一个人的？难道我们还喊他做二表哥？”淑华抓到话柄，扬扬得意地说。

“我也喊二表哥，”芸抿嘴笑道。

“芸表姐，你跟琴姐不同，”淑华笑答道。

“怎么不同？你说，”琴勉强做出笑容问道。

现在是觉民来替琴解围了。他不等淑华开口，便先对淑华说：“三妹，你看你只顾闹，把大哥都闹走了。”

众人连忙用眼光去找觉新，房里已经没有他的影子了。

“大表哥到哪儿去了？刚才还在这儿，”琴诧异地说。

翠环从外面走进来，听见琴的话便代答道：“大少爷一个人在后面天井里头看月亮。”

“他又有什么心事？”觉民带着疑虑地自语道。

“我们去找他，我们原说过在这儿看月亮的。琴姐，芸表姐，我们去！”淑华说，便怂恿她们到后面天井里去。她第一个往门外走。

众人都跟了出去。翠环和绮霞留在房里收拾桌上的茶杯。

淑华走到后面天井里，看见觉新背向着她，一个人静静地立在水池旁边。她忍不住大声问一句：“大哥，你一个人在这儿做什么？”

觉新回过头来看她一眼，淡淡地答道：“这儿很清静，我来看看月亮。”

泉水伴着觉新的话，琤琤地流下去。月光照亮了石壁，还给水池涂上一层清辉。觉新的上半身也沐着月光，背微微俯着，动也不动一下，好像是一个画中的影子。这时连淑华也明白又是什么回忆在折磨她的大哥。她便走下石阶。觉民们也都走来了。

淑华仰起头望着天，她觉得一阵一阵的清辉撒在她的脸上，把她的不愉快的思想全吸收去了，同时又抚慰着她的热烈的燃烧似的心。

琴和芸也走到觉新的身边，寡言的淑贞还是跟在琴的后面。觉新听见脚步声便转过身来迎接她们。他亲切地说：“你们都来了。”

“我们来看月亮。”琴答道。

“这个地方一点也没有改变，”觉新低声说。

“去年你还在这儿吐过一次，”琴接口说。

“我觉得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芸怀念地说。

“我也觉得好像就是昨天，甚至是今天的事情。此刻我们都在这儿。只是缺少了二妹同蕙表妹，”觉新低声说，他好像把感情全闷在心里似的。他停了一下，又说：“二妹算是达到了她的目的，她找到自由了。只有蕙表妹真可怜，”他用微笑代替了他说不下去的话。然而大家分辨不出来他是在笑，或者是在哭。

她们仍然沉默。她们努力忍住她们的眼泪。芸比琴挣扎得更费力，她不敢回答一句话，害怕把自己的眼泪招出来。

淑华和觉民在天井里散步。这时他们也走到觉新的身边。他们也听见了觉新的后面的话。

“大哥，过去的事还提它做什么？”淑华同情地劝道。她的悲愤渐渐地升上来了。她又加了一句：“提起来只有叫大家伤心。”

“固然是过去的事情，不过它们是不会完全过去的，”觉新用苦涩的声音说，“今天什么情形都跟在去年一样。枚表弟刚才还向我提起他的姐姐。他说什么事都是空的。现在又轮到他走那条路了。”

“枚表弟的事情又不是由你决定的，这怪不着你，你又何必难过？”淑华接口劝道。

“唉，你哪儿晓得？”觉新叹息道；“蕙表妹曾经托过我，要我照料照料他。我连这点小事情也没有办到。”

“大表哥，这也不是你的错。大伯伯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哪儿肯听别人一句话？姐姐泉下有知，她也不会怪你，”芸听见觉新提起她的死去的堂姐，她觉得心里一阵难过，但是她还勉强压下自己的悲痛的回忆，柔声安慰觉新道。

“枚表弟也奇怪，别人替他着急，他自己倒好像一点也不在乎。假若是我，我一定不答应，”淑华气愤地说。

“你不答应，你又怎样做？”觉民冷冷地插嘴道。

“怎样做？”淑华充满勇气地说。她并没有想过应该怎样做，一时答不出话来，觉得有点窘，但是她马上用另外的话来掩饰：“我一定不答应，看大舅把我怎样？”实际上她还没有想到一个办法。不过她有勇气。她以为这就够了。

“你毕竟是个倔强的孩子，”觉民简单地说了这一句，也不再追问了。他的手在她的肩头拍了两下。

“你们都好，都比我有用，”觉新忽然羡慕地说，他的脸上现出一道微光，但是光马上又淡了下去。他又说：“我是完结的了。”

“完结了？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大表哥，你还不是很年轻吗？你今年才满二十六岁，正是有为的青年，”琴故意惊奇地说，她想提醒他，鼓舞他。

“有为的青年？琴妹，你是不是在挖苦我？”觉新苦笑地说。他不等琴开口，自己又说下去：“我知道你不会挖苦我。不过我实在不配称做有为的青年。像二弟、三弟他们才是的。”

“大哥，你跟二哥、三哥他们有什么不同呢？”淑华插嘴道。这是她所不能了解的问题。

“我是个承重孙，长房的长孙，高家需要我来撑场面。他们哪儿肯放过我？”觉新像抱着无限冤屈似地答道。“有什么事情他们总找我，不会来找你们。你们得罪他们，也是我不好；你们看不起礼教，也是我不对。都要我一个人负责。”

琴和芸一时说不出话，她们被这意外的自白深深地感动了。觉民正要开口，但是淑华却抢先地说了：“我真有点不懂。难道你不可以也像我们这样对付他们？你也不去理他们，他们会把你怎样？”

觉新遇到障碍了。他找不出适当的话来答复淑华。过了半晌他才慢慢地说出了一句：“他们决不会白白放过我的。”

这时轮着觉民开口了：“你为什么这样害怕他们？难道在现在这种时代他们还敢用家法吗？”

“他们不敢用家法。不过他们会用阴险手段，他们会用阴谋，”觉新的声音里夹杂着畏惧、憎恨、苦恼这三种感情。

“大哥，你过去被他们害得够了，所以你才这样害怕他们，”觉民怜悯地说。“我不相信他们用得出什么阴险手段。我看他们不过是纸糊的灯笼。”

“你们不相信也罢。总有一天，等我死了，你们就会明白的，”觉新赌气地说。

“大表哥！”琴关心地、悲痛地唤了一声。觉新回过头来，她差不多呜咽地说：“你不能这样想。”

觉新看见了琴的泪光。眼泪像明珠一般地从她的美丽的大眼里滚下来。他不能忘记这样的几滴泪珠。还有一个人在为他的不幸的遭遇掉泪。他以为他的渺小的生存里已经得不到一滴眼泪的润湿了！他的心里充满着绝望和黑暗。但是这几滴少女的纯洁的泪落在心上，好像撒下一颗春天的种子。他不敢希望会看见它发芽，不过他感到了一线的生机。他那种待决的死刑犯似的心境现在被搅乱了。他好像让人解除了他那简陋的武装似的，他吐出来藏在深心里的话：“琴妹，我难道就不想活？我难道就不想像你们这样好好做一个人？但是命运偏偏跟我作对。我这几年来的遭遇你们都是亲眼看见的。我也并非甘心顺从命运。可是我又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你们应当了解我。我不骗你们，有一天我一个人走到那上面去（他指着石壁），我真想跳到湖里一死干净。但是我又好像听见了你们的声音，我立刻断了那个念头。你们把我拉住了。我实在舍不得你们。”他也掉下泪来。

“我们也何尝舍得你？”琴含泪地说。别人感动地望着他们。淑华很想哭一场。

“我们到那上面去看看，”觉新又指着石壁说。

“现在晏了，不要去吧，”琴连忙阻拦道。

觉新凄凉地一笑，他说：“我现在不会做那种事情了，你放心。要看月亮还是到上面去好。今晚上说了这许多话，人也爽快些。”他说罢第一个踏上了石级。

琴疑惑地看了觉民一眼，觉民立刻用话来回答她：“到上面去一趟也好。我们也应该听听大哥的话。”

淑华的脚步比较快，她跟着觉新走上去了。其余的人也都跟上去。

他们迎着月光走上去，一级一级地登上石级。到了顶上，他们觉得满眼全是清光，没有一点遮拦。三合土的地涂满了洁白的月色，只有他们的影子留下一些黑迹。

一张小小的石头方桌生根似地立在地上，四面放了四个圆圆的石凳。临湖的和靠着听雨轩的两面都装得有铁栏杆。另外的两面，泥土往里伸进去。那不是三合土筑成的地。那里有葡萄架，有假山，有凉亭，有花圃。人从这里望过去，仿佛有一个老画师用秃笔在月光的背景上绘了些花卉和山石。

“这儿真是一个清静世界，”芸不觉赞了一声。

“在这儿坐坐也好，”琴说，她要芸坐下。淑贞第一个觉得疲倦，她也坐下了。

“要是白天在这儿打四圈‘麻将’倒也好，”觉新也坐下来，在桌面上摸了一下，无心地说。这句话的确是不假思索地说出来的。

“大哥，你还想打‘麻将’？……”觉民觉得奇怪地问道。

“啊……我不过随便说一句，”觉新连忙解释道，“我并没有瘾。我讨厌打牌。不过他们总拉我去打牌，牌打得太多了，脑筋里总是洗牌的声音。”他摇摇头，人们不知道他是在表示对自己绝望，还是想摆脱肩上的重压。

“大表哥，你这样敷衍下去，自己太痛苦了。你应该想点别的办法，”琴怜悯地劝道。

“别的办法？”觉新痛苦地念道。他好像不了解这句话的意义似的。接着他又说：“琴妹，你应该了解我的处境，你看我能够做什么呢？”

琴了解觉新的处境，她也知道他能做的事情很多。她正要开口，不，她已经说了几个字，但是有人从下面走上来，有人在唤：“四小姐，”把她的注意力吸引了去，她便不作声了。

来的是春兰和翠环。春兰一上来便唤淑贞，她说着那句不知道说了多少次的话：“四小姐，太太喊你去。”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淑贞同她的哥哥姐姐们在一起的时候，她的母亲常常会差婢女或者女佣来把她唤走。这个小丫头还在自言自语：“这一趟绕个大圈子走来好不容易，差一点儿还绊一跤。”

“四妹运气真不好，在这儿耍得好好的，又要喊她回去，一定又是五婶跟五爸吵架了，”淑贞还没有开口，淑华倒先抱怨起来。

“三妹，你说话要小心点，省得又惹是非，”觉新看了淑华一眼，提醒她道。

“我倒不怕，得罪人也不要紧。四妹真可怜，五婶就这样整天折磨她，也没有人出来说一句公道话！”淑华气愤地顶撞道。

淑贞坐着不响也不动。她呆呆地望着琴的脸，她哀求着：给一点援助。

琴用柔和的眼光爱抚着淑贞的脸庞，她似乎在对这个不幸的少女说：我会给你帮忙。她掉过头看春兰，春兰正走到铁栏杆前，俯着头看下面的景物。翠环也立在那里。

“春兰，你们太太有什么事情喊四小姐回去？”琴问道。

“我们太太刚才跟老爷吵过架，把东西丢了一地，太太还哭过。太太喊四小姐就去，”春兰连忙掉转身激动地答道。

“一定又拿四妹来出气！天下居然有这样的母亲！”淑华在旁边骂起来。

“岂但有，而且多得很，”觉民冷冷地插嘴道，他在答复淑华的话。

“你们老爷呢？”琴继续向春兰问道。

“老爷在喜姑婊屋里，”春兰应道。

“琴姐，我不要去！”淑贞忽然站起来，走到琴的身边，拉住琴的膀子，偎着琴，呜咽地说。

“那么，你就不要去。你去便该你倒楣，五婶一晚上都会骂不完的，”淑华仗义地出主意道。

“这样吧，春兰，你回去说，我留四小姐在这儿多耍一会儿，请你们太太放心，”琴吩咐春兰道。她姑且使用这个办法，她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发生效力。

“是，琴小姐，”春兰恭顺地应了一声。她还站在栏杆旁边，又掉转身去看下面的湖景。她比淑贞只大几个月份，因此她比翠环们更贪玩，可是她却少有玩的机会。

五婶想用喜儿来拉住五爸，哪晓得反而给自己添烦恼？想不到喜儿生了九弟以后，名堂[1]也多起来了！觉新皱起眉头说。

“这不能怪喜儿，应该由五爸、五婶负责。五婶逼她，五爸又给她撑腰，这就够了，”觉民接下去说。他又对春兰说：“春兰，你还不回去？”

“二少爷，我就回去，”春兰连忙转身答道，她又自语地加一句：“回去晏了，我们太太又要骂人了。”她便向着石级走去。

“春兰，你等一下，”觉新忽然吩咐道。接着他又对琴说：“琴妹，我看还是让四妹回去好。五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四妹又不能够整晚不回屋。你要违拗五婶的意思，她会在四妹身上出气的。”

“真正岂有此理！我不信儿女就是父母的出气筒。做儿女的就可以让父母任意打骂！”淑华愤愤不平地说。

“四妹，你还是跟着春兰回去吧，我要翠环也陪你去。五婶的脾气是那样，也只好将就她一点，她也不会十分为难你的，”觉新温和地对淑贞说。

淑贞先前听见琴说留她在这里，又听见春兰说要独自回去，她以为可以不走了，稍微放了心。后来她听见觉新的话，又看见琴不作声，她也明白觉新说的是实话，她知道她的母亲的脾气，她更害怕在这个时候去见她的母亲，但是她并没有逃避的办法。她眼见着希望完全消失了。她还拉住琴的膀子，盼望琴能够救她。

“四表妹，你回去一趟也好。你不要难过。我们将来会给你想办法，”琴抓起淑贞的手，轻轻地捏着它，柔声安慰道。

淑贞不说话，也不动一下，只是埋着头。

“四表妹，你回去也不要紧。我们等一会儿到你屋里去看你，”芸同情地鼓舞淑贞道。

“我害怕，我晓得妈没有好话给我听，”淑贞仍旧埋着头低声抽泣道。

“四表妹，你姑且忍耐一下，我们将来总会给你想办法？”琴安慰她说。

“琴姐，你们总说将来，将来是哪一天？我怕我受不下去！”淑贞抬起头，把嘴一扁，哭着说。

“我们的确应该想一个办法，”觉民带了痛苦的表情点着头说，就转过身走到一边去了。

“可惜我不生在古时候，不能学一点本事。不然我一定有办法”淑华气恼不堪，自怨自艾地说。

琴痛苦地咬着嘴唇皮，她不能给这个孤寂的女孩一个确实的回答。“将来”并不是梦景，她自己确实这样地相信。那一天是一定会来的。但是她真的能够将这个女孩救出苦海，使她见到光明吗？希望是微弱的。她不能欺骗她自己，她也不能欺骗这个十五岁的女孩。话是容易说的，但是要拭去一个女孩的痛苦的记忆，治愈她心上的伤痕，却是困难的了。

“四表妹，你不要这样想，你还年轻得很，”琴勉强地吐出这两句话。她还应该说下去，但是春兰走过来打断了她的思绪。

“四小姐，我们该走了，”春兰催促道。

“四小姐，走吧，”翠环也过来同情地说：“我送你去。”

淑贞知道没有留下的希望了。她只得摸出手帕揩了眼睛，凄凉地说：“我听你们的话，我就去。你们不要忘记等一会儿来看我。”

众人答应了她的这个小小的要求。她带着依依不舍的神情，跟着翠环她们走下去了。

琴站起来。她看见淑华和觉民都靠着栏杆看下面的湖景，便也走到那里去。

湖水静静地横在下面。水底现出一个蓝天和一轮皓月。天空嵌着鱼鳞似的一片一片的白云。水面浮起一道月光，月光不停地流动。对面是繁密的绿树，树后隐约地现出来假山和屋脊。这一切都静静地睡了。树丛中只露出几点星子似的灯光。湖水载着月光向前流去。但是琴的眼光被拦住了：两边高的山石遮掩了湖水，仿佛那里就是湖水的界限。

“哇，哇，哇”从后面发出来这几声沙声的长叹，给人增添了烦恼。

“怎么这时候还有老鸦叫，”淑华惊讶地说。她又听见乌鸦扑翅的声音。

“也许有什么东西惊动了它。三妹，你怕不怕鬼？”觉民悄然说道。

“二哥，你不要吓我。我不怕！我不信鬼！”淑华昂然答道。

“你听，有脚步声，”觉民故意低声说。

淑华倾听一下。她看见芸走过来。但是还有别人的脚步声。她连忙往石级那面望去。

“二表哥，你们讲什么鬼？”芸带笑问道。

淑华噗嗤笑起来，她看见了绮霞的头。她笑道：“明明是绮霞的脚步声。”

绮霞走上来，大声说：“三小姐，大少爷，我给你们端茶来了。是刚刚泡的春茶。”她手里捧着一个茶盘，上面放着茶壶和茶杯。

“我们就要下来了，你不端上来也不要紧，”觉新没精打采地说，他觉得自己快要被那许多不如意的事情压倒了。

“大哥，你何必这样急，我们多耍一会儿也好，”淑华接口道；“难得今晚上大家在一起，都有兴致。”

“好罢，”觉新短短地回答了两个字，就从绮霞的手里接过一个茶杯来。

鱼鳞似的白云渐渐地消散了，天幕的蓝色也淡了一点。只有银盘似的明月仍旧安稳地继续着它的航程。

[1]名堂：即“花样”的意思。

8

觉新和淑华跟着周氏去周家参加了枚少爷的订婚典礼。这就是所谓“下定”的日子。在周家，上一辈的人都很高兴，公馆里各处张灯结彩，贺客盈门。周氏在里面帮忙照料。觉新在外面忙碌奔走，处理各种杂事。只有淑华空闲，她常常同芸在一起谈话，等到女家的抬盒进来，摆在天井里和两边阶上时，她又跟着一些女客和小孩去抢那些精致的喜果。

觉民借了学校大考的理由，没有来参加这个典礼。淑华本来反对枚少爷结婚，但是她在今天的典礼中得到了快乐。芸也常常保持着她的笑靥。枚少爷的苍白的脸上也不时现出兴奋的红色。只有觉新的面容在这天显得比平日更憔悴。

行礼的时候，唢呐声充塞了觉新的耳朵，他先后向着周老太太，周伯涛夫妇，芸的母亲徐氏和枚少爷往红毡上跪下去道喜。他仿佛听见了一个人的隐隐约约的哭声。他忽然觉得自己是在梦里。人们笑着，大声议论着。到处都是欢喜的面颜。枚少爷行了礼站起来，还望着他茫然地一笑。他看见枚少爷的瘦小的身子在宽大、华丽的礼服中间摇摆，他看见那张脸上的近乎愚蠢的欣然的表情，他的心又因为怜惜痛起来了。

周伯涛和枚少爷还在堂屋里向道喜的亲戚还礼。觉新站在堂屋门口，送进他的耳里来的仍然是讨厌的唢呐声和欢乐的笑声。他厌烦地抬起头看看天，看看屋脊。隐隐约约的哭声又在他的周围飘荡，飘过他的耳边，不让他捉住，便飞走了，然后又飞回来，再逃到别处去。他疑惑起来：“难道我是在做梦？难道这还是在一年以前？”

“明轩，明轩，请你去招呼一声，客厅里再摆一桌字牌，”周伯涛堆着一脸的笑容拍拍觉新的肩膀说。

“是，是，”觉新连忙答应道。他看看眼前，一切都改变了。一年前的事已经成了捕捉不回来的梦景。那隐隐约约的哭声是从他自己的心里发出来的：或者是他的另一个自己在为她而哭，或者是他的心里的她（她的面貌今天又在他的脑里浮现了）因为一个人的不幸的遭遇而哭。他现在只有责备他自己：他又一次违背了她的愿望做了使她痛苦的事情；他又一次撇弃了那个孤寂地向他求助的她，做了一个背信的人。但是如今他连悔恨的余裕也没有了。他应该到客厅里去，他应该去照料仆人安放牌桌。他就应该做这些无聊的事情。

觉新只好没精打采地向着客厅走去。

这一天觉新同枚少爷还见过好几面，但是他却没有机会跟枚少爷多谈几句话。这个年轻人似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他的脸上带着喜色，这使人会想到他心里高兴。然而这笑容是模糊的，另外有一层薄雾罩在那上面。别的人只见到喜色，单单觉新看见了薄雾。

但是如今已经太迟了。觉新知道自己不能给枚帮一点忙，空话更没有丝毫的用处。所以他把话全藏在心里，它们就扰乱了他的心。他觉得自己装满了一肚皮的愁闷，无法吐一口气，他就用酒来浇愁。不仅浇愁，他还希望酒能使他遗忘。客厅里的情形跟一年前的太相像了！多注视一次就使他多记起一件事情，一个声音或者一张面庞。他的瘦弱的身子载不起那么多的回忆，那么多的悔恨。他需要遗忘。他需要使现实变为模胡。他需要让自己被包围在雾里。

觉新在席上默默地喝着酒。周围的人对他都变成陌生的了，他有时回答别人的问话，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觉得头有点沉重，觉得席上的人都长着奇怪的面引，又觉得脸发烧。他知道自己有些醉了。但是他不能够退席去休息，而且他还要料理一些事情。他便极力支持着，也不再举起面前的酒杯。他勉强支持到席终人散的时候。这所公馆又落在宁静里。他听到周老太太和周伯涛夫妇对他说道谢的话，又听到二更锣声，他知道现在可以告辞回家了。他的继母周氏已经吩咐了仆人“提轿子”。等到轿夫预备好了时，他便和周氏、淑华两人坐在三乘轿子里，出了这个使他记起许多事情的公馆。

觉新一回到家，便倒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去了。第二天他起得很晚，一天都不舒服，下午也没有到公司去。正好琴来高家玩，他便把她留下，又去请了芸来。淑华、淑贞姊妹自然也来聚在一起。他们在花园里玩了大半天。觉新还叫何嫂预备了几样精致的菜，傍晚他们（再加上从学校回家不久的觉民）便在觉新的房里吃饭。饭后他们就在这里闲谈。他们（除了觉民，他早回到自己的屋里预备功课去了）谈到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情，愈谈愈兴奋，一直谈到夜深，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分开。

早晨，太阳光把觉新的房间照得十分亮。觉新坐在写字台前。他刚刚收到觉慧（他的三弟）从上海寄来的几本新杂志，正拆开包封在翻看它们。淑华陪着她的两个表姐（芸和琴）揭起门帘走进来。她的第一句话便是：

“大哥，你好早！”

觉新站起来，迎接这两个客人。他回答淑华道：“你还说早，送信的都来过了。”

“信？二表妹、三表弟有信来吗？”琴连忙问道，她的脸上露出了喜色。

“没有信。三弟寄了几本新杂志来。大概过两天就有信来的，”觉新答道。

琴瞥见了放在桌上的刊物，她便走去拿起来，先看了每一本杂志的名称和目录。后来她翻开一本杂志，看了印在封面背面的目录。她念出一个题目：《俄国女革命家苏菲亚传》。她接着又激动地说：“这是三表弟写的，这一定是他写的！”

淑华和觉新都争着去看那本杂志。淑华接连嚷着：“在哪儿？”芸也怀着好奇心去看那篇文章。

“你怎么知道这就是他写的？这是一个笔名，”觉新惊疑地说。

“他写文章常常用这个名字，我知道，”琴得意地说。

“给我看看他写些什么，”淑华急切地说，就伸手去拿那本十六开本的杂志。

“等一会儿给你，”琴拒绝道，她拿着这本刊物，翻开一页又一页，忽然停下来，兴奋地念着：

“她在我们的阵营中过了十一年，她经历过不少绝大的损失，全盘的失败，但是她从来不灰心。……不管她如何刻苦自励，不管她如何保持外表的冷静，实际上她却是一个热情的天使。在她的铠甲下面仍然有一颗女性的优美的心在跳动。我们应该承认，女人比男子更赋有这种‘圣火’。俄国革命运动之所以有宗教般的热诚，大半应该归功于她们。……”[1]

琴激动得厉害，声音急，而且发颤，她自己的感情被那些话控制了。她从没有读过这样痛快的文章。

淑华还不大了解这些话的全部意义。但是她也懂得一部分，尤其是琴的声音和态度留给她的印象更深。此外还有一个事实鼓舞她：这是她的三哥写的文章。他会写出这样的话？她有点不相信。她打岔地问了一句：“这真是三哥写的？”

“不，是他翻译的，他引别人的话。这一段话真有力量！”琴答道。她的注意力还停留在这一段话上面。

“苏菲亚，她究竟是个什么人？”淑华好奇地问道。她以前也偶尔听见觉民同琴在谈话中提到“苏菲亚”这个名字。她却不曾问明白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苏菲亚，一个二十多岁的俄国贵族小姐……”琴带着尊敬地答道。

“一个女革命党，”觉新不等琴把话说完（也许是他没有注意到），便用严肃的低声接下去说。

“女革命党？”芸吃惊地说。她听见琴读出那段文章，她还不大了解，那里面有好些新名词。不过她看过一些翻译小说，也略略知道一点西洋人的生活情形。她明白“革命党”这个名词有什么意义。琴的声音和那段文字使她激动，引起她一点幻想。但是“女革命党”这四个字却使她害怕，她的心还不能接受。

“芸妹，你不晓得苏菲亚是个女革命党？”琴故意诧异地说。

“琴姐，我怎么会晓得？”芸奇怪地说，她不知道琴为什么对苏菲亚感到这样大的兴趣。

“可惜你没有看过《夜未央》（去年在万春茶园里演过的），那里面也有一个苏菲亚，虽然是另外一个人，不过都是一类的人，还有那个人人都不能忘记的安娥，”琴只顾得意地说下去，不提防淑华在旁边嚷起来：

“琴姐，你还好意思提起《夜未央》！你请二姐一个人去看戏，也不请我。你现在再说戏好，有什么用处？横竖我们看不到了。”

琴露出带歉意的微笑辩解道：“三表妹，我已经给你道过歉了。那天二表妹在我们家里耍，所以我请了她去看戏，也来不及约你。……”

“还有我，”芸含笑地插嘴道。

“好，又来一个，看你怎样应付？”淑华拍手笑道。

“这跟你不相干，你不要幸灾乐祸！”琴对着淑华啐道。她再回头对芸说：“已往的事不要提了。你要看书这儿倒有。二表哥有一个抄本，我要他借给你看。看书跟看戏是一样的。”

芸还没有答话，淑华又接下去说：“不一样，看书哪儿像看戏有趣！”这句话把觉新和芸都惹笑了。

“三表妹，你怎么专门跟我作对？我去年没有请你看戏，你就记得这样清楚，”琴微微红着脸质问道。

淑华把琴望了一会儿，忽然噗嗤地笑起来。她高兴地辩道：“琴姐，哪个会像你这样小器！我不过逗你多笑两次，让你高兴高兴。哪个不晓得琴姐跟我要好？”

“大表哥，你听，三表妹拿我开玩笑，还说跟我要好，”琴也忍不住笑了，就指着淑华对觉新说：“她这样欺负我，大表哥，你还不敲她一顿。”

觉新这些时候没有说一句话，他羡慕地望着她们。这些年轻的面颜，这些清脆的少女的声音给他带来生命的欢乐。他默默地望着，听着，尽量地享受这种欢乐，好像唯恐他一眨眼，这一切就会完全消失。青春……真诚……欢欣……他仿佛回到了他的某一个时代。他忘记了他周围的苦恼和寂寞。琴的话伴着她的清脆的笑声飘到他的耳边。他的眼睛连忙迎着她的灿烂的笑。他喜悦地微笑了。他预备说话，但是他只来得及唤了一声“琴妹”。

“大哥不会打我！可惜二哥不在这儿。二哥在一定听你的话。琴姐，你怎么不去喊二哥来帮你？”淑华越发得意地抢着说。

琴这一次并没有露出害羞的表情。她倒笑起来，嘲笑淑华道：“三表妹，你好像就只有这个武器一样。说来说去都是这一套话。二表哥到学堂去了，等一会儿就会回来的，用不着我去喊他。”

“琴妹，你饶了她吧，她年纪小，不懂事，”觉新觉得心里轻快了些，也开玩笑地说。

“大表哥，你不好意思打她，等我来，”琴说着便走到淑华面前，在淑华的头上轻轻地敲了一下。

“好了吧，”淑华笑嘻嘻地望着琴说；“琴姐，我给你一个面子，你好下台。”

“三表妹，你这张嘴——”琴故意做出咬牙切齿的样子对淑华说。

淑华忽然抓起琴的手，亲热地捏住它，一面正经地带笑说：“琴姐，我不再跟你开玩笑了，你不要生我的气。”

绮霞从外面进来。觉新看见她便吩咐道：“绮霞，你出去看看卖蒸蒸糕的走了没有，给我们端几盘进来。”

绮霞答应一声便又出去了。

“哪个生你的气？你还是个小孩子，”琴高兴地笑了。

淑华得意地笑了笑，又对琴说：“我们唱歌好不好？”她不等琴答话，便走进内房去。

内房里窗前立着一架风琴，这是觉新在两个月以前买来的。淑华走进内房，搬了一个凳子到风琴前面，自己坐下，昂着头一边按键盘，一边大声唱起来。

琴、芸、觉新都跟着进了内房。琴取下挂在墙上的笛，横在嘴边吹起来。觉新也拿了那支玉屏箫来吹着。这些声音配在一起非常和谐。淑华的声音愈唱愈清朗，好像一股清莹的春水流过山涧，非常畅快地流到远远的地方去；它上面有一个很好的晴天，两边是美丽的山景，还配合着各种小鸟的鸣啭（那些乐器里发出的美丽的声音）。一首歌唱完，淑华接着又唱第二首。

第二首歌唱起不久，淑贞来了。一切仍旧继续进行，她并没有打岔他们。他们一时沉醉在这简单的音乐里，也没有注意到淑贞。后来绮霞用一个茶盘把蒸蒸糕端了进来。小块的多角形的点心上面还冒着热气。绮霞连茶盘一起放在方桌上。桌上靠墙放着的花瓶、洋灯、帽筒等等摆设都是觉新的亡妻李瑞珏的妆奁。这些年觉新就让它们原样地放在那里，从来没有移动过。

绮霞放下糕，便站到淑华背后，看她弹琴。淑贞也在旁边注意地望着，注意地听着。不久这首歌又完了，淑华连忙站起来，第一个走到方桌前去拿蒸蒸糕。

“芸妹，大表哥，你们还不快吃，等一会儿会给三表妹抢光的，”琴含笑对觉新们说。她也走去先拿起一块糕，望着淑贞说：“四表妹，你先吃，”她把它递在淑贞的手里。笛子还捏在她的另一只手中。

“琴姐，难为你，”淑贞感谢道。

“四表妹，你的眼睛怎么了？”琴这时才注意到淑贞的一对眼睛肿得像胡桃一样，便惊问道。

“没有什么，我很好，”淑贞呆了一下，才埋下头低声答道。

“你不要骗我，你又受到什么委屈吧，”琴低声说。

琴的前一句问话把众人的眼光都吸引到淑贞的脸上。他们开始明白那件事情。淑华看见淑贞不肯直说，忍不住冲口代淑贞答道：“四妹昨晚上一定又哭过了。”

淑贞默默地吃着蒸蒸糕，好像没有听见琴的后一句话和淑华的话似的。

绮霞知道的较多，便出来鸣不平地说：“先前听见春兰说，四小姐昨晚哭了半个晚上，五太太又发脾气。连春兰也挨了一顿打。”

淑贞忽然抬起头，眼泪像两根线似地沿着她的脸颊流下来。她用哀求的眼光望着绮霞抽咽地说：“绮霞，你不要再说这些话。”

众人都不作声，他们静静地吃着蒸蒸糕。琴还站在淑贞的身边。绮霞停了一下，好像她不知道怎样回答似的。后来她充满同情地答道：“四小姐，我不说了。”

“四表妹，”琴亲切地、怜惜地唤了一声，便把膀子绕过淑贞的颈项轻轻地搭在淑贞的肩上。她又说：“我们现在先吃蒸蒸糕。你不要想昨晚上的事情。”

“我不想……我晓得想也没有用处，”淑贞无可奈何地小声说。她望了望琴，又说：“琴姐，你不晓得我的苦处。”

琴怜爱地轻轻抚着淑贞的头发感动地说：“你也太软弱了。你要是能够像三表妹那样什么都不在乎也好。偏偏是你处在这样的境地。”

淑贞不作声。她埋下头去。她的眼光触到她的一双穿绣花缎鞋的小脚，她完全绝望了。她觉得心里很不好过，好像有许多根针刺着它，又好像心里有什么东西不住地朝上涌。她咬着嘴唇极力忍耐，但是泪珠仍旧不断地流下来。她摸出手帕掩着嘴唇，泪水渐渐地把手帕浸湿了。

“琴姐，不要再提那些事情。你不吃蒸蒸糕？”淑华知道是什么念头苦恼着淑贞，但是她不能够解决她的堂妹的问题，她甚至不能够给淑贞帮一点忙：除了几句安慰的话外，她什么也不能够带给淑贞。她因此常常感到苦恼。但是她从来不让苦恼蚕食她的心。她永远保持着她的乐观，她的愉快的心情，她的勇气，她的欢笑。她是一个粗心的人，然而她不会让一种感情使她变为糊涂。她不能忍受房里沉闷的空气，她想把忧愁驱散，所以对琴说了这样的话。她站在方桌前，又伸手到盛蒸蒸糕的盘子里取了一块糕，慢慢地放在嘴里吃着。

芸走到淑贞的身边。她递了一块糕给琴，然后柔声劝淑贞道：“四表妹，你不要难过。过去了的事情还是不要多想。多想也只会苦你自己。你听见他们先前唱歌唱得多好听。我今天好好地陪你耍一天，琴姐也陪你。”

淑贞点了点头，含糊地应了一声。她一只手拉着琴的衣襟。掩嘴唇的手帕已经拿开了。

“四表妹，芸表姐的话不错。事情过了就该忘记才是。你尽管放宽心。以后有什么事情我们会给你帮忙。你应该相信我的话，”琴吃完那块糕，也俯下头去劝淑贞道。

“我相信，”淑贞像受了委屈的小孩似地吐出这三个字。

“那么你答应我不要再想昨晚上的事情，”琴看见淑贞听从她的话，便又说了一句。

淑贞又点点头。

淑华端了盘子过来，里面还剩得有三块糕。她对琴说：“琴姐，这是留给你们的。你不吃，我给你端来了。你吃两块，四妹一块，快点吃，就要冷了。”

“难为你亲自端来，不吃太对不起你了，”琴从淑华端着的盘子里拿起一块糕来，带笑地对淑华说。然后她又掉头向着淑贞：“四表妹，你也吃一块。”

淑贞默默地拿了一块糕。

“绮霞，你给我们倒几杯茶来，”淑华高兴地吩咐道，她好像在大雨以后见到了晴天。

淑华把空盘子放回到方桌上去，便坐在风琴前面，一个人弹起琴来。她弹了十多分钟，又停住，唤觉新道：“大哥，你不吹箫？”

觉新立在外面书房里写字台前，拿着一本刊物在翻看。他含糊地答应了一声。淑华诧异地掉头去看他。她看见觉新在看书，又看见琴、芸两人和淑贞都坐在床沿上讲话。只有绮霞在斟好茶以后，走过来站在她背后，看她弹琴。

淑华站起来，走到外面房间，大声说：“大哥，你现在看什么书？还是来弹琴唱歌吧。”

“你先弹，我就来，”觉新敷衍地说。

“什么书有这样好看？等一会儿看也不行？”淑华说着便走过去，看她的哥哥在读什么书。

觉新看的还是那篇关于苏菲亚的文章。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杂志上。他带着心跳地读着。他读得快，但是也没有失去每一段的主要意思。它们使他兴奋，同时又使他担心，他还有一点害怕。这不是为着他自己，他关心他的三弟觉慧（那篇文章的作者）的前途和安全。他以前对那件事就怀着一点疑惧，他疑心觉慧参加了革命的工作，现在他读到这篇文章，他的疑虑被证实了。他在那些热烈激昂的文字中看到了一个苦难的生活的开端。他愈读下去，愈觉得他的推测是确实的了。但是他还希望在后面发见另一种调子，另一种道路，所以他不愿意淑华来打岔他。他摇摇头坚持地说：“三妹，你去找琴姐她们，我看完就来。”

淑华站在觉新的身边，伸过头去看，自语似地说：“原来是三哥的文章。你们看过了，我也要拿去看。”

“你要看？”觉新好像听到什么可惊奇的话似的，他抬起头掉过脸来看了淑华一眼，惊讶地问道。

淑华高兴地答道：“你们都爱看，一定很有意思，况且是三哥写的文章。”

觉新看看淑华，鼓起勇气，低声说：“这种文章你还是不看的好。”

“为什么？你们都看得，我就看不得？大哥，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淑华惊愕地说。她的声音里带了一点反抗的调子。

“我担心三弟已经加入革命党了，”觉新不回答淑华的问话，却只顾说自己所想的。“我看他一定是个革命党。”

淑华在一年前听见“革命党”这个名词，还不知道它的意义，但是现在她却明白革命党是什么样的一种人。不过在她的心目中革命党是奇怪的、缺少现实性的、不可接近的人物。她不能相信一个她如此熟识的人会成为那种书本上的理想人物。因此她很有把握地回答觉新道：“你说革命党？我看三哥一定不是！”

“你不懂，”觉新烦躁地说，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内房里的风琴声又响了。

淑华看见琴在弹琴，也不管觉新还要说什么话，便大声说：“我来吹笛子，”她跑进内房去了。但是芸已经把笛子横在嘴边了。淑华走到琴的身边，想起觉新的话，便拍着琴的肩头，带笑地说：“琴姐，你相信不相信，三哥是革命党？”

琴立刻停手，回过头疑惑地低声问道：“哪个说的？”

“大哥说的，”淑华觉得好笑地答道。

琴两眼望着键盘，低声嘱咐道：“三表妹，你不要对别人说。”

这句话倒使淑华发愣了。她好像碰了钉子似的。她想：琴姐为什么说这样的话？难道三哥真是革命党？

琴弹琴时还掉头去看淑华。她看见淑华木然地站着，像在思索什么事情。这态度，这表情，在淑华的身上是很少见的。她觉得奇怪，便问道：“三表妹，你不唱？”

“啊，我就唱，”淑华惊醒似地答道。她真像从梦中醒过来一般，把革命党的问题撇开不管了。她刚唱出三个字，觉得口干，便走去把方桌上一杯斟好未喝已经凉了的茶端起来喝了两口。她忽然听见一阵吹哨声，声音自远而近，显然是那个人正沿着左厢房的石阶走来。她认识这个声音，便高兴地嚷道：

“二哥回来了。”

果然过了片刻觉民和着琴声、笛声吹着口哨走进了觉新的房间。

觉民看见觉新在看书（这时觉新已经坐下了），他也不去打岔觉新，就走进内房去。不用说他得到众人的欢迎。他站在琴的背后，带着兴趣地看琴的手指在键盘上跳动，一面继续吹口哨。

琴忽然回过头望着他微微一笑，眼光里送出一种问询。他回答她一个微笑，同时点了点头。两人都能够明白彼此的意思。觉民又在琴的耳边低声说：“今天下午要开会，我们一路去，在惠如家里。”

连淑贞也没有听见觉民说话，他的话被琴声掩盖了。然而琴是听见了的，她不但听见，而且她还点一下头作为答复。

[1]这段话是从俄国民粹派革命者斯捷普尼雅克（本姓：克拉夫钦斯基，1852-1895）的名著《地下的俄罗斯》（1882）中摘译出来的。斯捷普尼雅克是《牛虻》作者艾·丽，伏尼契的朋友，她曾受到他的影响。

9

下午琴跟着觉民到他的同学张惠如的家去。张家在一条宽巷子里面，走出巷子便是觉民去学校时要经过的那条大街。

天气很好。琴打着一把阳伞遮住初夏的日光。他们慢慢地走着，好像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一样。几个月前他们有的那种紧张的心情这时已经没有了。他们习惯了那种集会，而且有了一点经验。因此在他们的眼里那些事情的神秘性便渐渐地减低。他们欢迎它们，而且也带着热情地喜爱它们，不过不再用夸张的眼光看它们了。他们到张惠如的家去开会，就像去参加亲友的宴会一样。

他们走到张家门口，坐在竹椅上的看门人站起来招呼他们。觉民照例地问他一声：“你们大少爷、二少爷都在家吗？”

那个熟识的看门人照例恭敬地点一个头，答道：“在家。”他总是这样地微笑着，回答着。

他们放心地走进里面去。他们走进二门，看见张惠如的弟弟张还如站在客厅的门槛上。张还如看见他们进来，便走到大厅上迎接他们。

琴和觉民跟着张还如走进客厅。那里面除了张惠如和黄存仁（他现在是外专的助教了），还有几个朋友：年纪较大的吴京士，演了《夜未央》得到“活安娥”这个绰号的陈迟，从法国回来的身材高大的何若君，在法文学校读书的年轻的汪雍。他们看见琴和觉民，都过来打招呼。

“我们来晏了，”觉民看见房里已经有了这许多人，抱歉地说。

“继舜和鉴冰还没有来，”黄存仁答道，接着他又解释地说：“继舜近来学生会的事情多，他这几天正忙着学生要求收回旅大游行示威的事情，恐怕会来晏点。”

“那么我们要不要等他？”何若君问道。

“现在还早，再等一会儿也不要紧，”张惠如接下去说，“大家先坐下吃两杯茶。”

觉民递了一杯茶给琴，他自己也端起一个杯子喝了两口，听见外面响起脚步声，他知道是方继舜和程鉴冰来了。

来的果然是这两个人。方继舜今年二十八岁，是高等师范学校四年级的学生，面容显得比他的年纪老，不过那种常在的沉毅的表情却使人相信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程鉴冰刚刚过了二十一岁，长得相当清秀。她是琴的低一班的同学，今年暑假前毕业。

“蕴华，你倒先来了，”程鉴冰看见琴，连忙走到琴的身边，亲热地说。

“你在哪儿遇到继舜的？”琴也亲切地招呼程鉴冰，顺口问了一句。

“我就在这条街上遇到他，真凑巧，”程鉴冰笑答道。她又说：“我家里来了一个亲戚，我又不好不陪她。我生怕我祖母不放我走。后来居然给我借故溜出来了。”

“继舜，我还以为你来不了这么早，”黄存仁带笑地对方继舜说。

“我们的会还没有开完，我请假先走了，”方继舜揩着额上的汗珠说。他掉过头向着张还如：“还如，你今天没有去开会？检查日货的事情你得管啊。今天会上已经推定你的工作了。”

“我知道，这是我的老差使，”张还如笑着回答道。

“我们现在开会吧，”黄存仁提高声音说。

“大家先坐下吧，”张惠如说。

“我们还是分开坐，不必坐拢在圆桌旁边，”方继舜说，便在靠窗的一把楠木椅子上坐下。

没有人反对方继舜的话。大家都拣了座位坐下。琴和程鉴冰坐在一面。觉民坐在琴的旁边，不过他们两人中间隔了一个茶几。

黄存仁作主席。他们的会议并不注重形式，各人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每个人坐着发言，跟平常谈话的时候一样。

黄存仁第一个发言。他是以团体总书记的身份说话的。他简略地报告了最近两个月的工作情形。他还提到他们收到多少封来信，发出若干封回信，送出若干小册子。他们的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同情者渐渐地多起来，对他们团体的主张与活动感到兴趣的人也不少。最近还收到一封重庆印刷工人的信。特别是在今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军阀残酷的镇压以后，读者的来信增加了很多。这个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使得许多青年都睁开了眼睛，青年们更不能安于现状了。他们在找寻新的路。所以革命的书报到处受欢迎。很多人写信来要小册子，要新书。好些人要求他们扩充阅报处，或者重演《夜未央》或者别的同类的戏。在比较著名的几个学校里他们撒的种子已经散布在学生中间了。年轻的心很容易被进步的、正义的思想所感动，被献身的热情所鼓舞。他们今天在这个房间里固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团体，但他们并不是孤独的个人。在外面，在那个广大的社会中有很多他们的同道者，而且还有许多人准备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来参加革命的工作。那些人也有同样的愿望，也憎恨一切的不义和罪恶，也憎恨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也追求劳苦人民的幸福。

黄存仁的话点燃了众人的热情，而且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希望。每个人都注意地听着，仿佛这是从他（或者她）自己的心里吐出来的。

黄存仁闭了口，有几个人用充满友爱的眼光望着他。每个人都很兴奋。他们都觉得能够将自己的生命用来为劳苦人民谋幸福，这是美好的事情。

张惠如接着报告团体和各地同性质的团体联络的情形。单是在这个省内这样的团体就有六七个：某县有觉社，某县有人社，某县有光社，某某两县又有明社，最大的便是重庆的群社。在这个省内散布最广的小册子，如《二十世纪的新思潮》、《红潮》、《自由钟》、《五一运动史》等等都是这个团体最近的出版物。群社上个月还派社员到上海去购买印刷机，筹办简单的印刷所。群社的总书记最近来信提议在省城里举行一次大会或者各团体的联络会。那边的人在征求各地同性质团体的意见，如果大家赞成这个提议，接着就要讨论具体的办法。

大会，这就是说许多未曾见面的精神上的友人聚在一起披肝沥胆地畅谈他们的胸怀，——不仅是吐露胸怀，他们还要贡献出他们的年轻人的热诚，和他们的青春的活力，来为他们的唯一的目的服务。这个唯一的至上的目的带着一种崇高的纯洁的美引诱着每一颗年轻的心。为劳苦人民谋幸福，为大多数人，为那些陷在贫困的深渊中的人。这是赎罪，这是革新；毁坏一种旧制度，建立一种新制度；摧毁一个社会，建设另一个社会。用平等与自由代替不义与掠夺，让博爱的光辉普照世界。这些年轻人的思想里有的是夸张，但是也不缺少诚实。他们真心相信自己有着强大的力量，不过他们并不拿它来谋个人的利益，他们却企图给黑暗世界带来一线的光明，使不幸的人得到温暖。他们牺牲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和特殊地位，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安适生活，只怀着一个希望：让那无数的人都有这样的安适生活。这些夸张的思想里含着谦逊和慷慨。它使得这些年轻人在牺牲里找到满足，在毁灭里找到丰富的生命。他们珍爱这思想，也珍爱有着这同样思想的人。这好像是一个精神上的家庭，他们和各地方的朋友都是同一个家庭里的兄弟姊妹。这些人散处在各个地方，还没有机会聚在一处。如今一个希望来了，有人说出了聚会的话，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的消息。每个人的心都因为喜悦而颤动了。对这个提议没有人表示反对，也没有人表示疑惑。

方继舜最先发言表示赞同，不仅是赞同，他还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办法。他说话清楚，有力，而且有条理，很容易被人接受。不用说，没有人反对开大会。但是开会的办法就应该好好商量，譬如赴会代表的数目，经费的筹措，会期的久暂，代表的住处，讨论的事项以及行动的秘密等等都应该在事前有较周密的计划。最后方继舜还提出一个重要的意见。他认为应当把参加劳动运动、接近工人、援助工人的日常斗争等等问题列入大会的主要议事日程。黄存仁热烈地赞成方继舜的意见。他还就“二·七”运动对本省青年的影响这个问题谈了好几句，来证明方继舜的意见的正确。张惠如和觉民也谈了各人的意见。琴也谈出她对大会的看法。她还谈到许倩如最近来信中所描写的广州的新气象。许倩如说：“整个社会开始在变，青年学生和工人都动起来了。”这的确是鼓舞人的好消息。大家决定将这方面的意见写在信里寄给重庆的群社。他们还说明：在必要时也可以派人到重庆去商量。张惠如负责起草信稿。觉民、琴和程鉴冰担任抄写的工作。这样的信函都是用暗号写的，暗号密码的种类不少，写信读信都要花一些工夫，一个人写成或译出总要经过另一个人的校阅。琴和程鉴冰常常做这种校阅的工作。所以张惠如把起草回信的工作答应下来以后便对觉民说：“我等一会儿就把信稿交给你，你和蕴华用五字号码译好寄出去。”蕴华是琴的名字，五字号码便是指每隔四个字嵌一个原字的办法。

“好，”觉民照平常那样地带笑答道。这样的事他们做过已经不止一次了。他又侧过脸望着琴笑了笑，他说：“今晚上你又不能回去了。”

“那么喊袁成到我家里去告诉妈一声，我本来说过今天要回去的，”琴低声说。

觉民点一下头，回答了一句：“我知道。”

接着张还如报告刊物的情形：《利群周报》快出到两年了，销路最近增加到两千以上，长期订户也超过了三百；重庆文化书店来信表示每期可以包销三百份以上，还有两三个县里的学校贩卖部也来信批销若干。销路逐渐扩大，收入逐渐增多，刊物的前途很有希望。

这样的简单的叙述也给这些年轻人带来鼓舞。在刊物销数的增加中他们看出来许多不相识的读者的同情。从一些看不见的处所，从一些看不见的人那里，同情不断地来，这全是对于他们的呼吁的答复和实际的响应。年轻的心容易了解而且相信年轻的心，所以他们重视这些同情。年轻人永远怀着高飞的雄心，因此哪怕一线的光明和希望也可以鼓舞他们走很远的路程。

在张还如之后方继舜便以周报总编辑的身份来说话。他报告了一般的情形。他谈到第三年的计划；他还举出一些读者的意见，提出他的改革的方针。他要求没有参加编辑工作的朋友们尽量地批评周报的内容，对改革的方针也多贡献意见。

这一次说话的人较多，大家很坦白地说话，讨论问题。没有人对周报不满意，但是每个人都希望周报办得更精彩。众人听说上海和重庆都有一批稿子寄来，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琴说话不多，这时她却提供一个意见。她问众人有没有看见觉慧那篇关于苏菲亚的文章，她主张把它转载。她还说，应该将这种文章多多传播，使那些只知道爱伦·凯和与谢野晶子[1]的人明白妇女解放运动在这以外还有新的天地。

“觉慧的文章吗？我读过了，很痛快！我赞成转载它。觉慧在上海容易找这些材料，我们这里什么都缺少，”方继舜兴奋地答道。

程鉴冰和吴京士还没有读过觉慧的文章，他们热心地询问文章的内容。

“我们的刊物就需要这种带煽动性的文章，就需要这种革命家的传记，”张惠如叙述了《苏菲亚传》的内容之后，还激动地说了上面的话。

“那么写信去叫觉慧和别的朋友多寄点这类文章来，”觉民提议道。

“很好，觉民，你今天晚上就写信去叫觉慧寄文章来，我不另外写信了，”方继舜用坚定的声音说。他说话常常用这样的声音，他这个人做事很少有过犹豫。他思想快，决断快。他接着又高兴地说：“我们的周报有办法。有了这些好文章，还愁不会感动读者！”

“你自己下期有什么文章？”张惠如在旁边问道。“你不能因为别人的文章多，你就不写啊！”

“我在写一篇短东西，又是跟‘五老七贤’[2]捣乱的，”方继舜笑答道，他想到了那几段骂得痛快的地方。

“好得很！我们刊物好些时候没有骂他们了。他们近来又嚣张起来，总是向某公某帅拍电报，说那种肉麻的话，而且还把电报拍到省外去了。真讨厌！”张惠如听说要骂“五老七贤”觉得痛快，就带笑地说。

“他们似乎对我们开始注意起来了。我听说冯乐山最近写信给‘高师’校长要他注意学生的思想问题，说是有过激派混在里头捣乱，”方继舜改变了语调说道。

“那么他一定也会写信给我们的校长，等我到学校里去打听看，”陈迟气愤地说。

“你们‘外专’没有问题，廖校长本来就是个新派，他兴许不会听他们的话，跟我们的校长不同，”方继舜说。他的脸上又露出轻视的微笑，接着说下去：“其实，这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并没有多大的力量。”

“我也是这样想。他们已经是垂死的人了，我们却正在年少有为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够跟我们比？”张惠如充满自信地说。

“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商量商量，就是我们周报的两周年纪念会，”张还如大声地说，唤起了众人的注意。

“不错，这应该提出来大家讨论，日期离现在只有两个多月，我们平日工夫又不多，”方继舜接着说。

这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周报好像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大家辛辛苦苦地抚养了“他”。第一个孩子夭亡了，他们记得“他”是在怎样的情形下面死去的。现在第二个孩子居然看见了阳光，比较畅快地呼吸着空气，经历了一些苦难，终于逼近了“他”的第二个生日。“他”的存在也是精力、坚忍、困苦、以及信仰和友情的凭证。仿佛是“他”把他们联系得更密切。“他”给他们带来安慰，“他”增加了他们的自信，“他”消耗了（或者更可以说是吸收了）他们的纯洁的力量。“他”的生日不是寻常的日子，他们都以为应该好好地举行一次庆祝的宴会。在这些日子里他们就常常谈起这件事情。如今日期近了，他们应该坦率地发表意见。

每个人都兴奋地发言。没有人隐藏着什么或者不感到兴趣。他们推举了筹备委员。张还如、黄存仁、高觉民、张蕴华（琴）、程鉴冰被推举出来担负这个责任。谁也不推辞，他们找不到推辞的理由。

那一天应该举行庆祝的欢宴。但是他们愿意邀请一些同情者和给刊物直接、间接帮过忙的人来同乐。应该有游艺的节目，应该赠送纪念的特刊，应该将刊物大量推销，应该编印新的小册子。大家都激动地想到那一天的情形。

正式的会议暂时结束了。有事情的人先离开。纪念会的五个筹备委员便留在张惠如的家里继续讨论。张惠如虽然不是委员，也留在客厅里旁听，还不时往内外奔走给客人拿茶水和点心。

五个人热心地而且快乐地谈着。这里没有争辩，每个人轮流地增加一些新的意见。这些意见互相补足，融合成一贯的主张。五个人的意见终于成为一致的了。

纪念刊由方继舜编辑；游艺节目改为演剧。邀请同情者和友人参加。名单由黄存仁与张惠如根据通信等等决定。纪念刊的印数应该增加一倍，在报上刊登广告免费赠阅，还托人在各学校里散播。至于会场的选定和租借，议决由黄存仁和张惠如弟兄负责；小册子的编印却是觉民的职务（这个工作并不烦重，只是选出几篇旧文章编好付印罢了）。在这一次的会议里，他们（五个筹备委员）把重要的事情完全解决了。

会议完毕，张惠如弟兄挽留众人在他们的家里吃午饭。琴想到这时在高家等候着她的芸和淑华姊妹，便推辞了，觉民也坚持要回家。张惠如弟兄虽不再挽留，但是程鉴冰还依恋地拉着琴讲话。觉民和黄存仁也就安静地等待着，不去催她们。她们的话一直讲不完，张惠如的姐姐叫老女仆端了面出来。众人只得围着圆桌坐下吃了面。

“惠如，你们的姐姐真好，”觉民吃完面，放下碗，羡慕地称赞道。

张惠如笑了笑，得意地说：“她很喜欢你们。她觉得你们都是很好的人。她常常要我留你们在我们家里吃饭。”

“我们姐姐待我们的确不错。不过她如果晓得我们在干这些事情，她一定会吓坏的，”张还如说着，张开嘴哈哈地笑起来。

“她就不会晓得吗？”程鉴冰关心地问。

“她怎么会晓得？她以为我们信的是什么外国教，像耶稣教那一类的。她想读外国文的人信外国教总是不要紧的。她还夸奖我们很规矩，”黄存仁带着温和的微笑插嘴说，他从小就认识张惠如，他知道张家的情形。

这几句话使得众人都笑起来。

“你现在热天还穿棉袍吗？真亏得你！”程鉴冰忍住笑问道，她听见人说过张惠如热天穿棉袍的故事。他没有钱缴纳周报社的月捐，热天穿着棉袍出去，把棉袍送进当铺去换钱。这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不必当衣服了，”张惠如高兴地笑答道，“我可以向我姐姐多要钱，她总给的，她这一两年很相信我们。”

“你说话小声一点，不怕会给你姐姐听见？”琴止住笑担心地说。

“不要紧，近来她的耳朵不大好。而且她很相信我们，不会偷听我们谈话，”张还如放心地笑答道。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张惠如一面笑一面说，“以前我姐姐常常劝我结婚，她甚至于想给我订婚。我没法应付她，就说读外国文的人相信外国式的自由恋爱。她也就不再说给我订婚的话了。不过近来她的老毛病又发了，她缠着我问我有没有称心合意的女朋友，为什么不打算结婚。她把我缠得没有办法，我就把去年演完《夜未央》我和陈迟两个照的相片拿给她看，说我已经有了女朋友。她倒很相信，还很高兴。她还说她喜欢这位小姐，要我请她到我们家里来吃饭。你们想想看，这是不是有趣的事？”

张惠如还没有说完，就快要把众人笑倒了。

“那么哪天就让陈迟扮起来到你们这儿吃饭，看你姐姐怎样？这一定很有趣，”程鉴冰抿嘴笑道。

“这恐怕不大好，玩笑开大了一旦露出马脚，不容易收场，以后她就不相信我们了，”黄存仁仍旧带着温和的微笑摇摇头说。

程鉴冰还要说话，那个老女仆端着脸盆进来了。

“王妈，我们自己来绞脸帕，你再打一盆水来，”张惠如温和地对老女仆说。他看见王妈把脸盆放在茶几上，盆里有两张脸帕，便请琴和程鉴冰两人先洗脸。她们的话题就这样地被打断了。

王妈端了第二盆水进来，其余的人都先后洗过了脸。客人们要告辞了。他们还谈了一些话，并且讲定了下次会议的日期。

走出张家大门，客人跟主人告了别。琴和觉民同行，程鉴冰应该一个人回家去。黄存仁本来打算留在张家，这时听说程鉴冰不坐轿子，便自告奋勇地说：“鉴冰，我送你回去。”程鉴冰高兴地答应了。他们四个人一起走了两条街，在一条丁字路口应该分手了。在街口有一个轿铺，琴和觉民就在那里雇了两乘轿子回家。程鉴冰和黄存仁看见他们上了轿，然后转弯往另一条路走去。

[1]爱伦·凯（Ellen Key，1849-1926）是瑞典的作家和女权运动家，她写过好些关于儿童福利、恋爱、结婚和两性问题的书。与谢野晶子（Yosa no Akiko，1878-1941）是日本的拥护女权的诗人和批评家，《新青年》杂志译载过她的《贞操论》。

[2]五老七贤：这十二个人都是本省的名流和绅士。

10

琴和觉民回到高家，轿子停在大厅上。觉民轻轻地吹着口哨，他们慢慢地转过拐门往里面去。

里面很静，他们看不见一个人影。觉民惊奇地说：“怎么这样清静，人都到哪儿去了？”

“大概都出门去了，你不看见大厅上轿子都没有了？”琴接口道。

“大哥不是说今天不出去吗？”觉民疑惑地说。

“那么一定是大舅母坐出去了，”琴顺口答道；她又说一句：“我们先到大表哥的屋里去。”

他们一直往觉新的房里走。他们的脚刚踏上过道的地板，一阵低微的语声便传进他们的耳里来。

“怎么他们在屋里？”觉民诧异地说。他们揭开门帘走进去。

觉新端坐在活动椅上，淑华和芸两个人站在写字台的另一面，淑贞把身子俯在写字台的一个角上，两肘压住桌面，两手撑着她的下颔。绮霞站在淑贞的旁边。淑华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看见了觉民和琴，她的脸上立刻露出喜色，但是她不说话，却做一个手势叫他们不要作声。

觉民和琴默默地走到写字台前。他们起初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一到那里他们便完全明白了。

觉新闭着眼睛，仿佛睡着了似的，他的两只手压在一个心形的木板上面。木板不过有他的两只手合拢起来这样大。下面有两只木脚，脚尖还装得有小轮。心形的尖端有一个小孔，孔里插了一支铅笔。手推着木板，让木板的轮子动起来，铅笔就跟着轮子动，不停地在纸上画线写字。这块木板叫做“卜南失”，是五六年前流行过的一种“玩具”[1]。觉民自己也曾跟着别人玩过它，但是如今他不再相信这样的把戏了。

“姐姐，你看得见我们吗？”芸含着眼泪呜咽地说，两只眼睛一直跟着木板上插的铅笔动。

卜南失在纸上动来动去，人们只听见轮子滚动的声音。

“想！想！”淑华在纸上注视了一会儿，忽然大声叫起来。

觉民走到淑贞背后，淑贞掉过头看他一眼，严肃地低声说：“蕙表姐来了。”

觉民不回答淑贞，却侧过头去看芸。亮的泪珠沿着芸的粉红的脸颊流下来，她的眼光带着一种复杂的表情，她似乎是将她一生的光阴用来看眼前这块木板和它在纸上画的线条与不清楚的字迹。觉民立刻收敛了他的笑容。他又看琴，琴也送过来同情的眼光。

“姐姐，你晓不晓得我们都好？婆、大妈、妈她们还常常提到你。枚弟也要结亲了，”芸带泪地对着卜南失说，好像真正对着她的姐姐讲话似的。

铅笔动得厉害，芸看不出一个字。淑华忽然嚷起来：“我，这是‘我’字！”

芸顺着笔迹看，果然看出一个“我”字。卜南失写了两个“我”字。便乱画起来，然后又在写字。

“难字！”淑华又在嚷。

“过，这是‘过’字，”琴声音苦涩地说。

“我难过！”淑华痛苦地念道。

“姐姐，姐姐，你不要难过！你有什么话尽管对我说。我在这儿。你看得见我吗？你有什么事情到现在还要难过？像我们这样要好的姊妹，你不该瞒我……”芸悲声说，她的脸上满是泪痕，她不转眼地望着卜南失。

淑华掉下几滴眼泪。淑贞不住地用手帕揩眼睛。连不相信这个把戏的琴也觉得眼睛湿了。

“往……”淑华在报告第一个字，她还接着念下去：“往……事……不……堪……口，不对，是……回……首。她说的是：往事不堪回首。”

“不堪回首，”芸痴迷似地念道，接着自己又说：“真是不堪回首了。”她对着卜南失再问道：“姐姐，我们姊妹还可以见面吗？”

卜南失写了“不知”两个字，以后又写了“枚弟苦”三字。

“奇怪，她都晓得！”淑华惊异地说。

“姐姐，那么你保佑保佑枚弟吧，他身体不好，人又软弱，”芸呜咽地央求道。

卜南失这一次动得最久，它接连写了许多字，淑华慢慢地把它们念出来：“人事无常，前途渺茫，早救自己，不能久留，我走了。”

“姐姐，你不要走，姐姐，姐姐，……”芸像要挽住她的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似地哀求道。她的眼睛睁得大大地望着那块小小的木板和那张涂满了歪斜字迹的洋纸。她的眼泪滴到了纸上。

“她走了，”淑华失望地说。她揩了一下自己的眼睛。

淑华的话没有错。铅笔不在纸上写字了，它画的全是圆圈和曲线。觉新依然像在睡梦中似地，手压着卜南失，两眼紧紧闭着，口微微张开，从嘴角慢慢地流出涎水来。

“姐姐，姐姐……，”芸还在悲声呼唤，这是绝望的挣扎，声音异常温柔而凄凉，就在这几个人的耳边盘旋。

琴开口说话了。她把一只手绕过芸的后颈，放在芸的右肩上，温和地说：“芸妹，不要唤了，这没有用。已经完了。并不是蕙姐在写字。”

“刚才的事情你不是看见的？她还说了好些话，”芸痛苦地反驳道，她相信她自己看见的事，况且这又是她平日所渴望的事。她不能相信写了那些字的不是蕙的鬼魂。

“我们以后慢慢地再说，你应该镇静一点，”琴同情地劝道。她了解芸的心情，而且她自己也是同样地被那个回忆折磨着。她自然也希望蕙能够来跟她们谈话。所不同的是她不相信鬼魂的存在，同时她又知道，卜南失的把戏不过是催眠术一类的东西。

觉民看见觉新还没有醒，便把他摇醒了。

觉新睁开眼睛，诧异地望着众人。他很奇怪为什么芸还在流泪，淑华和淑贞的眼睛也还是湿的，琴的脸上也有悲痛的表情，他便问道：“什么事？什么事？”

“蕙表姐来过了，谈了许多话，”淑华答道。

“什么话？快告诉我！”觉新脸色一变，慌忙地说。

淑华便把经过情形一一地告诉觉新：怎样在纸上现出了“蕙”字，她们如何知道这是蕙表姐，问了她一些什么话，她又如何回答，她说她寂寞，她苦……以后的话便是觉民和琴所知道的了。

觉民怜悯地望着觉新，他想：这个瘦弱的身体怎么容得下这许多？

觉新听着，忘记一切地倾听着。他注意地望着淑华的嘴，好像害怕话会偷偷地从她的嘴边逃走似的。但是他听不到三五句，两眼就发亮了，一颗一颗大的泪珠接连地落下来。他也不去揩眼睛，只顾注意地听淑华讲话。

琴刚把芸劝得止了悲，但是淑华的话又把芸引哭了。芸就拿手帕蒙住嘴，仍然俯着头，不愿意给人看见她的脸，脸上的脂粉已经凌乱了。

淑华只顾说话，没有注意到觉民对她眨眼示意，要她把话缩短。她的话把觉新的心翻来复去地熬煎着，把觉新的灵魂拷打着，不给它们一点休息，她自己并不知道她在做一件残酷的事情；觉民却有这种想法，所以他等到淑华住了口便打岔地问她：

“这个东西从哪儿来的？怎么想起了搞这个？”

“大哥从旧箱子里头找出来的，这个卜南失说是已经放了好几年了，”淑华直率地答道。

觉新知道自己的心在受折磨，受熬煎。他锐敏地感到痛苦，但是同时他也得到一种满足。他愿意人谈起她，提到她的名字，他会因此觉得她并没有死去，也没有被人忘记。眼泪的进流使他得到一种痛苦的满足。紧张的心松弛了。伤痕得到洗涤。他微微地叹了一口气，把背靠在椅背上。

“大哥，你为什么还要搞卜南失？你明明知道这是假的，为什么还要这样折磨你自己？”觉民温和地责备觉新道，同时亲切地注视着觉新的脸。

“你说假的？我不信！明明是蕙表姐的口气！”淑华不服气地说。

觉民抬起头责备地看了淑华一眼，温和地答道：“这是一种下意识作用，是靠不住的。你不懂得。不过大哥知道。”

“大哥！”淑华吃惊地唤道。她还要说话，但是觉新先说了：

“我也晓得并没有鬼，蕙表妹也不能再跟我们见面谈话。不过这种下意识作用并不能就说是假的。那些话不也是她从前说过的吗？口气总是她的口气。这就好比把她从前的照片找出来看看，也是好的。我们都还在想念她。芸表妹说要请她来，所以就这样试试看。”觉新一句一句费力地对觉民说，他的脸上起了痛苦的拘挛，这一次他并没有流眼泪，不过他的面容比他痛哭时还更带着可怜无靠的表情。

“我知道，我知道，”觉民的心被同情绞得发痛，他激动地说；“但是你这样岂不是更苦了你自己？过去的事就该让它过去，为什么还要来搞卜南失？事前不曾想法挽救，为什么要在事后这样折磨自己？单是悔恨又有什么用？”

“你不要责备我，我都明白，”觉新埋着头紧紧抓住觉民的一只手央求道。

“我并没有责备你，现在责备也没有用了。我同情你，我也明白你的处境。不过你的想法、做法我还不大了解。而且为什么你总爱想过去的事情？你怎么不多想将来？”觉民诚恳地劝觉新道。

觉新很受感动，这一次他又让泪水进出了眼眶，他似乎看见一线淡淡的希望，但是它立刻又消失了。他叹了一口气，用一种呼吁的声音说：“将来，我还能够有什么将来呢？倒不如多想想过去的事，它们还可给我一点安慰。过去我究竟还有过快乐的时候。”

淑华疑惑地望着她的两个哥哥。她不大了解他们的话，她不明白所谓“下意识作用”是什么意思，但是她相信他们（尤其是觉民，她敬爱这个哥哥）比她知道更多的事情。因此她便不再跟觉民争论，却默默地听他们谈话。

芸被悲痛的回忆包围着，她不能多注意觉民弟兄的谈话。琴把她拉到方桌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亲切地安慰她。

淑贞依旧靠在写字台的角上。她似乎注意地倾听她的两个堂哥的交谈，其实她什么也没有听进去。她的脸上永远带着孤寂和畏惧的表情。

“大哥，你不能这样说。你是个二十六岁的青年。你应该多想到将来。只有六七十岁的人才可以说靠过去生活，”觉民依然抱着绝大的勇气，想改变哥哥的绝望的心境，想重燃起觉新的逐渐熄灭的青春的热情。他还想用话去征服一个人的心。

“我知道，我知道，”觉新忍耐地点头说，“讲道理我自然讲不过你。不过事实常常不是如此，常常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简单。其实我有时也想到将来，也有过一些小的计划。但是别人总要来妨碍我，好像人家就不让我做自己高兴做的事，好像我就不应该过快乐的日子。”觉新的脸上仍然带着痛苦的表情。他似乎想笑，却笑不出来。人们从他说话的神情可以知道，他并不想说服别人，不过是在倾诉自己的痛苦。芸已经止了悲，一面揩眼睛，一面听他们讲话。琴关心地站在芸的身边，她不再讲话，也在倾听觉新吐露他的胸怀。

你的幸福是在你自己的手里。你应该多多想到你自己，少想到那些反对你的人。你应该fight！[2]别人妨碍你的幸福，你应该跟他们战斗！战斗到底！觉民好像找到了机会似的，提高声音，加重语气地说。他想使他的话长久地在众人的脑际、心上荡漾。

淑华忽然开颜笑了。这样的话多么痛快！这正是她爱听的话，这正是她想说的话。她便高兴地说：“这个意思很不错！我赞成！”

琴满意地微笑了。芸也感到兴趣地望着她的两个表哥。她觉得觉民方才说的话很中听。

觉新却没有受到鼓舞，仿佛只听见一些平凡的话。他摇摇头说：“话说起来好听。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在我们这个家里你怎么好战斗呢？都是些长辈，你又跟哪个战斗呢？他们有他们的大道理，无论如何，你总逃不过他们的圈套。”

“这并不是对人，是对事情，是对制度！”觉民并不因为这个答复而失去勇气，他还热烈地辩驳道；“你明知道这是一个腐烂的制度，垂死的制度，你纵然不帮忙去推翻它，你至少也不应该跟着它走，跟着它腐烂，跟着它毁灭。你不应该为着它就牺牲你自己的幸福，你自己的前途！”

没有人作声。话进了每个人的心，也进了觉新的心，这一次把觉新的心灵震动了。对于他这不是平凡的话，这太过火了。他还不敢当着人攻击旧家庭制度为垂死的制度；他更没有勇气主张推翻现在的社会。他的思想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他的生活经验不曾使他明白他所见到的罪恶、不义、腐烂、悲剧的原因。他并没有想去明白它们。他更看重人，他把一切的责任都放在人的肩上。他忽略了制度，有时他还有意无意地拥护这个制度，因为他以为他见过这个制度的美好的方面，他的兄弟们或许不曾见到。他对这个大家庭固然表示过种种的不满，但是在心里他却常常想着要是那些长辈能够放弃他们的一时的任性，牺牲一些他们的偏见，多注意到人情，事情一定会接近美满的境域。他的主张跟他兄弟的主张的中间有一道鸿沟。觉新却知道这个，觉民也知道。觉民从不曾放弃说服哥哥的念头，虽然他看见希望一天小似一天。觉新却明白自己不能说服弟弟，他只希望觉民的思想会渐渐地变温和。不过相反地觉民的思想却逐渐变成激烈的了。觉新知道他们两个人思想的差异，但是他始终不明白这差异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现在意外地（是的，多少有些意外地）听见这样的话从觉民的口里出来，觉新不禁大为震惊了。

“这不能，你怎么有这种想法？”觉新痛苦地惊呼道，“你想推翻这个制度？”他又摇摇头否定地说：“这是梦想！恐怕再过一百年也不成功！”

“你怎么知道不能成功？过去有许多同样伟大的事都完成了！没有一件腐烂了的东西能够维持久远的，”觉民充满着信仰地、痛快地说。

“这是革命党的主张！这是社会主义！”觉新带着恐怖的表情说。

觉民没有一点惊惶，他望着觉新笑了笑，坦白地答道：“这还是无数的年轻人的主张。这个时代应该是年轻人的时代了。”

觉新惊疑地看了看觉民，疲倦似地说：“我有点不明白你。你也走上了三弟的那条路。你们都走上了那一条路。”

觉民默默地望着觉新。

“什么路？”淑华忍不住插嘴问道。

觉新诧异地看了看淑华，又摇摇头说：“你不晓得。”

“就是因为我不晓得，我才要你告诉我。你说给我听是什么路？”淑华坚持地问道。

觉新仿佛没有听见她的话似的。

“这是一条很远、很远的路，”觉民忽然用响亮的声音代替觉新回答他们的妹妹。

淑华并不了解觉民的意思。琴在一边露出喜悦的微笑朝着觉民略略点一下头。

[1]这是从日本输入的一样东西。“卜南失”大概是法文planche的译音。1917年或1918年我们在成都找到一个“卜南失”，玩了几个月。这种把戏跟“扶乩”差不多，不过只需要一个人扶着木板。这个人进入睡眠状态以后，木板就动起来，铅笔会在纸上写字，回答人们的问话，好像真正把死人请来了一样。这是一种催眠作用。其实所答的话全是那个扶着卜南失的人平日藏在心里的话。有些话还是他不想或者不敢说的，现在他进入催眠状态，经人一问，就不自觉地写出来了，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2]fight（英文）：“战斗”的意思。

11

晚上芸回家去了。这个少女不像她的亡故的堂姐，在忧愁的时候她会畅快地掉下眼泪，眼睛里会充满阴影，但是在欢乐的时候她也可以忘记一切，真心地欢笑。对于她究竟是将来的日子比过去的日子多，将来的未知的幸福当然比她过去看见别人所遭遇到的不幸更大。她自己并不是在愁苦中生长的。她过的是和平的日子。

芸在她自己的家里，也感到寂寞，因此她常常想到她的去世的堂姐。不过这样的思念并没有在她的心上划开一条不可治愈的伤口，她还可以平静地安排她的生活。她有她自己的单独房间。她可以在房里看书写字。有时她也去陪祖母、伯母、母亲谈话。她有充分的时间看书。她喜欢读唐人的诗和西洋小说的译本，翻译小说是琴和觉新介绍给她看的。觉新购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的头两集。那两百种三十二开本的书就放在他的书房里一个新制的白木书架上。芸依着次序向他借阅，已经读过三十几种了。她自然不能完全了解那些生活，但是她对它们也感到兴趣，而且这兴趣是和了解同时增加的。这些书里描写的不过是一些男女的悲欢离合的故事。那些人跟她似乎离得很远，又似乎离得很近。风俗习惯于她是陌生而奇特的，但是那些跳动的心却又是她所能了解，所能同情的。那无数的人的遭遇给她带来一些梦景，甚至一个新的天地。这个新天地同光辉的太阳，温和的微风，放射清辉的明月，在蓝空闪烁的星群，唱歌的小鸟，发出清香的鲜花，含笑的年轻的脸，这些都使她的心快乐，而且使她充满对将来的信仰。

在自己的家里，芸有时也许会感到轻微的寂寞；在高家她却不觉得孤独了。在高家她有时也落过眼泪，但是她觉得她的心跟几颗同样的年轻的心在一起，同时悲哭。也同时欢笑，而且她可以对着这些年轻的心畅快地吐露她的胸怀。

她喜欢她在高家过的那些日子，从不肯放过到高家去玩的机会。只要觉新、淑华们差人来邀请她，她总是立刻答应，她的母亲也不会阻止她。不过因为家里有祖母的缘故（有时是祖母派人来接她回去），她去高家就不便多在那里留宿。她每次告辞上轿时总觉得十分依恋。

这次芸在高家只住了一晚，周老太太就派周贵来接她回去了。她坐上了轿子，眼前还现着琴和淑华的笑脸，轿子走过天井，她的耳边还响着她们的声音。但是轿子走过大厅，出了二门和大门，进到清静的街中了。

轿子里只有阴暗和静寂。芸的心里却充满了温暖。她仿佛还是同她们在一起，在花园中谈笑似的。轿子过了两条街，在一个街口，她听见锣声了。锣声从另一条横街传来，自远而近，又渐渐地远去，因为她的轿子是一直往前走的。

锣声在她的生活里，和在城内无数的居民的生活里一样，是极其平常的。这是很熟悉的声音。然而这一次的锣声却似乎突然打在她的心上，把她的思路打断了。

她还有时间来整理她的思绪。它们渐渐地集中在另一件事情、另一张面庞上。那是蕙。她的去世的堂姐。蕙今天借卜南失对她谈过话。

这始终是一个疑问。写在纸上的分明是她的堂姐的话。他们（尤其是她的二表哥）却说这不是真实的，只是一种什么下意识作用。她不了解这个新名词，不过她相信她的表哥们不会对她说假话。困难的只是她自己不能够把两件事情同时解释清楚。所以她仍然怀疑，仍然在思索。渐渐地对蕙的思念就占据了她的整个脑子。

轿夫走的大半是冷静的街。两旁都是公馆，它们全关着大门，只有一些年代久远的老树从垣墙里伸出它们的枝叶，在阴暗里变成了一簇簇的黑影。周贵打着灯笼走在前面，轿夫跟着灯笼的一团红光走路。后面还有一乘别人的轿子，和一个系在前面轿杆上的小灯笼，和两个慢慢走着的轿夫。

一切都是单调和凄凉。芸在轿子里终于被郁闷抓住了，她想着，想着，愈想愈觉得心里难受。

但是不久轿子便进了周家的大门。芸在大厅上走下轿来，她先到祖母那里去请安。

周老太太正在房里同芸的伯母（陈氏）和母亲（徐氏）谈话，看见芸进来，她的起皱的脸上露出了喜色。芸向这三位长辈一一地请了安，打算回到自己的房里去，周老太太却挽留地说：“芸儿，你不要走，你也在这儿坐坐。”她又侧头吩咐婢女翠凤道：“翠凤，你给二小姐搬个凳子过来。”

周老太太要翠凤把凳子搬到她的旁边。凳子放好以后，她便叫芸坐下。芸只得留在这里。

“你们今天耍得好不好？”周老太太含笑问道。

“很好，大表哥也在家，没有出去，”芸赔笑道。

“听说大表哥不大舒服，今天好了吗？”周老太太又问道，她自己还解释地加一句：“他这两天也太累了，真难为他。”

“他好了。他要我替他向婆、向大妈、向妈请安，”芸答道。她对周老太太讲话态度很自然。她只有在她的伯父周伯涛的面前才感觉到拘束。

“我想过两天请大少爷到我们这儿吃顿饭，酬劳酬劳他，我们也把他麻烦得太多了，”周老太太掉头对陈氏、徐氏说。

“妈说的是，”陈氏、徐氏齐声答道。不过陈氏多说一句：“那么请妈定个日子。”

“好，等我想想看，”周老太太沉吟道，“再过两天，等他身体复原了，也好。”

“是，”陈氏应道。

翠凤依旧捧着水烟袋站在周老太太身边装烟，周老太太接连地吸了几袋水烟。房里没有人说话，只听见烟袋里水的响声。

“不要了，你给我倒杯热茶来，”周老太太吩咐翠凤道。翠凤答应一声便捧着烟袋走开了。

“大少爷人倒很不错，”周老太太忽然称赞了一句，她还是在想觉新的事情。但是她马上又接下去说：“不过偏是他的运气最不好。天意真难测，为什么好人就没有好报？连一个海儿也不给他留下来？”她说到这里不觉叹了一口气。

“人事也真难料。不过大少爷年纪还轻，将来一定还有好日子，”陈氏接下去说。

“嫂嫂这话倒是不错。大少爷丧服一满便可以续弦了，”徐氏附和地说。

“妈，听说大表哥跟过去的大表嫂感情太好，他不肯续弦，”芸插嘴道。

“这不过是一句话。我看以后多经人劝劝，他也就会答应的。好多人都是这样。……”陈氏觉得芸究竟是一个小孩子，知道的事情太少，她略带哂笑地驳道。

“我看大表哥不是那种人，”芸替觉新辩护道。

连周老太太和徐氏也都微微地笑起来。周老太太对芸说：“芸儿，你太年轻，这些事情你不晓得。你姑娘家也不好谈这些事。”她说了，又害怕会使芸扫兴，便换过语调和蔼地问道：“你今天在你大表哥那儿怎样耍的？你琴姐也在那儿，你们打牌吗？”

“我们不打牌，我们请卜南失……”芸答道。

“请什么？我不明白，”周老太太不等芸说完话，便惊奇地插嘴问道。

“卜南失……”芸打算给她的祖母解释卜南失是什么东西，但是她忽然发觉自己没有能力说得清楚，便含糊地说：“大表哥他们喊它做卜南失。大表哥按着它，三表妹说话，他们把姐姐请来了。我还跟姐姐讲过话。”

周老太太和陈氏、徐氏仿佛受到了一个大的震动。她们也不去研究卜南失是什么样的东西。在她们的脑子里盘旋的是蕙被请来跟芸讲话的事情。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有点不明白，你快些对我说，”周老太太望着芸，迫切地问道。

“芸姑娘，你跟你姐姐讲了些什么话？你都告诉我，”陈氏两眼含泪对芸哀求道，母亲的心又因为思念痛起来了。

芸感动地把这天下午的情形对她们详细叙述了。她并不曾隐瞒一句。她的话使她自己痛苦，也使她的三位长辈掉泪。

徐氏最先止了悲，便用话来安慰周老太太和陈氏。渐渐地周老太太也止了泪。只有陈氏还埋着头不住地揩眼睛。周老太太又想了一想，便说道：“怎么她好像都看见了一样。她也晓得枚娃子的事情。她说什么，‘前途渺茫，早救自己。’（周老太太说的这八个字是一字一字地说出来的）她这两句话有点意思。救自己。在这种时候倒是应该先救自己（周老太太略略点一下头，她忽然觉得毛骨竦然了）。她怎么不早来说？她去世也有大半年了。可怜她的灵柩还冷清清地停在莲花庵里头，也没有人照管。我屡次喊大儿去催姑少爷，他总说姑少爷有道理。唉……我觉得我简直对不起蕙儿……”她的声音有点嘶哑，仿佛悲愤堵塞了她的咽喉。

芸在叙述的时候也掉下几滴眼泪。她的三位长辈的悲痛更使她感动，使她痛苦，还使她悔恨。她想：“当初如果想一点办法，何至于今天在这儿垂泪。”她听见祖母的话，怀着一种交织着惊愕和痛苦的感情望着祖母，她又想：“当初你们如果明白点，姐姐何至于死得这样不明不白？”

“婆，你相信这些话吗？”芸忽然问道，她这时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她有痛苦的怀念，有不曾发泄的怨愤。目前仿佛就是她出气的机会，她们都为着蕙的事情悲痛。但是她们的悲痛带给她的却只有痛苦，没有别的，只有痛苦。她说出的只是一句简单的问话，这里面含得有责备的意思。

“怎么不相信？”周老太太茫然地回答，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她只觉得眼前的灯光逐渐黯淡，房里也变为凄凉，耳边仿佛起了一阵轻微的钟鸣声。她的眼睛有点花了。她慢吞吞地说下去：“鬼神之说，是不可不信的。蕙儿又是个明白人，她不会不想到我们。你看，她的话多明白！”芸觉得周老太太似乎要笑了，但是她的衰老的脸颊上现出的并不是笑容，却是泣颜。

“我们哪天也请大少爷到这儿来试试看。我有好多话要问蕙儿！”陈氏抽咽地说，她刚刚取下手帕，泪珠又积满她的眼眶了。

“应该叫蕙儿的父亲也来看看，让他也晓得他是不是对得起蕙儿！”周老太太气得颤巍巍地说。

“这也没有用。妈要跟他讲理是讲不通的。枚儿的事情又是这样。他硬要接一个有脾气的媳妇进来。我就没有见过这样的书呆子！”陈氏咬牙切齿地插嘴道。

周老太太绝望地摇摇头摆摆手说：“大少奶，你不要再提这件事情。这是定数，是逃不开的。什么都有定数。蕙儿说过：‘前途渺茫，早救自己。’大家应该先救自己。”

芸不能够再听下去，便站起来，找着一个托辞走出了周老太太的房间。她打算回到自己的房里去，刚走下石阶正要转进过道。忽然听见她的堂弟枚少爷在唤她：“二姐，”便站住，等着枚走过来。他似乎已经在天井里走了好些时候了。

“枚弟，你还没有睡？”芸诧异地问道。

“我到你屋里坐坐好吗？”枚胆怯地问道。

芸听见这句话，觉得奇怪，枚平日很少到她的房里去过。不过她也温和地应允了他，把他带进她的房间。

芸的房间并不十分大，不过很清洁。一盏清油灯放在那张临窗的乌木书桌上，左边案头堆了一叠书，中间放着小花瓶、笔筒、砚台、水盂等等东西，此外还有一个檀香盒子。一张架子床放在靠里的右边角落，斜对着房门。靠房门这面的墙壁安了一张精致的小方桌和两把椅子。方桌上有一个大花瓶和一些小摆设，靠里即是正和书桌相对的墙边，有一个半新式的连二柜，上面放了镜奁等物，壁上悬着蕙的一张放大的半身照片。

枚少爷好些时候没有到过这个房间，现在觉得房里的一切都变得十分新鲜了。他一进屋便闻到一阵香气，他在方桌上的大花瓶里看见一束晚香玉，向着芸赞了一句：“二姐，你屋里倒很香。”他站在方桌旁边。

“你坐下吧，我搬到这儿以后你就难得来过，”芸温和地对枚少爷说。

枚答应一声“是”，就在方桌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来。

芸侧着身子站在书桌前，脸向着枚，右手轻轻地按着桌面。她顺口说了一句：“你近来身体好得多了。”她注意到近来他的气色比从前好了一点。

“是的，”枚还是淡淡地答应一声，接着他又说：“我自己也觉得好了一点。”

“那就好了，以后你更要小心将息。你也该活动活动。你看高家的表弟们身体都很好，”芸亲切地说，便走到离床头不远的藤椅上坐下了。

“二姐说得是，”枚恭顺地答道。

“今天大伯伯给你讲过书吗？”芸看见枚不大说话，便找话来问他。

“是的，刚刚讲完一会儿，”枚少爷平板地答道。

“大伯伯对你倒还好，亲自给你讲书，”芸说这句话带了一点不平的口气，她又想到了蕙。“为什么对姐姐却又那样？”她不能不这样想。

“是的，”枚温顺地答道。芸不作声了。枚忽然微微地皱起眉头，苦闷地说：“书里总是那样的话。”

“什么话？”芸惊讶地问，她没有听懂枚的意思。

“就是那部《礼记》，我越读越害怕。我真有点不敢做人。拘束得那么紧，动一步就是错，”枚偏起头诉苦道，好像要哭出来似的。

从枚的嘴里吐出这样的话，这是太不寻常了。他原是一个那么顺从的人！芸惊愕地望着他，他无力地坐在她的对面，头向前俯，显得背有点驼。他不像一个年轻人，却仿佛是一个垂死的老朽。

“你怎么说这种话？你有什么事情？”芸低声惊呼道。

枚埋着头默默地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望着芸说：“我有点寂寞。我看那种书，实在看不进去。”他的心似乎平静了一点，声音又带着那种无力的求助的调子。

芸怜悯地望着他，柔声安慰道：“你忍耐一下。下个月新娘子就要进门了。你一定不会再觉得寂寞。”

“是的，”枚少爷顺从地应道，他听到人谈起他的新娘，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但是过了片刻，他迟疑地说：“这件事情我又有点担心。我想起姐姐的亲事。那也是爹决定的。姐姐得到的却是那样的结果。我不晓得我的事情怎样？我也有点害怕。我害怕也会像——”他突然咽住以下的话，把脸掉开，埋在那只臂节压在方桌上的手里。

这番话起初使得芸想发笑，一个年轻人会有这样的过虑！但是她想起了她在高家听来的关于她的未来弟妇的话，她再想到蕙的结局，于是由卜南失写下的“枚弟苦”三个字便浮现在她的眼前。枚的这些话现在换上了另外的一种意义。这一句一句的话像一滴一滴的泪珠滴在她的心上，引起她的怜悯。她便温柔地唤着：“枚弟。”她唤了两次，他才举起头来。他没有哭，不过干咳了四五声。

她同情地望着他，怜惜地抱怨道：“枚弟，你早为什么不说话？早点还可以想办法，现在是无法挽回了。”

枚摇摇头。他以为芸误会了他的意思，便更正地说：“我并没有想过要挽回。”

这直率的答语倒使芸发楞了。她有点失望，觉得这个堂弟是她完全不能了解的，而且是跟她的期望完全相反的一种人，便淡淡地回答他一句：“那么更好了。”

“不过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好，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坏，”枚不知道芸的心情，他完全沉在自己的思想里，他不像在对芸说话，却仿佛对自己说话似的。“人人都是这样，我当然也该如此。”

芸不作声，就仿佛没有听见似的，她在想她的死去的堂姐。

“不过我又有点害怕……”枚沉吟地说，他自己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忽然把眼光定在芸的脸上，求助似地望着她。他似乎想说什么，但是并不曾说出来。他只唤了一声：“二姐。”

这个声音使芸的心软了。她用温和的眼光回答他的注视。她知道这颗软弱的年轻的心在被各种互相冲突的思想蹂躏。她等着听他的呼吁。

“二姐，请你告诉我，”枚少爷终于鼓起勇气把话说出来了，“你一定晓得——”他停了一下，这时又经过一次挣扎，他的脸上现出红色，不过他继续说下去：“新娘子的脾气怎样？”

芸受窘似地呆住了。她听见过不少关于她的未来弟妇的脾气的话，但是看见眼前这张瘦脸，和这种可怜又可笑的表情，她不能够告诉他真相。她只得勉强做出笑容敷衍地答道：“新娘子的脾气我怎么晓得？”

“我好像听见人说她的脾气不好，”枚疑虑地说。但是他并不疑心芸对他说了假话。

“那也不见得，”芸安慰地说。

“听说人比我高，年纪也大几岁，是不是？”枚急切地问道。

“怎么你都晓得？”芸惊讶地失声说。她连忙避开他的眼光，望着别处，故意做出平淡的声音对他说：“别人的话不见得可靠，你将来就会明白的。”

枚忽然站起来，苦涩地微微一笑。他说：“二姐，你多半不晓得。不过这一定是真的。”他向着她走去。他又在书桌前面的凳子上坐下了。

“你怎么晓得是真的？”芸惊疑地问他。

“昨天晚上，爹跟妈吵架，我听见妈说出来的。妈好像不赞成这门亲事，”枚痛苦地说。

这些话像石子一般投在这个善良敏感的少女的心上，同情绞痛着她的心。她仿佛看见了蕙的悲剧的重演。她望着他。他伸手取开檀香盒的盖子，灯光照在他的脸上，脸色是那样地焦黄，两颊瘦得像一张皮紧贴在骨头上，眼皮松弛地往下垂。好像这是一个刚从病榻上起来的人，在他的脸上没有阳光和自由空气的痕迹。他把檀香盒拿到面前，无聊地用小铲子铲里面的香灰。

“枚弟，你不要难过，”芸柔声安慰道。

“我晓得，”枚慢慢地说一句，抬起头望着灯盏上的灯芯。他忽然默默地站起来，走到连二柜前，就站在那里，仰着头看墙上的照片。

芸也站起来。她也走到连二柜那里。她听见他低声唤着：“姐姐，”眼泪从她的眼角滴下来。她立在他的身边，悲痛地劝道：“枚弟，你还是回去睡吧。你不要喊她，她要是能听见也会难过的。”

枚似乎没有听见芸的话，只顾望着他的胞姐的遗容。他似乎看见那张美丽的脸在对他微笑。他喃喃地哀求道：“姐姐，你帮忙我，你保护我。我不愿意就——”

“枚少爷！枚少爷！”在外面响起了翠凤的年轻的声音，打断了枚的话。蕙的笑容立刻消失了。枚张惶失措地往四处看。

“一定是爹在喊我，”他战栗地说，便答应了一声。他的脸上立刻现出恐惧的表情，他好像看见了鬼魂似的。他带了求救的眼光望着芸，一面静静地听着翠凤的脚步声一步一步地逼近。

12

差不多在同样的时刻，在高家，在觉民的房间里，琴和觉民两人坐在方桌的两边专心地工作。觉民拿着一张草稿不时低声读出几个字，琴俯下头不停地动着手里捏的那管毛笔。她换过一张信笺。觉民伸过头去看她写，口里依旧念出几个字。

琴写得很快。她构思敏捷。她在编造一个故事，摹仿着一个信教的少女对她的女友说话的口气。她想象着一些琐碎的事情，写出不少平凡的句子，把觉民念出的字在适当的处所嵌入。

“亏你想得到！”觉民看到琴刚刚写出的两句话，忍不住笑起来。

琴抬起头柔情地看他一眼，脸上现出得意的神情，她笑答道：“就是别人把信拿去，也决不会读出什么来的。”

“这种写法好是好，不过太费时间，我大概就没有这样的忍耐功夫，”觉民想了想又说。

琴又抬头看他，她的脸上还带着满意的微笑。她说：“你不记得斯捷普尼雅克的话，就是三表弟那篇文章里引用过的？他说，革命运动离不了女人。在俄国我们女子做过许多事情。我们比你们更能够忍耐，更仔细。”

“我知道你又会提起苏菲亚，”觉民笑着说。他并没有讽刺的意思。事实上从前清末年起直到最近，中国的有良心的青年一直钦佩着苏菲亚·别罗夫斯卡雅。

“为什么不提苏菲亚？我能够做到她十分之一就很满足了，”琴带着爱娇，也带着憧憬地说。

“事在人为，这并不是做不到的事，”觉民鼓舞地说。

“你以为我可以做到？”琴喜悦地问道。

觉民含笑地点点头。

琴感激地看他一眼，并没有说什么话，又埋下头去看面前的信函，一面把手里捏的毛笔放进墨盒里去蘸墨汁。她问道：“还有多少？”

觉民看看手里的草稿，答道：“差不多还有一半。我们应该写快一点。”

“我写得并不慢，就是你时常打岔我，”琴一面写一面说。

“其实将来能够找到一种没有颜色的墨水，就省事多了，在外国是有的，”觉民自语似地说。

“不要说话，快点做事，”琴催促道，“后面还有什么，快念出来。”

觉民不再说什么，就看着草稿，慢慢地读下去。他的注意力渐渐地又集中在草稿上面，他一字一字、一句一句地低声念着，琴一页一页地写着。他们不需要休息。他们不感到倦怠。好像斯捷普尼雅克所说的那种“圣火”在他们的胸中燃烧，使他们的血沸腾。一种热包围着他们的全身。这种热并不消耗人的精力，它反而培养它们。年轻的心常常欢欣鼓舞，这种热便是它们的鼓舞的泉源，使他们能够在无报酬的工作中得到快乐，在慷慨的（或者可以说是渺小的）牺牲中感到满足。

信笺不住地增加，有几页上面充满着涂改的痕迹。也有几张上全是整洁的秀丽的字。觉民终于念完了他的草稿。琴也写到最后的一句。两个人差不多同时嘘了一口气。

琴把写好的信笺叠在一起，依次序地叠着，然后全拿起来，一面对觉民说：“现在我来念，你写下来。”

觉民应了一声。他把琴刚刚放下的笔拿过来，另外取了一张信笺摊在面前。琴开始读起来。她只读出每个第五个字。觉民听见她读一个便写一个。这是比较容易的工作。他们不觉得费力。琴正念到中间，忽然听见熟悉的脚步声，便低声对觉民说：“有人来了。”她立刻把面前一本英文小说和练习簿压在信笺上。觉民连忙把那张未写完的信笺和草稿往怀里揣。他面前还有一本摊开的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

淑华捧了一个茶盘进来，盘上放一把茶壶和两个茶杯。她一进屋便带笑地说：“我给你们端茶来。你们这样用功，很辛苦吧。”

琴望着觉民放心地一笑，然后掉过头对淑华说：“三表妹，怎么你自己端茶来？难为你。真正不敢当。”她站起来，走去接淑华手里的茶盘。

“不要紧，我可以拿。这是刚刚煨开的茶，你摸，茶壶还很烫。我想你们口渴了，所以趁热给你们端来。等一会儿冷了，味道又不好了，”淑华不肯把茶盘交给琴，她自己捧着放到方桌上去，一面说话一面拿起壶把茶斟进杯里。她始终带着天真的得意的笑容。

杯子里冒着热气。琴先端了一杯茶放在嘴边呷了一口。淑华把另一杯放到觉民的面前。觉民带着谢意地对她点一个头。

淑华在方桌旁边另一把椅子上坐下。她望着他们喝茶，自己也感到满意。她看见他们不说话，便说：“我晓得你们在用功，本来不想来打岔你们。不过我怕你们口渴，我想绮霞有事情，黄妈这两天又不大舒服，横竖我有空，所以我给你们送点茶来。而且一个人坐在屋里也很闷，偏偏外婆又把芸表姐接回去了。”

“三表妹，真是多谢你。我刚才还去看过黄妈，她就是有点感冒，吃了药现在好些了，”琴含笑答道。她接着又关心地问淑华：“你觉得闷，怎么不去找四表妹谈谈？”

“四妹已经睡了，她心里不痛快，今晚上又挨过五婶的骂，”淑华带点愤慨地说。

“二表哥，你看我们究竟有没有什么办法？这样下去只有活活地断送了四表妹，”琴有点着急地说。

觉民咬着嘴唇，默默地摇摇头。过了一会儿他痛苦地答道：“我也想不到好办法。四妹跟二妹不同。我们看过好多年轻人白白地死去了。”

琴低下头不响了。

“我不相信就没有办法！五婶是四妹的母亲，难道她就不愿意四妹好好地活下去，为什么定要把四妹折磨死？”淑华赌气似地说。

“五婶并不是不愿意四妹好好地活下去，不过她自己不晓得她那种办法是在折磨四妹，”觉民用低沉的声音说，他的心上还笼罩着大团的暗云。

琴抬起头表示同意地看了他一眼。

“她不晓得？她又不是瞎子，我们都看得见，她怎么就不看见？”淑华气恼地反驳道。

觉民摇摇头答道：“你还不晓得五婶的眼光跟我们的不同。其实三爸、三婶他们的也跟我们的不同。譬如我们看见的是这样，他们看见的便是那样。”

淑华仍然不大相信觉民的话，便说：“你这话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五婶就有那种看法？”

觉民不等淑华说完便答道：“这是由于愚昧无知。她也许以为这样对四妹并没有害处。老实说，不但五婶、四婶，连三婶也不配做母亲。……”

“你小声点，”琴连忙阻止道。她把眼睛掉向房门口看了看，害怕有人偷听了他的话去。其实她倒觉得这几句话说得痛快。淑华从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但是她觉得这种话正合她的心意。

“我就看不惯这些”，觉民继续说下去，不过现在他把声音略为放低了，“他们只知道做父母，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做父母。他们被上一辈人害过了，自己便来害下一辈人。你们看五弟、六弟不是四婶教出来的吗？四弟不是三婶‘惯使’出来的吗？他们会害四弟、五弟他们一辈子，又让他们再去害别人……”觉民愈说下去，愈气愤，他仿佛看见多年的不义横在他的脚下挡住了他的路。他仿佛看见愚蠢、荒唐的旧礼教像一条长的链子缠在一些年轻人的身上，它愈缠愈紧，窒息了那些人的呼吸。他仿佛看见旧制度的权威像一把利刀刺进一些渴求生命与幸福的青年的胸膛，使那些血污的尸体倒在地上。

“你不能单单骂女的。难道四爸、五爸他们就没有错？”淑华忽然抱不平似地打岔说。

这句话并不是觉民料想不到的。但是这时它突然像电光似地在他的脑子里亮了一下。他又瞥见了另一些事情。这些也许是他以前见过的，他跟它们并不陌生。不过刚才他却没有想到它们。淑华的话提醒了他，它仿佛在板壁上打穿了一个洞放进亮光，使他看见暗屋里的一些情形。

“我并没有说单是女的错。四爸、五爸他们更不用说。他们给儿女们立下的是什么样的榜样？”觉民解释地答道。于是他觉得他完全明白了：在旧的制度、旧的礼教、旧的思想以外，他还看见别的东西。他连忙更正地说：“我先前的话还不大清楚，这不能单说是看法不同。他们并没有拥护什么东西，他们连拥护旧礼教也说不上。”不错，他读过屠格涅夫的题作《父与子》的小说。他知道父代与子代中间的斗争。但是他在这个家里看见的并不是这同样的情形。这里除了克明外并没有人真心拥护旧的思想，旧的礼教，旧的制度。就连克明也不能说是忠于他所拥护的东西。至于其他那些努力摧残一切新的萌芽的人，他们并没有理想，他们并不忠于什么，而且也不追求什么，除了个人的一时的快乐。他们从没有守住一个营垒作战；他们压制，他们残害，他们像疯狂的专制君主，凭着个人一时的好恶，任意屠戮没有抵抗力的臣民。这不是斗争，这是虐政；这并非不可避免，却由私人任意造成。所以这是最大的不义。他以为这是不可宽恕的，这是应该除去的。它们并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他有权力跟它们战斗。他相信他们这一代会得到胜利，不管这个斗争需要多长的时间和多大的牺牲。

这样的思想使觉民增加了不少道德上的勇气，他仿佛得到了更大的支持。他的眼睛忽然亮起来，他兴奋地说：“不要紧，我们会得到胜利的。”他的眼睛似乎望着远处，就好像在看那未来的胜利的景象。

琴惊奇地看觉民，她的眼光触到了他的，这是充满善意和乐观的眼光，她觉得她的心也被照亮了。她对他微微一笑，她以为她了解他这时候的思想和心情。然后她埋下头把英文书和练习簿略略翻了一下，她想起压在它们下面的东西。

“你这些话很有道理，”淑华热烈地称赞道。那几位长辈从没有得到过她的敬爱。她看轻他们的行为，她憎厌他们的态度，她轻视他们的言论和主张。她自己并没有一种明确的理想，她也不曾拥护过什么新的或者旧的主张。但是她对一切事情都有她自己的看法，都有她自己的是非。她根据她的本能的（原始的）正义概念来判断一切。她觉得觉民的言论与她的意见相合（她常常觉得她二哥的主张正合她的心意，她更加敬爱他），所以她说出称赞的话。但是她还有疑问（这也许不是疑问，或者更可以说是对那些“专制的君主”的攻击），她又说：“不过我不明白他们心里究竟想些什么？为什么专做些损人不利己的事？”

“你怎么还说‘不利己’？旧礼教的精义就是利己主义！旧家庭里面的人都是利己主义者！”觉民忽然把手在桌子上轻轻地一拍，像从梦中惊醒过来似地大声说。

琴噗嗤地笑了起来。她掩住嘴笑道：“二表哥，你是不是要发疯了？又不是什么新发现，这样大惊小怪的！”

觉民自己也笑了。他望着琴，温和地说：“我倒以为是新发见呢。琴妹，你觉得对不对？”

正在笑着的淑华连忙插嘴答道：“我觉得对。不过你说连你、我都是吗？”

觉民正打算说话，忽然一个声音从门外送进来：“你们什么事情这样高兴？”

来的是觉新。琴略略皱起眉头，心里想：“今天的工作做不完了。”

“二哥说我们都是利己主义者，”淑华没头没尾地回答觉新道。

“什么利己主义者？我不大懂，”觉新茫然地说。他走到方桌跟前。

“大表哥，你坐，我让你，”琴站起来，一面把英文小说和练习簿以及下面的稿纸叠在一起，要捧着拿开，把座位让给觉新。

“你坐，你坐。我站站就走的。琴妹，你不要客气，”觉新客气地阻止她。

“琴姐，我把书给你搬过去，”淑华好意地伸手来抢书，琴没有提防被她把书和练习簿抢了去，一叠信笺却落下来，散落了几页在地上。琴立刻红了脸，躬着身子去拾信。

“让我来捡，”觉民说，连忙站起来弯下腰去帮忙拾起那些信笺。

“琴妹，真对不起，把你的信纸弄掉了，”觉新抱歉地说，便也俯下身去拾信笺，并且拾着了一页。他瞥了信笺一眼，看见琴伸手来要，便递给她，一面问道：“是你给同学写的信？”

琴含糊地答应一声。淑华在旁边疑惑地看了琴一眼，她猜想这是琴给《利群周报》写的稿子。她偷偷地看了看琴和觉民的脸色，她觉得她更加明白了。她还对琴道歉地说：“这是我不好。我太粗心，给你闯了祸。幸好地上没有水。”

“这没有什么要紧，是我自己松了手，况且又没有失掉一张，”琴搭讪地说，她想掩饰信稿被他们发见的事。其实觉新也起了一点疑心，他和淑华一样，也以为是琴写的文章。

“琴妹，你坐吧，你们尽管做你们的事情，我不来打搅你们，”觉新说着便离开方桌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我就在床上坐一会儿，我闷得很。”众人也都坐了。

“我们也没有什么事情，”琴敷衍地说。她一面想到未完的工作，一面也了解觉新的寂寞的心情。她希望觉新走开，又不忍叫他走开，她解释地再说了一句：“二表哥在教我读英文。”

“读英文也好，你真用功，”觉新说，他的心却放在别的事上面。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大表哥，你在挖苦我，我哪儿说得上用功？”琴谦虚地分辩道。她忽然停止了。她听见了什么声音。她侧耳一听，原来对面房里有人在开留声机：“……生得来好貌容。”

“五爸又在开留声机了，”淑华解释地说，“刘鸿声的《斩黄袍》。”

“这样晏还开留声机，”觉新不满意地说。

“这就叫做利己主义者，”觉民带着气愤地答道。

“我想不通他们居然能够这样……”觉新沉吟地说了半句话，听见翠环在隔壁唤“大少爷”，便把以下的话咽在肚里，却另外抱怨地说一句：“你刚刚要休息一会儿，又来喊你了。”他站起来，没精打采地走出房去。

觉民和琴望着觉新的背影在门外消失了，又掉回眼光来看淑华。淑华知道他们的心思，便站起来，亲切地低声对琴说：“我晓得你们要做事情，我也不再打岔你们。我等一会儿再给你们端茶来。”她对他们微微一笑，便拿起茶盘往外面走了。

“我们不口渴，不要吃茶了，”琴还在推辞。她望着淑华的背影，满意地称赞了一句：“三表妹现在真不错。这倒是以前料不到的。”

“我们快来对信。现在还没有动手抄，再耽搁，恐怕今晚上抄不完了，”觉民想起他们的未完的工作，着急地对琴说。他从衣袋里摸出了信稿。

13

端午节逼近了。在高家，堂屋前面石板过道上新添了四盆栀子花。椭圆形的绿叶丛中开出了白色的花朵，散放着浓郁的芳香。同样的花还戴在少女的发鬓间或者插在她们的衣襟上。大门旁边垣墙里一株石榴树上也开出了火一般鲜艳的红花。

公馆里的人也显得比平时忙碌。克明一连两夜把觉新叫到他的房里去安排节日里的事情。克明比在前一年衰老多了，近来他也不常去律师事务所，有时隔两三天去一趟。今年事务所里事情不多，有克安帮助照料也就够了（克安也高兴在事务所里消磨时间，他跟陈克家已经处得很好了。）家里的许多事情克明都交给觉新照管。觉新默默地听从了克明的话，并不发一句怨言。

觉新照料着把各处亲戚的节礼都送出去了，又把应该备办的东西（尤其是各种式样的粽子）办齐了。他拉着淑华来帮忙，抄写各房少爷小姐应得节钱的名单，抄写各房男女仆人应得赏钱的名单。仆人们在赏钱以外还可以得到若干粽子。

对仆人的赏钱不止一种：有公账上的赏钱，还有各房的赏钱。觉新除了经管他本房的赏钱外，还要代发克明那一房的赏钱。

名单抄好，赏钱算出以后，觉新便差绮霞把袁成和苏福叫到房里来，将名单交给袁成，同时把方桌上放的重叠的钱盘子指给他，对他点清数目（那里全是当一百文和两百文的大铜板）。苏福也得到粽子和名单，他应该按照名单分发粽子。

觉新等到袁成把应该搬走的钱盘子拿走以后（一次是拿不完的），又差人把翠环唤来。他把在女佣中间分发赏钱和粽子的工作派给她和绮霞两人去做。

这是端午节前一天早晨的事。在门房里袁成和苏福把全公馆里的仆人、轿夫召集起来，当着众人按照名单上规定的数目把赏钱交到每个人的手中，又把粽子也分发了。最后他们才到花园和厨房里，把园丁和厨子、火夫们应得的份子交去。

在里院翠环和绮霞高高兴兴地捧着钱，提着粽子到各房去分发。她们是一房一房地发，发完一处再回到觉新房里去领取另外的。这件事情觉新交给淑华经管。

翠环和绮霞最后一次回来，淑华还在觉新的房里等着她们（觉新分送弟妹们的节钱去了）。她们空着手进来，把倩儿也带来了。翠环和绮霞看见淑华，齐声说：“三小姐，发光了。都说给老爷、太太们谢赏。”倩儿说：“三小姐，给你谢赏啊。”

“不要谢，不是我给的，”淑华看见倩儿请安，连忙笑着还礼。她又对翠环和绮霞说：“没有发光。这儿还有一笔，你们就忘记了？”

“还有？在哪儿？”翠环惊讶地问道。

淑华不慌不忙地从衣袋里摸出了两个红纸包，递给她们，一面笑道：“还有你们自己的，你们倒忘记了？”

她们道了谢接过来。翠环看着纸包疑惑地问道：“三小姐，怎么是红纸包起来的？”

淑华好心地微微一笑，答道：“我给你们包起来的。还有，你们两个这回辛苦了，我给你们加了一点。”

“三小姐，你太客气了。办这一点儿事情也用得着赏钱吗？绮霞，你说是不是？”翠环连忙推辞道，她要打开纸包。

“你不要打开。就算是我请你们买点心吃的，你们还不收吗？”淑华着急地说。她又摸出一个红纸包递给倩儿：“这才是我给你的。”

倩儿刚刚接着红纸包，就听见绮霞说：“我们还是听三小姐的话吧。那么给三小姐谢赏。”绮霞便给淑华请一个安。翠环不打开纸包了，她也给淑华请了安。倩儿又再请了一个安。

“哎呀！怎么你们今天都这样客气了！”淑华笑道，她连忙还了礼。

“三小姐，刚才我跟绮霞、倩儿商量过，哪天我们弄点菜请你同四小姐‘消夜’好不好？”翠环走到淑华面前低声说。

“你们的零用钱也不多，我不好意思破费你们，”淑华推辞道。

“不要紧。又花不到好多钱。我们平日也不花钱，”倩儿和绮霞两人同时接嘴说。

“三小姐不答应，就是看不起我们，不肯赏脸，”翠环故意掉开头做出不高兴的样子来激淑华。

“你们这样说，我就只好答应了。你们还说我看不起你们，真冤枉。我前几年不懂事，爱耍小姐脾气。譬如说，我对鸣凤就不大好。现在悔也悔不及了，”淑华坦白地说。她提到鸣凤，心上仿佛搁了一个石子，但是她不久就把这个石子摔开了。她的脸上并没有痛苦的表情。

鸣凤这个名字使倩儿、翠环和绮霞沉默了。仿佛有一股风把阴云吹到她们的脸上。倩儿的眼泪也掉下来了。鸣凤是她的朋友。她看见过鸣凤的水淋淋的尸首。但是过了一会儿这几个少女脸上的阴云又被温暖的五月（旧历）的晨风吹开了。翠环又说：

“那么就在端午节晚上，琴小姐会跟着姑太太回来。我们也要请她。”

“你们倒想得不错。你们晓得我就喜欢热闹，喜欢同自己高兴的人在一起耍。可惜二姐不在这儿，有她在，多好！”淑华满意地说。但是她说到后面，无意间提起她那个在上海的堂姐，她把话说出来，才明白话里含的意思，于是她又感到不满足了。

“说起二小姐，我们都在想念她。有她在这儿多好，”翠环充满怀念地说。这时淑华坐在觉新的活动椅上，翠环站在写字台前面，倩儿站在翠环的旁边，绮霞站在淑华的背后。翠环抬起眼睛望着窗外，她仿佛不是在看那些常见的景物，她的眼光似乎越过了辽远的空间，达到她那个旧主人的身边。她好像看见了淑英的含笑的面庞。但是窗外的脚步和人影打断了她的思路，她除了面前的景物外什么也看不见了。她的脸上浮出了寂寞的微笑，她留恋地说：“说也奇怪，二小姐在这儿的时候，我们倒盼望她走；她走了，我们又想她。”

“我还不是！人都是这样，”淑华接口说；“不过只要她在外边读书读得好，什么都不要紧，她将来也可以替我们出口气。”

“不过我不晓得还能不能够见到二小姐，”翠环半晌不语，忽然低声自语道。

“我也很想二小姐，”倩儿自语似地说。

“怎么见不到她？你不要说这种丧气话！你看太阳这么亮，天气这么好，我的心好像要飞起来似的，”淑华乐观地大声说。

觉新刚巧从外面进来。他听见淑华的最后一句话，不觉诧异地问道：“三妹，什么事情使你这样高兴？”

“天气好，”淑华简单地带笑回答。

“天气好，也值不得这样高兴，”觉新淡淡地说，好像对淑华的话感不到兴趣似的。

倩儿、翠环和绮霞看见觉新进来，连忙离开淑华，端端正正地站着，不过脸上还带着微笑，她们并不觉得十分拘束。觉新注意到她们还在屋里，顺口问了一句：“东西都分完了吗？”

“是，分光了。都说给三老爷、大少爷谢赏，”翠环和绮霞一齐答道。绮霞的脸上带笑，翠环的眼角眉尖却露了一点忧郁。

“好，”觉新微微点一下头，露出和善的微笑说，“你们也累了。回去歇一会儿吧。”

三个婢女一齐答应“是”，不过翠环还望着觉新恭敬地问道：“大少爷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有了，难为你，”觉新答道，他怀着好感地看了翠环一眼。

翠环、倩儿和绮霞揭起门帘出去了。淑华还坐在觉新的活动椅上。她看见觉新在房里走来走去，便问道：“大哥，你现在要做事吗？我让你。”

“我不要坐，你坐吧，”觉新仍旧不在意地说。他似乎在想什么事情。

“大哥，你刚才到哪儿去了？”淑华看见觉新的举动，知道他一定有什么心事，便关心地问道。

“我在三爸那儿，”觉新简单地答道。

淑华穷根究底地问道：“三爸跟你谈过什么事吗？”

“还不是五爸的事！”觉新顺口答道。他不想隐瞒，而且这时也来不及了，便说下去：“五爸把他名下的田卖了好些出去。”

淑华略微感到失望。她说：“他卖他的田，你又何必着急！跟你有什么相干？”

“他还是五十亩八十亩地卖，而且价钱又很便宜。他吃了别人的亏也不晓得。这太不应该！”觉新听见淑华说跟他“不相干”，看见淑华轻视这件事情，他反而着急起来，气恼地争辩说。

“他自己情愿卖，吃亏也是他甘愿的，你也不值得替他着急，”淑华奇怪地说。她觉得觉新并没有动气的理由，而且她以为这不是什么大事情。

“他这样卖，有一天他会把田都卖光的，”觉新更加着急地说，他不明白淑华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见解。克定不应该把祖父遗下的田产卖掉：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卖光了，也是他的事。他花他的钱，你又不能干涉他！”淑华始终不了解觉新的道理，她奇怪觉新为什么要这样地固执。她不明白克定卖田的事怎么能够这样伤害她大哥的感情，她只是淡淡地说话。

“这是爷爷遗下的田产，只有败家子弟才会把它‘出脱’的。五爸太对不起爷爷！”觉新加重语气地说，好像要一面说服淑华，一面发泄自己胸中的怒气似的。

“那么五爸就是一个败家子弟，”淑华忽然高兴起来，幸灾乐祸地说。“大哥，你还提起五爸！你何苦管这种闲事。你说，五爸对不起爷爷，难道四爸就对得起爷爷？”

“你不懂得，你完全不懂得，”觉新气上加气地说，“我们如果再不管，高家就会光了。什么都会光了。”他仿佛瞥见了那个可怕的不好的预兆。

“光了？我就不相信！至少我们这一房还在——”淑华摇摇头反驳道。

“我们这一房也靠不住。树干遭了虫蛀，一枝一叶将来也难保全，”觉新开始松了气，颓丧地说。

“大哥，这又是你的想法。我就不相信。别的不讲，你说，二哥、三哥他们将来就没有出息？有志气的人就不靠祖宗！”淑华理直气壮地反驳道。她也许不能了解她的两个哥哥，但是她始终相信他们跟家里别的男人不同。她对他们的前途有一种坚强的（而且近乎固执的）信仰。

觉新被这种坚定的话鼓舞起来了，他仿佛瞥见了一线亮光，这给了他一点点勇气，他打起精神说：“我只希望他们将来有一点成就。要是他们再不行，我们高家就完了。你看，像四弟、五弟、六弟他们还有什么办法？”

“你不要提起四弟他们。我看见他们就会把肚皮都气爆的。亏得四婶还把五弟、六弟当成宝贝看待，”淑华气恼地说。

“三爸也是运气不好，偏偏生了一个像四弟这样的儿子，一点也不像他。不晓得七弟将来怎么样？”觉新惋惜地说。

“你放心，七弟自然会跟着哥哥学的。其实这也怪不得别人。像二姐那样的好人都给三爸逼走了！他应该多有几个像四弟这样的好儿子来气气他才好，”淑华没有丝毫的同情，她甚至感到痛快地说。

觉新不大愉快地叹了一口气，皱起眉毛说：“你这种想法也不对。不管怎样，他们都是高家的人。”

“世界上不晓得有多少姓高的人，你数也数不清，你管得了这许多？”淑华嘲讽地说。

觉新摇着头做出厌烦的样子说：“你这是强辩。大家都是从一个祖父传下来的，住在一个公馆里头，你难道不希望他们好？”

淑华不明白觉新的心理，她有点不高兴，赌气地说：“好，你希望他们好，就在这儿跟我多说有什么用处！你应该去教训教训他们。”

觉新一时语塞。这几句话是他料不到的，但是它们突然来了，好像对着他当头打下一棒似的。淑华看见他的愁苦的表情，倒感到一阵痛快。

“五少爷，你再动手，我要去告你！”孩子似的春兰的声音在窗外响起来。这是气恼和惊惶的叫声，而且是从花园内门口传来的。

“你去告，我不怕！摸一下算不得什么。你不喊，我就放你走。你喊了，我偏不要你走！”这是觉群的得意的声音。

“大哥，你听，五弟又在做什么了！”淑华冷冷地说，好像故意在逼觉新似的。

觉新一声不响，他的脸色渐渐地变青了。

窗外又响起了觉群的声音。他喘气地唤着：“四哥，你快来，给我帮忙。”仿佛两人扭在一起，觉群支持不住了，他看见觉英走近，连忙请觉英来做帮手。

“大哥，你不去教训五弟？”淑华不肯放松觉新，再逼着问道。

觉新坐在藤椅上，脸色阴沉，一句话也不说。淑华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四哥，快来！你捉住她的手。等我来收拾她！”——觉群的声音。

“五少爷，你放不放我走？我要去告诉太太！”——春兰的声音。

“好，你打我！我今天一定不饶你！”——觉群的声音。

“我哪儿打过你？你冤枉人不得好死！”——春兰的声音。

一只手打在一个人的脸上，接着觉英骂道：“你在骂哪个？你敢骂五少爷，你太没王法了，我今天要打死你！”

“把她绑起来！”觉群威胁地说。

“你打，你把我打死也不要紧！少爷家找到做丫头的闹，真不要脸！我一定要告诉三老爷、四老爷去！”春兰带着哭声骂道。

“你怎么不去告诉你们五老爷？你们五老爷就专门爱闹丫头。他闹得，我们就闹不得？”觉英得意地笑起来。显然春兰落在这两个孩子的手里，渐渐地失掉了抵抗力，除了哭骂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大哥，你不去，我去！这太不成话了！”淑华气愤地说，就要往外走。

“三妹，你不要多事。四婶她们花样多。二哥去年已经招过一次麻烦。你不要去，”觉新忽然开口阻止道。他的态度倒是很诚恳的。

“我不怕这些！我看不惯我就要管！”淑华理直气壮地说。她不再听觉新的话，大步走了出去。

淑华从过道转入花园的外门。她进了里面，看见在月洞门口觉英、觉群两弟兄同春兰纠缠在一起。觉群的一只手抓住春兰的辫子，另一只手捏成拳头在春兰的背上敲打。觉英对着春兰，不时把口水吐在她的脸上。他捏住她的两只手，把它们用力扭在一起，仿佛想抽出一只手去打她的脸颊。但是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努力在护卫自己，不让他把手抽出去。同时她还摇动身子躲闪觉群的拳头。觉群、觉英两人占着优势，他们带笑地在咒骂。从春兰的口里吐出的却是绝望的哭骂声。

淑华看见这情形，更是气上加气。她急急地走过去。离他们还有五六步光景，她便带怒地喝道：

“四弟，五弟，你们在做什么！”

觉群听见这个愤怒的叫声，马上松了手，站在一边。觉英知道是淑华，连哼都不哼一声，依旧捏住春兰的手不肯放。

“三小姐，你看，四少爷他们无缘无故缠住我打，请你把他们拉开，”春兰哭诉道，她的头发散乱，脸上全是泪痕。左边脸颊已经红肿了。

“四弟，你听见没有？你放不放？”淑华大声问道。

觉英抬起头看了淑华一眼，骄傲地答道：“我不放。”他趁着春兰不注意，猛然抽出一只手在她的脸上重重地打了一下。

“你打，你打！”春兰带着哭骂扑过去，用头去撞他的身子，把脸在他的衣服上揩来揩去。

“老子高兴打，老子高兴打！打死你又怎么样？”觉英回骂着，把手捏成拳头，在春兰的头上敲打。觉群带着狡猾的微笑在旁边看。

“四弟，你敢这样闹！太不成话了！三爸舍不得打你。你看我敢不敢打你！我不相信我就打不得你！”淑华气得没有办法，大声骂起来。她抓住觉英的手，吩咐春兰道：“春兰，你快点走！”

春兰起初没有听清楚淑华的话，她还抓住觉英的衣服不走开。觉英忽然把手从淑华的手里挣脱出来，去拉春兰的膀子。淑华又去分开他们。她用力把身子插在他们的中间，费了许多气力，才又把觉英的手捏住。觉英骂着，挣扎着。他甚至想用嘴去咬淑华的手。

淑华接连地催促春兰走开。春兰知道不走也不会有好处，便不再跟觉英理论，只是揩着自己的眼泪，口里咕哝着，说要去告诉她的五太太，就慢慢地沿着觉新的窗下走出去了。

淑华看见春兰一走，觉得自己的任务已了，便放开觉英的手，正要回到觉新的房里去。觉英却拉住她的衣襟不让她走。

“四弟，你放开我！”淑华正色地嚷道。

“你把春兰喊回来，我就放你！”觉英脸色很难看地答道。

“我问你，你到底放不放？”淑华再问道。她把身子动了一下。

觉英怕她挣脱，抓得更紧些。他还嚷着：“我说不放就不放！”

淑华气得脸通红。她也不再说话，她把觉英的两只手捏住，跟他争持了一会儿。后来她用力一摔，挣脱自己的身子，却将觉英摔下去。只听见扑冬一声，觉英手足直伸地跌倒在地上。觉英变了脸色大声哭起来。他就睡倒在地上，×妈×娘地乱骂。

淑华好像没有听见似的。她把衣服拉直，在衣襟上拍了两下，也不去看躺在地上哭骂的觉英，毫不在乎地（其实她很兴奋，不过做出毫不在乎的样子）走出了花园的外门。

觉英仍然躺在地上，一面骂一面哭。他并不知道淑华这时去什么地方，不过他希望觉新会听见他的咒骂。所以他不断地把它们掷进觉新的房里去。

觉群看见淑华走远了，连忙走到觉英的身边。他也坐在地上，帮忙觉英骂淑华。不过他的声音不高，只有觉英一个人听得见。

淑华走进了觉新的房间。觉新静静地坐在写字台前，桌上摊开一本书。但是他两手撑着下颔，两眼痴痴地盯着挂在对面墙上的亡妻的遗像。他听见淑华的脚步声，也不回过头看她。

觉英还在窗外骂着极难入耳的话。淑华的血又沸腾起来了。觉新不说一句话，使她更觉房里闷得难受。她气愤地骂道：“这太不像话了！三爸也不把四弟好好地教训一下。”

觉新掉过头看了她一眼，悄然地说了一句：“你又闯下祸了。”

“闯下祸？哼！”淑华冷笑道。“这个我倒不怕！我一点儿也没有错。”

“我并没有说你错，”觉新央求似地说。“不过少管闲事总是好的。我怕等一会儿又有麻烦了。我只希望能够安安静静地过个端午节。”

“有麻烦我来承当好了，你不要害怕，不会找到你的，”淑华赌气地说道。

觉新苦涩地笑了笑，温和地说：“你看，你就生气了。我不过随便说一句，劝你以后谨慎一点。你听四弟骂得多难听。”

“让他去骂。我不相信他就会睡在地上骂一天，”淑华倔强地说。

“四弟这个牛脾气真难说。你碰到他就该倒楣！”觉新焦虑地说。

但是窗外开始静下来，哭声突然停止了。觉英从地下爬起，和觉群两人沿着花丛中的石板道走到井边，站在栏杆前低声谈论什么，又俯下头往井内看。

“大哥，你看四弟又不响了。真是个不宜好的东西。你对他凶一点，他就没有办法，”淑华得意地说。

“你不要就得意。你爱管他的事情，你将来总会吃亏的。我劝你还是少管闲事的好，”觉新担心地说。

“我碰到这种事情，我不管就不痛快。我不像你，我不能够把任何一件事情闷在心里头，”淑华毫不在意地答道。

14

淑华走后，觉新看书也看不进去。他又想起应该写信到上海去，便揭开砚台盖，磨好了墨，又从笔筒里拿出一枝小字笔，在抽屉里取出一叠信笺。他刚刚写了几个字，忽然觉得笔头沉重，他不能如意地指挥它。他的脑子里也不知道装了一些什么东西。他的思想也不能够活动了。他拿着笔很难放下去，半晌才写出两个字，接着他又涂掉了。他很烦，又觉得很累，便把笔放进铜笔套里，盖上砚台盖，站起来，走到内房去，想在床上躺一会儿。

他躺在床上，刚刚闭了眼睛，就听见唤“大少爷”的声音。他连忙站起来。翠环进来了，右边发鬓上插了一朵栀子花，笑吟吟地说：“大少爷，我们老爷请你去。”

觉新淡淡地答了一句：“我就来。”

翠环听见他的疲倦的声音，诧异地看他一眼，问道：“大少爷还要睡一会儿吗？我去回老爷说大少爷在睡觉就是了。”

“不必了，我不要睡了，”觉新连忙阻止道。他揩了一下眼睛，看见翠环没有走，便又说：“我跟你去。”

觉新进了克明的书房。克明正坐在沙发上看《史记》，看见觉新进来，便放下书，对觉新说：“明轩，我刚才忘记对你说，今年送教读先生的节礼要厚一点。”

觉新应道：“是。”克明停了一下又说：“还有，你吩咐厨房明天早饭多预备一桌席，开在书房里头，让四娃子、五娃子、六娃子他们陪先生吃饭。还有大姑太太答应端午节来，很难得。她好久不来了。今年还是第一次来，所以我叫厨房里预备两桌席，开在堂屋里，一家人团聚一下。”

觉新又应了一声：“是。”克明满意地微笑着。他又说了两句话，忽然咳起嗽来，不过咳了两三声，吐出一口痰又停止了。他摸出手帕揩去嘴边的口沫后，又对觉新说：“我这回咳嗽医了这么久，并不见效。再过些时候，如果还是不见好，我要找你请西医来看看……”

觉新又应一声：“是。”他的心并不在这个房间里。但是要问它此时在什么地方，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觉得它好像是在远方似的。

“你看西医治这个病有无把握？”克明忽然恳切地问道。他注意地望着觉新，等着觉新的回答。

觉新起初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以后就醒过来了。他连忙赔笑地答道：“其实三爸的病也不厉害。我看很快就可以治好。请祝医官来看看也不错。”

克明停了一下，沉吟地说：“我想过些日子再决定……”

觉新不知道克明究竟怎样想法，也不便多劝他，只是唯唯地应着，等候他说下去。

这时外面房里起了一阵脚步声。翠环匆匆忙忙地走进来，惊惶地报告道：“老爷，五太太来了。”

“啊，”克明奇怪地吐出这个字。觉新不觉吃了一惊，他猜到一定会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沈氏进来了，春兰跟在她的后面。沈氏的头发梳得很光。脸涂得白白的，不过上面没有擦胭脂。在矮矮的鼻子上面，一对小眼睛鼓得圆圆的，两道画过的宽眉快要挨在一起。一张阔嘴紧紧闭着，脸上没有笑容。

沈氏走进房来，把她的一双半大脚重重地踏在地板上，对着克明唤了一声：“三哥，”把眼眉一动，立刻摆出了一脸的怒容。

克明连忙欠身站起说：“五弟妹，请坐。”觉新也点头招呼，唤了一声：“五婶。”

沈氏含糊地应了一声。她不坐，就立在写字台前，一面指着春兰对克明说：“三哥，你看！”

克明和觉新都朝着春兰看。春兰埋下头，她的头发蓬乱，一根辫子散了一半，头绳长长地拖下来。脸上黄一块，红一块，一边脸颊浮肿了。

“五弟妹，这是怎么一回事？”克明看罢，纳闷地问道，他不明白沈氏为什么要来麻烦他。觉新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情，不过他不敢做声，其实他也不愿意说出来。他只是默默地旁观着。

“难道三哥还不晓得？”沈氏把头一动冷笑道。她不等克明说话，便沉下脸，用决断的声音说下去：“这是老四千的好事！”

“四娃子，他不在书房里头读书？”克明更加惊愕地说。

“读书？哼，他几时好好地读过书来？”沈氏扁扁嘴，做出轻蔑的表情说。“他把整个公馆都要翻过来了，只有你三哥一个人不晓得。”她在一把靠背椅上坐下来，叫春兰立在她的身边。

克明用一只手紧紧地压住写字台，正色地说道：“五弟妹，你这是什么话？”

“什么话？你三哥教出来的好儿子，自己该明白，”沈氏想好许多讽刺话要用来伤害克明，她不肯放松他，她说出一句，她感到一种复仇似的满足。

克明气得脸发青，他不理睬沈氏，却把眼睛掉向四周望去。他看见房里没有一个女佣，便带怒地大声唤道：“翠环！”没有应声。他又唤道：“汤嫂！王嫂！”

女佣王嫂正在外面房里窃听。她让他喊了两三声才答应着，慢慢地走进来。

“三哥，你不用生气。我告诉你：老四、老五两个拉着春兰调戏。老四还动手打人。幸好三姑娘来拉开了。不然不晓得今天会闹出什么事情！”沈氏毫无怜悯地说。她一面说话，一面注意地望着克明。她看见他面部表情的变化，看见他脸上肌肉的搐动，她暗地里十分满意。

克明望着王嫂怒喝道：“你快去把四少爷、五少爷喊来！你喊他们立刻就来！”王嫂连忙答应着，就退出去了。

“哪里会有这种事情！等我问个明白！”克明坐下去。喘吁吁地说，他的手拍了拍膝头。

“好，就请三哥问个明白，想个办法。不然，我以后怎么敢用丫头？”沈氏仍然不肯放松克明，继续用话去刺克明的心。

“五弟妹，你不要多说，我知道！”克明不客气地对着沈氏挥手说。他极力制止他的上升的怒气。接着他又叫道：“翠环！”只叫了一声，他就咳起嗽来。

没有应声。觉新开口了。他同情地问道：“三爸喊翠环，有什么事？等我去喊！”

“明轩，你不要走，”克明忍住咳嗽阻止道，“你就留在这儿。”他刚把话说完，就听见他妻子的声音。

“三老爷，你什么事这样生气？”张氏走进来，柔声问道。她再回过头招呼了沈氏和觉新。她刚刚梳洗完毕，带着一脸新鲜的笑容进来。翠环跟在她后面。

克明还没有回答张氏，他瞥见了翠环，便先吩咐道：“翠环，你去把三小姐喊来。”

张氏走到沙发旁边，温和地望着克明，再问道：“三老爷，究竟是什么事情？”

克明抬起脸看他的妻子，恼怒地说：“还不是为着四娃子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他真把我……”他喘着气说不下去，又埋下头咳起嗽来。

张氏连忙挨近去，伸出两只手替他捶背，一面温柔地劝道：“为着老四的事情，也犯不着生这样大的气。等他来，教训他一顿就是了。”

觉新看见克明止了咳，吐了两口痰在旁边的痰盂里。他也顺着张氏的语气劝道：“三婶说得是，四弟年纪轻，不懂事，做错事情，等一会儿教训他一顿就是了。为着这件小事情，三爸也不必这样生气。”

“小事情？”沈氏跷着二郎腿，在旁边冷笑一声。

张氏和觉新一齐掉过脸去望沈氏，看见沈氏得意地坐在那里。他们默默地把眼光掉开了。

外面响起了“冬冬”的声音，觉群的影子很快地闪进房里来。

觉群的扁脸上本来还带着笑容，但是他走进房间，看见房里的情形，便木然地站住了。笑容马上从脸部消去。他把大嘴微微张开，在门牙的地位上露出一个缺口。

“五弟，四哥呢？他没有跟你一路来？”觉新问道。

“他在后面，他走得慢，”觉群鼓起勇气答道。他偷偷地看了克明一眼。

“这个畜生还要慢慢走！等他来一定要结实地捶他一顿！”克明忽然骂道，吓得觉群立刻把脸掉开了。

“老五，你说，是不是你跟你四哥两个调戏春兰？”沈氏板起面孔问觉群道。

“不，不是我，是四哥，他一个人，没有我，三姐看见的！”觉群慌张地辩道。

“没有你？你先动手，四少爷才来的！”春兰马上反驳道。她愤恨地望着觉群。

“我没有！我没有！你冤枉我，不得好死！”觉群挣红脸抵赖道。

“好，五少爷，我冤枉你，我不得好死！哪个赖，哪个也不得好死！”春兰又气又急大声发誓道。

“春兰，你少说两句！”觉新知道觉群在抵赖，因为觉得春兰的话不能入耳，便阻止道。

“春兰，你说，你尽管说！现在要说个明白，才晓得谁是谁非！”沈氏听见觉新的话，故意不给他留面子，反而命令春兰说下去。

“三小姐亲眼看见的，等一会儿问三小姐就晓得了。我没有说一句假话，”春兰仗着她的主人在这里给她撑腰，理直气壮地说。

觉英慢慢地走了进来。他走到房门口，听见房里春兰的声音，知道没有好事情等着他。他有点胆怯，却又无法逃开，心想父亲近来对他不坏，也许不会怎么严厉地责骂他，便硬着头皮走进了他父亲的书斋。

克明看见觉英进来，只觉得气往上冒，但是也不立刻发作。他沉着脸用低沉的声音对觉英说：“你过来。”

房间里没有别的声音。众人屏住了呼吸望着克明。张氏的脸开始发白了。

觉英胆怯地看了克明一眼。他不知道父亲要怎样对待他。但是他现在没法逃避了，便只得慢慢地移动脚步走过去。

克明看见觉英走到他的面前。他注意地望着他的儿子。他忽然对觉英露出狞笑，仍然用低沉的声音说：

“你干的好事情！你这样爱学下流！”

“不是我，是五弟干的，”觉英狡猾地辩道。

“你说谎！明明是你！我没有打她的脸！”觉群在旁边着急地插嘴嚷道。

“你还要赖！你干了好事还不肯承认！”克明厉声骂着，顺手就给觉英一个巴掌。随着那个响声觉英的脸上立刻现出了红印。

“我没有，我没有！他们冤枉我！”觉英马上进出哭声来。他伸手慢慢地摩着他的被打的脸颊。

五岁多的觉人刚刚走到房门口听见了哥哥的哭声。他不敢进来，就躲在房门口偷看。

“老四，告诉你，你要学你五爸，还早嘞！你今年多少岁？”沈氏幸灾乐祸地在一边冷笑道。

没有人理她。淑华进来了。觉英看见淑华，脸色完全变了。他知道无法抵赖，便埋下头去。

“三姑娘，你说，是不是你看见老四、老五缠着春兰胡闹，你把他们拉开的？”沈氏抢先对淑华说。

觉新来不及说话，只把眼光送到淑华的脸上去，他的眼光在恳求：不要直说吧。

淑华似乎没有了解这个意思。她也不去看觉新。她又听见张氏的声音：“三姑娘，你说，你说。”她便对着张氏把事情的经过简略地叙述出来。她说得快，好像害怕别人会打断她的话似的。她的每句话对沈氏是一阵高兴，对克明和张氏是一个打击。觉新暗暗地盼望她闭上嘴，但是她却残酷地一直往下说。

克明听见淑华的话，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再没有怀疑的余地了。他以前完全想不到会有这些事情。虽然他并不满意这个孩子，但是自从他的女儿淑英出走以后，他对这个十六岁的儿子（他的长子！）便存了偏爱心，他有时甚至在觉英的身上寄托了希望。然而如今这个孩子给他带来什么？他自己的儿子做了他所最憎厌的下流事情！而且给他招来沈氏的难堪的侮辱。他的希望破灭了。在眼前的黑暗中他看见一对带着复仇的讥笑的小眼睛。这对眼睛愈来愈近，刺痛了他的脸（他的脸上起了拘挛）和他的心。他不能忍受下去，他觉得痰直往上涌。淑华的最后几句话渐渐地变模糊了，他只听进断续的几个字，并没有抓住它们的意义。其实他也用不着知道它们的意义，他已经明白一切了。现在他开始看见了事实的真相，他绝望，他悲愤。但是他始终没有看到他自己的错误。他想这是厄运：他自己做了半生正直的人，却得到这样的结果。

淑华说完话，克明并不责骂觉英，却是对着他喘气，眼珠往上面翻，脸色发青。觉英害怕起来。他不知道他的父亲会有什么样的举动，不过他明白这个举动一定是可怕的。这时他的聪明和狡猾完全失去了。他站在那里不知所措，身子微微发颤。觉群站在一边，也失去了他平日的活泼与顽皮。

在这个房间里除了沈氏（她始终是暗暗高兴地“欣赏”着克明的痛苦与气恼）和春兰外，别的人都默默地怀着沉重的心等候克明开口。淑华的心情比较复杂，她固然在克明的痛苦中感到报复的满足（她为了堂姐淑英的事特别怨恨克明），但是这个未老先衰的叔父的可怜状态又引起了她的怜悯心。

“三老爷，你怎么了？”张氏看见克明喘着气，怒目望着觉英不说话，有点害怕起来，焦急地问道。

“我要打死他，我要打死他！”克明咬牙切齿地自语道。他抬起头四处望，看见翠环，便严厉地吩咐道：“翠环，你去把板子拿来。”

翠环答应一声，却不移动脚步。她望着张氏，不能决定是否应该去把竹板取来。

克明看见翠环不走，便大声责斥道：“你还不去！你也想挨打是不是？快点给我拿来！”

翠环不敢再迟疑，答应一声便走开了。

“真把我气死了！”克明白语似地说。他喘了几口气，怒目瞪着面前的觉英，他看见觉英的畏缩战栗的样子，更是气上加气，便厉声责斥道：“你这个畜生！我还以为你好好地在书房里头读书，我还以为你读书有了长进，哪晓得你逃学出来干这种下流事情！你不听话，你不学好，你不要读书，你要做什么？你要造反啦！我看见你这个样子我就生气。我今天要打死你！我要打死你这个不肖的东西！”他愈骂愈气，后来他觉得头快要爆开了。他瞥见门帘一动，翠环拿着竹板进来了。他骂出这句“不肖的东西”，马上站起来，说声：“给我！”便伸出手去接竹板。

觉英立刻扑冬一声，自动地跪在克明的面前，哭着哀求道：“爹，不要打我，下回我不敢了。”

“没出息的东西！打都没有打到就哭起来了！”克明轻蔑地骂道。他接过竹板，也不去拣定地方，随手就往觉英的身上打去。觉英眼快，连忙把头一偏，竹板正打在他的膀子上。他就像被宰的猪似地大声哭叫起来。克明听见他号哭，不但不停止，却更加用力地打下竹板去。

觉人在门口吓得不敢看下去，一口气往外跑。袁奶妈在桂堂后面的坝子里追到了他。

张氏心里有点气闷，她又担心克明的健康，更不高兴沈氏来给他们添麻烦。她看见克明接连地把竹板打在觉英的身上，有点心疼，却又不敢劝阻。她又看见沈氏似乎得意地坐在那里，更觉得不快，便对沈氏说：“五弟妹，你请回去。三哥已经在打四娃子了。四娃子挨过这顿打，以后再不敢做那种事情了。你尽管放心。你坐了这半天，你也该累了。”

沈氏想了一想，脸上露出虚伪的笑容。她说：“也好，三嫂，对不住，吵了你们一早晨。不过老四也实在闹得太不成话了，多打他几顿，或者会好一点。我看以后应该好好地教训他。要是不早点教管，以后出了事又来不及了。就像去年二姑娘的事情那样。”

克明停住板子，气愤不堪地看了沈氏一眼。她说的关于淑英的话伤害了他。他几乎要出声骂起来，但是话到唇边，又被他忍住了。他觉得有好些针刺进他的心头，他只得咬住牙关忍住痛。他只是痛苦地哼了一声，就倒在沙发的靠背上。

“五弟妹，多谢你这番好意。不过我们公馆这样大，他们小孩子一天东跑西跑，我们有顾不到的地方，还要请你替我们管教管教，”张氏谦虚似地说。

“啊哟！三嫂，你说得好容易！他这样的脾气，我怎么管得了？他不闹到我屋里来，就算是我的运气了，”沈氏故意嘲讽地笑道。她说罢，马上收了笑容，站起来，吩咐春兰道：“春兰，跟我走。”

张氏看见沈氏转身要走出去，便报复似地在后面追问一句：“五弟妹，你今天不到你四嫂那儿去吗？”

沈氏听见这句话，便站住回过头来，看了张氏一眼。她看见张氏的似笑似怒的神情，知道话中有刺。她用眼光去找寻觉群。这个孩子在觉英发出第一声哭叫时便溜走了，那时并没有人注意到他，现在房里没有了他的踪迹。沈氏本来并没有去找四嫂王氏的意思，踌躇一下，便做出不在意的样子答道：“我就要到四嫂那儿去，你有什么事吗？”

“我没有，”张氏掩饰地答道。她连忙加上一句：“请你告诉四嫂，老四已经挨了打了。”

“好，”沈氏简短地应道。她不再跟张氏说话，就带着春兰往外面走了。

觉英跪在地上呜呜地哭着。克明坐在沙发上，两眼十分厌恶地盯着觉英，左手捏着竹板，松松地放在沙发的扶手上。张氏立在沙发旁边，身子挨着沙发的另一边扶手。觉新立在书架前面。翠环站在近门的角落里。淑华本来靠了写字台的一角站着，她在沈氏走后觉得没有趣味，便也走出去了。

“擦得这么白，真是一脸的奸臣相，”张氏看见沈氏的背影消失以后，过了片刻，自语似地低声骂道。

没有人答话。房里只有觉英的哭声。一种难堪的窒闷开始压下来。

“翠环，你快去看看，五太太是不是到四太太屋里去？”张氏忽然想起这件事情，连忙吩咐翠环道。

翠环答应了一声，正要出去。克明却不满意地开口阻止道：“三太太，你不要去管她的事！她捣什么鬼，由她去。总之，四娃子太不学好了，不给我争一口气。”他说到这里，怒火又往上升，他便把身子离开沙发的靠背，怒目瞪着觉英骂起来：“都是你这个畜生不学好，干出这种不争气的事情！给你们请了好先生来，你一天就不读书。从前养鸽子，喂金鱼，捉蟋蟀，现在越闹越不成话了。你是不是要学你五爸的榜样？”他举起竹板又接连地往觉英的头上和身上打下去。

觉英大声哭叫起来。张氏哀求着：“三老爷。”克明听见觉英的哭声，听见张氏的叫声，这反倒增加了他的愤怒。他越发用力地打下板子去。他全身发起热来。他忘记了一切事情，他忘记了跪在他面前的是什么人。他只知道一件事：打。他觉得应该用力打。他害怕别人会阻止他，他狂乱地说：“我要打死他！我要打死他！”觉新看见克明这样乱打，也发出了哀求停止的叫声：“三爸！三爸！”

克明仍然继续打着（竹板大半落在觉英的穿着衣服的身上），觉英把声音都叫哑了，只是呜呜地哭着。张氏着急地叫起来：“大少爷，你不来劝劝三爸！”她一面说，一面去拖克明的手。

觉新也走过去，帮忙张氏劝阻克明。他不住地说：“三爸，够了。你休息一会儿吧，”一面把身子隔在他们父子的中间，帮忙张氏拉住克明的膀子。

克明挣扎了一会儿便让步了。他刚才凭着一股气在动作，这时一经打岔，他的气也渐渐地发泄尽了。他不再坚持，一松手，让竹板落到地上。他精疲力竭地倒在沙发靠背上，一口一口地喘着气。

觉新站开一点。张氏俯下头望着克明，关心地问道：“三老爷，你有点不舒服吗？”

克明默默地把头摇了两摇。

“你去睡一会儿吧，好不好？我害怕你太累了，”张氏柔声再问道。

克明又把头摇了摇，低声说了一句“我不累”。

张氏便不再问，她吩咐翠环道：“翠环，你去给老爷倒杯酽茶来。”

觉英仍旧呜呜地哭着，不过现在他是坐在地上了。眼泪和鼻涕混在一起，把那张印着几下板子痕迹的脸弄得像一个小丑面孔。一件早晨新换的长衫先前在花园内门口粘染了一些泥土，这时更涂满了灰尘，而且胸前还有几摊泪痕。他埋着头一边哭，一边用手摩抚被打后发痛的地方。

翠环端了茶来。克明接过杯子喝了两三口热茶，觉得精神好了一点。他看看坐在地上的觉英，不觉皱起了眉头。

张氏看见克明的这种表情，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她害怕他再动气，便勉强做出笑容，柔声对他说：“三老爷，让他出去吧。他也得到教训了。”

克明沉默不语。张氏也就不敢再说。克明的手里还端着茶杯。他把杯里的茶喝光了，将杯子放在写字台上。他又看了看觉英，低声说了两个字：“也好。”这是在回答张氏的话。但是接着他又侧头对觉新说：

“明轩，你把你四弟带到书房里去。你对龙先生说，我问候他，请他好好管教你四弟读书，不准他乱出书房门。倘使你四弟不听话，请先生尽管打。我过两天再削一根宽板子送去。”他说得比较慢，后来又停了一下。觉新以为他说完了，但是他又说下去：

“今天就不要放四娃子出来。以后就叫他在书房里陪先生吃饭。”

“是，是，”觉新唯唯地应着。他巴不得克明有这样的吩咐。他现在有机会走出这个空气沉闷的房间了。他连忙走过去拉觉英的膀子。

觉英听清楚了克明的话。他并不害怕龙先生，所以他很欢迎他父亲的这样的吩咐，他可以借此渡过了目前的难关。他不等觉新用力拉他，就从地上爬起来，也不看克明一眼，也不对谁说一句话，便埋下头跟着觉新出去了。

15

房里剩下克明夫妇两人。翠环也拿着竹板到外面去了。张氏便在沙发的扶手上坐下，她把手轻轻地挨着克明的膀子。她看见克明仍旧靠在沙发的靠背上，过了半晌都不说话，便温柔地再劝道：“三老爷，你去躺一会儿吧。”

“我不想睡，”过了好一会儿，克明才含含糊糊地答道。他忽然掉过头看她，他的脸上开始现出一种她好些年来没有见到的柔和的表情。他伸出左手把她的一只手捏住不放，恳求似地说：“你不要走。你就在这儿多陪我一会儿。”

张氏有点不好意思，脸略略发红，她低声说：“你放开，别人会来看见的。”

克明好像没有听见似的，只顾说自己的话：“我要你在这儿陪我。我闷得很。”他捏紧张氏的手不肯放。

“我在这儿陪你就是了，你放掉我的手，”张氏像对付一个孩子似地说，先前的焦虑现在消失了大半。她先前还怕他，这时却有点怜惜他。

“四娃子将来不见得会有出息。五娃子也应该好好管教，我看这些小孩子都不会有出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他自语似地说，他的思想还在那些事情中间打转。他的声音里还含着焦虑。

“三老爷，你还要想这些事情？老五又不是你的儿子，你多管又会招来麻烦。你应该少动气，多多将息，才是正理，”张氏关心地劝道。

“你们女人家不晓得。五娃子虽然不是我的儿子，他究竟是高家的子弟。我活一天就不忍看着高家衰败，”克明驳道。

“你这个人也是太热心了。高家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五弟把田卖了，你要生气；四弟在外面跟唱小旦的来往，你要生气；侄儿们不学好，你要生气。你一个人怎么管得了他们许多人，况且爹又不在了，他们暗中也不服你，”张氏恳切地说着劝告的话。

克明痛苦地摇摇头，说道：“就是因为爹不在了，我做哥哥的要出来管事。”他把她的手放松，她连忙将它缩回去。“其实我管他们的事情，也只是希望他们学好。我并不是为自己。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讨厌我？”他想了一会儿，又带着自信地说：“我自问我并没有做错一件事情。我做人也很正直。我从没有在外面胡闹过……”

张氏轻轻地推他的膀子，打岔道：“三老爷，你不要再讲话，你去睡一会儿好不好？不然就吩咐厨房开饭。”她惊奇地望着他，不知道他今天为什么改变了态度，而且对她说这许多话。但是她始终为他的健康担心。

“我不想睡，我也不想吃饭，”克明疲倦地说。

“三老爷，你今天究竟怎么了？”张氏惊急地问道。她疑心他生了病，便把手伸去摸他的前额，他的额上略有一点热，她放了心。她要把手缩回去，这只手又被他捏住了。他把它拿下来，放在怀里。她默默地让他这样做。他柔声唤道：“三太太。”她做出笑容回答一声：“嗯。”

“你同我在一起也有十九年了。你该比别人明白我。你说我是不是个正直的人？我做过什么错事没有？”克明把眼光停留在张氏的脸上，恳切地等候张氏的回答。

“我明白你，我明白你。你是正直的人，你没有做过错事情，”张氏加重语势地说。她只图安慰他，想马上减轻他的痛苦，她却忘记了他做过一件使她失望的事（就是关于他们的女儿淑英出走的事，他至今还不肯宽恕淑英）。

“但是为什么单单我一个人遇到这些事情？二女偷跑到上海去。四娃子又这样不争气。五弟，更不用说，他丧服未满就私自纳妾，而且卖掉祖宗遗产。四弟应该明白一点，他也在外面跟戏子来往。我责备他们，他们都不听话。我看我们这份家当一定会给他们弄光的。他们没有一个人对得起我，更对不起死去的爹。这便是我一生做人正直的报酬。想起来真令人灰心。四娃子不学好，不必说了。我看七娃子也不见得有出息，现在已经不听话了。我这一生还有什么指望？”克明半怨愤半沮丧地说。他放松她的手，接连地喘了几口气。

“三老爷，你没有错。他们都不好，”张氏温柔地看着丈夫的略带病容的脸，同情地说，“不过你自己身体要紧。你为这些事情气坏了也值不得。只要你自己做事问心无愧，别的也不用去管了。我想好人总会有好报的。”这个三十八九岁女人的清秀的瓜子脸上还留着不少青春的痕迹。两只水汪汪的眼睛含着不少的柔情和关心望着她的丈夫。“你的身体要紧啊，”她说了一句，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先红了脸，然后含笑地小声说：“三老爷，你何苦为四娃子、七娃子怄气。你忘记了你还有——”她说到这里，不好意思地闭了嘴，无意地埋下头去望了一下自己的渐渐大起来了的肚子。

克明的脸上忽然露出了笑容，他懂得她的意思。他似乎在绝望中瞥见了一线微弱的光。他多少感到了一点温暖。他感动地说：“你的意思不错。我希望再有一个儿子，他可能比他两个哥哥都好。究竟还是你关心我，你懂得我。不过你也要当心身体啊，这半年来你也憔悴了。”

这番话倒给了张氏一点温暖，一点兴奋。不，它还给她唤起了一段很远很远的记忆。她带了一点梦幻的眼光看他。她不好意思多看，马上就把眼光掉开了。但是在这短短的注视中，她在他的憔悴的脸上，看出那个年轻的美男子的面庞，她好像进入梦境似的（她多年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好梦了）。她柔情地对克明说：“三老爷，你不记得十九年前，我到你们家里还只有三个月，你对我念过一首词，你还说，我们两个是一个人，你离不了我，我离不了你；你说，只要我在你的身边，你做事情就不会灰心；你还说过很多的话。”她想到那些话，她的脸红起来。她渐渐地把手伸到他的手边去。

克明也开始沉入梦境。他慢慢地小声答道：“我还记得。以后我们就渐渐地分开了，我也不记得事情是怎样变化的。”

“那是在我生了二女子以后，你到京城去引见，后来你又忙着你的公事，渐渐地不大理我了，”张氏仍旧做梦似地说，在她的眼里又现出了她这十几年来的平淡单调的生活。她怀念她嫁到高家来最初几年的日子。以后这些年的生活又使她嫌厌。她的思想渐渐地接近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孩很快地长大起来。于是她看见那张秀丽的瓜子脸和一对水汪汪的凤眼。这不是年轻时代的她，这是她的女儿淑英。但是淑英现在不是她的女儿了，他不承认淑英是他们的女儿。他不肯帮助淑英，却让这个少女孤零零地在上海的茫茫人海中过着艰苦的日子。这些天淑英的事情常常折磨她的心。现在它又来压迫她的心了。她渐渐地从梦中醒了过来。她带着那个时期的感情对克明说：“三老爷，我求你一件事，你答应我这一件事。”

“什么事？你说说看，我一定会答应的，”克明仍旧用梦幻的调子答道。

“就是二女，”张氏鼓起勇气说，“她虽然不该走，可是她一个人在上海也很可怜。我还记得从前她刚生下来，你多喜欢她。那些日子我们过得很快乐。”在张氏的眼睛里泪水满溢了。

“你还在想二女，”克明沉吟地说，他似乎还在过去的好梦中。他正要说下去，但是王嫂来打断了他的话。王嫂走进房来，大声唤道：“老爷，太太，开饭了。”

这个粗鲁的声音打破了两个人的梦景。他们同时从十几年以前的婚后日子中跌回到现实生活里来。张氏不好意思地站起，应了一声。

王嫂立刻退了出去。克明抚着下颔摇摇头说：

“我并不恨二女，我知道是剑云他们把她教坏的。不过这太过分了。我不能。”

“可是你跟她赌气又有什么好处？你记不记得从前那些情形？”张氏进出哭声道。

克明想了想，决断地答道：“从前是从前，我不能宽恕她这次的行为。我不能打我自己的嘴巴。在我的心里二女已经死了。”

“三老爷，你不能，你不能这样狠心！为什么你单单对二女这样严？”张氏呜咽地争辩道，过去的回忆给她增加了不少的力量，她从前很少这样跟他争辩的。

克明的干枯的眼睛里也掉下一两滴眼泪。他痛苦地、并不严厉地答道：“她是我自己的女儿，我不能够宽恕她。不过你还是她的母亲，我不干涉你跟她通信。你可以汇钱给她，也可以给她帮忙，我都依你，不过你喊她不要再写信给我，我无论如何不看她写来的信。”

他刚说完，就发出一声呛咳，接着俯下身子咳起来。

“三老爷，你这真是何苦来！”张氏又抱怨、又怜惜地说了这一句，一面含着眼泪给他捶背。

16

沈氏带着春兰出来，走入桂堂。对面便是克安和王氏的住房，不过朝着桂堂的门仍然是紧闭未开。她只得穿过了角门。她看见春兰还跟着她，便吩咐春兰先回屋，她一个人往王氏的房里走去。

沈氏跨进门槛，看见杨奶妈陪着淑芳在饭桌旁边玩。桌上已经放好碗筷了。杨奶妈头梳得光光的，两边脸颊红红的，正在对淑芳讲故事，看见沈氏，便让淑芳跪在凳子上，自己站起来，闪着她那对非常灵活的眼睛，含笑地招呼沈氏一声。沈氏也笑着答应，还伸手在淑芳的小脸上轻轻地拧了一下，说了两句逗小孩的话。

倩儿正从另一间屋里出来，看见沈氏，便笑着说：“五太太，你好早。我们太太还在梳头！”

“我去看看，”沈氏笑答道。她的脸上没有一点愤怒的余痕，她好像忘记了刚才的事情。

“我去告诉我们太太，”倩儿又说，她连忙转身走回去，比沈氏先进了王氏的房间。她已经知道沈氏到克明那里吵闹的事情，还担心沈氏怀着同样目的来找王氏。她匆忙地走到王氏面前报告道：“太太，五太太来了。”

王氏也早知道在克明的书房里发生的事，在这个公馆里像这类的事情从来传播得很快。她也怀疑沈氏的来意。不过她并不害怕。她对这种事情已经有不少的经验，她当然知道应付的办法。她正对着镜奁擦粉，听见倩儿的话，只是含糊地答应一声，仍旧注视着镜子，看脸上白粉是否敷得均匀。女佣李嫂站在她背后，等候她的吩咐。

王氏听见沈氏的脚步声，并不先招呼沈氏，却做出专心在化妆的样子，等着沈氏走到她的旁边，她从镜子里瞥见了沈氏的笑脸，又听见沈氏亲密地唤道：“四嫂，”她才含笑地答应一声。沈氏的这种态度倒是王氏不曾料到的。

“今天我总算出了气了。我把三哥大大奚落一顿，老四也挨了一顿好打，”沈氏满面春风地说。

这又是王氏没有料到的话。她自然欢迎它们，不过她还猜不定沈氏的来意。她想试探沈氏的心，故意装出随便的样子说了一句：“听说五娃子也在闹，”她对着镜子仔细地画眉毛。

“老五没有什么。他不过跟着老四在闹，都是老四闹起头的。今天三哥可没有话说了，”沈氏连忙笑答道。

“不过我听见说春兰拉着老五闹，说老五打她，”王氏又说，她的眼睛仍然望着镜子。

“那是春兰不懂事。她害怕老四，又害怕三哥。后来我给她撑腰，她才敢告老四。这一下三哥的脸算是丢尽了！”沈氏得意地答道。

这样的答话把王氏的疑心消除了。她暗暗地高兴，便淡淡地说：“这叫做自作自受，你气气他也好。”她吩咐倩儿绞张脸帕来，接到手拿着揩了揩嘴唇和额角。

沈氏这时已在桌旁那把靠窗的椅子上坐下。她安闲地望着王氏化妆。

王氏梳妆完毕，照照镜子，又在头上抿了抿刨花水，然后站起来对沈氏说：“五弟妹，我们到那边坐，让李嫂收拾桌子。”

沈氏也站起来，跟着王氏到后面小房间去，那里安放着克安最近买来的新式的桌椅和茶几。她们坐下后便叫倩儿来倒茶装烟。

“今天四娃子结实地挨了一顿打。这个小东西也太胡闹了，他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沈氏在王氏的面前夸口地说，表示她有办法制服觉英和克明。

“你这回倒做得不错，居然使三哥没有话说，”王氏假意称赞道。她在心里并不佩服沈氏。她暗暗地嘲笑着：“你这个傻子。”

沈氏倒以为王氏是在真心称赞她，便谦虚地说：“其实我自己也想不出来。我还是从你去年对付老二的事情上学来的。”

王氏的脸色突然一变，但是她很快地就把这个不愉快的感情压下了。她去年把自己的小孩打伤，说是觉民出手打的，带着他去跟周氏吵架，结果并未得到预期的胜利。她自己把这件事看作一种耻辱，不愿意别人在她面前提起它。如今沈氏顺口说了出来，沈氏并无嘲笑的意思，但是她却以为沈氏存心讥讽。她虽然心里不高兴，不过在表面上并不露一点痕迹，她还堆起一脸笑容说：“你太客气了。我做事哪儿比得上你？不过你这回事情一定很有趣。你说给我听听看。”

沈氏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她从头到尾地详细说了出来，中间还加了一些夸张的形容的话。她说到克明受窘的地方，又增加了一些虚构的事情，使得她自己和王氏不时发出清脆的笑声。

“三哥近来身体不好。你这一来说不定会把他活活地气死，叫我们那位漂亮的三嫂做寡妇，”王氏笑谑地说。

“漂亮？她那个样子哪儿比得上你？”沈氏不服气地说。她望着王氏的尖脸宽额和略略高的颧骨，并不觉得自己在说谎。她又说下去：“而且三哥死了也好。他在一天，虽然不敢怎样管我们，我们总有一点儿不方便。他那个道学派头就叫人讨厌。”

“不过三哥一死，恐怕五弟就会吵得更厉害了，”王氏忽然淡淡地说了这句话。沈氏只看见王氏脸上的笑容，却不知道笑容里暗藏有刀锋。

“他在，也给我帮不了多少忙。譬如那回喜儿的事情，结果还是我吃亏，”沈氏怨愤地答道。她倒是在说老实话。

王氏看见沈氏不起疑心，也不再说这种话了。她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便问沈氏道：

“五弟妹，你晓得不晓得四哥同五弟要把小蕙芳带到公馆里来游花园？”小蕙芳是川班中有名的旦角。

“真的？哪一天？”沈氏高兴地说，她立刻忘记了克明的事情。

“四哥亲口对我说的。还有张碧秀也要来。四哥同五弟还要请他们吃饭，不过日子还没有定好，”王氏卖弄似地说；“五弟就没有对你说过？”张碧秀也是一个有名的小旦。

“这种事情他才不肯对我说！他怕我跟他吵。其实张碧秀是四哥的相好，我早就知道，”沈氏要替自己掩饰，又无意地说出王氏不高兴听的话来。

“难道你不晓得小蕙芳跟五弟也很要好吗？”王氏报复似地冷笑道。

“五弟这种人是无所不来的。他喜新厌旧，跟哪一个人都好不长久。他从前对我还不是好得不得了。我看他决不会跟哪一个人真心要好，”沈氏坦白地说，她对王氏的话丝毫不介意，好像并不知道王氏的用意似的。她马上又加了一句：“其实王太亲翁也很喜欢小蕙芳。”她指的是王氏的父亲。

王氏把眉毛一竖，很想发脾气，但是她马上又忍住了。她暗暗地把沈氏打量一下，看见沈氏满面笑容，知道沈氏并无挖苦她的意思，心里骂了一句：“你这口笨猪！”便冷笑一声，假意地赞了一句：“你这脾气倒好。”接着又说一句：“我父亲不过是逢场作戏，哪里比得上五弟？”沈氏听见上一句，还以为这是称赞的意思，便又老实地回答道：

“我现在也看穿了。我不会为着五弟那种人生气的，这太不值得了。”

“能够看穿就好，”王氏接下去说，“我的意思也就是这样。我就没有闲心为着你四哥的事情生气。不过他对我也很尊重。他也不敢欺负我。我这个人并不是好欺负的。他耍他的，我也会耍我的。在这种年头一个人乐得过些快活日子。”她说话时脸上露出一种交织着愤怒与骄傲的表情。

“那么我们今天下午再来四圈吧，”沈氏高兴地说。

“四圈不够，至少要打八圈才过瘾，”王氏道。“不过恐怕人不齐。三嫂今天不会来的。”

“我去把五弟留下来。你叫他打牌，他会来的。他平素很尊敬你，”沈氏讨好地说；“大嫂总会来一角，我再去给明轩招呼一声要他早点回来。”

“那么你就快点回去准备。还有他们叫小蕙芳来吃饭的事情，你去问问五弟看，探听他的口气，究竟定在哪一天，”王氏怂恿道。

“我看小蕙芳他们不见得会来。来了我一定要好好地看一看，一定会比在戏台上看得更清楚些。”沈氏听见提到小蕙芳，倒忘记了打牌的事情。

17

端午节大清早下了一点多钟的小雨，后来天放晴了。雨后的天空显得比平时更清朗：一碧无际的天幕给人带来了一种爽快的心境。

还是在上午。堂屋里供桌上点着蜡烛，燃着香，左右两边聚集了全家的男女老幼。仍旧照旧例男左女右地立在两边，由周氏开始，各人依着次序一个一个地走到盖着红毡的拜垫上去磕头。等到最后一个人离开拜垫以后，克明便吩咐仆人撤去拜垫。先是周氏、克明等长一辈的人互相行礼拜节。然后是觉新等晚一辈的人分别地向长辈们行礼。在一阵喧闹之后，堂屋里又恢复了原先的清静。人们全散去了，只剩下一对红烛孤寂地在烛台上流泪，香炉里的一炷香懒懒地在嘘气，菖蒲和陈艾静静地悬垂在两边的门柱上。

觉新回到房里，刚刚在写字台前坐下，忽然又站起来，无缘无故地走出过道，进了堂屋。他看见那种冷冷清清的样子，心里更不好过。他垂着手在堂屋里走了几步，又觉得没有趣味。他看见石板过道上栀子花盛开，绿叶白花在雨后的阳光中显得更美丽，便信步走下石阶到了花盆前面。他觉得一阵甜香沁入鼻内，便站在那里让他的头沐着阳光，让他的思想被馥郁的花香埋葬。

忽然从拐门外转进来两个年轻女子，穿着一深一浅的新洋布衫，手里各捧着一束带叶的鲜艳的石榴花。这是翠环和绮霞。她们看见觉新，便向着他走来。她们走到觉新面前，同时唤声：“大少爷，”弯下腰去向他请安拜节。

觉新简单地还了礼。他看见她们的脸上都露出微笑，各人鬓边插了一朵火似的石榴花，颔下右边第一对纽绊上又插着一朵栀子花。他想：今天是一个大家快乐的节日。他的脸上也浮出了笑容，随便说了一句：“你们拿的石榴花开得很好。”

“大少爷，你喜欢，我分几枝给你，我们太太要不到这么多，”翠环快乐地霎动她的一对明亮的眼睛说道。

“不必了，我不过随便说一句。今天过节，大家高兴，你们快回去吃粽子，”觉新带着疲倦的微笑答道。

翠环和绮霞答应了一声，带着笑容走了。她们一路上还起劲地小声商量一件事情。

觉新默默地望着这两个少女的背影在过道里消失了，才慢慢地移开他的眼光。他痛苦地想：怎么别人今天都高兴，我却这样无聊。

有人从拐门外进来，又有人从拐门内出去。觉英带跳带嚷地跑出去了，在他的后面跟着觉群、觉世两个堂兄弟和堂妹淑芬。

“怎么昨天刚刚挨过打，今天又忘记了？”觉新诧异地自语道，他指的是觉英。他接着绝望地说：“大概性情生就了，是改不了的。”于是他又为三叔克明的将来感到绝望了。

觉民挟着一本外国书从房里出来，在阶上唤了一声：“大哥，”便向觉新走去。

“怎么姑妈还没有来？”这是觉民的第一句话。

觉新看看觉民，苦涩地一笑，淡淡地答道：“大概就要来了。”他知道觉民盼望的并不是他们的姑母，倒是琴表妹。但是他盼望的却是姑母。他相信她会来的，她昨天还亲口答应过他。不过他刚刚说出那句话，忽然又担心起来。他疑惑地说：“姑妈该不会改变心思吧。”

“我想是不会的。我听见她说过几次要来。她虽然看不惯四爸、五爸他们的行为，不过她也很想回来看看。她虽说是爱清静，我看她关在自己家里也太寂寞，”觉民说。

“实在说来，我们公馆里头也闹得太不成话了，”觉新叹了一口气说，“五爸在戴孝期内讨小老婆生儿子，连三爸也管不住。以后不晓得会变成什么世界！”

觉民冷笑一声，带点气愤地说：“你想还有什么好的结果！”他本来还想说一句：“只有你服三爸管，”话到了他的口边就被他咽下去了。他仓卒地换上一句：“我到花园里头读书去。”他想走开。

“今天过节，你还读书？”觉新顺口说了一句。

“过节不过节，在我都是一样，”觉民答道。他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他骄傲地想：我不像他们。

“你倒好，你们都好，”觉新忍不住说出这样的羡慕的话。

“你这是什么意思？”觉民惊讶地说。他触到了觉新的眼光，觉得他有点了解大哥的心情了，便用同情的口气劝道：“大哥，你看今天大家都高兴，你为什么还要拿那些思想苦你自己？你想得太多了！”

“我今天没有什么不高兴，”觉新逃遁地分辩道。

“那么你一个人站在这儿做什么？”觉民追究地问道。

“我就要进去了，”觉新封门似地答道。

觉民觉得不必再问什么，便说：“那么我们一路走吧。我先到你屋里坐坐。”

觉新默默地同觉民回到自己的房里。他揭开门帘第一眼便看见方桌上一瓶新鲜的石榴花。

“石榴花！你在哪儿弄来的？是不是在门口折的？”觉民喜欢这些火红的花朵，赞美地说。

觉新呆了一下。他自己先前明明看见那只空花瓶放在内房里面，却想不到现在插了花移到这张方桌上来了。他起初想到何嫂，但是很快地另一个思想就来纠正了他的错误：这一定是他刚才看见的石榴花。

在繁密的绿叶丛中，火似的花朵仿佛射出强烈的光芒，发出高度的热力。他觉得这个房间突然明亮了，而且有一股新鲜的风吹进了他的心里。他感动地微微一笑。他温和地答道：

“我也不晓得，等一会儿问何嫂就明白了。”

其实觉新知道是谁进来为他把花插上的。他却不愿意说出来。这只是一件小小的事情，他却在这上面看出了同情和关心。他连忙走到方桌前面把花瓶略略移动一下。他出神地望着那些朱红色花瓣。

觉民听见觉新的回答，也不追问。先前的话是他随便说出来的。对这一类的小事情他不会十分留意。他注意的还是觉新的举动。他不能说是完全了解觉新。他知道觉新不能够摆脱阴郁的思想，他知道觉新不能够消除过去的周忆。他也知道是什么感情折磨着他的哥哥。但是他却不明白甚至在重重的压迫和摧残下觉新还有渴望，还在追求。一个年轻人的心犹如一炉旺火，少量的浇水纵然是不断地浇，也很难使它完全熄灭。它还要燃烧，还在挣扎。甚至那最软弱的心也在憧憬活跃的生命。觉新也时时渴望着少许的关切和安慰，渴望着年轻女性的温暖和同情。

“大哥，你老是看着花做什么？”觉民觉得觉新的举动古怪，惊奇地问道。

“我在想，居然有人在枯死的灵魂墓前献花，这也是值得感激的，”觉新自语似地说。他掉过头看觉民，他的眼睛被泪水所充满了。

“大哥，你哭了！”觉民惊叫道，连忙走到觉新的身边，友爱地轻轻拍着觉新的肩膀问道：“你还有什么心事？”

“我没有哭，我应该高兴，”觉新摇着头分辩道，但是他的眼泪像珠子一般沿着脸颊流下来。

觉民实在不了解他的哥哥。他想觉新也许刚刚受到什么大的打击，现在神经错乱了。他不能够再跟觉新争辩，他只是痛苦地望着觉新劝道：“大哥，我看你还是休息一会儿吧。”

觉新伸手揩了揩眼睛，对着觉民破涕一笑，安静地回答道：“我心头并不难过，你不要担心，我晓得——”他说到这里忽然听见袁成用带沙的声音大声报告：“大姑太太来了。”

袁成早把中门推开，四个轿夫抬着两乘轿子走下石板过道。

“姑妈来了，”觉新忘记了未说完的话，却另外短短地说了这一句。觉民的心也被袁成的报告引到外面去了。他们两弟兄同时走出房去。

他们走出过道，看见第一乘轿子刚刚上了石阶，第二乘就在石板过道上放下。他们进了堂屋，周氏和淑华也从左上房出来了。琴先从第二乘轿子里走出来，接着第一乘的轿帘打开，圆脸矮胖的张太太跨出了轿杆。

张太太穿着深色的衣服。琴穿了浅色滚边的新衣，还系上裙子。她们母女走进堂屋，先后对着神龛磕了头，然后跟周氏等人互相行礼拜节。

众人就在堂屋里谈话。周氏把张太太让到右边方椅上坐下，她们两人隔着一个茶几谈着。绮霞端了两盏盖碗茶出来。袁成就到后面去向克明等人通报。

琴和觉新兄妹都站在堂屋门口。觉民看见琴的打扮，带着好意地向她笑道：“你今天更像小姐了。”

“琴姐，你这样打扮，倒更好看，”淑华插嘴赞道。

“妈一定要我这样打扮。我想过年过节依她一两次也好。这件衣服还是去年做好的，我只穿过两次，”琴带笑地解释道。

“你脸上粉倒擦得不多，”觉民忍住笑又说了一句。

淑华笑了。琴噘起嘴阻止觉民道：“不许你这样说！”

觉民笑了笑。

陈姨太带着她特有的香气从右上房里出来。这大半年来她长胖了，脸也显得丰满了。眉毛还是画得漆黑，脸擦得白白，头发梳得光光。她满脸春风地招呼了张太太，两人对着行了礼。琴还应该进堂屋去向陈姨太拜节。接着沈氏带着淑贞从右边厢房出来了。克明等人也陆续走到堂屋里来。

冷静了一阵的堂屋又热闹起来。长一辈的人在客厅里有说有笑。觉新自然留在堂屋里陪张太太谈话。觉民兄妹陪着琴站在门口石阶上闲谈，后来又走到石板过道上看花。

淑华无意地伸手到一朵刚开放的栀子花旁边，带着怀念地说：“我们都在这儿，不晓得二姐今天在上海怎样？”

没有人即刻答话。后来还是觉民开口问淑华：“你想她今天会做些什么事？”

淑华笑了，她把那朵花摘下来，一面答道：“二姐自然同三哥在一起过节。”

“三姐，你不好摘花，”淑贞低声劝道，连忙掉头朝堂屋那边看了一眼。

“摘一朵也不要紧。我是无心摘的，现在也没有法子装上去，”淑华不在乎地说。

“三表妹，你真会说话，说来说去总是你有理，”琴抿嘴笑起来说。

“琴姐，你也来挖苦我？”淑华笑着对琴霎眼说；“这朵花我给你戴上，”她便把手伸到琴的发鬓上去，“你今天打扮得这么整齐，正该戴一朵花。”

琴把身子闪开，笑着说：“我不戴，我不戴。你自己戴好了。”

淑华拉住琴，恳求似地说：“让我给你戴上吧。你几天不来，我们公馆里头出了好些事情。等我一件一件地说给你听。第一个好消息是二姐——”她突然闭了嘴。

“你说，你说，”琴催促道，她很愿意知道关于淑英的好消息。

淑华答应着：“我立刻就说。”她却动手把花给琴戴上，一面得意地看看，自己赞道：“这样就好看多了。”

琴伸手在淑华的头上敲了一下，责备似地说：唯有你这个三丫头过场[1]多。她看见淑华的鼻头上慢慢地沁出汗珠来，自己也觉得身上发热，便说：“我们另外找个地方坐坐也好。”

“那么就到大哥屋里去，你也该把裙子宽了。亏你还在这儿站了这么久，”淑华亲热地说。

觉民忍不住在旁边笑了。他说：“三妹，你是主人家，你不请她进去坐，你还派她不是。你就不对。”

淑华故意瞪觉民一眼，辩道：“二哥，你又给琴姐帮忙。你总是偏心。难道她就不是这儿的主人家？现在不是，将来也会是的。”

觉民不回答她，却拿起淑华的辫子轻轻地一扯，带笑地说一句：“以后不准你再说这种话。”

他们走到觉新的房门口，淑华看见门前挂的菖蒲和陈艾，忽然伸手把艾叶撕了一片下来。

“做什么？三妹，你是不是手痒？”觉民笑问道。

“我戴在身上也可以避邪，”淑华做个怪脸，得意地答道，“我们公馆里头妖怪太多了。”

“妖怪？三姐，你见过妖怪吗？”淑贞信以为真，马上变了脸色，胆怯地问淑华。

淑华噗嗤笑出声来。她拍了拍淑贞的肩膀，说：“四妹，你真老实得可以了，所以你要吃亏。”她俯下头在淑贞的耳边说：“我说的妖怪，你现在到堂屋里头去就可以看见。”

淑贞惶惑地望着淑华，不明白淑华的意思，琴和觉民已经进了房间。淑华和淑贞也就揭起门帘进去了。

琴先在内屋里脱下裙子，然后回到书房来。淑华开始对琴谈淑英的事。她把她从周氏，从觉新，从翠环那里听来的话全说了；克明有点后悔，他允许张氏跟淑英通信，接济淑英的学费。

“这是二妹的成功，到底是三爸让步了！”觉民紧接着淑华的叙述，带着暗示地说。他又看看淑贞。

“三舅也是一个人，二妹究竟是他自己的女儿，”琴略带感动地解释道。

觉新摇摇头，充满着自信地说：“这只是偶然的事。做父亲的人倒是顽固的居多。”

“我们的大舅便是这样，”淑华恍然大悟地说。

“大舅到现在还认为他不错：他给蕙表姐找了一个好姑少爷，不过蕙表姐自己没有福气，”觉民接下去说。

“这些人大概是中毒太深了。不过总有少数人到后来是可以明白的，”琴说。

“那么你相信五爸、五婶他们将来会明白吗？”淑华不以为然地拿话来难琴。

琴的眼光立刻转到淑贞的脸上，淑贞的小嘴动了一下，没有说出什么，却红着脸埋下头去。琴想到淑华的话，她不能够回答，她的心被同情搅乱了，她仿佛看见一只巨大的鹰的黑影罩在淑贞的头上。她真想把淑贞抱在自己的怀里好好地安慰一番。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她只是瞪了淑华一眼，低声责备道：“三表妹，你在四表妹面前，不该提起五舅、五舅母的事。”

淑华不作声了。她看了淑贞一眼，觉得心里不好过，便把眼光掉向窗外。

正在这时候翠环来唤他们吃饭了。

这天上午厨房里预备了三桌酒席。堂屋里安一桌，坐的是张太太和周氏、克明等九个人；右上房（即已故老太爷的房间）里一桌，坐的人只有觉新、觉民、淑华、淑贞、淑芬和琴六个，后来又加上三个孩子：三房的觉人（五岁半的光景）、四房的觉先（五岁）和淑芳（三岁）。另一桌酒席摆在书房里，觉英、觉群和觉世都在那里陪教读先生吃饭。

女佣和仆人在堂屋里伺候老爷、太太们。翠环、绮霞、倩儿、春兰四个婢女在右上房里照料。翠环还要照应觉人，倩儿要照应觉先，杨奶妈专门照应淑芳，免得这三个孩子弄脏新衣服，或者打翻碗碟。

在右上房的一桌上最高兴的人是觉人、觉先和淑芬，他们不在父母的面前，一切举动都不会受到干涉，而且端午节在幼小的心上是一个快乐的节日。他们穿新衣，吃粽子，吃盐蛋，还让人在他们的额上用雄黄酒写“王”字。他们跪在椅子上，热心地动着筷子，或者嚷着要那两个婢女替他们挟来这样那样的菜。其次是淑华，这个无忧虑、无牵挂的少女，她只要看见晴和的天气，或者同她喜欢的人聚在一处，她就觉得高兴。她在席上吃得最多，也讲得最多，她不肯让她的嘴休息。淑贞永远是一个胆小的孩子。她的眼睛常常望着琴，她只有在琴的身边才感觉到温暖和宁静。她有时也望着淑华，除了琴，淑华便是她唯一的保护人。她看见这两个人的面庞，才感到一点生趣。今天笑容很少离开淑华的脸，琴的脸上也罩着温和的微笑，而且琴还不时用鼓励的眼光看她。她们都快乐，她也应该快乐，事实上她是快乐的。然而她却不曾大声笑过一次。她想笑的时候，也不过微微动着她的小嘴，让一道光轻轻地掠过她的脸。以后她的脸上便不再有笑的痕迹。容易被人看见的倒是她的木然的表情。似乎她的思想来得较慢，理解力也较薄弱。琴有时候也会注意到：甚至在这日光照着的房间里那个阴影还笼罩在淑贞的头上。淑贞的木然的微笑也会给琴引起一种不愉快的感觉。

但是拿琴来说，她究竟是愉快的时候多。她自己的头上并没有阴影。觉民的头上也不会有。她今天还听到关于淑英的好消息。不管人们把它怎样解释，淑英总算得到了胜利。这也就是她的胜利，她和觉民帮忙淑英安排了一切。这个消息证明：她的信仰和她走的路都没有错。这不过是一个开始。她以后还有广大的前途。晴朗的天气鼓舞着开朗的心。琴的心就跟天空一样，那里没有一片暗云。

觉民是一个比较沉着的人。他的信仰更坚定，思想也较周密。他有时愤怒，但是他不常感到忧郁。而且他比较知道用什么方法发泄他的愤怒。这几年中间他的改变较大，不过全是顺着一条路往前走去，并没有转弯或者跳跃。他在这张桌上并不想过去，也不想将来，他甚至以为将来是捏在他自己手里的。他觉得他看事情最清楚，所以他的心也最平静，倘使他的心被搅动，那是由于另一种东西，是爱情。这是一种没有阻碍的自然的爱情，它给他带来兴奋，带来鼓舞，带来幸福。那张美丽的脸上的微笑和注视，仿佛是一只温软的手在抚慰他的心灵。他觉得他这时是快乐的。

在这张桌上只有觉新不时想到过去，只有他会受到忧郁的侵袭，只有他以为逝去的情景比现实美丽。他有时也会跟着淑华大声笑。但是别的人静下来时，他又会疑惑自己为着什么事情发出笑声。有时别人兴高采烈地谈话，他会在那些话里看出过去的影子。它们会使他想起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这个人或者这件事情又会把他引到另一个境界里去。在他的头上并没有什么阴影。但是古旧的金线（或者是柔丝）紧紧地缠住他的心。笑声和阳光也洗不掉那些旧日的痕迹。他喝着酒，比他的弟、妹喝得较多。但是少量的酒不但不能使他沉醉，反而帮忙唤起他的往日的记忆。酒变成了苦杯，他也害怕常常端它。他还在追求快乐。

在这张桌上虽然全是年轻人，但是他们却有着这样的不同的心情。他们彼此并不了解（琴和觉民是例外，他们两个有那么多的机会把心剖露给彼此看），不过他们互相关切，互相爱护。他们可以坦白地谈话，在这席上并没有疑惑和猜忌。淑贞的木然的表情和觉新的心不在焉的神情，有时会打破快乐的空气。然而这不过是蓝天中的一两片白云，过了一刻便被温暖的风吹去。淑华的无忧无虑的笑声，琴的清朗的话声，觉民的有力的话语，它们常常使觉新的聚拢的眉舒展，淑贞的没有血色的粉脸上浮出笑容。

虽然这个聚会中比在两三年前少了一些人，而且是一些值得想念的人，但是这一次究竟是一个快乐的聚会，今天究竟是一个快乐的节日，连觉新也不禁这样地想。

在堂屋里又是一种情形。那一桌上似乎充满了快乐的笑声。人们无拘束地讲话。没有过去的回忆，没有将来的幻景。没有木然的表情，没有聚拢的双眉。划拳，喝酒，说笑。对于那些人这的确是一个少有的、快乐的、令人兴奋的聚会。然而这一切都只是表面，连笑声也是空虚的。仿佛人们全把心掩藏起来，只让脸跟别人相见。私人的恩怨、利害的冲突、性情的差异、嗜好的不同、主张的分歧，这些都没有消失，不过酒把它们全压在心底。出现在脸上的只有多多少少的酒意。这应当是相同的。所以连陈姨太和王氏的两张粉脸（都带上同样的红色）居然（不管那两颗敌视的心）带笑地对望着，说着友好的话。她们还起劲地对面划拳，嚷出那么响亮的声音。

在这席上似乎只有张太太比较冷静。虽然她的胖大的脸上始终带着笑容，但是她并没有将宽恕的字眼写在心上。她大半年没有回到这个地方，不过她常常从她女儿的口中知道在这个公馆里发生的事情。她仿佛冷眼旁观，因此她觉得她比别人更看得清楚。她注意到那些改变，她注意到那些陌生的趋向，她甚至在一些人的举动和言语间也看出她所担心的一个危机的兆候。她有不满，有焦虑。但是她能够把它们隐藏在心底，单让她的快乐升在脸上，因为见着一些亲人的面颜，回到她如此爱过的地方，她自己也感到不小的快乐。她还可以想象到她也给别的一些人带来快乐。这些人便是周氏和克明夫妇。

张太太的笑容和温和的声音使克明仿佛看见这个公馆的从前的面貌。她同时还给他带来一线的希望。和睦的家庭，快乐的团聚，一切跟从前一样，照从前的规矩。没有纠纷，没有倾轧，没有斗争。他在席上只看见欢乐的笑容，只听见亲密的称呼。一家人都在这里，在右上房里，在书房里，好像仍然被那一根带子紧紧地束在一起似的。这两三年来所经历的一切，仿佛只是一场噩梦。如今出现在眼前的才是真实。他这样想，他甚至忘记了前一天发生的事情。他举杯，动箸，谈笑，有时满意地四顾，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幸福家庭的家长。

其实这跟真实完全相反。他很快地就会明白：这样的聚会，这样的欢笑只是一场春梦。而被他看作梦景的倒是真实，不能改变的真实。

短促的节日很快地完结了。张太太在高家痛快地谈了一天的话，打了十二圈牌，终于让轿子把她抬走。她的女儿（琴）坐着轿子跟她一起回去。母亲和女儿一样，都留下一些欢乐的回忆在这个逐渐落入静寂中的公馆里。

[1]过场：即“花样”的意思。

18

沈氏为着小蕙芳和张碧秀到高家游花园的事兴奋了几天。她每天要催问克定几次。喜儿也跟着她要求克定早日把小蕙芳带到公馆里来。克定看见她们对这件事情感到兴趣，自然很高兴，但是他始终不告诉她们确定的日期。

其实日期已经决定了。端午节后四天的下午小蕙芳和张碧秀就坐着轿子来了。克安的新听差秦嵩和克定的年轻的仆人高忠正在门房里等候他们。

小蕙芳和张碧秀在大厅上下轿。大厅上和门房前站着不少的男女仆人，这些人一齐向他们投过来好奇的眼光。这两个川班的旦角中张碧秀只有二十七岁，小蕙芳不过二十一二的光景。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他们的年轻、美丽的面庞。他们穿着浅色的上等湖绉的长衫、白大绸裤子和青缎鞋。脸上擦得又红又白（连手上也擦了胭脂和香粉），眉毛画得漆黑，再配上含情的眼睛和鲜红的嘴唇，这两个旦角卸了装以后也有同样的吸引人的魔力。许多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他们的脸上。他们并不害羞，脸上带着笑容，安安静静地扭着腰肢，跟着高忠进了外客厅。高忠请他们坐下，便出去给他们倒茶。秦嵩去向克安和克定两人报告。

张碧秀和小蕙芳正坐在外客厅里跟高忠谈话。他们向高忠略略问起高家的情形。高忠站在他们面前，没有顾忌地讲话，不过声音很低，他提防着克安或者克定进来时会听见。

离外客厅门前不远处，阶上和天井里站着仆人和轿夫。领淑芳的杨奶妈仗着克安平日喜欢她，她一个人站在外客厅门口，伸着头往里面张望。另外两三个女佣站在轿夫丛中。轿夫不多，就是克安和克定两人雇用的几个。大厅上没有克明和觉新的轿子，他们出门去了。克安、克定两人知道克明这天要出门赴宴会，他们可以玩得畅快一点。他们听说张碧秀和小蕙芳来了，非常高兴，大摇大摆地走到大厅上来，秦嵩跟在后面。他们走到外客厅门口，克安看见杨奶妈对他把嘴一噘，他勉强地笑了笑，就昂着头走进里面去了。

两个旦角看见他们走进，立刻站起来含笑地招呼他们，给他们请安。他们好像见到宝贝似地心里十分高兴，不知道怎样做才好。倒是张碧秀和小蕙芳却仿佛在自己家中一般，态度十分自然，没有窘相，还带着旦角们特有的娇媚絮絮地陪他们讲话。

克安心花怒放地望着张碧秀的像要滴出水来的眼睛，那张秀丽的鹅蛋脸，和那张只会说清脆甜蜜的话的红红的小嘴。他忘记了他的妻子王氏的高颧骨和她的蜂刺一般的刻薄话，他忘记了他周围的一切。克定比他的哥哥更老练些，他随随便便地应付着小蕙芳。

高忠始终站在房里，含笑地旁观着两位主人的行动。克定忽然注意到高忠闲着无事，便吩咐道：“你站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去把麻将牌拿来，把桌子摆好？”

高忠答应一声：“是，”便走出去了。

“我不要先打牌，”小蕙芳翘起嘴撒娇地说，“你答应过带我游花园的。”

“那就依你吧。你要游花园就先游花园。我吩咐高忠把牌桌子摆到花园里头也好，”克定讨好地答道。他又问克安：“四哥，你说怎样？”

克安自然同意。张碧秀也怂恿他到花园里去。他看见高忠出去了，便唤一声：“秦嵩！”

秦嵩在门口大声答应：“有，”连忙走进了客厅。

克安看见秦嵩进来便吩咐道：“我们现在到花园去。你喊高忠把牌桌子摆到水阁里头。还有我的鹦哥，也把它挂在水阁前面。”

秦嵩恭敬地答应着。他看见他们要出去，便跑到门口，打起帘子，让他们走出了外客厅。

克安弟兄带着两个旦角转入月洞门，进了花园。他们走入一带游廊，看见一边是绿阴阴的、盖满着藤萝的山石，一边便是外客厅的雕花格子窗和窗前的翠竹、珠兰。珠兰有两株，正是盛开的时候，细枝上挂满了颜色在浅绿浅黄之间的砂粒似的花朵。他们走过这里，一阵浓香扑进他们的鼻孔，使得年轻的小蕙芳称赞起来：“五老爷，你们有这样好的地方，还天天往外面跑？”

“你没有来过，所以觉得希奇。我们来得太多，见惯了，倒觉得讨厌了，”克定答道。

克安和张碧秀走在后面，他们听见了小蕙芳和克定的问答。克安便问张碧秀道：“你喜不喜欢这个地方？”

“我喜欢，”张碧秀点头含笑地答道。他接着又装腔地抱怨克安：“你怎么早不带我来耍？”

“这是因为我们那个古板的哥哥，我害怕他碰见不大好，”克安连忙分辩道。

“你骗我！”张碧秀噘着嘴驳道，“李凤卿不是到你们家里头来过吗？他还上了装照过相的！”

“你不晓得，那是我父亲的意思，所以我那位古板哥哥也不敢说什么，他也只好敷衍一下。我父亲本来也有意思把你带到花园里头来照相的，可惜他不久就害病死了。我父亲一死，我那位哥哥比从前更古板了。我虽然不怕他，不过给他碰见，总不大好，大家都没有趣味。今天他出去了，一时不会回来的，”克安很老实地解释道。

“那么我现在就回去吧，省得碰见你哥哥惹他讨厌，惹得你们挨骂，”张碧秀假装赌气地说，他一转身就走。

克安连忙追过去，一把拉住张碧秀的袖子，低声下气地劝了两句，使得张碧秀抿嘴笑了。克安看见克定在前面跟小蕙芳头挨头亲密地讲话，后面又没有别人，他便同张碧秀手牵手地再向前走去，一边说，一边走地进了松林。

松林里比较阴暗，地上有点湿，枝上不时发出声音。克定们的脚步声隐约地送到他们的耳边，他们却看不见人影。张碧秀害怕起来，紧紧地偎在克安的身边，克安自然很高兴地扶持着他，慢慢地走过林间的小路，后来到了湖滨。

“湖里头还可以划船，”克安夸耀地说。他看见前面柳树下拴着一只小船，便指着它，对张碧秀说：“你看，那儿不是船？”

“你自己会划吗？”张碧秀好奇地问道。

“我不大会，”克安沉吟地答道；“不过我们公馆里头小孩子差不多都会的。刚才不晓得又有什么人来划过了。”

“你看五老爷他们在划了，我们去！”张碧秀拉住克安的手孩子似地笑着怂恿道。

“现在不早了，我们还是到水阁去吧，”克安说。

“不要紧，他们都在划。我也要你陪我划一会儿，”张碧秀说，便拉着克安往柳树跟前走去。

克安不好拒绝，只得陪着张碧秀去把船解开，扶着张碧秀上了船。他许久不划船了，拿起桨来，觉得十分生疏，好容易才把船拨到湖心，但是船不肯往前走，它只是打转或者往边上靠。张碧秀催促他快快划到前面去。然而他愈着急，船愈不肯服从他的指挥。他划得满头是汗，船不过前进了两三丈的光景。

克安急得快要生气了，他剃过不久的两颊的密密麻麻的须根仿佛在一刹那间就增加了不少，而且都显得很清楚了。张碧秀在对面看见了克安的神情。他知道克安的脾气，便不说话，只是望着克安暗笑。他后来又抬起头去找克定的船。他看见那只船就靠在前面一株树下、荷叶丛中，克定和小蕙芳挨在一起亲热地谈笑，便对克安闪一下眼睛，忍住笑低声说：“你看，他们就在那边。”他的眼睛朝那个方向望去。

“我们追过去，”克安兴奋地说，用力划起桨来。但是不幸得很，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的距离，他的船总流不到那儿去。他没有气力，同时还有荷叶拦住他的路。

“四老爷，算了吧，我们上岸去，”张碧秀带笑地说。他又加一句：“我们先上岸去等他们。”

“也好，不过上了岸你要陪我唱一段《游园》，”克安说。

张碧秀望着他，含笑不语。

“你答不答应？”克安逼着间道。

张碧秀抿嘴笑答道：“我倒没有听见你唱过戏。你陪我唱戏，简直把我折杀了。”

“有你这样的杨贵妃，还愁唱不好戏？”克安望着张碧秀的两个笑窝，出神地说。他不当心把身子一侧，船往左边一偏。船身摇晃了两下，张碧秀马上惊惶地叫起“啊哟”来。

“四老爷，你小心些，看把你的‘杨贵妃’翻到水底下去罗，”张碧秀也把身子摇了两下，带笑地提醒他道。

“不要紧，船就要靠岸了，”克安手忙脚乱地答道。过了片刻他终于镇静下来，把船靠好了。他先上去，然后把张碧秀也拉了上岸。他们站在岸上看克定和小蕙芳，两个头在柳条与荷叶中间隐隐地露了出来。

“我们先走，”张碧秀拉拉克安的袖子催促道。克安答应了一声，便伸手捏住张碧秀的膀子。

“四老爷，前面有人，”张碧秀含羞带笑地说。

克安看见秦嵩正从水阁那面走来，便离开张碧秀远一点，一面低声说：“我们走过去。”

张碧秀闪着一双笑眼看看他，也不说什么就跟随他迎着秦嵩走去。

秦嵩走近了他们，站住报告道：“老爷，水阁里头预备好了。”

“好，”克安应了一声，接着又吩咐道：“你去喊五老爷，催他快来。”

秦嵩不知道克定在什么地方，仍旧站在克安的面前，等候他以后的话。

克安本来不预备再说了，这时看见秦嵩不走，觉得奇怪，便又吩咐一句：“你快去。”倒是张碧秀猜到了秦嵩的心思，在旁边添了一句：“他们在那儿划船，”便把这个仆人遣走了。

两个人走到水阁前面，看见老汪蹲在栏杆旁边煽炉子，炉上已经坐了水壶。

“倩儿，客来了，装烟，倒茶，”忽然一个奇怪的尖声送进他们的耳里。克安知道鹦鹉在说话。张碧秀惊讶地抬起头一望。

水阁前面屋檐下挂着鹦鹉架。那只红嘴绿毛的鹦鹉得意地对着他们说话，又偏着头奇怪地朝他们看。

“这个鹦哥倒很有趣。哪个买的？”张碧秀望着鹦鹉高兴地说。他伸起手去调逗架上的鹦鹉。

“朋友送我的，”克安满意地答道。

“你起先没有对我说起过，”张碧秀说了一句。

克安还没有答话。那只正在架上移来移去的鹦鹉忽然发出一声尖叫，就举起脚爪，展开翅膀，向着张碧秀扑下来。

张碧秀没有提防，被它吓了一跳，连忙往克安的怀里躲。克安带笑地扶着他，安慰地说：“不要紧，它又不会咬人。有链子拴住它的脚。”

张碧秀听见这样的话自己也觉得好笑，说了一句：“我还不晓得，”便离开了克安。这时鹦鹉已经飞回架上去了。它又在架上走来走去。

“这个东西把我吓了一跳，”张碧秀回头对着克安一笑，说了一句。

鹦鹉在架上走了一回，忽然停住对着张碧秀说：“翠环，倒茶来，琴小姐来了。”

“你看它把你当作丫头，这个东西连人也认不清楚，”克安指着鹦鹉对张碧秀说。

“你才不是东西！”鹦鹉望着克安，忽然张起嘴又说出话来。

张碧秀清脆地哈哈笑起来，他笑得弯着身子对克安说：“你听，它在骂你。”

“这个混账东西居然学会了骂人，一定是那几个顽皮孩子教会的。等我来惩罚它，”克安又笑又气地说，便对着鹦鹉伸出拳头，同时顿起脚来。

鹦鹉起初不动，后来忽然沿着右边的铁杆爬上去，把身子斜挂在架上。

“你不要吓它。我看它倒怪有趣的。我们还是进里头去吧，”张碧秀轻轻地抓住克安的膀子把它拉下来。

“你这样喜欢它，我就把它送给你，好不好？”克安带笑说。

“你真的给我？”张碧秀高兴地问道。

“怎么不是真的？”克安答道。

“那么多谢你，我给你谢赏，”张碧秀带笑地谢道，便转身弯下腰去向克安请了一个安。

克安心里十分高兴，不过脸上还做出不满足的样子摇着头说：“这样谢，还不够。”

“那么你说要怎样谢，你才高兴？”张碧秀忍住笑低声问道。

克安把嘴伸到张碧秀的耳边小声说了两句。

“呸！”张碧秀转过头轻轻地啐道，露出他一嘴雪白的牙齿。

“你肯不肯？”克安得意地追问道，他的上下眼皮快要挨在一起了。

张碧秀只是摇头。克安又在他的耳边说了两三句话。他刚刚点了一下头，忽然听到一声咳嗽，便抬起头，看见高忠正从阶上走下来，脸上带着使人见到就要发笑的表情。但是张碧秀并没有笑，他羞得粉脸通红，装着在逗鹦鹉的样子。

“四老爷，牌桌子摆好了，”高忠故意恭顺地说。

“嗯，”克安勉强地应了一声，他的脸也红了，便搭讪地对张碧秀说：“芳纹，我们进去吧。”芳纹是他给张碧秀取的名字。

19

水阁中右边一间房里响着麻将牌的声音和人们的笑语。克安们在那里不知道时光逐渐地逝去。但是在外面天色黯淡了。厨房里已经派了人来在水阁旁边的小房内安排酒菜，只等着克安们吩咐开饭，便可以把菜端上餐桌。秦嵩和高忠在水阁内左边一间屋里摆好了餐桌和碗筷。秦嵩看见天色渐渐阴暗，电灯还没有亮，连忙点了两盏煤油灯送到牌桌上去。

小蕙芳看见秦嵩送灯来，便说要喝茶。茶壶里的水已经凉了。秦嵩出来提开水壶泡茶，刚跨出门限，听见有人唤他。他抬头一看，觉群、觉世两人立在玉兰树下，用小石子远远地向着架上的鹦鹉抛掷。他刚要对他们说话，忽然听见鹦鹉惊叫一声。鹦鹉扑着翅膀飞下架子。但是它的一只脚被铁链锁住了，它得不到自由，只得飞回架上去。

“秦嵩，什么事？鹦哥怎样了？”克安在房里大声问道。

“是，回四老爷，没有什么事情，鹦哥好好地在架上，”秦嵩在阶上恭敬地应道。

觉群弟兄听见他们的父亲在水阁里大声说话，连忙躲藏在玉兰树后面，后来听见秦嵩的答话，才又放胆地跑出来，低声唤着秦嵩。

秦嵩大步走到觉群弟兄的面前，警告地说：“你们两个当心一点。老爷已经把鹦哥送人了。你们打伤它，一定要吃一顿笋子熬肉。”

“我不怕，爹不打我，”觉群露出他的牙齿的缺口得意地说。

“不过这回不同。鹦哥已经送给他心爱的人，他也作不了主，”秦嵩带着恶意的讽刺说。

“送给哪个？是不是张碧秀？”觉群着急地问道。

“你去问四老爷好了，”秦嵩故意跟他们开玩笑，不肯给他们一个确定的回答。

“你说不说？”觉群一把抓住秦嵩的袖子逼着问道。觉世也拉住他的另一只袖子。

“快放我，客人要吃茶，我出来拿开水。”秦嵩故意逗他们，不肯回答他们的话。

觉世听见便放开了手。觉群却吩咐道：“六弟，不要放他。”觉群露出狡猾的微笑，得意地对秦嵩说：“你怎么骗得过老子？你真狡猾。看你的名字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四哥早就说过，你是秦桧的秦，严嵩的嵩，两个大奸臣的名字拼拢来的。你不说，你今天休想走。”他始终抓住秦嵩的袖子不肯放。觉世听见哥哥的话，又把秦嵩的另一只袖子拉住了。

秦嵩听见觉群的话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知道他对付不了他们弟兄两人，只得求和地说：“我说，真的送给张碧秀了。五少爷，你放了我好不好？话也告诉你了。我实在缠不过你们。”

“好，你去吧，看你说得可怜，”觉群把手放松，并且把秦嵩的身子一推。觉世自然摹仿哥哥的动作。秦嵩遇赦似地走开了。觉群看见自己得到胜利，心里万分满意。他也就不去想鹦鹉的事了。

“我们走上去看看，”觉群对觉世说，两个人轻轻地向着石阶走去。

他们走上石阶，到了右面栏杆旁边，从玻璃窗他们可以望见房里的一切。

“五哥，哪个是张碧秀？你告诉我，”觉世拉拉觉群的袖子低声问道。他踮起脚，一个前额和两只眼睛贴在玻璃上。

“那个瘦一点的就是张碧秀，脸上粉擦得像猴子屁股一样。那个圆圆脸的是小蕙芳。我看过他们唱戏，”觉群卖弄似地答道。

“真怪，男不男，女不女，有啥子好！爹、五爸倒喜欢他们，”觉世看见克安弟兄笑容满面地同那两个旦角在打牌，他觉得没有趣味，便噘起嘴说。

觉群轻轻地在觉世的肩头敲了一下，责备道：“你不要乱说，会给爹听见的。”

“我们出去吧。天黑了，我肚子也饿了。”觉世只想回到自己的房里去吃饭，不愿意老是站在这里偷看这种平淡无奇的景象。

“你要走？你忘记了妈吩咐过的话？我们还没有看见什么，怎么好回去告诉妈！妈会发脾气的，”觉群掉过头望着觉世，威胁地对他说。

觉世不敢响了。他嘟起嘴，不高兴地望着里面，他的眼光往四处移动。

“你看！”觉群忽然着急地唤起他弟弟的注意。

觉世已经看见了，里面四个人正在洗牌，张碧秀忽然举起手把克安的一只手背打了一下。克安反而笑起来。

“你看见没有？他打了爹一下！”觉群惊怪地问觉世。

“我看见，”觉世感到兴趣地点点头。

水阁里面小蕙芳噘着嘴在说话，克定忽然嬉皮笑脸地把脸颊送到小蕙芳的手边，大声说着：“好，你打！你打！”

小蕙芳真的举起手，拍的一声打了下去。他第一个吃吃地笑起来。接着克安和张碧秀也笑了。克定并不动气。他看见小蕙芳抿嘴笑着，趁他（小蕙芳）不提防便抓过来那只打脸的手，放在嘴边闻了一下，得意地说道：“好香！”于是哈哈地大笑起来，好像他从来没有遇到这样得意的事情似的。

“六弟，你看见没有？真有趣，可惜四哥不在这儿，”觉群满意地说。

“我不要看！”觉世嫌恶地说。他觉得应该由克定打小蕙芳嘴巴才对，现在克定却甘心挨嘴巴，太没有意思了。

“我不准你走，你敢走！”觉群生气地说，他的眼睛就没有离开那张牌桌。

觉世胆怯地看了哥哥一眼，也就不再提走的话了。他自语似地说一句：“我去看看鹦哥，”他的眼睛便离开了玻璃窗。

觉群弟兄回到房里去吃午饭，他们的母亲王氏自然问了许多话。觉群把他所看见的全说出来了。王氏心里不高兴，但是她不露声色，不让她这两个儿子知道。

王氏刚离开饭桌，沈氏就来了。她已经吃过饭，来邀王氏同到花园去看那两个出名的旦角。

王氏揩过脸，叫倩儿匆匆地吃了饭，点起一盏风雨灯，送她和沈氏到花园里去。

傍晚的花园仿佛是一个美丽的梦境。但是这两个中年妇人的心里却充满了实际的东西，她们的鼻子也辨不出花草的芬芳。美丽的花瓣在她们的眼里也失了颜色。她们是宁愿守在窄小的房间里或者牌桌旁边的人。

她们到了水阁前面，几个轿夫和女佣正站在玉兰树下谈话，看见这两位主人走近，便恭敬地招呼了一声。恰恰在这时从水阁里送出一阵笑声来。

王氏脸色突然一变，觉得一股怒火冒上来，她连忙把它压住。

沈氏听见笑声，却反而感到兴趣，眉飞色舞地说：“四嫂，我们走到阶上去看。”

倩儿将灯光车小后，就把风雨灯放在玉兰树后面。王氏和沈氏两人走上石阶去。她们轻轻地下着脚步，免得发出响声。她们走到了窗前，把脸挨上去一看。房里的情景完全进了她们的眼里。

餐桌安放在电灯下面，四个人恰好坐在方桌的四面。秦嵩站在克安的背后，带着一副尴尬的面孔。张碧秀站起来拿着酒壶给克安斟了酒，克安红着脸斜着两眼望他。他用清脆的声音催着克安：“快吃！你吃完三杯，我就唱！”

克定把半个身子朝小蕙芳斜靠过去，他的上半身快要靠到小蕙芳的身上了。他抓着小蕙芳的膀子，不住地摇动它，使得小蕙芳时时发出笑声来。

“真做得出，死不要脸！给五娃子他们看见算什么！”王氏在外面看得面红耳赤，咬牙切齿地小声骂道。

“四嫂，你看见没有？张碧秀下了装也好看，鹅蛋脸，眉清目秀的，”沈氏觉得有趣，带笑地小声说。她并没有注意到王氏的神情。

“我吃，我吃，”克安眯着眼睛笑嘻嘻地说，他拿起杯子，一口喝光了。

“还有一杯，就只剩这一杯了，”张碧秀又给他斟满了一杯酒，便把酒壶放在桌子上。

克安刚拿起杯子，呷了一口酒，又马上放下了。他摇摇头说：“这样我不吃。要你给我送到嘴上我才吃。”

“四老爷，你今天过场这样多！”张碧秀带笑地抱怨道；“好，请吃，酒给你送来了。”他端起酒杯送到克安的嘴上。“你的‘八字胡胡儿’要修一下才好看，”他望着克安的八字胡，又加一句。

克安已经有了醉意。他不把酒喝下去，却笑着说：“好嘛，我就等你来给我修，”便捉住张碧秀的那只手，而且捏得很紧。张碧秀不提防把手一松，酒杯便落下来，酒全倒在克安的身上。克安大惊小怪地口里嚷着，连忙站起来。他的湖绉长衫打湿了一大块。

“四哥吃醉了，四哥吃醉了！”克定突然把身子坐正，拍着手大声笑起来。小蕙芳也吃吃地笑着。

“秦二爷，难为你去给四老爷绞个脸帕来，”张碧秀回头对秦嵩说。秦嵩答应着走出去了。张碧秀便弯下腰拿着手帕揩克安长衫上面的酒痕。他一面揩，一面笑。

克安十分得意，他听见克定的话，不服气地说：“哪个舅子才吃醉了！五弟，你有本事我们来对吃三碗。”

“啊哟，五老爷，你吃不得了，你看你一嘴酒气熏人，”小蕙芳连忙阻止道。他这时正在跟克定商量添制戏装的事，不愿意别人来打岔他们，又害怕克定喝醉了说话不算数。

“四老爷，请你坐下去，不要再闹酒了。你三杯酒都没有吃完，还说三碗酒？”张碧秀把克安的长衫揩干净了，又扶着他坐下。

“我吃，我吃！你给我斟酒，再有多少我都吃得下！”克安大言不惭地说。他的头不住地摇晃，一张脸红得像猪肝一样。

“看不出四哥倒这样会闹。平日在家里看看他倒是个古板的人，”沈氏好像在看有趣的表演似的，满意地对王氏说。

王氏站在沈氏的旁边，看得又好笑又好气，她又觉得丢脸。她暗暗地咒骂克安在仆人的眼前做出这种种可耻的行为。她听见沈氏的话便答道：“你还不晓得。并不是他做人古板，是他的相貌生得古板。他闹起来很有本事。不过他不该当着底下人的面这样胡闹。”

“我看在家里头闹闹也不要紧。只要不到外面去闹就对了，”沈氏坦白地说出她的意见。

“五弟妹，你就是这个好脾气。所以你要受五弟的气。我就不是这样！”王氏听见沈氏的话，觉得不入耳，冷笑道。

“你听，张碧秀在唱戏了，唱《绛霄楼》，”沈氏不但没有注意到王氏的话，而且还阻止她说下去。她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张碧秀的身上。

万岁王，天生就……

这些字眼清晰地在沈氏的耳边荡漾。

张碧秀的歌声也同样悦耳地进了王氏的耳里。她不再说话了。倘使她不看见她的丈夫克安拿着象牙筷子敲桌面替张碧秀打拍子，她一定非常满意。

沈氏也看见克定同样地用象牙筷打拍子。她却跟王氏不同，她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张碧秀的歌声把阶下的人都引到阶上来了。淑华和觉新也在里面，他们两人刚来不久。觉民来得更晚，他的脑子里还装满了毕业论文中的一些辞句，他还在思索怎样结束他的论文。过两天他就得把它交到学校去了。

觉新、觉民和淑华都走到玻璃窗前，看里面的情景。觉新看见王氏和沈氏，便客气地招呼她们。她们也点头还礼，不过王氏的脸上却带着不愉快的神情。觉民也勉强地招呼了她们。只有淑华不作声，做出一种要招呼不招呼的样子，就混过去了。

“你怎么不好好地招呼四婶、五婶？她们又会不高兴的，”觉新在淑华的耳边低声说。

“我不佩服她们，”淑华毫不在意地小声答道。

觉新吃了一惊，连忙掉头看王氏和沈氏，她们的眼睛仍然注意地望着里面。其实淑华说话声音低，她们没有注意，自然不会听见。觉新害怕再引起淑华更多的没有顾忌的话，便不作声了。

水阁里张碧秀的《绛霄楼》唱完了。克安满意地拍掌大笑。克定也不绝口地称赞。高忠提着煮稀饭的罐子走进来。秦嵩帮忙高忠盛了四碗粥，送到桌上去。碗里直冒着热气。小蕙芳刚拿起筷子，克安便嚷着要小蕙芳唱戏。克定自然也高兴听小蕙芳唱。他逼着小蕙芳和他同唱一出《情探》，克安在旁边极力怂恿。小蕙芳自然答应了。克定得意地喝了一大口茶，便放开喉咙大声地唱起来：

更阑静，夜色哀，月明如水浸楼台，透出了凄风一派……

“想不到他倒会唱几句，唱得很不错，”沈氏听见她的丈夫唱戏，得意地称赞道。她又掉过头看了看旁边的几个人。

“不错，他同小蕙芳刚好配上一对，”王氏也赞了一句，但是她的讥讽的意思却不曾被沈氏了解。

沈氏看见克定和小蕙芳两人带笑地对望着，不慌不忙地像谈话一般唱出那些美丽的辞句，两个人都唱得十分自然，十分悦耳，她心里很高兴。她觉得他们的确是一对，王氏的话并不错。她没有妒嫉心。她知道这是在唱戏，而且小蕙芳又是一个男人，她因此觉得更有趣味。

“五弟妹，我们回去吧，”王氏对沈氏说。她看见克安和张碧秀喁喁私语的情形，心里很不痛快，不想再看下去。

“等他们唱完了再走，很好听的，”沈氏正在专心地听克定和小蕙芳唱戏，不愿意走开。

王氏气恼地瞪了觉新和觉民一眼。她想到她的丈夫的丑态被他们看了去，她心里更不快活。她不能够再在这里站下去，便对沈氏说：“你不走，我一个人先走了。”

“那么你先回去也好，我等一会儿再走，”沈氏唯恐王氏拉她回去，现在听见这句话正是求之不得，便这样地答复了王氏。

王氏一个人走下了石阶。倩儿也只得跟着下来。倩儿在玉兰树后面拿出风雨灯，把灯光车大。王氏还回头望水阁：玻璃窗上贴着几个人头，房里送出来小蕙芳的假嗓子的歌声。她觉得怒火直往上冒，便猝然掉开头，跟着倩儿走了。但是她刚刚转弯，便看见钱嫂打了一个灯笼陪着陈姨太迎面走来。她想躲开，却来不及了，她已经闻到陈姨太身上的香气了。

“四太太，听说四老爷在请客，怎么你就回去了？”陈姨太故意带着亲热的调子大声说。王氏看见陈姨太的粉脸上皮笑肉不笑的神情，知道陈姨太在挖苦她。她无话回答，只得装出不在意的样子，故意带笑地偏着头把陈姨太打量一下，说道：

“陈姨太，你真是稀客，好久不看见你了，怎么今晚上舍得到花园里头来？”

“啊哟，四太太，你真是贵人多忘事。端午节我还输了几拳给你，你就记不得了！”陈姨太尖声地含笑说。她不等王氏开口，又接着说下去：“我晓得你四太太事情多，不敢常常打搅你。想不到倒会在这儿碰见。四太太，你兴致倒好。听说你们四老爷请小旦在这儿吃饭，我也来看看，凑凑热闹嘛。”她的脸上始终带着笑容。但是说到后来，她忍不住微微露出一声冷笑，又加上两句：“四太太，你不是爱听唱戏吗？怎么又走了？你听，他们唱得多好听。”

“那是五弟在唱，”王氏生气地说，她咬着自己的嘴唇。她忽然有了主意，得意地说道：“我屋里头有事情，要自己照料。我比不得你陈姨太工夫多，整天在外面应酬。”她把头一扬，冷笑一声，就掉转了身子。

陈姨太知道王氏挖苦她平日在公馆里的时间少，在自己母亲家里的时候多，马上变了脸色，认真地问道：“四太太，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我们改天再谈吧，我要走了，”王氏好像得到了胜利一样，头也不回过来，就往前走了。在路上她还骂了一句：“你的事情哪个人不晓得？还要装疯！”但是陈姨太已经听不见了。

陈姨太勉强忍住一肚子的闷气。她看不见王氏的背影了，便咬牙切齿地对站在她身边的钱嫂说：“你看这个烂嘴巴的泼妇，我总有一天要好好收拾她！”

陈姨太走上了石阶。觉新招呼了她。别人却好像没有看见她似的。她也不去管这个。她应该把眼睛和耳朵同时用在水阁里的四个人身上。她来得不晚，克定和小蕙芳两人对唱的《情探》还没有完。她站在沈氏的旁边。她忽然自语道：“五老爷真正可以上台了。”这句话里含得有称赞，也含得有讥讽。

“他唱得还过得去，配得上小蕙芳，”沈氏以为陈姨太在称赞她的丈夫，连忙回答了一句，还带笑地看了陈姨太一眼。

陈姨太得意地笑了笑，她心里骂一句：“有这样蠢的人！”但是她没有工夫再去向沈氏挑战。她的眼光完全被那两个面孔占了去：一个是张碧秀的小嘴细眉的鹅蛋脸，一个是小蕙芳的有着两个笑窝的圆圆脸。她觉得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很漂亮，都能使她的心激动。她觉得和他们坐在一起谈话，是很大的快乐。他们比她在她母亲家里常常见到的那位表弟更讨人喜欢。

《情探》唱完，克安第一个拍掌叫起来。他笑够了时，又嚷着：“吃饭，吃饭。”

稀饭已经失去了热气，但是正合他们的胃口。克安频频地挟了菜送到张碧秀的碗里。克定也学着哥哥的榜样。一碗稀饭还没有喝完，忽然苏福进来报告：有人来催张碧秀和小蕙芳上戏园了。

“不成，不成！我高五老爷今天要留住他们，不准走！”克定带着醉意把筷子一放，站起来拍着桌子嚷道。他马上又坐下去，没有当心，把屁股碰到那把叫做“马架子”的椅子角上，一滑，连人连椅子都倒在地板上。

小蕙芳和高忠两人连忙把他扶起。克安却在旁边拉着张碧秀的手哈哈大笑起来。

高忠把椅子安好，小蕙芳扶着克定坐下。克定嘟起嘴接连地说着：“不准走！”小蕙芳便把嘴送到克定的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克定一面听一面点头。小蕙芳刚拿开嘴，克定忽然把左手搭在小蕙芳的微微俯着的肩上，绕着小蕙芳的后颈，身子摇晃地站起来，口里哼着京戏：“孤王酒醉桃花宫，韩素美生来好貌容……。”他立刻又缩回手，挺直地站着，大声地说：“我没有醉，我没有醉。我答应，吃完稀饭就放你走！”

在外面淑华看见克定滑稽地跌在地上，她第一个笑起来。连沈氏也忍不住笑了。只有觉新没有笑。他觉得好像有什么人在打他的嘴巴，又好像他站在镜子面前看见他自己的丑态，他的脸在阴暗中突然发红，而且发热，仿佛他自己受到了奇耻大辱。他觉得心里十分难过。他不能够再看下去，便默默地掉转身子。但是笑声还从后面追来。他逃避似地下了石阶，走到一株玉兰树下，便立在那里。他的脑子被忧戚的思想占据了，他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天空好像涂上了一层浓墨，只有寥寥几颗星子散落地点缀在上面。头上一堆玉兰树的树叶像一顶伞压住觉新。地上有灯光，有黑影。天气并不冷，觉新却打了一个寒噤。他想到目前和以后的事，忽然害怕起来。他无意间抬起头看前面，他的眼睛有点花了。他仿佛看见从灰色的假山背后转出来一个人影。他睁大眼睛，他想捉住那个影子，但是眼前什么也没有。他记起了那个已经被他忘记了的人。他的记忆忽然变成非常清晰的了。就是在这个地方，在玉兰树下，两年前他看见那个人从那座假山后面转出来。那是他的梅。他想取得她，却终于把她永远失去。就是那个不幸的女郎，她在他的生活里留下了那么大的影响，那么多的甜蜜的和痛苦的回忆。没有她，便减少了他的甜蜜的儿时的一部分。同样她的一生也反映着他的全部被损害的痛史。也许是他间接地把她杀死的。他看见她死后的惨状。他看见她被埋葬在土里。他说他要永远记住她。但是这一年来、两年来他差不多把她完全忘记了。占据着他的脑子的是另一个人，另一个不幸的少女。

然而这一刻，在这个奇怪的环境里，前面是黑暗和静寂，后面是光亮和古怪的笑声、语声，她的面庞又来到他的脑子里，同时给他带来他自己的被损害了的半生的痛史。这全是不堪重温的旧梦。这里面有不少咬着、刺着他的脑子的悔恨！全是浪费，全是错误。好像在他的四面八方都藏着伏兵，现在一齐出来向他进攻。他已经失掉了抵抗的力量。他只有准备忍受一切的痛苦。他在绝望中挣扎地喃喃说：“我不能再这样，我不能再这样，应该由我自己——”

后面一阵忙乱，一阵说话声，一阵脚步声，一些人从石阶上走下来。觉民突然走到觉新的面前，关心地问道：“大哥，你一个人站在这儿想什么？”

觉新吃惊地抬起头。他放心地嘘了一口气，短短地答道：“没有想什么。”

“那么我们回去吧，”觉民同情地说。他知道觉新对他隐瞒了什么事情，但是他也并不追问。他并没有白费时间。他已经想好那篇论文的最后一部分，现在要回屋去写完它。

从后面送过来一阵笑声，接着是克安弟兄的略带醉意的高声说话，和两个旦角的清脆的语声。人们从水阁里面出来：高忠打着风雨灯走在前面，克安和克定各拉着一个旦角，摇摇晃晃地跟着灯光走。苏福拿着一盏明角灯，秦嵩提着鹦鹉架，他们两人走在最后。这一行人扬扬得意地走过觉新面前转弯去了。先前躲在暗处或树后的那些人，已经看清楚了那两个旦角的面貌，便各自散去了。

沈氏因为要借用钱嫂打的灯笼，便和陈姨太同行。陈姨太不绝口地赞美那两个“小旦”的“标致”，因此她也需要一个见解相近的同伴，她们谈得很亲密地走了。

“你看，这还成什么话？爷爷在九泉也不能瞑目的，”觉新指着那一行人消失的方向对觉民说。

“我看得太多了，很有趣味，”觉民仿佛幸灾乐祸地答道。

“你还说有趣味！我们高家快要完了，”觉新气恼不堪地说。

“完了，又有什么要紧？这又不是我的错，”觉民故意做出不在乎的神气来激他的哥哥，他觉得觉新不应该为那些事情担心。

“没有什么要紧？我们将来都要饿饭了，”觉新听见觉民的答语，有点恼怒觉民的固执，便赌气地说。

“你说饿饭？你真是想得太多了，”觉民哂笑道。他充满信心地说下去：“我不相信我离开这个公馆就活不了！难道我就学不了三弟？他们胡闹跟我有什么相干？错又不在我。我不想靠祖宗生活。我相信做一个有用的人决不会饿饭。”

觉新疑惑地望着觉民，一时回答不出来。

觉民看见觉新不作声，以为觉新不相信他的话，便含着用意地对觉新说：“大哥，你明天不是要到周外婆家去吗？你应该知道你我都不是枚表弟那样的人。”

“不，不，你不是，”觉新摇摇头痛苦地说。他心里想着：我不就是那样的人吗？

20

第二天周氏和觉新都去周家帮忙办理枚少爷的婚事。周氏到得早些。她还把淑华带去陪芸表姐玩。这两个少女在一起有不少的话向彼此吐露。她们畅快地谈着这两个家庭里新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觉新来得较迟，他是从公司里来的。他看见彩行的人搭着梯子在大门口扎彩。他走进大厅，看见中门大开，人们忙着搬动新的木器，他不觉皱了皱眉头。他知道这是冯家送来的，明天就是枚表弟“过礼”的好日子。他连忙往里面走去。他刚刚跨进中门，忽然看见枚少爷一个人垂头丧气似地立在拐门旁边。他觉得心里不大好过，便走到枚少爷面前，用同情的口气问道：“枚表弟，你一个人站在这儿做什么？”

枚少爷抬起头来，惊讶地望着觉新，过了片刻才慢慢地答道：“我想出去看看。”

“你要看什么？”觉新看见枚少爷的神情，觉得奇怪，又问了一句。

“我有点闷。我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我自己也不晓得要看什么。我有点害怕，”枚少爷皱着眉头，吞吞吐吐地说。他的脸上本来没有血色，现在更显得青白可怕。

“你害怕什么？每个人都要做新郎官的，”觉新压住自己的复杂的思想，勉强露出笑容安慰枚道。

枚微微红了脸，低声说一句：“我比不上别人。”

“哪个说你比不上别人？”觉新轻轻地拍了一下枚的瘦削的肩头，鼓励地说。

“大哥，你怎么才来？”淑华从对面石阶上送来这个清脆的声音。觉新没有答应，他等着枚的答话。

“我自己晓得，我没有出息。爹一定要我结婚。我听见二表哥说早婚不好，我又听说新娘子脾气不好。爹说冯家几位长辈都是当代大儒。爹又骂我文章做得不好。”枚没有条理地说着话，这时他心中空无一物。他自己完全没有主张，却让外部的东西来逼他，许多东西从四面围攻，逼得他没有办法，他差不多要哭出来了。

觉新望着枚的枯瘦的面颜。他仿佛在那张青白色的脸上看见了自己的面影。他觉得一阵鼻酸，眼睛也有点湿了。他把嘴唇皮重重地咬了一下。后来他才勉强温和地说：“现在木已成舟，你也不必再往坏处想。你不是没有出息，你年纪还这样轻。”他看见枚用手在擦眼睛，不觉叹了一口气：“唉，你也太老实了，你为什么不早点让大舅明白你的心思？”

“你快不要说！”枚恐怖地阻止道；“爹一定会骂我，他明明是为着我好，我哪儿还敢对他说这种话？”

始终是一样的见解，并没有什么改变，觉新又听见这同样的不入耳的话了。他很奇怪：是什么东西使得这个见解永远抓住枚表弟的心。但是他现在没有思索的余裕了。一个声音在后面唤他：“大表哥。”本来应该是淑华站在他背后的。淑华说过那句话就走下石阶朝着觉新走去。她走不多远，忽然从开着的中门看见一个人影，她认出来是什么人，连忙转身回去，拉着在堂屋里的芸往芸的房间里跑。来的是芸的姐夫郑国光，亡故的蕙便是这个人的妻子。短身材，方脸，暴牙齿，说一句话，便要溅出口沫来。他现在站在觉新的背后，而且他听见了枚的最后一段话。

觉新回过头来，见是国光，心里更加不痛快，但是也只得勉强带笑地对国光说几句客套话。枚除了唤一声“姐夫”外什么话都不说。他因为姐姐的事情始终憎厌姐夫，虽然他的父亲常常称赞国光对旧学造诣很深，也不能够引起他的好感。蕙去世以后国光也不常到周家来，这天还是枚的父亲周伯涛把他请来的。

觉新和国光两人同去堂屋拜见周家各位长辈。周老太太对国光很冷淡。但是周伯涛到现在仍然十分看重他这个理想的女婿。他待国光的亲切跟蕙在日并没有两样。陈氏不敢得罪她的丈夫，也只得把憎厌藏在心底，装出笑脸来欢迎这个杀害她的女儿的人（她这样想）。

众人在堂屋里停留了一会儿，周老太太便回到自己的房里休息。陈氏、徐氏两妯娌把周氏和觉新拉到新房里去帮忙布置一切。周伯涛把国光请到书房里谈诗论文，还要枚坐在旁边静静地听他们讲话。

“冯乐老真是老当益壮，他最近那张《梨园榜》简直胜过六朝诸赋，非此老不能写出此文，”他们谈到冯乐山的时候，国光忽然露出暴牙齿，得意地称赞道。

周伯涛并没有读过冯乐山起草的《梨园榜》，不过他不愿意让国光知道。他含糊地答应一声，表示他同意国光的见解（其实他平日对川戏并不感到兴趣），同时他把话题转到另一件事情上面。他说：“我看过他那篇《上督办书》，春秋笔法，字字有力，我只有佩服。还有他的令侄叔和翁，就是枚儿的岳父。”伯涛掉头看了枚一眼，枚胆怯地变了脸色。他继续说下去：“叔和翁是当代经学大家。”

“岳父说的是，冯乐老提倡国粹，抨击欧西邪说，这种不屈不挠的卫道精神，真可以动天地而泣鬼神。听说有些年轻学生在外面印报纸，散布谣言，专跟他作对，这简直犯上作乱，目无君父，真正岂有此理！”国光抱着义愤似地说，口沫接连地从他的嘴里喷出来。

“你说得真对！”伯涛把右手在膝上一拍，高兴地说。他那张黑瘦脸上浮出了满意的笑容。被浓黑的上唇须压住的嘴唇张开得较大些，两颊也显得更加陷入。“现在一般年轻人的毛病就在‘浮夸’二字。好逸恶劳，喜新好奇，目无尊长，这是一般年轻子弟的通病，都是新学堂教出来的。圣人之书乃是立身之大本，半部《论语》便可以治天下。不读圣人书怎么能够立身做人？更说不上齐家治国了！”周伯涛讲书似地说。他说到这里，看见国光恭敬地点头唯唯应着，因此更加得意地伸手摩抚了两下他的上唇须。“所以我不要枚儿进新学堂读书。”他把眼睛掉去看那个缩在一边的枚少爷。他那略带威严的眼光在枚的惨白的瘦脸上盘旋了一会儿，然后说：“这个孩子就是笨一点，不会有多大出息。不过他比起一般新学生却沉静得多。”他微微一笑。国光也微微一笑，枚也想笑，可是笑不出来。他有点羞愧，又有点害怕。伯涛刚刚笑过，又把笑容收了，皱起他的一对浓眉说下去：“我就看不惯新学生，譬如我第二个外甥，那种目空一切的样子，我看见就讨厌。年纪不过二十多岁，居然戴起眼镜来，说话一嘴的新名词。近来又同一班爱捣乱的学生在一起混。所以我不大愿意放枚儿到高家去。我起初还想叫枚儿到高家去搭馆，后来看见情形不对，就没有要他去。这也是他的运气。伯雄，要是你能够常常来教导教导他，他倒有进益的，”周伯涛最后又对着国光恳求地微笑了。

国光满意地张开嘴笑，一面说着谦逊的话。但是枚已经听不进去了。他暗暗地把国光同觉民两人拿来比较。他觉得他仍然喜欢觉民。他又想起国光的课卷，他读过那篇关于民国六年成都巷战的文章。于是“我刘公川人也……我戴公黔人也……”一类的话就占据了他的可怜的脑子。他觉得眼前起了一阵暗雾。他父亲的话只给他带来恐怖。这是仲夏天气，房里还有阳光。但是他突然感到这里比冰窖还可怕。

周伯涛只顾跟国光谈话。他们谈得很投机，他没有时间去留心枚的脸色，而且他也想不到他自己教的儿子会有另一种心情。

“听说广东有个什么新派人物提倡‘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这种乱臣贼子真是人人得而诛之，”国光愤慨地说。

周伯涛忽然叹了一口气答道：“现在的世道也不行了。真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像冯乐老这样的热心卫道的人，要是多有几个也可以挽救颓风……”

“不过他也闹小旦，讨姨太太——”枚觉得有一种什么多眼的怪物不断地逼近他，威胁他，便忍不住插嘴道，但是话只说出半句，就被他的父亲喝住了。

“胡说！哪个要你多嘴！你这个畜生！”伯涛恼羞成怒地骂起来。“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你不知道，还敢诽谤长者！给我滚出去！”

枚料不到他的父亲会发这样大的脾气。他看见那张黑瘦脸变得更黑，眼睛里发出怒火，嘴张开露出尖锐的黄牙，好像他的父亲就要把他吃掉似的，他吓得全身发抖，战战兢兢地应了几个“是”字，连忙退出他父亲的书斋。

这一次父亲的脸在儿子的眼前失去了一部分的光彩。父亲使枚畏惧，却不曾使他信服。他又在天井里过道上闲踱起来。他始终不明白“男女居室，人之大伦”这句话跟闹小旦讨姨太太有什么关系。他踱了一会儿觉得无聊，又不好意思到新房里看他们怎样布置，便到芸的房里去。

芸正在房里同淑华谈话。照规矩，小姨不能跟姐夫见面，她们只得躲在屋里。她们憎厌国光，却无法把他赶走。她们看见枚带着阴郁的表情进屋来，觉得奇怪，芸便问道：“你不去陪客？”

“爹不要我在那儿。爹赶我出来的，”枚诉苦地小声说。

“赶你出来？你做了什么事？”芸更加惊讶地说。

“他们在说话，骂学堂，又骂学生。连二表哥也挨了爹的骂。他们又说到冯家，我说了半句，不晓得为什么爹发起脾气来，”枚老老实实地说道，脸上还带着羞愧和害怕的表情。

“你说什么话，大伯伯会对你发脾气？”芸惊问道。

“骂二表哥？大舅怎样骂二表哥？”淑华又惊又气地问，她的话几乎是跟芸的话同时说出来的。她从床头的藤椅上站起来。

枚在靠方桌的椅子上坐下以后，便简单地把经过情形对她们叙述了。

“我看大舅要发疯了，”淑华忍不住气恼地说。

“三表妹，你小声点，”芸警告地说。她小心地把眼光掉向门口和窗口看了一下。

“不要紧，他们不会听见的，”淑华毫不在意地说。“即使给大舅晓得，至多我不到你们这儿来就是了。怕他做什么！”

芸和枚都惊愕地望着淑华，他们觉得她是一个不可了解的人。连芸也奇怪淑华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你们望着我做什么？”淑华也奇怪起来，她觉得自己说的是很平常的话，不明白为什么会引起他们的惊怪。

芸和枚都在思索。芸忽然笑起来，觉得自己明白了：淑华的话听起来似乎没有道理，但是想起来，它们又并不错。淑华可以说她自己想说的话，她仍然过得快乐，也许比他们更快乐。她并没有一点损失。然而他们却并不比她多得到什么，也许有，那便是苦恼。

芸在她起初认为简单无理的话中发见了道理，她对那个说出这种话的人起了羡慕的心思。她笑起来称赞道：“我看你年纪虽小，倒很聪明。看起来你跟我们也差不多，怎么你的想法却总跟我们不同？”

淑华觉得她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她走到芸的身边，拿起芸的辫子，轻轻地摩抚着，责备似地说：“芸表姐，你不该挖苦我。”她放下辫子，又伸手去扳芸的肩膀，闪动着眼睛带笑道：“你再要挖苦我，你看我敢不敢把你拉到你姐夫面前去。”

芸的脸上略微发红，她啐了淑华一口道：“呸，人家好心夸奖你，你倒跟人家开玩笑！我不信你就敢去见表姐夫！”

“你说我不敢？那么你跟我去。你说过就不要赖！”淑华一面笑，一面拉芸的膀子，真的要把芸拉去见郑国光。

芸望着淑华微笑，让步地说：“好，你赢了。我晓得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什么事都不怕。不过要是大伯伯——”她停了一下，她的两边颊上现出一对酒窝。

淑华不让芸说完，便接下去说：“我晓得，如果大舅听见这些话，他会骂我脸皮厚。”她自己也笑起来了。

“你倒有自知之明，”芸噗嗤笑了。枚的瘦脸上也浮出了微笑。

“当然罗，我又不是一位千金小姐，哪儿像你这样脸皮嫩，真正是吹弹得破的！”淑华嘲笑地说，她已经放开芸的膀子了。她又指着芸的脸颊：“你看，这对酒窝真逗人爱。”

“三表妹，你在哪儿学来这种油腔滑调？今天幸好你是来做客的，不然，我倒要教训你一顿，”芸笑骂道。

“请打，请打，你做姐姐的本来就应该管教妹子，”淑华故意把脸送到芸的面前，开玩笑地说。

芸真的举起了手。不过她把手慢慢地放下，在淑华的头上轻轻地敲了一下，笑着说：“姑念你这次是初犯，饶了你。”

“到底是做姐姐的厚道，”淑华站直身子，夸奖了一句。她又回到藤椅前面坐下去。

枚忽然在旁边问了一句：“三表姐，你们在家里也是这样说说笑笑吗？”

“自然罗，要不是这样，我早闷死了。哪个高兴看那些冷冰冰的面孔？”淑华理直气壮似地答道。她说得高兴，便继续说下去：“老实说，我就有点看不惯大舅的面孔，冷冰冰的，没有一点热气。我是随便说的，你们不要生气才好。”

芸微笑着。枚的脸色马上变了，好像有一阵风把几片暗云吹到了他的脸上似的。

洗牌的声音开始飘进房里来。

“他们又在打牌了，等一会儿姐夫输了钱又会不高兴的。不过姐姐已经不在，不怕他欺负了，”芸自语地说；然后她掉头看淑华：“三表妹，你说得对。我也有点怕见大伯伯。在家里头他好像什么人都不喜欢。这也难怪枚弟……”

淑华一时说不出话来。房里静了片刻。枚忽然扁起嘴说：“爹单单喜欢姐夫，他常常说姐夫是个奇才。”

“什么奇才？二哥说表姐夫连国文都做不通，不晓得大舅为什么那样夸奖他？”淑华接着说，她转述了觉民的话，好像要用这句话来打击她那位古怪的舅父。

“这是定数，这是定数，”枚痛苦地说，于是“我刘公”“我戴公”一类的句子又在他的脑里出现了。

“什么定数？我就不信！”淑华反驳道。

“三妹，你在说什么？这样起劲，”门口响起了觉新的声音。觉新已经揭起帘子进来了。

“大表哥，你没有打牌？”芸惊喜地问道。

“他们在打，我推开了，”觉新带着疲倦的笑容答道。“我不愿意跟伯雄一起打牌。他爱叽哩咕噜，又叫我想起了蕙表妹，想起她在世过的日子。”他说到这里，眼光正落到蕙的照片上，他的眼圈一红，连忙把脸掉开了。

“大哥，你到这儿来坐，”淑华连忙站起来，把藤椅让给他。

“我不坐，我不坐，”觉新挥着手说，但是他终于走到那里坐下了。

“大哥，你不打牌正好。你就在这儿，我们大家谈谈，倒有意思，”淑华鼓舞地说。

“大表哥，我给你倒杯茶吃。我看你也累了。”芸站起来走到连二柜前面去斟茶。

“芸表妹，不敢当，等我自己来，”觉新连忙客气地说。他想站起来，但是他的身子似乎变得十分沉重，他觉得他没有力量移动它了。他依旧坐着。

“大表哥，你看你气色这样不好，你还要跟我客气。你休息一会儿吧，”芸说着把茶送到觉新面前。觉新感谢地接过了茶杯。他一边喝茶，一边望着芸的年轻的脸。那天真的面貌，那关切的注视，那亲切的话语……淑华也送来鼓舞的眼光和关心的话。这两张善良的年轻女性的脸渐渐地温暖了觉新的心，驱散了他从另一个房间里带来的暗雾。

21

周家的大门口已经扎上了一道大红硬彩，换上了一对新的灯笼。整个公馆充满了喜洋洋的热闹气氛。今天是“过礼”的日子。隔一天就是结婚的日期。

觉新并不赞成这门亲事，他常常希望它不会成为事实。但是婚期逼近，在“过礼”的日子里他又成了周伯涛的一个得力帮手。周家的人没有一个了解他的心情（只有芸略略知道一点，但是她在这个家庭里并没有发言权），他们逼着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做他讨厌的事。他连一句怨言也不发，始终照样地卖力。

这天周家的人起得很早。除了芸以外，大家都十分忙碌。枚少爷穿着长袍马褂，听人指挥，举动呆板，衣服宽大，活像一个傀儡。觉新和周氏两人一大早就到了周家，他们还带了两个仆人袁成、苏福来帮忙。过礼用的抬盒前一天就送来了。凤冠霞帔、龙凤喜饼、花红果子……以至于绍酒坛、鲜鱼、鸡鸭等，租的租，买的买，都已齐备。众人忙了好一阵，才把抬盒装好了。等着时辰一到，他们便命周贵和苏福（这两个仆人已经打扮齐整了）捧着盛柬帖的卤漆拜匣，让吹鼓手一路吹吹打打把抬盒押送到女家去。

抬盒送出以后，周家稍微空闲一点。几个近一点的亲戚已经来了。众人说说笑笑，不觉就到了开饭的时候。

午后抬盒跟着唢呐声回来了。数目比去的时候增加了将近三分之一。全是女家的妆奁，也算相当丰富，从衣服、首饰、铺盖到小摆设、锡器、磁器，甚至还有好几套线装书，装满了四十四张抬盒。

唢呐一直吹着，人声嘈杂。人们不断地进进出出。客人也陆续地来。抬盒依次摆在天井里和石阶上。许多人（尤其是女眷）挤在抬盒前面看冯家的妆奁。

人们开始在堂屋里行礼。唢呐继续在大厅上吹着。周家的人和近亲依次走到拜垫前跪拜。然后是道喜的时候。觉新的轮值到了，他依照礼节跪拜，向周老太太、周伯涛夫妇以至枚少爷道贺。他们的脸上也都浮出了喜色。觉新行完礼走出堂屋，看见客人陆续地往堂屋里来。到处都是抬盒，那里有不少的新物品在发亮。他抬起眼睛，又看见那许多灯彩。他不知道可喜的理由在什么地方。他开始有一种奇怪的思想。然而马上就有人来打岔了他。他又应该去照料一些事情。

这天觉新和周家的人一样，一直忙到二更的时候。客厅里的酒席已经散了。整个公馆都带着凌乱的痕迹。但是他再没有精力料理事情了。热闹后的冷静，整齐后的凌乱刺痛他的心。尤其使他难过的，是头顶上的粉红色绸幔，门楣上的绣花彩，檐下的宫灯，它们都给他唤起一些痛心的往事。他的继母和他的两个舅母还在新房里面布置。芸和淑华也在那里。只有他站在天井中。他还听见她们的笑声。他想：为什么她们这时都快乐，他一个人的心里却充满烦恼？他想不通。

枚在阶上唤他。他掉过头，看见枚摇晃地向他走来，只像一个无力的影子。枚走到他的面前，温和地说一句：“大表哥，你今天太累了。”

“还好，我不累，”觉新答道，其实他觉得十分疲倦。

枚望着他，嘴动了两下，却没有说出一句话。他也没有说话的勇气。后来枚忽然现出一种滑稽的样子说：“大表哥，我问你一句话，你不要笑我。”觉新点点头，表示同意。枚说下去：“你娶大表嫂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吗？”

“是的，都是这样，”觉新顺口答道。但是他刚把话说出，忽然觉得他已经到了自己的限度，不能够再支持下去了。他觉得全是梦，可怕的梦。但是梦一个一个地接连着，似乎就不会有梦醒的时候。他觉得一只手，一只长着尖利指爪的手搔着他的心，搔着，搔着。他的心在发痛，他的心在出血。他极力忍住。他下了决心地说：“我要回去了。”他便撇下枚少爷，走去向周老太太告辞。

这夜觉新一个人回家。周氏和淑华便在周家留宿。第二天晚上是“花宵”，周家举行簪花的礼节，觉新自然也来参加了。堂屋里挤满了人。在大煤油挂灯和电灯的明亮的灯光下，枚少爷跪在大红拜垫上，让人把一对金花插在他的新博士帽帽顶的两面，把红绸交叉地挂上他的两肩。押韵的吉庆的颂词愉快地送进他的耳里。然后是大厅外天井里燃放的鞭炮的响亮声音。这是一个喜庆的夜晚。渺小的枚少爷奇怪地想：怎么别人在这些日子里会把他当作主要的人物。他并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做了傀儡。

夜里枚少爷睡在新奇的、温软的新床上，许久不能够闭眼。他想到坏的地方，又想到好的地方。后来他做了两个奇怪的梦。他自己还记得那些梦景，但是他分辨不出它们是好还是坏。

早晨枚少爷睁开眼睛，觉得心跳得厉害，起床以后忽然胆怯起来，不敢到外面去见人。但是翠凤走来通知他，他的父亲唤他去有话吩咐。父亲的话对他好像是一道符咒，他不能抗拒。他只得跟着翠凤去了。

周伯涛把枚唤到书房里去，告诉了他一些礼节，要他在这天当心自己的说话和举动。周伯涛带着严父的口气讲话，只顾自己满意，却想不到年轻的枚这时更需要安慰和鼓舞。

枚少爷的重要的喜庆的日子便是这样地开始的。他已经感到了压迫，却没有得着自己盼望的鼓舞和安慰。这个情形更减少他的喜悦，增加他的恐惧。但是如今他除了唯唯地答应以外再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了。木已造成小舟，他只有任它把自己载到任何地方去。

炎热的阳光并不曾给枚少爷带来温暖，但是它却给别的人带来了喜悦。整个周公馆被喜悦的空气笼罩着。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只除了枚少爷，似乎这一天倒是别人的喜庆日子，枚少爷不过在演傀儡戏。

花轿来了。这样的轿子枚少爷也见过几次，它并不是新奇的东西。但是这一天它却跟他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他禁不住好几次偷偷地看它，每次他都起一种奇怪的感觉。

到了所谓“发轿”的时候。轿子抬到堂屋门前来了。两位女亲戚点了蘸着清油的红纸捻，弯着身子走进轿去照了一遍。然后枚少爷被唤进堂屋去敬祖。他恭恭敬敬地叩了头。宽大的长袍马褂妨碍了他的动作，斜挂着的花红使他显得更加笨拙。他站起来，觉得头有点昏，他恍恍惚惚地听见人在喊：“发轿。”他又听见唢呐声和嘈杂的人声，以及鞭炮声。他走下石阶，看见觉新在望他。他走近觉新，才觉察出来觉新在用怜悯的眼光看他。他不好意思地转过头，又看见父亲的严肃的黑脸上浮出了得意的笑容。

这天的典礼仍然是由周伯涛主持的。觉新做了周伯涛的得力的帮手。枚少爷做着父亲吩咐他做的一切，他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做那些事情。他免掉了迎亲的职务，不必跟着花轿到冯家去（另外有迎亲的宾客过去）。他似乎可以休息了。但是心跳得那么厉害，他不知道怎样能够平安地渡过那些难关，行完那些麻烦的礼节。许多只眼睛都望着他，它们好像都在对他嘲笑。那么多人的眼光今天都变得很古怪了。没有一个人温和地对他说一句安慰的话，没有一个人关心地问到他这时的心情。他开始像胆小的人那样到处找寻逃避的地方。但是到处他遇见人，遇见古怪的眼光，而且人们不时为着一件细小事情找他谈话。

周家的人趁着花轿没有回来的时候匆匆地吃了饭。枚少爷也跟着别人端起碗。但是他哪里能够吞下饭去！他刚刚听见他的祖母说：“枚娃子做新郎官，比做新娘子还害羞。”他真希望地板裂开一个缝，让他落到下面去。

花轿回来了。枚少爷听见了鞭炮声、唢呐声、嘈杂的人声。但是人们又在唤他做什么事情：他应该躲在房里。那几个护轿过去的仆人周贵、袁成等挂着红，押着花轿进了中门，慢慢地往堂屋走去。人们簇拥着花轿，好像它是一件珍贵的东西。许多人都相信自己听见了轿里的哭声。但是没有人能够从密密遮掩住的轿门见到什么。

花轿停在堂屋门口，轿夫们已经把轿杆抽去，轿门正对着神龛。堂屋门前的帷幔被拉拢来，使人看不见新娘怎样被搀出了花轿。

堂屋成了众人的目标。门关上了。人都挤在门外，男男女女，也不管天热，不怕汗臭，聚成一大堆，有的人从门缝里看见一点颜色（那是衣服的颜色），别人只能听见赞礼的声音：

“华堂欣值锦屏开……（共四句）初请新郎登华堂，奏乐。乐止。……（又三句）安排仙子下瑶台。初请新娘降彩舆，奏乐……”

枚少爷怀着异样的心情，静听着克安的响亮的声音，他全身微微地抖起来。有人在他的耳边小声说话，他也不明白那些话的意义。克安唱出了“三请新郎登华堂”的句子。枚少爷觉得有人推动他的左膀，他的脸突然烧起来，他的两只腿也在打颤。他勉强移动脚步，笨拙地走出房去。他进了堂屋，眼前仿佛起了一阵雾，他的眼光变迟钝了。一切景象都从他的眼前过去。他的脑子里没有留下一个印象。他只知道别人指给他应该站的地方。他的脸向着堂屋门。他的脑子里热烘烘的，他什么都看不清楚。他听见克安唱“三请新娘降彩舆”的句子，但是他没有看见那两位女亲戚把新娘搀出花轿。进入他的眼里的只是红红绿绿的颜色。这一堆颜色移到他的右边停住了。于是又响起克安的响亮的声音：“先拜天地。”外面一班吹鼓手又吹打起来。他机械般地跪拜下去。然后他们掉转身朝里换过位置，依旧男左女右，拜了“祖人”，他仍然机械般地动着。等到克安无情地高唱“夫妻交拜”的时候，他觉得好像头上着了一个霹雳，四肢顿时麻木起来，他带着笨拙的举动移转身子，跟新娘面对面地站着。新娘头上那张大红盖头帕似乎就盖在他的脸上。他自己也有一张红得像猪肝似的脸。这一刻似乎过得很快，他自己也不明白他是怎样把这个礼节行完了的。但是克安又在高唱“童子秉烛送入洞房”了。

堂屋的三道门都已打开，花轿早在新娘出轿以后抬走了，拥挤在左边门口的人便让开一条路，高家的觉世和另一个亲戚的孩子穿着新衣捧着一对蜡烛引路。枚少爷低着头，手里拿着一条粉红绸子的一端，另一端捏在新娘的手里（盖头帕遮住她的脸，伴娘搀扶着她的膀子），他一步一步地倒退，慢慢地把他的新娘牵进新房去。

枚少爷知道傀儡戏并没有完结，这不过是一个开场。忍耐原是他的特性。他们进了洞房以后，“撒帐”的典礼又开始了。他同新娘并肩坐在床沿上。克安笑容满面地走进来，手里捧着一个盛喜果的漆盘，开始说起喜庆的颂词。

克安从盘里抓起一把五色花生、百果等等先朝东边撒去，铿锵地唱着：“撒帐东，芙蓉帐暖度春风。”接着他又唱：“撒帐南，愿作鸳鸯不羡仙。”他唱一句，撒一把，把东南西北都撒过了。然后他唱起“撒新郎……”和“撒新娘……”来，同时把喜果往新郎与新娘的身上撒去。这是人们最高兴的时候。男男女女、房内房外的旁观者一齐哈哈大笑起来。尤其使众人满意的，是克安还唱出“撒伴娘”的诗句，把喜果拼命地朝那个年轻的伴娘身上撒去。

撒帐完毕，枚少爷轻轻地嘘了一口气。但是这还不是休息的时候，他应该行“揭盖头”的礼节。他抽出先前藏在靴靿中的红纸裹着的筷子。他踌躇了一下，他的手微微地抖着。他仰起头看。他有点胆怯，但是也只得鼓起勇气把新娘头上那张盖头帕一挑，居然挑起了那张帕子，把它搭在床檐上。一阵粉香往他的鼻端扑来。他抬起眼睛偷偷地看了新娘一眼，他的心怦怦地跳动。但是他什么都没有看清楚，他的眼前只有一些摇晃的珠串和一张粉脸，可是他却不知道是一张什么样的脸。他听见旁边有人低声说：“新娘子高得多。”

喝完了交杯酒以后，枚少爷没有留在新房里的必要了。他的父亲已经吩咐外面预备好轿子，他应该到冯家去谢亲。这又是一个使他胆怯的工作，而且他还记得前一年他的姐夫到他家来迎亲时的情景：许多人躲在房内或者站在阶上张望，说些尖刻的批评的话，露出轻视的笑容。他不愿意让自己成为那许多陌生的眼光的目标，他不愿意让他的笨拙的举动成为别人笑谈的资料。但是他父亲的话是不可违抗的命令，并且这是结婚典礼中的一部分，他不能够避免它。他终于硬着头皮走入那顶崭新的拱杆轿。四个轿夫吆喝一声，把轿子高高地抬起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轿内，插着金花的博士帽戴在他的头上，两条红绸斜挂在他的两肩，宽大的马褂和袍子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他觉得内衣被汗水打湿了。额上也冒出汗来。他不像是到他岳父家去谢亲，倒像是被人押着赴刑场。

轿子到了冯家，周贵（他也披着花红，穿着新马褂和新布袍）喜洋洋地先把帖子递进去。冯家已经在等候枚少爷了。轿子在大厅上停下来，枚少爷恍恍惚惚地跨出轿子，由大开着的中门走进里面。有人把他引进堂屋。仿佛有许多尖锐的笑声和细语从四面八方向他围攻，他不敢把眼睛动一下。他勉强行完了礼。还有人送他走出中门。他跨进轿子，又被举在空中。他吐了一口气。他想，又一个难关渡过了。

四个轿夫抬着轿子在街上飞跑，很快地就回到了周家。洋琴声，瞎子唱戏声，唤人声和笑声打碎了枚的心。他刚刚跨出轿子，高家的两个孩子觉群、觉世便走过来拉住他的手，笑着说：“看新郎官！看新郎官！”他摆脱了这两个孩子的纠缠进到里面，正遇见觉新。觉新同情地对他笑道：“你有点累吗？”他忽然觉得他想哭，但是他不敢哭，他默默地点一个头。

贺客还在陆续地来。他应该在堂屋里对每个人叩头还礼。他接连地磕头，不知道磕了若干次。他盼望着休息。但是“大拜”的时刻又到了。

新娘已经在洞房里换好衣服，头上仍然戴着珍珠流苏，身上穿着粉红缎子绣花衣裙，由伴娘搀扶出来。觉新吩咐奏乐。周伯涛夫妇先敬了祖宗。然后轮到枚少爷同新娘站在一起向祖宗跪拜，行着三跪九叩首的大礼。然后这一对夫妇又拜周老太太、周伯涛夫妇、周氏和徐氏，都是行的大礼。人只见枚少爷跪下去又立起来，刚立起来又跪下去。新娘却得到一些方便，她每拜一个人，只需要跪一次，等着把礼行毕才由伴娘扶她起来。

觉新拿着一张红纸帖站在旁边赞礼。吹鼓手不断地在外面吹打。枚少爷依着礼节叩头。这次大拜的对象包含着家人、亲戚（亲戚中又分至亲、远亲，不论大小都要出来受新夫妇跪拜），然后才是朋友。礼有轻重，拜的次数也要分多寡，这些都写在觉新手里那张帖子上。觉新唱到了自己的名字，便把帖子递给别人，拉着觉民一起去陪着新夫妇跪拜。拜完起来，他又拿过帖子赞礼。这样的跪拜差不多继续了两个半钟头，弄得枚少爷头昏眼花，腰酸背痛。他拜完走出来，脸色发白，四肢无力，几乎站立不稳。内衣完全湿了。他的面容叫人看见觉得可怜。做父亲的周伯涛却一点没有注意到。周伯涛这时可以说是被淹没在快乐里面。他很高兴他讨了媳妇，而且同“当代大儒”的冯乐山叔侄结了亲戚关系。这一天与其说是枚少爷的吉日，倒不如说是周伯涛的喜庆日子。

觉新却看见了枚的面容，他知道这个病弱的年轻人有点支持不下去了。他关切地向枚问话，又把枚少爷拉到一个清静的房间（周伯涛的书房）去休息一会儿，脱一脱马褂。他还给枚少爷扯了痧。外面有人在叫新郎。枚少爷放下手里捏的一把团扇，预备出去。觉民也在这间房里，便说：“让他们去喊，不会有什么要紧事，不要理他们。”觉新听见这样的话，并不反对。他也劝枚在藤椅上多躺一会儿。

“就是这些无聊的把戏，多麻烦，简直会把一个人折磨死的。我真不晓得这是为的什么？”觉民怜悯地望着枚，又想到刚才看见的把戏，便愤慨地说。

“你不要轻视它们，你将来也要耍这些把戏的，”觉新似乎有一腔的不平，却无处倾诉，他警告觉民说。这是他的绝望的挣扎。他便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并不赞成这些繁杂的礼节，但是今天他却在这儿赞礼。

“我，我才不会。你看着吧，”觉民充满自信地笑道。他觉得自己已经够坚强了，至少他不会做别人强迫他做的事。他下了决心说：“我决不会做这些事。”

“你不要这样早就夸口。我从前难道就愿意过？但是有许多事情是不由你自己作主的，”觉新好像浇冷水似地说道。枚少爷虽然疲倦，但是他还睁大眼睛注意地听他的两个表哥说话。

觉民又笑了笑。他慢慢地说：“你从前没有做到的事，让我来做到也好。难道我就不能学三弟的榜样！我决不做别人强迫我做的事。”他又加上一句：“我更不做古人强迫我做的事。”

“啊！”觉新惊疑地说出了这个字。

觉民还来不及答话，就听见外面有人在唤：“枚少爷。”

“我要走了，”枚连忙从藤椅上站起来，对觉新说。他脸上的愁容和倦容还没有消去。

“枚表弟，你再休息一会儿吧，不会有什么要紧事情，”觉民劝阻道。

“一定有要紧事，恐怕要安席了。”枚并不注意觉民的话，他只担心自己会耽误事情。

“明轩！明轩！”周伯涛又在外面唤觉新，他似乎要走进书斋里来了。

“大舅在喊我，”觉新惊觉地自语道。他马上对枚说：“枚表弟，我们一路出去。”他同枚少爷一起出去迎接周伯涛。

觉民还听见觉新在外面跟周伯涛讲话。书斋里没有别人，他好像在做梦一样。他心里不大好受。他躺在藤椅上，想着一些事情。他的苦恼增加了。他皱起眉头。但是过后他的脸上又浮出了笑容。他向四处望了望。一个小小的书架，二三十套线装书，写字台倒收拾得很干净。他站起来走到写字台前面。他无意间瞥见枚少爷的作文簿放在桌上，他把它拿过来随手翻开，看见一个题目：《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论》。他再往后面翻，又看见《颍考叔纯孝论》，《臧僖伯谏观鱼论》。他生起气来，便把作文簿阖上掷回原处。他还小声骂了一句：“这种古董现在有什么用处？”他忽然觉得这个房间里有一种怪气味，他不愿意留在这里，便走出去了。

时间已经不早，开始安席了。袁成正在找觉民，请他入座。他便跟着袁成到外客厅去。

外客厅里安了四桌席，有些客人已经走了，留下的也不很多，坐起来并不拥挤。新娘的哥哥（他就是今天被人暗暗地称作“舅子”的人）、送亲的客人和做媒的“大宾”都是贵客，觉民不会被派去和他们同席。他走进外客厅，看见觉新和新娘的哥哥坐在一起，只有一桌还未坐满，桌上全是年轻的客人。他便走到那张桌子跟前，在空位上坐下去。周伯涛带着枚往来席间应酬。

四个冷盘吃过，应该上第一道热菜了。枚不得不提着酒壶到每一桌去敬酒。他红着脸作揖打恭，还说了一些客套话，才算是过了这个难关。

外客厅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只有觉民看不惯这一切。觉新勉强做出笑容跟客人们应酬。枚少爷则带着困窘和木然的表情，他的红脸上的微笑也不是真实的。他好像一个不会演戏的戏子。

上到第三道菜，送亲客人和冯大少爷便站起来告辞，这也是依照礼节而行的。枚少爷只得按照规矩陪他们到新房里去坐了片刻，然后周伯涛和枚少爷父子又送他们到大厅，恭恭敬敬地行了礼，把他们送进轿子，而且看着轿夫把两乘轿子抬走了。

女客的席摆在内客厅（即是左边厢房）里。送亲的女客也在上第三道菜时告辞走了。轿子已经提了进来，就停在堂屋外面的阶上，陈氏、徐氏两妯娌很有礼貌地把这两位新客人送走了。

新客人走了以后，无论在内外客厅里，无论在男客或者女客的席上，严肃的空气立刻减少了许多。尤其是在外客厅内笑声、叫声嘈杂地响了起来、人们划拳，说笑话，甚至拉着这个脸嫩害羞的新郎开玩笑，向他灌酒。

这个拙于应酬的孩子自然不是那些交际场中的前辈的对手。他甚至说不出一句漂亮的话。要不是觉新给他帮忙，替他开脱，这个晚上他一定会醉倒。

散席以后，有些客人告辞走了，留下几个比较熟的，而且兴致好的。他们有了一点酒意，便借酒装疯，没有顾忌地在客厅里闹了一些时候，后来又嚷着要到新房里去。准备去闹房的人一共有六位。枚少爷虽然非常害怕这件事情，可是他也只得陪着他们进去。幸好有觉新在旁边替他招呼。至于觉民，他一散席就回家去了。

这天新娘在大拜典礼完毕以后回到房里，就垂着头端端正正地坐在床前那把椅子上。她一直没有移动过，也没有进一点饮食，或者说一句话。要是有客人进房来，伴娘便搀着她站起，稍微做个行礼的姿势。外面安了席以后，等着男女送亲客人和“舅子”都走了，陈氏便叫人摆一桌席在新房里，由琴、芸、淑华、淑贞们陪着新娘吃饭。她们虽然常常对新娘讲话，而且不时挟菜给她，但是新娘始终没有吃过一点东西，也没有开过一次口，只由伴娘和陪嫁的女仆代替她回答了几句。芸和琴、淑华们在这里谈些闲话，倒也很愉快，还有绮霞、翠凤两人在旁边给她们打扇。她们看见新娘穿着那样服装，泥塑木雕似地坐着的可怜样子，也感到不平。虽然伴娘和陪嫁的女仆两个人站在两边伺候新娘，并且各拿一把扇子在她的背后掮着，但是淑华还看见新娘的鼻上沁出汗珠。这使得淑华生了气。她想：为什么会有这些奇怪的礼节？为什么要使这位姑娘受这样的罪？她不明白。她找不到一个理由。她想起了蕙表姐，她想起了别的几个熟人，她的思想跑得很快。她想到她自己身上，似乎遇到阻碍了。筷子还捏在她的手里。但是她马上把眼睛睁大往四面一看，她咬了咬嘴唇。一个声音在她的心里说：“我不会这样。”她忽然放下筷子骄傲地微笑了。琴从斜对面射过来问询的眼光，仿佛在问：为着什么事情高兴？淑华举起酒杯对着琴说：“琴姐，我同你吃完这半杯酒。”

琴迟疑一下，便答道：“也好，就是这半杯。”琴觉得她了解淑华的心情。

她们刚刚放下碗，芸的母亲徐氏进来了。徐氏带笑地跟她们说了几句话，又安慰了新娘两句，便匆匆地走出去。绮霞和翠凤忙着把桌子收拾好。

徐氏陪着几位女客到新房里来，高家四太太王氏和五太太沈氏都在这里面。伴娘扶着新娘站起来行礼。这几个人有说有笑地在新房里坐了一会。沈氏的话比较多。她们说了些笑话，新娘好像无感觉的枯木似地端坐在那里。沈氏走到新娘面前想把新娘逗笑。但是新娘老是微闭着眼睛，板起面孔，不露出一点表情。沈氏还故意把新娘的裙子揭开一角：那双穿着大红绣花鞋的尖尖的小脚跟淑贞的不相上下，沈氏不觉夸奖了一句。她得意地瞥了淑贞一眼，她看的不是面孔，是那一双脚。

就在这时周贵进来报告外面男客人来闹房了。太太小姐们听见这句话，慌张起来，连忙避开，让出了这个房间，只剩下新娘和伴娘、女仆留在里面。徐氏陪着女客到堂屋内和陈氏的房里去。琴和淑华们就到芸的房间。她们可以在那里安安静静地谈话。

堂屋里、周老太太和陈氏的房里都还有一些女客。轿子接连地抬进来又抬出去。堂屋内到处都是女人说话声和唤人声。客人渐渐地少起来。周老太太房里的客人都走了。陈氏房里还有几个比较熟的亲戚。沈氏和王氏两人听见新房里时时发出哈哈大笑声，她们两妯娌又偷偷地跑到窗外偷听。她们把手指蘸了口水打湿窗纸弄成小洞，从这个洞可以窥见里面的情形。

克安、克定和四个年纪不十分大的客人（有两个是她们不认识的）在房里，此外还有枚少爷和觉新。枚少爷还是带着那、种呆板的表情，不，他仍然带着那种任人摆布的可怜相。觉新背着窗靠了写字台站着。克安弟兄站得较远一点，另外四个人就站在新娘旁边。这四个人装着酒醉毫无顾忌地说着调笑的话。他们时而向新娘作揖，时而把新郎拉到新娘跟前，强迫他做出一些可笑的举动。他们唱着滑稽的戏词，发出奇怪的声音，做出滑稽的动作，把女仆和伴娘都逗笑了。克安和克定不断地哈哈大笑，有时也说两三句凑趣的话。新娘一直很镇静地端坐不动，她的脸上甚至带着冷冰冰的表情。客人们用尽方法都不能使新娘露一下笑容。他们只有在枚少爷的身上报复。他们把他当作一个傀儡，指挥他做这样和那样的事。他们还用锋利的话逼他。拙于言辞的他并不能够保护自己，而且他累了一个整天以后，不但四肢无力，而且全身发痛，好像骨头完全碎了一样。他渴望着休息。他恨不得钻进地板下面闭着眼睛躺一会儿。但是别人不放松他，礼节不放松他。他似乎还应该受更多的折磨。在这个布置得十分华丽（至少在他看来是十分华丽）的新房里，每件新的物品都在辉煌的灯光下灿烂地微笑。这里有的是明亮，有的是新鲜，而且在那边还坐着一个神像似的美人（那样的打扮使得新娘在他的眼里成了一个美人），这似乎应该使他想到那些闲书（他这一年来就很少看闲书了）里面的得意的描写。它们使他有过一些荒唐的梦，它们曾经偷偷地缠住他的思想。但是如今梦景开始成为真实，一个带着珠光宝气和脂粉浓香的小姐来到他的身边，他却不曾感到一点喜悦。而且一切或隐或现的梦景和潜伏的渴望都被那些繁杂的礼节和没有同情的面貌与语言驱散了。他仿佛是一个落在魔窟里的小孩，一只巨灵的手在玩弄他，威胁他。在这间房里除了觉新以外就没有人同情他，但是觉新也只能暗暗地替他开脱，却不能把他从这个窘人的环境中救出去。

在窗外偷听的人不断地增加。沈氏看得很满意，笑着对王氏说：“到底是他们会闹。他们闹得很有意思。”

“新娘子脸皮真老，你看她还是若无其事的样子，”王氏不大满意地说。她们想不到枚少爷这时候有着怎样的心情，他是怎样地捱着时刻；她们也忘记了新娘也是怎样地希望这些折磨人的时刻早些过去。

枚少爷差不多用了他的最后的力量来捱这些时刻。他希望能够逃出去，但是他没有胆量；他希望他们会放松他，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打算。他极力忍耐着，他知道这种时刻总有完结的时候。但是他的头脑昏乱，沉重；他的身子变得更软弱；舌头似乎也不能灵便地转动了；心里仿佛起了波浪，只是往上面翻。他看见许多颜色在眼前打转。他只想倒下去。他连忙把一只手压在桌子上，身子还在晃动。

客人们已经在新房里闹过了一个多钟点。觉新眼光始终没有离开枚的身上。他被枚的突然变成惨白的脸色和紧紧闭着的嘴唇吓住了。他觉得不应该让客人们再这样地闹下去，便走到克安跟前小声说了几句话，克安点了点头。觉新又去对别的客人说出他的意见。于是众人的眼光都集中在枚少爷的脸上。这一次觉新的话发生了效力。客人们居然告辞出去了。

三更还没有打过，客人都走光了。琴跟着她的母亲回去。淑贞也跟着她的伯母和母亲回家。周氏、淑华和觉新就在周家留宿。

但是枚少爷还得不到休息。他取下花红，脱去马褂以后，还被父亲唤到书房里去，听父亲的一番新奇的训话。其实这些新奇的话他已经在闲书中见到了。不过父亲亲切地对他说话，这还是第一次。

从父亲的书斋出来，枚少爷还去见过母亲和祖母。从她们那里他听到几句慈祥的、关心的嘱咐。周老太太说话时仿佛感动地进出了两三滴眼泪。

最后他应该回到新房里去了。他又觉得胆怯起来。他形容不出自己有的是怎样一种心情。在阶上他遇见了觉新的鼓励的眼光。觉新安慰地对他说：“枚表弟，你今晚上放心地睡吧，没有人来听房的。”

“大表哥，你今天又累了一天，你也该睡了，”枚感激地说，他差不多要哭出来了。他不敢再看觉新一眼，连忙转身往新房走去。这时他的父亲在几天前说过的一句话“男女居室，人之大伦”突然沉重地压在他的心上。他有点胆怯了。

他进了新房，里面静静地没有声音，新娘似乎不在这里。新的湖绉帐子低垂着，增加了静寂的气氛，先前的辉煌的灯光全灭了，靠着那盏缠了红纸花的崭新的锡灯盏的光亮，他看见床前踏脚凳上面放着一双小小的尖尖的大红绣花鞋。

他这时没有快乐或悲戚。他倒有点木然了。他的茫然的眼光定在这双绣花鞋上，一直到伴娘过来对他说话的时候。

22

枚少爷就这样地娶了妻子。对于他这是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在最初的几天繁重的礼节（尤其是结婚第三天的“回门”的大礼，它比婚礼更可怕，更使他受窘。在这一天他应该陪着新娘到陌生的冯家去，在一群奇怪的人中间演着同样的傀儡戏）还来麻烦他，他要见许多陌生的人，说许多呆板的应酬话，他的疲乏的身体仍旧得不到休息。但是以后人们却让他安静了。这倒是他料想不到的事。在那个布置得华丽的房间里，朝夕对着“像花朵一样美丽的”妻子（他觉得她是这样美丽的，他甚至忘记了她比他高过一个头的事），听着一些新奇的甜蜜的话，他仿佛做着春天的梦。过去的忧虑全被驱走了。他觉得世界是如此地美丽，他的家庭是如此地美满，他自己是如此地幸福。他甚至因为他的婚事很感激父亲。对于他，一切都是新鲜，都是温柔。他依恋地抓住这种婚后的生活。他充满爱情地守着他的新娘。他常常在旁边看他的妻子对镜梳妆或者卸妆，在这些时候他常常想：闲书并没有欺骗他，他的美梦毕竟实现了。

周伯涛因为自己选来的媳妇是名门闺秀，自然十分满意。不过他看见枚少爷整天守着妻子在房里喁喁私语，除了早晚问安和两顿饭时间以外就不出房门一步，他也觉得不对。而且枚好些天没有来听他讲书了，他也不曾逼着枚做功课。他担心这样下去会耽误了枚的学业。一天晚上他在周老太太的面前无意间说起这件事，打算差翠凤去唤了枚来听他训话。但是周老太太阻止他说：“你让他们小夫妻亲热亲热吧。你做父亲的也太严了。枚娃子体子素来不好，这几天脸上刚刚有了点血色。你又要逼他用功……”陈氏也同意周老太太的话。周伯涛便不再提这件事了。

但是周老太太和陈氏对新娘并不像周伯涛那样地满意。她们在枚少奶的身上并未见到好处，不过她们也没有发见什么缺点。她们只看见一个娇养的千金小姐。她们以前听见人说过她的坏脾气，可是她们还没有见到她动气的机会。她们还把她当做客人，对她存着怜惜的心思，时时体贴她，处处宽纵她，让她成天躲在房里陪着丈夫过安闲日子。

芸应该跟枚少奶成为亲密的朋友，因为这个家里的年轻女子除了丫头翠凤外，就只有她们两个。但是芸却觉得她跟枚少奶中间好像隔着了一堵墙。她固然没有机会同这位年纪比她大的新弟媳接近，同时她也觉得枚少奶的性情跟她的差得远。枚少奶是一个不喜欢多说话的女子。每次她怀着温暖的心对枚少奶说一句话，总得到冷冷的回答。枚少奶的声音里没有感情，甚至没有一点颤动。枚少奶的相貌并不惹人讨厌。枚少奶的脸庞生得端端正正，在加意修饰、浓施脂粉以后，再配上一身艳丽的服装和带羞的姿态也很动人。唯一的毁坏了枚少奶的面貌的就是那种淡漠的甚至带点骄傲的表情，和那一双像木头做的小脚。对这个芸比谁都更先而且更清楚地感觉到。不过芸并没有失望，因为她以前就没有抱过希望，相反地，她以前只有忧虑。而且这时候她还可以设法培养希望。她想：目前还只有这样短的时间。

至于芸的母亲徐氏，她只把枚少奶看作一个普通的侄媳，家庭中的一份子。她跟枚少奶中间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她希望，而且相信枚少奶（只因为这是一位新过门的侄媳）会给这个家庭带来一点生气，而且会带来以后的繁昌。

大体上说来，枚少奶在这个小小的家庭里是受到欢迎的。周家的人似乎张开两臂让她进了他们的怀抱。在这里每个人都对她抱着期望。她自己并不知道，所以她也不会使那些期望得到满足。她整天同枚少爷在一起，过着一种使她兴奋、陶醉的生活。她心里只有她自己和她的丈夫。她整天听他坦白地倾吐他的胸怀，她很快地完全了解了这个柔弱的年轻人，而且很快地抓住了他的柔弱的心。

一天下午，在枚少爷婚后两个星期光景，觉新应了周老太太的邀请，带着卜南失到周家去。周氏和淑华已经先在那里了。周老太太看见那个奇怪的木板，想起了她的死去的孙女蕙，觉得鼻头一酸，抑制不住悲痛的感情，便催促觉新马上动手试验这个新奇的东西。连平日躲在自己房里的枚少爷夫妇也到周老太太房里来看觉新的奇怪的把戏。

觉新明知是假，也不便说破，而且他知道他无法使她们了解那个道理。他了解周老太太的心情，也尊重她的感情，他只得依照她的意思再玩一次那样的把戏。

他端端正正地坐在一张方桌前，把两只手都放到卜南失上面。她们要把蕙请来。他便闭上眼睛，心里想着，想着，他只想着一个人，他只想着他的亡故的蕙表妹。他渐渐地睡着了。他的手仍然照先前那样地按着卜南失。这心形的木板的两只脚开始动起来。插在心形尖端的铅笔在觉新面前那张白纸上画着线和圈。

“来了，来了！”淑华起劲地说。

“快问，快问，”周老太太不能忍耐地催淑华道。

“请卜南失画一个圆圈，”淑华照规矩地说。

铅笔在纸上画了一个不十分圆的圆形。

“请卜南失画一个大圆圈，”淑华又说。

铅笔果然又在纸上画出一个更大的圆形，不过还是不十分圆。觉新仍然闭着眼睛，像落在睡梦中似的。他的手依旧安稳地放在木板上，跟着木板移动，不曾落下来。

铅笔动得更勤，不再画圆圈了。它似乎在纸上写字。淑华分辨不出那是不是字迹。她便大声说：“我们请蕙表姐来，请蕙表姐来。”

铅笔继续在纸上划动。众人注意地望着那张纸。她们的眼光跟着铅笔尖移动，但是它动得太快了，她们的眼光跟不上它。大家正在着急，淑华忽然叫起来：“蕙表姐！蕙表姐！”

周老太太更挨近方桌。她俯下头去看那张纸，口里含糊地说：“她在哪儿？”她的老眼因泪水变模糊了。

“你们看，纸上就写着蕙字，”淑华起劲地说。

“你问她，还认得认不得我，”周老太太对淑华说。

淑华正要开口，却看见铅笔又在写字。她留心辨认纸上的字迹，吃惊地叫着：“婆——婆！”她又对周老太太说：“外婆，她在喊你。”

“蕙儿，我在这儿。你还好吗？”周老太太仿佛就看见蕙站在她的面前似的，亲切地说。眼泪开始从她的眼角流下来。她伸手揩她的有皱纹的上下眼皮。她的这个举动引得众人掉下泪来。

“好。婆，你好！”淑华慢慢地念出蕙的答语。

“你看得见我们吗？”周老太太又问。

“见，”铅笔在纸上写了一个字。

陈氏忽然做出一个动作，差不多要扑到卜南失上面了。她断断续续地悲声说：“蕙儿……你想不想我？……我们都想你。”

“想，看见妈，”铅笔写出了回答，淑华大声念了出来。

“她看得见我，”陈氏感动地自语道。她掏出手帕来揩眼泪。

“蕙儿，你晓得你弟弟接了少奶奶吗？”陈氏又问道。

“给妈道喜，”这是写在纸上的回答。

“她看见的，她什么都看见的，”陈氏呜咽地说。接着她又向卜南失发问道：“蕙儿，你常常在我们家里吗？”

“路远返家难，”简单的五个字绞痛了好些人的心。枚少爷忍不住呜呜地哭起来。觉新仍然沉睡似地扶着卜南失，从他的嘴角流出了口涎。

“姐姐，你现在怎样过日子？”芸迸出哭声道。

“凄凉……古寺……风……雨……虫声，”淑华念着，她的眼泪也掉在桌上了。

众人愣了一下。陈氏忽然抽泣地说：“蕙儿，我明白你的意思，郑家把你的灵柩丢在莲花庵不肯下葬，你一个人在那儿孤寂，连一个归宿的家也没有，是不是？这都是你父亲不好，他不但害你落得这个下场，还害得你做了一个孤魂。”

“只求早葬，”卜南失写了这样的话。

“蕙儿，你不要难过。我答应你，我一定要给你办到。我要你父亲把他那个宝贝女婿找来说个明白。你在这儿看得见我们，我们看不见你。你给我托个梦罢。让我看看你是不是瘦了。蕙儿，都是你那个父亲，你那个狠心肠的父亲——”陈氏接连地说了这许多话，但是后来她被强烈的感情压倒了，她的自持的力量崩溃了，她不能够再说下去，便蒙着脸哭起来。她马上离开了桌子。

铅笔不能够再给一个回答。觉新的上半身忽然往桌上一扑，他的手掌心朝下一压，那块木板离开他的手往前面飞去。觉新上半身寂然地伏在桌上。

“明轩！”“大少爷！”“大表哥！”“大哥！”众人惊恐的齐声喊道。淑华还用力拉他的膀子。

觉新抬起头来，惊愕地看看众人。他好像从梦里醒过来似的，不过脸上带着疲倦的表情，脸色也不好看。

“大表哥，你怎样了？你是不是心里不好过？”芸关心地问道。她的眼睛还是湿的。

觉新揩了揩嘴角，摇摇头答道：“我没有不好过，”不过他确实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好像要生病似的。周老太太对他说了两句道歉的话。他这时才注意到眼前都是一些哭过的眼睛，他猜到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他断定又是卜南失写了什么使人悲痛的话。他看见淑华的眼睛也红着，便问道：“三妹，你也——。”他其实并没有说出他的问话，但是淑华抢先回答了：

“刚才请了蕙表姐来，她说她的灵柩还没有安葬，把我们都说得哭了。大舅母答应她向郑家交涉。你就扑倒在桌子上，把卜南失也推开了。想不到卜南失倒这样灵验。”淑华说到卜南失，忽然想起那块木板，连忙弯下身子去寻找它。她看见它躺在地板上，裂成了两块，一只脚也断了。她拾起它来，连声说：“可惜，可惜。”

觉新没有说什么。他并不惋惜卜南失的损失，他反而因为这个损失起了一种卸去重压似的感觉。他心里想：“这算什么灵验，不过是你们都没有忘记那个人。你们现在还这样关心她，为什么当初不伸手救她一救？”他只责备别人，却忘了责备他自己。

“大少爷，这个东西弄坏了，还可以用吗？还可以买到新的吗？”周老太太看见卜南失在这里跌碎了，觉得心上过意不去，同时她又惋惜失去了这个可以请她亡故的孙女回来谈话的工具，因此抱歉地对觉新说。

“买不到了，”觉新答道，他立刻从自己的混乱的思想里挣扎出来了，“这是好几年前一个朋友从日本带回来的。我放在箱子里头，最近才找出来。破了也不要紧，我用不着它。”

“蕙儿说她在庙里很孤寂，灵柩一天不下葬，她的灵魂也得不到归宿，”周老太太换了话题说。“郑家把蕙儿的灵柩丢在莲花庵不管，不是推口说没有买到好地，就是说没有择到好日子。前天我喊周贵去看过，问到庵里人，说是半年来姑少爷就没有去看过一次，最近两三个月郑家连一个底下人也没有差去看过。我气得跟你大舅吵，他还是袒护他的好女婿。听说有人在给伯雄做媒。他没有续弦时对蕙儿都是这样冷淡，他要续了弦，岂不会让蕙儿的尸骨烂在莲花庵里头？今晚上你大舅回来，我一定要找他理论。他再不听我的话，我就拿这条老命跟他拼！”周老太太愈说愈气，把一切罪名都堆在她儿子的身上，她恨不得立刻给他一个大的惩罚。这次她下了决心：她一定要替死去的蕙办好那件事情。

“妈这话也说得太重了，大哥有不是处，妈尽管教训他，也犯不着这样动气，”周氏看见陈氏、徐氏都不敢作声，连忙做出笑容开口劝道。

“你看都是他一个人闹出来的。要不是他那样乱来，蕙儿何至于惨死，又何至于灵柩抛在尼姑庵里没有人照管？我想蕙儿在九泉一定也恨她这个无情的父亲，”周老太太气得颤巍巍地说。

觉新心里很痛苦，但是他始终没有把他的感情表露出来。他暗暗地抱怨这几位长辈，他想：“你们都是帮凶！当初为什么不救她？现在却又这样痛苦！”他有一点赌气的心情。但是她们的痛苦和悔恨渐渐地传到了他的心里，成了他自己的，她们的希望也成了他的希望。他感激周老太太下了这样的决心。那个时时悬在他心上的问题终于可以得到解决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他还可以替蕙尽一点力。但是他根据过去的经验，还担心他的外祖母不能坚持她的主张，所以他趁着这个时机鼓动周老太太道：

“说起蕙表妹的灵柩，我前些时候当着大舅对伯雄提过。伯雄随便支吾过去，大舅也不说什么。我看如果不找郑家正式交涉，恐怕不会有结果。这次还要请外婆作主，催大舅去交涉，让蕙表妹的灵柩早日下葬，死者得到一个归宿，大家也安心一点……”觉新说到后来，觉得有什么东西绞着他的心，他常常感到的隐微的心痛这时又发作了。鼻酸、眼痛同时来攻击他。他用力在挣扎，他不敢再看那些悲痛的面颜，害怕会引出他的眼泪。他埋下头去，他的声音也有点哑了，于是他突然闭了口。

“你们看，大表哥都还这样关心蕙儿的事情，她那个顽固的父亲却一点也不在乎。你们说气不气人！”周老太太气愤地对众人说，她的眼泪又落了下来。“今晚上等他回来，我就对他说明白，他不肯办，我自己来办！”她又把眼光掉去看觉新，对他说：“大少爷，还要请你帮忙。”

“外婆吩咐我做什么，我做就是了，”觉新抬起头回答道，声音小，但是很坚决。

“既然这样，妈同嫂嫂也不必难过了。大少爷来了，大妹也在这儿，我看还是打牌消遣罢，”徐氏看见众人悲哀地坐在房里发愣，周老太太又不断地动气，觉得应该打破这种悲哀的气氛，便提议道。

周氏知道徐氏的意思，便帮忙她安慰周老太太。

周伯涛回来的时候，众人还在内客厅里打牌。晚饭后大家回到内客厅里，周老太太看见众人都在，正好说话，便向周伯涛提出蕙的灵柩的问题，她还说起请卜南失的事。

“扶乩之说本来就是妄谈。况且这是外国东西，更不可信，”周伯涛赔笑道，他用这两句简单的话轻轻地拒绝了他母亲的提议。他的脸上丝毫没有感动的表情。

周伯涛的话和态度激怒了陈氏和周老太太。陈氏也不顾新婚的媳妇在这里，忍不住厉声驳斥道：“我问你蕙儿的灵柩是不是应当下葬？难道你要让它烂在破庙里头？”

陈氏的突如其来的话使周伯涛感到一点窘，他的黑瘦脸上现出了红色。但是他马上就板起脸干脆地责斥他的妻子道：“我在对妈说话。你不要吵，蕙儿的灵柩葬不葬，那是郑家的事情，没有你的事！”

“没有我的事？我是蕙儿的母亲，难道我管不得？你自己不要做父亲，我还是蕙儿的母亲嘞！”陈氏挣红了脸顶撞道。

“蕙儿嫁到郑家，死了也是郑家的人。郑家世代书香，岂有不知礼节的道理？你女人家不懂事，不要多嘴！”周伯涛傲慢地教训陈氏道。

“你胡说！”周老太太气得没有办法，忍无可忍，便指着周伯涛结结巴巴地骂起来。“哪个要听你的混账道理？我问你，你说女人家不懂事，难道你自己不是女人生的？你读了多年的书，都读到牛肚子里头去了！你这一辈子就靠你父亲留下的田地吃饭，你也不想一想你自己有什么本事？你东也礼节，西也礼节。跟你谈起郑家的事，你就满口世代书香，家学渊源。我问你，难道你的礼节就只会杀人害人？你给我说！我今天一定要你说清楚。”

周伯涛埋着头，一声不响。

“当初我不愿意把蕙儿嫁到郑家，你一定要做成这门亲事。现在结果怎样，你该看见了！”周老太太愈说愈恼，她恨不得把所有藏在心里的话都吐出来。“我的孙女儿嫁给郑家，是给他们做媳妇，不是卖给他们随便糟蹋的。她有什么好歹，未必我做祖母的就不能说话？我就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没有良心的父亲！我问你，你到底去不去找伯雄办交涉？”

周伯涛摇摇头固执地答道：“妈吩咐我别的话，我都听从。这件事情我办不到。”

“你办不到，等我自己来办。我自己会找郑家交涉，”周老太太赌气地怒声答道，她这时也有她自己的计划。

“妈，你不能这样做，会让郑家耻笑，说我们不懂规矩，”周伯涛恭敬地劝阻道。

周老太太气得喘息不止。周氏、陈氏、徐氏们都关心地望着她。周氏还走到她的身边，轻轻地给她捶背。过了一会儿她才吐出话来：“天啦，我怎么会生出你这种不懂人话的畜生！你倒说我不懂规矩？只有你那个吃人的规矩我才不懂！好，不管你怎样说，我限你一个月以内把事情给我办好。你不办，我就拿我这条老命跟你拼！我不要活了！”她说到这里，突然站起来，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婆！”“外婆！”“妈！”芸、淑华、陈氏、徐氏同声喊着，她们跟着跑出房去。

周伯涛站在房里惶惑地往四面看，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好。觉新用憎恶的眼光望着他。枚少爷畏怯地坐在角落里，不敢作声。盛装的枚少奶坐在她的丈夫旁边，忽然发出一声冷笑。她仿佛在看一幕滑稽戏。

周氏靠了那把空椅子站着。她留下来，打算趁这个机会对周伯涛说话。她严肃地说：

“大哥，妈是上了岁数的人了。你不能惹她生气。蕙姑娘的事情你快去办。不然，倘使妈有什么好歹，那个罪名你担当不起1”

“但是礼节——”周伯涛含含糊糊地吐出这四个字。他没有了固定的主见，心也乱了。觉新想：这跟礼节有什么关系？

“你还说礼节？难道礼节要你做出对不起祖宗的事、成为大逆不道的罪人吗？”周氏威胁地说。

周伯涛好像受到大的打击似的，脸色十分难看，垂头丧气地站在周氏面前，半晌答不出话来。

“大哥，我劝你还是心平气和地想一想，依着妈的话去办罢。连我也觉得你太任性了。蕙姑娘究竟是你的亲生女儿，你也该有一点父亲的心肠。妈从前事事都依你，现在连她也受不下去了，这也怪不得她老人家，”周氏看见周伯涛那种颓丧的样子，知道他的心思有点活动了，便温和地规劝道。

“但是你叫我怎么办？”周伯涛忽然苦恼地、甚至茫然不知所措地说。他又掉过头望着觉新问道：“明轩，你看这件事情该怎么办？”

觉新激动地答道：“我看只有照外婆的意思，请大舅把伯雄找来，跟他当面交涉。如果大舅不便说什么话，我也可以说。”

周伯涛的脸上现出惭愧的表情，他再找不到遁辞了。

23

第二天早晨周老太太逼着周伯涛写了一封信，差周贵送到郑家去，请国光下午来用便饭。但是郑国光却拿“人不舒服”这个托辞道谢了。他连一张便条也不肯写。

“伯雄怎么不来？未必他已经晓得了我们的用意？”周老太太诧异道。她感到失望，又仿佛碰到了一块绊脚石。

“他晓得，那就糟了，”周伯涛沉吟地说。对这件小事情他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他始终把它看作一件超乎他的能力以上的严重事情。

“不见得，他不会晓得这么快，”周老太太想了想，摇头说。

“他说人不舒服，或者他真生病也未可知。那么等他病好了再说罢，”周伯涛忽然想出了一个拖延的办法。

“也好，”周老太太迟疑了一下，说。

“我看还是请明轩过去问问他的病。是真的，自然没有话说。如果是假病，就请明轩跟他当面交涉，”陈氏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周老太太同周伯涛讲话，她知道丈夫的心思，忍不住插嘴说道。她的话提醒了周老太太。

“你这个办法很好，”周老太太对陈氏说，“我们只好再麻烦大少爷走一趟。”

周伯涛不高兴地瞅了他的妻子一眼，他在母亲面前不便吵闹，只得唯唯地应着。

周老太太便差周贵到高家去请觉新。周贵把事情办得很好。觉新不等吃早饭就到周家来了。

觉新到了周家，自然受到周老太太和陈氏的诚恳的欢迎。她们把国光推托的话告诉他，还说出她们的意见。觉新赞成她们的主张，他也愿意到郑家去一趟。周老太太殷勤地留他吃早饭，他不好推辞，只得陪着他的外祖母、舅父、舅母们吃了饭。

吃饭时，平日躲在房里的枚少爷和他的新少奶也出来了。在饭桌上枚很少跟觉新讲话，一则因为有父亲在座，他不敢多说，二则，枚结婚以后在人前更不喜欢讲话。别人背后批评他，说他把话都对着新娘说尽了。这自然是开玩笑的话。不过觉新注意到前不几时在枚的脸上现出的一点红色已经褪尽了，他的脸色反而显得比从前更加苍白。虽然这上面常常泛出笑容，但是这个年轻人的微笑却使人想到一个快要枯死的老人的脸。觉新尤其觉得可怕的是那一对略略陷下去的眼睛，那对眼睛所表现的是一种深的沉溺，一种无力的挣扎以后的放弃。跟这个作为对照的是旁边那个少妇的充满活力的健康。那张浓施脂粉的长脸仿佛涂上了一层活气，好像满溢在全身的活力都要从脸上绽出来似的。她始终不曾说出一句完整的话。不过她抬起眼睛看过觉新两次：她的眼光好像是一股流水，要把人冲到什么地方去。觉新痛苦地想：一件罪恶又快要完成了。在他看来这是无可疑惑的了，兆候就摆在他的眼前。他又怜悯地看了看枚。枚若无其事地坐在他的对面。“他不知道，他们都不知道，”觉新这样想着，他不能够再咽下饭粒了。但是他也只好勉强吃完碗里剩余的一点饭，才跟着周老太太离开桌子。

饭后枚少爷夫妇立刻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芸还陪着觉新在周老太太的房里坐了一会儿，谈一些闲话。芸为着她的亡故的堂姐的事，很感激觉新，她在谈话间也表露出她的这种感情。这对于觉新自然也是一种鼓舞。只有做父亲的周伯涛对这件事情并不热心。他跟觉新谈话时眉宇间总带着不愉快的表情。觉新知道他的心理，也就不去管他。

觉新从周老太太的房里出来，坐着自己的轿子到郑家去。轿子停在大厅上。郑家仆人把他引进客厅内。他在那里等候了许久，才看见郑国光出来。

两人见面时，自然是先说些客套话。觉新看见国光精神很好，方脸上也没有病容，故意向国光提起问病的话。国光不觉脸上发红，支吾半晌才说出几句敷衍的话来。他一边说话一边皱皱眉头：

“多谢大表哥问。我前天晚上伤了风，昨天一天都不能下床。医生嘱咐不要出门，所以岳父先前打发人来招呼，也没有能够去……”

觉新不愿意再往下听，就让国光一个人说去。他想：“在这种天气还会伤风？而且一点病像也没有，明明是在说谎。”他也不去揭穿国光的谎话，却装出相信的样子说了几句安慰的话。

国光在周伯涛的面前可以说出一大套话，但是对着觉新，他的那些话却全不适用了。此外他便没有多少话可说。所以在觉新不断的注视之下他的脸上开始现出了窘相。

觉新故意把话题引到蕙的身上，然后再转到灵柩安葬的问题。国光自己心虚，极力躲闪，但是终于在正题上被觉新捉住了。他知道当面拒绝或者找托辞是不可能的。他心里正在打算怎样应付，口里含糊地说：“……地已经买了，不过还有别的事情，一时恐怕来不及，家严的意思是……最好移到明春……”

“据我看太亲翁也不必太费事了。其实办这点小事情也花不到一年的工夫。蕙表妹没有这种福气，”觉新冷笑道；“家舅的意思还是请表妹夫早点把灵柩下葬，好让死者有个归宿。这可以说是存殁均感了。”

国光觉得觉新的话有些刺耳，他的脸又红了一阵。不过他心机一动，忽然想到一个主意，便堆起一脸笑容，顺着觉新的口气说：“大表哥的意思很对。我原本也不大赞成家严的主张。是的，我们应该让死者早得归宿。我一定照大表哥的意思办。其实不劳你大表哥来说，我也打算这样办的。日期自然越早越好。家严不会不同意。”

这样爽快的回答倒是觉新料想不到的。他怔了一下，接着就出现了满意的颜色。不过他还怕国光躲赖，所以又说：“那么就请表妹夫给我一个期限，我才好回去对家舅回话。家舅看过历书，说是下月初四日子正好。”他以为国光一定不赞成这个日期（因为它离目前还不到十天），他预备做讨价还价的把戏。

但是这一次又出乎觉新的意料之外，国光毫不迟疑地答应下来：“好，初四就是初四，一定办到。请大表哥放心，回去转达岳父岳母，初四日一定安葬。”

这样一来，觉新预备好的许多话都无从吐露了。他看见国光答应得这么爽快，虽然这不像国光平日的态度，但是他也不便再逼国光。他觉得这次的交涉倒还是相当顺利的。

觉新从郑家再到周家，他把交涉的结果报告了他的外祖母和舅父、舅母。周老太太和陈氏自然十分满意，她们对他说了许多感激的话。连周伯涛的脸上也现出了笑容。没有争吵，没有冲突，没有破坏礼节，只有这样的解决才是他所盼望的。而且它还给他解除了一个负担，减少了麻烦。

觉新告辞出来。他已经走下石阶了，听见芸在后面唤他，便转身回去。他看见芸站在堂屋门口对他微笑。她手里拿着几本书，好像是刚从过道里走出来似的。

他走到芸的面前。芸把手里的书递给他，一面说：“大表哥，这几本还给你，请你再给我挑几本送来。”

“好，我回到家里就喊人送来。我现在先到公司去，”觉新接过书高兴地答道。他打算转身走了。芸又唤了他一声。他望着芸，等候她说话。

芸看见觉新在等她，忽然又说不出话来。她有点激动，但是她很快地镇静下来。她低声说：“大表哥，你给姐姐办好了事情。她在九泉也会感激你的。”她感动地微微……笑。她仍旧望着他，泪珠从她的眼眶里溢出来。

觉新本来因为办好了交涉自己也颇为得意。现在他听见芸的短短的两句话，忽然觉得刚才的喜悦立刻飞走了，只剩下空虚、悔恨和惭愧。感激，他哪一点值得死者的感激？他哪一点又值得面前这个天真的少女的感激？他难道不曾帮忙别人把她的堂姐送到死路上去？他难道不曾让死者的灵柩被抛弃在古庙里？那些时候她们就怀着绝望的心求人帮助，她们就信赖他，感激他，但是他为她们做过什么事情？现在他又做了什么实际的事情？没有，什么也没有！他给她们的只是空洞的同情和关心。但是她们却用诚挚的感激来回答。现在事情还没有办妥，她的感激就来了。那个纯洁少女的颤动声音搅动了他的心。他没有理由接受她的感激！而且他连过去的欠债也无法偿还。

“芸表妹，你不要谢我，我还没有做过一桩值得你们感激的事，”他挣扎了一会儿才吐出这句话来，他的眼睛也湿了。他不能够再说什么，或者再听什么，他叹息地吐出“我去了”三个字，便猝然地转身走了。

芸站在堂屋门口，带着同情的和尊敬的眼光送走他的背影。天井里很静。阳光把梧桐叶的影子贴在她的身上。芸刚刚转过身子，忽然一阵尖锐的笑声从枚少爷的房里飞出来。她不觉皱了皱眉头。

觉新到了公司，刚走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前就听见里面有人讲话，他连忙揭起门帘进去。原来是他的四叔克安和旦角张碧秀在这里等他。张碧秀坐在藤椅上，看见他进来连忙站起带笑地招呼他。克安坐在写字台前那把活动椅上，拿着一把折扇在掮着。

“明轩，你今天怎么这样晏才来？我们在等你，”克安看见觉新进来，含笑地说。他依旧大模大样地坐在椅子上面，不过把椅子转动了一下。

“我不晓得四爸今天要来。我刚刚到外婆家里去过，”觉新没精打采地答道。

“我要给芳纹买几件衣料，来找你陪我们到新发祥去看看，”克安接口说。

“芳纹？”觉新诧异地念着这个名字，心里还在想别的事情。

“这是四老爷给我起的号，”张碧秀赔笑道。

“啊！”觉新仿佛从梦里醒过来似的，他吐了一口气，便问克安道：“四爸现在就去？”

“那么就走罢，我们还有别的事情，”克安说。

“大少爷刚刚来，不要休息一会儿？恐怕有点累罢，”张碧秀望着觉新好意地说。

“不要紧，早点去也好，”觉新温和地答道。他陪着克安和张碧秀两人出去了。

觉新注意到许多人的眼光都往他们这面射过来。他知道大家在看张碧秀（便是从来不看戏的人看见张碧秀的粉脸、服装和走路姿势，也知道这是一个旦角）。他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他又不能够撇下克安和张碧秀，一个人跑开。他只得忍耐着。他看见克安只顾跟张碧秀讲话，便加快脚步，稍微走在前面一点。

到了新发祥，觉新暗暗地吐了一口气。他以为自己只要在柜台上打个招呼，替克安介绍一下，就可以走开。谁知克安一定要他留下帮忙挑选衣料，交涉打折扣。他无法推脱。不过他也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跟着他们两个说好说歹，并不多贡献意见。

克安和张碧秀两人都不像觉新那样着急，他们也没有注意到他时时用手帕揩额上的汗珠。他们仔细地挑选着，看过各种各类的料子，还评定好坏。店里的伙计们知道克安是一个大主顾，也知道张碧秀的名字，又顾到觉新的情面，所以很有耐心地伺候他们。他们愈挑愈仔细，愈选愈多买。伙计们忙碌着，脸上带着笑容。不多几时门口便聚集了七八个人，都是来看张碧秀的。

后来衣料终于完全选好了。张碧秀的粉脸上现出了满足的微笑。克安为这些衣料花去一百几十元，他另外还给他的妻子王氏也买了两件上等衣料。张碧秀的衣料由店里派人送去。不用说货款是记在帐上的，中秋节前店里会派人拿帐单向觉新收款（届时克安自然会把货款交给觉新）。

从新发祥出来，克安同张碧秀往另一条路走了。觉新一个人回到办公室去。他坐下来，喝着泡得很浓的春茶，随便翻了翻本日的报纸，到处都是使人不快的消息：乡下土匪横行；驻防军队任意征收捐税（有的已经征到三十年后的粮税了）；内战仍在国内、省内各处进行……他翻到“余兴栏”，又看见王心斋、冯叔和和高克定题旦角小蕙芳戏照的三首诗。王心斋就是克安的岳父。他皱着眉头放下报纸，心里很闷，不知道做什么事才好。在这时候一个租户从外面进来，找他谈追收欠租的事。那个人罗嗦地谈了许久，好像知道他心神不定似的，一点也不肯放松。他好容易才应付过去。他刚刚送走那个狡猾的商人，门帘一动，新发祥的朱经理又进来了。

“高师爷，刚才失迎，请原谅，”白白胖胖的朱经理一进来，就满面堆笑地拱一拱手大声说。觉新只得请他坐下。两个人说了几句应酬话。朱经理又诉苦般地讲了一些派捐的情况，后来看见驼背的黄经理进来找觉新，便告辞走了。

“他又来发牢骚吧？”朱经理走了以后，黄经理便向觉新问道，他的留八字胡的瘦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觉新点了点头。他又说：“这也难怪他们。商店派捐太多，生意更难做，欠租的人又多起来了。”觉新只是唯唯地应着。黄经理又交了一封信给觉新，这是商业场里一家店铺写来的。他指出几点，要觉新斟酌答复。觉新仍然唯唯地应着，他心里还在想别的事情。后来黄经理也走了，又剩下觉新一个人。觉新坐在写字台前面，慢慢地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封信上，准备起草回信底稿。

但是他听见有人在外面用响亮的声音唤大少爷。他侧耳一听，文德掀起门帘进来了，恭敬地报告：“大少爷，三老爷来了。”他连忙站起来。

克明从容地走进了办公室，然后跨过觉新房间的门槛，就在藤躺椅上坐下。觉新的眼光跟着克明走。今天克明的脸色还不错。

觉新叫人泡了盖碗茶来。他又对克明说：“三爸今天是不是还要到别处去？三爸好久不到这儿来了，是不是要买东西？”

“你三婶要我给她买点东西。我等一会儿就去看。我先到这儿来坐坐。你今天事情忙不忙？”克明温和地说。他从文德的手里接过水烟袋来，取下插在旁边小筒里的纸捻子。文德连忙给他括火柴。

“没有什么要紧事情，四爸先前也来过，”觉新带笑答道。

克明听见提起克安，他的脸色马上变了，不过并不很显著。他皱着眉头说：“我刚刚在门口碰见他。他倒没有看见我。他跟一个唱小旦的在一起。……”

“就是在群仙茶园唱戏的张碧秀，”文德插嘴解释道。他看过张碧秀的戏。他又加上一句：“听说四老爷很喜欢他。”

“我听说四弟、五弟还把小旦带到家里来过，是不是就是这个张碧秀？”克明沉着脸问道。

“是的，”觉新低声回答道。

“他们真是越闹越不成话了！”克明又皱起眉头骂了一句。他不再说下去，也不抽烟，他只是痛苦地想着。气愤和焦虑抓住他的心，他不能畅快地一口气吐出他所要说的话。觉新和文德沉默着。他们在等候。他们相信克明不会只说一句话。

“我本来还以为四弟应该明白点。他读书较多，会写一笔颜字[1]，而且做过一任县官，笔下也来得。想不到他现在也昏到这样！”过了半晌克明才接下去说；“爹在的时候总望他们能够学好。我看是无可救药的了。”他叹了一口气。“我看我们的家运完了。你我是挽救不了的。”他的带着绝望表情的脸上忽然现出一股坚决的光，他的眼睛里还有未熄的火焰。他又说：“不过我在一天，我总要支持一天。”

“是的，应该支持，”觉新感动地重复念道。

“爹把责任放在我的肩上，我一定要照他的意思去做，”克明鼓起勇气继续说；“我不能够就看着他们把家产弄光。我不能看着他们做出给爹丢脸的事。”

“是，”觉新响应地说。

克明不作声了。他埋下头，眼光无意地落在手里的水烟袋和纸捻子上，纸捻子还在冒烟，他便打开烟筒摸出烟丝来装上，吹燃纸捻子，呼噜呼噜地抽起水烟来。他一面抽烟，一面思索。文德已经走出去了，在外面等候主人的命令。

觉新看见克明埋头在抽烟，没有动静，他也不想说话，他的眼光又落在面前的信上。

“你四爸带张碧秀到这儿来做什么？”克明忽然抬起头问道。

“他们——”觉新连忙把眼光从信上收回来，他说了两个字，停顿一下，才接下去：“到这儿来买衣料，买得倒不少，一共一百多块钱。”

“唉，”克明叹了一口气，又咳了两三声，便把水烟袋放在桌上。他端起茶碗喝了两口茶，茶碗还捧在他的手里，他又焦虑地说：“像他们这样乱花钱，我看也没有几年好花。四弟也花得不少了。这些钱都是爹辛辛苦苦挣来的。四弟还算做过半年县官，回来买到几十亩田。这一年来他在我的事务所里帮忙，也有些收入。不过这几个月情形不大好，一件案子也没有接到。田租一年比一年少。今年连我也动用起老本来了，何况他。至于五弟，他什么事都没有做过，只会花钱。他的田卖得剩不到三分之一。字画也‘出脱’了不少。我看他将来怎样下场！”

“三爸可以劝劝他们，”觉新鼓起勇气建议道。

“本来我倒想好好教训他们一顿，”克明皱眉蹙额地说；“不过说到钱上，我也难跟他们讲话。家已经分了，照名分是他们的钱，多干涉他们，他们又会说我有别的用意。还有那两个弟媳妇更不明白道理。对她们这些糊涂人我也没有好的办法。譬如，我正要跟你谈这件事情。”他把茶碗放回在桌上的茶盘子里，立刻换过了话题：“陈姨太前天晚上对我谈起，她想‘抱’个孙儿，打算把七娃子‘抱’过去。我没有答应她。我看见四娃子不学好，恐怕将来没有出息，我希望把七娃子教好点。虽说你三婶又有喜，可是还不能说是男是女，留着七娃子总要好些，所以我不愿意。谁知今天四太太却跑来找你三婶，她说七娃子身体不好，我这房人口又少，不应该‘抱’出去。她说陈姨太要‘抱’孙，应该由六娃子过继。等一会儿五太太又来说，五房现在情形不好，她要把喜姑嬝生的九娃子‘抱’给陈姨太。”克明说到这里觉得很吃力，意思虽然未尽，却暂时闭住嘴不说下去。但是他的脸上还带着愤激的表情。

“四婶、五婶怎样会说这种话？”觉新惊怪地说。他看见克明没有表示意见，便又问道：“三爸的意思怎样？”

“我看她们不过看上了陈姨太的那所房子和一千块钱的银行股票，所以五太太说她那一房情形不好。横竖就只有这几干块钱，让她们争去。不过据我想，九娃子太小，陈姨太不见得愿意，况且五弟就只有这一个儿子，也不应该过继出去。”

“那么就让四婶把六弟‘抱’给陈姨太也好，”觉新道。

“我就是这样想，”克明点头说。“不过我恐怕以后还有争吵。五太太不会甘心让那几千块钱给四房独吞。唉，说来说去总是钱。这些事情要是爹在九泉知道，他一定会气坏的。”克明把身子倒在藤躺椅靠背上，他的脸上现出受过打击以后的绝望、憔悴与疲乏的表情。过了十几分钟克明又坐起来对觉新说：“我还有一件事情，我想把我在你们公司的活期存款提两百块钱出来，你明天给我办好。”觉新唯唯地答应着。克明又疲倦地倒在藤躺椅的靠背上面。

太阳早已被逐渐堆积起来的灰黑色云片埋葬了。光线不停地淡下去。好像谁用墨汁在天幕上涂了一层黑色。不，不仅一层，在这淡淡的墨色上面又抹上了较浓的黑色。墨汁一定抹得太多了，似乎就有一滴一滴的水要从天幕上落下来一样。空气闷热，虽然开着窗，房里也没有凉气。克明的鼻子因此不时地发响。

觉新的眼光又落在那封信上，但是他的眼前仿佛起了一层灰色的雾，那些字迹突然摇晃起来。他便仰起头闭上眼睛疲倦地把身子靠在椅背上。他听见文德的响亮的声音在问：

“三老爷，就要落雨了，现在要去买东西吗？”

他又听见克明的声音说：

“好。明轩，我走了。”

他连忙站起来。

[1]颜字：指唐朝颜鲁公的书法。

24

雨后，傍晚的天气凉爽多了。

觉民到了利群周报社。他在一个星期里面总有三四个晚上到周报社去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工作。周报社社址就在觉新服务的西蜀实业公司的商业场楼上，是一间铺面。这两年来他们已经把它布置得很好了。不过在商业场楼上这个角落里许多铺面都没有人承租。周报社的两旁全是空屋，隔了好几个铺面才有一家磁器店。便是在白天，这里也少有人经过，到了晚上自然更清静了。

这天觉民去得较晚，张惠如弟兄、黄存仁、汪雍、陈迟都早到了。他们在那里热心地办事情：包封周报，写封皮，写信，记帐等等。他们看见觉民进来，照例亲切地招呼他一声，仍旧埋下头办各人的事。那张平日陈列书报的大餐桌一头堆了几叠新印好的报纸，另一头是陈迟和汪雍工作的地方：浆糊碗、封皮、封好的报纸卷都在这里。

“觉民，快来帮忙，”陈迟欢迎地说。

觉民高兴地应了一声，便参加了包封的工作。

他们一面工作，一面谈话，手不停地动着，折好报纸，又把它们封成小卷。小卷在餐桌上渐渐地堆起来。他们送一批给黄存仁，等到他写完了又送一批过去。但是黄存仁的一管笔不及他们三个人的手快。黄存仁开玩笑地诉起苦来。张惠如正在整理书橱里的书，听见黄存仁的话，连忙说：“你写不赢，我来帮你写。”他匆匆忙忙地关好书橱门，走到那张小书桌跟前。他顺便搬了一个凳子到那里去，就坐在黄存仁对面，拿起笔在封好的报纸卷上写地址。

“时间真快，再出三期就到两年了，我们居然维持了两年。这是想不到的，”陈迟忽然兴奋地自语道。他的眼光停在那些报纸上，它们在他的眼里变得非常美丽了。

“这几期内容不错。我自己看了也很高兴，”汪雍满意地说。

“我想，有一天，我们不会再在这个小地方，不会只有我们这几个人……将来一定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地方，有许多许多人，我们的报纸那个时候就会销到五万，十万，一百万，”陈迟抬起头自语道。

“那个时候我们要出日报了，我们还要印很多很多的书，”汪雍笑着接下去说。

觉民在旁边笑起来。他带着好意地哂笑道：“你们又在做梦了。那一天不晓得要等多久？”

“我不怕久等，”汪雍勇敢地、充满着自信地答道。

“说不定他们哪一天又会把我们的报纸封掉，”张惠如在旁边泼冷水似地说一句。他的确想过：将来会有这样的一天，不过他并不害怕那一天到来，因为他相信以后一定还有另外的一天。

“大哥，你不该说这种扫兴话，”张还如从另一张小书桌上抬起头对他的哥哥说。

“我不过提醒大家一声，小心总是好的，”张惠如笑答道；“我们不怕打击。就是天大的事情也不会使我们扫兴。”

“不过无论如何让我们把两周年纪念会开了再说，”觉民在旁边笑道。

“这当然不会有问题，我还要演《夜未央》啊，”陈迟乐观地说。

“岂但《夜未央》，还要演更多的新戏，”张惠如接下去说。

“你们听着，我报告一个好消息。重庆文化书店来信：最近《利群》在渝销路激增，本期加到五百份，仍不敷分配。以后请按期寄发一千份。……他们还兑了二十块钱来。”

“一加就加五百份，真不错！”汪雍惊喜地说，更起劲地包封报纸。

“方继舜听见一定高兴，”觉民快乐地说，“纪念刊应该编得更好一点。”

“你们为什么事情高兴？”一个女性的声音从外面飘进来。众人的眼光都往门口射去。他们看见了程鉴冰的笑容。

“你好久没有来了。今天来得很好，我们正忙得很，你快来帮忙，”陈迟第一个对她说话。

“我就是来帮忙的。最近忙着毕业考试，实在抽不出时间来。我没有找你们帮忙我补习功课就算好的了，”程鉴冰声音清脆地答道。她又问觉民：“蕴华怎么没有来？我也好久没有见到她了。我还以为她在这儿。今天不是还要开会吗？”

“她家里有事情，不能来。她要我代表她，”觉民答道。

“鉴冰，你来写封皮罢。我去帮他们卷报，”黄存仁放下笔站起来招呼程鉴冰道。

“好，只要有工作给我做，我就满意，”程鉴冰点头答道，便向着黄存仁走去。黄存仁把地方让给她，她在那里坐下了。他却走到汪雍旁边，拿过折好的报纸来卷好，然后把右手的食指伸到浆糊碗里去。

“还有一个好消息，——”张还如又在一边大声嚷起来。

“怎么又有好消息？”汪雍兴奋地问。

“你不要慌，听我说，”张还如得意地说。“是从合江来的信。一个读者兑了十五块钱来，捐做小册子的印费。”

“这是个什么样的人？”觉民感到兴趣地插嘴问道。

“我还没有说完。是一个中学史地教员，三十七岁。他最近读到我们的报纸和两本小册子。他同情我们的工作。他的信上写得很明白，”张还如接着说。

“给我看这封信，”汪雍急切地说，就把手伸了出去。

“汪雍，先做事吧，等一会儿看信也来得及，”黄存仁在旁边拦阻道。“现在剩得不多了，还有那几卷大的，我们来捆。”

“存仁，这儿还有几封读者的信，你也来帮忙写两封回信，”张还如听见黄存仁的话，想起他手边还有许多工作等着人做，便抬起头唤着黄存仁说。

“好，我就来，”黄存仁毫不迟疑地答道。

汪雍不去拿信看了。黄存仁却过去，坐在张还如的对面，做回信的工作。觉民、陈迟、汪雍三个人埋着头努力封报。小的报纸卷已经封齐了。他们又包封五十份的大卷。等到这些大卷也封好了，觉民便拿了一支笔来，把大卷上的地址写好。然后他又帮忙写了些小卷上的地址。

陈迟和汪雍用湿毛巾揩去手指上的浆糊。他们看见觉民就在餐桌旁边写封皮，他们留下一小堆给他写，把其余未写过的捧着送到张惠如和程鉴冰那里去。

程鉴冰和张惠如的手边只剩了寥寥几个未写过地址的报纸卷，横放在条桌上面。封皮写好了的便堆在地板上。陈迟和汪雍又把新的报纸卷放下来，桌上立刻又隆起了一座小山。

“你们看，还有这样多，还不快点写！”汪雍故意开玩笑地催促道。

程鉴冰抬起眼睛看了看手边那堆报纸，便带笑地责备汪雍道：“你们两个倒不害羞。你们不来帮忙，还好意思催我们。”

“你刚刚来。我们已经做了好久了。你现在多做点也不要紧，”汪雍得意地答道。他仿佛在跟自己家里的人，自己的姊妹谈笑似的。他的话里带了一种亲切的调子。

“你不要跟我们说笑，耽误我们的工夫。你同陈迟都来帮忙写，好早点写完。我们还有别的事情，”程鉴冰亲切地对汪雍笑了笑，鼓舞地说。

“好，我们大家都来写，”汪雍愉快地答道。他随便抱了一堆报纸卷，拿到餐桌上去，分了一半给陈迟。他们两人也不坐，就弯着身子写起来。

门前响起了皮鞋的声音。这个声音引起了觉民的注意，他一个人自语道：“好像有人走来了。”

“怎么是穿皮鞋的？未必是学生？”汪雍惊疑地说，把眼光射到门外去看。

“大家小心一点，”张惠如严肃地警告众人。他仍然埋着头写字。

“我晓得，”黄存仁答道。他立刻把桌上的几封信揣在他的衣袋里。他又低声嘱咐觉民说：“觉民，你们好生看着。”

觉民答应一声，马上站起来，带着安闲的样子走出去。他走到廊上栏杆前面，装着俯下头去看楼下，他的眼光却偷偷地射到发出脚步声的地方。他看见两个穿白色制服的学生。他的紧张的心情松弛了。他嘘了一口气，仍旧安闲地走回去。他走到餐桌前面，低声哼起一首歌来。

众人知道并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情，也都放了心。但是他们还等着。于是两个学生进来了。

“对不住，”一个脸色红红的中学生客气地说，“我们来买报。”

汪雍站起来迎着他们，客气地问：“买哪一期？是不是今天刚出版的？”

“我们白天来过两次，你们都不在，”另一个脸色黄一点的中学生恳切地说。

“我们这一期也要买，我们还想补以前的。以前的还补得齐吗？我们只买到十五期，”那个红脸的学生接着说。

“以前的可以补。你们要补多少期？”汪雍兴奋地问道。

“我们要从头补起，”黄脸的学生急切地说。

“第一年的没有了。第二年的可以补齐，”汪雍答道。

两个学生的脸上都现出失望的神气。黄脸的学生还郑重地问一句：“还可以想法子吗？”

“我们愿意买齐，旧一点贵一点都不要紧。最好请你们给我们找个全份，”红脸学生害怕他的同伴的话不发生效力，他甚至着急地要求道。

“第一年的有合订本，不过早卖完了。现在没有法子找到，”汪雍抱歉地答道。

“那么借也可以，无论如何，我们要从头到尾看全。你们自己总有。我们不会给你们弄脏的。我们先缴押金也可以，”红脸学生一面揩额上的汗珠，一面哀求地说话，他的明亮的眼睛望着汪雍的圆圆脸，好像在恳求：“你就答应罢。”

汪雍正在迟疑：他很难拒绝这两个热心的读者的要求。张惠如忽然放下笔，走到两个学生的面前，诚恳地说：“我有一部，可以借给你们。”汪雍看见张惠如过来，便走开去拿周报，让张惠如跟他们谈话。

两个学生的脸上同时现出喜色。红脸的学生马上感谢道：“那么多谢你，我们决不会弄脏的，你可以给我们一个期限。我们什么时候来拿？要缴多少押金？”

张惠如感动地微微笑道：“我明晚上就带来。用不着缴押金，也不必定期限，你们看完，还来就是了。”

“我们一定看得很快，至多一个星期就会还来的，”红脸的学生兴奋地说。他又问张惠如：“请问先生贵姓？”

“我姓张，”张惠如毫不迟疑地答道。他也问：“请问你们两位——”他还没有把话说完，汪雍就抱了一卷周报过来，打岔地对他们说：“第二年的都在这儿，你们看看要买哪几期？”他把报纸放在餐桌上。

两个学生都把身子俯在餐桌上翻看周报。他们拣出了他们需要的各期，把报纸叠在一起，向汪雍问明了价目。红脸学生便掏出钱来，一面对汪雍说：“我们还要订一份全年，”一面数好钱递给汪雍，又补了一句：“就从下期起。”

“那么请你们把名字、地址写下来，”张惠如在旁边插嘴说。他就到觉民那里去讨了纸笔，送到两个学生的面前。

红脸学生拿起笔写着姓名和地址。黄脸学生带着笑容钦佩地对张惠如和汪雍说：“你们的报纸真好！……都是我们想说、自己却说不出来的话。……我们读了那些文章非常感动……”

红脸学生写好了地址，把纸条交给汪雍。他还解释地说：“这是我的名字，这是他的名字（他说时指着黄脸学生），随便写哪个名字都可以。”

汪雍客气地答应着，便拿着字条走到张还如那里去了。张惠如也侧头看了那张字条，知道了这两个学生的姓名。他想：他应该记住那些忠实的读者的姓名，有一天他们也许会加入这个团体来同他一起工作。

“我觉得每个年轻人都应当看你们的报纸。你们说的都是真话，你们才是我们的先生。你们教给我们怎样做一个有用的人，不做一个寄生虫，不做一个骗子……”红脸学生把黄脸学生先前中断了的话接下去说，他很激动，他的声音战抖起来，他说的全是藏在他心里的话。他害怕他说得不恰当，不能使他们明白他的诚心的赞美。他的脸色更红了。

这些过分的称赞却是从真诚的心里吐出来的。一个年轻人把他的心放在他们的面前，这是一颗鲜红的心，跟他们的心不会是两样。他们了解这个中学生，因为他们也有过这样的感情，也曾对别人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他们是不是就应当受到这个中学生的尊敬和称赞呢？……他们确实感觉到这样的尊敬和称赞是过分的，只给他们带来惭愧。不过他们同时也感到了喜悦，这喜悦里含着感激，因为那个学生的话证明他们的努力并不是徒然的。这番话鼓舞了他们。他们的眼光全集中在说话人的脸上。张蕙如兴奋地第一个开口回答：

“这是因为你自己有良心，因为你自己愿意做个有用的人。我们哪儿配做先生？我们都还是学生。我们只想做点有用的事情，所以不管自己行不行，也就动手做了。”张惠如并不是在说虚伪的谦虚话，他剖露了他们这一群青年的心。他们聚在一起做这种工作的时候，并没有想获得什么的心思，他们是来给与，来贡献的。他们觉得自己充满了活力，他们不愿意把它们？肖耗在个人的享乐上。他们看见一个腐烂的制度使多数人受苦，他们不愿意在众人的悲哭中做着安静的梦。于是他们出来，找到这样的机会献出他们的活力。无条件，无报酬，他们只求一点良心的安慰，因为他们相信如今他们得到了正义的指示。甚至在利益的行为中他们也只看出赎罪的表示，因为他们相信他们自己的特权使别人受到更大的痛苦，他们自己的安乐便建筑在别人的悲苦上面。所以他们要来做违反自己的阶级利益的工作，他们要来推翻他们自己所出身的阶级。这个时代的青年的确是如此地谦逊的。

“你们太客气了。要不是你们指路，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事情。你们辛辛苦苦地办报印书，要唤醒那些还在做梦的人。我们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我们真正惭愧，”红脸学生感动地说。他接过了汪雍递给他的周报订单。

“我们不打搅你们了，我们现在走了。明天晚上我们来拿合订本，”黄脸学生带着道歉的微笑说。他接着又问一句：“张先生，明天方便吗？”

“方便的，明天你们这个时候来正好，”张惠如温和地答道。他的善意的眼光抚着这两个学生的脸。

两个学生也不再说话，他们恭恭敬敬地对张惠如和汪雍点一个头，然后又对里面的几个人点一个头，便急急忙忙地走了出去。于是走廊上又响起了皮鞋的声音。

“难得他们这样热心。那几句话说得我也有点不好意思，”觉民放下笔感动地说。他已经写好了手边那些报纸卷的封皮。

“这是我们的胜利，新的读者一天一天地增加，而且都是这样热诚的人。我们的工作并没有白做。以后我们更要努力，”陈迟满意地说。

“我们开纪念会一定把这两个学生请来，”程鉴冰欣喜地说，然后她又望着张惠如问道：“惠如，你说对不对？”

张惠如含笑答道：“我也有这个意思。我们还要请印周报的印刷工人。”

“对，对，”程鉴冰含笑点头说。她又掉头去问黄存仁：“存仁，你们的事情做完没有？”

“我立刻就做完了，再写一封信就好了，”黄存仁仍旧埋着头答道。

“我们赶紧来商量纪念会的事，现在时候不早了，”程鉴冰催促道。她站起来，走到餐桌前面，顺便拿起觉民写好的报纸卷看了看。

“我倒完了，”张还如把他手边那些簿据都放进了他那个大皮包，然后站起来说。他也走到餐桌前，就站在程鉴冰旁边。他的眼光忽然落到她那根梳得又光又松的大辫子上，便问道：“你这根辫子什么时候剪掉？现在剪发的女学生已经不少了。”

“多也并不算多，至多也不过十来个。我早就想把辫子剪掉，”程鉴冰带笑答道，“不过我家里头讨厌得很。我很难对付他们。我还没有做什么奇特的事情，他们就叽哩咕噜不得了，说我交男朋友啦，说我常常在外面跑啦。如果我再把辫子剪掉，不晓得他们又会闹什么把戏。我图点清静，所以也不想现在就剪头发。”

“我看你这是强辩，”陈迟在旁边插嘴说。

这句话并没有使程鉴冰生气，她反倒笑了。她坦白地说：“我晓得你是在激我。不过用话激我，也没有用。我又不要做什么‘英雄’——”

“那么你想做什么？”陈迟追问一句。

“我同蕴华一样，我们只想做点有益的事，”程鉴冰带着自信地说。

黄存仁也走过来，替程鉴冰解释道：“我觉得鉴冰、蕴华不剪头发，也有道理。我们的工作跟一般人的不同。我们最好不要在外表上引起人注意。比如从前有些革命党主张废姓，只用两个古怪的字做名字，不但没有一点好处，反而引起许多不方便。连别人寄给他们的信件，他们也收不到。”

“话虽然是这样说，不过我们究竟是怎样一种人，省城里头晓得的人也不少。我倒以为我们不必害怕，”陈迟不以为然地说。

“我并没有说害怕，不过做事情总要谨慎周密才好，”黄存仁诚恳地说，他的话是经过思索后吐出来的。“现在我们还不要紧，不过将来难保没有问题。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发达，影响越来越大，省城里的旧势力不会轻易放过我们。”

“那是以后的事，我们现在也不必管它，”陈迟仍旧乐观地说。

“我看将来我们的力量大了，人也多了，一定会有一场大的斗争。我倒希望那个时候早点来，”张惠如兴奋地插嘴道。他的眼光望着门外的空间，他似乎在看一个理想中的景象。

“早一点来也好，可以热闹一点，我喜欢热闹，”程鉴冰微微笑道。

“我不像你们那样。我倒希望它慢一点来。目前我们力量小，还不会有大的压迫。不过我不相信我们会失败。新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地大起来了，”觉民站起来满怀信心地说。

陈迟马上接下去说：“在上海、北京、南京，大学已经开放女禁了，女子剪发也成为并不希奇的事情了。旧势力究竟有多大的力量？怎么不看见它出来斗争？”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而且在我们这儿情形更不同：我们在军阀的势力下面过日子。一个独夫可以用蛮横的力量摧毁一切，只要他高兴这样做，”黄存仁沉着地说。他看见众人带着疑惑的眼光望着他，便露出笑容，解释道：“自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害怕。就是冒着更大的危险，我们也要做事情。不过谨慎周密也是成功的一个条件。”

“你这个意思我赞成，我很了解你的话，”觉民点头说。

程鉴冰又想起纪念会的事便着急地说：“我们还是来谈纪念会的事情罢。太晏了，我回家不方便。”

“不要紧，我可以送你回去，”黄存仁安慰地说。

程鉴冰对着他笑了笑。她又问：“演戏的地点，法文学校，交涉过没有？”

“我已经见过邓孟德，他答应了。演戏是没有问题的，同学们对这件事情也很感兴趣，”汪雍答道。邓孟德是法文学校的校长。他是法国人，而且是天主教的神甫，却取了中文名字。他永远穿着黑色长袍，留着一部灰色长须。他创办了教授法文的专门学校，汪雍便是这个学校的学生。邓孟德还在外国语专门学校教法文，黄存仁、张惠如他们都认识他。

“继舜编好纪念刊没有？什么时候付印？我想他一定不会耽误事情，”程鉴冰又说。

“他已经交了一大半稿子来，还如都发给印刷所了，”张惠如答道，“还有一小部分，他明天送给我。”他忽然问觉民道：“觉民，你的小册子呢？”

觉民从衣袋里摸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张惠如：“在这儿，都是从杂志上选来的，可以印两本。你们看看对不对？”

“给我看一下，”汪雍说。他从张惠如的手里拿过信封来，抽出了一束稿件。

“汪雍，你现在不要看。我们还要商量事情，”程鉴冰阻止他翻看稿件。

“我又不是筹备委员，你们开会我可以不参加。不过我听你的话，横竖我以后还可以看，”汪雍笑道。他把稿子装回在信封里，仍旧递还给张惠如。

“现在困难的还是经济问题。在这个星期里头一定要把临时捐款收齐才好，”张还如说。

“我们几个人分头去收，一定收得齐的，”汪雍有把握地说。

“我的捐款明天就可以缴来，我说过我捐十块，”觉民说。

“好，”张惠如欣喜地说，“存仁的五块已经缴来了。等我今天回去向姐姐多要一点钱，我们也可以多捐一点。你们几个的捐款也该早点缴来。印刷费要先付一部分。”

“我现在就缴罢，”程鉴冰摸出一个纸包，打开它，取出一元五角银币，递给张还如。汪雍也把捐款缴了。陈迟却说：

“我三天以内一定缴出。”

众人继续谈了一些事情，后来听见二更锣响，都觉得应该回家了。一些人忙着收拾东西，另一些人便去抬铺板。后一件是黄存仁和张惠如弟兄常做的工作。他们做得跟商店学徒一样地好。

这时在楼上听不见脚步声了。他们从栏杆上俯视下面，也看不见辉煌的灯光。大部分的店铺都关了门。整个商业场已经落在静寂里。在一天的劳碌以后人们都要休息了。但是这几个年轻人的心里却燃着似乎不会熄灭的烈火。他们怀着过多的活力，要在这个黑暗的夜里散布生命。

25

这些年轻人一起出了商业场，走了一段路。小饮食店的门大开着，店里坐满了服装简单的人，里面送出来嘈杂的人声，现在正是热闹的时候。但是这些亮光也在他们的眼前过去了，他们转入了一条静寂的巷子。

在这里看不见商店，有的是砖砌的高墙和公馆的大门。黑漆门，红灯笼（也有白纸写蓝字的素灯笼），铁门槛（也有木门槛和石门槛），石狮子，只有它们点缀了这寂寞的街景。

然而这些年轻人的心里没有寂寞。他们有着太多的幻景，太多的事情。他们不会让那几件他们看厌了的东西分去他们的注意力。

黄存仁几个人陪着程鉴冰在前面走。张惠如要跟觉民谈话便走在后面，离他们有两三步光景。

“觉民，你以后的计划怎样？你这回毕业，你家里对你有什么表示没有？他们希望你做什么？”张惠如关心地问觉民道。

“他们也没有什么明白的表示。我大哥希望我考邮政局，将来能够做邮务员，邮务官最好。不过他也并不坚持这个意见。至于我，我还是准备到上海去，”觉民答道。他已经下了决心，而且他已经想得很明白，长久留在这个家里对他不会有好处。

“你到上海去找觉慧也好，横竖我们可以联络，你也可以间接参加我们的工作，”张惠如说。

“你呢？”觉民恳切地问道，“你同还如两个打算做什么事？”

“我有个亲戚给我找到一个工作，在嘉定中学教英文，姐姐很愿意我去，不过我不想去，”张惠如答道。接着他又解释地说：“我不想做这种事情，我打主意学一种手艺。我本来打算到印刷厂去学排字，却不容易进去。所以我想去学裁缝。还如想到重庆去进工厂，已经写信到重庆去了。还没有得到回信。他又说要当剃头匠。”

“你就打定主意了？我以前并没有听见你说过，”觉民惊讶地问道。

“我已经决定了，”张惠如坚决地说。“我觉得光说空话是不行的。我们既然赞美劳动神圣，自己就应该劳动。”

“对，对，”觉民插嘴应道。这时在前面走的几个人又转过了一条街。他们也在谈话，觉民却没有留心听他们在谈论什么。张惠如三角脸上那对奕奕有神的眼睛突然亮起来，那眼光有一两次甚至射进了觉民的心。

“我们应该靠自己的两只手生活，这才是清白的，正当的，”张惠如继续说；“我认得一个裁缝，他是个好人。我跟他谈过，要他收我做徒弟。他起初不相信，以为我在跟他开玩笑。后来我又认真跟他讲过两次。他才相信我真要学做裁缝。他也有意思答应了。不过他总以为我是随便学学玩的。我却打主意正式拜师订约……你看怎么样？”

“我觉得拜师这个形式倒用不着。这一来反而把你拘束住了，”觉民沉吟地答道，他在想象做一个裁缝店的学徒是怎样的一回事。但是在这一方面他的脑筋是很贫弱的。

张惠如笑了笑，慢慢地说：“拘束固然有点拘束，不过我害怕我自己没有长性。这样一来我也可以管束自己，免得中途改变心思。”

“可是团体的活动……”觉民惋惜地说。他并不同意张惠如的办法，觉得这是丧失自由。他只说了半句，不过意思是很明显的。

“我也可以一样参加，”张惠如安静地答道。他又笑了。他解释道：“自然我做学徒跟别人有点不同，他也不会把我当做普通学徒看待。我订约的时候会写明白。我不会做那些杂事。我拜师后就学着动针线。我给他讲好，我每天只做八点钟的事情。这样对我的活动并没有妨碍。”

“你姐姐呢，她不会阻止你吗？”觉民感动地问。他觉得以前还没有把这个年轻人认识清楚，这时带了另一种眼光看张惠如。但是凭着昏暗的光亮，他只能看见一个瘦脸的轮廓，此外就是一对明亮的眼睛。

“我姐姐自然不赞成。不过她不会跟我为难，至多不过抱怨我一两次，”张惠如很有把握地答道。接着他又用抱歉的调子说：“我看还如就不得不另打主意。现在家里的事情大半归他管，我姐姐少不了他。他办事比我能干。”

“你们在说些什么？为什么要扯到我身上？”张还如忽然从前面掉过头来带笑地问道。

“你哥哥说你办事很能干，”觉民笑答道。

“你不要信他的话。他自己偷懒，不大管家里事情，都推在我身上。他说我能干，我有一天会去做剃头匠的，”张还如笑道。他也泄露了他的愿望。然而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愿望，他并没有下决心，而且他也不曾想到在短时期内使这个愿望实现。

“你做剃头匠？你连修面也不会，”陈迟噗嗤笑起来说。

“我会去学。我将来一定要给你们大家剪头，”张还如正经地说。“我还要给鉴冰剪，我将来一定要剪掉她的辫子。”

“好，我等着你，”程鉴冰抿嘴笑道。

“那么你可以在门口钉一个牌子，写上‘剃头匠张还如’，这一定很不错，”陈迟继续笑道。

“这有什么不可以？可惜我不是贵族，不能够像米拉波那样，”张还如笑答道，他知道陈迟在引用米拉波的故事。据说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中有个米拉波伯爵，为了表示自己轻视贵族爵位起见，特地开设了一家铺子，挂着“成衣匠米拉波”的招牌。他们从本城报纸转载过的一篇文章里见到这个故事。这是一个榜样。张还如顺口说出米拉波的名字，却没有想到这句话对他的哥哥张惠如是多大的鼓舞。

“别人在一百三十几年前就做过了。我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敢做？难道我就没有勇气？”张惠如兴奋地想道。他觉得眼前突然明亮起来。

米拉波的故事提醒了觉民，他觉得他现在更了解张惠如了。他轻轻地拍着张惠如的肩膀，感动地说：“惠如，你比我强，我只有佩服。”

“不要说这种小孩子的话。这算不得什么。各人有各人的环境，”张惠如感激地看了觉民一眼，笑答道。

“我并不是跟你客气，我说的是真话，”觉民诚恳地解释道。他并不轻视自己，他也不愿意做裁缝或者剃头匠。但是他觉得张惠如的行为的确值得佩服。

在前面走的人忽然站住了。两旁现出一些红光，街口的店铺大半还没有关上铺门。他们都站在十字路口，因为他们应该在这里分路。

“觉民，你不必送鉴冰了，你可以转弯回家，”黄存仁看见觉民走近，便对他说。

“好，”觉民应道。他又看了张惠如一眼。现在他可以看清楚那张三角脸了。面貌没有改变，还是那张他十分熟悉的脸，但是他在脸上看到了很大的勇气和决心。他问张惠如：“你怎么样？”

“我还可以同他们走一段路，你回去罢，”张惠如应道。接着他又说：“你最好下次把蕴华也约来。”

觉民点头答应，便向他们告别，一个人转弯走了。

路是很熟悉的，他走得很快。在阴暗中他走过一条街，又一条街。最后他走进他住的那条街了，他便把脚步稍微放慢些。他走到离家不过五六十步的光景，忽然一阵钟磬声和念佛声送进他的耳里来。他远远地看见赵家大门口聚集了一小群人，知道那个公馆里在放焰口。他经过那里便站住，张望一下。出乎意外地他看见觉新也站在人丛中。觉新也已经看见他了，便走过来跟他讲话。

“你到姑妈那儿去了？”觉新亲切地问道。

觉民点点头，说了一句：“我想不到你会在这儿。”接着他又问觉新：“现在回去吗？”

“等一会儿吧，我喜欢听放焰口，”觉新留恋地说。

“别人都是来抢红钱的，”觉民不加思索地说了一句。

“你听，”觉新并不理会觉民的话，却唤起觉民的注意道，因为这时候和尚们在念他最爱听的唱辞了。

那个戴毗卢帽的老和尚，合着掌打盘脚坐在最后一张桌子上，他的脸正对着大门。他抑扬顿挫地唱起来：

一心召请，累朝帝主，历代侯王，九重殿阙高居，万里山河独据。

坐在前面两张桌子左边一排的和尚中间，一个敲着小木鱼的圆脸和尚扬起声音不慌不忙地接下去：

西来战舰，千年王气俄收；北去銮舆，五国冤声未断。呜呼……

“又是这一套，总是这种扫兴话，”觉民皱起眉头自语道。

“我觉得这种话倒有意思，”觉新慢慢地说，他的注意力被这些词句引去了。

觉民惊讶地看了哥哥一眼，也不再说什么。年轻的圆脸和尚念过了“呜呼”以后，坐在他对面的右边那个敲小引磬的年轻和尚接着用响亮的声音唱道：

杜鹃叫落桃花月，血染枝头恨正长。

然后全体和尚伴着乐器的声音，合唱着以后的词句：什么“如是前王后伯之流，一类孤魂等众，惟愿……此夜今时，来临法会，受此无遮甘露法食。”

在“帝主侯王”之后那个老和尚又唱起“筑坛拜将，建节封侯”来。以后还有什么“五陵才俊，百郡贤良”，“黉门才子，白屋书生”，“宫闱美女，闺阁佳人”等等。这些凄侧感伤的词句绞痛着觉新的心。其中“一杯黄土盖文章”，“绿杨芳草髑髅寒”几句甚至使他有点毛骨竦然了。但是他仍然不愿意离开这里。他觉得这些句子使他记起许多往事，告诉他许多事情，它们像一锅油煎着他的心，逼得他掉下眼泪。他的心发痛。然而同时他感到一种绝望中的放弃似的畅快。

同样的词句进到觉民的耳里，却不曾产生这样的影响。觉民觉得它们在搔他的心。但是他不让它们搔下去，他驱逐它们。他可以控制自己的思想。和尚们还在起劲地唱，他们极力使四周的空气变成神秘，尤其是召鬼时吹的海螺几次发出使人心惊的声音。许多人等着那个端坐的老和尚撒下染红了的青铜钱。然而甚至这些情景也不能够完全改变觉民的心情。他在想他自己的事，他自己的计划。他想的是未来，不是过去。和尚的声音进到他的耳里也颇悦耳。不过他并没有抓住那些辞句的意义。他完全忘记了它们。

于是老和尚开始撒红钱了。觉民看见别人俯下身子去拾，去抢红钱，他想：没有留下的必要了。他已经陪着觉新站了这一阵，也应该回家了。他便对他的哥哥说：“大哥，我们回去吧，以后也没有什么可听的了。”他的声音很温和，泄露出他对哥哥的关心。

“好，我也觉得累，”觉新没精打采地说，便带着疲倦的神情跟着觉民走了。

觉新低下头不作声，好像有重忧压在他的头上，他无法伸直身子吐一口气。在路上觉民对他说过几句话，他也没有回答一个字。后来他们到了家，跨进大门的包铁皮的门槛。看门人徐炳坐在那把太师椅上，跟那个好几年以前被逐出去后来当了乞丐的旧仆高升谈闲话。高升穿着一件破烂的粘满了尘垢的衣服坐在对面一根板凳上。他看见觉新弟兄进来便跟着徐炳站起，还胆怯地唤了一声：“大少爷、二少爷。”

“高升，你是不是没有鸦片烟吃了，又跑来要钱？”觉新忽然站住望着高升问道，他的脸上仍旧密布着阴云。

“小的不敢。回大少爷，小的烟已经戒了。晚上没有事，小的来找徐大爷说说闲话。不是逢年过节，小的不敢来要钱，”高升垂着两手恭敬地笑答道，笑容使得他那张满是污垢的瘦脸显得更加难看了。

“你的话多半靠不住。我看你今年更瘦了。好，这点钱你拿去罢，”觉新说，从衣袋里摸出了三四个小银角递给高升，也不等高升说什么感谢的话，就走进里面去了。

觉民跟着他的哥哥进到里面。觉新今晚上的举动使他惊奇，他知道觉新一定有什么心事。但是他也不询问。他们走上大厅，进了拐门，听见一个女孩的哭声从右厢房里飞出来。他们一怔，两个人都站住了。

一根竹板打在桌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接下去就是沈氏的高声责骂。然后竹板急雨似地落在人的身上，春兰高声哭起来：“……太太，我二回再不敢了！……”这句话像什么粗糙的东西磨着觉新弟兄的心。

“连你也敢欺负我！你也敢看不起我！”沈氏扬起了声音在叫骂，你这个小‘监视户’[1]，你忘记了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也敢跟我作对？

“太太，我不敢，我不敢……”春兰不断地哀求道，但是板子不断地落下来，使她发出更多的痛苦的叫号。

“你不敢？我谅你也不敢！你要放明白。我给你说，我不是好惹的！你再鬼鬼祟祟地耍把戏，你看我哪天宰了你！”沈氏似乎感到了出气后的痛快，更加得意地骂道。

忽然又响起厂另一个女人的尖声。那个女人也是带怒地大声讲话：“五太太，话要讲个明白，人家又没有得罪你，请你少东拉西扯。有话请你只管明白地讲！哪个不晓得你五太太不是好惹的！你会躲在屋里头咒人，就看你嚼断舌头咒不咒得死人家！……”

“放屁！你敢来跟我对面说？我咒你，我就咒你，我要咒死你这个不得好死的‘监视户’……”沈氏气恼不堪地顿着脚骂起来。接着她在大声喊：“胡嫂！胡嫂！你死了？”

“二弟，我不要听了，怎么总是这些声音？哪儿还有一个清静的地方？让我躲一下也好！”觉新痛苦地甚至求助地对觉民说。

“那么到你屋里去罢，”觉民温和地答道。

“那儿还是听得见，”觉新半清醒地说，他的脑子被那些声音搅乱了。脑子里还充满着粗鲁的咒骂。

“大哥，逃是逃不掉的，你何必害怕？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事情，”觉民用坚定的语气对觉新说。

觉新勉强地点了点头。他用两手蒙住耳朵，阻止右厢房里的咒骂继续闯进来。他跟着觉民走回他自己的房里去。他们才走了几步，忽然看见一个人影从右厢房里跑出来。接着是一阵奇怪的脚步声。

“四妹！”觉民惊呼一声，便站住了，一只手抓住觉新的膀子。

这是淑贞，她正动着小脚，向他们这个方向跑过来。觉民走去迎接她。

淑贞到了觉民面前，唤一声：“二哥，”便跌倒似地扑在觉民的身上。觉民连忙把她抱住。她不说话，却低声抽泣起来。

“四妹，什么事情？”觉民痛苦地问道，他已经猜到一半了。

“大哥，二哥，你们救救我，”淑贞挣扎了半晌才吐出这一句，她仍然把脸藏在觉民的胸上。

用不着第二句话，这个女孩的悲剧十分明显地摆在他们的眼前。她一步一步地走向深渊，一滴一滴地消耗她的眼泪。她的脚，她的脸，她的声音，她的态度，甚至她的性格，无一件不是这个家庭生活的结果，无一件不带着压制与摧残的标记，无一件不可以告诉人一个小小生命被蹂躏的故事。这不是一天的成绩。几年来他们听惯了这个小女孩的求助的哭声，还亲眼看见血色怎样从她的秀美的小脸上逐渐失去。他们把同情和怜悯给了她，但是他们却不曾对她伸出援救的手。现在望着这个带着微弱的力量在挣扎的可爱的小生命，他们倒因为自己的无力援助而感到悔恨和惭愧了。然而甚至在这个时候觉新和觉民两弟兄的心情也不是相同的。觉新感到的仍然是悲痛和绝望，他的眼前似乎变得更黑暗，他看不见路，也不相信会找到路。觉民却在憎恨和痛苦之外，还感到一种准备战斗的心情，他又感到一种责任心。他仿佛看见一条路，他觉得应该找一条路。

“四妹，你不要难过。你有什么事情，我们慢慢地商量，”觉民柔声安慰道。

淑贞仍旧不抬起头，只是低声哭着，而且似乎哭得更伤心。

“四妹，我陪你到三姐那儿去歇一会儿，好不好？……我喊绮霞打水给你洗个脸，三姐会好好地陪你，”觉民感动地、温和地劝道。

淑贞慢慢地抬起泪眼看觉民，感激地答应了一声，摸出手帕揩着泪珠。

“四妹，你跟着二哥去罢，在三姐屋里你会觉得好一点，”觉新忍着眼泪对淑贞说。

淑贞点了点头。她让觉民牵着她的一只手，跟着他慢慢地走到淑华的住房。

淑华坐在书桌前面专心地看书。绮霞坐在靠窗的一把椅子上做针黹。她们听见脚步声，都把眼光掉向房门口看。绮霞第一个站起来。淑华是背着门坐的，她看见他们进来也就带笑站起。她看见淑贞的红肿的眼睛，马上收起了笑容，连忙走过去迎接淑贞，亲切地抓起淑贞的手。

“绮霞，你去给四小姐打盆脸水来，”这是觉民走进房间以后的第一句话。绮霞答应一声，马上走了出去。

“三妹，你也不去陪陪四妹，你看她又伤心地哭了，”觉民好心地责备淑华道。

“我在看你给我买来的教科书，我在看地理，都是希奇古怪的字眼，很难记得，所以我今晚上没有去看四妹，”淑华带笑答道，她的眼睛望着桌上摊开的书，手还捏住淑贞的一只手。然后她把眼光俯下去，爱怜地问道：“四妹，五婶又骂过你是不是？”她忽然生起气来：“真正岂有此理！五婶总是拿四妹来出气。四妹，你今晚上就不要回去！”

“妈倒没有骂我，”淑贞摇头道。“今天上午她骂喜姑嬝，爹帮忙喜姑婊讲了几句话，妈气不过，后来打了我几下。晚上爹不在家，妈看见喜姑孃逗九弟娃儿，她又生气。春兰打烂一个茶杯，她就打春兰。现在又在跟喜姑婊吵。我害怕听她们吵架。我实在听不下去。我不晓得她们要吵多久！”淑贞说着忍不住又掉下泪来。

“五婶也太没有道理，这样吵来吵去有什么意思？她就不想做点正经事情！喜儿原先是她自己的丫头，现在有五爸撑腰，她当然管不住。我们从前都说喜儿傻头傻脑，她现在也让五婶逼得硬起来了。真是活该！五婶怕五爸，所以对喜儿也没有一点办法。自己受了别人的气只敢拿亲生的女儿出气，真正岂有此理！”淑华气恼地说。她说到这里便用爱护的眼光望着淑贞，又带了点责备的口吻说下去：“四妹，也怪你太好了，你太老实了，你太软弱了！你什么都受得下去！我如果是你，”她竖起眉毛，两眼射出光芒，“我一定不像你这样把什么都忍受下去。哪怕她是我妈，她骂我骂得不对，我也要跟她对吵……”

“你忘记了‘父要子亡，不亡不孝’的话吗？”觉民在旁边故意插嘴激淑华道。

“二哥，你不要激我！我明白你的意思，”淑华坦白地说，她的脸上没有笑容，仍然现出气愤的表情。“我不相信有这种不近人情的道理。无论什么事总有个是非，总得近情理。儿女又不是父母的东西，怎么就能够由父母任意处置？父母的话，说得不在理，就不应当听。难道他们喊你去杀人偷东西，你也要去？”

觉民高兴地笑了。他想不到淑华说得这样明白，而且她的主张是这样地坚决，他很满意，尤其因为这番话对淑贞或者可以作一个教训。不过他也还开玩笑地称赞道：“我不过说一句话，你就发了这一篇大道理。三妹，你现在倒可以做个女演说家。我出去替你宣传一下。”

“二哥，你又挖苦我，我不依你！”淑华噗嗤笑起来。她知道觉民赞成她的话，也很高兴。她又侧头去问淑贞：“四妹，你觉得我说得对不对？”

在淑贞的脸上已经看不到一滴眼泪了。她听见淑华的问话，惶惑地答道：“我不晓得。”她看见淑华带着惊奇的（也许还带了一点失望的）眼光在看她，觉得很不安，连忙接下去说：“三姐，我比不上你。我什么都不懂。”她再想不出一句话来。

最后那句简单的话却是真诚的自白。这说明了淑贞一生的悲剧。淑华和觉民同时用怜悯的眼光看淑贞，他们了解（不过程度是不同的）这句话的意义。淑华只知道一切的责备在这里都没有用处，淑贞并没有她（淑华）有的这样的机会。这个小女孩生下来就被放在一只巨大的手掌里，直到现在还没有脱出手心一步，所以始终受别人播弄。她（淑贞）目前需要的是同情、安慰和帮助。觉民跟淑华不同，他现在看到一条路了。“我要帮助她，我必须先使她懂得一切……”他这样想道。

绮霞端了脸盆进来，她一面说：“四小姐，你等久了吧。我在厨房里头等了好半天才等到这盆水。”她又诧异地看他们，问道：“二少爷，三小姐，怎么你们都不坐？”她把脸盆放到桌上去，又说：“四小姐，我给你绞脸帕。”

“我自己来，”淑贞说，就走过去从绮霞的手里接着刚刚绞干的脸帕。

“三妹，你好生陪四妹耍一会儿。我有事情，我走了，”觉民看见淑贞完全止了悲，便放心地嘱咐淑华道。

“你走吧，我晓得的，”淑华带笑地回答。但是等到觉民掉转身子走到了门口，她忽然又唤他回来。

“又有什么事情？”觉民笑问道。

“这儿有新鲜的猪油米花糖同绿豆夹沙饼，你要不要吃？”淑华指着桌上四封包得好好的点心对觉民说。

觉民摇摇头。

“外婆差人送来的，有你的一份。我等一会儿喊绮霞给你送去，”淑华又说。

“我拿一包米花糖就够了，”觉民一面说，一面走到桌子跟前去。

[1]监视户：即“下等娼妓”。

26

觉新在书桌前面坐了许久，他的眼睛茫然地望着那本摊开的小说。他努力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接连排列的四号字上面。但是他仍然捉不住那些字句的意义。他的脑子里似乎空无一物，然而那里面却响着女人的吵骂的声音。粗糙的、尖锐的声音伤害了他的疲乏的脑筋，好像一把锉子在那里磨擦。起初带给他一阵痛，后来就是麻木。闷热的空气仿佛有催眠的魔术。疲乏渐渐地征服了他。他的精神松弛了。后来对面厢房里的吵骂静了下去。他忽然又听见和尚唱经的声音，又听见女孩的低声哭泣。这些声音慢慢地把悲哀铺在他的脑子里的空处。他觉得头有点昏，有点沉重。他渐渐地俯下头去。于是他的脸压在书上了。

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轻轻地唤他。他抬起头，看见蕙穿一身素净的衣服站在他面前。

“蕙表妹，你几时来的？”他惊喜地问道，连忙站起来。

她不答话，却默默地望着他。眼里充满了爱和哀诉。她脸上没有施脂粉，凄哀的表情使她的脸显得更加美丽。

他忽然注意到她的头上、身上都是水淋淋的，便惊讶地问道：“蕙表妹，你怎么了？一身都是水。你从哪儿来的？”

“我从家里来，雨下得很大，轿子漏雨，把我一身都打湿了，”她诉苦地答道。

他爱怜地望着她，连忙摸出一张手帕递过去，说：“你先揩一揩。我去喊何嫂给你打盆脸水。”他站起来，要出去叫何嫂。

“大表哥，你不要走，我有话对你说，”她着急地挽留他，一面用手帕揩头发上的水。

他站住不走了。他怜惜地看她的脸，看她的衣服。他痛苦地说：“伯雄怎么让你坐一顶破轿子？你这样会害病的。”

“他哪儿会顾惜到我？他巴不得我早死一天好，”她呜咽地说，便低下头去。她的身子微微地颤抖起来。

“蕙表妹，”他痛惜地轻轻唤了一声，也掉下了眼泪。“你应当顾惜你自己的身体。”

她抬起头眼泪汪汪地看他，忽然进出哭声道：“大表哥，你救救我吧，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她紧紧地抓住他的右边膀子。她的惨痛的求助的声音开始在割他的心。他在跟绝望的思想挣扎。仿佛有什么沉重的东西压住他的肩头，他要摔去这多年的重压，他要援助这个他所爱的女子。

但是眼前一阵明亮，灯光刺痛他的眼睛，他觉得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他连忙回头一看。淑华带着亲切的微笑站在他的旁边。他再掉头往四周看，房间里再没有别的人。他叹了一口气，低声自语道：“我做了梦了。”

“大哥，你去睡吧。你看你就在书桌上睡着了，”淑华温和地说。她听见他说起做梦，便问道：“你做梦？你梦见哪一个？”

觉新停了停，叹息地说：“我梦见蕙表姐，她向我求救。”

淑华一怔，仿佛有一股忧郁的风吹到了她的脸上。过了片刻她才同情地说：“蕙表姐真可怜！”

“我真对不起她，我没有替她办好一件事情，”觉新责备自己地说。

“大哥，你不要这样说。还不是你去找表姐夫办交涉把灵柩安葬的？”淑华用这两句话安慰觉新。

“提起灵柩的事情，更叫人心烦，”觉新皱着眉头说；“我上了伯雄的当，他没有一点诚意。他还是让灵柩摆在尼姑庵里。明天就是初四了。这几天我也找不到他。听说他现在忙着办续弦的事。想不到他倒这样没有心肝。”他露出了愤慨的表情。

“这都是大舅挑选的好女婿。大舅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淑华气愤地说道。

“外婆她们都很生气，大舅却一点也不在乎，他总说：‘嫁出去的女就等于泼出去的水。’蕙表妹的事情，就好像跟他并不相干。要不是外婆逼着他，他一点也不会管的。”

“那么外婆她们现在有什么办法没有？她们总不会让灵柩这样地搁下去。”

觉新没有立刻答话，他仿佛在无头绪的思索中找寻什么似的。汽笛声突然响起来。宛转的哀泣般的声音在静夜中叫得人心惊肉跳。淑华慌忙地说：“电灯要熄了，等我来把灯点好。”她便走到方桌前面去。

汽笛的最后的哀叫唤醒了觉新，他的思想忽然找到出路了。他站起来下了决心说：“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好。”他说这句话好像不是说给淑华听的，却是对另一个人说的。他又一次用眼光在屋子里四处找寻，但是他的眼光经过挂在墙上的他亡妻的照像，便在那里停住了。他意外地吃了一惊。电灯就在这时完全熄了。

淑华捧着锡灯盏走到书桌前面，把灯盏放在书桌上，她看见觉新木然地站在那里，便惊讶地问道：“大哥，你在想什么？”

觉新惊醒似地掉头看淑华，淑华的充满着青春的活力的眼光给了他一点安慰和鼓舞。他仿佛从另一个世界里被唤回来了似的。那是一个绝望的世界，一个充满哀愁的世界，他的心好像还停留在那个世界里面。但是现在他的思想又活动起来了。

“没有想什么，”觉新掩饰地答道。

“蕙表姐的事你看有没有办法？”淑华不知道他的心情，又问起那件事。

觉新并不直接答复这个问题，他却说：“三妹，我们到妈屋里去，等我同妈商量。”

觉新同周氏谈的仍旧是蕙的事情。他们两个人都没有确定的主张。除了向郑家交涉外他们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这样的商量很使淑华失望。她觉得他们说话办事都不痛快，不过她自己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对付国光才好。

初四日白白地过去了。郑国光仿佛完全忘记了他答应觉新的话。蕙的灵柩仍旧冷清清地放在莲花庵中一个小房间里。蜘蛛在棺木的一个角上结了网。棺上尘土积了一寸厚。灵前牌位横倒在桌上。挽联被吹断了一条。

周贵带着气愤回到周公馆，把他眼见的情形告诉了周老太太和陈氏。她们又差他到高家，把同样的话对周氏和觉新再说一番。

“那么把伯雄请来谈谈也好，”周伯涛对他的母亲说。

“最好把姑少爷请来，再跟他办交涉，”觉新也是这样地对周贵说。

第二天周老太太差人去请郑国光，郑国光又托病辞谢了。周老太太逼着周伯涛到郑家去。周伯涛也只见到国光的父亲，他们随意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问题依旧得不到解决。

初六日下午觉新到郑家去。他也没有见到国光。但是他看见了郑家张灯结彩的情形。他向看门人间起，才知道郑国光的续弦问题已经决定，旧历初八日就要下定（订婚）了。

看门人的简单的叙述好像是一勺煤油浇在觉新的怒火上面。觉新从这里立刻到周家去。他把这个重要的消息毫无隐瞒地对周老太太和陈氏说了。

“你说该怎么办？”周老太太颤巍巍地问周伯涛道。

“妈不必动气。本来初四这个日期就太近了。我看伯雄大概没有买到好地，才又把日期改迟。安葬的事情关系他们一家的兴衰，我们外人也不便多说话，”周伯涛陪笑道。勉强做出的笑容并不能使他那张暗黑的脸现一点光彩。

“你总是有理！你说什么‘外人’？你替伯雄倒想得周到。你忘记了你是蕙儿的父亲！”周老太太气恼地骂道。

“我看妈生气也没有用。妈最好再耐心等一等。其实蕙儿死后还不到一年，时间并不久，”周伯涛固执地说。

“你给我出去！我不要听你这些话！”周老太太对周伯涛挥手说。但是他并不马上走出房去。

“外婆请不要动气，事情总可以慢慢想法子，”觉新连忙劝道。

周老太太在喘气，周伯涛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看他的母亲。陈氏用憎厌的眼光看她的丈夫。徐氏和芸都不作声，她们时而关切地看周老太太，时而不满意地看周伯涛。

忽然另外一种声音打破了房里窒息人的沉寂。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威严地骂着：

“你是什么东西？你敢跟我顶嘴？这种茶也倒给我吃？难道周家就没有好茶叶？喊你去另外倒杯茶来。就说你是老太太、二小姐的丫头，难道我就使唤不得？”

在这一番话中间还夹杂着一个清脆的声音，仿佛茶杯落在地板上碎了。

“你们听，孙少奶又在骂翠凤了。她一天要睡到十点钟才起来，还好意思骂人，”周老太太指着窗户叹息道。

“是，”陈氏、徐氏齐声应道。陈氏痛苦地说：“这也是我的命不好：蕙儿得到那样的结果，枚娃子又接到这种媳妇。”

周伯涛不作声，他装出没有听见的样子。

“翠凤倒可怜，她昨天晚上才挨过一顿骂，在我房里哭了好久。我从没有骂过她，”芸愤愤不平地说。

“我也没有骂过她。我们现在倒接了一个祖宗来了，”周老太太冷冷地说。

在另一间房里翠凤似乎在辩解，枚少奶拍桌顿脚地骂着。枚少爷也帮着枚少奶骂翠凤。忽然翠凤放声哭了。

“现在我们公馆里头热闹了，”周老太太冷笑地说。

“年轻人总是这样的，枚娃子现在倒比从前活动多了，”周伯涛接着解释道。

“那么我请问你蕙儿在郑家过的又是什么日子？她给人家折磨死了，也不听见你做父亲的说一句话。现在倒轮着我们来受媳妇的气了，”陈氏板着脸质问她的丈夫道。

周伯涛正要开口，却被他的母亲抢先说了：“大少奶，你对他说话简直是在白费精神。我从没有见过像他那样不通人情的人。他天天讲什么旧学，我看他读书就没有读通过。你说他究竟做过什么正经事情？还不是靠他父亲留下的钱过舒服日子！”

这几句话使觉新感到非常痛快，他觉得它们正是对周伯涛的正确的批评。他对他这位舅父的最后一点尊敬也早已消失了。看见周伯涛受窘，他感到了复仇似的满足。但是同时他又感到一种绝望的愤怒。他在这里短时间中的一点见闻，给他说明了一个年轻人前程的毁灭和一个和睦的家庭的毁坏。在这样短促的时间里，一个顽固的糊涂人的任性可以造成这样的悲剧。他对于把如此大的权力交付在一个人手里的那个制度感到了大的憎恶。但是甚至在这时候他也仍然认为：他在那个可诅咒的制度面前是没有力量的。

枚少爷突然大步走进周老太太的房里来。他红着脸怒气冲冲地对陈氏说：“妈，翠凤太没有王法了。她敢同媳妇对面吵嘴。请妈好好打她一顿。”

“王法？”觉新痛苦地想着，他用怜悯的眼光看了枚一眼。

陈氏板着面孔，不发一声。

“妈，翠凤把媳妇气哭了。等一会儿媳妇的心口痛又会发作的，昨晚上为了翠凤的事情已经发过一次，”枚少爷哓哓不休地继续说。

“你去把翠凤喊来！”周伯涛厉声吩咐道。

枚少爷答应一声，得意地走出去了。留在房里的几个人都板着脸，默默地坐在那里，一直到枚少爷把翠凤带进来，才有人开口说话。

“翠凤，你怎么不听孙少奶的话？孙少奶喊你做事，做错了骂你几句，也是应当的，你怎么敢顶嘴？”周老太太看见翠凤埋着头用手擦眼睛，好像受了委屈的样子站在她面前，心里先就判定了是非曲直，不过她依旧带着责备的口气对这个婢女说话。

“我并不敢跟孙少奶吵嘴。孙少奶喊我做什么事我就做什么，我连第二句话也没有说过。我不晓得我哪点得罪了她。她喊我倒茶，我就把老太太吃的茶倒给她……”翠凤抽咽地诉苦道，但是她说到这里，忽然被枚少爷打断了。

“你乱说！不准再说下去！”枚少爷恼怒地大声说。

“哪个有工夫听她瞎说，结实打她一顿就算了！”周伯涛不耐烦地喝道。

房里的空气十分紧张。翠凤胆怯地闭了嘴，不敢再讲一句话。她抬起眼睛望着芸，好像在哀求她的援助。

“你没有工夫，你给我滚出去！在我屋里没有你先说话的道理！”周老太太气得声音打颤地向周伯涛骂道。

周伯涛立刻埋下头不敢作声了。枚少爷的红脸马上变成了苍白色，垂头丧气地立在那里，好像一个走了气的皮球一般。他现在也不敢用威胁的眼光看翠凤了。

“翠凤，你不要怕，你只管说，”周老太太温和地对翠凤说。

翠凤大胆地抬起头望着周老太太，她心里轻松了许多。周老太太的几句话同时还使得另外几个人的沉重的心也轻松了。

“我给孙少奶端茶去。孙少奶嫌茶坏，不能吃。她喊我另外倒一杯。我说这是顶好的茶，我再找不到好茶。孙少奶就骂我，后来又拿茶杯打我。我幸好躲开了，茶杯也打烂了，”翠凤现在比较安静地叙述她的故事。这个故事使周伯涛和枚少爷把头埋得更低，又使其余的人把头抬得更高。

“大少爷，请你断个是非，你看有没有这种道理？人家当丫头的也是人，哪儿有不分青红皂白就乱打乱骂的道理？”周老太太气恼地对觉新说。

觉新恭敬地唯唯应着。

“我吃的茶，她倒不能够吃！好，她把我的茶倒了，你们就袒护她。她不把我放在眼睛里头，你们也不把我放在眼睛里头，”周老太太又颤巍巍地骂起来。她忽然侧过头厉声吩咐翠凤道：“翠凤，你去给我把掸帚子拿来，我今天也要打人。”

翠凤胆怯地应了一声。她不敢移动。她不知道应不应该去拿掸帚来，也不知道周老太太要用它来打准。

“翠凤，喊你把掸帚子拿来，你听见没有？”周老太太责斥地催促道。翠凤只得顺从地走出房去。

周伯涛略略抬起头，看了周老太太一眼，见她一脸怒容，也就不敢做声了。枚少爷微微地颤抖着，他恨不得在地板上找到一个缝隙钻进去。

陈氏、徐氏等虽然感到出了气似的痛快，但是周老太太的怒气也使她们感到忧虑和畏惧，她们不知道周老太太的怒气会升高到什么样的程度。她们等待着，等待着一个劝解的机会。

觉新注意地望着周老太太的一言一动，他怀着期待的心情等待周老太太的动作。他自己没有力量，甚至没有决心去打击那个在制度的庇荫下作威作福的人。他自然喜欢看见那个人从别人的手里受到损害。

翠凤把鸡毛掸帚拿来了，递到周老太太的手里。周老太太捏着它，看看枚少爷，命令地说：“枚娃子，你过来。”

枚少爷害怕地偷偷看他的祖母，他不敢走过去。周老太太带怒地催促。周伯涛什么话都不敢说了，他看看觉新，好像希望觉新出来劝解似的。

觉新本来盼望着掸帚打在人身上，他希望看见任性的顽固的人受到惩罚。但是他看到枚少爷的可怜样子，又看到周老太太衰老的脸上（他觉得这一年来她衰老多了）的怒容，又觉得他不能够袖手旁观了。他便站起来向他的外祖母恳求道：“外婆，饶了枚表弟这回吧。他年纪轻，不懂事。你老人家饶了他这回，他以后会慢慢地明白的。”觉新刚说到这里，枚少爷忽然呜呜地哭起来。

“枚娃子，你过来，我又不打你，”周老太太换了温和的声音对枚少爷说。她点着头唤他。他还踌躇着不敢过去。

觉新看看周老太太的脸色，便温和地鼓舞枚少爷道：“枚表弟，你过去，外婆不会打你，你不要怕。”

芸也在旁边催促她的堂弟：“枚弟，婆喊你过去，婆有话对你说，你不要害怕。”

枚少爷一步一步地走到周老太太的面前，他胆战心惊地看了他的祖母一眼。

“你这样大，也该懂事了。你怎么也跟着孙少奶胡闹？你晓不晓得你爷爷挣来这份家当也很不容易？现在还不是你享福的日子，”周老太太半威严半慈祥地望着枚少爷，压抑住怒气，用平常说话的声音教训道。枚唯唯地应着。她继续说下去：“做丫头的也是人。翠凤是我买的丫头，我留给你二姐使唤的。她一天做的事情比你多得多。你说你哪点配骂她，打她？当主子的待人要厚道一点，底下人才会信服。待底下人也应当有是非、讲公道。你不要以为你爷爷有几个钱你就了不起。其实已经给你父亲花得差不多了。光是坐起来吃，就是一座山也会吃空的。你不要学到你父亲那种牛脾气，不要像你父亲那样不通人性。他忘记了他生下来的时候我同他父亲过着怎样的苦日子。现在他倒要讲礼教，要教训我了。”周老太太说到这里忽然把掸帚一扬，咬牙切齿地说：“讲起礼教，未必我做母亲的就打不得儿子！”

这最后的一句话像一个雷打在周伯涛的头上，他的脸显得更黑了。他的身子微微动一下，他的眼睛望着门，他想找一个机会溜出去。

周老太太刚巧把眼光射到周伯涛的脸上和身上来。这样的小动作也没有逃过她的眼睛。她瞪了周伯涛一眼，挥着掸帚骂道：“你要走，你走你的。哪个要留你？我看见你就生气！”

周伯涛厚着脸皮短短地说了两三句话，遇赦似地走出去了。房里其余的人（除了周老太太和枚少爷外）不觉暗暗地嘘了一口气。

周老太太的怒气还没有完全消失，她看见枚少爷畏缩地站在她面前，便掷下掸帚，对他一挥手，说：“你也走开，我不要看见你。你去陪孙少奶去。”

枚少爷走了以后，周老太太疲倦地闭上两眼，过了半晌才把眼睛睁开。这时轮到陈氏和徐氏来安慰她了。觉新看见这种情形，也不便再提起蕙的灵柩的事。他觉得留在这里只有增加自己的苦恼，便向她们告辞。她们自然挽留他在这里吃午饭，他却找到一个托辞抽身走了。

觉新回到家里，进了拐门，走过觉民的房门口，正遇见觉民从房里出来。觉民看见他一脸的阴郁气，惊讶地问道：“大哥，你从哪儿回来的？我到事务所去，你已经走了。”

“我到外婆那儿去过，”觉新简单地应道。

觉民觉得自己明白一切了，便同情地看他一眼，温和地问道：“又是为着蕙表姐的事？”

觉新点了点头。

“解决了没有？”觉民又问。

“伯雄躲着不肯见面。他就要续弦了，初八下定。他哪儿还想得到蕙表妹的事情？”觉新痛苦地说。

“大舅怎么说？他总有办法吧。”

觉新皱起眉头，咬着嘴唇。他想不说话，话不能够表达他的复杂的心情。但是另一种力量又在鼓动他，他终于开口回答了：“不要提大舅了，这件事情就是他弄糟的。没有他，事情早就办好了。本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现在他们一家人都没有办法。外婆只有生气。”

“你看该怎么样办？难道就让伯雄这样弄下去吗？”觉民对那许多人的束手无策感到失望，但是他仍然追问下去。

“我又有什么办法？他们一家人都是那样，”觉新摊开手替自己辩护道。其实这只是气话。他一直在努力找寻的就是解决的办法。他到现在还不相信自己就永远找不到它。

他们立在阶上谈话。麻雀在屋瓦上发出单调的叫声。阳光已经爬上了屋檐。对面淑贞房间的窗下放着一把空藤椅。沈氏抱着喜儿生的小孩觉非从房里出来，带着满面笑容坐在那把藤椅上。

“办法是有的，而且容易得很，不晓得你们肯不肯做，”觉民忽然得意地带笑说。

“你有办法？”觉新惊讶地掉头去看他的弟弟。

“我们去把伯雄找来，逼着他亲笔写个字据，看他还好不好抵赖！”觉民兴奋地说。

“他要是肯来，那么什么事情都好办了，”觉新失望地说，他认为觉民的主张也还是空话。

他自然不肯来。我们可以把他请来。我晓得伯雄家里没有轿子。他平常总是到‘口子上’[1]雇轿子。那么我们差一个人到他家附近去等他，他一出来就拦住他，说大舅有事请他去，看他怎样推脱，觉民很有把握地说。

“但是如果碰不到他，还是白费工夫，”觉新说。

“不会碰不到。我昨天、今天都碰到过，”觉民说。

“你碰到过？你怎么碰到的？”觉新惊奇地问道。

“我特地到那儿去的，我为了证明我这个办法行得通，”觉民带笑地说。

觉新想了一会儿，答道：“也好，我们不妨照你的办法试一下。我就派袁成去。”

[1]口子上：即“街口”。

27

初八日袁成没有找到郑国光。觉新从公司回到家里，觉民还不曾回家，周氏到张外老太太（张氏的母亲）家赴宴会去了。淑华陪着淑贞在花园里玩。觉新找不到一个可以跟他谈话的人。他这一天比平日更觉得寂寞、烦躁。他在自己的空阔的屋子里踱了一阵，又到周氏的房里去，又到觉民的房里去。他明知道那里没有人，他还是怀着希望去到那两个地方。然后他又失望地走回来。他不想看书，他觉得书本只会增加他的烦恼。他脱下了长衫，但是他仍然觉得闷热。他把汗衫的领口敞开，又拿起扇子掮了几下。他在活动椅上坐下来。他的眼光无目的地往四处移动。他并不想找寻什么东西。他的思想很乱，似乎在向各处飘浮。

他的眼光忽然落在墙上挂的那张照片上面，他的眼光停住了。他的思想还在飘浮。但是渐渐地它们集中在照片上面了。一张熟悉的丰满的脸鼓舞似地对他微笑，充满温情的眼光从上面看下来。他把眼光定在那张脸上。他悔恨地说了一句：“珏，你原谅我。”

渐渐地那张面庞在动了，嘴微微张开，似乎要说什么。他吃惊地定睛一看。那张嘴仍然紧紧地闭着，他自语道：“我的眼睛花了。”

他又站起来，匆匆地走到内房去。从方桌上拿起他同瑞珏新婚时期的照片，就站在方桌前，默默地望着穿绣花衣裙的李瑞珏。他的身子略向下俯，他把一只手压在桌上。他的眼睛又花了。一个人影从空虚中走出来，望着他微笑。但是她马上退去了。他惊觉地叹了一口气，便拿着照片架子走回到书房。

他在写字台前面坐下来。照片架子仍然捏在他的手里。他的眼睛仍旧望着照片，看得要发呆了。他的眼泪滴在玻璃上，他充满感情地说：“珏，你一定要原谅我。”

有人从外面走进来，客气地唤着：“大少爷。”

觉新连忙把照片放在抽屉里，他已经听出了这是什么人的声音，而且闻到香气了。他站起来，掉转身子招呼她。他知道这是陈姨太，不过他有点奇怪，怎么她今天会到他的屋里来看他。她以前很少进过这个房间。

“大少爷，我有点事情找你商量，”陈姨太带笑地说。

“陈姨太，请坐，不晓得你有什么事情？”觉新敷衍地说。他望着这张涂得白白的发胖了的长脸，梳得光光的乌黑头发和一对很时髦的长耳坠。他想：“她不会又来跟我捣鬼吧。”但是等她刚刚坐下，他忽然想起了克明那天对他讲的话，便明白她的来意了。

“大少爷，我想找你商量一件事情，”陈姨太不眨眼地望着觉新慢慢地说，“我已经跟三老爷说过了。老太爷在世的时候原本答应过我，由我在几位小孙少爷中间‘抱’个孙儿，将来我也好有个靠。我死过后一年春秋两节也有个人给我上坟烧纸（她没有一点感伤的表情）。我起先想把七少爷‘抱’过来，我跟三老爷说，三老爷好像不愿意，他说等两天再说。今早晨五太太跑来说了多少好话，要把九少爷‘抱’给我。我嫌九少爷太小，五太太就说了好多闲话。后来四太太又跑来硬要我‘抱’六少爷。这真叫我作难。大少爷，请你替我出个主意，看‘抱’哪一个好。”陈姨太不像是遇着必须马上解决的难题，倒像是到这里来向觉新夸耀她的胜利。

觉新并没有注意地听她讲话，不过他也抓住了她的主要的意思，他带了一点憎厌地回答她（这一点憎厌并没有被她觉察出来）：“陈姨太，这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有主意，我怎么好替你作主？不过我相信三爸决不会跟四婶她们争的。三爸对我说过七弟太小，体子又不好，三爸不愿意把他‘抱’出去。”

“那么我就‘抱’六少爷好了。六少爷体子好得多，”陈姨太眉飞色舞地说。她又站起来向觉新致谢似地说道：“大少爷，多谢你帮忙。我就去告诉四太太。”

觉新惊奇地想：“怎么又把我拉扯在里面？”他连忙更正道：“陈姨太，这是你自己的事情，请你多想一想，我并没有替你出主意。”他也站起来。

“我的意思也是这样，不必再想了。五太太要是不高兴，在背后说闲话，就让她去叽哩呱啦，我也不怕她跟我作对，”陈姨太得意地说。她把她的薄薄的嘴唇一噘，这是她从前在觉新祖父面前撒娇时做惯了的一种动作，现在无意间又做出来了。

觉新皱皱眉头，说不出一句话。他以为她会走开了。但是她又坐下去，而且还带笑地望着他。他想：“她还有什么事情？”他不愿意多说一句话，他只希望她马上走开。

“大少爷，听说你们公司里头还收活期存款，我有五百块钱，也请你给我存进去。我晓得三太太、四太太她们都有钱存在那儿，”陈姨太客气地说。

觉新一口答应下来。

陈姨太又谈了两句闲话，然后站起来，对觉新笑了笑，道谢说：“那么多谢大少爷费心。我等一会儿就把钱送来。”

觉新只是含糊地答应一声。他睁大一双眼睛望着陈姨太一扭一扭地走出去，还疑心自己是在做梦。过了半晌他才叹了一口气：“我看我们这个家是完了。”这个思想使他更灰心。

太阳渐渐地落下去了，树梢还留着一片金黄色。天井里仍然十分明亮。月季花和六月菊开得正繁。歇了一阵的蝉声又懒懒地在一株树上响起来。厨房里的火夫拿着竹竿挂上水桶在井边打水，他一边用力拖竹竿，一边快乐地哼着流行的小调。

觉新用陌生的眼光看窗外，他觉得这一切都跟他隔得很远。他心里没有花，没有阳光，没有歌声。他有的只是黑暗和悔恨。

但是两个少女谈话的声音轻轻地飘进了他的耳朵。

“老实说，公馆里头没有几个人我看得起。黄妈说一天不如一天，她比我们都明白。秦二爷说我们四太太是一个女曹操，我看真像。”这是倩儿的声音。

“你说话要小心点，幸好大少爷还没有回来，”这是翠环的声音。觉新连忙把头埋下去。

“不要紧，大少爷为人厚道。我比你跟绮霞都来得早，我从没有看见大少爷骂过人，”倩儿放心地说。

“我晓得。公馆里头只有大少爷最好，也最苦，”翠环低声说。

“大少爷运气也太不好，死了少奶奶不算，连两个小少爷都死了。怪不得他一天家总是愁眉苦脸的，”倩儿同情地说。

觉新屏了呼吸地倾听着，那两个婢女就站在他的窗下谈话。

“怎么三小姐她们还没有来？你在这儿等她们一下，我去摘两朵花，”翠环说。

“不，你不要去摘花。你等她们。我要回去了。我们四太太管我管得严，动不动就骂人，骂起来真难听，”倩儿说。

“不要走，你陪我一会儿。你在公馆里比我们都久，难道你还不晓得当丫头就不要怕挨骂！”翠环带笑说。

“算了，哪一个跟你比？”倩儿也小声笑起来了。“你们三太大是一尊活菩萨，连话也不肯多讲，还说骂人？我没有你那种好福气。我看你快要当小姐了。”

“呸！”翠环带笑啐了倩儿一口。

觉新听不清楚以后的话。但是过了一会儿，他的耳朵又捉住翠环的话了：“二小姐常常说，大少爷待什么人都好，可是他就没有得过别人的好处。公馆里头有什么倒楣事情，都要落到他的头上。我来了以后，一年到头很少见到大少爷的笑脸。你看像四太太、五太太、陈姨太她们哪一天不笑。我不明白天为什么这样不公平？连那个贤惠的少奶奶也不给他留下，”翠环的声音里有悲愤，有同情，这是觉新可以分辨出来的。

“好了，不要讲了，等一会儿给别人听见，又会招惹是非的，”倩儿阻止地说。

翠环噗嗤笑起来。她说：“刚才我叫你小心，现在你倒来劝我小心。我也不说了。三小姐她们还没有来，我们回转去找她们。你就再陪我走一会儿，横竖你今天要挨骂。”

倩儿笑着说了一句话，这两个婢女又往花园里去了。

觉新慢慢地抬起头来，他觉得呼吸比较畅快多了。他的心似乎在微微颤动，好像一滴露水润湿了它的干枯。他有一点痛苦。但是他还有另一种感情，这仿佛是感激，仿佛是喜悦，仿佛是安慰。黑暗渐渐地在褪色。他不觉微微地一笑。这虽然不是快乐的笑，但是它也有驱散阴郁的力量。他伸了一个懒腰站起来。他想出去到花园里走走。他需要在较广大的天空下面仔细思索一番。他愿意回想许多事情。

他刚刚掉转身，正要往门外走去。忽然门帘一动，一个人影又闪了进来。这个人又是他不愿意看见的。

来的是沈氏。她的第一句话便是：“大少爷，陈姨太到你屋里来过吗？”

觉新答应了一个“是”字。他知道花园里今天去不成了，索性安心地让沈氏坐下，他自己也坐了。

“她一定找你商量‘抱’孙儿的事情是不是？”沈氏追逼似地问道。

“我并没有说什么话，她自己在说，”觉新淡漠地分辩道，他还在想别的事情。

“她怎么说？是不是‘抱’七娃子？”沈氏把她的小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炯炯地问。

“她好像说要‘抱’六弟。三爸不肯把七弟‘抱’出去，”觉新厌烦地答道。

“‘抱’六娃子？”沈氏惊问道。她的脸色马上改变了。她又点头说：“我晓得四嫂同陈姨太原来是一起的。”她又咬牙切齿地说：“她们商量好来骗我。我现在才明白。”

觉新极力压住他的轻蔑的感情，他并不同情她，不过她的气愤、苦恼与失望引起了他的怜悯。他温和地劝道：“五婶也不必生气。其实九弟也太小，五爸就只有这个儿子，恐怕他也不愿意把九弟‘抱’给陈姨太。”

这些话有一点讥讽的味道，不过觉新是真心说出来的。在平时它们也许会惹起沈氏的怀恨，这时却不曾引起她的反感。她的思想现在集中在王氏和陈姨太的身上。觉新的话更加证实了她的猜疑。她老老实实地（自然带着更大的气愤地）说：“我原先并没有这个意思。还是四嫂来劝我做的。她说三哥想吞陈姨太的财产，逼着陈姨太‘抱’七娃子。还是她劝我跟陈姨太说，跟三哥说，把九娃子‘抱’过去。她说喜姑娘以后还会生的，‘抱’走九娃子并不要紧。我才去说的。看起来明明是她在戏耍我。真正岂有此理！”她又切齿地骂道：“四嫂这个人真没有良心。我平日处处维护她，处处帮她忙。她不领我的情，反而把我当做傻子故意作弄我。她看上陈姨太的钱，也可以跟我明说，我又不会跟她争。何苦用这种手段对付我？”沈氏说到这里把眼圈都气红了。她低下头，摸出手帕揩了揩眼睛，呜咽地说：“他们都欺负我，在这个公馆里头没有一个人不欺负我。”

觉新同情地望着沈氏。她无力地在这里低声哭着。她发过脾气以后，她的勇气也完全消失了。她曾经给了他那么多的小伤害，她带来他生活里的一部分的痛苦，她毫无原因地把他看作一个敌人。这一切使他渐渐地在心里培养起对她的憎厌。但是现在事实证明她也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愚蠢的妇人。她像一个没有主见的女孩似地在他的面前啜泣。这使他想起她的遭遇。他想：在这个公馆里的确没有一个跟她要好的人。他忘记了过去对她的厌恶，温和地安慰她道：

“五婶，这也许是个误会。四婶或者是无心说的。不过我们晓得你没有那样的心思，没有人会说你不对。你不要难过。”

“我晓得是她故意作弄我。她的脾气我明白。她是个阴险的人。我上过她好多次当。她教唆我跟你们这一房作对。都是她的意思！”沈氏挣红脸说，她觉得王氏仿佛就站在她的面前听她讲话，她要用话去打击那个坏心的女人。

觉新痛苦地看她：她到底说了真话。他相信这不是虚假，但是它们有什么用？它们能够搬走压在他心上的石子吗？它们不是依旧证明他所爱的这个家充满了阴谋、倾轧、争夺、陷害吗？她的话不过是在他的面前替她自己洗刷，对他目前的心情，又有什么好处呢？他已经把过去的憎厌忘记了。他现在祈祷着：不要再说下了去吧。

“我一定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我也不是容易欺负的人！”她忽然鼓起勇气怨恨地说。但这也只是一句空泛的话，她在人前不得不说大话来挽救自己的面子，其实她并没有任何复仇的计划，而且她也知道自己并不是王氏的对手。

觉新沉默着。他找不到适当的话。他也不知道她的心情。他自己又落在复杂错综的思想网里。他盼望沈氏早早离开，让他安静地过片刻。

沈氏并没有走的意思。她也沉默着。她用手帕慢慢地揩眼泪。她的怒气渐渐地平了。

窗外又响起脚步声和谈话声。觉新听见淑华刚说完一句话，淑贞接下去说：“我要回去了。等一会儿妈看不见我，又要发脾气的。”

觉新的心猛跳一下。

果然淑贞的话被沈氏听见了。沈氏忽然叫出一声“四女！”

窗外没有应声。脚步声更逼近了。

“贞儿！”沈氏抬起头大声叫起来。

“四小姐，五太太在喊你，”翠环的清脆的声音说。

“在哪儿？”淑贞慌张地问。

“在大哥屋里，”淑华答应着。

沈氏不耐烦地喊出第二声：“贞儿！”淑贞连忙应着。不久淑贞就走进房里来了。在她的后面跟随着淑华和绮霞。

“好，我喊你也喊不应了，连你也不把我放在眼睛里头！”沈氏看见淑贞，马上板起脸骂道。

“妈，我实在是没有听见，”淑贞胆小地分辩道。

“没有听见？哼！你的耳朵生来做什么用？”沈氏厉声问道。

“五婶，四妹的耳朵近来不大灵。我们有时候对她说话，声音小了，她也不大听得见，”淑华看见淑贞受了冤屈，连忙替她解释道。

觉新带着惊愕和怜悯的眼光看淑贞。

“明明好好的耳朵，又不是聋子，怎么会听不见？三姑娘，你快莫要信她的话！”沈氏摇摇头不信地说。

“五婶，四妹的耳朵的确有病，有时还流脓，”淑华关心地解释道。她有点不相信坐在椅子上带怒说话的女人会是淑贞的母亲。

“好，你现在还会装病了，”沈氏不理睬淑华，却望着淑贞骂道，她的眼睛冒出火，好像要烧毁淑贞的脸似的。她突然站起来命令道：“我现在也没有精神跟你多说，我们回屋去。”

淑贞求助地看了看淑华和觉新，她的眼泪像线似地沿着脸颊流下来。

“真没有出息。眼泪水就像马尿那样多。骂都没有骂到，你就哭起来了，”沈氏鄙夷地说，一面逼着淑贞跟她一路回屋去。

淑贞虽然希望留在这个房间里，但是看见觉新和淑华都不能够给她帮忙，她只得默默地跟着她的母亲走出去了。

淑华气得半晌才说出话来：“真是个妖怪！我不晓得她究竟有没有心肝！四妹一定会死在她的手里头。”但是沈氏已经走出了过道，不能够听见淑华的咒骂了。

觉新摇摇头叹了一口气。

淑华惊奇地看觉新，恼恨地抱怨道：“大哥，你也不帮忙说句话？你就让她这样折磨四妹。”

“我有什么办法呢？在这个时候跟五婶说话，等于自己找上门去碰钉子。你不晓得，她受了四婶她们的气，刚才还流过眼泪，”觉新叹息道。

“她受她的气，跟四妹又有什么相干？”淑华辩驳道。她把觉新望了一回，忽然烦躁地责备他说：“你总说没有办法。什么事情你都没有办法！你从来不想个办法！”

28

初九日上午袁成居然把郑国光请到高家来了。

这对于觉新的确是意外的事情，他本来并没有存多大的希望。他看见国光，自然先说几句普通的应酬话，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国光一见觉新，那张方脸马上变成了粉红色，而且短短的颈项似乎也变硬了，说话也显得很吃力。

“我这两天很忙。不过令表妹的事情这回一定办妥。地已经买定了。请大表哥放心，”国光口吃地道歉说。

“这倒不要紧，我也晓得办这件事情要费很多时间。不过家舅还有点小事情要请表妹夫过去谈谈，”觉新温和地说。

“我想改天再到岳父那边去。今天来不及了。家严要我出来办一件要紧事，”国光连忙推辞道，他不愿意到周家去。

觉民从外面走进客厅来。他向国光打了一个招呼，便对觉新说：“大哥，轿子已经预备好了，现在动身吗？”

“不过一点小事，花不了多少工夫，表妹夫现在去一趟也好，省得家舅久等，”觉新坚持地邀请道，就站了起来。

“表姐夫去去也不要紧，我也陪你去，”觉民带笑地说。他看见国光受窘的样子，心中暗暗高兴。

国光还要说拒绝的话，但是他急得结结巴巴地说不出一句清楚的话来。他终于跟着觉新弟兄走出了客厅。

三乘轿子把他们送到了周家。周家已经从袁成的口里知道了这个？削怠。周老太太和陈氏兴奋地等候着。周伯涛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烦躁地翻看他时常翻读的《礼记》。

觉新、觉民两人陪着国光去见周老太太。陈氏也在周老太太的房里。国光只得装出虚伪的笑容向她们请了安，而且敷衍地讲了几句闲话。周伯涛仍旧躲着不肯出来。周老太太差翠凤去把他唤来了。

“蕙儿的灵柩，在莲花庵停了大半年了。那个地方不大清静，我不放心。上回姑少爷答应这个月初四下葬，”周老太太原先希望周伯涛出来向国光提蕙的事情，但是她看见周伯涛来了以后却只顾同国光讲些闲话，她对她这个顽固的儿子断了念，忍耐不住，便开口向国光提出来，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国光打岔了。

“家严说初四日期太近，恐怕预备不周到，所以改期在年底，”国光很有礼貌地说。

“这倒也不错，那么我们都放心了，”周伯涛满意地说，他想拿这句话来结束这个问题。

“放心？”周老太太突然变了脸色说，“我只求蕙儿的棺木早点入土，也不必麻烦亲家公预备什么，蕙儿没有这个福气！”

“妈不要误会姑少爷的意思，”周伯涛自作聪明地向他的母亲解释道，“亲家公倒是一番好意。”

“我并没有误会！我又没有跟你说话！”周老太太厉声骂道。周伯涛想不到他的母亲会当着国光的面骂他。他又羞惭，又害怕，便埋下头不敢作声了。

国光也变了脸色，他坐在凳子上身子不住地摇晃，显出心神不宁的样子。他勉强替自己辩护道：“婆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没有一天忘记蕙的事情。这件事没有办好，我永不会放心。”

“姑少爷心肠太好了，这真是蕙儿哪世修得的福气！”陈氏冷笑地说；“不过听说她在莲花庵里头，棺材上堆满了灰尘，还结了蜘蛛网，也没有看见一个人去照料。姑少爷现在已经这样忙，将来续弦以后恐怕更没有工夫来管蕙儿的事。不瞒姑少爷说，我们实在不放心。我就只有这一个女儿，她在生我没有给她一点好处。她死后我不能够让人家这样待她。”她说到最后一句，禁不住一阵感情的袭击，声音有点嘶哑了，便闭了嘴。

周伯涛把眼光射在陈氏的脸上，不高兴地咳了一声嗽。但是这一次他并没有说话。

“我并没有这种心思。我绝没有这种心思。我怎么能够让灵柩永久放在庙里头？岳母，你老人家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国光红着脸惶惑地辩解道。他不住地摇摆他的方脸，好像他希望用姿势来增加他这番真诚的表白。

“庙里头无主的灵柩多得很！不过，姑少爷，你放明白点，我不能让你们这样待蕙儿！”陈氏呜咽地责备国光道。她又指着国光说下去：“姑少爷，做人要有点良心。我问你，蕙儿嫁到你们府上做媳妇，哪些地方得罪了你们？你们就这样待她！这些狠心事情你们都做得出来！”

“太太！”周伯涛不耐烦地带怒插嘴道。

“岳母怎么能说这种话？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郑国光恼羞成怒地站起来说，他打算趁这个机会走开。

“大哥，你说话。你不说我就要说了，”觉民在旁边低声怂恿觉新道。

觉新觉得他不能够再沉默了，马上站起来望着国光正色地说：“伯雄，请坐下，我还有话跟你说。我们今天凭良心讲，你也太对不起蕙表妹。她在世时的那些事我们都不说了。她死了，你就不该这样对待她。你把她的灵柩放在庵里不下葬，究竟是什么意思？你一再推托，一再拖延。你明明答应过我初四下葬。现在又说改到年底。到年底问你，你又会说明年。你的话哪个还信得过？今天请你来，要你给我们一个确定的日期，要你给我们一个凭据，”觉新愈说愈动气，他的话愈说愈急，他把脸都挣红了。

“我拿不出什么凭据！”国光厚着脸皮抵赖地说。他也装出生气的样子。其实他心里很空虚。

“明轩，你这话说得太重了，我看凭据倒是用不着的，”周伯涛不满意地干涉觉新道。

“岳父的话有道理，到底是岳父见识高，”国光顺着周伯涛的语气称赞道。这一来不仅气坏了觉新和觉民，而且把周老太太和陈氏也气得脸色又变青了。

周老太太气冲冲地望着周伯涛骂道：“我还没有死！这些事没有你管的！你给我马上滚开！”她停了一下，看见周伯涛还没有走，又骂道：“我不要你在我屋里。我给你说，从今天起，蕙儿的事情，不准你开一句腔！你再出什么主张，不管你的儿子有那么大了，我也要打烂你的嘴巴！这好多年我也受够你的气了。你不要以为我还会让你再这样胡闹下去。不是你，蕙儿哪儿会死得那样惨！”

周伯涛像一个被解除了武装的败兵似地，一声不响黑着脸垂头丧气地走了出去。他瞥见枚少爷夫妇站在窗下偷听里面谈话，更不好意思，连忙躲进自己的房里去了。

觉新看见周伯涛失败地走了，他感到一阵痛快。但是他又痛苦地、懊悔地想起了周老太太的话。他想：你要是早几年就像这样强硬，蕙表妹怎么会死？

国光听见周老太太的话，又看见周伯涛走了出去，他的脸上现出了惧怕和沮丧的表情，他不敢作声了。他一时想不到应付的办法，只得无精打采地坐下去。

房里的空气仍然是十分紧张。众人都不作声，沉默重重地压着每个人的心。他们好像在等待一个痛快的爆发。

“大哥，还是你来说，快点把事情弄清楚，”觉民低声催促觉新道。

觉新点点头。他觉得自己还有勇气，便也坐了下来，两只眼睛威逼地望着国光。接着他又说：“伯雄，你不能够再抵赖。你今天应当给我们一个凭据。你要答应下个月里头把蕙表妹的灵柩下葬。”

“下个月里头有好日子，我翻过皇历，”周老太太插嘴道。

“我身边什么东西都没有。我哪儿有什么凭据？”国光惶惑地说。他现在仍然想不出一个躲闪的办法。

“这儿有纸有笔，你写个字据，”觉民忽然命令似地插嘴说；他侧头吩咐那个丫头：“翠凤，你去把笔墨砚台拿来。”

“写字据？我不会写！”国光吃惊地说。他看看觉民，觉民的坚定的眼光更搅乱了他的心，他张惶地推辞道。

“大舅说你是当代奇才。哪儿有一张字据也不会写的道理！”觉民冷笑道。“表姐夫，你不要欺负周家人少，大舅又糊涂，我们高家还有人。”

“姑少爷，我问你，你们把蕙儿的灵柩丢在莲花庵不葬，究竟存着什么心思？蕙儿在你们府上又没有失礼的地方，你们为什么这样恨她？”陈氏带怒地质问道。

“存什么心思？大舅母，你还不知道？他们分明是看不起周家。不然，又不是没有钱，哪儿有媳妇死了不葬的道理？”觉民忿忿不平地接口说。

“伯雄，你不能够这样欺负人，你应该有一点良心，”觉新带着悲愤地说；“你如果再想抵赖，你不写个字据，我们决不放松你。你要打官司，我们也愿意奉陪。”

国光的那颗犯了罪似的心经不起这些话的围攻，他快要屈服了。但是他仍然努力作最后的挣扎，他还想到一个主意，又逃遁地说：“这是家严的意思，我作不了主，等我回去禀过家严，再来回话。”

“这点小事情表姐夫是可以作主的。表姐夫答应了，太亲翁自然没有话说。就是因为你一再抵赖，说话不算数，我们才要你写字据。你不写字据，我们便不能够相信你，”觉民板起脸反驳道。他的憎恶的眼光仿佛要刺穿国光的心似的。

国光没有办法逃避了。他的心乱起来，他不能够保护自己，便屈服地说：“我写，我写。”这时翠凤已经把纸、笔、砚台拿来了。他只得摊开纸，提起笔。但是他的脑子里有的只是一些杂乱的思想，它们很快地来，又很快地去，去了又来。他不能够清楚地抓住其中的任何一个。然而四周那些敌视的眼睛又不肯把他放松。他不得不勉强在纸上写出一些字。他本来就不能够驾驭文字，这时他连斟酌字句的余裕也没有了。虽然他写了一两句便停笔思索，但是结果写出来的还是些似通非通的文句。不过意思却是很明白的：他答应在下一个月以内一定把蕙的灵柩下葬，而且日期决定后还要通知周家。

“这个要得吗？”国光把字条递给觉新。觉新接过来低声念了一遍，轻蔑地看了国光一眼，心里想：“这就是大舅眼中的奇才！”他把字条递给周老太太，一面说：“外婆，你看要得要不得？”

周老太太又把字条递给陈氏看，陈氏看了以后，又递给觉民。觉民的脸上浮出了得意的微笑。他看完了字条，便对觉新说：“大哥，就这样办吧。这个字条就交给外婆收起来。”他把字条交还到周老太太的手里。

“那么我可以走了？”国光站起来胆怯地望着觉新说。

觉新和觉民交换了一瞥眼光，然后带笑地对国光说，“现在没有事情了。外婆还有什么话吗？”他望了望周老太太。

“我没有话说了。姑少爷既然答应，我们也就满意了。不过今天把姑少爷请来耽搁了这么久，我心里很不安，”周老太太换了温和的、客气的调子。

“翠凤，你快出去招呼提姑少爷的轿子，”觉新也站起来，吩咐翠凤道。

国光仿佛得救似地脸上现出了喜色。他不愿意在这里多留一分钟，连忙告辞走了。觉新、觉民两人把他送到大厅。他们一路上没有说一句话。觉民看见国光缩着颈项，偏着头，红着脸的滑稽样子，差一点要笑出声来。

觉新弟兄回到周老太太的房里。那个老妇人含着眼泪感谢觉新道：“大少爷，真亏得你。不然蕙儿的尸骨真会烂在破庙里头了。”

觉新眼圈一红，埋下头来，声音颤抖地说：“这是二弟想的主意。我怕伯雄还会反悔……”

“外婆，你放心，他一定不会反悔，”觉民保证似地接口说；“伯雄跟周家并没有仇恨，蕙表姐在时也没有得罪过他。他为什么一定不肯把蕙表姐下葬呢？我看全是大舅自己弄出来的事。大舅过于巴结郑家了。今天若是依着大舅的意思，又会得不到结果。”觉民说出最后两句话，感到一阵痛快。他并不憎恨那个人，却痛恨那个人所做出的种种事情。

觉新抬起头惊讶地看了觉民一眼。但是周老太太却意外地回答道：

“我也是这样想。什么事情都是他弄糟的。他害了蕙儿也还不够，枚娃子这一辈子又给他断送了。唉，这只怪我自己。我当初如果明白一点，又何至于弄出这些事情……”

悔恨的表情突然飘上了她的衰老的面颜。

29

一天午后淑华坐在自己房中看书，忽然听见窗外厨房里起了一阵吵闹，原来厨子老谢在跟四房的杨奶妈吵架。她自语道：“真讨厌！每天总有些事情吵得你不安宁。”她不想去管它，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书本上。但是不行，这本地理教科书念起来不容易上口，她静不下心来，无法把书中的大意装进脑子里去。厨房里的吵闹不断地妨害她，房里的闷热更增加了她的烦躁。

绮霞从外面走进来。她看见淑华捧着书，便惊讶地说：“三小姐，亏得你还有本事看书。他们吵得真叫人心焦。”

“绮霞，他们为什么事情吵架？”淑华顺口问道，便把书阖起来。

“他们什么话都骂得出来，一点也不害羞，”绮霞不满意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谢师傅跟杨奶妈说笑，不晓得怎么样就骂起来了。杨奶妈素来就很神气，四老爷、四太太都喜欢她，我们都惹她不起。她动不动就开口骂人……”

“你不要说了。你快去把四小姐请来。”淑华打岔地说。绮霞应了一声。淑华又说：“我在大少爷屋里头等她。”

“我晓得，”绮霞答道，便转身走出去。但是走到房门口，她又掉转头来说：“三小姐，刚才太太吩咐过黄妈等一会儿熬洋菜要做‘冰粉儿’了。”

“你快去，看你这样贪吃，”淑华哂笑地催促道。

绮霞走了以后，淑华望了望手里的教科书，迟疑了一下。忽然一句极下贱的骂人话从厨房里飞过来。她吃了一惊，但是她马上决定了。她把眼光从书上掉开，把书丢在桌子上，安静地走出房去。

淑华刚刚走进过道，一个人忽然从后面跑来。那个人跑得很快，而且他是从外面转弯进来的，所以他没有留意到淑华，把她撞了一下。

淑华眼睛快，马上看出这是觉英，一把将他抓住，带怒地责斥道：“四弟，哪个把你充军？你走路也不睁起眼睛！”

“三姐，我实在没有看见，跑惯了收不住脚步，”觉英带着狡猾的笑容望着淑华说。他满脸通红，只穿了一件对襟的白短褂，衣领敞开，热气直扑到她的脸上来。

“你不在书房里读书，跑出来做什么？”淑华问道。

觉英看看淑华的右手，闪了闪眼睛说：“三姐，天气太热，你把手松开，大家凉快凉快，好不好？”淑华不作声，嫌厌地缩回手，把他的膀子放开了。觉英故意把那只膀子轻轻地拍了拍，然后从容地说下去：“今天热得很，大家休息休息。先生喊我出来的。”

淑华知道他在说谎，脸上现出厌恶的表情，大声驳斥道：“你又在骗人。前个月才挨了打，管不到几天，你的皮又作痒了。”

觉英把嘴一扁，眼珠一斜，扬扬得意地说：“三姐，你也太不嫌麻烦了。连爹也觉得我不好管。他晓得我这个脾气改不了，他都让我几分。就是你老姐子爱跟我作对。其实你老姐子横竖是别家的人，何必多管高家的事。你跟我结怨又有哪点好处？现在他们在后面打核桃，等一会儿我捡几个大的请你吃好不好？”

“呸！”淑华气恼地啐道，“你越说越不像话了。我不管你，看你将来做叫化去！”

“做叫化？你老姐子想得太多了，”觉英并不动气，仍旧嬉皮笑脸地说；“单凭我龟子这点儿本事，也不会去要饭的。爹有那么多钱，难道还怕不够我用？三姐，我倒有点儿替你担心，你将来嫁个姑少爷是个老叫化，那才丢脸嘞。人家好心请你吃核桃，你姐子，我兄弟，你不吃，我怄气。”

“四弟，你少放屁！你再说，看我会不会撕掉你的嘴！你滚你的，我不要听你这种下流话！”淑华气红脸大声骂道。

“三姐，你何必撕掉我的嘴？没有嘴，我岂不是不能够吃饭？不吃饭岂不是会饿死我吗？饿死我龟子，你老姐子岂不是要捉到衙门里头去吗？……”觉英故意奚落淑华道。他还没有把话说完，淑华忽然厉声喝道：

“四弟，你闭不闭嘴？你在哪儿学来这些下流话？你看我敢不敢打你？”她举起手要朝觉英的脸颊打去。

然而觉英的眼睛比淑华的手更快，他连忙纵身一跑，就逃开了。他跑出过道，还转过身子，笑嘻嘻地望着淑华说：“三姐，你老姐子脸皮也太嫩，我才说两句笑话，你就‘火烧碗柜’了。”

“你说什么？我不懂你的鬼话！”淑华带怒骂道。

“火烧碗柜岂不是盘盘儿燃了吗？你的脸盘子都燃起来了，真好看！”觉英得意地挖苦道。他不等淑华开口，又说：“三姐，我没有工夫，少陪了。”他拱一拱手就从过道跑下去不见了。

淑华站在觉新的房门口，气得没有办法。过了片刻她对自己说：“我真是自讨苦吃。我明明知道跟这种人说话是没有用的。”

就在这时淑贞同绮霞走来了。绮霞听见淑华说话，惊讶地笑道：“三小姐，你在跟哪个说话？”

淑华也笑了起来。她答道：“你说还有哪个？就是四少爷。我骂他几句。真把我气坏了。”

“三小姐，你也真是爱管闲事。四少爷好不好，三老爷会管他。他如今连三老爷的话都不肯听，你说话又有什么好处？”绮霞带笑对淑华说。

“你现在倒教训起我来了，”淑华笑答道。“我本来也是这样想法。不过看见他那种样子，听见他说两句下流话，我就是没有气也会生气的。好，我们不要管他。你跟我同四小姐到花园里头去。”

“好，等我去拿点点心来，”绮霞高兴地说。

“你不必去拿了，我们吃过饭还不多久，”淑华阻止道。但是她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就换过语调说：“你快去把我那把团扇拿来。我们就在大少爷屋里头等你。”

淑贞在旁边默默地掮着一把小折扇，她的脸上没有擦粉，脸色惨白，眉毛深锁，眼睛略微浮肿，好像她吞过够多的苦酒似的。淑华注意到她的脸色，便关心地小声问她：“四妹，你怎么不说话？今天又有什么事情？”

淑贞不愿意回答堂姐的问话，只是痛苦地说了一句：“三姐，我们进去。”她和淑华都进了觉新的房间，走到写字台前面。

“四妹，你为什么不对我说？我晓得你又受了委屈，”淑华柔声问淑贞道。

“春兰今天又挨了打，妈不准她吃饭，”淑贞哽咽地说。

“春兰也倒楣，偏偏遇到这个主人，”淑华不平地说。她又安慰淑贞道：“不过五婶今天已经发过脾气了，她不会再为难你，你也不必再想这些事情。”

“六弟今天过继给陈姨太。妈说她上了四妈的当。妈今早晨起来就不高兴，关在屋里头还没有出来过。吃早饭的时候我也挨了骂，我又没有做错事情，”淑贞悲声诉苦道。

“五婶也太不应该，她为什么总是欺负你？”淑华愤慨地说。她马上安慰淑贞道：“四妹，你不要害怕。我将来一定有办法。我一定给你帮忙。”

淑贞感激地看了看淑华，摇摇头说：“三姐，我有点害怕。大嫂死了，二姐又走了，人一天天地少起来。”她的脸上忽然现出了恐怖的表情，她望着淑华痛苦地说：“三姐，你多半也会走的。琴姐也会走的。你们都走了，让我一个人留在这儿。我简直不敢想。我怕我活不下去，我一定会死。”

绮霞拿了团扇进来。她还带着一个盛瓜子、花生的小盒子。淑贞的话也使她吃了一惊。

“四妹，你怎么能够说这种话？”淑华失声叫起来。她爱怜地责备淑贞：“你年纪轻轻就说到死，你不害羞吗？”她亲密地抚摩淑贞的头发，说：“我不会抛开你走的。即使我有办法走，我也不会不顾你。”她只顾慷慨地说话，其实她自己也就没有定下一个将来的计划。她永远抱着一个含糊的信念：我要自己来管我的事情。

淑贞感激地偎着淑华，凄凉地微笑道：“三姐，我晓得你不会抛下我走的。不过我只能够连累你，我对你没有一点好处。我这双脚连跑路也跑不动（她忧郁地看看她的脚）。其实只要妈稍微把我放松点，只要她们不再像那样天天吵架（她苦恼地皱起眉头），我也过得下去的。我并不要享福。我晓得我自己不配享福……”

“四妹，我们不要再说那些话了，我们走吧，”淑华打断了淑贞的话。“你听，蝉子叫得多好听，还尽说那些不痛快的事情做什么？我们到水阁看荷花去。”

淑华说得不错，窗外一株高树上，知了歌唱似地叫着。这仿佛是在舒畅中发出来的声音。它一扬一顿，甚至声音的长短，都像是合着节拍的。这样的歌声使得紧张的心情宽松，疲倦的身体舒畅。它慢慢地在她们的周围造成了一种闲适的气氛。

淑贞不再诉说她的苦恼了，她让淑华挽着她往花园里走去。绮霞在旁边陪伴她们。

园里另是一个世界，不但空气比较清凉，而且花草树木都带着欣欣向荣的姿态。这里没有可憎的面孔，没有粗暴的声音，没有争吵，没有痛苦。一些不知名的小鸟或者昂头在枝上鸣啭，或者振翅飞过树丛，都带着自由自在的神气。她们走近草坪，看见牵牛藤盘满了一座假山，旁边有两株高的松树，树身也被牵牛藤缠住，柔嫩的牵牛藤蜿蜒地往上面爬去。在那些可爱的绿叶中间开满了铃子似的紫色花朵。她们再往前走，转过两座假山，便看见一片像铺上绿绒毡子似的草地。好多只红色蜻蜓在草地上飞来飞去。

“三姐，在这儿歇一会儿罢，”淑贞恳求地说，她觉得腿酸、脚痛了。

“四妹，你走不得吗？那么坐一会儿也好，”淑华点头说。她掏出手帕垫在地下，自己先坐下来，一面动手掮扇子。淑贞获救似地跟着淑华坐下去，还用手捏捏自己的脚。绮霞把那个小盒子打开，送到她们的面前，她就坐在她们的旁边，手里捏了一把瓜子慢慢地嗑着。她们三个人都不说话，安静地欣赏这些抚慰疲倦心灵、培养纯洁心境的大自然的美景，享受那种不被人打扰的闲适的滋味。淑贞开始觉得有一股清凉的泉水在洗她的脑子。她觉得眼前渐渐地亮起来。

“我真想躺下去睡一觉，在这儿总不会有人来吵闹你，”淑华满意地自语道，附近的蝉声似乎有着催眠的效力。

“我只想一个人整天就在花园里头。大家都把我忘掉就好了，”淑贞忽然梦幻似地说。接着她又失望地摇摇头：“可惜不能够。妈不肯放松我。而且我一个人又害怕。”

“四妹，你为什么要害怕？你吃亏就吃在害怕上头，”淑华起劲地说；“你应该学学我这个冒失鬼：我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你晓得你越是害怕，人家越是要欺负你……”

淑华还没有说完话，听见绮霞低声在叫：“三小姐。”她闭了嘴用眼睛去问绮霞——什么事？

“有人来了，”绮霞警觉地说：“未必是有人偷听我们说话？”

淑贞立刻变了脸色，她的脑子里的那股泉水干涸了。过去的阴影仍然压在她的头上。

“蠢、广头，你怕什么？有人偷听，我也不害怕。我们说我们的话，又不犯法，”淑华毫不在意地答道。她也把眼睛朝着绮霞指的方向望过去。她看见假山后面晃着两个人的影子。从衣服的颜色，她猜到那是什么人。她便安慰淑贞道：“你不要怕，那是陈姨太。大概她今天高兴得很，居然也到花园里头来耍了。我们不要管她。”

一个女人从假山那一面转出来。这是王氏。她穿了一件窄袖的深色湖绉衫子，手里拿了一把团扇。绮霞和淑贞都看看淑华。淑华动也不动，低声对她们说：“不要管她，等她走过来，招呼她一声就是了。”淑华虽是这样说，然而绮霞以为还是谨慎一点好，便站起来，立在淑华和淑贞的背后。

陈姨太也走出来了。她穿的是一件袖子又大又短、浅色湖绉滚边的圆角短衫。她一手牵着觉世，微微俯下头在跟那个孩子讲话。王氏站在假山前面等她，便同她一路往草坪上走来。这两个女人都是一样的高身材，一样的高颧骨，不过陈姨太现在长胖了，脸颊也显得丰满了，颧骨也不怎么突出了，最近连双下巴也看得见了；王氏近来反而瘦了些，她的尖脸变成了长脸，颧骨也显得更高了。她们一路上说说笑笑，两个人都很高兴。

“真想不到！四太太同陈姨太两个死对头，怎么今天居然这样要好，”绮霞惊奇地小声说。

“这有什么希奇？现在六少爷抱给陈姨太了！”淑华轻蔑地答道。“都是钱在作怪，”她又加了一句。

“我真有点不相信，她们都是太太，又不是小孩子……”绮霞疑惑地自语道。

“不要说了，她们会听见的，”淑贞小心地低声阻止道。她看见她们的眼光正往这面射来，有点害怕，也站起来了。只有淑华依旧坐在草地上，安闲地拿着团扇在摇。

“婆，你明天带我去看戏去！”觉世忽然欢喜地大声向陈姨太要求道，两只小眼睛望着她，两只小手拉住她的手。

“好，六娃子，我明天就带你去。我们还要到商业场去买东西。我还要带你上馆子，还要带你到外祖祖[1]家里去耍。你还会看到表舅公，他一定会喜欢你，”陈姨太满脸带笑地答道，她真的用祖母的溺爱的眼光去看觉世。

王氏在旁边满意地笑了。淑华看见王氏的表情，不高兴地小声说：“四婶今天总算得意了。”

淑贞害怕王氏听见淑华的话，连忙恭敬地高声唤道：“四妈！”她又招呼了陈姨太。淑华也招呼了她们，不过她仍然不站起来。

王氏和陈姨太都点头回答淑华姊妹的招呼。王氏不大痛快地瞪了淑华一眼，冷笑一声。陈姨太却大惊小怪地说：“三姑娘，你怎么坐起地下来了？给底下人看见，有点不好吧。”她又对王氏说：“四太太，你说对不对？”

“不要紧，三姑娘素来大方惯了的。这点事情她才不在乎。陈姨太，你这样说，三姑娘会笑我们太古板了，”王氏带着嘲讽的口气答道。

淑华看见她们两人交换眼光，又听见她们一唱一和，她的怒气马上升了起来。但是她连忙压住它，做出没有听懂话的神气，带笑地答道：“天气太热，我们走累了，在这儿歇歇，没有人会看见的。”

“没有人看见？花园里头多多少少总有几个底下人来往，给他们碰见了怎么好？如果你三爸、四爸看见，他们一定要怪你没有规矩，”陈姨太故意惊讶地说，她仗着王氏在旁边给她帮忙，淑华的不恭顺的态度又触怒了她，她想用话来刺淑华。

这几句话使得淑华不能安静地忍受下去。她昂着头挑战似地答道：“这点芝麻大的小事有什么要紧？我们公馆里头没有规矩的事情才多嘞。三爸他们恐怕没有闲工夫管这些小事。他们连大事都管不清楚！”

陈姨太呆了一下，一时说不出话来。王氏马上变了脸色。但是她的可怕的怒容又被她用另一种虚伪的表情盖上了，只有一点点不愉快的颜色留在她的脸上。她讥讽地说：“三姑娘，你好大的口气。你看见我们公馆里头有什么不规矩的事情，四爸他们没有管清楚，你不妨数出几件给我听听。”

淑贞在旁边着急地暗暗推动淑华，又用恳求的眼光看她，请求她不要再跟她们斗嘴。绮霞虽然觉得淑华的话说得痛快，但是也不免替她担心。只有淑华本人毫无顾虑地用傲慢的眼光回答王氏和陈姨太的注视，她也用讥讽的调子对王氏说：

“公馆里头的事情，连我也说不出口，四婶在家里一定看得清楚。至于四爸，我们就很少在公馆里头碰见他。他哪儿还有工夫管这些小事情？有天大哥看见四爸同张碧秀在新发祥买衣料。听说买了百多块钱，我还以为是给四婶买的。”

王氏马上放下脸来，差一点要破口骂出来了。但是她又忍住怒气，只是哼了一声。陈姨太讨好地在旁边接嘴责备淑华道：

“三姑娘，你说话要有分寸。你怎么能够随便说你四爸的坏话？他是你的长辈，只有他说你不是，没有你说他不对的道理！你未必连这点礼节也不懂？”

“奇怪，陈姨太，你这话从哪儿说起？”淑华红着脸冷笑道，“我并没有说四爸一句坏话。他给张碧秀买衣料是真的，公馆里头哪个人不晓得？他请张碧秀在花园里头吃饭，不是四婶也亲眼看见吗？陈姨太，那天你也在那儿。那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她含着怒气骄傲地摇着团扇。

陈姨太的粉脸扭得很难看，她张开嘴，想吐出一两句咒骂的话。

“坏事不坏事，总之，没有你做侄女的管的！”王氏厉声骂起来，她不愿意再跟淑华争辩，便拉了一下陈姨太的袖子，说：“陈姨太，你不要跟这种不懂礼节的人讲道理！她把你气都会气死！”

淑华马上板起脸，从草地上站起来。她没有一点顾虑，甚至进攻地对王氏说：“四婶，你说什么懂不懂礼节？我请问你，爷爷的丧服还未满期，就把小旦请到家里来吃酒，这是不是礼节？”她的眼睛里充满了轻视，她毫无惧怕地望着王氏。

“三姐，你就不要再说了，”淑贞带着恐怖劝阻（其实这更可以说是哀求）道，她担心淑华会把一个不幸的结果招引到自己（淑华）的身上。她同情淑华，不过她不了解淑华，而且也不能够帮助淑华。

“三姑娘，你这些话去跟你四爸当面说去。礼节不礼节，你还没有说话的资格。我对你说，你不要目中无人，就把长辈都不放在眼睛里。你看我敢不敢去告诉你妈，要她好好地教训你一顿！”这些全是空洞的话，王氏在平时很少让愤怒控制了自己，她总会设法留出一点地位给她的思想活动，她不会胡乱地拿空话保卫自己。但是如今这意料不到的侮辱和挑战，把她逼到一个不利的情形里面，她不能够冷静地思索，想出一个可以制服对手的办法。她知道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平日常用的武器是不能够伤害淑华的，她从前用来对付觉民时就失败过一次。她现在只能够随意说几句空泛的威胁的话，使她可以把身子抽开，以后再从容地设法报复。

“四太太，我们就去告诉大太太，不打她一顿，这太不成话了。我从没有见过这种小辈。老太爷在时，他一定不肯随便放过的，”陈姨太连忙响应道。她带着恶意地瞪了淑华两眼。

“三小姐，我们走吧，”绮霞央求道，她差不多要急得哭出来了。

淑华忽然想起了她的三哥觉慧做过的一件事。一道阳光鼓舞地照亮了她的脑子。她不但不让步，她反而要满足她那个突然起来的斗争的欲望。愤怒和激动给她带来更多的热气。她浑身发热，她的额上积满了汗珠。但是她仍然欢迎这不断地增加的热气。她向着陈姨太走近一步，指着这个满身香气的女人责问地说：

“陈姨太，今天并不是我先来惹你的。你提起爷爷，我倒想起了那回的事情。请你想一想，嫂嫂是怎么死的？你们说什么‘血光之灾’，搞什么鬼把戏！把好好的一个嫂嫂活活害死了。你还有脸皮在这儿说话？我是不怕人的。我不像大哥那样好欺负。你们不要小看人，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耍这些把戏！”

这时接下去说话的不是陈姨太，不是王氏，却是觉民。他从水阁那边走来，远远地就听见淑华跟王氏们争吵。淑华说上面这番话的时候，他已经走到了她的跟前，所以他把话全听了进去。他想不到她会说得这样痛快，这自然使他满意。他知道他的家庭的内部情形，也知道他的长辈们的性情和为人。他认为他可以从容地对付她们。他先招呼了王氏和陈姨太。她们倒理不理地哼了一声。他也并不在意。他等淑华住口，不让陈姨太和王氏讲话，便出来抢先说：

“三妹，你怎么跟长辈们吵起架来？大嫂已经死了，还提那件事情做什么？我们到水阁那边去。”他伸手去拉淑华的膀子，淑贞也过来帮忙他劝淑华走开。

“老二，”王氏气冲冲地唤道。觉民马上站住，答应一声，看了她一眼，等候她说话。王氏带了一点威胁地说下去：“你没有听见你三妹刚才讲的那些话？你们也不好好地管教她。她连我，连你四爸，连陈姨太都骂到了。我姑念她年纪小不懂事，我不跟她计较，我等一会儿去跟你妈、你大哥理论去。我还没有骂她，她倒骂起我来了。这是你妈教出来的好女儿！我要去问你妈看看有没有这种规矩！”

“四婶，请你去问妈好了。我也管不了三妹，”觉民淡漠地答道。

陈姨太听见淑华的那种明显的控诉，自然十分气愤，她的一张粉脸气得通红，怒火不住地在她的心里燃烧，她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她的憎恨的眼光始终没有离开淑华的脸。不过她就是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忘记她自己在高家的地位和身份。她是一个离开了靠山便没有力量的女人。在那位宠爱她的老太爷去世以后，她的处境就不及从前了。她不能不靠一些小的计谋和狡诈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她不能不时时提防别人，保护自己。她不能不常常借一个人的力量去对付另一个人，免得自己受到损害。她本来希望在王氏的身上找到帮助，借用王氏的力量压倒淑华。但是现在她知道这个办法也没有多大的效力。空洞的责骂并不能够伤害淑华，这个少女还是那么骄傲地站在她的面前，丝毫没有低头的表示。她知道淑华是一个不容易制服的少女。她平日就知道淑华的性情。她明白要对付淑华必须另想别的办法，她现在应当克制自己，免得吃眼前亏。但是她不能够在这些人的面前沉默，她仿佛看见绮霞在暗暗地讥笑她，又看见淑华脸上现出轻视的笑容（其实淑华并没有笑过，她的红脸上只有憎恶的表情），她一定要回答淑华的攻击！她不能够白白地受人侮辱！她应该有一个表示，使别人知道她并不是一个好惹的人！而且她更明白话纵然不会给她带来光荣，至少也不会给她带来损害。王氏仍然可以给她帮忙。她还可以把王氏拉在一起，两个人共同对付淑华和整个大房的人。所以她看见觉民一旦闭嘴，不等他走开，马上接下去说（这时她的脸上仍然布满着怒容）：

二少爷，我问你，你是个明白事理的人。三姑娘说你们大嫂死得不明白，是我害死她的。还把你四婶也骂在里头。‘血光之灾’的话又不是我一个人讲的。你四爸、五爸都相信。怎么能说是我在耍把戏？她简直在放屁！（淑华马上插嘴骂了一句：“你才在放屁！”）我等一会儿要去找你妈问个明白，非喊三姑娘给我赔礼不可。她是什么人？她配骂我？便是你爷爷在时也没有骂过我一句。哪个不晓得你们大嫂是难产死的，是她自己命不好，跟我有什么相干？

觉民不能够让她再说下去，他觉得他已经到了自己的忍耐的限度了，便沉下脸来，嫌厌地打断了她的话。他严肃地说（他还能够控制自己的声音）：

“陈姨太，请你不要再提起大嫂的死。大嫂为什么死的，哪一个不明白！如果不是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说什么‘血光之灾’的鬼话，把大嫂赶到城外头去生产，她哪儿会死？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家里头就没有一个明白人？”他停了一下，众人（甚至陈姨太和王氏也在内）都不作声，注意地望着他的嘴唇。他的有力的、坚定的、高傲的表情使得别人不敢发出声音打岔他。淑华也感到一阵痛快的满足。绮霞有点害怕，不过她也感到痛快。她高兴自己能够看见陈姨太和王氏受窘。淑贞畏惧地望着觉民。她尊敬他，不过她害怕他会做出可怕的事，或者更害怕他会从她们那里受到损害。陈姨太和王氏现在气上加气，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两双眼睛都发出火来。但是她们又觉得那样正直的眼光和表情搅乱了她们的心。她们只是用含糊的低声诅咒来防卫自己。觉世早就溜到湖边玩耍去了，他的母亲和他的新祖母都不曾注意到。

觉民又接下去说：“一个人要受别人尊敬，一定要做点像样的事情。自己不争气，自己不讲道理，自己见神见鬼，他们自己先就失掉了做长辈的资格。相信‘血光之灾’的迷信鬼把戏的人，哪里配讲规矩！”他又用充满自信的眼光看了看这两个女人，然后挽着淑华的膀子说一句：“三妹，我们走吧。”他知道她们准备了一肚皮的恶毒的诅咒要吐到他的脸上来，他也不去理她们，便迈开大步拉着淑华往水阁那边走了。淑贞和绮霞也跟着他们转过假山。觉民在路上还听见她们的大声咒骂，又听见她们高声在唤“六娃子”，他忍不住得意地微笑了。这一笑给淑华们打破了严肃、沉闷的空气。

[1]外祖祖：即外祖婆，陈姨太指她的母亲。

30

王氏和陈姨太在湖滨找到了觉世。觉世看见她们走来，便向着陈姨太扑过去，高兴地嚷道：“婆，我要荷叶，我还要莲蓬。”他又把眼光停在水面上，那里有不少碧绿的大荷叶维护着朵朵高傲的粉红色荷花和寥寥几个小小的莲蓬。

陈姨太看见她这个新抱来的孙儿的活泼的姿态和带笑的面颜，她觉得她的闷气完全飞走了。她的脸上又浮出了笑容。她牵住觉世的一只手，允许他说：“好，我等一会儿就喊老汪给你摘来。我们先回屋去。”

“不，我就要，我现在就要！”觉世顽皮地说，一面噘起嘴，扭着身子，跳来跳去。

王氏正包着一肚皮的气没有地方发泄，便板起脸厉声喝道：“六娃子，你少顽皮点！是不是你的牛皮在作痒？”在平时她不会对觉世说这种话。

觉世原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现在又仗着陈姨太这么爱护他，他自然不肯听母亲的话。他虽然挨了意外的骂，但是仍旧固执地嚷着：“我现在就要！你不给我，我就不回屋去。”他挣脱陈姨太的手，身子往地上一躺。

陈姨太被他吓了一跳，连忙俯下身子去拉他，但是她拉不起他来。王氏的脸色突然变得通红。她过来，推开陈姨太，弯下身子，用力把觉世从地上拖起，不由分说，就在他的小脸上打了一个嘴巴。陈姨太立刻扑过去拉住王氏的手。觉世像杀猪似地大声哭起来。

“连你也不听我的话了！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我要叫你晓得好歹！”王氏切齿地骂道。她还想挣脱手去打觉世。

陈姨太用力把王氏的两只膀子都拖住。觉世趁着这个机会连忙躲到陈姨太的背后去。王氏气冲冲地挣扎着。陈姨太松了手转过身子把觉世紧紧抱住。王氏看见这个情形，更加生气，她也掉转身来捉觉世。王氏的手又挨到觉世的头上了。陈姨太觉得心疼，忍不住大声干涉道：“四太太，你不能够打他！”

王氏惊愕地放了手，气恼地说：“我的儿子，我自己就打不得？”她又把手举起来。

陈姨太伸出手去拦住王氏的手。她也生气地辩道：“你‘抱’给我，就是我的孙儿！”

“我现在不高兴‘抱’了，”王氏不假思索只图痛快地答道。

“你不高兴‘抱’？约都立过了，礼也行过了，你还说这种话？”陈姨太吃了一惊，看了王氏一眼，然后冷笑道。她又换了强硬的语气说：“你要变卦，我们去找三老爷、四老爷评理去，看有没有这种道理？”

王氏愣了一下，一时说不出话来。但是她的脑子里忽然一亮，在那里浮现出一所房屋，然后一堆股票。这是多么可爱的东西！渐渐地她觉得自己明白过来了。她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她把一层淡淡的笑容装上她的流着汗的脸，她做出心平气和的样子对陈姨太说：“陈姨太，你的脾气也未免太大了。你还没有把我的话听明白。我既然把六娃子‘抱’给你，岂有变卦的道理？不过六娃子顽皮，我打他，骂他，也是应该的。”

“我晓得，打是心疼，骂是爱，”陈姨太看了王氏一眼，冷冷地讥讽道。

王氏的眉毛往上一竖，脸上又泛起了红色，她不高兴地哼了一声。她轻轻地咬着嘴唇，想了想，脸上慢慢地现出了笑容。最后她让步地说：“陈姨太，你不要说这种挖苦话。我们坦白地说吧，你跟我作对，也没有好处。你既然把我的六娃子‘抱’过去，我们两个人就应该和和气气，不要再像从前那样寻仇找气。”

陈姨太的两只手仍旧爱护地抚着觉世的头，她的疑惑的眼光停留在王氏的脸上。她听见那几句不带怒气的话，同意地点了点头。那些话很明白地进了她的耳朵，她觉得它们是合理的。她的手还放在觉世的头上，这个孩子把她们两个人拉在一起。觉世如今是她的幸福的根源，王氏也不再是她的仇人了，而且王氏又毫不骄傲地对她说出和解的话。这应该是她求之不得的。所以她也露出笑容，温和地答道：“四太太，我刚才是随便说话，请你不要见怪。我晓得你是个明白事理的人。我自然懂得你的意思。其实我素来就说：我们公馆里头就只有你四太太一个人懂得道理。”她无意间又显出了她的谄谀的本领。

这最后一句话安定了王氏的心。她喜欢这种过分的恭维。她看得出陈姨太并没有一点讥讽的意思。她又笑了笑，算是回答陈姨太。她看见觉世还偎在陈姨太的胸前，不抬起脸来，便柔声对他说：“好了，六娃子，你也不要再哭了。你站好，我们出去。”

“六娃子，你不要怕，乖乖地跟我出去。等……会儿就要送新核桃来了，你要吃多少，有多少！”陈姨太爱怜地俯下头安慰觉世道。

“我要吃‘冰粉儿’，”觉世离开陈姨太的前胸，伸了一只手揩眼睛，噘起嘴说。

“好，就熬‘冰粉儿’给你吃，”陈姨太溺爱地答道。她还讨好地加一句：“我回去就喊人给你摘荷叶、莲蓬。”

“我不要了，”觉世摇摇头说。他又揉了揉自己的塌鼻头，才放下手望着陈姨太：“你明天带我去看戏。”

“好，现在没有事了。今天委屈了你。现在好好地跟我回屋去，”陈姨太满意地对他说，又牵起了他的手。

“我们先去找大嫂。”王氏接下去说，便移动脚步离开湖滨。

“找她做什么？”陈姨太惊讶地问道，她的眼光和思想都集中在觉世的身上。

“陈姨太，你涵养真好！怎么就忘记了先前的事情？”王氏惊奇地看着陈姨太，她不明白陈姨太为什么要问这句话。

“啊，”陈姨太恍然吐出了这一个字。她想着，脸上慢慢地露出一种不光明的笑容。

她们带着觉世走出园门，经过觉新房间的窗下，听不见一点声音，知道觉新还没有回家。她们走出过道，便一直往周氏的房里去。

周氏在房里同张太太母女谈话。那两个客人刚来不久，张太太正在听周氏叙说高家最近发生的事情。

陈姨太和王氏带着一阵香风和一脸怒容走进房来，以为可以向周氏发一通脾气。但是她们意外地看见那两个客人站起来招呼她们，不觉怔了一下。失望的表情浮上了她们的脸。她们勉强装出笑容向客人行了礼，便坐下来。她们默默地望着彼此的脸，脸上的表情不断地在变化。

张太太不会知道这两个人的心事。但是琴和周氏却猜到了。周氏知道她们一定是来找她生事的，不过看见张太太在这里，她们只得把来意隐藏起来。王氏和陈姨太对张太太素来没有好感，不过她们多少有点怕她。她们知道她是一个正直的人，在她们这一辈里她的年纪最大，克明还是她的弟弟，他跟她说话也带一分敬意（虽然态度并不过于亲切）。所以像陈姨太和王氏这样的人也不敢在她面前放纵她们的感情，施展她们的计谋。

她们的这种心理的变化已经被周氏和琴看出来了。不过琴并不重视这个。她只觉得这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周氏虽然摆出并不知道她们来意的神气，心里却有点不安。她跟张太太讲话的时候，还常常偷看她们。

张太太已经从周氏那里知道了陈姨太抱孙的事。她对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意见。她看见觉世像一个被溺爱的孩子在陈姨太身边扭来扭去，小声地要求什么，便客气地向陈姨太说了两句道喜的话。

满意的笑容飘上了陈姨太的脸，她带着微笑对张太太讲话，在她的脸上已经看不到愤怒的痕迹了。这时张氏带着翠环从外面进来。谈话又暂时中断。主人跟客人互相行过礼后，大家重新坐下，又找了一些话题继续谈起来。

忽然门帘一动，从堂屋里走进来沈氏。她向张太太行了礼（琴也向她请了安），便拣了门边一把椅子坐下。她脸上虽然敷了一点白粉，但是仍旧现出憔悴的颜色。眼皮略微下垂，眼光向下，眼睛似乎有点红肿。她孤寂地坐在那里，不笑，也不说话。张太太惊愕地想：“怎么她今天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周氏知道这个变化的原因，怜悯地看了她一眼。王氏的胜利者的威逼的眼光却不肯放松这张带可怜相的脸，它们像锋利的刀叶在那上面刮来刮去。

张太太在跟张氏谈话，她们讲的是克明的事情，只有周氏偶尔插进去讲几句。陈姨太俯下头在跟小小的觉世讲条件，觉世不知道为什么事情正噘着嘴。王氏沉默着。她却在想主意，人可以从她脸部的表情猜出来。她时时还把轻视的眼光掷到沈氏的脸上去。沈氏似乎被悲愤和绝望完全压倒了，对于王氏的挑战的表示，她并没有回答。

这一切都被琴看出来了。这间屋子里不和睦的空气窒息着她。她感到一种压迫。同时还有一个希望在前面向她招手。她很想马上到那个地方去，跟淑华姊妹见面谈话，省得坐在这里听她们谈论这些琐碎的事情。翠环在旁边给周氏装烟。琴不时把眼光掉去看翠环。翠环明白她的心思，便对她微微地一笑。

“翠环，你看见三小姐没有？”琴问道。

“我没有看见。绮霞也不在。多半三小姐带她到花园里头去了。三小姐不晓得你今天要来，她没有在外头等你。”翠环含笑答道，她希望这几句话被周氏听见，会让琴到花园里去。

“三姐在花园里头。她刚才还跟婆吵过架，”觉世卖弄似地插嘴说。他不过随便讲一件他知道的事情，此外再没有别的心思。

众人惊讶地望着陈姨太，连沈氏的脸上也现出了惊愕的表情。陈姨太觉得自己脸上发烧。她没有准备，一时说不出话来。但是王氏却以为机会到了，她自然不肯白白地放过它，她不慌不忙地说：

“大嫂，我正要跟你谈这件事情，现在大姑太太也在这儿，更好。刚才在花园里头三姑娘把我同陈姨太都骂过了。三姑娘还骂陈姨太害死了少奶奶。后来老二也跑过来，帮他的妹妹说话。大嫂，我来问你这件事情究竟应该怎样办？他们是你的儿女，我又不便代你管教。不过做长辈的决没有受气的道理！你总要想个办法。你如果不责罚他们，以后出了事情可怪不得我。”

王氏说下去，脸上愤怒的表情越积越多。但是在她的脸上，眼角和嘴边都仍然露出一种阴谋家的狡猾。

“是啊，大太太，我要请你给我出这口气。三姑娘今天骂了我。连老太爷在时，他也没有骂过我。三姑娘是小辈，她敢欺负我？我这口气不出，我就不要活了！”陈姨太连忙接着王氏的话说下去，好像她们两人预先商量好了这种一唱一和的办法。陈姨太说到后来，便埋下头去，摸出手帕揩眼睛。

张太太皱着眉头不满意地说：“这太不成话了，的确应该教训他们。”

周氏受窘地红了脸。诉苦般地对张太太说：“大姑太太，你看我做后娘的有什么办法？他们父亲素来喜欢他们，把他们‘，质使’了，养成这个脾气。我说他们，他们又不听。我又不好责骂他们。我又怕人家会说闲话，说我做后娘的偏心。”周氏有点讨厌王氏和陈姨太，所以不直接回答她们，同时她也难找到一个适当的答复。

“那么我们就应该白白地受他们的气？”王氏挑战地对周氏说。

周氏也变了脸色。她仍然不直接回答王氏，却对张太太说：“大姑太太，今天幸好你在这儿，就请你来作主。你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不说一句话。”

张太太严肃地答道：“我看是应该教训的。先把他们喊来问问再说。”

琴在这些时候跟翠环两个交换了好多次焦虑的眼光。她想不到她一句无心的问语会引起这么重大的后果，而且给她所爱的两个人招来麻烦。她觉得这件事情严重，还是因为她母亲说了“应当教训”的话，她母亲似乎还准备做一件“卫道”的事情。周氏说出请张太太“作主”的时候，琴怀着希望地看她的母亲，等候她母亲的决定。

张太太的答话自然使琴失望。不过它们还不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她相信旧势力不可能带给觉民大的伤害。不过由于她的关心和爱护，她又暗暗地抱怨他不该冒失地做出这种不小心的事情，给自己招来一些无谓的麻烦。

“我看三姑娘的脾气也不大好。我们从前在家里当姑娘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张氏应酬似地说了两句话。

“翠环，你到花园里头去把三小姐、二少爷喊来，”周氏听见张太太的话便吩咐翠环道。

“是，”翠环连忙答应一声。她放好水烟袋，又偷偷地看了琴一眼，微微地点一下头，便出去了。

琴知道翠环会把这里的情形说给觉民和淑华听，使他们进来以前先有准备，她也就放了心。

后来翠环陪着觉民兄妹进来了，绮霞跟在他们后面。觉民和淑华两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觉民的微笑是很安静的；淑华的却带了一点愤怒和激动。淑贞脸色灰白，垂着头用畏惧的眼光偷偷地看几个长辈的面容。

翠环进屋以后，她的眼光最先就射在琴的脸上。她对着琴暗示地微微一笑。琴了解她的意思，也用眼光回答了她。琴看觉民，觉民的充满自信的表情更安定了琴的心。淑华的略带骄傲的笑容增加了琴的勇气。琴很满意，她反而觉得先前的焦虑是多余的了。

觉民兄妹向张太太行礼，张太太仍旧坐着，带一点不愉快的神气还了礼。觉民和淑华就站在屋中间，淑贞走到琴的身边去。周氏第一个发言。她正色地说：

“老二，四婶同陈姨太说你跟三女刚才在花园里头骂过她们。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现在当着你姑妈的面说个明白。”

张太太没有说什么。

“妈，我并没有骂，我不过把三妹拉走了，”觉民不慌不忙地答道。

“那么三姑娘骂过了？”张太太沉下脸问道。

“三妹也并没有骂什么，不过说了几句气话，”觉民没有改变脸色，仍旧安静地回答道。

“没有骂什么？难道三姑娘没有骂我害死少奶奶吗？哪个说谎就不得好死！”陈姨太插嘴骂起来。

“是我骂过的，我骂了你又怎样？”淑华马上变了脸色，气愤地答道。

张太太望着淑华，她的圆脸上现出了怒容，责备地说：“三姑娘，你年纪也不小了，怎么骂出这种话来？况且她们是你的长辈……”

淑华不等张太太说完，便赌气地打岔道：“做长辈的也该有长辈的样子。”

“三女！”周氏着急地干涉道。

“三姑娘，你少胡说！我们的事情没有你讲话的资格。什么是长辈的样子？你今天给我说清楚！”王氏猛然拍一下桌子，大声喝道。

淑华气红着脸，她还要争辩，觉民却在旁边低声阻止道：“三妹，你不要响。等我来说。”淑华便忍着怒气不响了。她退了两三步把背靠在连二柜上。

“三姑娘，你这个样子太不对了。你还敢当着我们的面骂人。你妈刚才还请我来教训你。我想到你过世的爹，我不能不管你！”张太太板起脸对淑华说。

觉民打算说话，却被淑华抢先说了。她替自己辩护道：“姑妈，我并没有错！”

“你还说没有错？你凭什么骂陈姨太害人？你又凭什么跟你四婶吵架？你做侄女的也有侄女的规矩……”张太太红着脸严厉地责备道。

觉民忽然冷冷地插进一句：“那么做长辈的也该有长辈的规矩。”但是张太太并不理睬他，仍旧继续对淑华说话：

“你不要再跟我争。你好好地听我的话，认个错，向你四婶和陈姨太赔个不是。我就不再追究这件事情。不然，三姑娘，你妈刚才说过要我来责罚你。”

“那么请姑妈责罚好了，”淑华昂起头挑战似地说。她只有一肚皮的怨愤。她不能够让步。她不能够屈服。

这句话激怒了几个人。连周氏也觉得淑华的态度太倔强了。在长辈中只有沈氏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不说一句话。淑华的强硬的态度和锋利的语言使沈氏感到非常痛快，她觉得淑华在替她报仇。

张太太瞪了淑华一眼，突然站了起来。她的严肃的表情使人想到她要做一件不寻常的事情。翠环和绮霞的脸色也变白了。淑贞吓得连忙把脸藏在琴的膀子后面。琴的脸发红，她的心跳得急了，她睁大两只眼睛望着她的母亲。

淑华的一张脸变得通红。她一点也不害怕。她有的只是恨。她预备接受她所要遭遇到的一切。她没有武器，但是她有勇气。

觉民的面容也有了变化。那种安静的有时带了点讥讽的表情现在完全看不见了，另外换上一种严肃的但又是坚决的表情。他在思索。他的思想动得很快。他看见张太太站起来，他害怕淑华会受到责罚，马上庄重地、而且极力使声音成为平静地对张太太说：

“姑妈要责罚三妹，也应当先把事情弄个明白，看三妹究竟错不错……”

琴感激地望着觉民，淑贞、翠环、绮霞都怀着希望地望着他的面容。张太太却不耐烦地打岔道：“老二，三姑娘当面骂长辈，你还说她不错？”

但是觉民却固执地说下去，他的声音仍然很坚定，很清楚。他说：“姑妈，你想想看，三妹无缘无故怎么会骂起陈姨太来？又怎么会跟四婶吵架？是她们找着三妹闹的。她们做长辈的就不该找三妹吵架，她们就不该跟三妹一般见识……”

张太太这时又坐了下去。陈姨太却伸长颈项，威胁地说：“二少爷，你不要瞎说，你自己也骂过人的。你今天也逃不了。”

陈姨太的话触怒了觉民，他憎厌地答复她一句：“让我说下去！”

王氏不能忍耐地干涉道：“姑太太，我们不要再听这种废话。你说该怎么办？今天非把他们兄妹两个重重责罚不可！如果再让大嫂把他们纵容下去，”她的脸上露出一下狞笑，“我们的家风就会败坏在他们手里头。姑太太，你如果办不了，你作不了主，我就去请三哥来办。”

周氏气得脸色发白，说不出一句话，只得求助地望着张太太。

“四弟妹，你不要性急，等我同大嫂商量一个办法，”张太太敷衍王氏地说。她忽然注意到觉新在通饭厅的那道门口，站在三四个女佣的中间，便高声唤道：“明轩，你来得正好。你的意思怎样？你说应不应该责罚他们？”

觉新回到家里，听说姑母来了，马上到上房去见她。他走进饭厅，听见觉民在大声说话，又在门口看见了屋里的情形，他猜到这是怎么一回事情，便站在女佣中间静静地听觉民讲话。他的思绪很复杂，他的感情时时刻刻在变化，不过总逃不出一个圈子，那就是“痛苦”。他本来不想把自己插身在这场纠纷中间，他还听见黄妈在他旁边说：“大少爷，你不要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姑母在唤他，他只得硬着头皮走进去。

觉民听见张太太的话，不让觉新有机会开口，便抢着接下去说：

“姑妈，你是个明白人，不能随便听她们的话。说到家风，姑妈应该晓得哪些人败坏了家风！没有满服，就讨姨太太生儿子，没有‘满服’，就把唱小旦的请到家里来吃酒作乐，这是什么家风？哪个人管过他们来？我没有做错事情，三妹也没有做错事情。我们都没有给祖宗丢过脸！”觉民愈说愈气，话也愈急，但是声音清晰，每个人都可以听明白，而且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力量（只有琴略略知道这种力量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是从一种坚强的信仰来的。他虽然知道自己知识浅薄，但是他相信在道德上他的存在要高过他们若干倍，他全家的人部不能够损害他的存在，因为那些人一天一天地向着那条毁灭的路走去），多少慑服了那些人的心。他知道他们（觉新也在内）想打断他的话，然而他决不留给他们一个缝隙。“三妹固然提到陈姨太害死嫂嫂，其实她讲的并不错。嫂嫂一条性命就害在这些人的手里头。姑妈，你该记得是哪个人提出‘血光之灾’的鬼话？是哪些人逼着大嫂搬出去？她们真狠心，大嫂快要‘坐月’了，她们硬逼着她搬到城外去，还说什么‘出城’，什么‘过桥’，让她一个人住在城外小屋子里，还不准大哥去照料她。她临死也不让大哥看她……眼！这是什么把戏？什么家风？什么礼教？我恨这些狠心肠的人！爷爷屋里头还有好多古书，书房里也有，三爸屋里也有。我要请姑妈翻给我看，什么地方说到‘血光之灾’？什么地方说到应该这样对待嫂嫂？姑妈，你在书上找到了那个地方，再来责罚我、责罚三妹，我们甘愿受罚！”

觉民突然闭了嘴。这次是激情把他抓住了。他的脸在燃烧，眼睛里也在喷火。他并不带一点疲倦的样子，他闭嘴并非因为精力竭尽，却是为了要听取她们对他的控诉的回答。他的表情和他的眼光是张太太和王氏这些人所不能够了解，而且从未见过的。她们在他的身上看不出一点软弱。他在她们的眼里显得很古怪。他的有力的语言，他的合于论理的论证把张太太的比较清醒的头脑征服了。张太太并不同意他的主张，不过她知道自己无法推翻他的论证。不仅是这样，觉民的话还打动了她的心。她想起了那个无法抹煞的事实，她的心也软了。再奇怪的是屋里起了低声的抽泣。淑贞哭了。琴和淑华也掉了泪。翠环和绮霞也都暗暗地在揩眼睛。周氏低着头，她又悲又悔，心里很不好过。觉新埋下头，一只手紧紧地抚着心口。

“不过这也是当初料不到的事，”张太太温和地解释道，连她现在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陈姨太看见这种情形，觉得自己又失去了胜利的机会。张太太多半不能够给她帮忙了。她有点扫兴，这的确使她失掉一半的勇气。不过她不甘心失败，她还要挣扎，况且这时候还有王氏在旁边替她撑腰。所以她等张太太住了嘴，马上站起来，指着觉民说：“你乱说！你诬赖人！这跟我又有什么相干？是少奶奶自己命不好！我问你：老太爷要紧，还是少奶奶要紧？”

“当然老太爷要紧啊。我们高家还没有出过不孝的子孙，”王氏连忙附和道。

“那么现在还有什么话说？二少爷，你提起这件事是不是‘安心’找我闹！老实说，你这个吃奶的‘娃儿’，老娘还害怕你？”陈姨太突然精神一振，眉飞色舞地说。

“我没有跟你说话！”觉民板起脸厉声说。他故意用这句话来骂王氏，不过却是接着陈姨太的话说下去的，因此别人不容易觉察出来。“爷爷要紧，并不是说为了他就应该害别人！况且这跟爷爷有什么关系？只有疯子才相信产妇在家生产会叫死人身上出血的这种鬼话！你们讲礼教，把你们的书本翻给我看。”他又激励那个始终垂着头的觉新说：“大哥，你为什么还不做声？大嫂是你的妻子，她死得那样可怜。她们还骂她该死！你就不出来替她说一句话？”

觉新突然扑到张太太的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两只手蒙住脸，带哭地说：“姑妈，请你给我作主，我不想活了。”

“明轩，你怎样了？”张太太惊恐地站起来大声说。这时候好几个人都离开座位站起来。她们惊惶地望着觉新。

“姑妈，请你责罚我。二弟他们没有错，都是我错。我该死！”觉新哭着恳求道。

“明轩，你起来，”张太太俯着身子想把觉新扶起来。但是觉新只顾挣扎，她哪里拉得动他！

“我该死，我该死，请你杀死我，请你们都来杀死我……”觉新只顾喃喃地哀求道。

“你们快来扶一扶大少爷！”张太太张惶失措地说。

觉民第一个跑过去，接着是淑华和翠环，他们三个人都去搀扶他。大半还是靠了觉民的力气，他们终于把觉新扶了起来。觉新无力地垂着头低声抽泣，他不再说话了。

“你们送他回屋去吧，让他好好地休息一会儿，”张太太叹息似地挥手道。

“三妹，你们两个小心点把大哥搀回屋去，”觉民低声嘱咐淑华道。翠环也听见这句话，她和淑华两人都点头答应了。觉民便抽出自己的身子，让她们扶了觉新出去。站着的人重新坐了下来。

琴站起来跟着淑华她们出去。淑贞也跟着琴走了。

“老二，怎么你不去搀你大哥？”张太太看见觉民抽身出来，惊讶地问道。

觉民答应一声，但是他还迟疑了一下，才掉转身子从通饭厅的门走了出去。

“姑太太，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这样就算了？这真是虎头蛇尾！”陈姨太看见觉民跨出了门槛，便不高兴地大声质问张太太。

“陈姨太，这件事情我管不了，请你去找三弟吧，”张太太疲倦地答道。

陈姨太满脸通红，仿佛擦上了一层红粉。她连忙掉头去看王氏，希望从王氏那里得到一点鼓励。

“大嫂，我问你，到底责罚不责罚那两个目无尊长的东西？你如果管不了，我就去找三哥，那时你不要怪我才好！”王氏昂起头威胁地对周氏说。

“我实在管不了。四弟妹，你去找三弟管也好，”周氏冷冷地答道。

“三弟也管不了许多事情，他的体子近来很不好，”张氏故意对周氏说。她也觉得王氏和陈姨太两人闹得太无聊了。

王氏的脸色又一变，她马上站起来指着周氏骂道：“好，大嫂，你不要瞎了眼睛，以为我是好欺负的？你等着看，我总有一天会来收拾那两个小东西！”她又回头对陈姨太说：“陈姨太，我们走！不要再跟不懂道理的人多说话。”

“哼，大太太，你少得意点！他们有一天总会落在我手里头！”陈姨太也站起来对周氏骂道。

这种空洞的威胁只能算是这两个女人企图挽回自己面子的解嘲。她们说完，自以为得到了胜利，便扬长地从通堂屋的门走出去了。陈姨太的一只手还牵着那个不时在做怪相的觉世。

31

淑华和翠环把觉新搀进他的房里。她们打算把他扶进内房去，让他在床上睡一阵。但是觉新不想睡，他觉得自己的精神好多了，神志也清醒了。他向她们说了两三句感激的话。他要坐在活动椅上看书，便离开她们，独自走到书桌前去。

琴和淑贞进来了。翠环看见琴便说：“琴小姐，请你劝劝大少爷，他不肯歇一会儿。他精神不好，还要看书。”

琴点点头，连忙走到觉新的身边。觉新已经坐在活动椅上了。琴伸手轻轻地拉他的膀子，温柔地劝道：“大表哥，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折磨你自己？你也该爱惜你的身体。”

觉新没有答话。淑华也走过来帮琴劝他：“大哥你还是去睡一会儿吧，你的气色很不好。”

“你们都看见的，像我这样活下去有什么意思？不如索性让我死了，她们也就安心了，什么事情都没有了，”觉新又用两只手蒙住脸，绝望地说。

“大哥，你怎么说起死来？我们受了气就应当想个法子出气。你一个人悄悄地死了，又有什么好处？”淑华关心地抱怨道，她想不透为什么她哥哥会说出死字。

“大表哥，三表妹说得很对，”琴接下去说，“对那些人，你不该再让步。你应当跟他们奋斗。你自然容易明白：你还有前途，他们却没有将来。你应该好好地保重你的身体。”

“保重身体？我这个身体有什么值得保重？我活下去又能够做什么事情？”觉新痛苦地挣扎道。他忽然放下手掉头看淑华，惊讶地问道：“怎么你也来了？她们没有责骂你吗？二哥呢？”他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似的，他的泪痕未干的脸上忽然现出了恐怖的表情。

“姑妈喊我搀你出来的。她没有骂过我一句，”淑华温和地笑道。她的笑容里有一点得意的成分。觉新的恐怖马上消失了大半。淑华又说：“二哥多半还在那儿。不过我想姑妈也不会骂他。我看，姑妈后来也好像明白了。不然她怎么肯放我走？”

“翠环，”觉新看见翠环也在屋里，便唤了一声。

翠环答应着，就走到了觉新的面前。

“难为你去看看二少爷是不是还在大太太屋里头，有没有什么事情？”觉新温和地吩咐着。

翠环愉快地答应着。但是她刚刚掉转身子，便看见觉民掀开门帘从外面进来。她唤了一声：“二少爷。”

“二哥，你挨到骂没有？”淑华惊喜地问道。

“二表哥，事情就了结了？”琴看见觉民的安静的面容，便也放了心，只是低声问了一句。

“我连一句骂也没有挨到。你们走过后，姑妈就喊我走了。不过我出来还站在窗子外面听了一阵，”觉民带笑答道。

“以后又怎样？你听见什么话没有？”琴继续问道。

“以后自然是四婶同陈姨太两个人说话。不过她们说了两句，就气冲冲地走了。”觉民满意地说，他觉得今天又是他们得到了胜利。

“这倒是想不到的，我以为今天至少总要挨一顿好骂，”淑华高兴地说。

“三妹，你少高兴点。我看她们一定会想法报仇的，以后恐怕有更多的麻烦，”觉新皱着眉头说。

“再多的麻烦我也不怕！她们总不敢杀死我！”淑华毫无顾虑地接嘴道。

“她们会找到我身上来的。你们得罪她们，她们会在我身上报仇，”觉新焦虑地说。

房里静了一会儿，翠环忽然说：“大少爷，我去打盆脸水来，你好洗帕脸。”她便到内房里去拿了面盆出来，又到外面去了。

觉民的眼光落在觉新的脸上。觉民似乎想用他的坚定的眼光来安定他大哥的心。他温和地劝导说：“大哥，你为什么总是这样软弱？你总是这样看轻你自己！我们跟你又有哪点不同？固然你是承重孙，不过你应该看得出来：我们家里头，什么都完了。没有人可以管我，也没有人可以管你。那些长辈其实都是些纸灯笼，现在都给人戳穿了。他们自己不争气，立不出一个好榜样，他们专做坏事情，哪儿还配管别人？只要你自己强硬一点，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可以伤害你？都是你自己愿意服从，你自己愿意听他们的话，他们才厚起脸皮作威作福……”

“二弟，你悄声点，”觉新恳求道。他对觉民的话还有一点疑惑。他带了点固执地答道：“你的话固然有一点道理。不过你还不大清楚我们家里的情形。事实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简单。”

在这间屋子里的人，除了淑贞外，都不满意觉新的话。淑贞静悄悄地坐在方桌旁边，她的眼光就在写字台前面那几个人的脸上慢慢地移动。淑华站在窗前，把身子靠在窗台上。琴靠着写字台向外的一头。觉民立在觉新的背后。但是觉新把椅背转向窗台的时候，觉民的脚并没有移动。

“大表哥，我总觉得你想得太多一点，”琴不以为然地说。觉新没有答话。翠环端了一盆水从外面进来，她把面盆捧到内房去。琴又说一句：“你把事情看得太复杂了。”翠环绞了一张脸帕拿出来，送到觉新的面前。

“翠环，难为你。你没有看见何嫂？”觉新接过脸帕，对她说。

“何大娘在后面洗衣裳，”翠环答道。等到觉新把脸帕递还给她的时候，她又问一句：“大少爷，你再洗一帕吗？”

“我够了，难为你，”觉新客气地答道。

“琴小姐，你看大少爷真客气。这一点小事情，他就说了两回难为，”翠环望着琴带笑说。

琴好心地笑了笑。她温和地说：“翠环，不说大少爷，连我也不好意思把你当丫头看待。”

“二姐昨天来信还嘱咐我们好好地待你。她不是要你给她写信吗？你写了没有？”淑华插嘴说。这最后一句话使得翠环的脸上泛起了红霞。

“我没有写，我写不好。二小姐只教我认得几个字，我不会写信，”翠环害羞地答道。

“写不好，也不要紧。我也写不好。你写吧。你写好就请琴姐给你改，”淑华鼓舞地说。

“我写不好，哪儿还敢拿给琴小姐看？”翠环略带窘相地答道。

绮霞在房里出现了，好像她是来给翠环解围似的。她对觉新说：“大少爷，太太、姑太太喊我来问你现在好些没有……”

“我现在好了，你回去对太太、姑太太说，多谢她们，”觉新带笑答道。

“绮霞，我问你，太太她们现在在做什么？”淑华插嘴问道。

“刚刚摆好桌子，就要打牌了，”绮霞答道。

“打牌？人怎么够？”淑华觉得奇怪地问道。

“还有五太太，她今天倒做个好人，连话也害怕多说，”绮霞笑着回答。

“绮霞，你听见太太、姑太太她们说什么没有？”觉新还带了点忧虑地问道。

绮霞明白他的意思，便答道：“她们说四太太、陈姨太不对，故意找事情来闹。”她望着淑华微微一笑，再说：“不过姑太太、三太太都说三小姐、二少爷的脾气也太大一点……”她不说下去了。

琴马上看了觉民一眼，觉民笑了笑，也没有说话。但是淑华却不高兴地说：“我这个脾气是生就的，她们也把我改不转来。”

“这倒对，她们现在想改我们的脾气，可惜太晏了，”觉民同意地加上这一句。他又笑笑。

“大少爷还有什么吩咐？我要回去服侍太太她们，”绮霞望着觉新说。

“好，你去吧，”觉新有气无力地答道。“我等一会儿来看姑太太她们打牌。”

绮霞应了一声。翠环便说：“绮霞，我跟你一起去。”她要去给张氏装烟。

“你不要去，三太太喊你就在大少爷屋里头服侍大少爷同琴小姐，”绮霞对翠环说。“不过你不要忘记等一会儿去看倩儿的病。我多半去不成了。”

绮霞匆匆地走出房去。淑华便问翠环：“倩儿怎样了？她害什么病？凶不凶？”

翠环听见说到倩儿，便收起笑容，忧虑地回答道：“倩儿病了几天了，连饭也不能吃。四太太到昨天才喊人请了医生来，开了方子捡药来吃，也不见效。她瘦得只有皮包骨头。我同绮霞昨晚上去看过她。”

“医生说是什么病？”觉新间道。

“医生说不要紧，吃一两付药就好了。不过我们看见倩儿一天比一天更不行了。四太太起初还骂她装病，等到她实在爬不起来了，才没有管她，”翠环痛苦地说，同情激动着她的心，她不知不觉地想起了自己的身世。

在这屋里另一些人的眼中，倩儿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婢女。他们跟她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但是翠环的话却把一股冷风带到房里来了。

“四婶也不请个好医生给倩儿看病，”淑华抱怨道。

“三小姐还说好医生？我们做、广头的害病，只要有医生来看，那就是很好的福气了，”翠环的声音里带了一点讽刺的调子，她自己也不曾注意到。

“那么你带我去看看倩儿，”淑华忽然下了决心吩咐翠环道。

“三小姐，你真要去？”翠环惊问道。

“当然是真的。你看我从来说话有没有过不算数的？”淑华自负地说。没有人阻止她。大家都用鼓励的眼光看她，她便催促翠环道：“你还耽搁什么？我们要去，现在就走！”她站起来，预备动身。

“不过我们太太吩咐我在这儿服侍大少爷，”翠环忽然迟疑地说，她望了望觉新。

“不要紧，你去你的，”觉新温和地说。他又掉头谨慎地提醒淑华道：

“三妹，你当心点，不晓得是什么病，会不会传染。”

“我晓得，”淑华并没有留意觉新的话，不过含含糊糊地把它们听进了耳里，顺口回答了一句，便和翠环两人走出去了。

她们跨进通桂堂的小门，经过克安住房的窗下，进了桂堂，再从一道门出去。在桂堂后面，那个长了几株大核桃树和梧桐的大坝子里（地上凌乱地躺着一些破折的树枝），有两间阴暗低狭的偏屋。她们走到门口，翠环忽然问淑华道：“三小姐，这儿你没有来过吧？”

“我从前来过两三次，不过已经很久了，”淑华带笑地答道。她忽然听见轻微的呻吟声，马上把笑容收敛起来。

翠环先跨进门槛。屋里只有粗劣的桌子、板凳和木板床。没有人，却有一种触鼻的臭味。没有地板，土地好像是湿的。这里还有一道小门，淑华跟着翠环跨过它进到里面房间去。

这是一个更小的房间，而且比外面的一间更阴暗。房里只有一张方桌，两张床和两根板凳。倩儿睡在靠里那张矮床上，床前一根板凳上放着一个空药碗。床头角落里还有一个马桶。淑华一进屋，便看见一张瘦小的黑脸静静地摆在枕头上。

“倩儿，三小姐来看你了，”翠环走到床前亲切地对床上的病人说。

病人想说话，没有说出来，却哼了一声。她慢慢地把脸掉向外面看。

淑华走到床前，把眼光投在病人的脸上，温和地唤了一声：“倩儿。”

倩儿的眼光终于找到了淑华的脸。她无力地动着嘴，勉强做出微笑，但是这微笑还是被痛苦的表情掩盖了。她唤出一声：“三小姐。”她把手压着床板想撑着坐起来。

“倩儿，你不要起来。你好好地睡下，”淑华连忙做手势阻止道。她又对翠环说：“你喊她不要起来。”

翠环俯下头去对倩儿讲话。倩儿的身子动了几下，她勉强坐起来。但是她马上发出两三声痛苦的呻吟。她的手松了，她又倒了下去。过了片刻，她才睁大眼睛，喘吁吁地对淑华说：“三小姐，多谢你。”

“你今天好点吗？”淑华怜悯地问道。

“今天不见得好，心里难过得很，”倩儿感激地望着淑华，刚睁大了眼睛，又把眼皮垂下来，她喘着气一字一字地说出这两句话。两只苍蝇在她的脸上爬着，她也没法赶走它们。床沿上和那幅黄黑色的薄被上，都有好些苍蝇安闲地爬来爬去。板凳上和药碗口也都贴着几只金苍蝇。倩儿的嘴闭上以后，屋子里就只有苍蝇的叫声。

“怎么苍蝇这样多？”淑华带点嫌厌地说。她的袖子上也贴了一只苍蝇，她挥手把它赶开了。

翠环刚在病人的床边坐下来，便回答淑华说：“倩儿害了病，这儿还有哪个人肯来打扫？”她又侧头问倩儿：“你热不热？她们也不给你留一把扇子。”

“有点热，不过现在也不觉得了，”倩儿有气无力地答道。她又看看淑华，然后央求翠环道：“我想吃点茶，不晓得外边有没有。难为你，给我倒半杯冷茶也好。”

淑华无意地把眼睛掉去看方桌。那里并没有茶壶和茶杯。

翠环站起来，气愤地抱怨道：“李大娘她们也太不近情理，连茶壶也不给你拿来。”她走出去，拿了一个粗茶杯进来。她把茶杯放在板凳上，一面对倩儿说：“倩儿，这儿只有冷茶。等我出去在三太太屋里给你倒杯热茶来，好不好？”

倩儿看见茶杯，她的眼里发了光，连忙伸出手，着急地说：“翠环，快递给我，我就要吃冷茶。我口渴得很。”

“冷茶吃不得。吃了怕犯病，”翠环关心地劝阻道。

“不会，不会。我心里烧得厉害。我就要吃冷茶，”倩儿张开口，喘着气，用尽气力地对翠环说。她的眼光好像是一股快要熄灭的火，还对着那个茶杯在燃烧。她又诉苦地说：“她们连一杯茶也不倒给我。我又请不动一个人。翠环，你可怜我。”

“翠环，你就给她吃吧，”怜悯搅乱了淑华的心，她觉得应当满足病人的这个小小的要求。

翠环迟疑了一下，才从板凳上端起茶杯，给病人送去。倩儿看见茶端来了，便撑起身子，伸出颤抖得很厉害的手去接茶杯。翠环连忙扶着她。她两手捧着杯子，把这杯红黑色的冷茶当作美味似地捧到嘴边去。翠环还在说：“你少吃点。”但是倩儿俯下头，张开口，咕嘟咕嘟地喝着，很快地便把茶汁喝光了。茶汁还从她的嘴角滴下来，落在那幅薄被上。她痛快地叹了一口气，把杯子递还给翠环，自己力竭似地倒在床上。

“三小姐，你回去吧，这儿脏得很，”倩儿注意到淑华的眼光还定在她的脸上，感激地望了望淑华，慢慢地说。

“不要紧，”淑华温和地答道。她又安慰倩儿说：“你好好地养一下。你的病不要紧。过几天就会好的。”

“三小姐，多谢你。不过我吃了药也不见效，只有一天比一天凶。我晓得我多半活不长了，”倩儿绝望地说，她的眼里忽然淌出了泪水。

淑华觉得心里很难过。她看看翠环，发觉翠环的眼圈也红了。她默默地站在那里，咬着嘴唇。她听见翠环说：

“你这点小病，哪儿会医治不好的？你不要胡思乱想。我等一会儿给你送把扇子来。你今天什么时候吃的药？”

“今天早晨吃过一道，这付药就只吃过一道，”倩儿低声答道。

“那么现在应当吃药了。李大娘她们也不给你煨一下，”翠环接着说。她用眼光在屋里找寻药罐。药罐静悄悄地立在板凳脚边。她又说下去：“我就去把药煨给你吃。害病不好好吃药，病怎么会医得好？”她弯着腰拿起药罐来。

“如果明天再不见效，还是另外请个好点的医生来看吧，我去对大哥说，”淑华温和地说。

“是。三小姐，你请回去吧。我去给倩儿熬药去。我等一会儿再出来服侍大少爷，”翠环拿着药罐对淑华说。

“三小姐，多谢你，请回去吧，”倩儿在床上动着头吃力地说。“我平日没有服侍过你，你倒来看我。我病好了，再给你道谢。”她的微弱无力的眼光表示着深的感激。

“你还是好好地将息将息。翠环她们会照料你的。你吃过什么东西吗？”淑华亲切地说。

“我没有吃。李大娘给我端来的饭菜，我实在不能吃。我一天就只吃点茶，还常常想吐。”倩儿望着淑华差不多一字一字地说。

“四婶也太狠心了，”淑华不平地抱怨了一句。她又换过语调对倩儿说：“不要紧，你想吃什么东西，告诉翠环，我喊人去给你买。你明天如果好一点，我喊人给你熬点稀饭。”

“多谢三小姐，三小姐真厚道，”倩儿感谢地说。她的脸上开始露出一点血色。但是接着她又带一种恐惧的表情说：“不过我们四太太一定不答应。她晓得一定不高兴。”

淑华听见这意外的话，怔了一下。翠环在旁边点醒她说：“三小姐，四太太的脾气你是晓得的。你要给倩儿买东西，只有偷偷地交给她，不要让四太太知道才好。”

“好，好，”淑华心里略微畅快地接连说。她又嘱咐病人几句话，便跟着翠环出去了。

她们跨出门槛，刚刚走了三四步，忽然听见房里响起呕吐的声音。翠环连忙站住对淑华说：“三小姐，请你先回去。等我进去看看她。”她撇下淑华，一个人回转身往倩儿的房间去了。药罐仍然拿在她的手里。

淑华站在院子里，她不舒服地叹了一口气，便急急地走上石阶，跨进了桂堂的门槛。

32

午饭后，张太太和周氏三妯娌继续着她们的牌局，觉新坐在旁边看她们打了两圈牌，便回到自己的屋里去休息。琴在淑华的房里坐了一会儿，觉民来唤她，她便和觉民一道出去。

“今天你要不要到社里去？”觉民间道，这个“社”字代表着利群周报社。

“我看还是不去好，”琴想了想回答道。她还害怕觉民不明白她的意思，又解释道：“妈今天心里有点不痛快。我又找不到借口，我不好走开。”她还鼓舞他道：“你一个人去也好。横竖你可以代表我。”

“不，我也不想去，今天也没有什么要紧事情。不过还有一二十页小册子的校样。我不去，也没有关系，惠如他们会替我看，”觉民低声说，他们已经走到了觉民的房门口。

“你为什么又不去了？我在这儿也可以同三表妹、四表妹一起耍，我又可以找大表哥谈谈，”琴温柔地说。她又用更低的声音加上一句：“是不是你害怕我一个人在这儿寂寞？”她亲切地对他微微一笑，又说：“不要紧，我还可以给三表妹讲书。”

觉民不做声，好像在想什么事情。他们已经走进房间了，他忽然对琴说：“我想跟你谈谈，我们到花园里头走走，好不好？”

琴惊讶地看了觉民一眼，含笑地答道：“好。”接着她又关心地问他：“二表哥，你心里头有什么事情？”

“没有。我们近来难得两个人单独在一起，我想同你走走随便谈谈话，”觉民略带激动地答道，他把他的充满爱情的眼光投在琴的脸上。

琴用同样含着深爱的眼光回答他的注视。她低声说：“我也愿意同你单独在一起。”

两个人沿着石阶走入过道，后来又进了花园的外门。

“我今天正替你担心，我还害怕你会受到委屈，”琴想起了今天发生的事情，望着觉民微笑道。“想不到你倒那样镇静，”她满意地说，“你不晓得我当时心跳得多厉害！”

“我晓得，我看见你的脸色，我就晓得。”觉民的脸上也出现了笑容。“我不怕。她们决不敢动我一下。我又没有做过什么错事。不过——”他把笑容收起来，想了想再接下去：“如果姑妈也给她们帮忙，事情就有点讨厌了，我不愿意使你难过。”

“其实你也不必总顾到我。只要你的理由正当，你就应该勇往直前地做去。我是没有关系的。不管妈对你怎样，我的心里就只有你，”琴柔情地安慰觉民道，她还用感激的眼光看他。

“我晓得，”觉民感动地说。他欣慰地对她笑了笑。他们已经跨过了月洞门，觉民慢慢地向左边的路上走去。他又说下去：“不过我更关心的是你的事情。我自己什么也不怕。我只怕会给你带来麻烦。”

“你会给我带来麻烦？”琴好意地哂笑道：“没有的事。这几年来如果没有你，我还不晓得我怎样能过日子。你看，我现在多么快乐。”这时他们进了山洞，她便把身子靠近觉民，觉民伸出左手将她的右手捏住。她也不把手摆脱，却轻轻地唤了一声：“二表哥。”

觉民答应一声，也低声问一句：“琴妹，你要说什么？”

琴迟疑一下，才说出话来：“我有件事情不能够解决。你已经毕业了，我在省城里又没有学堂好进去，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早点到外面去呢？在这个地方住下去，我也厌烦了。我近来有点担心，我们的事情固然不会有问题，不过我们的办法跟妈同大舅母的希望还差得远，妈不赞成取消旧礼节，她不赞成你的办法。我们再在省城里住下去，我害怕我们的事情有一天会遇到阻碍的。比如，今天如果妈跟你闹起来，你叫我怎么办？”她的声音里泄露出一点点烦恼来。

他们走出山洞，往梅林那面走去。觉民不但没有放开琴的手，反而把它捏得更紧。他充满爱情地看她，她的烦恼刺痛他的心，它还引起他的忧虑。他了解她的话，而且他自己也有同感。但是他觉得最要紧的还是先给她鼓舞。他便说：“琴妹，这是用不着害怕的。你我都是这样坚决，我们还怕什么障碍！……”

“不过今天的事情更使我——”琴还以为觉民没有听懂她的话，她又点醒一句。

“琴妹，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要怕，”觉民连忙打岔道；“我相信我们的爱情任何人都破坏不了。”他一直没有直接回答琴的问题，在他的心里发生了一场斗争。

他们从梅林出来，到了湖滨。湖心亭和曲折的石桥画图似地横在镜子一般的湖面上。对岸斜坡上一片绿色柳条构成了这幅图画的背景，使得一阵绿色的雾在他们的眼前渐渐地升起来。琴微笑地望着觉民，她想用眼光表示她相信他的那句话。但是她的眼光里多少含了一种似新非新的东西，那还是愁烦。觉民被爱、怜惜和同情所鼓动着。他早已放了她的手，现在又捏住它。他的身子也靠近了琴。

“我们到亭子里去，”琴连忙掉转脸，指着湖心亭低声对觉民说；那座亭子也被包上一层雾，绿色和灰色渐渐地混合，把桥和亭都染上深灰色，使它们在他们的眼前一步一步地退去。

觉民点点头，便陪着她慢慢地走上曲折的石桥，往桥中央的亭子走去。

觉民推开门，亭子里两排雕花格子窗全关着，里面只有一点灰暗的光。他打开了两扇窗户。外面的光线马上射进来，然而这已是失去光辉的黄昏的光线了。他们站在窗前，好像有一个柔软的网迎面罩在他们的脸上，令人愉快地触到他们的脸。水面罩了一层夜幕，绘着浓淡的影子。水缓缓地在动。

“二表哥，我想我们还是早点离开省城好，”琴站在觉民的身边，她侧着头低声在他的耳边说；“我固然舍不得妈，不过这样住下去，我实在有点担心。”

“琴妹，”觉民温柔地唤道。他掉转身子，和琴面对面地站着。他热爱地注视她的脸，他只看见她一对大而亮的眼睛。他坦白地说：“我也是这样想。我也只想同你到别处去。我看不惯我们家里那些情形。而且我看见我们这个家一天比一天地往下落，我也有点受不了。……说到我们的事情，妈也很愿意把你早点接过来。妈同大哥昨天还跟我谈起过。不过他们认为不行旧礼是绝对做不到的。其实我只要答应他们的条件，你早已到我家做媳妇了……”

琴不作声，只是望着他，注意地听他说话。她的脸上渐渐地泛起一道红霞。他又用坚决的声音继续说：“但是要你戴上凤冠霞帔坐花轿做新娘子，要我插金花披花红向许多人磕头，我们是办不到的。连我们也向旧礼教低了头，我们还有什么脸再谈改革，谈社会主义，跟社里的朋友见面？”

琴忽然痛苦地插嘴低声说：“我们两个还是早点到上海去吧，三表弟、二表妹都在那儿等我们。”她的声音微微地在抖动。她觉得有一个黑影正朝着她的头压下来。

“琴妹，你不要难过，”觉民安慰地说。激情突然把他抓住了。他伸出手去，紧紧地捏住她的两只手，把它们拉起来。他声音颤动地说：“这些天来我只希望能够同你这样地在一起，便是过一刻钟也好。这个时候我才觉得你真正是我的。”

琴觉得那个黑影突然被赶走了。她有一点害羞，不过她还勇敢地、柔情地对他表白：“二表哥，我的心里就只有你。我永远是你的。我只希望永远同你在一起做那些工作。”

“那么，我们准备着，总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儿的，”觉民忽然露出喜色地说。他放了她的手，走近一步，侧着身子，他差不多要把下面的鼓励的话印到她的额角上去：“琴妹，你难道就忘记了前年的事情？那次连爷爷都拗不过我。我为什么还要害怕他们？我相信无论什么障碍我们都可以打破，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

“对罗，对罗！”琴忽然高兴地说。“二表哥，亏得你开导我。你真好，你对我太好了。”她看见他把身子挨近，便让她的身子偎在他的左边。她拉着他的手，带着爱娇地说：“你看，月亮出来了。”

他们靠在窗前，两个头紧紧地靠在一起，两对眼睛都望着水上的景物。觉民把左手伸出去，搂着琴的腰。琴慢慢地把他的那只手捏住。月亮已升起了。他们在这里看不见月亮，却看见了它的清辉。假山、房屋、树丛静静地隐在两边，只露出浓黑的影子。一点一点的灯光像稀少的星子似地嵌在它们中间。水底也有一个较小的天幕，幕上也绘着模糊的山影、树影，也还点出了发亮的星子。

“这些树，这些假山，这些房屋，我们不晓得还能够看到多少次，”琴指着她的眼睛所能见到的那些景物，像在看梦中的图画似的，温柔地对觉民说。她又把眼睛掉去看他。她感到了莫大的幸福，不过里面还夹杂了一点点惆怅。

觉民把她的腰抱得更紧一点，在她的耳边说：“有一天我们会离开它们，我们会离开这儿的一切。我们两个人永远在一起。我们可以自由地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我要用尽力量使你幸福，使你永远微笑。……”

“不，我们的事业比我更要紧，”琴笑着插嘴道。“你应该先顾到事业。”

“我偏偏要说先顾到你，”觉民故意坚持地说，还带了一点执拗的、调皮的情人的神气，不过话却是很悦耳的私语。他还加上一句：“你不是同我们的事业一致的吗？”他再加上一句：“你做过了许多事情。”他称赞地轻轻在她的耳边说话，差不多吻到她的鬓角了。

“我不许你这样夸奖我，等一会儿给人听见，他们又会笑我，”琴亲热地抱怨道。她停了一下，对他笑了笑，又接着说下去：“其实要使我幸福也很容易。我同你在一起，我就觉得幸福了。……这些年来我见过不少人的痛苦，可是你总给我带来幸福。你记不记得？你很少看见过我的愁眉苦脸。”这些话像音乐似地在觉民的耳边颤动，它们给他带来一种异样的感觉。他觉得快乐突然侵入他的全身，一下子连每个毛孔都达到了。

“你为什么不说你给我的东西？”觉民欣喜地小声说了这一句。

“我给你的东西？”琴惊讶地问道，又抬起眼睛看她的表哥。

“勇气，安慰，这些都是你给我的，”觉民仍然赞美地说。“如果没有你，我早就像三弟那样离开省城了。我早就忍受不下去了。没有你，你想我在这个公馆里头怎么能够住得下去？我晓得有好多人都讨厌我，都恨我，我也恨他们！……”他的声音渐渐地高起来，烦躁和愤怒像音乐中的失调突然响了两三下，使得琴又带点惊讶地看他。

“二表哥，我们今天不要提起‘恨’字，不要提起那些事情，”琴关心地打断了他的话。“爱比恨更有力量。”她充满着纯洁的爱对他笑了笑。“今天的我，还是你造成的。没有你，我也许会像四表妹那样，我也许会像别的小姐那样；没有你，我也不会跟存仁、惠如他们认识，我也不会参加我们的工作……”

琴还要一一地列举。但是觉民突然轻轻地笑起来，打岔地说：“你好像是来替我表功似的。”他的嘴离她的脸本来很近，这时他便鼓起勇气把嘴放在她的柔嫩的脸颊（右边脸颊）上印了一个吻。

这是他第一次吻她，虽然他的吻只是印在她的颊上，她也感到一阵从来未有过的激动，这里面自然还含了一点害羞的感情。她的心跳得更急，她的脸颊发烧。她并没有（而且也不曾想过）做出拒绝的举动。不过她说不出一句话，默默地望着水面。但是她的眼里只有一张被热爱鼓舞着的脸。一个黑影从湖边窜出来，掠过水面带着响声飞往水阁前荷叶丛中去了。那张脸消散了，然后又聚拢来。

“琴妹，你不会跟我生气？”觉民看见琴不作声，还害怕她会恼他，便压抑下激情，在她的耳边低声问道。

琴慢慢地掉过脸来看他。她的大眼睛里燃烧着爱情。是那么柔和的、透明的眼光，在这阴暗的亭子里，在清辉笼罩的窗前，她的眼光比在任何时候都显得明亮，它们传达给他一种近于忘我的喜悦。她的带着感情的声音温柔地回答他：“我怎么会跟你生气？我不是早已把我的心给了你？”她的脸跟他的离得很近，她的带一点香味的气息轻轻地飘上他的鼻端。这半明半暗的环境、画里面一样的景物和静寂中而带有轻微声音的四周，慢慢地织就了一个梦的、感情的网，把这两个年轻人罩在里面。年轻的心容易做感情的俘虏。然而甚至在这种时候他们的感情也是纯洁的，他们所了解的爱也只是把两颗心合成一颗，为着一个理想的大目标尽力。不过那个大目标更被他们美化了，成了更梦幻、更朦胧的东西。而他们更清晰地感到的，却是两颗心互相吸引，挨近，接触，溶化。这把他们带到了一种忘我的境地。

“那么你不怪我kiss[1]你？”觉民压住心中的狂喜问道。

“我相信你的爱。我相信你的一切。你使我觉得骄傲。我觉得在我们这一辈人中间我最幸福。我除了同你在一起跟着你做那些工作以外，我还能够有什么希望？”她被感情鼓舞着，她被这个带着梦幻色彩的环境鼓舞着，她毫无隐藏地对他打开了她的深心。自然两年来这并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一次给觉民的快乐更大，他觉得她的声音像音乐一般地美丽。他凝神地听着。她微微一笑，又说：“我从没有想到爱情是这样的，爱情会使一个人改变得这么多。我真该感谢你。”

“你感谢我？”觉民满意地抗议道，他的脸上铺着一层幸福的微笑。“我倒该感谢你。你使我改变了许多。没有你的爱情，我的勇气又从什么地方来？你就是我的一切。我有你在我面前，我觉得我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幸福。”他说话时慢慢地举起两只手，轻轻地搭在她的肩头，他的眼睛望着她的眼睛。她的笑容吸引着他的心。他把脸略略地俯下去（他比她高），他的嘴突然压下去，挨着她的嘴唇。他们接了一个吻。她的嘴闭着，她连忙往后退一步。接着她惊醒似地说：“二表哥，你不要这样，会有人来看见的。”

觉民吃了一惊，他的两只手落下来。他诧异地看琴，不了解她的心思。

琴也在看他，她的右手轻轻地按着嘴唇，她还带一点激动地说：“我并没有怪你。不过在这儿给别人看见，岂不叫我有嘴分不清？”

觉民羞惭地望着她，说不出话来。琴的脸上又浮出了微笑。她又挨近他，柔声责备地说：“你做事素来周密。怎么今天又不小心了？”

“并没有人看见，”觉民辩解地说了一句，他的心也安静下来。他现在明白她的心思了。

“但是它看见的，”琴抿嘴笑道，她指着地上的月光，那是穿过另一面的关着的窗户射进来的。觉民笑出声来。他正要说话，却被琴抢先说了。琴拉起他的一只手小声说：“我们出去吧，等一会儿真的被人看见，那才不好！”

觉民同意琴的话，他们把先前打开的窗户关好，便手拉手地走了出来。

“二表哥，你现在心里头怎样？”琴含笑地问觉民，柔情地望着他。

“我觉得畅快多了，”觉民满意地答道。

“那么，你还是到社里去一趟吧。你不是说过还有一二十页小册子校样该你看吗？”琴温柔地提醒觉民道。这时她忽然看见梅林中间有一团红光向着这面移动。她便指着红光说：“你看，果然有人来了，我想一定是三表妹来找我们。”

红光出了梅林，来到湖滨。于是他们看见了三个黑影子。他们看不见面颜，不过可以猜到淑华在这三个人中间。觉民并不讨厌她来打岔他们，反而高兴地说：“果然是三妹，她的胆子倒不小。我们去接她。”他们便朝那个方向走去。

来的人也看见他们了。淑华的声音响起来：“琴姐！二哥！我们来找你们。”

琴和觉民齐声答应着。来的三个人中间除了淑华外，还有淑贞和翠环。翠环手里打着一个椭圆形的红纸灯笼。他们在桥头跟这三个人见面了。

淑贞连忙抓住琴的一只手，抱怨地说：“琴姐，你到花园里头来，也不喊我一声。”她亲密地偎在琴的身边。

“我同二表哥随便走来的，你那个时候正在吃饭，”琴含笑答道。她又关心地问：“四表妹，你今天吃了几碗饭？吃得好不好？”

“我只吃了半碗饭，就不想吃了，”淑贞低声答道。

“你吃得这样少？”琴惊讶地问道。

“我近来都只吃半碗饭，吃多了心里就不好受，”淑贞答道。

“四妹，你心里要放开一点。五婶骂你也好，她跟五爸吵架，跟喜姑婊吵架也好，这些都是小事情。你不要把它们挂在心上。你要当心你自己的身体，”觉民怜惜地插嘴劝导淑贞。

“我晓得，”淑贞埋着头低声答道。

“我不说了！说起来真要把我气坏了！”淑华忍不住在旁边嚷起来。她又问琴：“琴姐，你说好不好，我们去求姑妈把四妹抱过去做你的妹妹？”

这完全是淑贞没有料到的意外的话。但是它把她的停滞的心境大大地搅动了。这是一个美丽的希望。她急切地等待琴的回答。

琴的心里很不好过。她本来应该哂笑淑华的奇特的想法。但是这时候她的脸上泛不出一丝的笑意。她深切的惋惜淑华的梦想不能成为现实。淑华提醒了她，她多么希望有一个妹妹！她不忍心一下子就说出残酷的答话。她沉默着。她的身子靠在桥头栏杆上。

“这是做不到的，”觉民摇摇头说；“你想五婶会肯吗？姑妈也不会白白地去碰钉子。”他的话说得很清楚。他知道自己说的是真话，却没有留心他一下子就杀死了两个人的希望。

淑华噘着嘴不作声，好像在跟别人生气似的。琴觉得淑贞的身子在发抖，便俯下头很亲热地唤着：“四表妹。”她听见淑贞用很低的声音答应，又看见淑贞伸手揉眼睛，她的心里充满了怜爱的感情。她不能够再用话伤害淑贞的心，她只得空泛地安慰淑贞道：“四表妹，你不要难过。我们一定给你想个办法。一定有办法的。”

淑贞还把脸俯在琴的胸前。她听见琴在她的耳边说的那几句话，她心里仍然不好过。过了片刻，她才抬起脸比较安静地答了一句：“我晓得。”她又亲热地挽住琴的膀子央求道：“琴姐，你今晚上就不要回去。你答应吗？你留在这儿，我心里也好过一点。”

“我答应你，”琴感动地答道。

“琴小姐，我还有话跟你说，”翠环忽然高兴地说，她的手里还提着那个红灯笼。

“你有什么事情？”琴诧异地问道。

“等我来说，”淑华听说琴要留下，很高兴，这时听见琴问翠环有什么事，便抢着说：“琴姐，翠环、绮霞、倩儿三个人早就跟我说好，哪天请你‘消夜’。本来说好在端午节那天，后来你又回去了。以后也就没有碰到机会。今天你来了，可惜倩儿生病没有好。翠环和绮霞打算就在今晚上请你，要我来跟你商量。正好你不走，那么我们让翠环先出去备办酒菜去。”

琴正要推辞，但是翠环接着说话了：“琴小姐，三小姐已经答应了，不晓得你肯不肯赏脸？我们做丫头的自然备办不起好东西。不过我素来晓得琴小姐还看得起我们，所以才敢请琴小姐赏我们一回脸。”

琴噗嗤地一声笑起来。她答道：“好了，你不必多说了。你们请客，我哪儿还有不来的道理？”她无意间一扬头，她的眼光正对着那一轮明亮洁白的圆月。她觉得心上的暗雾完全消散了。然后她埋下头望着觉民，低声鼓励地说：“你还是到社里去一趟吧。不晓得现在晏不晏？我不愿意人家说你耽误工作。”觉民还没有开口，她又说：“你看她们又要请我‘消夜’，我在这儿不会寂寞的。”她更把声音放低：“如果我明天不走，我也要亲手做几样菜请你‘消夜’，庆祝你毕业。”

觉民感到幸福地微微一笑，低声答应道：“我先谢谢你。我马上去。”然后他又大声对她们全体（不过四个人）说：“你们就在这儿多耍一会儿，我先出去。”他一个人急急地走了。

淑华们没有听见琴对觉民讲的话，因此她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先出去。

“三表妹，你今天去看过倩儿，她害的什么病？”琴向淑华问道。

“哪个晓得？倩儿病得不轻。四婶又不肯请个好一点的医生给她看脉。真岂有此理！”淑华生气地说，她的脸色变了。

“四舅母不肯，找大表哥也好，”琴沉吟地说，她又自语般地接下去：“我明天去看看她。”

“好嘛。琴姐，明早晨我陪你去，”淑华大声说。

琴看了淑华一眼，点了点头说；“明早晨我们看了倩儿的病再说。有事情当真可以找大表哥帮忙。”

[1]英文：吻。

33

觉民到了利群周报社，黄存仁和张惠如正在里面小房间内分看小册子的校样。陈迟在外面照料。黄存仁看见觉民，带笑地说一句：“你来得正好。等一会儿我们还要商量一件事情。”张惠如接着说：“我们下个星期天搬家，你一定要来帮忙啊！”

“好，”觉民兴奋地回答了他们。他从他们的手里接过校样来。他们全看过了。他打算自己再看一遍。方继舜和张还如也就在这时候进来了。

外面有四五个年轻人来买周报，过了一会儿他们先后走了。黄存仁等到觉民看过校样交给张还如以后，便提议：“今天早点关门。我们就在这儿开个会吧。免得再跑到别处去。”

大家都赞成黄存仁的意见。于是在一阵忙乱之后铺板全上好了。两扇门半掩着。陈迟坐在外面守铺子。其余的人就在里面开会。

“昨天接到重庆的快信，要我们派个人到重庆去商量大会的事情。他们说有很多重要的意见等我们派代表去面谈。我昨晚上已经找惠如、继舜谈过了。他们主张我去一趟。好些问题的确应当认真地讨论一下。他们那边力量雄厚些，比较有办法。可能还有别地方的朋友去。我也愿意去。我想至多花三个星期就行了。大家的意见怎样？”

黄存仁坐在靠里的一个角上，左边的肘拐压住那张条桌，他的头略略向前俯，带着严肃的表情，用低沉的声音说了上面的话。

方继舜接着解释这次商谈的重大意义。他鼓动黄存仁去。他还说最好大家商量一下，多带些意见去。张惠如的发言内容跟方继舜的差不多。

“我前天看到程鉴冰，她告诉我她刚收到许倩如的信，说广东搞得轰轰烈烈。她还说，有些人到工厂去了。到重庆去，应当把这个问题好好研究一下。那边有些工厂，他们考虑这个问题也方便些，”张还如兴奋地说。

“这个问题我们上次已经向重庆提过了。这次存仁去一定可以讨论出具体的办法来。我看只有依靠劳动阶级，革命才有希望。单靠我们这几个书生是没有办法的！”方继舜说到后面两句忽然站起来。他并没有提高声音，但是他用手势加强他的语气。

觉民并不完全了解方继舜最后两句话的意义。但是他也不去仔细考虑他们提到的那个问题，因为他相信这几个朋友，尤其是黄存仁。而且他想自己知道的事情太少，黄存仁从重庆回来一定会带回更好的、更具体的工作方法和发展计划。所以他就简单地讲了自己的希望。

黄存仁又讲了一下他的看法和他的打算。接着大家你两句我两句地发表了一些意见。方继舜讲得最多。众人都同意他和黄存仁两人的意见，但是并不把它们写成文字。这里所有的意见全由黄存仁口头向重庆朋友传达。

他们最后又谈到动身的日期。学校放假了，黄存仁没有别的工作，不过他想参加了周报两周年庆祝会以后出发。觉民也希望他能够出席那个庆祝会。然而方继舜和张惠如弟兄都认为应该早日动身。黄存仁这时也想到可能还有别地的朋友在那边等候他，便同意早走，决定就在后天动身。

不到两个钟头会就结束了。陈迟从张惠如的嘴里知道了会议的决定。六个人分两批散去。陈迟和张惠如弟兄先走。过几分钟方继舜、黄存仁和觉民便锁上门，走下了楼梯。他们三个人从商业场前门出去。商店全上了铺板。有几家半掩着门，一两个自己人在进出。有几家店里送出来洗麻将牌的声音，有几家店里有人在拉胡琴唱京戏。最后一盏大电灯冷清清地照着突然显得空阔的大门。走出大门，方继舜给他们打个招呼，就往另一边走了。觉民陪着黄存仁多走了一段路。

黄存仁同觉民两个默默地走了半条街，好像感到兴趣似地望着路旁几家小饮食店：抄手、汤圆、小笼蒸牛肉、素面、甜水面、醪糟鸡蛋……样样都有。生意兴隆，灯光明亮，人声嘈杂，顾客笑笑乐乐，进进出出。过了十字路口，他们走进了一条小街，那里好几家老店都关了门，熄了灯。月光照亮了大半边街。远远的一盏街灯倒显得昏暗了。路是石子铺的，走起来并不怎么舒服。他们走得慢，黄存仁忽然侧过脸对觉民说：“我长了这么大，从来没有离开过省城。”他笑了笑。

“我还不是一样，”觉民含笑答道。“不过我也应该离开了。”他在黑暗中忽然看见了那张美丽的笑脸，他觉得心里特别暖和。

“你决定同蕴华一路下去找觉慧吗？”黄存仁关心地问道。

“还没有一定。我们正在想办法，”觉民诚恳地说。

“其实在这儿也可以做点工作，”黄存仁自语似地说，他在想他自己的事情。

“不过在我们那个家里，问题太多，有时候真叫人没法住下去，”觉民稍微改变了语调回答道。他想到了今天家里的那一场吵闹。

“我有时也想，你们能够下去对蕴华也许好一点，”黄存仁同情地说。

“我也是这样想。我自己是不怕什么的。在省城住下去，就是蕴华苦一点，”觉民说。

“那么你们早点到下面去也好，”黄存仁鼓舞地说。

“不过我们两个人同时走，也有些问题。蕴华很想早走，但是她又不愿意把她母亲一个人丢在这儿。这就叫我为难了，”觉民皱起眉头说。

“这的确是个问题，”黄存仁迟疑地说；“我在想鉴冰的事情。”

“鉴冰？你是在说程鉴冰吗？”觉民顺口问道，他仍然在想琴的处境。

“你说还有哪个鉴冰？她真好，你还不晓得！”黄存仁含笑道。“她祖母很顽固，但是又喜欢她。她现在毕业了，家里好像要给她找婆家，她很着急……”

觉民不等黄存仁说完，便惊讶地打岔说：“怎么连蕴华也不晓得？”

“大概她还没有告诉别人。她说她有办法对付她家庭，”黄存仁略带兴奋地说。

“我看你很关心她，”觉民忽然高兴地说，他觉得自己猜到黄存仁的心事了。

“觉民，我对你说实话……我爱她。她也爱我。我们准备今年结婚。我家里是没有问题的。她说她祖母虽然顽固，她也有办法哄骗到祖母的同意。不过我还有点担心……”黄存仁说到这里忽然闭了嘴，加快脚步朝前走了一阵。

觉民正等着听他以后的话，看见他默默地只顾下着脚步，不知道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事情，忍耐不住，关心地问道：“存仁，怎么你一下子又不说话了？你究竟担心什么，说出来大家好帮忙嘛。”

黄存仁站住，侧过脸对他一笑。他们正站在街灯下面。他看见黄存仁两眼发光，笑容满面，他放心了。黄存仁说：“我不过是一句话。其实也用不着我担心。她说过她为了我也会脱离家庭。我刚才想起了去重庆的事。我今天要把那些意见好好地想一想。明天我要去找船。我还要约鉴冰出来商量一下。所以我有点着急。老实说，我本来打算开过纪念会才走，就是为了鉴冰的缘故。现在我决定了。我今天就告诉你一个人，你现在不要跟别的朋友讲。我走后万一鉴冰有什么事情，希望你同蕴华多多帮忙。”

“那当然，还用你说！”觉民激动地、诚恳地答道。“你还跟我客气？你过去帮忙我的地方太多了。你尽管放心吧。”

“你还提过去的事情做什么？我应当谢谢你。”黄存仁感激地望着觉民微微笑起来。一个过路人从他们旁边走过，侧过头好奇地看了他们一眼，又继续向前面走了。黄存仁关心地又问一句：“你同蕴华打算在省城结婚吗，还是到了下面再说？”他一面说，一面慢慢地往前走。

“我这些天就在想这个问题，”觉民一边走，一边沉吟地答道。“阻碍是没有了。麻烦的就是礼节。我们不想行旧礼，但是她母亲那一关又难过。”

“我看就是行旧礼也不要紧。只要目的达到，应付一下也没有多大损失，”黄存仁接下去说。他忽然想出一条路来了。

“但是别人又怎样看我们呢？对旧势力屈服，让步……”觉民不同意地辩驳道。

“这不是根本问题。在一些细节上我们哪天不对旧势力让步？礼节不礼节是小事情。只要社会制度一改变，别的都会改变的，”黄存仁带笑地说。

“不过你不晓得我们家里的礼节多繁，真叫人受不了！”觉民略带焦虑地说，好像看见琴穿戴凤冠霞帔让人从花轿里搀扶出来一样。

黄存仁点了点头，说：“你们是官宦人家，礼节多，跟我们中等人家不同。不过我看时代变了，这些礼节也会变的。你们家里那些人也不能总摆臭架子。我同鉴冰都希望你们早点结婚。”

“我倒想你们一定比我们早，”觉民带笑答了一句。他觉得刚才的焦虑又渐渐地消失了。他接着点点头说：“你这个意见也对。我看我们家里的臭架子也渐渐地在垮下来。这个家并不要多久就会垮的。我还害怕什么！”

“的确不应当害怕。不过我们做事情也应当谨慎些、沉着些，”黄存仁说。他们已经走到一个丁字路口，觉民应该转弯走了。黄存仁便站住说：“你要转弯了，等我回来再谈吧。”他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了一下觉民的手，接着又说一句：“刚才谈的事情不要对旁人讲啊。”

“你放心，我不会讲的，”觉民含笑道。他还说一句：“路上保重，”便转了弯走了。

觉民到了家，走进了二门，天井里一片月光，更显得大厅上十分阴暗。门房里有一堆晃动的黑影，仆人和轿夫们在那里打纸牌。他刚走到拐门，袁成正从里面出来，恭敬地招呼他一声。他觉得这个仆人最近显得老了，背已经弯下来了。他走进自己的房间；在方桌旁坐下来，很兴奋，也很高兴，但是又有一点点说不出的怅惘的感觉。他觉得房里太静，自己在椅子上坐不住。他很想马上见到琴。他又站起来，正要走出房去，却听见有人走上石阶。接着黄妈就走进来了，手里还拿着一个茶杯。

“二少爷，我等了你好久，你才回来。我给你端茶来了，”黄妈笑吟吟地说。她把茶杯放在桌子上，又接着说下去：“姑太太回去了。琴小姐喊我告诉你，要你就在屋里头等她。她怕你到花园里头去找她。她说翠环、绮霞两人请她同三小姐、四小姐‘消夜’，你去不大方便。”

“我晓得，”觉民笑答道。他就安心地坐下来，端起杯子喝了茶。黄妈满脸带笑地望着他。她笑得多么慈祥！她也老多了。头发几乎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更多了。他忍不住说了一句：“黄妈，我看你这一年老多了。你太辛苦了。”

“我吃了六十年的饭怎么会不老？”黄妈哈哈地笑起来。“我到公馆里头来的时候，你们两弟兄还常常睡在地上打滚。我看见你们两个一天天大起来，我心里多欢喜。二少爷，你今年毕了业，又快要接二少奶奶了。真是喜事重重。连我老黄妈想起来，睡着了也笑醒了。我跟太太说过了：早点给二少爷办喜事吧。我也跟大少爷说过了。二少爷，你哪天请老黄妈吃喜酒嘛？”她高兴得眼睛快要眯拢了。

觉民带笑地望着这张堆满笑容的脸，他那点怅惘的感觉被黄妈的笑声赶走了。他现在有的只是幸福的感觉。他心平气和地坐在椅子上，故意开玩笑地说：“你说接二少奶，没有人做媒，新娘子在哪儿还不晓得。黄妈，你是不是想给我做媒？”

“二少爷，你不要骗老黄妈了。你还要人家做媒？新娘子不是就在眼前？哪个不晓得她？哪个不喜欢她？二少爷，你快点打定主意吧。早点把二少奶奶接过门来，免得变卦。今天我真替你们担心啊！你接了亲，成了家，老黄妈甘心情愿服侍你们一辈子！我今年虽说上了六十，不过骨头还很硬；只要人高兴，心里痛快，做到七十八十都不会睡倒吃白饭。”黄妈说着，又高兴地笑起来。

觉民吹了两声口哨，自己也笑了。他说：“你好像什么事都晓得。我也不骗你。不过你千万不要对琴小姐讲这种话，她会生气的……”

黄妈忍不住伸手指了指觉民，打岔地说：“二少爷，你呀，你太小心了。我起先在三小姐屋里头就悄悄地跟琴小姐说过了。她一点也不生气，她就是笑笑……”

“她说了什么话没有？”觉民不等黄妈说完，连忙问道。

“她就说了一句：‘你去跟二少爷说，我不晓得。’二少爷，你们的心事老黄妈不会不晓得。老黄妈不怕挨骂，还要跟太太讲。二少爷，我就是因为有你们两个人才肯在公馆里做下去。不然我早就回家去了。我那个不听话的儿子前天又来接我回去。我不是舍不得公馆里头的浑水，我是舍不得你们罗！我看不到三少爷，看到你同琴小姐也就高兴了！”她说着说着，眼圈忽然红了，眼睛里也包了一眶泪水。

“黄妈，你放心。我们不会忘记你的好意，”觉民感动地说。“你不肯回家，我们将来就请你给我们管家吧。你愿意不愿意跟我们一路出去？”最后的一句问话是他顺口说出来的。

“二少爷，你们还要到哪儿去？”黄妈睁大眼睛惊疑地问。

“去找三少爷好不好？”觉民含笑说。

黄妈摇摇头说：“我不相信。你们走了，姑太太一个人怎么办？她肯放琴小姐走吗？”

觉民收敛了笑容。他想了想，就说：“我不过随便说说。要走也实在不容易。”

黄妈忽然叹了一口气，接下去说：“其实走开也好。不过不要走得太远。像钱姑太太那样到宜宾，不然就像李亲家太太那样到嘉定去。姑太太也好去。只要你们不嫌弃，你们走到哪儿，老黄妈也会跟到哪儿……”

“你们走哪儿去，不要忘记我啊！”一个熟悉的清脆的声音打断了黄妈的话。觉民马上站起来。他知道来的是什么人。这时候他多么渴望见到她！虽然他跟她分别不过三四个钟头。

琴含笑地走进来。黄妈看见她，就说：“琴小姐，我正在把你的话讲给二少爷听，你自家就来罗。”

琴脸上红了一下，但是过几分钟她就谈笑自如了。她说：“黄妈，你尽管说下去，我不打岔你。”她就隔着方桌在觉民的对面坐下来。又客气地指着放在方桌另一面的方凳对黄妈说：“你也坐下吧。”

黄妈连忙说了两句道谢的话。她看看琴，又看看觉民，忽然高兴地笑了两声，接着说：“我把话都讲完了。你们自家讲吧。我走罗。你们要吃茶只消喊一声，我就送来。”她又看了他们两眼，也不等他们再说什么，一个人低声笑着，摇摇晃晃地走出房去了。

“不是说翠环她们请你在花园里‘消夜’吗？怎么你一个人又出来了？”觉民兴奋地问琴道。

“本来三妹还想多耍一阵，四妹却担心五婶发脾气，想早点出来，我也觉得累，”琴两眼发光地望着觉民说；“而且我很想见到你。我要三妹在她屋里等我。”她微微地笑了两三声，又说：“我看见你，我满意了。我自己也说不出什么缘故，我刚才真想见到你。”她不眨眼地望着他。

“我也是这样，”觉民点了点头说，“也许就是因为今天那件事情。”他站起来，走到先前琴指给黄妈坐的那个方凳前坐了下去，这样他跟琴离得更近了。他把两只肘拐都压在方桌上，向着琴略略伸过头去低声说：“琴妹，我有好多话要告诉你。我先说，黄存仁后天要到重庆去。”

“他去做什么？怎么早没有听见你讲起？”琴惊讶地问。

“你不要急，等我慢慢讲。”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又换过话题含笑问道：“你明天不走了。你说过明天亲手做菜请我‘消夜’，算不算数？”

琴温柔地笑起来：“当然算数。”她充满爱情地小声说：“为了你我还有什么不肯的？”然后她又催他：“你说有好多话，快说嘛。说不定三表妹等不得又会跑来找我的。”

“我说，我说，”觉民感激地笑了笑。

34

琴在高家住了两夜。她回家第二天就发烧，在床上躺了十多天。她因病不能够参加《利群周报》两周年纪念会。那天觉民去得早。他到报社的时候，社里还只到了张惠如、方继舜几个人。

“蕴华还不能够出来？”张惠如看见觉民一个人走进来，便问道。

“她的病好了，不过还没有完全复原，她母亲不肯让她出来，”觉民含笑答道。

“真不凑巧。偏偏走了存仁，病了蕴华，”张惠如带点扫兴的神气说。

“不要紧。我会把一切事情讲给她听，”觉民顺口答了一句。他抬起头到处看了一下，又在屋里走了一转。这是他们新搬过来的双开间的铺面（就在旧地址的隔壁）。房间宽大。当中那张餐桌上铺了雪白的桌布，桌上正中放了一瓶鲜花。餐桌的四周安了许多可以折拢的椅子。刚刚粉刷过的白壁上有好几幅各国革命家的肖像，都是从一本叫做《世界六十名人》[1]的大书上抽出来的。张还如站在一个凳子上，正在用图画钉把它们一幅一幅地在壁上钉牢。靠壁，一边有两个书橱，另一边放着两个茶几和三张靠背椅。靠里有一间用木板隔出来的小屋。小屋里面有两张小条桌，还有一个文件柜。方继舜正俯在一张条桌上写字。另一张条桌上堆了一些文件。角落里还有两堆刚印好的小册子。

这些新气象便是他们几天来辛劳的成绩。每一样东西都可以表示年轻人的热诚、勇敢、信赖、大量（无私心），以及他们的创造的冲动。这里似乎是一个理想的家庭。在这里有的是和睦，有的是亲爱。共同的信仰把他们系在一起。相同的是大家的心灵深处。大家最敬重、最宝贵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因此他们能够以赤心相见。没有隔阂，没有猜忌，大家全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这是觉民常常感觉到的。这个感觉给他带来过许多次衷心的喜悦。这一天也不能是例外，他一时的扫兴终于被这样的喜悦驱散了，而且他在喜悦以外还得到鼓舞、安慰和期望。这是一个庆祝的日子，也可以说是酬劳的日子。那些努力耕种了两年的人现在见到他们的收获了。

程鉴冰来了。她的脸上仿佛闪耀着春天早晨的阳光，她带着清新的朝气走进来，带笑地夸奖道：“你们弄得真好！我还怕你们来不赢！”她看见觉民，特别亲切地对他笑笑，接着又关心地问道：“怎么蕴华没有来？我想找她谈谈。”

“她的病还没有全好，她母亲不让她出来，”觉民答道，这一次他没有扫兴的感觉了。他带着温和的微笑招呼程鉴冰。他想起了黄存仁那一晚对他说的话，便又加了一句：“她要我请你哪天到她家里去耍。”

“我过两天一定去看她，请你转达一声，”程鉴冰兴奋地含笑说。她会意地看了觉民一眼。

“鉴冰，你这两天怎么不来帮忙？我们都忙，你却躲起来，你应该受罚！”张还如刚从凳子上跳下来，得意地看了看壁上那几张肖像，便掉过头带笑地抱怨程鉴冰道。

“这几天我家里事情多，我祖母又生病。晚上我实在逃不出来，”程鉴冰红了一下脸，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道。她又把眼光转到张惠如的下颔突出的三角脸上，忍住笑对他说：“我前几天出来过。我走过你那个裁缝铺，看见你穿着黄袍坐在长板凳上，俯在案上缝一块布片。你的头差不多要挨到布上了，所以你没有看见我。你真像个裁缝徒弟，不过衣服有点不对，你这件黄袍就应当脱掉。我想跟你说话，又怕你不方便。”她抿嘴笑笑，又说：“我怕你的师傅会干涉你，所以我就悄悄地走了。不然我会托你代我请假。”

众人笑了起来。张惠如含笑说：“请假？你又太客气了。还如不过跟你开玩笑，你就长篇大论地说了一大套。我们没有人会怪你的。说起请假，我今天倒向师傅请了假。我的眼睛近来渐渐不行了，不然我怎么前天会没有看见你？我就要去配眼镜。”

“惠如，我哪天来看看你做裁缝的情形，”觉民忽然大声对张惠如说。他不是在开玩笑，却是在说钦佩的话。

“这又不是西洋景，有什么好看！”张惠如和气地哂笑道。他随便伸出左手给觉民，笑着说：“你看，我这只手就跟你们的手不同！”

大家都伸过头去看那只手。头、二、三，三根指头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针眼。

“痛吗？”程鉴冰皱起眉头，低声问道。

“现在不痛了，”张惠如平静地答道，“这是我自己手艺‘温’（坏）。”过后他又指着他的弟弟打趣道：“幸好还如没有去学剃头匠。不然，我们里面总有几个人的头会给他割破的。”

“你乱说。你不信，我现在不要学，就剃给你看看！”张还如笑着辩道。

方继舜放下笔从小屋里出来。他着急地问张还如道：“怎么陈迟、汪雍两个人还不来？我担心纪念刊还没有印好。”他又跟程鉴冰打了招呼。

“不会的，我昨天下午去的时候，正看见上版，今天不会没有，”张还如答道，他觉得方继舜的担心只是过虑。

“陈迟向来来得慢。今天他还要约汪雍一起到印刷所去，当然不会就到的。现在还不到十一点钟，”张惠如在旁边插嘴道。

“那么不要说闲话了。我们还是快点做事吧，等一会儿别人就会陆续地来了，”方继舜带笑地催促道。他又问张还如：“你的报告弄好没有？”

“我昨晚上熬到半夜两点钟，一口气就把它弄好了，”张还如高兴地答道，在他的塌鼻头上面两只圆眼睛发亮地眨动着。“不过我还要改动几个字，”他加了这一句。便走进小屋去了。

“觉民，你来帮忙，我们去把里面一张条桌抬出来，”方继舜对觉民说，他又指着门口的一个空地位：“条桌应该放在这儿，好摆签名簿。”他便同觉民进去把条桌搬出来在适当的地点放好了。

众人不再说闲话了。大家热心地做事情。程鉴冰揩干净茶杯和碟子。方继舜找出签名簿放在条桌上，又回到小屋里去写秩序单。觉民进去整理堆在地上的小册子。张惠如拿了一张单子出去买点零碎东西。

“来了，来了，”汪雍的声音先从外面送进来。随后他的面孔也出现了，他和陈迟两人跑得气咻咻的，每人手里抱了几叠报纸。他们一进屋就放下报纸。汪雍把他手里的报纸往条桌上放，陈迟的报纸却放在餐桌的角上。

“陈迟，你小心点，刚印好的报纸脱墨，看把新桌布弄脏了，”程鉴冰连忙干涉道。

陈迟笑了笑，就捧起报纸，打算走进小屋去。

“给我一张，”程鉴冰说，便伸手去拿报纸。

“到底来了，”方继舜高兴地说，从里面出来迎着陈迟。他等程鉴冰揭了一张去，便把那几叠报纸接过来，当作宝物似地抱进小屋去了。

众人中间做完了工作的便拿一张报纸来读。后来每个人的手里都有了一份纪念刊。他们仔细地读着，一个字也不肯遗漏。有的人还低声念出一些字句。渐渐地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了满意的笑容。这样的笑容使这些脸显得更年轻，使这些眼睛更加灿烂。

张惠如捧着好些纸包进来。他看见这个情形，也忍不住笑了。他问道：“怎么大家都在看报？就没有事情了？”

“你还有什么事情给我们做？”程鉴冰含笑问道，抬起头看了张惠如一眼，又埋下眼睛去读手里的报纸。

“继舜，如何？我说今天一定有，自然不会错，”张惠如对方继舜得意地说，便把买来的东西拿进里面去。

“还如，你来，我把账算给你，”张惠如把东西放在书桌上，在里面唤他的弟弟道。

张还如拿着报纸走进里面去。程鉴冰也跟着进去了。她对张惠如说：“你买了些什么点心，拿给我，等我来装碟子。”张惠如指给她看。她捧起纸包，拿到外面，把它们一一打开。是些花生、瓜子、糖果、点心。她把碟子全装满了，纸包里还有剩余。她把碟子在餐桌上摆好，又将剩余的东西包好拿回小屋里去。

方继舜提议出去吃饭。这是适当的时候，自然不会有人反对。不过程鉴冰是吃过饭来的。张惠如便说：“我也不去，我买得有鸡蛋糕。那么你就同我留在这儿看房子。”程鉴冰点头表示同意。方继舜、高觉民几个人有说有笑地沿着走廊出去了。

张惠如坐在餐桌前一个凳子上，闲适地望着栏杆。他听见楼板上冬冬的响声渐渐地去远了，便掉过头去看程鉴冰。她正站在墙边茶几前看钉在墙上的肖像。他唤道：“鉴冰。”她把眼光从肖像掉到他的脸上。

“你毕了业了，家里对你怎么样？”张惠如好意地问道。

“你想她们还有什么好主意？”程鉴冰微笑地说，“我祖母同我妈就想把我关在家里。”她迟疑一下又说：“她们还想给我选一个人家嫁出去。”

“这个主意倒不错，”张惠如忍不住笑起来，故意说。“她们老年人除了这个，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她们虽是那样想法，我却有我的主意，”程鉴冰坚决地说。

“当然罗，现在时代不同了，”张惠如鼓励地说。

“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时代进步得这样慢！”程鉴冰用不满意的口气说；“民国也成立了十二年了，五四运动也过了四年了，我们这儿还是这样不开通。我出街次数多了，家里就要说话。接到一封男朋友的信，家里也要说话。幸好她们说了几句也就算了。如果她们认真干涉起来，问题就多了。”她说着不知不觉地皱了皱眉头。

“其实也不能说慢。已经改变了好多了。社会的进步有时固然明显，有时也是看不出来的。不过它一定在进步。所以我始终相信我们会得到胜利，”张惠如关心地安慰程鉴冰道。他看见程鉴冰不作声，便带笑地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我们今天能够在这儿开两周年纪念会，这不就是一个进步的证据吗？”

程鉴冰的双眉开展了，她点点头答道：“我也明白。如果是在从前，我哪儿能够同你们在一起办报……”她忽然红了脸。她想起了另一个人，她的眼睛又发光了。

张惠如马上接下去：“你恐怕早坐起花轿到别人家去当少奶奶了。”他温和地笑着。

“你不要笑，你自己就不插金花披红做新郎官吗？”程鉴冰指着他笑道。她马上觉得话说得不大对，便搭讪地问道：“你怎么不出去吃饭？”

“你忘了，我说过我买得有鸡蛋糕。”张惠如便把蛋糕取来，打开纸包，连纸一起放在碟子里，自己拿起一块，又递了一块给程鉴冰。

程鉴冰接过了蛋糕。她想起一件事情，便奇怪地问道，“你还在吃素？”

“自然罗，所以我不同他们出去吃饭，”张惠如安静地答道。

程鉴冰注意地把张惠如的上半身打量了一下，看得他有点莫名其妙。她的眼光里露出了惊愕、同情、尊敬三种表情。她说：“你也把自己折磨够了。为什么你一个人要这样地刻苦？你何必把一切都放在你一个人的肩上？”

张惠如像对小孩子说话似地哂笑道：“我并没有吃苦，我还不是跟你们一样？不过我想努力使自己的言行一致。我吃素，其实我只是不吃肉，这是因为我不赞成伤生。我们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我喜欢把这个‘人’字推广，推广到一切的生物。”

“我的看法跟你的不同，”程鉴冰摇摇头说；“我的主张倒跟存仁接近。存仁说你受了一点佛学的影响，是吗？不过我佩服你的毅力，我们都不及你。”

张惠如大声笑起来。他抗议道：“我连佛经也没有念过，我怎么会受到佛学的影响？……”

[1]《世界六十名人》：1908年在巴黎印的一本欧洲革命家、科学家、文学家的肖像册。

35

人们逐渐地到利群周报社来。到下午一点半钟光景，二十多个人都到齐了，挤满了一个房间。众人关心地问询，带笑地谈论，没有顾虑地打开自己的胸怀，坦白地、充满着信任地倾听别人的意见。这里有一些不大熟悉的面孔，但是并没有陌生的心。一个信仰把这些年轻人拉拢在一起，给他们消除了一切可能有的隔阂，使他们见到，而且经历到他们在别的环境里得不到的东西。他们像一群香客在一个共同的庙宇里找到他们的天堂，在简单的装饰中见到了庄严的景象。这里面有几个人，他们还是在孤寂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甚至没有机会知道同志们集会中的喜悦。现在他们的心被放置在许多热烈的同样年轻的心中间，感到心与心的接近。意外的兴奋、安慰、鼓舞，最后是喜悦征服了他们。他们从来没有像这样自由地、畅快地、安心地呼吸过。一种热、一种满足充满了他们的全身。他们渐渐地忘记了自己的心跟别人的心中间的距离。他们的“自己”逐渐溶化在众人中间，他们得到了一种他们从来没有过的力量。他们这时候真可以跟随众人到任何地方去，甚至冒绝大的危险、贡献绝大的牺牲，他们也是甘心情愿。

于是会议开始了。众人拥挤地坐在餐桌的四周。方继舜被推举做主席，汪雍担任记录。方继舜站在餐桌后面，用他的坚定的声音讲话。他是一个演说家，他会用话点燃听众的热情。他的话并不冗长，却使人容易抓住全篇的要义。他同时还报告了《利群周报》两年来的情况。全体的掌声证明了他的讲话是得到欢迎的。

接着张还如报告社里的经济情形。他把账目也读出来了。方继舜和张还如的报告同样地吸引了众人的注意。人们可以从这两个报告中看出了一个运动的发展。刊物内容的逐渐充实，销数的增加，同情者的增多，小册子的较广的散布，各处的响应，——这些也许只是迟缓的进步，只是一个新力量的萌芽。但是在年轻的他们看来这些却是一个胜利的朕兆。他们相信着这个快要到来的胜利。不过他们并不是来享受这个胜利的结果，却是来牺牲自己促使这个胜利早日到来。

张还如坐下以后，他的哥哥张惠如又站起来说话。张惠如的演说就充分地表现了这样的一种信念。他兴奋地说着在他的心里贮藏了许久的话。他带着一股热情畅快地把它们倾吐出来。他说话很急，话一句接连一句，似乎就没有停止的时候。他的脸上泛起红色，眼睛里射出信仰的光辉，仿佛出现在他眼前的并不是这间房里的景物，他的眼光越过墙壁看见了“光明的未来”的美景。他的话自然地引起了众人的共鸣。他们的心跟着他的话跳动。他所揭露的、倾吐的正是他们的心。他们注意地望着他，差不多屏了呼吸地望着他。他们就希望他的口永远不要停住。但是他的喷泉终于竭尽了。他闭了嘴激动地坐下来，接着是一阵宁静。然后便是热烈的掌声。众人带着笑声嘈杂地在说话。他们感到了一种畅快。

身材高大的何若君突然站起来。他要报告欧洲社会运动的现状。这是一个很动人的题目。他对于欧洲（尤其是法国）社会运动的知识是相当丰富的。他用北方口音讲话。他说得慢，但话清楚而有条理。他渐渐地展开了另一些国度里的革命者为人民争自由求幸福的斗争的壮举。他不夸张地叙述一件一件的事实。这里有的是崇高的牺牲精神，仁爱的心，决断的行为。那些欧洲的革命者，他们大部分还是青年，他们有很好的前途和物质的享受，然而他们毫不顾惜地牺牲了这些。他们没有别的希望，只想使被压迫受践踏的同胞得到普遍的幸福。他们甘愿在黑暗中流尽自己的热血，只为着给无数受苦的人，给后代的人带来光明。

在个人的英勇的牺牲行为以外，何若君又叙述了集体行动中的休戚相关的精神和社会斗争中的互相帮助的事实。这也是同样令人感动的。虽然这些事实对于在座的一部分人还是十分新奇，但是他们也能够了解。

何若君并没有说过一句空泛的话，他只叙述事实。他给他的听众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立下一些新的榜样。他不过叙说他从书本上、从见闻中知道的真事。他想不到这些话会永远成为那班青年的鼓舞的泉源。他在众人的鼓掌中坐了下来。感动的微笑还留在听众的脸上。

方继舜又站起来说话。他要求社员和来宾们自由发表意见。

吴京士响应地站起来用诙谐的调子说了几句庆祝的话。觉民便在这时离开餐桌，走进小屋去抱了一叠小册子出来，张还如也去拿了纪念刊向众人散发。每个来宾都带着惊喜的眼光翻阅纪念刊和小册子。

来宾中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学教员站起来恳切地发言。他的讲演术反倒比那些青年学生差。他说得慢，而且每说两三句就要用一个“这个”来缓和他的困窘。但是拙劣的言辞常常表现了诚恳的心。他感谢他们，祝福他们。他仿佛还想从他们这里求得一点力量。他恭维地对他们说：“青年是人类的希望。”这便是受惯了生活压迫的“外国史”老教员在他的长岁月中得到的结论。他的确敬爱他们。他对他们的工作也常常贡献小的帮助和鼓励。所以他能够同他们结了友谊。

那个红脸的中学生也发表了意见。他似乎不曾有过这样的经验。他站起来，身子就微微颤动，手也在抖，牙齿也在打战。他现出了一脸的窘相。但是他仍然鼓起勇气说话，他觉得众人的眼光集中在他的脸上，他更发慌了。他预备好的话全混在一起了，它们不分先后地乱跳出他的口腔。他的同伴黄脸学生着急地望着他。他没有条理地说下去。

然而听话的众人中间并没有谁发出笑声。他们甚至用同情的眼光望着他，希望能够给他帮一点忙，使他畅快地把话说完，安静地坐下去。他们了解他的话的意义。他带了夸张地（其实在他，却是很诚实地）称赞周报和负责人的种种功绩，又谦虚地诉说他的愿望。他诚心诚意地希望献出他的年轻的生命，只求他们能够给他一个工作。他的话似乎还没有完结，但是他突然闭了嘴坐下来。众人也用掌声酬答他。

以后还有两个人说话，不过说得不多，也没有新的意思。方继舜最后起来作答复。觉民接着说了几句补充的话。然后便是用茶点的时刻。茶水已经预备好了。陈迟和汪雍两人端茶出来。紧张的空气松弛了。一种和睦的、亲切的气氛包围着他们。大家随意用着茶点，更自由、更畅快地谈着个人的或者社会的事情。房间里充满了衷心的笑声。

嘈杂的声音突然静下去。全房间里的人的眼光都射在何若君的脸上。他安静地坐在方继舜的旁边，张着口，用他的响亮的声音唱法文的《马赛曲》和《国际歌》。他们不能了解歌词的意义。但是那种像万马奔腾似的力量不可抗拒地打击着他们的心。那是一种呼唤，一种鼓舞。它使他们的热血沸腾，它使他们的热情满溢，它使他们感到放散的需要。这两首歌曾经先后鼓舞了千千万万的人去为理想献出生命，这时它们同样地燃起了他们这班异国青年的牺牲之火。他们真正准备跟随这样的歌声毫无顾虑地去跟旧势力战斗。

歌声停止了，众人的心上还响着它们的余音。那些声音似乎进到了他们的心的深处。他们的整个身体都因为歌声颤动了。他们想不到世间还有这样的奇异的歌。这跟他们常常听见的《乐郊》、《望月》、《悲秋》、《苏武牧羊》、《金陵怀古》等等完全是两类的东西。好些人马上跑过去向何若君索取歌谱，有些人又要求他教他们唱这两首歌。何若君欣喜地一一答应了。他还为他们唱了几首革命歌，这些歌同样地充满感人的力量，激发他们的崇高的感情，在他们的心上留下永不消灭的影响。

以后就是汪雍、陈迟、觉民、张还如几个人的轮值了。他们先后被人怂恿着，汪雍和陈迟唱普通的歌，觉民唱了一首英文歌，张还如却只会唱京戏，他的须生嗓子在同学中是相当有名的。但是大部分的人对京戏并不感兴趣；普通的歌曲在听者的心上也没有留下印象。它们从一只耳朵进来，又从另一只耳朵出去，并不曾留下一点痕迹。然而它们也没有搅乱房中和睦的空气，相反的，它们还引出一些轻快的笑声。

京戏唱完，大家觉得应当休息了。碟子里的瓜子、花生、点心等等都光了。茶水也全进了众人的肚里。有的人便离开餐桌站起来，或者走到栏杆前面，或者立在书橱旁边，或者同新的、旧的朋友谈话。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满意的表情。这一天好像是这些年轻人的节日。

这些时候觉民的脸上就被一种愉快的微笑笼罩着。他的心安稳地在许多同样年轻的心中间闲适地游历。这些心的接触给他带来快乐。他很少有过这种安稳的喜悦的时候。但是同时他又感到惋惜。这惋惜是和喜悦同比例地增加的。他每次意识到他在这个环境里得来的喜悦，他便想到另一个留在家中的人。他惋惜他不能够同她分享这些快乐。他惋惜她的病给她带来多大的损失。他知道她的参加会使他感到加倍的欢欣。然而他是一个能够克制自己的人，而且年轻的心也容易被纯洁的快乐吸引，所以他始终不让惋惜的表情出现在他的脸上，也不让别人猜到他的这种心情。

众人在这里过了大半天快乐的光阴。他们不觉得时间不停留地往前逝去。但是怀里的表是不能够被欺骗的。散会的时候到了。他们不得不带着留恋地分开。然而这并不是结束，晚上他们还可以在法文学校里见面。《夜未央》就在那个地方上演，一部分的社员应该先到那里去布置一切。

来宾先离开报社，他们临走的时候还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其次走的是一些社员。只有在早晨就来了的那少数人还留着。他们忙碌地把房间收拾干净，然后抬铺板来一一装上。他们关好门正要上锁，忽然一个年轻的店伙模样的人流着汗急急地走过来，对张还如说：“我是来买报的，还可以买吗？”

“可以，可以，”张还如连忙客气地答道，便打开门让他进去。他带着尊敬的眼光看了看站在栏杆前面讲话的那几个人，然后跟着张还如走进里面去。

张还如走进小屋去拿了《利群周报》二周年纪念刊出来递给年轻的店伙。那个人接到报纸便伸手在怀里掏钱，一面红着脸胆怯地说：“我起先来过，看见你们在开会，不敢打搅你们，就走了。”他说完话还没有把钱掏出来，他的脸色因着急而变得更红。

“你不要给钱。这份报就算送给你。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你留着它做个纪念吧，”张还如带笑地说。

“多谢！多谢！”那个年轻人干恩万谢地说，他的通红的脸上浮出诚实的（而且近于可笑的）微笑来。

张还如对他说了两句话。他只是恭敬地点了点头，便拿起报纸往外面走了。张还如陪着他出来。他跨出了门槛，还掉头对张还如说了两声“多谢”，然后又向那几个谈话的人客气地点点头，便匆匆地沿着走廊去了。

“这一定是什么铺子里的学徒，”张还如望着那个人的背影低声说。

“他把我们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其实我们一点也不配！”张惠如感动地接嘴道。

没有人再说一句话。张还如关好了门。他们带笑带说地走出了商业场。

觉民要送程鉴冰回家，他一路上跟她讲话。他们刚走到商业场后门口，忽然看见觉新一个人从外面进来。觉民想避开觉新，但是觉新的眼光已经射到他的脸上来了。他只得带笑地招呼他一声。他看见觉新露出惊疑的脸色，也不说什么话，就安安静静地陪着程鉴冰出去了。

36

这个晚上《夜未央》在法文学校的演出，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散戏以后，觉民一个人回去。他经过那些冷静的街道走到高公馆，大门已经掩上了。他用力推开门走进去。

看门人徐炳垂着头坐在太师椅上打盹，看见觉民进来，便站起招呼一声，还陪笑地说一句：“二少爷，今晚上回来晏了。”觉民不经意地点一个头，匆匆地往里面走去。

觉民走上大厅，便听见三更的锣声远远地响了。他吹着口哨跨进了拐门，快要走到自己的房门口，忽然看见一个人影从过道里闪出来。他一眼就看出这是觉新。他也不去唤他的哥哥，却踏上自己门前的石级，预备走进他的房里去。但是觉新却叫一声：“二弟，”就向着他走过来。他只得站在门槛上等候他的哥哥。

锣声逐渐地逼近了。永远是那个使人听见便起不愉快的感觉的声音。觉新走上石级，他望着觉民担心地问了一句：“你现在才回来？”

觉民点了点头，诧异地看了觉新一眼。

弟兄两人进了屋里。觉新带着一脸的焦虑不安的表情，一进屋便在方桌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觉民兴奋地在房里踱着，他的脑子里还现出《夜未央》中那个感情与理智斗争的场面。

“你们今天在开会吗？”觉新用低沉的声音问道。

觉民惊奇地望着觉新。他记起了这天下午在商业场门口遇见觉新的事，便坦白地答道：“是的。《利群周报》两周年纪念会。”

觉新睁大了眼睛。觉民的不在意的神气倒使他的不安增加了。他注意地望着觉民，他似乎想看透觉民的心，要知道这心底究竟隐藏着些什么。然而他的努力是没有用的。觉民的心还是一个猜不透的谜。

觉民看见觉新痛苦地望着他，不知道觉新有什么心事。他忽然想到一件事，便问觉新道：“蕙表姐的灵柩今天下葬了吗？伯雄没有再反悔吧？”

“葬了，”觉新点个头短短地答应着，他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以后他的面容又变阴暗了。他努力挣扎出一句话来：“二弟，你不能够！”

“不能够？什么不能够？”觉民站在觉新的面前，十分惊愕地看他的哥哥。他怀疑他的耳朵听错了话。

“你们干的都是危险事情，”觉新鼓起勇气答道。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他的心就在希望与失望的歧路中间徘徊。他等候觉民的回答。

“危险？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觉民直率地答道。他说的是真话，而且是不费力地说出来的。“危险”两个字在觉民的耳朵里是很陌生的。

觉民的镇定反而增加了觉新的烦恼和痛苦，他带着更大的焦虑说：“你不能够拿你的性命去冒险。你应当想到去世的爷爷同爹妈。”他知道自己没有力量阻止觉民，便求助于死去的祖父和父母。

觉民感动地唤一声：“大哥。”他开始明白觉新的好意的关切。他对这番好意是很感激的，但是他却觉得这只是他哥哥的过虑。而且在思想上他们中间还有一道墙，他没法赞成他哥哥的主张和生活态度。他同情地望着觉新，温和地安慰觉新说：“我并没有做什么危险事情，你也不必替我担心。”

“你还说没有危险？你自己不晓得。我比你年纪大，看得多。即使你们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他们也不会放松你们的，”觉新带着更大的惊惧对觉民说。以后他稍微安静一点，又用痛苦的声音哀求地说：“二弟，我求你以后不要再到报社去。你们那样做法有什么好处？只会招来压迫。我们省城里的情形你也该晓得一点。只要碰到当局不高兴，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前几个月报上还登过吴佩孚枪杀工人的消息。有好些省分都捉过学生，何况我们这个地方。你们男男女女在一起更容易引起人注意……”

“我们不过办个周报，并没有做别的事情，这是没有危险的，”觉民看见觉新的痛苦的表情，连忙插嘴道。这次他只说了一半真话，他还隐藏了一半。

“你们自己以为没有做什么事，他们却不是这样想。况且你们报上时常骂到旧派，得罪人不少。我真担心随时都会出事情，”觉新着急地说。

“但是我们做事情也很谨慎，”觉民马上接下去说。

“你们的谨慎是没有用的，”觉新越发着急地说，“你们做事情只晓得热心。什么社会情形，人情世故你们都不懂。”他把眉毛皱得紧紧的，额上现出几条皱纹。他的整个脸仿佛蒙上了一层忧愁的面纱。他看见觉民的坚定的眼光，知道自己的话并没有发生效力。他的眼光和脸色变得更阴暗了。他又对觉民哀求道：“你的思想，你的信仰，我管不到你。不过我求你看在去世的爹妈面上听我这句话：你虽然刚毕业，还是在求学的时候，我求你不要参加团体活动，不要发表文章。”他连忙加上一句：“你要研究是可以的。”

觉民咬着嘴唇，不回答他的哥哥。他暗暗地想：“我什么都知道，我不见得比你知道得少，但是我不能够听你的话。”

觉新没有得到回答，他很失望。他知道觉民的决心不是轻易可以动摇的。然而他仍旧挣扎地说下去：“我只有你们两个兄弟。三弟在上海一定加入了革命党。我常常担心他会出事。但是我写信劝他也没有用处，他不会听我的话。我也只好由他去碰运气。现在你也要走他的路了。如果你们两个都出了事情，你叫我怎么办？爹临死把你们两个交给我，我如果不能够好好地保护你们，我将来在九泉下还有什么面目去见他老人家？”他的眼泪掉了下来，他也不去揩它们，却只顾说话。他最后苦苦地哀求道：“二弟，只有这一次，你就听我的话吧，你晓得我全是为你着想。”

觉民仿佛觉得一些悲痛的情感在他的身体内奔腾。他用力压制它们。他不要让自己露出一点软弱。他在跟他自己斗争。这斗争是相当费力的。但是他居然得到了胜利。他痛苦地、但是依旧坚定地答道：“大哥，我懂得你这番好意。我对你只有感激。但是我不能够答应你。我要走我自己的路。我当然比你更了解我自己。我们在思想上差得远，你不会了解我。”

“我们的思想并没有差多少。我很了解你的思想，就是你不了解我！”觉新有点动气地辩道。“我也恨旧势力，我也喜欢新思想。不过现在你们怎么能够跟旧势力作对？鸡蛋碰墙壁，你们不过白白牺牲自己。”

“那么要到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呢？倘使大家都袖手旁观，大家都不肯牺牲？”觉民勉强做到平心静气的样子问道。

“牺牲要看值得值不得。况且现在也轮不到你！”觉新痛苦地叫起来。在这时候电灯厂的汽笛尖锐地、呼痛似地突然响了。

“大哥，你不必这样担心。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行动，更谈不到牺牲，”觉民温和地安慰他的哥哥。他感觉到他们中间逐渐增加的隔膜，这搅乱了他的平静的心境。他还想说话。但是淑华和翠环从外面匆匆地走进来，把他们的谈话打断了。

“大哥！”淑华惊惶地叫道，好像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一样。她急促地说下去：“倩儿不行了！”

“她怎样了？”觉新站起来吃惊地问道。

“大少爷，倩儿话都说不出来了，她翻着白眼，在喘气。大少爷，请你救救她，”翠环断断续续地哀求道，她的眼里包了一眶泪水。

“四太太说怎样办？”觉新皱着眉头问道。

“四太太看都不肯去看倩儿一眼。她嫌我大惊小怪。她说我们这班贱骨头，害病不过是为了想偷懒，哪儿就会得死！大少爷，你看四太太还肯想什么法子！”翠环气恼地答道。她的纯洁的眼光恳求地望着觉新。

“大哥，你去看看倩儿吧。你看还有什么法子可想？就让她这样死了也可惜。我也要去看她，”淑华怂恿道。

“我那天就应当去看她的。好，我现在同你们一起去，”觉新忽然下了决心地说。

“我去先点个灯来，”翠环兴奋地说，泪珠从她的眼角滴了下来。她掉转身子急急往外面走。

“我屋里就有风雨灯，”觉新在后面提醒她道。

翠环又转回来，走进内房去了。

“翠环倒热心帮忙别人，”觉民靠在方桌旁边称赞了一句。

“嗯？”觉新回过头看了觉民一眼，也不说什么。

“我倒觉得她们那种人比我们的长辈还有良心，”淑华泄愤似地答道。

“岂但我们的长辈？”觉民讥讽似地说了半句，但是淑华已经跟着觉新走出去了。

他们走入过道，电灯就熄了。翠环提着风雨灯从觉新的屋里出来，给他们带路，把他们引到桂堂后面的天井里。

梧桐和核桃树的绿叶像大片的乌云一般厚厚地盖在他们的头上。昏暗的灯光从右边小屋的纸窗中射出来。墙边和阶下安闲地响起了蟋蟀的歌声。

“到了，大少爷，就在这儿，”翠环带着紧张的心情低声说。

觉新点点头。他没有说什么，便跟着翠环走进了那间小屋。这里只有臭味，没有一个人。桌上瓦灯盏里灯草头上结了一个大灯花。屋子里到处都有黑影。

身材高大的汤嫂摇摇晃晃地从隔壁房里走出来。她看见觉新，脸上现出惊喜的表情，尖声说：“大少爷，来得正好！请大少爷看看倩儿今晚上是好是坏。她样子真有点吓人。”

觉新连忙走进另一间屋去。淑华跟着他跨过了门槛。屋里的情形跟淑华两次看见的差不多。床前那根板凳上仍然放着那个药碗。那张瘦小的黑脸仍然摆在床中枕头上，不过方桌上瓦灯盏发出的微光使人看不清楚脸上的表情。

觉新走到床前。他看见倩儿的嘴微微张开，还在喘气。翠环立在他的旁边，担心他看不见，便挨近病床，提起风雨灯让他看清楚倩儿的脸。

倩儿的眼睛睁开，黑眼珠往上翻，两颊深深地陷进去，仿佛成了两个黑洞，嘴微微在动，急促地呼吸着。翠环柔声唤道：“倩儿。”病人似乎没有听见。翠环又悲痛地大声叫着。这次病人的黑眼珠往下移动了，她的眼睛略略动了一下，接着头也微微动了一下，她的嘴也动了一下，她的喉咙发出一个咳嗽似的声音。她似乎想说话，却又吐不出一个字来。

“倩儿，大少爷来看你的病，你有什么话吗？”翠环俯下头大声说。

倩儿转动一下眼珠。她似乎想用眼光找寻觉新或者别的人，她的脸上残留着的皮慢慢地搐动了一下。她的眼珠又转向着翠环的手里的灯光，慢慢地从她的眼角进出来两滴泪珠，它们就留在鼻梁的两边。

“大少爷，你看还有什么法子？你救救她吧，”翠环忍不住掉过头去看觉新，悲声央求道。

“大少爷，你看要紧不要紧？”汤嫂害怕地问道。

“大哥，她不会死吧？”淑华怜悯地说。

觉新走近一步。他把右手伸出去，在倩儿的额上略略按了一下。他又拿起药单子，在灯下看了一遍，焦急地说：“不能再吃这种药了，应当立刻请个好医生来看看。”他又退后一步，迟疑一下，忽然决断地说：“我去找四婶商量。就只有这个法子。说不定还有救。”

“你找四婶？”淑华惊疑地问道。她想起了前几天在花园里和在周氏的房里发生的事情。

“自然要先跟四婶商量才行，”觉新不假思索地答道，便吩咐翠环：“你打着灯，跟我到四太太屋里去。”

觉新、淑华、翠环三人走入桂堂。王氏的房门已经关上了，不过房内还有灯光。他们便沿着这个房间的窗下走过角门，转进四房的饭厅。淑华就留在饭厅里，让觉新和翠环直往王氏的房间走去。

一盏不明不暗的灯照着这个空阔的房间，李嫂立在床前踏脚凳上铺床叠被。她看见他们便掉过头说了一句：“四太太在后房里头。”

后房里发出一阵快乐的笑声。觉新便放重脚步走进去。

王氏拿着一根水烟袋坐在床沿上。对面一把新式的椅子上坐着克定，他翘着二郎腿，手里还挟了一根纸烟。他和王氏的笑声都因为觉新的意外的出现而中断了。这两个人的惊讶的眼光都射到觉新的脸上。

觉新客气地招呼了他们，唤了一声：“四婶，五爸。”

“明轩，你坐吧。你有什么事情？”王氏淡漠地说。

“四婶，”觉新恳切地说，“倩儿的病有点不行了。我来跟四婶商量，马上请个好点的医生来看看，或者还可以挽救。”

“现在这样晏还请医生？”王氏冷笑道；“倩儿不过一点小病，有个医生给她看病，过几天就会好的，也值得你夜深跑来告诉我！她已经吃过好几副药了。难道我就不晓得？”克定仍然翘着二郎腿，安闲地在那里抽纸烟，把烟雾慢慢地喷到空中去。

“四婶还说是小病？人都快要死了！四婶还不赶紧想个法子？”觉新着急地辩道。

“死了也是我花钱买来的丫头，用不着你操心！”王氏赌气地答道。

翠环胆怯地站在门口，低声对觉新说：“大少爷，我们走吧。”

觉新心里很不舒服，不过他还没有忘记倩儿的事情。他还想说话，但是听见翠环的声音，他的心冷了半截。他知道他的话在这里是没有用的。除了给他自己招来麻烦外，不会再带来什么东西。他只得把一切忍在心里，沮丧地垂着头打算走出房去。

克安带着笑容拿了一张纸从外面进来。他看见觉新站在房里，便诧异地说：“明轩，你也在这儿？你有什么事情？”然后他又高兴地说：“你来看我新做的诗，这是给芳纹的两首七绝。我念给你听。”他走到桌子前面，借着灯光，摇摆着头铿锵地把那两首肉麻的诗读了出来。他读完诗还踌躇满志地四顾问道：“如何？”

“妙极了！妙极了！我自愧不如，”克定带笑地恭维道。

“明轩，你说，你觉得怎样？”克安又掉头问觉新道。他好像得不到满意的回答，就不肯把觉新放走似的。

“四爸的诗当然很好，”觉新敷衍地称赞道，不管他的心里装满了多大的轻蔑和憎厌。

“明轩，你知道这两首诗的妙处在什么地方？”克安听见觉新赞他的诗好，非常高兴，又得意地望着觉新问道。

觉新木然望着克安的黑黑的八字胡和两颊上密密麻麻的须根，一时答不出话来。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地听过克安的诗。他只得带点困窘地说了两次：“这个……这个……”

“这个你还不知道，”克安失望地接下去说。“你再听我念一遍。”他又摇头摆脑地念起来。但是他刚把第一首诗念完，王氏却不耐烦地打岔道（她是在对觉新说话）：

“明轩，你怎么不把刚才的话对你四爸说？”

“什么话？明轩，你来说什么事？”克安惊讶地问道。他不再读手里的诗稿，却抬起头看看觉新，又看看王氏。

觉新听出王氏的讥讽的调子，他的脸色变白了。但是他还保持着礼貌简短地答道：“我看见倩儿病重，来跟四婶商量，请个好点的医生来给她看一下。”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话不会发生效力。

“原来是这件事情，”克安哂笑道，“明轩，你倒有闲工夫管这种小事情。明天早晨喊人请罗敬亭来给她看看就是了。这点小事也值得大惊小怪的？”

“四爸，恐怕等不到明天了，”觉新着急地说。

“那么翠环，你出去喊个大班[1]马上去请罗敬亭来，”克安随口答道，他看了翠环一眼。翠环刚刚答应一声，她的声音就被王氏的带怒的大声掩盖了：

“你说请罗敬亭？说得好容易？你晓得脉礼要多少？就是我生点小病，也还不敢请罗敬亭！”

“这一点脉礼又算得什么？要治病就不必贪图省钱。四太太，我看还是请罗敬亭来给倩儿看看吧。倩儿病早点好，也多一个人服侍你，”克安温和地说。他并不赞成王氏的意见。

王氏把眉毛一竖，厉声说道：“话说得好听！我倒不敢当罗！我晓得你看上了那个小‘监视户’！我前两天人不舒服，也不见你说请罗敬亭。那个小‘监视户’的病一半是装出来的，我给她捡过好几副药，已经很对得起她了。你还要请罗敬亭来。我问你，高公馆里头有没有过丫头生病请名医看脉的事情？我晓得你的心，你巴不得我早点死了，你好把倩儿收房。你这个人真没有良心。你在外面闹小旦，我也没有跟你吵过。你想在我面前‘按丫头’，那却不行！”她怒容满面，好像要跟她的丈夫吵架的样子。

克安并不打算吵架，他只把眉头略略一皱，勉强做出笑容敷衍道：“我哪儿有这种心思？我不过随便说一句话。你说不请罗敬亭，就不请，也犯不着这样生气。”

“大少爷，走吧，三小姐还在等着，”翠环轻轻地在旁边提醒觉新道。

这一次觉新不再迟疑了。他不想再听王氏讲话，便告辞出去了。

淑华还在饭厅里等候他们，看见觉新神情沮丧地走出来，知道事情没有办好。不过她还抱怨一句：“你们怎么说了这么久的话？也不管人家等得心焦不心焦！”

觉新简单地答道：“我们快走，我等一会儿告诉你。”

他们跨出门槛，又转个弯，沿着石阶走去。翠环仍旧给他们打风雨灯照路。觉新叹口气说：“现在真是没有办法了。”

“大少爷，全是我一个人不好。我害得你受了一肚皮的气，”翠环带着歉意地说。

“怎么能说是你不好？这全是他们不好。如果依得我的脾气……”淑华气愤地插嘴说，她忽然停顿一下。但是觉新却接下去说话了。

“这不怪你，你全是为着想救倩儿，你没有错。倒是倩儿才可怜，我没有想到他们的心肠会这样硬，”觉新感动地安慰翠环道。这时他们已经走过淑华的窗下，觉新吩咐翠环回去，她却坚持着要打着灯照他们回屋。

在路上觉新又把他在王氏房里见到的情形和听到的话对淑华详细地说了一番。不久他们就到了觉新的房间。淑华留在觉新的房里，听完他的叙述的后面一部分，翠环便动身到张氏的房里去。翠环临走的时候，觉新还温和地安慰她：

“你不要着急，说不定倩儿的病明天就会有转机。四太太不肯请医生，我明早晨就喊人去请罗敬亭。”

“明天不晓得还来得及来不及？”翠环自语似地痛苦地说。

“哇！”静夜里忽然响起了一个女孩的痛苦的哭叫声，这使得他们三个人发愣了。

“我二回不敢罗！”那个女孩哭叫道。同样的声音响了几次。后来声音又减低，成了断续的哭泣。

“大少爷，三小姐，你们听，春兰又在挨打了！”翠环悲痛地说。她连忙掉转身子，头也不回地揭起门帘匆匆地走了。

[1]大班：即轿夫。

37

翠环一直到张氏的梳妆房间去。张氏还没有睡，正挺着大肚子，坐在房里一把矮椅子上看旧小说。她看见翠环进来，便责备道：“你跑到哪儿去耍了？我喊你好久都找不到你。我现在身子不灵便了，多走路也吃力，等你来给我洗脚！”这虽是责备的话，但是张氏的脸上却带着温和的笑容。

翠环知道她的主人的性情。她不害怕，也不替自己辩护，便去拿了水来，摆好脚盆。她坐在一个小板凳上，给张氏脱了鞋袜，然后慢慢地解去张氏脚上的裹脚布。她一面做这些事，一面把倩儿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对张氏说了。

张氏似乎很注意地听翠环讲话，并不打岔她，不过有时也考察似地望着这个少女的脸。张氏的柔和的眼光在这张充满青春美的脸上停留了好一会儿。翠环只顾埋着头替张氏洗脚，并没有觉察到她这样的注视。

“看不出你的心肠这样好，”张氏等翠环闭嘴以后夸奖了一句。

翠环惊讶地抬起头看看张氏。她触到张氏的带着好意的眼光，感激地对她的主人一笑，又埋下头去。她的手仍旧在张氏的小脚上轻轻地擦着。她的眼光又停留在那只失了形的短短的脚上。这是一个奇怪的景象。脚背高高地隆起，四根指头弯下去，差不多连成一块肉紧紧地贴在脚掌上，只剩下大指孤零零地露在外面，好像一个尖尖的粽子角。——这不是人的脚，这倒像用面粉捏成的白白的东西。她的手每次触到它，她就要起一种怜悯的感情。现在这一双脚和上面的小腿都有点浮肿了。

翠环拿着洗脚布替张氏揩脚。张氏温和地唤她。她又抬起头。张氏突然含笑地说，“我看你近来对大少爷很好。”，

翠环的手微微地战抖。她的脸马上红起来。她又把头埋下去，低声辩解道：“太太又在说笑，我们做丫头的对主人都是一样地服侍。”

张氏不作声了，却怜爱地望着翠环。翠环不敢把头抬起，她的耳根都红了。她揩好张氏的脚，便拿起干净的裹脚布来一道一道地给它们缠上。张氏温和地吩咐一句：“不要裹得太紧了。”她轻轻答应一声，也不敢再说一句话。在羞惭以外她还感到恐惧。她等候着张氏的责备的话。

“不是这样，我晓得你不肯对我说真话，”张氏不相信地摇摇头说，她的声音仍旧是很温和的。这出乎翠环的意料之外，使得她偷偷地抬起眼睛看了看张氏的脸。她看见张氏的和善的笑容，觉得稍微安心。她大胆地再辩一句：“我难道还敢骗太太？”

张氏笑了。她带着自信地说：“你瞒不过我。我这样的年纪，未必连这点事情还看不出来？我看你很喜欢大少爷……”

张氏还没有说完，翠环突然痛苦地阻止道：“太太，我哪儿还敢说喜欢不喜欢主人家？”张氏的话使她想起许多事情，她看见的全是阴暗，没有一线光明。她意外地受到伤害了。

“你怎么了？你不要听错我的话，我并没有责备你的意思，”张氏不了解翠环的心理，还不明白这个少女的痛苦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她起先惊讶地问，然后又对翠环解释。

“我明白，”翠环忍住悲痛低声答了三个字，其实她并没有明白张氏的意思。

张氏又不作声了。翠环已经替她穿好一只睡鞋。她在思索一些事情，后来她觉得翠环的手在发抖，又看见翠环的肩头在起伏，她感到同情和怜悯。她带了点爱怜的口气责备翠环道：“你这个丫头性子倒倔强，总爱自作主张。你心地虽然忠厚，我怕你将来也会吃亏。二小姐在外面写信来，每次都嘱咐我要好好地待你。其实，我也很喜欢你，我看见你，也就好像看见二小姐一样。我不忍心把你嫁到外面去，我也不愿意把你嫁到没钱人家去受苦……”

这最后的两句话似乎是一个恶运的信号。翠环觉得希望快要完全消灭了，她受不住，连忙鼓起勇气打岔道：“太太，那么你就让我服侍你一辈子吧。我甘心情愿跟你一辈子。”这是最后的哀求，这是诚实的愿望。

“你年纪轻轻的，不要说这种话。我也不想害你一辈子，”张氏不以为然地劝导翠环道。

“太太，”翠环绝望地唤了一声。她抬起头哀求地望着张氏。她把另一只鞋子也给张氏穿好了。

张氏怜悯地笑了笑，说：“你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我不会把你随便嫁出去。我为了婉儿的事情，后悔了两年。她在冯家受了多少罪，现在好容易等到冯老太太去世了。我刚才在三老爷屋里看到冯家的‘报单’，才晓得冯老太太死了，大后天成服。我肚子大了，不好去。不然我倒想去看看婉儿。你不要走，我还有话要问你。你好好地坐在这儿。”

翠环答应了一声，她不像先前那样地紧张了。

张氏要翠环仍旧坐在小板凳上面，她柔声对这个婢女说：“我倒有个主意。你听我说，我想到一个主意，我还怕你不答应。大少爷自从少奶奶死过后（翠环听见说到大少爷，又慢慢地把头埋下去，她的脸开始红起来），偏是他的命不好，两个小少爷都接连地死了。他一个人这样下去怎么行？也应当有个人照应才好。我们劝他续弦，左劝右劝，他总不肯听。我想劝他讨个‘小’，将来生个儿子也可以传宗接代（翠环把头更往下埋）。我倒有个主意，我想把你送给大少爷，你可以服侍服侍他。他为人厚道，也不会待差你，我也好放下心。不过我不晓得你情愿不情愿。”

张氏注意地望着翠环，等候回答。她看见翠环一脸通红，低着头害羞地不作声，便安慰地说：“这儿又没有别人，你也不必怕羞，这是你终身的事，你不妨对我明说。”她看见翠环仍然不讲话，只顾玩弄衣角，她不知道这个少女的真心怎样，便又解释地说：“我觉得你倒很关心大少爷，所以我才有这个意思。我看大少爷配你也合式。虽说做‘小’，不过像大少爷那样的人一定不会亏待你的。”她停了一下，又逼着问道：“你对我说，你到底情愿不情愿？我想你多半不会不答应。”

翠环略略抬起头，还不肯让张氏看见她的脸。她的胸膛一起一伏，她的心咚咚地跳动，她颤抖地小声说：“我是服侍太太的丫头，太太吩咐我什么，我怎么敢不答应？”

“那么你是情愿的了！”张氏惊喜地说；“我原说你不会不答应的。既然你情愿，那么只等大少爷满服，我就办好这件事情。你放心，我总会给你安排好的。”

这一次翠环感动地说话了：“太太待我的好处我都晓得。我如果还不知足，那么我就是忘恩负义了。我想起倩儿，我想起春兰，我比她们的运气不晓得好多少倍。”她不能再往下说，她的眼泪不断地流下脸颊来。

克明在外面唤张氏。张氏答应一声，便扶在翠环的膀子上站起来，6满意地对翠环说：“好，你累了一天，现在也该休息了。你快把脚盆收拾好，去睡吧。”她说罢用鼓励的眼光看了翠环一眼，便慢慢地走出房去。她觉得心里畅快，她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

这晚翠环躺在床上，不能够阖眼睡去。她很激动。她仿佛看见了幸福的景象。她前前后后地想到许多事情。这个房间给她带来不少的回忆。她想到远在上海的淑英，这里的一切都是淑英留下来的。那个年轻的主人到现在还关心她。而且还是淑英给她带来幸福。是的，淑英这一年来就似乎在暗中庇护她，让她过着安静的日子。在麻布帐子外面，清油灯的微光投下了一个昏黄的光圈，光圈逐渐扩大，一个接连一个。她的眼睛花了，她仿佛看见淑英站在床前对她微笑。她也想笑，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淑英的影子消灭了。她看出来站在那里的人是觉新。他用他的永远忧愁的眼光温柔地望着她。他的眼光好像慢慢地进到她的心里，似乎有一只手轻轻地捏住她的心。她敬爱地轻轻唤了一声“大少爷”。她微微地一笑，泪水不由她控制地装满了她的两只眼睛。“你太苦了，”她自语地说。她伸手揉了揉眼睛，又说：“我会好好地服侍你。”她觉得他就在她的旁边听她讲话。她又怜惜地轻轻问道：“你为什么一定要成天愁眉苦脸？我就没有看见你大声笑过。”她又用更轻、更温柔的声音说：“大少爷，你是个难得的好人。你对哪个人都一样厚道，他们都不是真心待你。他们都是只顾自己。你不晓得我的心。我要好好地服侍你，要让你高兴。”她忽然不好意思地微笑了。她拉起那幅薄被蒙了脸。

蟋蟀凄切地在窗下叫着。难道它们也不能睡？她又想到自己的身世。她的过去是充满着眼泪和痛苦的：十岁起开始了苦难，到十六岁，她便永远失掉了家庭和最后的亲人。就在这一年她被人引到这个大公馆里来。她以为会有一个更坏的命运在这里等候她。但是那个和她同年纪的小姐用温柔的手和安静的微笑拭去了她的过去的泪痕。那个贤慧的主人成了她的姊妹似的伴侣，还教导她知道许多事情，还教她读书认字。淑英陷在恶运里的时候，她也曾含着同情的眼泪安慰她的小姐，也曾设法替淑英找人援助。于是援救来了，她的主人冲出了鸟笼飞到自由的天空去。她也曾为那个少女的自由感到欢欣，虽然她自己从此失去了一个好心的伴侣。但是意外地她时时觉得她还得到那个好心主人暗中的庇护。她没有看见恶运的影子。她渐渐地把她的心放在一个人的身上。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什么时候起的。她关心这个人，也许是因为他最善良，他最苦，他遭遇到最坏的恶运，他最值得人同情。他待她和善。不过他不会知道她的心，他更不会知道有一个少女在为他的不幸流泪，而且默默地时时为他祝福。

她也有过渴望，有过幻梦。但这都是极其荒唐的梦景，她早把它们赶走了。她的脸上不常有聚拢的双眉和哀愁的眼睛。那张瓜子脸正像含苞待放的花朵，体现着青春的美丽。然而她对自己并不存着希望。她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将来。她关心的却是另一个人的前途。但这样的关心也只是徒然的。她跟他隔了那么远，她的手达不到他的身边。对于她，将来是没有光彩的，将来比现在更黯淡，现在她还过着平静的生活。

这应该是一个奇怪的夜晚吧。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她越过了许多栏栅，她穿过了朦胧的雾，她看见了将来——将来竟然改变了面目，成了那么灿烂的东西。她的渴望，她的幻梦都回来了。它们不再是荒唐的梦景。她没有做梦。她捏自己的膀子。她还是清醒的。

她微笑着。她又流出眼泪。她觉得那只手还在轻轻地摩抚她的心，摩抚她的思想。甚至那些苦难的日子也远远地望着她微笑。她觉得她的心开始在飞。它飞起来，飞起来。她慢慢地垂下眼皮，不久便沉沉地睡去。隔壁的钟声敲到三下，她也不能够听见了。

她在做梦。但这是一个凄楚的梦。她看见了自己害怕的景象。一乘小轿子放在大厅上，人们拥着她走到轿子旁边。她哭着不肯上轿，他们把她推进轿去。她听见一个人唤她的声音。她刚刚答应，轿子就被抬起来了。她从右边的玻璃窗看外面，看见那个人拿着鞭子打玻璃窗，嚷着要轿子停下来。鞭子打在玻璃上，玻璃碎了。碎片飞到她的眼前。她把眼睛一闭。但是轿夫抬着轿子飞跑地出了二门。

她一着急，眼睛便睁开了。她的心跳得很厉害，她自己听得见心跳声。她用左手按住胸膛。帐子里充满青白色的光。她侧耳倾听。没有什么声音。她略略偏一下头，她觉得脸颊一阵冷，一片湿。她伸起右手摸眼睛，眼皮、眼角都还有泪痕。她痛苦地叹了一口气。

乌鸦呱呱地在屋脊上大声叫起来。从厨房里又送过来鸡声。这些声音不愉快地在她的心上响着。它们沉重地压住她的心。她似乎还不能够转动身子。她似乎还躺在醒与梦之间。她的眼光疑惑地往四处看。帐子里逐渐亮起来，青色渐淡，白色渐浓。整个房间完全亮了。仍然是这个她很熟悉的房间。她的心略略安定一点。她勉强撑起来，将帐子挂起半幅，然后再躺下去。薄被盖住她的下半身，她用一只手轻轻地按着胸膛，另一只手伸出来放在被上。她慢慢地思索先前的梦景。

她的心渐渐地在悲哀中沉下去。但是一阵吱吱喳喳的麻雀声打岔了她的思想。房里的光线又由白色变成了淡淡的金黄色。她忽然听见一只手轻轻地叩门，一个熟悉的声音急促地轻唤：“翠大姐。”

“难道我又在做梦？……未必又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她这样想。但是外面的人声和叩门声并没有停止。那个声音继续在唤：

“翠大姐，快起来！翠大姐，快起来！翠大姐……”

她忽然分辨出这是汤嫂的声音。她马上坐起来，吃惊地小声问道：“汤大娘，什么事情？”

“你起来了吗？你快来，倩儿……倩儿死了，”汤嫂激动地小声答道。

好像有一瓢冷水迎头对她泼下，她全身微微地抖起来，一切的思想都被水冲走了。她仿佛看见一个可怖的黑影在她的眼前晃了一下。她打了一个冷噤。但是她马上镇定了心，低声答道：“汤大娘，你等一下，我就来开门。”她披起衣服，下床来，穿好鞋子，走去把门打开。

汤嫂站在门口，蓬松着头发，脸色苍白，眼里带着恐怖的表情，惊惶地小声说：“我有点害怕，李大娘她们都在那儿。”

“她几时死的？”翠环痛苦地问道。

“我也不晓得。没有一个人晓得。我们起来就看见尸首都冷硬了，”汤嫂带着恐惧地答道。

“你进来，等我把头发梳一梳，就同你一起去，”翠环恳求道，她已经把衣服穿好了。

汤嫂迟疑一下，便走进房来，一面说：“等我来给你梳。”

“那么难为你就给我随便梳一下，”翠环感谢地说。她便坐在淑英的书桌前，打开镜匣拿出梳篦，对着镜，让汤嫂替她梳头。

汤嫂站在翠环的背后，一面梳头，一面羡慕地说：“翠大姐，你福气真好。你住的、用的都不像个下人。这个镜匣，还是淑英的东西。”

“这是沾了二小姐的光。二小姐待我真好。太太待我也很好，”翠环感动地说。她马上就想起昨晚的事，她的脸上泛起一阵红霞。她觉得这间屋里的一切好像都可以保证她未来的幸福。但是接着她的思想又转到倩儿的事情上面。她换了语调痛苦地说：“我比倩儿运气好多了。她真可怜，死得这样惨。”她又催促汤嫂：“汤大娘，请你随便梳一下。快点梳好，我们去看倩儿。”

“你不要着急，就要好了，”汤嫂答道。接着她又气愤地说：“其实倩儿死了也好。她活一天，还不是多受一天的罪。”

“春兰比倩儿更苦。我真有点害怕。如果不是有二小姐，我不晓得现在会成了什么样子。我也会像倩儿这样。或者我会像她们常常说的鸣凤那样。”她想到了先前的梦，仿佛又看见那个可怖的黑影在眼前晃动一下，然后倩儿的垂死的脸庞乞怜似地出现了。她觉得心里一阵难受，鼻头一酸，泪珠又流了下来。

“这也是各人的命，”汤嫂叹息道。“你是前世修来的。你前世再好一点，这世就会做小姐了……”她注意到翠环的眼泪，就不再往下说了。

一切究竟是不是早已注定了的？翠环不能够说。她有时相信，有时又不相信。昨天晚上张氏带给她一个希望，一个好的消息。以后她却做了那个可怕的噩梦。早晨她刚醒起来，就听见倩儿的死讯。这些究竟是什么兆候？给她预先报告幸福，或者报告恶运？她不知道。然而她又是多么渴望她能够知道！她需要这个知识来安定她的心。她的心乱了。她的心彷徨起来。

“好了，你看对不对？”汤嫂放下辫子说。

“嗯？”翠环发出这个声音，她似乎从梦中被唤醒来一般。她马上站起来，揩了一下眼睛，向汤嫂说了一句道谢的话。她用昨晚剩下的冷水匆匆地洗了脸，便同汤嫂一起走出房去。

时候还很早，桂堂两边的房里都没有声音。阳光已经在树梢发亮了。一只喜鹊站在椿树枝上张嘴叫着。翠环拉着门环闭上房门的时候，她无意地侧过头去看天井。喜鹊的嘴正对着她的眼睛。

“翠大姐，喜鹊朝着你叫，你快有喜事了，”汤嫂祝贺似地对翠环说，她的脑子里充满了迷信，她相信喜鹊是来报喜讯的。

“呸！”翠环红了脸，害羞地啐道。“倩儿的尸首还搁在那儿，你想还有什么好事情？”她责备地说。但是她同汤嫂跨过桂堂门槛往后面院子走去的时候，她忽然看见了一个男人的清瘦的脸温和地、悲戚地对她微笑。她忽然觉得心中安定了。他便是她的一切。不管她命中注定的是幸福或者恶运，不管她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局，这都是值不得她担心的。她的全部的思想完全在他的身上。他的存在便是她的幸福。他的未来便是她的未来。这样的理解把她的彷徨完全赶走了。倘使她这时候还有悲痛，这只是由于对那个不幸的倩儿的同情。

她们进了小屋。李嫂还坐在方桌前面梳头。别的女佣都出去做事情去了。房里安安静静，不像发生过灾祸似的。李嫂看见她们进来，阴沉沉地向汤嫂抱怨道：“汤大娘，你怎么去了那么久？等得人心焦。”

翠环连忙走进另一个房间。这时房里相当亮。她一眼便看清楚了屋内的一切。床上的被褥都拿走了。倩儿直伸伸地仰卧在光光的木板上面。还是那一头乱蓬蓬的头发，脸上没有血色，脸颊上皮贴着骨头做成两个小洞穴，眼睛微微睁开，嘴松松地闭着，明显地露出两片惨白色的嘴唇。两只手伸直地贴在身子两边。她似乎是在一阵痛苦的发作以后昏沉地睡去了。

这并不是翠环想象中的死。这不像死。它并不怎么可怕，它却是一个可怜的景象。没有哭声，没有庄严的仪式。它甚至没有妨碍别人的生活。倩儿静悄悄地躺在那里，只像一个被抛弃的物件。

翠环走到床前，怜悯地唤了一声：“倩儿。”她把手伸到倩儿的冰冷的额上，她的眼泪珠串似地落了下来。她坐在木板边上，亲切地望着这张先期枯萎了的脸。她觉得悲痛慢慢地揉着她的心。她终于伤心地哭起来。

倩儿的死对翠环并不是一个太大的损失。倩儿平日繁多的工作妨碍着她跟翠环接近。在这两个婢女中间只有一种普通的友情。但是这些天来（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倩儿成了婢女的命运的一个象征。翠环在倩儿的受苦和死亡中看见了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倩儿的命运很容易地引起了她的共鸣。同情、悲愤、怜悯这些造成了她的眼泪和她的哭声。

“翠大姐，你不要哭了。我们早点了结倩儿的事情要紧，”汤嫂红着眼睛劝道。

翠环慢慢地止了泪，站起来抽咽地说：“那么请李大娘快去告诉四老爷、四太太。看他们吩咐怎样办？”

李嫂早已梳好了头，正从外面房里伸头进来张望。她听见翠环的话，便不高兴地接口说：“我们四老爷、四太太那种脾气，难道你们还不晓得？我不敢去碰这个钉子！他们睡得正香，你敢去吵醒他们，一定要骂得你狗血淋头。”

“不过也不能就让倩儿睡在这儿不管，热天时候久了尸首会有气味的，”翠环焦急地说。她还在揩眼泪。

“等我去说，我不怕挨骂！”汤嫂昂着头自告奋勇地说。她也不跟李嫂讲话，便勇敢地拐着她的一双小脚走出房去。

“我看你又有多大的本事，”李嫂不服气在后面冷笑道。她嘴里咕噜着，便撇下翠环伴着死人，一个人走出去了。

翠环站在房中，痛苦地往四面看，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她的眼光又落在倩儿的脸上。她忽然起了一个奇怪的思想：“我有一天也会像她这样睡在木板上吗？”她觉得有什么尖的东西用力刺她的心。她的思想在飘荡。疑惑和绝望都来逼她。她在找寻逃避的地方。她努力集中她的思想。她终于找到那张清瘦的脸庞。还是那样的温和的微笑。但是一阵脚步声打岔了她。

绮霞惊惶地跑进房来，悲声叫着：“倩儿！”一直往床前奔去，就停在那里大声哭起来。绮霞蒙住脸哭得很伤心，把翠环也惹哭了。

后来还是翠环先止了哭，劝绮霞不要伤心。等到绮霞闭了嘴揩眼睛的时候，翠环忽然想起一个主意，便对绮霞说：“绮霞，你快去告诉大少爷，看大少爷有什么吩咐。我们早点料理倩儿的后事要紧。”

绮霞答应一声，又讲了两三句话，正要走出去，便看见汤嫂气冲冲地走进来。汤嫂摇摆着她的巨大的身体，口里叽哩咕噜地抱怨着。

“汤大娘，你看见四太太没有？她怎样说？”翠环问道。

“你快不要说起罗！就算我倒楣，偏偏自家找上门去！”汤嫂气恼不堪地答道。“呸，”她吐了一口口水，“亏她说得出口！她哪辈子修得好福气，居然也做起太太来了。我又不是她请的老妈子，有她骂的！我来报个信，也不为错。倩儿也是你的丫头，服侍你这几年，从早晨忙到晚，哪点事情不作？就只差了喂你吃饭！你想你这辈子好福气，等你二辈子变猪变牛，看老娘来收拾你……”

这样的咒骂叫翠环听得不耐烦了。她打岔地问道：“汤大娘，你快说：四太太怎样吩咐？”

“她怎样吩咐？”汤嫂轻蔑地说，就在方桌旁边坐下来，把一只手按在桌子上。她学着王氏的口气说：“死了一个、广头，也值得大惊小怪的？喊两个底下人用席子裹起抬出去，送给善堂去掩埋就是了。”她又换过语调说：“四太太怪我吵醒她。我多说两句话就挨她一顿好骂。四老爷也×妈×娘地骂起来。这种丑事只有他们老爷太太做得出来。他们哪些丑事老娘不晓得？”

“四太太真没有良心，还想省一副棺材！倩儿也是瞎了眼睛，才碰到她！”绮霞切齿地说。

“绮霞，你快去找大少爷。大少爷做人厚道，他总有法子，”翠环在旁边催促道。那个人现在就是她的信仰，她的希望，她的一切。

“我去，我就去，”绮霞说，掉转身就往外面走。

“绮霞，如果大少爷还没有起来，你千万不要喊醒他，”翠环连忙在后面嘱咐道。她把话说完，自己也觉得脸上发烧了。

过了一些时候，绮霞陪着觉新、淑华两人进来。翠环看见觉新，脸也红了。她除了唤声“大少爷、三小姐”外，一时说不出别的话。

觉新看见倩儿的尸首躺在木板上，用怜悯的眼光看了两眼。他已经从绮霞的口里知道了王氏对汤嫂吩咐的话。他便打定主意说：“我去喊人给她买副棺材来，横竖花不了多少钱。四太太不肯出，我也出得起。”他又吩咐翠环道：“翠环，你同绮霞两个给倩儿换好衣服，等一会儿棺材进来，马上装好，从后门抬出去就是了。”翠环抬起头来轻轻地答应一声。她脸上的红色淡了不少。她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她的两只眼睛马上发光了。

觉新看见汤嫂在旁边，便吩咐她说：“汤嫂，等一会儿尸首抬出去了，你们好好地把房子洗刷一下。你不要忘记，要洗刷了才能够住人。”

汤嫂恭顺地答应着。

绮霞正打开倩儿的箱子在翻看，便对觉新说：“大少爷，倩儿的衣服不够。她就只有一件新布衫。”

觉新皱皱眉头，沉吟地说：“那么将就一点吧，随便换两件衣服就是了。”

“我还有几件新衣服，我自家穿不着，等我拿来送给她，”翠环连忙接下去说。

淑华马上阻止翠环道：“翠环，你不要去拿。你的衣服你自家要穿的。我有好几件衣服，做来不合意，还没有穿过，我送给倩儿好了。”她又对绮霞说：“绮霞，你等一会儿跟着我去拿。”

“那么就多谢三小姐了，”翠环感谢道。

“三妹，你快点把衣服找出来。我就出去喊人买棺材。事情越早办妥越好。”翠环、淑华两人的话都使觉新感动，他赞美翠环的大量和淑华的好心。这样的简单的行为使他看见另一个世界的面目。那是光亮的、充满着希望的、充满着微笑的、和平的、和睦的世界。他自身的经历使他不相信这个世界的存在，他看见的斗争、诡计、陷害、黑暗太多了。不过有时候他会瞥见新的东西。虽然这只是一两眼，虽然微笑会被悲哀或者怒容淹没，但是这短促的一瞥所得到的印象也会长久地留在他的记忆中。现在他又可以在记忆中加上一点使他微笑的东西了。

他同淑华、绮霞两人走出桂堂的时候，他的寂寞的心像受到祝福似地感到了意外的温暖。

38

下午三点多钟觉新从商业场回家，刚走过觉民的窗下，便看见王氏和陈姨太两人有说有笑地从堂屋里走出来。他把眉毛略略皱起，打算转身走进觉民的房里去。但是王氏已经开口在叫“明轩”了。他只得答应一声，向她们走去。

王氏等他走到她们身边，似笑非笑地把他打量一下，一面说：“明轩，你倒很空。你倒有工夫管闲事。”

觉新不明白她的意思。他不便说什么，只是含糊地答应一声，他的态度相当恭顺。他在实行他的“作揖主义”。他以为她们会让他安静地走开。

但是王氏突然“哼”了一声，竖起眉毛接着说：“我这一房的事情我自己管得了，用不着你操心。你有工夫还是多管你自己的事吧。你怕我出不起钱给倩儿买棺材吗？”

“我并没有这个意思。我晓得四婶在睡觉，我害怕她们吵醒四婶，所以我就代四婶办了，”觉新温和地解释道，他的脸色突然变红，后来又变成了苍白。

“我在睡觉？我不是明明吩咐过拿床席子裹起抬出去吗？”王氏故意厉声说道。她把嘴一扁，做出轻蔑的神气：“哼，我晓得你钱多得用不完，你也用不着在我面前‘摆阔’！……”

“四太太，你不晓得大少爷每个月在外头挣三十多块钱罗！我们哪儿比得上他！人家有钱让人家阔他的。你四太太何必跟他怄气？”陈姨太带着假笑地对王氏说。

觉新的脸上又泛起一阵红色。他似乎要张开口说什么话。但是他忽然控制了自己，埋下头过了片刻，又抬起脸来苦涩地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她们没有答话。他又说：“四婶不必生气，我走了。”他掉转身子往过道里走去。他还没有走进自己的房间，就听见那两个女人的得意的笑声。

他回到屋里，一眼就看见挂在墙上的亡妻瑞珏的遗照。他失掉了自持的力量，勉强走到写字台前，跌倒似地坐在活动椅上。他把头埋在桌上伤心地哭起来。

“大少爷，”一个少女的声音送到了他的耳边。这个声音接连地唤了他三次，他才慢慢地抬起头来。

翠环站在他面前，带着悲戚、同情的眼光看他，她感激地谢罪道：“都是我不好，我害得大少爷怄气。”

“你不好？”他惊讶地说。他不明白她的意思，他的眼带着泪痕温和地望着她。

“大少爷，你先洗帕脸，我给你打了脸水来了，”翠环不去解释他的疑问，却说了以上的话。她连忙走到方桌前，把手伸进那个冒热气的脸盆里，捞起脸帕来，绞干了，给觉新送去。

“难为你，”觉新感动地说，便接过脸帕来揩了脸。

“我刚才听到了四太太她们的话。都是我不好，把大少爷拉去料理倩儿的事情，给大少爷招麻烦。不然四太太怎么会找大少爷寻事生非？”翠环望着觉新揩脸，一面带着不安地说话。她看见他痛苦比自己受苦更难过。

觉新把脸帕递给翠环，摇摇头说：“不是这样。”他又带着疲倦的笑容说：“这跟你不相干。我晓得她们恨我。就是没有倩儿的事情，她们也会找到借口的。”

翠环又走到方桌前去绞脸帕。她站在那里回过头望着觉新说：“大少爷，四太太、陈姨太她们为什么这样恨大少爷？我真不明白。大少爷对她们都很讲礼节。大少爷究竟有什么事情得罪过她们？连我们做、/头的也要替大少爷抱不平。”她再把脸帕给他送过去。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觉新坦白地说。的确连他本人也不明白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他接过脸帕来，再揩了一次脸。他的泪痕和他的烦恼都被揩掉了。这个少女的好心的关切使他十分感动。他不能够了解她的心。然而他记起她对他做过的一些小事。虽然只是一些小事，但是它们已经在他的敏感的心上留下了不易消灭的痕迹。那一束火红的石榴花在他的眼前亮了……下，又不见了。这是一个谜。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他得到一个纯洁的年轻心灵的关切。但是他很珍惜这个，他从这个也得到安慰。他又渐渐地恢复了自持的力量。

“我想总有个原因，”翠环接过脸帕就拿在手里，站在觉新面前。她看见他的平静的面容，她的脸上露出了天真的微笑。她这时没有想到张氏的那番话，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将来的希望和失望。她的思想完全集中在他的身上。她并不了解他，但是她相信他，仿佛应该由他来支配她的苦乐。的确如她自己所说，她相信有一个原因，但是她想不出来。她便对他说：“大少爷，你仔细想想看，总是有原因的。大家都是一家人，为什么不能够和和气气地过日子？她们都是上人，应当比我们丫头更明白。”她把脸帕拿到方桌前面，放在脸盆里去搓洗。她一面洗，一面回过头对觉新说：“大少爷，你人太好了，人家总是欺负你。你都受得住。”

“翠环，你说话要小心。这些话给别人听见，你会有苦吃的，”觉新连忙提醒她说。他把眼光从她的脸上移到门口去。

翠环把绞干了的脸帕搭好，笑着说：“大少爷，你真仔细。我们丫头挨顿打，有什么希奇，还害怕人听见？大少爷倒还顾到我？”这最后一句话是用较低的声音说出来的。她捧着脸盆走出去了。她走出过道，把水倾倒在仆婢室前面那个狭长的天井里，然后拿着空盆回到房里来。

她走到房门口，意外地听见里面有人谈话的声音。她揭起门帘，看见袁成和周贵都在房里。周贵恭敬地立在觉新面前，对觉新讲话。她听见的是：

“……老太太还吵着要到庵里头去。大太太、二太太劝都劝不住。大太太着急得不得了。喊我来请大姑太太同大少爷就去。大姑太太不在屋里，大少爷有空就请大少爷去一趟。”

“好，我马上去，”觉新答道，就站起来，吩咐袁成：“你去喊大班把我的轿子预备好。”

“大少爷，要喊人去接大太太吗？”翠环把脸盆放好，又从内房里走出来，听见觉新吩咐袁成的话，便插嘴问道。这天张氏的母亲请周氏同张氏一起去打牌，周氏现在还在张家，因此翠环有这样的问话。

觉新马上答道：“现在倒不必。等我先去看看再说。”袁成走后，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便吩咐翠环：“你去看看二少爷在不在屋里头。他在的话，就请他到我这儿来一趟。”

翠环答应一声，连忙走出去。周贵还留在屋里等候觉新的吩咐。他看见房里没有别人，忍不住又将隐藏在心里的话吐露几句：“大少爷，我看，我们老爷脾气也太古怪了。老太太本来是很好说话的，老爷偏偏要惹她老人家生气。就拿大小姐的事情来说，要不是大少爷三番两次设法办交涉，姑少爷哪儿会把大小姐灵柩下葬？老太太昨天刚高兴一点，老爷又惹她生气。我们底下人没有读过书，倒猜不透我们老爷是哪种心肠？……”周贵说到这里，看见觉民进来，便不往下多说，只是结束地问一句：“大少爷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有了，”觉新摇摇头答道。接着他又对周贵说：“你先回去禀报外老太太：我马上就来，”周贵退出去了。觉新便把周贵告诉他的话简略地对觉民说了一番。他最后要求道：“你同我去一趟，好不好？”

觉民皱起眉头，并不答话。他在思索。他今天还要到别处去。

觉新用恳求的眼光看他，并且解释地说：“妈在张家外婆那儿耍，我想不必去请她。你同我去，多一个人也好。”

“我今天要到姑妈那儿去，”觉民坦白地说。

“我也要去，姑妈家里今天摆供，今天是姑爹的忌辰，”觉新接嘴说，“我不在外婆家里多耽搁。我同你一起到姑妈那儿去。等琴妹的病完全好了，我们请她哪天来耍。”

觉民只得答应了。翠环听见觉民说去，不等觉新吩咐，便说：“大少爷，我去喊袁二爷另外喊乘轿子来。”她说完便往外面走。

觉新和觉民到了周家，轿子停在大厅上。周贵陪他们走进里面去。

枚少爷正埋着头从房里出来。他看见觉新弟兄，苍白的脸上微微露出喜色，连忙走过去迎接他们。

“大表哥，你来得正好，你救救我吧，”枚走到觉新面前，一把抓住觉新的膀子，低声哀求道。他的两颊略微陷入，眼睛四周各有一个黑圈，额上有两三条皱纹，眉毛聚在一起，眼光迟钝，声音略带颤抖。

“什么事？你尽管对我说！”觉新惊惶地问道，枚的面貌唤起了他的怜悯心。

“大表哥，你说我该怎样办？孙少奶跟婆吵架。爹说话又得罪了婆。婆今天不肯吃饭，说要出去修道。婆同妈都骂我，说我维护孙少奶。孙少奶又抱怨我袒护婆，她还在屋里头哭，吵着要回娘家去。大表哥，你说我该怎样办？我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我两面都不讨好，”枚低声诉苦道。他放开觉新的膀子，两只手痛苦地绞缠着。眼里露出一种搀和着恐惧与疲倦的痛苦表情。

觉民看了觉新一眼，他想：“看你有什么好主意！”觉新怜悯地望着枚。他不能不同情这个年轻的表弟，但是枚太使他失望了。他想：“你应该有点决断！你为什么要学我？而且你比我还不如！”他便温和地，但也带点责备的调子说：“枚表弟，凭良心说，表弟妹的脾气也大一点。外婆人是再谦和不过的。她年纪又这样大，表弟妹不妨让她一点，何必定要惹她老人家生气？”

“大表哥，你不晓得，我也是这样说。孙少奶平时倒很好，只有发起脾气来，什么人说话她都不听。我只好夹在中间受气，”枚少爷好像受了大的冤屈似地连忙分辩道。他看见两个表哥都不作声，又说：“孙少奶脾气越来越大，爹又总是帮她说话。我哪儿敢跟爹顶嘴？我也只有听孙少奶的话。其实平心说起来，还是孙少奶对我好。”

觉民不能够忍耐了，便冷冷地插嘴道：“枚表弟，你也该分辨是非，不能糊里糊涂地听话！”

“我简直不晓得，”枚招架似地小声说。他看见他们不相信这句话，两对眼睛一直在逼他，他终于直率地加上两句：“我实在害怕他们。我什么人都害怕。”他抬起脸绝望地望着天空。阳光罩在这张惨白的脸上，使它看起来更不像一张活人的脸。

觉民的眼光触到了这张可怖的脸，他咬起下嘴唇皮，叹了一口气。他很想说几句能够伤害人的话，他的心里忽然产生了一种报复的欲望，他需要满足这个欲望，他需要伤害那些他认为应该受惩罚的人。

觉新疑惑地望着枚少爷。他想不到一个年轻人会成为如此没有自由意志的可怜东西。他觉得自己还是受着环境的限制，旧势力的压迫，而且为着他们这一房人的安宁才牺牲自己的意志，跟着命运飘浮。枚却是自愿放弃一切，跪在一些人的脚下，让他们残酷地把他毁掉。枚简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也不知道自己正向着一条怎样可怕的路走去。这似乎是不可能的。觉新想在枚的脸上找到一个否定的回答，希望在那上面看到一点点刚强和坚定的表情，或者任何表示青春力量的痕迹，但是那张惨白的瘦脸却在他的眼前不住地扩大。没有一点点的希望。连觉新也认为这个青年白白地把自己的前途断送了。他的疑惑变成了怜悯。但是他忍不住埋怨地对枚说：“你不能够这样，你一家人都期望着你！”

觉民在旁边不满意地冷笑一声。觉新觉得仿佛背上挨了……下鞭打。他明白自己说了怎样错误的话。他是在嘲讽他自己吗？

“我也是没有法子。我从小就听惯厂爹的话，”枚畏缩地、又似乎在替自己辩护地说。

“我就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父亲，”觉民不客气地说。他猝然地掉转身子，打算往堂屋里走去，却看见芸站在堂屋门前石阶上。芸高声在唤：“大表哥，二表哥。”觉民答应着，走上了石阶。他看见芸脸上带笑，便低声问道：“外婆现在怎样？”

“现在气稍微平了一点，大妈同妈还在屋里头劝她，”芸小心地轻轻答道。她又感谢觉民：“二表哥，这回姐姐的事情多亏得你。现在我们也安心了。”她微微地一笑，她的眼角眉尖本来还藏得有一点点忧愁，这时才完全散去了。她看见觉新和枚也走上石阶来，便亲切地、道歉似地对觉新说：“大表哥，真对不住你，又累得你跑来一趟。”觉新也说了两句客气的话。她又说：“婆现在好一点，妈她们都在婆屋里。你们进去吗？”

芸陪着觉新、觉民到周老太太的房里去。枚却在后面说：“我不去了，”他打算回到自己房里去看他的妻子。

“枚表弟，你也进去坐一会儿吧，”觉民知道枚的心思，故意挽留道。

于是芸也说：“枚弟，你陪大表哥、二表哥进去坐一会儿也好。”

枚害怕地看了看觉新和芸，低声说：“我去，婆同妈看见我又会发脾气的。”不过他还是跟着他们进去了。

周老太太躺在床上。陈氏坐在床边，徐氏立在床前。陈氏低着头委婉地在劝周老太太。她们听见芸的声音（芸报告：“婆，大表哥、二表哥来了！”），都掉转身子往门口看。

觉新和觉民向她们行了礼。他们看见周老太太勉强坐起来，觉新连忙客气地劝阻道：“外婆，你累了，多躺躺吧。你不必跟我们客气。”

周老太太带着疲倦的微笑温和地答道：“不要紧，我也躺够了。我正想起来坐一会儿。”她就走下踏脚凳，也不要陈氏扶持，自己颤巍巍地走到窗前藤躺椅前面坐了下来。众人也跟着她走到窗前去。翠凤给觉新弟兄倒了茶，便走到芸身边小声跟芸讲话。

觉新恭敬地站在周老太太面前，静静地望着这张憔悴的老脸。不过几个月的工夫，脸上的皱纹就增加了那么多。头发上的白色快要把黑灰色掩盖了。眼睛里也出现了几根红丝。她的这些改变引起了他的同情，他感动地劝道：“外婆，你近来也太累了。你老人家犯不着跟他们怄气。……”

觉新还没有把话说完，周老太太就打岔道：“明轩，你坐吧。”她指着旁边一个凳子。她感谢地微笑道：“你来得正好。你的心肠比你大舅好得多。他真要把我气死了。”她看见觉民还站着，又要觉民也坐下。她继续对觉新说（她说得慢，而且很清楚）：“明轩，我们家里的事你都清楚。我们回省还不到两年，这个家就快弄得七零八落了。这都是你大舅一个人硬作主依他的脾气做的。蕙儿的命就断送在他的手里。还亏得你们两弟兄，蕙儿的灵柩算是昨天下葬了。”这时陈氏在旁边张开口要说话，刚吐出两三个字，就被周老太太阻止了，她说：“大少奶，你不要打岔我。”陈氏只得答应一声“是”。周老太太又说下去：“现在孙少奶居然当面跟我吵起来了。你大舅只袒护她。明轩，你说，我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想起来真是灰心得很。我辛辛苦苦把你大舅抚养成人，也没有亏待过他一点。他却这样气我。要不是有你大舅母、二舅母同芸儿在这儿，我真要去出家了。在庵里头至少还可以过点清静日子。省得在这儿受他的气。”她的眼光又移到枚少爷带着又羞又怕的表情的脸上，她厌恶地说：“枚娃子也不学好。他就只晓得听他父亲的话，听孙少奶的话。他不但不帮我去教训孙少奶，他反而处处帮忙孙少奶胡闹。他真没有一点出息。我见到他就生气！”这几句话吓得枚少爷连忙低下头，不敢作声。

“外婆，你老人家也不必这样生气，”觉新陪笑地劝道，“枚表弟年纪轻不懂事，让大舅母教训他一顿就是了。孙少奶又是在娘家娇养惯了的，刚出阁不久，脾气一时改不过来，自然有点任性，不过日子久了，就会渐渐改好的。外婆、大舅母也不必跟她一般见识。大舅为人不过拘谨一点，虽然一时不大明白，事情过了，多想想就会清楚的。请外婆多宽宽心，保养自己的身体要紧。”

觉民不满意地看了觉新一眼。他仍然安静地坐在门口那把椅子上，昂起头望着天花板，不说一句话。

“妈，明轩的话很有道理，刚才嫂嫂也是这样说。妈真犯不着跟他们生气。妈尽管放宽心。下回再有事情，就把大妹也请来。妈交给我们办就是了，”徐氏也顺着觉新的口气劝周老太太。

觉新又接下去说：“妈今天到张太亲母家里去了。我没有差人到张家通知她。外婆看，要不要喊人把妈请过来？”

“不必了。就让她在张家耍吧。现在没有事情，何必去打断她的兴致，”周老太太摇摇头温和地说。她现在似乎高兴一点，精神也好了些。

“那么我想请外婆、大舅母、二舅母、芸表妹、枚表弟、表弟妹后天到我们家里去耍。外婆也可以散散心。我还要陪外婆打字牌，”觉新诚恳地邀请道。

“孙少奶后天要回娘家去，”枚少爷不等周老太太或者别人讲话，忽然从屋角大胆地说。

周老太太厌烦地看了枚一眼，别的人也觉得枚的话听起来不大顺耳。周老太太本来还想推辞，听见枚少爷的话，反倒马上接受了觉新的邀请。她说：“她一个人回娘家去，未必我们就去不得？没有她也好。省得我同她在一起心里反而不畅快。”

枚少爷知道自己又碰了一个钉子，不敢再做声了。他心里很不好受。他觉得胸口发痒，喉咙也发痒。他始终站在屋角，后来自己觉得有点支持不下去了。他想咳嗽，又不敢大声咳出来，轻轻地干咳了两三声，便又止住了。

陈氏和徐氏接着说了几句话。陈氏听见枚的干咳声，掉过头看了他一眼，怜悯地说：“其实枚娃子也给他父亲害了。他近来脸色真难看，时常干咳，我担心他有病。他父亲一定咬着说他的体子比从前好多了，还逼着他做文章。”

“这都是定数。想不到偏偏我们家里出了这个魔王。什么事都给他弄坏了，”周老太太又摇摇头叹息地说。

许久不开口的芸说话了。她关心地说：“我看枚弟多半有病，还是去找西医看看吧。早点医治也要好些。”

“芸姑娘，你快不要提西医。你大伯伯听见说起西医就要发脾气，”陈氏气愤地说。

“不过枚表弟的身体也应该当心，有了病不医怎么行？就请罗敬亭来看看也好，”觉新加重语气地说。他用同情的眼光看了看那个畏缩地站在屋角的枚少爷。

“但是你大舅一定不让请医生，你又有什么法子？”陈氏求助似地对觉新说。

“那么，大哥，你去劝劝大舅，”觉民带点讥讽地对觉新说。他许久不说话，但是他把事情看得很明白。这屋里有的是说话的人：她们说话也许激烈，清楚，然而她们不预备做一件事。这里没有一个实行的人。她们都不赞成周伯涛的主张和办法。可是这个公馆里的主要事情都由他一个人支配。她们无论事前或者事后反对，却没有一个人在事情进行的当时伸出手去阻止它。他知道她们会让周伯涛把枚少爷送到死路上去。所以他不想对她们说话。

“真的，我去找大舅谈谈，也许还有办法，”觉新仿佛看见了一线希望，自告奋勇地说。

“那么就请大少爷跟枚娃子那个顽固的父亲谈谈。如果说得通，枚娃子也可以少点痛苦，”陈氏带点喜色地央求道。

周老太太仍旧摇摇头，浇冷水似地说：“我看没有用，枚娃子的父亲就是那种牛脾气！你休想把他说得通！”

“等我去试试看，我今天还没有见过大舅，”觉新仍然怀着希望地说。“那么我现在就去一趟。”他站起来。“我等一会儿再回来陪外婆。”

觉民和枚少爷跟着觉新走出周老太太的房间，刚走了两三步，枚忽然干咳起来。觉新便站住关心地对这个年轻人说：“枚表弟，你自己也要小心一点，你也该爱惜自己的身体。”

枚还觉得喉咙痒，胸口痒。他勉强忍住咳嗽，感激地望着觉新，低声答道：“我也晓得，不过——”他还要往下说，但是呛咳打断了他的话。他掉转头顺口吐出一口痰来，吐在堂屋门外的石阶上。

觉新的眼光跟着痰落在地上，他惊恐地抓住枚的一只膀子，低声叫道：“枚表弟，你在吐血！”

枚痛苦地点点头。觉民也把眼光射在那口痰上，他看见痰里的血丝。他又把眼光移到那张惨白的没有一点青春痕迹的脸上。他的心也软了，他便跨出门槛用脚把痰拭去。

觉新放松手温和地、关心地问枚道：“你以前吐过没有？这是不是第一口？”

“大表哥，你千万不要对爹说。我告诉你，我差不多吐了半个月了。吐得也不多。我有点害怕，我不晓得要紧不要紧。我不敢让人知道。连表弟妹我也不让她晓得，”枚拉着觉新的袖子求助地对觉新低声说。

“枚表弟，你老实告诉我。你除了吐血，还有什么病象没有？”觉新忧虑地、但又急切地问道。

“别的也没有什么，”枚悲戚地答道；“不过晚上时常出冷汗，早晨醒来汗衫又湿又冷。还有，时常觉得头昏耳鸣。”

“你还说没有什么？”觉新怜惜地责备道；“我们快去找大舅。我要他请个西医给你看病，”他说着，脸上立刻现出一种严肃、惊惧的表情。

“大表哥，你快不要在爹面前说起西医。爹最恨的就是西医，”枚忘了自己的病，只记得父亲的带怒的黑脸，他惶恐地哀求觉新道。“你不记得妈刚才说的话？”

枚比觉新更清楚自己父亲的脾气。但是觉新却相信他的“人情”，他以为独子的严重的病症一定会使父亲虚心地考虑旁人的意见。他还安慰枚说：“不要紧，我会对大舅解释明白。他不会发脾气的，你不要怕。”

觉民在旁边冷笑一声。他不相信觉新的话。他差一点要说话打破觉新的痴愚的梦想。但是他的心里也很不好过，所以什么话也没有说。

他们走进周伯涛的书房。枚的父亲周伯涛坐在藤椅上，手里捏了一册线装书。他看见枚少爷陪着觉新弟兄进来，他那黑黄色的脸上勉强露出了笑容。他懒洋洋地欠身回答了觉新弟兄的礼，请他们坐下。

觉新跟周伯涛谈了几句普通的应酬话。周伯涛忽然问道：“明轩，你们见过外婆没有？”觉新说是见过了。周伯涛又问：“她现在还在生气吗？没有说什么话吧？”

觉民看了周伯涛一眼。觉新却恭敬地回答说，周老太太的怒气已经消去，还高兴地讲了好些话。

“她老人家就是脾气太大，又爱任性。为了一点小事情今天又跟我闹过一场。这样下去我也实在难应付，”周伯涛皱起眉毛诉苦地说。

连觉新也觉得自己的忍耐快到限度了。然而外表上的谦恭是必须保持的。他仍然温和地对周伯涛说话，不过语调却有点不同了，带了一点淡淡的讽刺意味。他说：“不过我看，外婆今天精神很不好。外婆究竟是上了年纪的人，应该让她多高兴一点，心里宽畅一点。大舅脾气素来好，还是请大舅遇事让让外婆，免得她老人家把气闷在心里头，会闷出病来的。”

周伯涛略微红了脸，他也有点惭愧，不过他仍然掩饰地说：“明轩，你不晓得我让过她老人家好多回了。譬如孙少奶，人家是个读书知礼的名门闺秀，嫁到我家来配枚娃子这个没出息的东西，已经很受委屈了。外婆还要时常挑错骂人。今天我看不过劝了两三句，外婆就气得不得了。你说我还能够做什么？”

觉新觉得自己心里不住地在翻腾。他听不进那些话。他听见说到枚的时候，偷偷地看了看那个可怜的儿子。枚埋着头不敢正眼看任何人，身子微微摇晃（也许是在颤栗）好像快要倒下去的样子。觉新决定不再谈吵架的事了。他便换过语调像报告一个严重的消息似地，把枚吐血和其他的病象就他所知完全没有隐瞒地对周伯涛说了。他恳切地要求周伯涛把枚送到医院里去。

“明轩，我看你这是过虑，”周伯涛不以为然地摇头道，“什么肺病难治，都是外国人骗人的话。我就不信西医。我看枚娃子也没有什么大病，吐两口血也不妨事。我年轻时候也吐过血的。枚娃子就是因为新婚不久，荒唐一点，所以这一向精神不大好。以后叫他多多读书习字，把心收起来，他的身体就会好起来的。”他又严厉地瞪了枚少爷一眼，正色说：“枚娃子，听见没有？从明晚起，还是每晚上到我书房里来听讲《礼记》。好在孙少奶对旧学也有根柢，她还可以帮忙你温习。”

枚少爷惊惶地抬起头，望着他的父亲发愣，不知道回答一句话。

“听见没有？”周伯涛的声音本来已经变成温和的了，后来他看见枚的痴呆的神气，他的怒气又往上升，便厉声喝道。

“是，是，听见了，”枚惶恐地答道。他又接连地干咳起来。

“你回屋去吧，”周伯涛嫌厌地挥手说；“你每次到我房里来，不是做怪相，就是发怪声音。真是没有长进，教不改的。”

枚少爷埋下头唯唯地应着。他用乞怜的眼光偷偷地看了看觉新，然后绝望地慢慢走出房去。

不平和怜悯激起了觉新的反感。他又鼓起勇气对周伯涛说：“大舅的话自然有理。不过据我看，枚表弟的身体太坏，又有那些病象。最好还是请个医生来看看。不请西医，就请个有名的中医来看也是好的。现在治还来得及。怕晏了会误事。”

周伯涛忽然摩抚着自己的八字须轻蔑地哂笑了两三声。他固执地说：“明轩，你也太热心了。难道我还不清楚枚娃子的事情？古人说：‘知子莫如父。’这句名言你未必就忘记了？我是枚娃子的父亲，我岂有不关心他的身体、让他有病不医的道理？他的病症我非常清楚。其实这也不算是病，年轻人常常有这种病，不吃药就会好的。”他又封门似地说：“我们不要再提枚娃子的事情。你最近听到外面有什么消息没有？”他不等觉新答话，自己又抢着说下去：“蕙儿已经葬了。我原说过伯雄办事情不错，他有主张，有办法。现在如何？你大舅母从前为这件事时常吵闹，使我有点对不住伯雄。现在我还不大好意思见他。”

觉新唯唯地应着。他的心已经不在这个房间里面了。觉民不能够听下去，他终于失去了他的冷静，冷笑了一声，就站起来，故意抬杠地说：不过据我看，倘使不跟表姐夫吵闹，他就会让灵柩烂在尼姑庵里的。大舅刚才说：“‘知子莫如父，’所以知道表姐夫的人，恐怕还不是大舅，”他一面说话，一面欣赏周伯涛脸色的变化。

39

觉新弟兄从周家出来，便到他们的姑母家去。他们到了张家，走出轿子，大厅上异常清静，也不见张升的影子。他们一边说话一边走进里面东边的院子。

“你今天真奇怪，我原说请你去帮忙，怎么你什么话都不说？”觉新抱怨觉民道。

“你不是说得很多吗？你一个人说也就够了，”觉民解释地答道。

“我说了那许多话，有什么用处？今天简直是白跑一趟，”觉新苦恼地说，“我看枚表弟这条命又完了。”

他们已经走到张太太的窗下，觉民先唤了一声：“姑妈，”然后才回答觉新道（不过声音很低，他不愿意让房里的人听见）：“今天也真把我气够了。我就没有见过像大舅那样的糊涂虫！你跟他讲理只是白费精神。”

张太太在房里答应着。他们走进那个小小的堂屋，她也从房里出来。他们连忙给她请安问好。他们刚在堂屋里坐下，琴也从右边房中出来了。琴穿着滚了边的淡青色洋布衫子，这是家常衣服，倒很合身。她的脸上已经没有病容，不过人显得比平时沉静些。她的微笑里稍稍带一点倦意。

“琴妹，听说你欠安，我倒很挂念，不过这几天总抽不出工夫来看你，很抱歉。现在看你精神还好，想必完全好了，”觉新看见琴出来，亲切地慰问道。

“谢谢大表哥，这不过是小病，不值得挂念，三四天就好了，”琴带笑地答道。她温柔地看看觉民，又说：“二表哥倒时常来，他也说大表哥很忙。”

张太太跟他们谈了几句话。女佣李嫂给他们端了茶来。张太太看他们喝茶，忽然问道：“这几天四婶同陈姨太又找事情来闹没有？”

觉新迟疑一下，然后放下茶杯摇摇头答道：“没有事情。不过四婶见到妈连理也不理了。”

张太太皱皱眉头，也不说什么。觉民忍不住，就在旁边插嘴道：“今天又有过一件小事。大哥，你为什么不说？”

“明轩，什么事情？”张太太关心地问道。

“其实也不是什么重大的事，四婶把我挖苦几句就是了，”觉新看见隐瞒不住，只得简单地解释道。

“为什么呢？她好好地为什么要挖苦你？”张太太又往下追问。

“那还是为了倩儿，”觉新答道。他希望姑母不再问他。

“倩儿的病怎么样？好点没有？”琴问道。

“她死了，昨晚上死的，没有人知道她死在什么时候，”觉民答道。

琴微微皱起眉头，那对美丽的大眼睛黯淡了。她惊讶地说：“怎么这样快！我那天去看她，就有点担心。不过我还想她会好的。”

“四婶不给她请个好医生看，怎么不会死！”觉民愤慨地说；“而且死了也不给她买一副棺材，就喊人用席子裹起抬出去。大哥看不过，自己花钱买了一副棺材。四婶反而把大哥挖苦一顿。”觉民只图自己一阵痛快，把话全吐出了。

“有这样的事？”张太太惊愕地说。“她又不是没有钱，做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刻薄？听说四弟闹小旦，买起衣料来，一回就是一百几。钱花得真冤枉。不晓得她说不说话？正用不用，不该用反而乱花。这样下去，总不是事。现在世道不好。田上的收入也越来越少。我看他们将来怎么得了？”张太太说到这里不禁唉声叹起气来。

姑妈说得是。我也着急。刘升刚从乡下回来，租米也陆续兑来了，可是米价很贱。我们在炳生荣买来吃的米每石十四块五角，现在我们卖出去的是每石十块三四角。这样下去我们高家这个局面实在难维持。外州县不清静[1]，没有人敢买米。可是四爸、五爸好像住在金山、银山里面，只管花钱如流水。姑妈还不晓得，我今天才听说四爸在外面租了小公馆安置张碧秀，觉新皱起眉头诉苦般地讲了这许多话。张太太注意地在听。觉民却听得有些不耐烦了。

“真的吗？我倒有点不信。你听见哪个说的？”张太太惊疑地说。她看过张碧秀演的戏，也知道克安很喜欢张碧秀，但是她完全想不到克安会做出这样的荒唐事情。

“我听见高忠说的，高忠跟着五爸去过，”觉新带着自信地说。他知道高忠不会对他说假话。

张太太的脸色马上改变了。她伸起右手用她的长指甲在发鬓上搔了两下，然后皱着眉毛说：“好像你五爸也有个小公馆。”

“是的，五爸养了一个妓女叫做礼拜一，就住在荣华寺，”觉民安静地答道。他也知道克安的小公馆在什么地方，所以他又说：“四爸的小公馆在珠市巷。”他跟张太太不同，也不像觉新那样，克安、克定的事情引不起他的焦虑，甚至这个大家庭的衰落也不会在他的心上涂多少阴影。他对许多事情都比他们看得清楚。

“礼拜一我也见过，”琴微微地笑道。

“你在哪儿看见的？”张太太诧异地问道。

“妈忘记了，就是去年到公园去碰见的，我回来还对妈说过，”琴带笑地解释道。

“一点小事哪个还记得这么久？我没有这种好记性，”张太太不加思索地顺口说道。

“妈总说自己记性不好。其实我看妈对什么事都不大用心，总是随随便便的。这样倒是好福气，不过我做不到，”琴抿着嘴笑道。

张太太也笑起来。她对觉新说：“明轩，你看你表妹倒笑起我来了。其实现在做人还是随便一点好。如今什么事都比不得从前了。我看不惯的事情太多，真是气不胜气，也就只好装聋做哑。明轩，你觉得我说得对不对？”

“姑妈的意思很对。如今倒是装聋做哑的人可以过点清静日子，”觉新带笑地表示赞同道。

“不过我看你并没有过到清静日子，”觉民含笑地讽刺觉新道。琴声音清脆地笑起来。

觉新责备地看了觉民一眼，勉强地解释道：“就因为我还没有做‘到家’，还不是一个聋子。”

张太太笑了笑，看看觉民，她又带点关切和焦虑地说：“我就有点担心老二的脾气。说也奇怪，琴儿的脾气跟老二差不多。他们真是天生的一对。”琴听见这句话故意把脸掉开。“我怕老二将来到社会上去会吃亏。”

“姑妈，我看这倒也不见得，只要自己有本事站得稳，就不怕人，”觉新插嘴道。

“不过锋锥太露，也不大好，”张太太微微摇头说。她又把眼光掉去看琴，她看见琴的脸掉向外面，好像没有听她讲话，便唤道：“琴儿，你听我说。”

“妈又要跟我开玩笑了，我不听，”琴撒娇似地答道。

张太太微笑说：“我说的是正经话。大表哥又不是外人。你怕什么。你刚才说我对什么事都不大用心。我也上了年纪了，家里头又没有一个男丁，我还有什么事放不下心？”她的语调稍稍改变了一点。“我就只担心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亲事。”

“妈，你又说这种话！你再说，我就要进去了！”琴反抗地打岔道。

张太太先做个手势安定她，然后说：“你不要走。你大表哥又不是外人，还怕什么。你不是时常在我面前讲什么新道理吗？怎么听见谈起亲事又害起羞来了。”

琴经她的母亲这一说，不觉含羞地笑了笑，便把头略略埋下，不再说走的话了。

“现在年轻人的心事真难捉摸，”张太太继续往下说，“我的头也给你们缠昏了。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新名堂真多。讲道理我也讲不过你们，”这些话还是对琴说的。她接着掉头对觉新说：“明轩，我现在就只有这一件心事。我觉得琴儿也配得上你二弟，我早就答应过他们。你妈也很有这个意思。琴儿给她祖母戴孝也早满了。如果不是他们两个人时常谈什么新主意，新办法，我早就给他们把事情办妥了。如今情形究竟跟从前不一样，我怕我的头脑顽固，做事情不当心倒会害他们。我就只有琴儿这一个女儿。明轩，你们年轻人容易明白年轻人的心事，一个是你的表妹，一个是你的兄弟。你素来对他们都很好，所以我把这件事情托给你。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办好，使我放心的。”她坦白地、有条理地说着，她的眼睛带着恳切的表情望着觉新的清瘦的脸。

“姑妈，请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给姑妈尽力办好就是了，”觉新感动地一口应承道。他的话是诚恳的，他这时完全忘记了那许多可能有的障碍，他也不去想他的家庭环境。

觉民好几次把眼光射往琴的脸上去。琴也不时偷偷地看觉民。琴的脸上泛起红色，但是有一股喜悦的光辉笼罩着它。这样的害羞反而增加了少女的美丽。这使得觉民更深地感到自己的幸福。觉民的脸也因为兴奋和感激而发红。等到张太太把话说完，他痴呆似地望着姑母的已经出现了衰老痕迹的慈祥的脸，半晌说不出一句话。他的镇静，他的雄辩，这个时候完全离开了他。他觉得无穷无尽的幸福把他包围在里面。

对于觉民，对于琴，他们仅有的那一点疑惧现在也完全消失了。他们再看不见什么障碍。他们觉得他们的前途充满了光明。

“有你这句话，我也就放心了。明轩，你肯帮忙，不说我自己，就是他们两个也一样会感激你的，”张太太满意地说，她的方方正正的脸上现出了喜色。她又用柔和的眼光去看她的女儿。琴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得宠的小孩似的，亲切地唤了一声：“妈！”

张太太惊讶地望着琴，吐出一声：“嗯？”

琴正要说话，但是话到喉边又被她咽下去了，她红着脸望着母亲笑，后来才说：“想不到你也有新思想！你倒是个新人物！”她是真心地称赞她的母亲，不过她原来要说的话并不是这两句。

“琴儿，我看你要疯了！”张太太挥手晒笑道，“我哪儿懂得什么新思想？说实话，我并不赞成你们那些新思想。不过——”她温和地笑了笑，“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很好。偏偏那些年纪大的人又不争气。我自己年纪老了，也该让位了。所以我不忍心跟你们作对。”她又看看觉民，带点教训的口气说：“老二，我就担心你这个脾气。你锋铓太露。那天在你妈屋里，你说话未免太凶。对长辈究竟不应当像那样说话。叫我骂也不好，不骂也不好。我晓得我如果骂了你，回到家里琴儿一定要跟我大吵……”

“妈，你当面说谎！我几时跟你吵过嘴来？”琴知道她的母亲拿她开玩笑，有点不好意思，便带笑地嚷道。

张太太高兴地笑起来，望着琴说：“你不要跟我辩。我虽是上了年纪，然而你们这点心事，我还看得出来。我也不怪你们。”她又带着信任的口气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心肠好，性子刚强，又还稳重，所以我不管你们。你们年纪轻轻，日子久长。我是个老古董，我不会来妨害你们的前程。”她又向觉新问道：“明轩，你觉得我这个意思对不对？”

“姑妈的见解很对，连我都赶不上姑妈，”觉新高兴地答道。

“明轩，你又在跟我客气了，”张太太满意地说，她的眼光仍然停留在觉新的脸上。她又说：“明轩，你什么都好。你有些地方像你父亲。不过你心肠太好了，你什么人的话都肯听，什么事情你都受得下。也真亏得你，我晓得你这些年也受够苦厂。我也替你难过。……”

“这也不算什么。这是应该忍受的，”觉新谦虚地说。

“不过我总觉得大哥太软弱。他什么事都敷衍人，但是人家并不领他的情，反而更加欺负他。譬如倩儿的事，他出厂力，花了钱，反倒把四婶得罪厂，”觉民不以为然地插嘴道。

“你的话自然也有道理。不过你不晓得我的处境。未必我就甘愿受气？”觉新痛苦地看了看觉民，诉苦似地辩解道。

觉民不相信他哥哥所说的“处境”两个字可以作为“软弱”的借口，他还想说话。但是张太太先发言把他的嘴堵住了。觉新的痛苦引起了她的同情。她不愿意再揭开觉新心上的伤口，增加他的痛苦，所以她出来替觉新辩护道：“明轩，你的处境的确比别人都苦，我也晓得一点。我等一会儿还有点话跟你说。不过你也应当时常宽宽心，找点快乐的事情。我看你近来兴致不好。你究竟是个年轻人，太消沉了也不好。”

觉新接连地答应“是”。觉民听见这番话，会意地跟琴对望了一眼，他的脸上浮起微笑，也就不再做声了。

仆人张升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一对蜡烛和一把香。他在供桌上摆好烛台和香炉，插上蜡烛，把香放在香筒里，挂上桌帷，又安好椅子，放好拜垫，便走出去。过了一会儿，他又拿了杯筷和小酒壶进来，把杯筷安好。后来李嫂从外面端菜来递给张升，觉新、觉民两人接过菜碗来，放到供桌上去。等到六碗菜放齐了，觉新便提着酒壶去斟了一杯酒。张升点燃蜡烛。觉新点燃一炷香，作了揖把香插在香炉里面，然后请张太太行礼。觉新、觉民和琴也依次走到拜垫前面去磕头。

这是琴的父亲的忌日。行礼的就只有这寥寥的四个人。觉新斟了三巡酒。他们寂寞地磕了三次头。这个亡父的逝世纪念日并没有给琴带来多少悲痛的追念。她的父亲死得太早厂，不曾在琴的心上留下鲜明的印象。这寂寞的行礼不过引起琴对她居孀多年的母亲的同情和关心。她偷偷地看她的母亲。张太太默默地站在女儿的旁边，埋着头不看任何人。琴知道她的母亲想起从前事情心里不好过。她看见觉新拿着一张黄表在蜡烛上点燃，走到门口把黄表递给张升，便温柔地、亲热地轻轻唤了一声：“妈。”张太太回过头来看她，马上就知道了她的意思。张太太脸上的愁云慢慢地飞散，接着柔和的微笑盖上了张太太的不施脂粉的面颜。

午饭后，觉新陪姑母到房里去谈话。觉民自然到琴的房间去。琴等着觉民坐下（他坐在窗前案头一把靠背椅上），便走到他身边低声抱怨道：“你昨天也不来，人家等了你一天。你也想得到我多么着急。妈总说我病刚好，无论如何不肯放我出去。”

“你想我怎么走得开？他们怎么肯放我走？昨天大家的兴致都很好。可惜就少你同黄存仁两个，”觉民兴奋地望着琴，那一双明亮的大眼点燃了他的热情。她站在他的身边，她的眼光里带着柔情。她的眼睛里只有一个他的面貌。她是属于他的。他对自己的幸福再没有一点疑惑了。他还记起张太太先前说过的话。那些可能有的障碍也给那番话摧毁了。今天好像幸福全堆在他的身上。整个房间都充满了光辉，热情带给他的是喜悦，是满足，是感激，是透彻全身的温暖，是准备做一件献身工作时候所需要的创造力。这是纯洁的爱，里面并没有激情，没有欲望。他的眼光看入她眼睛的深处（不，应该说是心灵的深处）；她的眼光也同样看入了他的。两个人真可以说是达到完全的互相了解了，每个人再没有一点秘密，再没有一个关得紧紧的灵魂的一隅。两颗心合在一起，成了一颗心，一颗更明亮、更温暖、充满着活力的心。每个人在对方的眼睛里看见了自己，而且看见了自己的幸福。过去，现在，将来打成了一片，成了一个无开始无终结的东西。这是他们的光辉的前途。这样的爱不是享乐，不是陶醉，他们清清楚楚地接受着幸福，而且准备带了创造力向那个前途走去。这是两个不自私的年轻人的纯洁的幸福的时刻。他们真正感到像法国哲学家居友[2]所说的“生活力的满溢”了。觉民像吸取琼浆似地尽力吸收琴的眼光，忽然露出了光明的微笑，柔和地指着琴说：“你现在在我的身边，我在你的面前。你想得到我多么快活！”他又把声音放低说：“我相信任何势力、任何障碍都分不开我们。”

“我也相信，”琴轻轻地在他的耳边说，好像用一股清风把话吹进他的耳里似的。

“我昨晚上真想来看你，我晓得你在等我，我还有好多话要对你说。我要把昨天开会的情形告诉你，”觉民忽然热情地像读书似地说起来，声音里充满感情，不过并不高。“昨天我真像做了一个愉快的梦。我应该把梦景说给你听，我晓得你一定等着听它。但是我回家太晏了，”他的脸上现出了惋惜的表情。“我没法跑来看你。我一晚上就唤着你的名字。”他闭了嘴。可是他的热烈的眼光还在呼唤她。

琴感激地但又哂笑地轻轻指着他说：“你真要发疯了。”

觉民满足地笑答道：“幸福来的时候，常常会使人发疯的。”

“我就没有发过疯，”琴带着爱娇地小声说了这一句，便走到写字台前面藤椅上坐下。她正坐在他的斜对面，把半个身子都压在桌面上。她兴奋地、带点梦幻地望着觉民说：“你快告诉我昨天的情形。”

觉民不再说别的话，他的幸福好像是跟他们的事业分不开的。他听见提到昨天的情形，他的心又被一阵忘我的喜悦抓住了。他的眼里射出更热烈的光辉，他开始对她叙述昨天的故事。他很有条理地而且很详细地说下去，他的声音十分清楚，就像泉水的响声。这是不会竭尽的喷泉，这是浃沦肌髓的甘露。琴注意地听着，她点头应着，她发出清脆的笑声赞美着。她的心被他的叙述渐渐地带到远远的梦景似的地方去。那是一个奇异的地方，那里只有光明，只有微笑。她的脸上就现出这种仿佛永远不会消灭的微笑。

李嫂端茶进来，打断了觉民的叙述，也打断了琴的梦景。但是这个女佣一走出去，觉民的嘴又张开了，琴的眼睛又发亮了。觉民拿起杯子喝茶的时候，琴感到幸福地望着他微笑。觉民继续讲他的故事的时候，琴的脸上又罩上了梦幻的色彩。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一盏清油灯比得上一万支火炬，一个小小的房间仿佛就是美丽的天堂。房里没有黑暗，他们的心里也没有黑暗。年轻人的梦景常常是很夸张的。但是这夸张的梦景却加强了他们的信仰以及他们对生活的信仰。

叙述完结了。“圣火”仍然在他们的心里燃烧，虽不是熊熊的烈火，但是他们也感到斯捷普尼雅克（那篇《苏菲亚传》中引过他的文章）所说的“圣火”了。两个人心里都很温暖，都感到生活力满溢时候的喜悦。他们畅快地、自由地、或者还带点梦幻地说话。琴发出一些询问，觉民详细地解释。她完全了解了。她仿佛用自己的眼睛看见了一切。他的眼睛真的就成了她的眼睛。他使她看见那个美丽的梦景。

穿过阴森森的堂屋（在那里只有神龛前面点着一盏悬挂的长明灯），从张太太的房里送出来觉新的咳嗽声。这个声音不调和地在琴的梦景里响起来。琴惊醒似地把眼睛掉向对面房间。她这时才记起来觉新的存在了。她看见觉新的侧面影子。觉新在那边说话。她忽然换了一种声音问觉民道：“妈跟大表哥不晓得在说什么，你知道吗？”

觉民也把头掉过去看对面房间。过了一会儿，他才猜度地答道：“或者是在劝大哥续弦也说不定。”

“我看不见得，”琴摇摇头说；“妈有天跟我谈起这件事，我说大表哥目前一定不会答应，而且他现在还未满孝，妈也就不提了。”

“我知道妈同三爸、三婶他们都希望大哥早点续弦。他再过三个月就满孝了，时间也很快。其实我也赞成他续弦。我看他一个人也太苦了，”觉民解释地说。

“你也赞成他续弦？”琴诧异地说。接着她温和地表示她的见解道：“我看他续了弦以后也许会更苦。他跟大表嫂那样要好，还有梅表姐。”

“但是你没有看见他晚上常常俯在书桌上流眼泪。他一天受够了气，可以在哪儿得到一点安慰？他什么都没有，”觉民的温和的声音里含了一点点痛苦。

琴不说话了。她觉得忧郁在轻轻地搔她的心。她跟觉民一样，只有在谈到别人的不幸的时候，才受到痛苦和忧郁的袭击。

“其实大哥只要能够把脾气改改，也还有办法。还有些人比大哥更悲惨，我们的四妹，还有枚表弟。枚表弟吐了血，明明生肺病，大舅也不让他看医生，”觉民愤愤不平地说。这个时候他的眼睛看见的不是光明，却是一些受苦人的没有血色的脸。

这是一个意外的消息，也是一个不愉快的消息。钱梅芬吐血的事还深深地印在琴的心上。她的“梅姐”曾经咯着血对她讲过一番惨痛的话。梅因吐血而死。现在年轻的枚少爷又在吐血。这是一个可怕的判决。她并不爱惜那个懦弱的青年。但是她（一个年轻人）爱惜年轻的生命。这意外的消息的确是一个打击。幸福的梦景暂时退去了。她开始从觉民那里知道了详细的情形。

又是一个悲剧，他们仍然只有束手旁观。这是难堪的痛苦。琴受不住这幸福后的痛苦，喜悦后的忧郁，她苦闷地问觉民道：“我们的时候究竟哪天才会来？”

“你为什么要问这种话？”觉民奇怪地问道。他注意地望着她，他的眼光是温柔的，但又是坚定的。琴的疑问反而使他更清醒了。

“我看不过，为什么还应该有这样多的牺牲？而且都是我们时常看见的人，”琴痛苦地答道。

“你忘记了，三弟是怎样走的？二妹又是怎样走的？他们不是都得到了胜利吗？”觉民仍旧温和地安慰她，他的脸上浮起了鼓舞的微笑。他站起来走到她身边，轻轻地说：“世界上并没有一件容易的事。什么事情都要看人的努力怎样。我们的工作才开始，就有了这些成绩。”他看见她不答话，便又亲切地问一句：“你相信我的话吗？”

琴望着他，好像没有听懂他的话似的。等他说完最后一句，她忽然点点头，柔声答道：“我相信。”她对他微微一笑，但是泪水浮上了她的眼睛。

“你哭了？”觉民爱怜地说。他从袋里摸出手帕递给她。

“我现在倒不难过，”琴感激地答道。她接过手帕揩了揩眼睛。她又问他道：“这两天三表妹、四表妹都好吗？你们公馆里头有些什么事，你快告诉我。说完我们好到妈屋里去陪大表哥谈话。”她把手帕交还给觉民。

“昨天开完会，我送鉴冰回家。她跟我谈了好些话，她还说过两天要来看你，说不定就在明天，”觉民放好手帕，含笑道。“让我先讲鉴冰的事情。”

“好，请你快讲，你为什么早不说？”琴感到兴趣地催促道。觉民在几天前就把黄存仁临行前的谈话转告她了。

他们谈完话，便走到对面张太太的房里去。张太太坐在床前那把藤躺椅上，看见他们进来，好意地对琴笑道：“琴儿，你同你二表哥才一天没有见面，就有好多话说不完？”

琴红着脸笑笑，不作声。

“你也不过来陪陪你大表哥，你们只顾说你们的话，”张太太满意地说，话里并没有责备的调子。她近来更爱她的女儿，而且看见年轻人的纯洁的、真诚的快乐，只有给她的开始干枯的心增加生意。这两张充满朝气的脸一出现，立刻使房里感伤的气氛消散了。

“妈近来常常爱跟人家开玩笑。我现在不是过来陪大表哥吗？”琴带着一个被宠爱的女儿的爱娇笑答道。

“大表哥还请你后天去耍，我也要去。你病好了，后天也可以出门了，”张太太兴致很好地接着说。

“芸表妹也去，她说好久没有看见你了，”觉新带笑地说。

“妈要去，我自然跟着妈去，”琴爽快地答道；“我也挂念芸妹。”她把眼光掉去看觉新。她看出在他的淡淡的微笑下面仍然常常漏出忧愁来。

[1]不清静：即“不太平”“不平靖”的意思。

[2]M·J·居友：法国的青年哲学家，死于1888年，只活到三十五岁。他认为，我们每个人所有的思想、同情、爱、眼泪和欢乐，都是我们自己用不完的，必须拿来花在别人的身上。这就是他所谓的“生活力的满溢”。

40

周家和张家两处的女眷同天来到高公馆，自然又有一番热闹。不过因为周老太太的病和别的事情，觉新请客的日期一再推迟，跟觉新所说的“后天”已经差了半个月了。这天天气特别好，周氏和觉新作主人，张氏和沈氏被请出来做陪客。花园内水阁里摆了两桌牌：陈氏、徐氏、张氏、沈氏打一桌麻将；周氏和觉新陪着周老太太、张太太两人打字牌。

淑华、淑贞两姊妹陪着芸和琴带着翠环在湖里划船。天气还是相当闷热。一片浅蓝的天空被好些淡墨色的云片涂乱了。日光时浓时淡，有时太阳完全淹没在云海中。水色也显得阴暗，水面上起着细微的皱纹。船经过钓台的时候，芸忽然仰起头望着上面的亚字栏杆和浓密的树荫微微叹道：“光阴真快，一晃又是三四个月了。”

“你又记起那次在听雨轩吃酒的事情了，”琴温和地说，她带笑地望着芸。

芸点点头，感慨地说：“这三四个月里头好多事情都变了。花园里的景物也变了。那一次到处都是花，那边的桃李开得多好看。现在却是绿叶成荫的时节了。再过三四个月，树上的绿叶又会落尽的。”

“芸妹，你怎么忽然说起这种话？”琴关心地问道，“你晓得，花谢花开，月圆月缺，都是循环无尽的。这是很自然的事。”

“我也晓得，到了明年春天满园子都是花，”淑华笑着插嘴道。

“不过明年的春天却不是今年的春天了，”芸慨叹地答了一句。她触到琴的关切与爱护的眼光，脸上浮起了感激的微笑。她又说：“其实我也没有哀愁。我不过触景生情。”她还怕琴会误解她的意思，又解释地说：“我想起了姐姐。我又想起了枚弟的事情。”

“上次枚表弟还在这儿，今天可惜他和表弟妹都没有来，表弟妹就只来过一次。那天她还当新娘子，穿一身绣花衣服，话也不大说，坐了一阵就走了。我后来只听见人家说她脾气坏。不过她的相貌倒还端正，我也看不出来怎样坏。我倒盼望她多到我们这儿耍几回，我就会看个明白，”淑华只顾自己说话畅快，便絮絮地说。

“可惜你不大到我们那儿去。你只要在我们那儿住两天，什么都会看见的，”芸笑答道，两边颊上的酒窝忽然出现了一下。但是不愉快的思想又慢慢地升了起来。她带着悒郁地说：“我倒想把她看做亲姊妹，她却把心封得紧紧的。枚弟被她管得不像样子。大伯伯反而袒护她。枚弟现在吐血，大表哥劝他看医生。大伯伯却不答应，一定说他没有病。我们家里的事真叫人心焦。所以我倒羡慕你。三表妹，你们家里头多好。”

淑华忽然噗嗤地哂笑起来：“芸表姐，你还说我们家里好？真想不到！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家里好，为什么二姐同三哥还要跑出去？你在我们家里多住两天，你也会晓得的。”接着她又自夸地说：“不过我倒是整天自得其乐。我什么人都不怕。四婶、陈姨太她们再凶，也拿我没有办法。”

“三小姐，你倒好。不过那天又是大少爷受罪，”坐在船头划桨的翠环忽然大声插嘴道，她的声音里含了一点不平，不过并没有被人注意到。她自己倒略微红了脸。

“那是他自己讨来的。哪个喊他要那样软？哪个喊他到处敷衍人？什么人他都害怕得罪！”淑华理直气壮地说。

“那是因为大少爷人太好了，”翠环替觉新辩护道，不过这次声音不高。她说了便埋下头，只顾摇桨。

淑华正想说一句：“怎么你倒这样维护大少爷？”但是被芸无意地打岔了，以后她也就忘记了。

“姐姐的事情倒亏得大表哥。不是他想法子办交涉，姐姐的尸骨到现在还得不到归宿。”芸听见淑华责备觉新，她不同意，觉得淑华的话不公平，她也出来讲觉新的好处。

“其实主意还是二哥想的。二哥很会出主意。他想得到做得到，”淑华辩驳似地说。她对觉新仍然很关心，不过她总觉得做人不应该像觉新那样地软弱。

“主意虽是二表哥想出来的，但是出力还是大表哥出得多，”琴含笑道。淑华的话自然使她高兴，她愿意听见她所爱的人受人称赞。不过她觉得觉新的不幸的遭遇也是值得同情的。她不愿意让淑华多抱怨觉新，她也出来替他辩护。她说的是真话。

“三小姐，你快划，要落雨了，”翠环在船头大声唤道。她不愿意听见淑华多抱怨觉新，现在找到机会来把话题打断了。天空是一片灰暗，灰黑的云片低低压在她们的头上。没有风。树木和水面仿佛都落入静止的状态里。云层愈积愈厚，颜色愈暗。天边却渐渐地发亮起来。

翠环的话使得众人都吃了一惊。淑华抬起头看天，她知道翠环的着急是有理由的。她手里还拿着桨，但是这些时候她就休息着只顾同她的表姐们讲话。现在她连忙把桨放下水去，用力划起来。她还说：“不要紧，我们就划到听雨轩去。”

“三表妹，请你快点划，恐怕来不及了，”芸担心地望着天空，又埋下头催促道。

“三表妹，你恐怕累了，等我来划，”琴也担心淑华划不快，要代替淑华摇桨。

“我不累，你们不要着急，我包你们不会淋雨！”淑华自负地说。她紧紧地捏住桨，不肯给琴。

“后面有船来了，”翠环忽然惊讶地说。

“是不是二哥？我们等一下，”淑华欣喜地说。她停住桨正要掉头去看，便听见琴带笑说：“哪儿是二表哥？是四表弟他们。”

“真是运气不好，偏偏又碰到他们，”淑华不愉快地说，便不去看后面，用力划起桨来。

“三表妹，你倒好像害怕他们，”琴嘲讽地说。

“哪个害怕他们？我讨厌他们！”淑华不服气地辩道，她的脸红了。

但是后面一只船很快地追上来了。觉英的声音得意地响着：“三姐，亏你们还是两个人划，船好像动都不动。你看我一个人划得多快。你敢跟我比赛吗？”

“真是死不要脸，打也打不怕，又逃学了，”淑华低声骂道。她也不去理觉英。

在觉英划的那只船上还有觉群、觉世两人，他们都把长衫脱了，穿着白布汗衫。觉群、觉世两人听见觉英的话，便附和地拍掌笑起来。

“四少爷，你就放学了？”翠环大声问道。

“翠环，我劝你还是少开口好。我的事情不是你管得了的。我自家放学，不是一样？”觉英掉过头来嬉皮笑脸地说。

“四弟，我问你，那么教书先生请来做什么的？”淑华忍不住终于带怒地说。

“龙先生又不是我请来的，你何必问我？你老姐子应当去问爹，”觉英坦然答道，他没有一点害羞的表情。

“教书先生是请来教你们读书的。家里每个月花十多两银子，你们就没有好好读过书，真是糟蹋钱！”淑华听见觉英的答语，愈加气恼，又挣红脸驳斥道。

觉英的船划到她们的船旁边了。觉英停了桨，故意摇一下头，用牙齿做了一个响声。接着他奇怪地笑起来，他说：“嗳，三姐，十两八两银子算得什么。我们有的是钱，我龟子糟蹋这点钱，你也不必担心。横竖少不了你的陪奁。”

“四弟，你少嚼舌头！”淑华气恼地打岔道。

觉英反而更加得意地笑起来。他故意嘲弄淑华道：“三姐，你又‘火烧碗柜’了。你说不赢，就不要说，你老姐子何苦又生气。气病了，又要请医生花脉礼。”

“你快给我闭嘴！哪个跟你说话！你这张狗嘴里还吐得出象牙？”淑华怒骂道。她马上又吩咐翠环道：“翠环，你快划！我们不理他！”她们又用力把船划开了。

觉英愈加得意地纠缠道：“三姐，你又何必逃走？你老姐子说话，还是客气一点好。我是狗，你又是什么？你不也是个‘四脚爬’吗？公狗总比母狗好一点。”

一滴雨点落到淑贞的额上。淑华还要讲话，淑贞忽然痛苦地哀求道：“三姐，下雨了。”她又拉拉琴的袖子说：“你劝劝她。”

其余的人也都受到了一两滴雨珠。琴温和地对淑华说：“三表妹，你不要再说了。你的话也说够了。”

雨点敲破了静止的环境。周围的一切完全活动起来了。水面上出现了许多颗明珠。

淑华用力咬嘴唇皮，不发出任何声音。她的额上聚了好些汗珠，她也不去揩它们。她只顾埋头划桨。她听见觉英、觉群、觉世三个人的笑声，更用力咬自己的嘴唇，并不感到一点痛。

船转一个弯就到了听雨轩前面。她们连忙走上石级。雨点开始变大了。她们的身上已经现了好几点雨痕。她们半跑半走地进了月洞门，又到了游廊上红漆栏杆前面。大家站定用手帕揩了揩头发。雨点成了雨丝高高地挂起来，空中弥漫着漾漾的雨雾。芭蕉叶上接连地“朵朵”响着。

“我们今天真是在听雨轩里听雨了，”芸微微地一笑说。她又掉头去看淑华，不觉惊呼起来：“三表妹，怎么你嘴上出血？”

“她把嘴唇皮咬破了，”琴温和地代淑华答道。随后她又爱怜地抱怨淑华道：“三表妹，你真是何苦来！你跟四表弟吵嘴有什么益处？”

“她每回跟四哥吵嘴，总是要大生气，”淑贞低声对琴说。

淑华忽然皱紧眉头烦躁地说：“我也住不下去了。我有一天也会走开的。”

“你走，你走到哪儿去？”芸惊讶地问道。

“我也不管走到哪儿去好。我只想走。我看不惯那些事情，我看不惯那些人！”淑华气愤地说，眼睛里射出憎恨的火焰。

琴同情地望着淑华，沉吟地说：“走自然好，不过也不容易。”

“我就到三哥、二姐那儿去！”淑华粗鲁地说，她好像在对她们发脾气，仿佛她们拦阻她不让她出走似的。

琴原谅地对淑华笑了笑，她的眼睛突然带着希望发亮了。她温和地劝导说：“三表妹，你的志气固然很好，不过单说走也是空的。你为什么不先进学堂读书？我想大舅母不会不答应你。大表哥、二表哥都会给你帮忙。你要进‘一女师’，我可以想法子。”

淑华马上改变了脸色，仿佛有一股风把她的烦躁和愤怒全吹走了。她惊喜地问道：“琴姐，你真可以给我想法子吗？我怕我考不上。你晓得我是个懒人，就没有好好读过书。”她的天真、愉快的脸上现出了惭愧的表情。她的恳切的眼光在等候琴的回答。

“只要你自己有决心，别的都没有问题，”琴看见自己的话发生了效力，很满意，便对淑华保证地说；“你怕考不上，你用不着先去考。等我去找校长说一声，你一个人后来补考，一定会考取的。”

“不晓得要考些什么，我害怕我一个人还是考不出来，”淑华仍然担心地说，不过眼睛里却闪着希望的光。

“不要紧，我会教你预备功课。你英文也学过了。别的学科你这半年来也学了一点。你进去不会有困难。进学堂的事情你可以包给我，”琴鼓舞地说。她又加一句：“不过你要先跟大舅母讲好。”

雨势渐渐地小了。荷荷的雨声中现在剩下的只是寂寞的檐前滴水声。蛛丝似的雨脚断折了，无力地在空中飘舞。山石上的青苔和虎耳草沾了雨显得碧绿，肥大的蕉叶也被清洁的雨水洗净了。从山石和蕉叶上不断地滴下来翡翠的明珠。这些可爱的珠子，不仅洗净了她们的眼睛，而且甘露似地湿润了她们的心。

但是一个带笑的呼唤声粗暴地从外面闯进来：“三姐，你敢出来跟我比赛吗？这点儿雨算得什么？你就躲起来了？”

“又来了，这个人连打也打不怕的，”翠环低声自语道。

淑贞轻轻地拉住淑华的袖子，低声说：“三姐，你不要睬他。”

淑华好像没有听见觉英的话似的，她的脸上浮起光明的微笑，声音响亮地对琴说；“琴姐，我打定主意了。你一定给我帮忙。我不会反悔。”

“我晓得你不会反悔。那么再隔一个月你就可以进学堂了。二表哥今天回来听见这个消息，他一定很高兴，”琴欣喜地夸奖淑华道。

淑华满意地笑了笑。觉英又在外面叫了两三声，没有得着回答，好像又划起船走了。

“三表妹，我真羡慕你们，你们自家都有主张，”芸诚心称赞道。她的声音里微微漏出一点惆怅，不过她还没有痛苦的感觉。她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并没有感到多大的厌倦。

“三姐，你们都好，”淑贞羡慕地说，她只说出半句，忽然眼圈一红就掉开身子不响了。

琴和淑华会意地对看了两眼，琴便走过去拿起淑贞的一只手，亲切地说：“四表妹，你今天累了，我们进去坐坐。”

她们便走进那间四周都是玻璃窗门的厅子去。

傍晚，在水阁里，客人和主人围了一张大圆桌坐着，清汤鸭子已经端上了桌子，众人正在吃饭，忽然袁成带了周贵张惶地走进来。周贵气急败坏地向周老太太报告道：“老太太，老爷请老太太同太太就回去，孙少爷吐血了，吐得很凶。”

这个报告就像一个意外的响雷打在众人的头上，大家都放下了饭碗。

“你快说！怎么吐起来的？孙少爷不是在冯家吃饭吗？”周老太太颤巍巍地问道。

“小的也不大清楚，”周贵仍然激动地回答道；“孙少爷在吃饭时候，高高兴兴地吃了好多酒。不晓得怎样，他离开桌子立刻就吐起来了，吐的尽是血，吐起来就止不住。他们连忙把神幔子烧灰给他吃，也止不住。后来好了一点，孙少奶就陪着他回来了。回到屋里又吐起来，人也昏昏沉沉的。老爷在家也没有主意，喊我赶快请老太太、太太回去。轿子已经提好了，老太太就上轿吗？”

“周贵，请医生没有？”觉新插嘴问了一句。

“老爷只吩咐请老太太、太太回去。老爷很着急，老爷要等老太太、太太回去商量，”周贵答道。

“请医生要紧！自家干着急有什么用！”周老太太抱怨道。她马上站起来，对那个脸色变得惨白的陈氏说：“大少奶，我们走吧。”

众人看见周老太太推开椅子站起，马上全站起来。徐氏接着说：

“我也回去，我把芸儿留在这儿就是了。”

众人陪着周老太太离开了桌子。周氏吩咐绮霞、翠环两人出去取周老太太和两位舅太太的裙子。周老太太忽然恳求地对觉新说：“明轩，请你陪我们走一趟。我看你那个大舅没有一点用。”

觉新害怕再去看见那些使人不愉快的景象，也不愿意再看见周伯涛的干枯的黑脸。但是一经周老太太邀请，他只得爽快地答应下来，好像这是不可违抗的命令，他连踌躇的余裕也没有。

周老太太、陈氏、徐氏、觉新坐着四乘轿子走了。送客的人又回到花园里水阁中去。她们一路上感慨万分地议论着枚少爷的事情。

琴、芸、淑华三个人走在后面，她们在一起谈话。她们正要转过假山，跨进月洞门，琴忽然看见了觉民，她便朝他走去，亲热地低声问道：“你吃过饭了？”

“我吃过了，”觉民笑答道。他又惊讶地问她：“有什么事情？怎么外婆她们走得这样早？大哥也跟她们去了？”

“枚表弟吐血吐得很凶，大舅喊人来请周外婆回去，”琴低声答道。

“大哥真是爱管闲事！又要他去干什么？”觉民不高兴地抱怨道。

琴不了解地看了看觉民，这样的话是她料不到的。她柔声说：“周外婆请他去的，他也可以替他们出点主意。”

“没有用，一点也没有用，”觉民摇摇头答道；“我从没有见过像大舅那样顽固的人，全是他搞出来的。”他还没有把话说完，忽然看见芸和淑华向他们走来，便咽下以后的话，做出笑容招呼芸。芸亲切地唤了他一声。

“我也说奇怪，怎么走得好好的，琴姐忽然又不见了。原来在这儿跟她的二表哥说话，”淑华看见觉民就像看见亮光，心里一阵畅快，带笑地嘲弄琴道。

琴出其不意地敲了一下淑华的头，笑骂道：“三丫头，你那嚼舌头的毛病又发作了，是不是？你见到二表哥，怎么不把好消息告诉他？我来替你说吧。”她又对觉民说：“二表哥，三丫头要进‘一女师’了。”

“是真的，还是在骗我？”觉民惊喜地说。他又催促淑华道：“三妹，你快对我说明白。”

“哪个骗你才不是人！不过我还要回去吃饭，我们都没有吃好饭。我等一会儿再告诉你吧，你先陪我们到水阁去，”淑华得意地说。她把觉民也拉进月洞门里去了。

41

觉新跟着周老太太她们到了周家。周伯涛正站在堂屋门口等候他们。他看见周老太太，便绞着两只手张惶地问道：“妈，你回来了。枚娃子病得这样凶，你说该怎么办？”

“我们进去看看，”周老太太惊慌地答了一句，便往枚少爷的房间走去。

众人自然跟在她后面。周伯涛又对觉新说：“明轩，你来得正好。你看该怎样办？”

“大舅吩咐过请医生吗？”觉新问道。

“还没有，我想等外婆回来看了再说。这个病很重，应当小心一点，”周伯涛严肃地答道。

他们进了房间。枚少奶正坐在床沿上，埋着头对枚少爷讲话。她看见他们进来，便站起身子招呼了他们。她满脸泪痕，眉毛紧紧聚拢，嘴唇闭着。她平日那种淡漠的表情被眼泪洗去了。

周老太太和陈氏看见枚少奶的带泪的面颜，完全忘记了平日对她的憎厌。她们亲切地做个手势要她坐下。她们连忙走到床前。

床前踏脚凳上放着一个痰盂。枚少爷无力地躺在床上，一幅绣花缎子的薄被盖住他的身子，只有那张自得像纸一样的瘦脸静静地摆在枕头上。他的嘴唇也变成惨白色，嘴角还染上一点血迹。

“枚娃子，”周老太太怜悯地、悲痛地唤了一声。她把头略略俯下去。

“婆，你回来了。妈也回来了，”枚张开口，睁大眼睛，费力地说。他看见觉新的脸，又说了一句：“大表哥，你也来了。”他想笑，但是他笑不出来。他又用他的沙哑的声音说：“不晓得怎么样……一下子就吐起来了……简直止不住……吐了那么多……还亏得孙少奶……你们这样早就回来了……”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周老太太忍住悲痛，勉强地问了一句。陈氏也在旁边掉眼泪。

“现在不吐了……心里慌得很……婆，你们不坐？……”枚少爷吃力地说，说一句话就要微微地喘一口气。

“婆，还是快点请医生来吧。爹刚才说过要等婆回来跟婆商量，”枚少奶着急地插嘴对周老太太说。

“对，快点请医生，”周老太太省悟地点头说。她又掉头问觉新道：“明轩，你看请哪个医生好？”

“外婆，我主张请祝医官，”觉新不加思索地答道。

“祝医官？”周老太太沉吟地说。

“我看请祝医官不大好，西医治内科更靠不住，”周伯涛站在窗前，正沉溺在一些空泛的思想里，他听见觉新的话，很不以为然，便掉转身子表示反对道。

这意外的反对把觉新从梦中惊醒了。他定睛一看。他知道单是同情、怜悯和关心在这里是没有用的，他便不响了。他仍然带着同情、怜悯和关心望着枚的先期干枯的瘦脸，心里痛苦地想：看他们怎样对付你！

“婆的意思怎样？请医生就要快点。他心里很难过，早点吃药也好使他安心，”枚少奶恳求地催促道。

觉新同情地看了枚少奶一眼。他想：她倒真正关心他！但是他仍然不说话，他觉得他对周伯涛的厌恶快要达到极点了。

“那么就请罗敬亭罢。先请他来看看再说。其实早就该请的，”陈氏忍耐不住，又急又气地插嘴说。

枚少奶得到这句话，马上站起来吩咐房里那个女佣道：“冯嫂，你快去喊周二爷立刻去请罗敬亭。喊他跑快点。”

冯嫂匆匆忙忙地跑出去了。这时周老太太才说：“请罗敬亭也好，他看病稳一点。”

觉新忍住一肚皮的不高兴，勉强敷衍地答道：“是。”

“枚娃子，你不要着急，医生就要来了。你安心歇一会儿吧。医生来了，就有办法了，”周老太太温和地安慰枚少爷道。

“多谢婆，”枚动一动头，低声说。他想对他的祖母微笑，但是他却做出近乎哭泣的表情。他绝望地又说一句：“我看我这个病不会好了。”

“你的病不要紧。你不要多想。你好好地将息一会儿。你闭上眼睛睡一会儿也好，”陈氏柔声安慰道。

“妈，你们请坐，”枚感动地答道。他的眼珠慢慢地在转动，他看看陈氏的脸，看看周老太太的脸，看看觉新的脸，又看看枚少奶的脸，两滴泪珠忽然从他的眼角滚出来。他诉苦地说：“我心里难过得很，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从前的事情。”

“你不要想，你慢慢地就会静下来的，”枚少奶插嘴安慰道，但是她的眼泪却接连掉下来。她掉开了头。

“枚表弟，表弟妹的话不错，你不要着急，不要担心。你的病不重，等到医生来看过脉，吃两副药就会好的，”觉新知道自己不能够为他们尽一点力，但是他至少不应该吝惜他的同情，便诚恳地顺着枚少奶的口气安慰枚少爷道。

枚摇摇头，放弃似地说：“医生来也没有用，我晓得我的病不会好……我病了好久了……我不敢告诉人……别的没有什么……我只担心孙少奶……我对不起她……她年纪轻轻的……就让她……”

枚少奶蒙住脸躲在一边低声哭起来。周老太太泪眼模糊地打断了枚的话。她说：“枚娃子，说话伤神，你闭嘴歇一会儿，你看你把孙少奶说哭了。”

“婆，我不说了，你们不要难过。……万一我有什么长短，婆，妈，请你们好好地看待孙少奶，”枚固执地恳求道。他的脸色像一片枯萎的花瓣。他自己表示那恶运是不可避免的。他一倒下来，就完全失去了求生的意志。

“枚娃子，你不会的，你不会的！你不要再说！”陈氏歇斯底里地抽泣道。她差不多要扑倒在床沿上，幸亏徐氏在旁边拉住她。她忽然掉过头焦急地说：“怎么罗敬亭还不来？怎么这样久还不来？”

“一定是周贵躲懒，一定是那个混账东西耽搁了！”周伯涛扭着手指惊惶地在屋里踱了几步，烦躁地骂道。他的眼光忽然落到站在屋角的翠凤的身上，他便吩咐道：“翠凤，你出去看看怎么医生还没有来？”

“妈，嫂嫂，明轩，你们都坐下吧。妈也站累了，还是坐下好，”徐氏温和地对他们说。她把周老太太劝得在床前一把藤椅上坐了。陈氏和觉新也就在方桌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徐氏坐在书桌前面那把活动椅上。枚少奶仍旧掩着面坐在连二柜前一个凳子上抽泣。枚少爷一个人躺在床上，有时咳两三声嗽，有时喉咙又在响。众人都不作声，有时彼此交换一瞥惊惧的眼光。

翠凤去了不久，周伯涛忽然急躁地自语道：“翠凤一去也就不来了。今晚上大家都躲懒。医生还不来，我自己出去看看。”他掀开门帘出去了。

“你看他这个人有什么用？他只会着急，只会发脾气。他既然在屋里，为什么不早点请医生？不然医生早就来了，”周老太太看见周伯涛的背影消失在门帘外面，气恼地指着门抱怨道。

觉新想起了半个多月以前的事，惋惜地、同时也带点怨愤地接着说：“其实如果早点给枚表弟医治，也不会像这样。我半个月以前就跟大舅讲过了，他不相信。如果那天就请医生，不让枚表弟出门吃酒，至少不会这样。”

“是嘛，都是他一个人闹出来的。万一枚娃子有三长两短，我就跟他拼命！”陈氏带哭地大声说。

周老太太开始唉声叹气。她摇着头接连地说：“都是命，都是命。”杨嫂端了一杯周老太太常喝的春茶走进来，送到周老太太面前。

“妈，你今天也累了。请回屋去歇一会儿，枚娃子的事情，有我们在这儿照料，你请放心吧，”徐氏看见周老太太接过热气腾腾的茶杯慢慢地喝着，便柔声劝道。

周老太太迟疑一下，然后答道：“也好。”她无可如何地轻轻叹一口气，就站起来，正要走出门去，忽然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她以为医生来了，便站住等候他进来。

进来的人却是周贵（冯嫂和翠凤也跟在他的后面），他跑得脸红耳赤的，一进屋就气咻咻地报告道：“回禀老太太，罗师爷不在家，说是出门吃酒去了。问几时回来，说是不晓得。”

众人望着周贵发愣，一时说不出话来。倒是觉新开口问周贵道：

“你怎么不问明白罗师爷在哪个公馆里吃酒？也好赶到那家去请他。”

“给大少爷回，小的问过，管事不肯说，他说罗师爷酒吃多了也不好看脉，”周贵恭顺地答道。他伸手在额上揩了一把汗。

周伯涛从外面进来。他没有主意地问周老太太道：“妈说现在怎样办？”

“我看还是将就请祝医官来看看吧，”觉新忍不住又说出这句话来。他知道他的提议不见得会被他们采纳，不过他相信随便请一个医生来看一两手脉，吃一两副药，只会断送枚的性命。

“不行，我反对请西医，慧儿就是给西医医死的，”周伯涛不客气地抗议道。

觉新的脸色马上变得通红，他不好意思跟他的舅父顶嘴，只得忍气吞声地埋下头来。他心里不平地想：“你们既然不肯听我一句话，那么又把我拉来做什么？”但是他没有胆量把这句话大声说出来。

“总要请个医生才行。病人是不能耽搁的，”枚少奶略略竖起两道细眉，不顾礼貌地说。

“那么就请王云伯吧，”徐氏温和地说。她又掉头问周老太太道，“妈觉得怎样？”

“好罢，我没有什么话说。只要能够医好枚娃子的病，我就谢天谢地了，”周老太太仓惶地答道。

周贵要出去了，枚少奶又过去叮嘱道：“周贵，你跑快点，你喊乘轿子坐去也好。如果王师爷再请不到，你另外请个好点的医生来，你再到罗师爷那儿去看看也好。”

周贵出去以后，周老太太再坐片刻也就带着杨嫂回房去了。觉新伴着陈氏、徐氏留在这里。枚少奶低着头静静地坐在床沿上。她忽然低声对陈氏说：“他好像睡着了，”她那张带着疲乏与焦虑的表情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陈氏点点头。后来周伯涛（他是先前跟着周老太太出去的）大步走了进来，他的脚步声打破了房里的静寂。

“你脚步轻一点，枚娃子睡着了，”陈氏低声警告道。

周伯涛不大愉快地走到书桌前坐下去。他无意地把活动椅转动一下，没有留神，右肘碰到桌上一个茶杯，很快地一扫，就把茶杯扫落到地上。茶杯带着一个惊人的响声在地板上碎了。

众人吃惊地一齐往书桌那边看。全是责备的眼光。枚少爷在床上惊醒了。他忽然抓住那幅薄被惊恐地问着：“什么事？什么事？”枚少奶连忙俯下身子温柔地安慰他。陈氏又走到床前去。觉新和徐氏的眼光也掉向床上看。

周伯涛不带一点惭愧地掉转身子，吩咐翠凤：“把地上扫一下。”

枚少爷的脸色突然变得更难看了。他们看见他在受苦，却不能给他一点帮助。他忽然睁大眼睛，发出一声喉鸣，就要撑起来。枚少奶连忙扶着他。她知道他要找痰盂，便把他的头扶到那个方向去。但是他不等到她让他的头俯下，就突然把身子一伏，她的手一松，他的胸口正压在她的大腿上。他的头长长地伸到床外去。他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鲜红的血来，落在干净的地板上。枚少奶把脚往后一缩，就让他伏在她的腿上喘气。她轻轻地给他捶背。陈氏本来站在床前，这时便退后两三步（她的身上差一点溅了血迹），惊惶地唤女佣：“冯嫂，你快来。把痰盂给孙少爷搬过来。”

冯嫂连忙跑过去，把痰盂从踏脚凳上拿下来，放到枚的嘴下。但是枚已经等不及了，他接连吐了几大口血在地上。冯嫂放下痰盂的时候，她的手上也染了一些红点子。

房里没有人说话，只听见枚的喉咙响。周伯涛又绞着手焦急地在房里踱起来。他疯狂似地小声念道：“怎么医生还不来？怎么医生还不来？”

“大少爷，你看他吐得这样凶，我们还有没有法子？我一点主意也没有，”陈氏急得哭出来，像一个小女孩似地向觉新求助道。

“再烧点神幔子灰给他吃吧，”徐氏比较镇定地插嘴说。她看见陈氏不反对，便叫冯嫂跟她出去，剪下一块神幔拿去烧灰，预备给病人吃。

觉新站在床前（不过他不像陈氏站得那样近）望着枚。他看见痛苦的挣扎，他听见可怕的喉鸣，他还看见在灯光下发亮的腥红的血。他觉得这是他的血。他的心在翻动。他的血也在往上涌。他没有同情，没有怜悯。他这时只感到恐怖。他仿佛看见了死。死就站在他的面前。那个伏在床沿上的年轻人就是他自己的影子。这便是他的过去，他的被摧残了的青春。现在映在他的眼里成了一个多么可怕、多么惨痛的景象。他觉得身子有点发冷，脊背上也起了寒栗。还有那些阴沉沉的脸。这个房间一瞬间就变成了冷窖似的地方。但是陈氏的声音把他惊醒了。他对那样的问话能够发出什么回答呢？他正望着陈氏发愣，忽然瞥见了一个黑瘦的影子。周伯涛还在房里踱着。他想起来这一切都是周伯涛造成的，这句问话应该由周伯涛来回答，应该由那个人来想个办法。他也不再思索，便简简单单地答道：“大舅总有点主意，还是请大舅想个法子。”

“他想个法子？刚才不是他打烂茶杯，枚娃子还睡得好好的。他只会发脾气，只会骂人。不是他，枚娃子怎么会到今天？”陈氏听见觉新只提起周伯涛，并不说别的话，她感到失望。她看看周伯涛那张像罩上一层暗雾似的黑脸，不觉把自己一肚皮的怨恨和苦闷都向着她这个刚愎无能的丈夫的脸上吐过去。

“这是我们周家的家运不好。你只顾抱怨我做什么？又不是我的错。你们女人家不懂事就少开腔！”周伯涛恼羞成怒地反驳道。

陈氏正是心里傍徨无主，听见周伯涛的话更是气上加气，便放下脸赌气地说：“好，我是不懂事！我就让你这个懂事的去管吧。我把枚娃子交给你。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就问你要人！”她说罢就气冲冲地冲出去了。

周伯涛看见陈氏赌气地冲出去，又恼又羞，气得没有办法，一个人叽哩咕噜地说：“儿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你不管，我也不管！”他也不去看看枚少爷现在好一点没有，就带怒地掀开门帘大步走了出去。

房里除开翠凤和病人外就只剩下觉新和枚少奶。枚少爷已经停止吐血，他在他妻子的腿上伏了一阵，便由她扶着他的头躺回到枕上去。枚少奶缩回了手，看见他昏昏沉沉地闭上眼睛，仿佛睡去了似的。这时候周伯涛刚刚走出去。她又气又悲，心里一阵难过，便噙住眼泪，抬起头对觉新诉苦道：“大表哥，这是你亲眼看见的，会有这种事情！他们都不管了，你叫我一个年轻女人家怎样办？”她说罢，又俯下头，两手蒙住脸低声抽泣起来。

觉新以前对枚少奶没有一点好感。这晚上他用自己的一双眼睛看见了在这个房间里发生的一切事情。他的眼睛不曾骗他，使他见到一个年轻的心灵的另一面。这个在恶运的打击下显得十分无力的女子的痛苦唤起了他的同情。而且在周伯涛做了那些事情以后，在周伯涛夫妇吵过嘴两个人赌气冲出去以后，枚少奶的这一哭更像刀子似地割着他的心。他走近一步，温和地安慰她说：“表弟妹，你不要难过。大舅、大舅母过一阵就会来的。他们哪儿有不管的道理？况且这又不是不治之病，等医生来看过脉，吃两副药，再将息将息，就会好的。表弟妹也不必着急，万一你也急出病来，会给枚表弟加病的。”他说话的时候，还怀着希望想贡献出他自己的一切，给这个正在受苦的孤寂的女人一点帮助。但是他把话说完，才知道自己的无力，他留在这个地方除了说几句空话以外，不能够做任何事情。他只能够袖手旁观着一个年轻生命的横被摧残，另一个人的青春被推进无底的苦海。全是不必要的。全是可以挽救的。然而他没有这个力量。他恨他自己，他轻视他自己。他觉得他的眼睛花了。坐在床沿上蒙住脸肩头一起一伏的女人，现在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同时一个细微的声音飘到他的耳边：“大表哥，你照料照料枚弟。”他心里一惊，仿佛一根极锋利的针尖一下子刺在他的心窝上。他睁大眼睛看，还是那个细长身材，穿着带青春颜色的衣服的枚少奶。蕙的骨头早腐烂了。但是她的话长久地留在他的耳边。他现在真是“见死不救”了。他辜负了一个少女的信任。他更轻视他自己，恨他自己。

觉新还要说话，但是冯嫂进来了，端了一碗用神幔子灰冲的开水来给枚少爷吃。枚少奶刚抬起脸眼泪汪汪地看觉新，看见冯嫂端了碗走到床前，低声问她：“孙少爷睡了？还要不要吃？”便摇摇手轻轻地答道：“他刚睡着了。你把碗放在方桌上吧。”

冯嫂答应着，把碗放到方桌上去。她注意到地上的血，便对留在房里的翠凤说：“翠大姐，请你去撮点灰来把地扫一扫。”翠凤顺从地走出去了。

“大表哥，今天你也很累了，多谢你一番好意。人家都说我脾气大，我也晓得。我在家里头娇养惯了，”枚少奶含着眼泪感激地对觉新说。“我到这儿来看见的又尽是希奇古怪的事情，我的脾气更坏了。现在说起来我还不好意思。你枚表弟待我倒是很好的。可是今天这些事情大表哥是亲眼见到的。你想我怎么能够放心？这也是我的命苦，”她说到这里声音有点嘶哑了，眼泪像线似地沿着脸颊流下来。

“小姐，你也不必伤心。姑少爷的病就会好的。这两天你自家身子也不大好，你有喜了，也要好好保养才是，”冯嫂是跟着枚少奶陪嫁过来的女佣，自然关心她的小姐。她看见枚少奶说着话又在掉泪，便过去劝解道。枚少奶听见她的话，索性拿手帕揩着眼睛。觉新同情地看了枚少奶一眼。翠凤拿着撮箕和扫帚进来了。她（冯嫂）又接着枚少奶先前的话，对觉新说：“大少爷，我们小姐什么都好，就是性子急，脾气大。我们太太过世早，老爷在儿女里头单单喜欢我们小姐一个。什么事情都将就她。她一发起脾气来，全家的人都害怕她。大少爷不是外人，自然很明白。碰到不明白的人就爱在背后说小姐的闲话。我也常常劝我们小姐，脾气大，不好，只有自家吃亏。怎奈她总改不过来……”

冯嫂说到这里，枚少奶取下手帕，看了看床上，小心地低声打岔道：“冯嫂，你小声点，看又把姑少爷吵醒的。”

冯嫂把脸掉向床上看，便不作声了。觉新同情地随口答道：“你说得对，不错。”

枚少爷在床上醒了。他用沙哑的声音唤着：“孙少奶，孙少奶。”枚少奶连忙掉过头，俯下身子温柔地答道：“我在这儿。”

“你还不睡？”枚少爷亲切地问道。他看见她把一只手放在被上，便伸手去把它捏住，又说：“你今天也累了。我刚才把你们急坏了。”

枚少奶带着微笑看他，低声说：“现在还早，大表哥还在这儿。你还觉不觉得心里难过？”

“刚才睡了一会儿，现在好多了，”枚少爷温和地答道。他又说：“大表哥还没有走？真难为他。”他用眼光去找寻觉新。

枚少奶便掉头招呼觉新道：“大表哥，他请你过来。”觉新走到踏脚凳前，把眼光投在枕上，轻轻地唤了一声：“枚表弟。”

“我现在心里好受多了。大表哥，多谢你，你还没有回去，”枚少爷把头略微一偏，失神的眼光感激地仰望着觉新，用力地说，声音并不大。“大表哥，你也累了，请回去吧。我病好了，再过来道谢。”他忽然把嘴一扁，又把眼光从觉新的脸上掉开，疲倦地说：“不过我恐怕不会好了。”

“枚表弟，你不要这样想。你年纪轻轻——”觉新忍住悲痛，鼓励地说。但是他看见周老太太和陈氏走进房来，便咽住了以下的话。

“怎么医生还没有来？”周老太太带点焦虑地自语道，便往床前走去。陈氏也跟着她走到床前。徐氏也揭起门帘进来了。

她们看见枚少爷安静地躺在床上，神气比先前好一点，便略微放了心。周老太太和蔼地安慰病人几句。

忽然在外面中门开了，周贵喜悦地大声叫起来：“王师爷来了。”这意外的声音在静夜里显得特别响亮。这是喜悦的声音，它给房里的人带来无限的安慰和希望。

42

觉新回到家里，芸还坐在他的房里等候他。琴、淑华和觉民都在这里谈话。芸看见觉新疲倦地走进来，她心里一惊，马上关心地问道：“大表哥，枚弟不要紧吧？”

觉新痛苦地摇摇头，便在活动椅上坐下来。淑华连忙从煨在“五更鸡”上的茶壶里倒了一杯春茶端到他的面前。他喝着茶，又把眼光轮流地在几个人的脸上盘旋了一会儿，放下杯子，叹了一口气，才开始对芸，也对着另外三个人叙述他在周家看见的那些事情，在叙述的时候他并不加解释。只有说到最后，他才疲乏地、也带点愤慨地说：“我看枚表弟不会好。至多不过一两个月。”

“现在只有盼望王云伯的药灵验了，”芸含着眼泪自语似地说，她还想挽回那个飞走了的希望。

没有人相信芸的话。觉新迟疑一会儿，终于摇摇头说：“王云伯的药也没有多大用处。他开的方子上不过几样普通的止血润肺的药。我送他出来的时候，他还偷偷地告诉我，枚表弟的病很难望好，他也只能够随便开个方子试试看。他还说，如果早点找他来看，或者还有办法。”

“这都是大舅一个人的错，什么事都是他闹出来的，”淑华气愤地说。

“这不止是一个人的错。制度也有关系。不然大舅怎么能够把枚表弟的性命捏在手里，随他一个人去处置？”觉民带点教训意味地说。

觉新吃惊地瞪了淑华一眼，又看了看觉民。琴听见觉民的话暗暗地点头。淑华和芸都不大明白觉民的意思。不过芸也没有工夫思索别的事情，她的脑子里已经装满了忧愁。

“如果枚表弟病医不好，那么周家就从此完结了。看大舅以后还有什么把戏！亏他活了几十岁，就这样糊涂！”淑华越想越气，觉得不骂几句，心里便不痛快。

“三妹！”觉新痛苦地叫了一声。他瞪了淑华一眼，又偷偷看芸。芸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埋着头用手帕揩眼睛。他便掉回眼光对淑华说：“你少乱说。周家不会完结，表弟妹有喜了。”

“表弟妹有喜了？那才可怜嘞！不论生儿生女，我看，大舅也会照他待蕙表姐、枚表弟那个样子待他（她）的！”淑华气愤不堪地辩驳道。

这些话说得太过分了。觉新受不住就赌气地说：“听你的口气，好像你要把大舅打倒才甘心！”他说了又把眼睛掉去看芸，他担心淑华的话会伤害芸的感情。

淑华噗嗤一笑，并不回答他。琴也微笑了。琴轻轻地唤一声：“三表妹，”对淑华动动嘴，做一个姿势。淑华点点头，便走到写字台前，身子靠着写字台的一头，温和地望着觉新，先唤了一声：“大哥。”觉新惊讶地掉过眼睛看她。她接下去说：“我有一件事情跟你商量。我想下半年进学堂读书。”

“你要进学堂读书？”觉新睁大眼睛惊愕地问道。

“是的，我已经打定主意了，我就进琴姐读过的‘一女师’。琴姐肯给我帮忙，我不愁考不起，”淑华兴奋地答道。她以为她的哥哥不会阻挠她的决心。

觉新略略埋下眼光，思索了一下，但是他的心很乱，他想不出什么来。他沉吟地说：“我看三爸他们一定不答应。”他不表示他自己的意见。

仿佛一股风吹来一两片阴云罩在淑华的脸上。她呆了一下。但是她的嘴边立刻又浮出笑容。这是哂笑。她带了一点轻蔑地说：“让他们去说闲话。我不怕！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何必要管他们答应不答应！”

“不过三爸是家长，你是他的侄女，”觉新沉吟地说。他还在思索，但是依旧想不出什么来。

淑华有点动气了。她争辩地说：“不错，他是家长，家里头许多古怪事情，你说他管到了哪一件？坏事情他管不了，好事情他就要来管。只有你才怕他！我是不怕的。我一定要进学堂读书。你不答应，还有二哥给我帮忙！”她说完赌气地一冲，就走回到原先的椅子上坐下了。

觉新好像受到了一个意外的打击，他的脸色变得惨白了。他低下头不再做声。觉民慢慢地走到他身边，正要对他说话，他突然抬起头来，诉苦地对淑华说：“三妹，你何必生气。我并没有说不准你进学堂。无论什么事总该慢慢商量，慢慢想法。你晓得，对你们的事情，我总是尽力帮忙的。我一心只为着你们好……”

门帘一动，一个女孩的声音从外面飘进：“太太来了。”绮霞打起门帘，周氏的肥短的身子一摇一晃地走进房来。觉新立刻闭了嘴。房里的人全站了起来。

“你们在争些什么？”周氏带笑问道。她又对觉新说：“明轩，你才回来？你枚表弟的病怎样了？”她的眉毛聚拢起来，把脸上的淡淡的笑容驱走了。

觉新把写字台前的活动椅让给周氏。他等周氏坐下，便把枚少爷的病情详细地告诉了她，又把王云伯上轿时低声嘱咐的话也说了。

周氏静静地听着，她脸上的暗云不住地增加，人看得见焦虑和愤慨在扭歪她的胖脸。她等到觉新把话说完，才大声叹一口气，带点怨愤地说：“这也是命。想不到大哥会这样糊涂！我原说过枚娃子有病应该找医生看。他总是不肯听别人的话。他只要稍微明白一点，又何至于闹出这些事情。枚娃子也很可怜。”

“大姑妈的话不错。大伯伯也太狠心。我倒觉得枚弟妹可怜，她以后怎么过日子？”芸同情地说，她的眼圈又红了。

淑华得到觉新的那几句答话，她的恼怒也早消散了。这时她听见芸的话，便带笑地夸奖道：“芸表姐，你也太好了。人家跟你作对，你还怜恤人家。我就不是这样的人。”

芸摇摇头说：“三表妹，你没有听见大表哥刚才怎样说。枚弟妹说的倒是真话。她也是个苦命人。我的处境究竟好多了。那一点小小的恩怨，还记挂它做什么？”她带着微笑问周氏：“大姑妈，你说我说得对不对？”

“不错，到底是芸姑娘厚道，”周氏点头答道。她又对淑华说：“三女，你也该向你芸表姐学一学。做人要厚道一点才好。这也是积来世福。”

“哎哟，妈还要说积来世福！”淑华噗嗤地笑道，“我单活这一世，已经惹得人家讨厌了，我给大家招来不少麻烦，连妈也受了累。我还敢再活第二世？”

淑华的话扫去了周氏脸上的忧愁，微笑浮了上来。她说：“三女，你倒会说话！一点儿麻烦算得什么？横竖她们（她指的是王氏、陈姨太等）就只有那一点儿花样。我现在也不怕了。我倒觉得应该让年轻人高兴一点。年轻时候兴致不好，上了年纪，脾气一定很古怪，就像你四婶那样。”

淑华暗暗地看看琴和觉民，彼此会意地笑笑。觉民大声称赞道：“妈这话很开通。我就赞成妈这个见解。三妹，我们以后索性多给妈招点麻烦罢。在这个公馆里头招麻烦倒很容易，妈说过妈不怕，我们就不必多担心。”他说到后面两句的时候，还对淑华霎了霎眼睛。

“妈真的不怕？我就有一件事情求妈答应我，”淑华连忙高兴地接下去说。

“什么事？什么事？你又有什么花样了？好像你们几姊妹早就商量好了的，”周氏和蔼地插嘴问道，她还以为淑华是说着玩的。

“妈，我下半年要到琴姐读过的那个学堂去读书，琴姐答应给我想法子，大哥、二哥都答应给我帮忙。妈，你一定答应的，”淑华带笑向周氏央求道。

周氏皱了皱眉头，一时答不出话来。不过她的脸色也没有多大的改变。淑华的喜悦的表情似乎淡了一点，但是她仍然抱着希望等候周氏的回答。琴趁这个机会开口向周氏进言道：“大舅母，我看让三表妹进学堂去读读书也好。横竖她在屋里头闲着也没有事情，反而心焦。如今时代究竟不同了，读点书，也可以长点见识。我们学堂里的先生都还不错。”

觉民又接下去说：“妈，琴妹的话也很有道理。现在进学堂读书的女子也不算少。三妹又很有志气，不让她读书，埋没了也很可惜。”

周氏微微地叹了一口气，不过她的脸色还很温和。她和蔼地说：“我也明白你们的意思。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干涉你们。我自己倒没有话说。我觉得进学堂并没有什么不好。譬如你琴姑娘，你进过学堂你就比别人懂事情。说老实话，我素来就喜欢你。可见你进了学堂也并没有学坏。”她望着琴好意地微微一笑。“不过我们高家的姑娘从没有进过学堂。连你们从前在书房里头跟着先生读书，他们也不高兴，要在背后说闲话。”她望着淑华诚恳地说：“我自己倒也情愿答应你去进学堂。不过我有点担心，我不晓得他们又会说些什么话。三爸虽然固执，倒还是个正派人。只有你四爸、四婶、五爸、五婶几个人爱说闲话。五婶最近稍微好一点。四婶同陈姨太近来又专门跟我们作对。我真讨厌她们那种狼狈为奸的样子。脸上擦得雪白，说起话来总是皮笑肉不笑，真是一脸奸臣相！而且藏了一肚皮的坏心思。”周氏一面说话，一面摇动着头，她的话说得很急，就像一串珠子接二连三地从嘴里滚着出来，但是声音清晰，使听话的人不会遗漏一个字。她说到最后，不觉咬起牙齿，她的怒气升上来了。她便侧过头去吩咐绮霞道：“你给我倒杯热茶来。”

众人默默地望着周氏。等她接过绮霞端来的茶杯，喝去里面一半的茶汁，把上升的怒气压住以后，觉民又辩解地对她说：“我们也知道妈有妈的苦衷。不过我觉得他们也闹不出什么事情来。他们自己就没有立过一个好榜样，哪儿配来管我们？我们也犯不上将就他们，怕他们捣鬼，白白地把我们自己的前程断送掉……”

“你等一下，外面是什么事？”周氏忽然阻止觉民道。

“五爸跟五婶又在吵架。他们隔几天不闹一场，就像不过瘾似的，”淑华嘲骂地说。

“这样吵下去有什么意思？深更半夜还闹得四邻不安的，真叫人听见心焦，”周氏皱眉道。

“他们闹还不要紧，只苦了一个四妹。五婶吵不赢，等一会儿又会拿四妹来出气。我看总有一天要把四妹折磨死才甘心！”淑华愤慨地说，她倒忘记了自己的事情。

“我晓得你们在商量怎样谋害我。人家欺负了我你还嫌不够，你还要去帮忙。旁人说你们高家规矩好，我就没有见过小叔子深更半夜跑到嫂嫂屋里去的道理！哪个晓得你们两个说些什么？……”沈氏的尖而响亮的声音突然闯进房里来。

“老子高兴怎样做就怎样做，哪儿有你这个不要脸的‘监视户’管的？”克定厉声回骂道，他的手接连在桌子上拍了两下。

“绮霞，你快把窗子关好，这些话叫人听了心焦，”周氏烦躁地吩咐绮霞道。

朝着对面厢房的三扇雕花格子窗只有中间的一扇开了一半，觉民怕绮霞矮小够不上窗棍子，便自告奋勇地说：“等我去。”他走到窗前，取下窗棍子，把窗放下来，关好，又扣上。这时在斜对面厢房里克定跟沈氏吵得更厉害了。人可以听见叫骂声，磁器落地声，椅子、凳子倒地声。

“等我去请三爸来，”觉新痛苦地自语道。他站起来要往外走。

“明轩，你不要去，”周氏忽然低声阻止道。觉新便站住惊愕地望着周氏，不明白她为什么不让他去告诉克明。周氏知道觉新的心思，便对他解释道：“三爸来也管不了的。他如果管得住他们，早就不会闹了。你把三爸请来，不过让他多生点气。我看他们爱闹就索性让他们一次闹‘伤’了，免得以后再时常闹。”她说完觉得心里比较痛快一点。她看见淑华、觉民、琴、芸这几个年轻人的眼光集中在她的脸上，忽然觉得眼前亮起来。她惊讶地望着这几张脸，都是年轻、正直、善良的面貌，这上面并没有世故的皱纹，也没有忧患的颜色。她感到一阵畅快，仿佛她的愁烦一瞬间就完全离开了她。她有点明白了：这个时代是属于眼前这些年轻人的，只有他们才可以给她一点光，一点温暖。她愉快地对淑华说：

“三女，我答应你进学堂。我们不要管他们。任凭他们说好说歹，你只顾用功读你的书。你有志气。你将来一定要争一口气。你们都要给我争一口气。”

这些意外的、但是坚决的、鼓励的话把几个年轻人的心都照亮了。光明的喜色笼罩着他们的脸，连芸也满意地微笑了。淑华差不多欢喜得跳起来。她快乐地大声说：“妈，你真好！我将来一定要好好报答你！”

她太高兴了，他们太高兴了！（觉新也含着泪感动地笑了，他的眼光又停在那张他看惯了的照片上，他暗暗地对“她”讲话。）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一个熟习的脚步声急促地经过门外，也没有注意到一个女孩在堂屋门口唤着：“四小姐。”

春兰一面跑，一面唤淑贞。她看见淑贞跑下过道，正要往花园里跑去。她连忙追上去。她的脚步声引起了房里人的注意。

“多半有人去请三爸去了，”淑华不在意地说。但是她听见了春兰唤“四小姐”的声音。她便惊疑地自语道：“怎么春兰在喊四妹？一定是四妹跑出来了。”

春兰又在花园外门内叫起来。

“四表妹跑到花园里去了。我们快去劝她回来，”琴忽然警觉地说，便朝着门走去。淑华和觉民默默地跟着她。

他们走出过道，刚走进花园的外门，一个影子扑到琴的身上。琴连忙扶住那个小女孩，温和地问道：“春兰，什么事情，你这样慌张？”

春兰抬起头用疯狂的眼光看他们三个人，忽然进出哭声说：“琴小姐，三小姐，二少爷！……我们四小姐……跳井了！”她大声哭起来。

“你快去给大哥说，”觉民严肃地吩咐淑华道。淑华不做声，只是转身便走。

“不会的吧？”琴惊疑地说了这一句。

“春兰，你不要哭。我问你，你怎么晓得四小姐跳井？”觉民带着猛烈的心跳向春兰问道。他还希望是春兰看错了。

“我看见四小姐赌气跑出来。……我跟住她。……我喊她，她也不答应。……她跑进花园里头，我追上去。……我看见井口上影子一晃。我还听见掉下井的声音，”春兰断断续续地抽泣道。淑华陪着周氏、觉新、芸来了。恰恰在这个时候响起了电灯厂的汽笛。依旧是那哀号似的声音，然而在这个晚上，在这一刻，它响在这些人的心上，却变成多么凄惨，多么可怕！

“大哥，我们怎样办？”淑华打了一个冷噤，半惊惶半悲痛地说。

“我们应该快点想法救四表妹，”琴着急地说，她的眼泪淌出来了。

觉民不理睬她们。他用低沉的声音吩咐道：春兰，你快回去告诉五老爷、五太太去。绮霞，你去点个风雨灯来。大哥，请你出去把袁成他们喊来。我到厨房里喊火房[1]去。

“好，你们快去。我心跳得不得了。想不到公馆里头又出这种事情，”周氏喘吁吁地催促道。她心里很乱，她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她还跺着脚说：“天呀，要保佑四姑娘救得起来才好！”

觉新、觉民、绮霞、春兰匆匆地往四处去了。琴和芸陪着周氏立在花园外门口。觉新房里的灯光透过白纱窗帷软软地躺在天井里，在石板地和泥土上画出一些花纹。淑华忽然大步往花园里走去。

“三表妹，你到哪儿去？”琴惊愕地在后面问道。

“尽站在这儿等着，有什么用处？四妹恐怕就要断气了，”淑华又着急，又气恼，烦躁地答道，一个人赌气地往井边走去。

淑华走到井边，只看见一个黑洞，木头盖子放在一旁，一根带钩的竹竿靠在井畔走廊矮矮的屋檐上。没有什么改变。从石板缝隙里响起了蟋蟀的凄楚的叫声。从园门口送过来周氏和琴、芸诸人的低声谈话。她受不住这静寂。她俯下头朝井里看去。她只见一点灰白色。她悲痛地叫起来：“四妹。”她仿佛听见应声。她便张大口发出更大的声音唤她的四妹。她还兴奋地忘了自己地嚷着：“四妹，你再忍一会儿，我们就来救你了！”

绮霞提着风雨灯把周氏、琴、芸等引到井边。琴含着眼泪对淑华说：“三表妹，你也不必喊了，她不会听见的。你站开一点。”

“她听见的。我喊她，她还在答应！”淑华热烈地争辩道。绮霞把风雨灯提到井口，淑华把头放在灯前。但是她依旧看不清楚井底。灯光照在她的脸上，一脸的泪痕在那里发亮。

周围的黑暗突然加浓，电灯熄了。觉民带了火夫和厨子的下手打着灯急急忙忙地从外面进来。在他们的后面还跟着几个女佣。井边顿时热闹起来。

厨子的下手把手里提的风雨灯挂在走廊的屋檐下栏杆前。四周显得亮多了。火夫拿着竹竿放下井去，他想钩起什么东西。众人屏住呼吸看他的动作。他试了几次，都没有结果。他和厨子的下手商量着其他的办法。厨子的下手又把绮霞手里的灯要来，设法挂在那株俯瞰着井口的老松树的一根粗枝上。火夫想起了绳子，便回头跑出去在厨房里拿了绳子来。

人声嘈杂，众人议论纷纷。沈氏带着春兰半跑半走地进到园里。她披头散发，带着满脸的眼泪和鼻涕，歇斯底里地哭喊着：“四女，”发狂地奔到井口来。

“五舅母，你小心点，”琴连忙拉住沈氏的袖子，温和地提醒道。

沈氏看看琴，好像不认识琴一般。她又看看站在井边的别的人，她忽然大声责备道：“你们怎么都白白看着？也不动手救她一救？”没有人理睬她。她又俯在井口高声哭叫“四女”和“贞儿”。

觉新又带着袁成、文德和两个轿夫来了。井边挤满了人。各人有各人的主意，大家争先说话，沈氏又不时地发出哭诉，而且招魂似地呼唤着淑贞的名字来打岔他们。别人无法劝阻她，她已经失掉理性了。做父亲的克定始终没有来。觉新和觉民在井边指挥一切。

不幸的消息传布得很快。人越来越多。连觉英和觉群也来看热闹了。忙乱之后又继续着忙乱。烦躁增加着。众口纷纭地议论着，哭叫和抱怨混在一起。经过了长时间的商量，而且在“重赏之下”，人们才决定了下井救人的办法。

在嘈杂的人声中，两个轿夫用粗绳子把那个年轻的火夫放到井里去。绳子缚在火夫的腰间。绳子跟着火夫的身子慢慢地往下坠。轿夫们俯下头不断地跟那个火夫交谈。绳子不再往下落了，但是它还在微微摇动。轿夫们大声在问话。绳子猛然抖动几下，又停住了。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绳子上。希望与苦痛在搏斗。这是一个难堪的时刻。连喜欢讲话的人也都沉默了。

绳子又动起来，火夫在下面大声叫唤。轿夫们开始拉动绳子。厨子的下手和袁成、文德也去帮忙。他们五个人用力拉着，把绳子一寸一寸地拉上来。众人的眼光就跟着绳子移动。大家的心也随着绳子跳动。每个人都把一些话咽在嘴边，只等着在一个时候让感情畅快地爆发。

于是一个可怖的雷响了！袁成、文德、觉新、觉民都扑到井口去，弯着腰蹲在那里。他们在移动一件东西，口里不住地讲着简短的话。他们慢慢地站起来，慢慢地离开井口。觉新、觉民两人抬着淑贞的尸首走下井边台阶。文德和袁成跟在后面。高忠和苏福也从外面赶来了。风雨灯的灯光无意地落在那张小眼小嘴的秀丽脸上，依旧是那张忍受的、带着哀怨的面颜，前刘海紧紧贴在额上，眼睛闭着，左眼皮上和左边额角上还留着几缕血丝，血渗在水珠里不断地从发鬓间滴下来。嘴微微闭着，嘴角有血迹。衣服浸透了水，裹住她的瘦小的身子。小脚上的绣花缎鞋却只剩了一只。一根散乱的辫子重重地垂下来，一路上滴着水。

女人们痛苦地、恐怖地低声叫着。有的掉下眼泪，有的闭着眼睛唉声叹气。淑华悲痛地唤了几声：“四妹！”她伤心地哭了。琴也用手帕蒙住脸抽泣起来。

但是在这些人中间最痛苦、最伤心的还是沈氏。她看见淑贞的面容，连忙扑过去，一把抓住那个还在滴水的冰冷的手，带哭带嚷地把她的脸往淑贞的身上擦。觉新和觉民只得停在台阶上，他们无法移动脚步了。

“五弟妹，你不要伤心了。等把四姑娘抬回屋里去再说，”周氏连忙过去拉住沈氏的膀子劝道。

沈氏不肯听话，仍然带哭带诉地抱着淑贞的身子不肯放。觉民忍不住掉头对旁边的人说：“你们劝一劝。”

克明抱着水烟袋同张氏一起来了。翠环提着灯跟在他们的后面。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克明沉着脸，什么话也不说。他心里很不好过。他仿佛受到一个大的打击。他见到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灾祸的朕兆。他并不是特别关心淑贞。他是在悲叹他那个逐渐黯淡的理想。他知道他们一步一步地走近毁灭的道路了。

张氏捧着大肚皮走过去帮忙周氏安慰她们那个哭得很伤心的五弟妹。琴也过去劝沈氏。她们几个人终于把沈氏拉开了。也不用木板，觉新和觉民一个抱头，一个抱腿，抬着淑贞的尸首走下了台阶。文德和高忠在旁边帮忙抬着淑贞的背。他们慢慢地走着，出了园门。好些人跟在他们的后面，沈氏不停地在路上发出伤心的哀号。

觉新抬着淑贞的上半身。他装了一脑子的痛苦思想。他的眼泪时时落到淑贞的冰冷的脸上。觉民抬着淑贞的腿。他始终被悔恨和痛惜折磨着。他咬紧牙关，不让自己掉一滴泪。他望着那张沉睡似的脸，痛苦的回忆不断地啃着他的脑筋。他允许过要援救她，她始终等待着他的帮助。如今他轻易地辜负了一个寂寞的小女孩的信任，再没有补救的办法了。

他们抬着淑贞出了过道，走下天井，经过堂屋门前往右厢房走去。这个工作本来不必要他们来担任。但是他们遣走了袁成和苏福，自动地抬起淑贞的头和脚。袁成弯着背包了一眶泪水，几次走到觉新的身边，说，“大少爷，让我抬吧。”苏福不声不响地跟了上来。觉新只是摇摇头，不回答一个字。这是他们对这个小妹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这个孤寂的小妹妹，她需，要他们的爱护，然而他们并没有把适当的爱给她，他们撇下她，让她一个人孤寂地走上毁灭的路。她寂寞地生，寂寞地死，在这十五岁的年纪，她像一朵未到开花时候就被暴风雨打落了的花苞。

他们默默地继续走着。淑贞的身子在他们的手里变得更沉重了。这是爱的工作。这也是痛苦的工作。这个柔软的瘦小的身子忽然变成了铁块一般的东西。它不仅沉重地压住他们的手，它还像铁石一样地压在他们的心上。头上是一个广阔的黑暗的天空，后面跟随着一大群摇晃的咕哝着的黑影。他们能够把这个心上的重压推到什么地方去？一个怨愤不平的声音在觉民的心里叫着：“为什么我们都活着，大家都活着，偏偏该你一个人死？为什么大家要逼着你走那一条路？你从来没有伤害过一个人！”但是如今一切都是多余的了。她的带血的小嘴连一个字、一个诉苦的声音也吐不出来了。他看看天，天仍然是广阔的，黑暗的，满天的星子也增加不了多少光辉。北斗七星永远指着北方，北极星依然那样地明亮。它们是见过了千千万万年的人世的，它们现在也不能够给他一个回答。这是一个黑暗的、绝望的时刻。不过没有人注意到觉民的可怕的面容。

他们进了淑贞的房间。春兰已经把灯点燃了。房里没有一点改变，书桌上还放着淑贞的未做完的针黹。五房的女佣胡嫂先去取下淑贞床上的帐子。文德和高忠便松开手站在一边，帮忙觉新和觉民把淑贞的尸首放到床上去。淑贞的头静静地压在那个雪白的枕头上。觉民拉了一幅薄被盖住她的身子。觉新还摸出一方手帕，替她揩去脸上的水迹和血迹。她仿佛还是在睡梦里似的，她做的一定是凄楚的梦。他们刚刚离开，沈氏马上疯狂地扑过去。她拉开薄被，俯在淑贞的又冷又湿的身上，小女孩似地大声哭起来。春兰跪倒在床前，把头埋在淑贞的脚边，伤心地哭着。

一屋子都是人。但是大声哭着的人除了这主仆两个外，还有刚刚跑进来的喜儿。觉民看见觉新站在书桌前不想出去，便过去拉拉觉新的袖子，低声说：“我们走吧。”

他们走出来，刚走下石级，厨子的下手便过来对觉新说：“大少爷，火房在等赏钱。请大少爷转回五太太一声。”

觉新皱了皱眉头。他看见火夫也站在淑贞房间的窗下，便短短地答道：“你到我屋里头去拿！”他也不回转身去见沈氏，便跟着觉民匆匆地往对面那条过道走去。

他们到了房门口，看见厨子的下手和火夫都跟在后面，觉新吩咐一句：“你们就等在这儿，”他同觉民揭起门帘进去了。

琴、芸、淑华正在房里讲话，绮霞和翠环站在旁边听着。翠环看见觉新，便说：“大少爷，我在这儿等你，三老爷请你去。”

觉新应了一声，却先往内房走去。他在里面一个抽屉里拿出一包当五角的银币。他打开纸包，抓了一大把银币，拿着走到房门口，掀开门帘，递了两个给厨子的下手，又递了十个给火夫，看见他们高兴地道谢着走了，他才走回房里。

“大哥，怎么该你给赏钱？”淑华惊讶地问道，她的眼圈还是红的。

“这不是一样的？我何必又去麻烦五婶？横竖是为着四妹。我为着她也就只能够做这点点小事情……”觉新没有把话说完，眼泪又掉了下来。

琴和芸还在听觉民讲话。翠环关心地望着觉新，柔声说：“大少爷，等我打盆水来，你洗过手再走吧。”

“好，”觉新无可如何地点头说。他觉得心里稍微好过一点。他又同琴、芸两人说了好几句话。

翠环端了脸盆出去，不久就打了脸水回来。觉新揩了脸，又洗了手，然后和翠环一起走出去。

“大哥今晚上也受够打击了，”觉民看见门帘掩盖了觉新的背影，低声对琴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幸的事情总是接二连三地一齐来？偏偏都挤在一个晚上！”淑华烦躁地插嘴道。

“不过你倒好，你的事情成功了，”琴安慰淑华道。她其实是在安慰自己，因为只有提起这件事，她才看见希望，才可以驱散哀愁。

“我固然成功了，不过四妹——。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早给她想个法子？”淑华痛苦地、悔恨地说。她昂起头，伸了一只手到背后去拉过辫子来用力扯着。

别人只能够回答她一阵沉默。玻璃窗外阶下蟋蟀叫得更响了。是那样凄切的哀歌。在雕花格子窗外面，从淑贞的房里送过来沈氏的疯狂似的哭诉。只有这么短的时间！一切都改变了。他们仍然坐在这个房间里，他们仿佛就做了一个梦。

“五爸真岂有此理！他晓得四妹跳井，不但不来料理四妹的事情，反而跑到小公馆去了。这种人也配做父亲！”觉民忽然愤慨地说。他的心里充满了憎恨。

“五舅母也可怜。现在既是这样，当初又为什么要折磨四表妹？”琴的脑子里装满着沈氏的哭声，所以她回答的和觉民的话并不相干。

“我想到四表妹，她今天下午还说起她月底过生，要请我来吃面，”芸凄凉地说着，她的眼圈一红，又是泪光莹莹了。

“我们现在到那边去看看她也好，这是最后的一面了，”琴悲声说着，就站起来。

“那么我们立刻就去，”淑华也站起来说。

“棺材要天亮后才会进来。你们去看看她也好，现在多半在给她换衣服了，”觉民温和地对她们说。

不过他仍然留在房里，并不伴着那三个少女出去。

[1]火房：即“火夫”。

43

一具小小的棺材装下了淑贞的有着那么多哀愁的身体。一个寂寞的行列把棺材送到城外一所古庙里去。这所庙宇对觉新、琴和淑华都不是陌生的。钱梅芬的灵柩两年前曾经寄殡在这里。现在又轮到淑贞来作一个住客了。依旧是那种荒凉的景象，依旧是那些断瓦颓垣。阶下的野草还是那样地深。只是大殿的门窗有着修补的痕迹。

淑贞的灵柩在一个比较完整的房间里放好了。供桌安好，灵位牌立好，众人依次行了礼。袁成蹲在外面石阶上烧纸钱。沈氏哀痛地俯在棺上大声号哭。淑华、琴、喜儿、春兰也伤心地哭着。

觉新、觉民两人站在门外阶上看袁成寂寞地烧纸钱。轿夫们围在外面空地上谈笑。他们的笑声从半开着的中门送进来，不调和地夹杂在房里几个女人的哭声中间。火燃得很大，纸灰慢慢地飞起来，在空中飘浮一刻，又往地上落下，有两三片就落在觉新的附近。

“这跟前年的情形一样，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我好像就在做梦，”觉新怅惘地对觉民说。

“你又想起梅表姐了，是不是？”觉民同情地低声问道。

觉新点点头，回答道：“我前天给她上过坟。她死了两年了，冷清清的，没有人管。坟头上草都长满了。”他叹了一口气，忽然仰起头，望着天空，痛苦地说：“为什么总是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她们都不该死。为什么死的总是她们？”他的话似乎不是对觉民说的，却是对着天空说的。但是一碧无际的高爽的秋空沉默着，不给他一个回答。

“这就是因为有那个制度，那些愚昧的人就利用它！”觉民愤激地答道。他看见觉新不作声，也不掉一下头，便又警告地说：“死了的是没有办法了。我们应该想法救那些未死的。其实如果我们早点设法，四妹也不至于这样惨死。”

觉新惊愕地看看觉民。沈氏还在那里哀号，她声音都哭哑了，喜儿俯着身子在劝她。觉新听见沈氏的哭声，心里更加难过，便对觉民说：“五婶倒也奇怪，四妹死了，她这样伤心。这倒不是假的。她当初只要待四妹好一点……”

“大概人就是这样，要到自己吃够了苦，才会觉悟，但是可惜又太晏了，”觉民答道。

觉新不再说话了，他在想觉民这句话的意义。

袁成把纸钱烧完了。房里哭的人也止了泪。沈氏带着哭声讲话。各事都已完备，现在他们应该动身回家了。沈氏还亲自嘱咐庙里的工人，要他不时在灵前照料，然后才依依不舍地跟着觉新他们走到外面去上轿。

沈氏跨出大门门槛，忽然含泪地感谢觉新道：“大少爷，真难为你帮忙，全亏你……”她咽住以后的话，却换了悲愤的调子接下去说：“你五爸心肠真狠，贞儿这样惨死，他连看也不来看她一眼。”

淑贞的头七就在旧历七月底，恰好是淑贞的生日。

淑贞的灵柩还停在庙里。沈氏差不多天天带了春兰到那里去。也没有人劝阻她。有时喜儿也陪她去。这几天她在家里也很少跟别人讲话。她常常坐在淑贞的房里，翻看淑贞遗下的旧东西。到了庙里，她先拿出她每日带去的新鲜水果或者点心供在桌上，然后俯在棺材上伤心地哭诉一会儿。最后她又小心地照料工人打扫房间，收拾供桌。

这天是头七，又是淑贞的生日，沈氏请了文殊院的和尚到庙里给淑贞念一天经（经堂就设在大殿上）。她去得早，还邀请了琴、芸和淑华同去。琴和芸都是早一天约好的，她们大清早就到高家来了。觉新和觉民也到庙里去了。就只有这几个人在古庙里庆祝淑贞的十五岁的诞辰。但是他们带去的不是欢笑，却是真挚的眼泪和哭声。风吹动灵帷，风吹动供桌上的鲜花，房间里充满了秋天的清新的气息。亲人们的温和的唤声在空中飘荡。然而淑贞已经听不见、看不见这一切了。

酒菜摆上桌子，满满地摆了一个供桌。觉新斟了酒。和尚们进来上了香。觉新兄妹依次在灵前行了礼。沈氏给淑贞扎了一大堆纸房子、纸箱笼、纸家具等等，都堆在外面大坝子里，这时全烧起来了。它们毕毕剥剥地燃烧，往各处散布纸灰，有些纸灰飞得很高，竟然飘到里面阶上来。轿夫们围着火堆说笑，他们的笑声里面的人也听得见。火愈烧愈大，不到一会儿的工夫，那一大堆东西就只剩了一团黑灰。

沈氏担心淑贞死后寂寞，还扎了两个纸的婢女来，放在灵前左右两旁陪伴淑贞。两个纸人都是一样的现代装束，脑后还垂着松松的大辫子。沈氏给它们起了名字，就用白纸条写着贴在它们的身上。她对着灵前说：“贞儿，我给你买了两个丫头来了。你好好地使唤她们吧，以后也有两个人陪伴你。”她又念着那两个纸人的名字。

沈氏看见没有停留的必要了，便吩咐轿夫预备轿子，她还要在家里请觉新兄妹吃早饭。临走的时候她眼泪汪汪地在供桌上花瓶里摘下一朵花插在发髻上，低声祷告：“贞儿，你跟我们回家去吧。”

但是淑贞永远不会回家了。

到了家，沈氏吩咐就在淑贞的房里开饭。六个人围坐在一张方桌旁边，没精打采地吃着。没有人想大声说一句话。桌子上也听不见笑声。平日爱说话的沈氏现在也变成了寡言的人。她的脸上不时带着一种木然的表情。她虽是一个殷勤的主人，但是她也不能给那几个年轻客人增加兴致，驱散忧郁，这忧郁是大家从庙里带回来的。

寂寞的筵席是不会长久的，很快地就到了散席的时候。觉新要到公司里去，觉民要出去找朋友，他们先走了。琴和芸不忍把沈氏撇弃在孤寂和悲哀里，便跟淑华商量，邀请沈氏同到花园里去散心。沈氏自然一口答应下来。

她们一行人走出过道转进花园外门，走到觉新的窗下。井边台阶上正有人在淘井。觉群、觉世两弟兄和觉世的姐姐淑芬都站在台阶上。他们一面看，一面在跟火夫讲话。沈氏马上变了脸色，不愉快地说：“怎么又在淘井？那天不是淘过了吗？”

“我去问一声，”淑华道。她便唤：“五弟，你过来！”觉群果然跑过来了。淑华便问道：“你就放学了？怎么不进书房读书？却躲到这儿来看淘井！”

“我刚才吃过饭。我耍一会儿就到书房去，”觉群狡猾地赔笑道，露出了他的牙齿的缺口。

“我问你，怎么又在淘井？”淑华又问道。

“妈喊人淘的。妈说爹讲过井里头死了人，水脏得很，上回淘得不干净，不多淘一回，大家吃了水都会害病，”觉群得意地答道。

“你爹也难得在家，这两天连影子都看不见。他倒有心肠管这些闲事。我们吃的是外面挑进来的河水。哪个吃井水？”沈氏苦涩地说。

“我们淘米蒸饭用井水，”觉群眨了两下眼睛，笑答道。他听见妹妹淑芬在台阶上唤他，一转身就跑开了。

沈氏叹了一口气，也不再说什么，就慢慢地向前移动脚步。

她们进了花园，一路上看见不少野草野花。她们走到湖滨，眼前水明如镜，天色青得不见一个斑点。她们（尤其是淑华）觉得心上轻快许多，随便谈起话来，一面走上曲折的石桥，打算穿过湖心亭往对岸去。

沈氏走进亭子里，才注意到王氏和陈姨太坐在窗前紫檀椅上低声谈话。她只得站住招呼她们一声。琴和芸也向那两个人打了招呼。只有淑华不理睬她们。

“五弟妹，你今天居然有工夫到花园里头来？真难得！”王氏带着假笑说；接着她又问一句：“四姑娘几时下葬？”

“多半在下个月初七，地还没有买定，”沈氏皱皱眉头低声答道。

“五太太，你真是个好母亲，”陈姨太马上接下去说，好像不肯把沈氏轻易放过似的。“其实，我说，四姑娘年纪那样小，又何必东看地西看地，随便在义地上找块地方葬下就是了。既省事，又省钱。”她又望着王氏微笑道：“四太太，你说是不是？”

“自然罗，”王氏不让沈氏有机会说话，便接下去说，“像现在这种世道，能够省一个钱就算积一点福。我不晓得五弟妹怎样，像我们这一房用度就不小。我真怕这样花下去，漏洞一天多一天，将来补不起来真不得了。所以四老爷（她对陈姨太说）主张把这座公馆卖掉，卖来钱各房分分，也可以贴补贴补……”

沈氏的注意力一直没有集中。这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叽叽喳喳一来，反而把她的脑子更搅乱了。她听见说“卖掉公馆”，便似懂非懂地插嘴说：“把公馆卖掉？”

“当然！你难道还不晓得？五弟就没有告诉你？”王氏故意做出惊讶的神气说。“这还是五弟说起的。他一连几晚上到我屋里来，就是跟我商量这件事情。其实事情也不难办，就只有三哥会反对。但是哪个会怕他？公馆是大家的。分家就该分个彻底。不分，未必就留给哪个人独吞？”她似乎真的动气了，两个颧骨高高地隆起在她那白粉盖满的脸上。她突然伸手到脑后去，从发髻上拔下那根银针来，好像要用它来刺什么人似的。其实她却慢慢地把针尖放进嘴里去剔牙齿。

“我们走吧，”淑华在琴的耳边轻轻地说。她一个人先出去了。芸看见淑华悄悄地走出，便也跟着她出去。琴还留在亭子里，她想从王氏她们的谈话里多知道一些新的消息。

“其实我看，也不必卖掉公馆，大家住在一起也热闹些。究竟是自己的房子。到外面租人家房子住总不大方便，”沈氏悒郁地说。她的眉间隐隐地皱出一个“川”字。她对这个公馆还有点留恋。而且她想起跟着克定搬出去单独过日子，忽然感到了恐怖。

“五弟妹，你倒说得容易！”王氏不高兴地冷笑道。你不记得前几天刘升下乡回来怎样说？去年租米收齐，恐怕也只有往年的一半多。今年更差。这几个月到处都在打仗，‘棒客’[1]没有人管，又凶起来了。各县都有。外面还有谣言，说温江的棒老二旧说过，本年新租他们收八成，佃客收两成，主人家就只有完粮纳税，一个钱都收不到。万一成了真的，你看焦不焦人？你四哥又没有多少积蓄，我们熬不起！比不得你们钱多！卖田现在又卖不起价。不卖房子，我们将来吃什么？再说，公馆这样大，我们一房只有几个人，也住不了这种大地方。白白有个大花园，我一年到头也来不了几回。况且花园里头总是出凶事，前年鸣凤投过湖，今年四姑娘又跳井。我看花园里头一定有冤鬼。如果长住下去，一定还有凶事。五弟妹，你担当得起吗？不说你担当不起，就是三哥也担当不起！”王氏说到后来，简直是在威胁沈氏了。

沈氏又气恼，又痛苦，又有点恐怖。王氏的老鸦叫一般的声音不住地在她的脑子里打转，好像是用一把尖刀在割她的脑子。她受不住，她的脸色变得十分惨白。她也不想保护自己，更没有念头去伤害别人。她只想逃避。她带着恐惧地睁大两只小眼睛，看看王氏，又看看陈姨太。她们正带着轻蔑的眼光打量她。是那样锋利的眼光！她不能够支持下去了。她求饶地说：“这又不是我的事。我并没有说过不卖公馆。你们要怎样随你们好了。”她说罢，连忙走出亭子去。琴怜悯地陪着她。芸和淑华在前面桥头等候她。她刚转一个弯，便听见快乐的笑声从亭子里追出来。在笑声中她似乎分辨出“笨猪”两个字。

“我真害怕她，她那张嘴就好像要吃人一样！”沈氏走到桥头，才吐出一口气来，回头望着亭子低声说，“我一辈子就吃她的亏。”

“听四舅母的口气，这个公馆迟早总要卖掉的，”琴惋惜地说。她爱这个地方，在这里她有过那么多的美丽的回忆，她的一部分的幸福的童年也是在这里度过的。她知道总有一天她会跟眼前的这一切分别。

“卖掉就卖掉！哪个才希罕这个地方！未必离开这儿我们就活不下去？换个地方我们倒清静些！”淑华赌气地说。

“这个花园很可惜，”芸惋惜地说。她用留恋的眼光看看四周的秋景。她感觉到天空、水面、假山、树叶，它们的颜色比在任何时候都更可爱。她轻轻地吸了一口迎面扑来的清新的空气。漫天的清光舒适地抚着她的眼睛。她爱眼前的一切，它们好像是在梦里一般地美丽。她不忍失去它们。

琴微微叹一口气，她下了决心地说：“三表妹说得对。让他们卖掉它也好。我们也真该往更大的地方去了。”

“更大的地方？”淑华惊讶地问道，她和另外两个人都不明白这句话的意义。

“是的，比花园、比家庭更大的地方，”琴点头说。她望着浅蓝的天空，眼睛突然发亮了。

这天是地藏王菩萨的生日。傍晚，夜幕从天空罩下来，公馆里的仆人、轿夫、婢女、女佣们便集在堂屋前面天井里准备做那个一年一度的插香工作。每个人都分到一大把燃着的香。他们拿着这把烟雾熏眼的香往四处散开，找到一个地方，躬着身子把香一根一根地插在天井中石板缝隙里，墙脚边，石阶下。从大门内天井里到堂屋门前，从桂堂到后面大坝子，从厨房到花园外门，都有这一点一点的火星。它们排列得整齐、均匀，就像有人在用朱笔绘出这个公馆的轮廓。

觉民走进大门，便闻到一股强烈的刺鼻气味。缭绕的烟雾使他的眼睛看不清楚了。到处都是火光。有几次他的脚差一点就踏在香上面。他走进二门，听见觉英、觉群他们的笑声。这几个孩子正忙着在大厅上各处插香。他跨进拐门，往自己的房里走去。他进了房间，打开立柜门，把手中的包袱放进柜里，又锁上柜门，然后放心地嘘了一口气。他的脸上淡淡地浮出了紧张后的松弛的微笑。他在立柜前站了一会儿，忽然注意到隔壁有人带笑地大声说话。那是淑华。他知道她们都在觉新的房里，便匆匆地走出房去。

他揭起门帘，果然琴、芸、淑华都在这里。淑华正在讲话，瞥见觉民进来，便咽下嘴边的话，掉过头对他说：“二哥，你今天跑到哪儿去了？也不回来陪客人吃晚饭？”

“我有点事情耽搁了。本来想回来的，”觉民故意做出安静的声音答道。

“是不是又是你们报社的事情？我看你一天也够忙了。我跟你比起来自己真有点不好意思，”淑华天真地带笑说。

淑华的第一句话使觉民的脸色略微改变了一点。不过除了琴，就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改变，而且觉民立刻用淡淡的微笑掩饰过去了。他不回答淑华的问话，却问她：“三妹，你的功课预备得怎样？”

“今天有客，我们又陪五婶到花园里头耍了半天，我哪儿还有工夫摸书本？今天就算放一天假吧，”淑华笑答道。

“你这个懒脾气还改不了。如果我是先生，我真要打板子！”觉民带笑责备道。

“改是要改的。只要有决心，哪儿有改不了的道理？我进了学堂以后就不同了。你们会看见，那个时候我比无论哪个人都更用功，”淑华故意做出庄重的样子说，但是说到最后，她自己也忍不住噗嗤地笑起来。

觉民好像没有听见淑华的话似的，也不去理睬她，却把脸掉向墙壁，悄然地一边念道：“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算了吧，不要挖苦我了，”淑华带点自负地大声打岔道；“我晓得还有：‘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不过我说过做什么事，我到时候一定做给你们看。况且公馆说不定就要卖掉了，我不在花园里头多耍几天，将来失悔也来不及了。”

“卖掉公馆？你在哪儿听来的消息？”觉民惊问道。

淑华还未答话，觉新却先说了。他痛苦地说：“四爸、五爸他们向三爸说起过。三爸不答应。不过听说他们在想办法跟三爸吵。他们说前回分家不彻底，原是三爸有私心。”

“他们自己都有小公馆，自然用不着这个地方了。说来说去无非为着几个钱。其实卖掉也好，这个公馆原是几个造孽钱换来的。”觉民气愤地说。

“你不要说几个钱，每一房至少一万多块钱是分得到的。不过这些钱拿来有什么用？这个公馆就是爷爷的心血。他老人家辛苦一辈子，让我们大家享现成福。他们连他亲自设计修成的公馆也不肯给他留下，真是太不公平了，”觉新愤慨地说，他的额上立刻现出两三条皱纹。这个公馆给了他那么多的痛苦的回忆，但是他比这屋里的几个人都更爱它。

有人在外面轻声唤：“大少爷。”他们没有听见。那个人揭起门帘进来了。她是沈氏，手里抱着一个雕花的银制水烟袋，脸色青白，嘴唇皮没有一点血色。她看见他们都在招呼她，便勉强一笑，低声解释道：“我没有什么事情。我在屋里闷得无聊，来找你们随便谈谈。”

“五婶请坐。其实五婶今天也太累了。我看还是早点休息的好，”觉新同情地陪笑道。

沈氏慢慢地坐下。她的举动和表情都是很迟钝的。她茫然地看着觉新，苦涩地答道：“我心里头不好过。我闭上眼睛就看见贞儿的影子。想起来我真对不起她。我就只有她一个女儿，你五爸待我又不好。”她说到这里眼泪又滚了下来。

“五舅母其实也应该把心放开一点。现在伤心也没有益处，只是白白弄坏自己的身子。四表妹又何尝能够知道？”琴柔声劝道。她的话里含了一点讽刺的意味。其实她看见沈氏的受苦的表情和憔悴的面容，心里也难过。不过她把话说完，却禁不住痛苦地想：“现在既然是这样，又何必当初？”

“琴姑娘，我知道这是你的好意。不过你不晓得我无论怎样总把心放不开。我不晓得我从前为什么要那样待贞儿！你们可以老老实实对我说：有没有像我这样的母亲？我从前为什么一点也没有想到？”深的悔恨把她的没有血色的脸扭得十分难看，不过那一双充满泪水的小眼睛倒因为深的怀念和温情显得动人了。一个孤寂的母亲的痛苦是容易引起别人的同情的。她又说下去：“我已经写信到我二哥那儿去了。我打算到他们那边住些时候，兴致或者会慢慢儿好起来。”

“现在东大路不大清静，五婶去恐怕也有点不方便，”觉新关切地说。这是一个意外的消息，不过它更引起他对沈氏的同情。

“我想也不要紧，”沈氏摇摇头淡漠地答道，“而且我也管不了许多。”她皱起眉头说：“我在家里头住下去，总忘记不了贞儿。你四爸、五爸他们又在闹着卖公馆。万一真的卖掉了，我跟着五爸搬出去，未必还有好日子过？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暂时避开一下好。”

这些都是真诚的话，不像是从沈氏的口里吐出来的。一个意外的灾祸伤了这个愚蠢、浅薄而老实的人的心，把一个人完全改变了。她的全身无一处不现出那个灾祸的痕迹。她无依无靠地对这些年轻人打开她的胸怀，感动了他们，博得他们的同情的关怀。他们都用宽恕的、怜悯的眼光看她。每个人都预备对她说几句话。但是谁都没有这个机会，因为觉英突然揭起门帘进来了。

“大哥，爹喊我跟你一起到珠市巷去看四爸。”觉英衣服穿得整整齐齐，一进门来就用他那流动的眼光东张西望，他对觉新说话，却把眼睛盯住芸。芸把脸掉开了。

“看四爸？什么事情？”觉新惊讶地问道。

“听说四爸生病，爹喊我们去看他。我倒想看看他的小公馆是个什么样子！”觉英嬉皮笑脸地说。他对淑华做一个怪相，又加一句：“秦桧、严嵩在外头等我们。”

“秦桧？严嵩？”淑华厌恶地大声问道。她平素就很讨厌觉英说的那种“下流话”。

“秦桧、严嵩拼起来不就是秦嵩吗？稍微转个弯，你老姐子就不懂了，”觉英得意地说。

“呸！”淑华啐道，“哪个才懂得你一嘴的下流话？”

觉英同觉新、淑华两人一问一答的时候，觉民却在一边跟琴讲话，声音小得只有他们两个人听见。他简单地报告琴一个重要的消息：

“黄存仁回来了。结果很好。不过他说纪念刊在重庆禁止了。他又听到好些谣言，重庆的朋友要我们小心点。今天下午我们就在报社清东西。”

琴的脸色一变。她害怕被人觉察出来，连忙低下头，轻轻地说：“清完没有？可惜我不晓得。不然我也要去帮忙。”

“清完了。凡是有点关系的东西都拿走了。只剩下一部分普通的书和一点旧报。幸好纪念刊连送带卖一起都光了，”觉民镇静地答道。

“这倒不错。你们人多不多？事情倒做得快，”琴欣慰地说。

“我们一共五个人。其实东西也并不多。我带了一包回来，”觉民安静地说。

“就放在你屋里？”琴惊愕地说。

“放在我们这个大公馆里头，太稳当了，”觉民小声答道。两个人相对微微地一笑。

他们的对话并不曾被第三个人听见。

觉新也不再向觉英问话了。他对淑华说：“三妹，难为你去给我喊何嫂来。”他便走进内房去。

淑华刚走了两步，就看见绮霞揭起门帘进来。她便站住吩咐那个丫头道：“绮霞，你去把何嫂给大少爷喊来。”

绮霞答应着，就转身出去了。觉英却在旁边笑起来，一面背诵谚语挖苦淑华道：“大懒使小懒，小懒使门槛，门槛使土地，土地坐到喊！”

“四弟！你闭不闭嘴？”淑华气红了脸骂道。

“我倒想听你老姐子的话，不过我这个伙计不肯答应。你跟它商量商量好不好？”觉英笑嘻嘻地答道，一面轻薄地指着自己的嘴。他看见觉新穿上一件马褂从内房里出来，便不作声了。他的脸上还留着得意的笑容。

“你敢在这儿放屁！真是又该挨打了！”淑华骂道。她索性把头掉开，不再看觉英。

[1]棒客，棒老二；即“土匪。

44

觉新和觉英坐轿子到珠市巷去。秦嵩打着灯笼在前面领路。不过一刻钟的光景，轿子便进了一个不十分大的院子，在厅上停下来。秦嵩领着他们经过拐门转进里面去。

中间一个长满野草的小天井。正面三间房屋。左右各有一间小小的厢房。正面房里都有灯光。他们就往有灯光的地方走去。他们走进当中那间厅堂，便闻到一股鸦片烟味。这是从右边屋里出来的。秦嵩先走进里面去报告：“四老爷，大少爷同四少爷来了。”

“啊哟，你还不快请他们进来！”这是张碧秀的清脆的声音，觉新、觉英听见这句话，连忙走进房里去。

床上放着一个烟盘子，烟灯燃着，克安躺在一边，嘴里衔了烟枪用力吸着。张碧秀躺在他对面，左手拿着烟枪，戴着金戒指的右手捏了铁签子在按那个装在烟枪小洞上呼呼地烧着的烟泡。克安听见觉新们的脚步声，动也不动一下。张碧秀一面给克安烧烟，一面客气地对觉新说：“大少爷，请你们等一会儿，他就要把这口烟吃好了。你们请坐吧。”

“不要紧，我们来看四爸的病，”觉新答道。觉英不说什么，却只顾笑嘻嘻地望着张碧秀。

张碧秀看见烟烧完了，便把烟枪从克安的嘴里取开，放在烟盘里。克安吞了一下口水，才略略掉过脸来看了看站在床前的觉新和觉英。他们两人同时给他请了安。觉英还说：“爹喊我们来看四爸病得怎样。”觉新连忙接一句：“四爸好点了吗？”

张碧秀把烟盘收拾一下，便站起来，笑容满脸地招呼觉新说：“大少爷，你们请坐。”他看见秦嵩站在门口，便吩咐道：“秦二爷，你去喊小珍倒两杯茶来。”秦嵩答应着出去了。

“好些了。老四，你回去给我向你爹请安，说我现在好得多了，不过精神还不好。明轩，你们坐吧，”克安温和地对他们说，他微微地一笑。但是这笑容就像一块石头落在大海里似地，在他的黄黑的瘦脸上无踪无影地消失了。他的脸仿佛是一张干枯的树叶。

“四爸的精神还不大好。不晓得四爸哪个地方欠安？”觉新勉强做出恭敬的样子说。他和觉英都在左边靠壁的椅子上坐下来。

克安听见觉新的话，并不作声。张碧秀坐在床沿上，便抿起嘴笑道：“他脚板心上生疮，已经好些了。不过走路还不方便。”他无意间露出了演戏时的姿态，使他的粉脸显得更美丽了。觉英的一双老鼠眼贪馋地盯着张碧秀的粉脸。小珍端了茶来，放在觉新旁边的茶几上。这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孩子，年纪不过十五六岁。她把茶杯放好，就退去，静静地站在书桌旁边。

“不晓得请哪个医生在看？”觉新又问道。

“请的是张朴臣。每天敷两道药。现在好得多了，”张碧秀代替克安答道。他又问觉新道：“他四五天没有回公馆去了，不晓得四太太着急不着急？”

“四婶倒不见得会着急，她一天打牌忙都忙不赢。今天下午家里还有客，”觉英卖弄地抢着答道。

“四老爷，你也可以安安心心地多住几天。你看四太太都不着急，你又何必着急？”张碧秀满脸喜色地对克安说。

克安对他笑了笑，吩咐道：“你再给我烧口烟。”他把手伸到嘴边，打了一个大呵欠。

张碧秀答应一声，便倒下去，把两脚往后一缩，躺好了，又拿起签子在烟缸里挑了烟在烟灯上烧起来。

克安满意地看着张碧秀烧烟。觉英羡慕地望着张碧秀烧烟。房里只有觉新一个人感到寂寞，感到郁闷。他的眼光彷徨地在各处寻找目标。他看见窗前书桌上堆了八九套线装书，他知道是一些诗集，他以前在克安的书房里见过的。对面墙上正中挂着一张单条，两旁配了一幅对联。单条是《赤壁泛舟图》，对联是何子贞的行书。他也知道它们的来历：它们曾经挂在祖父的寝室里面，后来在分家的时候才到了克安的手里。

“明轩，听说省城里要修马路了，是不是先从商业场前门修起？门面要不要拆？”克安忽然掉过脸问觉新道。

“说是这样说。不过路线还没有一定。又听说先从东大街修起。我们公司总经理还可以在外面设法，能够缓修半年，不要大拆门面就好。不过按户派捐的命令已经下来了，”觉新答道。

“其实出点钱倒也还吧了。‘那几爷子’哪年哪月不想个新法子刮地皮？不过拿了人家钱，治安也该维持一下。你看这几个月里头差不多天天都有丘八闹事。不是打戏园，就是抓小旦，弄得他连戏也不敢唱了。幸好他住在我这里，坏人才不敢进来闹他，”克安生气地说，说到“他”字，他又把眼光掉到张碧秀的脸上，伸手向张碧秀一指。他这次说话用力，脸挣红了，话说完，就开始喘气。觉新在旁唯唯地应着。

“你又生气了，”张碧秀刚把烟泡烧好装在烟枪上，抱怨地说，就把烟枪嘴送到克安的嘴上，又说一句：“你还是吃烟吧。”

克安深深地吸了三口，便用手捏住烟枪，掉开头，吐了一口烟，又对觉新说：“别的也没有什么，我就担心我们公馆。修马路迟早总会修到我们这儿来的。门面一定要大拆，连花园也要改修过。”他听见张碧秀在催他抽烟，便咽住话，将嘴凑上烟枪，等到烟抽完了，再回过头来说下去：“那时候免不掉要花不少冤枉钱。所以我看还是早点把公馆卖掉好。趁这个时候那些军人出得起大价钱，七八万是不成问题的。老四，你回去再把我这个意思向你爹说说。”他的精神现在好得多了。他那张枯叶似的脸仿佛受到了雨水的润泽，不过憔悴的形容还是掩饰不了的。

觉英爽快地答应着。觉新不赞成克安的话，只发出含糊的应声。

“明轩，我还有一件事情，”克安又说。

“四老爷，你的话真多，”张碧秀埋着头在替克安烧烟泡，听见克安又在说话，便抬起眼睛抱怨了一句。

“你不要管我，我有正经事情。”克安掉头对张碧秀笑了笑，又掉过脸去继续对觉新说：“我有几千块钱你们公司的股票。我下一个月，节上缺钱用，我倒想把股票卖掉一半。你看，有没有人要？你给我想个法子。自从去年八月新米下树，到现在我还没有把租米收清。据刘升估计至多也不过前两年的五成，而且乡下‘棒客’太凶，军队团防派捐又重，有几处佃客还在说要退佃。这样下去，我们这般靠田产吃饭的人怎么得了？所以我主张还是早点把公馆卖掉，每房分个万把块钱，也可以拿来做点别的事情。我这个主张我想你一定也很赞成。”

觉新并不赞成。不过他觉得他是来向克安问病的，他不便跟他的四叔争辩，因此听见最后两句话，他仍然唯唯地应着。他又想起了股票的事。目前商业场的情形不大好，公司的营业也平常，股票即使照原价打个小折扣，一时也不容易卖出去。他奇怪克安怎么会缺少钱用。据他估计，克安单靠银行里的存款和股票利息等等也可以过两年舒服的日子。他只看见克安在家里十分吝啬，却不知道克安在外面挥金如土，单单在张碧秀的身上花去的钱也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他应该知道克安给张碧秀买衣料的事，不过他这时却把它忘记了）。他正打算向克安谈起股票的事，又被张碧秀意外地打岔了。

“四老爷，你又谈起家屋事，”张碧秀皱起眉头诉苦道，“你晓得我害怕听，”他把嘴一扁，粉脸上带了一点悒郁不欢的表情。

“我不再说了，”克安连忙说。他看见张碧秀的脸色，关心地小声问了一句：“是不是你又想起你的身世了？”

张碧秀点点头，便把脸埋下去。克安却掉头对觉新、觉英两人解释道：“你们不要小看他，他也是书香人家的子弟。他写得一手好字。他还是省城的人，他的家现在还在省城里。”

“四老爷，你真是……你还提那些事情做什么？”张碧秀抬起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瞅了克安一眼，低声说道。

“对他们说说，也不要紧，”克安答道。他又掉过脸去对觉新说：“他家里很有钱，他是被他叔父害了的。所以他不愿意听见别人谈起家事。他叔父还是省城里一个大绅士……”

“你还是吃烟吧，”张碧秀又把烟枪送过去塞住了克安的嘴。

“真的？你家在哪儿？你既然晓得，为什么不回去找你叔叔闹？”觉英感到兴趣地大声说。

“我倒想不到会有这种事。你还跟你叔父他们来往吗？”觉新同情地问道。

觉新的诚恳的声音感动了张碧秀。他不想再保持沉默了。他一面替克安烧烟，一面用苦涩的声音说：“大少爷，就说不提从前事情，你想他们还肯认一个唱小旦的做亲戚吗？我说出来，你也不会相信人心这样险恶。我还记得我只有十岁，我爹刚死没有多久，别人把我骗到外面，拐到外州县去。他们看见我生得很端正，就把我卖到戏班里头。后来我师傅临死告诉我，是我叔叔害了我的。我学会戏，在外州县唱了好几年，又到省城来。我多方打听才晓得我拐走不到半年妈也就病死了。我们一家的财产果然全落在我叔叔的手里。他现在是个很阔气的大绅士。他也时常来看我唱戏。我还跟着班子到他公馆里头去唱过一回戏。那天是我的小兄弟接媳妇，热闹得很，他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的。还是那个老地方，我都认得。他们自然认不得我。我那个小兄弟倒很神气地在客人中间跑来跑去。其实要不是我那个叔叔狠心，我也是个少爷。……想起来，这都是命。”张碧秀愈往下说，心里愈不好过，后来话里带了一点哭声。他等克安抽完了烟，把烟枪拿回来，无心地捏在手里，继续对觉新说下去。他的眼圈红了，脸上带着一种无可如何的凄楚的表情。他说完，两眼痴痴地望着烟灯的火光。他仿佛在那一团红红的火焰中看见了他的幸福的童年。

“他说的都是真话，我也在外面打听过，”克安含笑地对觉新、觉英说。

“你应当去找你叔叔，跟他交涉，把财产争回来才对。他如果不答应，你就跟他打官司！”觉英气愤地嚷起来。他觉得像张碧秀这样可爱的人不应该遇到那么残酷的事情。觉新没有说什么，只是在旁边发出几声嗟叹。

“四少爷，你心肠倒好。不过请你想一想，像我们这种下贱的戏子，说句话，哪个人肯相信？我又没有凭据。他们有钱，有势。打官司，我怎么打得过他们？”张碧秀痛苦地说。他放下烟枪，在腋下纽绊上取下手帕来揩了眼睛。他觉得心里有许多话直往上涌，多年来压在心上的不平与悲愤在胸内跳动起来，要奔出喉咙。他拿开手帕又往下说：“人家总骂我们不要脸，拿色相卖钱。他们骂我们做眉眼怎样，撒娇怎样，说话怎样，走路怎样。他们不晓得没有一样不是当初挨了多少马鞭子、流了多少眼泪才学出来的。人家只晓得骂我们，耍我们。却没有一个人懂得我们的苦楚，”他说到这里，开始低声抽泣，连忙用手帕遮住了眼睛。

“芳纹，芳纹，你怎么说到说到就哭起来了？”克安怜惜地问道。他便伸一只手过去拉张碧秀的手，想把手帕从张碧秀的眼睛上拉下来。

觉英感到兴趣地睁大眼睛旁观着。

觉新看见克安的神气，知道他们留在这里对克安不大方便，他自己也想早点回家去，便站起来向克安告辞。克安也不挽留。张碧秀听说他们要走，马上坐起来，吩咐小珍道：“小珍，你快去拿个灯来。”小珍匆匆地跑出房去。

觉英也只得走了。他跟着觉新向克安请了安。张碧秀又向他们请安，他们也答了礼。觉新还对克安说了几句安慰的话，才走出来。张碧秀跟在后面送他们。

“这是我的房间。大少爷要进去看看吗？”他们走进厅堂，张碧秀指着对面房间对觉新说。

觉新还未答话，觉英就抢着说：“好，我们去看看。”他不管觉新有什么主张，自己先往那边走去。觉新也只好跟着进去。小珍点好了灯拿着等在房门口。

这是一个布置得很精致的房间，很清洁，不过脂粉气太重，不像一个男人住的地方。墙上一堂花卉挂屏也是克安家里的东西。觉新听过先前一番谈话以后，对张碧秀也有了好感，这时看见他殷勤招待，也只得随意说了几句称赞的话，才走出来。

他们的脚步声、谈话声和灯光惊动了檐下架上的鹦鹉，它忽然扑着翅膀叫起来。张碧秀抬起头指着鹦鹉对他们说：“它在这儿倒多学会几句话，我一天没事就逗它耍。”

觉新随便应了一句，便往外面走了。觉英也没有多讲话的机会。

张碧秀把他们弟兄送进了轿子。

觉新、觉英两人回到高家，在大厅上下了轿。他们还没有走到拐门，觉英忽然赞叹地对觉新说：“四爸眼力倒不差。花了钱也还值得。”

觉新在暗中瞪了觉英一眼，也不说什么话。他只有一个念头：把这件事情告诉二弟去！

45

觉英回家自然把他在克安那里听见、看见的一切详细地向父亲报告了。克明始终沉着脸，不表示意见。觉英把话说完，脸上还露出得意的神情。但是克明并不对他说什么赞许的话，只说了一句：“你回屋去睡吧，”眼里露出厌烦的眼光，对着觉英把手一挥。觉英只得扫兴地走出房来。他刚走了三四步，就听见他父亲的咳嗽声。他叽咕地自语道：“自己身体这样坏，还要乱发脾气做什么！”这样说过，他觉得心里畅快了许多。

半夜落着大雨。克明在床上忽然被一阵剧烈的腰痛惊醒了。他躺在被里，借着从帐外透进来的清油灯灯光，看见张氏睡得很熟。他不忍惊扰她的睡眠，便竭力忍住痛不使自己发出一声呻吟。他愈忍耐，愈感到痛。而且窗外暴雨声不断地折磨他的脑筋，增加他的烦躁，使他不能够静下心来阖眼安睡。汗像流水似地从他的全身发出来，不到多大的工夫他的全身都湿透了。汗衫渐渐地冷起来。这更增加他的痛苦。他在床上翻来覆去，也不能使自己的痛苦减轻一点。他拼命咬紧牙关，用尽全身力量才勉强熬到天明。

天一亮，雨势倒减小了。鸡叫起来，乌鸦也叫起来。克明觉得心里翻动得厉害，他再也忍耐不住便轻轻地爬下床，披上衣服，坐到床前一把沙发上，躬着身子按着腰，大声呕吐起来。这时他也顾不到在床上酣睡的张氏了。

张氏被克明的呕吐声惊醒了。她连忙穿起衣服下床来，惊惊惶惶地走到克明身边去给他捶背。克明吐了一会儿便停住了。不过他的脸色焦黄，精神十分委顿，闭着眼睛在沙发上躺了一阵，才由张氏把他慢慢地扶上床去。

克明上床后，张氏以为他可以静静地睡去了。但是过了几分钟，他忽然大声呻吟起来。仍旧是腰痛。不过这时他却失掉了忍耐的力量。张氏十分惊急，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后来便去唤醒睡在淑英房里的翠环，要她去后面院子里叫醒女佣们烧水煮茶，又要她去把觉新请来。翠环走后，张氏觉得稍微安心一点。

觉新进来的时候，克明已经沉沉地睡去了。觉新在房里坐了将近一点钟，看见克明仍未醒来，便放心地走回自己房里去。他走过桂堂，没有遇见别人，只看见一个女佣的背影走出角门去。麻雀开始在屋脊上叫起来。阳光还留在屋瓦上。天井里充满了清新的朝气。两株桂树昂着它们伞盖似的头准备迎接朝阳。他闻到一股淡淡的甜香，他无意间抬头一看，在浓密的深绿树叶中间已经绽出不少红黄色的小点子。“快到中秋了，”他惆怅地自语道。他走出小门，他的眼光越过天井，看见火夫挑着两个水桶，摇摇晃晃地顺着对面石阶走进厨房去，水不住地从水桶里溅出来。他痛苦地想道：“四妹不能够再活起来了。”他皱起眉毛，低下头往外面走去。他走过淑华的窗下，听见房里有人低声在读英文，这是淑华。琴在改正她的错误的发音。芸又在旁边带笑地说了一句话。这都是年轻的、没有带忧患痕迹的声音。他的心似乎受到这些声音的引诱，他就站在窗下静静地倾听。在这个大公馆里好像就只有这些声音是活的，充满生命的，纯洁、清新的。这些声音渐渐地扫去了他心上莫名的哀愁。他忽然觉得只有这些年轻人才应该活下去，才有力量活下去。这个时代是这些人的。这样一想，他又在怅惘中感到了一点安慰。

他正要拔步走了，忽然看见一个矮小圆脸的少女从四房的饭厅里出来，这是王氏新买来的、/头香儿。她手里捧着面盆往厨房走去。这是天真的面貌和轻快的脚步。他的眼光把她送进厨房。他想：“一个去了，又一个来。起初都是这样！”一种怜悯的感情又浮上来了。他不再停留，便转身往外面走去。他忽然想起应该回房去给在上海的觉慧和淑英写一封信，告诉他们几件事情。

两个多钟头以后，翠环来请他，说是克明要他去商量事情。

“三老爷现在好点没有？”他关心地问道。

“现在好得多了，已经起床了，”翠环带笑地答道。

“那就好了，”觉新欣慰地说，便拿起那个刚刚封好已经贴上邮票的信封站起来。

“大少爷，你给我，我拿出去交给袁二爷他们，”翠环说，连忙伸过手去接信封。觉新把信封递到她的手里，顺口说了一句：“好，那么就难为你。”

“只有大少爷真厚道，做一点小事情也要说‘难为’……”翠环好心地微笑起来。她忽然注意到方桌上大花瓶里的月季花枯萎了，便带笑地说：“今天桂花刚开，我给大少爷折几枝桂花来插瓶，好不好？”

觉新看到了真挚的喜悦的表情。女性的温柔对于他并不是陌生的。他的心虽然被接连的灾祸封闭了，但是那颗心还有渴望。他觉得善良的女性的心灵就像一泓清水，它可以给一个人洗净任何的烦愁；又像一只鸟的翅膀，它可以给受伤的心以温暖的庇护。他的满是创伤的心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着它。现在意外地他又看见一线的希望了。但是他不能让自己的心走远。他就用感激盖上了那颗被关住的心。他说：“你不是还要回去给三太太做事情？”

“不要紧，我给大少爷做事情也是一样，太太吩咐过的，”翠环刚把话说完，忽然害羞起来，觉得自己脸上发烧，不愿意让觉新看见，连忙把身子掉开，解释似地说：“我等一会儿还要找琴小姐问几个字。”她说了，又自语似地说：“我现在先把信给大少爷送出去。”她也不看觉新一眼，便匆匆地走出房去。

觉新痴痴地站在写字台前面（背向着写字台），望着翠环的背影和遮住了她的背影的门帘，后来忽然惊觉地叹了一口气，便走出房间到克明那里去了。

克明坐在沙发上，似乎没有痛苦，不过脸色黄得难看，精神也不大好，而且不时喘气。

觉新问过病后，便坐下来，同克明谈了几句请医生的话。觉新劝克明请西医来看。克明总说西医宜治外科，不宜治内科，不愿意请西医诊病，而且他已经差人去请罗敬亭了。觉新看见克明意志坚决，也不敢多劝。

克明又谈起家庭间的事情，也谈到过中秋节的准备，他吩咐了觉新一些话。觉新和张氏看见他的精神不好，几次劝他休息，他总是喘着气继续说下去。最后谈到克安们提议卖公馆的事，他愤慨地、坚决地说：

“爹不愿意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地分散，他的遗嘱上就说得明白，无论怎样不可以卖掉房子。他们这些不肖子弟拿了爹的钱，又不听爹的话。不管他们怎样在外头说闲话，我决不答应卖房子。他们要卖房子，除非等我死掉！”

以后就是一阵咳嗽和喘息。张氏连忙去给他捶背。这个“死”字吓坏了张氏和觉新。他们只有忍住悲痛温和地劝慰一阵。后来罗敬亭就来了。

罗敬亭看了脉，说克明的病不重。他开了一个药方。但是克明服了药，也不见有什么效验。

罗敬亭每天来给克明看脉，每天换一个药方。克明服了二十多天的药，觉得好了许多。不过气喘还没有止。他就在家里养息，连律师事务所也没有去过一趟。

中秋节后十多天的光景，一个晴天的午后，觉新从亡妻李瑞珏的墓地回到家。他一个人在房里对着亡妻的照片坐了好久。照片下面花瓶里插了几枝盛开的桂花，旁边还有两碟瑞珏生前爱吃的点心。他在心里对亡妻讲了许多、许多话。天黑了不久，克明忽然差翠环来叫他去。克明在寝室内跟张氏讲话，看见觉新进来，便亲切地招呼他坐下，向他絮絮地问起外面的事情。他把一些值得提说的事告诉了克明。克明含笑地听着，精神似乎还好。

觉新后来谈起克安要卖掉商业场股票还没有找到买主的话。克明忽然皱起眉头没头没脑地问道：“听说三姑娘进了学堂，怎么不对我说一声？”

觉新仿佛挨到迎面一下巴掌，一时答不出话来。他惊诧地想：“三妹上课不过一个星期，三爸在屋里养病怎么就会知道？”他看见克明收了笑容带了不满意的眼光望着他，他的脸发烧了，他有点惶恐地辩解道：“这是临时说起的，三妹还是补考进去的，所以上课还不到一个星期。我看见她有志气，让她闲在家里也不大好，便答应了她。妈也是这个意思。我因为三爸人不大舒服，所以没有敢告诉三爸。”

“不过姑娘家进学堂读书总不大好，其实女子也用不着多读书，只要能够懂点礼节就成了。况且又是我们高家的小姐，”克明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这一来仿佛搬了一块大石头压在觉新的心上，觉新的脸色立刻变了。他惊惧地望着克明，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克明又往下说：“这是陈姨太来说的。今早晨你四爸来谈事务所的事情，也提到三姑娘上学的事，他也很不赞成，他要我命令三姑娘休学。”

这个打击太大了，觉新有点受不了。他半意识地反抗道：“这是妈答应了的。”他已经说过了这句话，这次重说一遍，他还加重了语气。翠环站在屋角替他捏了一把汗。她也替淑华着急。

克明不作声了。他好像没有听见觉新的话似的。其实他是听见了的。他在思索。他的脸色也在改变。他也受到了打击。不过这并不是直接由于觉新的话，只是他因这句话联想到别的许多事情。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在维护些什么呢？这是一件不可宽恕的罪过吗？他为什么又容许了那许多不能饶恕的罪恶？克安做了些什么事？克定又做了些什么事？他为什么不阻止他们？他为什么宽恕了更大的罪恶，却不放松小的过失？一个侄女跳井死了，他为什么不能够救她？而且他自己的女儿私逃了，他也管她不住！他还有什么资格来管他的侄女？她不听他的话，又怎样办呢？……他现在完全明白了。他没有资格在这件事上面说话了。这个认识真正地伤了他的自尊心。他明白了他自己的弱点。他再没有勇气驳斥觉新的话了。他感觉到疲倦，没法提起精神来。他便掩饰地说：“既然你妈答应，就不提了。”

这句话对觉新和翠环，都是陌生的。他们想不到这件事就如此轻易地得到了解决。觉新心上的石头移开了。翠环的紧张的心也就宽松了。但是他们却没有注意到克明脸上那种可怕的倦容，也看不出来克明突然显得十分衰老了。

“明轩，还有一件事情，也是你四爸来说的，”克明有气无力地慢声说；“他说起老二跟一些朋友在外面办什么新思想的报纸，发些过激的议论，得罪了不少的人。他要我把老二喊来教训一顿。他还说近来外面风声不好，这样闹下去将来说不定会有危险。他的话也有道理。不过我近来精神不大好，我也管不了多少事。而且现在年轻人变得多了。我也难懂他们的心思。我看老二人倒还正派，就是年少气盛，性情倔强。你应该好好地劝诫一番，要他还是埋头多读几年书，不然找个事做也好。在外面办报交朋友，总不是正事。”

觉新只是唯唯地应着。他大体上是赞成克明的意见的。他希望觉民听从这个意见，因此很愿意把克明的话转告觉民。但是他又知道觉民一定不会听从克明的话。他自己害怕跟觉民辩论，他从来就辩不过觉民。觉民可以在书本中找出许多根据，他自己却只能够拿一些琐碎的顾虑作护符。他不能够把真实的情形对克明直说，但是他又觉得不应该完全瞒住克明。他踌躇着，他的空泛的应声泄露了他的彷徨。

克明似乎猜到了觉新的心思，停了片刻他又说：“我看应该想个办法。老二固执得很。你劝他，他未必肯听。”

“是的，我平日说话还说不过他，”觉新坦白地说。他觉得应该想一个办法，但是他始终不知道适当的办法是什么。近一两个月来他为这个问题费尽了心思。他得到的结果只是——焦虑，无法消除的隐微的焦虑。

“我听说他们的报社就在商业场楼上，是不是？”克明又问道。

“是的，”觉新顺口答道。

“我看，你可以找个借口，要他们搬出去。他们不见得马上就找得到新地方。这也是一个办法。你看怎样？”克明有点把握地说。

“好，我就照三爸这个意思办。到这个月底我就要报社搬家，”觉新爽快地答道，他好像披开缠住他身子的荆藤脱身出来了。他并不仔细思索，他以为他已经有了适当的办法。他的脸上也现出了欣慰的喜色。

觉新还在克明的房里坐了一阵才告辞出来。他走过淑华的窗下，听见淑华在房里读书，声音进到他的耳里，他觉得非常愉快，他又觉得心上很轻松。他想看看淑华，还想把克明的决定告诉她，因为这也可以说是淑华的胜利：克明也允许她进学校了。他愿意在这时候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作为一种鼓励。

他兴奋地走进淑华的房间。淑华俯在签押桌上专心地读书，绮霞坐在旁边一把靠窗的椅子上动针线。绮霞看见觉新进来连忙站起，带笑地唤了声：“大少爷。”

淑华知道觉新进来，便也唤他一声。她并不掉转身子，只是略略抬起头，眼光仍旧停留在面前摊开的书本上。

“三妹，你现在倒很用功了，”觉新走到签押桌前，站在淑华身边，温和地称赞道。

淑华快乐地侧头对他一笑，这是衷心的微笑，好像这时候她整个身体里就装满了喜悦。而且这是一种带着自信的光明的喜悦。她满意地笑着说：“我上课晏了。不用功怎么赶得上人家？我既然自己要读书，就应当把功课弄得好一点，争一口气。”

“这倒是真话，”觉新同意地说。他看见淑华又把头埋下去，停了一下便继续说：“我刚才在三爸屋里头，三爸问起你进学堂的事，他说，既然妈答应了，他也就不反对了。想不到三爸倒这样容易说话。以后你也可以安心读书了。连三爸都答应了，别人的闲话更不必害怕了。”

淑华又抬起头，满脸喜色地说：“这一回连我也想不到会这样顺利。你还怕会有许多麻烦。要不是我大胆一点，恐怕等十年都会没有办法。我今天真高兴。”淑华的确没有说假话，觉新从来没有看见她像今天这样快乐过。自然以前淑华的脸上总是带笑的时候多。不过今天的笑容略有不同。觉新在她今天的笑容上看不见过去，那上面只有现在和未来，尤其是未来。

“你从没有进过学堂，我还怕你会觉得不惯，”觉新感动地说。

“你害怕我觉得不惯？”淑华高兴地哂笑道。“我一进学堂，什么事情，什么东西都是新奇的，都叫我高兴。同学对我都很客气。有几个人对我很好，下了一堂课就过来找我谈话。尤其是跟我同桌子的那个学生，她叫做王静于，她怕我新来，听讲跟不上，她总是给我帮忙。你们都想不到，许多同学都很好，很有趣味。先生讲书我也听得进去。我下了课还有点不想回家。”淑华快乐地笑起来。

“真的，我从没有看见三小姐这样高兴过，她每天回来说起学堂，总是笑得嘴巴都合不拢来，”绮霞带笑附和道。

“这倒是好的。年轻人应该像这样高兴才对，”觉新满意地说。

这时周氏在房里高声唤绮霞。绮霞答应着，匆匆地走了出去，但是很快地又走回来。她看见觉新还在跟淑华讲话，便惊惊惶惶地打岔道：

“大少爷，太太喊你就去。枚少爷要死了。”

觉新脸色突然一变，他痛苦地说：“怎么会这样快？我前天还去看过，好像还很好嘛。”

淑华吃了一惊，便阖了书站起来。她跟着觉新穿过饭厅，到了周氏的房间。

周氏穿着家常衣服，正在系裙子，看见觉新进来便激动地说：“明轩，外婆刚才差人来报信，枚表弟靠不住了。已经晕过去一回。我同你就到外婆那儿去一趟。外婆现在一定很难过，我们去劝劝她老人家也好。真是，偏偏这些事情会接二连三地一齐来。我已经招呼提轿子了。”她又叮嘱淑华道：“三女，你小心家里的事情。我晏了，说不定今晚上就不回来了。”

淑华爽快地答应了。她把周氏送到堂屋门口上了轿（觉新在大厅上上轿）以后，回到自己的房里，想到她的枚表弟，不觉怜悯地（而且带点愤慨地）叹了两口气，然后她又吩咐绮霞道：

“我明天大清早就要起来上学堂。万一打过二更太太还没有回来，我就要睡觉了。你小心看屋吧。”

淑华在签押桌前坐下来，翻开课本，慢慢地又把心放到书上去了。

46

觉新和周氏的两乘轿子就在周家大厅上停下来。他们出了轿子连忙走到里面去。

芸刚刚从过道里走出来，看见他们，连忙走下台阶来迎接。她走到他们面前，行了礼，招呼道：“大姑妈，大表哥！”还说了一句：“枚弟真苦……”不能够接下去，就抽泣起来。

“芸表妹，你不要难过。枚表弟现在怎样？”觉新安慰地问道。

“我也说不出来。正在喂他吃药。样子真怕人。枚弟妹总是在哭。我怕看下去，才跑出来的，”芸揩着眼睛呜咽地说。

觉新和周氏都不再说话，他们跟着芸进了枚的房间。

房里灯烛辉煌，却没有一点喜悦的气象。周伯涛背向着窗户站在书桌前面。周老太太坐在藤椅上。陈氏、徐氏、杨嫂、冯嫂等人都站在床前。周氏和觉新跟他们打了招呼，也不讲什么客套话连忙走到床前去看病人。

枚少爷那张纸一样白的瘦脸摆在垫高了的枕头上；一双眼睛失神地睁着，好像看不见什么东西似的；嘴微微张开，喉咙里咕噜咕噜地在响。枚少奶俯着身子，小心地用一把小匙将药汁喂进他的口里去。她一面喂药，一面掉眼泪。他一口一口地勉强吞着。然后他把头微微一摇，眼皮也疲乏地垂下来。

“你再吃几口吧，药还剩半碗，”枚少奶端着碗温柔地小声劝道。

枚又把眼睛睁开，看了看枚少奶，疲倦地哑声答道：“我不吃了。……我心里难过。”

“你再忍一会儿，药吃下去就会见效的。你再吃两口好不好？”枚少奶忍住悲痛柔声安慰道。

“也好，我再吃，”枚温和地答道，他好像在对她微笑似的。枚少奶把盛了药汁的银匙送进他的嘴里。他吞了一口，却伸起手捏住她那只手不让它拿回去。他依依不舍地望着她说：“我对不起你。我害了你一辈子。我真不愿意跟你分开……”他说到这里，泪水把他的眼珠完全遮盖了。

“你不要难过。你不吃药，就闭上眼睛睡一会儿也好。你不要再说话，你说得我想哭了。”枚少奶起初忍住泪安慰他，后来她终于抽泣起来，就把脸掉开，不让他看见她的眼泪。她把药碗递给冯嫂，那只拿着银匙的手还捏在他的手里。

他眨了眨眼睛，泪珠从眼角慢慢地往耳边滚下来。他又说：“我没有别的事情。……我想起来实在对不住你。年纪轻轻就让你守寡。……你肚子里头不晓得是男是女？要好多年才长得大？也够你苦的了！……不过二姐人好，她会好好待你。……你脾气也要改一改，我才放得下心。”他看见枚少奶满脸泪痕，埋着头啜泣，他觉得心里很难过。他的心被一阵强烈的生的留恋绞着。他不忍再看见她的痛苦，勉强闭上了眼睛。但是他刚刚把眼睛闭上，又觉得心里翻动得更厉害。他又睁开眼睛，把枚少奶的手捏得更紧。他听见有人在旁边低声讲话，就把失神的眼光移往床外去。他忽然瞥见了觉新的带悲痛表情的脸，忍不住大声唤着：“大表哥。”他只叫了一声，他也听见觉新的回应。他激动得厉害。他的自持的力量完全失去了。他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红的血来。血花往四处溅，被盖上，枚少奶的手上和衣袖上，他自己的颊上和嘴角都是血迹。众人惊惶地看他，唤他。他已经晕过去了。

枚少奶也不顾那些血迹。她差不多扑倒在他的被上。她哀声唤他。别的人都围在床前，带泪地唤着。周伯涛和周老太太也过来了。他们唤了片刻，枚才又把眼睛睁开，茫然地望了望他们。他的眼珠似乎也转动不灵了。他把嘴一动，又是一口血。于是他放弃似地把手从枚少奶的手上放下来。他的头还略略动了两下。他又轻轻地吐一口气，就永远闭上了眼睛。任凭他们怎样苦苦地唤他，他也不醒过来了。

房里起了一片哭声。枚少奶哭得最惨。她跪在床前踏脚凳上，抓住枚的一只冷了的手，头压在被上，哀哀地哭着。芸站在旁边用手帕盖着眼睛哭。周老太太坐在藤椅上哭，但是不久就被周氏劝止了。陈氏站在床前数数落落地哭着。冯嫂也是这样一面哭，一面诉说她的小姐（枚少奶）的命苦。徐氏低着头在抽泣。她看见周氏止了泪去劝周老太太，她也过去劝陈氏。然而陈氏的悲哀太大了，而且悲哀中还含着不小的怨愤。周伯涛一个人立在书桌前，眼睛望着床上，没有主意地呜呜哭着。

觉新含着眼泪看见了这一切。他没有哭出声来。他的悲痛全闷在心里，找不到一个发泄的机会。他的眼泪似乎是在往心里流。他的伤痕也是在心上。他好像是在看他自己的死亡。死的应该是他自己的一部分的身体。这是他的第几次的死刑了。一次，一次，他都忍受着，把这看作不可避免的命运的一部分。他的理智并没有欺骗他，他早就预料到这样的结局。但是他的性情、他的生活态度毁了他，使他甚至不敢做任何挽救的事情。现在望着这个无力地躺在床上的死者，他又想到过去几次的损失，他觉得这是对他的最后的警告了。那些哭声就像可怖的警钟。在他的耳里它们另有一种意义。

哭声渐渐地小了。后来只有枚少奶一个人嘶声哑气地在那里哭。周伯涛满面泪痕地在房里踱来踱去。陈氏和周老太太、周氏们在商量办理后事，周伯涛却不去参加。

房里开始了一阵忙乱。人们进进出出地走个不停，做一些必要的工作。周贵被差到各家亲戚处去报信。觉新刚刚指挥了女佣把帐子取下，周老太太又请他出去挑选棺木。他不加思索，就一口答应下来，仿佛这是他的义务。他走出过道看见天空中一片红光，他没有注意。后来走到大厅上听见人说起“失火”，他也不去管火起在什么地方，便匆匆地走进了轿子。

他买好棺材，又回到周家。他在轿子里听见轿夫们谈着关于火灾的话。他正被痛苦的思想压得紧紧的，也无心再管别的事情。他的轿子进了周家，他刚在大厅上跨出轿子，就看见袁成向着他跑过来，惊慌地对他说：

“大少爷，袁成等了你好久了。商业场失火，烧得很凶。先前有人到公馆里头来报信。袁成赶到这儿来，大少爷刚出去一会儿。”

这真是一个晴天的霹雳！觉新的心乱了。他痛苦地望着天空。红光盖了半个天。一阵风迎面吹来。他想：“完了！怎么灾祸都挤在一个晚上来逼我？”他觉得头和心都在发痛。他吩咐轿夫道：“你们就在这儿等着，我马上就要到商业场去。”

觉新走进里面。周氏看见他，不等他开口，便说：“明轩，怎么办？商业场失火了！你要去吗？”

“妈，我就去。枚表弟的事情我不能管了，”觉新半惊慌半痛苦地小声答道。他又去跟周老太太、陈氏等说了几句话，便匆匆走出房来。没有人送他。他走过天井里，忽然觉得枚就在身边对他讲话。他吃惊地掉头四顾，有点毛骨悚然了。

觉新刚坐进轿子，袁成忽然跑过来问他：“大少爷，要不要袁成跟你去？”他用同情的眼光望着觉新。觉新不假思索，回答道：“不必了。你就在这儿服侍太太吧。”觉新坐上轿，便催轿夫放开脚步飞跑。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火字。他的眼前就只见一片红光。风不时卷起了上轿帘，吹进里面来。天空没有一点雨意。他的轿子正迎着红光走去。一些人在轿子前后奔跑，口里还在讲话。他听见前面那个轿夫在自言自语：“偏偏今晚上又吹风。这样烧起来，怎么救得了？”他心里愈加着急。他只有默默地祷告，希望火势不要扩大。

轿夫顺着觉新熟悉的街道走。平日这些街道在夜间都是冷清清的，现在却显得十分热闹。许多人一面讲话，一面大步急走，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轿子渐渐地逼近了商业场，觉新的心也跳得更厉害了。他渴望着立刻就到那个地方，但是他又害怕到了那个地方会看见比想象中更可怕的景象。轿子转了弯，他抬起头已经可以看见火光了。这是真正的火的颜色。火焰不住地往上冒，火熊熊地燃着。风煽旺了火势。火老鸦到处飞舞。这个景象杀死了觉新的希望，他在轿子里脸色变得惨白了。

他听见一片嘈杂的人声。这里离商业场还有三条街光景。红光照亮了街道。无数黑压压的人头在前面攒动。一直望过去，火光挂在天际，挂在黑暗的房顶上，就像一片晚霞。轿子愈走愈慢，轿夫们的脚步也乱了。有人在推动轿子，还有人在旁边发出怨声。

“轿子过不去，打回头走！”前面一个警察拦住轿子吩咐道。

“我们大少爷在商业场事务所里头做事，”前头那个轿夫接口说。

“你自己看看，那么多人，前面街上还有很多东西，你怎么过得去？”警察板起面孔说。

觉新知道再争论也没有用处，便在轿子里吩咐道：“老王，你就把轿子放下来，等我走过去看看。”

轿夫们顺从地把轿子在街中放下。觉新下了轿，嘱咐轿夫把轿子停在街旁等候他。他一个人急急地往前面人丛中走去。

穿过拥挤的人群并不是容易的事。后面有人在推动，前面的人又不肯前进，有时还往后慢慢地退下来。觉新被夹在这样的人丛中。他觑着缝隙挤路，用力推开别人的身子，他的耳里充满了旁人的议论和骂声，他也不去管这些。他花了很大的功夫才挤过一条街，这时他的内衣已经被汗水湿透了。

火光离他的眼睛愈近了，仿佛连他的四周也罩上了那样的红光。在他的想象中他似乎还听见了毕剥毕剥的燃烧的声音。满街都是人。满街都是箱笼。许多面孔都是他熟识的。商店的伙计们看守着堆在街旁的箱笼被褥，兴奋地向人诉说不幸的遭遇。空手的人指着火光唉声叹气。有的人疯狂地四处奔跑，找寻熟人。有的人还抱了铺盖提着箱子狼狈地从前面跑过来。

“水龙怎么还不来？难道要看它烧光吗？”觉新听见一个人愤慨地说。

“水龙早来了，没有水又有什么法子？”旁边另一个知道事情较多的人答道。

“打水来不及，就该爬上房子去拆屋断火路，”第三个人不满地插嘴说。

“爬房子，说得好容易！哪个人不爱惜性命！每个月只挣那几个钱，喊你去干，你肯吗？”第二个人又说。

“好在商业场四面都是很高的风火墙，不怕火延烧出来。我看他们的意思就是让它关在里头烧，烧光了就算了。不然两三架水龙放在门口怎么动都不见动一下？”第三个人仍旧不满意地说。

觉新听见这个人的话，仿佛胸口上挨到一下猛拳。他有点木然了。他昂起头看火。火老鸦飞满了半个天。火焰一股一股地不断往上升。颜色十分鲜艳。连眼前无数黑的人头上也染了火的颜色。地上是火，空中是火，人的心上也是火。他怀着紧张的心情再往前面走去。但是这一次他失败了，他的精力竭尽了。他挤在人丛中，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他的脑子里充满了火。他只想着火的毁灭的力量。他时而被人推到前面去，时而又被挤到后面来。他起初在街心，后来又渐渐地往右面移。他的脸通红，头上满是汗珠。脑子仿佛在燃烧。全身热得厉害。

忽然一只手从旁边伸过来触到他的臂上，他也不去注意。后来这只手抓住了他的右边膀子。接着一个声音唤起来：“大哥！”他侧过头，觉民红着脸满头大汗地立在旁边，问他：“你来了多久了？”

他不直接回答觉民，却带点惊喜地问道：“怎么你也跑到这儿来？你来看失火吗？”他忘记了利群周报社的事情。

“我来看我们的报社，我跑来跑去都进去不了，”觉民直率地说。他的脸上带着焦虑的表情。

“你们的报社？”觉新顺口念道，他马上记起了克明对他说过的话。

“现在一定烧光了，我来了一点多钟，都没法进去，”觉民激动地答道。

觉新忽然嘘了一口气，他想：一个难题算是解决了。他问觉民道：“东西都没有抢出来吗？”

“我还不知道。说不定起火的时候有人在里头。我还没有碰到他们。街上人太多，找熟人真不容易。想不到我居然碰到你，”觉民答道。他又关心地问觉新：“你呢？你在事务所里还有什么重要东西？账簿没有带出来吗？”

觉新皱皱眉头答道：“账簿倒带出来了。也没有什么重要东西。我的东西总是带来带去的。不过四爸今天交给我一千块钱的股票，我就锁在抽屉里头，忘记带出来。这倒有点讨厌……”

“这有什么讨厌？这又不怪你，未必还要你赔？”觉民插嘴说，他不愿意再听觉新那些过虑的话；“而且股票现在也不值钱了。”

人丛中忽然又起了一阵骚动，他们只顾讲话，没有注意就被挤到了街边。

“你还不知道他的脾气。还有四婶同陈姨太她们的存款，这一来她们不晓得会吵成什么样子？我真害怕她们！”觉新站定后，望着火光痛苦地说。火势并没有减弱，而且像放花炮似地无数亮红色的火星冲上天空来，往四处飞散。人们疯狂地无缘无故乱叫，乱挤。

“你平日就爱管那些事情，真是自讨苦吃。她们的事情是管不得的，你应该留点时间做别的事，”觉民同情地抱怨道。

“你并不了解我的处境。你想想看：我又能够做些什么事？”觉新痛苦地分辩道。“我跟你们不同，我并没有你们那种福气。”

觉民自然不同意觉新的见解。他正要辩驳，忽然听见前面有人唤他的名字，便朝前面一看。三角脸的张惠如正向着他走来。他连忙高兴地迎上去。

“你什么时候来的？还如怎么不在这儿？”觉民间道。

“我来得晏一点。我是从裁缝铺里来的，”张惠如激动地答道；“我没有看见还如，刚才碰到陈迟、汪雍他们，他们说还如同存仁拿了东西先回去了。起火的时候，他们都在报社。当时听见说失火，看见人乱跑，他们也很惊慌。不过东西都拿出来了，就只剩些家具。”他的脸上并没有焦虑的表情。

“不过报社一烧，什么事情都该停顿了，”觉民不愉快地说。

“你担心什么？我们有这样多的人！我包你不到两个星期，什么事都会弄得很好。周报的校样并没有烧掉，连一期也用不着停。我们家里头可以做个临时办事处。”

“很好，到底是你比我有主张，我刚才真有点慌了，”觉民满意地称赞道。

“那么我们就去把陈迟他们找来，我们一起到存仁家里商量去。他们就在前头，”张惠如兴奋地说。

“好，我也没有别的事情，”觉民爽快地答道。他回头一望，看见觉新还立在他后面，便带笑地问道：“大哥，你还在这儿？你不回家去？”

觉新点点头答道：“我就回去。你先走吧。”

“我看你精神也不大好，其实站在这儿也没有什么意思。你横竖走不到前面去。你还是回家休息一会儿吧，”觉民关心地劝道。他又说一句：“我先走了。我等一会儿就回家。”他说完也不等觉新回答，便挽着张惠如的膀子挤进前面人丛中去了。

觉新痴痴地望着觉民的背影。起初他还看见觉民的头在一些较低的头上晃动，后来前面起了一阵拥挤，有三四个人边走边嚷地从人堆里钻出来，觉新的膀子也被他们推了一下，等到他站定的时候，觉民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

觉新站了一阵，觉得闷热难受，打算转身回去。他回头一看，后面也是密密麻麻的人，只见无数的头在动，又听见乱哄哄的人声，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的勇气又消失了。他神情沮丧地站在那里，让别人把他挤来推去。他自己不用一点力气，慢慢地被后面的人推着前进，他一偏一歪地居然又走了半条多街。他忽然在一家关上门的店铺的檐下，遇见了事务所里的一个杂役。他大声唤着那个人的名字，连忙奔过去。

那个杂役看见是觉新，不等觉新开口，便张惶地诉苦道：“高师爷，不得了！就要烧光了！我就只抢出一口箱子同一床铺盖。你去看过吗？真像一个大炉子，关着炉子门烧。我活了一辈子就没有见过这样大的火，又贯着风，火比人还跑得快，我争（差）点儿就跑不出来了。”他手里提了一口小箱子，腋下挟了一床被，说话的时候，脸上还带着恐怖的表情。

47

觉新回到家中，看见觉世一个人在大厅上玩。他刚走出轿子，觉世把他望了望，忽然转身往里面飞跑。他也不注意，便垂头丧气地往里面走去。他走进自己的房间，意外地发见淑华和翠环都在那里，一个俯在写字台上专心地读书，一个坐在靠窗的椅子上编织绒线。她们听见他的脚步声和咳嗽声，惊喜地站起来，带笑地迎接他。

“我本来就要睡了，听说商业场失火，我很担心，我想等你回来问一下，才拿了书到你这儿来读。恰好三爸又差翠环来喊你，我便要她拿了活路到这儿来陪我，”淑华亲热地解释道。

“大少爷，我在这儿等你。三老爷说过等你回来就请你去一趟。三老爷也很着急！”翠环带笑地说道。她看见觉新满面尘土，便殷勤地说：“大少爷，我给你打盆水来，先洗个脸吧。”她不等他表示意见，便把绒线放在方桌上，走进内房拿脸盆去了。

“大哥，现在火熄了没有？烧了多少间铺子？”淑华把书收好拿在手里，关心地问道。

“烧光了，恐怕一间也留不下来，”觉新摇摇头，疲倦地答道，他在活动椅上坐下来。

“奇怪，怎么这些事情偏偏会凑在一起？”淑华不愉快地说。

“妈回来了吗？”觉新顺口问道。

“先前袁成回来说，妈今晚上不回来了。妈害怕外婆心里难过，留在那儿多劝劝外婆，”淑华答道。

“好，你回屋去睡吧，你明天一早还要上学，”觉新叹了一口气，温和地对淑华说。

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阻止了淑华的回答。门帘揭起，王氏和陈姨太带着觉世从外面进来。淑华马上掉转身子避进内房里去。觉新皱起眉头勉强站起来招呼她们。

“大少爷，我同四太太请你拿的钱拿到没有？”陈姨太走进来，似笑非笑地劈头问道。

“什么钱？我还不明白，”觉新莫名其妙地说。

“我们今天不是请你去拿回公司里头的存款吗？”陈姨太正色地说。

“陈姨太，我还是不明白。你几时说过拿钱的话？”觉新惊疑地说。

“四太太，你听！不是你也在场吗？我们说得清清楚楚的，火一烧他就忘记了，”陈姨太故意冷笑地对王氏说。

“是啊，说得清清楚楚的：今天一定拿回来。怎么会变卦？莫非大少爷故意在说笑？”王氏装着毫不在乎的样子答道。

觉新现在明白她们的用意了。这种小的狡诈激起了他的愤怒。他理直气壮地说：“四婶，陈姨太，我今天的确没有听见你们说过。只要你们提起一句，我也会把钱取回来。”

“我没有说？你敢赌咒！”陈姨太挣红了脸吵闹地说。

“陈姨太，你真笨！赌咒又有什么用处？事情既然说明白了，哪个错就该哪个担当。我们的钱原说过要今天拿回来的，一定是大少爷忘记了。现在商业场一烧，钱是拿不出来的了。我月底就要钱用。你也少不了钱。无论如何我们总要请大少爷想个法子，”王氏附和地对陈姨太说，话却是说给觉新听的。

觉新只觉得有一把利刀在他的脑子里搅来搅去，他受不住这样的折磨，他更受不住以后的没有终局的吵闹和侮辱（这是他可以预料到的）。他不能够战败她们，他又不能够向她们求饶（他知道求饶也不会有效果）。他要的是安静，他要的是面子。他不知道狡诈，他更不懂权变。他在这种时候甚至不能够冷静地深思。所以他终于忍住气直率地对她们说：“好，四婶，陈姨太，就算你们说过，就算我忘记了。我现在赔出来就是了。陈姨太取过三百块，还有两百；四婶还有一百块。我后天下午就把钱送过来。”他的脸也挣得通红，他说完竭力咬唇，因为他害怕他会在她们的面前气得淌出眼泪。翠环早端了脸盆进来，便绞了脸帕给他送过去。他拿起脸帕仔细地在脸上揩着，不愿意再对她们讲一句话。

“陈姨太，我们走吧，大少爷既然说得这样明白，我们也用不着多说了。大少爷说话自来是说一句算一句的。我们就等着他后天送钱来吧，”王氏满意地对陈姨太说，但是她的话里还带了一点讽刺的味道。她们还用轻蔑的眼光看了觉新一眼，就带着觉世大模大样地走出去了。

“好香，”翠环生气地小声说。

“让你们都来逼吧，我晓得总有一天要把我逼死，你们才甘心，”觉新揩好脸把脸帕递给翠环，眼睁睁地望着她们走出去，还听见她们在外面发出笑声，他忍不住气恼地自语道。

“大少爷，”翠环痛苦地在旁边唤了一声。她关心地说：“大少爷怎么说起这种话来？为这种事情生气也值不得。”

觉新惊讶地看她，那一双秀美的眼睛里贮满了清亮的泪水，好像宝玉似地在发亮。这似乎是另一个人的眼睛。他觉得一股热慢慢地在身体内发生了。他感激地望着她，一时答不出话。

淑华从内房里跑出来，又闻到了陈姨太留下的香气。她咬牙切齿地说：“这两个老妖精，我恨不得打她们几个嘴巴！”她又爱护地抱怨觉新道：“大哥，你也太好了。她们的钱又不是你拿去用了，为什么该你赔出来？明明是她们不要脸，看见商业场烧了，在你这儿耍赖，你还要上她们的当！是我，我一定不赔，等她们自己找公司要去！”

“三妹，你还不明白，这笔款子是我经手的，”觉新痛苦地摇摇头，仿佛受了很大的冤屈似地辩解道；“她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算是我这一辈子倒楣，偏偏碰到她们，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我总不相信你那些办法。你说这几年来你究竟得到什么好处？二哥、三哥他们都说你的作揖主义只害了你自己，害了你喜欢的人，”淑华气恼地反驳道。

在外面三更锣响了，沉重的金属的声音好像发出警告来证实淑华的话一样。觉新不能够再替他自己辩护了。

第二天上午觉新到商业场去。轿夫不得不把轿子在街口放下来。商业场门前围满了看热闹的人。人是这样的多，把一条街都塞满了。觉新慢慢地走到商业场门口。巍峨的门楼仍然完好地耸立在那里。他从大门往里面一望，只看见一大片砖瓦堆，和三三两两、摇摇欲坠的焦黑的断壁颓垣。门内有一条勉强可走的路。守门的警察认识他，便让他顺着这条路走进里面去。

他刚刚走了几步，便有一股闷人的热气夹着焦臭迎面扑过来。他踢开绊脚的碎瓦、破砖，愈往前走，这样的气味显得愈浓，还有熏眼刺鼻的烟雾来包围他。除了砖瓦堆，他看不见别的东西。到处都是砖瓦堆，没有一间半间他认识的房屋。他走过，一些人在招呼他（人数不多），是熟识的商店店员的面孔。他们在那些砖瓦堆中掏什么东西。有些堆里还在微微冒烟。人们不断地提了桶把水往上面浇。

完了，什么都完结了。他找不到事务所的一点痕迹，只有两三个杂役立在砖瓦堆旁边寂寞地谈话。这便是他几年来每天必到的地方。他在那里徘徊了一会儿，便往外面走了。

觉新从商业场出来又到黄经理家里去。黄经理早到章总经理家报告商业场烧毁的情形去了。几个同事都在这里等候黄经理。大家随便谈了一阵。黄经理带着倦容回来了。他要大家静候公司总经理的指示（下星期内公司要召集临时股东会议）。

觉新在黄家吃了饭告辞出来，又到一家相熟的银号去。他要赔偿王氏和陈姨太的三百元存款，自己手边的现款不够，只好向那家银号借贷。这家银号跟觉新有往来，觉新平日的信用又好，所以借款的事一说就成功了。

觉新把事情办完，又到周家去。枚少爷的尸首刚刚经过大殓，他无法再看见死者的面容。灵柩停在内客厅里，枚少奶穿着孝服匍匐在灵前痛哭。芸也在旁边哀泣。陈氏两眼红肿，正在跟周氏、周伯涛两人商量在浙江会馆里租地方设灵堂成服的事。周伯涛看见觉新进来，一把拉住他，求他帮忙办这些事情。

觉新带着一身的疲乏来到周家，他只想早回家休息。但是他又不便向周伯涛表示拒绝，只好一口答应下来。他在周家坐了一阵。冯家大少爷忽然来了，他又陪着客人谈了一些话。等到客人走后，他才又坐上轿子，到浙江会馆去。

觉新在会馆里办好交涉以后回到周家，看见觉民在那里同芸讲话。觉新把交涉的结果向周老太太们报告了。周伯涛还要留他做别的事情。但是觉民忽然在旁边对他说：“大哥，你脸色怎么这样难看？你身体不舒服吧？我看你还是先回家去休息一下。”

这样的话似乎有不小的魔力，觉新马上觉得那一点最后的自持力量也完全消失了。他的两腿忽然发软，身子也摇晃起来。他站立不稳，好像立刻就要倒下去似的。他有气无力地应道：“我头有点昏，我恐怕要病倒了。”他连忙把身子紧紧靠住那张方桌。他的惨白色的脸和发青的嘴唇证实了他的话。

这样一来，周伯涛不好再麻烦觉新了。周老太太、陈氏、徐氏她们都劝他立刻回家休息。周氏还嘱咐觉民送他回去。

周家给觉民雇了一乘轿子来，让这两弟兄都坐了轿子回家。

他们到了高家，大厅上阒无人声，他们仿佛走进了一座古庙。觉新向四面张望一下，忽然感慨地说：“现在连读书声也听不见了。”

“你身体这样不好，你还管这种闲事！”觉民关心地埋怨道。

“如今什么事情都变了。我近来总有一个感觉：我们不晓得在这个公馆里头还可以住多久。我看我们这个高家迟早总会完结的。我天天都看见不吉的兆候，”觉新像在做梦似地带着痛苦的表情（还夹杂了一点恐怖）说。

“坐吃山空，怎么会不倒？”觉民赌气似地答道。

“你真奇怪，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有点不明白你，”觉新惊愕地望着觉民低声说。

觉民不回答，却拍拍觉新的肩膀说：“大哥，我看你很累，不要说话了，还是进去睡一会儿吧。”

觉新听从觉民的话，默默地转进拐门往里面走了。里面也是一样地静寂。右厢房阶下天井里放着一把空藤椅。石板过道两旁放着几盆没有花的小树。一只麻雀在过道上寂寞地跳来跳去。

他们进了觉新的房间，觉新立刻坐倒在活动椅上，大大地嘘了一口气，对觉民说：“今天亏得你救了我。我真累极了。”

“我看你神气不对，你早就应该休息的，”觉民顺口答道。他看见觉新闭上眼睛在养神，他发觉他的哥哥比前一年更憔悴了：额上隐隐露出几条纹路，脸颊也陷进去了，眼皮下也现出了皱纹。他不禁痛苦地想道：“是什么东西使得这个年轻有为的人衰老成这个样子？”他忽然在觉新的脸上瞥见了枚少爷的面容。他感到惊惧和悲愤地唤一声：“大哥。”觉新吃惊地睁开眼睛看他。他痛苦地恳求道：“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这种生活简直是慢性自杀！”

“我这些年都是这样过下去的，”觉新茫然地应道，他不知道自己说的话有什么意义。

“大哥，你不要怪我，我说老实话，你这样生活下去无非白白牺牲了你自己，”觉民警告地说。

“我自己并不要紧，只要对别人有好处，”觉新打岔地辩道。

“你想想看，你对别人有过什么好处？我举出几个人来：大嫂，梅表姐，蕙表姐，四妹，枚表弟……”觉民正色地反驳道，他只想唤醒觉新的迷梦，却忘记了他的话怎样地伤害哥哥的心。

“你不要再说了，”觉新突然变了脸色求饶似地挥手道。

觉民看见觉新的痛苦表情，有点失悔，觉得不该在这个时候还拿那种话折磨他的哥哥。觉新目前更需要的是休息，不是刺激。他便换了语调用安慰的声音说：“大哥，你还是到床上去睡一会儿吧。我不再搅扰你了。”

觉新也不说什么，便用手撑住桌子费力地站起来。他对觉民点点头，说了一个“好”字，打算往内房走去。但是意外地门帘一动，秦嵩突然在房里出现了。

“大少爷，四老爷喊我来问大少爷，股票卖脱没有？万一卖不脱，就请大少爷拿给我，好给四老爷带回去，”秦嵩恭敬地说。

“房子都烧光了，哪儿还有什么股票？”觉民生气地自语道。他又对秦嵩说：“秦嵩，你回去对四老爷说，股票昨天在事务所里头——”

觉新不等觉民说出后面的话，连忙打岔道：“秦嵩，你回去说我给四老爷请安，股票没有卖脱，我明天亲自给四老爷送过去，请他放心。”

秦嵩得到满意的答复，有礼貌地答应了两声。不过他退出去的时候还用好奇的眼光看了看觉民。

觉民眼睁睁地望着秦嵩走了，气得没有办法，忍不住又抱怨觉新道：“你为什么不让我老实对他说？你不要做滥好人！东西明明烧掉了！你拿什么给他？”

“我自己还有爷爷给我的三千块钱的股票，我还四爸一千块钱就是了，好在这种股票现在也值不到多少钱了，”觉新回答道。

“值钱不值钱，是另外一回事。总之，是他找你代卖的，烧掉了也不该你赔，”觉民愤慨地说。

“不赔也不行。四爸昨天明明看见我锁在抽屉里头，我同他一路出来的，他当然晓得是烧掉了。今天他还喊人来要，就是要我赔出来的意思。其实我也有责任，我如果带回家，就不会烧掉了。”觉新苦涩地说。

“不过我看你今天也赔，明天也赔，我不晓得你究竟有多少家当来赔！”觉民不满意地说。

“赔光了，我也就完了，”觉新绝望地诉苦道，他的话里没有一点反抗的意思。

48

枚少爷成服的那一天，觉新上午就到浙江会馆去帮忙照料。这里并没有很多的工作。不过觉新看见那种凄凉的情景，又听见枚少奶的哀哀欲绝的哭声（她穿着麻衣匍匐在灵帏里草荐上面痛哭），他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后来芸同他谈起枚少奶终日哭泣、不思饮食的话，他又想起那个女人的充满活力的丰腴脸颊在很短时期就消瘦下去的事，他心里更加难过。他空有一颗同情的心，却不能够做出任何事情。他只能够帮忙芸把枚少奶安慰一阵。但是连他自己也知道安慰的话在这里不会有一点用处。它们不能够给枚少奶带回来她年轻的丈夫，不能够改变她的生活情形，不能够减轻她以后长期的寂寞痛苦。周家仍旧是那样的周家，周伯涛仍旧是那个周伯涛。一切都不会改变，只除了等待将来的毁灭到来。

这个认识（也可以说是“觉悟”）给觉新的打击太大了。他快要爬上了毁灭的高峰。他只看见更浓的黑暗和更大的惨痛。并没有和平，并没有繁荣，并没有将来的希望。有的只是快要到来的毁灭。他这些年来就一步一步地往这个山峰顶上爬。他历尽了艰难辛苦，他以为牺牲自己，会帮忙别人。他相信他有一天会找到和平。但是现在他无意间从最后一个梦里伸出头来，看见他周围的真实景象了。他突然记起了觉民责备他的舌：“你害了你自己，又害了别人！”他不能够把这句话揩掉，却把它咽在肚里，让它去咬他的心。他忍住心痛，他不敢发出一声呻吟。他现在知道自己的错误了。他已经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人看得见他脸上的痛苦的痉挛，却不知道在他的心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傍晚他们快要离开会馆的时候，轿子已经预备好了，在等着枚少奶换衣服。枚少奶仍旧穿着臃肿的麻衣，从灵帏里出来，说了一句：“大表哥，给大表哥道谢，”便望着觉新跪下去，磕起头来。觉新仓皇地还了礼。枚少奶刚站起，又说：“这回枚表弟的事情，全亏得大表哥照料，他在九泉也会感激大表哥。”她说完忍不住俯在一张桌子上伤心地哭起来。

芸和冯嫂、翠凤都过去劝枚少奶。枚少奶仍然挣扎地哭着。她的哭声反复地绞痛觉新的受伤的心。觉新比谁都更了解这个哭声的意义。这是死的声音。他知道这一次死的不是一个人，却是两个年轻的生命。枚少奶不得不跟着她的丈夫死去，这是那个奇怪的制度决定了的。觉新以前对这类事情并不曾有过多大的疑惑。现在他忽然想起了“吃人的礼教”这几个字了。

这思想也许会给别人带来勇气，但是带给他的仍然是痛苦，还是更大的痛苦。似乎他这一生除了痛苦外就得不到别的东西。

觉新把芸和枚少奶送回周家。他在周家停留了片刻，他害怕看见那几个人的面孔，也不等着和周氏同路回去，便借故告辞先走了。

他回到家里看见大厅上放了两乘拱杆轿，后面挂着写上“罗”字和“王”字的灯笼。他知道这是罗敬亭和王云伯两人的轿子。他惊讶地向那个在大厅上跟轿夫大声讲话的仆人文德问起，才知道克明的病又翻了。他心里一惊，连忙大步往里面走去。

他刚走到觉民的窗下，就看见觉英陪着罗敬亭、王云伯两人迎面走来。那两个熟识的医生含笑地跟他打招呼，他也掉转身送他们出去。他向他们问起克明的病势（他看见两个医生同时出来，便猜到克明的病势不轻），罗敬亭皱起眉头沉吟地答道：“令叔这回的病有点怪。他差不多已经好了，不晓得怎样突然又凶起来。病源我们一时还看不出，好像是受了惊急坏的。我同云翁两个商量好久，暂且开个方子吃副药试试，看看有无变化，明天就可以明白。明轩兄，请你嘱咐令婶今晚上当心一点。”

这几句话对觉新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一个石头沉重地压在他的心上，他不敢去想以后的事情。两个医生坐上轿子以后，他和觉英同路走进里面去。在路上他向觉英问起克明翻病的情形，才知道两三个钟头以前，克明在书房里看书。克安、克定两人进去看他，跟他讲了一阵话，三个人争论得厉害。后来克安和克定走了。克明一个人又继续看书。不久他就吐起来，吐的尽是黑血，一连吐了两大碗。当时汗出不止，人马上晕了过去，大约过了四五分钟才又醒转来。张氏十分着急，便同时请了两个医生。医生看过脉，也不能确定是什么病症。

觉新跟着觉英走进克明的寝室，看见克明昏沉沉地睡在床上，帐子垂下半幅。张氏坐在床前沙发上。翠环站在对面连二柜前。觉人坐在方桌旁的一把椅子上，一只手撑着脸颊，寂寞地靠在方桌上打瞌睡。觉新以为克明睡着了，便踮起脚悄悄地向张氏走去。

“现在睡着了，”张氏对觉新做个手势低声说。

觉新还没有答话，克明忽然在床上咳了一声嗽，唤道：“三太太。”

张氏答应一声，连忙走到床前，俯下头去亲切地问道：“三老爷，你醒了，什么事？”

克明睁大眼睛有气无力地问道：“哪个人来了？”

“大少爷回来了，他来看你，”张氏答道。

“你喊他过来，他来得正好，”克明忽然动一下头，脸上现出一点兴奋的颜色说。

张氏回过头招呼觉新到床前去。

“三爸，你好一点吗？”觉新俯下头去，望着那张焦黄的瘦脸问道，他觉得眼泪快要流下来了。

“你也太累了。你的气色也不好。我看你也该将息一下，好在你这两天不到公司去，”克明用失神的眼光望着觉新，过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

“我不累，”觉新只能够简单地吐出这三个字。他马上埋下头，不愿意让克明看见他的眼泪。

“我等了你半天，你现在来了，我有话跟你说，”克明继续说。

“三老爷，我看你还是睡一会儿好。有话你明天说吧，你现在精神也不好，多说话会伤神，”张氏连忙打岔道，她觉得多说话对克明的病体不相宜。

“三爸，还是早点睡吧。我明天再来看三爸，三爸有话明天说也是一样，”觉新也担心克明的病体，他觉得张氏的话不错，便附和地说。

“三太太，你把那半幅帐子挂起来，”克明不直接回答他们的话，却吩咐张氏道。张氏只得走过去，顺从地卷起垂下的半幅帐子挂在帐钩上。克明满意地说：“这样倒亮一点。”

“三老爷，你还是早睡的好，你有病，更该保养身体，”张氏担心地说。

“不要紧，”克明摇摇头答道，他又吩咐张氏：“你把四娃子、七娃子也喊到这儿来。我有话对他们说。”

张氏心里一惊，好像感到不吉的预兆似的。但是她也只得听从克明的话。觉英和觉人都还在屋里。她便把他们唤到床前来。

克明看见他的两个儿子都来了，满意地点点头，勉强笑了笑，对他们说：“你们两个也太顽皮了。四娃子年纪也不小了，一天总不好好读书。”

张氏看见两个孩子痴呆地立在床前不作声，便催促道：“你们快喊爹嘛。爹待你们多好，生了病还想起你们。”

觉英和觉人差不多同时机械地唤了一声“爹”，脸上带着漠然的表情。觉人脸上的睡容还没有消去。

克明爱怜地把他的两个儿子看了一会儿，忽然带了点失望的表情掉开了眼光。他又看了看张氏，他的眼光又落到张氏的挺出来的大肚皮上面。他的眼睛亮了一下。他便掉过头去望着觉新说：“明轩，你不要走，我有话说，我还有事情托你……”

汤嫂忽然拿着药包摇摇晃晃地走进房来，口里嚷着：“三太太，药捡回来了。”

张氏答应着，要过去拆药包验药。克明却阻止她道：“你不要走。你听我说。”

“我要去看药，汤嫂等着拿去熬，你应该快点吃药才是，”张氏着急地说。

“等一会儿熬也是一样。我自己晓得，这种药吃了也没有好处。我的病是不会好的了，”克明苦笑地说。但是他看见张氏淌出眼泪，又有点不忍心，便说：“也好，三太太，你去吧。你看过药来听我说话。”

张氏走到方桌前，拆开药包把那些小包的药一样一样地打开验过，然后倾在一起，交给汤嫂拿到厨房里大灶上熬去。她又走回到床前。

“明轩，这回我多半不会好了。我有好些事情放不下心来。我一死，我们这个老家就会完了。你四爸、五爸先前还来跟我吵过一通，说了好些气人的话。他们主张卖公馆，说是已经找到买主了，有个师长愿意出七万块钱。我不答应，他们也不敢怎样。不过我一死，那就只好由他们了。你四爸做了家长，家里头不晓得会糟成什么样子？你三婶是个忠厚人，你四弟、七弟又没有多大出息。他们外婆年事已高，他们两个舅舅都到外州县做事情去了。我一死，他们母子三个还有哪个人来照料？再说你三婶下个月就要生产了。我不晓得是男是女，不过我连名字也想好了。男的叫觉华，女的叫淑蕙。不管是儿是女，总之要给你三婶添个累赘。我更担心他们会提血光之灾，的老话，把你三婶骗到城外去生产。这是我最不放心的。明轩，我知道你，你是个实心的好人，你我叔侄平日感情很好，我把你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现在我把他们托给你，你一定不会辜负我的重托。老家是顾不到了。只要把自己一两房人管得好，也算给我们祖先争一口气。这种事情我只有拜托你，你给我帮点忙，你要把你三婶当作自己母亲一样看待，我死在九泉也会感激的。”

克明用了极大的努力说完以上的话。他说得慢，不过没有人在中途打岔他，他也没有发出一声咳嗽或者喘息。他的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但是他不曾淌过一滴眼泪。他说到“感激”，忽然侧过头吩咐觉英、觉人道：“你们还不给大哥磕个头？你们两个蠢东西，每天只晓得胡闹，恐怕将来有一天连饭都没有吃的！你们快给大哥磕个头，求他将来照顾你们。”

觉新早已流了眼泪。张氏用手帕遮住眼睛在抽泣。翠环站在方桌前埋头垂泪。觉英的脸上也带了严肃的表情。觉人却还在打瞌睡。张氏听见克明吩咐觉英弟兄向觉新叩头，她忍不住，便转身奔到沙发上，放声哭起来。

“三爸，这倒不必了，”觉新听见“磕头”的话，便呜咽地推辞道；“我一定听三爸的话，照三爸的意思办。三爸，你好好地将息，你不要想到那些事情。我们家里少不掉你。你不能就抛开我们！”觉新断断续续地说，他的悲痛似乎比克明的大得多。他不假思索，就把一个他实际上担不了的责任放到自己肩上去了。

“你肯答应，那我就放心了，”克明欣慰地说。他看见两个儿子仍旧站在床前不动，便再三催促道：“你们还不磕头？这是为你们自己好。”

那两个孩子经了几次催促，只得顺从父亲的话，给觉新叩了一个响头。他们起来的时候仍然带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倒是觉新还礼时磕下头去，就伤心地哭了。

“你们把翠环喊来，”克明又吩咐觉英弟兄道。

翠环含着眼泪走到床前。克明看见她过来，便命令地说：“你也给大少爷磕个头。”

翠环惊愕地望着克明，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话。

“翠环，爹喊你给大哥磕头，听见没有？”觉英在旁边催促道。

翠环望了望觉新，也不便问明缘由，只得弯身跪下去，恭恭敬敬地叩了一个头。

觉新站在翠环面前，惶惑地作了揖还礼。他不知道克明还有什么吩咐。张氏从沙发上起来，走到床前，就站在翠环的身边。她泪光莹莹地望着克明，她知道克明要说什么话。

“这是你三婶的意思，”克明对觉新说，又把眼光掉去看看张氏，张氏略略点一下头；“我觉得也不错。我始终担心你的亲事。大少奶又没有给你留个儿女。我们劝你续弦，你总不肯答应。等我一死，也没有人来管你的事情。你妈是后母，也不大好替你出主意。翠环人倒不坏，你三婶很喜欢她，你三婶几次要我把她给你。也好，等你满了服就拿她收房，将来也有个人服侍你，照应你。万一生个一男半女，也可以承继你爹的香烟，我也算对得起你爹。我看你们这辈人中间就只有你好。老三是个不要家的新派。老二现在也成了个过激派。四娃子以下更不用说了，都是没有出息的东西。高家一家的希望都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你祖父、你父亲的眼睛冥冥中都在望着你。明轩，我是完结了。你要好好地保重。你不要以为我是随便说话。”克明说到这里，他的干枯的眼睛也淌出了两三滴泪珠。

觉新感激地唯唯应着。克明的话对他完全是意外的。但是对这个垂死的病人的关心，他不能够说一句反对的话。他看见翠环蒙住脸在旁边啜泣，他说不出克明的“赠与”带给他的是喜悦还是痛苦。他没有想过这样的事，也没有时间去想。总之他顺从地接受了它，也像接受了别的一切那样（只有后来回到自己房里静静地思索的时候，他才感到一点安慰）。

汤嫂提了冒着热气的药罐进来，另一只手里拿着一个饭碗。她把碗放在方桌上，斟了满满的一碗药汁，又出去了。

张氏揉着眼睛，走到方桌前，端起药碗放在口边慢慢地吹气。翠环也跟着张氏走到方桌旁边，摸出手帕揩眼睛。

克明知道要吃药了，便不再说下去。他忽然注意到觉人站在床前打瞌睡，就挥手对觉英和觉人说：“好，现在没有事了，你们两个回去睡吧。明天好早点起来进书房读书。”

两个孩子听见这样的吩咐，匆匆地答应了一声，一转身便溜出去了。

张氏把药碗端到床前，觉新过去帮忙把克明扶起来，在张氏的手里喝了大半碗药。张氏将药碗拿开。觉新同翠环两人扶着克明躺下去。克明自己用手揩去嘴边寥寥几根短须上的药汁。他躺下以后，还定睛望着张氏。

“三老爷，你现在睡一会儿吧，”张氏央求道。

“你待我太好了，”克明感激地叹口气说；“我还有话跟明轩说，明天说也好。”他勉强地闭上了眼睛。张氏还跪在床沿上，小心地给她的丈夫盖好棉被。克明忽然又把眼睛睁开，望了望张氏，然后又望着觉新，用力地说：“明轩，你要好好照料你三婶。不要迷信‘血光之灾’的胡说。”

“三老爷，你睡一会儿吧，有话可以留到明天说，”张氏在旁边关心地催促道。

克明又望着张氏，露出憔悴的微笑说：“我就睡。”接着他又低声说：“三太太，我想起二女的事情。你接她回来也好。”

“你不要再说了，这些事等你病好了再办吧，”张氏又喜又悲，含泪答道。

“我很后悔，这些年我就没有好好地待过你，”克明道歉地说。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觉新等克明睡好以后，才回自己的房里去。他意外地发见沈氏在房里等他。沈氏坐在活动椅上，何嫂站在写字台旁边。她们正在讲话，沈氏看见觉新进来，便带笑地说：“大少爷，我等你好久了。我有点事情跟你商量。”她的笑是凄凉的微笑。觉新只是恭敬地招呼她一声，他的心还在别处。何嫂看见没有事情，也就走出去了。

“我过了月半就要走了，”沈氏只说了这一句，觉新就惋惜地打岔道：

“五婶真的要走？怎么这样快？你一个人走路上也不方便罢。”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来跟你商量。我想请你们把袁成借给我用几个月，要他送我去，以后也可以跟我回来。我看袁成倒是个得力的底下人，老实可靠，有他送我，一路上我也方便一点。”

“不过目前东大路究竟不大好走，我看五婶出门还是缓点好。请五婶再仔细想一想，”觉新关心地说。

沈氏叹了一口气，痛苦地答道：“我在公馆里头住不下去。我心里烦得很。我害怕看那几张脸。路上虽说不好走，总比住在这儿好一点。”

“五婶大概还在想四妹，所以心里头不好过。我看再过些时候，五婶多少忘记一点，就可以把心放开的，”觉新同情地劝道。

“大少爷，你心肠真好，”沈氏感动地、真心地称赞道；“我从前那样对待你，你倒一点也不记仇。”她自怨自艾地说下去：“我只怪我自己不好，什么事都是我自己招惹来的。我晓得我以后再同你五爸住在一起，也不会有好日子过。我自己又没儿没女。今天你五爸还对我说起卖房子的事情，他同四爸把买主都找到了，只有三爸不答应。五爸说三爸体子很坏，看样子一定活不久，只等三爸一死，就把公馆卖掉，每一房分个万把两万块钱。等到搬了家，他要把礼拜一接来住在一起。我真害怕住到那一天！所以我还是早点走的好。我二哥也要我早点去，再耽搁下去，到了冬天，天气冷了，在路上更苦。”她的双眉聚在一起，脸上铺了一层秋天的暗云，这张脸在不大明亮的电灯光下显得非常憔悴，它好像多少年没有见到阳光了。

觉新把这番话完全听了进去。他很了解它们，他知道沈氏的话里没有一点夸张。每一句话给他的心上放进一块石子。最后她闭了嘴，他的心已经被压得使他快透不过气来了。他悲戚地望着她那张没有生气的脸。他挣扎了一会儿，才吐出一声叹息（其实说是“呻吟”倒更适当）。他不能够劝阻沈氏，只好同情地说：“其实何必卖掉公馆？我真想不通。不过五婶走一趟也好。五婶要把袁成带去，自然没有问题。我等一会儿去跟妈说一声，把袁成喊来吩咐两句就是了。”

“你妈还没有回来，我刚才还去看过，”沈氏插嘴说。

“妈就要回来了。不过妈一定答应的。五婶请尽管放心好了，”觉新恳切地答道。

“那么，大少爷，多谢你了，”沈氏仍然带着凄凉的微笑感谢道。

“五婶还说客气话？我平日也没有给五婶办过事情，”觉新谦虚地说。

沈氏摇摇头，痛苦不堪地叹息道：“我真怕提起从前的事。想不到贞儿已经死了一个多月了。她的影子还时常在我眼前晃。”她拿出手帕到眼角去揩泪珠。

觉新默默地坐在方桌旁边。他觉得他的心里只有悲哀，这房间里只有悲哀。悲哀重重地压住他。他想不到未来，想不到光明。他渐渐地感到了恐惧。恐惧跟着内房里挂钟钟摆的滴答声不断地增加。窗外一阵一阵的虫声哀歌似地在他的心上敲打。沈氏垂着头，像一个衰老的病人一样枯坐在写字台前。她的失神的小眼睛空虚地望着玻璃窗，她似乎要在那上面寻找一个鬼影。这个矮小的女人的半身像（她现在瘦得多了）在觉新的眼里就成了痛苦与悲哀的化身。他的恐惧更增加了。他觉得有好多根锐利的针尖慢慢地朝他的心上刺下来，就咬紧牙关忍耐住这样的隐痛。他并没有盼望谁来救他。

但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突然在过道上响了。门帘大大地动了一下，翠环气急败坏地跑进房来，惊惶地、颤栗地、哽咽地说：

“大少爷，请你就去！我们老爷又不好了！”

刚刚在这个时候，接着翠环的短短的话，在外面响起了像报告凶信似的三更锣声。这个晚上它们似乎特别响亮，特别可怕。

“完结了！”这是觉新从锣声中听出来的意义。

49

沈氏在她预定的日子里带着春兰和袁成寂寞地走了。觉新、觉民和琴三人把她送到木船上。船开了，他们还立在岸边，望着船夫用篙竿将船拨往江心去。

“两年前我就这样地送走了三弟，”觉民指着那只远去的木船，半惆怅、半羡慕地说。

“我们有一天也会坐这样的船离开省城的，”琴带点激动地说。

“走了也好，这个地方再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觉新接着叹息道；“不过我是走不了的。我的肩膀上如今又多了一副担子。”

“这又是你自己找来的。你明知道你自己担不起，为什么要答应下来？”觉民友爱地埋怨道。这时船开始在转弯，他们在这里还看得见一点影子。

觉新皱紧双眉悲痛地答道：“三爸在病榻上那样托付给我，我怎么忍心推脱？我自己受点委屈是不要紧的。”

船的影子完全消失了。琴在旁边挥了一下手低声说道：“一路平安。”她这四个字在觉新的心上添了无限的惆怅。

“大哥，你有这种牺牲精神，为什么不用来做点正经事情？”觉民惋惜地说。

一片枯黄的树叶飘到觉新的肩头。觉新伸手去拈起它，把它放落到水里去。树叶就在水上飘浮，跟着水流，混在水面的无数枯叶中间，辨认不出来了。他不回答觉民的话，却自语似地叹道：“又是秋天了。我真害怕秋天，我害怕看见树叶一片一片地落下来。我想起了一个人的话。我的生命也像是到了秋天，现在是飘落的时候了。”

“大表哥，我们回去吧，轿子还在上面等着，”琴温和地对觉新说。

“我们多站一会儿也好，这儿倒很清静，”觉新留恋地答道。

“大哥，你怎么说起飘落的话？你才二十几岁，正是年轻有为的时候，”觉民不以为然地说，他的声音是年轻的、有力的。

“你不晓得我的心已经老了。我的心境已经到了秋天了，”觉新固执地说；他觉得他的心就像头上那个灰色的天空，他的生命就像旁边一株叶子落掉大半的树。他拈起一片落在他左膀上的树叶，加了一句：“这三四年来我记得清楚的就只有秋天。”

“大表哥，你怎么就忘记了？秋天过了春天就会来的。并没有一个永久的秋天，”琴带着鼓舞的微笑安慰他说。

觉新想了想，又把手上的一片树叶放到水里，低声叹一口气说：“但是落下去的树叶就不会再变绿了。”

“大表哥，你又不明白了！到了明年，树上不是一样地盖满绿叶吗？”琴笑着说。

觉新沉吟半晌，才答了一句：“不过并不是同样的绿叶了。”

“难道树木就不肯为着那些新叶子活下去？”琴又说，她的脸上笼罩着光明的笑容。“我倒没有见过一棵树就单单为了落下的叶子死去，不在明年开花的。”

觉新开颜笑了。他掩饰地说：“琴妹，我说不过你。”

觉民这些时候就在旁边听琴跟觉新讲话。他觉得琴的话不错，便索性让她跟觉新辩论。现在他忍不住要插嘴了。他便说：“大哥，你又在逃避了。这不是会说不会说的问题。你应该把琴妹的话多想一想。”

“你现在倒好了。三爸一死，更没有人可以管你了。你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我呢，我的膀子却缚得更紧了，我动都不能够动，”觉新忽然爆发似地赌气说，他的眼圈已经红了。

“大哥，并没有人缚住你，是你自己把你缚住的。你要动，你自然可以动。只怕你自己不情愿动，那就没有办法了，”觉民带着充分的自信劝导地说。

觉新不直接回答，却摇头道：“二弟，我怎么比得上你？你们有办法。房子烧了，不到几天，你们的报又出来了。我没有你们那样的勇气。”他又叹息一声，俯下头捉住刚刚贴到他身上来的一片树叶，苦涩地说：“我们回去吧。”他又把这第三片树叶送到水里去了。

“大哥，我看你已经中了毒了，旧家庭的空气把你熏成了这个样子，”觉民怜悯地说。

“也许有一天我也会找到解药的，”出乎意外地觉新带着叹声答道。他便掉转身子，向着石级走去。

觉民和琴走在后面，琴悄悄地在觉民的耳边说：“大表哥近来受到的刺激太大了。多说反而会使他难过。”

“我想他也许会明白的。三爸一死，他最后的靠山已经没有了。你听他刚才那句话，倒有点意思，”觉民兴奋地低声答道。

他们走完石级到了上面，转一个弯，进入街中。轿子就在街口等候他们。他们坐上轿，轿夫们吆喝一声，抬起这三乘轿子，奔跑似地进到热闹的街中去了。

他们回到高家，就在二门的天井里下轿。杨奶妈坐在二门内长板凳上跟三房的仆人文德讲话，淑芳在土地上爬来爬去。杨奶妈看见他们进来，连忙站起将三岁多的淑芳抱在怀里。觉新默默地摇了摇头。

大厅已经改作经堂，八个和尚分坐两排，敲着单调的木鱼，像小孩背书似地念一部《金刚经》。他们从开着的偏门进去。

堂屋里设着灵堂，克明的灵柩停在那里。石板过道两旁摆了几盆新开的菊花。淑华和绮霞站在花盆前面讲话。淑芬也站在那里看花，偶尔插嘴问一两句。右边天井里觉英穿着孝衣弯着腰在和觉群、觉世做“滚铜钱”的游戏。觉人、觉先两个小孩羡慕地在旁边看，不时发出叫声来。右厢房的阶上，喜儿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坐在一把藤椅上，手里抱着觉非，克定站在旁边俯着头快乐地逗弄他这个不满周岁的儿子。

淑华看见觉新弟兄和琴一路进来，连忙跑过去迎接他们。她的第一句话便是：“五婶走了？”这是一句多余的问话，但是只有这句话才可以表示她这时的心情。

“我们等到船看不见了才回来的，”琴温和地低声说。

“我运气真不好，我今天还缺了一堂课，想赶回来送送她，谁知道还是来不及，”淑华懊恼地说。

“人也真奇怪。怎么你们一下子就对五婶好起来了？”觉新感叹地说。

“我现在才觉得她比公馆里头什么人都可怜，所以我也就不恨她了，”淑华爽直地答道。她忽然侧过头望着克定和喜儿说：“你看他们倒快活。”

“五舅也太不近人情，五舅母走了，他不但自己不送，还不准喜儿去送，”琴感到不平地说。

“其实我们家里头又有几个近人情的人？”觉民愤慨地说；“五婶也是自作自受。她当初只要待四妹好一点，又何至于落得这个下场？真奇怪，人非得走到最后一步，是不会觉悟的。但是到了最后一步，又太晏了。”

“二哥，你忘记了还有至死不悟的人！”淑华插嘴说，她是无心说出来的，却不知道这句话对觉新简直是当头的一棒。

“不要再说，五舅过来了，”琴触动淑华的膀子低声说。

“他或者是来问五婶动身的情形，”觉新答道。众人便不再作声，都做出在看菊花的样子等侯克定走来。

克定走过来，倒笑不笑地唤了一声：“明轩，”接着就说：“五婶这次出门，倒把你忙坏了！”

觉新连忙客气地赔笑道：“我并没有忙。就是忙，也是应当的。”

克定冷笑了两声，他的白白的长脸好像显得更长了。他吐了一口痰在地上，接着说：“我晓得你一天太空了，所以到处找事情管。我的老婆出门我不送你送。我听见五婶说你不赞成卖公馆。我倒问你，你有什么理由？”

这一句意外的问话倒使觉新发愣了。他惊惶地望着克定，红着脸答不出一句话。觉民着急地在旁边推他的膀子，他才仓皇地说：“五爸这句话从哪儿说起？”

“我想你一个人也不敢反对，”克定带着轻蔑的表情说。“你要晓得现在四爸是家长了。他出的主意别人也反对不了。我们都缺少钱，现在人又少，住不了这个大公馆，还是早点卖掉，大家都方便。这件事情以后就交给四爸去办。买房子的人已经找到了。四爸是家长，他可以作主。你看对不对？”

觉新气得脸色由红变白，勉强答应了一个“对”字。觉民忍不住冷冷地插嘴说：“家都要卖掉了，还有什么家长？”

“老二，你说什么？”克定忽然变了脸色厉声问道。

“五爸，你听错了，二弟并没有说什么，”觉新连忙掩饰道。

“我说，如果做家长的就只会卖房子，现在也轮不到来麻烦四爸了，”觉民听见觉新的话，心里更气，故意提高声音，再说一遍。

“你是不是看不起四爸？”克定挣红脸威胁地说。

“我什么人都看得起。我刚才听见五爸说起做家长卖房子，我才说了两句话，”觉民不慌不忙地答道。

“那么你是不是反对卖公馆？你说，你有什么理由？”

“五爸问得奇怪！卖不卖公馆，跟我又有什么相干？公馆又不是我出钱修的。不过我知道爷爷不让卖公馆，他的遗嘱上写得很明白，”觉民带点嘲弄的口气说。

“老二，好，你敢挖苦我们？等会儿你四爸来我再跟你算帐！”克定没有办法，只得骂起来。

觉新看见这个情形，又惊、又急、又气、又怕。他一面劝阻觉民不要再说，一面又谦卑地向克定解释。但是他的话没有一点效力。琴和淑华两人在旁边不作声，也不去劝阻觉民，她们相信觉民一定打好了主意。

觉民不听从觉新的劝告，觉新的软弱只有引起他的反感。他想：“你这样怕事，我就偏要给你惹点事情出来！”他故意讽刺地在克定的话后面加上一句：“最好把张碧秀也请来。”

“二弟！”觉新半哀求半命令地插嘴说。

“老二，你当心，你有话敢不敢当面向四爸讲！”克定还装腔作势地警告道。

“嗳，那儿不是四爸？要不要把四爸请过来？”觉民瞥见克安大摇大摆地从外面进来，故意含笑地问克定。

“好，你就在这儿等着！”克定气冲冲地说，便神气活现地走去找克安。

“二弟，你快走！你走了，我向他们赔个礼就没有事了，”觉新连忙催促道，他心里彷徨无主，只知道着急。

“我为什么要走？他们又不会吃人！”觉民气愤地说。

“你会把事情闹大的。我说你这个脾气要改才好，”觉新焦急地抱怨道。

觉民变了脸色，生气地说：“我这个脾气是爹妈生就的。你要我改，我改不了。我又没有做过给爹妈丢脸的事情。请你不要管我！”

觉新听见这样的话，便埋下头来不作声了。他心里非常难过。

“二表哥，”琴温柔地唤着觉民，她用眼光对他暗示，他不应该这样严厉地对觉新说话。觉民压下了怒气，朝她点一下头，勉强地笑了笑。

但是克定陪着克安来了。克定扬扬得意地说：“老二，四爸来了，你说嘛！”

“我说什么？”觉民故意问道。

“你刚才不是在挖苦四爸？”

“我什么人都没有挖苦。”

这时觉英、觉群几弟兄都跑过来看热闹，就围在他们的旁边。

“你笑四爸没有资格做家长，”克定又说。

“我根本就不懂做家长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听见哪个人宣布四爸做家长，”觉民仍旧冷淡地答道。

“哼！”克安板起脸哼了一声。

“你骂我们不该卖公馆，”克定继续说。

“公馆是爷爷修的。爷爷反对卖公馆，跟我毫不相干。”

“你不要赖。你还说起张碧秀！”克定挣红脸大声说。

“张碧秀是唱小旦的，哪个人口里不说到他？”觉民甚至骄傲地答道。

这时觉新插嘴说了：“二弟，我请你不要再说好不好？”他好像受到了很大的委屈似的。

觉民不理睬觉新。克安却趁着这个机会说话了。

“你还要说张碧秀！我X你妈！”克安那张黑黄色的瘦脸突然变得更黑了，他蛮横地骂起来，不由分说伸起一只手就往觉民的脸颊上打去。

旁边有的人替觉民担心，有的人害怕克安发脾气，有的人暗暗地高兴。觉新恐怖地想着：“完结了。”

在觉民的脸上也突然飞来几片可怖的黑云。但是他的眼睛却像星子一般地发亮。他镇静地伸出手把克安的枯瘦的手紧紧地捏住。他高傲地、愤怒地说：“四爸，你说话要有点分寸。我妈还在屋里头，你敢对她做什么？”

克安的虚弱的身体没有一点力气。鸦片烟带给他的兴奋也已经消失了大半。他听见觉民的严峻的责备，又气又急，结结巴巴地答不出来。

觉民带点轻蔑地放下克安的手，讽刺地说：“现在不比得从前了，四爸以后可以少出手打人。还是先把事情弄清楚，再来动手，也可以少吃点亏。”

“你倒教训起我来了！难道我做叔父的就打不得侄子！”克安又骂道，他的脸色越来越黑，声音越来越大。然而他只是在骂，却不再举起手打人。

“我没有听见说过，做叔父的就可以×妈×娘地骂侄子，”觉民板起脸反驳道。

“你还敢跟我顶嘴？你这个目无尊长的东西！你妈的×！”克安忍不住又顿脚骂起来。

“四爸，请你不要生气。二弟年纪轻不懂事，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还是请回屋去吧。等我来教训他，”觉新十分惶恐地拦住克安，谦卑地道歉说。他只怕事情会闹大。他到现在还相信息事宁人的办法是无上的。

克安听见觉新的谦卑的话，他的气焰又升高了。他更神气、更严厉地说：“那不行！非喊他在堂屋里头给我磕头赔礼不可！他这个狗东西！我X他妈！”

“四爸，这是你亲口说出来的。请问到底是哪个人目无尊长——”觉民还没有说完，就被觉新拦阻了，他半哀求半责备地说：

“二弟，你还要说！”

觉新的态度比克安的话更激怒了觉民。他不能够再压制他的愤怒了。他不能够控制自己了。他推开觉新，对着觉新骂起来：“大哥，你还有脸在这儿跟我说话？你做个人连一点人气也没有！你这个受气包，你还好意思来管我！”

觉新蒙住脸埋下头往后退了两三步。这一次他的心受伤了。难洗涤的羞愧和悔恨压在他的头上、身上、心上。他过去的信仰完全消失了。他不能够反驳觉民。他现在才明白觉民说的全是真话。他活得简直不像一个人。他本来应该回到他自己的房里去。但是甚至在这个时候他仍然关心觉民。他愿意知道这场争吵的结果。他便靠在一个花盆架子旁边。琴认为觉民的话说得太重了，她知道它们会大大地伤害觉新。她好意地走到觉新的面前，低声说了几句安慰的话。

“四爸，我一个妈在屋里头，一个妈在坟地上。我爹是你的大哥，他没有得罪过你。你敢信口说这种‘目无尊长’的肮脏话！你刚才说到赔礼，你今天非跪在爹的神主面前赔礼不可。我还要你到我妈面前亲自给我妈赔礼，”觉民赶走觉新以后，看见克安、克定仍然面带怒容站在他旁边，他知道这两个叔父的气焰已经低了，他自然不肯放过机会，便竖起眉毛，用他的有力的手去拉克安的一只膀子，像训斥小孩一般不留情地责骂道。

这样的话和举动都是任何人想不到的。没有人能够知道觉民的心有多少深，那些石子似的话使得众人对觉民起了一点畏惧的念头。克安又气又窘，脸色时红时黑，他身上鸦片烟的力量又消失了一部分。他站在觉民面前，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好。他不再说赔礼的话了。他有点狼狈地辩道：“我并没有骂你妈。”

“你没有骂？你接连说了三次，现在就要赖了。大家都听见的，你去不去？”觉民冷笑道。他知道他已经把克安的翅膀剪掉了。他决定趁这个机会使克安在许多人面前大大地丢脸，让他这个以家长自居的人以后不敢作威作福。

“我说了，你又敢把我怎么样？你妈的×！我×你妈！”克安一急，脾气又发作了，他控制不住自己，又骂起来。

“四爸，你敢再骂！你今天非给我妈赔礼不可！当着大家都在这儿，我就看你怎样抵赖？”觉民严厉地逼着问道。

“我偏不去！你放开我！”克安挣扎地大声说。

“不去不行！四爸自己提出来赔礼的话。等到四爸给我爹我妈赔了礼，我也给四爸赔礼，”觉民不放松地逼他道。

“你放不放手？”克安似乎要打呵欠了，他连忙振起精神，厉声问道。但是下面却接了一句泄气的话：“我还有事。”

“四爸还有事？五爸不是请你来算账的吗？”觉民故意讥笑地问道。

“我不高兴跟你算账。等一会儿跟你大哥去算！”克定在旁边插嘴答道。

“不行，这又跟我大哥不相干。你不要以为大哥人软弱就专门欺负他。他有一天也会起来反抗的。”觉民说了这几句，就不客气地对他们警告道：“四爸、五爸，你们不要以为做小辈的就害怕长辈。其实在我们家里头，谁也管不了谁，谁也不配管谁！”他看见克安脸色时红时黑，露出可怜的窘相，再配上那一脸烟容，真像旧戏中的一个小丑。克安目光往下垂，不敢正视他的发火的眼睛。他轻视地看了克安两三眼，冷笑两声，挖苦地说：“既然四爸害怕去，不去也罢。说过就算了。”他放下了克安的手。但是他看见克安把身子动动，胸脯一挺，他连忙先发制人地厉声教训起来：“你们是长辈，也应当有长辈的样子，也应当给我们做小辈的立下榜样。你们在家里头勾引老妈子、按丫头那些丑事哪个不晓得？包妓女、闹小旦、吃鸦片烟这些事情你们哪一件做不出来？四妹为什么要跳井？你做父亲的在做什么？你也不想法打救她，就跑到小公馆去了。你们口口声声讲礼教，骂别人目无尊长。你们自己就是礼教的罪人。你们气死爷爷，逼死三爸。三爸害病的时候，你们还逼他卖公馆，说他想一个人霸占。这些事都是你们干的。你们只晓得卖爷爷留下的公馆，但是你们记得爷爷遗嘱上是怎么说的？你们讲礼教，可是爷爷的三年孝一年都没有戴满，就勾引老妈子公然收房生起儿子来！你们说，你们在哪一点可以给我们后辈做个榜样？好，我晓得，这所公馆横竖是保不住的。让你们去卖吧。公馆卖了，家也散了，大家各奔前程。你们做你们自己的家长去。至多还有一点公账上的田产，让你们哪个吞去！我给你们说，靠了祖宗吃饭，不是光荣的事情。总有一天会吃光的。我就不像你们，我要靠自己挣钱生活。我不晓得什么叫做家长！我只晓得我自己。只有我自己才可以管我。”

觉民带着一种无比的勇气，带着正义感和愤慨，傲慢地说下去，他不让他们打断他的话。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慑服人的力量。他说的是事实，是众人知道的事实，他的控诉里并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人可以反驳他，打击他。他站在那里说话，从头到脚全身没有一点点软弱。他跟他攻击的那些人完全不是一类。他们不了解他，因此也无法制服他。他们静静地听着他的话，想在话里找到一个把柄，一个缝隙。但是觉民说完了，轻视地看他们一眼，板起脸吩咐淑华一句：“三妹，我们走吧，”便扬长地走了。那些不满意他的人也只敢在背后用憎恨的眼光送他，叽哩咕噜地骂他。

觉民带着淑华走进过道里去了。他们是到觉新的房里去的。克安和克定两人又气又羞，痴呆地立在那里，我望着你你望着我，心里没有一点主意。克安有点怪克定，他觉得这场羞辱全是克定给他招来的。这时王氏同陈姨太一起走过来了。陈姨太刚从她表弟家回来，打扮得整整齐齐，穿一件新做的浅黄色湖绉夹衫，身上比平日更香，一张粉脸上现出愉快的笑容。王氏对克安说：“四老爷，你今天怎么啦？你还不去找大少爷讲个明白？”克安抬头一看，觉新还立在花盆架旁边，正在跟琴讲话。他觉得有了主意，便鼓起勇气朝着觉新走去。他还想做出一番挽救面子的举动。

“明轩，你听见老二的话没有？他年纪轻不懂事，我不跟他说。他是你的亲兄弟，你应当替他负责，”克安走到觉新面前气势汹汹地说。

“老二简直是在侮辱尊长，非用‘家法’处置不可，”克定附和地说。

“请四爸、五爸看在爹的面上……”觉新痛苦地央求道，但是他只说了半句，就被克安打岔了。克安严厉地吩咐道：

“还说什么你爹的面子？要不是看你爹的面子，我今天非重办老二不可！你去把老二喊出来当着众人给我赔礼，你担保以后不再发生这种事情，而且以后老二要听我的话！”

“不行，这太轻了。大少爷、大太太都应该赔礼，还应该开家族会议，把老二打一顿，”王氏在旁边添了几句。

克安看见觉新埋着头不做声，便又威胁地逼他道：“明轩，你究竟肯不肯照办？不然你就不要怪我们翻脸无情！”

“开起家族会议来，恐怕连你也有不是处。明轩，你要拿定主意，免得后悔！”王氏搭腔道。

“明轩，你究竟怎样？你放明白些！总之，我不会白白地放松你！”克安不客气地厉声说。

觉新实在忍不下去了，他们把他逼到了尽头。他现在除了掉转身子以外没有别的路。还有一条，就是死，但是目前他不甘心死。他带着满腹的怨气把头抬得高一点，简单地回答了一句：“我办不到！”

“你办不到？不管怎样你非办到不可。”克安像吐痰似地把话吐到觉新的脸上去。

“开起家族会议来，四爸用肮脏话骂我妈，又怎么说呢？是不是也要受‘家法’？……”觉新沉下脸问道。

克安、克定和王氏都不作声了。这一着是他们完全没有料到的。他们自以为太知道觉新的性格了，可以把他捏在掌心里玩弄。但是现在连最软弱的人也居然说出了不软弱的话。

“大少爷，你不要多心，四老爷并不想骂大太太，他是无心说出来的，”陈姨太还在旁边替克安解释道。

“什么有心无心，我实在受够了！”觉新进出哭声，打岔地说。“我赔了你们的存款，赔了你们的股票，我给你们的丫头买棺材，我出钱在井里头捞你们女儿的尸首。你们害得我家破人亡，你们害死我的妻子，赶走我的兄弟，难道你们还不够？我不怕你们。我迟早也是死，我横竖只有这条命，我就拿来跟你们拼掉也好！你们开家族会议，我不怕！你们就是要打官司上法庭，我也不怕！”他说到这里也不再理他们，便掉转身子一个人往阶上跑。琴担心他会有什么奇怪的举动，也跟着跑去照料他。他看见琴过来，便放慢脚步，一路抽泣着走进过道去。

觉新同琴进了他自己的房间。他看见觉民和淑华，第一句便说：“二弟，三妹，我以后决不再做受气包了。”他坐在活动椅上，也不揩去脸上的眼泪和鼻涕，就俯在写字台上伤心地哭起来。

“大表哥，”琴俯下头关心地唤道。

觉新没有答应。觉民却在旁边对琴说：“不要紧，让他哭一会儿也好。”他歇了歇又加上一句：“你先前不是还说过，没有一个永久的秋天吗？秋天或者就要过去了。”

琴惊喜地望着觉民，领悟似地点了点头。

外面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翠环带走带跑地进来了。琴看见翠环脸上兴奋的表情，马上温和地吩咐了一句：“翠环，你去给大少爷打盆脸水来。”

翠环匆匆地答应了一声：“是。”接着她露出笑容提高声音说：“琴小姐，我们太太生了一位小姐，姑太太、大太太都还在太太屋里。琴小姐，你要不要去？”

“翠环，什么时候生的？三太太好吗？”觉新忽然抬起头，关心地问道。

“生了一会儿了。太太很好。也亏得姑太太同大太太在旁边照料，”翠环含笑答道。

觉新感到安慰地嘘了一口气。

50

立分清合同文约人高克安、克定同侄觉新、觉英，情因各房弟兄叔侄幼承荫庇，履厚席丰，树大枝分，自宜各立门户。所有祖遗田产，于民国六年由先遁斋公亲笔书簿指派，平均分受。未立分管文约，同居共爨，历年无异。壬戌冬月[1]始各开锅火。惟先遁斋公所遗养膳白衣庵水田六十五亩、夏宗堰水田七十二亩、安家堰水田六十三亩、三处庄田共计二百亩，又正通顺街住宅一院，留作公产未分。本年各房公议，将上项田产一并出售，先后共得价银捌万贰千元。均经各房协议，作为五股，长房分得二股，每房各得一股，平均分受清楚。并将上年未分之家具、器用、衣服悉数搭配均分。自此之后，所有公共财产一概分清，并无提留隐匿等情；各房按股平摊，亦无偏私厚薄诸弊。至二台子，海滨弯及简州、彭县、郫县五处坟地田产连同红庙子、总府街两处铺房，原系早年提作蒸尝，专供祭扫，永远不分之业，遵照先遁斋公遗命，归三四两房轮管，奉祀香火，合族均无异言。从此一清百清，毫无蒂欠。各房兄弟叔侄永敦睦谊，各立门户。各人努力向上，丕振家声，保守先业，勿坠前人荣誉。至于贫富贵贱，各安天命，不得借口蒸尝公产，妄思分剖。此系家众协商，取得各房同意，并无勒诱欺诈情事。书立分清合同四张，四房各执存据。

外批：蒸尝业本应归三四两房轮管，现因三房觉英侄

末达成年，所有香火祭扫暂由四房经理，俟觉英成年

后再行轮管。

中华民国十二年癸亥阴历冬月十一日同立

老太爷房里靠窗一张紫檀木大方桌上，摊开这同样的四张抄在棉纸上的“分清合同”。克安和克定先后在日期下面的空白地方，写了自己的名字，放下笔笑容满面地在一排靠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克安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水烟袋点燃纸捻子，安闲地抽着水烟。觉新走到大方桌前拿起那支胡开文羊毫笔，在砚台里蘸饱了墨汁，正要在棉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忽然鼻子一酸，眼睛一花，眼泪掉在纸上了。他拿着笔好久放不下去。众人都用惊奇的眼光望着他。觉英等得不耐烦，走到大方桌跟前去了。

“大哥，你快点签吧，”觉民走到觉新的身旁，在他的耳边低声说。

觉新掉过脸，好像不懂似地看了看觉民。他低声说了一句：“三爸的灵柩昨天刚刚抬出去。”

“你还想这些事情做什么？抬出去也就完了，”觉民又说。“即使三爸不死，他也没有办法。”

觉新忽然叹了一口气，点了点头，就在四张棉纸上匆匆地写好了自己的名字。他放下笔，离开方桌，用留恋的眼光朝四处看了看。他听见周氏在喊“明轩”，便走到周氏跟前，在周氏旁边那把靠床的藤椅上坐下，埋下头听周氏讲话。

觉英很快地就把名字签好了。他回头看了克安一眼，带笑地问道：“四爸，哪一张归我？”

“你随便拿一张，交给你妈捡起来，”克安答道。

觉英就拿起一张合同，揣在怀里。他看见克安同克定都朝大方桌走来，他就站在那里看他们。克安同克定走到大方桌前，克安也拿起一张棉纸，得意地望着觉新说：“我总算对得起大家。公馆卖掉，哪一房都有好处。我为了托人找买主，请过好多回客，贴了多少钱。我现在也不要大家还我的钱。爹书房里还有几样小摆设，爹平日很喜欢，我想拿去做个纪念。明轩，你没有话说吧？”他又把合同放回在大方桌上。

觉新敷衍般地笑了笑，淡淡地答道：“我没有话说。四爸要，你就拿去吧。”

“奇怪，怎么这些东西没有搭配进去？还有别的东西没有？”觉英眨了眨眼睛，自语似地说。

“四少爷，你真仔细，”陈姨太扭着身子从隔壁房里走出来，含笑地说；“没有别的罗。还有，就是这两间屋里的家具，四老爷、五老爷答应给我了。我服侍老太爷十多年，看见这些家具就好像见到老太爷一样。”

“陈姨太，我也听见四老爷说起过，所以这些家具也没有搭配在里头，”王氏马上站起来搭腔道。她又把脸掉向克安会意地笑了笑，说：“四老爷，你就忘记了？你上个月同五弟一起，把老太爷书房里头挂的单条、对子借起走了。今天也没有搭配在里头。我看也不必再提了，就算酬劳你们两弟兄吧。大少爷，你说怎么样？”她又对觉新笑了笑，目光炯炯地望着他，等着回答。

“我没有什么。四婶说怎样办就怎样办吧，”觉新不假思索地答道，他连忙把脸掉开。

“还有别的东西没有？我们也分一点吧。”觉英看见他们不理睬他，只顾你一件、我一样地各人要来要去，明知自己年纪小对付不了他们，但是知道自己白白吃亏，心里很不高兴。他希望觉新出来说一两句硬话，着急地望着觉新，偏偏觉新总是一口答应。他忍不住做了一个怪相，自言自语地讲了上面两句话。

“老四，你还嫌分少了吗？”克安忽然变了脸色，瞪了觉英一眼，接着又说一句：“跟你讲话你不大懂，你有意见，请你妈出来说。”

“合同上明明有我的名字。四爸既然不准我说话，那么我写的名字不算数，就扯掉重来吧，”觉英面不改色地说，就伸手去拿桌上的三张棉纸。

克定连忙扑到大方桌上把那三张合同压住，一面大声喝道：“老四，你不准胡闹！”

克安马上转过身拦住觉英，一面着急地说：“五弟，请你把合同捡起来。”克定趁这个机会把三张合同折起，揣两份在怀里，又走去把另一份递给觉新。觉新立刻把它交给周氏。

“不管你们老辈子怎样分，总之，不公平，我就不承认！”觉英挣红了脸，昂起头说。他退后两步抄起手望着克安。

“你不承认，你打官司告我好了，”克安气黑了脸专断地说。

“打官司就打官司，老子还怕哪个？”觉英毫不相让地回骂道。

“四弟，你不要再说了，”觉新提高声音对觉英说。他正要走到觉英跟前去，但是他的膀子被觉民拉住了。觉民在他的耳边说：“你不要管闲事。”他又在藤椅上坐下来。觉民坐在床前一个矮凳上。

“混账！你这个没有教养的东西！你看，我敢不敢捶你！”克安破口骂起来，他正要伸出手去打觉英，王氏连忙跑过去，拉住他的手，温和地连声劝道：“四老爷，使不得，使不得！”她听见觉英还在旁边大声说：“四爸，你打嘛。我请你老辈子捶。我的肉皮子也在作痒了。你老辈子鸦片烟今天吃够没有？我包你不还手！”她回过头，唤了一声：“陈姨太！”同时向陈姨太努了一下嘴。

陈姨太马上走到觉英面前，笑吟吟地说：“四少爷，你何苦生气。你没有听清楚你四爸的话。怎么会没有你的呢？你到我屋里头去坐一会儿。我慢慢讲给你听。你不相信，我找你四婶当面跟你讲明白。”她做出讨好的、亲热的样子半劝半拉地把觉英拖到隔壁房间里去了。觉英看见自己有了面子，也晓得这时候到陈姨太房里去总会得到一些好处，便叽哩咕噜地跟着她走了。

“真是混账东西！这样小就这样坏！如果是我的儿子，我一定要捶死他！”克安气恼地瞪着觉英的背影，等到觉英走进了隔壁的房间，他才咬牙切齿地骂起来。

王氏对他亲切地笑了笑，说：“四老爷，你少说两句好不好？人家的儿子你多管他做什么？有话你跟三嫂讲好了，也犯不着为这种东西生气。现在大家押也画了，合同也收起来了。还有没有别的事情？有话早点说清楚，大家也好散了。”

克安咳了一声嗽，又看了克定一眼，然后挺起身子说：“现在一清百清，我也没有话说了。买主下个月初就要搬进来，我们月底要腾空房子。我十天以内就搬出去。……”

“今天十一，我十五就搬，”克定扬扬得意地插嘴说。他还问觉新：“明轩，你们哪天搬？”

觉新料不到克定会有这句问话，他没有准备，一时回答不出，只好站起来，结结巴巴地老实说：“我们还没有找房子。等我跟妈商量好，才说得出日期。”

“无论如何，月底要搬空。不然，人家来赶，就怪不得我了！”克安板起面孔说。

“四弟，五弟，你们放心好了，我们决不会赖在这儿的，”周氏实在忍不下去，站起来冷冷地说。她说完也不等他们答话，就移动她一双小脚，摇摇晃晃地走出了老太爷的房间。她推开门帘、往堂屋里走的时候，门外一堆人连忙忍住惊讶的笑声跑开了。只有杨奶妈含笑地站在门口，手里还牵着淑芳，淑芳衔着手指头往房里面看，望着克安喊了一声“爹”。

觉民看见觉新还站在藤椅前面，便站起来低声对他说：“妈都走了，你还站在这儿做什么？”

觉新好像从梦里惊醒过来似地，点了点头，就同党民一起走出去了。

他们一起走进了周氏的房间。周氏正在跟翠环讲话，看见觉新进来，便说：“明轩，你也不必难过了，分清了也好，以后省得多看他们的脸色。”

“妈说得是。不过搬家找房子，妈看怎样办？”觉新沉吟地说。

“我一个女人家，也没有多少主意。你们两弟兄看该怎样办就怎样办吧，”周氏淡淡地笑了笑。“不过最好要跟三婶离得近，也便于照料。明轩，三婶刚才喊翠环来请你去问问画押的情形。你去一趟，好好地安慰她。她身体不大好，劝她再养两天才出来。她不必着急，横竖我们等她一起搬就是了。”

“大少爷，我们太太听说四少爷跟四老爷吵架，她不放心，要请大少爷去问个明白，大少爷现在就去吗？”翠环接着恳切地说。

“好，我马上去，”觉新答道。“翠环，你到陈姨太屋里去看看四少爷是不是还在那儿。你把他请回去，我想当着三太太的面劝劝他。”

翠环连忙答应一声，就跟着觉新走出了周氏的房间。

周氏望着他们的背影在门帘外面消失了，叹了一口气，对觉民说：“八年前我嫁过来的时候，只说在公馆里头住到老。万想不到会像今天这样。……唉，搬出去也好，我们可以过点清静日子。”

“而且妈也不必害怕别人说闲话了，”觉民带笑地加了一句。

[1]壬戌冬月：即1922年（民国十一年）12月。

尾声

写到这里作者觉得可以放下笔了。对于那些爱好“大团圆”收场的读者，这样的结束自然使他们失望，也许还有人会抗议地说：“高家的故事还没有完呢！”但是，亲爱的读者，你们应该想到，生命本身就是不会完的。那些有着丰富的（充实的）生命力的人会活得长久，而且能够做出许多、许多的事情来。

不过，关于高家的情形，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一点。我现在把觉新写给他的三弟觉慧和堂妹淑英的信摘录两封在下面：

第一封信（一九二四年三月中旬发）：

……又有一个多月未给你们写信了。我每日都想写信，然而我一天忙到晚，总没有工夫拿笔。现在总算有了点清闲时间，我应当同你谈谈我们的‘家屋事’。

卖公馆的事情上次已经告诉你们了。那封信是在搬家的前一天写的。搬家以后我们的确忙了好一阵子。所以搬家以后只给三弟写过一封短信。

我们高家从此完结了。祖父一手创立的家业也完结了。我们这个大家庭就如此奇怪地解散了。大家搬出时，似乎都是高高兴兴，没有丝毫留恋之情。我们大三两房早没有准备，搬出最晚。那几天我早晚独对寂寞的园林，回想从前种种事情，真是感慨万分。现在我们搬到姑母家附近一个新修的独院内居住。三婶住处就在我们这条街上。我们常和姑母、三婶往来，倒觉得比从前更亲热。

我们搬出老宅以后，生活倒比从前愉快，起居饮食，都有改革。每天早睡早起。十点钟开早饭，四点钟开午饭，另外吃早点消夜，都是在外面去买。菜饭虽不怎样丰富，大家都还吃得热闹。一家人过得和和睦睦，简直听不见一点吵闹。

我们用的人也不少：一个烧饭的火房，叫做老杨，这是新雇的；苏福还跟着我们；老媪有三个，就是张嫂、何嫂、黄妈（黄妈本要告老回家，我们相处日久，感情很好，所以极力劝她留下）；看门的便是老宅的看门人徐炳。此外还养了一条很好的洋狗，叫做羊子。绮霞因为是寄饭的、/头，她父亲上个月来把她领回乡下去了，说是她母亲在家患病垂危。我们也不知是真是假。她倒是个好心肠的人，她同三妹感情最好。绮霞走时她自己同三妹、翠环都哭过一场。她答应以后来看我们。轿夫都开销了。我们难得出门，也不会因此感到不便。

“三妹自进学校后，非常用功，考试成绩也很好。寒假内在家温习功课也极勤勉。现在开了课，她每日都是高高兴兴地挟着书包来去。……”

第二封信（一九二四年七月初发）：

……最近三个多月给你们写信较多，但都是短信。今天全家人都出门去了。我一个人在家清清静静。趁这个好机会给你们写封长信，报告我们的近况。

二弟与琴妹之事，他们随时都有信告诉你，我也不必多说了。他们已于前月正式订婚，仪式非常简单，这种订婚在我们高家算是一件破天荒的事。这次还是参照二弟的同学黄君同一位程女士（琴妹同学）的婚礼安排的。此次全赖姑母出来帮忙主持，虽有外人种种闲话，我们也未受到影响。他们的婚礼不久就要举行。至迟不过八月。二弟打算结婚后，即与琴妹一同离开省城。他或者去嘉定某中学教书，或者到北京某报馆做事，两事都在接洽中，目前尚未能决定。他主张靠自己能力养活本人，这倒是有志气的话。我也不好劝阻他。他们的报纸现在也很发达。新社址我也去过一次。外面虽常有对报纸不利的谣言，但是除了那次勒令停刊两周外，当局也没有别的举动。他的朋友方继舜曾因学潮被捕一次，关了一个多月又放出来。这些事你一定早知道了。

省城里剪发的女子渐渐多起来，在街中也可以遇见。自二妹上次来信说起她剪去发辫以后，琴妹三妹都很兴奋，她们商量多日，终于得到家庭许可，已于昨日将发辫剪去了。在你和二妹看来，这一定是个好消息。

妈身体很好，精神也愉快，就是这几日因为大舅的事情很气闷。大舅变得越来越古怪了。上月枚表弟妹产一女后，大舅便借口周家无男丁，大舅母又多年未有生育。闹着要把丫头翠凤收房。外婆同大舅母都不答应。大舅差不多天天在家发脾气，隔一天就同大舅母大吵一次。吵得没有办法时，外婆就差人来请妈去劝解。妈讲话也无多大用处。最后还是外婆同大舅母让步。昨天他把翠凤收房了，还大请其客，真是怪事！外婆身体已大不如前。芸表妹处境较好，二舅母倒很爱护她，二舅母尚明白事理，她看见蕙表妹和枚表弟妹的前例，也有点寒心。所以芸表妹今年十九岁，尚未许人家。二舅母有一次同我谈起三妹，她好像还有把芸表妹送进学校读书之意。芸表妹心肠甚好，最近很肯给枚表弟妹帮忙。她现在倒同枚表弟妹很合得来。枚表弟妹脾气改了不少，对人也很谦和，就是脸上常带愁容，据说她一天大半闷在屋里看书，倒是芸表妹常常去陪她谈谈。现在她做了母亲，精神有了寄托，也许会好一点。

五婶上月曾返家一次，看见五叔把礼拜一接在他新搬的家里与喜姑孃同住，她住了不到十天，知道五叔快将田地卖光，又受不过气，同五叔大吵一次，仍回到叙府去了。袁成还是在侍候她。她昨日还来过一信，说已经平安地到了沈二舅那里。她这次回来还出城到四妹坟前去看过一次。谈话中也常提到四妹，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五叔的烟也吃成了大瘾，同四叔比起来不相上下。四叔有两个家，一个家养四婶，一个家养张碧秀，每月花钱如水，真是坐吃山空。我倒有点替他们担心。四叔不许五弟等进学校，只请了一位老先生在家教他们读四书五经。情形与在老宅时极相似。我们同四叔不大来往。不过他现在在管蒸尝账，祖先神主牌位供在他家里，摆供祭祖的时候，各房的人都要到他家里去磕头。他还是那个老脾气，四婶也没有变。供菜是公账出的钱，然而他们从来不留人吃顿饭。

陈姨太已经收回石马巷的公馆同她母亲、表弟们住在一起。六弟现在跟着她，一天就是看戏，上馆子，从来不读书。陈姨太把他当成宝贝一样。我们一年见不到陈姨太几次。在四叔家摆供的时候也难得碰到她。不过听说她同四婶往来较密，出去看戏也常常请四婶。她人长胖了，还是像祖父在日那样穿得花花绿绿，走过来就是一股香气。

三婶同我们住得很近，又因为三叔逝世前亲自嘱咐过我代为照料后人后事，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到那边去。三婶常有信给二妹，她一家的近况你们一定也知道。三婶因为二妹一时不能返家，对二妹非常挂念。二妹应多多去信安慰三婶。四弟这学期进了一个私立学校，不过不肯用功，比从前好得有限。三婶虽然不时管教，他总不大肯听话。论年纪他虽有十七岁，倒还不及七弟懂事。七弟进了初小。他倒还好，也肯听话，就是身体弱一点。新生的八妹才七个多月，长得非常像三爸。三婶很喜欢她。

现在说到我自己了。我自己还是个不长进的子弟。年纪不小了，既没有学问，又没有本事，也不曾学到一种挣钱吃饭的手艺，因此只得依靠先人遗产过活。我们搬出老家以后，我倒有得安静日子过了。近来商业场在动工重建中，只是我早已辞去职务。我除了有时到亲戚家中走走外，每日就在家看书，也很清闲。新宅有一间楼房宽敞清洁，开窗正望着院子里的松树和桃花，景致甚佳，我将它做书房。明窗净几，正好读书。我知道自己没有出息，我不能像你同二弟那样抱着救人救世的宏愿，我目前只求能做点无害于人的事，享点清福，不作孽而已。我也知道过去的错误，但是沉溺既深，一时也难自拔。所以对你几次的劝告，我都不敢回答。不过我仍然望你对我不时加以督责。请你念及手足之情，不要因我没有出息，就把我抛弃。其实我的上进之心并未死去。

我每日除读书外，还教翠环读书写字，这是我给她订的日课。说起翠环，我一定要向你们说明，我上个月已遵照三叔遗命将她收房了。我很喜欢她。她对我也很好。我不会待错她的。二妹也可以放心。其实在我们这一房也无所谓‘小’。她是个好女子，我待她也就同待过去的嫂嫂一样。我决不另外续弦。从前大家都劝我续弦，现在我选一个我喜欢的人，又有什么不可。现在虽然别房的人叫翠环做‘翠姑孃’，把她跟喜儿一样看待，但是三婶收她做了干女，妈当她是媳妇，二弟、琴妹、三妹都喊她做‘嫂嫂’。她是我唯一的安慰，她也是我一个得力的帮手。她同妈、同三妹、同琴妹都合得来。二弟对她也不错。连姑母也称赞过她。我相信将来三弟回家时，也会喜欢她，把她当做嫂嫂看待的……

“这封信还是写给你们两个人的。想不到一写就是这么多。现在趁着苏福要到炳生荣去叫米之便，要他拿去邮局寄挂号信，我只得停笔了。翠环同三妹都在给二妹写信，大概下次就可寄出……”

以上是觉新自己的话。

有些读者会误解地发问：觉新究竟算不算是有着充实的生命力的人呢？

我可以确定地回答：他自然不是。至于他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也不能向读者作任何的预言。一个人会到什么地方，当然要看他自己走的是什么样的路。一个人一直往北，他不会走到南方。

不过关于觉新的将来，我请读者记住他自己那句话：“我的上进之心并未死去。”我们暂且相信这是他真诚的自白。

我不再向读者饶舌了。

雾

序

在我的每本书前面我都写了序文，但这次我却不想写解释的话。

不过有一件事应当在这里声明一下：我并未到过日本[1]，本书中关于日本的话都是从一位朋友那里听来的，因此就有人疑心我用了那位朋友做“模特儿”。这不是事实。这样的误解几乎使我得罪一位朋友。我写《雾》，和写以前的几部长篇一样，我用来作主人公的“模特儿”的不止是一个人，却是许多人。那样的人我接触过不少，印象很深，因此写出来以后，会使朋友们觉得大有人在。于是他们就以为我是在写某人的事，或者拿某人作“模特儿”。我从已经出版的几部小说中得到了这种不愉快的经验，所以这次特别作一个郑重的声明。

还有一层，我平素写文章时把“底”“的”“地”三字的用法分得很清楚：“底”字作名词所有格的语尾，“的”字作形容词的语尾，“地”字作副词的语尾。（这种用法并非我所创始，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年间颇流行。）但这篇小说在《东方杂志》上连续发表的时候，却被编辑先生把“底”字通统改作了“的”字。现在我也懒得把它们一一改回来，就率性让“底”字不见于本书罢。[2]

巴金　1931年11月。

[1]我去日本，还是1934年冬天的事。（1936年春注）

[2]这《雾》的序是为新中国书局出版的《雾》写的。1936年1月《雾》改由良友图书公司刊行，我写了《总序》便删去了它。1955年3月上海平明出版社重印《雾·雨·电》，我又恢复了这篇《序》，只是删去这最后的一段。（1987年冬注）

一

夜来了，这是海滨的一个静寂的夏夜。

海水静静地睡着，只有些微的鼾声打破了夜的单调。灯塔里的微光在黑暗的水面上轻轻地颤抖，显得太没有力量了。

离海有里多路远，便是荒凉的街市。在夜晚街上更静了。虽然是在夏天，但这里的夜晚从来就很凉爽：海风微微吹着，把日间的热气都驱散了，让那些白日里忙碌奔波的人安静地睡下来。也有人不忍辜负这凉爽的夜，便把椅子摆在门前，和邻居们闲谈他们生活里的种种事情，而最引起他们注意的便是那所新式建筑的海滨旅馆。

这四层的洋楼孤零零地高耸在那些邻近的简陋的矮屋上面，显然是位置在不适宜的地方。它骄傲地俯瞰着那些矮屋，而且以它的富丽的装饰、阔绰的住客和屋前的花园向它们夸耀。

在夜里和在白昼一样，这旅馆和那些矮屋依然形成了两个阶级，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在旅馆里灯烛辉煌，人们往来，似乎比在白昼更活动了。

一辆汽车在旅馆的大门前停住，司机下来开了门。一个瘦长的青年弯着身子从车里出来，带着好奇的眼光向四处看，似乎有点奇怪：这样的旅馆竟然安置在如此荒凉的街市中间。

从旅馆里走出来两个侍役，都带着恭敬的笑容，个从司机手里接了那两件并不很重的行李，另一个引着青年走过微微润湿的草地，向里面走去。

那青年踏上了石阶，昂然走进门去。他走了不到几步便看见一个年轻女子从楼梯上下来，穿的是白夏布衫和青色裙子。她有一张丰腴的脸，白中透红的皮肤，略略高的鼻子，和一对星一般明亮的眼睛，左眼角下嵌着一颗小小的黑痣，嘴边露着微笑。

他望着她，呆了一下，就惊喜地叫起来：

“密斯张。”

她马上转过身子惊讶地望了望他。她忽然微微张开嘴，嘴唇皮一动，微笑了。于是她迎着他走来，两颗漆黑的眼珠发光地看着他，问道：

“周先生吗？几时回来的？”

“快一个星期了，”他愉快地答道。“我去看过剑虹，说我要到这里来小住一些时候。他说密斯张也在这里，要我来看看你，想不到一到这里就遇见了。真巧得很。”

“是的，真巧。我也想不到周先生会到这里来。剑虹先生前两天有信来也不曾提到周先生回国，所以我不知道。”她歇了歇，不停地用她那对明亮的眼睛看他，态度很大方。他还来不及想到适当的话，她又接着说下去：“我打算在这里住过这个暑假，顺便温习功课。今年我不回家。一个人住在这里虽然清静，只是读书没有人指导也不方便。现在周先生住在这里，我倒可以常常向周先生请教了。”她的脸上笼罩着一道喜悦的光。她显然很高兴这次意外的会面。她的家就在邻近的一个城市里，搭小火轮去只有一天的路程，所以她说了今年不回家的话。

“密斯张，你太客气了，我哪里配说指教人？我们在一起研究就是了，”他谦逊地说着，心里也很高兴。

“我说的是真话，倒是周先生太客气了。以后请教的地方多着呢！”她还想说下去，忽然瞥见那两个侍役，一个提了行李，一个垂着双手，都恭敬地立在旁边带笑地看他们两个说话，她便说：“周先生住几号房间？我现在不打扰周先生了。我就住在二楼十九号，周先生有空请来玩。”她向他点了点头，并不等他回答，就走进旁边一间题着“阅报室”的屋子去了。

这里周如水也对她点了点头，带笑说：“等一会儿把房间弄好，我就过来看密斯张，”于是跟着侍役上了楼。

侍役们在三层楼上一个房间的门前站住了。空手的侍役掏出钥匙开了门让周如水进去，接着另一个侍役也提着箱子进来。

“就是这个房间，周先生中意吗？”空手的侍役这样说了，接着又说一些形容这房间的优点的话，便抬起脸恭敬地静候着他的回答。

周如水向四面看了一下，觉得这房间大小还中意，陈设也过得去，便点头答道：“还可以。”他看见窗户大开着，便走到窗前。他从窗户望外面，远远地是一片黑暗的水，一线灯光在水面荡漾。凉爽的夜气迎面扑来，他觉得十分爽快，抬起头去望天空，满天的星斗对着他在摇晃。他又把头埋下去，从各个窗户里透出来的灯光正照在草地和矮树上。

“这里很不错！”他回过头来向侍役称赞了一句，又问：“这是多少号房间？”

“三十二号，”侍役得意地答道。那个提行李的侍役已经走出去了。

“周先生没有用过晚饭吗？”侍役又问。

“吃过了。你给我弄点茶来罢，”周如水说着，就脱下他的太阳呢西装上衣挂到衣架上去。

侍役答应了一个“是”字，往外面走了。

房里剩下周如水一个人。他望着五十支烛光的电灯泡，慢慢地嘘了一口气，又把眼光移去看那个画得有花卉的方灯罩。于是他在那把有白布套的躺椅上坐下去，庆幸似地自语道：“在这里该可以有一些时候的安宁了。我一定要有一点好的东西写出来才好。”他微笑地闭上眼睛来体会这安静的快乐，可是白衣青裙的影子却突然闯进他的眼帘来。

一年前的印象浮上了他的脑海。那时他刚从日本回来，在他所尊敬的前辈友人李剑虹的家里遇见了一个使人一见就起新鲜的感觉的女郎。这白衣青裙的装束，虽然很朴素，却有着超过那班艳装女子的吸引力。她那双明亮的眼睛照亮了她的整个安排得很适当的脸庞。同时她的一举一动都保留着少女的矜持和骄傲。近几年来他的脑子里装满了某些日本女子的面影：那些柔媚得好象没有骨头、娇艳得好象没有灵魂的女性，他看得够多了。出乎意外的，他发见了一个这样的少女。于是他带着好奇的、景慕的、喜悦的感情和她谈了一些话。她的思想又是那么高尚，使他十分佩服。他们分别的时候，她和他只见过两三面，而她的姓名就深深地刻印在他的脑子里了，这是三个美丽的字：张若兰。

以后在东京的一年中间他并没有忘记这个美丽的名字。他常常想起她那明眸皓齿的面庞，就仿佛在黑暗里看见一线光亮。他好几次想写信给她，而且已经开始写了，但终于不曾写好一封。她也没有信来。他很想知道她的消息，他鼓起了绝大的勇气，才在给李剑虹的信里，附加了一句，问到她的近况。那个前辈的友人似乎不知道他的心理，虽然在回信里把她赞扬了一番，却把她形容做一个高不可攀的女子。这反而把他的勇气赶走了。他以后也就不曾再提起这个名字。

但是如今他却在这里见着了她，而且是同她住在一个旅馆里。以后他每天都有机会看见她，她还说过求他指教的话。

他这样想着，他觉得快乐从心底升起来，渐渐地在膨胀，使得他全身因发热而颤抖了。他静静地在躺椅上坐了一些时候。后来他实在忍耐不住，便站起来在房间里踱了一会，忽然急急走出房门，往二楼去了。

他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十九号房间。他站在房门前，迟疑了一些时候，才把两根指头在门上轻轻敲了两下。房里的脚步声响了。他连忙往后退一步。房门打开，她出现了，蒙着淡淡的绿光，她的全个身子带着一种异样的美，两只晶莹的眼睛射出喜悦的光。

“请进来罢，”她笑着说，微露出一排白玉似的牙齿。她退后一步，身子往旁边一侧，让他走进房去。

一盏绿色灯罩的桌灯放在小小的写字台上，桌子前面有一把活动椅。周如水在椅子上坐下以后，略一掉头，就瞥见摊在桌上的十六开本的《妇女杂志》，是新出的一期，上面发表了他写的两篇童话，而且编者在《编辑余谈》中还写了过分推崇的语句，说他是留日的童话专家。现在他在她的写字台上看见这本杂志，觉得她已经读了自己的文章，并且加以赞美了，于是他的脸上浮出得意的微笑，他不觉把杂志接连看了几眼。

她好象知道他的心理似的，马上笑着说：“周先生的文章已经读过了。在报上看见广告，知道有周先生的文章，所以特地买来拜读。周先生的文章真好！”

他听了这样的赞语，心里虽然很高兴，脸上却做出不敢承受的样子，连忙谦虚地说：“不见得罢。不过是一时胡乱写成的，真值不得密斯张一读！”同时他却暗地责备自己为什么写得那样慢，不曾多写几篇出来。他这样想着，他的脑子里浮出了新近写成的一篇短文的大意，觉得如果把这个意思向她表白，她也许会更了解他，更赞美他罢。

他正要开口，但看见她的平静而带矜持的笑容，他又觉得自己的勇气渐渐地消失了，似乎这些意思她已经知道了，说出来反会使她非笑他的浅薄。不过话快说出口又不好收回去，便改口问道：“密斯张喜欢童话吗？”

“是，”她微笑地回答。“读了童话就好象回复到童年时代去了，有时候甚至忘了自己是成人，仿佛真个做了孩子。而且周先生写的童话可说是美丽的散文诗。离我们成人倒更近一点，所以我更喜欢。”

她的话鼓舞起了他的勇气，使他终于用力说出他想说的话：“密斯张的话真不错。我以为童话便是从童心出发以童心为对象而写作的一种艺术。这童心记得有人说过共有七个本质，就是：真实性，同情心，惊异力，想象力，求知心，爱美心，正义心。我以为这话并不错。这几种性质儿童具有得最完全，而且也表现得极强烈。童心之所以可贵，就是因为有这几种性质存在的缘故。因此我便主张童话不仅是写给儿童读的，同时还是写给成人读的，而且成人更应该读，因为这可以使他们回复到童心。童心生活的回复，便是新时代的萌芽。”说到这里，他变得很激动了。一方面他想把他的思想在她的面前表现得更伟大，更美丽，使她更看重他；另一方面他这时候确实真挚地感到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在于童心生活的回复。于是一种含糊的崇高的感情鼓动着他，使他的瘦长的脸上现出光彩，而变得美丽了。他仿佛在对着一群崇拜他的听众作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一般。

在脑里还留着他的谦逊而温和的面貌的张若兰，这时候奇异地发见了他的另一种面貌，她并不注意地听他的话，只顾出神地看他。但是她并不显出痴看的样子，依旧留着矜持的笑容，所以他也不觉得。

他说完，马上又变得很谦逊了。他甚至畏怯地等待她的回答，好象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等教师报告成绩一般。

她觉得他的象珠子滚得那样急的声音忽然停止了。房里马上又静下来。她微微一笑，对他点一下头说：“周先生的意思很不错。”其实她并没有完全听清楚他的话，而且也不曾思索、判断他的见解是否正确，不过她相信他多少有点理由。

看见她表示赞同自己的意见，他更高兴了，便继续说：“我近来新写了一篇题作《童心生活的回复》的文章，就发挥这个意思。剑虹已经看过了。改天再送给密斯张看，请密斯张批评。”他说了，又露出孩子似的满足的微笑。

“这可以不必，”她带笑地答道。“既然剑虹先生看过，那一定很好。我只希望它早点在杂志上印出来，大家可以看。我想等着看它的人一定很多。”

于是两人又谈了一些关于文章和思想的话。房里那一架挂钟突然响了，金属的声音在静夜的空中荡漾着，一共响了十下。周如水还想在这里留一些时候，但一想到夜已经不早了，似乎应该让她休息才是，便告辞出来。张若兰把他送到门口。

周如水回到自己的房里，心里很暖和，脸上还浮着笑容，耳边也留着她的清脆而柔软的声音。他在躺椅上坐下来，望着电灯罩，回想着她的容貌和举动。甚至她说话时怎样微微偏着头，怎样常常玩弄着衣角，怎样把一双大眼望着他的眼睛，怎样把肘压在靠背椅上，垂着眼皮半羞涩地看自己的裙子：这一切他都回想遍了，有些甚至是先前他不曾注意到的，如今都记起来了。

他又埋下头往四周看，觉得自己的房间布置得没有她的那样好，虽然她的房里并不比自己的多些什么东西。这样想着，他又嫌自己的房间太冷静了，太寂寞了。她的房间是那么温暖。

他又想明天怎样见她，怎样和她谈话，以后他们的友谊又怎样亲密起来，以及以后的种种事情。但忽然他又记起友人陈真的话，于是失笑地自语道：“怎么我一见面就和她谈思想，谈童话，为什么不谈些更有趣味的事情？这样好的机会都不知道利用，我真傻。陈真说我一辈子找不到爱人。他也许有理。”说到这里，他不觉埋怨起自己来，他后悔不该把这样的好机会白白放过，他想也许今晚的谈话会给她留一个不好的印象，她也许会暗暗地笑他是一个书呆子，那么以后任凭怎样努力，恐怕也难有办法。他愈往下想，愈懊悔。

过了一些时候，他的思想又转换了方向，他用手在眼前拂了几拂，好象要拂去什么幻象似的，随后又自己辩驳道：“一见面怎么就想到恋爱？虽然以前见过几面，但也并不怎么相熟呢！况且她又是大学生，和别的女子不同，跟她谈思想，倒也并不唐突。”

他这样想着，心便渐渐地平静下去了。于是他屏绝了一切的杂念，站起来关了灯，静静地立在窗前，望着远处黑暗的海和灯塔里射出来的颤抖的微光。他不用一点思想。他只是赞颂着自然界的庄严与伟大。

二

一个星期过去了。

在一个早晨，天还没有大亮，东方才开始发白，黑色的天空渐渐在褪色，空气里还充满着夜的香气，两个青年的脚步声在润湿的草地上微微响着。他们走到大门口，管门人已经起来了，便给他们开了门。

他们慢慢地在清静的街上走着，脚踏在柔软的土地上并不吃力。两旁的房屋模糊地现露在他们的眼前。几间房里响起了人声，但很低微，轻轻地随着晓风逃走了，并不留下一点余音。空气里带着清晨的寒意。街道上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有规律的脚步声寂寞地响着。

他们并肩走着，不过距离得并不十分近：一个是年轻女子，有一头波纹的黑发飘蓬在脑后，穿了一件白色短衫，系一条青裙子；另一个瘦长的男人，穿着一身太阳呢西装。他们便是住在海滨旅馆里的周如水和张若兰。

他们走过那条较长的街，天空已经变成了深蓝色。他们又转了两个弯，便到了海滨。一片灰白发亮的海水横在他们的面前。岸边是一带窄的沙滩，潮来时会全被淹没，现在潮已退去。沙滩上还很潮湿，有几个大石块堆在那里。岸边还有石级。

他们站在岸边，望着水和天分不开的地方。海风温和地吹拂他们的头发和衣服。张若兰让她的浓密的黑发给风吹着，只用手按住裙子。她的头发随着风的来去而波动、而起伏，一方面显得更浓，一方面又显得更软。

周如水故意站得离她远一点，却只顾偷偷地看她的头发。“好美丽的发呀！”他这样想，他从日本妇人的大得可怕的高髻那里感到的对于女人头发的憎厌马上消失了。这时天空已由深蓝变为明亮的浅蓝色，粉红的云彩挂在他们的头上，天快大亮了。

“今天我们真早，”她回头对他说。

“早晨的空气多么清鲜，自然界多么美丽，”他高兴地说。

“早起倒是很好的，”她再说一句，两人便向前走了。

他们走到岩石旁边，正好有两块岩石离得不远，他便提议说：“我们还是在岩石上面坐一会儿罢，太阳马上就要出来了。”

她伸手在岩石上轻轻地摸了一下，说：“这上面还是湿的，”便掏出手帕把石头揩干了坐下去。他也在另一块石头上坐了。两个人都不闪眼地望着天际发光处，等着看日出的壮观。

天边渐渐地亮起来，好象谁在淡青色的天畔抹上了一层粉红色，在粉红色下面隐藏着无数道金光。忽然间仿佛起了一阵响声似的，粉红色的云片被冲开了，天空顿时开展起来。一轮朱红色的太阳接着从天际慢慢地爬上来，它一摇动，就好象发出了大的响声。它终于爬上了水面。在它的下面有一片红光承着它。它升高，红光也跟着伸长。它愈往上升，它的光芒也愈大。在短时间以后太阳已经离开了水面，而逐渐变小了。同时它的身体也渐渐由朱红色变为金红色。霎时间霞光布满了半个天，维护着这一轮金光灿烂的朝日；水面上也荡漾着无数道金光。天空中好象奏着一曲交响乐，一片响亮的曲调送进人们的耳里。

两个年轻人这许久都不曾说一句话，他们只是带着赞叹和惊奇的眼光静观这眩目的景象，甚至找不出一个适当的形容词来赞美它。后来天空的交响乐终于奏完了，一切都恢复了平时的状态。海岸也不再象先前那样地清静了，有几个青年或中年男子在沙滩上闲步，还有两三个半裸的贫家小孩在地上拾贝壳。他们觉得在这里久坐也没有多大的意思，便站起来。他们一面谈话，一面在海滨走了两三转，就离开了。

两人信步走着，走入街市，到了一家汤团店门前。这是一家相当干净的小店，店里摆了几张小桌子，都坐满了人，只有靠里的一张还空着。他们便进去要了两碗汤团来。他们捧了碗，望着在碗里水面上浮着的几个大汤团，脸上露出了微笑，这样大的汤团他们还没有见过。他们举了箸去挟汤团，同时又抬起眼睛望四座的顾客。那些人都有着诚实的脸和很好的胃口，他们不停箸地把那样大的汤团一个一个地往口里送。

“周先生，你看，”张若兰低声对周如水说。

周如水的脸上浮出感动的微笑。他素来厌弃都市文明，赞扬自然美，主张“土还主义”，现在看见这些朴质的渔夫怎样地吃他们的早餐，从那种真挚地把这简单的食品当作盛馔似的很起劲地吃着的样子，他体会到了吃的滋味，他想真正懂得吃的恐怕还是他们那些人罢。于是他回过头对张若兰一笑，并不说什么，就用箸把一个汤团弄成两半，挟了半个送进口里慢慢地嚼着，一面和她谈话。

这时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从外面进来，手里端着碗，脑后垂了一根辫子，穿了一件白布衫子。众人的眼光都转注在她的脸上。她似乎并不觉得，态度很安详，笑着和那掌锅的说话。

张若兰带笑地放下碗，指着少女对他低声说：“她就是这里的‘汤团西施’，旅馆里许多客人常常特地跑来看她！”她说了又抿嘴一笑。

周如水听了这句话便把眼睛掉往那边看。他只看见少女的侧面：是瓜子脸，前面披着刘海，后面垂着一根松松的辫子——相貌的确还过得去。她偶尔回过头，让他看见了她那对活泼流动的眼睛，他们的眼光碰在一起了，她若无其事地对他笑了笑，又把头掉了过去。他的心里禁不住怦怦地跳动。他望着她出神。

“周先生，”张若兰在旁边唤他，他惊觉地掉过头去，看见她抿嘴笑。他不知道她在笑什么，正纳闷着，忽然觉察出来自己手里还挟着一个汤团，不觉红了脸，便低下头只顾去吃碗里的汤团，很快地吃完了。他正要付钱，却被张若兰抢先付了。

他们从汤团店里走出来，太阳已经高挂在天空了。阳光焦炙地射在人的头上。街上也比先前热闹许多。周如水的头上开始出了汗，他便把西装上衣脱下来搭在左腕上。他们只顾谈着，又走过一条较僻静的街。矮屋的门前有几个妇人和女孩忙着补鱼网。她们一面工作一面谈笑，两三个妇人的已经变成黧黑的脸上还蒙着焦热的日光，但她们一点也不怕。

他们走过那里，那些朴质的脸都带着惊异的神色看他们，在他们的后面响着神秘的笑语声。这景象在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但是他并没有憎厌的感觉，他反而觉得自己多少有点喜欢这幅简单朴素的图画。这时他已经跟着她转了弯，走到大路上了。

在右边高耸着旅馆的楼房，窗户都开着，墙壁上涂着灿烂的金光。马路上只有寥寥几个行人。左边有一条蜿蜒的小路，路略往下倾斜，引入一片菜畦，似乎还可以通到那远处的一带树林。

他们走过旅馆门前，看见侍役正引着水管在草地上浇水。地上尽是丝丝的水点。周如水摸了表出来看，还不到九点钟，便指着树林那面提议道：“那边我还没有去过，密斯张高兴去看看吗？”

“周先生要去，我当然奉陪，”她微微地笑着说了。周如水不禁想道：“好温柔的声音呀！”

两人转入了小径，走不到多远，路渐渐地变得很窄了，只可以容一个人通过。一边是瓜藤掩着的土墙，一边是被柳树划分了界限的斜坡和菜畦。张若兰在前面走，周如水跟在后面。柳条垂下来，常常拦着他们的路，他们用手披开了它。两人离得很近，张若兰觉得周如水的热气喷到了她的耳边和颊上。她的女性的敏感的心还可以分辨出他的急促的呼吸。她不觉红了脸，把脚步放快一点。然而走不到几步她突然停止了。一只蛤蟆蹲在她面前。她想让它跳开，它却不动，她只好用脚把它拨开了。

在她后面走着的周如水只顾跟着她的脚步走，不留心她中途停下来，他待急忙收住脚步时已经迟了。他的嘴几乎吻到她的柔发，他的身子几乎贴在她的衣服上。他仿佛看见她的肩头微微耸动，似乎也感到了她的胸膛的起伏。一阵发香和肉香混合起来直往他的鼻里送。这香气使他无意地联想到那粉嫩细腻的皮肤。其实这四个形容字是不够的，似乎还有一种性质不曾表示出来，但他自己也找不到适当的字来形容它。

他连忙往后退了一步。他惶恐地默默望着她的背影。那一股异样的香又沁入他的鼻里。他非常激动。激情抓住了他。他的身子突然颤抖起来。他想唤她，他想走上前去搂抱她。但是他马上觉得自己的勇气逐渐在消失了。

她并不回过头看他，便又往前面走了，不过走得很慢。她那裹着黑色长统丝袜的腿在蜿蜒的小径上缓缓地动着，好象很熟练似的。他自己一面跟着她走，时时望着她的不曾被裙子盖着的腿，心里充满了快乐。

这时路变得很宽了，虽然是崎岖不平，但走起来也不十分困难。路的两旁都种着柳树，下边是水沟，路突出在中间正好象一段堤岸。柳叶随着风微微舞动，有时候就象要拂到他们的头上来似的。

他们走过了这段路，水沟没有了，旁边是菜畦，有几个穿蓝布衫头上盖白布头帕的乡下女人弯着腰在那里工作。路旁有些苹果树，枝上挂了好些青色的嫩苹果。在不远的地方音乐似地响起了蝉的催眠的歌声。

“乡下真好，一切都是和平的，亲切的，美丽的，比在都市里吸灰尘好过十倍！”周如水满意地发出了这样的赞美。的确在这里没有都市里的喧嚣，没有车辆，没有灰尘，没有汽油味，没有淫荡恶俗的音乐，没有奸猾谄笑的面孔。在这里只有朴素的、和平的、亲切的大自然的美。他的所谓“土还主义”在这里得到了绝大的证据。虽然他并不曾熟读过室伏高信的《文明之没落》等著作，而且便是那一本《土还》也只翻阅了前面的十几页（因为他不喜欢那个日本政论家），但他已经觉得自己的“土还主义”是非常坚定无可动摇的了。

“我也喜欢在乡下住，每年暑假我都要到乡下去住。明年毕了业，我也不愿意在都市里做事情，我还想到乡下去办小学校。我很愿意跟一般天真的儿童接近。”她这样表示了她的意见，使得周如水非常高兴。他这时记起了她是学教育的，与自己的所学相同，而且两个人的志愿也差不多。这几句简短的话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印象。她说话的态度很诚恳，不象是故意说这些话来迎合他的心理。因此他觉得他们是更近于互相了解了。

他们又谈到关于太阳的话，张若兰说：“我以前简直梦想不到日出是这样的美丽。”说了美丽，她又觉得这两个字不恰当，便改口说了一句：“这样的庄严。”歇了歇她又说：“要不是周先生提醒我，我今天决不会有这种眼福，所以我应该感谢周先生。”她说了便掉过头来含笑地看他，两只晶莹的眼睛里表示着口里所说不出来的深意。

这使他感动，使他满足，使他陶醉，他觉得自己从没有象现在这样地快活过。他的脸上现出得意的笑容，甚至因为得意而红了脸。于是许多许多的警句又涌现在他的心头，鼓舞着他用激动的声音说出下面的话：“太阳真是伟大！它使万物生长发育，它到处撒布生命，它没有差别地照耀各处，使任何地方都得到光明。我记得日本童话作家小川未明说过‘母亲是太阳’的话，把母亲比作太阳，这是再恰当不过的，因为母亲对于子女的爱护确实是象阳光那样地普遍。子女无论到什么地方，母亲的爱都跟随着，恰象万物无论地位或高或低都可以享受到阳光那样。”

“周先生的话说得很不错。只是可惜……我的母亲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她突然闭了嘴，声音里带了一点悲伤。

他听见她说了那句话而且声音也改变了，便吃惊地看她的脸。但是她早把脸掉开去望别处了。他惶恐起来，想找话安慰她，但拙于言辞的他一时想不出适当的话。两个人还是默默地走着。

“我不该说这样的话使密斯张伤心。我不知道密斯张没有母亲，剑虹也不曾告诉过我，”他终于说了抱歉的话。这样的话果然发生了效力。她回过头来，脸上虽然仍带戚容，但已经渐渐地开展了。眼睛里没有泪珠，却含着深的感激。她慢慢地说：“这跟周先生的话没有关系，是我自己偶然想起来的。周先生的话说得真好。我真羡慕你，你有那样好的母亲。”

“只是我自己太不孝顺了。我离开家八九年就没有回去过，”周如水答道，他想起自己的过去，想起母亲，不免有些伤感。他开始觉得自己的良心有点不安了。他虽然还有一肚皮的话要说，但一时也说不下去，就闭上嘴低下头慢步走着。他现出了没精打采的神情。

“周先生，我知道你在想念你的母亲，”张若兰关切地、同情地说。

“是的，”他低声应道，抬起头感激地看了她一眼。

这时两人已走到树林前面，一条曲折的小径把他们引进树林里去。他们初进去的时候，树林并不浓密，到处都是阳光。后来树林渐渐地密了。参天的松柏遮住了阳光，虽然还让它撒下一些小的斑点，但树林里没有一点热气。他们一面听着蝉声，一面很舒适地在林子里走着。转了几个弯，他们在一个地方发见了一口井，井旁立着一个木架，架上拴了一个桶。前面有一所茅屋。茅屋前有一个老头子坐在竹椅上用柳条编篮子。他的脚下不远处躺着一条黑狗，在那里晒太阳（这一段树木稀少，看得见太阳了）。黑狗看见人便跳起来，望着他们狂吠。老头子连忙站起把它唤回去，一面带笑地招呼他们：

“从海滨旅馆来的吗？”

他们点了点头。

“你怎么知道？”周如水惊讶地问道。

老人望着他们得意地微笑，一面答道：“我一看就认得。我在这里住久了。这几年每年夏天总有不少的人到这里来，都是从海滨旅馆来的。我的眼睛不会错。本地方没有这样漂亮的人物。海滨旅馆修好还没几年……我在这里却有十几年了。”他说完，又掉转头向里面叫了一声：“琴姑！”

里面响起一个少女的清脆的应声。老头子又在外面叫道：“搬两个凳子出来。”

茅屋里走出一个十六七岁的天真的姑娘。她脑后垂了一条松松的大辫子，身上穿得整齐，只是两只袖子卷到了肘上。她一只手提一个竹凳子，走到客人的身边放下，还说了声“请坐”，便回到老头子身边，站在他的椅子背后，偷偷地看这两个不寻常的客人。

“这是你的女儿吗？看相貌就知道很聪明，”张若兰带笑说，使得那个姑娘露出笑容，同时又红了脸。

“不，她不是我的女儿；她是我的侄女，是我兄弟的孩子。他们夫妇很早死了，剩下她孤零零的，没有人照顾。我把她带到这里来，好在我自己没有儿女，我从来就没有娶过亲，也是孤零零的，因此把她当作亲生女儿看待。这孩子很不错。”他说到这里，便掉过头用爱怜的眼光看她，脸上还现出得意的笑容。他又回过头来说：“她待我很好，真和待亲爸爸一样。她人又聪明，做事又能干。她的年纪一天天地大起来了，我少不得要给她找个好女婿，使她过点好日子，才算了结我的一件心事。我老是留心着，可是总选不到一个中意的，真是不容易选啊。”他又望他的侄女，然而姑娘已经跑进去躲起来了。他便回转头看这两个客人。看见他们都注意地听他说话，他更得意，不等他们回答又冒昧地说：“你们两位真是天生地就的一对！这样一对好夫妇，我是第一次见到。”

张若兰听见这话，她的脸马上通红，她不好意思地埋下头去。

周如水也有点不好意思，但同时还有另一种感觉。这是欢喜，是惊疑，是悲哀，是畏惧，是陶醉，他分辨不出来。他马上掉过头去看她，看见她的那种样子，他觉得他的心跳得更厉害了。但是他勉强做出庄重的样子，对老头子说：“老先生，你不要乱说，她还是一位小姐。我们是朋友。两个人到这里来避暑的。”他说了，又有点后悔不该这样地更正。“就让老头子相信我们是夫妇不更好吗？”他这样想。

“真的？不要骗我这个老头子啊！”老人带笑说，一面仔细地看了他们几眼。他接着更正道：“我的眼睛花了，头也昏了，说话没有次序，请你们不要见怪才好。”

张若兰刚刚抬起头来，微微一笑。周如水也笑了。

这样地把问题结束以后，那个老头子又唠唠叨叨地向他们叙说自己的身世：他姓王，年轻时候也读过书，而且学到一手好拳，后来又当过兵。他满望升得一官半职，谁知经过了无数的战阵，出过力，拿生命去冒过险，结果是别人升了官，而自己依然是一个小兵。他便离开了军队，在东北混了好几年，就跑到这里来。后来他得到了看守树林的职务，在这里也已经住了十几年了。

如果告辞的时候，老头子不向他们说那一句奇怪的话，他们在归途中也许会起劲地讨论一些都市与乡村的问题，他也许会热心地向她宣传他的“土还主义”。然而那老头子毕竟说了。原来他们临走的时候，老头子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我很奇怪：象你们这样好的一对，为什么不早早成家？要是在从前，象你们这样年纪的人早就有了孩子了。”

他的这一番话把他们两个人弄得满脸通红。他们又不便当面向他发脾气，只得忍住羞，好象不曾听见他的话似的，告辞走了。

在归途中两人的心情和来时便不相同了，好象有一堵墙隔在他们中间。他们很想知道彼此的心，知道各人在这时候想些什么，然而快到接近的时候，他们的心又离开了：象撞着了那堵墙似的，他们急急地把自己的心收回来，但过后又再去试探彼此的心。

张若兰比较冷静些，而且性情温柔，所以便是在心里她也是很稳重的。她从来不让自己的思想走到极端，处处不肯失去她的少女的矜持。象她这样的人甚至在进攻的时候也要守住自己的阵地。但是周如水便不同了。他虽然比较热情些，但他又是一个犹豫过多的人，因此他的热情常常被顾虑冲淡了。他有时竟然没有丝毫的勇气，变成了非常胆怯的人。

这样的两个人如今肩并肩走在路上，相隔得这么近，却不交谈一句。各人都沉溺在思索里，都在回忆老头子的一番话。张若兰愈想愈觉得害羞，但是她却喜欢这个思想。她想说话去试探他的心理，同时她又害怕因此失掉她的少女的矜持。她只是期待着，等候他来进攻。但周如水并不是象她所想象的那样勇敢的男子。在未离树林时他还有很大的勇气，可是在听了老头子的一番话以后，他觉得自己的心理都被人知道了，自己的秘密被人揭穿了。他想：她也许会怪他冒昧唐突，笑他会有这种野心，或者甚至因此看轻他，以后不再理他也未可知。这样想着，纵然前面有很多的机会，他也没有勇气去利用它了。在路上他被矛盾的思想追逼着。他时而喜欢老头子说了那一番话，时而又抱怨老人不该如此大胆地说。他有时居然鼓起了勇气要对她说话，但是话一到口他的勇气就消失了，始终不曾说出来。最后还是她开了口问他将来的计划。她也许盼望着他的另一种回答。然而他却开始向她宣传起他的“土还主义”以及其他的主张来。他居然以这些伟大的思想自夸，而其实他拿它们来掩饰自己的弱点，来做避箭的盾。

他们回到了旅馆。她回房里去休息。他还在草地上没有阳光的地方徘徊了一阵。他的头很热，心里也烧得厉害。他的眼前浮现了那张圆圆的脸，一双长睫毛盖着的亮眼睛，一个略略高的鼻子，笑时露着酒窝的双颊，左眼角下的一颗小小的黑痣。尤其使他动心的是她低着头玩弄衣角时把两颗水似的黑眼珠偷偷向上面一闪的神情。这时候的她在他的眼前现出了超乎实际的美。他觉得他实在爱她，他绝不能够放弃她。他必须把他的爱情向她吐露出来。他觉得他应该这样做，而且他没有一点可羞愧的地方。他很明白地意识到他爱她并不象他从前爱日本咖啡店的“女给”[1]那样。他爱那些女子不过是想把她们抱在怀里吻她们，玩弄她们，完全把她们当作玩偶一样。至于他爱她呢，他是愿意和她共同生活，共同创造一种新的事业，互相帮助，互相安慰：他要把她当作一个朋友，一个同志，一个伴侣，一个爱人。

他这样想着，又兴奋起来。他觉得他的爱情是纯洁的，甚至是崇高的，他甚至可以拿这样的爱情自豪。于是他很勇敢地上了楼，打算到她的房里去，而且甚至想好了要和她说的话。但是他还没有走到她的房门口，他的勇气就渐渐地消失了。他迟疑了一会，才鼓起余勇走到她的门前，轻轻地在门上敲了两下。过后他又有些失悔。

房里没有应声，也没有响动。他想，她也许没有听见。他待要再敲，然而心跳得太厉害，仿佛身子也战抖起来，他的勇气完全失去了，他只得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他进了自己的房间，又禁不住要想她。他要把心好好地镇定一下，但是他的心里又一次燃起了情焰。他愈想压下热情，愈觉得自己的热情差不多要满溢出来了。他必须马上向她吐露胸怀！于是他拿起笔取了信纸，打算写封情书给她。他很热心地写着，然而写了一大篇，尽是些童话里的句子，什么“骑着云儿飞上天空”，什么“和群星在蓝空里游戏”，满纸都是这一类的话，连一句“我爱你”也没有，更不用说别的了。

信写好了，自己读一遍觉得很不错，比得上一篇名家的童话。然而他再读一遍，想想他本来的用意，又觉得这封信把他的本意一点也没有表达出来。他一生气就将这几页信笺撕碎了。

[1]女给：女招待。

三

托尔斯泰在他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里说彼埃尔伯爵自从在跳舞会里嗅到海伦郡主的肉香之后就决定娶她为妻。

邓南遮在他的剧本《死之胜利》中也有女人的肌肉香足以诱惑人安慰人这一类的话。

这两本名著周如水都不曾读过，然而他在一本关于性问题的日文书里读到了以上的话。这经验他现在体会到了。虽然事情已经隔了一天，而且他如今孤零零的在房里读书，但那似麝香非麝香的肉香又仿佛在他的鼻端荡漾，使他忘记了书上的黑字，而沉醉在美妙的回忆里面。同时一个幸福的思想又来提醒他，告诉他，说这美妙的回忆不久就会变为更美妙的现实了。

昨天从树林回来以后，他还和她谈过一次话，就是在傍晚他们吃过晚饭在草地上散步的时候。

黄昏里特别容易嗅到草香，空气也是非常柔和。他们立在一丛玫瑰花的前面，浓郁的甜香一阵一阵地送到他们的鼻端。

“造物的道理真是神秘莫测，象玫瑰那样娇艳的花偏偏要生刺，”张若兰指着盛开的深红色花朵说。

“大约是因为生得娇艳怕人采摘，所以才生了刺来保护自己罢，”周如水解释说。

“那么象牡丹那样富丽的为什么又没有刺呢？”张若兰再问了一句。

这问题，他回答不出来了。他迟疑了一会才说了一句：“这就是娇艳和富丽的差别罢。”说出来，他又觉得解释得不恰当，又看见她的不置可否的样子，便用别的话把话题支开了。他又说：“玫瑰，我不喜欢它。它虽然好看，却没有一点用处。我想写一篇童话《玫瑰与桑树》，就是发挥这个意思，说玫瑰对人毫无益处，反不及桑树，桑树的用处倒多。”

“话不能这样说，至于用处一层也不能够讲得这样狭隘。不过我也不喜欢玫瑰，我嫌它太娇艳了。我喜欢菊花。人说菊花傲霜开，我就喜欢这‘傲霜开’三个字。还有梅花我也很喜欢。我的祖父咏梅花的诗有独抱幽情淡冬雪，更怀高格傲春花，[1]，又有‘不妨清冷洗繁华’[2]的句子，这正合我的意思。”

“不过我觉得密斯张并不怎么冷，”周如水笑着插嘴说，“密斯张还是个热情的人。”

张若兰只是微笑着，并不答话，不过掉过头来把两颗发亮的黑眼珠对他一闪。

这一闪使他的心变得灵活起来，他鼓起勇气说了下面的很有意义的话：“我也是很爱梅花的，我好久就想折一枝来供在书桌上，只是我每次去折时，树上就只剩了空枝。花都给人折去了。”他说这话时还不能够使自己的心不跳动，使自己的声音不战抖。他说了又惶恐地低下头，甚至许久不敢抬起头来看她一眼。

她并不马上回答。她回味着这话的意思。她的脸上起了红晕。她偷偷地瞥他一眼，并无嗔怪他的意思。她带着笑容，似懂非懂地用了同样暗示的话答复他道：“只怪周先生自己耽误了。周先生既然看中了一枝，为什么不早折？为什么不在别人未折以前去折呢？迟了就有人抢先折去了。花开的时节不长，迟了就要谢的，所以花不能够等人。周先生不记得‘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旧诗吗？”她说完便用一阵微笑来掩饰她的心的跳动。

周如水起初几乎不相信他的耳朵，他想她不会对他说这样的话。他疑惑地偷偷看了她好一会，看见她温和地微笑着，装出不在意的样子看别处，但脸上却淡淡地染上一层玫瑰色，他的心里充满了喜悦。他抬起头含笑地对她说：“我明白这个道理了。密斯张，谢谢你指教我。”

她又微微地一笑，并不把头掉过来看他。他们两个如今都明白彼此的心理，却又装出不懂的样子，好象并不知道两人的话里都含有双关的意思。

以后他们又谈了一些话。他知道她的父母都早死了，她是在伯父的家里长大的。伯父和伯母待她都很好。她还有一个堂妹和一个堂弟，都在故乡的中学里读书。至于他的身世，他并没有告诉她，她也不曾向他问过。

人的心理常常是奇妙难测的。周如水的心理尤其是如此。在这时候，在美妙的回忆快要变为更美妙的现实的时候，他却开始疑惑起来，他变得胆怯了。于是近两三年来差不多被他完全忘记了的他的身世突然浮上了他的心头。

在遥远的云南省城里住着他的双亲。他们很健康地活着。他还有一个兄弟和两个妹妹。他的环境不能说不是幸福的。在幼小的时候他进了小学，后来他又进中学，这其间他也曾得到母亲的溺爱。中学毕了业他便离开故乡到首都进大学。在大学里念书还不到两年，他就考取了本省的留学官费，离开中国，到东邻的日本去留学。他在东京一连住了七年，除了大学毕业修完教育系的课程外，还过了两三年的自由生活。这其间他得到不少的知识，见到不少的事物，交了不少的朋友。这一切都帮助他发展成一个努力向上的人。他还加入了一个研究社会主义的团体，不过他并未参加团体的活动。有时他回顾自己的周围，想象自己的前途，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有的朋友在书信上，或者谈话中都用羡慕的语气说他的环境很好。

但是事物并不就象外表那样地简单。人也是一样。这所谓幸福的环境不过是他的生活的一面，而另一面却象鬼魂那样地抓住了他，极力使他下落，使他有时候竟完全堕入悲哀的深渊。在十七岁的那一年，他在中学里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的父母给他挑选了一个妻子。于是在这样小的年纪他就做了一个女人的丈夫了。过一年，他又做了一个男孩的父亲。他对于这件婚事本来很不赞成，然而自己从小就被父母娇养惯了，遇事都是由父母替他安排决定，结果自己便成了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和安排其余的事情一样，父母给他娶亲也并不征求他的意见，他们独断地处理了一切。最后木已成舟，在新婚的床上他发见了一个丑陋、瘦弱、而且毫不亲切的女子。父母以为娶了亲就是成人的表示，他从此便走上了荣达的路。但是对于一个青年，这样的事却大大地伤了他的心，而且伤了他的骄傲。虽说是那样地优柔寡断，然而他毕竟是一个青年，他有青年的幻梦，他梦想着怎样在外面创造一番伟大的事业，他梦想着有一个温柔美丽而又能够了解他的女子来做他的伴侣。然而这幻梦却让他的父母毫不怜惜地毁坏了。他们在家里给他安置了一个妻子来束缚他的向外面发展的心，给他预定了一个平凡而安稳的前途。他们做这一切，没有一点踌躇，好象他自己不是一个人，只是一个木偶。这太使他伤心了。虽然他很爱他的父母，但是他更爱他的青春，他绝不能够牺牲它而没有一点遗憾。这牺牲太大了。儿子来了，他的父母高兴有了孙儿，可是他更感到悲哀了。这是他的痛苦的成绩，这是他埋葬了自己的青春后所得的酬报。对于这小小的东西他是不能够有丝毫的怜爱的。看见这个孩子，他就自然地想到自己的巨大的牺牲，悲哀便袭来了。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还是有办法排遣悲哀的。他爱父母，他尤其爱他的母亲。每逢痛苦袭来的时候他便拿他对母亲的爱来做挡箭牌。他觉得他付出这样大的牺牲也换到了一点东西，他得到良心的安慰。

儿子来了以后，五四运动也跟着来了。这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同时还给他带来新的认识。好象一条缚带从他的眼睛上落下来，他发见在他的周围有一个新的世界。于是他又以新的勇气来继续生活。他的第一个计划便是到首都去升学。

不久他毕了业，而且不费多大的力他就得到父母的允许离开了故乡。临行的情景是悲惨的。他的父亲带着戚容不说一句话，他的母亲一面哭着，一面嘱咐他种种的事情，他所不爱的妻子哭着拉住他的衣袖不要他走。多感的他几乎因此放弃了他的出省的计划，但是他终于走了。

他出省以后在首都差不多住了两年，又在日本住了七年。这其间他没有接到他的妻子的一封信（她不识字），也不曾得过他的孩子的一张照片。他到了日本以后，他的父亲一年里不过来七八封信，有时候在信里不过略略提一笔，说他的妻子还活着吃饭罢了。因为大学里功课忙或其他的缘故，他每年也不过写八九封信回家，后来渐渐地减少下去，每年至多只写两三封家信。他在信里从来没有提过他的妻子。好象在家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人似的。然而事实上每逢他同一个女子接触的时候，他便自然地想到在家中他还有一个他所不爱的妻和一个他所不认识的儿子，好象他的命运已经决定了。他甚至宁愿眼看着他所爱的一个日本姑娘同别人订婚而自己不敢接受她的爱情，以致终于看见她做了别人的妻子而后悔，而痛哭。他不怪自己没有勇气，他反而以为自己得到了良心的安慰。他为他所不爱的妻子牺牲了一切，他甚至于庆幸自己因此做了一个多情的人。但是过了一些时候，旧的痕迹刚刚消灭，他又以新的勇气去追逐新的女性了。结果又是一样：自己得到了精神上的痛苦，而同时又得着良心上的安慰。这样就构成了他的生活的两面。所以在为失恋而痛哭的时候，他还以为自己究竟是一个幸福的人；同样在得着新的女性的爱情的时候，他又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了。

这两年来因为年岁的增长，他的性情也有了一些改变，然而大体上还是“原封未动”。如今在这个新的女性的爱情正要来温暖他的心的时候，过去的事又象鬼魂一般地抓住了他的灵魂。

一个自己不爱的妻，一个自己不认识的儿子；还有年老而健康的父母，这是自己所爱的。这四个人轮流地在他的脑子里出现着。但是在这四张脸后面突然又出现了一张可爱的脸庞，依旧是长的睫毛，大的眼睛，略略高的鼻子，微笑的嘴唇。这张脸比以前四个人的脸更强烈地占据了他的脑子，他无论如何不能够把它去掉，尤其厉害的是那双晶莹的黑眼珠往上一闪的神情，这差不多要把他完全征服了，使他几乎忘掉平日所夸耀的男性的骄傲，而拜倒在这张脸庞之前。

于是他想：一切都是决定的了，自从嗅到她的肉香以后他就不应该再犹豫了。他应该象小说中的彼埃尔那样马上向他的海伦求婚。

他便是这样想着也不能够把自己的事情决定。过了短时间，良心上的不安又突然袭来了。抛弃了家中的妻子和另外的女人恋爱结婚，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而且他这样做就得跟家庭断绝关系。他的妻子且不必提，他的父母就不会赞成这件事。这对于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会使他们十分伤心。他要是只顾自己的幸福冒味地做了这件事情，那么他对父母便成了不孝的儿子，对妻子便成了不义的丈夫，虽然自己并不爱这个妻子。以后他便不能够回家去和他所爱的父母见面了。而且从此他便在道德上破了产，会成为被社会唾弃的人。这个打击太大了，他实在不能够忍受，这时他又有了放弃她的心思，并且甚至疑惑起来：她是否真正爱他，是否真有勇气来和他共同接受这样的一个打击。

他左思右想，简直想不出一个头绪来。他完全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应该怎样办才好。后来他想起了住在上海租界里的友人陈真：陈真也许会替他想出一个主意。他便给那个友人写信。信写好，他觉得不对又撕了，另写一封。里面的话与自己心里所想的完全不同。

[1]借用作者祖父李镛的诗句。（1981年注）

[2]借用作者祖父李镛的诗句。（1981年注）

四

中饭后周如水正要睡午觉，侍役领了两个客人进房来。他们是他的朋友陈真和吴仁民。他站起来和他们握了手，招呼他们坐下。

陈真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青年，身材并不高，瘦削的脸上永远带着刚毅的表情。一副大眼镜罩住他的近视眼。此外也没有别的特征。但从各方面都可看出来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

吴仁民的年纪比陈真的大一些，身材略高，有一张圆脸和一个结实的身子，气魄大，又有热情，但容易使人觉得他有些轻浮。

“仁民到我那里去说起要看你，恰好你的信来了，所以我们一道来看你。”陈真说着便在躺椅上坐下，一面摸出手帕揩额上的汗珠。

吴仁民在写字台前那把活动椅上坐下，随便翻看桌上的书，脸向着站在屋中央的周如水，带笑地问道：“近来怎样？听说你又有了新的‘罗曼斯’了。”

周如水笑了笑，问道：“你读了我写给陈真的信吗？”

“是，读过了，不过女人是谁我却不知道，”这是吴仁民的回答。

“她的姓名，你何必要知道？一个女人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何必一定要打听出来她是谁。我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而且这个女人你们是见过的。”

“我们见过？什么人？这就奇怪了！”陈真惊讶地大声说；“你说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她？”

“张若兰，你不是见过吗？”周如水终于说出了她的名字。“你不是在剑虹家里见过她吗？那一次我也在那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长睫毛，亮眼睛，高高的鼻子，左眼角下有一颗黑痣。”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陈真打断了。陈真猛省地大声说：“啊，原来是她！岂但见过，我和仁民还常常谈起她。人还不错。我看她不过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

“好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这句话如水听了一定不高兴。”吴仁民在旁边拍手笑起来。

“不见得罢，”周如水表示不服，开始分辩道。“她的思想和我们的接近。我看她丝毫没有小资产阶级的习惯。”

“是，我知道了。”陈真忍不住噗嗤一笑。“她一定赞同你的‘土还主义’，一定说都市的文明怎样不好，都市里整天有汽油味，电车上卖票人如何揩油，商人怎样欺骗，乡下有美丽的风景，有清洁的空气，有朴实的居民，又说大家应该拿起锄头回到田里去。于是你们两个就‘土还’到海滨旅馆来了。”说到这里他忍不住大笑起来，吴仁民也附和着笑了。

周如水在旁边又好气又好笑，但是他也忍住了，依旧心平气和地分辩道：“你误会了，‘土还主义’决不是这样简单的。你还不懂得什么是‘土还主义’。”

陈真的脸色变得严肃了，他认真地说：“懂不懂又有什么关系呢？‘土还主义’不过是土还主义，罢了。在我，与其在乡下过一年平静、安稳的日子，还不如在都市过一天活动的生活。”

周如水注意地听他说话，他想这些朋友在思想上是渐渐地跟他分开了。他们是都市主义者，而自己一个却变成“土还主义者”了。他又想起在陈真最近出版的一本书里面乡村问题连一个也没有谈到，他完全是对都市里的人说话的，好象以为都市问题一解决，乡村问题也就连带解决了。他觉得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他以为乡村比都市更重要，将来新社会的萌芽就在这里。所有觉悟了的人都应该离开都市，到乡村去工作，去办农场，办学校，办合作社，以及其他公共事业和生产事业，去教导农民，帮助农民。他以为这种办法是天经地义的。可是他每次说出去，便是最好的朋友象陈真他们也要非笑他，不是说他的办法太迂远，就是笑他在做梦。他们确实不了解他。

他想到这里，觉得愤愤不平，好象心里有许多话要吐出来，但是看见陈真的挣红了的脸，便不禁想到这个青年把他的生命消耗在什么上面，他是如何不顾性命地努力着，究竟为了什么人。于是他觉得纵然陈真的主张错了，自己也没有权利反对他，因为他是把他的生命牺牲在这上面了，而且是为了别人。最后他对陈真起了崇敬的感情，同时还带了关切的眼光看这个朋友，一面说：“你也应该保养身体才是，何必这样容易生气？”

“他是没有办法的，他那样不顾性命地工作，那样不讲卫生，真不行。我看他也应该找一个女人才好，”吴仁民微笑道。这微笑里面含得有痛惜。

“那么我把张若兰介绍给你好不好，又漂亮，又温柔，又体贴，”周如水笑着对陈真说，这是在开玩笑。

陈真摇摇手带笑说：“去罢，你的小资产阶级的女性！”又说：“你何必这样客气，把你的人让给我呢？”他还是笑着，他对自己的身体素来就不关心。

“真，老实说，你那种办法，我实在不赞成。一个人做事并不在目前的两三年，你何必这样性急？你的身体我们很关心。我们做朋友的不能够眼睁睁看见你这样不爱惜地摧残你自己！”吴仁民感动地说，他的声音微微地颤动。他似乎害怕陈真不肯静静地听完他的话，所以故意把话说得很快，但是他说不下去了。陈真惊讶地望着他，他也挣红着脸默默地看陈真，过了半响他才接着说下去：“我们劝你，你总不肯听我们的话。所以我主张找一个女人来管束你，象一个保姆照料小孩一样，给你安排一切……”

陈真听到这里就微微一笑，打岔说：“就象瑶珠对你那样，是吗？”

周如水本来有些伤感，听见这句意外的话，忍不住噗嗤地笑出声来。

“真，你真正岂有此理！”吴仁民又气又笑地对陈真说，“我对你说正经话，你不应该跟我开玩笑！你难道就一点不爱惜你自己？你知道我们对你——”他很激动，不能把话说清楚，就不得不把它咽住了。

陈真默默地站起来。他看了吴仁民几眼，他懂得那眼光，那表情。他再看周如水，周如水的眼睛也在发亮。他知道朋友们爱他。他感到一阵温暖，昂起头在房里走了几步，然后用感激的眼光看吴仁民，微微一笑，说：“谢谢你。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你看我不是过得很好吗？”

“很好？但是你不觉得你的身体一天一天地在瘦下去吗？我们看得很清楚！”吴仁民差不多要发出了绝望的哀鸣。

“不错，真，我去年看见你还比现在强健些。你的病又不是不治之症，就坏在你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你纵然不为你自己打算，你也应当想到我们大家对你的一片心，”周如水感动地说，他觉得他要哭了，他掉过头去不敢再看陈真一眼。

陈真微微地叹了一口气，自语似地说：“你们为什么单单注意到我一个人？我是不要紧的，只要你们都好。我知道你们爱护我。然而我这个人是没有办法的。”他走回到躺椅前面，坐下去，勉强地笑了笑，继续说：“不要谈这件事情。你们快要把我说得哭起来了。我刚来的时候本来很高兴。”他说完就闭上眼睛把身子躺下去。

这一来大家都没有话可说了。周如水掏出手帕暗暗地揩眼泪，吴仁民默默地咬着嘴唇皮，埋下头看他刚才在桌上翻开的书本。

过了一会，陈真忽然睁开了眼睛惊愕地看他的两个朋友，大声说：“如水，还是你的问题要紧。你现在究竟打算怎样办？”过后他又望着周如水的刚刚抬起来的长脸，等候这个朋友的回答。

“怎样办？我现在还没有决定呢，”周如水迟疑了一下答道。

“没有决定？”陈真惊讶地问，“你不是写信说已经不成问题了吗？”

周如水痴呆似地望着陈真，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有点害怕回答陈真的问话，但又不能不回答，只得随口说道：“信上写的什么我自己也记不起了。问题确实是有的，而且很复杂。”

陈真没有开口。

“有什么复杂？简单地说就是你没有勇气！”吴仁民冷笑地说。

陈真这时忽然大声笑起来。但是周如水却涨红了脸表示不服地争辩道：“哪个说我没有勇气？我要是决定做起来，我就会拚命干去，什么也不顾。我的勇气比什么人都大！”他有一点自负的样子，这时候他真正相信自己有很大的勇气。

“只是要等你决定，可就难了。你一生至多也只有一两次的决定，”吴仁民笑道。

周如水摇摇头，气恼地望着他们，过了半晌，才说：“你们不了解我，我的问题很复杂……”

他刚说到这里就被陈真抢了去说：“是的，你有自己不爱的妻子，自己不认识的孩子，你有年老的父亲母亲，这些我都知道。你还有什么呢？”

“怎么他已经结过婚了？”吴仁民惊讶地说；“我们都不知道。我还以为他没有结过婚！”

周如水受了这一顿抢白，气得说不出话，又不好对他们发作，使发呆地望着他们。

“这就是他的复杂的问题了，”陈真点头说。“他的朋友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我在日本和他同住过半年，他的家信我都看过。”歇了歇，他又对周如水说，“其实这丝毫不成问题。实际上你差不多跟家庭脱离了关系。你在外面爱上了一个女人或者和她同居或者结婚，没有一个人来干涉你。”

“只是我良心上怎样过得去？”周如水现出痛苦的样子，这时候他好象把自己当作了一个伟大的牺牲者。

“良心？什么良心？”吴仁民坐在椅子上笑起来，“这跟良心有什么关系？你自己爱上一个女人同她结婚，这是很自然的事。家里的妻子是父母替你娶的，那不是你的妻子，那是他们的媳妇，让他们去管罢。”

“这样岂不会使父母难堪吗？岂不是从此跟家庭完全断绝了关系，永远不能够回家再见父母一面吗？这太残忍了！”周如水悲痛地说。

“那么就索性离婚罢，”陈真用了近乎残酷的语气说，好象丝毫不同情他似的。“你能够离婚倒也算你一生第一次做了一件痛快的事。”

“离婚？”周如水不懂似地念着。这两个字象鞭子似地打在他的头上，他用手抚着前额，现出惊恐的样子。这两个字太可怕了，是靠着良心生活的他所不能够忍受的。他忽然惊惧地叫道：“不能，这是良心所不允许的。不但不能够实行，而且连提也不行，提出来，第一我的父母就会受到很大的打击，这会使他们伤心。我还有良心，这样的事我不能够做！”

陈真的脸色突然变了。他对于藉良心做护符的周如水起了反感。他的眼里发出强烈的光，透过眼镜刺在周如水的脸上，刺得周如水的脸发痛。他说：“良心！去罢，我不要良心！我正要使那班人，使一切的人会因为自己的过错受到惩罚。不管犯错误的是父母或是别人，都该受到惩罚。把一个人生下来，在他前面安放了希望，用这个来引诱他，在他快要达到的时候却把希望拿走了，另外给他造就一个牢狱，把他关在那里面，使他没有青春，没有幸福，使他的生活成为长期的受苦。把儿女当作自己的玩物由自己任意处置，这样的父母是应该受惩罚的。我们正应该使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事后悔！然而你，你却以为应该为他们牺牲一切，你却躲在良心的盾下放弃了你对社会对人类的责任。你真是个懦夫！”他后面的话说得非常快，周如水和吴仁民两人都听不清楚，不过他们知道他动了气。他容易动气，大概因为身体不好的缘故。但是过了一些时候，他又会安静下来。所以大家也不去管他。他们即使不赞成他的话也不去驳他。这时他说完话，便又默然了，脸红着，样子很苦恼。

这些话太可怕了，在周如水的耳里听来是很荒谬的。要是说话的是别人，他一定会跟他争辩。然而年轻的陈真坐在他的面前喘气。这个人和他一样也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却不是为了少数人，是为了大众。而且更超过他的是这个人整日劳苦地工作，从事社会运动，以致得了肺病，病虽然轻，但是他在得了病以后反而工作得更勤苦。别人劝他休息，他却只说：“因为我活着的时间不久了，所以不得不加劲地工作。”如果不是一种更大的爱在鼓舞他，他能够贡献这样大的牺牲吗？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周如水无论如何是不能够拿“没有良心”的话来责备的。他找不出一句适当的话答复陈真。他只是茫然望着这个人的脸。

过了一些难堪的宁静的时候。

“你究竟怎样办？”吴仁民追逼似地问。

“让我再仔细思索一下，”周如水沉吟地说，“我想我应该决定一个计划。如果我决定不管家庭，我自然要找一个女子，我的确需要结婚。不过我又想回家去，那么一切计划都谈不到了。”他的声音里带了忧郁，他似乎也害怕回家去。

“你回家去又打算怎么办？到乡下去做改良农村的工作吗？”吴仁民关心地望着他。

“我本来有这个意思，我想回到自己比较熟习的乡村去，办一些改良的事业。先从一个小的乡村做起，然后再扩充到几个乡村。办农场，办学校，办合作社，办民团，因为那些乡里常常有土匪，民团也是需要的……”

“这也很好，不过我怕你一个人去做有困难，”吴仁民点头说。

周如水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忧郁了，他平日很少是这样忧郁的。他焦虑地说：“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我把这个意思写信告诉父亲，他就写信来骂我说：‘你读了这许多年的书，怎么居然弄昏了头脑想起归农来了？你快不要再提归农的话。几个月以前有两个首都农业专门学校毕业回来的学生跑到乡下去，住不到两个月就被人捉将官里去，说他们是共产党，把他们砍了头。你要回来就快息了归农的念头罢。’这样看来，即使回家去，‘土还’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那么你怎么办呢？”吴仁民的眼光就在他的脸上盘旋，使他无法逃避。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他茫然回答道。

“我说就不要回去罢！”吴仁民直截了当地说。

周如水现出为难的样子说：“不回去，良心上又好象过不去。两个月以前我还在东京的时候，父亲接连来了两封信要我马上回去，说八九年没有看见我，不知道人怎么样了，很想看到我。他以为我在外面读了八九年的书，又在外国大学毕了业，很可以回省去做官了。”

“做官？我看你的性情决不适宜于做官，”吴仁民插嘴说。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很踌躇。做官，我不愿意；归农，又不能够。回家去什么事也不能够做。”他说着，心里很焦虑，他也想不出一个两全的办法。

“那么不回去好了。”

周如水并不注意吴仁民的话，只顾自己说下去：“我想了好久，总想不到一个办法。有时我竟然想不顾一切跑回家去，虽然明知道我回去于家人、于我自己实际上并无多大好处，我觉得要这样良心才得安宁。”

“其实照我看来你没有必须回家的理由。”

“你还不明白。父亲年纪大了，近年来他的生意又完全失败，家里生活也不宽裕，父亲很希望我回去帮助家庭。而且我有许多亲戚，真正苦得很……大部分是寡妇……我应该设法帮助她们，我如果不回去，她们怎么办呢？”

“你回去又有什么办法？”吴仁民怀疑地侧着头问，表示不相信他的话。周如水回答不出来了。实际上他是没有一点办法的。这时候他的脑子里只有“良心”两个字，究竟良心是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如果有人把他所谓的良心仔细地分析给他看，他也会失笑的。

吴仁民觉得再和周如水讲下去，只是浪费精神，便压住怒气，淡淡地对他说：“好，你回去好了，我赞成你回去，最好早一点动身。”

周如水不知道吴仁民说的是反面的话。他以为吴仁民真的主张他回家去。他听见别人赞成他回家，他自己倒又踌躇起来了。先前他觉得非回家不可，这时候却觉得回家去是太不行了。尤其是抛撇了他所喜欢的张若兰回家去，和他的丑陋的妻子过无爱的生活，这思想是他所不能够忍受的。他惋惜地说：“我回到家里恐怕就没有机会再出来。而且我的计划，我的志愿，都无法实现了。还有她……”说到这里他马上住了口。

吴仁民也不去注意这个“她”字究竟指谁，因为在口语里他分辨不出周如水说的是“他”字或“她”字。他只是讥笑地说：“你不是在说牺牲，说良心上的安慰吗？还顾得这些小事情？”

周如水不说话，心里很难受。

“你到这里来，写了多少字？”吴仁民觉得无话可说，忽然想起这件事就问道，同时他也想换个话题和周如水谈点别的事情。

“原稿纸不到两页，算起来不过六百字，”周如水淡淡地回答道。

“怎么这样少？这个地方很宜于写作。”

“我本来也是这样想。谁知刚刚到这里，就遇见了她”说着，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那么我劝你还是放弃了回家的念头罢，同她结婚好了。我看你已经入迷了。”吴仁民看见他笑起来，以为事情有了转机，他会改变主意，便又诚恳地劝他，希望他走幸福的路。

“这个我还不能够决定，我的问题很复杂，须得有长时间的思索才可以避免他日的后悔。”周如水的脸上依旧没有坚决的表情。

“你已经想过好几年了，”这许久不说话的陈真忽然站起来用响亮的声音说，“可是依旧象现在这样地没有结果。你的所谓的良心，好象一个纸糊的灯笼，戳破了是不值一文的。这良心，仔细分析起来，就是社会上一般人的毁誉。你想着怎样做就不会引起社会上一般人的非难，甚或会引起他们的赞许，于是你就自以为得到良心上的安慰了。你是没有勇气的人。你没有勇气和现实的痛苦的生活对面，所以常常逃避到美妙的梦境里去。我不象你，我要在痛苦的现实里生活下去。你以为我对我的父母就没有一点爱慕吗？你以为我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吗？不，绝不是这样，我也很知道爱我的父母。然而我生下来母亲就死了。我只有一个爱我的父亲。在十六岁离家的时候我也流过眼泪。不到两年父亲死了，家里接连来了几封电报叫我回去，我也不理。我这样做自己也感到痛苦，但是我并不后悔，我这个身体是属于社会的。我没有权利为了家庭就放弃社会的工作。我不怕社会上一般人的非难，我不要你所说的良心上的安慰，我和你是完全两样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满足。我把我的爱，我的恨，都放在我的工作上，将来有一天我会看见我的成绩，我的爱和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他说这些话，态度非常坚决，他的紧握着的拳头象铁块一般。他挺直地立着，显得非常有力，好象是一座塑像。

“你也许有理，”周如水含糊地说，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话可以驳倒陈真了。他一方面是感动，一方面又是痛苦，他不能够看着陈真把他所崇拜的良心分析得那样不值钱。

“真，你和他谈这些有什么用处？我们愈对他解说，他就愈弄不清楚。”吴仁民把周如水的话通盘想了一番，他似乎看透了周如水的心。他知道和周如水再辩论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他有些可怜周如水，但是他不愿意再谈论这件使他们大家都不愉快的事情。他说话时还带了一点怒气，然而这怒气已经是很淡很淡的了。“如水这个人服的不是理论，是事实。我们的话他听不进去。但是张若兰，她也许有办法……”

“张若兰？哼！我就不相信，”陈真冷笑一声，打断了吴仁民的话头。他还想说下去，房门上忽然起了短而轻的叩声。

“她来了，”周如水站起来低声说，露出快活的但多少带一点激动的笑容走去开门。一切不愉快的思想都飞走了。

房门一开，外面现了张若兰的苗条的身子，她温和地微笑着。

“原来这里有客，我不打扰周先生了。回头再来罢，”她刚要走进房间，看见里面有男人的背影就停了脚步迟疑地说。

“不要紧，请进来。都是熟人。陈真和仁民你都见过。请进来坐坐罢，”周如水听说她要走，就慌张起来，连忙殷勤地挽留道。

张若兰也不再说话，只是唯唯地应着。她走进来，和他们打了招呼，便在一把桃心木的靠背椅上坐下，正坐在陈真的斜对面。

“好久没有看见密斯张了。前几天在剑虹那里听说密斯张搬到这里来住。瑶珠很想来看你。本来她在家里很闷，也该到外面玩玩，只是她这几天身体不大好，所以没有来，”吴仁民看见众人不开口，便客气地对张若兰说。

“要吴太太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看我，倒不敢当，”张若兰客气地回答，她的脸颊上因微笑现出了酒窝，这把周如水的眼光吸引住了。周如水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她的脸颊。但是她完全不曾注意到。她只顾说下去：“我早就想到你们府上去看吴太太的，只是我忘记了你们的新地址，前两天才从剑虹先生那里问清楚了。”歇了歇她又问：“吴先生近来还在写文章吗？好久没有在杂志上见到你的大著了。听剑虹先生说，你近来在翻译一部《法国革命史》，很用功。”

“那不过刚刚开了头，近来因为瑶珠身体不好，所以我的工作也做得很慢。”

“吴太太的身体素来不大好，应该多多休息。近来没有什么病痛罢？吴先生，你最好劝她到这里来住几个月，对她的身体也有好处，”张若兰恳切地说，她很关心吴仁民的妻子的健康。

吴仁民感谢地看她一眼，然后说：“其实她也没有什么大病，就是身体弱。不过她有一个坏毛病，她爱操心。无论什么事情，她总要亲手去做，一点小的事情，也不肯放过。她对我太好了，我的一件小事情也要她操心。我劝她，她总不肯听我的话。她的固执就和陈真差不多。陈真拚命摧残自己的身体，我们劝他，他也不听。他这个人也是没有办法的，”吴仁民觉得自己的语调渐渐地变得伤感了，便突然把话头拉到陈真身上，同时又望着陈真一笑，使听话的人忘记了瑶珠的事情。

“你真正岂有此理，居然当面骂起人来了！”陈真带笑地接嘴说道。

这一来众人都笑了，就这样驱散了房里的忧郁的空气。

“是的，吴先生的话并不错，陈先生的身体的确应该当心。我们看见他的书一本一本地接连出版，好象他写得比我们读的还要快。我就有点替他耽心。剑虹先生常常对我们谈起这件事。剑虹先生说陈先生好象是个不知道未来的人，陈先生，你说对不对？”张若兰说罢，关切地看了陈真一眼，略略低下头去微微一笑。

陈真用感激的眼光回看她，他的脸上忽然有一道光掠过，他微笑了。他自语似地说：“总之，你们都有理……”还有一句话却被他咽在嘴里了。

“陈先生，你近来不常到剑虹先生那里去罢。佩珠那天还谈到你，还有蕴玉，她也……”张若兰吐字非常清楚，她说普通话不大习惯，所以说得很慢。陈真没有注意到这个，因为这时候他略略仰起头看天花板。他不等她说完便插嘴说：“我近来事情多些，所以没有到剑虹那里去。密斯张一定常去的。佩珠近来还好罢。还有那位密斯秦，近来看见吗？”蕴玉就是密斯秦的名字，因为张若兰刚才提到她，所以他也问起她。他知道她是张若兰的好友。而且他曾经根据《三个叛逆的女性》[1]这书名，给他在李剑虹家里常常看见的三个少女起了“三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的绰号。那三个少女就是：张若兰、秦蕴玉和剑虹的女儿李佩珠。他觉得一珠，一玉，一兰，恰恰可以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女性的三种典型，所以给她们起了这个绰号。

“啊，”张若兰带笑说，“说起蕴玉，她就在这里。我们只管谈话倒把她忘记了。她现在还在我的房间里。她不知道你们两位也在这里，她听见我说周先生在这里，她想见见周先生，所以要我来问一下。”她把眼光掉转到周如水的脸上问道：“周先生，就是我上次和你说起的那个同学。你愿意见她吗？”

周如水的眼睛这些时候就不曾离过张若兰的脸颊，现在听她说秦蕴玉要见他，心里高兴得了不得，连忙站起来催促似地说：

“那么就请密斯张马上把她请过来罢。”

张若兰带笑地答应着，出去了。门开着。周如水怀着一颗跳动的心等了一会，张若兰伴着一个比她稍微高一点的女郎走进来了。

在陈真的眼里现出了那个曾经对他表示过好感的姑娘的丰姿：一个长身玉立的女子，一张瓜子脸上并没有什么特征，因为各部分都安置得恰到好处。是一个明眸皓齿的女郎，而且打扮得很摩登，烫头发，画细眉毛，抹粉，还擦了鲜艳的口红。她穿着一件黄色印度绸的小花的长旗袍，脚上穿的是一双高跟鞋。“又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剑虹家里的三女性这里已经有了两个了，”陈真想着，忍不住在心里暗笑。

吴仁民也认识秦蕴玉。所以张若兰单把周如水给她介绍了。周如水非常高兴，他把她们两个让到那张大沙发上面坐下，自己却坐在旁边的靠背椅上。他非常注意秦蕴玉的说话和举动。他马上觉得秦蕴玉很可爱，不过他也明白她是一个不容易对付的女子。秦蕴玉虽然比张若兰更美丽，更活泼，但是她的锋铓太露，倒不如张若兰稳重一点好。张若兰带了不少东方女子的温淑的风味。

秦蕴玉的嘴厉害。她和周如水虽是初见，却很大方地对他发出不少的问话。但同时她又不使别的客人冷落，她的眼光好象就在房里每个人的脸上不断地轮流转动一般，使每个人都觉得她在对他说话。有她这个人在这里，房里就显得十分热闹了。她和周如水谈得最多。她问他关于日本的风俗人情，又问起日本文坛的现状以及他对于日本作家的意见，因为她是研究文学的。周如水自然详细地一一回答了她，他并且趁这个机会把他所崇拜的童话作家小川未明大大赞扬了一番。但是她对于这位作家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引起她的注意的还是那位以《放浪记》出名的青年女作家。于是周如水又从箱子里取出那个女作家的半身照片给她看。同时周如水又简略地叙述从下女变成日本近代第一流女作家的她的放浪生活，又叙述他和她的会见，并且提起她在书中说过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的话。这些话果然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尤其是给秦蕴玉唤起一种渴望，这渴望究竟是什么，她自己也说不出来，只是她觉得心里有点空虚似的。

“在中国，生活太沉闷了，”秦蕴玉自语似地低声叹息说。

“其实活在世界上就不见得不沉闷，”陈真嘲笑地说。

“为什么？”秦蕴玉忽然掉过头看陈真，她的锋利而活动的眼光不停地在他的脸上闪动，逼着他答话。

“因为我住在日本就跟住在中国一样，”陈真避开了她的眼光冷冷地答道。

“这是偏见，我不赞成！在日本究竟好得多！”周如水马上起劲地打岔道。他在日本住了七年，得到的全是好的印象，所以他看见人就称赞日本的一切。

“那么你问问仁民，他也在东京、京都两处住过几年。难道他也有偏见？”陈真抢着争辩道，但是他并没有动气，脸上还留着笑容。

吴仁民正要开口，却被秦蕴玉抢先对陈真说了：

“陈先生，你一个人是例外。读你的文章就知道你这个人不会有什么愉快的思想。”

“然而我也常常在笑。有时候我也很高兴，”陈真平静地，甚至带了嘲弄的口气说。

“我不相信！这是不可能的，”秦蕴玉努了嘴答道。

“这就怪了，密斯秦，为什么你会不相信？为什么又不可能呢？”陈真笑起来，他对于她的故意追逼的问话倒感着兴味了。他平日最讨厌沉闷的谈话，却喜欢热烈的辩论，即使是强辩，他也不怕。

“因为你的文章我差不多全读过。我知道你是拿忧郁来培养自己的。你那股阴郁气真叫人害怕！”秦蕴玉侧着头，用清朗而缓慢的声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那么你不要读它们就好了，”陈真依旧淡淡地说，可是他的心境的和平被她的这段话扰乱了。忧郁开始从他的心底升上来。他努力压制它，不愿意让她看见他的心境的变化。他甚至挑战似地加了一句：

“我不相信我的文章你全读过。”

秦蕴玉微微一笑，正要开口说话。张若兰在旁边露出一点不安的样子，把身子靠近秦蕴玉，轻轻地在秦蕴玉的肘上一触。秦蕴玉略略回头看了她一眼。

“陈先生，你不相信，哪天到我家里去看！你的书我本本都有，而且读得很仔细。你不相信，可以问她！”秦蕴玉说，她带笑地指着张若兰。

张若兰本来希望她换一个话题来说，但是到了这时候却不得不开口了：“是的，陈先生，她说的确实是真话。我还借过几本来读过。”

陈真说不出话来。他有点窘，心里想：三女性中的两个在一起，说出话来都差不多。吴仁民和周如水在旁边看见他的窘相，不觉感到兴趣地笑了起来。

张若兰在秦蕴玉的耳边低声说了两三句话，秦蕴玉回头微微一笑，然后掉头去看陈真。她稍微侧着头，两只亮眼睛就在他的脸上转动。她也跟着他们在笑，用手巾掩了口，全个身子因了笑而微微地颤动。

陈真的眼光透过眼镜在她的脸上和身上扫了一下，心里想：“三女性中倒是玉最能引诱人！”但是他马上又把眼光掉开，去看挂在墙壁上的房间价目表，不再想她了。

“陈先生，我觉得你的每本书里面都充满着追求爱的呼号，不管你说这是人类爱也好，什么也好。总之你也是需要爱的。我想，你与其拿忧郁来培养自己，不如在爱情里去求安慰。剑虹先生也说你故意过着很苦的生活，其实是不必要的。你为什么不去追求爱情？为什么要这样地自苦？陈先生，你为什么不找个爱人组织一个小家庭？我不相信就没有一个女人喜欢你！”秦蕴玉对陈真说。但是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吴仁民打断了：

“密斯秦，算了罢，你对他说这些话，就等于对牛弹琴。我们刚才还劝过他。他连生命都不要，还说什么爱情？说什么女人？他这个人好象是一副机器，只知道整天转动，转动……”

陈真沉默着，他的脸上带着微笑，但是他的心开始在痛了。

秦蕴玉依旧侧头看陈真，一面回答吴仁民道：“我不相信陈先生就是这样的人！方才周先生不是说《放浪记》的作者写过‘男人都不是好东西’的话吗？这句话是很可玩味的。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不需要爱情。不是我们故意挖苦男人：每一个女人总有许多男人追逐她，死命地纠缠她，不管她爱不爱他。那样的男人到处都是。”她说了又抿嘴笑起来。

陈真的心依旧是很平静的，他微笑地望着她，并不注意她的话。他知道她的话是有根据的。他记得剑虹告诉过他：她在学校里受过许多同学的追逐和包围，她每天总要接到几封不认识的景慕者的情书。她现在成为这样的女子，和这种环境也有点关系。所以他对于她的过度的大方和活泼，完全了解，一点也不奇怪。不过他心里暗想：“如果你要来试试你的玩弄男人的手段，那么你就找错了对象了。”

周如水不能够忍耐了，便跟秦蕴玉争辩起男人和女人的好坏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心里有什么话，口里总得说出来，听了不合意的话总要争辩几句，不管和他说话的是什么人。秦蕴玉的嘴也是不肯让人的，不过她的战略比周如水的厉害。她说几句正经话，总要夹一两句玩笑的话在里面，等周如水快要生气的时候，她又使他发笑了。这其间吴仁民和张若兰也各自发表他们的意见，来缓和这场争辩。陈真不再同秦蕴玉争论了，他靠在躺椅上旁观着。

话题从来是愈说愈扯得远的。后来他们又谈到那个下女出身的女作家，周如水看见有机会夸耀他在日本的见闻，自然不肯放过，便说：“在咖啡店的‘女给’中也有几个了不起的人物，而且在那里面也有知道人类爱的，这也可以给陈真的主张作个证据。”他说着便对陈真一笑，其实陈真并没有对她们正式发表过他的主张。“记得有一次我去看一个日本友人，同他一道出来，走到一个小咖啡店里。一个年轻的女招待来招呼我们，坐在我们的旁边谈了许多话。我的朋友问她为什么要做女招待，她的答复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她说，她爱人类，尤其是爱下层阶级的人。因为那般人整天被资本家榨取，又受到社会的歧视，整天劳苦，一点快乐也得不到，只有在这一刻到咖啡店里来求一点安慰，所以她们做‘女给’的便尽力安慰他们，使他们在这一刻可以得到一点安慰而暂时忘掉生活的痛苦，或者给他们鼓舞起新的勇气，使他们继续在这黑暗的社会中奋斗。她又说：‘我不是来供人玩弄的，我是因为可怜人才来安慰人的……’她满口新名词，什么‘布尔乔亚’，什么‘普洛利塔利亚’，说得非常自然。她的年纪看起来至多不过十七八岁，相貌和举动都有不少的爱娇。我的朋友说，她可能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以后我也就不曾再遇见她了。想不到日本还有这样的年轻女人。”

“可惜周先生以后没有去找她！说不定将来她又是一个第一流的女作家呢！”秦蕴玉说。

“可惜密斯秦不是男人。如果密斯秦是男人，我想你听见这个故事，一定会到日本去找她，”周如水笑着说。

“是啊，我如果是男人，我一定要做一个有勇气的男人。我想到哪里就要做到哪里。象那些做起事来老是迟疑不决、一点也不痛快的男人，我看也看不惯！”秦蕴玉热烈地说。她不住地点着脚，两颗黑眼珠灵活地在周如水的身上轮了一转，又转注到陈真的平静的脸上，最后她又把眼睛掉去看张若兰。在从陈真的脸上移到张若兰的眼瞳上之间，她的眼光还在吴仁民的脸上停留了一下。她常常这样地看人，她常常以为自己比男人高贵，因为好象每个男人都有所求于她。她说以上的话是指一般的男人说的，不是特别指周如水，事实上她并不知道周如水的性格。然而陈真却以为她是在挖苦周如水。至于周如水自己呢，他一点也不觉得这些话有什么触犯他的地方，因为他相信自己是一个勇敢的人。

他们又谈了一些话。周如水留这几个客人在他的房里吃了晚饭。晚饭后他约他们到海滨去散步。

这是一个月夜。半圆月已经升在海面上了。前面是一片银波，在淡淡的月光下动荡着，象数万条银色鲤鱼。

在海边散步的人并不多，有两三对年轻的夫妇往来谈笑，他们都是海滨旅馆的客人。还有几个小孩在那里扑打。这五个人在石级上坐了一些时候，又起来闲走了一会。他们一路上谈了好些话。这其间以秦蕴玉和周如水两人的话最多，而陈真的话最少。

后来陈真告辞回去了。周如水挽留他，但是他一定要回去。吴仁民也说要走，因为他的妻子身体不好，他们两人便一道走了。他们还赶得上最后的一班火车，从这里步行到火车站还要花去三十多分钟的时间。临走的时候陈真听见秦蕴玉问他为什么近来不到李剑虹那里去，他回答说没有时间。她又说要到他的家里去看他，又请他到她家里去玩，同时还邀请了吴仁民和周如水。他们都答应了，他也只好说“有空一定来”。

他们去了。秦蕴玉被张若兰留了下来，她就睡在张若兰的房里。

[1]《三个叛逆的女性》：郭沫若著的剧本。

五

两天后的傍晚陈真又到海滨旅馆去找周如水。周如水正和张若兰、秦蕴玉两人走出旅馆，打算到海滨去散步，在门口遇见了陈真，便约他同去。

这一次他们去得早一点。天空中还留着一线白日的余光。空气已经很凉爽了。黄昏的香味和它的模糊的色彩，还有那海水的低微的击岸声混合在一起，成了一幅色、声、味三者交织着的图画。海面上有两三只渔船飘动着向岸边驶来。时而有一阵渔人的响亮的歌声撞破了这一幅图画，在空中荡漾了许久。

张若兰今晚换了一件淡青色的翻领西式纱衫，淡青色的长统丝袜和白色运动鞋，人显得更年轻，更活泼，更新鲜，更妩媚。秦蕴玉也换了一件翻领的西式薄纱衫，是水红色的，而且里面的跳舞式的汗衫也透露出来。她走动的时候，丰满的胸部也似乎隐约地在汗衫下面微微地颤动。下面依旧是肉红色的长统丝袜，和白色半高跟皮鞋。她显得更娇艳了。

她们两人并立在岸边，眼望着天际，望着海。身材高矮只差一点，声音的清脆差不多，各人把她的独有的特点表现出来，来互相补足，这样吸引了来往的行人的赞赏的目光。她们共有的是少女的矜持的神情。她们靠近地立着，好象是一对同胞姊妹。周如水立在她们的旁边，带笑地和她们谈话。这晚上他显得十分快乐。

陈真故意站得离她们远一点。可是那两个少女的清脆的、快乐的笑声不断地送到他的耳里，使他也变得兴奋了。但是他一转念间又不禁失笑起来。他想道：“我怎么会到这个环境里来？”于是他的眼前现出了种种的速写：正在热烈地讨论着某某问题的同志们，大会场里某人的动人的演说姿势，亭子间里的纸上的工作，茅屋中的宣传的谈话，一叠一叠、一堆一堆的书报和传单，苍白而焦急的脸，血红的眼睛，朴质而期待的脸……然后又是那长睫毛、亮眼睛，老是微笑的圆圆的脸，接着又换上画了眉毛涂了口红的瓜子脸。这两个脸庞交替地出现着，而且不再是速写，却是细致的工笔画了。这两个面庞逐渐扩大起来，差不多要遮盖了一切。他惊奇地张大了眼睛看，发见自己确实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前面是海，是天空；旁边是那两个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的少女。虽然在这两个少女的身边他也可以感到一种特殊的兴趣，但是他觉得自己的适当位置不是在这里，而是在那窄小的亭子间，在那广大的会场，在那些简陋的茅屋里面。

她们问了他几句话，他简单地回答了。秦蕴玉忽然象记起什么事情似的笑着对他说：“陈先生，你为什么不走过来呢？你是讨厌我们吗？”

陈真坦然笑了，他没有露一点窘相。他想了想，慢慢地走近几步，开玩笑地说：“不是讨厌，是害怕。”于是众人都笑了。周如水接连笑着说：“说对了。”

秦蕴玉笑得微微弯了腰，随后又站直了，她反驳道：“害怕？为什么要害怕？我们又不吃人。陈先生，你说，为什么每个男人都追求女人呢？你忘了日本女作家说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最后她引用了那个日本女作家的话。

众人又笑了。周如水不同意她的话，他辩道：“为什么男人都不是好东西？既然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为什么你们女人又离不掉男人？”

陈真带笑说：“说每个男人都追求女人，这句话就不对，我就是个例外。”

“真的？”秦蕴玉侧过头望着他，一面戏弄似地问道。虽然夜已经来了，但是在淡淡的月光下，他还感觉到她的两颗眼珠光亮地在他的脸上盘旋，是那么富于诱惑性的眼珠。他开始觉得自己的心被扰乱了，便仰起脸去看天空，月亮早已从海面升起来，是一个淡红色的玉盘。他渐渐地恢复了心境的平和，淡淡地一笑，然后回答道：

“将来的事情谁知道！以后看罢。”

秦蕴玉第一个噗嗤笑起来，众人都笑了，陈真也止不住笑。

秦蕴玉甚至在笑的时候，也在注意陈真的举动。这个狡黠的女郎似乎明白地看出了他的弱点，便进一步地追逼他道：“陈先生，要是有人给你介绍一个，又怎样？一个又漂亮，又温柔，会体贴你，帮助你的。”

陈真掉头看了秦蕴玉一眼。他的眼光和她的遇着了。她的眼光太强烈，他不敢拿自己的去接触她的，便掉开了眼睛。他的心跳得非常厉害，他连忙拿各种思想镇压它。他呆呆地望着天空，看那一轮圆月在碧海似的天空中航行，勉强地笑了两声，回答说：

“密斯秦，你放心：不会有人来管这种无聊的闲事。”

“陈先生的嘴比他的文章还厉害，”张若兰在旁边笑着插嘴说。

“他这张嘴素来不肯放松人，他最爱和人吵架，我们常常被他挖苦得没有办法。今天也算遇着对手了，”周如水愉快地附和着张若兰的话，一面和陈真开玩笑。

“这有什么厉害？这不过是强辩。而且他已经在逃避了，”秦蕴玉装出嗔怒的样子说。她看见陈真不答话，只顾在旁边微笑，便引诱似地再问道：

“倘使我来管这闲事，我来给你介绍一个，陈先生，你说怎样？”

陈真又抬起脸望天空，但是他依旧觉得那一对眼光在搔他的脸。他微笑着，用力镇压他的纷乱的心。他勉强地说了一句：“好罢，谢谢你。”他听见周如水在接连地询问：“谁？是谁？”又听见张若兰微笑说：“我知道蕴玉的花样多。”他心里暗暗笑着，便低下头装着不懂的样子挑战似地追问了一句：“那么，密斯秦，你给我介绍谁呢？”

秦蕴玉起初只是微笑不语，后来便提高声音说道：“但是，陈先生，你还没有答复我先前的问话！我要你先要求我给你介绍女朋友，然后我才告诉你我介绍谁。”

“然而我要先知道你介绍谁，我才回答你的问话，”陈真固执地说。

两个人开玩笑地争执起来，起初张若兰和周如水带笑地旁观着，后来他们也加入说了一些话，这样就渐渐地把话题引到别的事情上面去了。

不久月亮进了云围，天顿时阴暗起来。他们刚刚回到旅馆，就落下一阵大雨。

陈真因为下雨不能够回家，只得留在海滨旅馆，就睡在周如水房里的那张大沙发上面。

电灯扭熄了，过了好些时候，周如水还在床上翻身，陈真忽然在沙发上面低声咳了两三下。

“真，真，”周如水轻轻唤了两声。陈真含糊地应着。

“真，你近来身体刚刚好一点，你不当心，你看你现在又伤风了。你这几天夜里常常咳嗽吗？”周如水关心地问。

陈真的咳嗽声停止了，他平静地回答道：“并不一定，有时候咳，有时候不咳。不过今天睡得早，我平常总是要弄到两三点钟才睡。”

“为什么要弄到这样迟呢？你也应该保重身体才是，”周如水同情地说。

“然而事情是那样多，一个人做，不弄到两三点钟怎么做得完？”陈真的声音开始变得苦恼了。

“事情固然要做，可是身体也应该保重才是，你的身体本来很弱，又有病，”周如水劝道。

“但是事情是彼此关联着的。我一个人要休息，许多事情就会因此停顿。我不好意思偷懒，我也不能够放弃自己的责任！”陈真的苦恼的声音在房里颤抖着。

“其实，象你这样年轻，人又聪明，家里又不是没有钱，你很可以再到外国去读几年书，一面还可以保养身体。你在日本也就只住过半年，太短了！你为什么这样年轻就加入到社会运动里面？”

“我已经不算年轻了，今年二十三岁了。不过我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有了献身的欲望。”

“十四岁？怎么这样早？”周如水惊讶地问，“怎么你以前不告诉我？这样早！我想，你过去的生活也许很痛苦罢。你以前并不曾把你过去的生活详细告诉过我！”

“个人的痛苦算得什么一回事？过分看重自己的痛苦的人就做不出什么事情来。你知道我生下来就死了母亲，儿童时代最可宝贵的母爱我就没有尝到。自然父亲很爱我，我也爱他。可是他一天很忙，当然没有时间顾到我。富裕的旧家庭是和专制的王国一样地黑暗，我整整在那里过了十六年。我不说我自己在那里得到的痛苦，我个人的痛苦是不要紧的我看见许多许多的人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有的人甚至没有享受到青春的幸福。我又看见那些人怎样专制，横行，倾轧。我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从小孩时代起我就有爱，就有恨了。我的恨和我的爱同样深。而且我走出家庭进入社会，我的爱和我的恨都变得更大了。这爱和恨折磨了我这许多年。我现在虽然得了不治的病，也许很快地就逼近生命的终局，但是我已经把我的爱和恨放在工作里面、文章里面，撒布在人间了。我的种子会发起芽来，它会长成，开花结果。那时候会有人受到我的爱和我的恨……”他说到这里又发出一阵咳嗽。

周如水觉得自己在黑暗中看见了陈真在那里和死的阴影挣扎的情形。沙发上没有一点声音。一阵恐怖和同情抓住了他的心，他竟然流下泪来，为了他的朋友。“真，真，”他接连地叫了两声，声音很悲惨。

“什么？”最后陈真惊奇地回答。

周如水沉默了半晌，费了大的气力才说出下面的话，而且这不是说出来的，是挣出来的：“你睡罢，你需要休息，我是不要紧的。我一天又不做什么事。只是你应该多多休息！”他又说：“是不是沙发上不好睡？我们两个交换一下，你来睡床上好吗？”他预备下床来。

“不要紧，这里就好。你不要起来，”陈真接连地说，表示他一定不肯换。

周如水知道陈真的性情，便不起来了。他只说了一句：“好，你快快地睡罢。”他在帐子内低声哭起来。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周如水就醒在床上了。他听见陈真在沙发上翻身的声音。

“真，”他低声唤道。

陈真在那边应了一声。

“你昨晚睡得还好吗？”他揭起帐子问道。陈真面向着墙壁，躺在沙发上。他看不见陈真的脸。

“还好，大概睡了四个钟头。”

“那么你现在好好地睡一觉罢，”周如水安慰地说。但是过了一刻他又想起一件事情，便对陈真说：“你在想秦蕴玉，所以睡不着吗？”他忍不住噗嗤一笑。

“秦蕴玉？”陈真惊讶地、多少带了点兴味地问，“你怎么忽然会想到她？”

周如水忘了陈真昨晚上的一番话。他的脑子里现出来那个明眸皓齿的女郎的面影，画得细细的眉毛，涂了口红的小嘴，时而故意努着嘴，时而偏了头，两颗明亮的眼珠光闪闪地在人的脸上转，还有……他忍不住微笑地对陈真说：“我看她颇有意于你。”

“有意于我？”陈真忽然小孩似地笑了起来。“你会这样想？真笑活！她不过跟我开一次玩笑。”

“不见得罢，看她对你的那个样子，连我也羡慕！”

“那么你去进行好了，”陈真说着又笑。

周如水沉吟了一会才说：“老实说我也喜欢她。不过我已经有了张若兰，我不会跟你抢她。我劝你还是赶快进行罢，不要失掉了这个好机会。”

陈真笑了笑，不说话。

“你承认了吗？”周如水更得意地说。

“算了罢，不要开这种玩笑了。”

“开玩笑？我说的是真话！”

“那么你想我能够从‘小资产阶级的女性’那里得到些什么呢？”

过了一刻，钟响了，他们并不去注意究竟敲的是几下。

“真！”周如水用感动的声音说，“我劝你还是去进行罢。你的工作也太苦了。你应该找个爱人，找个伴侣来安慰你才好。秦蕴玉说得很不错，你也应该在女性的爱情里去求一点安慰。你不该只拿阴郁的思想培养自己。你的文章里那股阴郁气真叫人害怕！而且我以为她也了解你。你究竟年轻，你也应该过些幸福的日子，你也应该享受女性的温柔的爱护。一个人生活到世界上来，究竟不是只给与，而不领受的。这个意思你应该懂得。”周如水这时候忘记了他自己也完全不懂这个意思。

“你何必这样自苦呢？世界上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况且连平日劝人刻苦自励的李剑虹也以为你不必故意过得那么苦。”周如水看见陈真不答话，便加了这两句。

“你的意思我也明白，我很感激你的好意，”陈真慢吞吞地说。“然而我们是完全两样的人。你需要一个女人，你有了她，你的性情也许会改变一点，因为你现在好象是一只断篷的船，你是需要一张篷的，”听到这里周如水要分辩，他刚刚开口又被陈真拦住了。陈真继续往下说：“我呢，我需要的是工作。我的问题不单是女性的爱情所能够解决的。并且象我这样整天地工作，还嫌时间不够，哪里有工夫讲恋爱！我生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一件奢侈品。我希望将来我把我的短促的生命交还给创造者的时候，我可以坦然说：‘我并不曾浪费地过着我这一生，’至于女性的爱护，这虽是值得愿望的东西，然而我没有福气享受它，还是让别人去享受罢。”

周如水沉思了一会，才鼓起勇气说：“你的话固然也有道理，然而你也该知道事情是永远做不完的。象你目前这样地拚命做，固然会有成绩。但是你为了这个就牺牲以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岁月，也太值不得。活得好一点，可以活得久一点。活得久一点，做事情的时间也就多一点。算起来，你的生活方法也并不经济。而且你也应该知道我们大家都爱护你，都希望你活得好，过得幸福。”

周如水的声音微微颤动着。他的话非常诚恳，陈真也深深地感动了。陈真几次想打断他的话，几次动着嘴，但终于静静地听下去了。周如水闭了嘴以后，他的话还在陈真的心上飘荡。陈真感到一阵温暖，好象有什么东西正从他的心里不住地往外面发散。他失掉了控制自己的力量。于是眼泪奔流似地淌了出来。他连忙把身子翻到里面去，不让周如水看见他的眼睛。他静了一会，等到眼泪干了，才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努力地答道：

“我知道，你的话我完全知道。老实说我也明白你们所说的道理。但是我的热情毁了我。你们不会了解：当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的时候，我是怎样地过着日子！那时候我只渴望着工作。那时候一切我都不会顾及了。那时候我不再有什么利害得失的考虑了，连生命也不会顾到！那时候只有工作才能够满足我。我这个人就象一座雪下的火山，热情一旦燃烧起来融化了雪，那时候的爆发，连我自己也害怕！其实我也明白要怎样做才有更大的效果，但是做起事情来我就管不了那许多。我永远给热情蒙蔽了眼睛，我永远看不见未来。所以我甘愿为目前的工作牺牲了未来的数十年的光阴。这就是我的不治之病的起因，这就是我的悲剧的顶点了。”陈真的苦恼的声音在这静寂的房间里绝望地战抖着，使得周如水的心里也充满了绝望。

“你使我想到了小说《朝影》[1]里面的巴沙……”周如水悲痛地说了这半句，正要接着说下去，却被陈真的惊叫声打岔了。

“巴沙？你怎么会想到巴沙？我和他完全不同，而且我也不会象他那样，就死得那么早！”陈真惊叫起来，声音里面充满着追求生命的呼号，使得整个房间的空气也变成悲惨的了。

周如水在痛苦的思想里打转，找不到一条出路。但是他突然明白了。他知道就在这一刻陈真对于生活，对于世界上的一切，甚至对于女性都很留恋。他自己绝不愿意抛弃这一切而离开世界，然而事实上他终于拚命拿工作来摧残自己的身体，把自己一天一天地赶向坟墓。

“他为什么有这样大的矛盾？难道他的爱和恨竟然这样地深吗？”周如水痛苦地、绝望地想着，他觉得这个谜是无法解透的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四周渐渐地响起了人声，好象整个旅馆的人都起身了。阳光从白纱窗帷射进了房里，照在写字台上面。陈真突然翻身坐起来，脸上没有一点悲戚的表情。他咬了咬嘴唇皮，简短地说：“这些事情不必提了。”他又加上两句：

“过去的事就让它埋葬了罢。在我们的面前摆着那条走不完的长路！”他走到周如水的床前，揭开了帐子。他的脸上的表情坚忍而确定，没有半点犹豫，也没有半点畏怯。周如水不禁疑惑起来：这个小小的身体内怎么容得下那么多的痛苦，而在表面上又是这样平静，这样坚定？他感动，他佩服。他想他自己无论如何是做不到这样的，因为近来他每一想到自己身上，他的那个复杂的问题就来了，而且变得更加复杂。他呆呆地望着陈真的脸，忽然起了一个念头。他想，他现在就从陈真那里也许会得到一两句有力的话来解决他的复杂的问题，便带笑地问道：“你说，我的问题究竟应该怎样解决才好？”他热烈地期待着陈真的回答。

“你的问题？好，我先问你：你究竟需要不需要女人？”陈真直截了当地问他。

“如果我决定不回家，我当然要找一个女人。”周如水的回答依旧是犹豫不决的。

“又来了，”陈真稍微停一下，又笑着接下去，“那么你究竟爱不爱张若兰？”

他微笑着，沉吟了半晌，才点了点头答道：“我想我是爱的。”

“你说说看，她对你怎样？我看她对你的态度很不错，是不是？”

周如水笑着点头。

“那么你去进行好了。你已经向她倾吐了你的爱情吗？”

“这可没有，”周如水直率地答道，“我只是偶尔隐约地对她作过暗示。我屡次想明白地对她表示我的爱情，却总没有勇气。而且似乎早一点。”

“你现在还等着什么呢？你的年纪不小了，也该拿出一点勇气来！”陈真忍不住笑起来，“光是暗示有什么用处？无论如何总免不掉有明白表示的那一天。你不要把好机会白白错过。我劝你还是马上去进行，不要再迟疑了。”

“进行倒是应该的，”周如水微笑地自语着。但是他又在沉吟了。“进行了又有什么结果呢？”这是在问他自己。

“有什么结果？”陈真又笑了，“不是成功，就是失败！”接着他又加上一句：“我看你很有成功的可能。”

在陈真看来，周如水的成功是很有把握的。而且他相信这成功的预言一定会给周如水带来更大的勇气。谁知道事实上恰恰相反。说到成功，便是更加接近现实，接近现实就是要从思想的范围走入行动的领域，这就是要下一个最后的决定，无法再迟疑了。象周如水这样的人是不能够如此轻易决定的。他又犹豫起来了。他觉得这犹豫是很有理由的，因为在轻率的决定之后，她就会正式地走进他的生活里来，他便不得不改变他的生活方式，而和她共同过那未知的新的生活。过新的生活是需要有新的勇气的。他自己究竟有没有这勇气，他现在确实没有把握。而且他还不曾把自己的身世真实地告诉她，在平时谈话之际，他只暗示地对她表示他没有结过婚。他这样做，并不是存心欺骗她。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想也许是因为自己希望事实应该是这样，于是在不知不觉间就把梦想当作了现实。但是如今要同她结婚，便不能够再对她隐瞒了。在两个共同生活的男女中间是不能够有秘密存在的，那么他应该先把这个真相告诉她，应该马上告诉她。要承认自己以前说了谎，他没有这样的勇气。而且她知道了真相以后的态度怎样，他此时也想象不到。她也许会因此怀恨他，鄙视他。他不能够忍受这个打击。总之，想来想去，顾虑愈多。归根结蒂，还是“没有勇气”四个字，他似乎感到绝望了。

“成功？不见得罢，”他畏怯地、怀疑地说，“她要是知道我家里有妻子——”

“有妻子，这有什么关系呢？”陈真抢着说，打断了他的话。“只要她真正爱你。况且你实际上可以说是跟家里的妻子完全没有关系。”

“你想一个少女肯嫁给一个有妻子的男人吗？”

“要是她爱你的话，还有什么肯不肯？”

“但是我以前并不曾对她说过真话。”

“那么现在告诉她好了。”

“她也许会恨我，怨我。”周如水变得更胆怯了。

“那么你就请她原谅你，要是她连这个也不能谅解，那么就索性拉倒也痛快。”陈真已经不能忍耐了，但是他还努力压住烦躁说了以上的话，他希望周如水的思想不会再有什么变化。

“我想她未必肯原谅我，既然明明知道这个，又何苦拉倒，留着现在这样的关系也是好的。况且我的问题太复杂了，一时也还无法解决。要我跟家里的妻子脱离关系，良心上也未免太过不去。所以我想还是让我慢慢地仔细斟酌一下。”周如水显出十分焦急、十分认真的样子，把他平日那种化小事为大事的态度完全表现出来了。过后他又沉吟地自语道：“但是没有她，我以后又怎样能够生活下去？这几天为了她我任何事都不能够做。”接着他又自语似地赞道：“多么纯洁，多么美！”他的嘴唇上浮出了笑容。

陈真用力咬着嘴唇皮，为的是不要说出一句话。他明白对周如水讲话是完全没有用处的，只是白白地浪费他自己的时间。他曾经怀着一颗青年的直率的心想把周如水的眼睛拨开，使周如水看见自己的处境，明白怎样才可以给自己带来幸福。他为这个人的前途焦虑，而且把这个人的幸福当作他自己的幸福给指示了到幸福的路。然而周如水却拿良心和复杂的问题来做护身的盾，把一切的劝告都当作敌箭似地挡开了。对于这个人，他如今还有什么办法？他们完全是两样的人，两个时代的人，是没有在一起的可能了。他从这个人那里得不到一点东西，而且他也不能够帮助这个人，不能够给他什么东西。他于是横了心，没有一点留恋，就向周如水告辞走了。他甚至不洗脸，而且不顾周如水在床上怎样大声唤他，留他。他想他在短时间内不会到这里来了。

陈真走出周如水的房间，觉得精神爽快许多，于是大步走下楼，后来到了草地上。看见这座楼房墙壁上的金光和地上的一片新绿，他便忘了方才的事情。他正向大门走去，忽然有人在后面叫他，是女性的清脆的声音，异常清楚的“陈先生”三个字。他回过头看，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窗前站着秦蕴玉。她露出了上半身，看得出来那水红色翻领纱衣的一小部分，没有画眉毛，没有涂口红，脸上是新鲜的颜色，在蓬松的浓发下面显得十分白腻。她把两手放在窗台上，看见他回头，便用右手对他招手。

他转过身子，回头走了几步。

“出去散步吗？”她含笑问道，用一只手在弄耳后的发根。

“不是，是回去了，”陈真也笑着回答。

“回去？”她故意做出惊讶的样子问道，“为什么这样早？不多玩几天？”两颗眼珠光闪闪地只顾在他的脸上打转。在她的旁边又露出一张面庞，是张若兰的。

“陈先生，多玩两天不好吗？你才只住了一个晚上呢！”张若兰笑着挽留道。

“我有事情，今天得回去。下次还要来，”陈真带笑解释道，但是在心里他却想：“同你们多玩有什么意思？我又不是一件奢侈品，还是让给周如水去做罢。”他便转身往外面走。

“陈先生，”秦蕴玉又在后面唤道。

他答应一声站住了，转过身子，正看见秦蕴玉对他微笑。张若兰的脸从秦蕴玉的耳后露了出来。秦蕴玉不说话，只顾望着他笑，过了一会，她才说：“不要忘记到我家里来玩呀！”

陈真应了一声，又点了点头，才转身往外面走了。走到大门口，他自动地回过头往那个窗口看，她还立在窗前望他。她又对他一挥手，便掉过头在张若兰的耳边说了几句话，然后又转头去看他。他还立在大门前。

走出大门，他好象离开了一个世界。她们的面庞和声音仿佛还留在他的脑子里，他不忍马上离开她们：他对她们多少还有一点留恋。但是过了一些时候，别的思想又来到他的脑子里，她们的面影渐渐地淡去了。他低声自语道：“永别了，小资产阶级的女性！”他觉得心里很畅快，他不再去想她们了，好象她们并不曾存在过一般。

[1]《朝影》：旧俄阿志巴绥夫作中篇小说（沈泽民译），收在1926年开明书店出版的《血痕》内。

六

一个多星期以后，陈真又到海滨旅馆去找周如水，要他翻译一篇日文的文件。陈真以为拿一两件这样的事情给周如水做，也许会给这个人一点鼓舞。

他到了那里，扭开门进去，却看见周如水的头俯在写字台上。

他叫了两声：“如水，”周如水并不答应。他走到周如水的身旁，听见了抽泣的声音。这个人哭了！他很奇怪这个人为什么要哭？他想，也许是张若兰有了什么不好的表示罢。但是一转眼间他瞥见一个旧式信封放在桌子上。他记起了昨天曾替周如水转过一封挂号信去，是周如水的父亲寄来的。周如水的哭一定与这封信有关系。他以为周如水马上会抬起头来，便静静地在旁边等着。但是过了一些时候还没有一点动静，他不能够再等了，便拍拍周如水的肩头。

周如水果然把头抬了起来，脸上满是泪痕。他望着陈真，眼里闪着忧郁的光，脸上带着求助的表情，一面还在抽泣。

陈真从没有见过周如水哭得这样伤心，他也很感动。他待要安慰他，却又想不到用什么话才有效力。他只是同情地说：“如水，什么事？你哭得这样厉害！我可以给你帮忙吗？”

周如水摇摇头，不说话，拿起桌上的信封，递到陈真的手上。陈真接了信封，连忙抽出信笺匆匆地读完了。

这是周如水的父亲的来信，说他的母亲病了，日夜思念着他，要他马上回去。父亲已经在省城里给他找到了一个位置，是财政厅的一等科员，希望他即日回去就职。信纸共有五大页，满纸都是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话：说来说去，无非是在外面读了这许多年的书，又到东洋留过学，当然要回省做个一官半职，以便将来扬名显亲，才是正理；如果老是在外面飘荡，一事无成，未免辜负了父亲培养子弟的一番好意。从这封信上可以看出一个严厉的父亲在训斥儿子。

陈真愈读下去愈生气。他真想把信纸撕碎，但仍旧忍住愤怒将信递还给周如水，一面问道：“你现在究竟打算怎样办？”

“我想回去，”这是周如水的回答。

这个回答完全是陈真所料想不到的。他感到非常不舒服。他很生气，便短短地说：“好！”接着他又问道：“你几时动身？”

周如水好象不曾听见似的，也不看陈真一眼，过了一些时候，他依旧悲声对陈真说：“父亲要我做官，我实在不愿意。”

“这样我看你回去的事有点成问题罢，”陈真冷笑说。

“但是我母亲病了，我又不能不回去看她，回去是天经地义的事，”周如水说着，似乎有一种自命为孝子的气派，这不但引不起陈真的同情，反而使他讨厌起来。他想：“好一个孝子！”这不是赞叹，这是轻视。

“那么做官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这样才不致辜负父亲的好意，”陈真依旧冷笑说。

“我也是这样想，”他茫然不假思索地说，他不知道陈真是在讥笑他。但是他又说：“不过做官，我是不愿意的，你知道我素来就讨厌做官的人。”

陈真冷笑道：“要是‘土还主义者’还到都市里去做官，官就不会使人讨厌了。要是童话作家进了财政厅，财政厅的大小官吏都会回到童心生活去了！”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一次周如水明白陈真是在讥笑他了，便愤慨地说：“我现在心乱如麻，你不但不给我帮忙，反而来挖苦我，真正岂有此理！”

“你既然已经这样决定了，还用得着我来帮忙？”

“我什么时候决定的？这时候我连一点判断力也没有了。你得给我想个办法。你得替我决定一下。我真不知道怎样才好。老实说，要回去，我舍不得离开张若兰；不回去，我又觉得对不住母亲。母亲辛辛苦苦把我抚养成人，我从来没有报答过她的恩。她病了，要我回去，我怎么能够说个‘不’字？然而我一回去，什么希望，什么主张，都得抛在脑后了。尤其是爱情。抛撇了张若兰去和那个无爱情的女子一起生活，我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你想我怎么能够决定呢？”

陈真不再讥笑周如水了，却庄重地用同情的声音对他说：“我说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回去。你母亲的病并不厉害，不过是想看看你罢了。你将来可以把她接出来。那么你既可以同张若兰结婚，你又可以和你母亲住在一起。岂不是双方都顾到了吗？”

周如水似乎不懂陈真的话，但过后又接连地摇头表示这个计划是行不通的。他自己在思索一个更好的计划，然而实际上他的思想只是在“良心”、“理想”、“幸福”这几个新名词上面盘旋。

陈真不再说话了，他知道在这里他的话没有丝毫的用处。他打算马上离开这里，但是又记起了他的使命，便把文件取出来要周如水翻译。

“我这几天心里总不安定，现在更是心乱如麻，一个字也写不出，”周如水说着便把文件抛在桌上，自己离开座位，在房里大步踱起来。

“那么我明天叫人来拿，”陈真让步地说。

“明天？你把文件拿回去罢，我一个字也写不出。”

“那么后天来拿也可以，总之你非把它翻译出来不可，我本来想找仁民翻译，但是瑶珠这两天病得厉害，他没有工夫，所以非找你不可！”陈真恳切地对他说。

“翻译，”他苦恼地念着这两个字，以后又激动地自语道：“翻译，也许我明天就会自杀，我就不会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我哪有心肠管别的闲事？”

陈真听见这些话，知道周如水是不肯答应的了，而且照这情形看来，即使他答应，快，也要一个星期译完；慢，也许会耽搁到两三个月。还不如自己动手来译好些，虽然忙一点，倒也痛快。至于周如水呢，这个人一生就没有做过一件痛快的事，说到自杀，这一层倒可以不必替他耽心。他连一个简单的问题也没有勇气去解决，哪里还有勇气自杀！

陈真这样想着，觉得再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了，收起文件，不和周如水说一句话，就往外面走。但是他还不能够忘记周如水，还在想周如水的事情。已经走出了大门，他忽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便又回到旅馆去。

这一次他走到二楼十九号房间的门前就站住了。他在门上轻轻地敲了两下。里面没有应声。他又重重地接连敲了几下。

“谁？”里面传出来这个熟识的女性的声音。

“是我，”他应了一声。

里面响起脚步声，门开了。是张若兰的略带倦容的脸，眼皮微微下垂，头发蓬松着，左边太阳角有一团淡淡的红印。她好象刚从午睡中醒过来。那件翻领纱衫的衣角上有几条凌乱的皱纹。

她把他让进去，似乎有点惊讶他一个人的来访，但依旧很客气地接待他。

一则是刚从睡梦中醒来，二则是没有什么话可说，三则是仿佛预料到他有什么不寻常的使命，她虽然坐在他的斜对面，却有点不好意思地微微低下头，有时用手折弄衣角，有时也抬起眼睛和他谈两句话。

“到底是小资产阶级的女性！不过和秦蕴玉又不同了。”陈真一面说话，一面冷眼观察她的举动，不觉这样想道。他找不出许多闲话对她说，后来便直截了当地说出他的来意。

“密斯张，我来商量一件事情，你不会怪我唐突罢？”一则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二则他害怕她误会了自己的意思，所以他说话时不免现出激动的样子。

张若兰本来抬起头在看他，听见了他的话，脸上略略起了红云，便又把头埋下去，慢吞吞地说：“陈先生，你有什么话请尽管说，何必这样的客气！”

“我来和密斯张谈谈关于爱情的事……”他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一下，偷看她有什么举动。

她的脸更红了，她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她不知道要怎样回答他才好。她抬起头很快地把眼光在他的脸上扫了一下，然后故意惊讶地问：“爱情？陈先生要和我谈关于爱情的事？”她抱歉似地解释道：“可惜我对这种事情完全没有经验。”

陈真听见这样的话，不觉暗笑，他想：“这又是小资产阶级的女性的惯技了。看她怎样掩饰！她也许以为我在打她的主意罢。”他便接着说：“我这次是为了如水来的。密斯张对他的态度，我已经知道了。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我。”其实这一句是谎话，周如水所告诉他的只是一小部分。他这时候急急地说话，为了不要被她打岔，他自己也不觉得这是假话了。“他现在陷在绝大的苦闷里面。只有密斯张可以救他。他的问题只有你可以帮忙解决。我知道密斯张爱他，那么你一定愿意帮助他。我很了解他，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好到了无用的人，其原因就是他自以为有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他又没有勇气来解决它。密斯张也许还不十分明白如水的身世，他的环境。而且他并没有对你说真话。”他接着把周如水的身世详细地叙述了一番，以后又说：“他的这个‘复杂的问题’缠住了他的脑子，使他动也不能够动一下。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他也就一天得不到幸福，而且永远不能够做任何事情，永远是一个没有用的好人。其实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本来是容易解决的。而且密斯张你又是这个问题里的一个重要脚色，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你是最适当不过的了。只要你肯答应，一切都有了办法。一个女人是知道怎样来处理这个问题的。”

她不答话，甚至不抬起头来。

“我知道密斯张和普通一般女子不同，我又知道密斯张是真诚地在爱如水，所以我才来要求你做一般中国女子所不肯做的事。我希望你象斯拉夫的女性那样地来爱护他，拯救他，鼓舞起他的勇气，使他忘掉过去的一切，来创造新的生活。我知道你能够这样做。”

她仍然不答话。

“我之所以这样冒昧地找你谈话，是因为从前听见剑虹说过你的思想和我们的接近，你自己也说读过我的文章，我的这心情你该可以了解罢。”

她依旧不说话。

“你也许会奇怪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向你表白他的爱情，他没有这种勇气，这要请你原谅他。他在日本时也曾爱过几个女子，可是他始终没有勇气向她们表白爱情，结果是看见她们同别人结婚而自己躲在家里痛哭。总之在他的问题未解决以前他一生都不会有勇气。要是你真正爱他，真正愿意救他，就请你自己先向他明白表示。这在别的女子也许是不可能的，可是在你，我想你一定可以做到。”

她只是不开口。

“你也许是不爱他罢，也许是曾经爱过他而现在后悔罢。那么我错了：我不该拿这些话来麻烦你。请你原谅我，我把你打扰了这许久，”陈真最后苦涩地说，他打算站起来走了。

张若兰忽然抬起头，脸色变得苍白了，两颗大的眼泪嵌在眼角，泪水沿着面颊慢慢地流下来，她那两只长睫毛盖着的眼睛很快地时开时闭。她呜咽地、但仍旧坚决地对他说：“陈先生，你的话我都听懂了。我会永远记着你的好意。我答应你，一定照你的话做。”她的口又闭上了。他们对望了好些时候，从眼光里交换了一些用语言表示不出的意思。

陈真别了张若兰出来，对她起了从来未有过的好感，他想：“虽然是小资产阶级的女性，究竟也有她的美点啊！”同时他又想到周如水的事，觉得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他以后可以放心了。这究竟算是了却一件心事，他的心里也很畅快。

七

第二天早晨张若兰来约周如水到树林里去散步，两个人一道出去了。

在路上他们很少谈话。周如水的神情忧郁，不再象平日那样有说有笑。张若兰也有些激动，她还在心里盘算怎样和他谈那决定的话，同时一面留心他的举动，一面想到自己要对他谈的话，又有点害羞。

在途中有阳光，有花树，有叫的鸟，有绿的菜畦：这些他们都不曾注意到。各人沉溺在自己的思想里，但渐渐地周如水的脸上的愁容消失了。他开始对张若兰絮絮地谈起话来，谈的依旧是自然界的美，“土还主义”等等的一套旧话。后来他们走到了树林前面。

他们走进了树林，没有一点人声，只听见高树上的鸟声和蝉鸣，偶尔还看见一只松鼠在树枝上跳来跳去。这时周如水便兴高采烈地谈起他的林间学校的计划来。但是他的话忽然被张若兰打断了。她带了关切的语气问他：“周先生，你这两天为什么总是闷闷不乐？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吗？”

好象有一瓢冷水对准他的头直倾下来，他的兴趣顿时消失了。他忧愁地回答道：“家里有信来，说母亲病了想看我，要我回去。”

“那么你究竟回去不回去呢？”她的声音战抖起来了，她焦急地等待他的回答。

“我想回去，因为不回去良心上是过不去的，”他认真地，甚至做出了孝顺儿子的样子答道，然而他的声音里依旧充满了苦恼。

她觉得希望已经去了一半，自己陷在失望的懊恼中一时说不出话来。她有点气恼，她怪他有了这样的决定，事前竟然不告诉她，而且现在说这句话时也没有一点留恋的口气。“你已经决定了吗？”她半悲伤半气愤地问道。

“还没有决定呢，因为父亲要我回去做官，我是不愿意做官的。”

她本来料想在“因为”之后他一定会说出某样某样的话，然而现在她听见的只是“做官”。她差不多带悲声地说：“单是因为不愿意做官你才不肯回去吗？”

他心里想：“不单是因为不愿意做官，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舍不得离开你！”但口里却说：“没有了！还会有什么原因呢？”他没有勇气说出实话来。

张若兰站在一株大树下面不走了，她痛苦地追问了一句：“真的没有别的原因吗？”

“当然没有了，”他短短地说。他有点慌张，他还想说别的话，然而他的嘴不听他的指挥。他这时候只顾替自己打算，完全没有注意到她的表情，也不去了解她的心理，否则他就会明白她的来意了。

她淌了眼泪。她想换上一个别人，看见她这样，也会怜悯她，也会对她说真话，但是他站在那里，似乎一点也不动心。她不觉迸出了下面的一句话：“到了这个时候你还不肯说真话吗？”

他惊奇地望着她出神，自己似乎呆住了，完全不明白她的意思，他还强辩说：“我有什么真话不告诉你？”不过声音里却泄露了他的悲哀、焦虑和恐怖。

“我知道你家里有妻子，”这一次她似乎镇静多了。她记起了她允许陈真的事，便极力压抑下一切的杂念，以平静的、温柔的心来和他谈那决定的话。

他起初还想分辩说他家里并没有妻子，但话未出口又被他咽下去了。他的眼里也涌出了泪水，他不仅为她而哭，同时也为了他自己的被伤害了的骄傲而哭。

她看见他哭她的心也软了，同时她的心里还充满着对他的爱情。她又忘记了自己，带着凄然的微笑说：“有没有妻子，这倒不要紧，真正的爱是超过这些关系的。我爱你，我知道你也爱我，那么，其余的一切都不会有问题了。”她愈说下去声音愈低，但是他依旧听得很清楚。她慢慢地住了口，就好象她把话放到远方去了似的，那余音还在空中飞舞，还在他的心上飞舞。她的眼里现出了悲和喜的泪光。她的脸上起了一层薄薄的红霞。

他听了这些连梦里也不曾听过的温柔的话，脸上顿时发起光来，他走近她一步，惊喜不堪地说：“若兰，你真的这样爱我？你的爱真超过那一切的关系吗？”他想伸过手去搂她，但是他的手马上发起颤来，它们不敢动一下。他除了说话而外，并没有什么举动。

她温柔地、爱怜地望着他，声音清晰地答道：“是，我为你可以牺牲一切，不过总得使你做一个有用的好人。”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惊讶地问道，声音抖得更厉害，仿佛那就要到来的幸福在戏弄他。

她望着他笑了笑，用她的柔和的眼光爱抚他的脸，然后说：“这就是不赞成你回去做官，而且帮忙你把现在的生活方式改变过，要你好好地振作起来。你的一切，你过去的一切，陈先生昨天都告诉我了。”

“若兰，你居然这么好，我真想不到……”他感动地叫起来，他几乎要扑过去抱她，吻她。但是他太激动了，他不能够做这件事情。他只是涨红脸，睁大眼睛气咻咻地望着她，半晌说不出话。

她不转眼地看他，对他微笑，就象把他当作一个小孩似的。她微微地摇着头，温和地说：“人在恋爱的时候都是这样。我们女人在这样的年纪是迷信爱情的。这没有什么好或坏。我爱你，了解你。我要帮助你忘记过去。”

他微笑了，汗珠从额上流下来，他掏出手帕去揩它们，一面忘记自己地继续说：“我疑心是在做梦。这不是一场美丽的梦吗？你来了……。这比童话里的梦还要美丽。”

“我起初还不知道你过去的生活是那么忧郁的。你过去太苦了，”她爱怜地望着他，安慰他说。“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那些事情？你为什么这一向来死死地瞒着我？要不是陈先生对我说明一切，我们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彼此了解？”她说这些话，就象一个年轻的母亲在责备一个被溺爱的孩子。

一种突然袭来的强烈的感情把他的武装完全解除了。他第一次对她说了真实的话：“若兰，原谅我，我是一个懦弱无能的人。”这“懦弱无能”四个字从他的口里吐出来，他自己也不觉得。但它们却很响亮地在他的脑子里长久地回响着。他刚刚有了很大的勇气来接受她的爱，来献出他自己的爱，然而他连什么事都不曾做出来，这勇气就马上被那四个字打消了。他开始踌躇起来。母亲的憔悴的面孔威压地在他的眼前出现了。接着又是妻子的哀求的表情。“我怎么处置她们呢？我们在这里结婚，母亲决不能够承认，父亲更不用说了。他们决不会原谅的。我难道就为了这个得罪父亲、母亲而抱憾终身吗？而且我为了个人的幸福破坏了家庭，我算是什么样的人呢！她以后会相信我吗？”他这样想着，仿佛就落进了黑暗的深渊似地，不觉从心底发出了一声很低、很低的绝望的呻吟。

“如水，你怎么啦？”她看见了他的痛苦的表情，她不明白他为什么骤然改变了态度。她便挨近他，靠在他的身上，把她的充满爱怜的眼光往上看，看他的脸，温柔地低声问道：“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心？”

周如水觉得自己陷在从未有过的困难的境地里了。他的思想变换得很快。一个思想刚来到他的脑子里，另一个相反的思想马上又接着来了。每一个思想都似乎是对的；又似乎是不对的。他刚刚伸手去抱她，立刻又惶惑地松了手，甚至往后退了一步。他疑惑地自语道：“不能！这不可能！”他又痛苦地摇着头绝望地说：“不能，这完全不可能。我一生完结了。”过后他又悔恨似地说：“我不配，我是一个懦弱的人。”他甚至不敢正眼看她。他没有流泪，他却觉得泪珠直往他的心里滚。

“为什么不配呢？既然我自己愿意。”她起初惊讶地、关切地望着他，后来她觉得她开始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便真挚地、感动地开导他。

他也很感动。他对她再没有疑惑了，他现在只有感激，只有爱。他愿意立刻跪下去，把他的全量的爱献给她。然而这时候良心又威胁地来把他抓住了。不仅良心，还有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妻子，还有他的父亲，还有那过去的生活，还有社会上的一般人，这一切包围了他。他的心里起了激烈的挣扎。他觉得自己快没有力量支持下去了。

“牺牲，”这个念头就象一道电光掠过他的脑子。他觉得自己又渐渐地强健起来。最后他下了决心毅然说道：“若兰，我真后悔和你认识，我们今生是没有缘分了。希望你以后把我完全忘掉。我们的结合是完全不可能的，不会给你带来幸福。我应该回家去。我的责任是在那里。”

他鼓起勇气一口气说了这几句话，不敢看她一眼。停了片刻她正要开口，他却用抽泣的声音说了一句“若兰，再见罢”，就踉跄地走了。他走得很快。他仿佛听见她在后面哀声唤他，他连忙蒙住两只耳朵。他走进旅馆时还感到一种道德的力量。可是回到自己的房间以后，他却倒在床上伤心地哭起来了。

她悲痛地望着他走了，没精打采地把身子倚在树上，半晌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她才在后面唤了他几声。他两次回过头看她，但终于转了弯不见了。

她懒洋洋地回到旅馆里，在归去的路上就只剩了一个孤零零的她，一切的景物都带了愁容，似乎都在怜悯她的不幸。

她走进自己的房间，便取了信纸，一面哭着，一面写信给陈真。

陈先生：

我们今天在树林里演了一幕悲剧。我预备把我的整个的心献给他，帮助他忘记过去的一切，治疗他的创伤，鼓舞他的勇气，给他创造新的生活，使他做一个勇敢的人，正如你所希望我做的。我想要是我的爱能够拯救他，如你所说的话，我愿意把我的全量的爱给他，我可以不要一点代价，因为我确实爱过他。然而结果我只给他添了更多的痛苦。我的爱竟不能够帮助他。他流着泪离开了我，说了那些使我至今想着还心痛的话。我也是一路上淌着眼泪回家的。我固然爱他，但是现在我们只好分开了。我不能怨他，我知道他还爱我，可是他不相信我的爱，他不相信我的爱能够帮助他。因此我们的关系就只得这样悲痛地完结了。我也不能够再对他说今天说过的那番话了。我答应了你的要求，而结果却是如此，我对你抱歉，请你原谅。你的好意，你对我那样看重，以致把这重大的使命付托给我，你相信我的爱可以拯救他，你相信我可以做到斯拉夫女性的那样伟大。对于这一切，虽然是过分的推许，但我依旧非常感激。

这里我不能再住下去了，一切的景物都会给我唤起痛苦的回忆。我打算搬到蕴玉家里去暂住，大概要住到开学的时候，有空请你常来玩。并望你让我知道他的消息。对于你我始终是敬重的，而且还希望你常常指教我。

仁民先生那里还常去吗？听说吴太太病得厉害，我下个星期日打算去看她。蕴玉也会去。希望能够在那里看见你。祝你快乐！

张若兰××日。

八

一年以后，一个晴明的夏天的午后，在海滨，就在大树林的中心，一个人的缓慢的脚步声从近处传了来。来的是一个瘦长的青年，三十左右的年纪，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是一张平静的脸，不过额上有了两三条皱纹。他穿着翻领衬衫，左手手腕上托了一件太阳呢西装上衣，右手捏了一根手杖。他慢慢地走着，不时停了步抬起头往四处看，欣赏四周的风景。他走到一口井旁边，正有一个鬓角插了野花的十七八岁的姑娘挽起衣袖在那里汲水，他止了步在旁边静静地观看，脸上浮出了微笑。少女汲了水，端着那个大瓦盆，正要向前面的茅屋走去，忽然抬起头看见了他，似乎认识他，把他望了一会，对他笑了笑就走开了，走进茅屋里去了。

茅屋前面的一把竹椅上坐着一个灰白头发的老人，手里拿了一把蒲扇，赶身边的苍蝇。一条黑狗躺在他的脚下。老头子看见这个青年走近，便抬起头注意地看他，好象认得他似的。老头子带笑地招呼他，一面问道：“从海滨旅馆来的？”

青年站住了，点着头亲切地答道：“我是从那里来的。”他歇了歇又带笑地问了一句：“你还认得我吗？”

老人抬起头来，用那一对依旧是奕奕有神的眼睛把青年仔细地望了一会，现出很高兴的样子说：“啊！我记起来了！不错，你去年来过。你还记得起我？啊，还有一位小姐。那回你和一位小姐同来的。她现在好吗？为什么今天不来？你一个人来？为什么不带她来？她真是一位好小姐！我从没有见过象她那样又谦和、又漂亮的小姐！你们一定早结婚了。你下次一定要把你的太太带到这里来玩啊！请你回去说，树林里的王老头儿还在想念她！你福气真好，有一位那么好的太太。不要忘记把你的太太带来！琴姑，你刚才见过她罢。她今年十七了，我还没有给她看中一个好女婿！真不容易，在这个年头好的人真不容易找！”

老头子的话似乎就不会有完结的时候。青年只是唯唯否否地应着。他的脸上虽然依旧堆着笑容，但眼睛已经失了光彩，他的精神似乎贯注在别处。老人的话愈来愈刺痛着他的耳朵，而且他的心也开始在痛了。他后来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勉强和老人敷衍了几句，借口说有事情就走开了。分别时老人还叫他不要忘记下次把太太带来。

青年离开老头子的视线以后，便放慢他的脚步。他无目的地往四面看，但似乎并不曾看见什么，一切的景物很快地在他的眼前飞了过去，不曾留下一点印象。他的眼睛好象完全失掉了作用似的。

忽然一株松树出现在他的眼前，遮住了他的视线。这松树因了它的形状的奇特和树身的粗大，在他的脑子里留下一个难忘的印象。他记得他和她最后一次谈话的时候，她便站在这株大树旁边。他注意地看着树皮剥落了的老树，一年前的往事即刻涌上心头。长睫毛亮眼睛的圆圆的面庞又浮现在他的脑里。他把往事仔细地回味了一番，充满了温和、亲切、柔爱的感情，他禁不住梦幻地低声叫了几声“若兰”。于是一个痛苦的回忆就开始来刺痛他的心了：“她已经是别人的人了。只怪当时自己没有勇气，放过了那个好机会，如今只剩下痛苦的回忆了。她原是爱我的，她是肯为我牺牲一切的，只是我太没有勇气，断绝了她的爱，以后恐怕再没有人能够象她那样地爱我了。”他用一种凄惨的声音自语着，走出了树林，但又爱恋地回头望了望，又唤了两声“若兰”，好象他的若兰就住在这个树林里一样。最后他又叹息地说：“可是现在已经迟了。”

他走出树林，前面横着两条土路，两三个村姑提着篮子在路上往来，看见他，投了一瞥好奇的眼光，或者对他笑了笑。他便往沿树林的那条路走去，脚步依旧下得很慢。他忽然站住了，把手杖挟在左腋下，右手从西装袋里摸出了一张折叠的信纸摊开来读，读到里面的某一段时，他特别放大了声音，这一段是：

汝妻已于二年前患病身故，因恐汝在外伤心，故未早告。今年自汝返省消息传出后，来吾家为汝作伐者颇不乏人。余老矣，常为人讥为不识新潮流，故不欲干预儿女婚事，须俟汝归后自行决定。惟汝究竟何时起程，应先将确定日期快邮函告，以免老父在家悬念。切记勿忘！

他折好了信，忽然又把信纸摊开看了一阵，最后下了决心把信揉成一团，掷在地上，便拔步向前走了。在路上他还不住地叹息道：“我错了。可是现在已经无法挽回了。”

但是没有人听见他的话。

雨

序

《雨》可以说是《雾》的续篇，虽然在量上它比《雾》多一倍。写完《雨》，我的《爱情的三部曲》已经完成了两部。最后的一部现在还没有动笔。在《雪》[1]里面李佩珠将以一个新的女性的姿态出现。

从周如水（《雾》的主人公）到吴仁民（《雨》的主人公），再到李佩珠（《雪》的主人公），这中间有一条发展的路，而且在《雪》里面吴仁民又会以另一个面目出现，更可以帮助读者了解这个。实际上《雨》和《雾》一样，而且也和将来的《雪》一样，并不是一部普通的恋爱小说。

《雨》的前三章发表以后，一个朋友写信给我，说：“前几天读了你的小说的前三章……阴郁气太重，我很为你不安。你为什么总是想着那个可怕的黑影呢？……照你的这种倾向发展，虽然文章会写得更有力，但对于你的文学生命的继续或将有不好的影响。自然，你在夜深人静时黯淡灯光下的悲苦心情，我是很能了解的。但是我总希望你向另一方面努力。”他要我“多向光明方面追求”。

朋友说得对。但是他对我多少有点误解。我似乎生下来就带了阴郁性，这阴郁性几乎毁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追求光明的努力我并没有一刻停止过。我过去短短的岁月就是一部挣扎的记录。我的文学生命的开始，也是在我挣扎得最厉害的时期。在《灭亡》里杜大心和张为群的头腐烂了，但是李静淑并没有死去。在《家》中高觉慧脱离了那个就要崩溃的旧家庭。在《复仇集》里我哭出了人类的痛苦，在《光明集》里我诅咒摧残爱的势力，但是在这两个集子里我始终没有停止过“光明就要到来”的呼喊。在《雾》里，绝望的云雾也并不曾淹没了希望。最后在《新生》里我更明显地说：“把个人的生命连在群体的生命上，那么在人类向上繁荣的时候，我们只看见生命的连续广延，哪里还有个人的灭亡？”总之，即使我的小说的阴郁气过重，这阴郁气也不曾掩蔽了贯串我的全部作品的光明的希望。……我的对人类的爱鼓舞着我，使我有勇气、有力量挣扎。所以在夜深人静时黯淡灯光下鼓舞我写作的并不是那悲苦的心情，而是对人类的爱。我的对人类的爱是不会死的。事实上只要人类不灭亡，则对人类的爱也不会消灭，那么我的文学生命也是不会断绝的罢。

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我在生活里不断地挣扎，同样我在创作里也不断地挣扎。挣扎的结果一定会给我自己打开一条路。这条路是否会把我引到光明，我还不能说。但是我相信我终于会得到光明的。

现在《雨》放在读者们的面前了，请你们照你们的意思批评它罢。

巴金　1932年11月。

[1]起初我想用《雪》这个字作书名，《电》的名称是在小说写了儿章以后才想到的。

一

雨住了，这是一阵过云雨。满天的愁云都被雨点洗净了，洗出一个清朗的蓝天来。闷热的空气也给雨洗得新鲜，清爽。是一个美丽的夜晚。

在马路上走着吴仁民和陈真。这是上海法租界的一条马路，但并不是热闹的一段。马路中间一条电车轨道伸长出去，消失在远处的绿荫里。树丛中现出来一长串的电灯，一个连接着一个，没有间断，也没有尽头。两三部黄包车在马路上慢慢地移动。几个行人很快地走过去了，并不说一句话，好象心中守着一种秘密。两旁人行道上立着茂盛的法国梧桐。一簇簇肥大的树叶在晚风里微微颤动，时时撒下来一些雨点。

陈真大步穿过马路，走上右边人行道，正走到一株梧桐树下，一些雨点打到他的头上来。他伸手在他的散乱的头发上搔了几下。他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中等身材，瘦削的脸上戴着一副宽边的眼镜。

吴仁民被一辆汽车拦在马路中间。但是他随后也走上了人行道。他是一个身材略高的人，有一张圆圆脸，唇边留着八字须。他的年纪在三十左右。

“仁民，我说你今天的态度不对，你不该跟剑虹那样争论。闹起来不但没有好处，反而给了别人一个坏印象。剑虹的年纪比我们大得多，就让他多说几句也不要紧。别人常说我们爱闹意见，我们却故意闹给人家看，”陈真抱怨吴仁民道。

“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两个人的性情差得太远了，”吴仁民直率地分辩道。“他责备我轻浮，卤莽。我却以为他是一个书呆子，一个道学家。他不会了解我，我也不会了解他。这本来也不要紧。然而他却要我也象别人那样恭维他，崇拜他，我当然办不到。”最后的一句话是用坚决的语调说出来的。

“我们也不能说他就有那种心思，这不过是你的猜想罢了。而且你已经有了一种成见。老实说你今天有些话也太使他难堪了。我从没有看见他象今天这样面红耳赤的。今天我第一次看见他生气。可见镇静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情。”陈真说到这里，他的眼前就仿佛出现了李剑虹的瘦脸和秃顶，和那种气得站又不是、坐又不是、话又说不出口、只是接连地念着几个重复的字的样子。他不觉笑出声来。但是他马上又改变了语调对吴仁民说：“剑虹有许多地方究竟值得人佩服。我虽然不象如水他们那样崇拜他，但是我也不能说他的坏话。”

“你还要提周如水？从前张若兰表示愿意嫁给他，他却错过了机会、他让他所谓的良心的安慰和他所不爱的家里的妻子的思念折磨自己，其实他的妻子已经早死了。他说是要回家去看母亲，买了三次船票，可是连船也没有上过一回。一直到他母亲死了，他还是在这里没有动过。他眼睁睁看见他所爱的女人嫁了人，自己好象是一只断篷的船，跑到李剑虹那里去躲避风雨，无怪乎他把李剑虹当作父亲那样地崇拜，而且我看他对李剑虹的女儿李佩珠也许还有野心，”吴仁民嘲笑地说。

“这倒是难得的事情。有许多人失恋以后不是自杀，就是堕落，或者到处漂泊。象如水这样，也还是好的。他还写了、译了几本童话集子出来。我想剑虹的影响也许会把他的性情改变一点。要是他能够同佩珠结婚，我也赞成。我早说过他需要一个女人，而且象佩珠那样的小资产阶级的女性对于他倒很适当。”陈真说着不觉想起了三女性的故事。原来他几年前曾经给他在李剑虹的家里常常遇见的三个少女起了个“三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的绰号。那三个女郎恰恰可以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女性的三种典型。于是三个少女的面庞又在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是长睫毛、亮眼睛、老是微笑着的圆圆的脸，那是周如水爱过的张若兰。她是一个温柔的女性，也曾爱过周如水，本来可以同周如水结婚，由于周如水的怯懦就把她失掉了。她现在住在成都，规规矩矩地做一个大学教授的夫人。他还记得她曾经对他说过“我始终敬佩你”的话。一个是画了细眉毛涂了口红的瓜子脸，那是喜欢玩弄男子的秦蕴玉。据说她曾经有意于他。但是她现在到美国留学去了。她最近寄了一封信来，说是要在那边结婚。还有一个是富有爱娇的鹅蛋脸，那就是刚才说到的李佩珠。她比那两个都年轻，声音很清脆，脸上常常带着善意的微笑。她的头发很多，平常总是梳成两根短短的辫子。

“三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我这个绰号倒给她们起得很好！”他想着几乎要笑出声了。但是一个思想突然闯进他的脑子里来。他埋下头，把他的躺在湿地上的淡淡的影子看了一眼，他吃惊地发见这个影子是多么无力。他明白了。这时候一切对于他不再象先前那样地空幻了，在他的前面就立着死的黑影，非常确定。这个黑影大步走过来，走到他的身边，在他的耳畔大声说：“这些女性与你有什么关系呢？你自己已经是一个快要死的人了。”他惊觉地抬起头要和这熟习的声音争辩，可是黑影又远远地隐去了。他知道这并不是幻觉。这个黑影对于他并不是陌生的，他不断地跟它斗争，他发誓要征服它。然而事实上每当他想到一些可以使人快乐的事情的时候，它，这个黑影，又威胁地出现了。于是他又继续着一场更激烈的斗争。

奋斗的结果是这样，这是令人痛苦的事，然而他并不曾因此失掉他的勇气。他说他非要等到自己连微小的力量也用尽了时他绝不撒手。事实上他并不曾说过一句夸张的话。他的心里充满着那样多的爱和恨，他的面前堆积着那样多的未做的工作，他当然不能够就想到躺下来闭上眼睛不看见、听见一切，不做任何事情的那一天，他更不能够忍受那样的思想：自己躺在坟墓里，皮肉化成臭水，骨头上爬行着蛆虫，而他的那些有着强壮的身体的朋友们却站在他的墓前为他流眼泪，或者说些哀悼他、恭维他的话，然后他们就回去了，回到那活动的都市里去了，剩下他一个人，或者更可以说一副骨头，冷清清地躺在泥土里。他害怕这样的一天很快地就到来。而且他又知道要是他不跟那个黑影斗争，这样的日子也许会来得更早。所以即使这样的奋斗也得不到任何结果，他还是不能够撒手。然而如今在他这样痛苦地、绝望地奋斗的时候，他的朋友们却有许多工夫来争闲气，闹意见，这太可怕了！比那个黑影更可怕！

“仁民，我不知道我还能够活多久，不过我活着的时候我希望不要看见朋友们闹意见，”陈真痛苦地说，但是他还竭力忍住心痛，不使自己的声音带一点悲伤的调子。

“闹意见，你的话也太过火了。我从来不喜欢闹意见。不过说到主张上来我却不肯让步。”吴仁民只顾望前面，并不曾注意到陈真的脸色。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常常只想自己所想的，他从来没有想到去了解别人，他过于相信自己的心，以为那是一面最好的镜子，它可以忠实地映出每个人的真面目。“我不能够象周如水那样，自己老是随随便便做别人的应声虫。你总爱替别人辩护，你总喜欢批评我不对。”

“好，你总是对的。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有饱满的精力，你有悠久的生命，你自然可以跟别人争闲气。我呢，我只希望早一天，早一天看到好的现象，因为我活着的时候不会久了。我没有什么大的希望，我只想早一天—因为我不象你们。”陈真说着，用力咬自己的嘴唇皮。他从来不曾在人面前落眼泪或者诉苦。然而他禁不住要揉他的胸膛，因为他起了一阵剧烈的心痛。他接连咳了几声嗽。他不能够再说下去了。

吴仁民恍然记起了陈真是一个患着厉害的肺病的人，他活着的时间的确是不会长久的了。这是很自然的事，又是人力所不能挽回的。他的死就好象出日落那样地确定，而且在朋友们中间早就有人谈到这件事情，这并不是新奇的消息。然而在这时候，在这环境里这样的话却有点不入耳了，况且是出于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的口。吴仁民掉头去看陈真。他看见了一张黄瘦的脸，一双似乎是突出的大眼睛在宽边眼镜下发光。他好象受了鞭打似地掉开了眼睛。于是在他的脑子里出现了这个二十五岁的青年的一生：生下来就死了母亲；十四岁献身于社会运动；十六岁离开家庭；十八岁死掉父亲；没有青春，没有幸福，让过度的工作摧毁了身体；现在才二十五岁就说着“要死”的话。这是一件何等可怕而且令人痛惜的事，然而它却是真实的，真实到使人不敢起一点希望。他有过一个中年朋友，也是陈真的朋友，那个人患着和陈真患的一样的病，那个人也是象陈真那样地过度工作，不过不是为了信仰的指示，却只是为了生活的负担。那个人也象陈真那样对他说过“要死”的话，后来那个人果然死了。看见一个朋友死亡本来不是容易的事；更痛苦的是在这个人未死之前听见从他的口里说出要死的话却无法帮助他，而这个人又是自己所敬爱的陈真。他不觉痛惜地对陈真说：“不要提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我说你应该到外国去休息一些时候。你的身体近来更坏了。你也应该好好保重身体，免得将来太迟了，没有办法。你年纪很轻，将来做事的机会还很多。来日正长，不要贪图现在就卖掉了未来。”说到“来日正长”时他无意间抬头去望天空。那蓝天，那月光，那新鲜的空气，那绿荫荫的树木似乎都在嘲笑他。他才知道自己说了多么残酷的话了。对于他吴仁民，的确是来日正长，他还有很多的蓝天，月光，新鲜的空气，绿荫荫的树木，他可以随意地浪费它们，他可以随意地谈论未来，等待未来。然而对于陈真却不是这样，陈真是随时都会失掉这一切的。陈真没有未来，所以不得不贪图现在了。

两个人都不再说话，只顾在这清静的马路上走着，但是各人的心情都在很快地变换。陈真忽然抬起头望天空，他向着无云的蓝天长长地呼吸了一口气。这时候他们正走到十字路口，头上没有树叶遮住月光。也没有车辆阻碍他们。月光射在陈真的脸上好象一只温柔的手在抚摩他的脸。他不忍把脸掉开。他喃喃地赞美道：“好美丽的月夜！月光真可爱，尤其对于象我这样的人。”他又埋下头对吴仁民说：“你不要就回去罢，我们在马路上多走一会儿不好吗？这样好的月夜，我恐怕再没有几个了，”他这样说，因为他们快走到了吴仁民的住处。

“你为什么说这种令人丧气的话？你也许会再活几十年也未可知，”吴仁民痛苦地说。“好，陪你多走走是可以的，而且我比你更容易感到寂寞，我更害怕回到家里。……自从瑶珠死了以后，我常常感到寂寞。我的家就等于坟墓。我要的是活动，温暖。家里却只有死亡。前些时候我还有工会里的工作来消耗我的精力和时间。我还可以忘掉寂寞。现在我却不能不记起瑶珠来了。”瑶珠是吴仁民的妻子，在一年前害胃病死掉的。

陈真没有答话，只顾仰头看月亮，心里依旧被痛苦的思想折磨着。吴仁民突然用另一种声音问他道：“你还记得玉雯吗？”

“玉雯？”陈真惊讶地说，“你还记得起她？我早把她忘掉了。”

“但是——”吴仁民迟疑地说，他正在打开回忆的门。

“但是——什么？我知道你还想她，”陈真嗤笑地打岔说。他的举动确实使人不大容易了解。他方才还极力忍住眼泪，现在却好象忘了一切似地反倒来嗤笑吴仁民了。“你总是在想女人。人说有了妻子的人，就好象抽大烟上了瘾，一天不抽就活不下去。你失掉了瑶珠，现在又在想玉雯了。你看我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却依然活得很好。我不象你们那样，见了女人就好象苍蝇见了蜜糖一样，马上钉在上面不肯离开。那种样子真叫人看不惯。秦蕴玉之所以成为玩弄男人的女人，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不争气的男人的缘故。你们见一个女人就去追她，包围她，或者只见了一两面就写情书给她，请她看电影，上餐馆……”

“你的话真刻毒，不过跟我不相干，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人。你只可以骂倒周如水，但可惜他现在又不在这里，”吴仁民红着脸带笑地插嘴分辩道，他又把回忆的门关上了。

“你为什么专门骂如水呢？你不见得就比他好多少。几个月以前你不是有过这样的一回事吗：你读到报纸上一个少女征求伴侣的通信就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寄去？我当初劝你不要多事，你不肯听我的话，一定要寄信去。难道你就忘记了？”陈真嘲笑着。

“那是如水怂恿我干的，”吴仁民分辩说，露出难为情的样子。他最怕人提起这件事情，因为他照那个女人的通信处寄了挂号信去，原信固然没有退回，但回信也终于没有来，后来他从别处打听到那是一个男人假冒的。他显然是被人欺骗了，也许那个人会拿他的信做开玩笑的材料。这的确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别人在他的面前提起来，他就会马上红脸。可是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陈真自然是一个，周如水也是一个，此外还有两三个人。周如水却常常拿这件事做抵挡他的嘲骂的武器，他因此有点不高兴周如水。

“你还要抵赖呢！”陈真笑道。“不管周如水怎样怂恿，信总是你亲笔写的。你还记得你的信里面的话吗？——”

“不要再提那件事。你再要说下去，我就不陪你走了！”吴仁民害怕陈真念出信里的话来，他很发急，连忙打断了陈真的话。

陈真果然不说了。两个人慢慢地在那似乎是柔软的人行道上面下着脚步。各人把自己关闭在不连贯的思想里，有时踏着自己的影子，有时望着天空中缓缓移动的皓月，有时在明亮的玻璃橱窗前略略停留片刻，怀着寻求安慰的心情去看那似乎含着热力的灯光，和种种可以满足人的需要的东西，因为他们已经走到比较热闹的街市了。

“我要回去了，”吴仁民突然用一种疲倦的声音说。

“再走一些时候罢，现在时间还早呢！”陈真诚恳地挽留他道，好象在这个夜晚离开了他，就没有机会和他再见似的。

“不走了，我想回家去睡觉，”吴仁民说罢，不等陈真讲话就转身走了。陈真并不挽留他，却也掉转身子默默地望着他的背影。吴仁民的脚步并不是坚定的，他走得没有一点精神，显然他今天很疲倦。

陈真微微摇头，叹息一声，低声说了一句：“这叫做没有办法。”又转身向前走了。他依旧慢慢地下着脚步。他并不想马上回家，所以也不上电车。一辆电车过去了，又一辆电车过去了，他还是没有走了多少远。他走得很慢，好象他自己也疲倦了。

忽然一只大手在后面拍他的肩膀，他掉过头去看，吴仁民站在他的背后，两只眼睛里射出忧郁的光。

“怎么？你不是已经回去了吗？”陈真惊喜地问。

吴仁民只是苦笑，并不回答。

“你不是说要回家去睡觉？”陈真又问。

“我心里烦得很，家里又是那样冷静，那样寂寞。我不想回家去，我害怕翻那些破书，所以走到半路上又回来找你。”吴仁民的充满了渴望的声音向陈真的脸打来，他从来没有见过吴仁民的这种烦躁不安的样子。

“那么我们两个人多走一会儿罢，两个人在一起究竟还可以谈谈话，”陈真感动地说，便迈步往前面走。

吴仁民不作声了，他跟着陈真走。对于陈真的问话他只是用简短的、含糊的话来回答。他并不注意地听陈真说话。他虽然在陈真的身边走着，可是他的心却在远处。

“好寂寞！这个城市就象是一个大沙漠！”吴仁民忽然大声叫起来，一只手抓住陈真的右膀用力在摇。“真，这样平静的夜晚我实在受不了。我需要的是热闹、激动。我不要这闷得死人的沉寂，我宁愿要那热烈的争辩。是的，我爱闹意见，争闲气。你想想看，全身的血都冲到脸上来，那颗心热得跳个不住，一直要跳出口腔，不管结果怎样，这究竟是痛快的事。然而现在什么也没有。马路上这样清静，我们两个人和平地、没有生气地一问一答，心里想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真，人说我近来大大地改变了。我果然改变了吗？你想，这平静的空气我怎么能够忍受下去？这寂寞，这闷得死人的寂寞！只有你还多少了解我，在这个大都市里只有你一个人——”

陈真半晌不回答他的话，只是紧紧地咬着嘴唇，来镇压自己的心痛。他看不清楚周围的东西，他的眼睛被泪水迷糊了。

“我们到一个酒馆去喝酒罢，我现在需要的是麻醉。今晚上我真不知道要把这颗心安放到什么地方去！”吴仁民依旧用战抖的声音说。

陈真开口了：“仁民，你激动得太厉害，你应该休息。……你还有更多的时间来战斗，你还要经历更多的活动的日子，你怎么也会象我这样连这一个晚上都忍受不下去了？……你不知道在那里，在那坟墓里才是真正的寂寞！（他说这句话声音很低，好象是对自己说的。）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你应该回去睡觉。……让我送你回家去罢。”陈真说到这里挣脱了吴仁民的手，并不等他表示同意就挟着他的手臂转身走了。

吴仁民顺从地跟着陈真走，并不反抗。一路上他喃喃地唤着两个女人的名字，除了他的瑶珠外还有一个玉雯。

两个人的影子在被月光照着的人行道上移动。这一次却不同了，吴仁民的影子显得十分无力，而陈真的影子却是那样坚定，谁也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垂死的人。

他们到了吴仁民的家，陈真安顿吴仁民睡下了，才静静地走出来。他又一次发觉自己是在月光下面了。方才的一切好象只是一段不可相信的梦景。

他走过了冷静的马路，又走过了比较热闹的街市。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红色、绿色、蓝色的霓虹灯的招牌。

汽车过去了，电车过去了，两三部黄包车无力地在马路中间移动。接着又是一辆电车飞驶过去。

电车消失在远处了。马路上又是一片静寂。但是他的耳边还留着电车的声音。这声音使他忘记了吴仁民的苦恼。这声音把他带到了很远的地方，带到很远的年代，那久已被埋葬了的年代。

在平日陈真很少记起往事。他自己常说人不应该回想过去，只应当想到现在，想到将来。事实上他果然做到了这样。可是今天在吴仁民的这一番举动以后，那些久已被埋葬了的往事竟毫无原因地在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他仿佛看见了那个白衣少女，那个代替了他的死去的母亲、第一个给了他以女性的爱的女孩。她曾经和他过了多少个梦景般的月夜。她是他的小母亲，她是他幼年时代的唯一的保护人。她把那个和专制的王国一样的富裕旧家庭所涂在他身上的忧郁与黑暗给他完全洗掉了。她给了他以勇气来忍受一个小孩所不能够忍受的痛苦。她告诉了他许多美丽的事物。他第一次知道关于电车的事也是她告诉他的。她那个在日本留过学的父亲常常对她讲他从前乘电车消遣的故事。“将来姐姐会带你到那里去坐电车，看房子走路，看树木赛跑。”在他哭的时候她常常这样安慰他。他叫她做“姐姐”，因为她比他大四岁。在他十一岁的光景，这个和他有点亲戚关系的邻家少女死了。别人告诉他说她死了，而他所知道、所看见的却只是在故乡某山上她的小小的坟墓，一个小小的石碑和几株小桃花。她睡在她母亲的坟墓旁边。从此这个可爱的少女就消失了。她的爱抚，她的关心都跟着她的身体一起消失了。他当时并不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别人只告诉他：死就是升天，她是到天上去了。这升天的话曾经给他造成了许多美丽的梦景，一直到后来另一些事情和另一种生活使他完全忘记她的时候。于是许多的年代又过去了。

现在无意间他又把她从坟墓中挖了出来。这时候他才明白他并没有完全忘记她。她还是隐藏在他的深心里。她从坟墓中出来，并不是一滩臭水，一堆枯骨，她还是一个活泼的少女，尤其是那双温柔、慈爱的眼睛一点也没有改变。她还是他的她。她并没有死！

“她怎么能够通过这许多年代而来到我这里呢？她还是象从前那样地爱护我，安慰我吗？她是不是看见我已经走到了灭亡的边沿，特地来拯救我呢？”他在迷惘中这样自语着，然后又否定地说道：“不能够，现在已经太迟了，我已经不需要她了。我现在只有勇敢地向着死的路走去，死的黑影就在我的前面，我迟早会让它带走的。”他又问自己道：“我为什么要露出悲伤的样子呢？难道我还害怕死吗？我的身体内的一部分已经开始在腐烂了。我的一只脚已经踏进永恒里面去了。她的爱对我还能够有什么帮助呢？我迟早要离开我们的斗争，我会撒手不做任何事情，朋友们会继续生活，奋斗，争闲气，闹意见。然而我要去了，到坟墓里去了。我的写过许多篇文章的手会腐烂成了枯骨，我的作过许多次激烈演说的嘴会烂掉下来，从骨头架子里会爬出许多蛆虫。别人会掩着鼻子走过我的身边，或者用脚踢我的骨头。从此再没有人提起陈真这个名字，好象我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一样。即使有人提到这个名字，也会批评说：‘陈真这个傻子，他只顾盲目地乱干，白白地摧残了自己，真死得可怜！’或者也会说：‘陈真是一个革命家，然而他现在死了。他同我们没有一点关系了。我们应该忘记他。’这时候她的爱对我又有什么用处呢？我已经是一个无可挽救的人了。”

于是他的心又起了剧烈的阵痛，他用手去揉胸膛，但也止不住心痛，好象有一把刀在慢慢地割他的心。他喘着气，他咳着嗽，他靠在电杆上咳了许久，好容易才缓过一口气来。他就站住不走，把他的纷乱的心镇定了一下，他渐渐地又提起了精神安慰自己道：“管那些事干什么？便是死在目前，活一天也要干一天的事。”说罢他又迈步往街心走了。

他走过热闹的街市，又走过清静的马路，一直到深夜他还在街上走着，因为他的住处比较远，而他的脚步又下得很慢，并且不得不因咳嗽时时站住。

他已经走近他的住处了，只差了两条马路。他进了一条僻静的马路，依旧慢慢地走着。他时时抬起头让月光抚摩他的烧脸。他的胸膛里似乎放着一个又热又辣的东西，他的喉管好象被一只手在轻轻搔着。他想咳嗽，但又咳不出来。

周围没有声音，也没有行人。他把他的全副精力用来忍住咳嗽，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渐渐地一辆汽车从他背后飞驶过来，没有大的响声惊动他，车夫也不按喇叭。等到车子逼近他的时候，喇叭突然大声地叫了。

他吃了一惊，并不回头去看，本能地往路旁一跑。不知道怎样他的脚一滑，把他的瘦弱的身子摔倒在地上。他待要努力爬起来，汽车却轻轻地在他的身上驶过去了。一阵喇叭声压倒了他的哀叫。汽车夫马上增加速度开着车跑，好象害怕他会爬起来追上去一般。车中两对时髦的男女，他们坐汽车在马路上兜风。他们坐的是轿车，而且正在车里调笑，所以没有注意到外面的事。那个年轻的绅士问汽车夫，汽车夫回答说：“不要紧，辗死了一条狗。”

陈真仰卧在地上，一身都是血。他已经不能够发声，除了那低微的喉鸣。颈项以下就不是他平日的完整的身体。只有他的头还没有改变。黄瘦的脸上涂了一些血迹，眼睛微微闭着，上面失掉了那副宽边眼镜。

死来了，但并不是如他所想象的那样。他死着一个健康的人的死，并不是一个患着剧烈的肺病的人的死。从他那血肉模糊的尸首上看来，别人决不会知道他是一个垂死的肺病患者。

夜静得听不见一点声音。月光温柔地照下来，抚摩着陈真的渐渐冷了的瘦脸，一直到巡捕走来发见他的时候。

二

在一个会馆的义地上，人们葬了陈真。天落着微雨，土地是湿的，眼睛也是湿的。周如水和李佩珠两个人差不多要哭出声来了。

工人盖了最后的一撮泥土。黑漆的棺木完全看不见了。陈真完全埋在地底下了。

“仁民，你说几句话呀！”周如水拭着眼泪抽泣地说。“这一向来你是他最好的朋友……”

吴仁民沉默了半晌，一面用手揩干他的粘着雨珠的前额。他把眼光在那许多长了野草的坟墓上面扫了一下，忽然有一种异样的痛苦的感觉刺痛着他的脑子，他愤然答道：“我有什么话好说？陈真的死不是用话可以哀悼的！”这时候在他的耳边响起了一个熟识的声音：“我活着的时候，我不愿意看见大家再闹意见。”他知道这是什么人的话。他的脸上起了一阵痉挛，他第一次感到了比针刺还要厉害许多倍的心痛。

在他的旁边李剑虹开口了：“陈真时常梦想着一个殉道者的死，万料不到他却死在车轮下面，做了一个不值得的牺牲。……然而失掉了他，我们却失掉一个如此忠实、如此努力、如此热情的同志。象他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他的死对于我们的事业是一个绝大的损失。……”他的枯涩的声音微微战抖起来。他的左手捏着他的女儿李佩珠的手，他用右手揭下头上的草帽，露出他的秃顶。他深深地俯下了头。

众人继续沉默着，直到一个瘦长的学生叫起来：“我们回去罢，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用处。”

“好。走罢，我们的哀悼是在心里，不在乎形式，”李剑虹说。

“好，再不走，雨会落大了，”周如水依旧带悲声地说。他忽然注意到李佩珠的头发上积了不少的雨珠，快要沿着鬓脚滴下来了。他便毫不踌躇地揭下自己头上的草帽递给她，一面说：“佩珠，看你的头湿得象这样，你拿我的帽子遮遮雨罢。”

李佩珠微微一笑，摇摇头回答道：“周先生，谢谢你，我用不着，我们就要回去了……”好象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她咽住了似的，她跟着她的父亲转身走了。

吴仁民走在最后，那个叫做方亚丹的瘦长学生忽然在前面掉过头来对他说：“仁民，你忘了陈真罢。人死了，他的责任也就尽了，我们不要再去想他。你应该记得人们常常说的那句话：‘人死了，思想还活着！’我们不要再哀悼陈真了，在我们中间已经没有陈真这个人了。”

“但是你就从没有想到有一天你也会象他这样地躺在泥土里，别人会在你的坟前说：‘我们中间已经没有他这个人了’吗？你说，你能不能忍受这个？”吴仁民抬起头用愤激的眼光看方亚丹，疯狂似地问。“这不是他的问题，这是我的问题。”

“你的问题？”方亚丹惊讶地问。“这个意思我不大懂。快点走罢！为什么老是说死人的事？他们已经走远了！……你为什么不戴一顶帽子？你的头弄得这样湿！快点走罢，再迟一点恐怕会赶掉一部公共汽车。”他说着便大步向前走去。

他们两个走到汽车站时正来得及上汽车。车里挤满了人，已经没有座位了。车身颠得厉害。一路上周如水不住地和李佩珠谈话，李剑虹和方亚丹有时候也插进来说几句。只有吴仁民沉默着。

汽车到了终点，众人陆续下了车。周如水跟着李剑虹父女搭电车回去。

“仁民，你回家去吗？”方亚丹问。

开始在微雨下面大步走着的吴仁民掉过头看了方亚丹一眼，迟疑了一下，才默默地点点头，站住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搭电车？……我也要到你家里去，我要去拿一本书，你前天答应借给我的。”

“好罢，我们一路走，”吴仁民答应了一句，这好象是一声长叹。

电车在他们的面前停住了。他们跟着别人上了车。于是电车又向前走了，向着那些长的街道，热闹的和僻静的街道驶去。

他们从电车上面下来，雨还没有住。他们大步走到吴仁民的住所。吴仁民开了后门进去，走上楼，又开了自己房门上的锁。两个人进了二楼前楼。

吴仁民脱下打湿了的西装上衣，挂在墙上，自己就往窗前一张沙发上面一躺，接连吐了几口长气，现出十分疲倦的样子。他马上又坐起来，燃了一根纸烟抽着。

方亚丹在桌上的书堆里翻出了他要找的那本书，英译本的妃格念尔的《回忆录》[1]，把它挟在腋下，正打算走出去，忽然注意到吴仁民的神情，便关心地问道：“仁民，你怎样了？”

吴仁民并不回答，只是喃喃地念着陈真的名字。他抽完一根纸烟把烟头抛了，又燃了一根来抽。

“陈真是一个很好的同志，象他那样热心、那样能干的实在不多！”方亚丹感动地称赞道，但是歇了歇他又加上这几句：“然而他已经死了。我们应该忘掉他，我们会有更多的新同志。”

吴仁民狂乱地搔着头发，一面粗声答道：“是的；我们会有更多的新同志，可是再没有一个象陈真那样的了。”

“你说，再没有一个象陈真那样的？”方亚丹惊讶地说，“你怎么今天老是说丧气话？难道你连这样的一个打击也受不住？”

“受得住受不住，这有什么关系？我说血迹只有用血来洗！”吴仁民从沙发上跳起来，把烟头掷在地上用脚踏熄了，又用一只手压在方桌上，看得出来他是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在这只手上面，然而方桌动也不动一下。“我说我们的方法太迂缓了。不错，我们会有更多的新同志，可是我们也还有更多的不值得的牺牲，象陈真那样。单是陈真的血就迷住我的眼睛，我害怕还有更多的新同志的血！……我不能够忘记陈真，你看你手里那本书不就是陈真的吗？那本书上面还有他亲笔的注释。我们能够说他已经死了吗？……老实说，你还不懂得陈真。在你，在李剑虹他们，失掉陈真，不过失掉一个忠实勇敢的同志，他留下来的空位子是很容易填补的。然而我却失掉一个最了解我的朋友。我认识他，不仅象一个同志，而且还是一个朋友，一个有着黄金的心的朋友。……你们说他死了，可是你们不知道他是怎样地不愿意死，甚至在厉害的肺病蚕食他身体的时候，他还不肯撒手放弃一切，还努力跟死斗争。然而一辆汽车在他的身上辗过，你们就说他死了。……你们都忘记了他，但是我现在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呢？我又到什么地方去找这个最了解我的朋友呢？……”他绝望地说，把手捏成拳头在桌子上打了几下。

“仁民，你现在说这些话又有什么用处？你要知道陈真死了，我们还活着，我们要活下去继续他的工作。只要我们的工作不毁灭，陈真的精神也就不会死，”方亚丹理直气壮地说道。

“精神不死，这不过是一句骗人的话，我就不相信它！”吴仁民愤慨地说。“工作，工作，难道我们就只是为着工作生活的吗？不错，我们要活下去继续他的工作。可是那时候他的骨头已经腐烂了。谁看见他的精神活起来？你看！”他伸出手去指着墙上的一张女人的照像。“这是我的瑶珠。她死了，她的精神也就死了。从前我每次回家稍微迟一点就要使她耽心，或者写文章睡得晚一点，也要被她催好几次。她关心我的饮食，关心我的衣服，关心我的一切。有时我不听她的话，她就要流眼泪。可是现在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我现在随便做什么事情，她都不能够对我说一句话了。同样，陈真常常说他有他的爱，有他的恨，他把爱和恨放在工作里面，文章里面，散布在人间。可是现在他所爱的还在受苦，他所恨的还在作恶，他自己就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看见谁受到他的爱，谁又蒙到他的恨来？黑暗，专制，罪恶依旧统治着这个世界，可是他现在却不能够从坟墓里爬出来说‘我反抗’的话了。……我说我们的方法太迂缓了。不管我的身体怎样强健，有一天我也会象陈真那样地睡在地下。在我的头上，黑暗，专制，罪恶，那一切都仍旧继续着狂欢，然而我到那个时候，连呻吟的力量也没有了。这是不能够忍受的！”他说到这里，接连叹了两口气，再也说不下去，便又拿出一根纸烟燃起来用力狂抽着，一面走回到沙发跟前坐了下去。他坐得很快，好象跌倒在那上面一般。

“你太兴奋了，而且你太热情了，”方亚丹诚恳地说。“我们从事革命工作的人，应该有一个冷静的头脑。你太热情了，怪不得有人说你卤莽，又有人说你是一个罗曼谛克的革命家。要知道革命并不是一个政变，也不是一个奇迹，除了用你所说的迂缓的方法外，恐怕就没有捷径了。革命是不能够速成的，所以我们必须忍耐！……”

“是的，必须忍耐，”吴仁民大大地喷出了一口烟，冷笑道。“我知道你还会说：怎样地著书，出刊物，阐扬真理，或者先到外国去研究几年，熟读几本厚书，或者甚至把毕生的精力耗费在旧书堆里，然后自己写出一两本大书来，就相信这几本书会造成一种精神的潮流来感动千千万万的人。我劝你不要再做这样的梦。我告诉你，这许多年来李剑虹就做着这样的梦，他见到一个青年就向一个青年鼓吹：应该怎样读书，怎样研究学问，学习两三种外国文，到外国去留学，今年到日本，明年到法国，后年又到比国，这样跑来跑去把一个人的青春跑完了，就回到中国来。回来做什么？唱高调！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怎样把贩来的洋八股应用到中国社会上去。其实唱高调的那些人还是好的一种。这时候稍微有一点雾就会迷了他们的眼睛，升官发财在从前是他们所痛恨的，现在却变成了可走的路了。这就是李剑虹的成绩：他把一个一个有献身热诚的青年都送进书斋里或者送到外国去，他们在那里把热情消磨尽了才回到中国来，或者回到运动里来。一个一个的革命青年就这样地断送了。听说你不久也要到法国去。好，希望你好好地在那里贩点革命方略回来。”

“我——我不一——定……”方亚丹迟疑地分辩说，整个脸都变红了。两种思想在他的心里交战，他再也说不出第二句话。

“不一定？”吴仁民讥讽地说，“就说不去，不更痛快吗？老实告诉你，大学校，实验室，书斋只会阻碍革命的精神。读书愈多的人，他的革命精神愈淡薄。我以后不高兴再在大学里教书了。那些资产阶级的子弟是没有多少希望的，我们应当注意贫苦的青年，我们不必去替资产阶级培养子弟。资产阶级的子弟，好的至多不过做个学者。然而学者只会吃饭。我最不满意李剑虹的，就是他开口学问，闭口读书，他的理想人物就是学者。你想，拿书本来草命岂不是大笑话！我看不惯他拿‘读书’两个字麻醉青年，把青年骗得到处跑，所以我常常跟他争吵。陈真责备我爱闹意见，我知道这会使陈真痛心，然而我不能够让李剑虹去领导年轻人。”吴仁民说到这里又拿出了一根纸烟。但是他并不去点燃它，却用两根指头把它揉来揉去。

方亚丹是比较相信李剑虹的，而且多少受了一点李剑虹的影响。他不能够同意吴仁民的话，不过他多少了解吴仁民的心情，便不多说话，只说了一句：“你的成见太深了。”接着他又说：“我走了，后天再来看你。”他开了门，用很快的脚步下了楼梯，走出去了。这些声音很清晰地送进了吴仁民的耳里。

“又是一个李剑虹的弟子，”吴仁民叹息地说了这一句，就不再作声了。他把纸烟燃起来狂抽，同时又在想李剑虹究竟有什么样的力量使得一些青年对他那样地信仰。他愈想，愈不能够了解，同时愈感到自己的孤寂。

门上起了重重的叩声。

“进来。”

门开了，一个黄瘦的长脸伸进来，接着是穿蓝布短衫的身子。

“蔡维新叫我来拿稿子，”朴实的脸上露出了不自然的微笑。他站在吴仁民的面前。

“啊，我倒忘记了！”吴仁民吃惊似地站起来，走到桌子跟前。“文章昨晚就写好了，他原说今天早晨来拿的。”他在书堆里找那篇文章。

“今天早晨大家忙着开会都没空，所以到现在才来拿。他还说纪念陈先生的文章要请你早些做好，”那个人客气地说。

吴仁民把文章找了出来，顺手递给那个人，一面说：“你拿回去罢。你告诉蔡维新，我明天去看他。我刚刚从陈先生的坟地上回来。”

那个人并不就走，却改换了语调问：“陈先生的坟已经做好了吗？”他的眼光停在吴仁民的脸上。

“做好了，蔡维新知道地方。”

“我们要去看他。陈先生那样好的人会碰到这种惨死。……他妈的，我们要替他——”话没有说完就被他咽住了。他急急地开了门出去。然而他没有说出来的话，吴仁民已经懂得了。

那个汉子的未完的话给吴仁民留下一线的希望，但是希望渐渐地又消失了。

整个房间里再没有一点声音。

吴仁民在屋子的中央茫然地立了一阵，随后又走到沙发跟前坐下去。他不再抽烟了。他的眼皮疲倦地垂下来。他终于忘记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

一个黑影忽然站在他的面前。是一张瘦削的脸，脸上戴了一副宽边眼镜。

“陈真！”他惊讶地叫道。

黑影照常地坐在方桌旁边一把椅子上，在书堆里拿了一本书翻开来看。

“你已经死了！我们今天才埋了你！”

“那只是假象，我并没有死。”黑影抬起头看他，一双射出绿色光芒的眼睛凝视着他的脸。那双眼睛马上又埋下去了。接着是一阵使人颤栗的惨笑。“我并没有死，我是不会死的。”

“我不相信，你拿假象来骗我！”吴仁民半愤怒、半惶恐地说，好象在跟自己争论，他觉得他面前似乎并没有黑影，那只是他心里的幻象。“你已经死了，一辆汽车在你的身上辗过，就把你的生命取去了。我们已经把你埋葬了，永远地埋葬了。”

又是一阵惨笑，这一次黑影并不把脸抬起来。“你以为一个人能够死得这么容易吗？我花了一生的精力做一件工作，工作还没有完成，我就够闭上眼睛死去吗？一辆汽车，几个兜风的男女，这跟我一生的努力和工作比起来，算得什么一回事？他们绝不能够毁灭我。我是不会死的。我要留一个长长的阴影在所有的人的头上，使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我。”

“你在说谎！”吴仁民气愤地争辩道，“我们就会忘掉你的。方亚丹已经说过应该把你忘掉了。你不会留下一点阴影。就在今天，就在这个都市，人们一样地在享乐，在竞争，在闹意见。而且每天晚上甚至在深夜，你在这个房间里就可以听见许多汽车的喇叭声，也许每天晚上都会辗死一个象你这样的牺牲者。然而你呢，你在什么地方呢？你的阴影又在什么地方呢？我说，只要过了一些时候，别人提起陈真就会惊讶起来：‘好陌生的名字啊！’你还拿永生的话来骗自己！我不相信，我什么也不相信！”

那个黑影又把头抬起来，一对绿色的亮眼珠锐利地在吴仁民的脸上轮了一转，眼光非常深透，使得吴仁民的脊梁上也起了寒栗。突然一个陌生的、庄严的声音响彻了房间：“你说，我什么时候对你说过谎？我从来没有欺骗过自己。我告诉你：我们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将来有一天那洪水会来的。那样的洪水，地球上从来不曾见过。它会来，会来淹没那一切，扫除那一切，给我们洗出一个新鲜的世界来。那日子一定会来的。你还记得我这本书吗？你现在应该忍耐。”

提起忍耐两个字，吴仁民的愤怒又给激起来了。他瞥见了黑影手里拿的书，他知道这正是陈真著的那本解释社会科学的书。“忍耐？你也要说忍耐？究竟还要忍耐多久呢？是不是要等到你这本书传到了每个人手里，每个人都能够了解它的真正意义的时候吗？我告诉你，那一天是不会有的。书根本就没有用。周如水不就是被书本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吗？还有李剑虹，他简直是一个书呆子。老实说我现在不再拿读书的话骗人了。我在大学里教了差不多两年书，还没有宣传到一个同志，而且连给资产阶级培养子弟的功劳也说不上！把你的社会科学收拾起来罢。要革命，还是从行动做起，单是在一些外国名词里面绕圈子是不行的。我说现在的社会科学确实需要大革命。全世界的学者如毛，但是到了大革命发生的时候，连他们也只配陈列在博物馆里面了。”

“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些话？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这不再是陌生的声音，这的确是陈真的。他知道陈真是怎样的一个人：抛弃了富裕的家庭，抛弃了安乐的生活，抛弃了学者的前途，在很小的年纪就参加社会运动，生活在窄小的亭子间里，广大的会场里，简陋的茅屋里。陈真并不是一个单在一些外国名词中间绕圈子的人。他怎么能够拿那些话来责备陈真呢？他想：“我错了。”但是他马上又警觉似地自语道：“陈真不会到这里来，我是在跟我自己辩论罢？”

“我们是应该忍耐的。这不是说忍耐地受苦，是说忍耐地工作，一直到最后胜利的时候。那一天会来的，虽然我们自己不会看见，但那一天是一定会来的。”这又是陈真的声音。

陈真的话向着他的头打来。这一定是陈真在这里说话，因为他绝不会跟自己辩论，向自己预言，因为他不是一个说教者！

“这是你，这一定是你！”他狂热地叫起来，“我在跟你辩论。说话的一定是你，因为你是一个说教者，我不是！”

然而这一次他错了，说话的确实是他自己。屋子里并没有陈真，他是在跟自己辩论。

他的叫声使他力竭了，可是在这屋子里并不曾生出一点回响。除了他的脑子外，再没有一件东西使他感觉到他曾经发出了一些叫声。

屋子里仍然很静。后来三四声尖锐的汽车喇叭声响了起来。

夜已经来了，屋子里黑漆漆的。

他直伸伸地躺在沙发上，身子软弱无力，连动也不想动一下，他觉得自己已经死过一次了。

[1]《回忆录》：旧俄民粹派女革命家薇娜·妃格念尔的自传。第二卷有中译本：《狱中二十年》。

三

“那本妃格念尔的《回忆录》我拿给佩珠去看了，前几天忘记告诉你，”一天下午方亚丹来看吴仁民的时候对他说。

“她不见得就了解罢，”吴仁民随便答了一句，依旧在抽他的纸烟。

“为什么不了解呢？那是一本好书，我读了，还流过眼泪，”方亚丹热情地说。

“这样容易流眼泪，你们的眼泪太多了，”吴仁民冷淡地说，其实这冷淡只是表面的，他的心里却有一团火在燃烧。“我们除了眼泪外还应该有别的东西流。”

“你就只会说空话，你就象妃格念尔读过的那首长诗[1]里面的英雄[2]一样，”方亚丹气愤地说。“那位英雄到处散布雄辩的议论，然而只限于空谈，他从没有做过一件实在的事。话纵然说得激烈，终于是空话。”

“是的，你们连激烈的话也不敢说，”吴仁民只说了这一句就闭了口，因为他忽然记起了陈真的话。原来当初陈真把这本书送给他的时候曾经对他说过：“我已经读过了四遍，我每读一遍总要流不少的眼泪。我是在哭我自己，我自己太软弱了。”于是他忘记自己地高声接下去说：“我们太软弱了。”他又改变了语调说：“我们都是说空话的，无论是到外国去，或者留在国内，我们都是一样地过着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而且说空话。陈真也许是对的，我们太软弱了。在那样一个女性的面前我们的确都应该流眼泪。”这并不是寻常的赞叹的声音，他的声音里面荡漾着渴望、愤怒和悔恨。

方亚丹起先并不说话，吴仁民的话把他感动了，然而在他和吴仁民的中间究竟隔了一些栅栏，两种差异的性格并不能够达到完全的相互了解，不仅是因为年龄的相差。方亚丹的经验比较少，因此他更乐观。他和每一个新参加社会运动的青年一样，他没有什么创伤，他只顾看前面，绝不会想到“回顾”上去。

“仁民，你近来太容易激动了，同时也可以说是太容易伤感了，”方亚丹诚恳地劝道。“象这样下去，我害怕你会变成一个罗亭[3]。难道你思想上起了动摇吗？不然你为什么这样烦躁？”他说到最后想把话收住，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因此他颇有点后悔，觉得不应该怀疑这个比较老的同志。他很想再用几句话说明他的看法，可是吴仁民已经接下去说了：

“你不了解我，亚丹，你还不了解我。思想上起动摇，那绝不会！这伤感，这烦躁，是对于某一部分人的反感，同时也正是一种新的生活的酝酿。是的，一种新的生活。我要把过去的生活结束了。以后至少也得做一个象陈真那样的人，不再在书堆里或者外国名词中间绕圈子。也许我的旧习惯太深，很难摆脱掉，得不到新生也未可知。但是我总要努力挣扎。如果得不到新生，就让他彻底灭亡，我不愿意再在矛盾中间生活。而且我劝你，以后不要过于迷信李剑虹，否则你将来会后悔的。”

“仁民，我总觉得你有成见。你为什么要跟剑虹作对呢？他在中国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他的信仰的坚定也是一般人所不及的。不然，为什么会有许多青年那样相信他，甚至把他当作父亲一般地看待？你看，这样大的感化力！”

“是的，这样大的感化力却不能够感化自己的女儿，”吴仁民冷笑道。

“这又是你的成见了，”方亚丹半笑半气地说。“佩珠也是一个很好的女子，很可爱的女子。她的思想也不错。她什么时候得罪了你？你这样不满意她！”

“一个很好的女子！我只记得陈真的话：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陈真常提到的三女性中，两个已经有了归宿，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了，且看她的结局又如何。”吴仁民说罢，又冷笑起来。

这时候，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女性”的李佩珠却在自己的房间里，坐在一把藤椅上，热心地读着一个俄罗斯的革命女性的自传，那一本使得许多人流泪的《回忆录》。她已经接连地读了几天了。

她的英文程度使她不能够读得很快，但是她并不因此减少阅读的兴趣，至少她懂得大意，并且陈真在重要的地方还附了译文。那本十六开本的大书里面的每一个字，即使是她不认得的，也都象火似地把她的血点燃了。她的心开始发热起来，额上冒着汗珠，脸红着，心怦怦地跳。好象她的整个身体里有什么东西要满溢出来一样。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不过她觉得有一种模糊的渴望在身体内呼唤她，这种渴望是她从前不曾意识到的。

在她的手里躺着那本神奇的书，她从来不曾读过这样神奇的书。从这本书里面一个异邦的女孩站起来，在她的面前发育生长，长成一个伟大的人格：抛弃了富裕的家庭，离开了资产阶级的丈夫，到民间去，把从瑞士学来的医学知识用来救济贫寒乡村的农民。她经历过种种的革命阶段，变成了一个使沙皇颤栗震恐的“最可怕的女人”，革命运动的领袖，一代青年的指路明灯。她在黑暗的牢狱里被埋葬了二十三年以后，生命又来叩门了，她又以新生的精力重回到人间，重回到社会运动里来。这是何等崇高的精神，坚强的性格与信仰，伟大的人格的吸引力！

这一切并不是李佩珠所能够完全了解的。这种生活方式跟她的离得太远了。虽然以前从父亲那里她也曾听到过关于这种生活方式的话，但是她只有一点很模糊的概念。如今它具体地显现在她的眼前了，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新奇而又富于诱惑力。固然它是高到她所不能够达到的程度，但它究竟是值得憧憬的啊！

一段话鼓舞了她的整个心灵，在这一段话下面陈真用铅笔画了线，而且附了译文在旁边：“有一夜我从梦中醒来。这是夏天，人们都睡了，不过我们的两个亲戚还坐在阳台上闲谈。……她们在谈论我和我的二妹利狄亚，说：‘利狄亚会变成一个很好的女人；她会是一个有用的人。然而薇娜却只是一个美丽的玩偶。她倒很象那个挂在她房里的好看的红灯笼，向外的一面很好看，但是靠墙壁的一面却是空空的。’我把头埋在枕上，伤心地哭着。这时候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问我自己怎样才能够做一个好人。”

这一段话不仅指示出来一个美丽的玩偶居然会变为崇高伟大的人，因而给了她一线的希望，不仅陈真的似乎还在跳动的细小字迹使她相信这一段话曾经如此深地影响过那个她所敬爱的人（是的，虽然她不了解他，但是她因为父亲称赞他的缘故，她也敬爱他，尤其是在他死后），这一段话同时还使她记起了一段往事。于是她的过去二十年的岁月又连续地浮现在她的脑里了。

她五岁失掉了母亲，得着祖母和父亲的钟爱，跟着父亲生活一直到祖母病死的时候。祖母一死，父亲便单身离开故乡到外面去。她被寄养在一个女学校里，那里的校长是她的亲戚，那时候她才十岁。在学校里，在那个思想陈旧、但性情温和的亲戚的照料下过了五年。这其间父亲的信函成了她的精神上的唯一安慰和指导，可是这样的信函来得并不多，因为父亲在外面参加了革命的活动，很忙，没有多的时间花在女儿的身上。她的生活虽然孤寂，但是父亲的爱依旧温暖着她的少女的敏感的心，甚至使她常常忘却寂寞。寂寞袭来的时候她总是用微笑驱散了它。这微笑有时候是相当凄凉的，但常常含着温柔的爱的回忆。她的不喜欢多说话的习惯就是从这个来的。不过因为有了温柔的爱，或者爱的回忆给她带来温暖，所以她不曾变做一个阴郁的人。五年过去了。过惯了亡命生活的父亲忽然又安居在这个大都市里，把她从故乡接了出来，让她继续在一个中学念书。她毕业以后就和父亲住在一起，跟着父亲研究文学和外国文。

她在中学毕业的那一年，某一个春天的晚上，她已经睡了，偶然从梦中醒来，听见两个同学在谈论毕业以后的出路。一个忽然说：“我看佩珠将来一定会吃男人的苦头，她太软弱了，而且质地平凡，不会有什么成就。”这几句话刺在她的心上。她不敢咳一声嗽，害怕使她们知道她已经醒过来听见了这些话。她却用铺盖蒙着头低声哭起来，哭湿了一个枕头。

这样，她也有过和妃格念尔的类似的遭遇了。她也象妃格念尔那样伤心地哭过了。女人的心并不是善忘的。她后来也常常想到那几句话，她屡屡问她自己，问父亲道：“我果然是太软弱，太平凡，不会有什么成就么？”她自己虽然不敢给一个否定或肯定的回答，然而在心里却有一个声音（她自己甚至不认识的声音）叫起来：“我不能够是这样！”她还不能够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呼声。她的父亲似乎更了解她，便回答道：“你还年轻，还不知道自己。你并不是太软弱、太平凡的人。如果你将来不会有什么成就，那是我的错。我为了自己的事常常忽略了你，而且不曾好好地帮助过你。同时我的经济能力太薄弱了，不能够让你受很好的教育。”于是一个微笑驱散了她的不愉快的思想。她被父亲的爱感动了。她想只要在父亲的身边，即使将来没有什么成就，她也并不懊恼。她太爱父亲了，因为她曾经从父亲那里得到慈母般的爱护，因为父亲是她的唯一的亲人，而且在五年的长期分别之后，那种渴望使她的爱慕变得更热烈了。

父亲也是很爱她的。差不多完全过着禁欲生活的父亲，待人接物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平常他很少对人说一句笑话。对于所有来拜访他的青年，他总是拿出父亲般的态度对待他们，他诚恳地劝导他们，因此得到他们的尊敬。的确，他是值得他们尊敬的，他自己过着极其刻苦的生活，使人觉得他吃饭穿衣单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来继续工作，他好象是专门为了工作而生活的。他没有个人的爱憎，没有个人的欢乐，没有个人的计较。总之，他有着可以做一个教主的条件。其实他原来并不是这样的人，不过竭力控制自己勉强做一个这样的人罢了。所以他对待女儿的态度就完全两样。他的笑容只有他的女儿看得见，那是她的特权。这笑容给她填补了她不曾从人间得到的一切，这笑容把一个父亲和一个女儿联系得很紧密，而且这笑容使他们更接近互相的信赖了。

她自己并没有明确的思想，正如她的父亲所说。她常常盲目地接受了父亲的思想，不管这是否为她的智力所能够了解，只是因为她信赖父亲，所以也信赖父亲的思想。然而有时候她也会怀疑起来，不过她也不去深思。最重要的原因是：从来不曾有过重大的问题摆在她的面前，一切问题都已经由父亲给她解决了。

的确，父亲是爱她的。正因为爱她，所以他不愿意让她过他那样的刻苦生活。他是靠着译书卖文过活的，有时也在大学里教几点钟的课，收入并不多。他让自己一个人吃苦，却使他的女儿过着稍微舒适的生活。譬如在家里做饭，他自己吃素，却特别为她预备了一碗肉。她了解父亲的心情，而且她究竟太年轻了，不是生来过禁欲生活的，所以她也坦然地接受了，这或者不能说是坦然，更应该说是感激。总之她让父亲这样安排，又让这安排成了习惯。结果她被陈真取了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的绰号，而且被吴仁民拿这个来做攻击她的父亲的资料。吴仁民因此常常嘲笑李剑虹不能够感化自己的女儿。

然而这两父女过得相当幸福。他们都感到满足，没有什么缺陷，没有什么悔恨。彼此都成了另一个的唯一的安慰和帮助。是的，彼此帮助，无论在生活上或者工作上。她有时也帮忙父亲抄录稿件。自然除了这个，父亲还有信仰，还有事业；女儿还有女朋友，在某一个时期内她和那两个性格跟她的不相同、年纪比她大两岁的女朋友张若兰和秦蕴玉过往颇为亲密，恰好凑成了陈真的“三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的数目。从她们那里，她也曾受到一些影响，一些使她更倾向小资产阶级的影响。然而如今她们都离开她去远了。秦蕴玉偶尔还从美国寄一两封信来，前几天的来信除了报告结婚的消息外，还赞美好莱坞的电影艺术，纽约城建筑的华丽，汽车的众多，以及夜生活的神秘有趣，差不多变成资本主义文明的崇拜者了。张若兰嫁了丈夫以后就规规矩矩做起温顺的太太来，跟着丈夫到四川去了。这两件事很引起她的反感。尤其使她觉得难堪的是父亲常常说起“女性脆弱”的话。她因此常常对父亲暗示，她将来绝不做一个脆弱的女性。然而怎样才算是一个不脆弱的女性，她还不十分知道，她只明白至少不会是张若兰、秦蕴玉一流的人物。自然在那两个脆弱的女性之后，她又有了几个比较年轻的女友，至于她们是不是脆弱的女性，她现在还不知道。

然而如今一个不脆弱的女性的典型站在她的面前了。这就是薇娜·妃格念尔。在这个女性的面前许多男人诚恳地、感动地低下头，许多青年男女看出了照耀在暗夜里的明星。这太光荣了。纵然她不能够了解这个女性的思想，但是那种热烈的献身精神、生死相共的友情和火一般燃烧的字句是谁都能够了解的，谁都能够被它们感动的，她当然不会是一个例外。何况她因为父亲的关系还和那些从事社会运动的人常常见面谈话呢。

她读着，她热心地读着。这本神奇的书把她的整个灵魂都搅动了。这不仅是借书给她的方亚丹和说她不能够了解这本书的吴仁民料不到，就连她的父亲也料不到，而且甚至她自己也是料不到的。一本书对于一个青年会有这样大的影响，这似乎令人不能相信。然而实际上这是非常简单的事：她的身体内潜伏着的过多的生活力鼓动着她。她的精力开始在她的身体内漫溢起来，需要放散了。她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够单拿为自己努力的事满足了。她有着更多的眼泪，更多的欢乐，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需要用来为别人放散。所以她的心鼓胀起来，她的眼睛也润湿了，有时候还落了两三滴眼泪在书上。但是她并没有悲哀，她只感到一阵痛快。

忽然她珍重地阖上书，捧着它急急地跑到父亲住的前楼里，热情地对父亲说：“爹，告诉我，这本书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告诉我还有多少这一类的书？”她把手里的一本书放在桌子上，放在父亲的手边。

李剑虹正在写文章，听见她的声音，惊讶地抬起了头。他的眼光起先停在她的激动的脸上，然后又落在书上。他微笑了。他温和地回答道：“这一类的书是很多很多的。我也不十分清楚。不过仁民一定知道。听说陈真有不少这一类的书，都存在他那里。你喜欢读，可以向他借。”

[1]长诗：指旧俄诗人N.尼克拉索夫的长诗《沙霞》。

[2]英雄：《沙霞》中的男主人公阿加林。

[3]罗亭：旧俄小说家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罗亭》中的主人公。他说得多，做得少；不满意现状，又无决心去改变现状。他终于到处漂泊，一事无成。

四

吴仁民到会馆的义地上去看了陈真的坟墓。一个小小的土堆上面盖了一些青草，前面竖着一块小石碑，写着陈真的姓名。从远处看，这土堆夹杂在别的许多坟墓中间，一行一行地排列在那里，叫人看不出一点分别。

“陈真活着的时候他常常表示跟别的人不同。可是他死了，他就和别的人一样了，”吴仁民痛苦地想道。

在前面一排的一座坟旁边站着一个女人。她穿着蓝布旗袍，手臂上缠了一条黑纱。长长的黑发差不多垂到了肩上。吴仁民看不清楚她的面容。

过了一会女人往外面走了。她走得很慢，还常常回头去看她离开的那座坟。

她走到吴仁民的前面，把脸掉过来，望了他一下。她的眼光和吴仁民的对射着，她的眼睛里现出惊讶的表情。她略一停顿，便掉开了头，依旧缓慢地往外面走去。

吴仁民看见了她的脸。这面孔并不是十分陌生的。他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却又想不起来。他跟了她走出去。

她的高跟鞋的声音有节奏地送到他的耳里。她的细长的背影遮住了他的视线。他跟着她走。她并不回头看，好象不觉得似的。她不坐车，他也不坐车。他没有目的地，只是盲目地跟着她走，然而什么人抓住了他的一只膀子。

他惊觉地侧过脸看。周如水站在他的旁边，带笑地望着他，一面说：“你在干什么？”

吴仁民一时回答不出来，他还掉头去看前面。那个女人已经不见了。许多男人的背影在他的眼前晃动。他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你又在想女人，是不是？”周如水笑起来。“但是现在不是春天了。”

吴仁民生了气，涨红着脸责备道：“你懂得什么？你只配做茶房！你还是规规矩矩地去做茶房罢。”

做茶房的话是有典故的。周如水近来对李佩珠非常殷勤，方亚丹便挖苦地称他为“李佩珠的茶房”。他自然不承认这个称呼，但是事实上他伺候李佩珠很象一个茶房伺候主人，而且比普通的茶房更体贴。

“做茶房？我不承认！谁说的？”周如水起劲地说。

“你去问亚丹罢。谁做过茶房，谁明白！”吴仁民嘲笑地回答。他接着又问：“你现在到什么地方去？”

“我随便走走，我一个人在家里闷得很，出来散散步，”周如水皱着眉头回答。

“为什么不去陪李佩珠？如今不是春天了，你又有什么烦闷？”吴仁民报复地说。

“不要说笑话了，我们还是谈点正经事情。我正想找你谈谈，我们就一路走罢，我也要到你家里去，”周如水换过话题说，他勉强笑了笑。

吴仁民知道周如水高兴别人把他的名字同李佩珠的名字放在一起提说，他虽然常常挣红了脸分辩，其实心里很高兴，只是他没有勇气对李佩珠表示爱情。所以吴仁民接着又挖苦他道：“你要是下了决心做茶房，那么就快点进行罢。李佩珠的年纪也不小了，你不要再耽误她，让她做张若兰第二。”

最后的一句话比什么都厉害地刺在周如水的心上。张若兰这个名字他早已忘掉了。但他的忘记也只是表面的。虽然被新的憧憬掩盖住了，这个名字给他留下的创痕却没有完全消失。一旦有人在他的面前提到这个名字，他就会记起那个圆脸的女郎来。那个少女曾经怀着全量的爱来帮助他，拯救他，他却胡里胡涂地拒绝了她，让她后来嫁给一个留法归来的大学教授。他每想起她，一阵痛悔就来绞他的心，他再没有力量来抵抗别人的嘲笑，好象一个被缴了械的兵士一样。

“张若兰，不要再提她了，我求你，”周如水烦躁地说。“我现在要把我的‘过去’深深地埋葬了。我要做一个新的人。我请你们以后不要再提起我过去的事！”

吴仁民冷笑几声，不表示态度。

“我以后要向剑虹学习。剑虹这个人的确可以佩服！”周如水兴奋地说下去，他显然是在跟自己挣扎。他称赞李剑虹，是要借李剑虹的力量来压倒另一个自己。“剑虹真难得，他才配做革命家。我说句老实话，你不要生气，你太浪漫了！”

“是的，只有斯多噶派[1]才配做革命家，同样也只有斯多噶派才配做伪善者，”吴仁民生气地说。“我自然不配。不过我记得李剑虹对人说过‘如水太颓废，很少希望’这一类的话。”

“我不信，你说谎！”周如水起劲地分辩道。

“我何必说谎！我又不把李剑虹的话当作圣旨！我要骂你就用自己的话骂你好了，何必捏造李剑虹的话来骂你！”吴仁民冷笑说。

“我不再跟你争辩了。总之，近来你的个人主义的倾向很浓厚。”周如水明白自己跟吴仁民争论下去不会有一点好处，反而会损害他们的友情，他不再吵了，却换过话题说：“我还有正经的话对你说。第一，小川后天从法国回来，你预备去接他吗？第二，佩珠还要向你借几本书，我替她拿去。”

“还有第三件吗？”吴仁民突然问道。

“没有了。你后天究竟到码头上去不去？去的人恐怕不少。剑虹、佩珠、亚丹他们都去，还有几个朋友去，”周如水含笑说。

“我不去，”吴仁民冷淡地说。“你们已经有很多的人了。”

“我们希望你能够去。多一个人更热闹一点。朋友中没有一个人不想和小川见面的。佩珠的两个女朋友也要去。她们以前就认识小川，”周如水又说。

“到那时候再决定罢，”吴仁民淡淡地回答。他心里想：“张小川回来，又多一个领袖了。”他脸上现出一阵惨笑。这笑里也许含有妒忌，也许含有寂寞。许多时候来藏在他的胸里的愤慨又冒出了火焰。那个永远不能够解答的问题又来追逼他了：为什么在李剑虹这般人的周围常常会聚着不少的信徒，而他，他怀着一颗诚挚的心去接近一切的人，去向他们宣传他所真实感到的，他所坚决信仰的理论，结果却变成一个最孤立的人，被加上了“轻浮”、“卤莽”、“浪漫”这一类的评语呢？他觉得自己并没有错。但是他为什么要受处罚呢？

这时候周如水还絮絮地在他的耳边讲起张小川的种种好处，以及他这几年来在巴黎留学期间的惊人的进步，但是吴仁民早已不去听他了。这两个人走在同一条路上却怀着不同的两颗心。

他们上了电车。在下一个电车站上有好些客人上车来，中间有三个少女。

“你看，佩珠她们来了，”周如水突然用肘触吴仁民的膀子，带笑地低声说。

吴仁民把头动一下，却不说话。

在另一个电车站上又上来一些客人。新来的乘客不住地往里面挤。把下车的客人留下的空位填满了。李佩珠往里面移动，差不多就到了周如水的面前。

“佩珠，”周如水温和地唤了一声，便立起来让座位给她。

李佩珠和他招呼了，又招呼了吴仁民。她并不坐下去，却把座位让给她的女朋友。

三个女郎为了一个座位谦让着。吴仁民也站了起来。

另外的两个少女终于坐下去了。李佩珠把她们介绍给周、吴两人。周如水很高兴地和她们谈话。

两个女郎都有着圆圆脸，年轻的一个稍微瘦一点，更好看些。她们的面貌相差不多，是两姊妹，姓龚，名字是德婉和德娴。

“佩珠，我刚刚到你家里去过，没有见到一个人，剑虹也不在家，”周如水说。

“爹出去打听小川先生的轮船后天几时靠码头，”李佩珠含笑答道。“她们两位约我看电影。我们现在才从电影院出来。……但是周先生怎么会在电车上？现在又到什么地方去？如果没有事情，请再到我们家里去坐坐罢。爹现在一定也回来了。吴先生也去坐坐好吗？”

“我没有事情，不过随便走走，现在陪你们去罢，”周如水马上高兴地陪笑道。

吴仁民暗暗地一笑，但也没有说什么。他心里想：“你方才不是说有话和我谈，要到我家里去吗？可是现在见了女人就跟她走了。真正是个色情狂！”这色情狂的绰号也是陈真替周如水取的。陈真死了，而这个绰号却没有死。

电车到了某一个站头，周如水跟着三个少女下了车。吴仁民一个人留在车上，留在那拥挤的人群中间。电车继续往前进。开车的也许不是一个熟手，车身震动得厉害，乘客们时时向左右倾倒。车上发出了一阵哄然的笑声。但拥挤并没有停止。吴仁民望着那些笑脸，他的心突然感到寂寞。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在热闹的人群中间他常常会感到寂寞。比如在电影院，在剧场，厅子里坐满了观客，四周都是笑语和吵闹。这时候他的心就感到剧痛，他会感到沙漠上似的寂寞。在这热闹的人间似乎只有他一个孤寂的人，他的渴望，他的痛苦完全和那些人的不相关联。永远没有人了解他。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一个孤立的人。

电车到了一个站头，他应该下去了。但是他并不动。他不想回家去。他忍受不住家里的孤寂。这几天来对于他，那个房间差不多变成了囚室或坟墓，在那里只有寂寞和死亡。他不愿意回到那个地方去。他让电车载着他继续往前面走。

电车到了终点，所有的乘客都下车，他也下来了。他在石子铺的路上慢慢地走着。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也不知道现在要到什么地方去。

自然这个城市是很大的。在这里有三百万的居民，但是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三百万人都是陌生的人，没有一个人关心他的命运。他也许会死在这里，他也许会叫破他的喉咙，没有一个人来管他，也没有一个人来听他。“轻浮”、“卤莽”、“浪漫”这些评语象石子一般打在他的头上。他的那些朋友现在也向他掷石子了。

“就忘了这个世界罢。这个卑鄙的世界！就索性让它毁灭也好！完全毁灭倒也是痛快的事，比较那零碎的、迟缓的改造痛快得多。”他这样自语着，似乎感到了一阵痛快。可是这也没有一点用处，并不能减轻他的痛苦，也不能够改变他的环境。相反的，他倒更觉得自己脆弱了。他脆弱到只能够诅咒，只能够呻吟。

他在街头走了一些时候，又觉得这样走着更无聊。他忽然想起还是回家睡觉好些，便又上了电车。电车很快地把他载到了目的地。现在他是向着回家的路上走了。

在路上他的脚步依旧下得很慢，他一方面想回家，另一方面又似乎害怕回家。他还不能够毅然决定要怎样办。他只是挨着时间。但是他终于走到了自己住的地方。

他疲倦地拖着脚步上了楼。

他正要开房门上的锁，才发觉他出去的时候忘记锁门。他推开门进去。

房里有一个人站起来迎接他。他惊喜地叫起来：“怎么，志元，你来了？”

“我等了你好久了。我看见你没有锁门，以为你马上就会回来，哪个晓得等了你这许久。我正想走了。”

“真正巧得很，我今天偏偏忘记了锁门。不然你来了还进不了房。你来得好。你是从Y省[2]来的吗？怎么你事前也不给我一封信？你在路上走了几天？你的行李呢？”吴仁民高兴地说，他完全忘记了先前的寂寞。

“我最近才决定的，来不及通知你们。我很早就想离开省城，但是总没有机会。我忍耐了许久，到最近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我便下了决心不顾一切地跑出来了。现在不晓得这里有什么事情给我做。……我的行李还在旅馆里，”高志元一面说，一面摇动他的身子，他似乎连五分钟的耐性也没有。他很少能够安静地在一把椅子上坐到一刻钟。他是一个三十岁光景的人，一张方脸，一张阔嘴，唇上几根须髭。说起话来声音不清楚。他这个人连自己的姓也念得不准确，但是吴仁民却能够听懂他的话。在他们分别了三年以后，他的音调并没有大的改变。

“好，你来得正好。我现在正感到寂寞，你就住在我这里好了。我们去把行李搬过来，”吴仁民欣慰地说。

“我很累，今天还是回旅馆去睡罢，横竖要出一天的旅馆钱。剑虹他们呢，他们都好吗？”

“李剑虹他们还活着，只是陈真死了。你知道吗？”

“不是你写信告诉我的吗？陈真真死得可惜。他那样不顾性命地努力工作，我早知道他的肺病会把他带走的。但是想不到他会被汽车压死！”高志元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他叹息地接连说了两句：“我来得太迟了，太迟了！”

“是的，我们做事从来是太迟的。李剑虹他们总觉得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吴仁民愤激地说。“只恨我没有方法使他们那班人的眼睛大大地睁开。”

“这不能怪剑虹，他们并没有错。如水写信来说，你爱跟剑虹闹意见，是吗？”高志元好象抱着超然的态度来说公道话似的。

“那么你就相信？”吴仁民突然问道，他的脸色立刻变了，别人不知道他这时候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他坐在沙发上，从衣袋里摸出了烟盒，取了一根纸烟点燃来抽着。

“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但是你的性情我是很明白的。你好象是一座火山，从前没有爆发，所以表面上似乎很平静。现在要爆发了。你会喷火喷到每个人的身上。剑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自然要冷静些。但是在革命运动中冷静的人也是很需要的，”高志元平静地说。他把两只手插在白羽纱的西装裤袋里，在房里慢慢地踱着。

吴仁民不答话，只是狂抽纸烟。烟雾遮住了他的脸。抽完一支他又开始抽第二支。

“看你抽烟，我就想起了我的酒。我的酒量恐怕可以和你的烟瘾比一比，”高志元微笑地说。

“好，我们就去喝酒罢！”吴仁民突然站起来把没有燃完的纸烟头掷进痰盂里去。他用手拍去了身上的烟灰预备出去。

“还早呢！现在天还没有黑，我想先去看剑虹，”高志元提议道。

“现在到酒馆去罢。早一点更好，我们可以多谈一些话。你这几年来一定有许多话可以对我说的，我也有不少的话要告诉你，”吴仁民下了决心地说。

高志元表示了同意。两个人便锁了门走出去。

他们选了附近一家天津馆，走上楼去，拣了一个干净的桌位，两个人对面坐了。吴仁民向伙计要了几样菜，又要了两斤花雕。

时候还早，窄小的楼上并没有几个客人，还有两三张桌子空着。两人喝着茶等候菜端上桌子。

伙计把酒烫好送来，吴仁民又叫了三碟冷菜。他们便对酌起来，一面喝酒，一面谈话。

“我想不到现在又会在这里吃酒，”高志元喝完一杯，感慨似地说。“我回去的时侯本来打算至多住一年就出来，谁知会耽搁了这许久。我带了几十本英文书回去，但是回到家里并没有机会读它们。在我们省里我不能够做什么事情。那里太黑暗了，只要多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有被杀头的资格。你简直想象不到那里的黑暗。”

“为什么这里的报纸不登这一类消息？我们从报纸上简直看不到一点你们省里的消息！”吴仁民直率地问。

“那黑暗，那专制，你怎么能够知道？”高志元正举起酒杯喝酒，突然把酒杯放回到桌子上。“你怎么能够说话呢？他们差不多把你的舌头割去了一半。我们连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了。青年学生只要看了两三本社会科学的书，或者说几句对时局不满的愤激话，就会被校长检举，有时候甚至于拉出去杀头，罪名是通匪。你想什么人还敢说话？现在我们那里的青年学生没有别的事可做，只有讲恋爱，读爱情小说。你要和他们谈思想，结果不但会送掉你的命，也会送掉他们的头。你想，我怎么能够安静地住在那里？我怎么能够做事？我这几年的光阴是完全浪费掉的。”

“我还不是和你一样？我们这里固然比你那里稍微自由一点，但是我也没有做出事情来，以前是因为有瑶珠，现在是因为别人说我爱闹意见。是的，我永远是孤独的，热情的。我永远是卤莽，蠢动，说大话做小事，象罗亭一样：他们这样批评我。我在大学教书总不免要和校长或同事发生争执被强迫离开。在两三年中间我换了三个大学教书，结果都是一样。我看不惯那班人的卑劣行为！什么教育，什么宣传，在那里一点也说不上。老实说，是在陪资产阶级的子弟开开心，自己骗骗饭吃。或者给一些小姐添点妆奁，好去嫁给阔人。所以我后来发誓不去教书了。我说要到工会里面去做点工作。但是工会里又有人猜忌我，他们说我的个性太强，不能够做事。只有蔡维新跟我比较接近，但是他也不大了解我，他也说我性子暴躁，主张激烈。还有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同志们也不相信我，他们大半都是跟李剑虹一鼻孔出气。是的，我自己也觉得有点象罗亭，永远不能够跟人妥协，永远不能够认识人。我同一切的人做朋友，我相信他们可以了解我，但结果仍然是这样。我恨不得把这个世界一拳打碎！”他说到这里便举起酒杯，喝了一个满杯，放下杯来，忽然把拳头往桌面上一击。伙计跑过来问他要什么。他圆睁着眼睛把伙计望了一下，用粗暴的声音说：“再拿一斤酒来。”

高志元微笑地在旁边望着，并不阻止他，却放下筷子，把身子向后面一仰，靠在椅背上，一面说：“罗亭到底是一个好人，他终于为他的信仰牺牲了性命。他并不是一个说大话做小事的人。不过平心而论你的计划确实太多了。我相信你的箱子里一定还有不少没有实现过的计划书。”

“是的，我为所有的人都草了计划书，我相信都是可以实行的。但是人们都抛弃了它，说我空想，说我不懂得社会情形。我的精力总是白费。”

“这有什么理由值得灰心呢？你根本就不曾干过什么大的事情。说到文字宣传，你不曾译过一部大书。说到实际活动，你又不曾在社会上占势力。单凭着自己的一点热情盲目地干去又有什么好处？我劝你还是好好地振作起来，先翻译几套整部的全集再说。印费自然不会成问题。文字宣传也是很要紧的。但是象现在这样出几期刊物印几本小册子是不够的，要做就应该认真做。”

“呸！”吴仁民生气地骂起来。“我以为跟你分别了几年你总应该有一点进步，谁知道你还是和从前一样！翻译全集正是李剑虹那般人想干的事情，他们正在着手做。你去找他们罢。至于我，我不想干那种干燥无味消磨生命的事情。我以为出十部、百部全集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中国依然不会因此得救。还是陈真说得好：‘只有行为才能够创造出力量。’至于书本呢，那只是消磨生命的东西。”

“你这话我不承认，我倒相信思想能够创造行动。可怕的是自己没有坚决的思想。现在还没有脱离宣传的时期，我们不能不多做宣传工作，”高志远充满信心地说。“你想象不到我在故乡的生活，在那里连宣传的机会也没有。我在一个中学里教过书，但是不到半年我就走了。因为在那里我不能够说一句自己想说的话。我好象是一架留声机，只能够照唱片唱。而且就是这样也还免不掉有跟别人争饭碗的嫌疑。”

吴仁民不说话，只顾喝酒。高志元又说下去：“后来我又到一个军官学校去。这是一个军队里附设的。我有一个亲戚在那里，他约我去。我到了那里，他要我当教员。我起初不答应。他苦苦劝我，我便答应下来。他要我教政治。我说我根本不懂政治。他没有办法，就请我随便开一门功课，我编了一部社会运动史的讲义，可是还没有讲到一半，我那个亲戚就请我走路。我了解他，因为我再要教下去，连他的头也保不住。”

高志元接连喝了两杯酒，挟了几回菜。他看见吴仁民不作声只顾喝酒，便惊讶地带笑说：“你现在的酒量会这么大？我记得你从前不喜欢吃酒嘛。”

“我近来才爱喝酒的，”吴仁民说着叹了一口气，又拿起酒壶斟酒，给自己斟满一杯，又给高志元斟了。“从前瑶珠在的时候，她拚命反对我喝酒，我也不好十分违拗她的意思。现在没有人来管我了。我需要的是醉，是热。人间太冷酷了！”

“有人说吃酒多的人，会活活地被酒烧死，”高志元笑着说。“这句话也许有道理。你看，用火柴点高粱酒，马上就可以点燃。”

“不过黄酒却没有这个力量。我的意思是能够烧死也好。那一定很热，”吴仁民说着脸上露出了一阵惨笑，接着又叫伙计再添一斤酒来。

“好，要吃就索性吃个够。我的酒量不会比你的差，”高志元满意地说。“不过我今天晚上还要去看剑虹，他看见我吃多了酒一定不高兴。他是不会客气的，有什么话就会当面说出来，不怕得罪人。他永远是那个道貌岸然的样子。而且当着他女儿的面给他奚落几句，也有点难为情。”说到这里他忍不住笑出声来。

“那么，今晚上就不要去罢。他们正忙着准备迎接张小川。张小川从法国回来，后天就到这里。”吴仁民说，他马上又换了语调：“不要提他们。我们还是喝酒罢。今天晚上真喝得痛快。我以前连一个喝酒的朋友也找不到。……喂，伙计，再烫一斤酒来。”

“够了，改天再来吃罢。我们两个差不多吃了四斤酒。你比我吃得更多些。你看，你脸上已经发红了，”高志元劝阻道。

“这算不得什么一回事！四斤黄酒！喝黄酒简直等于喝茶。你的脸完全不红，你起码还可以再喝四斤！”吴仁民大声说。

“你说小川后天就到了，是真的？为什么他没有写信给我？他回来一定可以做出不少的事。他学识经验都有，又忠实，又热心。他的前途充满希望。想不到我后天就可以见到他。真是一个好消息。”

“又忠实，又热心，”吴仁民反复地念道，他的脸上又露出一阵惨笑，笑里仍然含着妒忌和孤寂。忽然他举起酒杯说：“喝酒罢。喝酒是第一件事。”

“不要只顾吃酒，我们好好谈谈罢。我本来打算在一个锡矿公司里做点事情，我的一个同学要我去。到了那里，我自己也下矿里去看过。在那里工作的人真正苦得很，他们连呼吸空气的自由也没有。我那个同学一定要我留在那里，他给我安排了一个很好的位置。但是我看过矿工的生活以后我就决定不干了。……你也许看过《黑奴魂》这个影片，自然你读过不少关于俄国农奴的书，然而你依旧猜想不到那些‘砂丁’的生活情形。他们的惨苦比从前美洲的黑奴，比从前俄国的农奴还要厉害若干倍。是的，在那里作工的人叫做‘砂丁’。他们完全是奴隶，是卖给资本家的。他们里面有的人是犯了罪才逃到那里去作工的，有的却是外县的老实农民，他们受了招工人的骗，卖身的钱也给招工的人拿去了。他们到了厂里，别人告诉他们说：‘招工的人已经把你的身价拿去了，你应该给我作几年的工。’如果他们不愿意，就有保厂的武装巡警来对付他们。那些巡警都是资本家出钱养来压制‘砂丁’的。‘砂丁’初进厂都要戴上脚镣，为的是怕他们逃走。”高志元喝完一杯酒，自己拿起酒壶来又斟了一杯。他看看吴仁民。吴仁民在那里挟菜，脸通红，眼睛好象在发火。

“每天作工的时间很长。每个‘砂丁’穿着麻衣，背着麻袋，手里拿着铲子，慢慢儿爬进洞口去，挖着锡块就放在袋里。一到休息的时候爬出洞来，丢了铲子就倒在地上，动也不动一下，脸色发青，呼吸闭塞，简直象个死人。我走过他们的身边，他们完全不知道。我住在那里的时候，一天夜里听见枪响，后来问起才知道一个‘砂丁’逃走被巡警一枪打死了。……我不能够再留在那里了。我便对我那个同学说：‘我不能够在这里干事。你们的钱都是血染出来的，我不能够用一个！’我就走了，”高志元苦恼地说，他张开阔嘴，露出他那上下两排的黄牙。他好象要怒吼，但是并没有发出声音，只是喷出一阵酒气。他举起酒杯，正要拿到嘴边喝，忽然又放了下来。他掉开头打了一个大喷嚏，声音很大，和“哎哟”相象，好象别人在鞭打他的背似的。吴仁民惊讶地放下筷子望着他。他却坦然地从衣袋里摸出一张纸把鼻涕揩了，又掉过脸去喝酒。

“不要再讲你的事了，”吴仁民突然拍着桌子说。“尽是苦恼，尽是忧愁。我不要听它们。还是努力喝酒罢。喝完酒，我们找个地方去玩。”

“好，那么叫伙计拿饭来，”高志元同意说，他也不想再喝酒了。

两个人吃完饭付了钱出来。天已经黑了。马路上电灯很亮。到处是人声和车声，到处是陌生的面孔。他们的发热的头被晚风一吹，竟然昏眩起来。高志元觉得十分疲倦，想回旅馆去休息，便拉着吴仁民的衣袖说：“仁民，不要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还是回去罢。我很累，想回旅馆去睡觉。”

“不要去，不要就回去，时候还早！”吴仁民一把抓住高志元的左膀，要求似地说。“我一定要到什么地方去玩，我一定要找个地方玩，不然这颗心就没有安放处。我一定要找个地方安放我这一颗炭一样烧着的心。”

“我劝你还是回家去睡觉罢。你今天吃了那么多黄酒，你一定醉了。我也很累，我要回去睡觉了。”

“志元，那不行！”吴仁民发狂似地说。“我不能够回家去睡。你想心里热得象炭火在烧，我怎么能够回到那坟墓似的家里去睡觉！你以为我是一架冰冷的机器、象李剑虹那样的吗？”

“我一定要回去睡觉。我的头发昏，身子没有一点气力。这几天在船上实在累了，我要去睡觉。”高志元挣脱了吴仁民的手，打算走开。但是他又站住带笑地劝吴仁民道：“我劝你还是回去睡觉罢。今晚上很凉爽，正好睡觉，而且你吃醉了酒，在街上乱跑是没有好处的。你不记得我那一回的故事吗？”他说到最后一句话，忍不住自己先笑起来。原来他曾经有过一段这样的故事：那还是他前次住在这里的时候，有一个晚上已经很迟了，他喝醉酒一个人跑出去，在路上跟几个拉客的娼妓吵起来，被巡捕看见了，抓了他去，说是要带进巡捕房里。那个巡捕押着他走。他一点也不惊慌。他只顾把巡捕望着，慢慢地从衣袋里摸出一本记事册，把巡捕衣领上的号码抄下来。巡捕看见他这样做，疑心他是一个有势力的人物，连忙客气地把他放走了。

“那一回的故事？什么故事？啊……！就是你在马路上跟‘野鸡’打架的故事吗？……哈，哈！那有趣！”他说到这里看见高志元已经往对面的人行道上走了，便急急地跑过去抓住他，起劲地说：“不要走，你今晚上无论如何走不脱！”

“你真是没有办法。你要到什么地方去，一个人去不好吗？……好，我陪你走一段路。我说过我只走一段路。我今天不高兴再跟‘野鸡’打架，”高志元带笑地说，便不再说回旅馆的话了。

两个人走在一条路上。吴仁民的右手还抓住高志元的一只膀子。他忽然松了手拍着高志元的肩头说：“好，我们到大世界去。到那里去找‘野鸡’……”

“到大世界去？不，我不去，那里是培养低级趣味的地方，”高志元坚决地反对说。“看影戏是可以的，但是我今晚上不能够去，我要回旅馆睡觉。”

“好，你回去罢，我现在不留你了，”吴仁民生气地说。“你本来就是李剑虹一类的人，你是一个道学家。”

“我，我是个道学家？笑话！”高志元摇头说。“我现在也不跟你争辩。我知道你在用激将法。”

“你回来，不要走！”吴仁民看见高志元真的走了，便又大声挽留他。高志元并不回头，但是吴仁民跑上前去把他抓住了。

“志元，你不要回去，你一定要陪我。我请求你。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我决不能够闭上眼睛睡觉。你不知道一个人怀着这么热的心，关在坟墓一般的房间里，躺在棺材一般冷的床上，翻来覆去，听见外面的汽车喇叭，好象听见地狱里的音乐一样，那是多么难受！这种折磨，你是不会懂的。我要的是活动，是热，就是死也可以。我害怕冷静。我不要冷静。……志元，我的心慌得很。我一定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一定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就是到大世界也行！就是碰到拉客的‘野鸡’我也不怕！至少那种使人兴奋的气味，那种使人陶醉的拥抱也会给我一点热，给我一点力量！我的血要燃烧了。我的心要融化了。我会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了。那一定是很痛快的。我要去，我要去，不管你们的道德学说，不管你们的经济理论，我要到那里去，我要到那里去。”

高志元站住了，他起初带着惊讶的眼光看吴仁民，过后又换了同情的眼光。吴仁民狂热地在那里说话，话从他的口里吐出来就象喷泉从水管里出来一样，接连地，没有一刻停止过。他显然是醉了。但是他的心情高志元是很能够了解的，不仅了解，而且高志元也有着这样的渴望——热和力的渴望。所不同的是高志元不相信从那种地方可以得到一点点热和力。

“仁民，我送你回去罢，”高志元看见旁边有几个行人在看他们，便打定了主意，对吴仁民这样说；“你现在和我一样也需要休息。你今天吃醉了，你不知道你自己说了些什么话。”他挟着吴仁民的膀子回转身朝着去吴仁民家的方向走了。

一路上吴仁民依旧在说他的狂热的话，他的身子时时向两边歪，仿佛站不稳似的。高志元很费力地挟住他，又说了许多安慰他的话，但是他好象没有听见一般。这时候他的理性已经不存在了。热情占有了他，使他成了激情的俘虏。

高志元慌慌张张地走着。在离开了三年以后他几乎不认识这个城市的街道了。他一个不小心走错了路，起初还不觉得，后来忽然发觉他们是在一条奇怪的街上了。街道这样窄，这样脏，两边的人家有着玻璃门。屋檐下站了两排年轻的女人，穿着红的，绿的，以及种种引人注目的颜色的衣服。她们都是肥短的身材。每张笑脸上都涂了厚厚的脂粉。每张血红的嘴里都发出不自然的笑声招呼他们。

高志元把眼光向她们的脸上一扫，他马上起了憎厌的感觉。他突然想起吴仁民刚才说的话：使人兴奋的气味，使人陶醉的拥抱……。他看看吴仁民，他害怕吴仁民会有奇怪的举动。但是出乎他的意外，吴仁民急急地拉着他往前面走，并且接连地问他道：“志元，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些什么人？她们在这里干什么？”他不答话，却忍不住大声笑起来。

后来他问了巡捕，才找到正确的路。两个人急急地走着，并不要许多时间就到了吴仁民的家。高志元安顿吴仁民睡下了，才走出来。

屋子里很静。吴仁民躺在冰一般冷的床上。他的脑子渐渐地清醒了。他完全忘记了先前的事。他不知道夜是早或是迟。屋子里没有灯光。他睡在黑暗里。他不能够再阖眼。黑暗向着他压下来，使那一幅薄被显得非常重。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总不能够镇静他那开始纷乱的心。他愈来愈烦躁。后来他掀开薄被走下床来扭燃了电灯。

他走到书桌前面坐下，茫然地把电灯泡望了一会，觉得眼睛花了，才移下眼光来。过了一刻，他从书堆里随便取出一本书，翻看了两三页，觉得不入眼便抛开了，又另外取了一本，依旧抛开了。他拿了第三本书，那是陈真的日记。他翻开了书页，读着下面的话：

人类是残忍的东西罢，没有“血”的进步在什么地方！……

知识是赃物。知识阶级[3]也是掠夺者，他们同时又是掠夺阶级的工具。C.T.今天来信说，英国失业工人达两百万，苏格兰High Street充满了啼饥号寒的声音，然而同时花两三千金镑买一辆汽车游玩的也大有其人。还有两大经济学家天天在课堂里鼓吹他们的吃人的资本主义。……

如果世界不毁灭，人类不灭亡，革命总会到来。可怜的是生生世世做一个革命的旁观者。

[1]斯多噶派：指禁欲主义者。

[2]Y省：指云南。

[3]知识阶级：即“知识分子”，这是三十年代习惯用的字眼。

五

欢迎张小川的宴会上少了一个吴仁民，大家认为这是奇怪的事。

菜端上桌子，周如水大声说：“我看，不要等仁民罢，他不会来了。”

张小川接着用他的苍老的声音说：“分别了几年不知道仁民现在成了什么样子。我总觉得他的个人主义的倾向太厉害。他为什么不常常给我写信？”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批评仁民，他是一个很诚恳的人，”高志元心里不大高兴，分辩道。

“我希望如此，”张小川笑了两声说。“不过我看他有点自大，一点也不虚心。今年我读到他的几篇文章，总是在讥讽别人。他说：‘学者没有用！书本没有用！’他究竟读过几本书？要做个革命家起码也应该在外国图书馆里读几年书。”他说罢，眼光从金丝眼镜后面透出来在众人的脸上扫了一下。

没有一个人答话，高志元的方脸马上变成了红黄色。他想开口，但又忍住了。

“这也不尽然。我们不能说仁民坏，不过近来他的思想很偏激，行为又浪漫，这是最危险不过的，”李剑虹沉吟地回答张小川。

“偏激？简直可以说是幼稚！”张小川半生气半得意地接着说。“他时常骂别人做改良派。办学校，办农场，这都是很好的事情，他却拚命反对。我以为要改革现在的社会，要实现我们的理想，还是应该从教育方面下手。要改造社会先要改革人心，此外再没有第二条路。暴力的革命只是盲目的蠢动。”

“还是吃饭罢！”一个声音突然响起来，打断了张小川的话。说话的人是方亚丹。高志元接着在旁边哼了一声，他暗地里在生气。他心里想怎么几年的工夫就把一个人变成这个样子。他差不多疑惑坐在他旁边的不是他从前敬爱过的张小川了。

但是不管这个，张小川还是高兴地在说话。大家入了座。张小川一边挨着李剑虹，一边挨着李佩珠和龚家两姊妹。他快活地和她们谈论他在法国留学期中的见闻。他的话里常常夹杂了几个法国字，这又引起他的许多解释的话。

吴仁民来了。众人对他并不十分冷淡。但是他不多说话，一个人只顾在席上喝酒。

“仁民，你不要把酒吃得太多了，”方亚丹突然大声说。这时候众人正在听张小川讲话，没有注意到吴仁民的举动。方亚丹的话把众人的兴趣打断了。张小川望了吴仁民一眼，然后去看方亚丹，于是又把脸掉过李佩珠那边去。李剑虹带笑地轮流看众人。他不常说话，只是偶尔挟了一两筷子的菜放进口里去。

吴仁民抬起头来，把方亚丹望了一眼，又拿起酒杯喝干了，放下杯子说：“那么我先走罢。”但是他并不动。

正在和李佩珠们谈话的张小川忽然抬起头问方亚丹道：“亚丹，听说你要到法国去，什么时候动身？”

方亚丹呆呆地望着他，说不出一句决定的答话。张小川又说：“我劝你早些准备，我可以给你帮忙。到法国去读几年书，很有好处。”

“我不想去了！”方亚丹突然短短地回答道，便埋下头去吃菜。

众人莫名其妙地看了方亚丹一眼。张小川把肩头耸了一下，问一句：“为什么？”

方亚丹不作声。吴仁民突然站起来推开椅子说：“我先走了！”

“好，我和你一道去，”高志元站起来说。

众人说了一些话挽留他们，但是没有用。李剑虹和李佩珠送了他们下楼来。

秋天快要来了。夜晚的空气很凉爽。高志元并没有喝多少酒，但是他的心里却充满了奇怪的感情。这究竟是愤怒，是失望，是幻灭，是悲哀，是渴望，他一时也讲不出来。他仿佛又看见他离开故乡出来时的情景。他临走的那个早晨，父亲在家里生气，妻躲在房里哭，母亲和一个兄弟送他。母亲带着一张憔悴的脸，哭着嘱咐他千万要时常回家去看她。他口里答应着，心里却在说：“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面了。”他陪着母亲流了一些眼泪。但是他在越南铁路的火车厢里看见安南的小贩被法国人侮辱虐待的情形，他就不再想他的母亲了。他对自己说：为了万人的幸福，我就不能够顾惜几个人的痛苦了。他那时候没有疑惑。他觉得自己的信仰十分坚定。他搭火车搭轮船，就象是战士到战场去。但是如今他开始怀疑了。是的，他对自己是没有一点隐瞒的：他已经在疑惑了。他想他们这班人聚在一起，果然是为着同一个理想，同一个伟大的理想工作吗？那么为什么在他们中间又有许多隔阂呢？为什么大家不能够把胸膛剖开彼此以诚心相见呢？既然是可以生活在同一个理想社会中的人，为什么又不能够互相容忍呢？他不能够解答这些问题了。

“他们那些人都是在做梦！”他气愤地自语说。

“我说大家都是利己主义者！”这许久不说话的吴仁民突然大声说了这一句，好象在回答高志元心里的疑问似的。

“利己主义者！这是什么一个名词！”高志元象受了针刺似的，惊叫道。“我不能够承认。我们里面并没有一个利己主义者。”

“那么你说谁都会象梅晓若[1]那样把自己的最后一块面包分给别人吗？”吴仁民猝然这样反问道。“老实说，在我们里面并没有一个利他主义者。李剑虹只是一个斯多噶派，而张小川呢，你听他今天在席上说了些什么话。他好象忘记了从前的那些事情。他忘记了从前抛弃学生生活到印刷工厂学习排字的情形。他如今在法国贩了洋八股回来了。你们天天说办刊物，印全集，埋头读书。现在你应该明白了书本的影响罢。我说现在还需要一个秦始皇出来把全世界的书烧个干净，免得再毒害青年。”他说到这里忽然闭了嘴。过了一刻他又改变了语调，含糊地自语道：“下垂的黑发，细长的背影，凄哀的面貌。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她。……不，不能够，不是她！那么是谁呢？面貌这样熟！……不，不能够是她！她不会到这里来。”

“她，她是谁？”高志元惊奇地问。

“她，她不会再来了，”吴仁民点着头说。这时候有一对年轻的男女迎面走来，很快地就过去了，只留下脂粉香和高跟鞋的声音。这是两个俄国人。接着一阵风把路旁的梧桐树叶吹得响。天空中嵌着星的网，星星是一明一暗的。

“她去了，不会再来了！”吴仁民迷惘似地说。

“你指的是哪个？”

“那个幻影，那个美丽的幻影，”吴仁民留恋地回答。他用手去搔他的乱发。

“什么幻影？你醉了！”高志元温和地说。“仁民，我说你不应该常常吃酒。你吃了酒又会误事。蔡维新要的文章你今天不会写了。你不是答应他明天有吗？你看，你又要失信了！”

“文章？我心里这样寂寞，你还要提起文章？”吴仁民十分激动地说。“志元，告诉我，我真象他们批评的那样，没有希望吗？……啊，不要提他们！我在什么地方去找她呢？……志元，你告诉我。”

高志元还没有开口，他的手臂就忽然被吴仁民抓住了。吴仁民狂热地说：“不要向我说什么严肃的话，什么道德的理论。我不要听。我是个无道德的人。……我所说的她，就是玉雯。我不是向你说过玉雯的事情吗？……是的，是玉雯，”说到这里他就闭了口不再作声了。只是那只手还在高志元的手臂上面战抖。

高志元望着吴仁民，心里非常痛苦。他说不出他究竟是不是同情这个朋友。但是他忍不住问自己道：“难道仁民就这样被热情摧残下去吗？难道这个人就这样完了吗？”他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默默地跟了吴仁民走着。他的肚皮忽然隐隐地痛起来。

“自杀，”好象有一个人在他的耳边大声叫道。他的眼前一片黑暗。似乎一切的希望都没有了。肚痛是他的一个致命伤。这证明他的身体已经残废，不能够经历艰苦的、巨大的斗争了。他呻吟似地说：“我的肚皮又痛了，天气就要变了。恐怕不久就会下雨。我们快些走罢。”

“你的肚皮痛跟天气有什么关系？”吴仁民大声问。

“我年轻时候不知道保养身体。有一次患重病几乎死去。后来病好，近两三年来就得了这个毛病，只要天气一变，我的肚皮就会痛。只要天气一变，不管是由冷变热，由热变冷，我的肚皮一定先痛起来。有时候痛得很久，要买八卦丹来吃才可以暂时止痛。”

“哈哈，你真是一个活的气象表了！”吴仁民大声笑道，过后又改变了声调问：“你没有找医生看过吗？”

“看是看过的，”高志元苦恼地说。“医生说这种病是没法医治的。有一次痛得太厉害了，找一个医生打了几针，马上就止痛。但是不到多久病又发了。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痛得厉害的时候吃八卦丹。幸好八卦丹的价钱还不贵。”

“八卦丹，那是热性的药，吃多了将来会把你活活地烧死，”吴仁民说。

“那么你为什么要吃酒呢？你就不怕烧死吗？”高志元把眉头一皱现出苦恼的样子说。“横竖我们是要死的。如果不能够毁掉罪恶，那么就索性毁掉自己也好。”

“不错，毁掉自己，那是最痛快的事，”吴仁民热情地说。“把生命作孤注一掷，在一刹那间，没有自己，也没有世界，没有爱，也没有恨——那个境地，真值得羡慕！”他说到这里又抬起头望天，望了半晌，好象在领略那种境地的美丽。忽然他埋下头改变了语调说：“但是零碎的死，慢性的自杀，那太难堪了。”

“我们在什么地方去找机会呢？我已经找了这许多年了！”高志元绝望地说。“这许多年是完全白费掉的。我所感到的只是自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现在说文字宣传连几部全集也没有印出来。别人说我没有做事能力，我承认。但是那些有能力的人呢，他们又不肯做。”

“不要谈这些事了，我们还是谈女人罢，”吴仁民狂热地说。

“女人，为什么要谈女人？有了女人，只会妨害自己的工作。我说女人是私有财产制度的最热心的拥护者。”

“收拾起你那些腐败的道学理论罢。你是一个新道学家！我诅咒一切的道学家！”吴仁民烦躁地叫起来。“你以为人只是一架机器吗？”

吴仁民还要说话，但这时候已经到了他们的住处。高志元走在前面，先去开了门。楼下没有灯光，显然是二房东还没有回来。他们在黑暗中摸索着登上楼梯，打开二楼的房门进去了。

“这种生活简直是堕落！”高志元扭燃了电灯，就往自己的床上一躺，发出这一声诅咒。

他看见吴仁民不作声，便又烦躁地说：“这样过下去还不如自杀！”

“堕落？这算什么堕落呢？”吴仁民嘲笑地说。“自杀，那只是白白送掉你的性命。只有懦夫才会想到自杀。”

“活着又有什么用呢？你看连文字宣传的工作也做不好！”高志元生气地说。

“文字宣传，”吴仁民接连冷笑了几声说，“你的头脑真简单，你永远只想到文字宣传。其实那只是知识阶级的精神手淫而已。老实说，即使你把书本堆满在全世界，那也只有喂蠹鱼吃！”

“你不晓得，你不懂，那些书就是我的爱人。我对它们的爱是不能用语言表示出来的。我想，假若有一天由我的手印出来千千万万本的书，流传出去，流传在全中国，全世界，许多人都热心读它们，被它们感动，那是多美丽的事！”高志元起劲地说。

“你把书当作爱人，就跟陈真把真理当作爱人是一样地可笑。原来你也是一个斯多噶派！”吴仁民嘲笑道。“我问你，你晚上可以抱着书本睡觉吗？你真是蠢鱼！”他接着狂笑起来。

高志元气得说不出话，他把身子翻向里面去，望着白色墙壁生气。渐渐地他的眼睛模糊了，眼皮沉重地垂了下来。

吴仁民一个人坐在桌子前面拿了一支笔在白纸上乱画，写的尽是：“革命”，“玉雯”，“瑶珠”，“李剑虹”，“李佩珠”，“张小川”这些字。同时他燃了纸烟在狂抽。最后他终于扭熄了电灯躺在床上睡了。

夜很静。窗户都关上了。整个房间里充满了人的鼾声和蚊虫的叫声。屋子里很闷热。过了好久，吴仁民忽然推开了那幅盖着半边身子的薄被大声叫起来。

“什么事？仁民，什么事？”高志元被这叫声惊醒了，吃惊地问道。

吴仁民坐在床上，用手揩着额上的汗珠，半晌不说一句话。他的心好象要跳出口腔来了。许多可怕的影子还在他的眼前晃动。他觉得他从另一个世界里回来了。有什么东西在咬他的脑子，他双手捧着头在呻吟。

“仁民，你怎么了？你不舒服吗？”

吴仁民不回答，却用颤抖的声音问道：“志元，我还活着吗？”

“活着？当然！你活着，我们都活着，所有的人都活着！”高志元粗声回答道。

“那么我怎么会梦游地狱呢？”吴仁民苦恼地问自己。他按着非常激动地说：“志元，我梦游过地狱了。我看见许多青年给剖腹挖心，给枪毙杀头，给关在监牢里，受刑，受拷问。我看见他们也是血肉造成的。他们的父母妻子在叫号，在痛哭。我问别人，他们为什么会到了这个地步。别人回答说，他们犯了自由思想罪。‘真的，该死的青年！’我正要这样说，忽然什么都不见了，我的眼前只有一片血海。我吓得惊叫起来，就这样醒过来了。我发觉我还是住在洋房里面过着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我真是一个在安乐窝里谈革命的革命家。志元，我恐怖，我害怕，我害怕那梦里的我！”

“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仁民，你还是安静地睡罢。你太兴奋了。以后不要多吃酒。你看我现在也不常吃酒了。”高志元声音含糊地说了上面的话，又把身子翻向里面去睡了。

吴仁民走下床去打开窗户，把头伸到窗外大大地呼吸了一口气。他的心还在痛。他的眼睛润湿了。

弄堂里没有人影，也没有灯光。对面是一所花园。一株一株的树木在灰白光里显露出它们的茂盛的枝叶。草地上小虫悲切地叫着，象是在作垂死的哀鸣。一座洋房耸立在花园中间，象一座坟墓，关着它那永远不让人知道的秘密。再过去便是街市。但那里也没有一点声音，连小贩的叫卖声也没有。一切都死了。爱死了，恨也死了；享乐死了，受苦也死了；压迫死了，革命也死了。灰白色的光象一个大的网，掩盖了一切。只有他还活着，在全个城市里只有他一个人活着，活着来忍受热情的火焰的折磨。

“动呀！起来动呀！为什么老是躺着浪费时间？”他向着躺在他下面的花园、洋房、街市挥手，好象他立在群众的前面，从他的心里发出了这样的叫声。“动呀！起来动呀！只要一分钟的激烈的活动，就毁掉自己的一生也值得。爆发罢，象火山那样地爆发罢。毁灭世界，毁灭自己，毁灭这种矛盾的生活！”他又狂乱地挥起手来。

任何的动作都没有用。并没有什么东西开始在动。只有那小虫的叫声忽然停止了。寂寞的网更加张大，似乎连他自己要被它掩盖了。

“我不能够死！”他挣扎地说。这时候他已经被愤怒和绝望的感情紧紧抓住了。他要生，他要历尽一切苦难而生，来完成他的工作。但是现在他站在这个死的房间里，这个死的城市里，孤零零的一个人，没有爱，没有恨。他还能够做什么呢？他不是已经向着死的路上走去了吗？

这时小虫的叫声又突然悲切地响了。这叫声似乎和从前不同。他觉得自己很了解它。这里面荡漾着孤寂的生存的悲哀。这悲哀也正是他的。他现在和那小虫一样，也只能够发出绝望的哀鸣了。

又过了一些难堪的时候，他抬起头往四面看。他在右边的天空中发见了一片光亮。他惊讶地望着那里。但是他明白了。这个城市并不是死的。它确实活着。这时候，就在这时候，在跳舞场里，乐队正在演奏，富家子弟正搂着漂亮的少女跳舞调笑；在大赌场里，在妓院里，在大旅馆里，在跑狗场里，绅士和名媛们正在一掷万金地纵欲狂欢。同时在工厂里，机器狂怒般地动着，工人们疲倦地站在机器旁边呻吟受苦。是的，一切都没有死，爱没有，恨也没有，享乐没有，受苦也没有，甚至压迫也没有。但是革命呢？革命却死了！

“革命死了！”一个大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叫起来。他不能够忍受。他受伤似地捧着头，他竭力支持着自己的身子，免得他跌倒在地上。因为另一种回忆又来打击他了。几年前当他的玉雯离开他走到那个官僚的怀里去的时候，他曾经听到一句话：“你们革命家连一条狗也比不上。”这句话是从玉雯的伴侣的口里说出来的。那个玉雯，她曾经抛弃女学生生活进工厂去做女工，曾经那样热烈地为革命努力，把自己贡献给一个理想，而得到多数朋友的敬爱。她曾经对他表示过真诚的爱情，而且坦白地接受了他的回答。但是在不到一年的分别以后，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女性竟然抛弃了革命，抛弃了他的爱情，而走向那个骂“革命家连狗也比不上”的官僚的怀里去了。短短的黑发，细长的背影，秀美的面貌。她好象一个纯洁的女神，一提起她，就使人发生一种温情，一种敬爱。可是她却自己毁掉了这一切把身子陷在污泥里面，她一点也不顾惜。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他至今还不知道。而且即使他知道也没有用了。事实毕竟成了事实。在那个官僚的淫荡的拥抱里和肉的压迫下，她的一切曾经是美丽的东西都消失了。她的面貌上已经没有了勇敢、纯洁、热烈的痕迹。血一般的口红，石灰一般的香粉就把她的过去完全埋葬了。那个官僚摇摆着肥脸，用肥大的膀子抱着她的纤弱的身子，那神情好象在说：“你看，我把革命战败了！”在经过了许多事变以后这个景象又突然来到吴仁民的心头。这个景象似乎生了许多根刺，刺痛他的心。难道革命果然被战败了吗？难道革命果然跟着那个女人死去了吗？他忍不住愤怒地这样问自己。他在跟一种突然侵袭来的幻灭战斗。

“那是不可能的！”他终于狂乱地吐出了这句话。他把手往旁边一挥，好象推倒一个敌人。“革命是不会死的！”他又愤怒地叫起来，但是声音含糊，即使人听见，也不会明白他说的是什么话。过后他低声自语道：“女人毕竟是脆弱的东西，她们总是跟着环境走，很难站住脚跟。无怪乎高志元常常骂女人。很多的女人跑到我们的运动里面来，她们也曾多少做过一些事情，有些甚至是很勇敢的。但是等到她们找到了丈夫以后，她们就变成了另外的一种人。有的规规矩矩做太太，有的拿丈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她们很容易为了一点小的利益就牺牲了自己花费许多精力制造出来的美丽的东西。她们不爱惜自己，比男人还厉害。譬如玉雯，为了极小的代价——安乐的生活，她就离开了我们。”他说到这里极力按住胸膛，因为他的心又在痛了。

“毁灭罢，这个世界真是罪恶之窟。那样美丽的女性居然也给它断送了！”他又一次绝望地叫起来。他的声音在黑暗中绝望地抖动着。他自己听见这声音，心里也起了大大的震动。他挣扎地自问道：“难道我也是走近了生命的边沿，就要象陈真那样地灭亡，所以连怒吼的力量也没有了吗？……”

“仁民，你在同哪个说话？”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高志元在床上翻动身子，声音含糊地发出上面的问话。

吴仁民不回答，只是抚着他的痛得厉害的心。

“你为什么不睡？已经很迟了，”高志元继续说，便推开薄被坐起来。“空气闷得很，你为什么把窗全关着？”

“窗都打开了，”吴仁民烦躁地说。

“那么为什么还是这样闷呢？”高志元苦恼地说。他走下床去扭燃电灯，但是电灯不亮，总开关已经被二房东关上了。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囚笼，哪里有一点自由的空气！”吴仁民依旧烦躁地说话。

高志元走到窗前把静寂的弄堂和坟墓般的花园望了许久。忽然他把身子紧紧地压在窗台上，用力在那上面揉了几下，口里发出呻吟般的、压榨出来似的声音说：“我的腰又在痛了。我这种痛苦，这种零碎的痛苦，总没有终结的时候！”

吴仁民掉过头用同情的眼光看这个朋友。他的心痛增加了。在这个环境里他们两个人显得多么软弱无力。他们从前以为自己是代表着世界的正义和真理的唯一力量，是这个黑暗世界中的一线光明。可是如今连他们自己也不能够这样相信了。他们有什么力量来震动，来破碎，来毁灭这个罪恶世界呢？他们有什么力量来照彻这个黑暗世界呢？他们已经被零碎的痛苦折磨得连怒吼的勇气也没有了。

“仁民，你把我杀死罢。这种生活我实在不能够忍受下去，”高志元无力地靠着窗台，好象要倒下去似的，他用恳切的声音哀求道。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用语言表示不出来的深切的悲哀。

“要我杀死你？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吴仁民恐怖地、痛苦地问道。

“我的半残废的身体本来就不能够经历激烈的斗争，现在我也没有力量再跟零碎的痛苦斗争了。并不要什么打击，我的病随时都会使我躺下去。”

“志元，你今天晚上为什么这样消极？”吴仁民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同情地问道，一面伸出手捏住高志元的一只微微战抖的膀子。

“你不看见今晚上小川的样子？我希望别人。我相信别人。结果只有幻灭！”高志元生气地说。“美丽的幻影都成了过去的陈迹。现实只是一片残酷的黑暗。从这里走到光明的将来，不知道还要经历多少长的岁月。也许那只是一个永远不能够实现的梦，也许人类是被命定了永远在黑暗中互相残杀，也许世界根本就不能够改造。看见小川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对革命也没有把握了。”接着是几声长叹。

“绝不能够！”吴仁民坚决地说，这是对高志元的前面的话的答复。他走去在桌上摸索到一根纸烟，又擦燃了火柴。一线火光照亮了这个灰暗的房间的一部分，但很快地火光就没有了。火柴头带着烧焦的伤痕，无力地落在地上。接着他的脚就往火柴头上一踩。于是谁也忘记了那根火柴曾经燃烧而照亮房间的事，只有在纸烟头上还燃着红的火。

“我们的命运也许还不及火柴。火柴烧了自己的身子以后虽然免不掉受人脚踏，但是它究竟曾经照亮了这个房间。而我们呢，我们为理想奋斗，为理想受苦，也许一直到死都没有照亮什么的机会，”高志元依旧呻吟似地说。

“难道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灰心吗？”吴仁民在狂吸了几口纸烟以后突然问道。他不等高志元答话便又接连地冷笑几声，一面大声说：“小川正是剑虹的大弟子，也就是剑虹式的教育的成绩。把一个一个的青年造成了张小川这个样子，剑虹也应该满意了。”

“这也不能说是剑虹的错，”高志元刚刚说了这一句，却想起今天李剑虹在席上批评吴仁民的话以及他对待张小川和吴仁民的态度，便不再作声了。

“这也许不是他的错。我看我们民族已经衰老了。象我们这样古老的民族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在我们中间恐怕没有多少活力存在了。所以我们的青年也很脆弱。我们如果得不到新生就会灭亡，灭亡而让地位给别人。我们所预言的黎明一定会到来。我们的理想并不是不可实现的梦。可悲的是我们也许会得不到新生。想到将来有一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得到自由的幸福，而我们却在灭亡的途中挣扎终于逃不掉悲惨的命运，这真叫人感到痛彻骨髓！真叫人不甘心！也许我们应该灭亡，但是想到我们这许多年的艰苦的奋斗，我们对这个灭亡的命运绝不能甘心！”说到这里吴仁民的声音里差不多要喷出眼泪来了，他便住了口。

“我不相信你的话，我们绝不会灭亡！”高志元恼怒地说，“你说，既然我们得不到新生，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努力奋斗？”

“这就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意义了。即使奋斗的结果依旧不免于灭亡，我们也还应该奋斗。即使我们的面前就是坟墓，然而在进坟墓以前我们还应该尽我们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奋斗的生活毕竟是最美丽的生活，虽然也充满了痛苦。因为害怕灭亡的命运，因为害怕痛苦而选取别的道路，去求暂时的安乐的生活，那是懦夫！我们是生来寻求痛苦的人，我们并不是奢侈品。我们要宝爱痛苦。痛苦就是我们的力量，痛苦就是我们的骄傲！”一种力量突然鼓舞着吴仁民，使他热烈地、忘了自己地说出上面的一番话。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热情。

“你的意思不错：痛苦的确就是我们的力量。然而我不相信——”高志元感动地说。

“不，那不是我的话，”吴仁民突然改变了声调，烦躁地打岔道。“那是陈真说的，他写在他的日记里面。……他是一个说教者，我不是。我决不是说教者！”他说了又拚命地狂吸纸烟，他差不多把烟雾全喷到高志元的脸上。“我不是说教者，我不能够一天一天地去敲那迟缓的钟。我要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情，即使毁灭世界，毁灭自己——”他说到这里就住了口，把纸烟头掷在地上，使劲地用脚踏它。

高志元也不再说话了，他苦恼地、惊疑地望着吴仁民，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昏迷，还是清醒的。他只觉得一阵烟雾在他的脸上跑，从烟雾里时时露出一对可怕的、光闪闪的眼睛。屋里很沉闷。他的肚皮一阵一阵地痛。一切都死了，只有痛苦没有死。痛苦包围着他们，包围着这个房间，包围着全世界。他不能够抵抗它们的袭击。他只是重复地念着方才吴仁民说过的话：“痛苦就是我们的力量，痛苦就是我们的骄傲。”最后他脸上一亮，又用坚决的语调说：“我要拿痛苦来征服一切，我要做出一番事情。我再不能够这样地生活下去。我不能零碎地杀死自己！……”

[1]鲁·梅晓若：参加巴黎公社起义的法国女革命家。

六

星期六早晨吴仁民意外地接到一封信，这是由一家书店转来的，恰好方亚丹在他的房里。

“看这笔迹，一定是女人写的，”方亚丹带笑说。

“女人？有什么女朋友写信给我呢？”吴仁民接过信来迟疑地说。他慢慢地拆开了信。

吴先生——你读到这封信时，不知道你的脑中可还有我的影儿存在么？

那天你在会馆义地上遇见的蓝衣女子便是我。她是你的一个学生。在××大学高中部教室里她曾经听过你许多次的讲课，而且因为她的身世的凄凉曾经博得你的同情。你是她所敬爱的一位仁慈的先生，她永远不能够忘记的先生。

那天在墓地上看见你的和善的面容，我虽然不能马上记起你的姓氏，可是过去的旧事开始模糊地在我的心灵中显现了。许多滴吞在肚里的眼泪使我的脆弱的心发痛。我就匆匆地回家去了。

先生，我后来终于记起了你的姓氏。先生，你看我是一个多么忘恩的女子哟！我居然连你的姓氏也忘记了。你曾经那么仁爱地帮助过我。当我决意不接受一个男子的爱情而受着胁迫时，你曾经那么大量地援救过我，使我在吞了许多痛苦的眼泪以后居然得着安静的幸福，而平安地走到我所爱的男子的怀里。虽然我和他的缘份是那样浅，他只给了我短时间的幸福就永离了这世界，将我孤零零的留下来，可是你所给我的恩惠已经使我这薄命女子铭感无极了。

先生，自从那次看了他的坟墓回来，我就病倒了。在病中我时常想起你这位仁慈的先生。在病中，我梦想着你会到我这里来，让我最后一次向你表示我的感激，因为我怕我不会活到多久了。先生，你是知道的，我很早就患着肺病，而且最近又开始吐血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自己的鲜血便要流泪，有时候还要伤心地哭一两个钟头。先生，象我这样的女子也许是值不得人怜惜的罢。

先生，不知道你还有余暇来看我么？不知道我的这封信还有进到你的眼帘的福份么？可是我依旧虔诚地祈祷着我在死去以前还有机会和先生谈一次话，这也许不会是过分的希求罢。

先生，你看，在这么轻的年纪我就想到死了，这是多么可笑，多么可怜。

先生，想说的话多着呢！可是我没有精力写下去了。专此敬问

近安！

学生熊智君谨上×月××日。

后面还写了她的通信地址。

“熊智君……”吴仁民折好信纸梦幻似地把这个名字接连念了两遍。

“熊智君，她是谁？”方亚丹好奇地问。

吴仁民不回答，却继续自语道：“熊智君，细长的背影，下垂的黑发，凄哀的面貌……肺病……”然后他用决断的声音说：“是的，我记得她，我认识她。熊智君，那个女学生。”于是他把信纸递到方亚丹的手里说：“你看罢。”

方亚丹接过信来读着。同时那个穿了寝衣躺在床上嚷着肚皮痛的高志元也闭了阔嘴，带着笑容一翻身跳下床来，走到方亚丹的背后，就把膀子压在他的肩头，一面注意地看信。

“啊！”从高志元的阔嘴里哼出这一声来。“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女子！啊，……仁民，那就是你所说的美丽的幻影吗？”

“我走了，”吴仁民突然站起来，自语似地说。

“是不是去看那个熊智君？”高志元嘲笑地问。

“是，”吴仁民含糊地答应了一声。

“我劝你还是不要去的好，”高志元正经地说。

吴仁民正要走出房门，却站住了，回过头来看他。

“你以为你可以帮助她吗？你可以给她带来幸福吗？”高志元突然吵架似地这样问。

“我不知道，”吴仁民茫然地答道，以后又加上一句解释的话：“我倒没有想到这上面去。”

“你不会的，”高志元坚决地说，象吐一口痰在吴仁民的脸上似的。“你不会帮助她，你只会给她、给你自己带来痛苦。要撇开社会个别地去救人，不会有一点用处。而且女人根本就脆弱，她们软得象没有骨头，你要拉她们站起来，她们反倒会把你拖倒。我的话一点也不错。我见过不少的人为了女人的缘故堕落，变节。”

“我不会，”吴仁民半生气半有把握地说。

“你不会，哪个相信？你的性情就象雪下面的火山。你跌进爱情的火坑里面，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劝你还是不要去看她，”高志元关心地说，阔嘴里喷出了一些白沫。

“你不看见她信上写着不会活到多久吗？她不过要求在她死去以前和我谈一次话，我不能够拒绝她！”吴仁民热情地说。

“我问你，难道每个要死的人要求你谈话，你都去吗？你又不是牧师！”高志元张开阔嘴笑了，露出一排黄牙。他把寝衣拉开，生着不多几根细毛的胸膛从破烂的汗衫下面现出来，下身穿了一条短裤，钮扣没有扣上，再下去就是一双毛腿。

“志元，你也应该把衣服穿得整齐一点。你看你这样象什么！怪不得你讨厌女人，因为象你这样不爱干净的男人，女人绝不会喜欢，”方亚丹忽然插嘴说，接着发出一阵大笑。

高志元连忙把寝衣拉拢来。他微微红了脸，因为方亚丹说到了他的弱点。

“我去了，”吴仁民自语似地说，很快地就消失在楼梯下面了。

吴仁民走在街上才发觉他没有把领带结好，便解开重新结过。他一面走一面结。忽然一部电车从后面驶过来。他急急追上去，刚刚上了车，车子就开了。可是他已经跑得面红颈胀了。

他下了车，走了几条马路，终于找到了熊智君的寓所。这是一个比较清洁的弄堂，里面只有十几幢房屋。石库门，新的建筑，三层楼，空气还新鲜。他想：“在这里养病倒也不错。”

他找到号头，先去敲前门，没有应声，便又转到后门去，敲了半晌，一个江北娘姨给他开了门。

听说是来看姓熊的女人，娘姨便在下面叫了一声“熊小姐”。从楼上传来了女性的应声，接着似乎听见门在响。

“你上去，三层楼，”娘姨带笑地对他说。

吴仁民在楼梯上走着，一面在心里盘算见着她应该说些什么话。他无意间抬起头，看见上面楼梯旁边有一张脸带着一堆头发俯下来。

他知道这一定是她了，他觉得脸上发热，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他高兴地加快脚步走上去。

他的脚还在最后一级的楼梯上，他和她面对面地站住了。他记得很清楚，果然和那天在墓地上看见的没有两样，甚至蓝布旗袍也没有更换。下垂的黑发，细长的身材，凄哀的面貌，这些好象都刻在他的脑子里一样。两只水汪汪的眼睛，里面荡漾着许多愁思。美丽的脸上笼罩了一层云雾。一张小嘴微微地张开。

就这样站了一两分钟，两个人都不说话。吴仁民只觉得那一对柔软的、似惊似疑似哭似笑的眼光不住地在他的脸上盘旋。但是渐渐地他看出变化来了。她的脸上的云雾慢慢地在消散。

忽然她把嘴唇一动，微微一笑，这笑在他看来和哭只差了一点。接着从她的口里轻轻地吐出了“吴先生”三个字。

“是我，密斯熊，”他感动地答应着。他还想说话，可是有什么东西堵塞了他的咽喉。他只是默默地跟着她进了房间。

然而从这时候起他们中间的距离就缩短了。

女的坐在床沿上，男的坐在桌子旁边的靠背椅上。桌子收拾得很干净，上面放了几本书。吴仁民把眼睛放在书上，却对她说着普通的应酬话。他住了口，她并不接下去，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她背转身子低下头默默地过了半晌。等到娘姨提了水壶上来，她才装出笑容站起来招呼给他倒了茶。

“她哭了，”他这样想，心里有些难过。“她为什么要哭呢？”他暗暗地问他自己。忽然信里的一句话闯进他的脑子里来了，好象给他一个回答似的。他看看她的脸。她正站在柜子跟前，从一个玻璃缸里抓了花生米出来摆在一个洋磁碟子里面。

她那张美丽的脸上缺少血色，然而嘴唇却是红红的。“这不是血迹罢。”他这样想着，心又微微地痛起来。

她把碟子放在他的面前，含笑地说：“请随便吃一点，”然后坐回到床沿上，看着他慢慢地吃花生米。她开始叙述过去的事情。

她最先叙说她因为不肯接受一个男子的爱情受到胁迫时吴仁民帮助她的一段故事。这件事情，吴仁民早已埋葬在很深的地方，他从来不曾记起它，但是料不到现在却被她掘发出来了。是的，他曾经帮助过她。那时她还是他的学生。她在高中部还没有毕业，她的家庭就给她订了婚，叫她辍学回去出嫁。她在这个城市里已经有了爱人，她自然不愿意回去结婚，而且她又知道家里要她去嫁给什么样的人。反抗的结果是：她脱离了家庭。但是她要继续求学就有困难了。这个消息传到吴仁民的耳里。吴仁民自动地出来帮助她，替她在一家书店里找到校对的位置，使她可以继续在学校里念书。这件事情发生不久，吴仁民就离开了那个学校，而且很快地把她忘掉了。家里有一个自己满意的妻子的男人很容易忘记别的“有了主”的女郎，吴仁民自己就常常说着这样的话。何况以前还有工作占据他的时间。但是如今一切都成了过去的陈迹，她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而他也把他的瑶珠永远地失去了。

“过去的事还提它做什么？”他带着谦虚的笑容说。其实在心里他却暗暗地说：“说下去罢，你的声音是那么温柔，你的故事里面带着那么多的温情……”

“过去的事就是我的唯一的安慰，现在想起来，真是美丽，就象梦一样，”她说着，做梦似地微微一笑，笑容里虽然多少带了一点凄凉的味道，但是已经够使她的面庞显得有生气了。“生病的人很容易记起往事，何况又是一段受人恩惠的事情？先生，你不晓得这个回忆给了我那么多的安慰，那么多的温暖……”

“你的病是不要紧的。你还这么年轻，你的生命还没有开花，你以后还有更多的美丽的日子。为什么就有了颓唐的思想？你正应该想些快乐的事情。病是不要紧的……”吴仁民感动地断断续续地说。忽然他闭了嘴，他不能够说下去了。他激动得厉害。他用无声的语言对自己说：“同情，这是同情。”事实上他是被一刹那间的爱情打动了。

他微微叹了一口气，站起来在桌子上取了几颗花生米，慢慢地嚼着。

“他死了已经一年多了，我和他的缘份是这样浅，”她痛苦地低声说。

“一年多？他死了一年多了？”他惊讶地说。

“是的，”她低声回答，埋下头又加一句：“如今我是被遗弃在大海里的一片浮萍了。”

“我的瑶珠，我的妻子也是在那个时候死的，”他感伤地说。

她马上抬起头来，用一种好象是茫然的眼光望着他，过后自语似地喃喃说：“什么事都有巧合，灾祸也会来得这样凑巧……”

吴仁民痛苦地想：“同样的灾祸把我们两个连在一起了。”他唯唯地应了一声。

“那么先生到现在还只是一个人么？”她无意间说了这句话，却又埋下头去。

“是的，一个人，也可以说是一个流浪人。有些朋友又叫我做罗亭。我确实就象罗亭那样，怀着一颗热烈的心，到处漂泊，受人轻视，被人误解……”他说这些话，的确带了一点怨气，他说得很认真，却忘记了他并不曾有过到处漂泊的事。

“是啊，”她说着又抬起头用温柔的眼光看他。“在现社会里面有热烈心肠的人常常得不到人们的了解。先生不是曾经对我说过我们应该有独往独来的勇气么？这句话我至今还记得。这是一句很美丽的话。……可惜我不曾做到。”最后的一句话是带着叹息低声说出来的，她好象害怕被他听见一样。

“我已经忘记我说过的这句话了，”他苦笑地说。“话是美丽的，但是究竟有什么用处？密斯熊，你不知道，那寂寞，那心的寂寞！比死还要难受！永远是误解，永远是失望！我这颗热烈的心就在寂寞里熬煎，没有人来替我分担一点苦恼，表示一点同情。没有谁关心到我！孤独，永远是那比死还要沉闷的孤独！密斯熊，这种话我只向你说，我从没有对别人说过。但是你也不会了解我。”他愈说下去，愈热烈，同时又愈悲愤。

“先生，你为什么要说我不会了解你呢？”她认真地分辩道。“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感激你，多么崇拜你。也许我现在不了解你，但是我很愿意了解你。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一道光照亮她的面庞，苍白色的脸染上了淡淡的红云。

即使不是为了上面这些话，单是她的面貌也可以使吴仁民感动。他的面容也改变了。“密斯熊，……密斯熊，”他接连唤了两声。“你是这样地大量。……我这一生只听见一个人向我说过这样的话，就是你！……你是这么纯洁！这么善良！我不晓得应当怎样感激你！”他说着身子象发寒颤似地抖动，两只眼睛不转动地望着她的微微张开的小嘴。他觉得一种高尚的感情控制了他，一个庄严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说：“坦白地说罢，在这个高洁的女性的面前坦白地说罢，向着她倾诉你这许多时候以来的悲哀！”

“先生，”她略略提高声音说，“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些话？我是不配的。我经历了那许多痛苦而能够活到现在，不都是拜领着你的赐与么？你现在还要说感激我，不是在讥讽我么？先生……”从她的面部的表情看来，她的心和口是一致的。

“先生？请你不要唤我做先生罢。我们做朋友，不更好么？”他忘了自己似地大声说。

两个人对望着，他们都不作声，但是两颗心都在说话，两对眼光都在探索。

“先生，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你才好。难道这个称呼不就是最美丽的么？”她用一种非常柔和的声音说。“让我永远这样地称呼你罢。这个称呼我一直到死都不会忘记。”她停了一下，站起来走到桌子前面，拿起热水瓶给他倒了一杯茶，自己也倒了一杯，拿着茶杯回到床前，坐下去喝了两口，然后慢慢地继续说下去：“先生，你也许愿意知道近一年多我的生活罢。你或者会奇怪他死了以后我是怎样生活的？其实这很简单，我这许久都是在书店里做校对的工作。后来我的身体病到不能够再做那种只有使人心焦头痛的事情，我便搬到这里来。这是一个女朋友的家。她对我很好，她一定不放我离开这里……”

“她现在在家吗？”他突然问。

“不，她到乡下去了，不久就会回来。她和我是同乡，而且是小学时候的同学。靠了她的劝解，我母亲又时常接济我，和我通信。但是父亲的心还是不肯宽恕。”

“父亲的心总有一天会软下来的，”他这样地安慰她。

“不知道我能不能够等到那一天，”她感伤地说。“我近来很少到外面去，常常整天坐在家里，有时候拿着一两本书，有时候动也怕动一动。不知道怎样，非常容易感到疲倦。这里又很寂寞。那个女朋友回乡以后就没有人来和我谈话。在这里，我没有几个朋友。我整天坐在家里不想做什么事情，又没有人来看我。”

“我以后一定常常来看你，”他诚恳地说，并不象施一个恩惠，却象要报答一个恩惠。

“谢谢你，”她的声音里带了一点喜悦。“恐怕先生不会有这么多的时间罢。我知道你很忙。我知道你有你的事业。而且为了渺小的我，也值不得花费先生的宝贵时间。”

“我有很多的时间，而且我也很寂寞，”他感动地说。

两个人又谈了一些话，吴仁民终于告辞走了。熊智君送他下楼，伴着他走到后门口。他走到转角回过头来看，蓝布旗袍裹着的苗条的身子还静静地立在那里。

吴仁民走在路上，看见蔚蓝的天空，金黄色的阳光，人行道上的梧桐叶，觉得心里很畅快，在他的耳边还接连响着那温柔地唤着“先生”的声音。这一阵他忘记抽烟了。

“我终于找到这样的一个女性了。她崇拜我！她愿意了解我！她要求我给她一个机会！”

“她是可爱的。美丽，那不消说。她说话说得那么温柔，句句都打在我的心上。态度也很温柔，而且又有热情，并没有一点忸怩。”

“病？那不要紧。爱情可以医治女人的百病。”

“她是值得怜悯的，值得同情的，而且还值得爱的。”

“是的，我应该同情她。不，我还应该爱她。我有爱她的义务。我要用爱情去温暖她的凄楚破碎的心。我要安慰她，鼓励她，使她走到积极、快乐的路上去。”

“为什么不应该恋爱呢？生活太单调了，空气太沉闷了，环境太黑暗了。我不可以暂时在女性的温暖的怀里睡一些时候，休养这疲倦的身体来预备新的斗争么？”

他同自己商量了许久，终于得到下面的结论：

“自己觉得可以做就去做罢。恋爱完全是两个人中间的事情，李剑虹、高志元他们没有权利干涉。”

在电车上他遇见几对年轻的男女，他们谈起话来很亲密，女的紧紧偎着男的。车子里面的眼光都落在这几对人的脸上。他把他们看了许久，忽然妒忌地、生气地在心里自语道：

“为什么他们都可以，我一个人就不可以呢？”

吴仁民回到家里。他看见高志元还躺在床上和方亚丹谈话。

“怎样？成功了吗？”高志元看见他进来张开阔嘴嘲笑地问道，接着又哼起日本的情歌来。

“斯多噶派哼情歌，”吴仁民不直接回答，却自语地说了这句话。

高志元没有话说，把嘴大张开，打了一个呵欠，嘴张得那么大，好象预备吞食一个人似的。他生气地伸手把竖起的头发拚命地搔，忽然大声笑起来。笑够了时他才慢慢地说：“我有了好对了：革命志士讲恋爱。”

“好，”方亚丹也笑了。

吴仁民涨红了脸，骂道：“你懂得什么？照你的意思，人类应该灭绝才对。你为什么不把所有的人都弄成太监，免得他们看见女人就冲动？……我要出去了，我不再和你这个新道学家说话。”他说完真的就往外面走。

“仁民，你回来，我有话对你说，”方亚丹在后面叫起来。“真的，我有正经事情要同你商量。”

吴仁民默默地走了回来。

“我和志元已经决定到F地[1]去了，”方亚丹严肃地说。

“你不到法国去吗？”吴仁民惊讶地问。

“我早就表示过不做留学生。让张小川一个人去摆他的留学生的架子，”方亚丹说着忽然做出一个歪脸。

“我决心去干实际运动。同剑虹长久在一起也没有什么意思。他自然是一个好人，却干不出事情来。同他相处久了，才知道他也不过如此！”方亚丹一本正经地说，他突然站了起来。

“你在跟我开玩笑。我知道你素来很崇拜他！”吴仁民还不肯相信。

“不错，我崇拜过他，便是现在我对他还有好感，”方亚丹起劲地分辩道。“然而现在我看出他的弱点来了。他的成见很深，并不认识人，而且又缺乏自信力。凡是读书过多的人都会有这个毛病。书这个东西害人不浅。”

“而且剑虹拚命庇护小川，这也很不公道。不管小川现在变得怎样，剑虹依旧相信他。这简直是纵人为恶了！”高志元突然从床上跳下来，把他的木板鞋在楼板上弄出大的响声。

“小川要结婚了，听说还要行旧式婚礼呢！”方亚丹生气地说。

“结婚？同谁？”吴仁民茫然问道。

“同龚德婉。女的人还不错，剑虹很称赞她，你也见过。婚礼大概在龚德婉的家乡举行，外面的朋友不会去参加，当然看不见旧式婚礼他们回到这里来时，随便印一张说明同居的卡片分发出去，在朋友们看来不是废除了婚礼吗？小川的花样到底多些。”方亚丹愈说愈生气，竟然把袖子挽上去，好象预备和人打架似的。

“龚德婉，我当然见过她。……但是关于婚礼的事情你怎么知道？”吴仁民又问。

“那是佩珠告诉我的。剑虹劝阻过小川，却没有用，他就不再劝了。我不高兴剑虹，就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我对旧礼教恨得非常厉害，旧的一切我都恨。整个中国被它摧残到了这个地步，我们青年还要对它让步屈服！”方亚丹说着猛然将拳头在桌子上用力一击。桌子大声叫起来。两三本书落在地上，一个茶杯打翻了。“所以我要到F地去。现在只等F地的朋友寄路费来。我要离开小川，离开剑虹，离开他们那一群书呆子。”停了一下他又说：

“我去，志元去，还有两个朋友要去。将来你也跟着来罢。我们欢迎你。”

方亚丹的话说得非常有力，连高志元也摆正了他的方脸注意地听着。

“好，”吴仁民含糊地答应一声，心里有说不出的惆怅。他这时候并不曾想着到F地去的事。

[1]F地：指福建省。

七

“你又要到熊智君那里去吗？”高志元看见吴仁民在结领带，便带笑地问。他坐在沙发上，身上穿了寝衣，把一根手杖抵着肚皮，手杖的另一端抵在桌子脚上。

“是，”吴仁民随便应了一声，但马上又问道：“你的肚皮又在痛吗？”

“有一点痛。不过并不厉害，”高志元自己忍住笑说；“这几天拿手杖来抵肚皮，差不多成了习惯了。”

“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看你一天究竟干些什么事情？”吴仁民带笑地责备他。“象你这个样子到F地去是不行的。”

“这何消你说？到了F地当然会被工作逼得要死：但是现在我还可以继续过这种浪漫生活，就让我尽量地过它几天。以后我就要把它永远埋葬了，”高志元正经地说，好象还有一点留恋似的。

“你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吴仁民带笑地骂起来；“你天天嚷着要做事情，说这种生活是堕落。可是一旦有事情给你做，要你结束这种生活的时候，你倒有点留恋了。你这种人，真正叫人拿你没有办法，说你坏，又有点不忍心，说你好，未免太恭维你。”他说了就往外面走，不要听高志元的反驳。

“仁民！”吴仁民已经走在楼梯上了，却被高志元的唤声叫了回来。他还以为高志元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找他商量。

“什么事？”他站住正经地问。

高志元起初微笑，后来却半吞半吐地说：“当心点，不要被熊智君迷住了。”

“你的头脑这样旧！一个男人找一个女人就只是为了讲恋爱吗？”吴仁民生气地说着，就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我和她做朋友，不过是想帮助她，感化她。”心里却比口里要求更多，他自己也知道。

“这样崇高的目的！”高志元讥笑似地称赞起来。他不再说别的话，只是把身子不住地在椅子上擦。

吴仁民听见这句话心里很不舒服。他明白高志元故意挖苦他，却又不便跟高志元争吵，只是解嘲似地说了一句：“你不信，将来看罢。”

“看什么呢？看你同熊智君行结婚礼吗？”高志元还没有把话说完就听见楼梯上高跟鞋的声音，马上住了口。

“她来了，”吴仁民吃惊地站起来低声说。他的眼光马上落在高志元的身上。“看你这个样子！你连短裤也不扣好，”他又惊又气地说。

高志元埋下头看自己，忽然叫了一声：“啊呀！”便大步跑到自己的床前，跳上去，一把拉过薄被蒙了全个身子，却忍不住在被窝里发出一声笑。

一个细长身材的女子在门口出现了。她看见吴仁民，脸上露出温柔的笑容，微微一点头，轻轻地唤了一声：“吴先生。”她的凄哀的面庞因笑容而发光了。

吴仁民堆了一脸的笑容把她接进来，让她坐在沙发上。他从热水瓶里倒出一杯开水，就把茶杯放在沙发旁边的凳子上。她侧起身子谢过了。

于是他们开始了谈话。在谈话的时候，吴仁民时时斜着眼睛偷偷地看高志元的床，床上臃肿地堆着的被褥微微在动。他忽然发觉熊智君的眼光也偶然落在那上面，不觉受窘似地红了脸解释道：“这是那个朋友的床铺。他出去了。他这个人懒得很，从来不叠被。他不久就到F地去。”

这些话被躲在被窝里的高志元听得很清楚，他不觉失声笑起来。吴仁民倒很机警，连忙用一阵咳嗽掩饰过去了。

熊智君似乎不曾注意到这个。她把眼光移在吴仁民的脸上，现出关心的样子看他咳嗽，过后她又把眼光移到墙上，看着一张女人的照片，就是吴仁民的亡妻瑶珠的照片。于是她埋下头来低声问了些关于那个女人的话。在注意地听着吴仁民的答话之际，她不时把眼珠往上面移动，去看他的脸色。

“这两天还常常咳嗽吗？今天脸色似乎好多了，”吴仁民结束了瑶珠的事情以后，就把话题转到熊智君的身上，这样关心地问她。

“谢谢你，我好久就不常咳嗽了。这几天人渐渐地好起来，心里也特别高兴，”她含笑地说，略略停了一下，又补上一句：“昨天晚上还同那个女朋友一起到卡尔登去看了电影呢。”

“你那位女朋友已经回来了？”

“她前天回来的。她回来我也算多一个伴，寂寞的时候，也可以找她谈些闲话。不然，一个人闷在家里真难受。近来倒承先生常常来看我，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先生才好……”

吴仁民觉得心里畅快，正要答话，忽然瞥见高志元床上的薄被动了一下，一只脚尖露到外面来。他着急地看她一眼，她埋着头慢慢地在说话。

他略略放了心。但是他又想起在这个房间里谈话不方便，他们的话会全被高志元听了去，以后高志元又多了挖苦他的材料，因此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密斯熊，你今天没有别的事情罢，我们到公园里去走走好不好？”他对她说，还耽心她会拒绝。

“好的，只是会耽搁先生的事情罢，”她说着就站起来，微微一笑。

“我没有什么事情，我这一向都是没有目的地天天在外面乱跑。”他要使她相信这句话，因此说话的时候很起劲。同时他又站起来，让她往前面走，自己在后面跟着。他走出门口，故意把门碰上，而且碰得很响，这是给床上的高志元听的。

高志元马上推开被从床上跳下来，赤脚走到沙发跟前一屁股坐下去，张开大嘴发出几声晒笑，接着咕哝地自语道：“到底还是爱情胜利！什么革命！大家还不如去从事求爱运动，那倒爽快得多！……我还是到公园里看他们去。”

最后一句话使得高志元的方脸上现出了得意的笑容。他连忙跑到床前，从枕头下面取出压在那里的折叠好了的西装裤。他匆忙地把上下身衣服穿好，就锁上房门跑出去了。

他们的寓所离公园很近，不过一会儿的工夫他就到了那里。他买了一张门票，因为他的长期入场券在吴仁民的身上。

高志元走进了公园，很高兴，他以为一定可以找到他们，而且可以设法去打扰他们。但是他圆睁着两只眼睛走遍了公园：他走过草地，他走过凉亭，他走过池塘，他走过花坛，他走过斜坡，他走过竹径，他始终没有看见他们的影子。

自然公园里有不少的青年男女，但都是一对一对的爱侣，他们坐在一起讲情话。高志元看见他们，马上就皱起眉头把脸掉开。他以为在那些人里面一定没有吴仁民和熊智君。

“但是他们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是他们临时改变了心思，或者还是仁民在捣鬼，他故意拿到公园去的话来骗我？”这样想着他觉得一团高兴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在梧桐树下找到一把空椅子，一个人在那里坐了好一会儿，又觉得无聊，便索性把吴仁民的事情抛开，走出公园找方亚丹去了。

吴仁民和熊智君的确到公园来过，而且高志元进来的时候他们还在公园里面。但是不久他们就出去了。吴仁民约熊智君去看电影，她并没有推辞。

他们到了电影院，时间还早，只有寥寥的十多个人。他们在厅子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两个座位。

他和她坐得这样近，两个人的手臂差不多靠着，这还是第一次。他觉得有些不安，但又很高兴。她的脸微微红着，脸上露出笑容。这笑容在她说话的时候也没有消去。她并不避开他的注视，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安。她也许比他更热情，虽然在表面上没有表示出来。但是他也看得出她很愿意同他接近。

在公园里他们并没有谈许多话，他们的注意力被大自然的美景吸引去了。他们问答的都是普通的话，但里面也含有特别的关心，这是彼此在沉默中也能够感觉到的。

如今在这阴暗的、并不十分宽敞的电影院里，沉闷的空气开始窒息他们，一种隐隐的闷热把他们的热情点燃起来，使他们觉得需要着向对方进攻，但又害怕这进攻会受到阻力。起初他们并不多说话。说一句话好象都很困难。因为一句话里面必须含着几句话的意思，要使听话的人从这句话里体会出未说的话来，但同时又害怕听的人误解了意思。这时候更能够表达出他们的心情的就是那偶尔遇着的彼此的眼光。虽然是眼光一注视，脸一红，嘴一笑，彼此就把头掉开或者埋下来，但是那心的颤动，那使全身的血都沸腾起来的心的颤动，却使得彼此都忘了自己。这是刺激，这是陶醉，这是热。虽然不见得就是吴仁民所想的那一种，然而这许多天来过惯了孤寂、冷静的生活的吴仁民终于被它压倒了。在一阵激烈的感情波动之后，他终于鼓起勇气说话了：

“智君，”他突然用了战抖的声音轻轻地在她的耳边唤道。

她掉过脸看他。他却觉得咽喉被堵塞了，挣红了脸，半晌才说出下面的话，声音依旧抖得厉害：“智君，我说……这种生活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那样地寂寞！那样地冷静！那样地孤独！别人都说我浪漫，轻浮，卤莽，空想……我的周围永远是黑暗。就没有一个关心我、爱我的人。……但是你来了。你从黑暗里出现了。……智君，你把黑暗给我扫去了。你把过去的阴影都给我驱散了。你给我带来一线的光明，一线的希望。在你的美丽的眼睛里我看出了我这许多年的痛苦的报酬。……我爱你，智君，我爱你。……但是你会爱我么？你会爱我这个被许多人轻视的流浪人么？……我愿意把我的鲜红的心献给你，只要你肯答应，我愿意立刻为你牺牲一切！……如今在你的面前，在你的身边，我把整个仇视我的世界都忘掉了。我又有了新的勇气了。智君……我请求你允许我……我请求你不要离开我，不要把那一线的光明和希望给我带走，让我再落进黑暗里去！……我不能够再过那种生活！……”

在这长篇的叙说的中间，他的眼光不住地在她的眼睛和嘴唇上移动。他的眼睛没有一刻离开它们。他的话并没有完结，但是热情使他说不下去了。他便拿起她的左手，用两只手抚摩它，好象在表示他害怕把她失掉。

“先生，”她开始用温柔的声音回答他。她的眼睛里已经嵌着明亮的泪珠了。她把脸放得离他更近，她就在他的耳边小声地说：“我不是已经对你说过我生存到现在全是拜领你的赐与么？我不是对你说过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么？先生，我的心难道你还不知道？倘使我果然可以帮助你，倘使你果然需要我，我是一点也不吝惜的。先生，象我这样的女子还值得你爱么？……我果然还有得到你的伟大的爱情的幸福么？……先生，我的感激，我对你的感激，我不知道用怎样的话来表明我的——”

电灯突然灭了。她的话也就跟着中断，她不能够继续说下去了。音乐响起来，银幕上现出了人影。她的心被一阵剧烈的感情的波动捣碎了，她不能够再支持，就把头斜靠下去，紧紧靠在他的肩头。她的头和她的身子抖得厉害，这颤动代替她的嘴说出来那许多许多不能够用语言表示的意思。他完全了解她了。

银幕上开始了一场生活的斗争。在黑暗的社会里一个女郎生长了。她有一颗纯白的心，不知道这社会上的种种事象，平静地在贫穷里生活下去，一直到开花的年纪。于是引诱来了，她的纯白的心是不能够抵抗的，她受了欺骗，还以为是在做恋爱的梦。然而梦醒了，理想破灭了。她看见金钱怎样摧残了爱情。这就是造成她的堕落的原因。这以后的几年中间的放浪生活把她的青春差不多要消磨尽了，她准备着躺下去走进永恒的门。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一个天真的青年来了。他的纯洁的伟大的爱情终于扫尽了她的过去的阴影，使她得到了新生。

电灯重放光明，厅子里响起了说话的声音。观众不多。这是“休息十分钟”的时候。

这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导演的典型的爱情作品，从那种千篇一律的流行的大众小说里取材的。靠着导演的艺术才能，这张片子还紧张动人，使得观众提心吊胆地注视着银幕上的动作。最后的团圆才给他们带来轻快，但是这轻快就把以前的作用完全扫除了。

这张片子对于吴仁民和熊智君却另有一种作用。他们在影片里看出了另一种意义。这是和他们的生活有关联的。尤其是那个最后的团圆明显地给了他们一个希望，这希望无疑地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了。

电灯重燃的时候，熊智君把头从吴仁民的肩上抬起来，望着他一笑。

“怎么，你哭了！”他带笑地说，便取出手帕替她揩眼泪。

她并不拒绝，就让他替她揩，只是微笑地解释道：“我太爱哭了。我看电影看到悲惨的情节，常常会哭的。”

“但是这个结局不是很好的吗？”他鼓舞地再说了一句。

“是的，这个结局倒给了我不少的勇气。先生，你看，我真会象影片里的主人公那样得到新生么？你真愿意救我么？”她温和地问。她敬爱地看着他，她的眼睛和她的脸都充满了爱情和感激，但是感激比爱情更多。

“智君，究竟是你救我还是我救你？你为什么还要疑惑？你不知道我没有遇到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如今又是什么样的心情。我现在得到你，我又有勇气，我又有力量来奋斗了。我应该感激你。”他说话时，他的眼睛，他的脸也充满了爱情和感激，他的爱情比感激多。

她翻看手里的说明书，知道下半场演笑剧。她是不喜欢看笑剧的，便说：“我们不要看笑剧罢。笑剧没有什么意思。”

“好，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去，”他说着就站起来。

熊智君没有说什么，点一点头，算是默认了。

他们走出电影院，两个人的态度就不同了。他们在人行道上走着，她把手挽住他的膀子，身子挨着他的身子，完全象一对情人。这变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但是他们都觉得很自然。

他们走进了一家广东酒楼，地方清静，又清洁。两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并没有闹声来打扰他们。他们点了几样菜，慢慢地喝着茶谈话。

不久菜端上了桌子，伙计来问要不要喝酒。吴仁民本来说要，但是熊智君在旁边劝阻他，他就听从了她的话。

在吃饭的时候两个人是很亲密的，在路上和在电车里两个人也是很亲密的。他送她到了家，时候还早。她让他进了她的房间，让他坐下，又给他倒了茶。

“你觉得今天过得满意吗？”他端了茶杯放在嘴边，一面望着她的带笑的脸，忽然问了上面的话。

“我这几年从没有象今天这样快乐过，”她满意地回答说，并不坐下，就站在他的旁边，柔情地看着他。

这样的长久的注视给了他一种暗示。他放下茶杯站起来。他站在她的面前。她不退后。他一把搂着她，在她的脸上、嘴上狂热地落着急雨似的吻。

她闭了眼睛默默地受着他的接吻，象在受一次祝福似的。她的身子因爱情和喜悦而微微颤动。等他停止了接吻低声唤她时，她才睁开眼睛，梦幻似地问道：“先生，我们是在梦里么？”

“你明明在我的怀里，为什么疑心在做梦？”他亲热地说，把她抱得更紧。

“那么我的梦想就变为真实了，”她柔和地低声说。“先生，我从没有想到真实会是如此美丽的……比梦还美丽。我早就梦见你来了。”

“你早就梦见我来了？”

“是的，先生，我很早就梦见你来了。在梦里人是很自由的，很大胆的。我们会梦见许多在白天里不敢想到的事情。先生，你以为我为着一个男人缠黑纱而梦见另一个男人，这是不应该的吗？其实我同他结婚以后我就梦见过你了。我为他缠了一年多的黑纱，直到那天在墓地上遇见你，我回家才把黑纱去掉。……先生，你以为这是不应该的吗？”

“智君，为什么还提那些过去的事情？对于你，我决不会有苛刻的话，决不会有责备的心思。纯洁的爱情是要超过一切的。现在象你这样的女子是不多的。你才是我所追求的女性。”

“先生，我很早就梦见你来了。我知道你会来的，你会来拯救我的。我等了你这许久。你果然来了。你来了以后我过去的一切痛苦都消散了。这真正象一场梦，一场美丽的梦。……爱情是很美丽的，比梦还更美丽。……我只希望它长久继续下去，不要象梦那样短，因为美丽的梦是最短的。”

“爱情是不死的，它比什么都长久。智君，你不要耽心。我们的爱情是不会死的。你叫我等得好苦！你为什么不早来？一定要在我经历了那许多痛苦以后。……但是你终于来了。我纵然受了那许多苦，现在也由你来给我报偿了。……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也是……”

但是两个人都掉下了眼泪。

“啊，我忘了一件事情。张太太，就是我的那个朋友，她想见你，要我给她介绍。我下去看看她回来没有？”她忽然挣开他的怀抱，就要往楼下走。

“智君，你的眼睛还是湿的。你这样下去，不怕她看见会笑你吗？你过来，让我给你把眼泪揩干净，”他低声唤她道。

她果然走过去，让他用手帕替她揩眼泪。他一面揩，一面问道：“你那位朋友是什么样的人？她并不认识我，为什么要见我？我不愿意见那种新式的官太太。”

“她自然不会认识你，所以才要我来介绍。她听见我说起你，我把你的姓名和我知道关于你的事情都告诉了她。她说虽然不认识你，却很想和你见面。她一定要我介绍。她的丈夫在C地[1]做官。她是我的同乡，和我们家里又有点亲戚关系。人是很好的，和普通的官太太完全不同。我想你也会喜欢见她。”她说到这里，不等他发表意见，就急急地下楼去了。

过了一会她走回房来，带了点失望的神情，惋惜地说：“真是不巧得很。她今天下午刚刚搭火车到C地去了，是临时决定走的。”

“这倒不要紧。我时常到这里来，等她回来时再见面罢，”他这样安慰她，便不再去想那件事情，他甚至忘记问那个女人的姓名。

从这天起吴仁民和熊智君成了一对情人。他每天都要和她见面，或者在她的家里，或者在公园里，在电影院中。总之，他们两个每天都要在一处度过一部分的光阴，不然吴仁民就不能够安静地生活下去。高志元的嘲笑和劝阻都没有用。他的心眼已经被爱情关住了。

但是爱情的路并不是完全平坦的。在拥抱接吻以外，有时候他们还要流眼泪，或者要费些时间说着解释的话，譬如有一次他忽然正经地问道：“智君，你真愿意把一切都交付给我？你就没有一点顾虑吗？”

“顾虑，我还有什么顾虑呢？”她微笑地摇摇头说。“我的身世你是知道的，我是怎样想就怎样做的人。前一次不是为了爱情脱离家庭吗？还亏得你救了我……”

“你不要再提那件事情，”他连忙打岔说。“如今再提那件事，别人听见也许会加一番恶意的解释，反倒把我的好心变成歹意了。并且那时候我是毫不费力的。我实在不配接受你的感激。”

“先生，”她依旧温柔地说。“为什么我不应该再提那件事？一个女人的感激是到死方休的。我们用不着害怕别人的恶意的解释，只要相信得过自己的心是纯洁的。……先生，我耽心的是，恐怕我值不得接受你的爱情，我对你不会有什么帮助，尤其是我这个病弱的身体只会累人。我把我的一切交付给你，对于你恐怕也不会有好处。你将来会后悔的。”

“我后悔？智君，你说这样的话？”他失望地说。“我们的爱情才开始，你就说出这样的话来，可见你不相信我了！智君，你真的不相信我的爱情，你真的不肯把你的一切交付给我，不肯接受我的一切，以便来安慰我，拯救我吗？”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她说着又对他温柔地笑了笑。“我早已说过我是毫不吝惜的。我相信你，先生，我相信你的一切。只是我耽心我配不上你，我值不得你的爱情。”

“你又在说傻话了！”他也微笑。“在爱情里只有相信不相信的问题，并没有什么配不配。象你这样聪明而且大方的人难道就不了解这一层？”

“先生，你说得不错。这个意思我是明白的。可是我也知道我的病弱的身体对你不会有什么帮助，反而会牵累你。所以我愿意让你知道我是随时都可以走的，假若我的存在对你的工作有妨害，我随时都可以离开你，虽然我那爱你的心永远不变……”

她还要说下去，却被他用接吻把她的嘴唇蒙住了。他有了不少的爱情的经验，他也知道用接吻来阻止她说出他不愿意听的话。他的确爱她，他的确愿意为她牺牲一切。她的存在就是对他的鼓舞和帮助。为什么他还须得向她要求别的帮助呢？为什么他还须得要求她离开他呢？那简直是不可能想象的事情！

她太过虑了。也许是过去的痛苦生活给了她太多的阴影，使她有时候也会做阴郁思想的俘虏，所以她常常说那样的话。但是他坚决地相信他的热烈的爱情终于可以改变她，把一切的阴影给她扫除掉，使她做一个勇敢的女人。是的，他觉得他对这个很有把握，而且有时候她已经是够勇敢的了。

吴仁民在这些时候的确沉溺在爱情的海里。在表面上他似乎有了大的改变。他从熊智君那里得到了勇气，又要用这勇气来救她。他把拯救一个女人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头，觉得这要比为人类谋幸福的工作切实得多。

他不到工会去了。他也不到李剑虹家里去了。对方亚丹和高志元们经营的事情他也不过问了。他虽然依旧同高志元住在一间房里，可是两个人谈话的机会现在少得多了。他常常不在家。高志元近来也常常出去，好象故意避开他一般。两个人在一处时高志元总要说几句挖苦他的话。这些话使他苦恼，他不能够埋怨高志元，因为他知道是什么动机鼓舞着高志元说这些话，他也觉得高志元是有理的。但是爱情已经把他的心眼蒙闭了。起初高志元常常正言劝告他。劝告没有用，高志元就用挖苦的话来激他。因此吴仁民在日记里就写了几段责备高志元的话。

譬如在某一天的日记里他写着：

今天早晨正要出去看智君，这是我昨天和她约定的，却被志元把我拦住了。他涨红脸生气地问：“你今天不到熊智君那里去不可以吗？”

他的态度和问话使我不高兴。他这几天故意向我说她的坏处，又挖苦我去“从事求爱运动”，这些我都忍受了。我并没有和他辩论。但是他还觉得不够，还要来干涉我。我不能够再忍耐了。我回答他：“我为什么不到那里去呢？我只有在她那里才得到安慰，才得到快乐。在全个世界里只有她一个人爱我，关心我。你们都只知道你们的主义，你们都只知道你们自己，你们里面没有一个人关心到我身上。你们是不会了解我的。”我气冲冲地说了上面的话就不再去理他，一个人径自去了。我走到后门口还听见他在楼上叫我。我并不答应他。

我走在路上时还觉得我生气是有理由的。朋友们的确不了解我。张小川他们不用说了，他们也许不算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本来就很少。近来只有志元、亚丹两个对我好。但他们还是只为信仰、为团体打算，只为他们自己打算。至于我的痛苦，我的幸福，他们是丝毫不关心的。

朋友究竟是朋友啊！在我需要着帮助的时候，他们反而把我推出门去，什么也不给。她预备把我所需要的给我，而他们又不许我接受。他们永远拿着那些腐败的道德理论来麻烦我。

他们有什么理由不要我享受爱情的幸福呢？他们有什么理由不许我在女性的温暖的爱抚中养好我的创伤呢？我有爱情的权利，他们不能干涉。

为了她我甘愿牺牲一切。在她的眼里我看出了我的法律。—现在是实行这句话的时候了。……

他第二天无意间把日记拿给高志元看。爱情的幸福使他微笑，他没有一点恶意。他也想不到高志元读了日记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你太没有道理！”高志元放下日记生气地责备他说。“昨天我们的团体开会，就在会上决定我和亚丹到F地去的事情。我们特地请你参加。难道这是我们的错？”

这一番话使吴仁民明白了许多事情，前一天想不到的那许多事情。他知道高志元说的是真话。他们那个团体是新近成立的，除了高志元和方亚丹外还有不少的青年同志。这些人里面有几个他也见过，都是很热心的青年。他们虽然不常和他往来，却很尊敬他，而且对他平日的主张也有点同情。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请他去参加昨天的集会。但是他误解了高志元的意思，反而生气地拒绝了。

“你为什么不早说明呢？我本来可以参加的，”他后悔地失声叫起来。

“不早说明？哪个叫你那样慌张！我想说第二句话也来不及。我叫你，你又不答应！”高志元张开阔嘴发出晒笑说。

吴仁民红了脸，把头埋下去。他很后悔昨天错过了那个团体的集会。他知道为了爱情就冷淡团体的工作是不应该的，而且他还害怕那些平日对他有好感的人也会因此误解他。他又觉得昨天他对高志元的态度也不对，更不应该在日记上面写那些责备的话。

“现在还是爱情胜利的时代！想不到象你这样的人也会被爱情迷得这样深！”高志元继续嘲笑说。“你试试回想你这一向来的行为。你真要为着爱情牺牲一切吗？”

吴仁民不回答，依旧埋下头，过了半晌才低声问道：“你们什么时候到F地去？”

“到F地去，已经决定了。路费也寄到了。行期大概在一个月以后，因为还有别的事情……”他说到这里马上住了口，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什么事情？”吴仁民追逼地问。

“跟你没有关系，我何必告诉你？反正你没有时间管这些事情！你说得对，我们永远是为着团体打算的。至于你，你还是到你那女性的怀抱里去罢，”高志元依旧挖苦地说。

吴仁民仰起脸看高志元。他的脸上现出了痛苦的挣扎的表情。他咬着嘴唇皮，几次要说话，终于没有说出口，最后才吐出了从痛苦中迸出来的“志元”两个字。

高志元圆睁着眼睛，惊奇地望着他，好象不懂似的。但是过了好一会，他的脸部的表情又改变了。他笑了笑，拍着吴仁民的左肩说：“好，你还是到熊智君那里去罢。我们并没有权利阻止你享受爱情的幸福。我也没有权利干涉你的私生活。但是希望你牢牢记住我们对你的期望，希望你不要毫无怜悯地毁掉你自己。我不怪你，我知道你离开了女人是不能生活的。”接着他又一笑。这不再是晒笑，这是善意的笑。

吴仁民脸上的阴云也渐渐地散去了。他忽然抓住高志元的手感动地说：“我绝不会改变我的信仰。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绝不会因为她改变信仰，也许我会使她变成我们的同志。”

高志元并不相信这句话，但他也只是微微一笑，他不再说反驳的话了。

[1]C地：指江苏的镇江。

八

代李佩珠向吴仁民借书，这件事情差不多成了周如水的经常的工作。经过他的手，陈真的许多书都转到李佩珠的手里了。

李佩珠热心地读着每一本书，把它们当作她的精神养料的泉源。这种热心的阅读帮助了她的人格渐渐的成长。所以有一天她就感觉到单是这样读书已经不能够满足她的渴望了。她还想在读书以外做别的比较实在的事情，或者参加什么有益的活动来放散她的精力。

这个情形是周如水所不了解的。他看见她忙着读书也高兴，也不高兴。高兴的是这些书对李佩珠有益处，而且他也有了机会给她“服务”（吴仁民用了这两个字）；不高兴的是李佩珠多读书就少有时间和他谈话，她的时间、她的心都给那些书占去了。譬如每一次他从吴仁民那里拿了几本书去看她，她接到书，一定会对他温和地笑一笑，再说一声：“谢谢！”就把书拿进她自己的房里去了。如果他跟着她进去，她也会让他在旁边站着，只顾自己翻读书本。

周如水知道她读那一类的书愈多，离他便愈远。他愿意她改变心思不再读那些书，但是他也不想阻止她。而且他是一个老实人，又不会暗中捣鬼。所以每次李佩珠托他到吴仁民那里去借书，他总是热心地照办。他对李佩珠一直是那样地忠实、殷勤。

在外面许多人谈论着他同她的事情，这虽然没有根据，但是关于爱情的流言很容易散布出去，即使当局的人并不知道。

这个消息已经传到了吴仁民的耳里，所以周如水来借书的时候吴仁民就常常嘲笑他。他自己当然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而且他心里很高兴别人替他宣传，把她的名字同他的放在一起提说，这样有一天流言终于会传到她的耳里，接着就会打动她的心。

但是流言已经散布了好些时候了，而李佩珠的心理依旧是很难揣测的。要说她对他没有意思罢，但是她并不曾对谁更好。她已经屡次暗中表示不满意张小川，而且张小川也另外有了爱人。她和方亚丹谈话比较多些，但是方亚丹不见得就会爱她，而且方亚丹近来又不常去看她。那个年轻的学生显然在做秘密的工作，也不常到李剑虹家里了。她的父亲虽然还有不少年轻的朋友，但是那些人里面好象并没有一个预备同他竞争。他似乎处在有利的地位。

然而要说她对他有意思罢，但是她除了常常对他微笑，感谢他为她做的种种事情以外，她就不曾有过更亲密的表示，而且没有表示过特别的关心，也没有说过暗示着爱情的话。

他自己知道他所要求的绝不只是这样。这种关系长久继续下去，对他并没有好处。火焰在他的心里燃烧起来，把他的心烧得痛。他的热情，他对她的爱情使他不能够再沉默地忍耐下去了。他想起过去的惨痛的经验，又想起吴仁民和高志元对他说的“不要叫李佩珠做张若兰第二”的话，他觉得这一次他应该鼓起勇气大大地努力一番。

但是他怎样努力呢？理想常常是和现实不一致的。每次他看见她那张脑后垂两根辫子的富有爱娇的鹅蛋脸被一道他所不能够看透的光辉笼罩着，那时候他纵然有满肚皮的预备好的话，他也没有勇气向她明白地说出来了。有时候他大胆地说了两三句暗示爱情的话，她却好象不懂似地听过去了。也许她真的不懂那更深的意思，因为她还不曾有过恋爱的经验，而且她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到别的东西上面去了。

周如水虽然常常在李佩珠的身边，而他的烦闷终于逐日地增加。所以有一天他便去找吴仁民，打算把这个情形老老实实地告诉吴仁民，要吴仁民给他贡献一点意见，或者替他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

吴仁民正伏在书桌上写字。他写得很专心，甚至没有留心到周如水进来。

周如水走到书桌前面，发见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吴仁民正在写两张纸条贴在两方手帕上。

手帕是小姐们用的。字是下面的两行，每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

用它来揩干你的过去的眼泪。

为我们的纯洁的爱情而哭。

“你送给什么人？”周如水惊讶地叫起来。他几乎不相信他的眼睛了。

“一个女人，”他抬起头看他一眼，略略有点狼狈，但马上也就平静了。他又埋下头去叠好手帕，用一条粉红色丝带把它们束起来。

“一个女人？我知道当然是女人。那是谁呢？你什么时候有了爱人？是怎样的一个人？……怪不得我那天听见志元在挖苦你。我还以为他是在跟你开玩笑，”周如水愉快地带笑追问。他平日对别人的恋爱事情就很关心而且感到兴趣。他好象抱了一个大的志愿，希望普天下的有情人都成眷属。

吴仁民并不回答，只是淡淡地一笑，以后就把日记拿出来递给他说：“你拿去看。”

“你的日记，这么厚！我没有工夫看。你告诉我应该看哪几天的，”周如水把日记接到手里翻了翻就这样说。

吴仁民果然走过来给他指出了应该读的那几页，而且还站在他旁边看着他读下去，脸上现出得意的笑容。

“不错！这样好的女子！这样痛快的！……她说过这些话？……‘给我一个机会’……‘我一点也不吝惜’……‘我爱你的心永远不变’……好，说得这样美丽！……相貌漂亮吗？……‘一个女人的感激是到死方休的’……你的福气真好！……‘只要相信得过自己的心是纯洁的’……说得不错！……熊智君，这个名字倒不错！你一定带我去看她……你们几时请客呢？”周如水读着日记，一面自语似地说，笑容从没有离开他的脸。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事情，但是吴仁民的话把他提醒了。

“请客？时候还没有到。你还是等着张小川请客罢，那不会久等的，”吴仁民微笑地说。“但是你自己的事情呢？你几时又请客呢？”

“我请客？”周如水好象被一根针刺痛一下，马上把眉毛微微一皱。“我还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福气。佩珠一点表示也没有。真是叫人着急。所以我今天特地来找你商量，征求你的意见。”

吴仁民迟疑了一下，然后庄重地回答道：“你的问题的确有些困难。老实说，你想打佩珠的主意，不见得就有把握。不过事情也很难说。你为什么不趁早努力呢？再象前次那样地迟疑不决，是不行的。在爱情的战场上需要的是勇气。如果你拚着热情去爱她，你也许可以得到她。否则你又会让她做张若兰第二。不是我故意说得刻薄，在李剑虹家里往来的女人，就没有一个值得人爱。”他说到这里，脸上又现出得意的微笑。

“但是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别的空话不要去说了。总之你是有偏见的，”周如水红着脸着急地说。“我现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我觉得我快要回到从前那个样子了。佩珠真厉害，她和若兰又不同。她把人逗得心慌，弄得发狂，自己却装着不知道的样子。”

“我不是对你说过需要着勇气和热情吗？你现在缺乏的就是这个。此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战略呢？”吴仁民加重语气地说。

“热情和勇气，这一层我也知道，”周如水沉吟地说。“但是我害怕她受不住这个。她虽然有了二十一岁，但是她好象一点也不懂爱情。在这方面她好象很天真。我不曾听见她说过一句关于爱情的话。她只是热心地读着陈真留下的那些书。我害怕我的爱情的自白会引起她的反感，我想速成，反而会把希望完全送掉。真的，我有些害怕，你应该了解我，我怕这一次再得到失败的结果。我自己也明白，倘使这一次再象前次那样失败，我这一辈子就完了，所以我不得不小心地进行。说实在话，这一个月来我一篇文章也没有写过。书也看不进去。我耽心极了！”他的话里充满着信赖，他把他的思想毫无隐瞒地对吴仁民说了。

“你这种想法不见得就对，”吴仁民同情地安慰道。“我不相信李佩珠会做一个女革命家。她年纪也不算小，而且又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女性，她岂有不懂爱情的道理！你当心点，不要受女人的骗。女人的心眼本来很多。你还是拚着热情去试一次罢。不成功，就索性拉倒也没有什么不好。不然，象你现在这样在夹板缝里过日子只会使你发狂。还有李剑虹，他不会帮你的忙吗？你可以找他谈谈。”

“找剑虹也没有用，”周如水苦恼地答道。“我看见他那种道貌岸然的样子，怎么能够说出我的痛苦的胸怀呢？而且他常常表示他对于爱情的事情主张由女儿自己去解决。根据他平日的言论，他好象不赞成人家讲恋爱。只有这一次对于小川的事情却是个例外，所以别人攻击他庇护小川。但是他和小川的关系不同。我比不上小川。”

“那么归根结蒂，据你看来又该怎样办呢？”吴仁民突然问道。他开始觉得周如水还是和从前没有两样，在他身边的周如水依旧是那个爱过张若兰的周如水。

“怎样办？”周如水烦躁地说了两遍。接着他又大声说：“我如果知道怎样办，也就不会来问你了。”

吴仁民不开口，只是默默地望着他。

“你应该比我更有经验。看你成功得这样快，就知道你一定有一种应付女人的妙法。你可以告诉我吗？这对我总有些帮助。我现在没有一点主意了。”周如水的脸上又露出一种恳求的表情。这说明他这时候的确没有主意。

吴仁民生气地冷笑了两声，又从西装裤袋里摸出表来看，然后加重语气地对他说：“我告诉你两个办法：一个是去把你所感到的一切告诉她，问她究竟爱不爱你，可不可以爱你，愿不愿意爱你，如果她坚决地回答一个不字，那么就索性死了心，免得长久痴心妄想，倒也痛快；另一个办法是去跳黄浦江，把生命在一刹那间毁掉，免得这样不痛不痒地活着，给人类丢脸！”

“你真正岂有此理！”周如水气青了面孔骂起来。

吴仁民一面穿西装上衣，一面带笑说：“还有第三条路，就是回到Y省去找个工作做，找个女人结婚，好好地写几篇童话，写几本书。我的话都是真的，听不听由你。我现在要出去了。”他穿好衣服，拿起那两方手帕用白纸包好。

他们两个人一道走了出去。

九

五天以后的早晨，吴仁民接到熊智君的一封信，是她叫娘姨送来的：

先生——昨天下午我被张太太约出去看一个朋友，在她的家里耽搁了一天。我本来早早就说要回去，却被她们苦苦地留住了。我知道你会到我家里去，可是出门时匆忙竟然忘记留下一句话或者一个字条。先生，我使你昨天白白跑了两次。娘姨告诉我说你来过两次，我想你也许不只来过两次。你不是告诉过我有一天我不在家，虽然落着大雨，你也曾在我的门前徘徊了好几次么？先生，亲爱的，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向你谢罪哟。

张太太回来了。你还记得她么？她就是那个不认识你、却又想和你见面的女人。她待我真好。她给我预备好了一切，要我邀请你今天来吃晚饭。先生，我邀请你，你不会拒绝的。自然一切都是她替我预备的，她很慷慨地替我预备了一切，但是那邀请的心却还是我的心呢。先生，请你早些来罢，我们等着你，是的，我们，我和张太太，我们都等着你。

你的智君　即日。

他拿着这封信读了两遍，笑容盖满了他的脸。他觉得身子轻快，好象要飞上天去似的。

高志元在旁边看见这情形，不觉微微叹一口气。他不再劝阻吴仁民。他知道劝阻也没有用。当一个人让爱情蒙住眼睛的时候，朋友们的劝阻也许会引起他的反感。吴仁民的日记不就是一个证据吗？所以高志元只是带了一点不满意的表情，看了吴仁民两眼。

吴仁民看见高志元的脸上的表情，也知道这个朋友心里在想什么。他有些惭愧，就好象做了什么对不起朋友的事情一样。而且就在这时候他也没有完全忘掉那信仰，那事业，和那些朋友。爱情的陶醉似乎只是一时的，他也知道。但是当他想到另一张面孔和另一对眼睛的时候，他又变成激情的俘虏了。他已经失去了自制力。即使爱情的陶醉是一个深渊，他也只好让自己陷进那里面去。他似乎甘愿为了一刹那的心的温暖就把整个自己毁掉。所以不管他怎样用抱歉的眼光看高志元，并且和这个朋友谈了一些关于团体和事业的话，然而他终于在下午一点钟左右就到熊智君那里去了。

在她的房间里他看见了另一个女人。他知道这就是张太太。这个女人正埋着头在翻看一本书。他等着熊智君给他介绍。他对她怀着过分的好感。

他想她是熊智君的好朋友，又承她如此关心地帮助熊智君，所以他也应该对她表示尊敬和感激。

熊智君果然把他介绍给张太太了。张太太站起来带笑地点一个头。他也点头，然后把脸抬起来。

两双眼睛对望着。他的第一个思想是：这个女人是他认识的。然后从她的有暗示性的微笑的脸上他知道了她是什么人。

“这位就是张太太吗？”他掉过头惊讶地问熊智君。

“是的，你为什么要问这句话？难道这里还有第二个张太太！”熊智君不觉噗嗤笑起来。

“我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张太太，”他迟疑了半晌才说出这句话。同时他不闪眼地望着张太太。

“你见过她？不会有的事！张太太听见你的姓名还说不认识呢，”熊智君抿嘴一笑，摇头说。

张太太站在那里不说话。她让他看她，她的美丽的脸上罩着神秘的微笑。这笑容隐藏了许多事情。她是知道一切的，而且还是她安排好这一切的。

他望着她的血红的嘴唇，他忽然想起了另外两片曾经作过许多激烈的演说、说过许多爱情的语言的嘴唇。他今天在这红唇上面看见了那两片嘴唇的影子。那两片嘴唇也是红的，却是健康的红，并不是口红的颜色。是的，一定是她，不会是别人。

“是的，我的记忆不会错。我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张太太，”他点着头说，是用这句话来试探她。他想：你总应该说一句真话呀！

熊智君带笑地责备道：“你这个人真固执，我不同你辩了。好，就算你和张太太在什么地方见过面，你们真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了。”

“吴先生也许有理，我们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我们以后会慢慢地记起来。”又一个微笑掩藏了她的心。她说话态度很谦和，就象一位贵妇人接待一位尊贵的生客。但是吴仁民能够看出来她的装假和不安。

在脂粉的掩盖下她的面容的确有些改变了，但是声音还是和从前差不多，不过略略变涩了一点，不及从前那么清脆。然而他知道是她的声音，玉雯的声音。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就是他的玉雯。玉雯嫁的那个官僚就姓张。

“请问张太太原先是不是姓郑？”他接着又问。

“是的，她的确姓郑，可是这并不稀奇，你很容易打听出来，也许我自己就告诉过你，”熊智君笑着说，她一点也不起疑心。

他知道他并没有错。他还想继续再问。但是他忽然瞥见张太太的阻止的眼光，同时她还微微地摇头暗示：不要再说下去罢，为了智君的缘故，请不要再说下去罢。他马上把未说的话咽住了。她一定是那个女人，但是她为什么要安排这一次的会面，要邀请他到她家里吃饭呢？难道她还不能够忘记过去的事情吗？接着他又暗暗地对自己说：“她不是你的玉雯，你的玉雯已经死了。不要再想从前的事情。就把她当作另一个女人，一个陌生的女人罢。你现在爱的是智君，是那个无条件地把一切交付给你的女人。你对于玉雯只有憎厌，你不会再想她。你甚至不要再看她一眼。”

他拿这些话暂时安静了他的心，便坐在这两个女人的对面，平静地，但多少有点拘束地和她们闲谈。在张太太的面前他不便对熊智君说某些话；而当着熊智君的面，他又不好对张太太谈过去的事情。他从没有想到他的处境会是这样地困难。

但是张太太的话却多了。她找出许多话对他说，使得熊智君差不多只有插嘴的时间。她很聪明，她说了许多带暗示性的话，这些话只有他一个人了解。熊智君是不会起疑心的。

吴仁民起先装着不懂的样子听张太太讲话，后来也回答她几句带暗示性的话，这些话的意思都可以用两个字来包括：拒绝。他表示他现在已经有了智君，他和别的女人的关系从此断绝了。

于是张太太的脸色渐渐地阴沉起来。她不愿意让熊智君看见她的这种变化，就借故下楼去了，留下他们两个在房间里。

张太太一走，吴仁民感觉到被解放了一样的自由，就开始和熊智君亲密地谈起话来。他不放心地问了她许多关于张太太平日怎样待她的话。

熊智君觉得他过虑了。自然，张太太待她是再好没有的了。张太太照料她非常周到，有时候就象她的亲姊妹一样。在她们两个的中间已经发生了一种真挚的友情。她是同情张太太的，她便开始对他叙说那个女人的生活情形。

张太太的生活并不是怎样愉快的。丈夫在C地做官，而且在那里过着放荡的生活，她守在家里就象一个活寡妇。固然金钱是不会缺乏的，物质上的享受也比一个普通女人所能够有的高出若干倍。但是那种寂寞，一个年轻女人是受不住的！她常常对熊智君倾诉她的痛苦的胸怀。丈夫并不是真心爱她。他爱的也许是她从前的肉体。在结婚的头一两年中间她确实牺牲了自己的健康满足了他的强烈的性欲。那时候他把她当作宝贝般地珍爱。可是在她的健康损坏以后，他的爱情就冷淡了。他找到了别的女人，却把她只当作看家的主妇，半年中不过偶尔回家来住几天。她这次到C地去也就是为了他和别的女人的恋爱事件，可是她并没有得到胜利。以后她的命运就不出下面两种：不是继续在孤寂里生活下去，作一个看家妇；就是毅然离开她的丈夫，去过自己选择的生活。但是据熊智君的推测，她似乎并没有准备走后一条路的意思。

熊智君详细地叙述了张太太的痛苦。她很感动，她在叙述里面放进了深厚的同情。但是她不知道她的话给吴仁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吴仁民渐渐地把思想从她的身边移到张太太那里去了。

“她原来受着这样的苦！我简直不知道！我还以为她同她的丈夫感情很好，她至少还过着幸福的爱情生活！”他望着熊智君，说了上面的话。这时候一张愁烦的脸在他的眼前出现了。她的渴望，她的痛苦，她的眼泪……他想他应该同情她，应该安慰她。

熊智君用两只水汪汪的眼睛望着他。她有点惊讶他为什么这样关心张太太，而且听他的口气他一定认识她，于是她想起了先前两人的问答。这时候疑惑开始偷偷地爬进了她的心。她第一次想到在他们两个人中间一定发生过什么使人难忘的事。她的脸上现出了疑惑的表情。

他看见她的脸色，就暗暗地对自己说：“你告诉她呀！告诉她你和玉雯的关系呀！你应该使她知道，因为她已经在疑惑了。”他便鼓起勇气对她说：“智君，我应该告诉你一件事——”说到这里他突然闭了嘴。

她的眼光探索似地望着他的脸。这眼光好象在说：“说下去呀！为什么又不说了？”

“一件小事，我想还是不告诉你好，同你又没有关系，”他勉强用这样的话来掩饰，就不往下说了。

她也并不追问，只是微微地叹一口气，就把眼光收了回去。过后她掉过脸来，脸上又现出了笑容。

不到一会儿的工夫张太太又上楼来了。他不由得要看她的脸。香粉和口红并不曾把愁容给她完全掩盖。他想：这就是玉雯的脸呀！在从前她也曾做过许多人崇拜的纯洁的女神的。

这样一想他就象失掉了宝物似地觉得心痛起来。

十

吴仁民从熊智君那里回来。他喝了几杯酒，被风一吹，给他吹起了许多愁思。高志元不在家。这个人近来常常在外面睡觉，跟方亚丹一起在做秘密工作。吴仁民也知道，但是爱情征服了他，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关心那些工作。高志元不告诉他的时候，他就不细问。现在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寂寞压迫着他。他想起过去的许多事情，他的全身的血都燃烧起来。他实在不能够睡觉。

他坐在书桌前面预备花一个整夜的工夫给张太太写一封信。

玉雯——我不知道现在我还应该不应该这样称呼你。但是今天的会面把你给我从坟墓中挖出来了。我看见你，就不由自主地低声唤着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也许你自己已经忘掉了。然而我不能够忘记它，而且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被许多朋友当作纯洁女神般敬爱的女郎。

但是那个女郎已经不存在了。是的，从前的玉雯，曾经被我热爱过的玉雯已经死了。那个勇敢、热烈、纯洁的女革命家已经死了。美丽的幻影是一去不会再来的了。我今天看见的只是一个失了宠爱的官太太，一个被过度的性交摧残了的、被脂粉掩盖了的憔悴的面庞。

他写到这里就停了笔，把最后的一句话重复念了几遍，脸上现出了复仇的微笑。以后他又自语道：“这句话会使她伤心的，这句话未免太残忍了。”于是他用笔涂掉它，然后继续写下去：

我万想不到智君所说的好友就是你，我万想不到我们会在今天这样的情形下面相见，我万想不到在那么决绝地分别以后我们还有象今天这样的谈话的机会。但是如今我恍然明白了：这完全是你一个人安排好的，我和智君都蒙在鼓里。

你为什么还要和我见面呢？你为什么要对我说那许多暗示的话呢？你明明知道我和智君的关系。智君是很相信你的，很同情你的。她一定把我们的爱情毫不隐瞒地完全告诉了你。但是你欺骗了她，你对她说你不认识我。我并没有改换名字象你那样，你怎么会不认识我呢？你骗了她，也骗了我。你把我骗来和你在一起吃饭，而且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我差不多要对你表同情了。但是如今我明白了。

你今天对我说的那许多暗示的话，我完全懂得。你的境遇，我现在也明白了。自然你的处境值得人同情。但是我们中间的一切关系已经早完结了。以后我们两个只能做生疏的朋友，这倒是最聪明的办法。我希望你不要想得更多一点。我希望你顾念到智君的幸福。我爱她，我预备用我的全量的爱来爱她。她是很纯洁的，她又很脆弱的，她再禁不住大的打击。我有些害怕，我怕你会把这个打击带给她。但是你要记住：你果真这样做，我就不会宽恕你。

他放下笔燃了一根烟来抽，这些日子里他简直不大抽烟了，因为他知道熊智君不喜欢闻烟味。他多少带点痛苦地自语道：“我对她似乎不该说这种话，她说不定会哭的，这些话未免过火。”但是他并不把它们涂掉，不过他改换了语气加了下面的话：

请原谅我，我不该写这些话来伤害你，我知道你并没有那种心思，我知道你也爱她，你也关心她的幸福。她对我说过你待她多么好，你又曾十分热心地帮助过她。我也知道你爱她是出于真心。但是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和你的往来只会毁坏她的幸福么？难道你就没有一点害怕么？我怕，我怕我自己会……

他写了这一句，就把笔放下。他在屋子里烦躁地走了一会，抽完了手里那根纸烟，把烟头掷到痰盂里去，仰起头对着天花板大大地喷出最后的一口烟，然后回到书桌前，把最后的那句话涂掉了。

他还想继续写下去，但是思索了许久，只写出了几个短句，后来又全涂掉了。他又燃起了一根纸烟，抽不到几口又把它抛进痰盂里。他放下笔把两只手支着下颔，望着挂在墙上的他的亡妻瑶珠的照片出神。

忽然楼下后门上起了捶门的声音。没有别的响动，没有人去开门。他走下楼去把门开了。

进来的是高志元，手里拿着一个似乎很沉重的纸包。

“你还没有睡？”高志元粗声问道。

“你这时候才回来！到什么地方去了来？”吴仁民问道。但是他马上就明白了，转身走上楼去。

高志元把手里的纸包放在书桌的一个角上，也不说什么话，默默地往床上一躺，接连嘘了几口气。吴仁民又继续写他的信：

玉雯，让我再这样地唤你一次罢，这应该是最后的一次了。我请求你，不要插身在我和智君的中间。我请求你，不要再提起从前的事情。我们以后只能够做生疏的朋友，而且我们不应该让智君知道我们从前的关系，因为我们的关系已经完结了。我希望你不要再想挽住我，我是已经被你抛弃了的人。我祝福你，我愿你在别的男性的爱情里得到幸福，我不会再给你什么了。

被你爱过又抛弃过的男子×月×日。

他写好信，自己低声念了一遍。一张愁苦的面庞出现在他的眼前，这是一个摩登女子的面孔，打扮得很美丽，却掩盖不住憔悴的脸色。她的皮肤已经开始衰老了。尤其是那一对眼睛，里面充满着哀诉。

“在我们分别了这许久以后，在我受够了这许多痛苦来求你帮助的时候，这就是你的回答吗？你就没有一句温和的话对我说吗？”似乎从那张红红的小嘴里吐出了这样的话。

他警觉地把手在眼睛前挥了几挥，那张面庞马上消失了。他把信纸折好，放进信封里，刚要写信封上面的地址，那张脸又在眼前出现了，憔悴的脸色，哀诉的眼睛，悲哀的苦笑。他放下笔，绝望地搔他的乱发，半昏迷地说：“去罢，不要再纠缠我！”于是埋下头，把半个身子压在桌子上面。

“仁民，”高志元在床上唤道。他不回答。

“这又是一幕爱情的悲喜剧，”高志元带了怜悯的微笑说。“你看，不到多少天的工夫你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怪不得别人说你浪漫。”

吴仁民觉得一阵心痛。他抬起头来，无意间把一只手压在高志元的纸包上面。他觉得触到了一件硬的东西。

“这是什么？”他茫然地问道。

“你把纸包打开看罢。”

他把纸包拿过来，先把麻绳解开，打开纸包，剥去一层纸，又有一层报纸，还有一层布，然后是一个小纸包。他现在知道纸包里面是什么东西了。他的心情突然紧张起来。

他把最后的一层纸剥去，手里就剩了一支发光的白郎宁小手枪，里面并没有子弹。他把眼光定在那上面。他玩弄着手枪，忽然他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胸膛苦笑。

“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怎么没有子弹？”他低声问。

“子弹给亚丹拿去了。我不愿意拿回家里来，怕你用它自杀，”高志元起初这样地开玩笑，但是接着他又正经地用庄重的声音说：“是从蔡维新那里拿来的。工会会所一两天内就会被搜查，我们有个朋友在捕房里做包探，他给我们漏出风声来的。”

“蔡维新会有危险吗？”吴仁民不等高志元说完，就关心地问道。

“大概不会有危险罢。工会会所里现在弄得很干净，捕房来搜查，也不会发见什么‘反动’的证据，还怕他做什么！蔡维新这几天为这件事情弄得很忙。”

高志元的这些话很清楚地进了吴仁民的脑子里。他的眼前马上现出一个中年人的面孔，略有一点瘦，脸色很黄，眼睛一只大，一只小。这个人前些时候还常常来找他。这个人是一个忠实的革命家，信仰单纯，但很忠实，很坚决。这个人整天忙碌地工作，没有疑惑，没有抱怨。但是现在这个人还为信仰忙碌着，并且正受着压迫；而他呢，他却把他的精力完全浪费在爱情上面了。是的，在这个时候别人正在从事艰苦的斗争，而他却在两个女人的包围里演他的爱情的悲喜剧。他已经离开了运动而成为一个普通的人了。他现在跟张小川还有什么差别呢？

这些思想象针一般地刺得他的心痛。一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义务观念突然来责备他。他不能够替自己辩护。他也不能够再听高志元的话，这些话就象一条长的皮鞭在他的脑子上面不断地抽着。他默默地站起来，把手枪放在桌上，自己走到窗前，望着窗外的静寂的弄堂。

“仁民，睡罢，你的爱情的悲喜剧演得怎样了？为什么今天这样激动？”高志元说着就站起来，走到书桌前把手枪包扎好了，预备上床睡觉。

“你先睡罢。我现在还不想睡。我的头有点痛。”吴仁民的话还没有说完，电灯就突然熄了，是住在楼下的二房东关了总开关。

高志元低声骂了一句，就往床上躺下，不再说话了。接着隔壁的钟声突然响起来，已经到了一点钟。

“睡罢，”高志元催促道。

吴仁民含糊地答应一声，却并不移动身子。他的眼睛望着对面的花园。那里很静，而且很黑暗。一些小虫哀诉着孤寂的生存的悲哀，但声音是多么微弱。马路上偶尔有一两部汽车驶过。哀叫般的喇叭声打破了静寂的空气，似乎就在他的面前飞过，飞到远处去了，还带着很长的余音。忽然隔壁人家的一个小孩哭了起来，这哭声吵闹地在他的耳边转来转去。

他差不多没有一点感觉地在窗前站了这许久。渐渐地一切又静了下来。他的眼前只有一片黑暗。他把两只手紧紧抓住窗台，好象害怕一松手他就会落进黑暗的深渊里面去。三个女人的面孔接连地在黑暗里出现了。最后的一张凄哀的面庞含笑地望着他，比别的更长久地摆在他的眼前。但是这张脸也终于消失了。接着出现了一连串的受苦的面孔，这些面孔差不多是相同的，一个接连着一个，成了一长串，直通到黑暗里去。然后这些面孔变成了一根鞭子，一根那么长的鞭子，看起来很结实，很有力。

他大大地吃惊了。他这许多天来似乎完全没有觉察到这个黑暗世界里还潜伏着一个如此巨大的力量。眼前的这根鞭子并不是假象，那许多受苦的面孔是实在的，他亲眼见过的。痛苦使那无数的人把自己锻炼成一根鞭子。有一天这根鞭子就会把整个黑暗社会打得粉碎。这根鞭子一定有这样的力量，只要有人把它拿在手里舞动起来。

这个世界并不是不可救药的。舞动这根鞭子，向着这个躺在黑暗里的都市打下去，打着那许多荒淫无耻的面孔，不，还打着整个旧的组织，看着它破碎。这是多么痛快的事。他应该起来担负这个责任，他应该为了这个责任牺牲个人的一切享受，就象陈真所做过的那样。但是陈真并不曾把鞭子拿到手里，并不曾打着谁的面孔，这个年轻人就死了。如今他应该来继续陈真的工作。他应该把鞭子紧紧地捏在手里，亲眼看见它打在那许多人的脸上。

“打呀！”一个声音在他的心里鼓动说。他的全身因激动而战抖起来。他觉得一刻都不能够忍耐了。他用力压着窗台，好象它就代表着旧的组织。

“爱情是有闲阶级玩的把戏，我没有福气来享受，”他忽然想到这句话就对自己说了。他这样一说似乎就甩掉了肩上的重压。

“打呀！”那个熟习的声音还在鼓动他。于是他仿佛看见许多面孔都挨了打，甚至那两个女性的美丽的面孔。

“不！不能！”他痛苦地蒙住眼睛。“不，我不要打她们。我不要毁掉爱情！”他半昏迷地自语道。

后来他摸索到书桌前面，去抓高志元带回来的手枪，但是他没有找到。他在书桌上面摸索了许久，终于颓然地倒在靠背椅上，让黑暗把他包围着。他默默地不做声。

十一

张太太接到了吴仁民的信，第二天大清早就来看他。她打扮得很漂亮。

高志元前一晚上并没有回家。房里只有吴仁民一个人。人在恋爱的时候，多半起得很早。所以张太太一进屋，就看见他在打领结。他正要到她的家去，但不是去找她，是去看熊智君。

然而张太太一来，他就不得不留下了。他不得不陪她谈一些闲话。

两个人的单独的会面是他所盼望的，但是现在他却觉得很窘。他常常避开她的眼光，心里在想应该说些什么话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你接到我的信吗？”他鼓起勇气问道。

“接到了，我已经读过好几遍了。”她停顿一下，就把头埋下去，然后又用一种使人怜惜的声音继续说：“可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恨我！你的话好象尽是些利箭，都向着我那毫无庇护的脆弱的心射来。我这几年来的结婚生活也算苦够了。没有一个人怜惜我。我满心以为你会帮助我，谁想你却把我当作仇敌。”她的话里似乎含着眼泪。

“你完全不明白我的意思，”他慌张地替自己辩护道。他有些失望，又有些着急。“我没有一点伤害你的心思。对于你的不幸的结婚生活，我也很了解。而且我很同情你。不过现在和从前不同了。你也应该替智君打算。我不能够抛弃她。而且你也有了你自己选择的人。”他停了一下，偷偷地看她。她坐在沙发上，把头偏过去看窗外，好象不愿意听他说话似的。他只看见她的肩头在微微耸动。他以为她哭了。于是他的心软了。他温和地说：“请你原谅我的苦衷，你也应该明白永远分开对我们倒是最好的办法。张太太……”他想唤玉雯，却叫出了这个称呼，这是偶然的，并不是故意的，他的确没有伤害她的心思。

“张太太？你为什么要这样叫我？”她突然掉过头来，半歇斯特里地说。她用强烈的、愁烦的眼光看他。两只眼睛里好象充满了血。“我恨这个‘张’字，我恨一切的‘张’字！”她突然把头放在沙发的靠背上，两只手蒙住了脸。

“你怎样了？”他连忙站起来，大步走到她的面前，惊惶地关心问道。他开始忘记自己的战略了。“玉雯，我的话会把你伤害得这么厉害吗？你误会了，你完全误会了！我实在没有伤害你的心思。我不过为着智君的幸福打算。”

“你难道就一点也不顾念我的幸福？”她突然迸出了这句带哭的话，却并不放下手，使他依旧看不见她的脸。过后她又加了一句话：“我也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他很感动。他差不多要把他们两个中间的无形的栅栏越过了。他忘记了许多事情。他坐在沙发的靠手上，起初用手轻抚她的头发，过后又去拉她的遮脸的手。这还不能够安慰她，使她平静。但是他忽然有了一个可怕的思想，好象熊智君就站在他的面前，用她的含愁的眼睛看他。他马上站了起来。

他想，要是智君来到这里怎么办呢？然而她一定会来的，因此玉雯必须马上离开。这样一想他就着急起来。

“玉雯，我也许不应该这样地对你说话，”他抱歉地对她说，依旧伸出手去轻轻抚摩她的头发。“但是我必须说，你应该走了。智君马上就会到这里来。我们从前的关系，不应该给她知道。她再也受不得这样的打击。你纵然不为我着想，你也得替她着想。况且你是她的好朋友。”他说不下去，他再找不到适当的话了。他在房里烦恼地踱起来。

玉雯不回答，依旧低声哭着。她也在想。她想，从前他怎样地追逐她，爱她。她的一句话就可以支配他的行动。可是如今她怀着空虚的心来求助于他，他却要赶走她了。想起来她只有心痛。

“你的话自然有道理。我决不插身在你们两个的中间来破坏你们的幸福。这个罪名我担当不起，而且我也不愿意担当。我现在并没有什么野心。只是我如今到了这个地步，你一点也不怜惜我吗？我从前也曾经被你爱过呢！你看，我以后的日子，不是还要比智君的悲惨百倍么？”她带着哭声说。她说一句话就要停顿一些时候，这表示出来她的内心的痛苦，到最后她再也说不下去了。她的头虽然抬了起来，却被她用一只手拿手帕掩盖住。他看不见她的脸，这倒好。

他的心里又起了一场斗争，好象两个回忆、两张面庞正在朝相反对的两个方向拉他的心。他随时都想用一种克制自己的力量来消灭这个斗争。听见她的最后一句话，他就鼓起勇气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又不是我使你到这个地步的。”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他看见她抬起脸来望他。那张脸现在看起来依旧是美丽的，而且被泪水洗涤了以后，它也略略显得纯洁，纯洁到使他记起从前的那个女神般的同志来了。那张脸，那张满是泪痕的脸！……他的心又软化了。他仿佛就看见他的话怎样刺着她的心，他觉得自己不能够做得这样残酷。他连忙走过去，站在她的面前，对她表示歉意地说：“你原谅我罢，我并没有伤害你的心思。我也知道你这几年来的境遇很苦。我也同情你，我也想帮助你。但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恨当初——”他不把这句话说完就住了口。他想：只恨当初什么呢？只恨她不该背弃他走到那个官僚的怀里去吗？只恨他不该为着革命忽略了爱情，跟她分别了一年，不给她一封信，以致把她失掉吗？但是这些都没有在这里提说的必要了。他为什么还要恨这些，还要提这些？如今在他的面前哀哀地哭着的就是他曾经爱过、崇拜过的那个女人。不管她怎样抛弃了他，而且给了他多大的痛苦，但是在她的身上究竟产生过那种使人敬爱、使人感动的美丽的力量。而且如今在她的被泪水洗净了的憔悴的面孔上，他似乎又找回来从前的那个女郎了。

于是他温和地俯下头去，在她的耳边轻轻地唤了一声：“玉雯。”这个声音是她很熟习的，也是他自己很熟习的。这个声音似乎通过了过去的年代而回到他们两个中间来了。

她马上抬起脸，凝视着他的眼睛。显然是他的声音鼓舞了她。这个声音是她所渴望的，但是它来得有些突然了，她不能够立刻就相信。于是她抓住他的两只手，祈求地说：“仁民，给我一个机会罢。你看，我现在差不多要跪在你的面前，哀求你宽恕我从前的过失了。难道你就这样残忍么？便是一个陌生的男人看见我这样也会动心的，何况你……”她的脸上起了一阵红晕，爱情使她的脸变得更美丽了。

他看着这张脸，听着这些话，他差不多要完全忘记自己了。他一把就将她抱起来。但这并不是紧抱，他刚刚把眼睛对着她的眼睛，忽然又把手松开了。他略带惊恐地说：“智君！”他退了两步，然后捧着头睁大眼睛说：“不能够！在我们中间再也不能够发生什么关系了。我已经把我交给智君了。”

“但是我并不要占有整个的你呢！”她逼近一步，追求般地看着他，她的声音里充满了确信，她并不是在跟他开玩笑。这倒使他吃惊了。

“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他有点为难地望着她。

“难道我们就不可以再象从前那样地相爱么？”她的面容改变了，她再没有一点悲痛无助的样子。她的眼光甚至威逼地望着他。她的这一句话象一把刀子在他的心上割。他觉得他有了熊智君以后，他和她再不能够象从前那样地相爱了。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他又为这个可惜。他在跟自己斗争。他想拿出一种力量来拒绝她。

“当然不可能，”他绝望地咬着嘴唇。“我有智君，你也有你的丈夫。”

“我的丈夫，”她竖起两根眉毛冷笑两声，脸上现出了憎恨的表情，“他损害了我一生的幸福。我恨他，我恨他！最近我跟他吵得很厉害。我要报仇。难道我还要为他保守贞操？他自己在外面也有不少的情人。”她睁大两只眼睛：眼睛是红红的，眼皮有些肿，眼睛里面射出报复的光，引诱的光，爱的光，在他的脸上盘旋，就象在找寻俘虏似的。

“玉雯，你会有这样的思想？你以为我爱上智君同时又可以跟你发生关系吗？”他惊惶地说。他这个人在别方面是很大胆的，唯有在恋爱上却是非常拘束，拘束到连他自己也不觉得。实际上他还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很认真的灵肉一致主义者。

“为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同时爱两个人，也是可能的。”她并不放松他。

“但是智君不能够忍受。而且我也不能够欺骗她，”他摇摇头说。他奇怪她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但是他又不能够把眼光从她的脸上掉开。

“为什么说欺骗她？这不也是正当的？你在这一点上，原来也和别的男人一样。我以为你是个革命家，我倒错了！”她又在沙发上面坐下，打开手提包，在脸上重新扑了粉。她在表面上似乎安静多了，在心里她却不是这样。她现在还爱他，而且她现在就象在战场上战斗一样要把他征服。她的思想不一定就和她的话完全一致，她一半也是为了要征服他的缘故才说这些话。“请你给我说明：为什么你几年前要爱我，如今又不爱我。我还不是同样的一个人！”她微微地一笑。

“你还以为你是同样的一个人？”他有点动气地问道。“你抛弃了革命跑到那个官僚的怀里，跟着他过了这许多年，你还说你没有改变！单是你的面孔也改变得太多了。我能够在你现在的粉脸上找到从前的纯洁、勇敢的痕迹么？你自己想一想。”

她的眼睛祈求似地望着他，好象在说：“可怜我，你就不要说下去罢。”然而他要说下去，他感到了复仇的满足。

“但是我爱你的心思并没有改变啊！这许多年我都没有忘记你。当时固然是我不好，但是你自己也有不是处。你不明白女人的心理，你离开我一年，连信也不写一封来。你能够怨我跟别人结婚么？他是很聪明的，他乘着那个时机把我骗到了手。而且我嫁给他也还有别一种苦衷，这个我也不必向你说了，说出来你也不会相信。总之，你们男人现在占着许多方便，你们可以随便跟多少女人发生关系。可是我们女人同一个男人结了婚，好象就盖上了一个印，我们永远就没有自由和权利了。”这些话都是她用力说出来的。她的眼睛里冒出火，她的脸更红，而且显得更有生气，更年轻了。

“玉雯，你歇一会儿，我看你要发狂了。你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话。你想，有了智君和你的丈夫在，我们还可以象从前那样地相爱吗？你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少女了。我现在也不爱你了。”他的话也是费了大力才说出来的。他这时候很痛苦。

她的脸色变了。她用一只手摸着额角，默默地埋下头去。她完全绝望了。

他把脸掉开，不敢再看她一眼。他以为她的心破碎了。却不知道这其间她又恢复了勇气而且有力量站起来对他说：“你说谎！我知道你说谎！你说的绝不是真话！你并没有忘记我，你不能够说你现在不爱我。”

她的声音是如此地有力，一直打在他的心上，使他马上回过头来。他把她的红红地发光的脸看了一下，他大大地吃了一惊。她的话并没有错。他不能够忘记她。他现在还爱她，同时他又更爱熊智君。

“仁民，不要这样顽固罢，不要自己骗自己罢，”她站起来用温和的声音哀求说。她拉住了他的手。“你看我的生活是这样寂寞，我需要你的爱来温暖我的心。我已经为从前的错误受够惩罚了。现在我怀着悔恨的心来求你的宽恕。我预备开始新的生活，但是我需要你的爱来医治我的创伤，鼓舞我的勇气。这一点小小的要求，你该不会拒绝罢……”

他不能够再忍耐了。他抱住她。他刚刚把嘴印在她的红唇上面，忽然惊恐地放开手，退后一步。熊智君……姓张的官僚……过去失恋的痛苦……这一切象栅栏似地隔在他们的中间。他用力说：“完了，玉雯，我们的关系从此完结了。”

“完结了？你为什么这样狠心？你难道还记着从前的事情吗？”她上前去抱住他，苦苦地哀求。

“我怎么能够忘记从前的事情？”他红着脸挣扎着说。“最重要的是你有了你自己选择的丈夫，我有我的智君。”

“我自己选择的丈夫？是的，我那时候受了他的骗，现在我不要他了。……想不到你的看法和别的男人完全一样。我还以为你跟别人不同。”她看见希望渐渐地去远了，还忍着心痛去追它。“我的丈夫不能够干涉我，而且我随时可以脱离他。至于智君，她对我们并没有妨害。你也可以爱她，你也可以同她结婚。”

“那么你呢？”他莫名其妙地问道。

“我可以做你的情人。我能够独立生活，又不要你在经济上帮助我。我们这样不是过得很好吗？我需要的只是你的一部分的爱情，我并不要全部。你可以把另一部分给智君，”她梦幻地说下去，她仿佛已经把希望抓在手里了。

“玉雯，你疯了！你怎么会说这样的话？”他惊讶地而且差不多愤怒地说。“我的爱情从来是忠实的。我不能够同时把爱情给两个女人。我不能够欺骗智君，智君也不能够让我这样做。我知道现在有不少的男人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不能够。我说一句最后的话：我不爱你。你需要男性的爱情，你可以找别的男人。象你这样的面孔，打扮，手段还可以迷住不少的男人。但是你不能够迷住我。”他复仇似地用这些话来打她。他看见她现出痛苦的样子。

“你——你对我说这样的话？这是你的真心话吗？”她鼓起最后的勇气看他，绝望地说。

门是半掩着的。外面有人在门上敲了几声就推开门进来。来的是熊智君。

张太太微微叹了一口气，转过身向着熊智君走了两步，招呼一声。吴仁民的脸变成了苍白色，他连忙装出一个笑脸。

“玉姐，你在这里？”熊智君惊讶地问道。

张太太愣了一下，然后带笑答道：“我有事情来找吴先生商量。他正要去看你，却被我拦住了，我耽搁了他这许久。……智君，你们什么时候请我吃酒？”她虽然微笑，但是她的笑容里含得有悲哀。

熊智君听到最后一句话不觉红了脸。她不回答，却柔情地看着吴仁民，好象这句话应该由他来答复似的。

“快了，张太太，你不会久等的，”他勉强地回答了这一句，自己也觉得笑得有些勉强。

“好，我先去了，你们两个慢慢儿谈罢，我不打扰你们了，”张太太踌躇一下，下了决心地说。她的话里含得有别的意思，不过吴仁民还不能了解。他只知道这时候她心里难过，但是他不能够帮助她。

张太太的高跟鞋的声音渐渐地消失了。她走得慢，已经下了楼梯，又回转来。她看到吴仁民的惊愕的脸色，便装出安静的样子问道：“吴先生，你明天早晨有空吗？我还有些话要找你谈。”

“明天？我明天有事情，一早就要出去，”吴仁民慌张地回答，显然他不愿意再和她单独会面。他就这样不留情地拒绝了她。

“好，等你将来有空，我们再谈罢。”她的眼光在他的脸上盘旋了一下，她就掉头走了。这一次她的脚步下得很快。高跟鞋的清脆的声音在房里两个人的耳边响了一会就消失了。

吴仁民看着她的背影微微地叹了一口气。他想跑出去追她，唤她回来。但是他始终没有把脚移动一步。

“她的境遇也是很不幸的。我不晓得她怎样可以忍耐了这么久，”熊智君在他的耳边低声说，声音里充满了同情。

他惊醒似地回头看熊智君。他不回答她，只是默默地把头点了一下。他的脑子还被忧郁的思想压着。

“她找你商量什么事情？她好象不大愉快，”熊智君温和地问。

“一件不重要的小事情，可惜我不能够给她帮忙，”他受窘似地沉吟了一下，然后装出冷淡的样子回答她。

她不再问话了。她开始在思索。这个时候疑惑又偷偷地进了她的心。她疑心他和张太太从前一定有什么关系。她又记起了那一次两人初见面的情形。她想：“他以前一定认识她。但是他们为什么又要这样掩饰呢？”她并不把她的疑惑对他表示出来。

渐渐地他们两个都把张太太暂时忘记了。他们手拉手地坐在床沿上亲密地商量着结婚的事情。吴仁民希望这件事早些办好，熊智君自然同意。不过高志元现在住在他这里，不久就要到F地去，他必须等到这个朋友走了，才好结婚。而且他还想带着她到一个清静地方去度蜜月。但是这需要一笔款子。他们谈了好一会，最后才决定半个月内在报上刊登结婚启事。

吴仁民陪着熊智君出去。他们在公园旁边的一家俄国饭店里吃了俄式大菜，又在公园里度过大半天的光阴。

吴仁民回到家里，天刚刚黑，房里冷清清。他现在不再害怕寂寞。他的心里充满着希望。未来的幸福生活的幻象安慰了他。他想：先在女性的怀里休息一些时候，再以饱满的新的精力来从事工作。

十一点钟光景高志元气咻咻地跑上楼来，一进屋就张开大嘴说：“今天跑累了！”

“你干些什么事情？昨晚上又没有回来睡觉！”吴仁民带笑地问。

“昨晚上在亚丹那里睡。我们大后天晚上上船，”高志元正经地说，显然他把这看做一件大事情。

“大后天？这样快？”吴仁民惋惜地问道。

“快？你还说快？我们很早就准备到F地去，已经耽搁了一个多月了，”高志元加重语气地说，好象他恨不得马上就动身一般。同时他摸出一叠钞票来数着。都是五元的钞票，数目似乎不少。

这一叠钞票提醒了吴仁民的心事。他想了想，就对高志元说：“志元，你可以在别处给我借到一点钱吗？”他觉得不好意思。

“你要钱用？要多少？这就够吗？”高志元顺手递了一张五元的钞票给他。

他把钞票退还给高志元，一面说：“这不够，至少也要五六十，最好能够借到一百。”他的声音微微战抖，他觉得高志元的一句答话就可以决定他的幸福或者不幸。

“这样大的数目？你要它来做什么用？”高志元抬起头惊讶地看他。

“我预备和熊智君同居了，我打算同她到H地[1]去旅行，”他迟疑地说，一面红了脸微笑着。

“又是女人，”高志元吐了一口痰在地板上，把一只手在眼前一挥，鄙夷地说。“要同居就同居好了。还要旅行？一定还要请客，是不是？我借不到钱。即使有地方借，我也不替你借！我不能够帮忙你扮演爱情的悲喜剧，”他说着就把面前的一叠钞票全揣在怀里。

吴仁民被高志元指摘了一番，心里有些不高兴，就半生气地对他说：“这一点忙，你也不肯帮我吗？你们都是只顾自己的人！你身边不是有这许多钱？”

高志元一动气，脸就红了。他睁大眼睛望着吴仁民抱怨说：“你真正岂有此理。这许多钱是F地寄来的，有许多正经的用途。我们到F地去也要靠这笔钱。你凭良心说，我们两个每天都在奔走，看谁是为公，谁是为私？”

吴仁民受了这番抢白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也红了脸。他在房里踱着。他有些失望，又有些烦躁，还有些惭愧。他没有理由抱怨高志元。别人都在为事业奋斗，他一个人却在为爱情奋斗，把时间完全浪费在爱情上，到现在还在为一百块钱着急。这笔款子在目前是不容易筹到的。他在高志元这方面已经绝了望。去找李剑虹恐怕也不会有办法，而且自己又不愿意。找××书店借钱罢，他又不好开口，而且自己手边又没有一部或者一篇现成的翻译文章。只好眼看着希望慢慢地飞走了。他明白自己陷落在怎样困难的境地里面。他为着这样一件小事情就费尽了心血。

他开始悔恨起来。他带着负罪般的心情和高志元谈了许多话。这些话好象都是说来替他自己辩解的。高志元劝导了他一番，结论还是抛掉女人。

他含糊地答应了。但是等到他们扭熄电灯上了床以后，他听见高志元的鼾声，自己却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够闭眼睛。他禁不住要想熊智君。那个女人的面孔在黑暗中向他微笑起来。

他决定熬几个夜翻译两篇文章，换八九十块钱来做蜜月旅行的费用。

[1]H地：指杭州。

十二

第二天上午张太太叫人给吴仁民送了一封短信来：

仁民——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们还有再谈一次话的必要。你可以约定一个时间和我单独见面么？不要拒绝我罢！为什么你把我当做魔鬼般地害怕呢？

你的苏菲亚××日。

在从前张太太的确曾经被吴仁民和别的一些同志称做苏菲亚[1]的。那时候她在他们的运动里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而且被众人当做女神般地敬爱。可是现在那一切都成了过去的梦痕。看到“你的苏菲亚”五个字，吴仁民隐隐约约地记起了一些事情。这回忆使他痛苦，又使他愤怒。她显然是用这个称呼来引起他的好感，来挽回失去的爱情。但是他的苏菲亚是永远地失去了！他就在原信的背面写了几行字，交给送信的人带回去：

我的苏菲亚已经死了。她是在几年前自杀的。我觉得再没有和你谈话的必要。我们以后最好不要见面。我也许害怕你，我也许还害怕我自己。

他写了这封信以后还挂念着张太太，还为她近来的生活与心情耽心。但是不久熊智君来了。他和熊智君谈了几句话，就忘记了张太太，而且他甚至庆幸自己写了那封拒绝的信。

熊智君欣喜地告诉他，她可以筹到一笔钱，这是张太太慷慨地答应借给她的。他起初不大愿意，觉得这未免失掉自己做男子的人的面子，但是经过了她的一番解释以后，他也就同意了。他有些感激玉雯。可是后来他又起了疑心。他想，玉雯这样做显然是借此来博得他的好感，或者将来还有别的企图。他这样一想，他的和平的心境又给扰乱了。

他自然不把这个意思告诉熊智君。不过他还是准备进行翻译文章换取稿费的计划。

再过两天就是高志元动身的日子。凑巧在前一天张小川从龚德婉的家乡出来。张小川显然是在龚家行了婚礼以后出来的，虽然他只发了一张说明同居的卡片到外面来，而且卡片差不多是和人同时到的。李剑虹又在家里请客，一方面接待张小川夫妇，另一方面又给高志元和方亚丹饯行。吴仁民也被邀请去做一个陪客。

吴仁民很早就到了李剑虹的家里。他想和李剑虹谈谈他和熊智君的事情。但是他看见张小川已经在那里高谈阔论，他就不开口了，只是默默地坐在一边听张小川叙述他在龚德婉的家乡遇到的种种得意事情。张小川说到自己以为得意的地方，就把眼光向龚德婉的圆圆的粉脸上一望，好象在说：“是这样吗？亲爱的！”于是龚德婉把两只细小的眼睛柔情地掉向他，微笑地点点头，好象在回答：“亲爱的，是呀！”这表示出来她很满意她的丈夫，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事实上从他的谈话里看来，他果然是这样的。

吴仁民冷眼在旁边看这对新婚夫妇的亲密情形，不免暗暗地妒忌起来。他想，为什么别人解决这个问题如此容易，他却一定要费尽了心血呢？他失过恋；和瑶珠同居时也遇到了不少的阻碍；现在要筹一笔款也感到困难，朋友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给他帮忙。

“仁民，你有什么心事？你今天好象不大快活！”周如水忽然关心地问他。他好几天不看见周如水了。自从上次替李佩珠借去了十本书以后，周如水就不曾到他的家里来过。这个人的脸色憔悴，一定是恋爱的事情进行得不顺利。但是周如水反倒问他：“你的恋爱事情怎样了？”

众人听见提到恋爱的事情，都注意地看吴仁民。张小川也闭了嘴，用一只手在他的宽大的薄棉袍子上面抚摩，一面带笑地看龚德婉，她也回报他一笑。李佩珠正坐在床沿上，手里拿了一本书，在和坐在床前椅子上的龚德娴谈话，这时候也抬起头用她的明亮的眼睛看吴仁民。

吴仁民让众人这样地看了一会，不觉红了脸，但后来也就镇静了。他把眉头一皱，摆出一副忧郁的面孔，用一种苦涩的声音回答说：“恋爱是有闲阶级的把戏，我没有福气享受。”他说这句话好象是故意挖苦张小川，不过众人并不觉得。只有周如水有点扫兴。这句话简直说到了他的心坎上，并不是挖苦他，却是在提醒他。

周如水把眉毛一皱，他不答话，却偷偷地看李佩珠。李佩珠正含笑地对吴仁民说：“吴先生的话说得不错。恋爱是少爷小姐们的特权。他们把恋爱看得很重要，因为他们再没有别的事情做。”

吴仁民听见这清脆的声音觉得心里轻快许多。他把眼光移到她的脸上去，这个少女的面孔并不避开他的眼光。他惊讶地想：怎么李佩珠变得这样美丽了！他又惊讶地想：她居然会有这样的见解！

龚德婉在旁边笑起来。她说：“佩珠，那么你呢？你就不讲恋爱吗？”

李佩珠脸一红，微微一笑，就翘起小嘴说：“我吗？我不想在爱情里求陶醉。我要在事业上找安慰，找力量。”

“好一个女革命家！”龚德婉第一个拍手笑起来。

李剑虹微笑地点了点头说：“我看，佩珠这两句话也有道理。”

“我说佩珠将来一定会做个女革命家，”龚德娴微笑地望着李佩珠说。

“那么我们中国又多了一个妃格念尔了，”张小川略带讥讽地说。他常常听见李佩珠称赞妃格念尔，所以他有这句话。

周如水在旁边陪着众人笑。他的脸是一阵红一阵白，他的笑大半是假的，他几次动着嘴唇都没有说出话来。他想：完了！一切都完了！她不应该做女革命家，她应该做他的柔顺的、体贴的妻子。他应该提醒她，使她明白这个责任。但是他怎样提醒她呢？他慌忙中说了下面的一句话：“革命是男人的事情，女人只应该……”

张小川正要称赞周如水的话，却被李佩珠抢先说了，她甚至打断了周如水的话头，使他来不及说出女人究竟只应该做什么。

“难道女人就只该在家里伺候丈夫吗？”李佩珠这样反驳道。她的脸上还笼罩着灿烂的笑容。热情在她的心里燃烧了。

周如水受窘地说不出话，众人笑了起来。

龚德婉觉得李佩珠在挖苦她，脸上起了淡红的云，就报复地说：“佩珠，你现在嘴硬！你将来免不掉也要伺候丈夫。”

周如水觉得有人替他解了围，就笑着赞一声：“好。”

张小川安静地躺在沙发上，看了他的妻子一眼，满意地笑起来，好象自己是一个享受妻子的温存的好榜样。

李剑虹带笑地看他们斗嘴，心里有轻微的快感。他很满意他的女儿的话。不过他是上了年纪的人，对恋爱的事情不会感到浓厚的兴趣。他只是在旁边冷眼看着，就象在看另一个世界里的活动一般。

吴仁民坐在一个角落里。现在众人的目标移到李佩珠的身上了，再没有人注意他。他可以在旁边安静地思索。他默默地看着李佩珠。他并不是见一个女子就爱一个的人。他这样看她，因为他今天忽然对她起了好感，而且她今天显得特别美丽。不过就在这时候他也不曾忘记熊智君，他有时候甚至在李佩珠的脸上看见了熊智君的面容。

李佩珠听见龚德婉的话就抿着小嘴噗嗤地笑起来：“婉，你说这句话，好象你已经有了很多的经验了。”

周如水第一个笑起来，众人都笑了。龚德婉羞红了脸，因为李佩珠说的正是事实。虽然她和张小川恋爱不过几个月工夫，她已经有了不少的这种经验了。但是她依旧分辩道：“佩珠，你不要说我，难道你就不讲恋爱？”

“我现在只想读点书，做点事情。我根本就不懂恋爱。娴，你说我的意思对不对？”李佩珠含笑地答道，又看了龚德娴一眼，要她说几句话。

龚德娴带笑地点个头，但是她看了看她的姐姐，就说：“我不便回答你。倘使我说你的意思对，我就会得罪我的姐姐。”

众人又齐声大笑。少女的清脆的笑声特别响亮。周如水在失望中听见这样的笑声，也感到安慰。他想：多么好听的声音啊！他的失望是李佩珠的话带给他的。她明白地说，她不讲恋爱，她不懂恋爱。

“我就不信。我说，倘使有人整天追你……”龚德婉起劲地说。

“就象小川先生那样么？”李佩珠忍着笑突然问道，打断了龚德婉的话。但是她自己也害羞般地低下了头。

众人又笑了。这一次张小川有点窘，但是他仍然满意地微笑。龚德婉羞得脸通红。周如水短短地笑了两声，就皱起了眉头。

“也许那个人甚至跪在你的面前向你求爱，看你怎么办？看你答应不答应他？”龚德婉红着脸继续说下去。

“当然是拒绝，这又有什么困难？”李佩珠抬起头含笑地回答。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她的回答对周如水是一个怎样大的打击。

“拒绝？你就说得这样容易！倘使他对你说，你不答应他，他就要自杀，你又怎样办？”龚德婉又用话来逼她。

“这又是你自己的经验罢。不过我想这种话一定是说来骗人的。哪个肯为着一个女人自杀？”李佩珠笑着分辩道。众人又笑了，只有周如水的笑是苦笑。

“佩珠，你真聪明！”龚德婉红着脸报复地称赞道。“倘使真有人为你自杀，你竟然这样忍心吗？真是罪过！”

“婉，不要再跟我开玩笑了。我想绝不会有人为了我自杀的。即使有那样的人，也只能怪他自己不明白，跟我并没有一点关系，我当然没有错，”李佩珠坦白地说。

龚德婉觉得再没有话可以难住她了，就说：“你没有错？你生得这样逗人爱，这就是你的错！你看那些生得丑陋的女人，有没有人为她们自杀？”

“呸！我不再和你说！”李佩珠红着脸吐出这句话，就埋下头去，故意翻看手里的书。

周如水坐在吴仁民的旁边，他默默地想着一些可怕的事情，他的身子象发寒颤似地抖起来。他清清楚楚记得那一句话：“我当然没有错。”他想：你没有错？我就自杀在你的面前给你看！

周如水的心情在这个房间里只有吴仁民一个人了解。而且吴仁民也感到了周如水的身子的战抖。吴仁民起初差不多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李佩珠的脸上，直到她说出那句话埋下头以后，他才注意到别的事情。他的第一个思想是：周如水简直是睁起眼睛在做梦。他很可怜周如水。他的第二个思想是：假使我来进行，看我能不能够把她弄到手。他又看她一眼，她正埋着头翻读手里的那本书，时而把眼珠往上面一闪。那一瞥从额前短发下面露出来的晶莹、活泼的眼光！她比熊智君健康，可爱！这一个念头就使得他的全身发起热来，从脸上热到身上。但是第三个思想又来了。他的眼前出现了熊智君的凄哀的面庞。他明白他已经有了熊智君，已经答应了把他的一切献给熊智君，他不能够再爱别的女人了。他这样一想心就渐渐地平静了。在这个时候他才感觉到周如水的战抖。他渐渐地从周如水的瘦脸上又体会到这个被单恋所苦恼着的男子的心情。他知道李佩珠的爱情对于周如水是怎样地可贵。他甚至不敢想有一天周如水知道自己的事情完全绝望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如水，”他怜悯地在周如水的耳边低声唤道，又轻轻地用手去触周如水的膀子。

周如水把脸掉过来，满脸都是黑云，眼睛里射出来忧郁的光。这使得吴仁民也害怕了。

那眼光在问：——什么事情？……？……

吴仁民想：难道可以告诉他，你对李佩珠的恋爱完全绝望了吗？他不能够！他痛苦地把李佩珠看了一眼，又掉回眼睛来看周如水，同时轻轻地在周如水的肩头上拍了一下。

周如水懂得他的意思，脸上又起了一阵痛苦的拘挛，他几乎要哭出声来，却又被一阵笑声打岔了。

原来在他们用眼睛谈话的时候，张小川忽然拂了拂他的袍子，用庄严的声音说：“你们女人的心肠也太狠了。你们看见别人自杀也不肯救他，还说自己没有错！幸好我不是那种没有志气的男人！”

龚德娴先抿嘴一笑，接着就说：“小川先生，你不要这样说。那一次我就看见你跪在姐姐的面前，姐姐躺在床上，脸向里面，你对她在说什么话。我不留心地走进来，就看见这个情景。你连忙装出来在地板上拾东西，我也假装不知道。后来我看见你的眼角上还有泪珠。”

李佩珠第一个笑起来，后来连张小川夫妇也红着脸笑了。

“娴，你就在说谎！我们绝没有这样的事情！”龚德婉带羞地责备她的妹妹。

吴仁民也笑了。这时候高志元从外面走进房里来。他未进屋先嘘了一口气。然后他对每个人笑了笑，又张开阔嘴问：“你们在笑什么？笑得这样起劲！”

“我们在谈恋爱问题，”张小川笑着回答，他很高兴高志元来给他解了围。

“提起恋爱问题就叫我头痛，”高志元把眉头一皱这样说。龚德娴移到床沿上去和李佩珠坐在一起，把椅子让给他。他把椅子略略向外一拉，就坐下了。

“亚丹呢？”李剑虹问。

“不晓得他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今天还要去几个地方，”高志元粗声回答。

“高先生今晚上一定动身吗？”李佩珠接着问。“什么时候上船？”

“我的行李都已经运到船上去了。人在十二点钟以前上去，明天早晨四点钟才开船。我和亚丹约好在船上见面。”

“亚丹会到这里来罢，”李佩珠关心地问。

“不一定。我并没有听见他说要来。现在时候不早了，他还有许多事情，也许他不来了。”

“我想和他谈几句话，”李佩珠略带失望地说。

“那么你就向高先生说，托他转达，不是一样的吗？”龚德婉带笑地对李佩珠说，她还以为李佩珠要和方亚丹说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话。

“好.说给高先生听也是一样的。高先生，我希望你或者亚丹到了F地以后写信给我。倘使那边的情形好，希望你们能够给我找到一个位置。我也想做一点工作，做一点有益的事情。”

“你真的要到那里去？”高志元惊愕地张开大嘴问道。他搔着乱发，用茫然的眼光看着吴仁民，好象在问：一个女人的嘴里怎么会说出这样勇敢的话？

吴仁民默默地点着头，眼里流露出赞许的意思。

“佩珠，你真的要到F地去？那个地方太苦，你不能够去，象你这样的女人是不能够去的！”周如水差不多用了痛惜的声音叫起来。

李佩珠不懂他的意思。她的晶莹的亮眼睛惊讶地望着他，她热烈地分辩道：“我为什么不可以去呢？高先生他们都去的。男人和女人不都是人吗？况且那里一定也有不少的女人，她们可以在那里生活，我当然也可以。我也想做一点有益的事情，我不愿意做一个脆弱的女性……爹，你愿意我到F地去吗？”她很激动，最后就用哀求的眼光看她的父亲。

“佩珠，”李剑虹感动地望着她的激动的脸，他善意地微笑了。他温和地说话，他的声音不再是干燥的了。“只要你自己愿意去，只要你下了决心要去，我当然也同意。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的真诚的心，我相信你不是一个脆弱的女性，我相信你会做出有益的事情……”他感动得说不出后面的话。他的声音抖得很厉害。在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没有看见过他象这样地激动的。他们惊讶地望着他的略带光辉的瘦脸。高志元和吴仁民对这个上了年纪的人现在开始有一种不同的看法。李佩珠从床沿上站起来，走到她的父亲的身边。她靠着他的身子站在那里，轻轻地唤了一声：“爹，”接着感动地说：“只有你是了解我的，你是唯一了解我的人。”

众人看见这个景象都很感动，而且高兴。只有周如水一个人愁眉不展。他不敢看那一对父女。他埋下头看自己的胸膛，他暗暗地对自己说：完了，一切的希望都消失了。他虽然在这个房间里，他的眼前却是一片黑暗。在心里他的前途伸展出去，那前途也是一片黑暗。

吃饭的时候方亚丹果然没有来，大家也不再等他了。

“你先前回家去过吗？”在席上吴仁民坐在高志元的下边，说话很方便，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低声问高志元道。

“回去过，”高志元短短地答了一句话，就端起杯子喝酒。

“没有人来找我吗？”

“找你？没有人！我在家里不过耽搁了十多分钟。”

“我想智君会来的。”

“吃酒罢，不要老是想女人。你明天不可以去找她吗？你陪我吃两杯酒也好。”

吴仁民也不再问话了，就陪着高志元喝酒。他想，前些时候高志元还和他在一起分担他的苦恼，后来熊智君来了，就把他和高志元分开了。于是他在爱情里度日，高志元却在秘密工作中生活。生活的差别在他们两个人的中间产生了隔膜。现在高志元要走了，到F地做工作去了。他不能够没有留恋，不能够没有歉意。他想用酒使自己沉醉。但是他们并没有喝到几杯，酒就没有了。李剑虹不赞成喝酒，预备的酒不多，不会使任何人喝醉。

吃完饭，大家帮忙收拾了桌子。李佩珠第一个发觉外面在落雨。不过雨点很小，所以众人不觉得。

高志元听说下雨，就走到窗前望了一阵外面，自言自语地说：“幸好雨不大，不要紧。而且我们的行李已经早送到船上了。……明天一早我就要离开这里了。……这里的天空很亮，那一边就象在起火。”

“我看，你一时不会回来罢？”李剑虹走到他的旁边温和地问，这个晚上的李剑虹和平日也有些不同了。

“倘使F地的情形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我就会在那里久住下去。我常常梦想着到一个好地方去工作。我希望你们将来也去看看。……仁民，他们很希望你去。你要不是被女人的事情缠住，你一定会同我一道去的。但是倘使你有一天会改变心思想到F地来的话，你给我拍一个电报，我就会给你预备好一切。……还有，佩珠，你真的肯来吗？我想，位置是一定有的，工作是一定有的。只要你下了决心，我们会给你准备好一切。你好好地等着消息罢。”高志元说了这许多话。

“我们以后通信商量罢，”这是吴仁民的回答。

“高先生，谢谢你。那么我就等着你的消息，”李佩珠带笑地回答高志元，她很高兴。

接着李佩珠下楼去提了开水壶上来，泡了茶。大家喝过茶随便谈了一些话，就觉得无话可说了。

“德婉，我们走罢，等一会儿雨会落大的，”张小川站起来说。

龚家两姊妹也跟着站起来，穿上了她们的大衣。

“再坐一会儿罢，”李佩珠挽留说。

“不坐了，时候已经不早了。志元，再会罢，我不送你上船了。你要给我们写信啊。”张小川伸出手给高志元。

“我一定写。再会。”高志元紧紧地握了他的手。“你坐车去吗？外面雨渐渐地落大了。”

“我们出去叫黄包车，不要紧，”张小川回答说。

龚家姊妹也向众人告辞了，三个人走了出去。李佩珠把他们送下楼。

半点钟以后高志元也要走了。李剑虹父女要送他上船，他拒绝了。他说：“外面雨很大，用不着许多人去，只要仁民一个人陪我去就够了。”他的话没有错，外面果然落起大雨来了。

高志元别了李剑虹父女，又别了周如水，就和吴仁民一路走出去。他们把他送到后门口，李佩珠还细心地嘱咐他不要忘记写信告诉她F地的情形，不要忘记替她找工作。

高志元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他和吴仁民两个冒着雨跑出弄堂门口。没有黄包车。他们只得冒着雨去搭电车。

李剑虹他们回到楼上去，周如水走在最后。他带着严肃的表情低声在李佩珠的耳边说：“佩珠，我要和你说几句话。”

李佩珠看了他一眼，就把他让进她的房里。两个人坐在一张方桌的两边。她注意地等着他发言。她想他一定有什么重要的消息告诉她。

“你真要到F地去吗？”这是他的第一句问话。

“当然是真的，我不会跟人家开玩笑，”她热烈地、坚决地回答，她还以为他疑心她没有勇气离开家。

他看见她的表情，知道事情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他还鼓起勇气用战抖的声音发出第二句问话：

“佩珠，你今天说的关于——关于恋爱的话都是真心话吗？”

他看见她疑惑地望着他，好象不懂他的意思，便继续说：

“你说过，倘使真有人向你求爱，甚至拿自杀的话要挟你，你也会拒绝。你真是这样想法？”

她的两只发光的眼睛惊讶地注视着他的脸，她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问这些话。然后她移开眼睛，淡淡地回答道：“当然是真的。我并不需要爱情。他要自杀，当然跟我不相干。我不负一点责任。”

他又说，声音抖得更厉害：“我举一个例子，譬如真有一个人要为爱情自杀，你就一点也不怜悯他吗？你就不肯答应他，免得他去走那条绝路吗？”

“我不相信会有那种人，那太愚蠢，太无聊了！”

“倘使你真遇到一个那样的男人呢？你就一点也不爱他吗？”

“周先生，你为什么总是拿这些话来问我？难道你要我做一个伺候丈夫的女子吗？难道你不相信女人也有她自己的思想吗？”她先带笑地问他，后来看见他受窘的样子，她就改变了语调解释道：“我现在只想出去做一点有益的事情。龚家姊妹笑我想做女革命家，我害怕我不配。……周先生，你不舒服吗？怎么脸色这样难看？……我现在记起来了，你今天话说得很少，你是不是生病了？”她最后关心地问他。

“我没有什么，不过近来身体不大好，”他带笑地分辩道，这是惨笑。他站起来，他的眼光留恋地在她的美丽的面孔上盘旋了一阵，最后说一句：“我走了。”

“周先生，你要当心身体啊！你在这里多坐一会儿不好吗？外面雨落得很大！”她诚恳地挽留他。“你在爹的床上躺躺也好。”

“不，谢谢你。我要走了。我可以叫黄包车，”他无精打采地说。他很疲倦，却勉强支持着往外面走。

“你不要回去罢，你好象很疲倦。”她跟着他走，还在后面继续说挽留的话。

“不要紧，我回家去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你不必下来。”他用略带凄惨的声音说了上面的话，就走下楼去，并不到李剑虹的房间去告辞。

李佩珠站在楼梯旁边望着他走下楼去。她想，这个人今天的举动很古怪，说话也古怪，不晓得究竟有什么事情缠住他。她回到房里还在想他：她想起他过去的事情，她同情他，又为他耽心。但是过了一会她就被父亲唤到前楼去。她和父亲谈起到F地去的事情，她很高兴，她就把周如水完全忘掉了。

[1]苏菲亚：指旧俄民粹派女革命家苏菲亚·别罗夫斯卡雅，1881年因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案件被捕，判处绞刑。

十三

周如水从李佩珠家里出来，他觉得好象有千把刀子在割他的心。他的脑子里好象刻印了几个字：“愚蠢，无聊。”

他走出弄堂门口，大的雨点打在他的头上和脸上。他并不保护它们，他只是慢慢地往前走。没有黄包车，没有行人。一部电车冒着雨走过了。一阵光亮在他的眼前闪耀，过后又只剩下一片黑暗。雨点蒙住了他的眼睛。

到什么地方去呢？他觉得谁在问他，但是他身边并没有人。对这句问话他找不出回答来。

回家去？这个“家”字使他的心更痛。一间冷清清的亭子间，一书架的童话书，一叠翻译好了的童话原稿，几张女人的照片。这些女人都是他爱过的（由于他的懦弱和犹豫他终于把她们失掉了），都在他的心上留下了伤疤。他的心上已经被这些伤疤盖满了，如今又加上一个更大的伤痕。所以他的心痛得更厉害。

他回到那里去做什么呢？那个只有使他心痛的地方就是他的家！他回到那个地方，看见那些女人的照片，就记起了他一生中被剥夺了的幸福，就记起了他一生中所犯的错误。是的，有许多次幸福就在他的眼前闪耀，他一举手就可以把它抓到。但是他自己却往后退避，让别人把幸福拿走了。他的幸福并不是被人剥夺了的，却是被他自己断送的。他活着只是继续用他的懦弱和犹豫来毁坏他自己的幸福。他并不苛责自己，他的家里分明地留着不少这一类的证据。他已经被这些证据折磨了这许多年了。

他不要回到那里去！他不要再看那些照片，他不要再让那些悲痛的回忆来折磨他！这一晚他的心上已经有了那个大的新伤口，不能够再忍受别的零碎的打击了。

他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呢？再到她的家去吗？她本来也留过他在她那里多坐一会！他为什么要固执地走出来呢？……“愚蠢！无聊！”这四个字不是明明地骂着他吗？她不是很明显地说过她不需要他的爱情，即使他为了她自杀！……她完全不爱他！是的，她甚至会轻视他，即使现在不，将来也会轻视他！……她不相信他会自杀！她明明知道他会为她自杀，她却说她不相信！他真可怜呀！他爱一个女人，却不敢让她知道他的爱情。朋友们不断地嘲笑他的懦弱和优柔寡断。她也看不起他。她不相信他会自杀。好，他就自杀给她看！

自杀！这个思想就象一股电光！朋友们都讥笑他，说他没有勇气自杀。他们都说他一生不曾做过一件痛快的事情。不错，他果然不曾做过一件痛快的事情。现在他要做了！朋友们，那都是跟他不相干的人！他们都不关心他。在全世界上就没有一个爱他、关心他的人！从前他还可以拿母亲来做挡箭牌，他还可以拿良心的安慰来宽解，说是为着母亲牺牲一切，可是如今他的母亲也死了。在全世界上他是孤零零的，跟一切的人都没有关系。陪伴他的只有那些悲痛的回忆。那些回忆永远伴着他，为的是来永远折磨他。但是现在他要把它们埋葬了，永远地埋葬了。

雨点不住地打着他的头，他的脸，他的手，他的身子。他踉跄地走着，有好几次几乎滑倒在湿地上。他的全身衣服已经湿透了，雨点就象打到了他的心上一样。他的心更加痛了。

死，自杀，这是毫无疑惑的了，因为活着只有使他受更大的苦，受更大的折磨。……但是无名的生，无名的死，没有人爱他，没有人哭他……这是多么伤心的事情。……他永远是一个怯懦的人，犹豫的人，愚蠢的人！……

他的眼泪畅快地淌了出来。泪珠和雨点混在一起，把他的眼睛打湿了。

他低声唤着一个女人的名字。

第二天的晚报上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刊出了一段小消息。标题是用三号字排的：

黄浦江畔书生轻生

第三天的晨报上也载出这个消息，却换了一个标题：

无名青年投江自杀

这个消息并不曾被周如水的朋友们看到。

十四

吴仁民送别了高志元和方亚丹以后回到家，已经很迟了。雨还落得很大。电车上就只有他一个人。他想起刚才在船上分别了的四个朋友，他的心因留恋而痛苦。是的，四个人，除了高志元、方亚丹外，还有两个青年朋友。他们现在到那充满了生命的F地去了。他本来也要去，可是他为了爱情依旧留在这个沙漠一般的都市里。这个都市在他的眼前显得象地狱一般地黑暗。那几个朋友就象黑暗的都市里的几点星光。如今星星陨落了。他想着过去的一切，不能够没有留恋。

先前在船上送别的一幕又在黑暗中出现了：热烈的期望，紧紧的握手，诚恳的祝福，同志般的信托！

“我们在F地等着你，希望你能够摆脱女人的羁绊到那里去，”高志元热烈地说。

“其实留在这里也可以做事情，只要你能够拿出勇气打破女人的难关。我相信我们下一次见面一定不会在这种惨淡的情形里，”方亚丹很有把握地说。“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团体里还有一些朋友留在这里，他们都是很勇敢的同志，他们也很相信你，希望你时常和他们往来。他们有什么事情找你，也望你尽力给他们帮忙。蔡维新和工会那里你也应该常常去。总之，不要把时间完全浪费在女人的身上。爱情的陶醉是不会长久的。”

爱情的陶醉是不会长久的，这是一句何等可怕的话。这许多天来他为着爱情差不多费尽了心血，而结果却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他是陷在一个困难的情形里面了。一百块钱没有借到手，玉雯又拚命来跟他纠缠。总之，这些琐碎的事情就把他的头脑弄昏了。他完全把他的思想浪费在这些琐碎的事情上面，当他的朋友们（甚至李佩珠也准备着）都为着理想苦苦地奋斗的时候。他真该惭愧呀！

然而最后熊智君的凄哀的面庞盖满了他的整个脑子。他想：他必须和她开始同居的生活。他不应该抛弃她。她绝不会妨碍他的行动。他以后仍然可以为理想努力，而且加倍地努力，她还可以帮助他。……

他下了电车。街上非常清静，没有一个行人，没有黄包车，雨点畅快地洗着马路，又洗着他的头发，他的脸，他的衣服。他用一只手遮住前额，拚命向前跑。眼睛里看见的不是街道，却是一张美丽的面孔，熊智君的凄哀的面孔。

他回到家里，脱了湿衣。他并不觉得寂寞，他的心是热的，因为她的面庞还在旁边伴着他。这张脸陪伴了他一整夜。这其间他也看见另一个女人的面孔，那是玉雯的。他怜悯她，他甚至祝福她和她的丈夫早日和好。

十五

早晨吴仁民躺在床上不想起来。他心里不好过，他想大概是生病了，就躺着等熊智君来看他。到了十二点钟的光景，楼梯上忽然起了急促的高跟鞋的声音。熊智君慌张地推开门进来。她的脸色苍白，眼睛睁得圆圆的。她恐怖地叫了一声：“先生，”就说不出第二句话。她喘息地跑到床前，半晌才挣出了一句：“张太太死了！”

“她死了？什么病？这么快？”他吃惊地推开被坐起来。

“她服毒自杀的！……刚刚死在医院里。”

“自杀？你说她自杀？她为什么要自杀？”他惊惶地紧紧握着她的手问道。

“你一定知道她自杀的原因，她有一封信留给你！”她恐怖地、疑惑地望着他。

“她有信给我？在什么地方？”他痛苦地、急切地问道。

“在她丈夫的手里。信给她的丈夫拿去了。”

“她的丈夫来了？你怎么知道有那封信？”

“是她的丈夫拿给我看的，不过我只看见信封。她的丈夫说，他本来对她讲过他要搭昨晚的夜车来……第一个发觉她服毒的就是她的丈夫……当时她还没有死……他马上把她送到医院……打了几针……她差不多呻吟了一个钟头……神志也不清楚……她看见我就当作是你，唤了几声你的名字……后来她就慢慢死下去了……”她的脸上笼罩着恐怖的表情，她说话的时候，好象那幕惨剧还在她的眼前似的。她忽然猛省似地用颤抖的声音说：“先生，你应该躲开一下。她的丈夫恨死你，说是你把她害死的。他又知道你是个革命党，他还说你是她从前的情人，他要叫巡捕房逮捕你。你快点离开这里罢，马上就搬个地方。他知道你这里的地址，他会设法害你的。”她的话后来就变成恳切的哀求了。

“智君，不要紧！他不敢把我怎样。他没有权逮捕我，况且他又没有捏着什么凭据！我并不怕他！”他用温和的口吻安慰熊智君，可是他心里激动得厉害。他没有恐怖，他只有愤怒。

“她的信呢？她信上说些什么话？我应该知道！”他倒在床上，沉默了半晌，忽然用渴望的、悲痛的声音说。

“先生，你不要这样粗心。他们那班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你赶快起来，让我给你收拾行李，”她哀求地说。但他不肯起来。

“先生，你纵然不为你自己打算，你也该为我的幸福着想。你想，我失掉你，怎么能够生活下去！对于我，你的安全比我的一切都宝贵。你就暂时躲避一下罢。”她把身子伏在他的身上，她的身子微微地颤抖，她的眼睛已经被泪水打湿了。

“智君，你不要就象小女孩似地受人欺骗。那个人故意说这种话来吓你。”他拿起她的右手放在嘴边吻着。“我不怕。我不会有危险。你不要替我耽心。真正有危险时，我自然会躲避。现在不要紧。你就安静地坐在这里罢。让我起来慢慢地告诉你我和张太太的事情……”他说着就穿上衣服下了床。

“你真的没有危险么？他真的不会害你么？”她疑惑地、关心地问道。她把脸挨近他的脸，她的泪珠从眼睛里掉下来。

“不会的，你不要怕。”他对她微微一笑，就捧着她的脸狂吻起来。

熊智君所说的张太太的遗书已经被她的丈夫烧毁了，除了那个人外就没有第二个人看见。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仁民——我爱过你，但我并不是为你自杀的！我自杀因为我不想活。我觉得活着真没有意思。我起初还以为你是我理想中的男子，本来你是和一般人不同的，你比他们好一点。但是我如今才知道在男女关系这方面，你还是不比别人高明！至于其余的人就完全和我的丈夫一样了。世间没有一个我理想中的男子，我把爱情给谁呢？所以我要死了。我的丈夫，这蠢驴，他从来不曾得到我的爱情。他不过当初把我骗到了手。至于你呢，你这可爱的傻子，你永远不懂爱情，你也永远不会得到我的爱情。我现在要死了。自己割断自己的生命，我究竟是个勇敢的女子！药水的颜色倒是很鲜艳的。我服了它，它会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从此谁也不配来占有我了。

玉雯×月×日。

可惜吴仁民没有机会读到这封信了。

十六

张太太死后不到十天，一个早上，吴仁民带着苍白色的面孔去找李剑虹。

他和李剑虹坐在书桌的邻近的两边。他拿出一封信给李剑虹看。细小的字迹布满了一页信笺：

先生——我现在跟她的丈夫去了。我答应嫁给他，因为要救你，而且免得他以后再想法害你。他这个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为了使你安全，我牺牲这个身子，我也没有遗憾。况且我知道我是活不长久的了，我和他在一起至多也不过半年！这几天我又在吐血，心口也时常痛，不过我不会让他知道。我现在不再流泪，也许我的眼睛已经干枯了。先生，我去了。想起你待我的恩情，就好象做了一场大梦。只有梦景才是美丽的啊！只有梦景才是值得人留恋的啊！

先生，我去了。不要再想念我了，也不要为我的命运悲伤。我是值不得人怜惜的。我想，我去了，免得拿我的垂死的身子来累你，这也是很好的事情。

不要找寻我了。我希望你在事业上努力，从那里你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这种安慰才是真正的安慰啊！

我祝福你，我到死都会记着你。

你的永爱的智君×月×日。

他等李剑虹读完了信，又把信笺递给坐在靠背椅上面的李佩珠，一面用悲痛的声音把过去的事情毫不遗漏地叙述出来。说到后面他掉了眼泪。他并不揩它们，只是叹息了几声。最后他悲愤地用下面的话结束他的故事道：

“这个人，他两次把我的爱人夺去了！”

他捏紧拳头，眼睛里射出火一样的憎恨的光芒，牙齿用力地咬嘴唇。

李剑虹沉默着，李佩珠也沉默着，她还埋着头在读信。沉闷的空气窒息着他们。

“我一定要到C地去找他，跟他拚一个死活！”吴仁民恼怒地说，复仇的念头咬着他的脑子和他的心。

“可怜这个好女子，又多了一个现社会制度的牺牲者了，”李剑虹叹息地说。他的面容很严肃，使别人看不明白这时候他心里究竞在想些什么。

“我不能够！我宁愿让自己粉身碎骨，也不肯让他得意地活着。我不能够让她嫁给他做妻子！”吴仁民涨红脸大声说，好象在跟谁争论似的。

“仁民，我觉得你没有理由去找她，”李剑虹沉着而带感情地说。“我们谁都没有权利随意毁掉这个身体。我们应该留着它来对付真正的敌人。我们的仇敌是制度。那个人只是你的情敌。你没有权利为爱情牺牲性命。许多朋友都期望着你。我也许误解过你，但是我现在愿意了解你，这个情形只有佩珠才知道。”他掉过头把李佩珠看了一眼，又继续说下去：“只有她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她知道我的弱点，也知道我的——长处。我也许是书呆子，我也许犯了许多过失，不过你们有时也误解了我。你们攻击我的话，我也知道一些，自然你们也有理由，只恨我不曾做出事情来解释你们的疑惑。我是一个知道改悔的人。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把真面目显出来给你们看。……总之，我希望你忘记熊智君。对你这也许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你应该象一个硬汉那样忍受下去。爱情只是生活里一个小小的点缀，我们没有权利享受它。我们没有权利追求个人的幸福。……你应该记住她的最后几句话，那才是她对你的真正的期望。”

吴仁民埋下头，不作声。他很痛苦，眼里淌了泪。各种思想在他的脑子里战斗。一张凄哀的面孔似乎从云里现了出来。

李佩珠看完信，把信纸折好，站起来递还给吴仁民。她温和地、感动地对他说：“爹的话是对的。吴先生，你应该相信他。你也用不着伤心了。密斯熊叫你不要去寻找她，这是很有理由的。过去的事无法挽回了。她一心一意都是在为你着想，你不要辜负她的一番苦心才好。她最后的话说得很不错：事业上的安慰才是真正的安慰。她希望你在事业上努力。我想你一定不会使她失望。”她微笑了。她的笑容里面充满了善意。

吴仁民听见这几句话就抬起头来。他惊奇地发见她的眼角嵌得有泪珠。她因为同情他的不幸的遭遇哭了！他沉默了半晌，后来才感激地说：“是的，你们说得不错。……她对我太好了。……我也知道应该鼓起勇气做出一点事情，才不会辜负她这一番好意。”但是他还忍不住要想：“我怎么能够就把她忘记呢？”

李剑虹接着又说了一些鼓舞他的话，李佩珠也说了些。在这时候这些话很容易进他的耳朵，尤其是李佩珠的话。

晚上吴仁民坐在家里。书桌上放着熊智君的最后一封信和她的照片。外面落着大雨。

他不能睡觉。房里太冷了。他的头痛得太厉害。寂寞压迫着他，那寂寞，那难堪的心的寂寞！他需要的是热，是活动。他不要死亡。

“智君，”他不能自主地用那交织着爱情和痛苦的声音唤起来。一声，两声，三声……没有回应。她显然是去远了，而且永远地去了。于是在他的眼前出现了她的凄哀的面孔，那上面缀满了泪珠。他这时仿佛看见她怎样痛苦地和那个官僚在一起生活。他又仿佛看见她静静地躺在棺材里，脸上和嘴唇上满是血迹。于是这又变成了玉雯的面孔，依旧是脸上和嘴唇上染满血迹。他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痛苦。他半昏迷地把两只手蒙住了脸，倒在沙发上面。

后来他把手放下来，好象从一个长梦里醒过来一般。房里是一片黑暗，电灯已经被二房东关了。外面仍旧落着大雨。

他揩了揩眼睛，嘘了一口长气，无精打采地站起来，摸索到窗前。他打开一扇窗户，把头伸到外面去，让雨点飘打在他的头上、脸上，他的头脑渐渐地清醒了。

弄堂里很清静。没有虫在叫，只有雨点滴在石板上的声音，非常清楚，就象滴在他的心上一样。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他看不清楚对面的花园。这时候在他的记忆里花园已经不存在了。他的眼睛开始模糊起来。雨珠还在他的脸上流着。他并不把头缩回去，却把两只手紧紧抓住窗台，好象害怕跌倒一般。

雨渐渐地变小，一个女人的面孔披开雨丝出现了，接着又是一个，还有第三个。但这些又都消失了。他的眼前第二次出现了那一根长的鞭子，那是一连串的受苦的面孔做成的。他第一次看见它是在前一个月他在两个女人的包围中演着爱情的悲喜剧的时候。如今这根鞭子却显得比那一次更结实，更有力了。

这是他不能够否认的：这个黑暗的世界里的确潜伏着一种如此巨大的力量。这根鞭子决不是一个假象。痛苦把无数的人团结起来，使他们把自己炼成一根鞭子，这根鞭子将来有一天会打在整个的旧社会制度上面，把它打得粉碎！这是可能的，而且现在他更觉得这是必需的了。他应该起来做一个舞动鞭子的人。

“打呀！”激情鼓舞着他。他拂了拂额上的雨珠，用憎恨的眼光往四处看，看那个沉睡的都市。他把他的全部憎恨都集中在它上面，好象他所经历的一切痛苦和不义都是它所给他的。沉睡的都市，不，半醒的，他知道就在这时候还有一部分人在作乐，另一部分人在受苦。

“打呀！”他死命地抓住窗台，他觉得他已经把鞭子握在手里了，不能够放松它。他应该把它挥动起来，首先就向着这个大都市打下去。

于是在他的想象中这个大都市的面孔挨了打了。他看得清清楚楚。一根长的鞭子打下去，黑暗中现出了一道光，接着是一阵迷眼睛的烟雾。烟雾散了，那一片黑暗的景象没有了，黑暗里的建筑也都消失了。眼前是一片海洋般颜色的蓝空，那里面渐渐地现出了两个女性的美丽的面孔。她们对着他悲苦地微笑。他认识她们，他的手不觉战抖起来。但是就在这时候那一根结实的鞭子从上面打下来，打在这两张面孔上。面孔碎了，马上成了两块肉饼。

他的心痛得厉害，他不能自主地发出一声呻吟。他这一次并不把脸蒙住。他分明地知道那两张面孔已经碎了，而且是他亲手下的鞭子。现在已经无法挽救了。

“打呀！”激情继续在鼓动他。他仿佛觉得他把整个黑暗的社会都打碎了。于是……他注意地望着远处。他不曾看见黑暗。他只看见一片蓝空。蓝空中逐渐地涌现了许多张脸，许多张笑脸。那些脸全是他所不认识的，它们没有一点痛苦的痕迹。在那些脸上只有快乐。它们表现着另一个未来的幸福时代，也许就是他所说的光明的将来罢。

这幻象使他很感动。他仿佛得到了他所追求的东西。他突然被一阵激情抓住了。他伸出两只手向着远处，好象要去拥抱那个幻象。这时候他嘴里祷告般地喃喃说了几句话。话是不成句的，意思是他以后甘愿牺牲一切个人的享受去追求那光明的将来。他不再要求爱情的陶醉，他不再把时间白白地浪费在爱情的悲喜剧上面了。

第二天早晨他立在窗前，雨后的阳光照着他的上半身。看见灿烂的阳光，他感到一身的轻快和温暖。他用力摇动他的身子，好象要甩去这许多天来肩上的爱情的重压似的。

“我现在完全自由了。爱情本来是有闲阶级玩的把戏，我没有权利享受它。只怪这些日子我被爱情迷住了眼睛，白白给自己招来了许多苦恼，”他安慰地吐了一口长气，这样地自语道。

他把头埋下去，往弄堂里看。地上是湿的，雨迹还没有被太阳完全晒干。他想到了昨夜的事情。他没有疑惑。他觉得这几个月来的苦恼都被昨夜的大雨洗去了。

电

序

《电》是《雨》的续篇，写完了它，我的《爱情的三部曲》完成了。

说《电》是恋爱小说，也许有人认为不恰当。因为在《电》里面恋爱的氛围气淡得多了。《电》和《雨》中间的距离跟《雨》和《雾》中间的距离相等。

但是我仍然勉强把恋爱作为小说的主题。事实上《三部曲》里所写的主要是人，是性格。我想用恋爱来表现一些人的性格。《雾》的主人公是周如水，一个软弱的、优柔寡断的人；《雨》的主人公是吴仁民，一个热情的、有点粗暴、浮躁的人；《电》的主人公有几个，我姑且拿李佩珠做代表罢，她比前面的两个人进步多了。我大胆地说她是一个近乎健全的女性，但也只是“近乎健全”。

不过《电》和《雨》不同，和《雾》更有差别。《电》的头绪很多，它倒适合这个标题，的确象几股电光接连地在空中闪耀。

短篇小说《雷》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故事发生的时间在《雨》和《电》之间。因为《电》里面的几个人物如慧、敏、明、碧、影都曾在《雷》里出现过，我现在就把《雷》放在《电》的前面。

这部小说是在一个极舒适的环境里写成的。一个朋友让我住在他的宿舍（北平西郊的一所花园，某大学的教职员宿舍[1]里，过了三个星期的清闲生活，使我从容地完成了《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应当感谢他的好意。

巴金　1934年9月。

[1]燕京大学的蔚秀园。

雷

一

一条静寂的街上有几家荒凉的旧院子，有几棵树。路是用窄小的石板铺的，从石板缝隙里长出了青草。

没有路灯，每家院子的门关得紧紧的。时候逼近中夜了，天色漆黑。街上没有行人。除了风声和树叶颤动声外，就没有别的声音。

黑暗里突然起了低微的响声，一家院子的大门开了半扇，从里面射出一线灯光。一个人影闪了出来，接着又是一个，两个，三个……

“敏，草案你带去了？”院子里面的人低声问。

叫做敏的那个青年刚要跨出门限，便回过头匆忙地答应了一句：“带走了。”他大步走出了院子，右手拿着一根火把，光不大，却也照亮了他的圆脸。两只眼睛很亮。他是一个二十来岁的人。

院子的大门关上了。十多个人被赶到荒凉的街上来。街上起了皮鞋的声音，单调地在这静夜里响着。

火把被风一吹就爆炸似地燃起来，火花时时落在地上。黑暗的街道在微暗的火光下面战抖了。青年们的脚步踏在街心。从一条街道转到另一条街道。他们都不说话，就只听见风吹动树叶的声音。两三个人分成一组，每一组相隔有十多步的光景。他们后来走进了一条较宽敞的街道，大家就散开了。

最后的一组有三个人，除了敏以外还有一个瘦长的男子和一个中等身材的女郎。

“敏，你们为什么都不开口？”女郎看见敏把快燃完的火把掷在地上，用脚踏灭了它，仍然不说话，她忍耐不住地问了这一句。

“我们没有话说，当然用不着开口！谁象你那样多嘴！”瘦长的男子接口说，态度有些粗暴。他的年纪也只有二十多岁，和女郎的差不多。

“德，我没有跟你说话，不许你插嘴！”女郎做出嗔怒的样子对这个叫做德的男子说。她掉过头去看敏，敏在旁边笑了，并且说：

“德的态度永远是这样粗暴。我说这不行，以后应当改掉！”

“我有一个好比喻，德就象一个响雷，来势很凶猛，可是过一会儿什么也没有了。”女郎说着噗嗤地，笑起来。

“慧，你要当心！谨防有一天这个雷会打到你的头上来，”德认真地说，他生气了。他这个人很容易被人激怒，他的朋友们知道他的脾气，常常故意用话来激恼他。

“我不怕，看你的雷怎样打到我的头上来。你至多不过骂女人不革命罢了，”慧得意地答道。声音里还带着笑。

德不作声了，气恼地用力把皮鞋在石板路上踏。他抬起头望天空。天空里没有星子；它象一片海，但没有波浪；平静的，深沉的，没有一点响雷的征象。他的心跳得厉害了。

“慧，你不要跟德争论，你们两个遇在一起就免不了要吵架。大家让德安静一点，等一会儿到家他还有工作。我们还要商量修改草案的事，”敏温和地说。

“草案，你老是谈着草案！敏，你和德一样，你也以为世界上除了草案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你们都不象年轻人！”慧激动地说，她的脸突然发红了。但是那两个男人都不曾注意到。他们都在想自己的事情。

“你们女人的心理真奇怪，刚才你不是也热心地讨论草案吗？”敏说到这里，就突然换了话题：“慧，我们送你回家。”因为他们已经走到敏的住处了。

“我不想回家了。现在这样迟，恐怕没有人给我开门，”慧突然转过身望着敏说，声音里充满了烦躁。她害怕回到那个寂寞的家里去。

“你不回去……”敏现出为难的样子沉吟地说。“好，我们三个人挤一下罢。”

慧点了点头。敏敲门，敲了好几下，里面才起了应声。三个人站在石阶上等候着，大家都不说话。各人有各人自己的思想。

门开了，露出一张人脸，一盏煤油灯。“你们回来了，”从里面传出来一个青年的带睡意的声音。

敏先走进去，慧跟着，轮到德时他却用坚决的声音说：“我到学校去睡！”马上掉转身就走。

“到学校去？这时候也不容易叫开门了。我们今晚还有事情，你不能走，”敏惊讶地看着德，挽留地说。

“我明天早晨再来。”德脸色显得更阴沉，他回答了一句就大步走了。他走得很快，好象害怕别人要追他回去似的。敏站在门口看他。他马上被黑暗吞下去了，只有沉重的皮鞋声送到敏的耳边来。

敏带着不愉快的感觉掩上门，转过身，看见慧的带着古怪表情的脸给那个青年手里的灯光照亮了。

他们进了房间。青年问了几句话，就把灯留给他们，自己去睡了。

敏和慧坐下来，没有疲倦，只有激动。两个人都不想睡觉。有什么东西盘据在他们的脑子里。

“德的心理真古怪。原说我们今晚上弄好草案，他却到学校去睡了，”敏诉苦似地说，又象在对自己说话。

“大概因为我在这里住的缘故，”慧淡淡地解释了一句，可是她仍然露出激动的样子。

“大概是——”敏沉吟地应道，他开始在思索。

“他今晚故意走开，以后他就有话来挖苦我们了，”说到“我们”两个字她特别把声音提高起来。

敏不答话。他茫然望着黯淡的煤油灯光。过了半晌，他忽然站起来，走到桌前，用一只手搔了搔头发，努力说：“慧，我们现在来弄好草案，不必等候德，明天给他看一下就行了。”他从身边摸出一束文件放在桌上。

慧把两条细眉微微一皱，默默地看着敏坐下来摊开文件在那里低声念。敏就坐在她的对面。他完全俯下头，似乎害怕看她一眼。她不说话，却冷笑了一声。

没有动静。敏抬起头看她一眼，不说一个字又把头埋下去了。他只顾念文件上面的字句，但是声音却有些颤动。

这声调使得慧更激动了，她终于开口叫出了一声：“敏。”敏似乎没有听见，她又叫了一声。

敏停止了工作抬起头看她。他的眼光抖着，他知道她一定有什么不寻常的话说给他听。

“你把草案收拾起来罢，在这样的夜里，在这春天的夜里，你为什么还拿草案来折磨你自己？”她激动地说，脸红着，眼睛里射出光来。

“草案，那不是很要紧的东西？明晚上开会就要用它！”敏知道她在向他挑战，而且也明白自己的战斗力薄弱。他匆忙地用了上面的话来保卫自己。

“草案，那是明天晚上的事情！你不觉得今晚和明晚的中间有着很大的距离吗？也许我们明天上午就会离开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今天晚上就不该想到别的事情，个人的事情？敏……”她热烈地、辩论似地说着，声音里含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当一个女人被激情鼓舞起来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她的声音后来变得柔软了。她伸一只手去抢了敏的文件，揣在她的怀里。

“慧，不要开玩笑，我们谈正经话。把草案还给我！”敏受窘似地站起来说。“我明白你的意思。那是不行的。我们不应该想到个人的事情。”

“然而你要知道我们女人不单是靠着草案生活的。你们可以整天埋头去弄草案，我们不行。我们还需要别的东西，”慧强硬地辩驳道。

“但是苏菲亚——”敏刚说了五个字就被慧抢着接下去说：

“苏菲亚，你们的理想就只有苏菲亚！苏菲亚不是也有她的情人吗？哪个女人不需要人爱？”她很聪明，她看见她的话已经在他的脸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了，她象一个胜利者似地继续追赶她的敌人。

“无怪乎德要常常骂女人，”敏带笑说，他就用微笑来掩饰自己心里的激动。“我们四周充满了哭泣和呻吟，这时候你们还想到爱情上面去？这种事情只有你们女人能够做。”他口里这样说，心里却并不完全这样想。

“你又拾了德的话来说！其实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人生下来并不是完全为了给与，也应该有享受。我们既然有这本能，当然也有这权利。为什么我们就应该牺牲这个权利？人说革命家应该象一株枯树，那是腐儒的话！”慧接着说，笑容笼罩了她的因激动而发红的脸。

敏把慧呆呆地望了半晌，他的脸上的表情很快地变化着。种种的思想纠缠着他，后来他才下了决心，对她说：“你也许有理！我不跟你辩论了。我现在也不向你要草案，我到上面明那里去睡。你好好地睡罢。有话明天再说。”他激动地说了上面的话，不敢再看慧一眼就匆忙地往外面走。

慧并不挽留他，她甚至不站起来。她只是冷笑地说了一句：“我知道你没有勇气！”她带了点鄙视的神情看他。

敏已经走出房门，听见这句话又回转来。他的脸被一层薄雾笼罩着。他的眼睛就只看见她的给浓发掩盖了一半的白皙的圆脸。他站了半晌，好象有一种力量牵引着他，他一直走到她的面前，伸出了两只手。

在他们两个人中间再没有争论了。激情象一根带子把他们缚在一起。激情燃烧起来就象一股猛火，它烧掉了周围的一切，使黑暗变成了光明。

夜色渐渐地淡了。

二

第二天下午敏带了修正的草案去找德，在学校里遇见了他。他看见敏，第一句话就是：“昨晚上有什么花样？”

敏红着脸，找不出话回答，过了一会才用别的话支开了。德没有注意到这个，他却只顾说：

“为什么上午不来？我等了你许久。”

敏很容易地找到了解释的话，他的眼睛里还有慧的影子。

两个人一起走进了德住的那个小房间。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桌子，一堆旧书，这就是房里的陈设。

“慧今早晨什么时候走的？”在讨论草案的时候德忽然问起来。

“八点钟。”

“我不相信！”德表示怀疑地说。

“我用不着骗你，”敏正经地回答。

过了一会德又把草案放下了，沉着脸对敏说：

“敏，你要当心，慧很厉害，不要上她的当。”

敏庄重地回答道：“我和她又没有什么关系，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么昨天晚上你为什么要走？”他的眼睛里仍然有慧的影子。

“昨晚上你根本就不应该留她在你那里睡，”德说着脸上也露了笑容。

两个人又继续讨论草案，这并不需要长久的时间。但是慧进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个叫做影的女学生。

“慧，我问你，你今天早晨什么时候回家？”德看见慧，就收起草案问道。

“十点钟，”慧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敏吃惊地看她，想阻止她，已经来不及了。他立刻红了脸。

德默默地把脸一沉，站起来往外面走，仿佛并没有注意慧的答话似的。

“我们一来，你就走，什么缘故？”慧带笑地问他，她的脸上露出了一点不自然的表情。

“我有事情，没有闲工夫陪你们玩！”德粗鲁地回答着就走了。

“但是影有话和你说，她特别跑来看你，”慧赶出去唤着德说。这时候影也跨了门限出来。

德站住了，看见影就问：“什么事？”

“你给我的书已经看完了。我还想再借几本别的书，”影带着一个女孩子的谦虚说。她的唇边露着微笑。

“好，我明天找人给你送来……你都懂吗？”他带笑说。

“大意是懂得的，有不懂的地方她已经给我解释了，”影说话时回头看了看慧。

“好，”他说了这个简单的字，点一下头就转身走了，很快地进了另一个房间。

敏从房里走出来，轻轻地拍了一下慧的肩头低声说：“慧，我有话和你说。”于是两个人抛开影往外面去了。

过了半点多钟，德弄好了草案走出来，经过他自己的房间，推开门进去，看见影在里面，就惊讶地说：“你还没有走？一个人！他们到哪里去了？”

“我在等你，”影胆怯地答道，“我有事情。”她的椭圆形的脸上仿佛堆了几片黑云，一对眉毛紧紧地皱在一起，样子显得可怜，跟先前完全不同。

“什么事情？”德的声音变得温和了。

“父亲不许我读书，他要我回家去结婚，”她站起来用诉苦的声音说。“这样看来，什么都完了。”她好象就要哭起来似的。

德一时找不出话来说。但是一种异样的感情在他的心里生长了，他自己也分辨不出来：是同情，是怜悯，还是别的。

“我实在不愿意回家去，我不愿意……”她还想接连地说几个不愿意，但是她被悲痛的感情压倒了，她埋下头不让他看见她的脸。

“不回去，一定不回去！”德气恼地说，他心里很不快活。“苦恼是没有终局的。我们太慢了！”他在房里大步走起来，这个房间很小，就象囚笼一样地把他关住了。

“慧劝我反抗，但是我没有能力，我又爱我母亲……”影求助似地继续说。她的声音就象游丝一般地软弱。这时候她显然没有主见了。

窗外，天井里学生们快乐地有说有笑，那些清脆的声音在春天的空气里飞跑，进了这个小房间，增加了德和影的苦恼。

德气青了脸，气红了眼睛。他觉得好象这个房间塌了下来，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压得他不能够动弹。他用力抖动身子，捏紧一个拳头放在桌上，大声说：“你一定不要回去！我们有办法！”

影惊讶地抬起头来看他，不知道他的主意究竟怎样。过了半晌她才畏怯地说：“慧叫我搬到她那里去，她劝我不要住在学校里。”

“这也是一个办法，”德接口说，“总之，我们一定帮助你！”

“但是母亲……”影用亲切的语调谈起了母亲。

“母亲，你不要管她！她不久就会死的。你没有理由为了母亲牺牲你自己！”德坚决地说，他好象一个裁判官在宣告被告的死刑，被告就是前一代人。

“我不能够这样想，也许我太软弱，”她谦逊地辩解说。“也许我的旧习惯很深。不知道象我这样的人，你们肯不肯要？我一点能力也没有，我很想跟你们一起做事。”她恳切地望着他。在她的脸上愁云渐渐地淡了。

“那么你以后就应该强健起来。我们自然欢迎你。什么人我们都欢迎。”德有些高兴了，他的脸上也有了笑容。“好，你就决定搬到慧那里去。家里的事情你不要管它。我们会找事情给你做。”他站起来要往外走，影只得告辞走了。

“影，告诉你，我看见多一个青年反抗家庭，反抗旧社会，我总是高兴，”德粗声地说。他动了动他的瘦长身子，满意地微笑了。

德把影送出去，一路上谈了些鼓励的话。在学校门口广场上大榕树脚下，敏和慧站在那里谈话。慧的身子靠在树干上，飘散的黑发遮了她的半个脸，蓝花格子的布衫下露着黑的短裙，两只健康色的手腕不时地动着。看见德，她远远地送给他微笑，那两只亮眼睛就象钢刀般地锋利。

“慧的确有些魔力！”德这样一想，就觉得慧的面影向着他压了下来。但是他马上把身子一抖，好象要抖落这个可怕的影子一般。

敏站在慧的旁边，他看见德，就唤了一声。影本来走了，却给慧唤了回来。

“明天晚上有一个学生的会，影，你一定参加罢，”慧在影的耳边说。

一道红霞上了影的面颊，在激动的感情里她看见了另一些奇异的景象。她答应了。

学校里钟声响着，最后的一堂课完了。接着一群年轻的学生从里面跑出来。

三

第二天傍晚，影跟着慧去参加学生的集会。慧不告诉她会场在什么地方，她只是默默地跟着慧走。她有一种奇特的心情。这是紧张，是兴奋，她自己找不出话来形容。

她们穿过一条巷子，又走过一条长街，走的总是些不平坦的石板路，路旁偶尔有几家旧的小院。有几处，路旁长了深的青草。刚下过雨，石板有些滑。空气却很新鲜，而且有草香，有树香。从院子里伸出来的荔枝树在开花了。

没有月亮，天幕上悬挂了几颗星。天色明亮。街道很清静，她们走的都是些僻街，这时候差不多就看不见别的行人。偶尔有一两只狗跑在她们后面叫起来。影吓得心咚咚地跳。慧一点也不害怕。她那种安详的态度使得影十分羡慕。

最后在一个旧院子门前她们停住了。两扇矮小的门关住了里面的一切。在影的眼里看来这个院子跟别的并没有差别。但是慧轻轻地在门上敲了两下，门马上开了。从里面露出一张孩子的脸来。

“慧，是你！”孩子对着慧笑了笑，又用天真的眼睛把影打量了一下。影看见他的天真的面孔，觉得很奇怪：他年纪很轻，至多也不过十五六岁。

“这是影，就是我说过的那个女学生，”慧对孩子这样解释道，就带着影往里面走了。

“他这样年轻，就来参加了？”影一面走一面低声问慧。

“他还不算是最小的，他已经有十九岁了，”慧不在意地说。她又去回答别的青年的招呼。

她们走完了天井，进了一个小廊，一道楼梯把她们引到楼上去。

楼上两个房间里有不少的人。前面一个房间接连着露台，房间不大，只有几件旧家具。好些人坐在地上。德已经来了。影看见他站在露台上和两个学生谈话。

人家叫影坐在那张木板床上，坐在她旁边的还有两个女学生。慧到露台上去了。房里好几组人在低声谈话。接着又来了几个人。夜也跟着来了。

“明，再没有人来了罢，”德在露台上面转过身子问那个站在门口的方脸学生道。他并不等明回答，就继续说：“不必等了，我们就开会罢。”

“好，人来齐了，”明回答道，接着房里起了小小的骚动，后面房里和露台上的人都拥挤到前面房里来。除了五六个人外，大家都盘脚坐在地上。门关上了。桌上一盏旧煤油灯的微光黯淡地在一些人的脸上涂了一层黄色。大家都不作声。有三四个人用窒息的声音在咳嗽。在片刻的宁静之后明的声音响起来了。

明说明了开会的本意，就让德出来说话。德坐在桌子前面，背着灯光。人看不清楚他的脸，但他的话是不会被人遗漏的。他从开始说到结尾，中间就没有停顿过。热情鼓舞着他，又使他鼓舞着别的人。他说着在目前的环境里青年团体应该如何地加紧工作。他的论据在那些学生的耳朵听来是异常雄辩的。每个青年的心都为他的话而颤动了。

影在这个环境里是生疏的。但是德的话把她吸引住了。这些时候她就没有把眼睛离开过德。德的脸好象一张鹰脸似地压迫着她的眼睛。她被两种思想折磨着：时而，不要再说了；时而，继续说下去罢。他的话被她完全听进了耳里，而且经过了仔细的咀嚼。好些话使她难过，但是她又禁不住在心里说：“你是有理由的！你是有理由的！”在她的谦虚的女孩子的心里，她把德过分地看重了。

街上没有一点声音。夜从窗外窥进来。房间里空气很沉闷，又有好些人在低声咳嗽。但是德的话依旧没有阻碍地流下去，象一股流水。水流进了影的心里，把她的畏怯全洗去了。“他有好些话都是指着我说的，他在指摘我的弱点，”她听见德说到对于旧势力应该坚持着不妥协的态度时，她忍不住激动地这样想了。

水终于流尽了。德闭了嘴，让另一个青年起来说话。接着第三个人又说，就这样继续着。全是些工作报告和以后的工作计划。影觉得自己不能够全懂。但是她也努力听了。她很奇怪：好几个年纪很轻的学生居然是那么勇敢！她平时也遇见过他们的。还有她旁边坐的那个长得不好看的女学生也说了许多使人激动的话。等到她被介绍到那些同伴中间的时候，她不觉惭愧地红了脸。别人接连间了她几句话，她一时几乎回答不出来。

后来会开完了。门打开，人陆续散去。学生们赤脚走下楼梯，每一个青年的脸上都带着严肃的表情。他们都不说话，好象接受了一个重大使命离开这里似的。

影跟着慧走了。她们走得不快。一会儿德从后面赶了上来。他走在她们前面，和一个学生谈话。

没有人预备火把。灰白色的天空给这一行人指着路。影一面和慧说话，一面却在注意德的背影。德的瘦长的影子象一只鹰盘旋在她的头上，大的翅膀给她遮住了眼前的一切。

四

回到家里，慧和影进了房间。慧点燃桌上的煤油灯，看表，已经是十二点钟了。

“今天晚上的印象怎样？”慧问道。

“我只有感动。我不配说别的话。”影说话时还感觉到心跳。

“你觉得德怎样？”慧在床沿上坐下来，笑了笑，忽然发出这句问话。两只亮眼睛敏锐地望着影。

“德——”影刚说出一个字，就闭了嘴，她的脸给慧看得发红了。她低下头过了半晌才抬起来，不自然地问道：“你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看你就这样害羞了！”慧狡猾地笑起来。她把身子倒下去，斜卧在床上，过后又站起来，走到影的身边，把一只手搭在影的肩上带笑说：“大家都说德讨厌女人。但是他有些地方叫女人不能不爱他！”

影惊讶地回过脸看慧，两个女人的眼光成了两根平行线。于是影的眼光往下面移动。她的脸渐渐地阴暗起来。她不回答慧的话。

“影，你为什么忽然又不快活了？”慧把半个身子靠在影的身上，在她的耳边体贴地说。

“我在想我自己的事情，”影解释道。“我的身世很苦。父亲严厉，待我没有感情。母亲多病，又瞎了眼睛。我过去就少有欢乐的事情……”影的声音抖动着，好象一滴一滴的眼泪从那里面流了出来。

“为什么要谈过去的事情？现在的情形不同了，你已经走上了新的路，”慧紧紧地偎着影温柔地安慰道，她把影当作她的妹妹看待。

“慧，你是幸运的，你的环境好，你有勇气，你已经站起来了。我却害怕我没有勇气。我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够脱离苦海，”影的苦恼的声音深深地打动了慧的心。影拿双手蒙住眼睛，似乎怕见灯光一般。

慧把脸紧紧靠着影的脸，用温柔的声音差不多要咬着影的耳朵说：“影，不要伤心。现在社会上我们女人的生活的确太苦了。但是我们要争回我们的幸福。你就忘记了今晚上看见的碧和平？她们的过去环境都很坏，并不比你好。碧从小就死了父母。但是现在她们都是学生团体里面的活动分子。”

影听清楚了慧的话。她记得碧和平，碧就是那个时常发言的不好看的女学生，有小的眼睛和高的颧骨。她的热烈而富于条理的说话，使许多人表示赞同。平相貌端正，不大说话，在场的人似乎都敬重她。她就是那所房屋的主人，是她和另一个男同伴用了夫妻的名义把房屋租下来的。慧告诉过她，平曾经为团体做过好几件事情。她们今晚上和她谈过几句话。她们的年纪并不比她的大，为什么她跟她们就差了这么远？

“我希望我能够做到她们那样，”影挣扎了许久才努力说出了这句话。这时候她仿佛看见那只大鹰的黑影向她的头压下来，但是慢慢地鹰又飞走了。

“影，快乐起来。我们的生活里需要快乐。为了那个大事业我们会牺牲一切，甚至明天的太阳和空气。所以我们有空时间，就应该快乐地度过。我们是需要快乐的。”

影觉得她的身子在慧的紧抱中发热了。慧的小嘴吐出热气在她的脸上。她觉得悲哀在她的肚里堆积起来，要到了她的喉管，但是忽然全消失了。她感激地伸出手来回答慧的拥抱。

五

团体里的工作一天一天地紧张起来了。德好几夜没有睡够觉。

星期日下午学校里很静，学生们都回家或者出外去了。没有人来打扰德。让他安静地躺在木板床上。温暖的春天的空气很容易叫人感到疲倦。不久德就抛掷了手里拿的一本书，闭着眼睛沉沉地睡去了。

他从来不做梦，一闭上眼睛就失了知觉，一直到第二次睁开眼睛。但是这一天他却有些糊涂了。他觉得一块热的东西压在他的脸上，一股热气直往他的口里喷，使他的身子变得更软了。但是他还在努力挣扎。他想，这一定是梦。于是他微微地睁开了眼睛。一张女性的面庞贴在他的脸上。热的嘴唇就紧紧地压着他的嘴。他大吃一惊，睁大了眼睛，想站起来，努力说：“是你？”然而那个柔软的身子又压下来，那热气使他的心软了，他屈服似地伸出两只手抱住她。

这陶醉使德忘了自己。但是过了一会他又慢慢地清醒了。慧的战胜者似的笑脸刺痛他的眼睛。他忽然动了气，把她推在一边，自己从床上起来，一个人烦躁地在房里大步踱着。但是房间太小了，限制了他的脚步。

“慧，你这个小鬼！你为什么跑到这里来？”他气恼地对慧说。慧坐在床沿上，带着狡猾的笑脸看他。

“我要来看看你这个雷究竟怎样厉害！”慧看见德的懊恼的样子更加感到胜利的得意。

“我说你们女人都不行，你们都是自私自利的。你们都该挨雷打！”德挣红了脸骂起来。

“可惜你这个雷只是空心雷，没有一个女人会怕你！”慧冷笑说。“现在你的最后防线也让我攻破了。哈哈！”

“攻破了，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我就讨厌你们这班公式主义者！开口闭口总说女人不行，说恋爱是革命的仇敌。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自己的弱点罢。哈哈！”慧带着笑站起来，两只眼睛半轻蔑半引诱地望着他。

德没有话说，就垂下了头。

“可怜影还把你当作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人！”慧进逼似地讥笑道。

“好，我给你一个满足罢，”德忽然粗声说了这一句，就扑过去，抱住了慧的细腰，疯狂地把吻象阵雨般地落在她的脸上，唇上。他的拥抱是那么紧，使得慧软下来了。慧从来没有象这样软过。

这样过了好一会，德放松了手，粗暴地把慧的身子往床上一推，让她倒在床上，就象抛掷一件用旧了的东西一样。然后他半疯狂地笑起来，接连说：

“你害了敏，还要来害我。我不怕，你记住我是一个雷，一个雷！”

“敏，我为什么害他？那是两个人同意的事情。而且现在也完了。”慧坐在床沿上抚着她的撞痛了的身子。胜利者的骄傲已经完全丧失了。

两对眼瞎望着。他们就象两只斗兽，等着机会来互相吞食。

时问在沉默中过去了。还是慧先开口说话：

“德，我们现在讲和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装得这样互相憎恨？这样下去对事情有什么好处？”

“但是——”德挣扎似地说，他把眼光掉开不看她。“我们的事业已经好几次被你们女人的爱情破坏了。你现在又来……你把敏和别的人都抓在手里玩弄。我却不是象敏那样的人。”他努力在记忆里找寻女人的坏处，尤其是慧的罪状，想拿这些来做自卫的武器。

“那不是我们女人的错。大家都有责任，”慧温和地辩解说。“大自然给我们一种本能，一种欲求，我们就有权利来使它满足。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恋爱并不违反我们的本能。相反的，恋爱是我们应有的权利。”

慧真聪明。她知道德的弱点。她不断地用热情的眼光看他。德终于无话可说了。的确他一时找不到话来驳倒慧了。

慧的一切行为好象都是有理由的。她究竟是一个勇敢的女同志。她那可爱的圆脸，她那堆在右边脸颊上的飘散的黑发，她那发光的眼睛，她那厚的嘴唇，她那健康色的手腕，这一切都是可以使每个青年男子心醉的，现在她不要任何代价自愿地全交给他。他也是一个青年，他不能够再固执地拒绝了。

六

晚上在一个集会里德遇见了敏。德几次在谈话的时候红了脸。后来关于某一个问题敏又跟德吵架似地争论起来，德疑心敏故意向他挑战。

开过会，德最先走出来，敏却在后面唤着：

“德，等我一下，我有话对你说。”他的态度很恳切。

德以为敏一定要和他谈论关于慧的事情，他不愿意听敏谈这件事，但是他也同意了。

两个人走在清静的街上，敏用手电筒照着路。德和敏离得很近。他看不见敏的面孔，但是他听见敏的急促的呼吸。

“德，你为什么这几天不到我这里来睡？”敏用了窒息的声音问。

“我没有空，”德短短地、冷冷地回答。

“这是假话，我知道这是假话！”敏痛苦地说。“你不来，是你不高兴我，为了慧。”德听见他的话就仿佛看见了他的心的跳动。

“你知道，就不用说了。”德害怕敏再提慧的事，他想用这句话来封他的嘴。

“德，我告诉你。我现在向你说真话。我不能够再瞒你。我和慧发生过关系。”敏说这些话，声音抖得更厉害，感情使他激动，他似乎要把心都吐出来给德看。

德受窘了。他想不到敏会拿这样的态度对待他。不用说敏还不知道他同慧的事情。但是他能够永远瞒住敏吗？他找不到适当的话说，他第一次感到踌躇了。

“这也许是不对的，你们大家都在努力工作，我却把时间浪费在个人的享乐上面。我觉得很抱歉，仿佛你们大家都因此看轻了我，”敏恳切地甚至带着懊恼的调子说。

敏的态度感动了德。他觉到应该安慰敏。但是马上另一种思想又抓住了他：他想敏也许在故意试探他，敏也许已经知道了他同慧的事情。那么他的话还有什么用处！他不能说别的话，仅仅接连地说了几个“不”字，这只是在分辩说他们并不看轻他。

“这几天慧对我又冷淡了，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我的心早被她拿去了。离开她我仿佛就不能够活下去。她一定爱上了别人，她也许是拿我开玩笑……但是我离开她，就不能够生活。德，帮忙我罢。”敏的声音一直抖下去，风吹动树叶的声音好象在给它伴奏似的。不远处有两只狗叫起来。黑暗包围着这条沉睡的街道。只有手电筒放出来一圈光。在沙漠一般的寂寞的背景里这个被爱情苦恼着的男子显得更可怜了。

“敏，这是什么样的观念！你会说出这种话！你这个蠢人！你自己难道就不害羞？”德被许多琐碎的思想纠缠着，正解不开。他听见敏的最后一段话，就努力从网中挣扎出来。他开始责备敏，但是话里面没有恨，只有关心。“这全是幼稚的行动，我不能给你帮忙。”

“你不了解我的心。你完全不懂。”敏听见那些他不曾料到的德的答话，就摇着头感叹地说。然后他又用他的战抖的手抓住了德的膀子，不住地摇撼：“德，你把慧给我找来，你去，你一定去！”

“敏，不要装傻。你再这样，我就不和你一道走了，”德烦躁起来，他不能够再忍耐地倾听敏的话。慧的脸在黑暗里现出来，张开口说：“我同敏的事情现在完结了。”他应不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敏？把他同慧的事情告诉敏？这个思想象酷刑一般地折磨着他。

“德，你一定去，你去告诉她……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要她来……我需要她，”敏半疯狂地哀求说。那只手依旧紧紧地抓住德的膀子。

“你这个傻子！明天见！”德起初不答话，后来忽然把身子一抖，甩开敏的那只手，短短地吐出这几个字，就向着黑暗里大步走了，抛了敏在后面。

敏跟着赶上去。德又加快了脚步。在一条三岔路口，敏看看要追上德了，却被一只手拦腰挡住。

“往哪里去？”一个兵士站在他的身边严厉地问道。

“回家去，××街。”敏用了电筒照那个兵士的脸，一张黄瘦的三角脸。

“电筒拿过来！”兵士更严厉地命令道。

“不拿给你！这是我的东西！”

“拿过来！”兵士固执地命令道。

“我不拿，你没有权利命令我！”敏昂然反抗说。

“你不害怕？”兵士把盒子炮抵住他的胸膛。

“好，拿给你！”敏知道再反抗也没有用处，就把电筒交给兵士，转身要走开。

“不准走！”兵士接过电筒又大声叫起来，拿了电筒去照敏的脸。

“电筒交给你，还不能走吗？”敏装出平静的声音问道。

“不行，还要检查！”

一个恐怖的感觉压在敏的头上，他知道身边有些文件是不能够给兵士看见的。他正在想逃避的办法。

兵士看见敏不说话，就动手来检查。敏正要抵抗。恰恰在这时候一个雷响了，打在兵士的头上。兵士把身子一侧，在他的身后出现了一个瘦长的黑影。

“德，你！”敏快活地叫起来。

“敏，你回去。让我来对付这个东西！我的气力比你的大！”德的粗暴的声音把静寂的黑夜搅乱了。同时他在夺兵士的盒子炮，敏在后面拖住兵士的手。

“敏，你走！你身边的文件要紧！”德又一次命令地叫起来。接着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七

第二天城里轰传着一个惊人的新闻：一个外省青年打死了一个兵士，夺走了盒子炮，却又给别的几个兵士抓住当夜枪毙了。

青年的尸首陈列在一个旧院子的门前。那个院子没有人住，是一所著名的凶宅。据说青年就是在这里枪决的。

许多人围着尸首看。看清楚了的就满足地走开了，让没有看见的人挤进来。兵士们守着尸体，想借这个做线索来捉死者的同党。但是他们等了一个整天并没有得到一点线索。他们就把尸首掩埋了。死者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名字，他们却始终不知道。

事实上德的好些朋友都到场来看过他。慧和影就去过几次，每次都是流着眼泪离开的，但是那些愚蠢的兵士却完全不曾注意到。

最后一次她们回到家里，影忍耐不住，就把脸伏在枕上哭起来。

慧没有哭。她在房里踱着。影的哭声使房里的空气也变成悲哀的了。沉默叫人难受。哭声渐渐地刺痛了慧的心。慧坐到床沿上去，抚着影的起伏的肩头劝道：

“影，不要哭了。你不听见敏说过，德是为着什么死的吗？那是很光荣的事情。你用不着为他伤心！”

“但是德不会活转来了，”影抽咽地说。

“我们还有别的人呢！死了一个德会有许多新的德来继续他的工作。这不算是什么大损失！”慧说这样的话自己也知道很勉强，她竭力抑制她的声音，不要使那里面带一点感情。

“这不是损失？”影象小女孩似地哭着分辩道。“你不知道。你不爱他，你一点也不关心他。你不知道他的好处！”

慧又被这几句话搅乱了心。她猛然站起来。她的眼前仿佛现出了德的鹰一般的面庞。那两只闪电一般的眼睛，那一对铁一般的手腕，那一颗炭一般的心，现在都消失了。她还说这不是损失！她不能够这样地欺骗她自己。

“现在他死了，我可以告诉你一句话：我爱他。我爱他，可是他至死还不知道。我把他当作我的一盏明灯，现在这盏灯却给暴风雨吹灭了！他死得那样惨，我们却只敢躲在人丛里偷偷地淌几点眼泪，”影抽泣地说完了这些话，又伤心地哭起来。

慧站在房子的中央。她努力去想别的更远的事情，但是没有用。她终于自语似地说了下面的话：

“德，我不是常说我们的生命是不会长久的吗？现在我们和解了，永远和解了。你的雷不会打到我的头上来了。你的雷，那的确是一个响雷啊！”

说到最后，她觉得声音有些哑了。某一种感情突然在她的身体内满溢起来，就象要往外面奔放似的。她忍耐不住，急急走到床前，倒在影的身旁，把嘴放在影的耳边小声地说：

“影，我的悲痛也很大。我也爱他，我很久就爱上了他。”

电

一

“佩珠，佩珠。”

一个青年学生站在阶上轻轻地敲着窗板，低声唤着这个名字。

“是贤吗？你等一下。”从房里送出来一个清脆的声音。

“你还没有起来？他们要你到雄那里去。”学生说着微微地笑了。

“什么事情？这样早，还没有看见太阳呢！”女郎在房里带笑地说。

“你要等太阳？要到下午太阳才会照到你的窗上来！”学生噗嗤地笑起来，接着又催促道：“快点，快点。”

房门轻轻地响一声，便开了，一个年轻女子从里面走出来。她走到学生的身边，把右手在他的肩上一拍，带笑地责备说：“你这个顽皮的孩子，这么早就把人家吵醒了。究竟有什么事情？”

学生把脸掉过来看了看女郎的鹅蛋形的脸，笑一笑，接着换了严肃的表情低声说：“有人从S地[1]来了。雄他们要你去。”

这时吹起了一阵微风，天井里那棵树上许多只麻雀吵闹地叫起来。学生的话被麻雀的叫声掩盖了。但是在女郎的心里它们却清晰地响着。

有人从S地来，这么早他们就要她去，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佩珠这样一想，她的面容变得庄严了。

“好，我就跟你去，你等我一下，”她低声对学生说，就往房里走，学生跟着她进了房间。

房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大的架子床横放在中间，把房间隔成两部分。帐子垂下来遮住后面一部分的地位，但床头留了一些空间让人从这里进到后面去。靠着窗放一张书桌，一个书架，此外还有一张小方桌和几把椅子、凳子。

这个叫做贤的学生是常来的客人。他一进屋，就动手翻阅桌上的书报和文件，好象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佩珠并不干涉他，却让他做着他所愿意做的事。她捧了面盆走出房间，通过天井进里面去了。

过了一会佩珠又捧了面盆进来。她问道：“贤，你等得不耐烦吗？”

“我在看你父亲的来信，很有意思，”学生高兴地回答，他的眼光还停留在信纸上。

“我父亲很配做一个说教者，他给我写信和他给别的学生写信都是一样的口气。许多人都说他的道学气太重。你高兴和他通信吗？”佩珠的这些话是从床后面传出来的。

“好，佩珠，你就给我介绍。你得到德华的信吗？她什么时候回来？”贤折好信，依旧把它夹在一本书里面。他想到了另一件事情。他想到了德华。德华是一个女学生，她住在佩珠这里，但目前回乡下去了。

“我昨天还接到她的信。她大概就在这两天回来，”佩珠在里面回答，不久就走了出来。她忽然带笑地问：“明怎么样？”

“你不是常常看见他吗？他永远忙着，不喜欢说话，总是带着忧愁的面孔。”贤放好书，回头去看佩珠。“慧说明爱上了德华，我却不信！”

“你这个孩子，你还不懂这些事情。我们走罢。”佩珠在贤的肩头拍了一下，就拉着他走出房门，把门锁了。

他们快要走出大门，一个声音从后面追来：“佩珠，这么早你就出去。”一个老太婆走下天井来唤他们。“吃了早饭再走！贤，你也留着！”她用一对带笑的眼睛看着这两张年轻的面孔。

“我不吃。我们到学校去。”佩珠站住，对老太婆亲切地微微一笑。

“林舍，”贤也笑着唤那个老太婆。

“你们年轻人整天忙着，究竟忙些什么？你们吃过早饭再走呀！”老太婆大声说着便向他们走来。她走得快，不管她有着一个肥胖的身体和一双缠过的小脚。头发已经灰白了，但是圆脸上还有些光泽，笑容时常留在她的脸上。她爱这些年轻人，好象爱她的儿女一样。他们也爱她，就把她当作母亲一般地看待。

“英还在睡吗？”贤问了一句，英是林舍的儿子，刚刚在初中毕了业。但他不是林舍亲生的，他是买来的。在这个省里有一种习惯，没有儿子的人家可以花钱买小孩来养。

“他睡得很好。昨晚上他回来很晚，”林舍温和地答道。她又笑着问：“你们要他起来吗？”

“不要叫，让他好好地睡罢，”佩珠连忙阻止说。“我们走了。”两个人走出来，和林舍打一个招呼，让林舍把门关了。

街上清静，没有别的行人。全是石板铺的窄路。青草在路边石板缝里生长。阳光染黄了半段墙头。几株龙眼树从旧院子里伸出头来。空气中充满了早晨的香气。这两个青年正迎着太阳走，把大半个身子都沐浴在光明里面。

佩珠好几次在街中停了脚步，仰起头半闭着眼睛，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气，仿佛要把光明都吸进肚里去一样。过后她带着感动的表情轻轻地叫出了几个“啊”字。贤在旁边看着她，露出了好奇的笑容。

“快点走，快点走，不然他们又说我耽搁了，”贤催促道。

“你这个孩子，倒这么厉害。”佩珠又在他的肩头拍一下。她比他差不多要高过一个头。他已经过了十六岁，但是看起来却只象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你参加我们的团体有多久了？”

“一年多了，”贤得意地说，他做出一个姿势，好象要把他的年纪显得更大一点似的。

佩珠笑了，这是善意的笑。她忽然止了笑问道：“你猜我有多少年？”

“谁知道？他们只告诉过我，你到这里来也不过两年多，”贤直率地回答。这时候他们穿过了一条热闹的马路，走进另一条石板铺的窄巷里去。

“那么也就只有两年多。贤，我问你，你也觉得太阳可爱吗？”佩珠换过话题问道。

“太阳晒得人的头发昏。它有什么可爱？我喜欢雪。听说在你们那里每年冬天都要落雪。那么白，那么干净，我们这里却永远见不到，”贤带着渴望的神情说。他努力在想象里寻找雪的形状。他仿佛看见一片白的发光的东西盖住了一切：房屋，树木，土地，全是白的。没有风，没有寒冷，没有黑暗。

“那么，我带你到我们那里去罢，”佩珠忍住笑说。

“不，我不能去，我这里有事情。人不应该随自己的意思到处跑。工作更重要，”贤换了严肃的表情说。

佩珠又笑了：“你说话，就象我父亲。你将来也是一个说教者。太阳，那才可爱，我沐浴在阳光里的时候，我真想把全个身子都溶化在金光里面。它点燃了我心里的火，它把我的血烧起来。我觉得身体内装满了什么东西，好象就要发泄出来一样。”她说到这里又把头仰起去望蔚蓝色的天空，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气，然后更轻快地往前面走了。

贤一面走，一面带着笑容看她。他也觉得很轻快，好象全个身子就要往空中飞一样。他的眼前的一切全是鲜明的、清洁的。他的心也是这样。他是这样的一个青年：他没有悲哀，他没有憎恨，一只温暖的手常常爱抚他，给他扫去了一切。这只手不是一个人的，是许多人的。过去的两年不曾给他留下什么痛苦的回忆。

“佩珠，你有弟弟吗？”他忽然想到这句话，便问道，两颗黑眼珠不停地在佩珠的脸上转动。

“你这个孩子，我不是告诉过你好几次吗？”佩珠又用手轻轻地在他的头上一拍，责备似地说。“你的记性这样坏。”

“我希望有一个象你这样的姐姐，”贤把一对黑瞳仁转了一下，换上一种庄严的表情。他又把嘴闭起来，包住他的略略突出来的牙齿。

佩珠忍不住噗嗤笑了：“你不要做这种的样子罢。你这张小嘴真有趣，说起话来总是甜甜的，怪不得大家都喜欢你。你的姐姐不是很多吗？碧也是，慧也是，影也是，德华也是，还有许许多多。我有什么特别好呢？”

“但是我特别喜欢你，”贤说着满意地笑了，他的一嘴的白牙齿又完全露出来。“大家都说你好。”他拉着她的一只膀子，象一个顽皮的孩子那样地纠缠着。

佩珠一面笑，一面抚着他那被乱发盖着的圆圆的头说。“你是被大家娇养惯了的孩子。我们以后应该严厉地教训你才对。现在好好地走罢。快到了。”她挣脱了他的手，走开在一边，把衣服整理了一下。她穿着普通女学生的装束：花格子布的短衫，配着青的短裙，一头浓发飘散地垂在脑后。贤也不再笑了。他见了那个院子，一株龙眼树从里面伸出头来，恰恰遮了门前的阳光，对面是一堵破墙，墙头长着龙舌兰和仙人鞭。街心的石板大半碎了，路显得很不平坦，草从缝隙里长出来。是一条荒凉的陋巷，是一个修建了多年的旧院子。“到了，”好象有一个声音在他的心里叫起来。他很高兴，便加速了脚步，把佩珠撇在后面，很快地走到了门前。

贤上了台阶，把一只小手在油漆剥落了的黄色门上擂着。这时佩珠已经赶上来了，只听见里面有人用本地话问道：“什么人？”

“雄，是我，”贤分辨得出这是谁的声音，他也用本地话回答。

门开了，露了一个缝隙，一个穿藏青西装的长身的青年给外面的两个人打了招呼，让出一个地位，给他们走进去。于是大门又关起来，关闭了里面的一切，静静的，没有一点声音。

佩珠和贤进了雄的书房，那里面已经有了好几个人。他们正挤在一张方桌旁边，俯着头看什么东西，听见说佩珠来了，便站开来招呼她。贤却在这时候出去了。

“我来迟了，”佩珠抱歉地说，她把眼光在每个人的脸上扫了一下。一个似乎是陌生的、但又是熟习的面孔留住了她的眼光。一个身材略微高大的人站在她面前，伸出一只肥大的手给她，用亲切的声音说：“佩珠，你好吗？”略显苍老的圆脸上露出了微笑。

“仁民，是你！贤这个顽皮的孩子却不早告诉我。”她快活地伸出手去让那只肥大的手紧紧地握住。

仁民微微一笑，慢慢地放开佩珠的手。旁边一个方脸阔嘴的中年男子接口说：“他剃光了胡子，我们几乎不认识他了。”他亲密地拍了拍仁民的肩头。

“你来，我们更热闹了。你预备在这里久住吗？”佩珠的一双清澄的大眼里射出了喜悦的光辉，她温和地望着仁民的脸，等候他的回答。

仁民把手插在西装裤袋里。他的西装上衣敞开来，露出了被米色衬衫掩盖着的结实的胸膛。喜悦的表情留在他的脸上，他迅速地动着头，他望望佩珠，望望志元（志元就是方脸阔嘴的男子的名字），又望望别的人。他满意地说：“你们都好，都很好。”他又回答佩珠道：“我在这里不会住多久。我就要走的。”他的眼光仍旧停留在佩珠的脸上，他又笑了，温和地说：“你比从前胖了些。我想你在这里一定过得很好。”

佩珠把头向后一仰，快要搭在她眉毛上的几缕黑发给甩到后面去了。但是她一埋下头，那几缕头发又慢慢地垂下来。她笑着说：“你问问他们，我过得怎样？他们待我真好。这全是他们给我的。”

“剑虹听见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他的精神倒很好，和从前没有两样。只是我老了一点，自己也觉得。”仁民说着，脸上仍旧留着笑容，虽然这中间他微微地把眉头皱了一下，但是他并没有感伤。他提到的剑虹就是佩珠的父亲，现时还住在S地。

“你倒跟从前不同了，”志元插嘴说。“你比从前好了许多。你还记得从前在两个女人包围中演恋爱的悲喜剧的时候吗？”志元说话素来直率，他这个人想到什么，便说什么，他不怕他的话会使人难堪。他和平时一样，张开大嘴，把白沫喷到听话的人的脸上。

仁民把眉头又一皱，但马上用笑容掩盖了。他淡淡地分辩说：“你为什么还提那些事情？我觉得比从前强健多了。我渐渐地能够忍耐了。”他说到忍耐就把身子往下一沉，好象在试验他是否有力量把脚跟站稳。

“这里的朋友你都认识吗？你什么时候到的？为什么不先给我们一个信？”佩珠继续问道，她的眼光又在房里几个人的脸上轮了一转，她看见黄瘦的雄，三角脸的陈清，塌鼻头的云，小脸上戴一副大眼镜的克，眉清目秀的影，面貌丰满的慧，圆脸亮眼睛的敏，小眼睛高颧骨的碧。每个人都用亲切的眼光回答她的注视。她觉得自己被友爱围绕着，心里非常轻松，说一句话就仿佛在发一个表示快乐的信号。

“我昨晚到的，睡在志元那里。就只见过这几位朋友，”仁民回答着，也把眼光在那些男女的脸上轮了一转。和佩珠一样，他也得了同样的表示友情的回答。“我素来就不大高兴写信。在信里说话根本不方便！”

“我父亲前两天还有信来，也不曾提到你来的事情，”佩珠说，便走到方桌旁边。“你们在讨论什么事？仁民，你给我们带来什么好消息？”

仁民也走到方桌旁边，他换了严肃的语调说：“S地的朋友叫我带了这些信来和你们商量。在我们那边情形比较困难。”他俯下身子去翻阅桌上的文件，一张一张地陆续递给佩珠看。

雄和碧出去搬了凳子进来，慧和影也出去搬。凳子全搬进来了，每个人都有一个座位。大家围着方桌坐下，仔细地轮流翻阅桌上的文件。房里静静的，在天井里谁也不会想到房里会有这许多人。于是仁民的压低的声音响起来了。这是一篇长的报告。过后就有好几个人接连地发言。碧和志元说得最多；佩珠、雄、慧也说得不少。他们的声音都很低。

在某一点上，起了小的争论，慧和志元站在反对的两方面，两个人起初都不肯让步，反复争论了好一会。志元的不清楚的口音渐渐地敌不住慧的明快的口齿了，他显得着急起来，差不多挣红了脸。这其间佩珠出来抓住了两个人的论点，极力使它们接近。后来志元作了一个小小的让步，让大家修正了慧的提议把它通过了。众人带着微笑来讨论新的问题。没有人觉得奇怪。在他们的会议里事情常常是如此进行的。

这些时候贤一直在外面天井里走来走去。他不作声，但是他并不觉得寂寞。他的脸上时时露出笑容，因为在他的眼睛里现出了另一些景象。

十二点钟的光景会议完毕了。克和陈清先出来，开了大门走了。贤把大门重新关上。院子里突然显得热闹起来。

“碧，我们做饭去，”雄拉着他的爱人碧到厅堂后面厨房里去了。

“你们大家来帮忙呀！慧，影，佩珠……都来呀！”碧回过头笑着唤那几个女子。影马上跟了去。慧应了一声，却依旧留在天井里。佩珠已经走上厅堂，却被志元唤住了。志元说：“佩珠，你不要去，我们陪仁民谈谈话！”

贤跟在佩珠后面，佩珠回转身子对贤说：“贤，你进去罢。”她走回天井里，靠了一株龙眼树站着。

仁民正在天井里踱着，一面和志元谈话。他看见佩珠，便站住把她端详了一下，微笑说：“佩珠比从前高了些。从前她梳两根辫子垂在脑后，好象一个小姑娘。”

志元第一个粗声笑起来，接着别人都笑了。佩珠自己也忍不住笑，她并没有红脸，却说道：“听你这口气好象你就是我的父亲。你现在真的老了。”

“你说我老？我不相信。我们这班人是不会老的！”仁民最不愿意别人说他老，他听见就要分辩，他的态度是半正经半开玩笑的。

“说得好！”志元在旁边拍手称赞起来。仁民掉过头看他，笑道：“你还是从前那个样子。”

“你还记得从前的事情吗？”志元哈哈笑道。“还有那个女人……她叫什么名字，我只记得她姓熊……你那个时候正爱她爱得发昏。她嫁给那个官僚去了。你为了她还骂过我。”

仁民用责备的眼光看了志元一眼，似乎怪他不该说出这些话。他把眉头略微一皱，低声说：“她已经死了。她嫁了那个官僚不到一年就孤寂地死在医院里。我不知道她的坟在什么地方。人死了，也用不着再提了。”他的声音有些苦涩，他也不再说下去，便埋下了头。

众人都知道仁民和那个姓熊的女人的关系，志元和佩珠知道得更清楚，因为那时候他们都在S地；尤其是佩珠，她想到那个为了爱情牺牲一切的病弱的女人，心里也很难过。志元后悔不该提起那个女人，却找不出话来表示歉意，他有点窘，他以为仁民在暗暗地吞眼泪。

仁民抬起头来。他的眼睛是干的。他吐了一口气，惊讶地问众人道：“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

志元又在仁民的肩头轻轻拍了一下，一时说不出话来。佩珠却朗朗地说了：“我只记得她的一句话：事业上的安慰才是真正的安慰。”

仁民感动地看了佩珠一眼，然后用平静的声音说：“你们以为我还在想念她吗？我的心已经很平静了。佩珠，你一定可以看出来。”他又抓住志元的膀子说：“我不会再为那些事情流泪了。你不要替我耽心。我比从前强健多了，我不需要安慰。”他把眼睛抬向天空看。天空是蓝的，非常清朗，没有云。光耀夺目的太阳遮住了他的眼睛。他埋下头，眼睛里全是金光，并没有那张凄哀的面庞。

志元正要开口说话，忽然埋下头，打了一个大喷嚏。声音很大，就和“哎哟”相似，仿佛有人在鞭打他的背似的。他抬起头，嘴边尽是鼻涕和口涎，他慢慢地摸出手帕揩干净了。

“志元，你哭了？”慧在旁边嘲笑说，她正在和敏说话，便回过头来看志元。

“慧，你几时看见我哭过？”志元着急地分辩道，又张开他的大嘴露出那一排黄牙。“你们女人家才爱哭。”

“我不承认，”佩珠插嘴说。“你几时又看见我们哭过？”

这时候碧从厅堂门后面探出一个头来高声唤道：“佩珠，佩珠！”

“什么事？”佩珠掉过头去看碧，众人都把眼睛掉向那边看。

“你来呀！”碧命令似地说。

“快吃饭了罢，”敏故意做出着急的样子问碧。

碧不答话就把头伸了回去，佩珠半跑半走地到后面去了。慧在旁边开玩笑似地回答敏说：“不劳动的人就没有饭吃。”

贤从里面端了一碗菜出来，口里叫着：“菜来了，大家快把桌子收拾好！”众人忙着进屋去安排。只有仁民和志元还留在天井里。

“不许慧吃饭！”志元大声说，但是没有人理他，慧已经跑进厅堂后面厨房里去了。

“在里面吃，好吗？”敏从房里出来问仁民道。

“在天井里吃罢，今天又不会下雨，”志元抢着说，便跟着敏进房去搬桌子出来。

桌子放好在天井里。慧和影从后面端了菜出来。雄一个人提着烧饭的锅子。碧捧出了碗筷。很快地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吃罢，”志元拿起筷子说。“大家都知道我的性子最急。”他伸手去挟菜。

“佩珠呢？等等她罢，”仁民这样说。

“不用等了，你们先吃起来罢，”碧说完又往厨房里去了。

“仁民，你猜我现在有什么感想？”志元忽然望着仁民带笑地说。

“你在想气象表罢，”仁民笑着答道，他还以为志元在跟他开玩笑。志元年轻时候不知道保养身体，得了一种病：天气一变，肚皮就会痛，要吃八卦丹才可以把痛止住。因此朋友们叫他做“活的气象表”。

“不，我的肚皮早就不痛了，这许久就没有发过一次，”志元张开阔嘴得意地说，口沫溅出来，几乎落进了菜碗里面。

“当心点，志元，”慧笑着插嘴说。“我们不要吃你的口水。”

“慧，你真是一个多嘴的女人，”志元用这讥笑来报复她，把众人都引笑了。

佩珠从后面端了一碗菜出来，碧也端了一碗。贤空着手跟在后面。碧看见众人停住筷子在笑，便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吃饭？在笑什么？”

“我们在等你们，”慧抢着说。“你们快坐下来罢。”她拿了碗去盛饭。

“这么多的菜！今天是雄和碧请客，”塌鼻头的云许久都不曾说话，老是摆着笑脸看别人，现在才说出这么两句。

九个人围着一张方桌坐下来。贤挤在佩珠和慧两人的中间。志元第一个动着筷子，张开大嘴吃着。众人一面吃饭，一面谈话。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

“可惜没有酒，今天是应该吃酒的，”志元忽然放下筷子说。

“你的嘴又馋了！现在谁都不许吃酒！”碧看了他一眼，她明白他的意思。

“我说吃你和雄的喜酒呢！你们两个同居快到一个月了！”志元得意地说。

“吃什么喜酒？你脑子里就装满了封建思想！”慧嘲骂地插嘴道。

“慧，你总爱跟我作对，难道先前我们还不曾吵够？我已经让了步，你还要骂我，”志元依旧带笑地说。

慧正在咽一口饭，听见这话就噗嗤笑了，把饭全喷了出来。她连忙掉过头，但已经来不及，落了好些饭粒在桌上，菜碗里也落了几颗。

“不行！慧把菜弄脏了，我们要她赔！”贤第一个嚷起来，慧却只顾笑，用手帕揩嘴。

“今天就象在过节，大家这样高兴，”影一个人忍住笑，望着众人说。

“的确我很高兴。今天就算是过节罢。我们欢迎仁民。我看见他，心里真快活！”志元接口道。

“好，今天就算过节，”贤嚷着，他推着慧的膀子逼着问道：“慧，那碗菜怎么办？”

慧已经笑够了。她看那个菜碗，佩珠刚刚从那里面挟了菜走，接着敏又把筷子放进去。她快活地在贤的膀子上轻轻拧了一下，说：“你这个顽皮的孩子，你不吃，他们会吃。”

众人又笑了。笑声在空中飞舞，在众人的周围盘旋。街上仍旧是静静的。院子里阳光穿过树叶，射下好几颗明亮的斑点在他们的头上和身上。

“我想不到你们在这里过得这么快活！”仁民感动地说。

“我不是写信告诉过你吗？你看我到这里以后人都变了，”志元说，他也很感动。

“我们的生活里是需要快乐的，”慧接口说。她放下碗，站起来低声唱道：

我知道我活着的时候不多了，我就应该活它一个痛快。

“慧总爱说这一套话，”影皱了皱眉头抱怨似地说。

“那么你想活到七十八十岁吗？”慧走到影的背后，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温和地反问道。

“也许，”影短短地回答，回过头一笑。

“我就不预备活到那个时候，我只希望早一天得到一个机会把生命献出去，”敏搁下碗，用冷冷的语调说。“死并不是一件难事。我已经看见过好几次了。我记得很清楚。”他最不能忘记的是有一次他处在危险的情形里，一个唤做德的朋友来救了他，德牺牲了生命让他逃掉。那个人的心情他还不能够完全了解，然而死是无可挽回的了。他看见躺在血泊里的尸体。他觉得生和死的距离在一瞬间便可以跨过。他这样想，眼睛有些模糊了。他慢慢地把眼瞳往上面一翻，他看见从斜对面座位上影的背后射过来慧的眼光。是责备的，还是疑惑的，或者探索的，他分辨不出来，然而慧却知道敏在想什么。

“敏，不要提那些事。记住今天是过节，我们都要快活。你一个人不要打断大家的兴趣。”志元听见敏的话觉得扫兴，便发言阻止他。但是一股忧郁的风已经吹到桌上来了。恰恰这时候好些人搁下了碗。

“我从没有想到死，死至多也不过是休息。我就不会想到休息。”佩珠没有改变脸色，友爱的微笑始终留在她的脸上。

“不要说话，有人在敲门，”碧忽然做个手势严肃地低声说。众人就静了下来。

“我去开门，”贤抢着要去。但是碧已经先走了。

不一会碧带了一个穿学生装的孩子回来，对云说：“克要你去，这里有一个字条。”她把纸条递给云。

云摊开字条看，那上面写着：

云——明给人捉去了。我们刚刚得到消息。你马上就来。克

的确是克的潦草的字迹。云低声把它们读了出来。

“啊！”志元吃惊地叫了一声。

敏站起来，用沉重的声音说：“我也去！”

[1]S地；指上海。

二

夜晚的空气很柔和。深蓝色的天空里布满了一天的星星。

大街旁边一条宽巷子里立着一所庙宇似的建筑。门墙上挂了好几块木牌，工会的招牌就挂在中间。一盏电灯垂在门檐下，微暗的灯光使人看不清楚木牌上的字迹。

两个青年女子跨过门限走进里面。她们走得很快，并不注意周围的一切。

她们经过天井，经过那新近搭的戏台，看见几个人站在台上，她们依旧闭着嘴，不说一句话，一直往里面走。到了右边一排房间的门前她们才站住，轻轻叫了一声“克”。

里面没有回答，却继续送出来几个男人谈话的声音。那个穿花格子布短衫系青裙的女郎先走进去。

那是会客室，克正陪着三个工人模样的男子谈话，看见进来的女子就对她点个头说：“佩珠，陈清在里面。”他又看见佩珠后面的穿灰布短旗袍的女学生，便惊讶地招呼了一声：“德华！”

她们答应一声，就走进了旁边的另一个房间。

陈清正俯在书桌上写什么东西，看见她们进来，便站起来带笑地问：“德华，你几时回来的？”

“今天下午，”德华答道。她没有笑容，她的忧郁的眼光，在陈清的三角脸上盘旋了一会。她接着又微微张开小嘴问道：“明的事情怎样？”

“不要紧。我们去交涉过好几次了。过两天他就可以出来，”陈清平静地回答。

“你是不是在骗我？贤告诉我明的事情不好办，说是有危险，”德华抢着说，她的眼光象刀一般地割着陈清的脸。

“一定是贤在说谎！你不信，你看这封公函！”陈清笑答道，就把桌上的文件拿起来，“我正在给公安局写公函。”

德华带着惊疑的表情走到书桌跟前。佩珠在旁边静静地望着，她的面容渐渐地开展了。

“明并没有什么大罪名，他是为了码头工人跟军人打架的事情给抓去的，公安局已经有公函答复我们了，”陈清看见德华在翻读文件，就继续解释道。

“德华，不要疑惑了。是慧在捣鬼，你上当了，”佩珠在旁边带笑说。

“慧？你为什么提到慧？”德华惊讶地看着佩珠的笑脸。

“你可以放心了。贤告诉你的话一定是慧教他说的，”佩珠安静地说。

“慧跟我开玩笑？为什么呢？”德华放下了公函正经地问道。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一个熟习的女性的声音先进了房间，然后他们才看见慧的被蓝花格子布短衫掩着的健壮的身子。慧的装束和佩珠的差不多，只是她那飘散的头发垂下来掩盖了她的半边脸。

“你要试验德华和明——”佩珠只说了半句话，德华就红了脸不作声了。

“慧，你不应该这样地开玩笑，明是为了大家的事情给捉去的。而且明是我们里面很努力的一个人。”陈清板起面孔给慧来一个劝告。他这个人素来有一点道学气。他做事多，说话少。但遇着他以为不对的事情，就板起面孔说几句话，说完了也就忘记了。因此朋友们听到他的责备并不生气。

“我并没有什么大错，”慧带笑分辩说。“即使说这是开玩笑，我也并没有恶意。你也应该知道明为了德华受了多少苦？他那副忧郁的面孔是谁给他的？德华也太狠心了！何必一定要装得那么冷淡！”

德华不回答，埋着头低声叹了一口气。

佩珠收敛了笑容，温和地责备慧说：“不要提了。你不看见德华在叹气吗？她回来一听见贤的话就着了急。都是你闹出来的。你这个恋爱至上主义者！”

“你们都笑我是恋爱至上主义者！我不怕！我根本就不相信恋爱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我不相信恋爱是跟事业冲突的！”慧红着脸起劲地分辩道，她的一对眼睛在房间里放光。

“轻声点，慧，外面有人！”陈清对着慧做了一个手势低声说。“我们到里面房间去罢。”他引她们往里面走，进了一个较小的房间，那里面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床，此外还有两个凳子。陈清坐在一个凳子上，三个女子就在床沿上坐下。

“慧，你不该这样责备我。”德华坐在中间，她侧着头看慧，她的柔和的，但又带了点悔恨的眼光停在慧的脸上，那两只眼睛把慧的同情也引起来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错，明也把他的心事关在肚里，不让我知道。”德华的恳切的声音在房里微微地颤动，留下低微的余音。她的声音里含着苦恼。

“德华，你不要相信慧的话。她的嘴好象是生来责备人的。没有人说你错，”佩珠怜惜地抚着德华的肩头安慰她说。

慧把一只手围着德华的颈项，亲切地、陪罪似地说：“德华，原谅我，我不过跟你开玩笑。”

这三个女子偎在一起，似乎忘记了房里还有一个陈清。然而陈清在旁边微笑了。

“走罢，佩珠，我们回去，”德华站起来，用了叹息般的声音说。

“好，我们回去，”佩珠也站起来温和地回答。她又看了看那个还坐在床上的慧，说：“慧，你也走吗？”

“不，我不回去，我就在妇女协会睡，今天是我值日，”慧回答着也就站起来。她又加了一句：“你们到妇女协会去坐坐罢。”

“不坐了，我觉得疲倦，”德华没精打采地应道，她跨了门限走出去。

“佩珠，你不要忘记你答应我的文章！后天就要发稿了！”慧在后面大声说。

“我已经写好一半了，我明天一定给你，”佩珠回答了一句，她并不回过头。她给慧主编的《妇女周刊》写文章，已经成了一种义务，至少每两个星期她应该交一篇稿子给慧，周刊按期出版，从来没有间断过。

“你今晚上看得见仁民吗？”慧继续在后面问道。“我要他给周刊写稿子。”

佩珠回过头看慧一眼，连忙回答说：“不，我今晚上不去看他。”

恰恰在这个时候克从客厅里走进来，惊讶地说：“你们就走了？”

“克，明的事情怎样？”德华抢着问道，她带着关心的样子，两只眼睛不转动地望着克，等候一个确定的回答。

“没有问题，他三五天内就可以出来，”克温和地回答，他看见德华的眼光慢慢地柔和起来，仿佛一个笑容掠过了她的脸。

“不过，”克望着佩珠说下去，他的脸上忽然换了严肃的表情，“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们已经知道仁民到这里来了，他们疑心仁民是带了重大的使命来的。仁民应该当心一点。”

“你告诉过仁民吗？”佩珠焦急地问道。

“没有，今天下午我还没有看见他，”克低声回答。

“我去告诉他，”佩珠接着说。她无意间抬起头，看见慧在对她霎眼睛，她也不去管慧，便急急地对慧说：“慧，你陪着德华回去罢，她很疲倦。”

“那么，德华就索性睡在妇女协会罢，我一个人在那里也很寂寞。德华，你觉得怎样？”

“也好，”德华迟疑地答道，她终于拗不过慧的挽留而应允了。

佩珠已经走出了外面的天井，却被克追上了。克交了一只手电筒给她说：“这个你拿去，志元住的那条街不容易走。”

“谢谢你，”佩珠望着那张被口里喷出的热气笼罩着的小脸，感谢地笑了笑，把手电筒接了过来。克把她送到大门口，还立在那里看她的背影。但是一瞬间她的影子便消失在黑暗里了。克默默地伸起右手在头上搔了两下，然后转身回去。

克回到房里，德华已经跟着慧走了。妇女协会的会所也是这个大建筑的一部分，就在对面，一个池子隔在中间，但是有一道石桥通过去。从这个房间里人可以望见那边的灯光。

克走到陈清旁边看他抄写公函。窗外响起了一个熟习的粗声：“克！”接着志元的脚步声在石阶上响起来。志元的皮鞋上钉得有靴钉，他的脚步声是容易分辨的。但同时还有别人的声音，来的不只一个人。

志元嚷着进来了，在他的后面跟着仁民。两个人走在一起，身材差不多，好象一对弟兄。志元的方脸上堆着笑。

“你看见佩珠吗？”克看见志元马上问道。

“佩珠，她在什么地方？”志元惊讶地大声反问。

“她到你们那里去了，刚刚去的，不过几分钟，你们去追还来得及，”克急急地说。

“好，我们就去，不要叫她跑冤枉路。那几条街很难走！”仁民关心地说，他拉着志元就要走。

“仁民，你等一下，我跟你讲几句话，”克把仁民拉到里面房间里去。过了一会，两个人一道出来，脸色和平时一样，好象没有什么重大事情似的。

“走罢，”仁民在志元的肩上拍一下，声音平静地说。志元惊奇地望着他，志元不知道克和他说了些什么话，又不知道佩珠为什么在这时候去找他们。

志元还想留着向克问几句话，却被仁民催促起走了。两个人半跑半走地出了大门，跑到黑暗的街心，于是大步走起来。

大街上还热闹，有行人，有灯光，也有艳装的妓女。但是一切似乎都罩在一层雾里。一个年轻的妓女走近他们的身边，用好奇的眼光看了他们两眼，就让他们走过去了。

他们转弯进了一条曲巷，走了不一会就看见火光，一个穿学生装的男子拿了火把在前面走，那熟习的背影给火把照亮着，在他们的眼前摇动。

“是敏，我们赶上去！”志元高兴地对仁民说，便加快脚步走着，同时叫了一声：“敏！”

那个男子站住了，掉过头来看他们，一面问道：“谁？是志元吗？”他听见了靴钉的声音。

志元答应着，大步走上前去，亲切地抓住敏的膀子，粗声问：“你回家去？”

“真凑巧。我正要找你们。”敏现出高兴的样子。“仁民呢？”他刚刚说了这三个字，看见仁民走过来，便严肃地小声对仁民说：“你应该小心，我得到了——”

“我知道了。我们走罢，你到我们家去。”仁民连忙阻止了敏，他拉着敏一道走，他不愿意在街上多站一些时候，他害怕会因此跟佩珠错过。

“我不去了，我还要到克和慧那里去，”敏坚决地说。他看了看手里的火把，火把正燃烧得发叫，往四面投射火花。他就将火把递给仁民，说：“这个给你，你们用得着它。”

仁民微微一笑，说了一句：“你们都忙，只有我一个人空闲。”

敏也笑了：“大家都是为着一个目标，你还说什么客气话？”他投了一瞥友爱的眼光在仁民的丰腴的脸上，挣脱了志元的手（这些时候志元就抓住他的膀子没有放过），迈步投入黑暗里不见了。只有脚步声还回到仁民和志元的耳里来。

仁民拿着火把站在街心，还回头去望那发出脚步声的黑暗，似乎想在黑暗里看出什么东西来。

“走罢，仁民，你难道发痴了？”志元在旁边笑道。

仁民不回答，跟着他往前面走了。

两个人急急地走着，不说一句话，让黑暗包围着他们。火把头上放出红黄色的光，照亮了一小段石板路。火花时时落在地上，红一下就灭了。他们走完一条巷子又转进另一条，没有遇见一个人。志元的靴钉在静夜里清脆地响着。火光渐渐地黯淡了。

“把火把给我，”志元忽然短短地说一句，就将火把抢了过来，捏在手里往后一甩，再一抖，许多粒火星落在地上，火把熊熊地燃起来。他们又走进一条巷子了。

“志元，”仁民的颤动的声音忽然响起来。志元含糊地应了一声，却只顾往前面走。

“我想哭，”仁民短短地说了一句。

“你想哭！这是什么话？”志元掉过头看仁民，责备似地说，把口沫喷到了仁民的脸上。

“我高兴得要哭了！我看见你们大家——”仁民再也不能继续说下去，他觉得眼睛开始模糊起来，象挂上了一层帘幕。许多面孔在帘幕上轮流地现出来，每张脸都是活泼的，年轻的，上面笼罩着一道光辉；每张脸都对着他微笑。最后一张鹅蛋形的少女的脸遮住了一切。那张脸是他所熟习的。他看见那张脸，就看不见脚下的一块突起的石板，他把脚踢到那上面，身子向前一俯，跳了起来，几乎跌倒在地上。但是他站住了。

“当心点，”志元惊讶地看他，后来就微笑了，张开大嘴温和地说：“仁民，你的感情太多了！高兴的时候应该笑，不应该流泪。我在这里天天都笑。”火把只剩了一小段，火快要烧到他的手指了。他就将火把掷在地上，火把散开来，风一吹，火星便往上面飞，他也不去踏熄它们，就往前面走了。他的眼睛里还留着火光，但是慢慢地、慢慢地路在他的眼前变得黑暗了。

“仁民，你当心点！你看得见吗？快到了！”志元断续地对仁民说，他听得见仁民的脚步声，他听得见仁民的呼吸。他熟习路，他知道再过一条巷子便到家了。路是直的，只要他放慢脚步，就可以毫无困难地走到家。

在仁民的眼前的确横着一片黑暗，他的不熟习的眼睛是看不见什么的。他抓住志元的一只膀子，困难地移动脚步。他忍耐着，并不慌张，他知道这黑暗的路程不久就会完结了。

他们到了志元的家。志元的眼睛可以分辨出石阶和大门来。他走上石阶，在门上接连捶了几下。里面起了应声，过一会一个小女孩拿了一盏煤油灯来开门。

“有客人在房里，”小女孩看见志元就用本地话说了，她的眼皮又疲倦地垂下来。

“一定是佩珠，”仁民高兴地说，便急急往里走。志元在旁边好心地微笑了。

仁民先走进房间。佩珠正坐在书桌前面的藤椅上，埋着头在看书，用手翻着书页，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惊喜地说：“你们回来了！”就阖了书站起来。

“佩珠！这夜深你何必赶到这里来？”仁民感激地说，他含笑地望着她的脸。那张脸映着灯光显得更亮了，柔和的眼光仿佛在抚摩他的脸似的。

“我来告诉你——”佩珠走过来，到了他面前，关心地看着他，开始低声说。

“我已经知道了，那不要紧！”仁民抢着说，把她的话切断了。“我们刚从克那里来。”

“我也是这样想。但是你也得当心，”她平静地说，并不把眼睛从他的脸上掉开。她看他，好象这张脸是她所不认识的，其实她已经见过它不知多少次了。依旧是那么圆圆的，却比从前黑了一点，脸上也多了一些皱纹，只有眼睛不会老，那一对眼珠非常清明，似乎就要看穿一个人的心。眼光是柔和的，但又是坚定的。她知道他很能够保护自己，她知道他不再象从前那样地粗暴了。生活折磨着他，反而把他锻炼成一个结实的人。她放心了。“其实我们在这里谁都是有危险的，不过我们住久了的人，多知道一点避免危险的方法。”

“佩珠，你看仁民现在改变多了，”志元似乎知道她的心理，接下去对她说，他带着满意的微笑看他们两个人。

“你们不是也都改变了吗？今天的社会就是一个大洪炉！”仁民笑着说。他看佩珠，佩珠不再是从前那个不大讲话的姑娘了。自然她现在还年轻，比他年轻得多，她的脸上到处都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但是她的和谐的面部组织之中却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是她从前所没有的。这力量把他抓住了。他不觉感动地说：“佩珠，我几乎不认识你了。”

“你是在责备我吗？”佩珠含笑道。

“责备你？我不配！我应该说赞美你，”仁民连忙分辩道，从他的眼睛里的确射出来赞美的眼光。“志元，你还记得我们在S地的情景吗？”他忽然掉头望着志元问道。

“近来渐渐地忘记了，”志元说着就走到床前，一屁股在床沿上坐下。“有时候想起那些事情，就好象做了一个怪梦。然而我醒转来了。”他摇摆着头，抖动着身子，样子很得意，他的方脸上现了红光。佩珠在藤椅子上坐下了。

“你还记得那番话吗？你说过我们的命运还不及一根火柴。我们挣扎受苦，一直到死，都没有照亮什么的机会。”仁民背着灯光靠书桌站着，人看不清楚他的脸，只听见他的严肃的声音。

“谁记得那些鬼话？那个时候病把我的脑筋弄昏了！”志元张开大嘴，吐出来责备的声音。他早已把过去的痛苦的生活埋葬了。他把坟墓封得紧紧的，不要人来替他挖开它。

仁民不去管他，依旧用严肃的声音说下去：“可是我记得很清楚。很奇怪，我来到这里，看见佩珠，看见你们大家，我就想起了陈真。陈真为着理想牺牲了一切，他永远那样过度地工作，让肺病摧毁了身体。他这个二十几岁的人却耽心着中华民族太衰老，耽心着中国青年太脆弱。一直到他死，我没有看见他快乐过。想起来这真是一个悲剧。他不能活起来看见这里的景象，”仁民说到这里略略停了一下，他的眼睛湿了，声音也有些涩了。屋子里是阴暗的，书桌上的煤油灯光被他的阔背遮去了大半。他仿佛看见陈真的戴着宽边眼镜的瘦脸，陈真就坐在床上志元的身边听他说话。他抬起手揉了揉眼睛。“他挖苦佩珠，叫她做‘小资产阶级的女性’。现在佩珠还在这里，许许多多青年都在这里，可惜陈真永远消失了。他连一线的希望也没有看见！”

仁民闭了嘴，摸出手帕擤鼻涕。没有人答话。屋子里静得很。外面街上狗在叫，叫声显得更响了。

“佩珠，你能够原谅他吗？他误解了你。”仁民偏过头去看佩珠。她听见他的话，便抬起头来，她的眼角上有泪珠。

“他并没有误解过我，他的批评是不错的。我的确是小资产阶级的女性。不过我希望以后我能够做一个有用的人。我要尽我的力量做去。他也曾给了我好些帮助。他收藏的那些书，那些传记，你不记得吗？”佩珠的声音并不高，却有力量，一个字一个字清晰地印在人的心上。“可是你们大家要多多指教我。我需要严厉的指摘。”说到这两句，她谦逊地笑了。她伸手把那几缕垂下来快遮住她的眼睛的头发挑了上去。“在这里大家待我太好了。我倘使能够做出什么事情，那都是靠大家帮忙。你问问志元。”

志元这些时候就不转眼地望着仁民和佩珠，听他们两个说话，他的注意力被他们吸引了去。忽然间他看见佩珠指着他要他说话，他连忙张开口，但什么东西堵塞了他的鼻孔，他一挣扎，就打了一个响喷嚏。声音很大，响彻了整个房间。

“你只有这一点没有变，”仁民在旁边好意地微笑了。他接着关心地问道：“志元，你的身体比从前好吗？”

“好多了！我自己觉得很健康，肚皮不曾痛过一次，”志元揩了鼻涕，昂起头说。“在这里日子过得很快。只愁时间不够。我和佩珠都很快活，亚丹也是。下个星期亚丹就回来了，蜂场的事情需要他。他也很快活。”他提到的亚丹也是仁民的朋友。志元到这里来时，是和亚丹同来的。亚丹如今在乡下一个小学里教书，他还做着别的事情。

“亚丹给我写过不少的信。他每封信都说他是如何如何地快活，他整天和那些天真的小学生在一起。”仁民听见说到亚丹，便想起了那个长身材的大学生。亚丹有一张瘦瘦的长睑和一根高鼻子。到这里以后他喜欢穿一件灰布长衫，人很少看见他换过别的衣服。这些情形昨天有人告诉了仁民。仁民想起这件事觉得好笑。他接下去说，“我真羡慕你们，你们都很努力！”他马上又换了语调问他们：“你们还记得小川吗？”

“记得。他还在大学教书吗？”佩珠说。

仁民摇摇头说：“他让校长解聘了。他讲话随便，得罪了人。最近进了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现在他的态度好多了。德娴最近加入了我们的团体。”

“德娴我知道，就是小川的小姨，佩珠的好朋友嘛！”志元笑道。

佩珠的脸上发出了喜悦的光辉，她睁大眼睛说：“德娴最近来过一封信，她没有讲起这些事情。”她高兴地微笑了。

“她要我当面告诉你，她说，你知道了，一定会高兴，”吴仁民含笑道。

佩珠感激地笑了笑，说：“那么感谢你。”她站起来又说一句：“我应该走了。”

“你今晚上在这里睡罢，”志元挽留说，他也站起来。

“我还要给慧的周刊写文章，我写好了一半放在家里。”佩珠打算回去，她摸出表来看，快到十二点钟了。

“这样晚，你不用走了。文章明天写，不是一样吗？”志元坚决地阻止她走。

“你回去也好，我们两个就送你回去！”仁民提议说。

“不要紧，我一个人走好了，我不怕，”佩珠摇摇头说。

志元责备地看了仁民一眼，粗声说：“这个时候在僻静的街上走，很危险。这里比不得S地。我不能够放佩珠走。我们有帆布床，搭起来很方便。”志元变得很执拗，他的口沫差不多要喷到了佩珠的脸上，她连忙避开了。她懂得他的话。这时候在街上走，的确不安全。她答应留下来了。

“佩珠，你饿不饿？我有打汽炉，还有些米粉，仁民剩得有罐头牛肉，我们来弄点东西吃，好不好？”志元高兴地打开柜子。

“好，让我来做，”佩珠孩子似地抢着说。她去找打汽炉，很容易地在屋角里找着它，捧出来放在条桌上。仁民把酒精瓶递给她。她很快地把火弄燃了。

“佩珠，看见你这个样子，我真高兴！”仁民感到兴趣地在旁边看她忙着，满意地说了这样的话，眼睛里流露出爱慕的眼光。

佩珠没有答话，不过掉过头望着他微微一笑。

三

明释放了。陈清到公安局去接他回来。他们到了工会。有好些人等着和明谈话，但是看见明的没有血色的瘦脸和疲倦的表情大家就渐渐地闭了嘴，让明安静地歇了一会。过后云陪着他到妇女协会去。在那里他们第一个就看见慧，慧把他们引进里面的一个房间，有好几个人在等候他们。坐在房门边一把椅子上、穿着灰布短旗袍的是德华，她正用右手支着头倾听别人讲话。她听见脚步声便掉过头往门外看，把右手从桌上取下来。她看见明，脸上略略现出惊喜的表情。她把嘴一动，似乎要说什么话，却又没有说出口，只把头对他微微点了一下，悲哀地笑了笑：她注意到明的面容憔悴多了。

“明，”明一进门，贤就跑过去抓住明的手快活地笑起来，把他的突出的牙齿露给明看。房里的人都站起，全走过来围着明，抢先同他握手。明觉得头昏了。他慢慢地定睛看。他看见碧，看见影，看见佩珠，看见亚丹，还看见云的妻子惠群，这个中年妇人也是妇女协会的职员。

“你们都好，”明看见这些温和的笑脸觉得很高兴，便微笑道。

“你这几天一定受够了苦，我们时时都在想你。”佩珠望着明的憔悴的脸，就好象看见人从她自己的脸上割去了肉似的，心里十分难过。

“受些苦，是不要紧的。我想不到还会活着出来。现在我好了，”他依旧微笑地说，在他的带着苦刑的痕迹的瘦脸上，那微笑也是悲哀的。

“你来了，”明望着亚丹说，“大家都说你在那边很努力。”

“比起你，我却差远了。你简直是为着工作弄坏了身体，”亚丹恳切地回答道。

明又用眼睛去找德华，她一个人站在桌子前面，离他较远一点。她这些时候就默默地望着他，他却不觉得。

“德华，你为什么不过来跟明握手？”慧看见明在看德华，马上嚷起来。她走过去把德华半推半拉地引到明的面前。众人带笑地望着。

德华略略显出为难的样子，她站在明的面前伸出手给他，低声说：“你比以前更瘦了。我们时时替你耽心，不知道在那里面人家怎样待你？”她勉强笑了笑，但是泪珠把她的眼睛打湿了。她看得很清楚，明的左颊上还有一条伤痕。

“那些痛苦都是过去的事情，”明亲切地答道，紧紧握着她的柔软的手，他觉得她的手在微微颤动，他自己的手也慢慢地抖起来了。他用温和的眼光抚她的脸，让他的眼睛代替嘴说出更多的话。她并不避开他的注视，却只用微笑来回答。众人静静地望着他们，连慧也不开口了。贤却跑到佩珠的身边，捏住佩珠的一只手紧紧地偎着她。

明放开德华的手，温和地说：“你看，我还不是和从前一样健康。”“健康”两个字从明的嘴里出来，似乎就表示着另一种意义。他从来不曾有过健康的时候，现在更瘦下去了。

“明，你在床上躺躺罢，你一定很疲倦，”佩珠看见明现出支持不住的样子，关心地劝道。

“不，我很好，”明摇摇头，表示他并不疲倦，又用惊讶的眼光看众人，一面问道：“你们为什么都不坐？”

“你先坐罢，你应该休息一下，”慧答道，她又对德华说：“德华，你让明在床沿上坐坐。你们有话，坐着说，不更好吗？”

德华看慧一眼，似乎责备慧不该这样说话。但是她马上又顺着慧的语气对明说：“明，我们在那边坐坐，大家坐着谈话更方便。”她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了。明跟着她在那边坐下去。贤跑过去，坐在德华旁边，他的身边还有一个空地位，他便对佩珠招手说：“佩珠，你来，你来。”

佩珠摸出表来看，说：“我应该走了。仁民他们在等我。”

明惊讶地看佩珠，他想起陈清告诉他的话。仁民来了，这是一个好消息。他没有见过仁民，但是他读过仁民翻译的书。他常常听见人谈起仁民的事情。他觉得仁民就是他的一个很熟的朋友。他希望马上就看见仁民，他有好些话要和仁民谈谈。他便问：“仁民在什么地方？我去看他。”

“你不要去，现在我们有事情，你也应该休息。我叫仁民明天来看你，”佩珠阻止道。她不等明回答，就唤那个瘦长的小学教员道：“亚丹，我们走罢。”

亚丹应了一声，又和明打个招呼，便迈着他的阔步，和佩珠一起出去了。他跨过门限时，还回过头留恋地看看众人。

慧跟着亚丹们走出去。她回来时正看见明和德华在谈话，她很高兴，她很少看见明和德华这样地谈过话。她带笑地打岔他们说：“明，你应该谢谢德华呀！她为着你的事情差点儿急坏了。”

“为什么单单是我一个？你们不都是他的朋友吗？”德华略略红着脸分辩道。“难道你们就不着急？”她轻轻地在贤的头上敲了一下，责备似地说：“你这个顽皮的孩子，你还忍心骗我！”

“慧叫我那样说的！全是她的主意！”贤站起来指着慧带笑地嚷着。后来他又坐下去，拉着德华的一只膀子。

“你又不是一架留声机！”慧噗嗤一笑，走过来，也把贤的头敲了一下。

云在旁边看着微微地笑了。他对众人说：“慧爱跟人开玩笑。”

慧正要答话，却听见外面有人唤她，便匆忙地走出去。

房里宁静了片刻，过后碧和影又在角落里低声谈起话来，她们两个站在那里已经谈了好一会，一个站在窗前，一个靠墙壁站着。

“碧，你们两个在谈什么秘密话？”许久不曾开口的惠群大声说，她的脸上带着中年妇人的和蔼的笑容。

“不告诉你，”碧掉过头短短地回答了一句。

“你们应该陪着明玩玩，不应该冷落他，”惠群带笑地责备她们说。

“惠群，你不看见他和德华正谈得起劲吗？我们不要打岔他们才好！”碧接口说。

惠群回头去看，果然德华对着明在低声讲话，明注意地倾听着。她向着云一笑，一面站起来小声说；“我们走罢。”她又向贤招手。贤做了一个滑稽的笑脸，默默地跟着这一对夫妇出去了。

房里少了三个人，也没有人注意。碧和影依旧在屋角低声谈话，她们在讨论工作上的事情。德华向着明吐露她的胸怀，她在叙述她回家以后的生活。明感到兴趣地听着，在她的叙述中间，他不断地点着头。

“明，你为什么常常带着忧愁的面容？我就没有看见你高兴过，仿佛你心里总是有什么秘密似的。”德华忽然提起这件事，她同情地、温柔地看着他，她的眼光同时又是深透的，似乎要刺进他的心。

明的瘦脸上掠过一道微光，但是马上又消失了。他现出迟疑的样子，他觉得为难，他不愿意谈这件事。但是她的眼光不肯放松他。他得回答她，然而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他支吾了半晌，断续地说出几个含糊的字。最后他才用比较清晰的声音说：“我没有什么秘密，也许我生来就带着阴郁性……我的身世很悲惨。”明常常说他的身世很悲惨，但是他从不曾把他的过去告诉人。人只知道他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儿。

“我的情形恐怕也不会比你的好。从前人家常常笑我爱哭，近年来自己觉得好了些。我也能忍住哭。”德华说着，两只眼睛不转动地望着他的脸。她的眼光在那伤痕上停留了一下，便移开了。她略略把头埋下来。“我也知道过去的生活在一个人的心灵上留下的迹印很难消灭。可是人不能够靠忧愁生活。我已经忘记了许多事情，我希望你也能够忘记。”她的声音微微地战抖着，留下了不断的余音。最后她吐了一口气。这些话都进了明的耳朵。他的心跳动得厉害了。

“德华，你有时候也看天空的星星吗？”他想压下他的感情，但是终于忍耐不住发出了这句问话，黄黑色的瘦脸被云雾罩住了。德华看他，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回到家里，没有事，晚上就坐在院子里一个人望着蓝天发痴想。我那个继母从来不理我。”她说起家里的事情，便觉得不愉快。她不愿意再说下去，便问他：“你喜欢看星星吗？你为什么忽然问起这句话？”

明梦幻似地望着她的脸，好象不认识她似的。他自语似地说：“我晚上常常在黑暗的巷子里走，你知道我常常从码头工会到这里来。街道很黑暗。我没有电筒，也没有火把。只有星光照着我的路。我常常仰着头望星星。我爱它们。它们永远在天空里放射光芒，我只能够看见它们，却达不到它们那里。”他略略停顿一下，然后继续说：“那些星星，它们是永远不会落的。在白天我也可以看见它们。”就在这时候他也仿佛看见两颗星在他的眼前放光，他完全不觉得那是德华的一对眼睛。

“你想象不到这几天我怎样地过日子。在拘留所里我整天看不见太阳。人们常常拷打我，他们要我供出什么阴谋来。他们甚至恐吓说不让我活着出去。那些日子真难过。但是我并不绝望。在那个时候我也看见星光。甚至在囚室里星光也照亮着我的路。”明开始说话的时候，声音还很低。但是渐渐地声音高起来，他的眼睛也发亮了，先前的疲倦和忧郁都被一种激昂的感情扫去了。他的脸红着，手动着，从他的口里吐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是很清晰的，而且有力量，这使得碧和影也停止了谈话来看他。

“明，你说得这么美丽，你说得我要哭了。”德华的眼里含了一眶眼泪。她极力忍耐，却终于进出了这个声音，同时把哭和笑混合在里面。这时候她没法控制自己，只好让她的感情奔放。“这些话，你不应该对我说，你应该对佩珠说，我是不配的。”她说罢便倒下去，把头压在被褥上低声哭着。

碧和影都跑过去，惊奇地问：“德华，什么事情？”影侧身去扳德华的身子。

明也弯着身子唤德华。德华不回答。碧温和地安慰明说：“明，你也应该休息了，我们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多的苦。”

“她怎样了？她为什么哭？我完全不知道……”明带了点惊惶地问碧，他的声音变了。他又找回来疲倦和忧郁，好象他把精力都放在先前的一段话里面，他说完那段话，他的精力便消失了。碧不知道这个，她看见明的脸色不断地在变化，愈变愈难看，她还以为这个打击是德华给他的，她便答道：“没有什么事情。你不看见德华爱着你吗？”

“她真的爱我？”明疑惑地望着碧低声问道，好象就害怕这句问话被德华听见似的。

“你还不相信吗？”碧大声说。

“我明白了，”明自语着，后来便笑了。在碧的眼里看来这笑只象苦笑，碧觉得今天明的举动有点古怪，使人不容易了解。

“德华，”明温和地唤着，正要俯下头去对她讲话，忽然一阵脚步声打岔了他。克跑进来，一把抓住他的膀子，并不问他在这里还有没有事情，便说：“明，快出去，有好些工人来看你。在那边等着。你去对他们说几句话。”克的小脸上堆着快乐的笑，他说话说得很快，嘴里不停地喷气。明还来不及答话，接着云又跑了进来。他们两个人把明拥起走了。克还回过头对影笑了笑，说：“影，你也出来看看。”

影温柔地含笑答道：“我就来。”

德华从床上坐起来。她还有话要对明说，她唤了一声：“明。”没有回应，脚步声已经远了。她走到影的身边，把一只手搭在影的肩上，痴痴地望着窗户。阳光穿过窗户射进来，把窗格的影子照在地上，无数粒灰尘在阳光里飞舞。她的脸上还留着泪痕，她也不去揩干。

“何苦来！”影摸出手帕替德华揩脸，一面怜惜地说。“这是用不着哭的。你平常爱说你能够忍哭，今天却流了这么多的眼泪。为什么哭呢？你爱明，那是很平常的事情，又没有人干涉你们。”影说这些话好象一个姐姐在安慰她的小妹妹。

在外面响起了人声，声音嘈杂，仿佛许多人在用本地话贼口号。接着那些人又唱起歌来，声音很粗，而且不合拍子，显然是从不熟习的嘴里唱出来的。

“你听，外面多么热闹。他们在欢迎他了，”影温柔地抚着德华的软发高兴地说。

“别人不会来干涉吗？”德华低声问。

“为什么来干涉呢？他们并没有激烈的行动，现在又不是戒严的时期，”碧接口说，她的小眼睛睁大了望着窗户，好象从窗户望过去便可以望见那热闹的景象一般。

惹走进来，口里哼着劳动歌，就是那些工人唱的，她跟着他们唱起来：

……

我们耕了田，我们织了布，

我们修了房屋，我们造了仓库。

……

“德华，我们出去看，我们四个人一道去，”慧停止了唱歌对德华说。

“好，我们走，”碧应了一声。影挽着德华站起来，四个人一起走了出去。

走出妇女协会，她们下了石阶，又走过石桥。工会门前的石阶上有几个人匆忙地跑来跑去。一个穿学生装的青年抱了一大卷传单从里面出来。

“敏！”慧高兴地叫了一声。

敏站住了，掉过脸来看她们，望着她们笑了笑。他不说话，也不等候她们，就匆忙地往外走了。

贤从外面跑进来，口里唱着歌，他看见她们便站住了，快活地大声说：“他们都在外面，你们快去看！”他跑着进了工会。

贤的话象一把火点燃了这四个女郎的热情：她们的眼睛马上发亮。她们怀着跳动的心加快了脚步走到外面去。

外面是天井，其实应该说是一个大广场，地方很宽敞，还有两株大榕树排列在左右两边。广场上挤满了人。这个景象使她们吃惊。她们料不到在这个短时间里会来了这么多的人。

那个新搭的戏台做了讲台，好几个人站在上面。明在那里说话，他的声音很低，只有断续的字句送进她们的耳里。在前面人声嘈杂。好些学生在人丛中挤来挤去，散发传单。她们看见英吃力地挤着，满头大汗，挣红了那张可爱的小脸；又看见贤抱了一卷传单挤进人丛里去。她们也用力在人堆里挤着，一些人看见她们，便让出了一条窄路，她们还不曾走到讲台前面，掌声就突然响起来。掌声不断地响着，后来渐渐地稀少了。人丛中忽然响起了一个清脆的喊声，是女人的声音，叫着一个响亮的口号。接着许多青年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响应着。于是全个广场都震动了。那些粗暴的喊声象海涛一般向着讲台冲过来。

“你看，佩珠在那里，”影象发现什么秘密似的惊喜地推着德华的膀子说。

德华随着她的手指看去。在左边榕树下石凳上就站着佩珠。她举起一只手在空中挥动。她口里嚷着，头摇着，那一头浓发全散开来，跟着她的头飘动，那么一大堆！它们时而遮了她的半边脸，时而披到后面去。远远地望过去，好象是一个狮子头，狮子在抖动它的鬃毛。许多人站在下面伸长了颈项看。她又埋下头去对他们讲话。

“我也去！”慧热烈地说了一句，便离开她们挤进入丛里去了。

“我们到前面去听仁民演说，”影说了一句，她和碧、德华一直往讲台面前走，因为这时候在讲台上响起了仁民的洪亮的声音。

她们到了讲台旁边。那里已经围满了人，她们没法挤到正面去。太阳没遮拦地照在她们的头上。她们一头都是汗，汗珠沿着鬓角流下来。她们并不管它，却只注意台上仁民的侧面影子。

仁民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他那些断续的字句并不能够抓住群众的注意力。他说得太慢了，停顿的次数多，有时候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但是他的声音却能够响彻全个广场，而且他的结实的身体、坚定的姿势、热烈的表情，也可以使那些听不懂他的话的人感动。所以这时候广场上反而静了下来，似乎全场的人都在听他讲话。

不久仁民闭了嘴。于是掌声象春雷一般地响起来。佩珠又在那边叫了，差不多同时还响起了另一个女性的叫声。那是慧，她站在另一株榕树下面的石凳上，高声唱起劳动歌来。许多人都跟着她唱。起初是青年的声音，渐渐地就渗入了那些充实的、粗暴的声音。全个广场都在动了。到处都有淡黄色的东西在飞舞，那全是油印传单。

克接着出来说话。克的声音，克的姿势是许多人熟习的。他比仁民有更多的经验，而且知道使用通俗的字句。他的声音虽然比较低一点，但是他能够抓住听众的注意力。许多人都在倾听他的演说。影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的脸。她的脸微微发红，嘴角浮起了笑意。

忽然一个青年匆忙地跑上讲台，那是敏。他在克的耳边说了几句话，克回过头答了几句，又继续说下去。敏留在台上和别的人低声谈了片刻，然后他和志元、陈清几个人下了讲台挤进人群里去了。

克的态度很镇静，但是并不能够制止群众中间的骚动。

“出了什么事情了，”碧低声自语道。她看见影的脸上也带了惊讶的表情。她回过头去，无数的人头在摇动，遮住了她的视线。

德华正在看讲台上站着的明，她没有听清楚碧的问话，便说：“你看，明的脸色这样难看，他支持不下去了，他们要让他休息才好。”她看见没有人答话，就推动碧的膀子请求似地说：“你去，你去告诉明，要他进去歇歇。”

碧没有注意德华的话，她痴呆似地望着骚动的群众。

影低声在德华的耳边说：“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的声音里带了一点颤动。

“什么事？”德华吃惊地低声问，她也回过头去看群众，只看见人头晃动，人声嘈杂，似乎听众突然增加了一倍。

“慧！”碧忽然惊喜地叫起来。慧在人丛中挤出了一条路，披着头发，红着脸，手里捏了一张传单，气咻咻地向她们跑来。慧跑到了碧的面前，把一只手搭在碧的肩上，喘着气，激动地说：“我们被军队包围了。”

德华惊疑地望着慧的激动的脸，然后她掉头去看讲台。克还在对群众说话，明、云、仁民都还立在那里。她匆忙地说了一句：“我去告诉明，要他进去。”她不等慧说什么，便急急地走了。

“军队来了，我不信！这是一个和平的集会，他们来干什么？”碧激动地说。她并不害怕，但是她很气愤。她觉得今天就象在过节，大家应该快活地、热闹地过一天，来欢迎明，来表示一些休戚相关的感情。对这样的集会完全没有来干涉的必要！然而旅部却派来了军队。不仅碧这样想，影和慧也是这样想，许多人都是这样想。

“军队来干什么？谁知道？一定是来驱散群众的！”慧气愤地说。“大家不走，看他们有什么办法！”慧的眼睛里冒出火来。

“军队来了！”群众忽然惊慌地叫起来，于是起了一阵拥挤，有好些进来看热闹的人就想往外面跑。

“大家不要慌！不要怕！”克看见这情形，便大声对群众说。但是他的声音已经不能制止骚动了。那些看热闹的人再也无心听什么人的话。他们在人群里乱嚷，乱跑，乱挤，把秩序弄得更坏了。

德华陪着明下了讲台，从人丛中挤出去，到工会里面去了。云站到前面去帮助克维持秩序。仁民带着严肃的表情在看广场上的群众。

“仁民应该躲避一下，”慧在下面看见仁民，便低声对影和碧说。“旅部里很注意他。”

慧的话还没有说完，她就听见一个熟习的尖锐的声音在人丛中响了：

“不要害怕！我们是徒手的民众，军队不会干涉我们！秩序，大家要守秩序！不要挤！我们就要散会了！”

这是佩珠的声音，她依旧站在石凳上，挥动两只空手，抖动她的头发，挣红了脸地叫着。她的声音飞起来，高出于别种声音之上，压倒了一切。

“不要怕，大家守秩序！”佩珠的话被许多人响应着，贤和志元在佩珠对面的石凳上出现了。志元老是张开他的大嘴叫。

“我们上去告诉克，是不是要提早散会，”影耽心地说。

慧、碧，影三个女子接连地走上了讲台。慧第一个开口。“仁民，我们到里面去。”

“等一下，大家一起走，”仁民答道，他不愿意马上离开眼前的景象。

“你应该避开一下，说不定今天会有意外的事情，”慧把她的细眉微微一皱，低声说。她的面容很庄严。

仁民的脸色突然一变，好象有一股冷风吹过他的脸。他低声说：“你是指流血吗？”

慧默默地点了点头。影把一只手搭在慧的肩上，说：“那么还是早些散会罢。”

“不，那不可能！我不相信！”仁民摇头说，他的眼里射出一股强烈的光，眼光坚定，里面充满着信仰。“现在流血是没有用的，我们根本就没有准备。”

“倘使人家准备好了呢？”慧低声反问道。

“那么，我们就应该想法避开，”仁民坚决地回答。“我去告诉克。”他便走到克的身边去。

“克，现在就宣布散会！”仁民说这句话就象在发一个命令，他的声音是那样坚定，使人没有发问的余地。

克惊讶地看他一眼，严肃地低声说：“等一下，等敏回来再说。”

“不要等了，事情很严重，”仁民严肃地说。

“我知道，”克点点头，接着他又说：“你也应该当心，这里面一定有侦探。你先到里面去，不要让很多人认识你。”

敏和陈清一道来了。两个人都跑得气咻咻的，满头都是汗珠。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敏在克的耳边说了几句话。

“好，我们散会罢，”克下了决心说。“敏，你去告诉佩珠，要大家守着秩序走出去！”

“我去找佩珠！”慧抢着说。

“我也去！”影和碧一齐说。

“慧，你不回协会去？那里也应该有人看守，”敏对慧说。

“惠群在那里，不要紧，”慧匆忙地回答着，便跟着影，碧两个走下讲台，挤进人群里去了。

“纠察队都在下面吗？”克问敏道。

“都在。全靠他们维持秩序。今天看热闹的人也不少，所以秩序乱！”敏回答道。他接着对云说：“云，我们到下面去。”

云跟着敏走下去了。人声依旧嘈杂。骚动也没有停止。克在讲台上宣布散会了。

慧、影、碧走到佩珠的身边，全跳上了石凳，这四个女子站在一起似乎变得更勇敢了。她们大声叫喊，传达散会的消息。影把一只手搭在慧的肩上。在她们的下面，群众慢慢地拥挤着往外面走了。那么多的人结合在一起，就象一股水流。大家开始唱起劳动歌。

“取消苛捐杂税！打倒陈××！”

慧受了感动，觉得她的心也跟着那无数人的心跳动了。她很高兴，忘了自己地叫起来。陈××就是统治这个城的旅长。

“慧，当心点，你不要乱叫，”影拍着慧的肩头说。

佩珠掉过头看慧，低声说：“慧，我们今天不准备流血。”

慧笑了，她解释说：“不要紧。我叫得高兴，就顺口叫了出来。”

“大家守着秩序好好地走呀！”佩珠不再跟慧说话，又掉头去看群众，对着那些摇动的人头大声叫道。许多张脸掉过这边来看她，对她微笑。许多只手向她挥动。等到最后一队人走过了她们的面前，她们都跳下石凳来。

在外面群众毫无阻碍地通过了军队的防线，并没有发生冲突，秩序很好。大家齐声唱着歌。阳光跟着歌声渐渐地消失了。

阴暗的广场上就只剩下佩珠这几个人，一面谈论着走回到里面去。

佩珠忽然微微一笑，自语似地说：“今天的成绩很好。”

“我耽心事情还不曾完结呢！”影用一种不确定的声音说。

“不必去管它。斗争总有一天会来的，”慧接口说，她懂得影的意思。但是她并不害怕。她倒希望斗争早些到来。她一个人又低声哼起了劳动歌。

“但是我们今天算是胜利了。”佩珠想到今天的事情，很高兴。她常常是乐观的。

“佩珠，你不要过于乐观，我们以后还需要更大的勇气，”克在后面说，从他的眼镜后面透出来严肃的眼光。

什么勇气？佩珠睁着一双大眼睛惊讶地问了一句。然后她平静地说：“我想我是有勇气的。”她无意间抬起头，正看见仁民从右边送过来赞美的眼光。

贤跑过来握着佩珠的一只手，拖长了声音亲密地，顽皮地叫起来：

“佩——珠。”

正在这个时候德华从里面惊惶地跑出来，看见这几个人就站住了。她一把抓住佩珠的膀子，着急地说；“你们这许久都不进来！明——病了。”

“病了？”克念着这两个字，好象掷了两个石子在每个人的心上。

“克，”在后面又响起一个男人的惊惶的叫声，一个颀长的黑影向着他们投过来，众人都吃惊地站住了。

来的是方亚丹，他跑得气咻咻的，刚刚站住，便断续地低声说：“他们已经动员了。快把工会收拾干净，他们迟早会来搜查的。雄在后面，他马上就来。”

众人痴呆似地站在那里。空气突然变得紧张了。德华想到明的病，马上跑进里面去。

“妇女协会怎样？”慧接口问。

“他们还不知道是一起的吗？你们也应该当心！”亚丹严肃地回答。他又说：“我在路上遇见军队，还以为我们这里已经完了。”

“贤，”克把贤唤过来，在他的耳边吩咐道：“今天学生组的会延期一天。你马上去通知。”

贤答应一声立刻跑开了。这几个人在戏台旁边低声交谈了几句话，就默默地散去了。剩下那一个空的广场，孤寂地躺在傍晚的天幕下面。

四

佩珠和慧在妇女协会里谈着明的病。

贤忙忙慌慌地跑进来。他的脸上没有了平日的那种滑稽的笑容。他一看见佩珠，就张开突出的嘴，露出不齐整的两排牙齿，张皇地说；“佩珠，你们快去！明的病危险……德华要你们马上去！”贤恐怖地睁大了眼睛，两滴眼泪从他的眼角流下来。

“灾祸接着来了！”慧自语似地说。

“好，我们就去！”佩珠牵着贤的手，同慧一起出去。

她们到了雄的家。碧出来开门。她们看见碧的忧郁的面容，心就变得更沉重了。

“明怎样了？”佩珠关切地低声问。

碧摇摇头，焦愁地答道：“恐怕没有希望，”就让她们进去。

在一个不很明亮的房间里，一张旧式的架子床上，明静静地躺在那里，一幅薄被盖着他的半个身子。德华坐在床头一把藤椅上，用手帕在揩眼睛。

“德华，”佩珠一进门便轻轻地唤了一声。

德华站起来，还来不及答话，明就在床上问道：“佩珠，你来了吗？”

佩珠答应一声，便同慧走到床前温和地说：“明，今天好些吗？”她们看清楚了明的脸，脸上没有肉，没有血色，不象一张活人的脸。她们本来想勉强地笑笑，然而佩珠的眼泪掉了下来。慧能够忍耐，她用力咬着她的嘴唇。

“佩珠、慧，你们都好。我是完了。我要离开你们了。”明的瘦脸上现出了凄惨的微笑。

“不会的，你的病不久就会好起来，”佩珠极力忍住悲痛，温和地安慰他。

“我不会好了。我完了。想到你们大家都忙着，我一个人静悄悄地死，这是很难堪的。佩珠，我不愿意死，我实在不愿意死。”他的眼里嵌着泪珠，右手压在被上，手指微微地抖动。德华用手帕掩了面在旁边抽泣。明略略停顿一下，又继续说下去：“德华常常哭，她待我真好，你们大家待我都好，然而我要死了。我不能够再担任工作了。我要离开你们了。”

佩珠在床沿上坐下，伸手去把他的压在被上的手握着，一面安慰他说：“明，你不要再说话了。你歇歇罢。不仅德华，我听了你的话我也想哭了。”

“明，你不会死，在你这样轻的年纪是不应该死的，”慧立在床前对明说。

“不该死？谁又该死呢？”明的眼睛睁大起来，他的手抖得更厉害。他的牙齿也抖着。“我是给他们害死的。他们天天拷打我，折磨我，他们不让我活。所以我就要死了。我应该死了，在这样轻的年纪就死了！”他气愤地说着，脸色很难看，声音也含糊了。但是这些话都进了每个人的耳朵。连新来的敏、亚丹、志元和仁民都听见了。

众人沉默着，没有人想说话。佩珠把明的冷冷的手捏得更紧，好象害怕一放松手就会把明失掉似的。别的人静静地站着，动也不敢动一动，让明的喘息和德华的呜咽在空中飘荡。这样地过了一些难堪的时候。大家用同情的眼光看明，又用恐怖的眼光彼此望着。仁民低声在志元的耳边说了几句话。碧走过窗下，便站在门外，伸了头进来看。

明在床上慢慢地叹一口气，又把头一动，用他的失神的眼光看着站在桌子周围的那些人。他把嘴一动，笑了，这笑容在别人看来依旧是悲哀的。仁民向前走了两步，到了床前。

“仁民，你来了，我却要死了。”明望着仁民，眼里又进出了几滴泪珠，他继续用战抖的声音说话。“我不能够多看见你了。我并不怕死，可是想到你们大家都在工作，我真不愿意离开你们。”

“明，你放心，你是不会死的。我们大家都爱你，都需要你，”坐在床沿上的佩珠俯下头望着明，含着眼泪地安慰说。贤扑到床前，把头压在明脚边的被上伤心地哭起来。

“明，你歇歇罢，你太激动了。你的病是不要紧的，你不要怕，”仁民想对他说许多话，但是只说出了这几句。

“我并不害怕。不过在这时候大家一起工作得很好，刚刚有一点希望，我一个人就死去，太悲惨了。”明停了停又说：“我真不愿意离开你们。”

“明，你闭上眼睛睡一会儿罢，不要再说话了，”仁民温和地说。

“不行，我闭上眼睛，在我眼前就象在开演电影，都是拘留所里面的景象。真可怕，你们绝不会想象到！”明的声音里带了一点恐怖，他努力睁大了眼睛，在他的瘦得只有皮包骨的脸上，这一对眼睛就象两个小洞。

“那里面的生活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亚丹背靠桌子站着，把一只手捏成拳头用力压在桌面上，他侧着头低声对志元说。

“他们整天拷打他，他那瘦弱的身体怎么受得住？”志元埋下头低声答道。

“这就是人家对付我们的办法！”敏在旁边插嘴道，他沉着脸，咬着嘴唇，从眼睛里射出来似乎是冷冷的憎恨的眼光。“他并不是第一个牺牲者。”

“啊，星光，星光就要灭了，”明望着帐顶在自言自语。

“明，你说什么？”佩珠把头俯下去温和地低声问。

“我说那星光，过一会儿，我就会什么都看不见了，”明依旧自语似地说。

“不会的，不会的，星光是永远不会消灭的！”德华在旁边接嘴说。她已经不哭了，虽然她的脸上还留着泪痕。她站在床前，微微低下头用两只明亮的眼睛望着明的脸。她还记得明的话，明对她说过在白天他也看见星光，甚至在囚室里星光也照着他的路。

“仁民，”明把头一动唤道。仁民已经走到了桌子跟前，正在听志元讲话，便掉转身温和地答道：

“我在这里。”

“请你过来，请你过来，”明接连地说。仁民就走到床前；站在佩珠的旁边。他俯下头把他的温和的但又是坚定的眼光投在明的脸上，低声问：“什么事情？”

明把仁民看了好一会，好象要认清楚仁民的面貌似的，然后说。“我问你一句话，你比我们知道得多，我读过你的许多书。”他微微一笑，这时候他的声音有些不同了，这里面似乎多了一种东西，但究竟是什么，众人也不明白。“我问你在我们中间——爱——我说那恋爱——我们也可以恋爱——和别的人一样吗？”失神的眼光哀求地射到仁民的脸上。“我们有没有这——权利？他们说恋爱会——妨害工作——跟革命——冲突。你不要笑我——我始终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很久就想问你。”在这些话里面明把希望和痛苦混在一起，虽然是软弱无力的声音，但是人也可以分辨出来。的确那个问题把明苦恼了许久，他很早就想写信去问仁民，问剑虹。但是他害怕会被人笑，所以他终于没有写信。他把它藏在他的心里一直到现在，这时候他依然不能够得到解答。

仁民注意地听着，他想不到明会拿这些话问他。这并不是一个难答复的问题。他微笑了。他说：“明，你为什么还想这些事情？你应该多休息你的脑筋，你的身体比什么都要紧。”

“你说，你回答我罢，我等了许久了，”明哀求地说。

仁民沉默了一下，把眼光略略在佩珠的脸上一扫，又看了看慧，他知道慧曾经被一些朋友嘲笑地称做恋爱至上主义者，他也知道慧和好几个男朋友发生过关系。他又看德华，她正把畏怯的眼光向他的脸上射来。他知道德华和明正相爱着。他现在明白了：明被一个义务的观念折磨着，用工作折磨自己，用忧郁摧残自己，为的是要消灭那爱的痕迹。这件事情在他看来是很不重要的，然而明为了这个就毁了自己的身体。明现在垂死地躺在床上，跟这件事也有关系。仁民想到这里不觉起了痛惜的感情。他痛苦地说：“为什么你要疑惑呢？个人的幸福不一定是跟集体的幸福冲突的。爱并不是犯罪。在这一点我们跟别的人不能够有大的差别。”他觉得对着明他只能够说这样的话。但是他又明白他这样反复申说下去，也没有用处，因为现在已经太迟了。他想不到一个人会拿一个不必要的义务的观念折磨自己到这样的程度。他痛苦地闭了嘴，又看了看佩珠，她似乎在点头。

明微微地叹一口气，带了一点欣慰地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停了一下他又用更低的声音说：“可惜已经迟了。”他的脸上现出一阵痛苦的拘挛。众人屏住呼吸注意地望着他的挣扎。然而他是一秒钟一秒钟地衰弱下去了。

“我们又多献出一个牺牲者了！”敏的声音响了起来。“这就是我们的报酬。我们和平地工作，人家却用武力来对付我们。”

“敏，这不过是开始呢！你就不能忍耐了？”慧苦恼地说。

“忍耐！到底要忍耐多久？”敏烦躁地反问道。他停了片刻又说下去：“我并不怕，但是零碎地被人宰割，我是不甘心的。”

“然而罗马的灭亡并不是一天的事情，”仁民严肃地说。“你以为我们这一点力量就能够毁灭一个势力吗？我不这样想！我们还应该加倍努力。对于目前的灾祸谁也不能够抱怨。”他忘记了从前有一个时候他也曾说过不能够忍耐的话，他也曾想过费一天的工夫把整个社会改变了面目。

“那么要毁灭一个势力，究竟需要多少人牺牲呢？”敏突然向仁民发出这个严厉的质问。他的两只眼睛追逼似地望着仁民的严肃的脸。他的脸上还带着怒容，好象站在面前的就是他的敌人。“那么从现在走到那光明的将来，这条路上究竟需要多少尸首来做脚垫？我们还应该失掉多少个象明这样的朋友？”

“谁知道！我又不是预言家！”仁民摇摇头，把两只手摊开。他的声音很坚定。

众人看着敏和仁民，他们不知道在这两个人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们注意地听着他们的问答，因为那两个人所谈的也就是苦恼着他们的心的问题。

敏烦躁地在房里走了几步，又站在仁民的面前，激动地说：“我的血每夜每夜都在叫。我知道这是那些朋友的血。他们在唤我。我眼看着好些朋友慷慨地交出了生命。他们为了信仰没有丝毫的犹豫。我不能够再做一个吝啬的人。”

“并没有谁说你是吝啬的人，”慧在旁边打岔说，她对敏很关心。

“那么什么时候才轮到我来交出生命呢？”敏侧着脸，苦恼地问慧道。他很激动。他又指着床上的明说：“为什么就该轮到他？他是不愿意死的。他刚才还嚷着他不愿意死。”

“这全是偶然。也许你的轮值明天就到，也许我的轮值明天就到，”慧低声说。她竭力做出冷淡的微笑，好象她对自己的命运并不关心似的。

“你不觉得等待比任何折磨都更可怕吗？我很早就等着我的轮值。我要找一个痛快的机会把生命交出去，”敏痛苦地说，他伸起一只手用力搔他的头发。

“敏，不要这样说，”仁民用他的坚定的声音温和地说。誓一刹那的痛快固然使你自己满足了，可是社会要继续存在下去。它需要勇敢的人长期为它工作。

“但是别人不许我们活着给社会尽力。他们会把我们零碎地宰割。和平的工作是没有用的。我不能够坐等灭亡。我要拿起武器，”敏激动地说，眼睛里快要喷出火来了，他那样锐利地望着仁民，想把仁民的坚定的态度打碎，但是没有用。

“谁又在坐等灭亡呢？你不看见我们在这里已经有了成绩吗？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我们现在不需要暴力。暴力会先毁掉我们自己，”亚丹插进来说。

“没有一次牺牲是白费的，没有一滴血是自流的。抵抗暴力的武器就只有暴力！”敏走到亚丹的面前，疯狂似地望着他的长脸把这些话用力吐过去。

慧在旁边微微一笑，但是这笑里含得有苦恼。她温和地望着敏说：“敏，安静些罢，你太激动了。”

碧走进来，低声说：“这种环境很容易使人激动。”

佩珠坐在床沿上捏着明的一只手，这些时候都不开口，就静听着他们争论。她忽然用了似乎是平静的声音说：“我们没有理由轻易牺牲。血固然很可宝贵，可是有时候也会蒙住人的眼睛。痛快地交出生命，那是英雄的事业。我们似乎更需要平凡的人。”

“佩珠说得不错。我们目前更需要的是能够忍耐地、沉默地工作的人，”仁民接着说。

“你们不了解我的心情，你们全不了解，”敏摇摇头执拗地、苦恼地说。

“为什么不了解你呢？你的苦恼不就是——”慧正在温和地劝着敏，但是佩珠的悲痛的声音打断了她的话。佩珠站起来，声音清晰地说：“我们里面又少了一个人了。”泪珠沿着她的脸颊流下来。

“明，”德华唤着就扑过去，俯在床上伤心地哭起来。

“记住他是被杀死的，”敏疯狂似地对仁民说，“是零碎地宰割掉的，我刚才就说过。那天人家还欢迎他，说他是一个英雄。以后会哀悼他，说他是一个殉道者。”他似乎带了一点嘲笑的口气。

“为什么还说这些话？我们的轮值不久就会来的。谁都逃不掉！”志元张开大嘴苦恼地发出粗暴的声音。

“他不会死，他永远活在我们的中间，”慧接着说，她的眼前仿佛现出明的忧愁的面孔，她的眼睛湿了。

众人沉默着，都把润湿的眼睛掉向床上看。过了一会，碧走过去，把俯在床上明的脚边哀哭着的贤唤起来，她说：“贤，不要哭了。你马上去把克叫来。你就去。我们早点办好明的事情。”

贤茫然地站在床前，一面含糊地应着，一面不停地揩眼睛。

“我去！贤，你就留在这里！”敏抢着说，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痛苦。他不等众人说话，便踏着大步往外面走了。

五

明死了，就象一颗星从黑夜的天空里落了，以后人便看不见它升起来。但是在人们的心里明这个名字还活着。

在最初的几天里德华时常想着明，她一提到明，眼里就淌泪。

“德华，你为什么老是想着明呢？想念和悲哭都是没有用的。明已经死了。”佩珠坐在书桌前写文章，她看见德华淌泪，便放下笔安慰德华。她的声音很温和，她看待德华就象看待自己的亲妹妹似的。

“我以前待他太不好了。我简直是在折磨他。你想，他受了那么多的苦！”德华说着便往床上一躺哭起来，她还看见明的眼睛带着恳求的表情在望她。

佩珠看见德华把头俯在枕上，低声哭着，肩头不住地耸动，她心里也有些难受，就走到床前坐下去，伸出手去轻轻地抚摩德华的头发，一面温柔地说：“你看，这几天你就瘦多了，可见悲哀很容易折磨人。”

德华没有答话，依旧低声哭着，她的哭声象锥子一般地刺着佩珠的心。佩珠忍耐不住，就走去扳德华的颈项要她把头抬起来。德华温顺地坐起抬了头，脸上满是泪痕，两只眼睛茫然地望着窗外。窗外充满着阳光，一群蜜蜂在空中飞舞。

“过去的事是无可挽回的了。在我们的前面还有着未来，德华，你拿出勇气来！”佩珠温柔地在德华的耳边说。“你看，你一脸都是泪痕，无怪乎人家要说你爱哭。”她摸出手帕慢慢地替德华揩眼泪。

“佩珠，你待我真好，”德华感动地说，她把头靠在佩珠的胸前，她的抽泣还不曾停止，这使得她的话成为断续的了。“我没有勇气。我爱明，我不敢把爱情表示出来。慧从前就责备过我。我处处不及你们，我知道的比你们都少，我害怕我没有勇气走未来的路。”她一面说一面叹气，她觉得她的前面没有路，只有一片黑暗。

“不要怕，你不知道你自己，”佩珠揩了德华的眼睛，把手帕放回在衣袋里，依旧俯下头去看德华的脸，看德华的眼睛。她看见德华的畏怯的、悲痛的表情，她微笑了。她把德华轻轻地抱着，爱怜地安慰这个身子微微颤抖的少女。“没有人生下来就有勇气，谁都是在那个大洪炉里面锻炼出来的。你想不到我从前也因为别人说我太软弱痛哭过，我一晚上哭湿了一个枕头。”她想到过去的事情不觉微微地笑了，她仿佛就站在一条河边看对岸的景物似的。

“你比我强，你的境遇比我好。我的境遇很悲惨，”德华声音战抖地说，“我害怕我不能够支持下去，我不想活。”歇了歇她又换过语调说：“佩珠，你想我能够支持下去吗？我能够做一个勇敢的女子吗？就象你们那样？你说，你老实说！”她侧着头恳切地看着佩珠。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线的希望，把她的眼睛略略地照亮了。

“为什么不会呢？你这个傻姑娘？”佩珠笑了。她把头俯下去轻轻地在德华的软发上吻了一下。“我原也是很软弱的。可是同大家生活在一起，我就觉得有勇气了。你怕什么？你在这里，不是我们大家都爱你吗？友情会使你活泼起来，强健起来。”

德华注意地听着佩珠的话。佩珠闭了嘴。她并不回答，却沉默着，似乎在想一件事情，她让佩珠继续抚摩她的头发。她的畏怯和悲哀渐渐地消失了。过了一会她忽然问道：“佩珠，你常常看见星光吗？”

“星光？什么星光？”佩珠不懂这个意思，惊讶地问。

“明说的。他说星光是不会消灭的。他把我的眼睛当作星光，”德华做梦似地说。

“德华，明说得不错，你的眼睛有一天会发光的，”佩珠又俯下头温和地答道。“不是向着明发光，是向着那许多人。”她突然转过话题问：“你看见那天广场上的景象吗？”

“我看见的，那么多的人！那个景象使我忘记了自己，”德华点头答道。“我看见你，你是那么勇敢。”她记起了那天的景象，就很激动。她到城里来，参加群众的集会，那天还是第一次，给她的印象很深，因为明站在讲台上说话，那许多人似乎都是为了明来的。她又记起佩珠站在石凳上动着头象狮子抖动鬃毛的那个姿态，她不禁带了赞美的眼光看佩珠。

“我不算什么！慧、碧、影她们都勇敢。你也可以做到她们那样。”

德华的脸色渐渐地亮起来。她惊喜地问道：“你真以为我可以做到她们那样吗？告诉我，你们是不是用得着象我这样的人？”

佩珠看见德华这样地说话，不觉高兴地笑了。她轻轻地在德华的头上拍一下，温和地问道：“你要加入我们的团体吗？”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肯不肯相信我，”德华迟疑地说，她的眼睛这些时候就没有离开过佩珠的脸。

“德华，谁不相信你？你这个傻姑娘！”佩珠快活地拥抱了德华。“我们同住了这几个月。你和大家都处得很好！我们都爱你，都欢迎你。”

德华站起来，摆脱了佩珠的手，用平稳的脚步走到窗前，站了片刻。佩珠慢慢地走到她的背后，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头。她忽然掉过头看佩珠，庄严地唤道：“佩珠。”声音和平常的不同。佩珠略略吃了一惊。两个女郎的眼睛对望着，都是坚定的眼光。德华的略带憔悴的脸突然发亮了。她似乎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渐渐地，渐渐地，热情在她的身体内生长起来，她仿佛感觉到它的生长，她觉得它不停地涌着，涌着，她压不住它。她的身子开始微微地颤动了。她又用战抖的声音唤道：“佩珠。”她的眼睛里开始流下了泪水。

佩珠温和地应着，她注意地把德华看了这许久，她的惊讶很快地就消失了。她现在仿佛看透了德华的心。她知道这是很自然的举动。她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当她第一次决定把自己献给一个理想的时候，她也曾这样地哭过。

“佩珠，我下了决心了，”德华进出了这句话，便猝然掉转身往外走。

“我知道，”佩珠含笑道。她看见德华走出了房门，便跟着出去。

德华走下石阶，站在天井里，向天空伸出两只手，让阳光洗涤她的全身。佩珠就站在石阶上看她。

亚丹拿了一块巢础架从里面出来。他穿一件衬衫，领口敞开，袖子挽到肘上。他看见她们便笑着问：“你们两个真闲！也不来给我帮忙。”

“你什么时候来的？我还不知道，”佩珠笑着说。“你来，也应该先来看我们。”

“我来了好久了。我来的时候听见你们房里没有一点声音，我以为你们出去了，”亚丹笑着回答。他又问德华：“德华，你怎样了？这两三天你为什么不到学校去？你们年轻女孩子应该活泼，勤劳……”

“女孩子？好大的口气！”佩珠噗嗤笑了。她又说：“亚丹，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德华决定加入我们的团体了！”

亚丹的长脸上现出满足的笑容。他走到德华的面前快活地说：“我祝贺你！我早就料到的。你想象不到我心里的高兴！”他伸出手来把德华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德华羞涩地微笑了，就象一个小孩受了别人的过分的夸奖那样。

“我很幼稚，我希望你们多多指教，”德华象一个女孩般谦逊地说。

“你不要客气，我们又不是新朋友，”亚丹还要说下去，忽然听见里面有人声，他便住了口。英跑了出来。

“亚丹，快来！佩珠，德华，你们都进来看！”英看见他们便嚷起来。

“什么事情？你这样大惊小怪！”佩珠笑着责备道。她知道英的脾气，他平日就喜欢嚷，喜欢跳。

“我们的蜂！看我们的蜂！”英快活地回答。“今年成绩一定好！将来你们大家都有蜜吃！”他说罢就往里面跑，亚丹他们跟着进去。

他们走进里面，穿过一个天井，穿过一个厅堂，由一道小门出去，就进了蜂场。那是一个园子。地方宽敞，种了好些树木。许多个蜂箱堆在地上，三四个叠在一起，从每个蜂箱旁边的缝隙里，那些黄色的小虫不住地飞进飞出。园子里充满着蜜蜂的吵闹的声音。

亚丹把手里的巢础架放进一个新的蜂箱内，那个空箱子摆在一块石头上。

“这几天我们正忙着，蜂拚命在分封，要添出许多箱来，”亚丹一面说，一面工作。英却揭开一个蜂箱的盖子，从里面取出一个巢础架，两面都被蜂贴满了。蜂密密麻麻地动着，人看不出来它们究竟有多少。英拿一只手提着架子用力一抖，把大部分的蜜蜂都抖去了，他又接连抖了两下。于是他们的周围添了不少的蜂。有几只蜂贴在英的手上，有几只便飞到德华和佩珠的头上停住了。

德华害怕地摇着头。英看见了，就带笑说：“不要怕，它们不会刺人的。”他看见手里架子上的巢础已经被蜂咬坏了，只剩下一小块，便取了一块新的放进去。

亚丹也同样地忙着，他却时时掉过头来嘱咐英。

“英，不要忘记加糖水。”

“英，你记住，看见蜂在做王台，就毁掉它，免得分封太快了。”

佩珠和德华在旁边走来走去，看他们做这些事情，她们也很有兴趣。佩珠禁不住微笑地对德华说：“亚丹这个人很奇怪。慧说他粗暴。他却可以和蜜蜂，和小学生做很好的朋友。”

“粗暴？是的。这是你们女人批评我的话，因为我反对恋爱，因为我常常骂你们女人！”亚丹听见佩珠的话，便带笑地分辩道。

“我在跟德华讲话，我并没有跟你说！”佩珠拿这句话堵塞亚丹的嘴。亚丹笑了。英和德华都笑了。

“佩珠，”过了一会亚丹忽然唤了一声，他并不抬头看她，他仍在做他的工作。

“什么事情？”佩珠带笑地问。

“你看出来敏这几天的变化吗？”

听见提到敏，佩珠就不笑了。她的面容渐渐地变得严肃起来。她仿佛看见了敏的痛苦的面容，仿佛听见了敏的烦躁的话。她这几天一直关心着敏的事情。她低声答道：“我知道。”

“你不觉得有危险吗？我今天上午还同仁民谈过，我们应该好好地劝他一番。仁民等一下就会到这里来。”亚丹的声音里带了一点焦虑。

佩珠沉默了一下，象在想一件事情，过后她忧郁地答道：“这没有用。敏现在很固执。他知道的不见得比我们少。但是他的性情——他经历过了那许多事情，再说，这样的环境也很容易使人过分紧张。”

“我们就不可以帮助他？”德华恳切地插嘴问道，这是听见他们的谈话以后说的。

“恐怕没有用，他不会听我们的话，”佩珠摇摇头说。“敏也许比我们都热烈，比我们都勇敢。这是一个悲剧。生活的洪炉把他磨炼到这样。不过我们还是应当设法劝阻他。德华，你不觉得可怕吗？你决定加入我们的团体。”

这句话把德华问着了。她完全没有想到那些事情。她也不大懂佩珠的意思。她看佩珠的脸，那张脸上有痛苦的表情，然而眼光却是很坚定的，而且有力量。她记起了她和佩珠同住了几个月，她多少知道一点佩珠这一群人的生活情况。她认识这些人，她同情他们的思想，她甚至多少分享过一点他们的快乐和愁苦。她佩服他们，羡慕他们，爱他们。她愿意和他们在一起。她为什么要害怕？她就直率地回答道：“我为什么害怕呢？和你们在一起我什么打击都可以忍受，你应该晓得在我的胸膛里跳动的，不再是我一个人的心，却是你们大家的心。和你们在一起，任何大的悲剧，我可以忍受。”她说到后面，自己也很感动。这时候她仿佛看见穿过飞舞的蜂群，透过那些树木，越过那土墙，便立着监狱，便现着刑场，枪炮，大刀，还有各种各样的她叫不出来名称的刑具排列在那里，使她的眼睛花了。渐渐地从远处现出了许多面孔，许多带笑的面孔，都是她的朋友的。它们逼近来，遮住了一切，于是消失在土墙后面，树林后面，蜂群后面。她没有一点恐怖，她反而微微地笑了。亚丹在她的对面躬着腰抬一个蜂箱，听见她说话，便举起头带着赞叹的眼光看她一眼。英继续在毁王台，就停止了工作对她做一个笑脸。

佩珠看见德华的笑，心里高兴起来，把方才的忧郁赶走了。她无意间举头看天空，蔚蓝色的天非常清明，没有一片云。她看不见太阳。太阳给树梢遮住了。她埋下头，看见满地都是阳光，树荫下也有好些明亮的斑点。这时候她忽然想起了那篇未完的文章，就对德华说：“你就在这里玩一会儿罢，我要去写完那篇文章。”

“好，你先走罢，”德华温和地应着。佩珠刚移动脚步，就看见林舍动着两只小脚一偏一跛地走进来，在她的后面跟着仁民。

“佩珠，客人来了！”林舍的脸上堆着笑，她张开大嘴说话。“亚丹，你这样忙着，也应该休息一下！”她看见亚丹忙着开关每个蜂箱的盖子，就这样嚷着：“我来给你帮忙。”她往亚丹那边走去。她走起路来似乎有些吃力，但是她走得很快。她也去拿巢础架，她也去开蜂箱，她一面做，一面和亚丹讲话。

仁民招呼过了众人，歇了歇，说了几句话，就走到佩珠的身边。他极力做出平静的样子低声说：“佩珠，我们到外面去。”佩珠点了点头，就默默地跟着他出去。德华痴痴地望着他们的背影。亚丹从蜂箱后面投过来一瞥匆忙的眼光。英正忙着找王台，林舍俯下头在揭蜂箱的盖子。

走出厅堂，仁民便在佩珠的耳边说：“报馆马上就会有问题。”

佩珠侧过脸投一瞥惊讶的眼光到仁民的脸上。

“旅部里的朋友刚才送了消息来，报纸的寿命至多还有三天，”仁民接着严肃地低声说。

佩珠大大地吃了一惊，她默默地咬着嘴唇。她几乎不相信这个消息，但是她知道这是真话。她的愤怒是很大的。她只觉得血不住地在她的身体内涌。她庄严地说了一句。“我们去看雄。”雄就是报纸的总编辑。

“雄到报馆去了。慧在妇女协会里等你。”

“好，我们就走，”佩珠短短地答道。他们进了房间，佩珠把那篇未完的文章锁在抽屉里，还写了一个字条放在桌上给德华看。

两个人匆忙地走了出去，一个工人来关上门。

街上清静。花在荒凉的旧院子里开放，阳光给石板道镀上了金色，石板缝里的青草昂着头呼吸柔和的空气。这一切跟平日并没有两样，但是他们的心情却不同了。

他们走过几条窄巷，都没有遇见行人，偶尔在大开着的院子门前，看见两三个妇女坐在那里谈闲话。空气一点也不紧张。但是他们依旧匆忙地走着。在十字路口，一个背枪的兵迎面走来。那个年轻人好奇地看了他们一眼，但是也没有什么举动。

他们进了大街，走在平坦的马路上，他们才惊讶地注意到这条马路今天忽然显得异常拥挤了。许多人吵闹地谈论着迎面走过来，朝他们后面走去。人丛中时时出现了武装的兵。

“我们先到报馆去一趟！”佩珠感到一个不祥的预兆，就变了脸色，低声在仁民的耳边说。

仁民没有答话，便跟着她掉转身子往后面走，他们依旧走得很快，穿过了一大堆人。没有人注意他们。但是有两次他们几乎和对面走来的人相撞了。两次他们都听见人用本地话骂他们，他们却没有工夫去听那些话。

走完两条街，他们看见前面的许多人站住了。那些人全停在一个建筑物的门前。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的人。佩珠吃了一惊。她知道报馆就在那里，是一所一楼一底的铺面。她轻轻地把仁民的肘一触，等仁民侧过头，她把一瞥恐怖的眼光投在他的脸上。仁民不开口，他的脸上突然飞来一堆黑云。他马上掉头去看前面，他一面走，一面挽住佩珠的一只膀子。

一些人忽然从前面退下来，原先聚在报馆门前的一堆人马上散开了。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却依旧用力挤上前去。后面有人在推动他们，前面有人退下来。仁民把佩珠的膀子紧紧地挽住，两个人的身子靠在一起，用力向前面慢慢地移动。有几分钟的光景他们实在不能够前进了，就踮起脚伸长了颈项看前面。他们看见一个警察拿着鞭子在赶人。但是过了一会那个警察就不见了，退下来的一群人又挤上去，前面松动了许多，他们趁这个机会，挤到了报馆门前。

报馆前面停着一辆大汽车。骑楼下站着十几个持枪的兵。门开着，两个兵在门前守卫。在报馆里面闪动着兵的影子。

佩珠低声叹了一口气，把身子靠在仁民的身上，仁民紧紧地挽住她的膀子。他们隐在人丛里，只露出了两个头。他们都仰起头去看楼上，那些关闭的窗户遮住了里面的一切。但是从那里面送出来脚步声、吵闹声和移动家具的声音。

一个兵捧了一大束文件跑出来，另一个兵又抱了一些簿子和书。他们把这些东西都放在汽车上面。

“前面去，”佩珠低声在仁民的耳边说。她便往前面挤去。人群中起了骚动，众人都抢先往前面挤。

警察们从报馆里赶了几个人出来，让他们走开了。接着几个兵押着一个人出现了。

“雄！”佩珠悲痛地念出这个名字，她往前面一扑。仁民吃惊地看她一眼，把她的腰紧紧地搂住，害怕她要跑到前面去。

雄穿着青色西装裤，上身只穿了一件衬衫，两只手反剪地缚在背后。一张脸阴沉着，脸上并没有害怕的表情。四个兵押着他。他安静地走着，一面把他的锋利的眼光往四处射，好象在人丛中寻找什么人一般。

佩珠和仁民激动得差不多忘记了自己。他们伸出头把眼光向着雄的脸投过去。于是他们的眼光和雄的遇在一起了。雄微微地一笑，眼光就变得温柔了。佩珠的眼里进出了泪水，她几乎要叫出声来，却被仁民用一只手轻轻地把她的嘴蒙住。他们还在看雄，但是雄马上掉开脸，埋下头跟着兵走了，仿佛并不曾认出他们似的。

佩珠用眼光把雄送上了汽车。仁民却痴呆地望着报馆的门。从那门里又押出来一个人，是一个三十几岁的男子，穿了一身灰西装，两只手反剪地缚在背后。几个兵押着他。他昂然走着，并不掉动他的头，两只眼睛梦幻似地望着远处，方脸上带了一点光辉。他半张开大嘴哼着一首叫做《断头台上》的日本歌：

原谅我罢，朋友们，我无限地热爱着你们……

仁民看那方脸，听那声音，仿佛全身的血都凝住了。他把他的眼光死命地钉在他所热爱的这张方脸上，他恨不得把以后几十年的眼光都用在这一瞬间来看它。但是那个人却跟着兵上了汽车不见了。他在人丛中说了一声“萨约那拉”[1]，他的声音并不低，可惜不能够透过人群的吵闹达到那个人的耳里。“佩珠，”他悲痛地在她的耳边唤道，他觉得她的身子在他的手腕里抖得很厉害。“我们走罢，”他的眼睛模糊了，他的心开始痛起来。

那些兵都上了汽车，于是喇叭一响，汽车开始动起来。人丛中起了大的骚动，许多人嚷着跑着，警察又拿起鞭子来驱逐看热闹的人。很快地马路上现出了一条路，让汽车得意地开走了。

报馆的大门上了锁，人已经在门板上贴了封条。一个警察还留在门前徘徊。看热闹的人散去了。他们一路上谈论着。许多人的口里发出了不满的言论。

在散去的人群中，仁民搂着佩珠的腰，默默地走着。两个人都不想说话，都觉得身子落进了冰窖，血液已经冷固，不再在身体内循环了。泪水使他们的眼睛模糊，在眼瞳上还印着刚才的一幅图画。

忽然一只手从后面伸过来在仁民的肩头轻轻一拍，仁民松了那只搂着佩珠的手回头去看，他遇到了敏的深沉的眼光。敏沉着脸，现出愤怒的表情。敏的旁边站着碧，她就是雄的伴侣。碧的脸上好象点燃了火，小眼睛里不断地冒出火光。她的眼睛却是干燥的，她似乎没有哭过。佩珠也把头掉过来，她亲密地唤了一声“碧”，便走到碧的身边去。

“我们走罢，”敏命令似地说，他拉着仁民往前面走了，让佩珠和碧留在后面。太阳已经下了山坡，但是霞光升上来，染红了半个天空。从这条马路望过去，尽头处是一座山，他们的眼睛看不见山，就只看见一片红光，好象半个天空都给人涂上了鲜血。

“仁民，你看见吗？我的眼睛里全是血，全是血！”敏苦恼地说，声音低，却很沉重，好象用一把小石子投在仁民的心上似的。

仁民默默地看敏的脸，他突然被恐怖抓住了。他的眼里充满着霞光，他看敏，仿佛敏的脸上就全是血。过了一会，悲痛的感情又在他的心里升起来，他忍耐不住，就低声问：“你听见他的歌声吗？志元刚才唱的。”

敏摇摇头，短短地答道：“我的耳朵已经聋了。”过了半晌他才接下去：“有人出卖了我们。”

碧和佩珠从后面赶了上来。她们走过这两个人的面前，碧低声说一句：“到慧那里见，”就往前走了。

“我们走快点！”敏说着，也就放大脚步迫上去。

不到一会工夫四个人陆续进了工会的大门。广场上很冷静，克一个人埋着头在那里走来走去。

“你们这时候才来！”克看见他们走近了，惊喜地说。

他们不答话，带着严肃的表情走到克的身边，敏低声说：“完了，两个人完了。”

“两个人？”克的脸色马上沉下来。他痛苦地念着这三个字。

“两个人，雄和志元，我们亲眼看见的，”碧接着说。她的火一般的眼光烧着克的脸。她的声音是严肃的，但似乎又是冷淡的。她看见自己所爱的雄的失去，好象并没有个人的悲痛。而其实那悲痛正隐隐地割痛她的心。但是另一种感情压倒了她，使她忘记了一切。她跟着佩珠往里面走去。

“这不过是开锣戏，以后的戏还多着呢！”敏苦恼地说。

“我们到慧那里去商量，”克坚决地说。

“仁民，你马上离开这里，这里现在很不安全，”克走了两步，忽然掉过头对仁民说。

“你自己也要留心，你比我更危险，”仁民关心地回答。他并不害怕，但是多少有一点痛苦。

“这时候谁还能够顾到安全？我们是不要紧的。你却应当保重自己，”敏的声音渐渐地变得温和了，他关心地看了仁民一眼。

仁民还想答话，但是有什么东西堵塞了他的咽喉。热泪从他的眼里进出来，他的痛苦好象给一阵晚风吹去了。他感激地想：在这时候同朋友们一块儿死，也是一件很快活的事情。

[1]萨约那拉：即“再见”（日本话）。

六

碧第一个走进妇女协会，佩珠跟在她的后面。她们进了慧的房间，慧和影正在低声谈话。

“雄呢？碧，怎么你一个人来！”慧看见碧就问道。碧起先出去，原是去唤雄回来。

“我只来得及看见他上汽车，现在押到旅部去了，”碧痛苦地低声说。她疲倦地往床上一倒，把两只手盖着脸，好象她先前努力支持了那么久，现在是精疲力尽了。

“什么？这样快！”慧惊恐地站起来，追问道。影也用恐怖的眼光去看碧。

“慧，一切都完了。我亲眼看见雄和志元上汽车，”佩珠含着眼泪说。“但是他们并不害怕，他们的脸上都带着笑容。”她说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就抱着慧低声抽泣起来。

“完了，”慧绝望地响应道，她紧紧地抱着佩珠。影也在旁边流眼泪。

碧一翻身从床上起来。她的眼睛是干的，从那里面继续射出来火光，她用严厉的声音责备她们：“你们哭有什么用处！他们还没有死，我们应该想办法救他们。”

慧放开佩珠，揩干了眼泪，回答道：“我们找克来商量。”

佩珠抬起头。她觉得心上的重压都给她这一阵哭赶走了。她连忙应道：“我去，事情紧急了，我的哭耽误了事情。”

“斗争开始了，我们应该沉着应战——！”碧低声说，她听见外面有脚步声，便住了嘴。

“一定是仁民他们来了，”佩珠解释道，她分辨出来这是仁民和敏的脚步声。果然他们两个人就走进来了。

“今晚上开会，在你家里好吗？”敏进来就对慧说。

“好，人到得齐吗？”慧点着头，一面问。

“就只有我们几个！有的人来不及通知了。云今天又在城外。”

“慧，你马上回去，你同碧一道去。我们跟着就来！”佩珠对慧说。

“但是这里还得收拾一下，”慧答道，她把眼光往四面一扫，好象在看房里还有什么东西应该收起来。

“你先去，这里的事我来做，”好些时候不开口的影说道。

“那么，碧，我们走罢。”慧打开书桌的抽屉，把一束文件拿出来揣在怀里，掉过脸去看碧。

“你一个人先走罢，我还要回家去，”碧对慧说，好象她已经下了决心似的。

“碧，你不要回去了，”影关心地插嘴说。“你家里不安全。”

“我一定要回家去，有好些文件放在那里，”碧固执地说，她关心那些文件，超过她关心自己的生命。

听见她提到文件，众人就没有话说了，谁都知道文件的关系重大，他们决不能够失掉它。佩珠便说：“那么我陪你去！我帮你去收拾屋子。”她看见慧还站在那里，便催促道：“慧，你还不走！站在这里做什么？”

“好，我现在走了！”慧短短地说了这句话，便往外面走了，但是她又回过头说：“仁民，你呢，你跟我去。”

仁民还没有回答，佩珠便接着说：“仁民，你就跟慧去罢，你一个人在街上走，不好！”

仁民看了佩珠一眼，就默默地跟着慧出去了。碧和佩珠也走了出去。敏走在最后，他还要去通知克，又要到学校去，影一个人留在房里忙着收拾东西。

敏到学校时，夜已经来了。他匆忙地进了亚丹的房间，那里面还没有点灯。他听见亚丹激动地在对几个学生讲话。

“谁？”亚丹看见敏推开门进来，就停止说话吃惊地问道。

“是我，亚丹，”敏回答道，他看见亚丹的长脸的轮廓在灰暗的背景中显露出来。这个景象使他的心情更紧张了，他仿佛听见房里有细微的哭声，但是他看不见什么。他就问：“你们为什么不点灯？”

“我们的光明灭了，”亚丹激动地回答，声音里充满了痛苦。他刚刚得到那个不幸的消息，他在对学生们谈起雄和志元的事情。他接着又问：“你有什么新的消息？”

“走，我们到外面去！”敏命令似地说。

“仁民他们怎样？你看见他们吗？”亚丹关心地问。

“他们都好，时间不早了，我们马上走！”敏答道，他一面走到床前去，问：“谁在哭？”

一个学生从床上跳起来，扑到他的身边，拉住他的膀子，抽泣地唤着“敏”。

敏拍拍那个学生的头温和地说：“贤，不要哭，眼泪是愚蠢的。”别的学生都走过来向他问话。

“他们怎样？人家会杀死他们吗？”贤抽泣地扭着敏的膀子追问道。

“谁知道？每个人都会死的！”敏差不多粗鲁地答道。

“你说，学校里的事情怎么办？”亚丹忽然发出这句问话。“我本来想召集一个会，但今天又是星期六。”

“学校大概不会有问题。上次我和志元已经扫除过了，”敏很有把握地说，接着便问：“舜民呢？”舜民是学校的教务主任，一个中年的本地人。他是一个忠实的同情者，不喜欢在会场里出面，却肯埋头做事情。外面的人看起来，他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书生”，却不知道他替团体做了不少的事。

“他刚才得到消息，就到图书馆检查去了。学生方面就由他们这几个人负责。说不定明后天会有人来搜查学校，”亚丹镇静地答道，一面指着面前这几个学生。

“就这样办好了。别的事等一会再说。我们走罢。”敏觉得学校方面暂时没有大问题，便略略放了心催促亚丹快走。

“贤，你跟着我们出去，”敏拉着贤走了出去。亚丹还留在房里向学生们吩咐了几句话。

三个人走出学校，大门便掩上了。这个学校也是由一座旧庙宇改造的。外面是广场。两株大椿树立在阴暗的背景里，两大堆茂盛的绿叶在晚风里微微摇动，好象两个巨大的黑影在空中舞动。环境是凄凉的，甚至是可怕的。在天的一边，大的金星明亮地闪耀着。

大街上很明亮。商店里射出来汽灯的白光。酒馆内很热闹，从不很高的楼窗里送出来女人的娇笑和男人猜拳闹酒的声音。一个军官搂着一个艳装的孩子面孔的妓女坐在黄包车上走过去了。十字路口围聚着一群人，在一家商店门前正在唱木偶戏。木偶在台上荒唐地打起来，人们在下面开心地哄然笑了。在另一条街，就在报馆的斜对面，一家商店门前忽然砰砰地响起了鞭炮。人们笑着，玩着，开心着。这一天原是一个节日。

报馆冷清清地立在那里，封条贴在门板上，一个警察站在骑楼下，对几个商人模样的人谈一段笑话。

“敏，”亚丹忽然用战抖的声音在敏的耳边唤着。

敏含糊地答应着。他正在看门板上的封条。但是他并没有停止脚步，很快地就走过了报馆。

“那个东西你放在什么地方？”亚丹低声问道，他一面留神看旁边的行人。

敏侧着头看他一眼，好象奇怪他为什么问这句话似的。

“前一次是你和志元藏的。我今天在原地方找过了，”亚丹的声音抖得更厉害了。

敏却用了镇静的眼光看他，并且用镇静的声音问他：“你为什么想起那个东西？”

亚丹看见敏这样镇静地说话，他的激动反而增加了，他追逼似地说：“我知道，我就害怕你使用它！敏，现在是不行的。一时的痛快，没有好处。现在轮不到你。”

敏不作声，他似乎没有听懂亚丹的话。其实他完全懂。亚丹的确说出了他所想做的事情。不只在今天，好些时候以前他就在准备做一件事情。然而一直到今天，一直到先前的一刻，他才下了决心。这个决心是不可改变的。在他，一切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这不是理智在命令他，这是感情，这是经验，这是环境。它们使他明白：和平的工作是没有用的，别人不给他们长的时间，别人不给他们机会。象雄和志元那样的人也不能够长久地留在他们中间。他的轮值是不会久等的。他说过他不能够做一个吝啬的人。他也应该交出他的生命。那么，与其由别人来发动，还不如由他先下手，由他先使用暴力。

“为什么轮不到我呢？”敏沉着地说，声音是很坚决的，好象他确实相信他的轮值已经到了。

“不行，我们恨的是制度，不是个人，不是个人……”亚丹痛苦地说，他知道敏已经下了决心了，事情是无可挽回的。但是他相信在目前暴力并不是必需的，个人的恐怖更没有好处。他们正在困难的环境中挣扎，他们应该慢慢地发展。一时的痛快只会给他们摧毁一切。他并不害怕牺牲。但是他相信那种行动不会有好处。更难堪的是他不能够在失掉雄和志元以后再失掉一个象敏这样的朋友。

敏痛苦地微笑了：“亚丹，不要再说这些话。你不会说服我。你神经太过敏了，我并不打算做什么事情。”这一次敏说了假话。

亚丹果然不作声了。他并不相信敏的话。他知道敏在骗他。他也知道任何理论都不能够阻止敏。他的话也是没有用的。对于这个他不能够做任何补救的事情。他痛苦地在心里计算那未来的损失。

他们到了慧的家。影出来开门。碧和佩珠还没有来，众人正在耽心，但是不到一刻钟的光景她们便赶来了。

“我们很替你们耽心，害怕发生了什么事情，”仁民欣慰地对佩珠说。他又问：“你们在路上遇见什么吗？”

“连鬼影也没有看见。我们一路上非常安全，”佩珠回答道。碧把那一大包东西放在慧的床上。

大门给关上了，他们又把杠杆架上，还留着贤在门口看守。在慧的寝室里，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下面会议开始进行，每个人轮流地低声谈话，话很简单，但很扼要，没有谁说一句多余的话。这样仔细地谈了两个钟头，他们决定了几个办法，几个战略，几个进行的步骤……

会议一结束，陈清就走了。克接着也走了，他留在这个地方是很危险的，旅部老早就想去掉他。所以他们派他到另一个小城去，报告这次的事变，并且要求那边朋友们的帮助。

影把克送到大门口，带着笑容伸出手给他，关心地说：“克，我等着你，你出去要当心啊！”

克紧紧地捏住影的瘦小的手，眼镜下面透出来感激和友爱的眼光。他含笑答道：“我知道。你也要小心啊！”他看见影喜悦地点了点头，又说一声“再见！”就转身走了。

影又把大门关上。

接着亚丹就回学校，影到妇女协会，他们在这里的危险性比较少，而且还有工作等他们去做。贤跟着亚丹走了。

慧听说佩珠他们还没有吃晚饭，就拿出了一筒饼干，又烧了开水泡茶给他们喝。大家谈了许多话。敏一个人说得最少，却吃得最多，喝得最多，好象他的心里很平静。然而他那张脸却又是很阴沉的。

“敏，”佩珠温和地唤他道，“你心里好象有什么事情，你疲倦吗？”她关心敏，因为她知道一件事情在苦恼他。

“没有什么，”他连忙解释道。他微微一笑，但是这笑容在别人的眼里看来却是很凄凉的。他站起来说：“我要走了。”他却留恋地望着屋里的每个人。

“我也回去，”仁民站起来说。

“不行，你不能回到志元那里去！”佩珠阻止他说。

“但是那里还有些东西，”仁民迟疑地说。

“仁民，你的东西我去替你拿。你到佩珠那里去睡，那里比较安全，”敏马上接口说，好象他害怕仁民会住到他的家去。众人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但也不大留心这件事情。他说的倒是真话，佩珠那里是比较安全的地方。林舍的已故的丈夫是这个城里有名的绅士。

“敏的话不错，仁民，你就到我家里去睡。你的东西我明天去拿。敏也不要去！”佩珠接着说。“你在这里我们应该担保你的安全。万一将来情形十分紧急，我们就让你先走。”

“让我走，你们呢？难道我怕死？我就不能同你们共患难？”仁民热烈地争辩道，他觉得他不能够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

“我们为什么要让你死呢？在那边他们很需要你，”慧把她的细眉微微一皱，关心地说，然后就低声唱起来：

我知道我活着的时候不多了，我就应该活它一个痛快。

“慧，你又在唱这种歌，”佩珠在旁边抱怨道。

慧在房里走了几步，她望着佩珠回答道：“我仿佛看见死一步一步地走近了。说不定我们明天就不能够再见面。”她说到这里就淡淡地一笑。

“不会的，不会的！我不相信！我们还没有做出事情来，决不能死！”碧坚定地说。她的小眼睛里冒出火，她的面容很庄严。

“我们走罢，”佩珠对仁民说。她看见敏还留在这里，便唤敏道：“敏，我们一道走。”她在桌子上拿了一只手电筒。敏正要走了，他忽然注意到桌上还有一只电筒，就去拿了在手里，对着慧说：“这个给我！”

慧点了点头，但过后又猛省般地问道；“你平日不是不肯用电筒吗？”

“这一次我要破例了，”敏微笑地回答道。这两三年来敏就不曾用过电筒，只是因为怕引起一个痛苦的回忆。他记得很清楚：那个晚上他身上揣了草案被一个兵抓住要检查，那个叫做德的朋友来救了他。德牺牲了性命，他却因此活到现在。他想到那个朋友便不能够宽恕自己。那个晚上他手里拿了一只电筒，而且也许就因为那只电筒才发生以后的事情。电筒从此失去，德也就不曾活着回来。他以后每看见电简便想起那个失去的朋友。所以他不肯再用它。这件事情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但是他们却不明白真正的原因。

慧不再说话了。她痴呆似地看着敏的脸，她的脸上渐渐地堆满了疑云，她那两只明亮的眼睛也黯淡了。

敏似乎不曾注意到这个，他掉转身子跟着佩珠和仁民往外面走了。等到他跨出门限，走下石阶到了街心时，慧忽然开了门跑出来唤他：

“敏，你不要走！你就在这里睡罢。我有话对你说！”

敏把电筒一按，用电光去照亮慧的脸。那张脸依旧是丰腴的，给浓发掩了右边的脸颊，眼睛里有泪光。他迟疑一下，他觉得心跳得很厉害，他很想跑过去捧住她的脸颊狂吻，但是他马上就镇定下来，用一种冷淡的、几乎是粗鲁的声音说：“不，我走了。明天见！”他灭了电光，让慧消失在黑暗里去了。他仿佛听见她关门的声音。

他没有一点留恋地走了。在他的眼前忽然现出他那个亡友德的鹰脸一般的面庞，同时一个粗暴的声音响起来：“敏，你走！”他的眼睛润湿了。

佩珠看见敏许久不说话，又知道他们快要跟他分手了，就唤住敏，温和地说：“敏，你不该瞒我们，我知道你已经下了决心。不过你应当仔细地考虑啊，不要只图一时的痛快。”她知道敏的心就仿佛看见了它一般。而且敏今天晚上的举动并没有逃过她的眼睛。

敏不说话，却只顾埋着头走，好象没有听见她的话似的。仁民接着也唤他一声，他仍旧不回答。

他们很快地走到了两条巷子的交叉处，敏应该往西去了。在这里也很静，除了他们三个，便没有别的行人。

佩珠站住了。她向四周一看，低声说：“敏，你就这样跟我们分别吗？”她伸出手给他。

敏热烈地一把握住她的手，感激似地说：“你们原谅我。我真不愿意离开你们。”他的眼泪滴到佩珠的手腕上。

“为什么要说原谅？就说祝福罢！你看，我很了解你。不过你也要多想想啊。我们大家都关心你。”佩珠微笑地，亲切地说着，她慢慢地把手腕放到自己的嘴唇上去。

敏又和仁民握了手，一面说：“谢谢你们，我们明天还可以见面。”他决然地掷了仁民的手往西边的巷子里去了。

佩珠还立在路口，痴痴地望着他的逐渐消失在阴暗里的黑影。她心里痛苦地叫着：“他哭了。”

仁民看见她这样站着，便走近她的身边，伸出一只手搂住她的腰，亲密地低声在她的耳边唤道：“佩珠，我们走罢。”

她不答话，却默默地同他走着，身子紧紧地偎着他。过了好一会她才叹息地说：“敏快要离开我们了。”

仁民一手搂着佩珠，一手拿着电筒照亮路，慢慢地往前面走。他把头俯在她的肩上，温柔地在她的耳边说：“佩珠，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

佩珠默默地走着，过了半晌，忽然自语似地说：“许多年轻人到我们里面来，但是很快地就交出生命走了。敏说过他不是一个吝啬的人。”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悲痛。

她的悲痛传染到仁民的心上，他爱怜地紧紧搂住她，好象这偎倚可以给他们把悲痛扫除掉。

“佩珠，不要想那些事情了。明天的太阳一定会照常升起来的。在那个时候以前我们就不可以谈点别的事情，个人的事情吗？”仁民的温柔的声音在她的耳边响起来，她的心被打动了。

她还没有答话，他又继续说下去：“你在这里一点也没有想到爱情上面吗？”

“你为什么问这个？”她低声问道，她觉得她的身子在他的怀里发起热来。

“因为我很关心你，”仁民的声音战抖着，他差不多要吻到她的脸颊了。“因为我愿意你过得幸福。你还记得我对明说的那段话吗？”

“那么你就看不出来我爱你？”佩珠觉得她全身发热快要热到熔化的程度了，就忍不住迸出这句话来。

仁民温和地笑了：“我想我是看得出来的。我是等着这一天的。”

“那么你到这里来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心思？”幸福使佩珠忘了黑暗，忘了悲痛，忘了周围的一切，她满意地笑着问道。

“这全是偶然。我自己也不知道。在S地时我们本有机会相爱。但是那个时候我刚刚埋葬了爱情，我甚至憎恨它，”仁民直率地回答，他仿佛看见那些事情都向着他远远地退去了。佩珠的美丽的脸遮住了一切，那张脸上有一对发光的大眼睛，就象两颗明星似的。“我到了这里，是你把我的爱情鼓舞起来，你点燃了我的激情。我可以没有一点惭愧地对你说：‘我爱你’……”他忽然换了语调用更低的声音要求道：“给我一个吻。”

佩珠把脸掉向他，热烈地说：“为什么我还要吝惜我的嘴唇？也许明天我就会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你！”她把嘴伸上去迎接他的俯下来的嘴。两个身子合在一起，也不动一下，电筒的光灭了。

“不会的，你的轮值不会来得这样早，”仁民梦呓似地说。

“这个轮值是不会有什么早迟的。假使我明天就死去呢？”佩珠梦呓似地回答。

“我会在心里记着你，我会哭你。我会更努力地继续你的工作，”他感动地说，热情在他的身体内充满了。

“仁民，我没有留恋，我也不害怕，我可以受一切的打击。也许明天这个世界就会沉沦在黑暗里，然而我的信仰绝不会动摇。”她愈说下去，她的声音愈低，“过一会我们就会离开了。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嘴唇……你的手……它们是那么有力……那么有力……我不怕……我有信仰……吻我……”她含糊地说着，慢慢地，慢慢地她的声音便低到没有了。

“不要说话，静静的……啊，你的眼睛，你的嘴唇……”仁民低声说。他把嘴唇压下去，用力吻着，两只手把她的身子抱得更紧。他也很清楚地感到她的回抱。幸福包围了这两个人。但是渐渐地激情在消退了。

静寂的夜里忽然起了一个响声，电筒从仁民的手里落下来，落在石板缝里生着的青草中间，响声并不大。两个人好象从一个甜蜜的梦里醒过来。仁民慢慢地松了手，望着佩珠微微地一笑。他看见她的大眼睛发亮，里面有明珠在滚动。

“你哭了，佩珠，”他温和地说，“为什么要哭？爱并不是罪过。”

“我没有哭，我很快活，”她揩着眼睛回答道。“幸福来的时候也会使人流眼泪。你看满天的星光，夜是多么美丽，多么柔和……”

仁民俯下身子去拾电筒。佩珠却出神地望着天空。天空突然显得更大了，就象无涯的大海，就象一张覆盖着一切的天幕，那么平静，没有一点皱纹，全是一样深的蓝色，许多星子挂在上面，好象是无数的眼睛。忽然一线光亮往西边移动，是一颗星往西边落，很快地便落下天边不见了。她仿佛听见吹哨似的声音。她不禁惊讶地低声叫起来。

仁民刚刚拾了电筒起来，便吃惊地问：“什么事情？”他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

“一颗流星，落下去了！”她说着，仿佛还有金光在她的眼前晃动。

“一个星球毁灭了，”他望着天空惋惜地说。“那也是生命。佩珠，你不害怕吗？”

“在这个地球上每天都有生命在毁灭。我也可以伸出手去毁灭一个生命。那个时候我的手绝不会发抖。仁民，你相信不相信？”她说着把一只手在他的眼前一晃。

他抓住这只手放在嘴边吻了吻，感动地说：“我相信你。你会那样，我也会。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

“我们走罢，时候太晚了。”佩珠缩回那只手，挽住仁民的膀子，慢慢地往前面走了。

“佩珠，你真相信那个打击明天就会来吗？”仁民一面走，一面用电筒照路，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便问道。

“也许没有这么快。但是我想绝不会久。你为什么不回S地去？我们不该留你在这里。你一点也不后悔吗？”

“为什么后悔？你不看见我同你们在一起过得多么快活？”他放低声音，温柔地说，“尤其是在你的身边。”他忍不住又吻了吻她的柔发。

“今天晚上我们真正疯了！倘使他们看见我们刚才的情形，他们不知道要说什么话！”佩珠忽然抿着嘴低声笑起来。

“这个环境很容易使人疯狂，”仁民平静地回答，“但是你记住：对于我们，也许明天一切都不会存在了。”他没有恐怖，就象在转述别人的话一样。

七

陈清晚上到那个在旅部办事的朋友家里去过两次，第二次才见到他。那个姓林的中年人是陈清的小学时代和中学时代的同学。陈清只在中学里读过一年书，就进了机器厂做学徒。林虽然在旅部当一个小官，但是他对陈清的思想和为人也有相当的了解。

“这件事情没有一点办法可想。我也料不到这么快！”林忧愁地说，他沉吟地用手托住他的下颔。

“他们的生命会不会有危险，”陈清怀着一线的希望问道。

“这个我就不能够保险了。大前天报纸上那篇社论把旅长得罪了，大概是那篇文章闯的祸，”林沉吟地说。“不过我想另外还有原因。听说政治科特务股里面近来有一个姓王的新职员很活动，他从前同你们的朋友也有过往来……据说他也在报馆里当过编辑。你想想看，有没有这个人？”

陈清一想，便记起来了。那个人叫做王能，的确在报馆里当过编辑。王能屡次表示要加入他们的团体。他们并没有认出他是一个坏人；不过他爱花钱，又喜欢打扮自己，因此他们不大满意他。但是他们也把他当作朋友看待。最近一个多月以前他忽然辞职走了。他们偶尔还在街上遇见他。谁都不知道他在旅部里做事情。

“不错！有这个人！我记得他。他和我们做过朋友！”陈清想到这里不觉气愤地嚷起来。

“对了。你想事情还有什么希望呢？你们要谨防他使一网打尽的毒计！”林替他们耽心起来。他也很生气，把一张肥肥的圆脸都挣红了。“我常说你们里面混得有侦探，你们总不肯相信。要知道那班口里说得甜蜜的人常常是不可靠的。我平日不敢多同你们的朋友往来，就是这个缘故。”

“你应该给我们想个办法才好，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让那两个人死。他们都是极好的人。我宁愿牺牲我自己，就让他们把我抓去都可以！”陈清十分激动地说。他想到雄和志元，那两个人平日的种种行为便夸张地在他的脑子里浮现出来。同时又好象有人在他的耳边低声说：“失掉了，这一切都永远地失掉了。”悲哀使他忘记了自己。他含着眼泪，向林哀求。

“我知道，我明白你们都是最好的人。但是我只能够眼睁睁地看见你们受折磨，我自己躲在一边。你想我就没有血，没有肉，没有良心吗？我总要尽我的力给你们帮忙。但是恐怕没有办法，我的职位太小了！”林诚恳地说。他没有流泪，但是他的声音却变成苦涩的了。他说的不是假话。他认识那些人，他佩服那些人。

陈清不说话。林站起来把两只手交叉地放在背后，埋着头在房里踱来踱去。他忽然掉过头坚决地对陈清说：“我明天下午给你一个确实的回信。”歇了歇他又接下去说：“你们要当心啊。现在事情很紧急。象现在这样的局面下，白白的牺牲也没有好处。”

他们继续谈了好些话。陈清离开的时候，夜已很深了，他来不及把消息告诉别的人。他回到工会的会所，看见妇女协会那边还有灯光，他便走过去。影和惠群都没有睡，在那里忙着清理东西，屋角地上有一大堆纸灰。他把那个消息告诉她们了。

第二天大清早，陈清到慧那里去。马路上已经很热闹了。许多菜担子拥挤在路中间，一些人围了它们吵闹着。几辆黄包车拉着学生和行李在人丛中慢慢地走过。他经过一个干鱼铺的门前，那臭味直往他的鼻里送。他连忙掩着鼻子急急地走过去，无意间把脚踏了在扁担上，给绳子一绊，几乎跌了一交。等他站定身子时，汽车的喇叭在远处响了。人丛中马上起了骚动，大家争着让路，卖菜的挑起担子往骑楼下跑。

汽车来了。这是旅部的大汽车，许多兵拥挤地坐在上面，在他们中间露出两个没有戴帽子的头。汽车经过这段马路时走得很慢，陈清有机会看清楚了车上的两个光头，他的眼光被它们摄去了。他痴呆地望着。那张瘦脸没有血色，一边脸颊浮肿起来，但表情却很坚定，这分明是雄的脸；那张方脸，红眼睛，阔嘴里哼着日本话的革命歌，这分明是志元的脸，虽然脸上增加了几处紫色的迹印。他想唤他们。但是那心里的呼声他们是不能够听见的。他们没有看见他，就被汽车载走了。虽说汽车走得慢，但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于是两张熟识的脸便在陈清的眼前消失了。汽车的喇叭声一秒钟一秒钟低下去，马路上的人又聚拢来，恢复了从前的景象，几乎使陈清疑惑这次的会面只是一个幻景。

“又要去打靶了，”一个卖菜的人自语道。

“一定是昨天抓去的那两个人。又多了两个冤鬼，”买菜的人说。

“两个读书人，好好地为什么要捉去打靶？看他们的相貌绝不象坏人，”一个商店伙计接着说。

“这个世界要发疯了！好人都不能够好死！”一个书铺伙计气愤地说。

“你不怕给人听见？街上到处都有兵。”一个老头子走过来，劝告刚才说话的那个年轻伙计。

这些话沉重地打在陈清的心上。他站在那几个人的旁边，泪眼模糊地望着街中的人群。他不曾注意到一个人走到了他的面前。

“陈清，”那个人轻轻地触他的膀子，他吃惊地一看，知道是敏，就低声问道：“你看见吗？”

敏默默地点了点头，他的脸色很难看，好象有许多片黑云堆在那上面。

“完了！”陈清叹息地说，他和敏慢慢地在马路上走着，转一个弯就进了一条窄巷。

“你想，我怎么能够告诉碧！她和雄同居只有两个多月！”陈清悲痛地说，他的眼泪沿着脸颊流了下来。

“我想碧是能够忍受的，她已经准备把雄交出去了。她昨天没有流一滴眼泪，”敏极力做出冷淡的声音说。他时时回头去看后面。

“那是血，那是血！”陈清抓住敏的膀子苦恼地说，“她流的是血。”

“你要当心，今天街上一定有不少的侦探，”敏忽然严肃地在陈清的耳边说，他叫陈清不要多说话。其实他并没有得到关于侦探的确实的消息。

陈清果然住了嘴，留神地把眼睛掉向四面看。他看见没有人跟随他们，便又放心地走了。但是他心里还是很激动，刚才看见的两个朋友的脸还在绞痛他的脑筋。

“敏，你听见那些人刚才说的话吗？他们全同情我们，”陈清激动地说。“我们的朋友并不是白死的。压迫没有一点用处。”

“你不要太乐观了，”敏冷淡地说，其实这冷淡也只是表面的。他的脸上隐约地现出来内心斗争的痕迹。“我问你，我们还应当死多少人？”

“多少人？那无数……”陈清说到这里马上闭了嘴，他听见了脚步声，便埋下头安静地往前走，让迎面走来的那个人从他们的身边过去了。

“那许许多多的人会了解我们，加入我们里面来。你就不记得那天的景象？那么多的诚实的面孔……”陈清带着单纯的信仰感动地说。“我从来没有失掉过信仰，我就靠信仰生活。我永远是乐观的。”

“陈清，你还记起德吗？”敏忽然痛苦地问道，他们正走过一个大院子，院子没有大门，天井里长着茂盛的青草，是那么高，而且掩没了中间的过道。破烂的中门静静地掩住了里面的一切。

陈清听见一个“德”字，他再看那个院子，他就明白了。这是一所著名的凶宅，许多年来没有人敢搬进去住，就是在这个地方兵士们枪毙了德。那个时候另一个军阀统治这个城市。如今陈旅长来了，并没有大的改变。压迫一天比一天地厉害。敏似乎就用这个来攻击陈清的乐观的信仰。但是陈清把那个时候他们的情形同现在比较一下，他的乐观反而加强了，他就坚定地回答道：

“德，我不会忘记他。你看，我们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

“然而我们今天又失掉了雄和志元……”敏苦恼地回答，接着他抓起陈清的膀子激动地说：“你想象看，就在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在山岩上，面对着枪孔，等侯那一排子弹射过来，下面就是无底的深渊，他们一瞬间就会葬身在那里。他们眼睁睁看着死一步一步走过来。你想象看，他们的心情……血，我的眼睛里全是血。”他的手在陈清的膀子上不住地抖动。

陈清觉得好象有什么东西梗塞了他的咽喉，他捏紧拳头挣扎了许久，才吐出一句短短的话：“我们快走罢。”

“我不去了！”敏忽然动气似地丢开了陈清的膀子。

“我们就要到了。你跟我走了这么久，现在怎么又不去了？”陈清惊讶地望着敏，不了解这个人的心理。但是敏的脸阴沉着，从那张脸上透不出一点消息来。于是敏掉转身子走了。他走得很快，好象害怕陈清追上去一般。

陈清只得一个人往前走了。不久他就到了慧的家。

“有什么消息？”慧看见陈清就问，她和碧正在房里低声谈话。

“我在南大街看见汽车装了他们去，”陈清痛苦地回答。他低下头，不敢看她们的脸。

“真的？”碧跳起来，她走到陈清的面前追逼似地问，好象一定要看清楚他的脸似的。

“这个时候已经完了，敏也看见的，”陈清用叹息似的声音回答。

“他们看见你吗？”

“他们的汽车很快就过去了，我来不及向他们做一个记号。但是他们很勇敢。”

“昨天晚上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度过的。你看见他们脸上有没有伤痕，想来他们一定受过了拷打，”慧关心地说。

“没有，他们的脸和平常一样，都带着微笑。”陈清又把头低下来，他自己也明白他说的是假话，他在欺骗她们。那浮肿的脸颊，那紫色的迹印，就象烧红了的炭，摆在他的眼前，把他的眼睛烧得痛了。

一道光在碧的脸上掠过去。慧在房里踱着，她接连地说：“我知道他们会这样，他们会这样！”

“你骗我！你骗我！”碧已经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了，忽然又站起来大声说。她把锋利的眼光投到陈清的三角脸上面，愤怒地责备他：“我知道他们一定受过拷打！”

陈清抬起头，用痛苦的眼光回看她，一面说：“碧，这不是一样的吗？现在他们跟我们已经隔了一个世界了。”

“我不相信生命会毁灭得这样快！我简直想象不到他们会死！”慧说，她仿佛看见那两张熟识的脸在对着她微笑。

碧的脸上现出了一阵痛苦的拘挛。她站在陈清的面前，眼睛里冒出火来烧他的脸，她的面容是很可怕的。她忽然伸出一只手去抓她的往后面披的头发，把它们弄成了蓬松的一大堆。她绝望地说：“迟了！我做事太慢了。”声音就象一只受伤的野兽的哀号。她记起了在一百三四十年前法国山岳党人德木南[1]被判死刑的时候，他的年轻的妻子露西也曾在街上煽动群众去救她的丈夫。结果两夫妇先后死在断头机上。然而现在太迟了。她走到床前，悲痛地叹一口气，倒在床上。

“碧，”慧同情地唤了一声，也跑到床前，俯下头去。

“慧，让我静一会儿，你去同陈清谈正经事情，让我静一会儿，”碧把脸压在叠好的被头上，挥着一只手对慧说。慧答应了一声，就走到桌子前面，在空着的椅子上坐下了。

陈清背靠桌子站在那里，他惊愕地望着碧。

“不要紧，碧过一会儿就会好的，我们谈正经话罢。”慧指着旁边一个靠墙的方凳，要陈清坐下去。

“我见过林了。事情很严重。我们里面果然有侦探混进来了，”陈清坐下，严肃地说。

碧立刻从床上起来，端一个凳子放在他们的中间，坐着听陈清讲话。陈清把关于王能的事情讲了出来。

“敏住的地方很危险，他应该马上搬家！他是本地人，知道他的人多，”慧关心地说。

“我刚才还见过他。他这几天的举动有点古怪。刚才他陪我走了许久，快要走到这里，他忽然转身回去了。”陈清想到敏，就仿佛看见了敏的阴沉的脸，他记起了敏近来的一些话和一些举动，他觉得这些他都不能够了解。

“他近来很激动。这也不能怪他。近来我们遇到的打击太多了。这个环境很容易使人烦躁，”慧忧愁地解释道。她却暗暗地想：敏究竟有什么事情，为什么快到了她的家他又转身回去？

仁民和佩珠来了。接着贤和亚丹也来了。亚丹手里拿了一包干鱼。

“我们遇到狗了，”贤张开突出的嘴惊惶地说，众人都屏住呼吸听他讲话。他扑过去抓住佩珠的膀子。

“一条狗跟着我们咬，”亚丹并不惊慌地叙述道。“我起先还不觉得。我和贤从学校出来，后面似乎并没有人，我们也并不注意。大街上人很多，骑楼下面砖砌的柱子上贴着枪毙雄和志元的布告，象是刚贴出来的。每一处都有许多人围着看。贤差不多要哭出来了。我催了他几次他才肯走。我们走不到多久，就觉得后面的脚步声不大对。我侧过头去，看见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跟在我们后面。他的面孔我似乎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他那对狡猾的眼睛望着我们。我知道我们被人跟着了。我就暗暗地把贤的膀子一触，给他递了一个眼色。他也明白了。我们再试验一次。我们把脚步放慢一点，那个人也跟着走慢了。我们随后走快一点，后面的脚步也快了。我有点惊慌，但是我在想办法。我就叫贤先走，他果然转弯走了。那个人却跟着我不放。我故意跑进干鱼铺去买鱼，一面偷偷看他怎样。他却站在门口等我，这个笨东西。我又不敢耽搁，害怕他去找了别人来。我匆忙地买好了鱼，拿在手里，又是笑，又是气。我已经想好了另一个办法。我看见斜对角有一大群人围着看布告，就挤进去站了片刻，埋下头溜到骑楼下面，穿过一个两面开门的店铺，连忙走进了旁边一条巷子。我看见他没有跟上来，他还在大街上张望。我就大步走着，再转一个弯，看见没有人，就拚命走快。我摆脱了这条狗，心里真痛快。在这个街口上我才找到了贤。”他愈说，愈激动，不时地嘘气，后来就脱下灰布长衫，往床上一掷。他说到最后便带了笑容指着桌上那包干鱼说：“这就是干鱼的来源。”他又懊恼地接下去：“可惜是在白天！倘使在晚上，我一定要把这包干鱼对着他的脸丢过去，让他吃点苦头！”

他的这番话增加了房里的紧张气氛，众人都注意地听着。

“那么，你今天不要再出去，”佩珠接着对亚丹说。“等一会儿你再遇见那个人，他就不会把你放走的。”

“不要紧。我不怕。跟他斗斗法倒很有趣。只要他再灵活一点，我也难逃掉，”亚丹兴奋地说，他的眼前还现着刚才的那个场面。

“你们在街上没有遇见什么吗？”陈清忽然问佩珠道。

“没有，我们很当心，”佩珠答道，的确这个早晨她们在路上很小心，但是她忘记了昨天晚上回家时的情形。

“那么这个地方还是安全的，”陈清说。

“亚丹，你看见敏吗？他到学校去过没有？”慧又想到敏，她焦急地问道。她很替敏耽心。

“他没有到学校来。我还以为他到过这里了，”亚丹回答道。他仿佛看见敏在那个房间里，站在方凳上，取开东边墙上的砖块，露出一个洞，从洞里取出一个黑色的东西来。

“他今天还没有来过。陈清刚才在街上遇见他。不知道他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应该设法通知他，叫他搬家，”慧着急地说。“而且他在街上乱跑，更危险。等一会儿我去看他。”她接着又把陈清讲的王能的事情重说一遍。

“没有用，他不会在家里。他一定会当心的。他也许到城外给云帮忙去了，”佩珠这样解释道。其实她知道敏不会去城外。她耽心敏会干那件事情，但是她并没有确实的证据，而且敏也不曾明白地向她承认过。她不愿意再提那件事，她知道敏已经不肯听理智的话了。仁民和亚丹也知道这个。

“我们昨天晚上只睡了三个钟头，我们把文件全整理好了。佩珠，你那里的一部分怎样？”沉默了许久的碧开口了。

“都藏好了，我敢说无论谁也找不出来，”佩珠答道。

“我想到城外去，”碧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努力。假如我们早在这方面有了充分的准备，现在绝不会象这样束手无策。”

“我也去！”慧接着说。

“慧，你不能去，城里也需要人，”亚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接着报告一件事情：“已经有几组学生出发到城外去了，云也在那里，人数不算少了。”

“慧不能够去。拿碧来说，我们不能阻止她。她住在城里给她的刺激太大，”佩珠发表她的意见道。

“那么把敏派到城外去，”慧提议道。“他在城外，更适宜些。”

“我赞成。敏这几天在城里受的刺激太大了，应当派他出去。”陈清也相信这是安置敏的最好的办法。

“我怕他不会去，”亚丹耽心地说。

“他没有理由不去！这是大家的意见！”陈清坚决地说。

“事情常常是出入意外的，”佩珠低声说，她似乎不愿意表示她比别人知道多些。

“仁民还是马上回S地好。他在这里，我很替他耽心，”亚丹恳切地说。他把友爱的眼光射到仁民的脸上。

“我早就说过，他不应该在这里陪我们冒危险，”陈清接口说。

仁民微微一笑，用亲切的眼光回答亚丹的注视，接着温和地说：“为什么你们都替我耽心？你们的生命不是一样地可贵吗？我没有勇气在这个时候离开你们。佩珠，你说怎样？”他走到佩珠身边，声音柔和地问。佩珠掉过头看他一眼，带笑说：“你愿意留在这里，就留下罢。”

“但是他为什么要跟我们一道牺牲？这是不必要的！”亚丹坚决地反对道。“佩珠，你也看不出来这个关系吗？”

“亚丹，你不要说牺牲的话。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生命在毁灭吗？但也有些生命是不能够毁灭的。我们为什么害怕？其实我比你们更关心他，”佩珠依旧温和地说。她那对大眼睛温柔地看着亚丹的长脸。

“我知道你爱他，你爱他！”亚丹禁不住粗暴地嚷出来，他以为他发见了一个秘密。大家把眼光集中在佩珠和仁民的脸上。那些眼光里所包含的，除了惊讶外，就是无限的善意。

佩珠并不红脸，她的脸上依旧带着微笑。她用平静的眼光依次回答了众人的注视。她平静地、温和地答道：“爱并不是罪过，也不是可羞耻的事情。我爱他，他爱我。这样两个人的心会更快乐一点。也许我们明天就会同归于尽，今天你就不许我们过得更幸福吗？爱情只会增加我们的勇气。”她说到这里侧过头望着仁民亲密地笑了笑，伸一只手过去让他的手紧紧地握住。

“我不是责备你，我不过指出事实。固然也有人为了恋爱放弃工作，但是我绝不敢拿这个责备你们，”亚丹听见佩珠的话，不觉惭愧地红了脸着急地解释道。

“亚丹，你用不着解释。我绝不会生你的气，”佩珠带笑地答道。

“我可以说，我绝不会妨碍佩珠的工作。我愿意尽力帮忙她。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希望大家相信我，”仁民感动地说。他注意地轮流看众人的嘴唇，似乎渴望着他们的回答。

“那么让我来祝贺你罢，我这个被称为恋爱至上主义者的人，”慧开玩笑似地走到仁民面前，伸了手给他。

“然而我并不是恋爱至上主义者啊，我不是你的同志，”仁民带笑答道，就伸出手把慧的手紧紧捏住。

“那个绰号是德给她起的，德最不高兴人家讲恋爱，”碧在旁边解释道。

“德已经死了三年了，”听见碧提起德，慧就把笑容收敛起来，她又想到了那张鹰脸，那两只鹰眼睛，那一对铁一般的手腕，和那一颗炭一般的心。她同德发生过一点关系，但是这件事情只有她和他两个人知道。

“我们都没有象德那样的见解。仁民，你不要误会。我们都希望你们过得幸福，”陈清诚恳地说，他的三角脸被友情涂上了一道光彩。在仁民的眼里那张生得难看的脸变成了非常可爱的东西。幸福的感觉鼓胀着他的心。他觉得他们用祝福包围着他同佩珠。每一个人都分了一些爱，分了一些同情给他们两个。他的感动使他同时想哭又想笑。

“佩珠，我真高兴，”贤扭着佩珠的一只膀子，他的小眼睛里包了一眶眼泪。

“贤，你怎样了？你到底是在哭还是在笑？”佩珠亲切地俯下头去问道。

“我们的生活原是这样，一会儿哭一会儿又笑，”慧声音朗朗地说。

“别的事，等克的信来了再决定罢。我还有事情，要先走，”陈清说。

“吃了饭再走罢，”慧挽留道。“就是明天去死，今天也应该把两顿饭吃饱。”

“我回到会里去吃，”陈清短短地说，就告辞走了。

“碧，我们做饭罢，”慧送了陈清出去，关好门进来，唤着碧说；“吃饱饭，大家都有事情！而且你还要出城去。”

[1]加米。德木南：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个领袖，1794年4月死在断头机上。

八

亚丹晚上疲倦地回到学校里。这一天是星期日，寝室里很吵闹。他燃了煤油灯独坐在房里，那些平日常来找他的学生都到城外去了。他想写一封信，提起笔，无意间把眼光落到东边墙上。黯淡的灯光把他的上半身的黑影照在那里，在他的头上有几块松动的砖微微地突出来。他看见这些砖块就放下了笔。他默默地望着墙壁，好象想看穿它，看见它后面的东西。

他忽然站起来，端了凳子到墙边，站到凳子上面，伸手移动砖块。砖去了，现出一个洞，他伸了手进去，过一会又把手拿出来。手里依旧是空的，只粘了一点尘埃。

“我快要疯了。我明明知道那里面是空的，还要去看。”他这样想着，就把砖放回原处。他下了凳子烦躁地在房里踱起来。

“怎么我今天这样烦躁？”他自语道。他在想一些事情，但是这些全混在一起，他把它们分不开来。思想似乎迟钝了。一个“敏”字时时来搅乱他的脑筋。渐渐地在黯淡的灯光下面，墙壁上又露出一个洞，里面就放着那个东西，敏正在伸手取它。但是一瞬间这个幻景就消失了。

“不行，不行！不能够让他做那件事！没有好处，只会白白牺牲他自己！”他忍不住要这样地想，他仿佛看见了敏的躺在血泊里的尸体。他痛苦地伸手去抓头发，低声自语道：“不行。我去阻止他！”他想，这时候敏一定在家，他应该去说服他，把那个东西拿回来，藏在另一个地方。他觉得这是很有把握的。他这样一想，头就发热，血也在他的身体内沸腾起来。他继续烦躁地在房里踱着。

宿舍里静无人声，学生们已经入了睡乡。黑暗穿过新近破烂的糊窗纸窥进来，煤油灯光似乎渐渐地黯淡下去，房间里充满了寂寞，就象坟墓一样。他觉得很疲倦，似乎应该上床去睡。但是他的脑子被迟钝的思想绞痛着，而且痛得很厉害。他不能够睡，他不能够做任何事情。忽然在不远的地方吹起了军号。

“我一定要去阻止他，现在还来得及！”这个思想象一股电光射进他的脑子。他匆忙地抓起放在床上的长衫，穿在身上，就吹灭了灯走出门来。他一面走一面扣钮扣。他经过教务处的门前，看见里面有灯光，舜民埋着头在写字。他就迈着大步往外面走了。他的运动鞋的声音也不曾被舜民听见。

在路上他走得很快。他没有电筒，也不拿火把。他的眼睛习惯了在黑暗里看东西，又有星光给他照亮路。没有人在后面跟他。但是他也不曾留心这件事情。在他的耳边常常响起狗叫声，那是从远处来的，不久就消失了。他到了敏的家。

他敲门，没有应声。他把拳头在门上擂了几下。里面有了回答。接着门开了一扇，现出一张熟识的脸的轮廓，没有灯光。

“敏在家吗？”他连忙问道。

“敏没有回来，我还把你当作敏，”那个女孩子含糊地说。

“好，你去睡罢。我有钥匙，我在房里等他，”他命令似地说了，就走进里面去，让她关好了门。

他熟习院子里的路，走不到几步就摸索到敏住的那间厢房，开了锁进去。他又在桌上摸到火柴把煤油灯燃起来。

房里非常凌乱，一些破旧的书报躺在床上和地板上，屋角一个脸盆里盛着一堆烧过的纸灰。床头的藤箱开了口，里面臃肿地堆了些旧衣服。房里的东西似乎比平日少了些。

他在房里踱了两三转，把地上的书报用脚移到另一个角落里去。他思索着，他的眼睛时时望着那盏煤油灯。他忽然跑到桌子跟前，把几个抽屉接连地打开来。抽屉里并没有重要的东西，他翻了几下，得不到一点线索。

“敏今天晚上不会回来了！”他被这个思想刺痛了一下，他几乎要跳起来。失望的苦恼立刻来压迫他。他挣扎似地自己争辩道：“那不可能！他一定会回来！”他在桌子前面站了片刻，又把煤油灯扭得更亮些。他就继续在房里踱起来。他不住地用探索的眼光看墙壁，好象他疑心那后面藏得有什么东西似的。

他把四面的墙壁都看过了。两道眉毛依旧深思般地皱起来。他忽然把床头的箱子抬起，放到屋中间去。他接连地抬了三口。他的脸色开展了。他的眼睛发光地望着墙脚的松动的砖块。他用熟练的手去取开它们。他慎重地把一只手伸进洞里去，他拿出一支白郎宁手枪和一小包子弹。他再伸手进去摸，那里面再也没有什么了。

这个发见并不使他高兴，反而给了他一个证据。他绝望地想：“我来迟了。一切都安排好了。”他相信敏一定是去干那件事情，那个东西一定是被他带去了！对于这个他差不多没有怀疑的余地了。

他把白郎宁捏在手里，对着墙壁做了一个瞄准的姿势。但是他马上微笑一下，就把手枪和子弹都放进长衫袋里去了。

“他也许很迟才回来。我不能走！我要等他！”他忽然想道。他在桌子前面坐下来。他拉开窗帷去看窗外。

“这个地方真静！”他把脸贴在玻璃上低声自语说。外面没有亮，房里的灯光把窗户和他的头全照在天井里的石板上。“夜是这样柔和，谁也想不到明天会有什么意外的事情，”他低声叹息地说。

他突然听见什么声音。接着有人在外面敲门。他高兴地说：“一定是敏回来了。”他站起来拉上了窗帷，走出去开门。

他还没有走到门口，就听出来敲门声有点不对了。几个人在外面捶着大门，声音很急，并且发出了粗暴的叫声。他知道敲门的绝不是敏。他感到恐怖，便转身回到屋里去，关上了房门。他马上掏出白郎宁来，装上了子弹，仍然放进衣袋里去。

捶门声和叫唤声响得更厉害了。他端坐在桌子前面。他的心跳得很厉害，神经很紧张，思想又变得迟钝了。

于是里面的门响了。他听见那个女孩走出来，口里说着含糊的抱怨的话往外面走去。

他马上想：“完了！”就把灯吹灭，自己静静地坐着。那支坚硬的白郎宁沉重地压在他的胸膛上。在外面女孩开了门，却发出哭叫声，接着好象许多人一齐拥进院子里来。

“在这里，在这里！”他听见有人用本地话叫着，同时几股电光向他的窗户上射来。他连忙站起，往床边躲，一面摸出袋里的手枪捏在手里，对着房门预备放。这个时候他差不多没有思想，他似乎把一切全放在手枪里面。

脚步声向着他的房门奔腾过来。捶门声和呼唤声同时响着，把他的耳朵快震聋了。

“你再不开，我们要放枪了！”一个兵用本地话骂道。

他不回答，紧紧地靠在墙上，用一幅薄被裹着身子，两只眼睛死命地望着门。那里并不是完全黑暗的，从门缝里射进光来。

外面仿佛有许多人在说话。房东太太也被吵醒起来了。她用尖锐的声音惊惶地说话。那个女孩在哭，那些兵士在骂。他静静地不发出一点声音。

并没有人放枪。但是门抖动得厉害，他们在用什么东西撞门，连房间也震动起来，仿佛发生了一次地震。

“完了，那些蜜蜂，那些小学生，都永远地完了，”这个思想忽然掠过他的脑子，他凄凉地一笑，接着脸上起了一阵痛苦的拘挛。他仿佛听不见任何声音了。他看见门向着他的头上打下来。

于是门发出一声巨响，猛然地倒了下来，几股电光往房里乱窜。一些人抢着扑进来。他很快地推开了薄被跳起来，向着那些人扳动枪机。

他清清楚楚地看见子弹打进了一个兵的头。那个人发出一声哀叫，马上倒下来。他疯狂地捏着枪对着第二个人预备再放。但是许多颗子弹同时向他这边飞来，几股电光全向着他这边射。他觉得一阵麻木，就倒了下去。他心里知道：中枪了。

“他中枪！倒了！”那些人高兴地嚷着，慢慢地用电筒照着路走来捉他。

他倒在床前，身上中了两枪，左手压在地上，右手拿着白郎宁伸在外面。他的知觉马上恢复了，他知道得很清楚，刚才怎样地发生了冲突。他知道现在他完了。他看见他们走过来捉他。忽然他的眼睛一亮，他看见兵士中间有一张熟习的脸，这张脸偶然被电光照亮了，脸上带着胜利的笑。“王能，就是他！”他愤怒地嘶声叫着，一股火从心上冒起来。他马上疯狂地把左手用力在地上一撑，撑起了半个身子，右手很快地把枪机一扳，他看见枪弹飞进了那个人的胸膛。他还要再放枪，然而他的身子倒下来了。

兵士们立刻惊惶地跑开了。后来他们看见没有动静，就重新聚拢来，对着他倒卧的地方接连放了许多枪。

亚丹静静地躺在黑暗里，半睁开眼睛。他全身染了血。但是嘴唇上留着微笑，好象他还睡在他的蜜蜂和他的小学生的中间。

人们把他抬了出去。

这时候敏在慧的家里，他刚刚到那里去。

“敏，这夜深你还在街上跑？你这样不当心！”慧看见敏不禁惊喜地说。

敏还不曾说话，慧又接着说：“今天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到处都找不到你！他们说你到云那里去了。”

慧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她这一天耽心着敏的安全，现在却看见他平安地归来了。

敏把手里的一包东西放在桌上，他指着它对慧说：“这包东西放在你这里，好吗？”他的面容很庄严，脸上没有一丝的笑意。

“你还跟我客气？”慧笑起来。

“慧，”他忽然亲切地唤了一声，他的面容也渐渐地变得温和了。他用留恋的眼光，痴呆似地望着她，好象不认识她一般。

“敏！”慧惊讶地看他，她从来没有听见他这样地唤过她，他也不曾这样地看过她。她温柔地说：“什么事情？你为什么这样地望着我，就象不认识我一样？”她停了一下又说：“你赶快准备到乡下去，大家决定派你到那里去。”

“乡下，”他冷淡地念着这两个字，好象它们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似的。慧等着他说后面的话，他却把嘴闭了好一会。好象有些痛苦的思想在绞痛他的脑筋。

“慧，我问你，你有时也想到死上面去吗？你觉得死的面目是什么样的？”敏忽然问道，他就在慧的对面坐下来。

“死，我从没有仔细地想过它！你为什么忽然提到这件事情？”慧的发亮的眼睛探索似地看他的脸，他的面容很平静，她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激动着他的心。

“我觉得死也许完全不可怕。不过我并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死必须来的时候，就让它来罢，”慧说，她一点也不害怕，她要在脑子里找出一个死的固定的面目，但是她不能够。她只看见一些模糊的淡淡的影子。

“有时候我觉得生和死就只隔了一步，有时候我又觉得那一步也难跨过，”敏恳切地说。他的面容很严肃，他仿佛看见在他的面前就立着一道黑暗的门。他应该踏进里面去，可是他还不能够知道那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形，他还因为这个感到痛苦。

“为什么你会有这种古怪的思想？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不应该想到死，”慧温和地责备道。她的眼睛爱怜地看他，就象从前某一个时候那样。“这几天的情形容易使人激动。但是佩珠同仁民相爱了。”她对着他一笑，这笑里含着温情，同时也含着焦虑。

敏的眼睛亮了一下，他低声说：“这是很好的事情。”他没有丝毫的惊奇，好象这是他意料中的事。

“敏，你近来变得多了，你从前并不是这样，”慧关心地说，她的眼睛仍然探索似地望着他。她看见他默默地一笑，便接着说下去：“我不相信目前这些打击会使你发生动摇！”她想用这句话来激他。

敏依旧痴痴地望着她，好象听不见她的话似的。他忽然站起来走到慧的身边，用一只手按着她的肩头，哀求似地问；“慧，你会常常记着我吗？”

慧掉头看他，把一只手伸过去，压在他的那只手上，惊讶地但是感动地问道：“奇怪，你为什么问这句话？”

“你给我一个回答。难道你连一个回答也不给我吗？”他固执地央求道。

“敏，你不要这样说，我们也曾相爱过！”慧的眼睛里露出了爱情。她温柔地看着他，对他笑了笑。

“那么你会常常记着我罢，”敏热烈地追问道。

慧笑着点了点头。

敏突然把两只手伸去捧着慧的脸，热烈地甚至粗鲁地在她的嘴唇上接了一个响吻。过后，他缩回手，短短地说了一句：“我走了！”他不等慧再说话急急地往外面走了。

慧惊愕地望着他的背影，她好象落入了梦里一般。忽然她猛省地站起来追出去，但是他已经开了门跨出门限了。她赶上去唤他。

“敏，你就在这里睡罢，影今天晚上不回来，”她说。

他站在阶下回头看了她一眼，轻轻地说：“我走了！”就把自己的身子投进黑夜里去了。

慧在门前站了一刻，便进去关了门。她的心开始痛起来。她觉得她现在明白了。

九

早晨十一点钟光景，敏在马路上闲走，一只手插在学生服的袋里捏着那个东西。

他十分激动，但是他极力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故意时时埋下头来，却又偷偷地看前前后后的行人。

“他打死了两个人，他自己也死了。”这句话忽然闯进了他的耳朵。他惊讶地抬起头看。骑楼下砖柱子旁边站着两个学徒在谈话。

“他真厉害！人家打伤了他！他还爬起来开枪杀人！”

“他们说他的名字叫什么敏。年纪轻，身材高高的。”

这两个年轻人带了赞叹的脸色和声调，天真地在那里谈话。敏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事情。他听见“敏”字，不觉吃惊地看了那个学徒一眼，但是他马上也就明白了，他的眼前现出一个颀长的影子，灰布长衫，运动鞋，还有那张长脸。

“他跟德一样，连他的相貌也跟德一样，”他痛苦地在心里说。他的耳边忽然响起了那个熟习的声音：

“现在是不行的，现在还轮不到你。不是个人，是制度。”

他觉得有无数根针刺在他的心上，痛得他整个身子抖起来。他的脸上又起了痉挛。

他在心里说：“怎么又轮到你呢？你同我不是一样的人吗？”那个躺在血泊里的尸体马上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他想象着：那个人怎样躲在黑暗里拿了白郎宁准备开枪，又怎样受伤倒下去，爬起来再放了一枪。他仿佛看见一缕一缕的血丝从他的身上冒出来。

“你是不会死的，”他好象在安慰谁似地低声说，没有人听见他的话。他已经离开那两个学徒往前走了。

他的脚步下得很慢，好象在等待什么人似的。他时时埋下头，不愿意让人家多看见他的脸。但是那个思想还在追逼他。

“我们现在不需要暴力，它会毁掉我们自己。”那张长脸又在他的眼前出现了，嘴张开，说出了这样的话。跟着这句话响起了枪声。于是那张脸马上消失了。

“你——你为什么——”他想问一句话，但是他只吐出了这几个字，声音很低。“我太激动了，”他这样想，就伸出另一只手在眼睛上擦了几下。

这是一个很好的晴天，一切都沐浴在明媚的阳光里。马路上非常拥挤，依旧是那么多的行人，闹的，笑的，静的，跟平常没有两样；但是在敏的眼里看来他们都是陌生的，好象跟他隔了一个世界一般。

一辆黄包车过去了，接着又是一辆。后来就有六七个女人挑了担子在他的身边走过。她们的发髻上插满了红花，下面露出一对赤足，汗珠沿着鬓角流下来。

“她们不知道，”他低声地说，不觉怜悯地笑了。

“我被人跟着了！”这个思想忽然刺进他的脑子，他几乎要跳起来。他发觉有一个人在后面跟着他，那是一个青年人，上身只穿了一件翻领衬衫。“我毁了！”他暗暗地着急起来。

他慢慢地走着，故意做出不知道的样子，埋着头在思索。但是很快地他就掉转身子回头走去，这动作是那个人所料不到的。那个人只顾往前面走，几乎撞着他的身子。他看见了那个人的一对老鼠眼似的眼睛。

那个人略略停了一下，他似乎不便马上跟着敏掉转身子。敏转过身就急急地走着，等那个人追上来时，他们中间已经隔了好几步的光景。敏把眼睛掉往四面看，看见旁边有一家酒馆，他打算趁那个人不看见时溜进去躲一下，他知道在酒楼上他也可以看见马路上的景象。

他走到骑楼下，正要走进酒馆，忽然听见前面响起了汽车的声音。他的心马上剧烈地跳起来，他连忙缩回脚，转身走下马路，站在路边等汽车过来。

汽车还没有到，两个警察就忙着赶行人。一些人争吵起来，他们都退到两边，让出了一条很宽的路。敏努力挤到前面去。警察用鞭子拦住他。他便站在警察的跟前。他掉过头去找刚才跟着他的那个人，他看见那个人正在人丛中挤着，也要到前面来，两只老鼠眼似的眼睛不停地朝他这边望。

“我胜利了，”敏想着，得意地笑了笑。他的右手在学生服的袋里提起了那个东西。

汽车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他远远地就看见车外面那两个站在踏板上的马弁。他紧紧地望着那辆汽车，把全副精神都放在一对眼睛和一只手上。他不能忍耐地等待着。

汽车逼近了，一下子就飞跑过来。他忘了一切地冲出去，他做得那么快，没有人来得及阻止他。他的眼睛里就只有那辆汽车，别的一切都看不见了。他甚至没有看清楚车里的人脸。他疯狂似地把袋里的东西拿出来在汽车前面的地上一掷。

于是一个爆炸的声音突然响起来。他的眼睛花了，在一阵剧痛以后他完全失了知觉。

街中间起了一阵大骚动，哭声、叫声压倒了一切。人们很快地逃光了，只剩下宽敞的马路。在马路上面凌乱地躺着汽车的碎片和死伤的人。马弁死了一个伤一个，旅长受了轻伤。离汽车不远，在血泊里躺着敏，人看不清楚他的脸，那上面全是血。一只脚离开了他的身体。

佩珠伴着德华到妇女协会去。她们起初听见爆炸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看见许多人逃进巷子里来，每个人都带了惊恐的脸色奔跑着，好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后面追赶他们。

“什么事？”德华拦住一个中年人问道。

“旅长遇刺了！”那个人喘着气回答了一句，就跑开了。

好象有一个响雷打在这两个女郎的头上，她们呆了。过了片刻，佩珠忽然伸出一只战抖的手去触德华的膀子，低声说：“一定是他。我们快去看。”

她们急急地走着，走进了大街。那里人挤得更厉害。有一些人从前面退下来，又有一些人从后面挤上去。

“旅长没有死！”一个粗暴的声音闯进她们的耳朵，绞痛着她们的脑筋。她们侧过头去看，一个穿短衣的黑脸男子激动地走过去了。

“完了，”佩珠痛苦地在德华的耳边低声说，她的眼里射出一股恐怖的光。

“不是他，不是他，”德华茫然地摇头说。一个人迎面撞过来，使她站不住脚跟，身子往后面一倒，却被佩珠扶住了。

她们又朝前面挤过去，很费力地挤进人丛中，两个人的额上都出了汗，背上也湿了一团。周围的男人的汗气直往她们的鼻端扑过来。她们要移动身子也很费力。前面的人阻塞了她们的路，后面的人又用力往前面挤。

“慧来了，”德华低声对佩珠说，她看见前面不远处露出了慧的头，头发依旧飘散着，遮住了半边脸，她用手把慧指给佩珠看。她同时叫了一声：“慧。”

“不要唤她，”佩珠连忙阻止德华。但是慧似乎听见了唤声，她掉过头来看，很快地便看见了她们。她不笑，也不说话。她只对她们点个头，交换了一瞥痛苦的眼光。她又回头去看前面，把身子往前移动。

佩珠也拉着德华向前面挤上去，恰好前面有几个人走开了，让出一个缝隙，她们便跑过去，再加一点力，出一次汗，她们就到了慧的后面。

“慧！”德华把身子偎过去，欣慰地唤了一声。

“那是敏，”慧回头看她们，低声说，“他毁了自己！”在她的眼角上泪珠快要掉下来了。佩珠默默地伸一只手去握紧了慧的右手。前面似乎松动了些，后面的人只顾向前面冲，她们趁这个机会又朝前移动几步。她们快走到十字路口了。

前面的人不走了，她们也只得站住。她们踮起脚看，只看见无数的人头，此外再也看不到什么。太阳晒着她们的头发，汗使得衣服紧贴在她们的背上。她们正在着急的时候，许多人忽然退了下来，使她们也站不住脚，摇摇晃晃地跟着他们退了好几步。

“凶手死了！”“真可怕！”“一身都是血！”许多话从许多人的口里说出来，她们的耳朵一下子只能够抓住这几句。

她们躲到骑楼下面，就站在砖柱子旁边，看着人群象潮水一般向后面退去。慧猛然伸出右手抓住佩珠的一只膀子。她的耳朵里不间断地响着那几句话。

“我们再挤上去！”慧坚决地说了这一句，也不征求那两个女伴的同意，一个人就往马路中间跑。佩珠和德华也跟着跑过去。

大部分的人都往后面跑，她们却要到前面去。但是前面就立着那肉的屏风，挡住了她们。她们带着一脸的汗，疯狂似地往人丛中乱窜，常常是走了两步又退后一步。

前面的人看见她们这样地乱撞乱冲，便投了一些惊讶和嘲笑的眼光到她们的脸上。

“你们姑娘们倒喜欢看热闹！”“前面过不去了！”“那里戒严不让人通过！”几种声音，几句话向着她们的脸上吐过来。

前面忽然响起了军号声。她们又退到骑楼下去，就站在一家商店门前，只看见人往后面奔跑。

渐渐地看热闹的人跑光了。接着出现了一小队武装的兵士，他们拥着两部汽车过来了。

“一定是到医院去，”佩珠低声说，她却看不清楚汽车里面的人。

兵士们拥着汽车走远了。好些人又围拢来。她们也挤到里面去。但是前面仍然不许人通过。大家站了好一会，在十字路口守卫的军警才取消了禁令，放了几个人过去，接着又放过去一些人。慧、佩珠、德华都过去了。

那条街中间就是出事的地点。人刚刚抬走了马弁的尸体。毁坏的汽车还倒在地上。不远处就是敏的尸首。

一些人围着尸首看。她们也挤进去。无疑地这是敏的脸，虽然是被血染污了，但是脸部的轮廓却能够被她们认出来。身上全是血。一只脚离开了大腿，飞到汽车旁边。

“敏，这就是你的轮值罢，”慧想说这句话，话没有说出口，她又流出跟泪了。她的心从没有象现在这样厉害地痛过。她仿佛看见那张血脸把口张开，说出话来：“你会常常记着我吗？”

德华把身子紧紧地靠在佩珠的身上，她埋下头，她的眼睛也湿了。

“我们走罢，”佩珠低声对她们说，她极力忍住内心的激动。她知道慧和德华都不应该在这里久看，她就拉着她们走开了。

慧起初不理佩珠，她只顾不转眼地埋头看尸首。后来经过佩珠的几次催促，她才跟着佩珠走了。德华早就不能够支持了，她的脸色自得难看，眼睛里含了一眶泪水。

她们三个人在路上都不开口，好象为着一件事情在生气似的。后来她们就到了那所旧庙宇。

广场上榕树下面围聚着两堆人，在谈论爆炸的事情。她们走进里面，先到妇女协会去。

影正在会客室里和惠群谈话，看见她们进来，便问道：“你们知道那件事情吗？”

佩珠应了一声，点了点头。

“我想陈××一定受了重伤，”影虽然有些激动，但是她的脸上还露出喜悦的表情，她以为这是一个好消息。

佩珠痛苦地摇摇头，她沉默着。

“敏死了，是他干的！”慧的口里进出了哭声，她马上走进了里面的房间。德华也跟着进去。

影的喜悦被慧的话赶走了。她拿恐怖的眼光在佩珠的脸上扫了一下，她战抖地问：“真的？”

佩珠低下头，痛苦地说：“怎么不真？我们刚才还看见他的尸首，鲜血淋淋的。”

影惊呆了似地望着佩珠，泪水突然从她的眼里冒了出来。她仿佛还看见敏的脸在她的眼前晃动。

“他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又没有人派他去干！我真不明白！”惠群含着眼泪直率地发出她的疑问。

“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但是他已经下了决心了，”佩珠悲痛地回答。“你想想看，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眼看着许多人死，他是一个太多感情的人。激情毁了他。他随时都渴望着牺牲。”

“但是这一次他把我们的计划完全毁了。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阻止他？”影带着抽泣地说，声音低，但很严肃。

“是的，他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压迫。但是我怎么能够阻止他呢？”佩珠忍住泪接口说。“我和亚丹都劝过他。但是他不听，而且我们也没有想到他会干这——”她还没有把话说完，就看见陈清带着一张苍白脸跑进屋来。他来报告方亚丹的结局。

十

房里没有人说话。陈清埋下头用沉重的脚步踱来踱去。过了半晌，德华低声说了一句：“他的蜜蜂……这就象一场梦。”

仁民带着贤从外面走进来。众人一齐往房门口看。

“你们都在哭，”仁民悲痛地低声说。

贤跑到佩珠身边抓住她的一只手。

“这是什么时候！你们还在哭。”仁民的声音依旧很低，但又是很坚定的，这表示他的头脑还很清楚，他的意志还很坚决。

陈清用苦恼的眼光看仁民，严肃地回答道：“我们的损失太大了。”他没有流眼泪，但是他的心却因为思念那几个朋友痛得厉害，就象有人拿了刀子在割它一样。

“仁民说得对，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佩珠猛省似地说，她摸出手帕揩了脸，眼睛里射出来坚定的眼光。

“现在情形更紧急，更厉害的反动马上就会来的，”仁民镇静地说，他用一种力量把复杂的感情压下来了。“我们没有严密的组织，又不好好准备，那么还会有更大的损失。”

仁民的这两句话进了众人的耳朵就成了恐吓的警告。但是他们并不因为这个发生恐惧。再没有人哭了。大家开始在想未来的事情。

“我害怕工会这次免不掉，”陈清激动地说，但是他并不害怕。

“一定的，他们第一个就会解决工会，”慧抢着说，她的眼睛冒出火，好象她已经准备出发到战场上去。

“克应该有信来了，他也许有好消息来，”影怀着希望地说。她想到克，就充满了温暖、柔和的感情。她的眼睛还是红的，但是德华的眼睛更红。

“我们不能坐着等他的信。我们应当认真考虑仁民刚才的话，我们过去太散漫了。陈清，你赶快把工会再洗刷一次，你自己也可以避一下。慧也应该搬家。仁民也不能够再象这样地乱跑了。”佩珠趁他们谈话的时候思索了一下，这时就把她的意见说了出来。她的面容严肃，话很急，眼光轮流地在几个人的脸上转了一下，就象在发命令似的。

“在这个时候要我整天留在家里，我也做不到，”仁民低声说了一句。

“英倒很好，他整天就在园子里忙着养蜂，”德华接着说。她的意思是要仁民象英那样地关在家里。

“你们要云进城来吗？”惠群问道，她忽然想到了云。

“不要，他在城外很安全，就让他留在那里。陈清明天也到那里去。慧，你们也去。其实仁民也可以去，”佩珠说，她把垂下来的头发挑到后面去了。

“佩珠，你呢？”仁民关心地问道。

“我留在城里，城里的事情让我来应付！”佩珠勇敢地说。

“你一个人应付不了。我要留在这里，我不能够放过这个机会！”慧抢着说。她红着脸，摇着头，她的飘蓬的头发跟着她的头在动。她好象一头狮子，她的眼睛就象一对狮子眼。她穿着灰布短衫，系着青色短裙，套着黑色长统袜，这个装束把她显得更勇敢，更动人。

“我也不去，我愿意同你们在一起，”仁民坚决地说。

“那么你快点去收拾那边，你要人帮忙时，我们都去，”佩珠接着对陈清说。

“不要紧。那边有人，而且重要的东西早已搬走了，”陈清回答道。“那么我先去罢，”他就往外面走。房里的人继续在谈话。陈清马上又走回来，脸色变成了灰白。

“那边给围住了，”陈清惊惶地说，他变得口吃了。

这个消息使得众人都紧张起来，他们走到窗前，从纸窗孔看对面的景象。他们的眼里全是兵。

“陈清，你不要过去了！”佩珠声音战抖地说。

“陈清，你就留在这里，”慧也在劝阻陈清。

“但是他们会到这里来的，”德华焦虑地说。

“我要回到那边去，”陈清想了一下便这样说。“如果他们找不到我，就会到这边来的。”

“我们这里有后门，大家就冒一次险罢，从后门出去也许安全，”慧激动地说。她陪着众人匆忙地走进里面房间，开了那扇小门。外面是一条很窄、很窄的巷子。她告诉他们：走完这条巷子就有一道门，开门出去，前面是一条小河，河边有草径可以走。这条路佩珠和影都知道。

“你们快走罢，”慧表示自己愿意留在这里。

“我也迟一点走，”佩珠接着说。她却抓起贤的膀子吩咐道；“贤，你陪仁民出去，他在这里很危险，陈清也是这样。我们女人迟一点不要紧。”

“要走大家都走！我不愿意一个人走！”仁民痛苦地说。

“仁民，想不到你还有这种书呆子气！我们还有事情，迟一点走不要紧。你们先走，就让我和慧留在这里，我仃跟着就来！”佩珠着急地责备仁民说，把她的坚定的眼光投在仁民的脸上，她的眼光很锋利，而且很亮。

“好，我们听你的话，”仁民点着头说，他软化了。“你们也应该快快地来啊！”他对佩珠笑了笑，笑容里似乎包含了几种感情。

影带头，仁民跟着，惠群和贤再跟在后面，他们摸着高墙沿着巷子走去。陈清不肯走。他很固执，众人都不能够说服他。

佩珠送他们出去，关了门回来。她进了房间，陈清和慧两个人正把脸贴在窗上看对面。

慧听见脚步声就回过头向佩珠问：“他们都走了吗？”她的脸上还带着忧虑的表情。

佩珠默默地点着头，她也走到窗前去，正看见兵士们忙碌地从工会里面搬出种种的东西。

陈清一面注意地看，一面捏起拳头愤怒地低声骂着。

“工会又给人毁掉了！”慧悲痛地说。

“我要去，我不能让他们毁掉它！”陈清粗暴地说。他差不多把工会当作自己的家，看见别人在毁他的家，他盼愤怒和痛惜快要使他发狂了。

“陈清，安静点，你不要太激动了，”佩珠低声说。她一面又唤慧道：“慧，我们快收拾这里的东西。等一下我们就要动身。”她离开窗前去开抽屉。

慧听见佩珠的话，也就忙起来跟着佩珠收拾东西。重要的东西已经搬走了。她们再把不太重要的东西包扎成了两包，放在床上，预备带出去。

陈清依旧站在窗前，他看见兵士们搬完了东西就开始押着人出来，都是工会的职员，都被他们反剪地缚着两只手。

“慧、佩珠，我走了。”陈清觉得他的胸膛里翻腾得很厉害，他那颗心就象要跳出嘴里一般。他终于忍耐不住，猝然掉转身子要往外面走。

“陈清，你到什么地方去？”佩珠唤住他，惊讶地问道。

“到那边去，”他短短地回答。他很苦恼，但是他并不曾失掉信仰。

“这简直是愚蠢的举动！你没有权利白白地牺牲你自己！”佩珠严肃地责备道。

“你爱说你常常是乐观的。你现在倒在学敏的榜样！”慧接下去说，话里带着嘲笑的调子。

“我并不悲观。然而我一定要去。我不能让别人代我受罪。我去，人家就可以释放他们，”陈清怀着原始般的正义的信仰坚持说。

“不会的，你出去不过多添了一个牺牲品！别人不会得到一点好处！你难道还以为那班人会有慈悲心吗？”佩珠阻止地说。她也很激动。她觉得如果她说错一句话，她就会送掉一个人的性命。

“你们快走，出去准备应付的办法。让我去对付他们，转移他们的目标，使得你们有从容布置的时间……”陈清抱了辞严义正的态度说。他的眼睛里射出牺牲的火光，他的三角脸发红，脸上添了很多的生气。

“但是目前并不需要你这样做。我们都可以平安地逃出去。我们更需要象你这样的人，”佩珠坚决地反驳道。

“他们在工会里抓不到一个重要职员是不会甘心的，我不要紧，旅部里有我的熟人——”陈清还没有把话说完，忽然瞥见外面有几个兵正走在桥上，往这边过来，他马上变了脸色回过头对她们说：“他们来了，你们快走！”

慧本来站在窗前，背向着窗户，就马上掉过身子往外面看。佩珠也跑过去，她立刻回到床前拿起一个包挟在腋下，短短地说：“我们三个都走！”

“好，”慧也去拿起了另一包东西。她同时把严肃的眼光投在陈清的三角脸上，说：“陈清，你跟我们走。”

陈清迟疑一下，点点头，一面催促她们道：“你们快走！再迟一刻就不行了。”

佩珠开了那道小门，第一个走出去，慧跟着她。她们回过头来看陈清，陈清微微一笑，便突然把门关上了。她们着急地在外面捶门，一面唤着陈清的名字。陈清并不答应，反而拉了桌子去把门抵住。

“走罢，”慧叹了一口气说，她把那一对细眉紧紧地皱起来。她们沿着巷子跑出去。

“贤，你还在这里？”佩珠打开掩着的门不觉惊讶地叫起来。

贤正站在河边一株龙眼树下，他听见佩珠的声音，掉转身子，看见了佩珠，便向着她跑去。他捏着她的一只手，亲切地，快活地说：“我在这里等你们！”他做出一个滑稽的笑容。

佩珠微微地笑了，爱怜地抚着贤的头发，一面说：“你这个顽皮的孩子，他们呢？”慧也伸出手去在贤的头上敲了一下。

“他们都到你家里去了。惠群一个人回家，”贤答道。他看见没有陈清，就问道：“陈清呢？”

“他不肯走，他还在里面，他把门关了，”佩珠一面说，一面踏着乱草沿着河边走。慧走在她后面，她回头问慧：“慧，你想他们会把陈清捉去吗？”她走得很快，声音里泄露出她的焦虑来。

“为什么不会呢？他们就要到协会来了！”慧苦恼地说。她接着便用力咬她的嘴唇。过了半晌她又说：“妇女协会从此关门了！我们的妇女运动也完结了。”

佩珠又掉过头看慧，正遇着慧的冒着火的眼睛，她不觉颤抖了一下。慧的那样深的苦恼把她的心灵也震动了。但是从这里她却得到一个回答：慧和她一样并不相信妇女运动就从此完结。

没有人在后面跟随她们。四周非常清静。沿河边长着一些龙眼树。小河在阳光下面发亮，河水缓缓地流着。她们踏着快要长齐她们膝头的青草，但时时被荆棘绊住了她们的长统袜。她们很困难地走完了这一段路，腿上已经挂了无数的荆刺。她们看见并没有人追上来，就放心地把荆刺拍落了。

前面立着一堵破墙，已经倒塌了一段，现出一个大洞，地上堆了许多砖块。顺着墙边也有一条小路，但那是引到山上去的，从那里走时，路就愈走愈远了。

砖上有好些脚印，多半是女人的，显然是德华几个人爬过墙进了那一条荒凉的巷子。

“我们翻过墙去罢，”慧提议说，便踏上砖块，弯着身子从那个洞爬进了里面。

佩珠和贤两个人也就跟着爬了过去。

里面是一条僻静的巷子，路上堆着好些砖块，石板缝里生着茂盛的青草，破旧的墙头上长着仙人鞭一类的植物。这条巷子似乎很久就没有人走了。在靠里的一边也有几家破旧的院子，但都是没有人住的著名的凶宅。

“我们居然跑到这个地方来了，”慧说着不觉笑起来，方才的紧张的心情现在松弛了。她站着得意地往四面看，她知道现在她们已经安全地逃出虎口了。

“快走！到我家里去！”佩珠催促道。

她们看见太阳的位置，分辨出了方向。三个人急急地走着，进了僻静的巷子，转了好几个弯，就穿过了大街。大街上依旧很拥挤，许多人激动地谈论着旅长遇刺和工会被封的事情。在好些人的脸上她们看出了忧虑和愤怒的痕迹。几个兵把守在十字路警察亭前面检查行人。

她们连忙走进对面一个小巷子，在那里没有人注意她们。她们拣着僻静的巷子走，故意多绕了几个弯。

“我们应该给云报个信，”佩珠忽然想到这件事情就说了出来。

“我去！这的确很要紧！”慧接着说，她的眼睛又发出光来。

“我想叫影去更安全些，你比较容易引起人家注意，”佩珠思索一下就反对说，她的态度是很诚恳的。

“不要紧，让我去！我就去！”慧摇动着头，让她的浓发在脸颊上飘舞。她马上把包裹递给贤，说：“贤，你把这个拿去。”她、又对佩珠说：“你叫影回去收拾东西，准备搬家。”她不等佩珠说别的话，便昂着头，红着脸，甚至带了得意的神情，掉转身子走了。佩珠回头去看她，只见她大步走着，两只手不停地往前后甩，风吹动她的浓发，她的短裙也跟着风飘舞，她好象是被风吹走了一般。

“慧，”佩珠温和地唤了她一声，她没有听见，不曾转过头来。佩珠也就拔步走了。

两个人到了家，贤去叫门，德华开了门出来。德华看见佩珠，现出了欣慰的脸色。

“慧呢？”德华耽心地问。

佩珠进了房间把东西放好，才告诉德华说，慧到城外找云去了。

“但是云进城来了，”德华惋惜地说。

“就让慧留在乡下也好。云在什么地方？”佩珠说。

“就在后面。克也回来了。他现在在城外，云带了他的信进城来，”德华严肃地低声告诉佩珠。

“好，我们到后面去！”佩珠匆忙地说着，便走出房间往后院走。

“贤，你就留在外面看门罢，”德华温和地说，对他笑了一下，好象姐姐在吩咐弟弟一样。贤本来打算跟着她们到后面去，听见她的话，便答应一声，规规矩矩地顺从了。

佩珠进了蜂场，看见云在那里，仁民和影也都在那里。他们站在树丛中谈话。英忙着在加糖水，林舍在旁边给他帮忙。

“佩珠，你回来了！又跑得这样气咻咻的！”林舍看见佩珠就笑着叫起来，用爱怜的眼光看她。

佩珠带笑地唤了一声“林舍”，随便说了两句话。

“亚丹呢？他为什么不来呢？英一个人又弄不好，”林舍动着大嘴高声道。

佩珠迟疑着，她仿佛看见灰布长衫裹着的颀长的身子在树丛中动了一下，心里感到一阵酸痛，但是她连忙做出笑容回答说：“亚丹有事情回小学校去了。”她说完便朝云那边走去。德华已经先到了那里在和他们谈话。

“克回来了。那边朋友们的意思要我们暂时撤退到乡下去，重新整顿组织，只留几个不大受人注意的人在城里，那边马上就派几个新的人来，”云庄重地说。

“工会被封了，你知道吗？你那里一定很危险，”佩珠着急地说。她摸出手帕揩着额上的汗。

“我进城来才知道。我们那里已经搬了家，现在另有一个秘密会所，每天晚上都有工人去，”云镇静地说。

“你知道陈清被捕吗？”佩珠追逼似地继续问道。

“陈清被捕？”云惊惶地说。

“他一定不肯走，兵到协会来了，我想他不会跑掉，”佩珠激动地说，声音依旧很低，脸部的表情却是把悲痛、赞叹和怀念混在一起。

云的镇静被这几句话搅乱了。他痴呆似地望着佩珠，他的脸色慢慢地变换着。

“事情不宜再延迟了。我们应该快些行动。这几天里面我们快要把最好的人损失光了，”仁民严肃地说，他看出了事情的严重。他没有眼泪，他只想到快要到来的艰苦、激烈的斗争。

“克带来的意见也很对，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的力量的确太弱了。我们还不能够正面跟他们作战，”影恳切地说。

云歇了片刻，用手揉了揉他的塌鼻头，他清醒过来了。他用严肃的声音说：“城外的工作进行得很好。我们太缺乏人。碧去了也还不够。乡下也需要人，那些学生去了以后稍微好一点。”

“你们都到城外去罢，我就留在这里，我是不要紧的，”德华坚决地说。

“我们到外面商量去，”佩珠这样提议说。他们四个人陆续地走出外面进了佩珠的房间。

不到一会工夫，会议就结束了，他们接受了克带来的那边朋友的建议。影到慧的家里去，德华去妇女协会探听消息，云去看旅部的那个朋友。

影和云先走了，德华在房间里停留了一会正要出去，刚跨出门限，又走回来对佩珠说：

“佩珠，你有一封电报，我忘记给你。”她翻开桌上的一本书，从里面抽出一封电报递给佩珠，自己匆匆地走了。

佩珠接过电报连忙拆开来。这是S地发来的电报。她从桌上书堆里找出那本电报号码书，急急地翻译起来，一面翻书一面写：

……剑——虹——

她的心开始猛烈地跳了，她的手也战抖起来，她继续翻译下去：

失——踪——速——来——娴

“你看，德娴打来的，”佩珠把电报纸递给仁民，然后把头俯在桌上，一声不响。

仁民读了电报，抬起头看佩珠，只看见她的肩头不住地耸动。他用悲痛和爱怜的眼光把她的头看了好一会，然后把电报纸放回在桌上，默默地在房里踱起来。

过了片刻仁民才走到佩珠的身边，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俯下头温和地在她的耳边说：

“佩珠，不要伤心。剑虹不见得就有危险。”

佩珠抬起头看仁民，悲痛地说：“仁民，我能够忍受，再大的打击，我也能够忍受。”她站起来一把抱着他，一把头压在他的肩上。

“我知道，我知道，”仁民搂着她的腰，接连温柔地说。“但是，佩珠，你回去吗？你到S地去吗？”

佩珠不说话，过了好一会，才抬起头。她放松手，用悲痛的眼光望着仁民的脸，慢慢地摇着头说：“我不去，我不能够去。”然后她又用恳求的眼光看他：“你替我走一趟罢。你是他的朋友。”

仁民还不曾回答，贤从外面跑进来了，他是从蜂场里来的。他走进门，口里唤着佩珠，但是他看见房里的情形就闭了嘴。他瞥见桌上的电报纸，走过去拿起来读了它。

“佩珠，你要走？”他走到她的身边，拉着她的一只手急急地问道，他差不多要哭出声来了。

佩珠温柔地看他，伸手去摸他的头，好象在对待一个小孩。她说：“我不走，贤，我不愿意离开你们。”

“但是你的父亲——”贤着急地说，他疑心她在骗他。

“我请仁民代我去，因为那边更需要他，”佩珠打断了贤的话，她又用恳求的眼光看仁民，一面温和地问：“仁民，你愿意吗？”

仁民的眼睛忽然黯淡了，他把头埋下去，低声说：“我不能够在这个时候离开你，佩珠，要走我们一道走！”

“我也走，我同你们一道去！”贤在旁边激动地说，他把佩珠的手握得更紧，好象害怕佩珠马上会飞走一般。

“为什么大家都走呢？”佩珠微笑了，她的面容渐渐地开朗了，她仿佛已经驱走了悲痛，现在用她的精细的头脑来衡量一切了。然而她的眼睛里依旧充满着爱情的眼光。“我不能够离开这里，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仁民，你应该回去，你已经完成了你的使命。你现在可以把你亲眼看见的事情带回去告诉你们那里的朋友。”

“然而剑虹的事情应该你自己去料理。你不去，你不会后悔吗？”仁民痛苦地说。

佩珠埋下头，过了半晌才抬起它来。眼睛里面还有泪珠，但是她的面容已经是平静的了。她摇摇头用坚定的语调说：“我不会后悔。我已决定了。”她看见仁民不说话，只顾望着她，就走到他的身边，伸手去挽住他的手臂，把身子偎着他，温柔地恳求说：“你替我走一趟罢，这就跟我自己回去一样。况且那里还有许多朋友。你去罢，你没有留在这里牺牲的必要。”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

“佩珠，”仁民侧着头看她的脸，一面忧郁地唤道。两张脸靠得很近，他的嘴差不多要吻着她的额角，他温和地说：

“我不能够拒绝你这个要求。但是在这个时候要我离开你，离开你们大家，我实在没有——”

突然外面起了捶门声，仁民惊惶地闭了嘴。

“我去，”贤匆匆地说了这两个字，便往外面跑去。

进来的是惠群，她跑得气咻咻的，一张脸成了青黄色，很难看，两只眼睛恐怖地圆睁着。她一进屋就说：

“小学校的舜民也被捕了。”

“你在什么地方得到的消息？”佩珠惊惶地问道。

“我看见好几个兵押着他走。奇怪，怎么会捉他呢？”惠群倒在藤椅上激动地说。

“现在越逼越紧，他们要使一网打尽的毒计了。仁民，你明天一定走。我出去托人给你买车票，”佩珠紧张地说。

“我去，”惠群抢着说。

“佩珠，我还想多住几天……”仁民的话没有说完，就被佩珠打断了话头。她说：

“不，你应该早走，我父亲的事情托给你去办。而且我们明天都要撤到乡下去，另外换一批新的人来。惠群，你在这儿帮忙我照应仁民，我出去走一趟。我不会有问题，我知道躲避危险的方法。”她不等别人答话，就匆匆地出去，开了大门走了。

仁民跟着出去关了门进来，看见贤躺在床上哭。

“仁民，你为什么不阻挡她？她出去，他们一定会捉住她，”贤抽泣地责备仁民说。

“你这个蠢孩子！不要哭。他们不会捉住她。她还要活着做许多、许多事情！”仁民用极大的力量定了定心，然后用平静的声音安慰这个哭着的孩子。

憩园

一

我在外面混了十六年，最近才回到在这抗战期间变成了“大后方”的家乡来。虽说这是我生长的地方，可是这里的一切都带着不欢迎我的样子。在街上我看不见一张熟面孔。其实连那些窄小光滑的石板道也没有了，代替它们的全是些尘土飞扬的宽马路。从前僻静的街巷现在也显得很热闹。公馆门口包着铁皮的黑漆门槛全给锯光了，让崭新的私家包车傲慢地从那里进出。商店的豪华门面几乎叫我睁不开眼睛，有一次我大胆地跨进一家高门面的百货公司，刚刚指着一件睡在玻璃橱窗里的东西问了价，就给店员猛喝似的回答吓退了。

我好像一个异乡人，住在一家小旅馆里，付了不算低的房金，却住着一间开了窗便闻到煤臭、关了窗又见不到阳光的小屋子。除了睡觉的时刻，我差不多整夭都不在这个房间里。我喜欢逛街，一个人默默地在街上散步，热闹和冷静对我并没有差别。我有时埋着头只顾想自己的事，有时我也会在街头站一个钟点听一个瞎子唱书，或者找一个看相的谈天。

有一天就在我埋头逛街的时候，我的左膀忽然让人捉住了，我吃惊地抬起头来，我还以为自己不当心踩了别人的脚。

“怎么，你在这儿？你住在哪儿？你回来了也不来看我！该挨骂！”

站在我面前的是我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姚国栋，虽说是三级同学，可是他在大学读毕业又留过洋，我却只在大学念过半年书，就因为那位帮助我求学的伯父死去的缘故停学了。我后来做了一个写过六本书却没有得到多少人注意的作家。他做过三年教授和两年官，以后便回到家里靠他父亲遗下的七八百亩田过安闲日子，五年前又从本城一个中落的旧家杨姓那里买了一所大公馆，这些事我完全知道。他结了婚，生了孩子，死了太太，又接了太太，这些事我也全知道。他从来不给我写信，我也不会去打听他的地址。他辞了官路过上海的时候，找到我的住处，拉我出去在本地馆子里吃过一顿饭。他喝了酒滔滔不绝地对我讲他的抱负、他的得意和他的不得意。我很少插嘴。只有在他问到我的写作生活、书的销路和稿费的多寡时才回答几句。那个时候我只出版过两本小说集，间或在杂志上发表一两篇短文，不知道怎样他都读过了，而且读得仔细。“写得不错！你很能写！就是气魄太小！”他红着脸，点着头，对我说。我答不出话来，脸也红了。“你为什么尽写些小人小事呢？我也要写小说，我却要写些惊天动地的壮剧，英雄烈士的伟绩！”他睁大眼睛，气概不凡地把头往后一扬，两眼光闪闪地望着我。“好，好，”我含糊地应着，在他面前我显得很寒伧了。他静了片刻，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他第二天便上了船。可是他的小说却始终不曾出版，好像他就没有动过笔似的。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就是这位朋友，高身材，宽肩膀，浓眉，宽额，鹰鼻，嘴唇上薄下厚，脸大而长，他并没有大的改变。只是人稍微发胖，皮色也白了些。他把我的瘦小的手捏在他那肥大的、汗湿的手里。

“我知道你买了杨家公馆，却不知道你是不是住在城里，我又想你会住在乡下躲警报，又害怕你那位看门的不让我进去，你看我这一身装束！”我带了一点窘相地答道。

“好了，好了，你不要挖苦我了。去年那次大轰炸以后，我在乡下住过两三个月就搬回来了。你住在哪儿？让我去看看，我以后好去找你，”他诚恳地笑道。

“国际饭店。”

“你什么时候到的？”

“大概有十来天。”

“那么你就一直住在国际饭店？你回到家乡十多天还住在旅馆里头？你真怪！你不是还有阔亲戚吗？你那个有钱的叔父，这几年做生意更发财了，年年都在买田。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他放开我的手大声说，声音是那么高，好像想叫街上行人都听见他的话似的。

“小声点，小声点，”我着急地提醒他。“你知道他们早就不跟我来往了……”

“可是现在不同了，你现在成名了，书都写了好几本，”他不等我说完便抢着说。“连我也很羡慕你呢！”

“你也不要挖苦我了。我一年的收入还不够做一套像样的西装，他们哪里看得起我？他们不是怕我向他们借钱，就是觉得有我这个穷亲戚会给他们丢脸。哦，你的伟大的小说写成没有？”

他怔了一下，忽然哈哈大笑。“你记性真好。我回家以后写了两年，足足写坏了几千张稿纸，还没有整整齐齐地写上两万字。我没有这个本领。我后来又想拿起笔翻译一点法国的作品，也不成。我译雨果的小说，别人漂亮的文章，我译出来连话都不像，丢开原书念译文，连自己也念不断句，一本《九十三年》[1]我译了两章就丢开了。我这大学文科算是白念了。从此死了心，准备向你老弟认输，以后再也不吹牛了。现在不讲这些，你带我到你的旅馆里去。国际饭店，是吗？这个大旅馆在哪条街，我怎么不知道！”

我忍不住笑起来。“名字很大的东西实际上往往是很小的。就在这附近。我们去罢。”

“怎么，这又是什么哲理？好，我去看看就知道。”他说着，脸上露出欣喜的微笑。

[1]《九十三年》：法国小说家和诗人维·雨果的长篇历史小说。

二

“怎么，你会住这样的房间！”他走进房门就惊叫起来。不行，不行！我不能让你住在这儿！这样黑，窗子也不打开！他把窗门往外推开。他马上咳了两声嗽，连忙离开窗，掏出手帕揩鼻子。“煤臭真难闻。亏你住得下去！你简直不要命了。”

我苦笑，随便答应了一句：“我跟你不同，我这条命不值钱。”

“好啦，不要再开玩笑了，”他正经地说。“你搬到我家里去住。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一定要你搬去。”

“不必了，我过两天就要走，”我支吾道。

“你就只有这点行李吗？”他忽然指着屋角一个小皮箱问道，“还有什么东西？”

“没有了，我连铺盖也没有带来。”

他走到床前，向床上看了看。“你本领真大。这样脏的床铺，你居然能够睡觉！”

我不说什么，只是笑了笑。

“行李越少越好。我马上就给你搬去。我知道你的脾气，你住在我家里，我决不会麻烦你。你要是高兴，我早晚来陪你谈谈；你要是不高兴，我三天也不来看你。你要写文章，我的花厅里环境很好，很清静，又没有人打扰你。你说对不对？”

我对他这番诚意的邀请，找不到话拒绝，而且我听见他这么一讲，我的心思也活动了。可是他并不等我回答，就叫了茶房来算清旅馆账，他抢先付了钱，又吩咐茶房把我的皮箱拿下楼去。

我们坐上人力车，二十分钟以后，便到了他的家。

三

灰砖的高门墙，发亮的黑漆大门。两个脸盆大的红色篆体字“憩园”傲慢地从门楣上看下来。本来关着的内门，现在为我们的车子开了。白色的照壁迎着我。照壁上四个图案形的土红色篆字“长宜子孙”嵌在蓝色的圆框子里。我的眼光刚刚停在字上面，车子就转弯了。车子在这个方石板铺的院子里滚了几下，在二门口停下来。朋友提着我的皮箱跨进门槛，我拿着口袋跟在他后面。前面是一个正方形的铺石板的天井，在天井的那一面便是大厅。一排金色的门遮掩了内院的一切。大厅上一个角落里放着三部八成新的包车。

什么地方传来几个人同时讲话的声音，可是眼前一个人的影子也没有。

“赵青云！赵青云！”朋友大声唤道。我们走下天井。我向左边看，左边是门房，几扇门大开着，桌子板凳全是空着的。我又看右边，右边一排门全闭得紧紧的，在靠大厅的阶上有两扇小门，门楣上贴着一张白纸横条，上面黑黑的两个大字，还是那篆体的“憩园”。

“怎么到处都写着‘憩园’？”我好奇地想道。

“就请你住在这里头，包你满意！”朋友指着小门对我说。他不等我回答，又大声唤起来：“老文！老文！”

我没有听见他的听差们的应声，我觉得老是让他给我提行李，不大好，便伸过那只空着的手去，说：“箱子给我提罢。”

“不要紧，”他答道，好像害怕我会把箱子抢过去似的，他加快脚步，急急走上石阶，进到小门里去了。我也只好跟着他进去。

我跨过门槛，就看见横在门廊尽处的石栏杆，和栏外的假山、树木、花草，同时也听见一片吵闹声。

“谁在花园里头吵架？”朋友惊奇地自语道。他的话刚完，一群人沿着左边石栏转了出来，看见我那位朋友，便站住，恭敬地唤了一声：“老爷。”

来的其实只有四个人：两个穿长衫的听差，一个穿短衣光着脚车夫模样的年轻人，和一个穿一身干净学生服的小孩。这小孩的右边膀子被那个年轻听差拖着，可是他还在用力挣扎，口里不住地嚷着：“我还是要来的，你们把我赶出去，我还是要来的！”他看见我那位朋友，气愤地瞪了他一眼，噘起嘴，不讲话。

朋友倒微微笑了。“怎么你又跑进来了？”他问了一句。

“这是我自己的房子，我怎么进来不得？”小孩倔强地说。我看他：长长脸，眉清目秀，就是鼻子有点向左偏，上牙略微露出来。年纪不过十三四岁的光景。

朋友把皮箱放下，吩咐那个年轻的听差道：“赵青云，把黎先生的箱子拿进下花厅去，你顺便把下花厅打扫一下，黎先生要住在这儿。”年轻听差应了一声，又看了小孩一眼，才放开小孩的膀子，提着我的皮箱沿着右边石栏杆走了。朋友又说：“老文，你去跟太太说，我请了一位好朋友来住，要她捡两床干净的铺盖出来，喊人在下花厅铺一张床。脸盆、茶壶同别的东西都预备好。”头发花白、缺了门牙的老听差应了一声“是”，马上沿着左边石栏杆走了。

剩下一个车夫，惊愕地站在小孩背后。朋友一挥手，短短地说声：“去罢。”连他也走开了。

小孩不讲话，也不走，只是噘起嘴瞪着我的朋友。

“这是你的材料，你很可以写下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朋友得意地笑着对我说，然后提高声音：“这位是杨少爷，就是这个公馆的旧主人，这位是黎先生，小说家。”

我朝小孩点一个头。可是他并不理我，他带着疑惑和仇恨的眼光望了我一眼，然后把两只手插在裤袋里，大人似地问我的朋友道：

“你今天怎么不赶走我？你在做什么把戏？”

朋友并不生气，他还是笑嘻嘻地望着小孩，从容地答道：“今天碰巧黎先生在这儿，我介绍他跟你认识。其实你也太不讲理了，房子既然卖给别人，就是别人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常常进来找麻烦呢？”

“房子是他们卖的。我又没有卖过。我来，又不弄坏你的东西，我不过折几枝花。这些花横竖你们难得有人看，折两枝，也算不了什么。你就这样小器！”小孩昂着头理直气壮地说。

“那么你为什么老是跟我的听差吵架？”朋友含笑问道。

“他们不讲理，我进来给他们看见，他们就拖我出去。他们说我来偷东西。真混帐！房子都让他们卖掉了，我还希罕你家里这点东西？我又不是没有饭吃，不过不像你有钱罢了。其实多几个造孽钱又算什么！”这小孩嘴唇薄，看得出是个会讲话的人，两只眼睛很明亮，说话的时候，一张脸挣得通红。

“你让他们卖掉房子？话倒说得漂亮！其实你就不让他们卖，他们还是要卖！”朋友哈哈笑起来。“有趣得很，你今年几岁了？”

“我多少岁跟你有什么相干？”孩子气恼地掉开头说。

那个年轻听差出现了，他站在朋友面前，恭敬地说：“老爷，花厅收拾好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你去罢，”朋友吩咐道。

年轻听差望着小孩，又问一句：“这个小娃儿——”

朋友不等年轻听差讲完，就打岔说：“让他在这儿跟黎先生谈谈也好。”他又对我说：“老黎，你可以跟他谈谈，”（他指着小孩）“你不要放过这个好材料啊。”

朋友走了，年轻听差也走了。只剩下我同小孩两人站在栏杆旁边。我望着他，他也望着我。他脸上愤怒的表情消失了，他正在用怀疑的眼光打量我。他不移动脚步，也不讲话。最后还是我说一句：“你请坐罢。”我用手拍拍石栏杆。

他不答话，也不动。

“你今年几岁了？”我又问一句。

他自语似地小声答了一句：“十五岁。”他忽然走到我面前，闪着眼睛，伸手拉我的膀子，央求我：“请你折枝茶花给我好不好？”

我随着他的眼光望去。石栏外，假山的那一面，桂树旁边，立着一棵一丈多高的山茶。深绿色的厚叶托着一朵一朵的红花。

“就是那个？”我无意地问了一句。

“请你折给我。快点儿。等一会儿他们又来了，”孩子恳切地哀求，他的眼光叫我不能说一个“不”字。我知道朋友不会责备我随便乱折他园里的花。我便跨过栏杆，走到山茶树下，折了一小枝，枝上有四朵花。

他站在栏杆前伸着手等我。我就从栏外地上，把花递给他。他接过花，高兴地笑了笑，说一声：“谢谢你，”马上转过身飞跑了。

“等一下！等一下！”我在后面唤他。可是他已经跑出园门听不见了。

“真是一个古怪的小孩，”我这样想。

四

园里很静。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朋友把我丢在这里就不来管我了。我在栏外立了好几分钟，也不见一个听差进园来给我倒一杯茶。我便绕着假山，在曲折的小径里闲走。假山不少，形状全不同，都只有我身材那样高，上面披着藤蔓、青苔；中间有洞穴，穴内开着红白黄三色小草花；脚下小径旁草玉兰还没有开放。走完小径，便到一间客厅的阶下，客厅的窗台相当高，纸窗中嵌的玻璃全被绘着花鸟的绢窗帘掩住，我看不见房内的陈设，我想这应该是上花厅了。在这窗下，在墙角长着一棵高大的玉兰树，一部分树枝伸出在梅花墙外，枝上还挂着残花。汤匙似的白色花瓣洒满了一个墙角，有的已经变黄了。可是余香还一阵一阵地送入我的鼻端。

我在这树下立了片刻。我弯下身去拾了两片花瓣拿在手里抚摩。玉兰树是我的老朋友。我小时候也有过一个花园，玉兰花是我做小孩时最喜欢的东西。我不知不觉地把花瓣放到鼻端去。我忽然惊醒地向四周看了看。我忍不住要笑我自己这种奇怪的举动。我丢开了花瓣。但是我又想：那个小孩的心情大约也跟我现在的差不多罢。这么一想，我倒觉得先前没有跑去把小孩拉回来询问一番，倒是很可惜的事情了。

我并不走上台阶去推客厅的门（我看见阶上客厅门前左面有一张红木条桌和一个圆磁凳），我却沿着墙往右边走去。我经过一个养金鱼的水缸，经过两棵垂丝海棠，一棵腊梅，走到一个长方形的花台前面。这花台一面临墙，一面正对着一间窗户全嵌玻璃的客厅。我知道这就是所谓“下花厅”，我那位朋友给我预备的临时住房了。花台上种着三棵牡丹，台前一片石板地。两棵桂花树长在院子里，像是下花厅的左右两个哨亭。左右两排石栏杆外面各放了三大盆兰花，花盆下全垫着绿色的圆磁凳。

我走上石阶，预备进花厅去。但是朋友的声音使我站住了。他远远地叫道：“老黎，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杨家小孩什么时候走的？你跟他谈了些什么话？”

我掉过头去看他，一面说：“你们都走了，当然只有我一个人……”可是我没有把话说完又咽下去了，因为我看见他后面还有一个穿淡青色旗袍、灰绒线衫、烫头发的女人，和一个抱着被褥的老妈子。我知道他的太太带着老妈子来给我铺床了。我便走过去迎接他们。

“我给你介绍，这是我太太，她叫万昭华，你以后就喊她昭华好了；这是老黎，我常常讲起的老黎。”朋友扬扬得意地给我们介绍了。他的太太微微一笑，头轻轻地点了一下。我把头埋得低，倒像是在鞠躬了。我抬起头，正听到她说：“我常常听见他讲起黎先生。黎先生住在这儿，我们不会招待，恐怕有怠慢的地方……”

朋友不给我答话的时间，他抢着说：“他这个人最怕受招待，我们让他自由，安顿他在花厅里不去管他就成了。”

他的太太看他一眼，嘴唇微微动一下，可是她并没有说什么，只对他笑了笑。他也含笑地看了看她。我看得出他们夫妇间感情很好。

“虽说是你的老同学，黎先生究竟是客人啊，不好好招待怎么行！”太太含笑地说，话是对他说的，她的眼睛却很大方地望着我。

一张不算怎么长的瓜子脸，两只黑黑的大眼睛，鼻子不低，嘴唇有点薄，肩膀瘦削，腰身细，身材高高，她跟她的丈夫站在一块儿，她的头刚达到他的眉峰。年纪不过二十三四，脸上常常带笑意，是一个可以亲近的、相当漂亮的女人。

“那么你快去照料把屋子给他收拾好。今晚上你自己动手做几样菜，让我跟他痛快地喝几杯酒，”朋友带笑地催他的太太道。

“要你太太亲自做菜，真不敢当……”我连忙客气地插嘴说。

“那么你就陪黎先生到上花厅去坐罢。你看黎先生来了好半天，连茶也没有泡，”她带着歉意地对她的丈夫说，又对我微微点一下头，便走向下花厅去了。老妈子早已进去，连那个老听差老文也进去了，他手里抱着更多的东西。

五

“怎么样？你还是依我太太的话到上花厅去坐呢，还是就坐在栏杆上面？不然我们在花园里头走走也好，”朋友带笑问我道。

我们这时立在门廊左面一段栏杆里。我背向着栏外的假山，眼光却落在一面没有被窗帘掩住的玻璃窗上，穿过玻璃我看见房内那些堆满线装书的书架，我知道这是朋友的藏书室，不过我奇怪他会高兴读这些书。我忍不住问他：“怎么你现在倒读起线装书来了？”

他笑了笑：“我有时候无聊，也读一点。不过这全是杨家的藏书，我是跟公馆一块儿买下来的。即使我不读，拿来做摆设也好。”

他提起杨家，我马上想到那个小孩，我便在石栏上坐下来，一面要求他：“你现在就把杨家小孩的事情告诉我罢。你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你找到了材料吗？他跟你讲了些什么话？”他不回答我，却反而问我道。

“他什么话都没有说。他要我给他折枝茶花，他拿起来就跑了，我没有办法拉住他，”我答道。

他伸手搔了搔头发，便也在石栏上坐下来。

“老实说，我知道的也不多。他是杨老三的儿子，杨家四弟兄，老大死了几年，其余三个好像都在省里，老二、老四做生意相当赚钱。老三素来不务正业，是个出名的败家子，家产败光了，听说后来人也死了。现在全靠他大儿子，就是那个小孩的哥哥，在邮政局做事养活一房人。偏偏那个小孩又不争气，一天不好好念书，常常跑到我这个花园里来折花。有天我还看见他在我隔壁那个大仙祠门口跟讨饭的讲话。他跑进来，我们赶他不走，就是赶走了他又会溜进来。不是他本事大，是我那个看门的李老汉儿放他进来的。李老汉儿原是杨家的看门头儿，据说在杨家看门有二十几年了。杨老二把他荐给我。我看他做事忠心，也不忍心多责备他。有一回我刚刚提了一句，他就掉眼泪。有什么办法呢？他喜欢他旧主人，这也是人之常情。况且那个小孩手脚倒也干净，不偷我的东西。我要是不看见也就让他去了。只是我那些底下人讨厌他，常常要赶他出去。”

“你知道的就只有这一点吗？我不懂他为什么常常跑到这儿来拿花？他拿花做什么用？”我看见朋友闭了嘴，我的好奇心没有得到满足，便追问道。

“我也不知道，”朋友不在意地摇摇头说，他没有想到我对小孩的事情会发生这么大的兴趣。“也许李老汉儿知道多一点，你将来可以跟他谈谈。而且我相信那个小孩一定会再来，你也可以问他。”

“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以后小孩再来，让我对付他，你要吩咐你的听差不干涉才好。”

朋友得意地笑了笑，点点头说：“我依你。你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罢。只是你将来找够材料写成书，应该让我第一个拜读！”

“我并不是为了写文章，我对那个小孩的事情的确感到兴趣。我多少了解他一点。你知道我们家里从前也有个大花园，后来也跟我们公馆一块儿卖掉了。我也想到那儿去看看，”我正经地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去看看？我还记得地方在暑袜街。你们公馆现在是哪一家在住？你打听过没有？只要知道住的是谁，让我给你设法，包你进去，”朋友同情地、热心地说。

“我打听过了。卖了十六七年，换了几个主人，已经翻造过几次，现在是一家百货公司了，”我带点感伤地摇摇头说。“我跟那个小孩一样，我也没有说过要卖房子，我也没有用过一个卖房子得来的钱。是他们卖的，这个唯一可以使我记起我幼年的东西也给他们毁掉了。”

“这有什么难过！你将来另外买一所公馆，照样修一个花园，不是一样吗？”朋友好心地安慰我。可是他的话在我听来很不入耳。

我摇摇头，苦笑道：“我没有做富翁的福气，我也不想造这个孽。”

“你真是岂有此理！你是不是在骂我？”朋友站起来责备我说，可是他脸上又现出笑容，我知道他并没有生我的气。

“这跟你有什么相干？我是指那些买了房子留给子孙去卖掉的傻瓜，”我说着，我的气倒上来了。

“那么你可以放心，我不会把这个花园白白留给我儿子的，”朋友说，他伸出右手，做了一个姿势，头昂起来，眼里含笑，好像在表示他有什么伟大的抱负似的。我没有作声。歇了片刻他又说：“不要讲这些闲话了。石头上坐久了不舒服。我们到下花厅去看看，昭华应该把屋子收拾好了。”

六

我跟着朋友走进了下花厅。他的太太正立在窗前大理石方桌旁整理瓶里的花枝，听见我们的脚步声，便回过头来看她的丈夫，亲切地笑了笑，然后笑着对我说：“房子收拾好了，不晓得黎先生中意不中意，我又不会布置。”

“好极了，好极了，”我朝这个花厅的左面一部分看了一眼，满意地说。我的话和我的表情都是真诚的，大概她看出了这一点，她的脸上也露出微笑。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她每一笑，房里便显得明亮多了，同时我心上那个“莫名的重压”（这是寂寞，是愁烦，是悔恨，是渴望，是同情，我也讲不出，我常常觉得有什么重的东西压在我的心上，我总不能拿掉它，是它逼着我写文章的）也似乎轻了些。现在她立在窗前，一只手扶着那个碎磁大花瓶，另一只手在整理瓶口几枝山茶的红花绿叶。玻璃窗上挂着淡青色窗帷，使得投射在她脸上的阳光软和了许多。这应该是一幅使人眼睛明亮的图画罢。我知道这个方桌就是我的写字桌。床安放在屋角，是用匟床铺的，连踏凳也照样放在床前。一幅圆顶的罗纹帐子悬在床上。床头朝着窗安放，我的皮箱放在床头一个方凳上；挨近床脚，有两张沙发，中间夹放着一个茶几。

她的手离开了花瓶，身子离开了方桌，她向她的丈夫走去，一面对我说：“黎先生，请坐罢。”她吩咐刚把沙发搬好的老文说：“老文，你去给黎先生泡碗茶来。”又对那个叠好铺盖以后站在床头的老妈子说：“周嫂，你记住等会儿拿个大热水瓶送来。”又对我说：“黎先生，你要什么，请你尽管跟他们说，要他们给你拿来。你不要客气才好。”

“我不会客气的，谢谢你。姚太太，今天够麻烦你了，”我感谢地说。

“黎先生，你还说不客气，你看，‘谢谢’，‘麻烦’，这不是客气是什么？”姚太太笑着说。

我那朋友插嘴了：“老黎，我注意到，你今天头一次讲出‘姚’字来，你没有喊过我的名字，也没有喊过我的姓，我还怕你连我叫什么都忘记了！”他哈哈笑起来。

我也笑着答道：“你那个伟大的名字，姚国栋，我怎么会忘记？你是国家的栋梁啊！”

“名字是我父亲起的，我自己负不了责，你也不必挖苦我。其实我父亲也不见得就有什么用意，”朋友带笑辩道。“譬如日本人给他儿子起名龟太郎，难道是要他儿子做乌龟吗？”

“当然啊。他希望他儿子像乌龟那样长寿！”我也笑了。“还有你的大号诵诗，不知是不是要你读一辈子的诗。”

“我们回去罢，让黎先生休息一会儿，他也累了。我还要预备晚上的菜。你们晚上一边吃酒，一边慢慢谈罢，”姚太太忍住笑压低声音对她的丈夫说。

“好，好，”她的丈夫接连点着头，含笑地看了她一眼，说：“让我再说一句。”他又向着我：“这个地方清静得很，在这儿写东西倒很不错。不过太清静了，晚上你害怕不害怕？”他不等我回答，马上接着说：“你要是害怕，倒可以喊底下人找我来聊聊天。”

“你高兴，就请来谈谈，我很欢迎。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害怕的，”我笑着回答。

朋友陪着太太走了。我还听见他在窗下笑。今天也够他开心了。

我在方桌前藤椅上坐下来。我感到一点疲倦，不过我觉得心里畅快多了。我仰着头静静地听窗外树上无名的小鸟的歌声。

七

晚上就在这个下花厅里我和老姚（我开始叫他做“老姚”了）坐在一张乌木小方桌的两面，吃着他的太太做的菜，喝着陈年绍酒。菜好，酒好，他的兴致更好。他的话就像流水，他连插嘴的机会也不留给我。他批评各种各类人物，评论各种各样事情。他对什么都不满意。他一直在发牢骚。可是从他这无穷无尽的牢骚中，我却知道了一个事实：他对自己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不满意，他甚至把他的第二次结婚看作莫大的幸福。他满意他这位太太，他爱他这位太太。

“老黎，你觉得昭华怎样？”他忽然放下酒杯，含笑问我道。

“很不错！你应该很满意了，”我称赞道。

他高兴地闭了一下眼睛，用右手三根手指敲着桌面，接连点了几下头，然后拿起酒杯，大大地喝了一口，忽然一个人微微笑起来：

“老黎，我劝你快结婚罢。有个家，心也要安定些。”他停了一下，又说：“你不要老是做恋爱的梦，那全是小说家的空想。你看我跟昭华也没有讲过恋爱，还不是别人介绍才认识的。可是结了婚，我们过得很好。我们都很幸福。”

“我听说你们原是亲戚，”我插嘴说。

“虽说是亲戚，可是隔得远。我们素来就少见面。说真话，我对她比对我头一个太太满意得多。”喜悦使他那张开始发红的脸显得更红了。

“像你这样对结婚生活满意，还要整天发牢骚，倒不如我一个人独来独往自由自在，”我又插嘴说。

“你不明白，对你说你也不会了解。中国人讲恋爱跟西洋人讲恋爱完全不同，西洋人讲了恋爱以后才结婚，中国人结了婚以后才开始恋爱，我觉得还是我们这样更有趣味，”他得意地、好像在阐明什么大道理似地慢吞吞说，一面还动着右手加强他的语气。

我不能忍耐了，便打岔道：“算了，算了，你这种大道理还是拿去跟林语堂博士谈罢。他也许会请你写本《新浮生六记》，去骗骗洋人。我实在不懂！”

“你不懂？你看，这不是最好的例子？”他带一点骄傲地笑起来，侧过脸望着花厅门。我也掉过头去。他的太太进来了。周嫂打个灯笼跟在她后面。

我连忙站起来。

“请坐，请坐。菜做得不好，黎先生吃不惯罢，”她笑着说，两排白牙齿在我的眼前微微亮了一下。

“好极了，我吃得很多。就是今天太麻烦你了。姚太太吃过饭吗？”我仍然站着笑答道。

“吃过了，谢谢你。请坐罢，不要客气，”她说。我坐下了。她走到她的丈夫身边，他抬起头看她，说：“你再吃一点罢，”他把筷子递给她。她不肯接，却摇摇头说：“我刚吃过。你们酒够了罢，不要喝醉了。你说黎先生酒量也不大，就早点吃饭罢，恐怕菜也要冷了。”

“好，不喝了。老文，周嫂，添饭来罢。”老姚点了点头，便提高声音叫人盛饭。

“小虎还没有回来？”他关心地问他的太太。

“我打发老李接他去了，已经去了好久，他也应该回来了，”她答道。

“辣子酱给他留得有吗？”他又问道。

“留得有。他爱吃的东西我都会留给他。”

饭碗送到桌上来了。我端着碗吃饭，我不想打扰他们夫妇的谈话。我忽然听见一个小孩的声音高叫：“爹，爹！”我抬起头，正看见一个穿西装的十一二岁的小孩跑到朋友的身边来。

“你回来了？在外婆家玩得好吗？”朋友爱怜地问道，一面抚摩小孩的梳得光光的头。

“很好。我跟表哥他们又下棋又打扑克。明天是星期，不是老李拚命催，我还不想回来。外婆喊我明天再去耍，说下回不必打发老李来接，他们家的车子会送我回来。”

“好，下回你去，就不打发车子接你，让你玩个痛快，”朋友笑着说；“你回来连妈也不喊一声，你妈还在挂念着你呢！”

孩子站在朋友的左边，太太站在朋友的后面。孩子抬起脸看了他的后母一眼，短短地唤了一声，又把脸掉开了。他的后母倒温和地对他一笑，答应了一声，又柔声说：“小虎，你还没有招呼客人。这位是黎叔叔。”

“你给黎叔叔行个礼，”朋友推着孩子的膀子说。

孩子向前走了两步，向我鞠了一个躬，声音含糊地唤了一声：“黎叔叔。”

这孩子可以说是我那个朋友的缩本，他的脸，眉毛，鼻子，嘴，都跟我那个朋友的完全一样。不同的是服装。老姚穿蓝绸长袍，小姚穿咖啡色西装上衣，黄卡叽短裤，衬衫雪白，领带枣红。论体格和身材，小姚倒跟杨家小孩相似，可是装束和神采却大不相同了。

“老黎，你看，他像不像我？这是我的第二个宝贝！”老姚夸耀地说，他哈哈地笑着。我偷偷看了他的太太一眼。她红了脸，埋下头去。这告诉我：朋友的第一个宝贝便是她了。

老姚看见我不答话，便伸出左手在孩子的背上推一下，说：“你走过去一点，让黎叔叔看清楚！”

孩子向前再走两步，他露出一种毫不在乎的神气动了动头，要笑不笑地说一句：“看嘛，”抄着手站在我的面前，他还带着一种类似傲慢或轻蔑的眼光在打量我。

“像不像？”朋友还在追问。

“真像！不过我觉得……”

“真像”两个字就使他满意了，他似乎没有听见下面的“不过……”这半句话，他马上伸出左手对儿子说：“小虎，过来，你妈给你留得有辣子酱，你要不要吃点东西？”

“我现在很饱。今晚上‘宵夜’罢。”孩子跑到父亲身边，拉着父亲的手撒娇地要求：“爹，我今天跟表哥他们打扑克，输了四百五十块钱，你还我。”

“好，等一会儿你在你妈那儿拿五百块钱，”这位父亲爽快地一口答应了。“我问你，你在外婆家吃的什么菜？”

“妈，你等一会儿要给我啊，”孩子不回答父亲的问话，却侧过头去对他后母笑了笑，这一声“妈”叫得亲热多了。

“我回去就拿给你。你爹在跟你讲话。等一下你陪我一块儿进去，我要看着你换了衣服温习功课，”他后母温和地带笑说。

“是，”孩子不高兴地答应一声，他眼睛一眨，下嘴唇往右边一歪。这种表情，我先前在比较他们父子的面貌时就已经看到了。由于这种表情，拿整个脸来说，儿子实在不像父亲。

朋友太太看见小虎的这种表情，她默默地看了我一眼，她的脸上仍然带着微笑，眼里却似乎含有一种说不出的哀愁。但是等我注意地看她的时候，她正在愉快地跟她的丈夫讲话，我在她的脸上再也找不到类似哀愁的表情了。

姚太太带着小虎先走了。我和老姚吃完饭，又谈了好久的闲话，现在他不再发牢骚，却只谈他的太太和儿子的好处。我知道他和这个太太结婚三年多还没有生小孩。头一个太太留下一儿一女，但是女儿在母亲去世后两个月也跟着死了。

这一夜我睡在空阔的大客厅里。风吹着门响，树叶下落，鸟在枝上扑翅，沙石在空中飞舞。我并不害怕。可是我没有习惯这个环境，我不能安静地闭上眼睛。

我想着我那个朋友同他的太太和小孩的事情，我也想着杨家小孩的事情。我想了许久。我还把那两个小孩比较一下。我又想着姚太太的家庭生活是不是像她的丈夫所说的那么幸福。我越想越睡不着。后来我烦躁起来，骂着自己道：“你管别人的事情做什么？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式，用不着你耽心！你好好地睡罢。”

可是在窗外黑夜已经开始褪色，小鸟吵架似地在树上和檐上叫起来了。

八

我睡到上午十点钟才起床，太阳照得满屋子金光灿烂。老文进来给我打脸水、泡茶，周嫂给我送早点来。午饭的时候老姚夫妇在下花厅里陪我吃饭。

“就是这一次，这算是礼貌。以后我们便让你一个人在这儿吃，不管你了，”老姚笑着说。

“很好，很好，我是随便惯了的，”我满意地答道。

“不过黎先生，你要什么，请只管喊底下人给你拿，不要客气才好啊，”姚太太说，她今天穿了一件浅绿色旗袍，上面罩了一件白色短外套。她听见我跟朋友讲起昨晚睡得不好，她便说：“这也难怪，屋子太敞了。我昨天忘记喊老文搬一架屏风来，有架屏风隔一下，要好一点。”

饭桌上的碗筷杯盘撤去不久，屏风就搬进来了。黑漆架子紫色绸心的屏风把我的寝室跟花厅的其余部分隔开来。

我们三个人还在这间“寝室”里闲谈了一会儿。他们夫妇坐在两张沙发上。老姚抽着烟，时时张口，带着闲适的样子吐烟圈，姚太太坐得端端正正，手里拿着茶杯慢慢地喝茶，好像在想什么事情。我却毫无拘束地翘着腿坐在窗前藤椅上。我们谈的全是省城里的事，我常常发问，要他们回答。

后来姚太太低声对她丈夫讲了几句话，她的丈夫便掷了烟头站起来，在房里走了几步，对我说：“今天下午我们两个都不在家，她母亲”（他掉头看了看太太）“约我们去玩，还要陪她老人家听戏。你高兴听京戏吗？我可以陪你去，不过这儿也没有什么好脚色。”

“你知道我从来不看旧戏，”我答道。

他的太太也站了起来。他接着说：“我想你现在也许改变了，好些人上了年纪，就慢慢地圆通了。”

“可是也有人越老越固执啊，”我笑着回答。

朋友笑了，他的太太也笑了。她说：“他是说他自己，他老是觉得他自己很圆通。”

“你不要讲我，你还不是一样。譬如你不喜欢听京戏，你母亲一说听戏，你就陪她去。我从没有听见你说过‘不去’的话。你高兴看外国电影，没有人陪你去，你就不去看。所以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个戏迷呢！”朋友跟他的太太开玩笑，太太不回答他，却只是微笑，故意把眼光射到窗外去，可是她那淡淡擦过粉的脸上已经起了红晕。她后来又收回眼光去看她的丈夫，嘴唇动了动，似乎在求他不要往下说。但是他的口开了，话不吐完，便很难闭上。他又说：“老黎不是外人，让他听见没有关系，他不会把你写在小说里面。”（她的脸通红，她连忙装作去看什么东西，转过了身子。）“其实他还是你一个同志！他也爱看外国电影，以后有好片子，请他陪你去看罢。还有，老黎，你在这儿觉得闷的时候，要是高兴看线装书，我书房里多得很，我可以把钥匙交给你。”（他自己先笑起来）“我知道你不会看那些古董的。我太太有很多小说，新的旧的都有。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她就有全套。这自然不是你们写的那一种。不过总是小说罢。我也看过几本，虽是文言译的，却也很能传神！新出的白话小说这里也有。”

太太似乎害怕他再讲出什么话来，她脸上的红晕已经消散了，这时便把身子掉向他催促道：“你一开头，话就讲不完。你也该让黎先生休息一会儿。我还要进去收拾……”她的脸上仍旧笼罩着笑容，还是她那比阳光更亮的微笑。

“好，我不讲了。看你那着急的样子！”朋友得意洋洋地对他的太太笑道。“我们今天把老黎麻烦够了。我们走罢。让他安静地写他的文章。”

我对他们夫妇微笑。我站起来送他们出去，现在我是这半个花厅的主人了。我站在窗下石栏杆前，望着他们的背影。他们亲密地谈着话，沿着石栏杆走过了上花厅，往里去了。

九

下半天他们夫妇果然不曾来。也没有别人来打扰我，除了周嫂来给我冲开水，老文给我送饭。

我吃过晚饭，老文给我打脸水来。我无意地说了一句：“这太麻烦你们了，以后倒可以不必……”

老文垂着手眨着老眼答道：“黎老爷，你怎么这样说！你是我们老爷的好朋友，我们当底下人的当然要好好伺候。万一有伺候不周到的地方，请你不客气地骂我们几句。”

这番话使我浑身不舒服起来。我被人称作“黎老爷”，这还是头一次。我听着实在不顺耳。我知道他以后还会这样叫下去的，会一直叫到我离开姚家为止。这使我受不了。我想了想，只好老实对他说：“你是老家人了，你跟别人不同。”（这句话果然发生了效力，他的脸上现出笑容来。）“请你不要喊我‘黎老爷’，我们在‘下面’都是喊先生，你就照‘下面’的规矩喊我‘黎先生’罢。”

“是，以后就依黎老爷的话；哦，是，黎先生。说老，我们在姚家‘帮’了三十几年了。我们是看见我们老爷长大的。我们老爷心地好，做事待人厚道，就跟老太爷一模一样。”

“你们太太呢？”我问道。

“是说现在这位太太吗？”他问道。我点点头。老文便接着说下去：“太太过门三年多了，她从来没有骂过我们半句。她没有过门的时候，人人都说她是个新派人物，怕她花样多。她过来了大家都夸奖她好，她心地跟她相貌一样。她脸上一天总是挂着笑容。她特别看得起我们，说我们是姚家老家人。她有些事情还要问我们。我们伺候这样的老爷、太太，是我们底下人的福气。”笑容使他的皱脸显得更皱了，可是他一对细小的眼睛里包满泪水，好像他要哭起来似的。

我洗过脸，他便走到茶几旁去端脸盆。我连忙又问一句，因为我的好奇心被他的叙述引动了，我想从他的口里多知道一些事情。

“你们头一位太太呢？”

老文放下脸盆，看了我一眼，垂着手站在茶几前，摇摇头答道：“不是我们底下人胡言乱语，前头太太比这位差得太多，真赶不上。前头太太留下了一位少爷，还有一位小姐，小姐后来也死了……”他突然把下面的话咽住了，转过头去看门外。

“你们少爷我也见过，相貌跟你们老爷一模一样，”我接下去说，我想用这句话来引出他以后的话。

“不过脾气却跟老爷两样。”他看看我，又看看门外，他似乎想收回那句话，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一定知道我清清楚楚地把话听进去了。

“不要紧，你有话只管讲，我不会告诉别人。你说得不错。我也看得出来。你们少爷对你们太太不大好。”

“黎——先生，你还不知道，虎少爷自来脾气大，不说对他后娘，就是对他亲生妈也不好。前头太太去世时候，虎少爷快八岁了，他哭都没哭一声。他外婆太宠他，老爷也太宠他，我们太太拿他简直没有办法。”他走到我面前，压低声音说：“我听见周大娘说，我们太太为他的事还哭过好几回，连老爷都不晓得。”他停了一下，仍旧小声说下去：“太太回娘家，要带他去，他死也不肯去。他自己的外婆总说我们太太待不得前娘儿子，这两年赵家外老太太简直不到我们家来了，就是时常打发人来接虎少爷过去耍。我们太太逢年过节还是到赵家去。去年赵家怕警报，下乡去住了大半年，就把虎少爷接去住了三四个月。虎少爷回都不想回来了。老爷、太太打发我们去接了好几趟，才接回来的，回来还大发脾气，说在城里头炸死了，归哪个负责！老爷不骂他，太太也不好讲话。其实他在赵家从来不翻书，一天就跟表哥表弟赌钱……”

“你们老爷为什么这样不明白？像你们少爷这样年纪，做父亲的正应该好好管教他，”我插嘴说。

“唉，”老文着急地叹了一口气，“老爷宠他，什么事都依他，从小就是这样。叫我们底下人在旁边干着急。”他忽然忘了自己地提高声音：“年纪不小了，已经十三岁了，还在读高小第四册。”过后他气恼地昂起头来，自语道：“我们说是说了，就是给旁人听见，也不怕，我们顶多告假回家就是了。”

“他十三岁？我还以为至多十一岁呢！”

“心思多的人不肯长，有什么办法？”老文的声音里还含着怒气。

“昨天那个杨家少爷也不过这样年纪……”我说。

“杨家少爷？”老文惊诧地问道，但是他不等我解释，马上接着说，“我们晓得就是常常跑进来折花的那一个。他家里从前也很阔，听说比我们老爷还有钱，现在败了。不过饭还吃得起。我听见看门的李老汉儿说，那个杨少爷今年还不满十五岁，已经上了三年中学，书读得很好。”

“你们老爷不是说他不肯好好念书吗？”我问道。

“那是老爷的话。我们讲的是李老汉儿的话，我们也不晓得究竟是真是假。我们原说，既然书读得好，怎么又会常常跑进我们花园来要花？这个道理我们实在不明白。问起李老汉儿，他也不肯说，我们多问两句，他就流眼泪水。昨天他还跟我们讲过情，说是只要老爷不晓得，又没有给赵青云看见，就让杨少爷来折几枝花罢。我们倒有点不好意思。其实我们也不想跟杨少爷为难，人家好好的少爷，公馆又原是他们家卖出来的，再说折两枝花，也值不了几个钱，横竖老爷、少爷都不爱花，就是太太一个人高兴看看花。其实太太也讲过，一两枝花有什么要紧，人家喜爱花，就送他一两枝。只是赵青云顶不高兴，花儿匠老刘请了三个月病假，现在归赵青云打扫花园，他顶讨厌旁人跑进花园里头来。老爷也吩咐过不要放杨少爷进公馆来，说是怕把虎少爷教坏了。所以赵青云碰到杨少爷，总要吵嘴。一个要赶，一个不肯走，偏偏杨少爷人虽小，力气倒不小，嘴又会讲话。有时候赵青云一个人把他没有办法，我们碰到，只好去帮忙。”

“你们老爷害怕虎少爷跟着杨少爷学坏，是不是你们少爷喜欢跟杨少爷一块儿玩？”我又问。

“哼，我们虎少爷怎么肯跟杨少爷一堆耍？他顶势利了，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们，从来不肯好好地跟我们讲一句话。老爷真是太小心。”

“你们太太是个明白人，她可以劝劝你们老爷，对虎少爷的教育不好这样随便啊，”我说。

老文绝望地摇着头：“没有用。老爷什么事都明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头有点糊涂。你跟他讲，他不会听。”他弯下身子，带着严肃的表情，低声对我说：“听说太太跟老爷讲过几回，虎少爷在家里不肯念书，时常到他外婆家去赌钱，又学了些坏习气，她做后娘的不大好管教，怕赵家讲闲话，要老爷好好管他。老爷却说，年纪小的人都是这样，大了就会改的。虎少爷人很聪明，用不着管教。太太碰了几回钉子，也就不敢多讲话了。赵家对太太顶不好，外老太太同两位舅太太都是这样，她们不但在外头讲闲话，还常常教唆虎少爷跟太太为难。老爷一点也不管。太太跟周大娘讲过，幸好她自己没有添小少爷，不然，她做后娘更难做了。”

“你们太太的处境也太苦了，”我同情地、不平地说，“真是想不到。”

“是啊，要不是周大娘跟我们说，我们哪儿会晓得？太太一天都是笑脸，见到人总是有说有笑的。我们只求老太爷的阴灵保佑她添两位小少爷，将来大起来，做大事情，给她出一口气。”老家人的诚心的祝福在这空阔的厅子里无力地战抖着。我看见他用手揩眼睛，觉得心里不痛快，站起来，默默地在屋里走了几步。

我觉得老文的眼光老是在我的身上打转，便站定了，望着他那微微埋下的头，等着他讲话。

“黎先生，这些话请你不要告诉旁人啊，”他小心地央求我，脸上愤怒的表情完全消失了。我看到一种表示自己无力的求助的神情。没有门牙的嘴像一个黑洞。

“你放心，我绝不会告诉人，”我感动地说。

“多谢你，我们今天把心里头的话都讲出来了。黎先生，我们虽是没有读过几年书的底下人，我们也晓得好歹，明白是非，我们心里头也很难过。”老文埋着头，捧着脸盆，伤感地流着泪走出去了。

我一个人站在下花厅门口。我引出了他的这许多话，我知道了许多事情。可是我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么？

没有。我只觉得有什么野兽的利爪在搔我的胸膛。

十

第二天老文送午饭来，他告诉我虎少爷昨晚又没有回家，还说了一些关于小虎的话，又说起小虎甚至在外面讲过他的后母的坏话。我听了，心里不大痛快。午饭后，我不能在屋里工作，也不想出去逛街。我在花厅里，在园子里走了不知若干步，走累了，便坐到沙发上休息；坐厌了，我又站起来走。最后我闷得没有办法，忽然想起不如到电影院去消磨时间。我刚从石栏杆转进门廊，就看见周嫂给我送晚饭来，说是老文告假上街去了，所以由她送饭。

我只好回到下花厅里吃了晚饭。周嫂冲了茶，倒了脸水。她做事手脚快，年纪在四十左右，脑后梳一个大髻，脸相当长，颜色黄，颧骨高，嘴唇厚，眉毛多，身体似乎很结实。她在我面前不肯讲话。我故意问她，虎少爷在家不在家。

“他？不消说又到赵家去了。我们太太回娘家，千万求他去，他也不肯。他只爱到赵家去耍钱，”周嫂扁起嘴，轻蔑地说。

“你们老爷喊他跟太太去，他也不听话吗？”我再问一句。

“连老爷也将就他，他是姚家的小老虎，小皇帝。”她掉开头，不再讲话了。

晚饭后我走出大门，打算到城中心一家电影院去。看门人李老汉正坐在大门内一把旧的太师椅上，抽着叶子烟，看见我便站起来，取下烟管，恭敬地唤了一声：“黎老爷，”对我和蔼地笑了笑。

我出了大门，这声“黎老爷”还使我的耳朵不舒服，我便转回来。他刚坐下，立刻又站起身子。

“李老汉儿，你坐罢，不要客气，”我做个手势要他坐下，一面温和地对他说；你不要喊‘老爷’，他们都喊我‘黎先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黎先生，我明白，”他恭顺地回答。

“你坐罢，你坐罢。”我看见旁边没有别人，决定趁这个机会向他打听杨家小孩的事。我在对面一根板凳上坐下来，他也只好坐了。

“听说，你以前在杨家帮过很久，是吗？”我望着他那光秃的头顶问道。

“是，杨老太爷房子刚刚修好，我就进来了，那是光绪三十二年，离现在三十几年了。我起初当大班抬轿子，民国六年跟人家打架，腿跌坏了，老太爷出钱给我医好，就喊我看门。”他埋下头把烟管在一只鞋底上敲着，烟蒂落下地来，他连忙用脚踏灭了火。他把烟管横放在他背后椅子上。

“杨家的人都好吗？”我做出关心的样子问道。

“老太爷民国二十年就过世了。大老爷也死了五年多了，只有一个少爷，公馆卖了，他就到‘下面’去，一直没有消息。二老爷在衡阳，经营生意，很顺手。四老爷在省城什么大公司当副经理，家境也很好。就是三老爷家产弄光了，吃口饭都很艰难……”他接连叹了几口气，摇了几下头，抚摩了几下他那不过一寸长的白胡须。

“昨天来的那个小少爷就是他们杨家的人吗？”

“是，这是三老爷的小少爷。跟他父亲一样，很清秀，又很聪明，人又好强。三老爷小时候，老太爷顶喜欢他，事事将就他。后来三老爷长大了，接了三太太，又给朋友带坏了，把家产败得精光，连三太太的陪奁也花光了。后来三太太、大少爷都跟他吵嘴，只有这个小少爷跟他父亲好。”

“那么杨家三老爷还在吗？”我连忙插嘴问道。

“这个……我不晓得，”他摇了几下头。我注意他的眼睛，他虽然掉开脸躲避我的眼光，可是我见到了他一双眼睛里的泪水，我知道他没有对我说真话，他隐瞒了什么事情。但是我还想用话套出他的真话来。

“杨家大少爷不是在邮政局做事吗？那么一家人也应该过得去。这位小少爷还在上学，现在要送子弟上学，也要花一笔大钱！”

“是啊，他们弟兄感情好，小少爷读书又用功。大少爷很喜欢他兄弟，就是不喜欢他父亲。小少爷在学堂里头，每回考试，都中头二三名。”李老汉说着，得意地捏着胡须微笑了，可是眼里的泪水还没有干掉。

“不错，这个我也看得出来，的确是个好孩子，”我故意称赞道；“不过有一件事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常常跑到这儿来拿花，跟姚家底下人为难呢？他爱花，可以花钱买，又不贵。何必要折别人家的花？”

“黎先生，你不晓得，小少爷心肠好，他折花也不是自家要的。”

“送人，也可以花钱去买！茶花外面也有卖的，”我接下去说，我看见一线亮光了。

“外头茶花不多，就是有，也比不上杨家公馆里的！栽了三十多年了，三老爷小的时候，花园里头就有茶花。一共两棵，一红一白。白的一棵前年给虎少爷砍坏了。现在就剩这一棵红的。三老爷顶喜欢这棵茶花。他虽说不务正业，可是那回说起卖房子，倒不是三老爷的意思，二老爷同四老爷要拿钱去做生意，一定吵着要卖，大老爷的大少爷不过二十七八岁，没有结婚，性子暴躁，平日看不起家里几个叔叔，也吵着卖房子，说是把家产分干净了，他好到外国去读书，永远不回省来。三太太的钱给三老爷花光了，也想等到卖了房子，分点钱来过活。大家都要卖，三老爷一个人说不能卖也不中用。当时大家都着急得很，怕日子久了会变卦，所以房价很便宜。得了钱大家一分，三老爷没有拿到一个钱。”他的嘴又闭上了，一嘴短而浓的白胡须掩盖了一切。

“他怎么会没有拿到一个钱呢？三太太他们分到钱总会拿点给他花。至少他吃饭住房子得花这笔钱，”我惊奇地追问道，我相信他一定对我隐瞒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是，黎先生说的是，”他恭顺地答道。

我知道他不会再对我讲什么话了。他大概觉察出来我在向他打听消息，我在设法探出他心里的秘密，他便用这个“是”字来封我的嘴。我要是再追问下去，恐怕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增加他对我的疑惧，还不如就此打住，等到以后有机会再向他探询罢。

我正在这样想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人影在门前晃了一下。李老汉马上站起，脸色全变了，他那张圆圆脸由于惊恐搐动起来，好像他见到什么他害怕看见的东西似的。

我也吃了一惊。我站起来，走出了大门。我向街中张望。我只看见一个人的背影：瘦长的身材，粘染尘土的长头发，和一件满是油垢快变成乌黑的灰布夹袍。他走得很快，仿佛害怕有人在后面追他一般。

十一

我朝着他去的方向走，走过一个庙宇似的建筑，我瞥见了“大仙祠”三个大字。我忽然记起老姚的话。他说看见过杨少爷在这个庙门口跟乞丐在一块儿。他又说大仙祠在他的公馆隔壁，其实跟他的公馆相隔有大半条街光景。我的好奇心鼓舞我走进了大仙祠。

庙很小。这里从前大概香火旺盛，但是现在冷落了。大仙的牌位光秃秃地立在神龛里，帷幔只剩了一只角。墙壁上还挂着一些“有求必应”的破匾。供桌的脚缺了一只，木香炉里燃着一炷香；没有烛台，代替它们的是两大块萝卜，上面插着两根燃过的蜡烛棍。一个矮胖的玻璃瓶子，里面插了一枝红茶花，放在供桌的正中。明明是昨天我折给杨少爷的那枝花。

奇怪，怎么茶花会跑到这儿来呢？我想着，我觉得我快要把一个谜解答出来了。

神龛旁边有一道小门通到后面，我从小门进去。后面有一段石阶，一个小天井，一堵砖墙。阶上靠着神龛的木壁，有一堆干草，草上铺了一床席子，席子上一床旧被，枕头边一个脸盆，盆里还有些零碎东西。在天井的一角，靠着砖墙，人用几块砖搭了一个灶，灶上坐着一个瓦罐，正在冒热气。

谁住在这儿呢？难道杨家小孩跟这个人有什么关系？或者杨家小孩是大仙的信徒？我问着自己。我站在阶上，出神地望着破灶上的瓦罐。

我听见背后一声无力的咳嗽。我回过头去。一个人站在我的后面：瘦长的身材，蓬乱的长头发，满是油垢的灰布长袍。他正是刚才走过姚家门口的那个人。他的眼睛正带着疑惧的表情在打量我。我也注意地回看他。一张不干净的长脸似乎好些天没有洗过了，面容衰老，但是很清秀。眼睛相当亮，鼻子略向左偏，上嘴唇薄，虽然闭住嘴，还看得见一部分上牙。奇怪，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似的。

他老是站着打量我，不作声，也不走开。他看得我浑身不舒服起来，仿佛他那一身油垢都粘到我身上来了一样。我不能再忍受这种沉默的注视，我便开口发问：

“你住在这儿吗？”

他没有表情地点一下头。

过了一会儿，我又说一句：

“罐子里的东西煮开了。”我指着灶上的瓦罐。

他又点一下头。

“这儿就只有你一个人？”过了几分钟，我又问一句。

他又点一下头。

怎么，他是一个哑巴？我又站了一会儿，同他对望了三四分钟。我忽然想起：他的鼻子和他的嘴跟杨家小孩的完全一样。两个人的眼睛也差不多。

这是一个意外的发见。难道他就是杨家三老爷？难道他就是杨家小孩的父亲？

我应该向他问话，要他把他的身世告诉我。没有用。他不讲话，却只是点着头，我怎么能够明白他的意思？即使他不是哑巴，即使他真是那个小孩的父亲，他也不会对我这个陌生人泄露他的秘密。那么我老是痴呆地站在这里有什么用呢？

我失望地走出了小门。他也跟着我出来。我走到供桌前看见瓶里那枝茶花，我忍不住又问一句：

“这枝花是你的？”

他又点一下头。这一次我看见他嘴角挂了一丝笑意。

“这是我前天亲手在姚公馆折下来的，”我指着茶花说。

他似信非信地看了我一眼，微微一笑（我觉得他是在笑，或许不是笑也说不定），过后又点一下头。

“是杨家小少爷给你的吗？”我没有办法，勉强再问一句。

他再点一下头，索性撇开我，走下铺石板的院子，站到大门口去了。我没有看清楚他脸上的表情。这时庙里光线相当暗，夜已经逼近了。

我扫兴地走出庙门。在我后面响起了关门的声音。我回过头看。两扇失了光彩的黑漆大门把那个只会点头的哑巴关在庙里了。

我站在庙门前，掏出表来看，才六点十分，我马上唤住一部经过的街车，要那个年轻车夫把我拉到蓉光大戏院去。

我心里装了许多人的秘密。我现在需要休息，需要忘记。

十二

我回到姚家，还不到九点半钟。小虎正站在大厅上骂赵青云。他骂的全是粗话。赵青云坐在门房的门槛上，穿着短衫，袖子差不多挽到肩头，露出两只结实的膀子，冷一句热一句地回骂着。老文坐在二门内右面黑漆长凳上抽叶子烟。

“黎先生，回来啦，”老文站起来招呼我。

“他有什么事？”我指着小虎问道。

“他输了钱回来发脾气，怪赵青云接他早了。是太太打发赵青云去接他的。太太说他晚上还要温习功课，早晨七点钟上课，六点钟就该起来。其实他哪儿是读书，不过混混寿缘罢了，”老文摇头叹息道；“一个月里头总有十天请假，半个月迟到的。上了七年学认字不过一箩筐。这真是造孽！”

“老爷没有回来吗？”我问道。

“还早嘞。今天老爷、太太陪外老太太看戏，要到十二点才回来。老爷不在家，他发脾气，也没有人理他。赵青云又是个硬性子，不会让他，是他自讨没趣。”

小虎在大厅上跳来跳去，口里×妈×娘地乱骂，话越来越难听。有一次他跳下天井，说是要打赵青云。赵青云也站起来，把膀子晃了两晃，一面回骂道：“×妈，你敢动一下，老子不把你打成肉酱不姓赵！”

小虎胆怯地退了一步。这时二门外响起包车的铃声和车夫的吆喝声。小虎连忙向前走了两步，把两手插在西装袋里，得意地笑道：“好，你打罢。老爷回来了。看你敢不敢打！”

一部包车同两部街车在二门口停住了。车上走下一个素服的中年太太、一个穿花旗袍梳两条小辫子的小姐和一个穿青色学生服的十七八岁的青年。他们先后跨进门槛。老文垂下双手招呼了他们。他们对他点了点头。

小虎看见回来的不是他的父亲，回头便跑，跑上大厅的阶沿，又站住大声骂起来。那位太太和小姐走过他的身边，他并不理睬她们。她们也不看他。只有那个青年站住带笑问他一句：“虎表弟，你在跟哪个吵嘴？”

“你不要管！”小虎生气地把身子一扭，答了一句。

青年若无其事地笑了笑，就从侧门往内院去了。

“这是小虎的表哥吗？”我问老文道。

“是。这是居孀的姑太太，还有大小姐跟二少爷。他们都晓得我们虎少爷的脾气，能避开就避开。老爷不在面前，虎少爷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姑太太是长辈，你看他连招呼也不招呼。姑太太是我们老爷的亲姐姐，比老爷大不到两岁。姑老爷死得早，也留得有田地，姑太太一家人也能过活。老爷好意接姑太太来住，恐怕也因为公馆里头房子多，自己一家大小三个住不完。老爷、太太待姑太太都很好，就是虎少爷看不起人家。他常常讲姑太太家里没有什么钱，他们姚家有千多亩田。田多还不是祖先传下来的！人家小姐、少爷都在上大学读书，从来不乱花钱，好多人夸奖，那才是自己的本事。”老文提起小虎，气就上来了。他一开口便发了这一大堆牢骚。我了解他的心理，我知道他的愤怒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哪天一定要好好地劝劝你们老爷，再这样下去，不但害了小虎一辈子，并且会苦坏你们的太太，”我说。

“不中用，黎先生，不中用。我们老爷就是在这件事上头看不明白。况且还有赵家一家人教唆。坏就坏在赵家比我们老爷更有钱，虎少爷就相信钱。偏偏太太娘家又没有多少钱，家境比我们姑太太还差，虎少爷当然看不上眼。就是太太过门那年，他到万家去过两回，以后死也不肯再去。”

“你们太太娘家还有些什么人？”

“万家除了外老太太，还有大舅老爷、大舅太太、两位少爷。大舅老爷比太太大十多岁，在大学里教书，听说名声很好。两位少爷都在外州县上学。虽说没有多少钱，人家万家一家人过得和和气气。那才像一个家！哪儿像赵家，没有一个人做正经事情，就只知道摆阔，赌钱！连我们底下人也看不惯。黎先生，你想，虎少爷今天去赵家，明天去赵家，怎么不会学坏？”

“想不到你这样明白，”我赞了他一句。

“黎先生，你太夸奖了，我们底下人再明白，又有什么用，还不是做一世底下人！在老爷面前我们一个屁也不敢放。他读过那么多的书，走过那么多的地方，我们还敢跟他顶嘴吗？我们就是想替太太‘打抱不平’，也不敢向老爷吐一个字。况且人家又是恩爱夫妻。外头哪一个不说老爷跟太太感情好！虎少爷进去了。黎先生，你也进屋去休息罢。我们又吵了你半天。我们去给你打脸水。”他把一直捏在手里的叶子烟管别在后面裤带上，叹息似地微微摆着头，走下天井里去了。我只得跟着他走进“憩园”去。

十三

我就这样地在姚家住下来。朋友让我自由，给我方便。园子里很静，少人来。有客人拜访，朋友都在上花厅接待他们。其实除了早晚，朋友在家的时候就不多。我知道他并没有担任什么工作，听说他也不大喜欢应酬。我问老文，老爷白天出门做什么事，老文说他常常去“正娱花园”喝茶听竹琴，有时也把太太拉去陪他。

我搬来姚家的第六天便开始我的工作。这是我的第七本书，也就是我的第四本长篇小说。是一个老车夫和一个唱书的瞎眼妇人的故事。我动身回乡以前，曾把小说的结构和内容对一位文坛上的前辈讲过。那时他正在替一家大书店编一套文学丛书，要我把小说写好交给那个书店出版，我答应了他。我应当对那位前辈守信。我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关在下花厅里写了一个星期，已经写了三万多字。我预计在二十天里面可以完成我这部小说。

每天吃过晚饭我照例出去逛街。有时走得较远，有时走了两三条街便回来，坐在大门内板凳上，找李老汉谈天。我们什么话都谈，可是我一提到杨家的事，他便封了嘴，不然就用别的话岔开。我觉得他在提防我。

每天我走过大仙祠，都看见大门紧闭着。我轻轻地推一下，推不开。有一次我离庙门还有四五步远，看见一个小孩从庙里出来。我认得他，他明明是杨少爷。他飞也似地朝前跑，一下子就隐在人背后不见了。我走到大仙祠。大门开了一扇，哑巴站在门里。我看他，他也看我。他的相貌没有改变，只是一双眼睛泪汪汪的，左手拿着一本线装书。

他退后两步，打算把我关在门外。我连忙拿右手抵住那扇门，一面埋下眼睛，看他手里的书，问道：“什么书？”

他呆呆地点一下头，却把那只手略略举起。书是翻开的，全是石印的大字，旁边还加了红圈。我瞥见“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十四个字，我知道这是二十多年前的旧印本《唐诗三百首》。

“你在读唐诗？”我温和地问道。

他又点一下头，往后退了两步。

我前进两步，亲切地再问：“你贵姓？”

他仍旧点一下头。泪水从眼角滴下来，他也不去揩它，好像没有觉察到似的。

我抬起眼睛看供桌，香炉里燃着一炷香。茶花仍然在瓶里，但是已经干枯了。我又对他说一句：“还是换点别的花来插罢。”

他这一次连头也忘记点了。他痴痴地望着花，泪水像两根线一样挂在他的脸颊上。

我忽然想到这天是星期六。我来姚家刚刚两个星期。那次杨少爷来要花也是在星期六。那个小孩大概每个星期六到这儿来一次。他一定是来看他的父亲。不用说，哑巴就是杨老三。照李老汉说，杨家卖了公馆，分了钱，杨老三没有拿一个。他大概从那个时候起就给家里人赶出来了；至于他怎么会住到庙里来，又怎么会变成哑巴，这里面一定有一段很长的故事，可是我有什么办法知道呢？他自己不会告诉我。杨家小孩也不会告诉我。李老汉——现在李老汉不跟我谈杨家的事了。

哑巴在我旁边咳了一声嗽，不止一声，他一连咳了五六次。我同情地望着他，正想着应该怎样给他帮忙。他勉强止了咳，指着大门，对我做手势，要我出去。我迟疑一下，便默默地走了出去。

大门在我后面关上了。我也不回过头去看。浅蓝色天空里挂起银白的上弦月，夜还没有来，傍晚的空气十分清爽。

我在街上慢慢地走着。我希望我能够忘记这些谜一样的事情。

十四

“老黎！老黎！”一个熟习的声音在叫我。从迎面一部包车上跳下来一个巨大的影子。

我站定了，抬起头看。老姚笑容满面地站在我面前。

“我正耽心找不着你，想不到在半路上给我抓住了，真巧！”他满意地笑道。他马上掉转脸吩咐车夫：“你把车子先拉回家去。”

车夫应了一声，便拉起车子走了。

“有什么好事情？你这样得意！”我问道。

“碰到你，我的难题解决了，”老姚笑答道。“我今天跟昭华约好七点钟去看电影，两张票子都买好了。哪知道我到赵家去，赵家一定要留我吃晚饭，晚上陪老太太听川戏，不答应是不行的。可是我太太看电影的事怎么办呢？我想，只好请你陪她去。不过我又怕你不在家。现在没有问题了。”

“其实你看了电影再去听戏也成，”我说。

“可是我还要赶回赵家去吃饭啊。现在我先回家跟昭华讲一声。”

“你不去，恐怕你太太不高兴罢。”

“不会，不会，”他摇摇头很有把握地说；“她脾气再好没有了。她也知道我平日不高兴看电影，我去也是为了陪她。”

“赵家没有请你太太吃饭？”

“你怎么这样罗苏，我看你快变成老太婆了，”老姚带笑地抱怨道。“快走，昭华在家里等我们。我还要赶到赵家去。赵家在南门，我们这儿是北门！”

我笑了笑，便跟着他走回公馆去。在路上他还是把我的问话回答了。他还向我解释：“赵老太太不愿意看见昭华，说是看见昭华就会想起她的亲生女儿，心里不好过。自从我头个太太死后，赵老太太就没有到我家来过。其实昭华对赵家起先也很亲热。后来赵家常说怕惹起老太太伤心，不敢接她去玩，她才没有再到赵家去。其实这也难怪赵家，老太太爱她的女儿，也是人之常情，况且我头个太太又是她的独养女。”

“那么赵老太太看见你同小虎，就不会想到她的独养女吗？”我不满意他这个解释，便顶他一句。

“她喜欢小虎极了。今晚上听戏还是小虎说起的，”他似乎并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却只顾说些叫我听了不高兴的话。

我们到了家。老姚要我回到房里等着。我跨进了憩园的门槛，还听见他在吩咐老文：“你到外面去给黎先生雇一辆车来。”

十五

我在园子里走了十多分钟，看见夜的网慢慢地从墙上、树上撒下地来。两三只乌鸦带着疲倦的叹息飞过树梢。一只小鸟从桂花树枝上突然扑下，又穿过只剩下一树绿叶的山茶树，飞到假山那面去了。

老姚夫妇来了。太太脸上仍旧带着她的微笑。她身上穿一件灰色薄呢的旗袍，外面罩了一件黑绒窄腰短外衣。老姚也脱去了长袍，换上一身西服，左膀上搭了一件薄薄的夹大衣。

“老黎，走罢，你不拿东西吗？”老姚站在石栏杆前，高兴地嚷起来。

“好。我不拿东西，”我一面回答，一面走上石阶，沿着栏杆去迎他们。

“黎先生，对不起啊，又耽误你的工作，”姚太太笑着对我道歉。

“姚太太，你太客气了。他知道”（我指着她的丈夫）“我是个电影迷，”我笑答道。“你们请我看电影，还说对不起我，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不要再讲什么客气话了，快走罢，不然会来不及的，”老姚在旁边催促道。

我们走出园门。三部车子已经在二门外等着了。他们夫妇坐上自己的包车，我坐上街车，鱼贯地出了大门。

过了两条街，在十字路口，朋友跟他的太太分手了。又过了六七条街，我们这两部车子在电影院门口停下来。

我抬头看钟，知道还差八九分才到开映的时间。电影院门前只有寥寥十几个人。今天映的片子是《战云情泪》，演员中没有一个大明星，又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故事，不合这里观众的口味也未可知。

戏院里相当宽敞，上座不到六成。我们前面一排，就空了五个位子。姚太太在看说明书，可是她没有看完，电灯便熄了。

银幕上映出来一个和睦家庭的生活，一个安静、美丽的乡村环境。然后是一连串朴素的悲痛的故事。我的心为那些善良人的命运痛苦。我看见姚太太频频拿手帕揩她的眼睛，我还听见她一阵阵的轻微的吐气。

映到那个从战地回来的父亲躺在长沙发上咽气的时候，片子忽然断了。电灯重燃起来。姚太太嘘了一口气，默默地埋下了头。我却抬起脸，毫无目的地把眼光射到一些座位上去。

我呆了一下。在我右面前三排的座位上，我看见了杨家小孩，就是我先前在大仙祠门口看见的那个样子。他正在跟旁边的一位中年太太讲话，这位太太脸上擦了点粉，头发梳成一个小髻，蓝花旗袍上罩了一件灰绒线衫，在她右面还有一个穿灰西装的年轻人，她侧过头对那个年轻人说了两句话，她笑了，那个年轻人也笑了。过后那个年轻人忽然回过头看后面。他的脸被我看清楚了。除了头发梳理得十分光滑、脸色比较白净外，他的脸跟杨家小孩的脸简直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

真巧！许多事都碰在一块儿。想不到我又在这个电影院里看见了杨家小孩的母亲和他的哥哥。

电灯又灭了。片子接着映下去。最后战争结束，兵士们回到故乡。那个善良的姑娘在她同母亲重建起来的田庄上，在绝望的长期等待中，毕竟见到了她的情人的归来。

人们离开座位走了。电灯再亮起来。姚太太看了我一眼，便也站起来。我对她短短地说一句：“片子还不错。”她点点头，答了一句：“我倒没有想到。”

姚太太怕挤，她主张让旁人先出去。等我们走到门口，车子已经被人雇光了。我看见杨家母子坐上最后三辆街车走了。

老李正在台阶下等候姚太太，看见她便大声说：“太太，车子在这儿。”

“黎先生的车子在哪儿？”姚太太问道。

老李答道：“我雇好一部，给人家抢去了。今天车子少。到前面多半雇得到。太太要先坐吗？”

我连忙说：“姚太太，请先上车罢。我自己到前面去雇车好了。要是没有车，走回去也很方便。”

“老李，你把车拉回去。我陪黎先生走一节路，等着雇到车再坐。横竖今晚上天气好，有月亮，”姚太太不同我讲话，却温和地吩咐老李说。

“是，太太，”老李恭敬地答道。

我只好同姚太太走下台阶。老李拉着车子慢慢地在前面走。我们两个在后面跟着。

十六

我们跟着车子转了弯。我们离开了嘈杂的人声，离开了辉煌的灯光，走进一条清静的石板巷。我不讲话，我耳朵里只有她的半高跟鞋的有规律的响声。

月光淡淡地照下来。

“两年来我没有在街上走过路，动辄就坐车，”她似乎注意到她的沉默使我不安，便对我谈起话来。

“我看，姚太太，你还是先坐车回去罢。还有好几条街，我走惯了不要紧，”我趁这个机会又说一次。这不全是客气话，因为我一则耽心她会走累；二则，这样陪她走路，我感到拘束。

“不要紧，黎先生，你不要替我耽心，我不学学走路，恐怕将来连路都不会走了，”她看了我一眼，含笑道。“前年有警报的时候，我们也是坐自己的车子‘跑警报’，不过偶尔在乡下走点路。这两年警报也少了。诵诗不但自己不喜欢走路，他还不让我走路，也不让小虎走路。”

“姚太太在家里很忙罢？”

“不忙。闲得很。我们家里就只有三个人。用的底下人都不错，有什么事情，不用吩咐，他们会办得很好。我没有事，就看书消遣。黎先生的大作我也读过几本。”

我最怕听人当面说读过我的书。现在这样的话从她的口里出来，我听了更惭愧。我抱歉地说：“写得太坏了。值不得姚太太读。”

“黎先生，你太客气了。你是诵诗的老朋友，就不应该对我这样客气。诵诗常常对我讲起你。我不配批评你的大作，不过我读了你的书，我相信你是个好人。我觉得诵诗有你这样的朋友是他的福气。他认识的人虽然多，可是知己朋友实在太少，”她诚恳地说，声音低，但吐字清楚，并且是甜甜的嗓音；可是我觉得她的语调里含得有一种捉不住的淡淡的哀愁。我怀着同情地在心里说：你呢？你又有什么知己朋友？你为什么不想到你自己？可是在她面前我不能讲这样的话。我对着她只能发出唯唯的应声。

我们走过了三条街。我没有讲话，我心里藏的话太多了。

“我总是这样想，写小说的人都怀得有一种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不然一个人的肚子里怎么能容得下许多人的不幸，一个人的笔下怎么能宣泄许多人的悲哀？所以，我想黎先生有一天一定可以给诵诗帮忙……”

“姚太太，你这又是客气话了，我能够给他帮什么忙呢？他不是过得很好吗？他的生活比我的好得多！”我感动地说。我一面觉得我明白她的意思，一面又害怕我猜错她的真意，我用这敷衍话来安慰她，同时也用这话来表明我在那件事情上无能为力。

“黎先生，你一定懂我的话，至少有一天你会懂的。我相信你们小说家看事情比平常人深得多。平常人只会看表面，你们还要发掘人心。我想你们的生活也很苦，看得太深了恐怕还是看到痛苦多，欢乐少……”

她的声音微微战抖着，余音拖得长，像叹气，又像哭泣，全进到我的心里，割着我的心。

我失去了忍耐的力量，我忘记了我自己，我恨不能把心挖了出来，我恳切地对她说：“姚太太，我还不能说我懂不懂你的意思。不过你不要耽心。请你记住，诵诗有你这样一位太太，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激动得厉害，以下的话我讲不出来了。到这时，我忽然害怕她会误会我的意思，把我的话当作一个玩笑，甚至一种冒犯。

她沉默着，甚至不发出一点轻微的声息。她略略埋下头。过了一会儿，她又抬起脸来。可是她始终不回答我一句。我也不敢再对她说什么。她的眼睛向着天空，我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

这沉默使我难堪，但是我也不想逃避。她不提坐车，我就得陪她走回公馆。不管我的话在她心上留下什么样的印象，我既然说出我的真心话，我就得硬着头皮承担那一切的后果。我并不懊悔。

她的脚步不像先前那样平稳了。大概她也失去了心境的平静罢。我希望我能够知道她这时候在想什么事情。可是我怎么能够知道？

离家还有两条街了，在那个十字路口，她忽然掉过脸看我，问了一句：“黎先生，听说你又在写小说，是吗？”她那带甜味的温柔声音打破了沉默。

“是的。我没有事情，拿它来消磨时间。”

“不过一天写得太多，对身体也不大好。周嫂说，你整天伏在桌子上写字。那张方桌又矮，更不方便。明天我跟诵诗说换一张写字台罢。不过黎先生，你也应该少写点。你身体好像并不大好，”她关心地说。

“其实我也写得不多，”我感激地说。接着我又加上两句：“不写，也没有什么事情。我除了看电影，就没有别的嗜好，可是好的片子近来也难得有。”

“我倒喜欢读小说。读小说跟看电影差不多。我常常想，一个人的脑筋怎么会同时想出许多复杂的事情？黎先生，你这部小说的故事，是不是都想好了？你这回写的是哪一种人的事？”

我把小说的内容对她讲了。她似乎听得很注意。我讲到最后，我们已经到了家。

老李先拉着车子进去。姚太太同我走在后面。李老汉恭敬地站在太师椅跟前，在他后面靠板壁站着一个黑黑的人。虽然借着门檐下挂的灯笼的红光，我看不清楚这个人的脸，并且我又只是匆匆地看了一眼，可是我马上断定这个人就是大仙祠里的哑巴。然而等我对姚太太讲完两句话，从内门回头望出去，我只看见一个长长的人影闪了一下，就在街中飞逝了。

我没有工夫去追问这件事。我陪着姚太太走过天井，进了二门。

“我嫁到姚家以后第一次走了这么多的路，”她似乎带点喜悦地笑道。过后她又加了一句：“我一点也不累。”走了两步，她又说：“我应该谢谢你。”

我以为她要跟我分手进内院去，便含笑地应道：“不要客气。明天见罢。”

她却站住望着我，迟疑一下，终于对我说了出来：“黎先生，你为什么不让那个老车夫跟瞎眼女人得到幸福？人世间的事情纵然苦多乐少，不见得事事如意。可是你们写小说的人却可以给人间多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要是我能够写的话，我一定不让那个瞎眼女人跳水死，不让那个老车夫发疯，”她恳求般地说，声音里充满着同情和怜悯。

“好，”我笑了笑，“姚太太，那么为了你的缘故就让他们好好地活下去罢。”

“那么谢谢你，明天见，”她感谢地一笑，便转身走了。

我当时不过随便说一句话，我并不想照她的意思改变我的小说的结局。可是我回到花厅以后，对着那盏不会讲话的电灯，我感到十分寂寞。摊开稿纸，我写不出一个字。拿开它，我又觉得有满腹的话需要倾吐。坐在方桌前藤椅上，我听见她的声音。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听见她的声音。坐到沙发上去，我听见她的声音。“给人间多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这句话不停地反复在我的耳边响着。后来我的心给它抓住了。在我面前突然现出一个新的眼界。我第一次看见我自己的无能与失败。我的半生、我的著作、我的计划全是浪费。我给人间增加苦恼，我让一些纯洁的眼睛充满泪水。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上我没有带来一声欢笑。我把自己关在我所选定的小世界里，我自私地活着，把年轻的生命消耗在白纸上，整天唠唠叨叨地对人讲说那些悲惨的故事。我叫善良的人受苦，热诚的人灭亡，给不幸的人增添不幸；我让好心的瞎眼女人投江，正直的老车夫发狂，纯洁的少女割断自己的生命。为什么我不能伸出手去揩干旁人的眼泪？为什么我不能发散一点点热力减少这人世的饥寒？她的话照亮了我的内心，使我第一次看到那里的空虚。全是空虚，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作品。

绝望和悔恨使我快要发狂了：我已经从我自己世界里的宝座上跌了下来。我忍受不了电灯光，我忍受不了屋子里的那些陈设。我跑到花园里去，我在两棵老桂花树中间来来回回地走了许久。

这一夜我睡得很迟，也睡得很坏。我接连做了几个噩梦。我在梦里也否定了我自己。

十七

第二天我起床并不晚。可是我头痛，眼睛又不舒服。然而我并没有躺下来，我跟自己赌气，我摊开稿纸写，写不出，不想写，我还是勉强写下去。从早晨七点半钟一直写到十点半，我一共写了五百多字。在这三个钟点里面，我老是听见那个声音：“为什么不让他们好好地活下去呢？”我还想倔强地用尽我的力量来抵抗它。可是我的笔渐渐地不肯服从我的驾驭了。

我把写成的五百多字反复地念了几遍，在这短短的片段里，我第一次看出了姚太太的影响。我气愤地掷开笔，我也说不出为什么动气。就在这个时候老姚进来了。

我抬起头回答他的招呼，勉强地对他笑了笑，我仍然坐在藤椅上，不站起来。

“怎么今天你脸色不好看？”他吃惊地大声问道。

“我昨晚写文章没有睡好觉，”我低声回答。我对他撒了谎。

“是啊，我昨晚上十二点钟以后回来，还听见你在屋里咳嗽，”他接着说。“其实你身体不大好，不应该睡得太迟。反正花园里很清静，你也有空，何必一定要拚命在晚上写！”从他的声音和他的表情，我知道他的关心是真诚的。我很感激他，因此我也想趁这个机会跟他谈谈小虎的事，对他进一个忠告。

“你是跟小虎一块儿回来的吗？”我问道。

“不错。小虎这个孩子对京戏满懂。他看得很有兴趣，”老姚夸耀似地笑答道。

“不过太迟了，对他也不大好。小孩子平日应当早睡觉，而且晚上他还要在家里温习功课。他外婆太宠他了，我害怕反而会耽误他。你做父亲的当然更明白，”我恳切地对他说，我把声音故意放慢，让每个字清清楚楚地进到他的耳里。

他大声笑起来。他在我的肩头猛然一拍：“老弟，你这真是书生之见。我对小虎的教育很有把握。昭华起先也不赞成我的办法，她也讲过你这样的话。可是现在她给我说服了。对付小孩，就害怕他不爱玩，况且家里又不是没有钱。爱玩的小孩都很活泼。不爱玩的小孩都是面黄肌瘦，脑筋迟钝，就是多读了几本书，也不见得就弄得很清楚。不是我做父亲的吹牛，小虎到外面去，哪个不讲他好！”

“小虎除了赵家，恐怕很少到别家去过罢，”我冷冷地嘲讽道。

他好像没有听懂我的话，仍然得意地对我笑着：“就是赵家也有不少的人啊！”

“那是他外婆家。外婆偏爱外孙，这是极普通的事情，”我正经地说。“可是别的人呢？是不是都喜欢他？”我本来想咽下这样的话，然而我终于说了出来。

他迟疑了片刻，可是他仍然昂头答道：“你指什么人？就拿我们家里来说罢，昭华也从没有讲过一句他的坏话。我姐姐不大喜欢小孩，不过她对小虎也不错。这个孩子就是太聪明，太自负。自然，聪明的孩子不免要自负。我以后还得好好教他。”

“这倒是很要紧的，不然我害怕将来会苦了你太太。我觉得你对小虎未免有点偏爱。当心不要把他宠坏了。”我这是诚恳的劝告，不是冷冷的嘲讽了。

“哪儿有这种事情？”他哈哈大笑道。“你没有结过婚，不会懂做父亲的道理。不用你替我耽心。我并不是糊涂虫。”

“不过我觉得旁观者清，你应当考虑一下，”我固执地说。

“老弟，这种事情没有旁观者清的。我对小虎期望大，当然不会忽略他的教育。”他拍拍我的肩头。“我们不要再谈这种事情，这样谈法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你完全是外行。”他得意地笑起来。

我没有笑。我掉开头，用力咬我的下嘴唇。我暗暗地抱怨自己这张嘴不会讲话。我不能使他睁大眼睛，看清楚事情的真相；我不能使他了解他所爱的女人的灵魂的一隅。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太太来了。还是昨天那一身衣服，笑容像阳光似地照亮她的整个脸。她招呼了我，然后对她的丈夫说：“赵家又打发人来接小虎过去。”

“那么就让他去罢，”她的丈夫不加思索地接口说。

“我觉得小虎耍得太多了，也不大好。他最近很少有时间温习功课，我耽心他今年又会——”她柔声表示她的意见，但是说到“会”字，她马上咽住下面的话，用切盼的眼光看她的丈夫，等着他的回答。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摇摇头说；“上一回是学校不公平，不怪他。并且今天是礼拜，赵家来接，不给他去，赵家又会讲闲话。其实赵家一家人都喜欢他，他到赵家去，我们也可以放心。”

“不过天天去赵家，不读书，学些阔少爷脾气，也不大好，”她犹豫一下，看他一眼，又埋下头去，慢慢地说。

“爹！爹！”小虎在窗外快乐地叫道。他带着一头汗跑进房来。他穿了翻领白衬衫和白帆布短裤。他看见他的后母，匆匆地叫了一声“妈”，过后又用含糊的声音招呼我一声。他对我点了一下头，可是他做得那么快，我只看见他的头晃了晃。

“什么事？你这样高兴！”朋友爱怜地笑着问。

“外婆打发车子来接我去耍，”小虎跑到父亲面前，拉着父亲的一只手答道。

“好罢，不过你今天要早点回来啊，”老姚抚摩着孩子的头说。

“我晓得，”孩子高兴地答应着，他放下父亲的手，接着又说一句：“我去拿衣服，”也不再看父母一眼，就朝外面跑去。

姚太太望着窗外，好像在想什么事情。

“你这位做父亲的也太容易讲话了，”我开玩笑地对老姚说。我不满意他的这种“教育”。

姚太太掉过脸来看我。

“这是父子的感情，没有办法，”老姚摇摇头说，看他的脸色，我知道他对他的这种“教育”也并非完全满意。

“我耽心的倒是小虎耍久了，更没有心肠读书，”姚太太插嘴说，她对丈夫笑了笑。

“不会的，不会的，”老姚接连摇着头说，“你这是过虑。我有把握不叫小虎染到坏习惯。”

“黎先生，你相信他的把握吗？”她抿嘴笑着问我道。

“我不相信，”我摇头答道。“照他说，他对什么事都有把握。”

姚太太点着头说：“这是公道话。他对什么事都很自负，不大肯听别人劝。”她又看他一眼。

他仍然带着愉快的笑容，动了一下嘴，正要讲话，周嫂的长脸出现了。

“老爷，大姑太太请你去一趟，说有事情要跟你商量，”周嫂说。

老姚对我说：“那么我们下午再谈罢。昭华倒可以多坐一会儿。”他马上跟着周嫂走了。

“黎先生，我已经跟诵诗讲过了，写字台等一会儿就给你搬来，”她站在窗前望了望丈夫的背影，忽然转过身子对我说。

“谢谢你。其实不换也好，这张方桌也不错，”我客气地说。

“这张方桌稍微矮一点。你一天要写那么多的字，头埋得太低，不舒服，”她说。

“我这样写惯了，倒不觉得什么。太麻烦你们，我心里也很不安。”

“黎先生，你以后不要这样客气好不好？你是诵诗的老同学，就不该跟我客气，”她温和地笑道。

“我并没有客气——”我的话被一阵闹声打断了。

“什么事情？”她惊讶地自语道，便向门口走去，我也走到那里。

杨家小孩同赵青云正站在石栏杆前吵架，杨家小孩嚷着：“我来找黎先生讲话，你没有权干涉我。”

“黎先生认不得你。你明明是混进来偷东西的，你怕我不晓得你的底细！”赵青云挣红脸骂道。

“赵青云，你让他进来罢，”姚太太在门内吩咐道。

“是，”赵青云答应一声，就不再讲话了。

杨家小孩走到门前，对她行一个礼，唤道：“姚太太。”她含笑地点一下头，轻轻答了一声：“杨少爷。”

他又向着我唤声：“黎先生。”

“你进来坐罢。你找黎先生有什么事情？”她温和地问他。不等他回答，她又对我说：“我先走了。要是杨少爷要花，黎先生，请你折两枝给他罢。”

“谢谢你，姚太太，”杨家小孩感谢地答道。

她走了。我看见小孩的眼光送着她的背影出去。

十八

“你坐罢，”我先开口。

他看看我，动动嘴，似乎要说什么话，却又没有说出来。

“你是不是来要花的？”我带笑地问他。

“不，”他摇摇头。

“那么你找我谈什么事情？”我站在方桌前面，背向着窗。他的手放在藤椅靠背上，眼睛望着窗帷遮住了的玻璃。

“黎先生，我求你一件事……”他咽住下面的话，侧过脸用恳求的眼光望着我。

“什么事？你尽管说罢，”我鼓舞地对他说。

“黎先生，请你以后不要到大仙祠去，好不好？”他两只眼睛不住地霎动，好像要哭的样子。

“为什么呢？你怎么晓得我到大仙祠去过？”我惊愕地问道。

“我我——”他红着脸结结巴巴地答不出来。

“那个哑巴是你的什么人？”我又问一句。

“哑巴？哑巴？”他惊讶地反问道。

“就是住在大仙祠里头的哑巴。”

“我不晓得。”他避开了我的眼光。

“我看见你拿去的那枝茶花。”

他不作声。

“我昨天看见你跟你母亲、哥哥一块儿看电影。”

他动了一下嘴，吐出一个声音，马上埋下了头。

“你为什么不要我到大仙祠去？只要你把原因对我讲明白，我就依你的话。”

他抬起头看我，泪珠不断地沿着脸颊滚下来。

“黎先生，请你不要管那些跟你不相干的事，”他哭着说。

“不要哭，告诉我大仙祠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不肯对我说真话？我或者可以给你帮点忙，”我恳切地说。

“我说不出来，我说不来！”他一面说，一面伸起手揩眼睛。

“好，你不要说罢。什么事我都知道。大仙祠那个人一定是你父亲。”我的话还没有讲完，他忽然放下手，用力摇着头，大声否认道：

“他不是！他不是！”

我走过去，拉住他的两只手，安慰地说：“你不要难过，我不会对旁人讲的。这又不是你的错。你告诉我，你父亲怎么会弄到这个样子。”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他挣脱了我的手，往门外跑去。

“不要走，我还有话对你说！”我大声挽留他。可是他的脚步声渐渐地去远了。只有他一路的哭声在我的耳边响了许久。

我没有移动脚，我知道我不会追上他。

十九

这天午饭以前写字台果然搬到下花厅来了。桌面新而且光滑，我在那上面仿佛看见姚太太的笑脸。

可是坐在这张写字台前面，我整个下午没有写一个字。我老是想着那个小孩的事情。

后来我实在无法再坐下去。我的心烦得很，园子里又太静了。我不等老文送晚饭来，便关上了下花厅的门，匆忙地出去。

我走过大仙祠门前，看见门掩着，便站住推一下，门开了半扇，里面没有一个人。我转身走了。

我在街口向右转一个弯，走了一条街。我看见一家豆花便饭馆，停住脚，拣了一张临街的桌子，坐下来。

我正在吃饭，忽然听见隔壁人声嘈杂，我放下碗，到外面去看。

隔壁是一家锅魁店，放锅魁的摊子前面围着一堆人。我听见粗鲁的骂声。

“什么事情？”我向旁边一个穿短衣的人问道。

“偷锅魁的，挨打，”那个人回答。

我用力挤进人堆，到了锅魁店里面。

一个粗壮的汉子抓住一个人的右膀，拿擀面棒接连在那个人的头上和背上敲打。那个人埋着头，用左膀保护自己，口里发出呻吟，却不肯讲一句话。

“你说，你住在哪儿？叫啥子名字？你讲真话，老子就不打你，放你滚开！”打人的汉子威胁地说。

被打的人还是不讲话。衣服撕破了，从肩上落下一大片，搭在背后，背上的黑肉露出了一大块。他不是别人，就是大仙祠里的哑巴。

“你说，说了就放你，你又不是哑巴，怎么总是不讲话？”旁边一个人接嘴说。

被打的人始终不开口。脸已经肿了，背上也现出几条伤痕。血从鼻子里流下来，嘴全红了，左手上也有血迹。

“你放他罢，再打不得了。他是个哑巴……”我正在对那个打人的汉子讲话，忽然听见一声痛苦的惊叫，我掉头去看。

杨家小孩红着脸流着泪奔到哑巴面前，推开那个汉子的手，大声骂着：

“他又没有犯死罪，你们做什么打他？你看你把他打成这个样子！你们只会欺负好人！”

众人惊奇地望着这个孩子。连那个打人的人也放下手不作声了，他带着一种茫然的表情看这个小孩。被打的人仍旧埋下头，不看人，也不讲话。

“我们走罢，”小孩亲热地对他说，又从裤袋里掏出一方手帕，递给他：“你揩揩鼻血。”小孩拿起他的右手，紧紧捏住，再说一句：“我们走罢。”

没有人干涉他，没有人阻挡他。这个孩子扶着被打的人慢慢地走到街心去了。许多人的眼光都跟在他们后面。这些人好像在看一幕情节离奇的戏。

两个人的影子看不见了。众人议论纷纷。大家都奇怪：“这个小娃儿”是那个“叫化子”的什么人。我从他们的谈话里才知道那个哑巴不给钱，拿了一个锅魁，给人捉住，引起了这场纠纷。

“先生，饭冷了，请过去吃罢，我给你换碗热饭来，”隔壁饭店的堂倌过来对我说。

“好，”我答应一声。我决定吃完饭到大仙祠去。

二十

我走到大仙祠。门仍然掩着，我推开门进去。我又把门照旧掩上。

前堂没有人，后面也没有声音。我转到后面去。

床铺上躺着那个哑巴。脸上肿了几块，颜色黑红，鼻孔里塞着两个纸团。失神的眼光望着我。他似乎想起来，可是动了一下身子，又倒下去了。他痛苦地呻吟了一声。

“你不要怕，我不是来害你的，”我做着手势，温和地安慰他。

他疑惑地望着我。

外面响起了脚步声，是穿皮鞋的脚。我知道来的是杨家小孩。

果然是他。手里拿着一些东西，还有药瓶和热水瓶。

“你又来了！你在做侦探吗？”他看见我，马上变了脸色，不客气地问道。

这可把我窘了一下。我没有想到他会拿这种话问我。我红着脸结结巴巴地回答他：

“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同情你们，想来看看我能不能给你帮忙。我并没有坏心思。”

他看了我一眼，他的眼光马上变温和了。可是他并不讲话。他走到床铺前，放下药瓶和别的东西。我去给他帮忙，先把热水瓶拿在我的手里。他放好东西在枕边，又把热水瓶接过去。他对我微微一笑说：“谢谢你。我去泡开水。”他又弯下身子，拿起了脸盆。

“我跟你一块儿去，你一个人拿不了，你把热水瓶给我罢，”我感动地说。

“不，我拿得了，”他不肯把手里的东西交给我。他用眼光指着铺上的病人：“请你陪陪他。”他一手提着空脸盆，一手拿着热水瓶，走出去了。

我走到病人的枕边。他睁着眼睛望我。他的眼光迟钝，无力，而且里面含着深的痛苦。我觉得这对眼睛像一盏油干了的灯，它的微光渐渐在减弱，好像马上就要熄了。

“不要紧，你好好地养息罢，”我俯下身子安慰他说。

他又睁大眼睛看我，好像没有听懂我的话似的。他的脸在颤动，他的身子在发抖。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照料他，便慌慌张张地问他：“你痛吗？”

“谢谢你，”他吃力地说。声音低，但是我听得很清楚。我吃了一惊。他不是一个哑巴！那么为什么他从前总是不讲话呢？

外面响起了脚步声。

“他是个好孩子，”他接着说，“请你多照应他。”以后的话，他没有力气说出来。

那个小孩拿着热水瓶，捧着脸盆进来了。

我接过脸盆，蹲下去，把盆子放在病人枕头边的地上，把脸帕放到盛了半盆水的盆子里绞着。

“等我来，”小孩放好热水瓶，伸过手来拿脸帕。

我默默地站起来，让开了。我立在旁边看着小孩替病人洗了脸，揩了身，换了衣服，连鼻孔也洗干净了，换上了两团新的药棉；过后他又给病人吃药。我注意地望着那两只小手的动作，它们表现了多大的忍耐和关切。这不是一个十三四岁小孩的事情，可是他做得非常仔细、周到，好像他受过这一类的训练似的。

病人不讲话，甚至不曾发过一声呻吟。他睁大两只失神的眼睛望着小孩，顺从地听凭小孩的摆布。在他那臃肿的脸上慢慢地现出了像哭泣一样的微笑，他的眼光是一个慈爱的父亲的眼光。等到小孩做完那一切事情以后，他忽然伸出他的干瘦的手，把小孩的左手紧紧地抓住。“我对不住你，”他低声说，“你对我太好了……”泪水从他的眼里迸了出来。

“我们都不好，让你一个人受苦，”小孩抽咽地说了一句，声音就哑了，许久吐不出一个字。他坐在床铺边上。

“这是我自作自受，”病人一个字一个字痛苦地说，声音抖得很厉害。

“你不要讲了，你看你成了这个样子；我们都过得好，”小孩哭着说。

“这样我也就心安了，”病人叹了一口气说。

“可是你……你做什么一定要躲起来？做什么一定要叫你自己受罪？”小孩哭得更伤心了。他把头埋在病人的膀子上。

病人爱怜地抚摩着小孩的头：“你不要难过。我这点苦算不得什么！”

“不，不，我们要送你到医院去！”小孩悲痛地摇着头说。

“去医院也没有用，医院医不好我的病，”病人微微摇摇头，断念似地答道。小孩没有作声。“我现在好多了，你回家去罢。不要叫家里人耽心。”病人说一句话，要喘息几次，声音更弱，在傍晚灰黄的光线下，他的脸色显得更加难看，只有一对眼睛有点生气，它们爱怜地望着小孩的微微颤动的身子。

“那么你跟我回家去罢，在家里总比在这儿好些，”小孩忽然抬起头哀求地说。

“我哪儿还有家？我有什么权利打扰你们？那是你们的家，”病人摇着头，酸苦地说。

“爹！”孩子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哭着叫起来。“为什么你不该回去？难道我们家不是你的家？难道我不是你的儿子？这又不是丢脸事情！我做什么还不敢认我自己的父亲！”孩子又把头埋下去，这一次他俯在父亲的胸前呜呜地哭起来。

“寒儿，我知道你心肠好。不过你母亲他们不会原谅我的。而且我也改不了我的脾气。我把你们害够了。我不忍心再——”他两只手抱着儿子的头，呜咽了许久。我在旁边连声息也不敢吐。我觉得我没有权利知道那一家人的秘密，我更没有权利旁观这父亲和儿子的痛苦。可是现在要偷偷地退出大仙祠去，也太晚了。

父亲忽然叹一口气，提高声音说：“你回去罢。我宁肯死也不到你们家去。”

父亲有气无声地哭起来。孩子不抬头，却哭得更伤心了。我看不清楚父亲脸上的表情，只看见他两只手压在儿子的后脑勺上。后来连那两只手也看不见了。

我走过去，俯下身子，轻轻地拍着孩子的肩头。我拍了三次，孩子才抬起头来，转过脸看我。我同情地说：“你让他休息一会儿。”

孩子慢慢地站起来。父亲轻轻地嘘一口气。没有别的声音。

“他累了，精神支持不住。不要跟他多讲话，不要叫他伤心、难过，”我又说。

“黎先生，你说该怎么办？他一定不肯回家，又不肯进医院。在这儿住下去，怎么行！”孩子说。

“我看只要你母亲跟你哥哥来接他，他一定肯回去，”我说。

停了好一会儿，孩子才用痛苦的声音回答我：“他们决不会来的。你不晓得他们的脾气。要是他肯进医院，就好办了。不过我不晓得住医院要花多少钱。”他的声音低到只有我一个人听得见。

“那明天就送他进医院罢；就是三等病房也比这儿好得多。你手头没有钱，我可以设法，”我诚恳地说。我的声音稍微大一点，但是我想病人已经睡着了，这些时候我就没有听见他的声息。

“不，不能够让你出钱！”孩子摇头拒绝道。

“你不要这样固执。病人的身体要紧，别的以后再讲。等他身体好了，我们还可以找个事情给他做。你想他肯做事吗？”我对他解释道。

“那么就照你的意思办罢，”小孩感激地说。

“我们明天上午九点钟以前在这儿见面，一块儿送他进医院去，就这样决定罢。你明天要上学吗？”

“我上午缺两堂课不要紧。我明天一定在这儿等你。黎先生，你先回去罢。我还要点燃蜡烛在这儿陪我父亲。”

病人轻轻地咳一声嗽，过后又没有声息了。小孩划了五根火柴，才把蜡烛点燃。

“好，我去了。有事情，你到姚家来找我。”

我听见他的应声才迈步走出小门，进到黑暗的天井里去。

二十一

我回到姚家，经过大门的时候，李老汉站起来招呼我。

“你们三老爷在大仙祠生病，我跟他小少爷讲好明天送他进医院去，”我对他说。我告诉他这个消息，因为我知道除了那个小孩，就只有他关心杨老三。

李老汉睁大眼睛张大嘴，答不出话来。

“你不用瞒我了，你们三老爷还来找过你，我看见的。你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我安慰他说。我又添上一句：“我告诉你，我想你会抽空去看他。”

“多谢黎先生，”李老汉感激地说。他又焦急地问：“三老爷病不要紧罢？”

“不要紧，养养就会好的。不过他住在大仙祠总不是办法。你是个明白人，你怎么不劝他回家去住？看样子他家里还过得去。”

李老汉痛苦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黎先生，我晓得你心地厚道。我不敢瞒你，不过说起来，话太长，我心头也过不得，改一天向你报告罢。”他把脸掉向门外街中。

“好。我进去找老文来替你看门。你到大仙祠去看看罢。”

“是，是，”他接连说。我跨过内门，走到阶下，他忽然在后面唤我。我回过头去。他带着为难的口气恳求我：“三老爷的事情，请黎先生不要跟老文讲。”

“我知道，你放心罢，”我温和地对他点一下头。

我进了二门，走下天井。门房里四扇门全开着，方桌上燃着一盏清油灯。老文坐在门槛上，寂寞地抽着叶子烟。一支短短的烟管捏在他的左手里，烟头一闪一闪地亮着。他的和善的老脸隐约地在我的眼前现了一下，又跟着烟头的火光消失了。

我向着他走去。他站起来，走下台阶迎着我。

“黎先生回来了，”他带笑招呼我。

我们就站在天井里谈话。我简单地告诉他，李老汉要出去替我办点事情，问他可以不可以替李老汉看看门。

“我们去，我们去，”他爽快地答道。

“老爷、太太都在家吗？”我顺便问他一句。

“老爷跟太太看影戏去了。”

“虎少爷回来没有？”

“他一到外婆家，不到十一二点钟是不肯回来的。从前还是太太打发人去接他，现在老爷又依他的话，不准太太派人去接，”他愤慨地说。在阴暗中我觉得他的眼光老是在我的脸上盘旋，仿佛在说：你想个办法罢。你为什么不讲一句话？

“我讲话也没有用。今早晨，我还劝过他。他始终觉得虎少爷好，”我说，我好像在替自己辩解似的。

“是，是，老爷就是这样的脾气。我们想，只要虎少爷大了能够改好，就好了，”老文接着说。

我不再讲话。老文衔着烟管，慢慢地走出二门去了。

月亮冲出了云层，把天井渐渐地照亮起来，整个公馆非常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送过来一阵笛声。月亮又被一片灰白的大云掩盖了。我觉得一团黑影罩上我的身来。我的心被一种莫名的忧虑抓住了。我在天井里走了一会儿。笛声停止了。月亮还在云堆里钻来钻去。赵青云从内院走出来，并不进门房，却一直往二门外去了。

我走进了憩园。我进了我的房间。笛声又起来了。这是从隔壁来的。笛声停后，从围墙的那一面又送过来一阵年轻女人的笑声。

我在房里坐不住，便走出憩园，甚至出了公馆。老文坐在太师椅上，可是我没有心情跟他讲话。

在斜对面那所公馆的门前围聚了一群人。两个瞎子和一个瞎眼女人坐在板凳上拉着胡琴唱戏。这个戏也是我熟习的：《唐明皇惊梦》。

过了十几分钟的光景，唐明皇的“好梦”被宫人惊醒了。瞎子闭上嘴，胡琴也不再发声。一个老妈子模样的女人从门内出来付了钱。瞎子站起来说过道谢的话，用竹竿点着路，走进了街心。走在前面的是那个唱杨贵妃一角的年轻人，他似乎还有一只眼睛看得见亮光，他不用竹竿也可以在淡淡的月光下走路。他领头，一路上拉着胡琴，全是哀诉般的调子。他后面是那个唱安禄山一角的老瞎子，他一只手搭在年轻同伴的肩头，另一只手拿着竹竿，胡琴挟在腋下。我认得他的脸，我叫得出他的名字。十五年前，我常常有机会听他唱戏。现在他唱配角了。再后便是那个唱唐明皇一角的瞎眼妇人。她的嗓子还是那么好。十五年前我听过她唱《南阳关》和《荐诸葛》。现在她应该是四十光景的中年女人了。她的左手搭在年老同伴的肩上，右手拿着竹竿。我记得十五年前便有人告诉我，她是那个年老同伴的妻子，短胖的身材，扁圆的脸，这些并没有大的改变。只是人老得多了。

胡琴的哀诉的调子渐渐远去。三个随时都会倒下似的衰弱的背影终于淡尽了。我忽然想起了我的小说里的老车夫和瞎眼女人。眼前这对贫穷的夫妇不就是那两个人的影子么？我能够给他们安排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难道我还能够给他们带来幸福么？

我被这样的思想苦恼着。我不想回到那个清静的园子里去。我站在街心。淡尽了的影子若隐若现地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我忽然想起去追他们。我迈着快步子走了。

我又走过大仙祠的门前。我听见瞎子在附近唱戏的声音。可是我的脚像被一种力量吸引住了似的，在那两扇褪了色的黑漆大门前停下来。我踌躇了一会儿，正要伸手去推门。门忽然开了。杨家小孩从里面走出来。

他看见我，略有一点惊讶，过后便亲切地招呼我：“黎先生。”

“你现在才回去？”我温和地问道。

“是的，”他答道。

“他现在好些了？”我又问。“睡了罢？”

“谢谢你，稍微好一点儿，李老汉儿在那儿。”

“那么，你回去休息罢，今天你也够累了。”

“是，我明早晨九点钟以前在这儿等你。黎先生，你有事情，来晏点儿也不要紧。”

“不，我没有事，我不会来晏的。”

我们就在这门前分别了。我等到他的影子看不见了，又去推大仙祠的门。我轻轻地推，门慢慢地开了一扇，并没有发出声响。

我走下天井，后面有烛光。我听见李老汉的带哭的声音：“三老爷，你不能够这样做啊……”

我没有权利偷听他们谈话，我更没有权利打岔他们。我迟疑了两三分钟，便静静地退了出来。我听见“三老爷”的一句话：“我再没有脸害我的儿子。”

我回到公馆里。二门内还是非常静。门房里油灯上结了一个大灯花。我看不见人影。月亮已经驱散了云片，像一个大电灯泡似地挂在蓝空。

我埋着头在天井里走了一会儿，忽然听见一个熟习的声音唤“黎先生”。我知道这是姚太太。我答应着，一面抬起头来。

她穿一件青灰色薄呢旗袍，外面罩着白色短外套，脸上仍旧露出她那好心的微笑。老李拉着空车上大厅去了。

“姚太太看电影回来了，诵诗呢？”

“他路上碰到一个朋友，找他谈什么事情，等一会儿就回来。黎先生回来多久了？我们本来想约黎先生出去看电影，在花厅里找黎先生，才知道黎先生没有吃饭就出去了。黎先生在外面吃过饭了？”

“我有点事情，在外面吃过了。今天的片子还好罢？”

“就是《苦海冤魂》，好是好，只是太惨一点，看了叫人心里很难过，”她略略皱一下眉头。她的笑容消失了。

“啊，我看过的，是一个医生跟一个女孩子的故事。结果两个人都冤枉上了绞刑台。两个主角都演得很好。”

她停了一下，带着思索的样子说：“我奇怪人对人为什么要这样残酷。一个好心肠的医生跟一个失业的女戏子，他们并没有害过什么人，为什么旁人一定要把他们送上绞刑台？为什么人对人不能够更好一点，一定要互相仇恨呢？”

她仰起头看天空，脸上带了一种哀愁的表情，这在银白的月光下，使她的脸显得更纯洁了。她第一次对我吐露她的心里的秘密。她的生活的另一面终于显露出来了。赵家的仇视，小虎的轻蔑，丈夫的不了解。这应该是多么深的心的寂寞啊……

同情使我痛苦。其实我对她有的不止是同情，我无法说明我对她的感情。我可以说，纵使我在现社会中是一个卑不足道的人，我的生命不值一文钱，但是在这时候只要能够给她带来幸福，我什么也不顾惜。

可是怎么能够让她明白我这种感情呢？我不能对她说我爱她，因为这也许不是爱。我并没有别的心思。我只想给她带来幸福，让她的脸上永远现出灿烂的微笑。

“这是旧道德观念害人。不过电影故事全是虚构的，我知道人间还有很多温暖，”我用这样的话来安慰她，话虽然简单，可是我把整个心都放在这里面，我加重语气地说，为了使她相信我的话，为了驱散她的哀愁。

她埋下眼光看我一眼，微微点了点头，低声说：“我明白，不过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太舒服了。我不说帮助人，就是给诵诗管家，也没有一点成绩。有时候想起来，也很难过。”

“小虎的事情我也知道，”我终于吐出小虎的名字来。“诵诗太疏忽了，我也劝过他。为这件事情姚太太你也苦够了。不过我想诵诗以后会明白的。你也该宽心一点。”

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停了一下，才低声说：“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赵家要这样恨我？为什么为了我的缘故就把好好的小虎教成这个样子？我愿意好好地做赵家的女儿，做小虎的母亲，他们却不给我一个机会，他们把我当作仇人。外面人不明白的，一定会说我做后娘的不对。”

我的喉咙仿佛被什么东西堵塞住了，我望着她那紧锁的双眉，讲不出话来。她的眼光停留在二门外照壁上，似乎没有注意到我在看她。

“赵家为什么这样恨我？我想来想去，总想不出原因来，”她接着说；“或许因为我到姚家来诵诗对我很好，据说是比对小虎的妈妈还好，只有这件事情是他们不高兴的。不过这又不是我的错。我从没有在诵诗面前讲过别人一句坏话。我到姚家来也不过二十岁，我在娘家，是随便惯了的。我母亲耽心我不会管家，不会管教孩子。我自己也很害怕。我一天提心吊胆，在这么大一个公馆里头学着做主妇，做妻子，做母亲。我自己什么也不懂，也没有人教我。我愿意把他前头太太的母亲当作自己的母亲，前头太太的儿子当作自己的儿子，可是我做不好。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诵诗也不给我帮忙。我现在渐渐胆小起来了。”她说着又埋下头去。

“姚太太，你倒不必灰心。连我这样的人也并不看轻自己，何况你呢？”我诚心地安慰她。

“我？黎先生，你在跟我开玩笑罢？”她抬起头含笑地对我说。“我哪儿比得上你？”

“不是这样。你也许不知道你昨晚上那几句话使我明白多少事情，要是我以后能够活得积极一点，有意义一点，那也是你的力量。你给别人添了温暖。为什么你自己不能够活得更积极些？”

我觉得她的明亮的眼睛一直在望我，眼光非常柔和，而且我仿佛看见了泪珠，可是我没有把话说完，老姚就回来了。

“你们都在这儿！为什么不进花厅去坐？”他高兴地嚷道。

“我们谈着话在等你，”她回答了一句，态度很自然地笑了笑。“我们已经站了好久了，黎先生恐怕累了罢。”

“是的，你们也该休息了，明天见罢，”我接着说。

我们一块儿走上石阶。他们从大厅走进内院，我便走入憩园。

二十二

早晨七点半钟的光景，我走出姚家大门，李老汉站在门檐下用忧愁的眼光看我，招呼了一声“黎先生”。他好像要对我讲话，可是我匆匆地点一下头，就走到街心去了。

不久我到了大仙祠。门大开着。我想，一定是杨家小孩先来了。我急急走到后面去。

后面静静地没有人。我不但看不见病人的影子，并且连被褥、脸盆、热水瓶等等都没有了。干草零乱地堆在地上。草上有一张纸条，是用一块瓦片压住的，纸条上写着：

忘记我，把我当成已死的人罢。你们永远找不到我。让我安安静静地过完这一辈子。

寒儿

父字。

从这铅笔写的潦草的字迹，我看出一个人的心灵。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堕落”的故事，可是这短短的几句话使我明白一个慈爱父亲的愿望。我拿着纸条在思索。小孩的脚步声逼近了。我等着他。

“怎么，黎先生你一个人？”小孩惊愕地说；“我父亲呢？”

“我刚才来，你看这张字条罢，”我低声说，我把字条递给他，一面掉开头，不敢看他的脸。

“黎先生，黎先生，他到哪儿去了？我们到哪儿去找他？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他两只手抓住我的左边膀子疯狂地摇撼着，绝望地叫道。

我用力咬嘴唇，压住我的激动，故意做出冷静的态度说：“我看只有依他的话把他忘记。我们不会找到他了。”

“不能，不能！我们都过得好，不能够让他一个人去受罪！”他摇着头迸出哭声说。

“可是你到哪儿去找他？这样大的地方！”

他突然扑倒在干草上伤心地哭起来。

我的眼睛是干的。我仰起头，两手交叉地放在胸前，我想问天：我怎样才能够减轻这个孩子的痛苦？可是天青着脸，不给我一个回答。它也不会告诉我他的父亲的去处。我只知道一个事实：他的父亲拿走了被褥和别的东西，决不会去寻死。因此，我让这个孩子哭着，不说一句安慰的话，事实上我也没有可以安慰他的话了。

后来孩子的哭声停止了，他站起来，哀求地对我说：“黎先生，你知道得多，你说他会不会出什么事情？请你老实告诉我。我不害怕，请你对我说真话。”

我想了一会儿，我还是躲避着他的眼光，我温和地回答他：“不要紧，不会有什么事情。我们去问李老汉儿，说不定他知道得多一点。”

“是，是，我记起来了，昨晚上我走的时候，他还在这儿跟我父亲讲话，”孩子省悟般地说。

“那么我们一路到姚家去罢，你快把眼泪揩干，”我轻轻地在他的肩头拍了一下。

我们走过前堂的时候，供桌上还放着玻璃瓶，但是那枝干枯了的茶花却不见了。

二十三

李老汉站在大门口，脸朝着我们来的方向，仿佛在等候我们似的。

杨家小孩跑到他面前，焦急地抓住他的左膀问道：“李老汉儿，你晓得我父亲到哪儿去了？”

“小少爷，我不晓得，”李老汉忧郁地摇着头答道。

“你一定晓得，他昨晚上跟你讲过好些话。你快告诉我，我要去找他，”小孩固执地恳求道。

“小少爷，我实在不晓得，”李老汉的声音战抖得厉害。他埋下头，似乎不愿意让杨家小孩多看他一眼。

“那么我走过后，他还跟你讲些什么话？李老汉儿，他们都说你有良心，你不会骗我一个小娃儿。我要找到他，黎先生给我帮忙，我们先医好他的病，以后我会去求我母亲，求我哥哥，接他回家。这对他只有好处。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找他？”小孩声音不高，不过他很激动，只见他在眨眼睛。后来哭声把他的咽喉堵塞了，他说不出话来。他放开李老汉的膀子，伸手揩了揩眼睛。

我心里很难过，便走近一步，对李老汉低声说：“李老汉儿，你就对他说了罢。”

李老汉抬起头来，伸起右手在他的光秃的头顶上摩了几下。我听见他长叹一声，接着他痛苦地答道：“三老爷的确没有讲过他要到哪儿去。昨晚上他跟我讲了好些话。他说过他要搬开大仙祠，搬到一个小少爷找不到的地方去。我劝他不要拚命苦他自己。他说他什么都看穿了，就只舍不得小少爷。不过为了小少爷好，他应当躲起来，不要再跟小少爷见面。他要叫小少爷慢慢忘记他，像太太跟大少爷那样，当作他已经死了。我说：‘三老爷，你不能这样做，你会伤小少爷的心。’他说：‘长痛不如短痛。不然以后叫他伤心的时候太长了。’我也不大懂三老爷这个道理，我还以为是他老人家病了随便讲话。后来我就回来了。这全是真话。我哪儿敢骗小少爷？”他的眼圈红了，眼泪不住地滚下脸颊来。

小孩跑进门内，坐在太师椅上蒙住脸低声哭起来。李老汉转过身子，睁大眼睛，惊愕、悲痛、怜惜地望着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好。

我走到小孩面前，轻轻地拉他的手，说：“我们到里面去坐坐。不要哭了，哭是没有用的。”

他挣扎着，不肯把手拿下来。我又说了一遍。

“你把他给我找回来！你还我爹！”他赌气地哭着说，这次他拿下了手。我第一次听见这个早熟的孩子说出完全小孩气的话。

“好，我一定给你找回来，我一定把他还给你，”我也用哄小孩的话去安慰他。

他终于顺从地闭了嘴站起来。

二十四

在我的房间里，我让他坐在沙发上，我用了许多话安慰他。他不再哭了。他只是唯唯应着。有时他那对哭肿了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我，有时他望着门。

“我到外头去走一会儿，”他忽然站起来说。

“好，”我只说了一个字，并没有跟着他出去。我觉得疲倦，坐在软软的沙发上，不想再动一下。

我还以为他会再进房来。可是过了半点多钟，却听不见他的声息。后来我走到门外去看，园子里也没有他的影子。他已经走了，应该走远了。

我没有从这个孩子的口中探听出他的父亲的故事，我感到寂寞，我觉得心里不痛快。可是我不想上街，我也不想睡觉。为了排遣寂寞，我把我的全副精神放在我的小说里面。

这一天我写得很多。我被自己编造的故事感动了。老车夫在茶馆门口挨了打，带着一身伤痕去找瞎眼女人。他跌倒在她的门前。

……

“你怎么啦？”女人吃了一惊，她摸索着，关心地问道。她抓到他那只伸过来的手。

“我绊了跤，”车夫勉强笑着回答。

“啊哟，你绊倒哪儿？痛不痛？”她弯下身去。

“没有伤，我一点儿也不痛！”车夫一面揩脸上的血迹，一面发出笑声。可是泪水已经顺着脸颊流下来了。

……

这两个人仿佛就在我的眼前讲话。他们在生活，在受苦。他们又拿他们的痛苦来煎熬我的心。正在我快受不了的时候，老文忽然气咻咻地跑进房来报告：“有预行了。”据他说这是本年里的第二次预行警报。我看表，知道已经是三点十分，我料想敌机不会飞到市空来，但是我也趁这个机会放下了笔。

我问老文，老爷、太太走了没有。他回答说，他们吃过午饭就陪姑太太出去买东西，现在大约在北门外“绳溪花园”吃茶，听竹琴。他又告诉我，虎少爷上午到学校去了还没有回来。我又问他公馆里的底下人是不是全要出城去躲警报。他说，放了“空袭”以后，公馆里上上下下的人都走，只有李老汉留下来看家。李老汉一定不肯跑警报，也没有人能够说服他。

我还同老文谈了一些闲话，别了许久的空袭警报声突然响起来了。

“黎先生，你快走罢，”老文慌张地说。

“你先走，我等一下就走，”我答道。我觉得累，不想在太阳下面跑许多路。

老文走了。园子渐渐地落入静寂里。这是一种使人瞌睡的静寂。我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我睁开眼睛，还是听不见人声。

我站起来。我的疲倦消失了。我便走出下花厅，在门前站了一会儿，注意到园里的绿色更浓了。我又沿着石栏杆走出了园子。

我走到大门口，李老汉安静地坐在太师椅上。街上只有寥寥几个穿制服的人。

“黎先生，你不走吗？”李老汉恭敬地问道。

“我想等着放‘紧急’再走，”我说着便在太师椅对面板凳上坐下来。

“放‘紧急’再走，怕跑不到多远；还是早走的好，”他关心地劝我。

“走不远，也不要紧。到城墙边儿，总来得及，”我毫不在乎地说。

他不作声了。但是我继续往下说：“李老汉儿，请你对我讲真话。你们三老爷究竟为什么要走？为什么不肯让我们送他进医院？他为什么不肯回家去？”我这次采用了单刀直入的办法。

他怔了一下。我两眼望着他，恳切地说下去：“我愿意帮忙他，我也愿意帮忙你们小少爷。你为什么还不肯对我讲真话？”

“黎先生，我不是不讲真话。我今天上午讲的没有一句假话。”他的声音颤得厉害，他低下头，不看我。我知道他快要哭了。

“但是他为什么会弄到这样？为什么要苦苦地糟蹋他自己？”我逼着问道，我不给他一点思索的时间。

“唉”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黎先生，你不晓得，人走错了一步，一辈子就算完了。他要回头，真是不容易。我们三老爷就是这样。他的事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他花光了家产，自己觉得对不起一家人，后来失悔得不得了，又不好意思用儿子的钱，就藏起来，隐姓埋名，不肯让家里人晓得，却偏偏给小少爷找到了。小少爷常常送钱给他，送饮食给他，折花给他，小少爷在我们公馆里头折的花就是给三老爷送去的，三老爷顶喜欢公馆里头的茶花。”

我知道李老汉讲的不全是真话，他至少隐瞒了一些事情。但是我并不放松他，我接着又问一句：

“你们三太太跟大少爷怎么不管他呢？”

李老汉把头埋得更深一点。我以为他不会回答我了。我默默地坐在他的对面，我的眼光掉向着街心。几个提包袱、抱小孩的行人从门前走过。我听见一个男人的粗声说：“快走！敌机来啦！”其实这时候还没有发紧急警报。

李老汉抬起头来，泪水还顺着他的脸颊滚，白胡须上面粘着的口水在发亮。

“这件事我也不大明白。大少爷自来就跟三老爷不大对。卖公馆那一年，大少爷毕业回省来刚进银行做事。三老爷在外头讨姨太太租小公馆已经有好几年，三太太拿他也没有办法。大少爷回来常常帮三太太跟三老爷吵。不晓得怎样三老爷就搬出来了。大少爷也不去找他，只有小少爷还记得他父亲，到处去找他，后来才在街上碰到。三老爷住在大仙祠。小少爷就一直跟到大仙祠，三老爷没有办法，才跟小少爷讲了真话……”

我不敢看李老汉脸上的表情。我只是注意地听他讲话。忽然警报解除了。他也闭了嘴。他这段话给我引起了新的疑问。我还想追问他，可是他站起来，默默地走到大门外去了。

“那个做丈夫、做父亲的人一定是被他的妻子和儿子赶出家里来的。”——这一个思想忽然在我的脑子里亮了一下。

李老汉已经泄露了够多的秘密了，我也应该让他安静一会儿。

二十五

十二天慢慢地过去了。日子的确过得很慢，并且很单调。我上半天写小说，下半天逛街。小说写得不顺利，写得慢，有时我还得撕毁整页稿纸来重写。那两个不幸的人的遭遇抓紧了我的心。我失掉了冷静，我更难驾驭我的笔了。

朋友姚国栋至少隔一天要来看我一次，同我上天下地乱谈一阵。他还是那么高兴，对什么都有把握，对什么都不在乎，虽然他整天不歇口地发牢骚。同时他夸他的太太，夸他的儿子，夸他的家庭幸福。

姚太太一个星期没有到下花厅来了。她在害病。不过听朋友的口气，她好像是在“害喜”，所以朋友并不为太太的病发愁，他反而显得高兴似的。但是，没有她的面影，我的房间也失去了从前的亮光，有时我还感到更大的寂寞。

逛街的时候，我老是摆脱不掉这样一个思想：有一天我会碰到杨家小孩和他的父亲。我不单是希望知道那一家的秘密，我还想尽我的微力给他们帮一点忙。但是省城是这么大，街上行人是这么多，我到哪里去寻找那个父亲的影子？不说父亲，就是那个小孩，我这些日子里也没有见过一面。我知道从李老汉的口中我可以打听到小孩的地址。但是我每次经过大门，看见他那衰老、愁烦的面颜，我觉得我没有权利再拿杨家的事情去折磨他。

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他用失神的眼光望我，我忽然觉得我了解他的意思，他好像在问：“你找到他吗？”我摇摇头用失望的眼光回答：“没有，连影子也没有。”第二天他又用同样的眼光询问，我也用同样的眼光回答。第三天又是一样的情形。这样继续了好些天。有一次我差一点生气了，我想对他说：你明明知道我不会找到他，为什么老是来问我？

但是星期六来了。离我看见小孩父亲挨打的日子刚好三个礼拜。

这天我起床后就觉得头昏，仿佛有一块重东西压在我的头上，我什么事都不能做，也不想做。一个人躺在床上，我又觉得寂寞。我只希望老姚来找我谈天，我可以安静地靠在沙发上听他吹牛。可是这一天我偏偏看不见老姚的影子。老文送午饭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老爷出门赴什么人的宴会去了。我又问起太太的病，他说，太太的病好多了，听周大娘讲太太有了小宝宝。他又说，万家外老太太同舅太太一早就来了。我没有问到虎少爷，可是老文也告诉我：虎少爷昨天去赵家玩，晚上没有回来，太太叫老李拉车去接，赵家外老太太却把老李骂了一顿，说是她要留虎少爷住半个月，省得在家里受后娘的气。老李回来，没有敢把这些话报告太太，怕惹太太怄气。不用说，老文接着又发了一顿牢骚。关于赵家同虎少爷的事，他的见解跟我的相差不远。我也说了几句责备赵家的话，后来他收了碗碟走了。

我坐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我醒来的时候，我仿佛听见有人在园子里轻声咳嗽。我站起来，走到门前。

我疑心我的眼睛花了。怎么，杨家小孩会站在山茶树下！我揉了一下眼睛。他明明站在那里，穿一身灰色学生服，光着头，在看树身上的什么东西。

我走下石阶。小孩似乎没有看见我。我一直走到他的背后。他连动也不动一下。

“你在看什么？”我温和地问道。

他吃了一惊，连忙回过头来。他的脸瘦多了，也显得更长，鼻子更向左偏，牙齿更露。

“我看爹的字，”他轻轻答道。他又把眼光移到树身上去。在那里我看见三个拇指大的字：杨梦痴。刻痕很深，笔划却已歪斜了。我再细看，下面还有六个刻痕较浅的小字——庚戌四月初七。那一定是刻树的日期，离现在也有三十二年了。那时他父亲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你得到他的消息吗？”我低声问他。

“没有，”他摇摇头答道。“我到处找，都找不到他。”

“我也没有，”我又说。我的眼光停留在刻字上。我心里想着：这是一条长远的路啊。我觉得难过起来了。

停了片刻，他忽然转过脸来，哀求地对我说：“黎先生，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找到他吗？他究竟躲在哪儿？”

我默默地摇摇头。

“黎先生，他是不是还活着？我是不是还可以再看见他？”他又问道。他拚命眨他的眼睛，眼圈已经变红了。

我望着他那张没有血色的瘦脸，同情使我的心发痛，我痛苦地劝他：

“你就忘了他罢。你还老是记住他有什么用？你看你自己现在瘦得多了。你不会找到他的。”

“我不能，我不能！我忘不了他。我一定要找到他，”他带着哭声说。

“你在哪儿去找他呢？地方这么大，人这么多，你又是个小孩子。”

“那么你给我帮忙，我们两个人一定找得到他。”

我怜悯地摇摇头：“不说两个人，就是二十个人也找不到他。你还是听他的话，好好地读书罢。”

“黎先生，我想到他一个人在受罪，我哪儿还有心肠读书？我找不到他，不能够救他，就是读好书又有什么用？活下去又有什么意思？”

我抓住他一只膀子，带点责备的口气说：“你不能说这种话。你年纪小，家里有母亲。况且人活着，并不是——”

“妈有哥哥孝顺她，爹只有一个人，他们都不管他在外头死活……”他噘着嘴打断了我的话，眼泪流到嘴边了，他也不揩一下。

“你们都是一家人，为什么你妈跟你哥哥对你爹不好呢？你应该好好劝他们，他们一定会听你的话。”

他摇摇头：“我讲话也没有用。哥哥恨死了爹，妈也不喜欢爹。哥哥把爹赶出来了，就不准人再提起爹……”

我终于知道那个秘密了。这真相也是我早已料到的。可是现在从儿子的口中，听到那个父亲的不幸的遭遇，我仿佛受到一个意外的打击。我无法说明我这时的心情。我忽然想躲开他，不再看他那憔悴的面容；我忽然想拉着他的手疯狂地跑出去，到处寻找他的父亲；我忽然又想让他坐在我的房里，详细地叙说他的家庭的故事。

我自己不能够决定我应该怎么做。我同那个小孩在山茶树下站了这许久，我不觉得疲倦，也忘记了头昏。我似乎在等待什么。

果然一个声音，一个甜甜的女音在后面响起来了。它不让我有犹豫的时间。

“小弟弟，你不要难过，你把你爹的事情跟我们说了罢。黎先生同我都愿意给你帮忙。”

我们一齐回过头去。姚太太站在假山前面，病后的面颜显得憔悴，她正用柔和的眼光看小孩。

“你们的话我也听见几句，我不是故意来偷听的。”她凄凉地一笑。“我不晓得小弟弟会有这样的痛苦。”她走过去，拿起小孩的一只手，母亲似地用爱怜的声音说：“我们到黎先生房里去坐坐。”

小孩含糊地答应一声，就顺从地跟着姚太太走了。他们两人走在前头，像姐弟似的。我跟在后面，一面走，一面望着她那穿浅蓝洋布旗袍的苗条的背影。

二十六

“小时候爹顶爱我。我记得从我三岁起，就是爹带我睡觉。妈喜欢哥哥。哥哥自小就不听爹的话。爹一天不在家，到晚上才回来，回来就要跟妈吵嘴，有时候吵得很凶，妈哭了，第二天早晨爹跟妈讲几句好话，妈又高兴了。过两天他们又吵起嘴来。我顶怕听他们吵嘴，哥哥有时还帮妈讲几句话。我躲在床上，就是在大热天，也用铺盖蒙着头，不敢做声，也睡不着觉。后来爹上床来，拉开我的铺盖，看见我还睁开眼睛，他问我是不是他们吵嘴吵得我不能睡觉，我说不出话，我只点点头。他望着我，他说他以后不再跟妈吵嘴了，我看见他流眼泪水，我也哭了，我不敢大声哭，只是轻轻地哭。他拿好多话劝我，我后来就睡着了。”

小孩这样地开始讲他的故事。他坐在靠床那张沙发上，姚太太坐另一张沙发，我坐在床沿上。我们的眼睛都望着他，他的眼睛却望着玻璃窗。他自然不是在看窗外的景物，他的视线给淡青色窗帷遮住了。他一双红红的眼睛好像罩上了一层薄雾，泪水满了，却没有滴下来。我想，那么他是在回顾他的童年罢。

他们以后还是常常吵嘴，爹还是整天不在家，妈有时候也打打麻将。输了钱更容易跟爹吵嘴。有一回我已经睡了，妈拉我起来，要我同哥哥两个给爹磕头。妈说：‘你们两个还不快给你们爹磕头，求他给你们留下几个钱活命，免得将来做叫化子丢他的脸！快跪呀，快跪呀！’哥哥先跪下去，我也只得跟着他跪下。我看见爹红着脸，拚命抓头发，结结巴巴地跟妈说：‘你这何必呢，你这何必呢！’这一天爹没有办法了，他急得满屋子打转。妈只是催我们：‘快磕头呀，快磕头呀！’哥哥真的磕头，我吓得哭起来。爹接连顿脚抓头发，结结巴巴，说了好几个‘你’字。妈指着他说：‘你今天怎么不讲话了！你也会不好意思吗？他们都是你的儿子，你拿出你做父亲的架子，教训他们呀！你跟他们说，你花的是你自己挣的钱，不是他们爷爷留给他们的钱！’爹说：‘你看寒儿都给你吓哭了。你还紧吵什么！给别人听见大家都丢脸！’妈更生气了。她说话声音更大，她说：‘往天你吵得，怎么今天也害怕吵了！你做得，我就说不得！你怕哪个不晓得你在外头嫖啊，赌啊！哪个不笑我在家里守活寡……’爹连忙蒙住耳朵说：‘你不要再说了，我给你下跪好不好？’妈抢着说：‘我给你跪，我给你跪！’就扑通一声跪下来。爹站住没有动。妈哭起来，拉着爹的衣服哭哭啼啼地说：‘你可怜我们母子三个罢。你这样还不如爽爽快快杀死我们好，免得我们受活罪。’爹一句话也不说，就甩开妈的手转身跑出去了。妈在后面喊他，他也不回转来。妈哭，哥哥哭，我也哭。妈望着我们说：‘你们要好好读书，不然我们大家都要饿死了。’我讲不出一句话。我听见哥哥说：‘妈，你放心，我长大了，一定要给你报仇！’这天晚上妈就让我一个人睡，妈还以为爹会回来，妈没有睡好，我也没有睡好。我睁起眼睛紧望清油灯，等着爹回来。鸡叫了好几回，我还看不见爹的影子。

爹一连两晚上都没有回来，妈着急了，打发人出去找爹，又叫哥哥去找，到处都找不到。妈牌也不打了，整天坐在家里哭，埋怨她自己不该跟爹吵嘴。第三天早晨爹回来了，妈又有说有笑的，跟爹倒茶弄点心。爹也是有说有笑的。后来我看见妈交了一对金圈子给爹，爹很高兴。下午爹陪着妈，带着我跟哥哥出去看戏。

这件事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做梦也做过几回。爹跟妈有二三十天没有吵嘴。我们也过得很高兴。爹每晚上回来得很早，并且天天给我带点心回来。有一晚上我在床上偷偷跟爹说：‘爹，你以后不要再跟妈吵嘴罢，你看你们不吵嘴，大家都过好日子。’他对我赌咒说，他以后决不再吵嘴了。

可是过了不多久，他又跟妈大吵一回，就像是为着金圈子的事情。吵的时候，妈总要哭一场，可是过两天妈跟爹又好起来了。差不多每过一两个月妈就要交给爹一样值钱的东西。爹拿到东西就要带着妈跟我们出去看戏上馆子。再过一两个月他们又为着那样东西吵起嘴来。年年都是这样。

他们都说我懂事早。的确我那个时候什么都明白。我晓得钱比什么都有用，我晓得人跟人不能够讲真话，我晓得各人都只顾自己。有时候他们吵得凶了，惊动了旁人，大家来看笑话，却没有人同情我们。

后来他们吵得更凶了。一回比一回凶。吵过后妈总是哭，爹总是在外头睡觉。连我跟哥哥都看得出来他们越吵感情越坏。我们始终不明白，妈为什么吵过哭过以后，又高兴把东西拿给爹，让他带出去。不但东西，还有钱。妈常常对我们说，钱快给爹花光了。可是妈还是拿钱给爹用。妈还跟我们讲过，她拿给爹的是外婆留给她的钱，爹现在拿去做生意。爷爷留下的钱早就给爹花光了。

爹拿到东西，拿到钱，在家里才有说有笑，也多跟妈讲几句话。拿不到钱他一天板起脸，什么话也不说。其实他白天就从来不在家，十天里头大约只有一两天看得见他的影子。

有一天爹带我出去买东西，买好东西，他不送我回家，却把我带到一个独院儿里头去。那儿有个很漂亮的女人，我记得她有张瓜子脸，红粉擦得很多。她喊爹做‘三老爷’，喊我做‘小少爷’；爹喊她做‘老五’，爹叫我喊她‘阿姨’。我们在那儿坐了好久。她跟爹很亲热，他们谈了好多话，他们声音不大，我没有留心去听，并且我不大懂阿姨的话。她给我几本图画书看，又拿了好些糖、好些点心给我。我一个人坐在矮凳子上看书。我们吃过晚饭才回家。一路上爹还嘱咐我回家不要在妈面前讲‘阿姨’的事。爹又问我，觉得‘阿姨’怎样。我说阿姨，好看。爹很高兴。我们回到家里，妈看见爹高兴，随便问了两三句话，就不管我了。倒是哥哥不相信我的话，他把我拉到花园里头逼着问我，究竟爹带我到过什么地方。我不肯说真话。他气起来骂了我几句也就算了。这天爹对我特别好，上了床，他还给我讲故事。他夸我是个好孩子，还说要好好教我读书。这时候我已经进小学了。

第二年妈就晓得了‘阿姨’的事情。妈有天早晨收拾爹的衣服，在口袋里头找到一张‘阿姨’的照像同一封旁人写给爹的信。爹刚刚起来，妈就问爹，爹答得不对，妈才晓得从前交给爹的东西，并不是拿去押款做生意，全是给‘阿姨’用了。两个人大吵起来。这一回吵得真凶，爹把方桌上摆好的点心跟碗筷全丢在地下。妈披头散发大哭大闹。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这种凶相。后来妈闹着要寻死，哥哥才去请了大伯伯、二伯伯来；大伯娘、二伯娘也来了。大伯娘、二伯娘劝住妈；大伯伯、二伯伯把爹骂了一顿，事情才没有闹大。爹还向妈陪过礼，答应以后取消小公馆。他这一天没有出门，到晚上妈的气才消了。

这天晚上还是我跟爹一起睡。外面在下大雨。我睡不着，爹也睡不着。屋里电灯很亮，我们家已经装了电灯了，我看见爹眼里有眼泪水，我对他说：‘爹，你不要再跟妈吵嘴罢。我害怕。你们总是吵来吵去，叫我跟哥哥怎么办？’我说着说着就哭了。我又说：‘你从前赌过咒不再跟妈吵嘴。你是大人，你不应该骗我。’他拉住我的手，轻轻地说：‘我对不起你，我不配做你父亲。我以后不再跟你妈吵嘴了。’我说：‘我不信你的话！过两天你又会吵的，会吵得连我们都没有脸见人。’爹只是叹了一口气。

我还以为他们以后再也不吵嘴了。可是过不到一个月，我又看见爹跟妈的脸色不对了。不过以后他们也就没有大吵过。碰到妈一开口，爹就跑出去了，有时几天不回来。他一回家，妈逼着问他，他随便说两三句话就走进书房去了。妈拿他也没有办法。

大伯伯一死，公馆里头人人吵着要彻底分家，要卖公馆。妈也赞成。就是爹一个人反对，他说这是照爷爷亲笔画的图样修成的，并且爷爷在遗嘱上也说过不准卖公馆，要拿它来做祠堂。旁人都笑爹。他的话没有人肯听。二伯伯同四爸都说，爹不配说这种话。

他们那天开会商量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日本人已经在上海打仗了。在堂屋里头，二伯伯同四爸跟爹大吵。二伯伯拍桌子大骂，四爸也指着爹大骂。爹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话。我躲在门外看他们。爹说：‘你们要卖就卖罢。我绝不签字。我对不起爹的事情做得太多了。我是个不肖子弟。我丢过爹的脸。我卖光了爹留给我的田。可是我不愿意卖这个公馆。’爹一定不肯签字。二伯伯同四爸两个也没有办法。可是我们这一房没有人签字，公馆就卖不成。妈出来劝爹，爹还是不肯答应。我看见四爸在妈耳朵边讲了几句话，妈出去把哥哥找来了。哥哥毕业回省来不到两个月，还没有考进邮政局做事。他走进来也不跟爹讲话，就走到桌子跟前，拿起笔把字签了。爹瞪了他一眼。他就大声说：‘字是我签的，房子是我赞成卖的。三房的事情我可以作主。我不怕哪个反对！’二伯伯连忙把纸收起来，他高兴得不得了。还有四爸，还有大伯伯的大哥，他们都很高兴，一个一个走开了。爹气得只是翻白眼，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自言自语说了一句：‘他不是我的儿子。’堂屋里头只剩下他一个人，我走到他面前，拉住他一只手。我说：‘爹，我是你的儿子。’他埋下头看了我好一阵。他说：‘我晓得。唉，这是我自作自受……我们到花园里头去看看，他们就要卖掉公馆了。’

“爹牵着我的手走进花园，那个时候花园的样子跟现在完全一样。我还记得快到八月节了，桂花开得很好，一进门就闻到桂花香。我跟着爹在坝子里走了一阵。爹忽然对我说：‘寒儿，你多看两眼，再过些日子，花园就不是我们的了。’我听见他这样说，我心里也很难过。我问过他：‘爹，我们住得好好的，为什么二伯伯他们一定要卖掉公馆？为什么他们大家都反对你，不听你的话？’爹埋下头，看了我一阵，才说：‘都是为钱啊，都是为钱啊！’我又问爹：‘那么我们以后就不能够再进来了？’爹回答说：‘自然。所以我叫你多看两眼。’我又问他：‘公馆卖不掉，我们就可以不搬家吗？’爹说：‘你真是小孩子，哪儿有卖不掉的公馆？’他拉我到茶花那儿去。这一阵不是开花的时候，爹要我去看他刻在树上的字。就是我刚才看的那几个字。我们从前有两棵茶花，后来公馆卖给你们姚家，”（他的眼光已经掉回来停留在姚太太的脸上了）一棵白的死了。现在只有一棵红茶花了。爹指着那几个字对我说：‘它的年纪比你还大。’我问他：‘比哥哥呢？’他说：‘比你哥哥还大。’他叹了一口气，又说：‘看今天那种神气，你哥哥比我派头还大。现在我管不住他，他倒要来管我了。’我也说：‘哥哥今天对你不好，连我也气他。’他转过身拍拍我的头，看了我一阵，过后他摇摇头说：‘我倒不气他。他有理，我实在不配做他父亲。’我大声说：‘爹，他是你的儿子。他不该跟旁人一起欺负你！’爹说：‘这是我的报应。我对不起你妈，对不起你们。’我连忙说：‘那么你不要再到“阿姨”那儿去。你天天在家陪着妈，妈就会高兴的。我就去跟妈说！’他连忙蒙住我的嘴，说：‘你不要去跟妈讲阿姨的事。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你看这几个字，我当初刻的时候，我比你现在大不了多少。我想不到今天我们两个会站在这儿看它。过两天这个公馆、这个花园就要换主人，连我刻的几个字也保不住。寒儿，记住爹的话，你不要学我，你不要学你这个不争气的父亲。’我说：‘爹，我不恨你。’他不讲话，只是望着我。他流下眼泪水来。他叹一口气，把一只手按着我的肩头，他说：‘只要你将来长大了不恨我不骂我，我死了也高兴。’他说得我哭起来。他等我哭够了，便拿他的手帕给我揩干眼睛。他说：‘不要哭了。你闻闻看，桂花多香，就要过中秋了。我刚接亲的时候，跟你妈常常在花园里头看月亮。那个时候还没有花台，只有一个池塘，后来你哥哥出世的时候，你爷爷说家里小孩多了，怕跌到池塘里去，才把池塘填了。那个时候我跟你妈感情很好，哪儿晓得会有今天这个结果？’他又把我引到金鱼缸那儿去。缸子里水很脏，有浮萍，有虾子，有虫。爹拿手按住缸子，我也扶着缸子。爹说：‘我小时候爱在这个缸子里喂金鱼，每天放了学，就跑到这儿来，不到他们来喊我吃饭，我就不肯走。那个时候缸里水真干净，连缸底的泥沙也看得清清楚楚。我弄到了两尾“朝天眼”，你爷爷也喜欢它们。他常常到这儿来。有好几回他跟我一起站在缸子前头，就跟我们今天一样。那几回是我跟我父亲，今天是我跟我儿子。现在想起来我仿佛做了一场大梦。’我们又走回到桂花树底下。爹仰起头看桂花。雀子在树上打架，掉了好些花下来。爹躬着腰捡花。我也蹲下去捡，爹捡了一手心的花。过后爹去打开上花厅的门，我们在里头坐了一阵，又在下花厅坐了一阵。爹说：‘过几天这都是别人的了。’我问爹，这个花园是不是爷爷修的。爹说是。他又说：‘我想起来，你爷爷临死前不多久，有一天我在花园里头碰到他，他跟我讲了好些话，他忽然说：“我看我也活不到好久了。我死了，不晓得这个花园、这些东西，还保得住多久？我就不放心你们。我到现在才明白，不留德行，留财产给子孙，是靠不住的。这许多年我真糊涂！”你爷爷的确说过这样的话。我今天才懂得他的意思。可是已经迟了。’

姚太太用手帕蒙住眼睛轻轻地哭起来。我在这个小孩叙述的时候常常掉过眼光去看她，好久我就注意到她的眼里泛起了晶莹的泪光。等到她哭出声来，小孩便住了嘴，惊惶地看她，亲切地唤了一声：“姚太太。”我同情地望着她，心里很激动，却讲不出一句话来。下花厅里静了几分钟。小孩的眼泪一滴一滴地在脸上滚着。姚太太的哭声已经停止了。这两个人的遭遇混在一块儿来打击我的心。人间会有这么多的苦恼！超过我的笔下所能写出来的千百倍！我能够做些什么？我不甘心就这样静静地望着他们。我恨起自己来。这沉默使我痛苦。我要大声讲话。

小孩忽然站起来。他用手擦去脸上的泪痕。难道他要走开吗？难道他不肯吐露他的故事的最重要的部分吗？他刚刚走动一步，姚太太抬起脸说话了：“小弟弟，你不要走，请你讲下去。”

“我讲，我讲！”小孩踌躇一下，突然爆发似地说，他又在沙发上坐下了。

“刚才我心头真有点难过，”她不好意思地说，一面用手帕轻轻地揩她的眼睛。“你爷爷那两句话真有意思。可是我奇怪你这小小年纪，怎么会记得清楚那许多事情？过了好些年你也应该忘记了。”

“爹的事情只要我晓得，我就不会忘记。我夜晚睡不着觉，就会想起那些事，我还会背熟那些话。”

“你晚上常常睡不着吗？”我问他。

“我想起爹的事就会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想，越想我越觉得我们对不住爹……”

“你怎么说你对不住你父亲？明明是他不对。谁也看得出来是他毁了你们一家人的幸福，”我忍不住插嘴说。

“不过我们后来对他也太凶了，”小孩答道；“他已经后悔了，我们也应该宽待他。”

“是，小弟弟说得对。宽恕第一。何况是对待自家人，”姚太太感动地附和道。

“不过宽恕也应当有限度，而且对待某一些顽固的人，宽恕就等于纵容了，”我接口说，我暗指着赵家的事情。

她看了我一眼，也不说什么，却掉转头对小孩说：“小弟弟，你往下讲罢。”她又加上一句：“你讲下去心头不太难过罢，你不要勉强啊。”

“不，不，”小孩用力摇着头说；“我说完了，心头倒痛快些。爹的事我从没有对旁人讲过。家里头人总当我是个小孩子。他们难得跟我讲句正经话。其实论年纪我也不小了。我不再是光吃饭不懂事的小孩子了。”

“那么请你讲下去，让我们多知道一点你爹的事情。等我先给你倒杯茶来，”她说着就站起来。

“我自己来倒，”小孩连忙说，他也站起来。可是姚太太已经把茶倒好了。小孩感激地接过茶杯，捧着喝了几大口。

我默默地站起来，走到门口，又走到写字台前。我把藤椅挪到离小孩四五步远的光景，我就坐在他的对面。我用同情的眼光看这个早熟的孩子。在他这个年纪，对痛苦和不幸不应该有这样好的记性，也不该有这样好的悟性。就是叫我来讲，我也不能把他的父亲半生的故事说得更清楚。不幸的遭遇已经在这个孩子的精神上留下那么大的影响了。

二十七

小孩继续讲他的父亲的故事：

公馆一个多月还没有卖掉。‘下面’仗打得厉害，日本飞机到处轰炸，我们这里虽然安全，但是谣言很多。二伯伯他们着急起来，怕卖不掉房子。二伯伯第一个搬出去，表示决心要卖掉公馆。接着四爸也搬走了，大哥也搬走了。妈跟哥哥也另外租了房子要搬出去，爹不答应。爹跟他们吵了一回嘴。后来我们还是搬走了。爹说要留下来守公馆，他一个人没有搬。

搬出来以后，我每天下了课，就到老公馆去看爹。我去过十多回，只看见爹一面。我想爹一定常常到‘阿姨’那儿去。妈问起来，我总说我每回都碰到爹，妈也不起疑心。

后来公馆卖给你们姚家，各房都分到钱，大家高高兴兴。我们这一房分到的钱，哥哥收起来了。爹气得不得了。他不肯搬回家，他说要搬到东门外庙里去住个把月。妈劝他回家住，他也不肯答应，后来哥哥跟他吵起来，他更不肯回家。其实我们新搬的家里头一直给他留得有一间书房。我们新家是一个独院儿，房子干干净净，跟老公馆一样整齐、舒服。我也劝过爹回家来住，说是家里总比外头好。可是爹一定不肯回家。哥哥说他并不是住在庙里头养身体，他一定是跟姨太太一起住在小公馆里头享福。哥哥还说那个姨太太原来是一个下江妓女。

过了两个月，爹还没有搬回来。他到家里来过四五回，都是坐了半点多钟就走了。最后一回，碰到哥哥，哥哥跟他吵起来。哥哥问他究竟什么时候搬回家，他说不出。哥哥骂了他一顿，他也不多讲话，就溜走了。等我跑出去追他，已经追不到了。以后他就不回来了。过了一个多月，元宵节那天，我听见哥哥说，爹就要搬回来了。妈问他怎么晓得。他才对我们说，爹那个妓女逃走了，爹的值钱东西给她偷得干干净净，爹在外头没有钱，一定会回家来。我听见哥哥这样讲，心里不高兴。我觉得哥哥不应该对爹不尊敬。他究竟是我们的爹，他也没有亏待我们。

我不相信哥哥的话。可是听他说起来，他明明知道爹住在哪儿，并且他也在街上见过那个下江‘阿姨’。我在别处打听不到爹的消息，我只好拉着哥哥问，哥哥不肯说。我问多了，他就发脾气。不过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哥哥时常讲起爹，我也听到一点儿。我晓得爹在到处找‘阿姨’，都没有结果。可是我不晓得爹住的地方，我没有法子去找他。

后来有一天爹回来了。我记得那天是阴历二月底。他就像害过一场大病一样，背驼得多，脸黄得多，眼睛落进去，一嘴短胡子，走路没有气力，说话唉声叹气。他回家的时候，我刚刚从学堂里回来，哥哥还没有回家。他站在堂屋里头，不敢进妈的房间。我去喊妈，妈走到房门口，就站在那儿，说了一句：‘我晓得你要回来的。’爹埋着头，身子一摇一摆，就像要跌下去一样。妈动也不动一下。我跑过去，拉住爹的手，把他拖到椅子上坐下。我问他：‘爹，你饿不饿？’他摇头说：‘不饿。’我看见妈转身走了。等一下罗嫂就端了洗脸水来，后来又倒茶拿点心。爹不讲话，埋着头把茶跟点心都吃光了。我才看见他脸上有了一点血色。我心里很难过，我刚喊一声‘爹’，眼泪水就出来了。我说：‘爹，你就在家里住下罢，你不要再出去找“阿姨”了。你看，你瘦成了这样！’他拉住我的手，说不出一句话，只顾流眼泪水。

后来妈出来了。她喊我问爹累不累，要不要到屋里去躺一会儿。爹起初不肯，后来我看见爹实在很累，就把他拉进屋去了。过一会儿我再到妈屋里去，我看见爹睡在床上，妈坐在床面前藤椅上。他们好像讲过话了，妈垂着头在流眼泪水。我连忙溜出去。我想这一回他们大概和好了。

我们等着哥哥回来吃饭。这天他回来晏一点。我高高兴兴把爹回家的消息告诉他。哪晓得他听了就板起脸说：‘我早就说他会回来的。他不回来在哪儿吃饭？’我有点生气，就回答一句：‘这是他的家，他为什么不回来？’哥哥也不再讲话了。吃饭的时候，哥哥看见爹，做出要理不理的样子。爹想跟哥哥讲话，哥哥总是板起脸不做声。妈倒还跟爹讲过几句话。哥哥吃完一碗饭，喊罗嫂添饭，刚巧罗嫂不在，他忽然发起脾气来，拍着桌子骂了两句，就黑起一张脸走开了。

我们都给他吓了一跳。妈说：‘不晓得他今天碰到什么事情，怎么无缘无故地大发脾气。’爹埋着头在吃饭，听见妈的话，抬起头来说：‘恐怕是因为我回来的缘故罢。’妈就埋下头不再讲话了。爹吃了一碗饭，放下碗。妈问他：‘你怎么只吃一碗饭？不再添一点儿？’爹小声说：‘我饱了。’他站起来。妈也不吃了，我也不吃了。这天晚上爹很少讲话。他睡得早。他还是跟我睡在那张大床上。我睡得不好，做怪梦，半夜醒转来，听见爹在哭。我轻轻喊他，才晓得他是在梦里哭醒的。我问他做了什么梦，他不肯说。

爹就在我们新家住下来。头四天他整天不出街，也不多说话，看见哥哥他总是埋着头不做声。哥哥也不跟他讲话。到第五天他吃过早饭就出去了，到吃晚饭时候才回来。妈问他整天到哪儿去了。他只说是去看朋友。第六天又是这样。第七天他回来，我们正在吃晚饭，妈问他在外头有什么事情，为什么这样晏才回家来。他还是简简单单说在外头看朋友。哥哥这天又发脾气，骂起来：‘总是扯谎！什么看朋友！哪个不晓得你是去找你那个老五！从前请你回家，你总是推三推四，又说是到城外庙里头养病！你全是扯谎！全是为了你那个老五！我以为你真的不要家了，你真的不要看见我们了。哪晓得天有眼睛，你那个宝贝丢了你跟人家跑了。你的东西都给她偷光了。现在剩下你一个光人跑回家来。这是你不要的家！这是几个你素来讨厌的人！可是人家丢了你，现在还是我们来收留你，让你舒舒服服住在家里。你还不肯安分，还要到外头去跑。我问你，你存的什么心！是不是还想在妈这儿骗点儿钱，另外去讨个小老婆，租个小公馆？我劝你不要胡思乱想。我决不容你再欺负妈！’

爹坐在墙边一把椅子上，双手蒙住脸。妈忍不住了，一边流眼泪水，一边插嘴说：‘和，’（我哥哥小名叫和）‘你不要再说了。让爹先吃点饭罢。’哥哥却回答说：‘妈，你让我说完。这些年来我有好多话闷在心头，不说完就不痛快。你也太老实了。你就不怕他再像从前那样欺负你！’妈哭着说：‘和，他是你的爹啊！’我忍不住跑到爹面前拉他的手，接连喊了几声‘爹’。他把手放下来。脸色很难看。

我听见哥哥说：‘爹？做爹的应该有爹的样子。他什么时候把我当成他儿子看待过？’爹站起来，甩开我的手，慢慢儿走到门口去。妈大声在后面喊：‘梦痴，你到哪儿去？你不吃饭？’爹回过头来说：‘我觉得我还是走开好，我住在这儿对你们并没有一点儿好处。’妈又问：‘那么你到哪儿去？’爹说：‘我也不晓得。不过省城宽得很，我总可以找个地方住。’妈哭着跑到他身边去，求他：‘你就不要走罢。从前的事都不提了。’哥哥仍旧坐在饭桌上，他打岔说：‘妈，你不要多说话。难道你还不晓得他的脾气！他要走，就让他走罢！’妈哭着说：‘不能，他光身一个人，你喊他走到哪儿去？’妈又转过来对爹说：‘梦痴，这个家也是你的家，你好好地来支持它罢。在外头哪儿有在家里好！’哥哥气冲冲地回到他屋里去了。我实在忍不住，我跑过去拉住爹的手，我一边哭，一边说：‘爹，你要走，你带我走罢。’

爹就这样住下来。他每天总要出一趟街。不过总是在哥哥不在家的时候。有时也向妈、向我要一点儿零用钱。我的钱还是向哥哥要的。他叫我不要跟哥哥讲。哥哥以为爹每天在家看书，对他也客气一点，不再跟他吵嘴了。他跟我住一间屋。他常常关在屋里不是看书就是睡觉。等我放学回来，他也陪我温习功课。妈对他也还好。这一个月爹脸色稍微好看一点，精神也好了些。有一天妈对我们说，爹大概会从此改好了。

有个星期天，我跟哥哥都在家，吃过午饭，妈要我们陪爹去看影戏，哥哥答应了。我们刚走出门，就看见有人拿封信来问杨三老爷是不是住在这儿。爹接过信来看。我听见他跟送信人说：‘晓得了，’他就把信揣起来。我们进了影戏院，我专心看影戏，影戏快完的时候，我发觉爹不在了，我还以为他去小便，也不注意。等到影戏完了，他还没有回来。我们到处找他，都找不到。我说：‘爹说不定先回家去了。’哥哥冷笑一声，说：‘你这个傻子！他把我们家就当成监牢，出来了，哪儿会这么着急跑回去！’果然我们到了家，家里并没有爹的影子。妈问起爹到哪儿去了。哥哥就把爹收信的事说了。吃晚饭的时候，妈还给爹留了菜。爹这天晚上就没有回来。妈跟哥哥都不高兴。第二天上午他回来了。就只有妈一个人在家。他不等我放学回来，又走了。妈也没有告诉我他跟妈讲了些什么话。我后来才晓得他向妈要了一点钱。这天晚上他又没有回家。第二天他也没有回来。第三天他也没有回来。妈很着急，要哥哥去打听，哥哥不高兴，总说不要紧。到第五天爹来了一封信，说是有事情到了嘉定，就生起病来，想回家身上又没有钱，要妈给他汇路费去。妈得到信，马上就汇了一百块钱去。那天刚巧先生请假，我下午在家，妈喊我到邮政局去汇钱，我还在妈信上给爹写了几个字，要爹早些回来。晚上哥哥回家听说妈给爹汇了钱去，他不高兴，把妈抱怨了一顿，说了爹许多坏话，后来妈也跟着哥哥讲爹不对。

钱汇去了，爹一直没有回信。他不回来。我们也没有得到他一点消息。妈跟哥哥提起他就生气。哥哥的气更大。妈有时还耽心爹的病没有好，还说要写信给他。有一天妈要哥哥写信。哥哥不肯写，反而把妈抱怨一顿。妈以后也就不再提写信的话。我们一连三个多月没有得到爹的消息，后来我们都不讲他了。有一天正下大雨，我放暑假在家温习功课，爹忽然回来了。他一身都泡胀了，还是坐车子回来的，他连车钱也开不出来。人比从前更瘦，一件绸衫又脏又烂，身上有一股怪气味。他站在街沿上，靠着柱头，不敢进堂屋来。

妈喊人给了车钱，站在堂屋门口，板起脸对爹说：‘你居然也肯回家来！我还以为你就死在外州县了。’爹埋着头，不敢看妈。妈又说：‘也好，让你回来看看，我们没有你，也过得很好，也没有给你们杨家祖先丢过脸。’

爹把头埋得更低，他头发上的水只是往下滴，雨也飘到脸上来，他都不管。我看不过才去跟妈说，爹一身都是水，是不是让他进屋来洗个脸换一件衣服。妈听见我这样说，她脸色才变过来。她连忙喊人给爹打水洗澡，又找出衣服给爹换，又招呼爹进堂屋去。爹什么都不说，就跟哑巴一样。他洗了澡，换过衣服，又吃过点心。他听妈的话在我床上睡了半天。

哥哥回来，听说爹回家，马上摆出不高兴的样子。我听见妈在嘱咐他，要他看见爹的时候，对爹客气点。哥哥含含糊糊地答应着。吃晚饭时候，他看见爹，皱起眉头喊了一声，马上就把脸掉开了。爹好像有话要跟他讲，也没有办法讲出来。爹吃了一碗饭，罗嫂又给爹添了半碗来，爹伸手去接碗，他的手抖得很厉害，没有接好碗，连碗带饭一起掉在地上，打烂了。爹怕得很，连忙弯起腰去捡。妈在旁边说：‘不要捡它了。让罗嫂再给你添碗饭罢。’爹战战兢兢地说：‘不必，不必，这也是一样。’不晓得究竟为了什么缘故，哥哥忽然拍桌子在一边大骂起来。他骂到：‘你不想吃就给我走开，我没有多少东西给你糟蹋，’爹就不声不响地走了。哥哥指着妈说：‘妈，这都是你姑息的结果。我们家又不是旅馆，哪儿能由他高兴来就来，高兴去就去！’妈说：‘横竖他已经回来了，让他养息几天罢！’哥哥气得更厉害，只是摇着头说：‘不行，不行，他把我们害到这样，我不能让他过一天舒服日子！我一定要找个事情给他做。’第三天早晨他就喊爹跟他一起出去，爹一句话也不讲，就埋着头跟他走了。妈还在后面说，爹跟哥哥一路走，看起来，爹就像是哥哥的底下人。我听到这句话，真想哭一场。

下午哥哥先回来，后来爹也回来了。爹看见哥哥就埋下头。吃饭的时候哥哥问他话，他只是回答：‘嗯，嗯。’他放下碗就躲到屋里去了。妈问哥哥爹做的什么事。哥哥总说是办事员。我回屋去问爹，爹不肯说。

过了四五天，下午四点钟光景，爹忽然气咻咻地跑回家来。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妈出去买东西去了。我问爹怎么今天回来得这样早。爹一边喘气，一边说：‘我不干了！这种气我实在受不了。明说是办事员，其实不过是个听差。吃苦我并不怕，我就丢不下这个脸。’他满头是汗，只见汗珠往下滴，衣服也打湿了。我喊罗嫂给他打水洗脸。他刚刚洗好脸，坐在堂屋里吃茶。哥哥就回来了。我看见哥哥脸色不好看，晓得他要发脾气，我便拿别的话打岔他。他不理我，却跑到爹面前去。爹看见他就站起来，好像想躲开他的样子。他却拦住爹，板起脸问：‘我给你介绍的事情，你为什么做了几天就不干了？’爹埋着头小声回答：‘我干不下来。有别的事情我还是可以干。’哥哥冷笑说：‘干不下来？那么你要干什么事情？是不是要当银行经理？你有本事你自己找事去，我不能让你在家吃闲饭。’爹说：‘我并不是想吃闲饭，不过叫我去当听差，我实在丢不下杨家的脸。薪水又只有那一点儿。’哥哥冷笑说：‘你还怕丢杨家的脸？杨家的脸早给你丢光了！哪个不晓得你大名鼎鼎的杨三爷！你算算你花了多少钱！你自己名下的钱，爷爷留给我们的钱，还有妈的钱都给你花光了！’他说到这儿妈回来了，他还是骂下去：‘你倒值得，你阔过，耍过，嫖过，赌过！你花钱跟倒水一样。你哪儿会管到我们在家里受罪，我们给人家看不起！’爹带着可怜的样子小声说：‘你何必再提那些事情。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我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哥哥接着说：‘后悔？你要是晓得后悔，也不会厚起脸皮回家了。从前请你回家，你不肯回来。现在我们用不着你了。你给我走！我没有你这样的父亲，我不承认你这样的父亲！’爹脸色大变，浑身抖得厉害，眼睛睁得大大的，要讲话又讲不出来。妈在旁边连忙喊住哥哥不要再往下说。我也说：‘哥哥，他是我们的爹啊！’哥哥回过头看我，他流着眼泪水说：‘他不配做我的爹，他从我生下来就没有好好管过我。我是妈一个人养大的。他没有尽过爹的责任。这不是他的家。我不是他的儿子。’他又转过脸朝着妈：‘妈，你说他哪点配作我的爹？’妈没有讲话，只是望着爹，妈也哭了。爹只是动他的头，躲开妈的眼光。哥哥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交给妈，说：‘妈，你看这封信。好多话我真不好意思讲出来。’妈看了信，对着爹只说了个‘你’字，就把信递给爹，说：‘你看，这是你公司一个同事写来的。’爹战战兢兢地看完信，一脸通红，嘴里结结巴巴地说：‘这不是真的，我敢赌咒！有一大半不是真的。他们冤枉我。’妈说：‘那么至少有一小半是真的了。我也听够你的谎话了，我不敢再相信你。你走罢。’妈对着爹挥了一下手，就转身进屋去了。妈像是累得很，走得很慢，一面用手帕子揩眼睛。爹在后面着急地喊妈，还说：‘我没有做过那些事，至少有一半是他们诬赖我的。’妈并不听他。哥哥揩了眼泪水，说：‘你不必强辩了。他是我的好朋友，无缘无故不会造谣害你。我现在没有工夫跟你多说。你自己早点打定主意罢。’爹还分辩说：‘这是冤枉。你那个朋友跟我有仇，他舞弊，有把柄落在我手里头，他拿钱贿赂我，我不要，他恨透了我……’哥哥不等他说完，就说：‘我不要听你这些谎话。你不要钱，哪个鬼相信！你要是晓得爱脸，我们也不会受那许多年的罪了。’哥哥说了，也走进妈屋里去了。堂屋里只有爹跟我两个人。我跑到爹面前，拉起他的手说：‘爹，你不要怄他的气，他过一阵就会失悔的。我们到屋里歇一会儿罢。’爹喊了我一声‘寒儿’，眼泪水就流出来了。过了半天他才说：‘我失悔也来不及了。你记住，不要学我啊。’

吃晚饭的时候，天下起雨来。爹在饭桌上说了一句话，哥哥又跟爹吵起来。爹说了两三句话。哥哥忽然使劲把饭碗朝地下一甩，气冲冲地走进屋去。我们都放下碗不敢讲一句话。爹忽然站起来说：‘我走就是了。’哥哥听见这句话，又从房里跳出来，指着爹说：‘那你马上就给我走！我看到你就生气！’爹一声不响就跑出堂屋，跑下天井，淋着雨朝外头走了。妈站起来喊爹。哥哥拦住她说：‘不要喊他，他等一会儿就会回来的。’我不管他们，一个人冒着雨赶出去。我满头满身都湿透了。在大门口我看见爹弯着背在街上走，离我不过十几步远。我一边跑，一边大声喊。我的声音给雨水遮盖了。我满嘴都是雨水。我就要追上他了，忽然脚一滑，我‘一扑扒’绊倒在街上。我一脸一身都是泥水。头又昏，全身又痛。我爬起来，又跑。跑到街口，雨小了一点，我离开爹只有三四步了，我大声喊他，他回过头，看见是我，反而使劲朝前面跑。我也拚命追。他一下子就绊倒了，半天爬不起来。我连忙跑过去搀他。他脸给石头割破了，流出血来。他慢慢儿站起，一边喘气，一边问我：‘你跑来做什么？’我说：‘爹，你跟我回家去。’他摇摇头叹口气说：‘我没有家。我什么都没有。我就只有我一个人。’我说：‘爹，你不能这样说。我是你的儿子，哥哥也是你的儿子。没有你，哪儿还有我们！’爹说：‘我没有脸做你们的父亲。你放我走罢。不管死活都是我自己情愿。你回去对哥哥说，要他放心，我决不会再给你们丢脸。’我拉住他膀子说：‘我不放你走，我要你跟我回去。’我使劲拖他膀子，他跟着退了两步。他再求我放他走。我不肯。他就把我使劲一推，我仰天跌下去，这一下把我绊昏了。我半天爬不起来。雨大得不得了。我衣服都泡胀了。我慢慢儿站起来，站在十字路口，我看不见爹的影子，四处都是雨，全是灰白的颜色。我觉得头重脚轻，浑身痛得要命。我一点儿气力都没有了。我咬紧牙齿走了几步，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我觉得我好像又绊了一跤，有人把我拉起来。我听见哥哥在喊我。我放心了，他半抱半搀地把我弄回家去。我记得那时候天还没有黑尽。

我回到家里，他们给我打水洗澡换衣服，又给我煮姜糖水。妈照料我睡觉。她跟哥哥都没有问起爹，我也没有力气讲话。这天晚上我发烧得厉害。一晚就做怪梦。第二天上午请了医生来看病。我越吃药，病越厉害，后来换了医生，才晓得药吃错了。我病了两个多月，才好起来。罗嫂告诉我，我病得厉害的时候，妈守在我床面前，我常常大声喊：‘爹，你跟我回家去！’妈在旁边揩眼泪水。妈当天就要哥哥出去找爹回来。哥哥真的出去了。他并没有找回爹。不过后来我的病好一点，妈跟哥哥在吃饭的时候又在讲爹的坏话。这也是罗嫂告诉我的。

我的病好起来了。妈跟哥哥待我都很好！就是不让我讲爹的事。我从他们那儿得不到一点爹的消息。也许他们真的不晓得。他们好像把爹忘记得干干净净了。我在街上走路，也看不到爹的影子。我去找李老汉儿，找别人打听，也得不到一点结果。二伯伯、四爸、大哥他们，在公馆卖掉以后就没有到我们家里来过。他们从来不问爹的事。

在第二年中秋节那天，我们家里没有客人，这一年来妈很少去亲戚家打牌应酬，也少有客人来。跟我们家常常来往的就只有舅母同表姐。那天我们母子三个在家过节。妈跟哥哥都很高兴。只有我想起爹一个人在外头不晓得怎样过日子，心里有点儿难过。吃过午饭不久，我们听见有人在门口问杨家，罗嫂去带了一个人进来。这个人穿一身干净的黄制服，剪着光头。他说是来给杨三老爷送信。哥哥问他是什么人写的信。他说是王家二姨太太写的。哥哥把信拆开了，又问送信人折子在哪儿。送信人听说哥哥是杨三老爷的儿子，便摸出一个红面子的银行存折，递给哥哥说：‘这是三万元的存折，请杨三老爷写个收据。’我看见哥哥把存折拿在手里翻了两下，他一边使劲地咬他的嘴唇，后来就把折子递还给送信人，说：‘我父亲出门去了，一两个月里头不会回来。这笔款子数目太大，我们不敢收。请你拿回去，替我们跟你们二姨太太讲一声。’送信人再三请哥哥收下，哥哥一定不肯收。他只好收起存折走了。他临走时还问起杨三老爷到哪儿去了，哥哥说，‘他到贵阳、桂林一带去了。’哥哥扯了一个大谎！妈等送信人走了，才从房里出来，问哥哥什么人给爹送钱来。哥哥说：‘你说还有哪个，还不就是他那个宝贝老五！她现在嫁给阔人做小老婆，她提起从前的事情，说是出于不得已，万分对不起爹，请爹原谅她。她又说现在她的境遇好一点，存了三万块钱送给爹，算是赔偿爹那回的损失……’妈听到这儿就忍不住打岔说：‘哪个希罕她那几个钱！你退得好！退得好！’我一直站在旁边，没有插嘴的资格。不过我却想起那个下江‘阿姨’红红的瓜子脸，我觉得她还是个好人。她到现在还没有忘记爹。我又想，倘使她知道爹在哪儿，那是多么好，她一定不会让爹流落在外头。

以后我一直没有得到爹的消息。到去年九月有个星期六下午妈带我出去看影戏，没有哥哥在。我们看完影戏出来，妈站在门口，我去喊车子。等我把车子喊来，我看见妈脸色很难看，好像她见了鬼一样。我问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她说不是。她问我看见什么人没有。我说没有看见。妈也不说什么。我们坐上车子，我觉得妈时常回过头看后面。我不晓得妈在看什么。回到家里，我问妈是不是碰到了什么熟人。哥哥还没有回来，家里只有我们两个。妈变了脸色，小声跟我说：‘我好像看见你爹。’我高兴地问她：‘你真的看见爹吗？’她说：一定是他，相貌很像，就是瘦一点，衣服穿得不好。他从影戏院门口，跟着我们车子跑了好几条街。我说：‘那么你做什么不喊他一声，要他回家呢？’妈叹了一口气，后来就流下眼泪水来了。我不敢再讲话。过了好一阵，妈才小声说了一句：‘我想起来又有点儿恨他。’我正要说话，哥哥回来了。

我这天晚上睡不着觉。我在床上总是想着我明天就会找到爹，着急得不得了。第二天我一早就起来。我不等在家里吃早饭就跑出去了。我去找李老汉儿，告诉他，妈看见了爹，问他有没有办法帮我找到爹。他劝我不要着急，慢慢儿找。我不听他的话。我缺了几堂课，跑了三天，连爹的影子也看不见。

又过了二十多天，我们正在吃晚饭，邮差送来一封信，是写给妈的。妈接到信，说了一句：‘你爹写来的，’脸色就变了。哥哥连忙伸过手去说：‘给我看！’妈把手一缩，说：‘等我先看了再给你，’就拆开信看了。我问妈：‘爹信里讲些什么话？’妈说：‘他说他身体不大好，想回家来住。’哥哥马上又伸出手去把信拿走了。他看完信，不说什么就把信拿在油灯上烧掉。妈要去抢信，已经来不及了。妈着急地问哥哥：‘你为什么要烧它？上面还有回信地址！’哥哥立刻发了脾气，大声说：‘妈，你是不是还想写信请他回来住？好，他回来，我立刻就搬走！家里的事横顺有他来管，以后也就用不到我了。’妈皱了一下眉头，只说：“我不过随便问一句，你何必生气。”我气不过就在旁边接一句话：‘其实也应该回爹一封信。’哥哥瞪了我一眼，说：‘好，你去回罢。’可是地址给他烧掉了，我写好回信又寄到哪儿去呢？

又过了两三个星期，有一天，天黑不久，妈喊我出去买点东西，我回来，看见大门口有一团黑影子，我便大声问是哪个。影子回答：‘是我。’我再问：‘你是哪个？’影子慢慢儿走到我面前，一边小声说：‘寒儿，你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了。’我看见爹那张瘦脸，高兴地说：‘爹，我找了你好久了，总找不到你。’爹摩摩我的头说：‘你也长高了。妈跟哥哥他们好吗？’我说：‘都好。妈接到你的信了。’爹说：‘那么为什么没有回信？’我说：‘哥哥把信烧了，我们不晓得你的地址。’爹说：‘妈晓得罢？’我说：‘信烧了，妈也不晓得了。妈自来爱听哥哥的话。’爹叹了一口气说：‘我早就料到的。那么没有一点指望了。我还是走罢。’我连忙拉住他的一只手。我吓了一跳。他的手冰冷，浑身在发抖。我喊起来：‘爹，你的手怎么这样冷！你生病吗？’他摇摇头说：‘没有。’我连忙捏他的袖子，已经是阴历九月，他还只穿一件绸子的单衫。我说：‘你衣服穿得这样少，你不冷吗？’他说：‘我不冷！’我想好了一个主意，我要他在门口等我一下，我连忙跑进去，跟妈说起爹的情形，妈拿出一件哥哥的长衫和一件绒线衫，又拿出五百块钱，要我交给爹，还要我告诉爹，以后不要再到这儿来，妈说妈决不会回心转意的，请爹不要妄想。妈又说即使妈回心转意，哥哥也决不会放松他。我出去，爹还在门口等我。我把钱和衣服交给他，要他立刻穿上。不过我没有把妈的话告诉他。他讲了几句话，就说要走了，我不敢留他，不过我要他把他的住处告诉我，让我好去找他。我说，不管哥哥对他怎么样，我总是他的儿子。他把他住处告诉我了，就是这个大仙祠。

第二天早晨我就到大仙祠去，果然在那儿找到了爹。爹说他在那儿住得不久，搬来不过一个多月。别的话他就不肯讲了。以后我时常到爹那儿去，有时候我也给爹拿点东西去。我自然不肯让哥哥晓得。妈好像晓得一点儿，她也并不管我。我在妈面前只说我见到了爹，我并不告诉她爹在什么地方。不过我对李老汉儿倒把什么事情都说了。他离爹的住处近，有时候也可以照应爹。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时常到你们公馆里头来。”（小孩侧过脸朝着姚太太笑了笑，带了点不好意思的样子。他脸上的眼泪还没有干掉。）爹爱花，爹总是忘不掉我们花园，他时常跟我讲起。我想花园本来是我们的，虽说是卖掉了，我进去看看，折点花总不要紧。我把我这个意思跟李老汉儿说了，他让我进去。我头一回进来，没有碰到人，我在花台上折了两枝菊花拿给爹，爹高兴得不得了。以后我来过好多回。每回都要跟你们的底下人吵嘴。有两回还碰到姚先生，挨过他一顿骂，有一回还挨了那个赵青云几下打。老实说，我真不愿意再到你们这儿来。不过我想起爹看到花欢喜的样子，我觉得我什么苦都受得了。我不怕你们的底下人打我骂我。我又不是做贼。我也可以跟他们对打对骂。只有一回我碰到你姚太太，你并没有赶我。你待我像妈妈、像姐姐一样，你还折了一枝腊梅给我。我在外头就没有碰到一个人和颜悦色地跟我讲过话。就只有你们两个人。我那些伯伯、叔叔、堂哥哥、堂弟弟都看不起我们这一房人，不愿意跟我们来往，好像我们看见他们，就会向他们借钱一样。爹跟我讲过，就在前不久的时候，有一天爹在街上埋头走路，给一部私包车撞倒了，脸上擦掉了皮，流着血。那是四爸的车子，车夫认出是爹，连忙放下车子去搀爹。爹刚刚站起来，四爸看到爹的脸，认出是他哥哥，他不但不招呼爹，反而骂车夫不该停车，车夫只好拉起车子走了。四爸顺口吐了一口痰，正吐在爹身上。这是爹后来告诉我的。

“爹还告诉我一件事情。有天下午爹在商业场后门口碰见‘阿姨’从私包车下来。她看见爹，认出来他是谁，便朝着爹走去，要跟爹讲话。爹起初有点呆了，后来听见她喊声‘三老爷’，爹才明白过来，连忙逃走了。以后爹也就没有再看见她。爹说看见‘阿姨’比看见四爸早两天。我也把‘阿姨’送钱的事跟他讲了。他叹了两口气，说，倒是‘阿姨’这种人有良心……”

小孩讲了这许多话，忽然闭上嘴，精力竭尽似地倒在沙发靠背上，两只手蒙住了眼睛。我们，我同姚太太，这许久都屏住气听他讲话，我们的眼光一直停留在他的脸上。现在我们仿佛松了一口气。我觉得呼吸畅快多了。我看见姚太太也深深地嘘了一口气。虽然她用手帕在揩眼睛，可是我看出来她的脸上紧张的表情已经消失了。

“小弟弟，我想不到你吃了这么多的苦。也亏得你，换个人不会像你这样，”她温柔地说。小孩不作声，也不取下手来。过了片刻，她又说：“你爹呢，他现在是不是还在大仙祠？请他过来坐坐也好。”小孩的轻微的哭声从他一双手下面透了出来。我对着姚太太摇摇头，小声说，“他父亲不愿意拖累他，又逃走了。”

“可以找到吗？”她低声问。

“我看一时不会找到，说不定他已经离开省城。他既然存心躲开，就很难找到他，”我答道。

小孩忽然取下蒙脸的手，站起来，说：“我回去了。”

姚太太马上接嘴说：“你不要走。你再耍一会儿，吃点茶，吃点点心。”

“谢谢你，我肚子很饱，吃不下。我真的要回去了，”小孩说。

“我看你很累。你一个人说了这许多话，也应该休息一会儿，”姚太太关心地说。

小孩回答道：我一点儿也不累，话说完了，我心里头也痛快多了。这几年来我在心里头背[1]来背去，都是背这些话。我只跟李老汉儿讲过一点儿。今天全讲了。我真的要走了。妈在家里等我。

“那么你以后时常来耍罢，你可以把我们这儿当做你自己的家，”姚太太恳切地说。

“我要来的，我要来的！这儿是我们的老家啊！”小孩说完，就从大开着的玻璃门走出去了。

[1]背：即“背诵”的意思。

二十八

“你要来啊，你要来啊！”姚太太还赶到花厅门口，恳切地招呼小孩道。

“我看他不会来了，”我没有听见小孩的回答，却在旁边接了一句。

“为什么呢？”她转过脸来，用疑惑的眼光望着我。

“这个地方有他那么多痛苦的回忆，要是我，我不会再来的，”我答道，我觉得心里有点不好受。

“不过这儿也应该有他许多快乐的回忆罢，”她想了一会儿，才自语似地说。“我倒真想把花园还给他。”她在书桌前的藤椅上坐下来。

我吃了一惊，她居然有这样的念头！我便问道：“还给他？他也不会要的。而且诵诗肯吗？”

她摇摇头：“诵诗不会答应的。其实他并不爱花。我倒喜欢这个花园。”过后她又加一句：“我觉得这个孩子很不错。”

“他吃了那么多苦，也懂得那么多。本来像他这样年纪倒应该过得更好一点，”我说。

“不过现在过得好的人也实在不多。好多人都在受苦。黎先生，你觉得这种苦有没有代价？这种苦还要继续多久？”她的两只大眼睛望着我，恳切地等候我的回答。

“谁知道呢！”我顺口答了一句。但是我触到她的愁烦的眼光，我马上又警觉起来。我不能答复她的问题，我知道她需要的并不是空话。但是为了安慰她，我只好说：“当然有代价，从来没有白白受的苦。结果不久就会来的。至少再过一两年我们就会看到胜利。”

她的脸上浮现了一丝笑意。她微微点一下头，又把眼睛抬起来，她不再看我，但是她痴痴地在望着什么呢？她是在望未来的远景罢。她微微露出牙齿，温和地说：“我也这样想。不过胜利只是一件事情，我们不能把什么都推给它。可是像我这样一个女子又能够做什么呢？我还不是只有等待。我对什么事都只有等待。我对什么事都是空有一番心肠。黎先生，你一定会看不起我。”她把眼光埋下来望我。

“为什么呢？姚太太，我凭什么看不起你？”我惊讶地问道。

“我整天关在这个公馆里，什么事都不做，也没有好好地给诵诗管过家，连小虎的教育也没法管。要管也管不好。我简直是个废人。诵诗却只是宠我。他很相信我，可是他想不到我有这些苦衷。我又不好多对他讲。”

“姚太太，你不应该苛责自己。要说你是个废人，我不也是废人么？我对一切事不也是空有一番心肠？”我同情地说，她的话使我心里难过，我想安慰她，一时却找不到适当的话。

“黎先生，你不比我，你写了那么多书，怎么能说是废人！”她提高声音抗议道，同时友谊地对我笑了笑。

“那些书又有什么用？还不是些空话！”

“这不能说是空话。我记得有位小说家说过，你们是医治人类心灵的医生。至少我服过你们的药。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她的眼睛感动地亮起来，她仿佛又看见什么远景了。

一股暖流进到我的心中，我全身因为快乐而颤动起来。我愿意相信她的话，不过我仍然分辩说：“我们不过是在白纸上写黑字，浪费我们的青春，浪费一些人的时间，惹起另一些人的憎厌。我们靠一支笔还养不活自己。像我，现在就只好在你们家做食客。”我自嘲地微笑了。

她马上换了责备的调子对我说：“黎先生，你在我面前不该讲这种话。你怎么能说是食客呢？你跟诵诗是老朋友，并且我们能够在家里招待你这样的客人，也是我们的荣幸。”

“姚太太，你说我客气，那么请你也不要说‘荣幸’两个字，”我插嘴说。

“我在说我心里想说的话，”她含笑答道。但是她的笑容又渐渐地淡下去了。“我并不是在夸奖你。好些年来我就把你们写的书当作我的先生、我的朋友。我母亲是个好心肠的旧派老太太，我哥哥是个旧式的学者。在学堂里头我也没有遇到一位好先生，那些年轻同学在我结婚以后也不跟我来往了。在姚家，我空时候多，他出去的时候，我一个人无聊就只有看书。我看了不少的小说，译的，著的，别人的，你的，我都看过。这些书给我打开了一个世界。我从前的天地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大：两个家，一个学堂，十几条街。我现在才知道我四周有一个这么广大的人间。我现在才接触到人们的心。我现在才懂得什么叫不幸和痛苦。我也知道活着是怎么一回事了。有时候我高兴得流起眼泪来，有时候我难过得只会发傻笑。不论哭和笑，过后我总觉得心里畅快多了。同情，爱，互助，这些不再是空话。我的心跟别人的心挨在一起，别人笑，我也快乐，别人哭，我心里也难过。我在这个人间看见那么多的痛苦和不幸，可是我又看见更多的爱。我仿佛在书里面听到了感激的、满足的笑声。我的心常常暖和得像在春天一样。活着究竟是一件美丽的事，我记得你也说过这样的话。”

“我是说：活着为自己的理想工作是一件美丽的事，”我插嘴更正道。

她点一下头，接下去说：“这是差不多的意思。要活得痛快点，活得有意义点，谁能没有理想呢！很早我听过一次福音堂讲道，一个英国女医生讲中国话，她引了一句《圣经》里的话：牺牲是最大的幸福。我从前不懂这句话的意思，现在我才明白了。帮助人，把自己的东西拿给人家，让哭的发笑，饿的饱足，冷的温暖。那些笑声和喜色不就是最好的酬劳！我有时候想，就是出去做一个护士也好得多，我还可以帮助那些不幸的病人：搀这个一把，给那个拿点东西，拿药来减轻第三个人的痛苦，用安慰的话驱散第四个人的寂寞。”

“可是你也不该专想旁人就忘了自己啊！”我感动地第二次插嘴说。

“我哪儿是忘了我自己，这其实是在扩大我自己。这还是一部外国小说里面的说法。我会在旁人的笑里、哭里看见我自己。旁人的幸福里有我，旁人的日常生活里有我，旁人的思想里、记忆里也有我。要是能够做到这样，多么好！”她脸上的微笑是多么灿烂，我仿佛见到了秋夜的星空。我一边听她讲话，一边暗暗地想：这多么美！我又想：这笑容里有诵诗罢？随后又想：这笑容里也有我么？我感到一种昂扬的心情，我仿佛被她抬高了似的。我的心跳得厉害，我感激地望着她。但是那星空又突然黯淡了。她换了语调说下去：“可是我什么也做不到。我好像一只在笼子里长大的鸟，要飞也飞不起来。现在更不敢想飞了，”她说到这一句，似乎无意地看了一下她的肚皮，她的脸马上红了。

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安慰她，我想说的话太多了，也许她比我更明白。她方才那番话还在我的心里激荡。要说“扩大自己”，她已经在我的身上收到效果了。那么她需要的应该是一个证明和一些同情罢。

“黎先生，你的小说写完了罢？”她忽然问道，同时她掉转眼睛朝书桌上看了一下。

“还没有，这几天写得很慢，”我短短地答道。她解决了我的难题，我用不着讲别的话了。

她掉过头来同情地看了我一眼，关心地说：“你太累了，慢慢儿写也是一样的。”

“其实也快完了，就差了一点儿。不过这些天拿起笔总写不下去。”

“是不是为了杨家孩子的事情？”她又问。

“大概是罢，”我答道，可是我隐藏了一个原因：小虎，或者更可以说就是她。

“写不下去就索性休息一个时候，何必这样苦你自己，”她安慰地说。接着她又掉头看了看书桌上那叠原稿，一边说：“我可以先拜读原稿罢？”

“自然可以。你高兴现在就拿去也行。只要把最后一张留下就成了，”我恳切地说。

她站起来，微笑道：“那么让我拿去看看罢。”

我走过去，把原稿拿给她。她接在手里，翻了一下，说：“我明天就还来。”

“慢慢儿看，也不要紧，不必着急，”我客气地说。

她告辞走了。我立在矮矮的门槛上，望着这静寂的花园，我望了许久。

二十九

晚上，天下着雨。檐前雨点就好像滴在我的心上似的，那单调的声音快使我发狂了。我对着这空阔的花厅，不知道应该把我的心安放到哪里去。我把屏风拉开来，隔断了那一大片空间。房间显得小了。我安静地坐在靠床那张沙发上。电灯光给这间屋子淡淡地抹上一层紫色（那是屏风的颜色）。我眼前只有忧郁和凄凉，可是远远地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唤我，那是快乐的、充满生命的声音；我隐隐约约地看见那张照亮一切的笑脸。“牺牲是最大的幸福，”我好像又听见了这句话，还是那熟悉的声音。我等待着，我渴望着。然而那个声音静了，那张笑脸隐了。留给我的还是单调的雨声和阴郁的景象。

一阵烦躁来把我抓住了。我不能忍耐这安静。我觉得心里翻腾得厉害。我的头也发着隐微的刺痛，软软的沙发现在也变成很不舒适的了。我站起来，收了屏风。我在这个大屋子里来回走了好一会儿。我打算走倦了就上床去睡觉。

但是我开始觉得有什么东西从我心底渐渐地升上来。我的头烧得厉害。我全身仿佛要爆炸了。我踉跄地走到书桌前面，在藤椅上坐下来，我摊开那一张没有给姚太太带走的小说原稿，就在前一天搁笔的地方继续写下去。我越写越快。我疯狂地写着。我满头淌着汗，不停地一直往下写。好像有人用鞭子在后面打我似的，我不能放下我的笔。最后那个给人打伤腿不能再拉车的老车夫犯了盗窃行为被捉到衙门里去了，瞎眼女人由一个邻居小孩陪伴着去看他，答应等着他从牢里出来团聚。

……

“六个月，六个月快得很，一眨眼儿就过去了！”老车夫高兴地想着，他还没有忘记那个女人回过头拿她的瞎眼来望他的情景。他想笑，可是他的眼泪淌了下来。

……

我写到两点钟，雨还没有住，可是我的小说完成了。

我丢下笔，我的眼睛痛得厉害，我不能再睁开它们。我一摇一晃地走到床前，我没有脱衣服，就倒在床上睡着了。我甚至没有想到关电灯。

早晨，我被老姚唤醒了。

“老黎，你怎么还不起来？六点多了！”他笑着说。

我睁开眼睛，觉得屋子亮得很。我的眼睛还是不大舒服，我又闭上它们。

“起来，起来！今天星期，我们去逛武侯祠。昭华也去。她快打扮好了。”他走到床前来催我。

我又把眼睛睁开，说：“还早呢！什么时候去？”一面还在揉眼睛。

“现在就去！你快起来！”他答道。“怎么！你眼睛肿了，一定是昨晚上又睡晏了。怪不得你连电灯都没有关。刚才我还跟昭华谈起你，我们都觉得你这样不顾惜身体，不成。你脸色也不大好看。晚上应该早点睡。的确你应该结婚了。”他笑起来。

“我的小说已经写完，以后我不会再熬夜了。你们也可以放心，不必为结婚的事情替我着急了，”我笑答道。

“快四十了，不着急也得着急了，”朋友开玩笑地说。但是他立刻换了语调问我：“你的小说写完了？”

“是，写完了。”我站起来。

“我倒要看你写些什么！我忘记告诉你，昭华昨晚上看你那本小说居然看哭了。她等着看以后的。她没有想到你写得这么快。你把原稿给我，我给她带去。那个车夫跟那个瞎眼女人结果怎样？是不是都翘辫子了？我看你的小说收尾都是这样。这一点我就不赞成。第一，小人小事，第二，悲剧。这两样都不合我的口味。不过我倒佩服你的本领。我自己有个大毛病，就是眼高手低。我没有这方面的才能，老是吹牛，也进步不了。”

“不要挖苦我了。我那种文章你怎么看得上眼？我倒想不到会惹你太太流眼泪。后面这一点原稿请你带去，让她慢慢儿看完还给我好了。”我走到写字台前，把桌上一叠原稿交给他。

“好，我给她拿去。”他看见老文打脸水进来，又加一句：“我先进去，等你洗好脸吃过早点我再来。”

过了半点钟光景他同他的太太到园子里来。我正在花台前面空地上散步。她的脸色比昨天好看些，也许是今天擦了粉的缘故。病容完全消失了。脸上笼罩着好像比阳光还明亮的微笑。她穿了一件浅绿色地（浅得跟白色相近了）印深绿色小花的旗袍，上面罩了一件灯笼袖的灰绒线衫。

“黎先生，真对不起，诵诗今天把你吵醒起来了。我们不晓得你昨晚上赶着写完了你的小说。你一定睡得很少，”她含笑说。

“不，我睡够了，诵诗不来喊我，我也要起来的。”我还说着客气话。

“老黎，你这明明是客气话。我喊你好几声，才把你喊醒，你睡得真甜，”老姚在旁边笑着说。

我没法分辩，我知道我露了一点窘相。我看见她微微一笑，对她的丈夫说：“我们走罢。黎先生不晓得还要不要耽搁。”

“我好了，那么就走罢，”我连忙回答。

二门外有三部车子在等我们。我照例坐上在外面雇来的街车，我的车夫没有他们的车夫跑得快，还只跑了六七条街，我的车子就落在后面了。我看见他们的私包车在另一条街的转角隐去。后来我的车子又追上了他们。姚太太的在太阳下发光的浓发又在我前面现出来。老姚正回过头大声跟她讲话，我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不过我能够看到他的满意的笑容。

快要出城的时候，我的车子又落后到半条街以上了。我这辆慢车刚跑到十字路口，就被一群穿粗布短衫的苦力拦住了路。他们两个人一组抬着大石块，从城外进来，陆续经过我面前。人数大约有三十多个。还有四五个穿制服背枪拿鞭子的人押着他们。他们全剃光头，只在顶上留了一撮头发，衣服脏得不堪，脚下连草鞋也没有穿一双。我坐在车上，并没有注意这个行列，我觉得那些人全是一样的年纪，一样的脸庞，眼睛陷入，两颊凹进，脸色灰白，头埋着，背驼着，额上冒着汗。他们默默地走了过去。无意间我的眼光挨到其中的一张脸，就停在那上面了。我惊叫了一声。我的叫声虽然不高，却使得那张脸朝着我这面转过来。那个人正抬着扁担的前一头，现在站住了，略略抬起头来看我。还是那张清秀的长脸，不过更瘦，更脏，更带病容。在他看我的那一瞬间，他的眼睛还露出一点光彩，但是马上就阴暗了。他动了动嘴唇，又好像想跟我说什么话，却又讲不出来，只把右手稍微举了一下。那只干枯的手上指缝间长满了疥疮，有的已经溃烂了。他用右手去搔那只搭在扁担上的左手。他这一搔，我浑身都好像给他搔痒了。

“走！你想做啥子！”一个粗声音在旁边叱骂道。接着一下鞭子打在他的脸上，他“哎呀”叫了一声，脸上立刻现出一条斜斜的红印，从耳根起一直到嘴边，血快淌出来了。他连忙用手遮住他的伤痕。眼泪从他那双半死似的眼睛里进出来，他也不去揩它们，就埋下头慢慢地走了。

“杨——”我到这时才吐出一个字来，痛苦像一块石头塞住我的喉管，我挣扎了好久，忽然叫出了一声“杨先生”。

他已经走过去了，又回过头来匆匆地看我一眼。他还是什么也不说地走了。我想下车去拉他回来。但这只是我一时的想法，我什么事也没有做，就让我的车夫把车子拉过街口了。

三十

我的车子到了武侯祠，老姚夫妇站在大门口等我。

“怎么你现在才到！我们等了你好久了，”老姚笑问道。

“我碰到了一个熟人！”我简单地回答他。他并没有往下问是谁。我正踌躇着是不是要把刚才看见杨梦痴的事告诉他的太太，却听见她对老姚说：“我们等一会儿跟老李招呼一声，他给黎先生喊车子，要挑一部跑得快的。”剃光头的杨梦痴的面颜在我的眼前晃了一下。我心里暗想，倒亏得这个慢车夫，我才有机会碰见杨梦痴。

我现在知道那个父亲的下落了！可是我能够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孩子么？我能够救他出来么？救他出来以后又把他安置在什么地方？他有没有重新作人的可能？——我们走进庙宇的时候，我一路上想的就是这些问题。两旁的景物在我的眼前匆匆地过去，没有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一个印象。我们转进了一条幽静的长廊，它一面临荷花池，一面靠壁。我们在栏杆旁边一张茶桌前坐下来。

阳光还没有照下池子，可是池里已经撑满了绿色的荷伞。清新的晨气弥漫了整个走廊。廊上几张茶桌，就只有我们三个客人。四周静得很。墙外高树上响着小鸟的悦耳的鸣声。堂倌拿着抹布懒洋洋地走过来。我们向他要了茶，他把茶桌抹一下又慢慢地走开了。过了几分钟，他端上了茶碗。一种安适的感觉渐渐地渗透了我全身，我躺在竹椅上打起瞌睡来。

“你看，老黎在打瞌睡了，”我听见老姚带笑说。我懒得睁开眼睛，我觉得他好像在远地方讲话一样。

“让他睡一会儿罢，不要喊醒他，”姚太太低声答道；“他一定很累了，昨晚上写了那么多的字。”

“其实他很可以在白天写。晚上写多了对身体不大好。我劝过他，他却不听我的话，”老姚又说。

“大概晚上静一点，好用思想。我听说外国人写小说，多半在晚上，他们还常常熬夜，”姚太太接着说，她的声音低到我差一点听不清楚了。“不过这篇小说写完，他应该好好地休息了。”她忽然又问一句：“他不会很快就走罢？”

我的睡意被他们的谈话赶走了，可是我还不得不装出睡着的样子，不敢动一下。

“他走？他要到哪儿去？你听见他提过走的话吗？”老姚惊讶地问道。

“没有。不过我想他把小说写好了，说不定就会走的。我们应该留他多住几个月，他在外头，生活不一定舒服，他太不注意自己了。老文、周嫂他们都说，他脾气好，他住在我们花园里头，从来不要他们拿什么东西。给他送什么去，他就用什么，”姚太太说。

“在外面跑惯的人就是这种脾气。我就喜欢这种脾气！”老姚笑着说。

“你也跑过不少地方，怎么你没有这种脾气呢？”姚太太轻轻地笑道。

“我要特别一点。这是我们家传。连小虎也像我！”老姚自负地答道。

姚太太停了一下，才接下去说：“小虎固然像你，不过他这两年变得多了。再让赵家把他纵容下去，我看以后就难管教了。我是后娘，赵家又不高兴我，我不好多管，你倒应该好好管教他。”

“你的意思我也了解。不过他是赵家的外孙，赵家宠他，我也不便干涉。横竖小虎年纪还小，脾气容易改，过两年就不要紧了，”老姚说。

“其实他年纪也不算小了。别的都可以不说。赵家不让他好好上学，就只教他赌钱看戏，这实在不好。况且就要大考了。你看今晚上要不要再打发人去接他回来？”姚太太说。

“我看打发人去也没有用，还是我自己走一趟罢。不过小虎外婆的脾气你也晓得，跟她讲道理是讲不通的，只有跟她求情还有办法，”老姚说。

“我也知道你我处境都难，不过你只有小虎这个儿子，我们也应该顾到他的前途，”姚太太说。

“你这句话不对，现在不能说我只有小虎一个儿子，我还有……”他得意地笑了。

“呸！”她轻轻地啐了他一口。“你小声点。黎先生在这儿。我说正经话，你倒跟人家开玩笑。”

“我不说了。再说下去，就像我们特意跑到这儿来吵架了。要是给老黎听见，他写起小人小事来，把我们都写进去，那就糟了，”老姚故意开玩笑道。

“你可不是‘小人’啊。你放心，他不会写你这种‘贵人’的，”姚太太带笑地说。

我不能再忍耐下去。我咳声嗽，慢慢地睁开眼睛来。

“黎先生，睡得好罢？是不是我们把你吵醒了？”她亲切地问我。

我连忙分辩说不是。

“我们正在讲你，你就醒了。幸好我们还没有讲你的坏话，”老姚接着说。

“这个我相信。你们决不是为了讲我的坏话才来逛武侯祠的，”我说着，连自己也笑了。

“老黎，你要不要到大殿上去抽个签，看看你的前程怎样？”老姚对我笑道。

“我用不着抽。你倒应该陪你太太去抽支签才对，”我开玩笑地回答。

“好，我们去抽支看看，”老姚对他的太太说。他站起来，走到太太的竹椅背后去。

“这个没有意思，我不去！”他的太太摇摇头，不好意思地说。

“这不过是逢场作戏，你何必把它认真！去罢，去罢，”他接连地催她站起来。

“好，我在这儿守桌子，你们去罢。既然诵诗有兴致，姚太太就陪他走一趟罢，”我凑趣地帮老姚说话。

姚太太微笑着，慢慢地站起来，掉过脸对她的丈夫说：“我这完全是陪你啊。”她又向我说：“那么请你在这儿等一会儿，你可以好好地睡觉了。”她笑了笑，拿着手提包，挽着丈夫的膀子走了。

这时我后面隔两张桌子的茶桌上已经有了两个客人，这是年轻的学生，各人拿了一本书在读。阳光慢慢地爬下池子。几只麻雀在对面屋檐上叽叽喳喳地讲话。一种平静、安适的空气笼罩着这个地方。我正要闭上眼睛，忽然，对面走廊上几个游人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的疲倦马上消失了。我注意地望着他们，我最先看到杨家小孩（他穿了一身黄色学生服），其次是他的哥哥，后来才看见他的母亲同一位年轻小姐。她们走在后面，那位小姐正在跟杨三太太讲话，她们两个都把脸向着池子，忽然杨三太太笑了，小姐也笑了。走在前面的两个青年都停住脚步，掉转身子跟那位小姐讲话。他们也笑了。

他们的笑声隐隐地送到我的耳里来。我疑心我是在做梦。我刚才不是还看见那个丈夫和父亲？我不是亲眼看见那一下鞭打？现在我又听见了这欢乐的笑声！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跟那个抬石头的人相隔这么近，却好像生活在两个世界里面。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保存着一点点旧日的记忆，可是过去的爱和恨在我的眼里还凝成一根链子，把他们跟那个人套在一起。我一个陌生人忘不掉他们那种关系。我也知道我没有资格来裁判他们，然而他们的笑声引起了我的反感。他们正向着我这面走来，他们愈走近，我心里愈不高兴。我看见小孩的哥哥陪着那位小姐从小门转到外面去了。小孩同他母亲便转到我这条走廊上来。小孩走在前面，他远远地认出了我，含笑地跟我打招呼，他还走到茶桌前来，客气地唤了我一声：“黎先生。”

“你跟你母亲一块儿来逛武侯祠，”我笑着说，我看见他那善良、亲切的笑容，我的不愉快渐渐地消失了。

“是，还有我哥哥，跟我表姐，”他带笑回答，便掉转身到他的母亲身边去，对她低声讲了几句话。她朝我这面看了一眼，便让他挽着她的膀子走到我面前，他介绍说：“这是我妈。”

我连忙站起来招呼她。她对我微笑地点了点头，说了一声“请坐”。我仍然立着。她又说：“我寒儿说，黎先生时常给他帮忙，又指教他，真是感谢得很。”

“杨太太，你太客气了，我哪儿说得上帮忙？更说不上指教。令郎的确是个好子弟，我倒喜欢他，”我谦虚地说。小孩在旁边望着我笑。

“黎先生哪儿晓得，他其实是最不听话的孩子，”她客气地答道，又侧过头去对她的儿子说：“听见没有？黎先生在夸奖你，以后不要再淘气了。”过后她又对我说：“黎先生，请坐罢，我们不打扰你了。”她带笑地又跟我点一下头，便同儿子一路走了。

“黎先生，再见啊，”小孩还回过头来招呼我。

我坐下来。我的眼里还留着那个母亲的面影。这是一张端正而没有特点的椭圆形脸，并不美，但是嘴角却常常露出一种使人愉快的笑意。脸上淡淡地擦了一点粉，头发相当多，在后面挽了一个髻。她的身上穿了一件咖啡色短袖旗袍。从面貌上看，她不过三十几岁的光景（事实上她应当过了四十！），而且她是一个和善可亲的女人。

那是可能的吗，杨家小孩的故事？就是这个女人，她让她的儿子赶走了父亲吗？——我疑惑地想着，我转过头去看他们。母子两个刚在学生后面那张茶桌上坐下来，母亲亲切地对儿子笑着。她决不像是一个冷酷的女人！

“老黎，好得很，上上签！”老姚的声音使我马上转过头去。他满面光采地陪着太太回来了，离我的茶桌还有几步路，正向着我走来。

“在哪儿？给我看看，”我说。

“她不好意思，给她撕掉了，”老姚得意地笑着说。

“没有什么意思，”她红着脸微微笑道。

我也不便再问。这时小孩的哥哥陪着小姐进来了，我便对姚太太说：“杨家小孩的哥哥来了，那个是他的表妹。”

姚太太抬起头，随着我的眼光看去。老姚也回过头去看那两个人。

小姐穿了一件粉红旗袍，两根辫子垂在脑后，圆圆的一张脸不算漂亮，但是也不难看，年纪不过十八九，眼睛和嘴唇上还带着天真的表情。她并不躲避我们三个人的眼光，笑容满面地动着轻快的步子走过我们的身旁。

“两弟兄真像！哥哥就是白净点，衣服整齐点。也不像是厉害的人，怎么会对他父亲那样凶！简直想不到！”姚太太低声对我说。

“人不可以貌相。其实他父亲也太不争气了，难怪他——”老姚插嘴说。从这句话我便知道姚太太已经把小孩的故事告诉她的丈夫了。

“表妹也不错，一看就知道是个实心的好人。弟弟在哪儿呢？”姚太太接着说。

“就在那张桌子上，他母亲也在那儿，”我答道，把头向后面动了一下。

“对啦，我看到了，”她微微点头说。“他母亲相貌很和善。”她喝了两口茶，把茶碗放回到桌上。她又把眼光送到那张茶桌上去。过了好几分钟，她又回过头来说：“他们一家人很亲热，很和气，看样子都是可亲近的人。怎么会发生那些事情？是不是另外还有原因？”

“我给你说，外表是不可靠的。看人千万不要看外表。其实就是拿外表来说，那个小孩哪里比得上小虎！”老姚说。

姚太太不作声。我也沉默着。我差一点儿要骂起小虎来了。我费了大力才咽下已经到了嘴边的话。我咬紧嘴唇，也把脸掉向那张茶桌。

我的感情已经有了改变，现在变得更多了。我想：我有什么权利憎厌那几个人的笑声和幸福呢？他们为什么不应该笑呢？难道我是一个宣言“复仇在我”的审判官，还得把他们这仅有的一点点幸福也完全夺去吗？

断续的笑声从他们的桌上传过来。还是同样的愉快的笑声，可是它们现在并不刺痛我的心了。为什么我不该跟着别人快乐呢？为什么我不该让别人快乐呢？难道我忘了这一个事实：欢乐的笑声已经渐渐地变成可珍贵的东西了？

没有人猜到我的心情。我跟老姚夫妇谈的是另一些话。其实我们谈话并不多，因为老姚喜欢谈他的小虎，可是我听见他夸奖小虎就要生气。

十一点光景，我们动身到庙里饭馆去吃午饭。小孩也到外面去。他走过我们的茶桌。我们刚站起来，他忽然过来先跟姚太太打个招呼，随后拉着我的膀子，向外走了两步。他带着严肃的表情小声问我：“你有没有打听到我爹的消息？”

我踌躇了一下。话几乎要跳出我的口来了，我又把它们咽下去。但是我很快地就决定了用什么话来回答他。我摇摇头，很坦然地说：“没有。”我说得很干脆，我不觉得自己是在说谎。

小孩同我们一路出去。老姚夫妇在前面走，我和小孩跟在后面。小孩闭紧嘴，不讲话。我知道他还在想他的父亲的事。他把我送到饭馆门口。他跟我告别的时候，忽然伸过头来，像报告重要消息似地小声说：“黎先生，我忘记告诉你一件喜事：我表姐其实是我未来的嫂嫂。他们上个星期订婚的。”

他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他不等我说话就转身跑开了。

我站在门口望着他的背影。这个孩子不像是一个有着惨痛身世的人。他的脚步还是那么轻快。这件“喜事”显然使他快乐。

我这样想着，他的表姊的圆圆脸就在我的眼前晃了一下。这是一张没有深印着人生经验的年轻的脸，和一对天真地眨着的亮眼睛。我应该替这个小孩高兴。真的，他不该高兴吗？

“老黎，你站在门口干吗？”老姚在里面大声叫我。

我惊醒地转过身去。我在饭桌旁坐下来以后，便把小孩告诉我的“喜事”转告他们。

“那位小姐倒还不错。看起来他们一家人倒和和气气的。好些家庭还不及他们。我觉得也亏得那个做哥哥的，全靠他一个人支持这个家，”姚太太说着，脸上也露出了喜色。

三十一

这天回到家里，我终于把遇见杨老三的事情对老姚夫妇讲了。

他们在表示了怜悯、发出了叹息以后，一致主张设法救那个人出来。老姚自负地说他有办法，他知道那个地方，他有熟人在那里做事。他的太太第一个鼓舞他，我也在旁边敦促。他一时高兴，就叫人立刻预备车子，他要出去找人想办法。他说他对这件事情很有把握。

老姚走后，他的太太还跟我谈了一阵话。她认为那个人出来以后，我们应该给他安排一个“安定的”生活。我主张先送他进医院。她说，等他从医院出来，她的丈夫总可以给他找一个适当的工作，将来他的坏习气改好了，我们再设法让他们一家人团聚。我们说着梦话，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我们太相信老姚的“把握”了。

晚上我等着老姚来报告他活动的结果。可是等到十点钟我还没有听见老姚的脚步声。疲倦开始向我袭击。蚊子也飞到我的周围来了。在这一年里，我第一次注意到蚊子的讨厌。我又看见一只苍蝇在电灯下飞舞。我失掉了抵抗的勇气。我躲到帐子里去了。

这一晚我得到一个无梦的睡眠。早晨我醒得很迟，没有人来打扰我。我起来了许久，老文才来给我打脸水。

从老文的嘴里，我知道朋友昨晚回家迟，并且为着小虎的事情跟他的太太吵了架，今天一早就坐车出去了。

“这不怪太太。虎少爷在赵家白天赌钱，晚上看戏，不去上学读书，又不要家里人去接。太太自然看不惯，老爷倒一点不在乎。太太打发人去接，接了两天都接不回来。老爷说自己去接，他倒陪赵外老太太带虎少爷去看戏，看完戏，还是一个人回来。太太多问了几句，老爷反而发起脾气来，把太太气哭了，”老文带着不平的语调说，他张开没有门牙的嘴，苦恼地望着我。

“你们太太呢？”我关心地问他。

“多半还没有起来。不过今早晨老爷出门的时候，并不像还在生气的样子，现在多半没有事情了。我们还是听见周大娘讲的。”

我吃过早点以后不久，周嫂来收捡碗碟，还给我带来我那小说的全部原稿。她说：“太太还黎先生的，太太说给黎先生道谢。”

姚太太把原稿给我装订起来了，她还替我加上白洋纸的封面和封底。倒是我应该感谢她。我把这个意思对周嫂说了，要周嫂转达。我又向周嫂问起吵架的事。周嫂的回答跟老文的报告差不多，不过更详细一点：他们吵得并不厉害，不久就和解了。老爷一讲好话，太太就止哭让步。今早晨老爷出门，还是为着别的事情。

周嫂跟老文一样，不知道杨家的事。我从她的口里打听不到老姚昨天奔走的成绩。不过我猜想，周嫂说的别的事情大概就是杨梦痴的事罢。看情形姚太太今天不会到花园里来了。我只有忍耐地等着老姚回来。

直到下午三点钟光景，老姚才到下花厅来看我。

“唉，不成，不成！没有办法！”他一进来，就对我摇头，脸上带了一种厌倦的表情（我从没有见过他有这一类的表情！）。他走到沙发前，疲乏地跌坐下去。

“你一定打听到他的下落了。那么以后慢慢想法也是一样，”我说。

“就是没有打听到他的下落！地方倒找到了，可是问不到姓杨的人。那里根本就没有姓杨的人！要是找到人，我一定有办法。”

我望着他的脸，我奇怪他平日那种洒脱的笑容失落在什么地方去了。我感到失望，就说：“也许是他们故意推脱。”

“不会的，不会的，”他摇头说；“我那个朋友陪我一起去，他们不会说假话来敷衍我。”他停了一下，抬起手在鬓边搔了搔，沉吟地说：“说不定他用的不是真姓名。”

“这倒是可能的，”我点头说，一道光在我的脑子里闪了一下。“不错，一定是这样。他出了事害怕给家里人丢脸，才故意改了姓名。那么说不定就是认出他来，他也会不承认自己是杨梦痴。”

“这就难办了，”老姚说。他掏出烟盒来，点了一支纸烟抽着，一面倒在沙发靠背上。我看见他一口一口地吐着烟圈，我想起他跟他的太太吵架的事。我打算给他劝告，却又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始才好。过了好几分钟，他稍微弯起身子，又说：“我还有个办法。你把杨老三的相貌给我仔细地描写一番。我过两天想法亲自去看一看。只要找到他本人，不管他承认不承认，保出来再说。或者我再找你去看一看，你一定会认出他。”

这是一个好办法！我放心地吐了一口气。我好像在崎岖的山道上瞥见了一条大路。我凭着记忆把杨梦痴的面貌详细地描绘了一番，他听得很仔细，好像要把我的每句话都记在心里似的。

谈完杨梦痴的事，我们都感到一点疲倦。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老姚忽然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一阵。他愁烦地望着我，说：“老黎，我昨天跟昭华吵过架。”他又掉转身踱起来。

“为什么呢？我还是第一次听见说你们夫妇吵架。”我故意做出惊愕的样子，其实我已经知道了那个原因。

他把手放在鬓上搔了搔，走到我的面前站住了。他皱了皱眉毛，说：“就是为了小虎的事情。昨天我去赵家接他，没有接回来，他外婆留他多耍几天。昭华觉得我太纵容小虎，她抱怨我，我们就吵起来了。后来还是我让了步，才没有事。其实是她误会了我的意思。并不是我不接小虎回家。我实在拗不过他外婆。有钱人的脾气真古怪。她又只有这么一个外孙。你看我有什么办法！”

他求助似地向我摊开两只手。我不讲一句话。我不满意他那种态度。

他走回到他原先坐的沙发前面坐下来。他接着说：“我昨晚上整晚都没有睡好觉。我越想心里越不好过。这是我们头一次吵架。我们结婚三年多，从来没有吵过架。现在开了头，以后就难说了。昨天也是我不好，我先吵起来。”他又取出一根纸烟，点着抽了几口。

我不能再忍耐了。我说：“这的确是你不好。你根本就不该让赵家毁掉小虎，小虎是你的儿子。——”

“你不能说赵家毁他。赵家比我更爱小虎，”他不以为然地插嘴说。他把纸烟掷在地板上，用脚踏灭了火。

我生起气来。这一次轮着我站在他面前讲话了。我挥着手大声说：“你还说不是毁掉他？你想想看小虎在赵家受的是什么教育！赌钱，看戏，摆阔，逃学……总之，没有一件好事！你以为赵家现在有钱，那么他们就永远有钱，永远看着别人连饭都吃不饱，他们自己一事不做，年年买田，他们儿子、孙子、外孙、曾孙、重孙都永远有钱，都永远赌钱，看戏，吃饭，睡觉吗？你以为我们人就吃的是钱，睡的是钱，把钱当作父母，一辈子抱住钱啃吗？”我觉得自己脸都挣红了。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老姚连忙摇着手说，“你也误会了’我的意思。我从来没有想到钱上面。”

我的气还没有消，我固执地说：“我并没有误会你的意思。上回我劝你，你明明白白跟我说过，你又不是没有钱，用不着害怕小虎爱赌钱不读书。其实讲起赌钱，一个王国也可以输掉，何况你一院公馆，千把亩田！我们是老朋友，我应当再提醒你，杨家从前也是这里一家大富，现在杨老三怎样了？”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他连连挥手说。他不跟我发脾气，也不替他自己辩护。他只是颓丧地躺在沙发上。

我并不同情他，我继续用话逼他。我说：“你也应当想到你太太，你这样，叫她做后娘的怎么办？你当初就应当想到赵家的脾气，就不该续弦；既然续了弦就不该光想到赵家。我怕你为着赵家，毁了你自己的幸福还不够，你还会毁掉你太太的幸福。”我只顾自己说得痛快，不去想他的痛苦。后来我看见他用左手蒙住两只眼睛，我才闭了嘴。

以后我们都没有讲话。他取下手来，抽完一支烟才告辞走了。

这天我刚刚吃过晚饭，老姚忽然来约我去看影戏。我知道他是陪太太去的。我想，在他们夫妇吵过架以后，我应该让他们多有时间单独在一起，不要夹在中间妨碍他们，我便找个托辞推掉了。我顺口问他去看什么片子，他答说是《吾儿不肖》。我感到惊喜。我看过这部影片，已经很陈旧了，不过对他们倒是新鲜的。并且它一定会给老姚一个教训，也许比我的劝告更有效。

我送他们夫妇上车。姚太太安静、愉快地对我微笑，笑容跟平日一样。老姚的脸上也有喜色，先前的疲倦已经消散了。

我希望他们以后永远过着和睦的日子。

三十二

第二天老姚在午饭时间以前来看我。他用了热烈的语调对我恭维昨晚的影片。他受了感动，无疑地他也得到了教训。他甚至对我说他以后要好好地注意小虎的教育了。

我满意地微笑。我相信他会照他所说的做去。

“小虎昨天回来了罢？”我顺口问了一句。

“没有。昨天我跟昭华回来太晚，来不及派人去接他。今天我一定要接他回来，”老姚说着，很有把握地笑了笑。

老姚并没有吹牛。下一天早晨老文来打脸水，便告诉我，虎少爷昨晚回家，现在上学去了。后来他又说，虎少爷今天不肯起床，还是老爷拉他起来的，老爷差一点儿发脾气，虎少爷只好不声不响地坐上车子让老李拉他去上学。

这个消息使我感到痛快，我觉得心里轻松了许多。我洗好脸照常到园子里散步。吃过早点后不久我便开始工作。

我在整理我的小说。我预计在三个多星期里面写成的作品，想不到却花了我这么多天的工夫。我差一点对那位前辈作家失了信。他已经寄过两封信来催稿了。我决定在这个星期内寄出去。

整理的工作相当顺利。下半天老姚同他的太太到园里来，我已经看好五分之一的原稿了。

他们就要去万家，车子已经准备好了，他们顺便到我这里来坐一会儿，或许还有一个用意：让我看见他们已经和好了。下午天气突然热起来。丈夫穿着白夏布长衫，太太穿着天蓝色英国麻布的旗袍。两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幸福的表情。

“黎先生，谢谢你啊，”姚太太看见我面前摊开的稿纸，带笑地说。“我觉得你这个结局改得好。”

“这倒要感谢你，姚太太，是你把他们救活了的，”我高兴地回答她。

“其实你这部小说，应该叫做《憩园》才对。你是在我们的憩园里写成的，”老姚在旁边插嘴说。

“是啊。黎先生可以用这个书名做个纪念。本来书里头有个茶馆，那个瞎眼女人从前就在那儿唱书。车夫每天在茶馆门口等客，有时看见瞎眼女人进来，有时看见她出去，偶尔也拉过她的车。他们就是在那儿认得的。后来瞎眼女人声音坏了，才不在那家茶馆唱书。那家茶馆里头也有花园，黎先生叫它做明园。要改，就把明园改做憩园好了，”姚太太接着说，这番话是对她的丈夫说的，不过她也有要我听的意思。我听见她这么熟悉地谈起我的小说，我非常高兴，我愿意依照她的意思办这件小事。

“不错，不错，叫那个茶馆做憩园就成了，横竖不会有人到我们这儿来吃茶。老黎，你觉得怎样？”老姚兴高采烈地问我道。

我答应了他们。我还说：“你既然不在乎，我还怕什么？”我拿起笔马上在封面上题了“憩园”两个字。

他们走的时候，我陪他们出去。栏杆外绿磁凳上新添的两盆栀子花正在开花，一阵浓郁的甜香扑到我的鼻端来。我们在栏前站了片刻。

“黎先生，后天请你不要出去，就在我们家里过端午啊，”姚太太侧过脸来说。

我笑着答应了。

“啊，我忘记告诉你，”老姚忽然大声对我说，他拍了一下我的肩头，“昨天我碰到我那个朋友，我跟他讲好了，过了节就去办杨老三的事。他不但答应陪我去，他还要先去找负责人疏通一下。我看事情有七八成的把握。”

“好极了。等事情办妥，杨梦痴身体养好，工作找定，我们再通知他家里人，至少他小儿子很高兴；不过我还耽心他那些坏习气是不是一时改得好，”我带笑说。

“不要紧，杨老三出来以后，什么事都包在我身上，”老姚说着，还得意地做了一个手势。

“黎先生，花厅里头蚊子多罢？我前天就吩咐过老文买蚊香，他给你点了蚊香没有？”姚太太插嘴问道。

“不多，不多，不点蚊香也成，况且又有纱窗，”我客气地说。

“不成，单是纱窗不够，花厅里非点蚊香不可！一定是老文忘记了，等会儿再吩咐他一声，”老姚说。

我们走出园门，看见车子停在二门外，老文正站在天井里同车夫们讲话。姚太太在上车以前还跟老文讲起买蚊香的事，我听见老文对她承认他忘记了那件事情。老文的布满皱纹的老脸上现出抱歉的微笑。可是并没有人责备他。

我回到园内，心里很平静，我又把上半天改过的原稿从头再看一遍，我依照老姚夫妇的意思，把那个茶馆的招牌改作了“憩园”。

我一直工作到天黑，并不觉得疲倦。老文送蚊香来了。我不喜欢蚊香的气味，但也只好让他点燃一根，插在屋角。我关上门。纱窗拦住了蚊子的飞航。房里相当静，相当舒适。我扭燃电灯又继续工作，一直做到深夜三点钟，我把全稿看完了。

睡下来以后，我一直做怪梦。我梦见自己做了一个车夫，拉着姚太太到电影院去。到了电影院我放下车，车上坐的人却变做杨家小孩了！电影院也变成了监牢。我跟着小孩走进里面去，正碰见一个禁子押了杨梦痴出来。禁子看见我们就说：“人交给你们了，以后我就不管了。”他说完话，就不见了。连监牢也没有了。只有我们三个人站在一个大天井里面。杨梦痴戴着脚镣，我们要给他打开，却没有办法。忽然警报响了，敌机马上就来了，只听见轰隆轰隆的炸弹声，我一着急，就醒了。第二次我梦见自己给人关在牢里，杨梦痴和我同一个房间。我不知道我是为了什么事情进来的。他说他也不知道他的罪名。他又说他的大儿正在设法救他。这天他的大儿果然来看他。他高兴得不得了。可是他去会了大儿回来，却对我说他的大儿告诉他，他的罪已经定了：死刑，没有挽救的办法。他又说，横竖是一死，不如自杀痛快。他说着就把头朝壁上一碰。他一下就碰开了头，整个头全碎了，又是血，又是脑浆……我吓得大声叫起来。我醒来的时候，满头是汗，心咚咚地跳。窗外响起了第一批鸟声。天开始发白了。

后来我又沉沉地睡去。到九点多钟我才起来。

我对我这部小说缺乏自信心。到可以封寄它的时候，我却踌躇起来，不敢拿它去浪费前辈作家的时间。这天我又把它仔细地看了一遍，还是拿它搁起来。到端午节后一天我又拿出原稿来看一遍，改一次，一共花了两天工夫，最后我下了决心把它封好，自己拿到邮局去寄发了。

我从邮局回来，正碰到老姚的车子在二门外停下。他匆匆忙忙地跳下车，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你回来得正好，我有消息告诉你。”

“什么消息？”我惊讶地问道。

“我打听到杨老三的下落了，”他短短地答了一句。

“他在什么地方？可以交保出来吗？”我惊喜地问他，我忘了注意他的脸色。

“他已经出来了。”

“已经出来了？那么现在在哪儿？”

“我们到你房里谈罢，”老姚皱着眉头说。我一边走一边想：难道他逃出来了？

我们进了下花厅。老姚在他常坐的那张沙发上坐下来。我牢牢地望着他的嘴唇，等着它们张开。

“他死了，”老姚说出这三个字，又把嘴闭上了。

“真的？我不信！他不会死得这么快！”我痛苦地说，这个打击来得太快了。“你怎么知道死的是他！”

“他的确死了，我问得很清楚。你不是告诉我他的相貌吗？他们都记得他，相貌跟你讲的一模一样，他改姓孟，名字叫迟。不是他是谁！我又打听他的罪名，说是窃盗未遂，又说他是惯窃，又说他跟某项失窃案有关。关了才一个多月。”

“他怎么死的？”我插嘴问道。

“他生病死的。据说他有一天跟同伴一块儿抬了石头回来，第二天死也不肯出去，他们打他，他当天就装病。他们真的就把他送到病人房里去。他本来没有大病，就在那儿传染了霍乱，也没有人理他，他不到三天就死了。尸首给席子一裹，拿出去也不知道丢在哪儿去了。”

“那么他们把他埋在哪儿？我们去找到他的尸首买块地改葬一下，给他立个碑也好。我那篇小说寄出去了，也可以拿到一点钱。我可以出一半。”

老姚断念地摇摇头说：“恐怕只有他的阴魂知道他自己埋在哪儿！我本来也有这个意思。可是问不到他尸首的下落。害霍乱死的人哪个还敢粘他！不消说丢了就算完事。据说他们总是把死人丢在东门外一个乱坟坝里，常常给野狗吃得只剩几根骨头。我们就是找到地方，也分不出哪根骨头是哪个人的。”

我打了一个冷噤。我连忙咬紧牙齿。一阵突然袭来的情感慢慢地过去了。

“唉，这就是我们憩园旧主人的下场，真想不到，我们那棵茶花树身上还刻得有他的名字！”老姚同情地长叹了一声。

死了，那个孩子的故事就这样地完结了。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吗？我不是在做梦？这跟我那个晚上的怪梦有什么分别！我忽然记起他留给小儿子的那封短信。“把我看成已死的人罢……让我安安静静地过完这一辈子。”他就这样地过完这一辈子么？我不能说我同情他。可是我想起大仙祠的情形，我的眼泪就淌出来了。

“我去告诉昭华，”老姚站起来，自语似地说，声音有点嘶哑；他又短短地叹一口气，就走出去了。

我坐着动也不动一下，痴痴地望着他的背影。一种不可抗拒的疲倦从头上压下来。我屈服地闭上了眼睛。

三十三

我昏昏沉沉地过了一个多星期。我每天下午发烧，头昏，胃口不好，四肢软弱。我不承认我害病。我有时还出去看电影。不过我现在用不着伏在桌上写字了。天晴的日子我一天在园子里散步两次。我多喝开水，多睡觉。

老姚每天来看我一次，谈些闲话。他不知道我生病，只说我写文章太辛苦了，这两天精神不大好。他劝我多休息。他自己倒显得精力饱满。他好像把那些不痛快的事情完全忘记了似的，脸上整天摆着他那种对什么都不在乎的笑容，他还常常让我听见他的爽朗的笑声。他的太太也常来，总是坐一些时候，就同丈夫一道回去。到底是她细心，她看出了我在生病，她劝我吃药；她还吩咐厨房给我预备稀饭。她的平静的微笑表示出内心的愉快。我在旁边观察他们夫妇的关系，我觉得他们还是互相爱着，跟我初来时看见的一样。小虎也到我的房里来过两次，我好久没有被他正眼看过了。他现在对我也比较有礼貌些。我向他问话的时候，他也客气地回答几句。从老姚的口中我知道赵老太太带着孙儿、孙女到外县一个亲戚家里作客去了，大约还要过两个星期才回省来。小虎没有人陪着玩，也只好安安分分地上学读书，回家温课，并且也肯听父亲的话了。

那么这一家人现在应该过得够幸福了。我替他们高兴，并且暗暗祝福他们。有一天我向老文谈起小虎，我说小虎现在改变多了。老文冷笑道：“他才不会改好！黎先生，你不要信他。过几天赵外老太太一回来，他立刻又会变个样子。老爷、太太都是厚道的人，才受他的骗。我们都晓得他的把戏。”我不相信老文这番话，我认为他对小虎的成见太深了。

我这种患病的状态突然停止了。我不再发热，也能够吃饭。他们夫妇来约我出去玩，我看见他们兴致好，一连陪他们出去玩了三天。第三天我们回来较早，他们的车子先到家。我的车夫本来跑得不快，在一个街口转弯的时候，又跟迎面一部来车相撞，这两位同业放下车吵了一通，几乎要动起武来，却又忍住，互相恶毒地骂了几句，各人拉起车子走了。我回到姚家，在大门内意外地碰到杨家小孩。他正坐在板凳上跟李老汉谈话。

“黎先生，你才回来！我等你好久了！”小孩看见我，高兴地跳起来。“姚太太他们回来好一阵了。”

“你好久没有来了，近来好吗？”我带笑望着他，亲切地说。

“我来过两回，都没有碰到你。我近来忙一点，”小孩亲热地答道。

“我们进去坐罢，今天月亮很好，”我说。

他跟着我进里面去了。他拉着我的手，用快乐的调子对我说：“黎先生，我哥哥明天结婚了。”

我问他：“你高兴吗？”我极力压住我的另一种感情，我害怕我说出在这个时候不应该讲的话。

他点点头说：“我高兴。”他接着又解释道：“他们都高兴，我也高兴。我喜欢我表姐，她做了嫂嫂，对我一定更好。”

这时我们已经进了花园的门廊。石栏杆外树荫中闪着月光，假山上涂着白影，阴暗和明亮混杂在一块儿。

“你晚上还没有来过，”我略略俯下头对小孩说。

“是，”他应了一声。

我们沿着石栏杆转到下花厅门前。栀子花香一股一股地送进我的鼻里来。

“我不进去，我在下面站一会儿就走，”小孩说。

“你急着回去，是不是帮忙准备你哥哥的婚礼？”我笑着问他。

“我明天一早就要起来，客人多，我们家里人少，怕忙不过来，”小孩答道。

我们走下台阶，在桂花树下面站住了。月光和树影在小孩的身上绘成一幅图画。他仰起头，眼光穿过两棵桂花树中间的空隙，望着顶上一段无云的蓝空。

“我想参加你哥哥的婚礼，你们欢迎不欢迎？”我半开玩笑地问道。

“欢迎，欢迎！”小孩快乐地说。“黎先生，你一定来啊！”我还没有答话，他又往下说：“明天一定热闹，就只少了一个人。要是爹在，我们人就齐了。”他换了语调，声音低，就像在跟自己说话一样。他忽然侧过头，朝我的脸上看，提高声音问道：“黎先生，你还没有得到我爹的消息吗？”

我愣了一下，毅然答道：“没有！”我马上又加一句：“他好像不在省城里了。”

“我也这样想。我这么久都没有找到他。李老汉儿也没有他的消息。他要是还在这儿，一定会有人看见他，我们大家到处找，一定会找到他的！他一定到别处做事去了，说不定他有天还会回来。”

“他会回来，”我机械地应道。我并不为着自己的谎话感到羞愧。我为什么连他这个永远不能实现的希望也要打破呢？

“那么我会陪他到这儿来，看看他自己亲手刻的字，”小孩做梦似地说，就走到山茶树下，伸手在树身上抚摩了一会儿。他的头正被大块黑影盖着，我看不见他的脸上的表情。他不讲话。园里只有小虫唤友的叫声，显得相当寂寞。一阵风吹起来，月影在地上缓缓地摇动，又停住了。两三只蚊子连连地叮我的脸颊。我的心让这沉默淡淡地涂上了一层悲哀。突然间那个又瘦又脏的长脸在我的脑际浮现了，于是我看见那双亮了一下的眼睛，微动的嘴唇和长满疥疮的右手。我并没有忘记这最后的一瞥！他要跟我讲的是什么话？为什么我不给他一个机会？为什么不让他在垂死的时候得到一点安慰？但是现在太迟了！

“黎先生，我们再朝那边儿走走，好不好？”小孩忽然用带哭的声音问我。

“好，”我惊醒过来了。四周都闪着月光，只有我们站的地方罩着浓影。我费力地在阴暗中看了这个小孩一眼。我触到他的眼光，我掉开头说了一句：“我陪你走。”我的心微微地痛起来了。

我们默默地走过假山中间的曲折的小径。他走得很慢，快走到上花厅纸窗下面的时候，他忽然站住，用手按住旁边假山的一个角说：“我在这儿绊过跤，额楼[1]就碰在这上头，现在还有个疤。”

“我倒看不出来，”我随口答了一句。

“就在这儿，给头发遮住了，要不说是看不见的。”他伸起右手去摸伤疤，我随着他的手看了一眼，却没有看到。

我们沿着墙，从玉兰树，走到金鱼缸旁边，他把手在缸沿上按了一下，自语似地说：“我还记得这个缸子，它年纪比我还大。”过了两三分钟，他朝着花台走去。后来我们又回到桂花树下面了。

“到里面去坐坐罢，”我站得疲乏了，提议道。

“不，我要回去了，”小孩摇摇头说；“黎先生，谢谢你啊！”

“好，我知道你家里人在等你，我也不留你了。你以后有空常常来玩罢。”

“我要来，”孩子亲切地答道。他迟疑了一下，又接下去说：“不过听说哥哥有调到外县当主任的消息，我希望这不是真的。不然我们全家都要搬走了，那么将来爹回来，也找不到我们了。”从这年轻的声音里漏出来一点点焦虑，这使我感动到半天讲不出一句话。但是在这中间小孩告辞走了。临走他还没有忘记邀请我，他说：“黎先生，你明天一定要来啊。李老汉儿晓得我们的地方。”

我只好唯唯地应着。

我走进我的房间，扭开电灯，看见书桌上放了一封挂号信。我拆开信看了，是那位前辈作家写来的，里面还附了一张四千元的汇票，这是我那本小说的一部分稿费。他在信上还说：“快来罢，好些朋友都在这里，我们等着你来，大家在一块儿可以做点事情。”他举出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有两个的确是我的老朋友，我三年多没有看见他们了。

这一夜我失眠，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了许久。我想到走的事情。的确我应该走了。我的小说完成了，杨梦痴的故事完结了，老姚夫妇间的“误会”消除了。我的老朋友在另一个地方等着我去。我还要留在憩园里干什么呢？我不能在这儿做一个长期的食客！

第二天老姚夫妇来看我，我便对他们说出我要走的话。我在他们的脸上看到惊讶与失望的表情。自然，他们两个人轮流地挽留我，他们说得很诚恳。可是我坚决地谢绝了。我有我的一些理由。他们有他们的理由。最后我们找到一个折衷办法：我答应明年再来，他们答应在半个月以后放我走。我当时就把买车票的事托给老姚。

这天周嫂来给我送饭，老文替李老汉看门。据说李老汉请假看亲戚去了。我知道他一定是去参加杨家的婚礼，去给他的旧主人再办一天事。不过他回来以后，我也没有对他提过这样的话。

[1]额楼：前额。

三十四

十天平静地过去了。星期三的早晨老文告诉我一个消息：赵外老太太已经从外州县回省，昨天下午打发人来接了虎少爷去，并且说得明白，这回要留虎少爷多住几天，请姚老爷不要时常派车去接他回家。我听着，厌恶地皱起了眉头。我想：为什么又来扰乱别人家庭的和平呢？

下午老姚来通知我，他已经替我订了星期六的车票（他还交给我买票的介绍信），并且讲好星期五下半天他们夫妇在外面馆子里给我饯行。从他的谈话中我知道他的太太今天不大舒服，又知道他等一会儿要到赵家去。我问他小虎这回是不是要在赵家久住。他先说，外婆刚回省，接小虎去陪她，多住几天也不要紧，反正学堂已经放暑假，不必温习功课；后来他说，后天就要接小虎回来给我送行。最后他又说：“这两天天气热起来了，车上很不舒服，你不如到了秋凉再走罢。”

我自然不会听从他的话。他走了。我想到赵老太太的古怪脾气，我有点为姚太太，为这一家人的幸福耽心。可是老姚本人好像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这一天的确很热。我没有上街。我搬了一把藤躺椅到窗下石栏杆旁边，我坐在躺椅上，捧着一卷书，让那催眠歌似的蝉噪单调地在我的耳边飘过，这样消磨了我的整个下午。从晚上九点钟起落着大雨，天气又转凉了。

雨哗啦哗啦地落了很久。我半夜醒来还听见雷声和水声。我耽心屋瓦会给雨打破，又耽心园里花木会给雨打倒。可是我第二天睁开眼睛，看见的却是满屋的阳光。

下午四点钟光景，老姚正在园里跟我闲谈。他把我常坐的那张藤椅搬出来，放到台阶下花盆旁边，他坐在那里悠闲地听着蝉声，喝着新泡的龙井。忽然赵青云带着紧张的脸色跑了进来，声音战抖地说：“老爷，赵外老太太打发人来请老爷就过去，虎少爷给水冲起走了。”

“什么！”老姚正在喝茶，发出一声惊叫，就把手里杯子一丢，跳了起来。茶杯打碎了，水溅到我的脚上。

“虎少爷跟赵家几位少爷一路出城去浮水[1]。他们昨天下午也去过。今天水涨了，虎少爷不当心，出了事情。水流得急，不晓得人冲到哪儿去了，”赵青云激动地说。

老姚脸通红，额上不住地冒汗，眼珠也不转动了，他伸起手搔着头发。停了片刻他声音沙哑地说：“我立刻去。我不进去了。你去跟太太说我有事情出去了。你们不要让太太知道虎少爷的事情，等我回来再说。”

赵青云连连答应着“是”。他先出去了。

我站起来轻轻地拍一下老姚的肩头，安慰他说：“你不要着急，事情或者不至于——”

“我知道，我自己也应该负责。我走了。你要是见到昭华，不要告诉她小虎的事情，”老姚皱紧眉头打岔说，只有片刻的工夫，他的脸色就变成灰白了。他茫然看我一眼，也不再说什么，就走了出去。

我跟着他走出园门。我看见他坐上包车。我也没有再跟他讲话。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反复地咀嚼着他那句话：“我自己也应该负责。”这是他的真心话。他的确是有责任的。但是我的平静的心境给这件意外事情扰乱了，这一天就没有恢复过来。

老文送晚饭来的时候，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一种幸灾乐祸的表情。他眨着他那对小眼睛说：“黎先生，天老爷看得明白，做得公道，真是报应分明啊。”我茫然望着他这张似笑非笑的皱脸。他解释般地接下去说：“赵家天天想害我们太太，结果倒害了他自家外孙。这又怪得哪个？要是老爷肯听太太的话，也不会有这回事情。太太受了几年罪，现在也该出头了。”

他这番话要是迟几天对我讲，我也许会听得很高兴。可是现在听到，却引起了我的反感。我不想反驳他，我只是淡淡地提醒他一句：“不过你们老爷就只有这一个少爷啊！”

老文埋下头，不作声了。我端着碗吃饭，可是我的眼光还时常射过去看他的脸。我看见他慢慢地抬起头来，掉转身子朝着窗外，偷偷地揩眼睛。他走到门口，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他再走过来收碗的时候，他一边抹桌子，一边战战兢兢地说：“只求天保佑虎少爷没有事情就好了。”凭他的声音，我知道这句话是从他心里吐出来的。

“也许不会有事情。”我也应了一句。我故意用这句话来安慰他。其实我同他一样地知道事情已经完结了。唯一的希望是能够找回小虎的尸首来。

[1]浮水：游泳。

三十五

我们这个希望并没有实现。

第二天一早我拿着老姚的介绍信去汽车站买票。起初是没有到时间，以后是找不到地方，再后是找不到人。一直到十一点半钟我才把手续办好，拿到车票。可是人已经累得不堪了。

我记起来，在这附近有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那是一家兼卖饭菜的茶馆，房子筑在小河旁边，有着茅草盖的屋顶，树枝扎的栏杆，庭前种了些花草，靠河长了几棵垂柳。进门处灌木丛生，由一条小径通入里面。在大门外看，这里倒像是一座废园。这个茶馆我去过一次，座位清洁，客人不多，我倒喜欢这种地方。

我在河畔柳荫下围栏前一张小茶桌旁边坐下来。我吃了两碗面，正靠在竹椅背上打瞌睡，忽然给一阵嘈杂的人声惊醒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只看见一些客人兴奋地朝外面跑去。也有几个人就站在围栏前向对岸张望。对岸横着一条弯弯曲曲的黄土路，路的另一边是一块稻田，稻田外面又是一条白亮亮的河。我面前这条小河便是它的支流。看热闹的乡下人和小孩们正拉成一根线从黄土路到它那里去。

“什么事？他们在看什么？”过了好一会儿，我看见一个堂倌走过来，便指着那些站在围栏前张望的人问他道。

“淹死人，”堂倌毫不在意地答道，好像这是很平常的事。他朝我用手指指的那个方向看了一眼，轻蔑地动一下嘴添上一句：“在这儿怎么看得见？”

又淹死人！怎么我到处都看见灾祸！难道必须不断地提醒我，我是生活在苦难中间？

一个胖女人用手帕蒙住脸呜呜地哭着走过去了。她后面跟着一个老妈子同一个车夫模样的男人。他们是从河那边来的。

“这是他的妈，刚才哭得好伤心，”堂倌指着那个女人说。“她是寡妇，两房人就只有这一个儿子。”

“什么时候淹死的？”我问。

“昨天下半天，离这儿有好几里路！年纪不过十八九岁，说是给人打赌，人家说，你敢浮过对面去？他说声敢，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浮过去。昨天水太大，他不当心，浮到半路上，水打了两个漩儿，他就完了。尸首冲到这儿来，给桥柱子挡住了，今早晨才看见，他妈晓得，刚才赶来哭一场，现在多半去给他预备后事。”堂倌像在叙说一个古代的故事似的，没有同情，也没有怜悯。

我不再向他问话，疲倦地把头放在竹椅的靠枕上，阖上了眼睛。我并没有睡意，我只是静静地想着小虎的事。

大概过了半点钟罢，一切都早已回到平静的状态里面了。我站起来付了钱，走出大门去。我走了不到一百步，在路上，我看见了堂倌讲的那座桥。桥头还站着五六个人。好奇心鼓动我走到那里去。

桥静静地架在两岸上，桥身并不宽。在我站的这一头左边有一棵低垂的柳树，树叶快挨到水面了，靠近这棵柳树，在桥底下，仰卧地浮着一个完全赤裸的年轻人。他的左手向上伸着，给一条带子拴在桥柱上，右手松弛地垂在腰间。一张端正的长脸带着黑灰色，眼睛和嘴唇都紧紧闭着。他好像躺在那里沉睡，绝不像是一具死尸。

“简直跟活人一样！”我惊奇地自语道。

“起先更好看，一张脸红彤彤的！”旁边一个乡下人接嘴说，“等到他母亲来一哭，脸色立刻就变了。”

“真有这样的事？”我不相信地再说一句。

“我亲眼看见的，未必还有假！”他说着，瞪了我一眼。

我埋下头，默默地注视这张安静的睡脸。渐渐地我看得眼花了。我好像看见小虎睡在那里。我吃了一惊，差一点要叫起来，连忙揉了揉眼睛，桥下还是那一张陌生的睡脸。这就是死！这么快，这么简单，这么真实！

三十六

我回到姚家，看见老文同李老汉在大门口讲话。我问他们有没有虎少爷的消息。他们回答说没有。又说老爷一早带了赵青云出去，一直没有回来。老文还告诉我，太太要他跟我说，今天改在家里给我饯行。

“其实可以不必了。虎少爷出了事情，你们老爷又不在家，太太又有病，何必还客气，”我觉得不过意就对老文说了。

“太太还讲过，这是老爷吩咐的，老爷还说要赶回来吃饭，”老文恭顺地说。

“老爷赶得回来吗？”我顺口问道。

“老爷吩咐过晚饭开晏点儿，等他回来吃，”老文说到这里，立刻补上一句：“陪黎先生吃饭。”

老姚果然在七点钟以前赶回家。他同他的太太一起到下花厅来。他穿着白夏布的汗衫、长裤，太太穿一件白夏布滚蓝边的旗袍。饭桌摆好在花厅的中央。酒壶和菜碗已经放在桌上。他们让我在上方坐下，他们坐在两边。老姚给我斟了酒，也斟满他自己的杯子。

菜是几样精致可口的菜，酒是上好的黄酒。可是我们三个人都没有胃口。我们不大说话，也不大动筷子。我同老姚还常常举起酒杯，但我也只是小口地呷着，好像酒味也变苦了。饭桌上有一种沉郁的气氛。我们（不管是我或者是他们）不论说一句话，动一下筷子，咳一声嗽，都显得很勉强似的。他们夫妇的脸上都有一种忧愁的表情。尤其是姚太太，她想把这阴影掩藏，却反而使它更加显露了。她双眉紧锁，脸色苍白，眼光低垂。她的丈夫黑起一张脸，皱起一大堆眉毛，眼圈带着灰黑色，眼光常常茫然地定在一处，他好像在看什么，又像不在看什么。我看不到自己的脸，不过我想，我的脸色一定也不好看罢。

“黎先生，请随便吃点儿菜，你怎么不动筷子啊？”姚太太望着我带笑地说。我觉得她的笑里有苦涩味。她笑得跟平日不同了。

“我在吃，我在吃，”我连声应着，立刻动了两下筷子，但是过后我的手又不动了。

“其实你这回应当住到秋凉后才走的。你走了，我们这儿更清静了。偏偏又遇到小虎的事，”她慢慢地说，提到小虎，她马上埋下头去。

我一直没有向老姚问起小虎的下落，并不是我不想知道，只是因为我害怕触动他的伤痛。现在听见他的太太提到小虎的名字，我瞥了他一眼，他正埋着头在喝酒，我忍不住问他的太太道：“小虎怎么了？人找到没有？”

她略略抬起脸看我一眼，把头摇了摇。“没有。诵诗到那儿去看过，水流得那么急，不晓得冲到哪儿去了。现在沿着河找人到处打捞。他昨天一晚上都没有睡觉……”她哽咽地说，泪水在她的眼里发亮了，她又低下头去。

“是不是给别人搭救起来了？”我为着安慰他们，才说出这句我自己也知道是毫无意义的话。

姚太太不作声了。老姚忽然转过脸来看我，举起杯子，声音沙哑地说：“老黎，喝酒罢。”他一口就喝光了大半玻璃杯的酒。姚太太关心地默默望着他。他马上又把杯子斟满了。

“老姚，今天我们少喝点。我自然不会喝酒。可是你酒量也有限，况且是空肚子喝酒……”我说。

“不要紧，我不会醉。你要走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碰到一块儿喝酒，今天多喝几杯有什么关系！吃点菜罢，”他打断了我的话，最后拿起筷子对我示意。

“天气热，还是少喝点儿罢，”他的太太在旁边插嘴说。

“不，”他摇摇头说；“我今天心里头不好过，我要多喝点儿酒。”他又把脸向着我：“老黎，你高兴喝多少就喝多少，我不劝你。我只想喝酒，不想讲话，昭华陪你谈谈罢。”他的一双眼睛是干燥的。可是他的面容比哭的样子还难看。

“不要紧，你不必管我，你用不着跟我客气，”我答道。“其实我在这儿住了这么久，已经不算是客人了。”

“也没有几个月，怎么说得上久呢？黎先生，你明年要来啊！”姚太太接着说。

我刚刚答应着，老姚忽然向我伸过右手来，叫了一声“老黎”。他整个脸都红了。我也把右手伸过去。他紧紧捏住它，恳切地望着我，用劲地说着两个字：“明年。”

“明年，”我感动地答应着，我才注意到两只酒瓶已经空了。可是我自己还没有喝光一杯酒。

“这才够朋友！”他说，就把手收回去，端起酒杯喝光了。过后他向着他的太太勉强地笑了笑，说：“昭华，再开一瓶酒罢。喊老文去拿来。”

“够了，你不能再喝了，”他的太太答道。她又转过脸去，看了老文一眼。老文站在门口等着他们的决定。

“不，我还没有喝够，我自己去拿。”他推开椅子站起来，他没有立稳，身子晃了两晃，他连忙按住桌面。

“怎么啦？”他的太太站起来，惊问道。我也站起来了。

“我喝醉了，”他苦笑地说，又坐了下来。

“那么你回屋去躺躺罢，”我劝道。我看他连眼睛也红了。他不回答我，忽然伸起双手去抓自己的头发，痛苦地、声音沙哑地嚷起来：“我没有做过坏事，害过人！为什么现在连小虎的尸首也找不到？难道就让他永远泡在水里，这叫我做父亲的心里怎么过得去！”他蒙住脸呜呜地哭了。

“姚太太，你陪他进去罢，”我小声对他的太太说，“他醉了，过一会儿就会好的。他这两天也太累了。你自己也应当小心，你的病刚好。你们早点休息罢。”

“那么我们不陪你了，你明年——”她只说了这几个字，两只发亮的黑眼睛带了惜别的意思望着我。

“我明年一定来看你们，”我带点感伤地说。我看见她的脸上浮出了凄凉的微笑。她的眼光好像在说：我们等着你啊！她站到丈夫的身边，俯下头去看他，正要讲话。

老姚忽然止了哭，取下蒙脸的手，站起来，用他的大手拍我的肩头，大声说：

“我明天早晨一定送你到车站。我已经吩咐过，天一亮就给我们预备好车子。”

“你不必送我。我行李少，票子又买好了，一个人走也很方便。你这两天太累了。”

“我一定要送你，”他固执地说。“明天早晨我一定来送你。”他让太太挽着他的膀子摇摇晃晃地走出花厅去了。我叫老文跟着他们进去，我耽心他会在半路上跌倒。

我一个人坐在这个空阔的厅子里吃了一碗饭，又喝光了那杯酒。老文来收碗的时候，他对我说太太已经答应，明天打发他跟我上车站去。我感谢他的好意。可是我不能够像平日那样地听他长谈，我的脑筋迟钝了。酒在我的身上发生效力了。

酒安定了我的神经。我睡得很好。我什么事都不想，实在我也不能够用思想了。

老文来叫醒我的时候，天刚发白，夜色还躲藏在屋角。他给我打脸水，又端了早点来。等我把行李收拾好，已经是五点多钟了。我决定不等老姚来，就动身去车站。我刚刚把这个意思告诉了老文，就听见窗外有人在小声讲话，接着脚步声也听见了。我知道来的是谁，就走出去迎她。

我跨出门槛就看见姚太太同周嫂两人走来。

“姚太太，怎么你起来了？”我问道，我的话里含得有惊喜，也有感激。我并且还想着：老姚也就要来了。

“我们还怕来不及，”她带着亲切的微笑说。她跟我走进厅子里去，一边还说：“诵诗不能够送你了，他昨晚上吃醉了，吐了好几回，今早晨实在起不来，很对不起你。”

“姚太太，你怎么还这样客气！”我微笑道。接着我又问她：“诵诗不要紧罢？”

“他现在睡得很好，大概过了今天就会复原的。不过他受了那么大的打击，你知道他多爱小虎，又一连跑了两天，精神也难支持下去。倘使以后你有空，还要请你多写信劝劝他，劝他看开一点。”

“是的，我一定写信给你们。”

“那么谢谢你，你一定要写信啊！”她笑了笑，又转过脸去问老文：“车子预备好了罢？”

“回太太，早就好了，”老文答道。

“那么，黎先生，你该动身了罢？”

“我就走了。”我又望着她手里拿的一封信。这个我先前在门外看见她的时候就注意到了，我便问她：“姚太太，是不是要托我带什么信？”

“不是，这是我们的结婚照片，那天我找了出来，诵诗说还没有送过你照片，所以拿出来给你带去。”她把信封递给我。“你不要忘记我们这两个朋友啊，我们不论什么时候都欢迎你回来。”她又微微一笑。这一次我找回她那照亮一切的笑容了。

我感谢了她，可是并不取出照片来看，就连信封一起放在我的衣袋里。然后我握了一下她伸过来的手：“那么再见罢。我不会忘记你们的。请你替我跟诵诗讲一声。”

我们四个人一路出了园门，老文拿着我的行李，周嫂跟在姚太太后面。

“请回去罢，”我走下天井，掉转脸对姚太太说。

“等你上车子罢。今天也算是我代表他送你，”她说着一直把我送到二门口。我正要上车，忽然听见她带着轻微的叹息说：“我真羡慕你能够自由地往各处跑。”

我知道这只是她一时的思想。我短短地回答她一句：“其实各人有各人的世界。”

车子拉着我和皮箱走了，老文跟在后面，他到外面去雇街车。车子向开着的大门转弯的时候，我回头去看，姚太太还立在二门口同周嫂讲话。我带了点留恋的感情朝着她一挥手，转眼间姚公馆的一切都在我的眼前消失了。那两个脸盆大的红字“憩园”仍然傲慢地从门楣上看下来。它们看着我来，现在又看着我去。

“黎先生！”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后面喊我，我回过头，正看见李老汉朝着我的车子跑来。我叫老李停住车。

李老汉跑得气咻咻的，一站住就伸手摸他的光头。

“黎先生，你明年一定要来啊！”他结结巴巴地说，一张脸也红了，白胡须在晨光中微微地摇颤。

“我明年来，”我感谢地答应道。车子又朝前滚动了。它走过大仙祠的门前，老文刚雇好车子坐上去。至于大仙祠，我应当在这里提一句：我有一个时期常常去的那个地方在四五天以前就开始拆毁了，说是要修建什么纪念馆。现在它还在拆毁中，所以我的车子经过的时候，只看见成堆的瓦砾。

后记

我开始写这本小说的时候，贵阳一家报纸上正在宣传我已经弃文从商。我本来应当遵照那些先生的指示，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这并非因为我认为文人比商人清高，唯一的原因是我不爱钱。钱并不会给我增加什么。使我能够活得更好的还是理想。并且钱就跟冬天的雪一样，积起来慢，化起来快。像这本小说里所写的那样，高大房屋和漂亮花园的确常常更换主人。谁见过保持到百年、几百年的私人财产！保得住的倒是在某些人看来是极渺茫、极空虚的东西——理想同信仰。

这本小说是我的创作。可是在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我那些主人公说的全是别人说过的话。

“给人间多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

“我的心跟别人的心挨在一起，别人笑，我也快乐，别人哭，我心里也难过。我在这个人间看见那么多的痛苦和不幸，可是我又看见更多的爱。我仿佛在书里面听到了感激的、满足的笑声。我的心常常暖和得像在春天一样。活着究竟是一件美丽的事。”

像这样的话不知道已经有若干人讲过若干次了。我高兴我能在这本小说里重复一次，让前面提到的那些人知道，人不是嚼着钞票活下去的，除了找钱以外，他还有更重要、更重要的事情做。

巴金　1944年7月。

附录　《憩园》法文译本序

我高兴我的小说《憩园》也给译成了法文，让《家》的读者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封建地主家庭怎样地走向没落和灭亡。

一九四四年《憩园》初版发行的时候，我写过如下的“内容说明”：

这部小说借着一所公馆的线索写出了旧社会中前后两家主人的不幸的故事。不劳而获的金钱成了家庭灾祸的原因和子孙堕落的机会。富裕的寄生生活使得一个年轻人淹死在河里，使得一个阔少爷病死在监牢中，使得儿子赶走父亲、妻子不认丈夫。憩园的旧主人杨家垮了，它的新主人姚家开始走着下坡路。连那个希望“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的好心女人将来也会闷死在这个公馆里面，除非她有勇气冲出来。

我自己就是在这个公馆里出生的。我写的是真实的生活。《憩园》中的杨老三杨梦痴就是《家》里面的高克定。他的死亡是按照他真实的结局写的。有人批评我“同情主人公，怜悯他们，为他们感到愤怒，可是……没有一个主人公站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小说《憩园》中就没有一个敢于斗争的人。我的小说只是替垂死的旧社会唱挽歌。

然而这一切终于像梦魇似地过去了。我的祖国和人民，还有我的读者今天正迈着大步向无限光明的未来前进。过去痛苦的回忆和新旧社会的对比，只能加强他们前进的勇气和信心。

法国的朋友和读者倘使从这个忧郁的故事中看到我们在其中生活过的旧社会，更加理解摆脱了旧枷锁的新中国人意气昂扬的精神面貌和我们迫切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愿望和决心，热情地紧握我们伸过去的友谊的手，那么作为小说的作者，我再没有更多的要求了。

1978年5月3日。

第四病室

小引

一

巴金先生：

你大概已经忘记了我罢。可是我却记得你。去年五月下旬的某一天我在公园里跟你见过一面。由朋友张君的介绍，我和你谈过二十多分钟的话。当时我曾告诉你，我新从一家医院出来，又要到另一家医院去。你问我去治什么病，我答说割胆囊。你说，这也是一种生活经验，不妨写下来。我说，我想试一下，要是写成功，一定请你替我看一遍。你没有表示拒绝。

在医院中我真的开始写起日记来，后来却中断了。那自然是开刀后的事。不过出院后住在某父执的家中我又凭着记忆补足了它。但是我并没有敢把我这草率的“病中日记”寄给你看，一则我知道你忙，二则我不知道在桂林大火后你逃到了什么地方（我记得那天你说过你要回桂林去）。直到桂柳[1]沦陷后，我读到你的新著《憩园》时，我才知道你又回到了四川，而且还继续做你的“发掘人心”的工作。因此我想起了我那本尘封了的“病中日记”。我找出它来重读一遍，我觉得它虽然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可以供世人阅读，但是对于像你这样愿意了解人心的人，它也许有点用处。我决定把它寄给你看。不过原稿十八章字数过多，我不想多耗费你的时间，我删去其中的一部分，留存十章，算是一个整数。我没有抄下副稿。我把原稿寄给你，让你自由处置。

然而有两件事情我还得向你“添说”。我用了“添说”两字，因为那是我无法在“日记”中叙述，而又必须让你知道的。

一、到今天我还没有打听到杨大夫（杨木华大夫）的下落。我不知道她究竟到过衡阳没有。医院方面得过她去年六月二十二日到柳州的电报，但那是在衡阳被围攻了两星期之后才收到的。那便是她的最后的信息了。我问过好些从衡阳一带逃难出来的人，都答说不知道这样一个人，他们在路上没有遇见过她。

二、给朱云标母亲的信，我至今未写，因为我没有问到她的通信处。我到××坡××器材库去找过朱云标的同事、同乡和朋友。奇怪，他们都说不知道。（下略）

陆怀民1945年2月，贵阳。

二

怀民先生：

（上略）“病中日记”我决定交给书局出版。我想用《第四病室》作书名。“日记”写得不怎么好，不过跟那些拿女人身上的任何一部分来变戏法的艳字派小说相比却高明多了。在这纸张缺乏的时期中，我们多耗费一些印书纸，使色情读物的产量减少一分，让我们的兄弟子侄多得到一点新鲜空气呼吸，我们也算是报答了父母养育之恩，或者照另一些人的说法，是积了阴德了。

最近我听见一个从湘桂逃难出来的朋友说，去年八月金城江大爆炸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姓杨的女大夫非常勇敢而热心地帮忙抢救受难的人，有人说她后来受了伤，又有人说她同全家的人坐火车由柳州到金城江，列车停在站上，她一个人下车去买食物，她回来时列车被炸着火了。她紧张地奔走，帮忙抢救车上的人。可是她的亲人并没有能够救出来。她本人后来也不见了。她可能保全了性命，也可能死在连续三小时的大爆炸中。据说那个杨大夫是一个浓发大眼的豪爽小姐。

不过你可不要相信她就是杨木华大夫。因为姓杨的小姐在中国不知有多少，姓杨的女大夫自然也很多，浓发大眼的豪爽的小姐更是我们常见的了。况且我那个朋友并没有说过她的名字就是木华。他根本就不知道她的名字。

最近有个朋友从成都来，他才从××医院出来不久，他在那里遇见过一位姓杨的女大夫，也是浓发大眼的小姐，也是衡阳人，不过她的额上有块小伤疤，她的名字并不叫“木华”，她叫“再生”。可能是杨木华大夫改了名字，也可能是我的朋友见到了另一个人。

总之，我们还可以继续打听杨木华大夫的消息。

收到你的“日记”的时候（它在路上走了四个月），我一个朋友刚刚害霍乱死去，这里的卫生局长（用我们家乡的土话解释，他倒是名符其实的“卫生”局长了）还负责宣言并未发现霍乱。今天在人死了数百（至少有数百罢）而局长也居然“发现”了霍乱之后，我还看见苍蝇叮着的剖开的西瓜一块一块摆在街头摊上引诱那些流汗的下力人，停车站旁边人们大声叫卖冰糕，咖啡店中干净的桌子上，客人安闲地把一碟一碟的刨冰倾在泗瓜水杯子里，无怪乎盟国的使节也染到了虎疫。住在这里，人好像站在危崖的边缘，生命是没有一点保障的。要是我看不到你的日记印出就死去的话，请你为我谢谢我们的卫生局长，因为这是托了他的福，他间接地帮助多数平民早升天国，将来历史会感激地记载他的名字。

巴金　1945年7月，重庆。

[1]桂柳：桂林和柳州。

第一章

六月一日（星期四）

下午一点钟我搬到医院里来了。一个看护拿着一块牌子引我到三等病房去。我跟着她从登记处出来，顺着一条石板铺的路，穿过两道门，拐了三个弯，走进一个小小的院子。看护是一个高身材的少女，腿长，脚步下得急，这条路不用说是她走惯了的。我却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这天上午落过一阵雨，石板还有点滑，我不惯走这种路，何况右手还提着一大包衣物，我差一点跟不上她了。看见这个小院子，我放心地吐了一口气，我想应该是这里了。那个大房问的黑漆门上挂着“第四病室”的木牌。院子里有一丛芭蕉和十多株芍药。

看护沿着石板路走进第四病室去了。我跟在她后面。

跨进那道两寸多高的门槛以后，我得到第一个印象：到处都是床和人。正对着门有一张条桌，桌上放了一堆纸件、钢笔和墨水。我跟着看护走到条桌前面，她把我介绍给坐在那里的一位穿蓝色旗袍、烫头发的中年女人，她称她做“汪小姐”，把手里的牌子交给她，就匆匆地转身走了。

汪小姐站起来，一面看牌子，一面问我：“陆先生胆囊发炎？”我答道：“是。”她又问：“陆先生自己带铺盖来吗？”我答道：“没有。”她便解释地说：“这里铺盖少，病人多，洗得不勤，不大干净。自己带铺盖来，好一点。”我说。我以前不晓得。一我心里倒想：“住在医院里，还怕什么不干净！”

她不再问什么了，就指着右边角落里一张空床铺对我说；“床已经铺好了，就是第五床，请过去休息罢。”她微微一笑，便把头掉开了。

我抱着我的一包衣物，穿过病床中间窄小的过道，走向她指给我的那张病床。第五号，一块黑底白字的洋铁号牌挂在床头白粉墙上，不会让人看错。好几双陌生的眼睛把我一直送到第五号病床。

床上铺着白布被单，是新近洗过的，不过上面还留着一块饭碗口一般大的黄色药迹。这使我想起了汪小姐的话。床头靠着墙，左面挨近第六号病床，右边靠近第四号，不过中间各有一条过道，各隔着一个小小的方木柜，那是靠着床头白粉墙安放的。左边柜上放着两个吐痰的杯子和两把茶壶，显然是给我们两个人分用的，第六床的柜子被铁架占去了。方柜下面有门，里面分两隔，全空着，可以存放我带来的衣物。床下有一个方凳，凳上放着一把起了一点儿锈的便壶。

我不需要别人给我解释，便知道在我住院的期间，我可以自由使用的东西就只有这么一点儿。我再看脚下，这是一片阴湿、污黑，不十分平坦的土地；我又往上看，上面没有天花板，屋顶相当高，两边墙上各有两堵通气的高窗，两边木壁上各有两排可以撑起、放下的格子窗，糊窗的白皮纸破了，就不曾重糊，现在成了麻雀米往的航路。这间病房比尤大夫家的病室差得太多。不过它并没有使我失望。这是三等病房，每天只收三十元住院费，即使连伙食费连普通医药费都算在内，比起最下等的旅馆最坏的房间也便宜些。在这里住上两个月，我负担得起它的全部费用。所以我感谢尤大夫把我介绍到这个医院来。

我把衣包放在床上，打开它，拿出肥皂、牙膏、牙刷放在柜上，把脸帕挂在脸帕架上（柜子的一边钉得有一个脸帕架），把别的衣物塞在柜子里面。柜子并不大，不过我带来的东西也不多。

做了这些事情以后，我感到了一点儿疲倦。我觉得头发晕，想躺下来休息。我便脱下学生服折好，放在枕头底下，把枕头垫得高高的；我穿着绒线衫睡在被窝里，一面随意地看我的四周。那些病床，那些病人，那些陌生的面孔，那些新奇的声音渐渐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这一排一共有四张床，号码是从四到七，都是床头靠着白粉墙的。在我的脚下是第十二床，床头朝着我的脚，它的左边也有一张床，那是第十一号，每张床的右边靠近床头都有一个放东西的方木柜。

我正在这样地移动我的眼光，忽然一个不熟悉的声音从我的左面送过来。

“先生，请吃饼干。”

我惊讶地侧过头去看。说话的是第六床的病人。他伸出光光的右膀拿了一块饼干放在嘴里嚼着，胸前被单上正摊开一包饼干。他的眼光从饼干上移到我的脸上来。

“我不饿，谢谢你。”

“你不要客气啊，我是吃不完的。”

他说着，又好像在笑。他的脸带红黄色，看起来很年轻，又健康。他的五官端正，只是眉毛和眼角都往上斜，成了倒八字形，有点儿像戏子上装后的眉眼。这给他那张朴实的农民脸上涂了一点儿怒容。他的左膀高高地举起来，上面缠着绷带，从肘拐一直缠到手腕，只露出一只手，手指弯曲着，被吊在一个铁架上，这个简单的铁架就放在方木柜上面，而且是用麻绳绑牢了的。

“你的左膀？”我的眼睛望着铁架，嘴里吐出了这半句问话。

“跌伤的，骨头跌断罗，”他说着，也看了一眼自己那只跌断的手臂。

“怎么跌断的？”我又问一句。

“我跟我们库里一个同事，坐三轮卡到花溪去玩。司机真混蛋，才走了一公里，就把车子开翻了，我们两个都受了伤。我过了好半天才醒转来。一脸一身都是血。先抬到陆军医院，那个地方只有一个勤务兵照应，病人要茶要水都不方便。我住了两天。这里有病床，我就搬过来。”他一口气说了许多话。他说得慢，说的是普通话，不过带着浙江人的口音，吐字并不十分清楚。他的身子躺得笔直。说话的时候他只微微动了动右膀，脸稍稍向我这面偏了一下。

“你住院几天了？”我在他停了嘴、包好饼干的时候，问他。

“今天第七天了，进来的时候说是两个星期就可以接好的，”他说，一面把饼干放到方木柜上去。“真苦，动都不能动一下，”他解释地添上一句。他的两道浓眉皱得更紧了。

“不要紧，苦两天就会好的，”我这样安慰他。

“说不定啊。第一床那个人睡了两个月了，还没有听说要取石膏架子。我连石膏都没有上，”他指着靠门边的第一号病床说。

我朝他指的那张床看，只看见被单下面耸起一堆东西，我看不清楚那个平睡在枕上的头。

“他是接腿骨罢？”我又问。

“是给机器打断的。你隔壁第四床是割盲肠的。”

我听见他这样说，便把脸掉向右边去看第四床的病人。那里没有枕头，一张灰白色的脸平平地放在垫被上。眼睛半睁开，嘴唇没有血色，急促地吐着气。

“他病得厉害罢？”我仍旧把头偏回左边，耽心地问道。我很紧张，我有点害怕，我也是来开刀的，而且是动大手术。

“这倒不要紧，过两天就好的，比不得我们。请问你贵姓？”

“我姓陆。”

“我叫朱云标，”我并没有问他的姓名，他自己说了出来。其实他不说我也会知道。我无意间看了他的号牌一眼：床号下面就贴着他的住院单。他是上月二十六日入院的。“我在××器材库当库员。”

这时我忽然闻到一阵小便臭，不觉自语道：“哪儿来的臭气？”

“老郑来倒小便壶啊，”第六床接着说。

我不知道老郑是谁，但是我看见一个工友提了一只铅桶朝着我们这面走来。他把桶放在第四床床脚边，却去拿了第六床、第七床的便壶来，把小便倾在桶里。我听见一阵溅水声，正要拿手帕蒙鼻孔，一股带大蒜气的尿臭已经扑到鼻孔里来了。工友把便壶放回到原处，又去把铅桶提到第七床床脚放着。又是一阵暴雨声和一阵臭。工友放回便壶以后，我看见第六床伸了右手到床下面去摸凳子。他的手只能挨到凳子的一只角。无论如何他拿不到便壶。

“哎呀，又是这样乱放！”第六床皱紧浓眉自语道。接着他大声唤道：“老郑！老郑！”

老郑已经到第九床那里去了，他回过头板起脸孔问道：“什么事？”

“小便壶我拿不到呀！”第六床着急地说。

“拿不到，你讲话客气点。说个‘请’字，又不是花钱的事。我们也是人啊！”老郑说；他那张四方脸仍然是死板板的，不说肉，连颊上挨近鼻梁地方的几颗麻子也不肯动一下。他也是浓眉，厚嘴唇，不过鼻子却是塌的，眼白上牵了几根红丝。

“总是这样凶，我才只说了一句话，”第六床诉苦般地自语道。

老郑走过来，嘴里叽咕着，伸手把第六床床下的凳子拉了一半到外面，他又拿起便壶用力在凳上一放，一面说：“现在该拿得到罗。你屙罢，你屙罢，”他并不正眼看这个病人，就气冲冲地走了。接着倒尿的声音又响起来。

这个工友为什么这么大的脾气？我感到一点儿不平，又觉得有点儿奇怪，暗暗想道。可是第六床却不作声了。

我也不想讲话。我有一点儿睡意，就微微闭上了眼睛。

我迷迷糊糊地过了一会儿，这中间我好像听见隔壁第四床病人的呕吐声，但是我也并不注意。

“试表，试表！”少女的声音在我旁边唤着。我睁开眼睛。一个矮胖的看护小姐站在我的床前，她递给我一支温度表，说：“好好地衔在嘴里。”我点点头。我把它放在口里，我想笑，想说：“难道这个我都不知道！”我又听见她在说：“把手伸出来！”便把左手伸给她让她去数脉搏。她默默地用铅笔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了两三个字就走了。我听见她又在唤第四床：“试表！试表！”那个割了盲肠的病人发出两声痛苦的呻吟。

“你还难过吗？”少女的声音问道。

病人含糊地答应了一句，我听不出他在说什么。

“你要喝水，是不是？”她柔声再问。

病人短短地应了一声。

“我拿给你喝好罗。”她拿起方木柜上的茶壶，俯下身去，把壶嘴放到病人的口边，让水慢慢流进病人的嘴里。

“够罗。等一会儿再喝罢，”她像在吩咐小孩似地说。我看那个病人，他的嘴边有一圈短短的胡子，额上有好几条皱纹。他至少比她大十几岁。在他面前她却露出那样的大人气，她其实不过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

“胡小姐！胡小姐！”第九床的病人在唤她。

“哪样？”她抬起头问道。

“你今天进城罢？”

“我今天不进城。方小姐进城。你要买哪样？”胡小姐微笑道。她的脸型像一个“日”字，是扁圆的。

“方小姐是那个身材高高、脸长长的罢？”第三床的病人坐起来说。他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颧骨略高，牙齿稍稍突出，头发剪得带了点滑稽相。

“那是袁小姐，人家脸并不长啊。方小姐就是那个举止呆呆板板、不大爱笑的，不过人却是很好的。试表！”她说着，就走到第三床跟前，把表递给那个病人。

“说好，我看这个医院里就只有你胡小姐好，没有哪个比得上！”第三床带笑说，他并不把温度表放进口里去。

“不要乱说啊。医院里有四个病室，你没有见过的护士多得很！”胡小姐笑答道。她又催他一声：“快试表，不要拿着玩！”她一面在数他的脉搏。

“我又没有发烧，天天试温度干什么！”第三床毫不在乎地说。

“那不管。你只要住院一天，不管病好没有好，就得试温度，验脉搏，”胡小姐说完，就向第二床走去，不再理那个多话的病人了。

我口里还衔着一支温度表，她不来拿去。我不能忍耐，只想取出来让自己先看一下。我果然取出来了。可是我把它横着拿在手里，始终看不出水银升到多高，我看了一会儿，还是不知道我的温度多少。

胡小姐来了。“不要自己拿出来乱看，”她责备地说，就把温度表从我的手里抢了去。我问她：“发烧吗？”

“有一点点，不要紧，”她答道，便匆匆走开了。

第四床的病人忽然哇地一声吐起来。我听见第三床在喊：“胡小姐，快来，第四床吐了。”

“不要紧，他是要吐的，”胡小姐回过头来朝第四床望了一眼，简单地答道。她继续向着病室里那张唯一的条桌走去。那是她们护士办公的地方。条桌后面还有一块略带方形的空地。正面壁上开了一堵大窗，两边各放着一个放药品和用具的带柜子的橱。

第四床止了吐，歇了一两分钟，却含糊地叫起来，声音不大，我只听见“小姐”两个字。我不知道他要什么。我看他，他的脸色黄得真难看，嘴唇痛苦地微微动着。

“胡小姐，胡小姐，第四床在叫你！”第三床大声说。

胡小姐正站在条桌前和护士长汪小姐讲话，就掉转头问了他一句：“哪样？”

“他请你过来有事情，”第三床带笑说。

胡小姐迟疑一下，还是走过来了。她一直走到第四床床前，埋下头声音温和地问那个病人：“你要哪样？是不是要喝水？”

病人诉苦地说了一句话，声音还是不清楚，不过我听懂了他的意思：他心里难过，要睡枕头。

“不行，你打过麻药针，不好睡枕头。今天故意把你枕头拿走的。再难过你也得熬过今天，一天熬过就好罗，”胡小姐摇摇头说。

病人应了一声就不再响了。我却开始想着：他还是半身麻醉就这样难受。我将来开刀的时候要全部麻醉。那怎么受得了！这样一想，我真有点儿害怕了。我掉过脸不敢再看他。我勉强闭上眼睛，想睡一会儿。

“老郑！老郑！你去给我叫碗大卤面来！”我听见一个好像熟悉的声音在大声说。我睁开眼睛，看见老郑端了一个木盘盛着几个浅口的土饭碗，他走到第四床跟前，放了一个碗在方木柜上，说：“你自己会吃吗？流质。”病人哼了一声。老郑也不去管他在说什么，就转过身向第三床问道：“苏先生，你喊肉丝面？”

“大卤面，快点儿去，我饿得受不住了！”第三床露出一排黄牙齿带笑说。

“好的，”老郑答应一声，他又向第七床走去。他留下一个碗给那个病人。

“老郑，老郑！”又是第六床的叫唤声。老郑回过头厌恶地朝第六床看了一眼，连哼也不哼一声。

“我要买鸡蛋，”第六床似乎还没有感觉到这种恨意，他只顾自己说，他的右手正伸在枕头下面摸他的钞票。

“刚才走到你面前，你连屁也不放一个。走过了你倒要买东西罗，我又不是你公馆里的听差，”老郑咕噜着。他并不理睬第六床，却端着木盘，从第八床床脚边的过道，走到对面那一部分去了。

老郑去远了。第六床的右手抓着几张钞票，压在铺盖上。他呆了似地望着老郑的背影，半晌才吐出一声“啊哟！”接着是一声叹息！他的眉毛和眼睛显得更朝上竖了。“何必这样欺负人！”他用了一种古怪的声音轻轻地说。我害怕多看他这样的神气。

“他们那种人只晓得要钱，你给他一点钱，他就不会这样，”一个陌生的声音接嘴说，说话的人坐在第八号病床上。一块白布（也许是一方手帕）从他的下巴一直束到前额，在发际打了一个蝴蝶似的小结，那两只小翅膀高高地翘着。这样一来，他的脸显得丰满多了。他穿着一件灰布棉背心和一件白布衬衫。

“给钱也要到出院的时候，这里又不是旅馆客栈，”第六床咕噜地说。

“现在不比从前了，生活这样高，天天在涨，哪个人不要钱！”第八床的病人接嘴说。第八床和第三床排在一根直线上（在我的眼睛看来，它们算是横放的），中间还留了一大块空地位，两张直放的病床占据了这个地位的一大半，那就是第十一床和十二床。十一床床头靠近第九床的床脚，十二床的床头挨近第二床的脚。

“老沈，你又在讲什么？讲个笑话罢？”第三床带笑打岔道。

“现在不好讲笑话，小姐要干涉的，”第八床答道。“我在讲医院。就说住院罢，从前在南京、上海，只要搬进医院，你身上不用带一毛钱。现在连胶布都要自己去买来。没有胶布你休想换药。再说：你缴了一笔住院费，不到你出院，过两天钱扣得差不多了，入院处的彭先生就会跑来像讨债一样逼着你要钱。简直跟客栈一样……”

“少讲点话好不好。你们病轻的人不在乎，人家现在要休息。第四床今天才开过刀，”胡小姐突然走过来抱怨似地插嘴说，不过她的脸上并没有恼怒的表情。

“好，老沈，不要讲了。免得惹起胡小姐生气，”第三床带笑地说。

“今天让胡小姐刮了胡子罗，”第八床笑答道。他又转向胡小姐半开玩笑地说：“胡小姐，好，你怎么也学起袁小姐那个样子来！你本来是个好人。”

“你快不要乱说。人家袁小姐也是好人，”胡小姐的胖脸上绽出了一丝笑意。

“是，我晓得。这里的小姐都是好人，没有一个不好的，”第八床说着，自己忍不住先笑了。

“好，好，请你不要讲了。等会儿大夫来碰见，又要怪我们护士不负责，”胡小姐微微皱起眉毛说。她说完便掉头走开了。

第八床做了一个鬼脸，这是对着第三床做的。他不再作声了。第三床也躺下去，用铺盖蒙着头睡了。

但是屋子里并不是清静的。别的病人在讲话。后来胡小姐也在同汪小姐谈话。一个穿红绒线衫的护士从外面进来，在条桌前立了两分钟，又匆匆地走出去了。接着一个短小精悍的护士走进来。她站在药橱前面取什么东西。

大夫进来了，来的不止一个，有男有女，穿着一样的白色工作衣。前面一个就是给我看病的冯大夫。我第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应该来看我的病了。”这样想着，我感到一点安慰，同时又有一点兴奋。

冯大夫和别的大夫们围着条桌站了一会儿，他们在谈话，在看病历表，在写字。我的好奇的眼光只能探索到这一点。但是冯大夫和一个女大夫向着我走来了。女大夫的手里还捧着一个放了好些药瓶的长方形匣子。她比冯大夫矮一个头，身子却比他宽。浓发，大眼，厚嘴唇，特别引人注目。他们立在我的病床的两边。冯大夫张开他那仿佛用墨笔绘上了两撇八字胡的薄嘴唇，和蔼地笑问道：“你今天进来的？”

“是。”我点点头，过后又急切地问他：“明天就可以开刀吗？”

冯大夫不回答，却反问我：“你不觉得什么痛苦罢？”

“不，”我不加思索地回答。

“后天给你照X光相，”冯大夫看了看病历表，说。

“照了X光就可以开刀吗？”我又问。

“不一定。看了相片再说，”冯大夫答道。他揭起我的铺盖：“让我看一下。”

他已经在门诊室里看过了。但是他说还要看，而且旁边有一位年轻女大夫（她至多不过二十五六岁），我有点不好意思当着她的面露出我的肚皮。不过我不能不听从大夫的命令。我终于把穿在身上的衣服（绒线衣、衬衫、汗衣）向上挽起来。他俯下头，摸摸，敲敲，听听，然后叫我盖上被。他用英语和女大夫讲了几句话。她也用英语回答。我不明白他们讲些什么，我只听懂几个单字，却连不起来。

女大夫开始向我问话。她问得详细，从我的父母和家庭状况，我的职业，以及个人嗜好都问到了。她问一句，我答一句。她说话快，只见嘴在动（因为我这些时候一直在偷偷地看她的嘴唇），好像在背书似的。我觉得有许多问话和我的病完全没有关系（后来我听见每个大夫对新入院的病人都问着这样的一套话）。冯大夫在她问话的中间走开了。

“现在我给你取血来验，不要害怕，不会痛的，”她说着就转过身向着方木柜，在她那个木匣子里取什么东西。“你朝右边偏一下，”我听见她这样吩咐。我顺从了。我的左耳被针扎了一下。并不怎么痛。我继续把右边脸颊压在枕上。过了片刻，我觉得她用棉花在我的左耳上揉擦了一下。我想应该没有事了。果然她捧着木匣子，沿着十一床旁边的过道走向条桌去了。

“这个女大夫姓什么？”我转过脸去问第六床。

“我不知道，”第六床摇头回答。

“她吗？姓杨，杨大夫，”第八床插嘴说。

“姓杨，杨大夫，”我跟着在心里念了一遍。我喜欢看她那亲切、豪爽的面貌。

“你怎样？有什么不舒服？”一个温和的声音在我的右面响起来。是谁在问？难道又来一个大夫给我诊病？我又把脸掉向右边。

一个瘦小的大夫背向着我，正在向第四床问话。

“我心里难过得很，”病人回答。

“那是麻药的关系，开刀地方痛不痛？”大夫又问。

“有一点点。我不想吃东西。”吐字比先前清楚，声音还是微弱无力。

“这不要紧。你这两天不能乱吃东西，只能喝点水，吃点流质。”

“我没有枕头睡不好。只想吐。我想睡枕头。”

“今天不行。明天就给你睡枕头。你要是忍不住，请小姐给你打一针；要是晚上还睡不着，你请小姐给你吃点睡药，等一会儿我关照小姐一声。”

病人听见大夫这番话，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大夫走了。病人又发出两三声短短的呻吟。

过了一阵，其实时间相当长久，不过我并没有计算时间（我的表停了）。我还以为这不过是一会儿的工夫。在这中间我有时候闭上眼睛养神，有时候又睁开眼，向各处看看，有时候又和第六床的病人说一两句话。我不再觉得身上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我看见一个年轻人从门外走进来。深灰色的衣服上粘着油腻，腰间系了一条围裙，袖子挽起来。我一看便知道他是饭馆的堂倌。他来这儿做什么？我想道。

“老许，我叫的面为什么不端来？我等了两点钟了，”第三床大声说。“岂有此理！”

“我实在没有空，老郑又没有说清楚，不知道是你叫的，”老许走过来，陪笑地向第三床解释道。“我就去给你端来，好不好？”

“现在不要了，要吃饭了。给我炒个菜罢，炒猪肝，”第三床说。

“老许，老许！”好像四面八方都在叫他。这个年轻的堂倌一面应着，一面转动脸向各处点头。他又走到第八床那里。

“炒什么菜？”他带笑问第八床。

“炒一盘蛋，”第八床回答。

“老高，老高！”一个沙哑的粗声在喊。这声音是从第十一床发出来的。这个病人枕头下垫着靠背，我只能看见他的头，而且这只是一个头顶。头发剪得很短，我看不见他的面貌，却可以猜想到，这个人有一张圆圆脸和一个结实的身体。

我不知道谁是老高。老许还在同第八床讲话。

“老高！老高！”第十一床继续在喊。声音里似乎含得有愤怒和焦急。

“他不是老高。老高没有来。他是老许，”第八床带笑地接嘴说。

“老许！老许！”第十一床立刻接着叫起来。

“你要炒菜吗？”老许掉转身，微微埋下头问道。

“我要一碗炸酱面，要快！”沙哑的粗声说。

“好，回头我给你送来，”老许答应着。

“老许，给我炒盘榨菜肉丝！”第九床抬起头来说。我看见他一只手按住左眼，眼睛上垫着一叠纱布。他和第十一床一样，头也是剪得光光的。他穿着医院里发给病人穿的宽大的白布短衣。

“好，明天早晨还要小笼包饺吗？”老许堆着一脸笑说。

“当然要，”第九床答道。他接着又叮嘱一句：“菜要早点送来，不要等到饭都冷罗！”

“不会的，”老许答道。这时候在对面一角的病床中间有好几个人不耐烦地接连喊“老许”，老许大声应着，匆匆地走过去了。

“真没有办法，简直把这里弄成菜馆了。叫他不要送菜进来，他总不肯听，”汪小姐大声抱怨道，她这时候正站在条桌前面同那个短小精悍的小姐讲话。

“你不准他送菜进来，那么我们从哪里得到营养？大夫天天叫我们吃好东西，医院又不给我们吃。自己出钱买，你们又不准。哪有这种道理！”第八床咕噜地说，他的声音不高，不会给汪小姐听见。

“老郑，老郑！”第十一床忽然粗声叫起来。

没有人理他。他一直叫下去。

“哪样？”汪小姐立在原处，抬起头，问道。

第十一床不回答。只是叫着：“老郑，”这是痛苦的声音。

那个短小精悍的小姐挺着她那还未发育完全的胸部走到第十一床床前，问他：“十一床，你要哪样？”

他含糊地吐出三个字。我听不清楚。我只听见那位小姐加重语气再问一句。

病人的回答仍旧是含糊不清楚的，不过声音倒更像是痛苦的呻吟了。

“刘小姐，他要大便盆，”第九床取下了左眼上的纱布，坐直身子，解释道。

“好的，我给你喊老郑来，”刘小姐说着便挺直身子端起肩头走开了。

我听见她在外面喊老郑，大约叫了四五声。她应该走远了。过了几分钟，她又从外面走进来。她走到第十一床那里，温和地对他说；“老郑不在。他就回来。你等一下。”

“我不能等，喊他快点来！”病人近乎粗暴地说。

“给你说，老郑不在，只好等他回来，”刘小姐板起面孔说。

第十一床不作声了。可是等到刘小姐走开了，他却开始低声呻吟起来。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罢，第十一床又大声在叫“老郑”。

“十一床，你不要吵。老郑不在，你吵也没有用。人家病重的要休息，要静养，你懂得规矩的，”汪小姐仍旧站在原处，只是把眼光射过来，她带着教训的口气说。

“小姐啊！快，快！大便盆，快拿来！小姐，做做好事啊！老郑！”第十一床仿佛没有听见她的话似的，又叫起来，而且声音更痛苦了。

“给你说等老郑回来就拿来。你喊我又有什么用！”汪小姐不耐烦地说。

“老郑也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一个病室里二十四张病床，从没有空过。这么多的病人，靠他招呼，他倒躲起来不做事！”刘小姐接下去抱怨道。

“小姐啊，做做好事啊！做做好事啊！”第十一床继续大声呻吟道。

“给你说，叫你不要吵，别人要静养！”刘小姐走过来干涉道。

“你也奇怪。你要大便，喊小姐干什么。小姐们又不是给你拿大便盆的，”第八床的老沈笑嘻嘻地插嘴对第十一床说，他高兴自己又抓到跟小姐们开玩笑的机会了。

刘小姐不再作声。她用责备的眼光瞅了第八床一眼，又回到条桌那面去了。

“其实小姐们拿回把大便盆，又有什么不可以！既然是来看护病人，还摆什么臭架子！”第九床不以为然地自语道。他躺下来，侧着身子，闭上眼睛睡了。

第十一床的呻吟声还没有停止。我看见他忽然伸起右膀来，挥动一下，又放下去了。这是一只带红色的光膀子，非常结实，肌肉就像要蹦出来似的。

“好罗，老郑来罗，”胡小姐松口气地说。老郑从容地走进病室来，手里提着一把铜开水壶。

“老郑，十一床要大便盆，”胡小姐说。

“等我先冲了开水，”老郑短短地答道，脸上的表情并不曾起一点变化，或者可以说他的脸上根本就没有表情，好像他的脸是用纸糊起来似的。他说了，便走到第一床的方木柜前面拿起壶冲开水。

胡小姐不说话了。刘小姐低声骂了一句：“岂有此理！”可是第十一床这个病人看见了老郑，又大声叫起来：“老郑，大便盆，快点啦，快点啦！”

老郑只管冲他的开水，并不去理睬第十一床。他默默地走过第二床，第三床，第四床……一壶冲满了又是一壶。老郑走到第七床前面了。第十一床的呻唤声始终没有停止，不过声音轻了些。忽然他动了一下头，好像他想转过脸来看老郑，我看见他的半边脸，但这只是短短的一瞥！黑红色的、结实的圆圆脸。他的头立刻又放平了。他气咻咻地叫着：“快点啦！快点啦！”

我的心被这叫声搅得非常难过。我用手蒙住两耳，用被蒙着头，但是并没有用。我更加不舒服。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催促老郑把大便盆拿来呢？为什么医院里容许这种恶意的作弄？我想说话，我的喉咙发痒了。我咳了一声嗽。

但是第九床占了先。那个光头的年轻人一翻身坐起来。他睁大他那双小眼睛瞪着老郑，用带怒的声音说：“老郑，你就把大便盆给他拿来罢。让他这样吵下去有什么好处！吵得大家都不安宁。”

老郑立刻掉转身，走了两步，对着第十一床气愤地说：“不要喊罗，我就去给你拿来！”他把开水壶放在地上，踏着大步往外面走了。

“这种人只晓得要钱！你有钱给他，你就是他的祖宗！没有钱你就是他的孙子！”第九床对着老郑的背影厌恶地骂道。

这次并不要等多大一会儿工夫，大便盆拿来了。老郑把它往第十一床的床沿上一放，大声说：“好罗，好罗，你屙罢。不要吵罗。草纸在哪儿？你有草纸吗？拿出来。”

第十一床含糊地说了一句话。

“我不晓得，”老郑摇头说。他揭起被单（铺盖刚才落到床脚了），把那个扁而长的洋磁盆塞到病人的身子下面去，过后又大声吩咐：“你屙好，不要又吵，我自家会来拿。病房里二十几个病人，我又不是专伺候你一个人的。”他说了便去拿起水壶继续冲开水。

第十一床不再呻吟叫嚷了，病房里顿时显得清静多了。我也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我疲倦地闭上我的眼睛，我愿意享受这片刻的休息。

“不吵了，现在该舒服了，”一个人开玩笑地说，我不用睁开眼睛，便知道这句话是第八床说的。我仿佛看见了他那对滚圆的黑眼睛骨碌骨碌地转动。

“这都是老郑害人，可以说是恶作剧，”另一个人带笑地接嘴说。我听声音就知道说话的人是第三床那个姓苏的。

我没有睡，我也不想什么。但是我仍旧闭着眼睛。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一个陌生的浙江口音在旁边讲话，我把眼睛微微睁开，朝第六床看。一个司机打扮的中年人站在第六床的右边，眼光定在那个病人的脸上。我又闭上了眼。

可是这两个朋友的谈话（不用说，他一定是第六床朱云标的朋友）仍旧断断续续地送进我的耳里来。虽然我并不注意地听他们，但是谈话的内容却被我抓住了，被我这爱管闲事的心抓住了。这个朋友是“独汽二营”[1]的一个司机，就要开车到××地方去。他来告别，并且劝病人安心养伤，不要着急。

“医官原说过两个星期包接好，到现在还没有上石膏，都是骗人的话，”第六床烦躁地说。

“治病有快有慢，哪里说得准！医官不会害你的。这个医院不敲竹杠，医官也有名，病该几天好，就不好早一天出院。你请准了假，多住一两个星期也不要紧……”

这次第六床又来打岔了；“你不晓得这个地方真气闷啊！我只想早一天回到库里去。不过我又害怕会成残废。”他停了停，又说：“我前年正月底出来，我娘总不放心，她不肯给我走。我一定要走，就走罗。如果我成了残废，我这辈子就没脸见我娘啊。我想起，就有点懊悔……”

我睁开了眼睛。

“你哪里会成残废？这个医院外科主任黄医官很出名，他不知道接好了多少断骨头！我们营里好几个弟兄，都是他治好的。”

“我运气太不好，我不是黄医官看的。是林医官，福建人，他讲话我听不大明白。他脾气不好。多问两句话，他就不高兴。我看他治不好我的病，”第六床皱紧眉头说。

“你不要乱想！这点小伤哪里会治不好！”那个朋友说。

“开饭啦！老许怎么还不把菜送来！”第八床忽然大声说。

“他等一阵再不送来，我们吃完饭就不要罗。我们要他端回去！”第九床笑着说。

“你好好养病。不要着急。我回去了。我后天出发，明天再来看你。你要不要买东西？”第六床的朋友稍稍向外移动一下，对着病人温和地问道。

“我不要……”病人摇摇头回答，但是马上又改变了口气说：“你带点大蒜头来。”

“好，我走了，”朋友再说一句，就向外走了。

第六床挺直地躺在床上。我想说一两句话安慰他。我把眼光射到他的脸上去。他板着脸，两只大眼角各缀了一颗眼泪。我不敢出声了。

一个工友模样的人两手端着木盘过来，盘里盛着六碗饭，有干的，有稀的。他走到第六床前面，问道：“要干饭吗稀饭？”（这时盘里只剩下三碗了。）

“干饭，”第六床答道。工友把饭碗放在床沿上。“再要一碗，”他又说，工友再放一碗干饭在床沿上。第六床动动头，又说：“你把我柜子下面那块木板拿出来。”

工友不作声，却把木盘放在第六床的被单上，弯下身子去拿起木板递给第六床。他端着那碗稀饭问我：“要稀饭吗？”

“好，给我，”我坐起来接过碗。碗里有调羹，我就捧着碗，尝了两调羹白稀饭。我望望第六床。他已经把木板放在胸前，两碗饭都摆在木板上。他伸出赤裸的右膀，正用调羹在搅拌一个碗里的干饭。两只眼睛注意地盯着饭碗。

“就吃白饭吗？还有没有菜？”我侧着脸问他。他好像没有听见。他不理我。

但是我的疑问已经得到解答了。老郑端了菜来，是一样地用浅口的土饭碗盛着，放在木盘里端来的。第九床不要，第八床也不要。第六床要了，我也要了一碗。是豆芽，做法：干煮或干炒，都说得通；还放得有一点儿盐，有味道。但是我没有吃，只喝了一碗白稀饭。第六床却吃光了整碗黄豆芽，并且吃了两碗干饭。

我再看别的病人。第八床在等着外面的炒菜。第十一床却大声叫着：“老郑，小姐，添饭！”

“十一床饭量倒很好，每顿至少吃两碗干饭，”第九床在和第八床谈闲话，他刚把眼光从第十一床那里收回来，好奇地说。

“他没有内病，当然吃得，”第八床答道。

“我看他的内病厉害。你不觉得，他现在有点神志不清，他总是不肯喝水，”第九床说。

“不过他不像来的时候那样喊痛罗。他刚来的那两天才怕人，”第八床说。“我从没有见过烧得这样凶的人！”

“你还怕他不叫痛。等一阵大夫来给他打盐水针，就够你听的！”第九床笑了。

“吃饭罢。老许的菜不会来罗，再等下去，连饭甑子都端起走罗，”第八床提议道，他就走下床来，一面还说：“我给你带碗饭来。我还有酱菜。”

“老许真拆烂污！等一阵他送菜来，我一定要他拿回去！”第九床气愤地说。

第八床添了两碗饭来，递了一碗给第九床。他又从方木柜里拿出一个罐子，放在第九床的柜上，打开来，两人共吃着。

他们吃完饭不久，工友们把碗筷调羹和饭甑全收走了。他们正在大声讨论老许究竟会不会送菜来的问题。仿佛叫过菜的人都参加了这个讨论，连对面那一个角里也有人发言响应。于是老许进来了。他也端着一个木盘。他跨进门槛，就听见一些人说：“不要罗。饭都吃过罗。拿回去。”

他似信似疑地向各处望了望。他朝着第九床（或第十一床）走来。他摆出一副客气的笑脸。

“真的吃过罗。你不信，到厨房去问问看。哪个叫你不早送来！我还特地嘱咐你过，”第九床带着幸灾乐祸的神情说（他还露出一种报复的满足）。我觉得他这时的面貌正像一个小孩玩了恶作剧以后的得意的面容。他想笑又故意忍住笑。

“拿回去。下次你再这样，我们就不照顾你罗！外头馆子又不止你们一家！难道我们一定要吃你们的菜！”第三床插进来大声责备道。

“我实在忙不过来，老板又不肯多请人，请你们原谅，”老许赔笑道。

“原谅不原谅，另是一个问题。饭吃完罗，只好请你把菜给老板送回去。我们不能光吃菜啊，”第九床得意地笑着说。他的眼睛快要眯成一条缝了。

老许还没有答话。第十一床忽然呻吟般地叫起来：“老许，面！我的炸酱面端来没有？”

“来罗，来罗，”老许连忙答道，他那张带着呆板的窘相的脸上现出了一丝笑意。他走到第十一床的床头，在方木柜上放下面碗，揭开那个盖在碗上的碟子，然后把插在围裙间的筷子取出一双来，递在那只伸出来的黑红色的手里。

“你扶我，扶我一下，”第十一床吃力地说。我看见老许放下木盘，身子俯在床头。病人发出断续的两三声呻吟（声音并不大），最后老许抬起头来说：“好啦罢？”病人含糊地哼了一声。我又看见老许把面碗递给他。他不再出声了。不过他吃面的声音很响，我想他吃面一定费力。

老许端着木盘走出去了。第九床满意地笑起来，说：“今天老许回去一定要挨老板一顿骂。这不怪我们，哪个叫他拆烂污！”

“你莫忙得意。这几样菜他明天会照样给我们送来！你想他们那种人还有好心肠吗！”第三床安闲地坐在床上，两只腿在被单下面屈着，膝头抬得高高的。他正拍着右膝盖在哼京戏，听见第九床的话，便接嘴说。

“不怕他，不怕他。我们记住明天不吃那几样菜，我们明天另外叫几样菜。他就没有办法罗，”第八床说着，做了一个滑稽的笑脸。

“好，我们明天早晨不吃炒猪肝，炒鸡蛋，榨菜肉丝……”第九床说到这里，又得意地“嘻嘻”笑了。

“对，我们大家记住，不上他的当，”第三床接下去说。他也蒙住嘴在笑。

我觉得奇怪：几个病人会为着这么一件小事情笑得像快活的孩子一样。可是他们谈得很高兴，而且反复地谈论着，一直谈到一位年轻的大夫走近第十一床来的时候。

“怎么样？今天吃糖没有？喝了几壶水？”大夫望着第十一床发问道。

“喝了，”第十一床答道。他又提高声音着急地说：“我今天喝过水啊，不要打针啦。”

“又要打盐水针罗，”第八床伸出半截舌头偷偷地笑道。

“好，今天只打三瓶。你忍一下就过去了，”这个长长脸、面貌和善的大夫温和地说。

“我不要打啦，我不要打啦！”第十一床摇摆着头号哭似地说。

可是汪小姐搬了一个木架子来（我忽然想到它跟衣架相像，以前就放在药橱旁边，我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放在第十一床的床脚边，架子上挂着一个大口的玻璃瓶，有一根橡皮管通下来，这根橡皮管在中途又分成了两股，每股头上各套了一根针。两根针都放在玻璃瓶里，瓶口用一方纱布盖着，瓶内已经有了一点儿盐水。胡小姐拿了三瓶盐水来，放在方木柜上。汪小姐揭开纱布取出针，递给胡小姐，她把三瓶盐水都倒在玻璃瓶里。大夫俯下头去揭开被单的下半幅。我听见他说：“怎么大便盆都还没有拿走！”

“老郑也太没有道理。好久了，还不给人家把大便盆拿开！”胡小姐接嘴说。

“给他拿开罢，”大夫说。接着他又说一句：“还是空的！”

“我屙不出来呀！”病人痛苦地粗声说。

“哪个叫你不多喝水！给你说你这样是不行的。听见没有？你要把壶里的水喝于，大便就会通的，”胡小姐像责备孩子似地说。

“我给你说，你以后要听大夫的话，不然我下次起码给你打十瓶，”大夫说。

“张大夫，我不打啦！我不打啦！”

但是两根针都插好了。他们已经盖好他的被单。汪小姐把架上挂的玻璃瓶弄正，便走开了。她走路很慢，而且身子扭着，她好像缠过脚似的。张大夫在跟胡小姐低声谈话。病人睡了似地不出声。瓶里的盐水逐渐在减少，它走得相当快。

“我不打啦！我不打啦！”第十一床忽然痛苦地叫起来，他的床动了一下。

“不要动！还有两瓶，打完就不打了，”胡小姐说，她又拿一瓶盐水往架上那个大瓶里面倒。

“做做好事呀！小姐，我不打啦！我不打啦！”病人继续叫嚷着。他又动一下。大夫连忙按住他的大腿，带点儿威胁地警告道：

“不许动，就要打完了。万一把针弄断在里面，那就只有开刀，更够你痛了。”

“我不打啦，我不打啦！张大夫，做做好事呀！”

“不要打？我问你还要命不要？你没有钱买药，叫你吃糖你不肯吃，叫你喝水你又不喝。你们公司里也不给你送钱来。这两天给你打的葡萄糖针还是我想法给你捐来的。盐水是医院里做的，也不要你花钱。你还不打！要救你的命我也算想尽办法了，”张大夫发牢骚地说。

病人这次用一声短促的呻吟来回答。他应该听懂了大夫的话。

胡小姐把最后一瓶盐水倒在大瓶里，回来把空瓶仍旧放在方木柜上。她用怜悯的眼光（我想应该是怜悯的眼光）望着病人，顺着张大夫的口气接下去说：“等你的朋友下回来看你，你要跟他们说清楚，要他们去向你们公司办交涉，要公司负担你全部医药费，不然你的病怎么好得了！你是替公司做事烧坏了的，论情理，凭良心，他们都应该出钱把你医好。你懂不懂我的话？”

“懂！”只有一个字的回答。

“你懂就好罗。那么以后打针你就不要叫啊，”胡小姐说。

“他懂又有什么用？他住院一个多星期，就只有一个人来看过他一回，还不晓得是不是他的朋友，”第九床插嘴说。他做出一种好像什么事情都知道的样子。他的话刚说完，第十一床又大声呻吟起来。

“我不打啦！我不打啦！做做好事啦！”

“好啦！好啦！马上就打完了。你还吵什么！”张大夫略带厌烦地说，他轻声吩咐胡小姐几句话，便离开第十一床，向我这面走来。他走到第七床那里，对那个沉默的病人说了几句话。那个病人一直是静静地躺着，我没有看见他的脸，也不曾听见他的声音。我也听不见他回答大夫的问话。我不知道他害的什么病，但是我想，我明天就会知道的。

张大夫从第七床走到我跟前来。他对我微微一笑。我记起来了，那天在门诊室我见过他一面，不过他并没有给我诊病。他的年纪不会超过三十，一对眼睛特别小，眉毛也不浓，头发并未加意梳理，稀得可以看见头顶了。但是这些并没有使他的脸显得难看。而且我觉得他的微笑是带着善意的。

“冯大夫来给你看过了？”他问道。

“是的。他说还不能开刀，”我急切地盼望这句话会使他给我一个较确定、较详细的解答。可是他只是笑着说：

“你何必着急，治病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我自然希望能早点儿治好病。住院太久，我负担不起。”

“不会太久的，至多两礼拜，你放心罢。你在哪里办公？”

“我现在赋闲。”

他沉吟片刻，又说：“不过住院费数目很小，连伙食一天也只有五十五元。”他和善地笑了笑。

杨大夫进来了，她也到我的床前来。她不说话，含笑地望着我和张大夫，她好像是来找张大夫谈话的。

“不过额外添菜的钱恐怕是一笔大数目，我看三等伙食对病人不大相宜。况且我的住院费还是借贷来的。”我说的是真话。我在“入院处”预缴的款子还是向两个朋友借来的。

“你缴了多少入院费？两三千罢？”他问。

“我缴了八千。”

“太多了，你用不着缴那么多，”杨大夫插嘴说。

“不过将来可以退还给他的，”张大夫含笑地对她说。

“冯大夫说，开刀的时候还要人输血。买四百西西血，大约要花五千元。所以我多缴一点儿，”我回答。

“哦，”杨大夫点了点头。张大夫注意地把我看了三四分钟（我随便估计的时间），过后便说：“要是你经济有问题，我可以找院长商量免去你的住院费。”

我看他一眼，那张脸上还留着微笑的痕迹，始终是和善的面貌。我感谢他好心的帮助，即使这只是一句空话，我也愿意感谢他，因为我看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我说：“那么，请你帮忙。”杨大夫用英语跟他讲了几句话。

“你好好养息罢。你只管放心治病。”他说着，便同杨大夫转过身走了。他们走去看第四床。杨大夫没有再说话，但是我觉得她像一个长姊似地对我笑了笑。

“你现在还难过吗？”张大夫问那个病人。

第四床点点头，哼了一声，无力地翻了翻眼睛望望他。

“不要怕，到明天就会好多了。你不要乱动啊，要好好睡，”张大夫像对孩子说话似地嘱咐道。

病人唯唯地应着，他又翻了翻眼睛，把后脑袋在垫干草的被单上用力擦了两下，过后又垂下了眼皮。

“张大夫！张大夫！”第三床唤道。

“什么事？你快出院了罢？”张大夫抬起头问道。

“廖大夫今天上午说要我出院。我实在没有办法出去。我想住到下礼拜三。请你替我讲一声，好不好？”

“其实你的病差不多好了，早点出去也行。”

“张大夫，你不知道我住的地方多不方便。我怕出去伤口又会灌脓。”第三床的脸上露出恳切的哀求表情，两只眼睛牢牢地望着张大夫。

“我看你的伤口不会有问题，”张大夫沉吟地说；过后他又加一句：“你给我看看，”他便伸手去揭病人的铺盖，铺盖揭起，病人的汗衣钮扣没有扣上，病人自己动手解绷带，张大夫给他帮忙。绷带松开了。

“你只要小心点，就不会灌脓的。你可以出院了，”张大夫匆匆地看了一眼，就用绷带盖上了他的伤口。

“不过我想多住几天。我的钱说不定要到下礼拜二才送得来，早出去我实在没有办法，”第三床固执地要求道。

“看罢。要是病床需要得不太急，多住两天也不要紧，”杨大夫忍不住插嘴说。张大夫点一下头，温和地笑了笑。

“谢谢你啊，”第三床满意地笑了。他坐起来，张开嘴对着第八床大声说：

“老沈，我可以跟你一道出院了。”

“好的，我请你到我妹夫的茶馆里去耍，”第八床笑着回答。

夜来了。它是在我没有注意的当日进来的。张大夫走后不多久，我忽然觉得电灯亮起来。其实电灯光并不怎么亮，我们这一个角只有从梁上悬垂下来的两盏半明半暗的灯。发射亮光的还是悬在条桌上空的一盏。但是四周的黑暗衬托出屋子里灯光辉煌。

夜来了。接着是一段沉闷的时间。好像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压在我们的头上。谈话的声音压低了，甚至停止了。代替它的是一片仿佛被压抑住的呼吸声。

我旁边第六床呼呼地在打鼾，第四床没有声音。我也有一点儿睡意了。

我迷迷糊糊地过了好一会儿，忽然醒了过来。第九床在和第八床讲话，他吃吃地笑着，第八床也低声笑了。

“笑什么？老沈！大声讲啊！”第三床高声说。

“老洪在讲老和尚的故事，”第八床短短地答道，他又咕咕地笑了。

“大声讲，大声讲，大家都好听！”第三床笑着说。

“你过来，这是不好大声讲的，”第九床得意地笑道。

“你们过来讲，我也有一个故事，”第三床索性坐起来说。

“你过来坐，这边空气好一点，”第八床说。

忽然一个少女的声音插进来说：“你们小声点讲好不好！什么事情这样高兴？到晚上也不歇一会儿？别人要睡觉嘛。”声音并不清脆，略带沙声，但仍然是年轻的女音。矮小的白衣少女在第九床床前站了片刻，便走开了。

“刘小姐，刘小姐，”第八床在后面唤道。他那两只手帕角蝴蝶似地停在他的头上。脸被手帕包得更像猴子脸了。

“什么事？”刘小姐回转来，带了责备的口气问道。

“请你给我吃点安眠药，”第八床忍住笑，故意做出严肃的面容恳求道。

“你吃安眠药做什么？大夫没有开过方，不能拿给你吃，”刘小姐正经地说。

“不给我吃药，我睡不着觉，还是要吵的，”第八床说到这里，忍不住笑了。

“真是调皮。你吵，又有什么好处。总是不肯听话！”刘小姐嘟起嘴抱怨道。“马上就要来查病房罗。给大夫碰见教训几句，大家都不好。”她又挺起胸笔直地走了。

“不要紧，有我，”第八床笑道。

“老沈，有你，又有什么用？你有多大的面子？”第三床开玩笑地说。

“好了，不要说了。你们知趣点。洪文全，你不要再讲话，早点睡罢。你不好好休养，你眼睛更难得好罗。”胡小姐端了药盘走过来，木盘上面摆着几个酒杯样的小杯子。她把木盘放在方木柜上，递了一个小杯子给第九床，一面说：“吃罢，安眠药。”

“哪里是安眠药？就是我天天吃的那个。胡小姐，你真会开玩笑。刘小姐到底是你的好朋友，要你来帮忙她。”第九床孩子似地做出狡猾的笑容。

“快吃！快吃！”胡小姐催促道。她看见第九床吃了药，便端起木盘走开了。

听了这些话以后，我再也睡不着了。我睁大眼睛望着胡小姐。我等着她走到我的床前，我等着她来给我药吃。可是她端着药盘走过去了。她连看也不看我一眼。为什么不给我吃药？为什么不理我？……

但是查病床的时刻到了。我看见冯大夫、张大夫、杨大夫，陪着一个高身材宽肩膀的大夫和一个满脸须根的瘦小大夫向我们这面走来。他们在每张病床前立了一两分钟，问了病人几句话，或者大夫跟大夫交谈几句。他们在第十一床床前站的时间久一点，仿佛在商谈什么事情。那个高身材的大夫翻了翻手里的病历表，把头摇了两摇。我看见他的侧面，却看不到他的脸部表情。

他们来到第六床床前了。高身材的大夫站在那只被吊着的膀子旁边，他伸手捏了一下病人的手腕，问道：“没有什么不舒服罢？今天换过药了？”

“还好，”第六床毫不迟疑地答道。

高身材的大夫不讲话了。他刚掉转身子，冯大夫就指着我对他说了一句英国话。我听不清楚，大概是在讲我的病罢。高身材的大夫走到我的床脚边就站住了，用英语向冯大夫问了一句话，冯大夫也用英语回答，他的答话不止一句，他接连说着，高身材的大夫时时在点头。杨大夫也插进来讲话。她也讲英语。张大夫和瘦小的大夫也参加这个讨论。

这个讨论大约继续了三五分钟，或者更多一点。最后高身材的大夫说了一句话，大家便离开了我的病床。他们在第四床旁边停留的时间不多。瘦小的大夫向第四床问了两三句话，又向高身材的大夫讲了两三句，便走开了。

他们在第三床旁边没有停留，大家全围到第二床那里去了。然而瘦小大夫又回转身来跟第三床讲话。

“你什么时候出院？明天吗？”我听见他在问。

“廖大夫，我想多住几天，”第三床声音微微战抖地说。

“你的病已经好了，用不着再住院了。外面有好多人等着病床，你也该让一下，”廖大夫坚持地说。

“我想住到下礼拜三。我怕出院早了，伤口又会灌脓。”

“下礼拜三太久了，不成，你伤口不会灌脓了。你要换药到门诊部来换还是一样。住院没有好处。”

“我晓得，不过……”

廖大夫有点儿不耐烦了，不高兴地打岔说：“我不管你有什么事情，我只知道你应该出院，你不出去，我就要下逐客令。”

“我并不是不想出院，不过……”第三床温和地向廖大夫解释，可是廖大夫并不听他的话，就走了。

第三床寂寞地坐在床上，两只手抱住膝盖。他默默地呆望着廖大夫的背影。

“老苏，怎样？他又催你出去吗？”过了一会儿第八床忽然大声问道。虽说声音大，但已经走到对面去了的廖大夫是不会听见的。

停了片刻，第三床才回答：“我不出去！我要等他来赶我。”

“你不用害怕，你果真不走，他也不会赶你的。我在这里看得太多了，”第九床安慰他说。

“在第四病室里头，你是第一老资格，”第八床笑着说。

“我还有十二天就满三个月了，我比老陈（我后来才知道第一床接腿骨的病人姓陈）、老苏都早得多。我倒想出院，可是大夫不让我出去。他要赶我，我倒求之不得，”第九床得意地说。

“我看你还要住个把月，”第八床开玩笑地说。

“这也说不定。其实我现在也不着急了。刚进来的时候，心里很急，恨不得马上治好眼睛就出院。现在不在乎了。大夫说住几天我就住几天，”第九床笑答道。

“你放心，这样便宜的旅馆，不会让你久住的，”第三床冷笑说。

“那更好，我可以少闻点尿臭。现在病房查过了。又该老李来倒小便壶了，那种倒法我实在不敢当，”第九床说。

“其实他不必把铅桶提进病房来，把小便壶拿到外面去倒，还不是一样，”第八床说。

“从前有个老周就是这样，我进来不到一个月他就走了。大概尿臭有消毒的功用，所以小姐们也不干涉……”第九床说。

第八床笑着说了一句对小姐们不恭敬的话。第九床和第三床都笑了，第二床也笑了。我也笑了一声。

但是铅桶又提进病室来了。老李是一个瘦小的黑脸工友，穿着长衫，腰间束了一根腰带，衣服的前襟挽起了半幅。他带进来可怕的尿臭和溅水声。我连忙把头缩了一半在被窝里。我听见老李的脚步慢慢地走近，又渐渐地走远。人声也逐渐消失，整个病室突然静了下来。我不是说没有声音，但是声音并不使人心烦，却使人感到寂寞。

不知道谁把我们这一角的两盏电灯都关了。只有条桌上空的灯光明亮地照着一个穿红绒线衫的小姐，她埋着头在看书。

“林小姐，”对面那一角有人用无力的声音唤道。

“哪样？”她问着，便站起来。

“林小姐，请你过来一下，”病人哀求着。

她去了，剩下一张空的桌子。

我的眼皮垂下来，我要睡了。

[1]“独汽二营”：独立汽车队第二营。

第二章

六月二日（星期五）

“起来，洗脸！”一个粗暴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着。我吃惊地睁开眼睛，我醒了。一个黑影在我面前晃了一下。电灯光刺痛我的眼睛。眼角的睫毛由于眼屎粘在一起了，痒得我难受。我伸手去揉眼睛。

条桌前电灯非常亮。病房里有一种好像可以触摸但是不大刺鼻的臭气。有一些起伏的鼾声。窗外一片蓝色（一部分的窗户是整夜开着的），天还没有亮，麻雀嘈杂地在外面叫起来。我看我四周的病床，第八床站在床前穿外面衣服。第三床已经坐起来，侧着身子，用两只手在绞千方木柜上脸盆里的一张脸帕。第六床正用他唯一可以活动的右手拿着一张带水的脸帕在自己的脸上乱擦（脸盆放在床沿上）。老李走过来，把这个脸盆拿走了。他转过头看我一眼，问道：“洗脸吗？”

“好，”我应了一声，接着打一个呵欠。

老李把脸水送来了。是一个画着花鸟的洋磁脸盆，可是洋磁快脱落尽了。一眼望去，仿佛一盆灰黑的水，其实水倒是干净的，温温的并不烫，对我正合适。我匆匆地洗了脸，又用我带来的茶杯，从茶壶里倒了昨晚剩下的凉开水，漱了口。屋里人声逐渐增多，这时好像整个病房都醒过来了。

窗外蓝色已经褪尽，天亮了。

“老李，大便盆！老李，脸水！”好像四面八方都有人在叫。

“就来，就来，我只有一双手啊！”老李大声答应着。

他虽然接连地这样答应，可是叫的人还是不停地在叫。也没确人干涉他们，或者伺候他们。就只有老李一个人在病房里乱跑。那个穿红毛线衫的看护小姐先前到外面去了，现在又同另一个穿蓝绒线衫的小姐说着话进来。她们在条桌前立了一会儿。蓝衣小姐出去了。红衣小姐拿着那个插满温度表的洋磁杯子向着我们的病床走来。

试表，验脉搏，问大便，——这是应有的早课。以后便是早餐的时刻。我看表，还不到六点钟，这么早！或者是我的表走得慢？

早餐只有稀饭，是由厨房里的工友端着木盘送来的。稀饭来了好几分钟，才有人端菜来：一碗煮豆子，除了咸外，别无滋味。我吃了一碗白稀饭，便不想再吃了。可是我惊奇地看见第六床一连吃了三碗，最后一碗是红衣小姐过来拿碗去给他添的。我看清楚了她的面貌。长长脸，高高的鼻子，有点儿像我的一个亲戚，但是看起来她比我那个亲戚和善些。

开过早饭后，静了好一会儿，忽然进来了五六个看护小姐，全是一个式样的滚蓝布边的白衣和白头布。红衣小姐办了交代，挟着一本书走了。

她们在条桌前低声谈笑一会儿，便把口罩戴上，我知道铺床的工作就要开始了。又有人在叫老李拿“大便盆”。但是老李的影子早已不见了。我想出去找寻厕所。我穿好衣服，下了床，向着门口走去。

我刚走到门前，看见一个工友模样的年轻麻脸人，拿了一把扫帚进来，我便请他给我指点去厕所的路。他告诉我：顺着窗下向右走，走过一道门，再走过“开刀房”旁边，就看得见厕所。它是在一棵大树脚下，和“太平房”是并排的。

我不需要他说得这样详细。可是他偏偏提到“开刀房”和“太平房”两个可怕的地方。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我忽然打了一个冷噤。难道我到这个时候还想退缩吗？

这是一个阴天，早晨相当凉。但是空气扑到脸上，使人觉得新鲜，舒服。天井里芍药正开着花，还有一条石板路通向后院，我便沿着这条路走去。

我跨过门槛，发觉自己站在厨房门前了。那里静静的没有人。我探了头进去看，地方相当宽，很干净，灶上坐着两把铜壶，和一个大的铜器具（我不知道应该称它做什么）。我听见脚步声，便回转身，原来老郑进了厨房。他看我一眼，对我说：“要开水吗？就要开了。”

“不是，我顺便看看，”我勉强笑着说。我看见他又在望我，便客气地加一句：“现在你上班吗？”

“我是一至八，现在是老张的班，”他答道。我想，老张一定是那个对我提起“太平房”的工友。

“你们一天也够辛苦啊，”我用了同情的声调说。

“那不是！一个人每天八点钟伺候一个病房，倒屎倒尿都要来，还要上街买东西。有时候还要抬死人！这点工钱也不容易挣啊，”他对我发起牢骚来了。

“这倒是真的。不过仗打完，情形就不同了，”我安慰他说。

“都是这样说，不晓得将来是不是这样的，”他带一点儿疑惑的神情说。

“厕所在后面罢，”我不想同他再讲下去了，便短短地问这一句。

“转出去，就是，”他点点头说。就在这个时候第八床从我的身边走过，他一定也是到厕所去的。他穿着布衬衫，灰布背心，浅黄色短裤，衬衫的襟还露在外面。他一蹦一跳地走过去了。

我跟着他走去。走出这短短的过道，我见到一片空地，但是一些树木和房屋阻止了我的视线。我第一眼就看见开刀房。那是新盖的玻璃屋子。玻璃窗被白窗帷遮掩了，人看不到房内的情形。黄色的木门上挂着一块长方形的小牌子，上面写着“手术室”。我不由自主地望着那道紧闭的门，我想：有一天它会为我打开的。我为什么要望着它呢？我不能说。并且我也不能说我是不是希望那一天早些来。我只知道我盼望那样的一天早过去。

我看见厕所了。它不是在大树的脚下，它倒在大树的后面，离大树有四五步光景。从我这一面看，应该说是在它的左边，有三间黑漆的木造平房，大门关得紧紧的，也看不见有窗户。它们和厕所之间还隔着一块草地。我不知道它们中间哪一间是“太平房”，或者全是。

厕所的门正对着我。我进去了。里面很干净，似乎比病房还少臭气。一条长长的宽沟和突起的一块一块的方的踏脚石。那不是真石头，却是用水门汀做的，数目大约在十六七八之间，我没有数过它们。在踏脚石中间的小坑里洒得有石灰。我在这些踏脚石中间拣了两块站定了蹲下来，凑巧就在第八床的旁边。他比我更靠里。靠外还蹲着三个人，好像都是大夫，但是很快地他们全出去了。只剩下我和第八床。他忽然问我：

“你带了草纸吗？”

我奇怪他为什么问我这句话。难道他向我讨草纸？不然……这不是一句陌生人交谈时的客套话！

我摸摸衣袋，只有一张草纸。我又摸另一个衣袋，再也没有了。我拿着唯一的一张草纸给他看，我没有用话回答。

“我不要。我怕你没有。这里头草纸也是要自备的，”他摇摇头说，古怪地笑起来。

“那么我没有买草纸又怎么办？可以向医院要罢？”我半奇怪半着急地问他。

“你自己出钱买。合作社有的是。合作社上午开两个钟头，下午开两个钟头，就在第四病室外面那个院子，走出第四病室外面那道门就看得见。你进来时候一定走过。”

“我没有看见。”

“那么一定是没有开门。你几点钟进来住院的，上午吗下午？”

“下午，大概一点钟光景罢，”我回答。

“你什么病，割盲肠吗？”

“不是，是割胆囊。”

“这种病倒没听见讲过。是大手术罢？”

“其实也普通。开起刀来，多半算大手术，”我停了一下，才答道。

“我是医眼睛，又说扁桃腺发炎，现在差不多全好罗。你开刀，不晓得是半身麻醉还是全部麻醉？我倒奇怪，割掉胆囊，人会不会变得胆小？”他不停地霎着眼睛说。

我不愿意别人向我提起开刀的话，我有点儿害怕。他这几句带玩笑的话听来，更叫人耽心。我只短短地回答一句，“不晓得，”就站起来，准备走了。

“啊，还没有请教贵姓？我姓沈，三点水的沈，”他好像害怕我马上走出门去，连忙用话来留住我。

“久仰，久仰。敝姓陆，”我从没有对人说过这种客套话。这次却很自然地说了出来，我是存心讽刺他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地打扰我呢？我逃出门外去了。

天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开朗了。灰云已经褪去大半，让蓝空露出脸来。阳光照在树梢。我立在树下，仰头一望，觉得眼睛非常舒适，我畅快地呼吸着新鲜空气。我不过在病室里躺了半天工夫，却仿佛和这样清新的空气分别了几个月似的。

我在大树四周踱了一会。我还不觉得怎么累。我又立在树下，望着开刀房，因为那间屋子的门打开了，一个护士从里面出来，随手关上门，转到后面去了。门仍然关得紧紧的，我什么也看不见。护士的白衣刚刚隐去，从屋后又转出一个女人来。她也穿白衣服，但那是外套似的大夫的工作衣，她没有扣上钮扣，让衣服敞开，当胸露出浅灰色的旗袍。

我第一眼就看出她是杨大夫。身子结实，不算矮，胸部发达，她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颇像一个豪爽的男人，不同的是她的胸部随着她的身子微微颤摇着。

她向着我走来。她走到我的身边了，我还以为她不会认识我，我没有打算招呼她。可是她却对我微笑，大大方方地问了一句：“怎么，你起来了？”

“病室里空气不大好，我出来走走，”我带笑答道。

她站在我面前，两只大眼略带注意地望着我，温和地说。“早晨出来散散步也好，不过不要走多罗。昨晚上睡得好罢？”

“睡得好。可是天没有亮就给人喊醒了。我觉得病人不必起得这么早。应该让他们多睡一会儿……”

“这是医院里的规矩。其实病人整天躺在床上，随时都可以睡的。而且晚上查过病房就是睡眠时间，不会睡眠不够，”她笑着反驳道。她正要转身走开，我连忙用话留住她。

“杨大夫，你看我开刀不会有危险罢？”我问道，这个疑问并不是我当场随便找来，它先前还烦扰过我的心。

“不会，不会！”她说着把头用力摇了两摇，她那堆浓发在我的眼前晃了两晃。“上个月我们还医好一个，就是冯大夫开的刀。不会有危险的。你不要怕。”

“我不怕，我不怕，”我说着偷偷地望着她那对黑黑的、和善的大眼睛，我的疑惑被她的话一下子消除了。她不像是会说假话的，并且看相貌，她是一个直爽的人。

“明天星期六，你可以照X光，”她又说，“下星期就可以开刀。你早点进去罢。记住不要多动啊！”她笑着对我微微点一下头就走了。

我觉得心里很轻松，看了看地上摊开的阳光，又仰起头吸入了一大口空气，我也离开了这棵大树，我回到病室去了。

我踏上石阶，跨进门槛。靠着两边柱头放得有脸盆架，我便走到右边一个脸盆架前面洗了手。我回到第五号病床去。我经过第十一床的时候，我看了那个病人一眼。他正睡得昏昏沉沉的，头偏向右边，下巴靠着肩头，眼睛闭着，嘴半张开，急促地在吐气。一张圆圆脸，紫红的脸色，一脸健康相，完全不像一个病人。

我的床已经铺好了，干净，整齐。我很满意，便脱去外面衣服，钻进被里去了。

胡小姐和一个戴眼镜的小姐正在铺第六号病床。那个小姐大概是广东人，讲不好普通话。她对第六床说：“你大小便要当心。你又把被单弄脏啦。你懂不懂我的话？”

“我不方便呀！”第六床着急地说。他的脸色一直是红黄的，但是他的眼角却显得更往上竖了。

“你讲什么？”那个戴眼镜的护士向他略略埋下头，问道。

“我说我不方便呀！”第六床显得更着急了，他伸出他那只光着的右膀。站在他右边的胡小姐连忙说“不要动！”，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刚刚叠好的被单又弄乱了。他把膀子从肘拐弯曲着，在脸上晃了两下，他用力说：“我一只手不方便呀！”

“手放回去！”胡小姐说，她拿着他的膀子放回到被里去了，然后又把被单拉平。

“不要再动啦，你再动，我就不管了，”胡小姐教训似地说。

“我晓得，”第六床短短地答道。

两个护士抱着换下来的旧被单，拿着刷子等等走开了。我听见那个戴眼镜的护士问胡小姐：“他是哪里的人？讲话好难懂！”

“他是浙江人。不过你的话也不大好懂，”胡小姐笑答道。

“张小姐讲的是广东官话，毛闷台（没问题）啊！”第九床插进来，开玩笑地说。两个护士也笑了。

“洪文全，你少调皮啊，等会儿打起针来，你又要叫苦的，”胡小姐转过头装出威胁的样子说。

“不叫，不叫，”第九床故意点头陪笑道。他好像还要讲话，但是忽然叫出了一声“哎呀！”便伸起手去摸头。

“哪样？哪样？”胡小姐连忙回转身跑到他面前去，吃惊地问。一只麻雀“扑——”的一声从第九床的头上飞到窗外去了。

第九床取下手来，一手的脏东西。“岂有此理！偏偏屙到我头上。”他又好气又好笑地骂道。他跳下床来侧着身子在方木柜里拿草纸。

“这是报应，洪文全，你以后还调皮嘛，”胡小姐高兴地笑道。

“在第四病室住久了，不调皮也学会调皮了，”第九床接嘴说。好几个病人都忍不住笑了。

胡小姐已经转身走了，听见这句话，又回来对第九床说：“洪文全，你不要这样说。讲老实话，这个医院就是第四病室里讲话可以随便点。汪小姐人很和平，脾气是很好的，只要吵得不太厉害，她不会来干涉……”

“是，是，我知道，”第九床要笑不笑地说。

“你不信，你到第三病室去看看，那里也是一样的外科病室啊，”胡小姐起劲地说。

“第三病室，那是女病室啊，”第九床笑着说。

“女病室不是一样吗？女人跟男人有什么不同？”胡小姐大声反驳道。众人笑了起来。

“胡小姐，胡小姐，”忽然有人大声叫起来。声音对我是陌生的。但是我看见了那个人。是第二床，他正坐在床上。脸孔长得像马脸，年纪大约四十岁。

“哪样？”胡小姐转过身，就隔着两张直放的床（十一床和十二床）问道。

“我今天出院了，请你给汪小姐讲一声，叫‘入院处’早点结账，”第二床说。

“好，你现在就走？”胡小姐再问。她马上加一句：“现在‘入院处’还没有办公。”

“我下午走，我屋里人要来接我，”他带笑地答道。

“好的，”胡小姐答道。

“老苏，听见没有？人家出院有屋里人来接。你出院怎么样？”第八床带笑对第三床说。他那张猴子脸有趣地摇来摆去。两只蝴蝶翅膀仍旧耸在他的头发上。

“有你作伴还不是一样，”第三床抬起头来，把半个身子靠在壁上，伸手摸了一下他那突出的嘴唇，笑道。

“你这简直是胡说。怎么会是一样？你就是跟我出院罢，进了城，来得及，找个茶馆，吃杯茶。来不及，说声：‘后会有期，’就各自东西了。各人还要去找各人的住处。哪里比得上有家室的人！”第八床说。

“你们不要多讲话，大夫就要来罗，”胡小姐过来警告地说。

第八床伸了伸舌头，做个滑稽的怪相，就不作声了。第九床轻轻地笑了两声。病室里稍稍安静了片刻。一只小鸟的扑翅声很清楚地送进我的耳里。一个黑黄的影子在空中一晃。接着那只麻雀就站在梁上吱吱喳喳地叫起来。

“胡小姐，请你叫麻雀不要吵嘛，”第九床开玩笑地说。胡小姐忍住笑，装作没有听见，却有几个病人响应地笑了。

“老郑！老郑！大便盆！”第十一床粗声哀叫起来。

起初没有人理他。第八床自语似地说：“又在放警报了。”第三床接着说：“你喊老郑，现在不是他当班，你喊他干什么？”然而这样的话是不会被那个病人听懂的，他仍旧叫着：“老郑！老郑！”他的声音永远是痛苦的，虽然我在他的脸上看不出一点病痛的痕迹。

“十一床，你不要叫啊，老张就来啦，”张小姐站在条桌前大声对他说，我不知道他听见没有。他现在不叫了，却开始呻唤起来。又是受伤野兽的哀号似的痛苦的呻吟。

这叫声和呻吟使我烦躁……为什么没有人给他帮一点忙，减轻他的痛苦？为什么大家听着，看着，笑着？我想，我或者可以去为他找到老张。我便下床来。站着，我不觉得吃力。我决定走出去。我刚走到门口，就碰见杨大夫踏上石阶来。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站住了。

“怎样？你又跑出去？少跑点啊！”她和蔼地笑了笑，像对孩子说话似地对我说。

“我到厕所去，”我惶惑中说出了一句假话，我本来用不着对她撒谎的。

她打量我一下，吩咐一句：“那么快点回来，冯大夫就要来罗。”她大步进了病室。

我在她后面应了一声，就走下石阶，顺着石板路，打算走到厨房里去。

老郑端了一个凳子坐在厨房门前。厨房里没有别人。我客气地问他：“老张在不在？”

“没有看见。你找他什么事？”老郑温和地说，他那张呆板的方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我请他给十一床拿大便盆，”我答道。

“又是十一床。他一天就喊拿大便盆。拿去他又屙不出来。不要理他！由他去喊！”老郑做出厌烦的样子说。

“不过听他那样喊着，心里也有点儿难过。请你帮忙把大便盆拿给他罢，”我带了点恳求的调子微微笑道。

我看见他的脸部表情在变化。温和的微笑在他的方脸上出现了。他站起来，说，“我就给他拿去。”我觉得对付这个人我的办法收效了。

我高兴地回到病室里去。冯大夫还没有来。杨大夫同张大夫立在条桌前，一边看文件，一边商谈什么事情。我走过第十一床跟前，那个病人还在呻唤。我站住看他一眼。他张开嘴吐气，好像在哼一支歌似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两个黑眼珠慢慢地在移动，它们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但是我又觉得他的眼光是茫然的眼光。好些颗汗珠停留在他的红黄色的额上。

“大便盆就给你拿来罗，”我对他说，我想给他带来一点安慰。他不回答，却把眼珠朝我站的方向慢慢地移动了一下。我想，他这个时候也许不是很清醒的了。

我刚在床上躺下，老郑把大便盆拿来了。“拿去，大便盆来罗，”他一面说，一面把大便盆塞到被单下面去。病人含糊地说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他说的是什么。

“好啦，好啦！我看你也该灌肠啦。大夫喊你多吃水，你偏偏不吃。你明明是跟你自己的性命赌气。你要舒服，你就该喊你们公司给你多送点钱来，”老郑又在那里咕噜了。病人反而静了下来。

“老郑，你跟他多讲有什么意思？我看他这个已经不行了，”第九床插嘴说，他说到“这个”的时候，用手指敲了敲自己的头。“今天你给老张代班吗？”第九床不等老郑答话，又接着问一句。

“不是代班。陆先生喊我给十一床拿大便盆来的。听见他那样呻唤，我心里也不好过。真是前世造了孽。”

“你有空，请你去喊老许给我送一笼包饺来，”第九床客气地说。

“现在怕不行，大夫要来看病罗，”老郑说。

“那么你跟他说等一阵送来也好。我怕他又忘记罗。”

“好罢，”老郑答道。他又转过身子向着我们这一排病床问道：“还有没有人要买东西？我顺便一起带回来。”

我请他给我买半斤饼干和一包白糖，我拿了一百元的钞票给他。他告诉我，这两样东西，合作社都有，比在外面买便宜些。我看见别人托他买草纸，我记起了第八床的话，我也托他买了一刀。

我忽然想吐痰，连忙在方木柜上去找吐痰杯，吐痰杯不见了，只有那把绘着蓝色山水的茶壶。我再看别的病床的方木柜上面都没有吐痰杯。是谁拿了去倒呢？难道我为了这个又要出去找老张、老郑吗？我觉得我应该求助于护士了。但是胡小姐不在病室里。我看见一个瘦小身材瓜子脸的护士在脸盆架前洗手。我不知道她的姓，我就简单地喊道：“小姐！”我还含着一口痰。

“哪样？”小姐回过头来，问道。她擦干了手，向着我走来。

“吐痰杯，”我指着嘴说。

“拿去倒罗，消了毒就送回来的，”她匆匆地答道，还没有走到我的床前就转身走开了。

果然不到两分钟光景，一个相当高大的男护士便把吐痰杯拿回来了。他用一个木盘盛着它们，木盘不算小，上面放得下十几二十个大杯子。他端着木盘一路走来，到一张病床前，便放下一个杯子。他给我的杯子，柄已经断了。我记得昨天用的不是这一个。我拿起它来吐痰，心里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我想：要是没有好好消毒呢！这应该是过虑的想法。可是这么一想，我更不安了，我又联想到起身时候用的脸盆，脸盆并没有消过毒，甚至没有用水冲洗过，脏的倒出后接着就倒进新的来。要是我用的脸盆刚刚是那个害眼睛的病人用过的，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冯大夫、张大夫、杨大夫一块儿来了。他们站在我的床前，冯大夫在左，杨大夫在右，张大夫立在我的床脚边。

“今天觉得怎样？”冯大夫温和地问。

“很好，”我答道。

冯大夫翻看了一下手里拿的病历表，又说：“你还有点发烧？”

“不过我不觉得。”

“你爱动不大好。你最好整天躺着不要起来。我怕你发烧会耽误开刀，”杨大夫偏着头对我说，两只大眼圆圆的、黑黑的望着我，嘴角露出了笑意。

我偷偷地望着她的嘴。就是不说话的时候，她的嘴也是微微张开的。

“杨大夫的话你懂罢？你好好躺着，等明天照了X光再说。要是没有问题，下星期就给你开刀，”冯大夫接下去说。

“谢谢你们，”我说。张大夫没有说话。他们走开了。

一个矮胖的大夫站在第六床的左边，正在解开那只吊着的膀子上的绷带。“……我给你说过叫你不要乱动。明明包得好好的，都给你搞得一塌糊涂！真麻烦！你胶布够不够？拿出来！”

“没有罗，”病人回答。

“那么拿钱出来喊人去买，”大夫不耐烦地说。他把刚解开的绷带又草草地缠好了。

第六床用右手在被单下摸出一个纸包来。“要多少钱？”他自语似地问道。“一百块钱够不够？”

“不够，你先买三百块钱再说，”大夫粗声说，他从病人手里接过了三张百元钞票，转过头，看见先前拿吐痰杯来的男护士正埋着头在用抹布揩十二床的方木柜，便唤道：“密斯脱周。”男护士答应着，马上走过来了。

“密斯脱周，请你喊老张拿去买胶布，等着要用的！”大夫把钱交给周先生，自己却离开这个病人走到对面那个角里去了。

“唉，他又走罗。就是这样不认真，怎样医得好啊！”第六床竖起眼睛着急地抱怨道。

“他就会来的，你不要急。治病要有耐心啊，”我这样安慰他。我说的是真话，我自己已经学会忍耐了。

“我晓得，我恐怕难好罗。这是我自己运道不好，”他绝望地微微摆着头。他因为左手被绑在那里，动一下头都不大方便，不然我相信他这个时候会坐起来的。他似乎在用眼光寻找医生。但是他这样躺着，怎么能够看见他呢？

杨大夫又来了，手里拿了一个木盒子。她把它放在我的床沿上，拿那条宽的橡皮带子缠住我的膀子。我的心跳得厉害。我掉开脸不看她。我不知道她在做什么。橡皮带子松了。我的膀子自由了，她要走了。我连忙回过脸去问道：“这是什么？”

“验血压的，”她答道，她转过身子和蔼地看我一眼。

“就要开刀吗？为什么要验血压？”我又问。

“你要这样着急，就不给你开刀罗，”她摇摇头，很大方地开玩笑说。

“那么，我就在医院里住一辈子，”我答道。

“欢迎，欢迎！”她笑道，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过后她换过话题问我：“你今年多少岁？”

“二十三，牌子上写得有的，”我说。

“看样子你不过二十，其实我只大你两岁，”她姊姊似地微微一笑说。她捧着验血压器（我不知道它叫什么）走开了。

我望着她那宽大的身影，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和她谈过话，感到愉快，甚至喜悦。

“拿去！胶布来罗！”我听见这个声音吃了一惊，但是立刻就知道这是周先生给第六床买了胶布回来了。他把一叠胶布放在被单上，就放在第六床的胸前。

“医官啦？他还不来？”第六床并不对周先生表示谢意，却先抱怨起大夫来。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周先生没有理他，便走开了，脸上露出一点扫兴的神气，好像不满意这个病人连一声“谢谢”也要吝惜。

“小姐，小姐！”第六床唤道，他声音不高，也不大清楚，没有被护士听见。也没有人理他。

“什么事情？”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了，便问他一句。

“我找小姐请医官来，”他答道。

“大夫自己会来的，”我说着，一面坐起来看对面，我看见那个胖大夫正在左边那个角里，似乎在给一个病人换药。我又说：“他在那边换药。”

“这边没有弄好，又到那边去弄，真是不负责！”他又在抱怨。

我无法再说话。不过我心里暗想：空抱怨又有什么用处？还不是只有等着大夫来换药。

大夫在十几分钟以后来了。他的红润的脸上现出愉快的微笑，顺口问着：“胶布买来了？”

“买来了，”第六床低声答道，他把胶布递给胖大夫。他这个人有点儿奇怪，不管他在背后怎样抱怨，他见了大夫的面却又像个温顺的孩子，连话也讲不出来。

“密斯李，密斯李，请过来一下，”林大夫转过头向条桌那面叫道。我看见先前跟我讲过话的那个小姐答应着，拿着一个洋磁碗走了过来。

于是林大夫动手解绷带。换药的工作开始了。我还没有看清楚那个大夫在做些什么（我没有敢正眼去看那只手上的伤痕），却听见一声低低的叫唤：“哎呀！”接着就是林大夫的平静的声音：

“碰都没有碰到，痛什么。好多了。就是你自己要乱搞……”

“我没有乱搞，”病人分辩说。

“你没有乱搞，我给你包得好好的，怎么会弄得一塌糊涂……”病人不再分辩。大夫停了一会儿又说下去：“我这次给你包好，你自己再乱搞，我下次就不管你了。听见没有？”最后四个字是他板起面孔说出来的。他的手动得极快，已经把那只受伤的手包好了。他拿了一根细带子穿过那块小小的方木板去（这木板是用来垫胶布的，手指便弯曲地半伸在胶布下面），接着又把这根细带拴在铁架上。这样膀子便吊起来了。他的工作完成了，严厉的表情被“自满”逐渐赶走了。

“现在舒服了罢，”大夫偏着头看了看他的成绩，得意地问道。

“舒服，”病人轻轻地回答，并且答得极快。可是等着大夫走到了洗脸架前面，他却把手指一伸一屈地动着，一面带哭相地说：“唉，天晓得，哪里说得上舒服？这只手一定要成残废的。”

他的这种脾气我实在无法了解。我带点儿不满意的口气问他：“你既然觉得不舒服，那么你为什么又对大夫说舒服呢？”

“给他说有什么用！他还是不管你，”他把眉头皱得更紧了，脸上只有一股怨气。我觉得这个人的自信心太强了，但是我还想说服他，至少我要使他知道他的错误。我又说：

“你是来治病的。你不相信大夫，为什么又让他看你的病？’”

“我想再换个医院，”他说。

我不再跟他说话。我心想：你已经换过一个医院了，还想换几个呢？

下午两点到三点钟之间第二床出院了。他的太太果然来接他。她是一个苍白脸的女人，年纪不到三十，脑后垂着两根细长的辫上，穿一件淡青色旗袍。她很会应酬。她温和地跟第十二床讲了几句话，又向汪小姐说了感谢的话，然后拿着丈夫的一个包袱，一只手还扶着他，两个人慢慢地走出了第四病室。他们夫妇跨出门槛之前，并没有忘记向某几个病人告别。两三个病人带着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

他们一走，汪小姐就叫老郑来把第二床的被褥和草垫全拿走了，只剩下一副光光的木板。现在是老郑当班的时候，冲水和倒便壶的事已经做过了。

我看见这张床空出来，有点儿高兴。我想，少了一个人，房里空气应该好一点。其实这只是我的幼稚的想法。空气似乎并没有好一些。而且这个病床在一个钟点以后就被一位新的病人占去了。

新病人是一个老头子，他是给人用担架抬进来的。一个穿中山服的中年人在旁边照料他。他进来的时候，张大夫正在给第十一床打盐水针。同昨天一样，第十一床呻吟着，吵着不要打。同昨天一样，张大夫说。“喊你吃糖，你不吃。要你喝水，你不喝。你还不要打针！你是不是不要命啦？”

“我不打啊，我不打啊！”第十一床疯狂地喊着。他动了一下身子。

“你不要乱叫，不要动！”张大夫按住他的腿，命令般地说。“今天只给你打一千二百西西，你要乱叫乱动，我就给你多打一倍！”

“我难过呀！张大夫，不打啦！”第十一床仍旧在叫。

“不打罗，就要完罗，”胡小姐安慰他说。架子上那个大玻璃瓶里还有半瓶水，但是今天水走得相当快，我看见水在减少。

第九床在跟第一床讲话：“奇怪，他怎么偏偏不爱喝水？说他不喝白开水，给他买了茶叶放进去，买了白糖放进去，他还是不肯喝。他这个人真固执！”

“固执？他是跟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我看他不会久。人都糊涂了！”第八床摆出聪明人的神气回答道。

新病人躺在担架上面，等候看护小姐把床铺好，然后由抬担架的人抬他到病床上去。现在他应当被称为“第二床”了。他侧着身子躺在床上，脸向着我。颈项上缠着绷带，好像后颈生疮似的。他的脸色白得像纸一样，两颊完全陷进去，差不多只有皮包骨了。嘴唇的四周有一圈不曾修整过的花白的短须。他闭着嘴含糊地呻吟，偶尔也睁开眼睛，用他无力的眼光看他面前的景物，眼白带红色，眼角还留着半干的眼屎，连下眼睫毛也被眼屎粘成一片了。

“啊！啊！”他忽然大声叫道，那个中年公务员从条桌前面走到病床前来了，还把头俯到他的枕边去。

“××那边的钱你要还去啊，”老人用沙哑的声音吩咐道。

“我晓得。你老人家好好地养病，不要管那些事情，”中年公务员温和地答道。

老人含糊地应了两声，又静了一会儿。第十一床的叫声也停止了。

杨大夫迈着大步走了进来。她走到条桌前和坐在那里写字的张大夫讲了几句话，然后走过来看这个新来的老病人。她叫那个中年人扶着老人坐起来，她解开他的颈项上绷带的时候，我也在床上坐起，伸着颈项去望那个可怕的疮。是的，可怕的疮，整个后颈烂成了一个大坑，粉红的、深红的、黑的、白的粘在一块儿，分不出哪里是肉，哪里不是肉，看上去倒像一个腐烂的、虫蛀的桃子，连桃核也露出来了。

“啊哟，烂成了这样。为什么早不来医？”杨大夫吃惊地说。

“他不信西医，一定要找土方治，说是半个月包好。不晓得贴的是什么膏药，越贴越坏。到今天二十六天了。他受不住才答应到医院来。他本来身体很好，不像现在这样，”那个公务员说。

“自然罗，随便贴点膏药怎么行！要是早点送来医院，他也不会病到这样，”杨大夫带了点责备的口吻说。

“不要动啊，”她向病人吩咐了一句，便匆匆地走到条桌那面去，但是很快地又走了回来。胡小姐也跟着她来了。病人始终垂着头坐在床沿上，两只手按住两个膝头，嘴里哼哼唧唧就没有停过。

“老先生，你忍一下痛不要紧，我把腐肉给你弄干净，好上药，”杨大夫温和地叮嘱着，她的两只手开始忙碌地工作；胡小姐在旁边帮忙，这个女孩的脸上带了一点害怕的表情，她始终没有敢正眼看那个疮口。杨大夫的眼光却定在疮上面，她的脸上露出专注的神情。那个中年人仍旧站在病人旁边，我找不出适当的字形容他的脸色，他似乎比胡小姐更怕看那个疮口。他时常呆呆地望着窗外，好像他的心很寂寞。而且我觉得在他的脸上除了忧伤外，还有一种厌恶的表情。

“哎哟！”病人忽然大声叫起来，但只是这一声。中年公务员立刻把正向着窗外的眼光转到病人的脸上，轻轻地问了一句：“痛得厉害吗？”

“好啦，好啦！就完啦！”杨大夫安慰他道。她开始把新的纱布放到疮口上去。

“痛啊，”病人诉苦般地说。

“好罗，不会痛罗！”杨大夫又说，她几下就把绷带束好了。她嘘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对胡小姐说了一声：“密斯胡，谢谢你啊！”就让那个宽脸女孩把用具收拾起走了。她又对病人说：“老先生，你睡下罢。”她又对那个中年人说：“你扶他睡下罢。”然后她走到脸盆架前去洗手。

“你回去啊，”老人呻吟地说，声音不大清楚，但是我还可以听出来。

“我晓得，”公务员答应着，他用怜悯的眼光望着病人。

杨大夫又走回来。她对那个中年人说；“我给你说，他身体太差了。医院里伙食他不能吃。你每天给他炖点鸡汤，牛肉汤送来罢。”

中年人迟疑着还没有回答，病人却在床上插嘴说：“我吃素啊！”

杨大夫没有听懂他的话，公务员接着解释道：“他是吃长素，不粘荤的。”

“病到这样，还管这种事情！他不多吃营养东西，是不会好的，”杨大夫笑着说。

“不过他很固执，不见得就肯吃荤，我想先买点鸡蛋给他冲蛋花吃也好，”公务员低声陪笑道。看他的脸色，我知道他此刻心里很焦灼。

“在医院里跟在家里不同，住进来就得听大夫的话。大夫办的，总是对病人有益的事，”杨大夫说到这里，忽然一个面孔陌生的护士从外面进来把她叫出去了。

那个中年公务员呆呆地立在原处，他似乎在想什么事情，过了几分钟，他埋下头来，靠近病人的脸说：“大夫的话你听见罢。你以后不要再固执啊。你是晓得的，我已经负了一万多块钱的债了。大夫喊我炖鸡汤，我哪里来的钱？你这场病下来，我们一家人都完了。你要好好听大夫的话啊……”

“我晓得，”病人痛苦地呻唤道。他接着还说了一句话，但是我听不出是什么意思。他似乎想分辩，然而痛苦或者别的原因使他讲不下去。

“你这个时候跟他讲这种话有什么用处？”第三床应该是一个更细心的旁观者，他一直把颈项伸得那么长。现在他忍不住出来讲话了。

中年公务员吃惊地掉过头看说话的人，他的忧愁的眼光落在第三床的突出的嘴上，他无可奈何地微微一笑，向着第三床走了两步，客气地说声：“还没有请教贵姓。”

“敝姓苏。你贵姓——”

“敝姓陈。我们是从南京逃难出来的。”

“那位是令亲吗？怎么病到这样，才来住院？”

“他是我父亲，”中年人的脸上露出了一点不自然的表情。“其实原先只有个很小的疮，他不肯医，后来大了，他又要找土方治，贴膏药，后来才越烂越大。我早就说送他到医院来，他一定不肯。其实住在家里很不方便。家里房间小，人又多，我们又没有医学知识。我劝了他多少次，昨天他才答应来门诊部看看。就是刚才这位女大夫看的。”（第三床插嘴说：“这是杨大夫，人倒很好。”）“她签了字要他住院。昨天没有病床，今天有空我才找人把他抬进来，我还请了一天假。”

“也亏他受得住，烂得连骨头都看得见了。他今年高寿——我看总过了六十罢。”

“今年六十六了。就是这个月的生日。他身体本来很好，并不像现在这样。不到一个月肉都光了。在家里看他病到这样也很可怜。这几天他嘴里又烂了。吃东西也不方便。”

“这样大年纪，害这种病，真是运气不好。不过我看你也够苦罗，”第三床同情地说。

“还不是！这是自己的父亲，又有什么话说！四五千块钱的薪水要养活一家六口人，哪里够！今天进医院缴的两千块钱还是换掉我女人一个金戒指才凑够的。大夫还要我给他炖鸡汤。可是钱从哪里来？他真要害死我！”

我起初还以为他只是病人的侄儿或外甥，觉得这倒是一个难得的人。现在听见一个儿子向着陌生人抱怨他父亲的病，却有点听不进去。

“这也难怪他，得了病也没有办法。只怪生活太高，大家都吃苦，”第三床安慰他说。

“是，要不是生活这样高，他也不会病到这样；起先他图省钱，不肯医，后来也是想省钱没有找好医生……”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哑了，他马上把脸转开。

第三床也不讲话了，他躺下去休息。那个儿子掉转身，回到他父亲的床前去。第九床仍旧在对第八床讲故事。两个人不时低声笑着。第十一床好像在昏睡，他不动，也不叫了。连我旁边的第六床也睡着了。

我坐久了，感到一点倦意，便躺下去。一种舒适的感觉在我的四肢散布。我想睡，但是我迷迷糊糊地过了一会儿，又惊醒了，我以为我跌了一跤，却发见自己安稳地睡在床上。我不知道我睡去了若干时间。病室里不太闹，和我先前闭上眼睛的时候差不多。第九床同第八床的谈话还没有完，现在是第八床在讲故事了。我奇怪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多讲不完的故事！第六床把一只光赤的右膀露在外面，手里拿了一本书低声念着。第四床今天好些了，脸上痛苦的表情淡了不少。他闭着眼在睡，他现在可以睡枕头了。

老人仍旧侧着身子睡在床上，嘴里不停地哼唧。他的儿子已经走了。吃晚饭的时候，厨房里的人端了一碗稀饭给他。他坐起来，用他那瘦得见骨的手捧着碗，用调羹舀着稀饭，慢慢地送到口里。他的手抖得厉害，他常常把嘴俯下去将就手；喝完一碗稀饭，在他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他差不多每喝一口，就要哼一两声。我望着他，我的心都紧了。

他还没有放下饭碗，杨大夫匆忙地进来了。她好像是进来拿东西的。但是她转身出去的时候，看见老人坐在床上，便走到他的床前，大声嘱咐道：

“老先生，你不要坐起来嘛。你要吃饭，你请小姐喂你。你身体太弱，你不能多动啊！”

老人抬起头看她一眼，呻吟般地应了一声。

“那么，你现在就睡下去，你不要坐起来嘛，”杨大夫又说。她站在旁边望着他，似乎要看见他睡下去才走开。他只好把碗放下，虽然动作很慢，但是他终于睡下去了。

“杨大夫！杨大夫！”对面那个角里有病人在叫她。她答应着走到对面去了。

“做个大夫也不容易。病人找你，你就得去，不管你怎样忙，”第三床自语道。没有人搭腔。过了半晌，他又提高声音对第八床说：“老沈，你出去看看老许好不好？”

“怎么样？你要叫面吗？”第八床问道。

“叫面还是其次的事。第一是去把老许骂一顿，问他为什么今天一天都不来，”第三床带笑地大声说。关于老许不来的事，他们今天已经讨论了好几次，而且已经发过不少的怨言了。他们昨天有过一点小小的得意，还定下一个对付老许的计划，原以为今天还可以得到一个笑乐的机会。可是老许不来，这样就把他们的计划破坏了。今天两顿饭的时候，他们对着那碗只能说是“煮熟”的素菜发脾气、着急。但是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他又可以带笑地讲起这件事了。

“好，我就去，我也要吃点东西。我去给你叫碗大卤面来，老洪也要叫面，”第八床说着，就掀开被单坐起来穿鞋子。

“我也要碗大卤面。不吃点好的睡不着觉。我住医院花的钱还是给馆子拿去的多，至少总有七八千罢，”第九床屈着腿坐在床上，两只肘拐平平地压着耸起的膝头。他的态度相当安闲。

“这样说，嘴比命更要紧啊，”第八床接嘴说了一句，便一跳一蹦地走出去了。

我无目的地把眼光掉向窗外。我右面第二床和第三床头上的两扇窗全撑了起来，左边只开了第八床头上的一扇。右边的窗较低，窗外现出一段芭蕉的绿叶。左边的窗较高，银杏的树梢像图画似地绘在窗外的蓝天上，从那不太繁密的枝叶间露出来一角洋楼和黑漆的栏杆，一个白衣的影子在廊上闪过。

但是窗外的蓝天渐渐在变色，时而淡，时而深，有时像灰色，有时又像亮蓝。树影也渐次模糊。突然楼窗里开起电灯来。

我收回眼光。条桌前的电灯亮了。一个人站在第十一床的左侧。他穿着短装，是一个工人模样的人。我看不清楚他的面貌。

“你好点吗？”他问。

“唉，”第十一床叹了一口气。“我心里难过。”

“还在吃药罢？医官怎么说？”

“我没有钱，哪里有药吃？医官天天打针，痛死我啦！他们都不来看我，”他呻吟地说，声音粗，吐字不清楚，不过我可以懂他的意思，猜出他的话来。

“他们都没有空，路又远。我向秦股长报告，秦股长不理会，我有什么办法？”那个朋友诉苦一般地解释道。

“你没有跟他讲，医官说我的病很重，要钱医治……”

“我向秦股长报告，×××（第十一床的姓名）病势很重，要求公司添发医药费。秦股长把我骂一顿，说是我说假话。他还说×××受伤是他自己不小心，公司并没有责任，上次给的医药费已经很够。现在一个钱也不肯多给……”

没有钱，我的伤怎么好得了？心里烧得难过。天天打针受罪。我身上一个钱也没有。他们就让我死在医院里不来管我！第十一床叫号般地说，声音里掺杂着哭声，好像一只垂死的猛兽的哀号。

那个朋友停了一会儿，然后安慰他说：“你好好地养伤罢。不要着急。我们慢慢给你设法，再向公司办交涉。”他从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放在病人的枕头边，又说：“这里八十块钱，你先拿去用。”

第十一床没有回答，也没有拒绝的表示。

“我走罗，你好好养病，不要着急啊，”那个朋友站了两三分钟后又说，于是掉转身子往外面走了。病人转动着头，他似乎在用目光送他的朋友出去。过后我看见他把朋友留下的钞票收起来放在枕头下面。

这个时候老郑进来了。他向我们这面走来，问道：“买不买东西？我好一起买回来。”

“我买，我买！”第十一床大声说。老郑便在他的床前站住了。他伸手在枕头下面摸索。

“你买东西，快拿钱来！”老郑等得不耐烦了，不客气地催他道。

“白糖，白糖，四十块钱！”第十一床用力说，他把钱交给老郑。

“盐水针打怕了，他现在要吃糖了！”第三床在旁边含笑道。我听着，心里很不好过。我觉得寂寞。我又有点害怕。真的，那个人就在我的脚下，和我隔得这么近。要是我处在他的境地呢？……我不敢往下想了。

白糖买回来的时候，我听见那个病人吩咐老郑：“多放些在茶壶里。”

“我拿茶壶给你，你自己放罢，”老郑回答道，把茶壶和糖都放在床沿上，他捧着代别人买的东西走开了。

第十一床默默地、吃力地动着手把糖放在茶壶里面。过后他似乎大大地喝了几口。我不知道他究竟喝了多少。

但是老郑下班前提了开水壶来冲水的时候，他走到第十一床床前，我听见他在说：“还是大半壶开水！大夫喊你多吃，买了糖来又不吃，看你这个病怎么得好啊！”

“我吞不下去，”第十一床声音含糊地答了一句。

“吞不下也要吞啊！你没有钱吃药，只好将就点！”老郑又说。病人不作声了。

这天晚上第十一床就没有再叫过。我们这一面一共是十二张床。在这些病人中，就只有第二床偶尔低声呻吟，但是后来他也落进昏睡里去了。病室里充满了一起一伏的打鼾声，一种混合着西药味的臭气重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我睡不着。

护士小姐很早就关了我们这面的电灯。也没有人讲话了。第九床和第八床似乎比别的病人睡得更熟。

第四床今天可以吃东西了。他吃“半流”（半流质，医院里的用语，就是汤里面还有一点煮得软软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像番薯片、猪肝等等），并且没有吐过一次。他的病的确有了起色。下半天我午睡醒来，偏过头去看他，他还对我微笑。他似乎想和我讲话。可是他没有开口，我也什么都不曾说。

第三章

六月三日（星期六）

今天上午我照过X光了。我急切地想知道结果怎样。可是杨大夫告诉我应该等到下个星期。她还说，假如我没有别的病症，那么我下星期三便可以进开刀房了。

我除了等待外，别无办法。我想，我是能够等待的，而且我应该等待。我决定不再去想我自己的问题了。为了消磨时间，我得找事情做。我决定多多观察，这就是说多多留心看别的病人在这个病室里怎样过日子，怎样对付他们的病痛。

这一层我的确做到了。

昨晚这个病室里相当静。第十一床整夜没有吵过。第二床只哼过几声，这个老人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里面。但是到今天早晨护士小姐刚刚铺好床以后，他忽然叫起来：

“我要出恭啦！”老人的声音不算十分大，而且不很清楚。起初并没有人理他，也许他们都没有听懂他的话。后来第三床替他向护士小姐解释明白了，护士小姐又去唤了老张来。

老张把大便盆送到第二床那里，并且放好在铺盖下面。老张刚走开，病人忽然坐起来了，他就坐在大便盆上，裤子褪到膝盖边，大腿瘦得只剩下皮包骨，看起来容易使人联想到鸡腿。我怀疑，他怎么能用它们走路。

“你怎么坐起来啦？大夫喊你好好躺着不要动……”第三床关心地提醒他道。但是他埋着头不出声。两只手没有地方搁，便抄在胸前，整个身子发出微微的颤动，好像随时都会倒下去似的。

护士走过来了，那是张小姐。她立在第一床的床脚边，用好奇的眼光望这个老人。她说：“老先生，你这样不行啊，杨大夫说过不要你起来。”

过了片刻老人才说：“不起来，我屙不出啊！”他的头不停地颤摇着。

“其实你多试试就会习惯的，”张小姐说；“你快睡下去。你懂不懂？你身体太弱，不应该多动。”

老人不作声，也不躺下去，只是可怜地摇着他的身子。

“真固执！不管自己身体受得住受不住，也不听大夫的话……”张小姐没有办法对付这个老病人，她不满意地摇摇头，站着再看了几分钟，便咕噜着走回到条桌那边去了。

但是她刚走到条桌的右端，老人又大声叫起来：“草纸，草纸！”

“医院里没有草纸，要你自己买，”第三床对他解释道。

“我没有钱啊，”老人说。

“你没有钱买，就不用，”第三床略带不满地说。

“草纸！草纸！”老人不理会第三床，却只顾喊着。

张小姐赌气般地又走过来，把两三张裁过的草纸掷到老人的被单上，短短地说：“拿去，拿去！”马上转身走了。

“到底是你本领大，你用草纸不花钱。我们要用，十三块钱一刀，”第三床嘲笑地说。

老人不回答。他却蹲起来。他的身子摇摇颤颤地动着。他似乎想侧着身子躺下去。可是不知道怎样，他却向前一扑，身子伏倒在被上，一个光屁股耸了起来，腿弯的皮肤有几种颜色，白的像发霉，红的像腐烂，黄的带黑。

“喂，你怎样啦？”第三床惊问道。他从床上站起来。他这句话把张小姐和汪小姐同时唤来了。老人开始呻唤着。

“老先生，怎么啦？”她们也跟着惊问道。张小姐还说：“你趴着干什么？”

“我看他是坐不住，倒下去的，”第三床说。

她们扶着他在床上躺下去。对她们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吃力的工作。他整个身子不停地战抖，嘴里也继续发出低声的呻吟。汪小姐带着一种勉强忍住的厌恶的表情把大便盆拿到床底下去。张小姐在替这个病人整理铺盖和被单，我看不见她的脸，但是听见她的声音：“以后不要再坐起来啊，你听见没有？”

年老的病人含糊地应着，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听懂了张小姐的话。她们离开病床的时候，我听见张小姐对汪小姐说：“怎么他身上这样臭？”

“应该给他洗个澡。我也有点闻不得那种气味，”汪小姐答道。

我照了X光回来，杨大夫正在病室里给第二床换药。病人没有坐起来，却扑倒在床上。杨大夫的手一动，他就哼一声。药换过了。杨大夫问他：“你今早晨吃过什么东西？”

“稀饭，”老人含糊地回答。第三床马上替他接下去：“他吃了半碗稀饭。”

“半碗稀饭哪里够！你儿子给你送鸡汤来没有？”杨大夫又问。

“我吃素。”

“吃素没有用。我喊你吃什么，你就得吃什么！不然，我治不了你这个病！”杨大夫命令地说。“你儿子来，你记住要他给你炖鸡汤送来。”

话刚说完，病人的儿子就进来了。他右手提了一副生猪肝，左手拿着一个大的洋磁漱口盅。他站在床前，杨大夫抬起头看见他，便对他说：“你来得正好。鸡汤送来没有？”

这个中年人怔了一下，过后便把猪肝提得高高的，一面回答道：“我买了新鲜猪肝来。我就去煮汤给他吃。”

杨大夫皱了皱眉，微微摇着头，低声说：“单吃一点猪肝哪里够？你每天至少得给他送两碗鸡汤来。”

儿子露出了苦笑，声音略带战抖地说：“我实在负担不起。为着他这场病，我已经花了一万多罗，钱还是借来的。要再借，我也没有办法了。”

“那么你给他输血罢，这是不花钱的，”杨大夫稍稍带一点不快地说。

儿子吃了一惊，害怕的表情立刻罩上脸来。他略带慌张地说：“我贫血，头晕，我不能输血。”

“你不用怕，我还没有验过你的血，”杨大夫说，“还不晓得你的血型对不对。”她怜悯地微笑了。

那个中年公务员似乎知道跟大夫争论对自己不会有好处，便把眼光掉到猪肝上面，自语道：“我去把猪肝煮给他吃。”他转身往外面走了。

杨大夫也默默地走到条桌那边去。她一直坐在条桌前做事情。（汪小姐有时坐在她旁边写字，有时到某一张病床前去看看。有时又到外面去。）后来那个儿子拿着漱口盅进来了。他把它放在方木柜上，过后又拿起它来，把汤倒在一个饭碗里，一面俯下头对病人说：“猪肝汤来罗，我里头还冲了两个鸡蛋，你多吃点罢。大夫的话，你该听见了。我这样瘦，哪里还有多的血？你不要跟我为难罢。”

“我吃素……”病人固执地说。

“你吃素！现在你还要吃素，你就是要我的命。你是不是自己不想活，也不要别人活！”儿子着急地说，苍白色的脸变红了。他绝望地抓自己的头发。我想他会哭罢。但是他并没有哭出来。

他的父亲一声不响，索性连哼也不哼了。他仍旧站在床前等候父亲的答话。忽然那个老人痛苦地叹了一口气。“你让我死罢……”老人断断续续地说。

“不！”儿子吐出这一个字，他立刻埋下头，用手帕盖住脸，大声擤起鼻涕来。过后他又走出去了。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他才慢慢地从外面进来，先去洗了手，然后到他父亲的病床前，他站在床脚边呆呆地望着病人的脸，他好像不敢走近枕头边去似的。

杨大夫过来了，她一本正经地对那个儿子说：“我看他身体太差，非输血不行。”

儿子恐惧地向后退了一步，他似乎害怕杨大夫马上就抓他去输血似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了。杨大夫站在他的面前，温和地说：“你不要怕，你不肯输血，你就拿出五千块钱买血罢。”

“五千块，我哪里来的钱啊？”儿子做出要哭的样子说，“一家五口人还要吃饭……”

“那么你自己输血也好，等一会儿我给你验血。我给你担保，不会有危险，”杨大夫微微皱起眉头说。

“我每天要到局里办公，又要到医院来。我一家人就靠我这点薪水吃饭……”儿子唠唠叨叨地分辩说。可是杨大夫已经掉转身子走了。他有点失望、扫兴，好像他知道自己没有得到任何一个人的同情似的。他带着求助的、诉冤的表情向四周看。他的眼光触到第三床的眼光了。

“这个年头，大家都苦，有什么办法！你忍耐点罢，”第三床劝他道。

“忍耐也要忍耐得下去啊，”他半晌才吐出这句话来。

“现在还是先治好他的病再说，”第三床说。

“病自然应该医治。不过他总不肯听大夫的话，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事事要由他，这怎么治得好病。今天买了一副猪肝，煮好汤给他端来，他又不肯吃。”说到这里，儿子立刻走到方木柜前面去，看了看碗里盛的汤。他端起碗，俯下头，温和地说：“快冷了，你吃点罢。”

“我不想吃，”病人答道。

“大夫说的，你一定要吃。不吃，你的病就治不好。我来喂你罢，”儿子说，就拿起调羹喂他的父亲喝汤。

“我不吃啦！”病人喝了两口以后，忽然伸出手挥动一下，好像要推开他儿子的手似的，一面厌烦地说。

“才只两口，再吃一点罢，”儿子央求道。

“不吃啦，不吃啦！”病人接连地嚷着。儿子只好把碗放回到方木柜上去、我听见这个中年人叹了一口气，也看见他微微地摆了两下头。他还掉转身子向着第三床，绝望地摊着两只手叹息说：

“他还是不肯吃。”

“慢慢来罢，”第三床同情地笑了笑，安慰他说。

儿子拿着脸盆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再进来的时候，已经用一方花手帕对折成三角形从鼻梁系到后脑，代替了口罩，盖住了鼻孔和嘴唇。他绞干脸帕替他的父亲揩脸。

第二床似乎睡去了。病室里渐渐地静了下来。第九床和第八床睡得正熟，他们的讲不完的故事也跟着睡去了。第六床老是瞪着眼不出声，不知道他为着什么事一直在生气。第一床的靠背高高地支起来，他靠着它，让一个理发匠给他剪发，两只腿始终在被单下面高高地突起。第四床在看张小姐先前借给他的一本小说。他早晨已经同我交谈过了。我知道他姓孔，是邮局的一个职员。他害急性盲肠炎，前天上午进院来开刀。说是再迟三四个钟头，他就没有救了。他似乎是一个和善可亲的人。他又告诉我，第七床也是害一样的病，是大前天晚上抬进医院来的，就在那个晚上开的刀。他是听见大夫讲的，那个人来得更迟，算是运气好，没有出毛病。

吃过午饭以后第十床和第十二床的病人出院了。但是病床没有空到半点钟，就被两个新的病人占据了。睡在第十二床的是一个害眼睛的司机，说是在“独汽四营”服务，穿着一身蓝布制服。一个年轻的广东人睡第十床，他的病我说不清楚好像是在肚脐眼上面偏左的地方生了一块东西，说是不痛，又跟肉瘤不同。它究竟是什么，冯大夫、廖大夫都还不能断定。

第十床年纪不过二十，从他回答大夫的话（有人找了张小姐来做翻译），我知道他已经结过婚并且有一个男孩了。但是看他的举止、态度，他又像是一个十三四岁的不懂事的孩子。他这个病没有给他带来痛苦，所以他的脸上常常露出笑容。他爱吃零食，随身带进来不少的糖果，装在一个咖啡罐子里面。给他诊病的大夫一走，他就拿出一把糖果来慢慢地吃着。看见他这种安闲的态度，谁也会忘记自己是躺在医院里面。

但是正当他安闲地吃着糖果的时候，就在他的脚下，沉默了一早晨的第十一床，忽然大声叫起来：“老张！老郑！小姐！”

现在还是老张当班，可是开过午饭后，就看不见他的影子了。汪小姐听见叫声，走过来，问道：“哪样？”

“我要灌肠，我过不得啊！”第十一床吼着回答。

“好的，我跟大夫讲一声，等一阵给你灌肠，”汪小姐温和地说。

“快啊，快啊！”第十一床痛苦地喊道。

“你不要着急，要等大夫来过，他签了字才能灌肠，”汪小姐又说。

“我过不得啊！”

“你不要喊。大夫没有在，你喊也没有用。起先大夫来了，你又不对大夫讲，”汪小姐带了点抱怨的口气说。

“我过不得啊！”第十一床仍旧痛苦地叫着。

“那么你多吃点水嘛，”汪小姐说着，就拿起壶来，把壶嘴送到病人口边，病人骨嘟骨嘟地喝了几大口。“好啦，等一阵再吃。多吃点水，心里头也会好过点。”汪小姐说了，便把壶放回到方木柜上去，她转身走了。

她走后不过两三分钟，第十一床又用了粗暴的声音叫起来。

“老郑！老张！老郑！老张！”他不停地叫喊。

没有人理他。那个广东青年坐在床沿上，睁大两只眼睛，好奇地望着他的脸。没有人走到他的身边去。

“我过不得！做做好事啊！小姐！”他像一只野兽似地哀叫着。

“十一床，你不要喊！大夫不在，你喊也没有用。等一阵会给你灌肠的，”张小姐在条桌前大声说，她抬起头望了他一眼。

“我过不得！我过不得！”他也许已经听不见张小姐的话了。他也许除了自己的痛苦外，对什么事都不知道，都不关心了。他只是不断地叫吼着。仿佛有一种力量在推动他，他自己不能不叫喊似的。

“张小姐，你喊老张来给他灌肠罢，他叫得多烦人！”第九床忍不住坐起来讲话了。他的腿屈着，两只手抱着膝，抬起头向条桌那面望去。

“就来，”汪小姐答道，“老张也不晓得到哪里去罗。密斯张，你去请张大夫来看看十一床，他今天有点不大对。”

张小姐答应着走出去了。

“我过不得呀！我要灌肠！我出钱！我出四十块钱！”第十一床疯狂地喊道。他的身子摇动着，我看见床摇晃了一下。

“四十块钱，你给老张，他还看不上眼嘞，”第三床感慨地在一边发议论。“他们那种人就只有一对势利眼睛。你有钱叫他做你儿子，他也肯。没有钱，就该他做你老子！”

“我过不得呀！四十块钱！我有钱！”第十一床继续叫喊道，他的声音里含着多大的怨恨啊！我记起来，那个朋友昨天给了他八十元，他用去四十元买糖，还剩下四十。这四十元应该是他唯一的财产了。这“四十块钱”引起了第八床的笑声，可是它却刺痛了我的心，使我浑身不舒服起来。那张紫色的圆圆脸和那个剪得光光的头老是隐隐约约地在我的眼前晃动。

睡在第十床的广东青年受不住跑出去了。第八床几次说话干涉，都没有用。第十一床只顾粗声叫着，他好像神志不清了。

张小姐从外面匆匆地进来，大声说：“不要喊了，老张给你灌肠来了。”

这虽然跟我不相干，但是她这句话也给我带来一点安慰。紧张的心稍稍松弛了。这种烦人的叫声也应该停止了罢。

果然老张拿了灌肠器进来了。他走到第十一床那里，带笑地说：“来啦，来啦。你何必着急，这种味道不见得好受。人家怕灌肠，你倒求之不得。你把身子朝那边转一下……好啦，不要动啦。”

第十一床的叫声停止了。我的心也得到了片刻的安静。广东青年拿着一块奶油面包回到他的病床前。他看见灌肠的动作，他的好奇心似乎得到满足了。他放下面包，掩着嘴在笑。

“好啦，你忍一下，我给你拿大便盆来，”老张嘱咐道，我知道瓶里的水已经灌完了。我看见老张把洋磁瓶和橡皮管拿开，又看见老张把大便盆放到铺盖下面去。这些时候，病人没有作声，除了偶尔哼一下。我想，大便出来以后，病人的痛苦应该减轻了。

但是半点多钟（大概是半点多钟罢）以后，第十一床又带着更大的痛苦叫起来了：

“我过不得呀！我过不得呀！”

这个时候是老郑当班。胡小姐和刘小姐也来代替李小姐和张小姐了。另外还有一个护士小姐，就是胡小姐那天讲过的袁小姐，身材高高的，相貌也端正，年纪应该过了二十。

老郑提着壶来冲开水的时候，他并不在第十一床床前停留。第九床问他为什么不给第十一床冲开水。他粗声答道：“他吃开水！他快回老家了。”

“奇怪，给他灌了肠，他还在喊过不得，”第九床说。

“火毒攻心了。要是肯花钱，也不至于这样受罪，”老郑说。

“哼，你懂得！那么还要大夫做什么用？”第三床在一边低声表示他的不满。

“小姐呀！我过不得！我要打针！做做好事啊！张大夫！张大夫！”多么痛苦的喊声！

“现在他倒要打针了，”第八床吃吃地笑道。

“你还要笑！人家是性命交关的事，”第九床抱怨地说。

“我并不想笑，可是我忍不住就笑出来了。你看老广也在笑，”第八床指着那个广东青年说。

“他笑？过几天他就会哭的，”第九床冷笑道。

忽然我的耳边响起了一个崩塌的声音，我的眼前发生了一个大的震动。好几个人惊惶地叫起来。我起初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我居然毫无理由地以为是墙塌了，或者屋瓦落了下来。但是过后我就明白了。第十一床连人带床板和靠背一起跌落到地上，他的下半身还裹缠着被单，破棉絮盖到他的前胸，两只光膀子露在外面，左边的一只膀子还带着一段没有解完的绷带。头离开床板放在地上，脸还是圆圆的、结实的，眼睛呆呆地睁着，嘴张开，仍旧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叫声。他似乎不知道自己的睡处已经换了地方，他伸出左手要去抓第九床的板凳脚。

汪小姐、胡小姐、刘小姐、袁小姐全跑过来。

“你在作死呀！”刘小姐望着他说。“你这样真不想活命了。”

“密斯刘，你跟他讲没有用。他已经神志不清了。你快去喊老郑他们来，把他抬上去，”汪小姐说。刘小姐匆匆地走开了。接着汪小姐又自语道：“怎么张大夫还不来，真急人！”

第九床当时吓得呆呆地站在床上，身子紧贴着木壁，头靠着纸窗，好像害怕那个病人会倒在他的身上似的。现在他才慢慢地坐下来，对自己说了一句：“好险啊！”

“你怕什么？怕他拉你一路回老家吗？”第八床嘲笑道。

“我不怕，我跟他还隔了两省。你们是同乡，你倒应该送他回去，”第九床笑答道。

病人继续呻唤，声音粗大，但是别人却不能够分辨出字音来。

张大夫匆匆地走进，问了一句：“怎么啦？”就走到第十一床床前来了。

“张大夫，你来得正好。他起初吵着要灌肠，给他灌了肠，他还是吵着心里头难过。你看看要不要给他打针？”汪小姐带了点放心的口气说。

“先把他抬起来罢，老郑到哪里去了？”张大夫皱起眉头说。

“我们来抬，”胡小姐忽然兴奋地提议道。

汪小姐微微摇着头，说：“不行，我们抬不好，还是等老郑来。老郑也怪，上班的时候总喊不到他……”

“我出去总有事情。我只有一个人，又不会分身，这里也喊，那里也喊……”老郑跨进门槛，听见汪小姐的话，有点不高兴，不等她说完，便接着抱怨起来。

“快把病人抬上去，不要多讲了，”张大夫厌烦地吩咐道。

“我一个人怎么抬？”老郑板起脸孔说。

“我踉你两个抬罢，”张大夫说着，就弯下身去，老郑不好意思再讲话了。他们两个把病人连床板一起抬回到板凳上去，汪小姐和胡小姐在旁边帮忙照料着。

那个病人搬回床上以后，还是含糊地大声叫喊。他的痛苦似乎并没有因此减轻。他仍旧像一只垂死的猛兽似地在哀号。

“给他打一针××××，”张大夫带着严肃的表情、低声对汪小姐说，他说出一个外国字，那一定是药名，但是我弄不清楚是什么药……

针打过了。病人的情形也没有见好。张大夫在旁边守了一阵，便走了。

他走后，众人对第十一床的兴趣似乎淡了许多。那种单调的、痛苦的呻唤大家也渐渐地习惯了。我也是这样，我起初还盼望着他（第十一床）什么时候会把嘴闭上。后来我却有了一种奇怪的想法：要是他的声音突然停止，我们反而会觉得这个病室太冷静了。

其实这个病室不会太冷静的。第二床不久也有了呻唤的机会了。

杨大夫又来了。还是她那满不在乎的神气，迈着大步，身子一摇一晃的。

“密斯汪，给第二床预备四瓶盐水针，”我听见她对护士长说。

“老头子也要吃盐水针了！”第八床觉得有趣地说。

杨大夫在第二床旁边停留片刻，就走到我的床前来。

“你这样睡着觉得闷罢，”她说，大方地笑了笑。一对大眼里射出来无限的善意。

“还好，”我答道；她的笑使我感到愉快，我又问一句：“我是不是下星期三开刀？”

“你又来了！你真性急，上午还跟你说过要到下星期才能决定！你最好还是不要想那些事情，”她温和地笑道；接着她又问我一句：“你带什么书来没有？”

“没有，我忘记了。”我说的是真话，我想带几本小说来，临时却把它们忘记在一位父执的家里，那个人现在应当因公到某处去了，他那位出身高贵的太太新近从上海来，和我只见过几面，她不会来看我。

“你要不要看书？我可以给你找几本来，”她微笑道，我只觉得她两个圆圆的黑眼珠在我的脸上滚动。

“那么谢谢你，哪天给我带几本来罢，”我感谢地说。

“我给你挑几本看起来不费脑筋的。你现在不能太用功啊，”她又笑了笑。我望着她，我觉得她的整个脸发亮了。

就在这个时候她忽然掉头朝第二床看了一眼。盐水针已经预备好了，架子放在第二床的脚下方，汪小姐正把盐水倒在架上那个大瓶里面。杨大夫便撇开我到第二床那边去了。

针插在病人的两只大腿上。第八床朝第三床呶一呶嘴说：“老苏，你等着看这个老头子怎样哼法。”

老人好像睡熟了似的并没有哼一声，也不曾动一下。瓶里盐水走得虽然慢，但是我也看得出它逐渐在减少。

“这个老头本领倒不小，他哼都不哼一声！”第三床惊奇地说。

“嗯，倒也奇怪。再等一阵罢，看他受得住多久，”第八床摆动着他那张猴子脸说。

并不要等多久。再过两分钟光景，老人叫出了第一声。

“我受不住啦！再打不得啦！做做好事啦！”他拖长声音叫着。也许是由于他的高龄罢，他的声音不像是痛苦的呼号，倒像是一个粗人笨拙地唱出来的歌。

“怎样，我说过不会等多久罢，”第八床低声笑起来；“这边一个这样叫，那边一个那样喊，好像是事先约好的一样。”

老人并不动一下，只是不停地哼着：“我受不住啦！打不得啦！就要死啦！我要死啦！我就要死啦！”

杨大夫站在条桌旁边，俯下头在写字。她听见老人的叫声，也忍不住微笑了。她放下笔，走到第二床那里。

“你不打才要死嘞！”她说，接着又问：“老先生，以后你儿子给你送汤来，你吃不吃？”

“我要吃啦！”

“猪肝吃不吃？稀饭吃不吃？鸡蛋吃不吃？”她又问。

“我吃，我吃！”

“你不吃素吗？”

“我不吃素啦！不要再打针啦！我要死啦！”

“就只有这一瓶了，”她说着便把方木柜上那瓶盐水倒进大瓶里去。过后她立在床前继续说：“老先生，你以后要多吃东西啊。我要你吃什么，你就得吃什么。你身体太坏，不多吃营养的东西，烂掉的肉便长不起来。你懂不懂我的话？”

“我懂！”

“你懂，那么你儿子给你煮的猪肝汤为什么不吃？”杨大夫指着方木柜上那碗猪肝汤问道。

“我要吃，我要吃，”病人连忙答道。

“密斯胡！密斯胡！”杨大夫唤道。胡小姐马上走了过来。杨大夫把碗递给她：“请你喊老郑拿去热一下。等一阵，你看着老先生吃完它。一定要他吃。”

胡小姐拿着碗出去了。她回来的时候，杨大夫已经走了。后来大瓶里的盐水快流尽了，胡小姐便过来把老人腿上的两根针拔去，又把架子搬开。老人立刻不作声了。

“好了，这一边不响了，”我的右邻第四床低声自语道。经他这一说，我也觉得病室里清静些了。

可是第十一床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呻唤。不过他叫得更单调、更痛苦了。他已经念不出一个准确的字音，并且人在他的声音里找不出一点近似人类语言的地方。他的叫声现在更像是野兽的哀吼。他哀叫着，哀叫着，不管有没有人同情他，有没有人来照料他。

他的手还在动，身子也还在动，床板时时左右摇晃。每次动得厉害的时候，要是向左，就会听见第九床和第十床的惊叫声；要是向右，又会听见第十二床的叫唤。

“胡小姐，汪小姐，刘小姐，十一床又要跌下来了！”第九床和第八床这样接连叫了好几次。

“你喊我，我又有什么办法？”有一次刘小姐过来生气地噘起嘴说。“你害怕，你找根绳子来绑住他罢。”

“对，绑住他倒是个好办法，”第九床笑着说。他看见老郑拿着第二床的猪肝汤进来了，便大声唤道：“老郑，快来！”

“什么事？”老郑从第二床床前转过身子粗声问道。

“十一床又要跌下来罗，你来绑住他！”第九床说。

“好，我就来，”老郑笑道。他又向条桌那面说：“胡小姐，猪肝汤来啦。”

“我就来，你放在那里罢，”胡小姐答道。

老郑走到十一床床前，他先看看病人的脸，用一种毫不动感情的声音说：“快啦，我看他过不到今天晚上。”

“你又不是大夫，你知道！”第八床说着，便走近老郑的身边，他也看了看那个病人的面孔。

“我不晓得看过多少了。你不信，等着看罢，”老郑得意地说。这时病人刚巧把身子向他那面一侧，床板晃了一晃，他连忙按住病人的一只膀子，就是那只左膀。他就用留在那上面的绷带把它绑在床板上，不，应该说是板凳脚上。

“这样恐怕还不行，最好那边也绑一下，”第八床提议道。老郑真的再找了一根绷带来把病人的右边膀子也绑住了；

“现在不会再动了，”老郑试了试，过后说，他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我从第十一床把眼光移到第二床那边去。

胡小姐站在床前用调羹舀着汤送到那个老人的口里。老人说了好几次：“我不吃啦！”她不听他的话，却逼着他吞下去。

“再吃点，再吃点！你不吃，杨大夫又要来打针了，”胡小姐说，她的话对老人倒有很大的效力。最后我看见胡小姐满意地放下了碗同调羹。

“老头子也真滑稽：怕打针，连吃长素的人也开荤了，”第三床带笑地批评道。

“唉，真是不把人当人。他又不是犯人，就不该绑他，”这是第六床的声音。我转过头去。他正微微摇着头，瞪着眼睛，红着脸在那里生气。“都是爹娘生的呀！”

我同意他这句话。我也了解他的愤怒。他一定在想着他自己。

“他没有家里人，没有朋友在此地。他们可以随便对付他，”第六床看见我对他点头表示同意，便接着往下说。

“他没有钱，他们看不起他，连老郑也要欺负他！真是天晓得！”第六床又说，他的脸一直在发红，眼睛里射出来憎恨的光。

“这样不行。对病人应该平等待遇，况且医院又不是旅馆客栈，”我附和地说。

“是啊。就是旅馆客栈，茶房也不会这样招待客人的，”第六床接嘴说。“你看他好痛苦，心里难过啊！他们就不管他，让他喊下去。他喊了大半天，给他吃点止痛药、睡药也好。”

第六床的声音不高，除了我以外，别人不会听清楚。自然也不会有人考虑他这个意见。整个病室里的人就没有一个出来为那个垂死的患病者说一句话。大家让他哀叫着，挣扎着。

我觉得就在这个时候第十一床的脸色似乎也并没有什么改变。望过去，他始终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并且他还有很大的力气。他挣扎到傍晚（其实天并没有黑，只是渐渐地暗起来了），他的左手终于挣脱出来，肘拐下面现出了一条伤痕，血在流着。然而他还是昏迷地挥动他那只手。他的叫声并没有比先前的更痛苦，只是有些沙哑了。

“他老是这样喊下去，今晚上我们大家都睡不成觉了，”第八床忽然耽心地自语道。

“不要紧，他们都说他过不到今晚上，你听他嗓子已经哑了，”第九床接口说。

“他身体结实得很。看他的样子，他再喊三天三夜也不在乎，”第八床含笑地说。

“他不在乎，我们还在乎吗？”第九床笑答道。

这两个人的谈话使我极不舒服。我想到外面去走一下，便穿好衣服走出病室去。

、夜色降下来了。空气很柔和。我闻到一股西药的气味，中间夹杂着花香。我顺着石板路散步，我在花丛边走来走去。这露天里的一切使我心胸舒畅。

这个院子里还有四间小屋。两间位置在通外面那道门的旁边，两间靠近通后院空地的门。旧式的糊纸的小方格窗用竹棍撑起来，四间屋子的窗全撑着。窗台不高，房门大开，我可以看见每间屋子里的陈设。一张床，一张条桌，一把逍遥椅，一把藤椅。在一间屋里一个穿漂亮西装的青年安闲地靠在逍遥椅上。在另一间屋里一个衣服华丽的中年妇人开了电灯对镜梳头，一个衣服整洁的老妈子站在旁边伺候她。不用问我便知道这是头等病房了。这里有的是舒适和优待，只是因为住在这些病房里的人能够比我们多付两倍的钱。

那个服装整齐的青年从房里走了出来。他站在窗前矮矮的石阶上，两只手放在背后，态度闲适地望着院里一丛芍药。他面貌清秀，只是鼻孔里塞了两团药棉。

我仍旧慢步走着。我正在看他，忽然他也抬起眼来看我，他露出惊奇的样子。他不像在看一个同类的人，倒像在看一个奇怪的生物。

我本来打算招呼他，跟他讲话，可是他的表情阻止了我。他这种看法使我生气。心里一不高兴，我就感到疲倦了。我想回到病室里去。我看见杨大夫从后院转了出来。她这次没有穿那件白色工作衣。她穿着一件绛色旗袍，外面罩上一件灯笼袖的灰色细毛线衫。脸上也擦了一点粉。

“杨大夫，你进城去吗？”我带笑问道。

“是的，有点事情。”

“去赴宴会罢？”我笑着问。

“去朋友家吃喜酒，恐怕已经晏了，”她笑着回答。“这本书是拿给你的，”她把腋下的一本书递给我，除了书外，她还挟着一个手提包。

这是一部《唐诗三百首》。她拿这种书给我看，倒是我想不到的。

“我想这本书对你会有好处。我起先就说过你不宜看太费脑筋的书。你读读诗，可以使你的心纯净一点。心境对治病很重要，”她温和地解释道。她两只眼睛恳切地望着我。

“我明白。这些诗我也读过。杨大夫，谢谢你啊！”我感激地说。我觉得她的眼睛也在微笑了。她又关心地说：“你出来好久了？不要多走啊，早点进去罢。”

“杨大夫，我问你一句话，将来我开刀的时候，你会不会在场？”我忽然想起要问她这句话，就顺口说了出来。

她笑了：“你问得奇怪。不过我也说不定。只要我没有别的事，我一定在场！”

“我是这样想：只要你在场，我一定不害怕，”我直率地答道。

“那么我一定在场，”她似乎感动地说。“其实你也不用害怕。我们刚才又收了一个跟你一样的病人，就住在这三十床，”（她指着青年站的地方隔壁那间病房，门前挂着一方小木牌，写有阿剌伯字30，）“他以前来看过病。他身体现在养好了。下礼拜就开刀。”

我朝那房门看了一眼，但是什么也看不见。我听见杨大夫在我的耳边说：“你进去罢。”我收回眼光。她往外面走了。她仍旧迈着大步——黄皮鞋，短袜，光腿。不过她的身子摇晃得并不厉害。

我没有立刻走回病房。我站在石板路上，望着她的背影。我把眼睛都看花了。

夜已经来了。它像一张网，向着我撒下来。

我回到病室。一股臭气扑向我的鼻端。我禁不住发呕了。

条桌前电灯十分明亮。左边的一角没有说话的声音，电灯也已关上，似乎那十二个病人全睡着了。右边一角的电灯照常燃着，有人在呻吟，有人在笑，有人在大声讲话。我走过第十一床旁边。我看那个病人一眼。还是那个结实的、滚圆的头，肉还是一样多。脸色却变黑了。眼睛睁得不大，但是它们睁着。嘴半张开，喘气似地在叫喊。左膀露在外面，肘拐以下涂着一片血迹。

电灯差不多就悬在他的头上。他的眼睛并不躲避灯光。两只大眼角都在发亮，我看出来有泪珠。这两颗小小的泪珠使我打了一个冷噤。

我回到病床，躺下来，把《唐诗》放在枕头下。

“我们这一边晚上吵得很，天天都是这样。吵得别人睡不好觉。对面，一到晚上连说话声音也难得听见，”第六床稍稍偏着头对我说。这时我刚刚睡下去。我想他大概闷极了，需要说几句话，找到一个听话的人当然就不肯放松了。其实我现在只想休息，但是为了敷衍他，我也只好唯唯地答应两声。

“他们对别人一点同情也没有。人家快死了，他们还要笑！”第六床接着愤慨地说，他的脸板得更厉害。眼睛和眉毛更朝上竖，更像戏子在台上的脸面了。我忽然想起我从没有看见这个人笑过，无怪乎别人的笑会引起他的反感。

我还是唯唯地应着。后来我倦得连嘴也懒得动了，我便索性闭上眼睛睡觉。

我好像睡去了一会儿，可是第十一床的呻唤就一直在我的耳边响着，时而近，时而远，我忘了我是在医院里面。我觉得我还是住在朋友的家里，或者亲戚的家里。我并没有生病，我只是走完了长的旅程，现在疲倦地睡了。我不管明天有什么事在等着我，我只是在享受这一刻的轻快和休息。

大夫们来查病房的时候，我给惊醒了。杨大夫不在，冯大夫也不在，廖大夫和张大夫倒是来了的。另外还有两个大夫和一位女大夫。我以为他们会在第十一床旁边停留一些时候，或者商量出一个办法来减轻那个病人的痛苦，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他们经过那里的时候不过投了一瞥淡漠的眼光。只有张大夫一个人还回头多看了一眼。

我想问张大夫：“为什么不再给他打针呢？”但是我没有问。他们在我的床前停了两三分钟。一个年纪较大的大夫同张大夫短短地问答了两句，他们便走了。我唤了一声：“张大夫！”那个年轻大夫走回来。他和善地问我：“什么事？”

“张大夫，你怎么不给十一床想个办法？他叫得多可怜！”我终于说了。

这个和善的大夫摇摇头，淡淡地答道：“他就要完结了。再想办法也是多余的。”他的声音里有的是疲倦，却找不到痛苦和怜悯。

我没有话说了。他也没有工夫再跟我讲话了。我把眼光射到那个可怜的病人身上去。他还是像先前那样地躺着，呻吟着。只是他的声音低了些，身子也不怎么晃动了。显然他的挣扎的力量已经在减弱，他的生命也逐渐在消失了。

“快啦罢？”第八床忽然伸起颈项看了那个病人一眼，带笑地自语道。

“你不用着急。你等他一道走吗？”第九床开玩笑地说。

“你倒不要等。他一伸手就会把你抓去的，你怕不怕？”第八床说。

“他就要回老家了，他哪里还会动？”第九床昂起头得意地说。

但是那个病人真的伸起左手来了。第八床是看见他的手在动才那样说的。他的手伸着，伸着，显然它想抓住什么东西。它一下就抓住了第九床的被单，用力一拉。被单就往下落。他的床大大地摇动了一下。

第九床本来屈着腿坐在床上，被单一动，他明白那个情形了。他第一眼就看见那只带血的手。他惊叫一声，立刻赤着脚跳下床来。

“你不怕嘛，怎么又叫啦？”第八床冷笑道。

第九床不理他，却大声叫：“林小姐！林小姐！”

上班不久的林小姐走过来问什么事。

“你看，他抓我的铺盖。你还是把他的手绑住罢，”第九床说。

林小姐看了看第十一床，摸了摸他的前额，又验了他的脉搏。她把他的被单理好，又把他的左膀放进被里去。然后她对第九床说：“不要紧，用不着绑了。”她走回条桌前去了。

她说得不错。这以后第十一床就没有再动了，他的叫声愈来愈低，后来变成轻微的喘气，最后连喘息声也没有了。

“林小姐！林小姐！”第九床又叫起来。

“什么事？洪文全，你又在叫！”林小姐走过来，问道。

“十一床归天了，”第九床忍住笑说。

林小姐俯下头去看了一眼，又摸了摸病人的胸口。她说：“还没有，不要你替他着急。”

又过了十多分钟，第九床又叫起来：“林小姐，请你来看看，十一床这次真的回老家了。”

林小姐又过来，她又摸了一下病人的胸口，然后望着第九床埋怨道：“不晓得哪里来的这样高兴！就直是吵！又不是喜庆事情！”

“林小姐，你应该问问他，有没有遗嘱嘛？”第八床插进来开玩笑道。

“呸！你们嘴里就讲不出一句好话，”林小姐说着，她也忍不住笑了。但是她马上又收起笑容责备他们：“你们怎么这样爱管闲事？休息半点钟不讲话，好不好？”

“我们不讲话，十一床真的回老家了，哪个又晓得！林小姐，你不要给他送终吗？”第九床调皮地说。

“不要乱讲啊，洪文全，你在第四病室是老资格，应该做个榜样啊！”林小姐正经地说，不过她的声音还是很温和的。

“是啊，我正是在做榜样啊！”第九床嘻皮笑脸地得意说。

林小姐没有理他，只是皱皱眉头走开了。第九床和第八床两人对望着，吃吃地在笑。我还听见别的几个病人的笑声，但是他们立刻就不响了。只有那两个人一直带笑地低声讲话。

电灯光很亮。第十一床静静地躺在被单下面，现在他完全不动了。他的后脑靠着床板的边缘，他的头差不多倒垂着，枕头不知落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没有声息。他一直叫了这么些钟点，现在应该休息了。

可是第九床又在叫了：“林小姐，真死了。你不信，你来看看。”

林小姐咕噜着走了过来。这次她不做声了。我看见她的手指在第十一床的两只眼睛上动了一下。我看不清楚她是在揩掉他的眼泪，还是使他阖上眼睛。

“是罢，我没有说假话罢，”第九床屈着腿坐在被单上得意地说。

林小姐仍旧不出声。她走到条桌前站了片刻，便往门外走去。但是她马上又折回来。她在药橱旁拿了一把伞，再到外面去。我知道外面下着小雨了。

不久老郑跟着林小姐进来了。他的头发上的雨点在电灯光下发亮。

“老郑，你来送十一床回老家吗？”第九床大声笑问道。

“有什么办法！吃了这行饭，还敢说不做吗？”老郑不高兴地答道。他走到第十一床床前，把被单拉开，往地下一丢，又把这光着身子的死人拉动一下，死人的头睡回到床单上面了。他找出几张钞票，数了一下，就放到方木柜上去。我听见他大声说：“四十块钱！哪个要他这一·点钱！”他把床单从四面拉拢，包过来，一下子就把死人裹得紧紧的。他打好结，又抽去草垫，让这个人形包裹放在光光的木板上。

“林小姐，单子写好了吗？”老郑掉转头问道。

“你来拿罢，”林小姐答道，便拿起一张纸条来。

老郑接过纸条，涂好浆糊，拿回来。他高高地举起手，朝着死人的胸膛（我想那个地方应该是胸膛）一巴掌打下去。我听见“拍”的一声，纸条贴好了。老郑离开死人往外面去了。

“老郑也太过分，拿不到钱，人死了还要挨他一巴掌，”第三床在角落里表示不满地说。

“这样死法，一点牵挂也没有，”第八床坐在床沿上两只脚打秋千似地动着，他不住地点着他的猴子脸，那只白蝴蝶还站在他的头发上，我真想把它捉下来。

没有人答话。外面雨下大了。房里也听得见雨声，就像无数根细针落在屋瓦上似的。一阵愁思侵袭到我的心上来。我也说不出这是什么缘故。我忽然觉得寂寞。我忽然觉得这个病房太空阔，电灯太亮，人声太稀。我只想哭。

我看左边第六床，那个姓朱的板着脸竖起眉毛不讲话；我看右边第四床，那个姓孔的闭着眼睛睡熟了。他的脸色苍白得多可怕。第三床把半个身子倚在靠背上，带着沉思的样子。第二床发出急促的鼾声，声音虽然不大，但是显然他在梦中也没有得到安适。第七床微微地咳了一声嗽，他应该是醒着的，可是他静静地仰卧在那里。似乎连翻身的念头也没有！

还有在那边，第十床那个广东青年盘着腿坐在被单上，他带着傻气呆呆地望着他旁边那个人形的包裹。刚才第九床还跟他开过玩笑，做着手势，一面问他：“老广，你怕不怕？”他直率地回答：“他死了我就不怕他了。”他说的应该是真话。当第十一床正在跟死挣扎，叫着、动着的时候，那个垂死的病人曾经使他害怕过，我听见他发出几次惊恐的尖叫声。在死人的右边，第十二床用一只手蒙住左眼，侧着身子睡了。这个年轻的司机，不见得能够安静地睡眠罢。今天下午我听见那个身材矮小，满脸须根的塌鼻头的大夫对他说，他的左眼十之八九得挖去，’他那只眼睛在三天里面就完全失掉了视觉。直到现在，他还时常感到剧烈的头痛。

雨落得更大了。雨声搔着我的心。那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在我好像是难捱的漫长的几个月。屋檐水流着，它开始在捣我的心。

“林小姐，林小姐，又漏雨啦！”第三床忽然大声喊道。他的声音把这凄凉的空气搅乱了。

“不要急，给你搬开就是罗，”林小姐答道，就走过来。

“偏偏今晚上事情多，看把林小姐累坏了，”第九床在旁边开玩笑地说。

“洪文全，你还要笑嘞，你也不帮忙？”林小姐温和地抱怨说。

“那么我来帮忙罢，”第九床说着就跳下床来。他跟着林小姐走到第三床床前。

“林小姐，枕头都打湿了，”第三床诉苦般地说。他蹲在被单上面，带着一种可笑的样子。

“给你换一个就是罗，”林小姐带笑说；“我们把床给你搬一下。”

“老苏，你可以下来吗？”第九床问道。

“我看还是不下来罢。我害怕动得厉害了会灌脓，”第三床嗫嚅地说。

“那么你索性坐下来，我们好抬些，”林小姐说。

第八床摆动着他那张猴子脸，一跳一蹦地走了过来。“我也出点力，”他笑着说。

三个人把那个床铺移动了一尺多的地位，使它跟粉墙、木壁都离开了。我听见雨点打着土地的声音。

“谢谢你们，”林小姐含笑对这两个帮忙的人感谢道。她照料第三床睡下，又给他盖好铺盖和被单。“现在好罗，”她松了一口气地说。

老郑打着伞进来了。还有两个工友包着头，穿着围裙似的衣服，抬着一个担架跟在后面。老郑喊着：“林小姐。”林小姐立刻转过身来。“给他们抬走罢？”老郑接着说。

那两个工友放下担架，把人形的包裹抬到担架上去，然后抬着它走了。工友的头上、身上还是湿的，现在又得淋着雨到那个黑暗寂寞的“太平房”去。老郑也抱了草垫和棉絮出去了。明亮的灯光寂寞地照着一张空床。没有一点东西使人想到那上面曾经睡过一个紫色脸膛的人。

“老洪，你晓得林小姐叫什么名字？”第八床忽然问第九床道。

“我晓得她叫什么华，”第九床答道。

“什么华，你就讲不出来了，”第八床得意地说；“她叫林惜华，爱惜的惜，中华的华。”

“你怎么晓得？”第九床不相信地说。

“她在单子上写好的：第十一床病人某某于六月三日午后十时十二分逝世——值班护士林惜华，”第八床笑道。

第九床想了想，正经地问一句：“现在你还敢不敢到毛房去？”

“敢是敢的，不过想到太平房，心里总有点那个，”第八床答道。

“我就不敢。我一定会想到十一床先前伸手抓我铺盖的样子，”第九床坦白地说。

“陆先生，陆先生！”第六床忽然在唤我。我掉过头向着他。

“他们会不会安葬他？”他关心地问道。

“葬总是要葬的，不会永远停在太平房里面，”我答道。

“他家里没有人来罢？”

“我不知道。”

“他在太平房里面停几天才安葬？”

“我不知道。”

“一个人这样死法太不值得，”他叹息般地说。

“其实死了也就无所谓了，人横竖要死的，”我赌气地说。我心里有点不痛快。我想：你为什么老是拿这种我不能回答而且不愿意想起的问题来问我。

“不过死也要死在家乡，死在自家屋里头才好啊，”他痛苦地说，眼泪从他的眼角流了下来。

“你怕什么，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你不要难过，还是早点睡罢，”我看见他的眼泪，我的心又软了，我温和地安慰他说。

“我睡不着。我想起我娘，我懊悔不该出来……”他呜咽地说。

第四章

六月四日（星期日）

今天是星期日，到病室来的大夫比往天少了些。上午查病房的时候也只有三个大夫来，并且匆匆地走过病床不问什么话就去了。我们这一个角的十一张病床（今天只有十一个病人）上没有一个重病的病人。第二床当然不算是重病患者。应该挖眼睛的人今天也坐起来讲笑话了。他不到半点钟的工夫就和第九床、第八床成了熟人，又和第三床、第六床谈过话。他说他姓冯，是第六床的同乡。又说他觉得左眼今天稍稍好一点，头也不痛了，他盼望可以保住那只眼睛。

第二床似乎睡得很好，现在听不见他那急促的鼾声了。他的儿子来的时候，这里正在开午饭，老人已经醒了，他要了一碗稀饭，放在方木柜上面，还没有吃。儿子拿着漱口盅进来。他放下漱口盅，对病人说：“我今天给你买了半只鸡，炖好汤，你趁热吃点罢。”

“我不想吃，”老人答道，他把头稍稍抬起一点，马上又睡下去了。

“你不吃，杨大夫又要来给你打针啊！”第三床插嘴说。

“大夫说，你不开荤，疮就收不了日。你还是吃点罢，”儿子顺着第三床的口气温和地劝道。

老人静了片刻，又把头抬起一下，然后说：“好，我吃！”

儿子拿起漱口盅来要喂他。他摇摇头说：“我自己起来。”

“你就睡着好啦，我来喂你，”儿子说。

“我要起来，”老人固执地说。他的身子本来侧着，这个时候就转动了一下，伏在床上，然后用两只手按住床单慢慢地撑起来，先是跪着，过后盘着腿坐，——这一切动作他做得极慢，而且他的头，他的手，他的身子，他的腿就一直在战抖。他的儿子好几次伸出手去给他帮忙（漱口盅已经放回到方木柜上面了），但是手刚刚挨到他的身上，立刻又缩回去了。

儿子也许是一个有洁癖的人，我常常看见他在大夫、护士们用的脸盆里洗手，还用搭在脸盆架上的脸帕揩干（我每天大便回来也在那里洗过手的）。他每次挨近父亲的身体，总要露出一种厌恶或者害怕的表情，这大约是他自己不能制止的，也许是他自己不知道的，因为他缩回手以后还是要把手伸过去，虽然他做出厌恶的样子，却仍然常常来照料他的父亲。可是他的父亲显得很倔强，很固执，不愿意受别人的照顾，不管身体怎样病弱，事事总要依靠自己。

老人要儿子把漱口盅给他，他不要用调羹，两手捧着漱口盅，放在嘴边，慢慢地喝着。我不知道他喝了多少。他的手，他的脸都抖得很厉害。他的儿子立在旁边，望着他，手一伸一缩，老是做出要帮忙又不要帮忙的样子。这种情形叫人看着很不舒服。我把眼睛掉开了。

第六床在和两个朋友谈话，一个穿军服，是上尉，年纪三十以内，另一个穿藏青色中山装，年纪稍稍大一点。

“……你不要讲我跌伤的话。我自家养好伤会写信回家去。医官讲我过两礼拜就可以好……我下半年定规要请假回去一趟……”第六床说，他始终忘不了两礼拜治好的话，不过这次他倒是心平气和地说的。他的眼光射在那只吊着的膀子上，他接着说：“现在这只手绑好了。这两天都不觉得难过。前几天真受不住。天晓得！”他没有发牢骚，这倒是我料不到的。

“那么你可以放心养病了，”中山装微笑说。

这时我又把头掉向右面，因为我听见了杨大夫的声音。

“老先生，你怎么又坐起来啦！”她带着不满意的调子大声说。

“他在吃鸡汤，”他的儿子立刻替他解释道。

“吃点鸡汤也犯不着坐起来嘛！老实说这点养料也不够他消耗。我连换药也不肯叫他坐起来，”她对他的儿子说。

“我也劝他不要坐起来，他不肯听，”他的儿子陪笑道，过后又加一句：“请大夫跟他说，他倒听大夫的话。”

杨大夫改变口气，像警告小孩似地对老人说：“老先生，你听见没有？你下回再要坐起来，我就要给你多打几瓶盐水啊。”

“我不坐啦，”老人害怕地说，他把漱口盅递给他的儿子，开始做起躺下的动作来。

“这就好。以后也要这样啊。我马上就来给你换药，”杨大夫把声音放温和了，她的脸上现出了笑意，像开花似地，整个脸上都有了笑的光辉。她一对大眼睛显得又黑又亮。我觉得她这个时候非常美。我的眼光一直跟着她。我以为她会到我这里来。可是她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走了。我知道在对面那个角里，她有更多的病人。在我们这一面，她的病人就只有我和第二床两个。我们是属于外科的。外科的病人多，所以实习大夫也不止一个；眼科、骨科、耳鼻喉科、皮肤科和泌尿科都只有一个实习大夫。不过实习大夫并不限定在某一科实习，他们应当轮流在每一科里实习。因此他们一个月换一次班，换一种科目。这是我从老资格第九床和新来的第十二床两人的谈话中知道的一些事。

（“一个月换一次班”这句话并没有给我带来不快。我相信我不会在医院里住到杨大夫换班的时候；我不会住那么久的。）

杨大夫不久就来给第二床换药。跟昨天一样，她不让病人坐起来，不过她的工作似乎进行得快一些。换好药，她在洗脸架前洗了手，又回到第二床床前，看看病人是不是静静地睡着了。

（在换药的时候，她问过病人好些话，大都是她已经问过了的，譬如其中的一句：“你在外面玩过没有？”她第一次问他的时候，经过几番解说，他才明白这个“玩”字的意思。现在他一听就可以回答了：“我吃长素啊。”他的儿子还怕她不懂他的意思，跟着加一句解释：“他是吃长素的，”这个回答使我发笑了。我看见杨大夫的脸上也露出一个有趣的笑容：她想忍住笑，却没有能完全忍住。）

“杨大夫，”我唤了一声。她立刻走过来了。

“昨天吃喜酒热闹吗？我希望你到得不算迟，”我带笑地说。

“我坐车去的。还好，没有迟到。这也是不得已的应酬，推不掉，只好去一趟。其实这里事情忙，我也没有心思进城去，”她温和地说，她没有笑，但是脸上罩着一种跟笑相近的表情。她对我说话不像大夫对病人，倒像是朋友对朋友，所以我敢随便地同她讲话。

“今天是礼拜，你可以休息罢？”

“可是礼拜天病人还是要照常换药啊。病这个东西，你不把它制服，它一天也不会休息的，不管是不是礼拜天。”她说着，自己也笑了，接着又添上一句：“所以我们做大夫的人是不该有礼拜天的。”她不等我接嘴，自己又说：“昨天拿给你的书读过吗？”

“读过了，”我答道。这是假话。一直到现在我连翻也没有翻过。

“你喜欢它吗？”她两眼发光地问。

“我喜欢，”这句话倒并不全是假的。我小时候，哥哥教过我读《唐诗三百首》，有十多首我到现在还背得出，我相当喜欢它们。

“那就好。我也喜欢读诗。我觉得诗可以使人变得善良，变得纯洁。我闷的时候，我总读诗。其实我也并不怎样懂诗。这就跟我喜欢听西洋音乐一样。我不懂，我只觉得它是这样，”她这些话并不是一口气说出来的。她有时似乎想用一两句更恰当的话来表达她的心意，便停顿一下，但是一时又找不到它，她只好随便用些她想到的字句匆忙地把谈话结束。她最后说：“你看，我这个做大夫的跟病人讲这种话，别人听见，又会笑我发神经了。”她大方地一转身就走了。她不给我答话的机会。可是她的话却使我思索了好一会儿，她说得这么亲切，这么真实，我不能不感激她。我的眼光一直跟着她，并且把她送出门去。

“这位女大夫脾气真好，”第四床忽然说了一句，这个姓孔的病人今天更好些了，脸和嘴唇都有了血色，眼睛也有了光，只是胡须长了些。

“是罢，”我心不在焉地答了一句，我朝他看了一眼。

“你以前跟她熟罢，”他又说。

“不，我进医院来才看见她的，”我答道。

“那更难得啊，”他赞叹般地说。

我敷衍地应了一声，就把脸掉到左面去。

第六床还在跟那两个朋友谈话。

“……我两天没有解大便，他们也不来灌肠，”第六床又在抱怨了。他刚才还说过几句类似满意的话。不知道怎样，他的朋友们又引出他的牢骚来了。但是奇怪的是，今天天亮后看护小姐来问他大便的次数，他为什么不向她要求灌肠呢？

“那么你发不发热？”上尉问道。

“一百零两度，怎么不发热！”第六床答道。

“医官怎么讲？”上尉又问。

“他叫我多吃开水，我嘴巴淡，不想吃。他看都不来看我，真是天晓得！”

其实林大夫昨天今天都来看过。还有黄大夫也到他的床前问过：“好不好？”他总是简单地回答：“好。”我都听见的。

“医官真没道理！想不到有名的医院也是这样。还是换个医院罢，”上尉说。

“我也想换地方。××哥，请你给我打听还有什么好医院，”第六床接着说。

“我看还是不要换罢。换个医院，你的手又要从头接过，更费时间了，”中山装迟疑地说。

“只要医官好，我情愿从头接过，”第六床固执地说。他挣红了脸，好像在跟谁赌气似的。

上尉同中山装彼此对望了一眼，我看见他们用眼光和脸色在谈话。过后中山装就说：“好，我去给你打听。”

第六床不讲话了。

这两个朋友一直到开午饭的时间才离开第六床。他们临走的时候，上尉还放了一卷钞票在第六床的枕边。那个年轻的军人红了脸，低声说了两句话。

“你拿去！你拿去！”第六床右手拿起钞票，向着他伸出去。

“我们走啦，我们走啦！”上尉和善地笑着，边说边走。中山装跟在他的后面。

第六床只好把手缩回。他望着他们出去了，然后收回眼光，数了数手里的钞票，把它们塞在枕头底下。他默默地想着什么。过了几分钟，他把眼光射到我的脸上来，看见我在看他，便对我说：“他们总要送钱来。”

“是啊，这也是朋友的好意，”我应酬地答了一句。

“我这次全靠他们，”他说，便伸手去揩眼睛。

我没有再说话，我有点妒忌他。我想着我的一些在远方的朋友。我在这里只是孤零零的一个年轻人。

老许端着菜来了。他那张瘦而不长、却点缀了几颗麻子的脸上堆着笑，今天笑得有点不自然。白布围裙黑黑地闪光，上面积的油垢更多了。一只苍蝇叮在他的胸前。他把菜先送给第九床和第八床。他们是他经常的主顾，他不会忘记他们的。我叫的一份猪肝汤他也送来了。我看见他那根黑黑的大拇指在菜碗口上留下的纹印，几乎要打起冷噤来。但是别人都若无其事地吃着，我也不好意思挑剔。我把心一横，居然连猪肝、连菠菜、连汤全吃下去了。我的肚子也实在饿了。在这里除了稀饭和鸡蛋（鸡蛋我不能多吃）外，我还有什么东西可吃呢？

收钱的时候，老许望着我，低声说：“陆先生（他倒容易记住别人的姓！），你晓得不晓得，这两天湖南很吃紧？”我昨天上午同他谈过一番闲话，他跟我一下子就熟了。

“我报也没有看，怎么晓得？你听见哪个说的？”我惊讶地问道。

“他们都这样说，说是报上也登得有。我们老板有个亲戚在桂林开工厂，说是要搬到这边来。我们老板着急得很。那个厂他有股子，”老许做出严重的表情低声说。

“我看，不会这样严重罢。即使仗打得不好，也不会一下子就打到广西，打到桂林的。”我不能够相信他的话，他也许听错了别人的传言，也许别人根本就没有弄清楚。我进医院的前两天，报上刚刚刊载敌人发动湘北战事的消息。这是一年一度的照例文章。不过今年发动得稍稍早一点。大概只是一种骚扰的性质罢。我是这样断定的，所以我摇着头坚决地否定了他的这种论调。

“我也不晓得。陆先生，你是读书人，当然比我们懂得多一点。我是想，要是他们厂搬过来，我就到他们厂里去做工。当茶房实在没有意思。”老许睁大两只眼睛恳切地望着我，他两只手接连在围裙上面擦着。

“要是有别的事，换换也好。最好能够学一门手艺。你今年多少岁？”

“二十一，”他带着惭愧的表情说。他似乎觉得自己这样大年纪，还没有学到一点本事，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你还比我小，我今年二十三了，”我说。

“我哪里能跟你们先生比？你在哪个机关办公？”

“我原先在××银行做事情，现在赋闲了。我比你还不如。”

“你现在是在治病，应该休息。病好了，又会有大事情做，”老许笑着说。

第九床已经唤过老许两次了，我不想再留他，便换了语调，催他道：“你快到那边去罢。”

“我去，我去。他是老主顾，不能得罪的，”老许自语般地说，他好像还有许多话不曾说出来似的。

午饭后，应该是下午两点多钟罢，病房里相当热，我不能再穿绒线衫睡了，我坐起来，刚把它脱下，杨大夫忽然来了。

“我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她亲切地笑道。

什么好消息？我想不到。难道我不必开刀，便可以病愈出院？我望着她那黑而亮的大眼睛，微微张开嘴，半晌讲不出话来。

“你明天上午就开刀。已经决定了。好不好？”

这的确是意外的消息。它使我激动，但是它并没有给我带来喜悦。我的心跳得厉害。我的安静被搅乱了。在这一瞬间，我周围的一切全改变了，也许我的脸色也变了，因为我看见她怔了一下，过后她又笑了。

“你害怕吗？”她说。“你说过你不怕的。你不是希望早开刀吗？”

我不好意思正面回答，便改口问她：“头等病房那个病人呢？”

“他明天不开刀了。我便趁这个机会请冯大夫提早给你开刀。照X光的结果也知道了，你没有问题，”她和善地答道，带了点满意的神情摇摇她的浓发。

看见她的亲切的微笑，触到她的柔和的眼光，我觉得我的勇气渐渐地恢复了。“杨大夫，谢谢你啊，”我说。

“那么你不要怕啊。你放心，我明天会在旁边守着。决不会有问题。冯大夫手术很好，”她鼓舞地说。

“杨大夫，我说过，你在旁边，我就不怕，”我感动地说。

“你心烦或者害怕的时候，你可以背几首唐诗，那会使你安心的。其实上过了麻药，你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这是全身麻醉，不会有一点痛苦，”她声音柔和地安慰我。我感谢她的好意，我相信她的话，但是我不能不奇怪她为什么这样喜欢唐诗呢？她是一个研究科学的人。

“我知道，”我点点头说。“明天早晨吗？几点钟？”

“八点钟。今天我们还有很多工作。总之，你放心，不会有问题。我等一阵再来。”她走了。

我似乎做了一个梦。但是我说不出这是怎样的梦，我的笔写不出我这时的心情。要我口述，我也不成。我的思想好像在跑马，来去很快。我不能说我害怕，但是我仍然很激动，我的心静不下来。我觉得不能等待了，我盼望一霎眼便是明天。奇怪我忽然变得性急了。我愿意马上就有一个决定。

“你明天开刀？”第四床姓孔的问，他多少带了点关心的样子。

我回答一个“是”字。

“大手术，全身麻醉，不晓得怎样啊？”第四床自语似地说，其实他是在问我。可是我拿什么话回答他呢？我没有作声。

“你明天开刀？很好！”第六床姓朱的问。他好像在羡慕我。“你会比我先出院的。就是这个女医官给你开刀吗？”

“不是她。是那个年纪大一点的冯大夫，”我答道。

“这个女医官姓什么？她待病人真好，”第六床又说。

“她姓杨，大家都喊她做杨大夫，”我故意加重语气说。他应当知道她的姓，记住她的姓的。他对于自己周围的事情太不注意了。

“我自家运道不好，碰不到好医官，”第六床自语道。他大概又要发牢骚了。

我不想再理他，便拿出《唐诗三百首》来翻看。我要依杨大夫的话，好好地读熟唐诗。

一首，一首，我慢慢地念着。我在读五言律诗的一部分。那些带有音乐性的句子把我引到另一个世界里去，我进入一个梦境，又一个梦境。我忘记了我周围的一切。我这被搅乱了的心渐渐地得到安宁了。

第十一床又被一个新病人占据了。想不到医院的生意会这样兴隆。杨大夫多了一个病人了。

新病人年纪不过十六七，大约是一个商店职员。他的两腿两手都在灌脓，说是骑自行车跌伤了，用冷水洗坏了的。杨大夫给他上药的时候，他孩子似地小声哭起来。

“不要紧，你忍一下。痛过这一阵就没有事了，”杨大夫温和地说，她小心地给他包扎，先包好了两腿，然后再包扎两手。这种上药的工作是相当花费时间的，中间还因为那个孩子几次的呼痛而稍停顿。但是她的脸上始终带着善良的笑容。最后她站起来，还叮嘱他：

“以后跌伤了不要再用冷水洗啊！”

她从第十一床又走到我的床前来，笑着对我说：“你不要出去啊。等一阵你还有许多事情。”

她到洗脸盆架那边去洗了手。但是盐水针架子已经放在第二床床前等候她了。

接着那个好像在沉睡中的老人开始叫起来。还是他那拖长的、小孩唱歌似的叫声。

“打不得啦……我要死啦……我以后吃荤啦……真的要死啦……我儿子到哪里去啦……我死啦……”

我忍不住要笑了。

“他现在要吃荤啦！”第八床扑嗤地笑着说。

“你不要喊了，今天给你少打一点罢，”杨大夫走过来，把橡皮管子理顺，让盐水流得快些，然后一摇一晃地走出去了。

“打不得啦……打死啦……”老人仍旧闭了眼睛哼着。

“你再喊，也没有用，杨大夫已经走了，”第三床坐起来说，大概叫声使他感到不耐烦了。他这两天心里烦躁。他好像在等着什么人来看他，却始终见不到一个朋友的影子。

“她会来的，”老人忽然接嘴说，这一次他居然听到别人的话，而且马上回答了。

“哼，她会来！她来了，说不定还要叫你多打针嘞！”第三床厌烦地说。

杨大夫并没有来。但是老人的儿子来了。他后面跟着一个中年妇人，手里还牵了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我知道他们是老人的媳妇和孙儿。妇人矮小、瘦弱、苍白。孩子眼睛大，脸小，带一种病态的黄色。

“爹，他们来啦，”儿子走到床前俯向枕头说。病人含糊地说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他说的什么。他的脸也被儿子的背遮住了。后来儿子便走开，让媳妇和孙儿到老人面前去。

孙儿叫过了他，媳妇叫过了他。但是他们马上就退开了。他们远远地站着。现在我可以看见老人的脸了。老人睁开眼睛无力地看了看他们，两腮动了动，似乎想笑又笑不出来。他吐出一句：“你们来啦！”

“是，你好些罢？”

“我要死啦！我受不了啦！你喊人把针给我取出来！”老人喊道。

我看架子上那个玻璃瓶，里面还有半瓶盐水。水走得慢，他还得忍受一些时候。

那个媳妇似乎很老实，她真的就走到条桌前去找小姐了。我没有听明白她跟袁小姐和刘小姐（汪小姐今天没有来）讲了些什么话，她的声音很低。我只听见刘小姐答道：“不行。不能取。就要打完了。你要他多忍一阵。不要紧的。”那个女人红着脸走回来。她把刘小姐的话对她的公公转述了。过后她牵着孩子的手，仍旧站得远远的，望着病人受苦。

儿子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漱口盅，显然他又去煮了什么汤来了。看见他一步一步走着的衰弱样子，我注意到他的脸更瘦，脸色也更苍白了。女人在旁边用了同情的甚至哀愁的眼光默默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不用说，在这里她更关心的还是这个伺候病人的人。

“要死啦！打不得啦！救救我啦！儿子嘞！”老人继续叫着。

儿子俯下头：“爹，就完了。我给你热鸡汤来了。打好针你吃点啊！”他说完，又走去洗手去了。我奇怪，他一天要洗多少次手？

眼科主任郭大夫来了。他的姓还是第九床告诉我的。他来检查第十二床那个司机的眼睛。他后面跟着一个矮矮的戴眼镜的女大夫。

“今天好一点没有？”他问道，一只手拨开病人的眼皮，另一只手用电筒光去照病人的左眼。

“还是一样。筋一股一股地蹦起痛。”

“我看还是要挖掉。左眼是救不转来的了。不挖掉，怕的是右眼又发病。理由我昨天就跟你说过了。你懂吗？”那个身材矮小、满颊须根、相貌和善的大夫严肃地说。

“我懂。请郭大夫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第十二床埋着头问。

“我看没有别的办法了，”郭大夫怜悯地摇摇头说。“不过挖眼睛不是一件小事。你先跟你朋友商量一下，将来开刀的时候，你还要找个朋友在证明书上盖个章。”

“郭大夫，是不是我上次害淋病，自己洗，没有弄干净，把脏东西弄到眼睛里头……”

郭大夫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的话：“不会罢。致病的原因，一时也难说。你现在多休息，少动，养几天再说。”

“右眼不会有问题罢？”

“你早点把左眼挖了，右眼就不会有问题的。”

“挖掉一只眼睛，脸上不晓得有多难看，”第十二床自语似地说。

“可以装假眼睛。”

“不过假眼睛看不见，又不能活动。近看起来很吓人！”第十二床耽心地说。

“可是，就目前的医学来说，除了装假眼睛，也没有别的办法，”郭大夫说，不禁怜悯地微微一笑。他用英语跟女大夫讲了几句，女大夫只是点头应着。

大夫们走后，第十二床呆呆地坐在床沿上，望着大门出神。过了一会儿他躺下来，两只手蒙住脸，头微微颤动。他好像在那里寂寞地哭着。

在他的右边，老人不再哼了。盐水已经打完，针取出来了。老人闭上眼睛，含糊地呻吟着。儿子、媳妇、孙儿全站在床前，不过并不太靠近，他们一直默默地望着他。连那个五六岁的孩子也很驯善地偎在母亲的身旁，只偶尔跟母亲低声讲一两句话。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儿子跟媳妇在谈话，媳妇忽然走到老人的枕头边，俯下头对老人说了两句话，就拿起漱口盅来，用调羹喂他喝汤。老人不拒绝了。他忍耐地喝着，她也忍耐地喂着。孩子要跟到母亲的身边去，却被父亲止住了。那个做儿子又做父亲的中年公务员仍旧保持他那过分的洁癖。他始终不敢多挨近老人，有时挨近了再离开的时候，他总是不由自主地要露出一点厌恶的表情，而且马上就去用药水肥皂把手擦洗干净。

这一次老人大概喝了不少的汤，因为我没有听见他说过“不要吃”，倒是媳妇自动地把漱口盅放回到方木柜上去。

“你们回去罢，”老人说。“四宝啦？”他问，头微微颤动一下。

“四宝，来！”女人向孩子招手唤道。孩子的父亲便让孩子跑到床前去。

“你喊一声，行个礼，我们就回去啊！”女人温和地吩咐孩子。

孩子听话地唤了祖父，行了礼，然后跟着母亲走了。

“快去洗手！”女人刚离开这张病床，她的丈夫就低声嘱咐道。他还把她领到洗脸瓮架前面去。

但是我没有工夫再管别人的事情。杨大夫来找我了。

验血压，扎耳朵，验小便……我看见她为我忙着，我非常感动。我想对她表示我的感激，却找不到一句适当的话。

“明天这个时候不晓得怎样啊，”我对自己说，其实我倒希望她给我一个回答。

“不要紧的，”她微笑道，“至多明天难过一天。不过别人都捱得过，你一定也捱得过。而且我明天也在场。我会好好地照料你。”

经她这么一说，我觉得可以放心了。我感谢地对她笑了笑。

她刚走出病室，我忽然听见第一床那个接腿骨的病人叫老郑抱他下床。这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每天大清早他照例要叫老张给他拿大便盆。此外除了他必须和大夫问答的时候，便难得听见他讲一句话。前天外科主任黄大夫（他是骨科大夫）对他说过：“你可以起来走走试试看。你应该走走了。我打算过几天就给你取石膏。”昨天黄大夫又问过他：“你起来走过没有？你不起来走走怎么成？你不方便，可以找工友扶着你走。你一定要起来走走。”两天来他并没有动作，他似乎为这件事整整踌躇了两天。现在他决定起来试一试了。

老郑走过去抱他。我听见他着急地说：“你把被单给我裹住身子。”接着他被老郑抱起来了，就让他立在床前。一幅白被单像袈裟似地披在他的身上，只露出一只光光的右膀来。他的身子齐腰靠着床板，两只手向后压住床沿。一张白白的长脸，一头昨天刚剪过的短发，两只不住地霎着的眼睛。他觉得新奇而且带了一点歉意地微微笑着，好像在对谁讲话似地自语道：“不行。头昏。站不惯。”他把头略略移动，似乎想看看这个病室里四处的景象。可是他的眼睛霎得太厉害了，他一定不会看清楚什么。

“不行，不行，头还是昏，”他微笑着，抱歉似地说。

没有人陪他讲话。第六床一个人低声在抱怨：“他可以站起来了，我还是跟刚进来一样，动都不能动，真是天晓得！”

我看第六床一眼，他的脸通红，眼睛竖得更高了。

“他进来两个月了，你还不到两个星期，当然不同。你何必着急！”我说，我一半是安慰他，一半是反驳他。

“过两个月还是医不好。我晓得我是不会好的，所以我想换地方。昨天晚上我梦见我娘望着我哭，我怕我再看不见她啦！”

“不会的！你怎么能相信梦！你住医院就应该相信大夫！”我说着有点生气了。我想：怎样一个顽固的人啊！

“好医官，我们才信得过。我那个医官一天来一趟，也不管病人死活，脾气又大得很。他会治好病，真是天晓得！”他皱起眉头带着哭相说。

“那么他每天早晨来问你‘好不好’，你为什么总是说好呢？”我反问道。

“我说‘好’说‘不好’，还不是一样。他总是不管你，站一下就走开。”看他那神情，倒是我的固执和罗嗦使他着恼了。

我不敢再向他说话，便拿起《唐诗三百首》来，念了几页，我觉得疲倦，又放下了书。

“请你把书借给我看看，”他说。

我迟疑一下，我不愿意把杨大夫的书转借给他，而且我以为他不会喜欢这种书；但是我终于把书递过去了。

他翻开书。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并没有即刻阖上书，或者往后翻过去，他却用了近似唱山歌的声调从头读起来。他一首一首地读着，好像很感兴趣的样子。

我迷迷糊糊地睡了好一会儿。我再睁开眼睛，第六床还继续在读唐诗。我觉得奇怪，我偷偷地看他。他的眼睛似乎松弛地放平了一些。脸色也不怎么红了。他专心在念书。他的眼光就在字句上移动。我发觉他的嘴角带着笑意，我有点高兴，杨大夫的书居然使这个从来不笑的人笑了！

可是我马上就知道自己的错误了。泪珠从他的眼角慢慢地滚出来。他不是在笑，他哭了。他读到什么人的诗句呢？我注意地听着。他好像是在读“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句子。那么他又在想念家乡罢。我那一团高兴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我不敢再看他一眼，也不敢再注意他的事情。我害怕我自己也会像他那样地哭起来。我也是孤零零地在他乡作客的啊！

晚上，刚查过病房以后，第八床回来了。他是这天午饭后出去的，说是到他的妹夫的茶馆里去玩。第三床托他买一盒藕粉，第九床托他买一些食物，我也顺便请他代买胶布和药皂，他全带回来了。我还得补他十块钱，我感谢地拿给他了。他含笑地接受了我的谢意。他身上穿着整齐的灰布中山装，一张脸仍然让白手帕镶着边，白蝴蝶又从旧草帽下面露出来了（他刚刚揭下草帽来）。他夸耀似地站在第三床面前。

“十多天没进城，东西又涨罗，药皂小块的也涨到一百五，本来大的也只卖两百，”第八床得意地说。

“你在城里玩得好罢，”第三床羡慕地说。

“还不错，看了一场马戏。在我妹夫的茶馆里吃了一顿饭。他们茶馆里生意真好！客人川流不息，一天好几万的进账！”他眉飞色舞地说。他的头一摇一摆的，头发上那只蝴蝶仿佛要飞起来一样。

“他的茶馆地点适中，又宽敞，所以生意好，我也去过两次，”第三床接着说。“你在外面听见什么消息没有？”

“还不是战事的消息。有人说湖南的仗打得不好；也有人说，不要紧，日本人不过来骚扰一下就要退兵的，”第八床满不在意地说。

“老许今天来说，湖南战事打得很不好，不晓得他从哪里听来的？”第三床压低声音说。

“不会的，”第八床摇摇头说。“老许不晓得在哪里听来这种谣言。我可以断定不到半个月日本人就会退回去。”他又改换了语调：“你要不要冲藕粉吃？我给你拿去冲。我也要冲一碗。”

“好罢，谢谢你，糖在这里，还拿个鸡蛋去，”第三床感谢地赔笑道。

第八床去了片刻又回来了。他满意地微笑着对第三床说：“我碰到胡小姐，拿给她去冲罗。”

不久，胡小姐端了两碗藕粉进来。她一边走，一边低声笑着。她把碗递了一个给第三床，抱歉似地笑道：“冲得不好，太干罗。我不会冲。”

“很好，我就要吃干的，”第八床跑过来接着另外一个碗，笑着抢先说。

“烫啊，你当心点，我去把藕粉盒子拿回来，”胡小姐转身去了。

第八床就站在第三床的床脚边，埋下头把藕粉一调羹一调羹地送进嘴里，满意地咂着嘴。

“老苏，我今天看马戏碰到汪小姐，她居然给我打了招呼，”第八床忽然抬起头来说，他匆匆忙忙地几下就把藕粉吃光了。

“她一个人吗？”第三床问道，他一面吃着藕粉。

“还有一个男人，年纪比她大一点，头顶有一点秃罗，衣服倒很漂亮。她正挽住他的膀子走路，看见我，连忙把手松开。汪小姐今天打扮得很摩登，嘴擦得通红，衣服也换了一身崭新的，不像在医院里穿的那样，”第八床得意地说。

“那是她的未婚夫，上个月才订婚的，是××银行的会计主任，好像上海还有一个家，不然就是续弦。听说这是廖大夫介绍的。汪小姐命不好，从前订过婚，刚要结婚，新郎坐飞机出事死了，所以三十二岁了才订婚，”第九床忽然坐起来兴奋地插嘴说。

“原来这样，难怪汪小姐脸上总带苦相，”第三床笑道。

“你们不要乱讲啊，汪小姐是个好人，待人也厚道，你们嘴少刻薄点，不要乱讲人家的私事，”胡小姐拿着藕粉盒进来，听见了第九床和第三床的谈话，便噘起嘴干涉道。

“你胡小姐倒是一个好人，我就没有听见你讲过一句别人的坏话，我们哪里可以跟你相比？”第九床大声笑着说。

十一点的光景，老李来给我灌肠。另一个我没有见过的中年人来剃去我的胸前的柔毛。这些奇怪的经验。它们叫人觉得多不舒服。

“那个剃毛的人，你给他钱没有？”第四床没有睡，他忽然问我道，剃毛的人已经拿着剃刀和肥皂水碗走了。

“什么钱？”我奇怪地问。

“小费，你要给的，多则五十，少则三十，”第四床微笑地说。

“他并没有要就走罗，”我答道。

“他会来的。要钱的事他们哪里会放过！这个医院就是这点不好：处处要钱，尽花在小地方，而且要现钱。其实医院也没有得到好处。这大概是什么‘抗战作风’罢。我从前在南京、上海住医院，都不是这样的。你要是多争论一两句，他们就会拿什么物质条件不够的话来堵你的嘴。其实呢，在我们后方，只要你有钱，什么条件都够。”他好像故意不睡觉等着这个机会来对我发一通议论似的。他这两天静静地躺着，难得讲几句话。他现在大概憋不住了。不过他是不应该抱怨的，他的病一天天地好起来，今天张大夫对他说，再过两天就要给他抽线了。

“是啊，你的意思不错，”我同意他的话。但是我掉过身子把背向着他。我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安静，是沉默。我应该先好好地休息一会儿，然后把过去的事情仔细回想一番。不管生和死，不管怕与不怕，从明天起我得开始一个新的经验了。

我的微闭着的眼睛忽然睁开了，因为我觉得一个黑黑的人影立在我面前。我吃了一惊。但是马上我就看出来是那个剃毛的人。他来做什么呢？他不说话，却带着笑容（多么勉强的笑容）望着我。他在等候我的吩咐。我明白了。第四床没有说假话。我拿出一张五十元的钞票递给他。他带笑地接着，说了一声“谢谢”，就走了。

我不由自主地笑了一声。我奇怪我的笑。我为什么要笑呢？我说不出。我觉得我周围的一切都改变了。我和这些人、这些东西好像隔得很远似的。我觉得许多事情都可笑。我奇怪为什么人们的眼光会那样地窄小！

病室里就只开着条桌前面的那盏电灯。林小姐穿着红绒线衫在那里读书。病人似乎全睡了。痛苦的鼾声仿佛变成了一些有形体的小鸟，它们飞不出屋去，只是盲目地四处撞扑。它们向着我这边扑过来。

我在什么地方？我忽然怀疑地问着自己。我越想睡，越不能睡。我的思潮汹涌起来。过去二十三年的生活对我变成十分可以留恋的了。心境的安宁扰乱了。我感到心慌。为什么？难道我的生命到了末日？

我看见了我那个在沦陷区的老父的面颜。他和善而带悲哀地望着我。我后悔两年多没有写信给他，六年没有回去见他一面。他不知道我生病，更不知道我明天要剖肚皮。他是我在人世上唯一的亲人。我因为他续弦的事跟他起了冲突，甚至断绝了信函的来往。难道我就这样静悄悄地永远离开他吗？

“哎哟！哎哟！”忽然从第三病室里传过来这个可怕的叫痛声。真是可以撕碎人心的尖声叫喊！一个女人的声音。为什么偏偏在今天晚上！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明天我会被人当作一架机器剖开肚皮取去胆囊。在冯大夫的眼里我也许是一架没有生命的机器。可是我自己呢，我真的就会没有一点感觉么？

“不要怕！”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浓发大眼，厚嘴唇和无拘束的和善的微笑。杨大夫！救救我！我只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孩子。

没有用。女病人的叫声毁了一切。我不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可是我仿佛看见她在病床上痛苦地滚动，牢牢地抓紧被单，疯狂地叫喊。

我在思想中找不到出路。我的心得不到安宁。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我低声呻吟。

然而出乎我的意外，杨大夫来了。她没有穿工作衣，只穿了一件灰布旗袍。我没有注意到她来。可是她轻轻地唤我的名字。

“杨大夫，你还没有睡？”我惊喜地说，我从枕上抬起头来。“现在有十二点罢？”我感激得淌下泪来。

“你没有什么不舒服罢，睡得好吗？”她亲切地问。

“我睡不着，心里烦，”我像一个孩子似地诉苦道。

“不要紧，我喊小姐给你吃点睡药，你会睡得很好的，”她和善地安慰我。

我看见她在条桌前和林小姐谈了几句话。她走了。林小姐却端了一个小小的药杯过来。“吃罢，”林小姐说，把药杯递到我的手里。

我一口喝光了睡药。药是咸的，而且带着怪味。林小姐就用这个药杯从我的茶壶里斟了两杯冷开水给我喝。

我的心温暖了，我的心安宁了。我相信我可以睡去。

第五章

六月七日（星期三）

我想不到我还会活着。我想不到我还能够躺在床上安静地（虽然是虚弱无力地）看着、听着四周的一切。我觉得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其实我不过做了一场大梦，一场可怕的噩梦。

我还不知道我前昨两天是怎样度过的。我不敢回想那两天中的痛苦。

现在我似乎没有大的痛苦了。开刀的地方有时隐隐地痛一阵，然而这是很容易忍受的。不方便的倒是我不能转动身子，我必须安静地仰卧，而且我还很虚弱。我容易感到疲倦。我只能吃流质，我的胃口也不好。

上午冯大夫和杨大夫来看我，问我的肚子胀不胀，他们对我的状况相当满意。我着急地问他们我开刀的结果，他们只说经过良好，开刀时间不久，流血也不多，并没有找人输血。这似乎是个好消息。我听到也有点高兴。

杨大夫并没有离开病室。她在给第二床和新十一床的病人换药。新十一床那个孩子的伤口好多了，今天换药的时候他没有哭，不过轻轻地嘘了几声。第二床似乎还是那个样子。她换好药洗了手以后，又到我这边来。

“你今天好多了，我并不骗你，没有危险罢？”她笑着问道。

“杨大夫，谢谢你啊，”我只能这样回答。

“你还记得前天的情形罢，起先你两只眼睛老是望着我，后来……”她像一个长姊似地微笑道。“后来”下面的话她咽住了。

“电灯那么亮，睡在手术台上，绑住两只手，就像牛羊等人宰割一样，我有点害怕，”我慢慢地轻声回答。

“后来？”

“后来你们把帕子盖到我的脸上，我听见你在喊我嘘气，又喊我数一、二、三。我只觉得难过，透不过气来。难过到了极点，我就没有知觉了，”我仍旧慢慢地一边想一边回答。

“后来？……”

“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才醒过来。你在给我打盐水针，我只觉得两只腿又肿，又烫，又痛，说不出的难过。我心里又发呕。我伤口又痛。肚子又胀。我不晓得那天跟你讲了几句什么话。”

“你不肯打盐水针，你吵着要把针弄断。幸而你没有气力，我还给你打过一针葡萄糖，还给你放过气，”她带点哂笑地说。“好了，你休息罢。你还不能多讲话。”

她正要走开，我却把她唤住了。

“杨大夫，第二床的病怎么样？是不是好一点？”我问道。

她的笑容立刻消失了。她皱起眉毛摇摇头说：“恐怕好不了。我给他换药的时候，我真害怕。他生梅毒。”

“梅毒？你要当心啊！”我吃惊地说；接着我又问。“他不是吃长素吗？年纪又这么大，怎么会生梅毒？”

“哪个晓得他会生这种病！到第三期了，一身都烂了，臭得很。我真害怕……”她把下嘴唇咬了一下，便转身走开了。我知道她到对面那一角给病人换药去了。

我替她感到不快。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帮助她。对那个老人的命运，我并没有多大的关心。只是那个中年公务员的有苦无处诉的苍白脸孔却浮现在我的眼前。这个打击他应当用怎样的力量去忍受啊……

我倦，我头昏，大绷带（它另有一个正式名字，但是我却叫它做大绷带，这是专用来绑肚皮的）使我气闷，我的背压在大绷带的垫布上很不舒服，我的四肢酸痛。我不能再用思想了。

白天我的心境还好。我没有感到特别的不舒服。我只是虚弱，没有精神，没有力气，没有兴致。我想睡，也能睡；不过我容易惊醒，醒后更觉得疲倦。

夜给我带来了痛苦。电灯光，哪怕是从条桌的上空远远地射过来的，也会刺痛我的眼睛。病人的谈笑，哪怕就只是偶尔的几句，也像利爪似地搔着我的脑子。偏偏一到晚上，他们（第三床，第八床，第九床，还有那个等着挖眼睛的第十二床）就大声讲起种种的笑话。我烦躁，不安，伤口痛，肚子胀。我一闭眼就觉得那根细的橡皮管从我的鼻孔伸进来。我感到说不出的难过，说不出的厌恶。我的思想，我的记忆全破碎了。有时候我会觉得我的脑子里装了一堆渣滓，一堆碎玻璃。

昨晚比今晚更难熬，痛苦似乎就不会有终局。人世跟我离远了，我仿佛陷在地狱里受苦刑。这时候我多么需要安静，可是那些轻病的病人却带说带笑地吵个不停。他们快乐的声音就像许多木棒在敲打我的脑子。第三床用牙齿敲着拍子低声唱歌。第九床讲着笑话。第八床哼着小曲。这其间第十二床还插嘴进来，要第八床唱《十八摸》，第八床并没有理他，他自己却色情地唱起来：“伸——手摸在——姐姐的……”我真想打他一个嘴巴！我又想大声叫喊，可是我没有力气。我头痛，伤口痛，四肢痛。我怕我不能再忍下去。我以为我的末日已经近了。但是我听见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你们应该休息了。人家病重的，刚开过刀的，晚上需要安静，你们这样吵不是故意给人家添病吗？”

“是，是，”不知道是哪一个病人这样答了一声。病室里立刻静下来了。我看见杨大夫穿着白色工作衣立在我的床前。

“你觉得好点吗？”她关心地问道。

我无力地摇了摇头。

“你能睡罢？”她仿佛知道我的痛苦似的，再问一句。

我又摇摇头。我忽然想起她对我说过要我在痛苦的时候背诵唐诗，我以为她会再拿这句话劝我，我便用力说：“我的脑子完了。唐诗也完了。我全记不起来。”

她扑嗤一笑，声音小，而且马上就忍住。她哂笑道：“你不要管什么唐诗不唐诗。还是睡觉要紧。我给你再吃点睡药。明天你的脑子就不会‘完’了。”

今晚，她来得早，就是在查病房的时候。

“你觉得好点吗？”她还是关心地问。

我摇摇头。

“睡药给你开好了。你吃的时候，问小姐要罢。我看你今天好多了。你可以放心。”她和善地笑了笑。

听了她的话，我才觉得我的确好些了。我还可以听清楚并且强记住外科主任黄大夫和林大夫在第六床床前谈的话；

“他不应该有这样高的热度。四天都不退热，你看会不会是Malaria（疟疾——他们讲英语，讲得慢时，我可以听懂一些单字）？”黄大夫的声音。

“我在研究。我看又不像Malaria。”林大夫回答。以后他讲着很流利的英语，我抓不住他的意思。

黄大夫也讲了两句英语，我听懂几个单字，我猜想他是在说，要是转了别的病，膀子就有点麻烦了。

林大夫拿起方木柜上第六床的茶壶摇了摇，大声对病人说；“你要吃水嘛。你不吃水不会退烧啊。”

“我嘴巴淡，”第六床答道。

“这不是理由。你应该把开水当药来吃，不管嘴巴淡不淡都要吃！”林大夫的话总是用那种粗暴的声音说出来的，他什么时候都像在跟别人生气一样。他这几句话像起锈的锯子似地在我的头骨上迟钝地锯着。

我居然支持着听了这几句对话。但是现在我崩溃了。我的头像被什么东西打碎了一样。

我想到了我的救药，那唯一的可以给我带来睡眠的东西。我放弃了挣扎。我高声唤起“小姐”来。

第六章

六月八日（星期四）

昨晚我睡得熟，我似乎还做了一些梦。我一夜没有醒过。但是老李把我叫醒了。那个时候我真恨他。我需要睡眠，我需要安宁。天都还没有亮，他为什么要唤醒我？我努力睁大眼睛，我昏昏沉沉地捱着时刻。

像前昨两天那样，林小姐来给我洗了脸。

窗外一阵一阵的雀噪随着晓风送进来。我的脑子渐渐地清醒了。鸟声像水似地在我的脑子里流过，我感到一阵轻微的舒适。这种情形，前昨两天都不曾有过。杨大夫并没有骗我。我的确慢慢地好起来了。

一群麻雀愉快地从一面破纸窗飞进来，又从另一面窗户飞出去，还留下一只在梁上安闲地唱歌。病室的上空一片金光，外面是一个美丽的晴天。

我的记忆恢复了，心安定了。脑子像被清水洗净了似的。昨晚的痛苦变成了一个渺茫的梦。我高兴地想着：我复活了。今天我觉得我是一个病愈的人。虽然我还不能够剧烈地转动我的身子，可是我的伤口已经不痛了。

每餐一碗“半流质”的食物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饥饿。我决定求助于老许。那个年轻的茶房每天仍旧到我的病床前站一两分钟。他不是来问我要不要菜，却是来问我的病有没有起色。我并不是他的老主顾，几块钱的小费和几句温和的话使他对我发生了好感。在我的痛苦中我看到了他的同情和关切。我感谢他，我也就觉得人与人之间原是很容易接近的了。

上午大夫们来看病人。冯大夫和杨大夫到我的床前来了。

“怎么样？今天好些罢？”冯大夫长者似地问道。他那锐利的眼光在我的脸上扫了一下，他的八字胡盖着的嘴唇半张开微笑了。其实他不是在发问，他一定已经看出我的健康的进步了。

“好些了，”我点头答道。杨大夫没有讲话，她亲切地微笑着，她的眼光一直停留在我的脸上。

“伤口不痛罢？”冯大夫又问道，他一面在翻看手里拿的病历表。

“不痛，”我答道。

“我看看你的伤口，”冯大夫说着，就把病历表递给杨大夫，过来揭起我的铺盖。我上身没有穿衣服，伤口被大绷带绑着。他动手解开大绷带的结头，像剥笋似地解开一层又现出一层，最后伤口快露出来了。我忽然害怕起来。我掉开头，不敢看自己的伤处。

“很好，”冯大夫仍旧埋着头说。“下星期就可以抽线了，杨大夫，请你过去拿点棉花、纱布来。”

我看见杨大夫掉转身子走开，又看见她回来。我始终不敢看自己的胸膛。我觉得伤口痛了一下。我咬住下嘴唇，准备忍受更大的痛。但是冯大夫的手已经在收紧大绷带的头子了。我放心地吐了一口气。

冯大夫抬起头来，他的眼光又在我的脸上扫了一下：“不要紧了。再养几天就完全好了。”他满意地笑了笑。

杨大夫没有说什么话便跟着冯大夫走了。我看见他们站在第二床的近旁谈了好一阵话，似乎在议论那个老人的病势，过后又到对面那一角去了。第二床静静的，一声呻吟也不发。他的生命似乎在渐渐地消失。他的儿子仍旧一天早晚来两次。他上午停留不到半点钟，下午倒常常耽搁一两个钟头。上午照旧拿来漱口盅，下午又把它带回家去。他似乎希望就靠这一点点鸡汤和猪肝汤挽救父亲的生命，却没有注意到那生命已经临近油干灯尽的境地了。这天他照常地拿着漱口盅来，照常地俯下头跟他的父亲讲一两句话。不过他不再用手帕蒙盖嘴、鼻了，他戴上了纱布做的白口罩。这使他的脸显得更苍白，更无精神。他弯下身子扶着父亲翻了一个身。过后他便到洗脸架前面去洗了手，正朝着门外走去。

杨大夫也到那里去洗手。她把他唤住了。他们就站在病室门口谈了一阵话。我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后来他们一路走到第二床床前。儿子站在那里，垂下头，弯着背，带着可怜相呆呆地望着他的父亲。杨大夫却一直走到我的面前来。

“杨大夫，我可不可以在外面叫猪肝汤、叫面来吃？”我不等她开口便问道。

“可以的，”她笑答道；“不过你不要吃多了！最好叫他们弄干净点。”

“医院里那一点点东西，实在吃不饱，”我解释道。

“这就证明你的病已经好起来了。可见你的脑子并没有完，唐诗也还没有完啊，”她抿着嘴笑道。

我略略红了脸。我想起前三夜的情形，解释地说：“杨大夫，你不晓得我那个时候多难过。”

她怜悯地看了我一眼，含笑说：“不过现在算是过去了。以后我担保你不会再痛罗。”

“头等病房那个人开刀没有？”我忽然想起就问道。

“昨天开的刀。结果很好。他的胆囊拿掉了。他身体真好，”杨大夫答道。

“那么我开刀的结果怎样？我的胆囊拿掉了吗？”我接着关心地问。

她迟疑半晌，才说：“也很好。你没有流多少血。”她只算回答了半句，并没有答复我的重要的问题。我知道事情有点不妙了。在她的鼻上眉间我看出一点阴影。

“杨大夫，请你对我讲真话，我的胆囊是不是没有拿掉？”我着急地问。

“没有，”她低声答道。她把眼睛掉开去看别处，但是马上又掉转来望着我。“其实也没有多大关系。你胆囊旁边粘液太多，只来得及给你分开整理一下。要拿掉，时间不够，你身体又差一点。其实以后也不见得会再发病。即使几年后再发，你还可以来医院开刀。”

“那么他，头等病房那个人——”我带着愤怒说，后面的话，我说不下去了，我掉开眼睛不看她。

她受窘地红了脸，踌躇了一下，过后她温和地、充满感情地说：“你不要误会，并不是故意不给你拿掉，当时我一直在旁边看着，冯大夫总算尽了力量。三十床身体好，他没有那许多粘液，拿掉也容易些。绝不是因为他住头等病房我们就特别看待他。你可以相信我。”我的眼光又射到她的脸上了。她的眼光是那么柔和，那么善良，那么真诚，而且那么明亮。它们慢慢地却又是深透地进到我的心里。我的不平，我的愤慨，我的懊恼全被赶走了。我觉得惭愧，我不敢正眼看她。我想说一两句解释的话，但是，我张开嘴，只吐出一个含糊的字音，我的嗓子就哑了，我觉得我淌了眼泪。

“你真是一个孩子。我说两句话，你就哭起来了，”她带着怜惜的口气责备说。“这是我大意，我不该说得这样早。我以为你会相信我的话。”

“我相信的。你不像一般的大夫，把病人当成机器一样。你跟别人不同，我说不出，你不要笑我……我那两天想到过。要是我像前一个十一床那样死在医院里，你会为我流眼泪……”我激动地声音战抖地说。

“你不要讲这些废话，”她挥着手阻止我说。“你不要把我也引哭了。不管怎样，你还是我的病人，你还得听我的话。好好地保养身体，不要去想那些无益的事。其实你的病不见得会再发，胆囊不拿掉也好。”

“是，我听你的话，”我感动地说。

她满意地笑了。“这样就好。你休息一会儿罢。等一阵密斯脱周要来给你灌肠，”她说。

第三床昨天并没有出院，为这件事他几乎跟廖大夫吵了架，廖大夫已经用了英国的粗话骂他了。他也赌气地明白说他就要赖在医院里面。后来还是杨大夫和张大夫两个人来把廖大夫劝开，第三床才安静地躺下去蒙着被单睡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睡，可是从这个时候起他一直沉默着，就是他露出头来不睡的时候，他也是带着寂寞的样子板起脸孔不作声。一直到傍晚，朋友给他送了钱来，他才坐起来有说有笑了。

今天午饭前老许来的时候，第三床刚看见年轻茶房的头（头先伸进病室来），马上高兴地叫起来：“老许！老许！”

老许带笑地走到他的床前。这个年轻人的笑容里似乎藏得有忧愁。

“给我来一份‘大红蹄’，一碗猪肝汤，我吃完中饭就要滚蛋罗，”第三床孩子一般快乐地说，一排黄牙露了出来，眼睛接连地闪了两下。

“你今天出院吗？”老许客气地问道。

“不出院就赖在这里吗？人家已经赶过几回啦！”第三床收了笑容板起脸答道。

“你讲笑话罢。你不出院，哪个会赶你？你要走，留都留不住，”老许陪笑道。

“哪个跟你讲笑话！你还不晓得我昨天差点跟廖大夫吵起来！我没有见过像他这样不讲理的大夫！昨天上半天钱没有送来我走不了，只好受他的气。现在我不怕他！”第三床冷笑道，说到最后一句，他现出得意的神情，颧骨显得更高，嘴显得更突出，口沫也溅出来了。“快去！快去！不要耽搁时间。”

老许唯唯应着，却走到我的床前来。他望着我说：“你今天好些了？”

“好些了，”我点头答道。“给我煮碗猪肝汤罢。”

“要不要吃面？我给你弄点真正的鸡汤下碗面来，包你吃着会讲好，”他俯下头压低声音说。“对面十六床今天炖得有一个鸡，匀点汤，不要紧。”

“好罢，”我起初想说不要，后来又想答应他，最后便说了这两个字。“这两天消息怎样？”我忽然想起湘北的战事，顺便又问了一句。在这个病室里难得有人讲起战事的消息，这里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连我也不怎么关心外面世界的事情。

老许摇摇头说：“不大好，听说长沙已经丢了。”

“不会罢，长沙会战三次都没有丢过。报上怎么说？”我不相信他的话。

“报上没有提，说是离长沙还远嘞，”老许低声说。

“那么你不用害怕。不要乱相信马路消息，自寻烦恼，”我哂笑地说。

“老许，快去呀！”第三床不耐烦地催他。

“老许！老许！过来！”第九床大声叫着。

“还早嘞，现在离开饭还有一点多钟，”老许咕噜着走到第九床那里去了。

“快去，先给我煮碗大卤面来再说，”第九床昂着头得意地说。

“我来盘白菜炒肉丝，”第八床正站在他那个朋友的床前，身子一蹦一跳的。脸上老是带着故意做出来似的滑稽的笑容。这是一个原籍湖南的人，可是他同别的病人（我也应该算在里面）一样，对湖北的战事一点也不关心。别的人也许根本就不知道这次的战事，在病室里，人无法看到当地报纸。

“老沈，过来坐坐罢，”第三床拍拍床沿对第八床说。

“老苏，你今天真的要走吗？”第八床转过脸去，笑问道。

“不走我在这里养老？”第三床在高兴中带了一点愤慨的调子说。

“你走了，第四病室也就清静多罗！”第八床笑道。

“我看你也该走了。赖在这里有什么好处？”第三床说。

“你不要说，这里住一天究竟比在外面花钱少得多！横顺我那位郭大夫脾气好，容易讲话，多住两天也不要紧，还可以多点几天眼药，”第八床满意地笑着，走了过去。

“奇怪，廖大夫跟郭大夫相貌身材都很像，脾气却差了那么多，”第三床说。

“郭大夫是塌鼻子，所以脾气好。廖大夫鼻子高，你如果对准鼻子打他一拳，他脾气一定会变好的，”第八床开玩笑地答道。

“我们这些人当中，我看还是老广最舒服，他一天只晓得笑，只晓得吃，”第三床两眼望着第十床说。那个广东青年穿了一身拷绸短衫裤，盘着腿坐在床上，正把一块大面包塞进咖啡罐里，面包比罐子大，塞进去也困难，面包屑不住地往下落，他一一地拾起来放进口里去了。他没有痛苦，随时可以往外面跑，又不吃药，每天就敷点‘热敷’[1]。自己又有钱花。

“现在自然舒服。如果真要开起刀来，也够他受的，”第八床冷笑说，他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神气。“这个老人家怎样？这两天哼都不大哼了，恐怕又要回老家罢，”他指着第二床说。

“恐怕靠不住，说是害梅毒，想不到这样年纪还生那种病，”第三床说。

“梅毒？那真怪。他不是吃长素吗？”第八床惊讶地说。

“越是吃长素的人越靠不住，——，”第三床刚说到这里，看见老人的儿子手里拿着一个纸包匆匆奔进病室来，便住了嘴。

儿子走到条桌前，汪小姐正坐在那里，他喘吁吁地说：“汪小姐，杨大夫叫买的针药买回来啦！”就把纸包放在条桌上。

汪小姐转过头，对那个站在药橱前弄什么东西的李小姐说：“密斯李，你去请杨大夫来，说第二床的针药买来了。”

瓜子脸的李小姐答应着，离开药橱走出去了。

儿子还呆呆地立在条桌前。

“陈先生！陈先生！”第三床大声唤道。

儿子惊醒般地抬头朝四周看了看，过后就向着第三床走来。

“陈先生，你父亲的病怎样？”第三床问道。

儿子无精打采地摇了摇头。他的脸色很不好看，两边颊上的肉失去了一些。他没有戴口罩，嘴唇四周盖着黑黑的一圈须根，眼角上还留着一点眼屎。他声音破哑地说：“恐怕难得好罗。”

“疮口不是好些了吗？”第三床故意惊讶地问。

“他还有别的病。现在连嘴，连身上都烂了，”儿子叹息地说，他的眼圈也红了。从他整个态度上可以看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可怜神气。

“大夫怎么说？”

“大夫也说没有把握。昨天打过一针。今天又叫买针药，好贵啊！今天两针就花了一千六百块钱。我实在花不起。不过不给他医病也不行，心里也过不去——”

杨大夫摇摇晃晃地走进来了。儿子马上走过去迎接她。

“药买回来了？”杨大夫问道；不等回答，她又说：“马上就打。”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杨大夫拿着针走到第二床床前，李小姐跟在她后面。老人接连发出几声含糊的呻吟，过后又寂然了。杨大夫同李小姐一路向着条桌走去。我听见杨大夫吩咐李小姐，要她给第二床洗洗身体。我暗想，这应该是一件多么不愉快的工作。

果然在十多分钟以后，李小姐换上一件背后开襟的工作长袍，戴上一双透明的皮手套，并且挂上口罩，端着一盆水，走到第二床床前去。

“李小姐，好差使啊！”第八床开玩笑地说。

李小姐回头看了他一眼，她和顺地微微一笑，然后转过脸去开始工作。

这个瘦小而容貌端正的女孩忍耐地、毫无怨言地用毛巾在病人的肢体上慢慢地揩着，又用棉花蘸药水给病人洗牙齿和口腔。儿子不敢挨近，却只站在床脚过道中旁观着。眼泪一滴一滴地挂在他那苍白的脸颊上。他不等李小姐做完工作，便猝然转过身逃走了。

“这就是他亲生儿子吗？”第十二床忽然坐起来向第三床问道。

“是的，”第三床答道。

“父亲病这样重，就说在办公罢，也该请几天假来陪陪他。人家看护小姐都肯做这种事情，做儿子的倒转身跑开了，真是岂有此理！”第十二床得意地发议论道。他走到第三床跟前，就在靠床脚的小小空地位上坐下来。

“这也难怪他。一家人靠他吃饭啊，”第三床解释地说。

“老苏，你今天出院，你太太来接吗？”第十二床换了一个话题说。

“他是个光棍，哪里来的太太？”第八床扑嗤笑道。“你给他介绍一个罢？”

“好的，”第十二床笑答道：“老苏，你要哪一种人？”

第三床露出一嘴黄牙吃吃地笑着。“只要是年轻漂亮的，随便什么人都好。”

“年轻漂亮的摩登，你吃得住吗？我劝你不要妄想。还是讨个乡下老婆好，任凭你打你骂，都乖乖地一声不响，”第八床眉飞色舞地笑道。

“乡下老婆太呆，不好。要讨老婆，我觉得还是看护小姐好，又体贴，又周到，——”第十二床一面说，一面望着那个给病人洗好了身体正在铺床单的李小姐。李小姐装着没有听见的样子，连头也不转过来。

“小声点！”第三床打岔地说，他一面指着李小姐。过后他又蒙住嘴暗笑着，第八床也快乐地偷偷笑着。对他们，这种低声暗笑似乎比大声欢笑更有趣味。

第十二床毫不觉得惭愧地提高声音继续说下去：“——看护小姐脾气又好，又会伺候你……”

但是这次眼科主任郭大夫来打岔了：“你现在就跟我到门诊部再去检查一下。”

笑容立时消失了，第十二床垂着头蒙住左眼跟着瘦小的郭大夫走了出去。

我觉得高兴，我想我的耳朵该可以清静片刻罢。但是男看护周先生来给我灌肠了。

正在开午饭的时候，第十二床蒙住左眼回来了。

“怎么样，老冯？”愉快地吃着“大红蹄”下饭的第三床抬起头问道。我才知道第十二床姓冯。

第十二床摇摇头，也不拿下手来，声音带哭地答了一句：“还是要挖，”就崩溃似地倒在他的床上。

“哪天挖？”第八床放下饭碗，带着幸灾乐祸的样子问道。

“明天，”第十二床哑声回答。

“挖眼睛不晓得是怎样的味道，”第八床把眼睛闪了两下，自语道。

没有人理他。第三床同情地问第十二床：“你不吃饭？”

“我不饿，”第十二床哑声答道。我不敢想像他这时同明天的痛苦。

“老冯，吃点饭罢。用不着难过。一只眼睛还不是一样看东西，”第八床似乎是在安慰那个病人，其实他是在说风凉话，我看得出来。

第十二床没有回答。第八床觉得没趣便不作声了。第九床却接嘴说：“老沈，你觉得不觉得，我们这班人都是前世欠了债，或者赌错了咒，现在打在地狱里受活罪，有的挖眼睛，有的剖肚皮，有的锯手、锯腿……这叫做命该如此。”他眯着两眼摇头摆脑地笑起来。我气得脸发烧了。

“不错，不错，”第八床带笑附和道。“我跟老苏两个都是债还清了，所以他今天出院，我过两天也要出院罗。”

“其实你今天也该出院的。郭大夫人好，容易讲话。要是遇到廖大夫，早就把你赶出去了，”第三床笑道，他始终没有忘记对廖大夫的那点仇恨。

“那只怪你没有势力。你看头等病房那位太太，病早好了，整天梳头搽粉，廖大夫也没有赶过她走，”第八床接嘴说。

“头等病房，那是有势力、有人情的人住的。你有办法，住个一年半载都没有问题，”第九床冷笑道。

“人家受苦，你们高兴，真是天晓得！你们笑，你们笑，我要亲眼看到你们哭！”第六床这一早晨没有讲过一整句话，忽然咕噜起来。我同情地移过眼光去看他。他的脸色黄中带红，眉毛、眼睛仍旧朝上竖，两眼通红，并且射出憎恨的眼光，嘴唇不住地动着。

“你多喝水啊，”我看见他的脸，忍不住说出这句话来。

“水吃多了，小便多，你喊老郑倒小便壶，他又要骂人。这些人真是天晓得！”他愤恨地说。我还没有听见他叫过老郑倒便壶，我想这又是他那种爱抱怨的怪脾气发作了，跟他多讲话也没有用。我便不去理他。但是我仍然暗暗地观察他。他伸手在方木柜上面摸索，抓到了茶壶，拿起来放到嘴唇边，大口地喝着。我只听见骨嘟骨嘟的声音。从他的嘴角流出小股的水，他也不管它，只顾把壶柄举高，只顾吞下水。最后他拿开了壶，放回到方木柜上去。“吃完罗，”他静静地说。

“好的，你多喝水，会慢慢退烧的，”我说，我忽然高兴起来。

第三床出院了。“再见啊，我过两天来看你们，”他带了点留恋对他认识的人说。

下午，胡小姐来试表的时候，我听见她惊讶地问第六床，“怎样啦？你刚才喝过开水吗？”

“没有，”第六床瞪着眼回答。这天他没有吃过一碗饭。开饭的时候，人端了饭碗到他的床前，他皱起眉毛摇了摇头，神情相当苦恼。

“你一百零五度啦！要当心啊，要多喝水啊，你懂吗？”

“我懂。”他伸手去摸茶壶，诉苦地说：“没有水罗。”

“你喊老郑给你冲罢，”胡小姐说。

“老郑，我不敢喊他。他理都不会理你，”他抱怨地答道。

“我给你拿去冲，”她拿了茶壶出去了。

“这位小姐姓什么？”他忽然问我。

“姓胡，”我大声说，我心想难道你还不知道，倒故意来问我。

“我要谢谢她，”他自言自语。

胡小姐拿着茶壶走回来，把壶递到他的嘴边，温和地说：“不烫，你现在就喝点罢。”

他没有说什么，就捧着茶壶疯狂地喝起来。

“慢点，慢点，”胡小姐觉得好笑地说。她笑起来多像一个小孩子！她仍旧拿着壶柄，站在床前。过了一会儿她说：“够罗，够罗！等一阵再喝。”她慢慢地把壶从病人的嘴边拿开，放回到方木柜上去。

“你只管多喝水。喝完了，你喊我，我给你拿出去冲，”胡小姐给他拉好被单，临走时又这样嘱咐他。

“我还要吃。”他伸手去拿壶。

“我拿给你，”胡小姐说着把壶递给他就走开了。

他的喉咙响得厉害。他喝得太急，水进了气管，使他呛咳起来。他连忙放下壶，被单已经湿了一团。他蒙住嘴，但是咳嗽并没有停止，他的一张脸挣得通红。

我想笑他，但是我笑不出声来。他这副滑稽的苦相使我感动。我不禁想：生命的引诱力多么大，生活的欲望多么强！每个人到这里来都只是为了想活下去。谁又不怕死，不愿意避免死呢？

第六床停止了咳嗽，他闭上眼睡了一会儿，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睡熟了，不过他没有出声，他没有转动。这其间有一个司机装束的朋友来看他，那个人静静地在床前站了几分钟，也没有惊动他，就放下一个纸包在床沿上悄悄地走了。

客人走了不多久，第六床便醒了。他望着纸包现出惊奇的神情。他伸手拿起它来，放在胸前慢慢地解开麻绳。

“你一个朋友送来的。他没有说话，就走了，”我告诉了他。

“他以前来过没有？年纪大不大？”他瞪我一眼，问道。

“我没有见过他，年纪跟你差不多罢，”我顺口答道。

“多半是×××，是，一定是他，”他自语道，他说出一个人的名字，但是我听不清楚。脸上的肌肉动着，嘴角的弧线慢慢地松弛，他带点愉快地微笑了。他打开了纸包，那是一包饼干。他又把纸包阖拢，提着它向我伸过来，着急地说。

“你吃，你吃！”

“谢谢你，我现在不要吃，”我摇摇手道谢说。

“你拿住，你拿住！”他显得更着急了。“都是出门人，何必分彼此！不要客气！”

我勉强接过纸包，从里面取了两块饼干，然后把纸包递还给他。

“你等一阵再吃啊，”他恳切地说。他细心地把饼干包好，放到方木柜上去。过后他又伸手到床下去拿便壶。他在凳子上摸到了它，提起来拿进被窝里去。过了一会儿，他把便壶放回到凳子上，凳子震动了一下，从起锈的洋铁便壶口溢出一点小便来。小便带白色，并且有一股浓浓的大蒜臭。

“小便壶又满了，他们也不来倒，”他抱怨着。我知道今天下午老郑上班的时候，已经倒过便壶了。下一次倒便壶的时间应该是晚上九点钟以后。

老郑意外地走进来了，他来跟汪小姐讲什么话。

“老郑！老郑！”第六床大声叫道。

老郑好像没有听见似的，连他的耳朵也不动一下。事实上他不会不听见这个叫声。

“老郑！”第六床又叫了一声，他的声音已经沙哑了。

老郑却掉转身子要朝外面走了。

“老郑，第六床叫你去！”第九床坐起来特别用劲地唤道。

老郑板起面孔，大步向第六床走来，但是走近第八床床脚便站住了，不客气地问道：“你喊什么？”

“我的小便壶满啦，”第六床答道。

“我没得空！”老郑冷冷地说，他似乎连看那个病人一眼也不愿意，就把身子掉开了。

“老郑，你就给他倒一下罢，”第九床带点不以为然的神气插嘴说。

老郑的死脸（其实我应该称它做死人脸）上现出一丝活气，眼睛也动了。他对第九床说：“洪先生，你不晓得，我们一天要做多少事情。简直没得一点空。第四病室二十几个病人，偏偏他一个人花样多！我们不能将就他。”他说得好像他有理似的。

“他生了病，也是没法的事。未必哪个故意解那么多小便！你给他倒一回罢。真是满罗，臭得不得了，”我也插进来说。

“好罢，我就给他倒这回，”老郑放软口气说。但是他并不过来拿便壶，却扬长地往外面走了。

“他走罗，真是天晓得！”第六床又怨愤又着急地自语道。

“他会来的，他说过就要来的，”我安慰他说，我相信老郑马上就会来。

第六床静下来了，他忍耐地等候着。

但是老郑到一个钟头以后才回来。在他来之前杨大夫来了，还是那件有两团黄色印迹的白色工作衣，两只手插在袋子里。她和张大夫同时进来，他们来看他们的病人。杨大夫先看新十一床。那个少年的伤口快好了。她对他说：“你明天可以出院罗。你再到门诊部换一两次药就行了。”她走到我的床前来。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更好些了，是吗？”她带笑问道。

“是的，”我答道。

“不要动啊，还得好好地睡几天，”她吩咐说。

“我知道。”

“这就好，”她满意地说。过后她略略偏起头注意地看了我一眼，慢慢地笑起来，“你好些地方都像我一个弟弟，你说话的神气，你的笑像得很。”

“他现在在哪里？”我问道。

“他本来在桂林读书，这学期身体不好，住在乡下养病，没有出来，他年纪比你小一点，今年才二十，刚在大学读过半年书。”

“杨大夫，你跟他分别多久了？”我又问。

“快一年了，我去年回到家里住了半个多月，”她答道；我在她的眉宇间看出一点忧虑的阴影，但是她马上又用微笑掩盖了。她换过话题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知道吗？盟军在法国登陆了。”

“今天吗，昨天？”我兴奋地问道。

“前天。登陆已经成功，看情形战事一定可以在明年里面结束，”她也显得兴奋了。“病室里没有报看，所以你们什么消息都不知道。”

我忽然想起老许告诉我的关于湘北战事的话，便问道；“杨大夫，听说这次湘北打得不大好，是真的？”

她的笑容一下子就消散了，那个阴影又回到她的眉宇间来。她低声说：“真的，我的家就在衡阳乡下，所以我有点放不下心。”

“衡阳当然不会有问题，”我说。

她摇了摇头，沉吟地说：“这一次跟前三次不同。现在人心惶惶，听说连桂林也骚动起来了。我们中国人爱听谣言这个习惯不好。不过报纸消息太慢，又不一定可靠，更使人容易听信谣言。”

“不会的，战事绝不会坏到那样，杨大夫，你放心罢，”我诚恳地安慰她道。

她用感谢的眼光看我一眼，接着她忽然把头向上一扬，大股的浓发本来拂到她的脸颊了，现在又一齐飘回到脑后去。她的脸上又露出笑容。她说：“真滑稽，现在倒是病人来安慰大夫。你好好休息罢。冯大夫常常笑我爱跟病人讲话，我这个毛病总是改不掉。”她那亲切、和善的笑容，仍旧留在她的脸上，我望着她的脸，我不相信刚才在她的脸上见过了忧虑的阴影。

她去了。她站在第二床旁边，她俯下头似乎在说话。我真替她耽心。“不要靠得那么近啊！你不怕会传染吗？”我真想大声叫起来。

第二床在讲话，声音低，一个字也听不出来。过后又寂然了。杨大夫抬起了头，我的心上的石块去掉了。

老郑提了空便壶回来，摆出不高兴的脸孔，砰的一声把便壶掷（可以说是掷）到凳子上去。“来罗！你屙，你多屙，屙满又好给你倒。”

第六床两眼直瞪着老郑，好像没有听懂那些话似的，右手伸出来，不住地战抖着，但是它终于抓到便壶了，它立刻拿起便壶，匆忙地塞到铺盖下面去。他吐了一口气，他那红黄的脸膛上露出一丝笑意。然后他又把便壶放回到凳子上。

一个扁脸的大夫走到床前来了。这个大夫不算矮，年纪不过二十六七罢。他看了看第六床床头墙上挂的牌子，然后又看一眼那只吊起来的左膀，他问道：“你可以翻身吗？”

第六床茫然望着，不知道怎样回答。

“你这只膀子可以取下来吗？”大夫再问一句。

第六床还是瞠目不作声。我忍不住替他答道：“不好取开。他就只能仰起睡。恐怕不能翻身。”

大夫点点头，又问他：“你有什么不舒服吗？”

“我嘴巴淡，头昏，”他答道。

大夫走到他右边来，揭开被单，开始了检查的工作，这也无非在他身上敲敲听听，大夫检查完了，转过身子问我：“他是不是脑子不大清楚？”

“恐怕多少有一点罢，”我答道。

大夫刚走开，第六床忽然唤我：“陆先生。”我把眼光射到他的脸上去。他也在看我。他那两只眼睛的注视叫受到的人觉得不舒服。

“医官说我怎么样？”他问道。

“他没有说什么。他刚在检查。”

“他有没有说过我要死？”他又问。

“没有！没有！你不过发点热，不要紧！”我起劲地分辩道。

扁脸大夫捧着木匣子过来了。他把木匣子放在方木柜上，顺便将茶壶推进去一点。他的眼光停在茶壶上面。他拿起茶壶摇一摇，问第六床：“这是你的壶吗？你今天喝了多少？”

“两壶。”

“不够，不够！你一天应该喝八壶！”大夫说，一面伸起八根指头给病人看。

“八壶，他们每天只来冲三壶，”第六床皱起眉头说。

“不够。”大夫摇摇头。“你可以用两把壶。我跟小姐说一声，给你多拿一把壶来。”

大夫扎过耳朵以后，果然去跟汪小姐说了。不到一会儿汪小姐便又送了一壶水来。汪小姐的脚应该是个“改组派”，走起路来一歪一拐，她身子的摇晃法和杨大夫的不同。杨大夫走路有点像一个不修边幅的男子；汪小姐袅娜有致，像一个旧式的女人。她不喜欢多讲话，讲起话来声音又小，所以她虽然是第四病室的护士长，整个病室都在她的管理下面，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她好像不存在一样。每个病人都认识她，可是她跟谁似乎都不熟，虽然她对待病人也相当和善。

“你现在就吃一点好吗？”她说着，便把壶嘴送到第六床的嘴边。第六床也不出声，只是把嘴张开，让水慢慢地滴下去。

“你自己好好吃罢。吃完了，你喊我一声，我给你冲，”汪小姐柔声地说，她松开手，一扭一扭地走了。一个胖胖的女大夫迎着她走来。她招呼一声：“周大夫。”

“就是这个病人发高热吗？”女大夫问道。

“是啊。刚才王大夫来看过，”汪小姐答了一声。

这位周大夫来到第六床床前，检查的工作又做了一次，同先前那一次完全一样。略有一点不同的是周大夫问话较多，第六床答话也较多。从这次对话中我才知道在那所只有一个勤务兵照料的陆军医院里面，他被抬进去的那个晚上，半夜下着大雨，屋子漏得厉害，没有人来管他，让他淋雨到天亮。我猜想，那次淋雨一定是他现在发烧的主要原因罢，可是周大夫并不给我一个解答。

周大夫走后，过两个多钟点，又来了一个瘦大夫。他的相貌和扁脸的王大夫相差很远，可是，奇怪！我刚看见他，竟然以为他就是王大夫，心想：你已经检查过了，怎么又跑来原样地再做一次！我这个错误，到他走后才被我自己发觉了。

“奇怪，他们一个一个来做什么？”第六床问我道。

“来给你看病，”我答道。

“光是看病，又不给我药吃，真是天晓得，”第六床说。

“查出病来会给你药吃的，你不要着急，”我安慰他说。

“我不着急！我怕我等不得啦！”他又说。我受不住他那火似的眼光，他好像在要求我给他生命似的。

老郑来冲水的时候看见我们这边有三把壶，正要将一把壶拿开，第六床着急地叫起来：“我的！我的！”

“你的？你一个人有两张嘴？”老郑挖苦地说。

我看见第六床口吃着讲不出话的可怜样子，便替他回答道：“汪小姐给他的，大夫喊他每天喝八壶开水。”老郑不再作声，冲了三壶水，便走了。他的脸色相当难看。

晚上又来过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夫，是王大夫陪着他来的，我第一次看见他那个庄严的面孔，我想他也许就是内科主任罢。他简单地把第六床检查了一下，低声和王大夫问答了几句，听筒还挂在颈项上，他慢慢地走了。

“这个医官一定会查出我的病来，”第六床忽然兴奋地说。

膏不错，他当然会查出来，我顺着他的意思说。

可是这一夜并没有谁给第六床带来一点消息。

查病房的时候，大夫到了好几位，黄大夫、廖大夫、杨大夫、张大夫都在。他们走过第六床的时候，那个发烧的病人忽然大声问道：

“医官，我的手会不会好？”

“会好的，哪里有接不好的道理？”黄大夫哂笑地说，他轻轻挨了一下那只吊着的膀子，又翻看一下病历表。“他的热没有退，内科来看了没有？”

“明天就转过去，”张大夫答道。

“好的，”黄大夫点一下头。

“你怎么样？”杨大夫转过身含笑问我道。

“很好，”我答道。

黄大夫听见我的话，连病历表也不看，就走过去了。

“今天，我不给你开睡药了。睡药吃多了不大好，”杨大夫温和地对我说。

“谢谢你。我想我今天会睡得着，”我含笑地回答。

我刚闭上眼睛，就听见第十二床在讲话，他的朋友来了。

我记起来，今天上午，吃晚饭以前郭大夫跟他谈了几句话：

“……不过按照手续，你应该请一个人在证明书上签个字，最好是亲戚，朋友也行；不然我们不好开刀。危险我担保不会有。不过这不是小手术啊……”

“我想……”第十二床说了两个字，就不响了。人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你不愿意开刀也可以。不过我怕连你这只眼睛将来也保不住，你好好地想想看。这也得你自己愿意。没有人签字，明天就不能开刀。”

郭大夫立在床前等候第十二床的决定。

过了一会儿，第十二床声音发颤地说：“我想还是开刀罢。我就去请小姐给我打电话找个朋友来签字……”

现在他的朋友果然来了。他在对朋友讲他的事情。我看不清楚那个朋友的面貌，但是装束却是跟第十二床一样，这个人大概是他的同事罢。

“我觉得挖眼睛也不妥，”朋友沉吟地说。

“不过医官说要救住另外一只眼睛，只有快点把病眼挖掉。你不晓得我脑子痛起来，痛得多厉害。其实我也不想挖，光是想起来就怕人。不过不挖掉，我又怕连性命都保不住，”第十二床绝望地解释说。

朋友沉默了片刻，最后说：“那么我就给你盖个章。明天上半天吗下半天开刀？”

“医官说上半天八九点钟。”

“我明天请假来陪你，”朋友说。

他们的谈话仍然在进行。可是我非常疲倦，我打起呵欠来。我要睡了。

[1]我想起来了：每天上午八点到下午两点的中间，男看护周先生要给某几个病人送来三次“热敷”，那是像荷叶蒸肉样的东西，外面是漆布，里面装一叠纱布，蒸得极烫，用来敷在病人的发炎发肿处。冷了再换烫的，每次换四五回。

第七章

六月九日（墨期五）

今天我觉得精神更好了。一觉醒来，我就觉得肚饿。我吃了一碗稀饭，是用白糖拌的。

“吃饼干啊，”第六床递过一个纸包来说。他的脸色今天显得更黄，嘴唇干得结壳了。

“谢谢你，我吃饱罗，”我笑答道。

“你拿去，你拿去，我不吃，”他固执地说。我接了过来，放在枕边，但是我并不想吃。

“你今天怎么样？好点吗？”我问道。

他摇摇头：“我头有点痛，还是发热。”

看护小姐来铺床了，病房里充满了她们的清脆的笑声。她们经过第六床床前，连床单也不拉一下，就让它乱着。我看见张小姐指着第六床跟那位举动呆板的方小姐低声讲了两句话，她们也走过去了。我们这一排的病床除了第六床外，全铺好了。

“今天怎么啦？”第六床瞪着两眼说。我才注意到他整个眼白都带着杏黄色，眼光显得狂乱。两颊的肉不自然地微微搐动。我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意思。他似乎想笑，但是他笑得多痛苦。

我看他一眼，不敢去理他。心里想：他会发狂吗？

“就不管我吗！”他自语道。

但是张小姐捧着一盆水，方小姐抱着干净的床单一路来了。

她们给第六床揩洗了身子，又换了床单和被单。他默默地让她们摆布着。他似乎感到了一点舒适。

“怎么今天又这样客气？”他低声自语道。小姐们不曾听懂，也不曾注意他的话。

汪小姐走过来，也不说什么，就把一小方纸片贴在第六床的号牌上，并且在那上面添了一块红纸的小圆牌。她又默默地走开了。

他忽然觉得不安了。我看见他几次偏起头去看红纸牌，他似乎想看清楚那上面的字迹，可是没有用，他不能够坐起来。

“不要动啊！”方小姐干涉道。

“唉，”他叹了一口气，不再看红纸牌了。可是他的脸上突然笼罩了一层死灰色，我不知道这是从什么地方飞来的。我觉得他似乎要哭起来了。“小姐！小姐！”他忽然望着方小姐大声说。

“哪样？”方小姐问道。

“请你给我带个信到××坡××器材库，找李××库员来一趟，说我的病不得好罗，”他痛苦地着急说。

“不要紧，你会好的。你不要乱想，”方小姐说道。

“我晓得，我要死罗，你们给我在洗身子，”他固执地说。

“今天你转到内科去了，所以给你洗洗身子，你懂不懂？”张小姐大声开导说。

“我没有内病，转什么内科？”他反问道。

“你晓不晓得，你现在害斑疹伤寒，等你转到内科去医好了再来医手，”张小姐接嘴说。

“什么斑疹伤寒，我不懂！我一定要死罗！”他说。

“不要跟他讲，他脑子不清楚，”方小姐对张小姐说。

张小姐点点头，他们铺好床走了。

“我还没有死啦，你们怕什么！”第六床自语道。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两个朋友来了。一个是那天给他送饼干来过的，还是那一身司机的打扮；另一个穿一件长袍，年纪更轻，似乎还不到二十。

“今天好一点吗？”司机含笑问道。

“你们来得正好，”第六床着急地说，好像肚里有许多话，马上要全吐出来似的；“我的病不得好啦！”

“不会的，你好好养一下，”年轻的朋友含笑说。

“我晓得，我一定要死，”第六床固执地说。

“医官怎么说？”司机朋友问。“是不是他说你的病危险？”

“医官不会讲真话，”第六床答道；他又伸手指了指头上的那块红牌子：“你看那个红牌子上面写的什么字？”

年轻的朋友真的去看了，他说。“没有关系。是‘隔离病人’四个字。并没有说危险。”

不危险？他们怎么也不来看我？一个医官也没有来过，也不给我打针。我一定要死的，我晓得我要死，我并不害怕！一第六床瞪着眼说。

“那么我们去问问医官看，”两个朋友低声商量了一会儿，最后司机朋友提高声音对第六床说。

他们先到条桌前去找汪小姐。我看见汪小姐跟他们讲话，但是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他们又离开条桌了。两个人商量着似乎不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他们走到门口，忽然注意到第十二床旁边立着一个大夫，便掉转身子走到第十二床床前。这是郭大夫，他在开刀之前还来对第十二床解释开刀的必要，并且劝他不要有害怕的心思。他声音温和，略带口吃，但是话很清楚而且有条理。

医官，朱云标的病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要给他打针？一司机朋友忽然插进来说，把郭大夫的话打断了。

“哪一位？”郭大夫带着微笑客气地问道。

“第六床，”司机朋友指着那个病人回答。

“他不是我的病人，你去问护士长罢，”郭大夫摇摇头抱歉地说。

“不是他的病人，就可以不管。那么该哪一个医官来管？”年轻朋友不高兴地抱怨道。

“我们去问问那个女医官，”司机朋友看见杨大夫跨着大步进来了，便提议道。两个人走去把杨大夫迎了来。

杨大夫看了一眼病人的牌子，温和地说：“他害斑疹伤寒，就要转到内科去了。内科的大夫会来看的。不要紧。”

“医官，医官，”第六床声音打颤地叫道。“我是不是今天就要死？”

“你要死？笑话。你这个病算什么？现在害斑疹伤寒的人很多，”她带笑说，她把眼光向四处看了一下。“你看第三床那个新来的病人，不也是害斑疹伤寒吗？你不要着急，不会死的。”

杨大夫提到的第三床的新病人是昨天傍晚来的，那个时候我在睡，醒来以后我也没有留心。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内科的病人。从昨晚到现在他似乎没有讲过一句话。先前汪小姐来挂红牌子，也曾到他的床前走过。他的床前也有一个“隔离病人”的红牌子。

“你住院好多天了？你还记得吗？”杨大夫问道。

“两个礼拜，”第六床答道。

“那么你这个病是从哪里来的？你在什么地方给虱子咬了来？”杨大夫惊讶地问道。

我记起了我住院前听见人说过关于斑疹伤寒的话：这是由虱子传染的一种病，最近由过境的新兵带到这个城里来的。难道医院里也有了虱子？

“不晓得是不是那天晚上在陆军医院得来的，”第六床说。

“不要紧，你不要怕。内科的大夫来给你吃了药就会好的，”杨大夫安慰他说。过后她转过身朝着我问道。

“你今天怎样？更好一点罢？”

“好。”我点点头。

“我等一阵再来看你，”她笑笑便走了。

第二床还静静地睡在那里。他的儿子又拿着漱口盅来了。

“爹，你要不要吃点猪肝汤？”他放下漱口盅，问道。

“我不吃，”老人说。他脸朝着方木柜，侧起身子睡着，讲话时身子也不动一下。

“你今天好一点罢，”儿子稍稍俯下头，关心地问道。

“儿子，我好不了啊……你快去找李三爷，请他把那块地让给我……”老人激动地、用了大的力气说，声音抖得厉害，但是相当清楚。

“李三爷那天说他还有朋友要那块地，他不会让给我们，我又拿不出钱，”儿子着起急来，打岔地说。

“你跟李三爷说，请他看在亲戚分上委屈一点罢。我们如果不是遇到战争，也不会弄到这个地步。他可怜我，少要一点钱，我来生愿意变牛变马来报答他。”

“爹，你也不至于有什么……。我连一个钱也拿不出，李三爷怎么肯答应……”儿子带哭声说。

“我不会好啦。我白活了一辈子。家也回不去了。想不到要在异乡埋骨。我只想有一块干净的地。李三爷那块地我看中了的。你设法给我筹点钱罢。我累了你这几年，这是最后一回了，”老人喘吁吁地说，身子不停地颤动。我只能记下他的意思，却无法忠实地写出他的口气和那几个语助词。

他的儿子仍旧立在床前，没有回答他。

“你快点去啊！你早点把地给我弄好，我就放心了，”老人催他道。

“我就去，我就去！”儿子进出带哭的声音说，忽然伸起两只手抓自己的头发，疯狂似地跑出去了。

这一上午我没有看见老人的儿子回来。老人好像很不安地等待着。我颇同情这个儿子。老人的精神今天显然好起来了，他也许不会有危险。那么为什么一定要逼着儿子去做那件为难的事呢？

午饭后不久，老人忽然大声叫起“小姐”来。汪小姐正站在第十二床旁边照料那个挖眼睛的病人，便走过去问他：“哪样？”

“请你打个电话给我儿子，要他马上来一趟，”老人焦躁地说，中间停顿两次才把话说完。

“电话打到哪里？多少号码？”汪小姐问道。

“××局第二科，就在××街，”老人说，声音不十分清楚了。

“要不要说什么事情？”汪小姐再问一句。

“要他快，快来！”老人叫吼似地说，显然他是用了最大的力气说出来的，以后便不响了。但是过了半点钟他忽然大声叫起来。“儿子！儿子！”他只叫了两声。没有人理他。他似乎要翻身，然而他也只是微微地动了一下，过后又寂然了。从这个时候起他就再没有发过声音，也没有转动身子。他好像在睡，而且睡得很好。

他的儿子并没有来，我不知道汪小姐电话打通没有。下午快到两点钟的时候，老郑提了铅桶进来倒便壶，他走到第二床床前，拿起床底下的便壶，平日不讲话的第一床忽然说：“老郑，你摸摸看，第二床怕不对罗？”

“这样臭，哪个要摸他！”老郑不高兴地答道。

“怕什么，我不是闻够了吗？”第一床温和地说，但是老郑仍然拿起便壶走了。不过他倒好便壶送回来的时候，忽然伸出手在第二床的额上、手上挨了一下。“他真的走路罗，”他自己说了一句，过后便提高声音唤道：“汪小姐，汪小姐，第二床回老家了。”

“好的，你去喊人来抬罢，”汪小姐就在条桌前这样吩咐道。等老郑提着铅桶走了，她才慢慢地走过来，看了看第二床，又在他的额上摸了一下，才慢慢地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老郑便带着两个工人抬了一副担架进来。他们很快地就把老人的尸首包好，放在担架上抬出去了。老郑走在后面，抱着用脏了的棉絮、被单、草垫等等东西。

病室里剩下一张空的床板。汪小姐点了两根香拿过来，插在木壁的缝隙中间。

“又是一个。偏偏我们这一边不吉利，这个月已经死掉三个了。对面一个也没有，”第九床说。

“三个？哪三个？”第八床问道。

“前头十一床，第二床，还有前头第五床，就是一号大清早死的，”第九床说。

“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内科病人，头天晚上进来，一句话也没有讲过，第二天早晨就翘辫子了，”第八床接嘴说。他的眼睛朝着我的床，似乎在回想那一天的情景。

我打了一个冷噤。我没有想到，就在我入院的那一天，这个床上还躺着一个死人。内科的病人！他害的什么病？是传染病吗？可是我在这张床上已经睡到第九天了。

一个灰色的影子在我的眼前一晃，老人的儿子匆匆地赶来了。他满头冒着汗，一直向第二床奔去。他大概是办好了坟地的交涉回来向父亲报告的罢。可是出现在他眼前的是白白的一张空床板。他的脸色马上变了。他站在床前忘记了自己地伸起两只手抓头发。

汪小姐慢慢地走了过来，带着同情的眼光看他。她正要开口，儿子先说话了：“汪小姐，是什么时候？”他放下手来。

“一点五十八分，”汪小姐低声答道。“抬到太平房去了。天气热，你早点安排后事罢。”其实那个老人死在一点五十八分以前，没有人准确地知道他断气的时刻。

“是，”儿子答了一个字，他的眼圈红了。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眼睛也失了神，牙齿不住地咬着下嘴唇。过了两三分钟，他忽然觉察出他再没有理由在空床前面站下去，便猛然扭转身子，急急地走出去了。我以后就没有再看见他。

还不到一个钟头，这张空出来的床铺又被一个新病人占据了。这也是一个须发花白的老人，不过身材高大，病势不严重，疮口在背上。

“一个去，一个来，床铺永远空不了，倒是开医院生意好，”第八床躺在床上安闲地小声唱道。

没有人为死去的父亲或者活着的儿子叹一口气，流一滴泪。病室里再看不到任何表示那个老人存在过的痕迹了。在这里死显得这样平常，这样不可怕，而且这样容易。

这天八点多钟第十二床被带到手术室去。他是自己走去的。他去之前李小姐先给他剪去了左眼的睫毛，又给他打了一针，方小姐拿着牌子送他到那里去。十点钟光景，他被工人抬了回来。他昏昏沉沉地仰卧在担架上，好像还没有清醒。头上束着绷带，左眼完全绑住了，但是血还不时地透过纱布浸出来。

小姐们忙着整理床铺。郭大夫跟着来了，他在床前守了一会儿，又走了。他刚走出病室，第十二床便发出第一声呻吟。这痛苦的叫声好像是从梦中来的，多么空虚，它的余音长久地在我的耳边荡漾。我应该明白它的意义，它对我是多么熟悉。

“放警报啦！”第八床说，他吐出舌头做出可笑的滑稽样子。他永远保持着安闲的态度，对什么事都觉得有趣，但是对痛苦却漠不关心。医院生活似乎使他感到舒适。他好像只是为了好玩，才故意在头上竖起一只蝴蝶，而且一直把它保留到现在。他几次提过出院的话，却始终不见有出院的准备。郭大夫也从没有催过他出去。昨天我听见他同第九床讲笑话，他说：“我们两个倒是把医院当成旅馆在住罗！”第九床笑着回答他。“你比我更舒服，你还可以自由自在地跑来跑去。”

是的，他是自由自在的。他对别人的痛苦不知道表示同情。那天我开刀回来下午打盐水针的时候，我仿佛也听见他的笑声和他的风凉话。那个时候我真想咒骂他！今天他那个滑稽的样子又引起了我的反感。

第十二床的呻吟开始了。以后一声一声接连着。是那么痛苦的声音，仿佛是被宰割的牛羊的哀号。整个病室被这种声音充满了。连我的整个脑子也被这种声音充满了。我不能睡，不能用思想。我只有睁大一对眼睛朝四处看，想找什么事情来分我的心。

“小姐！小——姐！”第十二床忽然叫道。汪小姐走了过来。她怜悯地望着他，柔声问道：“哪样？你痛吗？我给你打一针好不好？”

“枕头！枕头！太高！”第十二床痛苦地叫着。

“好，我给你取掉一个罢，”她小心地从病人的头底下抽出了一个枕头。过后她再问一句：“现在好啦罢？”

第十二床不作声了。他静了几分钟，才又呻吟起来。声音仍然是那么凄惨，仿佛谁在抓他的心似的。汪小姐刚要走开，又被叫声止住了。她站在床前，带了一点张皇失措的样子，她似乎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减轻病人的痛苦。她却默默地用右手的两根小指头挑她右边的发鬓。

但是郭大夫又来了。郭大夫客气地招呼她的时候，她脸上紧张的肌肉松弛了，她仿佛得到了救星似的，脸上浮出了一丝笑意。她听见第二床在喊“小姐”，便趁这个机会离开了第十二床。

“冯永康，你痛吗？”郭大夫把头俯下去，温和地问道，他叫出了病人的名字。

“我痛得要死！”第十二床答道。

“你忍一下罢，过些时候就会好的，”郭大夫安慰他说。

“忍不住啊！”第十二床绝望地叫道。“郭大夫，你给我想个办法啊！”

“你不要怕，我在这里，我会给你想办法。你不要着急啊。开刀后总不免有痛苦的，”郭大夫温和地说，不过我觉得他的声音并不是平静的，里面似乎含了一点焦虑。我猜想：难道病人的情形很严重吗？

眼科的女大夫来了。她站在病床的右面，郭大夫吩咐她守着病人，他去拿了验血压器来给病人验血压，结果似乎增加了他的焦虑。我看见他伸起右手轻轻地搔着前额，现出思索的样子。然而这只是两三分钟的事。过后他俯下头去解病人头上的绷带，一面对女大夫说了两句话，女大夫到药橱那边去了。绷带解开后，他又揭起纱布（女大夫拿了他需要的东西回来了），把这一叠血淋淋的纱布丢到吐痰杯里去，再换上新的纱布，他用手指轻轻地按住它。病人仍然在呻吟，痛苦似乎并没有减轻，忽然叫着要喝水了。“快，快给他吃，”郭大夫抬起头朝站在对面的女大夫说。

“是，”女大夫低声应着，就顺手拿起方木柜上的茶壶，把壶嘴放到病人的嘴边去。病人吞了两口水，便动一下头，说：“不吃罗。”

“不要动！”郭大夫阻止道，这是在病人摇动头时候说的（其实病人也只能微微地动一下头，或许只能够做一点动头的姿势）。过后他关心地问道：“你现在好过一点罢？”他另外换了一张湿脸帕，放在病人的额上。

“难过啊！”第十二床痛苦地回答。

“不要紧，过一阵就会好的，你多忍一下罢，”郭大夫柔声安慰说。他用英语跟女大夫交谈了几句话。女大夫走了。

“今天把郭大夫吓坏了，”第八床伸着颈项向第十二床这面张望，他吐了吐舌头，仿佛觉得有趣地说。

“郭大夫总是这样小心。那次给我打了针，反应很大，一下就烧到一百零四度，把他吓得不得了。他也是亲自守在我旁边，给我敷‘冷敷’，给我喝水。等到后来我热度降低了，他才放心走开，”第九床接着解释道。

“怎么，你打‘九一四’反应那样大？”第八床笑着问道。

“那次是第三针，浓度不同罗。一针比一针厉害。譬如上次打零点一五，下次便打零点三，这样加起来的，”第九床一翻身坐起来，双手抱着膝盖，不住地霎眼睛说。

“你当初害眼睛的时候，你也想不到是这种病罢，”第八床说。

“我怎么会想得到！我连玩都没有玩过，说句良心话，我还没有挨过女人。不过郭大夫一检查就知道是那种病。起初我还不承认。后来郭大夫问起我父亲，我就没有话说了。我父亲在时倒是爱逛窑子。他得了病传给我了，说不定要害我一辈子，”第九床带了点苦恼地说。

“怎么说一辈子？你这次不是就可以医好吗？”第八床说，他的声音始终是轻快的声音，他邻人的苦恼并不会引起他的同情。在这个充满痛苦的角落里，他的愉快的心境似乎从没有被扰乱过。现在他的嘴角又挂上得意的微笑了。

“他妈的，我受不了啊！”第十二床忽然痛苦地叫起来，声音特别高，有点像哀号了。

“冯永康，你再忍一下，过一阵就会好的，”郭大夫温和地说，他又换过一叠纱布了。他皱起眉头，脸上罩着一股阴郁气。他也够辛苦了。

“我痛啊！我忍不住！郭大夫，你救救我！”第十二床哀求地说，多么空虚、多么痛苦的声音！

“这是要痛的，你只有忍一阵。我在给你敷‘冷敷’。你不要怕痛。现在给你打一针好不好？”郭大夫俯下头小声说。

“你给我止住痛罢，我实在忍不了啊！”

“密斯李，请你去——”郭大夫下面的话被我的耳朵滑过去了，我不知道他吩咐李小姐做什么事（李小姐是在女大夫走后过来的），我只看见李小姐走到药橱那边去。过了一些时候她拿着药针来了。她在第十二床的膀子上打了一针。

“打过针，你会觉得好一点，慢慢地就会觉得不痛的，”郭大夫说。他的话刚说完，昨晚来过的第十二床的朋友来了，还有一个长头发的年轻女人跟在他后面。

这个朋友带着兴奋的脸色急匆匆地走进来。可是他一看见病人的面孔，大夫的脸色和周围的情形，不觉吃了一惊，站在床脚边，半晌才问出一句话：“医官，他不要紧吗？”

“不要紧，过了今天就会好的，”郭大夫说道。

“冯永康，冯永康，”那个女人挤上来，大声叫道，她把李小姐的身子稍稍碰了一下。

“不要大声喊，让他安静一下，”郭大夫抬起头，略带警告地说。

。

“这是他屋里人，才赶到的，”朋友在旁边解释道。

“冯永康，冯永康，我来啦！”女人压低声音，又唤了一遍。

“啊，我看不见。我跟××说叫你不要来，我有朋友照料……啊，他妈的，我痛得要死！”第十二床断断续续地呻吟道，他伸起右手在空中摸索了一下，好像要抓到他妻子的手一样，但是马上又力竭似地垂下去了。

“我原先也说不来，后来碰到有便车，就赶来啦！你不要紧罢？”女人说，她的声音又提高了些，眼里已经包了一眶泪水。这是一个相貌极普通的女人：长长脸，微黑的面庞，嘴唇包不住上牙，靠近门牙的右边两颗牙齿是假的，发着灿烂的金光。

“我不晓得，哎哟！”病人痛苦地叫一声，他的胸膛稍稍往上挺一下，过后又睡平了，他那声惨痛的叫喊有着很长、很长的余音，整个病室的空气都被它搅得变成悲哀的了。

“不要再跟他讲话，”郭大夫责备那个女人说。

“他眼睛还在流血，不要紧罢，”女人稍停一下，又压低语声问道。

“要他安静睡着，不要说话，不要动，血才可以止住。你们再讲话，我就没有办法了，”郭大夫焦急地说，他似乎要动气，但是又勉强忍住了。

“冯嫂嫂，你不要再说了，让他多休息一阵罢，”朋友在旁边劝道。

“我不说啦。不过我听不得他叫喊，我心里过不得……”女人回答说，她一面埋着头揩眼泪，过后又抬起脸来向郭大夫问道：“医官，他眼睛会不会瞎？他以后还能不能开车子？”

“不会瞎，右眼保得住；不过开车子会不大方便罢，”郭大夫皱着眉头回答了她的问话。

“我接到他的信，只说他左眼有点毛病，怎么晓得他会病到这样，眼睛挖得血淋淋……多可怕，亏他受得住……医官，你救救他啊！”女人仍然不闭口，不管郭大夫怎样表示不要她多讲话，她还是哭哭啼啼地信口讲下去。

郭大夫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搐动着，他短短地回答了一句。“不要紧的。”他的忍耐的限度到了。他并不看她，却向着那个朋友说：“请你把这位太太带出去，找个地方给她休息一下。我怕她受不了。并且对病人也不好。”他说完，就把头俯下去，拿起贴在病人额上的湿脸帕来。

那个朋友果然把病人的妻子带出去了。李小姐转过头，目送着他们的背影，郭大夫抬起头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口气。我也跟着他吐一口气，好像我自己在长途旅行以后，得到片刻的休息似的。

病人的呻吟就没有停止过，但是他的声音渐渐地小下去了。我注意到郭大夫的皱拢的眉尖也慢慢地舒展了。到了刘小姐来代替李小姐的时候，我听见李小姐对郭大夫说：“郭大夫，你也该休息了，你还没有吃午饭啊。”

“我不饿，”郭大夫笑答道，他那个塌鼻头显得非常可爱了。

“郭大夫，我们会好好看护他的，你放心罢，”刘小姐笑着说。这个难得笑的女孩居然和善地笑了。

郭大夫迟疑了一会儿，过后说：“好的，我等一等再来。”他踏着稳重的步子走了。

第二床新病人来的时候，杨大夫也来了。这又是她的病人。我看见她忍耐地给他上完了药。她洗过手到新十一床床前讲了几句话以后，便走到我这里来。

“杨大夫，你忙啊！”我说。

“还好，”她笑答道。“你今天没有什么不舒服罢，我看你脸色不大好。”她现出关心的样子。

“没有什么不舒服，不过看见那些病人的事情，我心里烦，”我诉苦般地说。

“是不是你看见那个老先生死了，心里难过？”她微微蹙着额低声问道。

“我觉得我好像在地狱里面，我尽看见挖目拔舌的事情，”我烦恼地说，我已经养成了对她信口说话的习惯。

我看见她的眼睛忽然亮一下，马上又黯淡了。她略略埋下头说：“其实我应该比你更难过。你是没有责任的。我倒有责任。”

“这不怪你啊，我觉得你是尽了力量的，”我说。

“尽了力量？你不晓得我什么力量也没有！我有时候真想改行做别的事，我真后悔学了医，”她声音低，但是里面充满了苦恼，苦恼似乎并不深，可是它使我打了一个冷噤。怎么，像杨大夫这样的人也会有苦恼吗？

“为什么？做大夫不是很好吗？这是救人救世的事情啊！”我惊讶地说。

“你这完全是小孩子的想法！”她带着苦笑摇摇头说。“我就是学医学到了天大的本领，也不见得便能够救人。我敌不过钱。没有钱的人得不到我的好处。就譬如第二床，要是他的儿子有钱，他也许不会死。要用药没有钱买药，连营养的东西也吃不起，这样敷衍地对付过去，我等于在杀人……”

“其实医院里应该供给药品，”我插嘴说。

“医院里只有普通的几样药。你不晓得医院多穷，多节省，不然也不会一个病房住二十四个人，而且连内科传染病人也可以挤进外科病房来。”说到这里，她忽然改变语调，低声说。“你要当心啊，你隔壁就是个传染病人。还有第三床也是的。这个办法真不好。我要催内科早点把他们搬过去。这个人也很可怜，膀子还没有接好，又染到了斑疹伤寒……”

我感激她的关心。而且更使我感动的是我接触到了她的广大的心。我以前多么不了解她，我还以为她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乐天派。

“杨大夫，今天前线的消息怎样？”我停了半晌，忽然想起一件事，便问道：

她呆了一下，以后又微笑了。她说：“你不要管什么前线消息，你好好养病罢。大后天就要给你抽线了。”

“那么，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听到抽线的话，心里高兴起来。

“这个月月半就可以。你要多住两天也行，”她答道。

“医官！医官！”第六床用沙哑的声音叫道。他把杨大夫的话打断了。

杨大夫惊讶地转过头去问什么事。

“他们怎么不给我吃药啦！医官，是不是我今天要死啦？”第六床粗声问道，他的眼光停在杨大夫的脸上，那对眼睛好像不能够灵活地转动了。

“他们就会给你药吃的，你不要着急嘛，”杨大夫答道。她又问我：“今天内科大夫来看过他没有？”

“来看过两次，”我答道。

“那么，怎么还不给他吃药？”杨大夫纳闷地自语道。

好像回答她的话似的，胡小姐跑过来了，这个胖脸的女弦气咻咻地说：“第六床，拿钱来！给你买药。没有钱吗？”

“有钱，”第六床爽快地答道。他伸手在枕头下面摸了半晌，拿出用手帕包着的一叠钞票来，递给胡小姐。

“你还有没有？就只有这一点吗？”胡小姐数了钞票以后着急地问。

“没有罗，”第六床瞪着眼回答。

“不行。买药要一千多块钱。你才只四百七十块钱，不够，”胡小姐失望地说。

“你通知他的保人，叫他们送点钱来罢，他总有朋友啊，”杨大夫插嘴说。

“我们查过了，他的保人住在××坡，有三四十里路。刚才寄了信去。不过今天来不及了。现在有人进城，本来可以顺便买回来的，这样至少又要耽搁一天，”胡小姐说。

“这没有办法。做大夫没有药，比什么都苦，”杨大夫摇摇头叹息地说。

“那么，只好明天再说了，”胡小姐说，就把钞票交还给病人。“好，钱在这里，你收起来罢。”她走了。

“你看，又是这样的事情，”杨大夫转过身来，望着我诉苦般地说。她的眼里射出来忧郁的眼光，那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它现在烧着我的心。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她的苦恼传染给我了。我怎么能够安慰她呢？但是我看见她默默地含愁望着窗外树梢的情景，我的心逼着我说出话来：

“杨大夫，你也不应该灰心啊。至少我得过你的好处，你使我的心得到了温暖。我怕我说不好，医病也不单靠用药，你还医治我的心……”我自己很感动，我说得很吃力，我觉得我的眼泪快流出来了。我不敢看她。

“可是你的胆囊并没有拿掉啊。你不抱怨我们吗？”杨大夫故意带笑地打断了我的话。

“现在就是死在这里，我也不会抱怨了……”我声音颤动地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在挖苦我们吗？”杨大夫打岔说。

“不是，我也许没有能力把意思说得很明白。我进医院以前，除掉自己外，什么也不相信，我总以为人是为自己的利益生活的。现在我才知道，人的心并不全是这样窄小。在这个充满痛苦的地方，也有人在努力帮忙别人减轻痛苦。至少，你杨大夫就是一个。不管我的胆囊有没有拿掉，至少我得到了启发。对你说来，我是一个陌生的人，我走出医院也许再见不到你，可是你对我的关心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不是用钱换得来的……”我觉得很窘，我相信自己没有说得明白，我的脸发烧了。“我怕我说得不清楚，我不会讲话。我的意思是，在这里你不把我看成一架有毛病的机器，你把我看作一个人，一个朋友，一个兄弟一样的人，我这个病人的心得到多大的安慰！”

“不许说了！我要以大夫的资格禁止你再说下去！”她以长姊的态度阻止我说话。她把头朝后一仰，一缕浓发掠过耳畔搭到脑后去；她感动地微笑了，却又勉强止住笑。“在医院里别人都笑我，称我做哲学家，就因为我爱跟病人讲话。你现在倒真是哲学家了。话讲多了，对你身体很不相宜。啊，我问你，十一床上那个病人马上就要出院了，你要不要搬到那边去？我等一会儿叫人连你床板一齐搬，不会震动你的伤口。我有点耽心你会传染到那个病。”

我为这个感激她。但是我不愿意再麻烦她，我说：“不要紧，不搬也可以。我当心点就是罗。”

她想了想，说：“也好。”她走了。

我的枕头边还放着那一包饼干，我马上把它塞到方木柜下面去。

老郑倒过便壶以后不久，第六床又在叫着“老郑”，说小便壶满了。

“这是紧急警报了！”第八床笑嘻嘻地自语道。没有人理他，也没有人理第六床。看护小姐们正忙着。第十二床半昏迷地在呻吟。对面一个角里那个锯了两只脚的小孩得了内病，今天没有放警报了。那个十六七岁的小孩每天上午换药的时候总要“妈呀妈呀”地哭叫一阵，第八床称这个为“昆明警报”，说是他从前在昆明的时候，有一个时期，每天一到那个时间就要放警报，一连半个多月，没有错过一回。然而这也是他信口讲出来的话，我无法知道它是真是假。不过今天下午那个可怜的孩子似乎病得厉害，胖胖的林大夫到那边去过三次（他同第六床一样，也是林大夫的病人），内科的大夫也去过好几个，看护小姐们也慌慌张张地朝那边跑。

老郑的影子始终看不见。第六床脸都挣红了，他停了一下又叫，叫了两声又停，后来他的叫声变成呻唤了。他掉过眼光来看我，好像在说：“救救我罢！”可是我连动都不能动，怎么能够给他帮忙呢？我看见刘小姐还站在第十二床床前，便大声喊道：“刘小姐！”

“哪样？”刘小姐转过头来问道。

“第六床要老郑来倒小便壶，”我大声说。

“老郑岂有此理，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我又走不开，你们哪位帮他喊一声罢，”刘小姐皱着双眉说，她的眼光朝四处看了看，到了第八床的脸上便停住了。她的意思不说出来，别人也知道。

“要我去罢，我晓得！”第八床轻轻一跳，下了床，望着刘小姐涓’稽地笑了笑。他扎了扎裤带，然后笑嘻嘻地对第六床说：“不要喊啦！我去给你找老郑来。看你忍着小便也可怜得很，不晓得是哪辈子作的孽！”他低声哼着小调，跳跳蹦蹦地走出去了。

过了片刻第八床笑着走了回来。他走到第六床床前，大声说：“老郑不在，找不到。”

“哎哟！”第六床忽然痛苦地叫了一声，泪水进出他的眼眶来了。他脸上的肌肉厉害地搐动着。

“不要哭啦，我给你拿去倒就是罗，”第八床带着嘲笑的样子说，他真的拿起那只满满的便壶来，故意用左手捏住鼻子，做出小心翼翼的滑稽脸相走出去了。不到一会儿他便拿了空便壶回来，递到第六床的手里，还说一句：“你要罢？”他把脸皱缩在一起地笑了。

“谢谢你啊，”第六床抓住便壶柄，同时哭笑地说。他马上把便壶放进被里去了。等一下他拿出它来放到凳子上的时候，我听见他在咕噜：“又满了半壶啊！”

不久老郑提着铜壶来冲水了。第八床看见他便叫起来：“老郑，你到哪里去了？刚才到处找你都找不到！”

“找我做什么啊？”老郑冷冷地问道。

“找你给第六床倒小便壶。还是我替你拿去倒的，”第八床得意地笑道。

“管它的！哪个喊他要两壶两壶地吃水！我没有空。一个月那点点工钱买不了我的命！”他又发起牢骚来了，他的脸板得很难看，眼白上仍旧有几根红丝，两只眼睛带了点痛苦的样子不停地霎着。

傍晚的时候第六床又在叫“老郑”来倒便壶了。他的沙哑的声音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看护小姐站在条桌前，听不见他的叫喊。第八床躺在床上笑着自语道：“恐怕又要我去倒小便壶了。”

“那么我的也请你顺便倒一下，”第九床开玩笑地说。

“只要医院里给我发工钱，我一定去倒，”第八床扑嗤笑起来。

第六床仍旧含糊地叫着，他急得额上冒出一颗一颗的汗珠。他那一脸的苦相使我心里难过，我看见胡小姐站在条桌前，便大声叫着：“胡小姐。”我只叫了两声，她就过来了。我对她说：“第六床请你去喊老郑来倒便壶。”

她出去好一阵才回来。“老郑找不到，你等一下罢，”她对第六床这样说。

“哎呀！”第六床痛苦地把脸向左右两边摆了两摆，低声吐出了两个字。

胡小姐马上忘记了这个人的痛苦。她到第十二床那里去了。那个病人从四点钟开晚饭的时候起就没有呻唤过，他好像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刚才郭大夫还来看过一次。郭大夫穿一身蓝布中山服，拿着一把油纸伞，好像要进城去似的，看见病人睡得很熟，他吩咐胡小姐几句话，就放心地走了。病人的妻子和朋友是在吃晚饭以前来的，他们就一直留在床前。胡小姐给那个女人搬来一个凳子，让她安静地坐着守护她的丈夫。现在胡小姐又去跟她讲话。这个女孩像大人似地在安慰病人的妻子。

第六床忽然又叫起来。“老郑！老郑！快！”他的声音与其说是叫给别人听，倒不如说是给他自己听的。他叫了四五声，都没有用。我只得又把胡小姐请了过来。

“老郑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真急死人！”胡小姐抱怨说。她带着焦急的神情又往外面走了。

“其实小姐也可以倒小便壶，何必拿架子啊！”第八床在一边嘲讽道。

胡小姐去了好一阵都没有消息，第六床断续地发出唱歌似的低声呻吟。我心里很烦躁。他的痛苦似乎传染给我了。我不能忍耐地盼望着老郑进来……

我看见一个熟悉的黑影从外面闪进来。“老郑来了！”我仿佛听见一个快乐的声音这样说。我定睛一看，却是老许端面进来了。他把面碗递给第九床，便在第十一床空床板上坐下，同第九床、第八床两个病人谈着闲话。

“老许，老许！”我忽然灵机一动（我用了这句成语），朝着那个方向叫起来。老许果然走过来了。

“你要叫面吗？大卤面没有罗，吃碗炸酱面罢，”老许笑着说。

“不是，我就要睡了。我请你做一件事：你把第六床的小便壶拿去倒一下好不好？看他胀得可怜，喊也喊不出声音来，”我恳切地要求他。

“老郑哪？”他问道，我想他大概要推脱罢。

“喊了大半天都喊不到，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我扫兴地答道。

“那么我就去一趟。”他弯下身子拿了便壶在手里。“好臭啊，”他厌恶地说，但是他终于拿到厕所里去倒了。

胡小姐一个人回来，一句话也不讲，她气冲冲地坐在条桌前写字。老许笑嘻嘻地提了便壶进来。

“老许，你什么时候给老郑当替工的？”第八床笑问道。

“第五床陆先生喊我帮忙倒的，”老许笑答道：“这个差使我干不好。”他把小便壶放回到原处。

“老许，谢谢你啊，”第六床感激万分地说，他马上伸手去抓便壶，用力猛，手碰着凳子，把便壶撞到地下去了。

“啊呀！”他绝望地叫了一声。第八床和胡小姐都跑过来了。老许默默地弯下腰去拾起便壶，放在床上病人的右手可以拿到的地方。

“老许，你救了我啊！”第六床接连地说。老许默默地把两只手在围腰上面用力地擦。

“第六床的药买来没有？”扁脸的王大夫进来问胡小姐道。他已经来过两次了。

“没有。奇怪，他的朋友今天下午一个也不来！”胡小姐正坐着，便站起来答道。

“药买不来怎么办？信发出去了吗？”王大夫皱着眉说。

“发出去了，明天总会有人来的，”胡小姐说。

“那么现在先给他打六瓶盐水针再说。请你准备一下，”王大夫想了片刻，然后用决断的声音说。

“好的，”胡小姐应道。她同王大夫一路走了出去。

天已经黑尽，条桌前电灯光非常亮。刘小姐似乎在对面一个角里照料那个断脚的孩子。病室忽然显得空阔起来。没有大的声音。平日不讲话的第四床放下帐子睡了。我为了避免蚊子的骚扰，点起两支蚊香（这是我昨天叫老郑在合作社买来的，点燃后平放在左右两边两个方木柜上，让半截香贴着柜面，用茶壶压住香棍，然后慢慢地向前推移。一晚上点过这两支便够了。即使不够，我睡着了，也不觉得什么了）。蚊香的气味使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搔着似地觉得不舒服。我不能安静地闭上眼睛。而且第六床的受苦而固执的脸老是摆在我的眼前，对这个人的命运我不能漠不关心。

王大夫来打盐水针的时候，他揭开第六床的铺盖，一股尿臭直扑进我的鼻孔来，这个气味比蚊香的气味更强烈，更刺鼻！

“怎么你连小便也不晓得！弄得这样脏！”王大夫责备地说。

第六床瞪着眼答不出话。我忍不住，代他说了：“他小便壶满了，没有人给他倒，他胀得很苦。喊工友，总喊不来。”

“喊不来工友，你找看护小姐呀，总不该在床上小便啊！”王大夫仍旧不肯原谅他。

“看护小姐，哼！说得好，未必小姐还肯给你倒夜壶！”第八床在旁边冷笑道。

王大夫似乎没有听见他的话，正埋着头把长长的针插到第六床的大腿上去。

“等着罢，马上就要放警报了，”第八床幸灾乐祸似地说。

“你真是——人家吃苦，你倒快活。我希望你哪天也打打盐水针，”第九床带笑地骂道。

第八床拱一拱手，笑答道：“对不起，我过两天就要出院罗，恕不奉陪了。”

王大夫和胡小姐把第六床腿上的插针处贴好胶布，又盖好铺盖和被单，便走开了，让第六床慢慢地享受六瓶盐水的滋昧。

第六床静静地躺在床上，身子没有动过一下，也不曾发出一点声音，要不是他睁着眼睛，我倒以为他睡着了。水走得相当慢，过了好一阵，林小姐上班了，瓶里的水少去还不过三分之一。可是第六床忽然像从长梦中惊醒过来似地大声说：“我到了哪里啦？”

我吃了一惊，掉过脸去看他。他好像看不见我似的，两眼直望着前面，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怎么没有看见桥啦？”他严肃地说。“这不是五里桥那座塔吗？还有乌桕树？船还不靠岸？到啦，到啦！上岸啦！怎么不看见我老母亲啦？我回来啦！朱云标回来啦！喂，你拉着我干什么？走开，走开！”他把脸掉向左边，用力去拉左膀上的绷带，他一边骂，一边疯狂地抓着，扯着，绷带被他拉开了一段，手上流着血，好像是他自己抓烂的。

“不要抓呀！不要抓呀！”我吃惊地叫起来。

他掉过头来看我，好像不认识我似的，一张脸古怪地红着，眼里射出茫然的、近乎疯狂的眼光。“不要抓？他拉住我，不让我回家！”他又把脸掉向左面去：“滚开！不要拉我！让我上岸！到啦，到啦！”

“你不要抓！抓破就不得了啊！”我着急地干涉道。

“不要抓？”他又转过脸来冷冷地问道。

“你把绷带抓掉，手就不得好罗！”我瞪着眼做出责备的样子说。

“好，不管它，”他好像下了决心似地说，“那么我拿掉这个，”他说着就伸手去揭被单。

“喂，动不得！”我惊叫道；“林小姐，快来，快来！”

上班不久的林小姐马上走过来了。

“林小姐，他要把针拔起来，绷带也给他拉开了！”我着了急大声地说。

“它挡住我的路，我要拿开它，”他望着林小姐解释说。

“你不要动手，你把针弄断了，开起刀来够麻烦的，”林小姐正色地说。“你看你把膀子弄得血淋淋的，这怎么啦？”连温和的林小姐也蹙起前额来了。

“只有找人来把他右手绑起才行，”第八床提议道。

“好的。我去找老李来，那么请你照料一下，不要他真的把针弄断啊，”林小姐回头对第八床说。

“我会照料的，”第八床笑着答应了。他走到第六床床前来。“喂，你到哪里去呀？”他故意问道。

第六床果然把手缩回来，他看了看第八床头上的白蝴蝶，正经地答道：“我回家。你怎么啦？你带了伤吗？”

“是啊，头都快打破罗。你回家做什么？”第八床忍住笑说。

“老沈，你倒装得像啊，”第九床开玩笑地插嘴说。第八床没有理他。

“看我老母亲啊。我这趟回去，要跟着我姐夫做生意，不出来了，”第六床正经地回答。

“你母亲多大年纪？身体好吗？”第八床又问。

第六床做了一个手势，答道：“五十八啊，她精神好得很。走几十百里路，一点也不在乎。她只有我一个独子。她不放我出来，是我定规要走的……”

林小姐带着老郑来了。老郑拿着一幅旧床单，卷成了一根粗带子，走到第六床跟我的床的中间，不由分说就拿起第六床的右手，用带子套住手腕，套得紧紧的，他边套边说：“朱先生，你右手拴住舒服点。”他把那只手放平，又把带子系到下面板凳脚上去，他把带子扎得很紧。

“你绑紧点啊，”第八床嘱咐道。

“不会脱的。我绑人还绑得少了！力气再大的人我也绑过！”老郑粗声答道。

第六床起初一句话也不讲，就让老郑绑着，等到老郑说出上面的话以后，他忽然摇摇头叹口气说，“这又何必！大家都是中国人，客气点啊！”

“客气点，现在还不客气吗？”老郑试了一下知道绑得很牢以后，便站直身子，得意地哂笑道。第八床吃吃地笑起来。

第六床也不叫，也不挣扎，只是板起脸孔默默地想了一会儿（他好像是在想什么似的）。我不敢多看他：一方面他的痛苦使我心里很难过，另一方面我又害怕他会发狂。可是他忽然大声叫起来：“老陆！老陆！老陆！”

他的眼光使我害怕，我不敢正面对着他，却只偷偷地看了他一眼。

“陆先生，我晓得喊陆先生你才答应，”他一本正经地望着我这面说。“兄弟是个粗人，近来常常承陆先生关照，兄弟也非常感激。兄弟有得罪陆先生的地方，还请陆先生原谅，原谅。陆先生，你何必不理我啊，兄弟读书少，学问不够，有不对的地方，也请陆先生指教。”

我虽然有点害怕，但是我差一点耍笑出声来了。我连忙忍住，板起脸对他说：“你不要吵，你睡觉罢。别人也要睡觉，你有话明天讲。”

他摇一下头，做出不以为然的样子说：“何必到明天，今天我有灾难，你陆先生不来救我？我受够他们的欺负啦！我要走啦！”

“你不要吵啦。我要睡觉，有话明天说罢，”我做出厌烦的样子说。

“陆先生，兄弟有许多事情不明白，要请陆先生指教。兄弟并没有犯罪，为什么要把我的手绑住？我要回家看我老娘，船怎么不靠岸啦？”他一字一字很清楚地说，脸色红中带黑，眼光强烈却又似乎罩着一种网似的东西。虽然他在看我，可是我疑惑他看见的也许不是我现在这个样子。这么一想，我更加害怕起来。我便掉过脸去不理他了。

“陆先生，你不要生气啊，我给你赔罪罢，”第六床还在那里说话。“好，大家都不理我啦，我走啦！船开啦！各位，再见啊！”

“再见啊！”第八床接嘴说，我听见他吃吃地在笑，又听见第九床在抱怨他不该老是跟病人开玩笑。

“各位再见！再见！”第六床又说。“真正岂有此理，手也绑住了。”

林小姐走过来，把两瓶盐水一齐倒进架子上挂着的玻璃瓶里去。

“这位漂亮的小姐来做什么啦？她不是我家乡的人啊！她姓啥，你晓得吗？”第六床不停地说。这次我真想笑了。林小姐自然没有理他。

这以后他安静了几分钟，过后又叫起来：“你们拿我关牢监啊！放我走！我要回去！啊哟！我一定回去，你们留不住！哎呀！啊哟！娘呀！我受不住了啊！”他拉长声音像唱小调似地唱起来了。“我难过呀，娘呀！你在哪里啊！你有儿不能见面呀！我有娘难相见呀！‘老母望儿儿不转，妻子望夫夫不还。’……‘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他用同样的调子唱过京调和唐诗以后，居然呜呜地哭起来了。哭了一会儿，他又唱起了《孟姜女》的小曲。

病室里的人，谁也无法制止他，就索性让他一个人吵去。他起初还挣扎着，想把被绑住的右手拉出来，后来看见没有用，也就放弃了这个企图，只顾哼着，唱着，哭着，一直到针打完，林小姐把针拔出来，又把绑住他右手的带子放松些，使他除了拉解左手的绷带外，便可以自由地使用右手，他才安静地睡了。其实他是不是睡去，还是疑问，不过我倒睡着了，听不见他的声音了。

第八章

六月十日（星期六）

今天我醒得比较迟，我记得老李喊我三次。等我用手揉了眼睛把睡意赶走以后，天才开始发白。林小姐站在我的床边，背向着我，正在给第六床揩脸。揩过脸，林小姐把脸帕绞干，挂在方木柜旁边钉的木架上，然后弯下身去把便壶拿在手里，朝床底下一个大便盆里倒进去（我后来才知道大便盆是林小姐昨天半夜里拿来的），倒过后，又把便壶放回原处。她端起脸盆正要走开，第六床红着脸，用力说了一句话。

“哪样？”林小姐不知道他说什么，便问道。

“他说，你是他救命的恩人，”我替他翻译道。今天他似乎神志清醒了。

林小姐微微一笑，露出了害羞的样子，这句话使她相当高兴。

我洗过脸，觉得精神很爽快，伤口完全不痛了。茶壶里昨夜的凉水进到嘴里，非常可口。窗外天大亮了。阳光多么可爱，麻雀吱吱喳喳快活地吵个不停，而且穿梭似地在病室里飞来飞去。不管我的周围有多大的痛苦，今天早晨，我觉得很高兴，在我这个不强健的身体里，我感觉到充沛的精力。

早饭端来的时候，我居然喝了两碗稀饭。第六床什么也没有吃。他板起脸，带着沉思的样子，一直不讲话，只有在老张来扫地、把大便盆给他拿走的时候，他才烦躁地说：“又拿走罗！真是天晓得！”这以后他又沉默了。

听说对面那个断脚小孩的病势已经减轻了。第十二床的情形也好了许多。他的妻子昨夜走得迟，今天一早就来了。

看护小姐们有说有笑地从外面进来。今天似乎大家都很高兴。刚铺好床，她们立在条桌四周讲闲话，忽然一个东西从梁上落下来。李小姐立刻像孩子似地扑过去，胡小姐和张小姐也跑到她的身边。

“又是一个！”第八床笑着说。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可是我看见李小姐立起来，摊开右手，手掌心里有一样幼鸟似的东西，她满脸含笑地望着它。小姐们都挤到她的身边来看。“快！快！密斯胡，拿个盒子来！”李小姐说。胡小姐跑到药橱那里去了，但是马上就拿了一个放药的小小方盒子回来。她打开它，急急地说：“放进来，快点！”李小姐把幼鸟放到盒子里去了。“这个归我，”李小姐笑道。“那么你给它起个名字，”张小姐说。“它叫，它叫琳黛！”李小姐得意地说。“琳黛，”众人小鸟似地笑起来。

“你们在笑什么？”杨大夫同汪小姐从外面进来，杨大夫温和地问道。小姐们不回答，却笑着散开了。李小姐珍惜地捧着盒子到杨大夫的面前说：“杨大夫，你看，我们的小琳黛。”

杨大夫俯着头用右手第二根手指在盒子里拨弄了一下，笑着说：“你好好地养着罢，这个黄嘴巴倒逗人爱。”李小姐放上盒盖兴高采烈地跑出门去了。她跑得急，差一点碰到男看护周先生的身上。“当心啊！”周先生大声警告道。他两只手提着一个类似大茶炊的铜器具（我在厨房里看见过它，全身擦得亮晃晃的），气咻咻地从外面进来，吃力地提到药橱前，在柜面上放下了。

杨大夫给她的病人们上好药以后，便走到我的床前来。她照例先对我亲切地笑笑，接着就问：“今天怎样？好吗？”

“今天更好了，”我愉快地回答。

“不错，我看你脸色好些了，”她满意地说。她把眼光稍稍掉向第六床，压低声音问：“他怎么样？是不是好一点？”

“好像好一点，今天不吵了，”我回答。

“你还是不想搬？”她问道，看了一下第十一床的空床板。

我摇摇头，答道：“就在这张床上罢。”

“也好，横竖第六床明天就可以搬开，我刚才还到第二病室去看过。啊，你唐诗念完没有？”

“读完罗，我还给你罢，”我说着就伸手到枕头底下去拿书。这本书我开刀以后就没有挨过，她不提，我差一点忘记它了。

“现在不要还我，等你出院的时候再还给我罢，”她挥着手阻止我拿书。“你留着，闷的时候还可以念一两遍。明后天我再找几本书给你看。”

我不拿书了。我缩回手来，望着她那亲切、和善的面容，我想起了那一个我时常想起又时常忘记的问题，我便问她：“杨大夫，战事究竟怎么样？”

“欧洲打得很好，”她短短地回答。

“湘北哪？”我又问。

“不要管它。消息乱得很。你再过一星期就可以出院罗。那个时候你什么都会知道的，”她改变了声调回答，我看见一片灰黑云飞过她的脸。我知道那方面的战事大概打得不大好。我怕触动她的乡愁，不敢问下去。

“不要紧，没有什么特别坏的消息，你不要耽心。我后天要给你抽线啊！”她把头往后一仰，勉强微笑着安慰我道。过后她迈着大步走向药橱，周先生正在那里把一件一件上药的用具从大铜器中取出来。她笑着同他讲了几句话。

过一会儿大夫们来查病房的时候，杨大夫也在内，他们经过我的病床，冯大夫照例对我点头笑一笑，然后又同杨大夫讲两三句英语，便过去了。他们在第四床旁边停留的时间多一点。我听见那个病人在向廖大夫要求允许他当天出院，廖大夫答应了他。我奇怪，他开刀以后还没有下过床，为什么就忙着出院。所以大夫们一走开，我便问他（虽然在我开刀以后，他难得同我讲话，而且每天午饭前，他的太太要给他送菜来，她在他的床前一直坐到傍晚，两个人不断地喁喁私语，我不知道他们哪里有那么多的话好讲！）：

“怎么，你今天就要出院？为什么不多住几天？”

“我住不惯，我又害怕得传染病，还是自己家里舒服些，”他先摇摇头，过后他那张清瘦的脸上浮出一种夸耀、满足的微笑。

我并不羡慕他。可是他的话使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怅惘。其实“莫名的”这个形容词用在这里也不大恰当。我知道我为什么心里不痛快。我不但没有“家”，也没有一个关心我的人。至于我那个音信断绝、远在沦陷区的父亲，他是不是还认我这个儿子？

第四床不会知道我这种心情，而且我想，他这个时候除了等候他的太太来接他以外，什么事都不会注意到了。他的太太自然不会让他久等的，到了她往天来的那个时刻，她果然来了。不过今天她还带了两个工友和一副床板来，后来就用这副床板把她的丈夫抬了出去。于是我的右边又多了一张空床了。

为着第六床的事情，扁脸的王大夫今天来过三次了。每次他都是扫兴地走开。但是下午两点多钟，他第四次来的时候，站在药橱前面的胡小姐不等他开口，便摇着头先说：“还是没有人来过。”

“这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看着病人死掉吗？”王大夫脸色发青气恼地说。可是他并不退出病室，却直接到第六床床前去。

“你城里有什么朋友吗？”王大夫怀着希望地问道。

第六床用茫然的眼光望着王大夫，动了一下嘴，却不曾说出一句话。他为着小便壶的事刚才吵过将近一点钟的长时间（还是照样的那一幕悲喜剧，不同的是，他实在胀得没有办法，后来空便壶给他拿回来，他把它拿到床上，掀开铺盖，并不把便壶放好就胡乱地小便起来。他的身子底下从昨天起就垫了一幅油布，尿完全淌在油布上面了。第八床高兴地笑着，并且故意叫了胡小姐来看。胡小姐生气地教训病人几句，把油布抽走了，过了一会儿又给他换了一幅来），现在或许疲倦了不想出声也未可知。

“你懂不懂我的话？”王大夫俯下头大声地再问一句。

病人默默地摇摇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王大夫失望地转过身子，正看见两个穿蓝布工服的人张惶地朝第六床走来。

“你们来看朱云标吗？”王大夫拦住这两个人问遁。

“是的，”两人中有人回答。

“那么你们快去给他把药买来，药方就在护士长那里，”王大夫兴奋地说，他把两个人拉到条桌前面去了。

两个人从汪小姐那里拿到药单以后，又匆匆地走到第六床床前来。他们站在床前，关心地望着第六床。两个人低声交谈了几句话。

“你们来做什么啊？”第六床忽然转过头问他们道。

这一问使得两个人都愣住了，他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

“你们来搭船吗？不要来啊！装不下啦！你们先回去罢！”第六床正正经经地大声嘱咐道。

两个人含糊答应着，说不出一句清楚的话，脸上现出了窘态。

“你们好好回去，不要站在这里啊！”第六床继续大声说。

我忍不住了，便对那两个莫名其妙地站在床前的人解释：“他发烧发了几天，脑子糊涂了。你们快点去给他买药罢。”

两个人去了后，一直没有消息。王大夫每隔半点钟就来看一次。而且在三点半钟的光景，他又给第六床打过一次盐水针。病人的忍受力似乎比昨天差多了。盐水刚刚走了一点点，他就呜呜地哭了起来。他哭了一阵又唱小调，唱够了小调又哭。他不但常常拉解左膀的绷带，他还把铺盖揭起，让光赤的下身露出，有人来给他盖上被单，他立刻又掀开，并且像顽皮的小孩似地捏着生殖器朝各处小便。他的这些举动引起了同室病人的笑声和看护小姐的责斥。他的一个朋友就是上次送饼干来的那个人，恰恰在这时候来了，看见这种情形，只站了一下，就逃走了。“这个人来干什么？一句话也不讲，就走了，岂有此理！”他望着我骂那个人道。他的右手仍旧不停地动着。

最后还是老郑来解决了一切，老郑又把那只手牢牢地绑住了，似乎比昨天绑得更牢，绑的时候，他神色自如地（不过带了一点憎恨，我看得出来）说：“要上法场吗？客气一点好不好？我认得你，你是我的仇人，二十年后我会来报仇。”老郑得意地笑答道：“好罢，我等着你！”便又加了一把力。我看第六床被绑得要挣扎也没有办法了。

打完针以后，胡小姐来搬开了架子，说是害怕第六床再把铺盖揭开或者做出种种可笑的举动，便没有放开他的右手。病人起初不作声，不久却吵着要小便，但是也不见有人来给他松绑。他不停地吵着，终于骂起不堪入耳的话来了。

“我来救救你罢，”第八床笑着说，他摆出滑稽的脸相走过来了，他好像准备来做一件冒险而有趣的事情似的。“我放了你，你要规矩点啊！”他故意装出教训的调子说，他真的蹲下去解带子。

“我晓得，”第六床认真地答道。

手松开以后，第六床满意地笑了。但是这笑容是相当可怕的，他好像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在笑一样。但是他明明白白地说：“好啦，开船啦！”

“你不是说要小便吗？”第八床忍住笑霎着眼问道，他大概盼望第六床再闹点笑话罢。

“我屙过罗，我刚才在岸上屙过罗，”第六床答得很爽快。

“胡小姐，不得了，第六床在床上小便啦！”第八床故意大惊小怪地叫起来。

“不要紧，随他去罢，”刘小姐做出厌烦的样子答道。

这以后第六床倒反而安静下来了。他不动，也不吵，只是不时地念着：“快到家罢……还不到！好慢啊！快到了……”

这种机械的、病态的声音意外地把我感动了。“不管他怎样地受苦，在这些时候他念念不忘的，就只是他一个家和一个老母亲啊！”这样一想，我也不觉想起我那个久别的老父的面容来了。

开晚饭的时候，老许给我端了大卤面来。今天我的胃口很好，吃完满满的一大碗面，还觉得有点饿。

“陆先生，我以后不来罗，”老许来收钱的时候，忽然带着沮丧的神情对我说。

“怎么，你不干啦？”我惊讶地问道。

“老板把馆子顶出去了。他就要到桂林去，叫我跟他一块儿去，”老许答道。

“你老板去干什么？”

“他去帮忙搬工厂，说是很大的机器厂啊，我们老板有股子。”

我停了一下，才吐出一句：“那么你明天不来了？”我忽然起了惜别之感。我照平常加倍地把小费给了他。

“谢谢你。我吃过晚饭就进城去。”老许也露出了留恋的脸色。但是他微微一笑，又说：“将来你陆先生有事情，我来给你帮忙啊。”

“好的，再见，”我对他点点头。心里却耽心着杨大夫的家。“战事大概更紧急了罢，”我不能不这样想。

老许向他的主顾们一一地辞行，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他还没有离开病室，先前买药的两个人回来了。我看见他们立在条桌前跟胡小姐讲话，接着胡小姐就飞也似地跑了出去。

“药买来了，是不是会太迟呢？病应该有转机罢，”我想着，我祈祷似地想着。他的受苦引起了我极深的同情，我早已忘记传染的危险了。

王大夫来看着第六床把那些白色的药片吞了下去。那两个朋友在病床前一直站到天黑，都没有机会跟病人清清楚楚地交谈一句。病人好几次用诧异的眼光看他们，他大概已经忘掉他们的友情了。两个朋友低声商量了一会儿，终于失望地离开了病室。

晚上查病房的时候，常常看见的几位大夫都到了，他们经过第六床床前，我听见黄大夫问林大夫道：“明天搬过去，这只手怎么办？”

“我明早晨给他取掉，现在只有牺牲了，”林大夫毫无表情地答道。

“这太可惜了，”黄大夫摇摇头叹口气说。

在我的病床前他们只停留了一分钟，黄大夫看了我一眼，一句话也没有问，就满意地过去了。杨大夫走在最后，她从工作衣的袋子里取出一本相当厚的书丢在我的枕头边，带笑说了句：“你明天可以看看，”便追上他们去了。

我拿起书来，读着书名：《约翰·克利斯朵夫》。书名下面有一个“（一）”字，再下一行印着“罗曼·罗兰著”的字样。四周还有一个红色框子。书相当重，而且在这个病室的电灯光下，我无法读印在洋纸上面的小字，我决定听杨大夫的话，把这本书留到明天来翻读。此刻呢，我倒想闭上眼睛睡一觉！

眼睛的确闭上了。可是我始终没有能够好好地睡一会儿，刚刚打瞌睡，马上就惊醒了。我的脑子里装满了那许多事情，它们不让我休息，它们逼着我思索，逼着我回想。

第六床还不时地咕噜着，因为声音不大，我也不去注意。不过后来我无意间睁开眼睛，我看见两个黑影立在第六床的左面。我吃惊地仔细一看，是两个小孩。

“朱库员，朱库员！”身材较高的一个低声唤着。

“啊，你们来啦，很好，很好！”第六床忽然大声说。

“张股长喊我们来伺候朱库员的，”那个小孩又说。

“很好，很好，你们把行李给我拿下船去，”第六床正经地吩咐道。

两个孩子莫名其妙地望着。

“去啦，去啦！”第六床催他们道。

第八床在旁边插嘴了：“他说胡话，你们不要理他。”两个孩子听见这句话，便蒙住嘴笑起来，跑出去了。

等一会儿两个孩子又跑进来了。他们站在病床前，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事好。

“你们喂他吃点水罢，”第八床又提议说。

那个较大的小孩真的就拿起茶壶放到病人的嘴边，一面说：“朱库员，吃点水罢。”

第六床顺从地喝了几口，忽然推开壶短短地说：“不吃啦，我快到家啦！”

这两个小孩又闲着了。他们站了一会儿，觉得没有趣味，又一起跑到外面去了。

我睡到下半夜（其实我已经醒过了好几次，但是这次醒来之前睡得比较久一点），忽然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唤醒了。“陆先生，陆先生！”第六床轻轻地但是固执地唤着。

我看了他一眼，却故意不出声。接着我把脸掉开不再看他，我怕他拿疯话来跟我纠缠。

“陆先生，陆先生，我求你，听我说两句话，”第六床带着悲声恳求道，声音低，但是很清楚，而且正常。我吃了一惊，便又掉过脸去。

第六床的脸朝着我，脸色青得可怕，两眼含着泪水，口里不停地叫着：“陆先生。”

“什么事？”我问道，我的心软了。整个病室里除了林小姐穿着红绒线衫坐在明亮的电灯下看书外，醒着的恐怕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罢。两个小孩穿着衣服在第十一床的空床板上睡着了。

“我晓得我的病不会好。我不怕死。不过我想起我娘……”他抽泣地说。我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

“你不要乱讲，你不会死的！”

他叹了一口气，又说：“就说不死，这只手也成残废啦。我哪有脸回去见我娘！我实在对不起她。如果我死了，请你陆先生给我娘写封信，把我的事情告诉她，说我临死还想她，我后悔没有听她的话，”他愈说下去，眼泪愈流得多，说话愈显得吃力。

“夜深了，睡觉罢，你明天说不是一样吗？”我一边安慰他，一边也想中止谈话，我的心已经被他的话搅乱了。

“请你原谅我。明天我害怕我又糊涂起来。现在我清清楚楚。第一床那个病人今天已经取了石膏，他快要出院罗。我的伤比他轻得多。这两天我烧得真难过！我不晓得我干了什么事，大家都看不起我，都在笑我……我真恨，恨我生这种病。我不是没有羞耻心的人。请你一定给我娘写封信，说我对不起她，信封上面就写××，×××、×××，五号门牌，交朱云标母亲收。”

“好，我一定写，你放心罢，”我爽快地答应下来。我不相信他的病一两天使有问题，他会用得着我米写这封信，我只是用这个允诺安慰他的心，我应该说，安慰他那颗被回忆折磨的心。我希望他能安静下来，不要再拿他的痛苦折磨我。

“××，×××、×××，五号门牌，朱云标母亲收，你记得吗？”他露出感激的样子，接着又叮咛地问了一遍。

“记得，”我顺口答道，其实我听过去就忘了，我并没有想到我应该记住这个地址。

“谢谢你。还有，”他迟疑地说，“我女人，请你添一笔，我不怪她，就说让她改嫁罢。我脾气跟她合不来，她过来一个多月，我跟她相打，就出来了。我朋友都不晓得我结过婚。”这是一个不小的秘密，他居然向我这个陌生人吐露了。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是十分踌躇的：他似乎在思索，是不是要说出来，但是终于断念似地说了。

“难道他还是在说胡话吗？不然为什么向我这个陌生人说这种话？”我忽然怀疑起来。我注意地望着他，我从他的脸上得到了一个解答。

他刚刚拿被单揩了脸，擦了眼睛，脸上没有一点泪痕。看他的表情，他好像是看透一切彻悟了似的。还是他那正直、善良的农民脸相，但是比我第一次看见他时消瘦多了，眼里射出和善的眼光，再没有丝毫狂乱的痕迹。他是清醒的，至少在这一刻他是清醒的，也许比我还清醒呢！

“好，我写，我写，我写，我照你的意思写，”我感动地说。我觉得一阵难过，现在他没有哭，倒是我要哭了。

“谢谢你啊。请问你今年多少岁？”

“二十三。”

“我还比你小，我才二十二岁，”他勉强地笑一笑（他笑得多苦涩），接着说，过后便向左边掉过脸去，不再理我了。“二十二岁……二十二岁……”他一个人低声念了好几次，以后便寂然了。我只见他的肩头在耸动。

“难道他偷偷地在哭吗？”这个疑问使我苦恼了许久。我许久都不能睡，思想潮似地涌上来，我难过，我痛苦，我烦躁，但是我终于疲倦地落进了昏沉的睡眠。

第九章

六月十一日（星期日）

今天我醒得最迟。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看护小姐们正围着条桌在谈笑。奇怪的是，我刚把眼睁开，就觉得眼前较往日明亮，好像左边少去什么障碍似的。我连忙向左边看。第六床空了，只有一副光光的床板。那个耸立着的铁架子也不见了，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第七床安静地睡在床上。

“他今天真的搬到内科病房去了，他在那边一定可以得到更周到的看护和治疗，”我想着，我感到一阵轻松。刚才我还觉得心上被什么重东西压得紧紧的，睡眠不足和做怪梦使我疲倦。

胡小姐来给我铺床的时候，我随口问她一句：“第六床搬到内科去啦？”

“搬内科？搬到太平房去罗！”胡小姐噘起嘴说，好像在生气似的。

这对我仿佛是一个晴天霹雳。过了半晌我才吐出问话来：“他死了？什么时候死的？”

“没有一个人晓得，天刚发白，林小姐去给他洗脸，才发觉他已经断气罗。那两个小孩还睡得昏昏沉沉的。他脸色倒并不难看，就像在睡觉一样。不过近看就看得出他眼睛微微睁开，大眼角上嵌得有眼泪。这是林小姐告诉我的。”

胡小姐的声音有点颤动，可见她对这个陌生人的病死，是感到遗憾的。那么我呢，我想起昨夜我和他中间的一段对话，我感到悔恨了。要是我当时知道那就是他最后的吐露胸怀的时刻啊！

现在太迟了。可是对于实践我诺言的事还不算太迟呢。那应该是他的真挚的要求。我的信是必须写的！可是地址呢？我寄到什么地方去呢？他昨夜亲口对我讲过两遍，为什么不好好记住呢，既然，我对他说我会记牢的？

“我还可以从他的朋友们、同事们那里打听到他家里的地址，我还可以到库里去找他们，”后来我这样一想，便不像刚才那样地着急了。

今天杨大夫来得比平日早些，刚铺好床她就来了。她先给别的病人换药。我正靠了墙坐着，挥着手回答第八床出院时告别的招呼，今天他脚步比较平稳，而且头上的白蝴蝶也已经飞走了。他走后，第九床应当感到寂寞罢，我想。但是杨大夫走过来了。

“你坐起来啦！很好。他们怎么不给你拿个‘靠背’来？”杨大夫带笑说；“密斯李，请你给第五床拿个‘靠背’来！”（李小姐远远地答应一声，过了一会儿她就把那个竹子做的靠背给我拿来了。）

“杨大夫，你昨天给我的那本书我还没有看过，”我看见她，便记起她昨晚丢给我的那本书，我对她说了实话。

“你慢慢看罢，”她温和地说；然后她望着我，低声添了一句：“我现在给你抽线。”

“你不是说明天吗？”我惊喜地问，提早抽线就表示我的伤口长好了，这总算是比较可喜的消息。

“今天就可以罗。你买了胶布吗？……好，拿出来罢。”她迈着大步走了。我的眼光落在第十二床的头上，那个挖了左眼的人正侧着脸倾听妻子的低语。他的头上仍然绑着绷带，但是他现在好得多了！过了片刻杨大夫又拿了换药的东西回来。

“你睡下来罢。好，这样就好罗。你把眼睛掉开不要看啊，”她叮嘱道，就侧着身子在我的床沿上坐下米。她解开了我胸口上的大绷带。“不要怕，不会太痛的，”她安慰我·说。我的确感到好几下针刺似的痛我忍耐着。一下……一下……最后我听见她说：“好罗，没有罗。再给你绑两天，带子就可以取消罗！你只要好好躺着，不要多动，过三四天就没有事了。你掉过脸来罢。”于是她站起来，包好剩余的纱布，拿着那个换药时候用的缸子走了。

“杨大夫，”我在后面唤道。

“我还要来的，”她头也不回地答道。

过了十多分钟她果然来了。

“杨大夫，谢谢你啊，”我说。

她笑了笑：“你出院以后打算怎样？”

我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愣了一下，才答道：“我打算找个地方养一下。或者先到我父亲的朋友家里去暂住几天。”其实我能不能到那里去住，还没有把握，他那位太太这些天都没有派一个人来看过我，她会把我当子侄辈看待吗？

“也好。你应该好好养两个月。你的病十之八九不会再发的，”她亲切地说。

“是，”我答道。我忽然发觉她的两眉中间现出了“川”字形的皱纹，我立刻明白她为着什么事情发愁，我关心地问她。“杨大夫，你是不是在想你的家？”

她吃惊地抬起头，接着又把头向后一仰，一缕黑发马上飞到后面去了。她咬了咬嘴唇，忧郁的眼光一直停留在我的脸上。最后她终于用平稳的声音报告我一个消息：“我明天一早就回湖南去。”

“真的？你骗我罢？”我变了脸色，着急地说。

“我已经向院长请了假，”她还是用平稳的声调说，可是我觉得她的每一个字都是相当沉重的，“我回去把家里人接出来，我想一个半月就可以回来。我兄弟身体不好，此外家里就只有一个母亲、一个嫂嫂和一个四岁的侄女。所以我要回去一趟。”

“杨大夫，我把书还给你，”我想说几句安慰她的话，可是偏偏找不到，却说出来这样的一句，我从枕头底下拿出那两本书来，预备交给她。

不要还我，你留着做个纪念罢。我回来，你已经早走了，一她边说边做手势阻止我。但是接着她又伸过手来把书拿了去。“我给你签个字罢。”她摸出自来水笔，在两本书上都写了字，然后递还给我，用姊姊对待弟弟的口气对我说：“我喜欢读书，喜欢认识人，了解人。多读书，多认识人，多了解人会扩大你的眼界，会使你变得善良些，纯洁些，或者对别人有用些。”她的脸上现出了笑容，眉宇间阴郁的皱纹已经消散了。她停了片刻，忽然下了决心似地说：“我走罗。”她刚刚走了一步，马上又转回来，诚恳地说：“你的病十之八九不会再发的，你可以放心，我不会骗你。从今天起我把你交给张大夫了。你记住你是他的病人啊！”她终于微笑地走了。

“杨大夫！杨大夫！”我连忙喊道。

她微笑着转过身来看我。

“以后我可以写信给你吗？”

“你就寄到医院来罢，”她答道。这次她真的走了。虽然她还站在条桌的右端跟汪小姐讲话，可是，对于我，她是真的走了。

我手里还拿着她送给我的两本书，我想起她刚才说的那段话，我埋下头翻开书的第一页，那是里封面，上面用蓝墨水写着两行相当娟秀的字：

怀民弟存念

杨木华　1944年6月11日。

两本书上都有这样的笔迹。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再抬起头去看她。她正走到门口，穿着宽大白色工作衣的摇晃的背影在我的眼前亮一下就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第十床的广东青年正坐在床上，一边吃面包，一边望着我傻笑。

第十章

六月十八日（星期日）

今天又是星期天，这是我在医院里过的第三个星期天了。可是我今天上午就要出院了。

张大夫进来的时候，我正坐在床上。我远远地唤着他：“张大夫，张大夫，我要出院罗！”

“好的，我马上就给你签个出院证。你上半天走吗下半天走？”他含笑说，这么一来他的眼睛小得好像是一笔绘成的了。

“上半天走，”我答道。

张大夫走到我的床前来，一面说：“让我再看看你的伤口。”

我躺下来，自己解开衣服，露出胸腹。我已经不用大绷带了。伤口上只盖着一叠纱布，是用胶布粘牢了的。张大夫把胶布揭起，纱布拿开，伤口上千干净净的结了一条黑疤。

“很好，不用再上药了！”张大夫满意地说；“你等等，我给你洗一下。”他到药橱前去挟了一块酒精棉花来，把我的伤口擦了两下。“你把衣服扣好罢。以后当心点，就没有问题了。”

“张大夫，杨大夫有信来吗？”我迟疑半晌，终于吐出这句问话来。

“没有，不会这样快罢。这两天信啊，电报啊，都挤得不得了，当然慢起来罗，”张大夫回答道，他的笑容看不见了。

“你看战事不要紧罢，”我带着焦虑地问道。

“也难说。不过我有点替杨大夫耽心。刚才听说衡山已经丢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现在外面谣言太多，弄得人真假都难分辨了，”张大夫压低声音说，他伸手在他的稀稀落落的头发上搔了一下。

“恐怕不是真的罢，我希望杨大夫平安无事地早点回来，”我说到这里，觉得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塞住了，再也吐不出一个字，便埋下头不作声了。

“杨大夫不会有问题，”他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停了片刻他又添上一句：“那么你就准备出院罢。”

我不需要准备。我的东西全收拾好了，衣服也穿好了，就只等着去办出院手续，我也知道出院手续是很简单的。

“啊，还有我上次讲过免费的事，”张大夫走了几步又转回来对我说，“昨天我到入院处看过你的账，你还存五千多块钱，所以我没有去找院长谈免费的事。我想也用不着了，是不是？”

“是的，”我简单地答道。我应该坦白地说，我感到意外的惊喜：我的花费竟然只有这么一点点！自然我同意他的话，并且我感激他还记得我刚住院时他对我提过的那件事情。

张大夫签过字以后，我便拿着林小姐给我的通知单到“入院处”去算账。星期日上午“入院处”照常办公，我领回了五千四百五十元的余款，就把这个零数四百五十元送给老郑、老张、老李三个工友作为赏钱。那个永远板着面孔粗声讲话的老郑居然带着微笑向我道谢。看着这张不自然的笑脸我不由得想起第六床朱云标的受苦的面容。他为什么要那样地对待他的同胞？难道就只为了几个钱？

我提着衣包向张大夫、林小姐告别（林小姐从十六日起就换来做早班了，这个时候别的小姐都不在病室里），我留恋地望着他们的笑容（并且我在他们的脸上看见了杨大夫的笑容），挥着手说：“谢谢，再见！”我终于跨出了门槛。

外面是一个晴天。昨晚落了一夜大雨，院子里开残的芍药全打落了，泥地上还留着一些花瓣。芭蕉倒给雨洗得碧绿。我沿着石板路走出去。刚跨出第二道门，我遇见了十七天前引我进“第四病室”里来的那个看护小姐。我笑着想：这真是巧遇了。我带笑地向她打一个招呼。她的头微微动了一下，她似乎不认识我。我还想对她讲一两句话，但是她匆匆地转弯走了。“她怎么会记得我呢？”想着，我不禁失笑了。

今天是星期日，门诊部全关着，天井里和两边石阶上冷清清的，没有一个候诊的病人。我抬头望“入院处”的大钟，才九点一刻。

我用不着再在这里逗留了。

我带着胆囊进来，仍然带着胆囊出去。我并不后悔白白割了一次肚皮。我并不是把这十七天的长时间完全睡过去了的。我好像得到了一点东西。然而要是有人问我究竟得到了什么，我实在也说不出。倘若被追问，我只好拿那两本书来搪塞，同时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杨大夫的话：“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变得善良了，纯洁了，对别人有用了，这只是说我已经知道我应当变得善良，纯洁，对别人有用。以前我连这个还不知道呢！至于能不能变成那样，那是以后的事。

现在，现在呢，我必须坐人力车到我那位父执的家里去。

我跨出了医院门，漫天的阳光在迎接我。

后记

《第四病室》是去年在重庆西郊沙坪坝友人家中蚊子的围攻下写成的，但排印成书时已是胜利后的若干日了。中间因了种种缘故，这本在重庆排成的小书直到今年一月才在上海出版。可是过了两个月，不但这本书没有下落，连出版这书的书店也渺无音信了。我五月中回上海后，即着手交涉收回版权，到现在总算有了结果。晨光出版公司愿意重印我这本“不走运”的小书，我感激地把纸型送了去。今天看见再版书的样本，我很高兴，我仿佛走完了一段路，回到家，宽慰地叹了一口气。我可以暂时休息了。

又，我并没有染到霍乱死去，我还是应该感谢那位卫生局长。

巴金　1946年11月11日。

附录　《巴金文集》第十三卷后记

这两部中篇小说（一九四四年写的《憩园》和一九四五年写的《第四病室》），我自己觉得都是失败之作（其实我的其它作品又何尝是成功的？）。一位外国朋友读过《憩园》和另一部小说《寒夜》（见《文集》第十四卷）以后，批评我“同情主人公，怜悯他们，为他们愤怒，可是并没有给这些受生活压迫走进了可怕的绝路的人指一条出路。没有一个主人公站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

我为这两部中篇小说写过“内容说明”。我为《憩园》写了如下的话：

这部中篇小说借着一所公馆的线索写出了旧社会中前后两家主人的不幸的故事，写出封建地主家庭的必然的没落。在这书里不劳而获的金钱成了家庭灾祸的原因和子孙堕落的机会。富裕的寄生生活使得一个年轻人淹死在河里，使得一个阔少爷病死在监牢中，使得儿子赶走父亲，妻子不认丈夫。憩园的旧主人杨家垮了，它的新主人姚家开始走着下坡路。连那个希望“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的好心女人将来也会闷死在这个公馆里面，除非她有勇气冲出来。

为《第四病室》我写的是这样的说明：

这是一个年轻病人在当时一家公立医院中写的“病中日记”，也就是作者根据一部分真实的材料写成的小说。“第四病室”，一间容纳二十四张病床的外科病房，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在病室里人们怎样受苦，怎样死亡，在社会里人们也同样地受苦，同样地死亡。可是在这种黑暗、痛苦、悲惨的生活中却闪烁着一线亮光，那就是一个善良的、热情的年轻女医生，她随时在努力帮助别人减轻痛苦，鼓舞别人的生活的勇气，要别人“交得善良些，纯洁些，对人有用些”。作者写出了在那个设备简陋的医院里病人的生活与痛苦，同时也写出了病人的希望。

其实我讲的只是作者自己的主观愿望，我当时的确想把它们写成那样。至于做到没有，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而且细心的读者单单从这两个“说明”也会看出小说的缺点：我只是简单地写出了我自己看到的一点东西，或者我个人一时的感受。有时候我甚至有意无意地对应当灭亡的人给了一些同情，例如对《憩园》里的杨老三和姚国栋。

《憩园》的背景在成都。我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次回成都的见闻帮助我写成这部小说。杨公馆就是我们老家的房子。我一九二三年离开它以后就不曾再见到它。我是根据我的记忆写成的。杨老三就是我的一个叔父，我一九四一年一月回到成都，听说他刚刚在监牢里死去，那情形和我在小说中所写的差不多。他花光了家产和妻子的嫁妆，后来被妻儿赶出来，靠偷盗乞讨过日子，这都是真事。他的小老婆离开他另外嫁给军阀，后来送钱给他，也是真事。连老文和李老头都是真人。然而我凭空捏造了一个早熟的、沉溺在病态的个人感情里面的“杨家小孩”，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写得更复杂，更曲折了。我写了《憩园》的旧主人的必然的灭亡和新主人的必然的没落，可是我并没有无情地揭露和严厉地鞭挞那些腐朽的东西，在我的叙述中却常常流露出叹息甚至惋惜的调子。我不应当悲惜那些注定灭亡和没落的人的命运。衷心愉快地唱起新生活的凯歌，这才是我的职责。我知道当医生的首先要认清楚病，我却忘记了医生的责任是开方和治好病人。看出社会的病，不指出正确的出路，就等于医生诊病不开方。我没有正确的世界观，所以我开不出药方来。

至于《第四病室》，它是在重庆沙坪坝写成的。小说的背景在贵阳。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一九四四年六月在贵阳中央医院一个三等病房“第三病室”里住了十几天，第二年我用日记体裁把我的见闻如实地写了出来。病人、医生和护士们全是真人，事情也全是真的（不用说，姓名都是假的），我只有在杨大夫的身上加了好些东西。第六床那天早晨真的搬到内科病房去了，他究竟是死是活，我并不知道。进院来割胆囊的是睡在我旁边病床上的病人，给我看病的也不是女医生，虽然在这个病房里常常看得见像杨大夫那样的一个年轻女医生（我指的是相貌和动作）。我躺在病床上观察在我周围发生的一切，看见人们怎样受苦，怎样死亡，我联想到当时的旧社会，我有很深的感受。对那个烧伤工人的受苦和死亡，我感到极大的愤怒，关于他我写的全是真事。他的烧伤面积比丘财康同志的小得多。可是公司不出钱给他治病，公立医院也因为他没有钱不好好给他治疗，让他受尽痛苦而死亡。别的病人也因为没有钱买药耽误了治病。这些都是真的事实。只有那个“善良、热情的年轻女医生”的形象是我凭空造出来的。这是病人们的希望。至少我躺在病床上受苦的时候，盼望着有这么一个医生来给我一点点安慰和鼓舞。

《第四病室》跟《憩园》和《寒夜》不同。它没有《憩园》的那种挽歌的调子，也没有《寒夜》的那种悲愤的哭诉。然而它的“一线光明”也只是那个同情贫苦病人、想减轻他们痛苦的“善良热情的女医生”，再没有别的了。但是在那个环境里她能够做什么呢？她也只好让那些本来可以不死的贫苦病人一个跟一个呻吟、哀号地死亡。

别的话，用不着我在这里多说了。

巴金　1960年2月29日。

寒夜

一

紧急警报发出后快半点钟了，天空里隐隐约约地响着飞机的声音，街上很静，没有一点亮光。他从银行铁门前石级上站起来，走到人行道上，举起头看天空。天色灰黑，象一块褪色的黑布，除了对面高耸的大楼的浓影外，他什么也看不见。他呆呆地把头抬了好一会儿，他并没有专心听什么，也没有专心看什么，他这样做，好象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时间仿佛故意跟他作对，走得特别慢，不仅慢，他甚至觉得它已经停止进行了。夜的寒气却渐渐地透过他那件单薄的夹袍，他的身子忽然微微抖了一下。这时他才埋下他的头。他痛苦地吐了一口气。他低声对自己说：“我不能再这样做！”

“那么你要怎样呢？你有胆量么？你这个老好人！”马上就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反问道。他吃了一惊，掉头往左右一看，他立刻就知道这是他自己在讲话。他气恼地再说：

“为什么没有胆量呢？难道我就永远是个老好人吗？”

他不由自主地向四周看了看，并没有人在他的身边，不会有谁反驳他。远远地闪起一道手电的白光，象一个熟朋友眼睛的一瞬，他忽然感到一点暖意。但是亮光马上灭了。在他的周围仍然是那并不十分浓的黑暗。寒气不住地刺他的背脊。他打了一个冷噤。他搓着手在人行道上走了两步，又走了几步。一个黑影从他的身边溜过去了。他忽然警觉地回头去看，仍旧只看到那不很浓密的黑暗。他也不知道他的眼光在找寻什么。手电光又亮了，这次离他比较近，而且接连亮了几次。拿手电的人愈来愈近，终于走过他的身边不见了。那个人穿着灰色大衣，身材不高，是一个极平常的人，他在大街上随处都可以见到。这时他的眼光更不会去注意那张脸，何况又看不清楚。但是他的眼睛仍然朝那个人消失的方向望着。他在望什么呢？他自己还是不知道。但是他忽然站定了。

飞机声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消失了。他这一刻才想起先前听到那种声音的事。他注意地听了听。但是他接着又想，也许今晚上根本就没有响过飞机的声音。“我在做梦罢，”他想道，他不仅想并且顺口说了出来。“那么我现在可以回去了，”他马上接下去想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的脚已经朝着回家的路上动了。他不知不觉地走出这一条街。他继续慢慢地走着。他的思想被一张理不清的网裹住了。

“我卖掉五封云片糕、两个蛋糕，就是这点儿生意！”一个沙哑的声音从墙角发出来。他侧过脸去，看见一团黑影蹲在那儿。

“我今晚上还没有开张。如今真不比往年间，好些洞子都不让我们进去了。在早我哪个洞子不去？”另一个比较年轻的声音接着说。

“今晚上不晓得炸哪儿，是不是又炸成都，这们（么）久还不解除警报，”前一个似乎没有听明白同伴的话，却自语似地慢慢说，好象他一边说一边在思索似的。

“昨天打三更才解除，今晚上怕要更晏些，”另一个接腔道。

这是两个小贩的极不重要的谈话。可是他忽然吃了一惊。昨天晚上……打三更！为什么那个不认识的人要来提醒他！

昨天晚上，打三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解除警报，他跟着众人离开防空洞走回家去。

昨天那个时候，他不止是一个人，他的三十四岁的妻子，他的十三岁的小孩，他的五十三岁的母亲同他在一起。他们有说有笑地走回家，至少在表面上他们是有说有笑的。

可是以后呢？他问他自己。

他们回到家里，儿子刚睡下来，他和妻谈着闲话，他因为这天吃晚饭时有人给妻送来一封信，便向妻问起这件事情，想不到惹怒了她。她跟他吵起来。他发急了，嘴更不听他指挥，话说得更笨拙。他心里很想让步，但是想到他母亲就睡在隔壁，他又不得不顾全自己的面子。他们夫妇在一间较大的屋子里吵，他母亲带着他儿子睡在另一间更小的屋里。他们争吵的时候他母亲房门紧闭着，从那里面始终没有发出来什么声音。其实他们吵的时间也很短，最多不过十分钟，他妻子就冲出房去了。他以为她会回来。起初他赌气不理睬，后来他又跑下楼去找她，他不仅走出了大门，并且还走了两三条街，可是他连一个女人的影子也没有看见，更不用说她。虽说是在战时首都的中心区，到这时候街上也只有寥寥几个行人，街两旁的商店都已关上铺门，两三家小吃店里电灯倒燃得雪亮，并且有四五成的顾客。他在什么地方去找她呢？这么大的山城他走一晚都走不完！每条街上都可以有她，每条街上都可以没有她。那么他究竟在哪里找得到她呢？

不错，他究竟在哪里找得到她呢？他昨天晚上这样问过自己。今天晚上，就在现在他也这样问着自己。为什么还要问呢？她今天不是派人送来一封信吗？可是信上就只有短短的几句话，措辞冷淡，并且只告诉他，她现在住在朋友家里，她请他把她随身用的东西交给送信人带去。他照样做了。他回了她一封更短更冷淡的信。他没有提到他跑出去追她的事，也不说请她回家的话。他母亲站在他的身边看他写信，她始终不曾提说什么。关于他妻子“出走”的事（他在思想上用了“出走”两个字），他母亲除了在吃早饭的时候用着怜惜的语调问过他几句外，就没有再说话，她只是皱着双眉，轻轻摇着头。这个五十三岁的女人，平素多忧虑，身体不太好，头发已经灰白了。她爱儿子，爱孙儿，却不喜欢媳妇。因此她对媳妇的“出走”，虽说替她儿子难过，可是她暗中高兴。儿子还不知道母亲的这种心理，他等着她给他出主意，只要她说一句话，他就会另外写一封热情的信，恳切地要求他妻子回来。他很想写那样的一封信，可是他并没有写。他很想求他妻子回家，可是他却在信里表示他妻子回来不回来，他并不关心。信和箱子都被人带走了，可是他同他妻子中间的隔阂也就增加了一层。这以后，他如果不改变态度写信到他妻子服务的地方去（他不愿意到那里去找她），他们两个人就更难和解了。所以他到这时候还是问着那一句老问话，还是找不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说不定小宣会给我帮忙，”他忽然想道，他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是也只有一分钟。以后他又对自己说：“没有用，她并不关心小宣，小宣也不关心她。他们中间好象没有多大的感情似的。”的确小宣一清早就回到学校去了。这个孩子临走并没有问起妈，好象知道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似的。无论如何，向父亲告别的时候，小宣应该问一句关于妈的话。可是小宣并没有问！

他在失望中，忍不住怨愤地叫道：“我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呵！没有人真正关心到我！各人只顾自己。谁都不肯让步！”这只是他心里的叫声。只有他一个人听见。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忽然以为他嚷出什么了，连忙掉头向四周看。四周黑黑的，静静的，他已经把那两个小贩丢在后面了。

“我站在这里干什么呢？”这次他说出来了，声音也不低。这时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自己”两个字上面，所以他会这样发问。这句问话把他自己惊醒了。他接着就在想象中回答道：“我不是在躲警报吗？——是的，我是在躲警报。——我冷，我在散步。——我在想我跟树生吵架的事。——我想找她回来——”他马上又问（仍然在思想上）：“她会回来吗？我们连面都见不到，我怎么能够叫她回家呢？”

没有人答话。他自己又在想象中回答：“妈说她自己会回来的。妈说她一定会回来的。”接着：“妈显得很镇静，好象一点也不关心她。妈怎么知道她一定会回来呢？为什么不劝我去找她呢？”接着：“妈现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妈趁着我出去的时候到那里去了呢？说不定现在她们两个在一块儿躲警报。那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在警报解除后慢慢走回家去，就可以看见她们在家里有说有笑地等着我。——我对她先讲什么话呢？”他踌躇着。“随便讲两句她高兴听的话，以后话就会多起来了。”

他想到这里，脸上浮出了笑容。他觉得心上的重压一下子就完全去掉了。他感到一阵轻松。他的脚步也就加快了些。他走到街口，又转回来。

“看，两个红球了！快解除了罢？”这不是他的声音，讲话的是旁边两个小贩中的一个，他们的谈话一直没有中断，可是他早已不去注意他们了，虽然他几次走过他们的身边。他连忙抬起头去看斜对面银行顶楼上的警报台，两个灯笼红亮亮地挂在球竿上。他周围沉静的空气被一阵人声搅动了。

“我应该比她们先回去，我应该在大门口接她们！”他忽然兴奋地对自己说。他又看了球竿一眼。“我现在就回去，警报马上就会解除的。”他不再迟疑，拔步往回家的路上走了。

街道开始醒转来，连他那不注意的眼睛也看得见它的活动。虽然那一片墨黑的夜网仍然罩在街上，可是许多道手电光已经突破了这张大网。于是在一个街角，有人点燃了电石灯，那是一个卖“嘉定怪味鸡”的摊子，一个伙计正忙着收拾桌面，另一个在发火，桌子前聚集了一些人，似乎都是被明亮的灯光招引来的。他侧过头朝那里看了两眼，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看那个地方。他又往前面走了。

他大约又走了半条街的光景。眼前突然一亮，两旁的电灯重燃了。几个小孩拍手欢叫着。他觉得心里一阵畅快。“一个梦！一场噩梦！现在过去了！”他放心地想着。他加快了他的脚步。

不久他到了家。大门开着。圆圆的门灯发射出暗红光。住在二楼的某商店的方经理站在门前同他那个大肚皮的妻子讲话。厨子和老妈子不断地穿过弹簧门，进进出出。“今晚上一定又是炸成都，”方经理跟他打了招呼以后，应酬地说了这一句。他勉强应了一声，就匆匆地走进里面，经过狭长的过道，上了楼，他一口气奔到三楼。借着廊上昏黄的电灯光，他看见他的房门仍然锁着。“还早！”他想道，三楼的廊上只有他一个人。“他们都没有回来。”他在房门前站了一会儿。有人上来了。这是住在他隔壁的公务员张先生，手里还抱着两岁的男孩。孩子已经睡着了。那个人温和地对他笑了笑，问了一句：“老太太还没有回来？”他不想详细回答，只说了一句：“我先回来。”那个人也不再发问，就走到自己的房门口去。接着张太太也上来了。她穿的那件褪色的黑呢大衣，不但样式旧，而且呢子也磨光了。永远是那张温顺的瘦脸，苍白色，额上还有几条皱纹，嘴唇干而泛白。五官很端正，这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女人，现在看起来，还是不难看。她一路喘着气，看见他站在那儿，向他打个招呼，就一直走到她丈夫的身边。她俯下头去开锁，她小声同她丈夫说话。门开了，两个人亲密地走了进去。他目送着他们。他用羡慕的眼光看他们。

然后他收回眼光，看看自己的房门，看看楼梯口。他并没有看出什么来。“怎么还不回来？”他想，他着急起来了。其实他忘记了他母亲往常出去躲警报，总是比别人回家晚一点，她身体不太好，走路慢，出去时匆匆忙忙，回来时从从容容，回到家里照例要倒在他房间里那把藤躺椅上休息十来分钟。他妻子有时同他母亲在一块儿。有时却同他在一块儿。可是现在呢？

他决定下楼到外面去迎接他母亲，他渴望能早见到她，不，他还希望他妻子同他母亲一块儿回来。

他转身跑下楼去。他一直跑到门口。他朝街的两头一望，他看不清楚他母亲是不是在那些行人中间。有两个女人远远地走过来，其实并不远，就在那家冷酒馆前面。高的象他妻子，也是穿着青呢大衣；矮的象他母亲，穿一件黑色棉袍。一定是她们！他露出笑脸，向着她们走去。他的心跳得很厉害。

但是快要挨近了，他才发觉那两个人是一男一女，被他误认作母亲的人却是一个老头儿。不知道怎样，他竟然会把那个男人看作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他的眼睛会错得这样可笑！

“我不应该这样看错的，”他停住脚失望地责备自己道。“并没有一点相象的地方。”

“我太激动了，这不好，等会儿看见她们会不会又把话讲错。——不，我恐怕讲不出话来。不，我也许不至于在她面前讲不出话。我并没有对不起她的地方。不，我怕我会高兴得发慌。——为什么要发慌？我真没有用！”

他这样地在自己心里说了许多话。他跟自己争论，还是得不出一个结论。他又回到大门口。他听见有人在叫他的名字：“宣。”他抬起头。他母亲正站在他的面前。

“妈！”他忍不住惊喜地叫了一声。但是他的喜色很快地消失了。接着他又说：“怎么你一个人——”以后的话他咽在肚里去了。

“你还以为她会回来吗？”他母亲摇摇头低声答道，她用一种怜悯的眼光看他。

“那么她没有回来过？”他惊疑地问。

“她回来？我看她还是不回来的好，”她瞅了他一眼，含了一点轻蔑的意思说。“你为什么自己不去找她？”她刚说了这句责备的话，立刻就注意到他脸上痛苦的表情，她的心软了，便换了语调说：“她会回来的，你不要着急。夫妻间吵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还是回屋里去罢。”

他跟着她走进里面去。他们都埋着头，不作声。他让她提着那个相当沉重的布袋，一直走到楼梯口，他才从她的手里接过它来。

他们开了锁，进了房间，屋子里这晚上显得比往日空阔，凌乱。电灯光也比往常更带昏黄色。一股寒气扑上他的脸来，寒气中还夹杂着煤臭和别的窒息人的臭气。他忍不住呛咳了两三声。他把布袋放到小方桌上去。他母亲走进她的房里去了。他一个人站在方桌前，茫然望着白粉壁，他什么也看不见，他的思想象飞絮似地到处飘。他母亲在内房唤他，对他讲话，他也没有听见。她后来出来看他。

“怎么你还不休息？”她诧异地问道。“你今天也够累了。”她走到他的身边来。

“哦，我不累，”他说，好象从梦里醒过来似的。他用茫然的眼光看了她一眼。

“你不睡？你明天早晨还要去办公，”她关心地说。

“是，我要去办公，”他呆呆地小声说。

“那么你应该睡了，”她又说。

“妈，你先睡罢，我就会睡的，”他说，可是他皱着眉头。

他母亲站在原处，默默地望了他一会儿，她想说话，动了动嘴，却又没有说出什么来。他还是不动。她又站了几分钟，忽然低声叹了两口气，就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

他还是站在方桌前。他好象不知道他母亲已经去了似的。他在想，在想。他的思想跑得快。他的思想很乱。然后它们全聚在一个地方，纠缠在一起，解不开，他越是努力要解，越是解不开。他觉得脑子里好象被人塞进了一块石头一样，他支持不住了。他踉跄地走到床前，力竭地倒下去。他没有关电灯，也没有盖被，就沉沉地睡去了。

这不是酣睡。这是昏睡。

二

他做着连续的梦。他自然不知道自己是在梦中。

他和妻住在一个平静的小城里，他们生活得并不怎么快乐，还是常常为着一些小事情争吵。他们夫妇间的感情并不坏，可是总不能互相了解。她爱发脾气，他也常常烦躁。这天他们又为着一件小事在吵架，他记得是为着他母亲的事情。这天妻的脾气特别大。他们还在吃饭，妻忽然把饭桌往上一推，饭桌翻倒在地上，碗碟全打碎了。母亲不在家，孩子躲在屋角哭。他气得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用含糊的声音咒骂自己，用力打自己的头。

正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听见一声霹雳似的巨响。这声音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可是他们的屋子摇动了两下，震动相当厉害。

“什么事？”他吃惊地说。他的脑子比较清醒了。

妻默默地站在房门口。孩子的哭声停止了。

“我出去看看，”他说着，就往门外走，打算到楼下去。

“你不要去，要去我们一块儿去。有什么事我们在一块儿也好些，”妻不再生气了，却改变了态度，关心地阻止他出去。

他听从她的话，就在门前廊上站住了。可是他也不说什么。他望着楼板上的碎碗剩菜，带了一点懊悔，等着她讲话。

她不作声。他仍旧在等待。忽然他听见了大炮声（他想，这应该是大炮声），一声，两声。又静下去了。孩子又哭起来。妻发出一声尖叫。

“敌人打来了！”他惊惶地自语道。接着他叫了一声：“妈！”就沿着走廊跑到楼梯口去。

“宣！”妻在后面唤他，“你到哪里去？”

“我找妈去！”他头也不回地答应一句，就一口气跑下了楼。

妻拖着孩子也跑下楼来。“你不能一个人走，你不能丢开我们母子。就是死，我们也要跟着你。”妻哭叫着。

“我要去找妈。我们不能丢开她。万一有事情，她一个人怎么办！”他一面说，一面打开大门。

门外人声嘈杂。马路上全是人，他只看见万头攒动。大家疯狂地背向着城奔跑。他们有的抱着小孩，有的拿着包袱，有的搀扶着老年人。小孩在哭，女人在唤她们的亲人，男人在催促他们的同伴。

南面的天空被浓烟盖满了。这烟还不断地一股一股朝上卷腾。爆炸声接连地响着，一声高过一声，一声比一声可怕。他知道危险就在面前了。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妈”！他立刻跑下石阶，他要跨过门前草地到马路上去。他要进城去找他母亲。

“你要到哪里去！你不能够丢开我们！”他妻子从后面拖住他的一只膀子，哭嚷起来。“要逃难，你不能一个人逃，不顾我们母子死活！”

“我不是逃难！我去接妈回来，她还在城里！”他站住分辩道。

“你还想在城里找得到她！”妻子冷笑地说。“难道她没有脚没有眼睛，自己不会走路。”

“你快进去收拾东西。等我去接妈回来，大家一块儿走。就说逃难，也得随身带点东西。”他着急地挣脱了她的手。

“你妈不是在那边！”妻指着马路旁沟边一丛牵牛藤说。他顺着她的手指望过去。他母亲就站在牵牛藤下面（牵牛藤是沿着一棵老树干爬上去的），头发蓬乱，脸色惨白，额上好象还有血迹。她正张大眼睛向四处看，显然她是在找寻他。他抬起头大声叫“妈！”他挥着手。可是没有用。他想跑过去。然而他得穿过面前这条人挤得水泄不通的马路。他跑到马路边。人们不给他留一个缝。他用力挤，人们总是把他推开。他似乎听见他母亲的叫声。他也在叫。可是有一只手拉住了他的左膀。那是他的妻子，她手里提着一个小皮箱，孩子跟在她后面。

“我们走罢，不要管她！”她着急地说。

“不行，我要过去接妈回来，”他生气地答道。

“这时候还要去接她？我看你发昏了，我问你性命要不要？我可不能等你！”他妻子板起脸厉声说。

“你让我去。我一定要去接她。她就在我面前，我不能丢开她，只顾自己逃命，”他说，一面抽出他的左膀。

“那么好，你去接你那位宝贝母亲，我带着小宣走我们的路。以后你不要怪我！”她赌气地说。他觉得她在竖起眼睛看他，并且她的眼睛竖得那么直，他从没有见过一个人的眼睛生得这样！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

她果然转过身牵着孩子走了。她没有露一点悲痛的表情，不，她还用她那高傲的眼光看他。

但是他还想她会回来，回到他的身边来；或者他以后可以追上她。然而一转眼她的影子就看不见了。人们好象从四面八方向着他挤过来，仿佛有无数只手在推他，他只觉得身子摇来晃去，似乎立在一只受着大浪颠簸的船上一样。他的脑子发热、发昏。他也用力推别人，用力挤上去。

于是他醒了，醒来的时候，他的手还在动。

这不过是他的一个梦。他这一晚却做了好几个跟这类似的荒唐的梦。

三

他睁开眼睛，天已经亮了。屋子里没有声音。母亲的房门开着。他平安地躺在床上，心扑冬扑冬地跳着。眼前隐隐约约地现着那些可怕的影子。一种疲乏的、昏沉的感觉压住他。他没有动，也没有想。他慢慢地移动他的眼光，他努力睁大他的眼睛，可是他并没有看清楚什么。他不知道现在和先前，哪一种是梦，哪一种是真。他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处在什么样的情形里面。他只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他头痛。痛得不厉害，但是他头痛。他在挣扎，他也弄不清楚他在跟什么挣扎。他这样迷迷糊糊地过了一会儿。

忽然什么东西刺了他的脑子一下。他一跳就下了床。他站在屋子中央（就算是中央罢，因为他不靠近一样家具），惊愕地向四处望。他又用力搔自己的头发，绝望地自语道：“我应该怎么办呢？”他记起昨天的事情了，记起前天的事情了。

“这是我的错。我昨天应该亲自去向她解释，向她道歉。事情是我闹出来的，难怪她生气，”他又说。

“为什么我昨天要写那封信？为什么我不对她讲老实话？为什么我不自己去找她。为什么？”想到这里他下了决心：“我现在就去。”

他母亲回来了，手里提着菜篮。她看见他还在房里，便惊讶地问：“九点半钟了，你怎么还不去上班？”

九点半钟！他应该去上班！可是他忘记了。他已经迟了半点多钟了。怎么办呢？

“你还没有洗脸？你脸色不好看。你有什么不舒服吗？要不，请一天假也好。你写个字条我给你送去，”他母亲关心地说。

他吃了一惊，慌张地说：“我很好。我就去。”

他不愿意再听她讲话。他拿着脸盆在走廊上水缸里去舀了冷水。他捧着脸盆进屋，刚把它放在方桌上，他母亲又说：“你洗冷水？这怎么要得？快去换热水，锅里头还给你留得有热水。我给你去倒。”她说着就伸手来拿脸盆。

“妈，我已经洗好了，”他连忙说，他的脸给冷水一浸，脑子倒清醒多了。他把脸帕绞干往椅背上一搭，也不倒掉盆里的水，就匆匆走出房去。他并没有刷牙，也忘记戴上他那顶旧呢帽。他走得这样急，显然他不想跟他母亲多谈话。

“真没有出息！跟自己老婆吵了架，就象失掉了魂魄一样！”母亲在屋里这样批评他，可是他已经听不见了。

他走下楼。他走到街上。街上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尘土。这一天是这个山城里少有的不冷不热的好天。

“我先到哪儿去？”他站在人行道上问自己。

“先去找她！”这是第一个回答。他顺从这个意见，朝她办公地方的那个方向走去。他走了几步。他站住，想了一下。他又朝前走几步。

“不对，我应该先去办公，我那个鬼地方连请两点钟假，也要扣薪水，”他最后这样决定了。他又掉转身子。

不久他到了他服务的地方。那是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的总管理处。他的办公桌在二楼的一个角落里。楼下的签到簿已经收起来了。这是他三年半以来的第一次迟到。他默默地走上楼去。编辑部主任兼代经理周××忽然在主任室里抬起头来，朝外面看，看见了他，也不说什么话，却露出一种轻视的表情。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他的整个心思都放在一个人身上。那是她，仍然是她！

他的工作开始了。还是那单调沉闷的工作。他桌上一堆校样（他进来时就看见它们躺在那儿）并不比昨天那堆高。那些半清晰半模糊的字迹，那些似乎还带着油墨气味的字迹，今天并不比往常更叫人厌烦。他机械地移动眼光，移动手，移动笔，他在校样上写下好些字……而且他始终埋着他的头。他们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旧式大挂钟。他听见钟敲了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他没有记住校样上面的一个字。可是钟声他却听得很清楚，特别是这坚决的十二下。他懂得它们的意义。下班了！

他站起来，简直可以说是不知不觉地就站了起来。但是别人比他更快，他们都已经离开办公桌了。他把没有看完的校样和原稿折叠起来，放在一边。他站在桌子前面，眼光迟钝地望着那几扇临街的玻璃窗。窗户全关着，玻璃上积了不少尘土。他也没有想过要看什么。他是在思索。不，他也不能说是在思索。他的思想停滞在一点，停滞在一个字上面——就是“她”！

铃声早已响过了。但是他没有听见。而且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时候他应该下楼去吃饭。别人好象也忘记了他的存在似的，没有人上楼来叫他。他们更没有想到他还在楼上。

但是他的脑子终于活动起来。他醒了。他离开了办公桌，走下楼去。

饭厅里碗碟狼藉的桌上还有人在吃饭。

“怎么！你在上面！”一个同事惊讶地说，同时用了类似怜悯的眼光看了看他。

他含糊地答应了一句，想了想，也不坐下吃饭，就走出饭厅，往门外去了。

他好象听见了同事们的轻蔑的笑声。

“他们一定知道我的事情，”他这样想道，他觉得脸上烧到耳根了。

他不饿，他也没有想到“饿”同“饱”的事情。他只有一个念头：去找她！

可是走了不到十步，他忽然想：他们会跟在我后面吗？“他们”指的是他的同事们。这个念头使他放慢脚步，他感到踌躇了。不过他并没有停止脚步，或者转过身来。他开始在想象他就要同她见面的情景：她会用怎样的面孔，怎样的话对待他。

“她会原谅我的，”他对自己说了两遍。他温柔地微微一笑。他觉得他是在对着她笑。他的勇气又增加了。

他不知不觉地到了她办事的地方。

四

她是一家商业银行的行员。大川银行就在附近一条大街的中段。他刚刚走到街角，就看见她从银行里出来。她不是一个人，她和一个三十左右的年轻男子在一块儿。他们正朝着他走来。的确是她。还是那件薄薄的藏青呢大衣。不同的是，她的头发烫过了，而且前面梳得高高的。男人似乎是银行里的同事，有一张不算难看的面孔，没有戴帽子，头发梳得光光。他的身材比她高半个头。身上一件崭新的秋大衣，一看就知道是刚从加尔各答带来的。

男人带笑地高谈阔论，她注意地听着。他们并没有看见他。他觉得心里发冷。他不敢迎着他们走去。他正想躲开，却看见他们走下人行道穿过马路到对面去了。他改变了主意，他跟着他们走到对面去。他们脚步下得慢，而且身子挨得很近。他看得出来，男的故意把膀子靠近女人的身体，女的有意无意地在躲闪。他起初不敢走近他们，害怕她觉察出来他是在跟她。这时他忽然有了勇气，他跟在他们后面。那个男人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话，她声音清脆地笑起来。这熟习的笑声刺痛他的心。他的脸色变了，他的脚也不动了。他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她的丰满的身子显得比在什么时候都更引诱人，这更伤了他的心。他望着，别人的身体遮了他的视线。他忽然向前走去。他一张脸通红，心跳得厉害，他想伸出手去抓她，或者大声唤她。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做，她同那个男人走进前面一家新开的漂亮的咖啡店去了。

他站在门口，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他想：进去找她讲话罢？——不好，说不定会把事情弄糟。那么回书店去，等着另一个机会，再找她谈话罢。——不好，他放不下心。他应该争取时间，早点同她和解。那么就站在门口等候他们出来罢。——不好，这会伤她的面子。并且要是她不理他呢？要是另一个人帮忙她对付他呢？万一争吵起来，他没有什么权利约束她。他们中间只有同居关系，他们不曾正式结过婚。当初他反对举行结婚仪式，现在他却后悔他那么轻易地丢开了他可以使用的唯一的武器。她始终有完全的自由。这样一想，他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

一路上尽是妻同那个年轻人亲密讲话的影子，偶尔还听见她的笑声，他差一点被一辆人力车撞倒了。

他走进公司，两个同事坐在楼下办公桌前看报。

“怎么啦，老汪？你今天气色不好，连饭也不吃，有什么心事吗？”那个姓潘的年轻人带着讽刺的调子说。这个人一定知道了他的事情，他想道。

“没有事。我肚子不大好，”他连忙做出笑容，临时编出一句假话来。

“肚子不好，吃点药罢。今天下午不要办公了。汪兄，你就请半天假罢，”另一个姓钟的同事说，这个人年纪在五十左右，身子肥壮，头顶全秃了，两腮的肉重重地垂下来，使他的脸成了方形。鼻子特别大，鼻头发红色。这是一个有趣的人，脸上常带笑容，和同事们处得不错。他爱喝酒，爱说话，在这里没有家室，也没有亲人。这里的同事们都称他做“钟老”，并且赞他“会生活”，“会享乐”，“会安排生活”。

“不要紧，我精神很好，”他（现在我应该写出他的完全的姓名了：汪文宣）敷衍地答了一句，就要上楼去。

“老汪，在下面坐一会儿罢，现在还不到办公时间，你何必就上楼去？”姓潘的笑着挽留道。

“你近来瘦了，应该多休息。为这点薪水卖命，也太值不得，”钟老关心地看他一眼，劝道。

他在一个空凳子上坐下来，忍不住低声叹了一口气。

“什么事？什么事？”钟老惊问道，接着就在他的肩头拍一下：“你们年轻人，看开点罢。不要太认真啊！这个年头谁又真正高兴啊！要紧的还是保养自己的身体。”

“靠这点钱连自己的老婆也养不活！哪里说得上保养身体！”他沮丧地答道。

“我懂罗，你跟你太太又闹过架了，”钟老省悟地说。

“不是，不是，”他连忙摇头分辩道，但是看他的脸色，人便知道他是在掩饰。

“汪兄，你不必否认，”钟老微笑道。“夫妻吵架也是平常的事。要是真的吵起来，你让她一点，尊夫人也就会体贴你的。这种事何必放在心上！”

他没有做声，心里思索着，却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钟老这种说法，我不赞成。一味让步岂不成了‘惧内懦夫’吗？”小潘笑着说。“夫妻吵架，男人不应该让步。女人有什么本事，除了哭，除了骂，难道她们还打得过我们！”

“不要讲了，谁不知道你是怕太太的！”钟老挥着手笑道，“这里又没有外人。”

小潘一张脸通红，掉开头不作声了。汪文宣抬起头看了小潘一眼，嘴一动，似乎要讲话，却又闭紧了。

“汪兄，这里有句俗话：听人劝，得一半。这个年头，大家都在吃苦，还有什么好吵的！女人不及男人会吃苦，有时候闷不过，发点牢骚，也是人情之常。你就让她讲几句，不去理她，什么事都不要紧了。对付太太的最好武器便是沉默。”

“钟老这是经验之谈啊！”小潘大声笑着说。汪文宣吃了一惊。他似乎听懂了这番话，似乎又没有听进去。他忽然站起来，低声自语了一句：“我再去找她。”他就往外面走。

“老汪，走哪里去？”小潘在后面问道。

“我就回来，”他匆匆答道，头也不回地走出去了。

“他去干什么？”小潘好奇地问道。

钟老默默地摇着头，过了片刻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五

他到了大川银行。没有到办公时间，大门还关着。他又没有胆量从侧门进去。要是她还没有回来呢？要是她拒绝见他，或者见到他不给他一个笑脸，不回答他一句温和的话，他怎么办呢？他的笨拙的口舌能够表达他的感情么？他能够使她了解他的苦衷、明白他的胸怀么？他能够说服她，感动她，使她满意地跟着他回家去么？他想着，他的决心动摇了，勇气消失了。他迟疑着，不知道应该把脚朝前放或者向后移好。他在侧门前立了两三分钟，终于垂着头转身走开了。

他已经走了十多步了，一阵高跟皮鞋的响声使他抬起头来，她就在他面前，还是先前那一身装束。她迎面走来，认出了他，便停了脚。她惊讶地看他，动一下嘴，好象要说话，但是忽然把脸掉开，默默地走过去了。

“树生，”他鼓起勇气叫了一声，他觉得自己的心跳得更厉害了。他等待她的表示。

她转过头来，带着诧异的眼光看他，不作声。他声音颤抖地再叫一声。她向他走来。

“什么事？”她冷冷地问了一句，连她的眼光也是冷峻的。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刻钟的时间？我有话跟你谈，”他埋着头说，声音还有点发颤。

“我要上办公去，”她简单地答道。

“我有点要紧事跟你谈，”他红着脸，象一个挨了骂以后的小孩似地说。

她软化了，停了片刻，她低声说：“那么你五点钟到行里来找我。”

“好的，”他差不多要流泪地感激说。

她又看了他一眼。他望着她的背影在银行的侧门里消失了。

他跟她不过分别了一天多，怎么就显得这样生疏了？——他忽然有了这个疑问。他等着什么人来给他一个回答。他等待着。他的脑子变得十分沉重，好象有一块坚硬的东西放在那里。一只膀子迎面撞过来，他的身子摇晃了两下，他差一点跌倒在人行道上。他仿佛从深梦中醒过来一般，“哦，”他轻轻地叫出一声。他连忙站定身子。人们在他的眼前来来去去，汽车和人力车带着尘土狂奔。他想到：“我也应该去办公。”他跨着大步走了。

他一路上还在想那个问题。走到公司门前，他忽然自语道：“都是我不好。今天下午我应该向她道歉。”

他回到楼上办公桌前。周主任不在。另外两个高级职员李秘书和校对科吴科长抽着香烟在谈闲话。他们低声在笑，斜着眼睛看他。他们一定在谈他和他妻子的事情，他暗暗断定道。他觉得脸在发烧，便把头埋在校样上面，不敢看他们一眼。

他校的是一位名家的译文。原作是传记，译文却象佛经，不少古怪字眼，他抓不到一个明白的句子，他只是机械地一个字一个字校对着。同事的笑声愈来愈高，他的头越埋越低，油墨的气味强烈地刺戟他的鼻子，这闻惯了的气味今天却使他发恶心。但是他只有忍耐着。

周主任来了。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他非常不高兴，刚坐下就骂起听差来。一个同事去找他，谈起加薪的问题，这样说：目前这点薪金实在不够维持生活，尤其是低级职员，苦得很。

“公家的事，这有什么办法？他们不在我这儿做事，也得吃饭啊！”主任生气地高声答道。

“那么你一个钱也不给，不是更好吗？”汪文宣在一边暗暗骂道。“你年终一分红，就是二三十万，你哪管我们死活！要不是你这样刻薄，树生怎么会跟我吵架？”可是他连鼻息也极力忍住，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怕周主任会注意到他心里的不平。

好容易忍耐到五点钟。他不敢早退，他听到打铃，才站起来，把校样锁在抽屉里，急急地走下楼去。钟老在后面唤他，要跟他讲话，他却没有听见。

他走到大川银行门口，大门已经关上，侧门还开着。他刚走进侧门，就看见她从办公室转到巷子里来。她看见他，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她略略点一点头。他的勇气增加了，周围突然亮起来，仿佛春天马上就到了似的。他堆着一脸笑向她走过去。

“我们到国际去坐坐，”她低声提议道。

“好的，”他感激地答道，他没有想到国际就是几个钟点以前她同另一个男子进去的那个咖啡店。他觉得心里很轻松，好象谁把这两天来压在他心上的石头拿走了似的。

她在他的右边走着，和他离得并不太近。她一路上闭紧嘴，一共只轻轻咳了三声嗽。

“你不舒服吗？”他实在不能忍耐了，关心地问道。他又看她的脸，她的脸上没有病容。

“没有什么，”她略一摇头，短短地答道。她的嘴又紧紧闭上了。

他发问的勇气也就消失了。他一直沉默着。不久他们就进了国际的厅子。

他还是第一次进国际咖啡店。他觉得厅子布置得十分好看，尤其是天青色的窗帷使他的眼里充满了柔和的光。家具全是新的，狭长的厅子里坐满了客人，可是谈话声并不嘈杂。只有靠里一张临街的桌子还空着，他跟着她走过去坐下了。

“这个地方我还是头一回来，”他说不出别的话，就这样说了。

她的脸上现出了怜悯的表情，她低声说：“拿你那一点薪水，哪里能常到咖啡店啊！”

他觉得一根针往心上刺，便低下头来，自语似地说：“从前我也常坐咖啡店。”

“那是八九年前的事。从前我们都不是这样过日子的，这两年大家都变了，”她也自语似地说。她又小声叹了一口气，她也许还有话说，可是茶房过来把她的话打断了。她向茶房要了两杯咖啡。

“以后不晓得还要苦到怎样。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会过今天这样的生活。那个时候我们脑子里满是理想，我们的教育事业，我们的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他做梦似地微微一笑，但是马上又皱起眉头，接下去：“奇怪的是，不单是生活，我觉得连我们的心也变了，我也说不出是怎样变起来的，”他带了点怨愤的口气说。

茶房端上两杯咖啡来，他揭开装糖的玻璃缸，用茶匙把白糖放进她面前的咖啡杯里，她温和地看了他一眼。

“从前的事真象是一场梦。我们有理想，也有为理想工作的勇气。现在……其实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再象从前那样过日子呢？”她说。余音相当长，这几句话显然是从她的心里吐出来的。他很感动，他觉得她和他中间的距离缩短了。他的勇气突然间又大大地增加了。他说，仍然带着颤音：

“那么你今天跟我回家去罢。”

她并不答话，却望着他，眼里有一点惊讶的表情，又带一点喜悦。他看出她的眼睛在发亮，但是过了片刻，光又灭了。她把头掉开去看窗外，只一分钟，她又回过头，叹息地说：“你还没有过够这种日子吗？”她的眼圈红了。

“过去都是我不好，”他埋下头负罪似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脾气变得这样……”

“这不怪你，”她不能忍耐地打岔说。“在这个年头谁还有好脾气啊？这又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我的脾气也不好。”

“我想我们以后总可以过点好日子，”他鼓起勇气说。

“以后更渺茫了。我觉得活着真没有意思。说实话，我真不想在大川做下去。可是不做又怎么生活呢？我一个学教育的人到银行里去做个小职员，让人家欺负，也够可怜了！”她说到这里，眼圈都红了，便略略埋下头去。

“那么我又怎样说呢？我整天校对那些似通非通的文章。树生，你不要讲这些话，你原谅我这一次，今天就跟我回家去，我以后绝不再跟你吵架，”他失掉了控制自己的力量，哀求地说了。

“你镇静点，人家在看我们啊！”她把头朝着他伸过来，小声警告说。她拿起杯子放在唇边，慢慢地喝着咖啡。

他觉得一瓢冷水泼到他的头上，立刻连心里也冰凉了。他也端起杯子喝着，今天的咖啡特别苦。“很好，越苦越好，”他暗暗地对自己说。他把满杯咖啡喝光了。

“你不要难过，我并不是不可以跟你回去。不过你想想，我回去以后又是怎样的情形。你母亲那样顽固，她看不惯我这样的媳妇，她又不高兴别人分去她儿子的爱；我呢，我也受不了她的气。以后还不是照样吵着过日子，只有使你更苦。而且生活这样高，有我在，反而增加你的负担。你也该想明白点，象这样分开，我们还可以做个好朋友……”她心平气和地说，可是声音里泄露出来一种极力忍住的酸苦。

“可是小宣——”他痛苦地说出这四个字。

“小宣跟他祖母合得来，他有祖母喜欢，有父亲爱护，也是一样。反正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现在年纪也不小了，用不着我这样的母亲了，”她一字一字十分清晰地说。

“但是我需要你——”他还在要求。

“你母亲更需要你。我也不能赶走她。有她在，我怎么能回去！”她坚决地说。

“那么我怎么办？我还不如不活着好！”他两手捧着头悲苦地说。

“我们还是走罢，你也该回去吃饭了，”她短短地叹了一口气，柔声说，便提高声音叫茶房来收钱，一面把钞票放在桌上，自己先站起来，推开椅子走了一步。他也只得默默地站起来跟着她走了。

他们走出咖啡店，夜已经来了。寒气迎面扑来，他打了一个冷噤。

“那么，再见罢，”她温和地说，便掉转了身子。

“不！”他不能自主地吐出这个字。他看见她回转身来，抑制不住，终于吐出了这个整天都在他的脑子里打转的疑问：

“请你坦白告诉我，是不是还有第三个人，我不是说我母亲。”

她的脸色和态度似乎都没有改变。他的问话并不曾激怒她，却只引起她的怜悯。她明白他的意思，她忧郁地笑了笑。

“第三个人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不过请你放心，我今年三十四岁了，我晓得管住我自己。”她点了点头，便撇下他，毅然朝另一个方向走了。

他呆呆地站在原地方望着她的背影。其实他什么也看不见，他的眼里只有一个景象：她同那个穿漂亮大衣的年轻男子在前面走着，永远在前面走着。

“失败了，谈了许多话，一点结果也没有。我真不晓得她究竟是什么心思。我应该怎么办呢？”他这样想道，他觉得眼前只是一片黑。

“回家罢，”他好象听见自己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说。他没精打彩地转过身走了。

“家，我有的是一个怎样的家啊！”他一路上不断地念着这句话。

六

他回到家。大门里象是一个黑洞，今天又轮着这一区停电，也没有一个好心人在门口点一盏油灯。他摸索着走完了漆黑的过道，转上楼梯。他上了二楼，又走上三楼。

他的房门开了一条缝，漏出一点光来。他推门进去。母亲坐在方桌前垂着头吃饭，听见门响，抬起脸来，高兴地说一句：“你回来啦！”他点了点头。“快来吃饭。我等你到现在，我还以为你不回来吃饭了，”她絮絮地说。

“我有点事情，所以回来迟一点，”他有气无力地说。他走到饭桌前，在母亲对面的一个方凳上坐下。母亲站起来，给他盛了一碗饭放到他的面前。

“快吃罢，趁现在饭还热，”她坐下望着他带笑地说。“我下午在二楼方经理那里分到一斤肉，煮了一碗红烧肉。这是你爱吃的，我放在饭锅子里，刚才拿出来，还是热的。你尝尝看，这是你爱吃的菜。”她匆忙地把自己碗里的饭几口吃光了。

他静静地听着母亲的慈爱的话，眼光在菜上盘桓了一会儿，他看到粘在碗边的零星的饭粒，他觉得一阵心酸，他只想倒在床上痛哭。可是他仍然低着头用唯唯的答应口吻敷衍他母亲，并且不管自己有没有胃口，他还是一口一口地咽着饭，一筷子一筷子地挟着红烧肉。他在母亲的面前还是一个温顺的孩子。

“你今天不大舒服，是不是？”母亲注意到他这种忍受性的沉默，她感到不安了，便关心地问道。

“没有，”他摇摇头答道，接着添一句：“我很好。”他又低下头不出声了。

他母亲关心地望着他，她希望他对她多讲几句话。但是他连看也不看她一眼。她忍不住又说：“菜没有冷罢？”

“没有，”他机械地答道，也不抬起头来。

她感到失望，等了他这一天，他回来却这样冷淡地对待她！她明白了，一定是那个女人在他的心上作怪。她更留心地看他。他放下碗筷，默默地站起来。

“吃饱啦？”她压住刚刚升上来的怒气，温和地问道。

“是，”他答道。他动手收拾饭桌。

“你才吃一碗嘛，”她又说。

“我刚才同树生喝了咖啡，”他大意地老实说了出来。

她的怒火立刻冒了上来。又是那个女人！她在家里烧好饭菜等他回来同吃，他却同那个女人去喝咖啡。他们倒会享福。她这个没出息的儿子。他居然跑去找那个女人，向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低头。这太过份了，不是她所能忍受的。

“你怎么还会去找她？她还有脸见你？”她大声说。

“我要她跟我回家，”他低声答道。

“哼！她还好意思回来！”她冷笑道。

“她虽然不肯回来，不过我想，过几天她会回心转意的，”他胆怯地说。

“她还会回来？你真是在做梦！我如果是你，我就登报跟她离婚，横竖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的，”她涨红脸生气地说；“我十八岁嫁到你汪家来，三十几年了，我当初做媳妇，哪里是这个样子？我就没有见过象她这样的女人！”她气得没有办法，知道儿子不会听她的话，又知道他仍然忘不了那个女人，甚至在这个时候她还是压不倒那个女人，树生这个名字在他的口里念着还十分亲热。

“我看她也有她的苦衷，不过她不肯讲出来，——”儿子似乎并没有听母亲讲话，他只顾想自己的事，说出的话也是说给自己听的，可是话说了一半，就被母亲打断了。

“你现在还替她辩护，真不中用！她背着你交男朋友，写情书，还有什么苦衷可说！”母亲也站起来，拿右手的食指指着他的鼻端说。

“那不见得就是情书啊，”他解释道。

“不是情书，为什么害怕拿给你看？为什么要私奔——”说到“私奔”两个字，做母亲的人也讲不下去了，她瞪着两眼站在他的面前。

“妈，”他哀求地唤一声，眼里已经装满了泪水。他半晌接不下去。

“你说嘛，”过了片刻，她和蔼地说。他的眼泪赢得她的同情，她的恨消失了。她爱怜地望着他，仿佛他还是从前那个孩子，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家来向母亲哭诉似的。

“妈，你太不了解树生，她并不是私奔，她不过到朋友家里住几天，她会回来的，”他痛苦地说。

“哼，我不了解她？”她冷笑道。“老实对你说，我比你更了解她。她不会永远跟着你吃苦的。她不是那种女人，我早就看出来了。到现在你该明白了罢。只有你母亲才不会离开你，不管你苦也好，阔也好。你说我不了解她，是不是她对你那样说的？”

他看见母亲又动气了，对她的最后一句问话，便不肯老实地回答，他只是摇着头说：“不是，她没有说什么。”

母亲瞪了他一眼，过了片刻，才长长地叹一口气，她说：“你去休息罢，等我来收拾。你一天也够累了。”

“不要紧，我不累，”他没精打彩地说。他的确很倦，但是他终于支持着，帮忙他母亲把碗筷洗干净了放进碗橱里去。

母亲把瓦烛台放在屋中央方桌上，吩咐他说：“我在这儿缝点东西。你没有事，还是躺一会儿罢。”她走进旁边小屋去拿了一件男孩的大衣出来，坐在方桌前，将就着烛光，开始补衣服。她的头埋得低。眼镜也戴上了。烛光摇晃得厉害，过不多久，光线又暗淡了，她的头似乎也埋得更低了。

他本来到了床前，也想躺下睡一会儿。可是他只在床沿上坐了一下，又站起来，走回到方桌前，默默地立在那里。他的眼光停留在母亲的头上，她的头上象撒了一堆盐似的。他才注意到她竟然这样衰老了，头发全变了颜色。她忽然取下眼镜，用力揉了几下眼睛，又把眼镜戴上，继续工作。“小宣也可怜，这件大衣穿了三个冬了。就是不坏，明年也穿不上身了。论理今年该给他做件新的，不过他爸爸这样苦，能够给他上学读书已经不容易了。唉，蜡烛越来越坏了，三十块钱一支还是这样的，一点也不亮，又伤眼睛。我究竟老了，人简直不中用了。也只有这几针，花了我这么多的功夫。他妈又不管他。也是他命苦，才投生到我们家里来，”她唠唠叨叨地在自言自语，她似乎没有觉察到他站在她旁边看她。

“妈，你晚上不要做了，你眼睛近来更坏了，你要好好保养啊，”他感动地、痛苦地大声说。

“我快完了，没有几针了，”她抬起头看了看他，回答道。“晚上不做，白天又要买菜煮饭，哪儿有功夫做啊！我这双眼睛也没有别的用处，还要保养它们做什么？”她右手拿着穿了线的针打颤地在那件旧大衣上面动着。“比不得他妈，象鲜花一样，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只顾自己打扮得漂亮，连儿子也不管。说是大学毕业生，受过高等教育，在银行里做体面事情，可是就没有看见她拿过几个钱回家用。”

“妈，还不说贴补家用，单是小宣的学食费也就亏她了，这学期已经花了两万多，快三万了，”他插嘴说。

“那还不是她自己招来的，她一定要把他送到那种贵族学堂去。他同学都是阔人子弟，只有他是穷家小孩，处处比不过别人。她又不肯多给他钱花。小宣常常叫苦，”她说。

他实在听不下去。不管他怎样倦，他心里烦得厉害。他不能安静地睡去，也不能安静地做事，他甚至不能安静地看他母亲工作。屋子里这样冷，这样暗。他的心似乎飘浮在虚空里，找不到一个停留处。他觉得自己痛得不够，苦得不够，他需要叫一声，哭一场，或者大大地痛一阵，挨一次毒打。但是他不能安静地站在母亲的身边。

他大步走向门。他拉开门出去了。“宣！宣！”他听见母亲在屋子里唤他，他连应都不应一声，就匆匆走下楼去。他在黑暗中把右眉碰肿了，可是他并没有感到痛。他只有一个思想：“我对不起每一个人。我应该受罚！”

七

他走到大门口。对面人行道上水果摊和面担子旁边几盏电石灯星子似地在黑暗的街中闪光。他感到冷意，把肩头耸了一下。“到哪里去呢？”他问自己。他找不到回答。他大步走下街心。

他无目的地走过三条街，差一点被一辆飞跑下坡的人力车撞倒。车夫骂了他两句，他也没有听进耳里，仿佛他周围的一切都和他隔得很远似的。他心里空虚得很。

他又走了一条街，还是不知道应该走到哪里去。对面那条街灯光辉煌，不知道有多少盏电灯。两条街成了两个世界。他便朝着灯光走去。

他刚走到街角，忽然一个声音在唤他的名字：“文宣！”他吃惊地侧头一看。他发觉自己站在一家冷酒馆的门前。就在靠门一张方桌旁边，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立起来招呼他。

“你来得正好，坐下来吃杯酒罢，”那个人大声说。他认出这是他的一个中学同学。他们半年光景没有见面，那个人却苍老了许多。要是在平时，他至多站着谈三四句话就走开了。现在他却默默地走到方桌旁，拉开板凳，在那个同学对面坐下来。

“来杯红糟！”同学掉转脸向着柜台大声吩咐道。

柜台那面有人答应着，于是一杯香喷喷的大酒端上来了。

“给我再来一杯，”同学一口把杯里的残酒喝干了，红着脸拍着桌子叫道。

他说话了：“柏青，我记得你从前不会喝酒，你几时学会的？”

“我没有学过，我没有学过。我想吃，我非吃不可，”同学摇摆着头大声说。“你先干一杯。”

他望着同学，并不答话。过了片刻，他拿起酒杯，默默地喝了一大口。他放下杯子，长叹了一声。一股热气直往喉管冒，他压不下去，打了一个嗝。

“干一杯，干一杯！你没有干，不行！”同学做着手势接连地催他喝酒。

“我干，我干，”他激动地说，他真的一口把剩余的酒喝干了。他觉得心跳得厉害，脸也烧起来。

“再来一杯，”同学拍着桌子叫道，一面从桌子中央几个瓦碟子里拿了一块豆腐干，又抓了一把花生放在他的面前，说：“你吃。”

“我不能喝了，”他连忙摇手拦阻道。

“老兄，怕什么！吃醉了有什么要紧！我觉得醉了还比醒着好些，”同学说。酒已经送到他面前了。

“可是人不能一辈子喝醉啊，总有醒的时候，”他寂寞地苦笑道。他望着同学的脸，他发觉这个三十岁的人在半年中间至少老了十年，额上现出好几条皱纹，两颊深陷进去，眉毛聚在一起，眼睛完全失了光彩，两颗眼珠呆呆地望着他。他心里一阵难过，又加上一句：“醒来岂不是更苦吗？”

那个人不作声了，埋下头喝了一口酒，又抬起脸看他一眼，然后又喝一口酒。“我心里真不好过，”同学摇摆着头自语似地说了。

“不好过，为什么还到这里来喝酒？早点回宿舍不好吗？我送你回去，”他关心地说。

“不吃酒又干什么？吃多了至多也不过病——死，我不怕。死了也好，”那个人带着痛苦的表情说。“我完了，我什么都完了。”

“你不明白，你的处境总比我好。我都能忍下去，你还不能吗？”他同情地说。他望着那张瘦脸，觉得自己的伤痕被触动了，心里一阵痛，他差一点掉下泪来。“你太太好吗？是不是还住在乡下？”他换过话题说。他想到那个孩子面孔的女人，他们一年前在百龄餐厅结婚，他同树生还去参加了那个简单的婚礼。他后来也到他们乡下家中去作过客。那个年轻太太笑起来多么甜，树生也喜欢她。他想到自己的痛苦，就想到树生，于是联想到那位太太的身上。

“她过去了，”同学低声说，掉开脸不看他。

“她不在了？什么病？”他吃惊地说，他仿佛坐到了针尖上一样，差一点要跳起来了。

“她没有病，”同学摇摇头冷冷地说，脸色却十分难看。他难猜出这是什么意思。

“那么她——”说到“她”字他连忙住了口，他自己也害怕听下面的话：自杀？惨死？好象一根锥子在钻他的心。

同学不作声，他也不作声。这沉默太叫人难堪了。别的桌上的酒客们似乎都不快乐，有的人唠唠叨叨地在诉苦，有的在和同伴争论一件事情，右边角落里桌子旁边一个中年酒客埋着头，孤寂地喝着闷酒，忽然站起来付了酒钱走了。这个人出门后，堂倌告诉一个白脸客人说，这是一个每晚必到的老主顾，不爱讲话，喝酒也不过量，两块豆腐干便是他的下酒菜。他按时来准时去。谁也不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干什么样的职业。

汪文宣听得厌烦了，昂起头长叹一声，酸苦地说：“无处不是苦恼！”

那个同学吃惊地望着他，眼泪一滴一滴地掉下来。“今天是她的头七。”歇了一下他又说：“十天前她还是很好的，一点病也没有。她怀着小孩已经足月了，我陪她到那里的卫生院去检查，医生说她还不到月份，最早也要在半个月以后，不让她住院。我不能够在乡下多住半个月，我那个机关的科长跟我合不来，他故意捣乱，不准我的假。我进城来了。第三天我女人就发作了。她痛了大半天，没有人管，后来同院子住的太太发觉了，才送她进卫生院去。从前检查的时候，说是顺产，一切都没有问题。到了卫生院，孩子却生不下来。接生的医生把我女人弄来弄去，弄到半夜，才把孩子取出来，已经死了。产妇也不行了。我女人一晚上叫着我的名字，她叫了一两百声才死去。据说她叫得很惨，她的声音连楼下的人也听得见。她只想在死去以前跟我见一面，要我给她伸冤。可是我住在城里哪里知道！我得到电话，立刻赶去，她已经冷硬了，肚皮大得吓人，几乎连棺材也盖不上。我还是跟没有结婚以前一样，一个人。我葬了我女人，进城来第一件事就是请长假。我一天什么事都不能做，我只听见我女人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不管我在家里，在街上，我都听见那个声音。你听她在叫：柏青！柏青！”说话的人用两根手指敲着右边太阳角。“是，的确是她的声音，她叫得多惨！所以我只想吃酒，我只想醉，顶好醉得不省人事，那时候我才听不见她的声音。活着，活着，真不容易啊！以后除了酒，我还有什么伴侣呢？”这个人用右手蒙着脸，轻轻抽泣了几声，然后象睡去似地寂然了。

汪文宣听完了这个人的故事，他觉得仿佛有一只大手把他的心紧紧捏住似的，他尝到一种难忍的苦味。背脊上一阵一阵地发冷。他的自持的力量快要崩溃了。“你这样不行啊！”他为了抵抗那越来越重的压迫，才说出这句话来。他心里更难过，他又说：“你是个文学硕士，你还记得你那些著作计划吗？你为什么不拿起笔来？”

“我的书全卖光了，我得生活啊，著作不是我们的事！”同学突然取下蒙脸的手，脸上还有泪痕，两眼却闪着逼人的光。“你说我应该怎样办呢？是不是我再去结婚，再养孩子，再害死人？我不干这种事。我宁愿毁掉自己。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这种人的。我们奉公守法，别人升官发财……”

“所以我们还是拚命喝酒！”汪文宣大声接嘴说。他完全崩溃了，他用不着再抑制自己，堤决了一个口，水只有向一个地方流去。他悲愤到了极点，他需要忘记一切。醉自然成了他唯一的出路。“拿酒来，拿酒来！”他喝着。堂倌又送来一杯酒。他望着杯里香喷喷的液体，心里想：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咬着牙吞下去，立刻一股热气冲上来，他受不住，打了一个嗝。“我喝不了酒，”他抱歉地说。他想：我真不中用，连酒也不会喝，就该永远受人欺负。于是他反抗似地把余酒接连几口就喝光了。

“你脸红得跟关公一样，你吃醉没有？”同学好意地问道。

“没有，没有！”他用力回答道，他觉得脑子凝成一块重重的硬东西，他一用力讲话，脑子就痛。脸烧得厉害，身子轻飘飘的。他想站起来，没有立稳，又颓然坐下。

“怎么！当心啊！”同学大声说。

“我一点也没有醉，”他说着，想笑一笑，可是他连笑也不会了。他只想哭。他觉得一切可悲的事都涌到了他的心头。他也分不清楚是些什么事情。他头晕得厉害，心里也很难过。他忍不住。他觉得那个同学的眼睛变成了许多对，在他的面前打转。他用力一看，还是那张忧郁的瘦脸孔。但是过了片刻，他又看见许多对眼睛了，连电灯光也在旋转。他挣扎着，终于支住桌子站起来。“我醉了，”他认输地说。他朝同学点一个头，就踉跄地走出了冷酒馆。

他东歪西倒地在人行道上走了一条多街，忽然想起了家。好象看见一道光照亮自己的身子，他有点清醒了。“我怎么会这样啊，”他懊恼地想道。他掉转身朝着回家的方向走去。他刚走了两步，一个庞大的黑影迎面撞来，撞得他眼前直冒火星，大半个脸发巨痛又发烧，他的身子摇晃了两下，差一点倒下去。

那个人凶狠地骂了两三声。他没有听进耳去，仍旧歪歪斜斜地走了。他想走得快，可是他心里很难过，似乎有一肚皮的东西在向上翻腾。他还想忍耐，但是他终于张开口，喷泉似地吐出了他先前在家里吃的晚饭。

他觉得吐够了，也不揩干净嘴，便又往前走。那种酒臭连他自己也厌恶。他只想回家静静地睡一觉。他恨不得两步就走到家。可是他的心越急，脚越是走不快。走了大半条街他又吐起来。这次他吐得不畅快了，仿佛未吐尽的饭菜都塞在他的喉管里，他心里烧得难过。他用力挣一下，才吐出一口来。他一路走，一路呕。过路人中间有几个好奇地望着他。那些眼光并不曾引起他的反感。周围的一切都跟他不相干了。这时候就是有人死在他的旁边，他也不会掉头去看一眼。

可是就在这时候两个女人从一家灯光耀眼的下江饭馆里谈着话走出来。他的眼光无意地触到她们的粉脸上，他大吃一惊，连忙掉开了头。他的动作十分不灵活，两个女人中年纪较大的一个已经把他看清楚了。她叫了一声：“宣。”

他不答应她，却大步走向黑暗的地方去。但是走了不多远，整个身体已经不由他控制了，他就站在人行道的边沿上弯着腰吐起来。他大声呕着，吐出来的东西不多，可是心却象被熬煎似地难过，满口都是苦味。他慢慢地伸直身子，靠着旁边一根电线杆喘气。

“宣，”他听见这一声柔和的呼唤，不自觉地掉过脸去。他的眼里泪水模糊，她又背了光立着，他匆促的一瞥，只看见她一个轮廓，但是他已经认出树生来了。“你怎么了？”她惊问道。

他喘着气，望望她，觉得有满肚皮的话，不知道怎么说起，实在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你生病吗？”她关心地说。

他摇摇头，觉得气顺了，但是眼泪又流了出来，先前的泪水是呕吐时挣出来的，现在流的却是感激与悲伤的眼泪。

“你怎么不回家去？看你吐得这样难过！”她又说。

“我喝醉了，”他悔恨地答道。

“你怎么去喝酒？你本来不会喝的。快回家去睡觉，看真的闹出病来，”她着急地说。

“在家里妈也不了解我。我心里很烦，到街上走走，碰到一个同学拉我去喝酒，就喝醉了，”他抱歉似地解释道。“谢谢你，再见。”他觉得好了些，便离开电线杆走下街心去。身子仍然在摇摇晃晃。

“当心，看跌倒的！”她在后面大声叮嘱道。她马上又跟着他走下去，走到他的身边，说一句：“我送你回去，”便挽着他的左膀往前走了。

“你真的送我回去？”他声音发颤地问道。他胆怯地看看她。

“我不送你，我怕你又会跑去喝酒，”她含笑地说。他感到一丝暖意，心里也舒服多了。

“我再也不喝酒了，”他孩子似地说，便让她扶着走回家去。

八

他们走到大门口，他看见那个大黑洞，就皱起眉头，踌躇着不进去。

“你看不清楚，当心，慢慢走啊！”她并不离开他，反而偎得更紧，她关心地嘱咐他，一面用力抬他的膀子。

“你？你不进去？”他担心地问。

“我陪你上楼去，”她在他的耳边小声回答。

“你对我真好，”他感激地说了一句，他真想搂着她高兴地哭一场。可是他只看了她一眼，就默默地低下头，移动脚步，走进大门，踏下他极熟习的台阶。“当心啊，”她不断地在他的旁边说，她还用了全力支持着他，可是她的扶持只有使他走得更慢。

“上楼啊，”她又在叮嘱。他暗暗高兴地又答应了一声。

他们终于走上了三楼，刚踏完最上一级楼梯，就看见隔壁那位公务员的太太举着一支蜡烛从房里出来。

“汪太太，你回来啦！”那个苍白脸的女人含笑招呼道，脸上露出一点惊讶的表情，不过人可以看出来这是带善意的。

她对这个温顺的女人点头笑了笑，然后应酬说：“张太太，你下楼去？”

张太太一面应着，一面惊奇地看了他一眼，温和地问道：“汪先生有什么不舒服吗？”

他垂着头站在妻子的身旁，答不出话来。她代他答道：“不是，他喝了酒。”

“我们张先生也吃醉啦，我出去给他买几个广柑。汪太太，你快陪汪先生进去罢，让他睡一会儿就会好的，”这个小女人亲切地微笑道，她的笑容并不是虚假的，不过就在笑的时候，她额上几条忧郁的皱纹还是十分显露，双眉也没有完全开展。“这个小女人，生活把她压得太苦了！”汪太太每次看见她，就要起怜悯的念头。小女人走着慢步子下楼去了。他们夫妇借着她的烛光，走到了房门口。

门并没有上闩，他一推，门就大开了。屋里还是那样阴暗，蜡烛仍然点在方桌上，母亲仍旧坐在方桌旁，戴着眼镜，补衣服。她显得那样衰老，背弯得那样深，而且一点声息也不出。烛芯结了小小的烛花，她也不把它剪去。她好象这许久都没有移动过似的。

“宣，你到哪里去了？也不先对我讲一声。是不是又去找那个女人？你也是……我劝你还是死了心罢。现在的新派女人，哪里会长远跟着你过这种苦日子啊！”母亲一面说话，一面动针，她并没有抬起头来。她还以为她儿子是一个人回来的。“宣，不要难过，那个女人走了也好。将来抗战胜利，有一天你发了财，还怕接不到女人！”她没有听见儿子回答，便诧异地抬头一看，她满眼金光，什么也看不出来，眼睛干得十分难过。她放下针线取下眼镜，用手在眼皮上揉了几揉。

他母亲说到“那个女人”的时候，他便痛苦地皱起眉头，一面伸手去紧紧捏住他妻子的一只手，他害怕他妻子会跟他母亲吵起来。可是他妻子始终不作声。到这时他不能再忍耐了，便叫了一声：“妈！”声音里含着恳求和悲痛。

“什么事？”母亲惊问道。她把手从眼睛上拿下来。这次她看见了，在他的身旁就站着那个女人！

“我陪他回来的，”树生故意装出安静的样子说。

“好，你本领大，你居然把她请回来了，”母亲冷笑道，她又埋下头动起针线来。

树生带着微笑看了母亲一眼，后来才说：“并不是他去请我回来的，他不晓得在哪里喝了酒，在街上到处乱吐，我看见，才送他回来的。他走路都走不稳了。”她故意用这样的话来气他的母亲。

“宣，你怎样不给我讲一声就偷偷跑出去吃酒？”母亲差不多惊得跳起来，她把衣服针线全丢在桌上，走到儿子的面前，她仔细地看他。“你不会吃酒嘛，怎样忽然跑出去吃酒？你不记得你父亲就是醉死的！我从小就不让你沾一口酒。怎样你还要出去吃酒！”她痛苦地大声说。

“他心里难过，你让他睡觉罢，”树生打岔道。

“我没有跟你讲话！”母亲掉过脸带怒地抢白道。

树生冷笑一声，赌气地不响了。

“宣，你告诉我你怎样吃酒的，”母亲象对一个溺爱惯了的小孩讲话似地柔声说。

他疲倦地垂着头不答话。

“你说呀！你心里有什么事，你说呀！”母亲催促道。“你尽管直说，我不怪你。”

“我心里难过，我觉得还是醉了好些，”他被逼得失掉了主意，老老实实地答道。

“那么你什么时候碰到她的？”母亲还不放松地追问，另一种感情使她忘记了她儿子的痛苦。

“你让他睡罢，”树生忍不住又插嘴说了一句。

母亲不理睬，还是要儿子回答。

“我——我——”他费力吐出了这两个字，心上一阵翻腾，一股力量从胃里直往上冲，他一用力镇压，反而失去了控制的力量，张开嘴哇哇地吐起来。他自己身上和母亲的身上都溅到了他吐的脏东西。

“你快坐下来，”母亲慌张地说，她把她那些问题全抛在脑后了。

他仍旧立在原处弯着腰呕吐，妻子给他捶背，母亲为他端了凳子来。他吐出的东西并不多，可是鼻涕眼泪全挣出来了。他坐在凳子上喘气，两只手压在两个膝头上。

“真是何苦来，”妻子立在他背后怜惜地说。

“你照料他去睡罢，”母亲终于心软了，让步地对她儿媳说；“我去弄点灰来扫地。”

母亲出去以后，妻子便扶着丈夫走到床前，她默默地给他脱去鞋袜和外衣。他好些年没有享过这样的福了。他象孩子似地顺从她。最后他上了床，她给他盖好被。她正要转身走开，他忽然从被里伸出手来将她的右手握住，并且握得紧紧的。

“你好好睡罢，”她安慰他道。

“你不要走啊……我都是为了你……”他睁大眼睛哀求地说。

她不答话。她在思索。她在他旁边站了好一阵子，泪珠从两只眼角慢慢地滚了下来。他不久就睡着了。可是他的手始终没有放松。

这晚上她留了下来。他的一个难题就这样简单地解决了，他自己还不知道。

这一夜他睡得好，一直睡到天大亮他才醒过来。他妻子正坐在窗口小书桌前化妆。

“树生，”他惊喜地唤道。她回过头看他，脸上绽出灿烂的微笑。她柔声问他：

“你好了？要起来吗？”

他点点头，伸一个懒腰，满意地答道：“我好了。我就起来。”

她又转过头去继续化妆。她脑后烫得卷起的头发在他的眼里显得新鲜，好看。她轻轻地咳了一声嗽。

她回来了。这并不是梦。这是真实的事。

九

这一对夫妇过了十几天平静的生活。两个人都是按时上班，按时回家。妻子也不再提离开的话，连那个箱子也从友人家拿回来了。就在拿回箱子的晚上，丈夫陪妻子在国泰戏院看过一次电影；他们后来又去看过一次，可是这次刚看到三分之二，电影就因警报台上挂出一个红球而停止放映了。

母亲常常躲在她那个小房间里。她似乎故意避开她的儿媳，不过两个人要是遇在一处，她也并不对树生板面孔，说讽刺话，她只是少讲话罢了。

星期日早晨小宣回家来，下午搭最后一班汽车回学校去。祖母见到孙儿，特别高兴。她自然把她亲手补好的大衣给小宣试穿了。为了这件大衣，她儿媳也对她含笑地说过几句感谢话。

天永远是阴的，时而下小雨，时而雨停。可是马路始终没有全干过。有时路上布满泥浆，非常滑脚，人走在上面，很不容易站稳。人行道上也是泥泞的。半个月很快地过去了，汪文宣某一天上午去公司办公，刚走到十字路口就跌了一跤，把左边膝盖皮擦破一块，他忍住痛，一歪一拐地走到公司门口。还没有到办公时间。钟老坐在办公桌前，两眼望着路上行人，看见他进来，便问：“你怎么啦，跌了跤吗？”

他点点头，不答话，签了到以后就往楼梯口走。

“你请天假罢，不要把身体累坏了啊！”钟老关心地说。

他在楼梯口站住了，回过头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轻轻地答道：“你晓得的，我有多少薪水好扣啊！”

“这种时候，你还担心扣薪水！你还要替公司拚死命！你知道我们还能够在公司吃多少天饭！”钟老有点激动地埋怨道。

“有什么办法！我们既然吃公司的饭，”他疲倦地答道。他想笑，却笑不出声来。

“吃公司的饭？我们这个不是铁饭碗啊，”钟老冷笑道。

他吃了一惊，连忙走近钟老的办公桌，小声问道：“你听到什么消息吗？”

“日本人打下了桂林，柳州，来势很凶啊。听说总经理有过表示，要是敌人进了贵州，就把公司搬到兰州去，他已经打电报到兰州去找房子了。要是真的搬兰州的话，什么都完了。我们这般人还不是只好滚蛋！”钟老又发牢骚地说。

会有这样的事！他发呆了。他的眼前一片黑暗。他疲倦地摇着头说：“不会罢，不会罢。”

“也说不定。不过他们那种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就拿公司来说：一些人一事不做，拿大薪水；象你整天拚命卖力气，却只拿那么一点钱，真少得可以！”钟老还没有把话讲完，看见周主任大步走进来，便收了话头，低声对他说：“他今天怎么来得这样早！你上楼去办公罢。”

他没精打彩地上了楼。他走过吴科长的办公桌前，吴科长忽然抬起头把他打量了一下，看得他毛骨悚然。他胆颤心惊地走到自己位子前坐下，摊开那部永远校不完的长篇译稿，想把自己的脑子硬塞到那堆黑字中间去。“真没有出息啊，他们连文章都做不通，我还要怕他们！”他暗暗地责备自己。可是他仍然小心翼翼地做他的工作。

腿不断地痛，他的思想不能够集中，他不知道自己一上午干了些什么事。他想到家，想到这里的工作情形，想到刚才钟老的话。他好些天没有看报了。他个人的痛苦占有了他的整个心，别的身外事情再也引不起他的注意。过去，湘北战事爆发，长沙沦陷，衡阳苦战，全州失守，都不曾给他添一点苦恼。生活的担子重重地压着他，这几年他一直没有畅快地吐过一口气。周围的一切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人人都在对他说，世界大局一天一天地在好转，可是他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地更艰难了。

开饭的铃声惊醒了他，把他从那些思想的纠缠中救了出来。他仰起头吐了一口气。一个同事马上走到他面前，说声：“你签个字罢，”就摊开一张信笺在他的桌上。他吃惊地一看，原来是同事们发起的给周主任做寿的公启，每人名下摊派一千元。一千元，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踌躇一下，但是那个同事轻蔑地在旁边咳嗽了。他惶恐地立刻拿起笔签上自己的名字。同事笑了笑走开了。他站起来，觉得不仅左膝还在痛，连周身骨头都痠痛了。他勉强支持着走下楼去吃中饭。

在饭桌上同事们激动地谈论着桂、柳的失陷，和敌人的动向。他埋着头吃饭，不参加讨论，也不倾听他们谈论。他觉得浑身发冷，疑心是“摆子”发作了。他放下碗离开饭桌，钟老望见他，便走过来说：“你不舒服罢？你脸色很难看，下半天不要办公了。回家去睡个午觉也好。”

他感激地点一个头，回答道：“那么就请你替我请半天假罢；我自己也觉得精神不大好。”他走出门去。一辆人力车正拉到门前，车夫无意地看了他一眼。钟老在门内劝道：“你坐车回去罢。”

“不要紧，路很近，我可以慢慢走，”他回过头答道，便打起精神走下马路，到对面人行道上去。

他走得很慢。身子摇摇晃晃；头变得特别重，不时要往颈上缩。走路时左膝的伤处仍然在痛，他只好咬紧牙关，三步一停地埋着头走，终于走了一大段路。前面就是国际了。他忽然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分明是他的妻子在说话。他吃惊地抬起头。果然是她，她同那个穿漂亮大衣的年轻男子站在玻璃橱窗前，看里面陈列的物品。但是她马上跟着那个人进里面去了。她没有看见他，也不会想到他离她就只有三四步的光景。

他看到她的背影，今天她的身子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动人，她丰腴并且显得年轻而富于生命力。虽然她和他同岁，可是他看看自己单薄瘦弱的身子，和一颠一簸的走路姿势，还有他那疲乏的精神，他觉得她同他相差的地方太多，他们不象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这样一想，他感到一种锋利的痛苦了。那个身材魁梧的年轻男人使他苦恼。她和那个人倒似乎更接近，距离更短。她站在那个人旁边，倒使看见的人起一种和谐的感觉。他的心不安静了。他本来已经走过了那个咖啡店，现在又转回来，也站在橱窗前，看看里面放着些什么东西。大蛋糕、美国咖啡、口香糖、巧克力糖，真是五光十色。他们在看什么呢？——他想。“Happy Birthday”，蛋糕的奶油面上红花绿叶中间现出这两个红色的英文字。他忽然记起来还有半个多月便是她的生日。他们刚才在看的，是不是这个生日蛋糕呢？那个年轻男人在准备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吗？可是他自己呢？他又有什么礼物送给她？他不自觉地把手伸进衣袋里去。他掏出一把钞票来。他低头数了一数，一千一百几十元！这是他的全部财产。他明晚还得拿出公宴主任的份子钱一千元。他再看蛋糕，他看见了旁边一张白纸条，上面写着：“四磅奶油大蛋糕法币一千六百元”。他叹了一口气。他连一磅也买不起，多寒伧！他躲避似地掉开了头。他刚把身子转开，忽然想道：“他一定买得起的。”这个“他”指的是里面那个年轻人。这个思想伤害了他。他已经走过了咖啡店，又回转来，走进大门，站到玻璃货柜前，假装在看里面陈列的糖果点心，却偷偷地侧过头朝咖啡厅看去。树生正拿起杯子放到唇边小口地呷着，她的脸上带着笑容。妒忌使他心里难过。他又害怕她会看到他。他不敢再停留，便急急地走出了大门。

一路上他只觉得心在翻腾，头在燃烧，他担心自己会倒在这条倾斜不平的泥泞路上。他总算支持着到了家。

母亲系着围裙，立在方桌前挽起袖子洗衣服，抬起头惊讶地问他一句：“你吃过饭没有？”

“吃过了，”他疲倦地答道。他勉强地在母亲旁边站了片刻。

“你今天怎么回来得这样早？脸色又这样难看！你不舒服吗？”母亲吃惊地说，她把两只手从盆里拿出来，在围裙上揩干了。“快去睡下来，快去睡下来！”她半扶半推地把他送到床前。

“我没有病，”他还在解释，但是到了床前他再也支持不住，连鞋子也不脱，便倒下去。

“你把鞋子脱掉，舒服点，”母亲站在床前说。

他挣扎着刚要坐起来，马上又倒下去了，同时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

“你好好地睡，我给你脱，”母亲说着，真的弯下身子去解他的鞋带。他闭着眼睛躺在床上。母亲把他的两只皮鞋都脱掉了。她伸直身子带着痛苦的关心望他的脸。“我给你盖床毯子罢，”她又说，便把那幅叠好放在床脚的毛毯打开，盖在他的身上。

他睁开眼睛望着她，有气没力地说了一句：“我恐怕在打摆子。”他的脸色白得象一张纸，连嘴唇也是灰白的。

“你睡罢，你只管睡你的，等一会儿我给你吃奎宁，”母亲安慰他说。她脸上的皱纹显得更多了，头发也好象没有一根是黑色的了。她刚回到四川来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现在她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服，这些年她也苦够了。完全是他使她受苦的。可是她始终关心他，不离开他。“她真是好母亲啊，”他暗暗地称赞道。

后来母亲拿来三粒奎宁丸给他吞下了。她把剩下的半杯白开水放到方桌上去。

“妈，”他感激地唤了一声，泪水从眼角掉下来了，他望着他母亲，半晌说不出话。

“什么事？”母亲又走到床前俯下头亲切地问道。

“你真好……你对我太好了……”他断断续续地说。

“你睡罢，这些话等你好起来再说，”母亲和蔼地安慰他。

“我不要紧，”他摇摇头无力地说。他看见母亲并不注意听他的话，又解释道：“我只请半天假。明天他们公宴周主任，给他祝寿，我还要去参加。”

“你只请半天假？”母亲不以为然地说。“其实你可以多休息一天，不必担心扣不扣薪水。”

“我明天一定要去，不然他们会看不起我，说我太‘狗’，想赖掉份子钱，”他用力说，脸都挣红了。

“‘狗’不‘狗’是你自己的事，跟他们有什么相干？周主任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母亲气愤地说。她忽然又问一句：“你看见树生吗？”

“我刚才还看见她，”他不加思索地回答。

“那么她不陪你回家？她很可以请假回来看护你，她们当‘花瓶’的，不怕扣薪水。”她的妒忌和憎恨又被他那句话引起来了，她只顾发泄自己的怒气，却没有想到她的话怎样伤了他的心。

他呆呆地望着母亲，过了一会儿才露出微笑（多么痛苦的微笑！），自语似地小声说：

“她，她是天使啊。我不配她！”

母亲只听清楚他的后一句话，便气恼地接嘴说：

“你不配她？明明是她不配你啊！说是在银行办公，却一天打扮得妖形怪状，又不是去做女招待，哪个晓得她一天办些什么公？”

他不答话，只是痛苦地叹了一口气。

一〇

他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个下午。将近七点钟他才醒过来，躺在床上，没有一点力气，汗背心湿透了，冷冰冰地贴着背上的肉。他知道自己淌了不少的汗，便动一下身子，想把汗背心从肉上拉开，又想下床来找一件汗背心换过。可是他刚把身子一动，就觉得浑身痠痛，好象骨头全脱了节似的，他不由得发出了一声呻吟。

母亲走到床前，问他；“你醒来了？不舒服吗？”

这一晚没有停电，黄黄的电灯光涂在母亲的脸上，她的脸也带着病容。而且她显得多么孤寂，多么衰弱！

“还好，”他答道。他睁大疲乏的眼睛，在屋子里各处找寻。“她不在？”他失望地问道。

“她？你在说树生吗？”母亲轻蔑地说，“早晨出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过。”

“她也该回来了，”过了片刻，他才叹息道。

“是啊，她哪天不该早回来？”母亲气恼地接嘴道。她看见他不做声，便改了口问他：“你要不要吃点东西？”

“我不想吃，我不饿，”他说。

“吃点稀饭好不好，我给你煮的。家里还有皮蛋下稀饭，”母亲说。

“吃一碗也好，”他感激地说，勉强笑了笑。

母亲满意地转身走到碗橱前，拿了一个碗，又在门边小泥炉上瓦罐里舀了稀饭。

“究竟是自己的母亲好，”他小声对自己说。他的心不象先前那样空虚了。他正要拿出勇气抬起身子下床去，母亲已经把稀饭和皮蛋端过来了。她说：“你不要起来，就坐在床上吃罢。我给你拿着碟子。”她等他坐了起来，就把饭碗和筷子递给他，自己在旁边端了碟子守着他吃。

他并没有胃口，但是为了母亲的缘故，也勉强吃了一碗稀饭。他吃完饭，母亲又拿了脸帕来让他揩了脸，说：“你还是睡下罢，今天不要起来了。”

他听从了母亲的话，又躺下去。但是他不肯脱衣服，他还想醒在床上等候树生回来。

有人在敲门，离他躺下的时间不过十多分钟。母亲把门拉开。一个男人的影子闪进来，粗声说，“汪先生在家吗？曾小姐有信给他。”他惊了一跳。他听见母亲在问：“哪里送来的？”可是没有人回答，送信人已经退出去了。

他看见母亲手里拿着信，呆呆地立在房中，仿佛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似的，他忍不住，叫了一声“妈”。母亲立刻走过来，用一种不在意的口气对他说：“她送了封信来，不晓得又有什么事情。”她并不把信交给他，只顾自己咕噜道：“曾小姐？儿子都有十三岁了，还好意思叫小姐，真不害羞！”

“让我看看她写些什么话，”他说着，便伸出手去拿信，母亲只好把信递到他的手里。

他接过信，战战兢兢地拆开来读。是树生的亲笔，写着：

宣：

朋友约我参加今晚胜利大厦的舞会，我会回来很晚。请你不要等我，也不要闩上门。不必对母亲说我去跳舞，省得明天听她发一番陈腐议论。

妻即晚

他看完信，一声不响，信纸还捏在手里，他望着天花板，好象在思索什么事情。

“她信上怎么说？”母亲不能忍耐地问道。

“她在一个同学家吃饭，说是有事情，回来晚一点，”他声调平平地答道。

“什么事？还不是看戏，打牌，跳舞！你想她还有什么正经事情！我做媳妇的时候哪里敢象她这样！儿子都快成人了，还要假装小姐，在外面胡闹，亏她还是大学毕业，学教育的！”母亲咕噜地抱怨道。

“她倒并不打牌，”他不知道母亲这时候的心情，却只顾替他妻子辩护，他并没有想到他的辩护只会增加母亲对树生的恶感。

“不打牌？她不是打外国纸牌吗？你生病她也不赶回家来看一下，做太太的规矩也不懂！”母亲又说。

“她不晓得。如果晓得，她一定早回来了。其实我这并不算生病，”他继续替他妻子解释，他的眼前仿佛还晃动着她那张带笑的脸。

“你这个人心太软。她对你那样不好，你还要替她讲话。我说，她那些脾气都是你养成的。我要是你啊，她今晚上回来，我一定要好好教训她一顿，”母亲指着他的前额大声说。

“夫妻间吵架多了，也不大好。常常为了点小事会闹出大问题来的，”他小声答道。

“你怕什么，这又不是你错。明明是她没理，她不守妇道，交男朋友——”

他忍不住痛苦地呻吟一声。母亲吃了一惊，连忙把下面的话咽在肚里了。她俯下头看他，关心地问：“你怎么啦？”

他摇了摇头，过了半晌，才无力地吐出一句：“妈，她绝不是一个坏女人。”

母亲听到这句意外的答话，起初有点不懂他的意思，但是马上就明白过来了。她恼怒地说：“她不是坏人，那么我就是坏人！”

“妈，你不明白我的意思，”他着急地央求道。“我并不是在袒护她。”

“哪个说你袒护她！”母亲的脸上微微露出笑意来，她的怒气渐渐地消失了。“我看，她把你迷住了。”

“不是这样说，”他认真地解释道，“你们都是好人；其实倒是我不好，我没有用，我使你们吃苦。想不到我们现在会过这种日子，你自己烧饭……洗衣服……”他觉得一阵鼻酸，眼泪迸出来了。他呜咽着，再也接不下去。

“不要讲了，你好好睡罢。这不怪你。不打仗，我们哪里会穷到这样！”母亲温和地说，她心里也难过。她不敢多看他：他脸色那么难看，两边脸颊都陷进去了。他们初到这里的时候，他完全不是这样。她记得很清楚：他脸颊丰满，有血色。“听说战争明年可以胜利了，这倒好，不然大家都——”这句话是随便讲的，她这样说，只是为了安慰他。可是他不等她说完，便打岔道：

“妈，你说胜利？看着敌人就要打过来了，说不定我们马上就要逃难……”他说到这里又忽然担心起来。

“你听见哪个说的？”母亲吃惊地问，但是她并不害怕。“没有这样严重罢。他们都说日本人这次打湖南、广西，不过抢点东西。他们守不住，自己会退的。”

“那就好，”他带点疲倦地回答，母亲的话又使他心安了。他并没有自己的明确的看法，他觉得她的话也很中听。他又说：“我也弄不清楚，不过公司里有人在讲，时局不好，公司方面有搬到兰州去的意思。”

“兰州，那样远的地方！又不是充军，哪个肯去！住得好好的要搬家，那些有钱人胆子比耗子还小。日本人这两年炸都不敢来炸，哪儿还有本事打过来！”母亲只顾在咕噜，仿佛要把她对媳妇的不满（因为儿子的缘故，她忍了一半在心里）另外换一个对象尽量发泄出来。

“我也是这样想，不过这些事也难说，”他答道，他的眼光停留在母亲的脸上，仿佛在寂寞、徬徨中找到了一个支持。他感激地说：“妈，你歇一会儿罢。你太辛苦了。”

“我不累，”母亲又换了语调温和地答道，她在他的床沿上坐下来。

“你现在舒服吗？”她问他。

“好多了，”他答道。可是他觉得非常疲乏，却又没有一点睡意。

“这几年总算是熬过去了，以后不晓得还要过些什么日子。我担心的就是树生——”她埋着头一个人自言自语，说到树生这个名字，她的声音立刻低到除了她自己以外，再没有人听得清楚。但是“树生”这两个字他一定听见了，他半晌不开口，忽然小声叹了一口气，又把嘴闭上了。

母亲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又站起来，望了他一两分钟，看见他闭上眼不出声息，以为他睡熟了，便轻脚轻手地走出去。过了一阵她又进来，掩住门，不上闩，却端了一把椅子抵住门，关了电灯，然后回到她的小屋子去了。

他其实并不曾睡熟。他闭上眼睛，只是为了使他母亲可以放心地回到她的小屋去休息。他不能睡，他的思想活动得厉害，他前前后后想了许多事情，在那许多事情中间总有一张女人的脸在摇来晃去。她时而笑，时而哭，时而发怒，时而忧愁。他累极了，头痛起来，出了一身汗。他的耳朵始终在等着一个人的脚步声。

房间暗而不黑，从母亲的房里透出一线微光。他的眼睛看得清楚房门口的椅子。“她”为什么不回来？母亲在咳嗽，她还不睡！她老人家太辛苦了。时候应该不早了罢。

是的，街上二更的梆子响了。“她”快回来了罢。他注意地倾听着门外的声音。有声音了。老鼠在走廊上跑。并且房里也有老鼠了。她似乎跑到他的床脚就停住了。她在做什么？她在咬他的皮鞋吗？他那双穿了五个多月的皮鞋已经遭过两次难，鞋口被咬成象一只破碗的缺口似的。她再来光顾一次，他就无法穿它们上街了。每天晚上他临睡时，总得把皮鞋放到床下一口旧皮箱上面。今天他忘了做这件事，现在他不能静静地躺着不管。他连忙抬起身子伸手去拿皮鞋。老鼠一溜烟跑掉了。他不知道皮鞋究竟被咬着没有，但是他仍旧小心地把它们放在皮箱上。

他又躺下来。他对自己说：我应该睡了。可是刚闭上眼睛，他就觉得他听见了高跟鞋走上楼梯的声音。他连忙睁开眼倾听。什么也没有。“她”为什么还不回来呢？

他终于睡着了，不过并不是熟睡，他迷迷糊糊地过了十几分钟，便醒了。没有女人的脚步声。他又睡了，不久又醒了。他做着不愉快的梦。有一次他低声哭着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那时他母亲的房里已经熄了灯，他也无法知道时候的早迟。街上相当静。一个老年人用凄凉的声音叫卖着“炒米糖开水”。这声音是他听惯了的。那个老人常常叫卖一个整夜，不管天气怎样冷。这一次他却打了一个冷噤，好象那个衰老的声音把冷风带进了被窝里似的。

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熟习的高跟鞋走路的声音了。“她”到底回来了。

她轻轻推开门，走进屋子来，口里哼着西洋曲子，打开了电灯。

这时的电灯光非常强。他的眼睛被刺痛了，但是他还微微睁开它们偷看她。她的脸上带着兴奋的微笑。嘴还是那样地红，眉毛还是那样地细，脸还是那样地白嫩。她在屋子中间站了片刻，不知在想什么，忽然掉过眼光来看他。他连忙闭上眼睛装睡了。

她却慢慢地走过来，走到他的床前。他闻到一阵脂粉香。她俯下头看他，她替他盖好被。她发觉他没有脱外面衣服，便轻轻地唤他。他只好睁开眼睛，装着从睡梦中醒过来的样子。

“你不脱衣服就睡着了，你是在等我吗？”她亲热地含笑问道。

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她，却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说过叫你不要等，你怎么还等呢？”她说，不过她露了一点感激的表情。

“我也睡过了一觉，”他笨拙地答道。他心里有许多话，却没有勇气说出来。

“你没有把我的信给妈看？”她又问，声音更低。

“没有，”他摇摇头回答。

“她没有说什么？”

“她不知道，”他答道。接着他问了一句：“你今晚上跳得痛快罢？”

“痛快极了，”她得意地说，“我好久不跳了，所以兴趣特别好。我还是在朋友家里换过衣服去的，来不及回家了。”她昂起头，轻快地把身子旋转了一下。

“你跟哪几个人跳？”他问道，勉强装出笑容来。

“我跟几个人跳过，不过还是跟陈主任跳的次数多，”她愉快地说，但是她并不告诉他，陈主任是谁。

“啊”他答了一声。他想：陈主任大概就是那位同她在国际喝咖啡的年轻人罢，他痛苦地望着她那充满活力的身体。

“你好好脱了衣服睡罢，你对我太好了，”她温柔地对他一笑，安慰他说，便俯下脸去，轻轻地吻了吻他的嘴唇，又把柔嫩的脸颊在他的左边脸上紧紧地靠了一下，然后走到书桌前坐下来，对着镜子弄她的头发。

他轻轻地摸着左边脸颊，用力吸着她留下来的香气，痴痴地望着她的浓黑的头发。过了一会儿，他想道：“她对我并没有变心。她没有错。她应该有娱乐。这几年她跟着我过得太苦了。”他想到这里，便翻一个身把脸转向墙壁，落下了几滴惭愧的眼泪。

一一

第二天上午他起身比他妻子早。母亲要他在家多躺一天。他不肯。他说他精神很好，而且今天得去参加替周主任祝寿的公宴，他不去，同事们会以为他穷或者吝啬，会更加看轻他。母亲也放弃了她的主张。他陪着母亲吃了一碗昨夜剩下来的稀饭。母亲上街去买菜，他同她一块儿出去。那时树生还坐在书桌前化妆。

他们走出大门，母亲注意地看了他一眼，他不知道母亲怀着什么心思。两个人走了一段路，快要分手了，母亲忽然声音颤抖地唤着他说：“宣，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要为家庭牺牲你自己了。”

他皱了皱眉，过了一两分钟才低声说：“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你还不是一样吃苦？”

“可是她，她过得快活啊，上办公还要打扮得那样摩登，象去吃喜酒一样，”她忍不住爆发地说。

他低下头不出声。

“宣，我给你说，她跟我们母子不是一路人，她迟早会走自己的路，”她又说。

他停了半晌才回答一句：“她跟我结婚也已经十四年了。”

“你们那种结婚算什么结婚呢！”母亲轻蔑地说。

他觉得这句话很刺耳，心里不高兴，就闭紧嘴不再做声了。

母亲也不再说什么，他们分道走了。

他到了公司。还是钟老带着笑脸跟他打招呼。“你怎么不多休息一天？今天又来得这样早！”钟老说，一面用肥大的手摸自己发光的秃头顶。

“我没有什么病，我很好，”他笑答道。他在钟老的眼光和态度中看到了怜悯，那个老人在可怜他，可是他并不觉得受侮辱。他说了两句闲话，便走上楼去。

单调的工作又开始了。永远是那些似通非通的译文，那些用法奇特的字句。他没有权修改它们，他必须逐字校读。他坐下不过一点多钟，就觉得背上发冷，头发烧。他不去管它。“就为了几个钱啊！”他不时痛苦地暗暗念着。他勉强工作到十二点钟。

他并不想吃什么，可是他对自己说：“我至少应该吃一碗饭，我没有生病啊。”他便走下楼去，在饭桌旁坐下，他果然吃完了一碗饭。碾过的平价米在平日吃起来倒并不怎样难吃，今天却有点难下咽了。放下碗，他立在门前看街景，站了一会儿，他觉得毫无趣味，便回到楼上办公桌前去。

他坐在自己位子上随意翻了翻文件，又把看过的校样整理好。工友送了一封信来。他看信封上的字，便知道是小宣从学校里寄来的。他好象得到了一点安慰似的，轻轻吐了一口气。他把信拆开了：

……先生说：物价高涨，我们这期收的图书费、伙食费都不够。每个人还应该补缴三千二百元，说是多了以后还可以退回来。很多同学都缴了。我知道爸爸很苦，没有多的钱，不敢向爸爸要。不过先生又来催了，催得很厉害，说是不缴钱，今年不准参加学期考试。我只好向爸爸、妈妈要求。请爸爸、妈妈三天内把这笔钱寄到学校里来……

仅有的一点安慰也消失了。他的眼光停在那几行稚嫩的字迹上。“已经缴过两万多了，还要补缴，哪里来的钱！”他低声抱怨道。没有人注意他。

“学堂又不是商店，只晓得要钱怎么成！中国就靠那班人办教育，所以有这种结果！”他愤怒地小声骂道。信纸冷冷地躺在他的面前，不回答他。

“找树生商量，看她有没有办法，”他想道；“那么现在去。”

“现在不好，还是晚上罢，”他又想道，“她也许不在行里，我也累，不想多动。”

最后他把信纸折好放回在信封内，又郑重地把信封揣在衣袋里面。下半天的工作又开始了。

还是那些疙里疙瘩的译文，他不知道这是哪一个世界的文字。它们象一堆麻绳在他的脑子里纠缠不清。他疲乏极了。可是他不能丢开它们。他觉得浑身不舒服起来。他很想闭上眼睛，忘掉这一切，或者就伏在桌子上睡一觉。但是吴科长的严厉的眼光老是停留在他的脸上（他这样觉得），使他不敢偷懒片刻。后来他连头也不敢抬起了。

“天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我什么都忍受！什么人都欺负我！难道我的生命就该被这些纠缠不清的文字销磨光吗？就为了那一点钱，我居然堕落到这个地步！”他心里发出了这个无声的抗议。

然而没有用，这种抗议他已经发过千百回了。但是谁也没有听见，谁也不知道他起过不平的念头。当面也好，背后也好，大家喜欢称他做“老好人”，他自己也以老好人自居。好几年都是这样。

“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我以前并不是这样的。以前，我和树生，和我母亲，和小宣，我们不是这样地过活的。完了，我一生的幸福都给战争，给生活，给那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还有街上到处贴的告示拿走了。”他的眼光不停地在校样上面移动，他的思想却在另一个地方。

“我这是什么思想！我怎么改变到这个地步！贪生怕死，只顾自己！”他又这样地责备自己。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止不住要想：“要是胜利早一点到来，我应该有办法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是日本人已经深入广西……他们还说要攻取贵州——”

他不敢再往下想。事实上他也不能往下想了。他头痛得厉害。他拿左手按住他的前额，他还在发烧。发烧，没有关系，近年来他常常在下午发烧，他已经习惯了。反正他不会这么早就死去。况且他也没有考虑死活问题的余裕。那一对严厉的眼睛老是这么凶恶地望着他。“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至多我不吃你们这碗饭就是了，我哪一点不及你们！”他曾经这样想过。但是他离开这个吃饭地方，又到哪里去呢？他在这个山城里没有一个居高位或者有势力的亲戚朋友，这个小小位置还是靠了一位同乡的大力得来的。那是在他失业三个月、靠着妻子的薪金过活的时候。那位对他有好感的同乡已经到别的省份去了，他的唯一的希望也失去了。

“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他常常拿这句话来答复他心里的抗议，现在他又拿这句话来对付他的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好容易熬到了五点钟。他停止办公，倒在靠背椅上养养神，准备到广州大酒家去参加宴会。周主任是广东人，所以同事们今天挑选了一家广东菜馆。他到那里的时候，周主任和别的同事都到了，还没有入座，说是在等候总经理。大家在灯光明亮的厅子里兴高采烈地谈笑。只有两个人不讲话。他自然是其中的一个。他躲在一个角落里，缩在一把椅子上，用茫然的眼光望着众人，偶尔端起杯子喝一两口茶。

等了半点多钟，总经理坐着汽车来了。他一年中间见不到这位瘦得象猴子一般的大人物几面。大人物点着一根手杖庄严地走进来，众人一窝蜂地拥上去迎接，他多少带点惶恐地跟在大家后面。总经理带笑地道歉说：“对不起，我来迟了。”

“不迟，不迟！我们也是才来！”许多声音一齐说。他没有作声，他不想跟那位大人物讲话，那个人连看也不看他一眼。别的同事们好象也忘了他的存在似的，仍旧把他抛在角落里。

摆好了两桌酒席。就座的时候，大家客气地让坐，他默默地远远站着，那几个地位跟他的差不多的同事都有说有笑地坐定了。还是钟老招呼他过去，钟老给他保留了一个座位。

别人喝酒吃菜，兴致非常好。总经理和周主任坐在另外一席。他这一桌的同事们都过去敬了酒，就只有他一个人不曾去。除了钟老，谁都不理他，连小潘今天也不肯跟他讲一句话。他看不惯大家对总经理和周主任巴结的样子，那些卑下的奉承话使他发呕。这个环境对他太不相宜了，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多么需要安静。他们并不需要他，他也不需要他们。也没有人强迫他到这里来。可是他却把参加这个宴会看作自己的义务。他自动地来了，而来了以后他却没有一秒钟不后悔。他想走开，但是他连动也不曾动一下。

他一直是埋着头默默地喝酒。钟老偶尔对他讲两三句话，他也只是唯唯地应着。说是因为禁酒的缘故，茶房把黄酒斟在茶杯里冒充茶，免得警察来打麻烦。他现在真的把酒当作茶来喝了。没有人向他劝酒，可是他自己喝了好几杯。他知道自己酒量差，他想喝醉，想使脑筋糊涂，但是一直到席终他还是十分清醒。周主任却醉得只会傻笑，接连讲着一些不合身份的话。他趁着众人吵闹地纠缠在一起似乎在准备游艺节目的时候，一个人偷偷地溜走了。

他走出菜馆，到了冷静的街上，觉得有点冷，但是呼吸舒畅多了。他大步走着。

他急急地走到了家，欣慰地对自己说：“我还以为今天会生病，现在倒没有事了。”他上了楼。他的房门微微开着，母亲坐在方桌前做衣服，只有她一个人在等候他。房里没有树生的影子。

“你回来了？”母亲问道，她抬起头亲切地对他笑了笑。

“是，妈，”他答道。眼光还在找寻另外一个人。

“你今天没有不舒服罢。我倒担心了一天，我看你早晨出去的时候脸色不大好，”母亲说，就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上，又把眼镜取下来，揉了揉眼睛。

“我很好。妈，你不休息一下？晚上还要做东西？”他说。

她拿起刚才放在桌上的东西给他看：“我在给你做一件汗衣。今天理箱子，找出一段平价白布来。我看你汗衣短裤破得实在不象话，趁着我还能够动针线的时候给你做两套换一下。”

“妈，你也不能太累啊。这些东西缓点做也没有关系，”他感动地说；“我那两身旧的总还可以穿三五个月，以后我还可以买新的。”

“买新的？你那几个钱的薪水哪里买得了？这两年你连袜子也没有买过一双。你脾气也太好了。要是没有我累着你，你或许不会苦到这样。你从不想到你自己。这几年来你瘦得多了，看起来你好象过了四十岁的人，白头发也有了好多根了，”母亲说着，眼圈也红了。

“妈，你不要老想这些事，在这个年头谁不是过一天算一天，能够活下去就算好的了，”他叹了一口气说。“她没有回来过？”他忽然问一句。

“她，你说树生吗？她回来过，又出去了，说是行里有什么事，十点钟一定回来，”母亲答道。但是她马上又改变了语调添上两三句：“你看，就是她一个人舒服。家里事她什么都不管。一天就在外面交际。”她忽然望着他，关心地说：“你今天又吃了酒了，吃得不多罢？你身体差，不宜多吃酒啊。”

“我喝得不多，”他答道，又叹了一口气。他觉得不舒服极了，头晕，心和喉咙都象被什么东西在搔着一般。他打算去倒一杯开水来喝，刚走一步，身子就向右边歪了一下，仿佛要倒下去似的。他连忙站定，但是身子又接连摇晃了两下。

“你怎么啦？”母亲惊问道，便站起来。

“我喝了两杯酒，”他勉强笑了笑。母亲走到他的身边要搀扶他。他摇着头让开身子，接连说：“不要紧，不要紧。我没有醉。”

“那么你早点睡罢，”母亲说。

“不，我不想睡，我要等她回来。”他说着，在书桌前那把藤椅上坐下了。

“你要等她？你晓得她什么时候回来？”

“你不是说她十点钟回来吗？”他反问道。

“她的话相信不得。你还是睡罢。”

“好，我睡，我先躺一会儿也好，”他说着就站起来。

当——当，——当——当，当——当。预行警报的钟声响了。

“警报罗。妈，你躲一下罢，我今天不想走，”他说，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你不走，我也不走。你还是躺一下罢，横顺还没有放‘空袭’，”母亲镇静地说。

整个楼房里本来相当安静，现在突然活动起来了。到处都是人声，脚步声，还有关门的声音。街上有人在跑，还有更多的人在叫唤，在讲话。

“××，你不走啊？”隔壁有人在大声问。

“我不走，敌机不会来，何必多此一举，”另一个人答道。

“这两天快打到贵州来了，说不定敌人会来一次大轰炸，至少可以扰乱人心。我得到银行界的消息，昨天贵阳炸得厉害，连报上都不敢登。我劝你还是去躲一下罢。”

“那么出去走走也好，我们就一路走。”

接着是关门和走路的声音。虽然中间还隔着一段走廊，但是薄薄的木板壁很容易传声。他们的谈话被这母子两个人听见了。

“妈，你还是走罢，”他恳求道。

“不要紧，现在才是预行，”母亲慢慢地回答。

过了几分钟，空袭警报的汽笛声突然尖锐地响起来。

“妈，走得了，”他催促道。

“我等到放‘紧急’再走，”母亲答道，她仍旧安静地坐着。

“我看还是早点走好，迟了怕来不及进洞了，”他有点着急地说。母亲不曾回答。他忽然站起来，又说：“那么我们一块儿走罢。”

“敌机不见得会来，走一趟太吃力，我看还是等到放‘紧急’再走好，”母亲固执地说。他不作声了。母亲又说：“就是炸死了，也没有关系。我们象这样过日子，还不如炸死好。”

“妈，你不要这样说，我们没有抢过人，偷过人，害过人，为什么我们不该活呢？”他悲愤地说，他又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门推开了，一个女人走进来。“你们还没有走！”树生惊喜地说。

“你不去躲警报，怎么还跑回来？”他站起来迎着她问道。

“我回来给你送防空证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你的防空证也放到我手提包里面了，刚才发觉了，特地赶回来送给你，”她含笑说道，一面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卡片递到他的手里。

他感激地对她笑了笑，接过防空证揣在衣袋里，又从那里拿出一封信来。他说：“其实我还没有想到防空证上面去。要是不发紧急警报，我们就不躲了。”

“现在走罢，”树生含笑地催他；“早点进防空洞好些，”她又望着母亲说。

“我不走，我不信就会炸死，”母亲板起脸赌气似地说。

树生碰了钉子，怔了一下，但是马上又装出笑脸对他说：“你呢，你也不怕死吗？”

“我很累，我不想走，”他疲倦地答道。

“那么我一个人走了，”她仍然装出笑脸说，便掉转了身子。

“树生，”他想起手里捏的一封信便唤了一声。

她回转头来。他把捏信的手伸向她，一面说：“小宣来的信，他们学堂又要他补缴三千两百块钱。你看罢。”

她走回来，接过信封，取出信笺来看了一遍。她用轻快的声音说：“好的，我明天给他寄三千五百块钱去。”她把信放在手提包里，又往外面走。

“你不为难吗？”他问了一句。

“不要紧，我可以向行里借。我总比你有办法，”她不在乎地答道，接着又问他一次：“你不去躲吗？”她看见他在迟疑，就一个人匆匆地走出去了。

“你看，她好神气，也是你才受得了！”母亲气愤地说。这时高跟鞋的声音还在走廊上响。

“不过小宣的学费也亏她。不是靠她，小宣早就停学了。我这个爸爸真不中用，”他叹息地说。

“要是我，我宁肯让小宣停学，”母亲咬着牙说。

他觉得有一口痰贴在他的喉管上，他用力咳嗽，想把痰咳出来。

“我给你倒杯开水，你忍住一下，”母亲说。等到她把开水端来，他已经把痰吐在地上了，不仅地上，他的左手背也溅了些。他看见痰里的血丝，心中一冷，连忙把手背在衣服上擦，又用脚把地板上的痰也擦去了。

“好罗，咳出来就好了，”母亲安慰他说，一面把杯子递给他。

他接过杯子，大口地喝了几口，然后勉强装出笑容，回答道：“是，我现在好多了。”他把杯子放到方桌上去，又说：“我累得很，我想睡一会儿。”

“那么你不要脱衣服啊。万一放‘紧急’，跑起来也方便些，”母亲叮嘱道。

他含糊地答应着，已经走到床前和衣倒下来了。就在这一刻，他的精神和体力似乎完全崩溃了。在昏迷中他觉得母亲来给他盖上了棉被。

一二

他不肯让母亲和妻子知道他吐血的事。第二天他居然支持着到公司去办公。晚上睡得不好，精神相当差。仍旧是那单调的工作和纠缠不清的译文，周主任的厌恶的表情、吴科长的敌视的眼光和同事们的没有表情的面孔。他忍受着。他捱着时刻。他的心并不在纸上。他也弄不明白自己究竟校出了多少错字。听见开饭的铃声，他放下笔，轻轻叹一口气，他仿佛就是一个遇赦的犯人。他的胃口还是不好，他吃得少，也不讲话。他觉得全桌的眼光都带着怜悯在看他，他不安起来。好容易放下碗，他又象得救似地嘘一口气，离开饭桌。他不敢看旁人，也没有谁理他。

他回到楼上，又在办公桌前坐下。他并不看校样。还没有到办公时间，他用不着多耗费他那有限的精力。他的眼光茫然地朝四处看。除了白茫茫的一片外，他似乎什么也看不见。他疲倦，脑筋也较往日迟钝，眼皮渐渐地往下垂，头越来越重。他睡着了。

同事们的笑声惊醒了他。他连忙坐正。脑子里还装了一些古怪的影子。他从悲欢离合的梦中醒过来了。他还有一种怅惘的感觉。

办公时间近了。周主任和吴科长都不在，同事们高兴地讲着笑话。忽然一个同事提起战局，另一个同事跟着报告昨晚得到的消息。空气立刻紧张起来。日本人不停地向这里前进，没有人挡住他们。据说敌人已经到了宜山。

“报上都没有说，你知道！不会有这样快！”汪文宣暗暗地驳斥道，但是他只敢在心里说。

“不见得罢。怎么你的消息倒这样灵通？报上还说这两天前方战况很好，”小潘插嘴说。

“你相信报纸？你晓得报上每天有多少检查扣掉的新闻？”那个消息灵通的同事反驳道。

“是啊，这两天情形的确不妙，我有个亲戚在贵阳住家四年了，现在也要把全家搬过来，”另一个同事说。

“这算什么！我有个朋友已经定了飞机票就要搬家到兰州去罗。要逃索性彻底一点，”又一个同事说。

“所以我们公司要搬兰州，这就是彻底啊，”消息灵通的同事说。

“你去吗？”小潘问道。

“我去？恐怕公司不会要我们这班小职员去罢。你还存这个希望吗？”消息灵通的同事说。其实这个同事不能算是小职员，他是出版科的科员，进公司时间久，底薪也比汪文宣的高得多。

“不要我们，总得发一笔遣散费。多支三个月薪水也好，”小潘满不在乎地说。

“三个月？我看至多也不过两个月。拿到那一点钱有什么用？逃难不够用；不逃难更不够用。况且这种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机关——”消息灵通的同事说到这里，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连忙咽下以后的话，同时做出一个可笑的怪相。

周主任来了。整个楼面立刻静下来。小潘也悄悄地回到楼下去。下半天的工作开始了。

汪文宣不出声息地坐在办公桌前。他觉得自己还是在梦中。他的眼睛看不见面前摊开的校样。同事们的谈话占据了他的整个脑子。逃难，遣散，这不就是他的毁灭吗？还有他的家庭。湘桂撤退的惨剧，他从别人口中听到的一切，他又是一个这么不中用的人！要是真的到了那一天……？他一身发冷。他不敢再往下想，却又不能制止自己。他越想，心越乱。他翻过了两张校样，却没有把一个字装进脑子里去。工作，他已经不关心了。周主任的表情和吴科长的眼光，他也不再关心了。他仿佛听见一个熟习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说：毁灭！他被人宣告了死刑。他没有上诉的心思。

他昏昏沉沉地过了半点钟光景。他觉得周身不舒服，头忽然发起烧来。头有点晕。几分钟，十几分钟，半点钟，一点钟以后，热度还没有退。“一定是肺病，我昨晚还吐过血！”他断定道。“没有关系，我反正要死。”他安慰自己。心稍稍安定了。他不再象先前那样地害怕了。他却另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我死，我一个人死，多寂寞啊，”他想着，他恨不得马上跑回家中，抱着母亲，抱着妻，抱着小宣痛哭一场。

到下班的时候，他已经不发烧了。他觉得精神稍微好一点，慢慢地走回家去。

母亲在家里煮好饭等待他。她用慈爱的调子同他谈话，问他这一天的工作情形。吃饭的时候，母亲谈起树生，又发了一通牢骚。他唯唯地应着，他觉得母亲的话有道理，同时又觉得树生并没有错。

“晚饭她既然不在行里吃，就应该回家来吃。你亲眼看见的，她一个月有几天在家？不是去找情人还有什么事！”母亲收拾饭碗的时候，终于忍不住这样地直说了。

他不作声。他不相信母亲的话。但是母亲的话使他痛苦。永远是这样的控诉，仇视。“为什么不让我安静？既然你爱我，为什么不也爱她呢？你知道我多么离不开她！”他想道。但是他不敢把这答话说出来。“离不开她”四个字伤了他自己，使他感到寂寞。寂寞中又夹杂了一点焦急不安。他默默地站起来，轻轻咬着嘴唇，在屋子里走了几步。

“你没有事，要不要去看电影？我们究竟是读书人，再穷也该有娱乐啊，”母亲做完事情，过来对他说。

“我累得很，不想出去了，”他懒懒地答道。过了半晌，他又带着苦笑加上两句：“现在读书人是下等人了。看电影看戏，只有那班做黑货白货[1]生意的人才花得起钱。”

树生推开门进来。

“你吃过饭吗？”他惊喜地问道。

“吃过了，”她含笑地答道；“我本来想赶回家吃饭的，可是一个女同事一定要请客，不放我回来。今天行里出了一件很有趣的事，等一会儿告诉你。”

“她笑得多灿烂，声音多清脆！”他想道。可是母亲只含糊地应一声，就走进小屋去了。

她换衣服和鞋子的时候，电灯忽然灭了。他慌忙地找寻火柴点蜡烛。

“这个地方真讨厌，总是停电，”她在黑暗中抱怨道。

蜡烛点燃后只发出摇曳的微光。满屋子都是黑影。他还立在方桌前。她走过来，靠着方桌的一面坐下。她自语般地说：“我就怕黑暗，怕冷静，怕寂寞。”

他默默地侧过头埋下眼光看她。过了几分钟，她忽然抬起头望着他，说：“宣，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话？”

“我怕你累，你休息一会儿罢，”他勉强做出笑容答道。

她摇摇头：“我不累，行里工作不重，我们又比较自由，主任近来对我很好，同事们都不错。就是——”她停顿一下，忽然改变了语调，皱了一下眉头。“我在外面，常常想到家里。可是回到家里来，我总觉得冷，觉得寂寞，觉得心里空虚。你近来也不肯跟我多讲话。”

“不是我不肯讲话，我怕你精神不好，”他惶恐地分辩道。这不是真话，事实是：他害怕讲多了会使她不高兴，并且每天他和她见面的时候并不多。

“你真是‘老好人’！”她带笑地责备道。“我一天精神好得很，比你好得多，你还担心我！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常常想到别人却忘了你自己。”

“不，我也想到自己，”他笨拙地辩道。

母亲的房里没有声息，烛光摇晃得厉害，屋角的黑影比先前更浓。从二楼送来一个小孩的咳嗽声和哭声。窗外索索地下起小雨来。

“我们打两盘bridge罢，”她忽然站起来，兴奋地提议道。

他很倦，他不想玩“桥牌”。可是他立刻答应了，并且去把纸牌拿来，放到方桌上。他坐下来洗牌发牌。

他看得出来她的兴致愈来愈差。他自己对玩牌更少兴趣。刚玩了两副，她忽然厌倦地站起来说：“不打了，两个人打没有趣味。而且看不清楚。”

他默默地把纸牌放进盒子里，低声叹了一口气。他注意到烛芯偏垂在一边，烛油流了一大滩在方桌上。他找着剪刀，把烛芯剪短了。

“宣，我真佩服你，”她站在方桌前看他做着这一切，忽然用激动的声音说。他惊讶地抬头望着她，不明白她的意思。“你真能忍耐，什么你都受得了，”她带着抱怨的调子继续说。

“不忍受又有什么办法？”他带着凄凉的微笑答道。

“那么你预备忍到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

“我烦得很。宣，你说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不过这种生活？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过得好一点？”

“我想，总有一天，等到抗战胜利的时候——”

她不等他说完，便摆了摆手打断他的话头：“我不要再听抗战胜利的话。要等到抗战胜利恐怕我已经老了，死了。现在我再没有什么理想，我活着的时候我只想活得痛快一点，过得舒服一点，”她激动地甚至带点气愤地说。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过了半晌他才吐出一句话：“这要怪我没有出息。”这句话是用痛苦和抱歉的调子说出来的。

“怪你有什么用？只怪我当初瞎了眼睛，”她烦躁地说。话刚出口，她的心就软了，但是她要咽住话已经来不及了。每个字象一根针似地刺进他的心。他捧着头，默默地用他的十根手指抓他的头发。她连忙走到他的身旁，温柔地说：“原谅我，我的心乱得很。”她把他的右手从头上拿下来，紧紧地捏在自己的两只手里，捏了许久。她忽然觉得一阵心酸，便放开了它，走到窗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1]黑货：指鸦片烟；白货：指大米。

一三

他继续过着这样的平凡、单调而痛苦的日子。是什么一种力量支持着他那带病的身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每天下午发着低热，晚上淌着冷汗。汗出得并不太多。他对吐痰的事很留心，痰里带血，还有过两次。他把家里人都瞒过了。母亲只注意他的脸色，她常说：“你今天脸色又不好看了。”他照例回答她：“我觉得倒还好。”母亲痛苦地看他一眼，也不再说什么。她不会知道他的心。有一次妻在旁边听见母亲讲起他脸色怎样的话，妻冷冷地插嘴说：“这两年来他脸色哪一天好看过！”妻说的是真话。但是妻也不知道他的心。关切，怜悯——她们能够给他的就只有这一点点。母亲似乎比妻更关心他，母亲似乎更少想到她自己。但是连母亲也减少不了他内心的痛苦。

“活着好，还是死好？”他常常偷偷地想着，尤其是在办公的时候。他觉得“死”就在前面等他。周主任的表情和吴科长的眼光似乎在鞭策他走向着“死”。他回到家中，母亲的关心和妻的怜悯并不曾给他多大的安慰。母亲喜欢诉苦，妻老是向他夸耀丰富的生命力，和她的还未失去的青春。他现在开始害怕看母亲的憔悴的愁容，也怕看妻的容光焕发的脸庞。他变得愈不爱讲话了。他跟她们中间仿佛隔着一个世界。她们关心地望着他或者温和地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总要在心里说：“你们不了解。”她们的确不了解。她们也许觉得他有时会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她们，但是她们并没有特别担心。母亲或许担心，可是她的叮嘱和询问（叮嘱他小心身体，问他是不是有病）反而增加他的害怕和痛苦。“她就要看出来了，”他对自己说，他更加小心起来。有一次母亲谈起他的身体，妻立刻接口说：“让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妻还掉过眼睛来看他，这次是真诚的要求：你去一趟罢。“我很好，我很好，”他慌张地答道。“去检查一次究竟稳当些，”妻说。他不直接回答她，停了片刻，他才有气无力地自言自语：“现在看病吃药住医院都要花钱。象我们这种人只要有饭吃，就算是有福气了。他们说湘桂路上不晓得饿死多少人。”

母亲愤愤不平地叹了一口气。妻想了想，才说：“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也会象他们那样。不过我们活着的时候，总得想办法。”她皱着眉头，脸上掠过一个阴影。但是阴影立刻散去了。她的脸上不留一点忧郁的表情。

“想办法？我看拖到死都不会有办法，前年说到去年就好，去年说到今年就好，今年又怎么说呢？只有一年不如一年！”母亲终于在旁边发起牢骚来了。

“这要怪我们这位先生脾气太好罗，”妻带了点嘲笑的调子说。

母亲变了脸色，接着说：“我宁肯饿死，觉得做人还是不要苟且。宣没有一点儿错。”

妻冷笑了两声，过了两三分钟又自语似地说：“我看做人倒不必这样认真，何必自讨苦吃！”

“这是我甘心情愿。无论如何，做一个老妈子，总比做一个‘花瓶’好，”母亲气冲冲地说。

“妈，不要说了，树生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并没有不同，”他连忙插进来劝解道，他害怕再听她们的争吵。

“不同，完全不同！”妻挣红脸用劲地说。“现在骂人做‘花瓶’，已经过时了……”

“树生，你不要多说。都是我不好，连累大家受苦，也怪不得妈，”他着急地向妻央求，拉开她。他又低声对她说：“妈上了年纪，想不通，你让她一点罢。”

“哪里是她想不通，明明是你想不通！”妻气恼地骂他，但是声音不大，她坐到床沿上不再作声了。

“当然啊，现在人脸皮厚了，什么都不在乎了，”母亲还在一边嘲骂道。

他正要过去安慰母亲，忽然听见有人在唤“汪先生，汪太太”。他吃惊地向房门那边看去。隔壁的张太太苍白着脸立在门前。

“张太太，请进来坐，”他连忙招呼道，妻和母亲也跟着向那个女人打招呼。

“汪先生，你看这里不要紧罢？我真害怕，要是逃起难来，我们外省人简直没有办法，”张太太刚刚坐定，便惊恐地睁大两只眼睛说。

他没有答话，倒是妻先说了：“我看不要紧。外面谣言很多，我就不去理它。”

“谣言？你听到什么谣言？”他惊问道，他的心突然跳得很厉害了。

“说是日本人已经到了南丹，逼近贵州了。行里同事都是这么说，”妻相当镇静地回答。

“我听说已经进了贵州啊。我们张先生的机关在准备搬家。不过我们小职员是跟不去的。以后怎么办呢？汪先生，你是本地人，你要照料我们啊！”张太太用了惊恐、焦急的声调央求他。

他心里想：你还找我，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可是他却答道：“好，我一定帮忙。”

“我们想到乡下去躲一下，最好你们去哪里，我们也一起去，”张太太又说。

“现在就去躲？还早罢。张太太，你不要怕。到那个时候总可以想办法，”妻微笑地安慰那个带病容的年轻女人。

“我就是说，将来万一要逃难。汪太太，汪先生，老太太，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啊。我去告诉我们张先生。他听见也就放心了，”张太太站起来，说着感激的话，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多坐一会儿罢，”妻挽留道。

“不坐啦，不坐啦，”张太太一面说一面往房门外走。

客人走后，房里三个人沉默了两三分钟，母亲忽然发问：“宣，真的要逃难吗？”

他的心跳得厉害，他不敢回答。

“不会的，不会坏到这样，”妻接嘴说，她的脸上现出平静的笑容。

但是第二天妻下班回来，就皱着眉头对他说：“今天消息的确不大好，说是连独山也靠不住了。又说贵阳天天有警报。”

“那么我们怎么办？”母亲张皇地插嘴问道。

“除了等着日本人打过来，也没有别的办法，”他断念似地说，又凄凉地笑了笑。他并不害怕，他只有一种疑惑不定的感觉。死，活，灾难对他并没有什么区别。要来的事反正会来，他没有力量挡住它。不来的，更用不着害怕它。

“我们不能等死啊，”母亲焦急地说。

妻怜悯地笑了：“不会到这样地步。该走时大家都会走开。今天还有个同事约我到乡下去暂避一下，说是怕敌人来个大轰炸。我也没有答应。”

“你自然比我们有办法，”母亲生气地嘲讽道。

“也许罢，我高兴走的时候，我总走得了，”妻故意做出得意的神气答道。

“可是小宣呢？可是小宣呢？我跟宣两个人你可以不管，小宣是你亲生的儿子，你不能丢开他啊！”母亲挣红脸，大声说。

他的眼光轮流地望着这两个女人的脸。他想说：“我都要死了，你们还在吵！”可是他不敢说出来。

“小宣有学校照顾他，用不着你们操心，”妻冷冷地说。

“好的，这样你可以跟着男朋友到处跑了。我从没有见过象你这样的妈！”母亲咬牙切齿地骂道。

“对不起，我不是你那样的人，我也不想活到你那样的年纪，”妻开始变脸色，大声回答。

“树生，你就让妈多说两句罢，都是一家人，何必这样！说不定过两天大难一来，大家都会——”他忍耐不住，终于痛苦地高声说了。他觉得头痛得厉害，便闭上嘴咬紧了牙齿。

“我并不要吵，是你母亲吵起来的，你倒应该劝劝她，”妻把头偏向一边，昂然说。

“我不要听你那些花言巧语，”母亲指着妻骂道。

“你们吵罢，你们吵罢，”他气恼地在心里说。她们的声音在他的脑子里撞击，他觉得他的头快要炸开了，他再不能忍耐下去。他默默地走向房门。她们不理他。他走出门，一口气跑下楼去。

他走在人行道上，脑子里还是乱烘烘的。夜的寒气开始洗他的脸，他的脑子渐渐地清醒了。

“到哪里去呢？”他问自己，没有回答。他无目的地走着。他又到了那个冷酒馆的门前。

“你应该使自己忘记一切，”好象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说。他朝那个小店里面望。桌子都被客人占据了。只有靠里那张方桌比较空，只坐了一个客人，穿一件旧棉袍，头发长，脸黑瘦。那个人埋着头喝酒，不理睬旁人。“我去拼个位子，”他低声自语道，就走进去，在那个人的对面拉开板凳坐下来。

“来一杯红糟！”他大声说。堂倌送来一杯酒。他马上端起杯子，大大地喝了一口。酒进到肚里，一股热气冒上来，他受不住，打了一个嗝。

“文宣，”对面那个客人忽然抬起头来看他，唤他的名字。他呆呆地望着那张带病容的黑瘦脸，一时认不出是谁来。

“你认不得我？你吃醉了吗？连老同学——”那个人痛苦地笑了笑。

“柏青！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他睁大眼睛，吃惊地说，打断了那个人的话。相貌全变了，声音也哑了，两颊陷进那么深，眼里布满了血丝。围着嘴生了一大圈短短的黑胡子。“你做了什么事？还不到一个月！”他问着，他有点毛骨悚然了。

“我完了，我已经死了，”那个人嘶声回答，还勉强做出笑容，可是他笑得象在抽筋似的，牙齿黄得可怕。

“不要这样说，柏青，你是不是生过病？”他关心地问，他忘记了自己的苦恼。

“病在这里，在这里！”那个人用手指敲着前额说。

“那么，你不要喝酒了，快回家去休息，”他着急地劝道。

“我要吃，吃了酒才舒服啊，”那个人狞笑地答道，却并不去动面前的酒杯，那里面还有大半杯酒。

“那么你快喝干，好回家去，”他催促道。

“家！我哪里还有家？你要我到哪里去？”那个人冷笑说。

“你住的地方，我陪你回去，”他说。

“我没有住的地方，我没有，我什么也没有，”那个人生气地答道，突然端起杯子，把酒一口喝光了。“痛快！痛快！”他大声说。“我白读了一辈子书，弄成这种样子，真想不到！你知道我住在哪里？有时候我睡小客栈，有时候我就睡马路，我还在你们大门口睡过……”

“你喝醉了，不要多说，我们走罢，”他截断了那个人的话，一面站起来叫堂倌来把两个人的酒钱收了。他拉着那个人的膀子，接连说：“走，走。”

“我没有醉，我没有醉，”那个人不停地摇头说，不肯站起来。

“那么我们找个地方喝茶去，”他说。

“好罢，”那个人站起来，身子摇摆一下，又坐下了。“你先走罢，我多坐一会儿，”那个人痛苦地看了他一眼，有气无力地说。

“那么到我家去坐坐，树生还一直记挂你的太太，”他温和地说，刚说出“太太”两个字，他马上明白自己说错了话，便闭上嘴不作声了。

“你看我这样子怎么能到你家里去！”那个人说，两腮略略动了一下，接着埋头看看自己的胸膛，右手五根手指在旧棉袍的油腻的前胸上敲了两下：“我穿这样的衣服。”摸摸下巴：“我这样的脸貌。”又摇摇头：“不，我不去。我已经死了，你的老同学唐柏青已经死了。我为什么还要管这些？穿什么衣服，住什么地方，跟朋友有什么关系呢？朋友们都不理我，也好，横竖我已经死了，死了。”最后勉强笑了笑：“你回去罢，不要理我。啊，刚才你还说，你们都记挂我内人。你们都记得她，我怎么能够忘记她！”

汪文宣掉转头看了看四周，几张桌子上客人的眼光全向着他的同学。他脸红了。

“快走罢，那些人都在看你，”他低声催促道。

“看我？让他们看罢，我们都是一样，”那个人抬起头望着他，两眼射出一种类似疯狂的眼光，“到冷酒馆来吃酒的就没有一个快活的人。你也一样。”汪文宣听见这句话，忽然打了一个寒噤。他仍旧低声在催促：“不要说了，我们走罢。”

“势利，势利，没有一个人不势利！”那个人只顾自己地说下去。“我把人看透了。我那些老朋友，一年前我结婚，他们还来吃过喜酒的，现在街上碰见，都不理我了。哼，钱，钱！”勉强做出轻蔑的笑容。“没有人不爱钱，不崇拜钱！我这个穷光蛋！你死罢，最好早点死，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好！”忽然站起来：“我跟你去看看大嫂。我内人活着的时候就说过要到府上去拜望大嫂，现在……”说不下去开始抽泣了。

汪文宣拉着那个同学的膀子走出了酒馆。两个人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同学忽然站住，说：“我不去了。”

“那么你到哪里去呢？”他问。

“我也不知道。你不要管我，”那个人坚决地说。

“柏青，这样不行，你到我家里去住一晚罢，”他同情地劝道，又把那个人的膀子拉住。

“不！不！”那个人摇头说。

“柏青，你不能这样，你该记得你从前的抱负，你振作起来罢，”他痛苦地大声说。他只想哭。

他们又往前走了几步，刚刚要转进他住的那条街，那个人忽然固执地大声说：“不，我要走。”又说：“你放我！”挣脱了他的手，那个人就跑下马路朝对面跑去。

“柏青！柏青！”他失望地唤着。他要跑过去追那个人。他听见一阵隆隆的声音，接着一声可怖的尖叫。他的眼睛模糊了，他仿佛看见一辆大得无比的大卡车在他的身边飞跑过去。

人们疯狂地跑着，全挤在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十字街口马上围了一大群人。他呆呆地走过去，站在人背后，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觉得一个可怖的黑影罩在他的头上。

“好怕人！整个头都成了肉泥，看得我心都紧了，”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说。

“我说象这样的地方，根本就不应该行驶卡车。这个月辗死好几个人了。前天在小十字辗死一位年轻太太，那才惨！车子也是逃掉了，还跌伤一个警察，”另一个声音说。

他醒了过来。他明白了。他恐怖地、痛苦地叫了一声。但是他的喉咙哑了。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他一脸。他心里难过得厉害。他浑身发冷。

他悄悄地离开人群走回家去。没有人注意他。只有一个声音伴送他到家。那个熟习的声音不断地嚷着：“我完了，我完了。”

他推开房门。电灯相当亮。妻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看书。她放下书抬起头看他，脸上现出惊喜的表情，亲热地问了一句：“你又到冷酒馆去了？”

他点点头，过了一会儿，才费力地吐出一句：“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可怕的梦。”

母亲从里屋跑出来，大声说：“宣，你回来了！”

“什么梦？你怎么了？休息一会儿罢，”妻温和地说。

他想答话。但是那声可怕的尖叫还在他的脑子里震响。他的精力竭尽了，他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来。他努力支持着。两对急切、关怀、爱怜的眼睛望着他，等待他的答话。他一着急，嘴动了，痰比话先出来，他的心在燃烧。

“血！血！你吐血！”两个女人齐声惊呼。她们把他搀到床前，让他躺下来。

“我完了，我完了，”他迷迷糊糊地念着那句可怕的话，脑子里还响着那声尖叫，眼泪象水似地流下来，他觉得他再没有力气挣扎了。他顺从地闭上了眼睛。

一四

他一晚上不停地做着可怕的梦。早晨醒来，他疲倦，发烧，四肢无力，心神不安。

母亲和妻不再争吵了，她们一样亲切地看护着他。下午医生来给他诊病。是一位中医，还是妻去请来的。妻相信西医，主张请大川银行的医药顾问，可是母亲坚持着请中医。他不愿意得罪母亲，妻也只好让步。她到他服务的图书公司去替他请了病假，又到大川银行去为自己请一天假，然后去请医生。医生张伯情是他母亲的一位远亲，在这城里行医三四年，也还有一点名气，每次到他们家来诊病，除了车费外，并不另收诊费。他自己因为这个缘故，更赞成请中医诊病。“西药多贵！只要少花钱就好！我哪里来那些钱呢？”他这样想道。

医生是一个和善的老人，仔细地把着脉，问着病情，又用温和的调子安慰病人和家属，说这是肝火旺，又加上疲劳，并不是肺病，养息几天就会慢慢地好起来。

妻不大相信医生的话，母亲却很相信。他则是将信将疑。但是无论如何医生使他们三个人都心安了。他渐渐觉得中医也很有道理。“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地看病吃药，怎么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呢？”他安慰自己地想着，他又看见了一线希望，死的黑影也淡了些。

妻出去买了药回来，母亲拿来煮给他吃了。吃过药，他睡了一觉。他睡得不好，老是觉得透不过气来。

傍晚时分，他的热度加高，他又落进了可怖的梦网里。庞大的黑影一直在他的眼前晃动，唐柏青的黑瘦脸和红眼睛，同样的有无数个，它们包围着他，每张嘴都在说：“完了，完了。”他害怕，他逃避。他走，他跑。多么疲倦！但是他不能够停住脚。忽然他走进了荒山。他看不见人影。他也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天黑了。他在黑暗中摸索。好累人的旅行啊！忽然他看见了亮光，忽然四周的树木燃烧起来。到处是火。火燃得很旺，火越逼越近。他的衣服烤焦了。他不能忍受，他嘶声大叫：“救命！”

他醒了。他躺在床上，盖着棉被，一身都是汗，口里发出痛苦的呻吟。

“宣，你怎么啦？”妻坐在床沿上，埋下头唤他。“你心里难过吗？”她温柔地问。

他叹了一口气，望着她，并不回答。过了一会儿他低声问她：“你下班多久了？”

“我今天请了一天假，不是跟你说过吗？”妻惊讶地说。

“我忘记了，”他答道。接着他加上一句解释：“梦把我弄昏了。”停了片刻他再说：“我梦见……好象是……我那个老同学给汽车压死了。”

他骗了自己，把真实当作梦景了。

“老同学？你说哪个？”妻惊问道。她慢慢地伸过手去摸他的前额。前额润湿，热已经退了。

“唐柏青，我们在百龄餐厅吃过他喜酒的，他太太生小孩死了，我前不几天才跟你讲过，”他吃力地说。

“是，你跟我讲过，我记得。你不要多讲话，不要想别人的事情，你精神差，先前还在发热。你再睡一会儿罢，”妻温柔地安慰他。

“我怕睡着了，又会做怪梦，”他象小孩似地诉苦道。

“不会的，你什么也不要想，你安心地睡。我在旁边陪着你，你不会做怪梦，”妻含笑地对他说。

“妈呢？”他又问。

“妈在煮饭。你睡罢。等会儿又要吃药了，”她说，把头掉开不再看他。

过了半晌他忽然说：“请你给我倒一点茶。”他并不真想喝茶，不过想跟妻谈话。

妻倒了大半杯热茶来，他抬起头就在她的手里喝了三口，说一句“谢谢你”，又把头放下去。

“你可以再睡一会儿，”妻说着站起来，去把茶杯放在方桌上。

他刚闭上眼睛，又睁开。他偷偷地望着妻，不让她觉察出来。但是过了十多分钟，他忍不住了，又喊着妻的名字，又对她说话。

“树生，我看我的病不会好了，”他说。

“你又在胡思乱想了，”她柔声责备他，脸上露出好意的微笑；“医生不是说吃两副药，静养几天就会好吗？”

他停了片刻才说：“可是你并不相信中医。”

妻一时答不出话，后来便说：“可是妈很相信啊，况且他是你们的亲戚，不会对你说假话。”

“这个年头哪个不说假话啊！”他苦笑道。“我知道我的病，我这个身子拖不到抗战胜利。也好，我活着不但不能给你们帮忙，我只会累你们。”他好象在自言自语，最后声音变了，他突然闭了嘴。妻注意到他在淌眼泪，她心里也不好过。她只说了一句：“你不要这样说，”便用力咬自己的下嘴唇。

“还有妈年纪大了，生活又苦，脾气更不好，有时候多发几句牢骚，希望你能够原谅她，她的心是好的，”他哀求地往下说，他吐字慢，不象刚才那样激动。

“我知道，”她说了三个字，埋着头，伸过右手去捏住他的左手，她也想哭。

“谢谢你。我现在睡了，”他似乎放心地说。

电灯光孤寂地照着这个屋子。光线暗得很，比蜡烛光强不了多少。那种病态的黄色增加了屋子的凄凉。他闭着眼，半张开嘴，一张瘦脸好象涂上一层蜡，显得十分可怜。

她仍旧捏住那只手不放松，仍旧坐在床沿上，用寂寞的眼光看各处。同情和爱怜使她苦恼。但是另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在搔她的心。

“为什么我们应该过这种日子？”一个不平的声音在她的心里说。

她觉得右手里捏的那只手非常软弱无力，并且指头发冷。她想抗议：“这就是他忍受的报酬！我不能——”

她吃惊地看他一眼。他轻微地吐着气。现在他似乎舒服多了。似乎并没有噩梦惊扰他的睡眠。她轻轻地放开他那只手。她又伸手去摸他的前额。她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

隔壁传来一阵沙沙的语声。从街中又传来几声单调的汽车喇叭声。老鼠一会儿吱吱地叫，一会儿又在啃楼板。牠们的活动似乎一直没有停过。这更搅乱了她的心。她觉得夜的寒气透过木板从四面八方袭来，她打了一个冷噤。她无目的地望着电灯泡。灯泡的颜色惨淡的红丝暖不了她的心。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永远亮不起来，永远死不下去，就是这样拖。前两三年还有点理想，还有点希望，还可以拖下去，现在……要是她不天天跟我吵，要是他不那么懦弱，我还可以……”她一个人自言自语，这次她皱起了眉头。她心里更烦，她不知道怎样安放她这颗心。她在屋子里踱起来。但是踱了几步，她又停止了，她害怕脚步声会惊醒他。

半掩的房门突然大开了，母亲捧着饭锅子进来。

“她也在吃苦啊，”她看见母亲那种吃力的样子，不禁这样想道。

“他睡了？”母亲的憔悴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脸向着床低声问她道。

她点点头，小声回答：“这回好象睡得还好。”

“那么让他多睡一会儿，等他醒来再吃药罢，”母亲说；“我们先吃饭。”

她和母亲对面坐着吃了一碗饭。母亲的胃口不好。她觉得寂寞，觉得没趣，在饭桌上勉强和母亲讲了几句话。

“她都受得了，她似乎就安于这种生活，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呢？”她暗暗地责备自己，可是这并没有减轻她的寂寞之感。

“为什么我总是感到不满足？我为什么就不能够牺牲自己？”她更烦躁，她第二次在心里责备自己。

但是这一晚终于平静地过去了。

第二天起他的病势稍微减轻了。树生仍旧每天到银行去办公，不过上午去得较晚，午后下了班便回到家里来。她暂时断绝了同事间的交际。她帮忙母亲烧饭，有时候还照料他吃药和吃早饭、晚饭。晚饭后他不想睡觉时，她还陪他谈些闲话。她谈着她那个银行里的种种事情，她什么都谈，就只不谈时局。

中药似乎很有功效。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地好起来。母亲当着妻的面称赞中医高明，妻并没有反驳，只是微微一笑。其实有效的药倒是妻的态度的改变。他需要的正是休息和安慰。

“日本人究竟打到了什么地方了？”他觉得病渐渐好起来、精神可以集中时，就常常想着这个问题。但是他不敢问她，他害怕听到一个令人心惊的回答。有时候他也注意地看她的脸色，他想从她的表情上猜出战局的好坏，但是这没有用。在这些天里她常常给他看到她的温和而愉快的表情。偶尔他看见她在沉思，但是她马上就用笑容掩饰了一切。她不再跟母亲吵架了。他有时也看见（当他闭着眼或者半闭着眼假寐时）她们两个人坐在一处交谈。“只希望她们从此和好起来，那么我这次吐血也值得，”他也曾欣慰地这样想过。

一天妻下班回来，很兴奋地对他说：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贵阳大轰炸全是谣言，独山失守也是谣言，日本人根本就没有进贵州。”

她灿烂地笑了，他喜欢看她这样的笑容。

“真的？”他高兴地吐了一口气，用感谢的眼光望着她。“明天我倒想出去看看，”他慢慢地说。

“你才只睡了五天。至少你要睡上十天半月才好，”妻劝他道。“你只管养病好了，别的事情你一概不用管。”

“钱呢？”他问道。

“我有办法，你不必管它，”妻回答。

“不过多用你的钱也不好。你自己花钱的地方很多，小宣也在花你的钱，”他抱歉地说。

“小宣不是我的儿子吗？我们两个人还要分什么彼此！我的钱跟你的钱不是一样的？”她笑着责备他道。

他不作声，他找不出话来驳她。

“前些天我们行里在闹着调整待遇，后来因为湘桂战事搁下来了。现在又在说，战事好转以后就要实行调整。调整后我的收入可以增加三分之一，所以多花点钱也不要紧，”她看见他闭上嘴在沉思，便又含笑解释道。

“不过这总不大好，我过意不去。想不到我活到这样大，连自己也养不活，”他沉吟地说。

“你怎么这样迂！连这点事也想不通。你病好了，时局好了，日本人退了，你就有办法了。你以为我高兴在银行里做那种事吗？现在也是没有办法。将来我还是要跟你一块儿做理想的工作，帮忙你办教育，”她温和地安慰他。

“是啊，日本人打退了，我就有办法了，”他喃喃地自语道。

母亲端着饭锅子进来了。

“妈，让我来，”她走去迎母亲，想从母亲手里接过锅子来。

“你快去看看宣的稀饭，不要烧焦了。这个我自己会弄，”母亲摇摇头说。但是她仍然检了一张旧报纸放在桌上给母亲垫锅子。

他望着妻的背影在门外消失了，他感激地暗暗对自己说：“她仍然对我好。不管我多么不中用，她仍然对我好。这个好心的女人！只是我不好意思多用她的钱。她会看轻我的，她有一天会看轻我的。我应该振作起来。”他想了一会儿，忍不住出声念着她刚才说过的话：“时局好了，日本人打退了，就有办法了。我将来还是回到教育界去。”

“你要什么，宣？”母亲以为他在对她讲话，便过来问道。

“我没有讲话，”他摇头说，他好象刚刚走进一个梦境，就突然被他母亲唤醒了。这个阴暗寒冷的房间能够给他什么希望呢？

母亲还立在床前，她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前额，轻轻地问道：“你现在觉得怎样？”

“很好，”他答道。“我觉得药很有效。”

“明天再请医生来一趟，”她说。

“不必了，我已经好了，”他说。心里却想道：“我哪里有钱看病吃药啊？你真要我靠树生过日子吗？”

妻进屋来照料他吃了稀饭。电灯突然熄了。“怎么今晚上又停电？”他扫兴地说。“他们总不给你看见光明，”他诉苦地又加了一句。

“光明？你现在也要光明了？”妻说。他不知道妻是在赞美他，还是在讽刺他。

母亲点燃了蜡烛，又走出去了。屋子里亮起来。但是摇曳不定的惨黄色的烛光，给每一件东西都抹上一层忧郁的颜色。两只老鼠穿过屋子赛跑。楼下有一个女人用凄凉的声音给小孩叫魂。

“光明，我哪里敢存这个妄想啊？”他叹口气断念地说。

“你不要悲观，你好好养病罢。你还有一道药要吃。我去给你弄来，你吃了药好早点睡觉，”妻柔声安慰道。

“不，你自己先吃了饭再说。其实吃不吃药都没有关系，我知道你并不相信这种药。你吃过饭再给我吃药也好，也许这种药很有用处，我觉得今晚上人好多了。我有点怕吃这种药，真苦啊。不过也有人说药越苦越灵验。妈相信这种药。她的世界里就只有我同小宣两个人，偏偏我又不中用。”他勉强笑了笑。“你快去吃饭。妈怎么不进来？她还在弄菜吗？她一定是在给我弄药。她真是太好了。你快去看看她。你们快点吃饭罢。我可以闭上眼睛睡一会儿。”他又笑了笑。“你快去！我今天很高兴，战局好转，也免得大家逃难；不然我这个身体会累坏你们。”

妻走出了房门。他的眼光无力地向屋子四周移动。烛光摇晃得厉害。屋里到处都是阴影，他什么也看不透。他痛苦地叹了一口气。

第二天妻回来得很早。她锁住眉头，疲倦地走进屋来，招呼了他和母亲，勉强地一笑，就默默地在书桌前坐下了。

“你怎么今天回来得这样早，还不到下办公时间？”母亲问道。

“行里没有事，坐着心烦得很，所以我早退了，”妻没精打彩地答道。

“你今天没有什么应酬罢？”母亲无意地问了一句。

“没有，”妻摇摇头；过了片刻，她又说：“今天消息不大好，大家都没有心肠办公。”

“究竟怎么啦？”母亲变了脸色问道。

“听说独山已经失守了。又说日本人已经过了独山，就要到都匀了。”

“那么我们怎么办？宣又在害病！”母亲慌张地说。“你看日本人会不会打到四川来？”

“我想也许不会。不过打来了，我们也只有逃难。我可以跟着银行走，就是宣的问题——”妻皱着眉头沉吟地说，但是母亲打断了她的话。

“你自然有办法。不过我跟宣，还有小宣，我们往哪里去好？我们赤手空拳怎么好逃难？偏偏小宣两个星期都没有进城，说是功课忙。宣又在害病，真急死人！”母亲只顾诉苦地说下去，她带着一种徬徨无依靠的可怜样子。

“妈，我的病差不多全好了，我可以走动，你不要担心。我们公司一定也有办法安置我们，”他忍不住提高声音插嘴说。关于公司的话，是他说来安慰母亲的，那只是他的妄想，话一说出，他马上看见了周主任的冷冰冰的脸孔和严厉的眼光，他的心就冷了半截。

“你们公司有办法？你太老好了！你对公司还有什么指望？我看那个周主任就不是个好人，他那对贼一样的眼晴真讨厌！”妻带了点气愤地说。“要是我有办法，我一定不让你在他手下做事。”

他知道她说的是真话。但是当着母亲的面说出来，这种真话伤了他的心，引起了他的反感。“为什么我不能在他手下做事？我是靠我的劳力吃饭的！”他分辩道。

“你的话不错。可是他给你吃饱没有？你应该记得你过的是些什么日子！你甘心受他那种人欺负，太不值得！”妻说。

“记住有什么用？过去的横顺已经过去了，”他叹口气说。

“可是你还有将来啊，宣，你不应该灰心，”妻又说，她的声音突然变得非常柔和，眼睛里涌现了泪水。

她的声音使他吃惊，他感激地望着她的眼睛。

“汪先生！汪先生！”隔壁张太太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来，把他的眼光唤到房门口去。

“请进来，请进来，”母亲连忙大声招呼。

张太太推开掩着的门进来。“汪太太，你今天下班早！”她没有想到会看见树生在房里。“汪先生今天身体好些了罢？”然后她又向着他的母亲：“老太太，你这两天够辛苦啊！”再后：“汪太太，汪先生，老太太，一定要请你们帮忙。要逃难，让我们跟你们一道。我跟我们张先生，带个两岁小孩，又是外省人，无亲无戚，逃难，没有钱，又没有车。他们的机关说不定随时都会撤销，不会带我们走的。万一东洋人打来，你们做做好事救救我们罢！你们本省人，到乡下去也可以，到别的县份去也可以。总之，我们跟着你们走，好不好？”她带着一种孤苦无靠的神情哀求道。

“事情还不会坏到这样罢，”他说，为了表示镇静，他勉强露出笑容。

“听说都匀已经失守，东洋人离贵阳只有几十里了，”张太太好象害怕人听见似地，做出严肃的样子压低声音说。“有人说还有一条路可以不经过贵阳就到四川来。汪先生，汪太太，实在要找你们帮忙啊！”

“张太太，你不要怕，都是谣言。事情不会坏到这样，”树生温和地说。

“这两天外面人心惶惶，我们张先生没有办法，就只顾吃酒，你们看怎么不叫人着急！好的，谢谢你们啊。小孩恐怕要醒了，我回去，有事情我再过来。谢谢你们啊。”张太太的苍白脸上现出微笑。但是这微笑并没有使她的双眉开展，也不曾使她额上的皱纹平顺。她轻手轻脚地走出去了。

“树生，那么你的消息证实了，”他小声对妻说，话里不带感情，好象这是一件跟他毫无关系的事一样。

“我也不清楚，不过陈主任劝我走，”妻冷冷地答道，好象这件事情也跟她不相干似的，可是实际上它正搅乱着她的心。

“走，走哪里去呢？”他极力压低声音问道。

“他运动升调兰州，今天发表了，他做经理，要调我去，”妻也极力压低声音说，她故意掉开眼睛不看他。

“那么你去不去？”他又问，声音提高许多，他无法掩饰他的慌张了。

“我不想去，我能够不去就不去，”她沉吟地答道。

“行里调你去，你不去可以吗？”他继续问。

“当然可以，我还有我的自由，至多也不过辞职不干！”她也提高声音回答。

“你一个人走了，那么小宣怎么办？宣又怎么办？”母亲忽然板起脸问道。

“我并没有答应去，我实在不想去，”妻坦然回答，母亲的话并没有激怒她。

“那么你也没有回绝他，”母亲不肯放松地说。

“不过我也说过我家里有人，我不便去。况且会不会调，还不知道。现在只是一句话。”妻的声音里带了一点不愉快，但是她还能够保持安静。

“你想抛下我们，一个人走，你的心我还不知道！”母亲仍然在逼她。

妻不回答，她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略略埋下头看他。她看出了他的眼泪。她默默地抓住他的一只手，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挣出一句话：“我不会走的。”

“我知道，”他点着头感动地说。“谢谢你啊！”过了半晌，他又低声说：“其实你应该走。你跟着我一辈子有什么好处？我这一辈子算是完结了。”

“你不要这样说，这是境遇，不能怪你。这两年你也苦够了。你先养好身体再说，”妻感激地安慰他。

“不怪我，又怪谁呢？为什么别的人又有办法？”他说。听见她这样安慰的话，他更不能压下责备自己的念头。

“这是因为你太老好，”妻微笑说，她的眼光里含着爱和怜悯。

老好！这两个字使他的心隐隐地发痛。又是这个他听厌了的评语！虽然她并没有一点讥讽他的意思。他不再作声了。他想着那个他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不要做老好人！”“可是怎样才能够不做老好人呢？”“没办法。我本性就是这样。”这三句话把他的一切不平和反抗的念头消耗尽了。他这几年的光阴也就浪费在这个问题上面。于是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怎样，你又不快活了？”妻吃惊地问。

“没有，”他摇摇头说，他这时才注意到母亲已经回到小屋去了。

“那么，你再睡一会儿。我就在家里陪你。我不会一个人走的，你不要担心，”妻温柔地说。

“我知道，我知道，”他小声答应着，一面点点头。

她站起来，慢慢地走到一扇窗前，看下面的街景。窗户开在这所楼房的右面砖墙上。下面是一条小小的横街（其实只是小巷）。这所楼房比它四近的房屋都高，并没有墙壁和屋顶遮住窗内的视线。她也可以看见大街。大街是从山坡开辟出来的。迎着她眼光的正是高的一段。因此她能够看见几辆人力车衔接地从坡上跑下来，车夫的几乎不挨地悬空般跑着的双脚使她眼花缭乱。

“他们都忙啊，”她自语道，这是她随口说出来的，声音低，只有她自己听得见。她说这句话好象并没有用意，但是又象有很多意思。她心里仿佛装了不少的东西，但是又好象空无一物。她并不想看什么，却一直站在窗前望着尘土飞扬的马路。她觉得“时间”象溪水一样地在她的身边流过，缓缓地，但是从不停止。她的血似乎也跟着在流。

“难道我就应该这样争吵、痛苦地过完我一辈子？”这是她心里的声音。她不能回答。她吐了一口气。

忽然门上起了两下叩声。她吃惊地掉转身子。银行里的工友推开掩着的门进来。

“曾小姐，陈主任有封信给你，”工友把信递给她。

她拆开信，看完了信上的寥寥几句话。他约她到胜利大厦吃晚饭。她默默地把信笺撕了。

工友站在她面前，等候她的回话。“知道了，你回去罢，”她吩咐道。

“是，”工友唯唯应着，掩上门走出去了。

她把撕碎了的信笺揉成纸团捏在手里，背靠着窗站了一会儿。屋子渐渐地在褪色，但是夜象一管画笔，在屋角胡乱涂抹。病人的脸开始模糊了。他在床上发出急促的呼吸声。不知道他做着怎样的梦。母亲在小屋里没有一点声息。他们把寂寞留给她一个人！她觉得血在流走，不停地流走。她渐渐地感到不安了。“难道我就这样地枯死么？”她忽然起了这个疑问。她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她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她并不想去赴陈主任的约，她甚至忘记了手里那个撕碎的纸团。

母亲从小屋走出来，扭开了这间屋子的电灯，又是使人心烦的灰黄光。“啊，你还没有走？”母亲故意对她发出这句问话。

“走？走哪里去？”她惊讶地问道。

“不是有人送信来约你出去吗？”母亲冷笑道。

“还早，”她含糊地回答道。她略略埋下头看了看那只捏着纸团的手，忽然露出了报复的微笑。现在她决定了。

“今天又有人请吃饭？”母亲逼着再问一句。

“行里的同事，”她简单地答道。

“是给你们两个饯行罢？”

母亲的这句话刺伤了她。她脸一红，眉毛一竖。但是她立刻把怒气压住了，她故意露出满不在乎的微笑，点着头说：“是。”

她换了一件衣服，再化妆一下。她想跟他讲几句话。可是他还在睡梦中。她看了他一眼，然后装出得意的神气走出了房门。她还听见母亲在她后面叽咕，便急急地走下楼去了。

“你越说，我越要做给你看，本来我倒不一定要去，”她噘起嘴气恼地自语道。

一五

她坐人力车到了胜利大厦。陈主任在门口等候她。他陪她上楼。他已经在餐室里定好了座位。他帮忙她脱去大衣，让她坐下来。他坐在她的对面。他含笑地望着她，看得她有点不好意思。她便开口先说：

“飞机票弄好了吗？”

“弄好了，大后天走，”他换了一个比较紧张的表情回答。

“很好，那么再见了。明年还回来罢？”她笑着说。

她这笑容使他不知道她的真意是什么，但是这鼓舞着他。他做出恳切的表情，低声说：“树生。”他唤她的名字，这还是第一次，以前他都称她为“密司曾”。她听见这个称呼，吃了一惊，脸微微红一下。他接下去说：“我刚才得到可靠的消息，敌人已经打进了都匀，看这情形是挡不住的了，还有谣言说贵阳已经靠不住了。”

“不会这样快罢？”她摇摇头说，极力掩饰她心里的恐惧。

“快得很，简直叫你想不到！”他差一点要把舌头伸出来了。这时茶房端上汤来，他连忙把嘴闭上，低下头拿起汤匙喝了两口汤。“你打算怎么办？”

“我吗？我往哪里去呢？我还不是留在这个地方！”她故意笑着回答。

“那么日本人打来怎么办？”他又问。

“等他们打来再说。来得及就逃，来不及就躲到乡下去，”她故意装出不在乎的神情答道。她埋下头喝汤。

“这样不行，日本人来，会到乡下找花姑娘的。你还是早走的好，行里的事没有问题。我有办法给你弄张黑市飞机票，你大后天跟我走，”他做出严肃的表情说。

“大后天太快了，我来不及，”她说，抬起眼睛看他，又埋下头去。

“你还嫌快？日本人来得更快啊！”他着急地说。“这是一个好机会，错过了就不容易找了。我说的全是真话，现在局势的确很严重，请你早点打定主意。”

她并不作声。她开始在思索。丈夫的没有血色的病脸，母亲的憎恨与妒忌的眼光，永远阴暗的房间。还有湘桂路上逃难的故事，敌人的暴行……这一切全挤到她的脑子里来。她的心乱得很，她无法打定主意。她不能再装假了。她放下汤匙，抬起头叹息地说：“我目前怎么走得了！”

“走不了？你记住这是逃难的时候啊。你家庭不是很简单吗？你还有什么丢不下的！”他说。他知道她有一个丈夫和丈夫的母亲，他也知道她丈夫多病，她又跟那个母亲合不来，他也知道她不大喜欢她这个家。他却不知道她还有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他也不知道她“丢不下的”还是那个多病的丈夫。

“太快了，让我多想想，”她摇头说，她不希望他再拿这样的话逼她。她不愿意马上就决定这个大问题。

“那么我明天早晨听回信，过了明天就难弄到飞机票了，”他说。

“等我想想看，”她沉吟地答道；但是接着她又摇一下头。“我看还是现在回答你罢：我不去了，”她含笑说。

“这是一个最后的机会，你不能放过啊，”他略略变了脸色说。“你不应该为你家里的人牺牲，他们都不关心你，你何必管他们的事。”

汤盆早已收去，现在换上了炸鱼。她低着头，不做声。

“树生，你多想一想。你不能这样白白牺牲你自己啊。你还是跟我一块儿走罢，”他恳求道。

“但是他们怎么办？”她好象在对自己说话似地说。

“他们会照顾自己，你不走对他们也没有好处。你走了，还可以给他们留一笔不小的安家费。”

“可是他——”她原想说“他在生病”，但是刚说出“他”字，她忽然住了口。应该说是那张黄瘦的病脸堵住了她的嘴。她不愿意在这个年纪比她小两岁的男人面前提到她的丈夫。这太寒伧了。

“在这种时候，你还想到别人，你的心肠太好了，”他连忙接下去说。“可是心肠好，又有什么用？你只有白白牺牲你自己，太不值得！”

他这几句话她听起来不大入耳，她冷冷地说一句：“不走也不见得就会死罢。”

“树生，你不知道，战局多严重。我并不是在跟你开玩笑，”他着急地说。

“我并没有说你在开玩笑，”她说，微微一笑，接着又说：“不过这里有千千万万的人，你为什么就关心我一个？”

“因为我——”他答道，但是她害怕听他说出下面的话，她已经明白他的意思，她脸一红，连忙用别的话打岔了。

到最后喝咖啡的时候，他们忽然听见邻座一个人说：“我决定全家搬回乡下去。你呢？不可不早打主意啊。”

“我才逃到这里来，已经精疲力尽了，还有什么办法呢？”另一个声音回答。“我们这些‘脚底下人’[1]，要逃都没有去处。”

“你听他们的话！”陈主任低声提醒她说。“可见时局的确严重。你非跟我走不可！”

“要走也没有这样容易，我有许多未了的事啊，”她顺口答道，她有点害怕，她的心思更活动了。

“这个时候还管那些事情！你不必多讲了。你准备大后天走罢，”他激动地说。

“听你这口气，好象你要强迫我跟你走，”她微笑说，故意掩饰她的迟疑不决。

“当然，因为我关心你，”他用了颤抖的声音说。他仲过手来拿着她的一只手。

她埋下头不作声，慢慢地把手缩回，过了两分钟她忽然站起来，低声说：“我要回去了。”

“等两分钟，我送你回去，”他连忙说。她又默默地坐下来。

陈主任付了帐，陪着她走下楼。他们站在大厦门前。几辆汽车叫吼着一齐开到前面空地上来。人声嘈杂。盛装的淑女、贵妇和魁梧的外国军官从车中走出，鱼贯地往旁边跳舞厅走去。

“不象就要逃难的样子。我看那些话都是谣言，”她疑惑地说。

“谣言？你还不相信我的话？”他不以为然地说。“我敢说不到一个星期，这班人都会溜光的！”在他的脑中这个城市的前途是一片漆黑，除了毁灭，他再也看不见什么。

“可是走不了的人也很多，能走的究竟是少数，”她感慨地说，她又觉得她的丈夫很可怜。

“不管怎样，有办法走的人总得走啊，”他说。

他们慢步穿过汽车中间的小块空地，慢步走出了巷子。

“现在回家未免太早。我们散散步好不好？”陈主任提议道。

“我想早点回去，”她低声回答。

“迟一点也没有关系，你迟半点钟回家，不会有什么不方便。我想你在家里一定很寂寞，”他说。

她觉得末一句话搔着了她的痒处。她想拒绝他的提议，她想分辩说她在家里并不寂寞，可是她的心反抗。她咬紧嘴唇，什么话也不说。她的脚却顺从地跟着他的脚步走去。

夜并不深，可是显得十分凄凉。街灯昏暗，店铺大半关了门。只有几家小食店还在营业，虽不冷静，却也没有往日那样热闹。寒风暗暗地吹着。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带着怕冷的样子匆匆地逃走了。

“你看，一切都变了，”他带着一点威胁的调子在她的耳边说。“过两天还要更荒凉！”

她不讲话，只顾埋头跟着他的脚步走。她的眼前还浮动着胜利大厦门前淑女贵妇们的面影。“她们都比我幸福，”她不平地想道。

他们走过她住的那条街口，她甚至忘记抬头看一眼她的家所在的那座楼房。他们走向江边。他们顺着那条通到江边去的马路走着。马路蜿蜒地向下弯。他们转下坡去。在中途，在可以望到对岸的地方站住了。他们靠着石栏杆，眺望对岸的星星似的灯火。江面昏黑，灯火高低明灭，象无数只眼睛在闪动，象许多星星在私语。

就在这一段马路上，离他们有二十步光景，有一对恋人似的青年男女，也靠着石栏杆。两个人咕噜地一直讲个不停。

“我在这个鬼地方住够了，也应该走了，”他自语似地说。

“住在这里，觉得这里不好。到了别处去，又不知道怎样，”过了半晌她也自语似地说。

“无论如何总比这个鬼地方好。兰州天气好，是出名的，”他接嘴说。

“我要是去兰州，我的工作不会成问题罢？”她忽然问道。

“不成问题。包在我身上！”他兴奋地说。“那么你决定了！”

“我还是决定不去，”过了一会儿她才回答一句。他不知道她是在说真话，还是开玩笑。

“我们明天再谈去兰州的事，今晚上不要再提这种事情，”他连忙岔开说。“你看夜多么静，我真想写首诗。”

最后一句话差一点惹她笑出声来，但是她竭力忍住了。她含笑问道：“陈主任还写诗吗？”

“我新诗旧诗都爱读，也偷偷写过几首，写得不好，怕你见笑，”他带点慌张、也带点得意地答道。

“没有想到陈主任还是位诗人，我倒想拜读陈主任的诗，”她说。

“你不要再叫陈主任，你就叫我的名字，叫我奉光罢，”他央求道。

“我们叫陈主任叫惯了，改不过口来。还是叫陈主任顺口些，”她带笑回答说。她有点兴奋。她起了一点幻想，连自己也弄不清楚的幻想。

“横顺以后要改口的，”他想出这句双关话，他自己也很得意，故意停了一刻，才补上一句：“在兰州我是经理了。”他笑了笑。

“我们将来逃到兰州来，没有办法，向陈经理要碗饭吃，你不要板起面孔拒绝啊，”她也故意笑着说。

“将来？你不是大后天就走吗？”他半开玩笑地说。

她的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她觉得他的热气喷到她的脸颊上来了。她便把身子移开一点。“我还没有决定啊。”接着又加一句：“我不能够丢开他们一个人走。”

“你不能放弃这张飞机票啊。而且你不应该为别人牺牲你自己。而且你先走，他们可以随后跟来，而且……”他着急地说，他把一只手突然伸出去轻轻搂着她的腰。她想避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她觉得自己脸红，心也跳得厉害。她没有功夫分析她这时的心理。她极力约束自己。她打断他的话：“你看对岸，看江面，看我们周围，多宁静，多和平。大家都很安静，我们何必自相惊扰。你有任务当然应该走。可是我赶去做什么呢？”

“因为——因为我爱你啊，”他鼓起勇气激动地在她的耳边说。

这句话对她并不全是意外，但是她仍然吃了一惊。她浑身发热。心跳得更急。她有一种形容不出的异样的感觉。她不知道怎样回答他才好。她把头埋得更低，眼睛望着黑暗的水面。

“你现在知道我的心了。你还不跟我走么？”他还在她的耳边絮絮地说。

她看见丈夫的带哭的病脸，他母亲的带着憎恶的怒容，还有小宣的带着严肃表情（和他的小孩脸庞不相称）的苍白脸，她摇着头痛苦地说：“不！不！不！”他以为她在表示她不愿意跟他走，可是她自己都不知道这三个“不”字里含着什么意思。

“为什么还说‘不’呢？难道你不相信我？”他温柔地问道，一只手还放在她的腰间。他俯下头去，想看出她脸上的表情，可是他的头刚刚挨近她的脸，闻到一股甜甜的粉香，他就大胆地伸过嘴去亲了一下她的左边脸颊，同时放在她腰间的右手也搂得紧些了。

“不！不！”她吃惊地小声说，连忙挣脱他的手，向后退了两步，脸涨得通红。他也跟到她身边，还要对她讲话，刚说出一个“我”字，她忽然摇摇手说：

“我的心乱得很。你送我回去罢。”她又害羞，又兴奋，可是又痛苦；而且还有一种惶惑的感觉：她仿佛站在十字路口，打不定主意要往什么地方去。

“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啊，”他低声催促道。

她不作声。她的脸仍然发热，左边脸颊特别烫，心不但跳得急，好象还在向左右摇来摆去。她没有一点主意，她的脑子也迟钝了。江面上横着一片白蒙蒙的雾，她也没有注意到雾是什么时候加浓的，现在却嗅到雾的气味了，那种窒息人的、烂人肺腑似的气味。夜在发白，雾弥漫到岸上来了。雾包围着她。她除了他外，看不见一个人。那一对青年男女已经被雾吞食了。她有点胆怯。她仿佛听见一个熟习的声音轻轻说着：“我只会累你们。”她打了一个冷噤。她再说一句：“我们还是回去罢。”先前被引起来的那一点浪漫的情感已经消失了。

“时候还早呢！我们再找个地方坐坐好不好？”他说。

“我想早点回去，”她短短地说。“明早晨八点钟我在冠生园等你。”

“那么你明天一定要回答我啊，”他郑重地叮嘱道。他很高兴，他相信她一定会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

“明天，好的，”她点头答道。她把左手插在他的右胳膊底下，挽着他的右膀，走下人行道，向浓雾掩罩的街心走去。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他忽然关心地问她：“你家里有什么事情吗？你今天好象不大高兴。”

“没有，”她摇摇头说，她仍旧挽住他的膀子在雾中走着。她有一种茫然的感觉。她有一点怕，又有一点烦，她只想抓住一件东西，所以她更挽紧他的膀子。

“这样离开你，我实在不放心，”他又说；“你在这里不会过得好。”

他的话使她想到别的事情。她觉得心酸，她又起了一种不平的感觉。这是突然袭来的，她无法抵抗。她想哭，却竭力忍住。没有温暖的家，善良而懦弱的患病的丈夫，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婆母，争吵和仇视，寂寞和贫穷，在战争中消失了的青春，自己追求幸福的白白的努力，灰色的前途……这一切象潮似地涌上她的心头。他说了真话：她怎么能说过得好呢？她才三十四岁，还有着旺盛的活力，她为什么不应该过得好？她有权利追求幸福。她应该反抗。她终于说出来了：“走了也好，这种局面横顺不能维持长久。”声音很低，她象是在对自己的心说话。

“那么就决定搭这班飞机罢。到了兰州一切问题都容易解决，”他惊喜地大声说。

“不！”她惊醒般地说。但是接着她又添上一句：“我明天回答你。”

“明天？这一晚上的时间多长啊，”他失望地叹息道。

“我得回去好好想一想，这回我要打定主意了，”她说，她并没有感到爱与被爱的幸福。她一直在歧途中徬徨，想决定一条路。可是她一直决定不了。

“那么你明天不会拒绝罢，”他结束地说，希望还不曾完全消失。“明天八点钟在冠生园，我等你答复。”

“明天我也许会决定走，”她说，“这里的雾我实在受不了，好象我的心都会给它烂掉似的。这两年我也受够了。”她心烦，她想反抗。可是她的眼前只有白茫茫的一片雾。她看不见任何的远景。

[1]“脚底下人”：当时重庆人常常称江浙等省的人为“脚底下人”。

一六

她又回到了家。进了大门，好象进了另一个世界。一切都是那么熟习，可是她不由得皱起眉头来。她似乎被一只手拖着进了自己的房间。

母亲房里有灯光，却没有声息。丈夫静静地躺在床上。他没有睡，看见她进来，他说：“你回来了。”声音是那么亲热，他没有抱怨，这倒使她觉得惭愧。她走到床前，温柔地对他说：“你还不睡？”

“我等你回来，”他答道。

“你自己身体要紧啊，为什么还只想到我？”她感动地说。

“我白天睡得多，所以晚上睡不着，”他亲切地回答。“今晚上张太太又来过，她说我们这里大门口堆了很多行李，说是有一些从贵阳逃来的难民。张太太听人说连贵阳都保不住了。她劝我们早走。你看怎么样？”

“我好象没有看见什么。大门口冷清清的。情形不会坏到这样罢，”她心不在焉地说。

“我也是这样想，不会这样快。其实我们这种人无钱无势，也用不着逃难。就是遇到不幸，也不过轻如鸿毛。其实活着也不见得比死好。这样一想我的心倒也定了。我一直等着你回来，想跟你谈谈。”他小心地压低声音：“我跟妈常常谈不拢，我也不敢多跟她商量。你比她懂得多，更明白，所以我盼望你回来，我好跟你商量。”

“什么事？你说逃难吗？”她随口问道。

“是，就是逃难的事，”他用恳切的眼光望着她，答道。“我看这回十分之八九有问题。我是逃不动的了。我也不怕什么。不过你应该早作准备。你不必陪我守在这里。你要是能把小宣带走，也给妈找个安身地方，那我就心安了。”他的声音略带颤抖，却没有一点感伤的调子。

“我不走，”她简短地说；他这番话是她没有料到的，他在这时候显得十分大量却使她感到良心的责备。她暗想：“他要我走，你居然也让我走！”她反而觉得心里不痛快。

“到那时候你不走是不行的。你不要只顾想着我，我临时可以跟着我们公司走，”他着急地开导她。“我们男人的办法究竟多一点。你不是说行里有意思调你去兰州吗？刚才……”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想了半天，我觉得你还是答应去的好。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我不想去，”她仍旧简短地回答他；她坐在床沿上，他的诚恳的关心的表情，使她心里更不舒服，她掉开头去不看他。

“树生，”他颤声唤她，她不得不回过头来。“我这个意思不会错，我是平心静气地想过的——”

“是不是妈跟你讲过什么话？”她打断他的话头，突然问道。

“我没有讲过！我才不在背后讲人坏话！”母亲意外地在小屋里大声分辩道。

树生不做声，却气得用力咬嘴唇。他提高声音回答：“妈，并不是说你讲过树生的坏话，请你不要多心。”

“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母亲继续说，“她横竖是留不住的，让她早点走了也好。”

“我偏不走，看你有什么办法！”树生赌气地说，但是声音低，母亲并没有听清楚。

“妈就是这个脾气，你不要认真，就让她说两句罢，”他小声劝她。

“我这几年也受够了，你亲眼看见的，”她低声答道。

“那么你一个人先走罢。能带小宣就带小宣去；不能带，你自己先走。你不要太委屈了你自己，”他温和地、清清楚楚地说，声音低，故意不让他母亲听见。

“你真的是这样决定吗？”她冷冷地问道，她极力不泄露出自己的感情。

“这是最好的办法，”他恳切地、直率地回答，“对大家都好。”

“你是不是要赶我走？为什么要我一个人先去？”她又发问。

“不，不，我没有这个心思，”他着急地分辩。“不过时局坏到这样，你应该先救你自己啊。既然你有机会，为什么要放弃？我也有办法走，我们很快地就可以见面。你听我的话先走一步，我们慢慢会跟上来。”

“跟上来？万一你们走不了呢？”她仍旧不动感情地问。

他停了片刻，才低声回答她：“至少你是救出来了。”他终于吐出了真话。

她突然把脸埋在他的胸膛上，眼里浮出了泪水，心里难过得很。她想大哭一场，然后决定一条路，就不再踌躇。

“宣，你睡罢，为什么你总是不想到你自己啊？”她站起来，揉了揉眼睛，叹息地说。

“我是不要紧的，我是不要紧的，”他接连地说。

“可是我不能这样做，”她自语似地说。她在房里来回走了几转。“我不走。要走大家一齐走！”她说，她决定了，虽然这个决定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

第二天早晨她带给陈主任的答复就是这三个字：我不走。

陈主任立刻变了脸色。过了一会儿他才勉强做出笑容问一句：“你真的这样决定了？”

“我仔细地想过了，我决定留下来。”

过了几分钟他带着严肃的表情低声对她说：“我不是故意吓你，我告诉你一个消息：行里昨晚得到贵阳分行的电报，说是在办结束了。你得打定主意啊。”

“我已经打定主意了，”她冷淡地说。

“你多考虑一下。今天情形更不对了。你看在这里吃早点的人比往天少得多，而且都是慌慌张张的。大难近在目前，就是拖也只有几天好拖，”他说。

“你的飞机票拿到了吗？”她打岔地问，她不愿意再听他讲那些话。

“还没有，今天下午再去问，”他无精打彩地答道。

“你要早点去啊，你不怕票子会给别人抢去吗？”她假意关心地问道。

“票子给别人抢去也好，我一个人走不走也没有关系，”他自语般地说，他故意用愁苦的眼光看了她一眼。这时茶房送来他要的一碗广东粥，他就埋下头去，用汤匙舀起粥来喝着。

她觉得无话可说，就端起杯子放在嘴边，呷着茶。她看了他两眼。她相信他不是在装腔作势，她相信他的痛苦和失望是真的。她开始同情他。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合理。她想：我就答应跟他去，会有怎样的结果？她的决心动摇了。

“你先去罢，说不定我将来会跟着来的，”她并不存心要说这样的话，现在只是为了安慰他，才顺口说了出来。

“将来？我看等不到将来了！”他着急地说。他睁大两眼望着她，好象在责备她：你怎么还不觉悟啊！他的话激起了她的反感。她赌气般地冷冷答道：

“那么你将来回来替我们收尸罢。”

“我给你说，我不去了！”他板起面孔说。

“你不去？这不是你自己想了好久的位置吗？”她惊讶地问道。“你连飞机票也弄好了。”

“我原先准备好你也去的，”他只回答一句。她立刻脸红起来。他的意思她完全了解。她不愿意听他说这样的话，可是她又有意无意地逼着他说出这类话来。这时她不敢再答话了。她的决心本来就并不怎样坚定，她害怕他会来搅乱它。他也不再说话。他默默地望着她。这注视，这沉默使她难堪。她觉得那一对火似的眼光在烧她的脸，她受不住。她低声说：“我们走罢。”她自己却坐着不动。他似乎没有听见她的话。过了一会儿，她再说：“要是行里一定要调我去，我也会去的。”她已经让步了，可是他并不曾感觉到，而且连她自己也不觉得。

他们从冠生园出来，他送她到银行门口，就走开了。她以为他去航空公司。他自己却不知道应该去什么地方，最后他决定到国际咖啡店去消磨时间。

她进了银行，看见那些办公桌，那些玻璃板，算盘，帐簿，那些人头，（这一切似乎永远不会改变！）她突然感到寂寞。她想跑出去唤他进来，但是她并不曾向大门走一步，她自己也不知道要找他来做什么。她默默地走到她自己的座位上去。

新会计主任已经到了，是一个五十光景的老先生，为人似乎古板。他带着奇怪的眼光接连看了她几眼，微微摇了一下头。

她坐在办公桌前，觉得心里很空虚。办公时间早到了，可是往日那种平静、愉快的气氛已经消失。同事们张皇地进进出出，交头接耳地谈话，也不遵守办公时刻。她忽然发觉两张桌子空了，办事人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忽然一个平日跟这个银行有着不小的往来的客人跑来报告：“贵阳已经失守了。”贵阳到此地只有两天的汽车路程。有些同事失声叫起来。“谣言！”她在心里说。

“那我们怎么办？”一个管储蓄户的男同事惶恐地问。

“你是本地人还怕什么？我决定不逃。逃也光，不逃也光，还不如不逃省事，”那个中年客人镇静地说，他似乎一点也不害怕。

“我打算明天就把家眷送走，”另一个管汇兑的同事说。

“要是敌人真的来得这样快，那么逃都来不及罗，”管储蓄户的同事接嘴道。

“谣言！”她在心里驳斥道。

但是这样的谣言被人们反复不停地散布着，银行里整个上午的时间都被它占去了。经理和主任往各处打电话探询消息。他们得到的消息虽然互相冲突，不一定可信，但是其中却没有一件不是叫人担心的。谁都没有心肠办公。听见什么响声，大家就记起警报来。

她忍受不了这种气氛。她忽然想起家，想起丈夫和儿子。她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小宣，要他请假回家走一趟。她写好信把它交给工友拿去寄发，以后她觉得心里更烦，实在坐不住，就自动地提早下班，也没有人干涉她。

走在街上，她觉得一切都跟往日不同，她好象在梦中，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都很模糊。“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回家去？我的家究竟在什么地方？我这样匆忙地奔走究竟为着什么？”她这样问她自己。“我决定了没有？我为什么不能够决定？我应该怎样办？”

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不到一个答复。她已经到了家。

大门口站着一群人在谈论时局。挑夫们正抬着大皮箱从过道里走出来。有人在搬家，或者离开这个城市。她有点着急，连忙走上楼去。

三楼相当静。自己说没有办法的张太太一家人大清早就搬走了，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但是房门还锁着。汪家的房门平日总是掩着的，今天却紧紧地关上了。她推不开门，便用手叩了几下。

自然是母亲来开门。她进屋后第一眼便发觉他不在房里，他的床空着。

“妈，他到哪儿去了？”她吃惊地问道。

“他上班去罗，”母亲平平淡淡地回答。

“他的病还没有完全好，怎么今天就去上班？”她不以为然地说。

“他自己要去，我有什么办法！”母亲板起脸答道。

她好象挨了一下闷棍，过了半晌，才自语似地吐出话来：“其实不应该让他去，他的病随时都会加重的。”她怀着满腔的热情回家来，现在心完全冷了。她脸上的表情和说话的声调都会使母亲感到不痛快。

母亲没有能留住儿子，正在为这件事情懊恼，现在听见媳妇的这种类似责备的话，动了气，心想：我就是做错了事，也没有由你来责备的道理！何况你从来就不关心他，只顾自己在外面交男朋友。你这个连家也不要、打算跟男朋友私奔的女人，还有脸对我讲话！

“那么你为什么不早回来拉住他？现在倒要说漂亮话！我问你：今天你走得那样早，究竟为了什么事情？”母亲挣红脸，伸出右手的两根手指头指着媳妇的鼻子说。

“我去会男朋友，我明白地给你说，你管得着吗？”媳妇也挣红脸大声回答。

“我管得着。你是我的媳妇，我管得着！我偏要管！”母亲骂道。

两个女人就这样地吵了起来。

一七

这时候汪文宣在公司里办公。他不会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

这天早晨妻已经出门了，他才起床。他吃过早点后，忽然说要去办公。母亲阻止不了他。

“不要紧，我已经好了。”

“我不能请假太多。再不去办公，连饭碗都会成问题。”

“我们不能把全家人都交给树生一个人养活啊。我这几天吃药治病都是花她的钱。”

他拿这些话来回答母亲。

母亲找不到反驳的话了。其实她自己也想：我宁愿挨饿，宁愿忍受一切痛苦。她不愿意让树生来养活她。

“还是让我出去做事罢，我当个大娘，当个老妈子也可以，”母亲最后吐出了这样的话。她充满爱怜地望着她这个独子，她的眼圈红了。

“妈，你怎么这样说？你是读书人啊，哪里能做这种事！”他痛苦地说，掉开眼光不敢看她。

“我只后悔当初不该读书，更不该让你也读书，我害了你一辈子，也害了我自己。老实说，我连做老妈子的资格也没有！”母亲痛苦地说。

“在这个时代，什么人都有办法，就是我们这种人没用。我连一个银行工友都不如，你也比不上一个老妈子，”他愤慨地说。最后他抬起头叹了一口长气，就走出了房门。母亲追出去唤他，要他留下，他却连头也不回地走下楼出去了。

他到了公司。楼下办公室似乎比平日冷静些。签到簿已经收起了。钟老带笑地对他点一个头。他上了楼。二楼办公室里也有几个空位。吴科长刚打完电话，不高兴地瞪了他一眼，淡淡地问一句：“你病好了？”

“好了，谢谢你，”他低声答道。

“我看你身体太差，应该长期休养，”吴科长冷冷地说。他不知道吴科长怀着什么心思，却听见周主任在小房间里不高兴地咳了一声嗽。

他含糊地答应了一个“是”，连忙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

他刚坐下，工友就送来一叠初校样到他的面前。“吴科长说，这个校样很要紧，当天就要的，”工友不客气地说。

他心想：时局这样紧张，同事中今天也有几位没有来办公，大家都是忙忙慌慌，为什么单单逼我一个人加倍工作？要是我今天不上班呢？你们就只会欺负我！这太不公道了。可是他哼都不哼一声，只是温和地点点头。

“吴科长说，当天就要的，”工友站在旁边望着他，象在折磨他似地又说了一遍。

他抬起头，但是他连愤怒的表情也没有，他温和地答了一声“好”。工友走开了。

他默默地翻开校样和原稿，他不觉皱起眉来。这是一本关于党义的书，前面还有好几位党国要人的序言，是用四号字排的。他埋下头低声念这些序文，又念正文。他的心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觉得头昏，四肢无力。但是他还勉强支持着把校样看下去。

在这中间，周主任走了，吴科长又走了。同事们大声交谈起来。他们在交换战事的消息。每个人都带着忧虑的表情讲话，并不热心工作。只有他仍旧把头埋在校样上面。“当天要的，”一个粗鲁的声音不断地在他的耳边说。最后他忍不住在心里答复了：“不要逼我，至多我把命赔给你就是了。”

到了十二点钟，开饭的铃声响了。他好象遇到救星似的，离开了办公室。他的胃口仍然不好。他勉强吃了一碗饭。他觉得同事们都带了轻蔑和怜悯的眼光在看他，并且故意发一些关于战事的“危言”吓他。“老汪，你不久要加薪了。在这种时候你居然还能够埋头工作，年底真该得奖金啊，”一个同事这样讥笑他。他不回答，却又躲到楼上办公桌前面去。他不抽烟，又没有精神看书。他无聊地坐在位子上，对着玻璃窗打起瞌睡来。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他忽然听见有人在叫“汪先生”，他吃惊地睁开眼睛，挺起身子。那个工友又立在他面前，望着他说：“有人给你送来一个字条，请你立刻去。”

字条放在桌上，是树生的笔迹。上面写着：

宣：

有事情同你谈，请即刻到国际一晤。

树生即日

他吃了一惊。“有什么事情呢？”他想道，连忙站起来，匆匆走下楼去。

“汪兄，到哪里去？”钟老问道。

他含糊地答应一声，就走到人行道上去了。

他走进国际咖啡厅。顾客很少，桌子大半空着。树生坐在靠里一张圆桌旁。眼睛正朝着门口，她的擦了粉的脸上带着怒容。看见了他，她忽然站起来，但是马上又坐下了，她望着他，等候他走过来。

“我接到字条马上就来了，”他陪笑地说，在她对面坐下。“什么事？”

“我要跟你离婚！”她睁圆眼睛，噘起嘴，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但是她的表情他却看得十分清楚。他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他不敢再问她。他默默地埋下头去。

“我受不了你母亲的气，我今天下了决心了。有我就没有她，有她就没有我！这一个星期我全忍着，快闷死我了！”

他吐了一口气，抬起头来。他觉得事情并不十分严重，还是那个老问题。他可以向她解释，他甚至可以代母亲向她陪罪。她的怒气会慢慢地平静下来的。

“什么事呀？你得先跟我讲明白，”他鼓起勇气陪笑道。“我妈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她脑筋旧，思想不清楚，有点噜嗦，不过人倒是顶好的。”

“什么事？还不是为了你！我提前下了班回家去看你，知道你走了，我觉得她不应该放你走，多说了几句话，她就吵起来了！”她红着脸激动地说。

“这是我不好，妈本来不放我走，我一定要走，我怕假请多了，公司方面不满意。你也知道我们那里的周主任、吴科长都是刻薄成性的，我吃了他们的饭就没有自由了，”他不等她说完，便插嘴说。

“可是你在吐血生病啊，难道生病也不能请假吗？他又没有买了你的命！”她答道。

“公司不是慈善机关，哪里管得了这些，”他苦笑道。“听吴科长今天的口气，好象他嫌我身体不好，倒希望我辞职。”

“辞职，就辞职！你不做事我也可以养活你！”她赌气地说。

他脸红了一下，他略略埋下头，喃喃说：“不过……”

“是，我知道，又是你母亲，她不愿意，”她气愤地说。“她看不起我！她恨我！”

“不，你误会了，她不恨你，这跟她不相干，”他连忙打岔道。

“她恨我，她看不起我，她刚才还对我讲过，我没有跟你正式结过婚，我不是你的妻子，我不过是你的姘头。她骂我不要脸，她骂我比娼妓还不如。我可怜她没有知识，我不屑于跟她吵。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明白，如果你不另外找个地方安顿她，我就跟你离婚！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一辈子也不会幸福，她根本就不愿意你对妻子好。你有这样的母亲，就不应该结婚！”她愈往下说愈激动，也愈生气，一张脸挣得通红，两只眼睛里燃着怒火。

“树生，你稍微忍耐一下，”他惶恐地说，“等到抗战胜利了，她要到昆明——”

“等到抗战胜利！”她冷笑了一声，“你真是在做梦！日本人已经打到贵阳了，你还在等待胜利！”

“那么大家何苦还要吵呢？彼此忍耐一点不好吗？”他脸上勉强做出笑容，可是他心里很难过。

“忍耐！忍耐！你总是说忍耐的话！我问你，你要我忍耐到几时？”她烦躁地问。

“只要环境好一点，大家就可以相安的，”他带着希望地答道。

“等环境好一点，这样的话我听你说了几年了。环境只有一天天坏下去。跟着你吃苦，我并不怕，是我自己要跟你结婚的。可是要我天天挨你母亲的骂，那不行！”她又生起气来，脸又挣红了。

“那么你看在我的份上，原谅她罢，她这两年也吃够苦了，”他脸色惨白地央求道。

“那是她活该，生出你这个宝贝儿子来！”她忽然变了脸色说，从手提包里掏出三张百元钞票丢在桌面上，也不再说什么，就站起来，气冲冲地走出去了。

他呆呆地坐在椅子上，过了几分钟才跑出去追她。

他满眼都是人，他应该到哪里去找她呢？他掉头四望，他看不见她的背影。“她一定是去银行，”他想，他便朝那个方向走去。他大步走着，全身发热，淌汗。

他走过大半条街，终于见到她的背影了。他兴奋地唤了一声：“树生！”她似乎没有听见。他鼓起勇气向前跑去。他离她愈来愈近了。他第二次大声唤她的名字。她停下来，回头看他。他连忙跑上去，抓住她的膀子。他睁大两只眼睛瞪着她，半晌才气咻咻地吐出一句话：

“树生，我都是为了你。”他的额上冒着汗。脸病态地发红，嘴无力地张着在喘气，脸上带着一种求宽恕的表情。

“你何苦来！”她怜悯地望着他说；“为什么不回家去躺躺？你病还没有好，怎么能办公啊？”

“我应该向你说真话，”他仍旧很激动地说，“我去办公，我不过想借支一点钱。”

“我原先就说过，你要用钱，我可以拿给你，用不着你去办公，”她打岔地说。

“我想买点东西……后天是你的生日，我想送你一点礼物……至少也要买一个蛋糕才……”他断断续续地说，带着羞惭的表情，略略低下头去。

她显然吃了一惊。他的话是她没有料想到的。她脸上的表情渐渐在变化：怜悯被感激和柔爱代替了。“你是这样的打算？”她感动地小声问。

他点点头，又添一句：“可是我还没有拿到钱。”

“你为什么不早说？”她微笑道，带着柔情望他。

“我说了，你一定不让我做，”他答道，他的紧张的心松弛了，他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你还记得我的生日，我自己倒忘记了，我真该谢谢你，”她感激地含笑道。

“那么你不再生我的气了？”他也怀着感激地说。

“我本来就没有跟你生气，”她坦白地回答。

“那么你不离开我们？”他又问，声音还略带颤抖。

“我本来就没有离开你的意思，”她答道。她看见他的脸上现出安慰的表情，便柔声劝他：“你放心，我没有别的意思。不过你母亲——”她突然住了嘴，改口说：“你还是早点回家去休息罢。不要再去公司了。”

“我去一趟，我把东西收拾一下，就回去，”他说。妻点点头，两个人就在十字路口分别了。

他回到公司，已经是办公时间了。他的精神比较爽快，可是身体还是疲乏。他坐下来，立刻开始工作。他觉得很吃力，有点透不过气来。他打算回家休息，但是他想到“当天要”三个字，他连动也不敢动了。

校样一页一页地翻过了。他弄不清楚自己看的是什么文章。他的心在猛跳，他的脑子似乎变成了一块坚硬的东西。眼前起了一层雾，纸上的黑字模糊起来。他隐隐约约地看见周主任那对凶恶的眼睛（周主任刚刚从外面回来）。“到这个时候你还不放松我？你不过比我有钱有势！”他愤慨地想道。

也不知道是怎样起来的，他忽然咳一声嗽，接着又咳了两声。他想吐痰，便走到屋角放痰盂的地方去。在十几分钟里面，他去了两次。吴科长不高兴地咳嗽一声，不，吴科长只是哼了一声。他便不敢去第三次。偏偏他又咳出痰来，他只好咽在肚里。他居然忍耐住把剩下的十多页校样看完了。

过了三四分钟，他觉得喉咙又在发痒，他想忍住不咳出声来，可是他心里发慌，最后，一声咳嗽爆发出来了。一口痰不由他管束地吐在校样上。是红色的，是鲜红的血，他仿佛闻到了腥气。他呆呆地望着它。他所有的自持、挣扎、忍耐的力量一下子全失去了。

“那么到了无可挽救的时候了，”他痛苦地想道。忽然听见周主任一声轻咳，他仿佛又看到了那一对眼睛，他吃了一惊，连忙俯下身子在字纸篓里抬起一片废纸把血痰揩去。刚揩好痰，他又发出接连的咳声。他走到痰盂前弯下身子吐了几口痰。嘴里干得厉害。他想喝一杯茶，却没有人理他。他按着胸膛在喘气。

周主任叫工友来请他到小房间去。

“密斯脱汪，你今天不要办公了，还是早点回家休息罢，我看你身体太差……”周主任靠在活动椅背上，慢吞吞地含笑说。

他竭力装出平静的声音回答一句：“不要紧，我还可以支持。”然而他的身体却不想支持下去。他头昏眼花，四肢无力，身子忽然摇晃起来。

“密斯脱汪，你身体不好，趁早休息罢。不然病倒了，医药费是一笔大数目啊，”周主任又说。

“回去就回去，不吃你这碗饭，难道就会饿死！”他气恼地想道，口里却用温和的调子说：“那么我就请半天假罢。”他连忙用手帕掩住嘴咳起来。

“半天恐怕不行罢……。也好，你先回家再说，”周主任带了点嘲笑的表情说，便把头朝面前那张漂亮的写字台埋下去。

他不想再说什么，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可是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向那个人要求：“我想借支一个月薪水，请主任——”

周主任不等他说明理由，立刻截断了他的话，厌烦地挥手说：“支半个月罢，你去会计科拿钱。”

他没有第二句话说，只好忍羞到会计科去支了三千五百元。他想：这点点钱能够做什么用呢？他带着苦笑把钞票揣在怀里。

他把看完的校样交出去以后，便走下楼。没有人理他，却有些怜悯的眼光跟随他。“何苦啊，”周主任摇摇头低声说了这三个字。

他希望在楼下看见钟老，他盼望着听到一句安慰的话。他的心太冷了，需要一点温暖。但是楼下没有钟老的影子。

天还是灰色，好象随时都会下雨似的。走惯了的回家的路突然变得很长，而且崎岖难走。周围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人们全有着那么旺盛的精力。他们跟他中间没有一点关联。他弯着腰，拖着脚步，缓慢地走向死亡。

一八

他到了家。房门半掩着，他推开门进去。母亲立在方桌前洗衣服。他一看便知道旧洋磁脸盆里面泡着的正是他的罩袍。

“宣，你回来了！”母亲惊喜地说。

“我累得很，”他喘息地答道。接着他苦笑地对她说：“妈，你还在给我洗衣服！我不是说过拿给外面洗衣服的大娘去洗吗？”他把书桌前的藤椅掉转方向在它上面坐下来。

“包月洗要八百元一个月，太贵了！横顺我在家里没有事做。我不比树生，她可以到外面去挣钱，”母亲发牢骚地说。

“树生回家来过吗？”他忍不住问了一句。

母亲马上变了脸色，不高兴地回答：“她没头没脑地发了一顿脾气又走了。我看她越来越不象话。你也得管管她。象她这种脾气，我实在伺候不了。我想等你身体好一点，我要回昆明去住一个时候。唉……”（她改换了语调叹一口气）“我离开云南二十多年了。我二哥他们不晓得老到什么样子……”她的眼睛里开始闪着泪光。

看见母亲的眼泪，他觉得心里一阵难过，他自己也就想哭了。他连忙安慰她说：“妈，你不要伤心。我不会偏袒她，我是你的儿子——”

不等他说完她便插嘴说：“是啊，她不过是你的姘头。她动不动就说走。其实她走了倒好。她走了，我另外给你接一个更好的来。”

母亲的这句话激起了他的反感，他不敢反驳，却用不安的声调说：“我们这样人家，还有什么钱来结婚？连自己都养不活，还会有人嫁给我？”他苦笑了。

“养不活，怕什么！这个年头哪个有良心的人活得好？拖也好、捱也好，我们总要活下去。我们不能因为没有钱，就连妻子、儿女都不要了！”母亲愤慨地说。

“不过我实在离不开树生，结婚十四年了，我们彼此相当了解……”他痛苦地说，话还未说完，他觉得一阵头晕，就把藤椅放还原，将头压在书桌上。他象睡着了一样，半天都不出声息。

母亲走到他的身旁，用充满慈爱和怜悯的眼光看他。“你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她低声说，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接着她又唤道：“宣。”他应了一声，却不抬起头来。

“你到床上去躺躺罢，”她柔声说；“她会回来的，你何苦这样难过。”

“我不是为了她的事情，”他有气无力地摇摇头说；“她会回来，我知道。我先前还看见她。”

“你看见她？她去公司找过你吗？真不要脸！还好意思向你告状！”母亲气红脸，离开他走一步，大声说。她恼怒地想：这个女人究竟在玩什么花样？

他痛苦地看了她一眼，皱着眉头说：“她没有讲什么。她……她不过说时局不……大好。”

“时局好不好，跟她有什么相干！”母亲气愤地说；“她要走，一个人走就是罗。做什么还要来害人！”

“妈！”他不能忍耐地叫起来，这太过份了！为什么她要这样恨树生？为什么女人还不能原谅女人？“她不走，她说过，她不走。她就要回来。”

“她回来？她还有脸见我？”母亲又惊奇又愤恨地说。

“是我要她回来的，”他畏怯地说。

“你还要她回来？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她在房里走了两步，忽然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两手蒙住脸，好象在哭。她又取下手，站起来，自语似地说：“我什么苦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她的气！我宁肯死，宁肯大家死，我也不要再看见她！”她咬牙切齿地说，仿佛就在咬那个女人的肉似的。她说完并不理他，马上走进她的小屋去了。

他的脑子里杂乱地响着各种声音。他呆呆地望着她，仿佛在做梦。声音渐渐地静下来。他忽然明白了，立刻站起来，走进母亲的屋子里去。

母亲侧着身子躺在床上，脸向着墙壁，低声在哭。

“妈！”他大声唤道。她应着，翻身坐起来，泪珠从她的起皱的眼角落下。

“你还有什么话？”她哑声问道。

“妈，你不要难过，我不让她回来就是罗，”他立在床前，温和地说。

她用手帕揩了眼泪，脸上露出了一点喜色。“你这是真话？”她问道。

“妈，是真话，”他不加考虑地回答。

“那么你答应我了？”她不放心地再问一句。

“我答应你。你放心罢，”他望着他母亲的受苦的面颜，他感情冲动地回答。他忘了自己，忘了病，也忘了他的过去和将来。

“只要你肯答应我，只要我不再看见那个女人，我什么苦都可以吃，什么日子我都过得了！”她带着欣慰的口气说。她站起来。“其实她哪里会回来啊？我看她一定会跟着她的什么主任飞兰州的，”她露出一点得意的口气说，她觉得自己得到胜利了。她的愤怒消失了。她的痛苦也消失了。她心平气和地走出她的小屋，回到洋磁脸盆前面，把她的一双变得粗糙的手伸进冰冷的水中去。

他带着苦笑跟在她的后面，默默地望着她搓洗衣服。他忽然觉得头发晕，眼睛发黑，心里难受得很，他差一点跌倒在地上。他连忙靠着墙壁，闭上眼睛养神。

母亲埋着头，看不见他这情形。她还在对他讲话。她说：“家里少了那个女人，什么事都简单多了。小宣这个星期一定要回来的。这个孩子很可怜，他妈从来不管他。今天外面谣言更多，人心惶惶，好象大祸就要临头。我却不管。这些年头什么日子我没有过过！未必还有更苦的在后头！你公司里有什么消息吗？”

“啊，”他好象从梦中醒过来似地应道；“没有，”他摇摇头。

“那么不会搬兰州……”她又说。

“好象要搬，又好象不搬，我不大清楚，”他答道，接连咳了几声嗽。

“怎么你又在咳嗽？你快躺下去歇歇罢，”她关心地说，她抬起头来看他。“你快去睡！你脸色这样难看！你的病刚刚好一点，现在怕又要发作了，”她惊惶地说。

他一直咬紧嘴唇在支持着。但是他听见母亲的这几句话以后，他的精神的力量马上崩溃了。他并不回答她，却摇摇晃晃地走到床前，倒在床上。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她惊问道，连忙走到床前来。

“我睡一下，我睡一下，”他喃喃地说。

“宣，你要当心啊。时局这样坏，你又病倒，叫我怎样办？”她有点张皇失措的样子，带着哭声说。

“我不是病，我不是病，”他有气无力地说，接着他又咳了几声嗽，他的咳声空虚无力，很可怕。

“你还要说不是病！还不肯休息！要是真的再倒下来，你怎么受得住？”母亲着急地责备道，她的泪水顺着脸颊直流。

“妈，你放心，我不会死。我们这种贱骨头不会死得这么容易，”他吃力地、感伤地说。而其实他所想的正是这个“死”字。“死”使他悲观，使他难过。

“你不要说话，你先睡一会儿罢，”她忍住悲痛说，她给他盖上了棉被。

“其实死了也好，这个世界没有我们生活的地方，”他自语似地说。

“你不要这样想。我们没有偷人，抢人，杀人，害人，为什么我们不该活？”母亲愤恨不平地说。

就在这个时候房门突然大开，树生回来了。

“怎么，宣，你又躺下来了？”她顺口问了一句，声音还是那么清脆，脸上带着笑容。

“我走累了，现在躺一会儿，”他连忙撑起半个身子答道。

母亲看见树生进来，大吃一惊。她一张脸涨得通红，半天说不出话。羞和愤压倒了她。

“你睡你的，不要起来。我给你带来好消息：独山克服了，”树生望着他高兴地大声说。“这是晚报。”她把手里捏的一张晚报递给他。

“我们可以不逃难了，”他读完了那条消息放心地说；他想下床，可是他刚刚移动他的腿，身子就倒了下去。他叹了一口长气。

母亲什么话也不说，就板起脸孔躲进小屋去了。“妈，”他在床上唤她，可是她连头也不回过来。

“让她去，让她去，”树生低声对他说，一面做了一个手势。

他摇摇头恳切地说：“这样不好。你看我的面上对妈客气点。你们和解罢。”

“她一直恨我，怎么肯跟我和解？”树生说，她仍然保持着愉快的心情。

“可是你们两个人我都离不开。你跟妈总是这样吵吵闹闹，把我夹在中间，我怎么受得了？”他开始发牢骚。

“那么我们两个中间走开一个就成罗，哪个高兴哪个就走，这不很公平吗？”树生半生气半开玩笑地说。

“对你这自然公平，可是对我你怎么说呢？”他烦躁地说。

“对你也并没有什么不公平。这是真话：你把两个人都拉住，只有苦你自己，”树生坦然答道。

“可是我宁愿自己吃苦啊，”他痛苦地说，终于忍耐不住，爆发了一阵咳嗽，咳声比他们的谈话声高得多。

妻连忙走到床前，母亲立刻从小屋里跑出来。两个女人都站在他的身边，齐声问着：“怎么又咳嗽啦？”

他侧起身子，咳着，喘着气，喉咙痒，心里难过。他眼泪汪汪地望着她们。

“你喝点茶罢？”妻说，他点点头。母亲却抢着去端了一杯茶来。妻看了母亲一眼，也不说什么。

他咳出了两三口痰，缓了一口气，接过了茶杯，喘吁吁地说：“我要死了。”

“哪里的话？你不要怕，过两天就会好的，”妻柔声劝他道。

“我不怕，”他摇摇头说。“不过我知道我不会好了。我满嘴腥气，我又在吐血。”

妻不由自主地朝床前痰盂里看了一眼。她打了一个冷噤，但是她仍然安慰他道：“吐血也没有多大关系。你上次吐血，不是吃几付药就好了吗？”

他感激地看了妻一眼，他说：“你自己就不相信中医，我这个病哪里是随便几付药就可以医好的？”

母亲不说话，埋着头在揩眼泪。妻似乎还保持着镇静，她继续温和地劝他：“就是肺病罢，也可以养得好。”

他痛苦地笑了笑，眼里还包着泪水。“养？我哪里有钱来养病？偏偏我们穷人生这种富贵病。就说要养罢，一睡就是三五年。哪里来的钱？现在你们大家都在吃苦。我还要乱花钱。”

“我可以设法，只要你肯安心养病，钱总有办法，”妻沉吟地但又是恳切地说，显然她一面说话，一面在思索。她两只大眼睛忽然一亮，她想起了陈主任刚才对她讲的那句话：“我们搭伙做的那批生意已经赚了不少。”她有办法了。她含笑地加一句：“你只管放心养病，钱绝不成问题。”

“我不能再增加你的负担，”他摇头说；“我知道你的收入也不算太多，用处却不少。就说你能找到钱，我将来拿什么来还，我不能给你们留一笔债啊！”

“你的身体比钱要紧。不能为了钱就连病也不医啊！”妻劝道。“只要你能养好病，我可以筹到这笔钱。”

“万一我再花你许多钱，仍旧活不了，这笔钱岂不等于白花！实际上有什么好处？”他固执地说。

“可是生命究竟比钱重要啊！有的人家连狗啊、猫啊生病都要医治，何况你是人啊！”妻痛苦地说。

“你应该看明白了：这个年头，人是最不值钱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良心没有丧尽的读书人，我自然是里面最不中用的。有时想想，倒不如死了好，”他说着，又咳起嗽来，咳得不太厉害，但是很痛苦。

“你不要再跟他讲话，你看他咳得这样，心里不难过吗？”母亲忽然抬起头，板着脸责备妻子道。

妻气红了脸，呆了半天才答道：“我这是好意。他只要肯好好养病，一定治得好。”她接着又加一句：“我难过不难过，跟你不相干！”她把身子掉开，走到右面窗前去了。

“他咳得这样，还不让他休息。你这是什么居心？”母亲带着憎厌的目光瞪了妻一眼。她的声音不大，可是仍然被妻听见了。

妻从窗前掉转头来，冷笑道：“我好另外嫁人——这样你该高兴了！”

“我早就知道你熬不过的——你这种女人！”母亲高傲地说。她想：你的原形到底露出来了。

“我这种女人也并不比你下贱，”妻仍旧冷笑说。

“哼，你配跟我比！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母亲得意地说，她觉得自己用那两个可怕的字伤了对方的心。

妻变了脸色，她差一点失掉了控制自己的力量。她在考虑用什么武器来还击。但是他，做着儿子和丈夫的他插嘴讲话了。

她们究竟为着什么老是不停地争吵呢？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家庭，这么单纯的关系中间都不能有着和谐的合作呢？为什么这两个他所爱而又爱他的女人必须象仇敌似地永远互相攻击呢？这些老问题又来折磨他。她们的声音吵闹地在他的脑子里响着，不，她们的尖声在敲击他的头。他的头发痛，发胀。他心里更痛。那些关切和爱的话语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现在两对仇恨和轻蔑的眼光对望着，他的存在被忘记了。这争吵要继续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他才能够得到休息？

“妈，树生，你们都不要说了。都是一家人，彼此多少让点步，就没有事了，”他痛苦地哀求道。他心里想说：“你们可怜我，让我休息罢。”

“是你母亲先吵起来的。你亲眼看见，我今天并没有得罪她，她凭什么又骂我是你的姘头？我要她说个明白！”妻把脸挣得通红，她的心的确被刺伤了，她需要着补偿。

“你是他的姘头，哪个不晓得！我问你：你哪天跟他结的婚？哪个做的媒人？”

他绝望地用棉被蒙住了头。

“你管不着，那是我们自己的事，”妻昂然回答。

“你是我的媳妇，我就有权管你！我偏要管你！”母亲厉声说。

“我老实告诉你：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妻冷笑道。“我没有缠过脚，——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

“你挖苦我缠过脚？我缠过脚又怎样？无论如何我总是宣的母亲，我总是你的长辈。我看不惯你这种女人，你给我滚！”母亲咬牙切齿地说。

他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他觉得头要爆炸，心要碎裂。一个“滚”字象一下结实的拳头重重地打在他的胸上。他痛苦地叫了一声，立刻掀开被头，疯狂地用自己两个拳头打他的前额，口里接连嚷着：“我死了好了！”

“什么事？什么事？”妻惊恐地叫着，就跑到他的床前，俯下头看他。

“宣，你怎样？”母亲惊惶地问道。

“你们不要吵……”他抽泣地说，他只说了这五个字，就蒙着脸低声哭起来。

“你不要难过，我们以后再也……不吵了，”过了片刻母亲悲声说。

“你们会吵的，你们会吵的……”他病态地哭着说。

妻默默地望了他一会儿，她咬着下嘴唇在想什么。她怜悯地说：“真的，宣，以后不会再吵架了。”

他取下蒙脸的手。一双泪眼看看母亲，又看看妻。他说：“我恐怕活不到多久了。你们让我过点清静日子罢。”

“宣，你不会的，你安心养病罢，”母亲说。

“你只管放心罢，”妻说。

“你们只要不吵架，我的病也好得快些，”他欣慰地说，他差不多破涕为笑了。

可是等他沉沉睡去，母亲出去请医生，妻一个人立在右边窗前看街景的时候，这个三十四岁的女人忽然感觉到象被什么东西搔着她的心似地不舒服。一个疑问在她的脑子里响着：

“这种生活究竟给了我什么呢？我得到什么满足么？”

她想找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可是她的思想好象被困在一丛荆棘中间，挣扎了许久，才找到一条出路：

“没有！不论是精神上，物质上，我没有得到一点满足。”

“那么我牺牲了我的理想，换到什么代价呢？”

“那么以后呢？以后，还能有什么希望么？”她问自己。

她不由自主地摇摇头。她的脑子里装满了近几年生活中的艰辛与不和谐。她的耳边还隐隐约约地响着他的疲乏的、悲叹的声音和他母亲的仇恨的冷嘲、热骂，这样渐渐地她的思想又走进一条极窄的巷子里去了。在那里她听见一个声音：“滚！”就只有这一个字。

她轻轻地咳了一声嗽。她回头向床上看了一眼。他的脸带一种不干净的淡黄色，两颊陷入很深，呼吸声重而急促。在他的身上她看不到任何力量和生命的痕迹。“一个垂死的人！”她恐怖地想道。她连忙掉回眼睛看窗外。

“为什么还要守着他？为什么还要跟那个女人抢夺他？‘滚！’好！让你拿去！我才不要他！陈主任说得好，我应该早点打定主意。现在还来得及，不会太迟！”她想道。她的心跳得厉害。她的脸开始发红。

“我怎样办？‘滚！’你说得好！我走我的路！你管不着！为什么还要迟疑？我不应该太软弱。我不能再犹豫不决。我应该硬起心肠，为了自己，为了幸福。”

“我还能有幸福么？为什么不能？而且我需要幸福，我应该得到幸福。”

她的眼前忽然闪过一张孩子的脸，一张带着成人表情的小孩脸。“小宣！”她快要叫出声来。

“为了小宣——”她想。

“他没有我，也可以活得很好。他对我好象并没有多大的感情，我以后仍旧可以帮助他。他不能够阻止我走我自己的路。连宣也不能够。”

她又掉转头去看床上睡着的人。他仍旧睡得昏昏沉沉。他不会知道她这种种的思想，这个可怜的人！

“我真的必须离开他吗？——那么我应该牺牲自己的幸福来陪伴他吗？——他不肯治病，他完结了。我能够救他，能够使他母亲不恨我，能够跟他母亲和睦地过日子吗？”

她想了一会儿，她低声说出来：“不能。”接着她想：没有用，我必须救出自己。

飞机声打岔了她，声音相当大，一架中国战斗机低飞过去了。

她得到结论了：找陈主任去。他可以帮忙她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

她兴奋地把头一昂，她觉得浑身发热，心也跳得很急。但是她充满勇气，她不再踌躇了。她从抽屉里拿出手提包，走出门去。她已经走到门外廊上了，忽然想起他母亲不在家，他一个人睡在床上，她不放心，便又推开门，回到房里去，看看他是不是睡得很好。

她刚走到他的床前，忽然他在梦中发出了一声哭叫。他唤着她的名字。她吃了一惊，连忙问：“什么事？什么事？”她俯下头去。

他向外一翻身，伸出一只手来抓她的手。她把右手送了过去，他抓到她的手便紧紧捏住。他低声呻吟着。再过三四分钟，他睁开眼来。他的眼光挨到她的脸，就停住不动了。“你在这儿！”他惊喜地说，声音软弱无力。“你没有走？”

“走哪里去？”她问。

“兰州去，我梦见你离开我到兰州去了，”他答道，“把我一个人丢在医院里，多寂寞，多害怕！”

她打了一个冷噤，说不出一句话来。

“幸而这是梦，”他无力地嘘了一口气，“你不会丢了我走开罢？”他的声音颤得厉害。“其实我们相处的日子也不会多了，我看我这个病是不会好的了。”不仅声音，连他的眼睛也在哀求。

“我不会走，你放心罢，”她感动地说，她的心冷了。刚才的那个决定在这一瞬间完全瓦解了。

“我知道你不会走的，”他感激地说，“妈总说你要走。请你原谅她，上了年纪的人总有点怪脾气。”

这个“妈”字象一记耳光打在她的脸上，她惊呆了，她脸上的肌肉微微在抖动，似乎有一个力量逼迫她收回她那句话，她在抗拒。

“谢谢你，谢谢你啊，”他很兴奋地说。“我不会久拖累你的。还有小宣，说起来我实在不好意思，我并没有好好尽过做父亲的责任。”

“你不要再说了，”她抽回她的手，略带粗声地打断了他的话。他那些话似乎是故意说来折磨她的，她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她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畅快地哭一场，她仿佛受了多少的委屈。结果她还是坐在床沿上。

他半天不作声，后来忽然叹了一口气，柔声唤道：“树生。”她侧过头看他。“其实你还是走的好。我仔细想想，你在我家里过着怎样的日子啊，我真对不起你。妈的脾气又改不了……她心窄……以后的日子……我不敢想……我何必再耽误你……我是没有办法……我这样的身体……你还能够飞啊……”他的喉咙被堵住了，他的声音哑了。

她站起来，短短地叹一口气，说：“你还是睡一会儿罢。现在多想这些事情又有什么用？你应该认真治病啊。”

他突然又爆发了一阵咳嗽。他接连咳着，好象有痰粘在他的喉管上，他在用力要咳出它来，可是他把脸都挣红了，却始终咳不出什么。

她轻轻地替他捶背，又给他端来一杯开水。他喝了两口，又咳起来。这一次他咳出痰来了。痰里带了点血丝，不过她没有看见（他也不让她有机会看清楚）。

“医生快来了罢，”她为了安慰他，顺口说道。

“其实何必再看医生，白淘神，还要花钱，”他叹息说。“我是为了妈的缘故。”

“你到这种时候，还只想到别人，你太老好了，”她关心地说，但是关心中还夹杂了一点点埋怨。“你真不应该为了妈反对，就不进医院，就不用我的钱认真治病。你自己身体要紧啊！”她短短地叹一口气：“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你这种人造的。你害了你自己，也害了别人……”

一阵脚步声打岔了她。她知道母亲回来了，一定是跟医生一块儿来的。她便走到方桌前在一个凳子上坐下。

于是门被推开，母亲伴着张伯情医生走进来。医生向她和他打招呼。仍旧是那张和善而又通世故的脸。仍旧是那样近于敷衍的诊断。

“他不过是在拖着他捱日子啊。他哪里能治好他的病？”她想道。她略略皱着眉头。

“不要紧，不要紧。多吃两付药就会好的，”医生很有把握似地说。

“我看这是肺病罢，”他胆怯地说。

“不是，不是，”医生摇头道。“是肺病还了得。肝火旺。吃两付药，少走动，包你好。”这个老人和蔼地笑了笑。

“谢谢你啊，”送走医生时，母亲还接连地感谢道。妻一句话也没有说。

“妈，我看用不着去检药了，”他忽然说。

母亲正拿着药方在看，听见他这句话，便惊问道：“为什么呢？”

“我看吃不吃药都是一样，我这种病不是药医得好的，”他断念似地答道。

“哪有药医不好病的道理？”母亲不以为然地说，她折好了药方。“我去给你检药。”她拿着手提包，预备走出房门。

“你身边钱不够罢？”他问道。

“我这里还有钱，”妻马上接嘴说。

“我有，”母亲望着他说，并不看妻一眼，好象没有听见她说话似的。妻红了脸，眉毛一竖，但是哼都不哼一声，就走到窗前去了。

“妈，你拿一千元去罢，我今天借支了薪水，”他说，一面伸手在自己的衣袋里掏钱。“你把伙食钱扯了，还是要填补的。刚才请医生已经扯过钱了。”

“你放心，我有钱，我另外找了点钱，”母亲说。

“你在哪里找的钱？我知道，你一定把你那个金戒指卖掉了！”他说。

“我是老太婆，不必戴戒指，放着它也没有用处，”母亲解释地说。

“那是爹送给你的纪念品，你不能因为我的缘故卖掉啊，”他痛苦地说。

“横竖我跟你爹见面的日子近了，有没有它都是一样，”母亲装出笑容回答道。

“不过你就只有这一件贵重东西，现在连这个也卖了。这是我没有出息。我对不起你，”他带着悔恨地说。

“事情既然做过了，还说它做什么？你好好地养病罢。只要你身体好，我就高兴了，”母亲说罢，不等他讲话就匆匆地走了出去。

妻仍旧立在窗前，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屋子里只有老鼠啃木头的声音。

他翻来覆去地想着，他的脑子不肯休息。他睡不着，他感动地说：“妈也很苦啊。她为了我连最后一件宝贝也卖掉了。”他的话是说给妻听的。可是妻静静地立在窗前，连头也不掉过来。

一九

第二天傍晚，陈主任差人送来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几句话：

……我的飞机票发生问题，要延迟一个星期。但下星期三一定可以走。你的事已讲妥了。

“这星期内调职通知书就会下来。明早八点钟仍在冠生园等候……”

树生看完信抬起头，她的眼光无意间同母亲的眼光碰到了。她看出了憎恨和讥笑。“我都知道，你那些鬼把戏！”母亲的眼光似乎在这样说。

“你管不着我”她心里想，她轻轻地咳了一声。这时她同母亲两个人正在吃晚饭，母亲比她先放下碗。

他在床上断续地干咳。这种咳声在她们的耳里渐渐变成熟习的了，他时常用手在胸膛上轻轻擦揉，他内部有什么东西出了毛病，痛得厉害，而且使他呼吸不畅快。这样的擦揉倒可以给他一点舒适。他时时觉得喉管发痒，他忍不住要咳嗽，却又咳不出痰来。有时他必须用力咳。但是一用力，他又觉得胸部疼痛。这痛苦他一直忍受着，他竭力不发出一声响亮的（甚至别人可以听见的）呻吟。他尽可能不让她们知道他的真实情形。另一方面他却极仔细地注意她们的动作，倾听她们的谈话。

“行里送信来，有要紧事吗？”他停止了咳嗽，关心地问，声音不高。

妻没有听见。母亲掉过脸来看他，显然她也没有听清楚他的话，因为她在问：“宣，你要什么？”

“没有什么，”他摇摇头答道。但是停了两三分钟他又说：“我问树生，信里是不是有什么要紧事情？”这次声音较高，妻也听见了。

“一个同事写来的，没有什么要紧事，”妻淡淡地回答。母亲马上掉过头看她一眼，那神情仿佛在说：“你在骗他，我知道。”

“我听见说是陈主任送来的；”他想了想又说。

“是他，”妻淡淡地回答。

“他不是要飞兰州吗？怎么还没有走？”他又想了一下，再问。

“本来说明天飞的。现在又说飞机票有问题，要延迟一个星期，”妻仍旧用淡漠的调子回答。

过了几分钟，妻站起来，收拾饭桌上的碗碟，母亲到外面去提开水壶。他忽然又问：

“我记得你说过行里要调你到兰州去，怎么这两天又不见提起了？”

妻掉过头，用诧异的眼光看了他一眼，竭力做出平淡的声调回答：

“那不过是一句话，不见得就成事实。”

恰恰在这个时候母亲提了开水壶进来，她听见树生的话，哼了一声，又看了树生一眼，仿佛说：“你撒谎！”

妻脸上微微发红，嘴动了一下，但是她并没有说什么，就把眼睛掉开了。

“万一行里真的调你去，你去不去呢？”他还在追问。妻不知道他存着什么样的心思。

“我不一定去，”她短短地答道，他这种类似审问的问话使她心烦。

“既然调你去，不去恐怕不行罢，”他不知道她的心情，只顾絮絮地讲下去。

“不行，就辞职，”她答得很干脆，而其实她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辞职，怎么行！我病在床上，小宣又要上学。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活下去？”他自语似地说。

“那么卖东西，借债。总不会饿死罢，”妻接嘴说，她故意说给母亲听。她觉得今天受那个女人的气太多了，她总想找个机会刺那个女人一下。

他苦笑了。“你看，我们还有值钱东西吗？这两年什么都吃光了。借钱向哪个借？只有你还有几个阔朋友……”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她带点厌烦地打断了他的话；“你有病不能多讲话，你好好地睡罢。”她掉开脸不看他。

“我睡不着，一闭上眼，就象在演电影。脑子简直不能够休息，”他诉苦般地说。

“你思虑太多。你不要多想，还是安安静静地睡罢，”妻同情地看他一眼温和地安慰道。

“我怎么能不想呢？才三十四岁就害了这种病，不知道能不能好啊！”他痛苦地说。

“宣，你不要着急，你一定会好的，张伯情说吃几付药，养半个月，一定会好，”母亲插嘴说。

“我主张你去医院检查一下，最好透视一下，这样靠得住些。我对……”妻沉吟半晌终于正色说道。但是话未说完，就被他打岔了。

“万一检查出来是第三期肺病，又怎么办？”他问。

“那么就照治肺病的办法医治，”妻毫不犹豫地回答。

“那是富贵病啊，不说医，就是养，也要一笔大钱，”他苦笑道。

“那么穷人生病就该死吗？”妻愤慨地说。她关心地望着他：“不要紧，我还可以给你设法，医药费不会成问题。”

“不过我不能白白地乱花你的钱啊！”他摇摇头说。其实他的决心已经因她的话开始动摇了。他还要说话，可是他的胸部象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似的，气紧得很，仿佛随时都会闭塞住。他接连沙沙地咻着。呼吸声也很粗重。

“请你让他休息一会儿罢，”母亲瞪了妻一眼，说。她马上又走到他的床前，改用怜惜的眼光望着他，柔声说：“你不要多说话，说话伤神，会加病的。你闭上眼睛睡罢。”

他答了一个“是”字，轻轻地叹一口气，真的把眼睛闭上了。

妻碰了一个钉子，颇不甘心，她脸一红，很想即刻发作。但是她又想：这样单调的争吵有什么好处呢？永远得不到结果，不管怎样把那些没有意义的话反复重说，不管怎样用仇恨的眼光互相注视。没有和解，也没有决裂。他没有方法把母亲和妻拉在一起，也没有毅力在两个人中间选取一个。永远是敷衍和拖。除了这个，他似乎再不能做别的事情。现在他病在床上，他还能够给她什么呢？安慰？支持？他在那边叹气。现在应该她叹气了。她把她的青春牺牲在这间阴暗、寒冷的屋子里，却换来仇视和敷衍。她觉得自己的忍耐快达到限度了。

“你会讨好他。好罢，我就让你，我并不希罕他，”她在心里骂道。她轻轻地冷笑一声，就慢步走到右侧窗前，隔着玻璃窗看街景。

夜相当冷。寒气凉凉地摸她的脸。下面是一片黑。只有寥寥几盏灯光。原来她这所楼房是一个界线，楼房外算是另一区域，那一区今天停电。她打了一个冷噤，又耸了耸肩。“为什么总是停电？”她烦躁地小声自语。没有人理她。在这个屋子里她是不被人重视的！她的孤独使她自己害怕。她又转过身来迎着电灯光。电灯光就跟病人的眼睛一样，它也不能给她的心添一点温暖。她把眼光移向病床。他闭着眼张着嘴重重地在吐气。他似乎一点钟一点钟地瘦下去。“他也实在可怜，”她想道。母亲已经出去了。她走到病床前把棉被轻轻拉了一下。他忽然睁开眼睛来看她，他定睛望着她，好象不认识她似的。她的心猛然跳了一下。她接着温和地解释道：“你的铺盖快掉下地了，我给你拉上来。”

“是吗？”他说，接着又问：“妈睡了？你不休息？”

“还早，”她答道。“你好好睡罢。”

“我正说不睡，怎么又睡着了？”他微笑说。“我有话对你说。明天是你生日……”

“连我自己都忘了，你还提它做什么！”她温柔地插嘴说。

“这是一千六百元，请你替我去定一个四磅蛋糕，明天要的。我不敢麻烦妈，只好请你自己去定，很对不起你……”他颤抖地伸出手来，手中有一卷旧钞票。

“我哪里还有心肠过生日？不要买罢，”她感激地说，差一点流下泪来。

“你要去定啊……一定要替我定啊……我自己不敢出去……只好麻烦你……你把钱拿着……”他断断续续地说。

有人在叩门。她想：“难道又是他差人送信来？”这个“他”是指陈主任。她随口说了一句：“请进来。”

出乎她的意外，进来的是一个秃头的老头子，他公司里的同事钟老。“好，我真谢谢你，”她小声说，就把钞票收下了。

“汪兄，怎么啦？睡了吗？”钟老一进门就大声说。又向着她说：“大嫂好。”

“钟先生，请坐，”她连忙招呼道。

“钟老，怎么你跑来了？我的病不要紧，就会好的。对不起，让你跑一趟。我今天早晨刚起来，正要去上班，忽然头晕得很，便又睡下了，一直睡到现在，”他抱歉地说，勉强坐了起来。

“你睡，你睡，我坐坐就走的，”钟老走到床前，一面说话，一面做出要他躺下的手势。

“不要紧，我就在床上坐坐，我不想睡。你看我衣服都没有脱，”他坐在床上说。

“看受凉啊，你还是躺下罢。你躺下我们谈，也是一样，”钟老和蔼地说。

“钟先生，请坐罢。请吃茶啊，”她倒了一杯茶放在方桌上，一面对钟老说。

“谢谢，大嫂，”钟老客气地带笑说，就在一个凳子上坐了。

“刚才看见晚报，六寨也克服了，这倒是个好消息啊，”钟老端起茶杯呷了一口。

“是，”他说，干咳了四五声。“那么公司不会搬家了，”他感到一点安慰地说。

“当然不会搬了。搬兰州不过是一句话，现在用不着逃难了，”钟老说。

“那么请你明天替我请一天假。我想再休息一天就上班，免得多扣薪水，”他说。

“你用不着后天就去，你可以在家里多休息几天。公司里校对的工作对你身体不相宜。还是身体要紧，”钟老慢吞吞地劝他道。

“不过我们周主任和吴科长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要吃他们这碗饭，就只好忍点气。”他说着，皱了两次眉头。钟老正要开口，他忽然问道：“昨天我走后你没有听见他们讲起我什么事罢？”

“我在楼下办公，怎么听得见呢？”钟老答道。“不过——”钟老从怀里掏出一卷钞票，又站起来，走到床前，把钞票放在病人的枕头旁边。“这里一万零五百块，是你一个半月的薪水，周主任要我给你送来。”

“一个半月的薪水，他要你给我送来？为什么？”他惊问道。停了片刻，他忽然大声说：“是不是他要裁掉我？”

“他说……他说，”钟老结结巴巴地说，红着脸讲不下去了。

“我做了什么错事呢？他不能无缘无故就赶走我，”他愤慨地说。他觉得自己的血往上直冲，整个头都在发烧。左胸一股一股地痛，他开始喘气。“我在公司里一天规规矩矩地办公，一句话也不敢说。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我什么气都忍受下去，我简直——”

“老汪，你不要生气，他不是赶走你……他说……你身体不好……一定有T.B.[1]。他要我劝你休息半年再说，”钟老鼓起勇气说出来。“这自然是他的武断，据我看你不见得就有肺病。你不过营养差一点，平日人也太累，休息个把月就会好的。不过周主任，他不这样想，他要你多休息。他说送你两个月薪水，你支了半个月，所以这里只有一个半月的钱。也好，你索性多休息几天，身体养好了，另外找个事，反倒痛快些。”

他埋下头不作声。

“真岂有此理！给他们做了两年牛马，病倒了就一脚踢开，”妻气愤地插嘴说。“宣，钟先生的话不错，等你病好了，另外找个比较痛快的事。”

“现在找事也不容易，”他抬起头说。

“我可以托人设法，我不信连你现在这样的事也找不到，”妻说。他不再说话。

“大嫂的意思不错。其实我们公司，那种官而商商而官的组织是弄不好的，汪兄丢了这里的事并不可惜，”钟老接嘴说。

“他人太老好，在外面做事容易吃亏。这两年要不是靠钟先生关照，恐怕早就站不住了，”妻说。

“大嫂太客气了。我哪里说得上关照，一点忙也没有帮到，实在对不起汪兄，”钟老带笑地说，脸上微微露出了歉意。“不过我跟汪兄平日谈得拢，我很敬佩汪兄的为人。公司里都知道我跟汪兄熟，所以周主任要我来办这个差使，”钟老接着又解释道。

“我知道，我们明白钟先生的意思。既然周主任有这样的表示，文宣就遵命辞职罢，”妻也带笑说（她的笑容看得出是很勉强的）。她马上又向着她的丈夫问道：“是不是这样，宣？”

“是，是，”他含含糊糊地应道。

“大嫂这个意思很不错，”钟老称赞道。“公司既然没有前途，也值不得留恋。请汪兄好好保养身体，身体好了，另外找事也不难……”他又谈了几句闲话，忽然立起来客气地说：“我不打扰你们了。我改天再来。汪兄，你好好养病罢。在这个时代还是身体宝贵啊。”

“钟老，再坐一会儿，我们很闲，”他挽留道。妻觉得他替她说了话。来一个客人，至少给这个屋子添一点变化，一点热，一点生气。

“不坐了，改天再来畅谈，”钟老带笑地告辞道。“我还有别的事，”他加上这句解释。

“那么我不送你了，走好啊，”他失望地说。

“不要送，我以后会常来的，”钟老客气地回答，一面朝房门走去。

“我送钟先生，”她说。

“大嫂，不敢当，请留步罢，”钟老说，他已经走到房门口了。

“外面黑得很，我送钟先生出去，”她说。她打着手电把客人送到楼梯口，就站在那里用手电光照着钟老走下楼去，她一面叮嘱：“走好啊，走好啊。”

“看得见，大嫂，请回去罢，”钟老在下面客气地说。她懒洋洋地转过身，打算回屋去。忽然听见钟老的声音在跟别人讲话。

“她回来了，”她想道，这个“她”自然是指他的母亲。她马上起了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便急急走回房去。

“他走啦？”他问道。这是不必问也不必回答的问话，他显然是为了排遣寂寞才说的。他已经躺下去了。

“走了，”她没精打彩地答道。屋子里没有一点热气。永远是那种病态的黄色的电灯光，和那几样破旧的家具。他永远带着不死不活的样子。她受不了！她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活人。她渴望看见一个活人。

“这笔钱你替我收起来，”他苦笑地说。“这是我卖命的钱啊。”

她应了一声。后一句话声音更低，没有被她听见。她似乎要走到床前去。但是她忽然又退后一步，温和地说：“你交给妈罢，免得她不高兴。”

他轻轻地叹一口气，也不再说什么。在外面廊上已经响着母亲的脚步声，接着那个老妇人走进来了。

“妈，你到哪儿去了？”他亲切地问道。他的声音在这间阴暗寒冷的屋子里寂寞地颤抖着。

“我到张伯情那儿去了一趟。我不放心，我问他究竟你的病怎样。他说不要紧，并不是肺痨，吃几付药，就会好的，”母亲温和地说，但是她的声音里却露出了一点焦虑。

“是，不要紧，我也知道不要紧，”他感激地答道。“你何必还要出去。外面一定很冷。你一天也够累了。你简直是在做我们的老妈子，我真对不起你啊。”他的眼泪流出来了。

“你好好养病罢，不要管这些闲事。我这些年已经做惯老妈子了。我没有她那样的好命，”母亲答道。说了最后一句，她感到一阵痛快，她不自觉地瞥了树生一眼。

树生正立在方桌前听他们母子谈话。她仿佛又挨了一记意外的耳光，她在心里叫了一声：“哎呀！”她回看了他母亲一眼。但是母亲已经走到病人的床前去了，现在还在说：“不过张伯情说，这个地方冬天的雾对你身体实在不相宜，他劝我们搬个地方。”

“搬地方……我们朝哪里搬？我们哪里还有钱搬家？”他叹息道。

永远是这一类刺耳的话。生命就这样平平淡淡一点一滴地消耗。树生的忍耐力到了最高限度了。她并没有犯罪，为什么应该受罚？这里不就是使生命憔悴的监牢？她应该飞，她必须飞，趁她还有着翅膀的时候。为什么她不应该走呢？她和他们中间再没有共同点了，她不能陪着他们牺牲。她要救出她自己。

母亲还在那里讲话，声音象箭似地朝着她的心射过来。“你射来罢，我不怕，我不屑于跟你争……”她自负地想道。她的心突然暖和起来了。

[1]T.B.（英文）肺结核。

二〇

星期六下午树生拿着调职通知书回家，她怀着又兴奋又痛苦的矛盾心情上了楼，推开自己的房门。小宣坐在书桌前藤椅上看书，母亲坐在方桌旁一张凳子上，他仍然躺在病床上。他们正在谈论什么事。小宣看见她进房，便立起来，唤了一声“妈”，脸色苍白地勉强笑了笑。

她应了一声，接着就问：“我的信收到了吗？”

“收到了。学堂功课太严，我们好些同学都赶不上，”小宣象板起脸孔似地说，这算是他好些天不曾回家的理由。

她含糊地答应一句。她注意地看了看她这个儿子。贫血，老成，冷静，在他的身上似乎永远不曾有过青春。他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但是他已经衰老了！她皱了一下眉头，逃避似地掉开了眼睛。她走到床前，问病人：“今天好些罢？”

“好些了，”病人点头回答。

这样的问答成了“例行公事”她每天照样地问，他每天照样地答，虽然他的病一点儿也不见好。

她听见他在咳嗽，看见他拿着枕头旁边的漱口杯（临时作了吐痰杯）吐痰，又慢慢地把漱口杯放下。他两颊上的肉更少了，两只眼睛带着一种可怕的眼神望着她。

“药吃过了？”她怜悯地再问一句。

他点点头，看他那种神情好象他很痛苦。

“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罢，”她忍不住又说了那句不知说过多少遍的话。

“过几天再说罢，”他力竭似地摇头说。

“为什么不早去？我求求你！不要把病耽误了啊，”她恳切地望着他，央求似地说，眼睛里忽然迸出了几滴泪水，她便慢慢地把头掉开了。

“我现在还可以支持，除了咳嗽也没有什么病，”他慢吞吞地答道。

“咳嗽就是病啊，而且你每天发烧，”她又回过脸来说。“我担心——”她咽下了后面的话。

“你是说我害肺病吗？”他问。

她不敢回答。她现出了一点窘相。她后悔不该对他多讲话。

“其实不用检查，我也知道我这是肺病，”他说。“可是知道了又有什么用？我去检查，等于犯人听死刑宣告。”话说出来，他觉得心里很难过，自己也不想再说下去了。

她默默地望着他，她想：他什么都知道，甚至那个残酷的真实。她的劝告对他有什么用处呢？他躺在床上，不过在捱日子。不论是快，或者慢，他总之是在走向死亡。她还有什么办法拯救他？没有。他不听她的话，不肯认真治病。她只有等待奇迹。或者……或者她先救出自己。她的脑子里有着矛盾的思想。所以她一边偷偷流泪，一边又暗暗抱着希望。

“不见得。肺病也养得好。你不要怕花钱。我说过，我愿意给你设法，”她忍住眼泪，最后一次努力地劝他。

“养病就不说要花钱，也应当有好心境，这你是知道的。象我这样生活，哪里会有好心境啊？”他又说。

“宣，你讲话太多了。睡一会儿罢，又快要吃药了。”母亲不耐烦地干涉道。

妻暗暗地瞪了母亲一眼。她走到方桌前坐下来。她坐在那里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事好。没有人理她，连小宣也不过来跟她讲话。她感到厌倦，现在连眼光也似乎无处可放了。

她觉得无聊地枯坐了一会儿。她想难道必须坐在这里等着母亲煮好饭送上来吗？连吃饭的时候也是冷清清没有生气的。饭后更不会有温暖。永远是灰黄的灯光（不然就是停电时的漆黑，那样的时刻也不少），单调而无生气的闲谈，带病的面容。这样的生活她实在受不了。她不能让她的青春最后的时刻这样白白地耗尽。她不能救别人，至少先得救出她自己。不然她会死在这个地方，死在这间屋子里。

她突然站起来。她又一次下了决心。她用不着再迟疑了。她的手提包里还放着调职通知书。她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机会呢？

她走到小宣的身旁。“小宣，你跟我出去走走，”她说。

“不等吃饭吗？”小宣抬起头看她，有气无力地问道，这个孩子讲话象大人，尤其是象父亲。

“我们到外面去吃饭，”她短短地答道。

“那么不约婆一道去？”小宣又问，声音提高了些。

“不去也好，”她突然改变了主意。她觉得心烦。不知道怎样，孩子的话激怒了她。

小宣诧异地看了她一眼，还问一句：“妈，你也不出去？”

“不出去，”她摇摇头说，心想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多嘴！

小宣看了她一眼，也不再说话，又把头埋到书上去了。

“他好象不是我的儿子，”她想道；她还立在小宣的背后，注意地看了他好几次。小宣一点也不觉得。他在读一个剧本。白日的光线渐渐在消失，刚刚亮起来的电灯光又不太亮。所以他把头埋得很深。“他是在弄坏自己的眼睛啊！”她又想。她忍不住怜悯地说：“小宣，你歇一会儿罢，你不要太用功啊。”

小宣又抬起头，惊奇地看她一眼，他回答一声：“是，”他的眼睛不住地闪着，好象它们不大舒服似的。随后他合上书，懒洋洋地站起来。

“怎么，他笑都不笑一声，动作这样慢。他完全不象一个小孩。他就象他父亲，”她又想。

小宣静静地走到床前去看父亲。“他对我一点也不亲热，好象我是他的后母一样，”她痛苦地想。她就在孩子刚才离开的藤椅上坐下。

母亲正坐在床沿上跟宣讲话，小宣立在床前静静地听着。他们似乎谈得很亲密。

“她不要我跟他讲话。怎么她又不让他休息呢？这个自私的老太婆！”她愤慨地想道。她无意间伸手在书桌上拿起小宣刚才看的那本书来。“她就恨我！我是她的仇人！小宣对我冷淡，一定是她教出来的。宣也在敷衍她！不，他其实更爱她，”她继续想道，心更烦起来。她受不住这寂寞，这冷淡。她需要找一件分心的事情。她把眼光放到拿在手里的书上。她首先看到两个红字：《原野》。这是曹禺写的剧本。她看过它的上演。可是又听说后来被禁止了，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戏，多么巧！戏里也有一个母亲憎恨自己的儿媳妇。那个丈夫永远夹在中间，两种爱的中间受苦。结果呢？结果太可怕了！她不会弄出那样的结果，她不是那样的女人！她在这里是多余的。她有机会走开。调职通知书还在她的手提包里。她为什么要放过机会呢？不，那是已经决定的事情了。行里不会改派另一个人，除非她辞职。她当然不会辞职。离开那个银行，她一时也找不到别的职业，而且她还借支了薪金，而且她这两个月还同陈主任搭伙在做囤积的生意。

“飞啊，飞啊！”好象有一个声音反复地在她的耳边轻轻地鼓舞她。调职通知书渐渐地在她的眼前扩大。兰州！这两个大字变成一架飞机在她的脑子里飞动。她渐渐地高兴起来。她觉得自己又有了勇气了。她甚至用轻蔑的眼光看他的母亲。她心想：“你们联在一起对付我，我也不怕，我有我的路！我要飞！”

二一

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她丢开他跟着另一个男人走了；母亲也好象死在什么地方了。他从梦中哭醒，他的眼睛还是湿的。他的心跳得厉害，他倾听着这敲鼓似的声音。他张开嘴，睁大眼睛，想在黑暗中看出什么来。但是屋子很黑，就好象有一张黑幕盖在他的头上和全身一样。他觉得气紧，呼吸似乎不十分畅快，胸部还在隐隐地痛。他疲乏地闭上眼睛，但是他立刻又睁开，因为那个可怕的梦景在他的眼前重现了。

“我究竟在什么地方？”他疑惑地想，“是死还是活？”四周没有人声，然而并不是完全静寂的，因为屋子里充满了细小的声音。“我一个人，”他寂寞地说了出来。忽然一阵心酸，他又落下了眼泪。

“真是走的走、死的死了吗？”他痛苦地问自己。没有回答。他翻了一个身，又一个身。“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他想道。“我在做梦吗？”他的手摸着自己颊上的泪痕。他的喉咙发痒，他咳起嗽来。

他突然揭开被，跳下床。他扭开了电灯。屋子亮起来，灯光白得象雪似的，使他的眼睛差一点睁不开。他披着衣服站在方桌前。他第一眼便看他那个睡在床上的妻。谢谢天。妻睡得很好，棉被头盖着她下半个脸，黑黑的长睫毛使她睡着的时候也象睁开眼睛一样。她的额上没有一条皱纹，她还是象十年前那样地年轻。他看看自己，丝棉袍的绸面已经褪了色，蓝布罩衫也在泛白了。他全身骨头一齐发痠、发痛，痰似的东西直往喉管上冒。他同她不象是一个时代的人。他变了！这并不是一个新发见。但是这一次却象有一个拳头在他的胸膛上猛击一下。他的身子晃了晃，他连忙扶着方桌站定了。

他在方桌前立了一会儿。他忽然打了一个寒噤，他不自觉地把头一缩。屋子里依然很亮。老鼠又在啃地板。外面街上有一个人的脚步声，那个人走得慢，而且用一种衰老而凄凉的声音叫着：“炒米糖开水！”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他把眼光掉向母亲的房门。门关着，里面传出来一个人的鼾声，是小宣的，并不太高，不过他听得出。他们睡得很好。他侧耳再听，那还是小宣的鼾声。“这孩子也可怜，偏偏生在我们家里，”他想。“妈也是，老来受苦，”他又叹一口气。“不过幸好他们都很平安，”这一个念头倒给了他一点安慰。

接着他咳了两声嗽，他觉得痰贴在喉管上，他必须咳出它来。他不敢大声咳，他害怕惊醒妻和母亲。他慢慢地咻着。他的胸部接连地痛。他摸出手帕掩住嘴。他走到书桌前，跌坐在藤椅上。

他咻了好几声，居然把痰咳出来了；他要吐它在地上，可是痰贴在他的舌尖、唇边，不肯下地。“我连这点点力气也没有了，”他痛苦地、灰心地想道。

他吐出痰后，觉得喉咙干，想喝两口茶。他便站起来。他无意间把书桌上一件黑黑的东西撞落在地上。他即刻弯下身去拾那件东西。那是树生的手提包。他拾起来，手提包打开了，落下几张纸和一支唇膏。他再俯下身去拾它们。他看见了那张调职通知书。

他把通知书拿在手里，又坐回到藤椅上，他仔细地读着。虽然那上面不过寥寥几行字，他却反复不厌地念了几遍。他好象落在冷窖里一样，他全身都冷了。

“她瞒着我，”他低声自语道。接着他又想：她为什么要瞒我呢？我不会妨碍她的。他感到一种被人出卖了以后的痛苦和愤慨。他想不通，他默默地咬着自己的下嘴唇。胸部还是隐约地在痛。他用左手轻轻擦揉着胸膛。“病菌在吃我的肺，好，就让它们吃个痛快罢，”他想。

“她真的要走吗？”他问自己。他又埋下头看手里那张调职书。他用不着再问了。那张纸明明告诉他，她会走的。

“走了也好，她应该为自己找一个新天地。我让她住在这里只有把她白白糟蹋，”他安慰自己地想。他又把头掉过去看她。她已经向里翻过了身，他只看见她一头黑发。“她睡得很好，”他低声说。他把头放在靠背上，闭着眼睛，休息了一会儿。通知书仍然捏在他的手里。

他忽然又惊醒似地睁开眼睛。屋子里多么亮！多么静！多么冷！他又掉过头去看她。她还睡在床上，但是又翻过了身来，面向着他，并且把右膀伸到被外来了。这是一只白而多肉的膀子。“她会受凉的，”他想着，就站起来，走到床前，把她的膀子放回到被里去。他轻轻地拿着她的手，慢慢地动着，但是仍然把她惊醒了。

她起先哼了一声，慢慢地睁开眼睛。“你还不睡？”她问道。但是接着她又吃惊地说：“怎么，你下床来了！”

“我看见你一只膀子露在外面，怕你着凉，”他低声解释道，通知书还捏在手里。

她感激地对他一笑，然后慢慢地把眼光移到别处去。她忽然看见了那张通知书。

“怎么在你手里？”她惊问道，就坐起来，把睡衣的领口拉紧一点。“你从哪里找到的？”

“我看见了，”他埋下头答道，他的脸立刻发红。他连忙加上一句解释：“你的手提包从桌上掉下来打开了。”

“我今天才拿到它。我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她抱歉似地说，她记起来是自己大意把手提包忘记在书桌上的。她打了一个冷噤，连忙用棉被裹住自己的身子。

“你去罢，我没有问题，”他低声说。

“我知道，”她点点头。她看见他望着自己好象有多少话要说，却又说不出来，她心里也难过。“我本来不想去，不过我不去我们这一家人怎么生活——”

“我知道，”他结结巴巴地说，打断了她的话。

“陈主任帮我订飞机票，说是下星期三走，”她又说。

“是，”他机械地答道。

“横顺我也没有多少行李。西北皮货便宜，我可以在那边做衣服，”她接下去说。

“是，那边皮货便宜，”他没精打彩地应道。

“我可以在行里领路费，还可以借支一笔钱，我先留五万在家里。”

“好的，”他短短地回答。他的心象被木棒捣着似地痛得厉害。

“你好好养病。我到那边升了一级，可以多拿薪水，也可以多寄点钱回家。你只管安心养病罢。”她愈说愈有精神，脸上又浮起了微笑。

他实在支持不下去，便说：“我睡罗。”他勉强走到书桌那边，把通知书放回她的手提包里，然后回到床前，他颓然倒下去，用棉被蒙着头，低声哭起来。

她刚刚闭上了眼睛，忽然听见他的哭声。她的兴奋和愉快一下子都飞散了。她觉得不知道从哪里掉下许多根针，全刺在她的心上。她唤一声：“宣！”他不答应。她再唤一声。他仍然不答应，可是哭声却稍微高了些。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她掀开自己的棉被，也拉开他的棉被，把半个身子扑到他的身上，伸出两只膀子搂着他，不管他怎样躲开，她还是把他的脸扳过来。她流着眼泪，呜咽地喃喃说：“我也并不想去。要不是你妈，要不是大家的生活……我心里也很苦啊！我一个女人，我……”

二二

从这一晚起，他又多了做梦的资料。梦折磨着他。每晚他都得不到安宁。一个梦接连着另一个。在梦中他不断地跟她分别，她去兰州或者去别的地方，有时甚至在跟他母亲吵架以后负气出走。醒来，他常常淌一身冷汗。他无可如何地叹一口长气，他知道自己的病已经很深了。

晚上妻睡在他的旁边。他为了自己的病，常常避免把脸向着她。他们睡在一处，心却隔得很远。妻白天出门，晚上回家也不太早。她有应酬，同事们接连地替她饯行。她每晚回家，总看见母亲在房里陪伴他，但是等她跨进了门，母亲就回到小屋去了。然后她坐在床沿上或者方桌前凳子上絮絮地讲她这一天的见闻。现在她比平日讲话多，他却较从前沉静寡言。他常常呆呆地望着她，心里在想分别以后还能不能有重见的机会。

不做梦时他喜欢数着他们以后相聚的日子和时刻。日子和时刻逐渐减少，而他的挣扎也愈加痛苦。让她去，或者留住她？让她幸福，或者拉住她同下深渊？

“你走后还会想起我么？”他常常想问她这句话，可是他始终不敢说出来。

五万元交来了：两万元现款和一张银行存单。妻告诉他，存“比期”，每半个月，办一次手续，利息有七分光景。到底妻比他知道得多！妻的行装也准备好了。忽然她又带回家一个好消息：飞机票可能要延迟两个星期。她也因为这个消息感到高兴。她还对他说，她要陪他好好地过一个新年。对他说来，当然再没有比这个更能够安慰他的了。他无法留住她，却只好希望多和她见面，多看见她的充满生命力的美丽的面颜。

但是这样的见面有时也会给他带来痛苦。连他也看得出来她的心一天一天地移向更远的地方。跟他分离，在她似乎并不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她常常笑着对他说：“过三四个月我就要回来看你。陈主任认识航空公司的人，容易买到飞机票，来往也很方便。”他唯唯应着，心里却想：“等你回来，不晓得我还在不在这儿。”他觉得要哭一场才痛快。可是痰贴在他的喉管里，他用力咳嗽的时候，左胸也痛，他只好轻轻地咻着。这咻声她也听惯了，但是仍然能够得到她的怜惜的注视，或者关心的询问。

他已经坐起来，并且在房里自由地走动了。除了脸色、咳嗽和一些动作外，别人不会知道他在害病。中药还在吃，不过吃得不勤。母亲现在也提起去医院检查、照X光一类的话。然而他总是支吾过去。他愿意吃中药，因为花钱少，而且不管功效如何，继续不断地吃着药，总可以给自己一点安慰和希望。

有时他也看书，因为他寂寞，而且冬天的夜太长，他睡尽了夜，不能再在白天闭眼。他也喜欢看书，走动，说话，这使他觉得自己的病势不重，甚至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但是母亲不让他多讲话，多看书，多走动；母亲却时时提醒他：他在生病，他不能象常人那样地生活。

可是他怎么能不象常人那样地生活呢？白天躺在床上不做任何事情，这只有使他多思索，多焦虑，这只有使他心烦。他计算着，几乎每天都在计算，他花去若干钱，还剩余若干。钱本来只有那么一点点，物价又在不断地涨，他的遣散费和他妻子留下的安家费，再加上每月那一点利息，凑在一起又能够用多久呢？他仿佛看着钱一天一天不停地流出去，他束着手无法拦住它。他没有丝毫的收入，只有无穷无尽的花费……那太可怕了，他一想起，就发呆。

有一次母亲为他买了一只鸡回来，高兴地煮好鸡汤用菜碗盛着端给他吃。那是午饭后不久的事。这两天他的胃口更不好。

“你要是喜欢吃，我可以常常煮给你吃，”母亲带点鼓舞的口气说。

“妈，这太花费了，我们哪里吃得起啊！”他却带着愁容回答，不过他还是把碗接了过来。

“我买得很便宜，不过千多块钱，吃了补补身体也好，”母亲被他浇了凉水，但是她仍旧温和地答道。

“不过我们没有多的钱啊，”他固执般地说；“我身体不好，偏偏又失了业。坐吃山空，怎么得了！”

“不要紧，你不必担心。横顺目前还有办法，先把你身体弄好再说，”母亲带笑地劝道，她笑得有点勉强。

“东西天天贵，钱天天减少，树生还没有走，我们恐怕就要动用到她那笔钱了，”他皱着眉头说。鸡汤还在他的手里冒热气。

母亲立刻收起了笑容。她掉开头，想找个地方停留她的眼光，但是没有找到。她又回过脸来，痛苦而且烦躁地说了一句：“你快些吃罢。”

他捧着碗喝汤，不用汤匙，不用筷子，还带了一点慌张不安的样子。母亲在旁边低声叹了一口气。她仿佛看见那个女人的得意的笑容。她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她埋下头。但是他的喝汤的响声引起了她的注意。“很好，很好，”他接连称赞道，他的愁容消失了。他用贪婪的眼光注视着汤碗。他用手拿起一只鸡腿在嘴边啃着。

“妈，你也吃一点罢，”他忽然抬起头看看母亲，带笑地说。

“我不饿，”母亲轻轻地答道。她用爱怜的眼光看他。她心里难受。

“我不是病，我就是营养不良啊，我身体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他解释般地说。

“是啊，你身体会慢慢好起来的，”母亲机械地答道。

他又专心去吃碗里的鸡肉，他仿佛从来没有吃过好饮食似的。他忽然自言自语：“要是平日吃得好一点，我也不会得这种病。”他一面吃，一面说话。母亲仍然站在旁边看他，她一会儿露出笑容，一会儿又伸手去揩眼睛。

“他的身体大概渐渐好起来了。他能吃，这是好现象，”她想道。

“妈，你也吃一点。味道很好，很好。人是需要营养的，”他吃完鸡肉，用油手拿着碗，带着满足的微笑对母亲说。

“好，我会吃，”母亲不愿意他多讲话，就含糊地答应了，其实她心想：“就只有这么一只瘦鸡，给你一个人吃还嫌少啊。”她接过空碗，拿了它到外面去。她回来的时候，他靠在藤椅上睡着了。母亲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想给他盖上点什么东西，可是刚走到他面前，他忽然睁开眼唤道：“树生！”他抓住母亲的手。

“什么事？”母亲惊问道。

他把眼睛掉向四周看了一下。随后他带了点疑惑地问：“树生还没有回来？”

“没有。连她的影子也看不见，”她带着失望的口气回答。他不应该时常想着树生。树生对他哪点好？她（树生）简直是在折磨他，欺骗他！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露出了苦笑。“我又在做梦了，”他感到寂寞地说。

“你还是到床上去睡罢，”母亲说。

“我睡得太多了，一身骨头都睡痛了。我不想再睡，”他说，慢慢地站起来。

“树生也真是太忙了。她要走了，也不能回家跟我们团聚两天，”他扶着书桌，自语道。他转过身推开藤椅，慢步走到右面窗前，打开掩着的窗户。

“你当心，不要吹风啊，”母亲关心地说；她起先听见他又提到那个女人的名字，便忍住心里的不痛快，不讲话，但是现在她不能沉默了，她不是在跟他赌气啊。

“太气闷了，我想闻一点新鲜空气，”他说。可是他嗅到的冷气中夹杂了一股一股的煤臭。同时什么东西在刮着他的脸，他感到痛和不舒服。

天永远带着愁容。空气永远是那样地沉闷。马路是一片黯淡的灰色。人们埋着头走过来，缩着颈项走过去。

“你还是睡一会儿罢，我看你闲着也无聊，”母亲又在劝他。

他关上窗门，转过身来，对着母亲点了点头说：“好的。”他望着他的床，他想走过去，又害怕走过去。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日子过得真慢，”他自语道。

后来他终于走到床前，和衣倒在床上，但是他仍旧睁着两只眼睛。

母亲坐在藤椅上闭着眼睛养神。她听见他在床上连连地翻身，她知道是什么思想在搅扰他。她有一种类似悲愤的感觉。后来她实在忍耐不住，便掉过头看他，一面安慰他说：“宣，你不要多想那些事。你安心睡罢。”

“我没有想什么，”他低声回答。

“你瞒不过我，你还是在想树生的事情，”母亲说。

“那是我劝她去的，她本来并不一定要去，”他分辩道。“换个环境对她也许好一点。她在这个地方也住厌了。去兰州待遇高一点，算是升了一级。”

“我知道，我知道，”母亲加重语气地说。“不过你光是替她着想，你为什么不想到你自己，你为什么只管想到别人？”

“我自己？”他惊讶地说，“我自己不是很好吗！”他说了“很好”两个字，连他自己也觉得话太不真实了，他便补上一句：“我的病差不多全好了，她在兰州更可以给我帮忙。”

“她？你相信她！”母亲冷笑一声，接着轻蔑地说：“她是一只野鸟，你放出去休想收她回来。”

“妈，你对什么人都好，就是对树生太苛刻。她并不是那样的女人。而且她还是为了我们一家人的缘故才答应去兰州的，”他兴奋地从床上坐起来说。

母亲呆呆地望着他，忽然改变了脸色，她忍受似地点着头说：“就依你，我相信你的话。那么，你放心睡觉罢。你话讲多了太伤神，病会加重的。”

他不作声了。他埋着头好象在想什么事情。母亲用怜悯的眼光望着他，心里埋怨道：你怎么这样执迷不悟啊！可是她仍然用慈爱的声音对他说：“宣，你还是睡下罢，这样坐着看着凉啊。”

他抬起头用类似感激的眼光看了母亲一眼。停了一会儿，他忽然下床来。“妈，我要出去一趟，”他匆匆地说，一面弯着身子系皮鞋带。

“你出去？你出去做什么？”母亲惊问道。

“我有点事，”他答道。

“你还有什么事？公司已经辞掉你了。外面冷得很，你身体又不好，”母亲着急地说。

他站起来，脸上现出兴奋的红色。“妈，不要紧，让我去一趟，”他固执地说，便走去取下挂在墙上洋钉上面的蓝布罩袍来穿在身上。

“等我来，”母亲不放心地急急说，她过去帮忙他把罩袍穿上了。“你不要走，走不得啊！”她一面说，一面却取下那条黑白条纹的旧围巾，替他缠在颈项上。“你不要走。有事情，你写个字条，我给你送去，”她又说。

“不要紧，我就会回来，地方很近，”他说着，就朝外走。她望着他，突然觉得自己象是在梦中一样。

“他这是做什么？我简直不明白！”她孤寂地自语道。她站在原处思索了片刻，然后走到他的床前，弯下身子去整理床铺。

她铺好床，看看屋子，地板上尘土很多，还有几处半干的痰迹。她皱了皱眉，便到门外廊上去拿了扫帚来把地板打扫干净了。桌上已经垫了一层土。这个房间一面临马路，每逢大卡车经过，就会扬起大股的灰尘送进屋来。这一刻她似乎特别忍受不了肮脏。她又用抹布把方桌和书桌连凳子也都抹干净了。

做完这个，她便坐在藤椅上休息。她觉得腰痛，她用手在腰间擦揉了一会儿。“要是有人来给我捶背多好啊，”她忽然想道。但是她马上就明白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境地了，她责备自己：“你已经做了老妈子，还敢妄想吗！”她绝望地叹一口气。她把头放在靠背上。她的眼前现出了一个人影，先是模糊，后来面颜十分清楚了。“我又想起了他，”她哂笑自己。但是接着她低声说了出来：“我是不在乎，我知道我命不好。不过你为什么不保佑宣？你不能让宣就过这种日子啊！”她一阵伤心，掉下了几滴眼泪。

不久他推开门进来，看见母亲坐在藤椅上揩眼睛。

“妈，你什么事？怎么在哭？”他惊问道。

“我扫地，灰尘进了我的眼睛，刚刚弄出来，”她对他撒了谎。

“妈，你把我的床也理好了，”他感动地说，便走到母亲的身边。

“我没有事，闲着也闷得很，”她答道。接着她又问：“你刚才到哪里去了来？”

他喘了两口气，又咳了两三声嗽，然后掉开脸说：“我去看了钟老来。”

“你找他什么事？你到公司去过吗？”她惊讶地问道，便站了起来。

“我托他给我找事，”他低声说。

“找事？你病还没有全好，何必这样着急！自己的身体比什么都要紧啊，”母亲不以为然地说。

“我们中国人身体大半是这样，说有病，拖起来拖几十年也没有问题。我觉得我现在好多了，钟老也说我比前些天好多了。他答应替我找事。”他的脸上仍旧带着病容和倦容，说起话来似乎很吃力。他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

“唉，你何必这样急啊！”母亲说。“我们一时还不会饿饭。”

“可是我不能够整天睡着看你一个人做事情。我是个男人，总不能袖手吃闲饭啊，”他痛苦地分辩道。

“你是我的儿子，我就只有你一个，你还不肯保养身体，我将来靠哪个啊？”她说不下去，悲痛堵塞了她的咽喉。

他把左手放到嘴边，他的牙齿紧紧咬着大拇指。他不知道痛，因为他的左胸痛得厉害。过了一会儿，他放下手，也不去看指上深的齿印。他看他母亲。她默默地坐在那里。他用怜悯的眼光看她，他想：“你的梦、你的希望都落空了。”他认识“将来”，“将来”象一张凶恶的鬼脸，有着两排可怕的白牙。

两个人不再说话，不再动。这静寂是可怕的，折磨人的。屋子里没有丝毫生命的气象。街中的人声、车声都不能打破这静寂。但是母亲和儿子各人沉在自己的思想中，并没有走着同一条路，却在一个地方碰了头而且互相了解了：那是一个大字：死。

儿子走到母亲的背后。“妈，你不要难过，”他温和地说；“你还可以靠小宣，他将来一定比我有出息。”

母亲知道他的意思，她心里更加难过。“小宣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这孩子太象你了，”她叹息似地说。她不愿意把她的痛苦露给他看，可是这句话使他更深更透地看见了她的寂寞的一生。她说得不错。小宣太象他，也就是说，小宣跟他一样地没有出息。那么她究竟有什么依靠呢？他自己有时也在小宣的身上寄托着希望，现在他明白希望是很渺茫的了。

“他年纪还小，慢慢会好起来。说起来我真对不起他，我始终没有好好地教养过他，”他说，他还想安慰母亲。

“其实也怪不得你，你一辈子就没有休息过，你自己什么苦都吃……”她说到这里，又动了感情，再也说不下去，她忽然站起来，逃避似地走到门外去了。

他默默地走到右面窗前，打开一面窗。天象一张惨白脸对着他。灰黑的云象皱紧的眉。他立刻打了一个冷噤。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冷冷地挨着他的脸颊。“下雨罗，”他没精打彩地自语道。

背后起了脚步声，妻走进房来了。不等他掉转身子，她激动地说：“宣，我明天走。”

“明天？怎么这样快？不是说下礼拜吗？”他大吃一惊，问道。

“明天有一架加班机，票子已经送来，我不能陪你过新年了。真糟，晚上还有人请吃饭，”她说到这里不觉皱起了眉尖，声调也改变了。

“那么明天真走了？”他失望地再问。

“明早晨六点钟以前赶到飞机场。天不亮就得起来，”她说。

“那么今晚上先雇好车子，不然怕来不及，”他说。

“不要紧，陈主任会借部汽车来接我。我现在还要整理行李，我箱子也没有理好，”她忙忙慌慌地说。她弯下身去拿放在床底下的箱子。

“我来给你帮忙，”他说着，也走到床前去。

她已经把箱子拖出来了，就蹲着打开盖子，开始清理箱内的衣服。她时而站起，去拿一两件东西来放在箱子里面，她拿来的，有衣服，有化妆品和别的东西。

“这个要带去吗？”“这个要吗？”他时不时拿一两件她的东西来给她，一面问道。

“谢谢你。你不要动，我自己来，”她总是这样回答。

母亲从外面进来，站在门口，冷眼看他们的动作。她不发出丝毫的声息，可是她的心里充满了怨愤。他忽然注意到她，便大声报告：“妈，树生明早晨要飞了。”

“她飞她的，跟我有什么相干！”母亲冷冷地说。

树生本来已经站直了，要招呼母亲，并且说几句带好意的话。可是听见母亲的冷言冷语，她又默默地蹲下去。她的脸涨得通红，她只是轻轻地哼了一声。

母亲生气地走进自己的小屋去了。树生关上箱盖，立起来，怒气已经消去一半。他望着她，不敢说一句话。但是他的眼光在向她哀求什么。

“你看，都是她在跟我过不去，她实在恨我，”树生轻轻地对他说。

“这都是误会，妈慢慢会明白的。你不要怪她，”他小声回答。

“我不会恨她，我看在你的面上，”她温柔地对他笑了笑，说。

“谢谢你，”他陪笑道；“我明早晨送你上飞机，”他用更低的声音说。

“你不要去！你的身体受不了，”她急急地说。“横顺有陈主任照料我。”

末一句话刺痛了他的心。“那么我们就在这间屋里分别？”他痛苦地说，眼里含着泪光。

“不要难过，我现在还不走。我今晚上早点回来，还可以陪你多谈谈，”她的心肠软了，用同情的声调安慰他说。

他点了点头，想说一句“我等你”，却又说不出来，只是含糊地发出一个声音。

“你睡下罢，站着太累，你的病还没有完全好啊。我可以在床上坐一会儿，”她又说。

他依从了她的劝告躺下了。她给他盖上半幅棉被，然后坐在床沿上。“明天这个时候我不晓得是怎样的情形，”她自语道。“其实我也不一定想走。我心里毫无把握。你们要是把我拉住，我也许就不走了，”这是她对他说的真心话。

“你放心去好了。你既然决定了，不会错的，”他温和地回答，他忘了自己的痛苦。

“其实我自己也不晓得这次去兰州是祸是福，我连一个可以商量的人也没有，你又一直在生病，妈却巴不得我早一天离开你，”她望着他，带了点感伤和烦愁地说。

“病”字敲着他的头。她们永远不让他忘记他的病！她们永远把他看作一个病人！他叹了一口气，仿佛从一个跟她同等的高度跌下来，他最后一线游丝似的希望也破灭了。

“是啊，是啊，”他无可奈何地连连说，他带着关切和爱惜的眼光望着她。

“你气色还是不好，你要多休息，”她换了关心的调子说。“经济问题倒容易解决。你只管放心养病。我会按月寄钱给你。”

“我知道，”他把眼光掉开说。

“小宣那里我今天去过信，”她又说。但是没有让她把话说完，汽车的喇叭声突然在楼下正街上响起来了。她略微惊讶地掉过脸来，朝那个方向望了望，又说下去：“我要他礼拜天进城来。”喇叭似乎不耐烦地接连叫着。她站起来，忙忙慌慌地说：“我要走了，他们开车子来接我了。”她整理一下衣服，又拿起手提包，打开它，取出了小镜子和粉盒、唇膏。

他坐起来。“你不要起来，你睡你的，”她一面说，一面专心地对镜扑粉涂口红。但是他仍旧下床来了。

“我走罗，晚上我早一点回来，”她说着，掉过脸，含笑地对他点一个头，然后匆匆地走出门去。

屋子里寒冷的空气中还留着她的脂粉香，可是她带走了清脆的笑声和语声。他孤寂地站在方桌前面，出神地望着她的身影消去的地方，那扇白粉脱落了的房门。“你留下罢，你留下罢！”他仿佛听见了自己的内心的声音。但是橐橐的轻快的脚步声早已消失了。

母亲走出小屋，带着怜悯的眼光看他。“宣，你死了心罢，你们迟早要分开的。你一个穷读书人哪里留得住她！”母亲说，她心里装满了爱和恨，她需要发泄。

他埋下头看看自己的身上，然后把右手放到眼前。多么瘦！多么黄！倒更象鸡爪了！它在发抖，无力地颤抖着。他把袖子稍稍往上挽。多枯瘦的手腕！哪里还有一点肉！他觉得全身发冷。他呆呆地望着这只可怕的手。他好象是一个罪人，刚听完了死刑的宣告。母亲的话反复地在他的耳边响着：“死了心罢，死了心罢。”的确他的心被判了死刑了。

他还有什么权利，什么理由要求她留下呢？问题在他，而不是在她。这一次他彻底地明白了。

母亲扭开电灯，屋子里添了一点亮光。

他默默地走到书桌前，用告别一般的眼光看了看桌上的东西，然后崩溃似地坐倒在藤椅上。他用两只手蒙着脸。他并没有眼泪。他只是不愿意再看见他周围的一切。他放弃了一切，连自己也在内。

“宣，你不要难过，女人多得很。等你的病好了，可以另外找一个更好的，”母亲走过去，用慈爱的声音安慰他。

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叫。他取下手来，茫然望着母亲。他想哭。为什么她要把他拉回来？让他这个死刑囚再瞥见繁华世界？他已经安分地准备忍受他的命运，为什么还要拿于他无望的梦来诱惑他？他这时并不是在冷静思索，从容判断，他只是在体验那种绞心的痛苦。树生带走了爱，也带走了他的一切；大学时代的好梦，婚后的甜蜜生活，战前的教育事业的计划，全光了，全完了！

“你快到床上去躺躺，我看你不大好过罢。要不要我现在就去请个医生来，西医也好，”母亲仍旧不能了解他，但是他的脸色使她惊恐，她着急起来，声音发颤地说。

“不，不要请医生。妈，不会久的，”他绝望地说，声音弱，而且不时喘气。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你说什么？等我来搀你，”母亲吃惊地说，她连忙搀扶着他的右肘。

“妈，你不要怕，没有什么事，我自己可以走，”他说，好象从梦里醒过来一样。他摆脱了母亲的扶持，离开藤椅，走到方桌前，一只手压在桌面上，用茫然的眼光朝四周看。昏黄的灯光，简陋的陈设，每件东西都发出冷气。突然间，不发出任何警告，电灯光灭了。眼前先是一下黑，然后从黑中泛出了捉摸不住的灰色光。

“昨天才停过电，怎么今天又停了？”母亲低声埋怨道。

他叹了一口气。“横竖做不了事，就让它黑着罢，”他说。

“点支蜡烛也好，不然显得更凄凉了，”母亲说。她便去找了昨天用剩的半截蜡烛点起来。烛光摇曳得厉害。屋子里到处都是黑影。不知从哪里进来的风震摇着烛光，烛芯偏向一边，烛油水似地往下流。一个破茶杯倒立着，做了临时烛台，现在也被大堆烛油焊在桌上了。

“快拿剪刀来！快拿剪刀来！”他并不想说这样的话，话却自然地从他的口中漏出来，而且他现出着急的样子。这样的事情不断地发生，他已经由训练得到了好些习性。他做着自己并不一定想做的事，说着自己并不一定想说的话。

母亲拿了剪刀来，把倒垂的烛芯剪去了。烛光稍稍稳定。“你现在吃饭好吗？我去把鸡汤热来，”她说。

“好嘛，”他勉勉强强地答道。几小时以前的那种兴致和食欲现在完全消失了。他回答“好”，只是为了敷衍母亲。“她为什么还要我吃？我不是已经饱了？”他疑惑地想道。他用茫然的眼光看母亲。母亲正拿了一段还不及大拇指长的蜡烛点燃了预备出去。

“妈，你拿这段长的去，方便点，”他说。“我不要亮，”他又添一句。他想：有亮没有亮对我都是一样。

“不要紧，我够了，”母亲说，仍旧拿了较短的一段蜡烛出了房门。

一段残烛陪伴他留在屋子里。

“又算过了一天，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天好活，”他自语道，不甘心地叹了一口气。

没有人答话。墙壁上颤摇着他自己的影子。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坐下还是站着，应该睡去还是醒着。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动作。他仍旧立在方桌前，寒气渐渐地浸透了他的罩衫和棉袍。他的身子微微颤抖。他便离开方桌，走了几步，只为了使身子暖和一点。

“我才三十四岁，还没有做出什么事情，”他不平地、痛苦地想道。“现在全完了，”他惋惜地自叹。大学时代的抱负象电光般地在他的眼前亮了一下。花园般的背景，年轻的面孔，自负的言语……全在他的脑子里重现。“那个时候哪里想得到有今天？”他追悔地说。

“那个时候我多傻，我一直想着自己办一个理想中学，”他又带着苦笑地想。他的眼前仿佛现出一些青年的脸孔，活泼、勇敢、带着希望……。他们对着他感激地笑。他吃惊地睁大眼睛。蜡烛结了烛花，光逐渐暗淡。房里无限凄凉。“我又在做梦了，”他不去剪烛花，却失望地自语道。他忽然听见了廊上母亲的脚步声。

“又是吃！我这样不死不活地捱日子又有什么意思！”他痛苦地想。

母亲捧了一菜碗热气腾腾的鸡汤饭进来，她满意地笑着说：“我给你煮成了鸡汤饭，趁热吃，受用些。”

“好！我就多吃一点，”他顺从地说。母亲把碗放在方桌上。他走到方桌前一个凳子上坐下。一股热气立刻冲到他的脸上来。母亲俯着头在剪烛花。他看她。这些天她更老了。她居然有那么些条皱纹，颧骨显得更高，两颊也更瘦了。

“连母亲也受了我的累，”他不能不这样想。他很想哭。他对着碗出神了。

“快吃罢，看冷了啊，”母亲还在旁边催促他。

二三

他吃过晚饭后就盼望着妻，可是妻回来得相当迟。

时间过得极慢。他坐在藤椅上或者和衣躺在床上。他那只旧表已经坏了好些天了，他不愿意拿出一笔不小的修理费，就让它静静地躺在他的枕边。他不断地要求母亲给他报告时刻。七点……八点……九点……时间似乎故意跟他为难。这等待是够折磨人的。但是他有极大的忍耐力。

终于十点钟又到了。母亲放下手里的活计，取下老光眼镜，揉揉眼睛。“宣，你脱了衣服睡罢，不要等了，”她说。

“我睡不着。妈，你去睡，”他失望地说。

“她这样迟还不回来，哪里还把家里人放在心上？明天一早就要走，也应该早回来跟家里人团聚才是正理，”母亲气恼地说。

“她应酬忙，事情多，这也难怪她，”他还在替他的妻子辩解。

“应酬，你说她还有什么应酬？还不是又跟她那位陈主任跳舞去了，”母亲冷笑地说。

“不会的，不会的，”他摇头说。

“你总是袒护她，纵容她！不是我故意向你泼冷水，我先把话说在这里搁起，她跟那位陈主任有点不明不白—”她突然咽住以后的话，改变了语调叹息道：“你太忠厚了，你到现在还这样相信她，你真是执迷不悟！”

“妈，你还不大了解她，她也有她的苦衷。在外面做事情，难免应M多，她又爱面子，”他接口替妻辩护道；“她不见得就喜欢那个陈主任，我相信得过她。”

“那么我是在造谣中伤她！”母亲勃然变色道。

他吃了一惊，偷偷看母亲一眼，不敢做声。停了一两分钟，母亲的脸色缓和下来，那一阵愤怒过去了，她颇后悔自己说了那句话，她用怜惜的眼光看他，她和蔼地说：“你不要难过，我人老了，脾气更坏了。其实这样吵来吵去有什么好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她那样看不起我！不管怎样，我总是你的母亲啊！”

他又得到了鼓舞，他有了勇气。他说：“妈，你不要误会她，她从没有讲过你的坏话。她对你本来是很好的。”他觉得有了消解她们中间误会的机会和希望了。

母亲叹了一口气，她指着他的脸说：“你也太老好了。她哪里肯对你讲真话啊！我看得出来，我比你明白，她觉得她能够挣钱养活自己，我却靠着你们吃饭，所以她看不起我。”

“妈，你的确误会了她，她没有这个意思，”他带着充分自信地说。

“你怎么知道？”母亲不以为然地反问道。就在这时候电灯突然亮了。整个屋子大放光明。倒立的茶杯上那段剩了一寸多长的蜡烛戴上了一大朵黑烛花，现着随时都会熄灭的样子。母亲立刻吹灭了烛，换过话题说：“十点半了，她还没有回来！你说她是不是还把我们放在眼里！”

他不作声，慢慢地叹了一口气。他的左胸又厉害地痛起来。他用乞怜的眼光偷偷地看母亲，他甚至想说：你饶了她罢。可是他并没有这样说。他压下了感情的爆发（他想痛哭一场）。他平平淡淡地对母亲说：“妈，你不必等她了。你去睡罢。”

“那么你呢？”母亲关心地问。

“我也要睡了。我瞌睡得很。”他故意装出睁不开眼睛的样子，并且打了一个呵欠。

“那么你还不脱衣服？”母亲又问。

“我等一会儿脱，让我先睡一觉。妈，你把电灯给我关了罢，”他故意慢吞吞地说，他又打了一个呵欠。

“好的，你先睡一觉也好，不要忘记脱衣服啊，”母亲叮嘱道。她真的把电灯扭熄了。她轻手轻脚地拿了一个凳子，放在掩着的门背后。于是她走进她那间小屋去了。她房里的电灯还亮着。

他并无睡意。他的思潮翻腾得厉害。他睁着眼睛望那扇房门，望那张方桌，望那把藤椅，望一切她坐过、动过、用过的东西。他想：到明天早晨什么都会变样了。这间屋子里不会再有她的影子了。

“树生！”他忽然用棉被蒙住头带了哭声暗暗地唤她。他希望能有一只手来揭开他的被，能有一个温柔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轻轻回答：“宣，我在这儿。”

但是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母亲在小屋里咳了两声嗽，随后又寂然了。

“树生，你真的就这样离开我？”他再说。他盼望得到一声回答：“宣，我永远不离开你。”没有声音。不，从街上送进来凄凉的声音：“炒米糖开水。”声音多么衰弱，多么空虚，多么寂寞，这是一个孤零零的老人的叫卖声！他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影子，缩着头，驼着背，两只手插在袖筒里，破旧油腻的棉袍挡不住寒风。一个多么寂寞、病弱的读书人。现在……将来？他想着，他在棉被下面哭出声来了。

幸好母亲不曾听见他的哭声。不会有人来安慰他。他慢慢地止了泪。他听见了廊上的脚步声，是她的脚步声！他兴奋地揭开被露出脸来。他忘了泪痕还没有揩干，等到她在推门了，他才想起，连忙用手揉眼睛，并且着急地翻一个身，使她在扭开电灯以后看不到他的脸。

她走进屋子，扭燃了电灯。她第一眼看床上，还以为他睡熟了。她先拿起拖鞋，轻轻地走到书桌前，在藤椅上坐下，换了鞋，又从抽屉里取出一面镜子，对着镜略略整理头发。然后她站起来，去打开了箱子，又把抽屉里的一些东西放到箱子里去。她做这些事还竭力避免弄出任何响声，她不愿意惊醒他的梦。但是正在整理箱子的中间，她忽然想到什么事，就暂时撇下这个工作，走到床前去。她静静地立在床前看他。

他并没有睡去，从她那些细微的声音里他仿佛目睹了她的一举一动。他知道她到了他的床前。他还以为她就会走开，谁知她竟然在床前立了好一阵。他不知道她在做什么。他不能再忍耐了。他咳了一声嗽。他听见她小声唤他的名字，便装出睡醒起来的样子翻一个身，伸一个懒腰，一面睁开眼来。

“宣，”她再唤他，一面俯下头看他；“我回来迟了。你睡了多久了？”

“我本来不要睡，不晓得怎样就睡着了，”他说了谎，同时还对她微笑。

“我早就想回来，谁知道饭吃得太迟，他们又拉着去喝咖啡，我说要回家，他们一定不放我走……”她解释道。

“我知道，”他打断了她的话，“你的同事们一定不愿意跟你分别。”这是敷衍的话。可是话一出口，他却觉得自己失言了。他绝没有讥讽她的意思。

“你是不是怪我不早回来？”她低声下气地说；“我不骗你，我虽然在外面吃饭，心里却一直想到你。我们要分别了，我也愿意同你多聚一刻，说真话，我就是怕——”她说到这里便转过脸朝母亲的小屋望了望。——

“我知道。我并没有怪你，”他接嘴说。“你的行李都收拾好了吗？”他改变了话题问。

“差不多了，”她答道。

“那么你快点收拾罢，”他催她道；“现在大概快十一点了。你要早点睡啊，明天天不亮你就要起来。”

“不要紧，陈主任会开汽车来接我，车子已经借好了，”她顺口说。

“不过你也得早起来，不然会来不及的，”他勉强装出笑容说。

“那么你——”她开始感到留恋，她心里有点难过，说了这三个字，第四个字梗在咽喉，不肯出来。

“我瞌睡，”他故意打了一个假呵欠。

她似乎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她抬起头说：“好的，你好好睡。我走的时候你不要起来啊。太早了，你起来会着凉的。你的病刚刚才好一点，处处得小心，”她叮嘱道。

“是，我知道，你放心罢，”他说，他努力做出满意的微笑来，虽然做得不太象。可是等她转身去整理行李时，他却蒙着头在被里淌眼泪。

她忙了将近一个钟头。她还以为他已经睡熟了。事实上他却一直醒着。他的思想活动得很快，它跑了许多地方，甚至许多年月。它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是它始终绕着一个人的面影。那就是她。她现在还在他的近旁，可是他不敢吐一口气，或者大声咳一下嗽，他害怕惊动了她。幸福的回忆，年轻人的岁月都去远了。甚至痛苦的争吵和相互的折磨也去远了。现在留给他的只有分离（马上就要来到的）和以后的孤寂。还有他这个病。他的左胸又在隐隐地痛。她会回来吗？或者他能够等到她回来的那一天吗？他不敢再往下想。他把脸朝着墙壁，默默地流眼泪。他后来也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些时候。然而那是在她上床睡去的若干分钟以后了。

他半夜里惊醒，一身冷汗，汗背心已经湿透了。屋子里漆黑，他翻身朝外看，他觉得有点头晕，他看不清楚一件东西。母亲房里没有声息。他侧耳静听。妻在他旁边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她睡得很安静。“什么时候了？”他问自己。他答不出。“她不会睡过钟点吗？”他想。他自己回答：“还早罢，天这么黑。她不会赶不上，陈主任会来接她。”想到“陈主任”，他仿佛挨了迎头一闷棍，他楞了几分钟。什么东西在他心里燃烧，他觉得脸上、额上烫得厉害。“他什么都比我强，”他妒忌地想道。

渐渐地、慢慢地他又睡去了。可是她突然醒来了。她跳下床，穿起衣服，扭开电灯，看一下手表。“啊呀！”她低声惊叫，她连忙打扮自己。

突然在窗外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他来了，我得快。”她小声催她自己。她匆匆地打扮好了。她朝床上一看。他睡着不动。“我不要惊醒他，让他好好地睡罢，”她想道。她又看母亲的小屋，房门紧闭，她朝着小屋说了一声：“再会。”她试提一下她的两只箱子，刚提起来，又放下。她急急走到床前去看他。他的后脑向着她，他在打鼾。她痴痴地立了半晌。窗下的汽车喇叭声又响了。她用柔和的声音轻轻说：“宣，我们再见了，希望你不要梦着我离开你啊。”她觉得心里不好过，便用力咬着下嘴唇，掉转了身子。她离开了床，马上又回转身去看他。她踌躇片刻，忽然走到书桌前，拿了一张纸，用自来水笔在上面匆匆写下几行字，用墨水瓶压住它，于是提着一只箱子往门外走了。

就在她从走廊转下楼梯的时候，他突然从梦中发出一声叫唤惊醒过来了。他叫着她的名字，声音不大，却相当凄惨。他梦着她抛开他走了。他正在唤她回来。

他立刻用眼光找寻她。门开着。电灯亮得可怕。没有她的影子，一只箱子立在屋子中央。他很快地就明白了真实情形。他一翻身坐起来，忙忙慌慌地穿起棉袍，连钮子都没有扣好，就提起那只箱子大踏步走出房去。

他还没有走到楼梯口，就觉得膀子发痠，脚沉重，但是他竭力支持着下了楼梯。楼梯口没有电灯，不曾扣好的棉袍的后襟又绊住他的脚，他不能走快。他正走到二楼的转角，两个人急急地从下面上来。他看见射上来的手电光。为了避开亮光，他把眼睛略略埋下。

“宣，你起来了！”上来的人用熟习的女音惊喜地叫道。手电光照在他的身上。“啊呀，你把我箱子也提下来了！”她连忙走到他的身边，伸手去拿箱子。“给我，”她感激地说。

他不放开手，仍旧要提着走下去，他说：“不要紧，我可以提下去。”

“给我提，”另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这是年轻而有力的声音。他吃了一惊。他看了说话的人一眼。恍惚间他觉得那个人身材魁梧，意态轩昂，比起来，自己太猥琐了。他顺从地把箱子交给那只伸过来的手。他还听见她在说：“陈主任，请你先下去，我马上就来。”

“你快来啊，”那个年轻的声音说，魁梧的身影消失了。“冬冬”的脚步声响了片刻后也寂然了。他默默地站在楼梯上，她也是。她的手电光亮了一阵，也突然灭了。

两个人立在黑暗与寒冷的中间，听得见彼此的呼吸声。

汽车喇叭叫起来，叫了两声。她梦醒似地动了一下，她说话了：“宣，你上楼睡罢，你身体真要当心啊……我们就在这里分别罢，你不要送我。我给你留了一封信在屋里，”她柔情地伸过手去，捏住他的手。她觉得他的手又瘦又硬（虽然不怎么冷）！她竭力压下了感情，声音发颤地说：“再见。”

他忽然抓住她的膀子，又着急又悲痛地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你？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不定，不过我一定要回来的。我想至迟也不过一年，”她感动地说。

“一年？这样久！你能不能提早呢？”他失望地小声叫道。他害怕他等不到那个时候。

“我也说不定，不过我总会想法提早的，”她答道，讨厌的喇叭声又响了。她安慰他：“你不要着急，我到了那边就写信回来。”

“是，我等着你的信，”他揩着眼泪说。

“我会——”她刚刚说了两个字，忽然一阵心酸，她轻轻地扑到他的身上去。

他连忙往后退了一步，吃惊地说：“不要挨我，我有肺病，会传染人。”

她并不离开他，反而伸出两只手将他抱住，又把她的红唇紧紧地压在他的干枯的嘴上，热烈地吻了一下。她又听到那讨厌的喇叭声，才离开他的身子，眼泪满脸地说：“我真愿意传染到你那个病，那么我就不会离开你了。”她用手帕揩了揩脸，小声叹了一口气，又说：“妈面前你替我讲一声，我没有敢惊动她。”她终于决然地撇开他，打着手电急急忙忙地跑下了剩余的那几级楼梯。

他痴呆地立了一两分钟，突然沿着楼梯追下去。在黑暗中他并没有被什么东西绊倒。但是他赶到大门口，汽车刚刚开动。他叫一声“树生”，他的声音嘶哑了。她似乎在玻璃窗内露了一下脸，但是汽车仍然在朝前走。他一路叫着追上去。汽车却象箭一般地飞进雾中去了。他赶不上，他站着喘气。他绝望地走回家来。大门口一盏满月似的门灯孤寂地照着门前一段人行道。门旁边墙脚下有一个人堆。他仔细一看，原来是两个十岁上下的小孩互相抱着缩成了一团。油黑的脸，油黑的破棉袄，满身都是棉花疙瘩，连棉花也变成黑灰色了。他们睡得很熟，灯光温柔地抚着他们的脸。

他看着他们，他浑身颤抖起来。周围是这么一个可怕的寒夜。就只有这两个孩子睡着，他一个人醒着。他很想叫醒他们，让他们到他的屋子里去，他又想脱下自己的棉衣盖在他们的身上。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做。“唐柏青也这样睡过的，”他忽然自语道，他想起了那个同学的话，便蒙着脸象逃避瘟疫似地走进了大门。

他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在书桌上见到她留下的字条，他拿起它来，低声念着：

宣：

我走了。我看你睡得很好，不忍叫醒你。你不要难过。我到了那边就给你写信。一切有陈主任照料，你可以放心。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保重自己的身体，认真地治病。

妈面前请你替我讲几句好话罢。

妻

他一边念，一边流泪。特别是最后一个“妻”字引起他的感激。

他拿着字条在书桌前立了几分钟。他觉得浑身发冷，两条腿好象要冻僵的样子。他支持不住，便拿着字条走到床前，把它放在枕边，然后脱去棉袍钻进被窝里去。

他一直没有能睡熟，他不断地翻身，有时他刚合上眼，立刻又惊醒了。可怖的梦魇在等候他。他不敢落进睡梦中去。他发烧，头又晕，两耳响得厉害。天刚大亮，他听见飞机声。他想：她去了，去远了，我永远看不见她了。他把枕畔那张字条捏在手里，低声哭起来。

“你是个忠厚老好人，你只会哭！”他想起了妻骂过他的话，可是他反而哭得更伤心了。

二四

妻走后第二天他又病倒了。在病中他一共接到妻的三封信。第一封信写着：

宣：

我到了兰州，一切都很陌生，只觉空气好，天虽冷，却也冷得痛快。

行里房屋还在改修中，我们都住在旅馆里。陈经理对我很好，你可不必担心。初到一个地方，定不下心来，过一两天再给你写长信。

母亲还发脾气吗？我在家她事事看不顺眼，分开了她也许不那么恨我罢。

你的身体应该注意，多吃点营养东西和补品，千万不要省钱，我会按月寄给你。祝福你。

妻×月×日

没有写明回信地址，但是这封短信使他很满意，只除了“陈经理”三个字。他等着第二封信。这并不要他久等，过了三天第二封信就来了。这封信不但相当长，而且写得很恳切，有不少劝他安心治病的话，还附了一封介绍他到宽仁医院去找内科主任丁医生的信，信末的署名是“陈奉光”。他知道这是陈经理的名字，他的脸红了一下。他顺口向母亲提了一句：“树生要我到宽仁医院去看病，她还请陈经理写了封介绍信来。”母亲冷冷地说了一句：“哼，哪个希罕他介绍？”他就不敢讲下去了，以后也不敢再提这件事情。他又盼望着第三封信，他相信它一定比第二封信长。过了一个星期，第三封信到了。它却是一封很短的信。在信内她只说她正在为筹备银行开幕的事忙着，一时没有功夫写长信，却盼望他多去信，告诉她他的生活状况。信末写上了她的通信处，署名却改用了“树生”两个字。

他读完信，叹一口气，不说一句话。母亲伸过手来拿信，他默默地交给她。

“她好神气，才去了十几天就拿出要人的派头来了，”母亲看完信，不满意地说。她不曾看到树生的第一封信。

“她大概真忙，也难怪她，新开行，人手少，陈经理对她好，她也得多出力，”他还在替妻辩护，他竭力掩饰了自己的失望和疑虑（的确他有一点点疑虑）。

“你还要说陈经理对她好！你看着罢，总有一天他们两个会闹出花样来的！”母亲气愤地说。

“妈，我该吃药了罢，”他不愿意母亲再谈这个问题（它使他心里很难过），便打岔道。

“是啊，我去给你煎药，”母亲接着说，想起他的病，她立刻忘记了那个女人。她用慈爱的眼光看他。他还是那么黄瘦，不过眼神好了些，嘴唇也有了点血色。她匆匆忙忙地走出房去了。

他又叹了一口气，把眼睛掉向墙壁。过了两三分钟，他又把眼睛掉向外面，后来又掉向天花板。不管在哪里他都看见那个女人的笑脸，她快乐地笑，脸打扮得象舞台上的美人脸。他整个脸热烘烘的，耳朵边响着单调的铃子声，眼睛干燥得象要发火。他终于昏沉沉地睡着了。

他做着短而奇怪的梦，有时他还发出呻吟，一直到母亲端了药汤进来，他才被唤醒。他大吃一惊，而且出了一身汗。他用了求救的眼光望着她。

“宣，你怎么了？”母亲惊恐地说。她差一点把碗里的药汤泼了出来。

他好象没有听懂她的话。过了半晌，他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他的表情改变了。他吃力地说：“我做了好些怪梦，现在好了。”

母亲不大明白地看了看他。“药好了，不烫，现在正好吃。你要起来吃吗？”她关心地说。

“好。你递给我罢，”他说着就推开棉被坐起来。

“你快披上衣服，看受凉啊，”母亲着急地说。她把药碗递给他以后，便拿起他的棉袍替他披上。“今天很冷，外面在下雪，”她说。

“大不大？”他喝了两大口药，抬起头问道。

“不大，垫不起来的。不过冷倒是冷，所以你起来一定要先穿好衣服，”她说。

他喝光了药汤，把碗递还给母亲。他忽然拉着她的红肿的手惊叫道：“妈，你怎么今年生冻疮了？”

母亲缩回了手，淡淡地说：“我去年也生过的。”

“去年哪有这样厉害！我说冷天你不要自己洗衣服罢，还是包给外面大娘洗好些。”

“外面大娘洗，你知道要多少钱一个月！”她不等他回答，自己又接下去：“一千四百元，差不多又涨了一倍了。”

“涨一倍就涨一倍，不能为了省一千四，就让你的手吃苦啊，”他痛心地说。“我太对不住你了，”她又添上一句。

“可是钱总是钱啊。我宁肯省下一千四给你医病，也不情愿送给那班洗衣服的大娘，”母亲说。

“树生不是说按月寄钱来吗？目前也不在乎省这几个钱，”他说，伸了个懒腰，拿掉棉袍，又倒下去。

母亲不作声了。她的脸上现出了不愉快的表情。她立刻掉开头，不给他看见她的脸。

“妈，”他温和地唤道。她慢慢地回过头来。“你也得保重身体啊，你何必一定要叫自己多吃苦。”

“我并不苦，”她说，勉强笑了笑。她不自觉地摸着手上发烫的肿痕。

“你不要骗我，我晓得你不愿意用树生的钱，”他说。

“没有这回事，我不是已经在用她的钱吗？”她说，声音尖，又变了脸色，眼眶里装满了泪水。她咬着嘴唇，并且把身子掉开了。

“妈，我真对不起你，你把我养到这么大，到今天我还不能养活你，”他答道。她真想跑进自己的房里去畅快地大哭一场。

“你现在还恨树生吗？”过了半晌他又问。

“我不恨，我从没有恨过她，”她说。她巴不得马上离开这间屋子，她害怕他再谈起树生。

“她说过她对你并没有恶感，”他说。

“谢谢她，”她冷淡地插嘴说。

“那么要是她写信给你，你肯回信吗？”他胆怯地问。

她想了片刻，才答道：“回信。”她仍然不让他看见她的脸色。

“那就好，”他欣慰地说，吐了一口气。

“你以为她会写信给我吗？”她忽然转过身来，问道。

“我想她会的，”他带了几分确信地答道。

她摇摇头，她想说：“你在做梦！”可是她刚刚说了一个“你”字，立刻闭上了嘴。她不忍打破他的梦。同时她也盼望他的这个梦会实现。

关于树生的事他们就谈到这里为止。晚上等母亲回到小屋睡去以后，他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伏在书桌上给树生写了回信。他报告了他的近况。他也说起他和母亲间的那段谈话，他请她立刻给母亲写一封表示歉意和好感的长信来。封好了信，他疲倦不堪地倒在床上昏沉地睡了。

第二天早晨，不管他发着热，他还亲自把信放到母亲的手里，叮嘱她趁早到邮局作为航空挂号信寄出去。母亲接过信没有说什么，走出房门后却暗暗地摇头。他没有功夫去猜测母亲的心思。他的脸颊发红（因为发热），两眼射出希望的光辉，他好象在盼望着奇迹。

为了写这一封信，他多睡了四天。可是一个星期白白地过去了，邮差就没有叩过他的门。在第二个星期里面她的信来了。是同样的航空挂号信。他拆信时，心颤抖得厉害。但是他读完信，脸却沉下来了。一张邮局汇票，一张信笺。信笺上只有寥寥几行字：银行开幕在即，她忙，没有功夫给母亲写长信，请原谅。家用款由邮局飞汇。希望他千万到医院去看病。

“她信里怎样说？”母亲问道，她看见了他的表情。

“她很好，很忙，”他短短地答道。他把汇票和信封递给他母亲：“这个交给你罢。”

母亲接了过来。她皱了皱眉，一句话也不说。

“妈，以后衣服给洗衣大娘去洗罢。今天说定了啊，”他说。“你也不必太省俭了，横顺树生按月寄钱来。”

“不过这万把块钱也不经用啊，”母亲说。

“妈，你忘了她留下的那笔安家费，”他提醒她道。

“我们不是已经动用了一点吗？剩下的恐怕还不够缴小宣的学食费。上次是两万几。这学期说不定要五万多。”她看见他不答话，停了片刻又接下去说：“其实我倒想让他换个学校。我们穷家子弟何必读贵族学堂？进国立中学可以省许多钱。”

“这是他母亲的意思，我看还是让他读下去罢。他上次考了个备取，他母亲费了大力辗转托人讲情，他才能够进去，”他不以为然地说。他想：我不能够违背她的意思。

“那么你写信去提醒她，说学费还不够，要她早点想办法，”她说。

“好，”他应了一声。他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在信里写上那种话。

“我想还是叫小宣回家来住罢，他回来也多一个人跟你作伴，”母亲换了话题说。

他想了想，才说：“他既然来信说，假期内到学堂附近同学家去住，温习功课方便，就让他去罢，何必叫他回来？”

“我看你也实在太寂寞了，他回来，家里也多点热气，”母亲说。

“不过我怕他会染到我的病。他最好跟我隔开，他年纪太轻，容易传染到病，”他用低沉的声音说。

“好罢，就依你，”母亲简短地说；她心里难过，脸上却装出平静的样子。她走开了。刚走到右面窗前，她又转回到他的身边。她慈爱地望着他：“你宽心点，不要太想你的病。你究竟还年轻，不要总苦你自己。”

他略略仰起头看母亲，然后点头说：“我知道，你放心。”

“这种生活，我过得了。我是个不中用的老太婆了。对你，实在太残酷，你不该过这种日子。”过了一会儿，她忽然抑制不住感情的奔腾，便说了以上的话。

“妈，不要紧，我想我们总可以拖下去，拖到抗战胜利的一天你就好了，”他反而用话去安慰母亲，他说“你”，不用“我们”，只因为他害怕，不，他相信，自己多半拖不到那一天。

“我怕我等不到那一天了，看起来也很渺茫，”母亲感慨地说；“我今天碰到二楼一位先生，他说今年就会胜利。固然今年才开头，还有十二个月，不过我们拿什么来胜利，我实在不明白！”

“你老人家也想得太多了，现在横顺日本人打不过来，我们能够拖下去，大家就满意了，”他苦笑说。

“是啊，就是这样。前些时日本人要打到贵阳来了，大家慌张得不得了。现在日本人退了，又没有事了，那班有钱人还是有吃有穿，做官的，做大生意的还是照样神气。不说别人，就说她那位陈主任，陈经理罢……”母亲又说。

“他们也是在拖啊，”他苦笑地说。

“那么拖到胜利一定还是他们享福，”母亲不平地说。

“当然罗，这还用得着说，”他痛苦地答道。

母亲不再说话，她默默地望着他。他也常常掉过眼光看她。两个人都有一种把话说尽了似的感觉。屋子显得特别大（其实这是一个不怎么大的房间），特别冷（虽然有阳光射进来，阳光却是多么地微弱）。时间好象停滞了似的。两个人没精打彩地坐着：他坐在藤椅上，背向着书桌，两只手插在袖筒里，头渐渐地变重，身子渐渐地往下沉；母亲一只手支着脸颊，肘拐压在方桌上，她觉得无聊地常常眨眼睛。一只大老鼠悠然自得地在他们的面前跑来跑去，他们也不想把牠赶开。

房间里渐渐地阴暗，他们的心境也似乎变得更阴暗了。他们觉得寒气从鞋底沿着腿慢慢地爬了上来。

“我去煮饭，”母亲说，懒洋洋地站起来。

“还早，等一会儿罢，”他哀求般地说。

母亲又默默地坐下，想不出什么话来说。过了一阵，房间快黑尽了。她又站起来：“现在不早了，我去煮饭。”

他也站起来。“我去给你帮忙，”他说。

“你不要动，我一个人做得过来，”她阻止道。

“动一动也好一点，一个人坐着更难过，”他说，便跟着母亲一起出去了。

他们弄好一顿简单的晚饭，单调地吃着。两个人都吃得不多。吃过饭，收拾了碗筷以后，两个人又坐在原处，没有活气地谈几句话，于是又有了说尽了话似的感觉。看看表（母亲的表），七点钟，似乎很早。他们捱着时刻，终于捱到了八点半，母亲回到自己的小屋，他上床睡觉。

这不是他某一天的生活，整个冬天他都是这样地过日子。不同的是有时停电，他们睡得更早；有时母亲在灯下补衣服；有时母亲对他讲一两段已经讲过几十遍的老故事；有时小宣回家住一夜，给屋子添一点热气（那个不爱讲话、不爱笑的“小书呆子”又能够添多少热气呢！）；有时他身体较好；有时他精神很坏。

“我除了吃，睡，病，还能够做什么？”他常常这样地问自己。永远得不到一个回答。他带着绝望的苦笑撇开了这个问题。有一次他似乎得到回答了，那个可怕的字（死）使他的脊梁上起了寒栗，使他浑身发抖，使他仿佛看见自己肉体腐烂，蛆虫爬满全身。这以后，他好些天不敢胡思乱想。

母亲不能够安慰他，这是他的一个秘密。妻更不能给他安慰，虽然她照常写短信来（一个星期至少一封）。她永远是那样地忙，她没有一个时刻不为他的身体担心，她每封信都问候他的母亲，可是她并不曾照他的要求直接给母亲写一封信。从这一件事，从她的“忙”，从来信的“短”，他感觉到她跟他离得更远了。他从不对母亲说起妻的什么，可是他常常暗暗地计算他跟妻中间相距的路程。

二五

寒冷的冬天象梦魇似地终于过去了。春天给人们带来了希望。浓雾被春风吹散了。人们带笑地谈论战争的消息。

但是汪文宣的生活里并没有什么变化。他的身体仍旧是时好时坏。好时偶尔去外面走走，坏时整天躺在床上。母亲照常煮饭，打扫屋子，他生病时还给他煎药。小宣两个星期进城一次，住一个晚上，谈一两段学校的故事，话不多，这个孩子更难得有笑容。小宣回来时，屋子里听不见笑声，可是这个孩子一走，屋子更显得荒凉了。妻照常来信，寄款，款子一月一汇，信一星期一封，她从没有写过三张信笺，虽然字里行间也有无限深情。她始终很忙。但是他永远有耐心，他每星期寄一封长信去，常常编造一些谎话，他不愿意让她知道他的实际生活情况。写信成了他唯一的消遣，也可以说是他唯一的工作。

春天里日子变得更长，度日更成为一件苦事。他觉得自己快要丧失说话的能力了。他某一次受凉失去嗓音以后，就一直用沙哑的声音讲话。母亲更现老态，她的话也愈来愈少。常常母子两个人在房中对坐，没有一点声音。有时他一天说不上三十句整句的话。

时光象一个带病的老车夫拖着他们慢慢地往前走，是那样地慢，他有时甚至觉得车子已经停住了。

但是他仍然活着，仍然有感情，仍然有思想。他的左胸时常痛。他夜间常常出冷汗，他常常干咳。偶尔他也暗暗地吐一两口血——那只是痰里带血。痛苦继续着，并且不断地增加，欢乐的笑声却已成了远去了的渺茫的梦。

他没有呻吟，也没有抱怨。他默默地送走一天灰色的日子，又默默地迎接一天更灰色的日子。他的话更少，因为他害怕听见自己的沙哑声音。有时气闷得没有办法，他只好长叹，但是他不愿意让母亲听到他的叹声，他总是背着人叹息。

日子愈来愈长，也愈难捱。一个念头折磨着他：他的精神力量快要竭尽，他不能再拖下去了。

但是没有人允许他不拖下去。妻还是叮嘱他安心治病、等待她回来。钟老答应设法替他找适当的工作。母亲不断地买药给他吃，她拿回来的有中国的单方，也有西洋的名药。他不知道那些药对他的身体有无益处，他只是顺从地、断断续续地吃着。他这样做，大半是为了敷衍母亲。有一次母亲还拉他到宽仁医院去看病。他想起了妻寄来的介绍信，可是到处都找不着，原来母亲早已把它撕毁了。他又不愿意多花钱挂特别号，只挂普通号，足足等候了三个钟点。母亲已经让步到拉他去医院了，他也只好忍耐地等待他的轮值，不管候诊室里怎样拥挤，天井内怎样冷（那还是春天到来以前的事）。一个留八字胡的医生对他摆出一张冰冻了的面孔，医生吩咐他解开衣服，用听诊器听了听，又各处敲敲，然后皱着眉，摇摇头，又叫他穿好衣服，开一个方，要他去药剂室购了一瓶药水。医生似乎不愿意多讲话，只吩咐他下星期去“透视”。医生说照X光最好，不过“透视”费低。他出来在问询处问明了透视费的价目，他吐了吐舌头，默默地走出了医院。后来他又去过一次医院，那个医生仍旧吩咐他下星期去透视。他计算一下这一个月已经用去了若干钱，又猜想透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不敢再到医院去了。

“要来的终于要来，让它去罢，”他对自己说。他颇想“听命于天”了。事实上除了这里他的心也没有一个安放处。

有一天午饭后他出街散步。天气很好，不过街上仍然多尘土，车辆拥挤不堪，而且秩序坏，在一个路角堆了大堆的垃圾，从那里发散出来一股一股的霉臭。他掩着鼻走过了一条街。无意间侧头一看，他正立在国际咖啡厅的玻璃橱窗前。橱窗里陈列着几个生日大蛋糕和好几种美国糖果。一切都和几个月前一样。不同的是他再听不见那一个人的笑声，再看不见那一个婷婷的身影。

他进去了。厅子里客人相当多，刚巧他从前坐过的那张小圆桌空着，他便挤到里面去坐下来。两个茶房忙碌地端着盘子各处奔走。客人们正在竞赛叫唤茶房的声音的高低。他胆怯地坐在角落里，默默地等待着。

一个穿白制服的茶房终于走过来了。“两杯咖啡，”他低声说。

“嗯？”茶房不客气地问。

“两杯咖啡，”他提高声音再说。

茶房不回答，猝然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茶房端了两个杯子走回来，一杯咖啡，放在他面前，另一杯放在他对面。“要牛奶吗？”茶房拿起牛奶罐头问道。他摇摇头说：“我不要。”又指着对面那个杯子说：“这杯要。”茶房把牛奶注入杯中，便拿着罐头走开了。他拿起茶匙舀了糖，先放进对面的杯里，又用茶匙在杯里搅了一下，然后才在自己的杯中放糖。

“你喝罢，”他端起杯子对着空座位低声说。在想象中树生就坐在他的对面，她是喜欢喝牛奶咖啡的。他仿佛看见她对他微笑。他高兴地喝了一大口。他微笑了。他睁大眼睛看对面。位子空着，满满的一杯咖啡不曾有人动过。他又喝了一口。他的嘴上还留着刚才的微笑，但是笑容慢慢地在变化，现在是凄凉的微笑了。“你还会记住我么？”他小声说，他觉得鼻酸，连忙掉开脸去看别人。四座都是烟雾，人们在高谈阔论，大抽香烟。没有人注意到他。

“我敢写保票，不到两个月德国就会投降。日本也熬不过一年。说不定我们会在南京过下一个新年！”旁边一张桌上一个穿中山装的大块头眉飞色舞地大声说。

他吃了一惊。他看看说话的人。这个预言给他带来一种奇特的感觉。他没有快乐，他却感到了羡慕和妒忌。他又望了一下空座位和满杯的咖啡，怅惘地叹了一口气，便站起来付了帐走出去了。

回到家，他正碰见母亲捧着一堆湿衣服从房里出来。

“妈，你怎么又自己洗起衣服来了？”他惊问道。

“不要紧，我可以洗，”母亲笑答道。

“其实你不应该省这点钱，你也该少累点，”他说。

“可是洗衣服大娘又涨价了，树生只寄来那么一点钱，不省怎么够用！”母亲略带烦躁地说。“从过年到现在物价不知涨了多少，收入却不见增加。我有什么办法！”

“她这点钱比我做事拿的薪水还要多些，”他想道，可是他不敢对母亲讲出来。他只好默默地进屋，让母亲到晒台上晾衣服去。

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不想坐，不想躺，也不想看书。他只好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为什么她永远是那样忙？为什么她总是写一些短信？她既然关心我，为什么她不让我知道她的生活情形？”他疑惑地、烦躁地想道。

没有回答。他永远找不到回答。

但是有人来打岔了。他听见粗重的脚步声。于是一个邮差推开门进来，大声叫道：“汪文宣收信！盖图章！”

他接过来，很厚的一封信，邮票在信封上贴满了。他一眼就认出来树生的笔迹。

他在一阵欢喜中盖好图章，把邮件回执交给邮差。“谢谢你，”他感激地对邮差说。

长信终于来了，这正是他需要的回答，他感激地接连吻着信封。他低声笑，他反复念着封面的地址。他忘了自己的烦恼，甚至忘了自己的病。

于是他拆开了信，拿出厚厚的一叠信笺来。

“她给我写长信了！她给我写长信了！”他自己带笑地说了好几遍。他摊开了信笺，可是他只看了称呼的“宣”字以后，马上又把信笺折起，拿着它们，兴奋地在屋子里走了几转。

最后，他在藤椅上坐下来。他从容地打开那一叠信笺，开始读着她的来信。

二六

那一叠信笺上全是她的笔迹，字写得相当工整，调子却跟往常的不同。她不再说她的“忙”和银行的种种事情。她吐露她的内心，倾诉她的痛苦。他的手跟着那些字颤抖起来，他屏住气读下去。那些话象一把铁爪在抓他的心。但是他禁不住要想：“她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他已经有一种预感了。

她继续吐露她的胸怀：

……我知道我这种脾气也许会毁掉我自己，会给对我好的人带来痛苦，我也知道在这两三年中间我给你添了不少的烦恼，我也承认这两三年我在你家里没有做到一个好妻子。是的，我承认我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不过我并没有背着你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情），有时我也受到良心的责备。但是……我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够使你明白我的意思……特别是近一两年，我总觉得，我们在一起不会幸福，我们中间缺少什么联系的东西，你不了解我。常常我发脾气，你对我让步，不用恶声回答，你只用哀求的眼光看我。我就怕看你这种眼光。我就讨厌你这种眼光。你为什么这样软弱！那些时候我多么希望你跟我吵一架，你打我骂我，我也会感到痛快。可是你只会哀求，只会叹气，只会哭。事后我总是后悔，我常常想向你道歉。我对自己说，以后应当对你好一点。可是我只能怜悯你，我不能再爱你。你从前并不是这种软弱的人！一下叩门声突然打岔了他。一个人在门外大声叫：“汪兄！”他大吃一惊，连忙把信笺折好往怀里揣。钟老已经走进来了。

“汪兄，你在家，近来好吗？没有出街？”钟老满面笑容地大声说。

“请坐，请坐，”他客气地说，他勉强地笑了笑，他的心还在信笺上。“近来很忙罢，”他随口说，他一面倒开水敬客。他的举动迟缓，他的眼前还有一张女人的脸，就是树生的脸，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

“不喝茶，不喝茶，刚才喝了来的，”钟老接连点着头，客气地说。

“我们这里只有开水，随便用一杯罢，”他端了一杯开水放在钟老的面前，略带羞惭地说。

“我喝开水，我喝开水，”钟老陪笑说，“喝开水卫生，”便接过来喝了一口，放下杯子，又说：“伯母不在家，近来好罢？”朝四周看了看。

“还好，谢谢你，”他也笑了笑，但是立刻又收起了笑容，他的心还在咚咚地跳，他的思想始终停在那一叠信笺上面。“家母刚刚出去，”他忽然想起了对方的问话，慌忙地加上一句。他没有说出他母亲在晒台上晾衣服。

“我有个好消息来报告你，”钟老略现得意之色说；“公司里的周主任升了官调走了。新来的方主任，不兼代经理。他对我很客气。昨天我跟他谈起老兄的事，他很同情你，他想请老兄回去，仍旧担任原来的职务，他要我来先同老兄谈谈。那么老兄的工作没有问题了。”

“是，是，”他答道，他只淡淡地笑了笑，他并没有现出欢喜的表情。他的眼睛望着别处，他好象并不在听对方讲话似的。

“那么老兄什么时候去上班？”钟老问道，他的反应使钟老感到惊讶。钟老原以为他会热烈地欢迎他带来的好消息，却想不到他连一点兴奋的表示也没有。

“过两天罢。啊，谢谢你关照，”他惊醒般地说，还提高了声音，他刚要做出笑容，却在中途改变了主意，仍旧板起脸孔来。

“你身体怎样？还有什么不舒服吗？”钟老又问，这次带着关心的样子。

“没有什么，我还好，”他吃惊地看了对方一眼，摇摇头回答。心里在想：树生写这封信来有什么用意？难道她真要——他的脸突然发红，脸上的肌肉搐动起来。

“那么你早点来上班罢。日子久了，恐怕又要发生变化。这个机会也很难得，”钟老停了片刻又叮嘱道。

“是的，我过两天一定来，”他短短地答道，又不作声了。钟老诧异地看了他一眼，知道他一定有什么心事，却又不便问他。多讲话也引不起他的兴趣。这个好心的老人再坐一会儿，又讲了几句闲话，觉得没趣，便告辞走了。

他也不留客，便陪着钟老走出房来。到了楼梯口，钟老客气地要他留步，他却坚持着把客人送到大门。

“汪兄，请早点来上班啊，”钟老在大门口跟他分别的时候又叮嘱了一次。

“一定来，”他恭敬地点头答道。他转过身急急走上楼去，在过道里他撞在一个老妈子的身上，那个女人提着一壶开水，开水溅了好几滴到他的脚背上，烫得他叫出声来。老妈子还破口大骂，他连忙道了歉，忍住痛逃回楼上去了。他的心仍然被束缚在那一叠信笺上，任何别的事情都不能使他关心。甚至钟老的“喜讯”也没有给他带来快乐。

他回到房里，母亲仍然不在。照理她应该晾好衣服回房来了，她不在，正好给他一个安心读信的机会。他在藤椅上坐下，又把妻的信拿出来读着。他还没有开始，心就咚咚地大跳，两只手象发寒颤似地抖起来。

他在信笺上找到先前被打断了的地方，从那里继续读下去：

……我说的全是真话。请你相信我。象我们这样地过日子，我觉得并没有幸福，以后也不会有幸福。我不能说这全是你的错，也不能说我自己就没有错。我们使彼此痛苦，也使你母亲痛苦，她也使你我痛苦。我想不出这是为了什么。并且我们也没有方法免除或减轻痛苦。这不是一个人的错。我们谁也怨不得谁。不过我不相信这是命。至少这过错应该由环境负责。我跟你和你母亲都不同。你母亲年纪大了，你又体弱多病。我还年轻，我的生命力还很旺盛。我不能跟着你们过刻板似的单调日子，我不能在那种单调的吵架、寂寞的忍受中消磨我的生命。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我不能在你那古庙似的家中枯死。我不会对你说假话：我的确想过，试过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贤妻良母。我知道你至今仍然很爱我。我对你也毫无恶感，我的确愿意尽力使你快乐。但是我没有能够做到，我做不到。我自己其实也费了不少的心血，我拒绝了种种的诱惑。我曾经发愿终身不离开你，体贴你，安慰你，跟你一起度过这些贫苦日子。但是我试一次，失败一次。你也不了解我这番苦心。而且你越是对我好（你并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你母亲越是恨我。她似乎把我恨入骨髓。其实我只有可怜她，人到老年，反而尝到贫苦滋味。她虽然自夸学问如何，德行如何，可是到了五十高龄，却还来做一个二等老妈，做饭、洗衣服、打扫房屋，哪一样她做得出色！她把我看作在奴使她的主人，所以她那样恨我，甚至不惜破坏我们的爱情生活与家庭幸福。我至今还记得她骂我为你的“姘头”时那种得意而残忍的表情。

这些都是空话，请恕我在你面前议论你母亲。我并不恨她，她过的生活比我苦过若干倍，我何必恨她。她说得不错，我们没有正式结婚，我只是你的“姘头”。所以现在我正式对你说明，我以后不再做你的“姘头”了，我要离开你。我也许会跟别人结婚，那时我一定要铺张一番，让你母亲看看。我也许永远不会结婚。离开你，去跟别人结婚，又有什么意思？总之，我不愿意再回到你的家，过“姘头”的生活。你还要我写长信向她道歉。你太伤了我的心。纵然我肯写，肯送一个把柄给她，可是她真的能够不恨我吗？你希望我顶着“姘头”的招牌，当一个任她辱骂的奴隶媳妇，好给你换来甜蜜的家庭生活。你真是在做梦！

他痛苦地叫了一声。仿佛在他的耳边敲着大锣。他整个头都震昏了。过了半天他才吐出一口气来。信笺已经散落在地上了，他连忙拾起来，贪婪地读下去。他的额上冒汗，身上也有点湿。

宣，请你原谅我，我不是在跟你赌气，也不是同你开玩笑。我说真话，而且我是经过长时期的考虑的。我们在一起生活，只是互相折磨，互相损害。而且你母亲在一天，我们中间就没有和平与幸福，我们必须分开。分开后我们或许还可以做知己朋友，在一起我们终有一天会变做路人。我知道在你生病的时候离开你，也许使你难过。不过我今年三十五岁了，我不能再让岁月磋砣。我们女人的时间短得很。我并非自私，我只是想活，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可怜我一辈子就没有痛快地活过。我为什么不该痛快地好好活一次呢？人一生就只能活一次，一旦错过了机会，什么都完了。所以为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必须离开你。我要自由。我知道你会原谅我，同情我。

我不向你提出“离婚”，因为据你母亲说，我们根本就没有结过婚。所以我们分开也用不着什么手续。我不向你讨赡养费，也不向你要什么字据。我更不要求把小宣带走。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求你让我继续帮忙你养病。从今天起我不再是你的妻子，我不再是汪太太了。你可以另外找一个能够了解你、而且比我更爱你、而且崇拜你母亲、而且脾气好的女人做你的太太。我对你没有好处，我不是一个贤妻良母。这些年来我的确有对不住你、对不住小宣的地方，我不配做你的妻子同他的母亲。我不是一个好女人，这几年我更变得多了。可是我自己也没有办法。离开我，你也许会难过一些时候，但是至多也不会超过一两年，以后你就会忘记我。比我好的女人多得很，我希望填我这个空位的女人会使你母亲满意。你最好让她替你选择，并且叫新人坐花轿行拜堂的大礼。

他发出一声呻吟，一只手疯狂似地抓自己的头发。他的左胸痛得厉害，现在好象不单是左胸，他整个胸部都在痛。她为什么要这样凶狠地伤害他？她应该知道每一个字都是一根锋利的针，每根针都在刺痛着他的心。他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她？她对他的恨竟然是这么深！单是为了自由，她不会用这些针刺对待一个毫无抵抗的人！想到这里，他抬起头呼冤似地长叹了一声。他想说：“为什么一切的灾祸全落到我的头上？为什么单单要惩罚我一个人？我究竟做过了什么错事？”

没有回答。他找不到一个公正的裁判官。这时候他甚至找不到一个人来分担他的痛苦。他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他在望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

过了一些时候，他忽然想起了未读完的信，才埋下头把眼光放在信笺上继续读着：

（这里还有两行又四分之一的字被涂掉了，他看不出是些什么字。）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写了这许多话。我的本意其实就只是：我不愿意再看见你母亲；而且我要自由。宣，请你原谅我。你看，我的确改变得多了。这样的时代和这样的生活，我一个女人，我又没有害过人，做过坏事，我有什么办法呢？不要跟我谈过去那些理想，我们已经没有资格谈教育，谈理想了。宣，不要难过，你让我走罢，你好好地放我走罢。忘记我，不要再想我。我配不上你。但我并不是一个坏女人。我的错处只有一个：我追求自由与幸福。

小宣那里我不想去信，请你替我向他解释。我自己说不明白，而且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要失去做他母亲的权利。不过我希望你们不要误会，我并不是为了要同别人结婚才离开你，虽然已经有人向我求婚，我至今还没有答应，而且也不想答应。但是你也要了解我的处境，一个女人也不免有软弱的时候。我实在为我自己害怕。我有我的弱点，我又找不到一个知己朋友给我帮忙。宣，亲爱的宣，我知道你很爱我。那么请你放我走，给我自由，不要叫我再担“妻”的虚名，免得这种矛盾的感情生活，免得你母亲的仇恨把我逼上身败名裂的绝路……

请原谅我，不要把我看作一个坏女人。在你母亲面前也请你替我说几句好话。我现在不是她的“姘头”媳妇了。她用不着再花费精神来恨我。望你千万保重身体，安心养病。行里的安家费仍旧按月寄上。不要使小宣学业中断。并且请你允许我做你的知己朋友，继续同你通信。祝你健康。

倘使可能，盼早日给我回音，就是几个字也好。

树生×月××日

信完了，他也完了。他颓然倒在椅背上。他闭着眼睛，死去似地过了好一会儿。他忽然被母亲唤醒了。他吃惊地把胸部一挺，手一松，那一叠信笺又落在地上。

“妈，你晾衣服，怎么这样久才回来？”他问道。

“我出去了。宣，你怎么不到床上去睡？”母亲说。她看见落在地上的信笺，便问道：“哪个写来的信？”她走去想拾起信笺。

“妈，等我来。”他连忙俯下身子去捡信，一面解释似地加上一句：“树生的信。”

“写得这样长，她说些什么？”母亲再问。

“她没有说什么，”他慌张地回答，立刻把信揣在怀里，他明明是在掩饰。母亲想，一定是媳妇在对丈夫说她的坏话。她忍不住又说：

“她一定在讲我的坏话。我不怕，让她讲好了。”

“妈，她并没有讲你，她在讲别的事，讲——她那边的生活，陈经理对她……”他大声替写信人辩护道，可是他说到一半，他的声音哑了，他只得中途闭了嘴。

母亲注意到这个情形，不再谈论那封信了。她想起另一件事，便换过话题说：

“刚才我碰到钟先生，他说已经跟你讲过，你的事情已经弄好了，你可以回公司去做事。不过我说，如果新来的主任容易说话，最好让你休息两个月再去上班，只要他肯帮忙先讲好，就不会有问题。”

“我想，明天就去，”他说，脸上没有丝毫欣喜的表情。

“何必这样急，等钟先生来回话以后再去也不迟，”母亲说。

“钟老要我早点去，他说日子久了恐怕会发生变化，”他竭力装出淡漠的声调说。可是他自己觉得有许多小虫在吃他的肺，吃他的心。

“明天就去，未免太急了。或者你后天先去看看情形。明天不要去，明天我做几样好菜请你吃，我想把张伯情也请来。他给你看了好多次病，我们也没有多少钱酬劳他，”母亲装出高兴的样子说。

他想了想，又看了看母亲的脸。他痛苦地说：“妈，你又当了、卖了什么东西？你为了我把你那一点点值钱的东西全弄光了！”

“不要紧，你不要管，”母亲答道，她的笑更显得不自然了。

“不过你不想一想，万一我死了，你怎么办？你拿什么来过日子？”他争吵似地指着母亲说。

“你不要担心，我会死在你前头的。而且还有小宣，他一定长大成人了。又还有树生，她究竟是你的妻子，我的媳妇啊，”母亲装出不在乎的样子微微笑道，可是他的心却象被铁爪捏紧了一样。

“妈，你怎么能靠他们！小宣太小，树生——”下面的话已经滑到了他的嘴边，他连忙收住。但是感情的流露却是收不住的。泪水迸出他的眼眶来了。他猝然站起来，什么话也不说，就走出房去。

他听见母亲在房里唤他，他并不答应，却迈着大步急急走下了楼。但是到了大门口，他又迟疑起来。对着这一条街的灰尘，他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他站在门前人行道上，他的脚好象生了根似的，他朝东看看，又朝西看看。他的眼前尽是些漠不相关的陌生人影。在这茫茫天地间只有他一个渺小病弱的人找不到一个立足安身的地方！他寂寞，他自己也说不出是怎样深的寂寞。脸上的泪痕还不曾干去。心里似乎空无一物。

旁边布店里柜台上堆着各色各样的布，生意似乎还好，三个少妇模样的时髦女子（并不太时髦）有说有笑地在挑选花布。’另一边一家新开的小食店门前立着两块花花绿绿的广告牌，牌上有一个年轻女侍对着行人微笑。

“他们都比我快乐，”他想道，但是这所谓“他们”，究竟是谁，连他自己也没有想过。可是他觉得胸部仍旧一阵一阵地在痛。他不自觉地把手按在胸上。

“宣，宣，”他听见母亲的声音又在后面叫唤。他茫然转过头去。母亲走得气咻咻的，刚走到他的身边，便问：“你到哪里去？”

“我走走，”他做出淡漠的样子回答。

“我看你脸色不好，你还是改天上街罢。横顺你没有什么事，”母亲劝道。

他不作声。母亲又说：“你还是回屋去罢。”

他想了想，其实他并没有用脑筋，他不过楞了一下，接着就说：“不，妈，你让我走走。”他又低声加上一句：“我心里烦。”

母亲叹了一口气，用疑虑的眼光看了看他，她低声嘱咐道：“那么你快点回来，不要走远啊。”

“是，”他答应着就撇下母亲拔步走了。母亲却立在门前，望着他的背影慢慢地消失。

他毫无目的地走着。他不是在“疾走”，也不是在“散步”。他怀着一个模糊的渴望，想找一个使他忘记一切的地方，或者干脆就毁灭自己。痛苦的担子太重了，他的肩头挑不起。他受不了零碎的宰割和没有终止的煎熬。他宁愿来一个痛痛快快的了结。

人碰到他的头，人力车撞痛他的腿。他的脚在不平的人行道上被石子砖块弄伤了，他几次差一点跌倒在街上。他的眼睛也似乎看不见颜色和亮光，他的眼前只有一片灰暗。他的世界里就只有一片灰暗。

他的脚在一个小店的门前停住。为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走了进去，在一根板凳上坐下。这家冷酒馆于他并不陌生。连那张方桌旁边的座位也是他坐过的。

堂倌走过来问一句：“一杯红糟？”

“快！快！”他惊醒似地大声说，其实他也没有想到这是什么意思。

堂倌端上酒来。他糊里糊涂地喝了一大口。一股热气直往喉管冒，他受不住，立刻打了一个嗝。他放下酒杯，又从怀里摸出树生的信来，先放在桌上，又拿起杯子喝了一口酒。他又打一个嗝。他赌气不喝酒了。他拿起信笺，随意地翻着，低声念了几句。他心里很不好过。眼泪又流出来了。他想不再看信。可是他刚刚把信笺折好，忍不住又打开来，重新翻看，又低声念出几句。他心里更难过。眼泪成股地流下来。他下了决心地端起酒杯大口喝着。他感觉到一股热流灌进肚子里去。他的喉管里，他的胃里都不舒服。他的整个头发烧，思想停滞，记忆也渐渐地模糊。只有信笺上的字句象一根鞭子在他的逐渐麻木的情感上面不停地抽着。

酒馆里白天很清静，除了他，另外还有两个客人对酌谈心。其余的桌子全空着。没有人注意他。堂倌看见他的酒杯空了，便走过来问一句：“再来杯红糟？”

“不！不！”他摇摇头含糊地说；一张脸通红，他才只喝了一两白酒。

堂倌站在旁边用惊奇的眼光看他。他也没有注意到。他反复地翻看她的来信。他自己也不知道看了几遍。他不再流泪了。他只是摇头叹息。

“再来杯红糟？”过了一会儿，堂倌看见他不动也不走，又走过来问一句。

“好，好，”他短短地回答。酒送上来，他立刻喝了一大口。他放下杯子，全身发热，头又有点晕。他埋着头，眼光在信笺上，心却不知放在哪里去了。他忽然觉得对面坐了一个人，也低着头在喝酒。他便抬起头睁大眼睛看，什么也没有。“我想到唐柏青了，”他自语道，揉了揉眼睛。他又埋下头去。他恍惚地看到唐柏青在对他苦笑。“怎么我现在也落到他的境地来了？”他痛苦地想。他就象听见警报似地立刻站起来，付了钱便往外面走了。

一路上唐柏青的影子追着他。他只有一个念头：回家去。

到了家，他才稍稍心安。他一进屋坐下来就给树生写信。母亲同他讲话，他含糊地应着，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他在信上写着：

收到来信，读了好几遍，我除了向你道歉外无话可说。耽误了你的青春，这是我的大不是。现在的补救方法，便是还你自由。你的话无一句不对。一切都照你所说办理。我只求你原谅我。

公司已允许我复职，我明日即去办公，以后请停寄家用款。我们母子二人可以靠我的薪金勉强过活。请你放心。这绝非赌气话，因为我到死还是爱你的。祝幸福！

文宣××日

他一口气写了这些话，并不费力。可是刚刚把信写好，他就觉得所有的力气全用尽了。好象整个楼房全塌了下来，他完了，他的整个世界都崩溃了。他绝望地伏在书桌上低声哭起来。

“宣，什么事？什么事？”母亲惊问道。她连忙到他的身边去。

他抬起头来，让她看见他满脸的泪痕，他就象小孩一样哭着说：“你看她的信。”但是他递给她看的却是他写给树生的信，并不是树生寄来的信。

母亲看了那封短信，不用听他解释，便明白了一切。她说：“我原说过，她不会跟你白头偕老的。现在怎样！我早就看透了她的心了。”

她气愤，但是她觉得痛快，得意。她起初还把这看作好消息。她并没有想到她应该同情她的儿子。

二七

树生的信象投了一个石子在他的生活里，激起一阵水花，搅动了整个水面，然后又平静下去了。但是石子却沉在水底，永远留在那里，无法拿开。她以后还有信来，一个月至少要来三次信。信上话不多，不讲自己的生活情况，只探询他同小宣的健康和近况。她仍旧按月汇款。他母亲要他把款子退回去，他没有照办。他收下款子，不用，也不退回，他把汇款领来全部存入银行，而且依照她的意见，存“比期”。他写回信时也提过请她不要再汇款的话。可是她好象没有见到他的信似的，下次照常汇寄。他要她叙述她的近况，她却一字不提，偶尔提到，也仅有“忙”和“好”两个字。他只有默默地忍受一切，他不愿写一个字或者做一件事伤她的心。

他有了工作和收入。他接到她的长信以后隔了一天，便到公司去上班了。新来的方主任是一个不太严厉的中年人，对他相当客气，甚至向他说了一番安慰的话。同事们（除了钟老）虽然没有什么欢迎的表示，不过全对他点头打招呼。他心里高兴，因此对那些古怪的译文或者官场公式文章也就不觉得怎么讨厌了。

家中仍旧少有人声。除了星期六或者星期天（常常是两个星期一次）小宣回来坐坐，吃一两顿饭或者住一个晚上外，就只有他和母亲两个人，有时甚至只有他们中的一个在家。

日子仍旧单调地一天一天过去，无所谓快，也无所谓慢。他只有一种类似“捱”和“拖”的感觉。他没有娱乐，也没有消遣，他连写信和谈话的快乐也得不到。春天并没有给他带来喜悦。但是春天也终于捱过去了。

夏天里他更憔悴了。他的身体从来不曾好过，他的病一直在加重。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持他使他不倒下去。他每天下午发热，晚上出冷汗，多走路就喘气，又不断地干咳，偶尔吐一口带血痰。左胸有时痛得相当厉害，连右胸也扯起痛了。他起初咬着牙在挣扎，后来也渐渐习惯了。捱日子在他说来并不是一件难事。反正他的生活就只是一片暗灰色。他对一切都断念了。他再不敢有什么妄想。甚至德国投降也不曾带给他快乐和安慰。他听见人说日本在一年内就要崩溃，他也笑不出声来。那些光明、美丽的希望似乎都跟他断绝了关系。他觉得自己就象一个衰老的车夫，吃力地推着一辆载重的车子，一步一步地往前面走，他早已不去想什么时候能达到目的地，卸下这一车重载，他也不再计算已经走了若干路程，他只是一步一步缓慢地走着，推着，一直到他力竭的时候。

一天晚饭后母亲忽然望着他说：“宣，你这两天没有什么不舒服罢？怎么你脸色这样难看？”

“我还好，没有什么不舒服，”他装出高兴的样子说。可是他的喉咙不肯帮忙他掩饰，他接连干咳几声。他连忙用手掩嘴。他害怕又象白天那样咳出血痰来。白天在办公时间里他咳了一口血痰在校样上面，虽然他已经小心地揩去了血迹，但是纸上的红点还隐约看得见。

“不过你得当心啊，你又在咳嗽。我看你的咳嗽就一直没有好过，”母亲皱着眉说。

“不，也好过一阵子，不过总不能断根。人一累，就要发，”他解释地说。他自己也知道这不是真话，但是他愿意这样说，他不仅想骗过母亲，同时也想骗他自己。

母亲沉默半天，才叹了一口气说：“其实你不应该去做事，不过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他心里很不好过，答不出话来。他越是想不要咳，越是咳得厉害，一咳就不可收拾，脸挣得通红，泪水也咳出来了。急得他的母亲在屋子里乱跑，又拿开水，又替他捶背。他终于缓过气来。他从母亲的手里接过脸帕揩了脸。

“不要紧了，”他吃力地说，用感激的眼光望着母亲。

“你躺躺罢，”母亲怜惜地说。

“不要紧，等我多坐一会儿，”他沙声答道。

“宣，明天我就去公司替你请一两个月的假。你应该休息。你不要愁生活。实在没有办法，我出去当老妈子，”母亲下了决心似地说。

他摇摇头，有气没力地说：“妈，你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怎么吃得消！这种办法有什么用？受苦的并不止我们一两个，我们不拖也只好拖……”

“这样我宁肯不活，”母亲愤愤地说。

“这个年头死也死不下去啊，”他说了一句，又感觉到胸部的隐痛。病菌在吃他的肺。他没有一点抵抗的力量。他会死的，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很快地就会死去。

母亲呆呆地望着他，他似乎没有注意到。他想到这天在公司里听见的同事们关于肺病的闲谈。那是在吃饭的时候，小潘卖弄似地叙述一个亲戚害肺病死去的情形。“只有害肺病的人死的时候最惨，最痛苦。我要是得那种病到了第二期，我一定自杀，”小潘说，眼光射到他的脸上，话一定是故意说给他听的。

“听说有一种特效药，是进口货，贵得吓人，”钟老接嘴说。

“不过并不灵验，而且这种病单靠吃药也不行啊，”小潘得意地说。

“最惨，最痛苦，”他想着，就再也不能把那个念头驱逐开去。绝望和恐怖从远处逼近。他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冷噤（虽然已经是夏天，他还感到冷。他真有一种整个身子落进冰窖里去的感觉）。

“为什么就没有一种人人都买得起的、真正灵验的特效药？难道我就应该那样悲惨、痛苦地死去？”

他绝望地暗暗问自己。

“宣，你早点睡罢，不要再想什么事情，请假的话明早晨再说，”母亲看见他精神不好，脸色黄得可怕，眼光停滞而带恐惧，她暗暗地充满了焦虑，不敢再跟他讲话，便温和地劝他道。

他吃了一惊。他好象从一个可怖的梦中醒过来一样。可是他看看四周，屋子里白日光线才开始消去，楼下人声嘈杂，打锣鼓唱戏，骂街吵架，种种奇特的声音打成了一片。他觉得口干，便走去拿茶壶，倒了杯微温的白开水来喝。“好的，我就睡，”他带着苦笑地说；“妈，你也睡罢。我看你也很寂寞。”

“我倒也过惯了。我横顺是个快进坟墓的人，我不怕寂寞，”母亲微微叹息道。

母亲进了小屋，关上门。他上了床，左胸又在痛，不单是左胸，好象全身都痛。他的脑子十分清醒。他睡不着。街中的锣鼓声和唱戏声仍然没有停止。不知是哪一家请端公（巫师）做法事，那个扮旦角的正唱得起劲。他不要听那些戏词，可是它们却不客气地闯进他的耳里来，搅乱了他的思想。他在床上翻来覆去，越睡越睡不着，越着急，急出了一身大汗。他又不敢把那床薄被掀开。他害怕受凉，也不愿意随意损伤自己的健康，虽然他先前还在想他的内部快要被病菌吃光，他已经逼近死亡。

母亲的房里还有灯光，她不曾睡，她偶尔发出一两声咳嗽。她在做什么？她为什么整年不歇地工作？她换到了什么呢？她的生存似乎完全是为着他，为着小宣。但是他拿什么来报答她呢？他想着，他接连抓自己的头发。

然后又是树生，她的美丽的脸在对他微笑。她嘲笑他，还是怜悯他？她前天还来过一封信，以熟朋友关心的口气问起他的健康和一家的生活情况。她又附寄了汇票来。自然他仍旧把款子存入银行。他写了回信，却始终没有告诉她他并未动用她寄来的款子。她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她已经跟他脱离了夫妻关系，这还是依照她的意见办的。那么她为什么还不忘记他？为什么还要按月寄款、通信？他越想越不明白。可是一种渴望被这个思想引起来了。

他一个垂死的病人却有着一个健康人的渴望，这个渴望折磨得他很苦，因为连他自己也明白他的渴望是不会得到满足的，一丝一毫的满足也得不到。但是他又不能抑制它，消灭它。他在挣扎，湿透了的汗衣冷冰冰地贴在他的发热的背上。

“我要活，我要活，”他控制不住自己地叫了出来，声音不高，他的嗓子开始哑了。

没有人听见他的叫声，更没有人理睬他。在窗外响着各种各样的声音，那么多的人来来去去。巷口新近摆起来的面摊上正是生意兴隆的时候，么（读如夭）师大声叫唤，顾客们高谈阔论。他也听到“炒米糖开水”的叫卖声。然而那是一个年轻的声音，而且有几个清脆的女性的尖声在叫“买开水！”或者“炒米糖开水，这儿！”现在连卖“炒米糖开水”的也换了人，而且也正忙着。只有他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哪怕他已经接近死亡，也没有人来照顾他。

“我要活，”他还在叫，声音只有自己听得见。他究竟在向谁呼吁呢？他说不出。

二八

他渐渐地失去了他的声音。他的体力也在逐渐消失。

他每天下班回家，走进门总要喘气，并且要在藤椅上象死人似地坐了好一阵才能够走动、讲话。

“宣，你就请几天假罢，再这样你又要病倒了，”母亲怜惜地劝道。她也知道他的病逐渐在加重。但是她有什么办法救他呢？张伯情没有用，医院也没有用。而且他们母子两个就只有空空的两双手啊。

“不要紧，我还可以支持下去，”他装出淡漠的声音答道，他的心却好象让一大把针戳了一下似的。他清清楚楚地记得在公司里一面看校样一面咳嗽、看多了就要喘气的情形。他还记得吃饭时同事们厌恶的眼光。他还可以支持多久呢？他不敢想，他又不能叫自己不想。可是他不愿意别人对他提起这件事情。

母亲默默地望着他。她悲痛地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固执啊？“不过你总该小心保养身体，”她忍不住又说了一句。她看见他微微地摇头，脸上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情。她忽然想起来：是我害了他，累了他。她想哭，却极力忍住。“不，是那个女人害他的，”她反抗地想，她竖起眉毛来。

窗下马路上传来哭声和鞭炮声。一个女人哭得很伤心。

“哪个在哭？”他忽然用惊惧的声调问道。

“对面裁缝店里死了人，害霍乱，昨天还是好好的，才一天的工夫就死了，”母亲解释道。

“这样倒也痛快，何必哭，”他想了想，自语道。

“你这两天在外面要当心啊，我知道你不会吃生冷，不过你身体差，总以小心为是，”母亲关切地嘱咐。

“我知道，”他顺口答道。可是他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人死了是不是还有灵魂存在，是不是还认识生前的亲人？

对这个疑问谁能够给他一个确定的答复呢？他知道这是一个永远得不到回答的问题。以前有人拿这个问题问过他，他还哂笑过那个人。现在他自己有了同样的疑问了！母亲，树生，还有小宣，是不是他们必须全跟他永别？

他不觉又把眼光射在母亲的脸上。多么慈祥的脸。他柔声唤道：“妈。”

“嗯？”母亲也掉过眼光来看他。她看见他不说话便问道：“什么事？”

“我看看你，”他亲热地说。他勉强笑了笑。接着他又说：“小宣后天要回家了，这两个星期里面不晓得他是不是又瘦了？”

“他的体质跟你差不多。他的脸色也不大好看。补药又太贵，不然买点给他吃也好，”母亲说。她注意地看他。她忽然把脸掉开，立刻有两颗眼泪挂在她的眼角。

小宣的回来给这个寂寞的人家添了些温暖，至少也多了一个人讲话。做祖母的关心地询问孙儿半个月中的生活情况，功课、饮食等等全问到了。小宣答得简单，这是一个不喜欢开口的孩子。不过祖母的问话必须得到回答，连寡言的人也得讲一些话。

“你爹这两天常常挂念你，他很想见你。等一阵他回来看见你一定很高兴，”祖母对孙儿说。

“是，”小宣答得这么短，也没有笑。“这孩子怎么变得更老成了！”祖母奇怪地想。她便关心地问：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

“没有，”小宣仍旧短短地回答，后来皱着眉头添了一句：“功课总是赶不上。”

“赶不上，也不必着急，慢慢来，横顺你年纪轻得很，”她温和地安慰道。

“不过先生逼得很紧，我害怕不及格留级，对不起家里，”小宣诉苦般地说。

“你这样小，还管什么留级不留级！你身体要紧啊，不要又弄到你父亲那个样子，”祖母痛惜地说。

他，做父亲的他推开门进来了。口里喘着气，脸色灰白，象一张涂满尘垢的糊窗的皮纸。他一直走到书桌前，跌倒似地坐在藤椅上，藤椅摇动几下，它的一只脚已经向外偏斜了。他不说话，紧紧地闭着眼睛，动也不动一下。

祖母向孙儿丢了一个眼色，叫这个孩子不要惊扰刚刚回家来的父亲。她带着恐惧的表情望着他。

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睁开眼叫了一声：“妈，”声音差不多全哑了。他转动眼珠去找寻她。

她走过去，温柔地问他：“宣，什么事？”

他伸起一只颤抖的手去拉她的手。他的手抓到了她的便紧紧捏住不放。“小宣呢？”他拖长声音说，又用眼光去找寻他的儿子。小宣本来站在他的右边，不过稍稍向后一点，可是他的眼光一直在他的前面移来移去，没有能把小宣找到。

“你快过来！快来，你爹叫你！”她还以为他已经到了垂危的地步，他在向家人告别，她的声音抖得厉害，她的心抖得更厉害，她用了类似惨叫的声音对小宣说。小宣立刻走到父亲的膝前去。

他用另一只手抓住儿子的手。他注意地看了这个孩子一眼。“你好罢？”他说，他似乎想笑，但是并没有笑，却把眼睛闭上了。两只手仍然紧紧捏住他母亲和他儿子的手。

他母亲流着眼泪，孩子望着他发楞，他们都以为惨痛的事故就要发生了。“完了，”他母亲这样想，眼前开始发黑。唯一的希望是手始终不冷。

“宣，”他的母亲忍不住悲声唤他。他的儿子也跟着悲声叫“爹”。

他睁开眼，勉强笑了笑，他的身子动了。“不要怕，我还不会死，”他说。

他的母亲吐了一口气，紧张的心略微松弛。她忍住泪低声问：“你心里难过？”

他摇摇头，说：“没有什么。”

小宣一直不转睛地望着他。母亲柔声说：“那么你睡下罢。我去给你请医生。”

他松开两只手，摇动一下身子。他用力说：“不要去。妈，我不是病。”

“宣，你不要固执，你怎么能说不是病？”母亲说；“有病不必怕，只要早点医治。”

他又摇头说：“我不害怕。”他伸手在怀里摸索了一会儿，掏出一张弄皱了的信笺来，也不说明这是什么，就递到母亲的手里去。

母亲摊开信笺，低声读出下面的话：

文宣先生：

同人皆系靠薪金生活之小职员，平日营养不良，工作过度，身体虚弱，疾病丛生。对先生一类肺病患者，素表同情，未敢歧视。但先生肺病已到第三期，理应告假疗养；纵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按时上班，也当洁身自爱，不与人同桌进食，同杯用茶，以免传布病菌，贻害他人。兹为顾全同人福利起见，请先生退出伙食团，回家用膳。并请即日实行。否则同人当以非常手段对付，勿谓言之不预也。（后面还有六个人的签名和日期）

“他们当面交给你的？”母亲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叫工友送来的；小潘起的稿，同桌七个人就只钟老没有签名，”他答道。停了一下他又说：“话自然也有道理，不过措辞不应该这样，有话可以好说，我也是一个人啊……”他吐不出声音来了，就索性闭了口。

“真岂有此理！连信也写不通的人，居然这样神气！大家同事一两年，难道连一点感情也没有！”母亲气得脸通红，过了半天才颤巍巍地讲出这几句话来，她几下就把信撕得粉碎。

“我说爹不必理他们，看他们怎样对付你！”小宣也居然变了脸色，气愤地说。

“大家都是同事，为什么你不能在公司吃饭？要说害肺病就那么容易传染，怎么这里的人又未见死绝？哪个心虚，才害怕！”母亲的怒气不能平下去，她继续骂着。

他摇摇头，很吃力地吐出一句哑声的话：“其实这还是怪我生了不治的病。”他母亲和他儿子都带着惊疑的表情望着他。过了片刻，他又说：“不能怪他们。他们也怕生这种病。真的，他们染到了这种病又怎么办？”

母亲打断了他的话：“你这个人真没有办法。自己到了这个地步，还去管他们做什么？要是我，我就叫他们都染到这个病。要苦，大家一齐苦。不让有一个人幸灾乐祸。”

“这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他苦笑地说。他的沙哑声使人想到他的喉咙开始在溃烂了。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自语道：“我吃杯茶。”

母亲连忙扶着他，一面吩咐小宣：“你去给你爹倒杯茶来。”

小宣答应着，很快地就把杯子端了来，里面还在冒热气。他接过杯子看了一眼，愁苦地说了两个字：“开水”，然后拿起来骨都骨都地喝光了。他把杯子交还给小宣，一面小心嘱咐：“小宣，你记住好好用开水把这个杯子洗干净。”他费了大力才把这句话对小宣讲清楚。

“用不着那样洗。我不怕传染。难道我们自己家里人还要写信逼你吗？”母亲痛苦地悲声说。

他看看母亲，又看看小宣，然后说：“不过小宣究竟很年轻啊。”接着他又加一句：“我们汪家就只有他一个男丁……”他慢慢地朝着床走去。“我躺一会儿，”他到了床前，低声自语道；于是他跌下似地倒在床上了。

第二天他照常上班。他那件平价布的长衫前后有几块灰白色印迹。他又流汗、又喘气地上了楼，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来，打开抽屉，拿出了昨天未看完的校样。

他还不曾开始工作，就觉得精神支持不住。汗不停地出。脑子空空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只得咬紧牙关，定下心来，强迫着自己开始办公。

面前摊开的是一本歌功颂德的大著的校样。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着。作者大言不惭地说中国近年来怎样在进步，在改革，怎样从半殖民地的地位进到成为四强之一的现代国家；人民的生活又怎样在改善，人民的权利又怎样在提高；国民政府又如何顾念到民间的疾苦，人民又如何感激而踊跃地服役，纳税，完粮……“谎话！谎话！”他不断地在心里说，但是他不得不小心地看下去，改正错植的字，拔去一些“钉子”。

这个工作已经是他的体力所不能负担的了。但是他必须咬紧牙关支持着，慢慢地做下去。他随时都有倒在地上的可能。可是他始终用左手托着腮在工作。他常常咳嗽。不过他已经用不着担心他的咳声会惊扰同事们了。他已经咳不出声音来了。自然他会咳出痰来，痰里也带点血。他把痰吐在废纸上，揉成一团，全丢在字纸篓中去。有一次他不小心溅了一点血在校样上，他用一片废纸拭去血迹，他轻轻地揩了一下，不敢用力，害怕弄破纸质不好的校样。他拿开废纸，在那段歌颂人民生活如何改善的字句中间还留着他的血的颜色。“为了你这些谎话，我的血快要流尽了！”他愤怒地想，他几乎要撕碎那张校样，但是他不敢。他凝视着淡淡的血迹，叹了一口气。他终于把这张校样看完翻过去了。

忽然楼下人声嘈杂，好象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情。有人跑下楼去。接着楼上起了小小的骚动，人们大声在谈论一件事。他却退缩在自己的座位上，眼光定在校样上，整个脑子里响着蟋蟀的叫声。他连动也没有动一下。忽然他听见“钟老”两个字，人们不止一次地讲着“钟老”。他吃惊地抬头看。主任带着严肃的表情在同科长讲话。

“钟老什么事？”他想道，他要站起来，但是他鼓不起勇气。他仍旧坐着不动，象生根在椅子上一样。

接着主任和科长也下楼去了。他用探询的眼光送他们下楼。不久科长一个人走上来。楼下的闹声早已消失了。

“走了。一定是霍乱。幸好借到汽车送去，有二三十里路啊，”他听见科长对人说。

“有人陪去罢？”

“小潘去，他原车回来。等会儿再派个工友去看看他，”科长说。

“小潘！”他惊奇地想道。“他现在怎么又不怕传染呢？他单单欺负我。”他觉得胸部一阵剧痛。

开午饭的时候，他没有下去。主任最后下楼，看见他端坐不动，便问道：“你不下去吃饭？”

“我不想吃，”他带窘相地答道。

“你不舒服吗？”

“不，”他连忙站起来摇头说。“他不知道，”他感激地想。

“你打过预防针没有？”

“没有，”他摇头答道。

“你要打才成。钟老已经送进医院去了，一定是霍乱症，”主任关心地嘱咐道。

“是，谢谢你，”他答道。

“你嗓子哑了好几天了，还没有看医生吗？”

“看过，一直在吃药，不过始终不见好，”他埋着头回答。

“你要当心啊，”主任皱皱眉头说。“你身体不好，告一两天假也不要紧。”

“是，”他应道。他抬不起头来。

主任下楼去了。他一个人留在楼上。他忽然想：“主任是不是在暗示要我辞职？”他心里很不好过。本来已经病弱的身体似乎又遭受到一个意外的打击，他快要倒下去爬不起来了。他两手托腮，一个人对着校样纳闷。

“不会的，他对我好象还客气，”他忽然自语道。这个念头减少了他的痛苦和疑虑，他的心稍微舒畅一点。

小潘一直没有消息。下班前一个钟头的光景那个年轻人突然回来了。他先在楼下讲话，后来又上楼来，到主任的房里去了。

“去的时候汽车在路上抛锚，差不多耽搁了两个多钟头，”小潘先说。

“钟老的病怎样？不要紧罢？”主任关心地问。

“那个医院是临时改设的。糟透了。一共只有两个医生，四个护士，二十张病床。现在收了三十几个病人。有的就摆在过道上，地板上，连打盐水针也来不及，大小便满地都是，奇臭不堪。病人还是陆续在送来。全城就只有这么一个时疫医院，而且汽车开不到门口，还要用滑竿抬上去。钟老送到医院，医生来看了病，的确是霍乱。又等了一点多钟，才有人来给他打盐水针。医生护士们实在忙不过来，他们也累得很。看情形非派个工友去照料不可……”小潘兴奋地一口气说了这许多话。

“医生怎么说？既然是霍乱，打了盐水针，总不会有生命危险了，”主任说。

“医生没有说什么，他只是摇头叹气。他好象在说，他不过是个寻常的医生，现在把全城人的性命交给他们两个人照料，他们担不起这个责任，”小潘说。

“好，这样罢，这里明天放一天假，好好打扫一番，也消消毒，免得再传染人，”主任想了想又说。

同事们继续谈论着钟老的事。只有汪文宣一个人把头埋在校样上，不敢插一句嘴。但是钟老的和善而略带滑稽的面颜一直浮现在他的脑际。他有一种如在梦中的感觉。他这一天没有看见钟老，他签到时钟老还不曾来。大概钟老是带病上班的，所以这一天会迟到，而且突然发了病。钟老的病会不会有危险呢？不会的罢，钟老昨天还是那么健康，那么结实，跟他一天天在瘦下去的情形完全不同。那么为什么小潘又说得这样可怕呢？他想着。钟老是他在公司里的唯一的友人，钟老又没有在那封信上签名，他不能不想念钟老。

下了班回到家里，他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只叹了两口气，说了两三句同情的话，以后就不再提起钟老的名字了。可是他一晚上都没有睡好。有几只蚊子和苍蝇来搅扰他。老鼠们把他的屋子当作竞走场。窗下街中，人们吵嘴、哭诉、讲笑话、骂街一直闹到夜半。他不断地看见钟老的笑脸、发光的秃顶和发红的鼻子。他一直想着钟老的事。钟老会死？不会死？科学能不能救活那个老人？霍乱对他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他十一二岁的时候就见到“麻脚瘟”的“威力”了。

这个夜晚他时睡时醒，老是觉得有一个可怕的重量压在他的胸膛上。他不断地小声呻吟。他梦到钟老死去，甚至全公司的人都死去。他小声哭叫。他的声音只有他自己听得见，所以没有惊醒母亲。

第二天早晨他起身后只觉得头晕，四肢无力。他母亲关心地问他：“宣，你眼睛怎么这样红？昨晚睡得怎样？”

“不好，不晓得醒过多少回，”他答道。

“那么你今天不要出街罢，既然放一天假，你也落得休息一天，”她说。

“我想去看看钟老是不是好了一点，”他沉吟地说。

“你去医院？”母亲惊问道。

“我到公司去，公司里会有消息的，”他解释道。

“今天放假，怎么还会有消息？”母亲不以为然地说。

他看了母亲一眼，也不再说话了。这一天他一直在家里睡觉，他完全照母亲的意思办。可是他心里老是在想钟老的事情。凶呢？吉呢？他几乎要祷告了。留下“他”罢。用科学的力量救活“他”罢！他整天呼吁着。整夜希望着。

他的心一上一下，始终没有安宁。好容易捱到另一天天明，捱到上班时间。他到了公司，一切如旧，只有钟老的座位空着。上楼就坐后，他摊开前天未看完的校样继续校对下去。不久工友送来一张吴科长的字条，要他为这本他正在校对的“名著”写一篇广告辞。

这张字条等于命令，他不能不服从。他想了想，抽出一张信纸，拿起笔，打算试写一两百字。可是写了一句，他就不知道应该写些什么。字句混杂在一起成了一个整块搁在他的脑子里，他不能够把它们一一分开。他的思路停滞了。他拿着笔，不住地在砚台上蘸墨汁，许久写不出一个字。他的额上满是汗珠，整个脸象火烧似的发烫。没有办法，他拿开信笺，又继续看校样。

忽然他听到一声吴科长的咳嗽。他吃了一惊。吴科长是随意咳出来的，他却以为是对他不满的表示。他连忙振作精神，又把那张信纸拿过来，放在面前。“没有关系，随便敷衍几句罢，”他想道，就糊里糊涂地写了一百五六十个字。他自己念一遍。“谎话，完全说谎！”他骂自己。可是他却拿起广告辞，走到吴科长的办公桌前，恭敬地把它递到科长的手里。

“不大妥当，恭维的话太少，”吴科长皱皱眉摇摇头说，“象这样的名著非郑重介绍不可。不然某先生看见会不高兴。”

某先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候补中委和政界的忙人，难道连书店的广告辞也会注意吗？他不大相信吴科长的话，就顺口说了一句：

“某先生不见得会注意罢。”

“你哪里知道？他们做大官的对什么事情都注意。某先生是文化界出身的，他非常关心文化，著作的兴趣也不亚于从政，他又是我们公司的常务董事，”吴科长板起脸说。

“是，是，”他埋下头答道。

“你拿回去重写过，”吴科长说，把广告辞交还给他。

他唯唯地应着，正要转身走开，又听见吴科长吩咐道：

“还有你校对那本书，要特别小心，不能有一个错字，某先生对于书上的错字平日也很注意。”

他厌恶地应了一声，连头也不抬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他怨愤地对自己说：“好罢，我来大捧一场。”他又拿起笔，费力地在脑子里找寻了些最高的赞颂词句，胡乱地写到纸上去。“你看，我也会撒谎的，”他痛苦地自语道。好在这些无声的语言不怕被别人听见。

他忽然听见小潘的脚步声。小潘气急色败地跑上楼来，进了主任的小房间，喘息地大声说：“方主任，张海云刚刚打电话来说，钟老一早就死了。他连打几个电话，都打不通。”

他眼前一阵黑，耳朵里全是铃子声。他连忙用双手捧住了头。

二九

他在公司里就只有钟老这么一个朋友。钟老死去以后，他失去了自己跟公司中间的联系。现在可以说公司跟他完全没有关系了。下班时他仔细地把自己的办公桌收拾清楚。下楼出门时，他还在钟老的座位前站了一会儿。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后来走出大门，他又用古怪的眼光看了看门口，他觉得自己快要跟这个地方永别了。

事实上他第二天还来，第三天还来，第四天还来，一直到第六天他还来。

那天下午有几个同事约好到钟老的墓地去。他也参加。他们搭长途汽车去，也搭长途汽车回来。他们被人象装沙丁鱼似的塞在车子里面。他几乎连站的地方也找不到，他不得不把左脚悬在空中。一路上车子颠簸得厉害，车里闷热，空气坏，他心里很不好过，差一点要在车上呕吐了。

钟老就葬在时疫医院附近斜坡上的一块小地方，坟上土已经干了，还没有长草，只放了一个纸花圈，是用红、白、绿三色土花纸扎成的。上款写“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写“一中书局挽”。另外还有一个花圈绑在一个木架子上，高高地立在墓前，上款仍是“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却是“弟方永成敬挽”，这是主任送的，也是纸扎的花圈。来不及立碑，就让这两个没有香味的花圈一立一躺地陪伴着和善的老人。

“公司就这样办丧事，也太简陋了，一共花不了几个钱，”一个同事说。

“这已经不容易了。要是周主任在这儿，恐怕连这样也办不到，”另一个同事说。

“其实想得开一点，人死了，再怎样，也没有意思。还不如生前待得好一点，”第三个同事插嘴说。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公司对我们活着的人也不过如是，何况死人！”第二个说话的人接口说。

没有人跟汪文宣讲话。他们好象都在避开他。他一个人站在一个角里，胆怯地望着他那个朋友的坟头，好象他真害怕他们随时都会把他赶走似的。

泪水使他的眼睛模糊了。他肺痛，喉痛，现在眼睛又痛。他揉眼睛，用力擦眼睛。怎么花圈上写着他的名字：文宣！他定了定神。他看错了，那里明明是“又安”两个字。不，不是他看错。他想到了另一个同样的纸花圈，白纸条的上款的确写着他的名字。他也会躺在这同样的土堆下面。陪伴他的也只有这同样的荒凉的环境。

同事们都走了，他们回到城里去了。他们临走时并不唤他一声。他一个人立在墓前不时左右观望，他好象不是在拜望一位朋友，他现在是来看他的简陋的新居。

天空里黑云愈积愈厚，四周的景色逐渐阴暗，后来连他也觉察出来了。他不能再留下，便匆匆地赶到长途汽车站去。他并没有跑，但是到了车站，他已经满头大汗，气喘得没有办法。他只等了半点多钟就被人挤上了车子。在车上站了一点又二三十分钟，才到了他住处的附近。本来汽车只走四十多分钟，这次因为半途遇雨，雨太大，车子在中途停了若干时候。

他回到家就力竭地睡倒下来。从这时起他便没有再去公司了。

他整天躺在床上，发着低热，淌着汗，不停地哮喘。他讲话的时候喉咙呼卢呼卢地响。他的胸部、喉咙都痛得厉害。但是他并不常常发出呻吟。他默默地忍受一切。他不让小宣回家。在母亲面前他的话更少了，看见母亲对他流泪时，他常常苦笑。

他完全断了念。可是母亲却不肯放弃这个绝望的战斗。母亲请了西医来给他诊病，西医摇摇头，表示他的病已经不是药物所能治疗的了。她只得又向张伯情求助，张伯情曾经带给她一线希望，可是现在连张伯情也觉得没有治愈的把握了。

他的嗓音终于完全失去，现在他说话连自己也听不见了。他第一次发现这种情形时，他伤心地哭了一场。这所谓哭也不过是眼泪畅流，哭出来他倒觉得心里较为畅快。母亲看见他在哭，过来问他为了什么。他答不出声，只有张开嘴用手指指着喉咙。她明白了他的痛苦。她沉默半天，才怜爱地说：

“宣，你不要难过。你是个好人……天应该有眼睛……”她的喉咙暂时也哑了。

“妈，我不难过。你怎么相信起天来了！”他想说却说不出来，他只有竭力止了悲，摇摇头，装出了笑容。

“你不要怕，你不会死的，”她说。

“我并不怕，人人都要死；不过留下你一个人受苦，我心里很难过。小宣年纪又太小，”他用力说，但是母亲只听见一点咻声，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那种挣扎的情形使她又害怕又痛苦。她望着他，一面打断了他的话：

“你不要讲话了，你好好休息罢。”她脸上的肌肉在搐动，眼里装满了泪水。

他长长地叹一声，睁大泪眼，用求助的目光看着母亲。

屋子里异常闷热，板壁好象随时会燃烧起来似的。他把盖在身上的一幅平价布床单也揭开了，从破旧汗衣的洞孔中他看见了自己那个只有皮和骨头的黄色胸膛。

这以后母亲为他买了一个铃子。唤人时他用铃子代替他说话；请人做事时他求助于纸笔。这里所谓人，其实就是母亲一个，此外就难得有人到他的屋子里来，除了医生和邮差。但是邮差也不常来，因为小宣难得写信，树生的信也来得少了。树生仍旧按月寄款来。款子已经动用了。过去一直在银行里存“比期”的款子也由母亲陆续取了出来。还是母亲开口向他要了存单以后去取的。现在为了儿子的生命，她什么事都肯做了，只除了先给树生去信。给树生的信都是他自己写的，他不要母亲代笔。他在每封信上都写着：“我还好，我的健康逐渐在恢复，你不要为我担心，”一类的话。给小宣的信，有时他写，有时母亲写，他只叫孩子不要回家（暑假中那个孩子住在同学的家里），好好念书，温习功课。母亲的信里话多一些，但是她也不忍讲出真实的情形，并且她还暗暗地抱着一线希望。

然而跟她的希望相反，真实的情形却逐渐坏下去。他自己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他的内部一天一天地在腐烂，他的肺和他的咽喉的痛苦一天一天地增加。母亲也看得出他在用缓慢的脚步走向死亡。

但是母亲的心还是不能轻易放弃。她继续给他吃药，给他喝鲜牛奶和鸡汁，她帮他穿衣，伺候他大小便，她为他做着一切连老妈子也不愿意做的事。可是有一天他终于吃力地在纸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妈，你给我吃点毒药，让我快死。我不能看见你这样受苦。我太痛苦。”

母亲读这张字条的时候，他眼泪汪汪地望着她。

“我不能，我就只有你一个儿子，”她哭着说。

他又写：“我迟早还是要死。”

“你死，我跟你一齐死，我也不要活了！”母亲大声哭着说，她制止不了自己的悲痛。

他放下笔，头疲倦地倒在枕上。

炎热增加他的痛苦。喧哗更象在火上添油。霍乱为这个城市带走了不少的人，这条街上常常有凄惨的哭声。他躺着，成天地躺在床上，仰着，侧着，伏着。他的心静不下来，他从没有能够痛快地睡一刻钟。

他不能够自己穿衣服，也不能够自由地坐起来。每次他给树生写信，总是怀着拚死的决心，忍受极大的痛苦，才能够写下四五行字。“我还好，我的身体可以支持下去，”他永远这样说。

“你何苦啊，我替你写罢，”母亲用了类似哀告的声音说，也没有用，在这件事上他不肯听从母亲的话。要是他不能亲笔写信，那么她知道他一定是病重了。

“为什么不让她知道呢？”

有一天母亲忍不住吐出了这句话。

他迟疑了半天才写出五个字的答语来：

“我愿她幸福。”

母亲想：“她已经是别人的人了，为什么不让她难过一下，让她受点良心的责备呢？”“你这傻子，”她温和地责备他。可是她再看一眼纸上歪歪斜斜的字迹，她的心软下来了。她又想，他活在世界上究竟有过什么幸福？他苦了一生，为什么连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她也不肯帮忙实现？他到底是她的亲骨血啊。她默默地望着他那张没有光泽的瘦脸，她的心好象被什么东西绞着似地发痛。她想哭，她想叫。她愿意地板上开一个洞让她跌进地狱里去；她愿意天上丢下一颗炸弹把她这个小小的世界整个毁灭。

这天下午隔壁人家的一个年轻人害霍乱死了。两个女人哭得很伤心。哭声进了他的房间。他倾听了一阵，忽然写给他母亲：

“妈，我死了，你不要哭啊。”

“你为什么说这种话？”母亲痛苦地问。

“想到你哭，我就死不下去，我心里更苦，”他回答。

“你不会死！你不会死！”母亲流着泪大声说。

最热的气候过去了。屋子里的空气比较好受一点。可是他的病还是照常进行，痛苦也不断地增加。他用了更大的忍耐来对付这个病。有时候忍不住了，他也呻吟，可是连他的痛苦的呻吟也是无声的。

一个晚上母亲拿鸡汤给他喝。她用汤匙喂他。他吞了两口，忽然推开她的手，又微微地摇着头。

“你再吃几口罢，你一天只吃那么少的东西不行啊，”母亲劝道。

他用颤抖的手拿起笔，费力地写了两个字：“喉痛”。

母亲打了一个冷噤。她那只拿着汤匙的手也在打颤。她忍着心痛再劝道：“你忍住痛再吃两口罢，不吃东西怎么行！”她又把汤匙送到他的嘴边。他颤动地张开了口，努力吞下鸡汤，一次两次他的眼珠往上翻，手抓紧了薄被。

“宣，”母亲低声呼唤；他含泪地看她，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母亲咬紧牙关，再把汤匙放进他的嘴里去。他照样痛苦地把汤吞下去了，以后又吞了两次。再一次他就把一汤匙的鸡汤全喷了出来。他无声地呛咳了一阵。母亲连忙放下碗擦揉他的胸膛。

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他想睡。可是痛苦使他清醒。他不能呻吟，不能叫唤。他默默地跟痛苦战斗。母亲的手使他感到安慰，他努力把思想集中在母亲的身上，他希望暂时忘记他那个痛苦。

忽然街上响起了鞭炮声。虽然在这个山城里几年来很少听到这样的声音，但是他们并没有心肠注意它。出乎他们的意外，鞭炮声接连地响着，远远近近都在放鞭炮，好象发生了什么大的喜庆事，人声嘈杂，许多人在跑，有人大声唱歌，有人笑着讲话。

“什么事？”他想道，母亲却说了出来。

“日本投降罗！日本投降罗！”孩子的声音在街上叫着，年轻人的声音响应着。

他吃了一惊。母亲忘了一切地大声问他：“宣，你听见没有？说是日本投降罗！”

他摇摇头，他还不相信。可是外面鞭炮声响得更密了。

人们象潮涌似地走过窗下的街心。

“大概是真的，不然不会这样！”母亲兴奋地说。

他还是在摇头。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

“合众社电报：日本政府向中美英苏四国无条件投降！”有人在街上大声报告。

“你听，这还不是真的吗？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我们不再吃苦了！”她歇斯特里地高声叫道。她一边笑，一边流眼泪，她好象忘记自己是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床前一根板凳上放着一支蜡烛，烛光抖得厉害，烛芯偏垂在一边，烛油从一个小缺口流下来。

他睁大眼睛呆呆地望着母亲，仿佛不懂母亲的意思。突然他迸出了眼泪。他想笑，又想哭。但是很快地他又冷静下来。他吐了一口长气。他想：你完了，我也完了。

“号外！号外！日本人投降！”报贩大声叫着跑过窗下。

母亲拉着他的手，温和地带笑问他：“宣，你高兴吗？胜利罗！胜利罗！”

他用颤抖的手捏着笔，吃力地在纸上写着：

“我可以瞑目死去。”

母亲看见这些歪斜的字，她忘记了一切，又哭又笑地叫起来：“宣，你不会死！你不会死！胜利了，就不应该再有人死了！”

她的泪水畅快地流下来，她紧紧捏住儿子的手，不知道心里是喜是悲。

三〇

母亲的那个愿望并没有实现。在她说了那些话以后，某一天的夜晚，她坐在床沿上，守着她的儿子。电灯光还是半明半暗的，旁边一根板凳上放着满满一小饭碗的鸡汤，碗里有一根汤匙。

“宣，你吃两口罢，”她说。

他翻了翻白眼，微微动一动身子，手挥舞一下，也不去拿笔。他不回答。

“宣，你两天不吃东西了，忍着痛吃一点罢，”她哀求地大声说。

他慢慢地动一下头。他张开嘴，又伸起手，很费力地放到嘴边，抓住下嘴唇。然后他又松开手，把手指伸进口里去，象是要抓舌头。

“宣，你难过吗？你忍耐点罢，”她捏紧他的另一只手悲痛地说。

他点点头，把手从嘴里拿出来，就放在喉咙上。他眼里含着泪，望着他母亲。

“你不要难过，你不会死的，”她安慰道。

他那五根手指不停地在喉咙上擦揉，动作仍然迟缓而且手指僵硬。他忽然把胸膛向上挺了一下。

“宣，你要什么？”母亲问。

他不回答。过了半天，他那五根好象僵硬了的手指忽然狂乱地抓他的喉咙。身子颤抖着，床板发出了响声。

“宣，你忍耐点，”母亲说。她放开了他的左手，站起来，又把他的右手从他的喉咙上拉开。但是过了两三分钟他的右手又放到那个地方去了。他大大地张开嘴，用力咻着。他的眼睛翻白。他的手指在喉咙上乱抓。五根手指都长着长指甲，它们在他的喉咙上划了几条血痕。

“宣，你忍耐点，这样是不行的，你不能这样啊！”母亲悲痛地求他。他的眼光慢慢地移到她的脸上。他的眼光说着话：我痛得厉害。他的身子在床上摇摆，颤抖。

“宣，你痛得厉害吗？”她又问。

他点点头。他把右手从喉咙上取了下来。手指头在空中乱抓，她不知道他要什么。

“宣，你要什么？”她问。

他的眼光慢慢地移到枕旁那支铅笔上。

“你有话要说，要笔吗？”她一面问，一面把铅笔拿起来递到他的手里。他似乎要抢过笔来，可是他的手指颤得厉害，他接过笔时，差一点把它落在被上。

母亲递了一本书给他。“你就写在书后面罢，”她说。

他一只手拿笔，一只手拿书，很费力地在书的封底上写了一个“痛”字。其实只有七分象字，笔划写够了，却安排得不匀整。

母亲看到这个字，眼泪又迸出来了。“宣，你忍耐点罢。等到小宣把张伯情请来就好了。”她虽然在安慰他，可是说完话就背过脸低声哭起来。

他的神志清醒。他锐敏地感到痛，感到自己的衰弱。他知道他的身体组织的各部分逐渐在死亡，而且就要到了最后的关头。他这时候强烈地感觉到对于生命的依恋，对于死亡的恐惧。他也看见自己所带给母亲的痛苦。他看见母亲哭着走到窗前去。他能够做什么呢？哪怕就说一句话，留下几句遗言也好。“我做过了什么错事呢？我一个安分的老好人！为什么我该受这惩罚？还有她，我母亲，我死了，她一个人怎样生活？拿什么生活？小宣又怎样活下去？他们又做过什么坏事呢？”他装满了一肚皮的怨气，他想叫，想号。但是他没有声音。没有人听得见他的话。他要求“公平”。他能够在哪里找到“公平”呢？他不能够喊出他的悲愤。他必须沉默地死去。

街上有一对夫妇在吵架，女的在哭在叫，男的在打在骂，还有第三个人在劝解。另外有一个人唱着川戏从窗下走过。

“为什么他们都应该活，而我必须死去，并且这么痛苦地死去？”他又想。“我要活！”他无声地叫道。

母亲掉回脸来看他。她的眼睛红肿，脸色惨白，她好象随时都会病倒似的。

“她也太辛苦了，”他痛苦地想。他把头一动。忽然一阵剧痛袭来，喉咙和肺一齐痛，痛得他忍耐不住。他两只手乱抓。他张开嘴叫，没有声音。他拚命把嘴张大，还是叫不出声音来。他满头是汗，他觉得两只手被人捏住，母亲的声音在说着什么。但是他痛得晕过去了。

他又被母亲的哭唤声惊醒。他躺在床上，满身冷汗，裤子给小便打湿了。他抓紧母亲的手，呆呆地望着那张亲爱的脸。痛苦稍微减轻了一些。他想对母亲笑，但是眼泪不由他控制地流了出来。

“你醒过来了，以后不要紧了，”母亲嘘了一口气，亲热地说，她的眼角和两颊都还有泪痕。

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小宣从外面走进屋子。他一进门就说：“婆，张伯情在打摆子，不能来。”

母亲楞了一下。完了！她的心上挨了一下石子。她问道：“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大街上人多得很，明天庆祝胜利，到处都在准备，我走错路，到张家又耽搁了好一阵，”小宣答道。他又加一句解释：“今晚上很热闹，到处扎好了灯彩。”

“你肚子饿不饿？你身上还剩得有钱，你出去吃两碗面罢。我今天下午没有煮饭，上午有点剩饭我炒来吃了。你快去吃罢，”她又说。

“好，”小宣应道。

这一番对话他全听进去了。“他们在庆祝，”他想道；他愿意为他们笑一笑，可是痛苦阻止了他。“胜利会不会给他们带来解救呢？”他又想，第二个“他们”指的是母亲和小宣。可是痛苦又来阻止了他。他被痛苦占有了。痛苦赶走了别的思想。痛苦使他忘记了一切。他只记得忍受痛，或者逃避痛。一场绝望的战斗又在进行。他失败了。但是他不得不继续作战。他无声地哀叫着：“让我死罢，我受不了这种痛苦。”

然而他的亲爱的人，他母亲和他儿子不能了解这种无声的语言。他们不会帮忙他解除这种痛苦。

痛苦继续着，而且不停地增加。

九月三日，胜利日，欢笑日，也没有给这个房间带来什么变化。在大街上人们带着笑脸欢迎胜利游行的行列。飞机在空中表演，并且散布庆祝的传单。然而在汪文宣的屋子里却只有痛苦和哭泣。

他这一天晕过去三次，而又醒了转来。他觉得已经到了一个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的顶点了，他愿意“死”马上来带走他。可是他仍旧活着。母亲和小宣一直守在床前。他眼泪汪汪地望着他们。他只求他们帮助他早一刻死亡。

他的生命一分钟一分钟地慢慢死去。他的脑子一直是清醒的，虽然不能多用思想。在这些最后的时刻里，他始终不肯把眼光从母亲和小宣的脸上掉开。后来他们的面影渐渐地模糊起来，他仿佛又看见了第三个人的脸，那自然是树生的，他并没有忘记她。但是甚至这三个人的面颜也不能减轻他的痛苦。他一直痛到最后一刻。一口气吊着，他许久死不下去。母亲和小宣每人捏紧他的一只手，望着他咽气。

最后他断气时，眼睛半睁着，眼珠往上翻，口张开，好象还在向谁要求“公平”。这是在夜晚八点钟光景，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

尾声

将近两个月以后的一个夜晚，在山城里说是因为修理锅炉全市停电。早晨下过一阵雨，下半天气候骤然转寒，冷风一阵一阵地吹过市空，赶走了摊头的顾客。电石灯的臭味随着风四处飘送，火光孤寂地打着寒颤。

一辆人力车经过阴暗、寒冷、荒凉的市街，到了一所大楼的门前。从车上走下来一个装束入时的女人。她夹着手提包走进弹簧门去。她用手电光照路，走过了黑洞似的过道，上了二楼，又走上三楼。

在一间屋子的门前她站住了。她兴奋地敲着房门。

没有应声。她看见房内有亮，门上没有锁，心里想屋子里不会没有人，也许他们睡着了，她便用力再敲两下。

“哪个？”屋子里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这个声音似乎是她熟习的，但是她又说不出是谁的声音来。

“我，”她顺口答应了一个字。

门开了，射出一道微光。她瞥见方桌上燃着一支蜡烛。开门的也是一个女人，脸背着光，她认不清楚是谁的脸孔。

“找哪个？”开门人惊讶地问。

“请问汪家是不是住在这儿？”叩门人更惊讶地问。

“这儿没有姓汪的，”开门人回答。

“以前不是汪家住在这儿吗？明明是这一间屋，家具也是，”叩门人说，她的惊奇更大了。

“啊，你是汪太太！请进来坐！今天停电，我没有看清楚，”开门人笑着说，她闪开身子，把叩门人让了进去。

“方太太，你们不是在二楼住吗？几时搬上来的？”叩门人想起开门人原来是住在二楼的方太太，毕竟遇到了一个熟人，她稍微心安一点。房间里的陈设没有多大的改变，就是四壁白了许多，看起来顺眼些。

“就是这个月月半，”方太太回答。“汪太太，啊，我不晓得现在要怎样叫你才好，你不是在兰州吗？几时回来的？”

“今天刚到的，方太太，我还是从前那样，”树生红了脸说。接着她声音发颤地问：“方太太，他们搬到哪儿去了？我说文宣他们。”

“你说汪先生吗？你还不晓得？”方太太惊问道。

“我的确不晓得。我两个月没有接到他们的信了，”树生不安地说。

“汪先生不在了，”方太太低声说。

“他不在了？什么时候？”树生身子一动，变了脸色，惊叫道。

“就在上个月庆祝胜利那一天，”方太太说。树生的身子猛然抖了一下。“老太太带小少爷走了。我们这间房子就是老太太让给我们的，家具也是她让的，我们出了一点钱。”

树生好象让人迎头浇了一桶冷水似的，她全身发冷，脸色惨白。她呆了半天才吐出一句问话：“他们搬到哪儿去了？”她连忙伸手擦揉眼睛，一面把脸掉开。

“我也不晓得。我问过老太太，她说是先搬到一个亲戚家去住几天，又说要去昆明，又好象听她说在托什么人买船票，”方太太一边想，一边答道，她的声音平淡，好象她对自己的话并没有把握似的。

“去昆明也用不着买船票，他们在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亲戚，”树生怀疑地说，“不晓得他们到哪儿去了？”

“老太太是这样说的，”方太太说，“不过我想他们到昆明去的成份居多。他们搬走以前，差不多把东西都卖光了，就在这个门口摆地摊卖了的。啊，汪太太，你坐了半天，我还没有倒茶，”她抱歉似地说，就站起来，走向一个茶几，那里放着热水瓶、茶壶和茶杯。

“方太太，你不要客气，我不渴，”树生连忙欠身阻止道。“我请问你，你知道我们文宣临死的情形吗？他现在葬在哪里？”

“汪太太，你不要难过，你歇歇，先吃杯茶罢，”方太太温和地说，端了一杯茶放在树生的面前。

“谢谢你，请你告诉我他临死的情形。我在兰州还以为他的病渐渐好起来了。他每封信都说他身体不坏。请你告诉我，我不怕，你说真话罢。”

“其实我不晓得。我实在不晓得。汪先生生病的时候我只去看过老太太一次。我只晓得他声音哑了，睡了不到两个多月就死了。我那次看见他睡在床上，说不出话，瘦得可怜——”方太太用了一种类似悒郁的声调说。

“他葬在哪儿？我要去看他！”树生忘了一切地打岔道。她感到一阵剧烈的心痛，她后悔，她真想立刻就到他的墓地去。

“我不晓得。我听说汪先生临死身边并没有什么钱，尸首搁在房里，什么东西都没有预备。也亏得老太太，她跑了两个整天，才弄到一点钱，买了棺材装好抬出去葬了。我不晓得汪先生葬在哪儿。我问过老太太，她也不说。老太太也真苦，这两个多月她瘦得多，头发全白了，”方太太一面说，一面用同情的眼光看她。

树生一边听，一边咬嘴唇。她的鼻头酸痛，悔恨的情感扭绞着她的心。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她还竭力控制自己。“那么隔壁邻舍总有人知道他葬在哪里罢？他不能够就这样失踪的。公司里一定有人知道，至少钟先生总晓得，”她象同谁争论般地说。她不知道钟老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这儿的人都不晓得。棺材是大清早抬出去的。没有人跟去送葬。老太太也没有通知我们。不过汪先生公司里总有人晓得，”方太太好心地说，她很愿意给这位客人帮忙，可是自己也知道没有办法。

“我明天到公司去打听明白，”树生失望地说。她埋下头用手帕揩泪痕。她又问：“老太太他们哪天搬出去的？”

“我记得是十二。她头天搬走，我们第二天粉刷墙壁，第四天就搬进来。楼下那一间，我们先生拿来做会客、办公、讲生意用。啊，汪太太，还没有问你住在哪儿？”方太太关心地问。

“我暂时住在……朋友家里……我过几天就要回去，”树生迟疑地说。

“那么你还去不去找老太太他们？”方太太继续问道。

婴孩的哭声突然从小屋里传来。方太太不等客人回答马上站起来，着急地说：“我女儿醒了，你请坐一下罢。”她忙忙慌慌地走进小屋里面去了。

树生免去了回答一个难题的痛苦。她仍旧坐着，一个人伴着一支蜡烛。她忽然起了一种似在梦中的感觉。这是她自己住过的屋子，自己用过的家具：方桌，书桌，小书架，碗橱，床……一切都是她熟习的，虽然破的修理好了，旧的弄干净了，墙壁刷得白白的。可是她坐在她坐了几年的凳子上，现在却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一个生客。甚至在那一切熟习的东西上面她也找不到过去的痕迹了。同样燃着一支蜡烛，可是现在却比从前亮了许多。不到一年的功夫，一切都改变了。他死了，母亲和孩子走了。他葬在哪里？他们去到哪里？她不知道。为什么不让她知道？她还有什么办法知道？别人的孩子在她的屋子里哭。多么新奇的声音！现在那个年轻的母亲在小屋里抱着小孩走来走去，唱催眠曲。她从前也这样做过的。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为了小宣。可是现在她的小宣又在哪儿呢？那个孩子，他并不依恋她，她也没有对他充分地表示过母爱。她忽略了他。现在她要永远失掉他了。她就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啊！方太太还不出来，婴孩仍旧不时地哭叫，方太太有耐心地继续唱催眠曲，一面走一面拍拍孩子。那个女人似乎忘了她的存在，只顾着孩子，就忘记了客人，让她冷清清地坐在外屋里，被回忆包围、折磨。她忽然想起了楼梯口的一幕。他们在黑暗中握手。她含着眼泪扑到他的身上去吻他。“我要你保重！为什么病到那样还不让我知道呢？”她痛苦地想道。“只要对你有好处，我可以回来，我并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她今天下飞机的时候，还这样想过。她可以坦白地对他说这种话。然而现在太迟了。她不敢想象他临死的情形。太迟了，太迟了。她为了自己的幸福，却帮忙毁了别一个人的……她想着，想着，她突然站起来，她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她再受不了这个房间和这些家具，每件东西都在叙说他和她的故事，每件东西都在刺痛她。她甚至受不了那个年轻母亲的催眠歌。歌声使她想起她自己也曾经做过母亲，给她唤起她久已埋葬了的回忆。她应该走了。

“方太太，我走了，你不要出来，”她大声说，便拿起手提包胡房门外走。

方太太抱着婴孩赶出来，诚恳地叫道：

“汪太太，你再坐一会儿。还早嘛！”树生停了脚步回过头来。

“我走了，谢谢你，”树生说。

“慢走啊，”方太太柔声说，接着又加一句：“你还再来耍罢。”

“谢谢你，我不来了，”树生摇摇头说。这次她不曾流泪，可是她觉得比流了泪还更痛苦。

“那么你等等，我拿蜡烛来送你，外面很黑，”方太太殷勤地说，她一只手抱婴孩，一只手拿起了烛台。

“方太太，你请留步。我有电筒，看得见，这个地方我住惯了的，”树生客气地说，就急急往门外廊上走去。

“汪太太！等等，等等啊！我送你到楼梯口，”方太太大声唤道。接着她又在抱怨：“真讨厌，现在还停电。胜利了两个多月，什么事都没有变好，有的反而更坏。”

树生已经走到了楼梯口。她回过头，朝着方太太打了一下手电，大声说：“方太太，请回去，我走罗！”她也不等回答，就急急走下楼去了。的确这是她走惯了的地方，走起来并不费力。

她刚走出大门，迎面一股寒风使她打了一个冷噤。“怎么才阳历十月底，夜里就这样冷！”她想道，她觉得身上那件秋大衣不够暖了。门前连一辆车子也看不见。她回头看了看大门和那盏闭着眼睛似的门灯，她轻轻叹了一口气。她不知道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好。她心里空虚得很。她只想找个地方关上门大哭一场。但是没有办法。她只好慢慢地在人行道上走着。

“小姐，我们是从桂林逃难来的，东西都丢光了……”突然从黑暗里闪出一个黑影，一下子就跑到她的身边，一只枯瘦的手伸到她的面前，使她大吃一惊。她仔细一看，说话的原来是一个老太婆。

她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钞票递到那只黑手上。

“小姐，谢谢啊，”老太婆说，又把身子缩进黑暗里去了。

她摇了摇头，又继续往前面走。于是她看见了亮光。

“相因卖，相因卖，五百块钱……三百块钱……两百块钱……”

电石灯的臭味随着寒风扑上她的鼻端。从那些带笑的嘴唇里发出哀叫似的声音。一个年轻女人坐在矮凳上，怀里抱个睡着的婴孩，正在用沉滞的目光望着面前一堆卖不出去的东西。

她又打一个冷噤。“夜真冷啊！”她想道；“人家也是母亲啊，”她又想。她在那个地摊前站了片刻，她用同情的眼光看那个女人和怀里的孩子。“我总得要找到小宣，”她在心里说。她又看看眼前的母亲和孩子，“他们也摆过这样的地摊，”她再想到，这个“他们”不用说是指老太太和小宣，她心里更加难受了。

“你哪天走？”旁边有人在讲话。

“走不了。船票哪有我们老百姓的份！”另一个人说。

“想办法罢，当黄鱼总行！”

“现在是官复员，不是老百姓复员。我有个亲戚买不到票当黄鱼，上了船给人抓下来了。白出了船钱。”

“你还好，走不了，在四川多住几个月也不愁没饭吃。我下个月再走不了，就要饿饭了。东西快卖尽吃光了。原先以为一胜利就可以回家。”

“胜利是他们胜利，不是我们胜利。我们没有发过国难财，却倒了胜利楣。早知道，那天真不该参加胜利游行。”

她又打了一个冷噤。她好象突然落进了冰窖里似的，浑身发冷。她茫然四顾，她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假的。她好象在做梦。昨天这个时候她还在另一个城市的热闹酒楼上吃饭，听一个男人的奉承话。今天她却立在寒夜的地摊前，听这些陌生人的诉苦。她为着什么回来？现在又怀着怎样的心情走出那间屋子？以后又该怎样？她等待着明天。

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就是到了明天，她至多也不过找到一个人的坟墓。可是她能够找回她的小宣吗？她能够改变眼前的一切吗？她应该怎样办呢？走遍天涯地角去作那明知无益的找寻吗？还是回到兰州去答应另一个男人的要求呢？

她只有两个星期的假期。她应该在这两个星期内决定自己的事情。至少她还有十二三天的功夫，而且事情又是不难决定的。为什么她必须站在地摊前忍受寒风的吹打呢？

“我会有时间来决定的，”她终于这样对自己说。她走开了。她走得慢，然而脚步相当稳。只是走在这条阴暗的街上，她忽然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她不时掉头朝街的两旁看，她担心那些摇颤的电石灯光会被寒风吹灭。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

1946年12月31日　写完

后记

一九四四年冬天桂林沦陷的时候，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下一间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晚上常常要准备蜡烛来照亮书桌，午夜还得拿热水瓶向叫卖“炒米糖开水”的老人买开水解渴。我睡得迟，可是老鼠整夜不停地在三合土的地下打洞，妨碍着我的睡眠。白天整个屋子都是叫卖声，吵架声，谈话声，戏院里的锣鼓声。好象四面八方都有声音传来，甚至关在小屋子里我也得不到安静。那时候，我正在校对一部朋友翻译的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有时也为着几位从桂林逃难出来的朋友做一点小事情。有一天赵家璧兄突然来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找我，他是空手来的。他在桂林创办的事业已经被敌人的炮火打光了。他抢救出来的一小部分图书也已在金城江的大火中化为灰烬。那损失使他痛苦，但是他并不灰心。他决心要在重庆建立一个新的据点，我答应帮忙。

于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我开始写了长篇小说《寒夜》。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诚如一个“从生活的洞口……”的“批评家”所说，我“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所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这小说我时写时辍，两年后才写完了它，可是家璧兄服务的那个书店已经停业了（晨光出版公司还是最近成立的）。并且在这中间我还失去了一位好友和一个哥哥，他们都是吐尽血痰后寂寞地死去的；在这中间“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我没有在小说的最后照“批评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哟哟，黎明！”，并不是害怕说了就会被人“捉来吊死”，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气呼叫“黎明”了。

但有时我自己却也会呼叫一两声，譬如六年前我在桂林写的一篇散文《长夜》里，就说过“这是光明的呼声，它会把白昼给我们唤醒。漫漫的长夜逼近它的终点了。”那文章的确是在寒冷的深夜里写的，我真实地写下了我当时的感觉和感想。

上面的话是我在一年前写的。现在《寒夜》再版本要发印了，我不想为它另写后记，因为要说的话太多，假使全写出来，应该是另一部更长的《寒夜》。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左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路尸共一百多具”的标题。窗外冷风呼呼地吹着，没有关紧的门不时发出咿呀的声音，我那两只躲在皮鞋里的脚已经快冻僵了。一年前，两年前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寒夜”。我还活着，我没有患肺病死去，也没有冻死，这是我的幸运。书销去五千册，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我知道许多写得更坏的书都有更畅的销场。

巴金　1948年1月下旬在上海

附录　谈《寒夜》

我最近看过苏联影片《外套》，那是根据果戈理的小说改编摄制的。影片的确不错，强烈地打动了观众的心。可是我看完电影，整个晚上不舒服，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压在心上，而且有透不过气的感觉。眼前有一个影子晃来晃去，不用说，就是那个小公务员阿加基·巴什马金。过了一天他的影子才渐渐淡去。但是另一个人的面颜又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了。我想起了我的主人公汪文宣，一个患肺病死掉的小公务员。

汪文宣并不是真实的人，然而我总觉得他是我极熟的朋友。在过去我天天看见他，处处看见他。他总是脸色苍白，眼睛无光，两颊少肉，埋着头，垂着手，小声咳嗽，轻轻走路，好象害怕惊动旁人一样。他心地善良，从来不想伤害别人，只希望自己能够无病无灾、简简单单地活下去。象这样的人我的确看得太多，也认识不少。他们在旧社会里到处遭受白眼，不声不响地忍受种种不合理的待遇，终日终年辛辛苦苦地认真工作，却无法让一家人得到温饱。他们一步一步地走向悲惨的死亡，只有在断气的时候才得到休息。可是妻儿的生活不曾得到安排和保障，他们到死还不能瞑目。

在旧社会里有多少人害肺病受尽痛苦死去，多少家庭在贫困中过着朝不保夕的非人生活。象汪文宣那样的人实在太多了。从前一般的忠厚老实人都有这样一个信仰：“好人好报”。可是在旧社会里好人偏偏得不到好报，“坏人得志”倒是常见的现象。一九四四年初冬我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一间楼梯下面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开始写《寒夜》，正是坏人得志的时候。我写了几页就搁下了，一九四五年初冬我又拿起笔接着一年前中断的地方写下去，那时在重庆，在国统区仍然是坏人得志的时候。我写这部小说正是想说明：好人得不到好报。我的目的无非要让人看见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我进行写作的时候，好象常常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不用说，这是我自己的声音，因为我有不少象汪文宣那样惨死的朋友和亲戚。我对他们有感情。我虽然不赞成他们安分守己、忍辱苟安，可是我也因为自己眼看他们走向死亡无法帮助而感到痛苦。我如果不能替他们伸冤，至少也得绘下他们的影像，留作纪念，让我永远记住他们，让旁人不要学他们的榜样。

《寒夜》中的几个人物都是虚构的。可是背景、事件等等却十分真实。我并不是说，我在这里用照相机整天摄影；我也不是说我写的是真人真事的通讯报导。我想说，整个故事就在我当时住处的四周进行，在我住房的楼上，在这座大楼的大门口，在民国路和附近的几条街。人们躲警报，喝酒，吵架，生病……这一类的事每天都在发生。物价飞涨，生活困难，战场失利，人心惶惶……我不论到哪里，甚至坐在小屋内，也听得见一般“小人物”的诉苦和呼吁。尽管不是有名有姓、家喻户晓的真人，尽管不是人人目睹可以载之史册的大事，然而我在那些时候的确常常见到、听到那样的人和那样的事。那些人在生活，那些事继续发生，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我好象活在我自己的小说中，又好象在旁观我周围那些人在扮演一本悲欢离合的苦戏。冷酒馆是我熟悉的，咖啡店是我熟悉的，“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也是我熟悉的。小说中的每个地点我都熟悉。我住在那间与老鼠、臭虫和平共处的小屋里，不断地观察在我上下四方发生的一切，我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写进小说里面。我经常出入汪文宣夫妇每天进出若干次的大门，早晚都在小说里那几条街上散步；我是“炒米糖开水”的老主顾，整夜停电也引起我不少的牢骚，我受不了那种死气沉沉的阴暗环境。《寒夜》第一章里汪文宣躲警报的冷清清的场面正是我在执笔前一两小时中亲眼见到的。从这里开始，虽然过了一年我才继续写下去，而且写一段又停一个时期，后面三分之二的原稿还是回到上海以后在淮海坊写成的，脱稿的日期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虽然时写时辍，而且中间插进一次由重庆回上海的“大搬家”，可是我写得很顺利，好象在信笔直书，替一个熟朋友写传记一样；好象在写关于那一对夫妇的回忆录一样。我仿佛跟那一家人在一块儿生活，每天都要经过狭长的甬道走上三楼，到他们房里坐一会儿，安安静静地坐在一个角上听他们谈话、发牢骚、吵架、和解；我仿佛天天都有机会送汪文宣上班，和曾树生同路走到银行，陪老太太到菜场买菜……他们每个人都对我坦白地讲出自己的希望和痛苦。

我的确有这样的感觉：我写第一章的时候，汪文宣一家人虽然跟我同在一所大楼里住了几个月，可是我们最近才开始交谈。我写下去，便同他们渐渐地熟起来。我愈往下写，愈了解他们，我们中间的友谊也愈深。他们三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我听够了他们的争吵。我看到每个人的缺点，我了解他们争吵的原因，我知道他们每个人都迈着大步朝一个不幸的结局走去，我也向他们每个人进过忠告。我批评过他们，但是我同情他们，同情他们每个人。我对他们发生了感情。我写到汪文宣断气，我心里非常难过，我真想大叫几声，吐尽我满腹的怨愤。我写到曾树生孤零零地走在阴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劝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会掉进深渊里去。但是我没法改变他们的结局，所以我为他们的不幸感到痛苦。

我知道有人会批评我浪费了同情，认为那三个人都有错，值不得惋惜。也有读者写信来问：那三个人中间究竟谁是谁非？哪一个是正面人物？哪一个是反面的？作者究竟同情什么人？我的回答是：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我想说，不能责备他们三个人，罪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罪在当时重庆的和国统区的社会。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我不是在这里替自己辩护。有作品在，作者自己的吹嘘和掩饰都毫无用处。我只是说明我执笔写那一家人的时候，我究竟是怎样地想法。

我已经说明《寒夜》的背景在重庆，汪文宣一家人住的地方就是我当时住的民国路那个三层“大楼”。我住在楼下文化生活出版社里面，他们住在三楼。一九四二年七月我头一次到民国路，也曾在三楼住过。一九四五年年底我续写《寒夜》时，已经搬到了二楼临街的房间。这座“大楼”破破烂烂，是不久以前将就轰炸后的断壁颓垣改修的。不过在当时的重庆，象这样的“大楼”已经是不错的了，况且还装上了有弹簧的缕花的大门。楼下是商店和写字间。楼上有写字间，有职员宿舍，也有私人住家。有些屋子干净整齐，有些屋子摇摇晃晃，用木板隔成的房间常常听得见四面八方的声音。这种房间要是出租的话，租金绝不会少，而且也不易租到。但也有人在“大楼”改修的时候，出了一笔钱，便可以搬进来住几年，不再付房租。汪文宣一家人住进来，不用说，还是靠曾树生的社会关系，钱也是由她付出的。他们搬到这里来住，当然不是喜欢这里的嘈杂和混乱，这一切只能增加他们的烦躁，却无法减少他们的寂寞。唯一的原因是他们夫妇工作的地点就在这附近。汪文宣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里当校对，我不曾写出那个公司的招牌，我想告诉人图书公司就是国民党的正中书局。我对正中书局的内部情况并不了解。不过我不是在写它的丑史，真实情况只有比汪文宣看到的、身受到的一切更丑恶，而且丑恶若干倍。我写的是汪文宣，在国民党统治下比什么都不如的一个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一个象巴什马金那样到处受侮辱的小公务员。他老老实实地辛苦工作，从不偷懒，可是薪水不高，地位很低，受人轻视。至于他的妻子曾树生，她在私立大川银行里当职员，大川银行也在民国路附近。她在银行里其实是所谓的“花瓶”，就是作摆设用的。每天上班，工作并不重要，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说会笑，让经理、主任们高兴就算是尽职了。收入不会太少，还有机会找人帮忙做点投机生意。她靠这些收入养活了半个家（另一半费用由她的丈夫担任），供给了儿子上学，还可以使自己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还有汪文宣的母亲，她从前念过书，应当是云南昆明的才女，战前在上海过的也是安闲愉快的日子；抗战初期跟着儿子回到四川（儿子原籍四川），没有几年的功夫却变成了一个“二等老妈子”，象她的媳妇批评她的那样。她看不惯媳妇那种“花瓶”的生活，她不愿意靠媳妇的收入度日，却又不能不间接地花媳妇的钱。她爱她的儿子，她为他的处境感到不平。她越是爱儿子，就越是不满意媳妇，因为媳妇不能象她那样把整个心放在那一个人身上。

我在小说里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两个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上海某某大学教育系毕业生靠做校对和做“花瓶”勉强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见不合的婆媳间的纠纷，夹在中间受气的又是丈夫又是儿子的小公务员默默地吞着眼泪，让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这便是国民党统治下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悲剧的形式虽然不止这样一种，但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结局。汪文宣一家四口包括祖孙三代，可是十三岁的初中学生在学校寄宿，他身体弱，功课紧，回家来不常讲话，他在家也不会引起人注意；所以我在小说里只着重地写了三个人，就是上面讲过的那三个人。关于他们，我还想声明一次：生活是真实的，人物却是拼凑拢来的。当初我脑子里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汪文宣。只有在小说脱稿以后我才看清了他的面颜。四年前吴楚帆先生到上海，请我去看他带来的香港粤语片《寒夜》，他为我担任翻译。我觉得我脑子里的汪文宣就是他扮演的那个人。汪文宣在我的眼前活起来了，我赞美他的出色的演技，他居然缩短了自己的身材！一般地说，身材高大的人常常使人望而生畏，至少别人不敢随意欺侮他。其实在金钱和地位占绝对优势的旧社会里，形象早已是无关重要的了。要是汪文宣忽然得到某某人的提拔升任正中书局经理、主任，或者当上银行经理、公司老板等等，他即使骨瘦如柴、弯腰驼背，也会到处受人尊敬，谁管他有没有渊博的学问，有没有崇高的理想，过去在大学里书念得好不好。汪文宣应当知道这个“真相”。可是他并不知道。他天真地相信着坏蛋们的谎言，他有耐心地等待着好日子的到来。结果，他究竟得到了什么呢？

我在前面说过对于小说中那三个主要人物，我全同情。但是我也批评了他们每一个人。他们都有缺点，当然也有好处。他们彼此相爱（婆媳两人间是有隔阂的），却又互相损害。他们都在追求幸福，可是反而努力走向灭亡。对汪文宣的死，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都有责任。她们不愿意他病死，她们想尽办法挽救他，然而她们实际做到的却是逼着他，推着他早日接近死亡。汪文宣自己也是一样，他愿意活下去，甚至在受尽痛苦之后，他仍然热爱生活。可是他终于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不听母亲和妻子的劝告，有意无意地糟蹋自己的身体，大步奔向毁灭。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三个人都发了狂？

不，三个人都没有发狂。他们都是不由自主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不是出于本心，快要崩溃的旧社会、旧制度、旧势力在后面指挥他们。他们不反抗，所以都做了牺牲品。旧势力要毁灭他们，他们不想保护自己。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怎样才能保护自己。这些可怜人，他们的确象某一个批评家所说的那样，始终不曾“站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他们中间有的完全忍受，象汪文宣和他的母亲；有的并不甘心屈服，还在另找出路，如曾树生。然而曾树生一直坐在“花瓶”的位子上，会有什么出路呢？她想摆脱毁灭的命运，可是人朝南走绝不会走到北方。

我又想起吴楚帆主演的影片了。影片里的女主角跟我想象中的曾树生差不多。只是她有一点跟我的人物不同。影片里的曾树生害怕她的婆母。她因为不曾举行婚礼便和汪文宣同居，一直受到婆母的轻视，自己也感到惭愧，只要婆母肯原谅她，她甘愿做个孝顺媳妇。可是婆母偏偏不肯原谅，把不行婚礼当作一件大罪，甚至因为它，宁愿毁掉儿子的家庭幸福。香港影片的编导这样处理，可能有他们的苦衷。我的小说人物却不是这样。在我的小说里造成汪文宣家庭悲剧的主犯是蒋介石国民党，是这个反动政权的统治。我写那几个人物的时候，我的小说情节逐渐发展的时候，我这样地了解他们，认识他们：

汪文宣的母亲的确非常爱儿子，也愿意跟着儿子吃苦。然而她的爱是自私的，正如她的媳妇曾树生所说，是一个“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女人。她不喜欢媳妇，因为一则，媳妇不是象她年轻时候那样的女人，不是对婆母十分恭顺的孝顺媳妇；二则，她看不惯媳妇“一天打扮得妖形怪状”，上馆子，参加舞会，过那种“花瓶”的生活；三则，儿子爱媳妇胜过爱她。至于“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不过是在盛怒时候的一个作战的武器，一句伤害对方的咒骂而已。因为在一九四四年，已经没有人计较什么“结婚仪式”了。儿子连家都养不活，做母亲的哪里还会念念不忘那种奢侈的仪式？她希望恢复的，是过去婆母的权威和舒适的生活。虽然她自己也知道过去的日子不会再来，还是靠媳妇当“花瓶”，一家人才能够勉强地过日子，可是她仍然不自觉地常常向媳妇摆架子发脾气，而且正因为自己间接地花了媳妇的钱更不高兴媳妇，常常借故在媳妇身上发泄自己的怨气。媳妇并不是逆来顺受的女人，只会给这位婆母碰钉子。生活苦，环境不好，每个人都有满肚皮的牢骚，一碰就发，发的次数愈多，愈不能控制自己。因此婆媳间的不和越来越深，谁也不肯让步。这个平日锺爱儿子的母亲到了怒火上升的时候，连儿子的话也听不进去了。结果儿子的家庭幸福也给破坏了。虽然她常常想而且愿意交出自己的一切来挽救儿子的生命，可是她的怒火却只能加重儿子的病，促使死亡早日到来。

汪文宣，这个忠厚老实的旧知识分子，在大学念教育系的时候，“满脑子都是理想”，有不少救人济世的宏愿。可是他在旧社会里工作了这么些年，地位越来越低，生活越来越苦，意气越来越消沉，他后来竟然变成了一个胆小怕事、见人低头、懦弱安分、甘受欺侮的小公务员。他为了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位置，为了那不死不活的生活，不惜牺牲了自己年轻时候所宝贵的一切，甚至自己的意志。然而苟安的局面也不能维持多久，他终于害肺病，失业，吐尽血，失掉声音痛苦地死去。他“要活”，他“要求公平”。可是旧社会不让他活，不给他公平。他念念不忘他的妻子，可是他始终没有能等到她回来再见一面。

曾树生和她的丈夫一样，从前也是有理想的。他们夫妇离开学校的时候，都有为教育事业献身的决心。可是到了《寒夜》里，她却把什么都抛弃了。她靠自己生得漂亮，会打扮，会应酬，得到一个薪金较高的位置，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来培养儿子读书，来补贴家用。她并不愿意做“花瓶”，她因此常常苦闷、发牢骚。可是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为了避免吃苦，她竟然甘心做“花瓶”。她口口声声嚷着追求自由；其实她所追求的“自由”也是很空虚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换句话说，她追求的也只是个人的享乐。她写信给她丈夫说：“我……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其实，她除了那有限度的享乐以外，究竟有什么“痛快”呢？她又有过什么“自由”呢？她有时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有时也会感到苦闷和空虚。她或许以为这是无名的惆怅，绝不会想到，也不肯承认，这是没有出路的苦闷和她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她从来就不曾为着改变生活进行过斗争。她那些追求也不过是一种逃避。她离开汪文宣以后，也并不想离开“花瓶”的生活。她很可能答应陈经理的要求同他结婚，即使结了婚她仍然是一个“花瓶”。固然她并不十分愿意嫁给年纪比她小两岁的陈经理，但是除非她改变生活方式，她便难摆脱陈经理的纠缠。他们在经济上已经有密切的联系了，她靠他帮忙，搭伙做了点囤积、投机的生意，赚了一点钱。她要跟他决裂，就得离开大川银行，另外安排生活。然而她缺乏这样的勇气和决心。她丈夫一死，她在感情上更“自由”了。她很有可能在陈经理的爱情里寻找安慰和陶醉。但是他也不会带给她多大的幸福。对她来说，年老色衰的日子已经不太远了。陈经理不会长久守在她的身边。这样的事在当时也是常见的。她不能改变生活，生活就会改变她。她不站起来进行斗争，就只有永远处在被动的地位。她有一个十三岁的儿子。她不象一般母亲关心儿子那样地关心他，他对她也并不亲热。儿子象父亲，又喜欢祖母，当然不会得到她的欢心。她花一笔不算小的款子供给儿子到所谓“贵族学校”念书，好象只是在尽自己的责任。她在享受她所谓“自由”的时候，头脑里连儿子的影子也没有。最后在小说的“尾声”里，她从兰州回到重庆民国路的旧居，只看见一片阴暗和凄凉，丈夫死了，儿子跟着祖母不知走到哪里去了。影片中曾树生在汪文宣的墓前放上一个金戒指，表示自己跟墓中人永不分离，她在那里意外地见到了她的儿子和婆母。婆母对她温和地讲了一句话，她居然感激地答应跟着祖孙二人回到家乡去，只要婆母肯收留她，她做什么都可以。这绝不是我写的曾树生。曾树生不会向她的婆母低头认错，也不会放弃她的“追求”。她更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碎。而且在一九四五年的暮秋或初冬，她们婆媳带着孩子回到家乡，拿什么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要养活一家三口并不是容易的事。曾树生要是能吃苦，她早就走别的路了。她不会历尽千辛万苦去寻找那两个活着的人。她可能找到丈夫的坟墓，至多也不过痛哭一场。然后她会飞回兰州，打扮得花枝招展，以银行经理夫人的身份，大宴宾客。她和汪文宣的母亲同样是自私的女人。

我当然不会赞扬这两个女人。正相反，我用责备的文笔描写她们。但是我自己也承认我的文章里常常露出原谅和同情的调子。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我要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受苦来谴责旧社会、旧制度。我有意把结局写得阴暗，绝望，没有出路，使小说成为我所谓的“沉痛的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宣传抗战胜利后一切都有办法，而汪文宣偏偏死在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的时候。[1]我的憎恨是强烈的。但是我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鼓舞人们的战斗热情的是希望，而不是绝望。特别是在小说的最后曾树生孤零零地消失在凄清的寒夜里，那种人去楼空的惆怅感觉，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所以我的“控诉”也是没有出路的，没有力量的，只是一骂为快而已。

我想起来了：在抗战胜利后那些日子里，尤其是在停电的夜晚，我自己常常在民国路一带散步，曾树生所见的也就是我目睹的。我自己想回上海，却走不了。我听够了陌生人的诉苦，我自己闷得发慌，我也体会到一些人的沮丧情绪。我当时发表过一篇小文章，写出我在寒风里地摊前的见闻。过了一年多，我写到《寒夜》的“尾声”时，也曾参考这篇短文。而且那个时候（一九四六年最后两天）我的情绪也很低落。无怪乎我会写出这样的结局来。一九五九年年底我在上海编辑《文集》的最后三卷，一九六〇年年终我在成都校改《寒夜》的校样，两次都有意重写《寒夜》的“尾声”。可是我仔细一想，觉得仅仅改写“尾声”太不够了，要动就得从头改起，那么还不如另写别的。因此我就让它保存了下来。反正是解放前的旧作，当时我的想法是如此，而且作品已经以那样的形式跟读者们见过面了。连我也无法替它掩饰，也不想为它的缺点辩护。

我还想谈谈钟老的事。并不需要很多话，我不谈他这个人，象他那样的好心人在旧社会里也并非罕见。但是在旧社会里钟老起不了作用，他至多只能替那些比他更苦、更不幸的人（如汪文宣）帮一点小忙。谁也想不到他会死在汪文宣的前头。我写他死于霍乱症，因为一九四五年夏天在重庆霍乱流行，而重庆市卫生局局长却偏偏大言不惭，公开否认。文化生活出版社烧饭老妈谭嫂的小儿子忽然得了霍乱。那个五十光景的女人是个天主教徒，她急得心慌意乱，却跑去向中国菩萨祷告，求来香灰给儿子治病。儿子当时不过十五六岁，躺在厨房附近一张床上，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劝谭嫂把儿子送到小龙坎时疫医院。她找了一副“滑竿”把儿子抬去了。过两天儿子便死在医院里面。我听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友讲起时疫医院里的情形，对那位局长我感到极大的憎恶。我在《第四病室》的“小引”里“表扬”了他的“德政”，我又在《寒夜》里介绍了这个“陪都”唯一的时疫医院。倘使没有那位局长的“德政”，钟老也很有可能活下去，他在小说里当然不是非死不可的人。我这些话只是说明作者并不常常凭空编造细节。要不是当时有那么多人害霍乱症死去，要不是有人对我讲过时疫医院的情形，我怎么会想起把钟老送到那里去呢？连钟老的墓地也不是出自我的想象。“斜坡上”的孤坟里埋着我的朋友缪崇群。那位有独特风格的散文作家很早就害肺病。我一九三二年一月第一次看见他，他脸色苍白，经常咳嗽，以后他的身体时好时坏，一九四五年一月他病死在北碚的江苏医院。他的性格有几分象汪文宣，他从来不肯麻烦别人，也害怕伤害别人，到处都不受人重视。他没有家，孤零零的一个人；静悄悄地活着，又有点象钟老。据说他进医院前，病在床上，想喝一口水也喝不到；他不肯开口，也不愿让人知道他的病痛。他断气的时候，没有一个熟人在场。我得了消息连忙赶到北碚，只看见他的新坟，就象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连两个纸花圈也是原来的样子，我不过把“崇群”二字换成了“又安”。听说他是因别的病致死的。害肺病一直发展到喉结核最后丧失了声音痛苦死去的人我见过不多，但也不是太少。朋友范予（我为他写过一篇《忆范兄》）和鲁彦（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我那篇《写给彦兄》便是纪念他的），还有我一个表弟……他们都是这样悲惨地结束了一生的。我为他们的死感到不平，感到愤怒，又因为自己不曾帮助他们减轻痛苦而感到愧悔。我根据我的耳闻和目见，也根据范予病中寄来的信函，写出汪文宣病势的逐渐发展，一直到最后的死亡。而且我还把我个人的感情也写在书上。汪文宣不应当早死，也不该受这么大的痛苦，但是他终于惨痛地死去了。我那些熟人也不应该受尽痛苦早早死去，可是他们的坟头早已长满青草了。我怀着多么悲痛的心情诅咒旧社会，为他们喊冤叫屈。现在我却万分愉快、心情舒畅地歌颂象初升太阳一样的新社会。那些负屈含冤的善良的“小人物”要是死而有知，他们一定会在九泉含笑的。不断进步的科学和无比优越的新的社会制度已经征服了肺病，它今天不再使人谈虎色变了。这两天我重读《寒夜》，好象做了一个噩梦。但是这样的噩梦已经永远、永远地消失了！

1961年11月20日

[1]解放后我为《寒夜》新版写的“内容提要”里，有这样的一段话：“长篇小说写的是一九四四、四五年国民党统治下的所谓‘战时首都’重庆的生活。男主人公断气时，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这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沉痛的控诉。”

关于《寒夜》

关于《寒夜》，我过去已经谈得不少。这次在谈《激流》的回忆里我写过这样的话：“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也在鞭挞我自己。”那么在小职员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自己的东西。我曾经对法国朋友讲过：我要不是在法国开始写了小说，我可能走上汪文宣的道路，会得到他那样的结局。这不是虚假的话，但是我有这种想法还是最近两三年的事。我借觉新鞭挞自己的说法，也是最近才搞清楚的。过去我一直背诵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丹东的名言：“大胆，大胆，永远大胆！”丹东一七九四年勇敢地死在断头机上，后来给埋葬在巴黎先贤祠里面。我一九二七年春天瞻仰过先贤祠，但是那里的情况，我一点也记不起了。除了那句名言外，我只记得他在法庭上说过，他的姓名要长留在先贤祠里。我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写过一个短篇《丹东的悲哀》对他有些不满，但他那为国献身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我在三十年代就几次引用丹东的名句，我写觉慧时经常想到这句话。有人说觉慧是我，其实并不是。觉慧同我之间最大的差异便是他大胆，而我不大胆，甚至胆小。以前我不会承认这个事实，但是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后，我对自己可以说看得比较清楚了。在那个时期我不是唯唯诺诺地忍受着一切吗？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中了催眠术。看来并不恰当，我不单是中了魔术，也不止是别人强加于我，我自己身上本来就有毛病。我几次校阅《激流》和《寒夜》，我越来越感到不舒服，好象我自己埋着头立在台上受批判一样。在向着伟大神明低首弯腰叩头不止的时候，我不是“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吗？

我写《寒夜》和写《激流》有点不同，不是为了鞭挞汪文宣或者别的人，是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一九四四年秋冬之际一个夜晚，在重庆警报解除后一两个小时，我开始写《寒夜》。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有汪文宣，而且面貌不清楚，不过是一个贫苦的患肺结核的知识分子。我写了躲警报时候的见闻，也写了他的妻子和家庭的纠纷。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汪文宣进行的。我并没有具体的计划，也不曾花费时间去想怎样往下写。但肺病患者悲惨死亡的结局却是很明确的。这样的结局我见过不少。我自己在一九二五年也患过肺病。的确是这样：我如果不是偶然碰到机会顺利地走上了文学道路，我也会成为汪文宣。汪文宣有过他的黄金时代，也有过崇高的理想。然而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让那一大段时期的现实生活毁掉了。我写汪文宣，写《寒夜》，是替知识分子讲话，替知识分子叫屈诉苦。在当时的重庆和其他的“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处境很困难，生活十分艰苦，社会上最活跃、最吃得开的是搞囤积居奇，做黄（金）白（米）生意的人，还有卡车司机。当然做官的知识分子是例外，但要做大官的才有权有势。做小官、没有掌握实权的只得吃平价米。

那一段时期的确是斯文扫地。我写《寒夜》，只有一个念头：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三个人的面貌：第一位是我的老友陈范予兄。我在早期的散文里几次谈到他，他患肺结核死在武夷山，临死前还写出歌颂“生之欢乐”的散文。但是在给我的告别信里他说：“咽喉剧痛，声音全部哑失……。最近几个月来我已受够了病的痛苦。”第二位是另一个老友王鲁彦兄。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没有认真地给他援助。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的声音已经哑了，但他还拄着手杖一拐一拐地走路，最后听说他只能用铃子代替语言，却仍然没有失去求生的意志。他寂寞凄凉地死在乡下。第三位是我一个表弟。抗战初期他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后来回到家乡，仍在邮局服务。我一九四二年回成都只知道他身体弱，不知道他有病。以后听说他结婚，又听说他患肺结核。最后有人告诉我表弟病重，痛苦不堪，几次要求家人让他死去，他的妻子终于满足了他的要求，因此她受到一些人的非难。我想摆脱这三张受苦人的脸，他们的故事不断地折磨我。我写了几页稿纸就让别的事情打岔，没有再写下去。是什么事情打岔？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湘桂大撤退”以后，日军进入贵州威胁重庆的那件大事吧。

我在《寒夜》后记里说，朋友赵家璧从桂林撤到重庆，在金城江大火中丧失一切，想在重庆建立新的据点，向我约稿，我答应给他一部小说。我还记得，他来找我，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梯下那间很小的屋子里。他毫不气馁地讲他重建出版公司的计划，忽然外面喊起“失火”来，大家乱跑，人声嘈杂，我到了外面，看见楼上冒烟，大吃一惊。萧珊当时在成都（她比我先到重庆，我这年七月从贵阳去看她，准备不久就回桂林，可是刚住下来，就听到各种谣言，接着开始了“湘桂大撤退”，我没有能再去桂林），我便提着一口小箱子跑到门外人行道上。这是我唯一的行李，里面几件衣服，一部朋友的译稿，我自己的一些残稿，可能有《寒夜》的前两页。倘使火真的烧了起来，整座大楼一定会变成瓦砾堆，我的狼狈是可想而知的，《寒夜》在中断之后也不会再写下去了，因为汪文宣一家住在这座大楼里，就是起火的屋子，我讲的故事就围绕着这座楼、就在这几条街上进行，从一九四四年暮秋初冬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冬天的寒夜。

幸而火并未成灾就给扑灭了，我的生活也不曾发生大的变化。萧珊从成都回来，我们在楼梯下的小屋里住了几个月，后来又搬到沙坪坝借住在朋友吴朗西的家中。家璧的图书公司办起来了。我没有失信，小说交卷了，是这年（一九四五）上半年在沙坪坝写成的，但它不是《寒夜》，我把《寒夜》的手稿放在一边，另外写了一本《第四病室》，写我前一年在贵阳中央医院第三病室里的经历。在重庆排印书稿比较困难，我的小说排竣打好纸型，不久，日本政府就宣布投降了。

八年抗战，胜利结束。在重庆起初是万众欢腾，然后是一片混乱。国民党政府似乎毫无准备，人民也没有准备。从外省来的人多数都想奔回家乡，却找不到交通工具，在各处寻找门路。土纸书没有人要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显得更冷清，家璧的图书公司当然也是这样。小说没有在重庆印出，家璧把纸型带到上海。我还留在重庆时，有熟人搭飞机去上海，动身的前夕，到民国路来看我，我顺便把包封好的《第四病室》的手稿托他带去。后来朋友李健吾和郑振铎在上海创办《文艺复兴》月刊，知道我写了这本小说，就拿去在刊物上连载。小说刚刚刊出了第一部分，赵家璧回到上海，准备出版全书。他和振铎、健吾两位都相熟，既然全书就要刊行，刊物不便继续连载，小说只发表了一次，为这事情我感到对不起《文艺复兴》的读者（事情的经过我后来才知道）。因此我决定把下一部小说交给这个刊物。

下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寒夜》，我在一九四四年写了几张稿纸，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我在那间楼梯下的屋子里接下去又写了二三十页。在重庆我并没有家。这中间萧珊去成都两次：第一次我们结婚后她到我老家去看看亲人，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写《寒夜》；第二次在日本政府投降的消息传出不久，一位中国旅行社的朋友帮忙买到一张飞机票让她匆匆地再去成都，为了在老家生孩子有人照料，但是后来因为别的事情（有人说可以弄到长江船上两个铺位，我梦想我们一起回上海，就把她叫回来了。我和她同到船上去看了铺位，那样小的地方我们躺下去都没有办法，只好将铺位让给别的朋友），她还是回到重庆。我的女儿就是在重庆宽仁医院出世的。我续写《寒夜》是在萧珊第二次去成都的时候，那些日子书印不出来、书没有人要，出版社里无事可做，有时我也为交通工具奔走，空下来便关在小房间里写文章，或者翻译王尔德的童话。

我写《寒夜》，可以说我在作品中生活，汪文宣仿佛就是与我们住在同样的大楼、走过同样的街道、听着同样的市声、接触同样的人物。银行、咖啡店、电影院、书店……我都熟习。我每天总要在民国路一带来来去去走好几遍，边走边思索，我在回想八年中间的生活，然后又想起最近在我周围发生的事情。我感到了幻灭，我感到了寂寞。回到小屋里我象若干年前写《灭亡》那样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汪文宣就这样在我的小说中活下去，他的妻子曾树生也出来了，他的母亲也出现了。我最初在曾树生的身上看见一位朋友太太的影子，后来我写下去就看到了更多的人，其中也有萧珊。所以我并不认为她不是好人，我去年写第四篇《回忆》时还说：“我同情她和同情她的丈夫一样。”

我写《寒夜》也和写《灭亡》一样，时写时辍。事情多了，我就把小说放在一边。朗西有一个新戚在上海办了一份《环球》画报，已经出了两三期，朗西回到上海便替画报组稿，要我为它写连载小说，我把现成的那一叠原稿交了给他。小说在画报上刊出了两次，画报就停刊了，我也没有再写下去。直到这年六月我第二次回上海见到健吾，他提起我的小说，我把已写好的八章重读一遍，过几天给他送了去。《寒夜》这样就在八月份的《文艺复兴》二卷一期开始连载了。

《寒夜》在《文艺复兴》上一共刊出了六期，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出版的二卷六期刊载完毕。我住在霞飞坊（淮海坊），刊物的助理编辑阿湛每个月到我家来取稿一次。最后的“尾声”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成。一月份的刊物说是一月一日出版，其实脱期是经常的事。我并没有同时写别的作品，但是我在翻译薇娜·妃格念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我还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担任义务总编辑兼校对，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被当作资本家批斗过一次，就象我因为写过《家》给当作地主批斗过那样。我感到抱歉的是我的校对工作做得特别草率，在我看过校样的那些书中，人们发现不少的错字。

《寒夜》写一九四四年冬季到一九四五年年底一个重庆小职员的生活。那一段时期我在重庆，而且就生活在故事发生和发展的那个地区。后来我在上海续写小说，一拿起笔我也会进入《寒夜》里的世界，我生活在回忆里，仿佛在挖自己的心。我写小说是在战斗。我曾经想对我大哥和三哥有所帮助，可是大哥因破产后无法还债服毒自杀；三哥在上海患病无钱住院治疗，等到我四五年十一月赶回上海设法送他进医院，他已经垂危，分别五年后相处不到三个星期。他也患肺病，不过他大概死于身心衰竭，不象汪文宣死得那样痛苦。但是他在日军侵占“孤岛”后那几年集中营似的生活实在太苦了。没有能帮忙他离开上海，我感到内疚。我们在成都老家时他的性格比我的坚强、乐观，后来离开四川，他念书比我有成绩。但是生活亏待了他，把他的锐气和豪气磨得干干净净。他去世时只有四十岁，是一个中学英文教员，不曾结过婚，也没有女朋友，只有不少的学生，还留下几本译稿。我葬了他又赶回重庆去，因为萧珊在那里等着孩子出世。

回到重庆我又度过多少的寒夜。摇晃的电石灯，凄凉的人影，街头的小摊，人们的诉苦……这一切在我的脑子里多么鲜明。小说“尾声”的最后一部分就是根据我当时的一篇散文改写的。小说的主要部分，小说的六分之五都是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写成的。我的确有这样一种感觉：我钻进了小说里面生活下去，死去的亲人交替地来找我，我和他们混合在一起。汪文宣的思想，他看事物的眼光对我并不是陌生的，这里有我那几位亲友，也有我自己。汪文宣同他的妻子寂寞地打桥牌，就是在我同萧珊之间发生过的事情。写《寒夜》的时候我经常想：要不是我过去写了那一大堆小说，那么从桂林逃出来，到书店做个校对，万一原来患过的肺病复发，我一定会落到汪文宣的下场。我还有一个朋友散文作家缪崇群，他出版过几本集子，长期患着肺病，那时期在官方书店正中书局工作，住在北碚，一九四五年一月病死在医院里，据说他生病躺在宿舍里连一口水也喝不到，在医院断气时也无人在场。他也是一个汪文宣。我写汪文宣，绝不是揭发他的妻子，也不是揭发他的母亲。我对这三个主角全同情。要是换一个社会，换一个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使他们如此受苦的是那个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生活这样苦，环境这样坏，纠纷就多起来了。我写《寒夜》就是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

这些年我常说，《寒夜》是一本悲观、绝望的小说。小说在《文艺复兴》上连载的时候，最后的一句是“夜的确太冷了”。后来出版单行本，我便在后面加上一句：“她需要温暖”。意义并未改变。其实说悲观绝望只是一个方面。我当时的想法自己并未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我虽然为我那种“忧郁感伤的调子”受够批评，自己也主动作过检讨，但是我发表《寒夜》明明是在宣判旧社会、旧制度的死刑。我指出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彻底溃烂，不能再继续下去。旧的灭亡，新的诞生；黑暗过去，黎明到来。奇怪的是只有在小说日文译本的书带上才有人指出这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有一位西德女学生在研究我这本作品准备写论文，写信来问我：“从今天的立场来看你会不会把几个主角描写修改（比方汪文宣的性格不那么懦弱的，树生不那么严肃的，母亲不那么落后的）？”（原文）我想回答她：“我不打算修改。”过去我已经改了两次，就是在一九四七年排印《寒夜》单行本的时候和一九六〇年编印《文集》最后两卷的时候。我本来想把《寒夜》和《憩园》、《第四病室》放在一起编成一集，但是在出版社担任编辑的朋友认为这样做，篇幅过多，不便装订，我才决定多编一册，将《寒夜》抽出，同正在写作中的《谈自己的创作》编在一起。因此第十四卷出版最迟，到一九六二年八月才印出来，印数不过几千册。那个时候文艺界的斗争很尖锐，又很复杂，我常常感觉到“拔白旗”的大棒一直在我背后高高举着，我不能说我不害怕，我有时也很小心，但是一旦动了感情健忘病又会发作，什么都不在乎了。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就是这样“出笼”[1]的。我为这篇发言在十年浩劫中吃够了苦头，自己也作过多次的检查。现在回想那篇发言的内容，不过是讲了一些寻常的话，不会比我在十四卷《文集》中所讲的超过多少。我在一九六〇年写的《文集》第十三卷的《后记》中谈到《憩园》和《第四病室》（也附带谈到《寒夜》）时，就用了自我批评的调子。我甚至说：“有人批评我‘同情主人公，怜悯他们，为他们愤怒，可是并没有给这些受生活压迫走进了可怕的绝路的人指一条出路。没有一个主人公站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我没法反驳他。”

我太小心谨慎了。为什么不能反驳呢？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法庭审判一个罪人，有人证物证，有受害者、有死尸，说明被告罪大恶极，最后判处死刑，难道这样审判并不合法，必须受害者出来把被告乱打一顿、痛骂一通或者向“青天大老爷”三呼万岁才算正确？我控诉旧社会，宣判旧制度的死刑，作为作家我有这个权利，也有责任。写《寒夜》时我就是这样想，也就是这样做的。我恨那个制度，蔑视那个制度。我只有一个坚定的思想：它一定要灭亡。有什么理由责备那些小人物不站起来“斗争”？我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十分善良，只要能活下去，他们就愿意工作。然而汪文宣在当时那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下，要活下去也不能够。

关于《寒夜》我不想再说什么，其实也不需要多说了。我去年六月在北京开会，空闲时候重读了收在《文集》十四卷中的《寒夜》。我喜欢这本小说，我更喜欢收在《文集》里的这个修改本。我给憋得太难受了，我要讲一句真话：它不是悲观的书，它是一本希望的作品，黑暗消散不正是为了迎接黎明！《回忆》第四篇是在北京的招待所里写成的，文章中我曾提到“一九六〇年尾在成都学道街一座小楼上修改这小说的情景”，那时的生活我不但没有忘记，而且对我显得十分亲切。由于朋友李宗林的安排，我得到特殊的照顾，一个人安静地住在那座小楼上写文章。我在那间阳光照得到的楼房里写了好几个短篇和一本成为废品的中篇小说。在那三个月的安适生活中，我也先后校改了三本小说的校样，最后一本便是《寒夜》。

校改《寒夜》时我的心并不平静。那是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我作为一个客人住在小楼上，不会缺少什么。但周围的事情我也略知一二。例如挂在街上什么地方的“本日供应蔬菜”的牌子，我有时也看到，几次都是供应“凉粉”若干。有一天我刚刚走出大门，看见一个人拿着一个菜碗，里面盛了一块白凉粉，他对旁边一个熟人说：“就这样一点点。”

就在供应如此紧张的时候，我的表哥病倒了。这位表哥就是我一九三二年在《家庭的环境》中提到的“香表哥”，也就是《家》的十版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的收信人。我学英语，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在我一九二〇年秋季考进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补习班以前，他给过我不少的帮助。可是后来在他困难的时期我却不能给他任何的支持。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回成都，他在灌县都江堰工作，不曾见到他。一九六〇年我再去成都，看望姑母，他刚刚退职回家，我们同到公园喝过茶。过了些时候我再去姑母家，表哥在生病，桌上放了满满一杯药汁。他的声音本来有点哑，这时厉害了些，他说医生讲他“肝火旺”，不要紧。后来我的侄儿告诉我，在医院遇见我表哥，怀疑表哥患肺结核，劝他住院治疗，他不愿意，而且住院也有困难。以后听说表哥住到城外他儿子的宿舍里去了，我让我一个侄女去看过他。病象越来越显著，又得不到营养品，他儿子设法买一点罐头，说是他想吃面，我叫侄女骑车送些挂面去。没有交通工具，我说要去看他，却又怕麻烦，一天推一天。听说他很痛苦，声音全哑了，和汪文宣病得一样，我没有想到他那么快就闭上了眼睛。有一天我一个堂兄弟来告诉我，表哥死了，已经火化了。没有葬仪，没有追悼会，那个时候人们只能够这样简单地告别死者。可是我永远失去了同表哥见面的机会。只有在知道他的遗体火化之后，我才感觉到有许多话要对他说！说什么呢？对大哥和香表哥，我有多少的感激和歉意啊！没有他们，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能够象今天这样地活下去吗？

堂兄弟还对我说，他去看过姑母。姑母很气愤，她感到不公平。她一生吃够了苦，过了八十岁，还看见儿子这样悲惨地死去，她想不通。堂兄弟还说，表哥的退职费只花去一小部分，火葬也花不了什么钱。表哥死后我没有敢去看姑母，我想不出安慰她的话。我不敢面对现实，只好逃避。不多久我因为别的任务赶回上海，动身前也没有去姑母家，不到半年我就得到她老人家逝世的噩耗。在成都没有同她母子告别，我总觉得欠了一笔偿不清的感情的债。我每次翻读《寒夜》的最后一章，母亲陪伴儿子的凄凉情景象无数根手指甲用力地搔痛我的心。我仿佛听见了儿子断气前的无声哀叫：“让我死吧，我受不了这种痛苦。”我说，不管想得通想不通，知识分子长时期的悲剧必须终止了。

我先把《寒夜》的校样寄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然后搭火车回上海，李宗林送我上车。这次回成都得到他的帮助不少，以后在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经常同他见面。他曾在新疆盛世才监狱中受尽苦刑，身上还留着伤痕和后遗症。一九六四年尾在北京人大会堂最后一次看见他，他神情沮丧、步履艰难，我无法同他多谈。当时康生、江青之流十分活跃，好些人受到了批判，我估计他也会遇到麻烦，但绝对没有想到过不了几年他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尽侮辱给迫害致死。两年前我得到通知在成都开追悼会为他平反雪冤。我打电话托人代我献了一个花圈，这就是我对一个敬爱的友人所能表示的一点心意了。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绝不相信神和鬼。但是在结束这篇《回忆》时，我真希望有神，有鬼。祝愿宗林同志的灵魂得到安宁。也祝愿我姑母和表哥的灵魂得到安宁。

[1]“出笼”：“四人帮”时期流行的用语。

死去的太阳

爱，要爱那沉下去的太阳，它又可怕，又伟大，把它底血染红了半个天，那时候天空中便开始了黄昏的奇迹。爱，要爱那死去的太阳，爱，要爱那受伤垂死的狮子，它在临死之前那样地怒吼，使远处的鸵鸟吓得把头往沙里藏，连鳄鱼也兴奋地打呵欠。

——A.N.托尔斯泰：《丹东之死》

序

这部小说自然不是成功的作品，而且象我这样的人也写不出成功的作品来。

两年前有一天我在法国乡间偶尔读到巴黎《每日新闻》上面的一篇杂感，讲一个十九岁的安南青年自杀的事。离开了明媚、温暖、梦幻的国土，飘流到阴暗的巴黎城，看惯了大国人物底架子，受尽了弱者底痛苦，在一个凄凉的月夜里，听见街头有人在唱《安南之夜》的情歌，这时候那个逃不出“狭的笼”而回到温暖的树林的文弱的安南青年只有走上自杀的路了。这种心情当然是法国人所不了解的。

时间是不停地过去了。我底一个姓巴的朋友又在项热投水自杀。被压迫者底悲哀压倒了我。经过了短时间的痛苦生活之后我底激情渐渐地消退了，但是悲哀底痕迹却永留在心上。我想写点东西来伸诉我底以及与我同为“被压迫者”的人底悲哀，我决定用我所经过的五卅事件做主题。

这部小说延迟到两年以后才动笔，所以它底主题也改变了。也许我现在写的并不是以前打算写的那一部。虽然这也是写五卅事件，但它底主题却不是五卅事件了。我写一个小资产阶级在这事件中的多少有点盲目的活动，以及由活动而幻灭，由幻灭而觉悟的一段故事。如果读者觉得我底英雄有点幼稚、滑稽，那么请他明白小资产阶级大半是这样的。

友人中看过这部小说的都说它比《灭亡》差多了。我自己也无法为它辩护。朋友M是爱读《灭亡》的，他读了我底《自白》以后，却来信劝我说：“我希望你能从无意识的创作变成有意识的创作才好。太固执于自我的小说，我不希望你继续地写作。”他要我“写出思想健全的小说”。这个意思很不错，可惜我现在做不到。不过在《死去的太阳》里个人主义的色彩是淡得多了。虽然我底学习还不能够使我写出象左拉底《四福音》（只完成三部）那一类的书，来说明我底社会理想，但我已经不复以自我为中心来伸诉自己底悲哀了。

巴金1930年6月。

一

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晚间十一点钟，沪宁线夜快车开出了上海北站。天落着微雨。一长串的列车象一根长蛇似的在蜿蜒的铁轨上爬着前进，发出了单调的响声，打破这静夜底沉寂。在一辆三等车厢中靠左边窗坐着大学生吴养清。车厢里挤满了各色各样的人，从穿西装的一直到穿蓝布短衫的。有的低着头在沉思，有的严肃地在和同伴低声讲话。然而大多数的人都失了谈话的兴致，好象他们底心中藏得有什么秘密，他们害怕一开口，就会泄露出秘密来。一种严肃的恐怖的空气笼罩着全车厢，往常的嘈杂的谈笑，如今是没有了。在愈来愈浓的夜色底包围中，火车载着众人底秘密不停地前进。

两天来的刺激和奔走使得吴养清底精神异常疲倦。他在这拥挤的车厢里，在两个肥胖的商人中间找到一个勉强可以坐下的地方以后，略略向四周望了望，便觉得头有点重，身子站立不稳，眼皮也不由自主地垂下来。他就这样昏昏沉沉地假寐了片刻。

忽然火车底放汽声惊醒了他，车身底骤然的停止把他底身子也大大地震动一下，他吃惊地睁开眼睛，转头向窗外一望。那个报告站名的石牌坊静静地立在冷雨凄清的夜里。靠着暗淡的灯光，吴养清看见了石牌坊上一行英文和两个大的中国字，他知道现在到了苏州车站了。

在一阵小小的喧闹之后，有些人下了车，又有人上车来，渐渐地一切又归于静寂。几分钟过去了。火车又慢慢地动了。

天色很暗，雨还不住地落。玻璃窗上粘着雨点。从车厢里望出去，模糊中一片乌黑。车厢里弥漫着阴郁、黯淡的黄色烟雾，到处都是鼾声，也有几个人打起精神在谈话。电灯似乎更加昏暗，时间就这样慢慢地过去，好象过得太慢了。

忽然有人在叫“查票”。皮鞋底声音愈走愈近，四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拥着一个穿制服的查票员来了。一顶小小的制帽盖着的圆圆脸，戴着宽边眼镜的一双眼睛和下垂的八字胡表示出查票员底尊严。他带着满不在乎的样子在人丛中挤过，把这个车厢里的乘客们底票子都剪了。

坐在吴养清左边的那个胖子忽然抬起头望着那几个兵士，过了一会便自言自语地说：“这样的兵看起来好不威风，为什么不能够跟外国人打仗？”这声音里包含着愤懑和绝望，团团的胖脸上带着一种悲哀的表情，两只小眼睛光闪闪地圆睁着。吴养清不由自主地抬起头，只看见最后的一个兵土底黄色军帽。但一霎间这军帽也消失了。一切还是和先前一样。他转过头看那胖子。那个人底眼光和他底遇到一处了。从那个人底眼光里他知道那个人有话问他，不知为了什么，他害怕似地把头低下来，躲开了那个人底眼睛。

“先生，请你告诉我，外国人为什么要乱杀我们中国人呢？”他觉得一只肥大的手握着他底左臂，一股热气吹到他底脸上。那个人底声音抖得很厉害，直到了他底心底。在深深的感动中他想找一句话来答复那个人。但是血的印象窒息了他，他觉得全身底血都冲到了脸上，他把两个拳头紧紧地握着，两天前的景象又来追逼他了。

他只觉得全身发热，话流水似地吐了出来，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二

两天前，星期六的下午，将近两点半钟的光景，吴养清站在上海南京路永安公司底门前，手里捏着一卷传单。他在拥挤的人群中把传单一一散发给他底手所能够达到的过往的人。

在他一生中这还是第一次。他感到一种从来未曾有过的激昂与热诚。南京路的这一段被大队的偶然聚集起来的群众挤满了。几面某某大学讲演队底大白旗在各个商店底红的、蓝的招帘中间飘扬着。在这些旗帜下面聚着一两百个各校的学生。传单雪片似地四处飞着。四周呼口号的声音渐渐地高起来。忽然后面起了一阵拥挤，吴养清和他底同学们都被推着前进了。

快到了市政厅底门前，呼叫声便增大起来。吴养清看见一个高大的印度巡捕正抓住他底一个同学底衣领。还有那个在学校里素以文弱出名的张欣南也被一个瘦长的西捕拖住。“放掉他们！”有些人在高声叫。但那些巡捕依然拖着他们走，而另外五六个巡捕却拿着他们底警棍来阻止群众前进。

“放掉他们！”群众中起了如雷的呼声，后面的人用力向前推动，前面的人就成了巡捕底警棍底目标。一个西捕猛然举起他底尖上包着铁皮的手杖，向着快挤到他面前的一个年纪很轻的学生底头凶狠地打下去。那个青年被打得几乎要跳起来。一道鲜红的血流下他底前额，霎时间他底脸就被染红了一小半边。

吴养清正走到那个青年底身边。“血！”他不禁高声叫起来。血的印象使他忘记了自己。他感到一股热气，猛然抛掷了手里的传单，捏着拳头跳将上去。忽然旁边来了两只铁腕握着他向后面一摔。他立不住便往后一倒。后面的一个同学扶住了他。“血！”他用力地、狂乱地叫着。“血！”“血！”群众中立刻起了响应。群众更兴奋地向前挤，愈挤愈兴奋。“冲过去！”有几个人这样高叫，群众马上同声响应。不多几时群众就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冲过巡捕底防线前进了。

群众底声势虽然浩大，但是他们往前进本来没有目的，也没有一点粗暴的举动。许多只手举起来，呼叫声响遍了人群。吴养清走在群众底前头，还不曾走到云南路口，前面已经聚满了人，不能通过了。他打算一个人穿过前面的人丛中向前进，忽然又起了一阵呼叫声，群众似乎有点乱了。一声清脆的枪响，送到他底耳边。“枪啊！”他惊疑地叫了一声。他自己立刻否定说：“不会的，他们不会开枪的。”话还未说完，忽然前面的人群向后狂奔起来，枪弹底声音接连地响着，哭叫声响成了一片。群众都往两边的商店或支路里跑。

吴养清在他底惊惧的激昂中，觉得自己的腿似乎在地上生了根。一个年青的孩子，满脸都是血，向着他跑来，离他还有几步的光景，忽然狂叫一声，两手抚着胸，一颗子弹从后面打进了孩子底身体。孩子便倒在地上死了。

一声尖锐的笑声送到了吴养清底耳边。他转过头，正看见一个高大的西捕拿着一支手枪对准他。他疯狂地跳进了旁边一家店铺。店铺里堆满了灰白色的脸。吴养清底心猛烈地抖着，全个身子都因恐怖与愤怒而战栗了。他惊惶地望着那许多灰白的脸。所有的脸上差不多露出同样的表情。屋子里是闷得死人的沉寂。外面的枪声还在继续地响，但最后终于停止了。又过了十几分钟，吴养清便走出了这家店铺。

街道上已经是很清静了。先前的大队群众完全不见了。宽广的马路这时候更显得宽广。全武装的西捕和印度巡捕在马路上逡巡着。在人行道上，马路上静静地躺着十多个尸体。这里是一大团鲜红的血迹，那里又是一大摊黑红色的东西。吴养清认得在电车轨道旁边仰卧着的穿灰色西装的青年是他底同学张欣南，脸上血迹模糊，一身都是血。在云南路口躺着他先前亲眼看见被谋杀的那个孩子。

他记起了就在半点多钟以前，他们这一群人还是和平地向着巡捕房前进，要巡捕释放无辜被捕的学生。他们还以为那班人总是具有理性与同情的东西，在他们底血管里总有一点人底血液，那样的服装与武器总不会消灭他们底人性。然而事实证明出来：他们只是些喝血的猛兽。在这大商埠底最热闹的一条街上把一群手无寸铁的市民任意屠杀，这样的事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空前的。多年来身受的帝国主义者底压迫象深的创痕一般出现在吴养清底心头。他在挣扎。他觉得忍耐的时期过去了。他底血应该流，他底青年的生命应该牺牲，为着来表示这个民族中也并不尽是任人屠杀的羔羊。他把那个孩子底尸体看了一回。他底眼里发出火花，他底全身象烈火一般地燃烧起来。

“走开！”一个拿手枪的西捕用英国话对他叱道。听见这样的叱声，又看见杀人的凶器，他实在忍不住了。这时候他忘记了一切，愤怒制服了他。他拔起脚正要向那个人冲过去，忽然后面有一只手拉着他底右臂，一个很熟的声音在叫他底名字。他转过身子，便看见他底同学王志行底因痛苦而扭歪了的脸。他们两人对望了一会，两人都掉下了眼泪。弱者底悲哀压着他们底头，心里好象有多少话待说，但一句也说不出来。最后还是王志行握着吴养清底手，悲哀地说了一句：“我们去罢。”吴养清再掉过头把那些躺在血泊中的尸首望一下，然后同王志行走了。

一路上一个思想，一种恐怖追迫着他们。吴养清底被握着的热手忽然翻过来，把王志行底手紧紧地握着：志行，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件事。

从南京路，他们又转进四川路。这时候他们又在热闹的街道中了。吴养清底身子猛然战抖起来。“志行，我底心乱得很，我不能，不能生活下去了。我底血为什么不流在南京路上？志行，我不能忍耐了，我们还是回到南京路去罢！”他狂乱地说了这些话。

“你疯了？你要去送死吗？”王志行惊讶地说，然后又温和地安慰他道：“养清，我们回学校去罢。不要急，这一次我们会胜利。”

“血，血啊！”吴养清迷悯地叫道，“我看见了那个孩子底血，我亲眼看见他被谋杀的！他底血！我听见他底叫声，你想我今晚怎么能够安睡？还有张欣南底血！我眼前尽是血。好象他们都在笑我怕死……笑我躲在店铺里……”

王志行不再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挽着吴养清底手臂，同他走回到T大学去。

晚餐的时候T大学底饭堂里现出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悲哀而肃静的空气。菜虽然照例地端上了桌子，但所有的人都没有心思吃饭。

“大家站起来低头静默，表示哀悼我们底被害的同学张欣南，”一个瘦长的学生说。全体学生都站了起来。

几分钟以后一个悲愤的声音又响起来：“我们还要用行动表示张欣南同学是不会白死的。我们用什么方法对付这次屠杀呢？难道我们底血还没有沸腾起来吗？”一个身材高大的学生跳上了板凳大声说：“我们底同胞还在做梦，就是这一次的流血也还唤不醒他们。看罢，明天南京路上又会恢复歌舞升平的气象！——”

不，我们明天再去！这呼声是全体一致地叫出来的。“我们明天再到那里去演讲，去散传单——”全个饭厅都骚动起来了。吴养清看见这全体一致的表示，他真感激到想流眼泪。他用全力叫着，——“甚至于去死。”这差不多是欢呼的声音。

这天晚上在大礼堂中开的全体学生紧急会议一直继续到一点钟，大家怀着紧张的心情回到各人底寝室里。

从第二天起他们全体罢课了。

三

星期日上午，狂暴的急雨象前一天的枪弹一般地怒扫着南京路，马路上的水象血一般地流着。血底颜色早被白种人用水冲洗干净了。可是血底气味还隐约地到处散布。依旧是高耸的三大公司底屋顶花园，依旧是装潢精致的各种商店，然而平日那些点缀太平的东西都看不见了。一种严肃的悲哀笼罩着整个马路。

吴养清一个人走过新新公司底门前。白蒙蒙的橱窗遮住了里面的一切。马路两旁的大小商店，每一家都蒙上一层悲哀的面纱。他知道它们都是昨天的大屠杀底见证。它们中间每一家都可以讲出一段悲惨的历史。但是它们始终冷酷地闭住口，连一个声音也不肯吐露。枪弹般的雨点不断地向他底脸上猛射，眼镜片上积着雨点，模糊了他底视线。洋布夹衫也湿透了。可是他底心里的火，身上的热依旧不曾减少。他用手把头上的雨点揩了一下，又向前进了。

雨荷荷地流，他也加快了脚步。他偶然在一家商店底玻璃窗上发见了一个大的伤口。他看见这伤痕，就觉得自己受了伤一般。心燃烧得更厉害了，似乎就要跳出口腔来。他抬起头往四面一望，披着雨衣的武装印捕和西捕在马路上徘徊。他望着他们底手枪，他想如果他向前动一下，一定会有几颗子弹打进他底身体。他很想扑上前去和那些屠杀他底同胞的人拚命。然而他不能够给那些人做枪靶，他不能够拿自己底死亡去供那些人作乐。在愤怒的绝望中他狠狠地把他们望了几眼，又急急往前进了。

忽然他底眼前一黑，好象有什么东西挡住了他底去路。“朋友，当心点，”一个粗的声音送到他底耳边。原来他在急走的当儿不留心和一个工人相撞了。他抬起头来，一个穿蓝布短衫的工人站在他底面前。他对这个不认识的同胞感到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亲切的友情。那朴质的脸，那直率的愤怒的表情，这时候在他底眼里却变得非常伟大，非常可爱了。“朋友，”他叫了一声。真挚的脸还摆在他底面前。血红的眼里露出了亲切的眼光。两个人彼此对望了一会，在互相的了解中，还有说什么话的必要呢？吴养清觉得自己底眼睛润湿了。一句真挚的话从他底嘴里吐出来：“我们都不要忘记昨天的事情。”“只要我们大家都不怕死，就好办了。”这一句包含着热烈的希望的大声说出来的答话，象钟声一般地在吴养清底耳边响了许久。可是那个工人一霎间便转了弯去了。

“南京到了，”“南京到了，”车厢里有人这样叫，大部分的乘客马上骚动起来。吴养清正在重温两日来的旧梦，却被这些叫声打断了。火车已经驶入下关站内。南京到了。

天早已大亮了。乘客们争先恐后地下车。吴养清擦了一下眼睛，从架上取下了小提箱，在人丛中挤开一条路，走下去了。

月台上站满了接客的人，可是吴养清底朋友并没有来。吴养清来南京是在前一天晚上T大学学生会紧急会议中决定的，他来不及通知南京的朋友，而且他从前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后来才转学到上海，南京是他常到的地方，也用不着别人来接他。

据车站上的情形看来，上海的大屠杀似乎还不曾被南京人详细知道。至少在一般人底脸上看不到一点悲哀或愤怒底表情。吴养清不能相信在这样近的地方，上海的事变会不曾产生一点影响。他在上海时心情非常紧张，他所看见、所听见的一切都足以使人兴奋激昂。可是现在他在这里看见这些和平的面孔，他觉得所谓“五卅”好象只是一场恶梦。

吴养清怀着这样一种疑惧走出了车站。他雇了一部黄包车，向北门桥而去。

四

上海大屠杀后的第四日，在南京东南大学底大会堂里举行着国民外交后援会底成立大会。可容数百人的大会堂里已经没有了空的座位，两旁的过道上也站满了人，甚至窗台上也有些年青的学生高踞在那里。讲坛上桌子后面站着本日会议的主席，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穿着一件青哗叽的长衫，一个三十多岁穿学生装的人坐在桌子旁边，做记录员。

吴养清走进大会堂的时候，讲坛上的主席正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道：“第六提案——请求上海军事当局立即派兵占领租界。”写毕他便转过身子大声说：“请原提案人金陵大学学生会代表说明理由。”于是一个中等身材、面目黧黑的西装青年站起来，用带广东音的国语把他底提案解释了一番，他说到最后，全会场起了一次春雷般的掌声。“我们要立刻把租界收回来。”人群中有人这样叫道。

金陵大学学生会代表坐下之后，前三排座位中一个穿马褂的三角脸的青年半立起身子说：“我看用武力占领租界是不合条约。”他底声音并不高，但前几排的人已经听清楚了。一个穿青灰色羽纱长衫的瘦长青年忽然站起来，高声说：请问密斯脱谢耀德，外国巡捕在上海租界上屠杀市民，是条约上第抓住，从人丛中把他带走了。来的人是方国亮，参加今天的主席团的一个大学生。

吴养清本来不预备讲话，他从来不曾在这么多的人面前演讲过。他不知道要怎样说才好。但是他已经到了指挥台前，也只得上去了。他惶惑地走到台上，主席说了几句介绍的话，他便站在这一大群人底面前。看见这数不清楚的头，他一开口，声音便发抖，他觉得说话颇费力，说了几个字便停顿一下。他说了七八句以后，胆子渐渐地大起来。几天前的惨象又出现在他底脑际，压下去了的愤怒又涌上心来。他忘记了眼前的一群人，他忘记了自己。他只是愤激地说着，用尽了自己的力气，叫哑了自己底声音。一阵天崩地坼般的掌声才使他清醒过来。他在台上立着，一手擦着前额的汗。掌声渐渐消去以后他正预备走下去，忽然记起了美国巴退克·亨利底一段有名的演说词，便用祈求的语调引说出来：“难道生命竟是这样宝贵，和平竟是这样甜蜜，须得要拿奴隶的镣铐来作代价吗？万能的神明哟，给我以自由！不然，便给我以死！”

走下讲台他才知道他自己底疲倦，汗不住地流，全身在发热，方国亮紧紧地握着他底手热烈地说：“你底演说使得许多人都哭了。”吴养清摇摇头无力地说：“我不能够支持下去了。”象要倒下去似的，他把头俯在方国亮的肩上。没有力量再说下去，才踉跄地走下讲台。头上的汗不住地冒出来，眼前起了黑点，全身软弱无力。过了一两分钟突然起了几声断续的拍掌，接着全会场的人一齐拍起手来。吴养清镇静地向前面看，他底眼光所触到的面孔上都留得有几滴泪珠。一股热情点燃了他底心。在一阵感激之中他底眼泪畅快地流了下来。

“哥哥，”有人在后面拉他。他掉过头，看见一个穿翻领衬衣的八九岁的小孩站在他旁边。一对非常明亮的眼睛已经被泪珠打湿了，睫毛不住地开合。这个孩子仰起头看他，“哥哥，不要哭，我们这回要齐心了。”

“弟弟，”吴养清温柔地、亲切地唤了一声，“弟弟，我不哭了。你看你底眼里还有眼泪呢！”他说着便摸出一张手帕俯着身子替这个孩子揩了眼泪。

“哥哥，我看见你哭，我也想哭了。我告诉你，我们这回要齐心了……你带我到上海去。”他举起小拳头在吴养清底眼前晃了几下：“你带我到上海去打外国人。”

“小孩子应该乖乖的在家里跟着妈妈，”吴养清爱怜地抱起他，在他底白嫩的颊上亲了一下。“你们小孩子去不得，我们大人去好了。”

“不，我要去，”这个孩子起劲地说。“你们大人去，会被杀的。我们小孩子不要紧，他们不会杀小孩子，他们也有小孩子……”

“三弟，你又在乱讲什么了？”怱然一只白白的手在那个孩子底头上拍了一下，一个少女底声音这样说。

“姐姐，”那个孩子看见来的是他底姊姊，便挣脱了吴养清底手向她扑过去，双手缍着她底手，要她抱。

“快放手罢！这样大的人还要人抱，真不害羞，”那女郎爱怜地责备说。孩子听见便红了脸，放松手站好。

吴养清微笑地向那个女郎点头，他认得她就是方才提议组织募捐队的女学生。他说：“他要到上海去打外国人呢！勇敢的孩子！”孩子听见在夸奖他，便害羞地把脸靠在他底姊姊底衣襟上。

“为什么现在又怕羞起来了？”他底姊姊摇着他底身子说。她又向吴养清说了一句：“吴先生刚才的演说把我感动得要哭了。”

“密斯——”吴养清刚说了两个字便又停住了，因为他不知道女郎底姓，便转口说：“我们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

“吴先生记不起了？”她微笑地说。“我是婉贞姊底朋友，程庆芬。这是我底弟弟程旭。从前在成都时，我们就住在你们公馆底对门……”

吴养清不等她说完连忙笑道：“啊！我记起了。不过是六七年前的事，我就忘记了。倒是密斯程底记性好。”

“我还记得有一晚上，月色非常好，我同婉贞姊在你们府上花园里，婉贞姊正坐在池塘畔吹笛，我在旁边唱歌，忽然听见假山后面有人做鬼叫，又投来了一块石头，落在池塘里，把婉贞姊同我都吓坏了。后来才知道是吴先生，”程庆芬笑着说。她又问：

“婉贞姊还好罢？”

吴养清底脸色突然阴暗起来，他低声答道：“姊姊已经不在了，就在密斯程出省的那一年。”

“啊，怎么婉贞姊不在了！”程庆芬惊讶地说。“家母平时很喜欢她，如今还时常念她。她竟然死了！”说到最后一句，她有点凄然。

“伯父、伯母都很康健罢？改天再到府上请安，”吴养清客气地说。

“先父去世已经四年了，家母底身体还好。吴先生来，我们一定欢迎。”

这时大会堂的人都散尽了。只有主席方国亮和王学礼几个人在谈话。暮色开始从窗户爬进来。大会堂愈显得凄凉了。

“姐姐，回去罢，是家里吃晚饭的时候了，”程旭有点害怕，便扯着他底姊姊底衣角说。

“密斯程住在什么街？”吴养清殷勤地问。

“就住在北门桥。”

“我也住在那里，我们可以同路。这个孩子很乖，让我来牵他罢，”吴养清说罢，便牵着程旭底手同程庆芬一道出去了。

五

在暮色的包围中三个人走出了东南大学。附近人家的灯火已经亮了。他们转了弯便走入菜园中的小径。湿润的泥土有点粘住他们底鞋底。他们不能够走快，慢慢地踏下一只脚，又再提起另一只。街市的灯光可以远远地望见，菜园里闪着朦胧的光。近处有一个水塘，水面笼罩了一层暮霭。塘畔喧响着阁阁的蛙声。两旁的菜畦在朦胧中成了一片模糊的深绿色。夜快要到临了。

“吴先生觉得上海比南京好吗？”程庆芬问道。

“密斯程没有到过上海吗？”吴养清惊讶地问。在我看来，南京比上海好多了。我讨厌上海。住在上海的人只晓得钱，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是假的。在南京至少可以看见几个有同情心的人，’吴养清愤愤地说下去：“上海完全是外国人底世界，流氓底世界！”

“吴先生底话也许太过了。我理想中的上海是很美丽的。物质文明既然发达，生活富裕，人底同情心自然也丰富了，”程庆芬梦幻似地说。

吴养清象受了什么刺激似地忽然用愤激的语调打断了程庆芬底话：“上海，我是不愿意回去了！这一次的血迹不洗干净，我是不回上海去了。我害怕再看南京路！”

“我想这一次我们一定会得到胜利，”程庆芬充满了希望地说。“我觉得所有睡着的人都醒起来了。你这几天看出来这个变化吗？”

“看是看见的。我刚到时很奇怪，为什么南京人一点也不关心，现在我看见他们觉醒起来了。今天我心里很热。第一我要谢谢你底弟弟，”他说到这里便埋下头看了被他牵着的程旭一眼，那个孩子也正抬起头望他，不十分明白他底意思。过了一会，吴养清忽然带着疑虑说：“这一次该不至于只有五分钟的热度罢。”

“不会的，”程庆芬带着确信说。“这一次的血洒在大街上，是谁也看得见的。我们一定要把正义和人权争到手来。”

“然而我看一般人底脑子里已经潜伏着一种错误的思想。他们信赖政府，以为政府底力量可以解决这件事。他们请求政府派兵收回租界。其实我今天就听到一点风声，政府本来打算下令禁止一切群众运动，叫大家静候政府解决，后来看见风潮扩大了，害怕用压力反会激出事变，又只得装聋作哑。除了我们自己以外，别的都靠不住。只有我们民众自己努力，才可以争回我们底自由和幸福。”

“是，吴先生底话不错。我觉得我们前面好象有两条路：一条通到光明底乐园，一条通往奴隶底地牢。无论出什么代价，我们是要向乐园去的，”程庆芬乐观地说。

“我相信靠了大众底力量，我们会走到那里的，至少我们底弟妹们会走到那里，”吴养清看着小小的程旭，心里充满了希望，用坚决的声调说。“那天我看见南京路上一团团的红血和横尸的惨状，我在杀人者底凶恶的、轻蔑的眼光下向我们底死者告别的时候，我曾经在自己底心里深深地宣誓过：我底青年的生命可以牺牲，我底血可以再一次流到南京路上，然而正义终于是要争回来的。活着给别人做枪靶子这样的命运，我是要反抗的。我们要争回我们底自由，我们有这力量，只要我们肯做，只要我们有决心。密斯程，你同意我底话吗？我恨不得这一场决死的战斗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奴隶底生活，预备给别人做枪靶子的生活我实在不能忍受下去了……”他愈说语调愈激烈，后来忽然中断了，便不再继续说下去。

程庆芬不答话。他们默默地走着。夜色更浓了。吴养清觉得程旭底两只暖热的小手紧紧地握住了他底左手。

“吴先生，你不要难过，我要跟你一路到上海去，”这声音从孩子底口里吐出来的确很可爱。

吴养清只是抚着他底头叫：“好孩子，好孩子。”

程庆芬没有说话。她感觉到吴养清底温暖的呼吸就在她底耳边，脸上不觉得发起热来。她故意把脚步放慢一点，让他走在前头。但再一转弯他们就走入热闹的街中了。

他们到了程庆芬底寓所。程庆芬要吴养清进去坐一会，但是他谢绝了，因为正是吃晚饭的时候，而且他底表弟高惠民还在家里等他。程庆芬姊弟二人向他告了别，走进院子里去了。程旭还回过头来不住地向他挥手。他等到看不见他们底影子时，才转过身，往自己底寓所走去。

六

夜是早或是迟，没有一个人知道。整个南京城都被埋葬在酣梦中。死一般的沉寂统治了一切。空气中含着死亡的毒气，从开着的窗户送进来。吴养清觉得窒息了：有什么东西扼住了他底咽喉。屋里抖着灰白色的微光，全个房子好象在动摇，墙壁也在跳舞。一个黑影从地上爬起来，居然走到桌子前，不客气地在藤椅上坐下了。

“也不打招呼，这家伙多么不讲礼！”他想。

“有火柴吗？”那影子居然用英语问他。奇怪的是他自己这时却坐在他底对面。

“这是一个英国人罢？且看他要做什么。”他心里这样想，并不回答那影子底问话。

“你们为什么要排外？”那影子又骄傲地问。

“真讨厌！”他想，便生气地回答道：“我没有向你解释的义务！”

“你不说吗？哈，哈！你们敢排外吗？非得杀几个人给你们看，你们才懂得害怕！”[1]

“这家伙居然这样说，应该站起来赶他出去。”他一面想，一面捏紧拳头。然而全身底力气都用尽了，他底身子却似乎粘在椅子上不能动弹。他觉得在灰色的黑暗中有一双深陷的绿色眼睛在轻蔑地、讥笑地望着他。

“杀，不见得就会把人杀怕罢，我们也会杀的，”他又急又怒地说。

“哼，你们也会杀？你不曾看见那天老闸捕房底门上溅了八英尺高的血，路上血流得泞滑起来。这是谁底血？哼！不都是你们黄种狗底血吗？我也亲手拿了一支柯利特四十五号的快枪，我们把站在前一排的人打成碎块！”那影子慢慢地带着艺术趣味地讲述他底功绩。

“原来你就是刽子手，我正要找你，”他愤怒地说着，一面动手在桌子上抓东西，要向影子掷去。然而不知道什么缘故，他底手也不能够动了。

“哈！哈！你这个小Chinaman，我劝你还是不要动罢。”那影子在灰色的微光中忽然歪了脸狞笑，露出一嘴白色的牙齿。“你们这些中国流氓妄想劫夺我们外国人的利益，所以非把你们打死十几个不可。对你们这班下流东西只有用枪弹和皮鞭，至于同你们讲理就会受害。”

“你就把我杀了罢，我不要听你底这些话！”吴养清气得说不出话来，在挣扎了许久之后才嘶声地吐出上面的话，他已经力竭了。

“我劝你还是慢慢地听我说。上帝明鉴，我的话都是真的，”虽然英语里夹了不少不合文法的句子，但那影子说话的态度似乎是很Gentleman式的，吴养清仿佛看见它还穿着漂亮的大礼服。“我同我的伙伴白天枪杀了十几个中国人，晚上却在礼查饭店里喝酒打架，后来又和漂亮的中国女子睡觉。有一次我们一共十八九个人，拿着粗的打棒球用的棍子来和你们这班下流东西玩。那棍子是很结实的，但我也打断了两根。我们打断许多中国人的颈骨，打破了十二三个中国人的脑袋，捶碎了一个中国人的背脊，打烂了许多面孔，鼻子，手，脚。我觉得再没有比这个更痛快的了。”

影子底脸上露出高等国民底满足的微笑，他用手把八字胡捻了一下，才慢慢地、文雅地继续说下去：“你不高兴听吗？我要你听，你还不是要听！我告诉你忍耐地听着罢。有一次我们开起铁甲汽车，钢板有一英寸多厚，上面有炮架子，有机关枪，装制得好象坦克车一样。这两轮铁甲汽车开足了马力直往人堆里冲去。果然压死了两个中国人。这两个人的内脏挤得满街都是，他们的手脚筋骨都压断了，逃避的人也大半压碎了手足。”

他用手搔了一下头上的光滑的发，想了一刻，便很感兴趣地说：“还有咧，又有一次在早晨我们被一群从污秽的狗窠里爬出来的下贱异教徒围住了。我们先用救火的水龙向他们喷水，可是一点效验也没有。这是你们中国人天生的贱脾气，平常一点小雨，街上就看不见中国人；现在把他们浑身浇透了，这些混蛋还照旧拿砖头砍我们。于是我们的机关枪队放枪了。真好看：立刻打死了七个人，辗转号叫的声音充满在空中，死伤者的鲜血马上染红了街面。”

“哈，哈！还不够哩！”他又马上忍住笑，做出最虔诚的基督教徒底样子，极其诚恳地而且略带一点说教式地说：在街头有许多中国流氓把电车拦住了，用油浇在上面，车里的妇人小孩们也被他们拖了下来。你猜我们怎样对付他们？我们把他们围起来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这事情在历史上从来不曾记载过，报纸上也不敢登载，我们在巡捕房里也不敢说。对于那班生来就没有智慧的中国人，我们自然把最残酷的报酬送给他们，一下子就叫他们寂然无声。上帝明鉴！要是我说的是谎话，我就没有人格。但是这事情你们中国人也很少知道的。我能够躬逢其盛也就足以自豪了。

“老实对你说，我觉得对付你们这些污秽的恶魔，不该用公使交涉，最好用联军和你们相见，掠夺你们，蹂躏你们，强奸你们，屠杀你们，使你们世世代代都晓得尊敬外国人。这一次给你们吃点苦，也许可以得到十年的和平。”

在稍微停顿之后，那影子又摆起了大国民底架子，鄙夷地、艺术地骂道：“哼，你们说什么反抗！你们这班凉血动物哪里会反抗！空口叫几次反抗，不过多送几个人死罢了。你看罢，一两个月以后，你们又会忘掉一切。你们男男女女又会在大饭店、跳舞场、大戏院、游戏场中享乐了。至于我们外国人呢，杀了几十个中国流氓至多不过花一点钱罢了。好在钱又不是我们出的。”那影子愈说愈高兴，高的鼻子愈来愈高，深的眼睛愈来愈深，它成了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头不住地摇动，似乎还要说下去的样子，可是吴养清实在气得忍不住了。他极力挣扎，拚命地咬嘴唇。忽然他底身子可以动了，他猛烈地站起来，一拳打过去：“你不过是个影子，你敢装作人样来说话！”果然他底拳头打了一个空，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自己依然睡在床上。脑子里还留着歪嘴白牙的印象。自称为外国人的那影子所发的议论也模糊了。

黑暗一秒钟一秒钟不停地过去，四围都是闷得死人的沉寂。灰色的微光在这屋子里不住地抖动。他觉得自己底脑子有点发昏了。他便坐起来。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他不相信自己会在这个地方。在流了那么多的血以后，怎么还能够有如此的安静。他望着窗户，只看见高的墙壁朦胧地立在窗外。什么东西都死了，连那个自称为外国人的影子也死了。突然一阵看不透的黑暗包围着他底眼睛。他便又颓然地倒下去，伸直地躺在床上。灰色的微光似乎抖得完全不见了。于是一种逐渐增加的黑暗便向他压下来，挤过来，但是他依然挺直地躺在床上，动也不动一动。

[1]这里的“自称为外国人的影子”此话大部分是从美国商人洛利·史密斯写给他底支加哥友人汉克的信里摘录下来的。

七

吴养清仿佛听见有人在叫他底名字。他睁开了眼睛。阳光射在灰白的高墙上。他底表弟高惠民穿着白色制服，拿着一面白纸糊的小旗立在他底面前。三角形的纸上写着“为拥护人权正义而战”九个大字。那个带着孩子气的中学生拿着一面小旗象战士一般地立着。吴养清看了他一眼便跳下床来，一面问道：“还有吗？”

还有不少，我预备给同学带去。也有不曾写过的。你到我底屋里去看罢！这是我今天一早晨的成绩，’高惠民得意地说。

果然在高惠民底屋子里，床上椅上都是白纸的小旗，“打倒帝国主义”，“经济绝交”，“收回租界”，这许多字一一映入他底眼帘。桌子上还有两三面未写过的小旗，一盘浓墨，一管大笔。吴养清把眼睛揉了几下，拿过一面旗子，再拿起笔蘸饱了墨，一口气写完了，放下笔。他底表弟看时，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二十几个字：“如果我们底血未冷，这杀兄弟们的仇终于是要报复的！”

“你写了这许多字，别人一眼怎么看得清楚？”高惠民接过小旗抱怨似地说。

“那么我另写一张罢，”他浓浓地蘸了一笔饱墨，再拿过一面旗帜，刚刚要落笔，一团墨汁已经滴在纸上，一霎间成了一大团黑迹。“就索性不写也罢。”他扫兴地掷了笔，把这张纸从竹条上撕下来，揉成一团，丢在屋角里。

“也好，”高惠民摸出怀中的表看了一下说，“我要到学堂里去集合了。你还是直接到公共体育场去呢，还是跟我们一道去？”

“还是跟你们一道去罢。我本来也是东南大学的学生，”吴养清毫不思索地答道。

“那么你快点洗脸穿好衣服。迟了，怕他们已经走了，”高惠民催促他道。吴养清便回到自己底屋子里去了。

吴养清再到高惠民底房里去时，高惠民递了一条黑纱给他。他接过来缠在左臂上，兴奋地自语道：“这条黑纱非等到我们争回正义，是决不除下的。”

两个人捧着六七面小旗昂然地出去了。到了街中他们觉得有许多双的眼睛在注视他们。

在电灯杆上，在店铺门前，在墙壁上，都贴着标语。到处都是激动的脸和发光的眼睛。无数同情的眼光向小旗和拿着小旗的他们送过来。吴养清确实觉得在这几天里南京的民众大大地改变了。这些人似乎在欢送两个战士出征，要他们带回来胜利，从压迫中救出他们。吴养清底精神高扬起来，牺牲的火在他底心里燃烧，他觉得有什么大事变就要到了。在他底前面横着不可思议的神奇的将来。也许他们这次能够争回中华民族底自由和幸福，也许这一切都会成为梦幻，中华民族和他自己都会灭亡。但是后者太可怕了，他简直不能想象。

不久他们到了东南大学。门前的四根石柱上贴了四张大字标语，每一张上面有四个隶书大字，一共是十六个字：“反抗强权，救我同胞，收回租界，经济绝交。”这是今天游行时喊的口号。

他们走进里面。金色的阳光照在草地上，碧绿的软草在太阳底温暖的拥抱中直立起来。这样大的草地上还只有两三百人，一律穿着白色学生服，左臂上都戴着黑纱，越显得黑白分明。前面站着一个穿翻领衬衫的瘦长子，手里拿着名单在点名。高惠民认得这是高中部体育教员。他放心地说：“还没有迟，”便撇开他底表哥，向体育教员跑去。还没有跑到体育教员底身边，他就听见在叫他底名字，便答了一声“到”，一面跑入同学底队里把旗帜分散了，自己底手里还留着两面。“你把这一面给我罢，”他侧过头，看见了那个八字胡的国文教员底微笑的脸，他便把“反抗强权”的一面给了那个人。他又用眼光去找吴养清，他看见吴养清远远地立着，肩膀以上全沐着阳光，一手拿着旗，一手握着拳头。忽然一阵号鼓声震破了早晨的空气，他看见童子军领着初中的同学来了。

这时白色的小旗四处飘动，人不住地从四面走来。短时间以后，在中学部学生底对面，大学部学生又聚集起来。白绸子绣着黑字的东南大学校旗与中学部底蓝绸白字的旗帜相对地迎风飘扬。

一个胸前挂着“纠察”的白布条的大学生走过来拍着吴养清底右肩，吴养清认得这是他从前在东南大学时的同年级的同学张帘儒。“养清，你来得正好，你也做一个纠察，帮忙维持秩序罢。”那个人说罢便把左肩下挟着的传单分了一部分给他，又从怀里摸出一张“纠察”的白布条给他挂在胸前。“等一会队伍就要出发了。”张席儒说了这句话便跑开了。

终于下了动员令。接着便是排队的工作，两个人排成一行。前面一个校役拿着中学部校旗，其次是中学部童子军，再次是初中学生，高中学生以及中学部教员。然后才是大学部学生，前面也有校役拿着大学校旗。大学部学生底排列次序是女生在前、男生在后，教授都没有参加。在童子军底军乐声中东南大学全体学生出发了。

纠察员是在大队旁边走着，维持秩序、带头喊口号的。吴养清留在他底表弟底身边，有时候和他底表弟谈一两句话。走出门来，吴养清看见在左边的墙畔王学礼高高地站在一个凳子上，挥动着他底大手，摇摆着他底麻面，在向他所称为“学生诸君”的大队演说。诚恳的、直率的话语从他底大口中吐出来。他底话并不长，而且是反复地说来说去，不外乎勉励他们今天要振作精神。吴养清匆匆地走过他底面前，深深地看了那个人一眼，觉得王学礼今天似乎长高了些。他对他起了尊敬心，想说什么话来表示他底感情。可是大队已经前进了。他便掉过头去，在他底眼前尽是些动着的头和小旗。“反抗强权！”远远地在前面叫起口号来了，他便追上去。正轮到他这一段呼口号。他便挥着小旗一句一句地用力叫了出来，每叫一句便停一下，于是人们春雷般地响应了。四句口号叫完，脸挣得通红，汗珠不住地往下滴，口也有点干了，但他仍然兴奋地跟着队伍前进。

在不平坦的马路上这一队学生象一根大蛇似的蜿蜒地向前进。灰尘在阳光中飞舞，小旗挥动的声音和脚步声混合成了一片。

游行的群众走过了僻静的马路，进到大街上来了。大街底两旁摆着许多张脸，虽然其中有些是没有表情的，但在大多数的脸上都可以看出同情和尊敬底痕迹来。这周围已经找不出一张笑脸。大商店底门前都放了桌子，上面摆着一把大茶壶，和十几个碗，里面盛着黄澄澄的茶。“学生诸君，请饮便茶”，被排成两行写在白纸条上的八个字到处看得见。许多口渴的人便离开大队围在桌子旁边，不顾冷热地喝着茶。大队依然继续前进。喝了茶的人找不到自己底原位便拿着小旗拚命跑去。讲演队的人员便离开队伍走向两旁，在商店门前向店员和行人开始演讲。

大队经过一条宽敞的街道，吴养清正走到转角的地方，忽然有人拉住他底衣服。“先生，”一个兵塞了一个银元在他底手里。这是一个中年汉子，灰布的军服并不整齐，领口敞开，一顶快要破烂的军帽向后面仰戴着。一滴一滴的汗珠从他底散在前额的头发上落下来。他一面喘气，一面羞涩地、尊敬地对吴养清说：“先生，请您收下罢。”这个普通的兵底突如其来的出现倒使吴养清发呆了，他找不出话回答他。他伸出手来想去抓住那只粗糙的手，然而穿灰色服装的人已经跑了。“收条，你底收条！”他不假思索地叫起来，但是兵已经听不见了。意外的安慰来到了他底心头，他追了几步，也就站住了。他知道这个国家里还有许多、许多的活力散在着，只要有人起来振臂一呼，把这许多散在的活力象断丝一般地结合起来，一定会产生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巨大的力量。

这个确信使他几乎高兴得跳起来。望着这许多面旗帜和大队的群众，他感到一个伟大的时代底来临，便热烈地响应着前面的口号高呼：“反抗强权……”

他们很快地走到了公共体育场。从门口望进去，里面的人已经是满满的了。在各学校底旗帜之下，队伍整齐地排列着。东南大学底学生严肃地整队进场的时候，指挥台上一个紫色圆脸的穿白麻布衫的青年正拿着一个传声筒大声说：“东南大学队请立在左边第三排。”

东南大学之后，又有某某两个中学进来。吴养清正在人丛中和高惠民谈话的时候，前面指挥台上便在报告开会了。台上讲演的人虽然用着传声筒，但会场太宽，而吴养清又在后面，所以几乎全听不见。偶尔有几个断续的字送到了他底耳里，如“帝国主义”，“我们同胞”之类。然而他依旧伸起颈子在注意地听，他底周围的人都在注意地听，所有的眼睛差不多全望着指挥台。突然前面起了一阵拍掌声，后面的人也跟着拍起掌来，于是全场四面八方都有了掌声。一个演说者下去了，另一个演说者又上来。在几个人演说完毕之后，忽然前面起了叫人的声音，许多人跟着乱叫，听不清楚是在叫谁，秩序有点乱了。一个人费了很大的力挤到后面来，叫着吴养清的名字。吴养清一面答应，一面跑上前去。

八

在下午四点钟光景游行队伍便在下关散了队，参加的各校学生有的是全队回去的，有的就在下关解散了。下关的饮食店、点心铺这时便热闹起来，里面坐满了游行的学生。茶楼里有人跳上桌子演讲，十字街头还有人分散剩余的传单。在大商店门前也有学生站在凳子上演说，一群一群的人就这样地围聚起来。

宁省铁道车站上停着几辆货车，外面的钢板上都贴着“欢迎爱国诸君”的白字条。中间也夹杂了一二辆三等客车，但是都已挤满了人。吴养清走到一辆车前。那些货车都有很厚的钢板，中间有一道门，里面并没有座位。钢板被晒得发热了，车中除了一道门外又没有通空气的地方。吴养清因为身体疲倦，不想步行进城，只得跳上车去。

进了车里，他怕热怕脏，不敢靠在钢板上，只得立在中央，他把衣服的钮扣解开透凉，一面注意地听别人底谈话。同车的几个青年学生在抱怨久不开车。

“我们今天当了猪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学生气愤地说，“我看见有一次这些车子里装满了猪。”

“是，我也见过装满了牛，”一个年纪较大的学生讥笑地说，一面把他底草帽当扇子掮着。

“热啊，热啊，再不开车，要闷死人了！”一个穿白色制服的中学生说着，便走下车去。

又过了半点钟，还不见开车。车上热得难受，吴养清扣好衣服底钮扣走下车去。他又害怕车忽然开了，不敢走远，就在月台上闲步。

他忽然听见一个少女向站丁问话，声音很熟。他抬起头向站门一看。一个穿白麻布衫、系青裙子的女学生正从里面走出来。他便叫一声：“密斯程。”

“呀，吴先生还在这里！”她对他微笑地点点头，便走过来。

“我在等火车，已经等了半点钟，还没有开车的消息。密斯程知道什么时候开吗？”

“我刚才问过站丁，可笑他也不知道。”她忽然换了语调，高兴地说：“今天秩序很好，没有出一点事。出发时听见说日本领事馆门口架了机关枪。我真担心。走过日本领事馆时大家都提心吊胆的，幸而这只是谣言……”

“我倒希望它是事实，”吴养清似乎痛惜地说。

“为什么？”程庆芬吃惊地望着他。

吴养清并不避开她底眼光，他叹一口气，才慢慢地说：“我并不是想看流血，不过我害怕和平地搞下去，至多一个月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不过热闹五分钟，密斯程不曾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这一次的惨剧是空前的，我觉得中国民众已经起来活动了，”程庆芬解释地说。“这次风潮闹得这么大，不得到正当的解决是不会平静的。”

“你看这就是当局的表示，”他指着货车对她说。“这些猪圈就是他们欢迎所谓‘爱国诸君’的。客车呢，要买了票才能坐。”

“这点小事，管它做什么。现在车子又不开，我们还是叫一辆马车回去罢，”程庆芬邀请似地说。

“不，我要坐它，”吴养清忽然变得固执起来。“这也可以留一个纪念。”

“吴先生，你知道益记工人已经决定罢工吗？”程庆芬换了一个话题说。

“这个消息我还没有知道。昨天晚上王学礼约我同到下关，我因为有别的事情没有能够去，”吴养清惊喜地说。

“从明天起他们就罢工了。那里的男女老幼工人将近一千人，每天至少要发每人两角钱的生活费。这笔款子很大，不知道能不能够维持下去。幸好工程师们也都愿意参加罢工，不要津贴。这两天我们募到的款子听说只有几百块钱。”

“今天大概多一点，”吴养清有把握似地说。“我这里已经有十多块钱了。一个兵士还捐了一块钱，连姓名也不说。我想以后捐的人一定更多。”

“也难说，连我们大学里的某教授还只捐了十六个铜板，”程庆芬想到这件事，便生气。

“真的？我想这种话不见得可靠罢。”

“怎么不真？昨天我自己到他底家里去募捐。我们底一个校役倒捐了一块钱。总之，钱越少的人越肯出钱。我们募捐的人虽然受了一些气，但也得到不少的同情。我昨天募到的钱多半是穷人底铜板角子集成的。所以我不灰心。”

“铜板角子凑成的钱能够维持多久？他们那班人自己也要吃饭呢！”吴养清说到这里忽然转过话题问：“你们大学不放暑假吗？”

“不，学生会决定罢课期内不放暑假，每天都有工作做。我天天都要出去募捐。”

吴养清不转睛地望着程庆芬。她有点觉得，便略略埋下头，不再说话。两人默默地闲走着。

“这样大热天里，你天天在大太阳下面跑，当心会生病啊，”吴养清关切地说。

程庆芬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低声答道：“不要紧，我习惯了，不会生病的。”她忽然象想起什么似地说：“后天益记工人要游行，在我们大学里集合，你一定要去给他们讲话啊。”

“好，一定。我一定去。我也要和他们一道游行，”吴养清热心地说。“我真愿意和他们接近……”

这时候火车底汽笛响了，车头在冒气。吴养清知道快开车了，连忙向程庆芬点个头说：“密斯程，再会罢，”便跑到一辆货车前跳上去了。当车子开动的时候，他在货车里还看见程庆芬在月台上对他点头微笑。

九

在益记工人游行示威韵日子里，早晨六点多钟吴养清同高惠民到东南大学去，在那里又找到二十多，个学生，便一同向下关出发。他们走到东南大学后面山脚下小火车轨道旁，一面走着等火车。不久火车就驶来了。大家齐声叫喊，一面挥动手里的小旗。小火车便停下来，众人连忙跳上车，火车又开始前进。过了一会小火车到了下关，众人都下了车。

益记工厂离铁道不远。一群一群的学生下车后都不进车站，就沿着铁道走去。在益记工厂附近有不少工人，大都是三五成群，学生们便分散开向他们走去，找他们谈话。

吴养清走不多远，忽然看见王学礼在前面和一个中年工人谈话。他正要叫他，但是王学礼却走在人丛中不见了。他知道王学礼到他们平常和工人代表接洽的地方去了。他也想去，却被一个女人的声音止住了。这个女人对他叫一声“先生”。他站住看时，原来有两个女人站在他底身边。叫他“先生”的那个女人有四十几岁，穿一件破旧的青布衫，蓬着头。另外的一个不过二十的光景，头发较光一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衫子。吴养清觉得有四只血红的眼睛在望他。

“先生，你们叫我们不要给外国人做工，我们就听你们的话不做了，”中年女人非常诚恳地说。“外国人如今把八个管机器的人关在厂里，不给饭吃。先生，请你们想法救救他们。”

“靠不住，外国人不敢，”吴养清还没有答话，高惠民便走过来抢着说。“你们做得很好！你们都不做工吗？”

“昨天起我们都没有做了，”那个妇人带笑地对高惠民说。“我们相信你们，听你们的话。外国人昨天晚上叫人来说，要我们去做工，他们要加工钱。我的儿子听见加钱很想去，我和我的媳妇把他挡住了。”她说到最后一句话，便望着那个年青的女人，她底媳妇把头点一下。

“你们真的不再上工吗？”高惠民间，“外国人再加钱，你们也不去吗？”

“不上工。先生，你们发钱给我们，你们在这样大热天里辛辛苦苦跑来劝我们，我们还不明白吗？”她底脸上显出感激的表情。

“你们不去游行？”高惠民又问。

“我们女人不好去，”她羞涩地说。

“娘，我们走罢，先生们还有事情！”她底媳妇拉住她底袖子说。她们婆媳对这几个学生笑了笑。便慢慢地走开了。但是走了几步，这个老妇人又走回来对吴养清说：“先生们，请你们放心，你们先生不叫我们去上工，外国人再给多少钱，我们也不去的，”然后急急地走开了。

吴养清并不曾开口，平日善于言辞的他现在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望着那两个女人底背影，他第一次感觉到简单的灵魂底伟大与美丽，这是在他所出身的那一个阶级中所难找到的。自然那种人是多么幼稚可怜，然而他们底灵魂是多么纯洁，多么豪侠，多么善良。这个发现固然使吴养清觉得快乐，但同时也使他感到痛苦。这样贫苦的生，贫苦的死，就是那班人底刻板式的命运。在外国侵略者底压迫下，在本国掠夺者底压迫下，他们底命运都是一样的……

吴养清一个人埋着头在轨道旁走着，不住地思索这个问题，不曾注意到高惠民已经跑开了。许多执小旗的工人在他底旁边走过。直到响起了军号声，他才惊醒过来。这时高惠民正跑来找他，把他拉到已经集合好预备出发的工人队伍那里去。

轨道旁边的空地上排立着一条长蛇似的工人队伍。两个人一排，每人都拿着小旗。两边每隔十排便站着两个学生，他们底职务是维持秩序并且带头喊口号。在前面领路的是东南大学中学部的童子军音乐队。

出发的时候军乐齐奏，同时全体队伍喊起口号来。口号依然是“反抗强权”等四句，工人并不熟练，他们跟着学生叫了两句之后，到了第三句就只有含糊的音而无字句了。但是大多数工人底脸上都带着庄严的表情。所以虽然队伍不整齐，口号不清楚，然而在两旁看热闹的人似乎都被这种简单的诚实所感动了，有的人竟然脱帽欢呼。

这一天的游行路线很简单，就是从下关进城到东南大学的一条直路。这一群七长八短的工人大队，走在从下关到城里的马路上，象一股没有色彩、但是有强大力量的铁流。这铁流一路上吸引了男男女女底注意和同情。它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奔向目标，终于走到了东南大学。

大队停在东南大学底门前。一部分维持秩序的学生便沿着大学入口的一条林荫路进去了。两旁人行道上、梧桐树荫下站了许多学生。一小队童子军音乐队等在校门里面。吴养清也走进去了。他站在旁观的学生中间。忽然里面的音乐齐奏，外面的队伍便开始走进学校。穿着短衫的工人们在学校里出现的时候，人行道上的学生便一齐拍手高呼“工人万岁！”所有在场的学生看见这样的情景都忘了自己地拚命拍手，拚命高呼。“工人万岁”的声音震得人耳聋。在工厂里受惯虐待的工人受到这种梦想不到的热烈的欢迎，竟然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好。大家都有一张微笑的红黑的脸。忽然他们中间也响起了拍掌声，马上全体拍起手来，大家齐声高呼：“学生万岁！”比学生底声音还大得多，诚恳得多。一个学生激动地对吴养清说：“这是南京工人与学生联合的第一声，这样的情景，我一生也不能忘记。”吴养清没有答话，只是拚命地对工人们拍手。

工人们陆续走向大会堂去了，走在最后的是十几个工程师。他们底态度非常从容，对于学生底欢迎，只是用微笑的点头来回答。队伍这样过完了。一部分的人跟着到大会堂去，另一部分人快乐地谈起未来的光明的前途。至少在这时候目睹这景象的学生底心中一个伟大的时代就要来了。

吴养清便是怀着这种心情向工人们演讲的。

十

约莫六点钟的光景，吴养清同许多学生把益记工人送出了东南大学底大门。他们立在门前，望着去了的工人底背影。等到这些背影完全消去以后，学生们便走开了，只剩下吴养清一个人立在校门前。斜阳挂在树梢，学校对面的一排绿树上都染了一片金黄。几只乌鸦在枝头啼叫，街中往来的少数行人底身上罩着一层朦胧的金光。四周显得那么静，那么安闲。吴养清底心境很象一个秋日的水塘，真是十分平静，一点波纹也没有。

一个女性的声音送到他底耳里，把他从忘我的境界中唤醒过来。

“吴先生！”说话的是程庆芬，手里还牵着她底弟弟，“我们正在寻你。家母想请你今晚上到我们家用便饭。”程旭笑嘻嘻地挣开了姊姊底手，跑到吴养清底面前，快活地叫：“吴先生。”

“我还不曾到府上给伯母请安，倒劳伯母邀请，真正不敢当，”吴养清歉然推辞说。“今晚我还要去外交后援会开会，实在没有空，请代我向伯母道谢。”

“不要紧，外交后援会那里我也去的。吃过饭以后我可以同吴先生一道去，”程庆芬殷勤地邀请道。

“我现在很疲倦，想回去休息一会，”吴养清做出疲倦的样子懒洋洋地解释道，“密斯程还是回去代我道谢罢。”

“吴先生一定要去。今晚上除了吴先生以外，并没有别的客人。家母出来几年很想知道故乡的情形，有许多话要问吴先生。要是吴先生不去，家母一定会怪我们不会请客，”程庆芬天真地说，一面又望着程旭，加了一句话：“弟弟，是不是？”

程旭看了姊姊一眼，便对吴养清说：“今晚上的菜还是姐姐亲手做的。”

程庆芬底脸上起了两朵红云，她轻轻地在程旭底头上敲了一下，说：“小孩子不要乱说。”

吴养清笑了一笑，便握着程旭底手说：“好，我去。”

“你真去吗？还是我会请客！”程旭喜欢得跳起来。

三个人慢慢地踏着自己底模糊的影子去了。

他们到了程家，走进大门向左边走，有一个院子，门是虚掩着的。程庆芬推开门，门内右边有一间小屋（这是厨房）。他们走了几步，一个天并底全景就出现在他们底眼前。是砖铺的路，缝隙里长着青草。墙上生满了爬壁虎，绿阴阴的叶子几乎把墙壁全遮住了。左边靠墙壁有一个花坛，上面种了月季花。右边是一排旧式的平房，阶前围有一带石栏杆。屋檐口倒垂着几枝爬壁虎。栏杆外面有两株高大的梧桐树，分立在左右，肥大的绿叶把全院子的光线遮去了一半，使人觉得分外凉爽。栏杆底两根柱子上有一副木刻的对联，是“桐云影淡，梧月光清”八个隶书大字。一个女佣正俯着身子在栏杆前洗东西。

“这个地方倒也幽雅，”吴养清心里想道。他们还没有走到阶前，程旭便高叫起来：“妈妈，吴先生来了。”里面有了应声，接着便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太太走出来。吴养清知道这是程庆芬底母亲，对她行了礼，跟着她走进屋去了。

客厅里的陈设朴素，但也十分清洁。程太太让他坐下，谈了几句应酬话，女佣便端上茶来，又捧来一碟瓜子。他离家三年，已经不习惯这种应酬了。他唯恐自己失礼，应对之间非常小心。他和程太太同坐在一排椅子上，中间隔了一个茶几。程庆芬坐在他底对面，她看见他底那种拘束不安的样子，不觉对他微笑。程旭站在他底姊姊旁边，时时和她低声讲话。

吴养清从前在成都见过程太太。虽然隔了几年，他现在还认得她底面貌。她底慈祥的笑容和亲切的言语使他感到温暖。他渐渐地不觉得拘束了。

“婉贞是几时不在的？”程太太问道。

“就在伯母出川的那一年年底不在的。”

“她害什么病？她底体子本来很好嘛。”

“说是伤寒症，被医生耽误了，”吴养清低声答道。

程太太叹了一口气，带了点感伤地说：“婉贞多么聪明，多么可爱！我真舍不得她。我原想收她做干女儿的。”

“家姊临危真可怜，只有一个丁嫂照应她。家严事情忙，没有功夫。她想起伯母，常常流泪，”吴养清凄然说道。

“唉，这样可爱的女儿竟不能永年，真令人痛惜，”程太太说着眼睛已经红了。

吴养清看见程太太动了悲感，不知道应当用什么话安慰她。大家都不开口了。程庆芬这时候便找话来和吴养清谈。

“吴先生，你们花园里的池塘填了罢？”程庆芬问道。

吴养清知道她在取笑他。原来他有一次和她们在花园里玩，一时不小心跌在池塘里，被她们拉了起来。他受不过她们底嘲笑，发誓将来要把池塘填满。但是事后她们也就忘记了这件事情，所以池塘终于不曾填掉。

“现在也用不着填了，”吴养清微笑地答道，“因为吹笛的人已经去了，儿时的游伴也找不回来了。”

“不过印象永远存在心上，任是如何洗磨也去不掉，”程庆芬装出无心的样子说。

“但愿能够如此，”吴养清会意地说。过后他又转过头对程太太说：“伯母从前住过的公馆已经被一个军人买去了。”

“可惜，”程太太惋惜地说。“房子倒很好。卖价恐怕不便宜罢，我们从前租的时候，租钱也很贵。”

“听说卖价是一万八千几，但是李家卖房子的钱用不到一年就光了。李德源现在差不多要讨饭了。”

“怎么，竟一至于此！”程太太惊讶地说。

“还有令亲王道阶境况也不好，田已经卖完了，现在还在摆空架子，其实却是借债过活。他有信给伯母吗？”

“没有，”程太太摇头说。“我们出川以后，成都方面的亲友处，很少有书信来往。道阶现在到这个地步，我原先就料到的。还有洪南平一家怎样？就是住在我们隔壁的那一家。”

“洪南平已经死了五年多。他底两个儿子争财产，打了几年的官司，一直到两方面钱都用尽了，才有人出来调解。”

“令伯还好罢，”程太太想起了一个人便问一句。“我记得他是南门一带的首富。”

“先伯已经去世了。伯母知道：大家兄爱嫖，二家兄爱赌。两个人后来都把鸦片烟吸上了瘾，现在情形也很困难了。”吴养清毫不感到兴趣地、平板地叙述了这许多地主阶级的家庭底故事。他害怕程太太还拿这一类的事来问他。幸而这一次程太太却不再发问了。她万分感慨地叹了几口气，才说：“唉，不过六七年光景，就好象隔了一世。想不到人事变化竟有这样快……”

她底话还没有说完，程旭忽然大笑起来。程太太温和地叱责一句，问他为什么笑，他便直说出来：“姐姐说，吴先生对妈妈说话，就好象小学生对先生背书一样。什么家兄，什么先伯，闹不清楚！”程庆芬也不觉笑出声了。吴养清红着脸只顾埋头嗑瓜子。

程太太瞅了程庆芬一眼，后来好象替吴养清报复似的，带笑对程庆芬说：“芬儿，你不记得你那年因为婉贞底一句话，好几天不肯和吴先生见面吗？”

程庆芬马上红了脸，止住笑不开口了。吴养清惊异地望了她一眼。

“什么话？什么话？”程旭好奇地问。

“你问你姐姐好了，”程太太答道。

“你说，你说！”程旭扭着他底姊姊底手固执地请求。

“妈妈说着玩的，”程庆芬笑答道。

“我不信，你骗我，”程旭一定要她说出来。

“放开手，让我到厨房去，我们在那儿慢慢地说，”程庆芬说着就站起来，牵着程旭走出去了。

不久，程旭一个人跟着女佣进来。女佣摆好桌椅，放好碗筷，又出去了。

吃饭的时候只有程太太、程旭和吴养清三个。吴养清知道程庆芬在厨房里做菜，他觉得今晚上的菜特别可口，完全是家乡风味。菜是一碗一碗地由女佣端上桌来，后来程庆芬也进来了。她就了座，含笑地问吴养清道：“吴先生，菜还可以吃吗？”

“味道好极了，”吴养清十分高兴地称赞道。

晚上吴养清和程庆芬从程家出来同往外交后援会去的时候，在月光下慢慢地踏着石子铺的路。一个欲望在他底心里燃烧。他觉得自己很幸福，前途充满希望。他好象看见了美丽的未来底远景：新生的太阳不久就会在这个大的国家里升起来，发出灿烂的光辉。他怀着这样的心情和程庆芬畅谈了他个人底好梦。

十一

吴养清底好梦渐渐地破灭了。

就南京底情形来说，那次轰动全城的所谓工人与学生携手的大事，算是达到了运动底最高点。以后，空气便渐渐地消沉了。汉口事件底发生也曾在南京学生底心中产生很大的反响，但地方究竟隔得远一点，所以一般市民没有把它看得十分重要。其后的沙面大惨杀与全国总示威虽然也曾激动了人心；但事情一过，大家也就渐渐地忘记了。上海的运动并没有大的进展，对方依旧没有让步的表示，而自己这方面好象已经支持不住了。上海各商店因为不肯放过六月三十日的结帐期，便自行开市。加入罢工的工人虽然不断地增多，但是要供给二十万罢工工人底生活费也很困难。总之，前途黯淡。在吴养清和一般学生底心中，伟大时代底幻景渐渐地消失了。

在南京情形还要更坏。维持益记工人罢工的事，就差不多用尽了外交后援会底力量。学生中间也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有人主张读书救国，有人又以为练兵是最好的办法。东南大学学生会请了一位军事专家来讲演组织学生军之必要，接着便有人讨论关于学生军的计划，但这也只能引起一部分人底兴趣。还有一些人所顾念到的却是毕业后的升学与服务的问题。

在国民外交后援会中也发生了争执。在六月底吴养清就在东南大学底常会中听见攻击金陵大学代表的话。在第二天的常会里吴养清听见方国亮痛哭流涕地报告这几天的工作情况。他竟然激动到在讲台上乱跳。他嘶声地说，他们每天只睡两三小时，如何辛苦地办事，然而一般人却渐渐地消沉起来，学生中竟有回家去过暑假的，也有终日躲在房间里的。捐款差不多快用光了，却再没有收到较大数目的款子。要每天发给益记工人底生活费也做不到了。难道现在好意思叫他们上工吗？

这些都是吴养清自己经历过的，也正是苦恼着他的问题。这天他听见别人说出来，更加感动了。方国亮底一番话也有一点效果。全场的人都兴奋起来，散会后又有许多学生自动地集合起来乘小火车向下关出发。

吴养清也是其中的一个。在车上他记起了前次益记工人游行时的景象。他分明地觉得现在的心情和从前的大不相同了。从前他是怀着满腔的热诚去开始一场必胜的战斗，这一次却是最后的挣扎，绝望的努力了。这种感觉确实令人痛苦，然而更可悲的是时间相隔并不久。“这一次又是五分钟吗？”似乎有谁在向他这样地问了。

车轮底响动类似他底万转的心情。小火车在下关停下来的时候，他底心似乎也较宁静了。

下了车后他们一群人分散地向着益记工厂附近走去。红色砖砌的工厂直立在那里。两扇大铁门紧紧地关住了里面的一切。在它前面的一块空地上站了许多男女工人，有的人指手划脚地骂，有的人对着工厂掷石子。还有些人在附近铁轨旁边无目的地徘徊。

吴养清无意间又遇到前次和他谈过话的那个女人。虽然并不曾隔多少日子，但是她底面貌完全变了。两颊的肉消失了，越显得颧骨高耸。头发乱蓬着。只有两只血红的眼睛发出来凶猛的光。

她一把拉住吴养清底手说：“先生，他们说要上工，真要上工吗？”她不等吴养清开口，忽然脸上做出凶恶的样子，说：“不，我不去，我不要再进那个工厂。饿死也好……他们要我上工，我就到那上面去！”说到最后一句，她用左手指着铁轨，口里喷出白沫，样子更加难看。吴养清不觉吓得往后退一步，但连忙又止住了。那女人又说：“先生，你们放心，我不是小孩。你们不叫我上工，我是不去的。”忽然她又睁大两只眼睛，摇头说：“不，我不去上工，饿死也不要紧，我不愿意再过那种日子。”两只血红的眼睛死命地盯着吴养清，使他底背脊上也起了寒栗。这时一个年青的瘦汉子走到吴养清底面前，垂头丧气地问：“先生，他们外国人还要跟我们对付多久？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上工？”

那个女人听见她底儿子这样地问，便抓住他底右腕歇斯特里地叫道：“你去，去！你敢去上工？我要把你推到火车下面去！”说着就把他拖起走了。

这样的景象撕裂着吴养清底心。那个女人底将生命置之度外的信托把他底全个心灵搅动了。在无穷的绝望中他又感到一种深切的痛悔。他们这班学生把她底信托看作了什么一回事？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一点也不觉得。在同一个运动中他们只是演讲，发宣言，拍通电，作文章，而别的人却在受苦。这样的思想在折磨他。他痴立在那里，动也不动一下。不时有几个中年工人无助地象寻求什么东西似地在他底面前慢慢地走来走去。他立了许久，忽然一个思想来到他底脑子里：益记工人应该上工了。这也许是可悲的事，然而它是不可避免的。

他转过身子，打算回去把这个意见告诉方国亮、王学礼他们。他走了几步看见一个女子在向一群工人讲演。他认得她是程庆芬，便走过去，正听见她说到维持罢工之必要。她底话非常热烈，她底态度十分诚恳，听讲的工人也很感动。这些话如果他在前几天听来，也许会被感动到流泪，但如今却觉得非常刺耳。他实在不能忍耐下去，便不顾一切地高声叫道：“密斯程。”那个女郎认出来是他，微微点一下头，继续说下去。

“不要讲了，我有话对你说，”他不耐烦地说。

程庆芬以为他有什么重要的消息告诉她，连忙结束了讲演，和工人问答了几句便跟着吴养清走了。

“不要再说这些无用的话了。我说，他们应该上工，”吴养清痛苦地对她说。

“怎么？你说应该上工！”她惊讶地望着他，不相信他真正说出了这样的话。“你要对我说的就是这一句话吗？”

“难道你不看见他们那种样子吗？他们需要的是米饭，不是演说。你要叫他们饿死吗？”吴养清气愤地说。

听见这样的话，程庆芬也觉得无话可答了。他们两个人只是埋着头向前走，彼此都不想再说一句。

十二

两人没有目的地走着。各人沉溺在思索中找不到一条出路。吴养清底一句话打破了程庆芬底幻梦。在这时以前她还充满着希望，现在却被他底一句话把一切都赶走了。他说得不错：“工人应该去上工了。”捐款底来源一旦断绝，那时除了让他们上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然而许多天的辛苦，许多天的努力，如许大的牺牲得到了什么结果？这样就好意思叫他们去上工吗？有什么理由对他们说呢？她底心里一直充满了希望。这样的思想永远没有到过她底脑子里，然而现在她突然明白一切了。

在痛苦的思索中两个人只是不停地走，没有一定的去处。他们走了好些时候，突然来到一条小河旁边。这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前面是一片碧绿的水，岸边丛生着半身高的青草，还夹杂了几株柳树。他们在青草中间发见一条小径，便沿着这小路披开两旁的草走着。走不多远，就到了一片稀落的树林，林间有一块软软的草地。树脚有几块光滑的大石头。

“我们在这里歇一下罢，”吴养清提议说。

程庆芬不开口，只点点头。她从怀里摸出一方手帕先把石上的灰尘拂拭一下，然后把手帕铺在石上，就坐下来。吴养清也在斜对面的一块青石上坐了。

“到了这个地方，好象以前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梦，”他们沉默了一些时候还是程庆芬先开口。她说话时带着一种欣慰的神气，好象卸下了重负一般。

吴养清正望着远处出神，听见她底话他才惊觉地看她一眼，回答说：“是啊。”他还想说什么，然而找不出一句话来说，只是呆呆地望着她底脸。这一晌来被他压住了的一种欲望现在渐渐地抬头了。

程庆芬底一双清澄的眼睛无意间也转在他底脸上。两人底眼光对射着。程庆芬底脸上立刻起了红晕，她便低下头去。吴养清底心也跳得非常厉害。

两个人都不作声。其实各人底心里似乎都有千言万语要吐出来。这种沉寂只是增加了两人底激动。吴养清觉得他底脸渐渐地发热起来。他极力想制止他底激动，然而没有一点用处。

在这内心底激斗中，他底身子忽然战抖起来。他屡次想说一句话，但每次都是话到了口里，而他底勇气又消失了。

“我要回上海去了，”他终于说出了这句话，其实他底本意并不要说这一句，但挣扎了许久之后却说出自己不想说的话来。

程庆芬听见这句话，便抬起头带着惊讶的眼光把他看了一会，然后问道：“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事了。我看不久什么都会完结的。我还是回去埋头读书罢。”其实他并没有决定回上海。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向她说这样的话。

程庆芬以为他真要回上海去了，便关心地问：“你真是这样想吗？我相信这次总不至于完全失败。”

他不说什么，过了一会他忽然动了感情，他底肩上好象压着多年来的痛苦，便激动地说：“我们且看罢，结果至多不过是政府得到一笔赔款，算是许多人命底代价。我们又会规规矩矩和从前一样地过下去。活动的、闹得凶的学生也许会被开除，工人会被停工。五卅事件就会这样滑稽地了结的。”

程庆芬正要回答他底话，忽然看见他底眼里发出一种异样的光，但马上又消灭了。他出神地一个人在说：“我不愿意再坐下来，安安静静地读书。我底血，我愿意把它流出来。只要快一点给我一个机会做一点事情，尽一分力量，叫这做奴隶的、受苦的人民站起来，争回他们底自由。你给我死也好，只是你不要使我这样地活着受罪，不要使我这样无用地浪费我底青春……”他底手高举着做出在祈求谁的样子。

程庆芬望着他，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好。

吴养清依旧那样地说话，他底声音里充满着热情。“我底身子燃烧到快要爆炸了。你给我一个机会罢！”他猛然跳起来，向前跑，跑了几步，脚被石子一绊，他便扑倒在地上。

程庆芬惊叫起来：“吴先生，吴先生！”她急忙走到他面前。吴养清斜卧在地上，眼睛闭着，脸发红，呼吸急促，一只手放在地上，一只手压在胸前。白麻布衫的袖子上染了一点鲜红的血迹。程庆芬惊惶地向四周看，想求谁来帮忙，然而连人影也没有。她便屈着身子跪下来，拉着那只出血的手看，原来小指头在石头上擦掉了一大块皮。她便放下他底手，从自己底衣袋里摸出一方手帕拿往嘴边用牙齿一咬，双手用力一撕，撕开一条口，再取下来一撕，撕成了两块。她先拿一块把吴养清底手上和袖子上的血迹擦去，然后用另一块把那根小指头包起。她刚刚包好，觉得有点吃力，正要站起来，忽然一只手被吴养清底右手握住了。“不要去，不要去，”吴养清昏迷地说。他底受伤的左手也抚摩着她底被握着的手。“你底手多么温柔。把她给我。不要叫她去，我爱她。”

程庆芬底脸通红，她好象出了神地任他做去。但是过了一会她渐渐地镇静下来，连忙缩回手，站起来。脸依旧是红红的，她还是不知道要怎么做才好。

吴养清忽然跳起来，好似从梦中醒过来一般。他看见程庆芬含羞沉思，默默不语，便惊惶地问道：“怎么，密斯程，我没有说错什么话罢？”

程庆芬不答。他便走近她底身边，他看见她底眼角含着泪珠。

他底惶恐增加了。他焦急地、悔恨地说：“原谅我，一定是我得罪你了。”

程庆芬忍耐不住，便扑在他底肩上低声哭起来。

吴养清爱抚地抱着她，一面惶乱地不住问着：“庆芬，我说了什么话使你伤心吗？”她只是哭，并不回答。吴养清不懂得她为什么要哭，又无法安慰她。他惶恐地等待着。一阵激情鼓动了值，他吻了一下她底如云的浓发。他觉得全身快要燃烧，两只手拚命用力地抱着她。这样的爱抚驱散了她底悲哀，鼓舞了她底激情。她渐渐地也就忘记一切了。

“我们是在梦中吗？”她差不多到了一种忘我的境地，半感动、半梦幻地说。她好象害怕失掉他似地也紧紧地偎着吴养清。“什么都去远了。斗争，痛苦，都去远了。我只觉得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再没有什么可以把我们分开了。是你吗？我多么——。为什么不早来？一定要等了六七年，等到今天！”

“庆芬，”吴养清微笑地但也镇静地说，我早就来了。我今年和你见第一次面时，就想起了七年前的往事，我就想对你说：‘我爱你，我爱你。’这一晌我不知道把你底名字叫了多少遍，我天天都在心里说：‘我爱你，我爱你。’

程庆芬忽然伸出手蒙住他底嘴，爱怜地说：“是，我知道的，我知道的。”

吴养清捧起她底红热的脸，用一只手理着她底散乱了的发鬓，一面微笑地说：“你看，你底头发乱成了这个样子。”

程庆芬惊疑地望着他，好象不懂得什么似的。过了一会她忽然把他推开，她退后两步，喘息地叫着；“不能，不能！”

吴养清走上前去拉她。她又后退两步，依然喘息地叫道；“不能，不能。”

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又不敢再往前进，就痴呆地立在那里，用惊疑的眼光望着她。

她前进两步，又连忙后退了。她叹了一口气，哀痛地说：“我已经结过婚了。”她说了这句话好象费尽了气力，便坐倒在树下那块石头上。

这句话使吴养清马上变了脸色，他好象要扑过去似的，但是脚尚未移动，手又垂下来。他不相信地望着她底眼睛，她底眼里表示出她底内心的斗争和她底绝望。他明白了：这是真的，在他们两个人底中间立着一道高墙。他知道这是没有希望的了，便转过身子垂着头走了。

他走了两步又回过头去。程庆芬刚站起来，眼里淌着泪，向他伸出手，唤他：“你，养清。”他便又转身走回来，到了她面前，拉住她底两只手，慢慢地说：“庆芬，不要难过，忘了我罢。我若早知道，就不会有今天的事了。原谅我。”他底声音非常凄楚，眼里也含着泪。接着他又问一句：“不过你为什么又给我希望呢？”

程庆芬哭得厉害：她用了很大的努力才抽泣地说：“我也是不能自己的。你为什么不早来？一定要等了这六七年！”

吴养清叹息一声，忍住极大的悲痛说：“这一切都好象是命中注定了的。我也不知道还会有这一段因缘。现在大家都明白了。你就把我忘掉罢，就当我不曾来过一样。我自己是不要紧的。不要苦坏了你。”

“我不能够忘记你，我爱你，”她哭声说。

“那么，他呢，你爱他吗？”

我早先原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我答应他，同时也依了母亲底主张，他父亲曾经给我们家帮过忙……他在重庆，是我们底亲戚，明年就要到南京来。你原谅我，在我看见你以前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爱情……但是现在……又迟了……

他知道再问下去也没有用。他们没有缘分了，只是因为他来迟了几年。程庆芬底哭声割着他底心。他不能忍耐下去，便摸出手帕给她揩眼泪，一面说：“庆芬，不要哭了。我们回去罢。不要哭红了眼睛，被人家笑。”

十三

就在这一天晚上，吴养清又在外交后援会里见到了程庆芬。他们两人除了招呼外，并没有谈其他的话。吴养清觉得她底脸罩上了一层忧郁的颜色，话说得很少。

第二天晚上她也是来了的，不过她说身体有点不舒服，办了一点事就走了。吴养清为她底身体担心，他想送她回家，他想找些话安慰她，他想劝她休息几天不要过于劳苦。然而这个晚上他们正在激烈地争论着益记工人复工的问题，他没有理由走开，所以他仍旧留在会里。

复工的提案终于全体一致地通过了。反对复工最激烈的是王学礼，但是经过了热烈的辩论之后他也同意了。这晚的讨论是很痛苦的。这个提案通过的时候，在场的人全掉下眼泪。吴养清是主张复工最坚决的人，但是他比别人更痛苦。这情景正象一个年青的母亲不得不把她底幼儿抛掉一样。

散会出来的时候，方国亮和另外一个学生马上就去下关通知益记工人。本来是要王学礼去的，但这次他一定不肯去。他愤慨地说，他底脑筋很简单，不会用花言巧语哄骗工人，而且他没有脸再去叫他们复工。这样的话在吴养清几个人听来很觉刺耳，不过在这种情形下大家也能够了解王学礼底心情。

吴养清恰好和王学礼走在最后，他恐怕王学礼会误解他，便一把拉住王学礼底衣袖，诚恳地对他说：“学礼，我希望你了解我。”

王学礼并不看他，只是淡淡地说：“你何必要我了解！”

“我是指益记工人复工的事，”吴养清激动地说。

“现在决定复工了，还有什么话可说？”王学礼烦躁地答道。

“我主张复工，是不得已……”吴养清底话没有说完，就被王学礼打断了。他简单地说：“好了，不必说了，我还要到报馆去。”

“但是你一定要听我说清楚，”吴养清哀求地说。“我并不是只有五分钟的热度，我并不是欺骗工人，然而我不能够看见工人那样地挨饿。如果我是一个益记工人，我也许会反对复工。但是现在我自己吃饱饭，我不能够看人家牺牲。你现在可以了解我，可以原谅我罢？”

王学礼突然转过身子，用他底颤抖着的大手紧紧地抓住吴养清底右手。吴养清看见他底眼角里各嵌着一滴大眼泪。“在我们两个人中间，是没有原谅存在的。也许我不了解你，但是你也不了解我。你不能够了解我们工人。你只知道怜悯，然而我们工人所需要的却是超于怜悯以上的东西。除非你是一个工人，我们就永远不能了解。”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两眼死命地盯着吴养清底脸，过了一会忽然眼里射出一种光芒，脸上现出一种吴养清所不能了解的表情，兴奋地说：“也许将来我还有什么行动，是你不能了解的。那时候你用不着去求了解。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做朋友。”他说完，放下吴养清底手大步走开了。在吴养清底模糊的泪眼里，他底影子似乎渐渐地长大起来。

吴养清不能够完全了解王学礼底语意，但也不去深想它。在他底脑子里还有更重要的问题。他一个人慢慢地在巷子里走。这时候似乎所有不如意的事都一齐来压在他底肩上。他觉得自己底前途永远是黑暗和痛苦。寂寞，孤独，这一刻他更敏锐地感到。他底心里怀着无处倾诉的痛苦。在他底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了。他只想到自己。他在为他自己悲痛。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个能够安慰他、原谅他、爱他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接受他底全量的爱的人。自己心里怀着满腹的痛苦，却找不到一个人来听他伸诉。固然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爱，有光明，有幸福。但是对于他什么都不存在了。过去二十年的生活简直是一部痛史。在他刚刚出世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世界，他底生只促成母亲底死。父亲很爱母亲，他杀死了母亲，所以他成了自己底父亲底仇敌。父亲不仅不看顾他，反而仇视他。在他一两岁的时光，父亲就常常把他抛在地上，问他为什么要生下来，为什么要把母亲夺了去。他这样地背负着父亲底仇恨居然长大成人，这是料不到的事，但也靠了比他底长一岁的姊姊底力量。然而在十四岁时她就死了，只剩下孤零零的他。这样的回忆，他平日极力避免，但如今却挟着绝大的力量袭来了。

他觉得命运待他太残酷了。在这么大的世界中他所求的不过是一粒微尘，可是连这个也得不到。二十年的痛苦生活底阴影里忽然出现了程庆芬，他想她应该是对他底痛苦的酬报了。她会拿她底爱来拯救他。但是连她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连她也不能归他所有！

他在巷子里反复地走来走去，最后终于走出去了。街道的两旁灯烛辉煌，正是热闹的时候。往来的人络绎不绝。好象到处都是黄包车夫底声音。他心里有点惊慌，东一撞西一撞，幸好还没有被车子撞倒。走过一个地方，他在墙上看见一些白纸写的标语，有一张是：“罢课罢工，坚持到底。”这些标语好象在对他冷笑。他很想把所有过往的人拉住，告诉他们说：“益记工人后天就要上工了。”

十四

不错，益记工人要上工了。

这一天天色很阴暗。吴养清前一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大清早，他就动身到下关去了。

时候还早，工厂底大门没有打开，有几个工人象影子似的在那里徘徊。他远远地望着他们，不敢走去和他们谈话。他清清楚楚地记得还不到一个月以前，同样在早晨，他在这里曾经得着一个何等不同的印象。他那时候充满着希望，怀着无限的热诚。他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生气蓬勃的。他记得工人游行的那天他是何等感动，他怀着何种的心情对他们讲话。可是现在这一切都去远了，都死了。只剩下一个灰色的天，被阴暗包围的灰色的天，和一颗空虚的心，一颗满是创痕的心。他亲眼看见工人罢工，现在在这许多天的绝望的奋斗以后，他们终于带着饿瘦了的身子重进工厂去了。这一切好象是梦。梦醒以后只留下一个痛苦的记忆。他觉得难受。他想哭，他想找一个地方痛哭一场，他想找一个人来对他（或她）哭诉他底胸怀。

“就这样完了吗？”他不能自己地这样问他自己。他找不到一个答复。他不相信就会这样完结的。可是事实是如此：益记工人去上工了。他这时忽然想叫他们不要上工。然而他已经没有勇气了，无论是说一句话或做一件事。

工厂门前已经聚集了不少的人。但大家都不说话，是那么肃静，使人不相信他们是去上工的。太阳从黑云缝里露出了半边脸，红房子底屋脊染上了淡黄色，这增加不了人们底心中的温暖。铁门终于打开了。工人们陆续走进去，有的还在门前迟疑一会，有的垂着头一声不响地走进里面。

吴养清看着这样的景象，心里感到一阵酸痛，他不能再看下去，便掉开了头。在铁道旁边一个非常年青的工人慢慢地踱着。他把这个人看了许久。他觉得奇怪，便走到这个人底身边，问道：你不去上工吗？

这个青年工人抬起头把他望着，好象不懂得他底问话。过了一会他才慢腾腾地说：“我要去的，”说毕就向着工厂走去了。

走不到几步，这个青年工人猛然走了回来。他走到吴养清底面前，张开他底阔嘴，大声说：“先生，对不起你们，我要去给外国人做工了。”说完这些话他连头也不回地跑去了。

吴养清看见他跑进了工厂，才记起来这个工人就是那个患歇斯特里病的女人底儿子。他底母亲曾经说过要是他去上工，她一定把他推倒在火车轨道上。他知道这里面还有许多的悲剧。他不能够再留在那里看下去了。

在回来的路上他记起了王学礼底话。他确实不了解工人。然而他怜悯他们，也许他还爱他们。他觉得他自己也没有一点错。他怎么能够了解他们呢？

十五

这天晚上，程庆芬到过外交后援会，她底脸色仍然不大好。这次会议只开了一个多钟头，大家就散去了。

程庆芬正要出去的时候，吴养清还在整理文件。他便对她说：“密斯程，请等一下，我有话对你说。”程庆芬不说什么，就留下同他最后出来。

他们走了两三条街，不曾交谈过一句。他们都有许多话要说，彼此都明白各人底心里要说的话，但似乎在他们两人中间立着一堵墙。这样的会面反而增加了他们底痛苦。另一方面他们愈觉得有这堵墙立在他们中间来分离他们底爱，他们便愈加宝贵这种爱情。在这种情形下面，他们又走过了一条街。

吴养清挣扎了许久以后终于开口了，他底眼睛望着前面，他自语似地说：“庆芬，请你原谅我。我知道我们两人不应该单独地在一起。我知道这样的见面只能够增加我们底痛苦，然而——我实在不能忍耐了。你知道，这几天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就只有一个你。我心中就只有一个你。这几天我底心不知道为什么只是痛。我想在你这里求一点安慰，求一点温暖……求一点我不能够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东西。”他叹了一日气，又继续说下去，“只有你还维系着我底希望，你就是我底希望。我不能够舍弃你。我底生活中充满了黑暗，只有你才给我一线的光明。现在你又要去了！那种黑暗，那种孤独！”

他好象听见了程庆芬底低声的哭泣，他压不住心里的酸痛，凄楚地说：“原谅我，我不应该使你这样痛苦。如果我底过去的生活不是那样，我现在也不会是这样地软弱。我自小就没有母亲，父亲又讨厌我，连一个相依为命的姊姊也早死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是最孤独的人。我挣扎，我受苦，我生活，也许我会死亡，却没有一个人为我洒过一滴同情的眼泪，动一动心。在受过一切的打击和冷遇以后，带着遍体的伤痕，回到那永远是坟墓的孤寂的地方，也从没有过一只温软的手来抚我底伤痕……”他说到过里忽然接不下去了，停了一会，揩了一下眼睛，吐了一口气，他接着又说：“我没有快乐，没有希望，只是消磨生命似地活下去。然而你来了，你带给我光明，你带给我希望。我以为幸福就在前面等我。谁知道这也只是县花一现，只是一场梦。这几天什么都完了。在对一切都幻灭了以后，我这颗心只好皈依你。可是我们两人底缘份竟是这样浅。彼此相爱而彼此又极力相避。为什么应该这样？我实在不能够离开你。没有你，我怎样生活下去？”

她不开口，只是用手帕掩住嘴低声哭着，脚步下得很慢，忽然呜咽地进出了一声：“你带我去罢。”这时他们已经转入一条僻静的巷子。他听见这样的话竟感动到全个身子都抖起来。他猛然把她抱持着，用手擦她底眼睛，扶着她慢慢地向前走，一面低声问：“真的吗？”

“不能，我错了，我不能够，”她觉醒似地说。“让我去，”她挣开他底身子向前走了。

“庆芬，听我说，”他好象失去宝物似地唤道。

她连忙站住，掉过头来望他，水汪汪的眼里露出了深情和遗恨，这表示出来她底内心的斗争。

他向她伸出两手，苦苦地低唤着她底名字。

她走到他底面前，他想伸手去抱她。她连忙退后两步，望了他一眼，叹了一口气踉跄地去了。刚走到巷口，她又回转来等着那个疯狂似地走过来的他，含着眼泪带着凄凉的微笑对他说：“我们以后彼此可都忘了罢。”吴养清痴痴地立了一些时候，象不懂她底话似的，后来忽然下了决心答道：“我就要离开南京了，可是我决不能够忘记你。我不能够毁灭这样的爱情。”

“那么，请你宽恕我，”她说，声音里含着无穷的哀怨，她底泪水象泉水一般地流下来。“我……”刚说了这个字，她便把话咽下去，默默地走出了巷子。

这时候吴养清并没有痛苦的感觉，也不觉得悲哀。在他什么都没有了。他揩干了眼泪，慢慢地走出巷子。他在人丛中还瞥见程庆芬底白衣青裙的背影。他很想和她再谈几句话，但是她已经去远了。

十六

失去的东西是找不回来的了。程庆芬已经去远了。虽然他们时常有见面的机会，但是他们很少交谈，有时只是招呼一声，有时甚至不打招呼。对于吴养清说，程庆芬已经去远了。

程庆芬固然去远了，但是吴养清却不能把她忘掉。自己决心要忘记她，而同时自己又拚命不肯把她忘记。他几次决定回上海去，但终于没有能够成行。每晚程庆芬从外交后援会出来步行回家，吴养清总是远远地跟在她底后面，单是看见她底婷婷的背影，也可以给他一点安慰。但是接着悲哀又袭来了，他便怀着凄凉的心回到家里。第二天晚上又是这样。一连过了几个晚上，后来情形又变了。程庆芬接连有五夜不曾来，第六天吴养清便接到一封信。他看信封上的字迹，知道这是她寄来的。他怀了交织着希望与恐惧的心情拆开信。里面只有一张纸片，是从一本英文小说中剪下来的。他读着：

“Let me weep on your bosom, Iet me be united to thee for au hour, and even if God repel me, Ishall be redeemed and saved byt hee！”[1]

吴养清几乎不相信他自己底眼睛，但不久他便快乐到跳起来。他懂得她寄这张纸片的意思。他要到她底家里去看她，向她说明他明白她底意思。她回到他这里来了，不顾一切地回来了。一个新的幸福底希望占有了他。他相信他底过去的痛苦得到报偿了。他便怀着这样的兴奋的心情去看程庆芬。

到了程家，他进了程庆芬底房间。这是一间幽雅的书斋，同时又是舒适的寝室。窗前放着一张小书桌，桌上左边堆了两叠布套的线装书，右边放着一个碎磁花瓶，插着两三枝绢制的菊花。中央放着一个细磁笔筒。靠花瓶的这一边有一方端砚，盖子上刻着一幅“赤壁泛舟”图。另外还有一个碧绿色的水盂。靠线装书的这一边放着一个檀香盒子，里面还焚着檀香，使屋里的空气中含了一点香气。

左边墙上挂着四张恽南田底花卉屏，还有一副对联是她底父亲写的。靠墙放了两个湘妃竹书架，一架西文书，一架中文书。右边墙上正中挂着一张费晓楼底仕女单条，旁边挂着两张放大照像，是她底父母底像。靠墙放了一张乌木方桌，两把乌木靠背椅。床底位置正对着窗户，床头有一把躺椅。白湖绉的帐子配上白绫子绣花的帐檐。

吴养清由程太太引进这间屋子的时候，他看见程庆芬坐在床中，背靠在床架上，一幅淡青湖绉的薄被遮住了她底半身。她穿的还是那件白麻布衫。右手压在被上，头斜倚在左腕上面。

她病了！这个思想突然来到他底脑子里。他这几天正担心她会病倒。然而他看见她躺在病床上，他又感觉到意外，而且吃惊了。

他在书桌前一个方凳上坐下以后，便关心地问道：“密斯程原来欠安，现在好些了罢！我一点也不知道。”

程庆芬抬起头，用她底失神的眼光望了他一眼，懒洋洋地答道：“好些了，谢谢你。”说了这句话，她又疲倦地睡下去。她底母亲正坐在床沿上，便俯下身子，用手抚摩她底乱发问：“芬儿，怎样了？”

程庆芬微微睁开眼睛，对着她底母亲微笑，略略把头摇一下，低声说：“没有什么。”过了一会她又坐起来喘息地说：“妈，要是我底病好不了……”

程太太连忙用手蒙住她底女儿底嘴，惊惶地说：“芬儿，你说什么？你底病就会好的。你年纪这么轻，不要想得太多了。你舍得离开母亲吗？”

母亲底手缩了回去，程庆芬依然带着凄凉的微笑望着母亲底面容说：“我不过随便说一句……妈，我不会离开你。”她收敛了笑容，微微叹了一口气，就把头靠在母亲底肩上。

泪珠从程太太底眼里落下来，她不去揩她底脸，却望着她底女儿，充满爱怜地安慰道：“芬儿，你好好养息罢。”程庆芬紧紧靠着程太太，亲密地唤了两声“妈”，好象害怕有人来把她们分离开似的。过了几分钟程庆芬又对母亲说：“妈，你陪吴先生谈谈罢。我病了，不能招待他，他在这儿多没趣味。”

吴养清连忙说了几句应酬话。他开始看出来：他不能够从这母亲底怀里带走女儿。他深为这几天来的行动后悔。他不忍再看这一对母女的痛苦，便掉过身去。他看见书桌上檀香快燃完了，便把檀香盒子拿过来，把盒子底四层一层一层地取下来。先把第二层放在面前，从第四层里拿起小铲子，把香灰铺平，拿出模印放在香灰上面，然后用小瓢从第三层里把深黄色的檀香粉一瓢一瓢地倾在模印上，再用铲子把檀香粉铺得很均匀，又倾了一些檀香粉进去，才用力一压，又把余剩的檀香粉铲了出去，最后小心地提起了模印。灰色的香灰上立刻现出一个凸出的深黄色的寿字花纹。他把它点燃以后，一个人望着窗外的梧桐树出神。太阳已经照在纸窗上了。

他明白了：要爱她，要使她幸福，他就应该永远走开。他底出现只能够扰乱她底这个世界底和平，不能给她一点幸福。先前的一番欢喜只不过是一场春梦。她底最后的挣扎，最后的内心激斗也失败了。她既不能舍弃一切跟他去，那么为了使她底心境平静的缘故，他应该去了。然而没有她，他以后又怎样能够生活！黑暗，孤独，死亡……他想到这里觉得心里酸痛，不能再忍耐下去，他简单地对她们说了两三句告辞的话，就匆匆地走出房来。程太太把他送到房门口。他走到天井里又听见程太太叫“芬儿”的声音。

[1]这是从意大利小说家邓南遮底《生命底火焰》英译本中剪下来的，参看下一章。

十七

四天以后吴养清又到程庆芬底家去，可是程庆芬已经睡在死床上了。

这个少女前几天还充满青春，充满生气，如今却成了死神底爪牙下的俘虏。脸上失了血色，眼睛半闭着，呼吸也很微弱。她底母亲坐在床沿上，俯下头看她底脸。弟弟默默地坐在书桌前弄檀香。

吴养清立在床前默默地望了许久。绝望的痛苦咬着他底心。他底泪珠慢慢地落下来。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他睁大了眼睛，想看穿这一切，然而在床上分明地睡着她。他想叫，但什么东西塞住了他底咽喉。他挣扎了许久，才呛出一声“密斯程！”来。

她好象没有听见。她底母亲抬起头来，望着他不发一言。程太太在这几天里似乎老了十年，额上的皱纹也显得多了。他看见她底脸上也还留着几颗泪珠。在这种难堪的沉默中，他们两个人底眼睛对视着，都感到一种将临的恐怖。

程庆芬忽然睁开眼睛，向四周看。她底眼光落在吴养清底脸上，忽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光辉掠过她底脸，她底嘴唇微微动了一下，但没有说一句话。吴养清明白她是在微笑了。

“你……来了，”程庆芬把他望了一阵，才慢慢地低声说。

“我来看你底病，”吴养清虽然极力忍住自己底悲哀，但吐出的依然是哭声。他还想向她说话，可是在深深的感动中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只是望着她。两人底眼光遇到一起了。她并不避开。使吴养清诧异的，乃是她底眼光依旧非常坚定，丝毫不散乱，完全和垂死人底不同。他底希望又被引起来了。他不相信她会死。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力量鼓舞了她。她底脸被热情燃烧着。她不顾她底母亲在旁，居然对吴养清说了下面的话：

“我想不到会死，我不愿意死。可是现在……不过我并不害怕，我明白死也不过是这么一回事。如今我才明白世间还有一样东西，比死更有力量。死虽然会带走我底身体，但是我底爱是它带不走的。爱底力量要超过死。爱才是永生的。”

她愈说下去，愈有精神，脸色也变红了。青春重回到她底脸上。一个永生的爱在她底心里燃烧着。就在这一刻她自己证明出来她底话是不错的。她底母亲惊奇地望着她。吴养清也只是望着她不作声。

她越是兴奋了，居然勉强坐起来，一只手抚着头发，另一只手按着被。她底母亲劝她躺下去，她也不肯。

“邓南遮底小说《生命底火焰》里面的话的确是不错的。一点钟的爱……一点钟的爱也就可以永存万古了。爱在一点钟的时间里面把我们连结在一起，死便不能够分开我们。不要怕，死并不能使我们永别，它反而把我们两个人中间的墙推倒了。现在我可以把我底爱交付给你。我是属于你的了。死拿走的不过是我底身体，并不是我底心，我底爱。你不要怕，不要为我伤心。”

吴养清把她底眼睛看了许久。在那对美丽的眼睛里面，看不出一点疑惑，一点恐惧。他这时候才明白了爱底力量。在一阵感动中他不觉孩子似地、迷惘地反复说着：“我晓得，我晓得。”

她满意地睡下去，口里还说，“我多么爱你。”吴养清看出她在笑了。然而她底眼睛慢慢地闭起来，几分钟以后似乎就睡熟了。

程太太惊疑地望着吴养清，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个解答。但吴养清只是出神地立在程庆芬底床前，并不说一句话。程旭仍旧在弄檀香，这许久都不曾开过口。房里非常静。

程太太忽然用手去摸程庆芬底前额，惊惶地对吴养清说：“吴先生，她……她不好了。”吴养清也惊惶地去握她底压在被上的右手，立刻焦急地说：“手也冷了。伯母，快叫她！”

“芬儿，”“庆芬，”两人底叫声响成一片，虽然十分温柔，却也很凄惨。坐在书桌前的程旭听见这叫声，连忙跑到床前，拉着被凄惶地叫：“姐姐！”他底声音比别人底更响亮，更凄惨。

忽然他们看见她底脸上的肌肉在动。她果然睁开了眼睛，没有气力地说了一句：“妈，不要怕，”又对她底哭着的弟弟说：“你不要哭，”再把吴养清看一眼，便微笑地闭上了眼睛。

程太太底心上的石头似乎去了一半，惊魂未定地说了一句：“芬儿，你把我吓坏了。”程庆芬又半睁开眼睛对母亲笑了笑，然后把她底眼睛永闭了。

她底生命底火就这样地渐渐灭了。但是看起来这好象并不是死，只是永睡而已。

十八

吴养清感到幻灭的时候，他听见人说王学礼失踪了。其实王学礼并没有失踪，他只是辞掉了公理日报社底职务。他自然也不再去外交后援会。发电报、草宣言这类的事本来就不是他干的，而且外交后援会底工作差不多也停顿了。城里也不再有王学礼底踪迹。他终日在益记工厂附近徘徊，夜晚有时住小旅馆，有时就睡在野外坟地上。他搬一块断石碑做枕头，把两座坟中间的凹地当作床。夜里他往往不能安睡，复仇的欲望一直在他底心里燃烧。他已经失掉了对于正义的信仰，他不再相信诉诸正义的手段，他不去追求正义了。他终日终夜所想的只是复仇，用一种狂暴的力量去毁灭敌人，不依赖别的人，专门用他们自己底力量来做出这一件大的事情。至于他自己或他们这些人会因此受到什么样的痛苦和迫害，他连想也没有想过。他和吴养清、方国亮以及其余的人完全隔绝了。他觉得他们和他底中间隔了一条沟。他底思想，他底希望，他全不告诉他们。他只是和益记工人来往。他隐藏着自己底秘密来等机会，找机会，造机会。

这时候如果吴养清遇着王学礼，他一定会吃惊的，因为王学礼底面貌上带着一种狂暴的痕迹。他底谈话，他底举止都和从前的不同了。他底生活失了常态，便影响到他底身体，同时他底精神也就有点狂乱了。

在益记工人里面王学礼也有几个同乡。李阿根便是其中的一个。在红热的火炉旁边烧煤的工作已经毁坏了李阿根底身体和眼睛。然而为了生活，他却不得不继续做工。他底妻子在两年前死了，留下一个叫小顺子的十五岁的女儿。工厂发的有限的工钱还勉强可以养活他们父女，但不幸他去年又负了债，须得按月付出很高的利钱。他在这种悲惨的生活中找不到一条出路，而同时他底身体又一天一天地衰弱起来。生活的压迫使他对现状很不满意，因此他很容易地接受了王学礼底思想。

李阿根常常在厂里说些不满意的话，自然引起了厂方底注意。这次罢工中他又做了些事情，所以复工后他就被开除了。这次被开除的一共是十六个人，都是罢工期内的活动分子，有四个还是主要人物。

一天傍晚，王学礼走进李阿根底茅屋。破旧的桌子上放着一碗青菜，小顺子捧着一碗粥在喝，李阿根垂头丧气地斜靠在桌上，面前的一碗粥端端正正地放着，并不曾动过。王学礼惊奇地问道：“什么事情不高兴？”

“歇工了，”李阿根气恼地回答，并不抬起头来。

“好，”王学礼底脸色改变了一下，但他马上又做出毫不动心的样子冷笑一声。

李阿根忽然跳起来，走到王学礼底面前，做出凶狠的样子对着他伸起拳头说：“你说好？”

“你们太把自己看得不值钱了，”王学礼故意冷酷地说。

“你敢这样说！”李阿根咆哮起来，两只有病的血红眼睛发出火，面孔歪扭得非常丑陋，大声地喘着气。小顺子吓呆了，默默地放下碗，躲在墙角里。

“我不是你的仇人，”王学礼忍不住自己底激动，脸立刻变成通红，他气愤地大声说：“那里！你的仇人在那里！那个把你赶出来的人！在你流尽了你的血汗，磨坏了你的身体，给他赚够了钱以后，现在他用不着你了，把你一脚踢开，让你去死！那才是你的仇人！你为什么不到那里去呢？”他底两眼射出强烈的仇恨的光芒，死命地盯着李阿根齣瘦脸。

李阿根好象受了打击似的，马上把拳头放下来，呆呆地望着王学礼。一阵恐惧侵袭了他，他刚才的愤怒完全消失了。眼睛里，面孔上都现出害怕的样子。他埋下头在茅屋里默默地走来走去。王学礼愤怒地、责备地说：“就这样完了吗？明天呢？”

李阿根并不回答，他依旧大步走着，口里机械地念道：“明天……明天。”忽然他抓住自己的头发绝望地悲声叫道：“以后怎样活下去？”然后他用两手捧着脸踱了几步，又放了手哀声叫：“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连忙跑到父亲底面前，一声不响地偎着他。他俯下头看她底脸，又用右手在她底脸上摸了一下，两颗大的眼泪落在她底脸上。他猛然把她一推，让她跌倒在地上，自己便走到床前，躺下去粗声地哭起来。小顺子也坐在地上伤心地哭着。

“你们把眼泪看得太贱了！”王学礼很感动，但愤怒立刻把他底同情心驱走了。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一晌来变得这样残酷无情。他毫无怜悯地说：“你只会象女人那样地哭吗？”

“我一点主张也没有，你还说这种话？”李阿根苦恼地一字一字地把这句话说了出来，然后又悲苦地自语道：“我们以后怎样活？可怜的小顺子！好好地你们要叫人罢工。弄得我们没有饭吃！”

王学礼故意激励地骂起来：“好，你想把你这条命卖给他们，在那里烧一辈子的火炉，等到烈火把你熏死吗？好！去罢！我教你，你去求账房，求外国老板，你给他们下跪，你对他们哭，他们一定会可怜你！”

“不，不，我不向那个畜生求饶！就是饿死也好！”李，阿根想到账房，心头就起了无名的火。

“好！你为什么不把你们团结起来去对付他？你们也是人啊！你看，一条疯狗，挨了打，它也要疯狂地咬人，它底嘴咬到人，人就会死。难道你们连疯狗也不如吗？”王学礼继续用这样的话激他。

李阿根猛然站起来。他底眼睛看不见什么，房里只有黑暗。痛苦从四面八方袭来。一种复仇的激情占有了他。他底牙齿咬着自己底嘴唇，他底手很想抓住一点东西来撕碎。他在房子底中央站了一刻，便抓住王学礼底手粗暴地说：“我们找他们去，”说毕两人便出去了，留下小顺子在房里低声哭着。

黑夜里，就在王学礼睡的那块坟地上，现出无数的头和黑影，好象死人从坟墓中爬出来了似的。蓝空中布满一天的明星，蟋蟀在草丛中凄楚地哭泣，坟地上尽是些热烈的眼睛。王学礼高踞在一个坟顶上，敞开他底白布汗衫底钮扣，露出有毛的肚皮，兴奋地向着一大群益记工人演说：

“……今天开除了十六个，明天又会开除十几个，后天再开除十几个，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就会把你们里面的活动分子统通赶出去，另外招一批新的来，好服从他们，给他们做牛马，一点也不抱怨，不反抗，不敢罢工。你们罢了许多天的工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结果？谁叫你们罢工？谁又叫你们上工？现在去问那班人罢。叫他们给你们饭吃。你们因为罢工被开除了。你们现在却找不到他们了。他们里面如今再没有人来管这些事情了。那么你们愿意饿死吗？愿意你们的妻室儿女也都饿死吗？”

“不！不！”全体一致地叫起来。有几个人大声说：“我们去找学生帮忙，要他们再发钱。”

“不行，不应该再去找别人帮忙。别人有时候也靠不住。他们也不会给你们许多钱。还是去找你们的账房，找经理，找厂主，”王学礼坚决地说，声音里面充满了力量。

“他们会把我们赶出来，”有几个人叫。

“不要紧，不要怕。你们应该举出代表去见他们。要他们答应以后不开除工人，已经开除的也应该叫回厂来。他们要是不答应，那么再罢一次工。要是再不行，要饿死大家一齐饿死！索性把事情弄烂，大家都活不成！”王学礼狂暴地说。

群众心理确实是非常奇妙的东西。本来大家到这里来要商量怎样巩固自己底饭碗，谋自己底安全，然而王学礼底最后几句话却把众人激动了。大家都忘记了自己个人的一切打算。众人齐声响应道；“要饿死大家一齐饿死！”都觉得这是一句天经地义的话。而且在他们，这样的死好象也没有什么可怕了。

这个晚上他们讨论了许久。最后各人怀着紧张的心情回到了家。王学礼底心里热得厉害，不能安静下去。他恨不得那个行动的日子马上来临。他实在不能忍耐地等下去了。和平日一样，他躺在两个坟墓底中间，拣了一块断碑，搬过来做枕头。冷冰冰的石头刺着他底烧脸，蟋蟀时时在他底身上跳跃。他仰头望着蓝空，亮晶晶的星星摇摇欲坠。远远地送来一阵狗吠声，但不久就停止了。夜非常静，草底香气包围着他。他不能睡，一个人在思想。他想这一切都是假的，这静的夜也是假的。真实的事乃是他在几天内要做出一件大的事情。那时候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存在了。就在这一刻他才开始起了用火的念头。

十九

益记工厂成立以来，工人派代表向厂方交涉，这是第一次。

在二层楼上的账房间里，一张上等写字台后面坐着账房先生。他是一个有尖下颔的三角形脸的瘦汉子，穿着一件淡青湖绉的长衫。

工人底代表一共是五个，他们在工厂里还是比较活动的人。未进账房间以前大家都很兴奋，言语也很激烈，可是在账房先生底面前，他们都显得畏缩了。谁都不肯先开口说话，就呆呆地站在那里。

“你们不做工，来干什么？”账房傲慢地看了他们一眼，依旧埋下头去写字，一面严厉地问。

五个工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不作一声。

“你们来干什么？没有事就出去！”账房放下笔骂起来。

一个年纪较大的工人向前走了一步。账房底眼光马上定在他底脸上。“张万兴，你有什么话？”账房板起面孔问道。

张万兴涨红着脸，口吃地说：“先……先生，我们代……代表大家求你不要停歇……十六个工人，那是不公道的。我们工人不答应。”

“不公道？”三角脸把眉毛竖起来，用手掌在桌子上重重地一拍。“这是经理先生底意思，你们反对？你们说不公道？”

另一个工人代表向前走两步，说：“先生，他们有妻室儿女，就靠他们的两只手过活。你把他们歇了工，他们吃什么？先生，你愿意看见他们饿死吗？”

“饿死？好得很！”三角脸冷笑了几声。“他们不做工活着有什么用？”

“先生，请你多想想，”张万兴温和地说。“你们不能平白无故地开除工人。你也可以在经理面前讲几句好话。我们工人不答应。”

“你们不答应？好罢！”三角脸冷笑两声，便又埋下头写字。一个高大的英国人走进来。三角脸马上做出笑脸站起来向他打招呼。

一对碧绿的眼睛在这五个人底身上扫了一下，黄色八字胡点缀着的口里吐出一句英国话：“这些东西在这里干什么？”

“他们不答应你开除那些工人，”三角脸用中国式的英语恭恭敬敬地回答。

碧眼的经理先生转过身子，慢慢地走到张万兴底面前。张万兴本能地往后退一步，但已经来不及了，一记耳光打在他底左边脸上，外国音的“滚出去”三个字向他底红肿的脸上吐来。张万兴抚摩着他底左边脸颊，他向前走了一步，要说质问的话，但一只脚又踢过来了。

五个工人中一个年青人伸出右手去捉那个英国人底手臂，却被他用一只手推开了。另一个中年工人连忙说：“不要吵，我们回去商量。”他们吵吵嚷嚷地退出去了。“你们都开除了！”他们下楼的时候，账房底骂声还向他们追来。

他们出了工厂以后，一路上气恼地咒骂着。

“我原说不行，你们一定要拖我去，”张万兴抱怨道。“他们要是真开除我们，那么，我一家人以后靠什么过日子？”他没有主意地拚命抓自己底头发。

“你怕他们做什么？要开除也没有这么容易！我不相信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付他们！”那个青年工人昂起头大声说。

大家在绝望中找不到一条出路，想不到一个办法。那个年纪最轻的瘦汉子方明许多时候都不曾开口，这时忽然用一个坚决的、粗暴的声音说：“好罢，是他们先动手的。要饿死大家一齐饿死。我什么也不怕。我叫他们看看我们也会做出事情来的。”他底眼里冒出火，右手握着拳头向空中猛击，然后放开，一把抓住张万兴底左臂，狂暴地说：“我们去找王学礼！”

二十

益记工人又一次罢工了。工人们正式向厂方提出条件，要经理道歉，要撤换账房，要收回开除工人的成命，同时还要增加工钱。

王学礼这次做得很好，在罢工以前这个消息并不曾传出去。等到外交后援会得到风声，想来劝阻时，益记工人已经罢工了。学生们又在各处募捐来救济工人，但是王学礼他们却不肯接受捐款。他说这次是工人自动罢工，不愿意接受外界的援助。他们要完全使用自己底力量奋斗。他对派来交涉的人说：“我们相信我们自己底力量。我们要用我们自己底力量争回我们底利益。我们这次要做给你们看：我们是怎样的人！”

事实上这一次工人果然表示出来他们底团结和坚持的精神。他们居然不顾一切忍饿受苦地支持下去。他们和王学礼一样，相信他们底理由是正当的，厂方终于不得不屈服让步。

一个星期过去了，并没有让步的消息。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许多工人家里已经断了炊，这时他们却得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厂主派人到温州一带招来了许多工人，两三天以后就要开工了。

王学礼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心里异常痛苦。虽然这些日子来他满心渴望着灾祸底到临，大事变底发生，但是真正的灾祸和事变一旦临头，他却有点战栗了。两种思想在他底脑子里斗争。他害怕那种就要到来的事变，他想放下手，让工人再投降到厂主底面前。但是已经不可能了。好象骑在老虎背上一样不能走下来，他自己为事实所迫也只得继续干下去了。

痛苦的思想在他底脑子里激斗，在无可如何中他走到了李阿根底家。

他看到了意料不到的景象：小顺子躺在木板床上，李阿根疯狂地抱着头大步走着。小顺子底脸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只有皮包着骨头，两颊陷进去非常深，颧骨因此显得很高，长的头发散乱地披到肩上。破烂的衣服掩不住她底没有肉的胸膛，胸膛里起伏得很厉害，看得出她底呼吸很困难。

王学礼进来时李阿根并不和他说话，只交换了一瞥恐怖的眼光。两人都看着床上。小顺子忽然动了一下。把两只突出的血红的眼睛圆睁起来，两只手往胸膛上乱抓，把衣服抓得更破了。她又用手抓她底胸膛，把指甲深陷进去，一面发出怪叫的声音：“我饿……我饿得难受！”一面拚命地抓自己底胸膛。“饭，给我吃饭！爸爸，一口饭也好，给我吃一口饭罢。”她猛然翻过身子，脸贴在木板上，牙齿咬着木头，双手也在木板上拚命地乱抓。

这种景象绞痛着她底父亲底心。他狂叫了一声跑到床前，把她抱起来，不管她底挣扎。他在床边坐下，让她底头枕在他底怀里，两只手压在她底身上，他用一种惨不忍闻的声音安慰她：“小顺子，等一会，明天就有饭吃了。”

“爸爸，我活不到明天了，你给我一口饭罢！”她在他底怀里挣扎。

“小顺子，你不会死！”他底眼里流下一连串的泪珠。他忍不住心中的酸痛，抽泣起来。“爸爸不会让你死。”停了一下，他又叹息几声，仰起头自语似地道：“南京城有这么多的米饭，为什么单单少你这一口？唉，苦命的儿，你为什么单单生在我这里？那么多的富贵人家，你都不拣，却拣到我这里来受罪！”

“饭啊，给我饭啊！爸爸，你可怜我！”小顺子悲惨地嘶声叫着，一面拚命地抓他底手。

“小顺子，不要再叫了，你爸爸心肠都被你叫断了。等一天，明天一定有饭给你吃，不管去偷人，抢人，我都要给你弄一碗饭来，我决不骗你！”他说到这里悲痛塞住了他底咽喉，他停了许久，然后狂乱地叫出一句：“天呀！叫我怎样办？”

她渐渐地安静了，好象睡去了一般。忽然他觉得她底身子在抖动。她底脸上起了一阵拘挛，口里发出一声怪叫：“我痛呀！”身子剧烈地动了一下，便直挺着不动了。她底父亲惊疑地望着她底没有生气的脸，手握着她底手，他觉得她底手渐渐地冷了，便伸手去摸她底前额。他用双手捧住她底头拚命地乱摇，一面用力地叫：“小顺子，你叫我！你叫你的爸爸！我去给你弄饭！只要你叫我一声，你骂我一句也好！小顺子，你睁开眼睛！”他把她底头摇了许久，然后把她底身子抱起来在房里走了两转，口里喃喃地说；“为什么单单该你一个人死？”他又走到床前，把她放在床上，自己跪下来，昏迷地叫着她底名字。

王学礼冷酷地看着这一切，不作声。在床上直挺挺地躺着小顺子底瘦得不象人样的半裸的身体。他望着这个小东西，一个残酷的思想忽然来抓他底心。他想，这个小东西如果生在一个有钱人家，她一定会有吃不完的米饭，穿不完的衣服。现在她却饿死在这里，只因为她是一个贫苦工人底女儿。难道这是她底罪？难道做工人就是犯罪？难道贫穷就是罪恶？

当有钱人家的女儿正在享乐的时候，一个工人底女儿却饿死在这里，没有人关心她底命运。一切的希望全破灭了。在自己底周围无处不是痛苦，而那班人呢，却在拚命地享乐。在饥饿与痛苦中他想到那班过幸福日子的人，不禁起了一种绝望的复仇的思想。狂热的血在血管里流，饥饿咬着他底内脏。全个身子被一种烈火烧得干燥。理性渐渐地失去了它底力量。他如今所需要的只是一种行动，一种血的满足，而不是米饭了。他底火和血的计划到了这时候就完全没有改变的余地了。

不仅王学礼底心情是这样，李阿根底心情也是这样，而且多数罢工工人底心情也是这样的。对于他们，什么妻室儿女，亲戚朋友，公道正义都不存在了。只有一个欲望，一个被饥饿与虐待燃烧起来的欲望。他们不再是从前那样胆怯的任人压迫的人，他们变成受伤以后渴望复仇的猛兽了。

于是王学礼底火和血的计划就有了实行的机会，而李阿根和年青的瘦汉子方明就是以生命为质来实行计划的两个人。

二十一

已经过了午夜，天色漆黑，一颗星也没有。益记工厂底红色建筑骄傲地立在静夜里，挺直地，坚定地，也不想动一动。一切都死了。斗争，压迫，饥饿，受苦，这一切好象都死了。空气是十分沉闷。夜非常静寂，连一点哭泣或呻吟的声音也听不见。便是狗也夹着尾巴睡了。

一个黑影子忽然在红色建筑底脚下出现了。它象一只野猫一样爬上了红色建筑，虽然爬得慢，但不多几时就爬到了屋顶，后来便消失在建筑里面。接着墙角下又出现了一个影子，照样轻轻地爬上屋顶，也落在建筑里面了。

一切依然是很静，全个建筑还是死沉沉地睡着。没有一点动静，也没有一点声音。时间就这样地过去了。附近的铁轨旁边渐渐地出现了几个影子。忽然红色建筑里冒出了一道红光，第二层左边一个窗口完全红了。火和烟从里面冒出来，一条粗的火蛇往屋顶上爬，同时它底尾巴又向四面扫去，变成了许多条火舌，不住地叫着，一面向隔壁的窗户舐去。火舌一触到窗户就断了，但马上又恢复了原状，而且更用力地去舐。几次之后就把窗架子烧燃了。霎时间隔壁的一间房子也就燃起来。于是一条火舌又分成许多条小舌，小舌卷上去，又合成了大火舌，四处乱窜。堆积丝货的地方也着火了。于是起了一阵爆裂声，火势更厉害起来。第二层左边的一角全在火焰底包围中了。火花四处飞，四面的窗户都在冒火。天空染红了一角，而建筑底右边的一角也起火了。

人声嘈杂得厉害，红色的建筑里面这时候活动起来了。警钟乱鸣。人底呼喊声响成了一片。大门马上开了。有人从里面奔出来。

“益记工厂失火了！”这消息很快地流传出去，到处响应着。厂主和经理也坐汽车来了。

在铁道旁边徘徊着的工人都聚在工厂前面的空地上，人数渐渐地多起来。大家满足地望着，也有些人在欢呼。

好象燃了许多盏灯似的，天空和地面都映得通红。人不断地从工厂底大门里进出，几个警察守在门口，然而秩序是无法维持了。

在那些受苦的工人底心中，许多日子来的黑暗似乎被这火光驱散了。他们底复仇的欲望得到了满足。尤其是王学礼，他站在人丛中亲眼看见了自己底工作底成绩，看见了他们底敌人底灭亡。

突然警铃底声音大响，救火车到了。救火车停在空地外面，救火员便走下车来。然而左边的一角火花早已冒上了屋顶，墙壁在渐渐地倾斜了之后，忽然起了一个很大的声音便倒塌了一块。一部分落下地来，一部分落在第一层屋顶上面，把火势暂时盖住了。空地上的人狂奔起来，但在短时间以后又聚拢来了。

救火员有的跑进工厂里面去了，有的便回到车上预备把车子开到空地上去。人们本来要让路，但是王学礼却叫起来：“我们不要让路！不要他们救火！”群众也高声响应道：“不让他们去救火！”群众把车子包围着，使它不能够开动。

忽然发生了一个绝大的响声，火势冲破了障碍冒将上来，接着便向四处乱窜，发出几种颜色的火光。右边一角的墙壁也倾斜了。一间屋子里，窗户大开，一个黑影突然出现在窗前，窗架已经燃着了。那个人却立着不动。他在拍手。火光照出了他底面貌。王学礼不由自主地狂叫了一声：“李阿根！”群众也叫起来。

右边一角的墙壁终于倒塌了。李阿根所在的屋子燃烧起来。在火光底包围中他底黑影还可以看见。然而在一阵爆裂声之后那间屋子也倒塌下来。一堆砖瓦、石块把他完全盖住。王学礼哀叫一声，用手遮住了自己底脸。

第二层全层象一个大火钵一样必剥必剥地燃烧着，在黑夜里显得非常可怕。

李阿根底死使群众陷在绝望的愤怒中，如果这晚上没有意外的事故，益记工厂一定烧光了。

但是意外的事故发生了。李阿根死后不到一刻钟光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来了两连全武装的兵土，把群众包围起来。枪上插着明晃晃的刺刀，枪里实了子弹，好象预备作战的样子。他们为什么来呢？自然是奉了上官底命令。但是南京军事当局为什么派遣他们来呢？不用说，某国兵舰司令和某国领事底警告发生了效力。

群众和军队起了小小的冲突，但终于被解散了。也许是军队不肯屠杀自己底同胞，所以他们不曾开枪，只用了刺刀。

群众终于散去了。救火员在军队底保护下努力跟火势战斗。靠了他们整夜的努力，益记工厂才保留了一层建筑来欢迎第二天底朝阳。

二十二

火烧益记工厂的事故发生后，第二天下关便宣布戒严，工人底行动受到严格的监视。而这次事故底主谋者的王学礼便突然失踪了。

在第三天的晚上，已经过了午夜。益记工厂前面的空地上又出现了一些黑影。王学礼就在这些人里面。但这一次他是被绑着的，十几个兵士押着他。他们叫他立在墙边，脸对着益记工厂底大门。

一弯新月挂在天空，它底银白色的光爱抚着残废的红色建筑。尖硬的刺刀在月光下闪耀着冷的光芒。王学礼挺直地立在墙边，赤裸着的上身露出了一肚皮的毛，双手反剪在背后。依旧是他底坚定的、高大的身躯。只是人似乎苍老多了。他皱着眉头仰望新月。一把雪白的弯刀在碧海上飘浮。他又埋下头看四周，什么也没有，只有残废的建筑在对他嘲笑。他底心里起了一阵酸痛，眼睛有点润湿了，便狠狠地咬着嘴唇，再昂起头望天，似乎有满腹的怨气要向谁伸诉。月亮冷冷地看着他，不给他以回答。“难道我就这样地完了？”他底心里充满了遗憾，不能自已地吐出这一句酸楚的话。

“朋友，拿出大丈夫的气概来，我们预备好了！”上士粗暴地对他说。

王学礼似乎吃了一惊，便埋下头看那个说话的上士，绝望的愤怒震撼着他，他疯狂地说：“你们就这样弄死我？这简直是私刑！你们为什么不敢在青天白日之下杀我？为什么不让我临死前向群众说话？这些狗！私刑！私刑！”

“朋友，不要气，”上士走到他底前面，拍一下他底左臂，温和地说。“朋友，不要怪我们，我们是奉了上官命令干的。我们尊敬你是一条好汉，不敢待差你。请你拿出大丈夫气概来。再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怕什么！”

王学礼低下头不说话了，过了半晌才抬起头来，安静地说：“好，朋友，请你等一下，等我自己预备好了叫声‘放’，你们就开枪罢。”

上士慷慨地答道：“好，一定，我们等你，”他就退去把这个决定告诉他底弟兄们。

这时候对于王学礼，这许多天来的生活好象是一场大梦，现在都去远了。在他底面前站着那不可思议的死，他并不怕它。然而他却有点可惜它为什么来得这样早。在这一刻他才觉得生是何等可爱，便是痛苦的生活也值得留恋。天空，太阳，月亮，树木，建筑，这一切似乎都是离不开的东西。但是一刻以后这一切都必须消灭了。他觉得他自己本来也有很好的心，他也希望一切人都得着幸福，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这几天里竟然变成了复仇的猛兽。这自然是错误，他本来应该采取别的手段。但这并不是他底错，这是别人逼迫他做的。现在他却要受罚了！这时候那班人正在舒服地做他们底好梦，而他自己却在这里被枪杀了。人间还有正义吗？

他底思想愈来愈乱，脑子有点胀痛了。他不能够再想下去，便把心一横，抬起头最后一次望着碧空，口里满不在意地叫出一声“放”！一排子弹从枪筒里出来，一阵烟雾包围着王学礼底身子。等到烟雾消散以后，他已经倒在地上了。全身起了一阵剧烈的拘挛，口里含糊地叫道：“工人万岁！”但几分钟以后他便伸直了身子，躺在土地上不动了。月光照下来，抚着他底冷了的脸，上面半睁着一对坚定的冷冷的眼睛。那是永远不会闭的了。

二十三

程庆芬底死在吴养清底心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最初几天里他什么事也不想做，对一切都不感到兴趣。但后来他底心情又变了。他觉得时时刻刻都有一双哀怨的眼睛在望着他，责备他不该这样浪费自己底青春。他闭上眼睛，白衣青裙的影子就出现在他底面前，或者她底声音又在他底耳边响了：“我把我底爱交付给你，它会永远伴着你。”他竭力想忘记这一切，但随时随地他都感觉到有她底踪迹，有她在旁边陪伴他。有时他振作起来，就好象看见她底眼睛在对他微笑；有时他忽然心灰意懒，那么她底眼睛就变成愁苦的了。

在这种心情与这种环境中吴养清找到了一条出路，他渐渐地把已经失掉的勇气和希望收回来了，他决定把过去的一切完全忘掉，单是怀着她所给他底爱，尽力做她所高兴他做的事，做一个值得她底永生的爱的人。

奇怪的是：吴养清这样决定的时候，王学礼已经关在营部里面了。再过一天午后他就听见了王学礼底死讯，使他连向王学礼解释他底胸怀的机会也没有。

傍晚吴养清到了益记工厂前面的空地。残废的建筑痴立在夕阳里，凄楚地向人哭诉它底不幸。大门前有几个武装的兵士守卫。地上零乱的堆了些碎砖乱瓦。太阳正在下沉，把它底热血染红了大半个天。工厂对面的墙壁上现出几个伤疤，墙边受了人践踏枯死了的草地上，有许多滴血迹，但颜色已经淡了。有一团草却被血凝结在一处。此外什么也没有了。吴养清仔细地寻找，只看出王学礼底这一点遗迹。在路旁，在铁轨旁，工人急急地走过去。远远地，兵营里起了军号声。他抬起头，在那边太阳快完全消灭了，他呆呆地望着它渐渐地死去，却想不到用什么办法拉住它。太阳最后完全沉下去了。它底血到处都是，似乎连这块草地也染红了。吴养清心里起了无助的悲哀。他想，明天太阳还可以再升起来，而王学礼流了血以后就永远地去了。

“也许我们有一天会做朋友，”他明明还记得这句话，然而现在他怀着满腹的热诚来到这里，却只看见那个人底褪了颜色的血迹了。他这时确实没有怜悯的感情。他只想把王学礼找回来，告诉那个人，他并不是只知道怜悯的人。他很想把王学礼找回来，告诉那个人，他愿意了解“他”，无论出什么代价都可以。然而王学礼是找不回来的了。

在归途中他不住地念着：“也许我们有一天会做朋友”一句话。“有一天！”“哪一天呢？”他自己也找不到一个回答。过了一些时候，死去的太阳底景象突然重新出现在他底眼前。他好象又看见一个斗大的太阳落下山去，过后一个新鲜的同样大的太阳又从山后升了起来。他恍然明白了。一个快乐的思想抓住了他。他觉得王学礼并不曾死去，他不过是一个死去的太阳。他底死也只是短时间的，恰象死去的太阳一样，在流了那么多的热血消灭了以后，依然会和第二天的黎明同升起来，以它底新生的光辉普照人间。

这个思想驱散了他底心里的黑暗与悲哀。夜色紧紧地、浓密地压下来，但是他一点也不害怕。他明白这是假的。经过了短时间的休息以后，死去的太阳又会以同样的活力在人间新生。他只是期待地、不停地向前走着，并不觉得路很长。

海的梦

序

我爱海。我也爱梦。

几年前我在地中海上看见了风暴，看见了打在甲板上的浪花，看见了海的怒吼，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星一般发光的头发，海一般深沉的眼睛，铃子一般清脆的声音。

青的天，蓝的海，图画似的岛屿，图画似的帆船。

我见着了那个想在海岛上建立“自由国家”的女郎了。

在海上人们常常做着奇异的梦。但这梦又屡屡被陆地上的残酷的现实摧毁了。

今年我以另一种心情在陆地上重温着海的梦，开始写了这个中篇小说的第一节。我带了它去南京，为的是想在火车上重温“海的梦”。

然而上海的炮声响了。我赶回到上海只来得及看见北面天空的火光，于是又继续了一个月痛苦的、隔岸观火的生活。后来在三月二日的夜晚，我知道我的住所和全部书籍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手中，看见大半个天空的火光，听见几个中年人的彷徨的、绝望的呼吁（“我们应该怎样做？”）以后，一个人走在冷清清的马路上，到朋友家里去睡觉。我在路上一面思索，一面诅咒，这时候我又睁起眼睛做了一个梦。

陆地上的梦和海上的梦融合在一起了。旧的梦和新的梦融合在一起了。

于是又开始了我的忙碌而痛苦的生活。这其间我曾几次怀着屈辱的、悲哀的、愤怒的心情去看我那个在侵略者占领下的故居，去搬运我那些劫余的书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一次只要我捏紧拳头就会送掉我的性命，但这一切我终于忍受下去了。

每天傍晚我带着疲倦的身子回到朋友的家，在平静的空气中我坐下来拿起笔继续我的“海的梦”。但这不再是从前的梦，这梦里已经渗进了不少陆地上的血和泪了。

于是在平静的空气中，我搁了笔。我隐约地听见海的怒吼，我仿佛又进到海的梦中。但这不是梦，这海也不是梦里的海。这是血的海，泪的海。血是中国人民的血，泪是中国人民的泪。我把我自己的血泪也滴在这海里了。

血泪的海是不会平静的罢。那么这海的怒吼也是不会停止的。将来有一天它会怒吼得那么厉害，甚至会把那些侵略者和剥削者的欢笑淹没，如那个女性所希望的。

写完了这小说，我的梦醒了。

星一般发光的头发，海一般深沉的眼睛，铃子一般清脆的声音。

这不能够是梦。这样的一个女性是一定存在的。我要去找她，找她回来在陆地上建立她的“自由国家”。

巴金　1932年6月。

改版题记

这本小书是我三年前的旧作，这次收回来改版重印，自己也曾校改一遍，改正了一些初版误植的字和不妥当的字句。我喜欢这本小书。我还记得写它的情形。这是热情的产物，我写它时连思索的时间也没有。是热情不许我思索，因为它自己要奔放出来。我每晚拿起笔就写，写到觉得可以暂时打住时就放下笔。我写得很快，而且自己也觉得写得痛快。写完了它，我就坐海船离开上海了。

去年年底我又写过一篇题作《海的梦》的短文，里面说：

在这只离开“海的梦”里的国土的船上，我看见了那伟大的海。白天海是平静的，只有温暖的阳光在海面上流动；晚上起了风，海就怒吼起来，那时我孤寂地站在栏杆前望着下面的海。[1]又说：

最近我给一个女孩子写信说：“可惜你从来没有见过海。海是那么大，那么深，它包藏了那么多的没有人知道过的秘密；它可以教给你许多东西，尤其是在它起浪的时候。”信似乎写到这里为止。其实我应该接着写下去：那山一般地涌起来的、一下就象要把轮船打翻似的巨浪曾经使我明白过许多事情。我做过“海的梦”。现在离开这“海的梦”里的国度时，我却在海的面前沉默了。我等着第二次的“海的梦”。

最后的话是：

我还有勇气，我还有活力，而且我还有信仰。

带着这样坚决的自信，我掉头往四面看。周围是一片黑暗。但不久天边就有一线微光开始出现了！

现在重读《海的梦》，我还有这样的心情。我始终不曾失掉过信仰。所以我敢把这本小书（它不大象童话，又不大象小说）献给我的读者。

巴金　1935年12月。

[1]见我的散文集《点滴》。

前篇

一　一妇人

我又在甲板上遇见她了，立在船边，身子靠着铁栏杆，望着那海。

我们已经有三天不曾看见陆地了。在我们的周围只有蓝色的水，无边无际的，甚至在天边也不曾露出一点儿山影来。陆地上的一切对于我已经成了过去的梦痕。蓝色的海水在我的眼前展开。海水一天变换一次颜色，从明亮的蓝色变到深黑色，这告诉我们：夜来了。

对于在海上的我们，夜和日是没有多大分别的，除了海和天改变颜色外。在夜里，空气虽然比较凉爽，但是躲在舱里依旧很热。而且我的心里燃烧着一种渴望，所以我不能够早睡。她似乎也是这样。我已经这样地遇见过她三次了。

这一晚比前两次更迟。水手们也已经睡了。除了船摇动、风吹桅杆的响声，再没有别的声音。不，不能说没有别的声音，因为海水还在船底下私语，偶尔还有脚步声轻轻地从舱里送出来。

她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她靠着栏杆看海，我站在甲板上望星星，不仅望星星，还看她，看她的头发。

海漆黑得吓人，漆黑得连白沫也被它淹没了。我从天空把眼睛移下来的时候，我只看见一片黑色。她的衣服和海水是同样的颜色。只有在头上闪耀着金黄色头发，使我记起了星光。我又抬起头去望星星。

天空是深蓝色，上面布满了星星的网。这网紧紧地盖下来，盖在我们的头上。星星在网眼上摇动，好象就要落下来一般。我曾几次想伸手去摘下几颗星星，因为它们离我太近了。看着星光我又想起她的头发，我便埋下眼睛去看她的头发。

她依旧不说话，甚至不曾动一动身子。她只顾望着海。我不知道海里有什么秘密，值得她这样久看。

于是我也走到船边。我慢慢地走着。我留意着她的举动。我想她听见我的脚步声也许会掉过头来看我。那时候我就会看见她的脸和她的眼睛了。我想看她的脸和眼睛，不仅因为我想在那里看见星光，我还想从那里知道海的秘密和她的秘密。

在这样的黑夜，一个穿着与海同样颜色的衣服的女人，头也不掉地望着海。这决不是一件寻常的事。

我走到了船边，我也靠栏杆站着，离她不近，但也不远。我留意她的举动，可是这并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她依旧站在那里动也不动一下。

好沉静的女人！看她这个样子，好象世界上就只有她一个人，还有海，此外的一切都不存在。

我失望了，我知道我再没有别的办法探到她的秘密了。但是我还不能不偷眼望她。我咳嗽，想引起她的注意。然而这也没有用。她好象已经死了，或者成了化石了。

我又把身子向她那边移动了几步。她依旧不动，而我却没有勇气再移近些。

我突然感觉到一般冷气，好象她的身子被冷气笼罩着，或者冷气就是从她的身上发出来的。我不觉惊疑起来：她究竟是不是一个人？在一个短时间内我甚至以为她是一个海妖，虽然我以前并没有见过海妖。但是过后我又觉得自己想错了，因为白天我曾在饭堂里见过她，固然我不曾看清楚她的面貌和眼睛，但身材、背影和衣服我却记得清楚。一定是她，她也许是一个寡妇，所以会有这种奇怪的举动。我知道年轻的寡妇常常有奇怪的举动。

她这样地看海，这却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我是一个老于航海的人，可是我却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女人如此地爱海。是的，一个年轻女人能够默默地对着海过了这么长久的时间，我简直想象不到。但有一件事却是十分确定的：她和海之间一定有过什么关系，她的秘密和海的秘密是连在一起的。

我从她的身上无论如何探不到她的秘密了。我便埋下头去看海，我想我或者可以探出海的秘密来，而她的秘密又是和海的秘密有关联的。

我埋下头，眼前的景象马上改变了。海，我素来熟识的海这时候却变得陌生了。我只看见一片深黑色，但这不过是表面的颜色，渐渐地颜色变得很复杂了。好象在黑色下面隐藏着各种东西，各种活动的东西。深黑色的表面在动，它似乎有一种力量使得我的头也跟着它动了。我要定睛看着一处，但是我的眼光一落在深黑色的表面上，就滑着滚起走了。复杂的颜色不住地在我的眼前晃动，但它们永远突不破深黑色的表面，所以也永远不能够被我的眼光捉住。

我的眼光继续在这表面上滚着，我仿佛听见了它的声音。于是这表面突然跳起来，张开口就把我的眼光吞下去了，然后吐出一些白沫来。我略略吃惊，随后又投下新的眼光去。

海不再象先前那样地私语了。它现在咆哮起来。它的内部似乎起了骚动，它的全个表面都在颠簸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的眼光便不能够在那上面滚动了。海面到处张着口，眼光一落下去就被它吞食了，从没有一次能够回来告诉我海的秘密。

海在咆哮了。它不能忍耐地等候着它的俘虏。我的眼光自然不能够满足它的欲望。它是那样地激动，那样地饥饿。它好象在表示它已经好久没有找到牺牲品了。它跳动，它的口里喷出白沫。它似乎不能够再安静地忍耐下去了。

我突然感觉到一种恐怖。我看见它的口愈来愈张大，而载着我们的这只船却愈来愈变小了。事实上这是可能的：我们的船会随时被它吞下去。我的心厉害地跳动着。似乎有人突然间倾了一盆冷水在我的头上，我开始战抖起来，我甚至紧紧握着栏杆，害怕我的身子会被海先吞下去。

我畏怯地抬起眼睛去看她。她依旧不动。她没有做出一点害怕的样子。她和海好象彼此很了解。冷静的她和深沉的海一定是好朋友。然而奇怪的是海已经由私语变到咆哮了，而她还依旧保持着她的沉静。如果我说海的秘密是在找牺牲品，难道她的秘密也是这个吗？她也是在等候她的俘虏吗？

我这样问自己，我却不能够给一个决定的回答。我有时甚至害怕起来，我怕她也怀着象海那样的心思。但随后我又想一个女人居然如此镇静，如此大胆，那么做男人的我岂不感到羞愧吗？这样一想我就勉强使自己的心平静下来了。

我们依旧立在那里，都不说一句话。她完全不动，我却有时掉头去看她，或者看头上的星星。

星星渐渐地隐去了，这时候天和海成了一样的颜色，天在我的头上显得很高了。船在颠簸的海上不住地向两边摇动，海开始跳荡起来，向四处喷射浪花。

“还是回舱里去睡觉罢，今晚上一定有大风浪，”我这样自语着，又掉头去看她。

她的身子似乎动了动，但是她并没有掉过脸来看我。

我的好奇心鼓舞着我，我渐渐地胆大起来。我又自语道：

“恐怕是个俄国女人罢，西欧的女人没有象这样沉静的。”

自然，这话是说给她听的，我一面说，就把身子向着她那边移得更近一点。

她并不理我。我失望了。我便把头埋下去看海，心里在盘算用什么办法打破她的沉默。

“喂！先生，请问你老是跟在我的身边，是什么意思？”一个女性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来。这一着我倒料不到。我惊讶地掉过头去看。

这一次我看见她的整个面貌了。我的眼睛和她的眼睛对望着。甲板上的暗淡的电灯光从侧面射过来，正射在她的脸上，照亮了她的大半边脸。是美丽的面貌，眼睛似乎比海还深沉，额上几条皱纹使面容显得更庄严。此外再没有什么特点了。论年纪不过三十光景。

“我想知道海的秘密，我是在看海，”我低声答道，我好象在对自己说话。

“海的秘密？你想知道海的秘密？”她惊讶地问。她的眼睛突然发了光，显然地有什么东西在心里鼓舞着她，使她的眼睛会有这样迅速的变化。但这是什么东西，我却不能够知道。她把脸又一次掉过去望海，然后又回头对我说：“这世间居然还有人想知道海的秘密！我问你，你为什么想知道海的秘密？而且关于它你已经知道了些什么？”她急切地等候着我的回答。

我自问：应该怎样回答她呢？关于海的秘密我一点也不知道，而且我想知道海的秘密，也无非为了想知道她的秘密。这是可以直说出来的吗？

我正为这件事踌躇着。她又开口了：“唉，你原来和别的男人一样。你们男人都是一样的平凡的、顺从的奴隶，都是不配知道海的秘密的！”她的脸色又变了，显然她对我失望了，失望却引起了她的愤怒。她好象在责备我：“从你们男人中间找不出一个伟大的人，只除了我的杨和那个孩子以及别的几个朋友。然而他们已经死了。”

她的严厉的面容和声音本来是我所不能忍受的，但是她的全身好象具有一种力量，很快地就把我征服了。这究竟是什么缘故，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惶惑地向她辩解我并不是顺从的奴隶。

“是啊，你们男人都是奴隶！不错，也许有一个时候不是的，然而等到别人拿机关枪和大炮来对付你们，你们就都跪下去了。”她说着，眼里射出火，两颊变得绯红，就在暗淡的电灯光下也可以看出来。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对我这样生气，我以前并不认识她。但这时候我已经猜到一点了：在她的心里一定有着一种可以撕裂人心的仇恨的记忆。我完全忘记了她的话里所含有的轻蔑，我只想知道她的秘密。

“我已经看见过不少的男人，”她继续说，“我希望在你们男人中间还可以寻出象我的杨、我的孩子那样的人，然而结果我只找到一些奴隶，一个比一个卑劣，都只知道为自己谋利益。为了这个利益他们甚至可以出卖自己的信仰和父母。我把我的故事、杨的故事、那个孩子的故事告诉他们，只博得他们的哂笑。是的，我每次见到一个男人，我就要把这个故事告诉他，可是我从来没有得到回应。我常常问自己：难道所有的男人都死光了吗？难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点希望了吗？”她说着把一只手紧紧握着栏杆，用力摇撼。但是铁栏杆一点也不动。她更是愤激了，这时候她显出来她并不是一个冷静的女人。她竟然是这么热烈！

我的感情也突然变了。我很想找话安慰她，也许我还想做点事情来表示我并不是一个顺从的奴隶。可是我究竟做什么事呢？

“在这个世界上我找不到一个勇敢的人，勇敢的人都死光了！”她愤激地说下去，并不等我分辩。“我努力过多少次，我又失望过多少次。每一次努力的结果只带来更大的悲哀，贡献更大的牺牲。在埋葬了我的杨以后，我又断送了那个孩子的生命。还有许多的同情者至今憔悴在监牢里。是的，我还活着，我活在漂泊里；同样那些屠杀者，占据者，剥削者也还活在欢乐里！奴隶们也还活在痛苦里。而我们的事业却愈来愈没有希望了。从前杨死在我怀里的时候，我曾经对他宣誓要继续实现他的未竟的志愿。那个孩子死在我怀里的时候，我也宣誓要完成他的未完的工作。我找不到那个孩子的尸体。然而海却是杨的最后安息地。我的誓言也是对着海发的。海便是见证。可是从那时候起我又和它见过几次面。它永远这样对我咆哮，而我依旧这样孤零零地到处漂泊。我永远这样白费我的精力。”她说到这里就长叹一声，声音里充满了悲愤。她又把眼睛掉过去望海，对着海说：“海呀！你是见证。请你替我去告诉杨：我还活着，我还没有忘掉他，我还要不顾一切，努力实践我的誓言，一直到死！”她就不再把头掉过来了。

二　一个民族的大悲剧

我渐渐懂得她的秘密、她的悲愤的原因了。但是我不知道她的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我不曾听说过杨这个人和他的运动。然而对她的话我只感到同情。我想找适当的话将这同情表示出来，使她相信我。我开始在思索。我渐渐地感觉到我的身体内部起了变化。我似乎不是先前的那个人了。我渐渐沉溺在回忆里。于是被忘却了的事情突然在我的脑子里活动起来。我说：“我愿意你相信我并不是屈辱的奴隶。我是一个席瓦次巴德。你应该知道在犹太人里面席瓦次巴德一家从来没有出过奴隶。”

我的话果然发生了效力，我看见她马上转过头来看我。她的脸被一种喜悦的光笼罩了。她用惊喜的声音问道：“席瓦次巴德，就是最近在巴黎刺杀彼特留拉匪徒的那个犹太人吗？”

“是的，”我用严肃的声音回答说。“从前有一个诗人席瓦次巴德帮助波兰独立，死在战场上。又有一个少女参加俄国革命党被处了绞刑。还有一个席瓦次巴德在彼得堡的大火中因为救一个小孩葬身在火窟里。象这类的事是很多的。”

这些我都不知道。虽然我的母亲也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关于犹太的事我知道很少。便是席瓦次巴德刺杀彼特留拉匪徒的事情，我只是偶尔在报上看见了一点简略的记载。[1]你可以详细地告诉我吗？她急切地问道。

我想，这样我们是近于互相了解了。我很高兴，便热心地答道：“自然，席瓦次巴德的事情，每个犹太人都高兴叙述，不管我们在思想上是否他的同志。我们把他当作一个英雄，因为他把我们犹太人多少年来的大悲剧展现在全世界的面前，使全世界的人知道我们怎样受苦，怎样挣扎，怎样灭亡。使他们为我们的惨痛的遭遇和英勇的努力流一滴同情的眼泪。是的，当席瓦次巴德在巴黎监狱里的时候，报纸上怎样高叫着释放！他被判决无罪出来的时候，又怎样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是的，各国人民，不仅是犹太人。”我的热情阻塞了我的咽喉，我歇了歇，才继续说下去：“我用不着对你讲，在有些国家里多少世代以来犹太人受到的歧视和压迫。帝俄时代的‘波格隆’，你是知道的。大家都说，那种专门屠杀犹太人的运动，是沙皇政府发动来缓和人民对专制政治的不满的。在沙皇政府的奖励之下，军警，宪兵，反动分子，白党军官专以屠杀犹太人为务。我们的住屋不断地被他们侵袭，财产被抢劫，男子被杀害，女人被强奸。在南部的村落里常常大队军人提着被杀的犹太人的头在街上游行欢呼。在某一个村落里还举行着赛会来比赛所杀的犹太人的头颅的多寡（这些照片不久以前都在巴黎报纸上发表过）。在这些时候我们只有躲在家里痛哭。我们常常自问：为什么我们犹太人就有这样的遭遇？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得不到一点阳光和欢笑？为什么我们该和平地遭人屠杀？我有一次亲耳听见两个白党军官谈话。一个说他曾经强奸过二十七个犹太女人；另一个说他一天里杀死了十五个犹太男子。然而那时候我年纪很轻，没有力量和他们战斗。不过我们席瓦次巴德一家也是不甘屈服的，我的老祖父就在一次反抗中被杀害了，但是他也杀死了一个白党军官，而且还保全了我的母亲。乌克兰的彼特留拉匪徒是‘波格隆’主持者之一。他是以屠杀犹太人出名的，是邓尼金以后的最残暴的屠杀者。许多犹太人家庭常常拿他的名字来吓小孩。小孩听见说‘彼特留拉来了’，就马上止住哭声。彼特留拉在犹太人的眼里成为一个最可怕的魔鬼。在他的指挥下犹太人被杀害的不知道有多少。”

“为什么这些事情，我以前没有听见过呢？”她奋激地，惊讶地插嘴问道。

他们掌握着交通工具，他们有宣传的利器，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是和平的民众，我们是一盘散沙。所以我们的大悲剧无法被世界上的人知道。全世界的人都被他们用巧妙的手段欺骗了。然而我们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席瓦次巴德中的一个人后来居然在巴黎遇见了彼特留拉匪徒。在一个咖啡店里他和这个白党将军面对面地站着，把手枪里的五颗子弹全送进了彼特留拉的身体。他看见彼特留拉倒在地上了，才丢下手枪让人们把他捉住。他在巴黎监狱里过了一年多的生活，又经过几个星期的审判。这期间他得着全体犹太人的支持。许多犹太女人带了孩子到监里去祝福他。许多和他同住在巴黎贫民窟里的犹太平民，到法庭去叙述那些惨痛的事实。过去的南俄乡村的悲惨图画都重新展现在巴黎人民，不，各国人民的眼前了。一个白发的老人来叙述：他怎样失去了他的两个儿子，他的店铺怎样被焚烧，他的东西怎样被抢劫，他自己怎样受了刀伤才从火窟中逃出来。一个青年来叙述：在他们的村落里，一天晚上众人都睡了。忽然几个军官领了一大群人唱着猥亵的狂欢的歌，打进每个人家，抢了贵重东西，杀了男人，强奸女人，他们还放火烧了房屋。他的母亲被别人抢走了，他的父亲被杀死在路上。他是被一个邻人救出来的。他们描写得那么详细，啊，你要是能够在法庭上听见这些惨痛的叙述啊！当时旁听席中所有的人都哭起来了。是的，所有的人，犹太人和别国人。在巴黎的报纸上还逐日披露关于‘波格隆’的记载和图片，这是派人到南俄调查所得到的结果。彼特留拉的罪名证实了。于是一个被践踏的民族的大悲剧才得大白于天下，引起了各国人民的同情，而席瓦次巴德也在无罪的判决下获得了自由。是的，他获得了自由，因为正如他的辩护律师所说：‘为了要判定过去的“波格隆”的罪，要禁止将来还有这种屠杀团发生，这个人，他一身肩负着全民族的悲剧，现在应该自由地离开法庭了。’这就是轰动全世界的席瓦次巴德事件的详情。

我不再说话了。过去的梦魇抓住了我。被忘却了的惨痛的景象又开始浮现在我的眼前。在“波格隆”已经消灭了的今天，我又一次被悲哀与愤怒压倒了。我又在身经目睹那许多次的惨剧。我在挣扎，我在回想。

[1]犹太革命者席瓦次巴德在巴黎用手枪打死白俄将军彼特留拉，这是一件真事。席瓦次巴德的审判1927年10月下旬在巴黎举行，10月26日席瓦次巴德被判决无罪释放。27日法国《人道报》的头条新闻是：“席瓦次巴德无罪释放。陪审员谴责乌克兰‘波格隆’负责者、反布尔塞维克的匪帮。”

三　奴隶们的故事

她静静地听完了我的叙述。她不说话，她把头又掉过去望海。她很久不回过头来。

我也把头掉过去看海，因为我的心开始热得难受了，我没有办法使它安静。我注视着海，海只是咆哮，跳荡，张着它的大口要吞食一切，从漆黑的洞里时时喷出白色的浪沫，接连地发出如雷的响声。

“海，难道人间许多不平的事都被你一口吞下去了？那许多使人伤心断肠的惨剧都被你一口吞下去了？但是为什么我的眼前还有那些景象呢？我的耳边还有那些哭声呢？海，你更猛烈地咆哮起来！把那一切都冲倒罢！”我按着胸膛对海说。海只是用如雷的声音回答我。

我猛然回过头来，我看见她在注视我。我们两个人的眼睛对望着，并不避开。我们这样地望了好久。

她的眼光不再是我害怕的了。她的眼光简直要照透了我的整个身子，烧热了我的整个心。我如今也有了我的秘密，而且我的秘密也是和海的秘密有关联的。现在在她的身上我看不出一个奇异的女人，我好象很久就认识她了。我们差不多成了互相了解的朋友了：我是一个席瓦次巴德，而她的母亲也是一个犹太女人，她的杨和她的孩子又都是为着伟大的事业死去的。

“我现在终于找到一个人了，”她用清朗的声音说。找到一个不是奴隶的人，可以把我的秘密交付给他。好罢，现在让我告诉你，我的故事和杨的故事。

在太平洋上有一个叫做利伯洛的岛国，就是杨出生的地方，我从小就跟着父母来到了这里。这个岛国和许多别的国度一样，有几个坐在宫殿里发命令统治人民的酋长，有一些终日娱乐不事生产的贵族，又有一些从早晨劳动到晚上的奴隶。我的父亲不是这个岛国的人，他是到这里来经营商业的，当然不能算在这三种人里面，不过他和贵族们很接近，而且他的地位比这三种人都高。他常常带着母亲和我去参加贵族府第里的宴会或者茶舞会。贵族府第自然非常富丽，被邀请的人除了偶尔到场的酋长们外，大半是本地的贵族，或者外国来的高等人物。因为凡是从外国来的人，在这个国家里都被人视为高等人物，受人尊敬。贵族们都以和外国的高等人物往来为荣，凡是贵族的宴会总少不了要邀请外国高等人物参加。贵族小姐自然高兴和那些高等人物往来，而我们外国女人也常常被那些贵族少年包围。我常常和一些贵族少年在一起，拿他们来开心。那时候我的确很快活。

每天晚上我总要跟着父母去参加贵族的宴会或者舞会。在那些地方，我们被奴隶们奉承、伺候。在那些华丽的厅堂里，乐队奏着流行的曲子，一对一对的男女不知道疲倦地尽情跳舞，或者欢笑地谈话。有时候我被那些贵族少年缠得头昏了，偷偷地跑到花园里安静一会儿。我便会看见一个少女在假山背后哭泣，或者一个老人在石凳上垂泪。他们看见我就躲开了，我也不去辨认他们的面貌，因为那时候我是不屑于正眼看奴隶的。一些人在开心作乐，一些人在流泪哀哭，这样的事在这里太平常了，我也不觉得奇怪。常常在冬天我披着重裘让那些贵族少年护送出来。就在府第的门口，刚上汽车的当儿，我看见一个穿破单衫的小孩跪在冰冷的石地上，一面战抖，一面哭着讨钱。他挡住了我们的路，因此常常被那些贵族少年不怜惜地用脚踢开。

差不多在每个贵族府第里我都听见奴隶的哭声，在门前我都看见小孩在讨钱。我们享乐，看着别人受苦，一点也不动心。

日子就这样地过去了。在某一个晚上我有了一个奇怪的遭遇。这个遭遇正是造成现在的我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晚上我受不了那些贵族少年的纠缠，不等舞会终了，就借故一个人偷偷地逃了出来。我的汽车夫不在那儿。我看见月色很好，便自己把车子开走了。我驾驶的技术本来不好，在一条马路的转角稍微疏忽了一点，把迎面来的一部人力车撞翻了，车子被抛了好远，车上的人跌下来，汽车再从那个人的身上辗过。周围响起了叫声，是几个人的声音。我闯了祸以后，虽然知道巡捕不会干涉我（因为在这个国度里对于我们这班高等人物，巡捕从来不敢冒犯，我们的汽车辗死人，并不算是犯罪），但是我究竟有点心慌。我正要开着汽车逃走，车门忽然开了，一个青年的强壮的手腕抓住我的膀子，一句我可以懂得的话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你得下来！’

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我只看了那人一眼，就下了车。他是一个瘦长的青年，相貌举动和那些贵族少年完全不同，我觉得他并不讨厌。他引我去看那个受害的人，在街灯光下面我看见了地上的血迹，和那个不象人样的尸体。是一个女人，身子蜷曲着，她的全身都是血。

那个青年在和人力车夫说话。车夫抚着伤痕带哭地对他诉说什么。车夫说完了，他便用我可以懂得的话责备我，说这完全是我的错，因为我不听从巡捕的指挥，而且在车子转弯时又开足了马力。他又告诉我：这个女人是一个病妇，车夫正拉她去看病。她的家里还有小孩，靠她做手工生活。车夫认识她，所以知道得这么详细。

那个青年严厉地对我说了许多话，他时时用手去指那个血污的尸体。他的眼光是那样可怕，那里面含得有很深的憎恨。我完全失掉了平时的骄傲。我甚至不敢正眼看他。我惶恐得差不多要哭出来了。结果，我承认了自己的错，对他说了些解释的话，我还答应负担那个女人家里小孩的生活费和教育费。

我就这样地认识了他。我知道他叫做杨。他常常为了那些小孩的事情到我的家里来。我们渐渐地就成了朋友。

和他成为朋友，这简直是我梦想不到的事。他是一个贫苦的学生，而且和那班贵族少年不同，他简直不知道怎样讨一个女人的欢心。他在我的面前说话行动，好象完全把我当作一个和他一样的人。

我是在贵族少年的包围中过惯了贵妇人的生活的，我听惯了谄谀奉承的话。然而对于这个完全不同的大学生，我却一点也不讨厌。他的话，我也愿意听，因为从那里面我知道了许多未知的事情，我开始认识了一个新的世界。他的话，最初听来，也许有点不入耳，但是渐渐地我便看出来它们并不是空虚的。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有真实感情的。里面都有他的憎恨、悲哀和欢乐。自然欢乐是很少的，因为据他说‘在这个国度里可悲和可恨的事情太多了’。

我认识了这个青年以后，我的生活也渐渐地起了一些变化。我不高兴跟那些贵族少年往来了。我不再象从前那样在宴会、茶舞会里浪费光阴了。我对这些不感到兴趣了。好象我的身体内有一种力量被杨唤起来了。我觉得我的身体内充满了一种东西，须得发泄出来。我常常听见我内心的呼唤，呼唤我去做一件有益的工作。

我开始读着杨借给我的书，思索杨告诉我的话；有时我还跟他一起到奴隶们的住处观察他们的生活。我们常常去看那个被辗死的病妇的小孩们。他们也住在奴隶们住的地方，由一个亲戚照应着。他们的生活和教育的费用固然是我负担的，但数目也很有限，并不能够把他们从奴隶的境地中救出来，而同时我的父母已经表示不让我继续负担这些费用了。

我是靠父母生活的。他们宁愿我花更多的钱购买衣服和装饰品，却不愿意我拿更少的钱去帮助受害者的几个小孩。我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我和杨的亲密的往来，这都是我的父母所不满意的。他们更不愿意我跟那班贵族少年绝交。因此我常常跟父母争吵。后来有一次我们吵得太厉害了，我受不下去，便从家里逃了出来。

我对杨发生了爱情。我们两个现在十分了解，而且有了同样的思想。我的思想并不全是从书本上得来的，一半还是我跟着杨观察、体验实际生活以后的结果。

我脱离家庭是经过几次踌躇以后才决定的。在那些时候，我的内心发生了大的斗争。我差不多每晚上都看见那个被汽车辗死的病妇的血污的身体，和那些在奴隶住所里面的人的憔悴的面貌，我的耳里尽是呻吟哭泣的声音。我的梦魇太多了，我常常从梦里哭醒来，父母都不能够安慰我。只有杨来的时候，我看到他才能够摆脱恐怖。在他的身上我找到了保护的力量。所以我的父母要我决定在他们和杨之间选择的时候，我就跟着杨跑了。

杨的身世我完全知道了。他是一个奴隶的后代。他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儿。他在幼小的时候就经历过了种种困苦的生活。以后他偶然得到一个好心的贵族的帮助进了学校受教育。后来那个贵族死了，他便靠着自己的努力，勉强支持下去。他常常是这样的：上半天进学校去读书，下半天去做奴隶。他困苦地挣扎下去，他成功了。他住在奴隶中间，他自己也还过着奴隶的生活，所以他得到奴隶们的敬爱和信任。

我从家里逃出来以后，就和杨同住在奴隶的住所里。我现在是他的妻子了。我脱下了贵妇人的服饰，穿上奴隶的衣服，我开始象奴隶那样地在我们的新家庭里操作。我和杨，和那些奴隶们分担着愁苦与贫穷。我开始了解奴隶们，我已经懂得他们的语言了。

自然这种操作是我所不能胜任的。如果不是杨常常给我鼓励和安慰，如果不是那些奴隶们给我真挚的同情和帮助，恐怕我早已跑回家去了。母亲原先就料到这一层，她说：‘我相信你没有勇气跟家庭脱离关系，你出去不到一个星期就会回家来哀求我的宽恕。’

但是我终于忍耐着支持下去了。渐渐地我习惯了这种生活，而且在这种生活里，在杨的爱情和信任里，在众人的同情和帮助里，我感到极大的快乐。这是我从前做贵妇人的时候所不曾感到过的。

我和杨开始努力来改善奴隶们的生活：我们帮助他们求得知识，减少他们的困苦；我们使他们互相亲爱，互相了解。我们的理想是，使他们全体变成一个大家族，用全体的力量来谋大家共同的幸福。

于是一种新的宗教起来了。杨和我并不是新宗教的创造者，我们不过是它的信徒。我们得到了一些忠实的帮助者，这都是杨的朋友和同学。

渐渐地新宗教在奴隶们中间传布出去了。它已经得到了不少的信奉者。而且我们的努力也有了效果。奴隶们的生活已经略略改善了，困苦也稍稍减少了。我们正在高兴我们没有白费我们的光阴和精力。

然而另一种努力发生了。酋长，贵族，高等人物看出来新宗教的存在对他们的统治不利；他们知道奴隶的知识增加、奴隶的生活改善是对他们大不利的。因此他们便努力来制止新宗教的传布，而且加强对奴隶们的压制。这种努力的领导者中间有一个就是我的父亲。

我们的努力横遭摧残了。奴隶们的境遇比从前更困苦了。他们如今简直沉沦在黑暗的深渊里。许多人因为不能忍受困苦而自杀，许多人被繁重的工作压倒而病废。整个岛国被奴隶们的哭声淹没了。只有在宫殿里的酋长们，在府第里的贵族们，在别墅里的高等人物们才听不见奴隶们的哭声。每个奴隶在做完了一天繁重的工作以后，都含着眼泪跪在地上，虔诚地祈祷一个救世主降临来解救他们。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的生活是最痛苦的。每天晚上杨带着疲倦的身体和阴郁的面貌回到家里来，总要用拳头打他自己的胸膛。我们不说话，彼此望着，两个人的眼睛都被泪水润湿了。在这时候周围的奴隶们的祷告声和哭诉声高响起来，我们好象沉在血泪的苦海里面了。于是一种尖锐的哭声突然响起来。我们知道又有一个或者几个奴隶死了。

在这种时候我的杨常常抓起一把菜刀，或者拿了一支手枪，他要在深夜跑出去。他并不说话，但是我看见他的脸色，我就知道他要去做什么事。我便死死地挽住他，不要他出去。我又苦苦地向他解说我们所负的责任。他的激情终于渐渐地消退了。他长叹了一声，便把武器放下了。

然而我们并没有绝望，我们仍然在困苦的环境中做那长期奋斗的工作。我们，我和杨，还有杨的朋友和同学。

但是另一个大事变爆发了，这是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原来在那些高等人物中间起了纠纷。其中有一种自称为高族的人竟然乘着岛国奴隶们陷入苦海里的时机，勾结岛国的酋长和贵族派兵来占领这个岛国的奴隶区域。高国离岛国最近，所以在很短的时期中他们的兵舰就把岛国包围了，他们的军队就在岛国登岸了。

岛国的酋长和贵族们好象不曾看见这件事，他们一点也不作声让高国的高等人物们横行，因为奴隶区域被占领，其结果不过加重奴隶们的负担，使他们在两重压迫下面讨生活，对于岛国的酋长和贵族们是没有一点损害的。

然而对于奴隶自身，高国的占领却是对他们的致命的打击。不管他们在平时怎样地屈服，怎样地只知道哭泣和祷告，这时候在杨和他的朋友们的鼓舞下，他们起来保护自己抵抗外来的侵入者了。

是的，他们在最初也和别的国度里的奴隶一样，只是惶恐地向酋长和贵族们哀告，要求那班人保护他们，直到后来看见他们的哀求完全白费了，他们才想起自卫的一条路。但是这时候如果不是在圆街发生了大屠杀来刺激他们，他们也不会那样勇猛地战斗的。

说起圆街的大屠杀，至今还使我的心里燃起憎恨和复仇的火焰。我想人对于人的残酷恐怕再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便是你所叙述的‘波格隆’时代反动统治者对犹太人的杀害也远不及它。

在一个无月的夜里，住在圆街的奴隶们都已经睡熟了。大队的高国军人突然冲进了圆街，立刻把这条街占领了。然后他们打破每一家的门户，把所有的男人捉出来，赶到邻近圆街的一个广场上，用机关枪来扫射。一排一排的人死了，尸体压着尸体。老人和小孩也都死在那里。有三四个小孩逃走了，却被他们捉住一个，用刺刀在他的身上乱戳，让他呻吟哀号以至于死。

于是女人的恶运到了。所有圆街的女人，不论老少都被他们奸污了，或者轮奸，或者残杀。他们的兽欲发泄尽了，便把被奸的女人刺死，然后点燃火把所有的房屋烧光，让那些未死的女人活活的葬身在火窟里。

这个夜晚我们还没有睡，我们正在和一些奴隶谈话。两个小孩跑了来，他们哭着叫喊：‘圆街完了！高国军队来了！我的爸爸、哥哥都被机关枪打死了。妈妈也被他们捉走了。’他们刚刚把话说完，便又有几个人跑来报告圆街的消息。接着我们就看见天空的火光。北方的一部分天空已经变了颜色。‘火！火！火！圆街完了！’几个女人哀声叫着。杨正在注意地听着那两个小孩的详细的叙述。

我有点不相信他们的话，然而天空中的逐渐蔓延的火势却又证实了他们所报告的事实。我的心开始战抖起来。在和平的地方用机关枪屠杀和平的人民，奸污妇女，烧毁房屋，不管圆街跟这里还隔了许多条马路，不管我的眼前还现着怎样和平而悲哀的景象，这大屠杀的消息也可以使我的血沸腾，何况在短时间以后圆街的大屠杀惨剧就会搬到这里来重演呢！

我望着火势，我仿佛还听见许多女人的哀号，我的眼前现出她们的挣扎的景象，我觉得我自己马上就要躺在她们中间了。我起初略有点恐怖，以后憎恨就迷住了我的眼睛，我在心里发出恶毒的诅咒，我诅咒那些屠杀者马上灭亡！

我们这一带立刻起了大的骚动。杨出去几次，又走了回来。他和许多人谈过话。我们在一个紧急的会议里，决定了行动的计划。

不久又有人来说和圆街邻近的月街也起了火，屠杀者的军队已经侵入了星街。那几条街的人都逃到我们这一带来了。一霎时哭声震动了空气。我们好象到了维苏威火山[1]爆发的时候了。

不久星街又起了火。高国兵士狂欢地向着云街迸发。我们焦急地听着这个不祥的消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只得让他们去蹂躏我们那些和平的兄弟。

后来杨回来了。他告诉我，我们已经在池街准备好了。池街接连着云街，他们不能够再畅快地前进了。果然他们进了池街就遇到我们的埋伏。这一次算是替圆街的遭难者报了仇：我们的队伍虽然没有锋利的武器（我们只有菜刀、铁棒、锄头和很少的手枪），但我们却出其不意地把他们全部解决了，他们带来的新式武器也都给我们缴获了。于是我们的临时集合的队伍便向云街前进，一直到了月街，一面救熄了星街和月街的火。

这个胜利的消息传到后面来的时候，所有的奴隶们，甚至丧失了房屋和家人的，也都一致欢呼庆祝。在他们的眼里自由的幻象从没有显得象这样美丽。在愁云笼罩着的奴隶区域里从来就看不见人们笑语作乐的。这一次表现出来：所有的奴隶一心一意地团结起来抵抗外来的屠杀者了。

这次的胜利自然是空前的。不但那些屠杀者和高国的高等人物没有料到，便是岛国的酋长和贵族们也万万料不到。然而胜利的结果一方面引起了岛国酋长和贵族们的妒忌，另一方面又招来高国军队的更残酷的屠杀。

屠杀者的军队又登岸了。他们带了最新式的武器向着奴隶区域进攻。奴隶们在杨的领导之下尽力抵抗。他们拿肉身来对付炮弹，不顾一切牺牲地为他们的自由战斗。一批人死了，又添了一批新的。他们一步也不肯退让。他们不再是顺从的奴隶了，他们如今是勇敢的英雄。

在这种顽强的抵抗下，屠杀者的枪炮都没有用了。屠杀者一连进攻了三天，都不能够进占一寸的土地。他们便用硫磺弹焚烧奴隶区域内的房屋，他们又用飞机乱丢炸弹，杀害奴隶的家属。他们躲在安全的天空中或者远地方，却用精良的武器杀害无抵抗的妇人小孩，这些又卑劣又残酷的东西！

在我们这个奴隶区域里到处都起火了。虽然我们努力救火，也没有多大用处。硫磺弹不住地飞来，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飞机也常常掷下几百磅重的炸弹。每天总有几十处起火，许多房屋被烧毁，许多人被炸死。到处躺着死尸，已经来不及掩埋了。在前线的人也是大批地伤亡。

我们的阵线实在守不住了。我们的队伍死伤的太多了。他们不敢和我们面对面地作战，他们只是用飞机炸弹和硫磺弹来屠杀我们。我们的肉身究竟抵抗不住。而且每条街都起了火，每条街都堆着尸体。食物的来源断绝了，饮料也缺乏了。整个奴隶区域里，秩序很混乱。我们的队伍只得往后退了。于是他们在大炮的掩护下追过来，很快地就把奴隶区域占了大半，继续他们的屠杀。

我们又勉强支持了一天，他们终于把全部区域占领了。所有参加战争的人都免不掉一死，除了极少数投降的而外，没有一个活着。

我们的抵抗完全失败了。我跟着杨和几个朋友退到最后的一条街。杨还在计划反攻，但已经没有一点办法了。我们的眼前尽是黑烟，脚下是碎砖破片和死尸。到处都有屠杀者的欢呼和我们姊妹们的哀号。

我恐怖地、激动地拉着杨，要他跟着我逃出去，他一定不肯。在这争执中我才发觉他已经受伤了，是在胸部。我拉着他走进一个没有了主人的人家。他的几个朋友留在外面阻拦那些追来搜索的高国军人。我使他睡倒在床上，我解开他的衣服，那已经被血浸透了。我打算去找点水来给他洗伤。他却用他的微微战抖的手拉住我，不要我走。他用急促的声音说：‘里娜，你不要去，我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并不怕死，只是我失败而死，我很不甘心。你不要思念我，不要为我哭，你应该为那许多人哭，那许多人，已经死了的，和以后要在更屈辱的境地中生活的。你应该继续做我的未完的工作。不要把你的青春浪费在悲哀和痛哭里。完了，我们失败了，他们胜利了，在我们贡献了这么大的牺牲以后！这个思想我实在不能够忍受！我信赖你，你要答应我：你会替我复仇，替这许多人复仇，你会使我的理想实现！他们要来了，你快点走罢！不要管我！我还要求你一件事：如果将来有一天你会找到我的尸首，请你把它抛到海里去。把我的尸首拿去喂海！我的憎恨是不会消灭的，我会使海咆哮得更厉害，颠簸得更凶猛！倘使将来你不能够替我们复仇，赶走那些屠杀者，建立起我们的自由国家，实现我们的新宗教……我自己也会借着海的力量把这奴隶区域全部淹没。’

我感动地听清楚了这些话，我把他稍微扶起来。我对着他发誓要照他的愿望做。他的脸上露出一个笑容，就倒下去，把眼睛永闭了。我用全个心灵去哭唤他，都不能使他醒过来。我的杨就这样地死了。

我俯下身子，抱着他的尸体。我狂吻他的还有热气的脸。我哭唤他。我流了许多眼泪在他的脸上。我一生从没有象这样地痛哭过。这时候我忘记了外面的一切：枪声，呐喊声，狂欢声，哀泣声，呻吟声。

天渐渐地黑了。我突然离开杨的尸体站起来，我已经没有眼泪了。我开了门，把头伸出去往外面看。眼前是一片红光，隐约地照见几个人影。那是一些奴隶。没有高国军人走近来，虽然他们的欢呼声还不断地送到我的耳边。杨的几个朋友已经看不见了。我大胆地唤了两三声，不见人答应。偶尔有几粒枪弹或碎瓦片在空中飞过。我又掩上了门。我拿一床破被褥裹住杨的尸体，然后出去叫了一个奴隶来。他起初还不敢听从我的话把这个包裹扛出去。但是他知道了这是杨的尸首，他就不顾一切地把它扛在肩头跟着我走出去了。

我们踏着瓦砾走，一路上不敢说一句话，怕被高国军人听见。我们总是择着火势较小的街道走，然而不得不穿过两三条正在焚烧的街道。眼前是一片火光，我不能够分辨出前面的路来，街上到处都是死尸。空气非常闷热，又带恶臭。更可怕的是葬身在火窟里逃不出来的人的惨痛的呻吟。我们勉强找一个空隙走过去，但终于被火焰阻回来。在后面又起了喊杀的声音。我们没有路可走了：不是和杨的遗体同葬在火里，就会落在高国军人的手中。这是最紧要的关头。为了杨的缘故，为了他的事业的缘故，我们必须冲过去。我把这个意思告诉那个奴隶。他很感动。他叫我紧紧跟着他，让他试试看。

我们冲过去了。我觉得一脸一身都是火，然而我并没有受伤。我的头发稍微焦了一点，那个奴隶差不多全身着了火。他一直冲到一条僻静的街道，便倒在街上乱滚，才把身上的火弄灭了。裹尸的被褥也着火了，我们抛弃了它。他扛着尸体继续往前走。

我的头昏了，身体也很疲倦，如果不是一个理想支持着我，我已经倒在地上了。我忍耐着一切，继续朝前走。在路上我看见了几个尸体，他们都是杨的朋友。他们一身血污，都是新近被杀死的。奴隶中的英雄们就这样地灭亡了！

路上我们还遇着几个高国军人，但我们都想法避开了。我们又遇见两三个奴隶，他们向我打听杨的下落。他们知道了杨的死讯，便哭着说：‘我们的房屋烧光了！我们以后拿什么来生活？杨死了，还有谁来帮忙我们？高国军队来了，我们一辈子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了！’

我没有回答他们。我只有陪着他们流泪。我望着他们的憔悴的瘦脸，我的心痛得厉害。我想难道我们就只有哭的权利吗？我抬头望天。天空被一片火光笼罩着，我找不到平时的那个蓝天了。不远处传来高国人的欢呼，奴隶们和女人们的呻吟哀号。我觉得我的心会因憎恨而破裂了。我反复地自问：‘正义在什么地方？’但我却得不到一个回答。我偶尔把眼光落在街心的死尸上面。有几具死尸已经被烧得没有一点人样了，身子紧缩着，成了一堆骨头，头离开了身体，而且变得很小。我把眼光落在那上面，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了什么东西烧焦的声音。我再想到那些人当初活着的时候，我曾经和他们在～起生活，谈话、往来，那时他们和我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我这么一想我的心又抖得厉害了。憎恨又迷住了我的眼睛。我对自己宣誓说：‘倘使这个世界不翻转过来，倘使这些人的悲惨的命运得不到补偿，倘使他们的牺牲得不到一点代价，那么人间就永不会有正义了。然而我是要使这正义实现的。我还活着，我要来继续杨的事业，我要使杨的努力不致成为白费。我要来勇敢地实践我的誓言。’

我觉得我好象又从死亡中挣扎出来了。我在我的身上发现了无比的勇气，我以为我可以抵抗全世界的恶了。我便催促那个奴隶加快脚步走。我不再害怕遇见高国兵士了。

我们又走过许多条街，终于走出了奴隶区域。我们到了海边了。我们又沿着海岸走，到了目的地时已经过了午夜了。那个奴隶把杨的尸体交给我。他对我说：‘这是杨的身体，我对于他算是尽了一点力，尽了这一点我所能够为他尽的力。他是我一生最敬爱的人，我……’他的声调突然变了。他立刻倒在沙滩上，滚了几下就不动了。我知道这个人把他的生命献给杨了。我感动得不能够多说话。我含着眼泪望着他，我接连说：‘我是知道感激的，我决不会使你的牺牲成为白费！’

然而现在我倒真使他的牺牲成为白费了！在他死后的这几年，在杨死后的这几年，我还没有做出一件事来。提到这个我只有心痛！

于是我掉头去望海。海面上是黑沉沉的一片，望不出一点儿边际。东北角上有些高国兵舰不时在放射强烈的探照灯光。波浪汹涌，带着巨大的声音接连打击海岸和沙滩。大部分的沙滩已经被淹没了，但是海浪还在向前涌。我望着那个开始咆哮的海，我想起了杨的最后的遗言。我现在就要拿杨的身体来喂海了。我紧紧抱着他，在他的脸上狂吻了许久。终于我横了心肠把杨的身体抛下海去。我看着他的身体在海面上漂浮，突然被一个大浪卷了去就看不见了。我又把那个奴隶的尸体也抛到海里去。在一瞬间，这两个为自由牺牲的战士的身体就消失在海里了。

我许久望着海，我想从那里看出一些变化来。然而那里只是黑沉沉的一片。海固然还在咆哮，还在颠簸，然而并不是那样厉害，那样凶猛，它决不能够把奴隶区域淹没。在吞食了这两个为自由牺牲的战士以后，海还是和以前一样，没有一点变化。

我等了许久。海却逐渐地变了颜色，天快亮了。我站在海边，好象是做了一场大梦。杨的身体没有了，那个奴隶的身体也没有了。我的手上还有血迹。我觉得杨的血还在那里燃烧。这不能够是梦。我又回头去望奴隶区域。那里还被黑烟笼罩着。于是一幕一幕的惨剧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

杨的一生就这样地完结了。除了在我的心里和手上外，我再也找不到他的遗迹。我再注意地去看海。海面似乎更平静了。我不能够知道海的秘密。我的心痛得厉害，我的精力几乎因失望而消失了。

时候还早，可是我不能够再留在海边了。我便转身回去，回到那开始活动起来的街市里去。我先走到贵族区域。在红木修砌的马路上跪着一排一排的奴隶，他们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呼吁。我的眼前尽是些愁苦的脸。我走过他们的身边，几个人拉着我的衣裙哭诉道：‘完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的家，我们的亲人，我们的一切全没有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呢？有谁来救我们？杨呢？我们的杨呢？他还活着吗？他们不曾伤害他吗？’从声音里，从面貌上我都知道他们一夜没有睡觉。他们大概已经在这里跪了一个整夜了。

我咬紧嘴唇皮，过了许久，才吐出一句话：‘杨死了！’我还想和他们多谈几句。然而巡捕来了，来赶他们去服侍贵族和高等人物去。他们听不到我的别的话，我已经把他们的希望打破了。

他们中间有几个人还带着眼泪回头来望我，象要和我说什么话似的，但也没有说出来。我的眼光和他们的对射着。我忽然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他们好象在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你来继续杨的工作，你看，我们也会抛掉一切来跟随你。’但是这样的人太少了。大多数的人都低下头不作声，象牲畜一样地被巡捕赶着向前走，赶进每个贵族的府第去，高等人物的别墅去，酋长的宫殿去。

我望着，望着，我的心里充满了愤怒。我看了看我的手，可惜两只手都是空的。我没有武器。我只得瞪着眼睛让巡捕把他们赶走了。至于巡捕呢，他不敢看我，因为我究竟是一个高等人物。

我沿着红木的马路闲走，我想找到一个可以和我谈话的人。然而马路上异常清静。每个府第和别墅的巍峨的大门关住了里面的一切。每一家门口都有一个巡捕站岗。在十字路口有两个高等国度的兵士执着枪立在那里。偶尔有一辆高国的铁甲车在路中间驰过，或者一个高国兵士掮着枪在人行道上闲走。空气是十分安静，我万想不到就在这附近的地方会发生这几天来的大屠杀。我疑惑我是在做梦，我便想象着几天以前的奴隶区域里的景象。我向着奴隶区域走去，我以为我会看见我平时熟识的人和熟识的地方。

我走完了红木的马路，我便走进奴隶区域了。在交界的地方驻扎着一小队高国兵士，我经过，并没有被他们留难，因为我是一个高等人物。有几个奴隶不知怎样触怒了他们，被他们缚在电线杆上痛打。

我走进去了。我信步走着，因为我已经辨认不出来街道了。我的面前横着烧焦的断木和破瓦，堆得相当高。我站在瓦砾堆上，引目四望。没有什么东西阻拦我的眼光。完好的房屋都没有了。到处都是瓦砾堆。有几间房屋还剩了个空架子，里面完全是空的；有的房屋倒塌了，只剩下一堵墙壁。有几条街上还留着孤零零的几间房屋。

我认不出哪里是圆街，月街，云街，池街。我胡乱走着。我踏着瓦砾堆，有些地方还有热气。我非常小心，怕踏着没有爆炸的炮弹。在一堵墙壁下面躺着一具尸体，身上涂满了血迹，是新近被杀死的。离这尸体不远，有一个女人的尸体，她仰卧着，我看见了她的脸。我认识她，这个年轻的女人。她的住处和我们隔得很近。她时常提着篮子帮我到市场去买菜，提着桶到广场去提水。这个活泼可爱的少妇，她出嫁不到两年，现在却躺在这里了。她的脸白得象一张纸，她的眼睛闭着。她的嘴微微张开，里面还有血在流。她的身子赤裸着，下身尽是血。我想唤她的名字，在平时我们太熟习了，我的脑子里还深映着她的活泼的姿态。但是眼前的一切把我的幻象打破了。她躺在那里，也不动一下。我不能够再看她了。泪珠迷了我的眼睛，我把手按住胸膛，毅然往前面走了。

在路上我仿佛听见一个熟习的女性的声音：‘里娜，’好象那个女人在后面唤我。我掉过头，没有一个人影。她的尸体静静地躺在那里。忽然我被一个痛苦的思想压倒了。我非常后悔，我悔恨我来迟了。我想要是我早来一些时候，我还可以把她救出来，我还可以使她免掉那惨痛的命运。然而现在太迟了。如今出现在我的眼前的不是她的活泼的姿态，却是她的流血的嘴。她的嘴张开，好象在叫着复仇。

我走在路上，我的脑子里装满了复仇的思想。这个女人的死给我带来更大的激动。杨死了，但是他把未完的事业交付与我，我还有安慰他的机会。至于这个女人，我拿什么来安慰她呢？拿什么来补偿她所贡献的牺牲，洗涤她所遭受的凌辱呢？她死了！我不能够帮助她，不能够拉她起来向她絮絮地宣传我们的新宗教，说将来一切都会翻过来，被践踏的会得到安乐，做奴隶的会得到自由。这些话如今都没有用了。我无论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不能够安慰她了！我憎恨，我悲痛。我觉得一种破坏的激情快要在我的身体内发生了。我想毁灭一切，把整个奴隶区域毁掉。不让那些高国的占领者留下一个。但是我从什么地方去找武器呢？

我走在路上，我用憎恨的眼光看周围的一切。一队高国兵士在瓦砾堆上走过去了。几个奴隶躬着腰在瓦砾堆里挖掘。一个老妇坐在她的成了废墟的家门前低声哭泣。另一个女人牵了两个孩子找寻她的失去的丈夫。几个老人一路上摇头叹气。最悲惨的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他守着一具烧焦了的尸体痛哭，却被一个高国兵士在他的手臂上戳了一刺刀。

我走着，一路上遇见不少的奴隶，都低着头不说一句话，好象尽是些影子。一个奴隶带着笑容恭敬地听一个高国兵士说话；另一个高国兵士领着五六个奴隶在搬运东西。

我走到那些比较完整的街道。那里驻扎着大队的高国兵士。他们有刺刀，有手枪，有机关枪，有大炮。我看见一些奴隶在服侍他们，但里面却没有一个女人。

我又往前面走，我走到最后的一条街。街上到处留着血迹，已经成了黑红色。每一个人家都住了高国兵士，所有的大门开着，有些兵士在里面唱歌。我走过一家门前，我认得那是杨绝命的地方，但那里也被高国兵士占领了。整个奴隶区域里已经没有一块干净的土地了。便是屈服了的奴隶也只得栖息在断壁颓垣下面，他们有的那一点东西也给高国兵士拿走了。更悲惨的命运在前面等待他们。对于他们，我只有怜悯。

我走出来，路上遇着几个高等国度的军官，他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每看见悲惨的景象，总要发几声笑语。他们好象在看演戏，没有一点同情心。一个奴隶低着头走，不留心撞到一个高大的军官的身上，他连忙向那军官谢罪，却被军官一脚踢倒在地上，那一只沉重的马靴！我看见那个人抚着伤痕，默默地挣扎，半晌爬不起来。然而军官却得意地对同伴说：‘这种奴隶真应该让高国人捉来象猪一般地宰杀！’便扬长地去了。

我站在旁边看着这～切，我的心痛得太厉害了。我并没有安慰那个奴隶，因为我知道这时候话没有用处，我不能够做一个虚伪的慈善家。我曾经和他们在一起生活过，然而如今我眼睁睁看着他们沉沦在黑暗的深渊，却不能够拯救他们。我太脆弱了。

是的，我太脆弱了！我不能够帮助那些奴隶，我不能够加害于那些屠杀者，占领者。在反抗运动失败，大批的奴隶被屠杀，我的杨殉了道以后，我却靠着贵妇人的资格回到被占领的奴隶区域来，旁观着失败的奴隶们的悲惨生活和胜利的占领者的残酷行为。我太脆弱了。

我走出了奴隶区域，好象离开了一个地狱。我又走进红木的马路。这时候马路变得非常热闹了。许多汽车接连地飞驰着，成了两根不断的线。汽车里坐的尽是贵族小姐和高等人物，或者贵妇人和贵族少年。每个宫殿、府第和别墅里面都传出来音乐声，每家门口都站了两排奴隶，恭敬地伺候客人的出入。到处是男人的笑声和女人的娇语。我现在走进另一个世界里面了。

是的，在这个地方竟然分成了两个世界。人们是并不互相关联的。奴隶们在那边流血，哭泣，受侮辱；而酋长、贵族、高等人物却畅快地在这里笑乐。我起初有点不了解，但是不久我想起先前听见的一句话：‘这种奴隶真应该让高国人捉来象猪一般地宰杀，’我也就明白了。对于奴隶们，同情和正义是不存在的。这些‘东西’是专为另一些人设的。一切的希望都断绝了。留在这些人中间没有一点用处，他们不会出来站在奴隶一边跟高国的占领者作斗争的。奴隶们的命运只有靠奴隶自己决定。然而在这次反抗运动失败以后，奴隶中间的英雄已经死光了，剩下的一些人都没有力量来继续斗争。

“完了，我们的希望就这样地完结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实践我的誓言，我已经无法继续杨的工作了。”

她说了这许久，才住了口，接着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她的叙述引起了我的悲哀，我的愤怒，我的同情，我的眼泪。我竟然忘记了自己，我仿佛就是她的叙述中的主人公。直到她闭了嘴，我才从另一个世界里醒过来，我才看见我依旧在船上，在我的前面是漆黑一片的海。这里并没有高国兵士，也没有奴隶。只有她，一个贵妇人。但是她的存在给我证实了她所叙述的一切。

我很想知道她的故事的结局，我很关心那些奴隶们的命运。我很希望她马上接着说下去。我害怕她的嘴一旦闭上就不再张开。我焦急地望着她的脸和眼睛，那上面好象罩了一层薄雾，我不能够知道她这时候的心情。

忽然她把头掉过去大声对着海说：“海，你既然咆哮得这么厉害，颠簸得这么凶猛，为什么你不起来把那岛国的奴隶区域淹没呢？海，你把我的杨的身体怎样了？为什么不让他来实现他的约言呢？现在我的力量已经用尽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正义了！”

这些话好象一瓢冷水泼在我的头上。我也掉头去望海。海是那样深沉，我不能够知道它的秘密。我还不能不想到那奴隶们的故事。我感到一种恐怖，我又感到一种绝望的愤怒。我等待着海浪高涨起来吞掉我们的船，吞掉这个没有正义的世界。

[1]维苏威火山：在意大利南部，公元79年火山爆发，把山脚下的古城庞贝整个埋在灰堆里面。

四　“怒吼罢，奴隶们哟！”

“以后的事情怎样呢？难道奴隶们的命运真是无法挽救的吗？”我这样问道。

她起初不回答，好象没有听见我的问话似的。后来她把脸向着我，她的脸上闪耀着一种奇异的光。她加重语气地说：“我做了。我成功了。我实践了我的约言。”

“你成功了？”我惊喜地问。我不相信她的话，她的话来得太突然了，我完全料不到。而且她的脸上没有一点笑容，脸色是那样阴沉，这又引起了我的疑虑。

“是的，我成功了。我把高国的占领者完全消灭了，”她愤怒地说。“几年过去了，奴隶区域渐渐地恢复了从前的状况。不，比从前繁荣得多，因为它已经是高国的占领区域了。巍峨的大厦里住着高国人。在大厦后面是几排窄小的楼房，在那里奴隶们依旧哀诉着他们的悲惨的命运。我回到那里去了。我终于唤起了他们。我又一次把他们组织起来，象杨从前所做的那样。他们都愿意为自由牺牲。他们决心起来跟占领者拚命。于是在一个黑夜里——”

她停了停，用手压住被风吹散开的头发，然后接着说下去：“是的，在一个黑夜里，奴隶们全起来了。我们突然向高国的占领者开始攻击，恰象他们从前攻击我们那样。他们没有一点防备，这一次他们的锋利的武器没有用了。他们抵挡不住我们的进攻。许多房屋起火了，这是我们自己烧起来的。我们焚烧了自己的房屋，断了自己的归路，表示决心要跟占领者拚命。我们胜利了。高国兵士完全溃散了。他们变成了胆小的懦夫，跪着向我们求饶。我们认识他们，他们就是几年前屠杀过我们兄弟姊妹的那班东西，没有一个不是的！我们不能够忘记，受害者的血还在我们的身上燃烧。我们不能够放过他们，让他们有时间去准备第二次的大屠杀。于是又经过一场战斗，我们就得到了最后的胜利。我们把占领者完全消灭了！”

她的脸忽然亮了一下，她又说：“这时候岛国里再没有奴隶了！所有做奴隶的都离开了红木的马路，回到了自己的区域，住在占领者的大楼里面。没有一个人肯去服侍酋长、贵族、高等人物了。没有一个人再愿意做奴隶了！”

“真的？”我又惊喜地问。“那班人又怎么办呢？他们不会来干涉吗？他们没有奴隶是不能够生存的。”

“他们来干涉，来攻击，都没有用！因为这时候奴隶们已经变成强者了。他们战胜了高国的占领者，他们又战胜了一切的攻击者。”

“那么那些高等国度呢？它们不会象高国那样派遣军队来吗？你们又怎样抵抗那许多军队呢？”我关心地问。

“然而我们终于胜利了。我们把一切的敌人都消灭了，因为我们变成了强者。我们用自己的血争到了我们的自由。从这时候起岛国里再没有酋长、贵族和高等人物，也没有什么奴隶。都是一样的自由的人！杨的事业完成了。他的理想实现了！”她说到这里又长长叹了一口气。

“居然有这样的好事情！为什么我从来不曾听见说过呢？”我欢喜得差不多要跳起来了。

她不回答我，却又掉过头去看海。

“这样重大的消息，为什么我以前一点也不知道？那个新的国家如今还存在着吗？”我欣慰地问道，我急切地等待着她的回答。

她许久不说话，忽然掉过头来，仰望着天叹了一口气，慢腾腾地回答道：“那个国家只是在我的理想里面。那只是一场梦。”

我不懂她的意思。她的态度是很严肃的。她决不会和我开玩笑。但是她刚才说的那些话又是什么意思呢？我开始在猜想。可是她又说话了：

“我方才说的一番话不过是我的理想。那真实的故事是没有结局的，因为现在我们并没有胜利。岛国的奴隶区域依旧被高国兵士占领着，奴隶们依旧在酋长、贵族、高等人物的三重剥削下面讨生活，依旧在高国兵士的枪刺下面哭泣、呻吟。”

“什么？这个消息是假的？这不过是你的理想吗？啊，你把我欺骗了！”我因为绝望而愤怒了，我忍不住这样地责备她。

“为什么欺骗你呢？”她冷静地说，但我看得出来这冷静只是表面的，她的心里有什么东西在燃烧。“这样的事本来是做得到的，只要奴隶们下决心，一致团结起来反抗暴力，他们一定会得到最后的胜利。是的，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胜利。”

她停了一会，又换了一种语调继续说下去：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奴隶们似乎被大炮和机关枪吓得不敢抬头了，再不然，就是他们已经倦于斗争了。我没有方法唤起他们。我这许多时候并没有懈怠过我的工作，我并没有浪费过我的光阴。我确实尽力做了我所能够做的。我继续生活在他们中间，和他们接近，用尽力量去鼓动他们。我对他们谈起杨的故事，谈起大屠杀的故事，谈起高国兵士怎样占领奴隶区域的故事。我又对他们谈起杨的宗教，以及奴隶们怎样可以变成强者的故事。我对他们谈了许多、许多。可是我并没有得到回音。他们渐渐地不敢亲近我，不敢相信我了。我差不多被他们当作一个不祥的女人，好象我不会给他们带来幸福，只会带来灾祸似的。

我愈来愈孤独了。在奴隶群中间我是孤零零的一个自由的人。自由吗？呸！在我周围的众人都做奴隶的时候，我怎么会得到自由！我应该说我愈来愈感觉到不自由了。我差不多找不到一个可以和我谈话的人。我的周围的确只有一些奴隶，身心两方面同时屈服的奴隶。

从前的时代是不会再来的了。那些懂得自由的奴隶中的英雄差不多完全牺牲了，他们死在那次大屠杀中。剩下的一些人都是甘愿在高国军人和岛国贵族的双重统治下面低头的。为了个人的身家性命，为了卑贱惨苦的生存，他们居然会出卖一切。‘反抗’这个名词变成了不祥的咒语，再没有谁敢站起来做一个自由的人。

我在这种环境里工作了两年。结果我只得到十几个同情者。是的，十几个同情者。他们是很勇敢的，他们了解我，同时也懂得自由，愿意为自由牺牲。但是单单十几个人又能够做什么呢？

希望愈加淡了。在这些日子里我每天晚上都要走到海边去。我去看海，去看我的杨是否会实践他的约言。

每晚上在海边我都看见同样的景象：一片黑漆漆的海面，海不住地咆哮，颠簸，有时候也显得很可怕。可是决不能够使人相信它有一天会怒吼起来把整个奴隶区域淹没掉。

每晚上从海边回来，我就好象落在冰窖里一样。我常常连走路的勇气也没有了。我走过高国兵士的营房，总要听见欢乐的淫秽的歌声。在大街上时常有高国人鞭打奴隶的事。奴隶们整天地被凌辱，被践踏，受饥寒，吃鞭打，给人服役，比从前还悲惨，然而他们现在连诉苦的胆量也没有了。他们走在路上，缩着颈项，或者低着头，不说一句话，或者露一个疲倦的不自然的笑脸。他们不象是人，只象一些影子。

在这种情形下面，我实在不能够忍耐了。我每次、每次对自己说：‘等着罢，将来总有一天什么都会翻转过来的。’但是我已经等了几个年头了，而希望还是那样渺茫，情形甚至比以前更坏。

我们，我和那十几个同情者实在不能够再等待了。我们决定不再做那种徒然的唤醒奴隶的工作了。我们愿意把生命拿来作孤注一掷，做一次痛快的尝试。我们要用这十几个人的力量来完成杨的志愿，我们要跟高国的占领者拚命。

我们差不多要准备完全了。然而一个黑夜里，又是在黑夜！我得到消息：我的十几个同情者全被捕了。同时还有五六个高国兵闯进我的房间里来搜查。所有的书报、文件都被他们翻看了，他们找不到什么证据。一个军官半客气、半命令地对我说话，要我马上离开奴隶区域。

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我离开。他们并不说出理由。我和他们争辩，但也没有用处。我骂他们，他们竟然象没有听见。

后来他们‘护送’我离开我的住所。他们还‘陪伴’我到船上。他们强迫我离开了岛国。他们口口声声说护送，说陪伴，而事实上我却被他们放逐出来了。

离开了岛国，我又到过不少的地方，在那些地方也有我可以做的工作，在那些地方也充满了压迫和惨痛，在那些地方也有着象奴隶一类的人。然而无论什么时候我总不能够忘记那个岛国和岛国的奴隶区域。我更不能忘记的是那十几个被捕的同情者的命运，以及那许多、许多匍匐在双重统治下面甚至不敢呻吟诉苦的奴隶们的命运。我每想到这些，我就恨不得马上回到岛国去。然而在我和岛国之间不仅隔了几道海洋，而且还隔了种种人间的障碍。在那里已经没有我立足的地方了。

我常常对自己说：‘忘掉罢，忘掉那岛国的事情罢！为什么一定要去实践你的约言呢？世界是那样大，你可以工作的地方也很多。你何必一定要到那岛国去继续杨的工作呢？’然而这也没有一点用处。女人的心是不容易忘记什么的。那憎恨已经在我的心里生了根了。而且当我打算忘掉旧事的时候，那一切，杨的面貌，许多奴隶的面貌，连接的瓦砾准，烧焦的尸体，朋友们的血，少妇的赤裸的身体和那象是在喊叫复仇的嘴，那一切都非常明显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不能够忘记，我什么也不能够忘记！

在报纸上我常常读到岛国的消息，总是充满着不幸、惨苦和血泪。奴隶们的不幸，奴隶们的惨苦，奴隶们的血泪已经越过了几道海洋而到达我的身边了。无论我走到什么地方，我都会知道岛国的消息。差不多每一天的报纸都要带来一些新的血泪。高国兵士的压迫，岛国酋长、贵族以及高等人物的剥削，这些只是继续不断地增加。奴隶们的负担比在任何时候都更重。这时候整个岛国真是被奴隶们的血泪淹没了，从那血泪的海中还时时透出一些占领者和剥削者的欢笑声。

我实在不能够忍耐下去了。我决定要回到那里去，要不顾一切地回到那里去。即使那里只有死留给我，我也要回去。

我果然回到岛国去了。当我看见海边新建筑的高楼和插在高楼顶上的高国国旗时，我的心里不知道是怎样地激动，我恨不得马上就上岸去，马上就做出一些事情。然而我的计划都成了泡影。我一走上岸，就受到高国兵士的接待。他们把我拘留了几天便又用原船送我离开了。第二次我回来连上岸的机会也没有。但是我并不灰心。第三次我终于成功了。我到了岛国，上了岸，没有人知道。

在奴隶区域里我找到了一个熟人。我前次离开岛国时他差不多还是个孩子。现在他已经长成了。他是我们的同情者。前次我们的计划失败以后，他因为年纪轻，没有人疑心他，所以他现在还很安全。他含着眼泪告诉我那十几个被捕的同情者的命运。他们在牢狱里被高国兵士惨杀了，没有一个活着出来。他又对我详细叙述这几年来他的遭遇和岛国里的情况。他又告诉我他怎样奋斗，怎样在奴隶群中宣传着杨的宗教。他说他怎样焦急地等待着我回来，继续从前的工作。他是那样兴奋。从他的谈话和举动上我看到了充沛的热情。我了解他了。

这‘孩子’，我一直叫他做‘孩子’，在这‘孩子’的身上我看出了一个勇敢的人，一个和杨一样勇敢的人。我的希望又复活了。我想这次我们一定可以做出一些事来。于是我们又开始了工作。

事情在最初好象很有希望，我们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开始把奴隶区域里的沉寂的空气打破了。我们得到一些新的同情者，又得到更多的同情者，他们信赖这‘孩子’，象从前另一些人信赖杨一样。我们做得很秘密，没有被外面的人知道。我一面工作，我的心里充满着快乐。我想，这一次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成功。

在这些日子里，晚上我常常到海边去，去看那吞食了杨的尸体的海。自然我是化了装出去的，那些高国兵士不会认识我。

如今在海边我看见的不再是那一片漆黑的海面了。在那里泊着无数的汽船，每一只都是灯光辉煌，照耀得象在白昼一样；每一只船上都充满了笑语和音乐。岸上耸立着一长排新的建筑，每个建筑的窗户大开着。我的眼光穿过窗户看见了那些高国占领者的夜生活。我看见了赌博厅，我看见了跳舞会，我看见了酗酒的地方。在那些建筑里面，在那些汽船里面高国的男女在调情，在作乐，犹如岛国的酋长、贵族以及高等人物在宫殿里、府第里、别墅里那样。同时在旁边伺候的也是岛国的奴隶。

从前的景象如今完全看不见了。海也不咆哮了，不颠簸了。它变得非常平静，好象在给高国的享乐者助兴一样。

看着这些景象我只有心痛。所以我每一次从海边回来，总是带回了一些阴郁的思想，这思想常常给我驱散了快乐，驱散了希望，要等到那‘孩子’来安慰我，拿他的热情来鼓舞我，我才能够恢复我的勇气。

我依旧时常到海边去望海。可是我的心情和从前完全不同了。我不再把我的希望寄托在海上面了。我不再相信它会那样凶猛地咆哮起来把奴隶区域淹没掉，我是来问它究竟把杨的尸体怎样处置了。然而我永远得不到回答。

不管这一切，我们的事业渐渐地有了大的进展了。后来我连到海边去的功夫也没有了。同时外面传说高国兵士已经知道我回来，正在探访我的踪迹，我不得不小心防范着。

我们加倍努力地工作，为了要使我们的事业早日成功，免得被高国兵士破坏。但是我们却没有那样多的时间，因为灾祸马上就来了。

有一天那‘孩子’突然病倒了，接着在同情者中间就发生了纠纷，这纠纷引起了裂痕。我虽然依旧努力不懈地继续工作，而且为他们调解，但是也没有用。就在这个期间，一个黑夜里，是的，又是在黑夜里，高国兵士作恶的时间总是在黑夜！我的秘密的住所被包围了。十几个高国兵士进来把我捉了去。

这一次他们公开地说不再释放我了。他们称我做‘可怕的妇人’。他们说不是有人告密，他们还捉不到我。他们把我带到一个秘密法庭去受审判。我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他们拿我没有办法，因为我究竟是一个贵妇人。他们对我相当客气，并没有用刑具来拷打我。

审判的结果：我被判决终身监禁。我并不替自己辩护，因为这时候我完全在他们的手里，是杀是囚，只好由他们决定。

从此我的希望完全断绝了。一个非常窄小的囚室就是我的新世界。我被判定永远住在这个小房间里，再不能够活着出去。一天从早到晚只能够看见同样的东西：黑暗的墙壁，伸手达不到的小窗洞，一张小方桌，一张床，和盥洗用具。没有空气，没有阳光，没有人声。

我整天被过去的阴影压迫着，被失败的悲哀折磨着，和对于同情者（尤其是那‘孩子’）的思念苦恼着。我时而悲哀，时而愤怒，时而耽心，时而思索复仇的计划。我没有一个晚上闭过眼睛。所以不到一个星期我就病倒了。我以为这一次我的生命完结了。

但是高国的占领者却不愿意我死，他们居然请了医生来给我治病，又把我移到另一个地方。我的新居外面是一座花园，房里的布置也还不错。我现在并不缺乏什么，就只是没有自由。

我起初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这样优待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父亲的力量。我被捕的消息传到了父亲的耳里，他便到高国占领者这里来设法救我。他本来可以把我救出来的。然而我不肯写悔过书，不肯答应跟他回家去过从前那样的生活，所以他终于失败了。我们见了面，恢复了父女的感情，但是我不肯为着他牺牲我的信仰。

不管这个，我依旧出来了，回到活动的人间来了。是那个‘孩子’救我出来的。他得到我被捕的消息就从病床上起来，想出种种救我的方法。他终于成功了。

在一个黑夜里，又是在黑夜！他居然把我救了出来。他把我弄到他的家里过了一晚，准备送我离开岛国。这晚上他告诉我许多事情。我才知道同情者里面果然有人出卖了我们，因此除了两三个投降者而外，大部分都被捕了。我们的努力完全付诸东流。我现在除了离开这里外，再没有别的路。

我第二天本来可以动身，但是一件事情留住了我。那个‘孩子’突然又病倒了，他吐出大量的血。这些日子里，他为了救我的缘故，牺牲了自己的健康，我决不能抛弃他，一个人走开。虽然他极力劝我走，但是我终于留下了。我决定留在这里服侍他。这时候还有一种东西把我牵引到他的身边，这就是爱情。我在囚牢里才发觉我爱他。我不愿意离开他。

我在他的家里住了一个星期，他的病依旧没有起色。外面的风声很紧，常常谣传高国兵士要搜查整个奴隶区域。他又劝我马上离开岛国，我坚决地回答他说：‘我要留在这里看护你的病。我不走。’他看见我的态度很坚决，也就不再劝了。

这天晚上，我已经睡熟了，忽然被响声惊醒起来。我看见那个‘孩子’倒在地上，开始在喉鸣。我连忙下床去看他。他一身都是血污，地板上有一把小刀。我明白了。我拿了水来洗他的伤痕，撕下一块衣襟塞住他的伤口。我要把他扶到床上去。然而他摇手阻止我，他微笑地说：‘现在你可以走了。’

我不顾一切地跪下去，捧着他的脸狂吻，我一面狂叫：‘你要活起来，你要活起来！’

他睁大着眼睛，一面微笑，一面挣扎。他说：‘我要死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一句话：我爱你，我死了也爱你。’

这句话我等了好久了，他现在说出它来，然而已经太迟了。这几年来我只找到一个勇敢的人，他把我从牢里救出来，而他却因为爱我的缘故割断了自己的生命。我埋葬了杨以后，现在又来埋葬我的另一个爱人。我的悲哀太大了。我伏在他的身上伤心地哭起来。

他抚着我的头发，声音清晰地说：‘里娜，你不要哭，不要悲痛。我是不要紧的。你要活，你要活下去！我们的事业才开始呢！我死在你的怀里，我很快活。我爱你，我死了也爱你。只要你还活着，还活着来继续我们的事业，我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我这许多日子来就只有一个思虑，就是你的安全。现在你出来了，我也放心了。你快离开这里，他们随时都会来捉你的。为什么还要哭呢？我的病反正不会好，早点死了也痛快些。不要灰心，不要因为失败灰心。你要继续工作，要把奴隶唤醒起来，要他们怒吼。奴隶的怒吼会把占领者、剥削者的欢笑淹没的。啊，让奴隶们怒吼起来！怒吼……怒——吼……’

那‘孩子’就这样地死去了。我的哭声把他唤不转来。失了他我不仅失掉一个最勇敢的同伴，我还失掉了一个爱人。这许久我就爱上了他，可是一直到死他才向我吐露他的爱情，使我连对他叙说爱情的机会也没有。我们就这样地永别了。

我现在应该走了。他说得不错：我应该活着，活着来使奴隶们怒吼起来，怒吼起来把那些占领者、剥削者的欢笑淹没掉。

我站起来揩了脸上的泪痕。我把他的脸望了好一会。我俯下头去和他接了最后的吻，就毅然地走了。我把他的尸体留在房里让别人去处置他。我不能够象埋葬杨那样地埋葬他。所以就在今天我还不知道他的尸体在什么地方。

“不管这算不算是结局，我的故事就这样地完结了。这是我料不到的。然而两年多的光阴又过去了。”她说到这里便住了口，伸手把眼睛揩了一下。她的脸朝着黑暗的远方，她好象在回忆当时的情景。她的头发被风吹得差不多直立起来，象狮子的鬃毛一样。她的头突然显得很大了。她转过脸来，我似乎看见了两只血红的眼睛。

“这两年来我走过了不少的地方，就好象走过人心的沙漠一样，我永远是一个孤独的人，”她呻吟似地继续说。“到处我都看见奴隶，我找不到一个勇敢的男人，象杨和那‘孩子’那样。所有的人都死了，然而血的誓言是不会死的，它永久留在我的心里。这几年来我从没有忘记过它。它每天每天烧着我的心，使我不能够有片刻的安静。我曾经几次对自己说：‘你忘了罢，为什么老是想着那些事？你也可以放弃一切，去过点安静的生活，象那许多男人一样。’但是我不能够，因为一个女人的誓言是不能够被忘掉的。于是我又对自己说：‘你应该遵守你的誓言，你应该坚持下去，你应该用尽你最后的力量去完成你的事业’……”

她长长地叹一口气，接着又自语似地说：“如今两年多的光阴又过去了。我依旧孤零零地到处漂泊，我不能够回到那岛国去。我依旧不曾听见奴隶们的怒吼。要到什么时候奴隶们才会怒吼起来呢？我实在不能够忍耐了。我要听那吼声。怒吼罢，岛国的奴隶们！你们怒吼起来，咆哮起来，就象这海一样！”

她闭了口，便又用手去摇撼铁栏杆。铁栏杆发出微弱的叫声，这显然跟怒吼声差得远了。我不能够说话，我被一种恐怖的思想占有了。我不看她，我只看海。我的耳里充满着风的怒吼，海的咆哮。我的眼前是一片掀动得厉害的黑漆漆的海面。别的一切都没有了。好象岛国的奴隶们真的怒吼起来，他们的吼声已经通过大海大洋来到我的耳边了。没有酋长，没有贵族，没有高等人物，没有高国的占领者。我的眼睛里没有他们的影子，我的耳边没有他们的笑语。只有黑漆漆的海面，只有从海里升起来的奴隶们的怒吼。海面不住地增高，不住地颠簸，好象马上就要压过船头，把我们这只船，把全世界淹没掉一样。

“你看！”我恐怖地、激动地指着海面对她说。“那不是奴隶们在怒吼吗？”

“不，”一个冷峻的声音回答我。“那只是海的咆哮。海永远这样地咆哮着，它已经咆哮了许多、许多年了，可是除了一些船只外，并没有看见它淹没过什么！”

“海呀！你究竟把我的杨怎样处置了？为什么不让他怒吼起来？”她独自对海说。

“我要回去，我要回到那岛国去。我不能够再漂泊了。即使在那里只有死等着我，我也要回去。”她说着一面接连地摇头，好象狮子在抖动鬃毛一样。

“来，跟着我来，到我的舱里来。我有东西给你看，我从前在高国占领者的监狱里写的东西！”她突然伸出手抓住我的膀子，用一种命令似的声音说，然后松开手径自走了。

我并不推辞，而且我也不想推辞，我默默地跟着她，因为这时候我的心被她的故事完全抓住了。

后篇

一　里娜的日记

三月八日

这是我患病以后拿笔写字的第一天。我觉得我的精力已经逐渐恢复了。我还要活，我还不会死。是的，我的事业还没有完成，我不会死。

从那个送饭来的奴隶的口里我才知道我还在病院里睡过了十几天。病院里的生活不曾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只记得一个有黑胡须的医生天天来给我打针，一个中年的看护老是坐在我的床前，一个高国军官时时来看我。有一天我可以坐起来了，于是两个看护把我扶到汽车里，由两个高国兵士押送，把我送到这个地方来。我在这里又躺了两天，才可以勉强行走。

这个新地方的确比那个囚室舒适多了。外面是一所花园，里面有三间房屋。我自己住一间，一个奴隶住一间，还有一间留给那两个看守的兵士住。

自从离开我父亲的别墅以后，我就没有过着象这样舒适的生活了：用不着自己劳动，一切都有人服侍，什么东西也不缺乏。然而我却宁愿回到奴隶区域去，因为在这里我究竟缺少一件东西，而且是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自由。

我一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爱自由的。然而我愈爱它，我便愈痛切地感到我的自由给别人剥夺了。我固然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任何事情，但是我却不能不听见那两个高国兵士的咳嗽和谈笑：这给我提醒我是个失去了自由的人；我可以在花园里随意行走，但是我始终被那两个高国兵士监视着：这也给我提醒我是个失去了自由的人。

花园的铁栅门永远关着，那一把大铁锁沉重地垂在门上，我每次看见它，我就要埋头看我的手腕，我在考虑我能不能把它从门上扭下来。然而我是一个女人，又是在病后，我没有这样的力气。我想，要是他们不把我移到囚室里去的话，我这一生恐怕不会活着走出这所花园了。

在囚室里我已经把我的希望完全埋葬了。到了这里我又一次埋葬了新的希望，可是新的希望却不时来引诱我。

花园外是一条泥土路，垣墙里绿树的茂密的枝叶垂了些到外面。园里有几种花已经含苞待放了。我或是坐在窗前，或是走在花径里，我常常看见铁栅门外过路的奴隶们的孩子，有男的，有女的，他们手里提着篮子，或者提着桶。他们走过这里总要在铁栅门前站一会儿，他们在谈话，有时候还要唤两声我的名字。我不认识他们，他们居然知道我。我虽然不能够和他们谈话，但是看见他们的天真的小脸，也够使我安慰了。这下一代人，我想一定比他们的父母更有希望，他们将来一定不会做顺从、屈服的奴隶。不过我耽心我以后不会再看见他们了，因为今天早晨那两个高国兵士对他们说了些恐吓的话，还把那个七八岁的苹果红脸颊的女孩打了一下。

在这个岛国里不平的事情太多了，就在这么清静的地方也还会看见。我气得心发痛，我忍不住把那两个高国兵士痛骂了一顿，但是他们好象没有听见一般，依旧板着面孔在园里踱来踱去。

三月十日

那个奴隶给我送午饭来。我问她外面的情形，她不肯告诉我，她说她害怕那两个高国兵士。不错，许多男人都在机关枪下面低头，何况她这个半老的妇人。然而我想她一定还记得那年的大屠杀，我要设法鼓动她。

然而她也告诉我一个消息：我的被捕是由于同情者中有人告密。我不相信这样的话。我自问那许多同情者里面有谁会出卖我呢？我只记得一些痛苦的、朴实的面貌。他们决不能够出卖我。

这个消息给我引起了许多的回忆。许多面孔、许多景象在我的眼前轮流替换着。只有一张面孔长久占据着我的脑子，这是我那个“孩子”的。

在那些时候“孩子”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我家里来。他看见我埋下头在房里踱着，或者双手捧着脸，身子躺在床上，他就知道我从海边带回来了一些阴郁的思想。于是他把我从床上拉起来，或者拉我坐在他的旁边，他做出快活的样子和我谈着种种的未来计划，有时候他还谈他幼年时代的种种有趣的事情。他极力安慰我，或者和我开玩笑，他有时候唤我做“姊姊”，有时又唤我做“母亲”。他和杨不同，他不是一个严肃的人，他是个天真的大孩子。他不断地谈笑，一直谈到我恢复了快乐和勇气，于是我们又开始工作。

那圆圆的脸，那一双发光的眼睛，那一张表示有决心的嘴，以及那热烈的表情，真诚的态度！那一切，不管我怎样想摆脱也摆脱不开。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他立在我的面前，我睁开眼睛，又仿佛听见他在旁边叫“里娜”，“姊姊”，或者“母亲”。我也轻轻地唤了一声“孩子”。

我唤他，听不见他的应声。我睁大眼睛向四周看，屋里并没有一个别的人，只有白的墙壁和简单的陈设。我突然记起来：“孩子”病了。

我被捕的时候，他正患着病睡在家里。我因为忙着调解同情者的纠纷，和做别的工作，不能够去看护他。我每天只到他家里去一次，但很快地就走了。在那些时候他躺在床上常常拿一本书在看。一个老妇人在旁边照应他。他的面容很憔悴，只有两只眼睛还在闪闪地发光。

啊，我记起了。许多的事情我都记起来了。有一次我到他那里去。那个老妇人出去了，他独自坐在床上。他看见我进去，竟然要下床来，却被我连忙阻止了。

“你来了，我今天一整天都在想你，”他大声说，一个笑容使他的憔悴的面容显得美丽了。他告诉我他的病已经好多了，可以勉强坐起来。他又叫我在床沿上坐下，央求我多坐一会儿，陪他谈话。他说一个人躺在床上太寂寞，如果我不常常去陪他，他就会不顾病体跑到外面去。

我和他谈了许多话，我把我的工作情形告诉了他，他也讲出了他的一些看法。

“姊姊，告诉我，象我们这样的人也有恋爱的权利吗？象我这样把生命许给事业的人，”他突然问我，他的脸红了。

我惊讶地望着他，我不懂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微笑地说：“当然是有的。但是，孩子，你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但是这本书上不是说‘我们爱我们就有罪了’吗？我想一个人既然把生命许给事业，那么他自己就没有一点权利。”他指着手边的一本书，是左拉的小说。[1]

“都么你为什么又要问我呢？”我嗤笑地反问他。

他的脸红着，他迟疑地回答说：“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他突然住了口。

我以为我明白了，便抿着嘴笑起来。半晌我才说：“你一定是爱上了谁。是吗？告诉我那个人是谁。”

他不答话，我便接着说：“孩子，你是有权利的。你不象我，你还年轻。没有人能剥夺你的这个权利。说‘我们爱我们就有罪了’，那只是一句蠢话，不要相信它！”

“但是我所爱的那个人，她也有权利吗？”他迟疑地问。他埋下头去，不敢看我。

“为什么她没有呢？女人和男人一样，”我笑着回答。我在想：这个女人究竟是谁呢？在我们的同情者中间也有几个少女。我想可以和他发生恋爱关系的至少有三个。我便问：“是张吗？”他摇摇头。“王吗？”他又摇头。“赵吗？”他依旧摇头。

“我现在不告诉你，”他顽皮似地说，就把这番谈话结束了。

那时候我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事，但是现在我渐渐地明白了。

是的，我又记起来了。另一天我走进他的房里，他闭着眼睛在背诵一首诗。他听见我的脚步声便停止了。我只听清楚一句：

那令我生爱的人儿永不知道我的爱。

那令他生爱的人儿究竟是谁呢？我现在开始明白了。

啊，还有。他有一次在谈话里忽然正经地问我：“年龄的相差和爱情没有妨碍吗？”我因为马上忙着谈别的重要问题，所以并没有回答他的这句问话。然而如今我完全明白了。

孩子，你的心我完全明白了。我这时候才知道了你的爱情，但是已经太迟了。我们连见面的机会也被人剥夺了。

三月十二日

今天和那个奴隶谈了一些话。她说她几年前就知道我和杨的名字。她说在奴隶们中间如今提起杨的名字还有人流泪。她说起她的生活的困苦，一面说一面揩眼睛。我知道她的丈夫在别墅里做奴隶；她的一个独养子在高国占领者的大厦里当差，但是最近突然死了。她说：“他死了也好，免得活着受罪。”

“那年发生大屠杀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我问她。

她听见这句问话脸上现出恐怖的样子，恰恰在这时候高国兵士在外面大声咳嗽，她连忙向外面张望一下，就急急走出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在房里。

一张面孔闪进我的脑子里来，又是那个“孩子”。

“我们要反抗。如果反抗的结果就只有刑场、枪弹、监牢留给我们，我们也要反抗到底。”这样激昂的话从他的可爱的嘴里吐出来。他站在一张条桌前面，对着许多同情者的痛苦的、朴实的脸说话。他自己的脸被热情燃烧得发亮。他真可爱呀！许多人被他说得流泪了。他的话一句一句地进到人的深心。

“我不要戴这奴隶的镣铐了！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的意思怎样。对于我，与其做一个顺从的奴隶而生存，毋宁做一个自由的战士而灭亡。灭亡并不是一个可怕的命运，它比在压迫下面低头、在血泪海里呻吟要美丽得多！”

这样美丽的话至今还在我的耳边荡漾。我恨不得马上走出去，到他那里听他的更多的美丽的话。然而一个思想开始咬我的脑子：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再看见他了。那终身监禁！

我整天沉溺在思念与回忆里，我在思念他一个人，我在回忆关于他一个人的一切。

杨啊，原谅我，你看，我想着他就把你忘记了。难道我不应该爱他吗？难道“我们爱我们就有罪了”吗？

三月十三日

昨天晚上我梦见了杨。

依旧是他的瘦脸，依旧是那一对亮眼睛，依旧是那严肃的面容。

“杨，原来你还活着！”我连忙跑过去拥抱他，我高兴得差不多要流眼泪。

“里娜，不要这样，”他说，向后退了两步，用手阻止我前进。“现在我们中间已经隔了一个世界，我们不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了。”

“为什么呢？”我失望地、惊讶地问。“难道是因为他的缘故吗？你真以为我就有罪吗？”我觉得我快气得放声哭了。

“不是这个意思。你难道忘记了你亲手把我埋葬在海里的事情吗？我来，是来提醒你不要忘记你的誓言，不要忘记你的工作。”

“我并没有忘记！”我分辩说。“你看我不是努力了这许多年吗？现在我不做事，并不是我的错，是人家剥夺了我的自由。”

“不要拿这种话辩解！我知道你在这些日子里把一切都忘掉了！你不要骗我！”

悔恨、羞愤、痛苦一齐来扭痛我的心。我带哭地问：“难道你到这里来，就只是为了来说这几句话吗？你再没有别的安慰我的话？”

他并不回答，因为他已经不见了。

我醒过来，发见自己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除了那两个高国兵士的鼾声外，四周就没有一点别的声音。我的眼睛是润湿的，枕头上有一摊泪水。我绝望地在心里狂叫“我的杨”，再也听不见一声回应。

我仔细地回想，杨说得不错，为了那“孩子”的缘故，我差不多要忘掉一切了！

我不能够再合眼了，矛盾的思想来到我的脑子里。我发誓要制止我的爱情，要忘记那个“孩子”。但是我又禁不住要问自己：“我们爱，我们果然就有罪吗？”

没有人给我回答。我的内心的呼声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抖动着，一直到天明的时候。

今天是个晴天。小鸟很早就在树上叫起来。我走到花园里散步，草上的露珠差不多打湿了我的脚。阳光洗着我的脸，新鲜的空气梳着我的头。我的手抚着浅红的花苞和新绿的树叶。我觉得生命开始成长了。

我在草地上默默地徘徊了许久。我差不多不用思想，我只是静静地呼吸新鲜的空气，欣赏生命的成长、繁荣。在短时间里我竟然忘记了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而且处在怎样的环境里面。

然而后来我记起来了，我记起了我的童年。我的童年就是在花园里度过的。我父亲的别墅里的花园：草地，高楼，假山，小溪，石洞，茅亭，曲折的桥，奇异的花，长春的树木，运动的器具，伺候的奴隶，同游的小伴侣。

我的童年早已被我埋葬了，现在却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又为童年时代的悲欢而感动了。那时候有一个男孩是我的最好的朋友。我们同在一处的时间不过两年，他就忽然得急病死了。我为他哭过许多次。然而不到几个月的功夫我就忘了他。在我的心里他就不再存在了。这许多年来我都没有想到他。但现在他的面貌竟然通过这些年代而毫无原因地浮现在我的脑子里了。

为什么他会出现呢？为什么我会回到那被埋葬了的童年时代呢？我不能不拿这问题问我自己。我想，难道我走近了生命的边沿吗？我的生命之书已经翻到了最后一页，所以又要往前面翻回去吗？

我突然被一种恐怖的思想压倒了。“活着进来，死了出去。”高国兵士曾经对我这样说过，而且说话的人就在我的视线以内，他还时时把眼光向着我这边射来。我明白了。我的生命之书已经翻到最后一页了，我是走近生命的边沿了。没有自由的生活不就是等于死吗？

我确实太脆弱了。在这时候，在我的四周充满着生命的时候，我却想到死，想到那些不愉快的事，拿悲哀和苦恼来折磨自己。这样下去，我怎么能够支持着来经历更长久的岁月呢？是的，更长久的岁月，我被捕后还不到两个月，我在这里还不到两个星期，然而我就已经看出自己的脆弱了。

思想太多了，我应该使自己镇静下来。我应该暂时忘记我的过去的一切，让我这脆弱的精神在大自然中陶醉一些时候。但是一看见那个垂在铁栅门上的沉重的锁，就不由得我不想起我的永远失去了的自由。同时那许多被剥夺了自由的奴隶们的命运也来把我的思想占据了。

不管我的身体怎样脆弱，但铁栅门依旧关不住我的思想。我怎么能忘记一切呢？尤其是在这春天给人带来生命的时候，而我和那些奴隶们失去了自由。从来没有一个时候，自由在我的眼前表现得这么具体化的。但这又有什么好处呢？这不过拿那火似的热望来折磨我罢了。终身监禁，我永远不能忘记的终身监禁！

三月十四日

上午来了一个意料不到的客人。这是我的父亲，是的，十几年来被我忘记了的父亲。

我脱离家庭以后就不曾再见过父亲一面。我们甚至没有通过一次信。关于家里的事，我只知道母亲死了，她是在我漂泊的时期中死的。我不曾去信探听母亲病死的详细情形。我也不知道她葬在什么地方。我第一次遇见“孩子”从他的口里得到母亲死去的消息时，我也曾流下眼泪。但是很快地我就把她的影象忘掉了。因为工作忙碌，而且为了我自己的誓言，我没有遗憾地埋葬了母亲的影象，我也不再想念那个在老年失去伴侣的父亲。

然而现在父亲来了，他给我带来了许多消息。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母亲的影象给我从坟墓中挖了出来。

父亲的确老多了。在分别了十几年以后我几乎不认识他了，只有那声音还没有大的改变，但是它也开始在发颤了。十几年前我和父亲分别，那时候我看见一张愤怒的脸，一对发火的眼睛，一种专横的态度。这些给我抹煞了他对我有过的一切关心，给我抹煞了我对他有过的爱慕的感情。所以我离开他好象离开了一个仇敌。而且就在今天，那个奴隶进来传达高国兵士的话，问我愿不愿意和父亲见面的时候，我也是迟疑了许久才决定的。我耽心在我们父女中间会发生一场争吵，我还把他当作一个不懂得宽恕的残酷的人。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如今在父亲的身上看见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坐在我对面的一张沙发上。他的头发白了，而且现出了秃顶。脸上堆满了皱纹，两只眼睛没有一点光彩。他说话的时候露出残缺的牙齿，而且头不住地微微摇动。他有时候抬起放在沙发靠手上面的右手去摸他的粘着口沫的胡须，我看见那只手瘦得只剩下皮和骨，已经不是从前握着皮鞭打奴隶的那只手了。

父亲一开始就对我谈起母亲的死。他说我离家以后母亲不住地想念我。起先她还相信我和杨同居不到一个星期就会决裂，我会受不了苦跑回家去哀求她的宽恕。她一天一天地盼望着。她常常带笑地和父亲说起我回家时她怎样待我。她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问父亲：“里娜也许明天会回来罢，她现在不知道怎样了？”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并没有回家。她依旧盼望着。后来几个月又过去了，我还是不回家，她又从父亲的口里知道了我和杨过得很好，而且两个人一起在奴隶区域里宣传新宗教。父亲以为这样说，就可以使她断念了。但事实上她从父亲那里知道了我“堕落”的消息（她和父亲都以为我是走到“堕落”的路上去了），她却更加为我耽心。她屡次想和我通信，甚至想到奴隶区域来说服我回家去，但是都被父亲阻止了。父亲认为我辜负了他的教养的恩，认为我败坏了他的家风，所以他不能够宽恕我。而且同时他还尽力帮助酋长、贵族们制止新宗教的传播，帮助他们压迫奴隶，他把他对我的憎恨发泄在奴隶们的身上。他想这样也许可以威胁我，使我屈服。但是这个方法也没有用处，我不回家，母亲的挂念也不会减轻。不久高国占领者的屠杀开始了，父亲自然不反对这屠杀，看见奴隶区域的大火，他只有高兴，他以为他报了仇了。在大火之后他听见杨的死讯，却不知道我的下落。他在各处探问，都没有结果。我失踪了，也许死了。这个消息是瞒不过母亲的，而且母亲从奴隶们那里又知道一些关于我的不真实、但又不吉的消息。于是母亲病了，父亲知道她的病源，但是他的劝慰并没有一点效果。母亲的病时好时坏。她这样支持了几年，终于得到消息：我被高国兵士逮捕而且秘密处了死刑。这个消息是奴隶们告诉她的。父亲虽然向她说明我并没有死，但是她不肯相信。她几次梦见我穿着血衣回家向她诉苦，醒来放声大哭，她说我一定死了。这个打击对于她是太大了，她的病弱的身体实在受不住。于是在病榻上缠绵了一个多月以后，她就“跟着她的女儿去了”（父亲说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她的痛苦是很大的，在那些日子里，好象有一种思想在折磨她。她常常表示后悔，说当初不该让我脱离家庭，她甚至独自说着对我道歉的话。

父亲说到这里，已经费了不少的时间。这种叙述并不是容易的事。中间他曾经停顿了几次，去揩眼泪。最后他忍不住就让他的泪珠沿着消瘦的面颊流下来。他微微闭着眼睛，呻吟似地喘着气。

在他叙述的中间，我不住地咬着嘴唇皮，为的不要流出眼泪，发出哭声。但是我失败了。我终于抽泣起来了。

我的母亲因为我的缘故受到这么大的痛苦。她这样关心我的安全，她这样表示对我的慈爱，而我竟然一点也不知道，我至今还把她当作我的一个仇敌。现在在她死了以后，在我不能够对她做出任何一件事情来表示我的感情的时候，她的真面目才清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可是太迟了。一座坟墓埋葬了她，一所花园埋葬了我。我们连互相了解的机会也没有。

我的事业已经完全破碎了，我的同情者甚至出卖了我。奴隶们在呻吟，占领者和剥削者在欢笑。母亲永远闭了眼睛，父亲无力地躺在沙发上喘息。而我，我在失去了一切的希望以后，我只有痛哭！

是的，我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我拿什么来抵抗悲哀的打击呢？事业吗？信仰吗？复仇的思想吗？在这生命的废墟上面，只剩了一些断壁颓垣，已经不能够给我遮避风雨了。所以在短时间以内，我只有让我的眼泪狂流。

我和父亲对哭了一会儿，现在我们又是父女了。从前的一切完全成了过去的陈迹。我在他的身上似乎又找回来了那个爱我的父亲。他又用温和的调子继续说话。他说自从母亲死了以后他的生活变得非常寂寞。他曾经一度和一个少妇结婚，但不到两年妻子有了情人，跟他离了婚远走了。从此他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过去的创痕开始在他的心上溃烂。他的生活变得愈加单调了。他的健康突然坏起来，在一年内他好象老了十年。精神上的折磨是很难堪的。物质上的享受对他也不能够有什么帮助。他一天一天地在苦恼中挨日子，挨过了这些年代。于是一个希望来了。他知道我回来而且被捕了。

他便对自己说：“你不能再迟疑了。免得做出一件遗憾终身的事！”我的事情本来已经绝望了，靠了他的力量，我居然有了一线的生机。他设法把我从那个窄小的囚室送到医院去就医，然后又送到这个地方来。自然这一切都是高国占领者执行的，但这是他奔走的结果。

他又说他可以马上救我出去，让我重回到自由的人间，重回到亲爱的家庭，只要我答应写一张悔过书，担保我以后不再有反抗高国占领者的行动，只要我答应跟着他回家去继续过从前那样的生活。他求我这样做。他说他活着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要求我去陪伴他，使他的最后的日子过得快乐。他说，他已经明白了从前的错误，而且为这错误身受了痛苦，他要求我原谅他，他希望我念着父女的感情，暂时为他的缘故放弃我的信仰。他又说，他辛苦了一生，积蓄了现在的这一份产业。他现在老了，不久就要撒手放弃它，他要求我回去，承继他的全部财产。他又说，我已经吃够苦了，而且在到处奔走活动了这许多年以后，我也算是尽了我的责任，现在也应当休息了。

他说了以上种种的话。他的态度很诚恳。现在他和我谈话，不象父亲和女儿，倒象两个亲密的朋友。他的话句句我都听进去了，然而我不能够马上回答一句。我的心乱了。

在多年的分离以后他第一次到我这里来求我原谅他，他怀着一颗空虚的心到我这里来寻求一点安慰。我无论如何不能够断然拒绝他，我不能够严厉地对他说：“去，我不要再见你，我没有你这个父亲。”这时候我只有一个思想，我只想到这许多年来他所受的痛苦，我只感到对他的同情。

“里娜，回去罢，父亲爱护你，父亲也需要你的照应。回去罢，你看，你也比从前瘦得多了，你应当好好地在家里休养！”父亲含着眼泪用激动的声音说，他站起来轻轻地抚着我的头发。“不要再信赖你那些同情者了。他们是不可靠的，你被捕不就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人告密吗？回去罢，只有父亲会爱护你。你还记着从前的事吗？不要提它了，我现在已经后悔了。”

他的话说得非常温和，而且很可怜，但是对于我却好象是针刺一般。我找不到什么来防御它们。我希望他安静地坐下来不要再说这类的话；我希望他和我谈一些别的事情；我希望他或者变换一个态度，他不来求我原谅，却来责备我，或者象仇敌一样向我挑战。因为这样我便不会感到踌躇，我可以采取一种断然的行动来对付他。但是现在我却站在十字街头了。我只有两条路：不是答应就是拒绝。

答应吗？我不能够。不管我怎样地没有活着出去的希望，不管我怎样孤寂地躺在这里等死，不管我的事业怎样不会完成，我的努力怎样徒然白费，不管我的同情者怎样地不可靠，然而我不能忘记我的血的誓言，而且不能够在作了那样的誓言以后再向高国的占领者低头，写封悔过书来忏悔过去的行动。事业，毁坏了；信仰，幻灭了；复仇的思想，成了渺茫的梦。但是这颗心是不能够死的。如果我能够出去，重回到自由的人间，那么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继续宣传反抗的新宗教。为了个人的安全而牺牲信仰，我是不做的。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父亲。我还说：“父亲，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在分别了十多年以后，难得有这次会面的好机会。我们应该谈些快乐的事情，为什么尽说那些使人流眼泪的话呢？”

父亲声音战抖地说：“里娜，不要拒绝我这个最后的要求。你要知道我费了大力才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要是把这个机会放过，我们以后就永没有再见面的日子了。你会在这里憔悴到死，没有人过问；我会在家里卧病呻吟，没有人安慰。我会想念你，一直到死我都唤着你的名字。你在孤寂中也会想念我，但是我的唤声你永远不会听见。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地折磨自己呢？里娜，你多想一想，因为你的一句话就会毁坏我们两个人的幸福。里娜，回家去罢，你父亲怀着热烈的心在欢迎你。我一生只向你要求这一件事，你不要拒绝我罢。你看，我已经不是从前那样的人了，我是这样病弱，这样衰老！”

对于这样的话，我拿什么来答复呢？我知道父亲没有说一句假话，我知道他这时候恨不得把整个心剖给我看。我觉得我差不多完全了解他了。他和母亲只生了我一个孩子。他们把整个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他们依照他们的信念教养我，盼望我成为一个他们理想中的幸福的女人。然而结果我抛弃了他们，没有一点留恋，把他们十几年来的希望破碎得干干净净，给他们留下孤寂和思念。母亲被这孤寂和思念折磨死了。父亲也因为这孤寂和思念而病弱、衰老到现在这个样子！我所带给他们的痛苦太多了。我今天还忍心在父亲的忧愁杯里加上最后的一滴么？我在跟我自己挣扎，我迷惘似地说：“我不能，我不能。”我的意思是我不能够再违拗父亲的意愿。

父亲却以为我表示拒绝，他悲痛地说：“里娜，为什么不能够呢？这是我最后一次对你的请求了。你会了解父亲，你会知道父亲现在怎样地爱你，而且他已经为你贡献了很大的牺牲了。难道你连一份悔过书也不肯写？你为什么不肯暂时放弃你的信仰呢？你还年轻，你还有很多时间为你的信仰努力，可是你不久就会失掉父亲了……”

“父亲，父亲！”我突然悲声打断了他的话。“不要说这些话了。你要求我做别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只是不要叫我写悔过书，不要叫我牺牲信仰。别的一切我都可以牺牲。原谅我罢，我只有这个不能够牺牲，因为我正是靠着它生活……”

“里娜——”父亲刚刚开口又被我打断了。

“是的，我愿意回到家里去，同你过活，照应你，接受你的爱护，”我继续说下去。“是的，我很愿意这样做。但是为了这个缘故，为了个人的安全，要我牺牲信仰，我不能够做。我不是一个卑怯的人。”

“里娜，”父亲绝望地叫道。“你就一点也不顾念到我的处境吗？”

“父亲——”但是我又突然改变了语调：“我不能够做那种卑怯的事。即使是别人出卖了我，我也不能够出卖自己！我不能够写悔过书来换取我的自由。”

“但是为了我的缘故，你也不肯做吗？”

“不能够，”我突然恢复了勇气地说。“我不能够在高国占领者面前低头，而且我无过可悔，因为我并没有走错路。”

“里娜，你且想一想，坐在你面前的是你的父亲，他现在带着垂死的身体，怀着深切的慈爱，来哀求你的原谅，哀求你为他做一件小小的事，哀求你回家和他一起过安静的生活。你竟然忍心不答应他，使他孤零零得不到一点安慰、回去悔恨痛苦地死在家里吗？不要做得太残酷罢。”

“不能够，我已经决定了。”我还想说话，但是悲痛堵塞了我的咽喉。我在吞食我的眼泪，我觉得我的勇气又消失了。我蒙着脸，不让父亲看见我的悲痛的表情，同时也不要看见父亲的悲痛的面容。

“里娜，这不仅是为着我的缘故，而且也是为着你的缘故。我更关心你，你比我更需要幸福，更需要自由。你不能够把你的青春埋葬在这里面，你不能够使你自己腐朽在这间囚室里。你应该回去，回到生活里面去。”

我不能够回答他，我差不多支持不下去了。

“去罢，跟着我回去罢，不要迟疑了。”父亲站起来走到我的身边，温和地抚着我的头发。我猛然不顾一切地抬起润湿的脸，用我的泪眼望他。许多不能够用言语表示的话都在我的脸上表现出来了。我不知道父亲是否懂得了我的意思。我只觉得两三滴泪珠从他的脸上流下来到了我的面颊。他摇着头接连地叹了几口气。

我依旧不说话，只用手按住胸膛，因为心里被什么东西绞痛着。这时候外面响起了歌声和笑语，是高国的兵士在唱歌。

“不能够，我不能够回去！”我突然进出这句话来。我掉开头，挣脱父亲的手。我站起来，走到床前，躺下去，不再作声。

父亲在房里踱了几步，然后慢慢地走到床前，说：“我已经在家里给你预备好了一切：你的房间，你的衣服，你的东西。那一切我都给你保存得很好，跟从前没有两样。它们都欢迎你回去。还有那些奴隶，你从前对他们都很好，他们也都记挂着你。”

我把脸掉向里面，不让父亲看见。我不回答他，好象没有听见他的话一般。父亲又开始在房里踱着，他的缓慢无力的脚步声时时打在我的心上。

“里娜，”他忽然停住脚叫我，我用力咬紧牙齿，不发出一声回应。

“你决定不回去吗？这件事情就没有挽回的余地吗？”

我只含糊地说了一句：“不回去。”

“那么我回去了。以后我们就没有见面的机会了，”他用悲怆的语调说。“如果你以后改变了心思，请你设法通知我。我还是一样地欢迎你，爱护你。”他最后又加了一句：“只是恐怕我不会活到那个时候了。”

我依旧不回答，我极力在压制我的悲痛。时间过得很慢。

“我去了，”父亲终于说了这句话。“你以后好好保重。如果你不改变心思，我就再没有机会来看你了。”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并不从床上起来。

“里娜，我去了，”他又重复说了一句，声音更无力。但是他并不走。

又过了一些难堪的时候，他第三次说：“我走了。”他却走到我的床前，伸出手最后一次抚摩我的头发，这一次摩得很久。我突然记起了，这样的抚摩在他并不是第一次。从前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他常常抱我坐在他的膝上，他一面这样抚摩我的头发，一面告诉我种种有趣的故事。在那个时候除了母亲而外，父亲就是我的唯一的亲人，不仅是亲人，他还是我的唯一的偶像。这许多年代象恶梦一般地过去了。如今我们父女又回到了那同样的境地。他依旧是他，我依旧是我，然而我竟然不肯答应他的要求，我拒绝他象拒绝一个仇敌！

我突然站起来，但是父亲已经向外面走了。

“父亲！”我吞着眼泪用力叫。我向门口奔去。

父亲的身子又在房里出现了。他的脸色苍白，头微微摇动。眼角和胡须上面都有东西在发亮。

“里娜，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是不是你改变了心思愿意跟我回去？”他的声音里战抖着喜悦与感动。他向我伸出一双手，好象欢迎我一般。

我呆呆地站着不动。我踌躇着，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好。我害怕他误会了我的意思。突然一种感情压倒了我。我不再思索。我向他奔过去，我跪倒在他的面前，抱着他的腿，让我的眼泪畅快地流在他的裤子上。我喃喃地说：“原谅我，原谅我。”

这时候对于我一切都不存在了，我不知道父亲说了些什么话，或者做了些什么事。只有在我觉得眼泪干了时，我才站起来。我极力装出镇静的样子对他说了一句：“我再没有话了。”我要掉过身子，却被他握着我的手臂。他温和地理顺我的乱发，揩掉我的脸上的泪珠。他问：“你保得定将来就没有一点悔恨吗？”

“我自己选定了这条路，我自己摘取了痛苦的果实，我当然不会有一点悔恨。只是——”我突然咽住了下面的话，因为我觉得再没有和他细说的必要了。我们是两代人，即使相爱，却也无法了解。我希望他在这里多留一会儿，但是我又希望他马上离开，因为看见他的衰老而悲痛的面容只有使我心痛。

他终于去了。我送走了他，好象埋葬了一个充满了痛苦与美丽的回忆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刚刚被发掘出来的，可是我如今又用这许多天来的悲痛把它埋葬了。

我注意地听着他的脚步声，好象在重温过去的旧梦。等到后来那声音消失了而另外响起高国兵士的靴钉声时，我才醒过来。我跑到床前，伏倒在被单上面，我把一个枕头都哭湿了。

傍晚时分那个奴隶送饭来，才把我叫醒。我叫她把餐具收回去，我今晚不想吃什么了。

我很疲倦，但是我觉得畅快。在流了这么多的眼泪以后，这许多日子来的阴郁的思想都烟消雾散了。父亲虽然给我带来悲痛，但是我并不后悔对他谈了那许多话。有了这一次的会面，我才可以毫无遗憾地把过去深深地埋葬了。在经过这样大的纷乱以后我的心又恢复了平静，就象暴雨住后的天空一样。

我想，这个晚上我一定不会有梦。

三月十六日

我说过不再想念父亲了。但是他的影象又来到我的脑子里。他是那么病弱，那么衰老。他的确需要人照应。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献给事业呢？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有信仰？你看你从它得到了什么呢？”仿佛从父亲的口里吐出来这样的话。

我从信仰那里得到了什么呢？我得到的是很多，很多。我一个脆弱的女人，居然有力量忍受那一切的困苦，居然有力量经历那一切的失败，而且如今就躺在这里守着我的生命的废墟哀哭的时候，我还有力量拒绝父亲的要求。信仰究竟给了我什么呢？是的，它给了我痛苦。但是这痛苦就是力量。从这痛苦中我改造了自己，我现在变成了一个另外的人，一个可以使高国占领者战栗的人。我已经达到够高的高度了。我把自己献给事业，我从事业那里又得到了丰富的生命。单就脱离家庭以后这十几年来我的生活来说，我也无疑地要比父亲强多了。

然而我又不能不想到父亲的生活，想到母亲的死亡。是的，我带给他们的痛苦的确太多了。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我拿事业和父母比较，我选取了事业。我把众人的痛苦放在一两个人的痛苦之上。所以我毅然地抛弃了父母，没有一点悔恨，而且同时还拿我自己的痛苦来报偿他们。我是用尽我的力量了。我的生活的斗争的确使我熬尽了心血。父亲，原谅我罢。我又一次在这里求你的宽恕了。

三月二十日

我昨晚梦见那个“孩子”。他在我的旁边念着那首诗。

那令我生爱的人儿永不知道我的爱……

“孩子，我知道，你是指的谁。”我带笑地说。

他的脸马上涨红了，他激动地说：“你不会知道的，你永远不会知道的。”

“你为什么还要隐瞒呢？那人儿不就站在你的面前？”我抿着嘴嗤笑说。

他的脸突然发亮了。他的脸变得更美丽。

“来罢，她在等侯你。”我把手臂张开，他果然跑到我的面前，跑进我的怀里。我抱着他，他也抱着我。我们狂吻着，我们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差不多溶化在热爱里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松了手，放开我。我注意地看他的脸。我忽然发觉那是杨的面貌。

“杨，是你？”我惊疑地叫起来。我呆呆地立着，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当然是我，”杨严肃地说。“里娜，你不能够忘记我。我要永远跟着你。”

“那‘孩子’呢？刚才他还在这里！”我悲痛地说。“你为什么这样对我说话？难道我就有罪吗？”

“你们爱，你们是没有罪的。但是那个‘孩子’已经死了。我跟着你，是要你不要忘记你的誓言。”

“那个‘孩子’，他死了？”我绝望地大声说。

“是的，他死了，他们把他杀死了。依旧是高国占领者干的事！我们太迟缓了！你太迟缓了！”杨冷酷地说。

我的“孩子”死了！希望完全破灭了！整个世界好象都沉溺在黑暗里面。

“你应该加倍努力地工作，”杨冷静地继续说。

“加倍努力地工作？我躺在这个囚室里，能够做什么呢？我的力量已经竭尽了，”我悲痛地答道。“我永远不会实践我的誓言了。我不能够建立自由的国家，我不能够实现新的宗教。那么，还是请你来实践你的约言罢。你马上就来鼓动海，使海怒吼起来，淹没掉整个奴隶区域，淹没掉整个岛国罢。那‘孩子’死了，全部的希望都消失了。我不能够再生活下去了。”

“里娜，你听你在说些什么？”杨温和地哂笑起来。“难道你没有那‘孩子’就不能够生活吗？但是你没有他，你已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年代了。你应该知道人并不单靠爱情生活，而且今天许多人都生活在困苦和屈辱里，他们一生得不到爱情。这样的人是很多、很多的。”

“他们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躺在这里不能够做任何事，我现在需要的是爱情。”

“爱情？我不是把它给了你吗？”他的阴沉的脸突然亮起来、他的面容在发光，他的声音里抖动着热情，恰象他第一次向我叙说爱情时那样。我又找回来我的杨了，是那个把我从别墅的堕落生活中救出来的杨。“那么，你现在把它怎样了？你为什么还需要新的爱情？你就不记得从前的那些日子？在你的心里爱情已经死了！因为你现在并不需要它。你现在需要的是勇气。”

我没有说话，我的眼前好象展开了一幅银幕，在银幕上接连地映出来我和杨两人的种种事情。我觉得我还是在他的爱情的拥抱里。

“你还应该生活下去，”杨接着说。“我还得让你再试一次，也许这是最后的一次了。如果你再失败，那么我就来代替你，我要使海怒吼起来，淹没掉整个的岛国。但是你应该再试一次。”

“我不要再试了，你让我跟你去罢，”我紧紧抱着他哀求道。我害怕再失掉他，我害怕他再抛弃我，让我一个人腐朽在孤寂的囚室里。“我不能够让爱情死掉，没有它我就不能够生活。我愿意跟你去，到那海的坟墓里去。”

“里娜，你不能够跟我去。你还应该再试一次，那最后的一次！也许你会成功……”他挣脱我的怀抱走了。

我醒过来，我抱着被单的一角。周围是死一般的静寂。屋子里抖着灰白的光。没有一点人声，没有一个人影。高国兵士也不发出叫声。一切都死了。只有我还活着。

是的，我还活着，活着来试那最后的一次。我想这一次我要把生命拿来作孤注一掷了。但是我的眼睛为什么会润湿呢？难道是在哭我自己，哭杨，哭那“孩子”？

杨死了，那“孩子”也死了，我自己也快死了。

但是一张可爱的脸闪进我的脑子里，他在说：“我没有死！”

天明了，奴隶给我送早餐来。我问她关于“孩子”的事，她完全不知道。后来被我问急了，她才告诉我，上个星期高国兵士在奴隶区域里杀了几个我的同情者，她不知道我的“孩子”是否在内。

她的话自然不会假。无疑地我的“孩子”死了。他在同情者中是最努力的一个，当然不能够避免这样的灾祸。

死了！一把刀，许多滴血。于是一个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就灭亡了。

每个人都要死，但是他们不能够在死后爬起来去和所爱的人抱吻。血蒙在生人的眼睛上，使眼睛生出火来。

那“孩子”不会再在我旁边念“那令我生爱的人儿永不知道我的爱”的诗了。我也不会再看见他的可爱的面孔了。血蒙住我的眼睛，我只看见一片火光。那是复仇的火。

杨说得不错，我的爱情已经死了，我并不需要它。我所需要的是勇气，复仇的勇气。

每个人都要死，但是我要活，活着来试那最后的一次。那一次我应该成功了，因为总结算的时期到了。

我仿佛在翻一本账簿：许多枪子，许多炮弹，许多飞机，许多炸药，许多火花，许多把刀，许多根皮鞭，许多肉体，许多生命，许多滴血，许多废墟。现在是总结算的时期了。

我需要着勇气，来投下那最后的判决。

我不能够放过最后一次的机会。

三月二十二日

花园里展示着更丰富的生命，而我的房里却只有孤寂。我好象已经把一只脚踏进坟墓里面去了，还回过头来看那个热闹的世界。这是一个何等痛苦而绝望的挣扎。

自由成了渺茫的梦。我的青春眼看着就要完结了。而那总结算的时期还没有来。

那个时期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来呢？我安慰自己说：“等着罢，你还应该忍耐。”

但我禁不住又要问。“我是在拿忍耐来骗自己吗？”

一张严肃的面孔出现了，接着又是一张热烈的脸。我连忙按住胸膛，接连地说：“你还应该忍耐。”因为实际上我已经不能够忍耐了。

我也许还缺乏勇气。但是我有肉，有血，有感情。我不能够在万物开始繁荣的季节中让自己腐朽在这里，不做任何事情。

三月二十四日

父亲来了一封信。他说他已经躺在病床上不能够动弹了。

他的话自然是真的，因为信笺上面除了签名外，便没有他的笔迹，而且那签名也是难辨认的。

他说他活着的时间恐怕不会久了，所以他一定要写这封信给我。他不能够夺去我的最后的一个机会，因为他一死，就不会再有人来援救我了。

他很想和我再见一面，他希望我记住前次他劝告我的话。他要求我回家去看他，和他在一起度过他的最后几天的光阴。他希望我不要拒绝他的这个小小的要求。

他又说，我离开他以后，这十多年来他的生活已经够痛苦了。如果我还多少同情他，怜悯他，就请我马上写好悔过书，拿去向高国占领者换取我的自由，换得自由好回家去和他见面。

他最后说，他随时都会死，他恐怕这封信送到我的眼前时，他已经不能够呼吸新鲜的空气了。但是他的最后的一念还是在我的身上。他一定要知道我已经获得了自由和幸福，他才能够瞑目。因此他希望我无论如何不要拒绝他的要求。

父亲的信就这样地完结了。我读着它，好象在重温那连续的旧梦。

但是许多的景象很快地过去了。我依旧坐在这孤寂的房间里。桌子上放着父亲的来信。信笺上似乎现出他的衰老、憔悴的面容。

我们好象相隔得这么近。然而在我们中间却隔着一堵无形的墙。我要去抱吻他，但是什么东西拦住我。我在跟它挣扎。我终于绝望了。

是的，我绝望了，绝望地明白了。我们是被判定了永远分离的。我把自己献给事业，抛弃了父母，走我自己所选择的路，在痛苦中找寻生命。甚至在今天，在一切希望都消失了以后，我依然没有悔恨。而且就这样我还不是第一个人。在这时候，在这岛国里，在奴隶区域里，不知道有若干人被逼迫和他们的父母分离，不知道有若干男女在思念他们的失去了自由的亲人。那么我有什么权利来抱怨这个命运呢？

“父亲哟，请原谅你的女儿，她不能够回家看你。她宁愿被那爱慕你的思念折磨到死，她宁愿以后再经历更惨痛的岁月，但是她不愿背弃了信仰写悔过书来换得自由，换得自由过以前的那种贵妇人的生活，”我的回信开始这样说。

接着我便解释我不能够回家的理由，我还解释我过去的努力的意义。我又说明奴隶们的困苦需要向做父母的讨去他们的唯一的女儿。我又肯定地说我的命运是顺着我的信仰自然得到的结果。

最后我引用了苏菲亚[2]在登绞刑台前寄给她母亲的信里的话：“我希望你会安静自己，你会了解你的女儿的这点苦心，请不要为我的命运悲伤罢。请你宽恕我做了使你悲伤的事，不要多多责备我。”

信送出去了。我不能够想象父亲读到它时会有什么感想。但是我相信他会读出眼泪来，因为我已经把泪珠洒在信笺上面了。

我又一次想起了杨在梦里告诉我的话。他说得不错。我不需要爱。爱只有使我痛苦。

三月二十五日

天落着雨。我推开窗户望，花园里好象被一种悲哀的网笼罩着。一阵风向我吹来。我觉得冷。周围的一切都带了灰暗的颜色。生命开始被摧残了。

我在房间里，站在窗前，显出十分无力的样子，什么事都不想做。我想，难道我又病了吗？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心情？

我太脆弱了。如果我终于得不到自由，而永远腐朽在这里，那么我真是太脆弱了！

三月二十七日

父亲的消息来了。

这不是父亲的信，这是别墅里的总管写的，大意说：“你的父亲已经在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五点钟去世了。”

一个大的打击落在我的头上。父亲死了！他连读我那封最后的信的机会也没有！

死了！这时候对于我什么都死了。在短时间里我竟然疑惑我自己是不是也在坟墓里面。

我曾经埋葬了一个过去的时代，我最近又把它从坟墓里挖出来。但现在我要把它完全埋葬了，永远地埋葬了。

我这一次并不吝惜我的眼泪，因为我想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的痛哭了。我用眼泪来埋葬，我埋葬了母亲和父亲，同时我也埋葬了杨和那个“孩子”，还埋葬了那些同情者。

如今，在这世界里，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没有母亲，没有父亲，没有爱人，没有同情者。我有的是事业，是工作，那复仇的工作。

三月三十日

我在忧郁中过了两天。在这两天里我没有笑过一次，我也没有说别的话，我只是不断地自语着“复仇”。我在想复仇的方法。

沉重的铁锁依旧垂在栅门上，它阻挠了我的整个计划。但是我并不灰心。

我对自己说：“你现在还会有什么顾虑呢？你已经经历过了种种的生活，只是没有经历死。那么就去尝试一次死的滋味罢。这也强似腐朽在这里！”

然而我怎样去尝试呢？

四月二日

我怎样去尝试呢？这几天来我反复地这样自问，我却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回答。

但是希望来了。

那个奴隶秘密地给我带来一封信。这是我的“孩子”写的。

姊姊——我还活着。我已经想出了好办法，这几天内就会给你带来自由。你等着罢，信任我象你从前那样。——你的孩子。

这封短信给我带来了大的快乐，不仅是快乐，它还给我带来希望，带来生命。

“孩子”还活着！我早已相信他遇害了。他还活着！他还要来救我！他说已经有了好办法，而且就在这几天内……

这封信的确是“孩子”写的。我认得他的笔迹。他要给我带来自由。是的，我信任他象从前那样。

但是他怎样能够和我通信呢？他用什么方法使那个奴隶愿意给他传信呢？我絮絮地问那个奴隶，她一定不肯说。

周围的一切景象在短时间里完全改变了面目。今天是一个晴天。花园里到处照着阳光，到处充满着生命。窗户开着，我倚窗望外面，温和的风抚着我的脸。

我在窗前立了许久。我的眼睛望着远处，望着那自由的幻景。我差不多忘记自己是在这个不自由的地方了。

我觉得身子变得轻快多了。那些过去的阴影逐渐离开了我。我在自己的身上发见了新的生命。

没有悲哀，没有回忆。我只有快乐，只有希望。

四月四日

没有一点“孩子”的消息。我还是在这个房间里。铁栅门上依旧垂着沉重的铁锁。但是我并没有绝望。

是的，我并没有绝望。虽然自由的渴望在我的心里燃烧，使我不能够忍耐。但我还是很安静的，因为我信赖那个“孩子”。

一张圆圆的脸，一双发光的眼睛，一张表示有决心的嘴，嘴里说：“等着罢，信任我象你从前那样。”

是的，“孩子”，我要等着，我要等着你给我带来自由。我信任你。

没有悲哀，没有回忆。我只有快乐，只有希望。

我等待着。我充满了希望，充满了信仰。

过去的阴影死了，一切的苦难都跟着死了。我还活着，活着来翻开我的生命的新的一页，来达到那最后的胜利！

四月五日

自由，难道世间还有比你更美丽的东西吗？

[1]指左拉的长篇小说《萌芽》（《Germinal》。

[2]苏菲亚·别罗夫斯卡雅：参加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计划的民意社女革命家。

二　结尾

在二等舱的房间里我读着这个女人的日记，虽然只是简短的记录，但是从里面我看出来一个女人的灵魂。

我读完了它，我好象看见了一场生活的苦斗。这里面有哀诉，有绝望，有眼泪，有矛盾，有挣扎，但结果却给了我一个希望。

我一页一页地读着，我自己完全消失在她的记录里面。我和她一同流泪，我和她一同欢乐。阖上这本小书，我好象别了一个世界，一个值得留恋的世界，一个充满着希望的世界；我好象别了一个女人，一个把胸怀如此诚实地展示出来的女人，一个如此勇敢、如此诚实的女人。

我怀着感动的、虔敬的心把这本小书还给她。她把它接着，她用手抚摩这本小书好象在爱抚一个心爱的孩子。

我望着她，我被她的全人格感动了，我不说一句话，我只是默默地回想她所给我的一切印象。

她突然翻开书页，用她的朗朗的声音念道：

“过去的阴影死了，一切的苦难都跟着死了。我还活着，活着来翻开我的生命的新的一页，来达到那最后的胜利！”

她抬起头。她的面容完全变了，变得这么美丽：她的脸非常清明，没有一点云翳，和大雨住后的天空一样。她的眼光非常坚定，没有一点疑惑。

这个变化只给我带来更大的感动。我没有一点惊讶。我觉得我现在完全了解她了。这样的一个女人，我一生从来没有见过。但是我看见她，并不觉得她是一个陌生人。我好象很久就认识她了。是的，这大约是因为她体现了我的一种朦陇的渴望罢。这里说的渴望的事，是毫不奇怪的，在席瓦次巴德一家里，没有人不曾有过一种渴望，这渴望要说明出来，也许就是对于自由、正义以及一切合理的东西的渴望罢。

她站起来和我握手，一面说：“再见。”并不容我说一句话，就把我送了出来。

我回到自己的舱里，另外的两个旅客睡得象死猪一样。从窗洞里望出去，天和海都是黑沉沉的。我摸出表来看，指针已经不走了。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但我奇怪夜会是这样地长。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很迟，快到十二点钟了。船早靠了码头。许多人在上下往来。起重机的声音吵闹地进了我的耳朵。

我走上甲板，只看见一个平静的海面，和许多大小的船只；我只看见各种各类的人，和忙碌的、安闲的脸。我记起了昨夜的事情。我连忙去寻那个女人，但是已经找不到了。我到她的房间里去，那个房间是空的，没有一个客人，也没有一件行李。

显然她上岸了。

从此我就再没有遇见她。我得不到一点关于她的消息。而且连一点线索也找不到。在太平洋上并没有一个叫做利伯洛的岛国。那个高国也是没有的，虽然那里有一个国家的名称和高国有关系，那个国家也是以侵略出名的，但是我没有去过那里，而且我知道那个国家是岛国，和她的故事里所说的不同。

那个女人，那个我所渴望的女人就这样不留一点痕迹地消失了。我到处访求也探不出她的踪迹来。

我常常对朋友们谈起她，朋友们都说这样的女人和这样的故事是不会有的，一定是我误把梦景当作了真实。他们并且解释说，在海上人们很容易做奇怪的梦。

但是我决不相信我的遭遇会是一场梦景。我不相信把自己献给事业、为着信仰工作，牺牲了个人的一切幸福、去追求众人的幸福、说痛苦就是力量、在痛苦中寻找生命，——这样的一个女人会是梦里的人物；我决不相信那一本充满着哀诉、绝望、眼泪、矛盾、挣扎，而最后被一个希望完全掩盖了的日记会是我的脑子虚构出来的东西。

我相信她一定存在，我要继续追寻她，我要走遍天涯地角去追寻她，一直到死！

春天里的秋天

序

春天。枯黄的原野变绿了。新绿的叶子在枯枝上长出来。阳光温柔地对着每个人微笑，鸟儿在歌唱飞翔，花开放着，红的花，白的花，紫的花。星闪耀着，红的星，黄的星，白的星。蔚蓝的天，自由的风，梦一般美丽的爱情。

每个人都有春天。无论是你，或者是我，每个人在春天里都可以有欢笑，有爱情，有陶醉。

然而秋天在春天里哭泣了。

这一个春天，在迷人的南国的古城里，我送走了我的一段光阴。

秋天的雨落了，但是又给春天的风扫尽了。

在雨后的一个晴天里，我同两个朋友走过泥泞的道路，走过石板的桥，走过田畔的小径，去访问一个南国的女性，一个我不曾会过面的疯狂的女郎。

在一个并不很小的庄院的门前，我们站住了。一个说着我不懂的语言的小女孩给我们开了黑色的木栅门，这木栅门和我的小说里的完全不同。这里是本地有钱人的住家。

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我看见了我们的主人。宽大的架子床，宽大的凉席，薄薄的被。她坐起来，我看见了她的上半身。是一个正在开花的年纪的女郎。

我们三个坐在她对面一张长凳上。一个朋友说明了来意。她只是默默地笑，笑得和哭一样。我默默地看了她几眼。我就明白我那个朋友所告诉我的一切了。留在那里的半个多小时里，我们谈了不到十句以上的话，看见了她十多次秋天的笑。

别了她出来，我怀着一颗秋天的痛苦的心。我想起我的来意，我那想帮助她的来意，我差不多要哭了。

一个女郎，一个正在开花的年纪的女郎……我一生里第一次懂得疯狂的意义了。

我的许多年来的努力，我的用血和泪写成的书，我的生活的目标无一不是在：帮助人，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每颗心都得着光明，每个人的生活都得着幸福，每个人的发展都得着自由。我给人唤起了渴望，对于光明的渴望；我在人的前面安放了一个事业，值得献身的事业。然而我的一切努力都给另一种势力摧残了。在唤起了一个年轻的灵魂以后，只让他或她去受更难堪的蹂躏和折磨。

于是那个女郎疯狂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不自由的婚姻，传统观念的束缚，家庭的专制，不知道摧残了多少正在开花的年轻的灵魂，我的二十八年的岁月里，已经堆积了那么多、那么多的阴影了。在那秋天的笑，象哭一样的笑里，我看见了过去整整一代的青年的尸体。我仿佛听见一个痛苦的声音说：“这应该终止了。”

《春天里的秋天》不止是一个温和地哭泣的故事，它还是整整一代的青年的呼吁。我要拿起我的笔做武器，为他们冲锋，向着这垂死的社会发出我的坚决的呼声“J’accuse”（我控诉）。

巴金　1932年5月。

一

妹妹从家里拍了一个电报来，告诉我：哥哥死了。

我不知道哥哥是怎样死的，我没有听说他生过病。我只知道他快要订婚。

“做梦罢，一个人哪里会死得这样容易？况且在快要订婚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就不再去想这件事。我的环境并没有改变。没有一件事会使我感觉到我的哥哥已经死了。

第二天我又接到一个电报。这个电报有三十四个字，报告的还是那同样的消息，不过比前一个电报说得更详细：我的哥哥死了，而且是自己用刀割断喉管死的。

朋友许在我的旁边，他很关心地帮忙我翻译电报。他的手微微颤动着。

“怎么办呢？”他问道。

我不开口。我却用力捏自己的手臂，我暗暗地说：“该不是在做梦罢。”

许同情地、怜悯地望着我。在他的眼里，我好象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你为什么要这样地望着我？”我想问他。但是他默默地走开了。

我坐在沙发上，我看着墙上挂的那张珍妮·盖诺的像片。她在对我笑。那个傻女孩子，她许久不对我笑了，为什么她今天突然对我笑呢？难道她笑我是一个不幸的人吗？金黄色的头发，淡青色的衫子，健康色的皮肤，这一切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她们都不过是纸上的，而且现在我的哥哥死了。

从珍妮·盖诺的脸上我把眼光移到白色的墙壁。墙壁是白的，白得没有一点黑影。但是渐渐地从墙壁上现出了一张黑瘦的脸。

这张脸上没有一点特征，它可以是任何人的脸，你的，我的，他的，但它并不是，它只是我的哥哥的脸。

这确实是我的哥哥的脸，一个年轻人的平凡的脸，这平凡的面貌就代表了他的平凡的生活。

“我死了，我用自己的手割断了我的生命，”他忽然张开嘴道。

“不会的，我不相信，你明明在这里说话，”我坚决地反驳说。

“那刀子，那剧痛，那最后的挣扎！没有人知道我的心，没有人会想念我！我一生就这样地完结了，”他悲声说着，两只陷入的眼睛里落下了大的眼泪。

“如果死了以后还能够说话，还能够流泪，那么死就算不得什么一回事，况且我们每个人都要死的，”我半信半疑地对自己说，声音很低，差不多只有自己听得见。

“我不愿意死！”他忽然扁起嘴说，他的脸变得真难看，嘴成了一个“一”字，眼睛成了两根线。我睁大眼睛去看。那张脸不住地扁下去，成了象馒头一样地可笑。

白的墙壁还是白的墙壁，并没有哥哥的脸嵌在上面。

“呸！你在睁起眼睛做梦！”我这样地骂自己。

电报还在桌子上，那封三十四个字的电报。

二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瑢，她将怎样安慰我呢？女孩子的心肠软，她一定会哭，她一定会替我伤心，还是不告诉她罢。”我这样想，我以为自己想得有道理。

但是瑢来了，她已经从许那里知道我所知道的了。

“要是你以后再气我，我就要象你哥哥那样，”她扁起她的小嘴巴说。她也会扁嘴！

我从她扁嘴想到哥哥扁嘴，于是我给恐怖抓住了。“不要这样说！”我伸起手去蒙她的嘴，她把我的手挡开了。

“去，找个地方走走，”她站起来提议说，拿起桌上的电报纸当扇子搧了两下。

“到岩仔脚下的花园去好不好，”我疲倦地回答道。

“不，我不高兴到那里去，我讨厌那个守门的马来人。”她生气地一扭把头掉开了。电报纸被她丢在地上。

“真是罪过，”我独自说了一句，就俯下身子拾起电报来放在衣袋里。我又对她说：“还是到花园去罢，那里茉莉花开得真香。”我站起来。

“好，就依你，”瑢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我们走出去了，她在前面，我跟着。我掩上了木栅门。

邻家的狗跑过来，望着我叫了两声，便摇摇头摆摆尾巴走了。

我们两个并肩走着，但靠得并不很近。她好象故意避开，不和我挨近。这女孩真奇怪！我不明白她心里在打什么鬼主意！

明亮的天，明亮的树，明亮的房屋，明亮的街道。曲折的，向上斜的沥青的马路载着她的细长的身子。短裙下面露出来一双被黑色长统丝袜裹住的腿，它们在软软的路上圆熟地跳舞。

我们走过一个墓地。忽然她不向前走了。她攀着木栅，静静地望着那一排一排地立着的十字架，和十字架下面的石棺。

一个青年女子会喜欢墓地，这事情多么奇怪。“走罢，墓地有什么好看！”我不耐烦地催促她。她不理我，忽然她吐出银铃似的声音说：“躺在这里多安静呀！”

“你！——你羡慕——”我惊讶地吐出这两个字，就连忙把口闭紧了，我怕我的嘴会说出不吉祥的话。

“不要打岔我，”她责备似地对我说，但声音并不严厉，她把我的手握在她的柔软的手里，握得很紧。

我惊奇地望着她，但我也不再说话了。

我想知道她这时的心情，可是这个女孩子的心情我怎么能够猜到呢？

墓地里两个邻近的石棺上放了两个花圈。一个花圈上的花已经枯萎了，另一个的花还很鲜艳。

“这一个是你的，”她指着鲜艳的说。“这一个是我的，”她指着枯萎的说。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直率地说，我觉得她今天好象有什么心事。

“你不懂？”她回过头望着我微微一笑。这笑，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的笑不应该是这样，但事实上确实是这样。这是病人的笑，她不是病人。这一笑要使我哭了。

“你骗我！”她又一笑。“你这样聪明的人会不懂！——我的前途已经暗淡了，所以我是这些花，”她又指着那枯萎的花圈。“你是那些花，因为你的前途充满了光明。两个花圈这样挨近，却不在一处，恰象我们两个。”

我的前途充满了光明，至少有一百个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得使我想流泪的。

“你的比喻不对！男人是不能够拿花来比的，”我勉强做出笑容反驳道。我不说安慰的话，因为说那样的话会使我自己淌眼泪。

“可是我一生最爱花，”她真会说话，叫我无法驳倒她。她爱花是事实，我每次到她那里去，总会看见一瓶鲜花。各样颜色的花满满地插了一大瓶，放在条桌上，墙壁上挂着一个中年妇人的像，那是她的母亲。

“年轻女子不应该在墓地上多耽搁，而且更不该象小偷似的站在墙外偷看，”我这样说，用一阵虚伪的笑来掩饰阴郁的思想。

“那么走罢，”她突然放了我的手说。她马上转身走了。

到了花园门口，一阵荣莉花香朝我们的脸上扑来。

“怎样？我并不骗你？”我满意地说。

“我早就知道了！”她微微一笑。

我们走上石阶，进了花园。守门的马来人睁起两只又小又圆的眼睛望着她，一面把手放在他的红格子布围裙上揩来揩去。他的脸色黑中透黄，围着嘴生了一圈小胡子。

“这个东西真讨厌！他的眼光刺痛我的脸，”我们在马来人的身边走过，她低声对我说。“每次都是这样！”

“谁叫你生得这样漂亮！”我说着，我微笑了。

“你也说这样的话？你也讥笑我？那么我不跟你好了，”她装出生气的样子说，便抛开我，一个人急急向前走了。

我不去追她。我望着她的苗条的背影，和她的微微飘动的短发，我想起她这几天来的言语和举动。我起了疑心，我生了恐惧。

我在一株茉莉树下找着了她。她坐在石凳上，埋着头，好象在思索。小朵的白色茉莉花落在她的头发上。

她看见我走来，却装着没有看见的样子。

我坐到她的身边，伸手去握她的右手，她把手挣脱了。我又去握她的手，她不再挣扎了，她反而把身子向我这面偎过来。

我嗅着她的头发上的茉莉花香，我握着她的柔软的手。我不说话。我想用无言的话去探索她的心。

左边树丛中露出了一角深黄色的楼。提琴的柔和的略带一点哀诉的调子在空中飘荡。马来人带着鼻音开始唱他的故乡的情歌。

她的心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的心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

“林，你的哥哥自杀，是真的？”她突然抬起头问我。

“为什么不真？你不是已经看见了电报？”

“他为什么自杀？”她探索地问。

“我不知道，”我直率地回答。心里痛苦地想，她为什么老是想这些不愉快的事，一个年轻女子不应该知道的事。

“用自己的手杀死自己，这究竟是不是可能的，我在想这个问题，”她用力地说，她的手在我的手里微微地战抖。

“这不是你所应该知道的，”我说，我想把话题引到别的事情上面去。

“可是我一定要知道，”她固执地说。

“那么你听我说。这当然是可能的。我的哥哥亲手杀死自己，这是事实。”我说了我不愿意说的话，为的是想用直捷了当的答语来阻止她继续追问。

“究竟生快乐呢，死快乐呢？”她好象是在问自己。

“瑢，你不再爱我了，”我失望地、悲痛地说。

“为什么？你怎么会想到这件事？”她惊讶地问。“我不爱你？我什么时候对你说过？”

“你的脸告诉我。”

“我的脸？你不是看惯了这张脸吗？”她把脸送到我的嘴边来，我吻了一下，这张脸凉凉的，的确这张脸告诉我……

“这样好的天气，这样好的环境，一对年轻的爱人不谈别的话，却谈生死自杀的问题，你说哪里会有这样荒谬的事？”

她不回答。过了半晌，她却说：“不要多疑了，我现在还在你的身边，你却想到我不爱你！”她的确聪明，用这样的话掩饰了她的真心。

是的，她在我的身边，可是她的心和我的心却隔得远。究竟隔了多少远，我也不知道。

“爱是美丽的东西。它太美丽了，我不能够占有它，”她低声说，好象是说给她自己听。她的声音象提琴那样地柔和，那样地哀婉。

我望着她的脸，脸上罩了一层云雾，这云雾使它显得更美丽，好象新娘披上了面纱。但这新娘不会是我的。

我一把抱住她，象抱一件宝贵的东西。我淌下泪，一颗一颗的泪珠落在她的头发上，象一些滚动的明珠。

“你哭了，”她抬起头说。她一笑，这笑，我想，比哭更动人。她用一根手指按住我的嘴唇，接着就印了一个吻在那上面。这吻来得非常快，就象电光一闪。

我要吻她，她却掉开了头。

“瑢，你今天的举动很奇怪，你变了，”我痛苦地说，“告诉我这是什么缘故？”

“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吗？”我诚恳地问。“在一对爱人中间是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我不知道，”她说得象孩子似地直率。

我心里想：“难道我们的爱情已经发生了裂痕吗？”

太阳的影子悄悄地躲开了。黄昏的香气包围着我们。马来人赤着脚在我们的面前溜来溜去。

“回去呀！”她站起来，挽着我的手臂。

我们又走着曲折的、向下斜的路。

“送我回家，”她命令似地说。

“好。”

“我上午做了菜，留着给你吃。”

“真的？”

“还有酒。”

“我不想喝酒。”

“一个朋友送来的好酒，我等着跟你一块儿喝。”

我不说话，掉过头去用眼睛谢她。她的脸上带着微笑，象开花一样。云雾已经消散了。

我们转了几个弯，走上一个斜坡。在一道绿色的木栅门前我认出了她的家。那里开着红的，白的花。

我们推了门进去，走上石阶，进了她的房间，一个少女的寝室。

“你在这里坐，”她指着沙发对我说。

她走到条桌前，把那一瓶花捧下来，放在沙发旁边的凳子上。她把脸放在花朵中间，后来就转进屏风后面去了。

白的百合，紫的紫堇，黄的美人蕉。

我也把脸放进花朵中间，嗅百合的清香和她的清香。

她端了菜碗出去了。

“我给你帮忙不好吗？”我说，和往常一样。

“不好，你不会弄。你给我好好坐着罢，”她带笑回答，和往常一样。

菜弄好了。一张小圆桌上放着菜碗。我和她对坐。

“味道还好吗？”她和往常一样地问。

“很不错，我很喜欢吃，”我和往常一样地答。

她从橱里取出酒瓶。

“你看，颜色和血一样，多鲜艳！”她给我满满地斟了一杯，也给她自己斟了一杯。

她举起杯子，我也举起杯子。

我喝完了一杯，我的脸开始发烧。

“不喝了，”我放下杯子说。

她默默地又给我斟满了一杯。她的眼睛光闪闪地望着我，好象在说：“喝呀！尽量地喝呀！”

我又喝了一杯。

我看她，她已经喝了四杯了。

她的脸红得可爱，眼睛里射出强烈的光。这对亮眼睛真迷人呀！

“我没有醉！我并没有喝醉！”她接连地分辩说，声音象小鸟在叫。

“你摸我的脸，我的额角，凉凉的，”她把手伸过来，拉着我的手去摸她的脸。

好烫的手！脸烫得象一团火在烧！她还说是凉凉的。

“是的，凉凉的，”我这样骗她，这样骗我自己。因为我想让我的手在她的脸上多留一会儿。

“你喝，你喝，”她拿起酒瓶要给我斟酒。

“我不喝，再喝就要醉了。你也不要多喝，你从前并不喜欢喝酒。”我用手盖着酒杯，望着她笑。

“醉了正好。心头热辣辣的。没有别的思想来缠我，好让我宁静一会儿，”她说。

“为什么还要疑惑呀？这时候我们在一块儿，世界就是我们的，”她拉开我的手，给我斟了一个满杯。

“今朝呀，只有今朝，我还是这么窈窕……”她低声唱起来。

“瑢，不要再喝酒了，”我央求似地说。

她的红脸上又露出一笑，象晴天闪了一下电光。她挟了一筷子的菜送到我的嘴里，说：“你吃。”声音好象是蜜做成的。

我吃了。我很满意。我望着她的眼睛。她笑，我也笑。

“我的头好象有点昏，”她忽然放下筷子说。

“一定是喝醉了，谁叫你喝那样多的酒？”

“喝醉了？不会的。我还要出去，坐划子在海上看星呢！”她睁起两只大眼睛。

“你闻闻看，我可有一点儿酒气，”她走过来，把脸对着我的脸，张开嘴喷了一口气在我的脸上。的确是一口酒气。

我忍不住扑嗤地笑起来。

“你再向我喷一口气，我就要吐了。你还说没有一点酒气？”

“我说你坏，”她轻轻地在我的头上敲了一下，便又走回她的座位上去。

“我有什么坏？”我调皮地追问道。

“总之你坏，”她扁嘴。她把椅子老是向我这面拉。

“我的心乱得很，林，”她把身子靠在我的手臂上。“我不想喝酒了，我什么也不想吃了。”

“你喝醉了，我原说你会喝醉的。”我报复似地带笑问她：“还出去坐划子看星吗？”

“为什么不去呢？”她赌气地站起来，但马上又坐下去了。

她摇摇头，说：“现在嘴没法硬了，身子不争气，它软绵绵的，没有一点气力。”

三

早晨，我睡在床上不想起来。

窗外白的，红的花在阳光里微笑。木栅门前响着脚踏车的铃声。

她的房主人家的小孩送来了一封信：

林！——昨晚醉了，没有和你去海上看星。醉眼看星，也许更神秘，更有趣。你为什么不陪我去呢？今晚我们一定去，看星的网，听海的私语。我的心闷得很，让它在海上跑跑。

叫舟子把船多荡几个圈儿。你坐着，我把头睡在你的怀里。我望着星，听你的呼吸。我会觉得我永远在你的怀里。没有一个人会看见我们，星星不会泄漏我们的秘密。在海上，世界是我们两个的。

你教我认识星，那红的星，绿的星和星的故事，许多美丽的星的故事。

啊，我记起来了：

昨晚我哭了，我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看见沙发上的泪痕和枕头帕上的泪痕，我才记起来我曾经和你吵过架，不，是向你哭诉了许多事情。

我现在记不起那些详情了。我问，我可曾触怒了你吗？如果触怒了你，你可曾宽恕了我吗？

我本来不喝酒，可是酒的颜色太鲜艳了！而且象血一样地浓。象血一样的酒，我怎舍得不喝呢？我这里还有一大瓶，等着你来再喝罢。林，倘使喝酒是犯罪，我们就再犯罪一次罢。年轻人本来容易犯罪。林，不要拒绝我，不要板起面孔，做一个道德的教师。

还有一张纸条：

这束百合花是从我的花瓶里取出来的，我知道你爱花，特地挑选这束花送给你。让它代我陪伴你，让它的清香熏老你的道学气。

你的瑢。

“花呢？百合花在什么地方？”我惊奇地问那个小孩。

“我不知道。什么百合花？”小孩茫然回答。两只小眼睛睁得很大，在我的脸上转来转去。

“她的信上不是明明写着送一束百合花来吗？花在什么地方？”我问道。

“姑娘只叫我送信，并没有交给我什么花，”小孩回答。

“那么去罢，”我生气地说。

女孩子的心理真奇怪！不知道她究竟打些什么主意？她一定是拿我开玩笑。我并不是“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

“喂，喂，”我跳下床来，跑出去唤那个送信的小孩。“你回来。”

没有用，小孩的影子已经不见了。只有一条狗在木栅门外慢慢地叫。

我的赤脚踏在热地上，我才觉得我没有穿鞋子。今天是个晴天。

白的花，红的花，但是我的花圃里没有百合花。

教堂里唱诗的声音伴着琴声隐约地送进我的耳里来。啊，今天原来是礼拜日。

到什么地方去呢？去找瑢罢。

我正在打领结，狗叫了，木栅门在响。许来了。

“你家里还有电报来吗？”

“没有。”

“信呢？信也应该来了。”

“是的。”

“以后就没有一点消息吗？”

“没有。”

“你的哥哥为什么自杀？你知道吗？”

“不知道。”

许坐在我的对面。我坐在沙发上，领口敞开，领结没有打好。

两个人沉默着。他的黄瘦的脸和微陷的眼睛表示出来他的生活的悲哀，一个报馆编辑的生活的悲哀。

我望着他的脸，他望着我的脸。他的脸色阴沉，脸上没有阳光，象是在阴天。

“林，”他忽然用苦涩的声音叫我。我抬起头向窗外看。我仿佛听见了一只乌鸦的叫声。

“林，我说你不应该……”他又把嘴闭上了。

我偏起头看他，做出很注意听他说话的样子。

“你的哥哥死了，我没有看见你哭过。”

“是的，”我冷冷地说。

他的话一点也不错，我没有哭过，我不能够强迫自己流眼泪。

“你一点也不伤心，一点也不想他，你只想到瑢，”他慢慢地说。

“这是不应该的，你哥哥对你很好，”他依旧摆着庄严的面孔，但掩饰不了那一对疲倦的眼睛。

“今天报馆里不去了吗？”我突然问他。

我早知道他礼拜日不去报馆，因为这地方礼拜一向来不出报。我问他，是故意拿这句话来打岔他，叫他不要继续说下去。

“今天当然不去，”他疲倦地回答。他果然不说那些道学的话了。

“那么我们一块儿去看瑢罢，”我急转直下地说到本题。

“不去，我不高兴去，”他不快活地说。

我不理他，我打好领结穿好西装，就拉着他一块儿出去了。

不快活的表情还留在他的脸上。我不禁在心里暗笑。他的确是一个好人。他忍受一切。他常常抱怨，抱怨生活，抱怨命运，抱怨一切他以为是不合理的事，但都没有用。他自己却终于跟着生活，跟着命运，跟着一切不合理的事走了。啊，可怜的人，可怜的好人！

太阳从树梢、从屋顶慢慢地爬下来，花在许多人家里开。马路上躺着树叶的影子。人在曲折的路上走。小孩在木栅门里笑。一个西洋的肥妇从转角处闪过来，又在一条狭小的巷子里不见了，她那水牛似的肥身体象落在沟里一样。

“报馆里的生活真讨厌！就在这样好的地方也享受不到自由的空气，”许又在抱怨他的生活了。他仰起头望着从绿树间露出来的蓝天，让温暖的阳光抚摩他的瘦脸。他的脸是常常见不到阳光的。他在报馆做事已经好几年了。

“你比我幸福。那电灯，那剪刀，那排字工人的血亏的脸。永远是那样单调，永远是那几个人，永远是那些疲倦的脸，”他呻吟似地说。

“那么你索性不要干下去，”我顺口说，我听见他说这样的话已经许多次了。

“但是以后拿什么生活呢？”他好象受了鞭打似地问。

他的意思很简单：人拿钱来生活，又拿生命来换钱。这就是说，为了生活就零碎地卖掉生命。他不愿意卖，但是又不得不卖。

“还有我的母亲，那是最重要的问题。我按月寄钱给她。我如果不做事，她又拿什么来生活？”

不错，他有一个母亲，我不知道听见他说过多少次。他常常想把母亲接到这里来，但是他的母亲却怕坐海船。他按月寄二十块钱回家，从来没有一次耽误过。这个我知道，而且我也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来，他寄过一次钱，脸上的血色总要减少一点。这位母亲是靠儿子的血生活的！有一次他对我说：

“有个朋友介绍我到南洋去，那里的位置也许比这里好。但是母亲不愿意我去。我也想，去了那里离母亲更远了，以后要回家看她，路费会成问题。况且这里报馆的经理也不肯放我走。”

这是一个爱母亲的人，我的朋友里面没有一个人象他这样热爱着母亲的。他看了《慈母》这电影，居然会哭一个整天。

“我一生只有一个亲爱的人，就是我的母亲。为了她，我愿意牺牲一切。”

他有一个母亲，他爱他的母亲，他向每个朋友谈他的母亲。我呢，我的母亲早已躺在坟里了。我连她的坟在什么地方也记不清楚。我没有向任何人谈过我的母亲。也许我根本就不爱我的母亲。

我们走进了绿色的木栅门，看见瑢站在石阶上，穿了一件粉红色衫子，黑色短裙。

“好早呀！”她给我们一个微笑，春天的笑。好象阳光在花瓣上发亮。

“今天是你的休息日，”她对许说。

“今天早晨只睡了三个钟头的觉，”许回答，好象秋夜的雨声。

“我昨晚喝醉了，跟林吵了架。”她发出银铃似的笑声，活是说给许听的。

“我们并没有吵架，是她喝醉了，一个人在笑，一个人在哭，”我带笑地分辩。

她为什么老是记着我们吵架的事呢？其实昨晚上我们并没有吵架。她喝醉了，无缘无故地伤心哭起来。她不肯放我走，她要我陪她。她絮絮地向我哭诉了许久，说的尽是我不懂的话。

“许，你今天上午就在这里吃饭罢，我还有一瓶好酒。真好，颜色象血一样地鲜艳，味道象血一样地浓。”她的红润的脸上现出灿烂的笑容。

她的笑使我忘记昨天的事，昨晚的事。她不能够昨晚哭得那样伤心，今天又笑得这样灿烂。

“我现在不喝酒了。我的母亲写信来叫我不要喝酒，”许说话时没有一点迟疑，他相信母亲就象相信《圣经》。

瑢把眉头一皱，象受了针刺一样。灿烂的笑容不见了。一阵灰色的云掩盖了它。“母——亲，”她呆呆地念了两遍。我知道她有一个母亲，她的母亲患了疯瘫病躺在家里。

“瑢，”我唤她，我接连唤了两声，好象要把她从梦景中唤醒过来一样。

我们进了她的房间。

条桌上依旧放着一瓶花。黄的美人蕉，紫的紫堇。新添了红的蔷薇。百合花果然不在瓶里。

“百合花在什么地方？”我想起了她的信，“你送我的。”

她指着屋中间的小圆桌，绿色小瓶里插着一束百合花，正是昨天看见的那一束。

她去把花枝取出来，上面束着黄色丝带，瓶里没有水。

“我决定把它送给你，但是要你自己来拿。我想这个意思你应该懂得。”

这个意思一直到现在我才懂得。

她要和许下象棋。我一个人转过屏风到床前去。

绿绸的薄被，蓝花的被单，绣花的枕头套，上面还绣了四个字是：长毋相忘。这枕头是一对，还有一个在我那里。

我嗅着一股清香，和百合花的香差不多。

“你在里面做什么？”她的银铃似的声音飞过了屏风。

“我看看你的枕套。”

“我的枕套有什么好看？你不是有一个同样的？快出来看我们下棋。”

“我要看你昨晚上的泪痕，你的信上说的。”

没有应声，我只听见她扑嗤一笑。以后她似乎专心在和许下棋。

我躺在她的床上，我把脸埋在枕上。微微润湿的枕头套冰着我的烧脸。幽香沁入我的鼻端。这个女孩快要使我发狂了。

她不断地在屏风外面唤我，我装着熟睡的样子，不答她。其实我在回想我和她认识的经过，恋爱的经过。我睁起眼睛在做梦。

四

“郑佩瑢。”

我第一次发见这个名字，是在C城[1]某中学的点名簿上。我那时是一个新来的英文教员。

我捧着点名簿，唤一个名字，就要停顿一下，抬头注意地看那个答应的学生的相貌。

我依着点名簿上的次序唤了“郑佩瑢”这个名字。

意外地响起了银铃似的声音。一对少女的大眼睛在看我。瓜子形的脸，红红的嘴唇上露出好奇的笑容。但一瞬间这张脸又调皮地埋下去了。我看见一头浓黑的短发。

这样我就和她认识了。

她不住在学校里，却来得早，去得迟。她常常到我的房里来问我许多问题。后来甚至问一些和我讲的课没有关系的。暑假后她再来时，我们就有机会一块儿出去敞步了。

学校后面有一条小河，河畔有些龙眼树，在那小树林里我曾经度过一些快乐的光阴。龙眼开花时我才认识她。龙眼结果时，我们已经成了要好的朋友了。

龙眼树。绿的叶，黄的果，她爱吃龙眼，我也爱吃龙眼。

眼前许多株大树，一簇簇的绿叶中间，一串串的青黄色小球垂下来。我们一伸手就可以折它几枝，或者就在树林里剥来吃，或者拿到河边去吃。

淡白色的果肉，褐色的核，青黄色的皮，两个人的眼睛，各种题目的谈话。于是我们就成了爱侣了。

我因为她离开了C城。她为了我，最近也跑到这里来了。

我住在我的朋友的家里。她住在她的朋友的家里。

[1]C城：福建省晋江县。

五

我睁起眼睛做梦。这梦是不会有结果的。

我不明白这个女孩的心理，近来她的确有点古怪。

是她先向我进攻，我的阵线已经被她攻破了。我做了她的俘虏。她反而有点迟疑不决了。

我究竟应该怎样办呢？

女孩子真是坏东西。她常常把别人逗得心上心下，着急得无可奈何，她自己却装出若无其事的正经样子。

她现在对我反而不及从前了。她有了秘密了。

我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以上是那些在我的脑子里转来转去的思想。

阳光在窗外灿烂地笑，风送来俄国人的歌声，总是那哀怨的调子。

瑢忽然低声唱起《你常在我的怀中》的歌。

我仍然躺在她的床上，我的脸仍然埋在她的枕上。我想拿她的泪痕来润湿我的脸，但是她的泪痕快干了。

“你，你懦弱的男子啊！”我暗暗地对自己说。

“这张床，这个枕头，于我有什么关系呢？要是我终于得不到她。”

“终于得不到她？这决不可能。我不能够想到没有她以后的生活。”

“你，你懦弱的男子啊！为什么不把事情早弄妥呢？为什么不早向她提出结婚的要求？”

“她可以不爱我么？她可以撇开我去爱别人么？”

“当然可以，比我强的男子不知道有多少，比我们的爱情深过若干倍的也会破裂呢。”

——我这样地在心里自问自答。

瑢在和许争一个“车”，她带笑地叫：“林，快来给我帮忙！你是不是睡着了？快起来！”

我站起来，正要走出屏风，忽然发见枕头下面有一封信。

奇怪！这封信我先前居然没有看见！

我拿起信，看了封套，知道是她的父亲写的。收到的日期在四五天以前。她的父亲，她的那个讨厌外省人的父亲。

我把信拿在手里，我很想看信的内容，但是我并没有取出信纸看，就把原信放回在枕头下面了。

我走出屏风，却又后悔没有看那封信。

我走到小圆桌前面，他们的争“车”问题已经解决了。

“你真睡还是假睡？我种你说话，你都不应！”她责备似地看我一眼。脸上没有阴云。眼睛在笑。她的棋占着优势。

许手里捏着一个“马”，许久放不下去，看他那沉吟苦思的样子，我几乎要笑出声来。

她催他，没有用。她低声唱起《雷梦娜》的调子，一面拿着棋子在敲。

“何苦这样认真？下棋太沉闷！”我把棋盘提起，棋子全乱了，落了几个在地上滚。

“你没有道理！我马上就要赢棋了。”她生气地跺脚，一面追过来要打我。但是她的脸上还带着笑容。

我跑了一转，就故意往屏风里躲。她追过来，我往床上一躺。她来了，在我的头上敲了两下，要我向她求饶。

我很快地在枕头下面取出了那封信，拿着在她的眼前一晃，便要取出信纸来读。

她变了脸色，一把就把信抢到她的手里。她不说一句话就捕了它在怀里，默默地走开了。

“瑢，瑢，”我唤了几声，我想不到这封信会使她不高兴。我很后悔。我想安慰她。

她默默地回过头来看，她的眼睛一定在说话，只是可惜我不懂。

六

许提议游南普陀，瑢稍微迟疑，也就答应了。我没有话说。去可以，不去也可以。

三个人走在沥青的马路上。阳光在我们的头上跳舞，我们都没有戴帽子。

她的脸上罩着一层雾。许的脸上挂着几滴汗珠。我看不见自己的脸。

我记墨着那束百合花，她答应送给我的，它们插在没有水的花瓶里。我害怕我回来时它们已经枯萎。

路上别的人在说话，我们却沉默着。许摸出手帕揩汗珠。

荔枝花开了。蜜蜂围着树梢唱歌。给阳光镀了金的马路上，动着翠绿树叶的影子。

走过花园，茉莉花香洗着我们的脸。马来人唱着他的故乡的情歌。

“春天真可爱呀！”一个声音在我的心里叫。

我转过头去看她，她的脸上的云雾已经在消散了。她频频伸手去理她的浓黑的头发。那一只藕白色的手膀。

南方人的口音，颜色鲜艳的衣裳，高跟鞋缓步的声音，红花布的小伞。许指给我看，这是南国的美人。

热闹的街市，堆满了红绿色的水果铺，写着大的“冰”字的咖啡店，穿着白色制服的英国水兵，在路上踱方步的华人警察，许多文法古怪的华文招牌。

——这些一齐冲进我的眼睛，我没有时间把它们连接起来。

一株大榕树遮掩了小的庙宇。门前的铁香炉在冒烟。许多所洋房的门口钉着小的五色旗，这是神的旗，上面还写着神保佑的话。

到了码头，眼前展开白茫茫的海水，许多漆上了颜色的划子泊在那里。

上了划子，我们是在海中了。

“在海上看星，多么好，”她说过这句话。我想起这句话，我看天，天上没有云。蔚蓝的天，光辉的太阳，黄白色的水。

划子慢慢地向前动。风带来凉爽。没有大的颠簸，和在西湖坐游艇差不多。但西湖哪里有这么大！

阳光在水上滑，把水照得象缎子一般，但是一只帆船横过来，把水剪破了。划子厉害地颠簸起来，水溅到了她的头发上。

我摸出手帕替她揩去水珠，她回过头微微地一笑。

“瑢，你为什么今天不说话？”我壮起胆子问。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昨天喝醉了的缘故，”虽然依旧是银铃似的声音，但是银铃快要碎了。

我把她打量了一下，我想只要一抱，她就在我的怀里了。

我爱她，我比什么时候都爱她，我愿意为她牺牲一切，但是我不能够向着她伸出手去。

我看着自己的双手，心里说：“动呀！动呀！”一双眼睛望着她，好象要把她吞在肚里似的。但是我却默默地把头掉开去看那只有三个烟囱的英国军舰。

上了对岸，在途中我暗暗地对自己说，“你，你懦弱的男子啊！”我的脸上浮出了没有人懂的苦笑。

到了汽车站，汽车一直把我们载到南普陀。

在车上我和她谈话并不多，她把脸向外面看，看路旁的景物。

许起劲地和我谈话。这一带地方他已经来过许多次了，我却还是第一次。

下了车来，我看见一个半西式建筑的庙宇。正有两个穿绿绸旗袍的时髦女郎从里面走出来，我看见她们的脸，那两张涂着黑白红三种颜色的脸。后面跟着三个穿西装的学生。

瑢把头扭过去了。那三个学生突然笑起来，略一停顿，又跟着那两个卖春妇走了。

“你们男人真不是好东西！”瑢回过头咬着牙齿在我的耳边说。

我和许都笑了。我想说：“谁叫你生得漂亮！”但这一次我却没有说出来。

我们进了门看见立在两边的四个可怖的巨人。到了正殿，我们看见几个卖春妇在那里丢卦。

“你看，她们这么虔诚地跪拜。她们问些什么事？难道是问生意吗？”许带笑地低声说。

我也觉得好笑。我看瑢，她的脸色却变得严肃了。

“你们想，做娼妓的女人就没有灵魂吗？”

她为什么要问这句话？那些女人有没有灵魂的事，我从来没有想过，而且以后也不会去想的。我觉得好笑就笑。

“也许是的，”许说，“在她们，钱比别的一切都重要。”

“呸！你根本就不懂女人的心，”她生气了。

谁才懂得女人的心？她们的心眼是那样多！女人是那样复杂的生物！

“我们都不懂，你说来给我们听听。你是女人，你的话当然可靠。”我故意激她，我要引她说话。

她把眼光射进我的眼睛。我看她的脸，那云雾并没有消散。没有灿烂的阳光，是秋天的云。秋天已经来了。

为什么秋天来得这么快？春天呢？难道春天就一去不返了吗？

“说起来话长，几天也说不完，反正你们不会懂。我只告诉你们一件事：我小学时代的一个好朋友就在做娼妓。我知道她是很好的女人。”

“你现在怎么知道呢？人是时常变的。好人也未始不可以变坏，”许反驳道。

我忽然记起来了，许是叔本华、司特林堡一类的人。他憎恶女性，据说他曾经被女人抛弃过，但是他自己不承认。

“那个朋友的确是好人，她完全是因为父母的成见牺牲的。她最近还有信给我。”

这又是一件我不知道的事情，她以前并没有告诉我。

那个朋友也许是一个好人，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瑢还有许多我所不知道的秘密，她并不告诉我。从前我以为自己得到了她的整个心，现在才知道并没有。

瑢和许往前走，我在后面跟着。我的心里装满了妒忌，我妒忌那些她不让我知道的秘密。

迎面走来一些学生，一些女人。男人看见女人就做笑脸。我的心被妒忌咬得痛，我做不出笑脸了。

到了泉水边，许不肯走，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

“我们上去罢。”她向我看，她的话对我就象命令一样。

我们穿过石洞，见着石阶就走上去。她在前面，我跟着。她的脚步下得很快，我几乎赶不上了。

我们到了半山，前面似乎没有路了。在那个新建筑的士敏土的亭子前，我们立了一会儿。我先在石头上坐下来。

我慢慢地用手帕揩去额上的汗珠。

“你吃力罢，我倒不觉得什么！”她的脸上现出小孩似的得意的笑，银铃在晴明的春日响了。

春天，究竟是在春天啊！

我抬起发热的睑，去看蔚蓝的天，去迎自由的风。我的眼里却装满一对大眼睛和两道细长眉。那对大眼睛里充满着爱情，春天的爱情，南方的爱情。

“林，”她唤我。

我们的眼睛又一次对望着：那对大眼睛，那两道细长眉。但是表情变化得很快，春天，秋天，轮流地交替，在这样短的时间里。

“林，你还爱我吗，象从前那样？”她忽然问，声音象春夜吹的洞箫，阴云遮了眼睛，象是要落雨了。

春天的雨呢，秋天的雨呢，我不知道。我的心在颤动了。

话是我想问她的，她却先拿它来问我。我们的心原来是一样的心，但彼此都不知道。现在有机会剖出来给彼此看了。我却害怕，害怕会起什么雾遮掩了它们，使我们剖出来看的不是真心。

“瑢，我的性情，我的心，你是知道的。我不会说假话。我爱你，我比从前更爱你。”

我的声音抖着，我的心又急又怕，我的话说得不快。我害怕我的话会被她误解。

我的全身的血都冲到脸上来。我注意地望着她。

“动手呀！抱着她！把她抱起来，吻她，告诉她你的疑惑，你的痛苦。告诉她你要知道她的整个秘密。告诉她，她在这些日子里使你感受到的一切。”我觉得自己在心里这样地说话。

我的手抖得厉害，但是它们并没有动作。

她不说话，只顾望着我。

“她已经知道了！快动手呀！”我暗暗地催促自己。

我看见了她的大眼睛里的雨，瞳儿在微雨中发亮。雨，秋天的雨，我的心也湿了。

“瑢，我爱你，我永远爱你。没有你我不能够生活，我恨不能把我的心剖给你看，让你知道你在我的心里占着什么样的地位。”我说这些话，象在唱诗。我觉得我把所有的话说尽了，其实我却留着重要的话没有说。

我的眼睛也被雨打湿了，这雨是夏天的急雨。我听见雷声，在我的脑子里。

“不要迟疑罢，瑢，我已经把整个的我交给你了。为了你，我甘愿牺牲一切。”

我听不见，看不见一切，除了她的声音，她的脸。

“你不会有一点后悔吗，你说你甘愿为我牺牲一切？”这不是银铃声，这是洞箫吹在秋窗风雨夕。

我的心又一次战抖了。

“秋天来了，”我这样感觉到。

“不会的，我决不会后悔。纯洁的爱情决不会给人带来后悔，”我回答她。

“你为什么还要疑惑呢？难道你变了心？”我想用这样的话问她，但我始终没有说出这一类的话。

“我相信你，”她吐出这四个字，却把后面的话咽下了。

我想，我是得救了。

她相信我，她爱我，全部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她为什么要咽住后面的话呢？

我站起来，我看她的脸。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大眼睛里有泪珠发亮。云雾消失了。我又看到了春天。

女人的心，女人的脸就变化得这么快。

“我相信你。可是你将来如果变了心，我就要割断自己的生命，象你哥哥那样。”

她也站起来，对我一笑。银铃声又响了，我分辨不出这是响在春天或秋天。

她倒还记得我的哥哥，我却把他早忘记了。

“下去罢，免得许在下面久等，”她说。

我跟着她走下去。在泉边找着了许。那时她的眼睛已经干了。

七

在她的家里用了晚餐。

她送了我和许出来，木栅门关了。

我们在黑夜走路，我捧着那束百合花。

漆黑的天，明亮的星的网，白的星，绿的星，红的星。

静的街市，清冷的路灯，稀少的行人。

我把脸放在百合花中间。花的清香使我忘了身体的疲倦。

“林，你今天在南普陀和她谈了些什么话？你们两个的眼睛好象都哭过似的，”许忽然问。

“还不是些爱情的话！”我把脸从花中间抬起来。

“那么为什么哭呢？”

“我们并没有哭，不过流了几滴眼泪，爱情的话常常会使人流泪。”

“你不要怪我说扫兴的话。你们这时候就流眼泪，将来一定不会有好结果，我早就看出来你们的恋爱不会有好结果。”

我的心里起了不愉快的感觉。我生气地反驳他：“你是个憎恶女性者，你当然不会说出好听的话。你不是也称赞瑢是个好女子吗？对于恋爱你并没有经验！恋爱没有眼泪，还算是恋爱吗？”

“不对，我总觉得你们的事情有点不对。这是我的直觉。我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是我的看法不会错。”

他泼了一瓢冷水在我的头上。

我不相信他的话，但是我并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他没有恋爱的经验。

“你完全不懂！你的成见太深！我爱她，她爱我，那么还有什么问题？”

我很气，不再去理他。

“看，”许忽然指着天空说。

一道光从天空落下去，非常快，一瞬间就不见了。我好象听见吹哨似的微音。

“陨星，”许自语道，他还仰起头在天空中找寻。“失去的星，”这声音非常柔和，好象在唤爱人的名字。他后来又用决断的调子说：“我的看法不会错。”

最后的一句话对我好象是送葬的丧钟，我突然害怕起来。

我又用百合花遮住我的脸。花的清香使我想起她的枕上的香。

她是属于我的，无论如何我不能够失掉她。

我别了许，急急往回家的路上走去。

邻家的狗听见皮鞋声，便爬在木栅门上叫。我走近了，它认出是我，对着我摆了摆头和尾巴就跑开了。

我捧了花进屋，给花瓶换了水，把花插进去，再把花瓶放在床前的小桌上。

我躺在床上，不转睛地望着瓶里的花。

花有点憔悴，但是还不曾枯。我想，这一瓶新鲜的水会使它们苏生。

我要好好地护持这些花朵，它们是我们的爱情的象征。

八

在我们的爱情里，春天又来了，我接连地过了几个春天。这其间也落了秋天的雨，但是秋天很快地就过去了。

她的放大的照片送来了。我从墙上取下镜框，把她的照片压在珍妮·盖诺的像片上面。

她代替了珍妮·盖诺从墙上看下来，对着我笑。春天的微笑。

浓黑的发，细长的眉，亮的大眼，动人的嘴，笑。

“我爱你，”动人的嘴张开，银铃似的声音响着。两只明亮的大眼睛照彻了我的整个身体。

我是在做梦么？

“瑢，我爱你，我永远爱你，我爱你甚于一切，”我象唱诗般地自言自语。

在她的面前，我说着“我爱你”的话。一个人在房里，我也说着“我爱你”的话。

在龙眼花开时，我认识她。在龙眼果熟时，我爱上她。现在龙眼树又开花了，我还在对着她的像片说“我爱你”的话。

你，你懦弱的男子啊！——我蒙着脸，倒在沙发上。

我记起了许的话。他曾经批评我说：“你是激情的俘虏。”

我希望这句话是真的，我梦想我能够做激情的俘虏，要是做到那样，瑢早已是我的人了。

我怎样才能够使自己做激情的俘虏啊！那有福的激情的俘虏啊！

我快要发狂了。

九

家里来的电报躺在书桌的一角，已经被揉皱了。我清理书，又在桌子上发现了它。

我是在一个多礼拜前接到这个电报的，但是到现在我还没有写信回家去问详细的情形。

为了瑢，我忘记了我的唯一的哥哥。我爱了瑢就不爱我的哥哥了。他曾经那样地热爱过我。我们曾经在一起度过差不多全部幼年时代的光阴。他比我只大两岁。

我现在又想起哥哥了，在他自杀了一个多礼拜以后。

我坐下来，开始给我的妹妹写信，问她：哥哥为什么自杀，而且是怎样自杀的；问她：哥哥自杀后家里的情形。

窗户大开着。阳光带笑地爬进来。花在窗外对蝴蝶微笑。蜜蜂和苍蝇在房里飞舞。

我的心跟着文字在颤动。

不远处送来提琴的声音，拉的是哀伤的调子。我知道是那个姑娘在拉提琴，那个常常穿白衣的姑娘。我走过她的门前，常常看见她坐在阳台上。她似乎患着长期的病，不然，在这美丽的天气，在这美丽的年纪，她为什么不到街上去散步呢，不到花园去闻茉莉花香呢，不到海上去看星呢？

我把这一切都写在信里了。

狗叫，木栅门响，皮鞋的声音，我知道是谁在走路。

“林，”在晴明的春天，响起了银铃声，多么清脆。

她走进来，粉红的衫子，黑的短裙，明亮的大眼睛，带着春天的笑的瓜子脸。

我的笔放下了。我把信纸折起来。

“我知道你一定在家。”她给我一个笑。

“你今天为什么不到我那里去？”她又给我一个笑。

“我在写信。”我站起来。

“给谁写？”

“给我的妹妹。”

“我不信，我要看。”她扁嘴。

“你看。”我把信摊开，递给她看。

她在书桌前坐下来。

她注意地读信，我在看她的脸色。几片云在她的脸上飞过，但那里依旧是晴明的天。

“写得好，象在写一篇小说。”

我微笑。我的心里在开花了。

为什么不写下去呢？是我来妨碍了你？

我哪里还有心肠继续写信？

“妨碍我？不！我知道你要来，我写着信在等你。这封信，今晚上可以写完，反正明天才发出。”

“你家里有信来吗？有什么新的消息？”

“没有！”

她微微地叹了一口气，故意把眼光移向书本堆里。

她为什么要叹气？她方才还笑得这么灿烂！

我看她的脸。脸上被薄雾罩着，但雾在消散了。春天还留在她的脸上。

“但愿她的心象她的脸那样才好呀！”我暗暗地祈祷。

“林，我们去看电影，”在谈了一阵话以后，她忽然这样说。

“什么电影？现在时间不太迟吗？”我掏出表看，我的头被春天的阳光抚着。蜜蜂在我的周围叫。

“葛雷泰·嘉宝的《情劫》，听说很好。”

“嘉宝的片子？你为什么喜欢看她的片子？那不是一个年轻姑娘应该看的！”

“嘉宝，女明星里面只有她才算是艺术家，她的表演最深刻。”

“象你这样的年轻姑娘只应该看瑙玛·希拉，珍妮·盖诺她们的片子，至于嘉宝，还是让中年妇人去欣赏罢。”

“你完全不懂！你以为象瑙玛·希拉那样的姑娘就可以代表我们年轻女子的个性吗？这就象有些女人把雷门·诺伐罗当作理想中的男性一样地可笑。”

我不再跟她争辩了。我们马上动身到电影院去。

在路上我一面和她说话，一面在心里想：这个女孩真古怪，爱喝象血一样的酒，爱看葛雷泰·嘉宝的片子。

十

满座的观众，暗淡的电灯，闷热的空气，带鼻音的本地话，女人的笑，小孩的哭。

于是黑暗压下来，一切都没有了。

银幕上出现了人，出现了动作，人和动作连接起来，成了新闻片，滑稽片，爱情片。

周围的世界消失了，我们睁起眼睛在做梦。我偎着她，她偎着我。

青春，热情，明月夜，深切的爱，一对青年男女，另一个少年，三角的恋爱，不体谅的父亲，金钱，荣誉，事业，牺牲，背约，埃及的商业，热带的长岁月。

没有父母的少女，酗酒病狂的兄弟，纯洁的初恋，信托的心，白首的约，不辞的别，月夜的骤雨，深刻的心的创痛，无爱的结婚，丈夫的欺骗与犯罪，自杀与名誉，社会的误解，兄弟的责难和仇视，孀妇的生活，永久的秘密，异邦的漂泊，沉溺，兄弟的病耗，返乡，兄弟的死，终身的遗恨。

久别后的重逢，另一个女人，新婚的妻子，重燃的热情，匆匆的别，病，玫瑰花，医院中的会晤，爱情的自白，三角的恋爱，偕逃的计划，牺牲的决心，覆车的死。

——许多的人在叹气，电灯亮了。蓝色布幕拉起来。什么也没有。我们仍旧在中国，不过做了一场欧洲的梦。

我揩干自己的润湿的眼睛，我看她的大眼，那双眼睛正被雨洗着。

她挽了我的手臂，紧紧地偎着我，我们在人丛中挤了出来。

她低着头，许久不说话。

“这个社会是压迫我们女人的，”瑢忽然痛苦地说。

这句话深深地打进了我的心坎。

我记起了方才在银幕上，那个女人在病床上醒过来，发见那瓶玫瑰花不在了，支持着病躯一个人跑出病房去找寻她的花，我看到这里，我的眼睛也开始模糊了。这时候瑢紧紧偎着我，把她的头靠在我的肩上。我听见她两次重复地念着字幕上的话：

“我的花，你们把我的花拿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我只要你。”

我觉得我了解瑢的心理了。我的心为她哭了。

女人的一生就是让人流泪的材料。葛雷泰·嘉宝的确是个艺术家，瑢的话不会错。

但是瑢为什么也要说：“你们把我的花拿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她的花明明在她的身边。

“瑢，这是戏，并不是真的事情。真的事情决不会这样凑巧。”我做出一个笑容，我自己也觉得笑得不自然，因为我并不想笑，却想叹息。

“你不知道，这样的事多着呢！做一个女人，命运很悲惨。”她的声音里有眼泪。

我怎么知道女人的命运悲惨呢？我又不是女人。

“瑢，我们去吃西餐，好吗？”

“不。我不想吃东西。我只想回家去哭。”

她差不多已经在哭了。

我想说：“瑢，你是不是已经不爱我了？为什么在我的身边，在爱人的身边，在爱情炽热的时候，却只想回家去哭？”

但是我什么也不说。我默默地揩自己的眼睛。我的心在痛，因为她的缘故，也因为我自己的缘故。

“我送你回家去，”我到底说了。

“不，让我一个人回去，不要你陪我。”

她第一次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不由得想起银铃的声音，但是银铃已经哑了。

我暗暗地对自己说：“她开始讨厌你了！等着罢，等着你被遗弃的时候。”

我马上又更正道：“不会的，她不会抛弃你，她不是那样的女人。”

我这样说也不能够止住心痛。我依旧想问：“她究竟爱不爱我？”

粉红的衫子，黑的短裙，俯首的姿态。

我爱她，我爱她甚于一切，我不能够失去她。

我不再对她说话。我的眼光却不肯离开她的背影。我的眼光会说出我的嘴不敢说的话。但是她不会听见。

她走，我也走，我终于伴送她回到家。我们隔得近，她不会看不见我。

我在心里说：“我终于送她到家了。”但是我在路上却不敢唤她，或者对她说安慰的话。

到了绿色的木栅门，我放心地说：“现在没有问题了。”我走到她面前。

“瑢，不要伤心，到房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好好地约我出去看电影，却弄得这样伤心回家，是我得罪了你吗？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呀！”

我屏住呼吸等候她的回答。

“让我安静一会儿呀！”她对我说话，却不给我看她的脸。

她站在门前不走了。我也不走。我看她，她看地。

“你回家去罢。”

她说罢，很快地推开木栅门进去了。

门关上了，她站在门内，背靠着门。

“瑢，”我站在门外，轻轻地唤了一声。

她不应，也不动一下。

我想，我久站在这里，她也会久站在这里。但是她需要的是休息。

“瑢，让我进来罢，我还有话对你说。”

“你明天来。今天让我安静一会儿。我不愿意看见一切的人。”

她不掉过头。我知道今天没有希望了。

“瑢，我走了，”我充满感情地说。

我真走了，故意做出很响的脚步声。

“她会转过身来看我，”我想。

“她会开门出来，”我又想。

“她会追来唤我进去，”我再想。

“脚步放慢点呀！”我对自己说。

“回过头去看呀！”我又对自己说。

“再去求她一次呀！”我再对自己说。

脚步放慢了，走几步路就回过头去看一次。没有用。

木栅门没有开。门内是空空的。粉红衫子和黑色短裙不见了。没有人出来唤我。

我折回去，又走回来。

“被熟人撞见又怎样呢？岂不是给人笑话吗？”我对自己说。

“还是回去罢。反正有明天。”

我一直走回家，没有见她来追我。

晚风轻轻敲我的头，黄昏的香气沁入我的鼻。白衣姑娘坐在阳台上。邻家的狗立起来抓着木栅门叫。

我望天空，那里有银白的半圆月，三四颗明亮的和黯淡的星。

进了房间，我忘了肚饥。我摸出电影说明书，一把将它撕碎了。

我生气地说：“嘉宝这个女人真害人不浅！”

花瓶里无力地立着那束百合花。花已经枯了。

百合花，那是我们的爱情的象征。

我想哭，想为百合花一哭。

十一

“她真的不爱我了吗？”

“不。她并没有说过不爱我的话。”

“她还是象从前那样地爱我吗？”

“但是为什么她又有今天的举动？”

“这是爱的表示呢，还是不爱的表示？”

我躺在床上这样地自问自答，终于得到结论一。

“你不知道女人的心理。”

“她原是要你进去的。”

“女人说不爱就是在表示爱，说不要你进去就是要你进去，说想独自哭，就是要你去安慰她。”

“离开忸怩，离开含蓄，离开转弯抹角，就不会有女人。”

“你本来应该回转去安慰她，你失掉机会了。”

“你，你懦弱的男子啊！”

我躺了一阵，觉得没有意思，又站起来。

“明天去买一张葛雷泰·嘉宝的像片来挂在房里。多看嘉宝的像片，也许可以知道女人的心，”我终于这样地对自己说。

我扭亮电灯去看瑢的照片。

她不笑了。

我马上把背掉过去不看她。

“还是写信罢，”我想，“给我的妹妹写信，写些关于我的自杀了的哥哥的事。”

“被爱人拒绝以后就想起哥哥来了，”我惭愧地想着，把那封未写完的信找了出来。

脑筋似乎变得很迟钝，许多要说的事情一时都想不起来。

我一面写一面淌眼泪。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只想哭。

我对哥哥自杀的事情，似乎有一点了解了。

十二

大清早我就到她的家去。我想昨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看见她从绿色木栅门里走出来，已经换上了蓝格子布的衫子。

她远远地对我微笑。

“林，”银铃声送进了我的耳里。

她的脸，好象春天早晨那样地美丽。

“我以为你不会来了。”

“我为什么不来呢？我只问你，昨天忽然不理我是什么缘故？”

“那是昨天的事。”她笑。

“今天呢？是不是又要不理我？”我也笑。

“不要再提那件事了。总之，昨天是我不好。”

“你现在到什么地方去？”

“到你那里去，向你道歉。”

她的声音今天特别动人，象音乐那样地好听。

她在我的心上洒了露水，我的心开花了。

“她原是爱你的。你，你这多疑的男子啊！”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现在回到你那里去，还是去别的地方？”

“好，你就陪我去买一点东西。在这样美的春天早晨，散散步也好。”

金黄色的阳光，明绿色的树叶，花的香，鸟的叫，高大的岩石，曲折的道路。

热闹的街市，水果店，咖啡店，鲜鱼店。没有树，没有花。只有人群，穿着短衣的人群。

在窄小的巷子里，找着一个窄小的书铺，那里只有几本旧小说。

我们走了好一会儿。

“我好气呀！这样大的地方连一张嘉宝的像片也买不到。”

她也要买嘉宝的像片。

“那么过海去罢。那边一定有。”

那边果然有。她买了两张，送了一张给我。

嘉宝的像片，那个主演《情劫》骗了无数观众的眼泪的嘉宝。

依旧是那个嘉宝，浓浓的长发，凄哀的面庞，有着皱纹的宽额，冷冷地说着使人流泪的话的嘴，秋天的雨洗着的眼睛，正象在从病房出来抱着那束玫瑰花的时候。

“对着嘉宝的像片，你就会认识女人的伟大。在整个社会的轻视和压迫下面挣扎，受苦，灭亡，这就是我们以爱为生命的女人的命运。”

她送像片给我时，说了以上的话。

我看那个瑞典女人的像片，就想起了《情劫》里的那个少妇。我接连说：“不可能，”我想果然有那样的女人么？

我和她在一个酒楼里吃了饭。

我和她在一起过了一个整天。

晚上，我从她家里出来，一只手拿着嘉宝的像片，一只手拿着她送我的一束玫瑰花。

夜很静。空气非常柔和。月光给道路染上了银白色。风吹动地上的树影。提琴的哀怨的调子在空中荡漾。一个女高音在唱《梦里情人》的歌。

月光温柔地洗着我的全身，整个岛屿充满了玫瑰花的香气，我的心醉了。

回到家里以后我祝福自己：

你被女人爱着的人有福了。

十三

妹妹的信终于来了。似乎迟了一点，但这是一封长信。

大意是：哥哥自杀了，这是因为爱情。

哥哥爱上一个亲戚的女儿，女的也爱他，这是纯洁的初恋，和电影上的一样。

但是同时另一个青年也爱上了那个少女。

金钱，门第，荣誉……妨害了爱情。哥哥的求婚得不到女家的允诺。

诗一般的初恋成了深刻的心的创痛。

女的嫁到别家去了。同时祖父强迫哥哥娶一个他所不爱的女子。

哀求和反抗都没有用，别的方法也没有用。

结果是：亲手用一把刀割断了喉管。

他的短促的一生就这样地结束了。

他的死引起的恐怖多于眼泪和同情。

他的永久安息地是在父母的坟旁边。父亲和母亲同睡在一座坟里，许多株柏树围着他们。他的坟前有几株小桃花。它们不会结果，但是在春天要开花，开那粉红色的花，就象他所爱的那个姑娘的脸颊。

妹妹还说哥哥写得有遗书，她整理好就抄一份寄来。

我等着读哥哥的遗书，我想一定有许多我应该知道的话。

但是我的眼泪已经淌出来了。

我哭他，不仅因为他是我的哥哥，不仅因为他曾经爱过我，还因为他是被女人抛弃了的男子。

在嘉宝的时代还有被女人抛弃的男子，还有象我的哥哥那样因为爱情自杀的男子。我想不到。

瑢说了谎。在这个社会里不仅是做女人的命运悲惨。我的哥哥也是一生得不到春天的。

春天，为什么春天不是为着每个人而存在的呢？

嘉宝的眼睛从墙上看下来。她没有笑。永远是那样凄哀的面庞，她有什么话要向我倾吐？难道就是向我说做女人比男人命运悲惨吗？

“瑢，瑢，你给我一个回答罢。”

十四

早晨去看瑢，她不在家。

房门开着。桌上留了一个字条。

不要等我！我出去看一个朋友。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桌上有两包糖，留给你吃。这是我的家乡的产物。吃着糖，你不要忘记我。好好地回家去，不要出来。晚上我会来约你坐划子在海上看星。——瑢。

我把字条吻了一下，珍重地揣在怀里。

我吃着糖就想亲她的嘴唇。她的嘴就象她家乡的糖那样甜。但是她不让我天天亲她的嘴唇。

我不听话。吃过中饭我又去看她，在她的床上睡了午觉。她依旧不回来。

我想她也许会一直到我的家去，我便跑回家寻她。我又在自己的床上睡了一觉。

黄昏，她还没有来。我想她也许不来了。

今晚是一个很好的星夜，伴着她在海上看星，多么有趣。

我跑去找她。

她在家里。

电灯关着。人却在房间里。我先听见抽泣的声音。

一定是她在哭。

我扭亮电灯。

屏风敞开。她伏在床上哭。

我吃惊地站住了。

“瑢，你为什么哭？你不是约我今晚出去看星吗？”

她不答话。

“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使你这样伤心？是谁欺负了你？”

她还是不答话。

“究竟是为了什么缘故，你说呀！即使是我得罪了你，你也要给我说个明白，我才好向你陪罪。何苦把气闷在心里，白白地哭坏了你的身子。”

“不是你，”她抽泣地说。

“那么什么事呢？难道在我们两个中间还有秘密？难道爱情还不能温暖你的心？告诉我，你要什么呀？为了你，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生命也可以牺牲。快说呀！”

“你将来会知道的，”她说，声音真象洞箫拿在秋窗风雨夕里吹。

将来？现在不是要活活急坏人吗？

她有秘密，无疑的。既然我将来会知道，为什么她现在又不说呢？

不管这些，我爱她，我疼她。她的悲哀就是我的悲哀。她哭，我也伤心。

我俯下身子，偎着她。在她的耳边说了些安慰的话。

起初是我安慰她。后来我也哭了。我哭得伤心。我把许许多多该哭的事情放在一起哭。

两人止了泪，泪眼相对，笑了。不知道为什么而哭，不知道为什么而笑。

爱情好象是游戏。

但是我觉得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地爱她。她似乎也是这样地爱我。

我们煮了茶喝。

我夜深才离开她的家。她殷勤地送我出门。

夜的确美丽。墨色的天空布满了棋子似的星星。

我找着了猎户星。中间的三颗斜斜地排成一根短线，外面四角各有一颗明星，四颗星中带红色的猎户甲星显得特别亮。这七颗星是我的老朋友。每一次繁星在我的头上闪耀时，我都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找着它们。

啊，永恒的星！

但愿我们的爱情也象星一样地长久。

十五

早晨我还没有起床，她差人送了一张字条来：

不要来看我！我出去买一点东西，是和一个女朋友一块几出去的。这束百合花送给你，把它放在你的枕边，让它伴着你做一个好梦。等你的梦醒时，我就在你的身边了。——瑢。

我接着百合花。我把它放在脸上。我嗅着花的清香，我就想起了她的发香。

“瑢，”我把这个名字接连唤了不知多少遍。我沉沉地睡去了。

我一觉醒来，不知道时间早迟，睁开眼睛就嗅着花香。

百合花依旧躺在枕畔。她却不在我的身边。

我的第一个思想就是：“去看她。”

我匆匆地穿好衣服出去了。

温和的风，新鲜的空气，明亮的阳光，绿叶的影子，花的香，鸟的叫，我的轻快的身子。

春天真美丽！尤其是这产生爱情的春天。

我在路上跳，我在路上笑，我嗅着百合花香，我用不熟练的声音哼着《我的万歌之歌在何方》。

很快地我就看见她的门了。

“慢慢儿走罢。她想不到我会来。第一句话，对她说什么呢？”我在心里说。

“也许她已经出去了，那么门也锁上了。”

“她和什么人一块儿出去呢？那个女朋友是谁？”

“她可能并没有出去，她故意骗我。本来爱情里就充满着游戏。”

但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木栅门一开，里面闪出两个人影，两张脸电光似地在我的眼前掠过，一男一女。

女的是瑢。男的是三十几岁的人，胖面孔，嘴唇边几根短须。这是一个陌生的人。

他们把背向着我走了。

“那个男人是谁？”

我的全身的血都冲到脸上来了。

“她骗了你。追上去揭穿她的假面罢，”我对自己说，就提起脚来。

“那个男人是谁呢？是她的什么人？”我又站住了。

“一定是她的情人，怪不得她近来的行动总是鬼鬼祟祟的。”

“不要演滑稽戏罢，”我提醒自己。

我呆呆地立在那里。蓝格子布的衫子和青哔叽的中山装在转角处消失了。

我静静地放他们走了。我站在那里不作声，害怕他们会回过头来看见我。

我慢慢地走到绿色木栅门前。

绿色木栅门在阳光里多么好看，门里开着红的，白的花。

石阶上，她的窗户开着，白色窗帷拉上了，遮住房里的一切，挑花的白纱贴在绿纱窗的细格子上。

我用手握着木栅门注意地看了这一切。

我的心在痛。嫉妒在咬它，失望在咬它，寂寞在咬它。

我依旧在注意地看。

我为什么要注意地看这一切呢？难道因为从今天起它们就和我断绝了关系吗？这个我自己不知道。

“我要在这里守一整天，一直守到她回来的时候，”我对自己说。

“我回去，一定要伤心地哭一场，”我又对自己说。

我想哭，我现在就要哭，我不能够等到她回来。

哭罢，你被女人欺骗了的男人啊。

我拖着疲倦的身子走开了。

路上没有阳光，没有花香，没有树影。并不是没有，是我看不见了。我所看见的，只是我自己的悲哀。

今天路显得特别长。

我回到家里，倒在沙发上，好象走过了长的路程。

“为了一个女人，是值不得哭的。我不要做一个给女人当作消遣品的男人。”

我这样说，但是我的眼泪淌出来了。

我的眼泪居然会有这样多！

“自杀，”我的脑子里忽然现出这两个字。我想起了我的自杀的哥哥。

“受了女人的欺骗以后，自杀是最好的报复的办法。”

“但是她会不会知道我是为了什么自杀的？”

“恐怕她不会知道。”

“即使知道了，对我也没有好处。我那个时候不会再有知觉，而且她也不会伤心。”

“写一封遗书罢，象哥哥那样。”

“人们未必就相信我的话。反正她活着有嘴替自己辩护，我却不能够从坟里爬出来说话。”

“即使人们都相信我的话，对我也不会有好处。有的人会骂道：‘这蠢材！’有的人会把我的故事编成剧本在舞台上演唱赚钱。受了女人欺骗而自杀的男人不知道有多少，却从没有看见一个女人受惩罚。”

“那么就把她杀了罢。让我第一个来惩罚欺骗男人的女人。”

“但是她太可爱了。杀了她很可惜！”

“那么就杀了那个穿中山装的胖脸男子罢。杀死了她的情人，看她以后还骗不骗我！”

“但是那个男人不见得就是她的情人，我以前并没有看见过他。她既然爱他，为什么又要骗我呢？她很可以不理我。”

“那个男人也许是她新近才认识的。”

“但是她为什么要爱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我不见得会比不上他。她不会为了他就抛弃我。”

“她一定是想把两方面都抓住不放。”

“不，她不是这样的女人。我所爱的女人决不是这种人。”

“而且看他们走路的样子，也不象是一对情人。”

“那个男人不是她的情人。”

“他们并不是故意避开我。我为什么不追上去问个明白呢？”

“是的，我应该追上去讲话。那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是我自己不好。她不是叫我不要去看她吗？我为什么不相信她的话？”

“你多疑的，懦弱的男子啊！”

最后的一句话是我的结论。

那束百合花在枕畔现出憔悴的样子。

我忘记了把它放进花瓶里。花是她特地送给我的，我却不好好地护持它。

我跑到床前把花抱在手里。我用力嗅那开始消散了的清香。

“她知道这情形，她也会痛哭的，”我这样想。

我把花瓶换了水，插了花进去。我希望这清洁的水会使花苏生。

“花啊，你要活，活着来证明我们的永久的爱情，”我在心里暗暗地祈祷。

许突然走进房来。

他望着我的脸，现出了惊讶的颜色。

“林，你刚才哭过？”

我不作声，把脸掉开去看嘉宝的像。

“你为着什么事情哭？”

我依旧不作声，却把眼光移到瑢的像片上。

“一定是因为爱情，因为瑢。”他在沙发上面坐下来。

“林，我原说过你们的爱情不会有好结果。”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悒郁。

“你信口乱说，”我生气地反驳道。

“我劝你不要把爱情看得那样重，人不单是靠着爱情生活的。”

我想插嘴说：“那么人是靠着金钱生活的罢。”但是我并没何开口。

“你为了爱情忘了友爱，为了瑢忘了你哥哥，这也是不应该的。况且在你这样的年纪正应该做点事情，却闲着整天跟女人厮混，再不然就躺在家里哭。你哪里还有一点男人气？”

他说话就象在背书。

“难道他今天也看见了瑢和那个男人吗？”这个思想象电光一般闪进我的脑子里。

但是我马上就对自己说：“这些话你已经听惯了，你管它干什么！”

我忽然走到书桌前，从抽屉里取出妹妹的信，拣了几张信纸递给他说：“你看罢，我哥哥自杀的消息。”心里想：“拿这去塞住你的嘴。”

他读着信，先叹几口气。后来说：“你看，这就是前车之鉴。”

“但是有些人，他情愿受女人欺骗，一直到底，一点也不抱怨，你把他怎样呢？”我固执地说。

“那也只好由他去。譬如前面有口井，我叫你不要跳，你一定要跳，那有什么办法？”

“那么你就闭嘴罢，”我说着笑了。这不是快乐的笑，是生气的笑。然而我并不是对他生气。

十六

早晨，我起床不久，她就来了。

“来得好早呀！”我故意说。

“你在说反面话。是不是你还记住昨天的事？”她笑，这是秋天的笑，我一眼就看得出。

“昨天的事？”我问，我的声音战抖了。

“昨天我说来却没有来。”

原来是这件事，并不是别的事情。

“问她呀！昨天的那个人是谁？”我催促自己。

“昨天的那个——”我说了五个字却接不下去。

“那个什么呀？”她的脸上起了淡淡的红云，大眼睛亮了一下。

“那个女朋友——你早晨和她一块儿出去的。”

我觉得说话有点吃力，脸也开始红了。

“你在说谎呀！她会更正的。”我这样警告自己，安慰自己。

“啊！那个女朋友。是的，她从我家乡来，我要陪她玩两天。昨天我和她去游了南普陀，玩了一个整天，早晨去，晚上回。在划子上我们还看星，那些美丽的海上的星星。”

“编造得好故事！”我心里生气说。

看她说话时那种不自然的样子，我就知道她在撒谎。而且我的眼睛昨天明明看见了那个男人。

“我也知道你们会玩一个整天，所以我不等你，很早就睡了。”

我也会说谎话。我拿谎话来回答谎话，并不错。

但是我今天早晨起得并不早，又怎么说呢？

“那个女朋友明天就回去。以后，不会再有人打扰我们了。”

看她说这句话的样子，好象她说的是真话。

“你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她叫——林秀娟。”

“林秀娟，”我念着，心里想：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胖面孔，几根短须，名字叫林秀娟，我差不多要笑了。

“百合花开得这样好。昨天我先叫那个小孩去买，买回来不好，我几乎气得哭。后来还是自己另外去买的。”她在看书桌上的花。

这一次她说了真话。我应该感激她，应该宽恕她，虽然她在别的时候说了谎。

百合花果然开得很好。昨晚一夜的功夫，它苏生了。看见它我很快活。

百合花是我们的爱情的象征。我们的爱情不是也可以苏生的么？

我们开始象平常一样地谈话，谈着爱情的话。

起初我还明白哪一句是假的，哪一句是真的。后来即使是假话，我也就当作真话信了。我是这样，我想她也是这样。

爱情这个东西真古怪。说它象一种游戏倒可以，不过这游戏不是要人玩它，却是它玩人，它玩得高兴时给人一点酒，否则给人一些眼泪。

她说谎也好，她不爱我也好，我不去管那些。只要她时常来，只要她送给我笑，送给我花，就够了。反正我爱她，我会把假话当作真话听。她还送给我吻，那更好。

十七

哥哥的遗书来了。并没有许多字，总共算起来字数不到一万。

遗书不是一天写的，看笔调，从开头写到最后，大概经过了一个多礼拜。其实最后只有一些圆点，表示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

我自杀，是我自己情愿的。我自己想死，并没有人强迫我，对于我的自杀谁也不负责任。这就是遗书的开头。

我想死，因为我觉得死比活着好。生不使我留恋。我留恋的是……

我爱她，我到死也爱她，我到死还祝福她……

我自杀不是因为爱情，是因为生活不能忍受。不能忍受的生活就应该毁掉，别人已经说过这样的话。一直到死，我的哥哥还在说漂亮的话。但下面，在另一天他却写着：

她为什么要嫁到王家去呢？她不是屡次对我声明她不爱那个人，她只爱我吗？

在另一天他又写着：

她真的嫁了！妹妹告诉我：她自己愿意嫁到王家去，虽然主意是她的母亲出的。

从前的约言都是假的。我好笨啊！她骗了我这么久，我还死心塌地般相信她。

在另一天他又写着：

可怜的是，你们这些受了女人欺骗至死不悟的男子啊！自杀罢，你们还是去死好！

后来又写：

我自杀了，我果然会留一个阴影在她的心上，叫她永远忘不掉我吗？

恐怕不会罢，女人的心本来就是善忘的。

有一天写：

我不是为她自杀的，为着一个女人自杀太值不得。

后来写：

我的确是为她自杀的，没有她我不能够生活下去。没有爱情的生活，算是什么生活呢？

又一天写：

过去的生活是多么值得怀念啊！明月夜，风雨夕，春天的花园，秋天的郊外，那时候世界好象是我们两人的。那时候世界上只有花，只有光，只有爱，只有温暖。现在呢，一切都成了惨痛的回忆了。

她，拿去了我的全部的爱的她，那个说话就象唱歌、笑起来就象祝福的少女，多么天真，多么纯洁。她忍心离开我到别人的怀里去吗？她会把那些神圣的约言忘得千干净净吗？她会把脸上涂得又红又白，身上穿得花花绿绿，整天跟着那个人在戏园里，在商场中，在牌桌子上鬼混吗？

不会的，我相信她是不会的。我宁愿自己死，不愿意看见她那样做。但是她居然做了。

在另一页上他又写着：

不自由的婚姻，没有爱情的结合，旧的传统观念……我的幸福完全给它们毁坏了。难道为了它们，我还有活下去的必要吗？

不体谅人的祖父啊，不体谅人的她的父母啊，我们的青春完全给你们夺去了！你们知道没有青春的生活是怎样惨痛的生活吗？

在另一页上又写着：

我要的你们不给我，我不要的你们一定要给。我的心你们不知道，你们却把你们的心当作我的心。

你们只图一时的痛快，你们却毒害了我一生了。你们难道不知道这悲剧一旦上演，就会演一辈子吗？

这种生活是零碎的被杀，与其这样，不如……

另一天他又写：

我已经预备好我的刀子了。它会解救我，使我脱离这种不能忍受的生活。

我喝了一杯玫瑰酒，它好象是饯行的酒，这个世界在给我送别。酒的颜色红得象血一样。我在喝自己的血。

遗书保存在妹妹那里。除了妹妹外就只有我一个人看到。

后来写：

月亮很美丽，我不能够在这样的月夜里死。

我很想再见她一面，在月下，穿着她的淡青色的衣裳，带着天真的微笑。我只要和她说一句话，或者跪在她面前受她一吻，那么我纵然堕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也是心甘情愿。

然而这只是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梦。

另一天又写：

动手罢，快拿起刀子来。你对这种生活还有什么留恋吗？

每个人都要死。我也是要死的。与其零碎地被宰割，不如让我自己拿起刀子来。

我愿意死。众人活着，我死。她活着，但是我所爱过的她却死了。

我喝着最后的一杯玫瑰酒。我有点醉了。

明天也会有人喝酒，那酒是用我的血做成的。

等着明天罢……

十八

傍晚，就在接到哥哥的遗书后的傍晚，瑢来看我。

读着哥哥的遗书时，我忘了瑢。看见瑢，我又忘了哥哥。

我的她并不曾违背约言，我的她并不曾抛弃我；她不把脸上涂得又红又白，她不把身上穿得花花绿绿；她并不和别的男人在戏园里，在商场里，在牌桌上鬼混；她说话象银铃，她笑象阳光；她赢得了我的全量的爱。因为她我忘了我的哥哥，这也值得。

“林，”她唤了我一声，比任何时候更亲热，但是我听出了里面的叹息。

我想她一定因为我今天不去看她而觉得不快罢。我感到了负罪的心情。

“我今天接到了哥哥的遗书，所以——”我好象在找一个可以原谅的托辞。

“林，我要回家去了，”她说得很坚决，但是我又听见了洞箫的声音，在秋天的黄昏里吹。

“你要回家去？”我忘了自己地大声说，房屋在动摇了。她回家去，我们的事情就完结了。

“是的，我明天早晨回去，看母亲的病……还要跟父亲商量一件事情。”

“明天就回去？这么快？我以为你永不回家了！”我绝望地说。我倒在沙发上，我觉得要哭了。

“林，”她的声音从来没有这么温柔过，“不要着急，三四天以后我就回来。”

“不会的，你一定不会回来，你一定不会再来。”我忘记了别的一切，我在跟那飞去的希望斗争。

“她要永远离开你了，”一支铁笔在我的脑子里用力刻字。我蒙着脸。

她开始叹息。声音打进我的耳里，痛在我的心上。

她走过来，坐在沙发的靠手上，身子偎着我，一只温柔的手抚摩我的头发。

我记起了：在幼小的年纪我因为缺少什么而哭泣的时候，也曾有一只同样温柔的手抚摩我的头。那是母亲的手。它已经在坟墓里腐烂了。这只手代替了它，但是只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现在，这只手也要永远离开我了。

林，相信我，我爱你，我真心爱你。

我爱你比爱什么都更爱，比爱我自己还爱。

我决不会欺骗你。

我为什么一去就不回来呢？

我丢开你又去爱谁呢？

我爱你，我永不离开你。

在全世界中我只爱你一个人。

相信我，我三四天后就回来。

任凭什么压力，也消灭不了我对你的爱情。

“我的爱情是永久的，象星一般地永久……”

她说了上面的话。她的话里有眼’泪，象秋天的雨一般的眼泪，把我的心打湿了。

我的心也在哭。

“不要回去罢，答应我你不要回去。”

我捏住她的一只手，不住地抚摩。我捏住她的手就象抓住了希望。

林，我知道你的心，但是寂寞是不会长久的。你好好地忍耐过这三四天罢。

“花瓶里的玫瑰花还没有枯萎，我就会回来，回到你的身边来。”

我的心又受到秋天的雨的灌溉。

“为什么要忍耐这三四天呢？你也许会在家里久住，他们一定不放你走。”

我想起那个胖面孔的中年男子，她的走跟他有关系。

“他们不会不放我走，我的心已经在这里，单单留身体是留不住的。”

她好象很有把握。

“他们也许骗你回去，你的母亲恐怕并没有生病，或者就是指的疯瘫病。”

“他们不会骗我。即使母亲没有别的病，我也应该回去看她。她想念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我做女儿的也应该回去安慰她。”

我听着她的温柔而哀婉的声音，忽然想起了许的话。

每个人都有母亲，我没有。别人有了母亲，我就会没有幸福……

“而且我要回家去跟父亲商量一件事情，一件要紧的事情。”

什么要紧的事情？一定是我同她的事情。她去跟她的父亲商量，那么就糟了。

“你的父亲不是很讨厌外省人吗？”我吃惊地问。

“不要紧。我爱你，什么都不成问题。”她的声音微微颤动，好象她对这件事情并没有把握。

她自己明明说出来了，是去跟父亲商量我们的事情。她为什么要去呢？一定是：问题发生了。

“瑢不要回去罢。你跟你父亲商量，就象拿鸡蛋往墙壁上碰，不过毁了你自己。我们的事情就这样不是很好吗？”

她笑了，这笑是秋天的笑，我看见她笑，却只想哭。

“你真是个多疑的男人啊！我连父亲的性情也猜不透吗？而且我回去看母亲的病，我要使她相信我在外面生活得很好，她也可以放心。”

母亲，母亲，总是母亲！我却是一个没有母亲的人。

“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家去？等到将来我们一块儿回去不更好吗？”

林，你为什么还不肯相信我？我爱你，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保证吗？要是我存心欺骗你，我走了你还不知道。

不要再谈这件事了。你再谈我就要生气，不理你了。

“你还不能够了解我对母亲的感情，要是我这次不回去，这些日子里我心里就不会好过。”

“又是你的母亲！”我烦躁地想道。

突然一个人的面庞在我的眼前出现了，是许的憔悴的面庞。他用他那抱怨生活的烦愁的声音责骂我：“你不该因私情而忘大义，你不该阻止她回去看她那患病的母亲。”

许并不在这个房间里，他在我的脑子里。

我拿什么话回答他？我的幸福全让别人的母亲夺去了。

“去罢，让希望飞去，让幸福逃走。我的爱情会永远伴着我，一直到死。她不会欺骗我。我相信她，我相信她的爱情。”

失望后，我就拿上面的话安慰自己。

十九

我伴着她出来，时候还早。

淡墨色的天空中张着星的网。那些星，永恒的星。

夜静寂，空气柔和而凉爽。是一个值得人留恋的美丽的夜。

“我们去海上看星星，你看夜是这样美！”她提议说。

“好，”我感动地回答，我只能够说出这一个字。

“那么快点走罢。”

我们走到渡头，跳上了一只划子。

船夫动了几下桨，我们就在海上了。

她的身子偎着我，她的头放在我的胸前。我嗅着她的发香，我抚着她的身子。

桨在海水里动，搅得水响。我们只听见水的声音。

我把头仰着向天，她也把头仰着向天，天上有那么多的星，白的，红的，绿的。星在霎眼。

岸上有些灯光。我们被夜的网，星的网包围着。

现在世界上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没有别的人插在我们的中间，也没有人来拆散我们。

“我爱你，你爱我，我们永远相爱，我们的爱情就象星一般地永久。”

她喃喃地说了上面的话，柔和得象梦中的低语。

我忘了自己地埋下头去吻她的浓发。

我的心里充满了爱情。我忘了自己，却只记得她。

我的世界里只有她一个人。

“啊，那天河，那一条隐约的白带，为什么这样淡呀？”

她伸起手去指天空，话依旧是喃喃的自语。

“现在不是秋天呀！”

我望着她指的地方，一面回答。

林，天河西边三颗并排的星星中间，那颗黄色的大星不就是牛郎吗？

啊，河那边相对着的三颗星，顶上一颗青白色的大星不就是他的情人织女吗？

可怜他们这一对爱人！一年才得相会一次。

“银河里为什么没有一只船？为什么平时又不修一道桥，一定要在七月七日的晚上？”

她喃喃地说下去。

我紧紧抱住她，我觉得我们是在梦中。

为什么只许他们一年相会一次呢？

为什么他们应该得到这样大的惩罚呢？

难道在天上也和在人间一样，爱情也是不自由的吗？女的星也没有自由和权利去爱她所挑选的情人吗？

“河只有这么宽，水也是这么浅，为什么没有谁去造一道永久的桥，好让牛郎过去陪伴他的织女呢？”

我们依旧在梦中。

“我想在天河上造一道桥，好让这一对情人天天相会。”

她温柔地说着梦里的话，偏着头看我一眼。她的大眼睛里有一层薄雾。

“瑢，你又怎样可怜我呢？我这个牛郎，也就要失去我的织女了。”

我忽然记起了那一条分隔着我们的河。我的心从梦里跌下来，伤了。

“我会回来，回到你的身边来的。明天，后天，大后天，再过一天，我就回来了。”

“明天，明天这时候我已经看不见你了。我还不如牛郎，牛郎至少还可以望见他的织女。”

“我会看见你，我早把你的影子贮在我的眼睛里了。”

“瑢，不要看星。你把脸凑上来，让我挨近些，多看你几眼，好把你的脸印在我的眼睛里。”

“林，你看得清楚罢，我害怕这里不够亮。”

“我看得清楚，星的光，还有你的眼睛里的光。你不要动。我——”

“我觉得我的全身要溶化了。林，抱紧些，不要放我。”

“瑢，我也是这样，我觉得我们的生命里就只有这一刻了。今天一过，什么都完结了。”

“啊，明天什么都会黯淡了。我们头上的那些星星，明天还会闪耀得这样灿烂吗？”

“瑢，明天不会再有星星了。明天会下雨，下着秋天的雨。明天就是秋天了。”

“啊，这么快！春夜竟是这么短呀！你看，那一颗星又落下去了。”

“一颗陨星！我的生命里又多了一颗陨星了。”

“林，星星落下去还会再回到天上来吗？”

“不会的。星星落下去就永远跟天空分离了。”

“啊，明天，……”

“瑢，你还记得《茵梦湖》[1]里那个吉卜赛姑娘的歌吗？你常常唱的，再给我唱一次呀！”

“我的心快要溶化了，我唱不出来了。抱紧我不要放呀！啊，今朝，今朝呀只有今朝，我还是……”

我的眼睛不能够再看见她的眼睛了。

我捧着她的脸狂吻起来。

我不能够失掉她，她比我自己还宝贵。

这好象是一个秋夜，在旧历七月七日，牛郎和织女相会了。

但是明天，明天一早……

今朝呀，只有今朝，

我还是这么窈窕；

明朝呀，啊，明朝，

万事都休了……[2]

[1]德国T.斯托姆著的中篇小说（郭沫若译）。

[2]《茵梦湖》里吉卜赛姑娘唱的歌词。

二十

早晨我送她上了小火轮。

在船上我们只说了几句话，我就被汽笛声赶了下来。

临别时我们握了手，我看见她的眼睛已经湿了。

“你等着我——”她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完。

“你一定要回来呀！”倒是我说完了这句话。

“你早一点回来罢，”我望着她笑，泪珠却沿着眼角流下来。

我坐在原来的那只划子上，回头望着她招手，但是她的影子被一个胖妇人遮住了。

“梦呢，还是真呢？”我自己反复地问，眼看着小火轮开走了。

我回到家里疲倦地倒在床上，想睡又睡不着；想哭又没有眼泪；想站起来又没有气力。我只好望着天花板出神。

二十一

三天没有她的消息，我觉得人变老了。

从早晨起我就在马路上走，走到傍晚才回家。饿了，在西餐店里吃饭；渴了，到咖啡店里吃冰。我的心太热了。

许好几天没有来。想去找他，我又怕听他的新道学的理论。

一个人，孤零零的一个人。

晚上我疲倦地躺在床上，思想一直在活动。

“明天她一定会回来了。”

“预备些什么话对她说呢？”

“这一次回来以后，她就不会再走了。从此她就属于我了。”

“也许她的父亲会留住她罢？”

“也许她的事情会发生变化罢？”

“那么她不会回来了。”

“她一定会回来的，她说过一定会回来的。”

“她一定会回来的，她不会骗我。”

“等着罢，今晚一过就好了。”

“啊，春夜为什么变得这么长？”

二十二

早晨，阳光笑进房里来。

我揩了揩疲倦的眼睛，对着阳光打了一个呵欠。

昨晚我做了一个她回来的梦，她还说了那么多的甜蜜的话。

把人打扮得整整齐齐，到码头上去接她。

我等了许久，不看见小火轮到。它今天到得这样迟！那天又去得那样早！

小火轮到了。使我的心欢喜得怦怦跳的是汽笛声。

我坐了划子到那里去。

许多乘客和行李从船上落下来。

我把眼光往四处去找，找我的瑢。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独独没有那一对大眼睛，那两条细长的眉毛。

我连忙跑上船去，叫“瑢”。没有她的应声。

我跑到上面的一层去。

在楼梯旁一些人争着下来。我注意地看每个人的脸。

我上了楼梯。留在上面的客人并不多。

我叫着“瑢”。他们好奇地看我。

我把船搜索了两遍。依旧没有瑢。

“她一定先下去了，”我聪明地想。

“一定是，”我甚至相信起来。

坐了划子回去，上了岸，我就往家里跑。

我看见自己家的门，就顾不得狗叫，拚命跑。我推开木栅门就叫“瑢”。

没有人答应。房里的一切和我离开时一样。没有人来过。

“你真蠢！她回来一定先到她住的地方！”这是第二个思想，比第一个更聪明。

“她一定在家里等你！”

我马上跑到她那里去。

绿色的木栅门关着，我推不开。我按电铃，没有人应。我敲门，也没有人应。

门里开着红的，白的花。花开始谢了。我想到家里的那束玫瑰花。

挑花的白纱窗帷贴在绿纱窗的细格子上，遮住了房里的一切。

阳光轻轻抚着我的背，提琴的调子在叹息。

我走过邻家，一个小孩望着我笑。

“她也许明天回来，”我又有了第三个聪明的思想。

但是明天隔得太远了。

一定要写封信去责问她。

“玫瑰花快要谢了，你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二十三

她的回信来了，是一封快信。

信是短短的，话是明显的。她称我做林先生。

林先生鉴——我明白我们以前的交往完全是幼稚的行动。现在我听从了家父的劝告，在家奉母读书。我和先生的友情从此断绝，并请先生以后勿再来信，否则即将来信原封退回。敬祝健康！

郑佩瑢

这是她亲笔写的信。

可怜的是，你们这些受了女人欺骗至死不悟的男子啊！

“自杀罢，你们还是去死好！”

哥哥的遗书里的话又来到我的心上了。

“哭罢，世间的事情的确是值得人一哭啊！”

我伤心地哭了，我的眼里淌着泪，我的心里淌着血。

我用泪眼看墙上的像，她的像和嘉宝的像。

“女人的心究竟是什么东西做成的？”

我拔去了花瓶里的玫瑰花。这是她送给我的，她还指着它说过她要回来，在它还未枯的时候。

但是现在花已经枯萎了。

我把花压在胸上。我抱着花哭。我要用我的眼泪灌溉它，使它苏生。我的眼泪是真诚的。

二十四

我不再出去散步，春天已经不在这里了。我不再到花园里去，花不会开得再象从前那样鲜艳了。阳光不再对着我笑，星星也不再灿烂地闪光。

我的房间里没有花香，没有阳光。只有瑢的像和嘉宝的像，只有哥哥的遗书，只有我自己的叹息。

我整天在家里做梦。不是梦见我自杀，就是梦见她被杀。

你们这些受了女人欺骗至死不悟的男子啊！

“自杀罢，你们还是去死好。”

但是我没有勇气拿起我的刀子。

许来了。他知道我们的事情，他用那平时抱怨生活的烦愁的调子劝我：

“我原说过你们的爱情不会有好结果。”

“但是我爱她，我还死心塌地般爱她。”我生气地跟他争辩，我知道他接着就要发表他的新道学的理论。

人并不单是靠爱情生活的。

被女人抛弃并不算什么一回事。一个人的世界是很广大的，女人是那么渺小的东西。

象你的哥哥那样为女人自杀，是再愚蠢不过的事。

我不愿意眼看你去跳那口井。

好的女人多得很，为什么单单死恋着瑢一个人？

“报馆里的生活，是多么讨厌的生活呀！”

他从“发表理论”终于走到了“抱怨生活”。

“母亲，我的母亲！”

他永远不能够忘记的就是他的母亲。

我没有母亲，我的母亲早死了。

二十五

我病了，这病是心里的病。

不想吃饭，不想做事，只想躺下去，躺下去哭。

人一天一天地瘦起来，我每天一面照镜子，一面叹息。

哥哥坟前的小桃花谢了没有？给我拾儿片寄来呀！那些粉红的花瓣也就象我所爱的姑娘的脸颊。

在我这里秋天已经来了。这个秋天是不会开花的，它只会下雨，一滴一滴的雨，把人的心都要捣碎了！

这是我的心里的秋天，春天里的秋天，我一生就只有这样的季节了。

想到故乡的景物，想到母亲的坟墓，想到哥哥坟前的小桃花，想到你的脸庞。

啊，令人难忘的江南的故乡啊！我一定要回来。便是死，也要死在故乡。

秋天，真正的秋天到来时，我就要拖着我的瘦弱的身子回到故乡。

以上的话是写给我的妹妹的。

二十六

秋天快完了时，我决定回到故乡去。船票已经买好了。

在动身的前夕，我接到两封信，是由报馆里的许转来的。

林——来看我一次呀！我已经躺在死床上了。可是我一定要在未死之前见你一面，求你的宽恕。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见你一面。

我已经病了一个多月了。死并不是可怕的事，尤其是对于我这个丧失了一切的人。可是那寂寞，那心的寂寞，寂寞地死，寂寞地躺在坟墓里，风吹着坟边的树，象许多人在哀哭，我的心怎么受得下去呀！

秋天的阳光已经照不到我的头上了。我的牙齿已经不能够剥龙眼果了。苦的药汤，永远是那苦的药汤，还有父亲的象古书一般的话，象神像一般的脸。

我常常背着人暗暗地把药汤泼了。我为什么还要喝它呢？对于我，死不是比活着更好吗？

七夕快到了。天空中的星一定闪耀得多么灿烂！可惜我不能够起床看那牛郎织女的一年一度的相会了。

我的牛郎什么时候才来看他的织女呢？

海，天，星……多么令人怀念啊！

我不会嫁到陈家去了。你放心，现在任凭什么力量都不能够把我的身体夺走了。我把心给了你，把身体给了死。我就要死了。

我爱你，我到死也爱你！

你还恨我吗？你还因为那封短信不肯宽恕我吗？

来呀！来呀，便是你来责骂我，我也是快活的，因为我看见你安全，知道父亲的手枪不会再打到你的头上了。

来呀！趁着我的脸上还开着玫瑰花的时候。

你的瑢。

这是第一封信。

林先生——我的姊姊是本月二十五日上午九点半钟死的，她死前常常唤你的名字。她叫我把她的头发剪下一缕米寄给你。我照她的话做了。

她死得并没有痛苦。脸上留着玫瑰花的颜色，眼睛微微闭着，嘴边露出微笑。秋天的阳光照在她的脸上，我们还以为她在熟睡呢！

她的最后的话，据我们听见的是——“爱情……永恒的星……象星一般地永久……”

敬祝

健康！

郑佩瑜。

这第二封信是她的堂妹写的，两封信的日期相差三个礼拜。第二封信还是十多天以前写的。

“信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大声问许。

“你看日子就知道了。是我故意藏起来不给你，我怕她的信会使你改变回家的计划，我怕她的信会使你重新堕入爱情的网，所以我藏起来一直到这个时候才给你。我没有别的用意，完全是希望你好。”

许的瘦脸发红起来，他的抱怨的声音变成口吃了。上面的一段话费了他许多时间，他显然是在诚实地、笨拙地找托辞。

我第一次看见这个新道学家受窘，但是我却气得要哭了。

“你看罢，”我把两封信一齐递给他，心里想骂：“你的新道学的理论把我毒害了！把她杀死了！”却没有说出来。不错，他是希望我好。

现在真是一切都完结了。

我倒在沙发上，从这第二个信封里摸出那一缕头发，她的黑发。我把它摊在手掌上看。

粉红的衫子，黑的短裙，亮的大眼睛，细长的眉毛，黑的短发，……一个人的影子在我的面前立起来。

但是一闪眼她就不见了。

我不转眼地看着那一缕淡墨色的头发，我把脸俯下去，差不多要俯在那上面。我仿佛还嗅到百合花的清香。

我又把嘴唇放上去，去吻它，象吻一个美丽的回忆。

好柔软的头发呀！

有着象花一样的清香的头发呀！

使我回忆起南国的春天的头发呀！

然而在我这一生里还会有春天这样一个季节么？

附录　世界语译本序

《春天里的秋天》是我四十几年前的旧作，书中残留着我青年时期的热情。我叙述了一个朋友和一个少女的悲伤的故事，我替那一代的年轻人鸣冤叫屈，我借用了E.左拉的名句：J’accnse！（我控诉！）我那朋友后来成了一个知名的作家，但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遭受迫害悲惨地死去，经过的情形我都写在一九七八年发表的文章[1]里，现在就把它作为本书的附录，纪念我那位不幸的友人。

这小说在我遭受迫害的时候，一九七二年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了瑞典文译本。去年在北京刊行的《中国文学》上发表了它的英法两种译文。现在我知道世界语译本就要付印，非常高兴。我的作品译成世界语，这是第一次。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我曾经从世界语翻译过或转译过一些文学作品，尤利·巴基的《秋天里的春天》就是其中之一。我把在一九三二年写成的中篇小说称作《春天里的秋天》，就是在译完巴基的小说后，一时高兴这样做的。我甚至照巴基的调子为我的小说写了序文。这说明了那一段时期巴基作品对我的影响。我感谢他。我也感谢世界语。

我喜欢世界语。我十八岁开始学习世界语，二十年代中我对世界语兴趣最浓。后来因为种种事情我脱离世界语运动将近五十年。今天为这个译本写序，我仍然感觉到世界语对我的大的吸引力。我说过我要为人民友谊的事业贡献我的晚年，这事业里面也包含着世界语运动吧。

巴金　1980年3月24日。

[1]指《关于＜春天里的秋天＞》，见《创作回忆录》。

砂丁

序

这是我用另一种笔调写成的中篇小说。一年前就有了写这小说的心思，到现在才写出来。我当初想用这个题材写一部象左拉的《萌芽》那样的作品，后来因为时间和才能的限制只写成这个短短的中篇。把原稿送出去，我就离开了上海，这匆忙也就可想而知了。说《砂丁》是匆忙中的产物，并不是一句夸张的话。而且说我所有的文章都是在匆忙中写成的，也不是一句夸张的话。

但是我仍旧爱这篇小说，就象爱我的其他的作品。因为它和我的别的作品一样，里面也有我的同情，我的眼泪，我的悲哀，我的愤怒，我的绝望。是的，我的绝望，我承认，但这并不是一切。

有些朋友常常对我说，我的小说里有太多的忧郁。他们希望我写出有着更多的光明的作品。我明白他们的意思，我感谢他们。但是可惜他们不曾看出来，我那些作品里，掩藏在绝望和忧郁下面的光明与希望。

这也许是我的过失，但这并不是从怯懦来的。我并不是不敢把我的追求光明的呼声叫得响亮一点，免得被人窒息；我并不是为了顾全自己的利益，故意多用曲笔，把文章写得十分委婉。我是把一个垂死的制度摆在人们的面前，指给人们看：“这儿是伤痕，这儿是血，你们看！”也许有人会憎厌地跑开，也许还有人会站在旁边看着那些伤痕流下同情的眼泪。但是聪明的读者就不会从这伤痕遍体的尸首上面看出来一个合理的制度的产生么？

希望永远在我们的前面，就在阴云遮蔽了整个天空的时候，我也不会悲观。

在写了这小说以后，我游历归来，又开始写那个题作《新生》的长篇。那小说我曾经写过一次，但后来在日本轰炸机投的炸弹下面消灭了。我如今重写了它，而且把它结束在一个那么显明的希望里，我的用意不是更显明地表现出来了么？我希望读者了解我！

巴金　1932年9月在青岛。

一

黄昏。一条窄小的土路在灰白的暮色中伸出来，直通到河边。河边长着一排大半个人身子高的芦苇。晚风吹得芦苇俯下身子，发出深的叹息。

天空挂着半圆月，旁边有几颗星。空气中充满了草香和土香。夜慢慢地来了。是一个很柔和、很美丽的夜。

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少女的影子，淡青色的衣服上罩着银白的光，一条辫子垂在脑后。她的脚步有时下得快，有时却又在路上停住。她好象有点胆怯，不敢向前走。但是过一会她又跑起来。

她快要走到河边，便又把脚步放慢了。她掉头往四面看，好象在寻找什么东西。她没有看见什么，便依旧往前走。走到一块青石旁边，她站住了。这里有几株矮树，前面是一片芦苇，仔细分辨起来，芦苇中还有一条小径可以通到河边，但是那里被水淹了，成了泥沼。

四周没有人影，也没有人声，好象有水鸟在芦苇丛中扑翅膀。少女小心地又一次向四面看了一下，忽然低声吹起口哨来。

一次，两次……她接连吹了三次口哨，声音是一次比一次高。于是她闭了口，好象在静静地等候什么人。

芦苇丛中起了响声，象是一只水鸟从里面飞出来。然而并不是水鸟。一个男人披开芦苇走了出来。

“银姐，”男人刚刚走出芦苇就向着少女唤了一声，脸上现出欣喜的颜色。

“升义哥，”少女应着，却把眼光定在男人的脸上。

男人走近她的身边，一把握着她的手不放松，两眼闪光地望着她，又唤了一声“银姐”，半晌说不出第二句话。

“你又来了！”少女忽然挣脱了手，责备似地说。“我前回不是对你说过，这个月里头，不许你再来找我吗？我常常跑出来，公馆里头太太小姐也会起疑心。还有那些老妈子眼睛更尖。要找句借口话跑出来真不容易！我们的事情被公馆里头的人晓得可不得了！你有什么话要和我说？”她说着，两颗发亮的黑眼珠不住地在他的脸上转动。

听了她的这番话，他呆了一下，埋下头半晌不说话。忽然他又抬起头用惊喜的声音对她说：“银姐，我要到×地去了！我一定去了！”

“到×地去？你去做什么？”她把身子微微向后一退，伸起一只手按住她的头发，惊讶地说。

“我有事情！我约你出来和你说几句话，我们就要分开了，”声音抖着，但那里面充满的是喜悦，不是悲哀。

“你把我骗得好苦里”少女吃惊地望着男人的面孔不作声，忽然用痛苦的声音说了上面的话。

“银姐，你，你没有听懂我的话，”他也吃惊，却用温和的声音去安慰她，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头。

她把身子一侧，让他的手落下去了。她生气地说：“你要走了，你要抛下我走了！我晓得你要……”

他着急地插嘴分辩道：“你错怪我了！你不记得你婶娘说的那三百块钱吗？三百块钱就可以把你赎出来。”

“啊……”她只说出一个字，然后默默地点着头。

“不错，只要有三百块钱就可以把你赎出来。不过你说现在我们到哪儿去找这三百块钱？”他说到这里就突然闭了口，把更重要的话咽住不说出来。

“三百块钱……”少女喃喃地念着，她的脸色渐渐地变了。年轻的美丽的脸上笼罩了一层忧愁的云雾，眉头深锁着，嘴微微在动。我在公馆里头已经过了八年了……八年……过一天就好象在过一年……不晓得以后还要过多久？她无力地在石头上坐下来。她还抬起头看他，两只眼睛亮晶晶的，里面含了泪水。

他挨近她的身子，一面怜惜地说：“银姐，你不要伤心。事情有办法。我已经想到办法了。三百块钱……所以我要到×地去。”

“你到×地去？做什么呢？那儿容易找钱吗？你去了，要多久才回来？”少女急切地接连问，最后说：“你不去，不是也行的吗？三百块钱，大家慢慢想法。这儿你师傅待你也好。到别的地方去，不见得就容易遇着好人。”

“银姐，象你这样聪明的人，现在却又不明白了。我在我师傅那儿还要做一年才得出师。你想，给木匠师傅做徒弟，哪儿还有钱存？便是出师以后头几年找钱也不容易。你要等我做了木匠挣三百块钱赎你出来，你会把头发等白的。即使你愿意等，你的主子们也不会有这样的耐性，”男人起劲地解释，他似乎有很大的勇气，对自己的前途好象也很有把握。

“我是不要紧的，我在公馆里头多受几年的苦，那是我自己的命不好。”少女的话里流露出一个女人的体贴。她把身子向旁边一侧，让男人也在石头上坐下。女的又继续说下去：“你到×地去做什么？到那儿去，路远罢。还有同伴吗？”

“到那儿去，路很近，只要走两天多就够了，”男人回答道。“同伴很多，我们那条街上的吴洪发也要去。”

“你快说，你究竟到那儿去做什么事？”少女关心地大声说。

“轻声点，”男人捏住她的手，小心地说，“说不定会给人听见的。”然后他郑重地说：“我到那儿去挖矿。”

“什么？你说得更清楚一点！我听不明白。”少女的声音里充满了焦虑。

“挖矿，就是到矿坑里去挖锡块呀！”

“挖矿？快不要去！你疯了！”她吃惊地叫起来。“你真要去？升义哥，你真要去？”

男人有点窘，他不明白她的意思。但是他还有勇气对她解释：“银姐，为了三百块钱，我一定要去。在那边找钱很容易。”

“我听见人家说挖锡矿比充军还受罪，”女的担心地说。

“那是骗人的话，相信不得的。每年都有不少的人到那边去。那个来招工人的张先生告诉我好多人都在那边发了财，那儿工钱多，找钱容易，存钱也容易。挣个十万八万，也不是难事。我们这次去的人真不少！”

“那不行，我总不放心，任凭你说得怎样好，我总不放心你去，”少女固执地说。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我又不是一个小孩。我去了至多不过两年就会回来。张先生说得那么好：一年至少也有三五百块的工钱，在那儿做两年，我回来就可以安家了。你看这多好。”他说着显然是被那未来的美丽的幻景迷住了，他没有一点疑惑。

“那不行，我不愿意，”她接连地摇头说，并不去听他说话。“在矿坑里去挖锡块，有什么好处？在地底下爬来爬去，看不见天日，你会把你的眼睛弄瞎的。你那时候回来，哪个还要瞎眼睛的丈夫？”她说到这里脸上微微发红，不知道是因为最后一句话觉得害羞，还是想到别的事情心里有些感动。

“银姐，你太过虑了，”他用温和的声音安慰她，但是他已经不象先前那样地充满着信仰和快乐了。“我到那边去不会出什么事情。你看我的身子很结实，不怕什么病痛。我的眼睛很好，哪儿会瞎？你不是在咒我吗？”他说到这里便微微一笑，他笑得有点不自然，因为这时候他并不想笑。“在地底下做事情也很容易。张先生说矿里面弄得很好，不会伤眼睛。张先生又说那边待工人，非常好。”

她的脸上依旧没有露出笑容，显然她还是不相信他的话，她还是被那个思想苦恼着，她摇着头问：“张先生是什么样的人？他不会骗人吗？你这样相信他！”

“你太多心了！怪不得人家都说女人最多心，”他笑起来。“张先生是个好人，四十多岁，八字胡，圆圆面孔，说起话来，非常厚道。我敢赌咒他不会骗人！你看，这五块钱就是他给我的。你拿去，你给我好好地收藏起来。”他说着从蓝布领褂的袋子里摸出五个雪亮的银元，递给她。

她把银元接过来放在手心里，用另一只手把它们轻轻翻来翻去。男人便把一只膀子伸去绕着她的颈项，把头紧靠着她的头。

“钱……钱，”她带着叹息地念着这个字。“就是为了这些钱，”她点着头说，就把银元揣在怀里，侧着脸看了看他，然后悲声说：“那么你答应张先生到那边去了，你真要抛开我走了。”她倒在他的怀里，身子抖得厉害，手蒙住脸，好象在哭。在她的眼前象梦一般地出现了他去了以后她的更寂寞、痛苦的生活。

“银姐，你不要伤心！”他看见她这样，心里也难过，同时他也为这次的分别伤心。看见自己所爱的少女流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在两年里面他会看不到这张年青的、美丽的面孔，听不见这温柔的、清脆的声音。自己一个人到那个陌生地方去做不熟习的工作，留下她孤零零的在公馆里受苦。这时候她还在喃喃地说：“你不要去，你不要抛开我去！”她说这话，她不肯放他去，她是有理由的。两年，七百几十天，并不是一个短的时期，尤其是对于她，她太年轻了，她的生活又是那么愁苦的。在那七百几十天里，她还不知道要吃若干的打骂，然后才可以和他见面。也许这其间会发生什么意外事情，甚至把他的全盘计划打破。

夜已经来临了。一片灰白云遮住了半圆月，地上抖动着灰白的光。风动着芦苇，发出哭泣似的叹息声。草丛里蟋蟀叫得很凄切。忽然扑的一响，一只水鸟从芦苇丛中飞起来，向着水面飞去了。月亮刚从云里爬出来，周围给它照亮了一下，但它马上又钻进云堆里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他想哭。他很想抛弃一切带着她到一个没有人迹的地方去。那时候她不会每天吃打骂，做繁重的工作；他也不会为了三百块钱到矿坑里去挖锡块。他们可以同住在一处过快乐的生活，没有人来妨碍他们。他又想起他所读过的旧小说和唱本里面的爱情故事，一男一女怎样相爱，怎样落难，怎样被人分开，而终于团圆。这一类的故事他知道得太多了，他常常想起男女关系，就会不自觉地想到那种旧的恋爱方式和结局。这种大团圆的结局现在又来打动他的心。他渐渐地又被那苦尽甘来的信仰抓住了。

“银姐，不要伤心，两年是很短的，很容易过去。我也晓得留下你孤零零一个人，日子很难过，但是我老是在这儿做木匠徒弟又有什么出头的日子？我们拿不出三百块钱，你的主子也不会白白放你走，你在公馆里头以后的日子也会比现在更难过。我想，长痛不如短痛，还是让我去罢。银姐，你是个明白事理的人，我这个意思你应该懂得。”他用温和的声音一句一句地说，好象要使他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印在她的心上。

她早已不哭了。她依旧躺在他的怀里，仰起头向上面望，望着树叶，望着天空。她一面注意地听他说话。他的每句话都打动了她的心。

“银姐，我就要走了，你还有什么话嘱咐我？”

她的身子颤动了一下，然后她的嘴唇也颤动了。她说话，声音抖得厉害：“升义哥，我明白了。你为了我跑到远地方去挖矿，我心里怎么过得下去！我一个人受苦并不要紧，多几年少几年，都是我的命不好，我不愿意累到你！”

“银姐，你还要说这些见外的话？你我两个还要分彼此吗？命不好，不能怪到你身上。我这样匆忙地走了，留下你一个人孤零零的，想起来，是我对你不起。”

“你对我不起？升义哥，我不晓得应该怎样感谢你才是！你要把我从火坑里头救出来，我遇到象你这样一个好人，我还会不知足吗？”女郎说着把头掉过去望着他的脸。两人对望着，一个脸在上面，一个脸在下面。月亮又从云堆里钻出来了。银白的月光洒了满地。树上，芦苇上，水面上都蒙着纯洁的月光。月光使他们看清楚了彼此的面孔和眼睛。眼睛都是亮的，但是并没有眼泪。少女的脸上似乎还有泪痕，然而现在它的表情又有点不同了。先是男的微微一笑，接着女的也笑了。

“后天大清早我就要走了，”他忽然低声说，好象在对自己说话。

“后天，这样快？”她惊讶地问，收敛了笑容，好象从一个美丽的梦里醒过来一般。

“后天一定要走，我的东西全预备好了。说不定明天就会走！”他这时候突然感到了留恋，但是他极力在镇压这种感情。

“后天在这儿就不会看见你了，后天人家就不会再看见你在木匠师傅店里锯木头了，”她叹息地说。

“不要紧，我的心会回来。在梦里我们还可以见面，”他这样安慰她。

“到那边去，要爬山吗？要过河吗？”她忽然正经地问。

“当然要——”

“人家说隔了山，隔了河，就不会回到梦里来。我不会梦见你了，”她绝望地打岔说。

“哪个说的话？便是隔了海的人也会梦到的！我每晚上临睡时，我会唤你的名字。我天天这样做，我就会在梦里看见你。”他说得很认真，好象极有把握。

“我也会这样做，”她温柔地说。“我天天都要替你祷告，祷告神明来保佑你。每天只要有空时候我就会想念你。我一个时候都不会忘记你。我吃饭的时候就想到我的升义哥也在那边吃饭罢，我睡觉的时候也就想到我的升义哥也在那边睡觉罢。神明会可怜我这一点诚心，他会把你好好地送还给我。”

“银姐，你这样想我，爱我，我便是为了你去死也值得。我遇到你这样好的女子，真是我的福气！”他感动地说，把她抱得更紧。

“升义哥，你怎么说这种客气话？你是我的恩人。要是我没有遇到你，恐怕我早已被折磨死了。我只有死心塌地地爱你，只怕我没有福气！”她说着便伸出手去抚摩他的两手，那一双手正在紧紧地抱住她的身子。她依旧斜着身子躺在他的怀里，头放在他的胸膛上面。

突然在蟋蟀的悲鸣以外响起了远处的狗叫，狗叫声在平静的夜里常常显得很可怕。

“啊，我要回去了，”她说，的确象从梦中醒过来一样，一下子把先前忘掉的一切全记起来了：太太，老爷，少爷，小姐，老妈子，以及其他的人和这晚上应该做的事情。太太的生气时的歪脸和恶毒的诅咒一样的责骂，这些又来恐吓她了。她毫不迟疑地挣脱他的怀抱站起来，说：“我应该回去了，不然今晚上会不得清静。”

“等一会儿，还早啊！不要这样快就走，银姐，我还有话要说，”他一把拉住她，使她又在石头上坐下。

“现在时候不早了，再不回去，他们会起疑心的，他们会晓得我们的事情，我还会挨打，”她着急地说，从脸色和声音可以看出来她心里的激斗。

他和她默默地偎倚了片刻，他忽然扶了她站起来，决断地说：“好，你回去罢，我也没有话说了。明天晚上我还会到这儿来，你要是有空，可以到这儿来找我。”

“好，我明天一定来，任凭他们把我怎样，我也要到这儿来找你，”她说话时表现了很大的勇气和决心。

“二更了，”他低声自语着。二更的梆子果然响起来，清脆的木头的声音在这静夜里和那一声两声的狗叫互相应答，在不远的地方又响起了军号声。

“我送你回去罢。我晓得你会害怕的。我把你送到大街上，别人不会看出来，”他说着便扶着她走那窄小的土路。两个人脚步下得并不慢，但是没有一点声音，男的穿着草鞋，女的穿的是平底布鞋。路上躺着两个黑影，头靠着头，不住地移动。

在路上他们低声谈了一些话。他们分别的时候她把嘴放在他的耳边问：“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啊！”他只说了这一句。

第二天傍晚她依旧到河边去找他，他不在那里。她等了好一会儿，还不见他来。不知道他究竟是来过又去了，还是并没有来过。

她坐在大石上，望着天空，望着树，望着芦苇。这一晚没有月亮，天阴沉着，风刮得很大，把芦苇吹得发出大声的叹息。狗在远处叫，接连地叫着。她害怕起来。她不久就回去了。

在大街上她仿佛听见人在说这天早晨矿工动身的事，但是她不知道那个人讲的是不是升义他们的事情。回到家里她做了一个梦，她梦见他在地底下爬来爬去，眼睛瞎了，有一个凶恶的人在旁边拿皮鞭打他。他叫那个人做张先生。梦没有做完，她就哭醒了。

二

死城静静地躺在两座大山的中间，象一条山谷。自然死城不是它的本名，但是在矿山上作工的人却这样地叫惯了，他们甚至忘记了它的真正名称。

早晨死城是清静的。石子路上只有寥寥几个穿着蓝布领褂的行人，他们带着疲倦的面容匆匆地走过去，不多说话，不发出闹声。

这里并不容易看见阳光。常常是阴天，暗灰色的天。人们看惯了它，也不觉得讨厌。自然太阳出现的时候街上会显得更有生气，人也许比往常更高兴。但是这种时候是少有的，所以初到这里的人常常会叹息地说：“死城啊！”

一到下午死城就好象从梦中醒来一般开始活动起来了。街上拥挤着行人，最多的是穿蓝布领褂，穿白色麂皮领褂，戴毡帽的。他们常常手里拿着武器，大声在街上争吵。在路的两旁摆着赌博摊子，一个碗，一张席，两颗骰子就可以把许多人聚在一起消磨掉大半天的光阴。不用说，作为这座城的精华的东西两条街最热闹。东街是大商店聚集的地方，论建筑自然是城里最好的，每天做的生意也很可观，许多从外洋来的货物就靠它们散布出去。每天一些人在赌场里赢了钱出来，就到东街去买些新奇的物品，给家里的人带回去。赌场汇集在西街。那里并没有华丽的建筑，或者用布幔，或者用篷帐，或者用席子就可以做成一个赌场。地上摊开一张席子，作庄家的拿了宝盒蹲在那里。他的身边围聚了一些人，有的跪着，有的坐着，有的蹲着。上面悬了一盏煤油灯，不论在白天或晚上都燃着。这就是城里最热闹的西街。

升义这一群人到达死城，正是在这城里热闹的时候。刚刚到黄昏，但是天色已经阴暗了。一行十几个人在窄小的石子路上排成了一长列，重的包袱压痛他们的疲倦的背脊，他们不得不俯着身子走路。但是眼前新奇的景象，使他们常常抬起头惊奇地向四面望。

“你看，”在升义后面走着的吴洪发忽然拍着升义的肩头说，他一面指着迎面走过来的那个女人。

升义已经看见了。这时候没有阳光，也没有雨点，那个女人却撑了一把伞，伞下面垂着一圈丝络，把她的半个身子遮住了。“真古怪，有这样的伞，”升义想着不觉好笑。但马上他又把思想转到银姐的身上了。“银姐这时候在做什么呢？她还在苦苦地思念我吗？”他不觉叹了一口气。

“怎么哪？你又在想你的女人吗？”吴洪发看见他不答应，便在后面嘲笑道。

“呸！你才在想你的女人！”升义猛然回过头吐痰似地对吴洪发说。

“你既然这样舍不得她，为何又撇下她跑到这儿来？”吴洪发不理他，却只顾自己说下去，一面粗声粗气地哼起女人想男人的情歌来。

“为的是发财呀！”后面一个中年男子代升义回答道，于是前后走着的几个人都笑了。

这样的笑谑把这一行人的疲倦的心放松了，每个人都不再记起这两天来的辛苦的旅行。在他们的眼前是这个新奇的城市和古怪的风俗，男的穿着白色的麂皮领褂，女的撑着有下垂的丝络的伞，路旁摆了赌摊，许多人围在那里喊叫，接连地响着银元的声音，到处燃着黯淡的煤油灯，来往的人昂头走着，常常拿着手枪或者盒子炮，麂皮领褂的袋里满满地盛着子弹。这一切看起来很有趣味。它们对这一群新来者似乎都在表示欢迎，尤其是银元的清脆的声音好象在对每个人说：“欢迎，欢迎你们来这儿发财呀！”

“看呀！砂丁，新来的砂丁！”一个黑脸小孩指着他们叫。很快地就来了五六个小孩，跟在他们后面，指着他们带笑地说话，脸上都带着好奇的神气。

砂丁！这是一个多么古怪的称呼！他们想这也是欢迎他们的表示罢，他们也对着这些孩子笑。这样他们的脚步就放慢了。

“快走！不要尽管东张西望！”那个三角脸的监督的人在旁边发出严厉的声音，摆出一副难看的嘴脸。

众人吃了一惊，心里有点不高兴他这样说话，但是也没有说什么，不过把脚步放快了一点。只有吴洪发半开玩笑地说：“怎么哪？刚刚走到这儿就把架子摆出来吗？我们是来挖锡矿的，不是来看哪个的嘴脸的。”

众人哄然笑了。三角脸上泛起了红色，他恼怒了。他走到吴洪发的身边大声骂道：“你放屁！到了这个地方就比不得在你们那边，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哪个敢放肆就来尝尝我的手段！”

“你又不是东家，我怕你？”吴洪发不服气回骂道。“即便你是东家，我不干，你会咬我的鸡巴！”他说着又拍拍自己的胸膛。

“你不干？那由不得你！你到了这儿就走不了！”三角脸说着，卷起袖子要打吴洪发。这个年青人也预备扑过去还手，却被升义走来隔开了。升义站在他们两个人的中间。另外几个人也走过来劝他们。三角脸狠狠地吐了一口痰，吴洪发挣扎着要奔过去。还有几个新来者用不高兴的眼光看那个三角脸，口里咕哝着不满意的话。旁边一群陌生的人围过来，几个小孩在嚷：“看砂丁打架！”

经过一些人的劝解，这一场争吵渐渐地平息了。在短时间以后这一行人又继续走他们的将完毕的路程。自然三角脸和吴洪发都摆着生气的面孔，而别的人心里也不大愉快。他们都不说话，只是默默地下着脚步。在路上常常有小孩叫着“看砂丁”。这时候他们已经觉得“砂丁”这个称呼有些讨厌了，虽然他们还不明白“砂丁”这个称呼所含的意义。

夜来了，这里的夜常常是漆黑的。天色浓得象一盘墨汁，上面嵌了一些星子，但是悬得很高。那两座大山，甚至在黑夜里也耸立在两边，摆出它们的峥嵘崎岖的样子，给这个死城留下了可怖的阴影。

他们走过两条黑暗的窄巷子，又经过几条石子路，便到了一家旅店的门前。那里门檐下垂着一对灯笼，门里燃着煤油灯。大门口站着两个人。这一行人逼近旅店的时候，三角脸就跑到前面去领头。在门口站着的穿长袍的人看见三角脸便高声问：“喂，全来了吗？怎么这样迟才走到？”

升义听得出这是张先生的温和的声音。接着他走到门前就看见了张先生的生着八字胡的团团的笑面孔。因了笑那两只小眼睛变得更小了。升义看见这张面孔，就好象看见一个亲人，他的那些不愉快的思想都被这笑容扫去了。他走过那个人的身边，特地抬起头带着幼稚的笑容唤了一声“张先生”。

“升义，你来了！好！你这小伙子年轻力气大，身子这样结实，”张先生带笑地对他说，一只手拍拍他的肩头，态度象父亲对待儿子一样。“好，勤快地做，不要偷懒，过几年包你挖一座金山回去！”他说完又笑了。

众人带着羡慕的眼光看升义，升义自己也觉得高兴。他在想：“要是果然挖了金山回去，银姐不知道要多么高兴！”他的眼前就仿佛出现了那一座金山，黄澄澄的，金光灿烂的，一锄头下去就是一大块。

“升义，怎么哪？”他们走进房间，吴洪发突然摹仿着张先生的那个样子在他的肩头上一拍，“看你这个样子好象你已经挖到一座金山了！”说了就笑，众人也笑。

升义马上把眼睛张大，看见是吴洪发的红红的笑脸，吴洪发正在对他做怪相，他自己也觉得好笑。然而他的眼前的景象完全改变了。并没有金山，他们拥挤在一个房间里。

房间并不大，里面并没有什么陈设，在一个角里安放了一张条桌，上面放着一个瓦茶壶和几个破碗。还有一盏清油灯射出来黯淡的光。是砖铺的地，没有木板，只铺上一层干草。

众人一进屋，就从背上把包袱卸下来堆在角落里，有的叹一口气就坐在干草上，有的站在条桌前面喝茶，还有几个却站在门口从裤腰里摸出毛巾来揩脸上的汗珠。

等一会，三角脸跟着张先生走进来。张先生把人数点了一下，满意地连声说好，然后又说：“我们明天早晨就动身到矿山去。公司里的王师爷马上就来了，他明天会带着你们去。你们吃过饭高兴出去走走也好，这个地方很有趣。升义，你过路时看见赌摊吗？你去押单双。我担保你会赢钱，你今天气色很好！”接着他又掉过头去，在三角脸的耳边说了几句话。

众人正在笑，外面伙计大声唤他们出去吃饭，三角脸把他们带了出去。

在一个阴暗的厅堂上，两张破旧的桌子立在那儿。每张桌子上，有一大碗黄豆汤，一大碗青菜；旁边一个小凳上放了一叠旧碗；地上放着一个大饭甑。

众人一齐拥上去，争着盛饭。升义走在后面，他不和别人争先，他盛了满满一碗饭，很有味地吃着。没有板凳，大家就围了这两张桌子站着吃。饭是很粗糙的，有的人却已经吃惯了，有的虽没有吃惯，但因为肚饥也吃得很起劲。不到多久他们就放下筷子抹了抹嘴散去了。

众人回到房间里，看见张先生正在里面同一个人谈话，这是一张四十多岁的瘦面孔：头顶已经秃了，颔下有一撮胡须，一根红鼻子，两片薄嘴唇，两只眼睛光闪闪的，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另外还有两个人穿着白色麂皮领褂，头上戴了遮阳帽，腰间插了盒子炮，都生着一脸的横肉。张先生给他们介绍：瘦面孔就是公司里的王师爷。王师爷并不说什么，只是板起面孔默默地把他们看了几眼，好象要认清楚他们中间的每个人。

这眼光很厉害，每个人都被它看得快要战抖了。他收敛了眼光，冷冷地说了一个“好”字，就邀着张先生一道出去了，另外两个人在后面紧紧跟着。

那几个人一走，好象房里的严肃的空气也被他们带走了。屋里的人有的解开衣服在干草上面躺下来，也有人坐着。大家谈着闲话，两三个或者四五个人分作一组，谈的是过去的生活，各人的老婆的好处，或者将来的希望。也有人谈着在这里看见的古怪事情。

“升义，怎么哪？”吴洪发溜到升义的身边扯着他的衣角低声问道。“还要出去玩玩吗？”

升义正在听一个结婚不久的中年人讲他的新婚的妻子的好处出了神，不大愿意地掉过头回答说：“我不出去！”

“到赌摊上去玩，一定很有趣，说不定我会赢了满口袋的银元回来，”吴洪发用带引诱性的声音说。

升义并不再回过头去答腔。但是吴洪发的话却被那个中年人听见了，他马上收了话头站起来，大声说：“我要去，我袋子里有钱！”他说着拍了拍他的衣袋，那里面果然响着银元的叮当声。

“你的话还没有讲完啊！”升义也站起来用这句话留他。

“那么你跟我来罢，我在路上告诉你，”那个中年人说，就扣好钮扣，抓起方才揭下的帽子戴上，一面就往外走。

另一个年轻人也站起来，大声说：“老张去，我也去。”老张就是那个中年人。

于是四个人走了出去。他们大步走着，每个人都怀着一种希望。老张还继续对升义谈他的老婆的事情。

时候已经不早，但街上还是和傍晚一样地热闹，到处都是喊叫声。许多穿麂皮领褂的人拿着盒子炮匆匆走过去，许多穿蓝布领褂的人背着短枪走过来。店铺里煤油灯燃得很亮，店伙们站在柜台前谈笑。有许多店铺关了门，在它们的门前地上另一些人摆设了赌摊。每一个赌摊都给人包围得没有一点缝隙，新来的人简直没有办法挨近。

老张领头往一个吵得最厉害的赌摊挤去，却反而被人挤得退了几步。他无意间在一个人的膀子上撞了一下，那个人掉过头恶狠狠地看他一眼，同时把手里拿着的东西往上面一扬，他看清楚是一把尖刀。他来不及看第二眼，升义就把他拉开了。

“这个地方的人真古怪，大家带着杀人的东西在街上走，干什么？”升义伸出舌头说。

“一定是因为强盗多，我们倒不可不提防！”吴洪发郑重地说，一面又警告老张道：“老张，你袋子里银元在响，恐怕会招祸。要小心啊！”

“呸，你这回就变得象老鼠那样胆小了。刚才还是你闹着要出来玩的，”老张吐了一口痰在地上，挖苦吴洪发道，一面又问其余两个人：“我们到哪一处去押注呢？”

“好，你胆大，那么我们到西街去，”吴洪发赌气似地说。

“不错，还是西街好，我们就到西街去，”老张说。

四个人在吵闹声中走进了西街。

西街上两旁接连着都是赌场，只是用了布帷或席子隔开。每一家赌场里都挤满了人，在那里煤油灯燃得很亮。街上过路的人就只看见那些黑黑的头。

“怎么哪？不敢进去吗？”吴洪发看见老张走过许多家赌场不进去，便讥笑地说。

老张并不回答，他只顾留心看两旁的赌场。忽然他注意到一家赌场里正有两三个人走出来，留了一点空隙。他马上挤进去填补。这一次他居然挤了进去，吴洪发他们也都挤进去了。

“朋友，发财！好的，快快押注，押多少？”做庄家的人看见他进来就带笑向他打个招呼，接连说了上面的话。

老张脸一红，并不回答，只是微微地笑了笑，就从袋里摸出一个亮银元，放在单数的注上。吴洪发却在后面扯他的衣角低声说：“恐怕是双数。”

宝开了，是两个红四。老张的亮银元输了。

“我原说是双数，”吴洪发在后面叹了一口气说。

老张默默地又摸出一个亮银元，依旧是押单数的注。

第二次的宝揭开出来，又是一个双数。老张的银元又被庄家吃去了。

吴洪发又在后面咕哝着，升义却拍着老张的肩头低声劝道：“走罢，不要押了。你不会赢钱的。”

老张第三次摸出一个亮银元，依旧放在单数的注上。宝开出来却是个十点，他的注又被庄家吃了。

“双数，这次一定是双数，”吴洪发在后面坚持说。

老张依旧一声不响，忽然摸出三个银元全押在双数的注上。但是这一次宝开出来却是一个九点。老张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亮银元堆在庄家的脚下了。

“走罢，”升义又在后面催老张。“我们回去罢。你真甘心输到底吗？”至于吴洪发，他却不作声了，他在叹气。

第四次的宝摇好了，赌客们忙着在押注。有一个年轻赌客因为输钱多了，心里不舒服，他并不押注，却从一只脚下把手枪取在手里玩弄，原来他蹲在那里，就把手枪踏在脚底下。

升义注意到这个，他觉得奇怪。他再留心向四面看，就看出来差不多每个人都带着武器。做庄家的人脚下的银元堆里就有一支黑色小手枪，那个人背后还有两个人手里拿着盒子炮蹲在那里保护他。此外有的赌客把枪放在膝上，有的插在腰间。有一个人更奇怪，口里衔了一把雪亮的尖刀。他不常押注，又不说话，头微微俯着，也没有人注意他。升义这样一看，不禁大大地吃惊。全个赌场里似乎就只有他们四个人是赤手空拳，没有防身武器的。他用力拉老张的衣角，接连地在老张的耳边说：“不要再押了，回去罢。”

这时老张并没有心肠听升义的话。他默默地望着众人押注。等到众人押齐了，他一声不响地把所有的注都吃到双数上面去，他的脸发红，而且现出严肃的表情。

众人惊讶地望着他，连庄家也在内。吴洪发非常替他着急，几次劝阻他，接连地在他的耳边低声说：“老张，怎么哪？敢是你疯了？看那数目有好几十块钱！你赔得出？”

老张好象没有听见这些话，他连头也不动一下，红着脸蹲在那里，两只眼睛出神地望着宝盒。

宝揭开来，先是庄家变了脸色，接着众人一声惊叫，然后是吴洪发、升义和另一个青年的欢呼。老张依旧端正地蹲在那里，两只眼睛死死地望着碟子里的两颗骰子。两颗骰子不多不少刚刚凑成了八点。这一次老张完全胜利了。

赌场里沉寂了半晌。老张接过那许多银元放在衣袋里就站起来要走，在他后面的三个人已经掉转身子了。

“站住，”庄家发出一声叫喊，马上在银元堆里拿起手枪对准了老张的胸膛，他背后的两个人立刻站起来，拿盒子炮对着老张的头预备开枪。

“朋友，明白点！还出钱就放你走！”庄家威胁地说。

老张正在迟疑间，吴洪发、升义和那个同来的青年回转身同声劝他道：“就把赢的钱还出来走罢。为了几十块钱送掉一条命值不得！”

那个正在玩弄手枪的年轻赌客毫不作声地把枪口对准庄家的头，然后冷笑一声说：“赢了钱不许走，这种赌场才是骗子开的。你们要别人还钱，我也要你们还我的钱！”

这时候突然起了一声哀叫，原来站在庄家身后的两人中的一个正要开枪打这个年轻赌客，却被那个口衔尖刀的怪人把尖刀掷在他的手腕上，一股血马上喷了出来，身子跌倒下去。枪里飞出一颗子弹，却飞向空中去了。同时老张向旁边一跑，庄家也开了枪，但是老张没有受伤，却打中了他后面的一个人。年轻赌客的枪弹也向庄家的身上飞去。

情形很混乱。所有的人都拔出枪来，互相射击。银元在地上乱滚。枪弹在空中乱飞。受伤的人在呻吟，哀叫。于是煤油灯突然熄了。一些人抢着逃了出来。最先逃出来的人里面有老张、升义、吴洪发三个。却少了那个年轻人。他们逃到西街的街口等他，等了许久还不见他来。他们才记起他似乎中了枪弹，现在不知是死是活。然而他们又不敢回到赌场去找他，只得急急忙忙地逃回旅店去了。

老张的衣袋里装满了赢来的银元，但是他没有一点快乐。他不能忘记四个人出去三个人回来的事。

三

天还没有亮，升义就醒了。房里一片漆黑，看不清楚什么，只听见许多人的吵闹似的鼾声。他在干草上面翻了一个身，打算再睡一会儿，但是一翻身就触动了吴洪发的身子。这个地方太窄了，他不能够畅快地舒展一下。屋子里又闷热，他再也不能够睡了。

“小吴，”他触动那个小伙子的膀子，接连地低声唤道，但是并没有响动。他又叫了一声“老张”，也没有人答应。他沉默了半晌，又叫了两声吴洪发，那个年轻人睡得很熟，他用力在那个人的屁股上打了一下，自己缩回手来忍不住好笑。

“怎么哪？”吴洪发突然翻过身叫起来，一面伸手摸自己的屁股。

“小吴，你睡得就象一口死猪，喊你许多声都喊不应，”升义嗤笑道。

“升义，是你！”吴洪发含糊地说。“天亮了吗？”

“还没有，也没有听见鸡叫，”升义答道。

“怎么哪？小王回来了吗？”小王就是昨晚上失掉的那个年轻人。

“回来？我倒没有看见他！说不定他已经见阎王去了！”提起小王，升义的心就变得沉重了。昨晚上的一些景象又闯进他的眼里来。凶恶的面貌，生了眼睛似的枪，雪亮的尖刀，跟着尖刀喷出来的鲜血……这一切把他的金山的梦打破了。接着又出现了小王的面孔，那一张时常带笑的面孔，一颗枪弹打在那上面，鼻子陷落下去成了一个洞，这张脸马上变成了血的脸。他忍不住打了一个冷噤。

“回去罢，这种地方不是人住的！”他这样想，不觉吐了一口气。但是过了几分钟他的思想又变了，因为他想到了银姐的身上，然后又想到了那三百块钱。他在什么地方去找那三百块钱呢？三百块钱并不是一个小数目。除了到矿山去，再没有别的方法。他这样地反复想了一阵，他的胆子又大了。他最后对自己说：“怕什么，又不是我一个人到那边去，别人都不怕，我还怕什么？”

在外面鸡叫了。升义自语道：“天快要亮了！”

在一个角落里老张开始发出了叹声。

“老张，”升义叫道。“你也醒了。”

老张应了一声，接着就问：“小王怎样了？他回来了吗？”

“鬼知道！”升义粗声地回答。

“我们今天去找他。他要真死了，我就把赢来的钱买副木板安葬他，他算是替我一死。”老张说着又叹气。

“好，”升义同情地回答道。

吴洪发躺在升义的旁边这许久都不说话，升义疑心他又沉沉地睡去了。其实他并没有睡，他在回忆昨晚上赌场里的景象。忽然他用战抖的声音对升义说：“升义，我要回家去了。”

“回家去？已经到了这儿还要回家去？”老张惊讶地在对面发问。

“我害怕，我不能够在这种地方住下去了，”吴洪发突然迸出带哭的声音。

升义不作声，他暗想这正是他自己先前想说的话。

“你害怕？怕什么？你们年轻人真不行，胆子就象灰面捏成的一样。在外面跑不到两天，动不动就喊要回家去！难道你一辈子死守在家里不成？”老张象长辈教训小辈似地说。

升义听着老张的话，忽然想到这个人不久以前才结了婚，据他说妻子是那样好，人又漂亮，做事又会体贴，他却把她抛在家里陪伴他的老母亲，自己一个人跑到这种地方来，不想回去。升义这样想着，不觉问道：“老张，你就一点不想家吗？你的老婆那样好，讨过来并不久！”话未说完，他却又想到自己的银姐身上去了。

“想又有什么用处？每个人都想家，每个人都要离开家。男子汉跑惯了四方。跑厌了时，就回家走一转。老婆放在家里，有老母亲看守，还怕她跟别人跑？况且我这个老婆，人特别忠厚，她不会闹新花样。我们上了年纪的人，与你们不同。不象你们年轻人讨了老婆就死死地把她守住，看得象宝贝一样。我们今天成了家，明天早晨就会拔起脚跑，一滴眼泪也不洒。”老张说这些话，就象在传教，说得很正经，而且有点得意。

在外面鸡又叫了。屋里开始变了颜色。

“我不能象你那样！老张，你有钱，借给我五块钱，我还给他们。我要回去！”吴洪发板起脸固执地说。

“五块钱借给你不要紧，只怕他们不让你走啊。”老张答道。

升义又想起他的银姐来了。想到银姐，他的心就软了。“现在银姐已经起来了。她要倒马桶，扫地，洗衣服，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回去罢，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去看她？两年吗？那七百几十天太长了！银姐，我在这儿唤你，你听得见吗？你也在想我吗？”他一个人在心里这样说，就不去听老张和吴洪发两人的问答了。

到了第三次鸡叫，一部分的人就起来了。三角脸走进房里来叫醒了其余的人，说是马上就要开饭，吃过饭后便动身到矿山去。接着伙计站在门外高声唤他们出去吃饭。

这里缺少水，十几个人要了一盆脏水来，大家胡乱地揩了脸，但是没有水喝。因为洗了脸，吃饭的时候便看不见汤。而且一碗饭还不曾吃完，三角脸就来催过两次了。

接着瘦脸的王师爷带着那两个拿枪的凶脸汉子来了。他吩咐了几句话。吴洪发向他提出回家的话，他用刺人的眼光看了看吴洪发，马上变了脸色，坚决地答道：“不行。你到矿山上去对张先生说。我不管。我是来押送你们到矿山去的。”

“张先生不在这儿吗？昨天晚上他还来过，”吴洪发红了脸着急地说。

“他今天大清早就走了，他坐箱子走索道去的，”他依旧板起面孔说话。过后他掉过头对那两个拿枪的凶脸汉子说：“你们马上照应他们动身，不准有丝毫的耽搁。”于是不等吴洪发再发问，他便扬长地出去了。

升义同情地望着吴洪发，那个年轻人又气，又急，又怕。他低下头，拚命搔头发，接连地对自己说了几次：“好，到矿山上去说，我一定要回去。我又没有把身子卖给你，还怕什么！”

“升义，”老张唤道。

升义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

“出去吗？小王的事情！”老张正经地说。

升义迟疑着还不曾回答，旁边那个凶脸汉子就接嘴说：“现在无论哪个，都不准出去。我们马上就要动身了，王师爷刚才交代过的！”他的脸色非常严厉，声音很坚决。

“我们要出去找小王。他一晚上没有回来。一定是在赌场里头挨了枪，现在不晓得怎样。我们不能够把他一个人丢在这儿！”老张认真地分辩说。

“你不必管闲事，”那个人一面玩弄枪一面说，“他在赌场里头挨了枪，会有人给他收尸。你不必去找他，他活不了。少他一个并不要紧。”

三角脸又跑来接连地催他们动身。老张不跟那个凶脸汉子顶嘴了。他明白多讲话不会有好处，而且在这里开枪杀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并不胆小，但是他知道一些世故人情。

于是这一行人又出发了。人数比昨天少一个，多了两个。少的是小王，多的是那两个凶脸汉子。

时间还很早，街上的景象和昨晚的完全不同，非常清静，没有赌摊，没有闹声，穿麂皮领褂带枪的男子也并不常常在街上出现。

太阳还在东边那座大山后面，山遮住了它的红面庞，但是它却把山顶装饰得金光灿烂的。同时和山接近的那一段天空也染上了粉红色，象一段纱浮在碧绿的海面。早晨的风微微吹拂着这一群人的脸。

晴明的蓝天，自由的风，新鲜的空气似乎给这一群人增加了不少的精力和勇气。包袱在他们的背上并不沉重，他们的脚步也轻快。他们抬起头看天，他们带笑地谈话。

路差不多是一直的。两座大山耸立在两旁。它们在晴天里显得更清楚了。它们是那样高，上面没有一棵树，也没有路，也没有房屋，尽是些崎岖突出的岩石，每一块岩石都有一个可怕的形状，象许多怪兽立在那里。三角脸告诉他们，矿山就在那里，但是他们不相信。山上什么也没有，人怎么能够住在那里呢？

他们一直向前走。路渐渐地往上斜了，房屋也稀少了。他们现在走着上山去的路，他们开始相信矿山就在这里了。他们忍不住失望地问自己：难道这两座满是可怕的怪岩石的荒山就是他们以后长期工作、居住的地方吗？

他们走了一个多钟头，已经走在山上了。前面远远地有一座高大的庙宇。

“这是什么神道的庙？我们在里面歇歇脚，弄口水来喝也好，”吴洪发说。

“你不晓得？那就是赵二祖宗的庙，香火很热闹，”三角脸得意地说，表示他知道得多，接着他又鼓舞众人道：“你们快点走，赶快到那边歇脚去。”

“赵二祖宗？这个名字倒有些古怪！”升义好奇地问。

“你连赵二祖宗也不晓得，就来挖锡矿，真笑话！”老张接口说；“赵二祖宗，那就是挖锡矿的老祖宗呀！”

“人家为何要给他立庙？你晓得吗？”升义起劲地反问老张。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听说他是个好人，很厚道的人，”老张说。

“你们赶快走，到了那边，你们自然会晓得！”三角脸在旁边催促道。

听说有歇脚的地方，又可以弄点水来喝，还可以看些新奇的事情，三角脸现在说话又比先前客气一点，于是大家都觉得高兴，大大地放开脚步走，很快地就走到庙宇前面了。

庙宇是新近油漆过的，就象新修建的一般。庙门跟别的神庙的大门没有什么大分别。庙内却没有平常庙里的四大金刚。这座庙宇的建筑样式很简单。庙里没有一尊神像，正殿上的神龛里供奉了赵二祖宗的影像，是工笔画成的。到处，梁上，壁上都悬挂了人们送来的匾额。

“有求必应……有灵有验，”升义念着，就问那三角脸道：“这赵二祖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神道呀？他什么事情都管吗？”

“赵二祖宗是最灵验不过的，只要你诚心求他，他一定会保佑你，不管什么艰难的事情，”那个中年的庙祝插嘴说。

“升义，你去求求他哪！你求他保佑你挖一座金山哪！”吴洪发拍拍升义的肩头带笑说。

“你们大家都去向他跪拜罢，凡是到这儿来挖锡矿的人都要先到庙里跪拜赵二祖宗，求他保佑的，”三角脸说着，他不顾众人，先走到供桌前面，恭恭敬敬地作了三个揖，然后跪下去磕了三个头，口里喃喃地念着什么。

吴洪发接着也走到供桌前面。他已经站住了，却又回过头带笑地对升义说：“升义，你也来！你求他保佑你和你银姐……”于是掉过头去正经地跪拜起来。

在正殿阶下大天井里有一个卖凉糕的摊子，还有卖面、卖茶水的摊子。每个摊子都是被一把大油纸伞罩住的，伞下还摆设了座位。这时候就有一些人围住这些摊子一面吃喝，一面说笑，吃喝够了就跑到正殿上去跪拜。起先有些人还不肯跪拜，后来听见了赵二祖宗的故事，大家都虔诚地跪拜了。

赵二祖宗的故事是三角脸说出来的。升义央求他说，还有一些人也央求他说，他为了表示自己知道得多，也就不吝惜地完全说出来了。

据说最初这里有个姓赵的富翁，人家都叫他做赵二祖宗。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想起了挖锡矿的事情，就招了许多工人到矿山上去挖。今天也挖，明天也挖，一连挖了许多年，换了许多地方，什么也没有挖到。他的家产渐渐地减少了。但是他并不灰心，他卖了田产，卖了房屋，把所有的钱都用来挖矿。这一次又失败了。他差不多破产了。他平日待工人很好。工人吃什么，他也吃什么。起初工人吃肉，后来吃菜，但是这样也不能支持下去。他最后剩下的钱又快完了。他整日整夜地焦急，工人整天辛苦地挖来挖去，依旧挖不出一块锡来。有一天吃过中饭以后工人们商量：“我们吃素菜，不晓得赵二祖宗究竟吃什么，我们去看看。”那时候赵二祖宗也住在半山上，在一间茅屋里，离工人住的地方很近。有一天他们知道赵二祖宗下山去了，就派几个人偷偷地跑进他的屋里。屋里陈设简单，他们是知道的。角落里土地上有一个小炉子，上面坐了一个瓦罐。他们揭起盖子看，瓦罐里还剩了小半罐菜根。原来他吃的还不如工人！后来在某一天晚上赵二祖宗看见自己身边只剩下十几吊钱，这时一切的办法都已经想尽，一线的希望也都断绝。他不能够再支持下去了。深夜里等工人们都睡熟了，他跑进他们的茅棚里，把剩下的十几吊钱按照人数分开，把每人应得的数目放在各人的枕头旁边。这样做了以后，他回到自己的茅屋里收拾了一点破东西，第二天早晨天刚刚亮他就跑下山去了。这里工人们醒来看见枕头边的钱，连忙跑到茅屋里去找赵二祖宗。可是人已经走远了。以后怎样办呢？他们聚起来商量，没有一个人主张拿了这笔钱散开。大家便加倍起劲地去挖矿。说也奇怪，就在这一天，而且就在这个早晨他们忽然挖到锡矿了。大家的喜悦是可以想象到的。所有的人都欢声叫起来：“马上去把赵二祖宗请回来，请他回来跟我们大家一块儿享福！”几个工人跑下山去分途追赶他，到了傍晚在河边把他追到了。赵二祖宗看见追来的人连忙作揖地说：“对不起得很，我实在无力给大家帮忙了，我只有那一点钱送给各位做盘费。我回到山上去也没有办法。”工人们把好消息告诉他，他不肯相信。后来还是他们把他拖回山上去的。从此他就发了财，那些工人也都发了财。他和他们依旧在一起，过着同样的生活，他又把他的财产用在帮助别人上面，终于用个精光。有不少的人感激他，在他死后给他立庙宇当作神道一般地供奉。到现在他就成了一个真神道，这座庙宇就成了和普通菩萨庙一样的东西。附近的居民有什么事情或病痛就要到庙上来祷告，求他保佑，据说他很灵验。至于锡矿公司的老板们每年更少不得要来祷告几次，求他保佑他们这一年里发大财。还有到这里来挖锡矿的工人也常常先到庙里来祷告。所以庙里的香火热闹得很！

三角脸讲完了赵二祖宗的故事，大家都很感动。尤其是升义，他想起锡矿公司的老板里面居然有这样厚道的人，那么在地底下挖锡块就不算什么辛苦的事情，而且找钱也很容易，也许他的老板就是那种人罢。这样想着，一方面对于未来的生活感到轻松，另一方面对于赵二祖宗的灵验有了信心，他便虔诚地走到供桌前面，口里喃喃地说出来他的希望，同时恭敬地跪下去。他的希望正如刚才吴洪发所暗示的，是发了财和他的银姐一块儿过幸福的生活。

跪拜完毕以后他还站在供桌前面，抬起头用虔敬的眼光往神龛里看。一个中年人的和蔼的面貌闪进了他的眼里来：圆面孔，八字胡，小眼睛，温和的微笑。“这真是一个厚道的人啊！他不是就象张先生吗？”这个思想就象火花一般地闪进他的脑子里。他连忙跑过去高兴地对吴洪发说，好象有了可喜的发见一样。“你还要想回去！遇着这种厚道人还愁没有好处吗？”他这样说，就相信赵二祖宗和张先生中间一定有什么关系了。

歇够了脚，喝了茶，吃了面或凉糕，跪拜了赵二祖宗以后，这一行人又继续往前赶路了。赵二祖宗的故事一路上安慰着他们的充满了渴望的心。每个人都感到轻松和愉快。太阳早就翻过了山，从上面照下来，给他们照亮了道路。阳光并不炙热。路旁有几株老树，投了影子在斜路上。山坳里偶尔有几间茅屋，从那里冒出灰白色的烟来。远远地有几只狗在叫，环境是如此和平，没有人会想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在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他们达到了目的地。

四

“你叫什么名字？”

“吴洪发。”

“多大年纪？”

“二十五岁。”

这问答是在一家锡矿公司的办公室里发生的。问话的是一个将近五十岁的瘦汉子，颧骨高，眼睛和嘴巴都很大，头顶光秃了一大半。他说话时没有一点表情，声音永远是平板的。

房间不算小，陈设却不多。这个瘦面孔被称为潘师爷。他坐在一张签押桌前面，一边说话，一边在翻一叠文件。他的两旁站了十多个武装的汉子。他忽然抬起头望着吴洪发的带了点痴呆表情的脸，露出一嘴黄牙狞笑说：

“好，你高兴到矿上做工吗？很好！你支了五百块钱，应该在这儿做五年。”

“怎么哪？你说我拿了厂里的钱？天晓得！我一共拿到张先生的五块钱，我敢赌咒！”

“你明明拿了五百块，张先生有帐。你还敢抵赖！我们厂里招工人向来是先付几年工钱的。你拿了厂里的钱，就应该给厂里做工。”

“我不干！哪个舅子才在张先生手里支过五百块钱！张先生明明讲好做一个月有三十多块月活钱。没有钱哪个高兴白做！我要走！”

“公司出了钱，就要你做工，你不做完五年，休想出去！这个地方是活着进得来死了出不去的！”

“张先生在哪儿？你们把他找来让我们对面讲个明白，看哪个拿了你们的钱！我敢当天赌咒，我只拿过你们五块钱！”

“张先生，哼，你休想见他！他不在这儿！”

“那么他在哪儿？你们的王师爷今天早晨说过他在这儿等我们。你们都是骗子，明明是做好圈套来害我们。我不干！我不怕你们这群黑心肠的骗子！”

“混帐东西！你还要骂人！我没有功夫跟你吵。喂，给我拖下去！看他以后还敢不敢骂人！”

“我不干！难道你们就不怕王法？你们就随便谋害人命？我不干，看你们把我怎样？”吴洪发挣红脸理直气壮地说。

“把他给我拖下去！”潘师爷沉下脸命令道。

十多个武装的汉子一齐拥上来。

“骗子！我不走，看你们敢把我怎样？你们打，打得好……打！打！”吴洪发一面挣扎，一面骂。但是他终于被两个武装的汉子拖出去了。

“带第二个进来，”潘师爷若无其事地吩咐道。

于是人把升义领了进去。

“你叫什么名字？”

“王升义。”

“多大年纪？”

“二十二岁。”

“我看你气力倒很好。你在张先生手里支过五百块钱。你应该给厂里做五年工。”

升义又被两个武装汉子拖出去了，跟吴洪发一样。

“唤第三个进来，”潘师爷用他的平板的声音说。

这天晚上半山上的“炉房”里新添了十多个陌生的客人。他们占了一个房间。潮湿的土地上铺了干草，他们就直伸伸地躺在干草上，几张破旧的棉被盖着他们。门上挂着铁锁，外面有武装汉子监守着。

房里黑漆漆的，没有窗，冷风时时从缝隙里吹进来。升义忽然在干草上面醒过来了。他听见了呻吟声，他知道吴洪发还没有睡熟。

“小吴，你还没有睡着？”

“啊，我痛！”吴洪发答应着，他翻了一个身，又接连叫了几声“痛”。

“你现在好些罢？”升义关心地问。

“好些？我看更坏哪！”吴洪发带着呻吟说；“你想想看！那些狗东西用拳头拚命在我这背脊上面捶！现在就好象千万根针在我背脊上面刺。天快亮了罢？”

“天亮？恐怕还早！刚刚打过三更。”

“才打三更？天哪！还要等多久才天亮？”

“你好好地闭上眼睛睡一会儿罢。”

“睡一会儿？你真睡得着？！一闭上眼睛，就有许多道金光在眼前晃，背上火辣辣的，”吴洪发说，他又痛苦地呻吟了几声。

“小吴，不要紧。你的伤过两三天就会好的，怕什么？”升义温和地安慰道。

“好了有什么用？我又不能回家！升义，还有五年哪！五年哪！痛啊！再过五年我三十岁了。那些黑良心的骗子肯放我们走吗？我会一辈子都埋在这儿，为了那五块钱……唉……”吴洪发边说，边叹气，边呻吟。

“唉，五年，你是不要紧的。我，我怎么办？银姐等不了五年的！她的主子们会把她卖出去。五年。再过五年我什么都完了！”升义差不多要哭了。

两个人都不讲话了。但是呻吟和叹息却没有断过，还有屋里的鼾声和屋外的风声。

过了二十多分钟，升义忽然低声唤起“银姐”来，接着他自言自语道：

“银姐还在那儿等我。她等不了五年的！”

吴洪发不说话，却只是低声叹气，呻吟。

“小吴，”升义沉默了一些时候忽然用惊喜的声音唤吴洪发，吴洪发含糊地应了一声。

“我们两个逃走，好吗？”升义说，声音很低。

“逃走？你在做梦！”吴洪发低声反驳道。“他们看守得这么严，看你朝哪儿跑？”

“哪个管这个？什么事只怕不起心！再艰难，也有办法。”想到银姐身上，升义就有胆量了。

“事情，说起容易做起难。他们开枪，你还有命吗？象小王那样，如今连影子也不见了。”

“开枪，鬼才怕它。眼看着银姐给别人买去受罪，还不如被枪子打死！”升义只图口里说得痛快，心里却并没有决定去做。在他的心里，愤怒比悲痛多。他仿佛看见他的银姐被一个黑脸汉子抱在怀里，她哭着挣扎，却没有用。那个男人用那坚硬的短胡须去刺她的嫩嘴巴。那个男人不是别人，就是她的主子，他看见过的。

“我一定要逃走，我死也要死到外面去！”升义坚决地说。

这时候屋里有几个人在翻身，还有一两个人在梦里说话，两三个人半醒半梦地咳嗽。吴洪发依旧带着叹声在呻吟。

“升义，你还记得赵二祖宗吗？我今天恭恭敬敬给他叩了三个头，”吴洪发忽然带着希望地说。

“赵二祖宗？啊！”升义惊喜地念着。

“他会来打救我们。他是有灵验的神道，他不会白白受我们的头，”吴洪发安慰自己地说，他觉得背痛稍微减轻了一点。

升义想了一阵，忽然生气地说：“呸，赵二祖宗，那是骗人的东西！他不是很象张先生吗？张先生相貌厚道，做起事来刻毒！我们受了他的骗，我还口口声声赞他是个好人！”

吴洪发没有答话。老张却被他们的声音吵醒了。“哪个还在说话？我们要睡觉啊！”老张含糊地抱怨说，但马上又睡去了。

升义在黑暗中好象看见那张圆圆的笑面孔，小眼睛，八字须。他愈想愈觉得气恼。他闭上眼睛也睡不着，一直到打过四更，他才沉沉地睡去了。

在梦里，他逃了出来，平安地回到家里，银姐已经在那里等他。他们两个抱着，笑着，笑着，笑到一颗子弹的清脆的声音响了，他便醒了。

他醒了，还听见远远地有人在叫唤，但过后又沉寂了。天还没有亮。只听见许多人的鼾声。

“什么事？”一个同伴从梦中醒过来问道，好象在问他自己。

升义不回答。那个人就不再说第二句话了。

升义还想继续做那个未完的梦。但是他只梦见一张圆圆的笑面孔，八字须，小眼睛，那个人自称是赵二祖宗，说是要来救他。他问怎样救法，说是叫他先在这里忍耐地住下去再说。那个人还答应给他三百块钱，但是别人把他叫醒了。

天刚刚发白，门大打开，两个武装汉子进来，还有好几个站在门外，那里堆了一大堆铁家伙。

“你们听见昨晚上的枪声吗？”两个武装汉子中较年轻的一个问道，他的手里提了一副脚镣。

“听见的，什么事？”升义接着问。

“那边‘炉房’里有一个砂丁逃走，给我们矿警一枪打死了。他的尸首还在那边，你们出去就看得见。”他说到这里，脸上露出狡猾的微笑，接着又说：

“朋友，明白点！这回大家都要戴脚镣的。不要多说话，枪子认不得人。”

几个上了年纪的人马上把舌头伸出来，半晌缩不回去。有些人变了脸色。

“好，你先来，”年轻的矿警提了脚镣走到升义的身边蹲下去。“我先给你钉上。”

升义并不反抗，他默默地伸出双脚让那个人把脚镣给他钉在脚踁上。

每个人都被钉上了脚镣。到了吴洪发的轮值时，他忽然尖声叫了一个“天哪！”声音很凄惨。升义咬紧牙齿不敢出声。

老张叹了一口气，便跪在地上，低下头合起他的两只手，喃喃地念着什么，然后站起来，走到吴洪发旁边。他坐下去，把两脚一伸，让别人去钉脚镣，一面对那个抽泣的年轻人说：“你就求求赵二祖宗罢，他有眼睛的，他会来搭救你。善人会有善报。”

“善人善报？我倒没有见过。现在的世界，哪个有钱、有枪就是哪个狠！”另有一个矿警在旁边嘲笑地说。

五

天气渐渐地冷了，天亮得也较迟。早晨半山上常常弥漫着白茫茫的一片浓雾。黑压压的，一堆一堆的“炉房”在雾里隐约地现出来。矿警们在山路上走，常常被雾遮着，看不见对面的人影，只听见脚步的声音，或者高声喊着普通的问答，或者吹着口哨。

雄鸡的啼声冲破了遍山的浓雾嘹亮地响了起来。

接着一个拖长了的尖锐的人声叫着：

“起哪！起哪！起哪！”

“炉房”里开始有了谈话的声音，过后就是一阵喧闹。住在一个房间里的十几个砂丁，每个人从枕头下摸出一张又脏又臭的毛巾拿去匆忙地揩了脸。于是矿警在门外一声呼叫，全房间的人就鱼贯地走了出去。每个人穿着同样的粗麻布衣，戴着粗麻布帽，背着麻袋，脚下钉上脚镣。每一个房间的砂丁排成一个行列，由照应这房间的几个矿警押送着，走过浓雾弥漫的山路到工作的地方去。

于是这沉默的行列在窄小的山路上开始行进了。这个行列的砂丁完全是新来的，虽然已经在这里过了一个多月，但是他们还不熟习这样的环境和生活。他们从故乡带来的希望还没有完全死掉，他们的渴慕自由的心还在颤动，他们还没有忘掉外面世界的事情和各人所爱过的人和事物。但这一切，在武装矿警的押送下，都只好表现在低微的叹息声中了。

每天在同样的时候走着这同样的路，他们都发出同样的叹息。他们用这叹息来问答，因为这叹息更能够表达各人的心事，而且不会被矿警了解，更不会受到干涉。

日子不停留地过去了，但是他们一点也不觉得。他们所感觉到的只是天气渐渐地冷了，雾渐渐地浓了。这气候的改变使他们更加怀念故乡，因此也变得更加伤感了。

在窄小的山路上浓雾包围他们。他们每个人都低下头在叹息，好象是一大堆鬼影。前一天才落了雨，路还是湿的，他们穿着草鞋，在微滑的路上移动脚步。脚镣沉重地压着他们的脚，铁链把两只脚束缚得很紧，他们移动一步也很吃力，同时金属的声音“沙朗沙朗”地响了起来。这声音响成一片，在沉重的空气里乱飞乱撞。一首悲哀的脚镣进行曲开始了。在这些时候押送他们的矿警常常得意地吹口哨，声音并不高，却压迫着他们，给他们带来一种恐怖。

有时候，一个干涩的咳嗽声突然响起来，接着又是呛呕的声音，于是脚镣声马上停止了。全行列的人站住了，大家带着同情的眼光去望前面，因为走在最前面的那个砂丁躬着身子在那里厉害地咳嗽。大家听见了他的咳声，但是在浓雾里看不清楚他的背影。

“小吴，怎样了？”在前面有人低声说话，但是马上被另一个粗暴的声音打断了：

“喂，你想死吗？怎么不走哪？”

咳嗽声停止了。脚镣声马上就起来代替它。但是不到五分钟，咳嗽声又起来了。

“小吴，你累了吗？歇歇罢，”升义在前面低声说。

“王升义，不准说话！吴洪发，走哪！你装假我看得出来。这样年轻的小伙子就染上了老人咳，哪个相信！你再不走，我就要你的命！”矿警粗暴地说，他还把手枪弄得响。

显然吴洪发极力要忍住咳嗽，但是刚刚忍下去，却又更厉害地接连爆发出来。

“总爷，开恩罢，你看得明白，他实在走不动了，”升义向那个矿警哀求道。“他自从那天挨了打，一个多月都没有好过。那天向潘师爷去说，潘师爷又不理。总爷，你可怜可怜他罢。”

“可怜！”那个粗暴的声音哈哈地笑起来。“我晓得可怜，就不会到这儿来了！不管有病没病，一句话说完，给我走！”

“总爷，饶他这一回罢。让他歇一天。我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放他回去罢。他实在走不动了。他就是到里面去也挖不到什么。你可怜罢。”升义说着就挽住那个人的膀子差不多要跪了下去。同时，还有几个人附和着请求，有几个人在旁边叹气。

“狗东西！真讨厌！快给我走！我管不了那许多！”那个人粗声回答，就把升义摔倒在地上。众人便围过去，围着那个人哀求，另外的三几个矿警却走过来拖开他们。那些人的态度是同样地粗暴：拿拳头打砂丁，是他们的家常便饭。

咳嗽声停止了。吴洪发忽然用嘶哑的声音叫起来：“怕什么？说走就走！我只有这条命，就让你们早点折磨死了也好。升义，起来，不要求爹爹告奶奶的。他们要的不过是这条命！这条命！走哪！走哪！”这声音是把愤怒和悲痛揉在一起的。他说完，就挣扎着往前面走了，于是后面的人跟了上去。

“我不怕！我什么也不怕！”吴洪发在前面走着，时时疯狂似地发出叫声。他一面笑，一面哭，有时咳几声嗽，却没有停止脚步。矿警们在旁边安静地继续吹他们的口哨。

雾渐渐地消散了。他们到了工作的地方，先去领了鹤嘴锄和煤气灯，然后到矿坑的入口去。

天已经大亮了。是一个阴天。在洞口聚集了四五组人，陆续地走下洞去，一个紧紧地跟随一个。洞口不大，只有二尺高一尺多宽，土带着红色，里面却是黑漆的一片。在外面看得见的只是头几步的阶梯，是石头砌的，白的颜色。这个洞真象一张大嘴，红的唇，白的牙齿，每个人走下去，就象被它吞食了一般。

前面的几组人都走进洞里了，其实这只能说是爬。他们慢慢地移动脚步。大家都垂着头，躬着腰，穿一样的麻布服装。这些人因为工作年岁久了，脚镣已经除了下来，但是带惯了脚镣以后，脚走起路来总是那样有规律地摇摆。

后来轮到升义这一组人下洞了。他们和别人一样埋下头走着，机械地移动脚步，但是比别人更困难。脚上的铁链有规律地“沙朗沙朗”地响起来。和别人一样，他们也提着瓦壶般的煤气灯。火燃着，从壶嘴里喷出亮的火，臭气直向鼻里冲，很难受。火光又刺痛眼睛，他们只得半停呼吸、半闭眼睛地走。但是这不能持久，终于会大大地吸入了臭气，以致许多人都呛咳了，吴洪发呛咳得常常弯腰。

大家下了洞，都到了地底下。没有阳光，没有风，空气臭得使人常常呛咳，或者感到气闷。阶梯是斜的，他们踏到最后一个阶梯时，路变得很窄了，却有许多小洞，通往不同的方向去。升义这一组人走进了东边的一个小洞。这洞很窄，人只能够俯下去爬着走。路微微往下斜，但是人在土上面爬着，不会觉得。每个人拿着灯，用手腕擦着土，困难地爬着，一个人的脚差不多要触到第二个人的头，这样连接成了一长串，象一条长的百节虫，每一节上燃着一盏灯，往前移动一步，每一节就会发出铁的响声。

路渐渐地宽了，于是忽然断了。但是那里的洞却高得可以让人站起来，而且地方宽得可以容这一组人在里面工作。

众人把灯挂在壁上，叹两口气，在湿地上坐下来，稍微歇一歇，便开始用鹤嘴锄去挖“塃”。气力大的人几锄头就挖下一大块来放进麻袋里，前面的一端装满了，便把袋子掉过头来装，等到装满了袋子的两端，他便可以出去交代一次了。但这样做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对于气力小的人那更是不容易的事情。

这一天吴洪发更衰弱了。他举起锄头就要喘气，下不了几锄头就咳嗽。众人劝他歇一下，他勉强答应了。休息了一会他又去挖，花了些时间和气力却挖不到几块。

“小吴，你这个小伙子真没有办法！”老张叹息地说，“他们害得你身体坏到这样，你还要拚命给他们挖。”他歇了锄，用怜悯的眼光看那个年轻人。

“挖！我在给我自己挖坟哪！挖坟哪！”吴洪发突然疯狂地高声叫起来，脸发红，眼睛也发红。他不顾众人停了锄看他，却用力举起锄向壁上抛下去，再举起来。他没有气力，手一松开，锄落了。他跌倒似地坐在地上，两只手捧住脸低声哭起来。

众人惊惶地看着他。升义默默地走到他的身边，忽然从自己的麻袋里抓出几大块“塃”塞进他的袋里去，然后象兄弟般地安慰他道：“你就歇歇罢。不要紧。我说过，我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升义接着又抬起头对老张说：“你不晓得每天不交出那几袋‘塃’不行吗？你只会说空话！你们上了年纪的人都只会说空话！”

老张起初鼓着腮不作声，后来忽然把锄丢在地上，跑到吴洪发身边，一面对升义说：“你对，你对！我们只会说空话！”他也从自己的麻袋里抓了几块“塃”出来放进吴洪发的袋里去。

“你们都这样，难道我这副老骨头就一点儿也不肯拿出来吗？我也有良心！”另一个上了年纪的砂丁感动地跑过来对大家说，他也拿了几块“塃”给吴洪发。

其余的人都围过来。每个人都分了些“塃”给吴洪发，他的麻袋已经装满了，还剩了一些“塃”堆在面前的地上。

“够了，够了，你们拿回去，我不要，”吴洪发挥着手又哭又笑地说，他捏了一块“塃”在手里死死地看着它。

“好，现在就让他一个人歇歇罢，大家不要吵他，”升义放心地说，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

众人又散开了。大家回到原来的地方，带着感动的心情继续努力地挖“塃”。等到每个人装满了麻袋，人已经疲倦得要死了。许多块“塃”异常沉重地压在他们的背上，使他们爬出洞口时感到加倍地困难。他们登上了阶梯，俯着身子，用锄撑住，走一步，身子摇晃一下。麻袋搭在肩上，胸前是沉重的一堆，背上又是沉重的一堆，重重地压住他们的身子。他们出了洞口，卸下麻袋交出去，换来了空袋子和竹签。

于是他们丢了锄倒在地上，脸色铁青，眼睛紧闭，呼吸停止了，身子直伸伸地仰卧着，手和脚都不动，就象死去了一般。他们这样地躺了好几分钟，直到矿警来催他们下洞去的时候。

六

落了几天的小雨以后，接连有半个多月都是晴天，砂丁们照常工作。自然日子是渐渐地短了，但是他们一点也不觉得。在他们日子一直是长的，长得就象没有尽的时候。工作永远是单调的。眼界也永远是单调的。闷得要死人的地洞，阴暗的“炉房”，沉重的“塃”，凶脸的矿警，灰黄色的糙米饭，和着盐煮的黄豆，这些构成了他们的全部生活。永远没有改变。稍微有点改变的是天气：阴天，晴天，雨天。

在晴天也没有花，没有笑，没有女人。日子同样是长的。但是在晴天吴洪发的身体渐渐地好起来了。

一个早上，天还没有亮，吴洪发就在干草上面醒了。他马上唤醒睡在他身边的升义，告诉升义道：“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做梦？我这个梦还没有做完！”升义含糊地说。“你也做梦？什么梦？”

“我梦见我回家，我发了财，坐了一乘大轿子，一直坐到我的大门口，”他兴奋地说。

“大门口？”升义比较清醒地嗤笑起来。“不是在那个烂泥缸似的窄巷子里头吗？那个又低、又窄、又脏的破门道……”

“我给你说，那是做梦哪！”吴洪发着急地分辩道。“我的家是一座高大的洋房。有许多人出来迎接我。我的女人打扮得很漂亮。他们把我接到里头去。我快活地对他们说：‘我发财了，我发财了。’我看见房里、厅里都堆着金子。我死了的老母亲也活着。她笑，我的女人也笑，我也笑——”说到这里他忽然闭了嘴。

“好，这是很好的梦呀！”升义笑着说。

“但是我的一个牙齿掉了，”吴洪发郑重地说。

“牙齿掉了，痛不痛？”升义随便地问。

“那是在梦里哪！”吴洪发着急地说。“人家说梦见掉牙齿就会死亲人，是不是真的？”他担心地问。

“哪个晓得？不要说梦话了！趁天没有亮多睡一会儿。天一亮又要起来下洞去了。”

“他们说这种梦是百回百准的，”吴洪发固执地说。升义不理他。

“我害怕——我的女人会——”他恐怖地自语着。

升义翻了一个身，一面劝他说：“小吴，我劝你再睡一会儿。不要老是去想梦。梦是靠不住的，我就不相信梦！”

“梦是不可不相信的哪！你不记得我们前街里的小陈，他梦见掉了门牙，跟着就死掉母亲吗？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的女人是死定的了，”吴洪发说到后来差不多要哭了。

老张在对面醒了，粗声问道：“小吴，什么事？你总是这样吵得人家睡不着觉！”

“我的女人是那么好！”吴洪发带哭声说，“她天天在家里头望着：‘我的男人为何去了这许久没有音信来哪？’她望着，望着，然后就躺下去死了。”

“什么话？你的女人死了！哪儿来的消息？”老张摸不着头脑，惊讶地问。

“他做了一个，梦见掉了牙齿，”升义嗤笑地说。

“呸，”老张翻了一个身，朝着墙壁吐了一口痰。“真见鬼！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梦见掉牙齿就想到老婆死，就哭。梦，那就是梦。眼睛一睁开，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女人才相信梦。你看你在这儿不死不活的，今天保不定就没有明天。随便什么时候人家要你死，你就会躺下去，两只脚一伸直，万事都要抛掉，还舍不得一个老婆吗？老婆，哪个又没有老婆？我的老婆比什么女人都好，我也没有为她哼过一声。你何苦吵得我们都睡不舒服。我们男子汉，就是要自己死，也不掉一滴眼泪。”

吴洪发不答话。升义在旁边觉得话说重了，便说：“人家那样苦恼，你还想睡得舒服。在这个地方我们跟猫狗没有两样。你要舒服，是想养肥了给人吃得饱些吗？”

“为什么不要舒服？”老张有点生气了，“就是死，我也不怕。睡觉是要睡够的。我不怕，折磨死了，过二十年又是活鲜鲜的一条汉子。男人的眼泪比金子还值价。你看我自从到这儿来就没有流过一滴眼泪。象你们这样天天号哭还行吗？哼，养肥了给人吃得饱些？你会说，有本事你起来跟矿警打一架！在这儿做砂丁，大家都没有脸面！”老张还在咕哝，他这样说，并不是对升义生气，他是对矿警生气，对公司生气，对整个矿山生气。

升义自然也生气，这些话刺痛了他的心。他想着老张的话：做砂丁没有脸面；有本事跟矿警打一架。什么人还说过，年纪轻轻，身体结实，有气力，是不怕天不怕王法的。他现在受了骗在这里给别人做猪狗。真丢脸呀！在那远远的、有两天多路程的地方，银姐还以为她的升义哥在这里挖金山，找钱回去给她赎身子，她说过：“你是好人。”她还以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呀！谁知道他却在这里整天在洞里挖“塃”，看不见一个钱眼。让人家踏，让人家骂，给人家做奴隶。砂丁，在矿警的眼睛里砂丁还有一点人样吗？

年轻人究竟是有热血的。他想到自己有这样结实的身体却让人家践踏，同时又仿佛看见银姐的一双眼睛，这双眼睛水汪汪地望着他好象在责备：“你好不害羞呀！一个男子汉却让人家钉上脚镣，象女人般听话，象乌龟般缩头。你不会起来动一动吗？”他觉得全身的血都冲到脸上来了。脚镣就象红铁一般烙着他的脚踁，干草刺得他的身子发痛。

“我不怕。我要逃，我要逃！我要回家看我的女人。我怕什么呢？我有这条命！就把这条命给你！过二十年又是一条活鲜鲜的汉子，那时候老子再来报仇。”吴洪发忽然疯狂地叫着从干草铺上挣起来，一次跌下去了，又来第二次。他撞到几个人的躺着的身子。他急急地向着门扑过去。两只血红的眼睛穿过半黑暗望着那锁住的门。

“逃走！”这个大胆的思想象火花一般在升义的脑子里闪了一下。他带着激动的心情默默地望着吴洪发的疯狂般的动作。最后他看见吴洪发扑在门上死命地摇撼锁住的门，他连忙爬起来，奔过去。

忽然，枪声一响，一个清脆的声音打进众人的耳朵里，接着又是一响。吴洪发倒下去了。

众人吓得蜷伏在干草上面。门开了。几个矿警进来，房间被煤气灯照亮了。他们把吴洪发抬了出去。门又锁上了。没有灯光，大家依旧躺在半黑暗里，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大家疑心做了一场恶梦。

这个房间里的十多个砂丁都没法睡下去了。他们彼此讯问，争论。激动和恐怖压迫着他们。

天亮的时候矿警来告诉他们，昨晚上又有一个砂丁逃走，被矿警开了两枪才打死了。

众人伸出了舌头。

至于吴洪发呢？矿警回答说：“吴洪发病得厉害，需要医治。”

升义和老张争着问病室在什么地方，他们要求允许他们去探病。

矿警冷笑了一声，回答说：“不要紧的，会有人给他照料。就是死了也有人收埋他。”

他们再问下去，就得不到一点回答。而且他们马上就要动身下矿去了。

没有雾，吹着微风，太阳刚刚从天边升起来。窄小的山路蜿蜒地躺在他们的脚下。他们的眼睛看得清楚周围的一切。他们走着这单调的路程，怀着沉重的心。他们走到另一个“炉房”的附近。土路上忽然现出许多的黑红的迹印，是一点一滴的，大约有好几步路的光景，就另外现了一些颜色浓的大点子，是聚在一处，而且偏向路边，连下面岩石上也有这样的血迹。

众人明白：一个人挨了枪以后跑了好几步路，才挨第二枪，便在路旁站了片刻，终于跌倒，从这里滚下山去了。这是多么惨痛的生命的挣扎。看见这样的血迹，每个人都让恐怖抓住了。他们低下头战抖地走了过去，不敢再回头去看一眼，虽然矿警还在说：“看哪，这就是那个砂丁的血。他就是在这儿打死的。”

后来大家下了矿，依旧跟平日一样地挖着土块。在下锄的时候也有人谈话，但是不知道怎样大家总觉得缺少了什么东西。自然少了一个吴洪发，其实还少了那个人的咳嗽和喘息，那个人的有时疯狂有时又伤感的话，并且还少了那些以他为中心而做的动作。

虽然只有这样短的时间，但是他们已经觉得砂丁的生活是一天比一天地悲惨了。

晚上带了疲倦的身子回到“炉房”里去，有的人还在谈话，但是升义却躺在干草上面默默不作声。他闭上眼睛不看一切，不听一切。他只是喃喃地念着：“银姐，今晚上到梦里来同我相会罢。”

这晚上在“炉房”里的沉闷空气中他果然做着长的梦。但是他并没有看见银姐。他只看见吴洪发。他和那个人一块儿逃出去，走不到多远，矿警追上来了。一枪打着吴洪发的膀子，他们仍然向前跑，再一枪又打进吴洪发的胸口。他们两个就从山上滚下去。奇怪他们居然滚到了赵二祖宗庙门口。没有人在那里，他扶着吴洪发进去，刚走到神龛下供桌前面，吴洪发发出一声哀叫，就倒在地上。他俯着身子去看，那个人已经死了，一身是血，把他的双手都染污了。他悲痛地抬起头来，他的四周都是矿警。每个人拿手枪对着他瞄准……

他醒来了，房间里是黑漆的一片。他分辨不出来自己在黑暗中占着什么位置。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他仔细思索，猜不出这个梦暗示着什么预兆。两个人逃走，一个死在赵二祖宗庙里，一个在那里被捉回去。这是什么意思？

忽然在沉闷的鼾声中间，一个颤抖的微弱的声音响起来了：“这也是一条命呀！”只说了这一句，声音就停止了。升义分辨得出说话的是一个姓周的中年人，不，他的头发已经灰白了。平时他总是忧郁，沉默，不喜欢说话。现在他却开口了。“就饶了他罢，他也是老母亲养下来的呀！”接着他又说了几句含糊的话，声音很低，升义听不清楚。那个人翻了一个身，叹一口气，就不再出声，显然他又沉沉地睡去了。

房间里没有什么变动。无疑地那个人在说梦话。但是这短短的两句话已经够使升义恐惧了。他开始想象那个人在梦里所经历的情景。他紧紧按着自己的跳动得很急的胸口，他不能够移动身子，他仿佛已经死过一次了。

过了好些时候，他还是不能够阖眼，他睁大两只眼睛望着黑暗的屋顶。那上面忽然出现了吴洪发的憔悴的面孔。他伸手去触他身子的左边，那里空着，他的手挨着刺人的干草。“小吴，你还活在人世上吗？”他悲痛地自语着。接着他又去思索先前的那个梦景了。

那个梦也许是不祥的预兆，但是逃走的思想却象电光般又一次闪过了他的脑子。

七

吴洪发从此就没有回来，他们探问不到他的消息。过了几天就有人来填补他的缺额。那是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年纪快四十岁，没有姓名，别人叫他做癞头和尚。这个人没有戴脚镣。

癞头和尚是一个多嘴的人。他的话比什么人都多。他来了以后这个房间突然热闹起来。他在这里住得久，知道的事情多，什么话都说。他还喜欢谈女人。

说到吴洪发他吐着口痰说：“呸，你们还以为他会活着吗？我恐怕他的骨头都早给野狗啃光了。那边山坳里有许多野狗。这里死了人就丢在山坳里喂狗吃。没有一个死人逃得过这个关头。我有一天死了，也是一样。”他说着象是很得意。

好几个人伸出了舌头，有的人摇摆着脸把牙齿弄得响。

“怕什么？人死了，眼睛一闭，什么都完了。狗来啃我的骨头，我又不觉得痛。我不怕，我什么也不怕！我到这儿来就不是为找钱，我情愿来做砂丁，所以他们不叫我戴脚镣。”他说了，就得意地微笑，张着嘴，露出两排参差不齐的黄黑牙齿。

情愿做砂丁！升义想，这个人也许在开玩笑！一个人有高大的身子，结实的拳头，什么地方不好跑？却偏偏跑到这里来做砂丁！这是不可能的事。

“你们不相信？”癞头和尚大声说，又吐了一口痰。“说实话，我是自己跑到这儿来的。每年我也多少拿到一点工钱，就请两天假，跑到城里去，往赌场里跑，要不到两三天，我把钱输光了，又跑回来一声不响埋着头挖‘塃’……”

“请假？”升义惊喜地问。

“请假，这儿没有这个规矩。不过我和矿警们熟了，他们晓得我不会跑开，也就随便放我去两三天。他们也晓得我的拳头结实，落得做个人情。”他说着就得意地笑起来。

升义仔细地回味着他的话。升义想：拳头结实，矿警也落得做人情，他为什么去了又回来呢？要是换了这个人是自己，他去了无论如何不会回来，世界那么大，什么地方不好跑？即使不要钱，也要活得自由呀！到自由的地方和心爱的女人在一起，这样一想，自己的心也热起来了，他恨不得马上生出了翅膀飞回家里去。

“住在这儿也有比外面好的地方：第一，你会把外面的事情完全忘记，你连自己的姓名也都忘掉了。人家叫你癞头和尚。这个外号哪点不好！我每天要挖那么多的‘塃’。晚上躺下去，什么事情也不用管，多舒服。我有时候连自己是什么人都忘记了。我只晓得我是癞头和尚。我的姓名，没有人晓得，连我自己也不晓得！”癞头和尚说着，拍拍胸膛。

老张叹一口气，他不以为然地说：“我们男子汉四方跑，无非为了贪图做点事留个好姓名。你连姓名也忘了，只记得一个外号，有什么好处？枪子打进去还是要流血，挨了打一样要痛。在洞里挖起‘塃’来，还是一样地吃力……”

一个叫做老王的中年人带笑地插嘴说：“忘掉自己的姓名怎么好？你将来回家去，你的老婆不认识你，问起你贵姓，你怎么答应？‘我是癞头和尚，’你就这样说吗？”

人们笑了，但是马上又收敛了笑容，这种笑法在这里是平常的。因为任何时候每个砂丁都被那个阴影压迫着。那个阴影就象鬼魂一般抓住他们的灵魂，使他们就是在暂时的谈笑里也不能够忘记它。

“回家去？你们还想回家吗？你们要活着出去，除非求赵二祖宗来保佑！在这儿挖‘塃’，便是身体结实的，也活不过十年，我在这儿也不过六七年光景，我就看见死了一百多！还有逃走被枪打死的也有好几十。只有几个人逃出去了。那边山坳里不晓得丢了多少尸首！都给野狗吃光了。我看见带着血和灰的骨头，是被狗衔了出来丢在路旁的。你们还想回家！”癞头和尚冷笑一声，接下去起劲地说，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他说到使别人战抖的地方，他自己连牙齿也不打战。

“啊，”许多人都叫起来。有些人暗中在想：性命就这样不值钱吗？又有人想：我的轮值什么时候会到呢？大家都害怕，怕得不敢多说话。

他却笑了：“这地方只有一件事情不好，就是没有女人。女人虽然有些贱，可是倒也够逗人爱。走一步路，笑一笑，还有，唉，我的妈……”他忽然闭上嘴不作声了。

他说到女人，马上使屋里的紧张空气松弛多了。大家都在想自己心爱的女人。有的人叹气，有的人躺下去闭上眼睛等着做梦。升义记起他和银姐的约言，就暗暗地唤着那个少女的名字。老张又谈起他的老婆的好处，但是没有人听他。不久众人都睡熟了。

第二天早晨大家醒来，发见梁上吊着一个人，眼睛突出，舌头伸出了一小半，身子已经冷了。这个人有三十来岁，不爱说话，而且性子孤僻。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

这个人是用裤带吊死的，但是他在黑暗中怎样把裤带抛到梁上去结起来，就没有人知道了。

大家嚷着，两个矿警进来把尸首取下来抬出去。他们看见死人，脸上现出了讨厌的表情。一面抬着，年长的矿警就问年轻的道：“老五，你说，这个月里头一共死了几个？”

“总在十个以上罢，哪个有心肠去记这些？”年轻的冷淡地回答，掉开头朝干草上吐了一口痰。

“这样子下去是不行的！”升义看见尸首抬了出去，就低声对老张说，话里暗示了一种意思。

老张看他几眼，这眼光是探索的眼光。老张冷冷地说：“等着罢。”

“老张，你还不出来？就要动身了！”矿警在门外叫。

老张应了一声，接着便咕哝道：“老张！今天喊老张，明天喊老张，总有一天会没得你喊的。”他终于跟着升义出去了。

这个“炉房”的另一间房里，有一个砂丁快发狂了。但是矿警还要他照常下洞去。升义在洞口碰见他，年纪不大，脸上涂着灰泥和鼻涕。他笑就象在哭一样。

他站在洞口许久不下去。他望着洞口笑。

“小黄，下去哪！”矿警在后面厉声催促道。

“小黄，你的爹才是小黄！我姓黄。你的爹才是小黄！你的老母亲给我——”他红着眼睛，起劲地望着矿警骂起来。

矿警生了气，跑过去不等他说完话，一把抢过他手里的灯，弄熄了，一面就拿枪柄在他的头上打。小黄倒在洞口，但又爬起来扭着矿警厮打。

站在附近的人有的走过来，有的转身便跑，往四面跑，因为脚上有铁镣，大家都跑不动。矿警们马上警戒起来，向着天空放了几响空枪，把众人都拦回来了。那个发疯的年轻人被打得半死给人拖走了。

众人被押回到洞口，一路上被矿警们嘲骂，没有一个人敢顶嘴。他们一个一个地爬进洞去了。

晚上回到“炉房”里，大家疲倦地睡了。

升义暗暗地唤着银姐的名字，等着做会见银姐的梦。隔壁房里有人在呻吟，后来叫起来了：“我姓黄，我是小黄。我是你的爹呀！我要回去！我有老母亲，我有女人，我有小孩！你打我！我也要打你！你狗养的！我是你的爹！你敢打你的爹？看我有这么多人！喂，你们放枪呀！冲过去！去，去，哈哈哈。喂，你是潘师爷，还有你王师爷，你们都跪下来吗？我不下洞去了。你们去挖‘塃’罢。滚开，谁要你们告饶！给我打！再打呀！哈哈哈，打得痛快。我，我是小黄呀！我不是砂丁。放枪呀！痛，你们也晓得痛？你们也有血吗？痛快！我要回家去！”

叫声并不大，但升义他们却听得很清楚。声音突然止了。可是他们想着那些话，许久不能够闭眼。

第二天天一亮他们就听见隔壁的哭声，这是另一个人的，也许哭的不止一个。

后来他们才知道那个发疯的人昨晚吊死了，也是用裤带上吊的。

“又看见一个人死了！”老张用沉重的声音说。“说不定有一天晚上我也会这样死的！”

升义吃了一惊。他想，老张近来变得多了。但是他不敢再往下想。

“啊！这里怕有吊死鬼罢。一连两晚上都有人吊死！今晚上不晓得会轮到哪个？”那个姓周的中年人惊恐地说，他的脸变成了铁青色。

“说不定就轮到你。今晚上要是真有吊死鬼来，你看我跟它打一架！”癞头和尚生起气来，捏着两个拳头在空中晃。

升义实在羡慕这个人。但是他后来又想，有这样的拳头为什么不用来对付矿警呢？

八

接连下了三天的雨。阴云笼罩了整个矿山。每天早晨在暗灰色的空气里，一群一群的砂丁垂着头用那穿草鞋戴铁镣的脚去走泥泞的路。没有人笑，也没有人谈话。大家埋下头走着，走着，就象一群鬼魂。

在地底下砂丁们照旧地爬着，挖着。但是工作比平时困难多了：洞里积了雨水，土也变成了泥浆，他们就在泥浆里面滚。

公司不许停工，砂丁们望晴天比望什么都殷勤。大家抱怨雨，大家诅咒雨。于是晴天来了。众人都觉得高兴。

太阳从东边爬起来，大家亲眼看见，相信这晴天是确实的了。路开始干燥，脚步踏下去要比较舒服些。大家今天看见太阳特别欢喜。每个人都昂起头让新鲜的、温和的空气抚着他们的脸，就象女人的温柔的手抚着它们一样。身材高大的癞头和尚忽然哼起女人想男子的情歌来。许多人微笑了，他们听见歌就想到女人，想到女人每个人的心都软了。便是那些矿警今天也露了笑脸。

在洞里挖“塃”的时候，大家谈着笑话。大家谈论女人。

“我老婆她笑一笑，走一步路，说一句话，真迷死人呀！还有……真说不完。但是女人总是贱东西，她们软得就没有骨头，哈哈哈！”癞头和尚说着接连大笑了好几次。

“你的老婆现在在什么地方？你就不想她吗？你为何撇下她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升义问道，他又想起了自己的银姐，笑一笑，走一步路，说一句话……他想象着这一切。

“她跟人跑掉了！”癞头和尚答道，脸色一点也不改变。

“跟人跑掉了？哈哈哈……！”大家都笑起来。

“我不信！她为何要跟人跑掉？她有你这样的丈夫，身材高大，相貌堂堂，拳头结实，难道还不够吗？”升义嘲笑地说。

“是呀！我也是这样想。但是人家有钱呀！钱呀！”癞头和尚说，态度没有变，但是眉毛间已经有愤怒的萌芽了。

“钱有什么厉害？你有拳头呀！”老张在旁边冷笑说。

“拳头？不错，我有拳头！”他说着就捏紧两个拳头在空中晃。“我还有刀子！”他咬紧牙齿。

众人不开口，只是注意地看他。他们知道这个人的生活里一定发生过一件可怕的事情，一件不能够忘记的事情。

“我老婆生得漂亮。我白天又不在家。有钱人看上她，用尽方法勾引她，她到底上了钩。她丢开我跑到别人家里去了。这又有什么办法？打官司到衙门告状，我又打不过。他有钱有势，做官的得了钱当然替钱说话。”他说着把拳头往空中一击。

“我不怕，我什么也不怕，我有刀。我拿了刀子跑到他家里，把两个人都杀了。没有人敢捉我。我跑出来。衙门里出了几百块钱的赏格捉拿我。我跑到这儿来，就永远没有回去过。不晓得那件案子到现在了结没有？”他不害怕，不懊恼，眼睛里只有憎恨的光。

“你真的把两个人都杀了？”升义吃惊地问，有点不相信。

“怎么不真？我还拾起刀子，舐了刀子上面的血，我老婆的血和那个男人的血。”癞头和尚咬牙切齿地说，脸上还露出凶狠的狞笑。

亲手杀了两个人，杀了自己的老婆，还吃了别人的血和自己老婆的血。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人明明站在他们的面前，没有一点假。自然这个人不会说大话。看那脸色，看那语调，看那身材，这个人是说得出做得到的。这个人是砂丁，每天过着猪狗般的生活，但是他做起事来比矿警还要凶。他杀死两个人就象杀死两只鸡，没有懊悔，没有恐惧！

“杀人！亏你下得手！杀人究竟比不得杀鸡呀！我连鸡也没有杀过！”那个姓周的畏怯地说。

“呸！”他吐一口痰在墙上。“杀人比杀鸡容易得多！怒火在心里燃烧，你什么事都干得出！你咬牙切齿地恨那个仇人，仇恨就把你迷住了。不要你想，到了你拿刀子杀了人，你还觉得就象在做梦一样！”

“你现在就没有一点懊恼吗？过了这许久你都没有一点懊恼吗？”升义问。

“懊恼？有什么懊恼？我只有恨！我杀了他们，我就有好处吗？他们舒舒服服地躺在坟里头，我却躲在这儿做砂丁，做一辈子的砂丁，没有出头的日子！我只有恨！我到死都恨的！”癞头和尚的脸上又露出狞笑。他用力把锄头在壁上打，就象在打一个人的身子。

他的仇恨竟然是这么深！经过了这许多年，人死了，仇恨还没有死，它是这样鲜明地存在着。这个人从前的平静似乎都是假的。到了现在他也开始觉得这永久的砂丁的生活是怎样的难堪了。这恨，这没有终局的恨呀！——这样想着，升义就被一种深的烦愁压倒了。

这时候在外面天气已经变了。大的雨点落下来。他们在里面还不知道。大家用力去挖“塃”，因为在先前的谈话中，许多时间白白地过去了。他们还不曾挖满半个袋子。

他们挖着，他们用力挖着，有的人看看就要挖满一个袋子了。忽然一个人惊讶地自语着：“怎么，地下这样滑！这么多的水！”

“下过三天雨，路当然要滑。依理说有这么多的水，今天就不应该下洞。幸好今天是晴天，要是再下一场大雨，我们就没命了！他妈的！他们只顾发财，哪儿把我们砂丁的性命放在眼里！”癞头和尚起初解释，过后就骂起来。他放下鹤嘴锄，吐了口痰在掌心上，把两手合起来擦了擦，然后又拿起锄去挖“塃”。

“说空话有什么用？你有拳头，你有结实的拳头！你为何不拿拳头去对付他们？你只会挖‘塃’，你只会用气力去挖。挖多了好使他们多发财！”老张停了锄，睁起那一对血红的眼睛，望着癞头和尚生气地说。

“你给我闭嘴！”癞头和尚用凶恶的眼光看他。“你说话要当心。我的拳头是不好惹的！你说我怕他们？呸！你等着罢！什么师爷！什么总爷！有一天都会给我的拳头打掉的！我不高兴做一辈子的砂丁。他们要发财，就叫他们自己来挖！你怕我不晓得每年几千几万的亮银元是哪个挣来的！那上面都是血，都是我们的血！我要去找他们算帐！我的拳头认不得人！”他愈说愈生气，锄头下得更勤。“我挖，我在给他们挖坟呀！”

“好，说得好！”老张丢了锄接连地称赞道。

“喂，你们听，这是什么声音？”升义忽然惊讶地说。

“水，水，从哪儿流来的水呀？”老王丢了锄大声叫起来。

水已经盖了众人的脚。地下是一片搀着污泥的水。

“不要紧。你们真没有用，这样大惊小怪！今天是晴天，还怕涨水吗？挖哪！大家用气力挖哪！给他们挖坟哪！挖一座大坟把什么师爷，什么总爷，都埋在里头！”癞头和尚不管别人惊恐地叫喊，却只顾用力去挖“塃”，连头也不肯埋下去看一看。

“不行！你看，水还在涨。水还从上面流下来。癞头和尚，你看！真的不要紧吗？”升义丢了锄去拉癞头和尚。

癞头和尚捏紧锄埋下眼睛去看。

“呀！不得了！水来了！”癞头和尚发出了恐怖的喊叫。“快拾起锄头来！赶快逃命。洞口会被封住的，我们要用锄头哪！”他断续地叫着，脸色阴沉。他恐怖，但是并不惊惶。众人知道情形是严重了。

水不住地沿着洞口流下来，水流得慢，有响声，里面夹了不少的污泥。

“逃呀！当心灯！灯要紧！”众人嚷起来，争着出去。在泥泞中，大家脚上又有铁镣，爬起来很困难。

“逃哪！你们先逃哪！我不要紧！”癞头和尚大声催他们。“不要丢开锄头！等一会儿就用得着它！”

但是除了两三个人外大家都早把锄丢了，也没有人去拾起它。大家唯一的思想就是：跑出去。

有几个人已经顺着窝路爬在洞眼里了。老张是第一个。他在前面爬，把灯拿出水面，照亮着路。但是他看不见什么，只看见那一片昏黑的水。水时时打他的脸，很痛。他昂起头免得陷在水里，他的身子差不多要被污泥陷住了。他用了很大的气力向前爬了几步。前面的水冲过来把他打退了一步。他一个不小心，手一松，灯就落在水里熄了。他的头埋进水里，眼前一阵昏黑，耳朵里响着铃声。

“老张，快爬呀！”有人在后面推他的脚，而且着急地叫起来，“老张，快爬呀！”

老张抬起他的头，用极大的努力向前爬了几步，后面的人跟着爬上去。

“当心灯，灯要紧！”后面有几个人叫，就在这时候又有几盏灯落在水里灭了。

“快点爬！快点爬！”

“救命呀！”

“快点爬哪！”

“当心灯！”

“我的老母亲呀！”

“我的老婆，你的丈夫永世不回家了。”

“老天爷，你是有眼睛的。你什么都看得见。你晓得哪个该死，哪个不该死！”

许多悲惨的声音叫出上面的话。

“不要闹，大家要镇静！干叫也没有用，快点爬哪！”癞头和尚大声叫起来。他自己留在后面，让那些吓得几乎爬不动的人在前面爬。他把头高高举出水面，一只手拿着灯，一只手抵着地，鹤嘴锄插在背上。只有他手里的一盏灯还燃着，给这个洞里留一点儿亮。

“救命呀！”依旧有人在叫喊。

“大家求求赵二祖宗保佑罢！善人是有善报的！”老张感到一种最后的力量在鼓动他，忽然象从梦中醒来一般，在前面大声叫起来。他这样地表示着他对正义的最后的信仰。他把头抬出水面，两只手死命地抵着地，用力去移动身子。他爬了一些时候。有时他爬得疲倦了，水冲过来，他的手一松，身子马上就往后面退，但是他连忙又把两只手抵在地上，支持着身子不要再退，然后再往前爬。在他的后面是那个姓周的中年人，再后面就是升义和其余的人。

“癞头和尚，你比我们懂得多。你说我们还逃得出去吗？你说哪！”升义大声问道。后面的人马上重述着这句问话。每个人所急于要知道的就是这个。

“只有天晓得！”癞头和尚烦躁地说。

前面老张用了最后的努力在挣扎。他渐渐地觉得快用尽气力了。于是一股大的水势挟着不少的污泥、石子冲下来。老张的身子抵挡不住，一松劲，两只手浮起来，他的头被打得失了知觉。这一股水猛烈地往后面冲，老张的身子浮在水面上，被水带到后面去了，在姓周的旁边冲过，姓周的哀叫了一声也就被水淹没了。

后面忽然起了一声巨响，碎石和土块一齐落了下来。后路断了。

“老张完了！老周也完了。”升义惊恐地叫道。水还是继续向他的头上、身上冲。他的全身都湿透了。

癞头和尚正在往前爬，一股水迎面冲来，他毫不惧怕地迎上去。他似乎有着拦住水流的雄心，但是略一挣扎，他不当心一失手，把手里的灯落在水里。众人立刻发出一阵可怕的惊叫。洞里完全黑暗了。大家全瞎了眼睛，但是凭感觉也知道水快要盖到头顶了。

“老张！”

“老王！”

“升义！”

“我在这儿，老张完了！”

“赵二祖宗保佑罢！我们都没有罪哪！”

“我不会死，我不会死！”

“救命呀！”

以上这许多带着眼泪的哀叫都被水挡回来了。

大家继续在黑暗中摸路。

忽然四周起了一个大的爆炸声。整个洞子都震动了，就象山崩坍了一样。

沉默了片刻，众人觉得“死”在旁边走过去了。

空气变得很沉重，而且臭。

大家呼吸急促，而且困难。

“癞头和尚，这是什么声音？洞子崩开了吗？那么我们就有救星了，”一个声音带着希望地说。

“完了，什么都完了。洞子被水冲垮了。洞口封住了！我们活埋在里头了！我先前不是叫过你们带锄头吗？锄头呢？”癞头和尚恐怖地大声说，但是声音毕竟比平时微弱多了。他还在死命地爬。

“带锄头也没有用。大家连爬的气力也没有了，”另一个声音战抖地说。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大声叫喊，他们在外面听得见吗？”升义焦急地问。

“听见？你在做梦！你晓得这个洞有多深？我不怕死！我死了，好找那个勾引我老婆的有钱人算帐！”癞头和尚到这时候还倔强！

“癞头和尚，你说，我们就再没有一条活路了？”一个声音问。

“你要活路？那要看你自己的本事！”癞头和尚说着吐一口痰在水里。他还用力往前面爬。

“救命！”有些人依旧发出他们的微弱的哀叫。求生的欲望是人人都有的，哪怕是在明明知道死就在眼前的时候。

“怕什么！死有什么可怕！赶快拚命爬哪！光是哭爹爹告奶奶的有什么用！”癞头和尚生气地骂道。

“我不要死！我年纪轻轻的，我不要死！我不要死！”一个年轻人绝望地嚷着，他哭起来了。

“呸！你不要死！年纪轻轻的，就抄起手躺在地上干叫！真没有出息！”癞头和尚听不惯哭声忍不住又骂起来。他拚命在泥水里挣扎。路很难走，水泥滑着脚，他爬了两步，总要停一下，免得身子滑回后面去！他终于渐渐地爬到前面去了。虽然没有灯光，但是他很熟习窝路。一天里要走许多次，哪一条路，不是他的老朋友。他愈往前爬，愈觉得自己有了劲，地似乎渐渐地高起来。他的勇气增加了，虽然他还没有把握，但是他现在有了一线希望。他一面爬，一面用锄头去探路。他听见后面有些微弱的声音，又听见升义的哀叫。

这时升义又想起了银姐。他悲声叫着：“银姐，你在哪儿？我在这儿喊你，你听得见吗？”

“呸，这阵子还在想女人！”癞头和尚轻蔑地骂了一句。他还想说话，忽然前面一股水带着泥冲过来，他把身子往旁边一侧，紧紧贴在壁上，埋着头，闭着眼，屏着呼吸，让水直往后面流去。过一阵他把头一扬，拿手在脸上摸一把，便睁开眼睛看，他发见前面有了一线光亮。他感到绝大的惊喜，几乎要叫出声来。他又往前面爬了两步，前面有了一条岔路。他们可以沿着这条路慢慢地爬出去，再不怕被泥水淹没了。他这时非常高兴。他想起他的同伴们，便回过头去鼓舞地叫道：“升义，我们有活路……”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后面忽然起了一个天崩地裂的响声。他的眼前是一阵黑，一阵烟雾。他的耳朵也听不见什么了。等到他从这种状态中醒过来时，后面什么也没有了。没有人，也没有哀叫。水继续迎面流过来，但水势已经减轻了许多。洞里非常清静。

“到底是我的命长，”癞头和尚放心地吐了一口气，便又用力往前面爬去了。

结尾

雨不久就住了。晴天里地又变干燥了。污泥封住的洞也打通了。癞头和尚和别的砂丁们照常下洞去挖“塃”。

公司没有什么损失。他们又招来了新的砂丁。公司每年照常拿进许多万的亮银元。老板们发了财，把钱存在大都市的银行里。师爷分到花红，就寄给家里的老婆。矿警得了奖金，就跑到城里赌场去消耗。大家的脸上都有了笑容。这笑容一直继续到现在，因为这个事业是一天比一天地繁荣了。

死城依旧靠了矿山和赌场繁荣着。在另一个城里，离死城只有两天多路程的地方，那个叫做银姐的少女照常在公馆里过忙碌的生活。她整天整夜受着繁重工作的折磨。但是她从没有忘记过一件事情，就是祷告神明保佑她的升义哥早早发财回来，赎出她的身子。

自然这祷告是不会长久的，因为不到一年的功夫她就被繁重的工作、没有终局的等待和那难堪的心的寂寞折磨死了。临死的时候她还绝望地低声唤着一个男人的名字。

她的这微弱的呼声是不会被人听见的，即使被人听见，也没有人会为她的不幸流一滴眼泪。

日子平淡地过去了，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新的变化，一直继续到现在，而且要继续到将来一切都翻转过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会到来的，但是她和她所爱的人以及那无数砂丁的骨头早已在坟墓里腐烂了。

新版后记

《砂丁》是我五年前的旧作，当时印过两千册，也不大为人注意。后来因了自己的不满意和别的原因我就让它停了版。最近一个朋友和我谈起这书，他劝我再把它刊行。我便检出旧稿，修改一番，改后重看，觉得也并非不堪问世之作，便交给印局付排了。

关于这本小书我在《写作生活的回顾》里曾说过几句话，现在把它们录在下面：“我又写了《砂丁》，那材料是一个朋友供给我的，他到那地方去过。他对我谈起那里的种种详细情形，鼓舞我写下它来。那小说里也浸透了我的血和泪，贯穿着我的追求光明的呼号，那绝望的云雾并不曾掩没了我的对于‘黎明的将来’的信仰。”

的确，那绝望的云雾并不曾掩没了我的对于“黎明的将来”的信仰。

巴金　1937年4月。

新生

自序（一）

我带着一颗纯白的心，走进这个世界来。这颗心是母亲给我的。她还给了我沸腾的热血和同情的眼泪。

但是不久母亲就离开了我。

日子在风雨中过去了。我还活着。我并没有浪费我底时间。我已经在悬崖上建筑了我底楼台。我说这是一座很美丽的楼台，我要整天坐在里面。

然而暴风雨来了，这是时代底暴风雨。这风是人底哭泣和呼号，这雨是人底热血和眼泪。那许多失了人形的人和我一样，也有着血和泪。

我不能够在我底楼台里住下去了。但是父亲他们拉着我说：“你不能够出去！这是一座很好的楼台，你建筑它时，我们都给你帮了忙。”我知道实际上帮忙我造成楼台的，正是那些失了人形的人。我进了楼台却让他们陷落在崖下的深渊里面。

我不听从长辈底话。他们依旧不许我走。他们底眼睛里是没有那暴风雨的。

然而在暴风雨底打击下，我底楼台终于倒塌了。我找到一块草地，救了我底命，因为我在楼台快要倒塌的时候跳了出来。

我看见那废墟，我就想起过去的生活，我拾了些瓦片来纪念它。在瓦堆里我发见了白骨，我才知道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我离开了悬崖。那已经不是悬崖了，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人填平了深渊。我辞别了山，渡过了江，划起一只独木小舟，向着人间的海驶去。暴风吹打我底脸，巨浪颠簸我底船。但是它们并不曾淹没了我。

于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来了，我底疲倦的身子，我底发痛的手实在不能够支持下去。在一个大岩石底脚下我底船给打破了。

远远地在山那边现着强烈的光芒，光芒里闪烁着无数的眼睛。我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那些明亮的眼睛照彻了我底心。我认出来：这正是那些帮忙我建筑我底楼台的人底眼睛，我走进楼台就忘记了他们。可是如今在我底楼台毁灭了以后，他们从深渊里跳出来，却向着我呼唤了。

我低下头看我底胸膛，破烂的衣服不曾给我遮住它。那上面忽然现出了旧的字迹：忠实地生活，忠实地爱人。这是母亲给我刻印的。只有这十个字。那上面并没有“休息”，并没有“幸福”，并没有“光荣”。母亲决不会欺骗我。

去罢。我开始收拾破船底木片。我要补好我底船。我要驶到山那边去，去找着那般人，帮忙建筑他们底楼台。他们底楼台不会建筑在悬崖上，也没有风雨来吹打它。在那座新的楼台里我一定可以找到居住的地方。

在我底楼台底废墟上新的楼台开始在建筑了。我希望我能够看见人们完成它。

1931年9月。

自序（二）

我把自己关在坟墓一般的房间里已经有许多许多的日子了。每天每天我坐在阳光照耀的窗前，常常坐到深夜。窗户外面是一排高耸的房屋。这房屋虽然不曾给我遮住阳光，却给我遮住了街市，而且使我看不见这个大都市里的群众。

于是夏天到了。许多的工作停顿了，许多的人到阴凉的地方去了。这都市就成了热带的沙漠，在这里连风也是热的。写字间装好了电扇，工厂里却依旧燃着烈火熊熊的火炉。对于某一些人夏天似乎是不存在的。甚至在这沙漠上他们也可以找到绿洲。这绿洲只是为着少数人而存在的。

然而对于我，我是痛切地感觉到夏天来了。我依旧留在自己底坟墓般的房间里。如今坟墓外面却被人燃起了野火，坟头的草已经被烧枯了，坟墓里成了蒸笼似的热。我底心象炭一般燃烧起来，我底身子差不多要被蒸热得不能够动弹了。在这些时候我虽然依旧枯坐在窗前，动也不动一动，而且差不多屏绝了食物，但是我不得不拚命地喝着凉水，来熄灭我心里的火焰。

我这样整天坐在窗前，我是在看那高耸的房屋么？不，那些房屋就象一座火山，在平静的表面下正沸腾着火流，这火山是迟早要爆发的。我是在看这大都市里的群众么？不，他们这时候是在火炉旁边被烧、被蒸，在马路中间飞驰着的汽车里面没有他们，而且连马路也被那高耸的房屋给我遮住了。那么我就是在无益的痴想中浪费我底生命么？

不，我坐在一张破旧的书桌前面创造我底《新生》。这《新生》是我底一部长篇小说，却跟着小说月报社在闸北底大火中化成了灰烬。那火烧毁了坚实的建筑，烧毁了人底血肉的身躯，但是它不能够毁灭我底创造的冲动，更不能够毁灭我底精力。我要重新创造出那个被日本底炸弹所毁灭了的东西。我要来试验我底精力究竟是否会被帝国主义的炸弹所制服。

日也写，夜也写，坐在蒸笼似的房间里，坐在被烈火般的阳光焦炙的窗前，忘了动，忘了吃，这样经过了两个星期的夏季的日子以后，我终于完成了我底“纪念碑”。这纪念碑是帝国主义的炸弹所不能够毁灭的，而它却会永久存在下去，来证明东方侵略者底暴行。

我把这当作一个赌，拿我底精力来作孤注一掷，但是这一次我胜利了。

这样地度过了半个月夏季的日子以后，我如今要离开这蒸笼似的、坟墓似的房间了，我如今要离开这热带沙漠似的大都市了。

然而我会回来的。假若有一天，坟头生长了茂盛的青草，沙漠变成了新绿的原野，那时候我会回来，回来看我底“纪念碑”是否还立在这个都市里。

1932年7月。

第一篇　一个人格底成长

〔M年〕在s市[1]

三月十四日

依旧是黑暗与恐怖。我和静妹回到S市来，还不到两个月。杜大心已经死了一年半了。但是在我底心里他还活着，他还活泼地活着。他不仅活在我底心里，而且还活在静妹底心里。

静妹自然还爱我，我也爱她。而且我知道她除了我以外并不爱别的男子。但是这一年半来她变得多了。现在的她和从前的她显然有了很大的差异。我开始有些不认识她了。我知道如今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横在我们兄妹两个人底中间，这就是她底信仰。她为了那个信仰就把别的一切都放在脑后了。

我呢，我自己也变了。这一年半来我不曾写过一首诗，我不曾说过一句赞颂爱、赞美自然的话。我常常翻出自己从前写的那本诗集来读，我觉得这不是我写的诗，我不了解这些诗里面有什么意思。我如今也常常拿起笔写诗，但是我写的永远是那五个字：黑暗与恐怖。同时杜大心底瘦长的身子又在我底眼前出现了。

我恨杜大心。我底生活本来是和平的，幸福的，自从他闯进来以后，他就给我打开了另一扇门，给我带来了痛苦与黑暗。在他死后一个月，我就听从了静妹底话，离开HR路[2]的洋房，脱离家庭，过这种流浪的困苦的生活。我们在几个地方跑了八九个月，又回到S市来。HR路的洋房已经被父亲卖出去了。困苦和寂寞包围着我。静妹就要离开我了，她要抛开我进工厂去了。

静妹好象是很快活的，因为她有信仰。我呢，我现在什么也没有了。

我底名字叫李冷，我底心是冷的，我底周围是黑暗与恐怖。

三月十六日

母亲许久不来信了。我们回到S市以后给她去过两封信。现在还没有得到她底回音。我们和她通信，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不能够让父亲知道，而且寄信到家里去，母亲也没有机会看见。我们有一个旧仆，他现在在K省城[3]里开了一个小商店。这个人对我们的感情很好，他从前还受过母亲底恩惠，所以我们给母亲写信就由他收下转交。他决不会耽误我们底事情。但是母亲为什么不来信呢？

母亲病了吗？她底身体很衰弱。在前一次的信里她说过她近来常常生病，她还说她很寂寞，父亲并不关心她，就在她底病中父亲也不过每天到她底房里看她一次，敷衍几分钟就走了。父亲整天和两个姨娘在一起。陪伴母亲的就只有那个跟着母亲陪嫁到我们家来的老婢女。她来的时候只有十二岁，如今是四十岁了。她非常敬爱我们底母亲，和一个忠心的奴隶敬爱她底好心的主人一样。她自愿牺牲她底青春底权利，永远陪伴我们底母亲。在我们脱离家庭以后，她也许就是母亲底唯一的慰藉罢。她给与母亲的安慰甚至比我们更多。

今天静妹和我谈起母亲，她忽然伤感起来，她时时谈起母亲底好处和我们底幼年时代的故事。我看见她底长睫毛盖着的大眼睛里有泪珠在发亮，我底心也软了。我也在想母亲，我在想象母亲这时候在家里怎样过活。

静妹很耽心母亲底病。她说：“我们可以回家去看望母亲。”我却记得我们那次回家的时候，父亲严厉地对我们说过：“你们现在不听我底话，你们以后就休想回家来见我。”静妹以为父亲不会拒绝我们，但我比她更知道父亲底性情。父亲这个人是说得出就做得到的。

晚饭后我们依旧在谈论母亲底事。我觉得房里空气太沉闷了，便约静妹出去散步。我们许多天不曾走过NS路[4]，今晚就转到那里去。在那里正开始了热闹的夜市。两旁人行道上辉煌的灯光从玻璃橱窗里射出来。电车、汽车、黄包车在马路中间拥挤着。各种颜色的人影在我底眼前晃过。两个穿西装打花领带的青年迎面走来。他们站住，把眼睛死命地盯着静妹，那两双充满了肉欲的斜视的眼睛使她有些恼怒了。“这个女子倒很漂亮，”一句英国话从后面送进我底耳朵。静妹装着不听见的样子。我把头掉向后面去看，正看见那青年底带笑的面孔，但他马上把脸掉开了。静妹拉着我底袖子说：“哥，走罢。”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比静妹更气恼。难道那两个青年触犯了我吗？为什么我就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呢？我明白还有什么东西盘据着我底脑筋。

回到家里静妹又谈起母亲，她又在淌泪，但是她声明似地说：“哥，无论如何，我是没有悔恨的。”我并没有流泪。我看着静妹底大眼睛里的眼泪，就象在看一些明珠。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冷酷。

在我，人生是一个大悲剧，无论我们怎样挣扎，受苦，而结果依旧免不掉灭亡。我们只是在灭亡未曾到临以前生活下去。

杜大心使我明白了这一切，可是现在他底骨头已经腐烂了。然而我还活着。是的，我还活着，而且应该活着。

三月十七日

秋岳来看我，那时静妹出去了。他便约我到克谨那里去。因为他想找克谨商量创刊一份杂志。

克谨住在一个亲戚底家里，地方不错。他过着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每一两个月翻译一本几万字的日文书，就可以敷衍过去了。他好象很满足这种生活，但他也热心地主张办杂志。

在克谨底房间里我们遇见了鸣冬和亦寒。

克谨又把发刊杂志的意思对我解说一遍，这话秋岳已经对我说过了。

我只听清楚下面的话：

“我们应该有一个言论机关来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态度，和我们底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主张。经费有各地的朋友帮助，稿件就由我们在S市的几个人来担任……”

于是我又知道克谨每期担任若干字，亦寒每期担任若干字，鸣冬每期担任若干字，秋岳每期担任若干字，而且他们还规定了我应该每期担任五千字至一万字的光景。

等他们话说够了，我忽然冷冷地说：“依旧是白纸上写黑字，现在有的刊物不已经是够多了吗？那么多的对于时局的态度，那么多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主张，已经够了！为什么你们还要来凑热闹？”

“那许多刊物，它们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只是教人做奴隶的东西！”鸣冬愤慨地说。

“我们底杂志要给这个黑暗的社会带来一线光明，所以我们底杂志就叫《光明》，”亦寒接着起劲地说。

最热心的好象是秋岳，他说了许多话，他还给我解释创办杂志的必要。我口里应着，心里想：光明，你们果然会给这个黑暗的社会带来光明吗？这杂志即使出版，恐怕至多也不会有五十个人把它从头到尾地读一遍。何苦化费这些钱，何苦耗费排字工人底时间？一张报纸，一份杂志，都是吸吮排字工人底血液的东西。

三月十九日

母亲底信来了。这信使我们欢喜，又使我们流泪。她没有病，我和静妹都放了心。

“不管你们走到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母亲总是一样地爱你们。你们永远是我底爱儿。”我读着母亲底这样的话，不禁想到她写这些话时的心情。我底心里产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我想去信向母亲谢罪，求她宽恕。但我又觉得没有谢罪的理由。

静妹把信纸放在嘴边吻了许久，她才慢慢地放下它来，一面对我说世间再没有一件能够比母亲底爱更深的东西。她接着又说我们应该拿母亲底爱去爱人类。这的确是一个女人底说话。我不曾回答她。我知道爱就是痛苦。我不愿意母亲爱我。她爱我，除了给我痛苦外，还会给我什么呢？我不想爱人，我也不想被人爱。

三月二十日

静妹要进工厂了。她有她底信仰。我呢，旧的信仰失掉了，新的还不曾确定。我现在什么也没有，我要信仰来做什么用？我以前似乎有些愚蠢，但那时候我还有幸福。现在我没有幸福，这只是因为我不能够再做蠢人。要重新创造一个信仰，并不是难事。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然而静妹却说：“没有信仰的人是不能够生活的。”她似乎不知道事实上我是生活过了。没有谁能够说我不曾生活，也没有谁能够否认我底生活的权利。我生活是为我自己，别人和我无关，犹如我和别人无关一样。为什么我要拿别人底话来扰乱我底心？静妹近来爱读社会科学的书，她也劝我多读。我回答说我为什么要读那些书？难道生活本身告诉我的不已经够多了吗？那班写书的人把自己完全关在书斋里，他们底环境和我底完全不同。他们写书时心里不会有我，甚至那时候我还没有出世。那么我为什么要拿他们所写下的蠢话来麻烦我自己呢？

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件事实，并不需要别人来承认或否认。我要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为什么我需要别人来给我决定生活的方式呢？母亲底信上说得好：“你们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我不劝阻你们，也不怪你们。”但是母亲能够做她自己所想做的事情吗？人是多么矛盾的，爱也是矛盾的。

从来不曾怀疑过的事情，现在也开始疑惑起来了。母亲既然能够说那样的话，为什么她自己却又留在家里受父亲底虐待呢？

三月二十一日

我去看秋岳，他告诉我说，《光明杂志》决定在四月十五日出版了。他正在给杂志写文章，而且他一定要我至少写一万字登在第一期的杂志上。他和亦寒是杂志底编辑，鸣冬和克谨是杂志底发行人。

秋岳高兴地甚至带了梦幻地说着这杂志将来发展的计划。话进了我底一只耳朵，又从另一只耳朵出去了。我只是唯唯地应着，心里想：哪里有心肠来听你底蠢话？我开始觉得他可怜。他这个人把生命消磨在这样的小事情上面，自己还很得意。筑，也是一个工厂。它立在那里不仅给这房间遮住了阳光，而且还象鬼魂一般地俯瞰着这个小小的窗户。房里就在白昼也是很阴暗的，在夜晚只有一盏小小煤油灯发出来的微光。

我看见这情形，心里十分难过，我痛苦地说：“这地方怎么能够住下去？”

她们两个却完全不以为意。她们很快活、很热心地收拾屋子，努力打扫各处。文珠听见我底话，便诧异地接口说：“为什么不能够住呢？”过后她又笑着说：“你近来为什么专跟我们作对？”

“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故意找苦吃？你们以为这样故意受苦，就可以救人、救自己吗？”我关心地说，声音里充满着忧郁。

“哥，你是来争论的，还是来帮我们搬家的？”静妹嗤笑地说。文珠也笑了。她们笑得很可爱！这笑容驱散了我底阴郁的思想。

我们出去买了一些面。这晚上我们三个人忙着做了一顿面吃。吃面的时候大家都是又说又笑，十分快乐。但她们底快乐是真的，我底却是假的，我是在强为欢笑。我没有信仰，没有目的。我自己本来也可以象她们那样做，但是我不愿意，而且我不相信那样做会有用处。自己牺牲，自己受苦去救人类，人类就会由于你底这牺牲和受苦而得到拯救么？她们近来常常攻击我，说我是个人主义者。她们说得不错：我正如我底名字，我是冷。但是热又有什么用处？难道少数个人底热就可以温暖人间么？就可以温暖那些衣不蔽体的穷人底心么？

静妹今天劳动了一个整天，样子很疲倦。我劝她休息一下，她反而生气地说：“连这一点事情也做不下来，还想做革命家？”我看见她底咬紧牙关挣扎的精神，我很感动。我佩服她，但我又禁不住暗暗地笑她。为了要做一个革命家而故意吃苦，在我看来也不过是愚蠢的举动罢了。

这地方是我讨厌的，但有了她们两个人，就仿佛生了光彩，离开的时候我真正感到了留恋。她们送我下楼，还站在大门口带笑地唤我。我时时回头去看她们。那里没有灯，但在不远的地方，在那街角有一盏路灯，它底微暗的灯光使我看不清楚她们底面庞。她们底细长的身材在微光里现出一种超乎实际的美丽。我几次站住回头去看她们，但是我不得不毅然地走了。

在夜色的包围中我走过几条窄小的石子路。我极力镇压我底纷乱的心曲。我不敢想，我不愿想。我只愿意我能够痛哭。我在电车站上等了许久。过往的个个都是陌生人。我底眼睛有些模糊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我这一生以今夜为最寂寞。回到自己底房间如走进一座坟墓。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能否生活下去，似乎也成问题了。这样我还能够说自己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么？

我恨杜大心底主义，它把我底静妹夺去了。

三月二十三日

昨夜我梦见杜大心。他变成了一个骷髅。从他底头颅骨里面发出了钟鸣似的声音：“生就是受苦。我们受苦，我们挣扎，但我们全走向灭亡。”

“我要继续着这可怕的受苦的生活，我不愿意灭亡，”我固执地说。

“灭亡是我们人类底必然的命运，”他用了一种很可怕的声音说。从他底身子里发出难闻的臭气来。两只眼睛只是两个黑洞，那里面射出来绿色的光芒。

“这也是好的，”我冷淡地说。

“那么你忘了你从前口口声声离不开的‘爱’字吗？”杜大心底骷髅冷笑道。

汽车底声音把我惊醒了，使我来不及答复他底问题。但汽车很快地就去远了。房间里是黑暗和静寂。我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杜大心底问话清晰地留在我底耳边。我恨不得把他从坟墓中抓出来，告诉他说：

“我要受苦，我要挣扎，我要灭亡——这就是我底爱！”

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今天早晨把杜大心底遗著《生之忏悔》找出来读了一遍。

在二百十七页里我读到这样的话：

这几天肺、心、脑都病得厉害。生命的界限似乎就要到了。我是憎恨一切的人，我对于生本来没有留恋。然而我这颗憎恨的心跳动得还是这么厉害的时候，我是死不下去的。昨天晚上临睡时我脱了衣服上床，觉得自己瘦得可怜，心情非常恶劣。我明白自己会活不到多久了，霎时间万念俱灰，稍微感觉到死底恐怖。我并非怕死，我实在不愿意死，想到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个我所憎恨的世界，我底身子腐烂，而让一切依然存在，我实在不能够忍受这个念头。这时候我感到了死底压迫。我拚命挣扎了许久，急得汗出如浆，心也徬徨无主，好象真正到了死的境地。我不能够死，我不能够灭亡。我要生，我要为憎恨一切而生。我灭亡时至少也要和一切共同灭亡。

这是杜大心生前的日记中的一段。这是生底挣扎，这是心灵底呼号。然而现在他终于离开他所憎恨的世界了。他底身子已经腐烂，而他所憎恨的一切依然存在，我也存在。他究竟与什么共同灭亡呢？

在写了“我不能够灭亡”以后，终于到昨晚说“灭亡是我们人类底必然的命运”的地步，因为他自己已经灭亡了。

我呢，我只知道我自己。在我底世界中我当然是中心。等到我灭亡的时候，世界也就不复存在了。我是与世界共同灭亡的。

二十几年来我是一个“人”，但直到这些时候我才认识了一个“我”。我不知道以前是怎样生活的。我自己以前绝对没有想到“我”，以前我底思想完全是别人底思想。现在我应该有我自己底思想了，我要为我自己而存在了。

我觉得我是有理由存在的。在这个世界中我要找我底地位，我要发展我自己，不顾一切的障碍。我害怕我没有这勇气，因为我做了二十几年的“人”，只做了这么短时间的“我”。

费尔巴哈说过：“人对于人是至高的存在。”我要发展他底话，我要说：“我对于我是至高的存在。”

三月二十五日

下午秋岳同鸣冬来谈了许多话。

“冷，你为什么不给杂志写文章呢？”秋岳苦恼地说。

“写文章？这又有什么用处？现在有的文章已经太多了，”我直率地回答。我知道这回答会增加他底苦恼，但是我不能够说谎话。

“文章没有用？”鸣冬起劲地说。“不错，那些麻醉人民底意识的文章现在的确是太多了，说来说去无非欺骗人民，教他们怎样去做奴隶而已。但是我们底文章不同，我们是要给人民带来光明的。”鸣冬说着，他底方脸突然亮起来，他好象真正看见了光明。

“鸣冬说得对，”秋岳接着说下去。“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需要人来点燃一盏灯。也许这灯光很弱，但是点灯的事情确实是必需的，多一个人只有使灯燃得亮一点。光明是绝对必需的。为了它，我甘愿牺牲我底全部精力。”这个矮小的人抖动着他底身子，右手接连地上下舞动，左手插在西装裤袋里。在一刹那间他似乎把自己伸长起来了。

我有点感动，所以略略迟疑了一下，但是我回答说：“把全部的精力牺牲在一个刊物上面，这牺牲未免太不值得了！”我说着就冷笑，这冷笑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自然。我想，他们会因此生气。

然而他们并不生气，却变得更忧郁了。秋岳忽然用他底苦涩的声音说：“冷，你这样生活下去，是不行的。你一天一天地逼近悬崖了。我知道你还没有确定的信仰。但是没有信仰的人怎样可以生活下去呢？”

“否定，你否定一切，”鸣冬皱起眉毛接着说，“你否定了国家，否定了社会，否定了家庭。但是这单纯的否定是不够的，结果会使你否定人类，否定你自己。”

“说不定我会有这一天的。也许我那时候会把一切忘掉，而且被一切忘掉，一个人从悬崖上跳进深渊里，与这个世界共同灭亡，”我冷淡地说，但这冷淡只是表面上的，同时痛苦的思想使我底心发痛。

“那么你为什么不可以在灭亡之前做一点事情呢？”秋岳恳切地问。

“办杂志吗？写几篇没有人读的文章吗？”我讥讽地反问道。

我看清楚他们两个都在咬嘴唇。鸣冬底方脸变得很阴暗了。这个人有时候很喜欢喝酒，他喝了酒并不红脸，脸色反而变得很阴暗，就象现在这样。

“办杂志，写几篇文章，就算是做事情吗？为了这个就牺牲一个人底精力，这牺牲是太不值得了！”我差不多要生气地说。

鸣冬底脸色更加阴暗起来，象被浓云遮掩了似的。他不开口，却在深深地思索。秋岳就和他不同。秋岳涨红了脸，开始起劲地说话，好象热情在他底身体内满溢了，要从他底口里吐出来一般。他说：“在这样大的世界中一个人能够做出多大的事情呢？牺牲决不会是不值得的。许多、许多人底牺牲就可以做出大的事业来。每个人都应该贡献他底牺牲。这牺牲甚至是必需的。要得结果，必先付代价。”

“牺牲，永远是牺牲，大的牺牲，小的牺牲，这牺牲不是已经够多了吗？要到什么时候才终局呢？”我象受了打击般气愤地叫起来。

“你，你是个人主义者！”秋岳气得脸红了变青，青了发红，两只眼睛光闪闪地望着我，半晌才吐出上面的话。

鸣冬接着对秋岳说：“不要跟他争辩了。他中尼采底毒太深了。”

我只是冷笑，我并不回答。我心里想：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我为什么不照自己底方式去思索，却拿那个狂人底书来麻烦自己呢？在尼采底书里面并没有我，我所需要的东西在那里当然寻不到。

鸣冬约我到NS路上的一家广东饭馆去吃饭。我们三个人一道出去。我们在那个饭馆里坐了好一会，听着隔座的争吵般的谈话，看着门外走过的鬼魂似的影子，我们时常望着彼此底脸，交换一两瞥忧郁的眼光。我们很少谈话。菜端上桌子，大家喝了一点酒，匆匆地吃了饭就走出来。

我底心里很热，好象有什么东西在那里面燃烧。我不想回家去。我害怕我不能够忍受那寂寞，那死一般的寂寞。

鸣冬搭电车回去了。我陪着秋岳在人行道上散步。我们无目的地慢慢走着。

夜市正热闹。各种刺目的颜色，各种引诱人的声音包围着这条长的马路。汽车在路中间吼，小乞丐在墙角里哭，女人在人行道上笑。咖啡店和跳舞厅内送出来淫荡的爵士音乐，从那漆上绿色的玻璃门里时时有几个美国水兵或艳装的中国姑娘进出。一家百货商店底门前聚集了一群人，都伸长颈子望着上面一个无线电收音机，它正播送着《毛毛雨》一类的歌曲。

我和秋岳依旧慢慢地走着，我简直不想说一句话。我只是注意地看着周围的一切，我觉得这一切对我都是陌生的，它们和我没有一点关系。我是在人心底沙漠里孤独地走着。我底心猛然痛起来。我觉得我想哭了。

我们继续往前面走，走过一家电影院，门前贴着大张的广告。“香艳，肉感，滑稽……”这些字眼马上映入我底眼帘。我把眼睛掉向那里面看，玻璃门半掩着，两个穿制服的小孩站在门里，给进出的人开门。阶上站着一个穿粉红色长旗袍的红脸少妇和两个穿绸夹袍的白脸瘦汉子在那里谈笑。另外还有一个穿漂亮西装的中年人，他有一张油滑的肥脸。在这些面孔上面我看出了一种同样的表情，而且是和电影广告上的字眼所表示的意思一样的。

这时候前面似乎起了骚动。一些人向我们这方向跑过来，口里带笑地咕噜着什么话。前面三个美国水兵摇摇摆摆地在人行道上叫喊，其中一个水兵底手里还拿着一只酒瓶，他们显然是刚从附近的咖啡店里出来的。他们一路上唱着淫荡的小曲。一个盛装的中年妇人迎面走过他们底面前，被那个拿酒瓶的水兵在她底肥脸上拧了一下。她惊恐地叫一声，就挣开往前面逃了。那三个水兵一齐掉过头看，哈哈地笑起来。不远处一个中年汉子独自在那里咒骂，被那个水兵觉察出来，就把一只酒瓶对着他底头掷过去。酒瓶落在水门汀的人行道上碎了，发出清脆的响声，和水兵底破声的大笑混合在一起。那个中年汉子马上失了踪迹。三个水兵走到离我四五步光景的那个咖啡店门前，看了看立在门外的画着女招待底粉脸的招牌，带笑地说了两三句含糊的话，一偏一倒地推着玻璃门进去了。

这一切情形是被两个巡捕看见了的，但他们都在用全副精神去对付马路中间的一个黄包车夫。一个巡捕手里提着一叠黄包车底照会，另一个却拿了警棍在那个苦声乞怜的老车夫底曲背上敲打。

骚动平息了。我们继续往前面走。在我们底前面一个长身玉立的艳装少妇倚在她底年老的丈夫底膀子上，缓慢地扭动她底因了旗袍窄小更显得突出的臀部，移动她底因穿高跟鞋而成了微跛的脚。她走得那样慢，处处给我们拦住了路，我们只得走下人行道，让几部飞驰的包车来撞我们底身子，看着车上的油滑脸带了蠢然的得意的微笑过去了。

我们重新走上人行道时，正遇着两个西装少年挟了一个短小的长头发姑娘走过来。光亮的头发，白的脸，鲜艳颜色的领带，折痕显露的大裤脚，发亮的皮鞋，和那姑娘底浓黑的眉毛，蓝的眼眶，长的睫毛，深红的嘴唇，长得差不多要拖到地上的旗袍。这三个人过去了。巴黎化妆品底浓的香味在空气中散布着。接着是一个横眉大眼的汉子走过来，把阔嘴一扁，吐一口痰在地上。他昂然把一只手撑在腰上大步走了过去。

红绿色的霓虹灯招牌依旧在各处闪耀，刺痛人底眼睛；代表着黑人舞女底扭动的圆的臀部的爵士音乐时时从跳舞场里、咖啡店里、电影院里送出来；代表着中国旦角底送情的眼风和假装的小脚的尖声的曲调又从无线电收音机里播送出来；在一个收了市的大商店底玻璃橱窗上临时设了书摊，在那里陈设着《情欲宝鉴》、《男女大秘密》一类的书。就在转角处一个穿粉红色西装的小孩面孔的少女用不熟练的英语在和一个高大的西洋绅士讲价钱。

一阵强烈的憎恨把我占有了。我猛然侧过头去看秋岳，他底脸阴沉着，而且起了短时间的痉挛。

“秋岳，你们办杂志，给什么人读？在这许多人里面你可以找到一个人读你们底杂志吗？他们是不需要它的！”我底声音里混合着憎恨和痛苦。我底心里有的是热和痛。

“走罢，我要回去了，”他并不回答我，却长叹一声，接着就用苦涩的声音说了上面的话。初听起来好象他在哭，但随后我就知道他并没有流泪，这痛苦是超过哭以上的。我也和他一样。

他也要搭电车回家了。我和他站在一个电车站的红柱下面等车。当他看见电车驶近了时，他忽然抓起我底一只手说：“冷，你记着，那一天总会来的。那一天，这一切都会消灭的那一天，一定会来的。杂志一定要办起来，继续出下去。一定有人读它。那许多的人，他们散布在全中国，他们是需要光明的。我们要把光明带给他们。”

他说罢猛然掷开了我底手，用他底坚定的眼光看我一眼，就跑着挤进人丛中，消失在电车里面了。但我看清楚了他底脸，那上面闪耀着光亮，这证明他是充分地相信着他自己底话。就在这时候他还没有失掉信仰！这个表示使我很感动。但是当我一个人穿过那鬼魂似的人丛中走着归家的路的时候，我又开始疑惑起来了。在这拥挤的人群底面前，一份杂志能够有什么力量？秋岳底简直是愚蠢的信仰了！

在短时间以内我差不多被一阵难堪的寂寞压倒了。

回到家里，我并不扭燃电灯，我无力地躺在沙发上面，睁起疲倦的眼睛看那深的黑暗。

我躺了许久，甚至不动一动。我底眼睛依旧努力睁着。在它们底前面晃动着许多影子，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许多人的面孔动着，但终于被一阵浓密的黑暗掩盖了。

三月二十八日

今天读《生之忏悔》又发见了下面的话：“矛盾，矛盾，矛盾构成了我底全部生活。”这句话就是杜大心灭亡底关键。他底灭亡就是在消灭这种矛盾。这也许是彻底的。但我却不然，我不愿意消灭矛盾。我要把我底矛盾织成一个网，掩蔽我底一切。为消灭矛盾而灭亡，即无异为求生而戕生，我是不愿意做的。我要矛盾地生活下去。

杜大心崇拜奈其亚叶夫的事我今天才注意到。在他底《生之忏悔》里曾有下列的一段话：

近来身体更变得病弱了，这几天人很容易感到疲倦。如果不拿出一种坚毅的精神来镇压悲哀的胡思乱想，其结果不但工作荒废，而生命也就会渐渐消失下去了。我立誓今后要忍耐一切，做一个意志力坚强到象奈其亚叶夫那样的人。

杜大心曾经向我说过奈其亚叶夫底事。他说俄国青年学生奈其亚叶夫因参加革命运动被囚禁在监狱里，身带很重的镣铐，躺在冰冷的石床上，终日终夜听着邻室的狂人底叫号。这样过了两年，他一点也不动心，一点也不颓丧，一点也不屈服。他还用自己底血写信给朋友。这样的人的确是少有的，只有他才能够免除矛盾。他一生是没有矛盾的。

杜大心做不到他那样，所以他灭亡了。而且尤其可惜的是他在决心灭亡的那一天的日记上面写着：“死也是卸掉人生重责的一个妙法。”这样他就成了奈其亚叶夫底敌人了。事实上杜大心是一个完全和奈其亚叶夫相反的人。

杜大心所谓人生的重责，在我是不存在的。我对什么负责呢？社会吗？这个社会是我底敌人。它压迫我，虐待我。我只恨它。

除了对我自己外，我对谁也不负责任。

三月三十日

寂寞和死亡，黑暗和恐怖，生活差不多变成苦刑了。

我底生命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呢？我究竟可以从什么地方找回我底生命呢？

我为什么要有记忆？记忆使我痛苦！

杜大心底瘦长的影子在我底眼前出现了。

“大心！”我叫起来。他底悲哀的眼睛马上消失了。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大心，你为什么要灭亡呢？”我心里这样问。

然而没有人回答我。我知道杜大心底骨头已经腐烂了，他不能够再做什么了。

灭亡，这就是灭亡底意义吗？

四月一日

今天静妹来，穿着一件蓝布短旗袍，人似乎憔悴了，但是她很活泼，很愉快。她絮絮地向我叙述工厂里的事。她说她在女工中间已经得到了好几个同志。她们差不多每晚上都要到她底家去，请她和文珠教她们读书，给她们讲解现社会状况。

这一切我听得有些厌烦了。我想用手蒙住耳朵对她说：“够了，收拾起你底工厂、你底宣传罢，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但我并没有说出这句话。我看见她底笑容，我底勇气就消失了。我为什么要夺去她底这一点快乐呢？我始终注意地听着。我甚至不打岔她。然而她终于闭上嘴走了。

静妹是午后一点钟来的，但在五点多钟就去了。我知道她去了以后我会感到怎样的孤寂。我留她在这里多玩一会。但是她说七点钟有同伴到她底家里去，文珠一个人是不够应付的，而且她答应了文珠一定要在七点钟以前回到家里。

我也就不再挽留她了。我知道我再留也留不住她。她不再是我底静妹。她是一个有了信仰的人。她是一个女革命家了。她是属于社会的，属于人类的。

她临去时交了一封信给我，说是文珠写的。同时劝我多出外去散步，多到公园去。

“我一点生趣也没有，在公园里和在家里还不是一样！”我底声音有些愤慨。所以她凄然对我笑了笑。

我望着她走出房门，看见她底细长的背影在楼梯下面消失了。我忍不住眼里的泪珠。我想跑下楼去拉住她，叫声“妹”。但是我极力止住了自己。我把头俯在书桌上面，我想这应该是我底最后一次的痛哭了。

静妹大概已经在拥挤的电车里面了。我知道在她底心中一定只有激动和希望。然而在我这里却只有黑暗和死亡。我底耳里似乎还响着她底声音：“因为你没有信仰。”

静妹啊，我不要信仰，我要的是你和文珠呢！

我把头抬起来时，房里已经完全黑暗了。我不知道夜是什么时候来的。我也不想吃晚饭。我默默地坐在椅子上。我底左手里还捏着一团纸。我记起了那是文珠底信。

我扭燃电灯。我摊平信封，撕开它，取出一张窄的纸条来。是文珠底娟秀的字迹，但只有下面的十四个字：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就只有《福音书》里面的这句话！她为什么要引《福音书》里面的话呢？

文珠啊，你这门不会有一天为我而开吗，假使我果真有丧失了一切跪在你底门前哀求的时候？

开罢，打开你底门，让我窥见一点光明罢。黑暗把我压得太苦了。

四月三日

我又读《生之忏悔》。这几天我特别爱读它，因为它是杜大心底遗著，而杜大心是我底唯一的忠实的朋友。

在二百七十页上面我读到下面的话：

这几年来我追求光明，我追求人间的爱，我追求我理想中的英雄。然而如今我底爱被人出卖了，我底希望失掉了。在长期的追求以后，我所得到的只是黑暗与孤寂……

这几年来，我带着这颗爱正义爱人类的心走遍了广大的世界，走遍了人心底沙漠。我底旅行底结果只给了我许多的痛苦，许多痛苦的伤痕。正义在哪里？光明在哪里？爱又在哪里？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我才看不见那可怕的景象，听不见那惨痛的声音？那一切象箭一般锋利地刺着我底心。我底心上布满了痛苦的伤痕……

我才知道杜大心一直到死都还在追求人间的爱。但是静妹已经把她底爱给他了，他为什么又要走灭亡的路呢？

杜大心是一个爱得不彻底、憎得不彻底的人。他因为爱生，因为追求美满的生，所以才去死。这种道路我是不会选取的。

我不追求，我只创造。

四月五日

没有朋友来看我。这些时候我是很孤寂的。

静妹和文珠来了一封短信，说她们底工作很忙，日里为厂主作工，夜间为团体工作。她们最后说，生活虽然很苦，但是事情进行得顺利，所以她们很快活。

究竟她们底事情进行得怎样顺利呢？她们底信上并没有说。但这已经象是拿着一个美丽的东西在我底眼前炫耀了。我撕碎了她们底信。我怕它会诱惑我。但我又禁不住要把那些碎纸片拾起来保留着。而且我还吻那些碎纸片，在那上面我仿佛感觉到两颗女性底温柔的心在跳动。

矛盾，我底生活也是矛盾织成的。但是矛盾底网并没有掩蔽了我底一切。我底眼泪依然在那网眼里发亮。

我不愿意多到外面去，我不愿意看见那些卑鄙的、油滑的面貌，那些面貌简直把街道塞满了。人就好象一口猪，只晓得吃，盲目地活着来吃，吃着来活，只为了消磨日子。

出世，成长，保身，传种以至于死亡：所有的人都走这种呆板的单调的路。难道在那许多许多的人中间，还有加上我这一个的必要么？

我应该忍受着寂寞和痛苦，我应该走我自己底路。

我是为着我自己而存在的。

四月六日

亦寒来看我。我看见他底瘦长的脸，不知道怎样竟然感到极大的快乐。我心里希望着：他不要马上就走罢。

他起先和我谈杂志底事。杂志底全部稿件差不多都排好了。十五日一定可以出版。他现在焦虑的是杂志出版以后能否得到预期的影响。

从他底充满焦虑的谈话中我开始知道他对办杂志的事情已经没有多大的信心了。

“办杂志，这事情是太迂缓了，太迂缓了！一份杂志要在中国普遍地散布出去，要在读者中间产生一种巨大的力量，不知道需要若干年代。我能够忍耐地等到那时候吗？这工作太迂缓了，太微小了。我愿意做的是更痛快的事情。白纸上写黑字，我已经觉得这工作是怎样令人痛苦的了。我究竟不忍心把生命拿来这样消磨掉，”他抱怨地说。他底细小的眼睛圆睁着。那里面射出来火一般的痛苦的光芒。

“什么才是更痛快的工作呢？”我做出冷淡的态度问，为的是掩饰我自己底苦恼。我底心也被火烧得发痛。

“什么才是更痛快的工作呢？”他痛苦地重述着我底话。他绝望地拿这句话问他自己。他烦躁地站起来在房里大步走着。他把脸仰起看天花板，用一只手去搔他底蓬乱的头发。我平静地望着他，我偶然碰到了他底眼光。他底眼睛常常是红的。那里面常常燃烧着一种火，这火是永远不会熄灭的。

“光明，”他继续说下去，好象是对另一个人说，并不是在对我说话，“我们果然会给人带来光明吗？我底文章，我已经看过最后一次的清样了。我每改一次校样，我总要生气。我看见仍旧排错了这许多字，我便要骂排字工人偷懒。但是我看见那些年青的学徒底血亏的瘦面孔，发红的眼睛和涂满铅黑色的双手，我才知道我们在浪费了自己底心血以后，又花钱去买别人底血了。是的，铅毒，那可怕的铅毒，他们没有青春，在很小的年纪就会被铅毒弄死的。但是我们底杂志是要办下去的，别的许多许多教人做奴隶的杂志也是要办下去的。还有那许多许多毒害青年的书籍，也是要大批地继续出版的。我们难道不会想到一条别的路吗？”

他底最后的一句话在这屋里的沉闷的空气中长久荡漾着。这声音异常苦恼，而且刺得我底心痛。

别的路，为什么他们都要去找寻别的路呢？我怕听“别的路”这几个字，我不愿意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会丧失了一切跪倒在静妹和文珠底面前，哀求她们把门打开让我走她们底路。

别的路，为什么他们都在我底面前提说别的路呢？难道我自己底路真正断绝了吗？不，我不愿意走别的路！

他绝望地大步在房里踱了一会，忽然他用一种苦涩的声音短短地说：

“我去了，我还要到印刷局去校稿。”

他果真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在这快要被黑暗包围了的房间里。

我冷笑几声，我想这个人奇怪，他明明不相信办杂志的事，却又忙着去办杂志。他要找寻更痛快的工作，却又忙着去做不痛快的工作了。

我自己无论如何不会象他这样。

但是过了十多分钟，我又被一阵不可抗拒的孤寂底侵袭征服了。我坐在书桌前面。我不想做任何事情。我渐渐地把头俯下去，俯在书桌上。我一点也不想动。我也不用思想。我这里只有空虚，只有痛苦。我让那逐渐变为浓密的黑暗来埋葬我。

眼睛是干燥的，我并没有哭。

四月七日

母亲寄来一封信和一百块钱。

在那封信里她说她近来身体很好，叫我们不要挂念她；她说她很担心我们在外面的生活，叫我们在空闲时候多多给她写信，那个转信的仆人是很可靠的；她鼓励我们放心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她还说在经济方面她能够帮助我们，反正她用不完那些钱，而且她没有别的儿女。最后她说那个忠心的老婢女附笔问候我们。

我把钱收下了。我想静妹一定不赞成我这样做。母亲寄钱给我们已经有好几次了。静妹曾经主张写信回去叫母亲以后不要再寄钱来。但是我底想法却不同，我们为什么不应该用母亲寄来的钱呢？难道应该把钱留给父亲和姨娘去用吗？母亲自己说得对：反正她用不完那些钱，而且她没有别的儿女。

我写了一封回信给母亲。写这信是煞费苦心的。我能够对母亲说些什么话呢？我能够把我所感到的一切告诉她吗？我能够告诉她静妹到工厂去做女工，而我孤零零的被寂寞和黑暗包围着吗？我能够告诉她我憎恨一切，否定一切，反抗一切，我是为着自己而存在的吗？

关于这些我什么也没有写。我写的是另外的事情。

我说，我和静妹在外面过得很好。我们底身体比较从前更强壮。请母亲不必挂念我们。我说，我们很想念母亲，有机会一定要回家看她，虽然父亲还不肯原谅我们，还不要我们回家。我说，我们身边带着的母亲底照像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了，母亲能不能够把最近的照片寄一张给我们。我说，我们常常回忆到儿时的事情，每想起那些事情就禁不住要感激母亲：母亲给我们的好处已经是很多很多的了。我说，母亲要好好地保养身体，不要常常为小事操心，也不必为着父亲和那两个姨娘底事情生气。这对她底多病的身体是很不适宜的。我们时时刻刻都希望着她底身体一天天地强健起来，等着我们将来回家去和她团聚。

我写了这许多谎话，我一点也不疑心我是在撒谎。

我们果然有回家去和母亲团聚的那一天吗？我自己就不相信，而且我也不预备回去。

但是我为什么要欺骗母亲呢？这我自己也不知道。

四月八日

我把母亲底信转寄给静妹，另外我又写了一封信给静妹和文珠：

我们相隔得这么近，却不能够常常见面。我知道这在你们并没有什么。你们本着你们底信仰，依着你们底良心，去做你们自己所愿意做的事情，你们当然只有快乐。然而我呢，我这里就只有忧郁和死亡。我没有信仰，我没有工作。我心里没有一件值得崇敬献身的东西。

虽然我生活在这样大的一个世界中，我自己底世界却是非常狭小，在那里一切的人都是不存在的。在这世界中没有一个我可以工作的地方。我本也可以找一个信仰来消磨我底生命，我本也可以和你们一样牺牲自己去为人民谋幸福。但是如今太迟了。

无论如何我是不能够奉那愚蠢无知的人民为上帝的。我觉得最好还是让所有的人一齐灭亡。我否认一切，我反抗一切，便是你们所奉为神圣的人民我也反对。

静妹说过：“没有信仰的人不能生活，憎恶人类的人只有灭亡。”你也许有理。我也许有一天会走杜大心底道路而达到灭亡，那时候你们还活着，你们还在奋斗，挣扎，甚至凯旋。但是我底骨头已经早腐烂了。

文珠说要救我，但我是无可挽救的了。我是这样的人：即使走了错误的路，也要继续走下去，一直走到尽头。拿自己底生命作孤注一掷来做这一种试验，也算是痛快的事。谁知道也许我底路是对的！将来反要轮着我来拯救你们呢！那时候我会借着耶稣底话对所有的人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然而不管怎样，你们现在总是幸福的。希望你们在幸福之余还记着我。有空来谈谈也好。因为在这个世界中只有你们两个人还爱我。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象从前那样地一块儿生活呢？自然你们现在比起我来多了一个信仰。但信仰是人造的东西，它并不能够支配人。你们究竟是我所爱而又爱过我的妹妹啊。（文珠许我这样称呼她么？）……

我把信写好，晚饭后拿出去投在邮筒里。

天正落着大雨。冷的雨点向着我底头上、身上打来。我用右手护着眼睛不住地向前面走。好几次雨点迷住了我底眼睛，使我只看见一片昏暗的世界。

把信投进邮筒以后，我依旧向前走着。我无目的地走在那昏暗的街道上。雨点变小了。我不再用手保护我底眼睛，索性让微雨洗着我底飘乱的头发。我底眼睛润湿了，雨点沿着脸颊淌下来。衣服差不多要湿透了，冷冰冰的贴在我底背上。但我底心还是热辣辣的。热情在我底身体内满溢着，我却找不到一个发泄的地方。我走着，我无目的地向前面走着，在那昏暗中摸索着，恰象一个失了向导的盲人。我不想回家去，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家了，我有的只是那坟墓，那孤寂的、黑暗的坟墓。

昏暗继续着。偶尔有一些光亮，假的光亮；一些人声，空虚的人声。一些人在我底旁边走过，都是缩着头颈、晃动着身子的，他们只象一些影子，一些鬼魂。

寂寞和疲倦终于把我压倒了。我雇了一部黄包车回家。我躲在车篷里让车夫把我拉过泞滑的道路，拉进我住的那个弄堂。

弄堂里灯光昏暗，石板泞滑，车子还没有拉到我底门口，车夫就跌了一交。我连忙下车来把钱付给他。

“先生，多加点钱罢，我脚跌坏了。”黑暗中我看不见他底脸，只听见这痛苦的声音。

我想：为什么到了这时候还只是哀求？我底怜悯马上就被愤怒赶走了。

“一定是他在撒谎！”这思想象电光一般地闪过我底脑子。

我很不愿意地摸出几个铜板递给他。我想他应该马上走开了。

“先生，再加点罢，”他底声音似乎更悲惨，他底手也伸得更近了。

“够了！”我生气地说，又摸出三四个铜板丢在地上，就不顾他底哀求径自去了。

我刚走了三四步，忽然听见他叹一口气，接着车轮底声音就渐渐地去远了。

铜板和银角一齐在我底衣袋里跳舞起来。这声音刺痛着我底耳朵。我进了房间，扭开电灯，脱了湿衣，颓唐地倒在沙发上。我用手揩了润湿的脸。我觉得那张脸陡然发烧起来。我无目的地把眼光在房间里移动，每一样东西都烧痛了我底眼睛。

突然我底眼光定在静妹底相片上面。相片渐渐地变大起来。她底大眼睛愤怒地望着我：“你这个自私的利己主义者！”这时候我不能够忍受这样的话了。我连忙蒙住耳朵，闭上眼睛。但是衣袋里铜板和银角却在烧我底肉。

是的，我是一个自私的利己主义者！静妹啊，你和文珠还会爱我这个自私的利己主义者吗？

四月十一日

寂寞和苦恼，黑暗和死……

没有朋友来看我。

静妹也没有写回信来。

是她没有写信的时间，还是她已经把我完全忘记了？

然而我是不能够把她和文珠忘记的。

期待，焦虑，难道这真的没有终局？

四月十三日

静妹底回信来了：

哥——我们是很快活的。这里的工作我们也不觉得苦，因为我们底心里燃烧着牺牲之火。我们底信仰到处得着欢迎。在女工中间我们已经有十多个同志了。自然这是费了很大的力量。而且还有别的一些朋友来帮忙。

这里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到处都是希望。只可惜人太少，在工厂里就只有我和文珠两个，在外面的人也没有许多。我们很希望你来帮助我们。你住在工厂附近，也可以做许多事。

但是你底信来了。你底信给我们带来了悲哀，使我们烦愁地谈了一个整夜。我们是挂念着你的。我们时时挂念着你。你终究是我们底哥哥啊。我们每一想到你，想起在你那里只有死亡和愁苦，而我们这里却充满着活动与生命的时候，我们底心就忧郁起来了。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够抛弃你的，虽然工作使我们离开了你。

你走的路是一定会达到灭亡的。我们不能够看着你拿生命作孤注一掷。杜大心灭亡了，我底一腔眼泪也挽留不住他。如今我只是在心中留着他底不灭的影子。我爱他，我爱他底信仰。他因为违背了他底信仰，所以灭亡了。我却因他底死而得到了新生，而舍弃了悬崖上的生活。谁知道你反而因此陷溺在毁灭的深渊里。

哥，你如今是愈陷愈深了。我不忍看见你灭亡，我不能看见你灭亡。我底爱不曾拯救了杜大心，但这一次我却要用它来拯救你。哥，我和文珠是能够拯救你的。文珠说得不错：她就是门，你要从她进来才会得救。哥，你现在还不了解我们。但将来总有一天你会了解我们的。

你现在能够到我们这里来最好，我们很欢迎你。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走你底路，我们也只得由你。不过我们请你记住：无论什么时候你如果发见你底路走不通，你愿意走别的新路，那么还是请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永远是你底妹妹，我们永远爱你。即使你把一切人都当作你底仇敌，我们依然是你底妹妹。

你底妹妹静淑。

母亲底信读过了，三四天后就给她写回信，仍由你寄去。你底信可以先发，免得使她悬念。钱，我不需要。我可以靠自己底两只手生活。你要用钱，就完全留在你那里罢。

我们很想见你，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到你那里去。你不可以到我们家里来吗？——在任何一个晚上。

文珠在静妹底信后写了一句话：

你从此可都改了罢。——你底妹妹文珠。

在一张信纸上布满了细小的字迹，信是两面写的，在那上面跳动着两颗女性底心。

我读着信，我接连地读了几遍。我终于把信纸放在嘴边吻了。

我给她们写回信，我写了一大张混合着感激与渴望的话。但我又把它撕了，另外写了一封。

我底回答是：

我现在不能够来，也不预备来。我希望你们索性把我忘记罢。我自己并没有应该悔改的地方，谢谢你们。我愿你们永远忘记我，单让我把你们底影像永留在心上。现在我仍要象耶稣那样对人们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我要去，我要去飘泊，等将来我真到了无可挽救的时候，我会回来跪倒在你们底面前。那时候希望你们拿眼泪来埋葬我。

对于静妹底诚挚的长信，对于文珠底带着深情密意的那句话，我竟然用这样的信来回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固执，这样残酷！

我写好这封短信，伏在书桌上哭了许久，但终于出去把它发了。

矛盾，矛盾，近来自己底心理自己也不了解了。

毁灭罢，我愿那大毁灭的时代早早到来，第一个就毁灭掉我自己。

四月十五日

秋岳他们底杂志出版了。秋岳很高兴地给我送了一本来。

我接到手里，是一册二十五开本的杂志。两个绿色的大字“光明”残酷地对着我底脸打来。我略略偏开了头。

“你觉得怎样？”秋岳满意地问道。他底圆脸上现出了光彩。

我把杂志翻开：发刊词是秋岳写的，有秋岳底时事述评，有亦寒底长篇论文，有鸣冬底文章，有克谨底译稿，此外还有一些别人底文章和外面的来稿。这一本薄薄的刊物里面的确充满了追求光明的呼声，虽然软弱一点，但这究竟是黑暗社会中追求光明的呼声啊！

“太软弱了，”我严肃地说，就把杂志放在桌上。

我底话显然是他料不到的。这句话似乎给了他一个打击。他底脸色变了，脸发红，两只小眼睛圆睁起来。他起劲地说：

“你想在这种时候我们还能够说更明显的话吗？我们现在有言论自由吗？为了免得这追求光明的呼声被黑暗窒息了，所以我们只能够叫得软弱一点。但是我们底声音会传布出去，听见的人自然会明白我们底意思。”

“然而倘使连这种软弱的呼声也给别人窒息了呢？”我反语似地问，我底态度很冷淡，甚至象是无感觉的，而其实我底心里却有火在燃烧，烧得我底心发痛。

秋岳似乎吃了一惊，但马上他又恢复了坚定的表情。他争辩似地说：“不会的。我相信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有的是舌头，谁也不能够禁止我们说话。我们底杂志一定可以长久出下去，没有人会来戕害它底生命。”

他说得那么坚定，简直没有一点疑惑。这使我感动。我很想说，我也希望他们底杂志长久出下去。但是另一种思想终于制服了我，使我摆出冷淡的面孔差不多冷酷地对他说：

“不要太乐观了罢。”

在几分钟以前我们也许可以互相了解。但是这句话好象在我们中间筑了一道高墙。我们对望着，交换了几瞥恐怖的和疑惑的眼光。过后他低下头烦躁地在房里踱来踱去。我躺在沙发上用手蒙着脸。

“冷，你听我说，”他终于站住了，站在我底面前，用颤抖的声音唤我。

我放下手抬起头去看他。他底圆脸变得很柔和了。

“冷，你为什么故意做出这种不自然的态度，说这些非本意的话呢？你想我还不了解你吗？”他说得十分诚恳。

我不说话。我没有力量反驳他。他底这几句话差不多打中了我底要害。

“冷，我知道你近来的举动和讲话都不是出于本心的。你为什么要假装成一个自私的个人主义者，在无益的自大中浪费你底宝贵的青春呢？你很可以做点有益的事情。”

他果然说出了我底弱点吗？难道我真会屈服在他底面前吗？——我暗暗地拿这样的话问自己。

难道我也应该象他那样牺牲了青春来办一份软弱的杂志吗？——这个思想象棍子一般打在我底头上，我站了起来。

我走到他底身边，拍了拍他底肩头，我也用颤抖的声音对他说话。

我说：“秋岳，不要再说那些废话了。你知道我底性情，你不会说服我，我也不会说服你——”

“但是——”他接着急切地说下去，但是被我打断了话头。

“因为你比我多了一件东西。你有一个信仰，而我却没有。所以我们不能够走在一条路上。”

“难道我们就不能够做朋友吗？”他痛苦地说。

“为什么不能呢？你知道我也是一个追求光明的人。”我底态度比他底镇静得多。

“这个我实在不了解，”他依旧苦恼地说。他起先似乎相信自己很了解我，现在他却说出这样的话了。

“不了解又有什么关系？在这样的社会里面人们本来就不容易互相了解。你为什么老是想着这些事情？你把精力花在你底杂志上面，不是比这样更好吗？”我底心境似乎暂时平静了。我说话时没有苦恼，没有疑惑。

“我还要去料理杂志底事情。”

他匆忙地去了。临走的时候他抓起我底手紧紧地握着，一面说：“以后我们恐怕没有机会常常见面了。”我看见他底眼角缀了泪珠。

他哭了。他就是在《光明杂志》上面说过“奋斗就是生活”、主张到处散布生命底种子的那个人。

送走了秋岳，我没有一点悲哀。我想他以后不会就不来看我罢。但是我又知道他被杂志纠缠着，以后大概不会常常来这里和我长谈了。

我一个人在冷清清的房间里慢慢地踱着。孤寂开始侵袭我。我底心境底和平被破坏了。我想起我所爱的一切近来都和我逐渐远离，我自己依旧不得不在空虚中浪费我底生命。我想起刚才秋岳劝我的话和我回答他的话。我又看见躺在书桌上面的“光明”两个绿色大字。这时候我底自持的力量完全失掉了。我颓唐地倒在沙发上，我用双手蒙住我底脸。我不敢想，我不敢看。

但是我底眼睛甚至在黑暗里也能够看出两个绿色的大字“光明”。这两个字在我底眼前不住地晃动，把我底脑子也绞痛了。

光明，我这一生还有希望看见光明吗？

我说过：我对于我是至高的存在。但是没有了光明，这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快要被自己毒害到不能挽救的地步了。

四月十七日

出乎我底意料之外，静妹晚上九点钟来了。

她底脸略有点消瘦，但是被一种光彩笼罩着。两只美丽的大眼睛射出强烈的光芒。我触到这眼光，我觉得我底心也软化了。

“怎么这样迟还到S市来？你一个人？”我惊讶地问，我感到快乐。

“我有别的事情，”她说了就在沙发上坐下，她轻轻地吐了两口气。看那神情我知道她已经走了不少的路。

“你想象不到我们底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真是顺利得很。只可惜我们人太少，时间太少。我从没有象这样地忙过，”她炫耀似地说，但是声音里带了疲倦。这疲倦是掩饰不住的。

“妹，你这样忙是不行的，你底身体一天天地消瘦下去了，难道你自己还看不出来？你也应该休息，”我怜惜地说，这时候我觉得我爱她比爱我自己更多。

“这样稍微忙一点，有什么害处？我从前的生活实在太空闲了，我已经浪费了那么多的光阴，”她微笑地解释说，她对自己底健康似乎完全不关心。

我想我这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点事也不做，却让我底妹妹这样忙着来摧残她底身体。我现在还站在她底面前劝她休息。我真的就没有一点惭愧吗？

“我要走了。这是我给母亲写的信，请你寄回去，”她站起来说，摸出一封信递给我。

“怎么你就要走了？这么快？你刚刚来，还没有坐到二三十分钟！”我痛惜地叫起来，我觉得她一去，我就永远失掉光明了。

“文珠在家里等我，我还有许多工作，现在回去已经迟了。我本来预料九点钟以前可以到家的，”她带了点焦虑地说，显然她关心工作比关心我更多。

“你难道一刻也不可以多留吗？”我痛苦地叫起来。

她站在我底面前，用她底大眼睛默默地把我望了好一会。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我一生也不能够忘记。我觉得我再没有力量自持了。我差不多要跪下去抱住她底双脚哭起来。

“哥，”她用了很温柔的声音唤道，“我知道你底痛苦，我很为你担心。但是你不可以改变吗？你不可以抛掉你底个人主义到我们这边来吗？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再象从前那样在一起生活呢？从前我们是那样地相爱，互相了解，互相帮助的。”

“但是今天是谁先离开呢？”悲痛压倒了我。我忘记了她底一切：她底生活，她底信仰，她底渴望。我只想到：我马上就会失掉她。我责备似地叫出了上面的话。

“哥，”她不回答，却只用极其温柔的声音唤我，同时她底眼光看入我底眼睛，依旧是那温柔的、爱怜横溢的眼光，里面却多了一种我不了解的东西。它把我底飘摇的灵魂镇定了。

“哥，我并不是离开你。我不能够看见你走灭亡的路，我预备救你。所以我给你开辟了新的路，而且我亲身去走过了。你为什么不跟着我来呢？不跟着我去走新的路呢？不要迟疑了。到我们那里去罢。帮助我和文珠进行我们底工作，就象你从前帮助我研究学问那样。”她底声音好象音乐，每一句话都达到了我底灵魂深处。我觉得我底全个身体都被她底声音渗透了。我底自我，我底这许多时候以来用孤寂和痛苦所造成的自我，现在被她底话完全打碎了。

我差不多就要不顾一切地跪在她底面前，要求她带我去，带我到任何地方去。但是一转念间我底那个被打碎了的自我又得到机会聚合起来，而且有力量——也许这是最后的力量罢——使我拒绝她说：

“我不能，我不能。”

“哥，你为什么不能呢？难道你不再信任我吗？”她底眼睛突然阴暗了。我清楚地看见这个变化，我明白我底话给了她什么样的影响。在这些日子里她牺牲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为一个理想工作，我反而拿我底痛苦去折磨她，使她悲痛，使她苦恼；去浪费她底宝贵的光阴。甚至在这时候她向我伸出来她底温柔的援救的手，我依旧顽强地拒绝了她……

“你，你这个残酷的东西！你给她的痛苦已经是太多，太多了！”一个声音在我底身体内叫起来，在短时间里我完全把自己忘掉了。

“我不能！我不能！”我捧了头在房里大步走着，我没有思想，我甚至准备着踏进那不可挽救的深渊里去。我说不能，是我不能够再做那些使她痛苦的事了。

我疯狂地走着，我希望我底面前就是一个深渊，好让我马上就陷落到那里面去。

“哥，”静妹底声音钟鸣似地打进我底脑里，我底全个身体里都有了那响声，而且被震动得战抖起来了。我清楚地知道这一次我如果不陷落进深渊，我就会跟着她走了。

我在挣扎，我在跟自己挣扎。忽然一种短时间的激情占有了我。

我走到她底面前用一种残酷的声音说：

“妹，你回去罢。你还有你底工作。这个世界里有那么多的人，为什么你们单单不肯放过我？你们总要来干涉我？”

我不能再说下去。我没有力量了。我蒙着脸立在房里。

静妹沉吟了半晌，终于默默地走了。留下这死一般沉寂的房间和死一般沉默的我。

不知道过了若干时候，我觉得人比较清醒了。我放下手温和地叫了一声“妹”。

没有回应。我知道静妹已经去远了。她已经回到她底家里了。

我为什么要把她遣走呢？当她诚挚地向我伸出援救的手的时候？

一阵难堪的孤寂猛刺着我底心。这孤寂我已经忍耐了许多时候，但是在这个晚上却似乎忍耐不下去了。我痛悔我不该遣走了静妹。

我走到书桌前，疲倦地坐下去。我取出静妹写给母亲的信。

静妹底这封信很长，显然写的时候费了她底不少的时间和眼泪。甚至在信纸上我还仿佛嗅出她底眼泪来。她底泪，那有着她底特别的气息的泪，给我带来许多痛苦的回忆。我记起我和她在一起过的那些日子，以及我们和杜大心往来以后的一段生活。

但是如今那一切都过去了，永不会回来了。我孤零零地坐在这坟墓一般的房间里，读着静妹写给母亲的信。在信纸上一个忧愁的、瘦削的脸现出来。静妹至今还没有把他忘记。而我也不能够忘掉杜大心。

静妹写给母亲的信是一个女儿写给母亲的信，这里面有思念，有爱慕，有回忆，有眼泪，有伸诉，有安慰。但和一般的女儿底信不同的是那里面有光明，在光明中现出来杜大心底脸，这张脸是被光明照亮了，而且这光明照彻了我底心。

对母亲说起杜大心底事，在静妹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这封信里她又提到杜大心底主义以及那个人底死所给她的影响。她说起她是怎样才决定了舍弃一切个人的安乐去继续杜大心底工作的。所以她现在终于离开这几年来她所相依为命的哥哥走她自己底路了。但是她又向母亲保证说，她这样做并不是她不爱哥哥，不，她说她爱哥哥比在任何时候都更爱，然而她不能够跟着哥哥去走灭亡的路，所以她要用她底力量救自己，并且救哥哥。她十分肯定地说，她所走的路一定会使她得救，而且也使哥哥得救。

她把这些事情也都向母亲说了！母亲怎么能够了解这些话呢？她底话显然是写给我看的。她用心太苦了。

在写了许多爱慕母亲的话和一些儿时的琐碎的回忆以后，她这样写道：

就在今天，就在忙碌的工作里我依然不能够忘记我做小女孩时候的许多事情。每想起这些事情，每想起我底童年时代，我就蒙恩似地看见了你底慈祥的面貌。你底爱，你底伟大的无所不照的“母爱”温暖着我底心，一直温暖了许多年，不曾有过一个时候把我抛撇在黑暗里。母亲，想起了这事情，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你才好。

母亲，哥也许已经告诉过你罢，这是我们在前次的信里不曾说起的。自从我们这次回到了S市后，我就时常想回家看你。母亲，就是在今天，我还是多么渴望着见你一面啊。在你底旁边，看见你底慈祥的面貌，听见你底温和的声音，听着你叙述你在家里的生活，告诉你这一年半来我们在外面所经历的种种事情。母亲，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啊。这种幸福底幻景把我整整折磨了一年半。但如今我却甘愿把它放弃了。

母亲，你会因此怪我吗？你会因此责备你底女儿无情吗？你会因此感到大的悲痛吗？母亲，我知道你决不会这样。你会原谅你底女儿象你从前原谅她那样；你会爱你底女儿象你从前爱她那样。因为我正如你底信上所说永远是你底爱儿，永远蒙着你底爱而生长的女儿。我已经蒙着你底爱过了二十多年的幸福生活了。

母亲，是的，提起你底爱，这伟大的“母爱”，我底心就软化了，我就觉得不能够再象从前那样地做一个自私的人了。母亲底爱是不应该被一个人占有的。这种爱应该普遍地散布出去。母亲底爱正应该象阳光那样地普照，使世间不会有一个被爱遗弃的人。母亲，我蒙着你底爱已经二十多年了，这种爱积蓄在我底身体内如今开始满溢起来，需要我来放散它了。母亲，我如今决定牺牲一切，要把你底爱放散出去。我拿你底爱去爱人类，使世间许多一生享受不到爱底滋味的人也沐浴在爱底阳光里，使许多许多的阴沉的黑面孔也会因了爱而灿烂地笑了。

母亲，我如今把我从你那里受到的爱分给广大的人群，使那许多一生得不到人爱的人也都得着你底爱。这事情，你一定也高兴我去做。我还记得在我做小女孩的时候，你就教我去帮助人，去爱人；你教我去怜惜别人底痛苦；你教我把我底零用钱施舍给路旁哭泣的小乞丐；你教我为别人底不幸流泪；你教给我的事情已经是这么多了。但是母亲，你还不曾看见那广大的世界，那广大的人群啊。那被贫穷、压迫、黑暗、屈辱包围着的广大的人群，他们底悲惨的、非人的生活，他们底单纯的信仰，他们底正直的心，是值得任何人同情的。为了他们，我就牺牲我底生命，你就失掉你底女儿，母亲，我想这也是应该的罢。

我把你底爱拿来爱人类，这种爱会永远活在人类中间，而且跟随着人类继续活下去。在每一个人底生活里面都会反映出你底爱来。这种爱是不会死的。它会产生新的爱，这样连续下去，以至于无穷。

母亲，想到将来有一天你底爱会使得许多人幸福地微笑，许多生活灿烂地发光，那么就让我们母女两个今天悲哭地死在隔绝里，也不算是怎样痛心的事情罢。我知道你不会因为这个悲伤的……

静妹写信就象在作文。她为什么要给母亲写上这些长篇大论呢？她为什么要把我们底真实的生活全告诉母亲呢？

我，我这一个被称为个人主义者的人，我给母亲写信，费了许多苦心，编造了许多谎话。我不敢告诉她我所真实感到的和我所真实经历的。我只劝她保养身体，等着我们回家和她团聚。

静妹，她这一个自己说是爱人类的人，她却把她所真实感到的和她所真实经历的完全写给母亲了。她甚至对母亲说，悲哭地死在隔绝里并不是怎样痛心的事情。

她为什么要给母亲写上那许多母亲不见得就会了解的话呢？

她底信显然是写给我看的，这好象发表一篇文章在《光明杂志》上面给我看一样。她底意思很明显：如果我不跟着她去走她底路，那么她就会让我悲哭地死在隔绝里了。

“难道我们真的会悲哭地死在隔绝里吗？”我放下静妹底信，不禁这样地问自己。

我茫然。我不觉得痛苦。我差不多要变成麻木了。

四月十八日

我把静妹底信寄发了。不管信里的话是怎样和我底信冲突，不管我怎样不赞成她给母亲写这样的信，我终于把她底信寄给母亲了。在寄发以前我又把信读了一遍。

我记着这样的话：为了人类，牺牲自己。

其实静妹不仅预备牺牲她自己，她也预备牺牲别的人。为了人类，她甚至会把我牺牲掉。

为什么静妹老是拿那些小的、大的、广义的、狭义的名词来麻烦我呢？人群，人民，人类，以及种种可以被人奉为神圣的名词！他们在什么地方？难道为了他们我就应该牺牲自己吗？

“你不爱人民，因为你不了解他们，”静妹似乎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但是我怎么会了解人民呢？我连他们也没有看见。我看见的只是我底坟墓一般的房间。

四月十九日

傍晚，我刚刚扭燃房里的电灯，文珠来了，好象她同静妹商量好轮流来看我一般。

我知道她是来劝我的。我想她说的话和静妹前晚上说过的不会是两样。

她开口就说她本来打算昨晚来看我，后来她被别的事情耽搁了，又遇着昨晚落大雨，所以她终于没有来。我记得：昨晚我躺在床上，两只眼睛呆呆地望着天花板，我不曾做任何事情。

她在沙发上坐下来，嘘了一口气，望着我笑了笑，就对我叙说她底最近的生活情形。

她说话和静妹说话稍微有点不同，静妹更温柔些，她更热情些。但是她底脸颊上的红色比从前淡多了。

她说，在工厂里待遇是怎样地坏，工作是怎样地繁重，设备是怎样地不合卫生。她说，女工底生活是怎样地比男工更苦，她们不得不受着种种的侮辱和引诱；工头怎样侮辱她们，账房怎样引诱她们，流氓又怎样调戏她们。她告诉我有一天她下工出来怎样被一群流氓包围着调戏的事情；她告诉我她底一个结过婚的同伴被账房引诱后又遭遗弃而终于自杀的事情；她告诉我她底一个十六岁的同伴偷了一点丝被查出来捉去监禁的事情；她又告诉我她底工作是怎样地折磨人，而且在起初她常常在丝车旁边暗暗垂泪的事情。她最后给我看她底手，那两只可爱的瘦小的手，我知道以前她底手并不是这样的。现在她底手显然有了两三种颜色。

她说话的时候她底表情和声音是时常变化的。她底脸常常被悲哀的云雾遮住了。但是她并没有流泪。反而我，我倒差不多要哭了。我望着她底嘴，不断地在心里哀求说：“可怜我，不要再说下去了。”然而我并没有把话说出口，而且她继续说下去的时候，我还是非常注意地听她讲话，连一个字也不肯放过。我甚至没有发出声息来打岔她。

她底口闭上了，她疲倦地倒在沙发上面。但是她底眼光还在我底脸上、身上盘旋。这眼光是多么温柔。

我爱怜地望着她底美丽的脸，我底心被痛苦打动了。我只想到她底一切，我完全忘了自己。

她已经受到这么多的苦了。这样的受苦到什么时候才是终局呢？还要继续若干时候呢？难道要继续到她希望的“黎明的将来”底来临吗？还要经过这许多长远的岁月吗？

我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

但是我不得不想：她底身体能够支持到那时候吗？她能够经历这一切受苦而存在吗？

这问题我能够回答。这是很明显的事情：她决不能够支持到那时候。她不久就会被受苦折磨死的。

这个回答使我战抖起来。我痛苦地看她底脸，就象在看一个比我底生命还要宝贵的东西，就象我一旦把眼睛掉开，她底脸便会马上消失一样。

我底这心情她是不会知道的。我心里贮满了许多温柔的话要对她说，她却一点也不知道。她和静妹一样，她底全部思想也是集中在人民上面了。她没有时间关心我。但是我怎么能够不关心她呢？我怎么能够在这短时间以内就把她底美丽的面庞，和她底痛苦的叙述完全扫除干净呢？

“文珠，”我终于忍耐不住，差不多忘了自己地叫起来。“停止了这种生活罢。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苦你自己呢？你为什么一定要进工厂去受人折磨，任人欺侮呢？你为什么一定要牺牲自己去给人民谋幸福呢？抛弃你底这种生活罢，还是回到你底朋友中间来，他们知道爱护你。”我热得厉害，我底心跳得厉害，我不能够接着说下去了。我望着她底脸，她底嘴唇，我觉得我底一切是悬在她底嘴唇上了。我战抖地等候她底回答。

她底眼光这许久都不曾离开我底脸。但是她底表情却渐渐地在变化。她起初似乎不明白我的意思，后来她却微笑了。

“冷，你这个人主义者，你为什么倒担心起我底生活来了？我底生活并不是十分痛苦的。我又不是那些点缀太平的太太小姐，难道就连这一点苦也不能够吃？刚刚在开始的时候就胆怯吗？自愿的吃苦并不算是苦。我自己选择了这条路，我觉得这条路是不错的。你看我和静淑两个不是过得很快活吗？我们从来不曾想到过我们还能够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我们完全想不到我们居然能够把那许多事情应付得很好。一个月差不多就要过完了，我们已经得到了不少的同志，我们底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们自己也从没有一个时候感到后悔。这不证明我们已经得到了胜利吗？冷，为什么你反而劝我抛弃这种生活呢？”她红着脸起劲地分辩说。她微笑了，这一次她灿烂地微笑了。显然有一种巨大的力量鼓舞着她，这就是她底坚定的信仰，这信仰使她忘记了别的一切，甚至忘记了她自己。但是我却不能够忘记她。我爱她，我比她自己还爱她。她并不知道。她完全不关心我！

“不要做得这样残酷罢，”我忘了自己地开始哀求道，让眼泪和哭声一齐出来，我不再顾到我过去所走的路和所说的话了。“不要说下去罢，不要再拿你底话来折磨我罢。你就一点也不关心我吗？你甚至一点也不关心你自己吗？”说到这里我完全失掉了自持的力量。我扑倒下去，把头放在她底怀里，孩子似地畅快地哭起来。

“冷，冷，”她起初吃惊地叫了两三声，好象要站起来，但后来她却变得安静了。她用一只手抚摩我底头发，她底手竟然是这样温柔。我觉得我回到幼年时代了。在幼年时代我从外面受了欺侮回家，常常伏在母亲底怀里哭。母亲一面安慰我，一面用她底手抚摩我底头发。那只手也是这样地温柔，就和现在的这只一样。那只手、那个柔软的胸膛是我幼年时代的避风浪的港口；如今我又在这只手、这个柔软的胸膛上找到我底新的港口了。我哭得象小孩一样，我用这哭声来向她倾诉这许多日子里我底寂寞痛苦的胸怀。

“冷，我知道你会有这一天，我知道你迟早会这样做的，”她用了极其温柔的声音说，这声音里充满着快乐和善意，我从没有听见过这样美丽的声音。“但是你为什么一定要等这许久？你使你自己受了这许多苦，你使我们也担了这许久的心。”

我没有答话，我只是倾听着，我好象在听音乐。我被那美丽的调子感动了，我并不去分辨她的话的意义。

她捧起我底头，用她底镇定的但满溢着爱情的眼光看入我底眼睛：“你看，你底脸瘦得多了。那寂寞，黑暗，空虚压得你好苦呀！我真想象不到这许多日子里你是怎样生活下去的。但是如今一切的痛苦都象梦一般地消去了。”她底充满爱情的声音和注视点燃了我底热情。我底全身的血都燃烧起来。我忘了一切。我忘了过去，忘了现在，忘了将来。我只记住她底那一对燃烧的大眼睛。我半立起身子，把两只手伸出去挽了她底颈项，使她底头俯下来，我再把脸承上去。我底嘴唇压紧她底嘴唇。这长久的热吻把我们结合在一起了。

“你来了，你为什么不早来呢？你使我等得好苦！”我喃喃地说。她底眼睛照亮着我底脸，那眼睛给了我这么多的暖热。

“我叫你等？”她微笑了。“我不是很早以前就把我底门打开，让你进来吗？我和静淑两个不是常常劝你到我们那里去吗？我们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对你说要用我们底爱来拯救你吗？但是你自己却顽固地把我们拒绝了！我们万料不到你会是那么顽固！”她又对我笑了笑，又给我一个吻。

我不说话，我只是望着她底燃烧的大眼睛，我害怕那火焰马上就熄灭。

“现在那一切都变成过去的陈迹了。我底梦想也成了现实，你果然到我底怀里来了，”她欣慰地说。“要是我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静淑，她不知道会怎样地高兴啊！”她底脸长久地被喜悦的光辉笼罩着。我知道她说的是真话。她和静妹两个的确关心我。

“文珠，你真的爱我吗？你真的关心我吗？”我站起来捧住她底烧脸，狂热地吻着。我快乐地问她，我还疑心我是在梦里。这快乐是真实的。这一年半来我从不曾有过这样的快乐。

“你还要问这种话？我不爱你还爱谁？我为你不知道担了多少心？”她热情地回答，这些时候她底两颊是红红的，和从前没有两样。原来这一个月来的繁重的工作并不曾摧毁了她。她依旧是我底文珠，她并没有改变。那信仰，那工作，并没有使她改变。

“文珠，不管我底过去的一切，你还是这样地爱我吗？”我继续追问道。我一面抱紧她，我害怕她一回答，我就把她失掉了。

“当然。还需要你问？你这个顽固的人！”她顽皮似地点头说。

“那么，不管我以后依旧继续走我底路，你还是这样地爱我吗？”我问得更急，也抱得更紧。

她没有马上回答。她底脸上的表情开始在起变化。

“倘使我依旧留在这里，而且象从前那样地对你们说：‘我自己并没有应该悔改的地方，’你还是象现在这样地爱我吗？”我底声音开始战抖起来，我底心也在战抖了。

她注意地望着我底脸，好象要从陌生人底脸上认出熟识的面貌来。她底快乐消失了。眼睛里的火焰也开始在熄灭了，因为那里积了雨点。她底泪挂在眼角。她用充满怜惜的声音说：“冷，你为什么不肯跟着我去呢？难道我底爱还不能够把你从空虚的个人主义里面救出来吗？我始终不明白你为什么必须继续走那灭亡的路？我们不能够把你抛撇在黑暗里，让你灭亡！”

空虚的个人主义！灭亡的路！她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话批评我底路呢？她为什么一定不肯放过我，让我走我底路呢？

“不要央求我这个罢！我要继续走我底路一直走到底。你可以央求我做任何别的事情，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要央求我抛弃我底路！”我哀求似地抱着她说，我害怕我马上就会失掉她。我接连吻她底脸，这张脸渐渐有些凉了。

“你这个顽固的人，你真的不肯悔改吗？我回去怎么对静淑说呢？在我和灭亡之间你究竟挑选哪一个？难道你必须挑选灭亡吗？”她显然用了最后的努力来劝我。从她底眼睛里我看见失望和忧愁。

她的确爱我，关心我。她的确用了最大的努力要把我从灭亡的路上救出来。然而我又一次顽固地把她拒绝了。甚至在吻着她的时候，我依然不肯对她说我要挑选她而撇下灭亡。我不知道我怎么会变得这样残酷。我不仅对她残酷，而且对我自己也很残酷。我把我自己底幸福亲手毁灭了。

文珠终于走了。临去时她依旧不曾得到我底一句肯定的答语。我给她带来短时间的快乐。但是我终于在她底心里种下了失望和忧愁，而把她送走了。我浪费了她底一夜的时间，这时间她本可以用来做许多事情的。我浪费了她底爱情，这爱情她本也可以用来爱那人群的。

当我孤零零地躺在沙发上的时候，我忽然记起文珠临去时投给我的那一瞥留恋的眼光。这眼光刺痛着我底眼睛，使我底泪珠接连地流下来。我想象着她这时在电车上的心情，我又回忆着她先前叙说的那些生活故事。我突然被一阵猛烈的悔恨压倒了。

房间里永远是那坟墓中的孤寂。为了这孤寂我遣走了文珠。否则我只要说一句应允的话就可以得到丰富的生命了。

我底路，除了灭亡外我底路在什么地方呢？文珠是有理的。然而如今太迟了。我底幸福已经被我自己亲手毁掉了。

文珠啊，你回来，你回来救我罢。你看，我真的被个人主义毒害到不可挽救的地步了！

矛盾，矛盾！我对于自己以前的思想和行动也不能够了解了。我也快到了杜大心底地步，要拿灭亡来消灭自己底矛盾了。

这一个夜晚是在沙发上面度过去的。我躺在那里并不动一下，黑暗重重地压在我底身上。周围只有死亡。在远远的地方有两对女性的大眼睛，从那里面射出光芒来，但是地方太远，我无论如何总不能够达到那光芒。

四月二十日

秋岳、鸣冬、亦寒三个人约着一起到我家来。他们底第一句话就是：“《光明杂志》被禁止了。”

“《光明杂志》居然会被禁止？连那样软弱的杂志都不能够发行吗？”我惊讶地，还带了点愤怒地叫起来。

“你不是说过连这种软弱的呼声也会被人窒息吗？现在果然到了那样的时代了，”秋岳挣红着脸生气地说。

“现在是天下太平的时代了。‘光明’当然是不需要的，”亦寒接着讽刺地说，他底瘦脸阴沉着。

“他们不需要光明，我们需要它！”鸣冬坚决地说。他怒吼起来。他底声音有点象晴天的霹雳。但是这只给我们带来更大的苦恼。他底脸阴沉着，好象大片的黑云堆在那上面。

亦寒在房间里大步踱着，他烦躁地搔他底头发，他底眼睛里不时地射出来忧郁的光。他忽然用了绝望的声音问道：“我们怎样办呢？”

“亦寒，就抛了办杂志的事情罢。人们并不需要光明，你何必一定要给他们带来光明呢？做点别的事情也好，”我同情地安慰他，我始终觉得办杂志写文章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人们不需要光明？谁说的？那只是少数人底意思！”鸣冬生气地争辩起来。“害怕光明的只是那些惯于在黑暗里作恶的人。至于那人群，那广大的人群，他们没有一个时候不是伸长了颈子盼望光明的。黑暗把他们压得太久了！”

“我们以后怎么办呢？”亦寒依然烦躁地问，他不住地搔着头发。头发披下来，遮了他底眼睛。看那个样子我害怕他马上要发狂了。

“怎么办呢？要是我底手里拿着的不是一管笔多么好……”鸣冬举起手捏紧拳头从上面打下来，打在书桌上面，把一瓶墨水打翻了，墨水正倾在那本杂志底封面上，把两个大字“光明”完全染黑了。

“光明真个被黑暗掩埋了，”我低声自语道，我感到了一种恐怖，这屋里的空气非常沉闷。我底全身似乎被束缚得很紧。我底自由完全被剥夺了。我不能够笑，我不能够大声说话。

“好，他们不要光明，我就给他们带来黑暗罢。杂志是要继续办下去的，改换一个名字，我们底杂志在下一个月又可以出版了。”许久不说话、一个人静悄悄地坐在沙发上面思索的秋岳，忽然站起来，说了上面的话。他底声音是很坚定的；他底短小的身躯站在沙发面前，也是很坚定的，仿佛是一座石像。这表示出来他已经下了决心了。

“继续出下去又有什么用处？换一个名字，至多不过再出一期！你想，别人不会再禁止吗？”亦寒依旧在房里踱着，他烦躁地这样回答。“总之，白纸上写黑字的事情，我不高兴再干了。那太迂缓了，太软弱了！我们甚至来不及看见它底效果。为着这样的事情就牺牲我底全部的精力，那是太不值得了。我要干更痛快的事情！”

“更痛快的事情？什么是更痛快的事情呢？”鸣冬绝望地问起来。

“然而无论如何杂志是应该出下去的，”秋岳并没有绝望，他依旧用坚定的声音说话，显然这时候他对于办杂志的事情还有充分的信仰。“我们不能够让别人窒息我们底呼声。我们不能够让那许多教人做奴隶的刊物在青年中间散布毒气。我们底杂志一定要出下去，因为没有它，整个中国就没有一线光明了！”

“光明？你现在还以为白纸上写黑字就可以给人带来光明吗？这许久你居然没有一点进步？”亦寒睁大他底一对眼睛苦恼地望着秋岳。好红的眼睛！我知道他底永远不能熄灭的火焰又在那里面燃烧了。“我说刊物决不会给人带来光明，而且我们从那里也永远得不到力量。我要的是力量。”

“力量！”鸣冬惊喜地叫起来，他底方脸上现出一道微光。“不错，我们要的正是力量！要摧毁这个黑暗的世界是需要力量的。讲话、写文章有什么用！人家甚至不许你说一句痛快的话，写一篇痛快的文章。”

“你说了、写了又有什么人来听、来读呢？现在社会上欢迎的是袁润身教授办的《正义杂志》。袁教授天天对青年说：‘你们努力做奴隶呀！做国家底奴隶，政府底奴隶，家庭底奴隶，乃至军阀、政客、资本家底奴隶，这是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于是人们很高兴地读他底杂志，他底杂志就销到了十几万份，散布在全中国。而你们底杂志呢，就全部销完也不过一千份。一千份和十几万份比起来，简直是拿生鸡蛋碰墙壁。难道你们就没有眼睛吗？”我烦恼地说，我也是被一种渴望、一种追求力量的渴望压倒了。

我底这番话并不曾动摇秋岳底信仰。他站在那里，他底矮小的身躯还是非常坚定。只是他底脸因了热情变得更红了。他底话说得很急，好象他想马上把我说服一般。“正是因为袁润身拚命地在他底杂志上散布他底资产阶级的正义，拚命地用种种好听的话麻醉青年，所以我们更不能够沉默。不管你们怎样，我决定把杂志换个名字继续办下去。除非到了我躺下去不能够动的时候，我决不肯放弃这个工作。亦寒，你怎样呢？”

“不，不，”亦寒象受了鞭打似地急急分辩说。“象那种软弱的文章我不能够再写了。我宁愿让自己毁掉，我不愿意再过这样不痛不痒的生活。如果找不着力量，我就不要再活下去了。”他底苦恼的声音在这个房间里抖了许久，最后又在我底心里颤抖了。他底痛苦就是我底痛苦。我也不愿意再活下去了。

“办杂志？我们还要办多少年的杂志呢？”鸣冬张开他底大嘴痛苦地说。“难道我们命定了努力一生而终于见不到一点效果吗？我只愿意有一个机会，就让我在一刹那间痛快地把自己完全毁掉也好。只要我底牺牲对人群有一点帮助，我对我自己底生命是一点也不吝惜的。但是——但是不要再拿办杂志的事情来折磨我罢，”他底声音突然中断了，他颓然地倒在床上。

在我们中间继续了一阵难堪的沉寂。

没有光明，在我们周围是黑暗和恐怖。我们甚至不敢移动脚步，好象一举脚我们就会陷落到不可挽救的黑暗底深渊里去。

“力量，我在什么地方去寻找力量呢？”亦寒底绝望的声音又在这坟墓中间响了起来。这一次的余音更长，它痛苦地在房间里抖了许久。那无助的、悲怆的调子钻进了我底心。我底心也痛起来了。

力量，我们在什么地方去寻找力量呢？没有一个人答复这个问题。

“我一定要寻找力量，便是拿生命来冒险我也愿意，”亦寒继续用痛苦的声音说，但声音不再是方才那样地无力了。

“给我力量罢，便是拿我底一切做代价，我也肯。只是不要使我再在这种空虚中浪费我底生命，”亦寒仰起头，眼睛望着远处说。接着他又举起两只手，用充满信任的声音祈祷似地说：“力量，给我力量罢。”

这不仅是他一个人底祈祷，这也是我底祈祷，我想这还是鸣冬和秋岳底祈祷罢。

依旧没有人回答我们。我禁不住问自己：力量就是这样可以求到的吗？

“我去了，”亦寒突然用短促而坚决的声音说出这三个字。他不再向我们告辞，一个人急急地走出去了。

我望着他底背影在门外消失，我听见他底脚步急急走下楼梯。我不把他唤回来。我依旧站在那里，好象是在做梦一样。

“他走了，”过了一会，鸣冬从床上爬起来，皱着眉头苦涩地说。他底眼光是茫然的。他抓起我底手紧紧地握了一下，他叹息地说：“我也去了。”

“我们一道走罢，”秋岳惊醒似地说。

“你们再留一会，不好吗？”我痛惜地挽留道，我突然想到他们去了以后我底更寂寞的生活。

“鸣冬，我一定要把杂志办下去。你肯给我帮忙吗？克谨近来好象对我有意见，而且他底胆子小，杂志再出版，他不会负什么责任。亦寒不会再来了。你还肯同我在一起工作吗？还有冷，你也多少给我帮点忙罢。”秋岳底温和的声音多少带了一点吸引人的力量。我找不到话来拒绝他。这声音带了痛苦，但又带了希望和信仰。

秋岳就是这样的人。虽然是这样的小事情，他却把它当作大的工作做。他甚至相信这个工作就可以拯救人类。现在他决定把他底全部精力贡献在这个工作上面了，没有疑惑，没有犹豫。

“好，我明天到你那里去商量，”鸣冬用疲倦的声音说。从他底声音里我知道他对办杂志的事情已经没有兴趣了。即使他现在答应给秋岳帮忙，他迟早也会离开。

我并没有给秋岳一个确定的答复，我就把他们送走了。

我一个人孤寂地躺在沙发上。黑暗逐渐压下来，把我紧紧地包在它底网里。

我不站起来，我不扭燃电灯，我甚至不想吃饭。这样的夜晚我已经过了好几个了。

我知道这样的生活是不会继续到多久的。总有一天我会大步踏进灭亡底深渊。于是一切都完结了。

我想到文珠底爱和静妹底爱，那爱情依然在远处放射光芒。但这光芒永远达不到我底身边。因为在她们和我的中间似乎隔了一个世界，至少我已经踏在另一个世界底边境上了。

四月二十二日

静妹和文珠来了。时候很早，我刚刚吃过中饭。她们今天不去工厂作工，但下午要去开会。

我看见她们两个底美丽的脸，我底这许多天里的痛苦的生活都消失在远处了。我忘记过去的一切。我用微笑来欢迎她们。这微笑是真的。我这时候真正快乐。

“我以为你们不会再来了，”我微笑地说。我在她们底大眼睛里看见了光辉，这光辉使我底心变得温暖了。

“不会再来？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思想？”文珠笑着说，她灿烂地笑了。“我为什么还要离开你呢？你不是已经对我表示愿意跟着我去吗？你不是已经表示过你爱我，你愿意为着我牺牲一切吗？我们不是已经被爱结合在一起了吗？”

文珠说着就走到我底面前，用她底那对充满热情的眼睛看我。我觉得我底整个灵魂都被摄进她底眼睛里去了。我失去了自制的力量。我不顾一切，把她底脸捧起来，我狂热地吻她底热的嘴唇。在这热吻中我底路渐渐地消去了。

我们彼此把手放开，我们看进彼此底眼睛，我觉得她底强烈的眼光照彻了我底全身。

静妹走到我们底身边，她双手按住我和文珠底肩头，用朗朗的声音说：“我应该祝福你们。纯洁的爱情把你们结合起来了，以后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分开你们。文珠，我现在把哥哥交给你，我相信你底爱情会拯救他。哥，我们彼此很了解，我知道你底这许多日子里的痛苦，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挑选那灭亡的路。但是过去的一切如今都烟消云散了。你再没有理由继续走你底路。你就信任文珠，跟着她，让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创造我们底新生命。”

她说这许多话，就象一个说教者在传道。但她底声音是真实的，它因了爱而颤动。我掉过头去看她，她底脸也灿烂地笑了。

她们是五点钟回去的。我们三个在一起过了一个很快乐的下午，我从来没有象这样快活过。这一次我底快乐是真的。但是在她们离开以后，我底快乐又跟着她们去了。

我依旧孤零零地留在房间里。爱情在我底心里燃烧，爱情的确应该被祝福，因为它给我带来生命。但是如今这生命又渐渐地黯淡了。

她们走的时候，我很情愿和她们同去，我很情愿抛弃我底路和她们一起去工作。然而我终于留下了。我顽强地守住我底最后的堡垒。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变得这样顽固，这样残酷。我竟然毫不怜悯地剥夺了自己底幸福。我对她们说，因为我不相信人民，我不相信那愚蠢无知的人民，我不相信为人民谋幸福是一件崇高的事情。

“你完全不了解人民，你完全不知道他们底生活，他们底渴望，他们底痛苦。倘使你能够离开你底窄小的房间，到广大的人群中去生活一个时期，你一定会相信人民，你一定会爱人民，甚至于甘愿牺牲自己去为他们谋幸福，你会觉得这是你底一种义务，”文珠起劲地反驳道。

文珠底话也许是对的。我把自己关在这个坟墓一般的房间里，我怎么了解人民呢？我怎么能够不把那些拥挤在NS路上的鬼魂似的影子误认为人民呢？

但是如今太迟了，我已经把那个可以去了解人民的机会亲手毁掉了。

我现在有的路是徬徨的路。我毁了自我，我又毁了人民。我接受了文珠底爱情，我又遣走了她。

文珠和静妹一定会再来。但是她们终于会使我得救吗？我自己也不知道。

四月二十四日

鸣冬早晨来看我，我还躺在床上没有起来。我这几天太疲倦了。徬徨折磨起人来比工作厉害得多。

“亦寒离开S市了，我知道他一定会离开的。你看，这是他底信，”鸣冬说，他递了一封信给我。

这封信是写给我和鸣冬、秋岳、克谨四个人的，信上只有两段话，是亦寒底有力的笔迹：

我去了，我离开你们到A地[5]去了，因为我有朋友在那里，而且我相信在那里我或许会找到我所寻求的东西。

徬徨、孤寂、空虚的生活把我弄得太苦了。我不能够让自己把青春浪费尽。我需要的是工作，实际的工作；我需要的是力量，可以摧毁一个社会的力量。我在这里，在你们中间得不到它们，所以我离开你们了。我害怕我没有勇气离开你们，所以我不敢向你们告辞。请你们原谅我。

信上的每一个字都刺痛我底眼睛，刺痛我底心。我读完信，把信纸折好放回在信封里。我埋下头，不敢说话，我甚至不敢看鸣冬底脸。

“他去得好，他倒有勇气！”鸣冬用渴望的声音赞叹道。

“冷，我们底这种生活应该终结了！尤其是你底。你何苦把你底精力完全浪费在空话上面？你自己就不觉得可惜吗？你为什么不到静淑她们那里去工作呢？我知道她们很关心你，而且时时刻刻希望你去。”鸣冬声音朗朗地说话，就象在说教。我知道他准备去走别的路了，他迟早也会离开我的。

“我今天遇见了朱乐无。他刚从A地回来。他说他从静淑那里知道了你底通信处，他很想找你谈谈，说不定他会来看你。”鸣冬继续说下去，好象在报告一个重要消息。

他和朱乐无来往，他和静妹来往，显然他已经决定走什么路了。

朱乐无为什么要和我谈话呢？难道他是被静妹请来劝我的吗？

我烦躁地回答鸣冬说：“朱乐无，我很久就没有看见他了。他要和我谈些什么话？为什么他们总是不肯放过我？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人，你们为什么单单注意到我一个？”

“冷，不要说这样的话。你且平心静气地想一想。朋友们都很关心你。大家都希望你过得好，”鸣冬温和地说，他的确和别的朋友一样，他也希望我过得好。我应该感激他。然而我——我把他遣走了。

“鸣冬，你还是去办你底杂志罢。你在这里和我谈话不过是浪费时间。你不会说服我。而且老实说我只希望朋友们让我安静一些时候。”我固执地说，把自己表现成一个残酷无情的人。

“冷，你多想一会，你真的没有改换生活方式的必要吗？”他恳切地说。

“没有，”我这样简短地回答他。

“我没有一点可以帮忙你的地方吗？倘使你有什么苦衷，请尽量地告诉我。”

“没有，”我依旧不肯多说话，我怕我会迸出哭声来。

“冷，这样是不行的，你简直是在亲手活埋你自己！”他痛惜地说。

我连一个字也回答不出来。我把头埋在书桌上。

“杂志底事情我不愿意再管了。我只答应秋岳帮忙他弄出这一期来。这一期马上就好了。我以后决定做别的事情。我一定要改换生活方式，”鸣冬低声说，这些话好象是对他自己说的。“秋岳一定要把杂志办下去，我没法劝阻他。那么就由他一个人办下去罢。克谨已经表示他不能跟秋岳合作了。我无论如何要走别的路。”

“冷，你将来一定会明白的。你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事实上还有什么东西蒙住了你底脑子，使你看不见光明，而且毁了你底幸福。但是将来总有一天你会恍然大悟，会把那个蒙住你底脑子的东西去掉。那个时候你就懂得朋友们劝你的话都是有道理的。”

“那个时候”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来呢？真的会有“那个时候”吗？

“冷，我走了，”他带了点悲怆的调子说。我知道这一次他要永久地去了。所以他反复地说了许多话。

他拍了拍我底肩，然后走了。我并不抬起头去看他，因为我底脸上满是泪痕。我不肯让他看见我哭。

四月二十五日

冷——我们这几天很想念你，很担心你底生活，可是我们又抽不出时间到你那里去。我们快要被忙碌的工作压倒了。你是不是可以在晚上来看我们，帮助我们？

静淑，文珠。

我接到这封短信，决定傍晚到静妹和文珠那里去。

在那个窄小的亭子间里我看见了她们。我到这里来，这是第二次了。我仍然在想：这个地方她们怎么可以住下去？——这个思想使我痛苦。

在一盏小煤油灯底微光下面，她们埋着头在写字。她们专心地写着。

“好，你来得正好。哥，你替我把这篇文章写下去罢，”静妹看见我就放下笔站起来说。

文珠不说话，只掉过脸望着我微微一笑，又埋下头写字。

“妹，为什么要我替你写？你自己写，不好吗？我很久不写文章了，”我笑着说，一面走到桌子前面去看那稿纸。

静妹底文章才写好头一段，题目是《时局变乱中劳动者应有的觉悟》。

“你马上给我坐下来罢。我还有别的要紧事情，我得出去一趟。这篇文章是明天要的。你今晚上一定要写好。文珠，你给我好好地管住他。”静妹说完，对我好意地笑了笑，就匆忙地出去了。她并不让我给她一个肯定或否定的答复。

我默默地在她底座位上坐下来。我和文珠对面坐着，一盏灯放在我们底中间，但我底眼睛里却装满了她底浓密的黑发。

我读着静妹底未完的文章。她底文章虽然只有一段，却是十分有力。我读着，我也被它感动了。

我怎么能够给她续下去呢？难道我也有象她那样的充实的生活吗？关于劳动者应有的觉悟，这个长久活埋在坟墓似的房间里的我能够说些什么呢？

我拿着笔，但我又踌躇起来。我觉得在静妹底有力的文章后面我实在不能够续上一个字。

我又把笔放下了。我看文珠，我把灯往旁边移动。文珠抬起头，望着我微微一笑。

“你在写什么？”我低声问她，我也笑了。

“工会会员底名册，”她温柔地回答我，她也把笔放下。

“你们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忙吗？”我关心地问，对于她们底生活我又开始有新的了解了。

“当然。有时候比这还要忙。以前我们这个小房间里每天晚上总要坐满八九个人。现在有了工会会所，我们这里倒清静了，”她温柔地说着，没有一点倦容，她只是微笑。显然她对于这种忙碌的生活并没有一点抱怨，好象她反而爱好它。

“真的，你就习惯了这种生活，一点也不觉得苦吗？”我怜惜地问。

“苦！这有什么苦呢？”她热烈地辩解道；“初来这里的几天我也许有点不惯。可是现在我反而安于这种生活了。”她含笑地望着我，突然问：“你觉得现在的张文珠和从前的郑燕华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不同，我觉得完全是两个人，”我这样回答。这个回答是不错的，不仅因为郑燕华是陈冰伯底妻子，张文珠是我底爱人，而且从以前那个穿粉红色旗袍淡青色长马甲的新式太太到现在这个蓬着头发俯在桌子上面抄写工会会员名册的女革命家，这其间一定要经过很长远的路。她怎么能够在一年半的短时间里就走完了那长远的路程呢？她具有着什么样的力量使她转变得这么快？我惊奇地看她底脸，我底眼睛里充满了赞叹。

“不错。从前我只是一个供人玩弄的软弱的生物，我只是一个点缀太平的装饰品。我没有意志，我没有思想。我在家里的时候是父母给我决定了一切；我和陈冰伯结婚以后，又是我底丈夫给我决定了一切。我每天除了打扮自己给丈夫看，给丈夫底朋友们看而外，就没有别的工作。我完全是为了我底丈夫而存在的。他把我供养在家里，好象一瓶鲜花，可以给他一些陶醉，一些温馨，装饰他底家庭，娱悦他底朋友。可是等到花瓣开始枯萎的时候，我底一切也会跟着完结了。是的，我们这种女子底命运都是这样悲惨的！”她说话时热情烧着她底心，她底脸颊也变得更红了。她底一对大眼睛里射出来强烈的光芒，这里面有爱，又有恨。我知道她并不曾把过去的事情完全忘掉。但是她如今已经征服了过去的事情而存在了。这存在就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

“可是如今我不再是那样的女子了。你看我坐在这里，我是很坚定的。我底手不再擦脂抹粉了，它如今要握着笔，要在丝车旁边工作；我底嘴也不再说那些讨人欢喜的话了，它如今要发出使人战栗震恐的演说，说出使人感动流泪的话。而且有一天我会看见整个旧社会在我底打击下面粉碎，那时候我这只手会拿起武器，我会勇敢地跟着群众前进，我相信我不会比你们男人胆小。你看这就是我底胜利。这只手不就是一个铁一般的证据吗？”她说到这里便把她底刚才高高地举起的那只右手向我这面伸过来。

在她说话的时候，我注意地看着她底被崇高的感情鼓舞着的光辉的脸，我相信她底话就象相信我自己，于是我被惭愧和崇敬底感情压倒了。然后我接受了她底手，我紧紧地握着它，又爱怜地抚摩它。她底手，依旧是一只温柔瘦小的手，它怎么能够具有着那么大的力量，做出那么多的事情呢？我狂热地俯下头去把脸紧紧压在那只手上面，我接连地吻她底手。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它更可爱了。

“起来！不要这样傻！静淑就要回来了！”她责备似地催促我，但是我不肯马上抬起头。

“放开我底手，不要这样耽搁我底时间了。你看，静淑叫你写的文章你还没有动笔！她回来就要问你要的，”她第二次催促道。

我记起静妹底文章，我记起文珠底今晚上的工作。我立刻抬起头，就象从梦中醒过来一般。我再看她底脸，她正送过来含笑的、爱怜的眼光。我似乎受到了一次祝福。我便回答她，笑，又埋下头去开始写文章，说明在时局变乱中劳动者应有的觉悟。

楼梯上忽然起了响声，文珠低声说：“静淑回来了。”静妹果然走进了这个鸽笼似的房间。

静妹走进来便问：“哥，你把文章写完了罢？”

我抬起头望着她笑了笑，抱歉似地说：“还早得很。”

“怎么，你才写了两小段？”静妹走过来站在桌子旁边，埋下头看了我底文章，惊讶地说。但是接着她又笑起来，她责备我和文珠两人：“我原也想过，把你们两个放在屋里是不行的，你们一定会讲什么废话。哥，我以后不要你来了。你来，不但不能够帮忙我们，反而耽误我们底工作。”

我知道她是说着玩的，她决没有责备我的意思。我羞惭地埋下头继续写字，我不敢说一句辩解的话。

“文珠，我们马上走罢，开会的时间就要到了。那本名册你今晚上不写好，也是不行的。谁叫你去和他讲了那许久的闲话！”她说着一面抚摩文珠底肩头。文珠就放下笔站起来。

“你们又要出去吗？”我惋惜地问道，我刚刚得到一点光明，如今她们一去，我又会落在黑暗的深渊里了。我不愿意她们去，但是我没法叫她们不去。

我底这心情，她们一点也不知道。静妹淡淡地说：“我们要去开会，什么时候回来没有一定。锁就在桌子上。倘使你不能够久等，你出去时就请你把门锁上。可是这篇文章你今晚上一定要写好。”

静妹说完并不让文珠跟我说话，就把她催促起走了。

我放下笔，静听着她们底脚步声在楼梯下面消失了，然后忍着心痛急急地继续写文章。

我把文章写完，把我所能够说的话全说尽了，倒也觉得畅快。但是这畅快并不曾继续多久。当我呆呆地望着黯淡的煤油灯光、不能忍耐地等待她们回来的时候，我底心又受到了孤寂底侵袭。同时前楼女人底凄惨的哭声象针一般刺痛着我底耳朵和我底心。

静妹和文珠许久不回来，而且好象永远不会回来了。我再迟一刻走就会错过最后的一班电车。我只得去了，绝望地去了。

我给她们留下一个字条：

我等了你们这许久，依旧不见你们回来。我不知道你们开会要开到什么时候。我不能够再等了，不然会错过最后的一班电车。

文章写好了，在我底软弱的笔下写出来的东西，不知道是否可用。写了这样的文章以后我依旧带着孤寂的心回去了。这情形也许是你们想不到的罢。

以后我还想常常来看你们，又想不再来了。怕的是抱了寻求光明的目的来你们这里，但看见了你们所散布的光明以后，又畏缩地带着空虚回丢了。也许我这个人已经陷落在不可挽救的深渊里面了，你们底光明也不能够把我救出来。

我锁了门去了。走出大门，走在石子路上，我还屡屡回过头去看那房屋。我想我也许会看见她们回来。但是我终于看不见她们底影子就转弯走了。

路上没有一个行人，那静寂是很可怕的。上面是黑漆般的天空，嵌了许多明亮的星星，却有两处红光把星群遮掩了。一边是工厂烟囱里的红烟，一边是S市底灯光。显然地天空中染了两片血迹，这血是从许多人身上流出来的。

我走在窄狭的石子路上的时候，我觉得我底眼睛被血光蒙住了，我看见甚至那些黑暗的东西也带了血底颜色。我忽然记起来杜大心曾经在这个地方住过的事。于是他底日记里面的某一些话又浮现在我底脑里了。

是的，他和我现在所感到的并没有两样。我也明白静寂只是一个假象。这时候在工厂里，在S市，人们正在享乐，谈笑，游戏，竞争，劳动，受苦。我所认为罪恶的一切都正在那里盛行。只有在我这里才是寂寞和死亡。我实在太软弱了！

四月二十九日

亦寒寄了一封信来：

我已经到了A地了。我在这里会见了不少的朋友，个个都充满着信仰和热情。

我在这里过得很好，我刚刚开始了忙碌的工作。请你不要挂念我，忙碌的工作对我只有好处。我相信在这里我会找到我所追求的力量。

冷，你还是不相信人民吗？我现在是在和人民密切地接触了。我只恨不能够使你也有着我底经验啊！不然，你底眼睛就会马上睁开的。

最后他写了通信地址，要我多和他通信。

他底信被我摊开放在书桌上，我读了又读。

我想他也许有理。倘使我也能够有着他底经验，那么我底眼睛说不定会大大地睁开，看见另一些事情罢。

我便开始想象着倘使我也有了他底那些经验……我想象了许久，最后我终于被一阵烦躁压倒了。

五月一日

天落着微雨，到处都带着阴郁的色彩。但今天是一个节日。

我没有一点快乐。这个节日并不曾给我带来一点生趣。

我知道这时候静妹和文珠一定在广大的人群中间，在演讲台上面，忘了自己地忙碌着。在她们那里有的是活动与生命。这一天也是她们底节日。

我又知道在这时候我底那篇文章一定被许多张嘴读出来，而且跟着刊物散布出去，在各处撒播生命底种子。

但是现在我把自己关在这个阴暗的房间里，在我这里却只有孤寂和死亡。

弄堂里有人在唱劳动歌：

当你不愿意作工的时候，

你底压制者会把双手缩回；

当你说：“已经做够了，”

放下锄头，你底事业便开始了。

……

我恐怖地蒙住我底耳朵。

五月二日

秋岳底杂志出版了。他给我送了一本来。他做事情真快！

杂志已经改了名称，新的名称是两个奇怪的字：黑暗。篇幅比从前的少了一半。

“怎么拿‘黑暗’两个字做杂志底名称？谁高兴要黑暗？”我心里这样想。

我把杂志翻开，我仔细地读着。从封面到末页，我找不出一线光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一片惨痛的呼声。

“好黑暗的时代！”我不禁绝望地叫起来。我明白这杂志题名底意义了。

我把杂志放在书桌上，不敢再看它一眼。

“秋岳，你为什么还要给人们带来黑暗呢？这个世界上不是已经充满了黑暗吗？”我苦恼地大声问他。

“你以为这个世界上的黑暗已经够多了？人家却嫌黑暗还不够呢！”秋岳挣红脸，圆睁着两只小眼睛生气地说。“我底意思正是要把他们底眼睛拨开，叫他们看见黑暗是怎样地可怕，叫他们起来，去寻找光明。对于这个工作，这份杂志还嫌太软弱。但是我要尽我底力量办下去。”

是的，他的确尽了他底力量了。他一个人在十天以内就把这份杂志弄了出来，不管别的朋友离开他，劝阻他，攻击他，他依然把办杂志当作一件重大的工作做。

是的，已经有人在攻击秋岳了。克谨终于因为小的事情跟秋岳闹翻了，便在外面开始散布关于秋岳的流言。甚至在这一期杂志还没有出版的时候，克谨就扬言说杂志本身没有出版的必要，而且他不相信秋岳会把杂志办成功。这样做了，克谨还不甘心，他又写信给各地的朋友，讲秋岳底坏话，劝他们不要再给杂志帮忙。所以C地[6]的朋友写了信来骂秋岳，说他不该把杂志当作私有物任意处理，说他不该把杂志办得太软弱，说他不该给杂志更换奇怪的名称。结论是：他们以后跟杂志断绝关系。牺牲全部精力来办一份小小的杂志，秋岳如今反而变得更孤独了。

“他们那班人简直是瞎子！”秋岳叙述了上面的不愉快的故事以后，开始愤恨地说。“为什么到了这时候还要闹这些小的意见？我并不是一定要办杂志，只是因为没有别人负责，我才出来把责任担在肩上的。”

“那么你就把杂志让给克谨去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我淡淡地说，我完全不了解他底苦恼。

“让给克谨去办？你相信他肯办吗？”秋岳绝望地叫起来。“为什么你也这样想？克谨底性情我是知道的，没有利益的事情，他决不会负起责任去干。”

他歇了歇又说：“我不肯把杂志交给任何人办。我不愿意我们底呼声被人窒息。我爱它，我把它当作生命一般地爱它，我决不肯放弃它，让它被人摧残。我决不能够这样做。不管别人怎样攻击我，不管他们怎样骂我把杂志当作私有物，我一定要把杂志办下去，我要用尽我底力量使这软弱的呼声永久响在人们底耳边。也许有一天这软弱的呼声会产生大的效果。”

他底小眼睛射出强烈的光芒，他底全身的血都冲到脸上。他底眼光是那样坚定，那里面依旧充满了信仰。他没有一点疑惑。

信仰竟然有这样大的力量？我想着，我底身子突然战抖起来。

“把杂志当作自己底生命，这生命不是太渺小了吗？”我疑惑地问。

“太渺小？那么又有什么更伟大的事情呢？我们不能够把整个世界担在一个人底肩上。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出一些事情，产生一些效果，贡献一些力量来帮忙完成大的事业，就象无数的小滴聚合成汪洋大海那样。我想到我能够用我底软弱的呼声来帮助大的改造事业，留一点不灭的迹印在这时代底沙泥上，我已经是很幸福的了！许多的人白白地过去了，他们并不曾留下一点痕迹。比起我来，他们不更悲惨吗？我没有一点理由抱怨我底命运！”

他说话好象传教士在讲道，充满了热情和信仰的战抖的声音就象音乐一样地美丽。

“好坚定的信仰！”我这样想着，我突然觉得有着坚定的信仰是怎样幸福的事情了。我问自己：“我难道不可以给我自己造一个信仰吗？”

“好，你继续办你底杂志罢。我不再劝阻你了，你也许是对的，你比我更幸福，”我用了羡慕的声音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走我底路呢？”他同情地问我，看那神气，仿佛他以为有把握说服我似的。

“为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不能够走你底路，也许是因为黑暗把我压得太苦了，我不能够给自己造出一个象你底那样的信仰来，”我痛苦地说，我对他苦笑一下，过后我忽然问他：

“鸣冬呢，你这几天看见他吗？”

“鸣冬已经加入了朱乐无底团体，跟他们在一块儿工作。他以后恐怕没有功夫来找我们了。他已经找到了很好的路，”秋岳用类似欣慰的声音回答我，好象他并不悲惜他失掉了一个帮手，却高兴鸣冬找到了一条很好的路。

我原也料到鸣冬迟早会离开我，但想不到竟然这样快。现在这里只剩下我和秋岳两个人了。秋岳有他底杂志，有他底信仰。而我，我究竟有什么呢？

许多工作，许多路带着眩目的光彩在我底面前引诱我。但每一种都是跟我离得远远的，我伸了手出去，却抓不到它们。

“冷，你这样长久地在空想里生活下去是不行的。你不过白白地浪费你底青春罢了。我要求你帮忙我办杂志，使这软弱的呼声继续下去，使这软弱的呼声散布出去。也许有一天会生出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来。冷，答应我你来给我帮忙罢，即使不是为了信仰，就为了友谊罢，”他温和地恳求说，他说得很恳切，显然他还以为我不见得就会答应他。

但是出乎他底意料之外，而且甚至出乎我底意料之外，我竟然一口答应下来，我并不迟疑，好象我等这个机会已经等了许久。我答应他，并不是为了信仰，也不是为了友谊。究竟是为了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五月四日

克谨突然来看我，这是我想不到的事，他许久不到我这里来了。

法兰绒的西装，光亮的头发，涂着雪花膏的三角脸；刚刚剃过胡须的青下颔。他并没有一点改变。但是他对杂志的态度却大大地改变了。

他开口就指摘杂志底种种缺点，他又详细地说明秋岳没有办事的能力，他得意地叙述他破坏这杂志的经过，他最后断定说如果秋岳不把杂志交出来，他会使杂志马上消灭。

他底声音里充满妒忌，脸上露出焦急和痛苦的表情。

一个人浪费他底精力去破坏朋友办的杂志，这个人未免太可怜了。世界是这样地大，为什么他一定要把眼光放在如此小的一个角落里？

我可怜他，我却不想安慰他。我让他一个人说话，却不回应一声，而且我也并不注意地听他。我把他底话当作耳边的一阵风。我底思想在远处。

但是他一点也不觉得。当妒忌蒙住一个人底眼睛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他能够看见什么呢？

“克谨，算了罢！你为什么老是想着办杂志的事情？你就不可以找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来做？何必要跟秋岳作对？”我等他底嘴唇闭上了时，就这样对他说。

“你不懂，你不懂！我一定要使秋岳底杂志办不下去！我知道C地朋友已经来信声明跟杂志脱离关系了，”他半生气半得意地说，从他底口里喷出来白沫，差不多要喷到了我底脸上。

我茫然看着他底涂雪花膏的三角脸。我忽然想起了他从前热心地主张办杂志的事情。是的，我不懂。象他那样的心我怎么能够懂呢？

他终于板着面孔地走了，因为我不能够安慰他，不能够帮助他。

我送走了他，好象送走了一个不愉快的梦。我觉得现在我开始知道我应该走什么样的路了。

五月八日

朱乐无来看我，他比从前老得多了。我几乎认不出来是他。但那发光的眼睛和发光的秃顶却没有改变。

我们一年多没有见过面了，但是今天谈起话来又好象彼此很了解。他并没有说什么客气话，就把静妹底信递给我。静妹底信里并没有许多话，意思却很明显：

哥——请你相信乐无先生就象相信我们那样，我们特地请他来和你商量关于你以后的行止。他底意见对你一定有大的帮助，请你千万不要拒绝他。

静淑，文珠。

她们这样关心我，我怎么能够再违拗她们底意思呢？我底心软化了。

我默默地把信揣在怀里。我对朱乐无笑了笑，温和地说：“好，你说罢。我很愿意听你底意见。”

他便开始他底长篇的叙述。他说话声音不大，而且迟缓，有时候差不多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但态度和声音里都带了热情。尤其是那一对发光的眼睛具有一种摄人灵魂的魔力。在它底注视之下我底全部抗拒力都失掉了。我找不出一句托辞来保护自己，因为我每想到一个托辞，我立刻觉得他已经早看出来了。

他很象一个传道者，他的确具有着传道者底某一些特质，所以他终于把我征服了。

他说了许多分析现社会状况的话。他又说到年青人在这个时代中的任务。他又说他这一年来旅行各地所得的经验。最后他说出结论：要我到A地去。

到A地去！这思想从来不曾进到我底脑子里。可是如今却象一条路在我底眼前展开了。

到A地去！这太突然了。我不能够马上决定。我还应该考虑。

我并没有答应他。我说我还要去和静妹、文珠两个人商量，同时我自己也要把全盘事情彻底地想一番。

送走了朱乐无以后，我发觉这个房间忽然黑暗起来，那两只照彻了全个房间的亮眼睛没有了。我说我要安静地思索全盘的事情，但是我怎样开始呢？

我底事情不是很简单的吗？或者到A地去，或者就留在S市。

朱乐无也许有理。他说我留在S市不会做出任何事情。对于我，S市是一个坟墓，我留在这里就只有被活埋。

但是我能够离开静妹和文珠到A地去吗？

五月十四日

我还是在思索离开S市的事情。我依旧不能够决定。我不愿意走，我不愿意离开静妹和文珠走到那未知的地方去。

我并没有去和静妹她们商量，我也没有写信给她们。我知道她们底意见和朱乐无底一定不会是两样。她们一定主张我到A地去，因为她们把事业看得比个人底幸福还重。为了给人类谋幸福，为了使她们底理想早日实现，她们甘愿牺牲自己所宝贵的一切，而毫无悔恨。她们一定会把我送到A地去。

我思索了这几天以后，我还是只有徬徨，和我刚刚送走朱乐无的那时候一样。

但是静妹和文珠底信来了。

哥——你为什么不到A地去呢？在那里不是充满着活动与生命吗？我们知道你所需要的也就是这两样东西。那么它们现在是放在你底面前了，你一举手就可以得到它们。而你一迟疑，就会失掉它们。

乐无先生说你要等着和我们商量以后才可以决定你底全盘事情。可是我们空等了你这几晚，还不见你来。你为什么不来呢？你是不愿意离开S市吗？你是故意拿这个托辞来拒绝他吗？还是你不再信赖我们？

哥，不要永远是这么顽固罢。不要永远给我们失望罢。你看，你底几个常常来往的朋友，亦寒到A地去了，鸣冬加入我们底团体来了，秋岳有他底杂志。只有你一个人还死守着你底生命之废墟。你究竟有什么呢？你究竟做了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可以找一个值得献身的工作做呢？

去罢，勇敢地去罢，我们底爱永远在你底身边，永远爱护你，永远祝福你。

静淑，文珠。

在这信后面她们又添写了下面的一段话：

请你到我们这里多来几次，我们有许多话要向你说。而且你要是有什么苦衷，也请你来告诉我们罢。我们愿意和你谈个整夜。

这一段话是文珠写的，前面的几段却是静妹底笔迹。

我究竟去不去看她们呢？这是应该马上决定的。因为到了她们那里我就再没有徘徊的余地了。我知道从她们那里出来我似乎就只有一条路：到A地去。

然而现在我并不想离开S市。

静妹还寄了一份她们底《劳动周报》来，那上面就载着我替她写的那篇文章。

我读着自己底文章，我甚至不相信这是我底笔下写出来的东西。我底文章打着我底脸，打着我底眼睛。

我底文章里面充满着信仰，充满着热情。我象一个勇敢的战士那样坚定地演说，解释在时局变乱中劳动者应有的觉悟。

但是我底觉悟呢，我应有的觉悟又在什么地方？在写了那篇文章以后我却拿上面的问题来问自己了。

矛盾，矛盾！难道我必须这样矛盾地生活下去，就不在灭亡以外另想办法来消灭我底这许多的矛盾吗？

五月十七日

秋岳来得很早，我还没有起床。他底手里拿着一大卷校样。

“看，这一期底稿子又齐了！”他夸耀似地给我看，圆脸上现出幼稚的得意的笑容，他底笑容的确有些可爱，“这一期一定可以提前出版。”

“印费不成问题吗？各地朋友底捐款以后不见得就会寄来吧。”

“捐款？恐怕都给克谨弄掉了！我昨天又接到P地[7]朋友骂我的信，说：‘黑暗两个字怎么可以做杂志底名称呢？名不正，则言不顺，正名是最要紧的。’对于这种人我简直没有办法，我只有置之不理。我想一定是克谨在那里捣鬼。总之那班只说空话不做事的人是不可靠的。他们从来就不曾睁开过眼睛。他们有时候挂个招牌，发表一点进步的言论，不过想学学时髦。叫他们出几文钱，不知道要受多少气。就索性不和他们发生关系也好。杂志底印费现在还不会成问题。我有钱。”

秋岳说他有钱。但是我知道他也并不宽裕。他在离S市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家庭，这家庭是靠了负债生活的。他自己也不得不做着小事情挣钱寄回家。如今他显然是把预备寄回家去的钱挪用来做杂志底印费了。他以后会负更多的债，会受到更大的经济的压迫。然而他不去想那些事情。他埋着头专心地看校样。

我默默地望着他。我想着他底那些事情，我禁不住又要赞叹地想：这个人，他这么慷慨地牺牲自己，只为了一件小小的工作。他没有光荣，没有酬报，没有安慰。在朋友们底仇视、破坏、攻击等等底包围中，他却依旧这么平静地继续做他底工作，并没有一句怨言。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支持他呢？难道又是那个信仰吗？

是的，那个信仰已经使得文珠有过那么惊人的变化了，现在它又在秋岳底身上产生这样一个奇迹，这并不是一件难解释的事情。

信仰，我现在明白信仰底力量了。我要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信仰呢！静妹并不曾说错：没有信仰的人不能够生活。我和静妹比起来，和文珠比起来，和秋岳比起来，和亦寒比起来，和鸣冬比起来，我算得是什么呢？

我也开始热心地帮助秋岳校对稿件。这一年半来我从没有象现在这样热心地做过事情。

秋岳和我坐在桌子底两边。他时时抬起头望着我满意地微笑，或者讲一两件印刷上的有趣的事情。

我们很快地就把稿件校对完了。我放下笔感觉到一阵轻快。

“冷，你以后永远就象这样地帮忙我罢！我们两个一起来办杂志，一定会把它办得更好。我们要做给他们大家看，我们究竟还有持久的精神，我们究竟能够做出一件有益的事情。”他卷好了校样，依旧用一根麻绳束起来，慎重地放在桌子上，笑容满面地说了上面的话。

“永远这样地帮忙他办杂志？”我望着他底因微笑而灿烂地发光的圆脸，我忍不住拿这句话问我自己。这毕竟是一条路。然而我终于想：牺牲两个人底精力办一份软弱的杂志，这事情未免太愚蠢了。而且静妹她们还希望我到A地去。

我把到A地去的事情向他说了。这番话显然打破了他底梦想，给他带来失望。我自己心里很不安。

但是出乎我底意料之外，这个消息并不曾给他一个大的打击。起初他底脸色略为阴暗，但是后来那些阴云就消散了。他甚至热心地劝我到A地去，他宁愿失掉我这个刚刚得到的帮手，一个人更孤寂地去工作。他相信到A地去对我有益，对那个大的事业也有好处，因此他甘愿牺牲了他底个人的快乐。

他也劝我到A地去！他们都劝我到A地去！好象除了这个我就没有路可走了。

我依旧踌躇着，我不能够决定，因为一旦决定了，我就必须抛弃现在的生活，抛弃静妹和文珠，抛弃我底一切朋友，到那个未知的地方去工作。

恰恰在这时候有人在敲后门。房东不在家，下面没有人，我去开了门。是给我送电报来的。我把电报收下了。

A地来的电报。是什么人拍来的呢？亦寒吗？但是他有什么事情，须得拍电报给我？

秋岳帮忙我翻译电报。它果然是亦寒拍来的，字数很少，除了地址以外只有：务请来A地一行。

下面是人名和日期。

“去罢，没有迟疑的余地了，”秋岳热心地说。

我拿着电报看了半晌，终于迟疑地说：“等我去找静妹她们商量看。”

五月十九日

我还没有去找过静妹和文珠。我却在公园里消磨时间。

今天是一个晴天，天气的确很好。但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公园是那班以诗人自命的人常常称赞、歌咏的地方，我说：“在这里我该可以得到暂时的陶醉来安苏我底疲倦的心罢。”

但是那些景象出现在我底眼前了：

三个小队的巡捕掮着枪在梧桐树底夹道中用不整齐的步伐走正步。一群号兵在凉亭里挣红了脸吹着铜的号角，吹出不和谐的声音。冬青树很整齐地排列着，就象一队受过操练的兵士。花坛上面有一些白的、红的花朵无生气地在那里捱着它们底最后的日子。柳树无力地在池边垂下它底瘦枝子。池里的水是混浊的，显出病态的绿色，上面飘浮着两三只破旧的玩具小船，几个西洋孩子站在池边叫喊地向它们抛掷石子。草地上有几处已经现了秃顶，枯黄的草倒下来，在人们底脚步下面时时发出低微的叹息，但又被因打架而号哭的西洋孩子底声音掩盖了。

我走过斜坡，迎面走来两个大肚皮的女人。她们蹒跚地走着，大肚皮在腰身窄小的绸旗袍里面山一般地凸起来，后面又挺出了鼓一般高耸的圆臀部，重重的压在两只短小的腿和脚上面。在她们底后面跟着一个穿蓝制服的西洋人，正抚着他底八字胡在微笑。另外一个穿黄制服的中国人带着愚蠢的微笑在旁边恭敬地伺候着。那个西洋人经过两个穿湖绉长袍青缎鞋的粉脸瘦汉子底旁边，投了一瞥轻蔑的眼光在他们底脸上，接着发出一声粗笑。那两个人娇弱地摇摆着身子走过去，就象柳条被风吹着垂下来在地上舞动。他们忽然又站住了，把头掉向右边看，那里有一个白衣青裙的女郎。他们底眼光就盯住那一双露在短裙下面的粉红色的瘦腿。女郎觉察似地把身子一扭。他们笑了。

我看着这一切，我底心突然感到了寂寞，并且因寂寞而痛起来了。

永远是这一类的人，永远是这一类的环境。难道这S市就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吗？

我决定走出去。但是在梧桐树底夹道里我看见一个人。我远远地就认出来他是鸣冬。我们有好几天不见面了。

“鸣冬，”我高兴地叫起来。千万想不到在这样的环境里遇见他，这喜悦就象在沙漠上遇见一个伙伴一样。

他大步走过来，他底脸也被喜悦的光辉笼罩了。他紧紧握着我底手，把它抖着，一面带笑地说：“冷，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遇见你！你也到公园里来？”

“我到公园来，恐怕是最后的一次了，”我这样回答。

“你为什么总说这种丧气的话？你不是决定到A地去吗？”他仍旧带着笑容说。

我底事情，他也知道！他们都知道！但是我并不知道他们底事情。他们显然把门关住了，不让我进去。难道对于他们我就永远是一个陌生人吗？

“这个地方的一切只有使我心痛。你想我在这里能够得到什么？除了寂寞外还能够得到什么？至于到A地去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决定，也许就不去。”最后的一句话我本来不想说，我甚至没有不去的意思，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把它说出来了，好象是故意说给鸣冬听的。

鸣冬沉吟了半晌，但后来他就笑了。他拍拍我底肩头说：“你还是象从前那个样子，自己到各处去找寻寂寞。你没有一点改变，没有一点进步。不过我晓得你一定会到A地去。我劝你还是早点去罢。现在迟疑，只是白白浪费时间。”

我们两个慢步在这夹道里走着，问答了一些话。忽然一个青年急急从后面走来，走过鸣冬底身边，轻轻在鸣冬底肩膀上拍一下，就往前面走了，却回头来对鸣冬点头一笑。我看见鸣冬底脸上也现出了笑容。那青年是一个学生，他底面貌我并不曾在别处见过。

“他是谁？”我问鸣冬。

“一个朋友，”他底回答是这么简短，但是有力量。

我不再问下去了。我知道他如果说出来一个人底姓名，这姓名对我也是陌生的。“一个朋友”，这四个字不是就可以说明一切么？

接着迎面又走来一个年青的女郎，白的短衫，青的裙子。她底面貌很秀美。她看见鸣冬就站住了，含笑地招呼他。他走上前去和她说了两三句话，她就走了，走到我们底后面去了。我仿佛听见她对鸣冬说了一句：“我在池边等你。”

“她是谁？”我奇怪地问。

“一个朋友，”鸣冬依旧平淡地回答。他底嘴咽住了许多秘密。我知道这两个朋友和他在公园里遇见，并不是偶然的事情。他到这里来决不是为了消磨时间，象我这样。他一定带得有一种使命。但是我所知道的也就只有这一点。对于我，他依旧保守着秘密，好象我是一个和他没有一点关系的陌生人。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些秘密呢？那些都是我很想知道的。

“鸣冬，”我烦恼地唤道。我想一定是我底眼光感动了他，因为他掉过头来同情地望着我。

“你为什么不对我说真话呢？我知道你一定有什么秘密。难道你不相信我？”

鸣冬皱了皱眉毛，摇摇头，他底脸变得严肃了，他向周围一看，然后低声对我说：“我们今晚上要在这里散传单。”

今天不是一个纪念日，他们却要在这里散传单，我想也许是为了援助一个纱厂底罢工潮。但是在这公园里有什么人配读他们底传单？那些游魂似的影子会懂得罢工潮？

我默默地听了他底话。我心里想，何苦把自己底精力这样浪费！但是我并不曾把话说出来。我不愿意在这时候用话来伤害他。

“我去了，”他看见我在沉吟，就突然说了这句话，撇下我，一个人径自走了。

我回过头默默地看他底背影，我开始循着他底路走去。

我到了离池边不远的地方，看见他和那个白衣女郎一块儿站在柳树下面。

他不会知道我还站在这里偷看他们。也许他已经把我这个人完全忘记了。

我不想出去。我不想离开这个公园。先前我觉得它象一个沙漠，现在我却有些留恋它了。

我在这个地方站了许久。我看见他们两个向那边走去，接着又有一个青年走到他们底旁边。他们三个人快乐地谈笑。鸣冬并没有看见我。

一个欲望突然在我底身体内生长起来。我觉得我马上要疯狂地追上去，抓住他们，恳求他们说：“让我来加入你们这一伙罢，让我来跟着你们一道工作罢。我不愿意再留在孤寂里，我被那寂寞压得够苦了。”

但是我什么动作都没有做，他们就已经去远了。我望着他们底背影，我底眼光好象在祈求说：“回来罢，回来把我也带去罢，不要单单撇下我在孤寂里！”

我垂着头默默地离开公园。那感情，就象幼年时离开故乡一样。

回到家里我思索了许久。我终于写了两封信：一封给静妹和文珠，一封给朱乐无。我说，我决定到A地去了。

五月二十二日

是的，我决定到A地去了。我想我应该开始准备一切。

我给亦寒拍了一个复电去，我说：

决来。

我怕我会改变这个决心，所以拍了上面的电报。

静妹和文珠晚上来了，她们得到了我底信。

她们来得很迟，我知道她们不能够在我这里久留。

刚刚看见她们底美丽的、温柔的、充满了光辉的面孔，我就想到在一刻钟或半点钟以后就会把她们失掉，而且更想到在几天以后就会长久地也许永远地看不见她们了。

我快活地、充满了爱情地看着她们，我感动得不想说一句话。在我底心里悲哀暗暗地在抬头了。

她们底脸上永远闪耀着喜悦的光辉。她们是没有悲哀的。

文珠叫了一声“冷”，就抱住我，狂热地吻我底嘴唇。她底嘴好热！在这热吻中我忘记了一切苦恼。象一个武士那样，在作了大的牺牲得到胜利以后，现在来享受他底情人底酬报了。决定到A地去就是我底胜利。

静妹在旁边微笑着，这微笑表示出来她是很关心我底幸福的。她说：“哥，我从没有象现在这样快活过。你想不到你底决定使我们多么快活！现在真是一切苦难都去远了。”

她底象提琴一样柔软的声音流进了我底心里，我觉得我要哭了。我找不出一句话来感谢她。

“冷，你真决定到A地去，没有一点反悔吗？”文珠装出似信非信的样子问道。

“当然，”我接口回答，即使不是为着我自己，单为了她们两个人底幸福，我也应该这样回答的。无论如何，即使把一切的苦恼隐忍在自己底心里，我也不能够再把这一点幸福给她们夺去了。

“静淑，我们应该把他早一点送走，免得耽搁久了，他又会反悔的，”文珠掉头对静妹说，她底脸上依旧留着灿烂的笑。

静妹微微一笑，她底笑容和文珠底不同。静妹永远是安静的，温柔的。她回答道：“是的，他应该早一点走，因为A地现在正需要人。而且哥留在S市，不会有一点好处。”

她们都说得不错。她们底思想都是很周密的。但是她们都只是在为事业打算，为我打算。她们想着：事业怎样急迫地需要着新人！我进到新的环境里又怎样会变为一个新人。她们却不曾想到，早走一天，我就多一天看不见她们了。

没有她们，我底生活会是多么痛苦！我能够把这个告诉她们么？

静妹温柔地注视我底脸，她底眼光是那样地温柔。她微微地摇着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怜悯似地低声对文珠说：

“我想这离别对哥哥一定是很难堪的，说不定动身的那一天他会掉眼泪。”

她说出了我底弱点。也许我以后掉眼泪的时候还多着呢。我埋下头不敢看她和文珠。

“为什么要掉眼泪呢？难道离开灭亡的路还值得哭吗？我底冷一定会勇敢地走新的路，我相信他！”文珠热烈地说；接着她大声问我：“冷，你说是不是？”她底清脆的声音送进了我底耳朵。

我含糊地答应一声，不敢抬起头：我应该怎样回答她呢？

“可是他从此就跟我们离远了，”静妹低声解释了一句，她底声音里荡漾着一种东西，使我想到她底泪珠。到底是静妹更了解我。

“也许可以说是离远了。但是空间的距离怎么能够算远？我们底爱会永远爱护他。就象星一样，它远远地照耀在天边，任何地方都可以受到它底光芒。从这光芒里他就可以看出我们底面容。”

文珠底声音比先前更清脆，她底话说得这么美丽，我不觉地抬起头看她。她底眼睛里射出光芒，就象星一样。

“哥，你听见了文珠底话吗？她把我所不曾想到的都说出来了。你勇敢地去罢，”静妹提醒我说。

是的，我听见的，你们底话我都听见的。你们底话都说得不错。但是我怎么能够有勇气离开你们呢？

我想这样说，但是我终于把话忍住了。我并没有流泪。我把眼泪吞在肚里。

我苦笑着。我违背自己底本意说了些我要勇敢地到A地去的话，我并且答应明天去打听轮船底消息。

她们马上找出本日的报纸来翻看。报纸上记载着二十七日早晨有一只轮船开往A地。

“冷，你一定搭这只船去，”文珠热烈地催促道。静妹也附和着，劝我早一点离开S市。

我答应了。她们接着又嘱咐了许多话，譬如我在A地应该怎样工作，怎样行为，怎样对待朋友，她们都对我说了。一个热烈，一个温柔，但她们底态度都是很恳切的。我感激地听了。

在半点多钟以后她们终于去了。

房间里依旧是黑暗和孤寂。但渐渐地屋角里有了星底光芒。

我坐在书桌前面埋着头注视一个都市底名字。[8]报纸上并没有印错，但它并不是都市，它是一只轮船，这轮船就要把我载到A地去。

A地并不是一个坏地方，但是我担心的是：那星底光芒果然会照耀到A地的天边么？

五月二十三日

我想到了母亲。

母亲底前一封信是一个半月以前收到的。我寄了回信去，又寄了静妹底回信去。但是经过了这痛苦的一个半月的长时间，她并没有来过第二封信。我向她要的她底最近的照片也没有寄来。

她为什么不回答我们底信呢？是她病了？还是因为别的事情？或者我们底信这次竟然不曾达到她底手里？

然而如今我要离开S市了，我和母亲离开更远了。以后信件底往返会是更艰难的。

我不敢存着会见母亲的希望，但是我不能不想到母亲。一想到她，我就觉得她随时都会被病魔压倒，她随时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我无论如何不能够给她一点帮助了。

但是在我就要远离的时候，能够不给她一封信使她知道我这时的心情么？

我觉得我应该写这封信。我果然写了，把我所感到的都告诉了她。我并且答应和静妹去照一张相片寄给她，使她看见这相片就象我们兄妹依旧在她底身边一样。

晚上静妹一个人来。她来得早。她打扮得漂亮，换上了华丽的衣服，这是她以前穿过的，这许久她都没有穿它了。她刚进房来的时候，我几乎把她认作另一个女人。

我惊讶地望着她，我底眼光代我说出下面的问话：“为什么要这样打扮？”

“哥，我们出去照一张相给母亲寄去，”她微笑地说。

她说出了我所想说的话。她底思想竟然和我底完全一样。这使我异常高兴。

她从来想得很周到。甚至在她给母亲写了前次的那封信以后，她依然不让母亲看见她底真实的生活。她打扮得和从前一样，使母亲看见我们并没有大的改变，使母亲知道我们底生活并不困苦，使母亲可以放心，不会再为我们担忧。

我们出去，在一家大的照相馆里，花了大的价钱合照了一张六寸的美术相。在那里别人以为我们是一对情侣。

照了相出来，路过一个咖啡店，我拉了静妹进去。她底脸上还是和平常一样地带着温柔的笑容。

我们在一个较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坐下来，喝着浓黑的咖啡，听着金圆国家里流行的爵士音乐。那音乐吵闹地刺着我们底耳朵，但我们不去管它。我们谈着，我们痛快地谈着。

侍者一定以为我们在谈情话。他有时候远远地送来一瞥神秘的眼光。但是我们谈的却是会使许多人震惊的话。静妹还告诉我一个重大的纪念日就要到了，在那一天她们底工厂里会发生罢工潮。

静妹没有再到我家里去，是我把她送到电车站的。她在上电车以前还告诉我她明天要和文珠来给我饯行。她并且说：“哥，我今晚上很快活，我的确很快活。”她底眼睛很明亮，就象一对光亮的星。

我看着她上了电车，看着她消失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看着电车开走了。我还在向那个地方招手。

静妹，我今晚上也很快活，我的确也很快活。

五月二十四日

秋岳早晨来，我告诉他我在二十七日早上两点钟离开S市。

“这样快？”他睁圆了小眼睛，惊讶地问我。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静妹她们催我早点走，她们以为日子久了，我会反悔的，”我微笑地回答，我并没有留恋。

“这样好，你现在得救了。冷，我祝福你。”他把我底手紧握了一下。他底小眼睛发亮了，他底圆脸也发亮了。我现在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了。他是为了我底得救而欣喜的。

我感谢他。我这时候突然觉得离别并不是可悲的事情了。有这许多朋友关心我，爱护我，我并不会是孤独的。有这许多人底心因我底痛苦和幸福而悲喜，我决不会是寂寞的。

我笑了，我相信我底脸也发亮了。

于是我们坐下来校阅这期杂志底清样。我们专心地工作。

“冷，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合作了，”秋岳忽然放下笔抬起头看我，用略带苦涩的声音说。我现在才知道他还有些留恋。

“是，”我这样回答，同时我想起了我去后他在这个地方的生活情形。我在A地会有许多朋友和许多工作，他在这里就只有他一个人和一份杂志。这杂志有的仇敌比朋友更多，而且他为了办这杂志竟然使一些朋友变作了他底仇敌。

“秋岳，我不愿意离开你，我知道你以后的生活会比我更痛苦，更寂寞，”我抱歉似地说，好象我和他同在一个孤岛上过了一些时候，如今我却撇下他，独自回到人间去了。

出乎我底意料之外，他却微笑了，这微笑扫去了他底脸上的留恋的痕迹。他反而安慰我说：“冷，我有什么痛苦？我有什么寂寞？我倒觉得我生活得很愉快……”

“但是你一个人——”

“一个人，不错，”他不等我说完，就把我底话打断了。“在某些时候一个人也不会是孤独的。信仰能够完成一切。你知道我有信仰。我底信仰很坚定。我一个人能够把杂志底工作担在肩上，在压迫，仇视，破坏，攻击下面永久不息地发出我底呼声。虽然这呼声是软弱的，但是它终于会打进人们底心，终于会产生一些结果——这样我还能够抱怨我底命运，说这不是幸福的吗？”

我不能够反驳他。但是知道他觉得自己幸福，这总是一件使我欣慰的事情。而且他并不是用那些话来掩饰他底痛苦的胸怀，他说的全是真话。

我们校完稿，秋岳马上把它送到印刷局去。下午五点钟光景他又来了。

秋岳这次来，是来约我出去吃饭，他指定了一家广东酒楼，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比较安静地谈话。

他底邀请是很恳切的，但是我拒绝了，因为静妹她们要来给我饯行。

我和秋岳在家里谈话。我等候她们来。然而楼梯上从没有起过脚步声，天已经黑了。

“她们今天不来了罢？”秋岳不能忍耐地说。

“她们会来的，一定会来的。静妹昨晚对我说得很清楚。”

过了一些时候，她们依旧不来。

“已经八点多钟了，她们还不来，恐怕不会来了，”秋岳不能够忍耐地第二次说。

“也许她们事情忙，今晚上会来迟一点，”我说话时依旧充满了希望。

“也许她们事情忙，今晚上不会来了，”秋岳接着说，这句话刺痛我底脑子，使我烦躁起来。

“她们一定会来的，我知道她们一定会来的，”我肯定地说。

但是九点钟过去了，依旧不见她们底影子。

秋岳也不再说她们不来的话，我们都不作声。他烦躁，我也烦躁。

这样过了半点钟。我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够再这样等下去了。我第一个站起来，我低声说：

“她们不会来了。”

但是她们为什么不来呢？果然是因为工作忙碌吗？或者还是因为别的事情？不过我知道这时候还不来，她们今晚上是不会来的了。

“那么我们就出去罢，”秋岳用祈求的声音说。

我答应了他，因为我不能够再拒绝他底这个小小的要求。

我们走出去。但是我还担心她们会来，所以我不锁门，而且还给她们留下字条，说我现在到什么地方去，要她们也到那里来。

我们在那个饭馆里坐了很久。我依旧时时盼望她们来，但是始终看不见她们底影子。

秋岳端起酒杯，他底话就渐渐地多起来了。我也喝酒，我觉得今天晚上我特别喜欢喝酒。酒使我忘记了那没有终局的等待。这晚上我们谈了许多话。我们谈得很痛快。

从饭馆里出来，我跟秋岳在十字路口分别了。我略有醉意，心是热辣辣的，脑子里没有一定的思想。我飘浮似地在马路上走着。

这个月夜很美丽。天气不十分热。马路上只有稀少的行人。在一条僻静的街上我看见一个盲目的中年妇人，左手搭在拉三弦的乐师底肩头，右手敲着檀板，在那里一步一唱地闲走。她底凄哀的歌声配着三弦底永远哀诉的调子，一声声流进了我底心里。

这两个贫苦的盲人底影子在一条侧路上消失了。月夜底柔和的空气中还留着他们底哀诉的声音。似乎空气也在低声哭了。不知道怎样我忽然伤感起来，我很想淌眼泪。我自己也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

难道我为着这个垂死的社会而哭么，或者是在哭我底就要被埋葬的过去的生活？

我回到家里。字条静寂地躺在桌子上，没有人动过它。

屋子里很静。我扭熄电灯，月光洒了一地的白影。我静静地在沙发上躺了好些时候。

五月二十五日

我底行李已经收拾好了。

早晨我到朱乐无那里去。他对我讲了一些A地的情形，又交给我几封介绍信，把我介绍给A地的朋友们。

他底态度很诚恳。他是一个刻苦的、热情的传教者，他没有个人的欢乐和个人的计较。好象他就只是为着信仰而生活的。秃的头顶，发光的眼睛，略带红色的瘦脸，严肃的生活态度……这一切都是那么平凡。可是他居然成了一个运动底秘密的指导者，一个大团体底无形的领袖。

我很奇怪他底瘦小的身体里面怎么会积蓄着这么大的力量。

在他底发光的眼睛下我失掉了我底一切。

我出来的时候，他送我到门口。他带着和蔼的微笑和我握了手。他把我底手握得很紧。这握手是很坚定的。这使我明白：对于我，一个重大的、艰苦的、但又是必胜的工作就要开始了。

我回到家里安静地等候着静妹她们。我想她们今天会来得早一点。

但是到了五点多钟，她们还没有来。我出去买了些烧鸭、腊味和点心，准备她们来时一起在家里吃。我出去时，象昨天晚上那样，也给她们留下字条，告诉她们我到什么地方去。

我捧着许多吃的东西，很高兴地急急走回家里，我想她们一定早到了。

房门半掩着。我推开门进去，一个女人站起来迎接我。那是文珠。她底第一句话便是：“你买了这许多东西！”

“静淑呢？”我关心地问。我把买回来的东西放在桌上。

“我们那里工作很多，她须得留在那里。她派我做代表来给你饯行。明天晚上我们两个也许都会来送你上船，”文珠先给我一个微笑，接着就用愉快的、清脆的声音说了上面的话。

“你看，我也给你买了这些东西来，”她笑着走去把屋角的一张报纸揭开。报纸下面是一个菜篮子，盛满着肉和菜蔬。她指给我看，里面还有两斤面。

“太多了！我们怎么吃得完？”我带笑地说。

“那么努力吃罢。这本来是给三个人吃的东西，现在静淑不来了，我们两个来吃完它，”她扑嗤一笑，快活地说。她走过来，带着她底明亮的眼睛，红红的双颊，清脆地说：“来，给我一个吻。”她抱着我，把她底热的嘴唇，压在我底嘴上。

我被激情压倒了。我忘记了一切。我只记得我马上就会失掉她，而我却不能够失掉她，不愿意失掉她。我也把她底身子紧紧抱着，把她底嘴唇紧紧压着。我害怕我不小心一松开手，放开嘴唇，我就会把她永远失掉了。

后来她把脸抬起来，看我底眼睛。她又给我一个灿烂的笑。她说：“这个吻是代静淑给你的。”于是她又热情地吻着我。

激情渐渐地消退了。我们放开手，彼此对视着微微一笑。

“时候不早了。我来做菜。你不要动手。你等着吃罢，”她命令似地吩咐我。但是我并不听从她底话。我底帮忙有时候反而妨碍了她底工作，她就责备我几句，但是我知道她在和我开玩笑。

“你为什么不要我动手呢？不劳动者不得吃，这不是你们常常说的一句话吗？”

“是的，你有理，但是那句话今天在这里不适用。在这里我底话就是你底法律。”她大声笑了。

我们快活地谈着种种的闲话。这些话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是它们给了我们很大的快乐，使我们忘记自己是两个把身心都献给了事业的人，而且使我们忘记这次的会面也许就是我们最后的会面了。

菜端上桌子，两个人先前愉快地劳动着，如今愉快地吃着。我们带笑地谈着许多有趣的事情。我们的确很快乐，只可惜少了一个静妹。

吃完以后两个人把食具洗干净了。她在沙发上面坐下来，我就坐在沙发底靠手上。我们微笑地望着，从眼光里我们交换了一些意思更多、更深的话。先前的那种快乐已经渐渐地在黯淡了。

“冷，你后天早晨就要离开S市了，”她开始温柔地说。她底声音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地温柔，显然有一种强烈的感情鼓舞着她，她好象故意要使她这时候说的话在我一生中留下一个不灭的印象。她底声音就象音乐那样地美丽，祷告那样地真诚，我觉得我底全个灵魂都被她摄去了。“我想你不会有什么留恋罢。到了A地，你底生活史上又会翻开一篇新页了。你得到了新生，我和静淑都替你高兴。是的，为了事业，为了大家，为了你，为了我们自己，这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她略略停顿一下，就用她底充满着爱底光芒的眼睛把我注视了好一会，然后又继续说下去：“我前次曾经告诉你，我底爱情就象一颗永恒的星，它底光芒可以普照一切。所以就在A地的天空，在将来你工作疲倦的时候，你也可以看见我底光亮的眼睛。这一对眼睛永远不会离开你。我在S市，你在A地，这空间的距离决不会分开我们。你去罢，你勇敢地去罢。”

她又停顿一下。她注意地看着我，显然她想从我底脸上得到一个确定的保证。但是我却不能够马上把这保证给她。因为我愈看见她底眼睛里的光芒，我愈觉得这光芒是我底生活里离不掉的东西，我便愈疑惑这光芒是否会普照到A地的天空去。

我不能够回答她，我埋下头，把它靠在她底胸膛上。我想在那里得一点温暖来安慰我底心。

她伸起一只手抚着我底头发，接连地唤了两声“冷”，那声音温柔得使我想哭。“我现在有点明白了，你过去有过那么多的痛苦，现在你底新的生活又还没有开始。这次的分离对你的确不是很容易的。可是你也应当鼓起勇气来忍受。自然，我们能够在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永远住在一处，这也许更幸福。然而这是不可能的。S市给你的阴影太多了。你在这里决不能够下决心改变你底生活，你决不能够得到新生。为了你，为了事业，还是让你到A地去好些。所以我和静淑都主张让你到那里去。并不是我们愿意早早把你遣走，并不是我们对你没有一点依恋……你也知道，我和静淑都爱你，我们都只爱你一个人。你底幸福，你底一切都是我们所最关心的。”

她停顿了。我依旧不能够回答一句话。我只是把头在她底温软的胸膛上压得更紧。我底思想只有一个：我不能够失掉她，无论如何我不能够失掉她。

“冷，不要这样地依恋我，”她更温柔、更坚定地说下去。“我们相爱并不是要永远厮守在一处，是要将各人所受到的爱保持着，拿去在广大的世界上创造新的事业，为着那许多无爱的人。我们相爱是要将彼此所受到的爱注入到万事万物中去，使无论什么地方都有它底痕迹。要这样的爱情才会有永久的生命，要这样的爱情才能象永恒的星那样地普照一切。”

她说得多么美丽，就好象一篇祷告文。但是我却想哭了。

“冷，你把脸抬起来，看我底眼睛，它们会告诉你许多事情。”

但是我怎么能够把脸抬起来看她呢？我底脸被泪水打湿了。

她慢慢地捧起我底头来，感动地说了一句：“冷，你哭了。”

我不能够再忍耐了。我把脸再一次压到她底脸上。我用我底眼泪打湿了她底脸。

过了好些时候，我已经把时间的早迟忘掉了，她推开我底脸和身子。她惊醒似地说：“现在我应该走了。”

“再留一会罢，”我恳求道。

“不行，家里还有许多工作等我回去做。你难道肯让静淑一个人忙死吗？”她站起来，揩干了脸，又对我说了两句话，就要往外面走。

我知道我不能够留住她，而且我也不想挽留她了。我现在渐渐地明白了，她迟早总是要走的。而且我们不能够让静妹一个人在家里忙。

我送了她出去。一个人回来，我倒在沙发上躺了许久。我没有闭眼睛。这许多天来的生活象电影一般地在我底眼前飞过。最后她底一双大眼睛给我掩盖了一切。

她底眼睛，她底话马上把我包围了。于是我闭上眼睛安静地思索了好一会，直到我渐渐地明白了她底那些话底意义的时候。

我想，她们明天晚上一定会来，我还可以和她们见面谈话。

五月二十六日

我疲倦地躺在床上，我是被敲门的声音惊醒起来的。

是谁呢？谁在这时候来找我？

敲门的声音异常沉重，好象在报告一件重大的事情。

我连忙起来，穿上衣服去开门。

来的是朱乐无。他跑得气咻咻的。脸色庄严得可怕。

我看见他，我马上紧张起来了。我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我睁大眼睛恐怖地望着他。

“静淑和文珠失踪了！”他绝望地说。

原来是这个消息，它倒没有什么可怕。我根本就不相信它。

“她们失踪了？笑话！谁告诉你的？文珠昨天晚上还在我这里，夜深才回去的，”我带笑地大声说。

“我底消息很确实。她们是在昨晚上两点钟的光景失踪的。那个时候有一部汽车停在大门口，几个穿制服的男人打门进去。他们跑上楼到了亭子间去，他们在那里骚扰了一些时候，就把静淑和文珠带走了。这是她们底房东亲眼看见的，”朱乐无说。他显然很激动，他底叙述是用混合着痛苦与愤怒的声音说出来的。他似乎不觉得这些话对我是一个何等残酷的打击。

我捧着头在房里大步踱着。我接连地大声问：“她们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我觉得我快要发狂了。

“到什么地方？谁知道！在黑夜里，一部汽车，几个穿制服的男人，就只有这一点线索！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一点！”朱乐无底眼睛里射出强烈的憎恨底光芒。

“为什么不用逮捕的手续，却用这绑票的行为？我们马上出去打听，恐怕迟了会——”我不能够说下去，我底心因恐怖而战栗了。

“是的。我马上就去打听，”他坚决地说，接着又问我：“然而你到A地去的事情呢？今晚还上船吗？”

“现在不去了，至少也要等到我们把静淑和文珠底消息打听出来以后才走，”我烦躁地但又是决断地说。我底干燥的眼睛望着屋角收拾好了的行李。

“迟几天走也好，你留在这里也许有一点用处，”他镇静地说。

“岂只有用处！你应该知道她们一个是我底亲妹子，一个是我底爱人。”

他注意地把我底眼睛看了几分钟。我看见他底眼光渐渐地变柔和了。他底脸上现出温和的苦笑。他拍了拍我底肩头，就象父亲对儿子说话一样，他对我说：“冷，你底心情我很了解。但是我们为了那信仰，不仅会牺牲一个妹子，一个爱人，连自己底生命有时候也不得不牺牲的。你也许不曾听见人说过我底事情罢。我也有一个女儿，年纪比静淑还要轻，却为了那信仰死在监牢里面了。我只有她这一个女儿，我很爱她，但是当牺牲来召唤她的时候，我又有什么办法阻止呢？我也只有把痛苦忍在心里。我自己也随时等候着牺牲来召唤我，我并不是一个残酷的人。我总是尽我底力量做，我一定尽我底力量去打听她们底消息。我今晚上再来看你。”

他说完了上面的话，马上就走出去了。他底脚步依旧是很坚定的。

他去了，就象一线光亮消灭了。我留在这房间里，我睁起眼睛茫然看着空间。周围的一切并没有改变。但是那黑暗和孤寂却又开始压迫我了。

我疯狂地在房里踱着，我低声唤她们两个底名字：静妹，文珠。

没有一声回应。她们不在这里，她们也不在Y区。她们已经失踪了。

“不会的，那是不可能的。文珠昨晚上才来过。她说她们今天会来。她们现在还好好地在工厂里作工，”我狂乱地拿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

但是朱乐无底话忽然象闪电一般地把我底全个头脑照亮了：她们是在昨天晚上一两点钟的光景失踪的。几个穿制服的男人把她们用汽车带走了。这个消息是确实的。他把一切的猜想和希望都给我赶走了。

两个铁锤一般的大字“牺牲”突然向我底头打来。我底头痛得象要炸开一般。我捧着头疯狂似地踱着。

渐渐地朱乐无底瘦面孔在我底眼前出现了。他用说教者底调子说：“我们为了信仰会牺牲一个妹子，一个爱人，甚至会牺牲自己底生命。这牺牲是必需的。”

他底话说得那么坚决：牺牲是必需的。

为什么在已经贡献了那么多的牺牲以后，我们还应该说牺牲是必需的呢？为什么在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以后，我还应该付出这样大的牺牲呢？这样大的世界，这样大的S市！为什么我一个人在一晚上就应该同时失掉我底妹子和爱人呢？

一望无际的血海出现在我底面前。两个美丽的面孔浮在那上面，她们绝望地挣扎了好些时候，终于被血的巨浪淹没了。我眼睁睁地望着，不能够援救她们。

我绝望地哀叫一声。我痛苦地捧着头倒在床上。

晚上十点钟朱乐无来。他带着阴沉的面孔和疲倦的身体。

我知道他奔走了一天，我知道他没有得到什么消息。

他摇摇头，用沉重的声音对我说：“我已经去过许多地方，却始终得不到一点消息。我明天再去打听。”

我不说话。我把两手遮住脸。

“今天傍晚又有一个朋友到她们住的地方去过。大门上了锁，房东已经躲开了。从工厂方面也得不到一点消息，既然我们明明知道她们底失踪和这个工厂有关系。在这个工厂里面罢工潮已经酝酿了许久，现在快成熟了。她们两个就在这个时候被捕，这显然是工厂方面底阴谋。不过她们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人家把她们怎样处置？我们却不知道，这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知道的。我已经托人在各处打听了，”他严肃地说。他显然把这件事情看得很认真，并且把她们两人底安全看得很宝贵。他底话很清晰，脑子一点也不乱。他的确是一个头脑清楚、办事有计划的人。

“冷，你不要这样激动。我劝你还是早点到A地去罢。你留在这里对她们底事情不会有大的帮助。你在这里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她们底事情，你完全交给我办罢。我答应你我会尽力援救她们。静淑和文珠是我们底两个极好的同志。”

我走到他底身边，我抓住他底一只膀子，我用战抖的手摇动它，我哀求地接连说道：

“她们不会有什么危险罢？你会给我救出她们来，是不是？你会救出她们来。人家不会杀害她们。她们没有罪。她们是很纯洁的，她们底心是那样善良的。为什么人家要弄走她们呢？告诉我，你会救出她们来！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们大家，你就答应我底这个要求罢！”

他按住我底两个肩头，用他底平静的眼光看入我底眼睛。他痛苦地笑了笑，然后说：“你太激动了。你现在应当休息一下。我明天再来看你。总之，我答应尽力援救她们。我爱她们，不见得就不及你。这个你该可以相信。”

五月二十七日

如果没有静妹她们失踪的事情，我今天已经在海上了。然而现在我还是在这坟墓一般窒息人的房间里。包围着我的依旧是黑暗和恐怖。

昨夜我一直叫到天明，唤着她们两个人底名字：我底静妹和我底文珠。

早晨起来，不管我怎样疲倦，我马上就跑出去，说是要找寻静妹和文珠。

我走了两条街，只看见一些带着愚蠢表情的面孔。他们在笑或者在哭。但他们都是一样地摇晃着身子走路，软弱得没有一点力量，真象是一些鬼魂。

在一个十字路口，我遇见一小队穿黄色制服的人。他们底脸上都带着蠢然的笑容。我用了愤怒的、探索的眼光看他们，我想从他们底脸上得到静妹和文珠底消息。

但是这些脸尽是没有表情的脸，它们什么也不告诉我。这些黄色的影子走过去了。

我痴呆地站在十字路口。失望又一次压着我底心，我摇摆着头，用茫然的眼光向四面看。一些无定形的影子不住地在我底眼前晃。我底眼睛有些花了。

我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她们呢？在这样大的S市里，每一间房屋，每一个地方都保守着它们底秘密；在这样大的S市里，没有一个人或一所建筑是和我有关联的；在这样大的S市里，每一张脸上都带着蠢然的笑或哭，每一件衣服都裹着游魂似的影子，每一间房屋都象一个活葬的坟墓；在这样大的S市里，我究竟在什么地方去寻找她们呢？

我绝望地拔步走了。我走进一条比较热闹的街。一部电车突然在街中停止了。一辆载砖瓦的小车翻倒在地上，推小车的人在那里用力，想把车子弄起来。没有人给他帮忙。开车的人从电车上走下来，捏紧拳头在推小车的人底弯着的背上重重地捶了几下，推小车的人并不还手，只是咕噜地骂了几句。站在旁边的人们哄然笑了。开电车的人回到电车上面，开起车走了。推小车的人还在那里挣扎，一个穿蓝色制服的人拿着手棒走过来逼迫他，恐吓他，他终于吃力地弄起车子走了。我看见他底背上的汗水湿透了那件蓝布短衫。

我也向前走着。我时时茫然地向四面看。包车上坐着油滑的脸，汽车里坐着艳装的西洋妇人。大商店门前进出着摩登的青年男女。电影院门口挂着香艳肉感的广告牌，摆着风流滑稽的面孔。人行道上到处是男人底光滑的头发，女人底波纹的头发；男人底最新式的草帽，女人底差不多垂到肩上的耳环；男人底颜色鲜艳的领带，女人底薄得要露出肌肤的亮纱旗袍；男人底长得挨到地的大裤脚，女人底尖尖的高跟鞋。在这些影子中间时时露出来那裹着绸长衫的男人底柔弱身子，和那曳着拖鞋敞开高领的女人底S形的瘦小身体。在一个弄堂里，在墙角后面有人对着“不准小便”的告白拉开裤子小便起来。

这一切就象一份死刑判决书把我底希望完全杀死了。在这样的地方我怎么能够找到我底静妹和文珠呢？

我终于又走进了窄小的街道，这些街道是比较僻静的。一些短衫汉子在石子路上安闲地走着。几个短衣妇人在门前略带兴趣地谈笑。一群小孩赤裸着上身在街中间打架。一个黄脸妇人捧着大肚皮倚在弄堂口，用疲倦的眼光看着街中稀少的行人。

我到了Y区。工厂底大门关上了，在门口守着几个穿制服的人。我又走到静妹她们底旧居。我远远地看见了那三幢旧房屋，我底心怦怦地跳动起来。我怀了一个极微的希望：我想昨天和今天的一切都是梦景。静妹和文珠现在很安全地住在那个房间里，几分钟以后我就可以在那里看见她们。

但是我走过石子铺砌的窄路，到了油漆脱落的大门前，两扇大门关住了。门已经上了锁，我底这极微的希望也给它打破了。

我在这门前立了许久，心里不住地唤着静妹和文珠底名字。几个忠厚面孔的男女在我底身边走过，他们投了一瞥同情的眼光在我底脸上，但马上就畏怯地走开了，使我来不及向他们问一句话。

静妹和文珠就这样地消失了，不留一点痕迹地消失了。我甚至走遍全S市，全中国，也不会把她们找回来。从此在我底天空中那两颗光亮的星就陨落了。再没有光芒来照耀我底生活。我害怕以后我永远没有机会见到光明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线火花在我底心底微微地燃烧起来，这是憎恨，这是复仇。

我又去找朱乐无。他不在家。我回到自己底家里。

我疲倦地倒在床上睡了，天黑尽时我才醒起来。我并不知道时候是早或迟。

黑暗压着我，直到朱乐无来的时候。

我扭燃电灯，我看着朱乐无底阴沉的脸，我知道他又白白地跑了一天。

“没有消息吗？”我恐怖地问。

“没有，”他绝望地回答。

我觉得整个世界就要毁灭了。我觉得那座俯瞰着S市的无形的火山就要爆发了。

我却是赤手空拳地等待着那悲惨的命运底到临。

我太软弱了！是的，我太软弱了。我为什么把以前的那许多有用的精力和光阴都白白地浪费掉，不用它们造成一些力量呢？我为什么这许多年都只把自己关在孤寂的思想里，不到那广大的人群中去生活，去奋斗呢？

我痛悔地捧着脸，我不敢看朱乐无。只有一个思想咬着我底脑子：现在太迟了！我只有睁着眼睛让静妹和文珠失去，不能够做任何事情。

五月二十八日

昨晚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我参加了一个杀头底典礼。我置身在广大的群众中间。地方象是在一个大的广场上。群众拥挤着，喊叫着，好象在参加一个节会。我费了很大的气力往里面挤进去。我终于挤到了前排。

一个戏台般的土坛立在我底面前。坛上站了十多个武装汉子，押着两个女囚犯。那两个女人垂着头，脸被青布蒙住，两只手被麻绳反剪地捆在背后，从她们底身材看来，她们好象是两个年青女子，而且是我常常看见的。她们站在那里不发一个声音，不做一个动作。

忽然两个凶脸汉子伸起手撕她们底衣服。她们似乎在挣扎，但是因为手被缚住，终于不能够做什么。她们底上身衣服全被撕了下来，她们底肉体就在许多人底面前显露了。

“够了，够了！”我这样叫道，但是我底声音没有人听见。我看见台上走出来两个穿长袍马褂的中年人。他们底脸上都戴了一副假面具。他们走到那两个女郎底面前，从怀里摸出尖刀，慢慢地割她们底奶子。那鲜血溅在他们底嘴边，他们伸出舌头把它舐了。

“我们不要看这个！我们不要看这种把戏！把她们放开！”群众中间几个粗暴的声音这样叫喊。

“放开她们！抛下你们底刀子！我们不要看这种把戏！我们不要看杀人！”许多声音附和着。

突然右边那个女子把身子大大地动了两下，发出一声哀叫，就往后面倒下去。这一声哀叫送进了我底心，我认得这是静妹底声音。

我底全身的血都冲到脸上来，我底心猛烈地在跳动。我认得她们。她们不是别人。她们是我底静妹和文珠。她们有那么善良的心，一心一意地为人民谋幸福，可是如今却做了色情狂底受害者，被那班假面人拿来这样摧残，而她们所爱护的人民也不来救她们。

这个思想使我更不能够忍受，我便狂热地大叫起来：“这是我底妹子！她们是没有罪的！救她们呀！为什么你们只是袖手旁观着，让那班戴假面的东西去杀害她们呢？难道你们不知道她们是你们底忠实的朋友，她们为你们牺牲了一切，她们现在到这个地步，也是为了你们呀！你们不起来吗？我要动手，我要救我底妹子，我要救她们。”

我叫完就直向台上奔去。不知道怎样，只在一刹那间群众就潮涌似地向前面拥挤，他们也向台上奔去。

我第一个上了台，那班假面人和武装汉子就象影子一般地完全消失了。两个女子都倒卧在血泊里，我跑到右边那个女子底身边，我一把就扯脱了蒙脸的青布，果然现出来静妹底脸。眼睛紧闭着，脸白得象一张纸。我哭着唤她，她不回应。她已经死了。我又扯开左边那个女子底脸上的布，她果然是我底文珠。她底眼睛微微开着。看见我，她就把眼睛大大地睁开了。我不顾血污，把她抱在我底怀里。我接连地唤了几声“文珠！”

“冷，你来迟了。我和静淑已经完了，”她低声说，脸上勉强露出笑容。“不要伤心。这是不要紧的。我们底事业是不会死的。会有人来继续我们底事业，你也会来继续我们底事业。我们会活在事业里，在事业里我们也会得到新生。你看！”她把手伸起来，指给我看前面。我便把头掉过去。

我被一种突然的惊奇压倒了。我底周围尽是悲哀的、同情的脸，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底身边竟然聚了这么多的人，却没有一点声息。

这么多的脸聚在一处，而且被同一种同情联合在一起。我这样惊奇着就突然醒过来了。

房间里漆黑，没有一点声音。只有我自己底心底颤动。我抱在怀里的并不是文珠，却是一段被盖。

血的颜色蒙住了我底眼睛，很鲜艳。这是静妹底血和文珠底血。血沁入我底心里，象毒药一般使我心痛。

我绝望地哀叫起来。我在心里叫着复仇。

静妹和文珠死了。但是我没有死，我知道血底债是需要血来偿还的。

我就没有再睡，我睁着眼睛一直到天明。

起床后我怀着一种奇异的、连自己也不能够解释的心情去找朱乐无。时候很早，但是他已经出去了。

我忽然想起我和静妹同照的相片，就去照相馆把它取回来。相片照得很好。是两个漂亮的青年男女。人看见这张照片决不会想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情形。母亲当然也不会是例外。

静妹，那浓密的头发，那大眼睛，那微笑的鹅蛋脸，她如今还在望着我笑。

我坐在书桌前面，把相片放在桌上，我注意地望着静妹底脸和眼睛。我忽然俯下头去，把相片吻了许久。

静妹，你果然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吗？那血的景象果然只是一场梦景吗？你还会回到人间来，象这样地对我微笑吗？

但是那血，那赤裸的上身，那鲜血淋漓的奶子，那紧闭的眼睛，那纸一般白的脸！我分明地看见了那一切。

她们两个果然就这样地灭亡了吗？

她们是不能够死的，无论如何她们是不能够死的。她们必须活着。即使拿这世界上的一切来做代价，她们也必须活下去。

静妹，文珠，回来罢。你们回来罢。你们快回来，回来看我做你们愿意我做的事，回来看我怎样工作，怎样地奋勇前进，走那新的路。是的，我现在准备去做那一切，只要你们能够回来。

我这样地在心里对她们说话。她们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傍晚朱乐无来找我，那个时候我躺在沙发上，睁圆两只眼睛望着黑暗。我并没有开电灯。

“冷，你病了吗？”他把电灯扭燃，看见我底渐渐消瘦的脸，他惊讶地说。他底脸依旧是阴沉的脸。

“依旧没有一点消息吗？”我战抖地问，我想，希望又消灭了。

“没有，恐怕没有希望了，”他声音苦涩地说。

“怎么，你也说没有希望了吗？”我突然站起来，大声说话，好象要去抓住那飞去的希望。

他默默地点头。

“她们一定死了！我亲眼看见人家杀死她们的。那并不是梦！”我蒙住脸在房间里踱起来。

“冷，安静些罢，”他依旧镇定地说，虽然声音有些颤动。“每个人都要死的。你也应当知道，每天都有若干人死亡。静淑和文珠并不是最先牺牲的人，何况她们并不一定就已经被害。凡是为事业死的人都会复活在事业里。只要我们底事业不死，那么静淑和文珠还是不会死的。我们现在应当加倍地努力工作。”

他依旧象说教者那样地说话。他也在说事业，他底话就和文珠在梦里说的一样。

事业，在我底耳里事业两个字不知道出现过若干次了。但是这一次这两个字却象两颗光亮的星，又象静妹和文珠底眼睛。这时候我底“自我”无论如何不能够抵抗它们了。

是的。朱乐无说得不错。这时候我所能够做的，而且我所必须做的。就只有这一件事：我应该使我们底事业繁荣起来，好让她们复活在事业里，复活在我底心里复活，在人民底心里。

“冷，我劝你还是马上到A地去罢。静淑和文珠底事情恐怕不会有什么希望了。我们这几天从各方面打听她们底消息，都没有结果。各个有关的机关，都否认她们被捕的事情。那个房东又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去了。如今一点线索都没有，我们很难找着她们底踪迹。你留在这里有什么用处？我劝你马上到A地去。”

“好，我明天给你回答，”我迟疑地说，因为我不能够马上拒绝他。

我不能够决定这个问题。我不愿意留在房里让这个问题压迫我。所以朱乐无走后，我也就出去了。我只是在马路上闲走，来消磨时间。

我无意间走到了“神秘之街”。这NS路，这混合着东西洋风味的大街，我许久不在这里经过了。

夜市很热闹。人行道上充满着小资产阶级的男女青年和流氓。一张粉脸在我底眼前晃过去，周围的空气马上变香了。我无意间低下头，正看见一双浑圆的粉红色的腿；抬起头我又看见一个雄纠纠的挺胸撑腰的汉子，穿着敞开的短衫向我撞来，我憎厌地避开了。

前面起了一阵闹声，似乎人突然增多起来。几个小鬼似的、有窃笑的脸的东西在我底面前摆过去了。一个美国水兵挟着一个娇小的中国小姐走过来。他一脸通红，走路偏偏倒倒，口里哼着英文小曲。一个黑的东西在我底面前飞过，接着是一个清脆的响声。过往的人吃了惊，水兵却哈哈大笑起来。我才注意到他底手里的酒瓶没有了。有几个行人站住带笑地旁观着他底举动。我瞥了一下他手臂里挟着的少女。她有一张颇美丽的脸，可是我看不出她底脸上的确定的表情。

我站住了，正在一家“酒吧间”底门前。绿色的玻璃窗拦不住那淫荡而恶俗的、金圆国家里流行的音乐。那个水兵做了一个滑稽的歪脸，就挟着他底女友往里面去了。

路上尽是一些影子，戴着各种颜色的面具。十一二岁的讨饭女孩哀声乞怜地跟着艳装的姑娘跑。瘦弱的患贫血病的黄包车夫象负着重载的牛马似的，喘着气拖了车子慢慢地向前奔；安然坐在车上现出得意样子的，是一个胖大的商人。一辆一辆的汽车在街心横冲直撞，象坦克车。爬虫似的电车在街中狂叫。大商店门前闪耀着红绿的霓虹灯招牌。影戏院门前贴着巨幅广告，堆了些“风流，香艳，滑稽，肉感”的字眼，在下面加了几行小字是“加映×地灾情影片”。隔壁一所窄小的洋房门口贴了一张长的纸条，写着：“内有巴黎美丽女子按摩。”

一种极其强烈的憎厌的感觉占有了我。

“去，去！离开这里！离开S市！”一个声音在我底身体里响起来。

难道我对于这种地方还有一点留恋吗？

五月二十九日

早晨，朱乐无和鸣冬同来。他们和我谈了许久，举出许多的理由，劝我到A地去。于是我对他们说，我已经决定了。我底话显然使他们满意。

他们底态度是诚恳的，但又是悲愤的。我知道静妹和文珠底事情在他们底心里种植了深的憎恨。当我对他们肯定地说我决意到A地去的时候，他们底脸上现出了光彩，坚定地和我紧紧握手。这握手暗示着将来的会面，表示着对于最后胜利的坚强的信仰。

我诚恳地望着他们底眼睛。那眼光向我要求许多事情，我感动地一一用眼光答应了。

三十一日下午有轮船开往A地，我决定搭那只船。

下午我去找秋岳，他不在家。我知道他依旧为杂志忙着。我留下一张字条叫他晚上来看我。这字条是交给他底房东家的娘姨的。

但是出乎我底意料之外，他晚上竟然不来。我白白预备了许多话等他来说。

五月三十日

绝早就落着雨，天色阴暗，带了使人不愿意看的愁容。似乎天也哭了，为了这个血的纪念日。这个纪念日是我永不能忘记的，特别在这种时候。

今天是我在S市的最后一天了。这一天却是使得某一部分人战栗震恐的血的纪念日。

正午的时候隔壁人家忽然开了留声机，唱《连英惊梦》，后来我又听见麻将牌底响声。雨已经住了。

我想着静妹和文珠，我底心又隐隐地痛起来。我把相片封好给母亲寄去，我底眼泪落了在信封上面。

母亲许久没有信来，不知道是否患了重病；静妹和文珠失踪好几天了，不知道究竟是死是活；现在我就要一个人离开S市了。——我不愿意想这些事情。

我出去寄相片给母亲，并且要最后一次在S市散步。我要看看S市怎样度过这个纪念日。

我走到一个地方，跳上了无轨电车。电车经过S路桥[9]时我看见两个西洋兵立在桥底两边，他们挺直地站着，动也不动一动，连眼睛也不闪，活象两个木偶。我看得这样清楚，因为电车在桥上突然停了，正停在一个兵士底身旁。两个高大雄壮的华捕上车来检查乘客，一个穿钢丝马甲的西捕提着手枪在下面监视。我把眼睛掉向外面看。我底眼光正落在那个木偶底枪刺上。枪刺在我底眼里骄傲地而且贪婪地发了光。我想，它大概是渴血了。我本能地抚摩着自己底胸膛。

“站起来！”一个粗暴的声音不客气地响了。我并不回头。一只手不客气地拍我底肩膀。我把我底在枪刺上停了许久的眼光掉过来看这个华捕底眼睛。他不作声就走开了，跟着他底同伴下了车。我还看见他在和那个西捕讲话，恭敬地甚至谄笑地。然而电车开了。

我不等电车驶到终点就下了车。我闲走着，街上的行人并不少。十字路口立着许多人，伸着颈项在那里观望什么。白色和黄色的穿制服的人提着手枪在人行道上往来。几个扎了裤脚的短衫汉子在街中间拦住人搜查。过往的行人都带着慌张的样子，连说话也不敢放大声音。好象一切都罩上了一层严肃的色彩。在十字路口安置着电网，还有几队武装的外国兵在那里徘徊。我走了许久，我不曾看见平日那班点缀太平的东西。

我闲走着，我一直走到傍晚，我犹如走遍了人心底沙漠。我一点东西也没有寻到。对于S市我实在不能有丝毫的留恋。

我到了家。房里有灯光，有谈话声，原来我出去时忘记锁门。

在我底房间里，秋岳和朱乐无正在谈话。

“静淑和文珠底信来了！”朱乐无说，他底瘦脸发了光。他递给我一张纸。

我们没有死。我们还活着，就在S市。也许我们不久就会出来和你们重见。我们是在二十五日的深夜被捕的。他们打门进来，一共是八个人。他们马上用布蒙着我们底头，把我们两个拖下楼去，用汽车载走了。他们把我们放在一只小船上，白天放在河中间，晚上才靠岸，整天都有两个中年妇人监视着。这样过了几天，他们也不说明究竟要把我们两个怎样处置，他们不释放我们，也不杀害我们。这种生活简直是长期的苦刑。但我们并不怕死。请你们千万不要把我们底事情告诉冷。我们担心他受不住这个打击。他初到A地，信仰还没有坚定，感情又很强烈，他听见这个消息会抛弃工作马上跑回S市来，这是我们很不愿意的。

我们不多写了，至于详细情形你们可以问这个送信来的妇人。请你接到信后付给她十块钱。这个妇人不是坏人。她待我们好。——静，文。

字是用铅笔写的，是文珠底笔迹。

我感到绝处逢生的喜悦，就象在黑暗里看见了一线光明。

她们还活着。不管我底梦是怎样可怕，不管我们底推想是怎样绝望，她们还活着！

“我们怎样救出她们呢？”我兴奋地说。

“你不要激动，我已经有办法了，”朱乐无镇静地说，好象他有很大的把握似的。“那个妇人告诉我一切的情形。她们现在不在船上，已经移到××机关底特别囚室去了。照这情形看来她们马上不会有什么危险。现在我们知道了她们底真实的消息，事情就好办了。我担保会还给你那两个活泼的女子。”

秋岳附和着朱乐无底话，他已经从朱乐无那里知道了详情。他今天才见到我底字条，是那个娘姨耽误了。他在这里坐了许久，后来朱乐无来了，他和朱乐无谈了许多话。

是的，我应该到A地去了。静妹和文珠以为我已经到了那里，她们担心我底信仰不坚定，她们不愿意我留在S市浪费时间。我说过只要她们活着，只要她们能够回到人间，我准备牺牲一切去做她们愿意我做的事，我要努力工作，我要奋勇前进，去走她们愿意我走的路。

这个时候我不能再有一点迟疑了。我至爱的静妹和文珠啊，我如今需要的就是信仰，就是坚定的信仰，没有信仰的生活已经使我痛苦够了。

五月三十一日

下午朱乐无和秋岳送我上船。

舱里很闷热，许多人在那里吵闹。我们放好行李走出来，站在甲板上谈话。

阳光照在我们底头上。我底心是自由的，我底心已经越过了海，飞到那未知的A地了。

他们回到岸上去的时候，我紧紧地握着乐无底手，我诚恳地对他说：“静淑和文珠底事情……”我接不下去，我底眼泪落在他底手上。

“你放心。我一定尽力去做……我们下次再会面的时候，情形决不会是这样。”他苦笑了，但是他底声音里面含有一种力量。这力量把我底隐在心里的细微的悲哀全扫去了。

我又和秋岳握了手，我微笑地对他说：“希望你底杂志办得很顺利。下期印出来请你多寄几份给我。我在A地看见杂志就象看见你一样。”

他也笑了，他底微笑是很灿烂的，这个把杂志当作生命、为了它甚至牺牲一切的人。

他们上岸去了。我痴呆地立在甲板上，栏杆旁边。他们走到岸上还回过头来几次对我招手，但终于消失在人群里面了。汽笛声震彻了我底两耳。

正四点钟，船开始向后面退，完全离开岸边，就向前慢慢地走了。

高耸的建筑，拥挤的车辆，扰攘的行人，都渐次往后面退去。在短时间以后整个的S市就完全消失了。我底眼前再没有红色的外国工厂，灰色的外国兵舰，黑色的外国商船。我底眼前只是白茫茫的海面，这海面在我底眼前展开，长得没有尽头。我们底船在这海上驶着，它要把我载到那未知的A地去。

一种新的感觉在我底身体内产生了，新的幻景迷住了我底眼睛。我不再回头去看那被我抛弃在后面的S市了。我不再为那过去的生活悲叹了。我没有留恋地埋葬了它们。对于我，生活又现出来一个新的面貌，我如今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一个新人。在灭亡的路上我有了新的诞生。

[1]S市：上海市。

[2]HR路：海格路。

[3]K省城：江西省城。

[4]NS路：北四川路。

[5]A地：厦门市。

[6]C地：广州。

[7]P地：当时的北平市。

[8]“济南”：当时在上海—厦门—广州间行驶的英商太古公司的轮船。

[9]S路桥：四川路桥。

第二篇　在挣扎中发见自己底力量

〔N年〕在A地

六月一日

酝酿了一个多月的电灯工人罢工潮现在就要爆发了。

昨天我们到司令部去参加第三次劳资仲裁会议。资方底代表完全拒绝了我们劳方代表底加薪的要求。我们让步两次，但资方底态度始终非常坚决。所以在四小时的会商以后，依旧毫无结果。

今天早晨我们底罢工委员会开会，我们决定了对付资方的手段和步骤，分配好大家底工作。

下午我从工会会所出来，走在T马路上。这条路不宽，行人也不多。刚刚落过一阵骤雨，路面还有点湿，空气很新鲜。我仰起头，看那逐渐开展的清朗的天空。我摇动着身子，我觉得一个大的事变，一个活动的机会就要来了。我快乐。

突然我发觉我底身后有几个人底脚步声。这声音和我底脚步相合。我走快，它们也快，我走慢，它们也慢。

我知道有人在后面追踪我。在这时候的确有人欲得我而甘心。在A地暗杀事件是极寻常的，一个人只要有钱有枪，就可以随意杀死他底仇敌，他自己不会冒一点危险。前一个月《民钟报》记者因为得罪了本地的一个军阀，就在这T马路上被敌人用手枪打死。我想到这个倒有点紧张了。我应该想一个躲开的办法。

我故意在一家商店门前站住，看那文句奇怪的广告。那脚步声也就停了。我把眼睛偷偷往两边看，我瞥见了几个凶脸汉子，他们把手插在短衣袋里，我知道那里面藏得有什么东西。

我慢慢地往前走，我想到公园里去。在那里面我很容易避开他们底追踪。

公园就在前面，只要转一个弯，再走二十多步，我就可以走到那里了。我在表面上并不现出一点慌张的样子，只是把脚步放大一点。我想我也许会战胜他们。

然而就在转弯的时候，他们六个人一齐从后面拥上前来。两个人抓住我底两只膀子。另外四个人在前后包围着，圆睁着那恶狠狠的眼睛看我底脸，就象要把我吞进肚里去。

“什么事情？”我勉强镇静地问。

“我们司令请你到H山[1]去谈话，”拉住我底左膀的那个高大汉子说。

“好，”我答应着，就跟着他们走了。这时候我也就只有这个办法。

我们走过司令部门口。司令部就在公园附近。

“到司令部里面去可以吗？”我带笑地问。

“不行，不许说话，快走！”右边那个便衣侦探厉声说，突然摸出手枪对准我底胸膛。

行人们跑过来，把我们围住，大家带了惊奇的、同情的眼光望着我。我依旧昂着头，并不避开他们底眼光。

“去！去！”这几个侦探都摸出手枪做出要开枪的样子，把那许多人驱散了。

我们走不到多远，遇见一部空汽车驶过我们底面前。

“站住！”他们把手枪向汽车夫瞄准，厉声喝道。

汽车马上停了。

他们把我押进车里。四个人坐在我底旁边，两个人站在车外，都把手枪拿在手里。

“到H山去！”一个侦探凶恶地吩咐了这一句。于是汽车飞驶地向着H山开去了。

汽车在不平坦的马路上颠簸得很厉害。车里非常闷热。没有一个人说话。我闭着眼睛在思索。

H山是著名的屠杀青年的地方，都是执行秘密枪决的。尸首就埋在山里，没有人会知道。

A地的军阀和电灯公司的资本家都认为我是这次罢工潮底主动者，他们很想把我置于死地。

死！严刑拷问！秘密枪决！这几个名词在我底脑子里轮流地出现。我底全身的血好象凝结起来。我明白我走到生命底边沿了。

生底留恋和死底恐怖轮流地压迫我。

我有血，我有肉，我有感情，我有生命。所以我不能没有留恋；我不能没有恐怖。

不多久就到了H山海军办事处。下了车，他们把我收押在俱乐部里面。一个兵来搜我底身上，搜出了一本空白的日记簿，十多张名片，几十分邮票，一串钥匙，几个银角。

“就只有这一点东西？”那个年青的圆脸副官失望地问。

“你们想我还有什么呢？”我冷笑地说。

“你底手枪？听说你有三支手枪，”他严肃地说。

“手枪？我从来没有用过手枪。我又不会开枪，要它做什么用？”我笑起来。

副官得不到结果，就不高兴地走了。他派了两名护兵，拿着实弹的枪看守我。

在七点钟光景，处长和主任都来了。他们带着笑容走进来，一进门就齐声说：

“啊，我们从前不是见过面吗？”

“是的，我们见过，”我做出平静的笑容回答他们。但是在心里我却想：他们不就是我底敌人吗？我曾经因为工人底事情和他们有过小的冲突。这事情我记得很清楚。现在我是在他们底掌握里了。

他们和我谈了许多话。起初他们带着讥笑和敌视的态度，后来听了我底长篇叙述后，他们底语调改变了一点。我把现社会底状况，电灯工人底生活情形和这次工潮底起因全告诉了他们。我明知道这番谈话不会给他们留一个深的印象，而且他们也不见得就了解我底意思。但是除了上面的话以外，我还能够对他们说什么呢？

我们谈到九点钟。忽然电话铃响了。

电话是司令部打来的。说要在今晚上枪毙李冷。

枪毙李冷！这句话沉重地打在我底头上。

但是处长和主任都说不同意枪毙李冷，请司令部带去自行办理。

司令部并没有坚决的表示，所以我底生命又得暂时保全了。

然而说不定到了深夜，司令部会再来一个电话，坚持要枪毙李冷，说不定司令部会把我带去自行办理，到了那个时候……

生底留恋，死底恐怖……我没有别的思想。

六月二日

昨晚我躺在那张破竹床上，我把两只眼睛圆圆地睁着，望着黯淡的煤油灯光。我好象在等待一个人。我在等待谁呢？等待那个来带我出去“枪决”的兵士吗？

没有悲哀，也没有眼泪。内心的摇荡，神经的麻木。理智在这时候没有一点用处了。眼前浮现了一幕一幕的恐怖的幻影，总不外：生命底泉源已经枯竭，现在是到了死——最后的归宿了。

好容易捱到了四点钟，突然吹起军号来。

天还没有亮，屋里还很阴暗。这时候为什么要吹号呢？

“现在就是枪决的时候了！”一个思想突然照亮我底脑子。我底心猛烈地战抖起来。

一点疑惑也没有了，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外面人声嘈杂，好象准备做一件大事情，好象准备举行一次血宴。

死，寂寞的死。看不见群众底面孔，听不见群众底叫声。黑暗的山岩就是我底埋葬地。枪声一响，我底生命就完结了。

我不能够没有留恋，我不能够没有恐怖。

我等待着，等待着那恐怖底到来。

四点半钟又过去了。并没有一点动静。

“朋友，四点钟就吹号，是什么意思？”我问那个守兵道。

“先生，这是起床号，我们弟兄四点钟就要起床的，”他温和地回答说。

我底心又放下了。

这生命底短时间的延续，居然这样值得人留恋！我这时候并不去想：将来有一天一颗子弹打进我底心里，我底一切依旧会完结，那么这短时间的延续又有什么意思？

在下午四点钟的光景王炳突然走进来。王炳是电灯公司底工人，又是罢工委员会底执行委员。他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中年人。

“怎么，你也来了？”我吃惊地问。

“我底爷，我也是被侦探抓来的，”他在愤怒中带着苦笑说。“你看我背上的伤痕呀，都是被他们用枪杆捶破的。他们抓住我，我不肯走，他们就打。”他说完脱下上衣，把背向着我。

背上的皮已经破烂，到处是血迹，颜色有红的，紫的，黑的。

看着这背就好象我自己在挨打。愤怒压倒了我。我拚命咬着嘴唇皮，不要使这怒气发出来。

捱到了黑夜，空气又突然紧张了。在屋角里现着死底歪脸。

王炳低声说：“我看今晚上我们要完结了。”他蒙住脸倒在破床上。

“完结？那有什么可怕？世界上并没有不死的人！”我做出勇敢的样子说。其实我底心也开始在摇摆。我为了使他安静，才不得不用上面的话来掩饰我底怯懦。

六月三日

我因为连日的疲倦，昨晚居然得到很好的睡眠。今天我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

王炳昨夜没有合眼，今天他底脸变成了土色。

“李冷，你说我们还活得过今晚上吗？”他担心地问。

“谁管这个？”我粗声说。“要死就早点死，倒也痛快！”我觉得我已经不象前天和昨天那样地胆怯了。

“死究竟不是好玩的，”他吐出舌头说。接着他又闭上眼睛轻轻地唤了两声：“我底妻”，“我底儿”。

我蒙住两只耳朵。

下午三点钟光景一个新的守兵来了。他是一个北方人，看他底相貌，我知道他还有一点人性。我们对他讲话，他居然客气地回答。他在这里当兵已经七年了。他告诉我们，这里夜间常常秘密枪毙人。我们问他：秘密枪毙，是不是还宣布罪状？难道不经审讯，也可以秘密枪毙吗？审讯的时候没有供状也可以秘密枪毙吗？他说：“有许多是：抓了来不问不审就枪毙；有许多是：苦打成招后就绑出去枪毙的。既然是秘密枪毙，当然用不到宣布罪状。我前天不——”

他刚刚说到这里，那个圆脸的副官就走进来。那个人轻蔑地看了我们一眼，板起面孔对守兵说：“不准同犯人讲话！好好看守！”

秘密枪毙，不用审问。——我要不去想它，我却不能不想它。我残酷地提醒自己：今天晚上在一两点钟光景，我底生命就会完结了。

我躺在床上，我突然想起了静妹和文珠。她们还活泼地在S市努力工作，半年的牢狱生活并不曾摧毁她们底精神。她们果然活泼地回到人间来了。她们满意我底工作成绩，常常寄了充满爱情的鼓舞的信来。但是如今她们能够知道我躺在这里等待那毁灭底到来吗？她们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救我吗？

浓密的黑发，长睫毛盖着的大眼睛，红红的双颊，对我这一切都永远地消失了。还有静妹底温柔的话，文珠底充满热情的声音，我再要听一次，也是不可能的了。

我底面前就站着那死亡。死亡底境界第一次在我底眼前展开了。黑暗的，寂寞的，无名的，永远是漆黑的一片。没有爱，没有光亮，没有尽头，没有生命。所有的只是死。

我底母亲已经死了。我在A地忙碌着，生活在工人中间，开始组织A地总工会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说我底母亲死了。这个消息是新出狱的静妹告诉我的。这已经是半年前的事情了。为什么她底面颜又突然如此明显地浮现在我底脑里呢？难道真如一般人所说，我已经走到了生命底尽头，所以就开始回想到母亲和其他的亲爱的人吗？难道我必须死亡，所以才拿关于女性的回忆来为我自己祝福吗？

我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但是黑夜又来了。

我和王炳躺在破竹床上。我默默地闭上眼睛，我竟然睡着了。

过了好些时候我忽然醒过来，我觉得床在颤栗地摇动。我惊奇地睁开眼睛转过头去望王炳。黯淡的灯光正照在他底惨白的脸上。他闭着眼睛，身子不住地抖动。

“王炳，你生病吗？”我含糊地问。

“你没有听见刚才的几下枪声？”他恐怖地低声说。

“睡罢！管这枪声干吗？”我粗声回答着。我把手压在胸膛上，我忽然想到我底这个身体一霎间就要僵卧在山岩上，成一具鲜血淋漓的死尸了。

这样想着，我就不能够再闭上眼睛。

那个守兵故意把枪弄得哗喳地响，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用意。这声音刺进耳里，使我变得非常烦躁。王炳底战抖的身子横在我底旁边，象一个垂死的人。

我觉得我要是再躺在这张床上，我底心底跳动，我底血底循环也就会停止了。于是我站起来在房里走着，我一直走到天明。

六月四日

上午十一点钟圆脸的副官来了。他板起面孔对我们说：

“你们只可以在房里坐卧行动；若要大便小便就应该通知守兵。否则，自动踱出门外，发生误会，恐怕很不方便！”

自由，我们底全部自由都给人剥夺了。但是我底那颗求自由的心是不死的，除非到了我底生命毁灭的时候。那个时候也许不久就会来罢。

下午那个北方人来换班了。王炳问他昨夜的枪声是什么一回事情。他说：

“先生，昨晚一点半钟枪毙了三个人。我用驳壳枪打死三个，得赏十元。哎，先生，我们差不多做惯了这种买卖，丝毫不动心了。”

他说着微微一笑，一面抚摩他底枪，并不觉得他底话说得残酷。

我无意地把眼光定在他底枪上，定在他底右手上。我看见他底手和别人底手一样，是黄黄的，是瘦小的，上面没有一点血迹。我看不出来它在昨天晚上杀死了三个人！

我默默地看他底手，我忽然想道：今晚上不就是这只手来取去我底生命吗？这个人，这个温和地微笑着的人不就是我底刽子手吗？

六月五日

一个晚上又平安地过去了。我们依旧没有死。但空气依旧是阴郁而沉闷。

我在这里过了四个整天了，不曾得到外面的一点消息。亦寒他们大概不会有危险罢。他们得到我失踪的消息以后一定会小心地保护自己。尤其是亦寒，他在A地的工人运动中占着重要的地位，他不能够让侦探们把他捉去。至于别的朋友们，他们一定会照常热心地工作。少一个我，对他们底工作不会有大的损害。在这方面我觉得可以放心。

然而那些电灯工人呢？他们现在究竟怎样了？罢工潮一定已经被压服了，这可以从王炳被捕的事情上猜想到的。

是的，工潮一定被压服了。酝酿了许久的罢工事件连爆发的机会也没有。工人一定在从前那样低的工资下面继续劳动。罢工委员会底人员一定全数被捕，至少也会被公司开除。我们得到了什么呢？

我们底要求是正当的，是最低限度的。然而这一点正义我们也得不到。这一个多月来的努力完全付诸东流。电灯工人依旧在工厂里呻吟受苦，许多人家会因此流离失散，而我和王炳却躺在破竹床上等待那毁灭底到来，不能够做任何事情。

这是我底第三次的失败了。这一年来在A地，在许多朋友底帮助下我热心地工作，生活在机器工人中间，帮助他们同困苦的环境奋斗。我们开办了机工子弟学校，开办了机工夜学，设立了机工俱乐部，成立了失业机工互济会，又组织了A地总工会。但是学校被封闭了，总工会被解散了。不管我们底行动是怎样地温和，人家并不给我们一个机会。

那两次的失败并不曾使我灰心，在信仰底指导下，在朋友底鼓励下，在静妹和文珠底劝勉下，我又开始了第三次的工作。

但是如今第三次的失败又来了，而且我底生命就要在这次的失败里终结了。我永远不会有机会再来开始第四次的工作。

是的，亦寒他们会活着，来进行第四次的工作，静妹和文珠在S市的事业也会一天一天地发展，而我在几点钟以后就会永眠地躺在山岩上面了。今天晚上一、两点钟光景，驳壳枪底声音会响起来打破黑夜底静寂，谁能够说那时候不就是我底生命底毁灭吗？

傍晚主任来看我，他做出同情的样子对我说：

“你底事情有些不好办，据司令部说你底反动证据很多。第一，你在戒严时候煽动罢工，扰乱公安秩序；第二，联合A地各界反对司令部。如果属实，单是这两件就可以把你枪毙了。我以为你我都是学校出身，你又是政治犯，所以特别优待你。你应该了解这个意思。”

他说完就走出去，好象害怕我反驳他似的。其实我也没有话对他说了。

“我们两个最多只有一个星期的寿命了。你听他说话！”王炳忽然吐出舌头，低声对我说。

“你是不要紧的，”我觉得我底脸上第一次露了惨笑。我对他说这句话不知道是安慰他，或者是羡慕他。我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这就是“我是没有一点希望了”。

死，我底前面就站着死，确定的，威压的。

但是渐渐地死底面相改变了。

死，我为什么要这样地怕死呢？在过去，在现今，在将来，不是有无数、无数的人死过，而且还要继续死去吗？

每个人都要死亡，而且我也必须死亡。为了信仰牺牲自己底生命，这并不是耻辱，也不是灾祸。在过去有许多人昂然地为信仰接受死刑，在今天也还有许多人殉道地死在监牢里。我并不是第一个。

杜大心自愿地为他底信仰牺牲了，朱乐无为信仰牺牲了他底女儿，他还说过他随时等待着牺牲来召唤他。静妹和文珠也坚强地度过了她们底牢狱生活。我是他们大家所热爱的人，我是A地一部分工人所信赖的人。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底身上，我不能够胆怯地在死亡底面前战抖。

今天不见那个北方人来换班，另外来了一个本地的守兵。这个人很凶恶，一脸的横肉，而且瞎了一只眼睛。他底脸是一张非常阴沉的脸。看见这张脸就使我想起黑暗的A地的社会。

六月六日

下午那个北方人来了。我们看见他好象看见一个亲人。我们和他谈起闲话来。

“我昨天出去送公事，顺便替你们打听消息。你们底事情很危险。司令部还不肯承认逮捕了你们，把你们押在H山。听说司令部侦探还在想法要捉叫做亦寒和什么的三个人。工会会所被司令部派了许多侦探暗地看守着，没有一个人敢到那里去。电灯公司前两天请司令部处长、副官、参谋他们吃饭，一共有三桌人。公司经理在席上就请司令部马上把李冷秘密枪毙——”那个北方人带着严肃的表情说了上面的话，但是他刚说到这里就被王炳打岔了。

“我呢？”王炳焦急地问道。

“你大概不要紧。他们都说把李冷枪毙了，各种机器工人要求加薪的事情就不会成功了。”

虽然我已经准备去死了，但是这个消息还不免使我底内心激动。我又一次想到我所抛弃在外面世界中的一切，我还不能没有留恋。

我静默着，不想说一句话。我只顾去思索，思索我不能够忘掉的许多人和许多事情。

晚上朦胧的月色从窗户射进来。月色很惨淡，我想我底脸色该不会象这样惨淡罢。

我要挣扎，我要驱逐一切阴郁的思想。我要做一个象奈其亚叶夫那样的人。

六月七日

“喂，上官说，叫你们不要走出门槛！否则，发生误会，就要对你们不起。除了要茶水外，你们不能同我们多说话。这是上官命令，不能违抗！”那个本地的守兵一进门就用粗暴的声音对我们说。

我只是冷笑了两声。

十二点钟的光景，我们刚在吃中饭，那个圆脸的副官突然跑进来，板起面孔对我们说：“你们吃了饭就搬到那边去！”我们并没有理他。

刚吃过饭，就有三个守兵进来，对我们说要搬地方了。他们没有得到我们底同意，就把我们在这里日用的东西拿着，领我们到另一间房里去。

这一间屋子比原先的那一间更坏。这里白天苍蝇多，夜晚又有蚊虫。而且离兵士住的地方近，吵得厉害。

在这里日子显得更长了，要等黑夜底到来，真不容易。但是黑夜一来，恐怖的空气也跟着来了。

我们被蚊虫咬得难受，不能睡觉。我便吹灭了那盏昏暗的煤油灯，并且把房门也关上了。我们正要安静地睡一刻，但是门被守兵们打开了。

他们一进门就点燃煤油灯，而且恶狠狠地把房里的两扇窗门钉闭了，然后退出房去。

房里没有一点风，空气闷热。我们完全成了一大群蚊虫底俘虏，被它们咬得一身都是疙瘩。直到十二点钟，人声静寂的时候，我和王炳依旧用干燥的眼睛对望着。我们简直不能够合眼。

又过了一些时候，突然闯进来三个拿驳壳枪的兵士。他们圆睁着眼睛，对我们做个歪脸，接着又把我们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好象厨子要杀鸡时把鸡提在手里看一下作个准备似的。他们又默默地走出去了。

“李冷，我看今晚上我们一定会被枪决了。你想是不是？”王炳低声在我底耳边说。我看他全身战抖，差不多要哭出声来了。

“不会的，他们不敢枪毙我们。我们还是睡觉罢。”我勉强壮起胆子安慰他，而我底内心的惶恐已经无意识地流露了出来。我用双手蒙住眼睛，我不愿意看见那灯光。

快到两点钟的光景，静夜里忽然起了“擘啦”，“擘啦”，“擘啦”的声音，里面还夹杂着悲惨的哀叫：“哎哟，哎——哟！枪毙就枪毙，我无话可招！”

我们听得很清楚，好象这惨剧就发生在我们底眼前一样。但是声音又忽然停止了。夜是很静寂的。

就象发生了地震一般，我们底床忽然震动起来。

“李冷，你听见吗？”王炳睁着失神的眼睛看我，他用颤动的声音问道。

“是的，我听见的，”我低声回答他。我咬紧牙关，用极大的努力来镇静我底纷乱的心曲。

啪，啪，啪，啪，于是枪声响了。

没有一点疑惑，几个人底生命完结了。

死，死接连地在我底面前走过。

我想我底轮值马上就要到了。他们会带我出去到后面山岩上。这同样的枪声会埋葬了我。

我正在想我应该怎样演说，怎样骂人，怎样喊口号，怎样做出那种种的悲壮的举动。

“李冷，我不愿意死，我家里还有妻子。我不能够过这种生活。我要逃，我不能够在这里等死！”王炳断续地说，他紧紧地抓住我底左膀。

“安静点，镇静点，你不要紧，他们不会杀你，”我这样安慰他。但是关于我自己我没有一点疑惑了。

死，我底面前就站着死。我必须向着它走去。

我为什么要怕死呢？我们被囚禁，拷打，枪毙，这并不是我们底耻辱。我们为人民谋幸福，必须付出这个代价，这牺牲正是我们底胜利。我们底黎明的将来正是许多、许多这一类的牺牲造成功的。做一个革命家，就只有两件事情：勇敢地奋斗；勇敢地就义。我已经勇敢地奋斗过了，现在应该勇敢地去就义了。

六月八日

早晨那个北方人来换班。他低声告诉我们昨晚又枪毙了四个青年。他们受过多时的拷打，仍旧没有口供，到枪毙时还在骂人。

什么罪？宣布罪状吗？王炳问。

“夜里枪决，照例是不用宣布罪状的。”

我们沉默着。

“听说你被捕是因为公司方面告你有剪断电线煽动罢工的嫌疑，”那个北方人温和地对王炳说。“大概不久司令部就要把你送到法院去审问。你底事情不要紧。”

“送到法院去？哪个有耐心等它！要杀最好早点杀！我不高兴等了！”王炳忽然愤怒地用粗暴的声音回答，他烦躁地在房里踱起来。

北方人不再说话了。

王炳底这个举动是出乎我底意外的。他带着一脸的怒容，没有一点害怕的表情，也没有一点欢喜。我奇怪他怎么很快地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个晚上又响起了枪声，显然又有人被枪决了。但是王炳却没有一点害怕的表示。他似乎变得很勇敢了。他只是烦躁地说，他不能够再忍受这种生活。

是的，我也不能够忍受这种不死不活的等待的生活了。

六月九日

王炳今天很高兴，他对我讲了许多话。他说他现在一点也不害怕。他可以勇敢地去死，甚至不会打一个颤。

他底话使我高兴。我极力鼓舞他，我对他谈了许多我底过去的事情。我谈到静妹，谈到文珠，他对这两个女郎发出了诚心的赞叹。

我们这样谈笑着，就不觉得时间过得慢，不久便到了黑夜。

我觉得心里畅快，所以很早就睡熟了。

忽然一阵喧闹惊醒了我。

啪，啪，两声清脆的枪响送进我底耳里。接着就是许多人底脚步声，叫嚷声。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底脑子还有点昏迷。

四个拿着实弹的驳壳枪的兵士走了进来，四支枪对我瞄准。

死，这个字象闪电一般掠过我底脑子。我毫不迟疑地站起来。

我没有恐怖，没有颤栗，没有眼泪，没有思想。

我等着他们放枪。

但是房里没有动静。在外面枪声又接连地响了。人声更如潮水一般地涌起来。

“在这里，”有人在叫。

“在榕树后面，”有人在叫。

枪声接连地响着。许多人在跑。

“中了枪了。快放，他要翻墙了！”

又是两三声枪响。

于是一个尖锐的声音叫起来，声音很凄惨，这是我所熟习的声音。

“王炳！”我恐怖地叫起来。我睁大眼睛往四面看，我这时候才发觉我底同伴不在这个房间里。

是的，一定是他。哀叫的人一定是他。他们把他怎样了？我想着，我就往门外奔出去，但是两个兵把我底膀子抓住了。

“哎——哟，李冷，我——”王炳在外面惨痛地叫起来。这声音象利刀一般在我底心上划着。

“王炳！”我用尽力气来回答他。我一面挣扎着要奔出去。就在这时候一个兵拿他底驳壳枪对准我底头。

在外面又起了枪声。于是王炳底声音消失了。

我呆呆地站在房中间，我好象做了一场可怕的梦。

“你们把他怎样了？”我忽然发狂似地问道。

“他借着出去大便就要翻墙逃走，照这里的规矩是不能够让他活的，”一个守兵冷冷地说，就放开我底膀子。他们四个人又退到外面去了。

房里灯光很亮，但是在短时间内我底心里的光明灭了。

我挺直地躺在破竹床上，动也不动一下，我没有思想，好象死了一样。

六月十日

早晨我醒来，含糊地叫了一声“王炳”，没有人答应。我睁开眼睛，我才发见屋里只有我一个人。

于是昨晚的一幕惨剧又在我底脑子里出现了。

没有一点疑惑，那个人被几颗枪弹断送了。他底血染红了墙边的泥土，他底尸体躺卧在山岩上。然而无论如何他是不能回来的了。对于这个世界他是永远地去了。

他本来不会死，他在几天以后就会被送到法院去，在那里人家不会怎样为难他这个忠厚人。他会回到他底妻子那里，他还有很多的日子可活。他说过他不愿意死，而且他不能够死。他有妻子，他有小孩，他们需要他养活。

但是他终于死了。他为什么要逃走呢？而且为什么要在那个北方人给了他一线的希望以后逃走呢？

他不愿意死，他不能够死，而且他不必死。但是他终于死了。然而我还活着，我活着来忍受等待死刑的折磨。

我知道这是不会久待的，特别在昨夜王炳惨死以后，我底死刑已经成了明如白日的事实。我再也没有方法可以逃避死刑了。

死是冠，是荆棘的冠，我必须戴这荆棘的冠。

那个北方人来了。他知道了王炳底死，他说了几句嗟叹和同情的话，然后他又告诉我，我底事情完全绝望了。司令部一直到现在还不承认逮捕我的事。他们正在和公司方面秘密接洽，大约三四天内就可以成交了。这次A地的资本家是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因为他们知道电灯工人底加薪运动一旦成功，那么自来水公司、电话公司以及某几个机器厂底工人都会陆续起来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以后就不能够再象从前那样地任意剥削工人了。所以他们甘愿出十几万块钱运动司令部早日把我秘密枪决。司令部军法处长共有娇妻美妾十二个，电灯公司送她们每人一颗金刚钻，许多匹绸缎，这一笔费用共计是四万元，还有前后五六次宴请司令部官员的酒席费六千多元，以及送给司令、参谋、副官等等的八九万元。这样一来，我底生命就必须完结了。这十几万元买了我底命。他们要枪毙我以镇压电灯工人底罢工潮，他们要枪毙我以儆戒那班敢于反抗资本家底任意剥削的工人。如今他们底生意快要成交了，所以我至多也就只有这三四天可活了。

那个北方人报告了消息就走开了。他显然很同情我，怜悯我。他不愿多留在这里看我伤心。对于他和对于许多人一样，被杀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是一个灾祸。他以为我会被悲痛压倒的。

然而这一次他却错了。我没有一点悲痛。我有的只是憎恨和愤怒。我想着那十几万块钱。每张纸币，每个银元上面都染着我底热血。它们如今又被埋藏在那班吸血的人底宝库里面了。我底血会在那里发臭的。这十几万元本来应该散给工人，还可以给许多工人底家庭带来温饱。根据我们底要求，这次加薪底总数也不过每年一万几千元，这十几万的数目简直可以支付电灯工人底十年内的额外工资了。然而他们却宁愿使工人们挨饿，宁愿把这笔钱送给那班吸血的人，来买我底生命。他们是怎样地没有良心呀！

固然我如今会因为他们而失掉生命。但是我底憎恨是不会死的，我底信仰是不会死的，我们底事业也是不会死的。

这憎恨，这信仰，这事业会鼓舞别的许多人来继续我底工作，来完成我底志愿。而且这许多人已经在各个地方存在了。他们会比我做出更多的事情来。

在这个世界上我并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并不是孤独的。就在这个囚室里我还觉得我底心是和我所爱的那些人，和那广大的人群共鸣的；我底心是和他们底心共同跳动的。几个资本家花了十几万块钱，杀死我一个人，埋了我底身体。但是我底憎恨，我底信仰，我们底事业却不能够被他们杀死。而且甚至我自己也会在我所爱的那些人底心里复活起来。

这样想着，我仿佛看见许多人底面孔在对我微笑了：静妹底，文珠底，亦寒底，乐无底，鸣冬底，秋岳底，还有许多、许多别的朋友底。我没有死底恐怖，也没有生底留恋。

下午三点钟光景我平静地睡去了。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了母亲。

我不觉得母亲已经死了。我回家去看母亲。

我走到我家底大门前，看见旧时的屋宇。我底心里充满了快乐，我大步跑进去，恨不得马上就看见母亲底慈祥的面孔。我想我底突然的归家会给她带来极大的喜悦。

我跑进她底寝室，刚跨过门槛就接连叫着“妈”，但是没有她底应声。房里没有人。在母亲底床上，帐子下垂着，床前有母亲底鞋子。里面没有一点声息。我想母亲一定在午睡，我便轻脚轻手地走去揭开了帐子。

一幅薄被盖着母亲底下半身，母亲底脸比从前消瘦多了。我俯下头去看她底脸。她底眼睛突然睁开了。她惊讶地望着我，她底眼光里流露出喜悦。

“妈，我回来了，”我快乐地唤道。

“冷儿，是你？你回来了，”她微笑地说，就伸出右手来抚摩我底脸。然后她坐起来和我谈话。她把背靠在床架子上面，我跪在床前，把头放在她底怀里，好让她抚摩。她继续说下去：

“我等了你许多年，你终于来了。你底脸色很好，身体和以前一样健壮，我可以放心了。你肚子饿吗？疲倦吗？要吃什么东西吗？你自己去叫范妈给你弄。我病了许多天，现在身体刚刚好一点，还不能够下床。你自己去罢。”

我说了许多话才使她相信我并不饿，也不疲倦，我依旧跪在床前。

“静儿前几天回来过，她当天就走了。她也很忙。她底身体很好。她本来想陪我住几天，可是我还是让她走了。我知道她忙，我不愿意浪费她底有用的光阴……静儿对我讲了她底许多事情。你等一会儿再把你底事情也详细告诉我。现在先让我把家里的事情对你说。”

母亲说的无非是她在家里过得很好的话。她说父亲带着两个姨娘住在别墅里，剩下她一个人在家。家里的生活完全由她支配。她再没有烦恼。只是她常常感到寂寞，常常想念我们兄妹。

“妈，我不要去了，我愿意永远留在这里陪伴你，”我突然迸出了哭声说。我底两只手紧紧捧住她底右手，我用眼泪洗涤它。

“冷儿，怎么你哭了？”她慈爱地说。“你看我倒没有哭。你现在告诉我你底事情罢。”

一种无名的悲痛阻塞了我底咽喉，我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我只是哀哀哭着，同时狂吻着母亲底手。

“冷儿，我懂得你了。我不要听你说什么了。你底心我很了解。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话来说明我怎样爱你和你底静妹。你看，我近来常常找不出话来表达我底意思。我这里的寂寞也是可以忍受的。我不要你陪伴我。你底居住地方不是这里，却应该是那广大的世界。你去罢，回到你底事业里去罢。我很高兴我有你们这一对儿女。我永远祝福你们。”

她停了片刻，把我底头抚摩半晌，就把我底脸捧起来，给我揩干了眼泪。

冷儿，不要再哭了。这里没有可以哭的事情。我是甘愿把你们兄妹遣走的。我有你们这一对可爱的儿女，这是一种幸福。但是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不能够，而且也不配享受这种幸福。所以我就把你们贡献给人类了。去罢，去为人类工作罢。冷儿，你不应该再有个人底感情，个人底悲哀，个人底爱憎。我把你们献给人类，你和你底静妹就是人类底儿女了。你就应该把你底感情放在群体底感情里面，把你底生活放在群体底生活里面。在人类底幸福里找到你自己底幸福，在人类底繁荣里看见你自己底繁荣。而你们底母亲，我底幸福和繁荣也会在这里面反映出来……

“冷儿，你牢记着：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并不是来点缀太平的。我们并不是来领受，是来给与的。我们自己也许永远得不到爱，但是我们必须把爱分给别人。我们可以献出一切的牺牲。但我们必须用我们底爱来改变这个无爱的世界，使那许多一生领受不到爱的人都可以过幸福的生活。在他们底生活里就会反映出我们底爱来。这爱才是伟大的，不朽的。我愿意你用这种爱去爱人类，爱群体。我却不愿意你死守在这里爱着我一个人。去罢，你底地方不应该在这里。”

母亲说到这里，猛然把我用力一推，我便跌倒在地上，这一跌就把我跌醒了。

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守兵站在门外。这里并没有母亲。

我知道母亲已经死了。她不会活着来说那一番话。那些话是我对自己说的。我躺在床上，自己借着梦在对自己说教。但这说教究竟是美丽的。

时间到了傍晚了。我从床上起来，走到窗前，从铁格子望出去，正看见落日底霞辉掩映在高山和树林里，那万丈的丹霞把天畔照得血一般地红。我底眼睛所见到的一切都带了血底颜色。这也许就是我底血。我也许在今天晚上就会流了血，永闭了眼睛。

这时候海军底军号声突然残酷地响起来，在这野外听来有点象狂风底怒号。这也许就是我底丧钟。我也许就不会活过今晚了。

但是我并没有恐怖，也没有留恋。我记起了梦里的母亲底话。她说得不错。母亲把我贡献给人类了。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为着牺牲自己，为人类工作，使人类幸福、繁荣，而在这里面又看出自己个人底幸福和繁荣来。

没有个人底感情，没有个人底爱憎，没有个人底悲哀。以群体底感情为自己底感情，把自己底生活放在群体底生活里面。这样我就把我底生命和群体底生命连系在一起了。

群体底生命会永远连续、广延下去。只要宇宙不毁灭，人类不灭绝，则群体也决不会死。所以把个人底生命连系在群体底生命上面，则在人类向上繁荣的时候，我们只看见生命底连续、广延，哪里还会有个人底灭亡？

我没有恐怖。便是死今天晚上就到来，我也不怕。我是人类底儿子。我不会灭亡。

六月十一日

早晨阳光从窗洞照进来，是一个美丽的晴天。

我走到窗前，我倚着窗台看外面。我看见高山和树林在灿烂的金光里微笑了。

我望着蓝天，我梦幻地望着那美丽的蓝天，我渐渐地沉溺在思想里。

我仿佛看见一片广大的原野，那地毯一般的绿草因了阳光和露水而颤动着，在那里有些小孩唱着山歌，牧着牲畜，他们满意地笑了；或者连陌的平田绿油油的在阳光下面伸展着，农家的男女携了锄走过田畔的小径，到田上愉快地工作起来；或者在一株大的榕树下面摆着卖水果凉食的摊子，一些发髻上插满大红花的年青女人挑着担子走过，就放下担子坐在青石上面，吃着水果笑谈着各种闲话，还有许多许多的景象……

生活究竟是这么可爱呀！这一切会永远继续下去的，但是我却不存在了，我却要去死了。

这样想着我又不能没有留恋。

我思想着，我用全副精力思想着。我说我要抓住那一切景象，不要使它们离开我。但是一刹那间那一切景象都渐渐地在改变面目了。一切都带了血底颜色。于是我才恍然明白就在那些和平的地方，流血的惨剧已经常常在开演了。血已经把最美丽的图画染污了。

这个世界已经不是值得留恋的了。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牺牲，昂然去戴那死底冠冕，用死来造成解放人类的力量，来把这个世界改变成一个非常值得人留恋的地方，那么这个世界终于有一天会被腥血淹没了的，而那班吸血的人，他们也会沉没在这个血海里面。

我不应该有一点留恋。我应该勇敢地戴上那死底冠冕。

这时候那个北方人跑来了。他带着一张哭丧的脸，痛苦地低声对我说：

“先生，你大概不会活过今天晚上了。说不定连长就要派我做那件事情。先生，他们会叫我开枪。是的，他们一定要叫我开枪。先生，你要提防，今天晚上一两点钟的光景，就在这××山岩。在这个岩上我已经打死过好一些年青学生了。就是这只手！（他举起他底右手。）先生，你要看清楚，就是这只手，就是这只手呀！先生，我服从上官底命令，我已经打死过一二十个人，我也不害怕，也不动心。但是这一次……这一次我怎么下得手呀？要我亲手杀死你，我不忍心下这毒手。我究竟是一个人呀！先生，我还有这一颗心呀！但是上官底命令我怎敢违抗呢？”他说到这里，忍不住低声哭着走出去了。

我默默地坐在破竹床上，看着他走出去。我感激他，我却不得不怜悯他。他比我更可怜，他现在竟然哭了。这个被上官底命令束缚着的大孩子，他今天晚上一定会亲手杀死我，要是他不愿意自己被杀的话。

他要杀我，我没有流泪，我不颤栗；但是他反而伤心地哭着，胆怯地战抖起来了。

我底心是很平静的。我没有激动，也没有恐惧。我安静地走到了生命底边沿。我没有留恋，我没有悔恨；我不悲痛，我不流泪。我要勇敢地走完那最后的一步，因为我底路不再是灭亡的路了。

我已经把我自己底生命连系在人类底生命上面了。我用我底血来灌溉人类底幸福；我用我底死来使人类繁荣。这样在人类永远走向繁荣和幸福的道路的时候，我底生命也是不会消灭的。那生命底连续、广延将永远继续下去，没有一种阻力可以毁坏它。在这里只有人类底延续，并没有个人底灭亡。

没有留恋，没有恐怖，没有悲哀，没有痛苦。有的只是死。死是冠，是荆棘的冠。让我来戴上这荆棘的冠昂然地走上牺牲底十字架罢。

也许今天晚上我底血就会溅在山岩，我底身体就会埋在土里，我底名字就会被人忘记。但是我决不会灭亡。我底死反会给我带来新生。在人类底向上繁荣中我会找出我底新生来。

[1]H山：厦门的禾山。

第三篇　死并不是完结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

控诉集

作者像

作者手迹

缘起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战争为止的十年间的文学，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并具有特殊的风貌。

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随着上海政治环境的演变，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抗战初期，即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是抗战前线之一翼，全国作家大多都在上海，这里成了全国文学运动的中心。文学作品类多激昂而率直。二、“孤岛”时期，即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上海四周虽已沦陷，却还有一小块租界成为当时的特殊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了广大爱国进步作家，以此弹丸之地为据点，采取种种灵活方式，继续与敌伪周旋。当时的文风，仍多激越，但限于环境，表现手法已逐渐向迂回曲折和隐喻讽刺转变。三、沦陷时期，为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上海完全成为沦陷区。这是上海最黑暗最艰苦的阶段，一切出版物和文艺活动都要受到侵略者和汉奸的严密控制。就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地下领导依然存在，坚持民族气节、誓不为敌人效劳的爱国作家（包括文学上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大多数作家在内）更是大有人在。他们或用“商办”名义，继续编印书刊，或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有计划地打入敌伪文艺报刊，发表反映现实生活、培养读者严正艺术趣味的作品，排挤替敌人歌功颂德的毒草。这时的文坛，呐喊和投枪已不允许，而现实主义却有了进展，在艺术上经过了更多的锤炼。这类作品，今天看来也许会被指摘隐晦，甚至色调暗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需要经过种种斗争才得发表！就是这类作品，等候着作者的往往是逮捕和严刑，而的确有不少作家经过这样的炼狱，有的甚至惨遭杀害。

我们深感以上三个阶段文学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都值得保存下来，使后代知道：我国现代文学有过这么一个阶段，有过这么一批作家，他们曾在艰苦的岁月里，为我国的现代文学史写下了可贵的一页。而流光易逝，岁月不居，这项整理工作至今还没有去做，大批资料仍然散佚，有待搜集，再不抢救，恐将荡然无存！

同人有鉴于此，集会商讨，决定承担起编纂《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的责任。钩沉辑散，以这一时期上海的作家和作品为主，并兼收活动在上海附近的浙江、江苏、安徽、福建诸省，以至香港、南洋等地，而与上海仍有关联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杂文、剧本、儿童文学等各种体裁），分辑陆续出版，每辑十册。

本丛书成立编辑委员会，约请巴金同志为名誉主编，推举楼适夷、林淡秋、柯灵、朱雯同志为主编；具体编务，则由杨幼生、陈梦熊、管权、胡凌芝、萧斌如五位同志担任。福建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1]。

担负工作的同志，各有自己的岗位，抽暇收集材料，走访求教，往往为寻找一种资料，费时数月，一有所获，则欢欣如得至宝。本丛书中每册从选题定篇以至编辑出版，确也颇费了不少心力。展读当年作品，相隔已将近半个世纪，而当时斗争年代的各种情景，仿佛历历在目，许多篇章，依旧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这使我们觉得从事这项工作并非毫无意义而告慰于心。

我们深感遗憾，主编之一林淡秋同志却未及看到“丛书”出版就溘然长逝了，谨在此表示我们的悼念。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三月

[1]1985年起，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控诉》（1937）

前记

我把五六年前发表过而未收入集子的两篇散文和最近三四个月中写的一些短东西集在一起，编成了这样的一本小册子。现在我诚恳地将它献给关心我的行动的读者诸君。

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心情虽略有不同，用意则是一样。这里面自然有呐喊，但主要的却是控诉。对于危害正义、危害人道的暴力，我发出了我的呼声：“我控诉！”

巴金　1937年11月在上海

只有抗战这一条路

芦沟桥的炮声应该把那般所谓和平主义者的迷梦打破了。这次的事变显然又是“皇军”的预定的计划。他们的目标我们不会不知道。倘使一纸协定，几个条件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野心，那么我们和这强邻早已相安无事了。哪里还有今天的“膺惩？”我们和日本的交涉也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难道我们还不明白那一套旧把戏？从前我们打起维持东亚和平的空招牌处处低头让步，结果东亚的和平依旧受威胁，而我们自己连生存的机会也快被剥夺光了。我们每次的让步只助长了敌人的贪心，使自己更逼近灭亡。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了。这就是“抗战”！“屈服”（或者说得漂亮点，“和平”）不是一条路，那只是一个坑，它会把我们活埋了的。

在日本，人把我们看作苟安怕事的民族。让我们的“抗战”的呼声高高地响起来！要全日本国民都听得见我们的呐喊！我们要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声音答复在那边人们对我们的侮蔑。

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有人说安那其主义者反对战争，反对武力。这不一定对。倘使这战争是为反抗强权，反抗侵略而起，倘使这武力得着民众的拥护而且保卫着民众的利益，则安那其主义者也参加这战争，而拥护这武力。要是这武力不背叛民众，安那其主义者是不会对它攻击的。

所以我认为我们目前只有“抗战”这一条路可走！

1937年7月20日

给死者

我们再没有眼泪为你们流，

只有热血才能洗尽我们的悔与羞；

我们更没有权利侮辱死者的光荣，

我们还得忍受更大的痛苦和艰辛。

我们曾经夸耀为自由的人，

我们曾经侈说勇敢与牺牲，

我们整天在危崖上酣睡，

一排枪、一阵火毁灭了我们的梦景。

烈火烧毁年轻的生命，

铁骑踏碎和平的田庄，

血腥的风扫荡繁荣的城市，

留下——死、静寂和荒凉。

我们卑怯地在黑暗中垂泪，

在屈辱里寻求片刻的安宁。

六年前的尸骸在荒冢里腐烂了，

一排枪、一阵火又带走无数新的生命。

“正义”沦亡在枪刺下，

“自由”被践踏如一张废纸。

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安排庆功宴，

无辜者的赤血在喊叫“复仇，雪耻”。

是你们勇敢地从黑暗中发出反抗的呼声，

是你们洒着血冒着敌人的枪弹前进；

前进啊！我宁愿在战场作无头的厉鬼，

不要做一个屈辱的奴隶而偷生！

我们不再把眼泪和叹息带到你们的墓前，

我们要用血用肉来响应你们的呐喊，

你们，勇敢的战死者，静静地安息罢，

等我们把最后一滴血洒在中国的平原。

1937年8月6日

站在十字街头

一九三二年上海抗战的时候，中国代表颜惠庆博士在为上海事变召集的国联特会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现在是站在十字街头了。在我们面前横着两条路，就是战与和。”

在五年以后的今日。我们又站在十字街头了，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或是忍辱屈服，或是继续奋斗。

提起忍辱屈服的话，差不多会使每个中国人气愤得发狂。这一个月来北方的兵士和人民牺牲了生命，职业，财产，忍受着一切苦辛和侵略者抗战，他们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胆怯。一百几十磅的炸弹，引火的燃烧弹，大规模的纵火焚烧，文化机关的炸毁。许多的房屋烧毁了，许多人的生命牺牲了，许多的心血化为灰烬了，天津的市区，北平的郊外，芦沟桥，宛平一带的废墟上堆满了腐烂的尸体，涂满了黑红的腥血，充满新鬼的哭号。然而北方战区的民众，兵士依然高声在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从全中国的兄弟姊妹们的口中发出同样响亮的回声来。这声音虽然是多么勇敢，但里面却含着许多人的血泪！这又是何等惨痛的挣扎！这其间我们安慰自己说：“等着罢，我们会得最后的胜利！”

然而我们是一步一步地在退让了。我们是一步一步地逼近沦亡的命运了。二十多天的苦斗毕竟不能阻止汉奸把北平送给敌人。接着又是天津的沦陷。在最近一星期的沉闷时期中，我们就只看见敌人铁骑的纵横。当敌军完全占领天津纵火焚烧房屋屠杀徒手贫民的时候，不知道有若干人流泪痛哭，不知道有若干人呼吁着复仇的时代来临。然而同时那些出卖民族的汉奸却在摆设他们的庆功宴！

现在我们还能够屈辱地去接受敌人的条件，贪图那苟安的和平吗？不，我们不能！

是的，经过了这样惨痛的牺牲以后，再想到忍辱屈服，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纵然我们的血液快要干枯了，我们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了，我们也不能够跪倒在屠杀者的面前答应去做屈辱的奴隶。

我们要抗战，我们要继续奋斗。纵使抗战的意思就包含着个人生命的毁灭，我们也要昂然向着抗战的路走。何况这时我们还有够多的勇气，还有够多的精力来和屠杀者奋斗。我们还有希望获取最后的胜利，我们为什么就必须放下武器，跪倒在我们的敌人面前呢？

其实我们的敌人的营部还是建在沙地上面，并不是十分坚固的。经济的恐慌，工农阶级的不满，党派的纠纷，国际的嫉视等等都足以致它的死命。只要我们能够不惜任何牺牲，抗战到底。我们抓住敌人的弱点，拚命进攻，我们很有获得最后胜利的可能。

现在不是可以犹豫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再向前跨一步。不管在前面等候着我们的是“胜利”或是“败亡”，我们都应该记住从前P·亨利说过的话：“难道生命竟是如此可贵，和平竟是如此甜蜜，须得用奴隶的镣铐来作代价吗？给我自由，不然便给我以死。”

1937年8月7日

一点感想

在这个时候提起笔写文章，我实在感到惭愧。别人贡献的是血，我们却用墨水来发泄我们的愤怒。也许有一天我会用我的血洗去这个耻辱罢。

死并不是一件难事。在几个小时以后，许多地方就完全改变了面目：建筑物毁了，村庄毁了，城市毁了，人们成千上万地死亡。

大世界前广场上落下炸弹的那个下午，我在电车里看见两边人行道上人们成群结队，身上带血，手牵着手默默地往西走去。全是严肃的面容，并没有恐怖或悲痛的表情，好象是去成仁、就义一样。

大世界前的血迹后来给雨冲洗干净了。但是十几辆炸毁了的车子还留在马路上：有汽车，黄包车，老虎车。各个阶层的人同样地为着一个目标献出了生命。没有人在死的面前踌躇过，活着的人也没有一个发出一声怨言。

我今天走过某一条街口。一两百具死尸躺在一块空地上，排列得非常整齐。头和脚全露在外面，只有身上盖得有东西。大卡车刚刚卸下棺材开走了。一些人在工作，把棺材一具一具地放好，然后将尸首一一地放到棺中去。这些死者也许是被炸死的人，不然就是战死的士兵，现在由慈善机关来做掩埋的工作。

在这时候每天都有人死。许多人在一起死，死并不是一件难事。

个人的生命容易毁灭，群体的生命却能永生。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群体的生命上面，换句话说，把个人的生命连系在全民族（再进一步则是人类）的生命上面，民族存在一天，个人也决不会死亡。

上海的炮声应当是一个信号。这一次中国人民真正团结成一个整体了。我们把个人的一切完全交出来维护这个“整体”的生存。这个“整体”是一定会生存的。整体的存在，也就是我们个人的存在。我们为着我们民族的生存虽然奋斗到粉身碎骨，我们也决不会死亡，因为我们还活在我们民族的生命里面。为大众牺牲生命的人会永远为大众所敬爱；对于和大众在一起赌生命的人来说，死并不可怕，也不可悲。

关于这个，这几天来在前线，在后方，我们已经见到不少的例子了。我们用这个精神和这个信念跟敌人搏斗，我们一定会得到胜利。

1937年8月16日在上海

应该认清敌人

五年前“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政府派遣陆军来上海作战，那时大阪等地的劳动者相继罢工并举行示威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不到中国去！”“不打中国的兄弟！”

现在日本政府又派陆军到上海来了。我不知道在日本还有这种示威运动没有。我想一定有的，而且这次的运动一定更扩大，更激烈。

日本的兵士（大半是农民）并没有到上海来侵占中国土地，屠杀中国人民的必要；同样日本劳动者也没有赞助这种行为的理由。

A·法朗士说过所谓欧洲大战只是替几个资本家抢钱。那么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也不过是替少数军阀政客浪人寻求升官发财的捷径。日本人民在这战争中所能得到的也只有负担加重，生活困苦，甚至生命毁灭。日本的军阀政客浪人拿全国国民的命运做他们的投机事业的资本。

但是抗战的呼声在中国的广大的土地上响起来了。中国士兵的浴血抗战，中国民众的热心服务，正对着日本的野心家的头颅下了一个重的打击，中国的抗战呼声应该得着日本民众的响应。

日本野心家的失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这就是日本民众获得幸福的第一步。所以中国战胜，对于日本民众也有好处。日本的民众，应该认清敌人，的确不该打中国的兄弟，只应去打国内的仇敌。

8月21日

自由快乐地笑了

一

血染红街市，

人在刺刀下呻吟，

房屋被炸成灰烬，

铁蹄踏遍古城，

黑夜里听不见正义的呼声；

自由在黑暗中哭泣。

火舌舐食繁华的市区，

昨日的高楼——今日的废墟，

孤儿在街头寻觅失去的父亲，

新寡的妇女在避难所中叹息，

千万和平的居民被屠杀了；

自由在黑暗中哭泣。

六年来的屈辱压在肩上，

一个民族的命运握在手里，

英勇地举起反抗的旗帜高呼“前进”！

成千成万的勇士把热血洒在北方的原野；

从角落里响起了和平的呼声；

自由在黑暗中哭泣。

——《自由在黑暗中哭泣》

二

平津沦陷，川越[1]动身来沪的时候，上海的天空布满了大片的乌云。好象被一只魔手扼住了咽喉似的，每个人都闷得透不过气来。勇气、信心、热情都被关于和平的谣言渐渐地磨洗干净了。接着来的是失望、疑惑与不安。在那个时候我写了上面的一首诗。我的心情正和我前年旅居东京翻译屠格涅夫的《俄罗斯语言》时的心情相似。当时日本的报纸上接连发表“新生事件”[2]的交涉及其解决的经过。国内的“恐日症”把我的勇气和希望摧毁了。我坐下来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又借用它来激励自己，安慰自己。我想到了我们的语言，我的勇气恢复了，信心加强了。我也想说：“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担心祖国命运的日子里，只有你是我唯一的依靠和支持。”[3]我也想说：“要是没有你，那么谁看见我们故乡目前的情形而不悲痛、绝望呢？”我也想说：“然而这样的一种语言不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绝不能叫人相信！”

同样，当和平的叫嚣开始搅乱上海人心的时候，我听见了“自由”的哭泣。我写了诗发泄我的悲愤，我又用诗来激励自己。然而甚至在那个时候，我还期待着黑暗中的一线亮光，我还期待着黑云密布之后的一阵骤雨。我相信当时有这种心情的人，在上海，在全中国，一定不止我一个。

果然我的诗还没有发表，闸北的炮声终于响了。这炮声打破了我们的疑惑、不安与失望。这炮声带回来我们的勇气、信心与热情。这炮声把四万万五千万人团结成一个坚实的整体。前线士兵的浴血抗战，空军将士的英勇牺牲，后方民众的热心服务……一个星期的抗战就已经把“自由”的旗帜坚定地插在上海的土地上面了。侵略者用他们自己的腥血偿付了他们一部分的欠债。他们那些自己制造的枪炮会造就他们的坟墓，会促成他们的灭亡。是的，侵略者一定会失败，会灭亡的，只要我们的炮声继续响下去，不仅在闸北，在虹口，在杨树浦，在浦东，而且还要响遍华北，响遍满洲。

这是战争。但这是争取自由与生存的战争。这一次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齐声怒吼起来了。有什么力量能够抵挡这四万万五千万人争取“自由”的怒吼呢？我们的最后胜利是无可怀疑的了。

我们要自由！这真是“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语言”[4]啊！现在不再是“自由在黑暗中哭泣”的时候，我应该说：“自由快乐地笑了。”

1937年8月22日

[1]川越：当时日本驻华的公使。

[2]“新生事件”：当时日本政府硬说上海《新生》周刊上发表的文章《闲话皇帝》侮辱日本天皇，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媚外的国民党政府因此查封了《新生》，并且把编辑人判罪下狱。

[3]引自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俄罗斯语言》，下同。

[4]引自屠格涅夫的《俄罗斯语言》。

给山川均先生

夜很静。似乎一切都落进了黑暗里面。重炮声突然隆隆地响起来了，接着是一阵机关枪的密放。我的房间起了轻微的震动，这时候我正读着你的《华北事变的感想》。我读你的文章，我并不是把你看作一位中国的友人，不过我知道你过去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期望你的笔下多少带给我们一点正义。但是你却毫无掩饰地把你的另一种面目露出来了。我才知道真正到了你所谓的“剥皮”的时期，一个“文化人”也可以一下子变为浪人棍徒。对于这个，我感到憎厌。

你愤愤地提出了“支那军之鬼畜性”这个问题，你骂中国人是“鬼畜以上的东西”。在你是极尽毒骂的能事了。连贵国那般惯于谩骂、造谣的新闻记者也仅仅用了“鬼畜”两个字。

先生，我不想向你辩明我们是不是“鬼畜”，或者它以上、以下的东西。我们同是人类一分子，身体的构造也没有两样。我们同有理性，同受教育，同样需要自由，需要生存。无论用“人”或“畜”的名称称呼，我们在本质上确实没有差别。所以我现在把你看作一个和我同样的“人”，而诉于你的理性。

所谓“通州事件”使你感到愤怒，使你发出诅咒似的恶骂，我并不想把它掩饰或者抹煞，象贵国的论客掩饰你们“皇军”的暴行那样。我们愿意了解那里的情形。然而一切消息都被你们的“皇军”封锁了，我们只能从贵国报刊的记载上知道冀东保安队反正的时候、有两三百通州日侨被害的消息。

通州事件自然是一个不幸的事变，但它却决非“偶然的”，它有它的远因和近因。这个连在通州遭难的铃木医师也早预料到了。他生前给他父亲的信里就说到当地保安队的态度只是表面的亲日。“真正的中日亲善还是很远、很远的事情。”贵国的“皇军”种了因，贵国的官民食其果，这是无足怪的。对于熟悉历史的人，这类事变的发生是很容易解释的，我们已经见到不少的先例了。

我不是一个偏狭的爱国主义者，我并不想煽起民族间的仇恨，我也不想盲目地替我们军人的任何行动辩解。在你们那里有不少的论客整天梦想着大和民族的黄金时代，夸大地做着“皇军”堂皇地征服世界的迷梦。而我们这里的四万万五千万人却只有同样一个谦逊的目标：我们要争取我们的自由，维持我们的生存。这个最低限度的要求，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为了这个我们可以毫不顾惜地牺牲我们的一切。

通州事件的发生从这里也可以得到一个解释。在“皇军”的威压与贵国官民的欺凌下过了将近两年屈辱日子的保安队揭起了反抗的旗帜。忍耐到了最高限度，悲愤的火终于燃烧，少数武器并不精良的军人不顾环境的恶劣，站起来用血和肉争取自己的自由与生存。在混战中，每个人的生命的毁灭都是一瞬间的事。仔细的考虑没有了，复仇的念头会占据他们的心。血会蒙蔽他们的眼睛。当被压迫的人民起来反抗征服者的时候，少数无辜者连带地遇害，也是不可避免的事，何况这回的死者还是平日惯于在那个地方作威作福的人，而且大半是卖白面，打吗啡，作特务工作的。根据一个外国通讯社的电报，我们还知道在通州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有四百名保安队兵士因有不稳的嫌疑被贵国的“皇军”枪杀，那么报复的行为也并不是不可以解释的了。

在这里实在没有提出“残虐性”的必要。你一个社会主义者居然也跟在贵国新闻记者的后面，“用咒骂，陷害，中伤的言词去打动人们的偏狭的爱国心！”你是有意地落在贵国军阀的圈套中了。我们并不能拿残虐性来区分种族。自视极高的西方人素来喜欢宣传东方民族的残虐性。他们表示最高度的残酷时，使用的形容词常常是“东方式”。然而事实上罗马屠杀基督教徒之凶残，中世纪异教审讯所之暴虐，在东方也难找到同样的实例。革命者的被残杀、平民群众的被蹂躏和街市的流血，在每一个西方国家中都保存着惨痛的记载，而且绝不少于我们在东方所能找到的。人性是相同的。我们没有根据断定东方人更残酷，也就没有理由承认中国人比你们更暴虐。你难道忘记了曾经做过你的友人的大杉荣君？在震灾的混乱中偷偷把他们夫妇拘捕绞杀的不就是贵国“皇军”的大尉？连他的一个六岁的外甥也不能保全生命。作为凶手的甘粕正彦却被人视作英雄志士而获得特赦了。在大震灾中被虐杀的贵国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工人以及朝鲜人不知有多少！这事件中的鬼畜性和残虐性为何不曾激动你的良心？我不知道是你健忘，还是你故意为“皇军”掩饰！

残虐性并非某一民族所单独具有。助长它的是愚昧无知。只有文明教化才可以使它减少以至于消灭。和平帮助了文明教化的发展和普及。战争则摧残了它。用虚伪的言辞，欺骗的手段挑拨民族间的仇恨，使不曾相识、不曾接触的人变为仇敌，甚至把他们骗上战场互相残杀——这种行为充分地发挥了残虐性。一艘一艘的军舰载了贵国年轻的兵士来到中国，一艘一艘的商船又载了残毁的身体和骨灰回去。贵国军阀政客主持于上，财阀从中援助，而新闻记者、文人论客复宣扬、歌颂于下。战争是被制造成功了。你们的另一论客室伏高信先生居然大言不惭地说：“这是东亚两大民族的宿命，”他甚至要这两大民族中的每一个人“都躲在障碍物里或从轰炸机上跳下来，相互杀戮。”先生，这难道不是残虐性的表现么？

先生，你看见别人眼中的刺而忘记自己眼中的梁木了。贵国空军在上海一带所建的伟绩，你不会不知道。南站、北新泾、松江等地的轰炸，遭害者达千余人，都是手无寸铁的难民，其中大半是妇人和小孩，他们平日并未担任抗日的工作，这时也不曾直接或者间接参加战争。他们正准备离开上海，而且有的已经在路途上了。他们对于“皇军”的行动是没有一点妨碍的。然而贵国的空军将士却偏偏选择了这种机会以显示“皇军”的威力，遣派大队飞机去屠杀非武装的人民。轰炸不足，又继之以机关枪的扫射，一定要看见无辜者的鲜血把土地与河面染红，尸体狼藉地阻塞着道路，才从容地飞去。

九月八日，贵国空军轰炸松江车站的“壮举”，在贵国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罢。以八架飞机对付十辆运送难民的列车，经过五十分钟的围攻，投下十七枚重磅炸弹。据一个目击者说，当飞机在列车上空盘旋的时候，拥挤在车中的难民还想不到会有惨剧发生。然而两枚炸弹落下了，炸毁了后面四辆车。血肉和哭号往四处飞迸。未受伤的人从完好的车厢里奔出来。接着头等车上又着了一颗炸弹。活着的人再没有一个留在车上了。站台四周全是仓皇奔跑的人。飞机不舍地追赶着，全飞得很低，用机关枪去扫射他们。人的脚敌不过飞机的双翼。一排一排的人倒下了。最后一群人狼狈地向田里奔逃。机关枪也就跟着朝那边密放。还有一部分人躲进了一个又大又深的泥坑，正在庆幸自己侥幸地保全了性命。然而贵国的空军将士又对准那个地方接连地掷下三个炸弹，全落在坑里爆炸，一下子就把那许多人全埋在土中。

对于这样冷静的谋杀，你有什么话说呢？你不能在这里看见更大的鬼畜性和残虐性么？自然，你没有看见一个断臂的人把自己的一只鲜血淋漓的胳膊挟着走路；你没有看见一个炸毁了脸孔的人拊着心疯狂地在街上奔跑；你没有看见一个无知的孩子守着他的父母的尸体哭号；你没有看见许多只人手凌乱地横在完好的路上，你没有看见烧焦了的母亲的手腕紧紧抱着她的爱儿。哪一个人不曾受过母亲的哺养？哪一个母亲不爱护她的儿女？中国的无数母亲甘冒万死带她们的年幼的儿女离开战区，这完全是和平的企图，这是值得每一个母亲和每一个有母亲的人同情的。难道日本的母亲就只有铁石的心肠？难道日本的母亲就不许别人的母亲维护她们的儿女？通州事件的残虐性怎及这十分之一？自己躲在上空挟最新式的武器攻击下面没有防卫能力的人民，杀死逃避战祸的母亲，流年轻儿女的血。这不仅是冷静的屠杀，便称之为卑劣的胆小的谋害，和变态性的虐他狂的表现也不为过。一个民族以此种行为骄傲于全世界人士之前，这是很可悲的事。两年前我的一个友人在贵国牛达区警察署里控诉贵国当局的措施不似文明人行为，而备受贵国“刑事”[1]的殴打。现在贵国空军却将“野蛮”二字作为光荣的标记广向世界宣传了。

夜已深。周围仍然清静。炮声断续地响着。机关枪声却听不见了。我知道这时候就在上海的附近，两个民族中的精英正在前线肉搏，许多锋利的枪刺戳进年轻士兵的身体，无数有为的生命跟着炮弹毁灭。是什么一种力量使得这两个民族必须互相杀戮呢？难道一个民族的独立真会妨碍另一民族的生存？你们的论客室伏高信说这是宿命。但作为社会主义者的你能够相信这样的一种宿命么？

战争是残酷的，破坏的。人类并没有被迫着参加战争的宿命。然而战争却不断地发生。文明的民族有一天会象野兽那样地互相吞食。但这决不是宿命，造成这“勋业”的乃是不合理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制度。而一些嗜杀的野心的军阀、政客却利用这制度以满足他们的私欲。在战争中得利的，大有其人。一代的人种了因，一代的人食其果。人们制造战争，又会为战争所毁。武力主义和侵略主义可以煊赫一时，但不久即与露水同消。室伏氏说“国民是遵守法则的”。然而国民的法则决不能与人类繁荣的法则违背，违背这法则的国民纵然目前生活得异常富裕，也必归于灭亡。战争是违背了人类繁荣的法则的。所以鼓动战争、想用武力获得一切的国民决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许多国民繁荣过，但又消灭了。连强盛的罗马帝国也有崩溃的一天。这才是宿命！想到这里我不禁为贵国的命运担心了。

先生，这并不是我的过虑。你们把贵国的命运交付给军阀、政客去作孤注一掷，换取他们个人的禄位。军阀、政客之流知识窳陋，目光浅短，他们怎能知道民族盛衰的因果，人类繁荣的法则，社会进化的途径！然而你们是应该知道的。如今你们却让他们把大和民族驱向灭亡的路上走了。你们跟着他们躺在悬崖上做征服世界的迷梦。有一天你们也会跟着他们堕入黑暗的深渊，把后世子孙置于万劫不复之境。那时你们纵然醒悟也来不及了。

然而人类是要永久存在下去的。世界上并无以武力维持万年霸业的民族，也无任人宰割苟安永世的国民。人类繁荣的法则是不能违反的。人类是第一义，其次才是民族。任何民族不能背弃人类而梦想单独的“发展飞跃”。这是做不到的事。室伏氏曾夸耀地预言大和民族进入了黄金时代，毫不量力地把铸造新世界的责任担在他们自己的肩上；据说凡阻碍他们的道路的，皆将灭亡。可惜他忘记了日本人也是人类的一分子；他们也不能阻碍人类发展的道路。在欧洲大战初期大露头角煊赫不可一世的荷痕若南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未尝不想凭借武力为子孙树立万世不灭的基业，正如今日的大和民族一样。然而曾几何时，我们就只能在历史上找寻这两个名词了。战争促成了德、俄两大帝国的崩溃；从前为了维持这两大帝国的光荣不知道流过多少万壮士的赤血。纵然若干变节的社会主义者用花言巧语把青年们骗上战场去牺牲，也挽救不了叶卡特林堡[2]的悲剧。好战者的狭小的两肩上是担不起铸造新世界的责任的。

现在轮到你们这些人用花言巧语来欺骗青年了。你们把一群一群的青年兵士送到中国南北两地的战场，用了欺瞒、陷害的言词打动他们的偏狭的爱国心，鼓舞他们去杀人，去送死。你们跟在军阀、政客的后面，一手造成了远东的大屠杀。这责任你们不能轻易卸掉。倘使我控诉你们为刽子手，将你们置于被告席中受全世界良心的裁判，你们是无所逃罪的。

我常常翻阅贵国的报纸，我接触过一二贵国的人士，我也受过贵国“刑事”的“取调”[3]和拘留所中的款待。两年前在横滨友人的书斋里我和一个贵国商人有过短时间的谈话。他问我四川人是不是坏人，因为他知道“在北方的中国人都是坏蛋”。他又问中国人为什么要抗日，要欺负日本侨民；为什么不因为“皇军”赶出满洲的马贼而表示感谢。我佩服那个商人的坦白，我更怜悯他的无知，但同时我不由得要诅咒贵国新闻记者的恶毒的用心了。这就是他们的努力所取得的成绩。

象贵国报纸那样的东西，在全世界中恐怕找不出第二个。真实的消息，正确的报道，似乎和贵国报纸没有一点关系。造谣，中伤，象是贵国新闻记者的惯技。夸耀自己民族的伟大，暴露其他民族的缺点，用捏造的事实和带煽动性的言辞挑拨民族间的恶感，然后利用其完善的设备和雄厚的资本以鼓动侵略的战争，为野心的军阀、政客张目——这仿佛就是贵国报纸的唯一任务。现在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可怜的是一般受人欺骗徒供牺牲的日本国民。

我们素来憎恶战争。但我们绝非甘心任人宰割的民族。当我们的自由与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是知道怎样起来防卫的。这是做人的最低限度的权利，倘使连这也放弃，则人就近于鬼畜了。我们是被迫而拿起武器的。我们是站在自己的土地上防卫自己的利益的。我们是顺着人类繁荣的法则，而给阻碍人类发展的力量以打击的。而你们遣派重兵远涉重洋来毁坏文明的都市，和平的乡村，你们是为了什么而作战的呢？难道真如室伏氏所说，你们是命定了必须杀害我们的么？或者如贵国新闻记者所说，是因为我们无理地发动抗日运动，你们来“断然膺惩”么？这样的论断，别的受过文明教化的国民一定不会承认。但是如今连你也说：“通州事件可以说是中国政府一心一意普及抗日教育、培植抗日意识、煽动抗日感情的结果。”在这里，你和贵国的军阀、政客以至新闻记者、浪人、棍徒一样，将因果倒置而混淆黑白了。产生通州事件的直接原因乃是贵国军阀的暴行，而抗日运动也是贵国政府历年来对中国土地的侵略行为所促成。是你们的“皇军”亲手普及了抗日教育，培植了抗日意识，煽动了抗日感情。是你们用飞机，用大炮，用火，用刀，教育了中国人民，使他们明白“抗日”是求生存的第一个步骤，并非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抗日的感情的。要达到“共存共荣”之境，唯有凭借“真正亲善”的桥梁。侵略和“膺惩”只能激起憎恶，而必然遭到坚强的抵抗。你深居岛上也许不知道“皇军”和浪人历年来在中国土地上的种种暴行。但是从各种事变的记载里，你应当明白近二十年来中日两大民族间那笔愈积愈多的血债。中国人民是流了够多的血以后才来发动抗日运动的。这是自发的民众运动，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它，也没有力量可以抗拒它。现在是偿还血债的时候了。

窗外月明如昼，飞机声隐约地送进了我的耳里，连珠似的高射炮弹在天空电光般地闪烁。那震耳的声音！这时战斗正酣罢。我想起贵国飞行员某氏阵亡后身畔遗留的敏子姑娘的深情的信函了。在海的那边，在凄凉的家里，有着这样的一个少女时时刻刻祈祷着她的出征的情人的安全。为什么而战呢？敏子姑娘是不明白的。而且恐怕大部分贵国的国民也不会明白罢。然而她毕竟贡献了最大的牺牲了，许多别的人也贡献了最大的牺牲了。

大量的血又在几公里以外畅快地流着。这两大民族间的残杀要继续到什么时候为止呢？这很难说。你们期待着我们的“屈膝”和“反省”。但是被迫着发动决死的抗战的我们，已经没有这样的余裕了，该“反省”的应该是你们。你们好象在玩火，如今已烧到眉尖，再一迟疑，就会酿成抱憾终身的巨祸。贵国的政客、军阀之流梦想着中国“屈膝”。中国人民是不会屈膝的。没有一种宿命能使中国灭亡。而日本帝国的崩溃倒是指顾间的事。你，一个社会主义者，对于一个即将崩溃的帝国的最后的光荣，你还能够做什么呢？你等着举起反叛之旗的人民来揭发你背叛的阴谋吗？山川先生，我期待着你和你的同胞们的“反省”！

1937年9月19日在上海写完

[1]刑事：日本的便衣警察。

[2]叶卡特林堡：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这里被枪决。

[3]取调：侦查和审问。

给日本友人

一

现在已经是深夜十二点钟以后了。弄堂里非常静。但是我的眼前还现着一片红光。大火在烧，大半个天空映得通红，象是夕阳一抹，象是血光一片，从昨天一直燃烧到今天，在我的眼前燃烧，在我的心里燃烧。

昨天我在南京路一带看了闸北的大火，沿途听见市民们的绝望的呼吁，怀着隔岸观火的痛苦心情，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里。我一晚上尽做噩梦。我万想不到会梦见了你，而且是在战场上，作为两个彼此不能宽恕的仇敌而相见的。

武田君，这个梦景太离奇了。我相信它不会成为事实。但是早晨醒在床上，我就听见炸弹爆炸的声音。你们的空军将士又向着没有防御能力的难民和不设防的城市轰炸了。是什么一种疯狂的力量驱使他们这样做呢？这种屠杀和平人民的权力是谁给与他们的？全世界的良心一致谴责这种罪恶，而你们却支持了它。你们让这罪恶发展下去。终于有一天连我们这些非武装的人也会被逼着拿起枪勇敢地跑上战场，去维护人道和正义的原则，保卫一个民族的生存。那时候难保我们两人不在战场上作为仇敌而相见！这是可悲的事。我并不希望有这样的一天。我和你两人中间只有友情。我也怀念着你那温顺的妻子和秀丽的芳姑儿，天真烂漫的喜姑儿。在某一个时期你们曾把我看作家族的一员给了我温暖，用体贴和关心安慰我旅中的寂寞。友情通过了国籍的不同和信仰的差异，把两颗心拉在一起。我曾经为这友谊欣喜。但是在三年以后的今天，另一种力量却突然插进来企图把这两颗心分开了。

对这力量我看你是不会反对的，你不但不反对，而且你会跟在它后面走，你会盲目地支持它。我知道你的性情，我也知道你们一般人的性情。在这里我并不想提说贵国的军阀、财阀、政客、浪人之流。我指的是你们那般安分守己、勤苦耐劳的人民。我从未把你们看作敌人，在你们中间我还有不少敬爱的师友，但是我也不能放过你们一般人的缺点。你们安分守已，所以你们常常闭着眼睛任统治者以你们的名义胡作妄为；你们忠厚老实，所以你们容易受人欺骗。你们崇拜在上面统治你们的当权者；你们相信你们的上司的话。在学校你们视教师的讲演为天经地义；进了社会你们又把报纸看作生活的指针。你们的脑子里装满了错误的观念和虚伪的消息，这使你们不认识世界，也不知道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和所负的责任。其结果你们完全成了傀儡而甘心供野心家利用。

以上的话并非毫无根据的妄语。我在你身上就找到了例证。你可以算是贵国人的一个最好的典型，只除了迷信佛教的一点，但是贵国人中间有这种程度的迷信的人也并不少。一九三五年元旦后一天在你的家里，你的一个年轻友人从东京拿了孙俍工著的《续一个青年的梦》来，那个青年怒气冲天地说了许多话，你在旁边附和着。你们的论调差不多是一致的。只是你的话比较温和。那时我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你们的谈话，但我也明白你们的愤怒是因为孙君在那本书的序言里对贵国军阀侵占东北四省的行为表示了愤慨而起的。孙君把书寄给武者小路氏，因为他还尊敬《一个青年的梦》的著者，他还信任白桦派的领袖作家为中国的友人，如武者小路氏一度所自称过的；他诚恳地诉于人道主义者的武者小路氏的良心，希望他出来对这危害人类繁荣的野蛮势力加以抨击。然而武者小路氏却在罪恶之前沉默了。这个非战论者辜负了异国信从者对他的信任。这还是两年前的事，最近听说武者小路氏更继山川均、林房雄之后而为军阀、政客张目。连武者小路氏也变到这样的地步，无怪乎自由主义者的室伏高信会成为军阀的爪牙，而高倡“非迅速战胜中国不可”了。

你们盲目地接受了新闻纸的虚伪的报道，你们盲从地听信了军阀、政客的恶毒的宣传，你们从不运用理智加以判断。是你们的“皇军”在中国的土地上做了种种的暴行。你们的军人烧了中国百姓的房屋，毁了中国人民的财产，害了中国人的生命。却从没有见过一个中国人带着凶器踏上你们的国土。在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想过到你们那里去妨害你们的和平生活，或者将种种暴行加到你们的身上。我们的人民从前甚至不曾想过伤害你们的一根头发。甚至对于来到这里的贵国侨民我们也诚心地加以款待和援助。中国人常常是没有种族观念的。事实上人类本来是一个整体，不能因为种族的不同而有所歧视；民族间本无所谓仇恨，一切纠纷皆由少数野心家挑拨煽惑而起。这个你们应该知道，而且我想你们也是知道的，因为我们在你们那里也曾得到一部分居民的友好的帮助，甚至使得一个友人写下了美丽的诗篇。我们从没有起过把你们看作仇敌的念头。有时候我们反而视你们为亲密的兄弟。这个也有事实为证。但是你们终于听信统治阶级的宣传，落入军阀的圈套，受到政客的利用，甘心背叛了这兄弟一般的情谊。大震灾时期中对于手无寸铁而同样遭难的中国侨民的屠杀事件，构成了贵国历史的最卑污的一页。

将无可挽救的天灾归咎于和平的异国侨民，这就是你们不用理智判断事物的表现。我们若把这个视作开端，便应该知道这类事情以后愈演愈烈终至于不可收拾，所谓“一步走错，步步都错”，不过如是。所以到今天你们居然相信贵国占领满洲并无领土野心；傀儡溥仪乃是真命天子；你们的“皇军”赶走了满洲的“马贼”，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你们的军人在中国真正保护侨民；中国人是一群毫无原因地发动抗日的狂人。这些都是渺茫的神话，你们却当作真实而接受了。我看见你给文姑儿代拟寄守卫满洲的兵士的慰劳信稿。你借那个十一岁姑娘的口吻感谢他们保卫你们的“功绩”，我当时并不曾和你争论。但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应该知道：纵使没有贵国的“皇军”在满洲占领土地，残杀居民，你们也可以安居乐业。你们所害怕的满洲的“马贼”（？）是不会杀到你们的岛上来的。

贵国的“皇军”占据满洲的结果，固然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你们也并不曾得到好处。在你们的肩上增加了一笔负担，在你们中间死亡了二十万子弟，到现在满洲还只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浪人棍徒的发财捷径，并没有一个善良的侨民能够在那里安居乐业。然而少数的军人却由于这个机会升了官，得了勋章。

这是一个明显的教训，它应该把你们从迷梦中唤醒起来。然而你们至今还是无动于衷，甚至发出来对于“王道的新天地”的歌颂。你们竟然愚昧到掩着身上的创伤跟在给你们以损害的军阀、政客的后面歌功颂德了。

不但这样，就是在昨天，在今天，当贵国的“皇军”在闸北纵火、焚烧中国平民的房屋、屠杀未及逃出的老百姓的时候，你们东京市民却在举行庆祝大会，成群地跑到皇宫和海陆军省的门前高呼“万岁！”我的一个朋友从无线电收音机中听到那疯狂的“万岁”的叫声，竟然悲愤地落下了眼泪。

武田君，你看，你们和平的人民竟然把贵国的军阀纵容到这样的地步！所以中国人民横遭残杀，刽子手虽为“皇军”将士，而你们也不能辞其咎。

炮声冲破了沉寂的空气。贵国的“皇军”又在表显他们的威力了。武田君，你想想看，倘使有一天你对面的山上架起了中国的大炮，向着你那所精致的小屋轰击，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想？你能够把这个认为正当的行为，作为对于你们轻侮中国的一种“膺惩”么？我想你是不会的。那么对于贵国军阀的行为，你们怎么能认为正当而加以拥护呢？

1937年10月28日

二

窗外又是一片火光。这一次是那个古老的城市在焚烧了。许多人的生命，许多人的财产会跟着这场大火化为灰烬。爱，和平，幸福，青春，希望，在半天的功夫全成了烟云。散了，散了，一切美丽的东西全完了。在南市有十万以上的难民鹄立在街头等候租界铁门的开放，为的是逃避贵国“皇军”的枪刺。没有水喝，没有粮食充饥，他们已经在民国路一带站了三四天了，天上落着下不尽的细雨，初冬的夜是十分寒冷的，一边是吞噬一切的火光，一边是冷硬的铁门，你们“皇军”的枪刺又在不远处发亮。恐怖，痛苦，疲倦，寒冷，饥饿使这些人在三四天里就失了形。看见那无数的挥动着的手，看见那惨白的瘦削的面颜，谁想得到他们在几天前还是和平甜蜜的家庭中的父母，夫妇，子女呢？是什么人使他们堕入在这惨苦的深渊？是什么人夺去了他们的和平与幸福？武田君，这个是你们不会知道的。你们知道的只是贵国的“皇军”在那些废墟上向世界夸耀军事的胜利。你们看见的只是贵国军官的得意的笑颜。你们的目光常常是这么浅短的。

武田君，我相信你们大部分人的忠厚与诚实，这使我能够和少数贵国人士结了亲密的友谊。但是你们中间一小部分人的狡诈与狠毒却是不可宽恕的。要证明那一小部分人的卑劣的行为，在华北和南方便有不少的实例。我想你一定知道，因为你也曾游历过华北，住过上海，这个我且不说。但是无论别人怎样花言巧语，你能够相信在南市忍饥挨饿、家毁人亡的十多万难民都是凶恶的“抗日分子”而必须身受“皇军”的“膺惩”么？武田君，我想你会相信的。然而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们都是安分守己的市民，从前并不知道抗日是怎么一回事情，他们从来不是抗日分子，但是从最近起他们都变成那样的人了。这切肤之痛会在和平人民的心上留下不灭的痕迹。中国的政府从前忽略了他们。而贵国的军人现在却用刀，用枪，用火，用大炮，用炸弹把他们教育了。是“膺惩”产生了抗日行为的。这因果关系你们应该知道。

武田君，我知道在你们那里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在做征服中国的好梦。记得几年前九州帝国大学教授某氏游历了华北返国后，就得意地发表了他的“中国必亡论”的演讲。他的论据是十分奇特的：他在天津看见一对夫妇在街上吵架，女的披头散发地哭骂不休，做丈夫的反而低声下气地安慰她。某氏说这是反常的行为。从这反常的行为他就断定了中国的必亡。连大学教授的某氏也发出了这种议论，可见你们的朝野是如何处心积虑地图谋着中国的“必亡”了。但是你们的论客还口口声声嚷着“中国无理抗日”的话。

武田君，你应该劝告你的同胞不要做征服中国的痴梦了。单用武力永久征服一个民族，并不是可能的事。单独的民族的繁荣是不会久远的，纵有一时的美景，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留下来的只是灭亡。能够长存不朽的乃是人类的繁荣。这样的繁荣只能由各个民族的联合的努力来实现。而联合的努力又必须立在友爱与互助的基础上。你们的论客到今天还在梦想着大和民族的单独的“发展飞跃”。可惜他们不曾凭吊希腊、罗马的废墟，没有思索秦皇、汉武的霸业，与夫拿破仑，成吉思汗的雄图。这一切只给了后人一点点渺茫的憧憬，而成为历史家舞文弄墨的资料了。那么你们的一批一批的青年兵士到上海，到华北来作战又是为了什么呢？

武田君，听说熊本师团的一部分已经到上海作战了。你是后备役，大概目前还轮不到你。那么你还在你那精致的小屋中过你的书生生活罢。啊，我想起文姑儿给我的信函了：“已经是连虫声也静下去了的深秋了。×先生在这样静寂的夜里读书的姿态还在我的眼前浮现。”这封信给了我一些美丽的回忆。我想起我从前在你那和睦的家庭里度过的一些恬静的日子，我想起你那美丽的友情，我想起那精致的小庭园和在那里看见的山下的奇丽的街景和海景。但是这些都被炮声冲散了，大炮横在我们两人的中间。大炮毁坏了我们在这边所努力建立起来的一切，而且以后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损害。但是你那精致的小屋与和睦的家庭恐怕也难永久保全罢。

所以你应该出来有所动作了。我并不是来求助于你，我并不代表那无数受了损害的中国人民来求你们给一点点同情。决不是这样。我要求的，只是你和你的同胞们的反省，希望你们起来和我们共同努力，毁灭那个破坏人类繁荣的暴力。

11月15日

《感想》（1937—1938）

前记

收在这小册里的短文只是一些感想和杂感。它们算不得正式的文章，不过我在那里面说的全是真话。而且我以为我们在这时候应该说真话。

我自己十分喜欢那一篇题作《给一个敬爱的友人》的文章，这是怀着热烈的希望写成的。我写最后一段时敌机就在我的头顶上投弹，但是我终于把它写完了。我对于抗战的最后胜利的坚决的信念，读者可以在这文章里看出来。

巴金　1939年，5月。

感想（一）——在“孤岛”

我在这里看见了我所要看见的一切，现在我应该走了。

一个十七岁的孩子远迢迢的从天津写信来说：“先生，你也是陷在同样的命运里了。我愿意知道你的安全。”短短的两句话中含着无限的沉痛。我固然感激她的关怀，但是我更惭愧我没有力量去安慰她那渴望着温暖的年青的心。我没有权利叫人为我的安全耽心。我现在是很安全的，但在这种时候，一个人的安全不过是沧海中的一粟，哪里还值得提说！

我是自由的，没有一种命运能够压倒我，所以，我要到别的容许自由活动的地方去。在这里空气太沉闷了。有人把这里称作“孤岛”，但我说，它更象一个狭的囚笼，有时我觉得连气也缓不过来，在这里真可以说是有一只魔手扼住我的咽喉。

然而在这囚笼中生活着的并不只我一个，这里还有几百万的中国的儿女。土地失掉了，但人民还生存着，他们仍还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他们并没有在敌人势力下低头的心思。但种种的关系使他们不能够离开这个地方。他们自己是没有过错的，对于这无数的中国的儿女将有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在前面等着他们呢？还有在马路上抱着书本往来的成千成万的男女学生，我常常看见那些天真的面貌，我常常想念那些纯洁的心灵。于是那个十七岁的天津孩子的信函里的话语，就飘进了我的心头。我倒为我一个人的安全的离开感到羞惭和苦恼了。我苦痛地想：难道我真的不能把这身子变做火柴燃烧起来，给那些年青的心灵添一点温暖么？我自己太没有力量了。

牵系我的心的便是那无数的年青的心灵，所以读到天津的来信，我竟然淌了眼泪。但是我绝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我也不是悲观派。真正相信着最后胜利的极少数人中间我应该算是一个。我至今还向朋友们发表我的乐观的论调。然而那些三四个月前高呼抗战，慷慨激昂，以青年领袖民众领袖自居的人们不是惶惶然逃入安全地带，便是垂头丧气，让汉奸论调征服了他们。连一些大报也渐渐改变了态度。在“孤岛”上的中国人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念。他们的信念已经动摇了，正需要别人来使它坚定。目前的暗云遮住了每个青年的眼睛，使他们对于黎明的将来失却了信仰。年青的心常常是脆弱的，经不起暴风雨的打击。他们在失望，苦闷的时候，需要人来给他们一点安慰，一点鼓舞，而且一点温暖，因为现在是寒冷的冬天了。最近还有一个青年朋友在给我的信上说：“许多人都离开我们了，我们现在是多么孤独彷徨。谁来领导我们呢？”这也是中国的青年的呼声，还有人愿意给他们一个回应吗？不说领导，就是些微的安慰和鼓舞，对于他们也很可宝贵的。

然而生活在患难中的中国的青年是不应该徒然悲观的。即使那应得的安慰和鼓舞不会来，即使没有人来领导他们，他们也必须在苦难中支持下去，用患难把自己的脆弱锻炼为健强，培养自己的力量，准备迎接那黎明的将来。

那个天津的孩子说得好：“我记得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书里的末一句话Wait and hope！我愿意如此。”这Wait自然不是袖手等待的意思。

1937年12月

感想（二）——在广州

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形容词加到这日子上面。我不曾分析过我当时的感情。那第一声炮响是我盼望了许久的。它终于意外地走来了。许多朋友在那天早晨感动得疯狂似地跳起来，称这为“神圣的炮声”。我用“意外地”三字，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相信我们的“军事当局”已经下了决心要洗尽从前不抵抗的耻辱。上海的炮声扫除了无数的人的疑惑。有人甚至想大翻身的时候到了。打碎镣铐争取自由，这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候，我们居然活到了这一天。以前的一切顾虑束缚都没有了。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在大街上喊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仅用口，而且用行动来表现这个意思。于是象发生了奇迹似地在我们同胞中间的隔膜和成见马上消失了。一声炮响把大家连接在一起，使那许多颗心变成了一颗心，彼此不相识的人会在电车里亲密地谈起话来。从陌生的口里不断地送来祝贺的话语。大家兴奋着，希望着，而且开始为那一个共同的目标忙碌着。等不到别人来动员他们，民众自己动员了。宣传，募捐，参加救护工作，扶助难民……还有许多许多。年青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都伸出手交出自己所有的东西，而且谦逊地向一些机关，一些团体要求“给我一件工作，我愿意为这神圣的抗战牺牲我的一切。”这些人的确是不自私的。他们中有的已经舍弃了在闸北虹口江湾一带的财产和事业；有的甚至经历了和家族“生离死别”的惨剧。便在大世界炸弹事件发生以后也没有人发出一声怨言。大家只觉自己所牺牲的还不够多，他们还应该把剩余的一点力量贡献出来。我看见一个小孩自动地打碎了扑满把几年来的储蓄全交给父亲送到收捐款处去。我看见一个娘姨把她的有限的工钱含笑地亲手送给进来捐款的女学生。我不想多举这一类的例子。要说明“前方将士慷慨牺牲，后方民众热心服务”，这是多余的事。每个人都太熟习了。每个人都在那样的日子里生活过，而且有的人（大多数的人）还一直是那样地生活到现在。

我这里说大多数人，因为有些人（极少数的人）在抗战的过程中失去了这种热诚（也许他们从前的热诚便是虚伪的），改变了态度。后来竟然发表古怪的论调或者甚至投降在伪组织下面为侵略者张目。他们的灵敏手腕也许可以在晴明天幕上涂抹几片云雾。但不能蒙蔽世人的眼目。连这云雾也常常被巨风吹散了。在四万五千万人民的巨步下面这些人只是几只蚂蚁。迟早会被踏死的。

现在到了“八·一三”的周年纪念日。虽然我们的抗战已经进入第三期，但我在一年前所看见的即我在前面提过的那一切现象最近都还存在，而且民众的动员也已开始成为具体化了。（自然仍还有不少的缺点，但这是可以渐渐克服的。）

就抗战本身来说。这一年来我们的努力也并没有失败。若有人提起失地，我就举出上海做例子，上海在今天还是我们的，和一年前并没有差异。而且我相信在今天我们的旗帜会淹没了上海的租界。比一年前我们在那里能看见的多得多。在上海的四郊时时响着我们的军队的炮声。这事实连敌人也无法否认。这些就告诉我们这一年来我们失去的是些什么，不曾失去的又是一些什么。

一年前近卫要使我们屈膝，现在我们还站得很稳，而日本的脚却陷进污泥里愈陷愈深了。我等着那个东方的法西斯国家的屈膝，我等着那个穷兵黩武的帝国的崩溃。

1938年8月

第一次听见那炮声

妃格念尔在她的自传里，描写了俄国革命党人得到亚历山大二世被刺的消息时的感动。她和朋友们抱吻着互相祝福，同时哭笑。这时候在他们的眼前现了自由的曙光。他们觉得那个多年来笼罩着俄国的梦魇是突然地消灭了。

在“八·一三”那天，不知有多少中国人怀着这种感动的心情来祝贺那“神圣的”炮声。这声音是许多人期望了许久的。有些多疑的人因为久等不到就断定它永不会响起。那时北方的天空中正布满了黑焰，许多同胞的生命和事业都毁在华北的大火里，没有人可以伸出一只手去救出一些来。仿佛一个不能挽救的大灾祸就要临到这个民族的头上。年老的束手叹息着我们的劫运。中年人绝望地问自己应该怎样做？青年奔走呼号想唤醒人们的迷梦。这似乎没有用。希望逐渐黯淡，空气非常沉闷，许多人都透不过气来。不能忍耐的人开始觉得生存是一个痛苦的重荷了。但在这时意外地来了那炮声。它打破了疑惑，驱散了悲观。它甚至象洪钟一般地告诉人说：这些年来扼住我们的咽喉的那只魔手已经被我们摔开了。到这时候我们才可以自由地呼吸一口气，准备去抓住那重新逼近的希望。老年人不再叹息了；中年人不再徘徊了；青年则发见了献身的机会。难道还有比这炮声更可喜的？更令人兴奋的？更能够鼓舞人的？在这炮声里许多人中间的隔阂都立时消失了。若说这炮声把全中国人团结在一起，这也不是夸张的话。所以当时有人称这炮声为“神圣的。”

虽然时间过了一年，我还不能忘记那一天的情景。朋友们如何兴奋地跑到我的房里来，兴高采烈地告诉我那个我已经知道了的消息。我们谈了一些关于将来的话，又一道出去把这消息告诉别的朋友。我们跑了好几个地方。我们谈着，笑着，大声叫着，又流着眼泪，我们有时对望着，半响说不出一句话，或者口吃似地重复地说着几个字。我们想，多年来笼罩着中国的可怖的梦魇现在开始消失了。

那时人太激动，我们不多思想，却让情感奔放。但这一年中的事实证明出来我们当时并不是过于乐观。在抗战中未来新中国的基石的确被奠定了。中国渐渐在改变。中国在前进中，正如西班牙在前进中一样，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次的抗战称为革命。

朋友们商议创刊《救亡日报》还是“八·一三”以前的事。那时平津沦陷了，京沪两地弥漫着和平的空气。我为日报写了一篇愤激的文章，题作《站在十字街头》。日报延期出版，我的文章移在《国闻周报》发表了。我在那文的结尾引用了P·亨利的话：“难道生命竟是如此可贵，和平竟是如此甜蜜，须得用奴隶的镣铐来作代价么？给我自由，不然便给我死！”

自由或死！正是抗战的中国的呼声。这一年来为着这自由牺牲了生命与事业的人已经是不可计数。然而自由的呐喊只是一天一天地更加响亮。痛苦并不曾动摇了人的决心。甚至连日残酷的轰炸也不能减少广州市民的抗敌情绪。今天，昨天敌机都在热闹市区中投过弹，昨天有人看见二十多辆卡车装载着受伤者到医院。我昨天下午见到那些残毁的房屋，晚上却看见壮丁宣传队拿着旗帜游行街市，旗上写着：“‘八·一三’到献金台去。”昨天落弹的地方离献金台并不远！但我知道“八·一三”那天会有成千成万的人到那里去！

死的威胁并不能闷杀自由的呼声。这样的精神一定可以给我们保证抗战的胜利。

1938年8月

失败主义者

再过一星期，又是“八·一三”了。我们居然和侵略者认真地打了一年的仗。这对于那些失败主义者，的确是一个奇迹。他们绝不相信中国的抗战会支持到今天，而且更想不到在今天我们还是同样英勇地和敌人在搏斗。一年前我遇见过不少这样的人，听过不少悲观的论调。我曾用热情想煽起他们的火，拿历史的教训来提醒他们。然而这一切努力都没有用。他们叫我等着看。北方战事的失利正是他们表显口才的机会。大世界的炸弹使他们躲在租界里连房门也不敢出。我们的军队退出上海了，他们叹一口气就预言快要讲和。这预言没有实现。他们便又等着南京的陷落。敌人进了南京，却始终无法使中国屈膝。战争仍旧继续下去。现在那班人又应该盼望着武汉的退出了。他们不相信保卫武汉的计划会实现；他们不相信中国会得着最后的胜利，所以他们希望早日造成利于议和的环境。他们不敢想到解除日本的武装，只得盼望中国武装解除了。

战争使人民受苦，这自然是事实。失败主义者便以这事实做理论的根据。他们不知道在某种情形下不战更使人民受苦。也许他们是知道的，不过他们更看重自己的个人利益，只要自己照常舒服地过日子，别的就可以不必管了。有着这种苟安心理的人是很多的。两个月前有人向我断定战事在“八·一三”以前结束。他的理由是中国不能支持下去。我自然不相信他的话。不过看他谈得很有把握，我也就不去打岔他。后来谈到他个人的计划，他说他想回到某某地方过某样的生活。那地方现在还是在敌人统治下面，要等和议成功后他才可以回去。这时我才明白是他自己支持不下去，希望讲和了。并非中国不能够继续打仗。我这朋友不是商人，倒是知识分子。我在知识分子中间遇见过不少的这类的人。有几个从前还慷慨地发表过一回抗战言论，后来却埋怨自己把中国军事方面的实力估计得过高了。他们虽然还不至于听见胜利消息就说是报纸造谣，可是一旦知道重要城市陷落，便偃息旗鼓地坐等和平了。

失败主义者的言行对于我们的抗战前途自然有妨碍。不过它们在目前还不能成为一种力量。而且不等它们成为一种力量，事实就会将它们打碎。屈辱的和平是每个爱自由的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谁提起它谁就会被全民族唾弃。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失败主义者敢公开地将他的议论发表。以后恐怕也不会有的，因为这和全民族的要求违反。谁又敢为了自己的利益公然地主张出卖民族的利益呢？

我说过抗日是一道门，我们要生存要自由，非跨进这道门不可，至于进了门往哪条路走，那是以后的事了。目前抗战是第一义。我们应该牺牲一切，使抗战胜利。

一年自然不是长时间。然而到现在我们的抗战力量丝毫没有动摇。从各方面的情形看来，我们倒是“越战越勇”了。事实坚定了我们的最后胜利的信念，事实也会粉碎失败主义者的言行。

1938年8月

国家主义者

我们都知道西班牙的战争不是普通的内战，而是一个革命。我以为中国这次的抗战也含有革命的意义。这一层已经有许多人明瞭了。但也有一些人还不曾注意到，我想在另一节杂感里谈谈它。

我听见一些人的谈话，我看见一些人发表的文章。什么“杀尽日本人”，“杀到东京去”，“把朝鲜拿回来”之类的话都有。还有人希望中国在这次抗战胜利之后，就要征服日本，征服世界。

这种极端的国家主义者的见解和失败主义者的论调是同样要不得的，同样对抗战前途有妨碍的。中国的抗战是为着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法西主义的侵略而起的。事实上就以反帝国主义，反法西主义号召。中国的抗战是为着求自己的生存，谋自己的独立。这目标里并不含有一点侵略的野心和征服的欲望。所以说我们是为正义而战，这并不是自夸的话。

我们不是好战的民族，甚至在今天，我还觉得“好战”并非可奖励的事。然而当我们的自由被剥夺，生存受到威胁时，忍辱苟安便成了一种不可宽恕的罪恶，它害了自己还不够，并且会连累别人，甚或贻祸子孙。我们这许多年来所忍受的耻辱，所经历的灾祸，以及近一年来在抗战期间所贡献的那么巨大的牺牲，这一笔欠帐还是满清的统治者和甘愿在那横暴统治下做奴隶的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现在必须用我们的血来把债偿清，我们才可以获得自由。我们将来留给我们子孙的应该是一笔光荣的遗产，而不是一笔欠债。忍辱偷安的生活是债，以武力建立的霸业也是债。征服别的国家，征服世界，那是侵略者的迷梦。日本的统治者整天都生活在这样的好梦里。我们现在竖起抗战的大旗来偿还从前的忍辱偷安的债。日本的统治者，遣派大军远涉重洋来实现侵略的企图，也是在偿付从前的穷兵黩武的债。我们还了债可以得到自由，他们还了债则趋向灭亡。忍辱苟安违反了所谓人类繁荣的法则；穷兵黩武也违背了它。所以中国不抗战则必灭亡；日本继续侵略也必归于毁灭。武力并不能征服人类繁荣的法则，它倒会被那法则征服。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一时的阴云虽然可以遮蔽天空，但一阵大雨又洗出一个清明的世界。

杀到重庆摧毁了中国的抗战力量，使中国沦为殖民地，这正是日本侵略者的好梦。可惜梦景不会成为现实，将来日本的军阀政客只好抱着作战计划和什么立国论之类含恨饮泣地进到坟墓里去。这正是他们的宿命。

“一·二八”抗战停止后，我曾在江湾立达学园的墙上，看见日本兵士的手迹，是“打倒支那，不残一人”八个大字。这是日本人的汉文。“残”不是“残害”的“残”，而是“残留”的“残”。意义很明显：打倒中国不留下一个人。这正是侵略者的梦中最“奇丽”的一景。而作为反侵略者的我们则向着海那边的劳动者喊出了口号：“弟兄，去打你们自己的敌人，不要来打中国的兄弟。”我们和侵略者的不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们说，来中国作战的日本兵士是我们的敌人，发动这次战争的日本的统治者是我们的敌人，积极支持这战争的日本社会各种领导人物是我们的敌人，这都不错，我们必须将他们打倒！对于在那边也受着压迫的无数和平的劳动者，则我们有将他们唤醒使他们起来和压迫他们的统治者算帐的义务。若有人问用什么东西唤醒日本的劳动者，我的回答是“我们的抗战！”这不是一句空话，欧洲大战中德俄两国的结局便是日本的命运。

在今天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将另一民族打倒而“不残一人”的。十九世纪末期与二十世纪初俄国的“坡格隆”，和最近德奥两国的排犹运动，并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日本的野心家想“打倒支那，不残一人”，而最后将他们送入坟墓中去的必是这些“支那人”。我们不必梦想杀到东京去。我们只要能够将侵略者逐出国境，则在那边必有他们的敌人等待着他们。尼古拉二世是死在他所统治的俄国人手里的。坦能堡一战，种了爱加特林堡悲剧的因。安知我们的保卫武汉的大战不会产生一个东京的悲剧？倘使我的揣测不错，这悲剧是不要经我们的手而演出的。

在这悲剧演出之前或后，朝鲜是应该见到黎明，得到自由了。朝鲜的独立必是我们抗战的结果之一。这是自然的事。目前朝鲜的兄弟正参加着我们的抗战，将来我们也要帮助他们夺回自由。关于这方面我下次还有话说。至于想把朝鲜拿回来放在中国保护之下，那是极端国家主义者的梦想。

极端国家主义者和侵略者中间的差别很小。我们不想做侵略者，所以我们应该纠正这种错误的极端国家主义者的观念。

1938年8月

最后胜利主义者

在中国有短视的人，有性急的人，有些人根本看不起自己，有些人又把自己看得太高。还有人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十分简单，十分容易。也有人把一切人力做得到的事情认为是不可能的。

我们有患恐日病的“日本通”，也有把近代日本仍视作倭寇的自大主义者。我们有失败主义者，也有胜利主义者。

这些胜利主义者又可以被称为最后胜利主义者，因为挂在那些人的口边的永远是“最后胜利”四个字。

我前些时候，和一个人谈过话，他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去年上海还未沦陷时他对我的朋友说，上海可以守一年，但不久国军就撤退了。后来他又发表南京必守的宏论。他不是说应该守，他是宣传可以守，而且守到某一个时期日本帝国就会崩溃了。他对于抗战的前途是如此乐观。他好象比谁都更有把握。这一次在久别后和他遇见，他和我谈起保卫武汉的事，仍然是那两句口头禅：“抗战第一”，“最后胜利”。他劝我不要管任何事情，只是闭着眼宣传“最后胜利”就够了，因为在这时期，除了“最后胜利”外，其余的一切我们都不需要。

这位先生的确是一个最后胜利主义者。在这时候许多慷慨激昂的宣传家，政论家都撤退到重庆和昆明了，有些未撤退的热心之士也发出了悲观的论调，他还能够保持着他的信念，倒是值得佩服的。他有着如此坚定的信念，那么他对于“最后胜利”也一定有非常透彻的了解了。但是我和他谈话以后才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他对于“最后胜利”只有信仰，并无了解。他相信我们会得到最后胜利，却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去争取最后胜利，也不明白我们怎样会得到最后胜利。

“抗战第一”和“最后胜利”这两个口号并不错误，但它们的意义却不象最后胜利主义者所解释的那样狭隘。使全国民的努力集中在一个目标上面，每个国民要贡献出他的最好力量，所有的人忙碌地工作以争取最后胜利。抗战需要着各种力量，也需要各方面的工作。最后胜利并非象奇迹那样地从天上落下来，却应该由全民族不顾一切地努力去争取它到手。士兵在前线浴血是在参加抗战，工人在后方工厂里劳动也是在参加抗战。生产，建设，交通，教育……等等在抗战期内的任务比较在平时更加重大。在轰炸的威胁下热诚服务的各城市的各种小职员也许不会被人重视，但是他们对于抗战的功绩却是不可抹煞。难民需要教养，交通需要维持，生产需要增加，边疆需要开发，各项建设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工作也需要展开……还有许多许多，这些问题不解决，最后胜利决不会到来。要支持长期抗战，仅仅注意军事力量是不够的。近代战争的决胜点并不单在战场上。日本军阀不能使中国屈膝，正因为中国有着广大的后方。这广大的后方也是中国的抗战的力量。要好好地利用这个力量，我们才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至目前为止的前线的失利之所以不能影响战局，也因为我们有着这广大的后方。这可见为着抗战而建设后方的工作是如何迫切地需要了。至于盲目地宣传最后胜利，那倒是毫不重要的。

最后胜利主义者谈“抗战第一”时，眼睛只望着前线；谈“最后胜利”时，他只等待着日本军队的崩溃（或者等候威尔斯的预言的实现）；现在谈“保卫大武汉”他却看不起民众动员这样重要的工作。

据说希特勒是糊里糊涂地变成了英雄的。这且不管。我们那位胜利主义者倒可以说是糊里糊涂地相信了最后胜利的。

别的话下次再说：这里只算说了一半。

1938年9月

公式主义者

“抗战的八股文，读得太多了，渐渐地叫人讨厌起来，”这是一个朋友最近对我说的话。其实向我发表过这样的意见的人不只他一个。

我前些时候买到一批新刊物，约有七八种，我把它们从头到尾地翻阅，结果我觉得仿佛只读了一篇文章。起初我很惊奇，我禁不住要责备自己的鲁钝；后来我才恍然明白：那许多文章有着差不多的内容。（要说它们只有空架子，没有内容也未尝不可）。到这时我才相信那朋友的话是有道理的。

公式文章是这样写的：——头一段述日本征服中国征服世界的野心，与夫积弱的中国如何受强邻侵略而忍辱偷生；第二段述中国由发奋图强而至发动抗战，引起全世界的尊敬；第三段述抗战的各阶段；第四段述日本帝国的即来的经济的与军事的崩溃；最后结论是“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写这种公式文章的人自然和我上次说的“最后胜利主义者”是一类。不过，这中间还有一点小小的区别。我那位朋友的朋友真是准备着死守武汉，而写那些公式文章的人却早已连人带刊物地一起搬到重庆或昆明去了。他们似乎是用搬家来对付敌人，以后也许会再搬到巴安或拉萨去坐等最后的胜利。

倘使单靠“坐等”的话，那么谁也不会看到最后胜利了。幸而我们这民族里面还有着不少知道怎样去争取最后胜利而且用热血去和侵略者相拚的人，所以最后胜利的希望还悬挂在我们的前面。但这和我们那些公式主义者是无关的。我把专门写上面那种公式文章的人称为公式主义者，以别于“最后胜利主义者”。

“公式主义者”不象“最后胜利主义者”那样糊里糊涂地相信着一两个简单的口号。他们的特长是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也就是不相信自己叫人相信的话。他们常常用自己的行动来推翻自己的主张。所以，最先从武汉撤退的便是高叫保卫大武汉叫得最响亮的人，正如上海沦陷后仓皇地化装逃走的人就是那些慷慨激昂高唱上海必守论的民众领袖。他们写出来的是一般人承认的公式，他们所顾念的却是自己切身的利益。别人都愿意听那样的话，别人都说惯了那样的话，自己照样地说一遍，没有什么不可以。反正话是好听的。说过写过之后似乎责任已尽，他们回到家里仔细一想，又觉得胜利渺茫，一听到不好的消息，便以走为上策。他们在另一个地方又开始这公式主义者的生涯，再叫出保卫这地方的口号，鼓动民众做保卫的工作，但等到这地方真该保卫时，他们又会首先搬到更远的地方去。

从这种事实看来，我觉得要是单靠公式主义者的笔和口来争取最后胜利，这胜利的确是很渺茫的。但这也并不是说获取最后胜利必须单靠军事的力量。我上次便说过近代战争的决胜点并不单在战场。政治机构的改革，和有计划的动员民众，是抗战的老鹰的翅膀。没有翅膀，老鹰便飞不起来，这是谁也知道的事实。然而现在一般人却要老鹰不用翅膀飞。最后胜利主义者和公式主义者便是这类人的代表。

我们现在都喜欢谈西班牙玛德里的保卫战，被人常常当作奇迹似地讲起。但是大家却忽略了：在那边战争和革命同时进行着。西班牙叛军不能成功，只是因为在政府军方面民众动员的工作做得很好，而且“革命”逐渐在生长。西班牙政府是用了志愿兵来和叛军作战的；保卫着玛德里的也是从前并未受过军事训练的西班牙的民众。但玛德里的保卫战已经支持了将近两年了。

我们的壮丁被留在沦陷区给人活埋，我们的民众被逼迫给人服役（筑路，筑工事，运输东西），这正是我们不会运用自己的力量的过失。不能因此就抹煞了那巨大的民众的力量。要将这力量组织起来，在必需的场合使用它，我们过去的政治的机构是不行的。我们在这方面需要着大的改革，事实上已经有部分的改革实现了。

从这里我们便明白：笼统地说一句“抗战第一”，其实等于不说，因为意义太含糊了。我们应该叫出的口号是“抗战与改革！”这两者是应该同时进行的。从前的革命家说过，“要民众饿起肚皮革命是不行的”。同样我也以为要人保卫一件东西，必须让他知道这东西是值得保卫的。倘使叫一些人流血，而让另一些人得利，象目前这样一些人为抗战牺牲生命，在抗战中受苦，而别一些人却借抗战发了财，（在抗战中获利的人是不少的，）倘令这种状态永久存在下去，则最后胜利属不属于“我”，都有问题了。这一点甚至在前线浴血苦战的军人也感到了的。而且他们已经吃了这个的亏。所以他们比任何人都更迫切地感到动员民众的必要。而在后方作文的人倒糊涂起来了，因为他们离战争太远，他们看战争和看西班牙战争影片没有两样。

“惩治贪污”的口号也不是从公式主义者发出来的，但它却非常适应目前的需要，而且已经开始被实行了。“贪污”和“腐败”常常阻止民众参加抗战。所谓“不准抗战”，并不是一句笑话，在内地的确有些当权者不准人民做抗战的工作。其实不仅在内地，便是在上海，南市的两万石米怎样会落到敌人的手里，许多小工厂怎样不能从苏州河北岸搬出来，而必须化成灰烬，这些惨痛的事实，差不多每个上海的同胞都会含恨切齿地告诉你们。

产生贪污与腐败的政治机构不改革，剥削民众的设施不终止，减削自己力量的事实一再发生，那么便是军事的胜利也还不能保持，最后胜利更不会到来了。

最后胜利是大众的。倘使这目标不能得着大众一致的拥护，则最后胜利便不会到来。我们要全体人民一致地拥护这个目标，必须向他们保证最后胜利会带来普遍的，大众的幸福。第一，腐败与贪污的事实便须永远根绝。

“活不了啦，我老到了六十岁，先生，你看，出了钱就是匪也可以保出来，没有钱你就千真万确不是匪，要砍头！而且每回每回一有军队过路，就排家排户的派粮食。你们这回也一样。他是得了一大笔钱了的。我们哩，一个烂眼钱也见不着！”

这是小县里一个“老掌柜”对联合大学学生们说的话。“那爬满了一条条皱纹的脸颊上隐藏着一层深深的忧郁”（借用向长清先生的话，原文载《烽火》旬刊）。这忧郁是内地无数安分小百姓的普遍的忧郁。这是抗战前途的绊脚石，它们倒是十分可怕的东西。我们要获取最后胜利，必须将这些绊脚石搬开。否则一味地空谈最后胜利，简直是在睁起眼睛做梦。

这只是一端。各方面都应该改革，我们不能一一举例。至于伍特丽女士在最近一篇演说里所指出的前方救护的不完备，这方面的改革更是十分迫切的了。

这里还未说到民众动员的事。

然而这一切都是公式主义者所没有谈到，或者不想谈到的。

1938年10月

附录：巴金启事

香港《南华日报》转载我的文章“公式主义者”，（去年十月在广州为《见闻》半月刊作，这是杂感之四，后载《宇宙风》），并未得我同意。我的论据决非卖国求荣的汉奸所能利用。我的口号是“抗战与改革”，决不是“和平”。在这时候谈“和平”，无异乎任人宰割。

原载1939年4月17日《文汇报》：《世纪风》。

略谈动员民众与逃难

在广州失陷武汉撤退的今天，失败主义者，妥协论者之类应该又有抬头的机会了。每一次抗战局势发生变化，动摇分子就不断地在外面散布流言。这流言在很短的时期里也许会骗得少数头脑单纯的人的相信，但不久便为铁的事实所粉碎。事实明摆在我们眼前，在今天比在任何时候都更显明：我们除了继续抗战而外并无别的生路。

我不想在这里谈这个问题，因为已经有人反复地详说过了。对于抗战我们是不应该有一点疑惑的。我们目前要注意的问题乃是如何使抗战“必胜”。这问题是多方面的，我只想谈谈我所知道（或者说我所感到）的一点。我想先谈一点关于动员民众的事。

最近我差不多每天都听见人谈起动员民众的话。民众两个字是常常挂在某一些人的嘴上的。但是我觉得在抗战的一年中最被人忽略了的仍还是民众。

这不是愤激的话。我们如果以一个平民的资格往各处去看一下，我们便知道在这时期受苦最大的是些什么样的人。民众在口头上在书本上受人尊重，在生活里却受人践踏，而且他们所身受的痛苦至少有一部分是不必要的，可以避免的，抗战以来我们的民众的力量并不曾好好地被使用过。譬如我们在各处都看见一个标语：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然而事实却和这不同。有钱的人既未尽力出钱，有力的人出力也不多。我以为若说“一部分人抗战，一部分人逃难”，倒是近于事实。逃难的自然是民众。但也有很多的例外，便是在某一些区域内民众并不逃难，却帮助正规军或游击队抗敌。

“民众逃难”，这句话自然有点不漂亮，但是对于这事情我觉得我们没有掩饰的必要，而且也没有理由去责难民众。从敌人方面的记述，或第三国新闻记者的报告，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平民落在敌人手里大半会得着惨酷的命运。敌人自己曾将他们活埋我们的壮丁，斩杀我们的青年，奸淫我们的妇女的残酷行为视作皇军的伟绩而摄影流传。许多人都见过那些“不朽”的照片；至于文字记载中表现的虐杀狂的事迹更令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读后发指。我们立誓为牺牲者报仇是一件事。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便是使未死的人不要也落进那样的火坑里。没有一个人愿意他的同胞白白地牺牲在敌人的魔手下面。我们正祈祷着每个同胞能够尽可能的“逃”掉这个“难”的。自然这意思是和胡乱奔跑不同。

“疏散人口”，“疏散妇孺”的话语常常见诸各地方当局的布告。告示中再三叮嘱，叫人民不要“自误”。但是因为交通工具的缺乏，一纸布告又非缩地奇方，有秩序的疏散无法实现，民众便在混乱的局面下开始逃难。逃得快的，虽然历尽辛苦，还可以保全身家性命；逃得慢的那结果便不堪设想了。

要人民疏散却不给他们一条路，不说交通工具大部分被垄断，连为徒步撤退者竖立的指路牌也不见一块，在这次广州的事变中民众被忽视的程度可说是达到最高点了。报纸上不断地刊载着广州市内发生的惨剧，敌人的枪刺不知又多染了若干我们同胞的赤血。但这决不是不可避免的牺牲。那许多无辜者的生命是糊里糊涂地被断送了的。

这次我在广州看见了一些事情，我是十月二十晚上离开广州的。据说第二天下午敌人的先锋队便进城了。海珠桥的炸毁则是二十一日上午的事。我离开广州的时候，那个都市里至少还有一二十万的居民，其中的大部分是想走而走不了（搭不到车和船）的。在二十日的晚上谁也想不到第二天上午在那里就会发生一个惊天动地的巨变。当天的报纸上明明载着战事顺利的消息，人看不见一点暗示暴风雨就要到来的朕兆。但是黑夜一过，一切都改变了。下面是一个身经目击者的报告：

二十一日早晨我们还到公园散步。回来忽闻炮声隆隆，初尚以为国军试炮，但再细听，则密集的步枪声大作，自远而近，好似万马奔腾。我们带着紧张的心情往街上一看。呵，人山人海狂潮般的奔跑。兵士和警察也杂在里面。同时浓烟笼罩了整个广州市。

当时我们是太惊慌了，什么也不拿单身便跑。长蛇般的行人都是逃难者，扶老携幼，母亲唤儿子，哥哥唤弟弟，一齐向海珠桥进发。我们到了河南，河北的黑烟滚过来，扑进鼻里，干燥难耐。

何去何从，只有天晓得，逃难者中间很少有人知道去路的。当局连市民最后逃难的路线，也不好好的插上指路牌，逃难者都很愤慨。我们过桥后不到半点钟，许多人都说海珠桥炸断了。同时我们也听到了大声音，又看见浓烟一股一股地升起来。敌机不停地在河北投弹。几辆救火车驶过，满载着行李和消防队员，到这马路的尽头，把东西卸下，便弃车跑了。河北的大火，却没有人管，许多逃狱的囚犯脚上带着脚镣一步一步地往前跑着。

“渡河时大家腿靠腿的拥挤不堪，我们等了一点多钟，还不能够爬上船，可是跌入河里去的人我在这短时间里看见的就不下十四个。有一个妇人背负着她的孩子，孩子淹死了，她自己也是一个落汤鸡，只顾在那里啼哭。然而没有一个人对她说过一句安慰的话。船驶到河中，纸厂又被炸了，这回是亲眼看见，隆隆的巨响把江水也震动了。”

这里面没有一句假话，写这信的是一个诚实而勇敢的人。甚至在敌机大轰炸广州市的时候，他也不曾停止过他的工作。他的朴质的笔写不出夸张的语句。这应该是可信赖的文件，不象我们这次在西江沿途听来的传言。读完这信函，我觉得广州的失陷是一个奇迹，或者更可以说是一个解不透的谜。但有一件事情则是大家知道了的：人民的损失重大。单拿各书店的损失来说，那数目也就可观了。然而我更关心的却是十月十×日参加火炬游行的八万壮丁，还有那许多来不及退出的年青妇女。我希望有人告诉我：他们现在落在什么样的命运里面。

在广州有秩序的撤退并不是不可能的（倘使这城市必须放弃的话）；现在却只看见混乱的逃难。这是人的过失。对于这事情谁应该负责，我想每个人都知道。因了这过失许多无辜者的生命便徒然牺牲，不曾索回一点代价；在我们的损失单上又添加了这一笔巨大的不可补偿的损失。

我们本可以避免这样的不必要的牺牲，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或第二次了。在我们的眼前尚留着好些惨痛的先例。想不到如今还有人偏偏要蹈那覆辙。倘使能够挽救这些巨大的损失，把它们用在抗战上面，则我们的抗战的力量会大大增强。这一点我相信，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

但是我们终于让许多力量白白地耗费了。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自己在减轻，削弱我们的力量。有时候我们甚至只在表面上用功夫。譬如说“动员民众”，往往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很少有人真正想或者能够把民众组织起来。在某一些地方，负责的人抱着关门主义，这就是说自己不能够动员民众，却又不让别的有办法的人去做动员的工作。

有一些近视的人会责备民众逃难，其实他不曾明白要是“民众动员”真的成为事实，则民众不会狼狈地逃难的。到十月二十一日还留在广州的人其中有一部分便是想在那里做救亡工作，甚至准备在那里参加巷战保卫家乡的，但结果除了仓皇奔跑外别无其他的路。走得稍迟一点，说不定会做了敌人满足虐杀狂的对象。他们的初衷，决不是如此。所以民众的逃难是无可非难的。应该受责备的倒是那般负责动员民众而不能尽责的人。

逃难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单看广州市经过许多次的轰炸后还有那数十万的居民这事实，便知道我们的民众是不喜欢逃难的了。但是惨苦的命运逼迫着他们逃难。慷慨激昂地和敌人搏战而死，这并不是可悲惜的事，然而徒手就缚地被敌人残杀，那便是不幸的灾祸了。勇敢的人愿意做雄狮，却不肯作羔羊。一个人逃避这样的结局，他的行为是正当的。我们若不能帮忙组织民众，使他们武装起来，而徒然责备他们不该逃难，这是不公道的。

我并不鼓励人逃难。事实上逃难者只是一小部分的人民，而且他们已经受到严重的处罚了。后方的社会对于逃难者可以说是一个陷阱。他们在那里得不到所期待的同情。相反的，好象一旦落入陷阱就成为受人剥削的掌中物。有人把逃难者视作猪羊，抓住就想择肥而噬。“八·一三”以来我在各处都看见同样一件事：一部分人逃难，另一部分人发财。所谓发国难财，大半是从逃难者身上剥削来的。我碰见好些逃难者，他们从江浙富庶之区逃到西南，不知走了若干的路程，到现在喘息未定，却已到了身无长物的地步了。他们的劫余的财物全部入了舟车公司、房东、旅馆老板等等的囊中。在敌人的抢掠之外还加上同胞的层层剥削，对于逃难者这样的处罚已经是够严厉的了。这处罚也许有它的存在的理由，但由房东、旅馆主、舟车公司等等做执法官却不能使人心服。

最使我感到惊奇的便是一个城市失陷以后另一些城市里的物价便突然增高，尤其是旅馆不近情地提高房价降低待遇，对于过往的旅客除了要钱而外再不知道别的事情。我看见好些诚实的小商人受着坏的待遇，而掏出他们的最后一点钱。没有见谁对这事情加以取缔，仿佛这是天经地义。安居后方的人冷眼望着沦陷区域中逃出来的同胞，真若秦人视越人的肥瘠，一点也不关心。但能够得到这种待遇的人已经算是相当幸运的了。露宿在街头被雨淋日晒，终日不得一饱的人也并不是没有的。还有一些便牺牲在颠沛流离的逃难途中。纵说我们现在没有余裕谈到同情，但是我们能够说抗战不是全民的工作？或者放弃一个城市同时便须连这城市的民众也放弃？倘使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过去的错误便应该加以纠正了。

眼前的事情也许会叫人看不清楚，但历史的教训我们是不该忘记的。民众始终是推动历史的一个巨大的力量。离了民众便不能完成任何伟业。抗战也不能是例外。现今民众拥护抗战，抗战也需要民众的力量。我们正应该切实地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好好地运用这个力量。千万不可以和民众隔离，让他们自己去找寻生路。

许多人羡慕玛德里的防卫，却少有人明白玛德里之所以守得住，那是靠着民众的力量。在那地方民众是真正地动员起来了的。在西班牙是行动第一，事实第一，标语口号次之，所以他们成就了保卫玛德里的伟业，使敌人的精锐部队和最新式利器成为无用。

我们正应该学这个榜样。

话说得太多了，有点不中听。那么就在这里带住罢。以后若有机会，我还要饶舌的。

1938年11月

和平主义者

我已经谈过失败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最后胜利主义者，公式主义者，现在应该谈和平主义者了。

其实这时候在“和平”下面加上“主义者”三字是有点滑稽的。汪精卫和他的公司之所谓和平是没有主义，而且也是没有内容的，这就和他们从前写的抗战文章，发表的抗战演说一样。不管汪精卫的艳电和以后的谈话也好，或是林柏生陶希圣之流的文章也好，都是没有内容的，说来说去，无非替敌人担负一半责任，轻轻一笔就把戎首的罪名挑到自己民族的肩上。这对于主子当然算是尽了力，可以报销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话就等于没有说。他的和平是什么，我们始终不明白。而且，在他们的东西里面根本就没有“和平”。有的只是投降。

有人说汪精卫系的文章是写给日本人看的，这话也很有道理。我想他们的文章日本人看了，一定比看日本人自己写的东西还痛快。日本人想说的话，他们都说了，日本人想说而觉得有点碍口的话，他们也毫不为难地说了出来。陶希圣以“说老实话”自负，可惜他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说，“老实话从今已矣。”其实他自己就未说过老实话。而且以后连中国话也不会说了。

在中国失败主义者是不少的，失败主义者看轻自己民族的力量，经不起任何失败的打击，他们胆颤心惊地整天做着和平的梦。等着和议成功，他们便可以象从前那样地过着舒服的日子。但是他们究竟还是中国人，他们只是希望讲和，他们却不敢做和议的运动，而且更不会替敌人分担戎首的罪名。

这种失败主义者的言行对我们的抗战前途自然是有妨碍的，不过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因为正如我在《失败主义者》中所说：“不等他们成为一种力量，事实便会将他们打碎。屈辱的和平是每个爱自由的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谁提起它，谁就会被全民族唾弃。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失败主义者敢公开地将他的议论发表。以后恐怕也不会有的，因为这和全民族的要求相反。谁又敢为了自己的利益公然地主张出卖民族的利益呢？”

倘使有这样的人的话，他们一定是认贼作父的汉奸。然而现在，汪精卫林柏生之流出现了，他们便是以这样的姿态出现的。陶希圣以“卖国求荣”为老实话，李圣五拿勇于作汉奸的勇敢自豪，林柏生倡抗战亡国论为敌人张目；秦桧成为民族英雄，项羽被视作自取败亡的殷鉴。文化人陶希圣李圣五等等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这并非时代无情，倒是自甘堕落。还有那些躲在角落里吱吱喳喳的魑魅魍魉有一天也会被照妖镜照出原形的。那时他们将无所逃遁了。

抗战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和平”或中途妥协才是自取败亡。慕尼黑协定并不能保障捷克的独立，反而促成它的解体。这便是不战而亡的最好的例子。空谈和平的人，结果永远得不到和平，倘不先使自己变成了奴隶。

我们发动抗战，原是有目标，有主义的。我们已经在最困苦的环境中支持了二十一个月，今天正是我们越战越勇的时候，我们的军事的和政治的主力都未被敌人击破，我们还有着那么广大的后方，那么忠诚的人民，而且我们的长期抗战已经开始把侵略者拖进了泥淖，他们在疲于奔命的当中多少现露了败亡的征象。这时候希望的确在我们的前面远远地发光了。我们更应该拿出信心和勇气向着抗战的目标前进。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这样做的。但是汪精卫之流却在这样的时期出来谈和平，甚至运动和平，而且躲在中国人民的力量达不到的地方，作鬼鬼祟祟的活动，这行为就表示出来他们是违反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并且受着全国人民的唾弃的。他们眼前也许只有敌人给他们预备的利禄，却忘记了他们是在给自己挖掘坟墓。

我抨击过我在抗战的城市中见到的黑暗面，我抨击过内地官僚的贪污，认为这是抗战的绊脚石，我更指摘过那班在这面前闭着眼睛的人，我叫出“抗战与改革同时并行”的口号[1]。但是我的论据决不是那些看轻自己民族，出卖民族利益换取利禄的人所能利用。铲除卖国求荣的汉奸便是第一件重大的改革。这改革已经是部分地实现了。汪精卫之流的被全国唾弃，对于抗战的前途倒是很有利的。

汪精卫林柏生陶希圣之流大概不久便会被人忘记罢。这倒是他们的幸运。否则象秦桧那样被铸成铁像，跪在西湖岳王庙里承受万人的吐沫，那真是遗臭万年了。

1939年4月

[1]有人误把抗战文章和所谓“抗战八股”混为一谈，耽心反对“抗战八股”便会被论客利用去“消灭抗战”。其实这是过虑。我们的神圣的抗战决非任何“论客”的文章和阴谋所能消灭。“论客”可以变节投降，但是抗战仍会继续进行。因为现在作为抗战之主要支持的是民众，而非“论客”。民众对抗战的认识已经比较一般知识分子清楚许多。我见过各地老百姓在敌机威胁下和敌人包围中怎样忠诚地为抗战工作，又怎样毫无怨言地贡献了巨大的牺牲，我也知道他们对抗战中的改革的渴望。因为这样的改革虽然不会给“论客”们带来好处，却会减少民众的一些不必要的牺牲。论客们不说民众需要改革，这是他们自己讳言改革。他们不了解民众，却侈言“教育”民众，其实他们自己倒应该被民众“教育”。民众为抗战尽过大力，而且以后还要更忠诚地尽力的。在今日的中国，有两种人可以说是对得起国家民族：一是民众，一是军人。至于咬文嚼字的“论客”，则只有让他们自己去写表功的文章，横竖不会发生什么影响的。八股文是只有架子没有内容的东西，所谓“抗战八股”即是指那些专在几个名词上面绕圈子，丝毫没有触到抗战的各问题的文章。这种空洞文章是绝对不能与有内容的抗战文章混为一谈的。

给一个敬爱的友人

南国的气候相当炎热。在你们那里樱花谢了还没有多久，正是明媚的暮春天气罢。我还记得三年前的情景。千岁村[1]的和平朴素的田园，你[2]自己亲手种的蔬菜，简陋的房屋，倾斜的篱笆和曲折的小路，我一个陌生人万想不到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我来迟了，没有机会听到你那燃烧着理想之火的演说，或者父亲的慈祥教诲一般的谈话。我站在千岁村农家茅屋门前的时候，法西斯的魔衫已经象黑云一般地把天空玷污了。甚至在这田园中我们也呼吸不到自由的空气。你带着愤慨地告诉我你所遭受到的一切迫害。以前欢迎过你的文章的各杂志现在也不敢再发表你的片纸只字了。连你所翻译的一部叙述人类起源和社会演进的名著[3]

，也不能够续出第二册。你从前曾在好几万工人的面前作过热烈的讲演。可是如今连那个以团结的力量震惊了全日本的代表数十万工人的工会也被打击到只能够秘密存在了。在去千岁村的途中百合子姑娘告诉我许多事情。她有一句愤慨的话至今还深印在我的脑际。“我现在只能够跳舞了，”她说。因为我在报上见过一段记事，说她发明了一种跳舞，我惊奇地问她，她苦笑地这样回答我。七八年前有人向我说起她向群众演说的事。然而这时她却只能够把理想和愤慨寄托在跳舞上面了。我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开始。以后还有更厉害的打击。人民在一个决定的时期对统治者表示了软弱，放过了机会，用忍耐来对付压制，用沉默来忍受不义，他们忽视了自己的力量，不能在最好的时候使用它，结果他们自然地遭遇了毁灭的惨祸，甚至不能够给敌人一个坚强的抵抗。法西斯蒂就是这样地成功的。一九二四年玛蒂阿地[4]被刺杀的时候，法西斯蒂在意大利遭逢了一个绝大的危机，莫索里尼也在舆论的斥责下战抖起来，意大利人民本来可以在几天内就去掉这个黑衫的暴君和他的党徒。但是他们却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让法西斯蒂的领袖渐渐地从隐匿的地方跑出来，继续从事他们的阴谋的工作，让余火慢慢地在灰烬里重燃，终于造成了“燎原之势”，使肥沃的土壤变成焦土，不给意大利留下一片青草。大部分人民在窒闷的空气里憔悴呻吟，他们中间的菁英在屠杀和酷刑下摧残殆尽，残留的也只能够亡命到别的国家。

历史的悲剧不断地重演。意大利的例子又被别的国家先后摹仿。德国之后又临到日本了。这个打击落到日本人民的头上。压制之上又加了压制。法西斯蒂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剥削和侵略是法西斯蒂统治的两个武器。它帮助资本家剥削了工人以后，又来帮助他们攫取殖民地开辟国外市场了。东京和大坂的牢狱中不知道消磨了多少日本劳动运动的优秀分子的生命。回想八九年前五一节东京市街大游行的盛况，真令人起隔世之感。

先生，这是什么缘故呢？是日本法西斯蒂增长了势力，还是工人阶级自己坐失了良机？我想你的回答应该是后一个。“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时候，我读过你的一些短文。你的意见正和我们的相差不远。在任何时候你都不让狭义的爱国主义迷了你的眼睛。正如每一个社会主义者所应当做的，你始终站在反强权反侵略的一边，你叫出了“不要打中国的兄弟”的呼声，这呼声得到了大坂等地劳动者的响应。但是呼声太微弱了。响应的人也只是一部分，并不能成为一种力量阻止侵略的战争。这不是日本无产阶级第一次放弃责任，和这类似的事情已经有过好几次了。让敌人把武器从他们的手中夺去，等到一觉醒来，他们已经成为徒手，纵然大敌当前也只好束手待毙了。日本的劳动阶级就是这样地蹈了意德两国弟兄的复辙。

三年前和你在千岁村最后一次见面时，我就感到这一个不幸的预兆，那时我因为要赶到横滨搭船回国，没有和你多谈这种事情。你曾殷勤地挽留我，要我在那个可爱的田园里待一些时候，你还坚持地要出去为我退船票。这个好意我是应该接受的。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是那样无理地固执，一定不肯听从你的话，还把你从干岁村拉到百合子姑娘的家。在那辆宽敞的汽车里我们谈论了好些事情，却始终没有谈到这上面。后来在百合子姑娘家里受了款待以后，我跨出“玄关”，雇了汽车。当车子转弯的时候，百合子姑娘和另外一位更年轻的女士还立在门口带笑地对我行礼。这温暖的友情使我在车里感动地不住挥手。车子走入了另一条街，我忽然感到一种隐微的心痛。我离开了我所敬爱的友人，我的离愁是很大的。在这时候，在汽车快到中华留日青年会的时候，我才觉得我自己先前的坚持是何等错误的了。我是应该留下来和你在一起过一些日子，告诉你我所感到那个不好的预兆，要你们注意到那一件事情。但是我什么也不曾说出来就回到了上海。在虹口公寓的寂寞的长条的小房间里，当回忆来折磨我，热情来揉我的心，悔恨盘据了我的思想，那个囚笼似的房间似乎容不下我，我的心要破壁飞去。但是环境阻碍了我。我不能够说我所想说的话。每晚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无休息地在那狭小的地板上闲踱。走得疲倦了时，我又坐下来，借着高悬的电灯的微光咬着牙关一字一字地翻译柏克曼的《狱中记》，用他的十四年的痛苦，来折磨我的并不强健的心灵。我这样地惩罚我自己，磨炼着我自己。于是我不能忍耐了。我给你和称你为父的百合子姑娘写了信。终于把我的忧虑和愤慨叙述出来了。

百合子姑娘的回信来了。在那封委婉而流畅的法文信里，我又一次见到了另一个国度中争自由的人的苦闷。她告诉我你在生病，她也不能做任何事情。便衣侦探随时监视着你们，连一点点微小的努力也会遭受统治者的阻挠。呼声被窒息了，花园似的岛国变成了狭的囚笼。在那里连一棵刚出土的自由的嫩芽也会被暴风雨摧残。许多活跃的友人不是在黑暗的牢狱里忍受酷刑，便是在狭小的监房里浪费生命。

百合子姑娘的信函里充满了忧郁的调子。但是理想并不能够被现实征服。希望的火花永远在黑暗的天空闪耀。甚至在压迫最厉害的时候，也有人站出来勇敢地叫着：“我反抗！”公开的活动改变为地下的工作，组织变得更坚实了。一些人沉默地努力为将来准备一切。她的信函曾这样地暗示过。邮件检查制度使她不能够详细叙说。但是后来一个法国友人告诉了我们这一切。

然而这一切如今也被一阵的反动的飓风席卷而去了。两次的大检举，大拘捕，差不多摧毁了整个的运动，大部分组织这地下活动的分子都进了监牢。我只在报纸上见到一些陌生的名字。

先生，这自然不是使人愉快的消息。当我知道这个的时候，我的心是很沉重的。我的心境不会和你得到宫岛出家、生田投海[5]的消息时的心境两样。但是甚至这样的打击也不能毁灭我们的信念。多一次的失败更可以增强我们的工作的决心，犹如多一番磨洗更可以发见一件金属品的光辉灿烂。妃格念尔在民意社执行委员会解散，大部分同志在绞刑台上和单人囚室中殉道以后，还想将破碎的金线结在一起，用来在废墟上建造新的九层宝塔。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把她当作可伯的妇人，一些青年男女把她视作指路的明灯，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写到这里我就不能制止我的疑惑。我翻译了你追忆春月的文章，但是我不能同意你的见解。同流合污，变节屈辱，固然是社会主义者所深恶痛恨的。然而“出家”和“自杀”也并不是可奖励的行为，这是逃避的方法。在庸俗和邪恶之前，一个革命者不应该沉默。去掉庸俗和邪恶倒是他们的任务。不愿与庸俗邪恶同生此世而选取了自己毁灭之路，这毅力虽然可佩，但是这决心却值得非难了。被迫而离开战场，并不是一个战士的行为。真正的战士倘使不能凯旋而归，就应该战死在阵地上。宫岛、生田两先辈的崇高的人格固非象我这样的人所能望其项背。我也没有机会读到《从妻房到僧房》（宫岛著书）那样的自白。《魂之家》（春月的诗）只是一个诗人的憧憬。对于他们二人的最后的决心，我实在不能够彻底了解。作为社会主义的战士，他们应该战斗到流出最后一滴血为止。然而《金》的小说家和《魂之家》的诗人，却放弃了责任而中途倒下了。这是很可痛惜的事。但是你在那两篇追忆文章里却不能将这一点指出来。初读到它们时我有一种感觉：你老了。但是真实的你却并不是这样。我相信你是不会老的。

敬爱的先生，我现在将这些旧事在这里重提，并非故意指摘你的错误，我也不想拿过去的失败刺激你的感情，我不过提醒你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我记得十年前读过你一篇关于历史的论文。你说到历史的流转。历史决不是循环的，重复的。历史是前进的。过去的悲剧固然常常重演，但推动历史的力量却永远是趋向光明的力量。人类社会的演进并没有一刻的停止，纵然它有时走着曲线的道路，使人看不见前进的辙迹。历史的法则是应该遵守的。违背这法则的人只有自趋灭亡，却不能够改变历史的道路。法西斯蒂的魔手用它那野蛮的力量固然可以摧残一部分文明的成就，但是它并不能挽救一个垂死的社会于黑暗的深渊。人民在一个决定的时期的懦弱，虽然常常招来惨祸，甚至延长了残暴的统治，可是这惨祸也不能将人民对于自由的渴望和争自由的力量完全粉碎。人民是要永久存在下去的，而且在任何时代都要为争自己的独立而斗争。我们的全历史就是一部人民争自由的历史。每一次的失败不过多添一页血的记录，并不曾结束这个长期的斗争。

现在正是应该重燃起斗争的烽火的时候了。

先生，写过一千余页的西洋社会运动史的你，仔细地研究过法俄两大革命的你，应该知道有组织的民众运动具有什么样的力量，而且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日本帝国会在有组织的民众运动下崩溃，这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你们那里有一个军阀豢养的论客室伏高信常常说到“历史的宿命”，那么这就是“历史的宿命”罢。连室伏高信有一天也会倒在他自己挖的坟墓里，让后代的子孙用鄙夷和憎恶的口吻提起他的名字。他所梦想的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是永不会再来的了。

这一点你当然很知道。将《古事记》的神话推翻，将天皇即神的传说打破，这也是一个掘根的工作。你在三四年前就告诉了我这样的一个企图。也许是环境阻止你，使你不能把它完成。但是作为先知者的你们应当起来加紧地从事唤起人民的工作了。你们点燃了烽火，无数的群众就会发出洪钟似的呐喊跟着你们前进。此时正是最好的时机，倘使你们再把它错过，使横暴的统治又得苟延残喘地延长若干年，直到人民愤怒的大爆发，象一把火烧遍了岛国，烧毁了法西斯蒂的宫殿，但是你们却忽略你们的责任了。

“皇军”的飞机在我的头上盘旋。发动机的声音象蚊子叫声似地响着。但这是死的声音，毁灭的声音。我落笔的时候，机关枪就在上面扫射，一颗炸弹在不远处爆炸了。在我的周围是死。我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不能够静下剧烈的心跳安静地给你写信。然而我一定要把这封信写完，因为说不定过两分钟我住的房间便会成为粉碎，那时，连我这执笔的手也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方去了。一个人接近死的边沿，不会说一句假话。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就在炸弹和机关枪的不断的威胁中我还看见未来的曙光。我相信这黎明的新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我们在这抗战中的巨大的牺牲便是建造新的巨厦的基石。这一个星期来，我们的救护队含着眼泪埋葬了成千的死者。无辜者的血染红了广州的街市。但是在这里依旧充满着愤怒的呼喊和坚定的信念，却听不见一声乞怜的哀号。犹如在东西南北线各战场上默默地贡献了最后一滴血的千百万兵士，他们的脸上也不带一点畏怯的表情。所有的人都为着一个伟大的目标牺牲，这个目标会拯救中国，也会拯救日本。

中国一定会得到解放的。这解放同时带来日本的新生。侵略者的统治阶级自掘其坟墓，这才是“历史的宿命”。我们如果把樱花岛国比作一间黑暗的囚室，则我们的抗战的炮声就是叩门的信号。在这受苦的土地上流过的血将成为一股洪流，而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冲破日本的牢固的铁门。所以我们同时唤着：“弟兄，醒起来罢。”

“弟兄，努力吧，”你们的劳动阶级同胞已经发出了这样的呼声，我们以我们的热血来作为友情的酬答。东亚两大民族的解放，应该是我们和你们的共同的目标。这自由的花树已经受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赤血的灌溉，我们的血还在不断地流，现在应该由你们来贡献你们应当交出的一部分了。先生，我等着听你们的雄伟的呼声；我等着看你们的壮烈的行动。当你们无产阶级弟兄向着法西斯统治者举起结实有力的拳头的时候，他们的末日就到了。日本帝国的崩溃不过是指顾间的事。残杀者将以自己的血来报尝他所犯的罪恶，留一个污秽的名字在历史上，而让位给为创造新时代而努力的人民。这个“历史的宿命”，并不是一百万军队，或十万吨炸弹，和一万尊大炮所能改变的。凭借武力为子孙树立万世不朽的基业，这只是少数痴愚者的迷梦。连暗呜叱咤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也只得作圣海仑岛上的囚人，而悒郁地度其残生。路易十六却为了祖先的罪孽身死在断头台上。至于尼古拉二世的受刑，威廉二世的流亡，都是可以昭示来者的前车之鉴。但是野心家如军阀政客之流，却非白刃加颈不能明白真理。他们害怕的只是有组织的民众运动。这是可以致他们的死命的。现在当我们立在门前用抗战的炮声来叩门的时候，你们应该起来发动这样的运动了。

先生，这时候我并没有畏惧。我的信念使我的心镇定。我居然写完了这样的一封长信。我愿意它能够飞越过海的彼岸，把我的这心情传达给你。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自由地住在和平的千岁村，或者你已经在狭小的地牢里牺牲了性命。但是我相信在你们那边总有一天会有人看到这封信，或者百合子姑娘，或者别的友人，那么让我等候着你们的回答，你们会用行动来回答我，我这样地相信着。

1938年6月5日在广州

[1]千岁村：在日本东京郊外，社会学者石川三四郎当时住在这里。

[2]你：指石川三四郎。

[3]名著：指法国地理学家邵可侣（1830—1905）的《地人论》。

[4]雅·玛蒂阿地（1885—1924）：意大利统一社会党的书记，1924年6月10日被法西斯蒂暗杀。

[5]指日本小说家宫岛资夫出家和诗人生田春月投海自杀的事。

《无题》（1936—1940）

前记

这本小册子里有杂感，有短论，有悼文，有卷头语，有后记；说“杂”，说“短”，倒是名符其实。自然它们都是不象样的东西，不过因为全和抗战有关，我就把它们集起来付印了。

书名《无题》，并无深意。我从来不会将就题目做文章。过去作文虽然也效法前辈，在篇前加一个标题，其实我只是信笔直书，随便发抒个人的浅见，且往往越出题目的限制，更没有依照文章的作法。因此我翻读旧作，常常感觉到对不起题目似的惭愧。这次用“无题”作书名，无非说实话。

巴金　1941年3月在重庆

做一个战士

一个年轻的朋友写信问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回答他：“做一个战士。”

另一个朋友问我：“怎样对付生活？”我仍旧答道：“做一个战士。”

《战士颂》的作者曾经写过这样的话：

我激荡在这绵绵不息、滂沱四方的生命洪流中，我就应该追逐这洪流，而且追过它，自己去造更广、更深的洪流。

我如果是一盏灯，这灯的用处便是照彻那多量的黑暗。我如果是海潮，便要鼓起波涛去洗涤海边一切陈腐的积物。

这一段话很恰当地写出了战士的心情。

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但是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他的武器还可以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他并不一定要流仇敌的血，却能更有把握地致敌人的死命。

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享受阳光，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驱散黑暗，这是战士的任务。他不躲避黑暗，却要面对黑暗，跟躲藏在阴影里的魑魅、魍魉搏斗。他要消灭它们而取得光明。战士是不知道妥协的。他得不到光明便不会停止战斗。

战士是永远年轻的。他不犹豫，不休息。他深入人丛中，找寻苍蝇、毒蚊等等危害人类的东西。他不断地攻击它们，不肯与它们共同生存在一个天空下面。对于战士，生活就是不停的战斗。他不是取得光明而生存，便是带着满身伤痕而死去。在战斗中力量只有增长，信仰只有加强。在战斗中给战士指路的是“未来”，“未来”给人以希望和鼓舞。战士永远不会失去青春的活力。

战士是不知道灰心与绝望的。他甚至在失败的废墟上，还要堆起破碎的砖石重建九级宝塔。任何打击都不能击破战士的意志。只有在死的时候他才闭上眼睛。

战士是不知道畏缩的。他的脚步很坚定。他看定目标，便一直向前走去。他不怕被绊脚石摔倒，没有一种障碍能使他改变心思。假象绝不能迷住战士的眼睛，支配战士的行动的是信仰。他能够忍受一切艰难、痛苦，而达到他所选定的目标。除非他死，人不能使他放弃工作。

这便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战士。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具有超人的能力。他是一个平凡的人。每个人都可以做战士，只要他有决心。所以我用“做一个战士”的话来激励那些在徬徨、苦闷中的年轻朋友。

1938年7月16日在上海

“重进罗马”的精神

去年十一月十一日以后，许多人怀着恐惧与不安离开了上海。当时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写信给我绝望地倾诉留在“孤岛”[1]的青年的苦闷。我想起了圣徒彼得的故事。

据说罗马的尼罗王屠杀基督教徒的时候，斗兽场里充满了女人的哀号，烈火烧焦了绑在木桩上的传教者的身体，耶稣的门徒老彼得听从了信徒们的劝告，秘密地离开了罗马城。彼得在路上忽然看见了耶稣·基督的影子。他跪下去讷讷地问道：“主啊，你往哪里去？”他听见了耶稣的回答：“你抛弃了我的百姓，所以我到罗马去，让他们把我再一次钉在十字架上。”彼得感动地站起来，他拄着拐杖往回头的路走去。他重进了罗马城。在那里他终于给人逮住，钉死在十字架上。[2]

绰号“黄铜胡子”的尼罗王虽然用了火与剑，用了铁钉和猛兽，也不能摧毁这种“重进罗马”的精神。象这样的故事正是“孤岛”上的中国人应当牢牢记住的。

那么为什么还有人在这里感到苦闷呢？固然在这里到处都听得见“到内地去”的呼声，而且也有不少年轻人冒危险、忍辛苦离开了“孤岛”。但是也有更多的人无法展翅远飞，不得不留在这里痛苦呻吟。他们把“孤岛”看作人间地狱，担心在这里受到损害。我了解他们的心情。

不用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呼吸自由的空气，我们没有理由干涉他们。对那些有翅膀的，就让他们远走高飞，我也无法阻止。但是对于羽毛残缺或者羽毛尚未丰满的，我应该劝他们不要在悲叹中消磨光阴，因为他们并非真如他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比别的人更不幸；而且他们忘记了他们的肩上还有与别人的同样重大的任务。固然可以使人呼吸自由空气的内地是我们的地方，但是被视作黑暗地狱的“孤岛”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土地！一直到今天“孤岛”还不曾被魔手捏在掌心里，未必就应该由我们自己来放弃？自由并不应当被视作天赐的东西。自由是有代价的。真正酷爱自由的人并不奔赴已有自由的地方，他们要在没有自由或者失去自由的地方创造自由，夺回自由。托玛斯·潘恩[3]说得好：“不自由的地方才是我的祖国。”参加过北美合众国独立战争的潘恩是比谁都更了解自由的意义的。

唯其失去自由，更需要人为它夺回自由。唯其黑暗，更需要人为它带来光明。只要“孤岛”不曾被中国人完全放弃，它终有得着自由、见到光明的一天。“孤岛”比中国的任何地方都需要工作的人，而且在这里做工作比在别处更多困难，这里的工作者应当具有更大的勇气、镇静、机智和毅力。工作的种类很多，它们的重要性并不减于在前线作战。这样的工作的确是值得有为的青年献身从事的。

我们有什么理由轻视“孤岛”上的工作？我们平日责备失地的将士，那么轮到我们来“守土”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看轻我们的职责？撇开“孤岛”的历史不说，难道这四五百万中国人居住的所在就是一块不毛的瘠土？谁能说匆匆奔赴内地寻求自由，就比在重重包围中沉默地冒险工作更有利于民族复兴的伟业？反之，“重进罗马”的精神倒是建立新中国的基石。这不是一句空话。我们在失地中已经见到了不少的这种精神的火花。这种精神不会消灭，中国不会灭亡，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

因此住在“孤岛”上的人，尤其是青年，应当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而兴奋、振作，不要再陷入苦闷的泥淖中去。

1938年7月19日在汕头

[1]“孤岛”：指当时的上海租界。

[2]见波兰小说家显克微支（1816—1916）的历史小说《你往哪里去？》。

[3]托玛斯·潘恩（1737—1809）：启蒙学者，政论家，争取美国独立的思想家。

写给读者（一）[1]

本期《文丛》[2]付排的时候，编者[3]已经动身“入川”了。大部分的稿子还是他在寂寞的旅途中整理后寄来的。我不忍辜负编者的苦心，自动地担负起校对的工作，准备让刊物按时与读者见面。但是刊物还不曾付型，大亚湾的炮声就隆隆地响了。我每天去印局几次催送校样，回“家”连夜批改，结果也只能在十月十九日的傍晚取到全部纸型。那时敌骑已经越过增城，警察也沿街高呼过“疏散人口”了。第二天的黄昏我们就仓皇地离开广州。我除了简单的行李外，还带着本期《文丛》的纸型。二十一期《烽火》半月刊虽已全部排竣，可是它没有被制成纸型的幸运，便在二十一日广州市的大火中化为灰烬了。

我带着《文丛》的纸型走过不少的地方。在敌人接连不断的轰炸下它居然不曾遗失或者损坏，这倒是意外的事。现在我能够在桂林将它浇成铅版，印成书，送到读者的手里，在我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我当然高兴。

这本小小刊物的印成，虽然对抗战的伟业并无什么贡献，但是它也可以作为对敌人暴力的一个答复：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我们有广大的、肥沃的土地，到处都埋着种子。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土地和人民永远存在。正如唐诗所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4]，我们的文化也是烧不尽的。

1938年11月25日在桂林

[1]《文丛》二卷四期的卷头语。

[2]《文丛》：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的文艺刊物，由靳以担任编辑，1937年3月在上海创刊，每月一册，第一卷共出六期。1938年在广州续刊第二卷，改为半月刊。

[3]编者：指靳以。

[4]见白居易的五言律诗《草》。

写给读者（二）[1]

这本刊物是在敌机接连的狂炸中编排、制型、印刷的。倘使它能够送到读者诸君的眼前，那么请你们相信我们还活着，而且我们还不曾忘记你们。

请不要惊讶我们在这里用了“倘使”两个字。编印这一本薄薄的刊物，我们也经历了不少的艰辛。不用说，这是一个不值得提说的小小工作，但我们也愿意尽我们的微力酬答诸君对刊物的爱护和对我们的期望。在这个城市里除了“交通阻塞”和“物资缺乏”的限制外，我们的工作还不断地受到敌机轰炸的威胁。用一两个“平民”的有限的精力和时间来克服这种种的障碍，在这时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我们毕竟忍受了白眼、吞食了悲愤默默地尽力做去了。

然而甚至在今天，我们还不能断定我们的努力将有什么样的成绩。说不定两个钟点以后，便有几十架敌机闯进这个城市的天空来毁坏我们的一切。这不是我的过虑。七年前在上海闸北的土地上，我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原稿[2]被侵略者的燃烧弹烧成灰烬，最近在广州市区的大火中又埋葬了我们几个人大半年来的心血[3]。前几天这个市区还遭到敌机第四次的残酷轰炸。谁能说在过去四次的大屠杀以外，敌人不会再来作第五次的暴行！谁又能断定这些纸张和铅字可以扑灭燃烧弹的火焰，不致成为民族解放的神圣抗战中一件小小的牺牲品！

我压下愤怒的火几次走过灾区。我看见那些残破的房屋，看见头发和衣服还粘在地上的带血的人皮，看见排列在郊外街巷里的无辜者的尸体。有一次我踏过还在冒烟的瓦砾堆，陪一位朋友去探望他那被包围在火海中的故居，我们无法在火堆中找出任何的遗物来。我们又走过已经燃烧了六个钟头的街市。我望着一家旅馆的高门楼烧断，让砖石和焦木带着千百点细小的火星塌下来。在山洪暴发似的巨响之后，我听见一个男人在废墟上发出“救命”的尖声呼号。

这些景象我一生也不会忘记。而且我相信每个身经目击的人也是不能忘记的。这个燃烧的城市的苦难，激起了诸君的愤慨和关心。我在这个城市里经历过它最惨痛、最艰苦的时刻，我应该借着这本小小刊物把这个城市的呼声传达给散处在全国的读者诸君。物质的损坏并不能摧毁一个城市的抗战精神，正如刊物的停刊与撰稿人的死亡也不能使我们的抗战的信念消灭。倘使这本小小的刊物能够送到诸君的手中，还希望你们牢牢记住弟兄们的这样的嘱咐。

1939年1月5日在桂林

[1]《文丛》二卷五、六期合刊的卷头语。

[2]指《新生》。

[3]指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分社。

后记二则

《逃荒》[1]

作者在桂林曾和我谈到关于他的稿子的事。现在我手边恰好有他的几篇发表过和尚未发表的短篇小说，就替他编成这本小书付印了。

在这时候我们需要读自己人写的东西，不仅因为那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而且因为那里面闪耀着我们的灵魂，贯串着我们的爱憎。

不管是一鳞一爪，不管是新与旧，读着这样的文章会使我们永远做一个中国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

1939年4月在上海

《三月天》[2]

这个集子是我代屈曲夫编的。前年作者去北方时，我们一起在一个朋友家里吃过一顿晚饭，以后我便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也得不到他的消息。前年年底那个和他同去北方的朋友回到上海，我问起屈曲夫的消息，他说屈曲夫一个人到河北去了。去年我又在武汉遇见那个朋友，又谈到屈曲夫。这一次朋友却担心着屈曲夫的安全。他说他前年和屈曲夫分手以后，一年来向各处打听屈曲夫的下落，却始终得不到回音。

我没有朋友的那种想法。我看，得不到一个友人的音信，在这个时期原是很平常的。有的人忙于工作，有的人没有固定的歇脚的地方。一切都在动，我们常常追赶不上。我们想念朋友，得不到音信，朋友们也难知道我们的行止，彼此打听消息，有时简直是在互相追逐。谁也追不上谁。但是有一天无意间两个朋友在一个新地方遇到了。“你还活着？”“你也活着？”彼此高兴地望着发问，才知道以前的焦虑全是多余。这是多么快乐的时刻！

我想，有一天我也会这样地同屈曲夫见面的。

夜已深，我翻看旧存的《文季月刊》，看到屈曲夫的名字，眼前浮现了他那军人似的面貌，对他和散处在各地的友人，不觉起了深的怀念。我这时百感交集，不能成眠，便化了一些功夫，编成这本屈曲夫的短篇集。

这个工作我做得草率，文章的搜集也不完全，有一天集子传到作者的手中，他感到不满意的时候，还请他原谅我。

1939年8月在上海

[1]《逃荒》：艾芜作，1939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2]《三月天》：屈曲夫作，1939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无题

一

在河口铁桥炸断以后，一个朋友从安南来，他告诉我下面一件事情：

他们从海防到了老街，晚上在老街的“廉访所”对护照。一个中国学生因为他的护照照片是戴着帽子摄的，在对护照时他没有揭下帽子，签护照的法国官员发了脾气，命令他脱帽。他没有听清楚法国人的话，动作稍微慢一点，在旁边的安南兵就动手打人。中国学生做出抵抗的样子。结果他得着违法的罪名被拘捕了。同路的人不能够给他帮忙，他们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不过据旅馆的人说，将来审讯以后那个中国学生会被判处三个月或者半年的有期徒刑。

我听到这番话以后，不过一个星期的光景，昆明的日报上就刊载了日军在海防登陆的消息。他们并不曾遇到抵抗。我很担心那个学生的安全。

法国人真是一个奇怪的民族。我从前还以为自己对那些在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下面生活的人多少有一点了解。现在我才知道自己被书本欺骗了。我还记得三个多月前贝当政府向希特勒投降的时候，我曾经同几位上海友人争辩，我说，卢骚和伏尔泰的法国，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的法国是不会投降，也不会安安静静地让屈服者统治的。然而现在法国人在贝当的指挥下又在世界的另一角做了卖友的行为，再一次对侵略者低头了。我期待着一次巴黎公社的壮剧。等待了三个多月，我却只看见法国的第二次投降。贝当下令放下武器的时候，他说过这是光荣的和平，但是给我们看见的却只有苟且偷生，这里并没有一点光荣。

一百五十年前（一七九二），巴黎成了四国君主进攻的目标，在最危急的情势中，丹东向法国人民发出了“大胆，大胆，永远大胆”的号召。是这样的吼声压倒了那些失败主义者的呻吟，扫去了一切的吱吱喳喳。丹东还从乡下把他的年老的母亲接到巴黎来，表示他一家人愿与这个名城共生死。法国人的这种无畏精神保全了革命，保全了法国，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遍欧洲。这样的精神在当时是极普遍的，所以法兰西民族曾经被人称为爱自由的战士。在过去靠了“自由”，法国才得在欧洲发射灿烂的光辉。我翻读法国历史，可以看见若干先烈为了自由上断头台流尽热血。要恢复法国的光荣，就不能背弃自由。背弃自由只是一条灭亡的路。

现在贝当却牺牲了法国的自由，建立一己的政权，在投降的政策下面谋个人的利禄。在欧洲就已经出现了使人难信的事实。海防的登陆，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

贝当走的路也就是德古在越南走的路。贝当向德国的侵略者低头之后，他又命令德古向日本的侵略者屈服，贝当以为这样他就可以巩固他的政权，却不知道自己不过做了德国法西斯蒂掌握下的傀儡。他不把越南还给越南人民，却宁愿让它也在很短的时期中变做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掌中物，这也许是贝当一类的人的得意行为。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他们会走到深渊的边沿，而明白自己究竟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也许会起后悔的念头，不过那时又太迟了。

然而现在似乎还是他们得意的时候。贝当在国内努力铲除异己。德古的部下也在越南各地欺侮中国侨民和越南人民。两个多月前我从上海来昆明，在海防登岸换车时，曾在海防的海关里耽搁了七八小时，只为了两件小行李。那一天我看够了法国关员的横暴行为，也看够了我们同胞的狼狈情形，还听够了同胞们的唉声叹气（他们在那里不象旅客，却象一群囚徒）。一个广东同胞为了几件汗衫、短裤和衬衣，就被关进了木屋，课以高额的罚金。一个江苏同胞的一双马靴被强迫着从脚上脱去。为了抢先拿行李送检查，许多同胞还挨过法国官员的拳头。我站在那个广阔的厅子里，看见了这一切情形，我的心发痛，我的血在沸腾，我想不透一个问题，我痛苦地想着：难道这也是卢骚、伏尔泰、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的子孙？难道这也是我在法国看见的那些爱自由的法国人的父子兄弟？我得不到一个回答。我后来又想到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使这些人在侵略者的威胁下，在自己受到的屈辱的当中，而且在自己的毁灭的边沿上还做出这种狂暴的作威作福的行为？难道他们还不明白究竟是哪一种人应该先得到可耻的恶运？是他们还是我们？我似乎比他们看得更清楚。我原谅这些“世纪末”的病态行为。但是我不能原谅他们加在我们同胞身上的侮辱。

十几年前我说过：“我爱法国，我将永远爱它。”现在我不再说这样的话了。贝当统治的法国我是不能爱的。殖民地统治者所代表的法国我是不能爱的。我不知道那些人会把法兰西拖到什么样的深渊里去。我只希望法国人民起来挽救他们的“祖国”。在过去某一个时期法兰西做过自由的象征。至于将来它会不会做屈服的象征，这要看那般爱自由的法国人的努力了。

至于越南人呢，他们决不会让帝国主义者长久支配他们的命运。不论是对付法国的统治者或日本的统治者，越南人一定会争取到自由。

二

现在是上午十点半钟，还没有听见警报。日本人广播说今天要再炸昆明。一个星期前昆明才遭过二十七架日本飞机的大轰炸。今天不知道他们又要来一个什么样的屠杀！不过警报未放前，我还可以在市区里安静地写文章。而且我已经写了三个半钟头了。今天为了等警报，我在七点钟以前就起来了。这时罩在我头上的还是晴空，却也有好些片鱼鳞似的白云。半点钟前还有两架我们的飞机在云间盘旋，如今空中却寂然了，我只听见窗前树上小鸟的鸣啭。

又过了一刻钟，还是没有动静。没有警报，我自然在天空找不到敌机的影子。我想起了这样的事情：前年六月里日本武士也曾扬言要在广州抛下一千个炸弹；去年一月他们又散布传单说要在三天以内炸平桂林。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空言威胁，不曾得到武士们预期的效果。

轰炸只是卑怯的屠杀，懦夫的行为。勇敢的人愿意在公平的条件下与敌人搏斗。躲在上空抛下武器，杀害徒手的人群，这种行为里并没有一点点英勇的气概。多轰炸一次，不过多在这两个民族中间添一笔血债。若说用轰炸就可以摧毁对方的抗战精神，收得投降的效果，这是在做梦。历史上就没有这样的先例。何况中国有那么广大的国土，那么众多的人民，这是日本的有限的炸弹所炸不尽、毁不完的。

让那些武士躲在云端做他们的好梦罢。我们是不会投降的。而且不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永不会停止抗战。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看见他们从云端跌下来，埋葬在污泥里！

1940年10月7日11时半在昆明

文章刚写好，警报响了。我到了郊外，便看见二十五架敌机飞过我的头上，接着炸弹在市区东南角爆炸了。我只看见往上冒的浓黑的烟，却不知道灾区在什么地方。

下午1时在田上记

先死者

今天我又走到了金碧路的灾区。

这是第二次了，三天前夜里我也到过这个地方。那时我在黑暗中摸索，靠着一只手电筒的微光给我指路。我只知道自己迎着尘土与人声走。我再也认不出近来时常经过的那条热闹街道。砖块绊住我的脚，背影挡住我的眼光。我终于停住了。我看见就象要倒下似的断壁。那个华丽的建筑物只剩了半个空架子！我小心地下着脚步，怕让坏电线缠住我的脚。我依旧用手电筒照路。在这条黑暗的街中，就只有闪电似的手电筒的光。好几道光照在瓦砾堆上。一些人站在堆上工作，另一些人立在街心望着瓦砾堆叹气，我也把眼光往那边射去，我只看见砖瓦、木片、灰尘。

还是这同样的废墟，不，我应该说是同样的伤痕，这三年来，我在广州、武昌、梧州、桂林、金华都见过了。中国的土地在受难，在受磨炼，在受熬煎。每个人都跟着它受苦，但是都看见它在苦难中生长。多看见这样的伤痕，自然给人增加痛苦，但同时也加强了我对未来的信念。

今天我又走过这条伤痕满身的街。

白日的亮光把犯罪者的“成绩”完全暴露出来了。每一块碎砖，每一片断木，每一堵断壁，每一个破洞，都在诉说伤痛，都在叫喊复仇。

在一个瓦砾堆上，还有好些人躬着身子在工作。十几具白木薄棺材搁在他们旁边。我没有心肠去数棺材的数目，不过我注意到其中有三具放在另一边。我在瓦砾堆前立了三五分钟，正要举脚往前走时，忽然听见身旁一个人说：“有十七个人埋在里头，现在才挖出来三个。”

我又站住了。我把眼光射在那三具白木棺上。薄薄的木板盖着三个无名者的尸体。我不知道这些人的生前事迹，也不知道他们遗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我也许没有见过他们的面貌。但是我默默地揭下帽子，我的眼睛被泪水打湿了。

我想，他们躺在棺材里该不会有怨言罢。他们跟着中国的土地受难，他们默默地交出生命，为了这土地的生长而倒下了。他们用自己的血灌溉他们所爱的土地，对这土地他们尽了最后的力量了。以后应当由我们来继续他们的工作，由我们来完成他们的工作。我们没有理由哀悼他们。我们倒应该尊敬他们。他们并非不幸的、徒然的牺牲者。他们用血来照亮我们前进的路。这样的血是会发出光辉的。

“我流的是感激的眼泪。对这些先死者，我没有资格哀悼他们，”我这样说着，一面伸出手去擦眼睛。

1940年10月3日在昆明

感激的泪

空中响起了机关枪声，三只敌机在我们的头上盘旋。我坐在黄包车上，膝前堆着印书用的白报纸；铜版纸和模造纸重重地压在我的脖子后面。这个时候我想起了我们大家敬爱的鲁迅先生，我忽然疑惑起来：为什么这些纸是用来印《纪念集》[1]，而不是印他的著作的？于是一个声音在我的心里说：“他死了！”的确，他已经在一年前逝世了。

一年前我写过：“这个老人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青年失去了一个爱护他们的知己朋友，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代他们说话的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失去了一个英勇的战士。这个缺额是无法填补的。”的确我们的损失至今还不曾得到弥补。

但是我在前两天又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说过要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前进。这并不是一个空泛的诺言。各个前线的炮声和山间田畔中国士兵的赤血便是一个凭证。全中国儿女的心结成了一块磐石；全中国儿女的力汇集成一股铁流。这是我们民族解放战争中不可抗拒的力量，它会把横暴的侵略者打击到屈膝的。”

我们相信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我们说过独立、自由的新中国的诞生，便是纪念鲁迅先生的最好的纪念碑。这些都不错。而且每个人都知道：抗战一定胜利，新中国一定到来。但是鲁迅先生的仁爱和他的教诲，我们却无法再领受了。想起这一点，我无法制止我的感激的眼泪。

1937年10月在上海

[1]《纪念集》；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的《鲁迅先生纪念集》，1937年10月出版。

《黑土》

（1939）

前记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几篇文章都是在《回忆》这个总题目下写成的。“九·一八”那年我就开始写我的“回忆”，后来编印过一本叫做《忆》的散文集，那是我的断片的生活记录，也可以算是我这个渺小的人的平凡的自传罢。

《忆》出版后到现在也有几年了。我本来不想再写回忆过去的文章，我更不想多叙说自己的事。但是今年春天，我答应给一位“孤岛”报纸副刊的编辑帮忙时，又开始写下了我的“回忆”。我选择这样的题目，只是为着避免给别人招来麻烦。不过这次我写的也和从前所写的不同。我写别人，更多过写我自己。我不但写了我的那个充满着“耶稣”精神朋友，写了献金的乞丐和被炸垂死的平民，我还写了卢骚、马拉、罗伯斯庇尔，等等。这些人在我一生中多少有过一点影响。

巴金　1939年8月

卢骚与罗伯斯庇尔

这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在那些多雨的日子里，在那个阴暗的古城中，我常常在傍晚走过巴黎国葬院的门前，我走过那一段冷清清的路，往往在一座石像跟前停住脚步。我的手抚摩着冰冷的石座，我仰起头去看拿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的公民”，对着那个屹立的巨人我喃喃地说了许多话，我在诉说我的痛苦、我的绝望……

但是在那些时候只有冷雨打湿了我的头发，没有一个声音来打扰我。从卢骚那里我得不到一个回答。我生得太迟了。我已经不能够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了。

是的，我生得太迟了。在那些疑惑、不安的日子里我常常羡慕那个年轻的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我想象着他有过的那样幸福的时候。

卢骚那时候住在卜拉特列尔街一所房屋的五层楼上，罗伯斯庇尔常常走到那所房屋的门前。他站在门外，看见男男女女从那所房屋进出。这个卢骚的年轻的崇拜者用他的近视的但又是坚定的眼光把这一切看了许久，然后他带一点妒嫉走回家去。他后来向朋友用忧郁的声音叙述他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脸上还浮着微笑。

罗伯斯庇尔，这个年轻的热心者，后来被许多资产阶级的历史家视作喝血的暴君，他有他的另一面，他有他的灵魂的一隅。在法国作家亨利·伯洛的《我的朋友罗伯斯庇尔》[1]中，最使我感动的便是他和他所私淑的先生卢骚见面的故事。下面是他的朋友的叙述：

在四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我们在公园里散步。微风象一声长叹地吹动着颤抖的树叶。难道是这些影子和这清风唤起了同样一个傍晚的回忆？或者是这种大自然的温柔使他对我吐露了他的胸怀？我不知道。他对我谈的还是关于卢骚的事。

年轻的罗伯斯庇尔终于有机会和那个“日内瓦的公民”见面了。对于他这是不小的幸福。时候是在一七七八年五月的末尾，他读到卢骚的一封私人通信，那是由一个背叛的友人印出来的。信函里的痛苦的字句说明了一个受着迫害、陷于贫苦境地的老人的求助的心情，把这个二十岁的青年深深地感动了。他压不住他的热情。他立刻跑到卢骚的家里去。

他到了卜拉特列尔街，卢骚已经在三天以前搬走了，卢骚现在住在爱尔麦龙微尔，他便赶到那个地方去。我再引用那个朋友的话：

人们允许他到哲学家的隐居处去。从一扇矮窗里透出来的微光在黄昏中给他引路。门关着。马克西米连敲门。并没有回应。他敲得稍微响一点。于是他听见一个声音。有人在问谁在外面，这个年轻的“香客”觉得他的脸色变成苍白了。他很感动，不得不把两只手紧紧按住胸腔。他说他是一个年轻人，要求和卢骚先生见面……门开了。

说到这里马克西米连突然闭了嘴。他的眼睛望着被晚风微微吹动的树枝。然后他好象是在对自己说话似的，继续说道：“他（卢骚）把我留在爱尔麦龙微尔花园的浓荫里，一直到午夜。他心里充满着忧郁。他是一个最敏感的人，然而那班造谣中伤者却把他形容做一个怪物。朋友，听我说！我刚说两句恭维的话，他便阻止了我，他对我说，恭维不过是一种粗劣的假话，在那里面就藏着憎恨与陷害，他不是指我说的。他指那班虚伪的人。不久他便现出他的好心与坦白……他教我怎样知道我自已。我还很年轻，他教我重视个性的尊严，他教我遵守社会秩序的伟大原理。”

马克西米连又沉默了。我望着他。在他的眼睛里我看出了一种惊人的、昂扬的表情。他平时是如此严肃、如此古板的，这时候完全改变了。他叫起来：“啊，你伟大的人。我在你的晚年看见了你。这个记忆对于我便是快乐的泉源。我仔细地看过你的可敬的面容，我看见人们的罪恶在你脸上刻划的那些忧愁的痕迹。”

我们坐在公园的石凳上。马克西米连忽然站起来。我跟着他。我们默默地沿着那条小河一直走到兵营码头。一轮满月升起来，象一个银的铙钹[2]，它慢慢地爬上天空。真是一个美丽的夜！整个城市和它的钟楼与拱门都罩上了灿烂的真珠色。我们两人并肩地走着。马克西米连沉溺在梦想里面。我催促他讲完他的故事，这也没有用。然而最后他还是对我说出来，卢骚在他晚年垂死的时候也并不曾使他的年轻的崇拜者失望，他已经给了这个信徒一样最可宝贵的礼物：一个品德的定义。

他说这些话时我们已经到了丹狄利埃街。他抓起我的手握了一下，便匆忙地走开，他推开他的房门，走进去了。

卢骚在一七七八年七月二日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就是在他和罗伯斯庇尔会见后的四十天，倘使小说中所写的是真事，那么，罗伯斯庇尔到爱尔麦龙微尔去的日期应该是五月二十三日。在他一生给与人类的种种贡献以外，作为《民约论》的著者，近代思想之父的卢骚还给了那个阴郁的青年一个无上的鼓舞和安慰。我想，这次的会面也许就是罗伯斯庇尔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

罗伯斯庇尔被称为卢骚的弟子，他也得着“廉洁的人”的称呼。但是他却走了更远的路程。他竟然做了恐怖时期的独裁者，想用断头台来实现他的先生的理想，结果把自己的生命也在断头台上牺牲了。从此反动势力占了胜利，造就了野心家拿破仑的光荣的前程。这不但是爱尔麦龙微尔的老哲学家想不到，连罗伯斯庇尔自己也不会料到的。

卢骚死于贫穷，临死他还是一个漂流的寄食者。他受到的社会的冷遇已经是够大的了。

罗伯斯庇尔的一生也不是快乐的。他是一个刻苦的工作者，永不休息的工作者。他想用权力来维护革命，拯救法国，但是终于悲惨地死去。革命跟着罗伯斯庇尔被缢杀了。打倒罗伯斯庇尔的热月政变[3]是反动的胜利。资产阶级的历史家把罗伯斯庇尔当作恶魔。美国电影编剧家特别憎恨罗伯斯庇尔，这自然是为了拥护阶级的利益。通俗小说家阿尔柴男爵夫人的英雄“红花侠”（她写了几本关于“红花侠”的通俗小说），也正是英国绅士的理想中的救世主。所以那位“淑女”虽然创造了一个“皮面人”帮忙把比利时从西班牙的统治中救出来，却同时遣派了她的“红花侠”去援助反动派打倒罗伯斯庇尔。因为罗伯斯庇尔的理想正是绅士与淑女所不能容忍的。

“我们必须把头颅献给共和国，”这样说着的罗伯斯庇尔，不管他犯了什么错误，他并没有辜负那个先生，他是以他的悲剧的死报答他的先生了。关于他的悲剧的死，我们还是看他的朋友的叙述：

罗伯斯庇尔被推往前面去。人群中起了一个吼声，时间是六点多钟，落日的霞光染红了树叶。赛纳河象一幅蓝缎子缓缓地流过。嗜血的大刀等待着。突然间一个刽子手站到马克西米连的后面去，一下就把那根绑着他受伤的颚骨的绷带拉掉。他的嘴大大地张开，一些牙齿落了下来（他是在被捕以前受伤的）。一头受伤垂死的野兽似的叫号响彻了这个广场。他的脸露出来了，那上面有一对疯狂的眼睛。

在大刀落下以前，整个广场屏了呼吸地等待着。于是响起了绝大的叫声。每一个人，公民，女公民，“无套裤汉”和兵士，议员与警察，所有那些来看革命的死亡而自己却不懂的人一致地发出了欢呼，这呼声接连不断地起伏着。我象一个被追缉的人那样逃出广场的时候，那样的声音还在我的耳边响着。

在那个寂寞的石像前面我看见了一百几十年前的悲剧。我看见了两个伟大的人的悲剧的一生。过去的景象折磨我的心灵。我悲惜那个巨大的损失。但是我更轻视我自己。我的痛苦太渺小了。在个人的琐碎的悲欢里苦苦地挣扎着的我有什么权利来向那个“日内瓦的公民”伸诉我的痛苦呢？

然而那个时候我毕竟找着我的“先生”了。这是巴尔托罗美·樊塞蒂，被美国小说家阿浦顿·辛克莱称为“现代最优美的精神”的人。他就在那年（一九二七）八月被烧死在波士顿查尔斯顿监狱内的电椅上。关于他我写过几篇文章[4]，而且以后我还要写的。

1939年春在上海

[1]这是一本小说。

[2]古代乐器。

[3]热月政变——指法国在公历1794年7月27日的政变。

[4]指短篇小说《我的眼泪》和《电椅》。

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

还是十二年前的事。在一个春天的下午我和两个朋友去参观巴黎蜡象陈列馆。我在一个小房间里看见了马拉的死。这情景和J·L·大卫的名画差不多。马拉躺在浴盆里，半个身子被木板盖着，一只手压在木板上，另一只手松弛地垂下来，头无力地放在被单上，血红的眼睛闭了，虾蟆嘴也闭了。胸膛上插着一把匕首。血流着。那个永远为着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人民的朋友”马拉就这样地走进了“永恒”。

在门口站着夏洛蒂·哥代，那个贵族少女。她昂然望着浴盆中的死者。他瘦得多么可怜！但是她没有一点怜悯的感情。她正在得意地想着：她拯救了法国。她以为她杀死这一个人便可以拯救十万人。她让人捉住了。

在这个小房间里我徘徊了许久，我看见落在地上的墨水瓶。马拉病得垂死了，还在为人民呼吁，还在保卫革命。我看看马拉，看看哥代。我的心隐隐地发痛。我的心为这个不可补偿的巨大损失痛着。这个损失直到一百几十年以后还在打击我这颗现代人的心。我真想抓住那个戴诺曼底帽子的美丽的少女，反复地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个声音在我的心里说：“阻止她，阻止她！”

然而现在太迟了。我带着忧郁走出这个房间。我仿佛听见一个铃子似的女音：“疯子！嗜血的猛兽！”我走出蜡象陈列馆，我还听见这同样的声音。但是汽车声、脚步声、人声压倒了它。现在我走在二十世纪的巴黎街道上了。

春天的风吹动我的头发，珍贵的不常见的阳光涂抹在街上，树上一阵清香扑进我的鼻孔。道旁的菩提树已经开花了。

我仰起头看看天，看看四周。我愉快地呼吸，我觉得把一口一口的新鲜空气吸进了肺里。我感到身子象要飞起来似地轻快。但是……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清脆的女声。我回头去看蜡象陈列馆，一个年轻女子从门里出来，短的衫子下面穿高跟鞋的脚飞跑似地动着。她并不是哥代。然而我又听见一声咳嗽。我站住。于是马拉的影子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他那病弱的身体，他那带着兴奋表情的面容，他居然支持着病体出来散步了。是的，他比任何人都需要阳光和空气。他工作得太苦了。甚至患着病躺在浴盆里他还不停地写东西。他是应该休息的。看见马拉休息，这是最令人快活的事。

我好象落到梦景里去了！我好象活到一百几十年前去了！我也是一个马拉的崇拜者。我仿佛跟着那一大群巴黎人民在为马拉欢呼。我注意地看他的面容。

马拉的血红的眼睛在发亮。泪珠从眼角滴下来。他哭了！是的，我知道他常常为了别人的痛苦流泪。这是真实的马拉，他被他的政敌称为“嗜血的猛兽”，他被资产阶级的历史家称为“疯子”。然而在巴黎人民的心中，他永远是一个仁爱的人。我想起了J·米席勒的书。米席勒被历史家A·奥拉推崇为所有法国大革命史家的“先生”，他是一个不喜欢马拉的人，但是在他的《大革命史》中他也曾举出一些马拉救人的事实。一个少女为了救她的父亲愿意把身子献给马拉。马拉接到她的来信以后，研究了案情，知道她父亲的无辜，他到约定的地点去看那个女子。她含着眼泪等候他。他没有挨她的身体，却救出了她的父亲。这不过是许多事实中的一件。

我读过一些关于马拉的书，我好象认识一个熟朋友似地认识他。我跟着他经历了他那充满牺牲精神的生活。我看见在瑞士的家庭中受了责罚绝食反抗的小孩，我看见在法国研究医学的苦学生，我看见在巴黎勤苦工作的科学家。然后我看见那个孟德斯鸠与卢骚的弟子，他站在街角对人民朗诵《民约论》。于是革命家马拉出现了。《人民的朋友》的主笔，热情的煽动者，受迫害的革命家，他不得不时常躲在地窖里，过着没有阳光的日子。最后革命把他带到他的生活中的高峰，成了被全巴黎人民爱戴的“人民的朋友”。我又看见这时候的马拉的面影了：一个病弱的人，过着贫苦的生活，他在哥德烈街阴暗房屋的最阴暗的一层里面，不休息地做他的工作。他的热情，他的工作摧毁了他的身体。他的病一天天地加重了。可是一直到最后，他没有一刻想到休息。他的确象德国历史家W·布洛斯所说，是“一个热烈的、悲歌慷慨的、并且充满着爱护人民和正义的心的人”。

我用同情和崇敬的眼光跟随着一个伟大心灵的发展。但是我的眼前一道光亮，一股血，一阵黑。我吃惊了。我仿佛听见呼唤帮助的声音。我看见那个年轻女子拿手打下去。我想叫：“阻止她，阻止她！”然而我的喉咙好象被一只手扼住一般。马拉死在浴盆里面。那把匕首已经插在他胸膛上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仓皇地从外面跑进房来。她扑过去，她悲痛地尖声叫着：“凶手！”我知道她是西孟娜·爱弗拉尔，马拉的忠实的伴侣，深爱着他而又为他热爱的女人。马拉的妹妹亚伯丁娜称她为“神圣的女人”。她是他的好助手，她帮忙他把报纸维持下去，她为他牺牲了一切。但是如今太迟了。她不能把他从那个贵族少女的匕首下救出来了。

被称为凶手的夏洛蒂·哥代还站在房里，她不能逃走了。她骄傲地看着她的“受害者”。她以为她的匕首拯救了法国。她却不知道这是贵族、皇党和资产阶级的匕首。她自以为是贞德那样的女杰，她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她不过是一个误入迷途的热狂者，干了一件坏事。她说自己救了十万人，其实受了害的是整个法国。

马拉的墓碑上题着这样的话：“这里安息着人民的朋友马拉，他是被人民的仇敌们谋杀了的。”实际上杀死马拉的正是人民的仇敌们。哥代不过做了一个工具。

阳光在我的眼前淡下去，我已经进了那条窄的古巷。我回到我住的地方来了，我走进我的充满着洋葱气味的房间。我的桌上正摊开一本《马拉传》。那本书上和别的许多书上都写得很明白：马拉的遗产只有一张二十五个“苏”的纸币，活着的时候他接连有九个月只喝清水吃白面包，而且有三年多他每天不曾休息过一刻钟。他比当时的任何革命领袖都更爱人民，更忠于人民。他最受到人民的拥护。自然他也最为反革命势力所憎恨。如果我们把反革命势力比作一只嗜血的猛兽，那么，马拉倒是一个适当的牺牲者。他的死绝不是偶然的。

但是为什么要轮到夏洛蒂·哥代来下手呢？

哥代和马拉应该不是陌生的人。自然她同他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她在外省常常听见人们谈到马拉，从贵族和吉隆特党人的口中她听到的全是诬蔑中伤的谣言。这迷惑了她的心。她把马拉当作一个恶魔。她要去掉他给多数人带来和平。

夏洛蒂，这个羞怯的痴心的少女。她是一个没落贵族的女儿。生活在一个衰微的步步下降的家庭中，她应该见到不少人世间的悲剧。母亲的死夺去了她的孤寂生活中的最大安慰。她很寂寞。寂寞培养了她的幻想。她或许还渴望爱情。她追求理想中的“王子”。修道院的生活却如一沟死水，泛不起一点涟漪。平静的面容掩不住内心的苦闷。她等着机会把她的热情向另一方面放散。她热心地读着蒲鲁塔克的《伟人传》和卢骚的著作，那些激动了全法国良心的卢骚的著作。卢骚培养了她的心灵，正如卢骚构成了马拉的思想。这个美丽、幽静的少女和那个面貌丑陋的革命家一样，都是卢骚的“弟子”。书本煽旺了她的幻想。她把她的爱寄托在“英雄主义”上，她渴望一个与暴君作战的英雄，一个为祖国而死的英雄。马尔苦斯·布鲁塔斯成了她梦寐中的上帝。这个姓名变作了一个象征。她不断地在心里激情地呼唤这个名字。于是她找到了她的“裘·该撒”。她要做一个十八世纪的“布鲁塔斯”了。有一天她含着眼泪对她的姑母说：“我哭，为法国哭，为我的父亲和家族哭，为你哭……只要马拉活着的时候，谁还能够安全地活下去呢？”所以她赶到巴黎，怀着匕首到马拉的家里。她杀害了一个伟大的生命。

我仿佛看见她把刀刺进他的胸腔。我听见那声音，血立刻从黄瘦的带毛的胸上喷出来。我吃惊地把头一动，我怕血溅到我的脸上。但是我惊醒了。我依旧坐在我的小房间里，桌子上堆了一些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我的思想落进书中去了。

卢骚的弟子杀死了卢骚的弟子。哥代除了使自己成为资产阶级历史家所崇拜的“女杰”外，并没有救活一个法国人。她反倒使十万人悲痛。她是吉隆特党的友人，她的匕首却促成了吉隆特党的败亡。所以在狱中的吉隆特党人威尔涅约听见哥代的行动，便叫起来：“她毁了我们；不过她教了我们怎样去死。”不错，夏洛蒂·哥代的确死得勇敢。

我记起了一个历史家的叙述：

这是下午七点钟……夏洛蒂一刻也不曾失去她的自制力，她走上了囚车。她站在车上，她昂着头，眼光很镇定。车子到了河边。天落起雨来，还打着雷，但是暴雨并不曾驱散群众。沿途聚集着人群，他们包围着囚车，跟随着囚车。车子因此走得非常慢，花了两个钟点才走到公果尔德广场。夏洛蒂始终立着，那些对她掷过来的侮辱和叫骂并没有扰乱她的镇定。她从容地望着街中的无数的人头……

雨停止了，越过香·热利塞大街的浓密的绿树看去，暴雨后的紫色落霞涂满了天空。空气一定很新鲜，很凉爽；还没有新流出来的血的气味。

断头台大概建立在和现在竖立方尖碑[1]的地点相差不远的地方。推勒里王宫的草坪上一定挤满了人。夏洛蒂不要别人扶持，迅速地走上断头台的阶梯。她到了台上，一个刽子手把她的披肩拉开了。她睡倒在木板上。机器动作起来。再过一会儿，人把她的头拿起来给台下的人们看，她的一对蓝眼睛还是半开着。

夏洛蒂·哥代便这样地结束了她的二十五岁的年轻的生命。她那一对半开着的蓝眼睛仿佛就印在我的书上。我看不清楚她的眼珠。但是藏在那半闭的眼睛里的一个寂寞的年轻生命的悲剧震动了我的心灵。我恨她的行为。但是我觉得好象自己也立在推勒里王宫的草坪上，不瞬眼地望着那一把悬垂的大刀。我听见一个声音：“不要落下来罢。”

怎么？难道我着魔了？我不能够说这样的话。我不是哥代的崇拜者。而且我甚至不能够宽恕她的行为。那一天站在人丛中不瞬眼地望着她的是另外一个人。我仿佛看见那个年轻的德国人疯狂地跟着囚车走了两个钟点。我仿佛看见他痴迷地立在人丛中，两只眼睛永远盯在她的脸上，好象要把他的心掬给她看一般。这是亚当·鲁克斯，从马因斯派来的三人代表中的一人。他来巴黎只是为了向国民大会表示忠于革命，表示马因斯议决归并法兰西共和国。但是他却在做了反革命行动的哥代身上发见了他的梦景中的“女杰”。他忘掉他自己的存在了。他称颂她“比布鲁塔斯更伟大”，他以为“和她同死在断头台上是最美丽的事”。这个二十八岁的热狂者以前并不知道哥代的名字。然而他也是卢骚的弟子，蒲鲁塔克的读者，他和哥代一样也走入了迷途。他有着一颗更罗曼谛克的心，因此走得更远。他现在将共和国与革命抛在一边，却祈求着和刺杀马拉的女子同死了。和他同来巴黎的一个代表福斯特尔说：“夏洛蒂·哥代使得这个善良的年轻人精神错乱了，他如今就以为除了为她，为吉隆特党而死以外，再没有别的幸福。”吉隆特党的议员巴巴霍说，鲁克斯爱上了哥代。还有一个近代历史家马丽·雪尔女士也说：“倘使她不曾有过罗曼谛克的恋爱的话，那么她至少在亚当·鲁克斯的灵魂中唤起了一种比死更强烈的激情了。”

映着落日的霞辉，那个“健康、美丽、纯洁、温雅、勇敢的面貌”占据了鲁克斯的罗曼谛克的心。他失掉自持的力量了。那时雷声还在巴黎的天空响着，灰黄色的天幕不时被闪电划上了纹路，落日的紫光在断头台的染红了的刀上发亮，鲁克斯象被鬼魂追赶着似地急急回到他寄宿的旅馆，他匆忙地埋下头，狂热地动着笔写他的题作《夏洛蒂·哥代》的文章。他忘了休息、忘了饮食地写着这本等于他的死刑判决书的小册子。他认为那个诺曼底的处女比布鲁塔斯更伟大。他说：“她是天上的人物，不宜于住在地上，她象电光一闪地过去了，却留下她的纪念在人间。”他还宣言他如今更爱她所身殉的法国。他如今唯一的工作便是跟着她登断头台。

在三个多月以后他的志愿终于实现了。在离开监狱的时候他甚至快乐地叫道：“我现在到底要为夏洛蒂·哥代而死了。”

我现在引用一个同情他的英国历史家的叙述：

克尔勒和福斯特尔在人丛中跟着他，就象他从前跟着那辆把夏洛蒂·哥代载到同一目的地的囚车那样。在五点钟，白昼的最后的微光也消失了；断头台被火炬的光照亮着，火炬还投掷了摇曳的微光在群众的脸上，他们是来看那个为夏洛蒂·哥代而死的外国人的面貌的。一道暗褐色的雾从河上升起来，空气寒冷彻骨，但是亚当·鲁克斯走上断头台的窄梯，看见断头机的轮廓映在阴暗的天幕上时，他并不曾颤栗一下。

克尔勒说：“他走上去，好象他是在登上讲坛去演说一般。”

福斯特尔说：“他奔赴死，他向着死跑去。”

他的冷静使得那些站在他旁边的人不相信；他很想拥抱刽子手，但是他的双手被缚着了；他对他的朋友们微笑，他抬起头看上面，好象在看隐在巴黎的雾外面的什么东西。

这便是鲁克斯的最后了。人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也许是穿过巴黎的雾，越过被德国军队封锁了的道路，在看马因斯的乡村里他的和平的小家庭罢，那里有他的年轻妻子和他们的三个年幼的女儿。她们会忠于他，珍贵地保留着他的纪念品。在告别的信上他对他的妻子说：“我为自由而死，倘使有一天自由得到胜利，法国便不会忘记亚当·鲁克斯的妻子和女儿。”

但是事实上他并非为自由而死，法国也的确忘记了他的妻子和女儿，全世界都忘记了她们。第三个女儿在父亲死去以后不久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鲁克斯的善良的妻子却多活了二十年。剩下的两姊妹中，姊姊马利亚·安娜又走上了她的父亲的路。这是一个热诚的、孤寂的、爱梦想的二十五岁的少女，她和她父亲崇拜的“女杰”同岁（也许还大一岁），她有一天读到了J·P·利席特尔的赞美哥代和鲁克斯的诗，她的纯洁的少女的心受到极深的感动。她写了一封热情的信给作者，信里充满着带神秘性的语句。没有回信到来，她便想自杀。她的妹妹劝阻了她。后来利席特尔来了两封信，给了她一点安慰。

妹妹出嫁了，马利亚·安娜更孤寂地留在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利席特尔又来了信，要求和她见面。但是这个纯洁的“罗曼斯”是她的脆弱的心灵所受不了的，而且她已经决定了不做这个世界里的人。她和她的父亲一样要在死里寻求幸福。在一个五月的夜晚，她投莱茵河自杀。别人救活了她，她却坚决地说她看见永恒之光，听见天堂的音乐，她不愿意回到地上来。

人们把她放在床上。她似乎睡熟了。人们离开了她。后来有人再进房里来时，她已经死了。

父亲害了女儿，他给了她这么一颗脆弱的罗曼谛克的心，把她引到这么一个悲剧的结局。

现在已经不是罗曼谛克的时代了。我把头从书本上抬起来。四围怎么这样静？我的脑子里还充满着那些书中的人物。穿过深夜的凉爽的空气，圣母院的钟声从开着的窗户送进来。我痴呆似地数着。十一下。我惊讶了。我怎么在书本上花了这许多功夫？我今天还没有吃过晚饭呢！但是我也不想吃什么了。

我望着贴在墙上的一张肖像，这是从一本书上扯下来的卢骚的照片。那时他是在四十岁的壮年，正是构成《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论》的时期，他的眼光坚定，面容充满着勇毅的表情。我望着这个“近代思想之父”，日内瓦钟表匠的儿子。我觉得在这一天的功夫我活了一百几十年。或者我做了一场大梦。我刚刚见过了他的三个弟子，跟着他们过了三种充满浪潮似的生活：一个留学法国的瑞士医学生，一个在古罗马共和国中寻找她的“王子”的诺曼底贵族少女，一个以《热诚》这篇论文得到哲学博士学位的十九岁的马因斯青年。一个瑞士人，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卢骚把他们拉在一起，使他们走了许多路程。他们到巴黎来次第把生命献给共和国。每个人都昂然地接近死。没有惧怕，没有惋惜。病弱的马拉死在健康的哥代的匕首下，他睡倒在浴盆里。哥代在断头台上唤起了爱情，她又把鲁克斯引进了永恒。鲁克斯又给他的年轻的女儿立了一个榜样。

我的心反抗起来。对这一百几十年前的可痛心的悲剧我不能够做任何事情！我不能挽救什么。我不能够拔出哥代的匕首，把马拉从浴盆里扶起来。我不能够劝阻哥代，说她的举动只会危害共和国。我不能够说服鲁克斯，使他明白他自己并没有了解革命。我让他们走入死亡的道路，现在只有对着书本叹息。我太无用了。

但是我的正义感还是强烈的，我的判断力依旧不曾消失。对着那些不忠实的历史家的叙述我不能没有愤慨。A·拉马丁称哥代为“暗杀的天使”，L·马德楞称她为“女侠”。他们和哥代一样，是不懂得革命的，我不愿提起那些更坏的、更充满偏见的书的作者，譬如N·H·威伯斯脱夫人，她比哥代更恨马拉，这位淑女的恶毒的文章使人疑心她倒是一个嗜血的疯人，她的笔不会触到马拉的仁爱的心。只表现了自己阶级的无能。她和通俗小说家阿尔柴男爵夫人一样，想“把法律握在自己的手里”来拥护阶级的利益；阿尔柴男爵夫人将罗伯斯庇尔再判处一次死刑，威伯斯脱夫人也再一次暗杀了马拉。可是这样并不能挽救自己的阶级的没落。我跟着一些历史家称哥代与鲁克斯为卢骚的弟子，他们都热狂地读着卢骚的著述。然而实际上他们都不曾了解卢骚，撇开了被压迫、被虐待的阶级，杀害了人民的朋友，这样的人是不配称为卢骚的弟子的。了解卢骚的只有马拉，他生于贫穷，死于贫穷，他有一颗敏感的仁爱的心，坦白刚毅的性格。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有过光荣，却拒绝了物质的享受。全巴黎的人民为他的死悲哭。他的遗骸被移葬在国葬院中。但是在一七九五年人们又把他的遗体搬出来，葬在附近的墓场里。反动者还扎了他的自像在雅各宾俱乐部的天井中焚烧，然后把灰烬抛在蒙马特尔的阴沟里面。

“这太过火了！”我愤怒地叫起来，我不能忍受这侮辱。我站起来。一切幻景都在我的眼前消失了。房间里还只有我一个人。桌子上堆着书。墙上贴着卢骚的像。他永远带着坚定的眼光看我。

这个“日内瓦的公民”至今还屹立在巴黎国葬院门前，他的遗体也安息在国葬院里面。在我的疑惑、不安的日子里，我不知道有若干次冒着微雨立在他的面前对他倾诉我的痛苦的胸怀。现在又轮着他来安慰我了。他将永远是我的鼓舞的泉源。

1939年春在上海

[1]即Louksor庙内的方尖碑，埃及酋长所送，1831年年尾运到巴黎，建立在公果尔德广场。

在广州

一　六月六日

六月六日上午，第二次日机的轰炸开始，我和几个朋友躲在一座四层洋楼的底层。我站在门口听见敌机在我们的头上盘旋，听见炸弹在不远处爆炸，听见机关枪声阁阁地在附近的空中响着。于是一个炸弹带着“沙沙”声下来了。那巨雷似的爆炸声把脑子都给我震昏了，我本能地退到后面去。石灰和尘土立刻细雨一般地落下。我们满头满身都是尘土。我以为是楼上被炸了。但是过了片刻，我仍然安全地立在那里。飞机又在我们的头上发出了可怕的惨叫。这是投弹的警告。我们屏住呼吸地等待着。这并不需要我们等候。沙、沙、沙的声音便突然响了。我仿佛看见炸弹在空中旋转而下，绞着空气响。这次的爆炸声比前次的更大，震落了更多的尘土，使得站着的我不由自主地蹲下来。我想这一次炸弹应该落在我们的屋顶上罢。但是仍然没有。还有第三次的爆炸。然而除了震下更多的灰尘外并没有带给我们什么伤害。

机声渐渐地去远了，我们便站起来，拍去身上的尘土走到门外。

“前面的防空壕落了弹，”有人跑着这样说，还有人跟着跑到巷口去。我也去到了那里。

防空壕就在巷口的空地上，那里并没有落弹。被炸的是旁边一条街，两旁的店铺倒塌了，树木折断在地上。砖块，电线，尘土堵塞了路。救护队员忙着在那里工作。

在那块长满青草的空地上，我看见一个人躺在那里，他那穿香云纱短衫的身上满是血迹，肚子炸破了，肠子露在外面。他的身子微微地颤动。脸自得象一张纸，眼睛睁开，痛苦地望着我们的脸，那双眼睛似乎看不清楚什么，眼珠转动得极慢。忽然脸上起了一阵拘挛，眼皮动了一下，眼珠也略略转动，嘴微微张开。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失神的眼光似乎在痛苦地哀求：请帮点忙，终止我的痛苦罢。

但是这周围，我们几十个人都袖手旁观着，不能够帮一点忙。他的嘴唇里淌出血来。我半痛苦、半恐怖地转过了身子。

这个身体不久就被人搬走了。可是他那染着血的白纸一样的脸不断地折磨着我的心。

二　八月十三日

在惠新东街我们书店的那间小屋子里，我每天下午坐在对着窗户的桌子前面写信，看校样。在这些时候我常常听见警报声或者飞机声。巷子里很静，有时我半天听不见一声脚音。阳光停滞地照在这寂寞的路上。我沿着这路走出巷口，再转进大街。在汉民分局门前人们正忙着搭献金台，这是为了“八·一三”献金搭的。同样的献金台有好几座，在这个城里的几个重要街口。在热闹的街上我常常看见手执白旗的宣传队，旗上写着：“八·一三到献金台去。”

八日下午这个城市遭了一次日机的大轰炸，我们书店附近也落了几颗弹。九日早晨西关一带又遭了残酷的屠杀。这天午后在惠新东街的巷子里更少听见人声。我还是坐在我的桌子前面。我放下笔，抬起头。穿过窗户我看见对面人家门前的石阶上坐着一个穿黑色短衫裤的瘦汉子。这个人并不是从今天起才坐在这阶上的，不过我这时候才注意到他。他安静地坐在那里，望望天空，望望周围。他埋下头拔起阶下的青草。他拿起草慢慢地放进嘴里嚼着。我觉得我的喉管堵住了。我用力挣扎，半晌才咳出一声嗽，好象我自己吞食了青草一般。

这个汉子依旧安静地坐在那里，他又拔起第二把青草，照样地放进嘴里，默默地吃着。他没有发出一声呛咳，仿佛他吃惯了这种东西。我望着他，我甚至忘了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不会说广东话，我无法向他发问。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乞丐，但是我并未看见他向着谁讨过什么。

第二天下午我坐在这同样的房间里，窗外仍旧坐着这同样的黑衣人。我听见两次警报，又听见解除警报的汽笛。我看见黑衣人默默地站起来走了。

“八·一三”的傍晚我和一个朋友从书店里出来，走过汉民分局门前。献金台上悬着汽灯，转着走马灯，一个年轻人拿着扬声筒，嘶声哑气地在台上演讲。台下聚集了一大群人。我们挤进人丛中去。我听见一阵拍掌声。我站定了，举起头再向台上望去。一个穿黑色短衫裤的瘦汉子立在台口。这平凡的面貌是我熟习的。他在这里！黄瘦的脸困窘地微笑着。细小的眼睛睁大起来，惶惑地望着台下。年轻人在旁边鼓励他。他的脸色忽然发红了，他张开口，吼叫似地开始说话，他一面挥动着拳头。他说话不多。我不能听懂他的每一个字。不过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一个乞丐。这是他讨来的钱。他把这仅有的财产贡献出来，因为他相信只有在大家一颗心、共同对付敌人、把敌人赶走以后，大家才可以保全性命，过安宁日子。他还说到残酷的轰炸，说到那许多惨死的同胞。他希望那些有钱的人也照他这样做。他激昂地说着，口里溅出白沫。但是话一说完，他却又现出了窘相，匆忙地一鞠躬便走下去了。服务的年轻人大声说着恭维这个乞丐的话。众人在台下感动地拍掌。

我的眼光跟随着这个平凡的黑衣人，当他消失在人丛中时，我还在各处找寻他。他的面貌对我显得更亲切了。

三　八月十六日夜

在哥伦布咖啡店的二楼，我和两个年长的朋友坐在临窗的一张桌子旁边。窗下对面是献金台，台前聚集了一大群人。没有电灯，广州市这时还在警报中。咖啡店里点着洋烛，献金台上燃着汽灯。年轻的服务人拿着扩声筒对群众演说。女学生在台上唱救亡歌，台前挂的走马灯带着人影不断地转过去。我看见一个光头的人走上台，服务人把他介绍给群众，人们在台下欢呼起来。那个人说不出话，只吐出几个字，就带着羞涩的样子走下去了。这是一个可敬的献金者。接着又上来一个小孩子，人抱起他，指给群众看，群众拍掌。小孩子说了几句话。群众又拍掌。

我们伸长颈项出神地望着窗外，忽然汽灯灭了，走马灯也灭了。警察在下面大声说话，咖啡店侍者连忙过来吹灭洋烛，那个和善的侍者带笑地对我们说：“飞机来了。”

楼上楼下全是一片黑，没有一点声音。天色很阴暗，连星子也没有几颗。我想：“它们这时候来做什么呢？在这样的夜里看得清楚目标吗？”但是我仿佛听见了摩托的声音。我看下面，还有那么一大群人。我只看见黑影子在动。大家都不作声。只有在献金台上有人偶尔小声讲一两句话。在另一个地方有一个无线电喇叭在报告日机这时到了什么地方，有什么动作。许多黑影子聚在那里听消息。

机声消失了。大概是无线电喇叭报告飞机离开了市区，人群开始骚动起来。在献金台上又开始了演讲。不过声音还是相当低。演讲完毕，女学生又唱起了救亡歌曲。

我听到这清脆的歌声，忽然记起了一件事情。我想大概就是这班女学生罢。一个本地朋友今天对我说过，在“八·一三”那天上午，日机已经飞到汉民分局门前献金台的上空了，那时台上还有一批工作的女学生。本来已经预备好汽车，要载她们到别处去躲避，可是她们不肯离开献金台，而且表示宁愿在台上工作而被炸死，不愿放弃职责。这是一个何等令人感动的故事！现在她们又在日机的威胁下勇敢地唱起歌来了。

楼上楼下仍是一片黑暗。我倾听着歌声。渐渐地我似乎被那勇敢的歌声带到了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境界。我看见光明，看见喜悦，看见微笑的面孔。忽然四周响起了一阵发狂似的欢呼，人们在拍掌，不停地拍掌。女学生唱的歌曲立刻被群众接着合唱下去。走马灯燃起来了，汽灯也亮了。侍者点燃洋烛，送了一支到我们的桌上来。

我知道日机已经出海了。人们从无线电喇叭里得到这个消息，他们拍掌欢呼，只是因为那个可怕的梦魇已被光明驱散，至少这个晚上他们可以安静地工作一夜，再没有什么东西来妨害他们。从八月十三日以来我已经有过三次这样的经验了。这是第四夜，而且以后还会有第五，第六……夜。我是和那些拍掌欢呼的人有同感的。

于是解除警报的汽笛响起来，献金台旁边的汉民分局门前有警察在敲钟：一下，二下，三下，四下……钟声带来了更大的喜悦。

街中响起了汽车的声音，接着听见人们在喊口号。灯光闪电似地在黑暗的街上亮了几下。我看见三四辆卡车满载着手执白纸小旗的男女青年从财政厅那面驶过来。卡车停在十字路口，车上的人不住地挥动着小旗。

献金台上的女学生又唱起救亡歌。卡车上的青年也合唱起来。但是卡车终于载着歌声往前面走了。象船后的水痕一样，卡车的后面也拖了一条长长的“音路”。我听得见它，而且也仿佛看得见它。

从财政厅那面又走来十几个人一队的歌唱团，其中有男有女，有的唱歌，有的吹口琴。他们经过这里，并不在献金台前停留，却转弯走了。

四　十月一日

高射炮的声音静下以后，四周渐渐有脚步声了。楼下对面那家药铺的大门依旧寂寞地锁着。一个乞丐似的男子安闲地从大新公司那方面踱了过来。他不时仰起头望天空。他走到我们的门前就在石阶上坐下休息。一个穿白布短褂的药铺伙计在巷子的另一头出现了。他站在那里似乎在和另一个人讲话。

没有解除警报。我不能等待了，我要到印刷局去。已经到了我和那边的人约定的时间，我要去拿这期刊物的校样。

我穿好皮鞋。对面药铺的大门被推开了，我听见了声音，一定是先前在大新公司门口防空壕里“躲警报”的人回来了。我便匆忙地走下楼，推开门出去。

我走出巷子，着见商店门依旧开着。我进入大街，却看见警察岗亭上挂着红旗，这是表示紧急警报的信号。街上仍然和平时一样热闹，行人不带一点慌张的样子。

我雇了黄包车，让那个年轻车夫沿着我走惯了的路线把我拖到印刷局去。

转过一个街口，我看见许多人围聚在那里，静静地听着无线电喇叭报告日机的行踪。

快要到印刷局了，我忽然看见行人匆忙地往骑楼下走去，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大概是飞机回来了。果然车夫仰起头自语似地说：“机声！”

我侧耳一听，不用说是那熟习的声音。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我也仰头去望天空。阳光直往我的脸上射来，使我的眼睛几乎睁不开。我始终没有看见什么。

市声渐渐地静下去了。摩托声更清晰地进了我的耳里。天空没有什么可怖的景象。我的四周也只有静寂。这里仿佛是一个和平的境界。人行道上南国的绿叶跟着风的节奏微微飘动。但是比蜜蜂声音较大一点的机声却压住了每个人的心。这是死的声音。毁灭的声音。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切的灾祸。它可以使我们眼前的这一切即刻化为烟雾。它可以使我们这五尺的身躯变成粉碎。这似乎是我们的物质的力量所不能抗拒的。所以那个车夫忽然惊恐地叫起来了：

“飞机向我们这面来了。”

话不是这么说的，意思却是这样。我朝着车夫指的方向看去。三架飞机，一架在前，两架在后，向着我们这面飞来。它们飞得相当高，但声音不小。有几个人跑着，也有人伫立在街头仰天观看。车夫慌张起来。他拖着车子，打算往什么安全的地方跑去。

崩！崩！崩！崩！……高射炮嘹亮地响着，声音十分清脆，好象什么东西冲破了天幕，进入大气里去了。

晴朗的蓝天里现出一连串小团的白烟。一个靠一个地排列着，使人不相信竟然会有这么美丽的白云。

我的心立刻静下来了。这是我们的高射炮的声音。我便安慰这个老实的车夫道：

“不要怕，我们的高射炮会把飞机打走的。”

果然高射炮的声音停止以后，摩托声也渐渐地小了。那些杀人的利器不久也就离开了市区。我在印刷局取了校样，又从那里走到书店。我还不曾走到书店的巷口，就听见了解除警报的汽笛声。同时在汉民分局门前警察慢吞吞地打起钟来，岗亭上的警察也含笑地取下红旗卷起，另外拿出绿旗来挂上。

1939年春在上海写完

《旅途通讯》（1938）

前记

这些都不是可以传世的文章，它们只是去年下半年中间我在各地写给朋友们的长长短短的信（最后一篇应该不是信，但是我仍然把它当作信函寄给朋友们看过了的）。我写它们的时候，我只是象平日和朋友们谈闲话似地写下我的真实的见闻。也只有我的朋友们会从这些没有修饰的文句中看出一个珍爱友情的人的感激。

这些全是平凡的信函。但是每一封信都是在死的黑影的威胁下写成的。这些天来，早晨我见到阳光就疑惑晚上我会睡到什么地方。也许把眼睛一闭，我便会进入“永恒”。

我知道个人的存亡没有请求被重视的理由。但是轮到我来交出一切，我对人世还不能没有留恋。牵系着我的心的是友情，因为我有无数散处在各地的朋友。甚至在这些日子里，我还想把我所经历的一切和我对朋友们的感激的心情让大家知道。

我常说我靠友情生活。友情是我的指路的明灯。在生与死的挣扎中，在受到绝望的打击以后，我的心常常迷失了道路，落在急流的水里，在此时将我引到彼岸的正是这友情。它救了我，犹如飞马星座救了北极探险途中的麦克米伦。[1]

我不会说假话，这些信函便是明证。甚至敌机在我的头上盘旋、整个城市在焚烧的时候，我还感到友情的温暖。是这温暖给了我勇气，使我能够以平静的心境经历了信中描写的那些艰苦的日子。我有过勇气，我也还会有勇气，因为我有着无数的好心的朋友。

同这本小书一块儿，我献上我的祝福和感激。

巴金　1939年2月14日在桂林

[1]杜·巴·麦克米伦（1874—）：美国北极探险家。他在北极探险途中在冰块上迷了路的时候，就靠着飞马星座辨识了方向，脱离了危险。

香港行

今天早晨船到汕头，我把写好的信寄发了。今晚似乎有船去上海，我的信想必按时到达你们的手中。我第一次到汕头，所以去各处看了一下。这里情形还好，不过前些时候给敌机炸了一次，居民大都迁走了。许多商店至今关着门。饮食店也少见。电灯厂被炸毁，夜间无电灯。天热。市内有大小公园两处，大公园内有一半地方挂着“游客止步”的牌子。小公园倒好，这是工人歇脚之所。我们在小公园内坐了半天，因为这里离码头近，我们不怕会赶脱船。晚上六时开船，算是“准时”。新装活猪数百头，把统舱客人赶到别处去了，满甲板都是臭气。大猪小猪啼叫不已，吵得客人不能睡觉，使人觉得猪贵人贱，并非笑话。房里闷热，颇似蒸笼，电风扇开了，并无风。打开房门便有厨房的热气从外面送进。到甲板走走，不小心又会踏在猪身上。有汕头小贩偷带鸡蛋一万枚，分盛二十篓，被外国大副发见，督率部下将十余篓掷入海里，有三四篓被人藏过，但又让海员们趁火打劫了。船明天下午到香港，据说特等、头等舱的客人在船停后一小时即可登岸，其余的客人要在船上住二十四小时，等候检疫工作完毕才能离船。这又是想不到的事。钱毕竟有用处。差一点我就要在船上多住一天了，因为我起初打算买普通舱票。余话后谈。诸友均此不另写信了。寄这封信用的是你[1]给我的香港邮票。到香港下船便可投邮。否则不会有这样快。

7月19日在太古海轮上

[1]你：指散文作家陆蠡。他当时在上海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少年读物》半月刊。这封短信曾发表在《少年读物》第一期上。以后的信也是为这个刊物写的。可是刊物出到第六期，就被“法租界”当局禁止了。后来又改出《少年读物小丛刊》。《旅途通讯》作为《小丛刊》的第六种和第七种，分上下两册，在上海“公共租界”内出版（1939年）。

在广州

我已经到了广州。

我在前一封信里说了些什么话，我现在也记不起来了。我似乎说到猪和人的事情。

在船上我和猪为伍，而且有余裕写那样的信。在这里我常见的却是另一种东西。那是死。死仿佛就成了我们随处可以碰到的熟朋友。“他”随意地来随意地去，“他”来的次数太多了，因此并不使我感到惊奇，虽然“他”有时也在散布恐怖的种子。

昨天下午，我又多了一个奇怪的经验。当时我摊开信纸打算给你写信，一个从东战场归来的年轻朋友忽然来找我谈话。我放下刚拿起的笔，坐到他的对面，回答他的问话。飞机的摩托声突然在我的耳边很清晰地响了起来。一个朋友在窗前惊讶地叫道：“飞机！”我们并不注意，因为先前没有听到警报（其实是发过紧急警报的）。我们仍旧在谈话。但是高射炮响了。街上有人在跑。门口一个年轻人指着天空低声叫着“飞机！”我和那位新朋友走到门口去看。三架飞机在对面屋顶上飞，飞得很高，看起来比我们屋子里挂的玩具的飞机还小。飞机向着我们这面飞来，三架之后又是三架。于是轧轧声大响，高射炮也连珠似地放起来。高射炮似乎没有效力，轧轧声越来越近了。我想大概要落弹了罢。并不要我们等待。一阵恐怖的“飒飒”声就压倒了摩托的响声。这声音自上而下，由远而近，象一簇簇树叶从天空落下来。我仿佛看见一颗炸弹在空中旋转而下。我知道它会在不远处爆炸，甚至会落在我们的头上。我在这里度过不少轰炸的日子。可是这种声音我只听见过一次。今年六月六日三颗炸弹在我们住的巷口附近爆炸时，我在事前听见了那奇怪的声音。

飒飒声一起，一些陌生的人（还有邻舍那位太太带了小孩）疯狂地涌进我们的屋子里来。他们带着轻微的惊呼，一齐往地上蹲伏。炸弹爆炸了，声音不大，似乎落在很远的地方。我觉得奇怪。但是第二次“飒飒”声又起了。仍旧只听见小的爆炸声。大家略为安心。可是飞机还在上空盘旋。在第三次的“飒飒”声响起之后，一个巨大的爆炸声就震撼了这间屋子。我在这里用“震撼”二字自然不恰当，因为房间不过微微摇动一下，我还觉得一股风吹到我的腿上，别的就没有什么了。然而在那巨声刚起的时候，我和别的人都以为这颗炸弹一定在我们的头上爆炸。我们的办事处是在楼下，头上还有三层洋房，倘使是一颗小炸弹，我们在下面还有活命的希望。我坐在藤椅上没有动一下，头埋着，眼光固定在一堆校样上面。我微微张开口，我想要是这里被炸，我还能活的话，为了不使耳膜震破，我应当将口张开。

我们定了神，静悄悄地看看四处，眼前还是一个和平的世界。轧轧声消失了。房里没有一点改变。桌上多了一层灰。蹲下的人站起来，慢慢地走出房去。紧张的空气松弛了。我看朋友们的脸，那些脸上好象蒙了一张白纸。可惜我看不见自己的脸色。

飞机去了以后，我们还听见炸弹在远处爆炸。这一次却没有飒飒声。飞机的确去远了。于是先前中断了的事情又继续做起来。那位青年战士也就告辞走了。

一个朋友从印刷局回来，他说在路上看见炸弹落下，以为我们这里被炸了。后来我们知道了被炸的是些什么地方。我想去看林老先生，因为在他住处后面落了三个弹。恰恰在这时林老先生来了。他告诉我们他后面一个防空壕的空地上落了两颗炸弹。虽说是在他住处的后面，却也隔了三四条巷子。

警报还未解除，我约林老先生出去喝茶。我们刚走出巷口，看见前面街上有许多人在奔跑，好象发生了什么事件似的。林老先生问旁边一个书店伙计，那个年轻人说：“大概是飞机又来了，你们可到隔壁去躲一下。”我们没有听见飞机飞近的声音，便不去躲，却穿过街口，往前面那个咖啡店走去。

咖啡店门前是防空壕，有沙包木板保护，所以骑楼下聚了不少的人。我们穿过人丛，进了咖啡店。楼下人太多，大半是避难的。楼梯上也坐了好些人。我们便走上二楼。那里很空。茶房们正闲着。有两三桌人在喝茶饮冰。我们在这里谈了大半个钟头。警报解除了。

我们从咖啡店出来，约好去看“灾区”。我先回到办事地方转一下，一个小孩骑着自行车送校样来了。想不到刚刚经过了大轰炸，印刷工人还在工作，这倒是难得的事情。现在进步了！以前有一家印局在六月六日的大轰炸后就关了门，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四处探讯，才找到我的一部译稿，那还是五月十日左右交去的。

后来林老先生陪我去看“灾区”。我们经过一条大树掩映下的古老的小巷，跨过短墙的缺口，到了一片空地。在那里我们看见炸弹的遗迹。一块土地被搅翻了，成了一个很浅的坑，面积不过一张圆桌面大小。另一处也是同样的情形。一点也不可怕。原来头两颗炸弹就落在这个地方，所以声音不大。这个空地旁边的一所公厕也炸毁了。地上凌乱地堆着砖块。一块木板还竖着，写上“小便处”的木牌也还钉在那里。

我们再往前面走，走进××路，不觉惊愕地站住了。那条街好象经过了激烈的巷战似的，显出十分凌乱的样子。马路上盖着一层白灰。电线落在街心。房屋坍了好几间，一道写着“××里”金字的门墙还立在瓦砾堆中。再过去，一座四层楼的大洋房被炸去了一半，屋顶完全坍下来，四层压在三层上，三层压在二层上，只剩了一个七歪八倒的空架子。此外就是砖块。

一个女人站在对面骑楼下向行人叙说被炸的经过。这对面房屋也受到了炸弹的恩泽。玻璃震破了，坚实的窗架震断了，楼板也落下几块。房里的陈设大都破碎了。好几所房屋都被炸弹的威力扫空了。有人在贴封条。街心有几个壮丁在维持秩序，但秩序本来就很好。

我们听说法国礼拜堂前面也落了炸弹，死伤的人更多。这一天共有二十多卡车的受伤者送到中山医院去，有一个朋友亲眼看见。他说有些小孩在卡车上痛苦地哭叫。但是另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故事却更悲惨：一个人从地上爬起来拾起自己的断臂接在伤口上托着跑；一个坐在地上的母亲只剩了半边脸，手里还抱着她的无头的婴儿。

晚上有月亮，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夜袭。但是大家若无其事地到号称广州四大酒家之一的“大三元”去吃饭。我们愉快地谈笑，把白天的经历当作一场怪梦。长堤安静地躺在我们下面。夜市依旧象平时那样地热闹。人在广州学会了镇静，学会了不怕死。我们常常说到玛德里，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但是我想这里的情形和那边的不会有大的差别。

这封信应该在昨天写好，但是昨天没有写。今天早晨八点钟飞机又来炸过好几个地方。一共来两次，直到下午三点才解除警报。飞机来投弹时街上并没有行人，只有几个壮丁维持秩序。飞机一走，警报解除，街上的情形又跟平时完全一样了。

今夜月色很好，我沿着长堤散步，珠江的水面沐着月光，十分明亮。长堤上摆满了小贩的担子。在两次大轰炸以后还能够看见这样热闹的夜市，这是我万想不到的！

我想起了一件事情，这是我一星期前看见的。正南路一条街被炸光了。在仅仅留着的一间残破的楼上我看见一个人的住房。那位衣冠整齐的居住者穿过了瓦砾堆，安闲地经过破烂的楼梯，登上那间缺少一面墙壁的住房。一个人住在瓦砾堆里，还能够如此从容，这的确是别处很少见的事。它可以说明这里居民的倔强了。

今夜没有“夜袭”。但愿明天早晨飞机不要来打扰我的睡眠，今天上午飞机投弹时我还在睡梦中，我是被警报惊醒以后而又沉沉地睡去了的。

以上的话你们住在上海的人大概不会了解。把它当作故事看也好。

8月9日夜一点钟写完

广州在轰炸中

朋友，你来信问起这个城市的情形和我的近况，你不知道这里的人在轰炸中怎样过日子，所以你劝我立刻躲避到所谓安全地带去。你以为这里已经成了死城，或者变做了地狱，你还误把我看作死守危城的壮士。其实都不是，我在这里和无数的普通的人一样，过着很平凡的生活。朋友，你应该知道在这里还有数十万和平的居民。

这里也许和你们那里不同。在这里没有勇敢，也没有怯懦。这里的居民不爱死，但也不怕死；他们把“死”看得很平常。它来拜访，就让它进来。它走了，左邻右舍也不因此惊扰。一个人死了，别的人仍旧照常工作。一幢屋毁了，别的房屋里还是有人居住。骑楼下的赤血刚刚洗净，那个地方立刻又印上熙攘的行人的脚迹。一个人倒下，一个人流血，在这里成了自然的事。甚至断头折臂也不是悲惨的命运。倒下去的被人埋葬，活着的更加努力从事工作。事情是做不完的，没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的责任；但是倘使轮到自己闭上眼睛，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遗撼。

一个人看见“死”太多，他对“死”便不感到惊奇；一个人有“死”的机会太多，他就不怕“死”。他用不着去思索“死”，他会把他的全部精力用来对付“生”的事情。他做事更努力，更负责。这便是我在广州得到的一个教训。

住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被炸死的机会，没有谁能够做一个铜头铁臂的人，炸弹的威力不是肉体所能抵挡的。然而甚至五百磅炸弹的乱投也不能使人胆寒。每天敌机飞进市空投弹的时候，许多工作依旧照常地进行。“死”的逼近使人更宝贵“生”，更宝贵活着所能处理的光阴。人明白自己随时都会死去，他更不肯浪费时间，他要在这有限的余生里做好一些事情。我说“死”的威胁使人成为更积极，这是不错的。它还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增加了这里居民的团结；它把数十万人的心变成一颗心，鼓舞他们向着同一个伟大的目标前进。

我并不是在这里阐明我的什么理论，我只叙述事实。我可以随便举出一些例子，譬如最近两次的大轰炸中，我就看见在这里居民中间，人我的界限怎样迅速地消灭；许多人自动地将自己的家屋用具献出作为一些老弱同胞的避难处，壮丁们也甘冒危险去挖掘炸毁的房屋，救出受伤的同胞；献金的热诚并不曾因接连不断的空袭警报而减少一分。在灯火管制中也还有大队的群众立在每个献金台下狂呼口号，或者静听台上男女青年高唱救亡歌曲。一切都照着预定计划进行，敌机的威胁也不能使它们改变。倘使一颗炸弹在献金台前落下，自然会有成千的死伤。但是献金的任务必须完成，不能因为吝惜牺牲就让它失败。所以“八·一三”那天早晨敌机已经进了市空，而通常被视作危险地带的永汉分局和第一公园两处献金台上的负责人员还是照常工作不肯撤退。所以到今天献金台能够良好地完成了它们的任务。在这里的人看来，这都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事。

我在这里还是一个陌生者，但是我已经看见了不少的事情。以后我会向你详细叙述它们。至于这里的居民，我不说他们勇敢，我想称赞他们“结实”；对于这种“结实”的人，敌机的威胁是完全无用的，没有一种暴力能够使他们屈服。

生活在这样的人中间我会获得不少有益的教训，请你不必为我耽心。

8月15日在广州

在轰炸中过的日子

回到这个城市，我又记起许多事情。这里的生活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不能忘记。我现在还是和从前一样平淡地过日子，不悲观，也不过于乐观，只靠着一个信念指导我。

随着信念的指示做事情，事无论大小，在我都会感到喜悦。在这里我特别想多做事，只是因为我害怕第二天这种喜悦就完全消失。这种害怕并不是“杞忧”，住在这里的人都知道它是一个常来的熟朋友。惨死并不是意外的不幸，我们看见断头残肢的尸首太多了。前几天还和我谈过几句话的某人在一个清早竟然倒插在地上，头埋入土中地完结了他的生命。有一次警报来时我看见十几个壮丁立在树下，十分钟以后在那里只剩下几堆血肉。有一个早晨我在巷口的草地上徘徊，过了一刻钟那里就躺着一个肚肠流出的垂死的平民。晚上在那个地方放了三口棺材，棺前三支蜡烛的微光凄惨地摇晃。一个中年妇人在棺前哀哭。

我们过了一些这样的日子。在那些时候我们白天做事常常受到阻碍。飞机在头顶上盘旋，下降，投弹，上升，或者用机关枪扫射。房屋震动了，土地震动了。有人在门口叫。有人蹲在地上。我们书店的楼下办事处也成了临时避难室。要在那里继续做我们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有一回我听见飞机在上空盘旋寻找目标，听见机关枪的密放，听见炸弹在不远处爆炸，我还埋头写我的那篇题作《给一个敬爱的友人》的文章，我写下我相信拥护正义的我们会得到最后胜利的话[1]。我并非有意夸耀我的镇静，我承认我是用了绝大的努力、才镇压住感情的波动。所以写完文章我便感到十分疲倦。这样的事我只做过一次。平常飞机来投弹的时候，我在家里，便躺在床上睡觉（后来炸得太厉害了，我便到楼下去躲避）；在办事处，则坐在藤椅上和同事讲几句闲话。有两三次我和朋友在哥伦布咖啡店吃早点，给关在里面不能出来，旁边一条街被炸了，我在咖啡店里看不见什么，玻璃窗给木板遮了大半，外面是防空壕，机关枪弹一排一排地在附近飞过，许多人连忙伏在地上。我不能够忍受这种紧张的空气，便翻开手里的书，为的是不要想任何的事情，却以一颗安静的心来接受死。这时我的确没有想什么。我不愿意死，但是如果枪弹飞进来，炸弹在前面爆炸，我也只好死去。我没有愤怒；愤怒和憎恨倒是在敌机去了以后，我看见炸死同胞的惨状和炸伤的同胞的痛苦而起的。我若不能逃脱，则死也无憾，因为我的尸体也会同样地激起别人的愤怒和憎恨的。

敌机去了以后，我们自然继续工作。两个刊物[2]的出版期又近了。稿子编好留在印刷局，有的校样送来就得赶快校好送回印局；有的久未排好就应当打电话或者派人去催索校样。刊物印出送到便是八九千册。我们应该把它们的大半数寄到各地去。于是大家忙着做打包的工作，连一个朋友的九岁孩子也要来帮一点小忙。此外我们还答应汉口一个书店的要求，把大批的书寄到那边，希望在武汉大会战之前从那里再散布到内地去。这类事情都得在夜间空闲的时候做。大家挥着汗忙碌工作，一直到十一点钟，才从办事处出来。我们多做好一件事情觉得心情畅快，于是兴高采烈地往咖啡店或茶室去坐一个钟点，然后回家睡觉，等待第二天的炸弹来粉碎我们的肉体。

在这样的夜里我有的是无梦的睡眠。人仿佛成了钟表一类的东西。发条开满就走，走完便停。我们好象变成了制造刊物和小书的机器。每天在办事处忙的是这种事情。机器还未损坏，当然要转动。机器一旦被毁，则我也无责任了。我有时就拿这种思想安慰自己。

但是刊物终于由旬刊，变成了无定期刊。印刷局不肯继续排印以加价要挟，连已经打好纸型的一期也印了十多天才出版；至于五月中旬交到一家印局的小书，则因为那个印局的关门一直到八月一日才找回原稿。这其间我去过两个地方。这是六月六日以后我第三次回到广州了。我再见不到六月六日、十三日和二十二日所见的那些景象。六月十三日我走过几条街就没有看见一个人影，几乎连一个小饭店也找不到。我现在看见的依然是热闹的街市和扰攘的人群。有几处炸毁的房屋已经被朴素的新屋代替了。炸断的老树上生出了新芽。这个城市的确是炸不死的。它给了我不少的勇气。这个城市便是对我们保证我们抗战的最后胜利的一个信物。我能够在这里做我的工作，我太满意了。

8月16日在广州

[1]这篇文章后来收在我的散文集《废园外》内，见《文集》第十卷。

[2]两个刊物：指靳以编的《文丛》半月刊和我编的《烽火》旬刊。

从广州到乐昌

这是我的第五封信了。

我记不清楚在前一信里我有没有和你们谈过我要去武汉的事，也许我忘记提说，但是这次的旅行在那个时候就决定了。在那边的朋友曾经打电报要我去一趟，以后还来过航空信。可是等我把这里的事情料理好、准备动身的时候，粤汉路又意外地给炸断了（这条铁路一年来不曾断过五天以上）。在候车的期间，我接到了从武昌寄来的阻止我到那边去的航空信。

在这时候似乎没有去武汉的必要了。但是困难和阻碍反而加强了我的决心。我要去看看大会战前夕的武汉，我要到那个大城市和那里的同胞们在一起过些令人兴奋的日子，我要把个人的情感溶化在为着民族解放斗争的战斗者的情感里面，纵然只能够在那里住一天，我也要去！于是在前天上午我和两个朋友一道离开了广州。

同行的两个朋友中一个是上海人，另一个是广东人。广东朋友对于广东各地的情形相当熟习。他为了安排旅行和决定路线，曾经到各处去打听了一天。坐船去清远，再由那里坐汽车到银盏坳去搭火车，这是我们最后的决定。

到清远去的船很小，比省港小火轮小得多，设备自然不好。舱房窄小，分上、下两层。上层有不少的帆布椅，但都已坐了人或者放了行李。我们找茶房交涉了一会儿，他答应在一个角落里为我们添上两张帆布椅。那个广东朋友便回到岸上去搬运行李。等他再来时船上汽笛已经在叫了。

船一开，有些外省客人惊扰起来，据说有同伴上岸去吃饭，没有回来。我们旁边一个广东听差，替三个外省客人占了座位，这时还不见客人来，有些着急。不过现在还只十二点钟，离预定开船的时间尚早。有人知道船是开往太冲口的码头去，在那里停到下午两点钟才开。这样一说，船中的惊扰便平息下去。不久，船果然在一个码头停泊了，还有客人从这个码头上船来。但是广东听差等候的主人始终不见影子。那个相貌不大聪明的听差失掉了耐心，他忽然叫了一只船把行李匆匆忙忙地搬了下去。他占的三个座位空了出来，立刻被人抢去坐了。广东朋友也抢到一个，他欣慰地笑道：“今晚上可以舒服地睡一夜了。”其实那三个座位的主人是来过的，那是三个穿制服的女子。她们在岸上慢慢地吃过饭到船上来，才知道行李已经搬回到岸上去了，只得匆匆地走开，说是第二天再来搭船。

船上地方小，客人多，开了船还使人觉得闷热，但又没有甲板可以让我们散步。舱门口也坐着不少的人，要去外面似乎也需要“杀出重围”的勇气，我只好躺在帆布椅上看书，后来居然沉沉地睡去了。

晚上到了三水，上来的客人更多。差不多连站的地方也没有了。舱里更闷热，有些人开始唉声叹气。也有人在埋怨受不了这种苦。于是什么人高声说话了：“是日本人使我们到这里来吃苦的。我们只有努力奋斗，用不着埋怨谁。”他这么一说，埋怨的声音倒立刻停止了。但是外面忽然传说添了一只驳船，要没有座位的人搬到那边去。这个传说后来证实了。许多人都离开了我们这个舱房。剩下来的人也因此略略感到舒畅。

我经过一道小扶梯走到船边，扶着铁栏杆慢慢地走到厕所，灯光暗，天空漆黑，我看不见前面，一个不小心，碰着两个蹲在船边乘凉的人，我几乎失手跌到江里去。从厕所出来，我站在船边，紧紧捏住铁栏杆，举头四顾，凉风迎面吹来，远远地闪耀着一些灯火。江面很宽，在我的周围似乎只有黑的水和黑的天。船早已离开三水了。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我们就到了清远。两个强健的女挑夫把我们的行李搬下去，领我们走到旅馆。同船的人大半都到旅馆去休息。这个小城里旅馆不多，都在一条街上，而且都很小。我们走遍各处，找不到一个空房间。我们站在一家新亚旅馆的门前，广东朋友去打听汽车的消息。一个相貌老实的船夫走来向我“兜生意”。我和他随便谈了两三句话，广东朋友回来了，说是汽车下午五点半钟开往银盏坳。我们没有去处，便决定租下这只小船，讲好划到下午五点，并且划过对岸送我们到汽车站去。租钱是一元毫洋。船夫很高兴地把我们的行李拿起来，我们自己每人也提了一只箱子跟着他走上新亚旅馆的二楼，穿过走廊，一直走到尽头，才看见一块楼板已经揭起来了，下面有一段很简陋的楼梯，楼梯脚下是江水，那里泊着几只小木船。行李搬到船上，一个中年女人一件一件地接过去放好。船板上铺了很干净的凉席，我们脱了皮鞋睡下去。广东朋友又拿出一元毫洋叫船夫买菜做饭。

船夫刚买了菜回来，警报来了。我们看见岸上有人在跑。左边的警察局门口挂出了红旗。船夫问我们要不要把船开到江心去躲一下，不过他说这里并不要紧，飞机还没有在这个小城投过弹。被炸的地方是银盏坳，飞机差不多天天去，爆炸声连这里也听得清楚。我们觉得没有躲避的必要，便让船夫先做饭。吃过饭我们躺在船上睡觉，听见几声爆炸，也并不注意，便坐起来写信。过了半点多钟警报解除了。我们上岸去寄信，行李全放在船上，也不留一个人看守。

我们到邮局去寄了信，又到各处走了一转。这个城市虽小，倒还十分整洁。我们走倦了，便到一家小茶楼吃一点东西。在那里遇见了好几个同船从广州来的上海人，大概都是要到武汉去的。因为语言不通的缘故，他们跟这里的茶房吵起来了，那个短小精悍的中年人气恼地向我们诉苦说：“做茶房的人本来该活五十岁的，也只能够活到四十！”

我们从新亚旅馆走下江边，那只小船横在我们的脚下，船夫含笑向我们点头，招呼我们到船上去。我们坐了一会儿，看时间不早了，便要船夫开船。他们夫妇划起桨，船慢慢地往江心流去。船离对岸还有一半的路程，天忽然落起雨来。雨点很大，我们不好意思逼着船夫划桨，但又不能不着急，怕赶不上汽车，又得在这里多住一天。幸好过了三四十分钟雨点渐渐地小下去。我们知道有天晴的希望了。船夫又用力划桨，使我们居然在五点钟以前到了汽车站。

广东朋友先跳上岸去买车票，我和上海朋友招呼船夫搬行李。行李还未搬完，广东朋友匆忙地跑回来说汽车票已经卖光了，还有些空车子也被人包了去，我们今天恐怕走不成了。大家正在商量看有没有别的办法，忽然听见旁边两个人在谈论包车的事情。广东朋友便走过去找他们谈话，居然意外地得到允许搭他们的包车，不过没有座位，代价是国币七角，比通常票价贵了两角。然而我们也很高兴，因为这样可以少耽搁一天。船夫帮我们把行李搬到车上。别的包车都开走了。我们搭的这一辆因为等人，到五点半钟才开出了车站。

公路很好，车子走得相当平稳，我坐在自己的箱子上也不大觉得颠簸。走到半途，车不能前进了，前面有一辆车“抛了锚”，横在途中，堵塞了路。那一车的乘客大都是伤兵。他们因为车子坏了嚷着要将司机打死，后来经一个军官劝阻，却把司机吓跑了。他们没有办法，便把车子横放在路中，使后来的车不能前进。我们的司机下车去找他们交涉了一阵，还没有结果。幸好这时从前面开回来两部空车，伤兵们高兴地上了那两部车子。我们的司机和别的人便把坏车推开，让出一条路，于是车子又往前进了。

到了银盏坳。天还没有黑。我们先把行李搬到月台上，叫上海朋友看守着。我和广东朋友便到售票处去买车票。办事人回答我们：晚上十二点钟有通车开，可以直达武昌，九点钟才卖票。我们很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上海朋友。月台上已经堆满了皮箱、网篮和铺盖卷，许多乘客就坐在皮箱和铺盖卷上面。我们在广州，常常在报纸上看见银盏坳被炸的记载。卖晚报的小孩不断地叫着：“敌机轰炸银盏坳！”现在我们到了这里，才知道炸得如何厉害。在这里长住的人自然会知道何处是新伤，何处是旧痕。每一颗炸弹都会留下一个不灭的伤疤。然而我们这些陌生的眼睛看见的却只是一片断瓦颓垣。红砖砌的车站房屋全炸毁了，到处是碎砖断瓦。石阶倾斜陷塌，往南往北都有几个大坑。路牌寂寞地立在瓦砾堆中，“银盏坳”的“银”字被机关枪弹削去了一个角。售票处是临时搭起的草棚，旁边还有一间茅棚是车站职员办公的地方。另一间大约是候车室，只有一个架子，屋顶还不曾盖上。售票处后边的一片空地变成了临时的市场，一大群卖饮食的小贩挤在那里。

广东朋友先去吃了一点东西。后来我也在临时市场里走了一转，正想吃一碗红薯汤，广东朋友忽然跑进来找我，说飞机要来了，站长叫乘客们往各处躲避一下。我们也只得拿起轻便的皮包，往轨道旁边的一条小径走去，一些人跟着走来。前面是一个小树林，有几个人就把行李放在草地上，人也坐下。我们继续往前走了几步，在一个农家门前站了片刻，并没有听见机声，看见天色已晚，知道敌机不会来炸车站，便转身回去。到了月台，我们听见人说：刚才有两架敌机在中山县飞过，站长接到电话，虽未发出警报，却也叫乘客疏散，免得临时发生事故，后来飞机折回去了。月台上的人渐渐地多起来。从北面开来了一列火车，这是工程车，只有二节，车上站满了工人。车一停止，他们便跳下车来，有的手里还拿着工具，马上往各处散开。在临时市场后面，汽车不断地从清远开来。我们听见喇叭声，又看见人挑着行李来到月台上。行李愈积愈多。我们在轮船上、在汽车站上遇见的客人差不多全到这里来了。有各种口音和各式的服装。夜幕终于盖了下来。立刻在各处燃起了灯，有汽灯和煤油灯，照亮了月台和临时市场。轨道上还是阴暗的，那里有无数的影子在晃动。我们才注意到许多穿黑衣服的小工不断地从北面走来，其中有一部分是女人，肩上还挑着土。临时市场很热闹，那里有小饭铺，有米粉担，有粥摊。一角小洋吃一碗烧肉饭，五个小铜板喝一碗红豆粥，四个小铜板喝一碗红薯汤。生意真好，后来的人往往站了许久才拿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我为了吃一碗牛肉粥往返了三次，才捧到手里，卖红豆粥的担子前也围了一群人。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地方几点钟以前连一个人也看不见，而且十几小时以后又会是一片荒墟。但是明天晚上它又会活起来，而且象今晚一样地热闹。

铁路上的工作开始了。好几处都有人拿了汽灯照着工人掉换枕木。铁锤敲着钉子发出当当的声音。另一些小工挑着土走来走去。未完成的待车室里点着煤油灯，好几个工人用葵叶在盖屋顶。地上放下一大堆葵叶，有人爬上梯子把它们陆续递上去。“今晚上盖得好吗？”一个北方客人自语似地在问。“一定盖得好，”上海的客人这样回答。工人们并没有注意这些话。他们仍旧严肃地、毫无疑惑地努力工作，和修轨道的工人一样。我想：也许铁轨明天又会炸断，房屋明天又会成为灰烬，但是这样的工作精神是不会消灭的。水永远向前流，山永远青绿，这些人的工作，也永远存在。他们没有悲观，也没有乐观。他们只知道沉默地、不屈不挠地埋头工作。几十架飞机一年来接连不断的轰炸，甚至不能够阻挠这一个小站的工作。在这里我看出了未来中国的希望。在这里我们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念得到了更有力的保证。

通车还不见来。有人传出话：今晚有两班车，除了通车外还有一班开往乐昌的慢车。过一会儿又有人来说：通车没有了，只有慢车。到售票处去问也得不到确定的回答，我们只好等候着。旁边三个大学生忽然谈起坐汽车吃亏的事。他们三个人一共化了三元半大洋，包车由一个穿童子军制服的人经管，包车费不过十八元小洋，一辆车却坐了二十多个客人。包车的人不但坐车免费，反而赚到一笔钱。一个上海的女客也过来讲她化了国币一元搭车的事。她遇见的包车者是穿军服的政治工作人员。她和别人搭车时还说了好些哀求的话，想不到却让那位“慈善家”赚了钱。她诉苦道：“在上海别人把我们当作难民赒济我们。现在他反倒在我们身上赚钱。”她鼓动那三个大学生去向包车者交涉退还余款。其中有两个果然去了。我看见他们和穿童子军制服的人讲了许多话，却听不见一个字。后来他们回来，我才知道交涉失败了。包车者说他把多余的钱送给汽车公司了，可是拿不出什么证据。至于那位女客是否向她的包车者要回钱来，我就不知道了。

这时一个湖南伤兵和一个广东兵因语言误会在旁边吵了起来，广东兵的连长走过去劝解，误被湖南兵用竹竿打破了眼镜，于是广东兵大声喊“打”，几个人走过去把湖南兵吓跑了。湖南兵跑进了黑暗里，前面却发出几声枪响。月台上的人又惊愕，又愤慨，以为广东兵开枪打湖南兵了。后来我们才明白开枪的是守路的兵。他看见人跑，又看见后面有人追赶，以为逃的是小偷或者汉奸之类，要那个人站住，那个人却只顾往前面跑，所以他放了枪，幸好并没有伤人。以后湖南伤兵也回去了，由路警把两方找去谈判一番，结果湖南伤兵赔广东连长眼镜费二元了事。

火车来不来，还没有消息。上海朋友在行李堆上睡着了。广东朋友站在旁边和别人谈论语言误会的事。我闷得很，便去临时市场喝了一碗红豆粥，一个人在后面散步了一会儿。天空落下了细雨。我连忙回到月台上去，正看见广东朋友和别的人都拿了葵叶来盖在行李上面，我也就放心了。

雨立刻停止了。到了十一点钟还不见开始卖票，我也倚在广东朋友的大铺盖卷上打盹。我觉得很闷，好象有什么东西贴住我的咽喉似的，仿佛又在做噩梦。十二点钟到了。月台上很静，许多人都把葵叶垫在地上睡下去。但是过了半点多钟，一个可怕的消息来了：今晚没有车，南下的车到了连江口，就折回去了。明晚才有一班开乐昌的慢车。这个消息在月台上引起了大的骚动。广东朋友去问站长，证实了这个消息。一些客人气愤地理怨着，跑去向站长交涉。广东朋友也去了的。过了一刻钟，他们听见站长向各处打电话都没有结果。这时已经是深夜一点钟。五个小时以后敌机就会来这里轰炸。车站上有这么多的客人，谁不害怕这个悲惨的命运！连站长也因为责任的重大而惊惶起来。他临时打电话到清远去叫了七部大汽车来，把一部分客人送回清远。再让另一部分客人搭工程车去前面两三站躲避飞机。我们决定回清远，便把行李搬到我先前散步的地方去等候汽车。

快要到两点钟的光景，第一部大汽车来了。我们连忙挤上去。车内没有电灯。门口已经被客人的身体堵塞了。广东朋友提着两件行李没法挤上车去。上海朋友也已消失在人堆中。我在后面看守其余的行李，等得不耐烦了，便拿起一个皮包从侧面攻击，居然被人推上了汽车，但是已经找不到座位了。广东朋友从窗口把行李运进来。我们三个人都在汽车里面了。上海朋友坐在箱子上，广东朋友站在车门边，我站在车内。里面是一片黑暗，外面有微暗的灯光。站在门边的广东朋友大声叫起来：“开车，热死人呀！”别的人也这么叫了两声。但是没有用。卖票的说要先卖票，可是票子又没有带来。在车里等一分钟也使人觉得有一点钟那样长久。闷热，黑暗，恐怖，未知的前途……谁都不能够忍耐了。大家逼着司机开车，司机还是要等着卖票的吩咐。有几个客人先前坚持着不买票，这时也愿意出几个钱以便早点找到一个地方休息。过了一些不安的时刻，卖票的带来了一种临时的车票。到清远的票价是国币五角，但是只有三分之二的客人买了票。车内太拥挤，卖票的也无法清查。于是汽车开动了。车子走的全是来时的路。不过车头那一线灯光使我们看不清楚周围的景物。我们只听见车轮转动声。车身颠簸得很厉害，我几乎站不住了，一个兵士占了两个座位，这时便缩回他的伸直的脚，让了一个角给我。我刚坐下，车一动，别人的皮箱又碰到了我的膝头。可是广东朋友连这样的一个座位也找不到！

车终于到达小市汽车站。我们又回到清远来了。在拥挤中勉强把行李搬到地上，我们看表，才知道已是两点多钟了。广东朋友先出去，想在这附近找个旅馆，免得深夜过江。这里果然有一家旅馆，但是地方小，而且没有空房间。我们只得雇了一只小船把我们连人带行李一起载过江去。

夜色渐渐地淡了，天空灰白，山、树、房屋静静地蹲伏在一边。船夫划起桨，船缓缓地离开了岸。我们坐在舱内，“活活”的水声催眠着我们的疲倦的脑筋。我没有精力再想以后的路程。我垂着头打盹。船走得很慢，过了许久才到了对岸。依旧是广东朋友上岸去找旅馆。我照料着把行李搬到岸边。广东朋友一去就不见回来。船夫等得发急了，催促我们走。我没法对付他们，只得吩咐他们把行李搬到清江旅社去。我盼望广东朋友能在那里找到一个房间。但是我们跟着船夫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还耽心我们是否会因为找不到旅馆而睡在街头。

我们进了旅馆，一切的疑虑都消失了。广东朋友找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房间，有两张床，一天的房租是一元七角小洋。我们刚把行李搬进房去，就听见外面走廊上有人讲普通话：“我们还要二十五号。”二十五号便是我们住的这一间。那几个客人原先住在这里，也因为去银盏坳搭火车才退了房间走的。现在他们回到清远来，比我们迟一部汽车，因此来迟了。

这时已是三点多钟，我非常疲倦，就倒在床上睡了。上海朋友也占了一张床，广东朋友愿意摊开被褥睡在地上。我睡得很好，直到第二天上午八点钟光景，才被广东朋友叫醒，他告诉我：飞机来了，下面街上有许多人在跑。我侧耳倾听，果然有轻微的机声自远而近。我对朋友说，敌机不会炸这个地方，它们一定是飞往银盏坳去的。我们用不着躲避。以后我又闭上眼睛睡去了，一直睡到吃午饭的时候。

下午五点多钟，我们又到了对岸的汽车站。在那里遇见不少的人，都是昨天在银盏坳火车站月台上看见过的。今天还没有开出一部车子。办事人说要等到银盏坳火车站有电话来才决定卖不卖票。有几个多忧虑的客人便扬言今天又不会有北上的火车。一些外省客人听见这样的话又烦恼地发出了怨言。广东朋友爱说话，喜欢出主意，说普通话也还流利，因此被那些人推举做代表，去向汽车公司办事人交涉。他到售票处去了一会儿，似乎并没有结果。过了半点多钟，大家正聚在站内空地上失望地谈论的时候，忽然有人来说开始卖票了。起初我们还不相信。但也有几个人跑去买票。我们看见他们拿了票子回来，才知道今晚真的有车。

我们买好车票，便提了行李到车棚里去上车。别人叫我们到第二号车上去。我们走到第二号车门口，却被一个说四川话的军官（其实是一个政治工作人员）拦住了。他不让我们上车，说里面没有地方。但是我们明明看见车里还有几个空座位。我们不顾他的拦阻硬把行李搬了上去。他喃喃地说着抱怨的话，一个人下车去了。我们在车上找到了位子坐下。广东朋友上来较迟，只得站在门边。四川“军官”已经搬了两次行李上车。最后他押送一只大箱子上来。这时车上除了我后面一位女客多占一个位子、她对面那位穿制服梳两根辫子的女人给四川“军官”留着一个座位外，就再没有空地了。广东朋友站在门边，他的存在使得大箱子不能再往前移动一步。可是四川“军官”又无法使我的朋友消灭。他只得叽哩咕噜地抱怨着。我后面那位女客是和“军官”一起的，她慷慨地发言，要广东朋友坐到她身边去。广东朋友听说有人让坐，便高兴地“爬”进来。他原先站的地方就被大箱子占据了。广东朋友道了谢坐下。四川“军官”又下车去，他那个穿制服的女友要他快点回来。他的一只脚已经离了踏板，他还掉过头来得意地说：“我不来，他敢开车吗？”这时又上来一个穿长衫的客人，他和“军官”问答了两三句。我后面那位女客看见他上车，便伸长颈项高声唤他。他费力地“爬”了过来。可是并没有座位。女客坦然叫广东朋友站起来，她说这个位子是她留下的。广东朋友的头差不多和那位客人的碰在一起了。他不知道应该把身子放到什么地方去才好，便说：“你们要我搬到什么地方去？”那位女客也生气地说：“这个位子明明是我占了的。”男客自然随声附和。广东朋友愤愤不平地向男客分辩道：“不是我自己坐下的。是你的朋友叫我坐的。”男客听见这句话勃然作色道：“什么朋友！她是我的太太。”这声明并不能使车中乘客对那位有太太的人表示敬意，反而激起了人们的反感。我听见了冷笑声，有人出来说话了。对于太太和朋友的问题谁都不感到兴趣。后面一个客人把行李移开一点，让出一块空地位给广东朋友。广东朋友虽然心里不大高兴，但也就挤过去勉强坐下，不再跟那位有太太的人争论了。

司机上来准备开车，众人的心稍微安静一点，以为车子开动后车中的闷热就会被凉风吹散。但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汽车的马达发生了问题，司机下车去修理，也不见效。乘客们不得不下来改搭另一部车。这次我们跑得快。居然在另一部已经有了半车乘客的车子里找到三个立脚的地方。司机看见车中装满乘客，并不等那位“军官”把他的大箱子搬来就大胆地把车开走了。

车走到中途，忽然现出疲乏的样子，好象立刻就要停下来了。乘客中有人开始耽心车子会在半路抛锚，更害怕会因此搭不上今晚的火车，一路上抱怨着汽车公司。但是司机仍然镇静地勉强开着车子前进。汽车并不了解乘客们的焦虑，它似乎故意在跟他们为难，它不但愈走愈慢，而且走了一段路就索性站住不走了。司机捺着性子下车去修理了一会儿，使它喘着气慢慢地继续走这一段路程。

这时谁都不敢相信车子会把我们载到银盏坳，可是大家除了在车上安静地等待外又没有别的办法。阳光慢慢地消失，周围的景物在我们的眼前逐渐隐匿。夜来了，我们还不曾走完三分之二的路程。每次车子剧烈地颠动，我就以为它会停下来不能再往前走了。我不愿意想象这以后的情形，却保持着坦然的心境，把一切交给这辆破旧的汽车去决定。

我们对这辆车子已经不存一点希望了，它却意外地鼓起最后的勇气赶到了银盏坳。仅仅隔了一天，银盏坳车站又改换了面目。我几乎不认识它了。昨天我散步的地方落了一颗弹，在地上炸出一个大坑，拦住了汽车的路。车子仓卒地停下来。我们搬下行李，给一个挑夫挑着。广东朋友用电筒照亮路，我们慢慢地踏着隆起的土堆绕到前面去。也有人害怕跌倒就俯下身子爬行。我们到了月台，火车已经停在那里了。广东朋友去买了三张票回来，才知道这还是开往乐昌的慢车。靠月台有三辆客车，连门也被人和行李封住了，我们无法挤上去。再过去就只看见货车，车内没有一盏灯。前面似乎还有不少的车皮，但是我们不能断定有没有客车。挑夫不愿意再走，他劝我们暂时把行李搬上货车去。我们不相信前面就没有一辆客车，所以坚持着要看清楚最后一辆车皮。挑夫也只好跟着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终于找到了三四辆客车，里面似乎很空，不过没有电灯，又不干净。但是我们也管不了这许多，就让挑夫把行李全搬了上去广东朋友用电筒把车内各处照了一下，才发见车厢很小，而且破旧不堪。地上到处都是尘垢，连坐的长凳也被人拆去了两排。我们在残留的凳上找到空位坐下以后，一股霉气就扑进我的鼻端来。广东朋友对这个车厢并不满意，后来又听见旁边一位福州口音的退伍军人不停地跟一个河南乡下人开玩笑，他不能忍耐了，拿起电筒到前面车厢去了一趟，回来就劝我们搬到前面一辆车里去，说是那里空得很。我们靠着电筒的一圈亮光照路，分三次把行李搬了过去。那是一辆“守车”，里面只有靠右一排长凳。没有窗户。一个从胶济路撤退下来的铁路职员把他的箱子包袱堆在长凳上，自己却在地上摊开被褥睡下了。他劝我们在右边的一角约占全车厢四分之一的地位，安置了床铺，用我们带的四口箱子做界石。一个人睡在长凳上面，两个人睡在地上。我们躺下以后，便和那个铁路职员在黑暗中闲谈起来。他是北平人，原先在胶济路机车上烧火，现在被调在粤汉路服务。这次他到衡阳去。他对于每个火车头都很熟习，就象是一个一个的老朋友。一听见叫声，他便知道那是从第几号车头发出来的。他还告诉我们许多铁路上的事情，大半是关于火车头的。譬如某号车头撤退到什么地方，某路车头因为来不及南下，而开到黄河里去了。正太、同蒲两路因为路轨窄小，工人没法把车头开出山西境外，只得用炸药将它们炸毁。他知道的事情真多，但是他并不晓得这列车今晚什么时候从银盏坳开出。

我们觉得肚饥，广东朋友想下车去买点饮食，但是这里离“临时市场”远，道路崎岖不平，又没有路灯，开车时间也不知道，他害怕回来赶不上火车，所以迟疑半晌，终于忍住饿不下车了。

前面还有一辆车，是给车长住的。车长还没有来。一个小工提了灯上车，就挂在车内。过了一会儿查票员上车了。他很客气地和我们谈了许多话。我手边有一本汉口印的《日寇暴行实录》画册，是广州友人给我的。这本书虽是宣传册子，但是见到的人并不多。我因为查票员谈起他在广州轰炸下所遭受的损失十分愤慨，便把这本书借给他看。他拿去在“车长车”里把一幅一幅的图画仔细看过了，回来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多谢你，看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仇恨我不会忘记的。”我感动地接过了画册。

一小时以后才开车。车快开时又上来几个客人。有两个广东少妇，在我们的“界石”外面铺一床凉席坐下了。我渐渐地瞌睡了，终于闭上眼睛沉沉地睡去。不知在什么时候我被一阵吵闹声惊醒了。只听见人在叫：“起来，起来！你晓得这里不是睡觉的地方吗？”我连忙坐起来，用手揩眼睛。眼前一片亮光刺得眼睛发痛。那个烧火的北平人马上收了被褥站起来，那番话是对他说的。他笑着回答道：“我晓得，这是邮政车，我让你们就是了。”别人不理他，却忙着把一件一件的邮袋搬上车来。广东少妇在抽烟，受到了邮局人员的干涉，他们还要她们也让出地方，这时一个男人出来说她们是站长的亲戚，因此别人也就不说话了。

车里尽是灰尘，一粒尘土进了我的左眼，痛得我半晌说不出话。我仰卧着用力揉眼睛，最后好容易才把尘土弄了出来。邮局人员没有注意到我们，让我们安静地睡去。邮袋堆得高高的，占了全车的一半的地位。我仿佛听见人说这些邮袋是从广州运来的。我还看见“上海邮局”的字样。

第二天一早，车到连江口，我才睁开眼睛，慢慢地坐起来，看见自己一身衣服差不多变成了黑色，又看车内装满了邮袋，邮袋中间夹杂着好几个人，觉得好笑，但也没有笑出声来。正好下面有老太婆提着面盆卖脸水，我们买了水洗过脸。我睁起眼睛躺在地上，不想下车去看看。车开了。后来到了英德，这是一个大站，我们都跳下去，在站上吃了一角钱一碗的烧肉饭，喝了一个铜元一碗的冷茶。月台上十分热闹，不象在战争时期，我们也未见到轰炸的痕迹。

车在这里停了许久。没有警报。大家都很高兴。但是离开英德以后火车头似乎出了毛病，愈走愈慢起来。有一回车忽然在中途停了，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说：“要躲警报了，”却又不见动静。后来才知道还是火车头出了事，走不动。但是不久车又动了。快到沙口时，车终于停了下来。沙口车站就在前面，看得见却走不到。有人焦急地抱怨道，要是这时来了敌机，全车的人一定死尽。车长没有办法。只得差一个人到沙口车站去，要那边派一个火车头过来。那个人去了许久不见回来。众人的焦灼跟着时间增加。我不住地淌汗，一件衬衫全湿了。车上热得叫人难受。幸好没有警报。火车头意外地在前面叫了。那个烧火的北平人马上报告开来的是第几号车头。他的报告是不会错的。以前火车头在后面推着车动。这次火车头却走在前面拖着列车进行了。

这以后列车的前进再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只是在每一个车站停靠的时间太久。在韶关站上我们还遇见从武昌开来的通车，说是开往连江口为止。车上有不少的乘客。到了晚上九点钟，我们才看见受过多次空袭只剩下断瓦颓垣的乐昌车站。乘客们忙着下车，在黑暗中摸索着搬运行李。广东朋友主张我们留在车上看行李，让他先下去打听通车的消息。照他的意思，要是今晚没有车，我们不妨就在这个车厢里睡一夜，这是邮政车，不会开到别处去的。我和上海朋友都没有不同的意见。广东朋友便跳下去了。

过了一会儿，别的人都走了，广东朋友还不来。邮袋开始被人搬下车去，我们在车上过夜的好梦打破了。邮袋搬空以后，我不能够再忍耐了。列车随时会开走的，我们应该马上把行李弄下车，否则我们会被它载到别的地方去。这样一想我着急起来，连忙和上海朋友合作在黑暗里把行李一件一件地搬到车厢口，恰好广东朋友打着电筒来了。行李下车以后，广东朋友告诉我们“广武通车”明天上午开到这里（从连江口开回来），停二三十分钟开车，我们今晚可以在乐昌城里找个旅馆过一夜。我们商量了一会儿，仍由广东朋友去找了一个挑夫来，将我们的行李捆好挑进城去。

我们走出车站。连石级也被炸成东一段西一块的，它们绊住我们的脚。我们不认识路，而且看不清楚街道，但也只得移动着疲倦的身子糊里糊涂地跟着挑夫走。有几次我不大注意，几乎把脚踩进水荡里面去。大约走了半点钟光景，我们到了粤汉酒店的门前。但是这个旅馆已经客满了。我们又去另一个较大的旅舍，也吃了闭门羹。我想今晚上要是没有一家旅馆容纳我们，我们就回到车站去，在月台上睡觉也是好的。不过广东朋友还有勇气到别处去问，这勇气终于不曾使他失望。他在一家小旅馆里找到了房间，而且是这个旅馆中最好的一间，在二楼，有一排临街的窗户。房价只合大洋七角多一点。这个城里还没有电灯，我们房中方桌上放着一盏破旧的煤油灯，这应该是二十年前的“陈货”了。

我们到了乐昌，旅程算是告了一个小小的段落。明天上了通车，我们就可以安稳地睡在车上，让“铁马”把我们一直载到武昌去。离开广州后走了四天，现在脚迹还是在广东境内，这不能不说是“太慢”。但是这“太慢”并不能使我们灰心。我们一步一步地逼近目的地，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明天，新的旅程要开始了。我知道，以后走的一定是坦途，这以前的可以说是崎岖的山道。朋友，请你们为我庆幸，我是一步一步地逼近那个吸引着全世界目光的武汉三镇了。

9月下旬在广州追记

广武道上

听见了好几次鸡叫，我们才起身。茶房提着水桶送洗脸水上楼来。这时天已经大亮了。旅馆的人都说湖南话，我听起来十分明白。我们付了帐，便要茶房去给我们雇人力车。因为我从临街的窗户望下面，街上还很清静，店铺关着门，行人极少，只有几辆空着的人力车慢慢地拖了过去。

过了片刻，茶房回来说人力车夫要价不对，还是雇挑夫好。我们觉得他的话不错，便请他代雇了两个挑夫。挑夫挑着我们的行李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跟随，还是走昨天来的那条原路。渐渐地看见行人多起来了。在路上遇见几个熟人，都是在银盏坳和清远小市两个车站上认识的。大家相对笑了笑，又往前走了。挑夫走得很快，我们也只得加快脚步追上他。这条路白天走起来比在夜间容易得多，并不要多少功夫，我们就看见轰炸后车站的废墟从稀疏的树木中露了出来。在废墟上新的葵叶作屋顶的竹篱茅舍傲然耸立着，似乎在向敌机挑战。月台上堆满了箱笼，不少的人坐在行李上。火车还没有开到。

我们知道来得并不迟，便不着急了，安详地向车站走去。对面是炸后倾陷的石阶，但是从那石阶上下的人还是很多。阶下两边路上摆着不少卖饮食的担子和摊子。生意都是非常好，每一处有几个人围在那里，一面吃喝，一面谈话，大半是外省的口音。我们先把行李放到月台上，自然也是经过那石级走上去的。上海朋友看守行李，我和广东朋友去买车票。

售票处已经跟着全部车站的建筑物化为灰烬了。现在的临时售票处只是一个简单的茅棚，但是人们在那里面仍旧照常尽职地办事。工作很忙，两个职员手不停挥地劳动。我们应该等候我们的轮值。广东朋友要我先去吃点东西，以便过一会儿跟他替换地看守行李。我把票价交给他，就走出月台，下了石级到外面卖饮食的地方去了。

我在一个卖绿豆粥的担子上吃了两碗粥，作为早饭，只化去铜板十六枚。看行李的上海朋友也来了（看行李的职务现在交给了广东朋友，他买好车票回来了），吃了一碗馄饨面。我连忙跑进月台去跟广东朋友换班，使他也有吃饭的功夫。

我坐在铺盖卷上，看着前前后后无数的客人和行李，很奇怪这许多人和这许多东西昨晚上藏在什么地方？乐昌城里几家小小的旅馆容纳不下这许多人和箱笼，况且我们进城时好几家旅馆早已客满了。旅馆街一带停着好些军用车，这里已经成了交通要道，公路的运输一定很繁忙。那么旅客的众多也是很自然的了。但粤汉路的炸断，乐昌站的换车却是近日发生的意外事，好些天来凭空添了这许多过路的客人，他们在什么地方歇脚呢？我这个疑问不久便得到了回答，有人告诉我他们就在车站上过夜。我相信这是真话。我想昨晚上我们如果找不到旅馆，恐怕也会回到车站来过夜罢。

吃馄饨的上海友人回来了。我刚刚站起把铺盖卷让给他坐，火车意外地开到了。月台上立刻骚动起来。列车喘着气向我们逼近，它还挣扎着不肯停下，但是终于吐出最后一口气站住不动了。人们争先恐后地上车。窄小的车门被人和行李堵塞了，没有一个人能够痛快地走上去，大半是挣扎了多时才被后面的人连推带挤地送上车去了的。

我们买了二等车票，打算坐卧车，但是车厢离这里远。广东朋友也没有回来。我恐怕迟了找不到卧铺，不能够再等他，便跑进里面去叫他出来。他正坐在一个饭摊前面，手里端了一碗白饭，桌上放着一碟油鸡。他只吃了两口饭，听见我唤他，连忙放下碗付了钱跟我走了。

我们把行李提到前面去。我先走。我第一个上了二等卧车，看见里面有空房间连忙占住，又和茶房讲好了。两个朋友把别的行李也搬上来。我们三个人坐在这个舒适的房间里，想起昨天在邮政车中的生活，仿佛做了一场梦。

这列车是从连江口开来的，昨天傍晚我们的慢车到韶关时，我们在那个车站上遇见了它。它只开到连江口，便掉头往武昌开去，现在才到了乐昌车站。它在这里停不多久，又得往前面走了。

乐昌前面的大站是砰石，过了砰石便是湖南省的土地。从乐昌到砰石，这一段铁路的修筑一定费了很大的工程。一条曲折的河蜿蜒地在两边的高山中间爬行。铁轨就沿着这河流弯弯曲曲地伸出去。群山连接着，似乎就没有尽头。这里有的是崇山峻岭，上面全盖着密层层的绿树。从车窗望出去，可以说是一碧无际。修路时，劈了山，凿了洞（这一带有不少的山洞），而且路轨跟着山与河不断地转弯，这工程确实是伟大的。我们坐在中部的车厢里伸出头去，可以看见车头和车尾，还看得见车子怎样转弯，车头怎样钻进山洞，和车尾怎样从山洞里出来。我们又看见河水缓缓地向前流着，一些木船（在车上看来它们真是小得和玩具一样）顺着水势毫不费力地淌了过去，另一些船逆流而上，却被流水无情地拦住，靠着那些拉纤人（他们在沙滩上走，真象是《格列佛游记》[1]中小人国里的百姓！）的力气，它们才勉强前进了几步。我们也看见两只沉没的船复在河边水浅的地方。我们还看见对面山脚下的稀落的房屋和庙宇。

火车还没有到砰石，出了某一个山洞不过十分钟的光景，忽然在中途停了下来，但是马上又开动了，这次却是向后走的。我们正在惊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想也许是有了警报，可是又不能断定。过一会儿，列车进了后面那个山洞，马上停了。车厢里亮起电灯。走廊上有人谈话，那是茶房的声音，好象在讲停车的事情。我们便把茶房叫来询问。这是一个很和气的北方青年。他告诉我们火车停在山洞里躲警报，要等到警报解除才开车。

山洞里很闷热，空气带了煤臭，昏暗的电灯光使我看不清楚用五号字排印的书。这样长的等待折磨着我们的心。我们只好躺在铺位上昏昏沉沉地睡去。可怖的梦魇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在梦中挣扎……挣扎……

车开了。清凉、新鲜的风从半开的窗户送进来，救了我。我醒来了。依旧是雄伟的山岭与曲折的河流，孕育着无穷的生命的绿色覆盖了我的梦景。风吹散了记忆。高爽的蓝空里没有云翳，我的心里也没有。我欣慰地微微笑了……

列车到了砰石，车站上红花盛开，带有西洋风味的建筑物是完好的。这里没有一点战争的痕迹。车停下来。铁路上的工人忙着上水。我下车在月台上走了几步，又昂头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觉得十分畅快。我拿在银盏坳候车时那种焦急不安的心情以及在山洞里闷热空气中渴望解除警报时的心情来跟这时的心情相比，真可以说是“苦尽甘来”了。

晚上到了衡阳，我想下车去看看这个抗战的未来的重镇，但是茶房害怕军人上车占据位置，等着这里的客人上下车后，便把车门锁上。我听见兵在外面动气似地打过门，后来也就寂然无声了。我终于没有下车。

第二天早上十一点半钟的光景，火车在开往长沙的途中忽然停下来，接着又往后退。我耽心这是因为警报。果然火车完全停了。茶房来通知：现在有警报，要客人都下车去躲避。行李不会遗失，他要把房门锁上。我们没有别话可说，便穿好衣服出了房间，经过走廊，走到门口，然后跳下车去。

我们沿着田畔一条小路走去，不少的人走在我们前面，后面也有人，连成了一条线。但是经过一个水塘，人们便分散了，有的人一直往前走，有的人朝右面转了弯，有的就在塘畔蹲下来。还有一部分乘客（应该说是大部分）则朝跟我们相反的方向走去。在二等卧车中服务的两个茶房也都来了。他们每人拿了一床毛毯，颜色和泥土一样。他们就在塘畔斜坡上坐下，把毯子放在身边。我随口问他们把毯子带来做什么用。他们说等着飞机来时他们把毯子盖在身上，飞行员就不会看出他们。这里坡上有一条小径，道旁有一排树木，的确是一个躲避飞机的好地方。然而据我的一个有经验的朋友说，敌机每次袭击我们的火车，总不忘在水塘树林附近投弹和用机关枪扫射。我的一个弟弟今年六月里在广州西村车站附近遇到一次这样的事情。他看见水塘里落了弹，炸伤五个在旁边避难的客人，他们刚从汉口来，因警报下车躲避，却遇到了这样的灾祸。从这事实看来，水塘和树林都是不大可靠的。但是我也不想再往前面走了。反正我们没有听见飞机的声音。它们会不会到这里来，还不知道。

我们三个人又走了几步，拣了一个干燥的地方坐下，一面看山，一面看水，并不紧张，不象在避难的样子。但是广东朋友坐不惯，忽然站起来，独自往树林（其实只有稀落的一些树木）中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叫我们也到里面去，说那里有人家可以让我们歇脚，又有茶给我们喝。他还说那家的主人对他非常客气，还和他谈过一些话。我们听见他讲得起劲，也感到了兴趣，同时我又觉得口渴，想喝茶，便站起来，跟着广东朋友走上坡去。我们走了两三步，便看见那家主人出来迎接我们。他对我们点头微笑，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坐。我们说了两三句谦虚话，也就跟着他向房屋走去。一条黄狗走过来惊奇地看了我们两眼，但又和平地摇着尾巴走了。

这是一所旧式的瓦房。我们上了石阶跟着主人跨过门槛进去，进的是“堂屋”，还算高大，看得见画着太极图的横梁。靠壁还立着神龛。墙壁上贴了四张辛亥革命时的宣传品，是用木板刷出来的。一张方桌，几根板凳，两把竹椅。一个肥胖的老太婆坐在竹椅上摇着葵扇。主人指着方桌上放的几个盛了茶的杯子，要我们自己随意吃茶。我们喝了茶，他又让我们在板凳上坐下。然后一个小姑娘来依次地给我们三个人打了洗脸水。主人说这里离长沙还有三十多里路。他是商务印书馆工厂里的印刷工人，最近请了两个月假，回来在家里做点事情。他又说这里不大要紧，飞机常常经过，还不曾投过弹。长沙却炸得厉害。他姓罗，但是我们从横梁和神龛知道这家主人姓陈，广东朋友也是姓这个姓，所以他热心地追问陈姓的去处。我们听说这里原是陈姓的祠堂，后来才租给罗家住的。

这时一个年老而精神健旺的农人从外面进来，蓝布衫的两袖挽到肘边，手里捏着一支旱烟袋，赤脚上穿了草鞋。主人给我们介绍，我们才知道他有几个儿子，一个已经从法国毕业回来做事了，还有两个在清华大学读书，而他自己却始终过着农人的生活。我们正在谈话间，飞机来了，发动机的声音非常响亮。在外面叫嚷的三个小孩，立刻静下来。一个穿白衣的剪发少妇跑到阶上，刚刚站住喘一口气，却被主人喊进堂屋里来了。“穿白衣服的出去不得！”主人严肃地说。我是穿着白色西装的。

大家静静地倾听机声，机声愈来愈近，就象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一样。站在外面的人都走进来。没有人说话。只有主人挥着手低声重复地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它看不见什么，不会丢炸弹的。”其实没有人注意他的话。

飞机的声音渐渐地小了。有几个穿深色衣服的人便跑出去看飞机。主人说：“一定是去炸长沙。”他的经验果然不错。不久高射炮的声音响了起来。我们听得见两颗炸弹的爆炸声。“又在投弹了！”广东朋友愤怒地说，他就跳出门槛去。这时意外地在我们的头上又响起了马达声。“又来了，”主人用低沉的声音自语道。没有人答话。外面的人似乎也并不害怕。等到机声完全消灭，只有林中的鸟语经过寂静的空气送到我们的耳里时，广东朋友才高兴地跑进来报告：一架中国飞机飞过去追赶了。

以后也没有再听见飞机的声音。我们又坐了一会儿，不等警报解除，便告辞走了。临走时广东朋友拿出两角钱递在小孩的手里。主人起初还不肯让小孩接受，后来也就不推辞了。

我们走下斜坡，经过水塘，看见前面不少的客人从各方面回到火车去。我们还以为警报解除了。但是走到车窗下，看见茶房从走廊上伸出头来，我便问他；警报解除没有？又，什么时候开车？他回答说：警报没有解除；至于什么时候开车，连他也不知道。这时已经有一部分乘客上了车。广东朋友也跳上车去。我和上海朋友嫌车里闷热，就站在下面；但是下面阳光太强烈，晒得人头脑发昏。要散步，又没有地方可走：近处没有荫凉地；走远了又怕火车开时赶不上。后来我们也只得回到车上房间里去。

敌机终于没有再来，先前的那一批往另一条路走了。它们不会走原路，因为它们害怕在中途被中国飞机袭击。

我们在车上吃好饭，火车才开动。下午三点多钟列车到了长沙车站。我们从车窗里看见只剩下空架子的六国饭店。听说这是最近炸毁的。从前交通旅馆被炸的时候，有两对夫妇在那里举行结婚典礼。但是炸弹毁了青春的美梦：一对中的新郎死了，另一对则失去了新娘。此外还死去不少的贺客。现在长沙的车站还是很拥挤的。搭车的客人似乎比其他地方多得多。他们被三道栅门拦阻了，等到栅门打开，众人便奔命似地向列车扑来。在一阵骚动之后他们全给塞进车厢里了。然而月台上还是很拥挤的。工人们忙着做“上水”的工作。“交通服务队”认真地维持秩序。停了半个钟头以后列车又往前开走了。

此后我们就再没有遇到困难，更不曾碰到意外的事情。晚上我放心地好好睡了一觉。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光景，我们便到了武昌。

第一个车站是武昌总站，这里炸得很厉害。以后就是徐家棚车站（东站）。没有警报。我们从容地押着行李走出车站，跟着大群的客人去搭往汉口的轮渡。在码头上我看见了红绿颜色纸张的标语，里面有一个是：“动员民众保卫大武汉”。

9月下旬在广州追记

[1]《格列佛游记》：英国讽刺作家乔·司威夫特（1667—1745）的著名小说。

汉口短简

我在汉口已经住上半个月了，还没有向你们报告武汉的情形。我觉得至少需要一篇一万多字的长信。可是我目前没有这样的余裕，同时也不能使我的激动的心宁静下来。在这里谈话容易，做事容易。然而要我端端正正地坐着拿起笔写字，那就太难了。你们要知道敌人的军队已经向武汉三镇逼近了，他们只要坐四个钟点的汽车就可以赶到这里来。

在这里法租界的四周已经竖起了铁丝网，特三区也装上了铁门，江边依着堤筑好了工事。在武昌蛇山上我还看见了战壕。马路上常常走过唱着保卫大武汉歌曲的青年男女的小队伍。武汉似乎很危急了。但是武汉还是很安全的。我住在这里就仿佛住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

晚上总有好些朋友到我住的旅馆里来，谈论保卫大武汉的事情，和他们的种种计划。我这个房间仿佛成了他们聚会的地方。还有些多年不见的朋友也在这里出现了。在这个城市里我是不会感到寂寞的。我没有一刻不是和三个以上的朋友在一起。在睡觉的时候这个房间里也有五六个人。一张不够长的长沙发使我的颈项睡得麻木了。但是五六小时的睡眠并不曾使我们中间任何人感到疲乏。在这里我们过的是兴奋的日子。

在这里我参加过宴会，我游过东湖，我看过电影，我坐过咖啡店。这里也有热闹的市面，也有歌舞升平的景象。我住的旅馆并不在租界里，但是附近的店铺到晚上还是灯烛辉煌。人走在这些街上，不能相信四小时汽车路程以外的激烈战争。在法比瑞同学会的餐室里我们喝着咖啡，看见侧面窗外巷子里躺着两个新运到的受伤的俘虏，我走到窗前伸着颈项去望，一个俘虏坐起来做手势，但是没有人懂他的话。

这里也有空袭，时间在早晨或者下午。警报发出以后，街上军警立即出动，禁止行人。人们都往江边或者特三区跑，躲在大建筑物的门前。等到机声听得见时，街中已经阒无一人了。的确，连一点声息也没有。

我下一次再详细地告诉你们关于武汉空袭的事，和在这里的其它许多事情。现在我很忙，因为我就要动身回广州了。

9月在汉口扬子江饭店

广州在包围中

诸友：本来想写一点关于武汉空袭的事，因为在上一封信里我告诉你们我平安地到了武昌，我应该让你们知道一些武汉的情形。仅仅一封《汉口短简》是不够的。然而目前的环境不容许我写。而且我应该先写别的事。

广州是在敌人的包围中了。

昨天我和几个朋友在哥伦布咖啡店二楼看了全市壮丁的火炬游行（这个城市是指广州市，因为我已经回到广州来了）。这个晚上八万名壮丁在河南宣誓以后，便列队向汉民路进行，他们经过海珠桥的时候，火炬带着熊熊的烈火在黑暗中晃动。有人对我说，这真象一条火龙。广州在怒吼了。到处都在唱保卫大广东的歌曲。

这些天每夜在九点钟以前（有时还要迟），市内都没有电灯，这只是为了省煤。我一个人从惠福东路步行到惠福西路。没有一点亮光。连天空的星星也被交柯的树木遮盖了。车轮的声音在我的旁边响起来，我才知道侧身让路。手电筒的白光迎面射过来，连模糊的陌生的面孔也变成亲切的了。

“莫怪，”人们彼此抱歉地说。

还不到四牌楼，我又看见经过另一个街口的游行队伍了。火炬在燃烧，好象心也在燃烧。在黑暗中感到的恐怖都给这烈火赶走了。

我摸索地走过了四牌楼，慢慢地进了那个不熟习的巷子。不平坦的石板差一点把我摔下去。我终于走到那个类似上海弄堂的惠园。铁门已经上了锁，但裂开一个缝隙，让我侧着身子勉强挤进。我摸索着一直向里走去。我的眼睛连什么也看不见了。恰好这时救星似地闪过来一道白光。一个穿白色学生服的人客气地问我是不是到九号去，那正是我要去的地方。我答应了他。他又问楼下姓卢的还在不在。我不知道。他失望地去了。我却借着他的手电筒的亮光走到了九号门口。我站在下面唤朋友的名字。朋友慢慢地拿着洋烛走下楼来。刚才穿学生服的人看见烛光，便走回来，把问过我的话向朋友再问一次。朋友说姓卢的已经搬走了。他又问到住在四楼的人。朋友告诉他四楼的人也搬到别处去了。他才失望地说句“莫怪”，然后没精打采地走了。这几天走的人真不少。有许多人走得很狼狈。但是也有许多人走得很从容。譬如我们书店对面楼上那位军官太太，在十三日早晨，忽然打扮得很漂亮，站在洋台上不住地往街上看，好象在等什么人似的。后来她的丈夫驾着一部机器脚踏车来了。他下车走上楼去。两个人在房里停留了片刻，于是锁上门一同坐上车子扬长地去了。

还有一些人毫不惊恐地照常工作。他们好象不知道前线军事吃紧似的。他们相信着敌人打不到广州来。他们不搬家，或者不作任何的准备。昨晚听见一个朋友说，许多人走都不带东西，有的只打算把家眷送走就回来。有的还打算等敌人进来时参加巷战。

我后来又去哥伦布，和另外的两个朋友见面。哥伦布的客人和平时的完全不同了。再看不到艳装的女客。客人中大半都穿军服；穿便衣的人屁股后面也插了一支手枪。那位中山大学的音乐教授也是全副武装地坐在这里。我们并不认识（我听他唱过《黄花岗纪念歌》），但是他找我谈起话来。他说他不是军人，然而，现在不高兴教书了，他愿意来做保卫广州的工作。

十点钟我回到家里，街上比平日静得多了。广州市仿佛进入了睡乡。电灯已经亮了半个钟点。但是许多街道仍然很黑暗。十二点钟我校完稿子走到晒台上去。上面是满天的星星，周围却是一片黑暗。只有大新公司里面还有电灯光。公司的货物差不多全搬走了。夜真是静得很。谁也想不到在这附近就有战争。谁也想不到这时候全中国的人都在耽心广州市的命运。我心里真不好过。我的出版计划在一个星期里面就被人打破了。两个刊物排好放在印局，也无法同读者见面，因为印刷工人走掉，而各书店也都陆续撤退了。但这是很小很小的事。值得系念的倒是留在这个城市里的几十万人的命运。我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地保卫自己。

今天替一个朋友到银行去汇钱；上海银行门口悬出告白牌，说是已迁往香港了。去交通银行，门开着，两个警察在那里守卫，门前也有告白：“警报期间，停止营业。”但是近一星期来广州市整天都是在警报中——从上午五点一直继续到下午五点。我再一追问，又说是暂停汇兑了。

现在我在家里，飞机还在我们的头上飞。大新公司楼上的高射炮响了，声音真大。有了这高射炮，炸弹便不会在这里落下来，我也用不着去管它。

因为怕你们耽心我的安全，所以写这封信给你们。你们应该记住这里还有几十万人，他们准备着勇敢地保卫他们的家乡。他们的命运倒是值得关心的。至于我，我这个陌生的外省人，我在这里不过做一点摇旗呐喊的工作，而且在必要时候我也会撤退的。目前不会有什么危险临到我的头上。

10月18日在广州

广州的最后一晚——十月十九夜

眼前是一片黑，远近都没有声音。我站在四层楼的露台上，一股风吹来，我感到寒意了。我不相信这个城市里就完全没有亮光，我掉眼往四处找寻，在对面大新公司九楼的两扇窗户内我见到灯光了。我仿佛得到一点温暖。我走到栏杆前，埋头看下面，石板道象一根白带横在那里，没有脚步踏破静寂。一切和往常一样。我又举头看天空，看对面的景物。阴暗中耸立着浓黑的东西，我认得那些高大的建筑物，那是新亚酒店，在它的旁边是新华酒店的礼堂，再过去在新华的后面是爱群酒店的十三层大厦。在白天我还可以看见那两个大的金字“爱群”。现在连它们也都静静地睡了。我痴痴地望着它们，好象在找寻什么遗失的东西。但是映入我的眼睛里的只是模糊的输廓。我忽然记起了大新，我再转头往右边看，那两扇窗里的灯光也不知在什么时候消灭了。这应该是平日的大新公司罢，今早晨我还站在这里，看见它屋顶上的高射炮对着敌机射击，那怒吼声把附近的地面都震动了。不久以前每天每晚从“游乐场”送过来锣鼓声，我在露台上可以望见游客接连不断地经过八九楼的楼梯上下。但是如今也只剩了静寂。听不见锣鼓声也已经四五天了。昨夜我在楼下售货部里看见职员们忙碌地把货物装箱。二楼上全是大的木箱，没有一件精致的物品陈列了。

广州市静静地睡了。但这不会是安适的睡眠罢。可怖的梦魔压迫着它。它一定会在睡梦中痛苦地挣扎。这时大概是两点多钟。五点钟以前敌机便会飞来的。这几天来凄厉的警报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时，我用手擦一下朦胧的睡眼便转过头去看窗户，总看不见白日的亮光。接着是紧急警报。我并不去理它。这声音我已经习惯了。然而它会把别的许多人唤起来的。并且明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傍晚警察挨门挨户来通知说，敌机明天要来大轰炸，劝人民离开市区。那么在两个多钟头以后广州市又会骚动起来了。我可以想到那一切恐怖和骚乱的景象。

是的，明天一定是一个混乱的日子。今天下午警察到处敲门，高叫“疏散人口”，连街旁摆摊的小贩也全被他们赶走了，并不说明理由，好象敌人立刻就要进城一般。这不是一个好的兆头。虽然本地报纸每天照例刊载战事顺利的消息，可是我们知道敌人早已越过博罗进犯增城，连增城今天是否还在我们的手里也成了疑问。倘使当局准备放弃广州，敌人的确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可以进城。这个城市的命运如何，我们固然料不到，但是已经引起不少友人的焦虑了。我也开始为它耽心，虽然我看见这里还有少数安居乐业若无其事的人，其实这些人的命运倒是更值得关心的。

明天，在这个城市里会有一个可怖的大变动罢。我不知道在这里还有多少居民。离开的人自然不在少数，象汉民路那样的繁盛街道上，店铺差不多全关了门。然而走不了的人还是很多的，西濠口一带到今天仍旧十分拥挤，到处都可以看见衣服整齐的妇孺。这一晚不会有够多的交通工具运走他们。我关心他们怎样可以安全地度过明天，以及明天的明天。

明天！听说过了明天，全城的日报都要停版了。以后连陈旧的消息也见不到了。只有一个星期的功夫，这么短的时间！事情变化得多么快！我有点象在做梦。但这不是梦。而且明天我也应该设法走了。我准备离开这个可爱的城市，倘使我能够找到交通工具的话。

夜还是很静。全个城市似乎没有一点声音，和平时一样地静，不，比任何时候都更静。谁立在这里绝对想不到在若干里以外会有激烈的战争和即来的可怖的骚乱。一切都是梦魇罢，明天早晨醒起来的还是那繁荣的、生气勃勃的大都市罢。我这样想着。我爱这个城市。的确这个城市是可爱的，甚至在这个时候它还是十分可爱。在我的脑子里浮现了炸不断的海珠桥和血染不红的珠江。我知道在这附近就横着那座桥，流着那江水。但是明天那一道桥还能连接两岸，那一江水还能不染一点血迹么？

三点，四点，五点，无音的钟在我的心上敲着。我凝视东方，东方没有亮光。但是明天，明天的太阳会升起来的。明天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命运等着我们呢？

我问我自己：害怕吗？不，我一点也不害怕。我的心里充满着留恋和愤慨。我在这里看不见别人向我预许过的（我自己也期待了许久的）壮剧，我的愤慨是很大的，敌人的铁骑果然会踏进我们这个可爱的城市么？我耽心这会成为事实。那么就让我们和敌人一起永远埋葬在黑夜里罢，把明天留给我们的后一代人。

10月19日深夜在广州

从广州出来

一

我们正耽心着今天又没有离开这里的希望了，忽然听见急促的敲门声，原来是朋友来通知我们上船的时间。

匆忙地整理好自己的行李，同搬来的友人的行李放在一起。等到挑夫来把它们挑出门时，我又留恋地跑上楼去，没有目的地看看空的屋子、空的床和橱。在这个地方我还只住了三个星期呢！我不想离开这里，可是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把我推走了。

我们的行李搬到了邮政局门口（我们的住处离邮局很近），这是那个朋友和我们约定见面的地方。才不过四点多钟，邮局的大门就已经关上了。七八个人拿着信件到这里来，看见紧闭的门，脸上立刻露出失望的颜色，惊讶地抱怨一两句，终于悄然地走了。

广州市从这天早晨五点钟起便在警报中，和前几天的情形一样；不过今天高射炮在我们的附近大声吼起来了。敌机已经到了我们的头上，我才听见发第一次警报。象这样的事，以前还不曾有过。这并不是好的兆头。暴风雨不久便要来了罢，我焦虑地想着。然而我不愿意把这个忧虑传染给别人，我还安慰同行的几个朋友说：“用不着把东西全带走，我们不久便会回来的。”其实，今天的情形比昨天的更坏，连卖菜的人也逃走了。这时在我们面前经过的都是些面色张皇的步行者。要找到一辆人力车也是很困难的事情。

警报没有解除。天气还有点炎热，街上尘土飞扬。我觉得仿佛有一只手扼住我的喉管。我站了许久，手里抱着的那个大皮包总是往下面坠。我站得有点吃力了。朋友中有三个人坐在邮局门前的石阶上。我后来也坐了下去。码头就在我们的眼前。岸边有好些人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或者吵吵闹闹地搬运行李。水上有几只船离了岸，众人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它们，好象它们都是开往幸福的国土去的。

我们等待的友人来了，四辆人力车把他们送到我们的面前，却不曾带来一件行李。他们的行李是用小车运来的，由杂志社的一个同事押着。二十分钟以后，那个人堂堂皇皇地坐在许多箱笼上面被车夫推到码头上来了。

他们的行李都堆在码头上，等着小艇来搬运。那个替我们雇船的年轻的广东朋友还没有来。警报也没有解除。敌机今天逗留的时间更长！现在应该是五点半钟了。替我们雇船的年轻朋友，忽然从后面伸手来拍我的左肩。我掉过头去，他的清瘦的脸上露出苦笑。“今天走了，”他痛苦地说。我问他：“你呢？”

“还没有这么快罢，”他摇摇头答道；“我要等到城里筑起工事的时候才走。”他的家在广东的石龙。我知道他已经和他的哥哥约好将来去参加那个地方的游击队。他是准备徒步走到那里去的。

“我看是不会久的了，”另一个年纪较大的朋友插进来说。“你还是早点走罢。”可是连这个朋友也决不会想到日本兵明天就会踏进这个大都市来的！

那个石龙的年轻朋友也不再谈下去。他还带了一个伙计来，这时到码头雇小船去了。他和另一个广东朋友也到岸边去。我们要搭的货船泊在太古仓河面上，从这里应该雇一只小艇把我们载到那里去。

他们去了许久，一直没有消息。我等得不耐烦了，便跑过去看，他们正在和一个船夫论价，双方的意见差得很远。我看这次交涉很难有成功的希望，那个船夫讨价太高了。雇一只小艇过江要化二十块毫洋，这是谁也不肯答应的。可是没有小艇我们却不能够转到货船上，而且我们也不能够就在邮局门前过一个夜晚，白白地让那只货船沿着西江开走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在夜色完全掩盖这个城市之前，我们必须找到小艇。

几个朋友都为小艇的事情感到不安，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催促两个广东朋友多方设法，并且劝他们对船夫提出的条件略为让步。后来经过几次交涉，他们将二十元毫洋的船价改为十二元，居然得到了一个船夫的承诺。

然而我们还不能够立刻上船，因为我们雇的小艇并不靠在这附近。等船夫把小艇划到这里来，又得化费不少的时间。这其间解除警报的汽笛响了。但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情。经过了这几天的紧张的生活以后，人已经没有心思去管敌机轰炸的事了。我有一种感觉，许多人也都有这同样的感觉：广州市是一天一天地逼近了那个陷坑，它的陷落只是时间的问题，至于完整或者破碎，早不是我们所关心的了。这种感觉是奇怪的，然而它却是十分真实的。我们爱这个地方，但是离开它时就好象永远不能够和它再见。我故意留下一些破旧的书，让我自己临别时想到我不久便可以回来，而且准备着随时回来，这种心情也许是别人不易了解的罢。

二

我们先把行李搬上小船，然后自己跳下去。石龙的朋友要送我们上货船。另一个广东朋友要回去照料书店。他的家乡是新会的一个小乡村，在必要的时候他会回到那边去做些更重要的工作。他在岸上对我们挥手，我把头伸到窗外，不住地向岸上招手，我用力大声说：“你要小心啊，到该走的时候就走！”船渐渐地跟码头离远了，我不知道他这时是否还听得见我的话。

船沿着沙面缓缓地流去，它走得慢，好象不忍跟岸边一带高大的建筑物分离。景物开始变为模糊了。我用留恋的眼光最后一次看那些熟习的街道和熟习的房屋，我觉得我好象在梦里，眼前的一切皆是假象。明天早晨我睁开眼睛，紧急警报的汽笛声仍然会送到我的耳边，我仍然能够在这个可爱的城市里继续做我的工作。

但是广州市终于在我的眼前退去了。连沙面的茂盛的树木、树旁堆的沙袋、沙袋旁站岗的西洋兵士也都跟着消失了。夜已经降临。暮色复盖了一切。水面上亮起灯火。水声和桨声寂寞地起落，起落。远远地响起唤人的声音，有女人在高声讲话。在一个地方许多小艇一排几十艘地泊在那里，没有灯光，没有人声。河面更宽，水上微微发光。一切于我都是陌生。我更疑心真是踏入了梦境。

货船泊在河面哪一段，石龙的朋友也不大清楚。小艇上的人把一只电船误认作我们要搭的货船，多划了一段水程，到了那边仔细一问，才知道货船还在后面，便回转来划到一个黑影前面，和那边的人问答了几句，把小艇往黑影那边靠去。

小艇停了，我走出舱外，看见一只大木船横卧在面前。石龙的朋友和他带来的伙计最先跳上木船，一面指挥船上人和小艇上的人合作来搬运行李。别的朋友都到木船上去了。我一个人留在小艇上等着行李搬完才到木船去。

木船上灯光昏暗，每个人在我的眼前都只剩下一个黑影。我突然觉得冷，觉得疲乏。石龙的朋友为我们忙了一天，现在把我们送到开梧州的船上，他已经尽了最大的责任，这时应该回去了。小艇在旁边等候他。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他来送别他的胞妹和她的男友。他家里有一位患着不治之疾的母亲，他无法将她移往别处，也不能抛撇她独自寻找生路。他好象落进一个深渊，无力挣扎，等待命运来将他推到渊底。他送走他的妹妹，仿佛送一个希望到活的世界去。我在旁边听见他对他们说：“你们好好地去生活罢。你们这样出去，我也就放心了。”我刚刚跟石龙的朋友握手告了别。我看见石龙的朋友已经上了小艇，害怕小艇立即开走，便催促那位做哥哥的人回去。我们搭的舱在上层，由一个短梯上去。我站在下面舱板上说话。接着那个做哥哥的人便躬着身子爬下来了。我的另一个朋友，即是他妹妹的男友，也跟着下来。他一边走，一边叮嘱做哥哥的道：“你回去对她母亲说得好一点，不要说是这样的船。”做哥哥的点头说：“我晓得，你只管放心，”又转头对妹妹叮咛了两句，声音有些呜咽了。我也跟这个善良的人告了别，他还对我说：“以后我会随时写信报告你们广州的情形。”

小艇在阴暗中开走了，我们就留在另一个小小的世界里面。我也由那道小梯到上面去。上面地方相当宽敞。篷柱上挂着一盏小的风雨灯，这灯光微弱地照亮了我们这一段舱面。我们先在箱子和铺盖卷上坐下来，船上的人听说我们不曾吃饭，便自告奋勇地为我们做饭烧菜。不到一会儿功夫饭做好端了过来，两个小孩为我们安放好桌面和碗筷。我们十个人便围着桌面吃起来。在吃饭的时候我听见叫唤声、水声和小火轮驶近声。我们的船开始摇动。等到我们吃完饭洗好脸，木船已经被小火轮拖着走了不少的路了。

我们忙了一天，大家都感到疲倦，对着一盏阴暗的小风雨灯，实在打不起精神谈笑。我们便打开铺盖卷，认定了各人的铺位，把被褥铺好，倒了下去。我们就这样平安地离开了广州。

三

船走了一晚。天还未大亮，警报来了，船立刻停下来。小火轮一共拖了四只木船，这时便跟它们分开，独自开到他处去了。船上的人忙乱了片刻，敲着钟，又将灯吹灭。我被这忙乱惊醒了，朦胧的睡眼看不见什么，仿佛听见飞机声，我也不去管它，便又沉沉地睡去。

早晨到容奇，船又停了，小火轮仍旧开往他处躲避飞机，直到傍晚才开船。这天飞机果然又来了。我听见机声，知道飞机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并未盘旋，就沿着西江往前飞走了。它们去炸梧州也未可知。我等到飞机走后才上岸去，在蔗林里散步了一会儿。有两个朋友跟着船上的人到镇上去买东西。后来他们买了点心回来，还有一份二十日的《星岛日报》，但上面并没有什么可靠的消息。

我们在船上过着清闲的日子。每天除了吃饭、睡觉、看书、谈话外不能做别的事情。伙食是船上供给的。菜还不错，不过总是那几样菜。但是大家的饭量都增加了，每天吃两顿还嫌不够。第三天到了马口，我们上岸去“饮茶”。船泊在一带蔗林下面，我们上了岸，沿着蔗林走到土坡的尽头，便看见马口的街道。这里很小，店铺大半关了门，我们找不到“饮茶”的地方，只得买了几个沙田柚回船上去。上了船听见机声，我和三个朋友又上岸去看。我们站在蔗林旁边，机声自远而近，三架轰炸机从西方飞来，到了蔗林上空撒下一些传单。它们飞得很低，翼上红点映着日光，十分眩目。传单飞到远处去了，在这附近找不到一张，我们也不想读它。

这天听见船上人说，敌人已经到了广州郊外的石牌，据说昨晚路上遇见军人来封船，这个消息是军人传出来的。但是我们都不相信这句话，以为敌人不会跑得这么快。

船上的人也不大注意这个消息，他们更怕的是敌机。白天不开船便是害怕敌机轰炸。第四天早晨到禄步，我们又遇着敌人的飞机。禄步比马口大得多。我们上岸三次，看见店铺全开着门，饮食店不少，大都在门前竖一红纸牌，上书：“楼上新到上等女职工。”生意似乎不错。卖狗肉的小摊也有几处，每处都有血淋淋的狗头对着行人。我们一直走到小学的门前，才转回来，又在各处看看，打算在一个饮食摊前面吃碗粥。但是警报来了。我们看见街上人乱跑才知道。一个人手执红旗吹着哨子走遍各街，这是发警报。我们走回江边，不下船，就在树下站立一会儿。下面是一片大江，对面是山，山是碧绿的，盖满了繁茂的树丛。水边泊了不少的船只，稀落地卧在山脚，似断似续，一直到我的眼睛望不到的地方。听见机声去远了，我们才回船上休息。不久我们又看见先前执红旗的人改拿绿旗，另一只手摇着铃，这算是解除警报。

这天又听见船上人说，有人二十一日从广州来，临行看见爱群酒店一带冒烟，海珠桥也被炸断了。我们仍然不相信，不过因此更想知道广州这几天里的情形。

四

第五天到了都城，我们搭的木船不能再往前走了。它是走东江的船，这次因东江战事失利才改走西江，但是还没有领到去广西的执照，他们也不预备去梧州。这真相是我们上了船以后才知道的。石龙的朋友事前不曾弄清楚，他对我们说船是开往梧州的。这时我们也无法和船上的人争论。我们先上岸去，到各处看了一下，打听了开梧州的船期，回来在船上吃饭。船上的人还是客气地招待我们，并且同意我们住在船上，等着开梧州的“拖渡”到来，他们会帮忙我们雇两只小艇把人和行李送到“拖渡”上面。我们在这只船上多住了一天。傍晚小艇来了，划船的人说，今晚十一点钟左右有“拖渡”来，要我们早作准备。但是到了十点光景他们又来通知今晚不会有“拖渡”来，我们可以摊开被褥睡觉。我们睡到深夜十二点半钟忽然被人叫醒，说是“拖渡”到了。我们不顾疲乏和瞌睡，连忙起来打铺盖卷。但铺盖卷才打好两个，小艇的人又嚷着说，“拖渡”已经开走了。我还很瞌睡，不管其他的事，马上摊开铺盖又睡。睡到四点多钟，我们又被人唤醒，说这时又有“拖渡”，我们只得再把铺盖卷捆好，和行李一起由木船上的人搬下舱板，逐一交给小艇上的人。

天未亮，江面还被黑暗与寒冷盖着。两只小艇只顾往灯光最多的地方走。逼近了一只电船时，我们才知道小艇走错了路，这不是开往梧州的船。于是船夫又把小艇划往另一个方向去，那边有灯光，却不大亮，我们靠近那里，才知道是一艘大木船。我们的小艇先到，问明了这是开梧州的“拖渡”，我便第一个跳上去。后来另一只小艇也到了，又上来一位朋友。我们看大舱，已经没有地方了。再去餐楼，那里也是人挤得满满的，行李凌乱地到处放着，连过道也给堵塞了。两个茶房正在整理客人的行李，把它们依次搬到外面一个地方去。

我们找不到铺位，却又不能不搭这只船，只得出去通知留在小艇上的友人，要船夫先把行李搬上船再说。行李到了船上，一部分放在餐楼里面，另一部分堆在上层甲板上。我们把行李安排好，这时天色开始发白了。有人向我们“兜生意”，愿意出卖铺位。他们共有铺三个，讨价法币两圆，我们交涉了一阵以一元半的代价成交了。那个人拿了钱面带喜色地穿好衣服，准备上岸去。我们买了铺位，以为至少可以让大家轮流地睡一会儿了。谁知道上半天不开船，客人都得上岸去躲警报。连茶房也早早地带着紧要东西往岸上去了。但也有少数客人留在船上。我们也不走，大家又坐了一会儿才上岸去吃早点。

我们到了热闹市区，在市场上一家粥店里喝了很好的牛肉粥，这是用小锅子临时烧起来的，时间相当久。我们刚刚付了钱，警报来了，外面许多人在跑，我们认为敌机目前还不至于炸这个小城，便从容地回到江边去，不过不到船上，却到江边山坡上一座庙门前。那里有树木可以掩蔽我们，我们立在树下，或者坐在庙前石阶上，还可以望见江中景物和我们的“拖渡”。

后来警报解除，我一个人先回“拖渡”去睡觉，也不管飞机会不会再来。船上也有一些人，但只占全数四分之一。有许多人要在岸上吃了晚饭才回来。我们后来又上岸去，在一家大的茶楼里吃了东西。都城又比禄步大得多，有新修的公路，西江中来往的船只又多，这也是一个交通要道，房屋整齐，马路清洁，高大的新建筑物也不少。店铺门口进出的大半是外省人。这里显然是最近才繁荣起来的，幸好敌机还没有来投过弹。

下午五点半钟开船。不久便开始卖票，票价每人法币六角。在船上我们遇到一个湖北商人，他是二十一日上午逃出广州的。他听见枪声和炮声，又听见爆炸声，也看见浓烟，行李没法带出来，路上家眷又失散了。他步行了一天，又坐了船，后来在肇庆才搭上这只“拖渡”。但是另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却给我们看一张二十三日的《星岛日报肇庆号外》。上面刊载二十二日的广州电话，报告李汉魂、叶肇在前线督师，还有其它的战事好转的消息。读了这张《号外》我们都很放心，以为广州市暂时不会有问题。后来又遇见一位中山日报社的职员，那个人也是二十一日从广州步行出来的。他说敌人先头部队到过广州的白云山，后来被张发奎率领的援军打退了。广州市现在仍在我们的手里，他们报馆已经派人回广州调查去了。

这个人的谈话和《星岛日报》的号外，给这个餐楼添了不少的温暖和欢欣。我们知道广州保全了，大家都很高兴。

晚上十一点多钟船到了梧州，但是因为等候检查的人（？），它不能立刻靠岸，我们直到深夜一点钟光景，才踏上了广西的土地。

早晨八点钟到街上闲走，我们看见梧州公安局二十三日的布告，才知道广州在我们离开那里的第二天（二十一日）就失陷了。

以上的“通讯”在桂林写好寄出后，我接到了那个留在广州照料书店的新会朋友的来函。他已经回到新会了。这个诚实而勇敢的人在大轰炸中也不曾停止他的工作。他的朴素的笔写不出夸张的辞句。这个身经目击者对广州撤退的报告应该是可靠的文件，我现在把它节录在这里：

二十一日早晨我们还到公园散步。回来忽闻炮声隆隆，初尚以为是国军试炮，但再细听，则密集的步枪声大作，自远而近，好似万马奔腾。我们带着紧张的心情往街上一看。啊，人山人海狂潮般的奔跑。兵士和警察也杂在里面。同时浓烟笼罩了整个广州市。

当时我们太惊慌了，把门关上，什么也不拿，单身便跑。长蛇般的行人都是逃难者，扶老携幼，母亲唤儿子，哥哥唤弟弟一齐向海珠桥进发。我们到了河南，河北的黑烟滚过来扑进鼻里，干燥难耐。

何去何从，只有天晓得，逃难者中间很少有人知道去路的、当局连市民最后逃难的路线也不好好地插上指路牌，逃难者都很愤慨。我们过桥后不到半点钟，许多人都说海珠桥炸断了。同时我们也听到大的声音，又看见浓烟一股一股地升起来、敌机不停地在河北投弹。几辆救火车驶过，满载着行李和消防队员到这马路的尽头，把东西取下便弃车跑了。河北的大火却没有人管，许多逃狱的囚犯脚上带着脚镣一步一步地往前跑着。

“渡河时大家腿靠腿的拥挤不堪，我们等了一点多钟，还不能够爬上船，可是跌入河里去的人，我在这短时间里看见的就不下十四个。有一个妇人背负着她的孩子，孩子淹死了，她自己也是一个落汤鸡，只顾在那里啼哭。然而没有一个人对她说过一句安慰的话。船驶到河中，纸厂又被炸了，这回是亲眼看见，隆隆的巨响把江水也震动了……”

11月下旬在桂林追记

随想录

总序

我年过七十，工作的时间不会多了。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被剥夺了整整十年的大好时光，说是要夺回来，但办得到办不到并没有把握。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我愿意一点一滴地做点实在事情，留点痕迹。我先从容易办到的做起。我准备写一本小书：《随想录》。我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发表。这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那么就让它们留下来，作为一声无力的叫喊，参加伟大的“百家争鸣”吧。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

*《随想录》总序手迹

*巴金1977年摄于寓所书房，次年《随想录》开始写作、发表

1　谈《望乡》[1]

最近在我国首都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上演日本影片《望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公开反对，有人说“映了这样的影片，社会上流氓不是更多了？”有人甚至说这是一部“黄色电影”，非禁不可。总之，压力不少。不过支持这部影片放映的人也不少，报刊的评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望乡》在今天还能继续放映，当然不会是无条件的放映，是进行了手术以后的放映。我看放映总比禁止放映好，因为这究竟给我们保全了一点面子，而且阐明了一个真理：我们的青年并不是看见妇女就起坏心思的人，他们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据说老年人对《望乡》持反对态度的多，我已经踏进了七十五岁的门槛，可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我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我看过电影文学剧本，我看过一次影片，是通过电视机看到的，我流了眼泪，我感到难过，影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阿琦的命运像一股火在烧我的心。我想阿琦也好，三谷也好，都是多么好的人啊。我写过一本小书：《倾吐不尽的感情》，我对日本人民和朋友是有深厚感情的。看了这部影片以后，我对日本人民的感情只有增加。我感谢他们把这部影片送到中国来。

我喜欢这部影片，但是我不愿意多看这部影片。说实话，我看一次这部影片，就好像受到谴责，仿佛有人在质问我：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来改变那个、那些受苦的人的命运？没有，没有！倘使再看，我又会受到同样的质问，同样的谴责。

我生在到处都有妓院的旧社会，一九二三年五月我第一次同我三哥到上海，当时只有十九岁。我们上了岸就让旅馆接客人用的马车把我们送到四马路一家旅馆。旅馆的名字我忘记了，我只记得斜对面就是当时的一家游乐场“神仙世界”。我们住在临街的二楼，到了傍晚，连续不断的人力车从楼下街中跑过，车上装有小电灯，车上坐着漂亮的姑娘，车后跟着一个男人。我们知道这是出堂差的妓女，但我们从未因此想过“搞腐化”之类的事。后来我在上海住下来了。上海“大世界”附近、四马路一带，每天晚上站满了穿红着绿、涂脂抹粉的年轻妓女，后面跟着监视她们的娘姨，这是拉客的“野鸡”。我们总是避开她们。我从未进过妓院，当时并没有人禁止我们做这种事情，但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政府封建法西斯统治下的旧社会，年轻人关心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哪里有心思去管什么“五块钱”不“五块钱”？那个时候倒的确有黄色影片上演，却从未见过青年们普遍的腐化、堕落！

难道今天的青年就落后了？反而不及五十几年前的年轻人了？需要把他们放在温室里来培养，来保护？难道今天伟大的现实，社会主义祖国繁花似锦的前程，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就不能吸引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无事可做，只好把大好时光耗费在胡思乱想、胡作非为上面？我想问一句：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面的东西是不是占主导地位？那么为什么今天还有不少人担心年轻人离开温室就会落进罪恶的深渊，恨不得把年轻人改造成为“没有性程序”的“五百型”机器人[2]呢？

今天的青年，拿《天安门诗抄》的作者和读者为例吧，他们比我们那一代高明得多！他们觉悟高，勇气大，办法多，决心大。没有这样的新的一代的革命青年，谁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说他们只能看删剪后的《望乡》，否则听到“卖淫”、“五块钱”这类字眼，就会——，这真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这是极其可悲的民族虚无主义！

1978年12月1日

*香港《大公报》发表《随想录》的预告

*《随想录》第一篇剪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见美国影片《未来世界》。

2　再谈《望乡》[1]

曹禺最近来上海，闲谈起来，他告诉我，不久前他接待过几位日本影剧界的朋友，他们谈了一些关于《望乡》的事情。据说《望乡》给送来中国之前曾由影片导演剪去一部分，为了使这影片较容易为中国观众接受。我们最初就是根据这个拷贝放映的。过了日本电影周之后，主管部门又接受一部分观众的意见剪掉了一些镜头。曹禺还听说，这部影片有些镜头是在南洋拍摄的，在拍摄的时候，导演、演员、工作人员都吃了苦头，这说明影片的全体工作人员都非常严肃认真。还有扮演阿琦婆的演员，为了使她的手显得又粗又老，她用麻绳捆自己的手腕，至于怎样捆法我听过就忘记了，现在也说不清楚，不过因此她扮演得更逼真，但后来也因此得病促成自己的死亡。这是为了什么？我不能明确地回答，因为我不知道她的情况，我想这可能是忠于她的工作，忠于她的艺术吧。我看影片中那位三谷圭子也是这样。田中绢代女士已经逝世了，可是阿琦婆的形象非常鲜明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栗原小卷女士扮演的三谷也一直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这样想：像三谷这样“深入生活”和描写的对象实行“三同”的做法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她不讲一句漂亮的话，她用朴实的言行打动对方的心。本来她和阿琦婆之间有不小的距离，可是她很快地就克服了困难，使得距离逐渐地缩短，她真正做到和阿琦婆同呼吸，真正爱上了她的主人公。她做得那样自然，那样平凡，她交出了自己的心，因此也得到了别人的心。她最初只是为了写文章反映南洋姐的生活，可是在“深入生活”这一段时间里她的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变化，她的心也给阿琦婆吸引住了，她们分手的时候那种依依不舍的留恋，那样出自肺腑的哀哭，多么令人感动！最后她甚至远渡重洋探寻受难者的遗迹，为那般不幸的女同胞惨痛的遭遇提出控诉，这可能又是她当初料想不到的了。这也是一条写作的道路啊。

看完《望乡》以后，我一直不能忘记它，同别人谈起来，我总是说：多好的影片，多好的人！

1979年1月2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月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3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1]

我在两个月前写的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一句：“多印几本近代、现代的西方文学名著，又有什么不好呢？”这句话似乎问得奇怪。其实并不稀奇，我们这里的确有人认为少印、不印比多印好，不读书比读书好。林彪和“四人帮”掌权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说、这样办，除了他们喜欢的和对他们有利的书以外，一切都不准印，不准看。他们还搞过焚书的把戏，学习秦始皇，学习希特勒。他们煽动年轻学生上街大“破四旧”，一切西方名著的译本都被认为是“封、资、修”的旧东西，都在“大破”之列。我还记得一九六七年春天，张春桥在上海发表谈话说四旧破得不够，红卫兵还要上街等等。于是报纸发表社论，大讲“上街大破”的“革命”道理，当天晚上就有几个中学生破门而入，把一只绘着黛玉葬花的古旧花瓶当着我的面打碎，另一个学生把一本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拿走，说是准备对它进行批判。我不能说一个“不”字。在那七、八、九年中间很少有人敢挨一下西方文学名著，除了江青，她只读了少得可怜的几本书，就大放厥词，好像整个中国只有她一个人读过西方的作品。其他的人不是书给抄走下落不明，就是因为住房缩小，无处放书，只好秤斤卖出，还有人被迫改行，以为再也用不上这些“封、资、修”的旧货，便拿去送人或者卖到旧书店去。西方文学名著有汉译本的本来就不多，旧社会给我们留得太少，十七年中间出现过一些新译本，但数量也很有限，远远不能满足读者需要。经过“四人帮”对西方文学名著一番“清洗”之后，今天在书店里发卖的西方作品（汉译本）实在少得可怜，因此书店门前读者常常排长队购买翻译小说。读者的要求是不是正当的呢？有人不同意，认为中国人何必读西方的作品，何况它们大多数都是“封、资、修”？这就是“四人帮”的看法。他们在自己的四周画了一个圈圈，把圈圈外面的一切完全涂掉、一笔抹煞，仿佛全世界就只有他们。“没有错，老子天下第一！”把外来的宾客都看作来朝贡的，拿自己编造的东西当成宝贝塞给别人。他们搞愚民政策，首先就使自己出丑。江青连《醉打山门》是谁写的都搞不清楚，还好意思向外国人吹嘘自己对司汤达尔“颇有研究”！自己无知还以为别人也同样无知，这的确是可悲的事情。只有在“四人帮”下台之后，我们才可以把头伸到圈圈外面看。一看就发现我们不是天下第一，而是落后一二十年。那么究竟是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咬紧牙关、往前赶上好呢，还是把门关紧、闭上眼睛当“天下第一”好？这是很容易回答的。现在的问题是赶上别人，那么先要了解别人怎么会跑到我们前面。即使我们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也得先学习，学懂了才能批判。像“四人帮”那样连原书也没有挨过，就用“封、资、修”三顶帽子套在一切西方文学名著头上，一棍子打死固然痛快，但是痛快之后又怎样呢？还要不要学，要不要赶呢？有些人总不放心，把西方文学作品看成羊肉，害怕羊肉未吃到，先惹一身羊骚。有些人认为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就难免没有毒素，让我们的读者中毒总不是好事，最好不出或者少出，即使勉强出了，也不妨删去一些“不大健康的”或者“黄色的”地方。不然就限制发行，再不然就加上一篇“正确的”前言，“四人帮”就是这样做了的。其实谁认真读过他们写的那些前言？

“四人帮”终于垮台了。他们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们害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历史会清算这笔账！他们还禁、毁了成千上万的书。人的冤案现在陆续得到平反，书的冤案也开始得到昭雪。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不是在一九六八年就在一九六九年，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描述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室里，一个女青年拿着一本书在读，人们看见她读得那样专心，就问她读的是什么书，看到她在读小说《家》，大家就告诉她这是一株大毒草，终于说服了她把《家》当场烧掉，大家一起批判了这本毒草小说。我读了这篇文章，不免有些紧张，当晚就做了一个梦：希特勒复活了，对着我大声咆哮，说是要焚书坑儒。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我也太胆小了，以“四人帮”那样的权势、威力、阴谋、诡计，还对付不了我这本小说，烧不尽它，也禁不绝它。人民群众才是最好的裁判员。他们要读书，他们要多读书。让“四人帮”的那些看法、想法、做法见鬼去吧。我还是那一句话：“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有什么不好呢？”

1月2日

*巴金夫人萧珊（文见《怀念萧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月十六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4　“结婚”[1]

近两个月忽然谣传我要结婚，而且对方是有名有姓的人。有个朋友对我谈起，我只笑了笑。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事。像这样的“社会新闻”在旧社会可能有市场，但在解放后二十九年多的现在不会有人对它感到兴趣吧。谣言会自生自灭的，我这样相信。但这一次我的估计又错了。谣言并不熄灭，却越传越广。这两天居然有人问上门来。据说我曾在锦江饭店摆宴二十八席庆祝婚礼，又说我在新雅饭店设席四十桌大宴宾客。凡是同我常见面的同志，或者在我常去的地方（例如书店）工作的同志，或者常常给我送书来的新华书店的同志，以及我的女儿、女婿，我的妹妹等等都成了打听的对象，连我的四岁半的外孙女也受到幼儿园老师的盘问。老师问她：“你外公结婚吗？”她干脆回答：“没。连像也没照！”前天晚上有个朋友带着儿子来看我，谈了正事之后，她忽然问我最近生活上有什么“变动”，我说完全没有。她的儿子就说，他劳动的工厂和他爱人的工厂里都在流传我结婚的消息。今天有两批客人来，谈起外面讲得好像有凭有据，说我元旦结了婚，请客三四十桌，他们不相信，到我家里来看看，又不像办过喜事。我也只是笑笑，毫不在乎。刚才我得到一位工人读者来信，说：“听说你有喜事，特来信贺喜。”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要是在三年前恐怕我这条老命就难保住了。所谓“谣言杀人”，并非虚传。当时在上海作威作福的徐某某只要信口说一句：“他结婚请客四十桌，这是资产阶级复辟！”那么马上就会对我进行全面专政。这不是笑话，真正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前十天左右我参加过一次追悼会——替一位著名诗人平反。这位诗人同一个造反派谈恋爱，要和她结婚，据说本单位的工宣队员不但不同意，并且批判了他。听说那位徐某某又讲了话：“某某人腐蚀造反派，如何如何……”大概又是什么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吧。于是诗人开煤气自尽。对这件事徐某某究竟有没有责任，还是让历史来裁决吧，我不必在这里多谈了。提到结婚就死人，多可怕！我举这个事例正好说明造谣者的用心。但今天不再是“四害”横行、谣言可以杀人的时候了。我并不感觉到谣言可畏。林彪和“四人帮”的阴谋诡计和法西斯暴行并没有把我搞死，何况区区谣言！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大家对这种谣言会如此感兴趣呢？这当然要“归功”于林彪和“四人帮”这一伙人。他们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把人的最崇高、最优美、最纯洁的理想、感情践踏、毁坏，使得不少人感到国家、民族的前途跟自己脱离关系，个人眼前只有一团漆黑，因此种种奇闻奇事才可以分他们的心，吸引他们的注意，使他们甚至花费时间来传播流言。

然而对什么事情都要用一分为二的眼光看待。对这件事也并不例外。我也应当把谣言看作对我的警告和鞭策。一个作家不是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而是通过其他的社会活动同读者见面，一个作家的名字不署在自己的作品上，而经常出现在新闻中间，难怪读者们疑心他会干种种稀奇古怪的事情。

1月7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5　怀念萧珊[1]

一

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的“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

六年过去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但我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脑子也并不糊涂，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最近我经常去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同样地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么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以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给人当作“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要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我说“日子难过”，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从外地到“作协分会”来串连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上下班不限时间，由管理“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她说“日子难过”，因为她给两次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后来也常常参加陪斗。在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给写出来“示众”，不用说“臭婆娘”的大名占着显著的地位。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食着她的身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遭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盖住！怎么能使它平静！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近巨鹿路口，快到“作协分会”，或者走近湖南路口，快到我们家，她总是抬不起头。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担心她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我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间，我们没有受到留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我翻看当天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分会”的“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笑容，吃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有用，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这一夜她再没有讲话，早早地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在我的眼前。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二

我听周信芳同志的媳妇说，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经常被打手们拉出去当作皮球推来推去，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这样对付周先生了。”萧珊并未受到这种新式体罚，可是她在精神上给别人当皮球打来打去。她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可以减轻对我的压力。其实这是她的一片痴心，结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见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见她的生命之火逐渐熄灭，我多么痛心。我劝她，安慰她，我想拉住她，但一点也没有用。

她常常问我：“你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解决呢？”我苦笑地说：“总有一天会解决的。”她叹口气说：“我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后来她病倒了，有人劝她打电话找我回家，她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她说：“他在写检查，不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等到我从五·七干校回家休假，她已经不能起床。她还问我检查写得怎样，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我当时的确在写检查，而且已经写了好几次了。他们要我写，只是为了消耗我的生命。但她怎么能理解呢？

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多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是我们不知道，想找医生给她认真检查一次，也毫无办法。平日去医院挂号看门诊，等了许久才见到医生或者实习医生，随便给开个药方就算解决问题。只有在发烧到摄氏三十九度才有资格挂急诊号，或者还可以在病人拥挤的观察室里待上一天半天。当时去医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难，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车来，让她坐在车上，他慢慢地推着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轮卡去看病，看好门诊回家雇不到车了，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来，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请求行人到我们家通知。她一个表侄正好来探病，就由他去把她背了回家。她希望拍一张X光片子查一查肠子有什么病，但是办不到。后来靠了她一位亲戚帮忙开后门两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肠癌。以后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她自己还很高兴，以为得救了。只有她一个人不知真实的病情，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满了，我又请过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个月。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假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的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她叹了一口气，说：“你放心去吧。”她把脸掉过去，不让我看她。我女儿、女婿看到这种情景，自告奋勇跑到巨鹿路向那位“工宣队”头头解释，希望同意我在市区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个头头“执法如山”，还说：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他们气愤地回到家中，只说机关不同意，后来才对我传达了这句“名言”。我还能讲什么呢？明天回干校去！

整个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个插队落户的儿子在我们房间里出现了，他是昨天半夜里到的。他得到了家信，请假回家看母亲，却没有想到母亲病成这样。我见了他一面，把他母亲交给他，就回干校去了。

在车上我的情绪很不好。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在干校待了五天，无法同家里通消息。我已经猜到她的病不轻了。可是人们不让我过问她的事情。这五天是多么难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干校的造反派头头通知我们全体第二天一早回市区开会。这样我才又回到了家，见到我的爱人。靠了朋友帮忙，她可以住进中山医院肝癌病房，一切都准备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么希望住院前见我一面，我终于回来了。连我也没有想到她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我们见了面，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她说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说：“你安心治疗吧。”她父亲也来看她，老人家双目失明，去医院探病有困难，可能是来同他的女儿告别了。

我吃过中饭，就去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受批判、戴帽子的人不止一个，其中有一个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2]，他过去也是作家，不过比我年轻。我们一起在“牛棚”里关过一个时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不服，不听话，他贴出大字报，声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给捉去关了一个时期不算，还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监督劳动。在会场里我一直像在做怪梦。开完会回家，见到萧珊我感到格外亲切，仿佛重回人间。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讲话，偶尔讲一句半句。我还记得她讲了两次：“我看不到了。”我连声问她看不到什么，她后来才说：“看不到你解放了。”我还能再讲什么呢？

我儿子在旁边，垂头丧气，精神不好，晚饭只吃了半碗，像是患感冒。她忽然指着他小声说：“他怎么办呢？”他当时在安徽山区农村已经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没有人管，生活上不能养活自己，而且因为是我的儿子，给剥夺了好些公民权利。他先学会沉默，后来又学会抽烟。我怀着内疚的心情看看他。我后悔当初不该写小说，更不该生儿育女。我还记得前两年在痛苦难熬的时候她对我说：“孩子们说爸爸做了坏事，害了我们大家。”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没有出声，我把泪水全吞在肚里。她睡了一觉醒过来忽然问我：“你明天不去了？”我说：“不去了。”就是那个“工宣队”头头今天通知我不用再去干校就留在市区。他还问我：“你知道萧珊是什么病？”我答说：“知道。”其实家里瞒住我，不给我知道真相，我还是从他这句问话里猜到的。

三

第二天早晨她动身去医院，一个朋友和我女儿、女婿陪她去。她穿好衣服等候车来。她显得急躁，又有些留恋，东张张、西望望，她也许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这里的一切。我送走她，心上反而加了一块大石头。

将近二十天里，我每天去医院陪伴她大半天。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守着她，同她短短地谈几句话。她的病情恶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却一天天大起来，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当时病房里没有人照料，生活方面除饮食外一切都必须自理。后来听同病房的人称赞她“坚强”，说她每天早晚都默默地挣扎着下了床，走到厕所。医生对我们谈起，病人的身体经不住手术，最怕的是她的肠子堵塞，要是不堵塞，还可以拖延一个时期。她住院后的半个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来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时间，是我和她在一起度过的最后的平静的时刻，我今天还不能将它忘记。但是半个月以后，她的病情又有了发展，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医生通知我儿子找我去谈话。他告诉我：病人的肠子给堵住了，必须开刀。开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许中途出毛病。但是不开刀，后果更不堪设想。他要我决定，并且要我劝她同意。我做了决定，就去病房对她解释。我讲完话，她只说了一句：“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她望着我，眼睛里全是泪水。我说：“不会的……”我的声音哑了。接着护士长来安慰她，对她说：“我陪你，不要紧的。”她回答：“你陪我就好。”时间很紧迫，医生、护士们很快作好了准备，她给送进手术室去了，是她的表侄把她推到手术室门口的。我们就在外面走廊上等了好几个小时，等到她平安地给送出来，由儿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儿子还在她的身边守过一个夜晚。过两天他也病倒了，查出来他患肝炎，是从安徽农村带回来的。本来我们想瞒住他的母亲，可是无意间让他母亲知道了。她不断地问：“儿子怎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儿子怎么样，我怎么能使她放心呢？晚上回到家，走进空空的、静静的房间，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一切都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让所有的灾祸都来吧。我受得住！”

我应当感谢那位热心而又善良的护士长，她同情我的处境，要我把儿子的事情完全交给她办。她作好安排，陪他看病、检查，让他很快住进别处的隔离病房，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他在隔离病房里苦苦地等候母亲病情的好转。母亲躺在病床上，只能有气无力地说几句短短的话，她经常问：“棠棠怎么样？”从她那双含泪的眼睛里我明白她多么想看见她最爱的儿子。但是她已经没有精力多想了。

她每天给输血，打盐水针。她看见我去就断断续续地问我：“输多少西西的血？该怎么办？”我安慰她：“你只管放心。没有问题，治病要紧。”她不止一次地说：“你辛苦了。”我有什么苦呢？我能够为我最亲爱的人做事情，哪怕做一件小事，我也高兴！后来她的身体更不行了。医生给她输氧气，鼻子里整天插着管子。她几次要求拿开，这说明她感到难受，但是听了我们的劝告，她终于忍受下去了。开刀以后她只活了五天。谁也想不到她会去得这么快！五天中间我整天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望着她在受苦（我是设身处地感觉到这样的），可是她除了两三次要求搬开床前巨大的氧气筒，三四次表示担心输血较多付不出医药费之外，并没有抱怨过什么。见到熟人她常有这样一种表情：请原谅我麻烦了你们。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不久前我重读梅林写的《马克思传》，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给女儿的信里的一段话，讲到马克思夫人的死。信上说：“她很快就咽了气。这个病具有一种逐渐虚脱的性质，就像由于衰老所致一样。甚至在最后几小时也没有临终的挣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更亮！”这段话我记得很清楚。马克思夫人也死于癌症。我默默地望着萧珊那对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我想起这段话，稍微得到一点安慰。听说她的确也“没有临终的挣扎”，也是“慢慢地沉入睡乡”。我这样说，因为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在她的身边。那天是星期天，卫生防疫站因为我们家发现了肝炎病人，派人上午来做消毒工作。她的表妹有空愿意到医院去照料她，讲好我们吃过中饭就去接替。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端起饭碗，就得到传呼电话，通知我女儿去医院，说是她妈妈“不行”了。真是晴天霹雳！我和我女儿、女婿赶到医院。她那张病床上连床垫也给拿走了。别人告诉我她在太平间。我们又下了楼赶到那里，在门口遇见表妹。还是她找人帮忙把“咽了气”的病人抬进来的。死者还不曾给放进铁匣子里送进冷库，她躺在担架上，但已经给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了。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弯下身子，把地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算是什么告别呢？

据表妹说，她逝世的时刻，表妹也不知道。她曾经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医生来过，并没有什么。后来她就渐渐地“沉入睡乡”。表妹还以为她在睡眠。一个护士来打针，才发觉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我没有能同她诀别，我有许多话没有能向她倾吐，她不能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离开我！我后来常常想，她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很可能不是“找医生”，是“找李先生”（她平日这样称呼我）。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人都不在她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

我女婿马上打电话给我们仅有的几个亲戚。她的弟媳赶到医院，马上晕了过去。三天以后在龙华火葬场举行告别仪式。她的朋友一个也没有来，因为一则我们没有通知，二则我是一个审查了将近七年的对象。没有悼词，没有吊客，只有一片伤心的哭声。我衷心感谢前来参加仪式的少数亲友和特地来帮忙的我女儿的两三个同学，最后，我跟她的遗体告别，女儿望着遗容哀哭，儿子在隔离病房还不知道把他当作命根子的妈妈已经死亡。值得提说的是她当作自己儿子照顾了好些年的一位亡友的男孩从北京赶来，只为了见她的最后一面。这个整天同钢铁打交道的技术员，他的心倒不像钢铁那样。他得到电报以后，他爱人对他说：“你去吧，你不去一趟，你的心永远安定不了。”我在变了形的她的遗体旁边站了一会。别人给我和她照了像。我痛苦地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给我们留下来很难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视这个镜头。

一切都结束了。过了几天，我和女儿、女婿到火葬场，领到了她的骨灰盒。在存放室寄存了三年之后，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四

梦魇一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六年仿佛一瞬间似的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其实哪里是一瞬间！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着血和泪的日子啊。不仅是六年，从我开始写这篇短文到现在又过去了半年，半年中我经常在火葬场的大厅里默哀，行礼，为了纪念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朋友。想到他们不能把个人的智慧和才华献给社会主义祖国，我万分惋惜。每次戴上黑纱、插上纸花的同时，我也想起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1972年8月巴金在殡仪馆送别萧珊时所摄

她是我的一个读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地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她读了我的小说，给我写信，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她在中学念书，看见我以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她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后来到贵阳旅行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从贵阳我和她先后到了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米的小屋里。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我那两册《旅途通讯》中就有一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这算什么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认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他们都有道理。两年来我对朋友、对读者讲过不止一次，我决定不让《文集》重版。但是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通讯》。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的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的确，只有在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我们要分别了。”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帮助过她。她比我有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愿作家庭妇女，却又缺少吃苦耐劳的勇气。她听一个朋友的劝告，得到后来也是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叶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学》“义务劳动”，也做了一点点工作，然而在运动中却受到批判，说她专门向老作家组稿，又说她是我派去的“坐探”。她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径，要求参加“四清”运动，找人推荐到某铜厂的工作组工作，工作相当忙碌、紧张，她却精神愉快。但是到我快要靠边的时候，她也被叫回“作协分会”参加运动。她第一次参加这种急风暴雨般的斗争，而且是以“反动权威”家属的身份参加，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张皇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担心，又为儿女的前途忧虑。她盼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们离开了她，“同事们”拿她当作箭靶，还有人想通过整她来整我。她不是“作协分会”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员，可是仍然被“勒令”靠边劳动、站队挂牌，放回家以后，又给揪到机关。过一个时期，她写了认罪的检查，第二次给放回家的时候，我们机关的造反派头头却通知里弄委员会罚她扫街。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尽，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对她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不到两个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没有再出去扫街（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尽管她还继续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复自由。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

*《怀念萧珊》一文手迹

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

1月16日写完

[1]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二日至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王若望同志在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一九六二年摘帽），最近已经改正，恢复名誉。

6　“毒草病”[1]

我最近写信给曹禺，信内有这样的话：“希望你丢开那些杂事，多写几个戏，甚至写一两本小说（因为你说你想写一本小说）。我记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写信给托尔斯泰，求他不要丢开文学创作，希望他继续写小说。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尔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劝你多写，多写你自己多年来想写的东西。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

我不想现在就谈曹禺。我只说两三句话，我读了他最近完成的《王昭君》，想了许久，头两场写得多么好，多么深。孙美人这个人物使我想起许多事情。还有他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写过一个戏（《桥》），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学”就搁下了，回来后也没有续写。第二幕闭幕前炼钢炉发生事故，工程师受伤，他写得紧张，生动，我读了一遍，至今还不能忘记，我希望他，我劝他把《桥》写完。

我呢，自己吹嘘也没有用，我在三十年代就不得不承认我不是艺术家，今天我仍然说：“我没有才华。”而且像某某人在批斗我的大会上所说我写的都是破烂货，只有在解放后靠“文艺黑线”吹捧才出了名这一类的话，还可以作为参考。不过有一点得说明：事实证明所谓“文艺黑线”是“四人帮”编造的诬蔑不实之词，“文艺黑线”根本不存在。我的《文集》也曾被称为“邪书十四卷”。这不足为怪，因为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我的作品就受到歧视，就是不“正”的东西。靠了读者的保护，“破烂货”居然“流传”下来，甚至变成了《文集》。有人把它们当作“肉中刺，眼中钉”，也是理所当然。再说集子里的确有许多不好的东西，但它们并不是毒草。我不只讲过一次：我今后不会让《文集》再版，重印七八种单行本我倒愿意。不印的书是我自己认为写得不好，艺术性不高，反映生活不完全真实，等等，等等。但它们也绝非毒草。

我一再提说“毒草”，好像我给毒蛇咬过看见绳子也害怕一样。二十年来天天听说“毒草”，几乎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在“四害”横行的时期，我写了不少的思想汇报和检查，也口口声声承认“邪书十四卷”全是“大毒草”。难道我们这里真有这么多的“毒草”吗？我家屋前有一片草地，屋后种了一些花树，二十年来我天天散步，在院子里，在草地上找寻“毒草”。可是我只找到不少“中草药”，一棵毒草也没有！倘使我还不放心，朝担忧，夜焦虑，一定要找出“毒草”，而又找不出来，那就只有把草地锄掉，把院子改为垃圾堆，才可以高枕无忧。这些年来我有不少朋友死于“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也有一些人得了种种奇怪的恐怖病（各种不同的后遗病）。我担心自己会成为“毒草病”的患者，这个病的病状是因为害怕写出毒草，拿起笔就全身发抖，写不成一个字。

我不是艺术家，也没有专门学过文学。即使因病搁笔也不是值得惋惜的事。

1月22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7　“命文学”[1]

我说我不是艺术家，并非谦虚，而且关于艺术我知道的实在很少。但有一件事情也是不可否认的：我写了五十年的小说，虽然中间有十年被迫搁笔。无论如何，我总有一点点经验吧。此外，我还翻看过几本中外文学史，即使丢开书就完全忘记，总不能说脑子里一点印象也没有。

人们经常通过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很少有人只是因为想做作家才拿起笔。我至今还是一个不懂文学的外行，但谁也没有权说我写的小说并不是小说，并不是文学作品。其实说了、骂了、否定了也没有关系，称它们为“破烂货”、定它们为毒草也无关系，只要有人要读，有读者肯花钱买，它们就会存在下去。小说《三国演义》里有诸葛亮骂死王朗的故事，好像人是骂得死的。可是据我所知（当然我的见闻有限），还不曾有人写过什么谁骂死作品的故事。我的作品出世以来挨的骂可谓多矣，尤其是在一九六六年以后，好像是因为我参加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有人生怕我挤进亚非作家的行列，特地来个摘帽运动似的。“四人帮”不但给我摘掉了“作家”的帽子，还“砸烂”（这是“四人帮”的术语）了“作家协会”，烧毁了我的作品。他们要做今天的秦始皇。他们“火”、“棍”并举，“烧”、“骂”齐来，可是我的作品始终不曾烧绝。我也居然活到现在。

我这样说，毫无自满的情绪。我的作品没有给骂死，是因为读者有自己的看法。读者是我的作品的评判员。他们并不专看“长官”们的脸色。即使当时的“长官”们把我的小说“打”成“毒草”，把我本人“打”成“黑老K”，还有人偷偷地读我的书。去年七月我收到一封日本读者的信，开头就是这样的话：“一九七六年我转托日本的朋友书店而买到香港南国出版社一九七〇年所刊出的《巴金文集》，我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今年四月才看完了这全书，共十四册。”（原文）一九七〇年正是当时在上海管文教的“长官”徐某某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的时候，也是我在干校劳动给揪出去到处批斗的时候，香港还有人重印我的《文集》，这难道不是读者们在向“长官意志”挑战吗？

我这样说，也绝非出于骄傲。我是不敢向“长官意志”挑战的。我的《文集》里虽然没有“遵命文学”[2]一类的文字，可是我也写过照别人的意思执笔的文章，例如《评〈不夜城〉》。那是一九六五年六月我第二次去越南采访前叶以群同志组织我写的，当时被约写稿的人还有一位，材料由以群供给，我一再推辞，他有种种理由，我驳不倒，就答应了。后来，我又打电话去推辞，仍然推不掉，说是宣传部的意思，当时的宣传部部长正是张春桥。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以群自己也有困难，似乎有些害怕。当时说好文章里不提《不夜城》编剧人柯灵的名字。文章写好交给以群，等不及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我就动身赴京作去河内的准备了。上飞机的前夕我还和萧珊同去柯灵家，向他说明：我写了批评《不夜城》的文章，但并未提编剧人的名字。此外，我什么也没有讲，因为我相当狼狈，讲不出道歉的话，可是心里却有歉意。三个多月后我从越南回来，知道我的文章早已发表，《不夜城》已经定为“大毒草”，张春桥也升了官，但是我仍然对柯灵感到歉意，而且不愿意再看我那篇文章，因此它的标题我至今还说不清楚。同时我也暗中埋怨自己太老实，因为另一位被指定写稿的朋友似乎交了白卷，这样他反倒脱身了。

这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我靠边的时候，在批斗会上，我因此受到批判，说我包庇柯灵，我自己也作过检查。其实正相反，我很抱歉，因为我没有替他辩护。更使我感到难过的是第二年八月初，叶以群同志自己遭受到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含恨跳楼自尽，留下爱人和五个小孩。我连同他的遗体告别的机会也没有！一直到这个月初他的冤案才得到昭雪，名誉才得到恢复。我在追悼会上读了悼词，想起他的不明不白的死亡，我痛惜我国文艺界失去这样一位战士，我失去这样一位朋友，我在心里说：绝不让再发生这一类的事情。

在这个仪式上我见到了刘素明同志和她的五个孩子。孩子们都大了。把他们养育成人，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何况以群死后第二个月单位就停发了他的工资，作母亲的每月只有几十元的收入。这十三年十分艰苦的岁月是可以想象到的。这是一位英雄的母亲。她在“四人帮”的迫害下，默默地坚持着，把五个受歧视的小孩培养成为我们祖国各条战线需要的年轻战士，这难道不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吗？

1月24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我这里用的遵命又学和鲁迅先生所用的意思并不一样。这里“遵命”二字的解释就只是听别人的话。

8　“官意志”[1]

我不是艺术家，我只能说是文艺的爱好者。其实严格地说，我也不能算是作家，说我是写家倒更恰当些。“写家”这两个字是老舍同志在重庆时经常使用的字眼，那个时候还不常用“作家”这个词组。我们曾被称为“小说家”。记得一九三三年上海《东方杂志》征文栏发表了老舍同志和我的书面意见，两个人的名字上都加了“小说家”的头衔。老舍同志不用“小说家”的称呼而自称“写家”，只能说是他很谦虚。我称自己为写家，也有我的想法，一句话，我只是写写罢了。对于写作之道和文学原理等等，我是说不清楚的。最近有几位法国汉学家到我家里作客，闲谈起来，一位年轻的客人知道我就要着手写一部长篇小说，他问我倘使写成它将是一部什么主义的作品。我回答说我写小说连提纲也没有，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写什么主义的作品，我只想反映我熟悉的生活，倾吐我真挚的感情。至于我的小说属于什么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的现实主义？或者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应当由读者和评论家来讲话。作为“写家”，我讲不出什么。但作为读者，我还是有发言权，对自己的作品也好，对别人的作品也好。因此对写作的事情，对具体的作品，我还是有自己的意见。我并不敢说自己的看法正确，但有时候我也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使它们和评论家甚至“长官”的高见不同，我也会保留自己的看法。

前两年有一两位过去在《上海文学》或《收获》作过编辑的朋友对我说，张春桥在上海“作官”的时候，对他们骂过我。我又想起在批斗我的会上有人“揭发”刊物编辑用了我的稿子受到张春桥的责备。当时张春桥是被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是“好人”，他骂了我就说明我是“反动派”，是“坏人”。在“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心目中，文艺也好，作家也好，都应当是他们的驯服工具。他们随便胡说什么，都有人吹捧，而且要人们照办。我记得一九七五年徐某某忽然心血来潮，说出版社的首要任务是“出人”。出版社不出书，却出人，那么学校干什么呢？可是徐某某是“长官”，大家都要学习他的“新的提法”。本来是胡说，一下子就变成了“发展”。“三突出”、“三陪衬”等等的“三字经”不也是这一类的胡说吗？想想看，一个从事创作的人发明了种种的创作方法来限制自己，等于在自己的周围安置了种种障碍，除了使自己“行路难”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又如张春桥过去大吹“写十三年”[2]的“高见”，北京有人刚刚表示怀疑，他就大发脾气。他在上海的时候，你要反对“大写十三年”，那可不得了。其实谁也知道这种“高见”并不高明，也无非使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而已。我记得还有一位主张“写十三年”的“长官”，有人请他看话剧，他问，“是不是写十三年的？写十三年的，我就去看。”不幸那出戏偏偏比十三年多两三个月。他一本正经地说：“不是写十三年的，我不看。”

这并不是笑话。上面一段对话是我亲耳听见的。虽然请看戏的人和被请看戏的人都已离开人世，但那位只看“写十三年”的人因为是“长官”，人死了，余威犹在，还可以吓唬一些人。的确有一些人习惯了把“长官意志”当作自己的意志，认为这样，既保险，又省事。所以张春桥和姚文元会成为“大理论家”，而在上海主管文教多年的徐某某也能冒充“革命权威”。当然这有许多原因，张、姚二人五十年代就是上海的两根大棒。难道这和“既保险、又省事”的人生哲学就没有一点关系吗？

我最近翻了一下中国文学史，那么多的光辉的名字！却没有一首好诗或者一篇好文章是根据“长官意志”写成的。我又翻了一下俄罗斯文学史，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出现了多少好作家和好作品，试问哪一部是按照“长官”的意志写的？我家里的确有按照“长官意志”写成的小说，而且不止一部，都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出版的，而且是用“三结合”的创作方法写出来的。所谓“三结合”，说清楚一点，就是一个人“出生活”，一个人“出技巧”，一个人“出思想”。听起来好像我在说梦话，但这却是事实。一九七五年十月在一个小型座谈会上，我听见上海惟一的出版社的“第一把手”说过今后要大大推广这个方法。最后他还训了我几句。他早就认识我，第一次当官有了一点架子，后来靠了边，和我同台挨批斗，偶尔见了面又客气了，第二次“上台”就翻脸不认人。他掌握了出版社的大权，的确大大地推广了“三结合”的创作方法。那个时期他们如法炮制了不少的作品，任意把“四人帮”的私货强加给作者。反正你要出书，就得听我的话。于是到处都是“走资派”，“大写走资派”成风。作者原来没有写，也替他硬塞进去，而且写进去的“走资派”的级别越来越高。我说句笑话，倘使“四人帮”再多闹两年，那位“第一把手”恐怕只好在《封神演义》里去找“走资派”了。更可笑的是有些作品写了大、小“走资派”以后来不及出版，“四人帮”就给赶下了政治舞台。“走资派”出不来了，怎么办？脑子灵敏的人会想办法，便揪出“四人帮”来代替，真是“戏法人人会变”。于是我们的“文坛”上又出现了一种由“反走资派”变为“反四人帮”的作品。这样一来，吹捧“四人帮”的人又变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长官”点了头，还有什么问题呢？即使读者不卖账，单单把书向全国大小图书馆书架上一放，数目也很可观了。可能还有人想：这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了不起的“创举”呢！

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写家”再说几句：为什么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文艺活跃的局面，鲁迅、郭沫若、茅盾同志的许多作品相继问世，而在“四害”横行的时期，文艺园中却只有“一花”独放、一片空白，绝大多数作家、艺术家或则搁笔改行，或则给摧残到死呢？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1月25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十三年”：指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二年。

9　文学的作用[1]

现在我直截了当地谈点有关文学的事情。我讲的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常常这样想：文学有宣传的作用，但宣传不能代替文学；文学有教育的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学。文学作品能产生潜移默化、塑造灵魂的效果，当然也会做出腐蚀心灵的坏事，但这二者都离不开读者的生活经历和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环境、教育等等都是读者身上、心上的积累，它们能抵抗作品的影响，也能充当开门揖“盗”的内应。读者对每一本书都是“各取所需”。塑造灵魂也好，腐蚀心灵也好，都不是一本书就办得到的。只有日积月累、不断接触，才能在不知不觉间受到影响，发生变化。

我从小就爱读小说，第一部是《说岳全传》，接下去读的是《施公案》，后来是《彭公案》。《彭公案》我只读了半部，像《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之类的故事当时十分吸引我，可是我只借到半部，后面的找不到了。我记得两三年中间几次梦见我借到全本《彭公案》，高兴得不得了，正要翻看，就醒了。照有些人说，我一定会大中其毒，作了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了。十多年前人们批斗我的时候的确这样说过，但那是“童言无忌”。倘使我一生就只读这一部书，而且反复地读，可能大中其毒。“不幸”我有见书就读的毛病，而且习惯了为消遣而读各种各样的书，各种人物、各种思想在我的脑子里打架，大家放毒、彼此消毒。我既然活到七十五岁，不曾中毒死去，那么今天也不妨吹一吹牛说：我身上有了防毒性、抗毒性，用不着躲在温室里度余年了。

我正是读多了小说才开始写小说的。我的小说不像《说岳全传》或者《彭公案》，只是因为我读得最多的还是外国小说。一九二七年四月的夜晚我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公寓的五层楼上开始写《灭亡》的一些章节。我说过：“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所以我拿起笔，在一个练习本上写下一些东西来发泄我的感情、倾吐我的爱憎。每天晚上我感到寂寞时，就摊开练习本，一面听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一面挥笔，一直写到我觉得脑筋迟钝，才上床睡去。”

那么“我的感情”和“我的爱憎”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不用说，它们都是从我的生活里来的，从我的见闻里来的。生活的确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而且是惟一的源泉。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都是从这惟一的源泉里吸取养料，找寻材料的。文学作品是作者对生活理解的反映。尽管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分析有对有错，但是离开了生活总不会有好作品。作家经常把自己的亲身见闻写进作品里面，不一定每个人物都是他自己，但也不能说作品里就没有作者自己。法国作家福楼拜说爱玛·包瓦利是他自己；郭老说蔡文姬是他。这种说法是值得深思的。《激流》里也有我自己，有时在觉慧身上，有时在觉民身上，有时在剑云身上，或者其他人的身上。去年或前年有一位朋友要我谈谈对《红楼梦》的看法。他是红学家，我却什么也不是，谈不出来，我只给他写了两三句话寄去。我没有留底稿，不过大意我可能不曾忘记。我说：“《红楼梦》虽然不是作者的自传，但总有自传的成份。倘使曹雪芹不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接触过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他怎么写得出这样的小说？他到哪里去体验生活，怎样深入生活？”

说到深入生活，我又想起了一些事情。我缺乏写自己所不熟悉的生活的本领。解放后我想歌颂新的时代，写新人新事，我想熟悉新的生活，自己也作了一些努力。但是努力不够，经常浮在面上，也谈不到熟悉，就像蜻蜓点水一样，不能深入，因此也写不出多少作品，更谈不上好作品了。前年暑假前复旦大学中文系，有一些外国留学生找我去参加座谈会，有人就问我：“为什么不写你自己熟悉的生活？”我回答：“问题就在于我想写新的人。”结果由于自己不能充分做到“深入”与“熟悉”，虽然有真挚的感情，也只能写些短短的散文。我现在准备写的长篇就是关于十多年来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遭遇。我熟悉这种生活，用不着再去“深入”。我只从侧面写，用不着出去调查研究。

去年五月下旬我在一个会上的发言中说过：“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这句话并不是我的“创作”，这是好些人的意见。作家下去生活，是极其寻常的事。不过去什么地方，就不简单了。我建议让作家自己去选择生活基地。一个地方不适当，可以换一个。据我看倘使基地不适合本人，再“待”多少年，也写不出什么来。替作家指定和安排去什么地方，这种做法不一定妥当。至于根据题材的需要而要求创作人员去这里那里，这也值得慎重考虑。

话说回来，文学著作并不等于宣传品。文学著作也并不是像“四人帮”炮制的那种朝生暮死的东西。几百年、千把年以前的作品我们有的是。我们这一代也得有雄心壮志，让我们自己的作品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

1月27日

*1952年巴金在朝鲜战地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10　把心交给读者[1]

前两天黄裳来访，问起我的《随想录》，他似乎担心我会中途搁笔。我把写好的两节给他看；我还说：“我要继续写下去。我把它当作我的遗嘱写。”他听到“遗嘱”二字，觉得不大吉利，以为我有什么悲观思想或者什么古怪的打算，连忙带笑安慰我说：“不会的，不会的。”看得出他有点感伤，我便向他解释：我还要争取写到八十，争取写出不是一本，而是几本《随想录》。我要把我的真实的思想，还有我心里的话，遗留给我的读者。我写了五十多年，我的确写过不少不好的书，但也写了一些值得一读或半读的作品吧，它们能够存在下去，应当感谢读者们的宽容。我回顾五十年来所走过的路，今天我对读者仍然充满感激之情。

可以说，我和读者已经有了五十多年的交情。倘使关于我的写作或者文学方面的事情，我有什么最后的话要讲，那就是对读者讲的。早讲迟讲都是一样，那么还是早讲吧。

我的第一篇小说（中篇或长篇小说《灭亡》）发表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小说月报》上，从一月号起共连载四期。小说的单行本在这年年底出版。我什么时候开始接到读者来信？我现在答不出来。我记得一九三一年我写过短篇小说《光明》，描写一个青年作家经常接到读者来信，因无法解答读者的问题而感到苦恼。小说里有这样一段话：

桌上那一堆信函默默地躺在那里，它们苦恼地望着他，每一封信都有一段悲痛的故事要告诉他。

这难道不就是我自己的苦恼？那个年轻的小说家不就是我？

一九三五年八月我从日本回来，在上海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了几种丛书，这以后读者的来信又多起来了。这两三年中间我几乎对每一封信都作了答复。有几位读者一直同我保持联系，成为我的老友。我的爱人也是我的一位早期的读者。她读了我的小说对我发生了兴趣，我同她见面多了对她有了感情。我们认识好几年才结婚，一生不曾争吵过一次。我在一九三六、三七年中间写过不少答复读者的公开信，有一封信就是写给她的。这些信后来给编成了一本叫做《短简》的小书。

那个时候，我光身一个，生活简单，身体好，时间多，写得不少，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回答读者寄来的每一封信。后来，特别是解放以后，我的事情多起来，而且经常外出，只好委托萧珊代为处理读者的来信和来稿。我虽然深感抱歉，但也无可奈何。

我说抱歉，也并非假意。我想起一件事情。那是在一九四〇年年尾，我从重庆到江安，在曹禺家住了一个星期左右。曹禺在戏剧专科学校教书。江安是一个安静的小城，外面有什么人来，住在哪里，一下子大家都知道了。我刚刚住了两天，就接到中学校一部分学生送来的信，请我去讲话。我写了一封回信寄去，说我不善于讲话，而且也不知道讲什么好，因此我不到学校去了。不过我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我会经常想到他们，青年是中国的希望，他们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我说，像我这样一个小说家算得了什么，如果我的作品不能给他们带来温暖，不能支持他们前进。我说，我没有资格做他们的老师，我却很愿意做他们的朋友，在他们面前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地方。当他们在旧社会的荆棘丛中、泥泞路上步履艰难的时候，倘使我的作品能够做一根拐杖或一根竹竿给他们用来加一点力，那我就很满意了。信的原文我记不准确了，但大意是不会错的。

信送了出去，听说学生们把信张贴了出来。不到两三天，省里的督学下来视察，在那个学校里看到我的信，他说：“什么‘青年是中国的希望’！什么‘你们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什么‘在你们面前我没有可以骄傲的地方’！这是瞎捧，是诱惑青年，把它给我撕掉！”信给撕掉了，不过也就到此为止，很可能他回到省城还打过小报告，但是并没有制造出大冤案。因此我活了下来，多写了二十多年的文章，当然已经扣除了徐某某禁止我写作的十年。[2]

话又说回来，我在信里表达的是我的真实的感情。我的确是把读者的期望当作对我的鞭策。如果不是想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贡献一点力量，如果不是想对和我同时代的人表示一点友好的感情，如果不是想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尽的一份责任，我为什么要写作？但愿望是一回事，认识又是一回事；实践是一回事，效果又是一回事。绝不能由我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离开了读者，我能够做什么呢？我怎么知道我做对了或者做错了呢？

我的作品是不是和读者的期望符合呢？是不是对我们社会的进步有贡献呢？只有读者才有发言权。我自己也必须尊重他们的意见。倘使我的作品对读者起了毒害的作用，读者就会把它们扔进垃圾箱，我自己也只好停止写作。所以我想说，没有读者，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我也想说，读者的信就是我的养料。当然我指的不是个别的读者，是读者的大多数。而且我也不是说我听从读者的每一句话，回答每一封信。我只是想说，我常常根据读者的来信检查自己写作的效果，检查自己作品的作用。我常常这样地检查，也常常这样地责备自己，我过去的写作生活常常是充满痛苦的。

解放前，尤其是抗战以前，读者来信谈的总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个人的苦闷以及为这个前途献身的愿望或决心。没有能给他们具体的回答，我常常感到痛苦。我只能这样地鼓励他们：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在回信里我并没有给他们指出明确的路。但是和我的某些小说不同，在信里我至少指出了方向，并不含糊的方向。对读者我是不会使用花言巧语的。我写给江安中学学生的那封信常常在我的回忆中出现。我至今还想起我在三十年代中会见的那些年轻读者的面貌，那么善良的表情，那么激动的声音，那么恳切的言辞！我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见过不少这样的读者，我同他们交谈起来，就好像看到了他们的火热的心。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在小说《春》的序言里说：“我常常想念那无数纯洁的年轻的心灵，以后我也不能把他们忘记……”我当时是流着眼泪写这句话的。序言里接下去的一句是“我不配做他们的朋友”，这说明我多么愿意做他们的朋友啊！我后来在江安给中学生写回信时，在我心中激荡的也是这种感情。我是把心交给了读者的。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很少有人写信问我什么是写作的秘诀。从五十年代起提出这个问题的读者就多起来了。我答不出来，因为我不知道。但现在我可以回答了：把心交给读者。我最初拿起笔，是这样想法，今天在五十二年之后我还是这样想。我不是为了做作家才拿起笔写小说的。

我一九二七年春天开始在巴黎写小说，我住在拉丁区，我的住处离先贤祠（国葬院）不远，先贤祠旁边那一段路非常清静。我经常走过先贤祠门前，那里有两座铜像：卢骚和伏尔泰。在这两个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这两个伟大的作家中，我对“梦想消灭不平等和压迫”的“日内瓦公民”的印象较深，我走过像前常常对着铜像申诉我这个异乡人的寂寞和痛苦；对伏尔泰我所知较少，但是他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为西尔文的冤案、为拉·巴尔的冤案、为拉里—托伦达尔的冤案奋斗，终于平反了冤狱，使惨死者恢复名誉，幸存者免于刑戮，像这样维护真理、维护正义的行为我是知道的，我是钦佩的。还有两位伟大的作家葬在先贤祠内，他们是雨果和左拉。左拉为德莱斐斯上尉的冤案斗争，冒着生命危险替受害人辩护，终于推倒诬陷不实的判决，让人间地狱中的含冤者重见光明。

这是我当年从法国作家那里受到的教育。虽然我“学而不用”，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我还不能不感激老师。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没有出卖灵魂，还是靠着我过去受到的教育，这教育来自生活，来自朋友，来自书本，也来自老师，还有来自读者。至于法国作家给我的“教育”是不是“干预生活”呢？“作家干预生活”曾经被批判为右派言论，有少数人因此二十年抬不起头。我不曾提倡过“作家干预生活”，因为那一阵子我还没有时间考虑。但是我给关进“牛棚”以后，看见有些熟人在大字报上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我朝夕盼望有一两位作家出来“干预生活”，替我雪冤。我在梦里好像见到了伏尔泰和左拉，但梦醒以后更加感到空虚，明知伏尔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上海，他们也只好在“牛棚”里摇头叹气。这样说，原来我也是主张“干预生活”的。

左拉死后改葬在先贤祠，我看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对平反德莱斐斯冤狱的贡献，人们说他“挽救了法兰西的荣誉”。至今不见有人把他从先贤祠里搬出来。那么法国读者也是赞成作家“干预生活”的了。

最后我还得在这里说明一件事情，否则我就成了“两面派”了。

这一年多来，特别是近四五个月来，读者的来信越来越多，好像从各条渠道流进一个蓄水池，在我手边汇总。对这么一大堆信，我看也来不及看。我要搞翻译，要写文章，要写长篇，又要整理旧作，还要为一些人办一些事情，还有社会活动，还有外事工作，还要读书看报。总之，杂事多，工作不少。我是“单干户”，无法找人帮忙，反正只有几年时间，对付过去就行了。何况记忆力衰退，读者来信看后一放就忘，有时找起来就很困难。因此对来信能回答的不多。并非我对读者的态度有所改变，只是人衰老，心有余而力不足。倘使健康情况能有好转，我也愿意多为读者做些事情。但是目前我只有向读者们表示歉意。不过有一点读者们可以相信，你们永远在我的想念中。我无时无刻不祝愿我的广大读者有着更加美好、更加广阔的前途，我要为这个前途献出我最后的力量。

可能以后还会有读者来信问起写作的秘诀，以为我藏有万能钥匙。其实我已经在前面交了底。倘使真有所胃秘诀的话，那也只有这样的一句：把心交给读者。

2月3日

[1]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三月六，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徐某某可能表示“抗议”说：“我上面还有长官”，我按照他们的指示办事，我也只是讲讲话，骂骂人。执行的是别人，是我下面的那些人。他们按照我的心思办事。总之，这一伙人中间的任何一个都是四十年代的督学所望尘莫及的。

11　一颗桃核的喜剧[1]

《家》的法译本序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后，有个朋友写信问我，在按语中提到的沙俄皇位继承人吃剩的一颗桃核的喜剧是怎么一回事。我现在来谈一下。

首先让我从《往事与随想》中摘录三段话来说明这件事情：

在一个小城里还举行了招待会，皇位继承人（皇太子）只吃了一个桃子，他把桃核扔在窗台上。官员中间有一个喝饱了酒的高个子马上走出来，这是县陪审官，一个出名的浪子。他从容地走到窗前，拿起桃核放进衣袋里去。

招待会之后，陪审官走到一位有名的太太面前，把殿下亲口咬过的桃核送给她，太太很高兴地收下了。然后他又到另一位太太那里，又到第三位太太那里——她们都十分欢喜。

陪审官买了五个桃子，取出了桃核，使得六位太太都非常满意。哪一位太太拿到的桃核是真的？每一位都以为她那颗桃核是皇位继承人留下来的……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这种“喜剧”是经常上演的。不过“皇位继承人”给换上了“中央首长”，或者是林彪，或者是江青，甚至别人，桃核给换上了别的水果，或者其他的东西如草帽之类。当时的确有许多人把肉麻当有趣，甚至举行仪式表示庆祝和效忠。这种丑态已经超过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沙俄外省小城太太们的表演了。我们在某一两部影片中还可以看到它的遗迹。除了这种“恩赐”之外，十多年来流行过的那一整套，今天看起来，都十分可笑，例如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剪忠字花，敲锣打鼓半夜游行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是从哪里一下子跳出来的？我当时实在想不通。但是后来明白了：它们都是从旧货店里给找出来的。我们有的是封建社会的破烂货，非常丰富！五四时期这个旧货店给冲了一下，可是不久就给保护起来了。蒋介石后来又把它当作宝库。林彪和“四人帮”更把它看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四人帮”打起“左”的大旗，大吹批孔，其实他们道道地地在贩卖旧货。无怪乎林彪整天念他的“政变经”，江青整夜做吕后和武则天的梦。“四人帮”居然混了十年，而且越混越厉害，在国际上混到了个“激进派”的称号。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想起来既可悲又可痛。

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怎么随便一纸“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不然怎么在某一个时期我们会一天几次高声“敬祝”林彪和江青“身体永远健康”呢？

在抗战的八年中我常说自己“身经百炸”，没有给炸死是侥幸。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常说自己“身经百斗”，没有“含恨而死”，也是幸运。几乎在每次批斗之后，都有人来找我，或者谈话或者要我写思想汇报，总之他们要我认罪，承认批斗我就是挽救我。我当然照办，因为头一两次我的确相信别人所说，后来我看出批斗我的人是在演戏，我也照样对付他们。在那种场合中我常常想起我小孩时期的见闻。我六七岁时候我父亲在四川广元县当县官，我常常“参观”他审案。我一听见有人叫喊“大老爷坐堂！……”我就找个机会溜到二堂上去看。被告不肯讲就挨打。“打小板子”是用细的竹板打光屁股。两个差役拿着小板子左右两边打，“一五一十”地数着。打完了，还要把挨打的人拖起来给“大老爷”叩头，或者自己说或者由差役代说“给大老爷谢恩”。

我当时和今天都是这样看法：那些在批斗会上演戏的人，他们扮演的不过是“差役”一类的脚色，虽然当时装得威风凛凛仿佛大老爷的样子。不能怪他们，他们的戏箱里就只有封建社会的衣服和道具。

封建毒素并不是林彪和“四人帮”带来的，也不曾让他们完全带走。我们绝不能带着封建流毒进入四个现代化的社会。我在四十八年前写了小说《家》。我后来自我批评说，我反封建反得不彻底。但是那些认为“反封建”已经过时的人，难道就反得彻底吗？

没有办法，今天我们还必须大反封建。

2月12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12　关于丽尼同志[1]

半年前我写过一篇创作回忆录《关于〈春天里的秋天〉》，谈了一些郭的事情。其实关于郭可谈的事不少，我虽然同他相知不深，可是我的脑子里至今还保留着这个善良人的形象。他的才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他有充足的时间，倘使他能够关起门来写作，他一定会给我们留下不少的好作品。我在这里用了“关起门来写作”这个词组，并没有特殊的意义，我只是想说不受到干扰。而在郭，这就是生活上的干扰。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上海的小家庭给打掉了，他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东奔西跑，最后到国民党政府机关里工作，混一口饭吃。朋友分散了，刊物停了，没有人向他约稿逼稿，他写好文章也不知道该寄到哪里去换稿费。我同他失去联系大约一年的光景，忽然在桂林的街头遇见了他。我是从广州“逃难”到桂林的。他跟着机关从湖南某地迁往四川，经过这里，暂时住在旅馆里面。我们交谈了几句，听见警报声，就匆匆地分别了。当时我准备在桂林复刊《文丛》，向他拉稿，他答应把身边写好的稿子给我。第二天早晨他到东郊福隆街我住的地方来找我，把一篇散文放在桌上。他说，还有好几篇文章，打算校改后全交给我。他还说，他翻译了契诃夫的几个剧本，译稿都带来了。我们正谈得高兴，警报的汽笛声又响了起来。我们一起从后门出去躲避。

我们这次到了月牙山。在山上庙里看见敌机向城内投弹，看见大股上升的尘土，看见火光。郭担心他的行李，他估计他住的旅馆就在中弹的地区。警报刚解除，他急匆匆下山去。我后来进了城去找他。但是路给拦住了，走不过去。这次大概是这座古城第二次遭到大轰炸，街上乱糟糟的。

下午我进城去找郭。我到了他住的那个旅馆，眼前只有一大堆还在冒烟的瓦砾。他也来了。他想在瓦砾堆里找寻他的东西。有两三个老妈妈和中年人也在挖掘什么。他看见我，摇摇头说：“烧光了。”我问他：“怎么办？”他笑了笑，说：“今天就走，都准备好了。我来看一下。”他的笑中带了点苦味。我问：“稿子呢？”我感到留恋，又感到茫然。他说：“反正现在没有用，没有人要，烧了也就算了。”我心里难过，知道他也不好过。我还记得一九三三年年尾到一九三四年年初我带着他的散文到北平，终于把它介绍给靳以在《文学季刊》里发表了一组，后来又介绍给上海的黄源在《文学》月刊里发表了另一组，然后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个散文集《黄昏之献》，我不仅是丛书的主编，我还是这本集子的校对人。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我喜欢他的散文，我甚至想说他的散文中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在《黄昏之献》以后，我还编印了他的两本散文集《鹰之歌》和《白夜》。我准备着编辑他的第四本散文集子。“烧了也就算了”，短短的一句话，仿佛迎头给我一瓢冷水。但是我摇了摇头，我说：“不要紧，你再写。你写了给我寄来。”

这一天他离开了桂林。我回到福隆街的老式屋子里，摊开他给我送来的手稿，我读着：

……我记得，在一次夜行车上，我曾经一手搂着发热的孩子，用另一只手在一个小小的本子上，握着短短的铅笔，兴奋而又惭愧地，借着月光，写下了几个大字：

“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他写得多好啊！我记得就在我来桂林之前在广州市一个码头，雇小艇转到我们租赁的木船，小艇沿着沙岸缓缓地流去，岸上的景物开始变为模糊，我用留恋的眼光看那些熟习的街道，和熟习的房屋，我不敢想象敌军进城以后它们的“命运”，我不停地在心里说：“广州，美丽的土地，我们的！”那个时候我多么爱这个我们就要失去的美丽的城市！那个时候我才懂得它是多么美丽，多么牵系着我的心。

短短的一句话里包含着多么深、多么丰富的感情。在抗战的年代里我不知道多少次反复说着这一句话，我常常含着眼泪，但是我心里燃起了烈火。甚至就在那些时候我也相信我们美丽的土地是敌人夺不走的。

一九四七年八月我从台北坐车去基隆，在那里搭船回上海，小车飞驰着，南国的芳香使我陶醉，一切是那么明亮，那么茂盛！我上了船，望着美丽的海港渐渐退去、朋友们的挥动的手终于消失的时候，我立在甲板上，身子靠着栏杆，摇着手，低声说：“台湾，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我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写的一篇庆祝上海解放十周年的文章里，还用了这样一个题目：《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今天单单念着这个题目，我就十分激动。我在文章的开头写着：

一九三八年一个初冬的夜晚，在桂林郊外的一间平屋里，一位朋友交给我他一篇散文的原稿，我激动地读着那个题目：《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这里写的是“初冬的夜晚”，和我在前面写的“第二天早晨”相矛盾，现在记起来，应当是“早晨”。而且我最近借到了《文丛》第二卷合订本，重读了我提到的那篇散文，它的题目原来是《江南的记忆》。我把这篇散文发表在《文丛》第二卷五六期合刊上，我当时在桂林就只编印了这一册刊物。至于《文丛》第二卷第四期还是在广州排好的，刊物来不及付印，广州就受到敌军的围攻，我带着纸型逃到桂林。刊物的主编靳以早去了四川，大部分稿子，还是他留下来的。

我在桂林印出两期《文丛》，后来经过金华、温州回到上海，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的朋友看到新的刊物，就在上海租界里重新排印出版了合订本，印数仅一千册，送了十多本给我。一九四〇年七月我离开上海经海防去昆明的前几天，忽然听说日军要进租界搜查，我一天得到几次在报馆工作的朋友们的电话。从下午起我燃起火炉，烧信烧书，一直烧到深夜，剩下的七八本《文丛》合订本全烧了。倘使借不到这本书，我今天还弄不清楚那篇散文的题目。

以后我在重庆、在上海还看见郭。他重新翻译了契诃夫的剧本。可是他始终摆脱不了国民党政府机关里的工作，为了他一家人的生活，他默默地拖下去，混下去。全国解放后，他起初在武汉，后来在北京工作。我在北京见过他多次，他讲话很少，只是默默地微笑着，偶尔讲两句有关翻译工作的话，很少谈起散文。他重新翻译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和《贵族之家》，他还校改了陆蠡翻译的小说《罗亭》。

我等待他的第四本散文集，白白地等了多年。《江南的记忆》以后他似乎再也没有写过散文了。他为什么沉默呢？为什么不争取一个机会写出他心里的感情、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新社会的感情呢？可能是过去那一段时期的生活像一个包袱重甸甸地压在他的肩上，他感到举步艰难。他从事电影艺术书刊的翻译。他响应号召去广州担任华侨学生的教师，一九六八年他在“劳动改造”中突然倒在地上，心脏停止了跳动。十年以后一九七八年，广州暨南大学开追悼会，宣布了对他的历史的审查结论，给他恢复了名誉。

在我靠边的期间有人从广州来“外调”郭的事情，我所知有限，他不曾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谈起来，他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好人，一个清清白白、寻寻常常的人。但是他的默默的死亡对我们的文学事业也是一个损失。倘使他能留下一本、两本新的散文，那有多好啊！

“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的！”这样响亮的声音，这样深厚的感情！我永远忘记不了《江南的记忆》的作者。

郭的名字是安仁。他发表文章，用了一个奇怪的笔名：丽尼。这是他幼小时候一个女友的名字，这个外国女孩早早地死去了，为了纪念她，他写了《月季花之献》、《失去》等散文，还把她的名字的译音作为自己的笔名。

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个主张翻印《文丛》第二卷合订本的友人是雨田，她几个月后就离开上海，后来到了福建永安，同黎烈文结了婚。抗战胜利后他们夫妇去了台湾。一九四七年我去台湾旅行曾到台北他们家作客，当时烈文在台湾大学教书。三年前我听说烈文病故，家境萧条，友人建议为他们的子女教育费用募款，雨田拒绝接收。去年我在北京见到在报馆工作的朋友，他证实了这个消息，说雨田表现得很坚强。分别二十二年，我非常惦记她。台湾回归祖国，我相信这绝不是梦想。我一定会看到它成为现实。只要有机会我愿意再到台湾旅行。一九四七年因为大雨冲坏了公路，我没有能去风景如画的日月潭，至今感到遗憾。倘使能再一次踏上美丽的南国宝岛，这将是我晚年莫大的幸福。

3月9日

[1]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三十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13　三次画像[1]

不久前画家俞云阶来看我，高兴地告诉我，他的问题解决了。我也替他高兴。我知道他说的“解决”不是指十一年中冤案的平反，不是指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这些应当早解决了，他的公民的权利，也早已恢复了。他讲的是，给划为“右派分子”的错案现在得到了彻底的改正，是非终于弄清了。他甩掉了压在头顶上整整二十二年的磐石，可以昂起头来左顾右盼，他当然感到轻松。他愉快地谈他的计划，他打算做不少的工作。我觉得他还有雄心壮志，他是一个一直往前看的人。

送走了这位画家以后，我还在想他的事情。去年九月香港《文汇报》的《百花周刊》上发表了画家的一篇短文《三次为巴金画像》。他讲的是事实，我和他之间的友谊是跟画像分不开的。

我本来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有一天当时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的负责人赖少其同志对我说，要介绍一位画家来给我画像，我们约好了时间，到期俞云阶同志就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人似乎很老实，讲话不多，没有派头或架子，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我记得就在我楼下的客厅里，他花了四个半天吧，我坐在椅子上打瞌睡，一点不觉得麻烦。油画完成了，他签了名送给我，我感谢他，把画挂在我的工作室的墙壁上。说实话，我并不喜欢这幅画像，但这不能怪画家，我自己拿着书在打瞌睡嘛。对画家本人，我倒有好感。

这是一九五五年十月的事。以后我似乎就没有再看见画家了，也不曾去找过他。反正运动一个接一个，不管你是什么家都得给卷了进去，谁还有时间去找不怎么相熟的人聊天呢！反右斗争过后，我才听说俞云阶同志给戴上了右派帽子。我当时就觉得奇怪，他倒像一个不问政治的书呆子，怎么会向党猖狂进攻呢？然而那个时候连我也不愿意做上钩的“鱼”，对俞云阶同志的事情只好不闻不问，甚至忘记了他。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但是那幅油画像还挂在我的工作室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靠了边、等待“造反派”来抄家的时候，我才把它取下，没有让“造反派”看见，因此它也给保存下来了。前年（一九七七）五月二十三日我出席上海文艺界的座谈会，在友谊电影院门口遇见画家，我高兴地同他握手，告诉他：“你二十二年前给我画的像，现在还在我家里，好好的一点也没有损坏！”这的确不是一件寻常的事。这十一年里我认识的人中间，哪一家不曾给“造反派”或红卫兵抄家几次？有关文化的东西哪一样在“浩劫”中得到保全？我烧毁了我保存了四十年的我大哥的一百多封书信和保存了三十五年的我大哥绝命书的抄本（这是我请我九妹代烧的），但是我竟然保全了这幅“反动权威”的“反动”画像，连我自己也感到意外！

我老了。画家也变了，他似乎胖了些，矮了些，也更像艺术家了。他亲切地微笑道：“我再给你画一次，好不好？”

座谈会结束以后，画家有一天到我家来作客，谈起画像的事，他说：“上次给你画像，我还年轻，现在比较成熟了些，你也经受了这一次的考验，让我再给你画一幅像，作个纪念。”我同意了。他又说：“在你这里干扰多，还是请你到我家里去，只要花半天时间就行了。”他还说：“你还是穿这件蓝布上衣，连胡子也不要刮。”

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他的家。的确是一位油画家的画室。满屋子都是他的画，还有一些陈设，布置得使人感到舒适。我只坐了一个半小时，他的画完成了。那天是六月四日，他说：“就写五·二三吧。”过了一个星期，画家夫妇把油画像给我送来了，我们把这幅新画挂在我那间封闭了十年、两个月前才开锁的工作室的墙壁上。画家看了看画，还加上一句解释：“你这是在‘五·二三’座谈会上控诉‘四人帮’的罪行。”我觉得他说得好。

这幅画像在我家里已经挂了将近两年，朋友们看见它，都说不像，说是脸长了些，人瘦了些。可是我喜欢它。我觉得它表现了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我在控诉，我愤怒。我就是这样。

但画家似乎有不同的看法，过了几个月他又来向我建议，要给我再画一幅肖像，要把我“真实的炽烈的心情写进画面”[2]，要画出一个焕发青春的老作家来。他的好意和热情使我感动，我不便推辞，就答应了。其实我对一般人所谓“焕发了革命的青春”另有自己的看法。从去年四月七日起他带着画稿到我家里来。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我的工作室里“足足耗上了六个半天”。他相当紧张，真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他的画完成了，送到华东肖像画展览会去了。我向他道贺，可是我仍然说，我更喜欢那幅油画头像。我祝贺他成功地画出了他的精神状态，表现了他的“愉快”，他的“勤奋”，他的“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心”。他画的不一定就是我，更多的应当是他自己。我不过是画家的题材，在画面上活动的是画家的雄心壮志，画家对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深厚感情。站在这幅画前面，我感到精神振奋。画家更成熟了，更勤奋了，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更有信心了。

两年来我常常听见人谈起“焕发了革命的青春”，有时指我，更多的时候是指别人。拿我来说，我考虑了几个月，我得到一个结论：我不是“焕发了青春”，也不是“老当益壮”。我只能说，自己还有相当旺盛的生命力，“四害”横行的时期，我的生命力并未减弱、衰退，只是我不能工作，不得不在别的方面消耗它。那个时期，“四人帮”及其余党千方百计不要我多活，我却想尽方法要让自己活下去。在这场我要活与不要我活的斗争中，没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不行的。“四人帮”给粉碎以后，我的生命力可以转移到别的方面，我可以从事正常的工作和写作，我当然要毫无保留地使出我全身的力量，何况我现在面对着一个严酷的事实：我正在走向衰老和死亡。把想做的事都做好，把想写的作品全写出来，使自己可以安心地闭上眼睛，这是我最后的愿望。因此今天鼓舞我奋勇前进的不仅是当前的大好形势，还有那至今仍在出血的我身上的内伤。老实说，我不笑的时候比笑的时候更多。

*晚年之乐

那天云阶同志走了以后，我关上大门，在院子里散步，还在想他的事情。我忽然想起王若望同志的一句话：“他生活困难到了不名一文的地步。”[3]这是讲云阶同志那一段时期的生活的。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看来，他真坚强。两年来同他的接触中我一直没有感觉到一九五七年给他投下的阴影，我始终把第三次肖像画上的笑容看作他自己衷心愉快的欢笑。现在一句话说出了画家二十二年中间悲惨的遭遇和所受到的种种歧视。“右派分子！”“摘帽右派！”将来不会再有什么“改正了的错划右派”这顶帽子吧。那么这样一位有才华的艺术家所身受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也应当从此结束了。

3月17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四月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见俞云阶：《三次为巴金画像》（香港《文汇报·百花周刊》）。

[3]引自王若望：《画外音》（上海《解放日报》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一日）。

14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1]

诗人田间来信：“‘五·四’六十周年快到，《河北文艺》希望有您一篇短文，题目由您自己决定……”

读到这封信我才想起今年是五四运动的六十周年。六十年前的事情仿佛还在眼前，那个时候我还是十五岁的孩子。一瞬眼，我就是七十五岁的“老朽”了。六十年，应该有多大的变化啊！可是今天我仍然像在六十年前那样怀着强烈的感情反对封建专制的流毒，反对各种形式的包办婚姻，希望看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六十年前多少青年高举着两面大旗：科学与民主，喊着口号前进。我如饥似渴地抢购各种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处写信要求人给我指一条明确的出路，只要能推翻旧的，建设新的，就是赴汤蹈火，我也甘愿。和我同时代的许多青年都是这样，虽然我们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他们的英雄事迹拨开了我们紧闭着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了新的天地。可以说，他们挽救了我们。

不管怎样，历史总是篡改不了的。我得为我们那一代青年说一句公道话。不论他们出身如何，我们那一代青年所追求的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出路，不是个人的出路。在“四害”横行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之所以不感觉到灰心绝望，只是因为我回顾了自己六七十年间走过的道路，个人的功过是非看得清楚，不仅我自己讲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不曾完全忘记，连别人讲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也大致记得。“四人帮”要把我一笔勾销，给我下种种结论，我自己也写了不少彻底否定自己的“思想汇报”和“检查”。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别人所宣传的一切，我的确否定自己，准备从头做起，认真改造，“脱胎换骨，从新作人”。后来发觉自己受了骗，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短时间的空虚。这是最大的幻灭。这个时期我本来可以走上自杀的道路，但是我的爱人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深厚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还有各种要活下去的理由。不久我的头脑又冷静下来。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那些发言的人。渐渐地我的头脑清醒了。“文化大革命”使我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

“文化大革命”的十一年是一个非常的时期，斗争十分尖锐复杂，而且残酷，人人都给卷了进去，每个人都经受了考验，什么事都给推上了顶峰，让人看得一清二楚。人人都给逼上了这样一条路：不得不用自己的脑筋思考，不能靠贩卖别人下的“结论”和从别处搬来的“警句”过日子，今天我回头看十一年中间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幼稚，实在愚蠢。但当时却不是这样看法。今天有人喜欢表示自己一贯正确，三十年，甚至六十年都是一贯正确。我不大相信。我因为自己受了骗，出了丑，倒反而敢于挺起胸来“独立思考”，讲一点心里的老实话。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大的收获，“四人帮”之流贩卖的那批“左”的货色全部展览出来，它们的确是封建专制的破烂货，除了商标，哪里有一点点革命的气味！林彪、“四人帮”以及什么“这个人”、“那个人”用封建专制主义的全面复辟来反对并不曾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把种种“出土文物”乔装打扮硬要人相信这是社会主义。他们为了推行他们所谓的“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不知杀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今天我带着无法治好的内伤迎接五四运动的六十周年，我庆幸自己逃过了那位来不及登殿的“女皇”的刀斧。但是回顾背后血迹斑斑的道路，想起十一年来一个接一个倒下去的朋友、同志和陌生人，我用什么来安慰死者、鼓励生者呢？说实话，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实现民主的任务。一直到今天，我和人们接触、谈话，也看不出多少科学的精神，人们习惯了讲大话、讲空话、讲废话，只要长官点头，一切都没有问题。

难道真的就没有问题吗？我手边还有不少年轻读者的来信，控诉包办婚姻的罪恶，十一年中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在不合理的安排下憔悴地死去。今天还应当大反封建，今天还应当高举社会主义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前进。上一代没有完成的任务下一代一定能够完成。我说过，现在是“四·五”运动英雄们的时代，在这一代青年英雄的身上寄托着我们的希望。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将由他们来解决。四个现代化的宏图也将由他们努力来实现。我们要爱护他们。愿他们吸取过去的教训，愿他们不要再走我们走过的弯路，愿他们取得彻底的胜利！……

我在《河北文艺》上发表文章，这将是第二次。前一次是在一九六一年，当时刊物的名字是《河北文学》。那一次是远千里同志来信约稿。当时我在黄山度夏，写了一个短篇《飞吧，英雄的小嘎嘶！》，给他寄去。

我在一九六〇年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认识了远千里同志。大会闭幕以后我全家去北戴河小住，几次见到远千里同志，就相熟了。有一次我十岁的儿子晕车，不巧吐了他一身，我们非常抱歉，可是他没有露出半点厌烦的样子。离开北戴河，我还在北京一个旅馆的饭厅里遇见他一次。我们在一起开会，他身体不大好，讲话不多。以后他寄给我一本他的诗集《三唱集》。十几年没有同他通信，也不知道他的近况。去年五、六月在北京出席文联全委扩大会议，我也没有见到他。后来在《人民文学》九月号上读到孙犁同志的《远的怀念》，才知道他“终于轻掷了自己的生命”。今年二月十七日，他的“平反昭雪追悼会”在石家庄举行，他的骨灰有了适当的安放地方。他“无负于国家民族，无负于人民大众”[2]，可以毫无遗憾地闭上了眼睛。但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灵魂”[3]是任何反动势力所摧毁不了的，他要永远徘徊在人间。

3月13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八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均引自《远的怀念》。

[3]均引自《远的怀念》。

15　小人·大人·长官[1]

有一个时期，在我们的小孩中间养成了一种习惯：看电影、看戏，或者听人讲故事，只要出来一个人，孩子就要问：好人？坏人？得到了回答，他们就放心了。反正好人做好事，坏人做坏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就用不着他们操心了。

当时我们这些所谓大人常常笑孩子们“头脑太简单”，认为自己很知道“天下事本来太复杂”。其实不见得。“大人”简单化起来，也会只是在“好人”、“坏人”这两个称呼上面转来转去。因此林彪谈“好人打坏人”、“坏人打好人”那一套，就很有市场。明明是胡说八道，却有人把它们当作“指示”。不知道是真相信，还是假相信，甚至是不相信，更可能是没有考虑过真假和信与不信，总之长官说了就算数，用不着自己动脑筋。张春桥、姚文元说：“巴金是坏人”，他当然就是坏人。有一个时期，好几年吧，我就是坏人。大家都把我当作坏人，不但全上海，甚至全国都把我当作坏人。只有我的爱人有时候还说我不是坏人，有一回我看见她给一个朋友的孩子写信说：“我不相信李伯伯是坏人。”熟人中也有人不把我当坏人看，但他们自己也给当作坏人关进“牛棚”了。我记得萧珊对我讲过一个笑话：朋友的儿子问他妈妈，怎么坏人都是老头子，因为他妈妈带孩子到机关来，看到我们这些作家受批斗或者站在草地上“示众”，自报罪行，我们或则满头白发，或则头发花白，或则秃头，在孩子的眼里都是老朽。这个笑话萧珊当时是带着痛苦的表情讲出来的。为什么我们一下子都变成了坏人呢？就拿我来说，我还是选出来的这个作家协会分会的主席呢！说穿了，理由也很简单：

小孩相信大人，大人相信长官。长官当然正确。

多少年来就是这样。长官说你是坏人，你敢说你不是坏人？

对长官的信仰由来已久。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包青天的身上，创造出种种离奇的传说。还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海青天的身上，结果吴晗和周信芳都“含恨而亡”。一九六一年底或一九六二年初我在海南岛海口市也曾访过海瑞墓，幸而我没有写文章发议论，不然我早就跟吴、周两位一起走了，轮不到我在这里饶舌。

说实话，对包青天、海青天我都暗暗钦佩。不过我始终有个疑问：青天一个人就能解决问题？我常常想：倘使我自己不争气，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事事都靠包青天、海青天，一个青天，两个青天，能解决多少问题呢？即使真有那么一个“青天”，他要是没有一批实干、苦干的得力干部，要是没有真心支持他的广大群众，单单靠一个好人、一番好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相信好人也罢，相信长官也罢，二者其实是一样。总之，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甚至交给某一个两个人，自己一点也不动脑筋，只是相信别人，那太危险了。碰巧这一两个人是林彪、江青之类，那就更糟了。好人做好事，不错；好人做错事，怎么办？至于坏人呢？坏人做起坏事来，不只是一件、两件啊！

一九七〇年或者七一年我在文化系统的“五·七干校”里参加过一个批判会。挨斗的是两个音乐界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个人的“反革命罪行”是，他用越剧的曲调歌颂江青。据说江青反对越剧，认为越剧的曲调是“靡靡之音”，这个人用江青反对的曲调歌颂江青，就是侮辱江青，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理由实在古怪、滑稽，但事实确是这样。在这次批判会上并不见江青出席讲话，也没有人代念她的“书面发言”。讲话的还是在“干校”里常见的那些人，他们今天可能还活跃。这是可以理解的，谁能说自己一贯正确呢？既然我们相信长官，长官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就只好跟到哪里。长官是江青，就跟着江青跑；长官是林彪，就“誓死保卫”，甚至跳忠字舞、剪忠字花。难道这是一场大梦吗？

现在总算醒过来了。这十多年并不是白白过去的。经过这样的锻炼和考验之后，我们大概比较成熟了吧，我们不再是小孩了。总得多动脑筋，多思考吧。

3月28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16　再访巴黎[1]

一个半月没有记下我的“随想”，只是因为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法国去访问了将近三个星期。在巴黎我遇见不少人，他们要我谈印象，谈观感。时间太短了，走马看花，匆匆一瞥，实在谈不出什么。朋友们说，你五十多年前在巴黎住过几个月，拿过去同现在比较，你觉得变化大不大。我不好推脱，便信口回答：“巴黎比以前更大了，更繁华了，更美丽了。”这种说法当然“不够全面”。不过我的确喜欢巴黎的那些名胜古迹，那些出色的塑像和纪念碑。它们似乎都保存了下来。偏偏五十多年前有一个时期我朝夕瞻仰的卢骚的铜像不见了，现在换上了另一座石像。是同样的卢骚，但在我眼前像座上的并不是我所熟悉的那个拿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公民”，而是一位书不离手的哲人，他给包围在数不清的汽车的中间。这里成了停车场，我通过并排停放的汽车的空隙，走到像前。我想起五十二年前，多少个下着小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痛苦。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五十年中间我常常记起他，谈论他，现在我来到像前，表达我的谢意。可是当时我见惯的铜像已经给德国纳粹党徒毁掉了，石像还是战后由法国人民重新塑立的。法国朋友在等候我，我也不能像五十二年前那样伫立了。先贤祠前面的景象变了，巴黎变了，我也变了。我来到这里，不再感到寂寞、痛苦了。

我在像前只立了片刻。难道我就心满意足，再没有追求了吗？不，不！我回到旅馆，大清早人静的时候，我想得很多。我老是在想四十六年前问过自己的那句话：“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开花？”这个问题使我苦恼，我可以利用的时间就只有五六年了。逝去的每一小时都是追不回来的。在我的脑子里已经成形的作品，不能让它成为泡影，我必须在这一段时间里写出它们。否则我怎样向读者交代？我怎样向下一代人交代？

一连三个大清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结束访问的日期越近，我越是无法摆脱它。在国际笔会法国分会的招待会上我说过，这次来法访问我个人还有一个打算：向法国老师表示感谢，因为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我在《随想录》第十篇中也说过类似的话。就在我瞻仰卢骚石像的第二天中午，巴黎第三大学中文系师生为我们代表团举行欢迎会，有两位法国同学分别用中国话和法国话朗诵了我的文章，就是《随想录》第十篇里讲到我在巴黎开始写小说的那一大段。法国同学当着我的面朗诵，可能有点紧张，但是他们的态度十分友好，而且每一句话我都听得懂。没有想到在巴黎也有《随想录》的读者！我听着，我十分激动。我明白了，这是对我的警告，也是对我的要求。第一次从法国回来，我写了五十年（不过得扣除被“四人帮”夺去的十年），写了十几部中长篇小说；第二次从法国回来，怎么办？至少也得写上五年……十年，也得写出两三部中长篇小说啊！

在巴黎的最后一个清晨，在罗曼·罗兰和海明威住过的拉丁区巴黎地纳尔旅馆的七层楼上，我打开通阳台的落地窗门，凉凉的空气迎面扑来，我用留恋的眼光看巴黎的天空，时间过得这么快！我就要走了。但是我不会空着手回去。我好像还有无穷无尽的精力。我比在五十年前更有信心。我有这样多的朋友，我有这样多的读者。我拿什么来报答他们？

我想起了四十六年前的一句话：

“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见《旅途随笔》）

我一刻也不停止我的笔，它点燃火烧我自己，到了我成为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感情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5月22日

*1979年春天，巴金重访法国。左起：孔罗荪、巴金、李小林、徐迟（又见《再访巴黎》）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四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17　诺·利斯特先生[1]

前天看完《往事与随想》中译本第一部的校样，我又写了一篇后记（《后记二》），现在摘录在下面：

……五月我在巴黎两次会见赫尔岑的外曾孙，在巴斯德学院工作的诺艾尔·利斯特博士和他的夫人，第二次他还介绍我认识他的兄弟莱翁纳尔。

我重访巴黎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诺·利斯特这个人。可是他在报上看见我到达巴黎的消息，就主动地跟我联系，到旅馆来看我。他第一次看见我，仿佛看见亲人一样。我也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我们谈得融洽，主要谈赫尔岑的事情。他送了我一些有关的资料和书籍。他又介绍《往事与随想》的法译者达利雅·奥立维叶同我见面，并且让她带来她的法译本前两册。他知道我去尼斯扫赫尔岑墓，便打电话通知他的亲戚安·昂孚大夫在公墓等待我，要他向我说明赫尔岑夫妇葬在尼斯的一些情况。

在我返国的前一天中午，我有别的活动，刚刚走出旅馆，诺·利斯特先生在后面追了上来，交给我一封信和赫尔岑的彩色画像的照片。像是赫尔岑的大女儿娜达丽绘的，现在在他的家里。他特地为我把画像拍摄下来。信上还说，画像的黑白照片取到后就直接寄往上海，我可以在中译本里采用。

我和这位和善的老人分别不过三个星期，他的亲切的笑容还在我的眼前。我刚刚根据他给我的资料校改了《往事与随想》中译本第一部的校样。我每看完一章抬起头来，好像这位老人就在旁边偏着头对我微笑，甚至在凉风吹进窗来的深夜，我也感觉到他的微笑带给我的暖意。我感谢他的深情厚谊。

《往事与随想》中译本第一部出版了。这只是一件巨大工作的五分之一，要做完全部工作，还需要付出更辛勤的劳动。我有困难，但是我有决心，也有信心。敬爱的远方的朋友，您的微笑永远是对我的工作的鼓励。我常常想起您的帮助，我绝不放下我的笔。让我再一次紧紧地握着您的手。

我同诺·利斯特夫妇见面还有一次，那是在十一日下午我国驻法大使馆为我们代表团举行的告别招待会上。他们来得不早，见到我显得很亲热。我也是这样，好像他们是我五十一年前在巴黎认识的旧友。的确，我一九二八年第一次买到《往事与随想》，开始接触赫尔岑的心灵。今天正是我和他们同样热爱的赫尔岑的著作、同样珍贵的赫尔岑的纪念把我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谈起赫尔岑一家的事情，我们好像打开了自来水的龙头，让我们谈一天一晚也谈不完。他送了一本书给我：《浪漫的亡命者》。我早熟悉书里的那些故事。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可能都是“家丑”吧。那么还是把它们掩盖起来，瞒住大家，另外编造一些假话，把丑当美，骗人骗己，终于不能自圆其说，这不就是我们的一贯做法：家丑不可外扬？法国人毕竟比我们坦白、直爽。诺·利斯特先生在书的扉页上就写着：“这本书对我的先人讲了太不恭敬而且刻薄的话，但是书中有很多《回忆录》所没有的资料。”我收下了他的赠书，不过我说我已经读过它。那些故事并不损害赫尔岑的名誉，倒反而帮助我们了解一个伟大人物的复杂性格、他的不幸遭遇和家庭悲剧。它们在他的著作里留下很深的痕迹，这是掩盖不了的。

我在尼斯待了两天。天气好，风景好。天蓝，海蓝。前两天在巴黎还飞过“五月雪”。公墓在小山上。我还记得赫尔岑自己的话：“我们把她葬在突出在海里的山坡上。这周围也是一座花园。”十八年后他也给埋在这里。又过了两年，“他的家里人、他的朋友和他的崇拜者”在墓前竖起一座铜像。这铜像对我并不陌生，我不止一次地看见它的照片。这个伟大的亡命者穿着大衣凝望着蓝蓝的地中海，他在思索。他在想什么呢？

我埋下头抄录墓石上的文字：他的母亲路易莎·哈格和他的幼子柯立亚乘船遇难淹死在海里；他的夫人娜塔里雅患结核症逝世；他的十七岁女儿丽莎自杀死去；他的一对三岁的双生儿女患白喉死亡。他就只活了五十八岁！但是苦难并不能把一个人白白毁掉。他留下三十卷文集。他留下许多至今还是像火一样燃烧的文章。它们在今天还鼓舞着人们前进。

6月2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18　在尼斯[1]

在法国十八天，我不知握了多少只友好地伸过来的手。我对法国朋友说：“我们掉进了友谊的海洋里面。”这不是“外交辞令”，我是带着真挚的感情讲话的。法国友人关心中国人民的斗争，愿意了解中国，勤奋地学习汉语，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法国读者关心我的小说中人物的命运，谈起来他们对那些人物好像十分熟悉。

在尼斯有一位法国太太拿了法译本的《寒夜》来找我，说是她喜欢这本书，要我为她签名，还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本来想写“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太多的痛苦”，可是写了出来，“太多的”三个字没有了。作为作者，我不希望给读者带来痛苦。这种心愿是在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培养起来的。五十二年前我在巴黎开始拿笔的时候，我的想法并不是这样。但是作品一发表，就像一根带子把我同读者连接起来了。从此我就时时想到了读者。我总是希望作品对读者有所帮助，而自己又觉得它们对读者并无实际的益处。因此产生了矛盾，产生了痛苦。三十年代我常常叫嚷搁笔，说在白纸上写黑字是浪费生命而同时我却拚命写作，好像有人在后面拿鞭子抽打我。我不是弄虚作假，装腔作势，在我的内心正在进行一次长期的斗争。两股力量在拉我，我这样经过了五十年，始终没有能离开艺术。今天快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我还下决心争取时间进行创作。我当时利用艺术发泄我的爱憎，以后一直摆脱不了艺术。现在我才知道艺术的力量。过去我不了解艺术，也不了解自己，难道我就了解读者吗？

我常说我的作品给人们带来痛苦，谈到《寒夜》，我称它为“悲观绝望的书”。在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一封信》和《第二次的解放》里，我还为最后那一句“夜的确太冷了”感到遗憾。女主人公孤零零地消失在凄清的寒夜里，那种人去楼空的惆怅感觉一直折磨着我，在那难忘的十年中间，我害怕人提起我的小说，特别害怕人提到《寒夜》。没有想到去年我无意间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一句话：“这是一本燃烧着希望的书。”原来读者也有各人的看法，并不能由作者一个人说了算。难道我真的就只给读者带来痛苦吗？现在连我自己也怀疑起来了。

在尼斯，法中友好协会分会为我们代表团举行了一次招待会，同时也欢迎从瑞士到尼斯来会晤我们的韩素音女士。招待会就在我住的那一家的客厅和饭厅里举行，不少的人参加了招待会，他们大都是本地法中友协的成员和积极分子。会上酒菜点心相当丰盛，客人们谈笑，亲切自然。两位年轻太太或者姑娘过来跟我谈《寒夜》和《憩园》里的两个女主人公。她们说，她们了解她们，一点也不陌生。我说，我写的是旧中国，旧中国的事情不容易理解。她们说：“我们理解，心是一样的。她们是好人啊。”这时又有一位女读者参加进来。我就带笑说，女读者找我谈话，我不紧张，因为我在小说里很少把妇女写成坏人。后来在巴黎的确有人向我提过这个问题。我回答：在旧中国妇女在经济上不能独立，总是受压迫，受欺负，受剥削，受利用，因此我很同情她们。在这之前我还参加过一次同读者见面的会，我虽然高高地坐在台上，实际却有点像中学生接受考试，幸而读者们十分友好，没有出难题，一个半小时就顺利地过去了。我列举这几件事，为了说明一个问题：读者们不是一块铁板，他们有各人的看法，他们是“各取所需”。我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我还要谈到它。

那个晚上的招待会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法国人的晚宴常常继续到午夜甚至更迟，因为我年纪大了，女主人允许我早退。尼斯友协分会的主席是一位退休的老太太，她的丈夫也是分会的成员和骨干。这一家的女主人是已故华侨医生的法国夫人，有三子一女，只有一个还在大学念书的小儿子讲汉语，书写汉文。这是一所相当漂亮的别墅，房内还有各种古玩陈设。我们一行四人住在这里，另外还有三位住在车夫人未来媳妇的家中。她们对我们非常周到，好像在招待远方来的亲戚。招待会的菜点都是车夫人和女儿、媳妇准备的。我们出去参观访问都是车夫人自己开车。两天以后我们代表团从尼斯坐火车去马赛，友协分会负责人和车夫人一家送客人到车站。我们在车厢里看见车夫人频频揩眼睛，我的女儿也落了眼泪。

我在法国的访问还是一次在读者中间的旅行。我的作品引着我走了这么远的路。我常常说：“读者们接受我的作品就是我的最大的荣誉。”我也曾“把读者们的期待当作对我的鞭策”。到处我都听见一个友好的声音：“写吧。”“我要写，我要写。”没有把我想的和应当写的东西写出来，我对读者欠了一笔债。不偿清债务，我不会安静地闭上眼睛。对于真诚、深厚的友谊，我一定要有所报答。

*巴金与赫尔岑的后人摄于尼斯赫尔岑墓前（文见《在尼斯》）

在尼斯车夫人家那间窗明几净、宽敞的房间里（她的小儿子把自己的住房让了给我），或者在巴黎我接待过《新观察家》记者（他写了那篇《会晤巴金》）的“豪华的”旅馆里，我常常早晨七点前后站在窗前望着外面院子里盛开的野兰花或者窗下微雨打湿了的街道，窗内外都是那么安静，我站了好一会。回国的日子越近，我越是想念我的祖国和人民，我深深感觉到我和他们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为什么法国读者的友谊这样吸引我？法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使我这样感动呢？我想到的也是我的祖国和人民。他们是我的养料，也是我写作的源泉。握着每一只伸过来的朋友的手，我感觉到祖国和人民就在我的近旁，我高兴的是我要把这样的友谊带回给他们。一九二七年我第一次到巴黎，有一个目的就是追求友谊。五十二年后重访法国，我满载而归。我不会白白地接受这珍贵的友谊，我要让它开花结果。

矛盾解决了。我要永远捏着我的笔。写了几十年，我并没有浪费我的生命。我为什么还要离开艺术、摆脱艺术呢？离开了友谊和艺术，我的生命是不会开花的。

6月17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六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19　重来马赛[1]

前几天收到法国朋友从马赛寄来的照片。我一遍一遍地看它们，又想起了马赛。这一次我在马赛只住了一天。但是我找到了一九二八年住过的美景旅馆。我在短篇小说《马赛的夜》里写过：“我住的地方是小旅馆内五层楼上一个小房间。”就只有这么一句。但是在《谈自己的创作》中却讲得多一些。我这样说：“有时在清晨，有时太阳刚刚落下去，我站在窗前看马赛的海景；有时我晚饭后回到旅馆之前，在海滨散步。”在我的另一个短篇《不幸的人》里，叙述故事的人在旅馆中眺望日落、描绘广场上穷音乐师拉小提琴的情景，就是根据我自己的实感写的。印象渐渐地模糊了，可是脑子里总有一个空旷的广场和一片蓝蓝的海水。

五十一年后我又来到了这个地方。我找到了海滨的旅馆，还是一位同行的朋友先发现的。我站在旅馆门前，望着这个非现代化的建筑物，我渐渐地回到了过去的日子。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八日起我在马赛住了十二天。海员罢工，轮船无法开出，我只好一天一天地等待着。在窗前看落日，在海滨闲步，在我是一种享受。此外我还做过两件事：读左拉的小说，或者参观大大小小的电影院，这是我在《马赛的夜》里也讲过的。我在法国至少学会两件事情：在巴黎和沙多—吉里我学会写小说；在马赛我学会看电影。我还记得我住在沙多—吉里中学里的时候，我的房间在中学食堂的楼上，有时晚上学校为学生们在食堂放映电影，住在我隔壁的中国同学约我下去观看，我总是借故推辞，让他一个人去。不知什么缘故，我那时对电影毫无兴趣。在马赛我只有那个新认识的朋友，他也姓李，还在念书，是巴黎一位朋友给我介绍的，因为是四川同乡，不到一天的功夫我们就相熟了。他约我去电影院，很快我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回到国内，也常看电影。看了好的影片，我想得很多，常常心潮澎湃，无法安静下来，于是拿起笔写作，有时甚至写到天明。今天，我还在写作，也常常看电影，这两件事在我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收到的照片中有一张是我和远近七只灰鸽在一起拍摄的。依旧有安闲的鸽子，依旧有蓝蓝的海水，可是大片的水面给私人的游艇占据了，过去穷音乐师在那里拉小提琴的广场也不见了，一切都显得拥挤，行人也不少。美景旅馆似乎还是五十一年前那个样子，我在门前站了一会，脑子活动起来了。我想起当时我怎样从这小门进出，怎样从五层楼的窗口望海滨广场，我有一个印象：旅馆两旁的楼房大概是后来修建的，仿佛把它压得透不过气来。这样的记忆不见得可靠，人老了，记忆也混乱了。只是当时我没有这个印象，所以我这样说。这天下午我去参观古希腊修道院旧址的时候，法国朋友送了我一本《古马赛图》。书中共收一百五十二幅绘画，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前半叶，当然看不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马赛。因此在海滨散步的时候，我常常想，我要是当时照个相那多好。那位姓李的朋友的声音我还不曾忘记，可是他的面貌早已烟消云散了。

重来马赛，我并不感到寂寞，我们代表团一行五人，还有同行的中国朋友、法国朋友和当地法中友协的主人。我们毫无拘束地在海滨闲步，谈笑。微风带来一阵一阵的鱼腥味：我们走过了鱼市，看见家庭主妇在摊上买各种各样的鲜鱼。我们买票搭船去伊夫堡，再从那里回到海滨时，鱼差不多销售一空，一个上午过去了。

去伊夫堡，在我们这些中国客人都是第一次。五十一年前我在马赛住了十二天，听那位姓李的朋友讲过伊夫堡的事，它在我的脑子里只是一个可怕的阴影，一个囚禁犯人的古堡。回国以后才知道这里关过米拉波，才知道大仲马写《基度山伯爵》的时候，为他的英雄挑选了这样一个监牢，他当时经常同助手到这个地方来作实地调查。我去伊夫堡，不仅是为了看过去的人间地狱，而且我还想坐小船在海上航行，哪怕只有几分钟，几十分钟也好！

我达到了这个目的。海风迎面吹来，蓝色海水开出了白花，船身在摇晃，我也在摇晃。看见平静的海面起了浪，看见船驶向古堡，我感到兴奋，感到痛快。我不晕船，我爱海，我更喜欢看见海的咆哮。海使我明白许多事情。

我走进了古堡，到了过去囚禁政治犯的地方，看到一间一间的囚室，看到一个一个人的名字。每个给带进来的人大概都会想到但丁的一句诗：

Lasciate ogni speranza，voi ch’entrate.[2]

我站在底层的囚室里，也想到但丁的那句诗，那是写在地狱入口的大门上的。我掉头四顾，那么厚的墙，那么高的小窗，那么阴冷的囚房，又在孤零零的海上小岛上！进来的人还会活着出去么？“铁假面”（居然真有“铁假面”，我还以为是大仲马写小说时创造的人物！）的结果不知道怎样。米拉波伯爵居然回到人间了。我似梦非梦地在囚房里站了一会，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比起我、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这里又算得什么呢？法国人不把它封闭，却对外国客人开放，无非作为历史教训，免得悲剧重演。巴士底狱没有给保留下来，只是由于民愤太大，革命群众当场捣毁了它。我们的古人也懂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却有人反复地在我们耳边说：“忘记，忘记！”为什么不吸取过去的教训？难道我们还没有吃够“健忘”的亏？

走出古堡，我重新见到阳光，一阵潮湿的海风使我感到呼吸自由。开船的时刻还没有到，我坐在一块大石上，法国友人给我拍了照。在这块大石的一侧有人写了“祖国万岁！”几个红色的法国字。望着蓝蓝的海水，我也想起了我的祖国。

马赛的法国朋友对我们亲切、热情。小儒先生从尼斯开汽车赶回来同他父亲一起到火车站迎接我们，还有当地法中友协的瑞罗先生和加士东夫人。他们为我们在一所现代化的旅馆里预订了房间。我们在马赛过了一个非常安静的夜晚，睡得特别好。的确是现代化的旅馆，我们住进以后，还得研究怎样开关房门。同行的朋友按照巴黎的规矩，晚上把皮鞋放在房门外，第二天早晨才发现没有人擦皮鞋，擦皮鞋的机器就在近旁。只有在饭厅里才看得见服务员。我们是在同机器（不是同人）打交道。因此在机场跟好客的法国主人告了别，走上了飞机，我还在想一个问题：不搞人的思想现代化只搞物质现代化，行不行？得不到回答，我感到苦恼。但是飞机到达里昂了。

7月6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四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意即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的希望吧。

20　里昂[1]

现在继续谈友谊。

里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从那里带走的是另一种回忆。

我第一次来到里昂。我在日记里这样写着：“七点半到达里昂（机场）。来接的人不少，还献了花。某夫人带着她两个女儿开车把我送到沙瓦旅馆。”某夫人是当地友协的一位成员，她的两个“女儿”中一个叫克勒尔，另一个叫杜伟凤，是来了不久的中国留学生，寄宿在夫人的家里，夫人把她当亲闺女看待，叫她做“女儿”。杜伟凤不过十八九岁，同夫人母女相处得很好。某夫人送我们到旅馆，同我们照了相，又把我们接到一家中国菜馆万福楼去。我原以为只是“共进晚餐”，没有想到饭店楼上三张长桌都坐满了人，大约四十位左右。

我们好像在这里过节日，谈笑、祝酒，毫无拘束，仿佛旧友重逢，也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的话！一直谈到午夜，大家才想到结束。还有少数人来得较晚，但也在这里待了两个多小时。还是那位夫人把我送回旅馆，我因为这个欢乐的聚会一再向她致谢。她带着两个“女儿”走了。第二天我没有再见到她们。不到傍晚，我就坐上了飞巴黎的客机。我多么想再见她们一面，小姑娘似的杜伟凤和她的法国“母亲”在一起不正是我们两国人民友谊的最好的象征么？

在里昂我们待了不到一天。我们参观了中法大学的旧址，参观了十九世纪的大教堂，参观了古罗马剧场的废墟；我们看了丝织博物馆，看了过去丝织工人居住的地区，了解了过去丝织工人的斗争；我们游览了现代化的商业中心，参观了现代化的图书馆。短短的大半天的时间里，我们从古罗马跑到本世纪后半叶五光十色的喷泉。每时每刻我们都受到亲切、热情的接待。现代化的建筑和设备，壮丽的景象和吸引人的活动使我眼花缭乱。但是牵系住我的心还是深厚的友情。

在里昂也有两份报刊的记者来采访，那是两位年轻姑娘，我没有机会读到她们的报道或者文章，但是我觉得我是在同两个谦虚的学生亲切交谈。我的确应当感谢许多见过面和不相识的朋友的友好的语言和善意的鼓励。就是对偶尔在报刊上出现的挖苦和不实之词，我也把它们当作对我的“鞭策”。譬如有人讽刺我写了那些关于“战斗友谊”的报告文学，有人责怪我解放后没有发表长篇小说。我也曾反复思考，心平气和地作过解释。没有写长篇小说，只是因为我想丢开那枝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我要歌颂新人新事，但是熟悉新人新事又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我错就错在我想写我自己不熟悉的生活，而自己并没有充分的时间和适当的条件使不熟悉的变为熟悉，因此我常常写不出作品，只好在别的事情上消磨光阴。这说明知识分子的改造十分艰巨。我自己应当负全部责任。

至于友谊，我不会为过去那些散文感到遗憾。固然我在这方面走过不少弯路，有时候把白脸看成红脸，把梦想写成现实。即使一些文章给时间淘汰了，但人民的友谊永远不会褪色。我开始写作时有一个愿望就是追求友谊。我第一次到法国，有一个愿望也是追求友谊。在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活中我始终没有停止对友谊的追求。我这次在巴黎、在沙多—吉里都讲过类似的话：五十二年前我在这里感受到友情的温暖，写完了我的第一部小说，今天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来寻找我的脚迹，只是为了向法国朋友们表示谢意。

这一次我的确“满载而归”。在万福楼我举杯祝酒，我说：“我们在这里过友谊节。”吃中饭的时候，法国朋友和我们又在一所法国大饭店相聚，人数不到前一个晚上的三分之一，我们吃着当地的名菜，谈着美丽的前景，谈笑更自然、更亲切。友谊一直是我们谈话的主题。一位女主人在席上递给我一件礼物，可能是一本书，一本画册，或者一本照相簿，是用花纸包好了的。她说这礼物表示了法国朋友的心意。她那认真的、善意的表情使我感动。我郑重地接受了它。在来饭店之前我还接受了另一件礼物，那是一幅画的复制品。是“图书的力量”书店主人送给我的。我把两件礼物放在一起。后来到商业中心参观，我女儿把它们从我手上接了过去。朋友们陪我们逛了一个下午，七点二十分我们才上飞机。瘦长的胡子不多的法中友协里昂分会的负责人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我记下他的名字，以后又忘记了，但是他的面貌我不会忘记。在万福楼他曾小声教大家唱《丝织工人之歌》。在我们回国的前一个下午我在巴黎法中友协干部会议的会场上又看见他。分别时，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望着他那十分友好的笑容，我的话到了嘴边又给咽下去了。我想对他讲什么呢？

原来是这样一件事情：那两件礼物给传来传去，上了飞机放在行李架上，忘记拿下来。我请陪同我们到外地访问的法中友协主席贝热隆先生找人到机场查问，飞机已经到别的国家去了。回到巴黎我们又住了五天，可是没有再听见人谈起那两件礼物。

两个月又过去了。回忆仍旧在折磨我。我想到那一个没有写上字的花纸包，和那幅复制的画和它的没有署名的封套，我仿佛受到谁的严厉的谴责。我始终记住那一句话：法国朋友的心意。我没有把它们带回国内，我辜负了法国朋友的友情。我谈论友谊，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是认真地追求它，严肃地对待它。为了这失去的礼物，我不会原谅自己。我必须把心里的话写出来，才能够得到安宁。

我相信亲爱的里昂友人会了解我这歉仄的心情。

7月9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1　沙多—吉里[1]

在法国我比较熟悉的地方是沙多—吉里，我住得最久的地方也是沙多—吉里，一年零一两个月。五十年来我做过不少沙多—吉里的梦，在事繁心乱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在那个小小古城里度过的十分宁静的日子。我的第一部小说是在这里写成的，是从这里的邮局寄出去的。我头上的第一根白发也是在这里发现的，是由这里的理发师给我拔下来的。[2]我还记得那位理发师对我说：“怎么就有了白头发，您还是这么年轻呢！”我在小说里说他是老年的理发师，其实他不过是中年人，当时我年轻，因此把年长于我的人都看得老一些。那个时候我住在拉封丹中学里，中学的看门人古然夫人[3]和她的做花匠的丈夫对我非常好，他们是一对老人。在学校里我收到外面的来信较多，那些信都是古然夫人亲手交给我的。我和两个同学在沙多—吉里度过第二个暑假，那一段时间里，我们就在传达室里用餐，古然夫人给我们做饭，并且照料我们。这三四个星期，学校里就只有我们和他们夫妇，别的人都休假去了。总学监还在城里，但也只是每隔七八天到学校里走走看看。在我的脑子里许多熟人的面貌都早已模糊了，只有古然夫妇的慈祥的面颜长留在我的记忆中。我总觉得我有一张他们老夫妇的合影，可是找了几次都没有找到，后来才明白这只是我的愿望和幻想。

我留在沙多—吉里最后那些日子里，每天在古然夫人家（也就是传达室内）吃过晚饭，我们三个中国人便走出校门，到河边田畔，边走边谈，常常散步到夜幕落下、星星闪光的时候。我们走回校门，好心的老太太早已等在那里，听到她那一声亲热的“晚安”，我仿佛到了家一样。一九六一年我回忆沙城生活的时候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她那慈母似的声音伴着我写完《灭亡》，现在又在这清凉如水的静夜伴着我写这篇回忆。愿她和她那位经常穿着围裙劳动的丈夫在公墓里得到安息。”

在我靠边挨斗的那一段时期中，我的思想也常常在古城的公墓里徘徊。到处遭受白眼之后，我的心需要找一个免斗的安静所在，居然找到了一座异国的墓园，这正好说明我当时的穷途末路。沙多—吉里的公墓我是熟悉的，我为它写过一个短篇《墓园》。对于长时间挨斗的人，墓园就是天堂。我不是说死，我指的是静。在精神折磨最厉害的时候，我也有过短暂的悲观绝望的时刻，仿佛茫茫天地间就只有一张老太太的脸对我微笑。

但是这些都过去了。经过十年的考验，我活了下来，我还能够拿笔，我还能够飞行十七个小时。我居然第二次来到沙多—吉里，我居然重新走进拉封丹中学的大门。我走进五十年前的大饭厅的时候，我还在想我是不是在做梦。

饭厅的外形完全没有改变，只是设备更新了。我进了每天经过多少次的厨房，我过去住在大饭厅的楼上。厨房里焕然一新，从前的那张长桌和那把切面包的刀不见了。有一次在假日，我用那把刀切别的东西，割伤了左手的小指头，到今天刀痕还留在我的手指上。经过厨房我上了楼，临窗的甬道还是那个样子。只是我住过的房间改小了[4]。当时住在紧隔壁的就是那位学哲学的朋友，他现在是华中师范学院的教授，他听说我到了法国，却想不到我“会去拉封丹中学大饭厅楼上我们同住过的宿舍”。两个房间都是空空的，好像刚刚经过粉刷或者修整。我手边还有着一张五十一年前的旧照；我的书桌上有成堆的书。我在房门外立了片刻，仿佛又回到那些宁静的日子。我看见自己坐在书桌前埋着头在练习簿上写字，或者放下笔站起来同朋友闲谈。我又走下楼，走到后院，到枝叶繁茂的苦栗树下，过去我起得早，喜欢在这里散步，常常看见那个在厨房劳动的胖姑娘从校长办公室里推开百叶窗，伸出头来微笑。我又从后院走进有玻璃门的过道，从前在假日我常常拿本书在过道里边走边读，几次碰到留小胡子的总学监，他对我的这种习惯感到惊奇。然后我又走到学生宿舍楼上的房间，另一个中国同学曾经在这里住过，也是我当时常到的地方。

这一天和下一天都是假日，看不见一个学生。这样倒好，免得惊动别人。说实话，我自己也想不到会有沙多—吉里之行。我没有主动地提出这个要求，虽然我满心希望能够在这个宁静的古城哪怕待上二三十分钟，可是我没有理由让同行的人跟随我寻找过去的脚迹。殷勤好客的主人中有人熟悉我的过去，读过我的文章，知道我怀念玛伦河上的小城，便在日程上作了安排，这样我就到沙多—吉里来了。连远在武汉的“哲学家”也感到“事出意外”，我的高兴是可想而知的。

一九二八年十月中旬，我离开巴黎去马赛上船的前夕，最后一次到沙多—吉里去，只是为了拿着身份证到警察局去签字，以便在中国公使馆办回国的签证。这是早已忘记、临时发现、非办不可的事。我买了来回的火车票，来去匆匆，非常狼狈，心情十分不好。这一次坐小车沿着高速公路开进沙多—吉里，在学校的院子里停下来。年纪不太大的女校长冒着细雨在门口迎接我们，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副市长和一位老同学，他已经是诗人和作家了。

学校有大的变化，而我不用介绍和解释，便了解一切。我觉得对这里我仍然熟悉。一棵苦栗树，两扇百叶窗，都是我的老朋友。但是在我身边谈笑的那些新朋友不是显得更友好、更亲切么？我从来没有像这样把过去和现在混在一起，将回忆和现实揉在一起，而陶醉在无穷尽的友谊之中！我甚至忘记了时间的短暂。副市长从学校把我接到市政厅，打着伞送我进去。那是我过去没有到过的地方，在那里市长安·罗西先生为我们代表团举行了招待会，用热情、友谊的语言欢迎我们。我和他碰了杯，和在座的法国朋友碰了杯，从市长和副市长的手里分别接过了沙多—吉里的市徽和沙城出生的伟大诗人拉封丹的像章，对我来说，再没有更珍贵的礼物了。过去我想念沙城的时候，我就翻看我回国写的那几个短篇（《洛伯尔先生》、《狮子》、《老年》和《墓园》）。今后我看见这两样礼物，就好像重到沙城。何况我手边还有老同学阿·巴尔博赠送的他的三卷作品。

这一次我又是满载而归，我得到了广泛的友谊。在市长的招待会上表示感谢的时候，我讲起了古然夫人慈母般的声音带给我的温暖。但是从市政厅出来，我们就离开了沙多—吉里。就只有短短的几十分钟！我没有打听到古然夫妇安葬在哪里，也没有能在他们的墓前献一束鲜花。回到北京我才想起我多年的心愿没有实现。不过我并不感到遗憾。这次重访法国的旅行使我懂得一件事情：友谊是永恒的，并没有结束的时候。即使我的骨头化为灰烬，我追求友谊的心也将在人间燃烧。古然夫人的墓在我的心里，墓上的鲜花何曾间断过。重来沙多—吉里也只是为了扩大友谊。我没有登古堡，过桥头，可是在心上我重复了五十一二年前多次的周末旅行。回到上海，回到离开四十天的家，整理带回来的图书、画册和照片，我感觉到心里充实。我几次走到窗前，望着皓月当空的蓝天，我怀念所有的法国的友人。

回到上海我又想起住在武汉的“哲学家”，他来信问我：“不知玛伦河桥头卖花小铺是否仍在？你还去买了一束鲜花？”他比我先到沙多—吉里，对那个宁静、美丽的古城有同样深的感情。他还记得桥头的花店，我们在校长夫人和小姐的生日就到那里买花束送去。花店里有一个名叫曼丽的金发小姑娘，遇见我们她总要含笑地招呼一声。倘使她还健在，也是七十光景的老太太了。那天下着小雨，我在车上看桥头，花店还在，却不是从前那个样子。我没有下车停留。后来我才想：要是能够留一两天问清楚每个熟人的情况，那有多好。其实，凭我这一点印象，真能够打听清楚我想知道的一切吗？五十年并不短……而且中间发生了世界大战。连拉封丹中学的外国学生登记名册也不全了，我只找到一个熟悉的人：“巴恩波”，我找不到“哲学家”的大名，也找不到我自己的名字——Li Yao Tang（李尧棠）。

7月12日

[1]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五年前在玛伦河畔一个小城的理发店里，我看见了我的第一根白发，这是那个老年的理发师给我拔下来的……”（见短篇小说《发的故事》）。

[3]后来我才知道楼上改建了一套学监住的房间，一部分面积给占用了。

[4]后来我才知道楼上改建了一套学监住的房间，一部分面积给占用了。

22　“友谊的海洋”[1]

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到巴黎，我是那样寂寞。这一次再访巴黎，我仿佛在友谊的海洋里游泳，我发觉有那么多的朋友。“友谊的海洋”，这是我当时的印象，也是我当时的感受。我很担心，我已经游到了中心，怎么能回到岸上？离开这一片热气腾腾的海洋是不是会感到痛苦？

两个月后的今天我坐在自己工作室里写字桌前，我的心仍然给拉回到我离开的地方。一闭上眼睛我就看见那一片人海。即使淹没在这样的海里，我也不会感到遗憾。

对于友谊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对朋友只能讲好话，只能阿谀奉承，听不得一句不同的意见，看不惯一点怀疑的表示。我认为不理解我，并不是对我的敌视；对我坦率讲话，是愿意跟我接近；关心我，才想把一些与我有关的事情弄清楚。对朋友我愿意把心胸开得大一点，看得高一点，想得远一点。

在我国驻法大使馆为我们代表团举行的告别酒会上，我又见到了第二电视台的记者克莱芒先生，这是我们第三次的见面。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去年十二月，他到我家里拍电视片，第二次是今年四月他把我从巴黎香榭丽舍大街附近的旅馆接到电视台，同我进行了五分钟的临时对话。我们谈着同样的话题：大字报、民主、人权、自由……头两次都是面对着全世界，而且限定时间，我有些紧张，但并未失去冷静，我表示了自己的立场，说了真话，只想到不要引起误解，却忘了说服别人。这一次我们碰了杯，我说我真愿意跟他辩论一次，帮忙他弄清楚一两个问题。他说他今、明年还要到中国访问。我就说，他应当多看看、多听听，看了、听了之后还应当多想想。我的意思是：应当根据自己的见闻作出判断，不要以为在中国什么都是十全十美。尽管今天还有人在刊物上吹嘘我们这里“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也有人因为外国友人把“五·七干校”称为“五·七营”感到不满，但是我总觉得外国朋友并不是对我们一无所知。不到三个星期的访问和交谈，我才明白一件事情：法国朋友关心中国，愿意了解中国，而且正在埋头研究中国。他们有时接触到我们设法回避的问题，也只是为了加深对我们的了解，克莱芒先生就是把“干校”称为“营”的。我对他只说我在干校里受到锻炼，学会劳动，学到许多事情。但是在干校的两年半的时间里我没有一天感觉到我是一个“学生”，这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的确有人把我当作“犯人”看待。我还记得一九七一年九月底我回上海度假的前夕，“工宣队”老师傅找我谈话，对我说：“根据你的罪行，判你十个死刑也不多。”在那些人的脑子里哪里有什么“人权、民主、自由”？据说它们都是资产阶级的“遮羞布”。其实资产阶级从来是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到了利益攸关的时刻，他们根本没有什么“遮羞布”。难道我们因此就不敢面对现实？就不敢把不幸的十年中间所发生的一切彻底检查一番，总结一下？

去年十二月我在自己家里同克莱芒先生进行第一次电视对话的时候，我说我在国内享受充分的自由，他似乎不相信，但我说的是真话。他问起李一哲的事情。虽然去年六月我还听说他们是“反革命集团”，但是没有经过公开的审判，没有宣布罪状，我知道他们的大字报已经有了法文译本，在法国电视台人们正在谈论他们的问题。我不了解，就没有发言权，我只好老实地讲不知道。我没有人云亦云，也并未因此受到任何批评。要是我当时不动脑筋，就随口给人戴上帽子，那么第二次在巴黎看见克莱芒先生，我怎么向他解释？因为李一哲案件已经平反，所谓“反革命集团”只是不实之词。外国朋友对这个事件倒比我们清楚，讲起来有凭有据、头头是道。我过去吃过人云亦云的苦头，现在头脑比较清醒了。

我同克莱芒先生不止一次地谈到“大字报”的事情，但是在荧光屏上我们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外国朋友对大字报有不同的看法，以为大字报就是“民主”的化身。谈论大字报，难道我没有资格发言？整整五年中间，成百上千的“大字报”揭发、肯定我的罪行，甚至说我是“汉奸卖国贼”，在大街上、在大广告牌上长时期张贴“大批判专栏”揭发我的所谓罪状，随意编造我的所谓罪行，称我为狗，连我的老婆、兄弟、儿女都变成了狗群。我记得最清楚：我的爱人第二次被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人们在我家大门上张贴了揭发她的罪行的大字报，倘使不是我的儿子晚上把它撕掉，一张大字报真会要她的命。我在巴黎不止一次地说：“大字报有好的，也有坏的。但是总得限定一个地方，不能满城都贴。大家想想看，要是巴黎到处都是大字报，还好看吗？”我这样说，已经很能克制自己了。贴别人的大字报也不见得就是发扬民主。民主并不是装饰。即使有了民主墙，即使你贴了好的大字报，别人也可以把它覆盖，甚至可以撕掉，也可以置之不理。只有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大字报才有无穷的威力。一纸“勒令”就可以抄人家、定人罪，甚至叫人扫地出门，因为它后面有着“四人帮”篡夺了的一部分权力。但这是早已过去的事情了。今后呢……历史总是要前进的，我始终这样相信。历史是人民群众写出来的，我始终这样相信。靠长官意志写历史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这一点，关心我们国家前途的外国朋友也能理解，那么我请他们不要只是留心“民主墙”多了几张大字报，讲了些什么话，还是更多地注意我们人民群众在想什么、做什么吧。

虽然我们交谈的时间有限，可是我们还是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克莱芒先生告诉我，法国人对我表示关心，有两个原因，其中一个就是我受过“四人帮”多年的迫害。最近我见到一位访日归来的朋友，他在日本受到十分热情的接待，他说正是因为他受到“四人帮”长期的迫害。我们对外国朋友很少谈“四人帮”的迫害，可是别人知道的比我们料想的多。“四人帮”动员了全部舆论工具宣传了整整十年，没有把一个人搞臭，倒反而给他的名字添上一些光彩，这不是值得深思的吗？

倘使我第四次看见克莱芒先生，我们还会继续进行辩论，但是我们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一定加深。我们飞渡重洋，探“亲”访友，难道不是为了增进友谊？为什么我的眼前还有那一片热气腾腾的人海？为什么我的耳边还响着法国朋友们的亲切招呼？为什么我怀着倾吐不尽的真实感情写下这一篇一篇的回忆？为什么我在摄氏三十五度的大热天奋笔直书的时候恨不得把心血也写在纸上？原因是：我想到远在法国的许多朋友，我重视他们的友情，我为这友情感谢他们，我也要把这友情留传给子子孙孙。

7月16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3　中国人[1]

我出国之前完全没有想到，在法国十八天中间，我会看见那么多的中国人。各种各样的中国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过着各样的生活，有着不同的思想，站在不同的立场。他们穿不同的服装，发不同的口音，有不同的职业。我们参加过巴黎三个大学（第三、第七、第八）中文系的座谈会和招待会，会上见到他们；我们出席过在弗纳克书籍超级市场里举行的和读者见面会，会上见到他们；我们出席过法中友协的座谈会，在那里也见到他们。有些人好像真是无处不在，不过我也没有想过避开他们。我过去常说我写小说如同在生活，我的小说里的人物从来不是一好全好，一坏到底。事物永远在变，人也不会不变，我自己也是这样。我的思想也并不是一滩死水。所以我想，即使跟思想不同的人接触，只要经过敞开胸怀的辩论，总可以澄清一些问题。只要不是搞阴谋诡计、别有用心的人，我们就用不着害怕，索性摆出自己的观点，看谁能说服别人。

离开了祖国，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我是中国人。这感觉并不是这一次才有的。五十二年前我就有过。我们常常把祖国比作母亲。祖国的确是母亲，但是过去这位老母亲贫病交加、朝不保夕，哪里管得了自己儿女的死活！可是今天不同了。出了国境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觉得有一双慈爱的眼睛关心地注视着我。好像丹东讲过类似这样的话：人不能带着祖国到处跑。我不是这么看法。这次出国访问使我懂得更多的事情。不管你跑到天涯地角，你始终摆脱不了祖国，祖国永远在你的身边。这样一想，对于从四面八方来到巴黎的中国人，我的看法就不同了。在他们面前我热情地伸出手来，我感觉到祖国近在我的身旁。祖国关心漂流在世界各地的游子。他们也离不开祖国母亲。即使你入了外国籍，即使你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即使你在某国某地有产业，有事业，有工作，有办法，吃得开，甚至为子孙后代作了妥善的安排，倘使没有祖国母亲的支持，一旦起了风暴，意想不到的灾祸从天而降，一切都会给龙卷风卷走，留给你的只是家破人亡。这不是危言耸听，一百年来发生过多少这样的惨剧和暴行。几十万、上百万的华侨和华裔越南“难民”今天的遭遇不就是最有力的说明么？过去华侨被称为海外孤儿。我一九二七年一月在上海搭船去马赛，在西贡、在新加坡上岸闲步，遇见中国人，他们像看到至亲好友那样地亲热。这种自然发生的感情是长期遭受歧视的结果。一九三一年我写过短篇小说《狗》，小说中的我会“在地上爬，汪汪地叫”，会“觉得自己是一条狗”，难道作者发了神经病？我写过一篇散文《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在上海》，文章里有人说：“为什么我的鼻子不高起来，我的眼睛不落下去？”难道我缺乏常识，无病呻吟？不！在那些日子里一般的中国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是不会忘记的。今天重读我一九三五年在日本写的短篇《人》，我又记起那年四月里的一场噩梦，那天凌晨，好几个东京的便衣警察把我从中华青年会宿舍带进神田区警察署拘留到当天傍晚。我当时一直在想：要是他们一辈子不放我出来，恐怕也没有人追问我的下落，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个“孤儿”。

今年四月三十日傍晚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巴黎新安江饭店和当地侨胞会见，我们感谢华侨俱乐部的盛情招待。出席聚餐会的人有好几十位，但据说也只是要求参加的人中间的一部分。席上我看见不少年轻人的脸，我也见到那位从日内瓦赶来的女编辑，她是我一个朋友的外甥女，她想了解一些祖国的情况，但是我们的法国主人已经无法为我们安排会谈的时间了。还有不少的年轻人怀着求知心到这里来，他们需要知道这样或者那样的关于祖国的事情。总之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个聚餐会上，反正我们一行五个人，每个人都可以解答一些问题。这个聚会继续了三个多小时，我或者听，或者讲，我感到心情舒畅，毫无拘束。年轻人说：“看见你们，好像看见我们朝思暮想的祖国。”他们说得对，我们的衣服上还有北京的尘土，我们的声音里颤动着祖国人民的感情。我对他们说：“看见你们我仿佛看见一颗一颗向着祖国的心。”游子的心是永远向着母亲的。我要把它们全带回去。

聚餐以后大家畅谈起来。可是时间有限，问题很多，有些问题显得古怪可笑，但问话人却是一本正经，眼光是那么诚恳。我好像看透了那些年轻的心。有些人一生没有见过母亲；有些人多年远游，不知道家中情况，为老母亲的健康担心；有些人在外面听到不少的流言，无法解除心中的疑惑。他们想知道真相，也需要知道真相。我不清楚我们是否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解答了他们的疑问。不过我让他们看见了从祖国来的一颗热烈的心。我紧紧地握了他们的手，我恳切地表示了我的希望：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吧。祝我们亲爱的母亲——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万寿无疆。我们为亲爱的祖国举杯祝酒的时候，整个席上响起一片欢腾的笑语，我们互相了解了。

当然不是一次的交谈就可以解决问题。我这里所谓“互相了解”也只是一个开始。过了一个多星期，我们访问了尼斯、马赛、里昂以后回到巴黎，一个下午我们在贝热隆先生主持的凤凰书店里待了一个小时。气氛和在新安江饭店里差不多，好些年轻的中国人拿着书来找我们签字。我望着他们，他们孩子似的脸上露出微笑。他们的眼光是那么友好，那么单纯，他们好像是来向我们要求祝福。我起初一愣，接着我就明白了：我们刚从祖国来，马上就要回到她身边去，他们向我要求的是祖国母亲的祝福。

我还见到一位从国内出来的年轻人，他有一个法国妻子，说是几年后学业结束仍要回国。他对我女儿说：华侨同胞和法国朋友在一些会上向我提问题十分客气，有些尖锐的问题都没有提出来。这个我知道，不过我并不害怕，既然参加考试，就不怕遇到难题。我不擅长辞令，又缺乏随机应变的才能。我惟一的武器是“讲老实话”，知道什么讲什么。我们的祖国并不是人间乐园，但是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把它建设成为人间乐园。对那位从中国出来的大学生，我很想作这样的回答：“你袖手旁观？难道你就没有责任？”还有人无中生有地在文章里编造我的谈话，给自己乔装打扮，这只能说明他的处境困难，他也在变。他大概已经明白了这样一个真理：人无论如何甩不掉自己的祖国。

最后，我应当感谢《家》的法译者李治华先生。四月二十五日早晨我在戴高乐机场第一次看见他，五月十三日上午他在同一个机场跟我握手告别，在我们访问的两个多星期中，除了在马赛和里昂的两天外，他几乎天天和我在一起，自愿地担任繁难的口译工作。要是没有他的帮忙，我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他为我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我没有讲一句感谢的话。我知道这只是出于他对祖国母亲爱慕的感情。他远离祖国三十多年，已经在海外成家立业，他在大学教书，刚刚完成了《红楼梦》的法文全译本，这部小说明年出版，将在法国读书界产生影响。但是同他在一起活动的十几天中间，我始终感觉到有一位老母亲的形象牵系着他的心，每一个游子念念不忘的就是慈母的健康，他也不是例外……

我的工作室里相当热，夜间十一点我坐在写字桌前还在流汗。这里比巴黎的旅馆里静，我仿佛听见夜在窗外不停地跑过去。我的生命中两个月又过去了。我没有给那些人中间任何一个写过一封信，可是我并没有忘记他们。我每想到祖国人民在困难中怎样挺胸前进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浮现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一滴一滴的水流入海洋才不会干涸。母亲的召唤永远牵引游子的心。还需要我讲什么呢？还需要我写什么呢？难道你们没有听见母亲的慈祥的呼唤声音？我已经把你们的心带到了她的身边。

7月22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八月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4　人民友谊的事业[1]

我们在赵无极先生家里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到了十一点钟，似乎应当告辞了，主人说照法国的习惯，照他们家的习惯还可以继续到午夜。然而这是我们在法国的最后一个夜晚，明天大清早我们就要搭班机返国了。这天我们是参加了法中友协的干部会议从郊外赶到赵家的，“友协”的干部拉斯吉叶先生开车送我们到赵家。本来他和他的夫人准备两小时以后开车来接我们回旅馆，我们想让他们休息，就说自己回去方便，坚决地请他们不要来。最后他们把电话号码抄给了我们。等到要离开赵家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叫出租汽车有困难，便打电话到拉斯吉叶家，说是他早已开车出去。我们走出赵家大门，一辆面包车在门外等候，从车上走下来拉斯吉叶夫人，驾驶座上坐的是她的丈夫。巴黎的五月的凉夜突然暖和起来了。他们夫妇在巴黎地拉尔旅馆楼下同我们告别的时候，带着友好的微笑祝我们这一夜得到很好的睡眠。

我回到七楼上的房间，为了整理行李，忙了将近两个小时。凌晨一点前，该办的事情都办好了。我感到疲劳，但是我不想睡。我坐在摆满沙发的宽敞的客厅里，没有翻看书报，也没有人同我谈话，十八天的生活像影片似地在我的脑子里一本一本地映了出来。几个小时以后我就要去戴高乐机场。离开这个国家，我感到留恋，离开朝夕陪同我们活动的法国朋友，我感到痛苦。“友谊”并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和法国朋友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法中友协”是民间团体，经费有限。为了便于我们活动，朋友们借来一辆面包车，由“友协”的干部轮流来为我们开车。他们并不是“友协”的专职干部，大家都有另外的工作。他们为我们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他们想得周到，做得自然，他们接待我们就像接待久别重见的亲友。对于他们这一切全是自觉自愿的“义务劳动”，鼓舞他们的力量是友谊，是对新中国的热爱，是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每次向他们表示谢意，他们总是带笑地回答：“你们来了，我们就高兴了。我们盼你们盼了好久了。”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其实我们有许多话可以说，也应该说。同法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们想尽多地了解我们，也希望我们尽多地了解他们。他们对我们怀着无限的好意，但是对我们国内发生的事情也有一点疑惑，他们需要更多的理解。我们最后一次参加他们的干部会议，以为会上总有人提出要求帮忙澄清几个问题，他们的会议就是为着解决思想问题召开的。可是他们不愿意打扰我们，害怕使我们感到为难，什么都没有讲出来。我们感到轻松地走出了会场。只有坐在巴黎地拉尔旅馆七楼会客室的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我才想到还有许多话没有讲。我们增进了友谊，可是很难说相互的了解加深了多少！我记起来，我们进行访问的时候，好几次“友协”的秘书长马纪樵夫人开她的小车送我到目的地。有时路相当长，小车常常中途停下，我们有机会交谈，她让我们了解一些法国的事情，却从不问：“你们那里怎样，怎样？”有一次她谈起刚刚读了《家》的法译本，说对书中一些事情她也能理解，她年轻时候本来打算学医，因为父亲反对，才改学经济。另一次她的女儿也在车上，她们母女坦率地讲了些法国青年学生思想和生活的情况。“友协”的主席贝热隆先生陪同我们飞尼斯，去马赛，游里昂，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就仿佛相识了多年。他知道我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就把他收藏了多年的法译本《赫尔岑文选》送给我。我们从尼斯到马赛，因为通知当地“友协”的到站时间有错，迎接的人来迟了，急得贝热隆先生跑来跑去，不住地摇头，接连打电话找人。看见他急得那个样子，我反倒几次同情地安慰他，这当然没有用。但是后来车站上一下子出现了不少的人，他畅快地笑了。根据我的印象，这是一位脾气很好的人。为了安排我们访问的日程，他也花了不少的心血。在尼斯我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在马赛海滨我找到五十一年前的脚迹，在里昂我们过着友谊的节日。他和我们一起衷心愉快地欢笑。在维尔高尔先生“岛上磨坊”的家里我们谈得十分融洽。在沙多—吉里我重温了五十一二年前美好的旧梦。这也和贝热隆先生与马纪樵夫人的安排分不开的。从早到晚，他们没有得到片刻的休息，其他的“友协”干部也是如此。我们和他们虽然都是初次见面，但我尊敬一切为人民友谊鞠躬尽瘁的人，他们在荆棘丛中找寻道路，在泥泞里奋勇前进，对他们这种艰苦的工作，子孙后代是不会忘记的。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的工作绝不是徒劳的。你们不声不响地为我们所做过的一切，我们都牢牢地记在心上。道路可能很长，困难仍然不少，但是光明永远在前面照耀。我们回国已七十多天，代表团成员分居三个省市，今天我还接到诗人的来信，他说：“想起在法国的那十八天，意味还是很长，许多美好的回忆是不会忘记的。”诗人可能把他火热的感情写成动人的诗篇。我呢，这几篇随笔只是向法国朋友的普通问候。倘使问起我这次访问的最大收获，我的回答便是：让我也把这余生献给人民友谊的事业！

7月24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5　中岛健藏先生[1]

访法归来，我在上海写信给东京的日本友人中岛健藏先生说：“在巴黎同朋友们谈起当代的法国文学，我常常想到您，因为您是法国文学的研究者。”好久以前我读过中岛先生一篇介绍罗杰·马丁·狄·加尔的长篇小说《蒂波一家》的文章，保留着深的印象。但这次我在巴黎经常惦记中岛先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患着肺癌，据说到了后期了。

我知道中岛患癌症比较迟。去年八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我国广播电台的记者到我家里来采访，我谈起过去在艰苦的岁月里不怕困难、不畏强暴、长期为两国人民友谊奋斗的中岛先生，表示了深的怀念，我说看到他多年的艰苦工作开花结果，他应当放心地休息了，我祝愿他健康长寿。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生病，我想他不久会在上海机场出现，我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这样的等待我有过一次，那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在武汉机场同他们夫妇分别以后，我在度日如年的“牛棚”生活中常常回忆起同中岛先生一起喝酒谈心的日子，我相信我们还有重逢的机会，我等待着。等了十一年，我终于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上接到了他，我们含着热泪紧紧握着彼此的手，“你好！”再也说不出什么了。我陪同他们活动了几天，还举行过座谈会，也讲了一些我个人的事情，可是那些堆积在我心里的话却始终没有讲出来。十几年来它们像火一样地烧着我的心，我哪一天忘记过它们！非常鲜明地印在我心上的就是这一件事：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岛先生到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京子夫人同行，那天到机场欢迎的人不少，我也在其中。他们夫妇见到我，非常高兴。到了旅馆，闲谈起来，京子夫人还说看见我，他们很放心了。就在当时我也明白这所谓“放心”是什么意思，以后经过几次的交谈，我更了解他们夫妇对我的关心。那个时候《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在日本流传着各种谣言，说是郭老的著作全部烧毁，他们以为我一定凶多吉少，想不到我还出来活动，他们的高兴是十分真诚的。我的感谢也是十分真诚的。那个时候我仿佛就坐在达摩克里斯的宝剑[2]下面，准备着随时落进灾祸的深渊，我多么珍惜这一份友情。我同他们一起从北京到武汉，后来我们在武昌机场分别，我对着民航小飞机不住地挥手，想到这也许是我和他们的最后一面，泪水使我的眼睛模糊了。只有在无穷无尽的靠边受审查的岁月中，在“五·七干校”边种菜边背诵但丁的《神曲》第一部的漫长的日子里，我的内心又渐渐产生了希望，我想得很多。我常常想起东京的友人。我在报上看到中岛的照片和他到中国的消息。我盼望着、等待着同他们再见。

漫漫的长夜终于到了尽头，第一次的等待使我看到了光明。从一些熟人的口中我还听到不少动人的故事。在我生死不明、熟人在路上遇见都不敢相认的日子里，好些日本朋友四处打听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见面。有一次“中日友协”的工作同志告诉我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年近九十的土岐善韂先生到中国访问，听说不让我出来，他说他想不通。在巴黎的法国朋友也曾使用各种方法打听我是否已遭“四人帮”的毒手。友情是我的生命中的一盏明灯，离了它我的生存就没有光彩，离了它我的生命就不会开花结果。我不是用美丽的辞藻空谈友情的。

第二次的等待却成了空。我到了北京，才知道中岛的真实病情。但是我还希望他的病有转机。我开始给他写信，我去过三封信，他写过三封回信。写第一封信的时候，我还不了解他的病情的严重。他在第二封回信中告诉我，他“只能坐在床上用口述的办法进行工作。目前只是为一份杂志写连载文章《昭和时代作家群像》”。过了两个多月他寄来的第三封回信中附了一份水上勉先生到中国访问一行五位的名单，他们将在六月十五日在上海搭日航班机返国，他希望我接待他们。小说家水上先生也是我的一位老友，十六年前我和严文井、马烽两位在他府上作客，去年五月我又曾到北京饭店新楼同他和其他日本作家畅谈了一个夜晚。同他在上海重逢将是我莫大的愉快。然而在水上先生快要到上海的时候，我忽然得到通知去北京出席五届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匆忙中我给水上先生留下一封道歉的信，还有一封信是请他带给中岛先生的。可是我到了北京不几天，《人民日报》就刊出了中岛先生的噩耗。我托全国文联打了一个唁电去。但是对和中岛先生相依为命的京子夫人我能讲什么话呢？再过两天从上海转来水上勉先生的覆信：“杭州出发的前夜接到中岛健藏先生的讣告，来到上海又收到您的信和您托我转交中岛先生的信函，实在无法制止悲痛之情。”我给中岛先生的信就是访法归来写的那一封，我哪里想到他的时间竟然是这么短促，连听人念它的机会也没有！一位在北京“作协”工作的朋友对我说：“我见到和水上先生同来的木村女士，她含着眼泪说，‘中岛先生不会活过一个星期了。’”我开完会回到上海，有一天同王西彦同志谈起，他接待过水上先生，他告诉我：“同行的木村女士说，中岛先生病危时，讲过几个人的名字，有一个就是你。”

这一切我为什么早不知道？我为什么从法国回来不马上给他写信？为什么我不赶去东京探病？现在已经太迟了！他再也听不见我的声音，再也看不到我的字迹了。难道这就是结局？难道这本友情的书就从此关上给锁在书橱里面永远不再打开？不，不可能！死绝不能结束我们之间的友谊。

我最初看见中岛在一九六一年，那是中国解放后我第一次访问日本。以后我去他来，我们几乎年年见面，无话不谈，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他喜欢酒，又有海量；我几次请他喝酒，但我也常常劝他有所节制。我的劝告不会有多大作用，我知道他是借酒浇愁。当时他正在为着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事业艰苦奋斗，他接到恐吓信，他受到歧视，他的文章找不到发表地方，书店不出他的著作，生活的源泉给堵塞了，他卖掉了汽车，困苦地过着日子。他并不屈服，也不动摇。他在中日文化交流这个巨大工作上注入了多少的心血。我三次访日，当时两国邦交并未正常化，在复杂、困难的环境中，中岛先生是我们活动的一个有力的支持。我深深体会到，要是没有中岛先生这许多年的努力，我们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么？只有由荆棘丛中、泥泞路上走到大路的人才充分了解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它的主要负责人中岛先生的工作的重大意义。

有一次我和中岛闲谈，他说，看来，中日友好将是他最后一件重要工作了，他没有什么顾虑和害怕。“我挑选了这个工作，走上这条道路，绝不后悔。”他说。于是他谈起他的“新加坡的经验”来。一九四二年他当过随军记者到过新加坡，亲眼看见日本军人毫无根据地逮捕大批华侨，全部枪杀。后来有些死者的母亲拿着儿子的照片向中岛先生打听下落。他一直为这件事感到苦恼。他苦苦想着战后日本的出路。他，这个著名的评论家和法国文学研究者，终于找到了他的主要的工作—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也是他用他的心血写成的“天鹅之歌”[3]。他的确为它献出了他晚年的全部精力。

昨天日本小说家井上靖先生经过上海回东京，我到机场送行。闲谈间我想起两年前的事。两年前我也曾来这里送别，客人中除井上先生外，还有中岛先生和京子夫人，还有其他的日本朋友。不过两年的时间，机场上仍然是一片灿烂的阳光，候机室里却似乎冷清得多，我始终感觉到自己心上那个无法填补的空洞，井上先生和我都在想念那位失去的友人。

日航班机飞远了。我也回到家里。我静下来，仍然不能忘记失去的老友。我又找出他今年的来信，读着：“一九六一年樱花盛开的时节我同您一起游览了富士五湖和金泽，那个时候我们在东京还遇见了春雪，想起来好像是昨天的事情。还有东京新宿的秋田家，它的老板娘上了年纪，去年把店关了。您下次来日本就另外找一家像秋田家那样的地方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杯吧……”这是三月十六日信上的话。

敬爱的朋友，我是要来的。但是我在什么地方为我们的友谊干杯呢？中日两国的邦交恢复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了。您的五卷新作《回想之文学》出版了。您的事业正在发展，您的影响不断扩大。为什么您偏偏死在刚刚看到胜利的曙光的时候？然而您放心吧。大桥架起来了，走的人越来越多，它是垮不了的。您看不到的美景，子孙后代会看见的，一定会看见的，我相信，我坚信。

7月30日

[1]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六、十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达摩克里斯的宝剑：根据古传说，这宝剑是用头发悬挂起来的，达摩克里斯奉命坐在剑下，剑随时都会落在他的头上。

[3]“天鹅之歌”（swan song）：根据西万古代传说，天鹅临死发出美好的歌声因此借用它来指诗人的最后杰作。

26　观察人[1]

不久前有两位读者寄给我他们写的评论我的文章。他们都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位是大专学校的老师，另一位在做文学评论的工作，总之，他们都读过我的书，我就简单地称他们为读者吧。他们的文章长短不同，内容也有差别，篇幅较多的好像是我的评传，另一篇则专论《激流三部曲》。两位读者对我都有好感，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见：作者不应该对他所批判的人物表示同情甚至过多的同情。这个意见的确打中了我的要害。而且在他们之前就有人这样指出我的缺点。现在让我来谈谈我自己的想法。

首先我想说，我不知道他们的“批判”是什么样的“批判”，是不是我自己经受过几十次的那种批判？是不是那种很像在演戏的、一片“打倒”声的“批判”？说实话，这种“批判”跟我的小说毫不相干。我想到的只是讲道理的批评，我批评的对象常常是我同情的人，惟其同情我才肯在他或者她的身上花费笔墨。对于冯乐山之流，我用不着批评，我只是攻击。

五十年来我在小说里写人，我总是按照我的观察、我的理解，按照我所熟悉的人，按照我亲眼看见的人写出来的。我从来不是照书本、照什么人的指示描写人物。倘使我写人写得不好，写得不像，那就是因为我缺乏观察，缺少生活，不熟悉人物。不管熟悉或者不熟悉，我开始写小说以来就不曾停止观察人；即使我有时非常寂寞，只同很少的人来往，但我总有观察人的机会。我养成了观察人的习惯。我不大注意人们的举动和服装，我注意的是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着什么样的精神世界。长时期来我观察了各种各样的人。哪怕就是在我给关进“牛棚”的时期，虽然没有经过任何法律手续“造反派”就剥夺了我的公民权利，但是我仍旧保留着观察人的习惯。对于从各个省市来向我进行“外调”的人，尽管他们装模作样，虚张声势，有时甚至张牙舞爪，发脾气骂人，或者说假话骗人，尽管他们降低身份拼命学习传统戏里坏人干的那些栽赃陷害和“逼供信”的把戏，他们却没有想到我暗暗地在观察他们。他们的坏心思并未逃过我的眼睛，即使他们自称是“工宣队”或者“军代表”。

然而说起观察人，我也有失败的时候，例如解放后我在上海经常同张春桥打交道（他管着我们），我也常常暗中观察他，可是我始终猜不透他对我讲话时心里在想些什么。张春桥就是这样一个人！

观察人观察了几十年，只要不是白痴，总会有一点点收获吧。我的收获不大，但它是任何人推翻不了的。这就是：人是十分复杂的。人是会改变的。绝没有生下来就是“高大泉（全）”那样的好人，也没有生下来就是“座山雕”那样的坏人。只有“四人帮”才想得到什么“三突出”、“高起点”一整套的鬼话。他们说的话越漂亮，做的事越见不得人。他们垮台了，可是他们的流毒现在到处都有。譬如学习外语吧，我收听外语广播讲座时，还听到“为革命学习外语”的宣传。我想，学外语不去记单字、做练习、学文法、念课文，却念念不忘“革命”，那么一定学不好外语。同样从事革命工作的人并不一定要“为革命吃饭”，“为革命睡眠”。吃饭就吃饭，睡眠就睡眠，难道不挂上“革命”的牌子，就会损害革命者的崇高品质吗？

我写《家》，我写了觉新的软弱和他的种种缺点，他对封建家庭存着幻想，他习惯了用屈服和忍让换取表面的和平……我也写了他的善良的心。这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为什么不值得我的同情？我同情他的不幸的遭遇，却并没有把他写成读者学习的榜样。事实上并没有读者愿意向觉新学习。我在小说里写高老太爷临死前“伸手在觉慧的头上摩了一下”，对他低声讲了话，又写高老太爷一死，在场的人“全跪下去，大声哭起来”。很简单，高老太爷并不是魔王，觉慧也不是伟大的革命家。我并不红脸，我自己当时就是这样，我跟着大家跪在祖父的床前。在我的眼里他只是一个病故的老人，我那时只有十五岁。觉慧至多也不过大一两岁，他一直生活在那样的家庭里，难道他身上就没有一点封建的流毒？有。而且他有不少的缺点。他当时明白的事情也不多。他梦想革命，他不满意封建社会，但是他并不懂“为革命吃饭”等等的大道理，也不会跟他的祖父“划清界限”。至于高老太爷，据我那时的观察和后来的回忆、分析，他临死很有可能感到幻灭、泄气，他在精神上崩溃了，他垮了。有人责备我“美化”了高老太爷，说这是我的“败笔”。其实我的小说中处处都是这样的败笔，因为我的那些人物都是从生活里来的，不是从书本上来的。高老太爷凭什么不垮下来，一定要顽强到底呢？难道他那时就想得到若干年后他会在“四人帮”身上借尸还魂吗？

*1979年，巴金摄于家中。当年8月他完成了《随想录》第一集的写作

今天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人的确是十分复杂的，他的头脑并不像评论家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在我非常敬佩的某些人身上我也发现过正在斗争着的矛盾。即使在他们身上，也不是每个细胞都是大公无私的，私的东西偶尔也会占了上风。这是合乎情理的。与其事后批评他们，不如事先提醒他们。对好人也不应当一味迷信。

我有这样一个印象：评论家和中国文学研究者常常丢不开一些框框，而且喜欢拿这些框框来套他们正要研究、分析的作品。靠着框框他们容易得出结论，不过这结论跟别人的作品是不相干的。我想起一件事情：去年或者前年下半年吧，有一种杂志在上海创刊，上面发表了一篇评论《家》的文章，两次提到作品的“消极因素”。过了几个月，这刊物的一位编辑来向我组稿。我就顺便问他，我这部小说起过什么消极作用？是不是有人读了《家》就表示要做封建家庭的卫道士？或者有人读过《家》就看破红尘，出家做和尚、当尼姑？再不然就有读者悲观厌世、自杀身亡？文章不是他写的，他没有回答我的义务。我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

但“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作家是没有权利讲话的，更说不上发牢骚了。

8月2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7　要不要制订“文艺法”[1]

我国的宪法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所谓“自由”绝不是空话。这里说得很明白，一个人从事文艺创作活动，只要他不触犯刑法或者其他法律，就不应该受到干涉。宪法上并没有规定还有一种拿着棍子和帽子的人可以自由干涉别人的文艺创作活动，可以随便给人扣帽子，向人打棍子。然而有人说是不是还要制订一种“文艺法”，他并非在开玩笑，他实在是胆战心惊，因为拿棍子的人就在近旁，他们并不躲躲藏藏，却若隐若现，有时甚至故意让你看见。在这些人的脑子里，宪法是不存在的，他们对待第一个宪法和第二个宪法有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所以说话的人真正希望刑法之外还有一种“文艺法”，上面说得明明白白：写什么主题，怎样写法，如何开头，如何结束，哪一种人可以作反面人物，正面人物应当属于哪一种人等等，等等。这样一来文艺工作者就可以“安全生产”，避免事故了。

这种想法似乎很妙。其实一点也不妙。首先不会有人出来制订什么“文艺法”。其次即使有了“文艺法”，它也不会像安全帽那样保护工作的人。我还记得“四害”横行的时候，因为有人说“文艺工作危险”，就大批“文艺工作危险论”。“四人帮”及其爪牙大批“文艺工作危险论”的同时，又大整文艺工作者。凡是在文艺工作上有一点成绩的人都挨过整，受过迫害，有的给弄得身败名裂、妻离子散，有的给搞得骨灰盒中只有一支金笔或者一副眼镜。总不能说这不是一场百年难逢的浩劫吧。

现在形势大好。不过所谓“大好”也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解释。我们是在一面医治创伤、一面奋勇前进的时候，我们应当鼓足干劲，充满信心，但是绝不能够自我陶醉，忘记昨天。我们还得及时给身上的伤口敷药。还要设法排除背后荆棘丛中散发出来的恶臭。有人大言不惭地说“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仗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这种白日做梦信口开河的做法是不会变出“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来的。

然而在今年六月号的《河北文艺》上就出现了这样的话。文章的题目是：《“歌德”与“缺德”》。用意无非是拿起棍子打人。难道作者真以为“社会主义”就是靠吹牛吹出来的吗？不会吧。“四人帮”吹牛整整吹了十年，把中国国民经济吹到了崩溃的边缘，难道那位作者就看不见，就不明白？

那位作者当然不是傻瓜。他有他的想法。就有这么一伙人，有的公开地发表文章，有的在角落里吱吱喳喳，有的在背后放暗箭伤人，有的打小报告告状。他们就是看不惯“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他们就是要干涉这种“自由”。宪法不在他们的眼里，其他的法律更不在他们的眼里。

那些给蛇咬过、见了绳子也害怕的人最好不要再搞文艺创作，你们希望有一个“文艺法”来保护自己。有人就是不满意宪法给你们的这种权利，你们怎么办？

道理非常简单：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也必须经过斗争。

8月5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四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8　不会忘记[1]

我还记得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在成都买过一种“良心印花”，贴在自己用的书上。这种印花比普通的邮票稍微大一点，当中一颗红心，两边各四个字：“万众一心”和“勿忘国耻”。据说外国人讥笑我们是“一盘散沙”，而且只有“五分钟的热度”，所以我们发售这种印花以激励自己。我那个时候是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后来我相信了无政府主义，但爱国主义始终丢不掉，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一直受到各种的歧视和欺凌，我感到不平，我的命运始终跟我的祖国分不开。

然而有一点我应当承认：我当时贴了印花，我记住了国耻纪念日，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和五月九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条约“二十一条”，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表示接受。因此当时有两个国耻纪念日）。但过了一个时期我就把“印花”的事忘得干干净净，偶尔想起来自己也感到难过：难道我真的只有“五分钟的热度”吗？我每自责一次，这个记忆在我的脑子里就印得更深一些。所谓国耻早已雪尽。今天的青年并不知道“五·七”和“五·九”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没有忘记，而且我不愿意做健忘的人。

这一年我身体不好，工作较多，很少时间读书。但偶尔也翻看了几篇青年作者的作品，有的写了他们个人的不幸的遭遇，有的反映了某一段时期的现实生活，有的接触了一些社会问题……，总之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揭露了某一个时期我们社会生活的真实的侧面。有人讨厌这些作品，称它们为“伤痕文学”、“暴露文学”，说这些作品“难免使人伤悲”，使人“觉得命运之难测、前途之渺茫”。也有人说：“斗争才是主流”，“写反抗的令人感愤”。我很奇怪，究竟是我在做梦，还是别人在做梦？难道那十一年中间我自己的经历全是虚假？难道文艺界遭受到的那一场浩劫只是幻景？“四人帮”垮台才只三年，就有人不高兴别人控诉他们的罪恶和毒害。这不是健忘又是什么！我们背后一大片垃圾还在散发恶臭、染污空气，就毫不在乎地丢开它、一味叫嚷“向前看”！好些人满身伤口，难道不让他们敷药裹伤？

“忘记！忘记！”你们喊吧，这难忘的十一年是没有人能够忘记的。让下一代人给它下结论、写历史也好。一定有人做这个工作。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给他们留一点真实材料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个人的遭遇如实地写下来呢？难道为了向前进，为了向前看，我们就应当忘记过去的伤痛？就应当让我们的伤口化脓？

我们应当向前看，而且我们是在向前看。我们应当向前进，而且我们是在向前进。然而中华民族绝不是健忘的民族，绝不会忘记那十一年中间发生的事情。

8月6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八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9　纪念雪峰[1]

最近香港报上刊出了雪峰旧作诗八首在北京《诗刊》上重新发表的消息，从这里我看出香港读者对雪峰的怀念。我想起了一些关于雪峰的事情。

我去巴黎的前几天，住在北京的和平宾馆里，有一天傍晚雪峰的女儿来看我，谈起五月初为雪峰开追悼会的事，我说我没法赶回来参加，我想写一篇文章谈谈这位亡友。雪峰的女儿我过去似乎没有见过，她讲话不多，是个沉静、质朴的人。雪峰去世后不久，他的爱人也病故了，就剩下这姊弟三人，他们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但是我有这样一个印象：他们坚强地生活着。

雪峰的追悼会一九七六年在八宝山开过一次。据说姚文元有过“批示”不得在会上致悼词。姚文元当时是“长官”嘛，他讲了话，就得照办。那算是什么追悼会！冤案未昭雪，错案未改正，问题似乎解决了，却又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头。只有这一次要开的追悼会才是死者在九泉等待的那一种追悼会：伸张正义，推倒一切诬陷、不实之词。我在这里说“要开”，因为追悼会并没有在五月里举行，据说也许会推迟到召开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日子，因为那个时候，雪峰的朋友们都可能来京参加，人多总比人少好。

我认识雪峰较晚，一九三六年年底我才第一次看见他。在这之前一九二二年《湖畔》诗集出版时我是它的爱读者。一九二八年年底我第一次从法国回来住在上海，又知道他参加了共产党，翻译过文艺理论的书，同鲁迅先生较熟。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忽然听见河清（黄源）说雪峰从陕北到了上海。这年鲁迅先生逝世，我参加了先生的治丧办事处的工作，对治丧委员会某些办法不大满意，偶尔向河清发一两句牢骚，河清说这是雪峰同意的，他代表党的意见。我并未读过雪峰翻译的书，但是我知道鲁迅先生尊重党，也听说先生对雪峰有好感，因此就不讲什么了。治丧处工作结束以后，有一天鲁彦来通知要我到他家里吃晚饭，说还约了雪峰。他告诉我鲁迅先生答徐懋庸文最初是由雪峰起草的。我并不怀疑这个说法。先生的文章发表在孟十还主编的《作家》月刊上，在排印的时候，我听见孟十还谈起，就赶到科学印刷所去，读了正在排版中的文章，是许广平同志的手抄稿，上面还有鲁迅先生亲笔修改的手迹，关于我的那句话就是先生增补上去的。

我在鲁彦家吃饭的时候见到了雪峰。我们谈得融洽。奇怪的是他并未摆出理论家的架子，我也只把他看作一个普通朋友，并未肃然起敬。他也曾提起答徐文，说是他自动地起草的，为了照顾先生的身体，可是先生改得不少。关于那篇文章他也只谈了几句。其他的，我想不起来、记不下来了。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每次见面，都是这样，总的说来离不了四个字：“互相信任”。我还记得一九四四年到四五年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雪峰住在斜对面的作家书屋，他常常到我这里来。有一夜章靳以和马宗融要搭船回北碚复旦大学，天明前上船，准备在我这里烤火、喝茶、摆龙门阵，谈一个晚上。我们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了，雪峰走过出版社，进来看我，听说我们又要坐谈通宵，他就留下来，同我们闲谈到天将发白、靳以和宗融动身上船的时候。现在要是“勒令”我“交代”这一晚我们究竟谈些什么，我一句也讲不出，可是当时我们的确谈得十分起劲。

见第一面我就认为雪峰是个鲠直、真诚、善良的人，我始终尊敬他，但有时我也会因为他缺乏冷静、容易冲动感到惋惜。我们两个对人生、对艺术的见解并不一定相同，可是他认为我是在认真地搞创作；我呢，我认为他是个平易近人的好党员。一九三七年我是这样看法，一九四四年我是这样看法，一九四九年我也是这样看法，一九五七年我也是这样看法。有一次在一个小会上，我看见他动了感情，有人反映今天的青年看不懂鲁迅先生的文章，可能认为已经过时，雪峰因此十分激动，我有点替他担心。解放后他有一次从北京回来，说某同志托他找我去担任一家即将成立的出版社的社长，我说我不会办事，请他代我辞谢。他看我意思坚决，就告诉我倘使我不肯去，他就得出来挑那副担子。我劝他也不要答应，我说事情难办，我想的是他太书生气、鲠直而易动感情。但他只是笑笑，就回京开始了工作。他是党员，他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他一直辛勤地干着，事业不断地在发展，尽管他有时也受到批评，有时也很激动，但他始终认真负责地干下去。他还是和平时一样，没有党员的架子，可是我注意到他十分珍惜“共产党员”这个称号。谁也没有想到一九五七年他会给夺去这个称号，而且一直到死也没有能看到他回到党里的心愿成为现实。

错误终于改正，沉冤终于昭雪，可是二十二年已经过去，雪峰早已一无所知了。但我们还活着。我真愿意忘记过去。可是我偏偏忘不了一九五七年的事情。反右运动已经开始，全国人代会刚刚结束，我回上海之前一个下午跟雪峰通了电话，到他家里去看他。当时的气氛对他是不利的，可是我一点也感觉不出来，我毫无拘束地同他交谈，还对反右运动提出一些疑问，他心平气和地向我解释了一番。他殷勤地留我一起出去吃饭。我们是在新侨饭店楼下的大同酒家吃饭的。雪峰虽然作主人，却拿着菜单毫无办法，这说明他平日很少进馆子。他那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重庆时就传开了。吃过饭他还依依不舍地拉着我同他夫妇在附近闲走了一会。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可能已经成为批判的对象，自己已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了。

我回到上海，过一两个月再去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最后一次大会。我还记得大会是在首都剧场举行的。那天我进了会场，池子里已经坐了不少的人，雪峰埋下头坐在前排的边上。我想不通他怎么会是右派。但是我也上了台，和靳以作了联合发言。这天的大会是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给他们戴上右派帽子的大会。我们也重复着别人的话，批判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艾青的“上下串连”等等、等等。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前讲过：“今天谁被揭露，谁受到批判，就没有人敢站出来，仗义执言，替他辩护。”倘使有人揭发，单凭这句话我就可能给打成右派。这二十二年来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话，它好像针一样常常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责备我自己。我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听见大喝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我怎么向自己交代呢？

这以后我还见过雪峰多次，不过再也没有同他长谈的机会了。他的外貌改变不大，可是换了工作单位，也换了住处。他给戴上帽子，又给摘了帽子；他劳动过，又在写作。然后浩劫一来，大家都变成了牛鬼。在什么战斗小报上似乎他又给戴上了“叛徒”的帽子；我呢，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造反派”早已印发专书封我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而且我在“四人帮”的掌握中一直与世隔绝。一九七二年我爱人病危，我才从“五·七干校”迁回上海。第二年七月忽然下来了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常委冯国柱、金祖敏六个人的决定，我的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这是由我们那个组织的“支部书记”当众宣布的，没有任何根据，也拿不出任何的文件，六个人的决定就等于封建皇帝的诏令。他们妄想用这个决定让我一辈子见不了天日。朋友中谁敢来看望我这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呢？我也不愿意给别人、也给自己招来麻烦。我更害怕他们再搞什么阴谋、下什么毒手。我决定采取自己忘记也让别人忘记的办法。我听说雪峰在“干校”种菜，又听说他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我不声不响。我听说雪峰患肺癌进医院动手术，情况良好，我请人向他致意；我又听说他除夕再进医院，我为他担心；最后听说他在医院里病故，一个朋友来信讲起当时的凄凉情景，我没有发过唁电；后来听说在北京举行无悼词的追悼会，我也不曾送过花圈。我以为我已经走上了“自行消亡”的道路，却没有想到今天还能在这里饶舌。

我还想在这里讲一件事，是关于《鲁迅先生纪念集》的事情。这本书可能在一九三七年年初就开始编辑发排了，详情我并不知道。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成为战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业务完全停顿，几个工作人员也陆续散去。有人找出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校样，八百多页，已经全部看过清样了。这本书可能是吴朗西经手的，但他留在四川，一时回不来。河清（黄源）是《纪念集》的一个编辑，不过他也不清楚当初的打算和办法。看见没有人管这件事，我就想抓一下，可是我手边没有一个钱，文化生活出版社也没有钱，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雪峰，我同他谈起这件事，我说现在离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近了，最好在这之前把书赶印出来。他鼓励我这样做，还说他可以帮忙，问我需要多少钱。我就到承印这本书的科学印刷所去交涉，老实讲出我们的困难。最后印刷所同意先收印刷费两百元，余款以后陆续付清。我把交涉的结果告诉了雪峰。有天早晨他到我家里来交给我两百元，说这是许景宋先生借出来的。于是我就拉着河清一起动起来，河清补写了《后记》，但等不及看见书印成他就因父亲患重病给叫回海盐老家去了。十月十九日下午，上海各界在浦东同乡会大楼开会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我从印刷所拿到十本刚刚装订好的《鲁迅先生纪念集》放在许广平同志的座位前面，雪峰也拿到了一册。

关于雪峰，还有许多话可说，不过他似乎不喜欢别人多谈他，也不喜欢吹嘘自己。关于上饶集中营，他留下一个电影剧本；关于鲁迅先生，他写了一本《回忆鲁迅》。前些时候刊物上发表了雪峰的遗作，我找来一看，原来是他作为“交代”写下的什么东西。我读了十分难过，再没有比这更不尊重作者的了。作家陈登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主张作者应当享有版权，我同意他这个意见，主要的是发表文章必须得到作者的同意。不能说文章一脱稿，作者就无权过问。雪峰长期遭受迫害，没有能留下他应当留下的东西，因此连一九七二年别人找他谈话的记录也给发表了。总之，一直到现在，雪峰并未受到对他应有的尊重。

8月8日

[1]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四，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30　靳以逝世二十周年[1]

时间好像在飞跑，靳以逝世一转眼就二十年了。但我总觉得他还活着。

一九三一年我第一次在上海看见他，他还在复旦大学念书，在同一期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我们两人的短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年底在北平文学季刊社我们开始在一起工作（他在编辑《文学季刊》，我只是在旁边帮忙看稿，出点主意）。这以后我们或者在一个城市里，或者隔了千山万水，从来没有中断联系，而且我仍然有在一起工作的感觉。他写文章，编刊物；我也写文章，编丛书。他寄稿子给我，我也给他的刊物投稿。我们彼此鼓励，互相关心。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他到重庆，开始在复旦大学授课。他进了教育界，却不曾放弃文艺工作。二十几年中间，他连续编辑了十种以上的大型期刊和文艺附刊，写了长篇小说《前夕》和三十几本短篇小说和散文集，并为新中国培养了不少优秀的语文教师和青年文学工作者。今天不少有成就的中年作家大都在他那些有独特风格的刊物上发表过最初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得到他的帮助。那些年我一直注视着他在生活上、在创作上走过的道路，我看见那些深的脚印，他真是跨着大步在前进啊。从个人爱情上的悲欢开始，他在人民的欢乐和祖国的解放中找到自己的幸福，《青的花》的作者终于找到了共产党，他的精神越来越饱满，情绪越来越热烈，到处都听见他那响亮的、充满生命和信心的声音：“你跑吧，你跑得再快再远，我也要跟着你转，我们谁也不能落在谁的后边。”

二十年过去了。他的声音还是那样响亮，那样充满生命和信心。我闭上眼，他那愉快的笑脸就在我的面前。“怎么样？”好像他又在发问。“写吧。”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这就是说，他的声音、他的笑容、他的语言今天还在给我以鼓励。

靳以逝世的时候刚刚年过五十，有人说：“他死得太早了。”我想，要是他再活三十年那有多好。我们常常感到惋惜。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其他几位老作家在“牛棚”里也常常谈起他，我们却是这样说：“靳以幸亏早死，否则他一定受不了。”我每次挨斗受辱之后回到“牛棚”里，必然想到靳以。“他即使在五九年不病死，现在也会给折磨死的，”我有时这样想。然而他还是“在劫难逃”，他的坟给挖掉了。幸而骨灰给保存了下来，存放在龙华革命公墓里。可是我哥哥李林的墓给铲平以后，什么都没有了[2]。

一九五九年靳以逝世后，中国作家协会派人到上海慰问他的家属，问起有什么要求，家属希望早日看到死者的选集或者文集。协会同意了，出版社也答应了，不过把编辑的事务委托给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办理。最初听说要编四册，后来决定编成上下两集。《靳以文集》上集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印数少，没有人注意，而且“大写十三年”的风越刮越猛，即使还没有点名批判，出这样的书已经构成了右倾的罪名，再没有人敢于提起下集的事。于是石沉大海，过了十几年还不见下集的影子。死者的家属问原来的编辑人，说是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交出了原稿。出版社呢，还没有人到出版社去交涉，但回答是料想得到的：“现在纸张缺乏”，或者“不在计划以内”。不过我想，倘使靳以忽然走运，只要风往这边一吹，下集马上就会出来。否则……谁知道靳以是什么人？已经十几年没有印过他的一本书了。

要是靳以死而有知，他会有什么感想呢？

8月11日

*《随想录》第一集香港三联版和人民文学版书影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2]墓是我给他修建的。墓上有一本大理石的书，书上刻着这样三行字：“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家。”这是从他翻译的小说《悬崖》（俄国冈查罗夫著）中摘录下来的，字还是请钱君匋同志写的。运动一来，连书、连碑、连死者的遗骨都不知弄到哪里去了。

后记

《随想录》第一集收“随想”三十篇，作为一九七九年的一本集子。以后每年编印一册，到一九八四年为止。

《随想录》是我翻译亚·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时的副产品。我说过赫尔岑的“这些议论就在当时看也不见得都正确”。而我的“随想”呢，我可以说：它们都不高明。不过它们都是我现在的真实思想和真挚感情。

古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过去不懂这句话，今天倒颇欣赏它。我觉得我开始在接近死亡，我愿意向读者们讲真话。《随想录》其实是我自愿写的真实的“思想汇报”。至于“四害”横行时期被迫写下的那些自己咒骂自己的“思想汇报”，让它们见鬼去吧！

过去我吃够了“人云亦云”的苦头，这要怪我自己不肯多动脑筋思考。虽然收在这里的只是些“随想”，它们却都是自己“想过”之后写出来的，我愿意为它们负责。

巴金

1979年8月11日在上海

还魂草

前言

巴金。原名李尧棠，中国现代著名作家。1904年11月出生于四川成都，二十年代初开始写作，一生著作宏富。本书选收了他的《还魂草》和《长生塔》两篇小说。

《还魂草》写成于1941年末，以抗战中大后方重庆为背景。作者用传说中的“还魂草”象征两个天真小女孩利莎和秦家凤的深厚真挚友情。作品歌颂了她们的“纯洁，善良，友爱”。以及她们给予黎伯伯和周围人们的温暖。但是，由于日机的狂轰滥炸，秦家母女不幸殉难，利莎的家庭也被拆散……从而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同时作品还披露了大后方的黑暗社会和平民老百姓的苦难生活。

《长生塔》写成于1934年12月。作品以童话形式叙述一个皇帝梦想长生、驱遣“贱民”为自己修建长生塔，而最终被埋于崩塌的塔石之下的故事，反映了专制统治者及其奴才们的丑恶灵魂和他们必亡的命运。作者曾说过：皇帝就是蒋介石。他的统治就象长生塔那样一定要垮下来。“沙上建筑的楼台从来是立不稳的。”

本书中的《还魂草》曾列入我社《文学小丛书》於1959年第一次出版，这次新增《长生塔》重排。

还魂草

一

敏，五年了，自从那封报告窗下的故事的长信以后，我没有给你写过一个字。每天黄昏，我沿着那条通过这个小镇[1]的公路散步的时候，我望着四周逐渐加深的夜色，我曾经想过许多友人的事情，可是我没有一次想到你。你看，现在轮到我把你忘记了。我不再象五年前那样成天坐在窗前空等你的信了。

然而今天在林那里拿到你托他转给我的短笺，你的潦草字迹象熟朋友似地招呼我，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些时候的事。你的方脸带着亲切的微笑浮现在我的眼前，还是那么生动，那么逼真，就象你昨天才离开我似的。我跟林谈起你，谈起你那几件使我感动过的事，我们谈得十分高兴，仿佛就和你坐在同一间屋子里一样。

傍晚，我离开了林，在汽车站等了半个多小时，才挤上最后一班车子，匆匆赶回小镇去。

车上堆满了人，我不但找不到一个座位，连踏脚的地方也还是费了大力争来的。在这个山城[2]里，天黑得很早，车开出去时，我的近视眼睛就看不清楚车上的面孔了。车里没有灯，乘客们用谈笑和推挤来驱逐黑暗。

车开出了热闹的街市，就开始颠簸起来。它象一只受伤的猛兽发狂地跳着，呻吟着，在黑暗中奔跑，并不管我们这一车客人的舒适和安全。

我给颠簸了将近一个钟头，仿佛骨头都抖得松开了，最后装满一脑子的给搅乱了的思想，回到家里。我带着疲倦的身子走上楼，进了那个凌乱地摆满书桌、书架、书柜、木床、木凳的房间，把手里拿的小包随便往桌上一放，就在床上倒下来。从对面楼房射过来的灯光在我这个房间里撒下了一些影子。

我躺着，我半睡半醒地躺了好一会儿，没有人来打扰我。虽然楼下正街上响着各种各样的声音，甚至一辆庞然大物似的大卡车隆隆地在我窗下走过，我仍然安静地躺在原地方，不曾移动一下。直到一个小女孩的清脆的声音从楼梯上送进房里来，我才动了动身子，发出含糊的应声。

“黎伯伯，你的信来了，快开灯！”孩子快乐地叫着，她站在房门口，手里挥动着一件白色的东西。

我站起来扭开了电灯。孩子马上向我跑过来，口里还嚷着：“你的信。快拿去看！”略带黑色的宽脸上闪耀着一对漆黑发亮的大眼珠，嘴带笑地张开，让上下两排雪白的牙齿全露在外面。她把信递给我以后，小小的手伸起来指着她的浓黑头发，得意中略含一点羞惭，说：“你看，好不好？”发光的眼睛望着我的嘴，我知道她在等我的回答。

我手里捏着信，眼光却跟随那小小手指射到她的头上去，一只红缎子扎的大蝴蝶伏在她擦了油的乌亮头发上，映着电灯光发射出眩目的光彩。

“好看得很，”我带笑地称赞道，又问一句：“哪个给你戴上的？”

“妈妈，”她说着又笑了，昂着头笑得閏不住嘴。“妈妈给我在做新衣服，爹爹要给我买新鞋子。黎伯伯，你给我——”她抿着嘴笑，不再说下去。

我看见那一脸天真的表情，觉得这一天的疲倦都给她的笑吹走了，我高兴地问她：“利莎，你说，黎伯伯给你做什么？”我还以为她在向我讨什么东西。

“黎伯伯，你给我讲故事，讲些好听的故事，”她拉着我的手，央求地说。

“观在就讲？我肚皮里没有那么多好听的故事，怎么办？”我说着把手放在她的柔软的发上轻轻地抚摩着。她这个意外的回答使我非常满意。

“那么你明天讲，妈妈说你会写文章，肚皮里头故事一定多得很。”

“妈妈骗你的。你找妈妈讲罢，她会讲，”我故意推辞说。

“妈妈也讲，你也讲，你的故事好听。你今天想一晚上，明天就好讲罗。你给我讲故事。我给你送信——”这时她妈妈在楼下唤“利莎”，她还往下说：“你不在家，我把信给你检得好好的。”

我不能再拒绝她了。我望着她那一开一閩的小嘴，望着她那发光的黑眼瞳，望着她那天真的笑脸，望着她头上那只微微摇动的红蝴蝶，我觉得接触到一个孩子的纯洁的心灵了。

“我讲，我讲，”我感动地、愉快地答道。

她妈妈又在下面唤“利莎”。她高声应了一句“来罗”，便放开我的手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她还回过头来嘱咐我：“黎伯伯，不要忘记，明天要讲个象《还魂草》那样好听的故事啊！”

“哪里有那么多还魂草的故事？你还想听得哭起来吗？”我望着她那一跳一跳的背影带笑说，但是她已经跑出房门听不见了。过了一分钟的光景，她的铃子似的声音又在楼下响起来。

敏，你该记得还魂草的故事，这是我们大家敬爱的一个年长朋友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我第一次听到它时，还是同你住在一起。那天在我们那个房间里，林带了他的五岁孩子来，孩子缠着年长朋友讲故事，年长朋友就讲了这样的一个。将自己的血培养一种草，长成了就用它去救活一个死去的友人。这生死不渝的深厚的友情不仅使林的孩子眼里绽出泪光。连我们也被感动得许久说不出话，只能默默地互相注视。年长朋友的颤动的声音停止了，他埋下头，不看任何人，他的光滑的秃顶和发红发亮的鼻尖，在透过玻璃窗斜射进来的午后阳光下微微摆动。这个情景我至今还不能忘记。

现在林的孩子早已进了初中，年长朋友还在一个南方乡村里过着他那苦行者的生活，只有你一个人象一阵风来去不留一点踪影。但是今天你的信也来了。跟着你的信，跟着利莎口中讲出的“还魂草”三个字？那个难忘的情景又在我的脑子里浮现出来。

我拆开利莎送来的信，这正是那个年长朋友寄来的，而且意外地我在信封里发见了你写给我的另一张短笺，笔迹和字句跟我下午拿到的那张极相似。显然是你担心一张纸不容易到我手边，才写了同样的信函托不同地方的友人给我转来。

我拿了你的短笺反复诵读。我愿意把每个字都印在我的心上。我感激你关切的情谊。我知道自己判断的错误，这几年来你并没有忘记我。在你那忙碌的生活中，你还时时在打听我的消息。可是我却象石人一样地沉默了。我应该为这件事情感到惭愧。

过去的错误无法挽回，不过我还能够不让这样的错误继续下去。所以我趁今晚上电灯还亮着，又没有别的事情绊住我，就坐下来给你写信。我预备写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我要详细地告诉你我最近的生活情形。

写到这里我迟疑起来了。关于我最近的生活，我应该从什么地方写起呢？又应该写些什么呢？

我抬起头茫然望着窗下的街景。斜对面一家百货商店的玻璃橱窗带着那些绚烂的红绿颜色最先闯进我的眼睛来。在那两个雪亮的橱窗里展览着各种各类的上海奢侈品。这些东西放在任何一个女人的身上都会给她增加美丽，如今却寂寞地躺在受过敌人炸弹蹂躏的街中，向这战时小镇的居民夸耀它们的豪华了。然而被挤在两个大橱窗中间的大开的门却并不是冷清清的，也有不少的人从那里进出。我还可以瞥见柜台里的店员将包好的物品递给顾客。紧靠着这个百货商店的是一家糖果铺。它即使不是这个小镇上生意最好的一家，也应该被列在最赚钱的商店中间。它的玻璃窗里并没有雪亮的电灯，每天早晨窗内木板上总是摆满了面包和点心，但是一到晚上就只剩下白色木板空望着行人。一天从早到晚总有许多客人拥挤在这个糖果店里，等着店员们的忙碌的手包扎东西。甚至在一个红球挂出以后，这家店铺也无法立刻送走纷至沓来的顾客，早作疏散的准备。

我再把眼光移到街中，接连一个星期的小雨以后遇着两个晴天，泥泞的道路已经变成干燥的了。大学生模样的男女青年一对一对地走过，仿佛都带着闲适的表情，他们中间不时发出愉快的笑声。在街中谈笑的还有一群一群的穿制服和棉大衣的中学生，所谓一群也不过是三四个到六七个，男的和男的走在一起。女的也爱和女同学结伴。中学生的脚步下得比较快，他们还喜欢向两旁店铺张望。带着儿女逛街的中年夫妇和饭后出来散步的大学教授、中学教员、银行职员以及公务人员也不时在人丛中出现。现在正是街上最热闹的时候。

我的眼光还在往前面移，它又跟着一部分人进了一家卖面兼卖甜食的铺子。这个小小铺子也是镇上生意兴旺的商店之一，一早一晚总有好些人站在门前，用迟疑的眼光朝里面望，不能决定是否要为一碗面、一碗藕粉或者一瓶豆浆等若干时候。这个铺子和那个百货商店隔得不远，中间不过四五家店铺，在它的紧隔壁是一个卖火锅豆花的小馆子，一幅白布幔子代替了玻璃窗，人头与火炉的影子“牛皮灯影”似地映在布幔上面。

敏，你看我这趟野马跑得多远，我的笔跟着我的眼光走了这一大段路。我竟然唠唠叨叨地向你描绘这个小镇的街景，这些跟你那忙碌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想知道的不就是我的近况么？

不过说到我的生活，朋友，你想不到，这些琐碎事情也是跟我的平凡生活分不开的，它们成了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点缀。譬如说那个百货商店，我为了买利华药皂和三星牙膏曾做过它的顾客；在有警报的日子，我在进防空洞以前或者从防空洞出来，也进过糖果店买面包、饼干。我常常吃那个面馆的红烧面当早餐。朋友们从城里来看我的时候，我和他们也曾在茶铺、面馆、豆花店里消磨过一些光阴。

说起茶铺，我应该告诉你，在这个小镇的正街上，有五家茶铺。我每天总要在那些地方度过一部分时间。我的确喜欢这里的茶铺，要是没有它们，我恐怕会闷死在我这个充满煤臭的楼房里。最大的一家，正如它的招牌所表明的，是一家“茶楼”。在一个宽大的楼厅里放了十儿张红漆方桌和六七十根红漆板凳。从那些挂满墙壁的对联上，人看得出来这是本地××会[3]集会的场所。不过集会的日子不多。平时一个楼厅里常常只有寥寥十多个茶客，大半是大学生，一个人占据一张桌子，堆满了纸和书，一碗茶便可以消磨他三四个钟头，他们借这个地方来温习功课。此外有的人则是在这里会朋友商量事情。茶楼下面便是长途汽车站，站内虽有一条供乘客用的长凳，却也有少数人喜欢坐在楼上喝茶等车。但是这样的人并不多。除了星期天，早晨和午后茶楼上照例非常清静，黑脸堂倌闲得在柜台里打瞌睡。有时茶楼上就只有我一个顾客，我可以把全副精神放在一本书上面。或者那个光头微须的矮胖子慢慢地走上来要一碗沱茶，坐在角落里静静地喝了许久；或者三层楼上那个奶子高高、脸色黄黄的丫头走下楼梯讨一点开水，同堂倌讲几句笑话；或者那个大学生带着笔、墨、砚台、稿纸要一杯绿茶和一杯菊花坐在窗前写文章。他们都不会给我搅乱书本中的世界。可怕的倒是隆隆的汽车声，它使得墙壁、楼板、桌、凳都发生了震动。汽车在楼下经过的时候，我就仿佛立在颠簸的船中，船外扬起的不是浪波，却是尘雾。我如果不转眼地望着窗户，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大股大股的尘土从窗外直扑进来。靠窗的几张桌面立刻铺上薄薄的一层土。

我知道一辆汽车从附近一个市镇开来经过这里往城内驶去了，或者是从城里开往那个市镇去的汽车。它们每天来来往往经过这里至少有二三十次。那种仿佛要震破人耳膜的春雷似的车声，常常从早晨七点钟响到夜间六七点。车轮那样忙碌地奔跑，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喘息。连扑进窗来的每粒沙尘也仿佛带着热气似的。你看，我们就是在灰尘中生活着的。

敏。你不要因为这个皱起眉头。其实在我住的那个房间里情形还要更坏。我的书桌就放在窗前，窗上玻璃被五个目前落在这条街上的炸弹全震破了，现在补上了几块，也留着几个空洞。即使没有大汽车经过，只要起一阵风，大股的尘土就会从这些空洞灌进房里来。要是在晴天有阳光，我还可以看见灰尘在空中飞舞。

我住在一个朋友开的书店的楼上。关于这个房间我可以告诉你许多事，许多你想不到的事。这里原是所谓“双开间”的铺面。楼下却被一家菜馆先租去了一间，书店左边也是一家同样性质的兼卖“小笼包饺”的酒菜馆，所以它不得不夹在两个酒菜馆的当中。在酒馆的屋檐下，就是在人行道上，每一家安放着一个圆形的大炭炉，从早晨到傍晚它们不断地喷出带煤臭的烟，还有燉在铁锅上的蒸笼缝里也不时冒出白色的热气。倘使笼盖一揭开，这附近就仿佛起了云雾，大股的热气同煤烟混在一起直往上升，被屋檐阻止了，折回来，就从窗户的空洞大量地灌进楼房里。这时人在房中也会看不清楚他四周的东西。他要是努力睁大眼睛想看穿烟雾，他的眼珠又会被热烟刺痛。这并不是我的夸大的描写，在每个早晨，情形的确是如此。早晨便是烟雾最猖獗的时期。

我现在给你随便描写一段我早晨的生活：

一阵隆隆的汽车声把我惊醒了，我睁开眼睛，只看见白色的烟雾一股一股地从玻璃窗的空洞里灌进来，好象决了堤的水，很快地就淹没了整个房间，留给我的只是白茫茫的一片。

楼板和墙壁全起了震动，同时好象有什么人在我耳边大声叫喊。我觉得整个头都在嗡嗡地响。过了片刻，汽车去远了，我的脑子才跟着楼板、墙壁等等慢慢地静下来。

我坐在床上，揉着眼皮，然后戴上眼镜，努力看那些被淹没在白雾中的房内陈设。起初我看见白雾在翻腾，在滚动。后来颜色渐渐地淡了，烟雾也逐渐散去。书桌，书架，书柜，木床，木凳开始清晰地浮现出来。房里就只有这些简单的家具。

我下了床，穿好衣服，走到窗前，那股熟悉的似乎会使人肺部烂掉的煤臭一下子就扑上脸来。我几乎要发恶心，连忙掉转身抓起脸帕和肥皂、牙刷等等匆匆地逃下楼去。

倘使在星期日，那么我睁开眼睛，常常会看见利莎站在我的床前，她一对黑黑的亮眼珠不住地在滚动，宽脸上现出天真的微笑，她捏着一根纸条搓成的细捻子，好象要用它来透我的鼻孔。

“利莎。你又在做什么？”

她扑嗤笑起来：“黎伯伯，我轻轻喊你，总喊不醒。”

“你这个顽皮孩子，你哪里是喊我？你明明要透我的鼻子，”我故意做出责备的样子说。

“真的，我没有透；我要透，你早就打喷嚏了，”利莎声音清脆地分辩道，两排白牙齿在我的眼镜片上灿烂地发光。她又说：“妈妈说黎伯伯晚上写文章睡得晏。喊我不要吵你。我今早晨来过几趟，黎伯伯，你都没有睡醒，我想起妈妈说的话，我不好意思吵你。”

我伸起手摸摸这个孩子的头。她说的是真话。有两回她用这样的纸捻子透得我接连打喷嚏，但这还是我来这里不久刚和她玩熟了时的事情。在这以后她就只拿着纸捻子在我的脸上晃，却没有下过一次手。

“黎伯伯，起来罢，时候不早了，今天天气好，你带我出去走走。”或者——

“黎伯伯，起来，下楼去吃点心。”或者——

“黎伯伯，洗了脸，给我讲个故事。”

如果我问她：“你怎么不去上学？又逃学吗？”

她便会回答：“今天星期天，你还不晓得？我从不逃学的。黎伯伯，你乱讲！”她还用一根小指头威胁地指着我的前额。

这个孩子有时活泼，有时文静，喜欢用思想，重感情，记性也很好，读书不算太用功，但也不会偷懒，逃学的事情的确不曾有过。我喜欢这个九岁的孩子。

昨天是星期日，早晨我又被她的喜悦的声音唤醒了。她拿着一张纸和一管蘸饱墨汁的小字笔央求我：“请你给我写两个字。”

“什么字？”我奇怪地问道，就把笔和纸接过来。

“秦家凤，家字我会写，”她又慢慢地把那三个字重念一遍。

“秦家凤，就是你那个好朋友，梳两根辫子的小姑娘吗？”我带笑问道，便给她写好那三个字。

“就是她，”利莎笑答道，把右手第二根指头放在嘴上。

“你写她的名字做什么？是不是你要给她写信？”我又问道，还把那张纸拿在手里。

她从那件青红色方格子呢大衣的口袋里摸出一张信纸，拿在我眼前一晃，又笑嘻嘻地放回袋里，然后说：她讲过今早晨来耍，现在还没有来，我写封信去请她来。

“你们真是好朋友，一天也舍不得分开，”我故意跟她开玩笑。

“黎伯伯，你才是我的好朋友，你讲故事给我听，”利莎似乎有点不好意思，笑着把头一扭，分辩道。她忽然把我身上的棉被往下面一扯，等我连忙伸手拉住，半幅棉被已经离开我的身子垂到楼板上了。她得意地说一句：“黎伯伯，快起来！”就回头往房外跑去。我听见她还在楼梯上大声嚷道：“黎伯伯，谢谢你啊！”

不到两个钟头，秦家凤来了。这两个女孩亲热地并肩坐在楼下靠书橱的一张方桌旁边，头挨着头专心地翻看一本画报。

我从外面回到书店里，经过那张方桌，忍不住打岔地叫了一声：“利莎。”两个年轻的头立刻抬起来望着我。利莎的宽脸上现着欣喜的微笑，她满意地对我霎霎眼睛。另一张瓜子脸上也绽出笑容，薄薄的嘴唇微微张开，很有礼貌地唤一声“黎伯伯”，点一下头，两根用红绸带扎的小辫子又垂到了脸颊旁边。

我没有别的话好讲，便说了一句：“利莎，你好好地陪你秦姐姐耍啊。”

“我晓得，”利莎点头答道。

我上楼去写了一封信，是写给一个远在国外的朋友的，不过短短两张信纸，却花了我不少的时间。我在书桌前几次站起来又坐下去，刚埋下头又会抬起来。还是煤臭在折磨我。这气味不断地从窗的缺口飞进来，就贴在屋内每一件东西上面，许久都不散去，使得书桌、信笺、钢笔都发出了那种似乎搔痛人心肺的恶臭。好象有一把钝刀子在我的心上用力刮来刮去，使我发出好几声呛咳，才把信写完。

我拿着封好的信和一本没有读完的书大步走下楼去。我打算把信投到邮筒里。然后到茶楼去消磨一两个钟头。

在楼下我又遇见那两个女孩。她们现在不是坐在方桌旁边板凳上看画报了，她们坐在店门口两个小竹凳上唧唧哝哝地谈着闲话。我站在后面想听她们谈些什么题目。她们似乎在谈学校里和各人家里的事。利莎忽然注意到站在她们背后的是我，并不是一个买书的顾客，便唤声“黎伯伯”，秦家凤立刻把她那滔滔不绝的小嘴闭上了。

“你们怎么不再往下讲？”我含笑问道。

秦家凤不好意思地看我一眼，她只是微微一笑。

“黎伯伯，你不好，你在偷听我们讲话，”利莎撒娇地说。她站起来，拉住我的一只膀子要我出去，还说：“你快去看你的书。我们等一会儿到茶馆里头找你。”

我笑了笑，也就走开了。这天茶楼上的人相当多，四分之三的茶桌都被人占去了。恰好靠窗右边角里那张桌子空出来，我便坐到那里去。

满个茶楼都是谈笑声。几个学生模样的人在打“桥牌”。纸烟的灰白色烟雾在空中缭绕。我摊开书，把注意力慢慢地集中在另一个世界上面。书一页一页地在我眼前翻过。突然一个清脆的笑声在我旁边响起来。我吃惊地抬起头。在我的正对面两张年轻的笑脸灿烂地发亮，我心里一阵爽快，这意外的阳光把我从那个充满阴郁气氛的世界中救出来了。

还是袁利莎和秦家凤那两个孩子，她们真的来了。

“黎伯伯，吃花生米，”利莎说着就送过一把花生米来。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吃不吃茶？”我吃着花生米，含笑问道，我想把她们留在这里。

“不吃茶，我们刚刚吃了茶来的，”秦家凤客气地说。薄薄的嘴唇包了一嘴的笑。

“黎伯伯，你好用功啊。我们来了好半天你都没有看见。要不是我笑出来，你还不晓得，”利莎得意地嘲笑道，“黎伯伯，当心你要变成一个书呆子啊。”

我立刻把书閻上放在一边，望着她们说：“我现在不看书了。你们坐下来，我们好讲话。大家都不开玩笑好不好？”

“利莎，你看黎伯伯有点怕你了，你快坐下罢，”秦家凤抿着嘴笑道。她便在我对面坐下来。

利莎也就在我右边那根凳子上坐下了。她望着我霎霎眼睛，央求地说：“黎伯伯，我们坐下来了。你给我们讲个故事罢。”她说完，又看看秦家凤说：“秦姐姐，你不是来听黎伯伯讲故事吗？”

我把手在和莎的头上轻轻地敲了一下，故意做出责备的样子说：“就是你一个人花样多。”

“黎伯伯，不是她一个人的事，我也是来听你讲故事的，”秦家凤连忙解释道。她亲密地看看利莎。利莎也向着她微微点一下头。

我把这两张脸上的表情看了一阵。她们说话就象鸟在唱歌，利莎的声音稍微高一点。脸型虽然不同，不过表情却有点相似，只是利莎多一点稚气，秦家凤已经十岁了，略带一点沉静的大人气。此外，纯洁，善良，友爱等等，两张脸上都有，而且两张脸同样充满着朝气，好象早晨刚刚开放的花朵。

“黎伯伯，你不讲，却老是看我们做什么？”利莎不能忍耐地问道。秦家凤不做声，故意把脸掉开看墙上的对联。

“我在想，想好了就讲的，”我顺口答道，这时候我忽然想起了还魂草的故事。故事里面不是也有两个象这样年纪的孩子么？他们不也是象这样亲密地过着日子么？

我把这个故事对她们讲出来。起初她们听见我讲起两个孩子的友情，还以为我是在拿她们开玩笑，后来跟着我的叙述她们看见那两个孩子长成了，友情跟随岁月增加，两颗热烈的心连结在一起，两个人用同样的脚步，到四处去找寻那个普照万物、永不熄灭的明灯。她们的笑容没有了，利莎靠近我的身边来，秦家凤也移到利莎的旁边。两对眼睛都钉在我的嘴上，她们差不多连气也不吐地静听着。我还看见利莎的右手被捏在秦家凤的手里。

我继续讲下去：两个人永远不停脚地走过许多地方。终于在一个寒冷的夜里，在黑暗的荒山中，两人中的一个跌在岩石上受了重伤。另一个人用尽方法仍然不能挽救朋友的性命。在那个时候据说有这样的一种还魂草，人把它捣碎放在死人口里，可以使死了的人复活。这种草生长在荒山中，并不难找到，不过要用活人的热血培养，它才会长成粗大的叶子，就可以用来救人。这个人把还魂草找到了，他带回家里，栽在花盆里面，每天早晚用锥子刺出自己身上的血来浇这棵草，在一个星期以后就用草救活了他的朋友。

敏，你知道，故事的结局并不是悲惨的，两个人终于找到普照一切的明灯，给这个世界添了无限的温暖。不过我讲到那个受伤的友人临死的情形，我自己也受到感动，我的声音颤抖起来。我几次差一点讲不下去。我闭上嘴，吞一口吐沫，我就看到面前两个女孩眼里的莹莹泪光。秦家凤频频地埋下头用手绢揩眼睛，她的另一只手仍然把利莎的右手紧紧捏住，而且似乎捏得更紧。利莎好几回掉头看她的朋友，两双泪眼对望一下又掉开，我不知道她们用眼光表达些什么意思。

“我不再讲下去了，我把你们都说得哭起来了，这有什么好处？”我的叙述逼近故事的结尾时，我忽然中断地说。

“你讲，你讲，不要紧的，”利莎抓住我的袖子央求道：“我们真没有哭。”

“你还说没有哭，你看，你眼睛里是什么东西？”我指着她的眼睛说。

利莎的脸立刻红起来。她揉揉眼睛分辩道：“我不是哭。人家心头有点不好过，不知不觉地眼泪水就流出来了。”秦家凤放开利莎的手破涕一笑，她不好意思地掉开头，索性用手绢把眼泪揩去。

“不要害羞，这样的眼泪是很好的，”我感动地对她们说；“我象你们这样大年纪的时候，我听别人讲故事也哭过。”

两个小小的头默默地点了一下，还是利莎先开口：“黎伯伯，快讲啊，还有好长吗？”

“快完了。你们看那个朋友已经救活起来了，还有什么好讲的！”

“你自己编一点也好。你不是很会编故事吗？你写了那么多的书，”利莎说。

敏，这次利莎的话说准了，还魂草的故事里面已经加进了我的感情，我随讲随编，加了好些描写和叙述，而且给这个故事换了一个更乐观的结局。说完故事的最后一句，我望着她们嘘了一口气，我看见两张年轻的脸上都笼罩着一种明澈无比的微笑，我觉得一股热气进了我的心中，很快地我全身都感到了温暖，我感激地微笑了。

利莎站起来，轻轻地对秦家凤说：“秦姐姐，我们回去罢。”她拉开板凳，提高声音笑容满面地对我说：“黎伯伯，谢谢你啊。”秦家凤的瓜子脸也向着我点一下。于是两个孩子手牵手地往楼梯那边跑去了。

过了一阵，又是那两个女孩子来唤我回店里去吃饭。在饭桌上她们两个坐在一边。利莎还常常替秦家凤挟菜。秦家凤先放下碗，等着利莎吃完，才一起离开桌子。两个人又手拉手地往外面去了。

敏，以上的话全是两天以前写的。我从晚上一直写到夜深，写到同房间的人睡醒了一觉再睡的时候，才放下笔，折好那些作为信笺的稿纸。但是我的一双腿已经冻到几乎不能够动弹了。

第二天我便因为受了寒躺在床上爬不起来。我没有吃东西，没有看书，睁起眼睛在床上想了一天的事情。在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中，总有你那对炯炯的眼睛在向我注视。敏，你看，我何尝忘记过你？我忽然又想起了你五年前对我说过的话：“你要好好地照顾自己，你也该学会忍耐。”的确，我现在已经学会忍耐了。

这天朋友夫妇都来看过我，但是来得次数最多的还是那个小利莎。她上午回家听说我病了，马上带着书包来看我，问我病得怎样，又问我要不要吃东西。她絮絮地向我讲她在学堂里看见、听见的一些事情。看见天真善良的小小脸上的笑容，我仿佛受到春日阳光的抚摩，我心上的郁结全消散了。

她忽然停住嘴，向窗外一看，一团一团的白汽在窗洞口盘旋。她把嘴一呶，生气地自言自语：“又是煤臭，真要把人熏死！”她回过头，赌气似地对我说：“黎伯伯，这个地方真不好，我们应该搬家。你看，你生病：他们还要熏你。”

她说的是真话。煤臭，煤臭，两个炉子放在窗下，一边一个，早晨生火的时候用烟来熏我们；包饺出笼的时候，用带油香的蒸汽来闷我们；而且整天用那无孔不入的煤臭来刮我们的心。

“搬家？找不到房子，又搬到哪里去？要是有房子你父亲早就搬开了，”我苦恼地答道。

“包饺一笼，排骨面三碗！”粗大的声音在楼下喊起来。这也是人的声音。为什么人对人这样残酷呢？难道我们同他们中间又有过什么仇恨？无怪乎这个孩子又愤愤地说了：

“他们也是人，为什么这样不讲理？不过多卖几个钱，却不让人家舒服。爹爹向他们办交涉，总讲不好！”

不错，我那朋友同楼下两家酒菜馆的主人办过交涉，请他们把炉子移到店铺里面，不要放在人行道上，却遭他们严辞拒绝。后来实在受不住烟熏，朋友又到镇上警察分署去请求设法。那位制服整洁的讲湖北话的巡官亲自来书店调查了一通，客气地吩咐朋友写一张呈文递上去。这张呈文费了朋友许多天的功夫，呈文上去以后，到现在还没有下文。我们仍然整天受着煤烟熏炙。朋友那个新生的男孩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养育起来的，现在开始呀呀学语了。

“有什么办法呢？现在一般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只知道顾自己，不会想到别人。你爹爹态度不够硬，又是随随便便，所以交涉总办不成功，”我说的全是牢骚话。敏，我知道你听见一定会责备我，我不应该对一个九岁小孩说出这种话。

“我不相信，我就不要只顾自己！黎伯伯，你说得不对，”利莎嘟起嘴固执地说。

我又一次接触到孩子的纯洁的心灵了。这比良药还更能够治我的病。我用感激的泪眼望着她。

“黎伯伯，你不舒服吗？怎么有眼泪水？”她忽然发觉了我的眼泪，又看见我痴呆地望着她，不知道我心里想些什么，就蹲在床前关心地间道。

“没有什么，你说得很对，”我摇摇头说。

“你一定是不舒服。不要讲话了，好好地睡罢，”她象一个大人似地吩咐我。

下午利莎放学回来，在下面跟她母亲讲话。我刚刚醒过来，觉得心里好受一点，听见她的清脆的、不带丝毫烦恼的声音，仿佛一阵温暖的微风迎面吹来，把全屋子的煤臭吹走了，我感到一阵爽快。

不久利莎走上楼来。她刚刚到门口，就嚷着，“黎伯伯，你好些没有？”

“好些了。你放学回来了，”我高兴地说。

她敞开大衣，带跳带跑地到了我的床前。一只蓝地白点的绸子蝴蝶在她的头上微微地闪动。

“我跟爹爹讲过了，要他一定把隔壁开馆子的赶走，赶走了屋里头就没有煤烟了，”她象报告一个重要消息似地认真地说。她满意地微笑了。

我默默地望着她的笑容，低声回答了两个字：“很好。”

“黎伯伯，你今天吃过东西没有？”她又殷勤地问。

“我吃过一碗藕粉冲蛋，觉得很好，”我含笑答道。

“很好，”她学着我的口音说，自己也忍不住扑嗤笑起来：“黎伯伯，你真滑稽，不管什么，你总说很好，很好。生了病睡在床上也说很好。你看，满屋的煤臭，你难道也说很好？”她刚说到这里，一辆从城里开来的汽车逼近了我们的窗下，一阵轰隆的巨声带着灰黄的尘土扑进窗里来。她忽然发出一声呛咳，然后拿手绢揩了揩嘴和鼻孔，抱怨地自言自语：“人家就不给你安静，一会儿是孔隆孔隆汽车开过来，一会儿又是排骨面几碗。”她又对我说：“黎伯伯，亏你还睡得着，你真能够忍耐！”

我吃了一惊。她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敏。你看现在连一个九岁的孩子也责备我能够忍耐了。不知道你听见会有什么感想？你猜我怎样回答她？

“在这种时候人活着就需要忍耐啊，”我的确是这样地回答她的，而且我还加上一句：“你小孩子不懂得。”

“黎伯伯，你不对，你动不动就说我们小孩子这样那样。难道你自己就没有做过小孩子！”利莎噘起嘴不以为然地说。

我不答话，却望着她笑起来。

她要讲话，楼梯上一个叫声把她阻止了。声音不高，我一听就知道是秦家凤的，声音继续着，显然是那个女孩走上楼来了。利莎一边答应，一边往门外跑去。

又是两个孩子手拉手地走进来。“你上去就紧不下来，”秦家凤笑着埋怨利莎道。她快要走到我的床前，便站住，点一下头，唤了一声“黎伯伯”，又转过头望着利莎微笑。

“黎伯伯，秦姐姐听说你生病，特为来看你的，”利莎笑着说。

秦家凤便掉头朝着我接下去说：“黎伯伯，你好些了吗？”

“好多了，谢谢你啊，”我点头答道。

“黎伯伯，你不要着急，她今天不是来听故事的。不过你病好了一定要给我们讲故事啊，”利莎高兴起来又跟我开玩笑说。

“利莎，你不好，黎伯伯生病，你还要吵他讲故事，”秦家凤伸手把利莎头上那个蓝花蝴蝶整理一下，一面搭讪地说。

利莎掉转头对秦家凤闪闪眼睛，带笑分辩道：“你现在不要在黎伯伯面前讨好。讲故事还不是归我们两个听？”她又回过头来看看我，“今天黎伯伯害病，就是你请他讲，他也不肯讲的。”

“我讲，我讲，”我毫不踌躇地接连说，我很高兴，她们给了我这样大的喜悦！我也愿意使她们满意。一个故事自然而然地浮到我的脑子里来了。我便开始说：“从前有一家人——”

两个孩子正在交换眼光。忽然利莎嚷起来：“我们现在不要听，我们现在不要听！”她笑着，秦家凤也笑着。两个孩子马上掉转身，手拉着手轻轻地往楼下跑去了。

我又睡了一觉，醒来时只听见隔壁房间里一阵唧唧哝哝的声音，我的听惯了喧嚣也听惯了寂寞的耳朵立刻分辨出来这是利莎同秦家凤两个人在那里讲话。她们的话似乎越讲越多，话中常常夹杂着笑声，仿佛两个人都很高兴。过了好一会儿，声音终于寂然了。两个人好象轻手轻脚地走出房来。我想她们一定是到楼下去，不过我也动一动头，把眼睛掉向着房门。

我这房门是终日终夜都开着的。这时忽然伸进来两张年轻的脸，黑黑的头发，两朵紫花旁边停住一只带白点子的蓝蝴蝶。两个人的发亮的眼光直往我的脸上射来。我忍不住笑了。

于是两个孩子又带跳带笑地奔进来，很快地就到了我的床前。

“黎伯伯：你今天睡得太多了，”利莎嘲笑地说。

“黎伯伯，我们先前还来看过你，你睡得呼呀呼的，”秦家凤说了，自己抿嘴笑起来。

“我哪里睡觉？我只听见你们在隔壁叽哩咕噜吵了大半天，不晓得吵些什么，讲得那样亲热，”我也跟她们开玩笑道。

“黎伯伯，你说得不对。我们轻轻地讲话，又没有吵嘴，你怎么说吵了大半天！”利莎笑着辩道。

“这又算是我讲错了。你这个多嘴的小姑娘，我讲不过你。我只问你刚才我正要给你们讲故事。你们为什么一下子就跑开了，是不是嫌我讲得不好？”

听见我这几句话，两个人又互相望了望；利莎闪闪眼，秦家凤笑笑分辩说：“黎伯伯，不是啊。我们怕你讲累了，会翻病的。”

“妈妈说过，黎伯伯生病，不要再请他讲故事，”利莎连忙接下去说了这一句。

看见她们的充满善意和关心的表情，我只有感激地点点头，接连说了三个表示了悟的“哦”字。

“还有袁伯母要我们来问你，要不要吃什么东西，”秦家凤再说。

不等我开口，利莎就接下去：“我晓得，要一碗藕粉冲蛋。”她扑嗤一笑。

“利莎，你真聪明，猜得到我的心，”我也忍不住笑了，却故意称赞她一句。这时夜幕已经罩上天空，在对面楼房中电灯光黄黄地亮了，楼下酒菜馆里显得十分热闹，江苏口音的茶房大声嚷着：“五号的大红蹄、炒肉丝快点！”我也觉得肚子有点空虚了，便说：“那么你们下去的时候，喊人给我买碗藕粉冲蛋也好。”

“我们现在就下去，我要回去了，”秦家凤对利莎说；然后她望着我，“黎伯伯，我回家去罗，下回再来看你。”

“好，谢谢你，放学时候再来耍啊，”我点点头说。

“秦姐姐，你看黎伯伯真客气，还在说谢谢你，”利莎笑起来说。秦家凤也笑了。

“我要来的，我还要来听黎伯伯讲故事，”秦家凤说，向我行一个礼，就牵着利莎的手走了。

少了这两张发光的笑脸，房里顿时阴暗起来。夜吞没了我的房间。但是我的心和我的身体却是很暖和的。我不扭开电灯，黑暗可以帮助我思索，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许久。

还是利莎端了藕粉上来给我开灯的。

这个晚上我睡得早，而且睡得很好。心里非常坦然，一切暗影都消散了。没有噩梦。夜在我的安静的睡眠中过去了。

早晨我又被利莎唤醒。这是意外的事，因为今天不是星期日。利莎站在床前，使劲地推动我的头，惊惶地叫着：“黎伯伯！黎伯伯！快起来！”我睁大了眼睛。

“你快起来！爹爹跟下面吵起来了！快点！他们要拿刀来杀爹爹！”她两只眼睛惊恐地睁得很大，脸色也变成惨白，说话带点口吃，现出了很可怜的样子。

“你不要怕，不会有这种事情，他们绝不敢，”我安慰她说，即刻披起衣服下了床。我听见一个粗暴声音骂着：“娘操×，你有本事你就下来！”

“下来就下来！”我那个朋友气得声音打颤，接着橐橐地走下楼去。

“快去，快去，”利莎又在催促。

“不要紧，”我一面说，一面穿好衣服同利莎一起走下楼去。我听见朋友太太在隔壁同娘姨讲话，便断定事情并不严重。

楼下店门大开，朋友同一群人往警察分署去了。我们再听不见争吵声。利莎的脸色也恢复了红润。她听见我问她要不要跟着去警察分署的时候，她不回答，却先问我，“黎伯伯，我忘记了，你的病还没有好嘛？”

“完全好了，你要去我可以陪你去。”

“你还没有洗脸嘛，”她望着我说，接着又自言自语：“偏偏不凑巧，张先生进城去了，黄子文又去买菜去。店里头一个人都没有。”张先生是店员，黄子文是练习生，都是睡在我这个房间里的，张先生进城去批货昨晚没有回来。从她的脸色和语意我知道她盼望我陪她去，我便直截了当地说：

“等一会儿我回来洗脸也是一样。那么我就陪你去看你爹爹罢。”

“好，谢谢你！”她满意了。但是她还站在窗下仰起头唤她母亲，问道：

“妈妈，我跟黎伯伯去看爹爹去，好吗？”

她母亲从楼上窗里露出上半身来，小弟弟还抱在怀里。她母亲温和地嘱咐道：“好的，不过你要快点回来啊你今天还要去上学，不要耽误了。”

“我晓得，我晓得，”她答应着就拉着我的手走了。

在路上她简单地告诉我这件事情的经过：楼下左边那家菜馆生火，煤烟冒上来，完全灌进隔壁房间里，连小弟弟也呛得哭了。利莎的父亲从窗里向楼下讲话，要那个茶房把炉子搬动一下，茶房不肯，就吵起来。她父亲把一盆还未用过的脸水朝炉子上倒下去，火灭了，茶房的身上也溅了水。茶房便拿了一把菜刀出来，说要杀她的父亲，把书店大门的门闩都砍落了。因此她害怕起来。

“你真傻，杀一个人，哪里有这样容易！你看你妈妈都不着急！”我半安慰半嘲笑地说，伸手在她的头上轻轻，地敲了一下。

她不作声，脸红起来，不过看脸色，我知道她的恐惧已经渐渐地消失了。她仰起头看看我说：“黎伯伯，你没有看见他刚才那种凶相，那个不讲理的茶房——”话没有讲完，我们已经到了警察分署的门前，她便住了嘴。

这分署也是将就用一家商店的旧址改修的。只有两扇铺门开着，却被一大群看热闹的人堵塞了。我站在门口，除了一堆人头外什么都看不见。小小的利莎几次踮起脚，伸长颈项，也没有用。

里面各种口音在讲话，中间也有她父亲的声音。声音似乎很清楚，但是我仔细听去，却又连一句话也听不出来。不过我知道她父亲不会吃亏，便安慰她说：

“利莎，回家罢。看情形不会有什么事了。你爹爹就要出来的。在这里久站也没有用处，你还要去上学。”

利莎看看我，露出了失望的眼光。她嗫嚅地说：“就再等一会儿罢。”

我了解她这时的心情，便捏住她的手不再作声了。

不久她的父亲便从人丛中走出来。她看见他，马上扑过去，亲热地唤着：“爹爹。”我的笔形容不出她脸上的欢喜的表情。

“你跑来做什么？你不去上学？”她父亲含笑地频频抚摩她的头发。

“我怕他们会欺负你，”利莎偎着父亲，两只手拖住他的膀子，偏起头仰望他，亲热地说。

“不会的；这不过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朋友简短地回答，脸上浮出他常有的微笑。先前的怒气早已消散在九霄云外了。

在回家的途中朋友把交涉的经过对我说了。这次的交涉算是有了结果：署员吩咐茶房把炉子搬开。关于倒水的事，茶房要求赔偿，署员却说：“本来应该罚他五块钱，不过我已经申斥了他，他是读书人，受申斥比罚款还厉害，所以你也用不着再讲了。”这样就遣开了茶房。现在我们还可以听见茶房气愤地在后面乱骂，不过隔了十多步。我们走得并不快，他也不追上来。

“不对，不对，真正没有道理！”利莎愤愤不平地说：“爹爹，你没有一点错，怎么又怪你不是？”她又看看我说：“黎伯伯，我们再去讲去。”

“这不过是一句话，好在炉子的问题解决了，”她父亲还是满不在乎地跟她讲话，脸上依然带着和善的笑容。

我赞成利莎的话，不过我却摹仿她父亲的调子回答道：“算了罢，再讲也讲不好的。现在且看炉子是不是会搬开。”

“这次一定搬开，不会再有问题了，”朋友满意地说。他对什么事都是乐观的。

我笑笑，也不讲别的话。

这天天气特别好，虽然山谷里还积着雾，但也显得十分稀薄。冬日的阳光温和地抚摩这条长长的镰刀形的马路。近来常常是愁眉苦脸的天空也开颜微笑了。我站在门前望着在屋檐上、在电线上快乐地唱歌的麻雀，又看看对面楼窗上的一抹金色阳光，我相当高兴。这时店两边炉子里和蒸笼里照常发散出一阵一阵的烟雾，但是我也不去注意这些了。

十点钟光景我在茶楼上听见堂倌说“挂球”，连忙到临街的窗前去看，果然街上有人在跑，一个人间：“几个球？”一个人回答：“当然是一个红球。”对面的几家商店纷纷在上铺板。

一个红球，这是预行警报了。所谓球便是红纸灯笼，这时它一定高高地挂在川康银行背后山坡上警报台的球杆上面。我用不着到那里去看明白，便付了茶钱拿起书走出了茶楼。

好些天没有警报了，今天雾很稀淡，敌机多半会来一趟。这样想着，我决定先到小学接利莎去。

小学在一条死巷里面。说是死巷也不恰当，因为在巷子的尽头虽是无路可走，却也有一片远景。这里算是高坡，坡下横着一片冬水田，斜对面坡上还有一所女子学校。作为小学校校址的古庙就是在女子学校的正对面。门前有两棵大黄桷树，也应当是年代久远的老树了。

我看见有些小学生陆续从里面走出来，便站在树下等候利莎：不久利莎挂着书包，一跳一跳地在大门口出现了，靠近她同她讲话的便是那个梳两根小辫子的秦家凤。她们只顾讲话，没有注意到我，我便高叫一声“利莎！”

两个头高高地抬起，两对眼光立刻射到我的脸上，两个人同时惊喜地叫出来：“黎伯伯！”

她们跑到我身边，利莎高兴地拉住我的手问道，“你站在这儿做什么？”

“我来接你们的，现在快走罢，”我说。

我们三个走出这条死巷子，秦家凤应该往右手边走了，便向我和利莎告辞，笑着点一个头，说：“等会儿见。”利莎扬扬手回答她，多余地添一句：“在防空洞里见。”

利莎一家人同秦家凤母女平常都躲在川康银行的防空洞里面，我也是。因此放了空袭警报以后我们还有机会看见秦家凤。

我和利莎向左手边走。书店就在眼前。铺板已经上好，两扇门还开着，利莎的母亲抱着孩子立在门口，对我们微笑，还问一句：“是黎伯伯去接你的吗？”

“黎伯伯在学堂门口等我，”利莎得意地答道。她又向我央求说：“黎伯伯，以后有警报你就来接我，好不好？”

“好的，”我爽快地回答她。忽然一辆从城里开出来的长途汽车飞也似地在我们面前跑过去了。车辆卷起大股的灰尘，在空中旋转。我们只好屏住气背转了身子。

“太太，都弄好了，就走吗？”那个矮胖的老妈子拖着两个大布包一拐一拐地走到门口，喘吁吁地说。

“王嫂。车子哪？还是把车子推去。等到空袭警报发了再走，”利莎的母亲看了看老妈子，就这样回答。

王嫂放下布包，又进去推出了那一架小孩坐的藤车。就在这时候空袭警报的汽笛声响了，声音不很清楚，但是挂在电杆上的警报钟又接着嘡嘡地响起来。

“空袭了！”利莎兴奋地嚷着。

“我们就走，”她母亲答道，又转身去看王嫂，王嫂把车子推了出来，我便帮忙她把布包放到车上去。

“爹爹哪？”利莎忽然问道。

“爹爹到大学上课去了，他会在那边躲的，”她母亲答道。又把左手里捏的三张白色卡片式的防空证向我递过来说：“还是让黎伯伯拿着防空证罢。”

书店两边的酒菜馆一直到这个时候都是十分热闹的，现在那里面起了一片闹声，客人们慌慌张张地跑出来。那个散放煤臭和烟雾的炭炉也闭上大嘴休息了。

我把利莎母女送进了川康银行，一个人坐在银行侧门外矮树下一块石头上面等侯紧急警报。在这里我可以望见警报台上的灯笼，也看得见街中的行人。马路似乎安闲地睡去了，没有气息，没有尘土。寥寥几个穿黑制服的防护团团员寂寞地在岗位附近闲踱。四周很静。鸡鸣、雀噪和人语安详地在空中飘荡，显得特别响亮，特别清楚。

过了一阵，紧急警报还没有来。我坐得有点不耐烦了，便站起来。越过马路我望见山谷里还浮着一张疏疏的雾网，但已经被阳光穿破了。田、树、沟、屋全露在我的眼前，只是仿佛还被一层玻璃罩住了似的。田坎上有人影在摇晃，树下也显露出人影来。一些人站在公共防空洞洞口等待消息。

“黎伯伯，你还不进来！”利莎从川康银行侧门内探出头来唤我。侧门开着一扇，那个穿制服带手枪的行警还立在门外查看防空证。利莎把身子移到门边，靠在她肩上的还有另一个女孩的头，那自然是秦家凤的了。两双年轻的眼睛带笑地对我霎动。利莎又说：“快进来罢。黎伯伯，你在等哪个人？”

她的话没有说完，我就听见凄厉的紧急警报声，这声音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但是一瞬间整个山坡都响遍了。同时急促的钟声接连不停地敲起来。我仰头去看警报台：两个红球全落下了。剩着瘦长的球杆高耸在山坡上。

“黎伯伯，快进来，紧急罗！”秦家凤带点惊惶地催促道。

我进了门，行警包跟着进来，把门关上了。

利莎拉着我的手，往洞口走去。我问她：“你妈妈呢？”

“妈妈她们下洞里去了。”

秦家凤还说：“黎伯伯，我们进洞罢。进去晏了，会没有座位的。”

我把这两个孩子送下洞去。自己走上石级，在洞口立了一阵。

时间在静寂中过得很慢。忽然静止的空气开始动了，发动机的声音清晰地从天的一角发出来，声音逐渐增大，逐渐逼近，仿佛有一只巨大的魔手正向这个小镇伸过来似的。

“来了，来了，”有人发出这低微的惊呼，留在洞外的人齐跑到洞口，鱼贯地走下洞去。

洞里点着洋烛，上下两旁都有木板，两排木凳上坐满了人，我走完石级把脚踏上地板，就听见利莎的声音：“黎伯伯，到这儿来坐。”我朝声音来的地方看去。利莎坐在她母亲的旁边，这时刚刚站起来，让座位给我，我便过去坐下了。利莎就靠在我的身上。她母亲怀里的小弟弟却已沉沉地酣睡了。秦家凤母女坐在我们的斜对面。

在洞里也还听得见机声，敌机就象是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似的。没有一个人讲话。于是一声巨响打破了沉默，整个洞子微微地震动了一下。

“落弹了，”一个声音轻轻地说。

“大概就在磁器口，”另一个声音轻轻地回答。磁器口是附近另一个市镇，又是长途汽车的终点。我想被炸的多半是那个地方。

炸弹孔隆孔隆地落下，虽说是巨响，但是传到洞子里却只有轰轰的声音。洞子里空气跟着在震动，我的身子也微微地摇晃了两下。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洞中静得象一座古庙，我连自己的怦怦心跳也听得十分清楚。

接着开始了静寂，放在我和对面座位之间的那根长板凳上，一支孤零零的洋烛发出摇曳的微光，烛泪流了一大摊，火快要烧到板凳了。有人着急地吩咐女工，“洋蜡烛，快点！”站在我膝前的利莎突然一口吹灭了火。那些暗黄色的面孔立刻消失在黑暗中。于是火闪似地亮起来手电筒的白光。

另一支洋烛点燃了。可怕的机声已经完全消去。代替它的是人们的谈话、咳嗽和笑声。有人移动身子往外面走。我闷得难受，也打算出去。我站起来，一只手还搭在利莎的肩上。她掉转头望着我轻轻地说：“我跟你出去。”

我牵着她的手走上二十多步石级，出了黑暗的洞穴。阳光使我差一点睁不开眼。但以后我也就习惯了。我昂起头畅快地呼吸几口新鲜的空气，我听见利莎自语似地在说。“到底是在外面舒服。”

“不要紧，敌机今天不会再来了，”我安慰她说。

一个人影从洞里闪出来，旧呢大衣盖着灰绒线衫和青裙子。这是秦家凤，她一边揉眼睛，一边唤着“利莎”。

“你也出来了？”利莎笑着问她。

“洞里太闷，我坐不下去，”她答道。她又嘟着嘴抱怨利莎：“你也不等我，就先出来了。”她把右手绕过利莎的后颈搭在利莎的右边肩头。

“我不晓得飞机走了没有走，所以不敢喊你出来，”利莎闪闪眼睛笑答道。

“那么你胆大，”秦家凤嘲笑地说。

我们靠着洞外石壁随便说了几句话。利莎又缠着要我讲个故事。我便把“能言树”的故事讲给她们听。

我刚刚讲了两段，警报台上又挂起了两个红球，现在是恢复空袭警报了。行警高兴地嚷着：“休息球，休息球！”

从洞里陆续走出来一些人。利莎的母亲抱着酣睡的孩子出来了，秦家凤的母亲跟在后面。秦太太面孔显得苍老，身体瘦弱，手里拿着一根手杖，走完最后一级，跨过门就喘了两口气。

两个孩子都掉转头去看各人的母亲，利莎唤一声“妈妈”，秦家凤却只点头对她母亲笑笑。

“利莎，你又缠着黎伯伯讲故事了，”利莎的母亲带笑地说。

利莎笑笑，我接着往下讲。她们渐渐地被我的故事吸引住了。两个人都不瞬眼地望着我。我也兴奋地继续讲下去。可是不等我讲完，解除警报的长长的汽笛声又来打岔了。

王嫂扛着布包从洞里出来，看见利莎便说：“利莎，回去罗。”

利莎含糊地答应一声，也不看她一眼。王嫂走到侧门旁边，把布包放到藤车上面。

两扇侧门大开，人们朝那里走去。两个孩子的母亲都走到门口了，还回过头来唤她们的女儿。我也不便久站在这个地方，便说：“走罢，我们回去再讲。”

利莎和秦家凤一边一个跟着我出来。街上满是携儿带女背包提箱的行人。有几家商店正在卸铺板。王嫂推着藤车在前面走。利莎的母亲抱着刚睡醒的孩子一边走，一边跟秦太太讲话。

走到横街口，秦太太应该转弯了，便站住等候秦家凤。我问这个女孩：“你跟你妈妈回去吗？”她不答话，却轻轻地跑过去，站在她母亲面前，央求似地讲了几句。

我不知道她在讲什么，不过我可以猜到她的意思。果然她站了片刻，望着她母亲点着手杖进入横街以后，便回到我们的身边来。

我带着两个孩子走回店里，别的人都回来了。为了喝开水，我们又走入楼上的房间。我第一眼便看见满桌满床的尘土。热水瓶仍然安全地立在方桌的一角。我拿起水瓶倒水，两个孩子便动手打扫灰尘。

我们三个人都喝了水。我在椅子上坐下来，让她们坐在床沿上，我继续讲“能言树”的故事：

“大树吸收了女孩的眼泪以后居然能够发声讲话了：在大地上一切的人都是没有差别的。凡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用种种方法来维持自己的幸福，这样的人是不会活得长久的。连那二十二层的长生塔也会在一个早晨的功夫完全倒塌。只有年轻孩子的心才能够永远存在。’

两对漆黑的大眼睛泪汪汪地望着我的脸。它们是那么明亮。

我继续转述大树的话：

“去罢，伴着你哥哥去罢。你的眼睛也可以做你哥哥的眼睛。他会用你的眼睛看见一切的。去罢，去帮助别人，同情别人，爱别人，这都是没有罪的。”

我自己在做荒唐的梦，还把两个孩子也引入了梦中。她们接连地霎动眼睛，静静地听着我讲完最后的一句。

小女孩扶着瞎眼的哥哥向着大路走去了。给我们留下来这个陈设凌乱的房间。楼下又在叫喊了：“排骨面两碗。”接着是一辆卡车吵闹地跑过去。灰白色的煤烟开始从窗的缺口飘进来。

“怎么又有煤烟？”利莎揉着眼睛厌恶地说。

“楼下又在生火。真讨厌，总不管别人！”秦家风气愤地说，她也在揉眼睛。

煤烟越来越多，很快地就把这个房间变成了雾海，我忍不住呛咳了两三声，只得同两个孩子逃到楼下去。

两个炉子依然放在原处，都冒着烟。左边酒菜馆里那个拿刀砍门的茶房躬着腰用火钩在掏炉桥，他好象并没有把炉子搬开的意思。

“你看，这就是你爹爹办的交涉，”我生气地说。

“不是说喊他们搬开吗？他们怎么又不听？”利莎惊奇不解地说。

“没有用，没有用！就是熏死也不过我们几个人。哪个肯真心来管这些闲事！”我恼怒地又发起牢骚来。

两个孩子自己很不满意这件事情，看见我逝在生气，便不再讲话了。我们都站在店门口。我出神地望着人们接二连三地走进隔壁酒菜馆。

站在我身边的利莎忽然伸手轻轻地拉我的袖子，低声对我说，“黎伯伯，我相信大树说的话。我要做一个那样的好孩子。”

我惊喜地掉过头看她，她的一双眼睛带着泪水发亮了。

我就象故事里的那棵大树一样，受到了小女孩的眼泪的润泽。我觉得内部起了一个大的震动，我似乎应该对她讲几句话，但是，我什么也讲不出，我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过了好一会儿，才挣出一句：“你真是个好孩子。”

秦家凤被利莎留在店里吃中饭，利莎差王嫂到秦家去通知，秦太太也就同意了。利莎今天待秦家凤特别亲热，秦家凤也是一样。但是到五点钟两个人终于恋恋不舍地分别了。

傍晚利莎的父亲回家吃晚饭。他是从磁器口回来的。今天被炸的地点确实是磁器口。他去看过灾区，塌了三五间房子，伤了一个人，炸弹大半落在江里，可以说是没有大损失。

菜馆门前的炉子还在冒烟，我注意地一嗅，又闻到煤气，我忍不住向朋友发问：

“炉子为什么还没有搬开？”

“就要搬开的，这次他们一定搬，”他毫不在意地笑答道，脸上仍然带着乐观的表情。

“你对什么事都太乐观了，”我冷笑道，也就不再跟他谈这个问题了。

敏，我今晚上又给你写了这许多话，告诉你这许多琐碎事情。吃过晚饭后我就坐在楼上书桌前面续写这封信，那时电灯没有亮（不，这是亮了，又熄了），我点起一支洋烛，就靠着摇曳的昏黄烛光照亮我的笔迹。我伏在案上连头也不抬起地专心写着，我一直写到煤烟散尽，菜馆关门，写到四周寂然无声，电灯重燃，写到每家店铺灭灯睡去，我还没有停笔。

现在还是我一个人坐在书桌前面，四周都是鼾声。同房间的店员和练习生都睡熟了。在隔壁，朋友夫妇和利莎姐弟也睡得沉沉的。楼下马路上只有一片黑暗，偶尔闪起一般电筒光，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这声音显得多么空虚，很快地它又寂寞地消失在黑暗中了。夜披着它那墨黑的大氅在外面飞行，似乎要扑灭一切的亮光和暖热。寒气象一根蛇从我脚下慢慢地爬上来，它还在啮我的两腿，我感到一阵麻木，两只脚都冻僵了。

这时不过十二点钟，啊，连斜对面那家贸易行楼上的灯光也突然灭了！除了这个房间，似乎再没有光亮。整个街，整个小镇都静静地睡了。那么也让我放下笔跟你暂时告别罢。

二

敏，整整有十几天我没有给你写一个字。现在是午后，窗外下着蛛丝一般的小雨，我刚刚从外面回来。我是冒雨出去散步的，暗灰色的凄惨的天空低低压在我的头上，寒冷的雨丝浇不灭我那火似的热情。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我的忍耐又逼近了限度了。我整天关在房间里，只看见那些凌乱的陈设，那些烟，那些雾，那些煤臭，还有那接连的阴天。接连的细雨，和侵骨的寒气，好象我四周就只有那些东西。朋友们的通信也中断了，这些天里我就没有收到一张从外面来的字条，似乎友人们都忘记了我。今天吃中饭的时候，利莎的父亲谈到天天高涨的物价和米价，他又讲了些他的同事们的苦况，连他那永远带着乐观表情的脸上也皱紧眉头。他的妻子总是温和地讲话，不常笑，但更少给我们看见她的愁容。她是一个能干的主妇，常常用平静的心境和缜密的头脑处理困难事情。这个书店便是在她的主持下存在而且逐渐发展的。因此看见她们夫妇在一起的时候，我便会想：要是没有这位太太的事务才干与温和性情，我那朋友的乐观也就会有问题了。

我们也曾谈到炉子的事。

“怎么样？搬了没有？”我问道。

“没有办法，”朋友笑笑，摇头说，这次他自己认输了。

利莎在旁边扑嗤笑起来。在这个店里就只有她的脸上充满阳光，充满生气，充满天真的微笑。看见她这张明亮的脸，我觉得灰暗的天空好象开展了一些似的。

我把利莎送进了学校，又回到阴郁的天幕下面。雨继续在落，路上全是滑脚的水泥，在水泥上移动脚步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我不愿立刻回到书店里去。我觉得有一团火在我的胸膛里燃烧，我全身的骨头仿佛都落在油锅里受着熬煎，连脑子也烧得发烫。我整个头，整个脸都是火。我不能多用思想，我不能休息，我一直在细雨下面走了两个钟头。这其间象魅影似地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各色各类人的影子，我的耳边不停地响着各种各样的吱吱喳喳。“难道在这时候还不让我安静？”我气愤地想着，我的忍耐真的快到了限度了。

就在这时，我忽然又想到你，想到你从前说过的话，我才又勉强镇定了心，回到书店楼上来给你写信。

我写了这么一大段，利莎还没有放学回来，窗前仍旧挂着帘子似的雨丝。看见这好象永远下不完似的细雨，我又觉得火在心里上升了。笔还捏在我的手里，我应该再往下写些什么呢？

今天早晨我起得特别早，这是我昨晚想好了的抵抗煤烟的方法。我下床的时候，街后面雄鸡的叫声才消失不久。等到我洗完脸打开店门，天已经大亮。那时没有落雨，泥泞的马路上还不见一个行人。在附近三四家店门口，有人站着在扣衣服的钮子。我朝着往城里去的方向在马路上走了一阵，看见白茫茫的晨雾象一片浓烟包围着远近的山、田、道路和房屋，我自己仿佛踏进云雾中去一般。空气潮湿，沉重，而且还带着一种气味。寒气渐渐地穿透了我的衣服，好象有一只冰冷的大手在我的身上抚摩。但是我仍然毫不畏缩地向前走去。

忽然三辆沉重的黄包车带着呻吟般的辘辘声穿过浓雾迎面滚下斜坡来，车子上还放着简单的行李。车上人大概是到磁器口去搭船的。我等车子过去，又回转头看它们一眼，这么快它们就已经被浓雾吞食了。我看不出一点来痕和去路，想不到我自己就是从那白茫茫的一片中走过来的。

我走到镰刀形马路的尖端，对岸的景物隐约地出现了，那里可以说是刀柄，一个山谷隔在这两个高坡中间，现在都变成了雾海，迷迷茫茫，无垠无边，只见那乳白色的东西在翻腾，在滚动。对岸一棵树，一堆屋刚在我的眼前显露，立刻又被雾浪淹没了。我为了想看穿雾海。在这里站了许久。得到的却只是窒息。

我折回来，仍旧呼吸着重浊的雾气。我又走入正街，两旁的房屋渐渐地从雾海中浮现了。那些紧闭的店铺打开了门，一家跟随着一家，学徒，工友，火夫们忙着搬卸门板，整理橱窗。颜色和声音水似地流入街中，再缓缓地往马路的两端流去，或者集在正街的中心几家饮食店门前，或者拥挤在街旁那条作为菜市的死巷里，或者沿着镰刀形的马路流向远方。

书店门打开了，两旁的酒菜馆照常热闹地接待顾客：两个炭炉毫无顾忌地散放煤烟。蒸笼盖揭开，一阵水蒸汽扑到书店门口，飞入楼上房间。两只粗壮的膀子伸到白雾笼罩的蒸笼旁边，端走了热气腾腾的一笼包饺。

在书店门口站了一阵，眼前流过去五颜六色，耳边响着各种不愉快的声音，我不知道这时候应该去到什么地方。我不愿走在马路上呼吸窒息人的雾气，更不愿坐在楼上让煤烟熏坏我。

利莎挟着书包出来了，两只小手插在青红色方格子呢大衣口袋里面，她带笑地说：“黎伯伯，你今天好早啊。”不等我回答。她又央求道：“黎伯伯，你送我上学去好吗？”

我高兴地答应了，她给我找到一个去处，至少在利莎的身边，在小学校门口，我还可以在年轻的脸上看出明日的温暖来。

“让我给你拿书包，”我说着便伸过手去。

利莎看我一眼，笑了笑，默默地把书包递给我。

我们走入那条通小学校的巷子，利莎忽然问我道：

“黎伯伯，你为什么这两天总是愁眉苦脸的？你心里头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

我吃了一惊，这个孩子居然象大人一样地讲话，而且象大人一样地猜到了我的心事。但我还是摇摇头否认道：

“没有，没有什么，你不要乱讲。”

“我看得出来，我看得出来。我记得你才来头两个月一天总是有说有笑的，”利莎固执地说，脸上还带着她那发光似的微笑。

“这两天闷得很，”我解释地答道。我知道这个回答不会使她满意。但是从后面送过来秦家凤的声音：“利莎。”利莎连忙回过头去。

秦家凤跑到利莎面前，向我唤一声“黎伯伯”，就亲热地挽起利莎的膀子往前走了，两张年轻的脸上笼罩着喜悦的光辉。

转弯便是小学校，我听见秦家凤在说：“我跟妈妈讲好，明早晨请你到我们家里吃面。”明天是星期日，她们不到学校去。

我们走到学校门口，好些男孩子在门檐下玩。我把书包交还给利莎，她除了向我道谢外，还说：“黎伯伯，回去要高高兴兴啊。”她笑着对我闪闪眼睛，摇摇手，秦家凤也对我一挥手，然后把手搭在利莎的肩上，两个人走进门内去了。

我留恋地在大树下面站了好一阵。我觉得这个小小的古庙里充满着阳光和温暖。但是在外面，针似的细雨开始飘落下来，孩子们都进到课堂中去了。庙门口是静静的，空空的。我淋着雨慢慢地走回家去。……

我写到这里，天色又黯淡了，我听见利莎的声音在楼下讲话，还有她母亲的声音，她父亲的声音。

啊，利莎在下面唤我，她父亲也在唤我，我应该搁笔到楼下去。

今天傍晚得到林的一封信，他问我一件事情。晚上我写了一张信纸回答他。我封好信，自己拿出去投到邮筒里，回来看见书桌前电灯十分明亮，砚台中还有余墨，便拿出写给你的那一叠稿纸往下再写。

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在饭桌上听见利莎和她父亲谈论送礼的事，才知道明天是秦家凤的生日。利莎要到秦家去玩，准备把礼物也带去。

说到礼物，她父母提出几件东西，利莎都不赞成，她固执地要送一件红绒线衫和一本照片册。照片册书店里有。红绒线衫在斜对面百货商店橱窗里面放了好久。她说秦家凤就喜欢这两样东西，想了许久都不能到手。秦先生在城里做事，对家庭并不关心，也不大喜欢他的女儿。

“不管。我自己出钱买绒线衫，妈妈给我照片册，”利莎撒娇地说。

她父亲笑起来，她母亲也笑了，母亲说：“你倒说得爽快。你晓得照片册卖多少钱一本？”

“三十五块钱，我问过黄子文的。横竖是我们自己店里头的东西，又不要妈妈另外花钱。秦家凤喜欢它，还是送给她好。横竖妈妈用不着，也卖不出去，”利莎理直气壮地答道。

“你倒会讲话。好，就算我把照片册送给你罢。不过绒线衫却要你自己出钱去买啊，”她母亲温和地带笑说。

“我不是还有两百块钱存在妈妈那儿吗？上回送爹爹围巾不过花了三十多块钱。下个月黎伯伯过生，我也要买条围巾送他，”利莎兴高采烈地说。

“不用你花钱了，我替你出钱罢，你妈妈买一样，我也买一样，”她父亲和蔼地说。

“那么我也买一样，”我插嘴说。

“都不要，都不要，”利莎摇摇头满意地说：“我只要妈妈给我照片册。别的东西我自己买。我送礼，总要自己拿出点钱来才算是真心送。秦家凤说过，她请我吃面，也是她自己出钱。”

“就让她这样罢，她讲得也有道理，”她母亲对她父亲说，“她倒是个实心的人。”

“好，妈妈答应了，”利莎放下碗站起来快乐地说。她跟着刚才离开饭桌的练习生走到柜台前面：“黄子文，把照片册拿给我。”

“象她这样年纪倒好，一天总是高高兴兴的。我就是生气的时候，看见她一脸笑容，立刻气也没有了，”她母亲感慨似地说，眼光随着女儿移到柜台，声音里泄露出母亲的慈爱。

我没有多讲话。我想到她口中的那条围巾，有一天会作为我寂寞的生日的礼物送来的那条围巾，我眼前突然明亮起来，我感激地微笑了。

敏，单是为了那句简单的话，你说我不应该怀着感激的心微笑么？

三

发出了两封长信，我始终没有得到你一个字的回答。敏，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一度出现之后又突然隐去了呢？为什么你得到我的消息之后又开始沉默呢？难道我那些信函都被误投在大海里面，不曾有一张纸片达到你手边？或者因为我曾经忘记过你，你现在用“沉默”来作为报复？还是等不到我的回信，你就因新的使命奔跑到另一个地方？这都是可能的。而且我还有更多的揣想，它们也都是可能的。……

然而不管这一切，我今天还是在书桌前面坐下来给你写信，这应该是我的第三封信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这个你不会记得的，其实要不是我那朋友（利莎的父亲）时常提起，连我自己也会把它忘记了。我计算起来这些年中间我就只记住一个生日，在那天和四五个熟朋友在上海一家广东菜馆里吃过一顿饭，还喝了几杯酒，但那也是七年前的事情了。

今天我却十分快乐。早晨起来，在枕头旁边我发见了一个纸包，上面写着这样的十二个字：“利莎送给黎伯伯的生日礼物”，纸包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条捷克制的毛织围巾。利莎已经到学校里去了。

我把围巾缠在颈项上，我感到异常的温暖，我又一次接触到善良的小小心灵，分得一点它的亮光与热气。我多日来的心上的阴影都给这一点光和热驱散了。我吃过早点就高兴地拿着书到茶楼上去。

茶楼仍然是很空阔的。我还是拣了那张坐惯了的茶桌，堂倌照常过来泡茶。光头微须的矮胖子按照往常的习惯上楼来坐了一阵，黄脸的丫头照例走下楼讨开水，跟堂倌讲笑话。这些跟我不发生一点关系。我的心上没有云翳。我看书看得很快，今天连这个楼厅也显得特别明亮了。

我的心完全跟着书中的字句在跳动，我忘记注意时间的早迟。后来连堂倌也到三层楼上去了。这样一个大的厅子里就只有我一个人。我仍然把头埋在书上，直到意外地利莎的笑声响在我的耳边，我才抬起脸来。

又是利莎和秦家凤两个孩子。秦家凤仍然穿着那件新的红绒线衫。利莎的眼光定在我的围巾上面，她笑着嚷道：“黎伯伯，拜生啊！”

“黎伯伯，拜生，拜生！太用功罗，过生也该耍一天嘛！”秦家凤一面点头招呼，一面笑说道，她点头点得相当深，有点象在鞠躬。

“不要吵，好好地坐下来，我请你们吃茶，”我閩上书笑着说。

“不要坐了。我们来请你回去吃面，爹爹妈妈都在等你，”利莎说着就把我放在桌上的书拿起来，她故意催促：“黎伯伯，快走，快走。”

“黎伯伯，你茶钱给了吗？”秦家凤插嘴问道。

“没有，所以我还不能就走，”我答道，我想到底是秦家凤年纪大一点，更细心。

“不要紧，下回来给也是一样，不晓得堂倌跑到哪儿去了？”利莎还在催我。

“等他一下罢，”我迟疑地说。

“利莎，你替黎伯伯大声喊声堂倌，看他来不来，”秦家凤想出主意，对利莎说。利莎果然大声叫了两下：“堂倌。”

堂倌咚咚地从三楼跑下来。我瞥见他的影子，就把四张一角的票子丢在桌上，跟着这两个小女孩走了。

店里放着一张小小圆桌，桌上摆满了菜，是利莎的母亲亲手做的。秦家凤的母亲也来了。大家就了座，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面。我还陪着利莎的父亲喝了两杯大曲。他的酒量相当大，今天他喝得不少，酒意已经上了脸，他还不肯放下杯子。他平时讲话不多，现在却滔滔不绝地谈起来。他对我叙述他几年来的遭遇，这里面也有不少的牢骚。沉默的罐子打破了，心里的一切水似地全流出来。他的太太几次暗示要他闭上嘴，他反而讲得更多，而且更加用力讲话。他忽然把酒杯往桌上一放，顺势拍了一下桌面，大声说：

“我在外国住了八年，回国来在大学教书也教了五年了，养一个太太两个孩子都养不了，还要靠开书铺来维持生活，这真是笑话。怪不得我那班同学都改了行。”

虽然还是牢骚话，但他却是带笑说出来的。他的太太在旁边急得没有办法，只好用抱怨的语调对秦太太解释道：“你看，他今天真是吃醉了，自己也不晓得在讲些什么。”利莎和秦家凤时而望着他抿嘴在笑，时而唧唧哝哝地讲许多话。

“我今天才没有醉，我说的都是真话，没有一句假的。你不懂：你完全不懂，”朋友摇摇头着急地说，甚至在这时候笑容也还没有离开他的发红的脸。他太太笑笑，不再向他答话了。她看见我们都吃了饭，便上楼去提了一篮鲜红的橘子下来。

敏，利莎的父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一个实心的人。他自己说他永远乐观。的确，甚至在应该动气的时候，他也带着笑容。他可以忍受任何不公平的待遇，他也可以在任何困难的环境里设法为自己找一个正当的出路。他不灰心，也不想投机取巧。他只是安安稳稳地一步一步走那人生的道路。林常常开玩笑地称他做“我们的良好的公民”。

“不过话又说回来，慢慢来，能够忍耐一点，正当地做事，也不见得没有办法。你们看炉子不是搬开了？我说一定会搬开，现在果然就搬开了，”他得意地笑着说，又喝干一杯洒。自己摆摆手说：“不吃了，不吃了。”

利莎正在剥橘子，就剥好一个递到他的手里，笑着说：“那么吃个橘子。”

我听见他谈炉子的事，忍不住扑嗤一声笑了出来。

他接到橘子，望着利莎，称赞一句：“这真是我的好女儿，晓得给爹爹剥橘子。”他听见我的笑声，便回过头来问我：“你在笑什么？”

“炉子不能说是搬开了，右边的一家还会开门的，”我笑着反驳道。

“不过左边的一家总搬了，”他说。

“但这并不是你交涉的结果，还是人家关了门把铺子顶出去的。”

“那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闻不到煤烟就行了。横竖是一样的。我们交涉的目的也就是这一点，你说对不对？”他满意地辩道。

我无话可说了，我知道跟他这样辩论下去，是不会得到结论的。我自然不赞成他的意见。不过我明白这差异是从两个人的不同的生活态度上来的，我不能说服他，同样他也不能说服我。但我们仍然是很好的朋友。

然而他也有他的道理。事实上我们已经有四天没有嗅到煤烟了。右边的一家酒菜馆因为管账的亏空了钱带着一个股东的妻子逃走了，现在还关着门在整理内部。左边的一家说是因为股东们闹意见便停业把铺子顶给了一家卖杂货的，如今正在装修门面。左边一只炭炉早没有了，右边的一只空空地立在关着的铺门外面，代替它昔时的威风的便是今日的寂寞。

我们接连过了四个比较安适的日子，连呼吸也畅快了许多。今天又是一个难得的晴天，吃完橘子，利莎和秦家凤还为我的生日唱了几首歌。所以我非常高兴。

写到这里，我耳边还仿佛响着利莎的铃子似的歌声。寒夜骑着风帚呼呼地在外面飞行，连墙壁也冻得发出来低声呻吟，但我的心却是很暖热的。写到这里，我不觉快乐地微笑了。

敏，我愿意你知道我这快乐的心情，还希望你也受到它的传染。的确，年轻的我们应该永远保持着快乐的心情啊。

四

敏，我的畏友，请原谅我长久的沉默。我早就说过我急切地盼望着你的来信，可是你的长篇的信函到了我手边这么久，我却不能够坐在书桌前给你写一张稿纸的回答。你很容易猜到这是什么原因？这一次我是给病抓住了。

我的病是在生日后第三天开始的，起初是四肢发软，后来发冷，以后又发烧。冷起来时，虽然盖上三幅厚被，我也禁不住要在床上打颤，连牙齿也抖个不停。烧起来时我不知道自己躺在什么地方，只是迷迷糊糊地接连做着可怕的梦：自己杀人或者就要被人杀害，或者陷在火烧的房屋里面，或者看见炸弹当头落下，还有许多许多我现在记不起来的景象。烧得最厉害的时候，就象一团火在我的脸上熏，我不得不大声呼喊来发散热气，我不知道自己叫些什么。据听见的人说我的声音并不大，我接连地说了许多话，他们也不告诉我是关于哪一类的事情，只说听不出来我的含糊的呓语。

利莎的嘴在我面前是不会保持沉默的。在我头脑清醒热度减退的时候，她会絮絮对我讲说许多事情，她见到的，听到的，或者别的有趣味的事。有时她也会摹仿我的声音重说一两句我那些呓语，或者忍住笑对我描绘我病中的情形。有一次她说听见我连续叫了几声“我不怕”，却不知含着什么意思。我自然无法给她一个回答，就只好让她时时学着说“我不怕”来嘲笑我。

要是没有利莎这个孩子和她的小姐姐秦家凤，我在病中一定是很寂寞的，或者我的病甚至不会好也说不定，即使病好，也会好得更慢。是她们支持了我的精神，使我能够忍耐这么长久。她们的天真的笑和好心的话便是我这个病人所需要的阳光和温暖。

两个孩子每天放学后便一起来看我。在寒假中短短的休息日子里她们两个每天总要在我的房间里度过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半天，秦家凤来时多半在下午，有时候还带着课本来，倘使我闭着眼沉沉地睡去，她们就坐在我的书桌前面温习功课。她们有时不发一声，有时唧唧哝哝，但是决没有做过什么响动来妨害我的睡眠。记得有一次我从噩梦中醒来，心还因为悲痛和恐怖颤栗，我不知道眼前究竟是梦是真。我移动眼光，我忽然发见书桌上两个女孩的头靠在一起，吃吃地小声笑着。我吐了一口气，两张年轻的脸立刻掉向着我，笑容还未消散，就象两朵迎着朝阳开放的花，还带了晶莹的露珠，那就是明亮的眼睛了。我的心立刻镇定下来。我听见两声亲热的唤声“黎伯伯”，两个孩子马上跑到我的床前，鸟叫似地争着跟我讲话。

我还听见利莎的母亲说，在我发着高热、昏迷地说着呓语的时候，两个孩子就静静地立在我的床前眼泪汪汪地望着我，或者惊惶失措地到楼下去逼着利莎的母亲三番四次地请医生。袁太太对我说这话的时候，两个孩子都在我面前，利莎大声分辩，秦家凤笑着，不好意思地埋下头。我只是微笑，我的眼光轮流地在两个小女孩的脸上打转，我没有作声，我不知道应该讲什么话才好。

我的病终于有了转机，渐渐地好起来，热度也逐渐在减退。在这中间春天来拜访这个小镇了。我躺在病床上也可以闻到春天的气息。从窗外吹进来的微风，从涂抹在玻璃窗上的阳光，从两个孩子以及别人身上穿的衣服，我也可以看到春天的影子。我也在减少我的衣服和被褥，同时仿佛我身体的重量也跟着在减轻。我可以下床坐一些时候了，我也可以在房间里慢慢地走上二三十步。

有一天两个孩子给我带来了一把小花，青青的细叶衬托着黄色和白色的小小花朵，每朵花都欣欣然昂着头，仿佛还在呼吸新鲜的田野空气。感谢这两个孩子的好心，春天被带到我的房里来了。我一把接过这不知名的野花，就拿来放在眼睛下看，鼻端上闻，我默默地闻了许久，这种带着泥土味的清香似乎慢慢地沁入我的全身，我觉得全个身子都颤抖起来，好象被一种力量在摇撼着似的。

“利莎，你看，黎伯伯拿着花，就象蜂子钉住花一样，”秦家凤在旁边抿嘴笑道。

利莎也笑起来，她抓住秦家凤的手答道：“你不是说害病的人爱花吗？真不错。”她又对我说：“黎伯伯，你这样爱花，我们每天都给你摘点来，好不好？”

“好，”我只能吐出这一个字。我说不出我这时的感情，不过我知道我的活力渐渐地在恢复了。

利莎真的常常给我摘花来，花的种类也渐渐地加多。天气一天一天地暖和，那一片白茫茫的雾海也逐渐地干枯了。早晨醒在床上我看见金色阳光在窗外荡漾，还听见麻雀群在房檐上愉快地唱歌。楼下右边那家酒菜馆换了老板，经过一番装修以后不再卖包饺了，连炉子也搬进厨房里面，我立在窗前不会再受到煤烟的围攻了。

在我的病中，只有过一次警报，但是没有发紧急警报就解除了。我没有离开书店，而且也不想动一下。这天利莎的父亲在学校里面，母亲抱着孩子躲防空洞去了。利莎一定要留着陪我，她母亲还叫黄子文（那个十九岁的练习生）留下，准备等紧急警报发出后扶我到书店背后那个公共防空洞去。

“利莎，你为什么不去躲？你不害怕？”我感激地问她。

“黎伯伯，你不害怕，我也不害怕，”她笑着回答我。

“今天不会来的，雾罩还没有散完，”黄子文很有把握地插嘴说，自从上次炸了磁器口以后，敌机就不曾来过一次。

“要不来才好，省得黎伯伯跑一趟，”利莎担心地说。

四周异常静。空袭警报发出了大约二十多分钟，市声完全停止，窗下马路上连防护团团员的脚步声也寂然了。我望着这张可爱的小小面孔，心里没有丝毫的恐惧。

利莎看见我不讲话，还以为我心里害怕，便安慰似地对我说：“黎伯伯，你不要害怕，我给你讲个故事。”她真的把她从老师那里听来的故事讲给我听了。故事很简短，她刚刚讲完，警报就解除了，她高兴得拍手欢叫：“黎伯伯，不要紧了。”

我的病刚好时，还遇到一次警报，这回我是躲了的。但是紧急警报发出以后，敌机并没有到市空来，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才听见解除警报。

这以后便是接连的阴天，雨天。空气相当沉闷，天空永远盖着那么多的愁云。但是在这个小镇的四周，万物都在发育生长，欣欣向荣。前两日雨后初晴，我沿着通磁器口的马路散步，路旁山田里油菜花开了，一片黄亮亮、绿油油的颜色十分悦目。小蝴蝶成群结队展开雪白的翅膀在田上自由飞舞。田畔几棵老树也披上了新衣。在这充满生机的气氛中，我的健康很快地就恢复过来了。

昨夜我还出去看了跟我相别已久的蓝空明月。山谷同田里大片的菜花朦胧地横在月光下面，远处几座山若隐若现，仿佛是淡墨色的画。对岸几点灯光又象停泊在港口中的轮船的电灯。裹在我身上的一件秋大衣抵不住春夜的寒气，我便匆匆地回来。我走到店门口，遇着利莎的父亲，他关心地捏捏我的膀子，叮嘱道：“晚上少出去啊，看受了凉又会病倒的。”

我感谢他，但是我得意地昂头说：“不要紧，我不再生病了。”

现在我从面前一叠稿纸上抬起了头，窗前马路中正摊开一片清凉的月色，又是一个静寂的月夜。寒气一阵一阵地从窗洞飘进来。

敏，我也应该搁笔了。不过我告诉你：我现在过得很好。不，我应该说，现在我的心境很平静，现在我很高兴。你不要再为我担心。我还告诉你：六天以后便是利莎的生日，她的父母答应她请秦家凤到店里来吃面，自然也请我，我还准备了一件礼物在那天送给她。

五

敏，这封信对你是一个意外，对我更是一个意外。我五天前万想不到接着就要给你写这样的一封信。昨夜我提起笔来，想向你报告一个消息，但是糟蹋了十多张纸，我还写不出一段可以叫人理解的字句。今晚窗外是细雨迷蒙的暮春的凄清的夜，从几处被损毁的屋瓦的洞隙中，经过了天花板，漏下断续的雨滴，它们给我带来更多的寒意。从窗洞望出去，整个正街仿佛都落在酣睡中，黑夜抚慰着那些疲劳的灵魂。隔壁房内没有灯光，先前还在床上呜呜地抽泣的利莎的声音也寂然了。我的房间里则是一片鼾声，不知道为什么张先生和黄子文两人的鼾声今晚上显得特别重浊。我静静地坐在书桌前面。回忆凝成一块铁，重重地压在我的头上；思念细得象一根针，不断地刺着我的心；血象一层雾在我的想象中升上来，现在连电灯光也带上猩红的颜色。我无处逃避。一闭上眼，我就会看见那只泥土裹紧的腿，和一个小女孩的面颜。我不能在梦里找寻安静，我只有求助于笔，让它帮助我减轻痛苦。

昨天发过警报，而且出乎大家意外地来了敌机，数目是二十七架，在城内和四郊投下不少的炸弹。这是今年的第一次轰炸，却又是如此厉害，连我们这个小镇也不能幸免！

炸弹在这个小镇的上空刷刷地落下时，我和利莎一家人正在川康银行的防空洞里。我们听见飞机盘旋声，听见炸弹下落声，然后便是两三下震撼山岳似的霹雳巨响，一阵风灌进洞来，把立在板凳上的洋烛打落在地上灭了。洞子摇晃了两下，才稳住不动。利莎的母亲怀里的孩子吓得大声哭起来。

在那极短的时间里，我仿佛头上中了一下铁锤，把全身打得粉碎，然后才慢慢地聚合拢来。孩子的哭声被母亲的奶头塞住了。我举目四顾，眼前只有黑暗。我注意倾听！静寂中隐约听见细微的机声。但是这机声也被静寂吞食了。

于是人们象从噩梦中醒过来似地开始吐出了两三句简单的话。我听见利莎担心地自言自语：

“秦姐姐不晓得躲在哪儿？不晓得她们进城没有？”关于“秦姐姐”的话，利莎先前就讲了许多。这天秦太太母女没有到防空洞来，不过利莎知道秦家凤要跟着母亲进城去看父亲，只是她还不能确定她们究竟动身没有。秦家凤的父亲我没有见过，但听见袁太太说，那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近来跟太太处得很不好，他在城里还有一个年轻的女朋友。最近他们夫妇为这个女朋友吵过几次架，袁太太也对我讲过了。

“你不要担心，她们一定在城里躲防空洞的，”我知道利莎为这件事情不安，便安慰她道。我这时没有想到书店，也不敢想到书店和我那个好心朋友的仅有的财产。

“你这个孩子心肠倒好，自己的家说不定全光了，你却只担心你小朋友的事情，”利莎的父亲带笑地插嘴说，他笑得似乎有点勉强。

“一定完了，今天炸掉的地方恐怕不少，”利莎的母亲接着说，声音里略带一点焦虑。

利莎默默地捏住我的手，我觉得她的手在微微地颤动。

听见解除警报的长长的汽笛声，她也不笑，脸上还是挂着愁云，好象她丢失了重要东西似的。我拉着她的手急急地走出了银行的侧门，这时还不到下午一点钟。

人们张皇地在马路上乱跑。我一直望过去，前面正街中凌乱地横着大堆木片、砖块和尘土，左边四五家店铺的楼房全倒塌了，另外的两三家被揭去了屋瓦，剩着半倾圮的木架子。右边的房屋似乎还是完好的，我再注意地往那边看，我希望看到书店的楼房，但是街道渐渐在转弯，而且一阵黄沙似地在阳光中飞扬弥漫的尘土遮住了我的眼睛。

我们加快脚步往前面走。几个提着小皮箱或者布包的人气咻咻地迎面跑过来，口里嚷着：“前面走不通，要绕弯，”他们并不认识我们，却象熟朋友似地对我们讲话，并且报告了被炸的商店的名字。

“利莎，不要往前走了，我们从后面绕过去，”袁太太在后面吩咐道。

“我跟黎伯伯一路走，”利莎转过头回答了她的母亲。她又对我低声说：“黎伯伯，我们先到秦家去看看。”她的手微微地抖着。

“好，”我点头答道。我不能说别的话，我的心也跳得很厉害。我同情地看她的脸，脸上全是阴云，显得非常黯淡，我触到她那带着焦虑的眼光，利莎的脸从来不是这样的！我痛苦地轻轻唤一声：“利莎。”她抬起头央求似地问我：“黎伯伯，她们该不会在家里罢？”

“不会的！不会的！”我坚决地说，我的确相信秦家凤母女进城去了。

转眼便是横街，前面显得异常拥挤，我不知道一大群人在那里做什么。但是我猜得到前面出了什么事情。

“完罗，完罗，”聪明的利莎喃喃说。

我看清楚了：在街的右边高坡上，一排三幢相当精致的平屋现在变成了一大堆瓦砾和一个大土坑，人们就站在坡上坑边挖掘。

利莎丢了我的手疯狂地往前面跑去。我跟着她跑。我们也不管撞到什么人，只求立刻跑上坡去。这时利莎的意志竟然变成了我的意志。我们虽然挤出一身汗通过了人丛中，但是没有达到高坡，我们就被防护团团员拦住了。

利莎说了儿句话，没有用，谁都不能够上坡去看，许多人都被拦在下边。利莎还要往前面走，她也把我拉着往前面走。另一个防护团团员跑过来对我打招呼，他便是茶楼的黑脸堂倌。他一面做出拦阻的姿势，一面说：“不好过去，有人埋在里头。”

我打了一个冷噤。我听见利莎接连地问：“好多人？是哪家的？挖出来没有？”

“多半三几个罢，我也说不清是哪家的，”黑脸堂倌含糊地答道；他掉头朝坡上看了看，不大关心地说：“多半就是中间那一家，听说那家有个太太，还有个小姐。”

“不会的！不会的！不是那一家！”利莎生气似地辩驳道。

“不相信，你等会儿自家看罢，”堂倌淡淡地说。我连忙对他示意，叫他不要再往下讲。

利莎板着脸孔掉头四顾，忽然惊喜地叫起来：“秦伯伯！秦伯伯！”我随着她的手指望去。一个穿西装的人向着我们这面慌张地跑过来，有一张戴着眼镜的瘦脸。他果然是秦家凤的父亲。

为什么是他一个人？难道她们走在后面？

利莎跑着迎上去间道：“秦伯伯，秦伯母和秦姐姐哪？她们在哪儿？”

“我一个人先跑出来的，我怎么晓得她们在哪儿？”他脸色惨白，睁大眼睛，吵架一般地答道。他不理利莎，也不管前面的防护团团员，就拔步继续跑过去，似乎打算一日气冲上高坡。别人拦住他，他便大声叫：“这是我自己的家，我要去找我家里的人啊！”这不是叫嚷，倒象是哭号。

“黎伯伯，”利莎刚吐出这三个字，就“哇”的一声，靠在我胸前伤心地哭起来。

我扳起她的脸，慢慢地给她揩干眼泪。我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低声对她说：“回去罢，妈妈他们在等你。”她让我牵着她的手默默地跟着我走回家去。

秦先生还在用他的哭号似的声音跟防护团团员讲活，那声音一直追着我们出了横街。

到了家。书店完好如前，铺板全未卸下，只开着两扇门。利莎的父母站在门口讲话，听见我报告的消息以后，两人都改变脸色不作声了。

利莎还在抽泣，我便带她到楼上去。我听见她母亲在后面说：“不怪利莎，她跟秦家凤那么要好。”我觉得鼻子一阵酸，眼泪马上淌了出来。

我的房间也还是完好的，不过窗上剩余的玻璃全没有了。我想，这个房间一定由别人（不是张先生，便是黄子文，或者是王嫂）打扫过了。

一进屋，利莎就扑到床上去，呜呜地哭起来。我费了许多唇舌，才把她劝住。我还向她解释：秦家凤母女或者躲到别处去了，她们没有理由坐在家里等侯炸弹，利莎渐渐地相信起我这番话来。

但是吃中饭的时候（这天我们在下午四点多钟才吃中饭），利莎的父亲回来说，挖出了两具尸首，都是女尸，一大一小，无疑的是秦家凤母女了。然而我那个朋友又不肯断定是谁的尸首，他说面貌认不出，他远远地也看不清楚。

利莎听见这个消息便不肯吃饭，一定要我陪她再到灾区去。我们又走到高坡下面。

人们还在坡上挖掘。坡下站着一大群连声嗟叹的旁观者，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我们费力挤到前面去。但是，除了一个坑，一堆瓦，一堆木片外，我看不见什么，我的眼光找不到那两具女尸。

“黎伯伯，”利莎痛苦地唤道，她又用低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一句：“她们在哪儿？”

我捏紧她那只微微发颤的手，轻轻地回答道：“我也看不见。”

但是我听见旁边一个女人的口音说：“那儿不是？席子盖住的！挖出来还是两母女紧紧抱在一起，鼻子嘴巴都是血！”

“在哪儿？在哪儿？我怎么看不到？”这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

“你眼睛又没瞎，连这点儿都看不见！那儿，那儿，树子底下，席子盖住的，还有只脚露出来，”那个穿蓝布衫的三十左右的妇人吵闹地大声说。

我真想打她一个嘴巴。我又想把利莎的两耳蒙住。可是我并不曾动手，却跟着她那根粗肥的手指朝高坡的另一端望去。那里横着一条下坡的路，原先有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长在路旁，现在树上只剩下几根光秃的空枝，连路旁的青草也被铲去了一大片。就在这棵树下连接地摊开两张草席，一只小小的带泥的腿静静地伸在外面。

“黎伯伯，不会的，不会的！”利莎的带哭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这不是我熟悉的声音，但是我听出来在那么多、那么浓的绝望中还有一丝一线的希望。

“利莎，你看，秦伯伯不是在那儿吗？”我低声说。我掉开眼睛，不敢看这张小小的脸，我现在用一句话就把她的希望完全毁灭了。

席子旁边立着三四个人，秦家凤的父亲埋着头好象在那里痛哭。一切的疑惑都是多余的了，死吞食了那个垂着双辫的瓜子脸的小姑娘和那个瘦弱的中年妇人。

停了半晌利莎忽然爆发似地说：“秦伯伯，就是他，就是他害她们的！秦姐姐说过她爹爹专欺负她妈妈……”她说不下去，就呜呜地哭起来。

“这次不是他，是日本军人害了她们的，”我解释地说。她不回答，却只是哭着，过了半晌，我又说一句：“还是回去罢。”我忍住眼泪，牵着她的手慢慢地走回家去。

走出横街，她便止住哭声，一面抽噎，一面揩眼睛。忽然她仰起头认真地问我道：

“黎伯伯，我们是不是在做梦？”

这句问话使我感到惊奇，但是看见她那泪痕狼藉的脸上的庄重表情，我只能够温和地回答她：

“利莎，我们是在做梦。”

她不作声，似乎得到了一点安慰。然而过了片刻，她又带起责备的调子对我说：

“黎伯伯，你骗我！你骗我！”这次又是一阵抽噎阻止了以后的话。

敏，你不会了解我这时的心情。我真愿意我能够做一个大骗子，把她哄得收了泪笑起来。就让她以后骂死我，我也甘心。但是我可以从什么地方学到这样的骗术呢？

“利莎，不要哭了，多哭也是没有用的，”我低声劝道：“你把我的眼泪也哭出来了。”我真的淌出了泪水。这次我们是绕道回家，现在走下斜坡到了田坎上了。

“我要……我的……秦姐姐……我……要……我……秦……姐姐，”利莎伤心地哭道，接着又是一句：“你把她……还给……我。”她看见我不作声，又说：“我不管，我要你还，我要你还！”

“我还你好了，”我无可奈何地随便答了一句。

“我要你现在就还，就在现在！”她赌气地说。

我还是答应一个“好”字。

她走了两步，忽然又哭起来说：假的，假的，你骗我！。

我咬紧牙齿不作声。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话，应该做什么事。我只希望夜早点来，让这个孩子在梦里得到一点安宁，让我的心也得到一点平静。天色突然暗起来，太阳落到天外去了。

我们走上野草丛生的土坡，踏着由行人的脚步踏出来的窄路。利莎的哭声停止了。她忽然弯下身子，连根拔起一棵叶子粗大颜色碧绿的草，捏在手里，出神凝视。我猜想她大概找事情来分心罢，便不去打岔她。

“黎伯伯，这是什么草？”她拿着草向我问道。

“这是野草，我叫不出它的名字，”我顺口答道。

“我要带它回去，拿针刺出手指头的血来培养它，”她庄重地自语道。

“这种野草？有什么用？”我惊奇地问道。

“那么这不是还魂草了，”她失望地说，马上把草丢在地下，愤恨地用脚踏它。然后她抬起头央求我：

“黎伯伯，你给我找一根还魂草来，我会培养它，要我流多少血，我都不怕。”

她的脸颊上还留着泪痕，两只眼睛哭得红肿了。

“利莎，我讲的是故事。还魂草本来就没有的，你不要多想了。我心里也很难过，”我痛苦地说。

她挨近我，把我的一只手紧紧地捏住，停了一下，才说：“我晓得这是假的。什么都是假的。秦姐姐昨天同我在一起，今天她就在席子底下……”说着她又哭起来了。

这个平时脸上永远带笑的孩子现在却有这么多的眼泪。我想劝她止哭，却反而引出她的更多的泪水，我不能再开口了。

这个晚上没有电灯，书店早早关了门，大家都很疲倦，不到八点钟就吹灭洋烛睡了。我睡不着，又起来点燃洋烛，坐在书桌前面，笔捏在手里，我却始终写不出一句有意义的话。

今天从早晨起就下着细雨，正街上显得十分萧条。下午秦家两具死尸草草地安葬了。墓地离正街有一里多路，小小一块地方，两座矮矮的新坟，还没有石碑，四周是野草和荒冢。

我带着利莎把两副白木棺材送到了墓地。我们已经跟着别人一道走开了，后来又回到那里去。这次我和利莎手里都拿着野花，是我们自己采来的。我们把花放在小小的坟墓前。利莎行着礼，她出神地望着坟，亲切地、象对着活人讲话一般地说：“秦姐姐，你爱花，我给你送花来了，是黎伯伯跟我两个摘的。”

我把花分出几朵放在秦太太的坟前，对着两个坟次第行了礼。我听见利莎还在讲话，她的眼光始终定在秦家凤的坟上，她喃喃地说：

“我还要来的，我明天过生，我要来请你吃面，我早就答应请你的。黎伯伯也在这儿，我们一起吃面啊。”

敏，我告诉过你明天是利莎的生日，但是你可以想象到那将是怎样的一个生日啊。想到这，我不能再写下去了。

六

敏，今天是利莎的生日，但是一切全改变了。现在必须提笔给你写封短信，报告几件重要的事情。

上午九点钟就发了警报。小镇又遭轰炸，书店楼房全塌了，隔壁菜馆，对面百货商店，和甜食店，还有别的好几家店铺，不是变成瓦砾堆，就是剩着空架子。

解除警报后我那朋友立刻把太太和小孩送到离这里十几里路远的一个亲戚家去。他自己搬进大学的教职员宿舍，还在他的房里给我安了一个床铺。张先生和黄子文，便到各人的朋友处暂住。利莎的父亲恳切地留住他们，也留住我，他说：“炸了一回不算什么，我一定要设法在最短期间把书店恢复起来。”因此他需要我们给他帮忙。我答应他暂时不离开这个地方。他对我讲话，脸上不带忧戚的表情，我甚至看见了他那乐观的微笑。他的确是一个奇特的人。

利莎上滑竿以前，把我拉在一边，抓紧我的手，低声说：“黎伯伯，你要到秦姐姐那儿去啊。你替我多多去看她，今天来不及请她吃面了……我自家也想不到……”她只顾眨眼睛，泪花在眼里滚动。

“我晓得，你放心去罢。我有空会去看你，”我也低声安慰她。我轻轻地抚摩她的头，那只红缎子的大蝴蝶斜斜地歇在光滑的头发上面，颔下别着我送给她的那个篮花大别针，身上穿一件淡青色西装，脚上穿着她父亲买来的新皮鞋，这些都是为着她的生日准备的！我想多看她几眼，但是我又不敢多看，我觉得心在翻腾。

她母亲在催她上轿了，她看了看滑竿，便转过头来匆匆地对我说：“我要回来的。到了雾季我就跟着妈妈回来。”然后她跑到父亲的身边去。

她母亲带着小弟弟。她跟着父亲，王嫂押着行李，被三乘滑竿抬走了。她在滑竿上不住地对我招手，还大声嚷：

“黎伯伯，你要多多来看我啊。”

敏，现在坐在大学教职员宿舍里，一张小小的书桌前面，我还分明地听见这句话。

（你小小的利莎，是的，我要多多去看你，也要多多去看你的秦姐姐。这时你爹爹在我对面咳了一声嗽，我看他一眼，啊，还有，我也要帮忙你爹爹把书店早些恢复起来。）

敏，以上几句，应该是我对利莎说的话，我心里这样想着，不知不觉间就把它们全写在纸上了。我现在也不想将它们删去，就让它们留着做这封信的结尾罢。敌人的大轰炸已经开始，以后我的事情会一天一天地多起来，我恐怕不能够再给你写象从前写过的那样的长信了。

1941年12月4日在桂林写完

[1]小镇：指重庆郊外的沙坪坝。

[2]山城：指重庆市。

[3]××会：本地的流氓集团。

长生塔

“从前有一个皇帝……”

父亲总是这样地开始讲故事。

“皇帝，你总是说皇帝，皇帝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

有时候我忍不住要这样问他，因为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皇帝……就是那个整天坐在宫殿里头戴皇冠的怪物！”

父亲费力想了一会儿，才这样回答我，于是他继续讲起故事来。

这时候我们的船停在岸边一棵树下，父亲坐在船头安闲地抽烟；我躺在船上，眼睛望着放射霞光的西边天空。一些远山若隐若现地挂在天边，仿佛是几片出色的云彩。几只渔船正张着帆回来，从这里看去，好象几只小船的模型摆在水上一样。浪轻轻地敲着岸，发出单调的声音。

“从前有一个皇帝，他是个很能干的人，他的大臣都佩服他，他统治着很大的地方……”

“那么皇帝都是很能干的吗？”

我打岔地问他，因为故事里的皇帝总是很能干、很了不起的人物。

“蠢孩子！那是人们编出来的故事啊，”父亲答道，他又继续说下去。

——伟大的皇上啊！万能的皇上啊！臣子们都这样欢呼。这些欢呼声送进皇帝的宫殿里。皇帝高兴地摸着他的胡子微笑了。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许多崇拜皇帝的臣子常常跪在皇宫外面谄谀地欢呼。他们的忠心使皇帝高兴。皇帝把他们全封了官。他们感激地谢了恩，快活地回到家里，以后更忠心地到皇帝那里去欢呼。皇帝很喜欢他们。

“这样，在这个国家里官就突然多起来了，真是多了许多。皇帝也很高兴，因为官多就表示忠心的臣子多，也就表示这个国家更太平了。这许多忠心的臣子整天包围皇帝，忠心地侍奉皇帝。”

这时候霞光已经消失，天空成了一片浅灰色。天边还有一点亮。景色渐渐模糊。波浪声比先前响一点，拴在树干上的船微微摆动。我掉头去看父亲的脸，在父亲的脸上我看不出什么表情，一层淡淡的夜色罩住他的脸。烟头快燃完了，他把它丢进水里去。他的声音也是很平淡的，这个故事好象跟他没有一点关系。因此我对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也怀疑起来了。倘使父亲不继续说下去，我就会忘掉了那一切的人物。什么皇帝，什么官，什么臣子，都会消失了。

“这位伟大的皇帝住在宫殿里。过着最好的生活，什么也不缺少。各地方的好东西都运到宫里来，各地方的漂亮女人都送来给他作妃子。为了修造更多、更好的皇宫和花园，全国最出色的木匠都召来了。一般人认为最困难的、最不可能的事情，都在皇帝的命令下做出来了，而且常常是用全国的力量做出来的。总之，对于皇帝从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他每天从这个妃子的房间走到那个妃子的花园；听了这个大臣的欢呼，又去听那个大臣的恭维。也没有战争，因为皇帝的威武已经使邻国降服了。将军常常在宫殿里陪皇帝下棋听戏。在宫里每天都有最好的戏班表演最精彩的戏。总之，宫殿是那样富丽堂皇，宫里的生活是那样快乐。皇帝和他的几百个妃子，和他的许多大臣将军很快活地生活着。”

父亲的声音有点忧郁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缘故。他的眼睛拾得高高的，仿佛在看远处，但天边除了最后的一线亮光外，什么也没有。

“是的，在宫殿里是快活的，温暖的，幸福的。但是在远远的地方，譬如在山中，在海边，在皇帝看不见、走不到的地方，就有许多寒冷的小屋，那里面住着无数的‘贱民’。他们给皇帝做了种种劳苦的事情。他们从前给皇帝打过仗，给皇帝运过木料石头，给皇帝修造过宫殿花园，给皇帝供给了种种衣食上需要的东西。但是他们没有得到酬报，只好疲倦地回到小屋里，过他们的寒冷、饥饿的生活。”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跪到宫殿前面去欢呼‘皇上万岁’呢？”我觉得奇怪地问起来。

父亲微微一笑。他伸手抚摩我的头，说：“聪明的孩子，他们倒没有这个念头。不过即使有，也是做不到的。他们没有时间，他们整天忙着做种种劳苦的事情。每天晚上他们疲倦地回到家里就只知道寒冷同饥饿。”

父亲忽然换了坚决的语调说下去：我们放过这些不幸的‘贱民’，现在还是讲那位伟大的皇帝罢。皇帝是快活的，伟大的，万能的。他满足地过他的日子。他想象不到人世间还会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在幸福里日子是过得很快的，就象我们面前的流水一样。

一件先前谁也不曾想到的事情悄悄地来了。老和病这两样东西，虽是贵为皇帝，也不能避免。金钱，权力，幸福，在这方面也没有多大的用处。皇帝的身体一天天地衰弱起来。虽然有几个很出色的御医给他诊断，虽然他服了种种名贵的补药，虽然有许多忠心的臣子每天在为他的健康祷告，这一切都不能够阻止那个自然的生理的现象。他的头发渐渐地脱光了，牙齿在摇动，眼睛昏花了。体力也有些不济事，常常无缘无故地感到疲倦。皇帝为这些现象着急。从衰老他便想到死，他渐渐地明白了便是做一个伟大的皇帝也免不掉要死的事情。他脸上开始现出来忧愁的颜色。他感到不满足，感到不安了，更使他着急的是他没有一个可以继承他的皇位的太子。他的焦虑一天天地增加，妃子的安慰、劝解，大臣的谄谀、祷告，都不能够叫皇帝安心，他整天让死的秘密纠缠着。死的秘密把他的一切快乐全夺去了！

——怎样才能够长生不死啊！皇帝常常在心里想。为了这个他便派人到各地方去求长生的仙药，因为他那些出色的御医在这件事情上已经用尽力量了。他的专使也曾到过山中，到过海边，到过那些‘贱民’住的地方。

‘贱民’们听说是皇上的专使来了，又知道是来求长生药的，他们大大地吃惊。他们就对专使们说：‘你们跑了这么远的路来找长生药？我们这里却只有速死的方子！怎么皇上想长生？我们却只愿意能够早一天死掉就好了！’

专使们听见这样的话，也大为吃惊。他们把那些只愿意速死的‘贱民’当作魔鬼一般，连忙逃开了那些污秽可怕的地方。他们临走的时候耳边还留着怨愤和悲哭的声音。

专使们离开了山和海，走遍了这个国家，问遍了这个国家里有名望的人，却始终找不到长生的仙药。有几个年高有德的人说，这样的仙药从前的确是有过的，而且藏在那座二十七层的长生宝塔里，可是如今失传了。连宝塔在什么地方也没有人知道。便是他们自己也只是听见祖父们说起过长生塔倒塌的事。

专使们只得空着两手回去了。从各地方回来的专使都是同样地找不到一点东西。这事情使皇帝起初忧愁，后来就发怒了。在他所统治的这么大的国家里居然没有长生仙药，这简直叫人不能够相信！一定是那些专使不尽力，不忠心，或者他们就没有去求过仙药，——不仅皇帝这样想，大臣们也是这样地说。于是皇帝下了惩办的命令，把专使们杀的杀，囚的囚，放逐的放逐。以后又派遣了第二批的专使；这一批专使都是从忠心的臣子里面挑选出来的，而且出发的时候还得到皇帝的丰厚的赏赐。

这一批专使也走遍了前一批专使所走过的地方，也得到同样的结果。然而他们究竟是聪明的人，他们知道不带一点东西回去是不行的。于是每个人都找到了一些奇怪的药草，他们就说这是长生的仙药，带回去献给皇帝。

“皇帝望着面前许多仙药，心里快活极了，为了这件事情宫殿里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专使们也得到更多的赏赐，并且还升了官。”

“这究竟是不是长生的仙药呢？”我感到兴趣地大声问道，我的眼前仿佛就放着那许多奇形怪状的古怪的药草。

父亲歇了歇，慢慢地燃起第二支烟，火光一亮，他的多皱纹的脸在黑暗里现了一下，那张生满胡须的嘴慢慢地抽着烟。我望着他那张嘴，很想马上知道那张嘴里包含的全部秘密。

但是父亲微微一笑，回答说：孩子，不要打岔我，你听我说下去。长生的仙药在人世间是不会有的。总之，皇帝把那许多古怪的药草都依次吃下去了。然而结果呢，他的身体不但不曾强健起来，反而一天，一天地更衰弱了，连记忆力也渐渐地消失了。

看见所谓长生的仙药没有一点效果，而且皇帝的身体只是不停地衰弱下去，那些大臣、将军也开始恐慌起来，一则因为皇帝心里不快活，许多事情都难办；二则想到失去这样一个伟大的皇帝以后，他们就有不知道怎样来处理他们的生活的危险。至于那些因献仙药而升官的大臣的恐慌更不用说了。然而他们除了祷告、欢呼、说谄谀的话以外，对于皇帝的健康就再没有一点办法。他们常常暗地里思索讨论，一位贤明的老臣想出了一个理由，他说长生药之所以不灵，一定是那些住在山中和海边的‘贱民’从中作祟，他们一定在暗中用邪术诅咒皇帝。

——啊，不错！他们果然说过对皇帝大不敬的话！一定是他们在诅咒皇帝，我就听见过他们的怨言！一个做过求药专使的大臣附和道。

——一定是这样。‘贱民’从来没有得过皇帝的好处。所以恨皇帝。大臣们齐声附和着，就上朝去把这个意思告诉了皇帝。

皇帝素来就不喜欢‘贱民’，因为大臣们常常对他讲那般人的坏话，而且皇帝自己偶尔也看见过那种衣服破烂、面带愁容的人，他尤其不高兴的是：他们不懂礼貌，不对他跪拜、欢呼万岁。皇帝听见大臣的话，自己一想果然不错，也不再考虑，就下了一道惩罚‘贱民’的命令。于是哭声就更响亮地充满在山中和海边了。笞刑，饥饿，放逐，这就是对于不幸的‘贱民’的惩罚。他们里面年轻美丽的女人全给送到大臣家中做婢妾去了。

可是皇帝的病体依旧毫无起色，皇帝的脾气却越发变坏了。皇帝常常无缘无故地把妃子和大臣、将军们责骂；为了一点小事情他也会把一位大臣重重地惩罚。这个时候不仅他自己很焦急，妃子和大臣、将军们也很担心。后来还是那位贤明的老臣想出一个办法——把那座传说中倒塌了的长生宝塔重建起来，让皇帝住在里面修道。在这里面皇帝不仅可以避免一切人间的诅咒，还可以接触天空的神圣的灵气。这座塔里面的一切陈设应该全是最圣洁、最精妙、最庄严的，而且全是年代久远的供神的东西。在长生塔里面唯一的修行的人一定可以长生。

——好，马上就给我修罢。皇帝高兴地叫起来。

——但是这样的塔恐怕要花十年以上的功夫才修得好。一个大臣冒昧地说。

——十年？你想我还能够等十年吗？你这混蛋！皇帝的脸色马上阴沉起来，他发了脾气，顺手把桌子上的茶杯丢在地上打碎了。

大臣、将军们胆怯地彼此望着，不敢再说一句话。

——我想三年总够了。最后还是那位贤明的老臣说。

——我说非给我在一年里修好不可。要知道：无论花多大的代价我都不顾惜！但是一定要在一年里面修好。皇帝坚决地说，就转身走了。他到他最心爱的妃子的花园里去，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皇帝的话是法律，不服从他的话便是犯罪。谁也不敢迟疑了。大臣、将军们便聚在一块儿来商量修建长生塔的事情，大家都埋怨那位贤明的老臣，怪他不应该凭空编出长生塔的故事。

老臣这个时候已经好好地考虑过了。他带着微笑不慌不忙地回答道：‘这有什么值得发急！你们各位忘记了我们国家里还有那么多的“贱民”，反正皇帝说过不惜任何大的代价。’

——好罢，就这样做！大臣们彼此会心地一笑。

就从这天起征发的命令下来了，成千成百的‘贱民’络绎不绝地象囚犯一般从山中、从海边给押到京城里来。建塔的工作就这样地开始了。

饥饿同疲劳折磨着每个人，这个工作不是人力所能够胜任的。所以在最初几天里便逃掉了几十个‘贱民’。但是这样一来却使得留下的同伴们的待遇变得更坏了。每个‘贱民’都给加上脚镣，还有凶恶的守兵拿着皮鞭在旁边监督。

这个时候是冬天，落着雪，路上结了冰。每个‘贱民’的手冻坏了，又给石块磨出血来，脚也是这样。雪地上到处都是血迹，血和雪混在一起。在这种困难的情形下，塔慢慢地修建起来。第一层的每个基石上都染着‘贱民’的血。

工作是一刻也不能够停止的。夜里也不停。修塔的‘贱民’有的冻死了，有的饿死了，有的累死了，然而又来了更多的新人。他们抬石头，拿斧子，捏凿刀，爬到梯子上的时候，大家都唱着歌。可是歌声里没有快乐，只有哭泣，只有怨愤，只有诅咒。

皇帝的宫殿就在对面，这种歌声也传到皇帝的耳朵里了。他叫了大臣、将军们来问：‘这是什么声音？’

——那些修塔的‘贱民’在歌唱。大臣、将军们惶恐地回答。

——哦！皇帝板着脸，略略点头，不再说什么了。

从这个时候起，不论日夜，皇帝的耳朵里都响着这样的歌声。晚上他睡在他心爱的妃子的床上，也会给歌声吵醒。歌声扰乱了他的脑筋，几乎使思索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起初他还只是讨厌，后来就害怕起来。这是诅咒，是怨愤，是哀泣，他渐渐地明白了。

一天午后皇帝躺在床上，突然唤了大臣、将军们来，又问道：‘这是什么声音？’

——修塔的‘贱民’在唱歌。大臣、将军们依旧惶恐地回答。

——他们为什么就不愿意我长生呢？他自语似地说着，接着又愤怒地叫出两个‘杀’字，就闭上了眼睛在养神。

大臣、将军们不明白他的意思，但又不敢拿问话去打扰他。他们只知道皇帝的话是法律。他们走出了宫殿，马上就在修塔的‘贱民’中间选出一批年老体弱的来，不由分说地杀掉了。

但是‘贱民’的歌声并没有停止，他们似乎不唱歌就抬不动石头，拿不起斧子。过一些时候皇帝又在床上叫出了‘杀’字。

这样地杀了五六回，塔还没有修好，皇帝的身体就坏到几乎连起床也不能够了。

——长生塔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修好啊？皇帝时时刻刻在床上念着。这个时候春天早已过去，夏天也已过去秋天刚刚来到，塔也还只造到了第二十二层。

有一天那位贤明的老臣看见皇帝的身体实在不行了，便跟别的大臣、将军们商量道：‘就造到这里为止罢，不然恐怕这座塔会成为没有用的东西了。’大家赞成他的主张。于是他们进宫去报告：十天以后皇上就可以登长生塔了。

这十天里面大臣们努力布置一切。他们很早就派遣了专差到各处的大庙里去搜罗供神的宝物，甚至花了高价渡海到东方的国家里去寻求，这个时候天天都有专差从各处回来，而且没有一个人不是满载宝物回来的。

十天以后二十二层塔全布置好了，可是皇帝已经整整有三天不能够起床了。他听说要登长生塔，居然用了最后的努力挣扎着走下床来。他由妃子、大臣、将军们扶着勉强走进了那座堂皇伟大的宝塔。

——真是一座伟大的神圣的宝塔啊！不仅是皇帝，连每个妃子、每个大臣、每个将军都禁不住这样地赞叹了。塔里的陈设一层胜过一层，一层比一层精妙，庄严。

——我的性命有救了！那个病弱得快要死去的皇帝看见这个可以比得上西方极乐世界的景象，也高兴地发出了欢呼。他由许多人扶持着，极其勉强地终于登上了最后的一层。

孩子，我应该用怎样的话来形容第二十二层塔里的陈设呢？据说这是任何凡人的脑筋想象不出来的精妙，庄严。那一层塔是人间建筑中最高的东西了，站在那上面就好象进了另一个新奇的、圣洁的世界，一伸手就可以叩天堂的门似的。

这个时候是早晨，天空是那样清明，阳光是那样灿烂，空气是那样新鲜。宫殿在对面，从塔里看下去简直成了玩具一般的渺小的东西了。在塔的周围象蚂蚁一般的那无数忠心的臣子不住地深深跪拜，高声欢呼‘皇上万岁！’

——我的性命有救了！暖和的新鲜空气象爱抚一样地触到皇帝瘦脸的时候，他不禁欣慰地又一次欢呼起来。同时‘万岁’的呼声接连不断地送到他的耳朵里。

——每个人都升官！皇帝快活地掉过头对贤明的老臣说。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喜色，每个人都跪下去谢恩。消息传到了下面，又响起一阵更大的欢呼声。

皇帝高兴，妃子们高兴，大臣、将军们高兴，所有的臣子都高兴。只有山中、海边那些‘贱民’仍旧在哭，在诅咒。可是他们的声音传不到这里来。

一个可怕的大的崩裂的声音突然响起来。在一刹那间，那座精妙、庄严的二十二层的宝塔就开始散开。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使得每个人都没法防备。皇帝刚刚发出他最后的一声惊叫，就跟着第二十二层塔的石头从高空落在地上了。

那个时候的骚乱的情形是不必说的。每个人只顾逃命，也没有人再去管那位伟大的皇帝。总之，不到多大一会儿功夫，那座精妙、庄严的长生宝塔就只剩下无数的碎石头了。每一块石头上还留着修建宝塔的‘贱民’的血迹，在秋天早晨的阳光下面灿烂地发亮。

“长生塔的故事就这样地完结了。”父亲把第二支烟头丢在水里，疲倦地长叹一口气。

“父亲，那样伟大的宝塔怎么就会马上倒塌呢？这好象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对父亲这个似乎还没有完的故事感到不满足，又问了一句。

“孩子，沙上建筑的楼台从来是立不稳的，”父亲回答道。“不过故事都是人编出来的。我们上岸去罢，你应当回家去睡觉了。回家去好好地睡罢，不要想什么皇帝，什么长生塔，免得今晚上会做恶梦。”

父亲说着就站起来。我们跟平时一样，父亲拉着我的手上了岸，依着北斗星给我们指的方向慢慢地走回家去。

1934年12月在日本横滨

火

第一部

《火》（第一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由开明书店初版迄一九四九年四月，共印行十二版（次）。

一

“文淑！文淑！你等一下！”

文淑猛然把门拉上，气冲冲地跑下楼梯，也不管母亲在后面呼唤，她一口气跑到弄堂口，还皱着眉嘟着嘴口里咕噜着：“你不要以为我是个没出息的女孩子，你不要看轻人。我不靠你也可以活下去。你不要我做，我偏要做给你看！”她这时还想到父亲无情的责备，就仿佛看见他那含威逼人的眼光和带怒的黄瘦面孔，所以气愤地说了那些话。她走出弄堂也不再往下说，气略略平了一点。一个熟识的黄包车夫拖了车子过来，在她面前放下，笑着唤声“小姐”，要她坐上去。她并不理睬他，却转身走向右边的人行道，用快步子走着，手里还捏着护士证、口罩和三四本要带到医院去的战事画刊。但是她还没有打定主意到什么地方去。此刻去医院又嫌早。

一个巨大的声音突然在她的耳边震响起来，她吃惊地抬头看天。秋日的晴空显得十分高朗，广阔。正午的太阳照在头顶上，她并不觉得十分热，虽然从她的鼻端略略沁出了汗珠。她的略带近视的眼睛只看见一片淡淡的金光在深蓝色的天幕上闪动，在那上面甚至找不到一个苍蝇般的点子。

“飞机！飞机！”一个穿短裤的年轻人伸了手指指着北方，一面叫，一面张大眼睛望那个方向。文淑站住跟着他的手指望去，她仍旧看不见什么。但是那熟习的轧轧声却很清晰地进了她的耳朵。接着又是一声爆炸。她烦躁地皱了一下眉毛，埋下头正要向前面走去，却听见那个圆脸的年轻人气恼地骂起来：“×他个娘！今天炸了一天还不够！就只看见东洋飞机！我们的怎么看不见？连高射炮也不响了！”

“不要性急，今晚上我们的飞机就会来的。‘九·一八’那晚上炸得多厉害！吓得东洋鬼子拚命乱放高射炮，”旁边一个站在街口看飞机的中年人眉飞色舞地说。

文淑无意地看了那个人一眼，她觉得他的话也有道理，最近几个晚上中国飞机的确飞到虹口、杨树浦一带轰炸过敌军的阵地。满天的探照灯光和接连不断的高射炮响，便是敌军感到恐慌的表现。她自己也曾跟着家里的人在晒台上看过，昨天晚上高射炮只响了十多下就静寂了，她一个人还站在晒台上等候飞机再来，直站到中夜，虽然她的母亲几次唤她进房去睡，她也不肯进去。她这样一想便觉得心里痛快许多。刚才和父亲不愉快的争吵渐渐地在她的心上淡了。她不再在天空里找寻飞机，却昂起头沿着街口一家关了门的日本商店转一个弯，走入热闹的霞飞路上去。

整洁的霞飞路还保持着抗战以来的畸形的繁荣。银色电车爬虫似地在光滑的柏油道上蠕动，载着一车一车的乘客往相反的两条路上去，车里总是满满的，有时还把容不下的几只膀子露到外面。电车去远了，街道稍微显得空一点。拿着短棒的巡捕涨红着脸往前飞奔，追赶拖了车子逃跑的黄包车夫。几辆车子挤在一堆，堵塞了路。于是一些汽车的喇叭开始长鸣。两旁人行道上立着不少看飞机的人，从他们的口里发出了各种论调。几家银行的铁门拉紧了，门前还有巡捕看守，在那里有两三个年轻的报贩高声叫卖着新出版的《抵抗》三日刊[1]。从别处迁来的商店露出了油漆崭新的门面，时时有服装整齐的顾客，拿着纸包从里面出来。在街口杂货店旁边，或者在玻璃窗上钉了木板暂时停业的外国商店门前，或者在人行道的几块空地上都有着临时报摊，陈设了各种抗战的报纸和刊物，吸引着不少青年的贪婪的眼光。三五个男女青年有的腋下挟着一束报纸，有的手里拿着刷子和浆糊，他们谈着话兴奋地走过，找寻可以张贴壁报的地方。在一个大的弄堂门口站着一堆刚由卡车卸下的从战区逃出来的难民，质朴的农民的脸上全是些失神的眼光和疲倦的面容。

文淑继续往前面走。二辆用树枝伪装了的卡车从后面开来，在她前面六七步光景停住了。车上插着红十字会的旗帜，是从前方开回来的。车身溅满了泥土。树叶也已经枯黄了。两个司机和四五个工役模样的人从车上跳下来，往别处走了，就让空的卡车停在路旁。文淑走过那里，带着好奇的眼光看卡车，看从前方带回来的泥土和树枝，她不觉揣想着前方的生活。她一边想，一边慢慢地移动脚步。一只手从后面伸过来拍她的肩头，她吃惊地回头一看。一张熟习的年轻面孔望着她微笑。她快乐地唤了一声“刘波！”便转过身把手伸给他。

刘波用他的带着尘土的手把那只柔软的手紧紧捏着，笑问道：“你到哪里去？”

“我随便走走，”文淑缩回手笑答道。接着她又加一句：“我等一会儿到医院去，”她那腮略略一动，健康色的两颊上立刻现出了一对酒涡。

刘波看见她的左手里捏的护士证和口罩，明白了她那句话的意思，便称赞道：“你到医院里做看护了。真不错，真不错！到底是我们的文淑！”

“刘波，你不要又挖苦人！我晓得你在笑我，”文淑抿着嘴笑道，她那两颗圆圆的漆黑的眼珠顽皮地在刘波的清癯的脸庞上滚来滚去。

“文淑，你不要误会我。我真心在夸奖你，”刘波连忙分辩道。

“不，不，”文淑接连地摇摆着头、装着生气的样子说，“我晓得你们都看轻我，你们都说我是小姐，不会吃苦。爹不要我到医院去，他要我去读书。哥哥也笑我。妈一个人平日顶疼我，她也说，‘你听妈的话，不要去，那边的苦你吃不消。’可是我偏要去，我偏要做给他们看，我不是小姐。我刚才还跟爹吵了架，饭也没有吃完，就生了气跑出来。”她嘟起嘴，两只眼睛圆圆地睁着，最近留长了的童化的头发飘盖到脸颊上来，还有两根细发横过眼睛直搭到鼻上，她并不把它们挑开。

“你不要翘嘴巴好不好？”刘波忍住笑调皮地说。这句话就把文淑引得噗嗤笑了，她说道：“呸！人家在跟你讲正经话，哪个要你来开玩笑！”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个雄壮的声音忽然在旁边打岔似地响了起来。这是前面那家百货商店收音机的大喇叭里放送出来的歌声，唱着大家听惯了的《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不要再讲这些闲话了，”刘波警觉地说。“你既然没有吃完饭就出来，那么我们一块吃饭去。我有些话要跟你谈。”

“吃饭我不去。我不想吃，”文淑把嘴一撅摇摇头说。她又笑起来，微微侧着头问道：“请我吃冰好吗？我要两点钟才去医院，现在还有时间。”

“好，我就请你吃冰。你这个脾气还没有改！你在医院里也吃冰吗？”刘波玩笑地说。

“我不许你再说这种话！要请吃冰就快点请，”文淑故意装起烦厌的样子说，但脸上的笑涡还没有完全消失；她不等刘波答话，又改变语调温和地问道：“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吃饭？”

“你没有看见我在这里做的事？我刚刚换了班下来，正打算去吃饭，”刘波惊讶地说，他侧过身子，指着旁边一个报摊给文淑看。那里陈列的全是些进步的抗战刊物，大约有二三十种，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坐在一个矮凳上对着他们微笑，在那个人的身边竖着一块硬纸板，写着《抵抗》三日刊和《烽火》周刊的广告。“我们几个朋友不会演说，也不会写文章。要募捐，又不愿意看一般有钱人的面孔，而且捐了钱，能不能用在兵士和难民身上也不晓得。所以我们宁愿到这里来卖报。自己亲手把救亡书报一本一本地送到青年的手里，心里也很痛快，虽然比不上你们在医院工作的人实际，”刘波兴奋地对文淑解释，话并不多，他却用力说着，他好象要把他的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刻印在她的心上、使她同意他的话、相信他的话似的。

“你今天怎么这样客气起来了？”文淑说着不觉满意地笑了。她看见刘波还望着她不肯移动脚步，便忍住笑催促道：“快走罢。你难道不饿？老是望着我做什么？”

刘波笑着说：“好，我们就到‘冠乐’去罢。”他刚刚拔步要走，看见文淑已经先走了两步，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连忙追上去问道：“你那个医院远不远？”文淑侧头把医院的地点告诉了他。他高兴地说：“等一会儿我送你去。”

“好，那么我先谢谢你。”文淑愉快地往前面走了。

他们到了“冠乐”，坐在楼下角落里的散座上。两人对面坐着。刘波要了一盆炒饭。但是文淑要的橘子刨冰先来了。她衔着吸管慢腾腾地吸着冰水，一面抬起长睫毛盖住的不大不小的眼睛，调皮似地偷偷望着刘波，静静地听他一个人的长篇的叙述。他宣传似地（其实是诚恳地）、絮絮不休地说着，他好象要把“八·一三”以来他的行动和思想都在这次谈话里说出来似的。但是他说了许久，直到他把炒饭吃完，她也吸光了两杯橘子刨冰以后，他还不知道她是否听清楚了他的话，因为她虽然现出注意地听话的样子，却不曾发表过她自己的意见，不过偶尔说两三句开玩笑的话打岔罢了。其实他的话已经被文淑完全听进去了，而且引起了她的赞美。

时间过得很快，他们刚坐下不多久就到了一点二十分钟，文淑嚷着要走了。刘波便付了账，跟着她站起来，两个人一路走出了饭馆。

马路上和人行道上的人似乎比先前多了些。许多人仲长了颈项在望天空。他们刚走出门口就听见一个霹雳似的爆炸声，比文淑先前听见的响得多。文淑吃惊地轻轻叫了一声，一把抓住刘波的膀子。

“不要紧，文淑，你不要怕，”刘波看看文淑，大声安慰道。

文淑有点不好意思，马上松了手，瞅他一眼，撅起嘴嗔道：“哪个害怕？你不要看轻人！”便赌气般地往前面走了。

刘波知道她是假装生气，因此也不着急，顺口唤了一声“文淑”，便迈开大步追上去。她听见他的脚步声，故意不理他，却加快脚步往前面走，想不要给他追上。她走了不多远，忽然觉察到刘波的脚步声消失了。她回头一看，看见刘波正和一个穿着整齐西装的中年人讲话。她便站住带了好奇的眼光望着那个陌生人。她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那个人的照片。突出的前额和低低的鼻梁是令人一见就不能忘记的，他那个稍微大一点的头搁在短小的身子上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文淑睁大了眼睛望着那个样子古怪的人，她想不起他的名字，而且她刚刚一想，就忍不住抿嘴微微笑了。她站了两三分钟，看见他们还在讲话，两个人的面容都很严肃，她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她等得不耐烦了，便向前走了几步，但又偷偷地回头去看那边。他们还在谈话。这时正走到十字路口，她不再前进了，便站在那里等候刘波。她看了看手表，决定再等他五分钟，如果他还不走过来，她就一个人到医院去。这里一家白俄开设的商店的玻璃橱窗里有一件颜色鲜明的红毛线衫，她每次从这里经过，总不由自主地要把眼睛掉去看它一眼。她一直在打算有一天把父亲引到这里来，要父亲给她买下。但是今天她跟父亲吵过架以后，她决定不再向父亲要钱，也不再想买下这件红毛线衫了。所以站在玻璃橱窗前面，她忽然觉得不舒服起来。她皱一下眉头，便猝然掉转了身子。她决定再看刘波一眼就走开。但是她刚刚抬起眼睛，就看见刘波慌慌张张地向她走来；他动着眼睛向前面张望，显然是在找寻她的面影。她高兴地迎上去。

刘波和那个朋友谈着那些使人兴奋的话题时，完全忘记了文淑在等他。直到朋友走了以后他才记起她来，他以为她已经走远了，觉得很抱歉，还想追上她，或者就到那个医院去向她解释几句，因此正吃力地跑着。他只顾看前面，并不曾注意两旁的人，他走过了她的身边，却没有看见她，依旧急急向前走着。她也不唤他，却偷偷地跟在他的后面。他果然没有觉察到。她用手帕掩住嘴暗暗地笑着。但是过了大半条街，她忍不住了，终于噗嗤地笑出声来。这样使得刘波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她。

“你还是那样地小孩脾气，我怕你一个人生气走了，还想跑到医院里头去找你。你看我连汗都跑出来了，”刘波高兴地抱怨文淑道。

文淑站在旁边听刘波说话，她把第二根手指头衔在口里吸吮着，头微微俯下来轻轻地在摇摆，两颗漆黑的眼珠滴溜溜地上下转动。她等他住了口，才抬起头得意地抢白道：“谁叫你不理我，把我丢在这里，只顾跟朋友讲话！”他还没有答话，她马上收起笑容正经地问道：“那个人是谁？我好象在哪里见过似的。”

刘波说出了那个人的姓名。那是一个大家熟习的文化人的名字。

“就是他！怪不得我好象见过他似的。你为什么不给我介绍？”文淑兴奋地说。她又好奇地追问道：“他跟你谈些什么事，可以告——”

她还不曾讲完这句话，一声巨响又把她的话头打断了。她闭了嘴，脸上立刻现出严肃的表情。

刘波紧紧皱着他的浓眉，沉着脸一声不响地走了几步，他不回答她的问话，好象就没有听见一般。接着又是一声巨响压倒了脚步声、车辆声和嘈杂的人声。

她抬起头看他一眼，立刻明白了他的沉默的原因。她轻轻地挨近他，低声问道：“你为什么不说话？心里难受吗？”

刘波把脸掉向着她，这意外的温柔的语调震动了他的心，使他那被忧郁纠缠着的心绪突然开展了。惊喜的微笑刚刚浮到他的嘴边，他还来不及说半句话，一个比先前的爆炸声更响的“孔隆”的声音就迎头打了下来。他觉得她紧紧地抓住他的膀子，他想安慰她，但是痛苦的拘挛把他脸上还未完全露出的微笑赶走了。他诅咒般地说：“你数数看，他们丢了多少炸弹！我们就什么都不拿出来，让他们尽量地炸！真气人！五百磅的炸弹，每一个要炸死多少人，毁掉多少房屋！”他们正走到一家糖食店门口，应该转进那条横街去。他便在街口略停一下仰头看天。天空还是十分晴朗，在西北角上三架飞机从容地低飞着，灰色的机身衬在深蓝色的天幕上显得非常分明。“你看！飞得这样低！”他愤怒地伸出指头指着那个地方对文淑说。文淑跟着他的手指望去，她似乎瞥见了飞机的影子，但是它们绕着圈子往前面飞，已经被房屋顶遮住看不见了。文淑还着急地接连问着：“在哪里？”

“看不见了，”刘波答应一句，便推了推文淑的膀子催促道：“我们快走罢，不然你到医院又会迟了。”他刚说完，又听见炸弹爆炸的响声，便气愤地骂道：“这哪里是打仗？简直是屠杀！自己躲在安全的上空看见人死，简直没有一点人心！”

“可惜我们女孩子不能够加入空军，”文淑忽然怀了一种无法满足的渴望叹息道。

“这是什么意思？”刘波惊讶地问了一句，他并没有仔细咀嚼文淑的话，他的脑子里还装满了炸弹巨响的余音。

“我在医院里头看见炸伤的弟兄们的痛苦，我只恨我是一个女孩子，不能够到战场去给他们报仇，”文淑把眼睛睁得圆圆的，两颗眼珠骨碌碌地滚动着，气恼不堪地大声说，好象在跟谁吵架的样子。

“这仇恨是一定要报复的，”刘波声音颤动地说。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他觉得血液在血管里燃烧起来。话堆积在他的心上，积得很多，他不能够控制它们，就让它们自己冲出他的口腔，他挣红着脸，一面走一面说：“我见过先施公司门前的炸弹，我见过南火车站的炸弹，我见过一群一群的难民身上带血手牵手地走过马路，我见过那些血淋淋的无头缺臂的尸首。南京路落炸弹的那天，我同一个朋友正坐在一路电车上。电车刚开到跑马厅，忽然‘孔隆’一声，把车子上的人都震傻了。我从没有听见过这样大的响声，连我的耳朵也差不多震聋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看见许多人慌慌张张地从新世界那面跑过来，电车不再向前开，却往后倒开了半条马路才停下来。路上秩序乱得很。我那个朋友吓得到处乱跑，我找不到他，就一个人走过去。马路上还在冒烟。到处都是死尸，到处都是血。几片人肉粘贴在墙上，新新公司门前人行道上横着两只女人的膀子。我看见一个女人倒在地上，头已经没有了。身上还穿着崭新的旗袍。我还看见一个穿长袍的人一只手按住胸口，埋着头匆匆忙忙地跑过来，快到我面前忽然倒了下去。旁边一个童子军连忙搀扶着他，把他的头扳起来，一脸尽是血，眼睛鼻子都炸掉了……这些仇恨，这些无辜者的血！现在又是炸弹的声音。单是在今天就不晓得丢了多少个！每一个炸弹落下去要吃多少人的血！都是我们同胞的血！我只恨我不能够马上给他们报仇！不能够找到一个更紧张、更直接的工作！”

这绝望的呼吁一直达到文淑的心里，把她的心也搅乱了。他的叙述把一幅一幅惨痛的图画放在她的眼前，用残酷的景象折磨她。她不敢多想，也不敢看他，只是默默地在他的旁边走着，听着。她觉得他的苦恼也就是她自己的苦恼，他的愤怒也就是她自己的愤怒。她无法排开它们。已经走到医院的对面了，她还不想进去，也不想知道时间的早迟。她停住脚听他说到最后一句话。左手轻轻地挨着他的膀子，她抬起头看他，他的清瘦的脸微微发红，眼睛有些湿了。这眼泪是她料想不到的，但是她很感动。她忘了自己地唤一声“刘波”。他侧过头温和地看她，短短地说：“你到了。快进去罢。”

文淑看看刘波，忽然亲切地微微笑了。她声音清脆地说：“再见，我明后天到报摊上来看你。”她孩子似地带跳带跑穿过了马路，站在医院的篱笆门口，把手里捏的护士证交给门前守卫的童子军验过，然后进了门，匆匆地向着那座耸立在草地上的高大洋房走去。

二

在医院里，文淑刚换上护士的衣服，正在三楼那间窄小的休息房间内和一个叫做素贞的同伴讲话，忽然看见两个年纪较大的同伴带着烦厌的神气匆匆走进房来，几里古鲁地抱怨道：“又吵着换药！真讨厌！”说着就在空着的椅子上坐下，解开衣领的扣子，疲倦地嘘着气。

文淑惊诧地看看她们，微微露出不满意的颜色，然后又回头去看素贞，对这个熟习的朋友用眼光表示她的意见。她想说两句讽刺的话，可是话还没有出口，她就听见茶房唤“小姐”的声音。茶房站在门口探一个头进来说：“小姐，三号房间请你们哪一位去一趟，那位姓方的吵着要换药，他忍不住痛了。”

“我去，我去！”文淑自告奋勇地答道。

“真讨厌！又是那个姓方的兵！”那两个坐着休息的女护士中间一个长脸的周小姐把眼睛一竖抱怨起来。她讨好地阻止文淑道：“冯小姐，你不要去！你不要理他！郑医生吩咐过的，现在还不能换药。”

文淑对那个同伴笑了笑，答道：“不要紧。我反正没有事情。我去问问郑医生。”她又对素贞说：“素贞，我们一块儿去罢。”她们扬长地走出去了。

她们先到医生休息室去。郑医生在那里。文淑鼓起勇气走到他的面前，兴奋地把换药的事情一口气对他说了，她以为郑医生一定会听她的这番话。她怀着希望地望着他那略带方形的胖脸。

郑医生把两只颇小的眼睛差不多挤在一起，略略张开被浓密的唇髭盖着的嘴唇，从牙缝里透出两三下笑声，然后谦和地说：“冯小姐，请你去叫他多等一等。他的药一定要在手术室里面换。现在手术室忙得很，还有好几个人等着施手术。请你叫他不要发急，等等也不要紧，再过一阵就有空了。”

他的脸上丝毫没有感动的表情，声调也很平板，只是敷衍似地说着话。他刚刚把话说完，就转过身子和别一个医生谈论什么事情去了。

失望在文淑的脸上涂了几笔阴影。她痴痴地立在那里，望望郑医生，又看看素贞。她先前认为是很有把握的事情，现在象梦一样完全消失了。她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或者去对那个受伤的弟兄说些什么话。素贞在她的旁边催促道：“走罢。”她似乎没有听见。她想了一想，忽然省悟似地跟着素贞转身走了。她撅着嘴似乎在心里说着赌气的话。

她们用快步子向病房走去，刚走到病房门口，就听见一阵嘈杂的人声。素贞自语般地说：“不晓得又出了什么事情。”文淑不作声，怀着紧张的心情跑进里面去。

房里显得很乱，靠窗的第二号床铺前后围着许多人，茶房，男护士，女护士，看护长都在那里。还有两个女护士在后面伸长了颈项惊惶地张望。

“什么事？”文淑过去一把抓住一个女护士的膀子，发急地问道。

“他要自杀，用裤带勒自己，”那个同伴激动地答道。

“不要紧罢，”文淑耽心地说了一句，也不等那个同伴答话，便挤进人丛中去了。没有人理她，只有那个“教婆子”型的矮小的看护长责备似地瞪了她一眼，但是她不曾觉察到。她只顾注意地看第二号床铺上的姓方的兵士。那个年轻的弟兄两只手都被茶房和男护士紧紧地拉住了，他疯狂似地挣扎着，哭叫着。他们在解开他颈项上的裤带。他绝望地哭叫着：“我不要活！我不要活！我的伤反正医不好。为什么还要叫我多受痛苦？”别的人都不对他说话，只有看护长象哄骗小孩似地在安慰他。他似乎不曾听见。但是裤带已经被拿走了，他的两只手被人紧紧握住，丝毫不能移动。他的力气也竭尽了，他不能够再作任何反抗的举动。他于是呜呜地伤心哭起来，孩子似地骂着：“你们好狠心！连死也不让我死！”看护长传教似地继续说着安慰的话。人渐渐地散开。他的哭声也渐渐地小了，后来他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男护士和茶房也陆续散去。文淑和素贞都站在床前垂着头感动地看那张睡脸。另一个女护士，年纪比文淑大一点的王小姐正俯着身子在整理被单，小心地将病人的身子盖好。

“你们要小心地看守他，”看护长带着严肃的表情，慎重地小声对文淑和素贞说，便悄悄地走出去了。

素贞应了一声。文淑却摸出手帕弯着腰轻轻地揩去那个人脸上的泪痕。房里没有人说话，一种悲哀的静寂笼罩着这个房间。王小姐整理好被单便出去了。文淑站直了，把手帕插回到腋下钮扣上。素贞提醒似地在她的耳边说了一句：“你把它拿去洗洗。”文淑点了点头，但是她仍然站在床前不动。“去罢，有我在这里，”素贞催促道。文淑才把头扬起往四处一看。她看见到处都是带着善意的脸。

“小姐，你们真好，”旁边床铺上一个左手受伤的弟兄坐起来发傻地望着文淑，不知道怎样才好地称赞道。

文淑想不到会听见这样的一句话。她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来回答。她起初得意地不好意思起来，微微红了脸对那个人笑了笑。但是她的眼光触到那张带一点滑稽样子的发傻的脸庞，她的感情就立刻改变了。她觉得心里难受，好象有一种力量在压迫她，推动她，揉她的心，磨她的思想，使她感到自己的无力，自己内部的空虚，自己的渺小。她忽然不能自主地掉下了两滴眼泪。她不愿意让别人看见她的眼泪，她不愿意让这个感情长久控制着她。她便竭力装出愉快的神情，低声哼起她爱唱的《五月的鲜花》，走出病房去了。

“我究竟有什么好处？”文淑立在走廊上栏杆前面，忽然疑惑地自问道。她从来不曾对自己发过这样的疑问。她简直没有想到过。关于自己，她就没有起过疑惑。她相信着自己，她相信着自己所爱的那些人。她喜欢新的、年轻的、活泼的一切，她憎厌和她的性情不相合的一切。她把世界看得很简单：每个人，每件事就只有她的脑筋所能描摹的一点轮廓。她生活在她自己的理想世界里，却没有人告诉她这理想跟现实差了多远的路程；也许有人对她含糊地说过，可是她毫不注意地忽略了。她这样地生活下去，直到现实的面目一点一点地从理想中透露出来，这对于她是意外，但是并不曾引起她的怀疑。父亲近来态度的改变，对于她的行动的企图干涉，这使她愤怒，但也不曾引起她的疑惑和深思。然而如今一个受伤兵士的一句话，却意外地激起了她的心海里的波涛。她想着，想着。但是她似乎就永远触不到这个问题，她不能够给一个回答。她觉得有点苦恼，就赌气不再去想它，她摘下了帽子拿在手里，把身子靠在栏杆上，又轻轻哼起《五月的鲜花》来，两只眼睛毫无目的地望着楼下的景物。她的眼里充满着绿色。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广玉兰，深绿色的树叶正得意地迎着风微微舞动。这温和的风也挨到了她的前额和脸颊，它还在玩弄着她的浓发，把它们吹起又让它们慢慢地落下，或者吹过额角搭到前面去，就象一只温柔的手爱抚地玩弄着它们。这只无形的手还拂拭着她的脸。她觉得一阵爽快。先前的那个问题已经去远了，她的苦恼也去远了。她不再想什么，口里只顾哼着她唱惯了的那支歌。她看见几个穿西装的青年男女手里拿着小小的白旗子，抱着慰劳品，由一个一童子军陪伴着穿过广玉兰中间的路，向着楼房走来。她忽然把身子动一下，即刻离开了栏杆。她知道是慰劳队来了。她觉得十分高兴。这三四天来她都没有见到慰劳队的影子，医院里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就象按照一个规定的呆板的日程进行。空气有点沉闷。重伤病房里漫着药味和伤臭的气味。在她的耳边时时响着令人心紧的痛苦的叫喊。每一个枕上放着一张苍白色的脸，失神的眼睛绝望地望着人。她们做护士的虽然殷勤地看护、真诚地安慰，也似乎温暖不了那些战士的心。

只有慰劳队的到来，用热情的语言和感谢的表示暂时给这个阴暗的房间添一点亮光，给护士们加一点兴奋。在轻伤病房里病人平时就可以自由地谈笑，可以在廊上散步，可以下棋消遣：她们有时还可以从他们的口里听到壮烈的战绩，但是只有在慰劳队代表民众来向他们致敬的时候，他们才有尽情叙述的机会。慰劳队的人（大半是青年）分配着慰劳品，站在兵士们的床前用颤抖的声音说：“弟兄们，你们为我们民众流了宝贵的血，带了荣誉的伤……”那时候房里再没有别的声音，许多只眼睛望着说话的人的脸。那个人的眼里也冒出了泪珠。兵士们接着就谈起作战的情形来。当他们说到冲锋过去跟敌人肉搏的时候，他们是那样地激动，他们的眼里冒着火，嘴里吐着白沫，或者伸出一只完好的手，捏成拳头宣誓般地说：“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把日本强盗赶出去！”那时全房间人的心里都响着同样的声音。仿佛每个人都含着眼泪微笑，每个人都亲切地互相看望，每个人都忘了自己，一个共同的目标把他们的心连在一起，好象成了一颗心似的。这情景使文淑太激动了。她虽然流了眼泪，但是她觉得畅快，似乎心里轻松了许多，她好象已经见到了黎明。所以她喜欢这样的时刻。三四天不看见慰劳队的影子，就使她感到寂寞。现在单是白旗子和慰劳品在她的眼前晃动，虽然她那略微近视的眼睛还不能够分辨来的是什么样人，她就高兴起来了，她不去洗手帕，她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她并不细想，便匆匆戴上帽子，整理一下身上的衣服，又把口罩取下，拔步走下楼去迎接他们。她走到二楼，看见两个轻伤的兵士立在栏杆旁边谈话，两人中的一个在安徽一家中学里读过，书左手的手指全被炸去了，现在还包扎着，但伤处渐渐地好了。她和素贞上星期在二楼服务过，和一般弟兄处得还好，尤其和这个安徽兵士谈得来。他看见她走过，便亲切地叫了一声。她即刻站住，含笑地对他点点头，走过去说：

“同志，你现在好得多了。”

“冯小姐，谢谢你，我想我不久就可以出院了，”安徽的弟兄愉快地答道。

“怎么这么快？”文淑一怔，忽然留恋地冲口道；她连忙改正说：“我说，你的伤还没完全治好，应该在医院里多住几天。”

“我住得久了，应该出去了，”他谦逊地说。后来他又露出苦笑，说下去：“别的弟兄们在战地上得不到看护，这样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我实在不好意思占住床位。”他埋下了眼光。

“你不要这样说，你已经为我们民族尽过力了，”文淑感动地说。

他们站在二号病房门前的栏杆旁谈话。房里的弟兄都看见了文淑的背影。有两三个人高声叫道：“冯小姐！”文淑听见声音，便回过头去看那里面。

“冯小姐，请进来，”好几种口音同时叫着。许多人的眼光一齐射到她的脸上，她微微红了脸，用本地口音说普通话道：“什么事？”

“冯小姐，请你唱个歌给我们听，”那个在吴淞受伤的保安队的弟兄，躺在床上带笑央求道，头侧着，两只眼睛紧紧望着文淑的脸，笑容下面还隐约地流露出痛苦的表情。

“冯小姐，请唱个歌。小姐，——唱罢。给我们唱一个，”许多声音杂乱地响起来。多数人的态度都是诚恳的。

“冯小姐，你就唱一个罢，”那个安徽弟兄也加入要求道。

“冯小姐，请唱一个罢，”那个断了一只腿的方脸的四川兵士忽然坐起来，伸长了颈项央求着。

“你不要起来！你不要起来！”文淑连忙跑过去阻止他。她刚刚说完话，那个弟兄已经力竭似地倒下去了，脸色十分难看，被单凌乱地盖着他的半个身子。她走到床前给他盖好被单，一面温和地说：“同志，你好好地躺着不要动。我唱，我等一会儿就唱。”

“你现在就唱一个好不好？”方脸的兵士疲倦地低声求道。

“朱小姐，你也来唱一个，”一个麻脸的兵士忽然嚷道。安徽弟兄和另外几个兵士恳切地齐声附和。

文淑回头一看，素贞正含笑地大大方方地向她走过来。素贞很有办法地推辞道：“我不会唱。”于是众人的眼光和话语又集中到文淑的身上了。

“不要唱，医院里的规则不许可，”素贞轻轻地在文淑的耳边提醒道。

文淑看了素贞一眼，不说什么，只是摇摇头。她迟疑一下，又看看四川弟兄的脸、安徽弟兄的脸和别的几个弟兄的脸，那些殷勤地期待着的眼光感动了她。她回过头对素贞说：“不要紧，我给他们唱一个。慰劳队来了，院长、看护长们一时不会上来。”

兵士们听见文淑答应唱歌，大家都很高兴，都伸起颈项等待着。

文淑忽然不好意思起来，微微红了脸，好象不敢看人似地仰起头，低声唱道：

打回老家去……

打走日本帝国主义……

东北地方是我们的……

素贞要阻止她也来不及了，便让她唱下去，心里却替她发急，只怕院长或者看护长跑来撞见。文淑却似乎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她专心唱着歌。她渐渐地不害羞了，声音也稍微高了一点。她把头略略埋下。许多只眼光停留在她的脸上，她也不现出一点窘态。

文淑唱完了，害羞地说了一句：“我唱得不好，”连忙拉着素贞轻轻地跑了出去。她们在医院里都换上了软底鞋，走起路来很方便。

“我们下去看看，慰劳队来了，”文淑走出房间兴高彩烈地对素贞说。

“不要去。慰劳队来了，会上来的。我们下去给看护长看见又算触霉头，”素贞小心地劝阻道。

“不要紧，我们看看就回来。怎么来了这么久，还不见他们上来，”文淑固执地说。素贞拗不过她，便跟了她下楼去。

她们刚到楼梯旁边，便看见院长陪着几个客人走了上来。她们吃惊地退了回去，但已经被那几个客人看见了。一个戴深色眼镜的三十岁光景的客人忽然叫了一声：“冯小姐。”

文淑马上站住，等候那个人走上楼来。她还分辨不出这是谁的声音。那位颧骨高、脸长而带黄色的客人上了楼，便走到文淑的身边，向她伸出手，一面露齿笑道：“冯小姐，你在此地！我还不晓得！”

素贞把文淑腋下钮扣边插的那方手帕抽出来，拿在手里，低声说：“你还没有洗。我替你洗去！”便独自走了。

文淑把那只手轻轻地捏了一下，她马上记起了这是一位近来很活跃的剧作者，便笑了笑，愉快地说：“曾先生，你戴了一副眼镜，我差一点不认识你了。”她在院长的面前故意压低了声音讲话。

“想不到你真的到医院工作了，”曾明远好意地称赞了一句。

这时院长陪着其余几个人慢慢地往前面走，进了一间病房。

“我说过要来，当然是真的！我知道你看不起人家，”文淑撅起嘴说，她的脸发红了。

“刘波现在在哪里？他还住在老地方罢，”曾明远换过话题问道。

“对啦，”文淑点头笑答道。她便把刘波卖报的事情告诉了他。

“刘波倒是一个实际的人。他有些见解我并不赞成，不过他能说能做倒也不容易，”曾明远听完文淑的话，点了点头，略带赞叹地说。后来他又加一句：“我哪天想找他谈谈。”

“他就在霞飞路金神父路口卖报，你吃中饭以前去找他，一定找得到，”文淑热心地接口说。过后她又问：“你怎么不跟着他们一道去？你是来慰劳弟兄们的。”她的眼睛一霎一霎的，一对笑涡分明地嵌在红润的两颊上，一张小嘴包不住笑，她把右手第二根指头伸到嘴唇边挨了一下，立刻警觉似地缩了回去。她只顾望着曾明远微笑，他不知道她为着什么事情这样高兴。

“你说什么慰劳！你们院长一定不肯放我们上楼。后来交涉了好久，他才答应把慰劳品留在下面，由医院分配，他自己陪我们到病房看看，还叮嘱我们不要讲一句话。这怎么能说是慰劳？”曾明远停了一下说，声音不高，不会被院长听见。但是他说到后来气更大了。他觉得院长没有理由拒绝别人来慰劳在前线受伤的弟兄。

“为什么缘故呢？弟兄们欢迎外面的人来慰劳他们，每次有人来，他们都很高兴，”文淑惊愕地说。

“院长说，上面有命令来：要严防汉奸，怕汉奸混进来捣乱，”曾明远忍住气冷冷地说。

“这不对！汉奸不见得就会混进这里面来，我们不能因为怕汉奸就把什么事情都放下不做！”文淑气青了脸翘起嘴说。

院长陪着客人从另一间病房里出来了。文淑便改换了语调催促曾明远道：“你快去罢，我在三楼等你。”她撇下他独自走上三楼去了。

过了一些时候，曾明远一行人走到三楼的廊上，文淑正替一个兵士写好了一封家信，拿着它从病房里出来。这一行人的脸上全带着严肃的表情，大家沉默着，而且低着头慢慢地移动脚步，只有院长一个人声音平板地说了几句解释的话。文淑迎着他们走去，她走过曾明远的身边，对他点一下头笑了笑，就往休息室里去了。她到了休息室刚刚坐下，喝了半杯凉开水，就听见隔壁房间里叫人的声音。她连忙站起来，急急地走到那里去。

一个保安队的弟兄躺在靠近门的病床上，看见她进来，便用本地话指着隔三个床铺的兵士对她说：“小姐，这个弟兄要什么东西。”

她的眼光跟随着他的手指望去。她看见一张灰白色的脸：颊上的肉已经消失了，两只眼睛微微睁开疲倦地望着她，似乎没有看见她，又闭上了。她立刻走到那张病床跟前，躺在床上的伤兵听见脚步声又把眼睛睁开，求助般地望着她。

“同志，你要什么？”文淑俯下头温和地问道。

那个兵士把眼睛睁大了一点，用力说道：“小姐，我要糖，”然后力竭似地把头一动，眼皮也垂了下来。

文淑以为听懂了他的话，也不再发问，只点点头，说了一句：“好，我就去给你拿来，”便匆匆地走出房去。她走得很快，到了事务处要了一碟白糖，拿着又回到病房去。她想早一刻办好这件事情，免得错过跟曾明远见面的机会。

那个弟兄正闭着眼睛，她的脚步声唤醒了他。他睁开眼睛看她，但是眼珠已经不能灵活地转动了。

“同志，糖来了，”她带笑地说，把一碟白糖递到他的手上去。他不大明白地看了看，忽然失望地摇摇头，伤心地哭起来，他说：“你不懂我的话！”便把头掉向里面去。

“你要什么东西？好好地说，我去给你拿来，”文淑惶恐地立在床前，半道歉半安慰地说。她已经把盛白糖的碟子接过来了。

那个弟兄好象没有听见似的，不理睬她，他的哭声渐渐减低。她呆呆地站在那里，困窘地红着脸，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好。

“小姐，你不要着急。这位弟兄的话我也听不懂。你歇一会儿罢，他就会好的，”对面一个北方的兵士安慰文淑道。

门边那个保安队弟兄隔着三个床铺传过话来：“小姐，你们待我们太好……”他的话还未说完，忽然被隔壁房间里的叫声打岔了。一个弟兄喊道：“哎哟，痛死我了！”

这样的喊叫和呻吟仿佛震动了这个房间。于是来了一阵沉默。文淑打了一个寒颤。她仍旧立在那里，手里拿着碟子，在等候那个兵士的回答。

这样地过了片刻，直到一个低微的声音在她的耳边响起来，她回头去看，这是姓章的男护士的声音，说着“他已经死了，死了。”

文淑看了那个弟兄最后一眼。她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便回转身子急急走了出去，手里还捏着那一碟白糖。

她埋着头走出门。曾明远在廊上等候她，她也没有看见。曾明远唤了一声“冯小姐”，她才站住，走到他的身边去。

“什么事情？你哭了！”曾明远诧异地问道，他看见泪珠沿着她的脸颊流下来。

“一个弟兄死了，”文淑象孩子在大人面前诉苦似地说，她用那只空着的手揉眼睛。

“你不要伤心，我们的弟兄是死不尽的，”曾明远鼓舞地说，他的声音带了一点颤动。

文淑不说什么。她的痛苦的眼光穿过泪水望着曾明远。

他们这样地对望了片刻。曾明远忽然一笑，但是他的脸上并没有快乐的表情。他感动地说：“看见这些弟兄，我就觉得我们民族始终有希望。他们真是拿性命来拚的。昨天英文《大美晚报》上说一个外国教士到前线去，看见中国兵冲锋，一排人过去，没有看见敌兵，只见一阵烟，人就全没有了。后面的人再冲上去，又碰着一阵排炮，一阵烟，人又全光了。这样一排一排的死掉，却没有一个人畏缩。那个外国人看到后来，忍不住伤心地哭了。我们是拿人的血肉来跟最新式的炮火拚的。”曾明远说到后来，声音颤得厉害，他也十分激动。他看见文淑一直在流眼泪，又想起他的朋友们在下面等候他，他也不再说什么，便告辞走了。他临走时还递了一张名片给文淑，殷勤地对她说：

“你有功夫请到我们团里来看看，青年救亡团，这张卡片上有地址，离你们医院也不远。”

“好，我一定来，”文淑爽快地答道。

三

刘波冒着细雨穿过霞飞路，走入一条横街。深黑色的天空矮矮地罩在他的头上，夜已经来了。尘埃似的小雨点粘聚在他的头发上面，一张燃烧的脸被微凉的雨水打湿了，但是他并不曾感到一点冷意。他的心情十分紧张。周围的景物在他的眼前只现出一个模糊的轮廓。占据着他的脑子的是另外一个景象。那里似乎有着够多的温暖和够多的光明，给他照亮了黑暗、冷静的路，使他象赴盛会一般地迈着大步急走。

时候还早，夜却是相当地静了。环龙路上只有寥寥几个人影，雨湿了的柏油路上有一两处映着街灯的微光，镜子似地在发亮。两旁人行道上的广玉兰枝叶间积了不少的雨水，秋风吹起，枝叶一动，雨点沙沙地迎头洒下。刘波没有提防，略略吃了一惊。但是他并不在意，不过站住抖动一下身子，把雨水抖落一些，便继续往前面走了。

炮声从远处响起，一声，两声，三声，静下去，又不再响了。夜又落在静寂里。刘波走完一条马路，就只看见两个穿长衫的人默默地迎面走来，跟随着一阵风很快地过去了。前面不调和地起了笑语声，两个白俄巡捕立在一家关闭的商店门前，跟站在树下的一个穿雨衣的白俄老妓调笑。他们轻蔑地看了刘波一眼，刘波刚走过，那个老妓忽然发出了鹭鸶叫声一般的怪笑。

这笑声给刘波引起了一点憎厌的感觉。但是他马上又象拂拭尘埃似地把它拭去了。炮声又响起来，轰隆的一声，两声……又静下去了。一切重新被静寂的网覆盖着。他走到一段更阴暗的地方，忽然从树后转出一个鬼魂似的影子。一只无力的手向着他仲过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哀求着：“先生……”

刘波愤然想着：“为什么要阻拦我？”他头也不回地只顾往前面走。那个穿黑衣的瘦弱的女人在后面紧紧跟着他，手差不多要抓到他的衣服了。呻吟似的声音在他的耳边磨来磨去：“先生，我不是讨饭的，我家住在虹口华德路，丈夫在香烟厂里做事情。我们一家人从虹口逃出来，走到大世界，给炸弹打散了，我不知道他们的死活，到处找，都找不到……”

永远是这同样的故事。到处都是苦恼。到处都是同样的平凡的悲剧。每个人，甚至最渺小的人也遭受了最大的苦难。为什么需要着这么多、这么大的牺牲？这思想使他痛苦。

“先生，我不是讨饭的，我家住在虹口华德路，”那个女人晓晓不休地哀诉着，不肯放松他，似乎要将她所受到的苦难让他完全知道。他不能够忍受了，便伸手进衣袋里去，把袋里仅有的两个角子抓出来，放到那只微微颤抖的瘦得见骨的手掌上，不等她说二句道谢的话，连忙走开了。

他转过一条横马路，走进了一个弄堂，在过街楼下，一些妇人和小孩正摊开被头睡在水门汀地上。中间留着一条过道，但已经被带泥水的脚步弄得滑脚了。他走入一条窄巷，到了一家后门口。厨房里没有灯光。他不去敲门，却站住唤了一声“永言”。亭子间的窗户立刻打开了，一个人探头出来看，他在下面点点头。厨房里电灯亮了，那个叫做永言的人来给他开了门。门一开，他马上走进里面去。他听见关门的声音。他回头对那个开门的朋友道歉地说了一句：“我来迟了。”

亭子间的门微微掩着，灯光从里面射出来，屋里有人唧唧哝哝地谈话。刘波连忙走上楼，推开房门进去。他认识的几个人都在那里。

房里有一张小小的方桌和一张条桌。没有床，地板上铺着宽大的草席。七八个人坐在席子上，留下那把唯一的椅子给刘波坐。方桌上凌乱地放了两个热水瓶和六七个杯子，还有一滩溅出来的水。这使人想到房里先前有过一番热烈的争论。条桌放在屋角，一个蓬头发的青年把头俯在条桌上专心地抄写稿件。

刘波坐下来，望着郑永言，关心地问道：“谈的结果怎样？”

郑永言是一个长脸无须的中年人，在这间屋子里他的衣服最整齐。银白色背带在他的蓝条子绸衬衫上闪闪地发光，下面是一条折痕显明的咖啡色西装裤和一双黄色的拔佳皮鞋。他的头发向后梳，新擦的头油使它们成为雪亮。他严肃地答道：“刚刚叫子辉打电报到南京去了。这两天战况不大好，租界当局态度开始软化。我们又要搬家了。不过那件事我们还是要做。先把那个东西干掉再说。”

刘波的心情顿时紧张了。他看见永言脸上没有一点惊惶的表情，忽然想起一个星期前永言穿着一身破烂的学生装、头发蓬乱地到报摊上来找他时的情景，他一阵眼花，几乎疑心在他面前说话的是另外一个人。其实他知道并不是这样。他也多少了解他们的生活，而且总是带着崇敬的眼光看他们。他常常在他们的中间感觉到自己的渺小。每一次看见他们，听他们热烈地谈话，他总是十分激动，觉得牺牲之火在自己的内心燃烧。这一次他又不能制止心的猛跳了。房里简陋而杂乱的陈设已经在他的眼前消去。他看见的只是几颗人的心。他恨不得把自己的心也掏出来献给他们。他又问道：“刊物没有问题罢？”

“第二期还是照常出下去，稿子齐了，子成正在抄写。不管怎样，这两国青年的联合刊物是应该维持的，”永言坚决地说。

“不过我耽心的是销路的问题，我们怕发不出去，”一个叫做鸣盛的青年说。

“要不是法租界卖报现在有了限制，我一定拿到街上去卖，每期至少也可以卖它四五百份。然而现在什么都有限制了。这么大的地方只发两百多张照会，这怎么够！帝国主义者的手段总是那一套，”刘波气愤地说。

“刘波，我们刊物上写文章的人太少。就只有我们几个。太单调。以后你给我们多写一点罢，”永言直截了当地说。

刘波迟疑一下，便答应下来，说：“我尽力做就是了。”他又把眼光掉去看那个在角落里写字的青年。那里很阴暗，射到角落里的灯光很难使人分辨清楚细小的字迹，房间里谈话声也没有断过，但是那个瘦长的青年却俯在矮小的条桌上，把铁笔在那张铺在钢笔板上面的蜡纸上用力划着，脸差不多要挨到纸上了。他仔细地将原稿上潦草的字迹一字一字地搬上蜡纸。他是那么安静，好象房里就只有他一个人似的。

这种专心工作的精神打动了刘波的心，他不觉感动地唤了一声：“子成。”子成回过头来看他，头往上一扬，嘴上带着微笑，两只眼睛不住地霎动，眼皮肿起，眼睛里布满了红丝。

“你太辛苦了。怎么不戴眼镜？你看得清楚吗？”刘波关心地问道。

“看得见，我已经习惯了，取了眼镜倒方便一点，”子成毫不在乎地答道，脸上还带着笑容。

“啊，我记起来了，刊物我寄了出去，今天有个朋友写信来问是不是你写的‘钢笔板’。你写的这种字是很出名的，有些朋友一见就认得，”刘波赞叹地说。

“我写得并不好。不过他们都忙，没有功夫做这种事情，”子成谦虚地说。他伸手去揉了揉眼睛，又说：“还有一点了，我把它写完罢。今晚上就要印出来的。”他便转过身子俯下头去。铁笔落在钢笔板上的声音又飒飒地响了起来。

“那个东西前天又在虹口演说过一回，他说：‘一·二八’战争中间，我们同乡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很对不起‘大日本帝国’……”永言看见子成掉过头去写字，便对刘波讲起另一件事情，可是刘波不等他说完便气愤地插嘴道：

没有做什么事情？尹奉吉[2]的炸弹，影响也就不小了！

“他那种东西怎么想得到！”另一个须根布满脸颊的中年人气冲冲地接下去说。

“他还说在这次战争里我们同乡应该替皇军尽力，又说了许多肉麻的话。这种人真是我们里面的败类！”

“他拿了日本人的钱到处收买我们同乡，给日本人做事情。有些无知的同乡真的被他收买去了。我们如果不去掉他，中国的弟兄会认为我们都是他们的敌人，所以……”永言下了决心地说，说到“所以”两个字，他的脸上忽然露出残酷的微笑。

刘波完全明白了。他知道那几个人的性情和生活方式，他也略略知道他们过去做过的几件事情。他明白他们不轻易发出诺言，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地说出来的，里面都带着行为的力量。他对这些话从来没有怀疑过。这时他仿佛看见一支手枪对准一个人的胸膛预备开放。他只说了“这也好”三个字，点了点头，便把眼光掉去看别的朋友。

那个满颊须根的中年人和一个头发灰白而年纪不过三十几岁的友人，正在用他们的本国话低声谈论。叫做鸣盛的青年拍一下永言的肩头对他说了几句话。铁笔的声音忽然停止了。子成在角落里发出一声叹息，就站了起来。

“子成，我看你也够累了，你休息一会罢，我来替你印，”刘波殷勤地对子成说，他也站起来。

“我来印，”鸣盛突然从席子上立起来抢着说。这个工作是他做惯了的，他不愿意让给别人做，在他们的团体里面，油印刊物和传单的时候，总是子成写钢笔板，他做印刷的事情。

“我并不累，”子成在回答刘波的话。但是他又坐下去，微微叹了一口气，一面把写好的蜡纸叠在一起。鸣盛到另一个角落里把放在地上的油印机搬到条桌上去。

“子成又在想家乡了，”那个头发灰白的朋友同情地向刘波解释道。然后他又自语般地说：“其实多想也没有用处。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我好象就没有‘过去’一样。我也记不起我有过家乡。我那一点点个人的情感也已经完全消失了。我觉得我仿佛就是一副机器。”这声音并不是平板的，它带了一点苦涩味在颤动着，这证明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也还不是一副机器。

“朴元，子成跟你不同。这也怪不得他，他过去那一段回忆是很难忘掉的。我知道你不相信永久的爱这种话。可是亲眼看见自己的未婚妻被一只魔手从他的身边抢走，以后还得到她从另一个环境里送给他的消息，后来就没有下落了，这种事情的确是不容易忘记的。子成已经算是能够忍耐的了，”永言这祥替子成解释道。

子成离开了条桌，过来坐在席子上，就坐在朴元旁边。他戴上了眼镜。眼睛红肿了，眼皮不住地霎动，他略略摇头，苦恼地分辩道：“不，并不单是那件事情。不单是为着个人的事情。别人说我们这个民族很刚强，也许是我们的环境把我们养成这样。不过我比你们都脆弱，我忘不了那许多事情。我出来得最迟。我看见那些良善的农民无缘无故被人捉去，挖地坑，倒煤油去烧他们。我在宽大的马路上常常看见六匹马拖着的四轮车经过，里面装的尽是从乡村里捉来的青年，和我一样的青年。‘我们的性命还不如一只蚂蚁，’我们在那边常常说的这句话，你们应该还记得罢。”

“不要说了，”那个满颊须根的人烦躁地嚷起来。“现在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处？路隔了那么远，连望也望不见！”

“我相信我们有一天会回到那边去，可是并不象一只老鼠那样地回去，象一个人，一个自由的人，”永言忽然昂起头，充满了自信地用力说。

“不要说这么远的话了，我们能不能活到明天，现在都不知道。说不定日本领事馆的警察马上就会来的，”那个须根满颊的人烦躁地说。

“光韩，你为什么老是说这种话？他们要是真的来了，我们这里准备好了家伙等着他们，还怕什么！”永言责备似地说，光韩沉着脸不做声了。

鸣盛站在屋角条桌前印刷刊物，刘波在旁边给他帮忙。子成独自阴郁地低声唱起故乡的歌曲。朴元开始和永言轻声讲话。屋里稍微静了一点。忽然窗下弄堂里响起了吹哨声，声音不高，但很清晰。

“听见没有？”光韩神情紧张地说。

“老九的信号，我要走了，”永言变了脸色自语道。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取了那件挂在门上的西装上衣穿在身上，又对朴元说：“朴元，明天在那个地方见面，不要忘记啊。”

“也许有了什么意外事情，”鸣盛惊诧地掉过头说。

“刊物印完没有？”子成连忙站起来问道。

“还有一点，马上就要完了，”鸣盛简单地答道。他仍旧埋下头去，加快地推动胶棍。刘波在折叠已经印好的报纸。

“我先带两百份去，”永言说。他走到条桌前面，从刘波的手里接过报纸，用当天的《申报》包好，挟在腋下，打开亭子间的门悄然走了。

“我也要走了，”光韩和另一个中年朋友都站起来，差不多同声地说。

“你们也带点刊物去，”子成嘱咐道。他们也走到条桌前面去拿了两束刊物，不再说什么，就轻轻地移动脚步走下了楼梯。

鸣盛印完刊物后把油印机收拾好，从条桌上搬回到另一个屋角，刘波仍旧躬着腰在折叠桌上的报纸。子成和朴元静静地坐在席子上，好象在思索什么。窗下的吹哨声又一次响起，声音短促，响到第三次就消失了。

朴元霍地站起来，声音低沉地对鸣盛说：“把那个东西给我带去。”

鸣盛点点头，便去把方桌下面那口箱子打开，取出一件用粗布包扎的沉重的东西，递到朴元的手里，低声叮嘱道：“你当心一点。”朴元接过布包，郑重地放在他的西装上衣的袋中。他的脸上并不现出一点紧张的表情，他安静地带笑说了一句：“我知道。”子成正用了激动而带忧郁的眼光默默地看他，他轻轻地拍了一下子成的肩头，安慰地说：“子成，你不要再想那些事情了，好好地休息一会儿罢。”子成也不说什么，只是苦涩地一笑。朴元走到门口，忽然掉过头来又问了一句：“刘波，你不走吗？”

刘波把埋下的头抬起来，短短地说：“我就走。你不要等我。”

房里只剩了刘波、子成、鸣盛三个人。刘波还在数印好的报纸。子成默默地在席子上躺下来。鸣盛拿了用过的稿件走出房去。

“刘波，你应该走了，”子成烦躁不安地催促道。

“这些我都带去，”刘波自语道。他又掉头殷勤地对子成说：“地址也给我带去，我替你们寄发。放在我那里不要紧。”

“也好，”子成说着立刻站起来，从方桌下的箱子里取出一本记事册，递给刘波，小心地嘱咐道：“你要把它检好，我后天来拿。”

“还是我给你送去罢，”刘波接过记事册谨慎地放好在衣袋里面。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便严肃地问道：“你们就要搬家吗？”

“说不定明天就搬，”子成低声答道。“现在还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我后天上午去找你。”

炮声轰隆地响起来，声音很大，好象这个房间也被它震撼了似的。第一声的余音还未停止，第二声又响了，以后便接连地响下去。鸣盛空着手从外面进来。他走到方桌前，把茶杯放好，又用抹布揩桌面，一面自语般地说：“已经九点多钟了。”

“我走了，”刘波惊醒似地说。他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个约会，他不能够在这里多留一刻了，便拿起那来报纸匆匆地告辞出去。

弄堂里地上还是湿的，但雨已经住了。铁门关上了，只留下一道小门让人进出。避难的妇人和小孩沉沉地酣睡在被窝里，皮鞋的声音也不曾惊醒他们。马路上除了巡捕外只有两三个行人的影子。刘波走了一条马路，才看见一辆黄包车。他也不讲价钱，就坐上车，要车夫赶快把他拉回家去。

车夫是一个身材结实的年轻人。他拉着车走了几条马路，忽然胆怯地跟刘波谈起话来。他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先生，仗还要打多久？”

这突然的奇怪的发问，使刘波一时回答不出来。但是那个车夫又问了：“先生，我们几时才把东洋人赶得出去？”

“我也不大知道，总要几个月罢，”刘波敷衍似地答道，他还在想别的事情。

“先生，我不是拉车的。我原是虹口蛋厂的工人，家住在杨树浦，给东洋人打光了。只有我母亲妻小逃了出来。我没有法子，只得拉车挣点钱吃饭……”年轻的车夫一面走一面在诉苦。

又是这同样的故事，又是这平凡的悲剧！痛苦是没有止境的。在任何地方他都得不到安宁。甚至这一个年轻的、结实的男子也要拿个人的痛苦来折磨他。“为什么不让我安静？”他刚刚这样想着，车子已经到了他的家，车夫放下车，直立着嘘了一口气，两只眼睛求助似地瞪着他。这时是同情战胜了。他对车夫说了两句安慰的话，要车夫在后门外等候他，把他从这里再拉到一个医院去。

刘波回到自己屋里，放好刊物和地址簿以后，连忙走出来，坐上原来的车子，很快地就到了医院，他掏出表来看，刚巧是十点钟。他很高兴，便多付了一倍的车钱让那个车夫走了。

许多灯光从那所高大楼房的窗户里射到草地上，里面还有人声。但是医院门前一盏大的电灯寂寞地照亮着半湿半干的柏油马路。童子军拿着棍子静静地立在门口。好几辆黄包车停在竹篱门外，车夫们坐在踏脚板上打盹。没有人从里面出来。刘波立在对面，他的焦盼的眼光穿过了大门，希望抓住一两个人影，但是他什么也看不见。他觉得老是站在那里没有意思，便走下人行道，信步在马路上踱着。他走了七八步，便又走回医院门前。几个女学生模样的年轻女子说着话从里面出来，黄包车夫看见她们，便拖着车子拥上去，她们一个一个地坐上车走了。这里面并没有文淑。刘波焦急地等待着，不闪眼地凝视着草地。于是在那个地方出现了他熟习的影子。

文淑用快步子走出来。她的手挽着一个同伴的膀子，她们带说带笑地走到门口，她看见刘波，禁不住欣喜地唤了一声，便拖着那个同伴的膀子向他走去。她们穿着同样的蓝布旗袍，头上留着同样没有烫过的童化头发。另一个女子身材比文淑的稍微低一点，脸庞稍微瘦一点，眼睛更大一点，表情更沉静一点，年纪也要大些，两个人走在一起就象两姊妹一样。

她们走到刘波的身边，文淑把素贞介绍给他。素贞对他点一个头，她的嘴唇包住笑。文淑命令似地带笑说：

“刘波，你送我们回去罢。”

刘波点头微笑着。

“你倒很讲信用。你等了多久？我倒怕你不来，”文淑得意地说，她拉着素贞的手往前走了。

“我接到你的信怎么会不来呢？我有点事情，到这里刚巧十点钟，”刘波直率地笑答道。

素贞在旁边低声笑了，文淑把她的手紧紧地捏了一下。

他们一路上愉快地谈论着。文淑兴高彩烈地叙述医院里的事情，她有时把脸侧向着刘波，有时把脸侧向着素贞，在她说话的中间素贞也插进来说了几句。不久就到了素贞的家，刘波和文淑站在弄堂门口，素贞进了里面还回过头来对他们挥手。

夜更静了。马路伸长在黑暗的天幕下，街灯象星星似地寂寞地闪光。没有一个步行的人，凉气渐渐侵到了他们的身上，脚步声单调地升起来又落下去，落下去又升起来，老是那同样的声音。

刘波温和地向文淑问话，文淑回答着，谈的仍然是医院里的事情。四周的空气太静，太凉了。文淑有点受不住，她又有点害怕，又有点烦。她需要温暖，需要安慰。她把身子靠近刘波，伸出右手挽住了他的左膀。

“你今天累了罢，”刘波关心地问道。

“不，我一点也不累，”她摇摇头答道；“我心里有点烦。我在家里住不下去，”她苦恼地说，“父亲近来大变了，他一点也不疼我，每天故意找事情跟我吵。他希望我同他一个有钱朋友的儿子订婚。我一定不答应！他把我逼得厉害了，我就跑！我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只要有人肯帮忙我。我也可以吃苦的，我可以给人家做娘姨，”她撅起嘴赌气地说。

“你不要为这种事情难受。现在时代不同了。只要你自己不愿意，你父亲也不敢强迫你，”刘波同情地安慰她道。

“是的，他不敢强迫我。我不怕！”文淑理直气壮地说，她听见同情的话，知道有一个人站在她这一边，她也感到一点安慰。她的烦恼立刻减了许多。但是另一个思想突然来抓住了她。她侧过脸去看他，两颗眼珠不住地对着他转动，笑涡在她的脸颊上出现了，她开玩笑地问道：“我问你，要是有一天我去做娘姨，或者去做一个女工，你还理不理我？”

刘波并不相信她会走那样的路，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也不反驳她。他同情地把她的脸看了片刻，那一对细小的眼睛在阴暗中也是很明亮的。他半开玩笑地答了一句：“那么我天天来看你。”

“呸，哪个相信你的话？说得这么好听！”文淑噗嗤笑了起来。她接着又问道：“曾明远来找过你吗？他对我说过要找你谈谈。”

“曾明远？他会来找我？我好久没有见他了，”刘波惊诧地说。“他哪里有功夫找我？他是一个作家，我不过是一个大学生。”

文淑不知道刘波的心情，她不等他把话说完，便打岔地说：“他要我到他们青年救亡团去看看。我想过两天就去。”

“青救倒还不错，曾明远也算做了一些事情，”刘波改变了语调说。

文淑突然记起来了：刘波平日不满意所谓“职业的作家”，对曾明远也有一点成见，她便对他解释道：“其实曾明远对你还不错。”她刚说了这一句，忽然指着天空惊叫起来：“你看！”使得刘波吃惊地抬头向上面看。

没有什么值得惊异的景象。天静静地横在他们的头上。在一个角落，好象谁用画笔涂了一抹红霞，从一些屋顶后面，红光一阵一阵地升起。此外再没有别的异样的景物；只有少数高耸的屋顶被包围在红光里，忽然现出摇摇欲坠的样子。刘波的眼前就只有一片红光。

“火！”文淑痛苦地叫了一声，她差不多把身子完全倚在刘波的身上，眼睛望着天，慢慢地跟着刘波移动脚步。她的重量压着他，使他不能够走快。他觉得她的身子在发颤，他知道她这时心里很难受，但是他还不明白她究竟单是为了这火，抑或是为了她自己家里的事情。他只是同情地望着她。

“烧罢，痛快地烧罢，索性把大上海烧成一个火山，让你们都烧死在这里！”文淑忽然提高声音咬牙切齿地诅咒道。

过了片刻，刘波勉强抑制了激动和苦恼，温和地劝慰她：“文淑，不要难过了。我们快点走，你就要到家了。”

“好，”文淑埋下头来看了刘波一眼，顺从地吐出了这个字，振作精神地站直了身子，她想到刘波还要在戒严时间以前赶回家去，便不再说什么，急急地跟着他往前面走了。

四

文淑从医院回到家中，娘姨正在厨房里煮面，看见她进来便带笑唤了一声“大小姐”。

“怎么这个时候还煮面？先生没有睡？”文淑诧异地问道。往常在十点钟左右她的父亲就上床了。

“马先生来了，夜里就住在此地，先生在陪客讲话，”娘姨答道。

文淑不说什么，她只把眉头一皱，好象听见了不愉快的消息。“马先生”是她素来讨厌的客人。他自己说是她父亲的远房亲戚。他有一张尖脸和一对往下吊的小眼睛，还有那最使她看不顺眼的鼻下一撮日本式唇须。他的话就象他的面容那样讨厌。他常常到她家里来，爱跟她的父亲、母亲谈种种事情。“八·一三”以后，他的唇须便不见了，据说是怕别人把他当作东洋人看待，他怕挨群众的拳头。不过他因此对那般“反日”的群众暗中更加嫉恨。他最近跟别人谈起中日战事，他喜欢讲的话就是：“靠不住！中国人怎么打得赢日本人？这简直是在做梦！别的不说，人家每年产几百万吨钢，我们究竟有多少？”报上刊出日本飞机被打落几架的新闻，他谈起来就摇头说：“造谣！哪里会有这种事情？我们的空军幼稚得很！”他看见报上中国军队冲到汇山码头的标题，又气愤地说：“假话！人家东洋军队全是受过训练的精兵！我们军队怎么打得过？”这些话深印在文淑的脑子里。她起初还跟他辩几句，有时会因此挨到父亲的责骂。后来她不能再忍耐了，他的一句话也会引起她的烦恼，她甚至不愿意和他见面。她常常躲避他。她如果在家里遇见他，她就躲在亭子间里不出来，或者借故跑到外面去。她有时候还对母亲骂他做“汉奸”，骂他做“失败主义者”。母亲不能了解女儿，也没有女儿的那种见解，母亲或者笑笑，或者劝女儿对待人不要任性，不要忘掉规矩。母亲还说了许多话，虽然那些话都是用温和的语气说出来的，文淑还是听不进去。她始终讨厌那个姓马的。她想不到他居然要在她家里住宿一夜。为了什么缘故？有什么事情？她不知道。她也不想去管这种事情。她只觉得心里不痛快。

她想再到外面去。但是现在是戒严时间了，而且她也没有去处。她觉得疲倦，她又想回到自己房里去睡觉。她在厨房里站了一会，想了想，她还是走上楼梯，打算到自己住的三楼亭子间去。

她经过二楼房门前，看见那里灯光十分明亮，听见她的父亲和客人同时发出的笑声，她加快脚步连忙转弯往三楼走去。她走到亭子间门口，推开门，扭燃电灯。她就站在门口嘘了一口气，她仿佛逃出了地狱一般。她安慰自己地说：“我还是早点睡罢。”

但是意外地从二楼送来了唤声：“文淑，文淑。”

她并没有听错，这的确是她父亲的声音。她不愿意答应，她不愿意在这时候离开她的亭子间到下面去。然而父亲似乎不肯把她放松，父亲又在二楼唤她了，这次他的声音更响亮，而且好象还带了一点怒气。她只得发出应声。接着父亲又大声吩咐：“你下来。”

她知道拒绝是没有用的，眼看就有一场争吵在下面等着她，她无法避开。她对自己说：“要闹就闹，我还怕挨骂？”便壮起胆子走下楼去。

她走进了二楼的房间，父亲和客人坐在中间隔着一个茶几的两张沙发上。母亲坐在对面靠墙的方桌旁边。她只得忍耐着压低声音招呼了他们。

“你从医院回来？”父亲严肃地问道，瘦脸上两只眼睛威严地望着她。

“是，”她短短地回答，在平时她也许会多讲几句话，现在她倦得连多动一下也不愿意。她的眼皮也变得沉重了。

“你以后可以不去了。我看干这种事情也没有好处，说不定将来倒有危险。你还是在家里看看书罢，”父亲开始教训似地说话，但是他的声音里不带一点感情，它们进了文淑的耳朵，使她起了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

“既然已经去过了，要退出来也不好意思。况且现在学堂又没有开学，”文淑低声回答道。她本来想说的不是这几句话，但是她还没有开口就看见母亲的关切的和焦虑的眼光往她的脸上射来，母亲的眼光似乎在说：“忍耐一点罢，不要跟他争吵，就让他说几句也不要紧。”她这次算是听从母亲的话，改变了答语的口气，其实这里还有另一个原因：疲倦，她只想早些回到自己的房里去。

“我的话都是好话。你应当好好地想想。象你这样一个中学生，什么都不懂，你在医院里能够做些什么事？只有白白地浪费光阴！再说，做看护又有什么前途？学堂也应该开学了罢。其实学堂没有开学，你在家里温习功课也不是一样！我花钱送你进学堂，你不肯好好读书，天天在外面活动。现在又天天在外面闹‘抗日’，整个上海滩都要‘抗’光了，你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好处？你看你父亲得到好处没有？”父亲板起面孔说下去。

在平时她一定会大声地插嘴分辩，或者赌气地走开。这次她却埋着头一声不响，她在咬自己的嘴唇皮。

“我不高兴我的女儿做看护。我叫你不要去医院，叫你少管闲事，你总不听我的话，”父亲继续说。“你不要以为你有办法。我老实告诉你，你父亲这一点点家产都要给这回抗战抗光了。我刚刚才知道我们南市的房子已经烧掉了……上海就要完了，我也要完了。你有办法，你就搬出去走你自己的路，省得将来跟着我们去讨饭。”

文淑气得掉下眼泪来，她抬起头想顶撞几句。但是话未说出口，她看见父亲的脸色很难看，眼圈也红了，她不知道他心里究竟有什么事情，便又把头埋下，把身子靠在门边那个五斗橱上。她咬紧牙齿，赌气地在心里说：“我等你骂个够。我不哭。”

倒是母亲心软了，文淑的眼泪和气恼的表情并没有逃过她的眼睛，她不忍看见女儿受委屈，便在旁边解围地说：“你也不要再说了。她在医院里忙了大半天，刚才回来，一定累得很。你让她早点去睡罢。”

父亲板着脸不做声，过了好一会儿才对母亲说：“她的精神很好，你不要耽心。”

马先生刚刚把手里一支茄立克抽完，安闲地将烟头丢进痰盂里去，这时便插嘴说话了：“大哥这番话很有道理。大嫂，你就让他发挥一下。她们年轻人在外面也难得听到这样的好教训。”

母亲有点不高兴，便不响了，但是她的脸上只现出一种茫然的表情，人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文淑抬起头憎厌地看了马先生一眼，把嘴一撅，然后又埋下头去。

父亲没有说话，他咳了几声嗽。马先生却抓住这个机会来发挥他的道理：“不怪大哥太激动，现在一般年轻人也实在太嚣张。他们拿了父兄的钱不好好地在学堂念书，专门在外面活动。真所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得罪了友邦，打起仗来，受害的还是我们中国人。其实日本人不过想跟我们做做生意，和平相处，共存共荣，大家都有好处。”

“不见得罢。这次的战争还是敌人发动的。他们先开炮，他们先打我们。我们要维持我们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生存，才不得不抗战，”文淑忍不住插嘴辩驳道。她仍旧不抬起头，她不愿意看见那个人的脸。

“这就是你们年轻人的那一套，”马先生讥笑地说；他看见娘姨端了面碗进来，但是他还不慌不忙地继续说下去：“年轻人只会说漂亮话。他们从来不想到我们拿什么去同人家打！我们怎么打得赢人家！连英国、法国都害怕它，我们这个小国算什么？要有办法，从前就不会割掉那么多地方了。”

冯太太连忙指着茶几上的面碗，用微笑掩饰她的焦虑，殷勤地对马先生说：“请用点心罢，看冷了。”其实她只有一个思想：打断他的话。

文淑的忍耐力完全失去了。她不能够留在房间里听这种汉奸式的论调。她不管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抬起头气愤地驳斥道：“这简直不象中国人说的话！你敢到马路上去跟大家讲一遍！”她只说了这短短的两句，便气冲冲地走出去，也不顾母亲在后面的唤声。

文淑刚走到门外，就撞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个人一只手抓住她的左膀，带笑地说：“你又生气了，现在到哪里去？”

“你放开我！”文淑恼怒地说，她在挣扎。

“你说了，我才放你。你是不是在医院里受了气，没有地方发泄？”她的哥哥故意开玩笑地问她。他穿一件睡衣，大概是工作完毕了从三楼下来的。

“你不要管，我要回房去睡觉！”她仍然气愤地说。

“好，我送你回房去，”她的哥哥说；虽然她的父亲在里面唤“文良”，但是她的哥哥仍然拉住她的膀子，陪她上楼去了。

他们进了亭子间，文良一松手，文淑立刻奔跑似地扑到床上去，她把脸压在枕头上，开始哭起来。

“大妹，你这个脾气真没有办法。我晓得你又在跟爹吵架了，”文良正经地说，他的圆脸上还留着笑容。“爹装满了一脑筋的旧思想，你偏偏喜欢跟他争论。你跟他多吵，又有什么用处？”

“我是生成这个脾气的，”文淑呜咽地赌气说。

“改一改也不要紧，”文良又带了一点开玩笑的口气说，他就在她的书桌前那把椅子上坐下来。“爹就是那个脾气。你不肯答应跟他选定的人订婚。你不知道他要靠你去联络江家，你却偏偏不听他的话。所以他很不高兴。他说什么，你就让他说，他骂你，你就让他骂。他说完了，也不会管你照不照他的话做。他想起又会再骂，骂过又会忘记的。他近来脾气大一点，这也难怪他。他在闸北、江湾有好些产业这次都打光了，又天天在外面听到一些谣言，他心里怕得很，都是为那些钱啊……”

“我不怪爹。我恨那个姓马的！”文淑不耐烦地打岔说。

“姓马的，我晓得，”文良马上把声音压低认真地说，“那个‘准汉奸’。”文淑听见“准汉奸”三字觉得一阵痛快，立刻坐起来，也不去揩脸上的泪痕，就坐在床沿上注意地听她的哥哥讲话。他明天要到天津去。我看他这次去不是去干好事情。好象他说过他在那边认识几个日本朋友。他多半想干点下贱事情，发一笔横财。先前爹要我把床铺让给他睡，我没有答应。现在给他睡二楼亭子间。我虽然没有参加过爱国活动，不过对他这种准汉奸我很看不起。

“爹为什么要同这种人做朋友，我真不懂，”文淑接着说。

文良笑了笑，然后解释说：“他会拍马屁。爹就喜欢这一套。而且说不定爹还在梦想他给爹帮忙。爹正为了南市的弄堂在生气……”他说到这里，听见外面楼梯上响起脚步声，便住了嘴。

冯太太的略带憔悴的面容在亭子间里出现了。她走到床前，也在床沿上坐下来。她低声对文淑说：“你爹喊你下去给马先生陪礼。”

这意外的命令激起了文淑的极大的反感，她撅起嘴答道：“我不去！”

“你爹喊我来带你下去，”冯太太又说，其实她自己也不愿意看见文淑向马先生陪礼，不过她不能不传达她的丈夫的命令。

“我说不去就不去！”文淑恼怒地答道，她觉得自己还有很大的勇气。

我也不赞成你去。爹做得太过火了，象那种‘准汉奸’（冯太太插嘴警告说：“小声点！”）还理他做什么！文良感到不平地说。

“但是我怎么去对你爹回话？”冯太太茫然问道。

“妈，你就说大妹睡了。爹再要说话，大妹就把房门关紧，爹也不会进来吵的，”文良答道；他又站起来对文淑说：“大妹，你关门睡觉罢，我陪妈下去。”

文淑关好房门睡到床上以后，还听见父亲在下面带怒地大声讲话。她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不过她知道是和她有关的。她不愿意听那种声音。她用铺盖蒙着头，赌气地说：

“你们不要看轻我。总有一天我会做点事情出来给你们看。我偏偏不听你的话！”

五

上午，文淑对父母说要去看朋友，便早早地出去了。她找到了曾明远写给她的地址。那是一家俄国菜馆的统厢房，走廊上站了六七个男女青年，他们愉快地高声谈论着，看见文淑进来，大家用好奇的眼光欢迎她。文淑不问一句话，便往那间开着门的厢房走去。

房间不小，里面放了几张写字台，有好几个人在那里办公。文淑看见曾明远埋着头在写字，便高声唤道：“曾先生。”

曾明远抬起头，笑着应了一声“冯小姐”，便放下笔站起来，走去迎接她。他先说：“你的信收到，事情已经办妥了。不过请你签个字。”他把她引到他的书桌前面，他从抽屜里取出一张志愿书，要她在上面写下她的名字。文淑也不看纸上印着什么样的字句，便兴奋地签了名。曾明远把志愿书接过来，放在抽屉里，笑着对她说：“你现在是我们的会员了。”

“那么给我一点工作做，快点给我工作，”文淑高兴地说。

“我介绍你认识别的朋友，”曾明远满意地对她说。她跟着他去见了每一个人；大家都带着笑容欢迎她。

门外的年轻人中间有三个走进来。曾明远瞥见一张小孩似的面孔在门口张望，便叫了一声：“周欣！”随着应声进来一个身材矮小的女子，她走到曾明远面前，笑吟吟地打量着文淑。曾明远开玩笑似地说：“周欣，我介绍一个朋友给你，冯文淑，她的脾气跟你的差不多。你们一道在宣传组做事罢。”

“欢迎，欢迎！”周欣说着，对文淑伸出手来。文淑紧紧握着周欣的手，客气地说：“请你指导我。”

“你还会说这种话！”周欣噗嗤笑起来。

“你不必跟她客气。她的小孩脾气比谁都厉害，”曾明远在旁边对文淑说；“好，你们谈谈罢。周欣会给你介绍其他的朋友。她会告诉你怎样工作。”

文淑便开始和周欣在一起做事情。她们两人占据了屋角的一张条桌。周欣在整理壁报的稿件。她把这一期壁报编好，就交给文淑抄写，因为文淑对她讲过自己在学校里常常做壁报的抄写员。文淑的确有过不少这样的经验。她可以画报头，也可以用两三种字体誊写性质不同的文章。她拿起墨笔在那张已经用铅笔画好了行格的白报纸上专心地写着。她写得不算慢。她抄录到一些激烈的辞句时，她的笔动得更快，字迹也显得潦草了。

“你不要写得太潦草了，有些人会看不清楚的，”周欣在旁边提醒文淑道，这时文淑已经写好一张，第二张也写到一半了。

“要我写得慢，我就不会，那么你来写罢，”文淑含笑地抬起头，把笔往桌上一放，故意谦让地说。

“我要写，你也要写。我们两个人写还来不及，你还要罢工，这不行！我们至少要写好五张，他们在等着拿出去贴！”周欣笑着说。“你看，他们就要来催了，”周欣把脸掉向门外，那里有两个穿白衬衫的青年正伸起头对着她们微笑。一个长脸戴眼镜的向周欣问道：“好了吗？”

周欣点一个头，匆匆地答道：“再等一会儿，就好了。”她马上埋下头拿过一张白报纸，急急忙忙地折出几条痕迹，就抓起笔，依着折痕，兴奋地写起来。

“你什么时候加入青救的？”文淑忽然抬起头好奇地问道。

“你快写，不要说话，”周欣头也不抬低声催促道。

“一面说话一面写，也是一样。你不回答我，我就不写了，”文淑固执地说。

周欣忍不住笑了，她从纸上略略举起头望了望文淑，霎霎眼睛，低声笑道：“你的脾气跟我的差不多。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找我？”

“早点来找你？我昨天连你的名字也不知道！”文淑觉得有趣地小声笑道。“你怎么不到医院来看我？”

“医院？我记起来了，”周欣一边写字一边说，“曾明远对我讲过你。他那天在医院里碰见你。我想不到你也会参加我们的团体。我参加也不过一个月。你为什么又不做护士了？”

“我还是要去，现在我是派在夜班，所以白天有功夫，”文淑答道。“我只想做点事情。我不愿意闲着。在这个大时代中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你倒是个出色的演说家，”周欣忽然称赞一句，把文淑的话打断了。她没有笑，人不知道她是真的在称赞，抑或在开玩笑。

“人家跟你说真话，你听不听？”文淑发急地说，她撅起嘴来。

“不要生气，快写罢。我也是真心称赞你，”周欣忍住笑回答道，“你的意思是对的。你白天夜里都不肯休息，把全部力量贡献给抗战，我们年轻人都应该这样做。”

“这算得什么？在前线拚命的将士不知道有多少！人家牺牲的是鲜血，我们出一点力又有什么了不起？”文淑谦虚地说；“你再说那种话，我就不同你好了。”

“你快点写，我就不说了，”周欣满意地带笑说，她喜欢文淑的性格，她高兴自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朋友。

“我写到第三张了，你还催我！”文淑不服地辩道。她看见周欣不作声，停一下她又说：“其实这样的工作我也并不满意。我只想到前线去。”

“到前线去？真的？你能够吃苦吗？”周欣故意激励地问道。

“你不要轻视人家！我不信我吃苦就比不上你！”文淑带着自信地分辩道，她的脸有点发红了。她甚至赌气地说：“只要有机会，我一定去。我要是不敢去，你以后就不要理我。”

周欣满意地笑了。她抬起头望着文淑说：“没有人轻视你。我知道你很勇敢。你去，我就同你去。我也想去。一定有机会。曾明远他们正在筹备这种工作，说是要组织战地工作团，说不定很快就可以成功。”周欣说完对文淑笑了笑，便又把头埋下了。

“那么我现在就去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动身，”文淑十分高兴，不能忍耐地说，她放下笔站了起来。

“你坐下，不要着急，”周欣连忙阻止道；“你现在去问他，他也不能够确实回答你。有了出发的日期，我自然会告诉你。你还是安心写你的东西罢。我们下午还有别的事情。”

“我就是这个脾气，你对我说了，我就不能够闷在心里头。我这个人是守不住秘密的，”文淑笑着解释道，她不再说话了。她专心地继续抄写壁报。周欣举头默默地看她一眼，也不说什么，依旧埋下头去。

房里不时有人进出，话声就没有停止过。忽然一个江北口音大声说起话来，使得房中起了小小的骚动。曾明远匆匆地走出去了。他站在走廊上和那个江北口音的人讲话，不过他的声音不高，文淑听不出他在讲什么。

“什么事情？”文淑看见好些人走过去围着那两个人，听他们讲话，她又听见那个陌生人说出“我们吃外国人的饭……”一类的句子，她觉得奇怪，便问周欣道。

“你想还有什么事情！又是来逼我们搬走的。那个家伙来过两次了。法捕房要我们团体搬出法租界去，”周欣愤慨地答道。

“岂有此理！他们有什么理由赶走我们？我们偏不走，看他们又有什么办法？”文淑撅起嘴赌气地说。

“他们管什么理由！那班人还不是很势利！他们看见这两天我们战事矢利，才出来欺负我们，”周欣责骂地低声说，“目前我们也只好忍点气，曾明远他们已经在公共租界看过房子，不过还没有讲好，也不能立刻就搬过去。他们等不得又来催了。”

“真气人！到处都遇到不痛快的事。不晓得哪一天才是我们真正出气的日子？”文淑气恼不堪地说；“依我的脾气，我们就不搬，等他们来赶！”

“你还怕他们不敢吗？你难道忘记了双十节那天的事？好些散传单贴标语的学生都给捉进巡捕房里关过。万一我们军队再打一两个败仗，他们真会不客气把我们都捉去关起来的，”周欣说到这里，忽然用极大的努力忍住愤怒，换过话题说：“我们不要再讲这些废话了。你写好没有？”

“就只有几行了。你呢？”文淑接口说。

周欣不答话，她又埋头写了一些字，然后掷下笔站起来，对文淑说：“我好了。”她把文淑写好了的两张报纸拿过来和她自己写的叠在一起，然后站到文淑背后，把头靠在文淑的肩上看她写字。

文淑也写到最末两行了，她这时更潦草地结束了它们，说声：“我也好了，”回头对周欣一笑，让周欣把这张报纸和先前写好的卷在一起，拿去交给在走廊上谈话的青年。

曾明远已经把法捕房的人送走了，这时正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他无意间一掉头看见文淑一个人坐在条桌旁边东张西望，便站起来，走过去，慰问似地说：“冯小姐，今天辛苦了。”

“你以后就喊我的名字罢。你再喊冯小姐，我就不来了，”文淑笑着说。

“好，我就听你的话，”曾明远笑答道。他又问：“这里的工作你做得惯罢？”

“我还可以做，我只怕我做得不好，”文淑客气地答道；她又怀着希望说下去：“不过我想到前线去。听说你们要组织战地工作团，什么时候会成事实？”

“我知道周欣会告诉你的，”曾明远好意地笑起来；“我们还在跟司令部接洽。大概不久就可以成事实。你高兴去，我们自然欢迎。”他又说：“你要回家吃饭罢？下午还希望你来，周欣正需要人给她帮忙。”

“我不回去，我随便在外面吃点东西就是了，”文淑诚恳地答道；“下午还有什么事情？”

“我们捐到些钱，打算做一千件棉背心送到前方去。布已经买好了。听说慕尔堂那边可以代做。我们要周欣下午到那边去交涉一下，就请那边代做。最好你能够和周欣同去，”曾明远带笑解释道。

“我一定去。有事情做，我总高兴，”文淑兴奋地说。

“在我们这里总会有事情给你做的，”曾明远满意地说。“你要是闲着，只管来找我好了。”

“用不着找你，我这里事情多得很，”周欣在旁边插嘴说，她从外面进来，回到条桌前，听见了曾明远的话。接着她又问曾明远道：“刚才‘包打听’来，你怎样把他送走的？”

曾明远皱皱眉，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仿佛有几片阴云盖上了他那张黄色的脸，他低声答道：“这个星期，一定要搬了。”话说完他沉默片刻，好象在想什么，她们在等待他说下去，他忽然觉察到了，把头略略一动，笑容又在他的脸上展开来。他接着说：“不要紧。我有办法。我就要出去。”他和她们分别的时候，他还叮嘱周欣：“你今天要招呼冯文淑吃中饭。”

周欣把桌上的纸件略略整理一下，看见文淑在旁边闲着，便看看壁上的挂钟，然后对文淑说：“我们走罢，下午再来好了。你到我家里去吃饭，我就住在这条街。”

“不，我还是回家去，”文淑客气地说，她不愿意到新认识的朋友家里去吃饭。

“你就不痛快了！这还用得着客气？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我的家和你的家是一样的。我家里也没有别人，就只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小妹妹，”周欣殷勤地挽留道，她的眼睛里还露出一点责备的表情。

文淑终于答应了。周欣欣喜地对她一笑，便拉着她的膀子一起出去。

她们高高兴兴地走到门口，看见一个长头发、瘦面孔、满脸热气的青年进来。那个青年唤住周欣问道：“你到什么地方去？我正要找你。”

“什么事情？我们现在回家去吃饭，”周欣答道。

“《战鼓》的校样齐了。稿子还不够。你答应我下期的稿子现在就给我罢，我看见你已经写好了，”那个青年从西装裤袋里掏出手帕揩着额上的汗珠，他把左手里捏的一束校样在周欣的眼前晃了一下。

“我的文章并没有写完，”周欣答道。她又问：“你就没有别的稿子吗？”

“现在来不及了，无论如何要你帮忙，不然后天就出不了，”那个青年着急地说。

文淑不作声，她的两颗亮眼珠不停地在这两个人的脸上轮流转动。

“好，你等一等，我马上就给你弄好，”周欣爽快地答道。她又掉头把文淑介绍给那个青年：“冯文淑，新来的；李南星，他就是我们的《战鼓》的编辑。”她看见李南星同文淑握了手，便对文淑说：“你等我一下，好不好？”

“好，你快去写罢，我等你就是了，反正我没有事情，”文淑鼓励地说。接着她又带笑地加上一句：“等一阵我倒要拜读你的文章。”

“我不给你看！我的文章哪里有你的写得好？”周欣说着还回过头来对文淑一笑。她走到条桌前面坐下来，从抽屉里取出那篇未完的稿子，埋下头专心地读了一遍。然后她拿起笔继续着上次中断的地方写下去。

文淑坐在周欣对面，半惭愧，半羡慕地望着周欣。她看见周欣手里的笔飞也似地动着，她又看见周欣停住笔把左手第二根指头放在嘴里轻轻地咬着，她忍不住微微笑了。她低声说：“你这个脾气跟我的一样。我写不出文章，也会咬手指头。”

周欣忽然抬起头看文淑，她说：“那么你也来写一篇。”她的思想似乎还在别处，她说了一句话，马上又埋下头去写字。

“我一定写不好，”文淑不好意思地笑答道。她又自语似地说：“不过什么时候我想写一篇试试看。”

周欣没有答话。文淑看见周欣在专心写文章，她也不再打岔这个同伴。她觉得闲着无聊，便掉头朝屋内四处张望。曾明远不在这里了，她刚才碰见的长头发的青年正坐在曾明远的椅子上看校样。在这个青年的对面仍旧坐着那个有短须的中年人，他把一管羊毫笔高高地捏在手里，微微摇着头，在苦思，或者在低念着什么句子，他一定是在起草公函罢。在另一张写字台旁边，那个大学生和他的弟弟一面讲话，一面在空白的簿子上写下什么，或者从簿子上抄录字句。另一张写字台旁边，那个总务组的负责人正在和一个商人模样的来访者谈话。一个在杂志上发表过几篇散文的青年作家，站在电话机前面讲着广东话。在屋角一张小圆桌旁边坐着三个女学生，她们正在卷纱布。

“我到那边去罢，”文淑自语地说，便站起来，脚步轻快地向着小圆桌走去。

三个女学生中有一个是她先前见过的，叫做张利英，大学二年级学生。张利英看见她过来，便对她点头微笑。

“我没有事情，这个我也会做，”文淑自告奋勇地说，她搬过一个凳子来坐下了。另外两个女学生马上掉头看她。她不害羞，却亲切地对她们讲话，介绍自己道：“我叫冯文淑，今天才来的，张利英知道我。”

张利英马上把那两个女学生的姓名告诉文淑，还说了几句介绍的话。那两个女学生也说了几句欢迎的话。文淑才知道她们是某教会女中的学生，也在一个伤兵医院里做过短期的护士，她们参加这个团体不过半个多月。她们的年纪也许刚刚超过二十（张利英的年岁稍稍大一点）。可是她们不象周欣，没有一点小孩脾气。她们的面貌秀丽，举止稳重，声音温和。文淑觉得自己的性格跟她们的相差很远。然而她和她们谈了一阵话以后，就觉得她也喜欢她们，她们好象是她的姐姐一样。她坐在她们中间，用她的熟练的手指卷着纱布，卷好一卷就放进纸盒子内。装满一个盒子，她们就把它盖上。

文淑愉快地继续工作。在工作中间，她们也常常交谈，互相讲一些自己服务过的医院里的事情，或者叙述两三件有趣味的故事。她渐渐地忘记了等待周欣的事。后来周欣在那边唤她，她应声以后，等着把手里的纱布卷好放进了纸盒子，才站起来跟那三个女学生告别，转身去找周欣。

周欣已经把文章交给李南星了，因为文淑吵着要看才又去拿了回来。

这是一篇散文，叙述作者半天的见闻，这里面有作者目睹的第一次的上海空战，和外白渡桥上的混乱情形，还有那可怕的最初的闸北火灾。文淑默默地读着，她咬牙齿、咬嘴唇地读着，想着，她的血沸腾起来了，她仿佛见到那些可怖的景象的重演。它们在压迫她，包围她。它们不让她的心找个躲避的地方。她终于读完了文章。她愤怒地叹一口气，她甚至叫出了一声。

“什么事？”周欣惊讶地问道。

文淑把文章交还给周欣，她说：“你写得太好了。我想我也应该写一点东西。我一定写不过你。可是我不能再闷在心里了。”她的两只眼角各嵌了一颗明亮的泪珠。

“你心里难过吗？你怎么哭了？”周欣关心地小声问道。

“我一点也不难过，我只想哭，”文淑答道，眼泪就象线一样地落下来。她连忙转过背去，把脸向着墙壁，她一面用手帕揩眼泪，一面自责地说：“我不行，我的情感太脆弱了。”

“这不是脆弱。你的情感太丰富了，”周欣感动地安慰文淑道，她把手搭上文淑的肩头，又在文淑的耳边说：“现在到我家里去罢。”

六

老娘姨给周欣开了门。文淑跟着周欣从后门经过厨房走进客堂去。

一个中年妇人坐在方桌前缝衣服，一个九岁光景的小女孩跪在旁边一张凳子上。小女孩看见周欣，马上跳下凳子来大声唤“姐姐”。中年妇人也放下针，抬起头来看周欣和她的朋友。

周欣把母亲介绍给文淑了。那个太太的脸上立刻浮出和蔼的微笑，她温和地对文淑说：“冯小姐，请坐罢。”她又吩咐旁边那个女孩：“阿敏，你去喊老娘姨倒茶来。”

“姆妈，人家还没有吃过中饭，我带冯文淑来吃饭的，”周欣用撒娇的语气对母亲讲话。文淑觉得不好意思，正要开口，却被周欣用眼光阻止了。周欣又抢着说：

“姆妈，人家肚子饿了。”

“你总是这个脾气，当着客人面前，还象小孩一样地讲话，不怕给冯小姐笑坏了，”周太太溺爱地责备道，“今天我们吃饭还等你好一阵，你怎么这样迟才回来？饭菜都留得有，你去喊老娘姨给你们把菜饭热起，另外再炒一盆蛋。你快去。你要怎么吃，你自己去吩咐也好。”

周欣答应着，就往厨房里去了。她的脚步动得快，与其说走，不如说是在跳。周太太目送着这个女儿的背影，满脸带笑地对文淑说：“冯小姐，你看阿欣在家里就是乱蹦乱跳的，不晓得她在外面是不是这个样子？”

文淑觉得自己要发笑了，又连忙忍住，她的脸上略略发红，她短短地回答道：“她在外面很好。”下面应该说什么话，她就不知道了。

“冯小姐，你和阿欣是同学罢，”周太太又问道，两只小眼睛睁大了一点，眼光就在文淑的脸上盘旋。眼光很温和。一张端正的圆圆脸，两腮丰满，嘴微微张开，旁边有两道线。仔细看去，人容易发见她和周欣的相似处。

“不是，”文淑短短答道，她有点窘，她希望周欣马上回来。

“那么你一定是同她一起在那个什么团里面做事情，”周太太猛然省悟似地说。

“是，”文淑只能够回答这一个字，她连忙把眼光掉去看墙壁，看天花板。她听见了脚步声，她知道周欣回来了，自己又高兴起来了。

“你们年轻人热心做事情，也很难得，”周太太忽然赞叹地说。这时周欣进来了，在后面跟随着周敏，周敏手里捧着一个茶杯，端到文淑旁边，在茶几上放下。

周太太还继续往下说：“如今究竟比从前好一点。你们年轻人也能够做事。阿欣不爱穿，不讲打扮，就喜欢读书，做事。不过我耽心她那个脾气。她心太直了，讲话也很随便，又不大肯听别人劝。说不定有一天会闹出事情来的……”

“姆妈，你又讲这种话！”周欣笑着打岔道，“其实，你跟她讲也没有用，她的脾气跟我一样。”

“人家哪里会象你！”周太太不以为然地说；“你看冯小姐多沉静。”

文淑红着脸，想笑，又不敢笑，想说话，又不知道要怎样说才好。她口里唯唯应着，却不住地把眼光朝周欣的脸上射去。她的眼光在说话。

“姆妈，你说她沉静？真要笑死我了，”周欣噗嗤笑起来，指着文淑对周太太说。“你不要再对她说这种话，你要把她窘得哭了。”

“你当面说谎！”文淑翘起嘴对周欣说，“我正高兴你挨骂，我怎么会哭。”她把眼睛睁得很圆，两颗漆黑的眼珠就象要滚出来似的。

周太太温和地笑了。周欣连忙走到文淑旁边，伸出右手按住文淑的肩头，友爱地说：“人家在给你帮忙，给你解围，你反倒怪我。你心肠真不好。要是你高兴听姆妈的话，那么我就走了，让你一个人听她讲去。她一天一夜都讲不完。”

文淑还未答话，周太太先说了：“冯小姐，你不要信她的话，你听她越讲越没有礼貌。不晓得她在外面是不是这样？”

“姆妈，你刚才已经问过一次了。你看你的记性！”周欣插嘴笑道。

对这重复的问话，文淑这一次却给了一个不同的回答：“她做事情倒很负责，他们什么事都要找她。伯母，她很能干，比我强得多。”她说完掉过头对周欣做了一个鬼脸，周欣不作声，却把她的膀子拧了一下。然后两个人相对地笑了。

周太太把头略略抬高一点，她的眼光对着门上的玻璃，她似乎在想什么。后来那两个年轻女子的笑声又把她的眼光引了去，等到她们笑够了，她才问道：“你们笑什么？”

“没有笑什么，我们两个人想笑就笑了，”周欣带笑地答道。

“你说话总是这样。你在外面做事，我真不放心，”周太太皱起眉头带点焦虑地说；“说话也该仔细点，小心点。外面不比得家里。这两天战事不大好，你们做事情更要谨慎点。先前听见隔壁十七号黄先生讲起我们军队早晚总要撤退，我怕那时候你会出事情。”

老娘姨端菜饭进来了，打断了周太太的话头。饭菜都放在方桌上。周太太便站起来招呼文淑吃饭。她把未缝好的衣服放到那个带镜子的红木柜上面去。周欣依旧安静地带笑说：“姆妈，你的脑筋，我真不懂。象你这样耽心这个、耽心那个，怎么你自己又在给前线将士做棉背心，而且你又做得这样起劲！矛盾！矛盾！”周欣说完端着饭碗得意地望着她的母亲笑起来。

“总是你有理，你会讲话，我讲不过你，”周太太似乎有点不高兴地说。但是她的脸上又现出了温和的微笑，她看了看女儿，又看了看红木柜上面未做好的棉背心，她带着感情地说：“我也是中国人。连老娘姨也捐了半个月的工钱，为什么我就不该做几件棉背心？不过我们上了年纪的女人没有用了……？”这一句没有说完，她忽然换了话题说：“好，阿欣，你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不拦阻你。我们中国也真该翻身了。”

“姆妈说得对，这一次我们中国真的要翻身了，”周欣放下碗，高兴地接口说。她又问文淑：“你觉得姆妈老吗？单凭这句话就可以断定姆妈精神不老！你想不到她做棉背心已经做好六七件了。”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文淑停住筷子抱怨周欣道。她又睁大眼睛，眼珠不转动地望着周太太。周太太脸上略略发红，带笑地责备周欣：“阿欣，你又拿我开玩笑了。让冯小姐笑我们没有规矩。”

“不会的，不会的。我要出去宣传伯母的爱国热诚。伯母都这样热心，我们真该羞死了，”文淑带着尊敬的感情分辩道。

“姆妈，你听见没有？冯文淑也是这样说，可见并不是我在拿你开玩笑，”周欣更加得意地笑道。

“不许你再说了。你看冯小姐就不象你这样多话。快点吃，等一阵饭就冷了，”周太太溺爱地看着她的女儿，一面用责备的调子催促道。她又谦虚地对文淑说：“冯小姐，没有小菜，请你不要见怪，不要客气，就当是在自己家里一样，多吃一点罢。”

“伯母还说没有菜？菜已经很多了。我第一次来就吃饭，伯母还说我客气，”文淑含笑地答道。她的确认真在吃饭，这时她感到肚饥了，同时周太太的和蔼的面容使她很快地就熟习了这个新环境，而且对周太太发生了好感。她高兴听周太太母女的谈话，她高兴看她们的笑容。她不再感到拘束了。

周太太带着慈祥的微笑满意地望着她们吃饭。周敏忽然从楼上拿下来一本《战事画报》，央求她的姐姐：“姐姐，你吃完饭，把这些图画讲给我听。”

“你去请冯家姐姐讲，她讲得好，”周欣指着文淑对周敏说。

“小妹妹，你不要信她的话。你姐姐比我讲得好多了，”文淑连忙带笑说。

周敏望望文淑，忽然含笑说：“两个人都要讲。你们都讲得好。”这两句话使得众人发笑了。

就在众人的笑声中，响起了巨雷似的炮声。虽然这是听熟了的声音，它却使众人的心情马上改变了。依旧是那单调的“轰隆”、“轰隆”。它们驱散了欢笑，驱散了愉快的心情。这些声音使人明白在这一刻有若干弟兄牺牲，若干同胞被杀，若干房屋被毁。这不是笑的时候，笑不能泄愤。人在这时候应该怀着愤恨加倍努力地工作。甚至年轻的少女象周欣和文淑也知道这一层，感到这一层。她们的脸色立刻改变了。愤怒出现在这两张脸上，完全掩盖了先前的笑容。她们的眼睛里也射出充满青春活力的怒火。她们不说话了，她们似乎在倾听，似乎要将那些可怖的声音完全捉住，不让它们逃走。

“炮声！这是我们军队开的炮！”周敏忽然高兴地大声叫起来。她的脸上还带着兴奋的笑容。没有人答话。周敏又自语地说：“浦东打过来的。”

文淑惊讶地掉头看周敏，她奇怪这个小女孩怎么会知道许多事情。一道光掠过她的脸，她似乎笑了一下。她想说话，却没有说出来。周欣也落在沉思里了。周太太皱着眉头痛苦地低声说：“你小孩子懂得什么。不见得就是浦东打来的。”话是对周敏说的，周太太并不看周敏，她好象是在对自己说话。她又说：“我听见这种声音，我的心就乱了。我只望我们军队早一天打胜仗，早一天见到太平。”

“下个月我们就打胜了，”周敏又从画报上抬起头来高兴地说。“轰隆，浦东的炮队又在放炮了。”

“我们的炮队多半在夜里放炮，白天怕敌人飞机找到炮位好来轰炸，”周欣忽然开口对她的妹妹解释道。她又带着痛苦的声音对她的母亲说：“姆妈，这个仗恐怕要打几年呢！”

“几年？怎么会这么久？”周太太吃惊地说，她不相信周欣的话。

“仗打起来了，就不容易结束。这一次是我们拚死求活的战争，总要打出一个解决来，”周欣的脸上有了光彩了。她带着毅力和热情说话，这表示她坚决地相信她自己的主张，而且准备随时说服别人。

周太太摇摇头，说：“我不相信。‘一·二八’那次还打不到两个月。”上了年纪的人总愿意相信自己的经验。

“这次和‘一·二八’不同。这次是全国抗战，全民抗战，”周欣理直气壮地反驳她的母亲道。“我们只要有一点力量，就要用一点力量来抗战。我们不达到目的，战争就不会停止。上海守不住，还有南京，还有汉口，还有重庆，我们还有许多许多地方。”笑容又透过愤怒的云雾在她的脸上露出来了。

“哪个要听你演说？”周太太觉得自己说不过她的女儿，便责备道，不过这依旧是慈爱的母亲的声音。然后她又注意地看看周欣，焦虑地问道：“你想，上海真的会守不住吗？”她不等着周欣回答，又侧头向文淑问道：“冯小姐，你相信她的话吗？她是不是又在骗我？”

“姆妈，我又不是军人，我怎么晓得？”周欣接着坦白地说；“我只说即使上海守不住，也没有关系。文淑，你说对不对。”

文淑马上答道：“伯母，她的话是对的，她没有骗你。”文淑的面容也开展了。她相信周欣的话，周欣的意见跟她的差不多。

周太太又看了文淑一眼。老娘姨端了面盆进来，绞了毛巾送给两位小姐揩了脸。周太太把要说的话暂时咽住了，等到文淑和周欣离开方桌以后，她才又严肃地、小心地对她们说：“这两天消息不好，谣言也很多。上半天十七号黄先生来讲起——”

周欣不等她说完，就不耐烦地打岔道：“姆妈，你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不要听那种话。我不相信，我绝对不相信。”

文淑也接着说：“伯母，不会的，不会的。”文淑说话的态度很坚决，她甚至不能够想象那样的事情。

“你们年轻人总是这个脾气，”周太太温和地说，话里仍然带一点忧虑的调子，“人家黄先生在外面做过多年事，晓得的事情多……”她这次又没有机会把话讲完，一阵打门声打岔了她。老娘姨在厨房里。周敏好奇地跑出去。周太太默默地望着面前这两个少女，焦虑的颜色露在她的脸上，她似乎在等候什么人来向她报告不好的消息。

“太太，童子军来捐雨衣，”老娘姨进来报告道。

周欣马上站起来，她听见周敏在厨房里跟一个年轻男人讲话。

“捐十块钱罢，”周太太爽快地说。她又吩咐老娘姨：“你请那位先生坐坐，倒杯茶给他吃，人家也不是为自己事情。”然后她掉头对周欣说：“阿欣，你上楼去，在我手提包里拿十块钱下来，抽屉钥匙在我枕头底下。”等到周欣走出客堂以后，周太太觉察到文淑带着赞美的眼光在看她，她便对文淑解释说：“这个年头把钱留在家里也没有好处，还不如捐出去做正用好。”

文淑点头答应着，便趁这个机会发表了她自己的意见。她本想到厨房去看看那个来募捐的童子军，但是她找不到托辞离开周太太。她说了一些话以后，也觉得心里畅快多了。她看见周太太微微地点头，又看见周欣牵着周敏的手在对她微笑，她也感到满意，她还回答周欣一个微笑。

“捐款的人走了吗？”周太太抬起头问周欣道。

“走了，收条在这里，”周欣答道，她打算把手里捏的纸条递给她的母亲。

“就放在你那里罢，”周太太挥手说；“捐点钱不过尽一点心就是了。哪个要看收条？”

文淑觉得这意思不错，便说了两句附和的话。她接着又想：要是我的母亲也象这样，那多么好。她开始羡慕起周欣来了。

周欣不表示意见，她埋下头看看自己的手表，便对文淑说：“文淑，不要多讲话了，我们走罢。不要耽误了去慕尔堂的事情。”

“那么现在就去。我等一会儿还要到医院里去，太迟了难为情，”文淑说着就站起来准备向周太太告辞。

七

青年救亡团的新会所在爱多亚路上，斜对面便是那所从前是大众娱乐场、现在成了难民收容所的高大建筑物“大世界”。“大世界”已经失掉昔日的光辉的装饰了，如今只剩下一副骷髅似的空架子。在它的前额上还保留着“八·一四”的大炸弹的伤痕。其实不仅在“大世界”，便是在这周围的建筑物的门面上，甚至在青年救亡团新会所的门前，人们都可以看出那两颗炸弹的烙印。店铺的招牌倾斜了，墙壁陷入或者破裂了，有一两家商店的屋檐下或者路中电杆上还挂着类似人皮的东西。还有几辆炸毁的老虎车和黄包车躺在路边。人们从法租界走到英租界，经过“大世界”门前，一眼就见到路中间的一个大坑，这是上海的土地受到的一个大伤。虽然捕房的人在这个大坑的四周竖起了木栏，但是行人经过那里，他们的眼光总要越过木栏在坑里停留一会儿。坑里有的只是泥和水。这泥和水就吞食了无数悲痛的故事。

然而不管这一切，在这附近有的还是活动与生命。这里还是一个行人拥挤的十字路口。

这一天是很好的晴天。蓝空高高地盖在这个大都市的上面，在那里浮着几片棉花似的白云。上午吹着凉爽的微风，似乎要给人吹散胸中的闷气。但是从早晨起就响起了那种绞痛人心的飞机声。绘着侵略者的标记的飞机不断地在晴空涂下污点。

上午十点钟光景，文淑走到这个十字路口，她在木栏前站住了。她是从法租界来的，要到马路那一面的青年救亡团的会所去。这时人和车辆拦住了她的去路。她同许多行人站在路旁，她的眼光却越过了马路飞到对面人行道上。那边便是青年救亡团的会所。那是一家出版公司的旧址，没有木牌，也没有标记。别人看不出那个半新旧的建筑物便是一个救亡团体的活动的根据地，她却认识站在那所建筑物门前守卫的年轻学生。她看见一个年轻女学生推开建筑物的玻璃门进去了。她又看见那个守门的学生在和一个中年人讲话。她的眼光慢慢地往别处移动，忽然触到一个熟人的面孔了。她几乎要惊喜地叫出声来：“刘波。”她注意地看刘波，她发觉他在跟两个穿西服的中年人讲话：一个身材略微肥大，有着满脸的须根；另一个衣服整齐的人却是长脸无须的。他们不知道在谈论什么事情，不过样子很严肃。她的好奇心鼓舞着她，她的脚在地上微微跳动起来，她恨不得立刻跑过去拉住刘波，问明白那两个中年人是什么人，他跟他们谈的是什么事情。

路口忽然松动了。人象决了堤以后的水一样冲过对面去。文淑挤在人群中，紧张地到了对面人行道上。她宽慰地嘘了一口气。她看见那张长满须根的脸还在前面，脸上忽然露出微笑。她觉得这笑容有点可怕。她楞了一下。她奇怪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她继续朝那个方向走去。这时她才注意到刘波往西走了。她还瞥见他的影子。她再用眼光去追他，但是她已经失掉了他的踪迹。另外的两个人却仍然站在原来的地方低声讲话。不，他们也在移动脚步，他们也往西走，不过脚步下得慢。文淑怀着好奇心跟随着他们。她经过青年救亡团的会所，也并不推门进去。她听见有人在后面唤“文淑”，她知道这是周欣的声音。她并不答应，却加快步子往前面走，她追过那两个人，她听见了他们的话。他们讲的不是中国话。她便走下人行道，掉转身站住了。她带着顽皮的微笑看那两个人。从那张无须的长脸上射过来威严的眼光。真象电光一闪，那张面孔马上又掉开了。接着布满须根的圆脸也掉转来，两只锐利的眼睛探索似地望了望文淑。于是什么也没有了。那两个人加快脚步急急地走了。

文淑无法追上去。她失望地望着前面那些似熟识似陌生的背影。她把右手第二根指头放进嘴里含着。她还没有决定应该怎样做。周欣的声音意外地把她从茫然中唤醒了。她看见周欣在对她笑。周欣抱怨地说：“怎么喊你你不答应？你站在这里干什么？你是不是在发神经病？”周欣对她做了一个可笑的怪脸。

文淑噗嗤笑了。她走上人行道，一面说：“我刚才看见一个熟人，我追他没有追上。”

“你为什么不到团里去？”周欣又问。

“我本来就是到团里来的，”文淑答道。

“那么我请你到对面冠生园去喝可口可乐，”周欣含笑说。

“你不要跟我开玩笑，现在应该去做事情，”文淑疑惑地说。

“哪个跟你开玩笑！喝了可口可乐，我们一道去办事。你怕不怕到巡捕房里去？”周欣说着，又对文淑霎霎眼睛。

“我晓得是为了《战鼓》的事情。不是说好李南星去吗？”文淑接口说。

“李南星有别的事情。曾明远要我去。我也想，女孩子去，或者更好讲话，”周欣颇为得意地答道。

“好，我陪你去，不过你先答应请我喝两瓶可口可乐，”文淑满意地说。

“两瓶算什么！你要喝十瓶都行，”周欣笑道；“喝够了，我们就去四马路中央捕房，”她拉着文淑的手走下人行道，往对面去了。

在冠生园支店里，两个人喝了五瓶可口可乐，觉得肚子有点胀了，才边说边笑地走出来。她们看见转弯处站着一大群人，都抬起头，或者伸起手指着天空讲话。她们就站在冠生园门前也举起头望高爽的蓝空。三只轰炸机在东北面飞翔，似乎在寻找目标。那种熟习的蜂蝇叫似的机声又开始来折磨她们的脑筋。

“这些魔鬼！”文淑骂起来。炸弹爆炸声在绞她的心。

“快走罢。这些东西有什么看头！看了更叫人生气。你听，又在丢炸弹了，”周欣愤愤地说。她挽着文淑的膀子走到无轨电车停车的地方。

十七路无轨电车正要开驶了，她们连忙挤上车去。小小的车厢里全是人。人们还在谈论战事，发表了种种的意见。车里闷热，文淑的鼻子上沁出了汗，周欣觉得快要透不过气来了。幸而过了两站便有人下车，以后每站都有人下去。车厢里稍微松动一点。于是电车在中华书局门前停了。她们连忙跳下车，半走半跑地到了中央捕房。

从一道小门进去，她们站在电梯前面。没有人。过了一分钟，电梯便落下来，门开了，从电梯中走出来两个高大的华捕。他们诧异地看了她们一眼。文淑侧头对周欣微笑，周欣回答她一个怪脸，便拉着她的手走进了电梯，对开电梯的人说：“六楼。”

电梯往上升到三楼，便停住，门打开，一个西洋人手里拿着一束文件走进来。那个西洋人好奇地看了她们一眼。电梯又在五楼停住，把那个西洋人送走了。然后开电梯的人报告：“六楼到了。”

走出了电梯，这两个女孩子象乡下人似地站在走廊上东张西望，不知道应该往哪一个方向去。文淑几乎要笑了。周欣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纸片来看。一个中国巡捕向着她们走来，问她们来找谁。周欣便把纸片交给他，纸片上写着六百零六号房间和负责调查刊物的职员的姓名。

那个巡捕把她们带到六百零六号房门口，嘱咐她们就在那里等候，他便走进里面去了。他很快地又走了出来。她们还站在门前，听见从各个房间里送出来的没有停止过的打字机声，她们看见一个穿西服的中国人从这个房间出来，拿着儿张文件往对面一个房间去了。他没有穿上衣，在他的屁股后面，皮带旁边插着一支手枪。文淑好奇地指着手枪，对周欣微微一笑。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五十多岁头发灰白的中国人在她们的眼前出现了。他穿着一件灰呢长袍，脚上穿的也不是皮鞋，他走出来，并没有多大的响声。他的脸上露出带世故的微笑，他用惊奇的眼光把她们打量了一下，似乎奇怪来的会是两个这样年轻的女子。他看见周欣要开口，便做个手势对她们说：“你们请进来罢。”

周欣和文淑跟着他走进房间。里面有好几张办公桌和好几个人。这位老先生的办公桌就在离房门不远的地方，是一张条桌。桌上放了几份新出的抗战刊物，她们的《战鼓》也在里面。老先生在椅子上坐了，叫她们站在对面，他一面翻着《战鼓》，一面向周欣问起刊物的编辑人和发行人的履历以及刊物经费的来源。他的态度很温和，脸上永远带着老年人常有的微笑。因此周欣也就没有拘束地随意答应。她说的大半是假话，不过都是些冠冕堂皇的假话，倒使那位老先生觉得惭愧了。他在劝告她们“以后发表文章要谨慎一点”之后，还解释说：“我不是在干涉你们，我是在保护你们。”于是他进入正题，拿出一张登记表来，要她们拿回去填好送来。

“这应该怎样填？我们没有填过。我们不会填！”周欣不大高兴，便照她平日讲话的口气拒绝道。

“这是新的办法。不填不行。外国人吩咐要办好的，”老先生认真地说，脸上的笑容淡了一点。但是他看见她们不作声，也不拿登记表，便又温和地对她们解释登记表应该怎样填写。他还允许她们：“登记证很快地就会发下来，并没有别的手续。”他又提醒她们：“没有登记的刊物就不许在租界卖。”他更警告她们：“我们怕东洋人会来打麻烦，才用这个办法。”

周欣还想说话，文淑却不耐烦地在旁边触她的膀子，低声向她说：“我们走罢。”周欣迟疑一下，才拿起那张登记表。那位老先生连忙带笑地说：“你填好，仍旧送到此地来，六百零六号房间。”周欣答应一声，对他点一下头，便挽着文淑的膀子出来了。

电梯把她们载到楼下。她们走出大门，文淑忽然伸出舌头，望着周欣笑了笑，说：“我也进过巡捕房了。”

“这算什么？又不是捉你进去的。你一句话也不讲，”周欣晒笑道。

“我看见你跟那个人讲话，我只想笑。他那个样子真滑稽，”文淑一边笑，一边说。

“真是个小孩子，”周欣带笑责备道；“不是你催我走，我还不走。这张东西拿着真讨厌，我倒想撕掉它，”她说着便做出要撕碎登记表的样子。

“你不要撕。他不是说过，不登记就不许卖吗？”文淑连忙捏住周欣的手腕阻止道。

“我晓得。他们已经到代售的书店去讲过一次了，”周欣收敛了笑容皱起眉头答道。她慢慢地把登记表折好。以后她又烦躁地说：“你不要相信他的话。明明是他们看见我们军队有点支持不住了，自己在打算等我们军队一撤退，就动手来压制抗日运动。”

“那么，到了那时候，我们怎么办？”文淑焦急地问道。

“怎么办？哪个怕他们！”周欣依旧烦躁地说；“其实我在上海也住厌了。我只等曾明远的战地工作团出发，我就跟着工作团到前线去。总要比在这里痛快些！”

文淑听见这两句话马上兴奋起来，她的焦虑消失了，她怀着希望地说：“曾明远的战地工作团好象快要成功了。”

“我今早晨听见他说，已经接洽好了。现在正在筹备出发的事情，”周欣接着说。

“好，我们马上去找他！我要参加，我要到前线去，我什么苦都可以吃！快，我们快去！”文淑差不多高兴得要跳起来，她大声说。

“不要叫，别人听见，会当你发神经病的，”周欣笑了起来，把文淑的膀子拧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反正少不了你。”

“不着急？倘使曾明远把我忘记了，等我去报名，名额已经满了，那又怎么办？我看见你们都走了，自己留在这个鬼地方走不动，那才急人！”文淑说着真的着急起来了。她恨不得马上找着曾明远，把事情说定。但是无轨电车老不见来，她们已经在五洲大药房门前站了好些时候了。

“你放心，我已经替你报过名了，”周欣带笑地安慰文淑道，“我不会忘记你。我要去，一定会拉你去。少了，你我们两个都不开心。”

“真的，我们两个在一起，就象亲姊妹一样。我没有姐姐，我就叫你做姐姐罢，”文淑满意地说。她看见一辆无轨电车正往这面开过来，连忙拉着周欣走下人行道，准备抢先挤上车去。

八

九点钟敲过不久，弄堂里就静得象一个劫后的荒村。一切的苦恼全被一张无形的大口吞下了。风带着低声的哭泣在空中盘旋，盘旋……

一个人的单调的脚步声在窄巷子里响起来，又静下去，但是过一会儿又响起了这同样的声音。

“鸣盛，你听，这是什么声音？”子成忽然放下书侧耳倾听，他吃惊地对鸣盛说。

躺在床上的鸣盛站起来，他用同情的眼光看看子成，安慰道：“没有什么，只是一个过路人。你早点睡罢，今天晚上不会有什么。”

“不对，让我去看看，”子成焦躁地摇头说。他便走到窗前去看下面窄巷里的情形。地是湿的，雨水映着路灯光在发亮。一个黑影晃过去，等到他注目去看，人影已经转了弯不见了。

“不对，我说今天晚上不对，他们会来的，”子成掉转身子苦恼地自语道，他的脸上一刹那间就布满了黑云。

“子成，你今天晚上太激动了，不要老是去想那些事情。我们刚刚搬了家，他们不会这么快就来的，”鸣盛温和地劝慰道。“而且即使他们来也不要紧，我们这里已经弄干净了。”他又在床沿上坐下来。

子成失常地笑了笑，带着一种复杂的表情答道：“我还留着一支枪在这里，我准备好等他们来的时候用。”他说这几句话似乎很费力。他咬了咬嘴唇，埋下头不作声了。

鸣盛用惊疑的眼光看了看子成，起初似乎不大相信子成的话，但以后也就明白了。子成近来逐渐增加的烦躁，他也看得清楚。这个朋友不爱多说话，却喜欢把一切都包藏在心里。虽然年轻的脸上还照常带笑，但是吞在肚里的痛苦和烦恼有时也从子成的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流露出来。子成夜里睡得很迟，常常用沉默的工作摧残自己。这个年轻人很少发过什么怨言。然而如今忍耐的限度终于打破了。那未来的爆发倒有点叫鸣盛耽心。鸣盛觉得心里象被什么虫咬着似地痛了一下。他连忙摇摇头说：“他们不会来得这样快，现在还用不着你那件东西！”他又问：“你什么时候向朴元要来的？其实还是给他们好。”

子成固执地短短答道：“我更用得着。”他在方桌前站了一会儿，后来又到窗前去。鸣盛抱膝坐在床沿上，默默地望着子成的举动。他因为找不到可以说服子成的话而气恼。房里没有声音，窗外也没有声音。这静寂压得他快要透不过气来了。子成忽然用低沉的声音说：“他们来了，我们给围住了。”

“真的！几个人？”鸣盛跳起来，吃惊地问道。子成好象没有听见鸣盛的话似的，依旧站在窗前，看外面。但是他的眼光并不向下，却停留在墙壁上，除了墙他看不见别的东西。然而土红色的砖墙上现出了人和动作。

鸣盛跑到窗前去看，下面依旧是静静的，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紧张的心松弛了。但是另一种使人不愉快的感觉抓住了他。他把手压在子成的肩上，关心地问道：“子成，你今天晚上究竟怎样了？为什么老是说这种奇怪的话？”

在子成的眼前现出了一些黑影，他们聚在窗下后门口，他们开始打门，后门开了，他们一拥而入，现在走在楼梯上……他聚精会神地望着。——但是鸣盛把他突然唤醒了。他惊愕地掉过头去看：鸣盛的诚恳的面容给他掩盖了一切。他放心地嘘了一口气，自语般地低声说：“这不过是幻想。”

鸣盛的肥大的手友爱地抚着子成的肩头，他安慰地说：“你这几天也太累了。你应该找个地方休息。”

“休息？”子成责备似地说，那短时间的安慰马上消失了。“在这种时候你还想到休息？也许明天我们就不会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明天他们就会来的。”

“你不要再说这种扫兴话。明天也许我们就得到自由了，”鸣盛哂笑道。

“自由？”子成神气沮丧地说；“你还在想自由？他们随时都会来，把我们带到更不自由的地方去。我们就只知道躲避，永远躲避……但是他们仍旧是要来的。你还在梦想自由？”

“然而自由一定会来的，”鸣盛起劲地反驳道，“这一次是总结算，我们多年来受的苦这一次就会完全消失。那时候我们可以自由地回到家乡去了。”

子成的脸上闪起一股亮光，但马上又消失了，代替它的是痛苦的哂笑。“你倒想得这么好。难道他们不会在这一切还没有到来之前把我们捉去吗？”

“要捉就让他们捉去好了。这又有什么可怕！”鸣盛气恼地说。

轰隆！轰隆！大炮声突然响了，就象要把静夜的天空冲破似的，连这个小房间仿佛也被它震动了。两个人闭了嘴默默地对望着。炮声继续响了一阵。后来鸣盛鼓起勇气开口了：

“你听，这不是帝国主义的丧钟？它在报告：我们的自由就要来了。”

“你还说什么自由？照这两天的战况看来，恐怕连上海也会给敌人占去，”子成烦恼地打岔道。

“我不相信中国军队就会退得这么快，”鸣盛怀着信心地说。“他们打了两个多月，打得那么好！决不会退得这么快。”

“可是全拿血肉跟炸弹大炮拚，这是不行的。这简直是屠杀！”子成焦躁不安地说。

“但是人的血肉毕竟跟炸弹大炮拚了这两个多月了，”鸣盛理直气壮般地说，他又加重语气地添一句：“而且我相信以后还会拚下去的……”

“你是个乐观派，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子成苦恼地打断了鸣盛的话。“我们天天等待，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总是做写钢笔板的事，这种小小的工作，小小的刊物有什么用？别的人都是拿血肉在拚。”

“你不能这么说。难道我们就不是拿血肉来拚吗？你算算看，这些年我们究竟牺牲了多少人……”鸣盛的话还未说完就被子成打断了。子成听见一声轻微的口哨。声音十分熟习，他知道是从谁的口里发出来的，连忙阻止鸣盛道：“不要响。你听，老九的信号！”

鸣盛静下来。哨声又响起来了，接连地响了三下。鸣盛说：“我去开门！”就走出了房间。

不久鸣盛引了一个三十岁光景的西装男子进来。那个人一进屋，气急败坏地说：“事情很不好，这两天战局有大变化。大场已经给敌人占去了。中国军队马上就会撤退。”

“朴元、永言他们怎么说？”鸣盛变了脸色，张皇地问了一句。

“朴元搭车到南京去了。他本来打算明夫走，可是事情太紧急了，他临时决定提前走，”老九答道。

子成咬紧牙齿不作声，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心事。鸣盛还关心地不断发问：“你这些消息从哪里来的？的确可靠吗？”

“我今天去过虹口，”老九简短地说。子成沉着脸，用力咬嘴唇，他差一点把嘴唇皮咬破了。老九前额上那三四道犁痕似的皱纹横在一对奕奕有神的眼睛上面，黑瘦的面颊配着炯炯的目光显得更黑瘦了。

“在那边他们自然非常满意，他们以为战争就会结束了。他们相信这就是胜利，”老九带着愤怒接下去说。他的面部搐动一下，露出了残酷的狞笑。然后他突然改换了语调，用斩钉截铁般的声音短短地添上一句：“其实他们在做梦。”

“不知道这个失败会不会影响到抗战的前途，”这些时候都不作声的子成忽然耽心地小声说。

“不会的，不会的！”鸣盛辩驳似地答道。

“今天我碰见了那个东西，”老九不谈这个话题，却报告另一件事情。“他倒不认识我。可惜他跟一群敌人混在一起，我不好下手。”老九有点懊恼，但是以后他又高兴了。“不过我知道他常常秘密地到租界上来。我知道他喜欢去哪一类地方。我总有机会干掉他。”

“那是永言的事情，”鸣盛接着说了一句，他相信永言一定成功。

老九带着自信地微微笑了，他说：“永言能够干掉他最好。不过那个东西太狡猾，应该多方面对付他才行。”他忽然抬起头望着子成：“子成，把你那个家伙给我。”

这句话是子成料不到的，因此子成起初不明白它的意义。他楞了一下回答不出来。但是老九的炯炯目光射进他眼里的时候，他便惊醒似地摇头说：“不，我要留着用。”

老九站起来，伸出手命令似地要求道：“给我，你现在用不着它。”

老九的意外的要求倒使鸣盛感到满意了。他知道先前他不能完成的使命，现在却能够由老九来达到这个目的。他便插嘴对老九说：“他说他们就会来，所以他留着这个家伙对付他们。”鸣盛仿佛只是公平地叙述事实，不加一点私见。其实并不是。

“这太过虑了。现在他们哪儿敢做这种事情？”老九哂笑起来，接着坚决地再向子成要求一次。子成也不说什么话，就走去从床下一口小皮箱里取出一个小小的纸包，毅然递到老九的手中，一面说：“你拿去罢。”老九把那个东西接过来，放在西装上衣的外面口袋里，左手也就插进那个口袋中去捏住它。他走到子成身边，拍了拍子成的肩膀，同情地安慰道：“你不要难过，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工作。对于自己太苛刻，也是不好的。”子成埋着头不作声。老九走开一步，但又回转来说：“我差点忘记了。永言约你明天上午十点钟到国泰大戏院后面老地方，第五根电线杆下面见面。他要把这期刊物的稿子交给你。”子成答应了一个“是”字。等到老九往门口走去的时候，子成忽然郑重地在后面嘱咐了一句：“你路上要当心一点。”

老九没有说别的话，他和鸣盛一道出了房门，走下楼梯去了。

第二天早晨，子成到国泰大戏院后面蒲石路去，他站在那根指定的电杆下面。他经过国泰大戏院的门前，看影戏院里的挂钟，知道已经是十点零五分。但是永言还没有来。永言这个人从来不失约。这次可能有什么临时发生的事情绊住了永言。然而他想不到这究竟是什么事情。他站在那里把买来的一份《申报》打开。他先前已经读过标题，知道中国军队从大场撤退了。老九的消息是完全可靠的。报上尽是些令人不愉快的记载。他读了三四段，便不想再读下去。他折起报还不见永言的影子。他向街中一看，忽然注意到今天街上显得特别拥挤，每个人无论是男女老幼，都带着仓皇或者激动的神情匆匆地走过。黄包车载着人和行李拚命在人海中找路，接连不断地牵成了一根线，车夫吆喝着，车子碰撞着，网篮，箱笼，盒子在车上摇荡。年轻的报贩挥动着小幅的报纸高声叫喊，一面用跑步在人群里穿来穿去。忽然人们无缘无故地惊扰起来。几个衣服简单的中年妇人提着布包喘着气动着小脚往前面直冲。没有飞机声，枪炮也不响了。天空是灰白色的。

“完了，七十四天的功夫，真想不到！”两个穿绿色制服的邮差边走边谈论，从右面一个人的嘴里吐出来这句绝望的话。

“我有个朋友还不肯相信，后来我带他去看，北站大厦屋顶上已经插了太阳旗。还有什么话好说？”另一个带着悲愤地回答。他摇摇头又说：“真作孽呀！到处都是黑烟，今天的火一定不小。”

子成把一切的感情全压住，侧耳去抓那些宝贵的话。他甚至跟着他们走了三四步。但是那两个人却闭上嘴不再响了。他张皇地回到那根电杆旁边。意外地他的左膀被一只有力的手腕捉住了。一个熟习的声音迎面扑来：“你到哪里去？”

子成吃惊地抬头一看，见是永言，便放了心，却问道：“你今天怎么来得这么迟？还是你自己约定的十点钟。”

十月尾的天气已经够凉爽了，但是永言的额上却积着不少的汗珠。他的脸发红，显然是从远处匆忙地赶来的。他伸手在他那未被帽子盖住的前额上拭了一下，声音略带颤动地说：“事情有了大变化。日本旗已经插遍闸北了。我倒想不到这样快。”

“我们走着谈罢，”子成提议道。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仿佛血也在血管里沸腾起来，似乎有一种力量在他的身体内搅动着。他希望来一个爆发，即使这爆发会使他自己粉碎，他也情愿。

永言跟着子成往迈尔西爱路走去。他一面讲话，一面留心看四周的行人。这条马路上行人不多，没有人来妨碍他们谈话。

“你看将来怎样？”子成发出了这样的问话。

“战局的变化很难说，”永言沉吟地答道。“中国军队现在都往沪西退，中山路的桥已经炸断了。看来是准备守的。不过能守多久还难说。日本得到的也只是暂时的胜利，”他说到这里把眼睛掉向四周看了看，然后小心地轻声说：“不管怎样，我们以后的工作更困难了，因为我们已经在敌人的包围中了。”

子成点一下头。他们又谈了一些别的话，这时转过了国泰大戏院往霞飞路走去。

“鸣盛呢？”永言问道。

“他在家里，”子成短短地答道，他似乎在想另外一些事情。

“我们今天下午七点钟在你家里开会，”永言又说。

“老九怎么没有告诉我？”开会的提议使子成的激动的心感到满足，他惊奇地问道。

“早晨才决定的。我现在找光韩去，”永言这样解释了以后，便把手里捏的一束纸交给子成说：“这期稿子交给你。你快去抄写罢。我们以后更需要它了。”

“好，”子成用力说出了这个字，毫不迟疑地接过那束稿子来。

九

天阴着，人的心上也布满了暗云。火焰在天空中画出了浓黑的山影。山形变化着，山形扩大着。北边的一角被笼罩在烟雾里。天显得低了，空气变得很窒息，似乎天就要坠下来，压在人的头上。夜还没有来，但是夜色已经覆盖了上海的每一个角落。

衣服破褴的小孩和成人挟着晚报激动地嚷着跑过马路。人抢着买报纸，拿在手里一边走，一边看，一边摇头叹气。人拥挤着，人张皇地走路，人在街头徬徨，人失常地发出各种声音。汽车，电车，黄包车，被阻塞在宽大的红木马路上；指挥交通的华捕得到外国巡捕的帮助正在努力肃清道路，他挥着手，吹着哨子，忙着开关红绿灯。但是往北去的人潮也似地从法租界那面涌过来，他刚刚送走了一批，另一批又拥挤在十字路口。只等着哨子一叫，那一群人就象水一般地向前流了过去。脚步声和话语声就象击岸的怒涛，直往发出浓烟的地方冲去。

人流挟着不可抵抗的力量往火灾场冲去，但是在一个桥畔被拦住了。可是它不肯往后退，就停留在那附近。人们远远地观看隔岸的景物。越过铁丝网是静寂的楼房和荒凉的市街，在重叠的楼房后面，从高低不一的屋顶下冒出大股黑烟，象旋风似地伸向天空去。烟越来越浓，几股烟互相挨近，很快地就卷在一起成了一大股。下面露出红的火光，一闪一闪地推动着黑烟，使它增加速度再往剩余的灰白天空中扩张势力。

稀落的枪声响起来，又静下去，它们在人的心上添了憎恨和悲愤。每一个人站在河这边望着对岸的火光，心里想：在那边还有多少我们的同胞，还有多少我们的房屋？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叹息地摇着头，他们以为：这是劫数，逃不掉的劫数。年轻的人咬着嘴唇，捏紧拳头，眼睛发红，暗暗地在咒骂：烧罢，我们的一切损失都会向你们找到补偿的。

刘波含着一腔的怒气掉转了身子。他不能够往对岸多看一眼，单是一小股火头也会使他的身子战栗，使他的血沸腾。他不相信这眼前的一切全是真实，他不相信暴行会战胜正义。但是火焰掩蔽了他的信念。黑焰在他的眼前扩大了。在黑焰中站起来成人和小孩，男男女女，仰着头，流着泪，从那些因痛苦而扭歪的口中仿佛流出来继续不断的呼吁和哭诉：“我的家……我的亲人……”他们也是同样的人啊！起先是那些不幸的同胞，以后应该是他罢，他也是这个受难的民族的一份子，他也应该分担他们的命运。这时他仿佛听见了侵略者的得意的笑声，仿佛看见了那些带色情狂的狞笑，许多暴行的故事立刻浮上了他的脑际，他在跟它们挣扎，他只顾埋下头走着，沉溺在自己的思想里。他忘记了他身边还有一个友人。

“这样的火，我们那边也有过的！”鸣盛自语似地说了这一句。

“让它烧罢，中国人是烧不尽的，中国人的心是烧不死的！”刘波忽然抬起头愤慨地说。

“对，这不过是个开始，还谈不到胜败，”鸣盛用坚决的调子答道。以后他换过语调焦虑地说：“但是子成近来很烦躁，他也太累了，应该换个地方休息才好。”

“我看不要紧，在这种时候谁都很烦躁，”刘波还是在想自己的事，顺口回答鸣盛道。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鸣盛着急地说；“我们这种人的生活，今天顾不到明天。激情常常会毁坏人的判断力。。”

“当心点！”一个轻微的声音飘到耳边，一只手拍着鸣盛的肩头，老九的带着严肃表情的脸摆在鸣盛的右边。老九用另一种语言说了几句话。鸣盛也用另一种语言回答。刘波只能够了解他们两人的表情。他注意地轮流看这两张面孔。但是一个清脆的女孩声音把他的注意力带走了。有人在唤“刘波”。

刘波知道是文淑在唤他。他看前面：文淑和素贞两个人坐在一辆黄包车上，被一个车夫拉了过来。

“你等等我，”斜坐在素贞身上的文淑一边对刘波讲话，一边吩咐车夫停车。

“你也来了，”刘波象在异乡遇到一位亲人似地惊喜道，便迎上去。

“你看那边火多大！真把我气死了！”文淑下了车，站在刘波面前气恼不堪地说，脸红着，两只眼睛睁得大大地望着刘波，忽然从眼角绽出了两滴泪珠。

“文淑，不要怕。你还记得火中的凤凰吗？它们从火中得到新生。我们也应该在火中受洗礼。这是我们的苦难……苦难可以锻炼我们……”刘波感动地用温和的声音安慰她道。

“谁要你说！难道这一套话人家不知道？”文淑撅起嘴发急地阻止道。

“让他说下去罢，人家好心地在安慰你，”素贞在旁边拉拉文淑的衣服，低声提醒她说。

文淑不作声了，她回头瞪了素贞一眼，素贞温和地微微一笑。

刘波正要说话，忽然文淑发出一声惊叫阻止了他。接着文淑的身子向前一扑，素贞也摇晃地往旁边退了两步。他连忙扶住文淑，一面惊愕地问：“什么事？什么事？”

文淑一边嘘气一边弯下身子用手揉了揉右腿。两部黄包车莽撞地从她的身边过去了。

“伤了吗？痛不痛？”刘波关心地问道。素贞也过来亲热地挽住文淑的膀子发出同样意思的问话。

文淑站直了，默默地摇摇头。她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唤着刘波的名字，两个人向刘波扬手。

“我们先走了。不要忘记啊，”鸣盛还叮嘱了一句，就和老九一起挤进人群中去了。

刘波朝那个方向点点头。然后他掉头问文淑她们道：“现在到哪里去？”

文淑不回答这句问话，却另外问：“又是你那个朝鲜朋友吗？为什么不给我介绍？我那天不是对你讲过？”

刘波怔了一下，后来解释地说：“他们忙得很，近来环境不好。”

“我倒高兴认识他们，”文淑羡慕地说。

“那么我哪天给你介绍，”刘波接口说道。

“文淑，我们走罢，老是站在街上讲话有什么意思？当心又给人碰伤，”素贞在旁边暗暗地拉文淑的衣袖，低声催促道。

“好，我们走罢，你们往哪里去？”刘波看见了素贞的动作，知道她的心思，便又把先前不曾得到答复的问话重说一遍。他还问：“今天不去医院？”

“不去了，我们今天请了假，”素贞答道；她侧头对文淑说：“我们回去罢。”

“我们再往前走几步好不好？我要看看火，”文淑坚持地说。

天色暗起来，马路中间和两旁店铺的电灯发出微光，黑暗更往下坠，好象快要触到人的头上了。空气更显得窒闷。浓黑的烟在逐渐加深的阴暗的天幕上慢慢地变了颜色，黑烟融合在夜色里，新起来的红光烧燃了北方的天空。人们都往北走。许多人伸长了颈项抄着手站在河这一面，观看对岸那一片晚霞似的火光。老年人摇头呻吟道：“劫数啊，上海滩遭了大劫。”一条河隔出来两个世界。这里有的是欢乐和享受，有的是温暖和安宁。在那一边却只有残杀、毁灭和死亡。大火中仿佛传出来烧焦的肉臭和救命的呼号。其实并没有。这应该是心灵的感应。在那边落在敌人手里受残害的也是住在同一土地上、说着同一语言、遵守同一习惯的兄弟姊妹们啊，刘波的心跟随着那边兄弟们的心在受难了。

“不要去看了。我看见那边的火光就仿佛我自己的心在那里燃烧。烧掉的好象就是我自己的家，”刘波痛苦地说。

“你看那边火花又冒起来。素贞，你们的家不是在那边吗？那个水塔还看得很清楚。啊，那边一定是你们的房子！”文淑愤慨地对素贞惊叫道。

素贞微微一笑，显然是用笑容来掩饰她的不快，她做出平静的样子说：“烧不烧都是一样，横竖地方都给人占去了。不过我爹爹喜欢那些东西，‘八·一三’以来他差不多就没有开颜笑过。其实损失一点东西也算不得什么。人家连性命都牺牲了。”

“他们上了年纪的人总是另一样想法。我爹爹也是这样。他不过受到点生意上的损失，就好象碰到了天大的灾祸，整天板起面孔寻人生气。问他要钱买点东西，刚刚开口，他就骂我用钱不知道节省，说什么不久就要讨饭，真是叫人家生气！”文淑说着自己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她不等别人接口，自己又说：“我们还是朝前面走罢，我要看看火。”她拉着素贞就走，要刘波也跟着她们去。

眼前全是黑压压的人头，无数的背影跟着嘈杂声在前面晃动，一层杏红色光亮罩在黑影上，土地也被火光烤红了，在北方的天空中火光连成了一片，不停地在天空涂抹血迹。火光在晃动，在一两个地方还撒起点点的火星，火星升起来又落下去，然后再爆发似地往四处散去。

文淑不顾阻碍地往前面直冲，把刘波和素贞智在后面。刘波正在回答素贞的一句问话，一转眼间不见了文淑；使和素贞赶上去找她。但是文淑被挤到人丛中去了。他们看见前面隔三四个人有一个童化头发的少女，很象文淑，便朝那个地方挤去。刘波用力把一个中年人推开，从那个人身边钻过去，叫了声“文淑”。文淑回过头来看他。但是从侧面来了一股力量，使刘波站立不住，身子一晃，往后面退了两步。素贞在后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惊呼一声：“刘先生。”刘波站定后连忙回头看素贞，迎着那关切的眼光回答道：“朱小姐，文淑在前面。”他刚刚把话说完，前面忽然起了一阵喧闹，人们开始退下来。人在推他们，口里嚷着“快走，走！”？人们象一堵墙倒塌似地散下来了。刘波和素贞被人推动着跑了半条街。连比较镇静的素贞也吓得变了脸色，她挽住刘波的膀子不肯放，等到人们停住了脚步，她才将手缩回来，有点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没有动静。刘波向人问：“有什么事情？”人回答说；“不知道。”退后的人又转身挤上去。素贞着起急来问道：“文淑呢？”她想起文淑还在那边，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去我她，”刘波也有点发急地说，又陪着素贞往前面走。退散的人又聚拢起来，仍是那么一大堆，他们无法挤过去，只听见好些声音在叫：“打！”

“大概是打汉奸罢，”刘波顺口说。但是他仍旧不能够挤到前面去看个明白。文淑一定在人丛中，然而他的眼晴找不到她的影子，素贞不断地问：“看见她吗？”他却无法回答。

“让开！走开！走！”两个华捕陪着一个西捕昂着头走过来，华捕用短棒在驱逐站着不动的人，他们叱骂着：“走开，有什么好看的！”

在一阵骚动之后人们散开来，让出了一条路。但是巡捕刚刚走过，他们又聚拢，甚至把巡捕也包围在里面。刘波因为陪着素贞，无法挤进去，他仍然看不见什么。找不到文淑，他又不便走开。包围圈里面起了一阵吵闹，人又散开来，一个华捕挥舞着短棒威胁行人，另一个华捕拖着一个满面流血的身材短小的男子从人丛中走出。那个人埋着头一路上吐着大口的血，一件灰色罩衫被扯破了好几处。聚在街旁的人纷纷地议论着，忽然又有人扬起声音嚷出“打”字。走在后面的高大的西捕忽然叱骂了一声，举起手枪好象要对着什么人开枪似的。人声静下去了。刘波憎厌地掉开头，他看见素贞紧紧地挨在他的身边，脸上带着畏惧和愤慨的表情。她霎动眼睛胆怯地望他两眼，忽然小女孩似地嘟起嘴说：“怎么看不见文淑？她跑到哪里去了？”

“等等她就会来的，”刘波低声安慰她道，但是他的脸上也露出了焦急的表情。

人们跟着巡捕冲过去。刘波和素贞站在街旁用眼光去找寻。他们看见的全是陌生的人脸，那些脸在漫天的杏红色光辉下都显得严肃，悒郁，痛苦。人们泄愤般地嚷着，议论着。仍然看不见文淑的踪迹，好象大地张开口把那个活泼的女孩子吞食了一般。刘波和素贞的惊虑增大了。

“我们到前面去看，”刘波说；他还未动步，忽然看见文淑带着叫唤扑了过来，他不知道她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

“你们原来在这里，累得我到处找你们，”文淑喘吁吁地说。

“我们还不是到处找你都找不到！”素贞放心地接口道。

“我去看打汉奸，头都打破了！”文淑得意地说。

“我们现在找个地方吃饭，好不好？”刘波提议道。

“不，我还要回家，我等一会儿要到周欣那里去，”文淑连忙摇头道。“现在时候不早了，我先坐车走。刘波，你送素贞回家罢。”

素贞不拒绝，刘波也没有话说了。他帮文淑雇了一辆黄包车。文淑坐上车子，忽然说：“我过两天早晨到你家里去，”她不等刘波答话，便让车夫把她拖走了。刘波陪着素贞慢慢地往南走去。

他们都不想开口，两个人身子挨得近，却仿佛有什么东西隔在他们的中间。眼前是淡淡的杏红光，和罩着红光的黑影。然而他们是往更多灯光的地方走去的，于是黑影和红光都在强烈的电灯和霓虹灯的亮光下消失了。电车声掩盖了人们心上的哀诉和呼吁。汽车的喇叭点缀了繁华的市街。马路两旁商店的华丽橱窗里灯烛辉煌。他们似乎回到和平的时代了。但眼前的景象也只是个表面。惊惶、悲痛的空气甚至在这个地方也重重地压住每个人的心，窒息了每个人的呼吸。在人行道上听见的只是严肃的话声，欢笑似乎逃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在这一天全上海人的记忆中就失去了“欢笑”的名词。他们知道只有在另一个角落里，在火与血、野蛮与疯狂所统治的那个角落里另外一种人在欢笑，在庆祝地安排血宴。然而他们是没有权利欢笑的。这个思想刺痛了两颗年轻的心。两个人都想着：我们有什么罪过呢？在绝望之外又加上了悲愤。一个民族的悲哀的担子沉重地压在年轻的肩膀上。

无线电收音机不再播送欢乐的音乐和柔靡的爱情歌曲；一个沉重的声音借着它们响遍了整个城市，报告阵地的转移：“……自动撤退……中山路桥……梵王渡……龙华……。”

只有断续的字句进入刘波和素贞的耳朵，他们看见一堆一群的市民立在一些商店的门前静静地倾听播音。那里有的是严肃、沉默和同样表情的面孔。然而他们不得不撇开人群，转弯往比较清静的横街去了。

素贞想。也许是在做梦罢，昨天报上还登着很好的消息。但是刘波却意外地出声了，他安慰她道：“不要灰心，这不过是战争的开始。我们争取的是最后胜利。我相信我们会得到最后的胜利。”这可以说是他挣扎的结果。他用这个来鼓励她，也鼓励自己。

这只是几句空泛的话。但是它们把素贞从疑虑中唤醒了。男性的有力的声音给她带来一点温暖。她抬起头望了刘波一眼。他那昂着头、眼睛冒火不知道屈服的样子使她感动。她信任地、温顺地说：“是的，我知道。”

后来他们走近了素贞的家。路上灯光昏暗，只有三五个行人。虽然入夜未久，却好象逼近了中夜。街树上残留的树叶随着风发出叹息般的声音，一棵树象一个黑影，低头缩颈地立在路旁，这里好象是一个被人忘却的角落。在这里没有喧哗，没有火焰，也没有斗争。但是斗争之火在两个年轻的身体内燃烧了。年轻的心是不容易被征服的。从前埋在一颗少女的心里的幼苗如今发芽了，素贞记起那件事情，她恳切地但有点胆怯地问道：“刘先生，我可以参加你们的团体吗？”

“我没有团体，你可以找文淑介绍你加入曾明远他们的青救，”刘波坦白地答道。

素贞停了一下，鼓起勇气说：“你不要骗我，我知道你们有一个团体在做抗敌的工作。我要参加你们的团体，我愿意帮忙你们做点事情。”

“哦，我知道了，这并不是我们的团体，”刘波以为她指的是永言他们的团体，便向她解释道；“老实说连我自己也没有参加，我不过帮点忙罢了。那个团体对你对我都不大适当。其实你们在医院里不是做得很好吗？”

“不，”素贞略略皱起眉毛答道。“在那里也有些麻烦。医院里也有些我看不惯的事情，听说医院不久要搬到别处去或者要改组。今天那边也很恐慌，我们去了一下就告假出来了。我只想做点有用的事情，我想我也能够吃苦。刘先生，你给我介绍一个工作罢。让我跟着你们学学做点事。”

这诚恳的自白打动了刘波的心，热诚唤起了热诚，刘波象看见一线亮光似地觉得眼前发亮了。斗争的火在心里熊熊地燃烧起来，他感动地甚至有点慌张地答道：

“我一定给你想办法。我看是不成问题的。过几天就给你答复。”

他终于透露了一点消息。他说有把握，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刚刚成立的青年团体，而且他今晚要去参加这个团体的会议。

素贞还想说什么话，可是她已经到了弄堂口，那里进出的人不少，她不愿意让认识的人看见她和刘波在一起谈话，她决定把一切全留给以后会面的机会。她忽然开颜微微一笑，说声“谢谢你”，再点一个头，然后慢慢地走进那个窄巷似的弄堂里去。

十

会议刚刚结束，人们站起来预备走了。严肃的空气突然被一个人的笑声打破，老九得意地说：“明天那个东西再不能够狂吠了。这个庆祝的礼物是最好不过的。”

众人满足似地齐声笑起来。光韩已经走出门外了，还回过头警告般地嘱咐一句，“无论如何要当心，不要太乐观了。”

“不要说这种话，他明天一定逃不过这个关头，”老九充满自信地答道。

子成立在角落里不作声，他沉着脸，眼光向各处扫射，他留恋地看看房里的人和物，他想自己明天也许要跟这一切分别了，明天他便会睡在另一个地方。再要象从前那样在这里安静地做着油印工作，在他似乎是不可能的了。他和那个“败类”不能够存在同一个世界上。那是罪恶的代表，他必须将“它”摧毁。他摧毁一个人就象摧毁一个制度。他必须将拳头打下去，毁灭罪恶，牺牲自己。只有这唯一的办法能够洗去许多痛苦的回忆，勾消一切过去的旧帐。他对于这个决定再没有一点疑惑。一张女性的憔悴的面庞含泪地在他的眼前一闪，从可爱的口里唱出《阿里朗》的歌曲：

阿里朗，阿里朗，

越过阿里朗山岭去了。

门前的沃土给谁拿去了呢？

寄身在满洲地方又是为着什么缘故呢？

阿里朗，阿里朗……[3]

他突然一怔，象从梦中醒过来似地凝神朝四处一望。一阵淡烟滚过他的眼前。依旧是黯淡灯光下的凌乱的房间。永言走过来问道：“子成，你在想什么？”

“我没有想，我没有想，”子成简单地答道。

永言亲切地在他的肩上一拍，说，“我走了。明天早晨再来。明天的事情全靠你们两个。”永言停了停又说：“刘波来时你告诉他我有事先走了。”

“好，好，”子成接连地答应着。

老九走在最后，他走下两级楼梯又回来对房里的鸣盛和子成说：“我等一下还要来。”

二十分钟以后，老九果然又在外面敲门。他拿了两瓶黄酒、两包油炸花生米和一包豆腐干走进来。黑瘦的脸上露出了求宽恕的微笑，他道歉地说：“对不起，我又要喝酒了。今天晚上实在忍不住，”他把东西全放在桌上。

“为什么？今天晚上要喝酒？”鸣盛惊奇地问道。

“这是最后的一次了，”老九很自然地说了出来，接着又对他们微微一笑。

“不，不是你，”子成象受了针刺似地突然惊叫起来。

“老弟，安静点，你不要这样兴奋，”老九象长兄一样温和地安慰子成道。“这是我的专长。我已经干过好几次了。你还是喝点酒罢。”老九拔起瓶塞，拿了三个茶杯，把杯里残余的茶汁倾在地板上，满满地斟了三杯酒，粗声说：“我们三个人痛快地喝光这两瓶酒。”他自己先举杯喝了一大口。

子成默默地走到桌子前，举杯便饮。鸣盛知道子成平日不喝酒，这时不觉惊愕地看了子成一眼，他自己把杯子送回到老九面前说：“我不会喝酒。”

“今天情形不同，你怎么学起女孩子来了？你看子成平日也不喝酒啊，”老九责备地说。

“我觉得还是不喝好，”鸣盛固执地答道。子成仍然不响，他一面嚼花生米和豆腐干，一面大口喝酒。他的脸上泛起了红色。

“你太拘谨了，我们有时候也需要沉醉。今天晚上我要痛快地喝一下。”老九对鸣盛说了，又举起酒杯对子成说：“子成，我们干了这半杯罢。”他把杯子和子成手里的碰了一下，一口气将酒喝光了。

子成默默地喝光杯里的余酒，自己又拿起酒瓶斟了一个满杯。他的脸发火似地红起来，连耳根也红了。

“子成，你少喝点。你脸上红得这样厉害，”鸣盛关心地劝阻道。

子成摇摇头，用嘶哑的声音答道：“我不会醉。”他的嘴又闭上了。

鸣盛不以为然地瞅了子成一眼，也就不再说话，焦虑地坐在那里，拿起一块豆腐干慢慢地嚼着。

老九又喝光了一杯酒，满意似地自语道：“今天晚上喝得痛快。”

子成不响。鸣盛含糊地应了一声，后来却烦躁地说：“奇怪，怎么刘波还没有来？未必他出了什么岔子？”

“不会的，”老九说。他又解释道：“刘波近来常常跟两个女学生在一起，今天下午不是也碰见过她们吗？说不定他和她们还有什么约会。”

“这不大好。在这种时候他应当小心一点，”鸣盛不大高兴地说。

“对刘波你不要这样看法，他们究竟跟我们不同。他们并没有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那些苦难，”老九感慨地说，他的声音有点改变了。

鸣盛埋下头去不响了。子成沉默着，只顾喝酒。老九干了第三杯，忽然烦躁地自言自语道：“我今天晚上有点不对。今天晚上有点心慌。那种事情我也干过好几次了。我从没有心慌过。难道对那个坏蛋我还下不了手！”

“你酒喝得太多了，从前也没有见你在这种时候喝酒，”鸣盛关切地说。

“喝是喝过的。不过——”老九停顿一下，“这种生活我也有点厌倦了。这样零碎地解决，要到什么时候为止？我希望搞更大的公开的运动，有更多更多的人参加，我们正面攻击敌人。我希望回到家乡去，和那许多人在一起……”他忽然断念似地用决断的声音改正道：“这种废话还是少说罢，眼前的事情更要紧。”

“对，明天的事情更重要。我相信明天——”鸣盛激动地说，他刚说到“明天”，话就被子成的叹息打断了，同时他也注意到老九并未用心听他讲话。老九的脸色和子成的恰恰相反，老九愈喝酒脸愈发白，子成喝得脸色象雄鸡的鸡冠。

“子成，你不要喝了。其实老九喝得太多了也不好，”鸣盛诚恳地说。

子成抬起眼睛看鸣盛，他微微地摇头。他的眼白也泛起了淡红色。他的眼光停留在鸣盛的脸上，眼角上有泪珠，一瞬间清亮的泪水就把眼珠掩盖了。

“子成，你做什么？”鸣盛同情地惊问道；他又耽心地加了一句：“你心里难过罢？”

子成点了点头，他忽然张开嘴呻吟似地说：“我看见那些忘掉了的面貌了。还是那么清楚。他们都在责备我，怪我胆小，我听见他们在唱那首歌。就跟在昨天一样……居然一眨眼就是几年！明天我应该——”他说不下去，泪珠已经流到了他的上唇边。他伸起右手去按住前额，接着声音嘶哑地说：“我在这里喝酒。又想起了老白……”那个死在故乡牢里的同志的面影又浮现在他的眼前，老白是一个酒量很大的人，还是因为一个暗杀事件被捕的。

没有人接下去说话。连老九也放下酒杯垂头沉思了，过了半晌他才抬起脸猛然拍一下桌子，酒醉似地说道：“明天一切都改变了。我和仇敌躺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那是最痛快的事。我的手不会错的！”

但是事实不会完全照老九和子成所想的那样进行。第二天上午他们到了和永言、光韩约好见面的地方。永言告诉他们一个重要的消息：那个东西患着小病，昨天晚上搬进虹口日本医院去了。

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然而他们得到的是确实的情报。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他们还应该忍耐，应该等待更好的时机到来。然而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时候要大家放下手，也不是容易的事。

“不会有这样凑巧的事。一定有人泄漏了消息，那个东西躲起来了！”老九感到失望，气愤地说。

“不会有人走漏消息，”永言镇静地说；“不过那个东西运气好，病救了他。”

“我们应该马上想个办法，不然会让那个东西逃掉！”子成苦恼地小声说。

“你不要耽心，这也是没法的事。难道我们还怕他逃掉不成？我们目前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朴元那里也该有长信来了。他这次的成绩还不坏，联合的事情可望成功，听说大联合的宣言已经起草好了。我们也该好好地准备响应，”永言安慰子成道。

光韩和老九两人坐在旁边不出声。子成烦躁地接口说：“你的话自然不错。不过你知道，我什么都准备好了，现在却要走另外的路，这不是容易的事。”

“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权利依照自己的性子做事，还有另外一个东西管住我们，”永言冷冷地说。

“永言的话有道理，子成，你应该沉静一点，”光韩忽然站起来，走去拍一下子成的肩头，劝慰地说。他又严肃地自语道：“我们没有个人的选择。什么时候牺牲来唤我们，我们就什么时候去。急躁不会有好处。”

老九不耐烦地开口了：“不要再讲这些闲话了。我们还是谈正经事罢。我们另外想个办法来干掉他，说不定他明后天就会出院的。他不能够老躲在医院里。”

“对。这几天那边正需要他出来活动，日本人不会让他闲着，”永言响应似地接口说，他的嘴角又挂出了微笑。

“那么，我今天再进虹口去，”老九忽然下了决心说。

众人楞了一下。还是永言先开口，他点点头说：“也好。不过你今天去，应该当心一点。”

“我知道。等我得到确实情报再告诉大家，”老九点头说。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九点钟在这里碰头，”永言接口说。

十一

从这一天起半个城市的居民都到泥城桥附近，对着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孤军遥遥地致诚挚的敬礼。一座洋楼吸引了全上海人的眼光，人们潮涌似地从法租界奔向北方。

刘波也到过那里，他去得比较迟，那是在第四天。这几天来他和一些同伴在不利的环境下面绝望地努力工作，却不曾得到他们预期的成绩。年轻人的理想常常走得离事实太远，有时候他们甚至希望在一两天内就会看见世界改变面目。刘波还是一个比较切实的人（他自己常常这样想），他也知道少数青年的努力无法完成伟大的事业。然而现实的环境给他们的打击太大了。闸北的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就把他们的年轻的心放在火里煎熬。他怀着痛苦的心度过了这些日子。

这是一个阴天。浓黑的烟从北方升上来，直耸在空际。这浓烟在这些日子里似乎就不曾淡过一刻。这浓烟象一个巨大的魅影压在全上海人的头上。但是在它的威胁下，一面颜色鲜明的旗帜在四行仓库的屋顶上升起来，昂然随着风翻飞。仅仅这一面大旗就使得在闸北天空中飘扬的无数的“日章旗”黯淡无光。这一面旗帜代表一种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体现这种精神的便是那几百个愿以少数人的热血跟胜利的侵略者作决死战斗的中国壮士。

刘波站在拥挤的人丛中，伸着颈项朝北面眺望。一间矮屋遮住他的视线。他往旁边移动，换了一个位置看过去，这一次他的眼光越过了屋顶，达到那座象堡垒一般的四行仓库。仅有的一面在天空飘扬的国旗鲜明地映入他的眼睛。他再留心看。屋顶上，就在旗下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持枪的兵士。那钢盔，那枪刺，那动着的头，他都看得清楚。只有脸孔成了模糊的一片。在他的身边，有人在说：“看，那边还有两个，他们在挥手。”他更注意地用眼光在那个屋顶上搜寻。他一共找到了五个中国兵。他们似乎也看见了这边的人，他们在向这边挥手。

在刘波的前面，好些人揭下了帽子在空中挥舞着，许多只手举了起来。他也不由自主地伸出了手，他的手跟着那许多只手接连地挥动。他感到一种强烈的感情的袭击，他的眼睛突然被泪水打湿了。他这时并没有悲哀。他觉得在那个屋顶上挥动着的手把他的心从火焰中救了出来。这阴霾的天也因为那些手挥去了暗云，而射出了亮光。他感动地想道：“不管胜败，你们是为着我们的命运在那里战斗……”

河那边响起了爆炸声，以后又是接连不断的机关枪响。河这边的人看不见什么。仓库顶上没有什么变动，不过挥动的手突然停止了。机关枪在更近的地方响着，人还听得见手榴弹的爆炸声。刘波继续地想：“八百人……五百人……你们是在为我们的将来奋斗……有一天我们会让你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忘恩的人。”

“又打起来了！那几百个人怎么抵得住？听说东洋人要轰炸仓库。他们还有什么办法？真急煞人！”旁边一个店员模样的年轻人焦急地对同伴说。

“他们是准备牺牲的了。不过我们睁起眼睛看着他们拚命，不能出力，真是惭愧！我们都是中国人啊！”那个同伴回答道。

刘波听见了这两个人的谈话，他又想：“这时候不知道有多少只眼睛注视着你们的命运，多少颗心在为你们痛苦。你们决不是孤独的。”

枪声停止了。河那边好象又安静下来了。四行仓库仍旧高耸在对岸。那一面颜色鲜明的旗帜毫无损伤地在屋顶上飘场。刘波忘了自己地地小声说：“谢谢你们，你们为我们举起了希望。”他怀着一颗颤动的心走了。

晚上刘波走到医院门口，那里静静的，只有两个童子军站在门外守卫。他看表，才知道他来得太早，离护士下班的时刻还差半点多钟。他沿着马路走了一会儿，才转身回来。快回到医院了，他埋着头，正在思索，没有留心一个影子迎面飘过来。但是一个惊喜的声音进了他的耳朵。那个女子叫着：“刘先生。”

“朱小姐，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刘波抬起头惊讶地问道。

“文淑离开这里了，”素贞低声答道。

“奇怪，她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刘波更加惊奇地问道。

“前天看护长说她不该常常唱歌给伤兵听，又说她态度不大庄重，她一生气就走了，”素贞带了一点不愉快的调子说。她又问：“她没有告诉你吗？她现在在曾明远那里工作。”

“我晓得。这两天我倒没有碰见她，”刘波带点怅惘地说。他沉默了片刻，忽然注意到素贞睁着一双大眼忧郁地望着他，便温和地说：“那么朱小姐，我送你回家罢。”

“谢谢你，”素贞感激地说了这一句，她微微地笑了。

两个人走在清静的马路上，刘波不说话，他用同情的眼光望了望素贞，她低着头慢慢地移动脚步。

“刘先生，你收到我的信了？”素贞声音略带颤抖地问道。

“我收到了信才来的，”刘波温和地答道。

“我晓得你看不起我，你以为我是千金小姐，不能够吃苦，”她仍旧用颤抖的声音说。

“没有的事，”刘波笑着分辩道。

素贞的身子本来跟刘波的离得不远，这时她便靠过去，态度很自然地把手插到刘波的胳膊底下，挽住他的右膀，仰起脸看他，笑着追问道：“那么你为什么不让我参加你们团体？是不是你以为我做不了事情？你说，不要骗我。”

刘波掉过脸，看见一对燃烧的眼睛在那张纯洁可爱的脸上闪烁。他有点诧异，又有点喜悦。他想到一件事情，他的心跳得厉害。他连忙掉开脸，有点窘地回答道：“朱小姐，你想碍不对。我正在给你办那件事情。你要参加，不会有问题。我们自然欢迎你。我从没有把你看做千金小姐。”

“那么你为什么还叫我做朱小姐？就叫我素贞好不好？”她柔声地说。

刘波忍不住又掉过头去看她，依旧是那一对燃烧的眼睛。她的美丽的大眼睛吸引住他的眼光，吸引着他的心。他的心在反抗。他做出笑容说：“这当然可以。”他只说出这短短的一句话。

炮声突然响起来，把静了好一会儿的空气震动了。一声，两声……大炮似乎就在这两个人的周围开放，把两颗心逼得更贴近。两个人抬头望天。深蓝色的天空中涂抹了一片杏红。

刘波望着天空，悲愤和仇恨绞着他的心。他痛苦地慢慢移动脚步。

“刘波，”他听见素贞的声音。这个少女痛苦地、求救似地唤他。他觉得他的膀子被挽得更紧。他埋下头看她。燃烧的眼睛被泪水浇灭了火光，只有余烬在冒烟。他仿佛看见她脸上的肌肉在搐动。他对她突然产生了怜爱的感情。他柔声问她：“你怎样了？”

她不答话，仰起头，不转睛地望着他的脸，好象求保护似地偎着他。

他的心软化了。他好象在庇护一个心爱的人，不让一种野蛮的势力将她抢走一样。他伸手抚着她的肩头，俯下脸在她的耳边低声说：“不要怕，我在这里。”

“你会走的，你会离开我的，你们都会离开我的，”素贞含着眼泪说。

“不，我不会，”刘波摇摇头，小声答道。他的心被激情抓住了。

“你带我走罢。我怕得很。你带我到别的地方去，更自由的地方去，”她象抓住一个希望似地低声哀求道。她抓着他的一只手。

“素贞，你不要这样激动，没有什么可怕的事，”他温柔地安慰她。停一下他又说一句：“现在还不是走的时候。”

素贞不作声。刘波又关心地问道：“你冷吗？你的身子在打颤。”

“我不冷，”素贞摇摇头柔声答道。她又抬起眼睛去看刘波，她激动地说：“我不冷。我的心热得很。我心里不好过。”

刘波仍旧温和地安慰她：“你今天晚上太激动了。你回家休息一下，就会好的。再转个弯就到你的家了。”

这时他们走到一棵街树旁边，天很暗，街灯也很暗。刘波正俯着头对素贞说话。她似乎注意地听着。他说到“到家”这一句，她忽然动一下头，把脸靠上他的脸，把嘴压上他的嘴唇，她热烈地吻他一下，才把脸掉开。她也不说话，却将脚步放快，急急往前面走去。

“素贞，”刘波兴奋地叫了一声，她才放慢了脚步。

“你为什么走得这样快？”刘波追上去问道。

“我怕你会对我说你不喜欢我，”素贞低声回答。

“我为什么不喜欢你？”刘波微笑了。他又爱怜地责备道：“我从没有见过象你这样的女孩子！你真会折磨人。你把我的心抓去了，还说我不喜欢你。”他抓起她的一只手紧紧捏住。

“那么我明天早晨来看你，你在家里等我，”她愉快地说，她又对他一笑。刘波满意地说：“好，你明天来，我们一道去看四行孤军。”她望着他，拉住他的手催促道：“快点走。前面有人来了。”

刘波也不注意前面有什么人走来，他让脚步声在他的耳边响起又消失了。他的心里只有一个素贞。他只听见她的话，看见她的面容。

弄堂口静静地没有人声，铁门已经关上，开着小门让人进出。看守弄堂的巡捕坐在一把藤椅上打盹。

“你陪我进去，我们就住在弄里第六家，”素贞央求道。

“好。”刘波伴着她走了一段路。他们转了弯，素贞忽然叮瞩道：“你就站在这里。等我一个人走回去。你看见我朝你摇手，你才走。”

刘波果然站住，他看见素贞走到第六家门口，掉过头对他一挥手，他还留恋地看了她一眼，才转身走了。

十二

第二天早晨刘波到鸣盛家里去，没有见着一个人。他刚回到自己的弄堂口，便看见素贞从一辆黄包车上面下来。他高兴地对她打了一个招呼。

“我要你在家里等我，怎么你又出去了？”素贞含笑抱怨道。

“我有点事情，你看我不是连忙赶回来等你吗？”刘波陪笑道。

“什么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是同文淑有约会吗？”素贞故意追问道。

“我昨晚还告诉过你，我这两天没有看见文淑，我怎么会同她有约会？”刘波带笑地分辩道。

“我不过随便说一句，你不要着急，”素贞微微一笑，也就不往下追问了。

他们到了刘波住的地方。娘姨给他们开了门。素贞跟着刘波上楼，进了那个颇为宽大的亭子间。

“你的房间倒还清爽，”素贞感到新奇地向四处望了一下，赞了一句。

刘波站在她的身旁，他还没有回答她的问话，她又说：“现在到底安静了。炮声也听不见了。”她忽然掉转身子，两只手贴住他的两肩。两只大眼热情地望着他的脸。他的激情上升了。他忘记了一切一下就搂住她，狂热地将嘴压下去，压在她的红红的嘴唇上。她紧紧抓住他的肩头急促地呼吸着。

后来刘波放松手，举起头唤一声“素贞”，温和地对她一笑。她忽然不好意思起来，把脸靠在他的肩膀上，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来。她还拉着他的衬衫，略微含羞地问道：“你不会后悔罢？”

刘波温柔地望着她，摇摇头，说：“不会的。我爱你。还有什么后悔的理由？”

“可是我使你多了挂念，我给你添了累赘，我怕我将来还会给你增加痛苦，”她迟疑地说。

“这有什么害处？在这时候知道有一个人关心我，倒也好，我至少可以得到一点安慰。只是我怕我不能够报答你的热爱，”刘波感动地回答道。

“我也这样想过，这时候我也需要一个关心我的人，”素贞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又接下去说：“我的心太空虚了。你还不知道我的生活。我的处境和文淑不同。我年纪也比她大。她虽然抱怨，其实她父母都爱她。我母亲死了，父亲对我们姊妹都很冷淡。姐姐一天只知道交际、跳舞、看电影。我父亲有个姨太太，他就只听姨太太的话。在他们的生活里并没有国家、民族、社会。我有个哥哥，从前为着婚姻事情跑掉了。一个小弟弟，是姨太太生的。在这个家里我看不见一点希望。永远是冷冰冰的空气。我什么都只有忍在心里。我从没有遇到一个象你这样的人。我永远看见那些冷冰冰的面孔。我需要温暖。我也有一腔热情。你，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你带我走罢。去陕北、去新疆、去什么地方都可以，”她激动地说，从眼角落下了几滴泪珠，她把脸贴在他的胸前低声抽泣起来。

刘波轻轻抚摩她的头，充满爱情地说：“我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多的苦。你太苦了。”

她哭得更伤心了。他温柔地劝道：“素贞，不要哭了，哭是没有用处的。我会使你快乐。”

“我怕，我怕这只是一场梦，”素贞抬起头用泪眼看他，呜咽地说。“你过些日子也会走的，会留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不会的，不会的！”刘波挣扎似地反抗说，他紧紧地抱住她，好象害怕会把她失去一般。

“那么你带我走罢，我什么事都愿意做，”她突然用两只手环抱着他的颈项，有点害羞地将脸压在他的脸上。

一切都消失在热吻中。两颗年轻的心连在一起了。然而这只是从痛苦的包围中逃出来的暂时的陶醉。

热情烧着这两颗心，给他们带来幸福的幻景。热情使这小小的亭子间变为广大的世界，好象在这里燃起了美丽的烟火一样。但是火渐渐地灭了。

意外地起了一阵炮声。沉静的空气被震动了。刘波放开素贞的脸，又摸出手帕在她的脸上揩着。她带着微笑温顺地让他这样做，好象是一个顺从的小女孩，跟先前那个热情奔放的少女仿佛是两个人。

“我现在不怕了，”她满意地说。“我知道你真的爱我。”

刘波用赞美的眼光望着她。她又说了一句：“现在至少有一个关心我的人。”

“难道真的除了我以外，就没有一个人关心你？”刘波忍不住怜惜地问道。

“现在有了你，我什么都有了，”素贞骄傲地回答他。

“你就这样相信我？”刘波感激地问。

“我爱你，”素贞笑答道。她昂起头自语似地说：“以后即使有一千个炸弹在这里落下来，我也不怕。”

“要这样才对。这个时代的青年是不应该害怕的，”刘波点头称赞道。他又问她；“你现在饿不饿？我们出去吃饭去。”

“也好，”她应了一声。她忽然想起一件事，便说：“你还忘记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你说，”刘波惊讶地说。

“你不是答应过今天陪我去看四行孤军吗？你就忘记了？”她指着他含笑道。

刘波仿佛受到迎头一瓢冷水，他呆了一下。他痛苦地说：“他们已经退出了。你今天没有看报？”

“退出了？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素贞失望地、惊愕地说。“你告诉我，他们怎样退出的。”

他摇摇头说了两三个字又停止了。他略略皱着眉对她说：“我说不下去。等一会儿还是看报罢。”

“这样快！我真想不到！”她懊悔昨天不曾到那边去。

“租界方面要求他们撤退，说是免得危及租界居民的安全，”刘波安慰般地对她解释道；“有一张外国报纸说得对：这样的撤退不是败退，是凯旋。”

“是的：‘不是败退，是凯旋’……”她茫然地跟着他说。

掩着的门忽然开了，进来一个穿军服的人，使他们两人都吃了一惊。

“素贞，你在这里？”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来。

素贞脸上发红，不好意思地说：“我刚才来的。”

“文淑！”刘波惊喜地唤道。文淑揭下帽子，露出一头浓密的黑发，她把军帽拿在手里当扇子摇着。这服装使她显得身材更小，而且更带孩子气。她扬扬得意地望着他们，她开玩笑地问道：“奇怪，你们是几时好起来的？怪不得这两天总看不见你们。”

“我每天还是到医院去，”素贞红着脸分辩道。

“文淑，你怎么这样打扮？”刘波在旁边打岔地问道。

“我就要到前线去。我可以看见战争了，而且我还可以做点事情，”文淑得意地昂着头答道。一头浓发的圆圆脸，配着整齐的军服，使她显得比平时更好看了。

“你怎样去法？”刘波惊喜地问。

“我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到军队里工作。我们青救里有好几个人去。曾明远是副团长，”文淑说，两颗漆黑的眼珠不住地转动。“现在不会有人轻视我了。”

“你家里肯放你走？”素贞怀疑地问。

“这是为国家，为民族，他们反对也没有用。我自己先就报书加入了。我父亲是个‘失败主义者’，他老是耽心他那点财产，耽心整个上海会毁灭，又害怕东洋人会这样那样。我想，我走了对他也有好处，免得给他添麻烦，他不会跟我为难。好在我母亲同哥哥都不反对我走。我这一身衣服在家里不好穿。还是在周欣家换的。”

“你几时走？”素贞留恋地问道。她希望文淑还能够在上海多住几天，她们可以多聚几次，多谈些话。

“也许就在明天晚上，我们自己有卡车，”文淑毫无留恋地回答，她的眼睛已经被她的幻想中的一些景象迷住了。她没有想到跟朋友们分别会是痛苦的事。

“好，你先去，我们将来会跟着来的，”素贞羡慕地说。

文淑看见他们两人这些时候挨得近，还不时交换亲密的眼光，她便走近素贞，轻轻抓起素贞的手，半好意半开玩笑地说：“好姐姐，告诉我，你们几时请我吃喜酒？”

“呸，”素贞红着脸啐了她一口。

“我倒高兴你同他要好，”文淑低声在素贞的耳边说，“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很开心。”她又把眼光射到刘波的脸上，她对他微微一笑，倒笑得他有点不好意思起来。素贞在旁边用感激的眼光看文淑，把她的手紧紧地捏住。

“文淑，我同素贞……”刘波迟疑一下，终于坦白地对文淑说出他和素贞相爱的事。

“我知道，”文淑不等他说完便打断了他的话，“我在前线会给你们祝福。刘波，你要好好地待我姐姐，否则我可不答应你。”

“呸，你说话，好象你是我母亲似的，”素贞笑着责备道。

“谢谢你的祝福。你知道我不会待差她，她也相信我，”刘波诚恳地说。“她过去太苦了，我要好好地爱护她。”

“那就好，我也放心了，”文淑含笑地说。

“你走了，什么时候回来？”素贞又问。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文淑的声音里带上一点惆怅的调子。她留恋地看了看这两张熟习的面孔，她换了语调露出愉快的样子说：“我恐怕来不及吃你们的喜酒了。你们今天先请我吃一顿俄国大菜罢，在前线吃不到这种东西。”

“在前线生活相当苦……”刘波的这句话还没有说完，文淑故意做出生气的样子撅起嘴打岔说：

“你不要以为我就不能够吃苦。我什么生活都可以过。我问你，究竟请不请客？你不请，我马上就走。”

刘波噗嗤笑了，他接下去说：“你还是那个脾气。我又没有挖苦你。我们正要出去吃饭。好，现在就算是给你饯行，素贞，你说是不是？”

“你等等，我到浴间去一趟，”素贞说；她又问文淑：“你去吗？”

“我也去，”文淑答道。素贞拿了手提包，文淑高高兴兴地牵着素贞的手走出了亭子间。

十三

刘波、文淑和素贞在环龙西菜社二楼宽敞的大房间里吃着俄国大菜。这里除了一对中年的白俄夫妇外，并没有别的客人，他们可以自由地谈话。他们谈得很畅快，谈了许多事情。他们喝完红茶以后还谈了大半个钟头。后来文淑说要走了，她第一个站起来。刘波和素贞还依恋地望着她。

“我什么时候可以看见你？我想来送你，”刘波说。

文淑想了想，然后带笑地答道：“那么明天晚上七点钟见，在周欣家。我写个地址给你。”她说罢又坐下来，在餐桌上拿了一张擦刀叉用的纸，又从袋里摸出自来水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地址，递到刘波伸过来的手中，她同时还说：“你找周欣，周家大小姐好了。她和我同去。你们一定会喜欢她，她的脾气跟我的一样，她却比我能干。”她说到这里又露出一个微笑。她的脸上没有一点留恋的表情。

“我也去，我也要送送你，”素贞带点惜别的感情说。

“你不要来了，你还要到医院服务，”文淑说。

“不要紧，明晚上我可以请假，”素贞打定主意地说。

第二天仍是大炮声、飞机声、炸弹声点缀这个沉闷的日子。天空中布满着阴云。没有风，没有雨。只有一种使人透不过气来的郁闷，和一种象磐石那样搁在人们心上的压迫。这好象是一个不吉的预兆，使人觉得有一件他所害怕的事情就会发生。人们从在街头发卖的早报、午报、晚报中，从无线电收音机中猜到了一些可怕的消息。人们用惊惶的调子在四处谈论，有些人甚至怀着绝望的心情等候着奇迹来挽救一切。

但这些也只是一部分的表面的现象，它们掩盖不了信仰和热诚。虽然有些悲观的人认为上海就要毁灭，但是有坚强的信心勇敢地继续工作的人还是多得不可计数。年轻的心更不是一时的困难与失败所能制服的。

因此晚上七点钟光景，刘波做完工作从会里出来、找到了素贞、他们一起到周家去看文淑的时候，他仍然昂着头，充满信仰，想到将来的胜利。

周欣给这一对年轻人开门，并且亲切地接待他们。周欣从文淑那里知道了他们的为人，她非常愿意结识这两个朋友。后来她又听说他们要来给文淑送行，所以听见敲门声，她连忙跑到厨房里去。她并不需要旁人的介绍就跟他们谈起话来。

刘波和素贞走进客堂，又见过周欣的母亲和妹妹。他们在周太太的慈祥的面容上看见一点忧戚的痕迹，他们立刻明白了这个母亲的心。周太太正在照料老娘姨整理一个绿帆布袋里的铺盖等物。地板上立着两只不大不小的箱子，已经锁好了。另外还有一个手提的小藤包。他们都不坐下。刘波看见周太太伸手去提袋口，他连忙动手给她帮忙。

文淑嚷着从楼上半走半跳地下来了。她仍旧穿着军服。她看见刘波和素贞，便高兴地说：“你们真的来了。”她立刻走到素贞面前紧紧地握住素贞的手。

“今天晚上出发吗？”刘波问道。他便离开帆布袋，让周欣去提袋口，他和文淑、素贞两人走到茶几前，那里放着周欣刚才给他们端来的茶杯。

“嗯，今天晚上，等一会儿就动身，”文淑带笑答道。

“你的行李呢？”素贞问道，她看了一眼地上的箱子。

“那个就是我的箱子，铺盖跟周欣的放在一起了，”文淑指着一只箱子和那个帆布袋对素贞说。“妈要我多带点东西，我都没有带。她不晓得我又不是出门旅行。到前线去，多带东西有什么用处？”她的脸上似乎露出哂笑，但是她的脸色马上改变了，她低声说：“妈今天一天没有吃饭。她跟我讲话，就流眼泪。”她把头埋下去了。

“你母亲不是赞成你走吗？”刘波问道。文淑没有答话。素贞在旁边轻轻扯了一下刘波的袖子。素贞也觉得心里不好过。

文淑揉了揉眼睛，才抬起头来，她的眼圈红了。她低声答道：“妈不比周伯母明白，她并不了解抗战。不过她喜欢我，她也知道我在家里过不下去。我要走，她就让我走了。”刘波和素贞都不讲话。素贞同情地紧紧捏住文淑的手。文淑又说下去：“爹不在家，妈给我理好箱子。吃过晚饭.哥哥提着箱子，妈嘱咐我好些话。我们走到弄堂口，哥哥雇好车子，我们上车的时候，妈还叮嘱我在外面做事要小心。我在车上回过头去看她，我还看见她站在弄堂口眼泪汪汪地望着我，还用手帕揩眼睛。我这个时候，真想回家不走了。我晓得我的感情脆弱。”文淑说到这里，泪珠从她的眼角滴下来，她自己似乎还不觉得。她慢慢地抬起眼睛，她不看他们，她仿佛在看另一个景象，还留在她的脑子里的母亲在弄堂口揩眼泪的景象。

“是你哥哥送你到此地的？”素贞感动地问道。

“他走了还不久。他有事情，坐了一阵，就走了。他走了我才上楼换衣服，”文淑答道，她擦去了脸颊上的泪珠。

“你不要难过，我以后有空会去看你母亲，我会写信给你，告诉你母亲的情形，”素贞把嘴放在文淑的耳边低声安慰道。

“谢谢你，”文淑感激地点点头。但是她马上又摇头说：“我们跟着军队跑，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可以收到你的信。”

素贞不再说话，只是捏紧文淑的一只手。周欣同她母亲和老娘姨已经把帆布袋装好锁上了，现在她在整理箱子，她一面对母亲讲笑话。

“文淑，你勇敢点，我不相信你感情脆弱，”刘波忽然鼓励地对文淑说，“你看周欣，她现在还是有说有笑的，她不是也要离开家吗？”

“我知道，”文淑低声回答了三个字。

“那么你就不该流眼泪。这是光荣的工作，这是很好的机会。我们倒有点羡慕你，”刘波继续说。他的脸色似乎是很平静的。其实他也有内心的斗争。怅惘的思想已经偷偷爬进了他的脑子，他正在努力驱逐它。

文淑忽然把头和身子摇动一下，她平日那种愉快的表情义开始在她那圆脸上出现了。她提高声音说：“我不再难过了。现在什么都过去了。”她点点头，自语般地说下去：“我知道在这个大时代中，我们不应该看重个人的情感。我们要参加民族解放的神圣战争。我们要贡献出我们的一切。我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战士……”她说着，脸上又现出了信仰的光彩。但是她还没有把话讲完，就被周欣过来打岔了。周欣开玩笑地说：“文淑，你又在发表演说吗？让我来听听。”

“我随便讲几句话，你又来挖苦我！”文淑掉头看周欣，带笑地分辩道。“提到演说，哪个比得过你？我晓得你又会骂我搬弄新名词。”

周欣只是笑着，还不曾答话，刘波就接口说：“其实跟着军队跑，做民众工作，演说也是需要的。我看你们也免不了要常常对老百姓讲话。不过新名词太多了，老百姓不懂也不大好。我看我们都有这个毛病。”

“刘先生的意思很不错，”周欣接下去说；“不过这个毛病也可以慢慢改掉。我们在乡下跑久了，就会有进步的。我们现在做这种工作还没有一点经验。我们只能说是学习。我们还希望文化界的朋友多多指教我们。”

文淑忍不住噗嗤笑起来，她抓住刘波的膀子，指着周欣说：“你看她多滑稽。当着你说这种话。真要把我笑坏了。”这一来把众人都惹笑了。这里所谓众人，除刘波、素贞外，就只有周欣和周敏。周敏跟着大家笑，也不知道什么是可笑的事情。老娘姨跟着周太太到楼上去了，但是客堂里并不因此减少热闹。众人一面笑一面讲话。大家畅快地谈笑，渐渐地忘记了离别的事情。

忽然有人来敲前门。门上铜环的响亮声音使得众人立刻静下来。周欣连忙走下天井，发出声音，问叩门的是谁。她听见了那个熟习的声音的回答，才打开门，让客人进来。

客人就站在门口跟周欣低声讲了几句话，周欣答应着。她也问了几句。客人匆匆地把话讲完，正要转身出去，忽然瞥见了客堂里那张熟识的面孔，他惊喜地叫出一声“刘波”，便往里面走去。

刘波伸出手来和曾明远握手。他听见曾明远说了一句：“我正要找你。”他却另外发出一句问话：“你们今天晚上什么时候出发？”

“八点半钟，”曾明远短短地答道。他还点头招呼了文淑和素贞。

“我希望你们这次得到最好的成绩，”刘波诚恳地祝贺道。

曾明远好象没有听见这句话似的，他不回答，却做出严肃的神情，在刘波的左膀上轻轻一拍，低声说：“我有几句话跟你说。”他把刘波引到角落里，他们就站在那里唧唧哝哝地谈了一阵。后来刘波点头表示同意了。曾明远的脸上也露出了微笑。他又对刘波讲了几句，刘波也讲了一些话。曾明远摸出笔和名片，在名片上写了一些字，把名片交给刘波，又同刘波握手告别。然后他又走去嘱咐文淑、周欣道：“我在那边等你们，八点半一定出发，”他急急忙忙地走了。

“刘波，他跟你讲些什么话？”文淑捺不住好奇心，问道。

“没有什么，”刘波短短地答道；他又加上一句解释：“他要我们同青救合作。”他不想把他和曾明远的谈话在这里重述。

“你怎么回答他？”文淑往下追问。

“我自然答应，”刘波回答了一句。周太太进来了。

“刚才什么人来过？”周太太大声问周欣道，她无意地把刘波的话打断了。

“我们团里的曾先生，”周欣答道。

“怎么不留他多坐一下？”周太太惋惜地说；“我倒想跟他讲几句话。”

“人家有事情来不及多坐，”周欣说。

“那么他说你们什么时候动身？”周太太忽然问道。

“八点半，”周欣说出三个字便停一下，周太太的脸色突然一变。周欣又说：“我们先到他那边聚齐。快要走了。我现在去换衣服。”

“你等等，”周太太慌忙地止住周欣，好象害怕这个女儿马上就要消失似的。“你不要就走，”她低声说。她就在方桌旁边一个凳子上坐下来，不转眼地望着周欣。

“姆妈，”周欣感动地唤了一声，便走到周太太面前，又问一句：“你要跟我说什么话？”

周太太仍旧望着周欣，似乎要说话，但是嘴唇动了一会儿，只吐了一句：“让我多看你几眼。”她没有掉泪，然而她的脸部表情却使得周欣想哭了。

“姆妈，我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周欣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就让它奔放出来，她苦痛地说，把一只手搭在母亲的肩上，用她的两只泪眼看母亲的慈祥的面颜。她想：过十分钟、二十分钟、半点钟，她就再看不见这张脸了。她不敢往下想，她不愿意在这时候多流眼泪。

刘波和素贞掉开头低声在讲话。文淑在周太太的脸上看见了自己母亲的面容，她又回忆起自己母亲在弄堂口揩泪的情景，她的泪水也进出眼眶来了。周敏却走到她姐姐的身边，挨着姐姐，听姐姐跟母亲讲话。

周太太看见周欣的泪眼和脸部表情，便明白女儿内心的斗争。这位母亲知道多用私人的感情折磨女儿，也没有好处，并不能阻止就要到来的分离，也不能把女儿安全地拴在家中。那个年轻的孩子正想往自由天空中飞去，母亲不能在她刚要展翅的时候，拉住她，让她在家里憔悴。她的心已经飞走了，母亲不能留住她，况且她这次是为了抗战的大事业。那么就索性让她走罢，让她快快乐乐地去罢。

“好，你走得了，你快去换衣服，”周太太勉强做出笑容对她的女儿说。她看见女儿还站着不动，便又半安慰半鼓励地往下说：“我知道你会回来，打了胜仗你就会回来，我们都在上海等你。我同你妹妹都会给你写信。”

“我写不来，姐姐会笑我，”周敏拉着周欣的衣服说。

周欣还是答不出一句话，她的身子靠在方桌旁边，她埋着头，不敢再看母亲和妹妹。

“不要紧，姐姐不会笑你，姐姐会给你写信，”周太太勉强装出平静的声音代答道。她看见周欣仍然埋头立在她面前，便催促道：“阿欣，你该走了，快上楼去换衣服。”

“周欣，时间到了，”文淑揩好眼泪，便顺着周太太的口气催促道。她觉得现在应该动身了。

周欣不答话，忽然把身子一扭，跑出了房间。

“姐姐，姐姐，”周敏惊奇地在后面唤道，她正要追她的姐姐，却被她的母亲唤住了。周太太吩咐周敏道：“阿敏，你要老娘姨出去叫一部汽车来。”

周敏一走，文淑、刘波、素贞三个人都过去安慰周太太，跟她随便谈了一些闲话。后来周欣换好军服下来了。周欣的脸上不再有泪痕，她还带着平静的微笑，加进来插嘴讲几句话。周太太又放心、又难过。这个中年妇人的确有着极大的自制力，她不让别人看见这一颗复杂的母亲的心。

喇叭声和车轮声表示汽车进了弄堂驶到门前来了。刘波走下天井去开了大门。汽车夫正从车里出来。接着是一阵忙乱的情形。老娘姨、刘波和汽车夫动手搬行李，文淑和素贞也多少帮一点忙，文淑把小小的藤包提到车上。周欣没有动手，她的母亲拉着她絮絮地讲话，叮嘱她一些在外面应该小心的事情。

汽车快要开走的时候，文淑、素贞、刘波都跟周太太说过告辞的话先后坐进车中了，周欣还站在车外对母亲讲话，母亲最后放弃似地挥手说：“你去罢。”她看见女儿还不肯上车，忽然叹了一口气，怅惘地低声说：“可惜我老了，不能够跟你去……”她马上改变语调催促道：“你快进去，不要让冯小姐他们等你。”她说完便掉开头不再看女儿。她吩咐老娘姨付了车钱，也不等着看汽车开出，就转过背走回屋去了。立在门前送走汽车的只有周敏和老娘姨两个人。周欣在车中回过头来，从后面小窗里，还可以望见她的妹妹的挥动的手，她不觉记起了妹妹的话：“你快点打走了东洋人回家来！”

路不远，汽车很快地就到了目的地。那所洋房的绿色铁门大开着，门前停了两部卡车。后面一部卡车旁边站着好些人，他们正把行李搬上卡车去。

汽车一到，几个同伴便拥上来。里面男女都有，他们看见了周欣和文淑的脸，高兴地招呼她们，并且帮忙把行李搬下了汽车。

张利英的秀丽的长脸也出现了。她带笑对文淑和周欣说：“你们来得正好。快要走了。”

“你也去吗？”文淑看见张利英穿着一件深色带花的旗袍，觉得奇怪，便问道。

“我不去。我来送你们。我住得很近，”张利英答道。

“我们快点把行李搬上卡车罢，”另一个男同伴在旁边插嘴说。他便动手去提帆布包。

“等我来，”刘波说，但是那个人已经把帆布包拿走了。刘波便提起一只箱子。另外两件行李也被同伴们拿上了卡车，文淑和周欣便站住，同素贞、张利英两人谈几句闲话。

刘波搬好行李，走回来找素贞她们，正看见曾明远从铁门里出来，他便走去迎着他，问了一句：“就走吗？”

曾明远带笑地点一个头，答道：“马上就走了。”他又说：“我已经和青救的人讲过了，你明天去。”他这时侯看见一个长头发瘦面孔的青年在旁边走过，便唤住那个人，一面对刘波介绍道：“这是李南星，《战鼓》的编辑，他在宣传组做事，你明天先找他也好。”他又和李南星谈了几句话。

卡车的喇叭响了。一个决定的时刻到了。对于一部分人，这是一个新的起点，这是一个兴奋的生活的开始；对于另一部分人，这却是别离，这却是想念的开端，虽然后一种人在这里就只有寥寥几个。

天重重地压下来。晚霞似的杏红色涂满了全个天。整个天空容纳不下这耀眼的红光，还把它尽量往下洒；地上、建筑物上、人的脸上、身上都一样地染上红色。夜开始发亮了。

人们陆续跳上了卡车。文淑和刘波、素贞两个讲了一些话握手告别以后，到了车上。于是卡车慢慢地动了，刘波、素贞和别的五个同伴们一面走，一面在车子旁边挥手。两部卡车接连地转了弯。周欣忽然兴奋地自语道：“新的生活开始了。满天的火光送我们离开上海。”

文淑在旁边看了周欣一眼，低声说了一句：“你说得多么残酷。”她的眼里还留着刘波和素贞的影子。

周欣奇怪地看文淑，不了解这句话的意义。过了片刻她才回答文淑道：“我应该说火光给我们照亮道路。你想想，就会明白的。”

文淑没有作声。卡车蒙着火光渐渐地逼近南市了。

十四

一个声音把刘波从梦中唤醒，他睁开眼睛，看见子成站在床前。子成脸色苍白，眼睛里布满了红丝，命令似地催促刘波道：“快起来！我有话告诉你。”

“什么事？”刘波揉揉眼睛，一翻身就坐起来。

“你还问什么事？”子成责备地说，“好几天没有看见你了。你那天早上来也不等一会儿。你在忙些什么事？是不是又跟那两个女学生在一块儿玩？”

刘波脸红了。那天早晨的确是为了素贞的缘故，他才没有在子成的家中等候。他现在也不分辩，却着急地催问：“有什么事？快告诉我。”

子成在书桌前藤椅上坐下，他的脸上有了血色了。他激动地说：“老九给抓去了。”

“老九给抓去了？在什么地方抓的？”刘波打了一个颤，吃惊地问道。

“在虹口，”子成皱着眉头答道。“他自己也不小心。这几天他为了那个东西，天天去虹口。也不知道是怎样抓去的。”

“你们什么时候得到的消息？是不是你们的计划让人知道了？”刘波惊恐地、关心地问道。

子成摇摇头坚决地答道：“我想不会，他们不会知道。老九是昨天下午被捕的。我们还有朋友在虹口，昨天晚上就得到了消息。”

“你们打算怎样办？”刘波又问一句，他也没有什么主张。

“我们还是要干那件事情，”子成声音低沉地说；“老九被捕，据说，好象是他接连几天在虹口街上跑来跑去，引起敌人疑心，才把他抓去的。我们正在设法打听实在的情形。”

刘波看了看子成的瘦脸。这张脸上堆满了黑云，看不见一线阳光，只有那对近视眼睛在镜片下面常常闪出亮光。他觉得他不大了解子成这些人。他们似乎比他深沉，比他坚强，而且比他容得下更多的痛苦。虽然他不完全同意他们的主张和做法，但是他们的生活与行为引起了他的敬爱。他小心地嘱咐一句：“我看你们这几天要特别当心。”他明知这样的话是多余的，他还是说了出来。

子成看了刘波一眼，答道：“我们今天就要搬家。”他又加一句：“你不要到我们那里去。”

“但是我以后怎样见到你们？”刘波问道。

“我们会来看你。多半在早上来，”子成简短地答道。他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倾听一下，便说：“鸣盛来了。”

果然鸣盛推开掩着的门走了进来。他带着满脸汗珠，气咻咻地说：“中国军队退出沪西了。”

“报纸上说的吗？”刘波好象挨到一下迎头的打击，半晌才说出这一句话。

“报纸上还没有登出来。连浦东也退出了。大部分往内地退，一部分守南市，”鸣盛激动地答道。

“南市怎么守得住？”刘波焦急地说，他觉得脚下的地也开始动摇了，他不能够想象以后的情形。

“总可以守几天，还有警察和保卫团，”子成苦笑地插嘴道。接着他又用本国话向鸣盛问一件事情。

鸣盛也用本国话回答，他说了好几句话，刘波只听出一个带鼻音的“纳”（我）字，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子成忽然发出狞笑（这笑容出现在他的脸上还是相当和善的），用中国话说了一句：“这一次我总可以试一试了。”

刘波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事情，他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了子成一眼。

子成和呜盛继续用本国话交谈着。刘波不懂他们的话，他自己心里又装了许多事情，他觉得房间里很闷，心里很急，他只想到外面去。他便留下他们两人在房里，自己到浴间去洗了脸。他回来时他们还在谈话。他等他们谈完以后，才问鸣盛道：“朴元有信来没有？”

“有，他托人带了信来。大联合宣言已经发表了。他们正在组织义勇队。他还要永言到南京去。他自己要到汉口走一趟，”鸣盛答道，他提起朴元的事情，脸上也有了光彩。依旧是信仰和希望在他的脸上闪光。他和子成不同，他永远抱着单纯的信仰，他渴望着在自由的天空下，和同伴们一起走到许多地方，做多方面的工作。他现在瞥见了在他前面闪耀的一线亮光。

“永言去不去？”刘波问道。

“他等着把这件事情办好就走，不会久的，”鸣盛答道。

“你倒永远是乐观的，”子成说着，脸上露出了苦笑。

“我看老九被捕的事情会引起那边的疑心。你们的计划恐怕要延迟一些时候才好，”刘波关心地劝告说。

“不要紧，不出两个星期，”子成脸色阴沉、声音坚决地说。

“这个家伙胆子倒不小，昨天还在扬子饭店开房间玩向导[4]。我不相信他有多大的本领，就逃得过，”鸣盛兴奋地接嘴说，他说到最后一句，带点得意地笑了。

“走罢，”子成忽然烦躁地说，便站起来。

鸣盛看了子成一眼，也站起来，他还对刘波说：“我今天晚上还有点东西要放在你这里。”

“那么，你早点来，太迟了也不好，”刘波嘱咐道，他想起了晚上十点钟他要到医院去找素贞的事。

“我不会迟，”鸣盛短短地答道。

“我跟你们一道出去，”刘波说，他希望还能够同他们走一节路，谈几句话。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害怕跟他们分开以后，便永远见不到他们。但是这心情却是他们所不了解的。他们这时想的是别的事情。子成摇摇头说：

“我们先走，你最好等一下。便是我跟鸣盛也不能走在一路。现在应该当心。”

“那么我晚上在家里等你们，”刘波说，他退回房间里去了。

下午，各报的号外证实了中国军队从沪西撤退的消息。这个消息给上海租界带来了很大的悲愤和恐慌。可怖的谣言在各处散布开来，引起了一些骚动。但是无线电收音机里仍然发出来坚定的声音，安慰着市民的痛苦的心。

刘波从青年救亡团的会所出来，就在这条街的转角遇见了李南星。他先看见李南星的长头发下面露出来的灰白脸，便大声唤起那个人的名字。李南星站住了，痛苦地握着他的手，默默地对他摇头，过了半晌才说半句话：“想不到……”

“这也是免不了的事。我们的土地大得很，这次是长期抗战，”刘波勉强做出坚定的声音安慰听话的人，同时也在安慰自己。

“这个我也知道。但是许多痛心的事情马上就要跟着来了，”李南星带着悲愤地说。

刘波还不大明白李南星的意思，便问道：“你从哪里来？”

刘波的简单的问话触到了李南星的伤处，使他马上爆发似地说起来：“我从巡捕房来。《战鼓》的登记证拿回去了，这就是说要我们停刊。那个负责人还劝告我们早点结束青救的活动。他说，这是出于好意。他说敌人对我们很注意，我们替四行孤军募捐，送接济品的事情，日本报纸上也提起过。你们的团体怎样？得过劝告没有？”

“没有，”刘波短短地答了两个字。这些话来得太突然了，他不能够相信。两个多月里的许多使人兴奋的景象不能够是一场梦。为什么现在必须完全改变？而且怎么能够完全改变？这使他太痛苦了。不过他有着自制力，他还可以把痛苦全咽在肚里。

“也许他们还不知道。其实法租界更厉害，我们还不是从法租界赶出来的？你们的活动比较秘密，他们大概不知道，不然他们决不肯放过，”李南星似乎不知道刘波的心情，他为了宣泄自己的悲愤，只顾说下去。

刘波好象被困在一条死巷里，他东碰西撞都找不到一个出路。但是他还在挣扎，他用尽力量挣扎。他忽然瞥见了一线光明。永言、鸣盛一班人的脸在他眼前晃了一下，他的勇气增加了。他觉得自己找到出路了。他坚决地回答李南星道：“我们的团体成立不久，所以他们不知道。也许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但是我们要继续活动，不管敌人打到什么地方，我们的活动决不会停止。”

“你们决定做秘密活动吗？”李南星掉转头向四处看一下，然后低声问道。刘波点点头。李南星的灰白脸上露出了微笑，说了一句：“这倒好。”他停了一下，再说：“不过我们不行。我们没法秘密。巡捕房对我们太注意。我们打算跟着军队转移到内地去。”

“这也好，内地也需要工作的人，”刘波顺口答道，他看看李南星，他在那张脸上看出的是激动、痛苦和悲愤，但是那里并没有怯懦的表情。他便安慰李南星说：“在内地做工作倒更自由、更畅快。”

“是的，不象在这里处处受气，我们早点走也好，”李南星接口答道。其实他对转移的事也没有具体的计划，他们团体里有人谈过转移的话，却还不曾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这件事情是否能够在短期内实现他也没有把握。

两个人无意地抬起头看天空。东边的灰白色天幕被一大片墨汁染污了。墨汁还在往四处流动。那是烟，一大股一大股往上冒的黑烟。是那样浓，是那样可怕的黑烟。烟在天幕上滚，仿佛就向着这一面滚来。两个人默然了。这似乎是一个象征：黑暗努力向他们压下。黑暗的势力在扩张。黑暗在摧毁他们所关心、所热爱的一切。愤恨无处发泄，全积在心里，堆成痛苦。他们觉得整个身心都被痛苦占有了。人在他们身边走过，说着话，叹着气，带着悲愤和绝望的表情。但是他们不能够注意到周围的一切了。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并不是两个孤立的人，甚至这时候还有着两三百万人分担着他们的痛苦。他们默默地对望着，似乎说一句话，也很困难。

“我明天到青救来，”毕竟是刘波开口了。他说了这一句，似乎费了很大的力气，他不再停留，甚至不愿意再看他的同伴一眼，便匆匆走下人行道，虽然他差一点就会被一辆黄包车撞倒，但是他终于安全地到了法租界，更往南走了。

晚上八点钟光景鸣盛来找刘波。他的胳膊底下挟了一包东西。

“这包东西在你这里放两三夭，”鸣盛说，就把那个布包递给刘波。刘波看了看鸣盛的脸色，知道形势还不十分紧急，便放心地接过布包来，放进床底下的皮箱里，锁上了。

“有没有老九的消息？”刘波站起来关心地问道，鸣盛已经在那把藤椅上坐定了。

“他们知道他是什么人了，”鸣盛严肃地答道，“恐怕会把他押送回去。总要关几年罢。”

刘波一时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这也许还不是他们那种人的最坏的命运。然而黑暗的监狱、单调的岁月会使年轻人的热情枯死。那个人很少有机会健康地走回人世了。而且在他（刘波）的眼前那个瘦脸的朋友将永远地消失，他不能够再听见那种沙哑的声音。这是一个打击。在他这一天受到的种种打击之上，现在又加了这一个。他有点木然了。

“不过他们似乎还不大清楚老九和我们的关系。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准备干的那件事情，”鸣盛又怀着希望地说。他接着又加一句：“所以我们还是要实行那个计划，早些干掉他。”

“那么让我给你们帮忙，我也要干点事情，”刘波突然爆发似地央求道。

“你真有这个意思？”鸣盛疑惑地问道，他的眼光在打量刘波。

刘波渐渐地静下来，他恳切地说：“你去跟他们商量，让我也参加这个工作。我只参加这一次。不过我一定尽我的力量。”

鸣盛站起来，拍拍刘波的肩头，说：“没有问题，你放心。我们正打算找你帮忙。”

“那么你答应了？”刘波惊喜地说。

就在这时候一个女人的影子在门口出现了，刘波掉头唤了一声：“素贞。”

素贞看见房里还有别人，便在门口站住不走了。她红了脸，不作声。

鸣盛也看见了素贞，他又轻轻地拍一下刘波的肩头，低声说：“我去找他们商量。事情决定了再通知你。”他经过素贞的身边，略略点一下头。素贞连忙还礼，但是他已经走到楼梯口了。

“你怎么这样早就出来？我还打算十点钟到医院去接你，”刘波带笑地说。

素贞走到刘波身边，抓起刘波的一只手，激动地说：“我们医院就要搬家了。他们要我去，说是护士太缺乏。”

“你去不去？”刘波着急地插嘴问道。

“我去倒想去，只是我不愿意离开你，”素贞低声答道，她抵抗不住一阵感情的袭击，便把身子靠在刘波的身上，伸出两手去按他的肩头。她不想再说话，只愿意紧紧地偎着他，拿他身体的热气来温暖她的心。她的心里充满了痛苦，也充满了渴望。她渴望着他的爱，她害怕会有一种力量来把她跟他分开。

“素贞，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刘波柔声安慰道。他看见她不答话，便捧起她的脸来。两只大眼睛晶莹地在发亮，泪水明珠似地沿着脸颊滴下。是那样纯洁的少女的脸，是那样渴求爱情的脸。两种互相冲突的感情在刘波的身上斗争着：一种利他的、想帮助人的感情，和一种想占有的激情。他忘了一切她捧着这张脸狂吻起来。

激情在燃烧，这好象一堆旺火，在发过高热以后便开始慢慢地消散了。没有炮声来打扰它。稀落的枪响在这时也没有多大的力量。激情在烧毁自己，终于成为灰烬而灭了。

刘波放开素贞。素贞也离开了刘波的怀抱。她柔情地看他，忽然带了喜色地说：“我们一块儿离开上海好不好？我跟着医院走，你也到内地去。在内地一样地做工作。我真不愿意在家里，在上海住下去。”她说到最后，又想起在上海家里的日常生活，她烦厌地皱起眉头。

刘波不回答，他一面望着她，一面在思索，他在考虑她的提议。

“你真的去吗？我们一块儿到内地去。我就去医院对院长讲好，”素贞又挨近刘波，拉着他的手，高兴地说，她看见他不说话，还以为他表示同意了。

刘波迟疑一下，摇摇头苦笑地说：“我现在还不能走。我在这里还有事情。不然我倒很愿意跟你一起走。”

“你可以把事情交给别人做。你在内地也可以做工作。很多人都到内地去，你为什么不能走？”素贞兴奋地辩道。她觉得刘波应该同意她的看法，她还以为她可以说服他。这是突然在她的眼前闪耀的一线希望，她要抓住它，不让它飞走。

“走的人多了，留下几个人在这里也是好的，”刘波淡淡地说，他的脸上并没有显著的表情，上面的话好象是顺口说出来的。他带着痛苦的表情望着素贞，眼光是温柔的，似乎这眼光里也含着深的感情。他忽然把她的一只手举起来放在嘴上吻了一下（她默默地让他这样做，却不知道他这时的心情）。他亲切地唤一声：“素贞，”他看见她怀着柔情地对他点头，他努一下力，声音略带颤动地说：“我很愿意跟你一起走。你应该知道我的心。”他停了一下，又说：“不过我在这里的工作并没有完。大家都忙着，我怎么能够放下工作到内地去另找事情。”

“那么我不走了，我留在上海陪你，”素贞突然热情地打岔道，她用那么温柔的眼光看他，她亲密地紧紧挽住他的膀子，站在他的身边。

刘波侧过脸感激地看素贞，他吻了一下她的脸颊。他把下面一句话轻轻地送进她的耳里：“你对我这样好！”素贞没有回答，却把他的膀子挽得更紧。他又爱怜地看看她，提高声音再往下说：“素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你还是先走罢。”

“为什么要我先走？我愿意陪着你，”素贞故意撒娇地说。

“因为医院里需要你们这些护士，”刘波鼓起勇气，大声说。“你不去，就是放弃你的责任。你看连文淑也到前线去服务了……”

“你为什么对我说这种话？”素贞突然气恼地撅起嘴问道，她把手从他的胳膊底下拿了出来。

“你不要生气，素贞，这也是真话，”刘波恳切地对她解释道；“我是不要紧的。你犯不着陪着我在这里受苦……”

“我爱你，这说不到犯得着犯不着，”素贞的怒气早已消散了，她相信他的诚挚和关心，但是她仍然打断了他的话。

刘波鼓起更大的勇气，抱着说服素贞的决心，继续对她解释道：“我不能够为了个人的安慰把你留在这里。而且这里又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在这里没有什么特殊的工作，为什么不到自由的中国土地去？那些地方是需要你的。你留在这里，我实在不放心。况且你老早就表示过希望离开上海。”

“要走我们一起走，不然我就留在上海。这是我情愿的，你用不着责备自己，”素贞坚决地说。

刘波痛苦地摇摇头，他望着素贞含笑的脸，央求道：“素贞，你还是先走的好。你走了，我以后也可以去。我一定去找你。我决不会跟你分开。为什么定要一起走？在这个时候个人的情感不应该看得太重。倘使我们都做了奴隶，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还会有什么幸福？有什么快乐？我们个人的幸福是跟大众的幸福，跟抗战的胜利连在一起的。倘使抗战不能给我们带来解放，你我也不见得就能够在一起！那么为什么我们目前就——”刘波愈说愈兴奋，热情从心底升起来，他恨不得把自己的心取出来给她看，要她相信他的每一句话。但是他并没有把话讲完，又被她打岔了。

“你真的希望我走？”素贞突然两眼含泪地低声问道。她不等他回答，马上又加一句：“要走恐怕很快，说不定就在明天。”她不敢再说什么，她的心在发痛。

“明天？”刘波脸色突然一变，痛苦地念着这两个字。他把头埋下去不看她，但是很快地他又抬起头来，望着她，说：“我一定会来找你，我决不能长久离开你。”他的声音颤抖着，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脸色惨白，下嘴唇皮上现出一排深的齿印。他又说一句：“我的心永远在你的身边。”

素贞轻轻叹了一口气。她迟疑一下，终于决定了，她说：“那么你现在陪我到医院去。我也明白，‘八·一三’以来，不晓得有多少人弄得家破人亡，我们不见得就能够免掉这样的命运。不过我相信毁不掉、分不开的还是我们的心。我走了，你也不会忘记我。”她说完，似乎完全丧失了勇气，不等刘波答话，就扑在他的身上，头靠在他的胸前呜呜地哭起来。

刘波抱着她的柔软的身子，温柔地安慰道：“我决不会忘记你。我有空就给你写信，不管你收得到收不到。”

“我还是希望你快点来找我，没有你我会寂寞——”素贞抬起头含着眼泪望刘波，她咽下了以后的话。

十五

下午一点钟左右，素贞挽着刘波的膀子从霞飞路广州食品公司出来。人行道上显得十分拥挤，这里有不少匆忙的行人，也有好些人站在路旁，仰起头在看西南方天空中飞机的活动。发动机的声音，夹杂着爆炸声响彻了空际，这其间大炮又作为拍子似地不断地在叫吼。人叹息着，怒骂着，惊叫着。卖报的成人和小孩拿着报纸响亮地嚷着惊心动魄的题目，跑过马路，直往西去。在他们的后面追赶似地跟随着人的脚步和唤声。

“不晓得又有什么不好的消息，”素贞耽心地自语道，她没有听清楚卖报人的话。

“我也没有听明白。不过我想也不会再有什么更坏的消息了，”刘波痛苦地说。惜别的情绪重重地压在他的心上。

“你听，又是炸弹声！这么响。一定很近！”素贞惊恐地叫起来。她紧紧地偎着刘波。

“我们还没有吃饭的时候就炸起来，已经炸了一点钟了，”刘波愤恨地说。素贞不再作声。刘波忽然吐出一句呻吟似的话：“今天晚上你就不会在上海了。”

素贞侧过脸看刘波，她知道他这时的心情。她听从了他的劝告和别人的劝告，她满足了自己好些时候来的渴望。但是在这一刻她并没有感到快乐。她有的只是怅惘和痛苦。她觉得自己就要失去那个最可宝贵的东西——爱情，离别那个她最爱的人。并没有人逼她做这件事，是她自己在很短的时间里决定了的。她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但是她觉得这仿佛是一场梦。她做这件事并没有多少热情，却象是在尽义务。她现在并不后悔，只是带点惋惜地对刘波说：“我的心是不会走的。”

“我晓得，我晓得，”刘波接连说了两次。

两个人默默地在人丛中穿过，走了一阵，素贞又说：“想不到我倒比你先走。其实我当初简直没有想到我会离开上海。”

“上海有一天可能会变成地狱，你早点走了也好。这个地方真不值得留恋，”刘波用这样带愤慨的话安慰素贞，他不愿意用离别的情绪折磨她。

素贞叹了一口气，痛苦地说：“但是还有这么多的人留在上海，我怎么能不留恋这个地方？”她停了一下，又用更低的声音加一句：“我更不放心的是你，”再补一句：“我耽心你一个人，你的工作。”

刘波觉得一阵鼻酸，他连忙忍住悲痛，他不愿让她看见他的一滴眼泪，故意做出平静的声音说：“你放心，我也知道谨慎。我等到工作告个段落就来找你。”

“你很快地就来罢。不是说青救要搬到南京、汉口去吗？你们也应该早点搬。我到了安徽，马上给你打电报来，那个时候你也该动身了，”一个念头忽然飘进素贞的脑子里，她的脸上绽出了一丝微笑，她带着希望地拉拉他的膀子，急切地说。

刘波又掉头看看她，这张纯洁的脸象磁石吸铁那样地吸引住他的眼光和他的心。他亲切地答道：“我得到你的电报就动身。我在安徽、汉口都可以做事情。我不会在上海久住的。”他这时并没有打算离开上海，也没有想到去安徽。他说上面的话只是为了安慰她。

“那么我们年底又可以见面了，”素贞有点高兴地说；“你要去汉口，我也跟你去，我可以在伤兵医院里做事。我们也可以象在上海那样常常见面，而且我们还可以……”她不再往下说，却在继续做梦，一些美丽的幻景在她的眼前掠过，她也不去抓住它们。

刘波凄凉地微笑了。他知道素贞在做梦，他不忍打破她的那些梦景。他用怜悯的眼光（怜悯她，也怜悯自己）看她：那张脸在阳光下面灿烂地发亮，眼睛又象明镜一样的秋水。再见的快乐掩盖了离别的悲痛。在那里闪耀的是将来，是信仰。虽然这只是一时的景象，但是它也把他深深地感动了。他想向她倾吐这时在他身体内奔腾的情感。他想帮助她建造她的梦景。他望着她。他正要开口，有人在后面重重地拍一下他的肩头，他吃惊地回过头，正看见鸣盛的肥大的手掌从他的肩上拿下来。那张年轻的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一个急促的声音说：“我刚才到你家里找过你。”

“什么事？”刘波带着紧张心情低声问道。

“事情决定了，你跟我去，”鸣盛命令似地低声说。

刘波发楞了。这句话象一个晴空霹雳地打下来，使他失掉了自制力，他心里没有定见，他迟疑着，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鸣盛才好。

刘波的迟疑不决的神情并没有逃过鸣盛的锐利的眼睛。他不了解刘波的心情，他觉得刘波的发楞是一种完全意外的举动。这使他有点不满意。他把眼光移到旁边素贞的脸上去（素贞带着好奇的眼光在看他，这时触到他的眼光，她马上不好意思地把脸掉开了）。然后他又望着刘波，问道：“怎么样？你去不去？”意思是：“是不是还要陪你那个女朋友玩？”

刘波明白鸣盛的意思，他受窘似地微微红起脸来，他看了看素贞。她一点也不知道他们谈的是什么事情！他不能够在这时候离开她！他决定了，便诚恳地望着鸣盛说：“等一会儿我来找你行不行？她今天就要跟着医院走了。我现在送她到医院去。我就只送她到那里。”

鸣盛把眼光又移到素贞的脸上去，这个纯洁的少女寂寞似地悄悄站在那里。她也在为着民族解放的事业尽力，她也贡献出个人的感情！他感动地微笑了。他伸出手把刘波的膀子轻轻捏了一下，温和地说：“不要紧。你到医院去了回来也好。我告诉你地址。你早点来。”他把地址对刘波说了。

“我一定来，我一定来，”刘波高兴地接连说。

鸣盛笑了笑，又嘱咐一句：“你记住，过了三点钟就找不到人了。”他把手一挥，就走下人行道，穿过车辆往来不绝的马路，消失在对面的人丛中了。刘波和素贞都用眼光去追他，却已失掉了他的踪迹。

“什么事情？”素贞关心地问道，“很要紧吗？”

刘波点点头，他的心情立刻变成严肃的了，他低声答道：“一定是开会，也许有什么重要事情。”他并没有说假话，不过他对她隐瞒了一些事。

“你不会耽误罢，”素贞耽心地说，她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事情在等他。

“不要紧，现在才一点半钟，”刘波看看表回答道，他还用平静的眼光去安慰她。

“怎么就一点半了？这样快？”素贞改变了脸色，痛惜地低声惊呼道。

刘波知道是什么思想使她痛苦，他看见这个少女脸上的拘挛，这同样的思想把他也抓住了。在这时候跟一个亲爱的人分别，并不是容易的事。这也许是永别，他以后也许永不能和她再见，这是可能的。他知道事情比她多，也看得比她远。她没有想到永别，她有时还沉溺在梦景中，只有他才看见她的那些梦景是何等模糊。她这时就被离别的悲痛压倒了！以后还有那些未知的长的岁月！他应该拿什么来安慰她？同时他又能够拿什么来安慰自己？他痛苦地叫了一声：“素贞。”但是他又想，两个平凡的青年在这个艰苦的时代中，为着一个伟大的事业，献出个人的微薄力量，忍受个人的痛苦，他们遇在一起，互相安慰，现在又分开，拿再见的希望来互相鼓舞——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这里面并没有不公平，也没有残酷。这是他们同辈的青年的普遍的命运，也许还是较好的命运。他终于鼓起勇气来回答她那求助似的眼光道：“时间是过得很快的。也许我们不久就会再见。”

“但是我们分别的时间就到了，”素贞怅惘地说。她感到一点空虚，再见的时间似乎隔得太远了。

“这也是没法的事，”刘波叹息地说。这时他们走过一个大的弄堂口，听见了一阵嘈杂的人声，许多妇人和小孩提着箱子，抱着被褥，抬起憔悴的苍白脸，惊惶地在叙述逃难的经过，有的人流着泪放下仅有的财产，就在水门汀地上坐下了。从一个穿短袄的少妇的口中，刘波听见了这样的话：“真作孽呀！就让他炸！只要我们有几架飞机，几尊高射炮也好。”刘波的心猛然大跳几下。这也是同样的中国百姓，难道单单她们应该遭受侵略者暴力的蹂躏？一个受难者的话在他的耳里变成警钟了。他似乎打了一个冷噤。他严肃地补充一句：“在这个时候每个中国人都应该付出代价。”

“我晓得，”素贞点一下头说，但是她又反抗地加一句诉苦的话：“不过我一生就少有快乐的时候。”

一句熟习的话陡然浮上刘波的心头：“我们不是生来求快乐的。”但是他知道素贞的身世，他了解她这时的心境，他不能够拿这句话来反驳她。他只能够编造一句可以安慰她的话：“你以后就不会再有痛苦了。”

素贞不回答，她仍旧用她那带着怅惘与痛苦的低声说话，她说：“我还不及文淑，她走的时候你还可以送她上车。我走，你只能送我到医院门口。”

刘波答不出话来，他的心开始发痛了。

“这半个月来，我仿佛做了一场梦，”素贞自语似地继续说，“我这个人太矛盾了。昨天匆匆决定跟着医院走，我也明白你说的道理不错。今天先前我还是高高兴兴的，现在临到快动身的时候，我的心倒飘摇不定了。我有点害怕。我不愿意离开你，我耽心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再见。可是我又觉得你说得对，我也应该为我们民族尽一点力，医院要我去，我不该躲开。可是我走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结果？你以后会遇到什么事情？我的心真放不下……我现在真不知道要怎样才好……”

这些话一字不漏地进了刘波的耳朵，他还看见她频频用手帕揩眼睛。她把他的眼泪也引出来了。他不是一个刚强的人，他也不是一个残酷的人。他不能抹去他的爱，压下他的同情。他不能够冷静地用一篇大道理来封闭一个寂寞的女孩的口。而且在这以外，他自己还有被压下的激情，和不曾满足的渴望。公和私、义务与感情又在他的心里起了激斗。在这中间他只能重复地说着安慰的话：“素贞，不要难过。”直到后来内心的斗争停止了，他渐渐恢复了勇气，他才用平静的声音对她说：

“素贞，不要太想到个人的事情，那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你多想，只是白白苦了你自己。”他停了一下，炸弹爆炸声打岔了他，后来他又说：“在这种时候，一个人两个人的安全是太渺小了。你听，这颗炸弹又不晓得会炸死多少人！哪个人又能够保定自己的安全？只有我们民族是要活下去的，我们民族是不会灭亡的。我们的抗战会得到胜利的！”他这时不象是在对素贞一个人讲话，他仿佛在对许多动摇的同胞演说，不，他好象是在对那些飞机大炮发出抗议的呼声，他有一种激昂的心情。“我们为什么不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在民族的命运上面？我们民族是不死的，我们多想到我们民族，想到民族解放的成功，我们哪里还会放心不下！即使个人会死，民族却可以永生。”他说到这里，信仰的光辉透过泪眼射到素贞的苍白色的脸上，平静的（其实是带一点兴奋的）微笑在他的清瘦的脸上出现了。这时医院的篱笆门就立在他们的面前，他看见那里停着几辆汽车和卡车，人匆忙地从篱笆门进出。这离别的时间并没有带给他悲痛和怅惘，他相信这篱笆门（甚至任何别的东西或力量）不能够把他们分开，而且他又记起了前一天从她的嘴里吐出来的那一句话，他立刻接下去再说：“素贞，你不记得你自己昨天说过的话：毁不掉分不开的还是我们的心。为什么要害怕这短时期的离别？”

素贞最后抬起头来，她知道离别的时间到了，她紧紧地捏住刘波的两只手，她用力说：“我相信你的话，我会慢慢平静下来的。我以后放得下心了。我会好好地安心做我的工作。你回去罢。我现在好了。我会等你。我会永远记着你。”在泪痕狼藉的脸上微笑象一朵花似地慢慢开放了。

十六

十一月十一日上午，爆竹似的枪声震动了法租界居民的心。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南市在敌人的进攻中英勇地作最后的挣扎了。

刘波坐在亭子间里用了绝大的努力镇压下自己的烦躁和痛苦，把他的思想放在面前摊开的稿纸上，他在为子成他们的联合刊物写一篇文章。这是一篇重要的宣言和表白，准备在那个重大事情发生以后使用的。一切的计划都决定了，而且是根据着确实的情报决定的。刘波兴奋地接受了派给他的工作。这篇文章便是工作中的第一件。他们交给他一个大纲，他现在用慷慨激昂的话把那些意思表达出来。他自己的心渐渐地进到文章里面去了。沉痛的历史和英勇的斗争使他的心猛跳，使他的血沸腾。但是接连不断的、十分响亮的枪声打岔了他。那些机关枪、那些步枪，没有一次是白放的。这也是英勇的斗争，沉痛的历史！而且现在要轮着他来目击、身受了。悲愤的思想似乎在他的脑子里结成了一块铁一般的东西。他感到一阵重压。他放下笔对着糊上白纸的玻璃窗发楞。

房门半开着。他听见房东太太在楼下着急地嚷，她吩咐娘姨快去小学校接回她的孩子。他还听见那个中年的胖太太绝望地呼吁：“东洋人要打进租界里来了！大家往什么地方跑？”他痛苦地蒙住两只耳朵。

一声枪响惊动了他。这颗子弹似乎就落在前面天井里，声音是那么清脆。他放下手，掉头四顾。房间里仍旧和先前一样。只有楼下的房东太太嚷得更厉害了。从隔壁送过来女人的叽叽喳喳的话声。

接着是同样的第二声枪响，第三声。他的房间里仍然很安静。机关枪又在较远处密放了，中间还夹杂着小炮声。于是整个弄堂都在动了，到处都是人声：许多人在嚷，在说话，在奔跑。

“我出去看看，”刘波自语着，就站起来。他的手一动，无意间把一张纸推到地下。他连忙俯下身子拾起它来。那是永言的字迹，就是那篇大纲。他说了一句：“他们下午就要。”他的心情变得更紧张了。他马上又坐下来。他对自己说：“我应该赶快写完它再出去。”他用了绝大的努力，埋下头，又把心放在纸上，拿起笔，急急忙忙地写下去。

枪声继续响了二三十分钟，又渐渐地静下去了。嘈杂的人声也逐渐地消失。刘波始终努力地写着，他有时候还激动地低声念出一些字句，有时候忽然抬起头嘘一口气，或者带着愤激的眼光往四处看。他的脑子发热，他的心也发热，一种无处发散的热情，一种无处宣泄的怨愤充塞在他的心里。他把这一切全发泄在纸上。他的文章写成，他的力气似乎也竭尽了。他疲倦地叹一口气，就站起来，把文稿塞在衣袋里，锁上门，匆匆地走出去了。

下午将近三点钟的时候，刘波站在霞飞路国泰大戏院门前等候子成。这是第一场影戏开始的时间。到这个头等的电影院来的大半是西洋的观众，其中也夹杂着少数衣服整齐的中国绅士和艳装的华妇。他们走到门前或者从汽车里出来，并不在人行道上停留，就匆匆走进去了。也有少数人立在门前等候伴侣。

没有人注意到刘波，连在影戏院门前徘徊的白俄巡捕和华捕也把他当作一个在等候伴侣的观众。但是他的心并不在这里，他想的是另外地方的事情。他有时也掉头看他的周围，然而他用的却是一种奇异的、带憎恶的眼光。

观众继续地来，西洋的夫妇，高等华人男女，这里面却少有中国的青年。戏院里廊上的灯光突然灭了，已经到了开演的时刻。人渐渐地少起来。刘波突然觉得地方空阔了。他便走两步，转身看墙壁上的广告。《红楼双燕》，四个触目的红色大字打进了他的眼帘。他霎霎眼睛，又瞥见“香艳滑稽巨片”一类的字眼。他愤激地想：上海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在他的旁边人们在享乐，在电影场中轻松地发笑；同时在另一个地方，跟这里只隔几条街的地方，人们在哭诉、在呼号、在受蹂躏、在跟死亡挣扎、在贡献生命。这是他不能了解的！这是他不能忍受的！

突然一个人影出现了，这是从东边来的，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他连忙向着那个人走去。

来的是穿一身崭新西服的鸣盛，他走到刘波面前，低声说：“子成要我来的，你跟我走。”他不再说什么解释的话，就把刘波引到国泰电影院里面。他让刘波坐在走廊里沙发上等候他，便走进那个木笼似的公共电话间去了。

大约过了五分钟，鸣盛回到刘波的身边，他就站在那里跟刘波讲了几句话。然后两个人一起出来，沿着霞飞路往西走去。

他们谈着话走过亚尔培路，他们走近那一块作过煤厂堆栈的空地，一个意外的景象使他们惊愕地站住了。在那个篱笆门前停着一辆大卡车，一群徒手的中国兵士被两个手执短棍的法国巡捕押着陆续跳下车来，站在人行道上，等候搜查。两个兵跨过了篱笆门，就站在门口让安南兵和法国巡捕解开制服，仔细地在衣袋里搜来搜去。门口有一张条桌，条桌旁泥地上放了一堆东西，那里有钱包、有笔记本、有小刀、有各种随身带的物品，都是在中国兵的身上搜出来的。搜查过后，两个中国兵就被赶到里面去了，另由新来的人填上他们留下的地位。

这块空地上已经容纳了很多的人。刘波和鸣盛只看见光头和制服，只看见那些带怒容的年轻面孔，他们却数不出那些人的数目。

刘波站在人行道上，呆呆地望着篱笆门内的景象。他看见一个年轻的小兵被搜查时那张端正的脸变得通红，嘴闭得紧紧的，自己心里更加难过。恰恰在这时，有两个陌生人在他的背后谈话：“说不定有两三百，也有保卫团和警察。听说这是命令啊。我在南阳桥那边看见，有些兵丢了枪过铁门时还掉眼泪。也有人走到铁门口听说要缴枪，又转身跑开了。”另一个人接口说：“是啊，好象囚犯一样，电车、汽车一车一车地装进来，哪个中国人看见不伤心？”

刘波突然觉得鼻子酸痛，连忙咬紧了嘴唇，两只垂下的手捏成了两个拳头。法国巡捕扬起棍子威胁地驱散聚在门前的行人，刘波仍然站着不走。鸣盛轻轻地在他的耳边说：“走罢，我们还有别的事情。”鸣盛了解他的心情，拍一下他的肩膀，终于把他拉走了。

“我不会忘记这一天，我不会忘记这一天，”刘波走在路上还激动地接连对鸣盛说。

他们到了鸣盛的新搬的家，在那里见到了永言和子成，谈了许多话，就把计划重新商定了。不用说，刘波讲话最少。这种事情他并不熟悉，他也提不出具体的意见。他只有一个决心：尽自己的力量，帮忙这些朋友做好这个工作。他也有点喜欢这种紧张的工作。他们从鸣盛的家又坐车到扬子饭店去，在六楼一个房间里他们见到了光韩。几个人就在这个房间里决定了第二天的计划的细节，他们仔细地研究了许久，不让这个计划有什么漏洞。

刘波从旅馆出来，已经是万家灯火的时候了。他转了弯匆匆地往南走去。他走过一些横街，两旁屋檐下或立或坐挤满了人，都是从南市逃出来的难民。他们只携带着零星的随身东西。没有住处，没有饮食，没有希望，只有尚未消逝的恐怖的记忆。他们象一群被遗弃在荒原上的迷路者，等着黑夜来吞食他们。

夜来了，这是一个凉夜，刘波忽然接连打了两个冷噤，他用同情的眼光看了看街头的那些受难的同胞，他带着憎恨地自语道：“我不会忘记这一天。”

他走进了法租界，夜显得更凉了。他急急地迈着脚步，一口气走到了家。他打开亭子间的门，扭燃电灯，觉得眼前突然一亮。他推开窗，对着黑夜大大地吐了一口气，好象要把一肚皮的闷气吐尽似的。夜并不是黑暗的，天空中闪动着杏红色的光。南市在燃烧。这样的大火似乎延烧到他的心里。他离开窗前，疲倦地往床上一倒。但是他刚刚躺下去，马上又站起来，他站在这个寂寞的房间里，忽然发誓一般兴奋地自语道：

“我不走，我一定不走。我要守在这里。”

十七

中国军队完全退出了上海。从报纸和无线电广播，人们知道还有少数孤军，不肯离开自己的土地，在南市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默默地倒下了。南市还在燃烧，浓黑的烟笼罩着这个不幸的角落。通法租界的铁门全关上了。一道门就分出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在铁门里商店照旧开门，车辆照常飞驰，照旧有欢笑、有享乐、有温饱、有繁荣。在铁门外，却只有恐饰、饥饿、烈火和死亡。

靠近法租界的民国路上，每一道铁门外面，都拥挤着若干不能到租界里来的难民，人丛中还有车辆、箱笼和杂物人头在动，呼吁的声音飘过了铁门，从铁栅栏的空隙里伸进来若干黄瘦的手。

他们已经在门外站了两天了。没有食物，没有避雨露的屋檐，黑夜用寒气侵袭他们，阳光又使他们暴露在敌人枪刺的威胁下。他们忍受了痛苦和屈辱，怀着一线微弱的希望，哀求着铁门内同胞的援助，哀求着在铁门内挥动短棍的法国巡捕和安南兵打开铁门，让他们进来喘一口气，吃一顿饱饭。

法国巡捕和安南兵听不懂中国人的语言，他们的心也许是和铁门一样的冷硬，那些手不会放下木棍，去做一件合于人情的动作。铁门始终紧闭着。对于中国难民的哀求，唯一的答复便是木棍的挥动。有些手敢于伸进铁栅栏来要求什么，但终于受到木棍的重击缩回去了。外国人的脸上现出了轻蔑的笑容。

然而铁门内的同胞不能够完全漠视受难者的哀求。他们的响应来了。他们抬了水桶，买了橘子，做了馒头、包子，送到铁门前面，从铁栅栏的空隙里把这些微薄的礼物递到受难者的手中。

每次食物一到，铁门外就起了一阵骚动，许多只手争先恐后地从空隙里伸进来。大家用各种各样的叫声来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又是巡捕们使用木棍的机会了。有的手抓到一个包子，同时却带回红肿的伤痕。有的人带着尖锐的叫声将空手缩了回去。外国人的脸上又露出轻蔑的微笑。

刘波把这一切都看进了眼里。他没有掉泪，也没有咒骂。他有一种比悲痛和愤怒更深的感情。他觉得有一种火似的东西在烧他的心。他的心在跟着那些同胞经历痛苦。一种复仇的渴望，一种想诉于正义的渴望在他的身体内生长。他自己被挤在人丛中，似乎人们正从四面八方不断地跑来。他掉头往四面看，都是陌生的、同样带着痛苦表情的脸，在他前面一个人回过头来苦笑地对同伴说：“我们真是在隔岸观火。”

这句话刺痛了刘波的心。他想：大家都袖手旁观，这有什么用？他愤然看了看众人，又愤怒地用力搔自己的头发。但是他马上想到了他今天担任的职务，他觉得找到一件东西来镇静他那渴望复仇的心了。

一个钟头以后，子成也到过这附近。他在这里只停留了三五分钟，便往公共租界那面走去。他并没有刘波的那种心情。那些景象本来可以引起他的若干惨痛的回忆，但是一个主要的思想占去了他的心。那里没有多余的地位来容纳别的事情了。

子成从人丛中挤出去。他一直往北走，走了好几条街，才在一个商店门前停住脚。他整理一下西装大衣，又拭去额上的汗珠，然后掉头四顾。他惊奇地想：怎么还是这样多的人？他又往前面走，他故意在绕圈子，他走到了南京路。

街道仍然是拥挤的。人们匆忙地跑过马路。卖报小孩拿着号外奔跑叫卖，高声嚷着惊人的标题。一对年轻男女经过他的身边，留下一句话：“今天国泰的片子好，”这是一个女性的声音。他走到一家百货公司门前，看见一辆漂亮的汽车停在那里，车门刚打开，走出来两个艳装少妇和一个留唇髭的中年人，他们从容地进了百货公司。又是一班电车到了站。站台上的一堆人立刻疯狂似地拥进车厢去。在车头悬挂着大光明戏院放映名片的广告牌。这一切都是不可理解的。它们跟他中间似乎隔着一道墙。他的心和那些人的心是不相通的。他不能了解他们为什么还这样平静地生活。他不能了解他们这时有着什么样的心情。他觉得这个环境对他是陌生的，他仿佛到了一个新奇的地方。没有人会了解他。“是的，他们都不知道我，他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他想着，不觉惨然笑了。但是他没有多的思索时间，思想在他的脑子里转动得很快。他抬起头看看跑马厅的大钟，他知道现在不能耽误了。

子成转进横街。过了一条街，一个穿着崭新的人字呢秋大衣的男人迎面走来。这是永言，他的眼睛动了一下。

“到了？”子成激动地低声问道。永言点一下头，轻轻地叮嘱：“不是我，就是你。注意刘波的信号。不要错过。”永言若无其事地、扬长地走了。

子成轻轻地答了一句：“我知道。”他把手伸进西装大衣袋里捏着那件硬的东西。

到了旅馆门前，子成先朝对面那家烟纸店一望，刘波穿着整齐的青灰色西装立在街角，那顶八成新的呢帽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刘波的瘦脸上忽然露出了微笑，接着眼珠一动。子成知道刘波看见他了。“还没有动静，”他放心地想道。他又转到另一道门前。那里停着几辆汽车，光韩立在车旁跟一个他不认识的人讲话。他的心猛然一跳。

他回到他的岗位去。他刚刚转弯，就瞥见前面有一张熟识的面孔。他们的一个新近被收买了的同乡正挽着一个向导女郎扬扬得意地走上人行道来。他吃了一惊，连忙埋下头去。那个人只顾和身边的女人讲话，没有注意到他。他抬头看对面的烟纸店。刘波的脸庞已经不在那里了。但是等到那个“败类”进了旅馆，他也在一个比较不惹人注意的地方站定以后，他再往那个地方看，刘波的面颜又在烟纸店门前出现了。同时象闪电似地，鸣盛的脸也在那边晃了一下。

子成仍旧立在旅馆门前，好象在等待一个朋友。人和车辆拥塞在马路中间。浓装的少女扭着腰肢嘻笑地从旅馆进出。人在叫嚷、在谈论、在争吵。生命的流在他的眼前动荡。但是这一切都跟他没有关系了。他什么也看不见，除了刘波头上的一顶帽子。

时间过得很慢。一分钟似乎比平日的一点钟还更长久。但是他能够忍耐。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扰乱他的注意力。

又过了一会儿，附近汽车声大作。沉滞的空气给搅动了。子成本能地转头一望，没有看见人出来。他连忙掉回眼光去找刘波，刘波的帽子忽然揭下了。他马上扬起头用稳定的步子走过去。右手紧紧捏着袋里的那个东西。他刚刚走到旅馆门前。枪声意外地响了，是接连的三声。他吃惊地退后一步，脸上立刻现出了失望的表情。

在附近似乎发生了一个巨变。人疯狂地奔跑着、呼喊着。喇叭声失常地乱鸣，汽车仓皇地往别处逃去，在这些杂乱的声音中间忽然响起来一声较长的口哨。子成知道是永言做完事情走了。刘波的影子也不知消失在什么地方。他们发了信号要他走。他放心地吐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了，便做出不知道什么事情的样子安静地往大街走去。

街上很乱，忽然好几个声音叫起来：“那个人！那个人！”一个巡捕在追赶什么人，后面隔五六步远又跑着一个巡捕，一路上在吹哨子。子成的心紧张起来。他看不见被追的人是谁，但是他可以断定逃跑的是永言他们中间的一个，而且他知道那个人不容易逃出警吏的罗网。这个念头使他打了一个寒噤。但是他的思想动得很快，他马上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也跟着追上去，口里也嚷着捉凶手的话。没有人注意他。他看见前面那个巡捕正要转弯，他连忙拔出手枪对着那个人的阔背放了一枪。那个高大的身子立刻倒了下来。他一秒钟也不放过，接着又向第二个巡捕开枪。子弹虽然出去，但是已经迟了，他没有能够把第二个巡捕打倒，两颗子弹差不多同时从后面打进了他的身体。他的身子摇晃一下，带着从前面飞来的第三颗子弹倒在地上。他的身体挨到了地面，那支手枪才离开他的手。他似乎还在挣扎想站起来，然而又一颗子弹使他寂然了。

子成躺在血泊中，他的近视的眼睛紧紧地闭着，不能够回答那些陌生眼光的注视。但是他终于离开了钢笔板，完成了他的志愿，得到永久的安宁了。

被追赶的人是刘波，他对这种事情没有经验，这天他又有一种古怪的心情，他走到旅馆门前去看永言的成绩，不当心被人误认作凶手。然而他毕竟在意外的枪声中安全地逃走了。

十八

那个自以为征服了上海的侵略的势力，从此失掉了一个得力的爪牙。它知道这次的暗杀不过是一个信号。它动员了它的全部特务工作人员，也不能够发现第二个“阴谋”。但是它知道上海人的心是没法征服的。

关于这个政治暗杀事件，捕房除了子成的沉默的尸首外，没有得到任何线索。

但是子成临死前的决心，终于被他的几个朋友知道了，而且深深地感动了他们。其中对子成怀着更深的感激的是刘波。

素贞的电报来了，她要刘波离开上海。他却毫不迟疑地回信说，他愿意留下工作。

在刘波的信里还有这样的话：

住在上海的并不止有我一个，这里还有几百万的中国儿女。国土沦陷了，但是人民还活着，他们仍然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他们丝毫没有在敌人势力下面低头的心思。我愿意为他们工作，而且我更应该参加他们的工作。

刘波在信里不止一次提起的“他们”，不用说，都是指上海的人民。关于子成的死他却没有一个字提到，因为一则他不便写；二则，他以后就不曾继续参加鸣盛他们的活动。但是他永远忘记不了子成的面貌。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让素贞知道这个朋友的事情。

[1]《抵抗》三日刊：邹韬奋编辑的抗战刊物。

[2]尹奉吉：朝鲜的爱国者，“一·二八”战后在虹口日本人的庆祝会上投弹，炸死炸伤自川大将等人。

[3]译意，这是朝鲜著名的民歌。

[4]向导：指解放前向导社的向导女郎，一种变相的妓女。

后记

《火》第一部十八章是我的试作。一九三八年五月我在广州写了这小说的头三章，后来敌机连续的大轰炸使这小说中断了。九月我从汉口回到广州，续写了第四章（即现在的第八章），不久敌人的军队就在大亚湾登陆向广州进发了。十二月我在桂林的大火（这是敌机投下的烧夷弹引起的火灾）中继续写了第五、第六两章（即现在的第九第十两章）。今年七月我在上海刚写好第十一章，敌人的大搜查就阻止了我的写作。现在我终于在昆明把《火》第一部写成了。

我写这小说，不仅想发散我的热情，宣泄我的悲愤，并且想鼓舞别人的勇气，巩固别人的信仰。我还想使人从一些简单的年轻人的活动里看出未来中国的希望。老实说，我想写一本宣传的东西。但是看看写完的十八章，自己也觉得这工作失败了。也许我缺少充足的时间，也许我更缺少充分的经验和可以借用的材料（几年来我搜集的一点有限的材料都在上海散失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能替自己的浅陋辩护。我也没法多找一些托辞来要求严正的读者的宽宥。

然而这小说（第一部）的完成也给我自己带来一点愉快。我毕竟做完了一件工作。而且更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终于有机会，对我的几个异国朋友表示了敬意。我想努力绘出他们的面影，但是我知道我把他们的主要的精神失掉了。对这个我应该表示歉意，我希望将来我还能够弥补这个缺陷。

我还应该感谢这几个朋友，他们有意无意地供给了我一些材料。《阿里朗》的歌词也是他们抄给我的。

另外一个朋友给我供给了伤兵医院的材料。那全是她亲身的经历。我自己虽然“走马看花”地参观过两个“救护医院”，但是我看到的也只有表面的设备。那个朋友的叙述倒给我那一章小说添了不少的真实性，我应该感谢她。

最后我还要感谢这里开明书店的L先生：他不但给我安排了一个舒适的住处，使我能够安静地写到深夜，他还替我抄写了一部分的原稿。没有他的帮助，我不会这么快地做完这个小小的工作。

这一部以后当然还有第二部和第三部：一写刘波在上海做秘密工作，一写文淑和素贞在内地的遭遇。[1]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有动笔的机会，不过我希望将来还能够有第四部出来，写朝鲜光复的事情。

巴金　1940年9月22日在昆明。

[1]不用说，我后来改变了计划。关于刘波在上海的活动这一部分，我始终不曾动笔。

第二部

《火》（第二部），一无四一年一月由开明书店初版，迄一九五一年七月，共印行十一版（次）。

一

“我就要回来的，我就要回来的！”一个带哭的女性的声音从满屋子沉重的鼾声中挤出来，它在屋子里乱撞乱奔，好象在艰难地找一条路，要从一个“枪眼”飞出去。没有人阻拦它，这声音终于远走了。屋里仍是一片窒息人的沉闷。鼾声接连地堆积起来。这中间夹杂着可怖的磨牙齿的声响。屋子里的黑暗开始在褪色，但是那搔着人心的臭味却继续增加。

于是“哇”的一声，一个人哭了。还是那个女性的并不响亮的声音。在屋角一只白的膀子把铺盖掀起，在空中挥动了两下。一个披着浓发的头突然抬起，跟着坐起来一个穿白色内衣的年轻女性的健康身体，她一只手抓住铺盖，一只手慢慢地揉眼睛。

“文淑，你在做什么？”这是从旁边的被窝里发出来的一句问话。一张盖着一头短发的少女的脸庞动了一下，两只眼睛好奇地望着她的同伴。

冯文淑猛省似地拿开手，掉过头来看这个还躺在被窝里的同伴，轻轻地说：“我做个梦，我哭了。”

听话的人失声笑起来，开玩笑地责备道：“你又在想家了，真没出息。”

“呸！哪个想家？人家梦到我妈妈……”冯文淑着急地辩道。她不说下面的话，却俯下身子去拉同伴的铺盖，一面说：“快起来，欣，你还睡着干什么？”

“天还没有亮。昨晚睡得迟，大家都没有起来，我们还是躺着讲话罢，”虽是这么说，周欣却也坐起来了。

“还没有亮？你眼睛生来做什么？不要管他们。我们两个出去走走。空气实在闷得很，我受不了，”冯文淑说，她摇了摇头，伸起两只手把长头发拢在一起，用力往下一抹，然后拿过昨晚折好放在旁边的军裤穿起来，把一双袜子就塞在裤袋里。

周欣看见冯文淑站在被褥上穿衣服，只好也起来把衣服穿好。她在冯文淑的膀子上轻轻捏了一下，抱怨道：

“你这种脾气，改不了，总不肯依别人的话！”

这时从那些方形的“枪眼”里射进来的阳光已经赶走了黑暗。屋子里的景物完全显露出来，不过好象还罩上一层雾似的。摊在地上的铺盖和毛毡盖着一些年轻的身子，带着各种表情的脸都露在外面。鼾声减少了。有人在翻身。也有人在咳嗽。一张脸略略抬起来，向她们这面望了望，又默默地倒下去。

冯文淑和周欣都睡在一个角落里，在她们旁边靠里，还有两个被黑发掩住半边脸的头，她们静静地不作声。冯文淑和周欣弯着腰在叠铺盖，似乎也没有把她们惊醒。两个人轻脚轻手地穿上鞋子，在自己的小皮箱上拿了各人的毛巾、牙刷、牙膏、漱口杯、肥皂等等，把它们卷在一起，就轻轻走过那一段挂着一块蓝布、隔开男女同志睡处的空地，到了楼梯前面。忽然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后面追着问：“你们到哪里去？”

“洗脸，”冯文淑简单地回答。周欣没有做声。她们知道谁在发问，都不曾回过头去。冯文淑先下楼，周欣跟在后面。冯文淑刚踏过最下一级，就听见一阵军号，便加快脚步，跑到门前。周欣也赶来了。两个人把大门打开，一阵新鲜的阳光带着雄壮的军号声迎面扑来。

冯文淑的头差一点要撞到门上了，但是她不注意这个。她愉快地往外面一跳，仿佛奔赴军号的召唤似的。她在土坡上跑了两步，把身子摆动几下，摇摇她的头，让她那云浪似的漆黑的浓发在清晨的微风里飘来卷去。她挺起充实的胸脯去接受带着香味的山野的新鲜空气。

在冯文淑的旁边站着周欣。她的脸上也带着满足的喜悦的表情。她的眼光忽然转到同伴的头发上，不觉赞叹地说了一句：“你的头发真好看。”她自己的头发却剪得短短的，和男孩子的极相象。

“那么你的头发为什么又要剪成这样？”冯文淑掉过头，指着周欣的短发说。

“我觉得方便些，”周欣直率地答道，她无意地伸手在自己的头上摩了摩，一种轻快的满意的表情浮上了她的脸。她挨近冯文淑，把左手伸过去搭在冯文淑的肩头，脸颊挨到冯文淑的柔软的发上，两只眼睛欣赏似地眺望着眼前的景物。

左边是一重一重的山，一重比一重高，最高最远的山峰就仿佛贴在发亮的淡蓝天幕上，和云彩挤在一起。从黄的山到灰的山，到那和山峰相似的灰色云片，这个少女的眼光在一瞬间就跑了一个来回。云在移动，在变颜色，灰暗的亮了，深色的淡了。只有山影是不动的，而且一道金边开始镶在那上面。

“我喜欢留长一点。我觉得留这样的头，穿军服更好看些，”冯文淑解释地说。

周欣含糊地应了一声。她并不反对冯文淑的意见。她还在移动眼光，从近的黄黄的山又移到山坳中去。在那里一片凸出的红色留住了她的眼光。在周欣的眼里，这红色并不是陌生的，在这个碉堡中她虽然还没有住上半个月，这一带枫林就已经深印在她的脑子里了。她每次走上山坡，她的眼光就要去找它，在树木中她最爱枫树。在她的家乡，山坡上或者小溪边常常生着这种有美丽的三个尖的叶子的树。她看见大自然把树叶一片一片地染红，又看见风把红透了的叶子吹落在路旁或者溪沟中、白石上，有时她也拾起几片来夹在自己喜欢的书页间。秋天她和同伴们登山，在铺着绿毡似的山坡上，常常惊喜地发见一团团银殊绘就似的红叶。她极爱这幅天然的图案画。如今在这远隔家乡的北方的山镇中，她觉得好象有一只大手不厌烦地把一团一团的硃砂全为她从那巨幅绿毡里拔出来移植到这里，堆成一丛一丛的枫林，一簇一簇的红叶，来点缀平静的山景，并且为年轻的心灵添一点鼓舞的活的颜色。

周欣的眼光愉快地沿着山坳跑，它跟着枫树转弯倒拐，虽是匆匆的一瞥，但是它不会遗漏什么，连枫林中稀稀落落的两三平屋，也不曾逃过这个少女的注意的眼睛。

碉堡里哨子突然清脆地响起来。周欣的眼前也突然发亮了。太阳驱散峰顶的云片，带着金红光从山后爬上天幕。它那普照一切的光辉迅速地往四处散布，枫叶立刻给镀上一层金，炉火似地燃烧起来。

冯文淑听见哨子声，忽然省悟地对周欣讲一句：“我们快走，他们起来了。”她摆脱身子跳跃地移动脚步。她张开两手象一只鸟张开翅膀似地往右边下坡的路跑去，她跑得快，也不等候周欣，只是回头看了看，欢呼似地嚷着：“周欣，快来呀！”

周欣从枫林上收回眼光，她连忙转过头，看见冯文淑的鸟飞似的下坡的身子，她笑着大声应道：“慢点跑，等着我呀！”便拔起脚用跑步追上去。

她只顾追赶冯文淑，却没有留心有人从碉堡第一层楼的“枪眼”里发出了唤声，也没有看见从“枪眼”里追出来的一个年轻人的热烈的眼光。

两个人追逐地在黄土路上跑着。路不宽，转弯不大，一直往下倾斜，使她们的脚步容易轻快地滑下去。冯文淑跑着，不时回头去看后面，看见周欣离她有十多步光景，便鼓舞地催促道：“跑呀！快点！”冯文淑跑了一段路，看见周欣还没有追上，便在一座孤坟旁边松树下站住了。她带笑地在嘘气，拿手里的毛巾揩去额上和鼻上的汗珠。等到周欣赶了上来，她一把抓住周欣的膀子，满意地说：“欣！你跑不赢我，我们还是慢慢儿走罢。”

“哪个跑不赢？你又‘阿Q’了。我们再跑跑看！”周欣故意不依地说。但是她却亲切地挽住冯文淑的膀子，不让她跑到前面去。

“好，我也不同你争了。大清早就跑出一身汗也犯不着，”冯文淑笑答道。

“我还好，我不象你，我又没有用力，也没有出汗，”周欣说。

两个人手挽手地往前面走了。她们经过一丛矮树，听见里面有索索的声音。冯文淑侧过脸看了一下。周欣的一句话引起了她很大的兴趣，她故意带怒地大声回答说：

“呸，哪个还有功夫谈这种事情！我要是连这种男人也要，我已经有几十个了。”

“啊，好大的口气！”周欣挖苦似地说一句。她噗嗤笑了。

冯文淑不依地辩道：“你不要说我。我看王东对你也不错，前天在工作批评会议上还把你恭维一通，他倒不觉得肉麻。”

周欣对着冯文淑霎霎眼睛，笑起来：“你看，你就着急了。王东这个家伙看见女同志就追。方群文最讨厌他。她总说他是个道地的小开。她本来要在前天的会议上把王东结实批评一下，后来不知怎样又没有说什么，大概是看见时候太迟了。”

“人家本来是小老板啊。这次算是王东运气好，方群文的嘴是不肯让人的，”冯文淑笑着接口说。

她们已经走完山坡，到了平原。前面横着一片黄绿色的稻田，田畔稀落地点缀着白杨和矮林。她们走进一条岔道，略微转个弯，就到了一条小溪旁边。溪水带着轻微的私语缓缓地流动。水上浮着晨光，清莹地映入她们的眼里。溪畔好几棵大树，其中有三棵丹枫。

冯文淑看见溪水，两只细小眼睛象发见宝物似地欣喜地发亮了。她马上摔开周欣的手，带跳带跑地到了溪边，就蹲下去，她的手在清凉的溪水里愉快地动了几下，然后舀了水起来漱口，又绞起毛巾用力揩了脸和颈项。好象一阵凉风吹入她的肺腑似的，她感到十分爽快。她擦了肥皂，洗了脸，又用毛巾揩干净了。

冯文淑还在溪边搓洗毛巾。周欣却已收好洗脸用具，在枫树下一块石头上坐了，她仰起头看枫叶，一面低声哼起一首歌。冯文淑抬起头看她，这张小孩似的面孔上有一种带幻想的表情，似乎这红叶引起了她的一些回忆，带着她的思想走了很远的路程。冯文淑忍不住笑了，用清脆的声音唤道：“周欣！”

周欣慢慢地移下眼光，望着冯文淑似乎在问：“做什么？”

“你在想什么？是不是在做诗？”冯文淑笑问道，她看见周欣不回答，只是略略摇头，便向周欣招招手，亲密地说：“过来，我们来洗脚。”

周欣果然走到冯文淑旁边。冯文淑在溪边坐下来，从袋子里摸出一方蓝地白花的丝头巾，束在头上，在颈项间打一个活结，把头发全盖在里面。

周欣笑起来，一只手搭在冯文淑的肩头，责备似地说：“怎么你连这种东西也带出来了？”

“是我妈妈买给我的，我昨天刚刚从箱子里找出来，”冯文淑答道。她一面在脱鞋子挽裤脚。

“怪不得你昨晚上要做梦，”周欣同情地说。她的笑容慢慢地沉下去消失了。在这小溪边枫树下，她忽然看见了那个慈祥的面颜，想起了临走时对自己母亲说的话：一定要回来的！这一年来（已经有九、十个月了）她哪里起过回家的念头，她唯一的思想就是把自己年轻的精力完全花在抗战上面！只有偶尔在空闲的时候，母亲叮嘱的话才飘上她的脑际。今天冯文淑的一两句简单的话，冯文淑的梦，把她跟母亲分别的情景给她带回来了。这情景使她痛苦。她对自己说：我今天要给姆妈写封长信……

扑冬一声，水花溅了上来，接着是“辟亚”、“辟亚”的声音。两只雪白的脚在水里互相打击。母亲的脸消失了。周欣看看水，看看四周，无可如何地叹了一口气。

“你在想什么？怎么好好地叹起气来？”冯文淑惊讶地问道。

“我也做了一个梦，”周欣低声答道。她也坐下来，埋着头在脱鞋。

“算了，不要再讲这些事情，在此地多讲也是空的。”周欣似乎还要说话，冯文淑却不耐烦地挥手阻止道。她又往下说：“讲多了，我就会哭起来的。哪个又没有家？没有母亲？”这些时候一直出现在她的颊上的一对酒涡果然不见了，她撅起嘴好象在生别人的气一样。

“那么还是那个老标语有道理：抗战第一，”周欣说，其实她是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的。她脱下了袜子，也把脚伸进水中去。

冯文淑不答话，只顾俯下头用手擦着脚背，大声唱起她在上海时爱唱的歌《五月的鲜花》来。

“哪天我们也打回老家去！”周欣忽然兴奋地自语道。冯文淑好象没有听见这句话似地还继续在唱歌，又用脚接连地打水面。白杨树上响起了鸟声。风吹起来，树叶飒飒地哼着，溪水也浮起皱纹。一片叶子漂到水上，又顺着水势缓缓地流过去。水中现出两个女性的头，也浮着树影、日光。

“游击战，游击战……”从大路那边送过来响亮的歌声，这是多数人的合唱。她们把头掉向那一面看。

一股一股的尘土云烟似地跟着风卷过来。在云雾中接连现出一张一张熟习的面庞。同样的草绿色制服，同样的敏捷的步伐。前面两三个人飞也似地奔过来，他们跑得似乎比风还快。只听见一声欣喜的叫唤：“文淑，”又一声“周欣”，一个身材短小的二十四、五岁的青年就到了她们身边。说是身边，其实还离开她们三四步光景。

“王东！我们在洗脚，你到那边洗去！”冯文淑对那个短小的青年命令似地说。她指着右面一丛矮树，要他走到那里去。

“不要紧，我不在乎，”王东望着冯文淑放在水中的一双白脚，含笑地答道。

“不，我不要你在此地洗！”冯文淑激怒地说，脸上现出嫌厌的表情；她把脚伸出水来，用毛巾揩干它们，然后从裤袋里掏出袜子来穿上。

“好，我就到那边洗去，”王东含笑地答道；他挥舞着毛巾，朝矮树那面走去，好象他很高兴听从冯文淑的吩咐似的。

“不要理他，不要理他，”周欣在旁边低声对冯文淑说。她也洗好了脚在穿袜子。

人接连地来，不到一会儿功夫，溪边就充满了各种愉快的声音。水吵闹地响着，仿佛它也跟着这些年轻人在欢笑，在讲话，在辩论。许多只年轻的手小鸭似地在水上漂动。清莹的溪水立刻成了混浊的泥潭。

这小溪每天也有它的忙碌的时刻。这时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在动了。连小小的灰粒由于兴奋也反复地往空中跳去，又无力地落下来，带着喜悦的年轻声音接二连三地在空中追逐着。

冯文淑和周欣被包围在这些似乎还带着各种灿烂颜色的声音中间，她们立在一棵枫树下面，欣赏地望着这活跃的景象。她们有时又用家乡的语言谈着一些事情。但是响亮的笑语吸引了她们的注意。眼前十个人就显出十种性格。永远做大家的长兄似的团长曾明远，带着和善的表情慢慢地在搓洗汗衣。他的脸显得更长，眼睛也更近视了。在他的右边是她们先前还提起过的女同志方群文，她正站着在刷牙，一副没有边的眼镜增加了她的年龄，显得略瘦的端正的脸上配着一张爱议论别人的小嘴。但是蹲在她的旁边洗手帕的张利英却从没有说过一句别人的坏话，她的秀丽的瓜子脸，常常显露出一颗温淑的女性的心。她终于抛弃了大学生活到这里来了，和她同路离开上海的，除了方群文外，还有那个长头发瘦面孔的长身青年李南星，和年纪最小的吴平。吴平现在十七岁了，却还是小孩的身材，红红的脸颊上永远保留着愉快的微笑，一根塌鼻子有点滑稽地嵌在他的脸中央。他是不知道悲观的。他已经洗好脸，弯着腰在地上拾红叶，找不到一片好的，他便过来央求李南星替他在树上摘取。李南星带笑地问他拿树叶做什么用，他老实地答道，要寄给在上海的姐姐。李南星不再说什么，旁边另一个人杨文木却插嘴晒笑道：“这时候还想到在上海的姐姐！上海不晓得已经成了怎样一个妖魔世界！”杨文木是从吉林来的一个中等身材的青年，他那张苍白色的四方脸却被好些纹路画乱了，左颊上还有一条短而窄的刀伤。他不肯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人，不过别人知道他从没有忘记在那个沦陷的土地上的经历。李南星并不赞同杨文木的意见，他满足了小弟弟吴平的要求。李南星和在上海时相比并没有大的改变，只是他剪去了给人以不好的印象的长发，他的脸给北方的阳光晒成了褐色。年轻的两弟兄姚民瑞和姚民锋坐在溪边，两个人年纪都在二十内外，相貌也极相似，都是皮球似的圆圆脸与和尚头，不过看起来，倒是哥哥姚民瑞更年轻，他永远把一支铅笔和一本拍纸簿带在身边。这又是他写生的时候了。他拿背靠着他的兄弟，脚踏在土地上，带着很大的兴趣给站在枫树下谈话的两个女同志留个影子。姚民锋却动着赤脚在享受溪水的清凉。做过高中音乐教员的方天行（他的疟疾好了不过一个多星期）似乎完全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一个人舞着手吹着口哨沿着小溪走来走去。最后女同志们所讨厌的那个王东在溪边小心地用一把精致的梳子梳光头发，又带笑地走过来对周欣讲话：

“周同志，我们下午到镇上馆子里吃饭去，好不好？”

“王东，你请她怎么不请我？”冯文淑开玩笑地说。

王东脸上略略发红，回答道：“我又没有正式请客。就只怕我们冯同志不肯赏脸。”

“哪个高兴去！我不要吃，”周欣板起脸说。

“去，去，我们大家都去，”冯文淑推着周欣的膀子鼓舞地说。她忍住笑低声吩咐王东：“你去请方群文。我会把周欣给你拉去。”

王东果然向方群文走去。周欣对冯文淑霎霎眼睛，悄声说：“你又作弄他。”冯文淑抿着嘴笑起来，然后得意地说：“这种人不让他多碰几个钉子不知道好歹。反正他家里会寄钱给他。”

果然王东垂头丧气地走了回来，他摇摇头对冯文淑说：“方同志不肯去。”

周欣又向冯文淑动动眼睛。冯文淑忽然做出仗义的样子安慰王东说：“不要紧。我替你请，”她低声问一句：“你身上还有多少钱？”

“二三十块，”王东答道，其实他有的还不止这个数目。

周欣在旁边，为了忍住笑，只得拚命咬自己的嘴唇。

冯文淑知道王东身上有钱，也不再对他说什么，便扬起声音向众人嚷道：“各位同志，我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今天下午王东同志请客，在镇上——小蓬莱。大家都去。”

王东红着脸，几次张开口都找不到插嘴的机会。他看见好几个同志跑过来围着他，同他讲话。他只急得眼珠往上翻。他知道自己一张嘴讲不过几个人。他猜不到冯文淑这颗玲珑的心里还有些什么花样。他想到一个干脆的办法：不请客。

吴平絮絮地向王东问起请客的钟点。姚民锋赤着脚穿起鞋子赶来了。方天行站在王东面前等候宣布他的决定。张利英带着善意的微笑旁观着。

冯文淑勉强忍住笑对王东说：“如何？我一请，众人都来了。只等你说什么时候——午饭？晚饭？”

王东只是摇着头，红着脸，半天只讲出几个“不”字。

“没有这个道理，说定了哪里可以反悔？”冯文淑故意冷笑地说。

“王同志，你自己吹过好多回牛，说要如何如何请客，从没有一次兑过现。今天再不请，以后大家都不理你！”姚民锋抓住王东的另一只膀子说。

“报告诸位同志，王东同志身上还有二三十块钱，”冯文淑的清脆的声音又响起来。王东马上瞪了她一眼，他又急又恨，但是望着这张露着一对酒涡的可爱的脸，他简直没法对付她。然而冯文淑还要残酷地补上一句：“是他自己亲口说的。”

这句话把王东放在更不利的地位上了。在团体里王东的自私和吝啬是众人所不满意的。这常常成了他们谈笑的资料。暗嘲和热讽都不能给他一点损伤。平日的小小的不满现在却找到发泄的机会了。王东必须加厚脸皮来抵抗那些尖锐的攻击。他的脸更红了，他讲话也口吃了。

冯文淑看见王东受窘，觉得痛快，她满意地笑着。姚民瑞走了过来。他把拍纸簿在冯文淑的眼前一晃，天真地笑问她：“你要不要看？”

“你又在画什么？”冯文淑顺口答了一句，脸上露出友爱的微笑，就伸手去抓。

姚民瑞把拍纸簿收起来，一面说：“你答应不扯掉，我才给你看。”

“好，我答应你，”冯文淑着急地说，她又伸出手来，她的漆黑的圆眼珠就盯着那本小小的簿子。她看见姚民瑞扬起手，一把就将簿子抢过来。

一棵枫树，两个年轻女子，还有那丝的包头巾。冯文淑楞了一下，忽然高兴地说：“送给我！”接着又加一句：“这个很象周欣。”她没有说出的话是她自己在画里显得很美。

周欣伸了头过来看，她也抢着说：“给我，我要。”她要伸手去拿。

年轻画家的圆圆脸（他是剪着光头的）上绽出来一丝一丝的满意的笑，他挥手阻止地说：“不要抢，免得撕破了。我明天再给你们画一张。”

冯文淑把画从拍纸簿上撕下来，又将簿子递还给姚民瑞，她再看看画，然后才对周欣说：“我们一道寄回家去。”周欣点点头。冯文淑正要折画，张利英却伸过手来温和地说：“给我看看，”她便把纸递到张利英的手上。在张利英旁边闪过来方群文的脸，那张小嘴自语似地说：“他们还在跟王东闹，这有什么意思？”

王东还受着众人围攻。这又引起了冯文淑的好奇心，她对周欣眨眨眼睛，暗暗地推动周欣的肘，低声鼓励道：“你也去讲几句，今天不要放过他。”

周欣果然走过去，大声叫起来：“王东，你到底请不请？是不是你讲话全不作数？今天我们都高兴去，你不请，以后你再请一百趟，我也不吃了。”

冯文淑的清脆的声音接着又打进了王东的心：“他要请。他要请。我们都去。方群文、张利英也要去。”

王东只觉得有几颗黑亮的眼珠在他的脸上滚着，几个名字在他的脑子里响着。他不再抗拒了。他的手有意无意地按了按放钱的衣袋。他提起精神慷慨地大声说：“好，今天我请吃晚饭，小蓬莱，全体同志都在。”

“我才不去，”方群文不愉快地冷冷地说。但是这句话给吴平一班人的笑声压倒了，只有张利英一个人听进耳里，而且她还劝道：“何必呢！既然大家都去，你一个人也不要赌气了。有时候小地方倒可以不必认真，都是在一道工作的同志。”

“哪个才跟王东这个人赌气？赌气倒是太看得起他了，”方群文仍然带点气恼地说。

冯文淑象一个战胜者一样，得意地转过身来，把手搭在方群文的肩头，她亲密地说：“今天你也去。看我的面子，你不要生气罢。”然后她又低声在方群文的耳边说：“今天我们好好地作弄小开一下，算是惩罚他。”

方群文会意地点点头，含糊地应了一声。张利英看见这情形，脸上又浮出了善意的微笑，好象大姐姐在哂笑妹妹们的顽皮。

周欣猛然在冯文淑的肩上一拍，埋怨地说：“怎么还不走？人家肚子饿了。”

“真的，闹了这阵子，我也饿了，”冯文淑响应地答道。

方群文抬起头，眼光透过镜片，越过田地，望着被一丛矮林和几棵大树半掩盖着的几间农家平屋，灰白的烟从那里冉冉地升上天幕，渐渐地淡了，乱了，散了。阳光静静地覆盖着前面一片平野。只有熟习的狗吠声似乎在报告一个活动的消息。她欣慰地自语说：“早饭应该烧好了。那么就走罢。”她刚说了这句话，就听见哨子声，又听见男同志们嚷着出发的话。

十二个人分成几组向着冒烟的地方出发了。在路上王东忽然耽心地说：“今天天气这样好，敌机又要来的。”

“你不用害怕，你请的这顿晚饭总不会没有人吃，”姚民锋嘲笑地答道。他觉得敌机来不来对他好象没有关系似的。

二

夜幕覆盖了一天的忙碌生活。战地工作团的十二个人在小蓬莱里面享受了休息的乐趣以后，趁着空中还闪着淡淡的白光，动身回碉堡去。

路是大家熟习的。树木、矮林、田坎、野草、水沟，都不能阻碍走惯了的脚。前面横着已经失了轮廓的田野和山坡。后面留着点缀得有昏黄灯光的小镇。四周很静，只有时起时落的狗吠声还跟着晚风在空中追逐。

虽说有风，空气还是相当闷热。大家的脚步下得慢。几个年轻人都敞开衣领，把军帽拿在手里当扇子摇。冯文淑时常摸出她的小手帕揩鼻上的汗珠。十二个人分成几组，一路上自由地谈着各种事情。

谈笑声常常从这些人中间飞起来，又被类似的或者更响亮的声音追赶着，逃走了。它们搅动了闷热的空气。新的声音追着旧的，紧紧不舍，似乎成了一个雁阵，向着那面碉堡飞走了。

但是在这些人的眼前，碉堡却深深地躲藏着。他们用电筒照，也只照出黄绿色或者赭褐色的田地和深绿色的大树和矮林。黑暗象墨水似地从夜幕浸下来，把白光也染成了深色。不知谁撒下一把银粉，使得田畔林边起了点点的闪光。

绿豆大小的萤火虫不知道躲避行人的脚步，得意地展翅飞翔。它们象蚊虫一样，叮着开始入睡的田野。

走过一条转弯路，一丛草象怪兽的黑影状在旁边，好些粒银绿光点忽然一齐从那里飞起来。冯文淑惊喜地轻轻一叫，就跳过去，躬下身子，用手一抓。光点散乱了，熄灭了。周欣收回空空的右手，搭在冯文淑的肩上，好奇地问：“抓到没有？”

“你看罢，”冯文淑快乐地答道，她把手半张开，掌心里一点可爱的萤光一亮一暗的。

“这个小生物生得真奇怪，”周欣说。

前面的人又多走了一段路。在后面的曾明远走过她们的身边，他知道她们在做什么事情，便哂笑地说：“文淑，你的小孩子脾气还没有改。”

王东也走过来了。他本来在跟张利英讲话，便伸过头来说：“给我看看。”他左手拿着电筒，右手捏着帽子，现在把帽子戴在头上，就要用右手去拿，他的身子和冯文淑的靠得很近，手腕差不多要挨到了冯文淑的肩头。

冯文淑不高兴地将身子略略让开，也不回答王东，好象就没有听见那句话似的。她把手一扬，同时自语似地说：“放你去！”她回头对王东骄傲地一笑，然后挽住周欣的膀子扬长地往前面走了。她们的脚步动得很快。

“冯同志，你们当心点，看跌跤！”王东并不扫兴，还关心地在后面嘱咐道。他忽然满意地笑了，轻轻地、用了差不多只有他一个人听见的声音哼了几句外国歌。

“王东真没有办法，你骂他，你给他钉子碰，他都是当你在说好话，”冯文淑听见他还在后面讲话，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也不理他，却发牢骚地对周欣说，她并不把声音压低，好象故意说给王东听似的。但是话刚说完，她忽然想起今天在馆子里王东的那副脸相，她又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什么事情？你又在笑！”周欣问道；她把冯文淑的手用劲捏了捏，自己又接下去说：“是不是又想到你今天的杰作？”她在冯文淑的耳边轻轻问一句：“你作弄人就不怕别人报复？”

“我怕什么？他这个小开有什么办法报复？”冯文淑不以为然地答道。她又自负地说：“你们都应该感谢我。没有我，今天哪有这顿饭吃！”

“你不要吹牛，我也有功劳。下次看你一个人还有什么本事再敲他一顿？”周欣不服地笑辩道。

“你不信，我们打个赌，好不好？”冯文淑兴奋地提议道，她对这件“小事”有充分的自信。周欣正要答话，忽然踩滑了脚，右脚几乎要顺着草滑下田坎去，身子晃了一下，差一点把冯文淑带得摔一跤。两个人都发出了吃惊的声音，使得前面的曾明远、李南星，后面的方群文、张利英几个人都站住了，惊讶地问：“什么事？”电筒的白光从前后射过来。王东连忙跑上前去，张皇地问：“碰伤没有？”

冯文淑和周欣的回答是一阵清脆的笑声，两个人都笑得弯下腰来。她们不说什么话。曾明远善意地摇摇头，就和李南星继续向前走了。他们还听得见姚民瑞、吴平几个人在前面大声讲话。方群文却在后面批评道：“这两个人好象捡到了金子似的，一天到晚就这么爱笑。”她的话象是说给张利英听的。张利英却象大姐姐似地替那两个小妹妹辩护道：“她们还是小孩子，让她们多笑笑，多快乐罢。只是她们爱作弄人，这个脾气不好。”温和的笑容又浮上了她的秀丽的瓜子脸。

“不过象王东这种人也该受点作弄，我倒赞成。”方群文说，她想到刚才在镇上的情形，嘴角也浮起满意的微笑。她觉得这句话还不够，又加上两句：“我就讨厌这种恶形恶状的人。你还能够听他讲许多话，我在旁边都听得作呕了。”

张利英不以为然地笑了笑，然后解释道：“你们几个人都是一种脾气：讨厌一个人，就觉得他简直是天地间最坏的人；称赞一个人，就把他说得好得不得了。其实王东也是一个普通的人。说讨厌是有点讨厌的，我也看不惯他有些举动。不过你们对他也有点过火。他并不是坏人。”

方群文听不进这几句话，她觉得张利英故意在替王东辩护，不大高兴地接下去说：“我对他还算是很客气的！前天在工作批评会议上我本来打算把他好好地指摘一通，后来临时发了恻隐心，就忍住了。谁教他对女同志总是这种态度？好象他一辈子就连母亲、姐姐也没有见过似的。”她说到这里，忽然抬起头望前面，她手里捏着的电筒的白光也跟着射过去。冯文淑和周欣的影子靠在一起，膀子挽着膀子，摇晃地走着。在她们旁边，落后一步的光景，就是王东的短小身子。王东用电筒给她们照路，却不知道她们谈到什么事情。她们笑，他也笑。方群文皱皱眉头嫌厌地说：“你听，他又缠着文淑她们了。他这种人抗战不抗战是没有关系的。我敢说，如果没有女同志，他恐怕早走了。别人是抗战第一，他是恋爱第一。”

张利英停了一下才含笑地劝道；“你这句话未免刻毒一点，看人也不要太苛刻了。他放下小老板不做，出来参加抗战工作，也算难得。这里又没有人跟他讲恋爱。你何必管他这些。我看慢慢过下去，他也许会变好一点。”

方群文摇摇头，接着说：“你是个好人，你看什么都是好的。”她加重语气再说一句：“我就不这样想。”

“其实你的办法也可以说是自寻烦恼，”张利英温和地、劝解似地说。

“但是严肃认真……这是工作的第一条件，”方群文坚决地说。

这时象回答似地在前面响起了歌声：

游击战……游击战

敌人的飞机大炮一齐来……

咱们自有游击战……

这是流水似的清澈的少女的声音。它们以极大的速度渗透了夜的空气，闷热似乎全被洗去了。这柔软的声音又象一阵微风拂去了张利英心上的尘土。她感到一阵清凉，一阵爽快。她便带着自信地回答方群文道：“可是你忘记了这里都是些年轻人。年轻人不大肯受形式的拘束。”

“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形式主义者，”方群文觉得张利英把她的话解释错了，连忙分辩道。“不过有不对的地方就应该纠正。”

张利英没有答话，她的注意力被歌声拉去了，这时响在她耳边的不单是冯文淑、周欣她们的声音，这是许多人的合唱，各色各样的音响汇合在一起，成了一股灿烂的彩色瀑布。它还是沸腾着的，冒着气的，向这个地方倾泻下来，立刻迅速地往四处散开去。似乎全个地方都被淹没了。水还在流，在激荡。她自己也受了这个力量的鼓动，不觉轻轻地跟着有力的年轻的声音哼起来。

“其实平心而论，我参加过的几个团体中，这个还是我最满意的，”方群文看见张利英不响，便提高声音补充似地再说一句。

张利英微笑了，这句话是听清楚了的。她诚恳地说：“我出来就只参加过这一个团体。我也知道自己能力薄弱，不过我愿意贡献自己的小小力量做点事情。在这里我过得还好，我觉得大家对我都还不错。”

方群文不作声了。张利英的话，张利英的谦逊的态度，使她感到一点惭愧。她忽然想起了一年来的经历：走了好几个地方，做过好几样不同的事情，现在离开她那单调平板的小学教师的生活的确太远了，但是她有过什么看得见的成绩？她有什么胜过别人的地方？张利英的无心的话使她感到了一点烦恼。她用电筒照路，她用力按着电钮，雪亮的白光在她的眼前闪了一下，以后就留下一片黑。她再按，仍然没有光，灯泡坏了。她叹了一口气。

先前那股彩色水流，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全浸润在土地里，消失了。没有歌声，只有含糊的余音在两个人的耳边回响。张利英听见方群文的叹气，才觉得眼前突然暗起来。她不知道这个同伴叹息的原因，便关心地问道：

“你还在等嘉兴的信么？”

方群文摇一下头，短短地答道：“我也不等了。有没有信都是一样。”停了片刻她又说：“现在想也是空的。有什么用？一切全变了。”

“正是这个道理，”张利英同情地说，只有她知道方群文的事。在嘉兴城里住着方群文的丈夫，那是一个中学教员。他们结婚两年多，感情淡得很。女的在夫家处得也不好，后来便到上海当小学教员。男的患肺病在家闲住，“八·一三”以后就断了音信。女的经过汉口，曾经从一个同乡朋友的口中，知道丈夫住家的那条街被炸弹毁成了一堆瓦砾。此后各处探听，再也得不到一点关于那一家人的信息。她后来写信去问，也等于石沉大海。女的有一次告诉朋友（就是张利英），她并不悲惜那个人的死，不过她愿意确定地知道他的存亡，好使自己的心安定。

“我只愿意能够忘记，我想我会慢慢忘记的。不过现在我偶尔还会想到，”方群文痛苦地小声说。

“其实象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张利英感动地说。她失悔不该提起这件事，她还要说话，但是一个声音打岔了她。方群文一把抓住她的膀子，这个同伴手里的电筒落在地上了。她关心地叮嘱一句：“当心点，慢慢走罢。”她这一阵就因为没有亮，谨慎地下着脚步，现在便停住俯下头去帮忙方群文把电筒拾起来。

路在转弯，她们已经走上了山坡。远处有几道闪光，同志们已经走远了，只有她们留在后面。阴暗中显着朦胧的灰白色的路，象蚯蚓似地在坡上爬着。阴影一般的矮树的背景上，嵌着银灯似的几点飘动的萤光。天空相当亮，星星更明亮。在这两个女子的眼里，带柄的斗形的北斗七星是熟识的星星。它们在天上一闪一闪的，好象眨着眼睛在给她们指路。

“我们只顾讲话，不知不觉就落后了，”张利英说。

“想不到偏偏我的手电又坏了，”方群文懊恼地说。

“还好，今天晚上还看得见。慢慢走不要紧，”张利英安慰她的同伴说。“不过我们落后了。晚上还有好些工作，又要害得大家等我们。”她想到这个，有一点歉意。

“其实路也不太远，”方群文刚刚说了这一句，忽然惊讶地指着前面道：“怎么那里还有亮？难道还有人在那里。”她的确看见白光在黑影后面一亮，但是她留神再看，亮光又没有了。

“不会有的。他们恐怕到家了。一定是你看错了，”张利英说。但是她仿佛也看见了一线亮光。

“你看，又有亮，说不定还有人落后的，”方群文欣慰地说。

“是的，还有脚步声，好象有人来了，”张利英觉得奇怪地说。

再转一个小弯，忽然响起一个亲密的叫声：“姐姐！”接着又有一个声音唤：“方群文！”都是少女的清脆的声音。

两个人同时高兴地答应了。她们知道是谁在唤她们。

唤声向着她们跑过来，亮光向着她们跑过来，两个活泼的跳动的影子向着她们跑过来。两个少女一下子扑到了她们的身上。

“姐姐，我还以为你们迷路了，”冯文淑象一个快乐的小女孩拉着张利英的膀子撒娇说。她和周欣都高兴叫张利英做“姐姐”，因为比她们年长的张利英是和她们一起在上海工作过的同志。周欣这时在跟方群文讲话。

“就只有你们两个！”冯文淑和周欣的回来使张利英很感动，她惊喜地说了一句。

“我看见你们两个没有了，特地赶回来接你们的。怎么你们不用手电照？我正在着急，不晓得你们走到哪里去了，”冯文淑兴高采烈地拉着张利英的膀子只顾讲话。

“我的手电坏了，”方群文不等张利英开口，便接下去说。她又问一句：“怎么王东没有缠你们了？”

“我叫他在那边等我们，不准他跟来。这还是他的手电，”冯文淑说，她把电筒一扬，不觉得意地笑起来。

“幸好只有一条路，不然你们走另一条路回去了，会让他等一晚上的，”方群文忽然起了一个念头，便老实地说了出来。

“你想他会等一晚上吗？我看他不会这样忠实，”周欣说，她也感到兴趣地笑了。

“我看他会的，只要我们叫他这样做，”冯文淑觉得有把握地说；“他就是这个毛病。你说句笑话，他也会当作真的。”

周欣又笑起来。方群文的嘴里也吐出了没有牵挂的笑声。张利英忍住笑捏捏冯文淑的手，责备地说：“你们小孩子嘴总是这样。我要是王东，我就赌气不理你们。”

“那么我下次不作弄他了，姐姐，好不好？”冯文淑象一个被溺爱的孩子似地把嘴快要挨到张利英的面颊，亲热地说。

“你这张嘴就靠不住，哪个相信你？”张利英故意摇摇头说；“要是有一天你也给别人作弄了，我才不给你帮忙。”

“我不怕，没有人作弄我！”冯文淑昂起头骄傲地说。她掉头看看周欣，听见那个同伴发出带讽刺味的笑声，她又往下说：“除非是周欣，但是我相信周欣不会的。”

“你看，她在拍我的马屁了，”周欣在那边得意地对方群文说。

冯文淑听见周欣的话，不直接回答，却继续着先前的话再说一句：“因为她也怕我作弄她。”自己嗤的一声先笑了。

“哪个怕你？”周欣笑骂道。她放下方群文的膀子，走到冯文淑面前，撅着嘴，挑战地说：“你再要信口胡说，我就把你推下坡去。”

“现在是内战了，”方群文带笑地在旁边批评道。

“周欣，我们还是和解罢，我不跟你闹，”冯文淑噗嗤笑道。

周欣还未答话，她也在笑。方群文忽然瞥见前面孤坟边松树下立着一个黑影，象是一个人站在那里。但是影子不动，也不响。她指着那个地方惊讶地说：

“你们看那是什么？好象是一个人。”

冯文淑马上把电光射过去，叫了一声：“王东！”没有回答。她自语道：“一定是他，”便向前跑两三步，接着她再唤两声那个人的名字。

王东发出了应声。他过来对冯文淑笑道：“冯同志，你们都回来了。”

“你为什么跟到这里来？我不是叫你在那边等我们吗？”冯文淑大声责备道。

“我等了很久，你们都没有回来，我才过来接你们，”王东带笑地答道。

“那么你怎么不走过来，也不响一声？我叫你，你也不答应！你是不是存心来吓我们？”冯文淑不肯放松地追问他。

“我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王东辩解道。

“假话。文淑，他完全在扯谎！”周欣插嘴说。

“我在做诗，”王东老实地答道。其实冯文淑的叫声他是听见了的，诗把他耽误了。

“你还在做诗？”冯文淑疑惑地问一句，她笑了。笑的不止她一个，周欣和方群文也同时笑起来。不过方群文只抿嘴笑了两声，周欣却畅快地笑了。

“我刚刚走到坟边，忽然想起了两句诗，我就站住想下去，我怕过一下灵感就飞走了，”王东听见笑声，脸上略略发红，直率地解释道。

“你写什么？是不是《夜的孤坟》？”冯文淑挖苦地问道。张利英在旁边扯她的袖子，低声说：“不要再讲了。”

“不，我的题目是《战士的死》。开头两行是‘紧紧地捏住手里的枪，一个无名的士兵倒下了。’……”王东正经地答道。

“以后呢？”周欣抢着问道，她极力忍住快要冲出口来的笑声。

以后……我只想起中间的两句：

一张最后的脸，一个最后的梦，他闭上了燃烧的眼睛。

“其余的还没有想好，就给冯同志打岔了，”他带着惋惜的语调说。

“想不到我们王东同志还是一位诗人，真是佩服得很，”冯文淑故意称赞道。

张利英不愿意冯文淑她们再跟王东开玩笑，便插嘴说：“文淑，不要再讲了。人家在等我们。我们回去罢。”她说完抬起头，才注意到碉堡的黑影就威压地立在坡上。灰黄的亮光从“枪眼”里射出来，好象是母亲的衰老眼睛在呼唤她们。

年轻的声音伴着强的电光迎着她们跑下来。那些声音亲密地呼唤着几个名字。是吴平同着姚民瑞、民锋兄弟来迎接她们了。

冯文淑拉着周欣的手跳跃似地跑过去。她们两人的快乐的笑声立刻从年轻男人的嘈杂的语声中间飞起来，而且超过它们，飞得高高的，把它们都压倒了。

“到底是她们年轻些，”方群文羡慕地说。

“这是我们的家，孩子们回到家，自然应该高兴。”张利英用柔和的声音说，她感动地迎着那两股正在等候她们的电光走上坡去。

三

在碉堡的第一层楼中，夜从“枪眼”外面偷偷地爬进来，但是又给灯烛的亮光赶走了，只留下一些顽强的影子躲在角落里。

屋子里仍然铺满被褥，不过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屋中间略略偏右的一段空地上，蓝布已经拉开，那里横放着两根白木长板凳：一根靠壁，上面放着一盏矮脚瓦油灯；另一根板凳上放了一些文件，李南星摊开纸捏着笔坐在铺上写字，他右手边一个小漱口杯翻转来驮着一支洋烛。灯光带着凄惨的灰黄色，烛光却象发寒颤似地摇晃着。燃着的洋烛不止一支，在屋角冯文淑坐在自己的铺上，用小皮箱做桌子，上面也放着一支洋烛，旁边摊开一张未写完的稿纸。她的手里捏着一管自来水笔。她这时正托着腮听杨文木讲话，一个蚊子叮上她的手，手一动它又带着嗡嗡声逃走了。她伸起左手搔了搔被咬的地方。

“你把洋烛吹灭了罢，”坐在她旁边的周欣轻轻地说。

冯文淑摇摇头，悄声答道：“就让它点着也好。我喜欢亮一点。”张利英和蔼地射过眼光来，点点头，意思是叫冯文淑不要做声。长脚蚊子又飞上冯文淑的脸，嗡嗡声停止了，冯文淑的手立刻压到脸上去。

杨文木继续讲下去。他的面容很严肃，额上的皱纹加深了，脸却因为兴奋发起红来。他的手略略舞动，使人想到他一半是为了加重语势，另一半恐怕是他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自然我们谁都没有权利责备别人。自然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就没有做事，就没有成绩。大家每天都热心地在做事，谁也不肯让自己比别人少做一点。但是我总觉得做得太慢，做得太少。只有这点小小的成绩，太小了，简直看不见。我们应该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做得多一点？做得快一点？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使全个乡，全个镇，全个城都动起来？一定是我们做得不够！我们的工作太松懈了。我们的力量太薄弱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以后我们应该加倍努力做。”

杨文木的话使得屋里的空气变成十分严肃，它们象鸡毛掸帚的拂拭，扫去了每张脸上的笑意。大家沉默不响，有的人屏住气息，有的人却沉重地呼吸，似乎有许多东西从上面压下来，又仿佛有一些东西要从他们的胸腹中吐出来，在喉管里被堵住了。大家望着杨文木的嘴和他的脸部表情。但是灯光在他的脸上涂了一些阴影。屋里只有那使人厌烦的蚊子叫声，这些小虫常常用它们的尖嘴向人的皮肤进袭，人们的手半意识地招架着，不时发出拍拍的响声。

杨文木略略停顿一下。王东受不住这种沉闷的空气，便趁着这时机插嘴说：“我看做事情并不是容易的。杨同志的话也说得过火一点。固然责备我们自己是应该的，不过我们也只能尽各人的力量，慢慢做。”他忽然望望女同志坐的一个角落，接着又说一句：“张同志，你说对不对？”

张利英的脸上浮出了温和的微笑。她大方地看看众人，便望着杨文木说：“杨同志的话自然不错。刚才王同志的话也有道理。我们力量薄弱是事实；应该加倍努力也是真话。以后我愿意跟着大家尽力做去。”

“但是王同志说慢慢做，我们还要慢到什么时候呢？敌人还会给我们多少功夫呢？”杨文木迫切地抢着说，他开始搓着那两只粗大的手。

“这个我们不知道，不过我相信敌人今年打不过来，”王东觉得理直气壮地说。他勇敢地伸起手，打死了掌心上的一个蚊子。

“你知道！你又不是军事家！”姚民锋奚落地插嘴说。

“打不过来？这里离前线多远，你算过没有？”杨文木略带轻蔑地反问道。

“那你到司令长官部问去，”王东也赌气地说。他这一来把沉闷的空气打破了。冯文淑在周欣的耳边说了一句话，两个人忽然忍不住迸出了笑声。于是其他几个同志也笑起来。姚民瑞拿着拍纸簿在作“速写”。方天行在和李南星讲话。杨文木生气地往四处看，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话才好。

“请大家守秩序，不要笑……”主席曾明远高声说，他的声音和表情都很温和。

“这是认真的讨论。这是严肃的问题。请大家不要开玩笑，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脾气应该去掉才好，”杨文木不大高兴地提高声音说。他觉得肚子里装了一大堆真话，但是没有一个人想了解他。

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冯文淑的清朗的声音响了起来：“我接受杨同志的批评，我就有很多小资产阶级的脾气。我承认我的工作做得不够不过这些弱点我一时克服不了。我也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够把自己完全改造过来。”她的脸颊上现出了一对酒涡，眼睛是明亮的。人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只觉得她充满着青春的精力。

方群文咳了一声嗽，接着说：“杨同志责备大家不努力，我也接受这个批评。不过最好由杨同志给我们提出一个具体办法，让我们大家来认真地讨论。我这个建议不知道对不对？”

“我也是这个意思，”冯文淑抢着说了，她好象害怕别人不给她说话的机会似的。

“这个……”杨文木迟疑了一下；“我目前也没有具体方案。还是请大家仔细讨论，”他终于坦白地说了出来。后来他又补一句：“我只觉得我们做得不够。”

角落里有人发出一声低笑，但是没有人注意。男同志中也有几个人做出要笑的怪脸。

“真是太慢了，你们都不会觉得，”杨文木激动地搓着手接下去说：“我总是这样想，我们不能什么事都依赖长官部，也要靠自己，也得有自己的打算。而且我们做得太慢，的确做得太慢。譬如访问农家，譬如演戏……效果慢得很。我常常，我每天都听见那个声音：‘等到什么时候呢？’我又听见那样的声音：‘你们做得太慢。’七年了，我还回答不出一句话。我们做，总是做得太慢，我们刚刚动手做，别人就来了。你们不晓得，你们没有听见那样的声音。那真是折磨人。的确我们做得太慢。”杨文木的脸上起了一阵痛苦的拘挛，他在扭自己的手指，他似乎极力想使别人了解他的话，但是他反而不能把话说得明白。不过同志们现在开始了解他的心情了。他并没有说假话，的确是那种声音在折磨他。他们知道又是那个沦陷的土地上的回忆抓住他了。他不喜欢对人谈起他的过去。每当同志们披肝沥胆似地报告自己身世的时候，他总是沉默着，让自己关在寂寞惨痛的思想里。人们从他的脸部表情，可以猜出他有一种难言的悲痛，他们不愿意触动他的创伤，便让他静静地坐在一边，或者用别的话驱散他脸上的阴影。这时他一定又想起那同样的事情了。他们用同情的眼光看他。他们想安慰他，但是他们中间多数人自己都有一些惨痛的记忆，也都留下一个不能忘记的家在被蹂躏的土地上。

冯文淑把洋烛吹灭，连忙掉过头，轻轻地对周欣说：“我不要看他。”她用力咬自己的嘴唇。她紧紧地捏住周欣的手。

周欣明白冯文淑的话，她的眼光还在皮箱上摊开的稿纸上面扫了一下，那是冯文淑给母亲写的信。她自己心里也很难过，她想起了慈祥的母亲和天真的妹妹。将近四个月没有信来了。蚊子又飞上她的脸，她也不去赶它。冯文淑却伸手轻轻地一下打死了那小虫。

吴平和姚民锋都挽起袖子在左膀上搔痒，张利英拿右手在自己的脸前慢慢地挥动，似乎在驱逐蚊子。曾明远皱着眉头，用力在前额搔了几下。他用同情的声音对杨文木说：

“杨同志，你太激动了。你歇一会儿罢。我们和你有一样的感觉。不过这也不是我们几个人的事情。要使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国动起来，总得花点功夫。而且说一句实话，我们大家对这工作从来就没有什么经验，我们差不多都是从大城市来的，而且大家都是拚着这一腔热血，来为这个民族解放的神圣战争服务，能做到多少就做多少。总之尽力到力尽为止。”

“不过我们应当鞭策自己，应当有长远的计划，应当希望做得更多些，更具体些，更实在些，不应当放松自己，”杨文木仍然烦躁不安地说，他的激动渐渐地静下去了。曾明远的话在他的心上也产生了一点影响。

“这就是我们常常开工作批评会的用意，”李南星接下去说，他摇摇他那张安放在长颈上的瘦长脸。一个蚊子很快地飞到他的没有衣领保护的颈项上（他的领扣解开了）贴住了。他随意伸手一抓，没有抓到蚊子，他的手便留在那里搔发痒的皮肤。

“不过我觉得我们的批评会开得不够认真。大家互相批评的程度也不够。每次开会讲话总是客客气气的。我看大概有些同志把‘批评’误当作‘攻击’解释了，所以不肯多讲话，怕得罪人，”方群文忽然正正经经地说出这一番话，她略略停顿一下，眼光往高处射，就象在看屋顶，别人不知道她心里藏着什么意思。

“我并不是怕得罪人。我觉得我们的同志都不错。大家都差不多，也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地方，”冯文淑带笑地说，声音清脆得就象鸟叫，她的眼泪已经干了。

“我赞成冯同志的意见，我们大家处得很好，譬如我对同志们就没有不满的地方。”张利英望望冯文淑，温和地笑了。

“冯同志和张同志都没有把我的话听明白。我对同志们并没有恶感……”方群文仍然带着严肃的表情说，她也笑了笑，不过她的笑容里并没有笑意。

“那么你们三位的意思就是一样了，”王东笑着插嘴说，他显然是怀着讨好冯文淑她们的用意来讲话的，一方面他也想借此打断方群文的话头。

王东的话似乎触怒了方群文，她嘴一动，哼出一声带轻蔑味的冷笑。但是她并不理睬王东，却继续对张利英说话，她望着张利英的温和的面颜，便收敛了轻蔑的表情：“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工作跟感情分开来讲。这是两件事情，不能混在一起的。没有认真的批评就没有进步。敷衍的恭维是没有好处的。我希望大家最好坦白地讲话。被批评的同志也不要认为这是人身攻击，就对发言的人暗地里怀恨……”

众人注意地望着她的脸和嘴唇，知道她要说的不是寻常的话。冯文淑好奇地悄悄问周欣：“她在讲谁？”周欣忽然轻轻一笑，低声答道：“该不是说王东？”但是这个少女又把笑容收藏起来，脸上浮起疑惑的表情。

“譬如我们的同志中间，就不能说没有人对工作不热心，”方群文从容地接下去说；“其实不大热心的人是有的，不过大家都抱着原谅宽容的态度，不肯指摘别人的缺点，好象害怕说出来会伤害同志的感情。我觉得这种态度不大好。”

“空话，她为什么不直接说出她的意思？”冯文淑听得有点不耐烦了，她略略摇着头在周欣的耳边轻轻地说。周欣抓起冯文淑的手，低声答一句：“你等等罢。”她侧过头对冯文淑做了一个可笑的怪脸。

“譬如王东同志，”方群文把头略略放低，伸起手把眼镜架子稍微移动一下，“王东”这两个字是用清朗的声音吐出来的，她说出这个名字以后，便抬起头把威严的眼光射到王东的脸上去，王东的脸马上红起来，他茫然望着方群文，不知道她心里有什么主意。

方群文咳一声嗽，又接下去说：“他做工作不热心，总带着敷衍的样子。”

“不……我……并不……”王东红着脸结结巴巴地插嘴辩道，一面还用手赶面前的蚊子。

方群文不理他，只顾说自己的话，她的声音比王东的响亮。她又说：“还有王东同志对女同志的态度也不大好。我们应该排除浪漫的习气，应该认真工作。”她让一个蚊子叮在她的左额角上。

冯文淑忍不住轻轻地笑出一声。她连忙用手掩住嘴，她感到兴趣地望着王东。王东一脸通红，头抬起来又埋下去，嘴不住地动着，却说不出一句完全的话。方群文的声音把他的心搅乱了。

“王东同志太多小资产阶级的脾气，他的工作太不够紧张，”杨文木板起面孔说。

“不是小资产阶级脾气，是小开脾气。他老是缠着女同志，不管你有事没事，常常跑来跟你讲闲话，耽误你的工作，”周欣似乎看准了攻击的机会连忙接口说。冯文淑轻轻地拧了她一下。

王东又气又窘，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声音不清楚地辩道：“我不是这样……”

李南星不让王东说完，便抬起头抢先说下去：“我同意周欣同志的话，王东同志见着女同志就有说有笑；跟男同志在一起，连话也不肯多说。譬如今天到镇上找私塾先生谈话，他一路上板起面孔，到了那里也不肯多讲几句话。”

“不错，前天在小蓬莱他一个人的话最多，”姚民瑞插嘴道。

“前天是我请客，”王东没有技巧地分辩道，却不想这句话反倒引起人们更多的不满，他又加上一句：“还是你们大家要我请的。”

冯文淑噗嗤笑起来，周欣也笑了。男同志中间笑出声来的人是吴平和姚民瑞、民锋弟兄。方群文和杨文木却依旧沉着脸不出声。

“我说的是真话，大家笑什么？前天吃饭大家都是有说有笑的，为什么单单怪我一个人？”王东气恼地说，但是脸上还现出那种可怜的窘相。他不住地摇摆着头，好象在躲避蚊子。

“还有今天你没有得到张利英的许可，就拿她的揩面毛巾去用，这对不对？”周欣提出来说。

“这是我拿错了的，我已经对张同志道过歉了，”王东回答道。

“拿错了？”冯文淑不信地念着这三个字，她又笑了；周欣笑起来，把身子靠在冯文淑的身上。房里好几个人笑着。张利英依旧带着温和的微笑。

笑象传染病似地抓住了房里大部分的人。大家没有顾虑地笑着。冯文淑接连拍着周欣的膀子。周欣有时也敲一下冯文淑的头。曾明远在咬自己的嘴唇。吴平对着姚家弟兄做怪脸。姚民瑞又拿出拍纸簿在画什么景象。

王东茫然望着众人，他的眼光似乎在问：“有什么好笑的？”

“大家都不要笑了，请遵守秩序，”曾明远提高声音说；“各位同志对王东同志还有什么话讲？要是没有讲的，那么就让王东同志来答复。”

“还有王东同志经济不公开，有钱总要瞒着别人，”吴平举起手说。

“既是共同生活，经济就应该公开，况且我们又不会抢他的钱，”姚民锋补充地说。

“大家批评得够了，还是让王同志来答复罢，”张利英不忍见王东的滑稽的可怜相，便好意地发言替他解围。

“我……没有……什么话讲，”王东象受了欺负的软弱孩子似的，过了片刻才结结巴巴地吐出一句类似赌气的话。

做主席的曾明远微微一笑，他用温和的声音对王东解释道：“王东同志，你不要误会大家的意思，这是好意的批评，而且是为了以后的工作。要有批评，才有进步，这不是大家常说的话吗？说得对可以照改，说得不对尽可自由回答辩驳。”

王东埋下头，端坐着，等到曾明远闭了嘴，他才慢慢地抬起脸，望了望眼前几个人，象受了责罚后的小孩子似地说：“我明白……我慢慢地改就是了。”他又把头深深地埋下，垂在胸前，仿佛不愿意让别人看见他脸上的表情。

这样的答语和动作都是众人没有料到的。但是它们却使得最爱笑的嘴也闭上了。接着是一阵静寂。房间里只有蚊子的叫声和人们的咳嗽。

“一个人有缺点，只要能改，就没有问题。我对于王东同志勇于改过的精神表示钦佩，”曾明远作为结论似地、对王东温和地说了上面的话。然后他侧过脸望望方群文和张利英，又看看李南星等人，说：“我们还是讨论别的事情罢。”

在碉堡外面，夜正在进行，逐渐加浓的黑影又爬进房里来。灯光一摇一晃的，似乎受不住黑夜的压迫。蚊子迷路似地在众人的头上乱飞。房里渐渐地阴暗起来。只有李南星旁边那支洋烛，还鼓起勇气在挣扎。

“刚才我们讨论的加强工作的方案，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总觉得我们非立刻决定不可……”杨文木的充满忧郁和焦虑的声音又响起来。

冯文淑把皮箱从膝上拿开，皱着眉头站起来，走到一个“枪眼”旁边，她无心地把眼睛放在“枪眼”上看外面的黑夜，一股凉气扑上脸来，她舒畅地嘘了一口气。她害怕多听杨文木的声音。

外面是无边的黑暗和静寂，仿佛横在她下面的是一片大海。她听见杨文木还在说话，又听见有人在唤“文淑”，那是张利英和周欣的声音。她头也不回，就答应一句：“我站站，就回来。”她的眼睛仍然望着“枪眼”外面。她渐渐地能够分辨夜的颜色了。山影和树影都成了夜的装饰，在一两处带了点灰白色发亮的应该是山中的溪流。她觉得眼前银光四射，原来在路边，在林畔，在溪旁，一亮一暗的，闪烁着星点似的萤光。现在正是那些小生物活动的时候，它们带着它们的神奇的亮光，逍遥自在地四处飞舞，仿佛想用那无数的小光点照出一个白昼来。

“可爱的小东西，”她忽然高兴地小声赞道。她觉得身子轻快了许多。她想：“它们多么有趣，自己带着光明到处飞。”她不自觉地动了动两只手，她又想：“我也要飞的。”以后她又为这个念头轻轻地失声笑了。

她的这种心情是别的同志所不知道的。他们没有注意她。大家又开始了辩论。她听见李南星、方群文、方天行、杨文木抢着在讲话，仍旧是在讨论加强工作的问题。她又皱皱眉头，小声地讲了一句：“怎么还有这么多的话？”她掉过头去看他们。

“快过来，”周欣微微笑着，对她招手。

她点点头，她的眼光无意地落到皮箱上那张信纸上面。她忽然想道：“妈妈现在不晓得在做什么？她会想到我这时的情形吗？”这样一想她又有点不高兴了。她走回去，把信纸检起揣在怀里。她心里仍然不舒服，虽然坐在那里，别人的讨论她也听不进去。

“你在想什么？怎么突然又不高兴了？”周欣关心地小声问道。

她茫然摇摇头。

“你瞒不过我，我知道你一定有什么事情，”周欣捏紧她的手，亲切地问道。

“我要高兴，我不再想那些事情，”冯文淑忽然警觉似地对自己说。她下了决心要管住自己。她回答周欣道，“没有什么。”她勉强笑了笑。

“明天早晨还要排戏，你台词是不是念熟了？”周欣用疑惑的眼光看看冯文淑，顺口问道。

“他们老是讲不完地在讨论，”冯文淑略带烦厌地说。她搔了搔右边鬓角，然后回答周欣：“还差一点。”

“就是杨文木老爱说他那套话。这也难怪他，他的环境跟我们的不同。他一家人都在那边，”周欣悄悄地说；“我就怕看他那条刀伤，他不高兴的时候，伤口显得特别深，好象是才没多久砍伤的。”冯文淑轻轻地触着周欣的膀子，但是周欣还往下说：“我今天晚上还要写壁报。”

“我还要写信，给妈妈的信今天也应该写完了，”冯文淑说。她忽然打了一个呵欠，连忙把口掩住，她自己也有点奇怪：怎么睡意一下子就来抓住她了？她用手挥开在她面前徘徊飞舞的蚊子。

“我的信还没有写……”周欣说，这只是半句话，以后的被人打断了。

“不要讲话，”方群文侧过头来干涉道。那张女修士一样的脸上没有一丝笑意。

“这是全体同志工作的问题，希望大家特别注意，”杨文木严肃地接口说，他用愁烦的眼光看这两个年轻的女同志。他的话把众人的眼光都引到这里来。冯文淑和周欣的脸上都泛起红色，文淑略略把嘴一撅，却并不说什么。她发觉王东的眼光停留在她的脸上，她生气地回看他一眼，王东立刻把眼光收了回去。

周欣咬了咬嘴唇。她忽然扬起声音望着曾明远说：“主席，我今天晚上还有工作，我还要写壁报，明天早晨就要贴出去。”

“我们就快讨论完了，”曾明远答道。他马上又改变主意说：“周欣同志，你可以一方面做你的工作，一方面参加讨论。”

“但是这里怎么好写字？你白天就应该写完的，”冯文淑看看周欣身边一个小皮箱，抱怨地说。

“那么，请主席答应我现在告假。我到楼上写去，”周欣从容地对曾明远说，好象她对这事情很有把握似的。

曾明远看看众人，大家都没有异议，他便答应了周欣的要求。这个少女提着小皮箱，拿着这时刚点燃的洋烛，刚要动步，冯文淑低声问她一句：“要不要我帮忙？”

“你等一下来罢，”周欣答应道，便对冯文淑做了一个怪脸（这是冯文淑看惯了的），然后高高兴兴地往第二层楼上去了。

“我们应该发动一次真正大规模的宣传，”杨文木的声音突然兴奋地响起来。这不象是在讲话，倒象是在喊口号。“我们要早早地把民众组织起来，作游击战的准备。否则我们老是跟着军队退来退去，永远生不了根。”

热烈的谈话搅动了房里的沉闷空气。黯淡了的题目又带着新的闪光亮起来。那些略微疲倦的心仿佛得到了一服兴奋剂。吴平欣喜地叫出来：

“我要做游击队！我要做游击队！”

“游击队”三个字在冯文淑的眼前绘出了一幅美丽的、完全理想化的图画。她好象感觉到一股力量在身体内震动，便愉快地昂起头来。

四

上午，阳光把碉堡里照得相当亮。第二层楼中，正进行着排戏的工作。房间是空阔的，没有家具，除了一张旧桌子和一根板凳。一个角落里堆着一些作为道具的小东西。

曾明远担任导演的职务，手里拿了一本小书在对冯文淑讲话。冯文淑一面点头，一面匆忙地答应着，她似乎完全明自曾明远的意思，不愿意听他再往下讲。她的注意力被一个故事和一个人的遭遇吸引去了。现在她应该把这个人的遭遇表演出来。

这是第三次，她为这个戏已经花了两天的功夫。现在那个不幸的少女对她不再是陌生的了。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想想自己应该做的那些动作，她觉得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或者被放在另外一种境遇里面。她穿着浅蓝色旗袍和皮鞋，这装束跟她分别了一年了，这应该是那个少女的服装。秦月英，那个孤女，如今正落在日本军人的魔手里。的确，她和那个少女成了一个人。她被人拖到一个日本军官的面前。在那里她眼见着她的哥哥受到汉奸们的残酷鞭打。

杨文木扮日本军官，李南星演少女的哥哥。被蹂躏的东北土地留给那个同志的忧郁、愁苦和愤恨，如今借着兽性军人的残暴行为发泄出来了。他演得那么逼真。那刀伤使他的脸显得更加可怕。李南星呻吟着，叫号着，诅咒着。他在用绝大的力量表现中国青年的不屈服的英勇精神。那是她相依为命的哥哥，一个乡村小学校长。她要跑到他的身边，但是被人拦阻了。两对眼睛互相望着。她绝望地唤着“哥哥”，她的眼泪流下来，这是真的眼泪，这是那个少女的眼泪。她觉得全身的血都冲上脸来，鼻上和额上都积着汗珠，她忘记她自己是在碉堡里面。

“好，这样好，”曾明远接连地说，频频点他的头。

做哥哥的更激烈地痛骂日本军官，而且愤慨地责斥汉奸。虽然膀子被绑得紧紧的，虽然汉奸继续挥着鞭子或者使用拳脚，但是他仍然勇敢地挣扎。只是叫声渐渐地减低了。

妹妹哭着对哥哥讲话，她也在骂他们的敌人。于是日本军官站起来，掏出枪，一下就结束了哥哥的生命。枪声没有响。李南星也没有倒下去，他却无意地把演汉奸的王东撞了一下，叫王东差一点跌在地上。冯文淑忘记了两句台词。

曾明远吩咐暂时停止，他对大家说了几句话，紧张的空气松弛了。冯文淑用手帕揩着汗珠，也揩了眼泪，她真的哭过了。她看看周欣和张利英，想在她们的脸上看出她们对她的表演的意见。周欣对她眨眨眼睛。她满意地嘘了一口气，她相信自己的表演并没有完全失败。

故事继续发展。日本军官的凶恶的、吃人的眼光盯着她——秦月英的脸，他对着她狞笑。他“格格”地笑起来。他说出侮辱的话。汉奸们谄媚地赔笑着，敌兵蠢然地赔笑着。她的怒火上升了，她说教般地责骂汉奸。台词背得很熟，感情也很真实，她真的在发泄一肚皮的悲愤，这时又好象是冯文淑在讲话，不象是那个可怜的孤女秦月英了。

故事逼近了结尾，军官把敌兵和汉奸都遣走了。只有他和她两人留在房间里。他好象一只蜘蛛得意地、贪婪地向着网内的生物走近。她被畏惧的感觉抓住了。她想逃避，但是他一下子就抱住了她。她着急地、又怕又恨地在挣扎。她逃开了。她跑，他追。又一次她快要被捉住了，却又逃开了，她看见桌上有一把手枪，是他先前打死她哥哥时放在那里的。她便跑过去把枪抓在手里，对着敌人瞄准。日本军官轻视地迎着枪口走过来，嘴里还说着侮辱的话。于是她开枪，敌人摇晃地向后退。她又开枪，敌人倒了。他并没有倒下去，却靠在壁上。

空枪还捏在手里，冯文淑放心地吐一口气，她想她把比较吃力的一段演完了。周欣赞扬地拍起掌来。王东、吴平等附和着。曾明远却走过来指出追逐的一段中两个人的地位不大对，要他们重做。

冯文淑有点扫兴，不过她并没有抱怨的心思。她揩过汗以后，又耐心地照曾明远的意思重做了两次。

曾明远点头表示满意。故事接着发展：敌兵和汉奸又进来了。仍然是那四个人。他们意外地看见一支手枪正对着他们瞄准，便马上改掉早先那种凶恶样子。他们恭敬地向她求饶。于是她说出剧本里派定她说的那一大段话。这是长篇大论的宣传。结果汉奸觉悟了，敌兵投降了。她最后又说一大段话，这是对老百姓说的，怎样抗日，怎样组织起来打击敌人，怎样准备而且从事游击战。她说得很清楚，很有力量，偶尔也漏掉一两句，让曾明远和周欣给她指出来。

最后大家同喊口号。敌兵做了俘虏，当地民众在秦月英的领导下发动了游击战。

在同志们的拍掌声中，冯文淑半羞惭地跑过去在板凳上坐下来，她谦虚地带笑嚷着：“我演得不好。你们不要笑我。”

“演得很好。明天的演出一定会成功，”张利英长姐似地夸奖道。

“曾同志，还要排一次吗？”冯文淑刚揩了汗，把手帕当做扇子摇了两摇，她故意问曾明远道。

“行了，普通宣传剧演到这样也就够了。你休息休息罢，”曾明远点头答道。

“不，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我们还要练习歌咏，”方天行着急地插嘴说。

“你们许多人，有没有我都是一样，”冯文淑接口说，她觉得热，也想休息片刻。

“不，你不能躲开。你唱得好，少了你大家兴致都差些，”周欣连忙挽留道。周欣知道冯文淑好动，爱唱歌，只要有人在旁边鼓动，哪怕她再疲倦，她也会参加练习的。

“对，冯同志一定要来，”吴平高兴地说。

“好，”冯文淑爽快地答应了。她站起来，把手帕系在腋下纽绊上。“你们不要等我，我去把衣服换过。”

“不要换，就穿这身衣服好。好久没有看见你穿旗袍了，倒很好看，我就爱看你这样打扮，”周欣半开玩笑地说。她偏着头打量冯文淑的身子。一个美丽的、苗条的女郎！她满意地笑了。

冯文淑听见周欣的赞语，脸上现出了喜色。她不自觉地望望身上的旗袍。她的确喜欢它，就象她第一次穿军服时喜欢那种和男人衣服一样的军装。她的女性的爱美心又被唤起了（其实她并没有失掉过它！）。她感到象小孩子穿上新衣服似的得意。在这里只有她一个人穿这种衣服，而且众人的眼光都集中在她的身上，仿佛都是赞美的眼光。她觉得好象只有她一个人才是女子似的。她的脸上虽然始终带着笑容，但是红晕却泛上脸来。她觉得好象还在演戏一样，动作有些不自然了。她听见张利英在跟曾明远讲话，仿佛是在谈论她，她也没有听出什么话来。她看看周欣的霎动的眼睛，便略略偏起头问一句：“你想起在上海的日子吗？”

周欣不知道冯文淑的话含得有什么意思。她的确想起上海的日子，但是这思想象一道电光很快地就过去了。她并没有感伤，她只觉得这时候喜欢看冯文淑穿这身衣服。她就回答道：“我只记得我同你在俄国菜馆统厢房里抄壁报的情形。”她的嘴包不住笑，好象这记忆是很愉快的。

“那天还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冯文淑解释地接嘴说；“我还看见你咬手指头。”冯文淑笑了。

“真不害羞，这样大的人还吃手指头！”吴平过来奚落周欣道。

“哪个跟你讲话！你这个小汉奸，”周欣笑骂道。

“我不是汉奸，我已经反正了，”吴平得意地回答；他又指着姚民瑞弟兄：“他两个还是我的俘虏！”

众人大声笑起来。只有方群文板着面孔不做声；她看见杨文木一个人先走开了，便静静地跟着他走下楼去。

“不要耽搁了，我们下去罢，现在要开始了，”方天行大声催促道。

“好，我们就下去，”吴平、姚民瑞几个人附和道。他们拥着方天行下楼去。方天行在楼梯上还回过头来嘱咐道：“冯同志，你们要来呀。”

“我就来，我就来！”冯文淑不加思索地答道。她等方天行走了，忽然侧过脸低声对周欣说：“方群文今天好象很不高兴，板起面孔，一句话也不说。她有什么事情？”

“我也不知道，”周欣摇摇头答道。她马上想起了一件事情，便加一句：“昨天她接过一封信，不晓得信上说些什么话。”

“你没有问她？”冯文淑说。

“你知道她的古怪脾气。她不高兴的时候，你问她，她一个字也不说，”周欣答道。

张利英刚刚跟曾明远讲完话，走了过来，听见她们的问答，便插嘴说了一句：“她昨天刚知道一件不幸的事情。”

“什么事？什么事？你告诉我，”那两个年轻女子齐声问道。

“她的家完了，”张利英叹息地答道，她觉得心里很不好过。

“她家里还有什么人？”两个人又是差不多齐声发问。

“真是好奇的女孩子！这样的故事不是到处都有吗？你们还要多问！”张利英责备似地说。

“不是，我们是同情她，”冯文淑马上接嘴说，她不肯让周欣先开口。

张利英温和地看了冯文淑一眼，用了叹息的声音说：“其实完了倒好，也省得牵挂，现在究竟确定了。”她想起了方群文告诉她的话，又象长姐那样地说：“你们是不会了解的。”

“我们去，我们快去安慰她！”冯文淑并没有了解张利英的意思，她只觉得自己的同情心越来越强，她再也忍不住，便拉着周欣的手说。两个人匆匆地走下去了。

她们用快步子走下楼梯，冯文淑觉得旗袍的下幅有点妨碍她的腿，便抱怨道：

“这种讨厌的衣服，下回我一定不穿它。”

张利英望着她们的背影，曾明远羡慕似地称赞了一句：“到底是她们年轻些。”他脸上浮出了微笑。

下面，碉堡门前摊开一片阳光。视野突然开阔了。草香、土香跟着新鲜的微风来迎接她们。两个人好象被风吹落似地跳到地上了。

方天行和几个同志正拿着抗战歌谱随意哼着。他看见她们出来，高兴地说：“我们在等你们。”

冯文淑答道：“你们先唱罢。让我们歇一会儿。”她用眼光找寻方群文。那个同伴孤独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脸向着山下，似乎在眺望山坳中那一带枫林。杨文木也独自沉思地踱来踱去。她觉得奇怪。不过她也不去管杨文木，就一直向着方群文走去。

冯文淑到了方群文的身边，周欣也跟着到了。方群文连头也不掉过来，好象不知道她们走近了一样。在那边方天行领着众人开始了抗战歌曲的合唱，冯文淑想：也许是歌声把脚步声掩盖了。她正要开口唤方群文，就听见了周欣的声音：“方群文同志。”周欣提高声音再唤了一次。

方群文吃惊地突然掉过脸来。她含糊地答应一声：“嗯。”脸色很阴沉，好象永远不曾受到阳光照耀似的。眼神也显得无力，但是它们似乎隐藏了许多东西。眼睛是干燥的。她们现在才觉得她在一天的功夫就瘦了许多。

冯文淑下楼时觉得有许多话要对方群文说，这时却被一个简单的“嗯”字窘住了。一个“我”字在她的喉管里梗住，她不知道要怎样才可以表达出她的感情。她侧过脸看周欣，周欣也正掉头来看她。周欣的眼光在问：“说什么？”冯文淑用眼睛回答：“你先说。”

“你们不去唱歌？”还是方群文先开口，她干巴巴地问道。

周欣觉得有话说了，便答道：“我们听说你得到不好的消息，是那件不幸的事情……”

方群文连忙打断周欣的话，她冷冷地说：“已经过去了。”她好象不愿意别人在她面前提起那件事情似的。

“我们怕你心里难过。你今天一句话也不说。其实大家都……”冯文淑连忙接下去说，她觉得喉管突然畅通了。但是她刚刚说到“都”字，方群文又把她的嘴堵住了。

“我也晓得，”方群文冷冷地说，声音不高，但很清晰，她频频地点着头。“我感谢你们的好意。”她勉强地笑了笑，这笑容也是冷冷的。“是张利英告诉你们的吗？”她突然问道，但是不等她们回答，她自己又说：“她知道我的事情。”

“我看你今天精神很不好，你应该保重身体，”冯文淑感动地说。

“方群文同志，事情完了，伤心也没有用。你就忘了它罢，”周欣劝道。

“我并不伤心。既然得到了确实消息，我的心倒也安定了，”方群文低声答道；“我好象做了一场大梦，现在醒过来了，可是我也说不出做的是怎样的梦。我也说不出为什么要难过……”

“冯同志，冯文淑同志！周欣同志！”方天行和吴平、王东几个人在后面唤她们。两个人都朝那边看了看，顺口答应着：“就来。”但是她们还在注意地听方群文讲话。

“其实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会慢慢忘记的，”方群文用同样近乎悒郁的语调接着说；她听见那边又在叫她们，便对她们说：“你们快去，免得别的同志老等。”

“那么你也去，”冯文淑友爱地拉起方群文的手说。周欣在旁边附和道：“你跟我们一起过去。”

她们的举动在方群文看来是意外的，倒把她感动了。她望着这两个年轻的同伴，眼睛渐渐地亮起来，脸上的阴影也开始在消失。她的嘴唇一动，她想笑，干燥的眼睛忽然润湿了，她控制不住，让几句感情的话不经过她的思考，直接吐了出来：“还是你们好。你们比我大量。我总是想着个人的事，我被那些事磨得够苦了。”泪珠开始滴下来，方群文连忙把头掉开。

方群文的眼泪是不容易见到的，现在跟着诚恳的自白落在她们的眼前，把这两个少女的心搅乱了。冯文淑觉得自己心里激荡得厉害，不知道讲什么话好，不敢再开口，只是紧紧地握着方群文的那只手。

“你们在讲些什么？”张利英的温和的声音解围似地在冯文淑的背后响起来。仍然是那个平静的善良的面颜。她知道她们在谈什么事，而且她听见了方群文的话，现在她故意发问来打岔她们。

“没有什么，”方群文答道，她用手帕在揩眼睛。她不把脸掉向张利英，却补充地加一句：“她们拉我去练习歌咏。”她的左手还被捏在冯文淑的手里。

“那么我们就去罢，”张利英催促道。

方群文回过头来，看看她，提醒地说：“你们忘记了我是左嗓？”

“不要紧，我们快走，他们又在催了，”周欣答道，她还对冯文淑眨眨眼睛。冯文淑和她两人便把方群文拥着走到方天行的面前。

“真难请，架子好大……”姚民锋看见冯文淑她们过来，便嘲笑道。

“人家有事情，”冯文淑顺口答道。

“什么事？有秘密话改天说不是一样吗？”姚民瑞接口说，他只顾望着她笑。

“我不跟你说。为什么你们大家今天老是望着我？难道还不认识我吗？”冯文淑昂起头带笑地问道。

“我要给你画张像。你今天特别漂亮，”姚民瑞摸出拍纸簿来说。

“这样才象一位小姐，”王东忍不住羡慕地接上一句，但是他马上又想起那个晚上她们对他的批评，连忙闭了嘴，埋下头来。

“我不许你画！”冯文淑撅着嘴说，她的脸马上红起来，她有点害羞了，不过她的表情还是很愉快的。

“不要再讲空话，现在人齐了，我们再来开始罢，”方天行挥动着指挥棒，大声对众人说。

众人果然静下来，方天行又说：“我们唱第一支歌，《我们是中国的老百姓》。请大家站拢一点。”

没有舞台，也没有指挥台，只有碉堡前面的这块平地。众人背朝着碉堡站成一排，面向着在阳光下闪烁的重叠的山峰。

空气似乎静止了，苍蝇的叫声显得特别响亮，众人都很兴奋，仿佛一股力量等着要从他们的胸膛里奔出来。

“预备——‘我’——”方天行开始大声说，跟随着他的指挥棒的舞动，大合唱响起来了：

我们是爱自由和平的人民，我们是中国的老百姓……

“听，飞机！”吴平忽然警觉地叫起来。

众人立刻闭上嘴侧耳一听，果然是飞机的马达在响。所有的脸都仰望着天空。

明亮的蓝天使人眼花撩乱。众人的眼睛通过那无数道金光费力地在空中找寻。

“不象是轰炸机，”曾明远的熟习的耳朵使他发出这样的推论。

机声渐渐逼近，自小而大。声音似乎就在众人的头上。许多只眼睛在空中搜索。

“在那里，”姚民瑞忽然叫起来，他伸手指着天空。随着他的手指望上去，他们看见了两只灰白色的铁鸟，刚刚从头上斜斜掠过，飞得不高，翼下的太阳标记十分鲜明。他们的眼睛受不住强烈的日光，一下子就失掉了铁鸟的踪迹。等到他们再看见那两架敌机，它们已经向着县城飞去了。

“侦察机，现在过去了，”曾明远放心地说。

“不要管它，我们还是唱我们的歌，”冯文淑微微一笑，大声说。她又望着方天行：“方同志，请你再从头唱起。我们跟下去。”

五

太阳象一团火在人们的头上燃烧，热气沉重地压下来，尘土象受了煎炒一般紧紧地贴着地面。空气仿佛就停滞在空中。没有风，没有活动。坡下是一片黄。连绿树也现出病态的黄色，仿佛粘染了黄沙一样。枫林中正吐着烈焰，好象有人点起一把火，叫整个树林熊熊地烧起来。

陆续从碉堡里走出来，众人觉得一片金光直射着眼睛，叫他们几乎不能睁眼。

“太阳好厉害！”冯文淑揉着眼睛自语道，她似乎说出了每个人心里的话。

“你怕吗？这样的太阳也不会有多久了，”周欣霎霎眼睛对她笑道。

“哪个才怕！我哪天不是来来回回跑过几趟的！”冯文淑不服气地说，她的嘴从来不肯认输。

“你看你鼻子上又在出汗了，”周欣指着冯文淑的鼻尖说。

“你不要讲我，等一下你头上就要冒汗的，”冯文淑笑着辩道。

“你们两个小妹妹真没有办法。一讲话就要吵。这种小事有什么可争的？”张利英插嘴晒笑道。

“天气这样闷热，要不开口嚷嚷，人都闷死了，亏你做姐姐的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冯文淑笑道。

同伴中有几个人发出了毫无牵挂的笑声。空气似乎被笑声搅动了，让一丝丝凉风透进来。大家觉得心里稍微爽快一点。

这一行人走着下坡的路，仍然是十二个同志。有的挟着壁报和宣传画，有的拿着零碎的东西。现在是吃午饭的时候了。他们听见饥饿在自己的肚里叫。面前这条蚯蚓似的黄土路好象就没有尽头。但是年轻的脸上始终露出愉快的表情，没有人发过半句怨言。大家动着轻快步子，有的人还哼着抗战的歌曲。

路终于缩短了。熟习的脚步知道已经踏过了若干路程。眼睛还可以给它们作证。土在燃烧，在冒烟，大地似乎变成了蒸笼，每个人的内衣都浸透了汗水。但是没有什么力量会使脚步停住。他们很快地就过了那座孤坟。

“王东，你的诗做好没有？”冯文淑看见坟边松树就想起了那个晚上的事情，便含笑问道。

“就要好了，就要好了，”王东得意地答道；“我只等改一改，就拿给李南星同志，我已经跟他说好登壁报。”

李南星在后面看看王东，也没有说什么。王东说的是真话。

“登壁报？老百姓恐怕看不懂罢，”周欣插嘴说。

“这个——我倒没有想到，”王东迟疑地说。

“我看这样的好诗还是寄到武汉的大刊物上发表好，”冯文淑故意嘲弄地说。

“这倒是真话。武汉好几个刊物的编辑我都认得，”王东并没有撒谎，不过他跟那些人并没有特别的交情。

“那好极了。我还记得什么‘一个梦’，又是‘燃烧的眼睛’，的确是好诗，”冯文淑鼓舞地说。

王东受宠若惊地非常高兴，脸上全给得意的喜色占据了。他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话才适当。他忽然用略带颤动的声音问冯文淑：“你看他们会登吗？”

“他们一定登，你不是说认得编辑吗？”冯文淑答道，她费了大力才把笑声咽下去了。周欣的嘴里却迸出一声笑来。冯文淑连忙触一下周欣的膀子，不过王东并没有注意到，他完全沉溺在自己的思想里面了。

“我想他们一定登的，”王东充满自信心地说。然后他又点点头，加一句：“他们向我要过稿子。”

没有人相信王东的话。姚民瑞从前面回过头来，故意讽刺地问道：“那么你介绍我给武汉刊物投点漫画稿，好不好？”他不等王东答话，又加上一句：“靠你的面子一定没有问题。”

“那自然，”王东有把握地答道。但是他听见了一些窃笑声，他的自信心有点动摇了，他迟疑一下，连忙补充一句：“不过现在信常常交不到。”

别人并没有注意王东，他们开始谈论另外的事情。前前后后都是谈话声。姚民瑞的头正靠在他弟弟的耳边。他听见王东的后一句话，忽然哈哈地笑起来。

王东装出不在乎的样子，不再说话了。他听见别人的笑声，他知道这是讥讽的笑。他脸上的皮肉开始在搐动，觉得有点发痒似地不舒服。

但是笑声和类似讥刺的话语很快地就消失了。他听见曾明远在他后面说：“杨同志，你还是回去躺躺罢。”

“不要紧，我还可以走，”杨文木用干涩的声音答道。

王东惊讶地回头看，杨文木一张脸突然变得象涂上了一层墨汁似的。两眼失神地睁开一半。他虽然仍旧在移动脚步，身子却摇晃起来，不象平日那样步履坚定了。

“杨同志，你还是回去罢，我看你的老毛病又发了，”方天行关心地劝道。

杨文木没有答话，他还在往前走，脸色非常难看，嘴唇没有一点血色。显然那个老朋友——疟疾——又找到了他。

“杨同志，你不能再走了。你还是回去休息的好，”张利英温和地说。她又提高声音：“哪位同志陪杨同志回碉堡去？”

“我赞成王东同志去，今天王东同志工作不多，”冯文淑在前面响应似地大声说。杨文木勉强抬起眼睛瞪了冯文淑一眼，似乎怪她不该在这个时候开玩笑，不过冯文淑和别人都不曾觉察出来。

“不，我不会照料病人，”王东着急地说。

“你是不是怕挨饿？不要紧，我们给你带馒头、饼子回来，”冯文淑故意作弄地再说一句。周欣在旁边推她的膀子，低声劝阻道：“不要作弄他了。他哪里肯去？杨文木也不会要他陪去的。”

王东听见冯文淑的话，以为众人真要派他回碉堡去，他更着急了，振振有辞地辩道：“你们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是怕挨饿，我是不会照料病人。我看还是让一位女同志陪去罢。”

杨文木有点生气了，不高兴地在后面嚷起来：“我不回去；我也不要耽误你们的工作。”他刚闭上嘴，突然觉得心里一阵难过，又象是在发冷，四肢发软，有点支持不住，便收回先前的话，有声无气地说：“我一个人回去。”说了，他不等别人讲话，就掉转了身子。

“那么你把我的棍子拿去。”曾明远忽然想起了自己捏的那根手杖，便把它递给杨文木，他接着又说：“我送你回去，我等一阵再出来。”

杨文木感动地勉强笑了笑，但是他的脸上没有一丝快乐的影子。他低声说：“有了棍子就行了。你还有很多工作。”

“我送杨同志回去，”方群文突然提高声音说。这是一句意外的话，好几个人的眼光都射在她的脸上。她从容地说下去：“我今天不大想吃东西，我又没有多少工作。我还可以顺便照料杨同志。”

杨文木没有答话。他默默地看她一眼，身子摇晃一下，他连忙用棍子撑住。众人在这时才发觉方群文的脸色也不好看，那里没有一丝阳光，却悬垂着不少疲倦的阴影。

“好，你也该休息一下，我看你气色也不大好，”张利英关心地说，她又叮嘱方群文道：“不要多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在外面还是自己身体要紧。你就好好地休息一天罢。”

方群文点头答应着，她对张利英笑了笑，亲切地说：“我晓得。你放心罢。”

“你要不要我们给你带点吃的东西？”周欣过来问道。

“我不想吃什么。家里还有水，”方群文答道。

“我们给你带点饼子回来，”冯文淑友爱地插嘴道。她看看方群文和杨文木，然后又用对自己哥哥姐姐说话的调子道：“我今天早点回来看护你们，”她还怕他们不了解她的意思，便又加上一句：“我是当过看护的。”

“你们不要多耽搁他们，还是让他们早点回去休息罢，”曾明远在旁边提醒地说。他又嘱咐方群文：“方同志，你要早吃奎宁啊。”

杨文木、方群文两人便跟众人告了别，转身朝碉堡的方向走了。

曾明远和三个女同志都回过头看他们的背影。冯文淑和周欣接连掉头三次，都看见同样的景象：两个人走得慢慢的，杨文木在前，他的棍子搅起了不少的尘土，方群文在后面跟着。

“希望方群文不要病倒才好，”周欣低声说。

“想不到她偏偏遇着那种不幸的事情，”冯文淑接嘴道，她只是简单地知道方群文丧失了一个家。她又掉过头去看后面。方群文的背影不知道消失在什么地方了。只有一股一股的尘土在阳光里寂寞地飞舞。

不久他们到了村子里。一阵蝉声迎着他们。看见那黄土的矮墙，那空地，那树荫，那矮门，好几个人愉快地唱起来，加快脚步走过去。躺在地上睡觉的黑狗便突然站起，欢迎似地向着他们叫了几声，慢慢地摇着尾巴走了几步。一个中年妇人抱着婴孩从屋里走出，摇着扇子带笑地招呼他们。冯文淑和周欣便走过去跟她讲话。

一阵“伊呀”、“伊呀”的声音从屋里送出来。这声音对他们已经是很熟习的了。但是冯文淑还不能完全驱除她的好奇心，她就让周欣跟那个妇人讲话，自己先走进屋里去。她揭下帽子，把它同手里拿的图画等等都放到那张方桌上，便走到屋角去看老妇人摇纺车。这个瘦小而有精神的老妇，很象她的祖母。她的祖母死去不过三年，祖母临死前冯文淑还到家乡去看过她。年纪已经过了六十，祖母还有着壮年人的精力。种花，指挥佣人照料房屋，打扫园子，念经，从天亮到晚上就不曾有过一刻的休息。面前这个老妇有着和她的祖母一样的身材，一样的年纪，一样的颧骨凸出的瘦脸，也有着一样的缠过的小脚。她每次到这里，总看见她坐在矮凳上，纺车旁，用她那生茧的手不停地、专心地摇着车柄，挽着线子。她不爱多讲话，工作时即使有人站在她旁边，向她问话，她除了简单地回答一两句外，并不掉头看别人。但是她的脸上永远带着温和的、安静的微笑，这笑容里含得有一种极大的忍受的力量。

“老奶奶，你休息一下罢，”冯文淑亲切地说。她习惯了用这种称呼叫那个老妇。她听说这个老年人不论昼夜，只要有功夫，就会在纺车旁边坐下来，勤快地纺着线子。她常常好奇地想，一个人怎么可以安静地长久过着这样一种单调的生活。她有时候也曾偷偷地观察过这个老年人，她便发觉老太婆虽然和蔼地看人，但是她（老太婆）的眼光却常常是迟钝的，脸上的表情也很呆板。因此她每次看见她在纺车旁边工作，总要同情地说一两句话劝她休息。

“俺老骨头做惯了，不累，不累，”老婆婆回答道，象平常那样，她的手仍旧熟练地动着。这次她却略略侧起头来看冯文淑，温和地说：“先生，你们才来？今天热啊！”她的脸又俯下去了。

“今天真热，你不怕吗？”冯文淑接着说。她把领上扣子解开，用手帕揩汗。

同志们陆续地走进来。李南星的声音唤着冯文淑的名字，他还说：“你不做事，站在那里做什么？”

冯文淑还没有开口，周欣正抱着那个妇人的小孩进来，便替她答道：“她看见纺车就不肯走。这样大的人还没有见过纺车，真笑人！”

“自然啊，在上海住惯了的小姐，怎么会见到这种东西？”姚民锋接下去说。

“不要你们管，就算我见识浅，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冯文淑装出嗔怒的样子说，她的嘴角却还挂着微笑。她看见周欣抱着小孩显出不大合式的样子，便走到周欣的身边说：“给我抱。”她从周欣的手里接过了孩子。两颗小黑眼珠有趣地望着她，那张小黄脸动了动。她觉得孩子变得重了，她两手小心地捧着他。方天行过来逗弄小孩。小孩开始乱动。她觉得手酸了，把小孩换了换方向，小孩突然哇的一声哭起来。她抱着他，不知道怎样才好，也不晓得应该如何把小孩诓得不哭。她试了试她的方法，没有用。同志们在旁边笑起来。她把小孩还给周欣，周欣不肯接。她没有办法，正在发急，看见张利英端了菜碗出来，等张利英把菜碗放下，她就走过去把小孩交给张利英。

“我不要抱，我还有事，”张利英虽然口里推辞，两只手却不得不把小孩接过来。

“我总有办法，”冯文淑笑道，她得意地看了看众人。

张利英刚刚抱过小孩，正在诓他，那个纺线的老妇突然停了车，摇摇地走过来了。

“先生，给俺抱，”老太婆温和地说，把手伸了过去，干瘪的脸上挂起笑丝来。张利英愉快地把孩子交给她，看见她马上把孩子弄得服服贴贴的，看见她俯着头在对孩子讲话，张利英也微微笑了。

吃饭的时候，众人围了方桌站着。虽然捧着土碗，用南瓜、豇豆几样素菜，下着糙米饭，大家却吃得津津有味。

“伊呀”的纺车声又响起来小孩如今在母亲的怀里闭上眼睛要睡了。这位母亲大约有三十多岁，黄黄的椭圆脸上总是现着那种温顺的、呆板的表情。她在旁边看他们吃饭，心里永远有这样的想法：她委屈了他们，没有让他们吃到好的饮食。她看见有人放碗了，就道歉地说：“先生吃不饱罢，没有好菜。”他们安慰她，夸奖她。她一时高兴，一时又觉得不安。她又高声唤她的女儿：

“银妞儿，茶拿出来。先生们吃好饭啦。”

一个十三四岁的姑娘清脆地答应着。她那清秀而缺少血色的脸上还有天真的表情，她提着一把大瓦壶走出来，另一只手还拿了两三个空碗。一根大辫子跟着她的头微微摇摆。她把碗放在板凳上，从热气腾腾的壶嘴里，倒出淡黄色的茶汁来。她一边斟，一边看看张利英、冯文淑她们，亲切地邀请说：“官长，请喝茶啊。”

“我们自己来倒，”冯文淑说着，连忙走过来，但是两个碗都斟满了。银妞儿含笑地把壶放在板凳脚边。冯文淑只好嘱咐她：“你以后不要这样客气啊。我们是天天来的，还有你又忘记了，喊‘先生’，不要喊‘官长’。”银妞儿不作声，只是站在旁边，侧着头好意地用微笑来回答。冯文淑喜欢她这种态度，便高兴地对她再说：“银妞儿，你就象我们的小妹妹一样。”银妞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冯文淑又说：“你就象我们大家的小妹妹，你懂我的话吗？”银妞儿点点头。

“你恨不恨日本鬼子？那些杀人放火的鬼子兵！”周欣跑过来，插嘴问道。关于日本兵的事，她已经对银妞儿讲过好几次了。

银妞儿点点头低声答道：“俺恨鬼子兵。俺听见先生们说过鬼子兵杀人放火。”

“我今天还带得有图画来，”周欣说；“我拿给你看。”她跑去把大幅的宣传画拿来了。

“周欣真不愧为宣传家！”冯文淑觉得有趣地赞了一句，她这句话是对着姚民瑞说的。他端着碗在旁边喝茶，眼睛却向着这面。冯文淑省悟地看那根板凳，斟好的茶给人端走了。她觉得口干起来，便着急地对姚民瑞说：“你们把茶给我吃了。我先来的。”

“你拿自己吃过的饭碗倒茶，不是一样？哪个叫你不先喝！”姚民瑞故意做出得意的神气答道。他接连喝了两大口茶，就象在喝甘露一般。

“把你的给我，人家口渴得很，”冯文淑命令似地说，其实倒象是小孩子的口气；她一半的注意又给周欣的话吸引去了。周欣正在给银妞儿看一幅图画，一面在解说画中的事实。

“好，不要急，我让给你罢，”姚民瑞说，他的圆脸上露出了友爱的笑容。他把剩着大半碗茶的饭碗递到冯文淑的手里。冯文淑满意地说声“谢谢”，捧着碗接连喝了几大口，差不多喝光了。她听见姚民瑞轻声说：“等我给银妞儿画个像，”她看见他从衣袋里掏出拍纸簿，连忙把空碗交还给他，说一声：“对不起，请给我拿过去。”

“你总是这样的脾气，什么时候才改得了？”姚民瑞带笑地抱怨道，他仍旧带着友爱的表情接过了碗。冯文淑听见这句话忍不住笑了。她不再说什么，心里想：大家都对我这样好！她觉得一线温和的光突然射进她的心中，她没有牵挂地、畅快地微微笑起来。

周欣的解说还没有完。画上现出正在燃烧的房子，一个半裸的妇人死在屋前地上，旁边还躺着一个七八岁男孩的尸首。一个鬼子兵用刺刀在戳一个跪在地上的农人的胸膛，旁边站着几个鬼子兵拍掌大笑。冯文淑听见周欣愤怒地说：

“鬼子兵打进一个地方，不管是城里乡下，他们就是这样地对待我们老百姓。没有例外！（这句话是随口说出来的。）鬼子兵都是凶狠的、恶鬼一样的东西。你看刺刀多亮。这个老百姓跟他们又没有冤仇。他们烧了他的房子，杀了他的孩子，害了他的妻子，现在又用刺刀来戳死他。”她用手指头指着那些拍掌大笑的人：“这些鬼子兵看见杀人，好象在看戏一样，还在高兴地发笑！他们一天不晓得要杀死多少人。听说杀了人还要照像。”

抱着小孩的妇人走过来听周欣讲话。纺线的老妇人也走了过来。还有几个同志也站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周欣大方地继续着她的宣传工作，没有露出丝毫害羞的样子，虽然王东不转睛地望着她，脸上似笑非笑，现出可笑的奇怪的表情。

“真是伤天害理。这些人不晓得是啥鬼怪变的。也是俺们活该遭劫！”老太婆啧啧地叹息道，她的脸上罩起一层阴影，她同情地望着画中的三个受害者。

“人家先生们说，是鬼子兵闯进中国来害俺们的，俺们的大兵要赶他们出去，”抱小孩的妇人为了表示自己知道得多一点，就把她从年轻的先生们那里听来的话解说给婆婆听。她的脸上忽然现出一阵兴奋的喜色：“妞儿的爹那天带信回来，不是说他把鬼子兵赶出中国就回家？”

“是啊，”老妇人半信半疑地点头说。她似乎沉在思索里面了。但是她想的总是过去的事，现在她想起了大半年前，她的儿子出门时候的情景。过了片刻她又回到纺车旁边坐下去。

“先生，你认识这家人吗？他姓啥？”银妞儿忽然指着图画畏怯地问道。

“这是图画，”冯文淑略带哂笑地说。但是周欣却另外地回答银妞儿：

“他也姓王，我们走过那个地方，见过他的。”

“这个弟弟乖不乖？”银妞儿指着画中的小孩又问道。

“我们跟他玩过。他很会讲话，又白又胖，”周欣做出说真话的神气答道。接着她又严肃地往下说：“可是他给鬼子兵杀了。死得多惨！”她看见女孩的天真的眼睛罩上了怜悯和怨愤的表情，便突然问道：“你恨不恨鬼子兵？”

“俺恨！”银妞儿不加思索勇敢地答道，她那略带憔悴的脸因了兴奋的红色显得健康了。

“你喜欢不喜欢你爹去打鬼子兵？”周欣又问。

“俺喜欢，”银妞儿立刻回答，骄傲的微笑象闪电似地在她的脸上亮了一下。

“要是鬼子兵打到这里来，你干啥？”周欣正经地追问道。

“俺……”银妞儿答了一个字，就接不下去了。她不自觉地看了一下图画，脸上现出畏惧的表情，但是这表情很快地就消失了。

“你怕鬼子兵？”周欣还不放松地继续问道。

银妞儿羞惭地点点头。

“你是一个人才怕鬼子兵呢？还是有很多人在一起，你看见鬼子兵也害怕？”冯文淑温和地插嘴问道。她听见银妞儿的前两个回答还拍过手，这次她觉得自己了解银妞儿害怕的意思，忍不住出来帮忙，向银妞儿解释清楚。

“人多俺就不怕，”银妞儿笑着回答。

“那么你不跑？”冯文淑又问道。

“人多俺就不跑。”

“你打不打鬼子兵？”周欣问道。

“俺不知道，”银妞儿摇摇头。

“要是有人给你一支枪，你看见鬼子兵来了，你打他不打他？”冯文淑再问道。

“俺不知道。俺不会打枪，”银妞儿摇摇头答道。

“不会打枪，就用斧头，用刀！”周欣接着说。

“俺们妇女不打仗，”银妞儿迟疑地说。

“打鬼子兵，男女都是一样。你不打他，他就要杀死你，烧你的房子。你不打，你就让他杀死你吗？”

“大家打鬼子兵，俺也打，”银妞儿爽快地答道。她又恳切地问：“先生，你们也打鬼子兵？”

“鬼子兵是大家的仇人，是我们全中国人的仇人。我们大家一齐打鬼子兵。要把鬼子兵全赶跑了，才过得到幸福的日子，”冯文淑忽然挥着手演讲一般兴奋地说。

“先生，你说鬼子兵真要到这儿来吗？”银妞儿的脸上虽然没有畏惧的表情，但是她在冯文淑闭了嘴、周欣还没有开口的时间中，还耽心地问道。

这时曾明远同张利英把银妞儿的母亲（抱小孩的妇人）招呼到门口去讲话。

“不要怕，鬼子兵打不到这里来，”冯文淑凭着她那个单纯的信仰勇敢地答道。

拿着铅笔在作速写的姚民瑞忽然笑起来，开玩笑地说一句：“你保险？”

“只有汉奸才希望鬼子兵打过来，”冯文淑故意做出嗔怒的样子答道。

“好个公式主义者！”李南星移动着他那鹭鸶般的长腿大步走过，听见这句话，顺口讲了一句，也不看冯文淑，就拿着东西出去了。方天行和吴平在外面等候他。

冯文淑微微红了脸，抬起眼睛去看李南星。在外面狗忽然汪汪地叫起来，接着响起了吴平的笑骂声。银妞儿的母亲笑容满面，张着嘴接连说：“先生们太好了，俺说不要这么多。给先生烧饭算啥呢？先生们自己的大米。还要你们给钱。你们先生们都是为国家做事，远远地到俺们这个小地方来，吃没有好的，喝也没有好的。你们还要给这么多钱。俺收一半就是了。俺不好多要先生们的钱。谢谢先生们，谢谢先生们。多歇一会儿罢，今天真热，多喝碗茶也好。银妞儿，银妞儿，你看茶喝光了没有？再给先生们烧茶啊！”

银妞儿马上答应着就跑开了。她提起瓦壶走进里面去。周欣卷起画来。她看见姚民瑞还在旁边动着铅笔，便说：“画了几张了？给我看！”她伸过手去。

“不要动；你等他画完罢，”姚民瑞没有理她，倒是在旁边专心看他绘画的他弟弟姚民锋着急地阻止道。

冯文淑已经走到张利英旁边了。银妞儿的母亲正把钞票揣在怀里，红着脸露出感激的表情说：“先生们，请坐啊，请坐啊，俺给先生们拿扇子来。真热啊。”孩子在她的怀里睡着了。她不揩去额上积满的汗珠；苍蝇飞上她的左颊，叮在那里，她也不把它赶走。她还要去给他们找扇子抬板凳。

“王大娘，你不要动了，我们就要走的，”张利英感动地劝阻道；“我们还有很多事情。”

“天热啊，多坐坐罢，你们先生们也太辛苦了，”王大娘诚恳地挽留道。

“我们要走了。我们天天来的，你不要客气，反正下午还要来，”曾明远温和地答道。

“走罢，”李南星催促道。周欣和姚氏弟兄也拿了各人的东西走出来。

王大娘看见挽留不住他们，只得惋惜地说：“茶就烧好了，喝碗茶再走罢。”她又恳切地邀请道：

“先生们，下半天早点来啊！”

六

镇上充满着阳光、灰尘和苍蝇。低矮的屋前有熟习的、朴实的脸。迎接这些年轻人的都是亲切的眼光。在大树旁边小蓬莱饭馆门前，一个胖子敞开衣服坐在板凳上喝茶。

“曾团长，从哪儿来？有啥新闻？喝碗茶罢，”胖子热诚地招呼曾明远道，他拿着扇子站起来。

“我就要到城里去，刚才喝过茶了，”曾明远笑着答道。

“天热啊，进来坐坐罢，先生们都很辛苦，请进来喝碗茶，”胖子客气地邀请道。

“不坐了，时候不早了，我还要赶着今天回来。郑老板，都是熟人，你何必客气。”

“各位都到城里去？回来请到小店吃饭。”郑老板堆着满脸笑，望望其余的团员。

“不，只有我跟李同志两个人去。他们在镇上有工作，”曾明远说，他指了指李南星。

“郑老板，我们后天要演戏，你看不看？”冯文淑和周欣等一路讲着话走过来。她站在树下，高兴地对胖子说。

“是不是还在李家祠堂里演戏？”胖子兴奋地问道。这在他是一个好消息。“编的新戏吗？”

“对啦，”两个字答复了两句问话。

“郑老板，你一定要去看啊，我们冯文淑同志演主角，很——”吴平顽皮地笑着插嘴说。他信口说下去，但是说到“很”字，却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形容词了。他迟疑了一下，连忙凑数似地说出“热闹”两个字来。

冯文淑瞪了吴平一眼。郑老板却满意地答道：“一定看。冯先生上回演戏俺看过，跟真的一样。”

听说要演戏，隔壁店里的人都跑过来，有男有女，有老有小，大家围着冯文淑几个人絮絮地问话。

郑老板再邀请曾明远他们进馆子喝茶，曾明远仍旧辞谢，这次却拉着李南星走了。剩下的同志便分散开，开始做各人的工作。

吴平同姚氏弟兄，拿着写好的壁报，走到李家祠堂门前，在墙上贴起来。好几个人跟着他们走到那边去。

“快看啊，鬼子兵杀人！”一个六七岁的小孩看过图画以后激动地嚷着，朝斜坡下面跑了，他也许回去找别人来。

冯文淑和周欣几个人仍然被那些爱问话的人包围着。大家必须答复那些似乎就没有完的问话。张利英和方天行走开办事去了。王东还留在她们的身边，但是他的舌头这天却好象不大灵活似的，他说话特别少。

“周欣，把你那张漫画拿出来，”冯文淑忽然想起了周欣拿的那张画，脸上露出兴奋的颜色，她小声提醒周欣道。

周欣点点头，就把图画展开来。冯文淑连忙介绍道：“请大家看看周同志的这张画。”

众人的眼光全射在一张宣传画上。人声嘈杂，脸和手争先地挤过来。一些人凭着自己的单纯的见解发表言沦。

周欣象一个传教者似地拿着画讲起来。还是那同样的解说，那同样的浅显道理，那同样的带煽动性的语句，直诉于那些朴素的心。

对于冯文淑这全是听熟了的话，但是她仍然静静地听着，甚至带了赞赏地听着。她羡慕周欣那张会讲话的小嘴。后来她也不能够沉默了，她不时发言补充周欣的解释。

她们的话在听话人的心上产生了影响，产生了同情和憎恨。而听众数目在增加，同情和憎恨也在增加。人声仍然嘈杂。这中间可以听出咒骂鬼子兵的话。空气变成严肃。听话人的表情也变成严肃。周欣的声音也跟平时不同了。这个身材短小的少女站在树下，阳光没有射上她的脸。但是她的脸上自然地罩着一片红光，军帽下面前额上冒出豆大的汗珠，眼睛里发出好象要照透人心似的亮光。她挥动着右手（她手里的那张画，已经交给王东拿着了，同时捏着图画纸角的，还有听话人的两只手，那是自然地慢慢伸过来的），她显然是被感情和理想带到另一个境界里去了。在这个时候——也可以说是她忘记了自己的时候——鼓动着她的好象并不是她那颗高中学生的心，却是一个在苦难中奋斗的民族的心。她是在为许多人工作，为许多人说话。所以站在一些年纪比她大的陌生人面前，她可以勇敢地滔滔不绝地讲话。不但讲话，她还在编造故事，而且好象在叙述真正事实一样详细地、激动地描绘着。女人的眼圈发红了，男人的眼睛发火了。她的话吸引着每一只注意的耳朵和每一颗单纯的心。

冯文淑看到眼前这幅动人的图画，她感动，激动，并且也得到很大的鼓舞。她似乎和那些人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有着同样的感情。周欣的话也就是她想说的话。那些人所表现的同情和憎恨，也就是她的同情和憎恨。

阳光似乎在燃烧，心也似乎在燃烧。汗珠聚在每个人的额上。但是大家都挤在小蓬莱前面，忍受着烈日的烘烤。空气干燥，沉重，仿佛漫天的尘土压下来，重甸甸地压着每一颗心。

突然周欣的响亮的声音象一股风似地吹散了众人心上的尘土：

“你们看过这张图画，听过这个故事，你们现在说：恨不恨鬼子兵？”

“俺恨！俺恨！”各种各样的声音嘈杂地回答。

“你们要不要打鬼子兵？”

“要打！俺要打！”

“你们怎样打鬼子兵？”周欣出乎众人意外地又问了一句。

迟疑一下，两个人先后答道：“俺当兵打鬼子。”别的人一时答不出话来。

“答得好，”冯文淑忍不住赞了一句。

“对啦，”周欣接着说。“该当兵的自然去当兵。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家齐心打鬼子，不愁把鬼子打不跑。有事情的人还是照旧做事情，不过大家要组织起来，这就是说不要你顾你，我顾我的，大家要有一个心。万一鬼子打来了，我们大家就齐心对付他。我们要当游击队，我们的一颗米，一口茶，都不要给鬼子吃。他们没有东西吃，就住不下去。”

“俺不给他们，他们要抢啊！”一个中年妇人耽心地插嘴说。

“我们晓得鬼子们要来了，就把吃的东西先搬开，什么都不让他们抢走，”冯文淑解释道，她的声音比周欣的清脆。周欣的声音有点嘶哑了。

“俺没枪怎好打鬼子？”小蓬莱的伙计，十七岁的黑脸青年问道。

“没有枪，不要紧。有扁担的用扁担；有锄头的用锄头；用刀也行，用什么东西都行！”周欣叫喊似地答道。

冯文淑看见那个青年的脸上现出不大了解的神气，便补充地接着说：

“游击队不比得正规军，用什么武器都可以。譬如说，鬼子兵来你就躲开，趁他不提防，你就给他一下。他人多，你就让开；他人少，你追过去打他。他不知道你在哪里，你却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象这样做，你就只有一根扁担，也会打倒一个鬼子兵，夺过他的枪来给自己用。”

冯文淑应用了她关于游击战的知识，她自己觉得还解释得相当清楚。周欣带笑意地看了她一眼，她颇为得意。

“鬼子真的要来，俺就一个人给他一刀，”那个伙计点点头好象很有把握地说。

发问的自然不止一两个人。周欣和冯文淑必须回答种种的问话。她们觉得话说够了，冯文淑又提议教老百姓唱《游击战》的歌。

这一次王东也开口了。三个人一字一字地教着，解说着，直到后来一部分人跟着冯文淑的高音唱起来：

游击战，游击战，有的人不好意思地小声哼着，有的人脸上现出滑稽的笑容。女人们好奇地望着那些张开的嘴。年轻的人，少年和孩子，男的和女的，都唱得很起劲，他们没有顾虑，也不知道害羞。

冯文淑、周欣和王东都闭了嘴，年轻人还用不和谐的声音继续唱着。黑脸的伙计端了三碗茶来，客气地送到冯文淑等的手里。

“先生，请喝茶啊！”黑脸伙计带着诚恳的微笑说。冯文淑满意地接过了茶碗，虽然是浮着油的淡黄色茶汁，她也当作上好龙井一般地喝了。水是微温的，她喝了一大口以后，望着周欣，忽然含笑地说：“周欣，我看见你刚才说话的神气，我想起了《电》里面的李佩珠。就是在工会门前广场上大声讲话的时候。”

“你不要挖苦我，”周欣笑了笑，故意不承认地说。

“你说她是李佩珠，那么你就是慧，”王东自鸣得意地望着冯文淑插嘴道。

冯文淑冷笑一声，自语似地说了一句：“我可不是恋爱至上主义者呀！”

周欣噗哧一笑，把最后一口茶呛了出来。黑脸伙计连忙把茶碗接了过去。“笑什么？笑什么？”冯文淑追问道。

“看你那一头浓发，你倒有点象慧……”周欣答道，她带着神秘的微笑向冯文淑霎霎眼睛，冯文淑知道她还有话咽了在肚里，便威胁地指指她说：

“回去我再跟你算帐。”

王东在旁边傻瓜似地微笑着，他的嘴唇奇怪地、微微地搐动，他似乎想说话，又不敢说出来。

周欣把嘴放到冯文淑的耳边，轻轻地说：“王东倒是个恋爱至上主义者。不晓得他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

冯文淑看了王东一眼；她听见周欣第二句话，明白那个意思，便抢先答一句：“大概是为了你。”她得意地笑了。

“哪里是我？明明是为了你！”周欣报复地说。她指着冯文淑的脸颊：“你看你这对可爱的酒涡。”

冯文淑的脸颊一直是红红的，这时红色突然加深了。她马上啐了周欣一口，就拿着茶碗往小蓬莱跑去。黑脸伙计虽然也伸过手来，但是冯文淑却笑着不给他，她自己把茶碗放好在饭馆里的方桌上。

“冯先生，你再喝一碗？”胖子老板殷勤地说，“我来给你斟！”他走过来拿茶碗。

“不喝了，郑老板，谢谢你的茶，”冯文淑连忙道谢说；她揭下帽子，用手帕揩了一下额上的汗，把军帽当作扇子摇了摇，预备走出去。

“冯先生辛苦了，不坐坐？”胖子赔笑道。

“谢谢你，我们还有事情，”冯文淑客气地答道。她走出了门，忽然又回过头来嘱咐道：“郑老板，后天来看戏啊！”她笑了笑。“你多找些人来罢。”

“一定的，一定的，”胖子动着他的肥腮连连笑答道。

周欣带着满意的微笑在等候冯文淑。一个年轻女人过来向她问一句话。她简单地、恳切地回答了。冯文淑听见了答语，知道那个女人问起出征的丈夫的安全，便用同情的眼光看看那个女人。是一张端正的黑黑的健康脸，一对大小合式的眼睛。周欣的答语显然使她满意，她带着信赖和放心的神气感谢周欣，愉快地走开了。

“她们才是为着我们民族的解放事业作了贡献的，”冯文淑这样想着，她注意地望着那个农妇的侧面影子。

“今天成绩还不错，”周欣不知道冯文淑的心情，她伸手拍拍冯文淑的肩头，满意地说。

冯文淑回过头去看周欣，友爱地说：“你嗓子都叫哑了。热吗？”

“还好，我还没有出汗，”周欣仍然带点兴奋地答道。

“没有出汗？你脸上是什么？”冯文淑失声笑了，她揭下周欣的帽子，仿佛一股热气朝她扑过来，帽子也给汗水打湿了。

周欣伸手去摸自己的前额，手指上全是汗珠。她自语似地笑道：“我还不觉得，”连忙用手帕去揩汗。旁边一个八九岁的男孩连声唤着“先生”，递上一把扇子来。

“你拿回去，我不要，”周欣望着孩子吩咐道。

“你扇，你扇，”孩子天真地望着她，重复地念着这两个字。

周欣拿起扇子，用力扇了几下。她又看那个孩子，他正掉过头去看后面一个中年妇人，那个妇人正对孩子点头示意。

“这个地方的老百姓真好，”周欣对冯文淑赞了一声；“其实我们的工作做得并不够。”

“到处的老百姓都是好的。只要你对他们好，他们对你不会差的，”冯文淑感动地说。

“这里比我们那边好得多，”周欣说，她自己马上解释般地接一句：“我知道我们那里离那个国际都市上海太近了。”她把扇子再摇了两下，就交还给那个孩子，一面道谢说，“小弟弟，谢谢你，我不要了。”孩子又把扇子拿给冯文淑，冯文淑说不要。孩子固执地要她拿去。冯文淑只好笑了笑，就接过来。

“在上海我从没有见过这样朴素的人，”冯文淑忽然感叹地说，她把扇子摇了几下。“我没有想到在外面会过得这样快乐。”她的脸上露出愉快的笑容，一对酒涡十分明显地嵌在两颊。

周欣真想伸手在这个酒涡上轻轻地按一下。她故意顽皮地问一句：“那么你现在还想回家吗？”

冯文淑摇摇头，脸上仍然现着同样的愉快的表情。她唱歌似地轻轻说：“我不想家，我什么也不想了。”但是她的脸上忽然出现了一片暗云，好象她跑得正痛快的时候突然遇到了阻碍一般。她低声自语道：“只是我妈妈，就是有时候要想起她。”她不作声了。

“我也是，”周欣用了充满怀念的声音说。她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那个慈祥的面颜。她一怔。接着她又暗暗地对自己说：“这有什么用？”她马上鼓起勇气对冯文淑说：“我们走罢。”她似乎要用这四个字来驱走那些现在不应该有的思想似的。

“好，”冯文淑马上表示同意。她把扇子还给孩子了。

“王东呢？他到哪里去了？”周欣惊讶地问道，他发觉王东已经不在她们的身边了。她们连忙用眼光去找寻，没有见到他。她们以为他先到李家祠堂去了，便朝着那个方向走了两步。

“王东说不定又做诗去了？”冯文淑想起那个晚上王东站在孤坟旁边的事情，觉得好笑地说。

“我们叫他一声看看，”周欣提议说。两个人都叫起来。她们刚刚叫了两声，那几个跟在她们后面的小孩子中，有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忽然拉着周欣的衣角接连说：“先生在那儿。”她们跟着她的指引，走入转弯处松树下一块空地。好几个少年包围着王东，他在教他们唱歌。

“不要打岔他，让他多做点工作，”周欣站住对冯文淑说。

“那么我们先走罢，反正他会到李家祠堂来的，”冯文淑表示赞同地说。

“我们先招呼他一声也好。我们的东西都在他那里，我们自己也可以拿一点，”周欣说。

“好，等我对他说，”冯文淑答道。她便走近两步，大声叫起来：

“王东，我们先走了，东西要不要分点给我们拿？”

王东连忙叫那些唱歌的少年静下来。他看见她们两个人来找他，又听见冯文淑的问话，他心里非常高兴，便自告奋勇地说：“不必分了，我一个人可以拿。”他接着又说：“你们等我一下，我就完了。”他这时两手空着，东西是别人替他拿着的。

冯文淑马上说：“我们在李家祠堂等你。你慢点来也不要紧。”她就拉着周欣走了。

李家祠堂的墙边立着几个人在看壁报，有的人还大声把字句念出来。张利英和方天行站在祠堂门前，同一个瘦小的穿中山装的中年人讲话。她们认得他是这里的保长，也就是这个镇上唯一的茶馆的老板。他看见她们走来，便含笑地打个招呼。

“杜保长，”冯文淑唤了一声，她们也对他点点头。

“那么俺先走了，后天一早在茶馆里恭候，”杜保长垂下手躬躬身子，告辞说。他那两撇唇须盖着的薄嘴唇微微张开，做出了应酬似的微笑。他向张利英、方天行鞠个躬，又向冯文淑、周欣鞠个躬。四个人先后举手起来，用军礼回答他。

“怎么你们这么久才来？”张利英温和地问道。

“我们在做宣传工作，”冯文淑答道。

“王东呢？”方天行问道。

“他在那里教小孩子唱歌，”周欣回答。

“刚才杜保长来说，前线相当吃紧，敌人逼近六安了，”张利英皱着眉头严肃地小声说。

过了片刻，冯文淑才慢慢地答道：“今天晚上曾明远同志回来，一定有消息。”

七

傍晚天还没有黑的时候，周欣、冯文淑、王东三个人回到碉堡。他们快走到门前，冯文淑忘了这一天的工作带给她的疲倦，高兴地对着那个屹立在小坡上的灰色建筑物挥手，大声唤道：

“方群文！方群文同志！”

从“枪眼”里传出来熟习的应声，声音不高，却含着喜悦。

“她一定没有睡倒，”冯文淑欣慰地对周欣说，她提着那个放东西的印花布小口袋，跑到碉堡的门前。

门打开，方群文带着亲切的笑脸出来迎接她。

“今天你们回来得早。怎么就只有你们三个人？”方群文惊喜地说。

冯文淑把那个印花布小口袋递给方群文，笑着说：“馒头、饼子都买回来了。你饿不饿？”

“还好。我刚才还在门口。我想等你们回来，后来又想时间还早，就进去了，”方群文答道。她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拿东西，摸出两块饼子来。“你们不吃？”她问了一句。

“我们很饱，”冯文淑答道；“我害怕你会睡倒，我看你上午脸色不大好。”

“我回来睡过一觉，就不觉得怎样了。大概是很疲倦，天气又热。杨同志还在睡。”

“杨同志怎么样？他又在打摆子吗？”周欣关心地插嘴问道。

“是打摆子，不过好象并不厉害，他一直盖着铺盖在睡觉。先前醒过一次，喝了大半杯水，又睡了。现在只盖着一张毯子，”方群文一面吃饼子，一面答道。

“要不要叫醒他吃点东西？”冯文淑向方群文问道。

“还是让他睡罢，”周欣接着说。

“你的意思不错。他不想吃，就不给他吃。倒是让他多休息好。这些天他也够累了。他又比别人更性急，”方群文关心地说，她的声音不高，好象她耽心杨文木会在楼上听见似的。

“你吃馒头罢，大概还是热的。我们动身的时候才在小蓬莱拿的，”冯文淑看见方群文又伸手进口袋去，想起了那六个热气腾腾的馒头，便提醒道。

方群文拿出一个馒头来，她说：“果然还是热的，”便把它送到嘴边。冯文淑和周欣不转睛地望着她的嘴动。

“你喝水吗？王东的暖水瓶里有，”周欣问道。

王东正望着那一片晚霞似的枫林出神，听见周欣的话，便惊醒般地转过身子，连忙说：“我这里有。”他解下了挂在胸前的暖水瓶。

“那么请给我一点，”方群文客气地对他说。

“我就倒给你，”王东恳切地说。他取下瓶盖，斟了大半杯水在里面，递给方群文。他又带笑地说：“方同志，你还是坐下来吃罢。”他的态度很诚恳，似乎完全忘记了方群文在晚会里大窘他的事情。

方群文就在门限上坐下来，慢慢地吃着馒头喝着水。门限上还可以坐一个人，周欣却坐在方群文脚边的地上。冯文淑还站在前面，方群文便对冯文淑说：“冯同志，在这里坐罢。”冯文淑答应一声也就坐下了。

王东伸一只手过来，问道：“方同志，再喝一杯罢？”

“对不起，我不要了，”方群文道谢地动了一下身子，把瓶盖递还给王东。她又问冯文淑：“他们怎么还不回来？我还以为你们会一道回来的。”

“他们快回来了，现在还早，”冯文淑答道。

“那么你们是为了带馒头给我，才特地赶回来吗？”方群文忽然省悟地问道。

冯文淑不直接回答，却夸口似地说：“你看我们跑得多快，馒头还是热的。”

“我们还耽心你在家里不舒服，你今天就只吃过早饭，”周欣掉过脸来亲切地说。王东也满意地看着方群文吃东西。

方群文沉吟片刻，忽然低声自语道：“我倒没有想到。”她埋下头默默地吃着馒头。

“你说什么？”冯文淑好奇地问。方群文似乎没有听见。周欣却接下去说：“今天王大娘很关心地接连问起你。”

方群文抬起头来，短短地说了一句：“我应该很高兴。”她勉强笑了笑，但是眼里的泪水透过镜片发亮了。

“方群文同志，你想到了什么？你心里还难过吗？”冯文淑不了解方群文的心情，那眼泪使她有点惊奇了，她还以为是为了那件不幸的事情，她温和地问道。

“我感激你们，”方群文突然抓起冯文淑的手紧紧地捏住，小半块馒头落在地上了。

“馒头掉了，”王东叫起来。

“另外拿一个罢，”周欣说。

“我心里高兴得很，我应该欢喜饱了，还要吃什么馒头，”方群文忍不住爆发似地说。

现在三个同志都明白她的意思了。但是她还加上一句：“大家对我都好。”

接着是一阵沉默。方群文取下眼镜，用手帕揩着眼泪。周欣和冯文淑，连王东在内，他们默默地望着。后来还是冯文淑开口，她装出嗔怪的样子说：“不许你说客气话。我们这里原是一个家。大家都是一家人，你是我同周欣的姐姐。妹妹给姐姐做点事，还要说什么好不好？”

“不过我平日对大家都不……”方群文越发感到惭愧地说。但是不等她把话说完，周欣和冯文淑都先后发言来阻止她。

冯文淑说：“我们不要再说这些话。你看，月亮多美！”她指着高挂在山峰上的一钩新月，浅蓝色天幕上分明看得出那个圆圆的黑影，发亮的、闪着金光的只是它的一小半。在它旁边不远处，有一颗非常明亮的小星。“好象舞台上的布景似的，真象。”

周欣要说的是另外的几句话，不过她的声音被冯文淑的压倒了，她便闭了嘴，听冯文淑讲话。

方群文的眼光跟着冯文淑的手指望去。月亮、星、山、天，什么都没有改变，周围静静的，看不见一点战争的景象。跟在几年前，似乎全无分别。但是心境不同了。她的心静下来，思想却开始了飞行似的路程。在嘉兴，在上海，在武汉，还有别的地方……到今天，她走了这么远的路了。她渐渐地一点一点地在摔掉肩上的重负，心上的黑影。

只要月亮长明……流水长青……

冯文淑轻轻地哼起几句英文歌词，这是过去流行的电影歌曲中的句子，现在已经没有人唱它了。冯文淑看见山影月影，不知不觉地在回忆中找到以上的歌词，照原句唱了出来。她并没有特殊的感触。

方群文有一个时期常常听见人唱这样的歌，她知道歌词的意思。她的思想的旅行还没有结束。她自语似地感叹说：“我做过这样的梦，可是又给自己添了一身债。今天才觉得心上轻快多了。”她仿佛还看见那条过去的黑黑的路，那里留着她不少的脚迹。她皱着眉尖用柔和的声音问道：“你怎么忽然唱起这首歌来？”她同情地看看冯文淑，她还以为这个妹妹似的同伴心中藏着什么秘密。

“我看见月亮就随便想起的，”冯文淑坦白地答道，声音是很轻快的。

“啊，”方群文轻轻地吐出一个声音，她不禁晒笑自己的多疑和敏感了。但是冯文淑的答话也使她得到一点安慰。“在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有不幸的遭遇，”这样想着，她不觉为别人的幸运微笑了。

冯文淑不知道方群文的这种心情，她又继续唱起英文歌，王东站在前面低声和着。

周欣没有唱，她便向方群文低声说：“听说前方相当吃紧。敌人渐渐地逼近了。”

“你在哪里听来的？”方群文吃惊地问道；“怎么起先不告诉我？曾明远到城里去了？”

“杜保长说的。曾明远同李南星到城里去了。等他们回来就有确实的消息，”周欣答道。

“你们在镇上看出什么没有？”方群文耽心地问道。

“镇上还是那个样子。”

“我们后天还演戏吗？”

“当然要演啊，”冯文淑连忙停止唱歌，插嘴道；“反正还隔得不近。照这样打法，总有好些时候才会打到的。”

“不晓得杨文木能不能演？他的病没有好，当然要让他休息，”方群文说。

“刚刚要演戏，偏偏他又病倒了，”冯文淑着急地说。她又改变语调接一句：“曾明远可以代他演。”

“用不着人代，我自己来演，”忽然从后面飘起来低沉的声音，她们吃惊地掉过头。杨文木象鬼影似地立在她们背后。他的黑瘦脸上闪着一双发光的眼睛。

“噢呀！”冯文淑低低叫了一声，连忙站起来。

“不要怕，是我，”杨文木疲倦地微笑道。

“你怎么就起来了？不多睡一阵？”方群文关心地柔声问道。

“我不想睡了，听见你们唱歌，我下来看看，”杨文木温和地答道。他两只手都撑在手杖上面。

“你把我吓了一跳。你来了，怎么不先叫我一声？”冯文淑定了心，抱怨地说。不过看见杨文木走到下面来，她倒很高兴。“你坐罢，”她把自己刚才的座位让给他。

“杨同志，你现在觉得怎样？好些没有？”周欣问道。

“大概不要紧了。起先那一阵真不舒服，直想倒下去。不然我会跟你们走到镇上的，”杨文木微笑地答道，声音仍然微弱无力。

“你饿不饿？要吃东西吗？”冯文淑含笑问道。她指着方群文脚边那个印花布口袋：“这里饼子、馒头都有。”

“我这里还有开水，”王东好意地说。

“我不要吃，”杨文木说。他望着王东：“劳驾给我一点开水。”一个蚊子飞上他的额角，他挥一下手，略带厌烦地说：“蚊子真讨厌。”

冯文淑和周欣听见杨文木的话，觉得自己脸上、手上也在发痒。她们默默地搔了几下。

杨文木拿着瓶盖，喝了三四口，忽然问道：“你们刚才说打到什么地方？有不好的消息吗？”

“说是前方吃紧，敌人渐渐逼近了，”冯文淑略带紧张地答道；“我看总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打到的。”

“这回武汉外围战也把敌人拖得够久了，”周欣说，“看情形我们还可以在武汉过年。”

“岂但在武汉过年？我们还希望到南京过大年夜！”冯文淑兴奋地大声说。

“你们也太乐观了，”方群文温和地责备道，“尽做好梦。”

“年轻人自然应该乐观，难道你要我们学那些失败主义者？”冯文淑理直气壮地说，她得意地笑起来。

“不过你们的梦做得太大了。我看要在武汉过年也不容易，”杨文木摇摇头说；“我们动得太慢，而且不断地后退。敌人比我们快得多。”

冯文淑不愿意再听杨文木的苦恼的声音，便故意打岔道：“敌人来了，我们就打击他，打不赢，我们还有游击战。”

“你说游击战？”方群文疑惑地说；“我们还没有把民众组织好，宣传工作也做得不够。恐怕——”

“的确，我们做得太不够，我们的工作太差，”杨文木马上接下去说。

“那么做呀！努力做呀！我们现在还有时间，老百姓又相信我们的话。譬如今天我们几个人访问两处农家，效果就比以前好。我看来一次比一次进步，反应也渐渐地强烈了，”冯文淑兴奋地争辩道。

“你们还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并不是爱说泄气话，我不过比你们想得多一点。我又不是失败主义者。我是说我们眼光浅短，没有计划，又没有决心，”杨文木痛苦地慢慢解释道。

“我们不要再讲了。文淑，你看杨同志病还没有好，让他多多休息罢，”方群文象姐姐似地吩咐冯文淑道。

冯文淑应了一声：“是。”她转身向外面，山坡下一切全没入黑暗中。山坳里浮着稀疏的灯光，因了黄色才不致被误认作山间四处飞动的点点萤火。新月仍然嵌在深蓝色的天上，远远的山峰猛兽似地在月下蜷伏着。微弱的月光照不出山中的景物，只在那一面撒下了一点金辉。从这里望去，那个地方就象是一片海面，海水载着轮船的灯火浮动。

“你们看，那里真美，真象一片海！”冯文淑忽然拍手欢呼道。

周欣马上站起来，到冯文淑的身边，去看她说的那美丽的海景。

王东自然附和着她们。方群文和杨文木连看也不看一下。方群文带着好意地批评道：“真象一个小孩，总是这样高兴，这样爱动。”她又侧头对杨文木说：“你不要跟她争，我看她太天真了。”

“她没有经历过我这样的遭遇，有些事情她还不知道，”杨文木叹息般地说；“这也不怪她，她的经验太少。”

“究竟是她年纪轻，环境好，我也有点羡慕她，”方群文说，她现在喜欢冯文淑了。“不过，”她的话头又转到杨文木的身上，“你的性子也太急。其实谁都愿意做得快，成绩多，可是也要受物质条件的限制，我们的能力也差。我们只能说是为抗战做点摇旗呐喊的工作。”

杨文木不作声，他在思索方群文的话。另一个思想忽然抓住了他，他忍不住喃喃地自语道：“并不是我性急。七年了。象这样不断地往后退。我不知道哪一年哪一天才能够回去？我不知道在那里还能够找到几个家里的人……”

“我们又没有拿起枪打仗。往后退又不是我们的错误，跟我们几个人做得快做得慢也不相干，”方群文低声插嘴道。

“我说做得慢，并不单指我们几个人……”杨文木苦恼地说。“我是指上面那些掌握——”

“他们回来了！”冯文淑忽然高兴地叫起来，打断了杨文木的话。

方群文感到一股热气透进心里，她欢迎这个消息，但是她不去理会冯文淑，她却同情地安慰杨文木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也不必难过。最好不去想过去的事情。我也是一样的情形，也曾让那些回忆折磨得好苦。现在我应该把它忘记了。这样对自己也只有好处。”

“方同志，你也失掉了家？”杨文木感动地问，他想不到这个不喜欢讲自己过去的女同志也有着类似他有过的遭遇。

“我父母早死了。‘八·一三’以后夫家全家炸光了，最近得到信证实了这个消息，”方群文恳切地向杨文木说出她的身世，这些话以前只有张利英听她讲过。相同的恶运使两颗心互相接近，杨义木取得了她的信任。

“啊，”杨文木悲叹地吐出这个声音。他的遭遇在方群文的简单的叙述以后突然减去了阴暗的颜色。他觉得似乎有一只手提起他心上的重压，它立刻减轻重量了。他开始忘记自己，想起别的不幸的人。他想帮助她，他想减轻她的恶运的重担，第一是用话。可是同情虽然不断地增加，他的嘴却找不到适当的言词。

冯文淑和周欣在那边讲话。王东的快乐声音夹杂在两个少女的清脆的笑语中间。周欣的声音有时略带嘶哑。冯文淑的声音骄傲地、悦耳地压倒了一切。那三个同志兴高彩烈地谈论着，似乎故意把方群文和杨文木留在门限上，让他们有互相表示同情的机会。

“方同志，你比我更不幸，你都受得住，我也应该忍受下去。我一向总以为自己的遭遇跟别人不同，把什么事都闷在心里。我只知道抱怨别人，其实我不及你，”杨文木激动地说，态度十分诚恳，他好象要把他的胸怀剖露给她看一般，他的话却反而成为断断续续的了。他没有能够一口气说完他的话。

“你不要客气。都是一个团体里的人，就该象兄弟姊妹一样，还用得着客气话？怎么说你不及我？”方群文带笑地说。夜渐渐地凉了，但是她和杨文木都觉得身上暖起来。同情、关心和了解增加了他们心上的温暖。方群文还有话要说，然而机会失去了。她听着吴平和姚民瑞的声音，于是眼前电光飞舞，那些人就向着门前扑来。

一股电光射到方群文的脸上。她的眼睛畏怯地眨了几下。她看不清楚对面的人脸。她叫了一声“啊，”连忙用手去保护镜片下的眼睛。她听着吴平的喜悦的声音：“你们都没有病倒！”这个声音在她的耳边显得非常亲切。她便象大姐姐一样地说：“小孩子，不要拿电光乱照。”又问：“你们都回来了？”

吴平没有回答，只顾讲他自己的话：“杨同志，你的摆子好了？我们在路上还惦记着呢！”

杨文木温和地笑了笑，说话的声音仍旧很低：“我这个老朋友总不肯忘记我，它时时光顾。不过它毕竟客气，不肯多跟我为难，所以我又坐起来了。”

在阴暗处响起了张利英的温柔的声音：“你们都在这儿？馒头吃了吗？我还耽心你会不舒服。”

“吃了。杨同志没有吃，他不觉得饿。我还好，休息了大半天。只是你们辛苦了，”方群文觉得心上一阵畅快，恳切地甚至带点歉意地说。

“张同志，听说前方吃紧，你们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杨文木忽然严肃地问道。

“现在还不要紧，我们军队后退了倒是真的，不过还守得住新的阵地，自然敌人是渐渐地逼近了，”张利英安静地答道，显然她在避免说出引起人焦虑的话。

“那么我们的工作会有变动罢？”杨文木沉吟地说。

“现在还不晓得，要等到曾明远回来才知道。且看司令长官部那方面怎么说罢。不过情形还不太严重，”张利英仍旧安静地说。

“但是据我看，情形相当严重。敌人进攻既然得势，要阻挡他们也不容易，他们攻势太厉害，我们军队总是往后退，”杨文木皱紧眉头沉着脸说。他迟疑了一下，才接着说下去：“我看司令长官部并没有死守的决心。他们到这里也要不了多少天。我们应该早作准备，免得临时束手无策。”

“不过这里老百姓很不错。敌人来了，他们会发动游击战，”冯文淑站在张利英旁边，头差不多亲密地放在张利英的肩上，她不愿意再听杨文木的那套议论，就插嘴说，她喜欢单凭她个人的印象和简单的信仰讲话。

“不管情形严重不严重，现在总没有问题。我们用不着板起面孔多谈了。今天大家累了一天，回来也该休息休息，”姚民锋也不高兴听杨文木的议论，便不耐烦地嚷起来。他又对冯文淑说：“冯同志，我们还是来唱歌罢。”

“好，我赞成。我们唱我们的，谁高兴就跟起来，”冯文淑快活地说。她马上离开了张利英向姚民锋那边走去。她看见周欣正在跟姚民瑞讲话，便唤一声：“周欣，过来我们一块儿唱歌。”她说了，一个人对着下面一片黑暗山谷发泄胸中闷气似地大声唱起来：

谁愿意作奴隶？谁愿意作马牛？

参加唱歌的只有一部分同志；张利英、方天行两人还在那里跟杨文木、方群文谈话。方群文问到这一天在镇上工作的情形，他们不得不详细地说明。在谈论中，四个人都盼望着曾明远和李南星回来给他们报告一个确实的消息。但是四周并没有人的脚步声。歌声停止了，冯文淑几个人笑着讲话，声音还是毫无挂虑的、愉快的；此外就是虫子的叫声。那些小生物似乎也在快乐地唱歌。

唱歌的同志们，也在等候曾明远他们的消息。一首歌唱完了，没有动静，冯文淑的声音又领唱起第二首歌。歌声使人兴奋，使心情高扬，使愉快的感情渗透一个人的全身，自己的声音跟别人的溶合在一起，感情也跟别人的溶合在一起，成了一股力量，首先就把自己的心吸引去了。这力量渐渐地冲散了黑暗，造出一个另外的世界来，自己的心就进入到那里去。冯文淑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她轻快地不时摇着头，挥动着手，她的喉管似乎成了歌声的无穷无尽的源泉。她没有疲倦，只有畅快。她望见黑暗的山谷渐渐地亮起来，灿烂地开起一片美丽的花朵；她望见那片黑暗在对她微笑。她忘了曾明远，忘了碉堡前的一切。她只顾快乐地、温暖地唱着，唱着。她不去分辨哪些是自己的声音，哪些是别人的声音。

在碉堡门前谈话的四个人，还在继续谈话。除了方天行外（方天行的心早被歌声吸引去了），歌声对他们没有多大的影响。他们带着焦虑地在等候曾明远回来。

“是不是他们不回来了？或者司令长官部有什么事情留住他们，”杨文木自语似地说，他感到了疲倦。

“他们说过要回来的，”张利英答道，她想起了曾明远动身时对她说过的话。不过她现在又想，他们也许被什么事耽搁了。她也听出杨文木的声音中的疲倦，就柔声劝他：“杨同志，你上楼去休息罢。你刚打过摆子，应该小心保养啊。”她又对方群文说：“方同志，你也不要等他们了。你还是早点休息罢，你今天幸好没有生病。”杨文木果然努力撑着手杖站起来，方天行站在旁边，连忙伸手扶了他一把。张利英又说：“我们再等一下，他们不回来，我们也要上楼工作了。”她看见方群文不肯走，杨文木也说要再等一阵，便下了决心对方天行说：“方天行同志，我们陪他们上楼去。”

方天行的回答是打起电筒照路。四个人终于走进了碉堡。他们在楼上燃起油灯，整理了各人的铺陈。外面的歌声突然停止了。

“他们怎么不唱了？该不是曾明远回来了罢？”方天行疑惑地自语道。

方天行的揣测并没有错，曾明远和李南星正跑得气咻咻地回到唱歌的同志中间了。不久他们就被那些年轻人拥上楼来。

“方同志，有你一封信，”李南星递了一个西式信封给方天行。他还问一句：“是你太太来的罢？”

“谢谢你，”方天行高兴地接过来，就拿到灯前去。

“曾同志，有什么消息？”杨文木焦急地问道。

“没有什么要紧的。我们后天还要在镇上演戏，”曾明远带着微笑慢慢地回答。他揭下帽子，头发上还在冒热气。

“不是说前线吃紧吗？”方群文接着问道。

“说是快逼近六安了，不过司令长官部今天下午还接到前方的报告。打得很好，敌人的攻势挡住了，六安在最短期间没有问题，”曾明远好象愉快地答道。他把领扣解开，亲切地望着杨文木问道：“杨同志，你摆子没有发？”

“现在过去了，”杨文木答道；他又把话题转回到战事上面：“不过我们应该早点准备，不要把该做的事情放弃了。”

“对，”李南星接着说；“司令长官部还提到要我们准备搬回城里去，我和曾同志谈过，等演过戏再说。看大家的意见怎样？”

“我想稍微等一下，就开晚会，我还有些事情要报告，”曾明远道。他看看大家，又说：“下个月的补助费已经领来了。”

冯文淑跪在自己的铺上，点了蜡烛，读着她哥哥从上海寄来的信。她一面看，还不时对坐在她身边的周欣说：“我哥哥”怎样，怎样……她说着又高兴地吃吃在笑。

周欣却对冯文淑叙述她母亲在上海的生活。她埋着头在读她母亲的笔迹。她也象冯文淑那样地又说又笑。

张利英走过来，对她们说：“你们老是在笑些什么？要开会了。”

“等一下罢，我就看完了。姐姐，我告诉你，妈妈给我兑了一百块钱来，我哥哥加入了海燕剧社，”冯文淑象孩子似地兴奋地仰头看张利英，笑着说。

“你妈妈倒很关心你。你哥哥不是在洋行里做事吗？”张利英温和地问道。

“不，他已经离开了，现在进了《文汇报》。他也热心地在做抗战工作了，”冯文淑得意地说。“他们在上海做了好些事情。他现在跟刘波很熟，海燕剧社就是刘波那班人组织的。”

“这倒是好消息，”张利英答道。她也认识刘波，而且在她离开上海前，还和他一起在一个团体里做过工作。她又问一句：“你妈妈呢？”

“妈妈很好，她回乡下去了，说是秋天再出来，”冯文淑愉快地答道。她埋着头继续在看信。

“我姆妈看见我那张照相，开心得很，她说我胖了，”周欣折好信笑容满面地对张利英说；“她叫我不要想家，她说我在外面做事，她很放心。要不是她年纪大了，她也会赶到我这里来的。她还叫我代她问候你。”

“问候我？”张利英惊讶地说。

“我写信告诉姆妈，我有了一个姐姐，所以姆妈问候你，”周欣解释地说。她又用亲切的语调，讲起另一件事情：“我妹妹跟着学堂里的先生到孤军营去过，她说她看见了谢团长，她们小学生还唱歌给兵士们听，大家高兴得很。”她还想说下去，但是李南星迈着长腿走过来，温和地打岔道：

“现在要开会了，你们有话，等一阵再说罢。”

八

这是一个灰色的阴天。早晨太阳露了露面，不多时它就躲藏在厚云堆里了。有一点风，天气也不热。到下半天，那一叠一叠的灰云还不曾散去。可是看天色，也不象要下雨的样子。

曾明远一班人自然喜欢这样的天气。下午他们的戏按时开演了。地点是镇上李家祠堂。土阶作为舞台。一张蓝幕把他们跟观众隔开了。演员在里面化装。曾明远立在幕前对观众讲话。

在这样的场合里讲话，这大半年来，曾明远已经有了不少的经验。他望着各种各样的人头，无数的差不多带着同样表情的朴实的脸，话很自然地从他的嘴里吐出来，就象喷泉那样，没有一点停滞。准备好了的腹稿现在加上了血肉和感情，于是很容易地打进了听众的心。他对这个镇上的人讲话，已经不止一次了。时间和接触拉近了他跟他们中间的距离。

他讲的自然还是关于打日本鬼子的话。不过因为敌人的逼近，他必须说些更紧要，更急切的事。组织民众发动游击战，成了他这次讲话的中心。他要用浅显明白的语言，把一个坚决的、共同的意志打进无数听众的心中。他起初亲切地说着，为了使人容易了解，他还举出一些实例。事实有的很惨痛，这激起了他的悲愤和仇恨。他的声音渐渐地高起来，右手捏成一个拳头，不停地挥动着。他自己很激动，讲话的调子也成为慷慨激昂的了。

他说得多，而且比他自己预计的还多，他的口的确成了无穷尽的话语的泉源。他在叙述惨痛残酷的事实，这类事他确实见到、听到太多了。象一个人受了一辈子的冤屈，如今遇到一个亲人，他得从头至尾倾吐出来。所以对着那些亲切诚朴的老百姓的面颜和无数不转动地殷殷望着的眼睛，他简直止不住他的话头。

泪水从一些女人的眼睛里迸出来，人丛中响起了各种表示同情和愤慨的声音。诚挚的言语得到诚挚的回应。曾明远的心感到一阵温暖。他忽然忘了自己地大声叫起来：

“鬼子兵抢占了我们的地方，杀死了我们的亲人，烧毁了我们的房屋，他们不让我们活，不要我们做人！我们要打鬼子！我们要赶他们出去！”

有些年轻人响应地大声叫起来。不管男或女，老或幼，大家都相信曾明远的话。而且在听了许多残酷的血淋淋的事实以后，谁都觉得上面这段话是唯一合理的结论。差不多所有在场的男人都有一个同样的思想：“我要去打鬼子。”

“爸爸，给俺一支枪，俺去打鬼子，”一个十岁上下的孩子兴奋地对他父亲说。孩子的父亲是镇上成衣店的裁缝，他埋下头看孩子一眼，带笑说：“你还小，你会打枪？”

“俺要去！俺跟你去，俺要学打枪，”孩子这样地纠缠着父亲。

“不要急，等鬼子兵来，俺带你去打，”父亲说，他拍了拍孩子的光头。

一个穿短衣的年轻人跟旁边一个梳大辫子的姑娘讲了两句话。

十七八岁的大姑娘红着脸，两只滚圆的眼睛盯了他一眼，笑着轻轻说：“你去，俺等着你回来。”

“鬼子打来了，你不是没人管？”年轻人故意这样问一句。

“镇上又不止俺一个人？俺跟着俺家，跟着大伙儿打鬼子，”大姑娘不加思索勇敢地、爽快地说。

曾明远已经把话头扯得很远了，这时才连忙收回来。他接着说起怎样打鬼子的办法。他说得很详细，很具体。他很快地就说到了游击战。

“俺知道，俺要做一个游击队！”银妞儿穿得干干净净立在人丛中，这时忽然高兴地对她的母亲说，她的母亲抱着小孩站在旁边。

“你不怕鬼子兵？比豺狼还凶的！”母亲说。这里小孩们害怕豺狼，据说有时候在静夜里还可以听见狼叫。

“我不怕，我恨他！”银妞儿骄傲地答道。

“你不怕，就好啦！下回向官长讨支枪，”母亲说，她也把眼光射到台上去。她用信任和尊敬的眼光看曾明远。孩子在她的怀里动着，并且低声哼叫，但是没有发出哭声来扰乱她的注意。

“俺明自，俺明白，一锄头打他一个！”小蓬莱的黑脸伙计点头说。他听见曾明远后面的话，又赞同似地重复说：“对啦，大伙儿把粮食都带走，都藏起来，谁都不卖东西给鬼子兵，看鬼子兵来吃啥，用啥？”

“你当兵，俺就做个游击队，”大姑娘忽然含笑地对她的年轻朋友说。

“你会放枪？”年轻人欣喜地看看那张圆圆脸和圆圆眼睛，因为高兴他才故意这样地问一句。

“俺不会学？”大姑娘故作嗔怒地瞪他一眼；她又加一句：“俺还会放哨，”这也是从曾明远的话里学到的。放哨，这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她还可以找她的弟弟陪伴她。

年轻人满意地笑了。

在台上曾明远加重语气好象在作结论地说下去：

“每个人都要记住今天说的话：鬼子来就没有我们；我们在，鬼子就死。我们决不要让鬼子住我们的房屋，吃我们的粮食。他们来就要叫他们都死在这里。我们大家，镇上的全体民众，不论男女老幼，都要和和气气组织起来，就好象我们是个大的家庭一样，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要记住鬼子是我们大家的仇人，是你的，他的，她的，他的。”（他指着一些人的脸）“我的，我们大家的，”（台下的人纷纷地议论着。）

“鬼子打来，大家一齐对付他。你拿枪，你拿锄头，你拿刀，你拿擀面棒，你放哨，你打听消息……”曾明远随便指着一些人。人丛中起了一阵哄笑。几个年轻的声音兴奋地叫着：“还有我，还有我！”

“我们现在有了办法，就不怕鬼子兵！”曾明远说了一些别的话以后，忽然捏紧拳头打出去，大声叫起来。好些人快乐地响应着：“我不怕！”“我不怕！”

“……不过我们要趁早作准备，现在就要准备，在鬼子兵还没有打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组织好。第一我们要使他们到这个镇上来不了，来了也跑不出去……”曾明远用坚决的语调接着说下去。他听见冯文淑的声音在后面催他，他讲完这一段略略停一下，又说：

“现在戏要开演了。你们一定等看戏等将发急了，我不再耽搁你们的时间。看了戏我们还有话跟大家讲。请大家记住，我们今天演的戏不是随意编出来的，都是真的事情，象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有。请大家认真看戏，看过仔细想想，想过再对我们说说大家的意见。”他笑了笑，这是诚恳的带着友谊的微笑，又说：“现在请看戏罢。戏演完还要请杜保长讲话。”

曾明远行了礼，便退去了。人丛中响起了拍手声和欢呼声。人声嘈杂，人头攒动。忽然锣声一响，场子里马上静下来。所有的眼光全射在幕布上。幕拉开，现出另一个世界。留着一撮唇髭的日本军官骄傲地坐在办公桌前面抽纸烟。两个汉奸奴隶似地站在他旁边谄谀地对他讲话。

“鬼子！”“鬼子！”好些人低声叫出来，含怒地指着台上的杨文木。

“真可耻！汉奸简直不是人！”一些人开口骂起来。

“俺抓住这个家伙，当头就是一刀，”黑脸伙计红着眼睛骂道。

姚民瑞两弟兄拖着李南星出来。在观众的眼中他们是两个鬼子兵和一个中国读书人。发议论的嘴闭紧了。大家差不多屏住气息望着故事的发展。

接着是审问的场面。鬼子军官骄傲地说话，汉奸们谄媚地奉承。中国读书人慷慨激昂地演说，全是带宣传性的词句。李南星勇敢地立在台上，燃着热情在痛骂敌人和汉奸。话语浅显易懂，都是说给台下一般观众听的，它们不断地引起了观众的大声赞美。

于是鞭打开始了。演得不怎么好，但是激起了诚朴的观众的愤怒。鬼子军官命令汉奸打自己的同胞，单纯的心不能够接受。被打的人虽然叫痛，却也不停止他的傲慢的骂声。

“这是英雄，俺要学他！”年轻人翘起大拇指对旁边那个大姑娘夸耀说。

“你不怕痛？”女的看他一下，低声问道。

“英雄不怕死，还怕啥痛？”男的若无其事地说。

女的又看他一下，赞许地点点头，脸忽然红了。

姚民锋两弟兄已经出去了。他们又拖进来一个中国人。观众觉得眼前一亮，这次出现的是一个可爱的少女。她给他们带来一点新奇的感觉。但是看见她处在这样的境地，他们又有点不安了。从几个妇女的口中发出来“啧啧”的声音。

“冯先生，”银妞儿指着台上的少女对母亲说。“你看冯先生多好看。”

母亲表示同意地点点头。她一面看戏，一面又要照管怀中的孩子，不过她的眼睛总是向着台上的时候多。

少女一出来，就获得观众的同情。她的一言一动，在观众的心上都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渐渐地忘记了她是那个穿军服的冯先生，在台上她的名字是“月英”。那是她的受难的哥哥。她哭着，挣扎着。她的眼泪引出许多人的眼泪。她的哭声感动了好些善良的心。

大姑娘用手擦着眼泪，侧过脸问年轻人：“要是俺也给鬼子兵抓去，你来救不来救？”

“俺一枪打死他！”年轻人英雄似地答道。

台上果然开枪了，打死的却是少女的哥哥，那个读书人立刻倒在地上。

年轻人愤恨地咒骂一声。观众的情绪更紧张了。许多人在替那个少女耽心，大家捏着一把汗，注视着剧情的发展。他们称赞她那勇敢的态度和热烈的话语。这使他们的焦虑渐渐地减少，呼吸也渐渐地畅快起来。

“俺要学她。她才是英雄！”大姑娘开颜一笑，得意地对年轻人说。

“你看，你比得上她？”男的故意做出怀疑的样子讲话。女的似乎在表示不高兴男的看轻她的神气。但是她的注意力被台上的追逐吸引去了。这是类似猛虎捉羔羊的情景。少女的一动一跑，使得许多颗心激烈地跳动着。

忽然她抓到了手枪。她举起枪。她真的开枪了。鬼子终于倒了下来。

许多张嘴在吐气。紧张的心情松弛了。大姑娘也嘘了一口气。年轻人也嘘了一口气。他又伸起右手的大拇指，夸奖道：“这个大妞儿真英雄！”大姑娘满意地笑了。笑的不止是她一个，好些人的脸上都有了笑意。

“好！冯先生打死了鬼子官长，打得好！”银妞儿赞美地说。

接着是先前被遣出去的鬼子兵和汉奸们进来。军官倒下了，手枪捏在少女的手里。他们卑屈地向她求饶。少女讲了一大篇宣传的话，这也是特地说给观众听的。于是汉奸觉悟了。鬼子做了俘虏。游击队也组织起来了。

最后冯文淑借着少女的嘴，说了一大段关于游击战的话，主要的意思跟曾明远起先说过的差不多。不过这时候她的话特别容易打进观众的心。在台下有人暗暗点头，有人发言表示同意，有人大声赞美。

“俺要跟她当游击队，”裁缝的十岁男孩跳跃不止地说，拚命地拉父亲的手。

“再等两年罢，你还小，”父亲含笑答道。

“打鬼子不管老小。你给俺一支枪，俺就去，”孩子忽然带着大人气答道。

“好，好，我请冯先生带你去当个小游击队，”父亲笑起来说。他摩一下孩子的脸颊，颊上还是润湿的。父亲伸回手，问道：“你热不？”

“我不热，”孩子答了一句，就大声跟着台上的人喊口号。台上和台下终于打成了一片，雄壮的声音似乎就要震破了祠堂的瓦屋。

幕拉拢来，关住了一个令人兴奋欢快的热烈景象。一些人的眼光仍然留恋地望着舞台，似乎在盼望那个美丽的面颜又在那里出现。

台上响起了脚步声，四个同志穿着整齐的制服，走到幕前，就并排立在台上，方天行也走出来，恭敬地、带着微笑地向台下观众行了一个礼，然后转身向里对着四个同志，挥动他的指挥棒，唱起了那个叫做《游击队歌》的歌。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雄壮的歌声象一股巨大的力量提高了观众的情绪，不住地升高升高……但是人丛中忽然起了一个小小的骚动。私塾先生王老师带着十几个学生从两里外的村子里赶来了。那些学生进了祠堂便往人丛中钻动，很快地就消失在人群中间。王老师带笑地眯着他的近视眼，拿着旱烟管，安静地走过人丛中。人们客气地给他让路。他一路上只顾点着头一步一步地走到前面去。他找到空地方站定了，含笑地望着台上，开始抽他的旱烟。

台上刚刚唱起了《游击战》，这是一部分人熟习的歌。好些年轻人听见这歌声，脸上发亮了。他们跟着台上唱起来。

歌声停歇，同志们退进幕后去。王老师掉头往左右看。他移动了几步，招呼了杜保长。他们交谈了几句话。

锣声吸引了每个人的注意。幕拉开。台上现出一老一小的卖艺人：穿蓝布大褂束腰带、须发花白的老头子，和一个穿花布衣服、垂大辫子的小姑娘。

“各位先生，各位观众，我的师傅要我唱一个歌，”女孩子声音清脆地对台下讲话。她天真地一笑，两颊立刻现出一对酒涡来。她开始唱起一支悦耳的小调。这首歌使得大家都满意，他们想：唱得真好听。

老头子吩咐小姑娘再唱，小姑娘顺从地又唱起了那首“九·一八”小调。声音还是那样地清脆。但是她唱到中间，忽然流下泪来，她的喉咙好象被什么东西塞住了似的，她只能吐出断断续续的几个字音。

“她为啥哭？”银妞儿奇怪地问她母亲。

“她想起她家，她一家人都给鬼子杀死了，”王大娘同情地回答，她的眼圈也红了，“可怜啊。”她是看过这个戏的。

“冯先生，”银妞儿想了半晌，忽然指着小姑娘叫道。

老头子生起气来，他逼着小姑娘再唱，她始终唱不下去。他又逼她练把戏，她也练不好。一个活泼的小姑娘现在变成了可怜的孩子。有些观众同情地说：“就让她歇歇罢。”但是老头子却拿起鞭子打她。小姑娘哭着用手臂保护自己。

观众中好些人不平地议论着。年轻的私塾学生发出了不满的叫声。

“不要打她！不要打她！”有人这样地叫起来，不过声音不够高，让观众的议论声压倒了。

“这个老家伙是个孬种！”一个学生愤慨地骂道。

“不要打！不要打！”忽然响起了雷似的吼声。一个长身青年在人丛中跨着大步一下就迈到台上去。“放下你的鞭子！”他命令似地喝道，一把抓住老头子的膀子。这个青年的出现颇使一些人吃惊。但是等到他在台上站定，跟那个老头子争吵的时候，每对熟习的眼睛都认出那个被鬼子军官打死了的读书人来。

“办不到！”老头子固执地回答。

“这老头儿真狠心，”大姑娘不高兴地批评了一句。

“要不是演戏，俺就揍他一拳，”年轻人英勇地答道。

“偏偏要你办到！”青年的拳头立刻落下去。

“打，打，打得好，”台下的学生助威似地叫着。声音从四方八面发出来。

“不要打，不要打，都是自己人，”一个响亮的声音从人丛中透出来。没有人注意到这是姚民瑞的声音。

老头子跟青年和解了，小姑娘劝止了这场争吵。她向青年说明她同老头子的关系，她讲起自己的故事。这是够悲惨的：家毁了，娘死了，父女两个逃进关里来，就靠着卖艺过苦日子。他们本来是安居乐业的东北的老百姓。不怪她父亲，这都是日本鬼子造的孽。

小姑娘哭着，诉着，很有条理地叙述她的不幸的遭遇。整个场子忽然变得非常安静了。似乎许多人的心都悬在她那张伶俐的小嘴上，她说一句话便叫许多颗心跳一下。

年老的、中年的女人都在擦眼睛，年轻的女人眼圈也红了。“好惨！”那个大姑娘对她的男同伴说了这两个字。

小姑娘带着孤苦无靠的样子、描写敌人残暴行为的时候，许多人觉得有一只手在搔他们的心，搔得很重，他们非常不舒服。忽然一个有力的声音响起来，依旧是姚民瑞的声音：“打倒日本鬼子，打倒那些禽兽！”

这个声音叫出了许多人的苦闷。于是空气动了，心也动了，大家响应地齐声喊起来。人们畅快地呼吸着。

就在这个时候，台上的青年对着父女两人讲起道理来，都是些浅显的句子，但是连在一起，却非常中听。他热情地说服他们，也说服台下无数的观众。他的结论是：不把鬼子赶走，中国人便不能够过安乐的日子。最后三个人齐声喊着：“打倒日本鬼子！”

姚民瑞在台下带头，台下无数的观众也跟着喊起了同样的口号。在这喊声中许多人的心似乎连结成了一颗，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跳动。残暴行为和悲惨遭遇似乎都被勇敢、热情和坚强意志赶走了。大家的眼前仿佛现出了一片光明的境界。

幕突然拉拢了。它再拉开的时候，全体演员都并排站在台上（冯文淑、杨文木、李南星就穿着刚才演戏穿的衣服），他们跟着方天行的指挥棒的舞动，唱起那首《我们是中国老百姓》来。

曾明远和张利英都没有参加唱歌。先前《放下你的鞭子》还没有演完，曾明远正在台下跟杜保长讲话，忽然有人来找杜保长，在杜保长的耳边轻轻讲了两三句，杜保长带着严肃表情匆匆地走出去了。王老师还站在旁边，曾明远便趁这个机会跟他谈论改编课本和向民众报告新闻的问题。王老师的态度十分诚恳。这是第二次的商量，他们不久便商妥了办法。但是杜保长仍然没有回来。曾明远看见时间快到了，着急起来，只得出去找杜保长。

杜保长不在茶馆里，据说他陪着三个官长走了。曾明远失望地走回祠堂，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利英。

“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恐怕战事有了变化，”张利英低声说。

“恐怕是这样。不过杜保长说过他要讲话，”曾明远沉吟地说：“其实他不讲话反倒好些。我们就老实向群众报告他有事情走了。”

“不大好，”张利英摇摇头说；“群众会奇怪，也许还有人想到前线吃紧的事情。”她突然问一句：“可以不可以请一个人替他讲几句话？”

曾明远没有回答。歌声在催逼他。他想了想，忽然露出了笑容说：“我有好办法，就请王老师讲几句罢。”他不等她再发表意见，就跑到场子里去了。

歌唱完了，私塾先生王老师代替杜保长讲话。曾明远出来向大家报告这个消息，他听见从台下各处传来的拍掌欢呼声。

王老师拿着旱烟管慢慢地走到台上，他睁大他的近视眼看下面，那许多清晰的和模糊的面颜使他的脸上浮起了亲切的微笑。他微微摇着头，象对学生讲书似地说起来。他的话来得慢，也缺少热情，不过能够把事情解说得很清楚。

“……俺们要打鬼子，就应当大家存一样的心，做一样的事。千万不要存私心，你顾你，俺顾俺的。就是说俺要‘团结’，要‘组织’呀。一个人力量小，团结的力量大！你们听见戏里那个大妞儿说过，俺们中国人先前没有‘团结’，没有‘组织’，出了事还是你顾你俺顾俺的，所以才给鬼子打进关里来啦。”

场子里相当静，王老师的不十分响亮的声音还能够达到大部分人的耳里。他的话没有带来火种，它们却使紧张的心情渐渐松弛，使热情慢慢放散。但是因为听众保持着平日对他的敬意，大部分的人都愿意听他的话，以所它们也产生了效果。

王老师又用近视眼看看下面，他看不见人堆中一个学生在对他做怪脸，另一个学生暗暗摹仿着他说话的姿势。他拿着旱烟管指指点点地讲下去。

“……你们一定相信俺这话。只要大家‘团结’、‘组织’起来，就可以抵挡住千千万万的敌人。说到‘组织’、‘团结’，曾团长先前一定给你们详细说过了。杜保长以后会有好办法教给你们。”他停了停，又说：“还有俺向各位报告，从明天起遇着赶集的日子俺来念新闻给各位听。”

教书先生的嘴突然闭上了，他带点不大自然的表情（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向台下点点头，就走下场子。他听见拍手声和笑声，他用感谢的眼光向四周看了看。

台上静寂。少数的观众开始退出了。方天行走到曾明远的身边，问道：“还要不要等杜保长？”

“不等了。我们宣告散会罢。”

“那么我们再唱一首歌就散会，”方天行说。

“最好唱一首他们熟习的歌，要他们也跟着唱，有不会唱的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教他们唱，”曾明远提议道；“现在就由你去报告。”

这首抗战歌的合唱正在进行的时候，忽然茶馆里的一个伙计带着满头热气走到台前，招呼曾明远道：

“曾团长，保长请你去。”。

“保长回来了？”曾明远顺口问道。

“还有城里来的官长，”这便是曾明远得到的简单的答复。曾明远略微一怔，他转身对张利英低声讲了几句话，便跟着那个伙计往外面走了。他走出祠堂的大门，还听见那个雄壮的歌声。

九

从镇上回到碉堡，战地工作团的全体同志带回来疲倦，但也带回来兴奋和紧张的心情。疲劳的身体似乎需要短时间的休息，然而强健的精神却追求着一个重大问题的解决。

大家把带回的物品在屋子里放好以后，没有一个人在铺上停留一下，他们全跑到门前来，就在这个坡上，放了两根板凳，他们或立，或坐，或者蹲在地上（除了板凳，门限和石头都是座位）。在这里开始了团体的紧急会议。

曾明远的沉着的声音在傍晚的柔和空气中响了一会儿，别的人差不多屏住呼吸在听他讲话。于是他的嘴闭上了。接着是片刻的宁静，这是一种非常郁闷的宁静，就象那种暗示着大雷雨就要到来的宁静一样。

“我不赞成这个意见，”杨文木的带点愤慨的声音冲破了宁静升起来；“我们不能够在这个时候离开这里。我们的工作刚刚有了一点成绩。我们正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加倍努力工作。倘使现在就卷起铺盖离开，那么这两个多月的工作岂不是等于白费！”

“不过杨同志也应该顾到战局的变化。我们的军队在前线转移了阵地，我们也只好跟着转移我们的阵地。这种情况，司令长官部一定比我们更清楚，我们当然要服从他们的调动，”王东蹲在地上，侧过脸望着杨文木说。

“司令长官部说不定不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我们可以派人到城里去接洽。他们会让我们留下来的。况且我们又不是司令长官部的直属团体，”杨文木固执地说。

“我赞成留下来，我喜欢这个地方，”冯文淑坐在门限上，这时忽然站起来大声说。

“我也愿意留在这里。现在住熟了，做什么事都比别处方便，”坐在冯文淑旁边的周欣立刻响应道。

方群文坐在板凳上皱一下眉头，不以为然地说：“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最要紧的是我们应该跟司令长官部保持联络。否则敌人一旦打过来，我们临时要撤退也没有办法了。其实到处都是做工作的地方。”

“方同志这段话很重要。我们如果跟司令长官部失了联络，那很危险，”王东附和道，他觉得不跟军队一道进退，却留在这里工作，实在是冒险的举动。

“那么我们就打游击，”吴平不负责任地说了一句，脸上泛起了微笑，他时常做着这样的梦：在星夜拿着一支枪，站在矮树背后对着敌人的哨兵开放，或者跟随着十多个同志埋伏在树林中等着押辎重的敌兵到来。

“我们又不是本地人，对地方情形也不熟习，怎么可以打游击？”王东立刻反驳道。

“这倒是真话，”方天行点头表示赞同道。

“然而你却忘记了我们还有那许多老百姓做后盾！我们还可以帮忙他们组织起来，”杨文木兴奋地大声辩道。

“不过我们一点准备也没有。这不是几天功夫可以办到的。其实我也很喜欢这个地方，这里的老百姓很好，”张利英温和地说。她的面容是十二个人中间最平静的。她坐在方群文的旁边，身子和方群文的挨得很近。

“其实张同志也是过虑。要做事只看自己有没有牺牲的决心，何必管什么来得及来不及！”杨文木着急地说。

“牺牲自然是伟大的。不过我们也不必轻言牺牲。有时候做事情也需要慎重的考虑，”张利英略带焦虑地说。她忽然转向着李南星问道：

“李同志，你的意见怎样？”

“我愿意留下来准备打游击。不过我们应该在事前决定一个计划。如果空谈牺牲，我看倒不如走的好，”李南星直率地答道。他闭了嘴，马上又落在沉思里去了。人觉得他这时似乎就在想他所说的计划。

“我并不是空谈牺牲。我们有了牺牲的决心，自然要拟出一个计划。李同志，你完全误会了我的意思，我不是那样说法，”杨文木着急地说，他的脸也挣红了。但是夜网已经罩下来了，靠着简单的一瞥，别人不会看清楚他的脸色。

李南星笑了笑，连忙解释道：“杨同志，你不要以为我在讽刺你，我决没有这个心思。我是指一般的情况说的。的确，要留下来打游击，非先有一个确定的计划不行。而且也得先跟司令长官部商量，不然枪支从哪里来？你调查过没有，这个镇上究竟有几支枪？”

杨文木一时回答不出来，他生气地板起了脸孔。

“我想，司令长官部知道我们留下来打游击，一定高兴。枪支不会有问题，”冯文淑乐观地说，她仍旧把事情看得很简单。周欣不响，她觉得李南星的话有道理。

“你想会有这样容易的事？”姚民瑞忽然把脸掉向冯文淑，讥笑地说一句。

“我没有跟你讲话！”冯文淑撅着嘴回答道。她把脸一偏，不看他那个发亮的和尚头。天色更深，地上却开始亮起来，现出了淡淡的人影。

“我说的是事实，听不听由你，”姚民瑞仍旧带笑地说。

“请大家不要开玩笑，现在是在开紧急会议，”杨文木不耐烦地嚷起来。

冯文淑扫兴地低声对姚民瑞说了一句：“今天算是让了你们。”她本来还有别的话，却被杨文木的干涉阻止了。

姚民瑞看了杨文木一眼，他知道这个同志的脾气。他便趁这个时候提高声音说：“那么我就说我的意见，我赞成搬到城里去。”

“我们应该仔细想一想，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杨文木听见姚民瑞的话，觉得好象有人迎头泼了他一瓢凉水，心里非常不舒服，他看见希望渐渐地飞走了，便设法挽回地说；“我们随便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会后悔的。我觉得我们实在没有理由离开这个地方。到别的地方去又得从新开始，我们逃来逃去，不知道要逃到什么时候为止。”他停了停，又说：“你们不了解，你们没有这种经验，我等了七年了，七年了。”他忽然抬起头望天，镰刀似的月亮嘲讽地望着他。他想，月亮是知道的，什么都逃不过它的眼睛。

没有人想答话，大家都感到一种压迫，好象一只手蒙住他们的嘴，他们有点透不过气来。冯文淑捏了捏周欣的膀子，她听见周欣惊怪地低声说：“你在做什么？”她不回答，她昂起头，真想大声唱起歌来。

“杨同志，我们了解你，”终于方群文开口了，她用了略带颤动的声音说；“不过我不赞成你那种只图一时痛快的主张。我们做工作并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事情。徒然冒危险谈牺牲，实际上也没有多大好处。现在撤退到别的地方做工作还不是一样？要应付困难的局面，我们十二个人能力太不够了。我看还是服从司令长官部的调动，趁早撤退好些。不然到了危急时候，要走又来不及了，会弄得没有一点办法。我们上次在徐州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不知道别的同志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有过，”方天行点头说；“我们那个演剧队从徐州突围出来，在路上还给敌人打死了一个队员。”他觉得当时的情景又在他的眼前出现了，那个同志的血似乎浸入了他的心，他痛苦地闭紧了嘴。

“那么，我们还是趁早撤退罢。我看现在情况很紧急了，”王东有点紧张地说；“不然司令长官部决不会要我们先搬到城里去。”他又加上一句：“我看最好明天就走。”

“不过明天走也太急了；走得太快，我们怎么好对老百姓讲话？”周欣表示不赞成道。

“对，镇上还很安静，我们就走了，多不好。你们看，这周围多么美，”冯文淑留恋地说。她又朝四周看了看。“哪里象战争逼近的样子？老百姓多么朴实可爱。他们对我们真好。我简直不愿意离开。”她停了一下，又说：“就要走，也得多住几天，让我们跟老百姓多聚会几次。”

“最好请你多演几个戏给老百姓看，”姚民瑞忍住笑接下去说。

“哪个象你那样高兴演戏？这又不是出风头！”冯文淑知道姚民瑞在挖苦她，便装出嗔怒的神气说。其实她很高兴演戏，而且这句话也不曾激怒她，不过她的嘴是不肯让人的。

“既然要走，就索性早走，拖泥带水地留下去，我不赞成。好地方，好百姓，到处都是，”姚民锋故意用这样的话来激怒两个人：一个是冯文淑，他高兴跟她斗嘴；一个是杨文木，他不喜欢杨文木说话的口气。

“多留两天也好，我倒赞成冯同志的意见，”王东说这句话，完全为了讨好冯文淑和周欣，尤其是冯文淑。她的姿态在这静夜里显得太可爱了。他愿意让她高兴，他愿意听她的笑声。

“不走就不走。单单多留几天还是要走，这有什么意思？”杨文木不满意地说。

“那么就决定走罢，我看还是赞成走的人多，”姚民锋立刻接下去说。

“我看，还是来表决一下罢。”曾明远这一阵子都没有开口，他注意地听着每个人讲话，不曾漏掉一个字，他觉得这时候他应该发言了。他自己的思想是有矛盾的。在感情上说，他愿意留下来；在理智上说，他主张服从司令长官部的调动。他明白搬到城里去是比较安全的办法。他对十一位同志的生命安全是负有责任的，他不能不在事前仔细地考虑。他从板凳上站起来，看了看众人，然后用手指头指点着：“方群文同志，张同志，王同志，方天行同志，姚民锋同志，姚民瑞同志，都是赞成走的。已经有六个了。周欣同志好象也不反对走。”周欣点点头。“吴同志，你怎么样？”他指着吴平问道。

吴平正用手揉着他的塌鼻子，那里刚刚被蚊子叮了一下，他听见曾明远的问话略吃一惊，连忙答道：“我服从多数，大家说走我就走。”他那个梦已经被同志们这一阵子的谈话打破了。

“那么李同志方面也没有问题了，他赞成留下原是附得有条件的，”曾明远急转直下地说。“反对走的只有两个人，就是杨同志和冯同志。”

“我也是服从大家的意见，”冯文淑连忙插嘴说。

“那更好，我也主张走，这是绝对的多数，”曾明远答道；“现在就算是决定了。大家没有异议罢？我们再来商量别的事情。”

“我还有几句话要说，”李南星马上大声说，好象他害怕迟了就会失去机会似的。“既然决定要走，我看不妨多留两天，让我们跟老百姓多谈几次话。我们应该尽可能对他们多做点工作，多留点影响，使他们将来可以组织起来，对付敌人。我看那个教书先生王老师将来倒可以负点责任。”

“对，对，我就有这个意思，”曾明远高兴地接着说；“我看王老师倒是个有心人。他信仰坚强，做事沉着，他将来很可能领导当地民众跟敌人斗争。”

“那么我们应该多送点书给他，”冯文淑兴奋地说，她忽然又高兴了。

“我已经想到了。我今天还对他提过。等一阵我们不妨把书清出来，”曾明远点头说；“个人的书愿意拿出来送的，我们也欢迎。”

“那么，我们决定哪天走？”方群文问道。

别的人都不响，曾明远迟疑一下答道：“那么暂定大后天怎样？如果情况不好，后天也可以走。”

“那么就是大后天罢，”李南星插嘴道。他走到张利英面前，低声说：“张同志，我们走罢。”他又对曾明远说：“我们现在到姚家去。”

曾明远点头说：“好。我们的会还要开下去。你们现在去，时间不迟吗了”他知道他们要到一个农民家里去谈话，这是今天下午约定了的。当时他们还没有料到就要离开这个地方。

“现在还早，”李南星短短地答道。

冯文淑知道他们两个要到什么地方去，她很兴奋，忍不住小孩似地叫起来，马上从门限上站起，麻木的腿几乎使她摔倒：“我也去。”她又向曾明远要求：“曾明远同志，我也要去！”

曾明远知道她的脾气，也不留难，立刻答应了，只问了一句：“你今天不累，还要跑这许多路？”

“不，我高兴做这样的工作，”冯文淑得意地答道。她把疲倦忘记了，这时只觉得身子轻得象要飞起来似的。她含笑地问周欣：“你去不去？”

“你不要再拉人走了，我们还要开会啊！”曾明远连忙大声阻止道。王东本来已经站起了，听见这句话，便又坐下去。

“不去也好，我晚上还要给姆妈写信，”这是周欣回答冯文淑的话。

“冯同志，你要小心，最好带根棍子去，免得在路上碰见狼，”姚民瑞开玩笑地说。他也想走一趟，不过还没有打定主意。

“呸，”冯文淑啐了他一口，“路上哪里有狼？哪个象你这样胆小，有本事你敢跟我们一道去！”

“好，我就跟你们一道去。我还可以画几张画儿回来，”姚民瑞爽快地答道。

他果然得到曾明远的许可，跟着冯文淑走了。

十

转过几棵白杨树，前面灰黄的灯光使这一行四个人忘记了四围迷茫的山色。平屋的黑影静静地坐在斜坡下，好象一个知道若干秘密等着告诉人的魔术师。冯文淑觉得心突然跳得更厉害了，她听见李南星严肃地小声说：“到了，就在这里。”她连忙加快脚步顺着这土坡走下去，但是从那棵枣树旁边意外地飞起了狗的狂吠。她不自觉地退后两步，把身子往张利英的身上靠去。

“不要怕，他们会喊住的，”李南星在后面安慰地说。他走到前面去，把狗赶开了。

狗还是向着坡上叫，它似乎就要扑上来。冯文淑还站在那里，不想走，姚民瑞马上笑着激她一句：“真不中用，跑出来快一年，还害怕狗！”

“哪个怕？我就走给你看！”冯文淑不加思索、赌气地答道。她真的就鼓起勇气跑下坡去。

“好，这才是我们的新女性，”姚民瑞称赞道。但是狗的叫声已经停止了，有人从屋里出来唤住了它。

李南星听见唤狗的声音，他知道出来的是什么人，便远远地向那个人打一个招呼。于是他们听见了亲切的欢迎的话。

他们到了平屋门前，迎着他们的是那个姓姚的农民，身材相当高大，花白的胡须在淡淡的月光下发亮。在这高大的身躯后面又转出来三张朴实的面孔。

“我们来迟了，”张利英用道歉的语调说。

“先生们路远啊，”姚老头和蔼地笑答道。“请进去喝茶罢。”他把他们请到屋里去了。

屋里正中放着一张旧方桌，桌上有一盏油灯和一个盛茶汁的瓦壶。桌子旁边几张黑黄的脸，一齐掉向门口。这几个人看见李南星走进，全站起来。

“你们等久了罢，”张利英温和地点头招呼他们说。

“俺也才来。先生辛苦啊，”一个年轻人笑答道。他穿着壮丁的制服，每天参加镇上壮丁的操练。

“那么大家坐下罢，”李南星招呼众人说。他又看看他那三个同伴，说一句：“我们挤一挤罢。”

这四个同志就在一根板凳上坐下来。农民们也坐了。几只手立刻放了四碗茶在新来的客人面前，还递了两把大扇子在他们的手里。

没有人讲话，也没有吵闹的声音。蚊子飞过来又被扇子赶走了。屋角和门外有蚊子的叫声。在另一间屋里“伊呀”、“伊呀”的纺车声始终不曾断过。热气渐渐地散去了。

冯文淑捧着一碗凉茶，象甘露似地一口气就喝尽了。她放下碗，又拿起扇子接连扇着。她坐在张利英旁边，只有半边屁股坐在板凳头上。有几对尊敬的（但也带了一点好奇的）眼光停留在她带笑的天真的面颜上。他们看过了她演的戏，这些简单朴实的心不能了解：象这样一个小孩似的大姑娘怎么能做出那许多动人的情节？冯文淑忽然觉察到这情形，有点不好意思，便做出镇静的样子，望着门外。张利英对她微微一笑。于是几张诚朴的脸也跟着笑了。冯文淑也看见了这些亲切的笑容，她的心又渐渐地静下来。她听见李南星开始讲话。他的声音清晰而亲切，话语浅显。他向他们报告时事，顺便解释抗战进展的情况。这些话在她的耳里是十分熟习的。她不必听下去，但是她也用心听着，因为这是静寂中唯一显示生命的声音。纺车也已停止动作。那个象患贫血病的中年女人也出来坐在屋角一个矮凳上，听李南星讲话。

屋子里没有别的人声，蟋蟀的哀鸣也是时起时辍。冯文淑觉得所有的眼睛都向着李南星的嘴，她便暗暗地把眼光移去观察每一张脸。对这些脸她起初给了笼统的一瞥，她觉得它们都是一样的，厚厚的嘴唇，浓浓的眉，睁大的眼睛……以后她才慢慢地看出区别来，脸颊有瘦有肥，颧骨有高有低，头发有多有少。大部分人有着相同的表情。这就是恨不得把李南星的话全吞进肚里似的急切的表情，其中自然也有差别。年纪大一点的人一面听话，一面点头；年纪轻一点的就张开口不转睛地望着说话的人。在那些脸上现在看不到丝毫的笑意。那里有的全是严肃。显然他们相信李南星的话，而且努力了解他说的一切。他们的感情跟着他的叙述在变化，似乎他的嘴可以左右他们的心。她看见愤怒象黑云似地堆在他们的脸上，一片一片地堆起来。但是意外地响起了笑声。李南星讲起一个鬼子打败仗的故事，大家感到痛快地失声笑了。

“他能讲话，他能讲话，”冯文淑心里这样想，她也微笑了。他继续讲下去，也没有人打岔他。张利英的脸上永远带着鼓舞人的温和的微笑。“我要学学他，”冯文淑又在心里说了这一句。她喜欢他这样说法，他不是演讲，他是在说故事。

她觉得李南星的嘴真象一条小河，水不住地流，不住地流。但是水忽然停滞了。她听见几个人粗重地在嘘气，她听见几个人在咳嗽，李南星也咳了一声嗽。房屋主人姚老头连忙给李南星斟了一碗茶，殷勤地说：“先生，请喝茶啊！”

还没有人发出疑问。李南星喝着茶，他准备再讲，他还应该提起他们的注意。他还不大明白自己的话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

“李先生，你看鬼子就要打来吗？”发问的是那个黑脸伙计，他跟李南星他们相当熟。

“他们要来的。他们就象一伙强盗，只要有东西可偷可抢，他们怎么肯不来？”李南星不慌不忙地答道，他接着又用一些可怕的形容词，描写强盗们的贪婪和凶残。

冯文淑看见黑云又罩上了那些诚朴的脸。她觉得那里有畏惧的表情，不过愤怒更多，原始的正义的要求使这些脸显得更有力量。她想起这几个人是李南星特别挑选的，他在他们中间一定下过工夫。她看见那个年轻的壮丁忽然捏紧了拳头，气恼地骂一句：“鬼子来，我们就打他个落花流水！”

“就怕他们人多，俺们这里抵挡不住，”黑脸伙计自语似地说，“俺们军队还打不过他们。”

冯文淑皱皱眉头。她想，这个年轻人那天不是说过要拿刀砍鬼子吗？怎么现在动摇起来了。这样的话使她感到不舒服，她想开口辩驳一番。但是她听见李南星忽然大声唤这个伙计的名字。他接着正言厉色地说：“你害怕鬼子吗？那么你回家去躲起来，穿上花衣服装女人去！”（最后的几个字使得冯文淑不满意地把嘴一撅。）

黑脸伙计马上红了脸，他接连口吃地解释道：“俺不怕。俺怕就不是人！”

“你不说鬼子人多吗？那么鬼子来，你就快点跑开！免得他们碰到你。不然你甘心做汉奸？！你还赶不上戏里那个大姑娘！”李南星用热烈的语调激励这个年轻人道。

“俺不跑！俺不怕！俺要打鬼子！俺打死那些汉奸！”黑脸伙计又恼又急、脸红颈胀地说。“李先生，你瞧着。俺一刀砍他一个脑袋。不怕鬼子人多，俺有这条命！”他勇敢地拍拍胸膛。

“好，”李南星赞道，他伸起大拇指说：“小子，你真有种！”他的脸上透出一片笑云，他看了看别的几个人，然后庄重地（声音不象先前那样严厉了）说：“你们要打鬼子，我就跟你们谈打鬼子的办法。鬼子人多，我们用不着害怕。只要有办法，鬼子再多，我们也可以把他们打走。我们今晚上就是来谈这件事情的。”

冯文淑感到一阵畅快。她好象刚走入一条迷径，又忽然发见了大道似的。李南星的那几句话是她没有料想到的。但是听见它们，她却暗暗地点头想：是应该这样说的，是应该这样说的。她钦佩地看了李南星一眼，无心地把右手第二根手指头放进嘴里衔着。

李南星继续讲下去。他现在真的在讲打鬼子的办法。他在解释游击战。他不用术语，不用普通的名词。他谈到实际情形和实际办法。他分开一件事一件事地说。他指出一个步骤，然后再说第二步。他说明为什么鬼子们会渐渐地逼近，又解释为什么别地方的人打鬼子没有得到成功。他不断地鼓舞他们，但是他不用热情，却只用他们明白而感到兴趣的实际事例。他把信念注入那些人的头脑中，使他们相信自己的确可以打退鬼子。他给他们指出了切实的容易着手的办法。他渐渐地给那些脸涂上昂奋，涂上欢快。他的坚定的声音（这坚定不断地在增加）象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抓住了他们的心。

“就是他一个人在说，”冯文淑轻轻地对张利英说。她好象在抱怨，其实她很高兴。张利英看她一眼，就知道她的心理，于是回答一句：

“他能说，就让他说罢。”

“你也应该说几句，”冯文淑悄悄地鼓动道。

“你听他说，”张利英又答一句。她微笑着，把嘴一动，意思是要她专心听李南星的话。姚民瑞拿着铅笔和拍纸簿，但是不常绘画，也不常发言，却总是用一只手撑着下巴注意地听人讲话。

油灯仍然寂寞地发射着灰黄的灯光，灰暗的墙上动着李南星的上半身的黑影。淡淡的月光从门外窥进来，狗静静地睡在门前枣树脚下，身上盖着树影。蚊子闲适地在方桌的四周巡游。但是李南星的话却使这个房间显得很明亮，而且给这里带来了活跃的生命。他的话把另一个令人兴奋的世界放在众人的眼前。

冯文淑和那些农民一样跟着李南星的话走；张利英也是，后来终于到了尽头，站住了。张利英看了看李南星的微闭的嘴，她觉得现在需要她发言了。她望着那些农民的脸，依旧带着她那温和的微笑，声音清朗地说：“他这些话，你们都懂罢？你们要是不懂，可以随便问他。你们问什么话都好。只要是不懂就问。他会给你们说清楚。你们不要怕人笑，有话，就说啊。”

她的话产生了效果，于是人们发问了。他们坦白地吐露出了他们的胸怀。有的人耽心打鬼子会妨碍他们的农事，有的人害怕鬼子对他们的家室加倍报复，有的人耽心官家不给他们帮忙，有的人又害怕别的同胞不跟他们一块儿行动……总之问题不少。李南星用简单明瞭的话一一地回答了，这次他还得到了张利英的帮助。她常常帮忙他解释，这使得冯文淑更加兴奋起来，这个少女也凭着她的知识插嘴补充几句。只有姚民瑞一直不讲话，他带着满足的微笑“欣赏”这个情景。

“王老师会跟俺们在一起罢？听说他家里有枪，”又是黑脸伙计在问。

李南星用确定的口气回答他，王老师今天不是在会上讲过话吗？王老师不但要跟他们一起打鬼子，王老师的那些学生也是他们得力的帮手。

这个回答使他们高兴。他们也想起了王老师今天讲的话。王老师还要在赶集的日子里念新闻给他们听。他们都希望鬼子打来的时候有人组织游击队，他们好参加。他们高兴有人教他们打仗，他们愿意每个人都有一支枪。他们最盼望的是大家先操练好，守住地方不让鬼子打进来，他们知道在这一带地方，哪些人家藏得有枪，哪些人家可以出钱。他们希望大家团结起来，齐心打鬼子。他们更希望有经验的人来领导他们，他们愿意不顾死活地保卫家乡。

谈话继续着。大家不分次序地讲话或者发问。李南星看看表，时间不早了，但是他必须忍耐地对他们解答一切。张利英也看自己的手表。她略略怔了一下，然后脸上又泛出她常有的微笑。她很安静地观察而且帮助这谈话的进行。冯文淑却没有注意时间的早迟，她始终带着兴奋的喜色领略这种在她觉得是“新奇可爱”的气氛。她甚至不曾想到这样的谈话会有完结的时候。

朴实的农民脸上的表情慢慢地在变化，但这是向着明朗爽快的方向走的。李南星他们就象用一把拂尘轻轻地扫去了他们脸上的疑虑，愤激，或愁苦，另外涂上明朗的希望。于是松弛的微笑飞上了每一张黑黄色的脸。

李南星又看一下表，他满意地站起来，而且愉快地笑了。他侧过脸对张利英说一句：“我们走罢。”张利英等三个人也跟着站起来。农民们在李南星起立时就推开板凳站起了。冯文淑还留恋地看看屋子和人脸，她想自己再没有机会来这里参加这样性质的谈话了，她感到一点遗憾。但是她听见李南星跟姚老头讲话时忽然露出了还要再来的口气，她觉得奇怪。

淡淡的月光静静地躺在门外。枣树也落在酣睡中。狗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屋子里却发生了一阵骚动。连蚊子也象受了惊似地四处乱飞，冯文淑走出阴暗的屋子，愉快地回头对张利英说：“我今天真开心。”她忽然注意到李南星还立在方桌前，跟四五个人在讲话，他的声音很低，表情也相当严肃。她好奇地想听出来他在谈些什么，但是她只能听见几个断续的字：“王老师……明天晚上……早一点……一定……要紧……我……”

狗不知从什么地方跑回来，突然汪汪地大叫两三声，但是又被主人叱止了。可是这一来却打断了冯文淑的注意力。她离开门前急急地走了三四步。她听见姚民瑞还在开玩笑地问她：“今天晚上你怎么不多讲几句？”她便骄傲地答道：“我总比你说得多，你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看你很少拿起笔在画！”

“我看得出来，起初大家都注意你，后来李南星就成了他们的英雄。他的确比你会讲话，”姚民瑞笑嘻嘻地故意激她道。

冯文淑不回答，她再把脸掉向屋内，李南星已经被几个年轻的农民拥着走出来了。

天空中围绕在月亮四周的白色云片渐渐地完全消失了。月光显得相当地清明。北斗七星象老朋友似地在前面对她眨眼。他们就向着这些指路的星星走去。

在路上冯文淑欢欣地唱着歌，跳跃似地下着轻快的步子，仿佛是赴了盛筵归来一样。张利英紧紧跟在冯文淑后面，她还保持着她那温和的微笑，她象一个姐姐似地时时留心冯文淑的动作。她了解这个妹妹的快乐，而且她自己也有着类似的感情。她先前走这条路去那个农家时，她还有相当紧张的心情。但现在留在她心里的却是轻快和平静。没有一点阴影，眼前似乎特别开朗了。这时她正走过一片稻田，从那有她半身高的稻丛中送过来温暖的稻子香。月光洒在黄澄澄的稻穗上，稻穗因了微风在微微摇摆，望过去，仿佛是一片闪光的江水。她忽然满足地扬起头，跟着冯文淑断续地低声唱起歌来。

“冯同志，看你这样高兴，你好象就要飞起来似的，”姚民瑞看见冯文淑一下就跳过那条路沟，便在后面带笑地大声唤她道。

冯文淑噗嗤一下笑出来，她的歌声断了。她回答一句：“今天晚上我们哪个不高兴？”她又挺起胸得意地前进了。

她说得不错。姚民瑞也是充满快乐的。碉堡前面开会时的那种郁闷的空气已经完全消散了，因为他现在又看到了希望。希望充实了他的心，他不再说什么，他也唱着冯文淑唱的歌。

李南星一直不讲话。三个同伴的快乐的声音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心境，因为他在思索，在计划一件事情。只有他的心情还是很紧张的。在这安静的田野中他还给自己描绘了一个斗争的世界。就象建筑一所房屋一样，他慢慢地在架梁木，放砖瓦。他一个人一双手在建造它。他不向别人要求一只援助的手。他害怕别人不了解，别人会阻止他。这一晚的成绩给他带来快乐。但是这只有鼓舞他向着一个更大的目标，向着那个斗争的世界前进。这是他的责任。这是他的秘密。这是他应该下决心的时候。别人不会了解他。他必须做一个决断的人。来时的李南星和去时的李南星有着相当大的改变了。他终于决定了一件事情，决定了一件重大的事情。这个连张利英也不知道。

走过孤坟畔白杨旁边，冯文淑忽然想起了王东，就带笑地对姚民瑞讲起王东做诗的故事。当姚民瑞正为这个故事哈哈笑着的时候，李南星忽然走到冯文淑的身旁，严肃地小声要求道：“文淑，你那一百块钱可以借六十给我么？”

冯文淑惊奇地看看他，不知道他心里藏得有什么事情。这要求真是她料不到的。使她很想向他问个明白。但是他那严肃声音和庄重态度，使她觉得她不便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发问，她只好回答他道：“可以的，你什么时候要？”她很愿意满足这个同志的要求，而且这在他还是第一次，他一定有什么急需。

“明天早晨。但是请你不要问起钱的用途，”李南星依旧严肃地小声说，他好象已经猜到了她的心理，先用这句话来封闭她的嘴。

“好，”她爽快地答道。她想：你有什么事情，我总会很快地知道的。

十一

两天的工作、连续的农家访问和没有休息的谈话，在这些年轻人的肩上放下了疲倦的担子。有的人声音嘶哑了，有的人两腿沉重了，有的人口里不停地喘气，有的人脸色成了灰白。但是他们走到王家门前的时候，每张脸上都现出了亲切的微笑。他们一共是九个人。

依旧是黄土的矮墙、冒热气的空地、伞盖似的大树荫和他们进进出出走惯了的矮门。依旧是那条摇摆尾巴走过来欢迎他们的黑狗。依旧是那不知疲倦的蝉噪，依旧是那有节奏的纺车声。一切都和往日一样。狗亲热地叫起来。从矮门里走出银妞儿，手里抱着孩子来招呼他们。

“我要多看几眼，这是最后的一次了，”冯文淑忽然感动地对走在她旁边的周欣说。

“何必这样感伤？我们明天又会到一个新地方的，”周欣笑着答道。

“新地方，我已经走过不少的新地方了，”冯文淑说，她觉得“惆怅”象针一样在她的心上刺了一下。但是她马上又用力把它拔掉了。她接下去唱起了一首雄壮的抗战歌曲。

“还有更多更好的新地方，只要我们用坚定的脚步走去，”周欣似乎知道她的心情，便点醒似地又说道。

冯文淑终于忍耐不住停止了唱歌，对周欣吐出真话道：“老实对你说，我实在不愿意离开此地，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地方真有点留恋。”

周欣噗嗤笑起来：“你的小姐脾气又发作了。”她推了一下冯文淑的膀子，又说：“他们都进去了，你还站在这树下做什么？”

“不许你挖苦我，”冯文淑翘起嘴说。她忽然正经地问道：“周欣，你还记得我们离开上海的情形吗？”

“记得又怎样？你为什么总要回想过去的事情？”周欣低声答道，她觉得奇怪地看了冯文淑一眼。

“我觉得这大半年我也不算白跑，”冯文淑感动地说：“要是我还在家里，现在不知道我……”

张利英走过来打断了冯文淑的话。她笑着问道：“你们这两个小孩子又在讲什么？”

冯文淑看见张利英的温和的面颜，也亲切地笑了。她说：“姐姐，我们在讲你，你该记得，我们离开上海那个晚上，你来送车，你还穿一件花旗袍，美得很。”

“你又在嚼舌头，”张利英也失声笑了；“我真羡慕你们，你们一天到晚就这样开心。”

“你说她开心！刚才她差一点儿哭起来了，”周欣笑着说。

“姐姐，你不要相信她，她造谣，”冯文淑着急地辩道。

“吵什么？要不要我来画个像？”姚民瑞跑过来问道，拍纸簿还捏在手里。

“要画像，不要忘记给我也画一张，”跟着他跑来的吴平在后面嚷起来。

姚民锋和王东各端了一根板凳出来，向大树那面唤道：“要坐的，快来啊。”他们在门前放好板凳就先坐下了。吴平连忙撇下姚民瑞跑回去。方天行带着沉思的样子从屋里出来，也在板凳上坐了。然后在门框上出现了方群文，她把银妞儿的小弟弟抱在怀里。

“我们这个团体就象家庭一样，你们觉得不觉得？”张利英满意地对冯文淑和周欣说。姚民瑞真的动笔画起来。

“对。所以你是我们的大姐姐，”冯文淑笑答道。

“不过我不喜欢王东，这个人不是坏，却总有点阴阳怪气的，”周欣接嘴说，声音低，但是把姚民瑞惹笑了。

“我也不大喜欢杨文木，他那张脸有时候看起来怪可怕的，而且他总是板起脸说扫兴话，动不动就是那一句‘七年了’。他总说大家做事慢，不努力；问他该怎么办，他又说不出来。他真是一个牢骚主义者！”冯文淑皱起眉头抱怨地说。

“女孩子说话要宽厚点，不要乱批评人，取什么绰号，”张利英声音柔和地答了一句。她瞥见一个熟习的影子点着手杖向这面走来。

“姐姐，我求你，我钮扣又脱了，”冯文淑忽然抓住张利英的手笑嘻嘻地说。

“你也是个女孩子，为什么又要我缝？”张利英笑道。

“我不会。姐姐不缝，还有哪个给我缝呢？”冯文淑撒娇般地说。

“好，不要做怪样子。我向王大娘借根针给你缝就是了，”张利英爱怜地说。她又笑着添一句：“做你的姐姐真不容易。”

“他们怎么还不来？人家肚子饿得没有办法，”王东坐在板凳上大声抱怨道，他的背弯得象一张弓，一只手拿着帽子在玩。

“不要吵，他们来啦，”周欣略带嫌厌地答道，她看见了曾明远的影子。来的只有他一个人。他看见他们，高兴地说：“事情都办妥了。明天一早伕子就到我们那里去。”

“就只有你一个人？李同志和杨同志呢？”张利英问道。

“他们送书到王老师那里去了，我们吃饭用不着等他们，他们不来了，”曾明远平静地答道。

“那么我去叫王大娘开饭，”王东马上站起来，走进屋里去了。他刚刚进去，银妞儿就从里面伸一个头出来。

“先生们，请喝茶啊，”银妞儿带笑唤道，她从方群文的手里接过了小孩。

姚民锋、吴平等人一齐拥进屋去。冯文淑和周欣也跟着跑进去了。曾明远默默地望着那些背影消失在矮门里，他对着留在他身旁的张利英低声说：“六安已经陷落，敌人还想前进。”

“那么，我们明天一早非走不可，”张利英立刻收敛起脸上的微笑轻轻地答了一句。

“我们吃过饭就回去，赶快把东西收拾好。我们在城里也住不到两天，就得往别处走，”曾明远还要说下去，但是看见冯文淑出来招呼他们吃饭，便闭上了嘴。

吃饭的时候，大家有说有笑，和平时一样。曾明远不大说话，他放下碗时，看见张利英立在屋角跟老妇人讲话。王大娘堆着满脸的笑容走过来，手里还捏着张利英刚才交给她的钞票，感谢地说：“先生们又给俺钱，俺不敢收下。先生们为国家做事，远远地跑来打鬼子，俺不过给先生们做饭，先生们又给钱……”

“王大娘，你收下，你不用客气，”曾明远带笑地说。

“先生们明早就走？”王大娘顺口问道，脸上露出了留恋的表情。她又问一句：“还要回来罢？”

“明早走，一时不回来了，”曾明远简短地答道。

冯文淑走了过来，她插嘴道：“王大娘，要不是上面来调我们，我们真不愿意走！这个地方真不错，你们老百姓也好得很。”她那两颗滚圆的眼珠就在王大娘的黄脸上滚来滚去，她自己的脸颊上又浮起那一对可爱的酒涡。

“先生们多夸奖。先生们才是好官长啊！”王大娘张开嘴笑嘻嘻地说，态度诚恳得近于可笑。“两个多月一直得到先生们的好处，俺只求先生们多打胜仗，打退鬼子好回来。”

冯文淑连忙用手帕掩住嘴，她害怕会笑出声来。她把头微微掉开，却看见周欣在屋外跟银妞儿讲话，她走到周欣旁边，把一只手搭在周欣的肩头。

“周先生，你自己用罢，俺不要，”银妞儿红着脸略带忸怩地说。她把一张手帕退还给周欣，另一只手还抱着孩子。

“你收下，我说送给你就送给你。你收下作个纪念罢，你看见它就象看见我一样，你懂不懂？”周欣着急地说。

“周先生，俺收下，俺谢谢你啦，”银妞儿捏紧手帕带笑地感谢道。

冯文淑忽然从衣袋里摸出那方蓝地白花丝头巾，递给银妞儿，不好意思地短短说：“送给你，送给你！”

周欣诧异地看了冯文淑一眼，她知道这方丝头巾是冯文淑喜欢的东西。她看见冯文淑脸上的恳切的表情，她也感动地点头微笑了。

“冯先生，你留着，你留着，”银妞儿红着脸推辞道。

“你收下，我真的送给你。这是从上海买来的，你不喜欢吗？”冯文淑亲切地说。

“俺喜欢，”银妞儿两眼发光地答道。她用手指摩了摩丝巾，多么柔软，多么光滑，她不觉赞了一句：“细得很，细得很。”她又抬头看冯文淑：“很贵罢？”她听见冯文淑接连说：“你拿着，你拿着，”就把它接过来，爱惜地看了看，又听见周欣也劝她收下，她看看她的母亲，那个女人还在门前跟曾明远、方群文、方天行等讲话，她便对冯文淑千恩万谢地说：“冯先生，俺谢谢你；冯先生，俺谢谢你。”她诚恳地望着周欣和冯文淑，要求似地说：“周先生，冯先生，你们再来罢。”

一个声音从旁边插进来：“你们真是女孩子，又在送纪念品了。”这是姚民瑞在讲话，他的拍纸簿还捏在手里。

“我们要来的，鬼子打退了，我们就回来，”冯文淑用这样的话安慰银妞儿，也安慰她自己。她听见周欣在嘱咐姚民瑞：“姚同志，现在不许你开玩笑，”便掉过头看他一眼，反唇讥讽道：“你老是拿着你那本宝贝簿子，就没有看见你画出几张画来。”

“不管你事，我要给银妞儿画一张，”姚民瑞说。

“好，好，你就画，你快点画，”冯文淑立刻换了语调，高兴地说。她又嘱咐银妞儿：“你站好，让他给你画张像，我们好带起走。”她马上又兴奋地说：“等我把头巾给你包好，一定美得很。”说着她不管银妞儿不好意思，硬把那方丝巾束在银妞儿的头上，然后拍着手赞道：“真漂亮，真漂亮！”银妞儿有点害羞，但也显出满意的样子。孩子仍然抱在她的手里，安闲地吃自己的指头。她笑嘻嘻地站在那里，不时用好奇的眼光望着姚民瑞的手，让他画下去。

“银妞儿，银妞儿！”王大娘在屋内大声唤起来。银妞儿答应着，正要走开。

“你不要动，再等一阵，就完了，”姚民瑞连忙阻止道。冯文淑便代她答应她的母亲道：“王大娘，银妞儿有事，等一下就来。”

曾明远等人都走过来，吴平和姚民锋马上挨到姚民瑞旁边去。张利英带笑地问道：“你们又在做什么？要回去了。”

冯文淑留恋不舍地答道：“等一下，等他画完了就走。”但是银妞儿手里的孩子忽然大声哭起来，那个女孩努力诓他，也没有用。

“好了，好了，你去罢，”姚民瑞挥手说，他的画就只差几笔了，他可以很快地画完它。

王大娘从屋里急急地走出来，银妞儿抱着孩子迎过去。孩子到了母亲的怀里就不哭了。银妞儿马上取开包头丝巾，得意地向母亲夸示道：“冯先生送俺的。”她把它给母亲递过去。

“啊，”王大娘惊喜地轻轻叫出一声。她拿着丝巾，仔细地看了看，摩了摩，赞美道：“好东西，一定很贵罢。”

“说是上海买的啊，”银妞儿两眼发光地接嘴道。她又从衣袋里掏出周欣送的手帕，递过去：“这是周先生送我的。”

“都是人家小姐用的好东西啊！”王大娘接过那张可爱的半新的小花手帕（其实这只是普通的、上海女学生常用的一种），抖一抖，又拿到鼻端一闻，“还香啦，你也闻闻。”她把手帕递还给银妞儿。“先生们待俺家真好，又送钱又送东西。俺家就没东西送人。”她把丝巾也还给银妞儿，“今晚俺给你放好。”她又问：“你谢过先生们没有？”

“俺谢过啦，”银妞儿笑笑说。

“俺也去谢谢——”王大娘话还未说完，曾明远这群人就过来向她告辞了。冯文淑还到屋里去看那个老妇人。接着纺车就静下来，老妇人颤巍巍地伴着冯文淑走到外面，给“先生们”送别。

这送别的一幕是简单、朴素的。没有眼泪，没有牵挂。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亲切的微笑。那个单纯的农妇不断地用简单的语言感谢着，盼望着，祝福着。那个表情迟钝的老妇默默地送着慈母般的注视。那个天真的少女象一个小妹妹含笑地追着他们的影子。她一个人跟着他们走了一小段路。她还站在田坎上，对着那些背影频频地挥手，亲切地唤了好几声“冯先生”、“周先生”和“张先生”。她等着她们有一天再来。

冯文淑还时常回头去看她刚才离开的地方，一直到平屋被白杨林隐藏，少女的身影淡到没有，她感到了一种近于悲壮的心情。这小小的农家，这平静的乡村，还牵系着她的心，她现在要把这葛藤亲手斩断了。

他们回到碉堡，略略休息一下，就开始清理的工作。除了被褥外，别的东西都收检在皮箱或者藤包里面。信件撕毁了，有的人还用火来烧毁这些过去的痕迹。冯文淑和周欣两人坐在一个铺上，借着一支蜡烛的亮光仔细地读着从上海寄来的旧信，她们一面看信，一面带笑地谈论过去的事情。慈爱的母亲的心感动了这两个热情的少女。她们抱着烧信的目的来重读旧信，但是读完后她们又把这些信郑重地收起。烧掉的只是普通友人的信函。

蟋蟀的寂寞的叫声点缀了碉堡中的静夜。外面是广阔的世界。月光照亮山野。稻田涌起着银浪。从“枪眼”望出去，人仿佛看见了白昼。道路是明亮的，田地是明亮的。“李南星和杨文木应该沿着那条路走回来了，”冯文淑这样想道，她在“枪眼”前立了好一阵。外面静静的始终没有脚步的声音，也没有人影。她又回到铺上，做了一些事，再走到“枪眼”前去。

同志们已经为了李南星、杨文木的不回来，发表过焦虑的议论。这时又有人耽心地谈论起来，谈话的是曾明远和张利英，方群文也加入说了一些类似抱怨的话。冯文淑听得有点不耐烦，就离开了“枪眼”，对周欣低声说了一句：“下去走走。”她看见周欣还在整理东西，便一个人匆匆地走下去了。

她的第一件事就是痛快地抖动她那一头浓发，仰起脸承受月光，好象要把漫天的清辉全吸进她的胸膛似的。她的第一个感觉是畅快。天空是这样阔，眼界是这样宽。她的思想仿佛就要跟着头上的明月航行在一蓝无际的天海里。她挺起胸愉快地走了几步，随口哼起一首歌来。

“你兴致真好，”周欣立在门口对她说；“我倒怕你一下子又感伤起来了。”

“你为什么又说感伤，我有什么感伤？”冯文淑奇怪地问道。

“因为我们明天就要走了，离开这个刚刚住惯的地方，不知道要到哪里才可以歇脚！”周欣的话里没有一点感伤的调子。

冯文淑笑了起来，她捏捏周欣的膀子笑着争辩道：“你不要以为你比我就有多大的进步。其实你的进步也有限得很。你离开上海不是也流过眼泪？”

“那是因为我姆妈，”周欣简单地解释道。

“这里不也是一个值得留恋的环境？”冯文淑理直气壮地反问一句。但是接着她就改换语调带点疑惑地说：“怎么李南星还不回来？曾明远说他们早就该回来了。该不会在路上出了什么事情。”

“不会的，这样好的月亮，难道他们还会摔坏腿吗？”周欣说；“李南星一定有什么计划。不然他向你借钱为什么不说用途？他借那许多钱作什么用？这倒很奇怪。”借钱的事冯文淑只告诉了周欣一个人。

“偏偏今天他又是跟那个牢骚主义者在一起，”冯文淑耽心地说。

“这两天他工作得特别起劲，到处跑，到处谈话，比我们都卖力气——”周欣说。

“怎么，你们在赏月吗？”王东的声音意外地在她们的后面响起来。

冯文淑连忙低声嘱咐周欣，“不要说了。”然后她扬起声音回答王东：“什么赏月不赏月？亏你想得出这个漂亮名词。”

“冯同志，你又生气了，我不过随便讲一句，我也知道自己不会讲话，”王东抱歉地陪笑道。

“怎么你今天倒特别客气了？”周欣故意挖苦地说。

“我从来就很客气，”王东老老实实地说；“我对任何人都很好，奇怪的是我总不容易讨人喜欢。”他现出一点苦恼的样子。

“讨不讨人喜欢，有什么关系？你埋头努力做自己的工作，不更好吗？”周欣对他讽示道；“人不是靠着别人的喜欢来生活的。”

“你这话自然有道理。不过我知道我自己不行，我比你们工作都做得少。我接受你们的批评，可是总改不了。我害怕曾团长会开除我。你们都不高兴跟我一起做事，”王东痛苦地说。

“刚才曾明远给他碰了一个小钉子，他今天倒忽然敏感起来了，”周欣在冯文淑的耳边轻轻地说。

“那么你就照着那天大家批评的话把你的小开脾气改掉。不然，要是大家都不愿意跟你一块儿做事，曾团长也只好请你早点走路，”冯文淑忍住笑，用这样的话吓王东。

“你说得对。我一定照你的话做。就请你帮忙我向团长解释一下，”王东感激地对冯文淑说；“我的脾气已经改掉不少了。我并不是坏人。只要大家肯帮助我，我一定改得好。我想请你和周同志多多督促我。”王东只顾自己说下去，却不知道冯文淑并没有认真听他讲话。周欣几次对冯文淑做出可笑的鬼脸，他也没有看见。

张利英和吴平两人先后走了出来。张利英温和地问他们：“你们又在谈什么？”她不等待答话，又对冯文淑说：“文淑！你们睡得了，明天一天一定很辛苦。”

“我不想睡，”冯文淑笑答道。

“为什么？在战区又比不得在家里，应该把感情控制一下，”张利英象大姐似地半劝半教训地说。

“李南星他们怎么还没有回来？”冯文淑另外讲起一件事情。

“我也有点耽心，杨同志身体又不大好，”张利英点头说。

“他们回来了！”王东忽然高兴地叫起来，他看见那两个人影一步一步地往上走。

几个人的眼光都跟着王东的声音朝坡下望去。李南星的颀长的身躯立刻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李同志，我们正惦记你们。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张利英迎上去亲切地问道。

“王老师留我们吃饭，又陪我们到他一个学生的家里去，走了很多路，所以回来迟了，”李南星不加思索地答道，脸上带一点兴奋的颜色，声音却是相当平静的。杨文木板起脸，一声不响就往门里走，他在门口遇见了方群文，她用惊疑的眼光看他一眼，想说话，又没有开口，就默默地让他走过了。然后她的探索似的眼光又在找寻李南星的脸。

十二

房里颤抖着淡淡的灰白光。沉重的空气压住那些疲倦的睡脸。鼾声和磨牙声浮起来又落下去，还吃力地在重重的臭气中挣扎。蚊子也跟着这声音在臭气中飘浮，时常用它们针尖似的嘴去叮睡脸。睡眠人的身子在翻动，嘴里发出不安的哼叫声。仿佛有一个可怖的梦魇鹰影似地笼罩着整个房间，还伸下它的利爪紧紧抓住那些年轻人的咽喉。夜带着它的黑暗颜色和重浊气味在屋里活动，好象就没有天明的时候。

然而在碉堡外面却是一个美丽的、明朗的、凉爽的、宽阔的月夜。一条明亮的道路从碉堡倾斜地伸下去，直伸到稻田中，消失在白杨林里。这条路还是静静的。在这广阔的天幕下夜带着它的清凉和芳香进行着。然而在不知不觉中天开始褪色了。

月亮在作最后挣扎似地努力睁大眼睛看这山野，看这道路，它似乎想从偏西地方爬回天顶。可是疲倦的颜色盖上它的脸庞，它反而无力地一步一步往西方退走了。稀落的几颗大星好象也因为这个惊惶起来，它们不安地乱霎着眼睛。于是远远的，军号似的，响起了雄鸡的啼声。一声，两声，三声……散在几个地方的同伴们大声响应着。月亮立刻吓成了苍白。

李南星和杨文木两个人蹑起脚一声不响地从里面走出来，他们穿着整齐的军服，手里提着简单的行李，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他们站在碉堡前面，转身朝门内看了看。没有动静。李南星忽然用亲切的声音对这个碉堡说了一声“再见”就跟着杨文木往坡下走去。

他们在这条明亮的路上走了不过二十几步的光景，忽然被一个意外的叫声唤住了。“杨同志！杨同志！”声音不大，但他们听得出这是方群文的声音。“糟了，”杨文木短短地说了两个字，他们只得回过头去。

来的果然是方群文。她跑得气咻咻的。她跑到他们跟前，她不问情由，第一句话便是：“你们要走，把我也带去。”

两个人望着她发楞，不知道怎样回答她。她连忙恳切地说：“不要怀疑我，我不是来追你们回去的。我愿意跟你们一起走那条路。”

“走什么路？你知道我们往哪里去？”杨文木板起面孔问道，他的声音里却带了同情的调子。

“我知道。你们不肯跟大队走，你们一定是留下来做工作。我也要留下来，我可以给你们帮忙，我也可以做点工作，”她热烈地要求道。

“方同志，你不是主张撤退？你不是说我们人少不能应付困难局面吗？我想你一定不赞成我们的工作，”李南星温和地说，他还不能了解方群文的心情。他觉得她的要求，她的这个转变来得太突然了。

方群文痛苦地望着李南星，好象这些话伤害了她似的。但是她仍然热烈地说：“我主张撤退，那是为着大家，为着团体，不是为着我个人。既然你们两个决心留下来工作，我为什么不可以参加？”

杨文木对她的同情不断地增加，他在她那张没有欢笑的脸上仿佛看见了自己的面影，他忽然想起她近些日子向他流露的关心，他忽然想着她留下来也是一件使他高兴的事。他的心活动了，但是他还插嘴提醒她道：“方同志，我们自己并没有把握，可以说是完全冒险。所以我们没有多约别人。”

“杨同志，我的家完了，我那不幸的婚姻也完了，我的丈夫死了。我孤零零一个人，什么地方不能去？什么事情不能做？我还有什么牵挂？我还怕什么冒险？”方群文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就让它爆发出来，她的眼里迸出了泪水，弄花了眼镜片。“我活着不活着，都是一样。我死了也没有关系。你们就带我冒一次险罢。我可以做许多事情。你们要打游击，我也不会连累你们。我还可以取掉眼镜装个乡下女人，我不戴眼镜也看得见。”

“李同志，我们就答应她罢，”杨文木感动地对李南星说，他的脸上浮起了带凄凉味的微笑。鸡在他们的周围叫过第三次了。

“好，方同志，我们欢迎你，”李南星点头答道，黎明前的时辰虽然充满着凉气，但是他觉得有一股热流突然进到了他的心中。他略略俯下头亲切地问道：“你的行李呢？你就空着手赶来的。”

一个微笑冲破了方群文的泪脸，她感谢地答道：“谢谢你们。我的东西带来了，就在坡上。我昨晚上就疑心你们有什么计划。今天我醒得很早，我还看见你放一包书在冯文淑的枕头旁边。我等你们一走，连忙起来，匆匆把东西收拾好，赶快追来。我怕追不上，才把东西丢在坡上，空手跑过来的。我现在去拿来。”

“你为什么不早说？我替你去拿罢。你和杨同志快往前走。我走得快，我会赶上来，”李南星接着说，他立刻动着那双鹭鸶脚似的长腿转身走上坡去。

最初的日光从“枪眼”射进碉堡，赶走房里那个可怖的梦魔。军号声霍地响起来（虽然声音不高），搅乱了沉重的空气。鼾声停止了，代替的是咳嗽，是呼唤，是笑话，是歌声，是哨子叫。于是一个新的日子又开始了。

冯文淑刚从铺上站起，就发见枕头旁边有一包东西，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她奇怪地打开它，看见了李南星留下的信和书。她拿着信激动地大声叫起来：“他们走了！李南星他们走了！”

这意外的消息把众人引到了冯文淑的身边。曾明远伸出手拿过那封信，高声念着：

文淑同志：

我们觉得也应该有人留在这里继续工作，我们也有一个工作计划，我们不愿意离开这里的老百姓，所以我们决定留下来。我们违反了团体的决议，现在自动请求团长和全体同志开除我们。请你们不要来寻找我们。我们的意志很坚决。我们不会改变决心跟着你们到别处去。这里有够多的工作消耗我们的精力，也有一些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工作的同志。我们准备和老百姓一起死守着这个地方。倘使敌人真的来到这里，我们决不会让他们活着回去。望你们努力工作。你们的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两条路都应该有人走，而且你们还可以在外面找到更多的新同志加入，来填补我们的缺额。请不要误会我们对团体有什么不满。说句真话，我喜欢这个团体的友爱气氛。倘使不是因为目前这个工作，我真不愿意离开你们。从在上海的青年救亡团时代起，我就和你们（曾、张、周、你四位同志）在一起工作，你们当然知道我说的不是假话。我借你的六十元，是拿来做工作费用的，现在无法还你，希望你能原谅我。这笔款子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感谢你。为了表示这点意思，我送你一部书，作为一个纪念。这是鲁迅先生自己翻译、自己校对、自己发行的小说。我记得当初在上海买它的时候，我还在书店里见到鲁迅先生一面。书名虽然是《毁灭》，却描写了新人的诞生。我非常爱这本书，几年来我就没有离开过它。我无论去什么地方，我都把它带在身边。它给过我不少的鼓舞。希望你多读它，它可以慢慢地帮助你认识自己，改造自己。作者是苏联的一位优秀的小说家。致民族解放的敬礼！

问候各位同志。

李南星　即日。

曾明远读完后，张利英怅惘地说：“真的，他们走了。”大家马上发觉走的一共是三位同志。

“奇怪，连方群文同志也跟他们走了？她不是主张撤退的吗？”曾明远疑惑地说，他的脸上现出了痛苦的表情。

“我们去找他，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姚民瑞兴奋地说。他想在姚老头的家里一定可以探到他们的踪迹。

冯文淑正拿着李南星留下的一本书在翻看，她听见姚民瑞的话，便抬起头来说：“你以为他们在姚家吗？我看他们一定在王老师那里。”她忽然记起了那天晚上听见的李南星的断续的话。她因为自己多知道一点，脸上现出了得意的神情。

“那么我们立刻去找他们，把他们找回来！大家还是一道走！”吴平高兴地嚷着，他以为众人一定会采纳这个建议。

“不必找他们了。即使找到，他们也不会回来的，”张利英带点感伤地说。

“这倒是对的，我们还是各人走各人的路罢，”曾明远想了想，下了决心说。他忽然问冯文淑一句：“冯同志，他那六十块钱是几时借的？我们完全不知道。”

冯文淑微微红了脸，答道：“就是前天早晨，他叫我不要问他做什么用。”她又把眼光放在书上。

“我知道，我昨天就说过他一定有什么计划。料不到真是这样！”周欣连忙插嘴说，好象是来给冯文淑解围似的。“李南星就是这个脾气，他常常做了事情，才告诉人。”她把头俯在冯文淑的肩上，看冯文淑手里的那本书。

“对，我看这次就是他一个人出的主意，”冯文淑省悟似地高兴说。她对自己借钱给李南星的事，现在感到非常满意了。她又埋下头看书的封面。灰黄色厚纸上正中印着四个苏联游击队员的画像。长方形框子上印着原作者的英文姓名和书名《毁灭》。框子下面印的是“鲁迅译·三闲书屋校印”。她想起来了，李南星对她讲过他在内山书店见到鲁迅先生的事情。据说还是鲁迅先生亲手把书递给他的。她知道李南星平日很喜欢这本书，好象把它当作宝贝一样。现在他居然割爱地把它送给她，可见他临走时还想到他们中间的友情。

“这是他留下的唯一的纪念物了，”周欣抬起头来感伤地说。

冯文淑听见这句话，她的眼前又现出了李南星的瘦长影子。她仿佛听见他那严肃的低声：“我们准备死守着这个地方，”又听见他用感动的调子说：“我感谢你。”她觉得心跳得厉害，好象受到了感情浪涛的冲击似的。她把书递给周欣，短短地嘱咐道：“这本书我从前还不大明白，以后倒应该好好地读几遍。都说这是一本好书。你给我收检起。”她连忙掉开头，紧紧地咬着嘴唇皮，不让眼眶里迸出一滴泪水来。

曾明远和张利英在那边谈话。姚民瑞忽然走过来说：“冯同志，他送给你什么书？给我看看。”他从周欣的手里把书抢了过来，翻了翻，兴奋地自语道：“我知道。我一定要看看。”

周欣没有理睬他，却惋惜地对冯文淑说：“方群文没有留一个字就走了，其实她也应该让我们事前知道。”

“你不要说！”冯文淑觉得心里不好过，马上现出不耐烦的样子阻止道。

“不要难过了。人都走了，你哭起来，也没用，”姚民瑞匆匆地把书阖上，交还给周欣，他看见冯文淑的神情，便用他那开玩笑的态度劝道。他对她做个怪脸，霎霎眼睛，故意要逗她笑。

“哪个才哭？大家都是为抗战尽力，他们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同志，”冯文淑倔强地赌气说。

王东一直忙着在屋角收拾行李，他从热水瓶里倒出一点热水用干毛巾蘸着揩了脸，又用一把小梳子梳了梳头。他觉得事情做完了，便走过来找冯文淑谈话。他顺着冯文淑的口气对姚民瑞说：“我知道冯同志是不会哭的，这又不是什么伤心的事情。”以后他又露出不以为然的样子抱怨道：“其实他们也不对。就是要走，也该在事前跟大家商量商量。我们在一起做了好些时候的工作，难道连一点感情也没有？无论如何，不能走得象路人一样！”

“你既是这样说，那么你就该跑去找到他们质问一通。在这里空发牢骚，他们也听不见，”姚民瑞不高兴他说话的神气，便讽刺道。

“你喊他去？哼，他真要是见到他们，又会连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冯文淑觉得王东的话逆耳，不去睬他，却冷笑地对姚民瑞说。

王东知道自己碰了一个钉子，便红着脸，搭讪地说：“我不过随便说一句。我知道杨同志和方同志都不高兴我，其实我并没有对不起他们的地方。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那么你问问你自己罢，”周欣冷冷地说。

冯文淑还想接嘴，却被曾明远的响亮的声音阻止了，曾明远说：“大家不要讲空话了，赶快准备罢。伕子就要来了。”

“用不着准备，我已经好了，”姚民锋用轻快的调子答道。

方天行在“枪眼”前站了一阵，这时才转过身来，带着感慨地说：“伕子已经来了。”

果然过了一会儿，伕子们就在下面叫起来。曾明远正俯着身子在帮忙冯文淑捆行李，便吩咐吴平一句：“吴同志，你去招呼他们上来挑东西。”吴平高兴地答应着，就跑下楼去了。

十几分钟以后，碉堡又从骚动中落入了静寂。下坡路上蜿蜒地拖着长串的人影。尘土迷漫在空中，但是遮不了同志们的视线。冯文淑和周欣差不多同时回过头来，最后一次看她们住了两个多月的地方。灰黄的碉堡仍然静静地耸立在坡上，好象一支铁笔要划破晴朗的蓝天似的。冯文淑感慨地自语道：“以后不知道谁来住这里。”

“说不定李南星他们又会回来住的，这个地方总不会空着，”周欣答道。

冯文淑好象没有听见似地，她对着碉堡一挥手，轻轻地说：“再见，老朋友！”就跟着同志们迎着阳光走去。

十三

这天上午战地工作团的九个同志就到了城里。还是他们大家认识的古老的小城。城门开着，就象一个熟朋友张开笑口来欢迎客人。守城的兵士听见他们的热烈的歌声，也用兴奋的眼光祝福这一群年轻的工作者。他们招呼着伕子沿着大街走去。他们愉快地唱着歌，还带着亲切的眼光看街景。

但是这奇异的街景刺戟着他们的眼睛。这并不是他们见惯的景象。曾明远最近还走过这个地方，连他也没有料到在极短的几天里它会完全改换了面目。成为这条大街的特征的熙攘景象消失了。那些触目的烟摊、钱摊、商店、饭馆都静静地关上了铺门。暗黄色的门板上常常有用白粉笔写的字样：“××军辎重营驻此”，和“××师××连驻此”。一些街墙上还留着他们从前写好的大字标语。现在在这些标语旁边，也有人新用粉笔画上了指示方向的箭头，再注明“××军××师前进！”一家茶馆开着半边门，里面坐了不少的兵士，嘈杂地在谈论什么事情。三个兵走出来，就站在门前，和街中的两个同伴讲话。

平日坐在商店柜台里的人们，现在三三两两徘徊在街头，样子好象闲适，表情却很严肃。他们看见这一行人，脸上现出一点惊讶的颜色，用他们那沉滞的、忧虑的眼光望着这些熟习的年轻的脸。他们曾经对着这些脸微笑过，现在他们却默默地让这群年轻人走过去了。年轻的歌声也给他们沉闷的心境带来一点轻快，但这只是一闪的电光，照不亮他们的严肃的面容。

年轻人的脸上没有沮丧的表情，年轻人的脚步不知道灰心地继续前进。站在檐下的一个中年士兵忽然举起手愉快地叫了一声：“同志，敬礼！”年轻人微笑了，亲切地回答：“同志，敬礼！”九只手先后举到额上。另外三四个兵响应一般地叫起来。

这简单的行列进了横街，在一所小学校门前停下来。这个地方两个月来没有什么改变，不过多了一些尘土和蜘蛛网。他们打发走了伕子，把屋子打扫一下，又把行李安顿好。忽然听见警报钟响了，各人拿了一点重要东西，匆匆地跑出去。

大街上人们惊惶地跑着，都往城门奔去。他们也朝着那个方向跑。王东跑得最快，他第一个跑出城门，把别的同志留在后面。吴平背着一大包东西，在人丛中不见了，众人出城一里路的光景，还看不见他的影子。三四个同志都说没有看见他出城。曾明远又回去找他，走不多远，就看见他坐在一棵大树下，望着面前那个大包袱发呆。

“你怎么啦？走不动吗？”曾明远笑问道。

吴平红着脸跳起来，拍着身上的尘土，不好意思地回答：“我找不到你们，刚才摔了一跤。”他勇敢地又把包袱放在背上。

“快跑！我给你背你就拿我的皮包罢。”曾明远看见这个小孩子背着一个大包袱，觉得好笑，就把包袱接了过来。

他们赶上了大队，不到几分钟，就听见“孔隆”、“孔隆”的飞机声。曾明远严肃地小声盼咐道：“不要跑了，大家散开，快躺下去。”

冯文淑和周欣两个就躲在田畔干沟里，上面有一棵小树正好遮住她们的身子。她们蹲在沟里仰望天空，蓝天中没有一片云彩，这正是敌机活动的最好时候。

“今天会来投弹罢？”冯文淑带点疑惑地说。她听见渐渐逼近的机声，并没有恐怖，她有的是一种奇怪的、激动的心情。她甚至觉得有点好玩。她又疑心是在做梦。她的四周没有一点声音，仿佛在夜里一样。

“你放心，已经来了，不会空跑的，”周欣带点愤慨地答道。

好象特地来证实周欣的话，三架飞机在天空出现了。强大的机声在这周围散布着恐怖。它们指示着敌机的航路。是三架轰炸机，飞得不高，似乎就在她们的头上盘旋。她们两个头紧紧挨着，从树荫下斜望过去。“在那里，”周欣低声说，她屏住气，不敢动。冯文淑不作声，注意地看飞机。她看见机翼上的红点映着日光，十分眩目。

在她们旁边田里面，稻草微微地响动。立刻响起了方天行的带点恐惧的声音：“大家不要动，飞机就在我们的头上。”

“不要紧，它们听不见。在哪里？我看不清楚，”姚民瑞还是用他那轻快的声音回答。但是轰然一个响雷似的巨声在不远处突然爆发，马上使他寂然了。附近的地面起了一个大震动，蹲在沟里的两个少女连自己也不觉得地立刻坐了下来。

“投弹了，”冯文淑吐气似地说，她紧紧抓住周欣的膀子。

“不要响，”方天行在旁边低声干涉道。就在这个时候第二个声音响了。地面跟着这个声音大动一下，那两个女子在沟里也略略感到了颠簸。接着又是两个炸弹。空气稍微宁静一下，忽然又响起了一阵“咯咯”声。

“在扫射了，”周欣说，就把头埋得更低。冯文淑不说话，也跟着低下头，把周欣的膀子抓得更紧。田里起了一些细微的声音。

这单调的机枪声，不久就停止了。冯文淑略略抬起头看天空，周欣的头也抬起来。她们只听见机声，却找不到飞机的影子。冯文淑问周欣道：“你怕吗？”周欣露出苦笑，摇头答道：“我不怕。不过心里不舒服，我们赤手空拳就让它乱炸。”她话未说完，便听见炸弹落下的响声，连忙又埋下头。后来震动停止了，她和冯文淑再抬起头去望城内，一阵烟雾遮蔽了她的眼睛。

这以后就再没有听见爆炸声。机声也渐渐地小起来。于是这周围又落入静寂里。姚民瑞第一个从田里跳出来，他自语似地骂了一句，拍了拍身上的土。他的兄弟姚民锋也出来了。

“走了，”冯文淑高兴地说，便从沟里站起来；她觉得腿有点麻，就把手撑在周欣的肩上。周欣带笑地抱怨一句，也站起来了。她们跳出干沟，看看天空。天空仍是一片蔚蓝，一片宁静。躲在各处的人陆续走了出来，自己把警报解除了。

战工团的同志们集合在一棵大树下。他们在那里休息了十分钟，看见一部分老百姓走回城里去了。大家正在耽心王东的安全，忽然瞥见他提了一个公文袋跟在一群老百姓后面慢慢地走来。

“王东！王东！”冯文淑接连地叫了两声。王东惊喜地抬起头大声答应着，就走到同志们的跟前。他亲热地说：“我到处找，都找不到你们。”

“你跑到哪里去了？你就这样胆小？”冯文淑带点轻蔑地问道；“我们跑不动，也并没有炸死。”

“我并不想一个人跑，不过当时心里一急，找不到你们，就只好跟着老百姓躲去，”王东略带惭愧地解释道。他又掉头对众人说：“刚才真可怕，我以为今天准没命了。”他的脸上还带着恐惧的表情。

“这算什么？跑战地还怕轰炸，真笑话！况且今天不过三架飞机，投弹不过几个。你的胆子难道是面做的？”姚民瑞故意带着骄傲的神气挖苦王东道。

“还有扫射啊！”王东伸伸舌头说。

“扫射有什么可怕？我们都躲在田沟里，有掩蔽的东西。难道子弹有眼睛，会偏偏找到你一个人？”姚民瑞笑着说。

周欣和冯文淑心里非常畅快，觉得姚民瑞在代替她们讲话。先前心上一点阴影已经完全消散了。她们忘记了那个可怕的场面，却带着满意的笑容旁观王东受窘。吴平和姚民锋也有着类似的心情。只有方天行在想别的事，不曾注意到这个小小的争论。张利英温和地微微笑着，她想发言打断他们的谈话。但是曾明远先开口了：“我们快走罢。今天还有好些事情，不要耽搁时间了。”他又问一句：“你们饿不饿？”

大家本来不觉得什么，经他这一问，却感到肚里空虚了。他们没有异议，便听从曾明远的话急急忙忙地走进城去。

进城的人相当多，在城门口经过了一阵拥挤，他们又走在那条石板铺砌的大街上。街还是完整的，没有什么变化，不过突然显得热闹起来。兵士和市民混杂在一起。大家热心地谈论着，似乎沉郁的空气被炸弹震破了。

“西街落了两个弹：‘一条龙’炸了，打死一个人，伤了三个，一个弹就落在县衙门门口。西门外也落了两个弹，”迎面走来的两个小商人，在街上遇见了朋友，一个年纪较轻的就用惊惶的口气报告这个消息。

“县衙门没打坏？”朋友中一个人发问道。

“石狮子头打掉了，”这是回答。

“我们去看，”冯文淑激动地说。她恨不得立刻就跑到西街去。

她知道“一条龙”是一个饭馆，它旁边墙上那幅宣传画就是姚民瑞弟兄画的。

“我肚子饿得很，吃了锅饼再去，”姚民瑞不同意地说。他又问她一句：“难道你就不饿？”

“吃过锅饼，最好先把东西送回小学校去，”吴平接嘴说。

在一家关了门的商店门前，就是那个锅饼摊子。新鲜的黄澄澄的大锅饼发光似地躺在案板上，引诱着年轻人的饥饿眼睛。同志们都不想再往前走了。冯文淑也就同意地说：“也好，就依你，”她是在回答姚民瑞。其实曾明远已经决定了在这个地方暂时停下来。

同志们放下东西，围在摊子前面，看着卖饼者拿起案板上那把尖刀，把锅饼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的。每人捧着一块锅饼慢慢地啃着。饼子是冰凉的，没有一点味道，他们又没有水来润湿咽喉。但是大家吃得津津有味，边吃边说话。

“冯同志，我给你画个像，”姚民瑞吃完锅饼，忽然跟冯文淑开玩笑说。

“不要在这里，等一下到县政府门口落炸弹地方画去，”冯文淑兴高采烈地说。

“我看见你吃东西就象个小姑娘，样子特别有趣，现在先画一张再说，”姚民瑞笑着答道。但是他摸拍纸簿，它却不在衣袋里。

“少糟蹋点你的纸，”冯文淑抢白地说了一句，却听见姚民瑞张皇地嚷起来：“不对，我的本子掉了！”她故作快乐的样子笑道：“掉得好，哪个叫你一天到晚就拿着乱画？”

姚民瑞现出十分着急的神情，同志们都掉过脸来看他。

“大概躲警报的时候掉在田里了，”周欣忽然记起来，便提醒地说了一句。

“对，一定在那里，”姚民瑞的圆脸上现出可笑的、省悟的神情自语道。

“掉了也就算了，何必着急？”冯文淑故意用这句话来激他。

“不行，这是我的心血，我一定要找回来，”姚民瑞焦躁地说。

“那么你快去找，也许还找得到，”冯文淑鼓动地说。

“我现在就去。不过等一会儿我们在哪里找你们呢？”姚民瑞慌张地问道。

“你回来就直接到小学去罢，”曾明远答道；“我还要到县政府和司令长官部去接洽。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大家休息半天罢，等我回来开会。”

“好，”姚民瑞不加思索地答应着。他唤他的弟弟：“民锋，你陪我走一趟。”姚民锋不说什么，两个人就匆匆地走了。

冯文淑含笑地望着姚民瑞弟兄的背影，他们一晃就消失在人丛中间。她觉得一只手在敲她的肩头，她侧过脸，张利英带着温和的微笑责备道：“你这个孩子就是这点不好，你总是幸灾乐祸。”

冯文淑笑了笑，答道：“又不是我跟他开玩笑。是他自己不小心弄掉的。”

“我看你一天笑得太多了，”张利英低声说了一句。

冯文淑注意地看了张利英一眼，她点了点头，说了一句：“谢谢你。”她捏住张利英的一只手，收敛了笑容说：“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已经不是孩子了。”

这一群人从锅饼摊，走向西街。他们快到县政府的门前，路就被人堵住了，不过人们看见他们，却让出一个空隙给他们通过。少数熟习的面孔还点头招呼他们。

路上散乱地堆着瓦砾，一段石板路破碎了，忽然露出一个大坑。县政府门墙上现着残毁的伤痕，尘土瓦片没有扫尽，掩盖了平日的光洁的过道。右边石狮子歪斜地蹲在石座上面，但是齐着颈项是一片雪白的斩痕，头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两个荷枪的卫兵仍然端端正正地站在两个石狮子旁边。

曾明远一个人通过卫兵的一道关往里面去了。别的同志却继续朝前走。街上尘土特别多，两旁店门紧紧关住。大幅宣传画、壁报和标语，象老朋友一般亲切地望着他们。这一天它们也显得冷落，而且脸上好象蒙了一层土，染上了一些污痕。

再往前走，他们又到了人们围聚的地方。他们挤过去，发见了瓦砾堆，一间屋子炸光了，四五间房屋震毁了。一个半老的女人对着废墟哭泣。五六个人在砖瓦堆上挖掘东西。冯文淑皱紧眉头，把她的灵活的眼睛移向四处看。她忽然发觉她身边不远处站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头上束了一条白布，前额有一团血迹浸在布上，他望着那堆木条和砖瓦发楞。

又是那见惯的悲剧！她的心仿佛受到什么尖利东西的猛刺，她捏紧了周欣的手。

“俺们跟鬼子没有冤仇，他们做啥来害俺们！”在旁边突然响起了这怨愤的声音，就是从那个头上包着白布的人嘴里吐出来的。冯文淑觉得应该走了，但是别的同志还在用眼睛尽量吸收这个景象，一直到曾明远的脸庞在人丛中出现了，他们才掉转身子。

他们离开了拥挤的地方，回到小学校，曾明远告诉他们一些意外的消息：县长下乡去了；司令长官部搬到宋埠去了；敌人打到了叶家集。这都是县政府的张科长告诉他的。他最后提出他的意见：他们也到宋埠去。

姚民瑞弟兄气咻咻地跑回来，他们正来得及听见曾明远的报告和参加团体的会议。大家一致同意曾明远的主张：明天一早出发，跨过大别山，赶到宋埠去。

曾明远又到县政府去接洽第二天出发的事情。他从那里出来，在约定的地方跟同志们见了面。他们坐在那个小茶馆里，喝着热茶，慢慢地嚼着又冷、又干涩的锅饼，大家以一种近于闲散的心情谈些闲话。没有紧张，没有牵挂，这一天的见闻对他们似乎不曾留下一点影响。他们现在尽量享受疲劳后的休息和忙乱后的安闲。话题忽然转到了李南星三个人身上，冯文淑怀念地自语道：“他们三个人现在不知道在做什么事情？”

“他们一定比我们更忙，”周欣接嘴道；“我想他们一定过得更有意思。”

“那么你为什么不跟着他们去？”姚民瑞没头没尾地问道。

“我倒想去。可惜我事先不知道，”冯文淑带点渴望地说。

“现在还来得及，”姚民锋补上一句。

“你们真是两兄弟，说话都是一样，”周欣笑道。

“我的话可没有我哥哥的多，”姚民锋笑答道。

“姚同志，你不要再鼓动了，我们现在就只剩下这几个人了，”曾明远听见姚民锋那句话，便带笑地插嘴说。

“不会的，到了这里，就应该跟着团体行动了，”张利英说，她一面安慰曾明远，一面提醒冯文淑。她听见人提到李南星和方群文，心里也不好过。怀念折磨着她，不过她的理智可以控制情感，使她不说感伤的话。

“姐姐，你难道还不放心我？我是不会离开你们的，”冯文淑笑着对张利英说。她的态度很诚恳，她坦白地承认：“我知道我有缺点，我有很多的幻想。”

“年轻人有点幻想也是好的，这不是缺点，”张利英答道。

曾明远忽然注意到方天行默默地象在思索什么事情，便问道：“方同志，你这些时候怎么不作声？你又在想太太吗？”

“其实路隔得不算远，你大可趁这个机会请假到长沙去一趟。是我，我一定去，”王东热心地说。

“去又有什么意思？现在不是回家的时候。好在家里有人照料她，”方天行答道，他似乎极力要做出平静的声音，可是声音里仍旧带着够多的忧郁。

外面街上忽然起了小小的骚动。嘈杂的人声搅乱了这个茶馆里的闲散空气。他们的谈话中止了。大家走到外面，正看见一群老百姓携儿带女，每人还背着、拿着一两个布包狼狈地走来，衣上粘染了不少的尘土，脸上现出憔悴的颜色和惊惧、张惶的表情：有的就坐在街边檐下，拿布包当坐垫；有的还支持着继续往前面走。

“俺们是从叶家集逃来的。鬼子打来了。俺家给鬼子烧光了。俺们带了这点东西逃出来，”一个头发斑白的男人喘着气这样答复旁人的问话。

“妈，俺走不动，歇歇罢，俺要吃，”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牵着母亲的衣角哀求道。

“黑妞儿，听妈的话，俺家都没有了。哪里还有东西吃？”中年的母亲痛苦地用干涩的声音回答。

“周欣，你留住她，我去买锅饼！”冯文淑忽然用了带哭的声音对她的同伴说。她在周欣的肩上轻轻地敲了一下，不等周欣回答，就匆匆地走了。

“这是县政府的事情，等我再去找张科长商量，”曾明远用感动的眼光望着冯文淑的背影，忽然下了决心对同志们说。

曾明远和同志们为难民的事情忙到晚上九十点钟，回来就倒在小学校的地铺上睡了。身体的疲劳使人容易忘记环境的不舒适，他们倒下去不久就沉沉地睡着了。

到了半夜，冯文淑忽然醒了。房间里是一片黑暗，空气快到了窒息呼吸那样地沉重，蚊子嗡嗡地在她脸的四周乱叫，它们的尖利的嘴从四面八方向她围攻。她用右手保护自己。脸上许多地方发痒，发痛。她又用右手搔搔脸。那尖嘴甚至叮到手上来了。她便把毯子拉起来蒙住头，她希望能够再阖眼沉睡。但是过了片刻，她又觉得透不过气来，只好把头再露到外面。为了躲避蚊子的攻击，为了镇定自己的烦躁，她不住地翻动身子。她看看睡在她旁边的周欣和张利英，她们两个人都睡得很好。她想：怎么单单我一个人睡不着？怎么单单我一个人怕蚊子？她勉强地闭上眼睛，可是白天那些景象立刻电影似地在她的眼前出现了。她忽然觉得背上发凉。土地的冷气透过那层薄薄的稻草和被单冒了上来。这使她的脑子清醒，睡意消失。她生了气，对自己说：难道我就不能够吃这点苦？我应该好好地睡到天亮。但是这样说也没有用。她听见对面起了轻微的响动，以后又寂然了。她又听见了可怕的磨牙声。她烦躁地说：“吴平这孩子又在磨牙齿。”这个声音象一把小刀慢慢地在她的心上刮，又象一个猛兽刚吃完它的捕获物正预备张口大叫。她紧紧地咬着牙齿，用手蒙住耳朵。但是蚊子趁势又来了一次攻击。她烦厌地接连翻动身子，掀开了毯子，又把它拉回来。

“你在做什么？”周欣半醒半梦地说，她的身子略略动了一下。

“你也醒了？”冯文淑惊喜地小声问道，她仿佛在陌生的地方遇见了熟人一样。周欣没有回答她，却又沉沉地睡去了。她听见方天行在另一个角里轻轻地咳嗽，他却不说一句话。

空气忽然震动起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远远地传过来“轰隆隆”的声音。它好象自远而近，一下子就进了房间，从上面跌下来，往屋角，往地里，四处散落了。

“这是哪里来的炮声？”冯文淑奇怪地想道。一个同样的巨声又从外面送进来。这无疑是炮声。她打了一个冷噤，便屏住气侧耳静听着。

“炮声！”曾明远在说话了。

“曾同志，你也听见了？”冯文淑感到一点安慰地问道。

“轰隆隆”的声音接连地响着。仿佛整个屋子都在摇动了。人分辨不出是几尊炮在那里开放，只觉得耳里尽是“轰隆隆”的声音。

“现在离前线比较近。前线一定紧张，”曾明远沉着地答道。

吴平忽然从梦中惊恐地叫起来：“什么声音？”

“不要紧，这是前线的炮声，离这里还相当远，”曾明远说。

“是不是日本鬼子打来了？”王东惊醒起来，慌慌张张地问道。他正做着可怕的梦，迷糊中把梦景跟现实混在一起了。

“周欣，周欣，快醒过来！你听炮声！”冯文淑摇撼着周欣的膀子，兴奋地唤道。张利英也已经醒了。

“你大惊小怪的做什么？今天晚上总不会打来的，”周欣揉着眼睛说。但是听见一声炮响，她立刻清醒了，便坐起来。

“我们怎么办？是不是准备走？”王东坐起来，带着惊恐地问道。

“怕什么！就是鬼子打来，也走得了的。况且这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姚民锋冷言冷语地接嘴说。

“正是因为不止我一个人，所以我们应该早点准备，现在不是说漂亮话的时候，”王东赌气地答道。

“其实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不是明天早晨就走吗？”姚民瑞插嘴道，他在帮忙他的弟弟讲话。

“你们不要老是讲闲话。有事情还是慢慢地商量罢，”曾明远发言干涉道；“在这种时候玩笑开多了也不好。”

“他们两弟兄就是这个脾气。外面响着炮声，他们倒还有闲心跟我斗嘴，”王东诉苦似地说。

“王同志不要多讲了。我们好好地听听炮声，看还有没有别的声音，有没有什么动静，我们好早作准备，”张利英说，她穿好上衣，坐起来。

在外面炮声有节奏地接连响着，但是声音并没有增大，还是那单调的“轰隆隆”的声音。过了好一会儿，炮声突然停止，剩下一点余音在屋角，在地底颤动。然后是一阵死一样的沉寂。紧张的心开始松弛下来。吴平垂着头坐在被单上打嗑睡。周欣又倒下去睡了。冯文淑和姚民瑞、民锋弟兄不住地挥手打蚊子。

“大家睡罢，现在没有事情了。今天晚上不会有问题。我小心警戒着就是了，”曾明远放心地对同志们说。他又补充地加上一句：“要是有什么事，我会叫醒大家。”

冯文淑觉得眼皮有点重，一直在往下坠，她知道疲倦来抓住她了，她感到了睡意，便接嘴道：“不管有没有事情，我现在要睡了。让我在梦里打鬼子罢。”

张利英微微笑起来，她对冯文淑说：“你要好好地睡啊。不要在梦中又大声哭起来。”

“姐姐，我知道，”冯文淑亲热地答应着，马上睡倒下去，口里还自言自语：“明天我们就要跨过大别山了。”她侧头去看周欣。周欣已经闭紧眼睛，而且发出轻微的鼾声了。

十四

城楼痛苦地默默望着大群拥挤的行人，说不出一句送别的话。手推车依呀地哼着，伕子们忙乱地叫着，同志们激动地大声在谈论。人和行李挨挤在一起，头常常碰到扁担，悬垂在扁担两头的公事箱和行李不时袭击腿和脚，又引起一些争吵的声音。这一切汇合在一处，象一股洪流，不停地往前面冲去。

公路象一条黄色大爬虫蜿蜒地伸展出去，它的头似乎就伸到了无尽处。人群一触到它的尾巴，立刻激起一阵灰黄的尘雾。尘雾跟着人的脚步飞。一部汽车驶上来，尘土一下就遮蔽了半个人，然后打着漩子追着车轮走了，留给行人的鼻子一阵干燥。

太阳炎热，路在沉重的脚步下燃烧起来，风吹到人的脸上也会发烫。许多人的额上都在冒汗。冯文淑的鼻尖上聚集了不少细小的汗滴。她的脸红得象擦了胭脂。她的嘴微微张开，还低声哼着抗战的曲子。周欣走在她的旁边，脸部表情跟她的一样，也是相当轻快的，仿佛充满了朝气。

“真怪，今天要走长路，天气就特别热！”王东抱怨道。

“你就走不动了？还早啦，一共二百八十里，你算算走了多少，”姚民瑞满不在乎地说，自己却得意地笑起来。

“走不动也只好走。就是天气热，讨厌！”王东不觉得姚民瑞的话里带了挖苦的调子，他还对姚民瑞老实地诉苦道。

“王同志，你走不动，可以象人家那样坐手推车，只要你打摆子……”姚民锋接着说，就噗嗤笑起来。姚民瑞和吴平都笑了。

张利英的瓜子脸上也绽出一丝微笑。她的同情的眼光转到了一辆手推车上，那里躺着一个穿草绿色军服的苍白色的中年人，他的瘦小的身子在颤动，在摇晃，牙齿也在打战。她的笑容消失了，她略略皱起眉毛，回头悄声嘱咐姚民锋：“不要笑人家打摆子，你看人家多痛苦。”

“还好，我们里面倒没有人打摆子，”姚民锋微笑地说。

“杨文木不是常常打摆子吗？”王东驳道；“还有方天行同志也打过摆子。”

“你就忘了说你自己，”周欣忽然在后面大声插嘴说。

“我好久没有打过摆子了，”方天行带点不安地说。他不愿意听见人提起他打摆子的事。他耽心在路上发起病来。

没有人注意方天行的话。王东连忙分辩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们说，这一个多月我打过摆子没有？”

“这点小事，也值得争论？你们又不是小孩子！”冯文淑含笑地在后面奚落他们。

这样的“不费脑筋”的谈话似乎减轻了炎热和沉闷。这几个年轻人不觉得路长。不觉得疲劳。他们只是踏着轻快的脚步前进着，前进看。在这拥挤的人群中他们九个人组成了一个最愉快的行列。

他们就这样地进了大别山，走上在群山中起伏着、蜿蜒着的公路。

公路是宽敞的，公路又是拥挤的。人不断地增加。路不断地翻腾。山象不知道疲倦似地涌起那一座一座波浪般的峰顶，一匹浪连接一匹浪，仿佛一直连到天边。路跟着山弯，人跟着山动。手推车，扁担，马蹄，人脚，千千万万的缚着裹腿或者单单穿着军裤和布鞋的脚，还有那些逃难的男人的脚，女人的脚，老人的脚，小孩的脚，络绎不绝地从两个相反的方向来填塞公路。它们翻过了一个山岭，又爬上第二个去。山好象没有完结，路好象也没有尽头。灰色的碉堡威武地立在每一座山头，骄傲地哂笑着那些渐渐现出疲劳样子的脚步。伕子们的背弯下去了，手推车的声音成为断续的了。谈笑的嘴闭上了，脚步也开始缓慢了。但是山峰一座一座无情地拦在前面。太阳没遮拦地直射下来，晒黑了那些年轻的脸。

疲劳的脚步继续前进着。连磨起了小泡的脚也不知道休息。军队在前面进行，军队在后面进行。系在兵士身上的无数的磁碗和镔铁壶撞擦的声音，有节奏地响成了一片，压倒了手推车的呻吟，同少数逃难者和患病者的哼叫。

冯文淑抬起头看前面，公路被一片草绿色掩盖了。这真是无边无尽的，前头的刚刚翻过山去，后边的又接上来，好象是一根绿色长带子，搭在山脊上，有人在另一面用力拉着，只看见草绿色从这面翻过去又翻过去。前面是草绿色，后面也是草绿色，仿佛是一大片飘功的春草，在草地的两旁还镶着黄色和杂色的框边。一个师迎面过去了，另一个师又赶上来。便是最灵活的眼睛也数不清人头的数目：那些头，那些被草绿色军帽盖着的头，那些在骄阳下面始终昂着的头。出现在冯文淑眼前的都是黝黑的、积满汗珠的年轻脸，有的还掉向这面，对她和同志们笑一笑。她忽然兴奋地笑着侧头对周欣说：“你看，我们还有这样多的人，这样多年轻的军队！”

“这还只是一小部分，你记住我们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周欣得意地答道，她的眼睛也因为这个令人激动的景象发亮了。

“姚同志，你怎么不拿出本子来画一张？这才是个伟大的场面啊！”冯文淑兴高采烈地对前面的姚民瑞说。

“画不得。别人会把你当作汉奸的，”曾明远连忙阻止道。

“我知道，我不会上冯同志的当。我以前碰过了钉子，”姚民瑞笑着回答道。可是他很注意地望着军队的行进，好象他要把这个场面深印在他的脑子里似的。

“人家是说真话，哪里是故意害你？”冯文淑辩白似地说，她也失笑了。她又把眼睛掉向前面，她跟着同志们继续在公路的边上走着。

军队不停地向前进，整齐的脚步，整齐的服装，甚至是相同的表情。他们似乎不知道疲劳、不知道休息地走着，默默地走着。脸向前面，脚步也向前面。尘土飞起来、落下去，落到他们的身上，就积在那里。草绿色开始枯黄了。他们却好象没有感觉地只顾昂着头大步奔向前面。前面是一重一重的山，山坳象一张大口，不知道饱足地吞食了他们。

冯文淑的耳里仍然是那整齐的脚步声和磁碗同镔铁壶的撞擦声。声音单调而严肃，有一种振奋精神的力量。她看见他们的沉默，却想张开口痛快地唱起一支歌。但是她并没有大声唱出来，她只是低声哼着。

黄色的尘土象被一阵旋风卷起来似地在空中飞扬。单调的声音变为复杂了。得得得的马蹄声，孔洞孔洞的炮车声，火伕的低声哼叫。马载着辎重，火伕背负着大铁锅、铁铲等等用具，兵士背着捷克式的步枪。这一切都没有停留地翻过山头去了。军队继续前进着。

太阳尽量在发挥它的威力，阳光象烙铁似地烘烤着那些躲在衣服里面的皮肤，“饥渴”如象一只手搔着人们的心和咽喉。但是这些都没有能阻止前进的脚步。茅棚在路旁出现了。茅棚象遮荫的大树似地点缀着公路。在那里老百姓们露出诚朴的笑脸，恳切地招呼着：“老总，来喝点冷开水解解渴罢。”连放在桌上的瓦壶和摆在架子上的瓦缸也好象对着人现出欢迎的微笑。有些兵便离开队伍匆匆地跑到那些地方去。

“我也要喝一碗，”冯文淑自语似地说，便跑进一个茅棚，端起桌上一个蓝花碗，也不问有什么味道，骨都骨都地把一碗冷开水喝光了。老百姓称她做官长，她也不讲什么，只是含笑地道一声谢，就跑出来。她觉得心里爽快了些。她看见周欣、吴平、姚民瑞都进去喝了水。别的人也走到那里去。人们匆忙地从那里进出。茅棚里十分热闹，老百姓忙着把水盛到碗中，他的笑容扩大了。在两三个茅棚里还站着中年的农妇，热心地帮助她的丈夫盛茶。

冯文淑用她那敏感的女性的心看了这个场面，她感到兴趣地望着，她感动地低声唱起一支熟习的歌：

嗨嗬嗨，我们军民要合作！

嗨嗬嗨，我们军民要合作！

你在前面打，我在后面帮！

……

她一面唱，一面微笑，好象这是为着她自己唱的。于是他们到了一个小站。路旁现出一些卖饮食的摊子。她觉得腿有点酸了。

军队继续前进着。马、炮车、火伕都不知道消失在什么地方了。在冯文淑眼前摇晃的仍然是那一片悦目的草绿。它象一股水不停地流向前去。这洪流淹没了那些在公路边上拖着疲乏脚步的男女难民。

军队似乎不知道休息地只顾往前面走。但是在走着相反方向的战工团的同志们却停下来，给他们挑东西的几个伕子也放下了扁担，轻松地伸直身子。年轻的同志们拍去了身上的尘土，高兴地围在摊子前面。伕子们也跟着站到那边去。

饼子、稀饭、油条、麻花等等，象美味一般塞住了年轻人的饥饿。他们贪婪地吃着每一样东西，争先掏出自己身上的钱。每个同志的脸上都露出满意的笑容。那些宁静了一些时候的嘴又张开了。疲倦的表情渐渐地从这些脸上消去。

一个师又迎面走过去了。那些脚步默默地、坚定地移动着。草绿色，草绿色，他们望前面，从那里又爬上来无穷无尽的草绿色军帽；他们再看后面，一条草绿色的爬虫正往山坳溜下去。在他们的眼前依旧是无始无终的军队的行进。

“冯同志，过了多少了？”吴平严肃地小声问道。

“我也不知道，”冯文淑简单地回答，她的眼光还只是在草绿色上面流动。

“那么你猜还有多少？”姚民瑞忽然问道。

“我怎么猜得出？”冯文淑坦白地说；“不过一定是很多很多的。”

“的确，我们的军队是很多的。打了一年了，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军队开赴前线。看起来，真叫人高兴！”周欣兴奋地插嘴道。

“这许多人开到前线去，一定有一场恶战，”王东低声说。

“这样多的人正好跟鬼子大打一仗。你害怕什么？难道还替鬼子们耽心吗？”姚民瑞讥讽地说。

“不是，我觉得惭愧，人家往前线开，我们却朝后方走，”王东出人意外地带了点痛苦的表情答道。

这句话把众人的口封住了，它仿佛在他们的头上泼了一瓢凉水。姚民锋感到不舒服地反驳道：“你不是极力主张早走吗？现在又来说风凉话！”

“走是应该走的。留下来没有什么好处，而且司令长官部也要我们走，”王东毫不迟疑地解释道。

“那么，你为什么又觉得惭愧？”姚民锋追逼似地再问一句。

“人本来就是矛盾的。我觉得我自己也充满了矛盾，”王东带了一点感伤地说。

“你们这样辩论下去，又有什么用？我们还是走罢，”冯文淑不能忍耐地催促道，她听见王东的话感到不舒服。矛盾、矛盾……这两个字搔着她的心。

于是同志们抖擞抖擞身子，迈开脚步；伕子们擦擦手，弯下身子去就扁担。新的行进又开始了。

依旧是绵延不绝的公路，它婉蜒地翻过一座山又一座山。山，在同志们的眼前慢慢地高起来，又慢慢地落下去。黄色的尘土一股一股地在阳光里飞舞着，然后又象细雨似地洒在那些草绿色上面。同志们的刚刚拍去灰尘的军服上又染了枯萎的黄色。冯文淑看了看自己的身上，她也失声笑了。她向周欣笑道：“这一身灰尘要是给我妈妈看见，她一定要骂我。”

“我姆妈还不是？她一定说：‘阿欣，你们年轻人真没有办法！你又从啥地方带了一身灰尘回来？’”周欣也笑着答道。

“这一来又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会见到妈妈的信了，”冯文淑带点惋惜地说。

军队的行进始终没有停止。兵士用坚定的脚步踏着公路。他们的步伐是整齐的，他们的表情是同样的。他们就象一股草绿色的急流，不断地迎面涌过来。草绿色，这一片染上灰尘的草绿色，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又一个师过去了。马蹄蹶起更多的尘土。机关枪连过去了。辎重营过去了。工兵营过去了。连一粒一粒的尘土也聚集起来兴奋地跟着军队前进。

军队继续前进着。山在动，公路在动，周围的一切都在动。整齐的千千万万的脚步声就象要把大山也踏平似的，就象要把太阳也喝退似的。尘土好象蒙蔽日光的烟幕，在空中盘旋着。雪亮的枪刺勇敢地对着逐渐往西退的太阳，它们笔直地向着天空，似乎要划破天幕，拨开一个清凉世界。

磁碗和镔铁壶撞擦着，手推车依呀依呀地在呻吟，炮车昂奋地、空同空同地吼叫着，马蹄沉重地打击着公路。马昂着鼻子雄壮地长嘶……这一切声音似乎被一只大手揉在一起，成了一曲雄伟的乐调，来表现这无始无终的伟大的进军。

太阳的威力逐渐地在减退。汽车的喇叭突然响起来，声音是在冯文淑的后面。她和一部分同志回转头去看。几部卡车连接地驶过来，搅起更多的尘土。尘土象一股一股的黄色的旋风，从地上滚滚地卷起，一直在空中打转。这是从前线开回来的救护车。车里歪歪倒倒地躺着一些伤兵，他们脸色惨白，受伤处缚着纱布，血不时从伤口浸出，把纱布紧紧地贴在皮肤上，而且在布上染了几块鲜红色。有的默默地望着眼前的景物，有的露出茫然的眼神，发出低声呻吟。

“我们应该慰劳这些挂了彩的同志，”冯文淑感动地掉过头对周欣说。上海救护医院的生活电光似地在她的眼前闪了一下。她的心中起了小小的波动。

“可是此地离医院很远啊，”周欣只说了一句，她的眼光还停留在那些卡车上。

冯文淑再看卡车，一阵隆隆声向四周喷出大股的烟尘。她的耳膜好象被震破了似的，眼前也罩上了一阵烟雾。在黄沙飞扬中，四部卡车飞驰过去了，它们全消失在山的那一边。先前为了让路，走在公路边上的军队，这时又移进了路中央。沙尘慢慢地在冯文淑的眼前落下来。她擦过了眼睛，眼前又只是一片草绿色。现在颜色显得很柔和。空气也比较凉爽了。

“真长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过得完？”吴平赞叹似地说。

“你知道一共有多少兵？”姚民瑞故意问他。

“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有数过！”吴平笑答道。

“你就不看见番号？已经过了几师人了，”姚民锋接嘴说。

“但是你知道后面还有多少吗？”吴平反问一句。

“我知道，这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中国有的是兵，”姚民瑞得意地答道。

“那么你就是一个‘少爷兵’，”吴平说，嗤嗤地笑起来，他那个塌鼻子似乎笑得陷进去了。

冯文淑和周欣在后面也失声笑了。她们还记得美国丑角斐司开登主演的那部影片。

“你们真是小孩子，走了一天，还是有说有笑的，”张利英回过头来对这几个年纪更轻的人说，她的脸上已经现出了倦容，不过她那温和的微笑还是十分亲切的。

“当然啦。你看那些队伍，他们不知道走了几天了。可是他们还那么有精神，还那么勇敢地开赴前线，”冯文淑在后面笑答道。她又兴奋地说下去：“我一定要写信到上海，告诉我哥哥，告诉我妈妈，说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年轻的军队，说我们打了一年，不但力量没有损失，反而越战越勇、越打越强……”她脸上的汗珠已经干了，她觉得心里一阵爽快。

“冯同志，你是不是又在背台辞？”姚民瑞忽然回过头嘲笑地打断了她的话。

“呸！哪个在跟你开玩笑？”冯文淑低声笑骂道。

他们一面走，一面讲话。从他们的身边又不知经过了多少队伍。草绿色，始终是这一片无穷无尽的草绿色。但是草绿色渐渐地黯淡起来。夜来了。它给每个身体带来舒适清凉的感觉。疲劳的脚步好象得到鼓舞似地又迅速地向前迈进。略略往下俯着的身子又伸直起来。

军队仍然继续前进着。草绿色渐渐地跟四周的山色混在一起。月亮代替烈日升在天空。天空是悦目地明亮的。公路变成了银白色。山峰仿佛罩上一层薄雾。树木在各处留下黑影。远远地不知从什么地方透出来淙淙的水声。这是一个美丽的月夜。

然而和在炎热的白昼一样，一切照常前进着。没有人想休息，也没有歇脚的地方。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念头：向前走。兵开赴前线，逃难者奔向后方，年轻的工作者到他们新的工作地点。

同志们就这祥地走了四十里夜路。在午夜的光景，他们到了一个小镇。

“好家伙，现在该让脚休息了！”姚民瑞看见一排房屋，不觉宽慰地自语道。他脚上那双布鞋已经张开口，让沙土进去，磨着脚指头了。

“我们赶快找个人家借住一个晚上，”王东着急地说。

大家都赞成王东的意见。他们怀着希望分头去叩人家的门。然而结果都是一样：门开了，主人拿着灯出来，睡眼朦胧地回答说，空地方都给军队住下了。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怎么办？”王东焦急地说。大家都站在最后一个人家的门前。伕子们早已放下挑子，坐在檐下打瞌睡了。

“怎么办？还不是只有在露天里睡一晚上再说！”姚民瑞答道。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王东绝望地问道。

“姚同志说得对，我们只好拣个干净地方睡过今天晚上再说，”曾明远沉着地说。

“我赞成。天做我的帐子，月光做我的铺盖，石头上睡着多凉爽！”冯文淑忽然高兴地说。

“你真是个爱幻想的女孩子。我倒害怕你在石头上闭不了眼睛！”张利英带着爱怜地哂笑道。

“姐姐，你不信，我们打个赌，我今天晚上一定睡得好，”冯文淑带着自信地说。

“哪个跟你打赌？我倒希望你晚上睡得好，”张利英关心地说；“不过我劝你把毯子拿出来铺着睡，也免得着凉。反正伕子都在这里。”

这一晚不但冯文淑睡得好，其余八个同志都睡得很甜。没有噩梦来惊扰他们。他们和衣睡在铺了毯子的石头地上，月光静静地抚着他们的疲倦的睡脸，象母亲的温柔的手一样。夜渐渐地凉起来，但他们的年轻的身体还是温暖的。

早晨天刚刚发白，冯文淑和别的同志就让嘈杂的人声惊醒了。睡在他们附近地上的携儿带女的逃难者，已经拿着行李，眨着睡眼，准备出发了。

逃难者中间有一个中年男子推起一部手推车，车上躺着一个灰白脸的妇人，身上盖了一床厚棉被，她睁着那对失神的眼睛在看旁边一对十二三岁的男女小孩。手推车依呀地滚着前进。方天行一个人站在他们后面，望着那远去的车影，忽然低声哼起了一首旧诗。

姚民瑞弟兄和吴平带笑地低声谈论着。曾明远慢慢地走到方天行的身边，亲切地说：“方同志，走罢，你又想起了什么事情？昨天你很少讲话。我耽心你要发病了。”

方天行默默地过了一刻，才掉过头来，满脸的阴云渐渐地在消散，他叹息似地小声说：“我做了一天、两天的梦。不过……”他马上改变了语调用坚决的声音接下去：“现在没有事情了，我不会发病的。”然后他又解释似地加上两句：“在这个时代单想着个人的问题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只有努力多做集体的工作。”

“是的，我们只有努力多做集体的工作，”曾明远响应地点头说。他忽然用一种决断的声音加一句：“即使为抗战牺牲生命，也是值得的。”

冯文淑怀着好奇心同周欣走过来，她听见曾明远的后一句话，便热烈地插嘴道：“我就愿意为抗战牺牲我的生命，我觉得这是一件美丽的事。”

周欣听见冯文淑这句象台辞的话，很想笑，可是她没有笑出来，情感就变了。她默默地把冯文淑的手紧紧捏了一下。

他们在镇上随便吃了一点东西，填塞了饥饿以后，又开始了这一天的新的路程。

公路在他们前面伸出去，象一条巨蟒爬行在群山中间。连接的山峰手臂似地环抱着公路，也环抱着行人。依旧是路跟着山弯，人跟着山动。一切和在昨天一样：手推车，扁担，马蹄，人脚。草绿色盖满了路，脚步声震聋了山。军队开赴前线，逃难者奔向后方。他们这九个年轻的工作者迎着那无始无终的前进的军队走去。

太阳从山背后升起来，又用它的火焰来烧炙公路。路开始发烫，而且在冒烟了。烟雾似的尘土在空中飞扬。手推车呻吟起来。人们在呛咳。马蹄气恼地打着路面。枪刺愤慨地对着天空。伏子们在沉重的扁担的压迫下流出了汗水。

军队默默地前进着。逃难者默默地奔波着。年轻的工作者默默地走着。但是公路上仍旧充满了嘈杂的声音。好象一切都在动，一切都在叫。没有休息，没有宁静。在这里一个人容易忘记自己的存在，只觉得受着一股力量的推动，自己完全融合在群体中间，成了大的群体的一份子，跟着群体在活动。现在就是这个大群体使这条公路活起来，成了有生命的东西。

冯文淑和周欣就是这样。她们好象消失在这无穷无尽来来往往的人群中间，不自觉地跟着这人群活动。她们只有一个思想：向前走。她们不问已经走了多少地方，前面还有若干路程，她们不管自己的起了水泡的脚掌还在微微发痛，腿也略略发酸，她们不顾太阳炎热地烧炙她们的皮肤，汗珠象雨点那样在脸颊上滚滴，她们还是勇敢地、愉快地向前迈步。而且她们每次望见从对面爬上山脊来的或者从山坳转弯过来的潮涌似的草绿色的军队，便有一种雄壮、庄严的感觉。

自然别的同志也是同样勇敢的。张利英始终保留着她那温和的微笑。曾明远保持着他的沉着。姚民瑞弟兄和吴平还保持着他们的轻松好玩的心情。只是吴平却露出了一点焦躁的神气。方天行依旧喜欢沉溺在他的思索里，不过他的面容是相当安静的，而且他常常不自觉地舞着手，仿佛在指挥唱歌队，口里还哼着别人听不见的歌词。只有王东，那个脸上表情时常改变的王东，不时焦急地在前面问：“还有多少路？”“前面还有多少里？”“到小界岭还有多少里？”但是他从伕子、从茅棚里的老百姓那里总是得到使他失望的回答。路越走越长了。他们虽然走了一天半，却好象并没有走多少路似的。

王东又嚷起“肚饿”来。但是眼前一片草绿色并不能给他们一点饮食。他们只得忍耐地继续走了二三十分钟，才在路旁一个茅棚下找到歇脚的地方。

这是一个卖面的摊子，一个老人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在那里照料生意。女孩在土灶后弄火。老人在案桌前端碗调味。同志们就围着这个摊子，有的坐在凳上，有的站在旁边。他们随意闲谈，等候面碗端上来。

冯文淑坐在凳上翘起一只脚看那满是灰尘的布鞋，鞋尖也破了口，让尘沙钻进了鞋里。她便解开布鞋，把尘沙全倾出来。周欣的布鞋破口较小。但是姚民瑞他们的却张开了两片大嘴，走起路来一搭一搭地，好象鞋底快要跟鞋面脱离了。

“你看你的鞋子成了这样！”冯文淑指着姚民瑞的脚笑起来。

“你不知道连它也饿得发慌了，”姚民瑞满不在乎地说。

“你不要笑！再过一天你的鞋子也会弄到这样的！”姚民瑞望着冯文淑的脚笑道。

“那我就买草鞋来穿，象你们这样多不舒服！”冯文淑带笑说。她看见姚民瑞弟兄的脚象舌头似地在那两片大嘴中卷动，觉得心里怪不舒服。

“这时候不知道李南星他们在做什么？”方天行站在摊子前，眼睛向外面看，忽然自语道。

“做什么？我想他们总不会象我们这样狼狈的，”王东烦躁地说。

“王同志，你说狼狈！我一点也不觉得，”姚民瑞高兴地说。

“我也是，我还觉得高兴，”冯文淑兴奋地接嘴说。

“冯同志，你慢点高兴，明天、后天就会走得你不高兴的，”王东带着沮丧的表情说。

面碗开始端出来了，冯文淑还骄傲地对王东说：“你看罢，不说明天后天，就是这样走个十天八天，我也会高兴的。”

王东觉得没有话好说了，便端起一碗黑面条，埋下头吃着。

大家满意地吃着黑面条，一碗又一碗地吃着。茅棚给他们遮住日光，心里有了一点凉意。他们望着一批一批的逃难者在骄阳下面匆匆地走过去。那些人抱着婴儿，牵着小孩，扶着老人，负着包袱，提着箱子；还有少数病人睡在手推车上呻吟。

“这都是日本鬼子干的事！”吴平忽然把空碗在桌子上重重地一放，愤慨地骂起来，他这一声似乎叫出了众人心中的闷气。

他们付了钱走出茅棚。前面穿草绿色军服的兵士仍旧浪涛似地涌过来。这进军好象真的不会有完结的时候。看番号，他们知道一个师又过去了。但是新的人还是大批地从对面爬上山脊来。依旧是整齐的步伐，相同的表情，依旧是年轻的黝黑的脸，不顾炎热，不顾疲倦，而且不怕危险，勇敢地开赴火线去。

飞机声突然在天空里响起来。不知道是什么人先听见这声音报告了消息的，在一瞬间整个公路都骚动起来了。草绿色立刻象水一般地散开来，往路的两边流去。逃难者惊恐地、张皇地向各处乱奔，找寻可以作掩蔽的地方。冯文淑、周欣几个人正走在一个茅棚旁边，就躲进里面去，还斜仰着头去望天空。王东和方天行已经走过了这里，又连忙退回来，和大家躲在一起。方天行的面容还是相当沉静的。王东却带来一张惨白色的脸，他蹲下去，把身子紧紧地缩做一团。

周围很快地静下来。机声渐渐地逼近了。

“在那里，三架，”吴平低声惊叫着。冯文淑伸出头去看，她也看见三架轰炸机张着亮翅膀向这面飞过来，好象就要到了顶上一般。

“不要动，敌机好象就在我们的头上盘旋，”曾明远严肃地小声嘱咐道。机声渐渐地大起来。公路静得就象死去了一般。兵士们也静静地伏在地上。

“这个地方不对，是个目标，”王东恐怖地自语道。

“不要说话，”曾明远谨慎地干涉道。这时敌机就在他们的头上盘旋着，机声十分响亮。在茅棚里的人都屏住气息蹲在地上。王东忽然站起来，疯狂似地跑出茅棚去。

“不要出去，”方天行低声唤着。他跟着追出去，他想把王东拉回茅棚里来。茅棚里静静的，大家都带着惊恐的眼光看外面，外面有人在低声斥责王东，但是没有听见王东的回应，也没有看见他和方天行回来。飞机忽然带着一阵可怕的俯冲声飞过茅棚上面。茅棚里面的人，连冯文淑在内，都默默地扑倒在地上。

在这一瞬间，一个炸弹下来了。一时耳边只有飒飒声，爆炸声，人们哀叫声……土地震动起来。尘土把天空都遮蔽了。一阵阴暗，一阵风沙，茅棚崩溃似地压下来。人觉得好象山也崩塌了。大家紧紧地缩在一起，谁对自己的生命都不敢存一点希望。同样的声音接连地响了三次。然后又是两排“咯咯”的机枪声。以后就是一片静寂，一片窒息人的静寂。尘土慢慢地落回在地上，让清朗的天空再现出来。敌机带着马达声从容地向远处飞去。

于是刚才死去了的公路又复活起来。那些躲着、蹲着、伏着的人都带着一身尘土出现了。曾明远七个人推开压在他们身上的竹头、茅草和尘土，站起来，用暗淡的眼光看了看彼此的惨白脸。茅棚的残废架子还架在他们头上。人们都朝着前面一块地方跑去。他们也跑向那里。

草绿色的军队继续前进着。依旧是整齐的步伐和年轻的脸，脸上表情差不多是相同的：都没有恐惧。他们依旧勇敢地、潮涌似地向前进军。

公路带着痛苦的样子，袒露出它的伤痕，它的背脊上戳了三个窟窿。一部手推车被炸成粉碎。一些衣服什物破碎凌乱地抛掷在四处，连茅棚架子上也挂了一块蓝布片。好几具尸首血淋淋地横在路边。

“王东！”冯文淑忽然惊恐地叫起来。她看见一张嘴边涂着血的瘦脸在微微摆动，口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她认得这是王东的脸，他的比较光滑的头发还贴在前额上。她连忙奔过去。别的同志也跟着跑过来了。曾明远脸色惨白、恐怖地叫起来：“方天行同志，方天行同志！”没有回应。

周围都是人，都是声音。路没有被截断。军队仍然照常前进。曾明远张皇地对张利英说一句：“你们看护王东同志，我去找方天行，”便匆匆地挤出了人群。

同志们默默地站在王东面前，旁边是一个只剩下半边脸和一只手的死尸。王东身上全是血，衣服撕破，肚皮裂开，肠子等等都爆出到外面来。他们咬紧嘴唇皮，用眼光抚慰那张白得象纸一样的脸，不觉掉下了眼泪。冯文淑跪下去，打算包扎他的伤口。他忽然挣扎地动了一下，口张开，一边流着血，一边说：“冯同志，谢谢你，你不要挨我，脏得很。我完了。”

“王东同志，你不要紧。你不要说话，”冯文淑忍不住哭着说。她望着肚子上那堆脏东西，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好。她抬起泪眼望着张利英说：“纱布！纱布！”

“我去拿，”周欣答应一声，她就跑开了。

王东吃力地动着眼珠，看看面前的几个同志，他点点头说：“二十五年，全完了。请你们写封信告诉我家里。你们不用难过，我总算为抗战尽过力……我不后悔……”他的话已经不大清楚了。他还问“曾团长呢？方天行同志呢？他们还……”

他说到这里喉管中起了一阵痰声，血接连地涌出来，以后的话就只有喉音，他似乎还在用力挣扎，要说什么话，但是他张开口，流出来的只是血，却没有声音。从他的眼角迸出了两颗大的泪珠。他再动一下，就闭上了眼睛。同志们告诉他曾明远在什么地方，但是他已经听不见了。

“姐姐，他死了，我们怎么办？”冯文淑哭着，大声问张利英道。

“等一下，我们找曾明远同志来商量，”张利英揩着眼泪答道。他对姚民瑞说：“姚同志，你快去找团长来。”她又焦虑地自语道：“现在还不知道方天行同志怎样了。”

姚民瑞刚刚离开，周欣就同曾明远、方天行两人从嘈杂的人丛中挤进来。他们走到王东的尸体跟前，周欣马上淌出眼泪，曾明远默默地埋下头，方天行茫然地望着王东的脸。方天行不住地微微摆着头，他的表情显得很迟钝，别人觉得他在半天的功夫就象老了几年似的。

“方同志，我们正在耽心你，王同志刚才还问起你，”张利英亲切地对方天行说。

方天行茫然地看她一眼，没有说一句话。

“方同志，你刚才躲在哪里？”姚民锋关心地问道。

方天行始终不开口，脸上仍旧带着茫然的表情。众人诧异地抬起头，默默地看了他一眼。曾明远忽然用低沉的声音对众人解释道：“他听不见。他的耳朵聋了。”

“真有这种事？”张利英痛苦地小声说。

“我看见他一个人站在前面那棵树下，就是现在这样的表情。我对他说了多少话，他才明白我的意思。他的神经恐怕也震坏了，过些时候会慢慢地好起来的。现在让他安静地休息几天。我们给他雇一辆手推车，”曾明远声音低沉地答道。他又改变语调结束似地加上一句：“我们快点给王东同志办后事罢。”

方天行在旁边连眼睛也不掉一下，还是茫然地望着王东的脸，不住地微微摇头。

十五

一个星期以后，冯文淑给李南星寄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南星同志：

我不知道我的信能不能到你的手里，不过我觉得我应该给你写一封信。第一，我谢谢你送给我的那部好书；第二，我谢谢你留给我的那封信。其实我真想生你的气，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偷偷地走呢？为什么不让我和周欣两个跟你一道去呢？难道你以为我们两个女孩子就不能吃苦吗？你既然有功夫给我写信，为什么又没有功夫事先通知我一声？想起来我真应该生你的气。不过现在我不气了。说句实话，我还很想念你们呢。我很想知道你们的生活，我愿意你或者群文同志，或者文木同志写信告诉我，你们在那边怎样地过日子。记着，要写信来呀！

现在还是让我先告诉你我们的一些事情，我想你一定愿意知道。第一，我们跨过了大别山，一共走了五天，我还穿着草鞋走了一天半路。当我们在小界岭跟大别山分别的时候，我真的掉下了眼泪。并不是我爱哭，你们还不知道王东同志就埋葬在大别山里面。他是在我们跨过大别山的第二天被鬼子的飞机炸死的。他死得真惨，连肚肠都炸出来了。我们平日不大喜欢他，总笑他是小开。可是他这次死得相当勇敢，他说他并不后悔。他说得对，我们哪个又会后悔呢？那天我们也有机会被炸死的，我们躲在一个茅棚里面，茅棚也震坏了。平时大家都不喜欢王东同志。但是他死了，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流眼泪。我们把他葬在山中，就葬在他殉难地方的附近。我们只是在墓前竖了一块木牌，曾明远同志说，抗战胜利以后要给他立一个纪念碑。

还有方天行同志的耳朵聋了，就是在那天被炸弹震聋的，他的神经也受了影响。他一天很少说话，总是不住地摆头。你跟他说话，他就对你发呆。我真害怕看见他。他歌也不唱了。我们决定送他到汉口去医病，据说他这病是容易治好的。

我们全体同志都要到汉口去。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发展计划，已经得到司令长官部的同意了。我们还是留在这个战区工作。我们去汉口，一则是去买东西，我们要添置演戏的道具，还要买许多东西，我们还预备办一种小型报纸，印一些通俗的宣传小册；二则是去补充一些工作同志，找些新的朋友参加。曾明远和我都写信到上海去找刘波出来，不知道他肯不肯来。我们再过三四天就会动身。在汉口我们或许会住半个月到一个月光景。离开汉口好些时候了，我也想到那个地方去看看。在那里我们也可以过些兴奋的日子，还可以参加那里的保卫大武汉的工作。

说到刘波，我还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我想刘波一定会出来。在战地做工作更痛快，而且他的素贞已经跟着医院搬到广州了。我还想把素贞拉来，我们团体里也很需要护士。

最后我告诉你，你送我的那本书，我从前在上海就读过，可是不大懂。昨天又匆匆翻看了一遍，觉得的确是一本好书。我要带在身边，我还要依你的话把那本书多读、细读。在这样的环境里读那本书，特别有益处。

再会罢，我希望这封信会由王老师转交给你，我猜你们一定和他在一起做事情。致民族解放的敬礼！

问候群文、文木两位同志。

冯文淑×月×日。

冯文淑写完信，便递给站在旁边的周欣看。周欣把信放回在桌子上的时候，忽然问道：“文淑，你还记得王东的那两句诗吗？”

“什么诗？”冯文淑惊讶地反问她；“你怎么忽然想起王东的诗来？”

就是那两句：

一张最后的脸，一个最后的梦，他闭上了燃烧的眼睛。

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做的，我倒觉得很有意思。我们有一天都会这样闭上眼睛的，周欣带点感动地说。她接着压低声音望着窗外，自语道：“那张最后的脸一定是我姆妈的。”

冯文淑站起来，她不假思索地顺口答道：“这有什么关系？我今年二十岁了。即使这样死去，我也不算是白活了。我一点也不后悔。”她很高兴，而且昂着头挺起胸勇敢地迎着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她并没有听清楚周欣的最后一句话。

后记

右《火》第二部（一名《冯文淑》）十五章仍是我的试作。今年三月二十九日动笔，到五月二十三日写成，这中间停笔约半个月，每天大概写两千五百字。

这是一本宣传的书，但也是一个失败的工作。为了宣传，我不敢掩饰自己的浅陋，就索性让它出版，去接受严正的指责。

不过我对自己的作品多少也有一点偏爱。看见它成书问世，我不能没有些微的喜悦。为这事情我应当感谢两个朋友：一是L.P.，她给过我很多的鼓励；另一个是朋友T.，他供给了我不少的材料，还替我看过一遍原稿。他跨过大别山，我却没有。要不是他在这里，我不会写出这样的一本书。

其实我并没有意思在今年写《火》的第二部，两个月前我才改变了主张。原因只有一个：去年年底忽然有人在桂林发起“研究巴金”。仿佛预先约好似的，发起之后，在一个地方便接连出现了不少的响应文章。但以后却又寂然了。我象一个候判的罪囚等候着研究的结果。然而我却只见到一些吱吱喳喳的“名文”。有的居然在我的小说里发见了“安那其”，连忙用他的贫弱的脑筋给“安那其”下一个定义，不幸他自己也就弄不清楚“安那其”是什么。有的还很天真地说我只用中学生常用的字眼来写小说，所以青年爱读（？），这无非表示他比我程度高，至少是大学生甚或是文豪学者，唯恐别人不知。这便是文豪学者之类的所谓“研究”了。

我写过译过几本解释“安那其”的书，但是我写的译的小说和“安那其”却是两样的东西。譬如拿这部《火》为例，它便不是“安那其”的书。这理由很简单：我虽然信仰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有的也是中国人的血。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这一层自然不在那些“研究者”的范围内。

因此，为了给那些“研究者”添一点麻烦，为了给他们找出一架镜子来照出他们的尊容，我还要继续写我的小说，而且要永久地写下去。[1]

巴金　1941年5月23日在重庆。

[1]这是1942年桂林初版本《火》第二部《后记》的全文，1951年7月开明书店在北京重印这本小书，我删去了后面的三段。这次编印《全集》我采纳树基的建议恢复了《后记》的本米面目。（1987年12月注）

第三部

《火》（第三部），一九四五年七月由开明书店初版，迄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共印行七版（次）。

一

青灰色的天空里忽然亮起一道闪光，象一把剪刀似地剪破了天幕。接着一声霹雳响了，静静地睡着的屋子微微震动了一下。于是一切又落入宁静里去。

第二道闪光从开着的窗户射进屋子，把屋子照得雪亮。两顶白罗纹帐垂下来，掩盖了两张窄小的床。靠外面的一张床前放着一双旧拖鞋和一双新的半高跟黄皮鞋，连它们也带着沉睡的样子。

她，鞋子的主人斜着身子躺在被里，眼睛紧闭着，嘴唇微微张开，轻轻地在吹气。又一道更亮的闪电透过帐子扫过她的脸。她伸手在脸上拂拭了一下，口里吐出一句含糊的话，突然一翻身，便把脸掉向墙壁那一面去了。然后一切又落回到宁静里面。

可是她并没有得到宁静。虽然紧闭着两眼，她仍旧看见那个活动的世界。在梦里她仍然在生活。

她跟着一大群人好容易走过浮桥进到城内。风刮得厉害。前面一阵一阵的黑烟在往上冒。天色很阴沉，仿佛天幕就要落下来似的。她走过一条街又一条街，到了十字路口，一堆黑压压的人头拦住了路。她不能通过，心里正着急，忽然看见人行道旁一堆瓦砾，积成一个小丘，她便站到那上面去。对面一家店铺正在燃烧，火从屋后烧过来，曼延得很快。她第一眼还只看见一股火，但是立刻对面街上所有的房屋都被火焰掩盖了。她的眼前展开一片火海，火舌象波浪似地在翻腾。

“完了，全完了。日本人跟我们有什么仇恨？为什么要这样害我们？”一个头发灰白的女人在她的旁边诉苦道。

“是啊，”她不由自主地吐出了这两个字。她看见人们象墙塌下来似地跑散了。他们疯狂地跑着，哭着。有的把手里的包袱也丢在地上。有的只是往别人身上乱撞。她不问情由地转身就跑；她刚跑了两三步，就被人撞倒在一家银楼的门前。人们从她身边跑过，一只皮鞋踏在她的腰间。她感到一阵痛，她要嚷，可是她叫不出声音。她极力挣扎，从地上站了起来。

奇怪，那许多人全不见了。她惊恐地拔脚向城门跑去。她快要到城门了，忽然听见一个小孩的声音在唤：“姐姐，姐姐。”她站住掉头一看。骑楼下一个妇人躺在地上，一个四岁光景的小女孩站在妇人身边对她招手。她走了过去。

“你带我回家去，”小女孩接连说着这同一句话，向她伸起两只膀子要她抱。

“小妹妹，我带你到哪儿去？你的家在哪儿？你还没有告诉我啊！”她说。

“我家在街上，有楼的房子。”

“我晓得是有楼的房子，我晓得是在街上。可是什么街，你知道吗？”她又说。

“街就是街呀！”小女孩天真地说。

躺在地上的妇人忽然翻了一个身，自语似地说：“她的家炸光了，她爸爸，她一家人全炸死了。”妇人的脸上全是血。

“呀，你怎么啦？”她惊恐地叫道。话还没有说完，一声巨响把整个骑楼震塌下来。她只觉限前金光乱跳。她没有来得及吐出一声恐怖的叫喊，就睁开眼睛醒了。

夜相当凉。刚打过一个响雷，现在荷荷地落起大雨来。她的心跳得很厉害，她定一定神，睁大眼睛，在帐子里向窗户那面看，纸窗上透进一点灰白的光，窗角似乎有一团黑影。她害怕起来，便闭上眼睛。然而她还是怕，忍不住又把眼睛睁开，偷偷地望着纸窗。影子仍旧在那里。她连忙用铺盖蒙住头，虽然她觉得气闷，但是不到多大的功夫她又沉沉地睡去了。

现在她坐在朋友的客厅里，正端着茶杯在讲话，忽然一个陌生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对她们说：“怎么你们还不跑？放紧急警报了！”

“我们没有听见放警报，”她的友人回答道。

“你听，这是什么声音？”陌生人指着窗外的天空说。

这是强大的机声。她们连忙跟着陌生人跑到天井里去。她们也不知道往哪里逃好。耳边仿佛全是飒飒的声音，她知道炸弹在空中旋转地落下来了，并且一定会落在这附近，她不敢吐一口气。就在这时候一个大雷迎头打下，她不由自主地伏倒在地上。她只听见接连的炸弹声，只觉得房屋在摇晃，同时还有些破砖碎瓦打在她的身上。

过了一会儿炸弹声停了。她清醒过来，站直身子，拍了拍身上的灰。天井里遍地砖瓦。她的友人也不去检视自己的衣物，就拉着她的手往外跑。

巷子里凌乱不堪，墙塌下一部分，厚厚的尘土使得平日光滑的石板道变成了沙滩，路给堵住了。她们不顾一切地往巷口跑去，虽然跌倒几次，终于走出了巷口。

晴朗的蓝天已经变成了灰黑，大股的浓烟黑云似地罩在头上。从四面八方吹来一种窒息人的焦味。成群的人潮水似地往右边流去，叫号声响成了一片。她们跟着那些人乱跑。

烟熏痛她的双眼，泪水又使她的眼光变成模糊。她一面用手揉眼睛，一面向前跑去。她刚刚转进一条街。突然一阵喧闹，前面的人马上退下来，后面的人仓皇地四处奔逃。她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也跟着别人转身往后面跑。经过了一番拥挤，她忽然发觉她失掉了那个友人。她再也望不见她。她被后面的人推动着，自己也没法停下来，就这样地走过了两条街，人们又照样地后退一次。

“走不通啊，前面也是火。”她听见有人在嚷，她伸起颈项看，前面一股浓烟跟着风吹过来。她掉头看后面，人们还是不停地向前涌。于是又发生了一阵狼狈的拥挤。

天渐渐地红起来。夜来了。但是街道也被红光照亮了。漫天的火星在空中飞舞。五月初的天气却热得象盛夏一般。汗从她的脸上流下来，她全身衣服都湿透了。火光逐渐扩大，烟雾四处漫。迎面扑来的焦味变得更浓。每张脸都烤得红红的，映着火光，好象涂上了鲜血一样。

她那位朋友的脸忽然在前面人丛中露了出来，朋友也象在寻找她。她马上大声唤朋友的名字。可是她的声音完全消失在那些绝望的叫号里面，朋友的面影已经被无数的蠕动着的黑压压的头吞下去了。她用力往前挤去。但是那许多人的背构成了一堵铜墙铁壁，使她一步也动不了。她正在挣扎的时候，前面的人又带着一片发狂的叫喊崩溃似地退下来。

“走不通，没有路啊！”许多声音嚷着，她的脑子里响起了铜铃般的声音。她觉得头快要炸了。她被人推挤着，膀子撞痛了，脚踏伤了。身子一偏一倒的。许多人从她的身边跑过，她仍旧摇摇晃晃地站在那里。眼睛被烟熏得睁不开来。好象连脑子里也装满了烟雾。

“火烧过来了！”她后面忽然响起了这样的叫声。她又拚命往前面冲。前面一股红光扑过来，火花爆到她的脸上了。她不去看明白火头在什么地方，又盲目地向后面退。后面的路也被人堵塞了。她没有力量继续挣扎。她觉得四面都是火，她被包围在火中，再也逃不出去。

但是她仿佛听见一个惊喜的叫声：有路了。然后又是一阵拥挤。她被人推动着，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只觉得脑子稍微清醒一点。等她定定神往前面看，她才知道这条路是通往江边去的，火已经留在后面了。

她被人推到江边，又被人推下石级，一阵风把她吹得完全清醒了。她望着下面一片紫色江水，忍不住哭起来。她刚走到最末的四五级，看见一个怀里抱着婴孩的年轻女人正在上船，脚不曾站稳，只一晃就落进江里去了。她发出了一声惊叫。

眼前的景象消失了。没有水同火，也没有人和船。她躺在床上，棉被重甸甸地压住她，她满头是汗，心因为惊恐跳得很厉害。在外面天已经大亮了。雨也早已停止。阳光穿过窗户和蚊帐照在她的脸上。她的眼睛有一种被刺痛的感觉。

她把棉被掀起一角，又将帐子拉开，侧着头去接受金色的朝阳。阳光温暖地抚着她的脸，使她的心跳慢慢地平静下来。纸窗撑起了两扇。窗外两棵梅树上小鸟安闲地叫着，被雨洗净了的绿叶在空中微微舞动。一只苍蝇飞到她的脸颊上，她把头一动，苍蝇又飞走了。她的头落下枕边，她就让它平平地放着，帐子角绊住她的头发，她伸手把它拉开一点。她把两只手放在脑后，什么也不想，只是默默地望着眼前的景物。有时她的眼光会跟着一只苍蝇在空中打转，在中途又茫然停在糊着自纸的天花板上，有时她半闭着眼睛，仿佛落进了微睡的状态里。她的心这样地得到了一点休息。她觉得先前的那些梦景真的跟她离得很远了。她的脸上露出了宽心的微笑。

一阵脚步声把一个淡青色的人影带进房来。她把眼光移到房门口去。

一双大眼睛对着她微笑，一个愉快的声音说：“文淑，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起来？”

她笑了笑，顺口答道：“你起来为什么不叫我？”

那张瓜子脸带着大姐姐一般的关心的表情，素贞（刚刚走进房来的女子就是朱素贞）把手里拿的热水瓶放在屋角那张方桌上，亲热地说：我看你睡得很甜，觉得还是让你多睡一会儿好。你昨晚上是不是做了什么怪梦，我仿佛听见你叫过好几次。

“对啦，我接连做了两个可怕的梦。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冯文淑答道，她皱了皱眉；“好象这并不是梦，全是我自己的经历似的。我还以为我已经把它忘掉了。”

“什么经历？你在想战地的生活吗？”素贞惊讶地问道。

“不，那是后方的生活，”文淑摇摇头说。

“后方的生活？是什么罗曼斯吗？”素贞笑问道，嘴微微张开，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呸，”文淑啐了一口，接着嘲笑地说：“哪个象你整天就想着罗曼斯，世界上哪儿有那么多的罗曼斯？我看刘波在上海一定不放心你。”

素贞脸上略略发红，她装出生气的样子说：“你真是！我真心跟你讲话，你倒拿我开玩笑。你看我这一次会不会放松你！”说着她就走到文淑的床前，俯下身子，要去拧文淑的嘴。文淑带着笑声在挣扎。她们这样闹了一会儿，文淑穿着那件褪了色的旧睡衣下了床，走到挂在壁上的镜子前面，看看自己的面容，一面用手拢了拢蓬松的头发。仍然是那张圆圆的脸，不过脸色显得黑一点，眼白上现了红丝。

“我老了，真快啊，”文淑感慨地自语道。

素贞噗嗤地笑了起来。她走到文淑背后，两手按住文淑的两肩，头伸到文淑的左颊旁边去看那面镜子，她又埋怨地说：“叫你晚上不要睡在床上看书，你不听，你看现在眼睛都红了。”

“你真凶，”文淑故意伸了伸舌头说；“人家老远跑来看你，你也该对我好一点。你又是我的好姐姐，还不该纵容我？我也只住了十多天，你不知道干涉了多少趟。你这样欺负我，我明天就回去。”

“你的嘴真刁！”素贞爱怜地说；“我看你回到哪里去？你还想回到上海你父亲那里，等他给你选女婿吗？”

“不，我上前线去，”文淑昂起头说；她又望着素贞加一句：“我去找曾明远、李南星他们。”

那两个人都是冯文淑在战地工作团的同伴，关于他们的故事文淑这几天里已经对素贞讲了几遍。其实她以前在信函里也曾用了近于夸张的笔调叙述过他们的一些事情。李南星仍然在沦陷区中领着一支游击队跟敌人战斗，曾明远则跟着军队跑遍各个战区做政治工作。

“你最近还得到他们的信吗？”素贞缩回手在屋里走了两步，忽然掉转头问道。

“没有，我去过两封信都得不到他们的回信。曾明远不是在湖北，就是跑到陕北去了。李南星、方群文他们好久没有消息。跟他们通信很困难。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连他送给我的那本好书也给敌机炸毁了，”文淑带着怀念的调子说。

“在这个时代死一两个人也是很平常的事。不过为了抗战牺牲，也是很有意义的，”素贞两眼望着窗外自语似地说。

“可是我并不愿意听到我认识的人死去的消息。今年年初我得到周欣病死的信息，几个月都不舒服，”文淑皱着眉头说。

“其实愿意不愿意，都是空话，到了死的时候，还不是要闭上眼睛。我想起那年在广州的事。只差半个钟点我就粉身碎骨了。当时我一点也不怕。后来想起倒有点使人惊心，”素贞说。她走到窗前卷起窗格上的纸帘。

“这算什么！我昨晚一晚上都梦着这些事。我倒不害怕。我在哪个地方没有碰到过大轰炸？”文淑大声晒笑道。

“是啊，”素贞了悟般地点点头，她的面容突然变得庄严了，她的眼睛带了一点梦幻的光彩，痴痴望着窗外的蓝天。她这时看见的并不是这一小块没有被树梢遮去的天空，却是另一个大城市的景象和一个人的面庞。整整三年了。她仿佛听见这一句话，又好象有什么人的指甲在她的心上搔了一下。她觉得自己要哭出来了，便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把眼光收了回来，退了两步，看看自己的身上，慢吞吞地说：“许多的苦难把人锻炼得坚强多了。”她不愿意再说什么，就把头埋下去。

文淑惊奇地望着素贞，但是她马上就明白了这个友人在想什么。她走去捏住素贞的手，低声安慰道：“你是不是在想刘波？我不懂他为什么老是守着上海不肯出来。”

素贞侧过脸去看文淑，她点了点头。但是她接着又把头摇了两摇说：“没有什么。我相信我终归会见到他的。他做事情负责，不肯轻易离开他的岗位。”她略略停一下，又接下去。“只是我有点耽心他的安全。”

“我看不要紧。刘波聪明、能干，他在上海不会出毛病，”文淑说；“不过他应该早出来，就是走一趟也好。”

“在报纸上常常看到那些可怕的上海通讯，今天暗杀，明天绑票，还有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好象那里完全变成了一个恐怖世界……”素贞的话没有讲完，就被文淑打断了。文淑抱着她的身子，用力摇了一下，一面带笑地大声说：

“我们不谈刘波了。你眼睛都红了，再讲下去，你就会哭起来的。今天是星期天，天气又好，等我洗好脸换过衣服，你陪我出去玩罢。”

素贞点一下头，应了一句：“好的，”便用力去关记忆的门。文淑走出屋子，到窗外栏杆前水缸里舀水洗脸去了。

素贞痴痴地立在原处。她听见窗外的水声，略略抬起头，咳了一声嗽。她忽然下一个决心，把记忆的门关上了，于是那个分别了三年的爱人的影子，又被埋在心底了。她走到方桌前从热水瓶里倒出一杯茶，把杯子拿在手里慢慢地喝着。她听见有人在叫：“朱素贞，朱素贞，”又听见同样的声音招呼“冯小姐”。文淑也在讲话，有一个男人的声音插了进来。她便到外面去。

站在客厅门前栏杆旁石阶上的是女同学吴其华和男同学温健。吴其华是常来的客人，温健到她家来的次数却不多。她把他们请到客厅里坐下，又进房去端了茶出来。

这客厅原是人家的堂屋，屋顶很高，没有天花板，看得见粗的横梁，地上全铺着方砖，光滑而不潮湿。这里以前供过神，后来因为房主贪图高的租钱，便撤去神龛，把堂屋作为客厅，租给了一班大学生。素贞和一个同学从另外几个男同学的手里接租下来这三间屋子，虽然不过四个多月，房主已经加了两次房租了。但是在素贞和她那个同学看来，为了一点房租就放弃了这样宽敞整洁的屋子，也很可惜。因此她们仍然安心地住下去。

这时她让两个客人在被一个藤茶几隔开的两把藤椅上坐了。客人们喝着茶，望着主人微笑，一面谈起话来。文淑在外面廊上听见吴其华的声音问：“谢质君呢？这么早就出去了？”素贞回答说：“到××村去看朋友去了。”“是去看那位陈太太吗？她好象每个星期天都去的，”吴其华说。“是啊，”素贞答道。吴其华又说：“星期天你还守在家里吗？今天天气好，你也该陪冯小姐出去玩玩。冯小姐来了这些天去过什么地方吗？”文淑跨进了门栏，打断了她们的谈话。她对她们笑了笑，便走进寝室去换了一件蓝布短袖旗袍出来。

“你把前天《哲学概论》的笔记借给我抄一下，好不好？那堂课我简直弄不清楚，不晓得他讲些什么，”吴其华对素贞说。她看见文淑出来，便向文淑笑了笑。

文淑走到素贞旁边，就在藤制的长沙发上坐下了。

“好的，不过我也没有弄清楚，恐怕记得也不好。张先生讲得好象条理差一点，”素贞谦虚地答道。

“对啦，我们都是这样说。不过你很用功，还是懂得多些，”温健微微俯下身子带笑说。

“哪里的话，我还不是跟你们一样。你们太客气了，”素贞说着，她的苍白的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云。

文淑在这中间暗暗地观察这两位客人。温健，身体跟名字一样，是健康的。高高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眼睛相当大，眼珠显得极黑，脸形长，颜色白，两颊略略现出须根的痕迹。吴其华也是一个高个儿，长得过于丰满，全身都是滚圆的，好象肉要挤破衣服突出来一般。脸上略略擦了一点粉，一头电烫的浓发披在脑后，并且遮去了一小部分面颊。她说一句话两腮就显著地动一下，脸上立刻堆出了笑容。文淑多看她一眼，就觉得要笑了，心里暗想素贞怎么能够同这样的人做朋友呢？

然而素贞的苍白色脸上并没有厌倦的表情，她反而带着温和、亲切的笑容跟客人讲话。

“这哪里是客气。不说别的，连张翼谋对你也跟对别人不同。别人都挨过他的骂，只有你一个没有挨过，”吴其华笑着说。

“我不过小心一点就是了，”素贞微笑道。

“其实我们也不见得就不小心，”吴其华辩道。

“我就讨厌张翼谋随时都把莫索里尼挂在口头上，”温健把头一扬，使身子坐得笔挺，脸色因兴奋略略发红。好象就是他父母似的。学哲学不去德国，却跑到意大利去，也就够古怪了。说他在那里住了四年，我看他除了讲讲莫索里尼，吃吃马加洛尼[1]外，最多也不过学会说几个乌奴、杜埃、秦国、狄埃奇罢了。

吴其华吃吃地笑起来。冯文淑也笑了。她看了温健一眼，她觉得他讲话的神气相当好看。朱素贞带笑地说：“这句话未免刻毒一点。哲学的初步的知识他是有的。就是他太喜欢吹牛，爱谈课外的事情，叫人厌烦。”

他为什么不谈呢？听他那口气，他是等着机会就去做官的。教书不过是一个幌子，或者可以说是混混时间，况且这几天正是法国打败仗、意大利出风头的时候，温健扬扬得意地说。

“这也难怪，现在做个教授也实在太苦了，靠那点薪水养活一家人，连饭也吃不饱，哪里还有精神做学问？我们刚才碰见历史系的高君允提个篮子在买菜，脸黄肌瘦，加上一身破西装，真象上海的小瘪三，”吴其华说到这里，忍不住又笑起来。

“不过高先生倒是个有学间的人，我听过他的课。”素贞没有笑，她甚至带点尊敬地说。

“说起高君允，我倒记起一个笑话来了。密斯朱，你不知道罢？”温健兴高采烈地说，他的眼光还在文淑的脸上掠过。

“什么笑话？我不知道，”素贞正色答道。

“就是昨天的事。昨天下午有个同学在高君允班上打瞌睡，高君允不大高兴，就说了他几句。你猜他怎么回答？”温健卖弄似地笑了笑，不等别人答话，自己又接下去说：“他说：‘高先生，我们没有你聪明，念书自然赶不上你。就算我们把你讲授的全都学到了，我们恐怕也难有机会到外国去求深造。就算我们跟你高先生一样在外国得了博士回来，也不过每月挣几百块钱，还得常常喝稀饭，穿破衣服。那么我们何必要绕这样一个大圈子！单靠我这点聪明和一些人事关系，挣千把块钱的薪水也不难。要做生意发财我更有门路。高先生，你也知道，那么又何必认真呢？’这番话说得高君允哑口无言。同学们都在旁边笑起来。我看见高君允脸都气青了。我以为他一定要发作了，可是他只是摇摇头叹了一口气就算了。”

吴其华高兴地笑着，素贞敷衍地勉强笑了笑。冯文淑默默地望着吴其华的打肿了似的笑脸，她起了反感，她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可笑的事。她现在也不再看温健了。她微微翘了一下嘴。

“不过我觉得对高先生不应该说这种话，他是个值得尊敬的人，”朱素贞毕竟把自己的意见说出了，她略略皱起了眉头。

“你做人就是太迂一点。那个同学说的也是真话。书念得好出来饿饭，又有什么用？说句老实话，我们还不是来混一张文凭。”吴其华说到这里，便侧过脸对冯文淑客气地笑了笑，又插进几句解释的话：“我不怕冯小姐见笑，这也是实情，象这样的社会，也并不是我们几个人可以改得了的，我们不跟着潮流走，又能够做什么呢？有了文凭出来做事也要方便得多。社会上的人只重资格不重学问，只重交际应酬不重念死书，本来这种时候哪个还有心肠念书啊？”

素贞露出不自然的笑容，用开玩笑的口气说：“我看你越来越会讲话了。你最近是不是读了一些处世教育的书？”

吴其华红了红脸，接着又吃吃地笑起来。她拿小手绢擦了擦嘴，说：“怎么你连我也挖苦起来了？我倒是在跟你讲真心话，又没有得罪你。”

温健暗示般地瞥了她一眼，然后动了动他那对漆黑的眼珠，望着素贞说：“朱小姐是个用功的学生，”他的眼光又移到吴其华的脸上：“所以她听不进我们这种话。我们都不是好学生，不过，”他又把眼光移去看素贞的脸，略带一点惭愧的表情，“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读书总读不进去，无论如何不能把心放在书上，即使勉强看下去，也是一点也记不住。其实不止是我一个人，好多同学都是这样。”

“好啦，你不要把别人拉进去了，”吴其华笑得两只眼睛快要阖拢了。她一面把手绢当作扇子摇了几摇，“用功也好，不用功也好，四年中间这一百三十几个学分总得凑齐的。哪个又不是这样？话讲多了，倒惹得冯小姐见笑。”

“是啊，密斯冯一直没有讲话，是不是听不惯我们的胡扯，不肯指教我们，”温健接下去说，两只眼睛愉快地望着冯文淑。

“哪儿的话。你们讲得很有趣。我在听着……”冯文淑连忙笑着分辩道，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被吴其华打断了。

“素贞，你知道不知道余静给野玫瑰‘刷’了？”吴其华象报告一个重要消息似地大声说。

“我倒不知道，不是传说他们就要订婚吗？”素贞声音平淡地说，她虽不重视这个消息，不过她也感到一点兴趣。

“余静自己对人讲的。昨天有人碰见野玫瑰跟一个生人在路上‘拍拖’，不知道是谁，不过决不是我们同学。我早就说过她跟余静是不会成功的。果然不出我所料。不过余静家里好久不寄钱来了，这大概促成野玫瑰早点‘刷’他。”吴其华得意地笑了。

冯文淑并不知道野玫瑰是谁。不过，她奇怪一个人怎么能够笑得这么多。“难道她不觉得疲倦吗？”她暗暗地问自己道。

“老许在丽都看电影，也碰见野玫瑰跟一个生人在那儿，”温健接下去说，他马上又换了话题：啊，密斯朱，丽都的‘Intermezzo’[2]你看过吗？

素贞摇摇头，淡淡地回答了两个字：“没有。”她平日很少去电影院，也从不关心电影院在放映什么片子。

真是marvelous[3]！不可不看！那种淡淡哀愁的调子，那样和谐的音乐，连那个名字‘Intermezzo’，也是漂亮极了！我看了三遍还不够……温健正在眉飞色舞地讲着，要不是被人打岔，他恐怕会把影片的故事叙述出来。不过他确实被人打岔了，一个本地女人的口音在天井里大声说：

“朱小姐，有预行了。”

“怎么，有预行警报了！温健，我们走罢，”吴其华站起来惊慌地说。

“等一等，我把笔记拿给你，”朱素贞不等吴其华答话，就匆匆地进房间去了。冯文淑也站了起来。

“快点，快点，等一会儿，怕来不及了，”吴其华在客厅里催促道。

“那么明天来拿也成，”温健提议说。

“不要紧的，单是预行警报，还没有发空袭警报呢，”冯文淑在旁边安慰地说。她想：现在总看不见你笑了。

“等着发了空袭警报就跑不远了。敌机来了，多可怕！”吴其华焦急地说，脸色似乎没有先前那样地红润了。她一面说，一面走，已经走下了台阶，朱素贞拿着笔记本赶出来。吴其华接到笔记本，匆匆说了一句：“抄完就还你，”回头看了冯文淑一眼，简单地打个招呼，就大步往外走了。温健跟在后面，他对朱素贞笑了笑，说了一句：“警报解除后再见。”他还想说什么，可是听见吴其华在唤他，便转身走了。

冯文淑同朱素贞立在阶上，看见温健的长长的身影转入门廊不见了，文淑含笑地问她的同伴道：“怎么你会跟这种人来往呢？”

“为什么不呢？我们是同学。我跟吴其华还同过寝室。她也是一个典型，多认识一种典型也有好处，况且她很老实，心地并不坏，”素贞笑答道。接着她问文淑道：“你为什么刚才连一句话不说，就象一个哑吧似的？”

“我有什么话可说？你们老是谈那些话！我怎么插得进来？”文淑带了点抱怨的口气说。

素贞侧过脸看文淑，她的大眼睛亮了一下，她点点头，低声说：“你究竟在前方住得久些。”

文淑看见素贞脸上的喜色，却不知道这喜悦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对面房门依呀地叫了一声，越过长着花树的天井，她们看见木匠的妻子正在锁门。那个三十多岁的瘦小的女人腋下挟着一个包袱转过身来，笑着对素贞说：“朱小姐，你家还不请走啊？”

“我们等到放了警报才走，张大嫂，你先走罢。”

“不要大意啊，”张大嫂关心地嘱咐道。

她的话刚说完，空袭警报的凄厉的哭声就响起来了，只有一分钟的功夫，这声音便响彻了整个天空。

“你家听，放空袭了，快请走啊，”张大嫂慌张地说，她马上抱着包袱跑出去了。

“我们走罢，你到这里来还没有躲过警报，现在可以尝尝这里跑警报的滋味了，”素贞说，她把手在文淑的肩上轻轻地按了一下。

二

夜晚的空气很凉爽。微风吹动着湖边的树。月亮从天的一边上升，它的银光已经挂上了树梢，夹道上也渐渐地亮起来，在一道拱起的石桥上，两个年轻女子站在栏杆前，一边讲话，一边埋着头看水，水面上布满了水草和浮萍，一些黑影在淡淡的月光下微微晃动。

“我始终不赞成象你这样埋头读书，我觉得你应该到前方去看看，”那个身材较高的女子说，突然掷了一个石子到水里去。“扑通”一声，水溅起来，石子却落下去了。

“其实我也算是去过了。那一年多的看护生活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只是那一种热诚不知道被风吹到什么地方去了，”素贞用了一种类似叹息的声音说。“我觉得你跟从前完全一样。你还是从前那个冯文淑，我自己却变得多了。”

“我看还是把刘波叫出来罢……”文淑接下去说。

“今晚不许讲刘波的事，”素贞短短地打岔道。

“为什么呢？”文淑温和地问道。

素贞不回答，只是埋着头看水。水面显得亮了一点，有一部分地方成了缎子似的发光的东西。树影模糊地倒垂在水上。

文淑惊讶地掉头看了素贞一眼，她把脸移近素贞的，轻轻地问道：“你又想起了今天报纸上那篇通讯么？”

素贞点点头。她想讲话，但是五六个年轻男人唱着流行的电影歌《月亮在哪里》走上桥来。他们停住脚，望望她们，这个打岔使她的嘴闭得更紧了。

“不要紧，报上常常讲得过火一点，”文淑安慰地说。

“他三个月没有来信了，”素贞吐出了这句话，声音很低，文淑差一点就听不清楚了。她又加了一句：“法国投降了，法租界的情形一定更糟。”

“说不定是信丢掉了，现在交通不方便，信常常会丢掉，”文淑说着安慰的话。可是在心里她也想：“三个月！怎么会这么久？”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我的心总放不下……”素贞静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说。声音仍旧很低。眼睛抬起来，仿佛在望着对岸的一丛树影。

“朱小姐，你在这里！”一个爽朗的笑声打断了素贞的话。两个女子吃惊地同时掉过头。一个长的身形立在她们的面前，一对炯炯发光的眼睛望着素贞的脸，被浓密的花自胡须掩着的嘴张开了。笑声接连地从那张嘴里滚了出来。

“怎么这位老先生会笑得这么天真？”文淑奇怪地想道。

“你们在赏月罢，兴致好啊，”老先生接着说，他又哈哈地笑起来。

“怎么，田先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素贞惊喜地说，老人的笑声好象一阵风似地吹散了她心上的重压。

“我回来不过五六天，正打算明天去看你，”田惠世答道；“你好吗？这位是你同学罢。”他客气地对文淑点点头。他的清癯的面颜在月光下显出一种宁静的美，奕奕有神的目光配着孩子似地笑着的嘴，使这个老人在文淑的眼里显得非常可亲。

“我叫冯文淑，是素贞的老同学，”文淑含笑答道。这个老人给她的印象很好。

“她来了不过一个多月，就住在我家里，她是在前方做过工作的，”素贞介绍地说。

“我知道，我知道，你已经对我讲过几次了。”田惠世亲切地笑起来。“想不到今天会在这里见到。你们没有事，到我家里去，到我家里去坐坐，喝杯茶，我有好茶。”他的手动着，做出邀请的姿势。

“怎么样？”素贞侧过头低声问文淑。她其买很愿意去，她想向他问一些上海的事情。

“我去，我去，”文淑毫不迟疑地说。这时明月高高挂在天空，它周围的白云也已散尽。湖上的路象铺了一道霜似的，显得十分洁白。仿佛一层幕被揭起了，眼前突然亮起来，活动起来。行人谈着话从容地在那象树枝一般地往四处伸出去的湖上支路中来往。湖边草地上，到处坐着一对一对的喁喁私语的男女。一只小船从对面一簇荷叶间划出来，船中飞起一串铃子似的少女的笑声。这笑声象水泡一般在水上浮着，一个跟随一个地破了。

“冯小姐是痛快的人，我一看就知道，”田惠世满意地说。“那么就走罢。”他又解释地加上一句：“地方很近。”他拔步先走了。

他走得快，不象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的身体相当结实，唯一带老态的地方就是他那微驼的背。文淑的眼光落到他的背上，她低声问素贞道：“他今年多少岁？”

“好象是五十二，”素贞轻轻答道。

“田先生，你为什么不拿根手杖？”文淑忍不住大声问了一句。

“为什么拿手杖？”田惠世站住了，掉过头来说，“你是不是说我太老罢？我不老啊！我不老啊！”他又哈哈地笑起来。

“是啊，田先生并不老，我有时候觉得你还比我们年轻，”素贞微笑说。

“朱小姐，你是在开玩笑了。比起你们我怎么能说年轻呢？”田惠世笑道，他伸手摸一摸唇须，须上溅到了一点口水，他揩掉了。他想这不是上了年纪的表记吗？他不自觉地把胸部挺起来。但是他马上把背略略弯下。他有一种松弛的舒适的感觉。他想：我的确老了。他皱了皱眉。他抬头看看天，清朗的高空恬静地挂在头上，玉盘似的皓月安闲地在这无边无底的碧海里游泳。天永远是这样，月也永远是这样，五十年来没有改变一点。它们不知比他多活了若干年，它们都不曾老，他又怎么会老呢？他又为什么怕老呢？

他的沉默叫素贞和文淑吃了一惊，不过她们觉得她们了解他的心情。尤其是文淑，她想，大概是“老”字使他不高兴罢。谁不怕老呢？她自己就常常说，她只要活到三十岁，她不愿意让人把她同“老”字连起来。

“田先生，你在生气罢？”文淑爽直地把心里想的说了出来。

“我生气？为了什么？”田惠世惊奇地问道。

“因为我说你老，”文淑忍住笑短短地说。

“哈哈，冯小姐，你太有趣了。我哪里会生气？”田惠世大声笑道。“我一点也不觉得我老。这次从海防来，有一段铁路被水冲断了，要换车。我找不到挑夫，自己提了两件行李走了那一段路，我一点也不累，好些同路的年轻人还比不上我，”他说着不知不觉地又把胸膛挺了起来，口里接连地发出得意的笑声。

“是啊，你的精神比我们都好，”素贞又说了这句恭维话。其实她心里也是这样想的。田惠世的乐观和坚毅的精神曾经使她感动过。她接着又问：“田先生，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才来？有好几个月了。”

“还不是为了我那个淘气的孩子，”田惠世用了爱怜的声音说。“他倒是够磨人的。”他又哈哈地笑起来。

素贞低声对文淑说：“你知道田先生那个淘气的孩子吗？他是说他那个刊物。”

“这倒有趣得很，”文淑笑道。她已走进了雪白的石板路，觉得头上开朗多了，一个碧天罩在上面。她投了一瞥亲切的眼光在田惠世的脸上。月光照亮了他的笑脸，脸上现出一种安静、和悦的表情，嘴微微张开，胡须上有几颗象露珠一样的东西。她又说：“田先生，听你的口气，你一定喜欢你那个淘气的孩子，是不是？”

田惠世只是满意地笑着，过了片刻他才说：“这是个最会磨人的孩子，所以我最喜欢他。”这时他已走到两扇紧闭着的黑漆门前，他站住，轻轻地敲了两下门。门开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拿着电筒走出来。他含笑地对田惠世说：“爸，你回来了。”

“世清，你来见见朱小姐同冯小姐，这位冯小姐你还没有见过，”田惠世点点头指着那两个女子说。

少年客气地对她们点头行礼，头埋得很低，就象在鞠躬一般。

“田先生，这位也是淘气的孩子吗？”文淑笑问道。

田惠世又哈哈地笑了。“他不淘气，他不淘气，”他接连地说。那个少年做了一个想笑又忍住笑的怪脸。田惠世客气地让两位小姐先进去，她们不肯。在他们谦让的时候，那个少年在一边噗嗤地笑了一声，又连忙忍住了。文淑想想觉得好笑，便第一个跨进了门槛。

石板铺的天井里摊着一大片月光，两把藤椅上坐了两位老太太，正在闲适地谈话。田惠世大声招呼了她们，一面陪着客人走过石阶，上了楼梯。楼梯尽处，由一道小门引入一个三合土筑的平台。平台被月光照得象银子似的，它的一边是砖砌的梅花墙，另一边的亚字栏杆，也是用砖砌成的。

“这里的景致还不错，”田惠世抬起头，向四面看了看，满意地说；“你们看这边，”他转身向着墙外，伸手指了指天边。文淑和素贞也跟着他站到墙边去。墙不高，只挨到素贞的肩头。墙外蓝绸似的天幕下垂处耸立着一带城墙，一座古旧的城楼和几棵老树。

“现在看不清楚了，太阳刚落下去的时候最好看，”田惠世用了夸耀的调子说。文淑同意他的话。在她的眼里树和城楼都只是些不大清楚的阴影。不过这样的景致她在战地不知见过了多少，因此它在她的眼里显得很亲切，这使她想到了一些忘却的事情。她望着天边出神了。

“冯小姐，冯小姐，”她听见田惠世在唤她。她吃惊地转过身来。在她的面前立着一位身材瘦小的太太，一张已经衰老但是仍然秀丽的脸和一双细小的眼睛对她慈祥地微笑。老太太左右两边各站着一个年轻人：一个是方才开门的少年，另一个年纪稍稍大一点，看相貌，文淑便知道他是那个少年的哥哥。

“这是我太太，这次同我一起来的，”田惠世高兴地介绍道；“这是世明，朱小姐也没有见过他，你们看他象不象他的弟弟？”

两张年轻的脸愉快地笑着。她们在月光下看这两弟兄，面貌非常相象，只是做哥哥的显得瘦一点，白一点，身材低一点；弟弟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哥哥却留着长发。

“真象，要是你不说，我在路上碰见，会把他当作世清的，”素贞笑答道。

“请到里面坐罢，”田太太用她那不纯熟的普通话客气地说。

文淑的眼光还停留在这两弟兄的脸上。她想着：“多么有趣，要是我也有两个这样的弟弟……”她没有听见田太太的话。

“冯小姐，请进去坐，”这次世清开口了。文淑笑着答了一个“是”。

田惠世看见冯文淑站住不动（朱素贞已经跟着田太太走到廊上了），便说：“先进去看看，等一会儿把椅子端出来，在平台上喝茶，好不好？”

文淑接连说“好”。她陪着田惠世走出平台，进到廊上，再转入客厅。这是一排三间的楼房，中间是客厅，两旁是住房，楼房外有一道走廊，两间住房的窗外各有一个长方形的平台，由廊上左右的小门出入。客厅里陈设简单而整齐。中央一张小圆桌，围着四把藤椅，左角靠壁有一个装满了书的玻璃书柜，柜子不高，上面放了一个花瓶，里面插了一大束花，花瓶旁边放着一本厚厚的《新旧约全书》，是皮面精装本，还有一本赞美诗。花瓶的另一边有几件小巧的摆设。

“难道他是一个基督徒？”文淑奇怪地想道。她的眼光正要从书柜上移开去看其它的陈设，却突然被田惠世的声音引去了。

“冯小姐，我家里你还没有来过，有些东西还是我太太这次从上海带来的，有些是她来了以后才买的……”

“那么田先生，你是到上海去接太太来的，”冯文淑突然兴奋地说。

“我没有去上海，世明陪他母亲到香港，我们从香港搭船到海防，”田惠世答道；“可惜我这次时间匆促，不能够到上海去看看。”

“请坐罢，请坐罢，”田太太客气地接连说，她还为客人拉开小圆桌旁边的藤椅。

“我们到外面去坐，一面喝茶，一面看月亮，有趣些，”田惠世对他太太说；他又吩咐两个孩子：“世明，世清，我们来搬椅子。”

“我也来搬，”文淑说，她也端起一把椅子来。

小圆桌和藤椅搬到文淑和素贞刚才走过的那个平台上，新泡的铁观音斟进了茶杯里，田惠世陪着她们坐在月光下，喝着杯里芳香沁鼻的浓茶。这是同样的茶和同样的杯子，可是三个人的心情，甚至面部表情都不相同。素贞微微锁住眉头，埋着眼睛慢慢地喝茶；文淑却露出愉快的神情大口地喝光了茶汁，把杯子放回在桌上，她的眼睛清亮地望着天空；田惠世带着满足的微笑，安闲地一口一口很有兴趣地在领略茶味。素贞心里好象有什么使她耽心的事情。文淑却在回想一些痛快的事，她的心仿佛长着翅膀在天空里飞翔似的。田惠世这时似乎什么事情都不想。

“田先生，上海的消息你知道罢？”素贞抬起头压低声音问道。文淑的心马上从天空飞了回来，她同情地看了素贞一眼。

“我知道一点。法国投降以后上海的情形越来越坏，有许多事情简直想不到，痛快地说一句：那不是人的世界！”田惠世收敛了笑容答道。

“她问的是刘波他们的事情。田先生，你知道吗？”文淑连忙接下去说。

“他三个多月没有信来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危险，”素贞低声解释道，这次她两只眼睛牢牢地望着田惠世的带着茶汁发亮的唇须，等着他的回答。

“我知道，我想是不要紧的，”田惠世摇摇头答道。停了一下他又加一句：“在上海做工作的人并不少，他们知道对付日本人、对付汉奸的办法。”

“田先生，你见过刘波吗？”文淑问道。

“我从前见过他两面，是个痛快的人，”田惠世答道；“我这回在香港还听见人讲起他。”

“讲他什么？”素贞说，她的两眼发亮了。

“说是日本人很注意他，他接到几次汉奸的警告，不过他一点也不怕，”田惠世兴奋地说。

“那么你想他不要紧吗？”素贞变了脸色，声音略带颤抖地急急问道。

“我想不要紧，他们在一起工作的人不少，”田惠世毫不迟疑地、乐观地说。“我从前在上海也接到几次怪电话。我一点也不在乎。结果我还不是安全地出来了！”说到这里他又爽朗地笑起来。

素贞不作声，她沉思地望着天空。文淑带着赞美的眼光看田惠世，她想：这个老人倒很可爱。她忽然把嘴放到素贞耳边低声说：“我喜欢他。”田惠世没有听见她的话，他自己却忍不住笑出声来。

田惠世独自笑了片刻，便给自己再斟了一杯茶，拿在手里，悠然自得地慢慢喝着。他的眼光在素贞和文淑两人的脸上轮流地停留了一会儿，显然不同的两种表情使他感动。在一张脸上他看到青春的欢乐，在另一张脸上他看到深情的关切。“这都是年轻人的情感，”他想道。他觉得这样的情感多少有点可笑，但是他忽然又想起来：它们同样地表示着青春的力量，这正是他失去了的东西。现在他看出来她们跟他中间的距离了。他没有那种轻易起来的快乐，也没有轻易起来的悲哀。对一切的事情他的反应来得比较迟钝，因此他能够常常保持平静的心境。一阵隐微的不快开始搔着他的心。他这时又想起了那个“老”字。同时他发觉他的背已经松弛地俯下来了，好象是五十年的生活从上面压下来似的。于是他开始挣扎，他的眼睛在天空中找寻助力，广阔的视野使他的眼睛明净了，刚刚一阵微风吹到他的脸上，他吸入一股清凉的空气。他感到一阵爽快，仿佛整个身子都轻松了许多。他忽然低声自语道：“我的感觉并不算迟钝！”他闭上眼，过了片刻，又睁开。月亮象一张熟习的脸亲切地对他微笑。他也想笑了。“我还能笑。我并不老啊！”似乎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反复地说。他不知不觉地笑了起来。

五十年的生活被这一笑吹散了。他立刻挺起胸膛，一口气喝完了杯里的余茶，把茶杯放在圆桌上，他的眼光挨到文淑的脸。文淑带笑地问道：“田先生，你为什么无缘无故地笑起来？”

“我觉得有趣，五十年的生活一下就跑了来，一下又给我赶走了，”他笑答道。

“五十年！这样长的时间，你怎样过的？田先生，你怎么能够笑得跟小孩子一样？”文淑好奇地问道，她好象在跟田惠世开玩笑，其实这真是她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她平日常常说：我只活到三十岁。她害怕想到三十岁以后的日子，换句话说，她怕老。素贞在旁边没有讲话，她出神地望着田惠世的笑脸，她脸上的阴云也慢慢地消散了。

“这种味道是说不出来的，”田惠世说着又想了想，“这句话也不大清楚，我觉得四十年糊里糊涂地就过去了，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意思，不过总不及最近十年有味。只有最近十年我才觉得日子是一天一天地过去的，这就是生活的味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文淑直率地说。

这时田太太捧了一个福建漆的盘子走来了。盘里放着三个杯子，都满满地盛着可可茶。田太太把杯子送到两个年轻客人的面前，她们都站起来伸出双手去接。田太太还笑着说了两句客套话，就在一把空着的椅子上坐下。她的两个面貌相似的孩子正站在走廊上讲话，并不曾跟着母亲走过来。

“请喝了可可，我慢慢讲给你们听，你们在这里多坐一阵也不要紧，”田惠世说。

素贞仰起头看天，月亮还没有移到她的头顶上，她并不作声，只是捧着杯子喝可可茶。文淑却兴奋地说：“好，好，我们等着你讲。”

田惠世看了素贞一眼，他暗暗地点一下头，同情地微微一笑。他从杯里喝了两口，便讲起自己的故事来，在讲了两段以后，他把可可茶喝光了，可是杯子始终捏在他的手里，有时候还跟着他的手在舞动。

三

田惠世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严厉的父亲。那个虔诚、固执、拘泥地守着教义的基督教牧师在教义中看到的恨更多于爱。他颇象某一些初期的传教者，喜欢拿最后的审判和永久的受罪去吓人，却不肯给他们一点爱的安慰。在家庭中他是一个专制的君主，他的话全是法律，绝对地支配着子女们的生活。最大的女儿在未成年时就被他遣嫁到菲律宾去了，以后再没有得到她的消息。第二个儿子被他送到一个外国人办的学校里去研究神学，还没有得着做牧师的机会就死了。第三个是田惠世，他在小孩时候便以聪慧出名。他对文学感到极大的兴趣，喜欢阅读旧诗和小说。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国文成绩超过了全班的同学。可是不等到他把中学课程修完，他的父亲忽然决定送他到一个教会医院里去学医，他的抗议没有用，他只好顺从父亲的意思，抛弃了那些被父亲认为不良读物的书本。在医院中他度过了四年的长岁月，在这期间，他学会了忍耐。起初他极力压下年轻人所常有的种种幻想：使自己熟习于难闻的西药的气味和单调的生活。可是一年以后，他的心境开始改变了，他觉得他的眼睛也睁大了。他看见了人民的贫苦的情况。从那些每天拥挤在医院的挂号室里或者施诊处的衣服褴褛的男女的口中，他听到种种惨痛的故事。一点普通的药，一句安慰的话，似乎减轻了他们的不少痛苦。人居然可以这么容易、这么有效地帮助他的同胞，这是他以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事。现在这些诚实、简单的脸上的笑容使他看到了一条新路。他的心安了。许多时日来他时常从他的先生，那个头发花白的英国医生那里听到的关于教义的话，忽然很清澈地在他的心里再现了。他似乎到了彻悟的境地。他父亲使他不明白、使他误解的东西，他那位外国的先生却给他解释清楚了，生活又贡献了旁证。所谓永久的受罪和末日的审判都象阴影似地消散了。他抓住的只是一个清清楚楚的“爱”字。从此每天晚上他回到自己的小小的屋子、关上房门、打开《新旧约全书》的时候，他觉得心里涌出了爱的泉源，他仿佛见到仁慈的“主”的面貌了。他用了颤抖的声音读着福音书里面的句子：“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敲门，就给你们开门。”——“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你还只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定有财宝在天上。”——“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这些新奇的教训，从前被他完全忽略了的，如今却象熟朋友似地叩着他的心的门，给他的心唤起了极大的喜悦。颤抖的不仅是他的声音，他的整个身子都震动了，好象被一种力量摇撼着似的。他的心的门大开了，爱和同情没有阴拦地流进去。光明照透了他的全身，一切阴郁的思想都逃走了。他第一次看透了他自己。“天国是在你们的心里，”现在他知道这句话是如何真实了。从这时候起他开始笑起来。他找到了“乐观”。他忘了忧郁，他更勤苦地从事工作，把他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帮助人，爱人，尤其是爱穷人。过度的工作反而使他的身体强健了。他的心智也跟随着时日发展。他成了一个早熟的人，在二十岁的年纪，他看起来倒象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就在这一年他算是在医院里“毕业”了。院长在发了证书以后，还把他叫到家中去，起初着实夸奖了他一番，然后又说了许多激励的话。一条新路横在他的眼前。他到了自己开业的时候了。他的先生要他牢牢守住负责和牺牲的教训，他并没有违背一次。他把这作为职业，可是靠这职业养活的，与其说是他的肉体，毋宁说是他的精神。贫穷的人不断地来，他那小小的诊所永远是拥挤的。他不仅把药品拿给病人，他还给了安慰，他看见他的努力减轻了一些人的痛苦，然而贫穷却象潮水似地在他的四周越涨越高。他的乐观似乎受伤了。于是他又求救于他的“主”。晚上他努力睁着疲倦的眼睛，虔诚地翻读他所喜爱的福音书。那些熟习的句子在他的眼前发光了：——“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仿佛是对着他讲的话似的。他的痛苦得着安慰了，信心得着巩固了。这仁慈而坚定的声音又在他心里唤起了爱的喷泉。每天看见那些没有血色的污秽的脸孔，带红丝的积着眼屎的眼睛和疮疤遍体的身子，他不由得想着福音书里的话：——“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欢笑。”他把实现“主”的这个教训作为他的生活的目标。他带着年轻人的精神整天不知疲倦地劳苦着。他完全忘记了有一个时期曾经被他爱读过的那些文学书籍。虽然他从那个教会医生那里学到的只是有限的医术，此后他也没有功夫继续研究，可是他对医道已感到兴趣，而且决定将这作为终身的职业了。他却没有料到他的父亲又为他定下了新的计划。

这计划的第一步是要他和一个亲戚的女儿结婚，他没有见过那位小姐，可是他同意了。结婚以后他才发觉他得到了一个了解他而又体贴他的同伴。自然，她有一个美丽的外表，但是他注意的并不是她的美。他满意的是那“善良的心”和“聪慧的理解力”（他自己这样对人说）。正如一个著作家所说女人是更容易了解爱的宗教的，所以抹大拉的马利亚当一切门徒都逃掉的时候还站在十字架下面，也是她最先传出看见基督复活的话。他的妻子也是一个了解爱的福音的女人。她给了他不少的安慰和鼓舞。在他那条路上他找到了一个同行的伴侣。现在在翻读福音书的时候，是两颗心跟着那些话悸动。这是他的最幸福的时刻。

他为这幸福感谢他的严厉的父亲：却料不到在很短的时期以后，父亲忽然发出一个可怕的命令，要他跟着一个朋友到仰光去经商。他又顺从地离开了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去到陌生的外国。那个地方的生活是寂寞乏味的。他每天做些呆板的毫无意义的事情。要不是妻子不断地来信安慰劝勉，要不是他每晚还有翻读福音书的功夫，他恐怕也难支持下去，乐观和信心都会动摇了。天气的炎热和人们对于金钱的狂热，差一点闷杀了他。

但是他竭力忍耐着。一年……两年……他的工作并没有多大的成绩，而商店主人（他父亲的朋友）对他的不满却是一天一天地增加了。“怎么真的要在现世中实行基督的教训么？这个死读《圣经》的书呆子！”主人在背后这样批评他。主人自己也是基督徒！

在这里他的空时间相当多，他不满意同事们的那些娱乐，为了排遣寂寞，他又找到了那个老朋友——文学。自然他并没有离开他的福音书，不过他同时也很热心地读着他在仰光能够买到的一些文学书籍。诗歌，小说，散文，不论是新的和旧的，好的和坏的他全读了。这阅读给他的世界添了一点光彩，用他自己爱说的话，使他的精神生活丰富些。他觉得所有的书都引着人走向“主”的教训，不管是从正面，或者从反面，就象是万流汇集入海。书本上写出的都是生命的呼声，每个人都希求得着充实的生命。爱使生命繁荣，失去了它，生命就得枯萎。人并不单靠吃米活着。所有那些书本证明了两句话：——“你们拿别人的汗造宫殿的人有祸了，每块石头都是罪恶！”——“牺牲是最大的幸福。”这两句话包括了一切，它们包括了整个的世界。因此在读书的时候，他常常被感动得流下眼泪，但是终于彻悟地点头笑起来。

到第四年的雨季，他的父亲忽然来了一封信叫他回国。那个严厉的老牧师倒更象一个带兵的人，永远发布命令，却从不肯对接受命令的人说明理由。这“召回”完全出乎田惠世的意外，不过却是他心里盼望了许久的“好消息”。他可以和他的妻子见面了！他可以离开这个“沙漠似的地方”了！（这是他常常说的话。）这次他非常快乐地顺从了父亲的意志。

回家以后他过了一些愉快的日子。他得着朋友们的帮忙开设了一个西药店。到年终结账药店亏了本，这是很自然的事，他送了不少的药给贫苦的人，亲友中也有一些人不付钱到他的店里拿药。为这件事他受到父亲的责备，可是他自己很坦然，他觉得自己做了应该做的事。

然而两年以后父亲的最后一个命令又突然下来了。父亲在教育界中为他找到了职务，要他在一个月内结束药店到另一个县城去就职。

这次他似乎应该反对，可是他并没有，他连一句不平的话也不曾吐露，好象顺从父亲的意志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了。

在学校里他做的是行政方面的事，工作使他感不到兴趣，可是他仍旧竭尽自己所能地做去。生活单调，呆板。他在表面上把事务安排得很好，许多人都称赞他，然而他自己有时候却感到了内心的空虚。忙碌剥夺了他的精神生活，肉体的疲倦使得精神渐渐地衰弱了。“软弱”不时来试探他。这个世界还有改造好的希望么？“主”听得见他的呼吁么？为什么他必须长久生活在龌龊的环境里？近来他翻读福音书的次数也减少了。每夭晚上他办完事略略休息，就觉得眼皮沉重地往下坠，他睁不开眼睛，倘若勉强睁开，也看不见什么，他只得简单地祷告几句就上床睡了。日子没有光彩地在他眼前溜过。别人开始说他瘦了，有一次他给父亲写信，无意间表示了要离开教育界的意思，父亲却固执地写了阻止的信来。严厉的责备的句子充满了两张信纸。他没有答辩，他也没有再向父亲提一句离开的话。他只是不住地在给他的妻子的信里诉说自己的绝望和痛苦。妻接连地寄来了长信用温柔的话安慰他，鼓舞他。在某一封信里她引用了福音书中的一句话：“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只是一句极平几的话，可是他那天傍晚却沿着学校后面的小河走了两个钟头来思索这句话的意义。在那开始亮起两三颗星子的淡青色天空中，他仿佛看见“主”的受苦的面颜仁慈地对他微笑了。回到宿舍里他翻开《圣经》，在《约翰福音》里他读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多么有意义的话，特别在这一刻，他感到了仿佛被一道强的光射透全身似的震动，他非常兴奋，彻夜不能闭眼，已经吹灭灯许久了，他又坐起来，点燃了灯，翻着那本快要翻破的《新旧约全书》，他把《启示录》中的三段话，翻来覆去地读了许久：——“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象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河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日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目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了解这些暗示。他为自己构成了一幅新时代的图画。从前的人所写的正是他多时来心里所想的。奇怪的是，《启示录》中的预言似乎和那些非宗教者的社会理想吻合！他在宗教者和非宗教者中间看出了一道桥梁。他的心有时候居然往返两岸。这发现使他震惊，使他惶惑。他再三思索，一直坐到天明。油干灯尽。朝阳从窗外射进金光。疲倦的身子忽然挺直，下垂的头也抬起了。他仿佛成了一个复活的人。他站起来，推开窗。小鸟集在院子里榕树上欢噪。淡蓝的天幕涂上了粉红的云彩。清新的朝气温柔地拂拭他的脸。他忽然从桌子上拿起那本《新旧约全书》对着树掷去。小鸟一下子全飞起来，仿佛整个树都在摇动了。他的眼里全是鸟的影子。接着它们又站在屋瓦上叫起来。书落在一块大石旁边，篇页散脱了一部分，飘落在各处。他惊醒似地开了门跑出去，珍重地拾起书和散页，他一面拾，一面笑。这并不是疯狂的举动。生命无处不在的景象唤起了他那满溢的生命力。他感觉到内部的膨胀。他需要爆发，他需要动，需要笑。他快乐。他觉得自己复活了。

这是最后一次打定信仰的根基了。他战胜了“软弱”的试探，而且比从前更有勇气了。他在心里否定了父亲所信的教义，他更不重视礼拜和祷告以及一切近乎荒诞的传说。他和许多非宗教者做了朋友。可是他并没有放弃诵读福音书的习惯，他认为这是同“主”晤谈。

这样他的思想和他父亲的思想相差得更远了。要不是他性情温和，他跟父亲一定会发生大的冲突。父亲不会了解他，而且不肯去了解他。那个老的信教者只是机械地读着《圣经》，念着祷告辞，保持自己的干净，严守教条，苛责自己，也苛责别人，不知道宽恕，也不知道了解。但是那个严厉的老人终于被“恨”磨坏了身体和精神，有一天在讲道的时候，正在大声重说着经里的话：“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他的高举的手还没有放下来，身子就倒在讲台上面了。人把他抬回家去。他以后便不能再在讲台上出现。他病了一年才痛苦地死去。

田惠世回到故乡去埋葬了父亲，他一方面哀悼父亲的死亡，另一方面却觉得呼吸得更自由，更畅快了。他又起了离开教育界的念头，后来还把这个心思对他的妻子谈过。妻并不反对他这个心思，不过也不十分鼓励。他想再开设药房，或者重理医业，可是他又耽心这些年在教育界的生活使他荒疏了医学，他不能做得象从前那样地尽责。在他这样踌躇着的中间，好几个年头又过去了。这都是一些平淡的岁月。日子过得不快不慢，不好不坏，没有大的欢乐，也没有大的痛苦。他的妻子同他住在一起，他的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渐渐地长高，都已经进学校读书了。

这种清苦、平淡的生活也很容易消磨人的精力。要不是一个颇为知己的友人从上海接连地写信来邀他去帮忙编辑一个带文艺性的刊物，他也许会在教育界中度过他的后半生的。事实上他却接受了那位朋友的邀请，带着家眷到上海去了。

那是七年前的事。他对编辑刊物的工作感到大的兴趣。他现在有机会同更多的文学书报和研究文学的朋友接触了。起初是他同那位朋友分担编辑的工作，后来他从朋友的手里接过来整个的事业。他把全身心放在这个事业上。从刊物销数的增加和读者来信的赞誉中他看出了自己努力的成绩。“把你相信的去告诉别人，”仿佛有一个熟习的声音时常在他的耳边说。如今他真的把他的思想传播出去了。他也是在传播“喜音”！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工作。他为它忙碌到连休息和睡眠的时间都牺牲了不少。可是他反而觉得精神爽快和身体健壮了。

抗战爆发后，国军撤离上海，他的刊物因为热烈拥护抗战的缘故，不能在租界上继续发行，他和两个同事带着几大箱稿件、账簿、纸型等等迁到广州。广州接连的大轰炸并没有妨碍他的事业的发展，刊物的销路反而不断地增加。他对工作的热心和对危险的镇静使他得到新旧朋友的称赞。他同朱素贞认识也是在这个时期。那时他的第二个儿子世清从上海出来，在广州一所私立中学里念书，他的女儿动身到重庆去念大学。他的妻因为体弱多病带着大的儿子留在上海。广州沦陷时他带着世清差不多和素贞同时逃出来，都走过不少的地方。世清留在昆明念书，他为了刊物的缘故和同事们又到香港住了十个月光景，刊物也在那边继续编印，由邮局大量寄到内地来。到这一年他决定把刊物迁到内地出版，一个人先到世清念书的这个城市来作迁移的准备。在这里他又遇到了素贞。他从素贞的口中，常常听到文淑的名字和她的一些事情。他知道文淑要来；可是等不及跟她见面就匆匆地到香港去了。他却没有想到晚上他会在湖上遇见她们。

四

“这是缘啊！缘啊！”田惠世说着又哈哈地笑起来。他用力把杯子放到桌上去，杯子碰到桌面发出“砰”的一声。使得那个始终带笑听他讲话的田太太吃了一惊。素贞也把头动了一下。文淑望着那张带着快乐表情的脸，她也笑了起来，田太太也微微笑了，连素贞也微笑了。世明、世清两弟兄从走廊上跑过来，问他们母亲为着什么事情发笑。他们也笑了。

“的确，这是缘，”田惠世接着说；“我跟朱小姐在广州遇见认识，后来逃难在路上又碰到。我跑了几个地方都碰到她。回到上海我又认识了刘先生。后来再回到内地，又在这里街上碰到朱小姐，今天晚上又在湖上碰到，还见着冯小姐。我们跑来跑去，好象你追我，我追你，你躲我，我躲你。想不到会碰到，却偏偏一次一次地碰到了，就好象有一只手提着我们在动一样。这就是缘啊！”他又满意地笑了。

“对啦，打仗的时候，我们常常碰到很巧的事情，我在后方，在前线碰到好些朋友，都是很巧的，”文淑点头说。她看见别人都不讲话，便接下去说：“不过我对田先生刚才说的话还有点不了解。田先生太看重福音书了。我想如果把福音书当作小说故事看，那倒不要紧。其实……”她觉得素贞在旁边带着暗示的意思轻轻踢她的脚，可是她仍旧说下去：“我也没有好好读过。从前有一回在朋友那里见到一本《圣经》，拿起来翻翻，读了两三段觉得很好，可是借回家去细看，又看不下去了。我始终不相信上帝。”

田惠世止了笑，用和蔼的眼光看看文淑，温和地说：“你仔细读过一遍，你就会了解的。上帝是一定有的，不管在什么地方，甚至就在我们的心里。”

“既然在心里，那么就是很抽象的了，”文淑说。

“怎么会是抽象的呢？”田惠世反问道。

“这是说，上帝是依靠我们存在的。没有我们，就没有上帝，犹如没有肉体便没有精神。”

“可是有的人死了，精神还存在呢，”田惠世理直气壮地说。

“那是靠着他们的言语和行为，并没有一点神秘，”文淑不加思索地笑答道。

“那么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你不否认爱罢？”田惠世问道。

“从我们的生理的需要，从我们的生活的需要，从我们的社会本能……”文淑昂头应道，可是没有说完，就被田惠世带笑地打岔了：

“我知道，这就是社会性，还有同情，互助。不过在我看来，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没有上帝，我们就得不到这个社会本能。没有上帝，就没有爱……”

“我不相信，”文淑也笑着打岔道，她摇了摇头。“我要爱，只是因为我想爱，我需要爱，我心里充满着爱的情感，或者我受到别人的好处，或者别人引动了我的情感。绝对不是上帝叫我爱，不是因为有了上帝我才爱。”

“那么你相信奇迹吗？这的确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你又怎么来解释呢？”田惠世兴奋地问道。

“我不相信奇迹，不过我承认信仰的力量。我一辈子就没有见过奇迹。素贞，”文淑忽然掉头看素贞，“你见过奇迹吗？”

“我倒等着奇迹呢，”素贞自语似地答了一句。

“我说的奇迹跟你说的信仰的力量大约是一样的东西。因为有信仰，才有力量，才能够做事。人必须有信仰，”田惠世接着说。

“不过要信仰并不一定信仰上帝，信仰别的东西也是一样，譬如革命家，他们里面也有很多的殉道者，”文淑起劲地说，她愈辩愈感到兴趣了。

“不过你看究竟是革命家多，还是信仰上帝的人多，”田惠世说，忍不住噗嗤笑起来。

“信教的人多，吃教的人更多，”文淑也笑着答道。

“文淑！”素贞打岔地唤道，她耽心这句话会使田惠世不高兴。

“不要紧，不要紧，”田惠世笑着对素贞摇手道；“冯小姐讲的也是真话。这也是免不了的。花园里面花也有，草也有，不能全是好花。”

“那么，田先生，你就是花了，”文淑含笑说，这时素贞又在用脚踢她的鞋尖。

“冯小姐讲话真有趣，”田太太在旁边笑着说。

“好了，好了，”素贞温和地劝阻文淑道。

“田先生，你还记得《沙宁》里面的一段话吗？”文淑忽然想起一段话，她不理素贞，却继续谈下去。

“我记不起了，”田惠世摇摇头答道。

“我记得几句：基督教：和善，谦卑，并且给人许多未来的福，它反对斗争，说着永久幸福的幻影，把人类催入甜蜜的睡眠。还有，它将生命的重心转移到未来，到一个不存在的梦境中。因此一切的生命的俊美都消失了；勇敢，热情，美丽，一切都死亡了：只有一个责任存在着，还有便是一个未来的黄金时代的梦……”[4]

“这不是事实，这不是事实，”田惠世坚决地否认道。他奇怪冯文淑怎么会背出这样的一段话？这不是对他的信仰的一个大打击，可是他知道他一时说不出适当的回答使她信服，而且争论是不会得到结果的。他太太的眼光也在求他停止争论。他迟疑片刻，现在决定把这个争论结束了。他便接下去说：“不过冯小姐你怎么记得这样清楚，好象你专门记住这些话来跟我争论一样。”他还没有把话说完，自己先笑了起来。

“文淑，不要再讲了，我们应该回去了，”素贞低声对文淑说；她没有听见文淑的回答，便又加上两句：“月亮钻进云里去了。现在也有些冷了。”

文淑正在笑着，听见素贞的话，才注意到天上起了白云，而且云把月亮遮住了，平台上显得阴暗起来。她又觉得身上有了一点冷意，于是也起了回家的念头。她便站起来说：“田先生，下次再来辩论罢，现在我们要回家了。”她笑了笑，又说：“我今天刚刚读过这本书，所以还记得几句。”

“不要紧，还早！”田惠世兴致勃勃地挽留道。

“时间不早了，”素贞也站起来说；“田先生，谢谢你的好茶，到现在我嘴里还有香味。以后还要常常来喝茶。”

“欢迎，欢迎！”田惠世高兴地说，他也站了起来。

“请多来，”田太太站起来客气地说。世明、世清两弟兄也说：“请常常来玩。”

冯文淑走在前面，快走到门口了，她忽然站住，转过身子问田惠世道：“田先生，你的刊物——不，我应该说你那个淘气的孩子——是不是要在这儿出版？”

田惠世的眼里突然闪出光来，他似乎满意地笑了。他点着头说：“是的，我就是为了这个才搬到这里来的。”

“那么什么时候出呢？我们等着拜读啊。”

“快了，快了，”田惠世答道；“将来还要请你们指教啊。”

“指教？”文淑噗嗤笑了。

“还要请你把战地生活的经验写出来，给我那个淘气的孩子，”田惠世又补上一句。

“我哪儿会写文章，田先生，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文淑笑道。她又侧过脸对素贞说：“素贞，我们快走罢，田先生向我拉起稿来了。我以后也不敢再来了。”她连忙跨出门槛踏着楼梯走下去，素贞跟在她后面。田惠世一面带笑地嚷：“不要忙，不要忙，我不强迫人写文章，”一面领着两个孩子下楼去送客人。他一定要把她们送到巷口，叫两个孩子在门口等他。

她们走出巷子，沿着湖畔的石板路走去。走了十几步，她们要转进湖上石牌坊的大门了，隐约听见田惠世的声音在后面唤她们，便回过头去看。这时明月刚出了云堆，向碧海飞去，湖上被照得十分明亮，石板路象一条白带子，田惠世在巷口立着，他的颀长的身子挺起来，右手伸得高高的，对她们不停地挥动。月光使他的瘦脸显得更和善，更清纯了。

“请回去罢，请回去罢，”两个女子同时挥着手大声说。她们见他掉转身子回到巷里去了，才走进石牌坊去。

“你以前见过象这样的老头子没有？”文淑忽然问道。

“好象见过似的，”素贞答道；接着她又摇头说：“不，没有见过。”

“我也没有见过。我觉得他很可爱，”文淑满意地说。

“我也喜欢他，他是个难得的好人，不然我们怎么能够做朋友呢？年纪差了这么多，”素贞答道。

“不过他那个淘气的孩子我并不喜欢，”文淑说。“它出了那么多期，我却没有好好地读过一本。那个刊物上虽然登了不少宣传抗战的文章，可是并没有明确的主张。”

“其实也不能说没有明确的主张。不过内容太杂，田先生自己的文章又有点婆婆妈妈气，”素贞说。

“说得好，婆婆妈妈气，亏你想得出，”文淑满意地笑道。

“不过他办刊物的精神倒是难得的，”素贞又说。

“我觉得太可惜了，他拿这种精神做别的事情，岂不更好，”文淑说。

“这也难说。反正他自己满意就是了。他既然有了信仰，传道也就是他的使命，”素贞想了想，才说道。

“可是他的刊物也说不上传道。你不是说过内容太杂吗？我看他选稿标准太宽了，”文淑因为素贞不赞成她的意见，便加重语气地说。

“也不能一概抹煞，他也有他的道理。他的刊物上容纳各种文章，正可以看出他的宽宏大量。我并不信基督教，不过也不反对，”素贞声音平静地说。

“我明白，我还记得你先前那句话，你在等待奇迹啊，”文淑带点讽刺地说。素贞不作声，文淑马上后悔自己说错了话，连忙拉着素贞的手，柔声说：“我不该这样说，好姐姐，你饶我这回罢。”

“为什么，我——”素贞的话突然被打断了。路旁树丛后面跑出来一个黑影，一只手伸到她们的面前，一个带哭的声音哀诉道：“小姐，行个好罢，你们有钱人不在乎。给我一块钱吃两碗米线也好，可怜我一天没有吃东西。”

两个女孩大吃一惊，楞了片刻，不知道应该怎样办。以后她们定下心来。这是很平常的事情。那只是一个讨饭的女人，黑黑的瘦脸，干瘪的嘴，血红的眼睛。素贞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叠角票给了她。

“谢谢你，小姐，谢谢你，”女人接到角票，感激地说。

“你是江浙人？”文淑在旁边问道。

“我是从南京逃难出来的。在贵阳一家人都给敌机炸死了，我一个人流落到这里，生了病，没有办法，只好不顾羞耻出来讨饭。小姐，我从前也是个念书人啊！”她一面说，一面流泪，说完也不等文淑答话，就躲到树丛后面去了。她来得象一个影子，去得象一个影子。

文淑打了一个寒噤。她忽然忧郁起来，她自己也说不出是为了什么缘故。她生气般地对素贞说：“对这样的事，不知道田先生怎样说法？对这种人，他的上帝能够给她什么呢？”

“死后的天国罢，”素贞自语似地说，文淑看不出她是在认真说话，抑或话里有讽刺的意思。

“死后的天国对她现在有什么用处？况且有没有还是问题！”文淑气恼地说。“撇开这些人，空口讲爱的福音，那是欺骗！”

“我又不是信教的人，你跟我讲这种气话做什么？”素贞抱怨道，她因为自己回答不了文淑的问话而感到苦恼了。

就在这个时候田惠世正坐在自己的房里翻读《沙宁》。他在文淑和素贞走后，还同他的太太、儿子谈了一些关于这两个小姐的事情。在谈话中他忽然想起文淑引用的小说《沙宁》里面的一段话，便问世清可不可以在朋友处借一本《沙宁》来。他只是顺便讲一句话，他几年前读过这本书，对故事并不感到兴趣，因此没有读完就搁下了。凑巧世清手边有一本《沙宁》，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本，一个朋友寄放在他这里的，他读过几十页不大懂，便放在一边不去理它了。这时他便为他的父亲把书找出来。

田惠世读的是第二十四章中几段论基督教的话。

基督教是没有将来的。如果在它发展的顶点时，基督教还不能胜利，却只成了一群虚伪者的工具，则在今日而欲希望一个奇迹，乃是很荒谬的念头。

这是什么话！多么武断！

最坏的是每一次改进了人类的生活，常常是要因流血反抗而始告成，虽然人们总是要将慈悲与爱怜作为他们的生活与行为的基础。全个事件的结果便是，一幕愚蠢的悲剧；虚伪，伪善……

这又是什么话！

在它的与人类兽性的冲突上，基督教却已自己证明了与一切别的宗教一样的无能。

然后他又读着文淑引过的那段话：“正当那些被践踏的人决心要推翻事物秩序的不平时，基督教便出现了，和善、谦卑……反对斗争，说着永久幸福的幻影，催使人类入于甜蜜的睡眠……将生命的重心移到了一个没有存在的梦境中……”

“武断！武断！”他气愤地自语道，“他们没有了解福音书的真义！”他不想再读下去，就阖了书站起来。可是他的平静的心境似乎被扰乱了。妻在旁边柔声催他就寝。他温和地回答了她，他想出去在平台上闲踱一会儿。妻也没有讲什么，便先睡了。他穿过客厅，世明弟兄的房间里没有灯光，也没有声音，他们已经睡熟了。他轻轻地走过他们的窗下，踏进了平台。

天空没有一片云，明月早已越过他的头顶偏向西方了。从墙脚唱起来小虫的幽扬的呜声。古旧的城楼和城墙静静地立在隆起的土坡上，枝叶稀少的老树象几个寂寞的老人把瘦长的身子倚在城楼旁边。夜是相当静，相当凉爽。他走了两转，还是不能静下心来，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心里翻腾似的。“武断，”他不能自主地低声吐出了这两个字。可是他的心还是不能安定。他的脑子里浮现了一些事情，不是奇迹，只是一些普通的、他常常看见的事。“为什么经过了一千九百多年人们还不能好好地生活呢？”一个声音在他心里问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人不认识主？”他抬起头望天，找不到一个回答。平台下面忽然响起一阵喁喁的私语声，然后又是年轻女人的笑声，空气里开始渗进了一种古怪的气味，这是他闻惯了而又极讨厌的鸦片烟的浓香，他知道这是从他脚下那间屋子里送出来的。那里住着一对年轻夫妇，两个人白天睡觉，晚上起来，除了跑警报的时间，他不会看见他们。“为什么容许这样的生活？”他这样一问，在他的脑子里便渐渐地浮现了贫穷、残杀、痛苦的景象，他仿佛落进了罪恶的海里。他记起了刚才读到的一句话：“在它与人类兽性的冲突上，基督教却已自己证明了与一切别的宗教一样的无能。”他现在看出这个非难里面含着多少的真实了。经过一千九百多年，连这一方面的胜利也没有能够完成，在“主”以后，就没有再现出一个奇迹。为什么？他不能明白。他开始为这个感到烦恼了。他走着，又走着。他感到徬徨的痛苦。“试探”，这两个字从他的脑中掠过。他觉得心更乱了。他不禁绝望地低声对着天嚷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话刚吐出口，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怎么他会念出了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话？基督为了人类在十字架上牺牲了，为什么现在就不见一个信徒为人类牺牲？没有牺牲，怎能有胜利？他觉得思想找到了一条出路，脑子里突然爽快了，眼界开朗了。“是主的启示么？”他感动地喃喃说道。

用牺牲代替谦卑、伪善的说教，用爱拯救世界，使慈悲与爱怜不致成为空话，信仰不致成为装饰。要这样做，基督教才能够有将来，才能够战胜人类兽性，才能够把人们引进天国。——这一个结论使他的心安定了。他恢复了他的乐观，他的勇气。他象一个战士似地挺直了身子，他在心里说：“我要奋斗，我要为建立真正的主的教义奋斗！”

“爸，你还不睡觉？”世清的声音使他略略吃了一惊。他掉头一看，世清穿着一件汗背心，光着两只膀子站在他面前，一双眼睛仍然带着睡意。

“你起来做什么？不冷吗？”田惠世慈爱地问道。

“我不冷。我睡醒了一觉，听见脚步声，知道你还没有睡，才爬起来看看你。”世清亲热地说，他微笑了，他笑得多么纯洁。“爸，你睡罢，你白天也够辛苦了。”

这纯洁的微笑给他的心带来不少的温暖。他的心更安定了。爱的喷泉又在心中涌起来。“试探”已经过去，他不再徬徨了。他亲热地拿着世清的手，柔声说：“好，我们都回屋去睡罢，”便往走廊上去了。

他一脸欣慰的微笑，象一个满开了小花的花坛似的。世清觉得父亲的脸今天晚上特别好看，可是他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这样快乐。

五

早晨，田惠世醒得迟一点，其实天还未大亮时，他已经醒过一次，不过后来又睡去了。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在前一个晚上睡得晚，并且想得多。

日光照在白纸糊的窗上，连屋子里也给染上了一层金色。他的妻子到下面厨房里去了。房里非常静，门仍旧掩着。窗外平台上有人在讲话。语声低，谈话的是他的两个孩子。他这时并不用思想，心也十分平静，因此无意地把孩子的谈话听进了一些。

“奇怪，怎么爸今天还不起来？”世明的声音。

“让他多睡一会儿，他太累了，”世清的声音。

“我看他精神倒比从前好一点，因此妈也很高兴。”

“我怕他心里有什么事情，昨天晚上我睡了一觉醒来，还听见他的脚步声，我起来看，原来他一个人在平台上走来走去。我轻轻走出去，听见他在说：‘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我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有什么痛苦吗？他为什么又不对我们说，让我们也给他分一点去。我在廊上站了好一会儿，才走过去唤他。他看见我，便拉住我的手说了一句：‘回屋去睡罢，’他又笑起来，好象他又高兴似的。以后我们就进屋睡了。今天他到现在还没有起来。我耽心他昨天晚上回屋后还是没有睡觉。不知道他的心里究竟有什么事情？”世清带着极大的关心说。田惠世听着这个多少还带一点孩子气的声音庄重地、焦虑地谈论他的事情，他几乎要笑出声来了。

“那么他心里究竟会有什么事情？问问妈，妈一定知道，”世明沉吟地说道。

“我看妈不一定知道，妈知道了也不会对我们讲。不如我们自己留心观察，”世清说。

“你说是不是为了杂志的事情？”世明又说。

“也说不定，他为了这个杂志也苦够了，还是没有弄好。我将来读毕业一定给他帮忙，”世清说。

“中学毕业还有大学，那么还要等好几年。其实我们现在也可以帮他做点事情，就只是他不肯，他总说我们还是小孩子，应该好好读书，”世明说。

“我也不想念大学。我只想中学毕业就跟爸一块儿做事情，好好地跟他学习也是一样的。我看见他这几年跑来跑去也太辛苦了，固然是为了他那个杂志，一半也是为了我们大家的生活啊，”世清说。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太爱我们，他不肯让我们分他一点劳苦。爸脾气虽然很好，却有点固执，他不肯叫我们帮忙，我们就没有办法帮忙，只好忍耐着，等到将来念完大学再说，”世明说。

“我希望我明天就长大起来，爸就不再说我是小孩子，我就可以替他做事，”世清说。

世明笑了，他说：“你真是个小孩，怎么说出这种孩子气的话！哪儿有一天就长大的道理？要是真能够这样长，那么你会长得比爸更老了。”

“那么我就摩摩我的白胡子对爸说：‘你这个年轻人，不要管我的这些事情，你好好地去念你的书，’……”他噗嗤地笑起来。

世明哈哈地笑问道：“那么你究竟有多少岁？你叫爸做年轻人！”

“至少总有七八十岁罢，”世清笑答道。

田惠世也忍不住在床上笑起来。他拿起枕边一张手帕，揩了一下嘴唇和胡须。

“嘘，爸醒了，”他听见世明低声对世清说。“都是你笑得不好，把爸吵醒了。”

“你也笑的，”世清轻声答道；“我们不要再讲了。我下去告诉妈，给爸预备早饭。你给爸倒脸水。”

“你不是说让他多睡一会儿吗？”世明说。

恰恰在这时田惠世无意地在床上咳出一声嗽来。

“爸要起来了，我们进去看看，”世清说。

田惠世轻轻地掀开薄棉被，把帐子撩开一个角。他脸上浮着微笑，一对喜悦的眼睛望着房门。过了片刻就从那门外转进来两个面貌相似的年轻人。他们穿着同样的白府绸衬衫，同样的黄卡叽西装裤。椭圆形的脸庞上露出和阳光一样明亮的笑容。

“爸，你醒来了，”两弟兄差不多同声说。他们走到床前把帐门挂起。

“我起来了，”田惠世微笑道，他慈爱地望着两个孩子。“你们刚才在讲什么话？”

世清对世明眨了眨眼睛，便答道：“我们随便讲些闲话。”

“我都听见了，”田惠世笑着说，“你们不要瞒我。”

世清对世明做了一个鬼脸，世明笑出声来。世清俯下身子笑着说：“那么你答应我们给你帮忙吗？”世明也把身子俯下去。

田惠世摇摇头，笑答道：“不行。我还是要你们读书。只要我能够供给你们读书，我不会让你们做事。”

“那么爸，你的决心是不能动摇的了，”世清没有办法，只好开玩笑似地再问一句。

“不错，”田惠世笑道他看见这张年轻的脸上有一种近于滑稽的失望的表情，他亲爱地用手拍了拍世清的头，又和蔼地看了世明一眼，责备似地说：“你们这两个顽皮的孩子。”

“世清，我去给爸预备洗脸水，你不是要去告诉妈说爸起来了吗？”世明对他的弟弟说。

“去，我们一块儿去，”世清说。他对父亲笑了笑，然后转身跟着哥哥出去了。

田惠世的慈爱的眼光把他们的背影送出了房门。然后他躺在床上高兴地哈哈笑起来。他安慰地想：我并不是孤独的。他觉得心里非常畅快。他闭上眼，带着感激地轻声说：“我的上帝，你并没有离弃我。”

他下了床，走到书桌前面。桌上放了几封信，用砚台角压着。他把信拿到手里。信一共四封，他就站在窗前拆开了：三封是投稿者的来函，另一封是一家印刷所经理写来的，通知他说他提出的办法可以接受，请他这天下午到印刷所商谈订合同的事。他看完信，轻轻地吐了一口气，心里想，事情总算有头绪了。投稿者的来信中有一封是附寄了稿件的，那是一篇战地通讯，内容还不错，就是文字差一点，还夹杂了几个别字，他看到一个别字，就要皱一下眉头。

世明在外面唤他出去洗脸，他答应着，就放下手里的稿子，走出房去。

右边的平台上摊开一片金色的阳光。两盆海棠放在亚字栏杆上，两盆月季放在梅花墙上，都是刚刚开花，现出欣欣向荣的样子。世明立在栏杆前，他的梳得光光的头发沐着朝阳的光辉，显得非常光滑，他一对不怎么大的眼睛带着可笑的神气，不住地闪动。

他走进平台，看见脸盆盛着水放在栏杆上面。他弯下身子在洗脸，忽然听见世明在旁边说：“爸，姐姐有信来了。”他马上抬起头问道：“信在哪里？”一面还在用湿毛巾揩脸。

“在妈那里，妈已经看过了，我去拿上来，”世明答道，他便转身向门走去。他刚走了两步，忽然被父亲唤住了。

“信里讲些什么？她好罢？”田惠世问道。

“姐姐说，她知道爸跟妈出来了，高兴得很。她想到这里来跟我们大家聚一聚，住两个月，”世明答道。他又兴奋地加一句：“爸，请你写信去叫她马上来。”

田惠世不回答世明的话，却再问一句：“她上次不是说，她暑假要到同学亲戚家里当临时家庭教师？”

“她已经做了家庭教师了，不过，她说反正是临时的，就是马上辞职也不要紧，”世明答道。

田惠世放下毛巾，摇了摇头，说：“这不大好，既然答应了别人，就应该尽责。”

世明碰了一个钉子，就不响了。他偷偷地看他的父亲。他看见父亲脸上仍然带着慈祥、和蔼的表情，又有了勇气，便央求道：“姐姐跟爸也有两年不见面了，跟妈更久一点。她想来看看大家，也是合乎情理的。姐姐原先没有想到我们来得这么快，才答应了别人的事情。”

田惠世侧过头看了世明一眼，笑了笑，温和地说：“我也想见见她，我也盼望她能够来一趟。不过她既然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不该中途走开。”他耽心世明还不了解他的意思，便解释道：“一个人做事应该有始有终，应该负责到底，先求对得住别人，然后再顾到自己。别人比自己更重要。自己多受点委屈，多吃点苦，是不要紧的。”

世明低下头不作声。田惠世怜悯地看了看他，慈爱地问一句：“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了，”世明低声答道。他抬起头看他父亲，亲爱地说：“爸，你快刷牙罢。”从他的眼角绽出了两滴泪珠。

“你哭了？为什么？”田惠世惊讶地问道。“我的话使你失望罢。”

“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听着，听着，我就想哭了，”世明揩了揩眼睛回答道；“爸，我相信你的话，我听你的话。”

田惠世感动地微微一笑，说：“那么你不要哭了，下去给你妈帮忙罢。我很高兴你这样说。”

田惠世刚刚刷完牙，便看见他的太太同世明弟兄提着稀饭罐子，端着几碟小菜走上楼来。他抱歉地对太太说：

“今天我醒得迟。其实你们可以不等我。”

“我们都不饿，”田太太笑答道。

这一家人坐在客厅里小圆桌旁边吃稀饭。他们照例在举著前做了片刻的默祷。田惠世本来对这种仪式并不重视，不过为了尊重他太太的意见，他也让他一家人奉行它。他做这样的默祷时，埋着头他只有一个思想：感激。这不一定是对上帝的感激，这可以说是对一切人的感激，对种田的农人，对挑米的工人，对供给他各种食物的各种人，对过去和现在对他的生存直接间接有过帮助的人。由感激而生爱，他对他的孩子们就这样实施着一种爱的教育。孩子们也能了解他的思想，甚至也信仰着同一的教义，不过他们没有达到他的那种深度和高度。他们对人生、对世界的认识还是太浅，他们还没有经历到他所经历过的那些事情。但是孩子们爱父母是平常的事，何况这里又是一对了解爱的父母。因此，全家的人聚在一处吃饭、喝茶、谈天的时候，整个屋子里都充满着和平、甜蜜的爱的空气。望着彼此的笑脸，四个人都有同样的一种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为了自己，对世界不应该再有所要求了。大家都感觉到再没有比这空气更舒适的了。众人随便谈话，没有拘束，也没有放肆，谁都可以坦白地献出自己的心。

这应该算是幸福的家庭罢，——田惠世望着妻儿的笑脸，他这样地想道。他想到自己所享受的幸福，同时就记起了自己肩上的重担，那就是对社会、对同胞的责任。他有时想起彼得看见“主”复活的故事，在默祷辞中他会加上一句：“在享受幸福的时候，我不会忘记我的同胞。”这是他的独特的地方。他违反了通常的习惯，他一直追到“主”的思想的根抵了。

这个早晨，他们谈的全是世明弟兄的姐姐的事情。姐姐比世明大三岁，名叫世慈，在重庆一所国立大学教育系念书，下学期开学时便是三年级生了。

“世慈现在一定瘦了，这两年来她在学堂里吃得坏，”田太太关心地说。

“她信上不是说在吴家过得很好吗？还说饮食起居都不坏，她平日心地开阔，我看不会瘦的，”田惠世微笑道。他的眼前立刻现出他女儿的带笑的面颜，还是那么可爱，那么亲切，脸黑黑的，圆圆的，眼睛大大的，两根辫子垂到前面来。

“要是她能够来一趟，大家聚一聚，住上一两个月，那多好！”田太太接着她自己先前的话说下去。

“这有什么办法呢？她已经答应了吴家的事，走不开了，”田惠世安慰地说。

“我知道，我们只好等到寒假了，”田太太带点怅惘的神气说。

“寒假不成，寒假短，只够她来回跑一趟公路，来了也住不了几天，刚见了面又要分别，更使大家难过，”世清在旁边插嘴道。

田太太听见这样的话，也不去看世清，她想了想，又自语般地说：“那么坐飞机也好，听说不太贵，来回不上一千块钱。我还有点金器，拿去换了寄给她做路费也够了。”

“你真的要世慈寒假来，我们就写信去要她来一趟。路费自然由我出，我不让你花钱，”田惠世温和地说。

“女儿是我们两个的，为什么我不该花钱？”田太太微笑道。

“我现在能够设法，自然不让你花钱。要是我有一天破了产，连我那个淘气的孩子也要交给你养的，”田惠世说，他哈哈地笑起来。

田太太起初楞了一下，不知道她丈夫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后来看见田惠世的愉快的笑脸，她马上明白了。她也笑起来。她也开玩笑地说：“那不是我生的，那是你一个人的孩子，我养不了。你问问世明、世清，看他们肯不肯认这个弟弟？”

世明弟兄都在笑，听见母亲的话，世清半开玩笑地答道：“爸太爱这个淘气的弟弟，我们都有点不平。倘使爸不拿我们跟他一样看待，我们就不认他。”

“你这个调皮的孩子，不要开玩笑了。你们不要忘记今天给姐姐写信啊。你妈也写，我也写，我们大家都写，让她多接到几封信，她也会高兴些，”田惠世微笑道，他满意地摩了摩胡子。

一家人的谈话就在这种和平、快乐的气氛中继续下去，大约继续了半个钟点。两个孩子帮忙着母亲把碗碟罐子等等拿下楼去。父亲便出去找人挑水。

田惠世找到挑水人讲过话以后回来，正看见世清从厨房走出，他便唤了一声：“世清，”一面点着头示意这个孩子到他的身边去。

“你真的不想进大学？”他没头没脑地问道。世清摸不清他的意思，一时答不出来。

田惠世拿起世清的左手，和蔼地笑了笑，说：“你还说不说要给我帮忙？”

世清明白了，他连忙回答：“爸，我完全听你的话。你叫我怎样办，我就怎样办。就是不念大学，我也不会懊悔。”他的心怦怦地跳着，他等候父亲的回答。他想父亲今天第二次跟他谈这件事情，一定是父亲改变主意了。

“等你高中毕业再说罢，”田惠世笑答道。

“那么明年暑假我就在你的手下做事了！”世清高兴得跳跃地说。

“明年暑假你多少岁？”田惠世忽然又问一句。

“十八岁，”世清正经地答道。

“太小了，还是多读两年书罢，”田惠世忍住笑又说了一句。

“你已经答应我了，你已经答应我了，爸，你不能反悔的！”世清拉着父亲的膀子笑嚷道。

六

刘波的信终于来了。信封上贴着香港的邮票，素贞看完信，便用颤抖的声音轻轻地念出下面的两段给文淑听：

……我寄过几封信，怎么你都没有收到？难道全遗失了，或者发生了问题？最近上海环境更坏。自从上月法国战败投降后，敌伪对法租界的压迫一天一天地厉害起来，法租界当局失了靠山，只好一味退让，徐家汇天主堂一带地方奉送给敌人了，法院也准备交出去。并且答应敌人随时进租界捉人。前几天早晨五点钟敌人进法租界大搜查，捉去十几个人。搜查前十多个钟头我们就得到消息，大家忙了一夜，到五点钟时，只听见郊外的枪声，却不知道搜查已经开始。我的住处未遭光顾。只是朋友中有一个人被抓去了。他是《中美日报》的编辑，本来报馆方面得到消息最早，重要职员都早早办完事走了，我那个朋友同编辑部几个同事等着把第二天报纸的稿子发齐就匆匆离开报馆，躲到一个亲戚家里去。却没有想到那个人家被搜查了，因此他也被抓去了。听说他现在关在极司非而路，他们正强迫他投降呢。今年一年中我们一块儿做事的人被敌伪抓去、绑去的一共七个人，这是第七个。另外有两个朋友被暗杀了。不过我们的工作也很有成绩，只是不便在信里告诉你。其实我这封信还是托一个朋友带到香港寄发的，因此我才写了这些罗嗦的话，你看，我们在这种环境里还过得很好，你就用不着替我们耽心了。

我早就听说文淑回到后方来了，得你的信才知道她现在跟你住在一块儿，你们分别几年，一旦相聚，一定很快乐，我也替你高兴，请代我问候她，我想她一定还记得起我。你对她说，刘波还在想念她，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还爱翘嘴巴？是不是还爱穿红毛线衣？是不是还爱吃刨冰？

“岂有此理！我又没有得罪他，他为什么要挖苦我？”文淑睁大眼睛笑骂道。素贞也忍不住笑了。

“以后呢！再念罢，”文淑又说。

“没有了，”素贞含笑地答道，就把信纸折起来。

文淑看了她一眼，说：“有是有的，不过你不肯念就是了。”

素贞微微地红了脸，压低声音答道：“别的话都跟你没有关系。”她又提高声音加一句：“我不骗你。”

文淑亲密地拍了拍素贞的肩头，笑着说：“我知道，我不会看你的情书，你放心。收到刘波的信，你也可以放心了。不过今天要请客啊，这是喜事。”

素贞暗暗地点了点头。“喜事”这两个字说准了，刘波在信末加了一段话：

还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我的工作三个月以后便可以告一个段落，那时我要离开上海也没有问题，因此我想到你那里走一趟，其实在内地做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也应该换换空气了。至迟今年年底我一定可以站在你的面前。这次我决不会使你空等，我不会对你再失信了，你不知道我多么想见你一面，听你的声音，看你的笑容。我多么渴望拿着你的柔软的手，吻一吻你的热烈的嘴唇！单单凝视你的照像，朗读你的来信，是不能压下我的热情的。

素贞想到这最后的几句，她的眼前浮现了刘波的瘦长的身子、黑黄的长脸和那对奕奕有神的眼睛，她不觉微微笑起来。但是她马上又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她用话回答文淑的逼视的眼光：“我请，我请。”

“那么请在什么地方？”

“你说罢。”

“西餐好不好？算我今天敲个竹杠。”

“你这张嘴真该打。人家好意请你吃饭，你还说什么竹杠不竹杠！”素贞笑骂道。接着她又正经地说：“只是我还想请一个人……”

文淑不等她再说，就接下去问道：“是不是田惠世？”

“奇怪，你怎么一猜就猜着？”素贞笑道。

“你不是说过要请他吃饭吗？这个老先生怪有趣的，五十多岁的人笑起来就跟小孩子一样。我真喜欢他，兴致那样好，一天笑嘻嘻的。他也关心刘波的事情，我知道你会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文淑答道。

素贞正要讲话，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在叫“素贞！素贞！”那是住在对面房间里的谢质君，一个身材高高的、瘦瘦的女同学，她站在门外伸了一个头进来，一张相当美丽的苍白色的瓜子脸上淡淡地施了一点脂粉，两根细长的辫子垂到胸前来，使她显得年轻。她笑着唤了一声：“冯小姐，”接着问道：“你们出去吗？”

“我们等一下才出去，”素贞答道。她看见谢质君手里拿了一把伞，腋下挟了手提包，便问一句：“你现在出去吗？”

“我有一点儿事情，”谢质君答道，把她的伞微微摇动了一下。“那么我先走一步。”她迟疑一下，又说：“回头吴其华来了，请你告诉她，我有一点儿事情不等她了。”

“不过……”素贞的话没有说完，就被谢质君打断了：

“你们出去也没有关系，反正我在门上留得有字条。好，回头见，”谢质君匆匆地说，她又笑了笑便转身走了。

冯文淑连忙跑到窗前，正看见一个穿白色西装的男子站在院里梅花树下，他刚刚转过身子，准备同谢质君往外面去。文淑瞥见了他的脸：长脸，大眼睛，漆黑的眼珠；还有高身材，宽肩膀，细腰……

“怎么温健又把吴其华‘刷’了？真快啊！”文淑回过头来笑着对素贞说。

“这是谢质君的本领高。不过温健这个人除了相貌漂亮外，就一无可取。其实谢质君何必多此一举，她不见得会跟他好到底，”素贞说，她皱了皱眉。

“我觉得还是谢质君比吴其华好。吴其华，单是她那吃吃的笑声就叫人受不了，”文淑说。

“你这样说，好象你就是温健，”素贞微笑道。“我看谢质君也不过逢场作戏，她是个最看不起男人的人。”

“你怎么知道？”文淑忽然问了一句。

“她自己常常这样说。我也见过她跟几个男朋友好过，后来都闹翻了。我还劝过她，她不肯听我的话，”素贞答道。她看见文淑的脸上还带着疑惑的神气，便接下去说：“就在你来的前两三个月，有个年轻人从她家乡跑来看她。那个人是她中学的同学，还是她一个远房的亲戚，我觉得人还过得去，老实，却不带傻相，相当聪明，谈吐也不错。他待谢质君是再好没有的了。他住在旅馆里，一大早就跑来看她，约她出去玩，每次来总要带来一些礼物，不是花，就是吃的，穿的，也送得有书来。他花了不少的钱。可是不知道怎么样，谢质君总不喜欢他，跟他玩了不过十天，就跑到××村去躲起来，留了个字条说是到重庆去了。那个人还痴心等了一个多星期。他还是每天到我们这里来，看见房门始终锁着，只好失望地走了。有一次他找我谈了半天，他要我告诉他谢质君究竟在什么地方。他说起来眼睛都红了，差一点就哭了，后来他还是听我的劝，悄悄地走了。他还留了一封长信给她，可是她回来连看都不看就把信扯了。那个人回到家还写过一封信给我问起谢——”

“吴其华来了，”文淑忽然低声打岔道，素贞就闭了嘴，在书桌前坐下。文淑轻轻地走到门角。吴其华穿了一件粉红底白色小花的旗袍扭着身子走上台阶来。她到了谢质君的门前便站住，扯下那张贴在门上的字条，匆匆读了一遍，然后掉转身向素贞的房门走来。

“素贞，素贞！”她用了带忧郁的声音唤道，她站在门外不肯进屋。

素贞在屋子里答应着，连忙走到门口，一面客气地说：“进来坐坐罢。”

“不坐了，”吴其华摇摇头说；她又低声问道：“谢质君出去了？”

“出去了，”素贞答道，“她说给你留了一个字条，在门口，看见吗？”

吴其华没精打采地点点头，她又轻轻地问道：“她一个人出去的？”

“她——”素贞吐了一个字，便迟疑起来。

“她到哪儿去，你知道罢？”吴其华连忙问了一句。

“我不知道，她的字条上没有写着吗？”素贞带了点怜悯的神气说。

“温健来过罢？”吴其华看见素贞没有爽快地回答，便又问一句：“他们两个一块儿出去的罢？”

素贞不会撒谎，只得含糊地点头回答了。她看见吴其华变了脸色、咬紧牙齿、睁大眼睛的神态，只好客气地对她微笑，请她坐下休息。

“不坐了，我去找他们去，”吴其华气恼地答道；她又愤恨地说：“我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说完这一句她便掉转身子走了。她的脚步下得快，她的身子扭得更厉害。

素贞站在门口，同情地叹了一口气。文淑却在屋里噗嗤地笑起来。

“你笑什么？”素贞转过头来问道。

“今天她不笑了，就该我笑了，”文淑笑答道。

“不要多讲空话了，我们快去找田先生，”素贞忽然催促道。

她们到了田家，刚走进平台，看见田世清在栏杆前洗东西，世清高兴地在外面唤道：“爸，朱小姐，冯小姐来了。”

“欢迎，欢迎！好些天没有看见了！”田惠世笑嚷着，从屋里走出来。他穿了一件咖啡色的绸长衫。

“田先生，我们一块儿出去吃饭去，”文淑说。

“我吃过了，你们进来坐坐，”田惠世笑答道。

“吃过了，去喝杯咖啡也好，”文淑又说；“今天她请客，”她指了一下素贞。

“我们特地来请你，”素贞带着诚意地说。

“好，我陪你们去一趟，现在先进里面喝杯茶罢，我刚刚泡了好茶，好象等着你们来喝似的，”田惠世说着又哈哈地笑了。

她们跟着他进了客厅。“茶在我的房里，”田惠世说着便走进他的寝室去拿茶壶。文淑看见房里靠窗的书桌上摊着一些好象是文稿和印刷校样的纸件，它们引动了她的好奇心，她便跟着他走进里面去。

“田先生，这就是你那个淘气的孩子吗？”文淑笑问道。

“是啊，现在总算把那许多难题解决了，我为它不知跑了多少趟，找了多少不相干的人。这个月内总可以出版了，这个孩子真够磨人，”田惠世满意地笑答道，他随手翻了翻校样。

素贞也走了进来。她接着说：“田先生，你要是忙的话，我们可以帮你看校样。现在是几校了？”

“二校。我自己可以看校样。事情也并不忙。世清弟兄也可以帮我做点事。不过我总觉得自己亲手做比较好一点。这也是我的坏脾气，”田惠世答道。他又用爱惜的眼光看了看旁边的一堆文稿，笑着说：“这一期很有几篇好文章呢！”

“那么我们等着拜读罢，”素贞应酬般答道。

“还是喝茶罢，到客厅里去喝茶，”田惠世把那个放在菜碗里面的小茶壶连碗一道端起来，左手另外拿了一个热水瓶，迈着大步第一个走了出去，把这些东西都放在客厅里小圆桌上，开始冲起茶来。

“田先生，刘波的信来了，”文淑大声说。

“啊？”田惠世抬起眼睛看了看素贞。“倒是个好消息，的确应该请客，的确应该请客。”他又哈哈地笑起来。他递了一杯茶给素贞，然后摩了摩鬍鬚，又去给文淑倒茶。

“他在上海过得还好，没有什么事情，”素贞说着脸上浮起一丝笑意，同时浮出一片红云。

“我原说不要紧的，”田惠世笑着说，他把茶杯递到文淑的手里去。

“还有，素贞，你怎么不告诉田先生刘波今年就要出来呢？”文淑故意打趣素贞道，这个好消息还是素贞在路上对她讲的。“今年我们有喜酒吃了。”她得意地笑着。

“呸！哪个听你乱讲！”素贞啐了文淑一口。她掉转头，正遇到田惠世的询问的目光，便答道：“今年年底他工作告了一个段落，想到内地来看看。”

“那更好了，今天朱小姐真应该请客，”田惠世高兴地说。

“那么我们就走罢。田先生，你没有事罢？我有点饿了，”文淑仍旧站在圆桌前面，含笑催促道。

“好，好，就走，我陪你们走一趟，”田惠世兴致勃勃地说。“到哪里去？”

“到丽都好不好？那里咖啡还不错，”文淑说。

“好的，好的，”田惠世答道。田太太同世明走进客厅来了。她们笑着跟这母子打了招呼，说了两三句客气话。田惠世又用他的家乡话对他太太讲了几句。田太太只是温和地点着头。后来他便同素贞、文淑两人走出去了。田太太也跟着送出来。

世清仍然在平台上洗东西，口里哼着西洋歌，他看见素贞和文淑，便抬起头对她们笑了笑，说：“走了？不多玩一会儿？”

“你不跟我们玩，老是在洗什么东西，”文淑开玩笑地说，就走到世清的身边。

“我自己的衣服，没有事洗洗衣服消遣，”世清答道，脸上做出一个滑稽的表情。

“我们在这里没有请着老妈子，都是自己洗衣服，小孩子多学点勤劳也是好的，”田惠世带笑地插嘴道。

“我们也是自己洗衣服，”文淑说。

“就是我太太辛苦一点。她身体不好，又要做厨房里的事情。可是她一定不让我自己洗衣服，我衣服刚换下来，她就给我拿走了，我自己找都找不到，”田惠世说，他带着深情看了太太一眼，真诚地、满意地微笑了。

“他……他太忙了，忙起来简直不肯休息。我并不辛苦。他才辛苦！”田太太指着她的丈夫，带笑地用普通话一字一字地说。

“走罢，走罢。不说啦，再说，冯小姐又要吵饿了，”田惠世接着说，又带笑地拉他的胡子。

“冯小姐，朱小姐，对不起啊，”田太太陪笑道。

素贞和文淑都已走出小门，下了楼梯。田惠世走在后面，他刚刚跨过门槛，忽然听见他太太唤道：“惠世，惠世，回来了”他转过身子。他太太说：“天变了，怕要下雨，你带把伞去。”他点点头。她一摇一摇地跑进房里去了。田惠世也跟着走去，他走到廊上，便看见太太拿了黑绸伞出来，他接到手里对太太说一声“谢谢”，然后大步走过平台下楼去了。

文淑、素贞两人正站在大门外等他，文淑开玩笑地对他说：“田先生，你太太很关心你啊！”

“我们是老夫老妻了，结了婚三十年还没有吵过一次架，”田惠世正经地答道，脸上渐渐地泛起了满意的微笑。

七

素贞、文淑同田惠世到了丽都咖啡店，在角落里的一张圆桌旁边坐下来。茶房过来伺候他们点了菜（田惠世被她们逼着，在咖啡以外还要了一盆牛排和一碟煎饼），然后又给他们拿来刀叉和汤匙，还送来三杯冷开水。素贞刚拿起杯子喝了一口，忽然听见文淑低声说：“你快看，他们也在。”

“谁？”素贞惊奇地问道，一面抬起头跟着她的手指望过去。

在斜对面靠墙壁的边座上谢质君同温健正坐在一张长桌的两面。两个头略向前俯，差一点要挨在一起了。温健不停地低声讲着什么，谢质君只是含笑地听着，偶尔也短短地讲一两句话。

“怎么，吴其华没有来呢？”文淑又在素贞的耳边说了一句。

素贞又转过头向这个厅子各处看了看，她仿佛在寻找吴其华的面颜似的。吴其华没有在这个厅子里。可是她看见了野玫瑰的头发烫得蓬松、眉毛画得又细、又弯、嘴唇擦得红红的脸庞。她咬了咬嘴唇，便把头掉开了。在她掉头的时候，她的眼光无意地掠过那个坐在野玫瑰对面的穿湖绉长衫的男人的脸，她好奇地把眼光射到这张黑瘦的脸上去。“怎么是张翼谋！他今天穿起长衫来了！”她想道。她再把眼光移去看坐在张翼谋旁边的那个男人。光滑的头发，圆到快成扁的肥脸，鼻子下面一撮希特勒式的小胡子，一对细小的眼睛：她认得这张脸是一个在这里相当活动的新式政客黄文通的。她听过他关于法国战败后欧洲局势的公开演讲，但是没有听完就走了。那天她并没有听明白他在讲些什么，不过她知道他的主张跟张翼谋的相差不远。她也听见别人谈起他是张翼谋的熟朋友。因此现在看见这两个人坐在一处同野玫瑰谈话，她倒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吴其华没有找到这里来倒很好，”素贞低声答道；“不然，怕又要闹笑话了。野玫瑰也在这里。”

“就是你背后打扮得象电影明星的那个吗？”文淑问道。她有一天在街上远远地见过野玫瑰，还是素贞指点给她看的。

“嗯。她的前一个爱人余静，你也见过的。听说得了神经病，已经休学了。他有一个时候相当神气，不过这大半年，他家里一直没有寄钱来，他已经不神气了。有人说他常常跟在野玫瑰后面，不过我没有遇见过，”素贞轻轻地答道。

“你们悄悄地讲些什么？为什么不让我知道？”田惠世笑着插嘴说。

素贞和文淑齐声笑了。素贞连忙把头凑过去，低声对他解释道：“我们讲那边桌子上一个同学的事。”

“哦，”田惠世点头说。茶房过来上菜了，他放了亮油油的一大块牛排在田惠世的面前，那是用一个漂亮的盆子盛着的。文淑和素贞的面前是两盆红红的汤。

“田先生，你这份牛排我没有给你叫错罢，”文淑得意地笑道。

“很好，很好，”田惠世接连笑着说。他嗅到盆里的热香，觉得有一股强烈的感情震撼着他的心，他闭上眼睛，心里祷告道：“主啊，你的仆人有什么功绩可以享受这上品的食物呢？抗战已经到第四个年头了，一般人都在吃苦……”

“田先生，”文淑唤道，她轻轻地笑起来。她看见他睁大了眼睛，惊讶地望着她，问着，“嗯？嗯？”她便抿嘴笑道：“你不是说过你并不注重仪式吗？怎么吃饭也要祷告呢？”

“我平日在外面吃饭也不祷告的。今天看见这样的菜，忽然想起抗战满了三年，我们还过得很舒服，因此起了感谢的念头。”

“你心肠也太好了。象你这样遇到什么事都要感谢，那也就太麻烦了。吃饭出钱，这是很平常的事。这几年来我们都吃过苦的，现在吃一顿好饭也是应该的。为什么还感谢上帝？”文淑一面说一面喝起汤来。

“我觉得唯其吃过苦，现在更应该感谢了，”田惠世停了刀叉，温和地笑着说。

“那么对那些一直没有吃过苦的人，你怎么说呢？”文淑追问一句。

“我们管他们做什么？我只问我自己好了，”田惠世答道。

“可是你——”文淑调皮地笑道。

“文淑，你又跟田先生辩论！我看你们辩下去，也辩不出一个结论来。你不要打扰田先生吃东西，”素贞带笑地打岔道。她无意地朝门口望了望，便压低声音说：“余静来了。”她放下汤匙，一面用饭巾揩嘴唇。

文淑马上闭了嘴，她的眼光也射到门口去。一个中等身材、瘦长脸孔的青年正站在门口伸起颈项四处张望。他的五官生得端正，只是面容十分憔悴，眼光迟钝。他身上穿一套不大干净的白色西装，却并不合身，稍微显得宽大些。他站在那里身子一摇一摆，头无力地微微动着。忽然他的眼光朝她们这个方向射过来。他的脸上露出了兴奋的颜色，胸膛也挺起来了，他拔起脚急急地向这里走来。文淑低声说：“他过来了。”

素贞埋着头低声说：“不要响，你听着就是了。”

茶房来撤去桌上的空盆。文淑的注意力被他搅乱了，她看了茶房一眼。

“文婉，你在这儿，”这是男人的声音，不过略带一点颤抖。文淑侧过脸去。余静谦卑地俯着头做出笑脸在说话。

野玫瑰连头也不动一下，只顾跟两个男朋友讲话。

茶房端了菜来把文淑的视线遮住了。

“文婉，你让我讲几句话罢，我找了好些天，好容易找着了你，”余静哀求道。

野玫瑰不回答，却声音清脆地对着张翼谋、黄文通笑起来。

“文婉，即使你不再爱我，为什么不让我做你一个普通的朋友呢？你应该明白我的心——”余静用了近似哭泣的调子继续说。

“去，去，谁做你的朋友？”野玫瑰摇着头恼怒地打岔道，虽然是叱骂，声音却并不高。

“你应该记得从前的事情，你自己亲口说过——”余静把头俯得更低，声音抖得更厉害，即使野玫瑰不在中途打岔，他也难将心里的话全吐出来。

“出去，出去，告诉你我不是你的朋友，”野玫瑰转过头去看他一眼，不耐烦地说。

“王小姐叫你出去你就出去罢，”黄文通在旁边插嘴道。

“你到底用眼睛看了我了。你看，我是不是没有一点改变，我是不是还是从前那个余静！你为什么不理我？从前你那许多话——”

“唉，你这个人真不懂事。既然她不理你，你还缠着她干吗？你也在大学念过几天书，怎么干出这种无聊的事情！你再不出去，我就要茶房去叫警察来抓你，”张翼谋昂着头，用教训似的口吻说。

“文婉要是肯跟我出去，我就出去，”余静固执地答道。

“她跟你出去干什么？你放屁！”张翼谋伸出手去，刷的一下在余静的脸上打了一记耳光。

“岂有此理！怎么随便打人！”文淑不平地说，就站起来。田惠世也侧过头去看，他也接连说：“这不应该，这不应该！”三个茶房连忙过来看是什么一回事。一些客人站起来远远地望着。

余静用一只手按住他那被打的左颊。他不还手，也不吵闹，只是温顺地、诉苦般地说：“为了你的缘故，我什么羞耻也不怕，我什么痛苦也受得了。我好容易找到你，我不会走的……”

“你看他这个疯子，你把他拉出去罢，”黄文通威严地吩咐旁边一个茶房道。

“是，”茶房答道；他动手去拉余静的袖子，一面说：“出去罢，人家吃饭，你在这儿闹什么？”

“我有话跟这位小姐讲，我从前常常带这位小姐来吃过饭——”余静望着茶房解释道。

“你来过，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见你？就算你来吃过罢，今天你不吃，就请你出去，”茶房冷笑道。

“我出去还是要在门口等她的，”余静说。

“你再等一天，等一个月，也是白等。看你这样子还是个读书人，知趣点，好好地走出去，省得别人赶你不好看，”茶房说着，一面伸出手来，做出搀扶他的样子，其实是在拉他。

“你们把我赶不走的。文婉，你就走到天涯地角，我也要跟着你，”余静走到门口还回过头来望野玫瑰，用他那诉苦般的声音说。

“快走，快走，不要多讲了！”茶房用力一拉，就把余静的瘦弱的身子推到门外去了。

“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傻瓜！”黄文通用轻蔑的口气骂道，“真是没出息的东西！”

“今天便宜了这个疯子。要不是在这儿怕对王小姐有什么不便，我一定要好好揍他一顿，”张翼谋接下去说。

“这种人还值得多讲！今天遇到他已经算触霉头了，”野玫瑰撅起嘴道。

文淑在旁边气得不得了，她吃着菜，也感觉不出什么滋味。她接连地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人家已经疯疯癫癫了，还要欺负他！”

“小心点，”素贞低声劝道，“给他们听见了不大好。”

“我知道他是你们的教授，”文淑讽刺道。

素贞还没有回答，田惠世忽然插嘴问素贞道：“那个年轻人是你们的同学吗？”

“他已经休学了。”素贞低声答道。

“那个打人的呢？”田惠世又问。

“田先生，你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张翼谋，”文淑抢着回答道，她觉得出了一口气。

“哦。”田惠世想了想，便说：“就是那个提倡征服的道德，赞美莫索里尼有大政治家风度的哲学教授吗？”

“对啦，你一定读过他的名文了，”文淑笑道。

“狗屁！”田惠世朝地上唾了一口，惹得文淑和素贞都笑了起来。

过了半晌田惠世忽然皱起了眉头说：“这种人，这种事情……，我以前简直没有想到，这简直是不可能……”他痛苦地拉了拉鬍鬚。

“这样的事多着呢。田先生，你看，那边还有一对，”文淑说，便指了一下谢质君和温健坐的那一桌。

田惠世回过头淡漠地看了一眼。他心里想着别的一些事情。他的脸上很快地堆起了乌云，他叹息地说：“这半年来我看了不少我不相信会有的事。不过我总以为年轻人，尤其是学生，一定不同。可是最近我有点失望——”他埋下头去。煎饼已经光了，咖啡还是满满的一杯没有动过。

“为什么要失望？难道你们相信天国的人就不相信‘未来’吗？”文淑微微笑道，她那年轻活泼的眼光鼓舞地望着他。

田惠世不作声，也不抬起头。

“这句话说得对，不管路隔了多少远，‘未来’终有一天会变成‘现在’的。田先生，你说是不是？”素贞柔声地说。

“我并不是不相信‘未来’，不过‘未来’的路也是‘现在’的人修的。譬如说没有好好的桥，我们怎么能够希望‘未来’到临呢？”田惠世答道。

“造桥的人是有的，而且多着呢。我们也有不少埋头苦干的人。好的青年比不好的青年多得太多。田先生，你忘记了我们一共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你还要为‘未来’发愁！”素贞带了一点热情地说，她这时的确是充满了信仰的。她说完了才觉得不仅是她自己在说话，她还在替一个远方的人说话，那个人是有权利说这种话的。

“田先生，你要相信她的话。她的刘波就是一个埋头苦干的人，就是一个替‘未来’修路的人，”文淑说了，望着素贞笑了笑。

“呸！谁跟你开玩笑！人家说的是正经话！”素贞红了脸啐道：但是在心里她却欢迎文淑的话。她又补充地加一句，“我指的是那些为未来的中国在流血、流汗的人。”

“冯小姐，你讲得对，朱小姐不应当生气，”田惠世笑道，他的左手在嘴唇上抹了一下。“不说别的，象刘波那样在上海敌伪的压迫下埋头工作的人我就看见不少。”他拿起杯子喝了两口咖啡。

“那么田先生，”文淑接口说，“你还用得着发愁吗？”

“是啊，就是来到内地以后我也见过不少使我感动的景象，”田惠世点头答道；“不过另外一些事情我总看不惯。我奇怪为什么还有种种的浪费？时间、金钱、物力、人力，不知道浪费了多少？你们感到那种发财狂、奢侈狂没有？真是一种最容易传染的病——”

“田先生，你没有骂我们罢？”文淑笑着打岔道，她觉得谈话的空气渐渐地变得严肃了。

“不是，不是，”田惠世连忙分辩道；“吃顿饭不算什么。我们这种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浪费的。譬如，我那个淘气的孩子，每一期花了纸张，花了印费，花了写稿人、编辑人、校对人、发行人的时间，但是我们至少是替抗战作宣传，我们教人作个正直的好人，我们教人为正义奋斗。固然他多少得到一些读者的爱护，但是这两年来为了他我也吃够了苦，碰够了钉子。”他的嘴角忽然露出了微笑。他又拿起杯子，把咖啡喝光了。

“可是你那个淘气的孩子也有影响啊！”文淑安慰他道。

“影响？哼，比起那些低级趣味的东西，比起那些东凑西拼的翻版书，这算得什么！我们的出版界现在还是被一班书商操纵着，哪里谈得上文化，哪里谈得上宣传？”田惠世说着就动起气来。

“那么据你看，要怎样才能改革这种风气呢？”文淑问道；“我们总不能就让它继续下去。”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除了拚掉我这条老命，”田惠世答道。

“田先生，你是在准备打架吗？”文淑噗嗤地笑起来说。

“不是，不是，”田惠世摇着头说；“我准备奋斗到底。我要苦干到底。弄到卖掉衣服，我也要把我的《北辰》出下去，就是销路减少到五百一千份，我也不停刊。”

“好，”文淑称赞道，她高兴地笑了。

“我是不怕麻烦的，我不怕惹人讨厌。我在《北辰》下期上就要登一篇骂翻版书商的文章。还有那些编书的，把别人文章集拢来，不征求作者的同意，也没有负责的编者。只要是什么小姨爱上姐夫的痛苦啦，什么抽烟的好处啦，都编在一起，一本一本地印出去。不说浪费物资，简直等于散播毒菌。还有编什么修养书的，自己都弄不明白怎样做人，却厚着脸皮东偷西抄，弄出一大本做人处世之道。更可笑是编什么模范作文一类的！有一本大概是模范初中作文罢，注解十条有七条是错的。譬如‘神往’两字，他的注解是‘精神不知所往’。这种东西居然以补充教材的资格在市面畅销。你们说气人不气人！所以我一定要奋斗！”

“田先生，我赞成你这种奋斗的精神，可见你并不老，”素贞微笑说。

“不过还有好些书，田先生忘记提了，”文淑含笑道。

“什么书？什么书？”田惠世着急地问道。

“就是那些委员、部长、教授们写的书，譬如张翼谋、黄文通他们的大著，”文淑低声说。

“狗屁！谁也不要看！”田惠世皱起眉头朝张翼谋所在的方向唾了一口。素贞和文淑都笑了。

“不过我总觉得，田先生，你不象是一个基督徒，”文淑忍住笑正经地说。

“为什么？”田惠世诧异地问道。

“吴其华来了，”素贞忽然抬起头低声说。

文淑向门口看了一眼。吴其华换了一件亮纱旗袍，脸上粉擦得又红又白，堆了一脸的笑，正把她的得意的眼光朝四处射去。她旁边站着一个服装入时的年轻人。这个人也是她的一个同学，不过相貌比温健差了些。吴其华好象看见谢质君和温健了，她对那个年轻人讲了几句话，两个人便朝谢质君的座位走去……

“冯小姐，我问你，为什么呢？”田惠世忍不住再问一遍。

冯文淑连忙掉转头来。她看了看田惠世的脸，知道田惠世急切地等着她的回答。她停了片刻，便答道：“因为你不妥协，充满奋斗的精神，因为你很积极。”

“真正的基督徒就应当充满奋斗的精神。他信奉基督教，并非为了自己登天堂，倒是为了救同胞出苦海，”田惠世用一种坚定的、充满信仰的声音回答道。

文淑并没有反驳田惠世的话，她又把眼光掉去看吴其华。她以为会在谢质君的那一桌上找到吴其华。可是她却看见吴其华同她的男朋友坐在一张靠窗的小圆桌旁边，正是在谢质君的座位的对面。吴其华兴高彩烈地谈着，笑着，不时把眼光掉去看谢质君，仿佛在骄傲地说：“你看，我并没有被打倒啊！”

谢质君和温健两人忽然站起来，埋着头，迈着快步穿过餐桌中间，走了出去。吴其华在后面清脆地哈哈大笑起来。

文淑收回眼光对田惠世笑了笑，又问一句：“可是象你这样的基督徒，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呢？”

八

《北辰》（田惠世的淘气孩子）应该在这天下午由印刷局送来。这是从香港移到国内以后的第一期。田惠世从大清早下床时起就非常兴奋。留在香港的同事说是已经动身，算日期也应该到了，可是田惠世还没有得到他们经过海防的电报。刚巧几天以前通楼梯这一边平台下面的厢房空了出来，那一对夜晚不睡觉、白天不开门的夫妇搬到别处去了。田惠世便向房东要求把那两间厢房租下，作为北辰社的办公室和同事的宿舍。办公室刚刚在前一天布置好，陈设简单，但家具都是新买来的。屋子相当宽敞，前后都开着窗，因此光线十分充足：前面是两扇玻璃窗，窗外便是石板铺的大天井；后面是一堵格子窗，开了窗可以望见一个小小的废园，乱草丛中正开着一片凤仙花，几只白蝴蝶忙碌地在花间飞舞。这个荒废的园子被一堵高墙封住了，墙外便是另一个人家。

时候还早。正房里没有一点声音，房东一家人除了那个三十岁左右的唯一的男子已经上机关办公外，都还不曾起床。一个年轻的女佣提着菜篮走出去了。一只白猫懒懒地躺在天井里晒太阳。田太太在厨房里，世明、世清两个却在楼上。田惠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张光滑的新写字台前面。他起初满意地把眼光向屋子里各处移动，脸上浮出微笑，接着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些纸件（信函稿件之类）随便翻看一阵，然后他又站起来，在屋子里踱着，口里念道：“现在又在这里开始了。”他又点着头说：“这一回应该顺利罢。”他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过去为了这个杂志他所经历过的种种困苦、焦虑和麻烦已经完全消失了。

他听见正房的门打开了，那两个老太太在堂屋里讲话。他又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过了片刻，世明、世清两个孩子笑嘻嘻地走进房来。

“爸，你开始办公了，”世明说。

“爸，你不是说要抄写订户的地址吗？哥哥要到厨房里去给妈帮忙，我来写地址，”世清也兴高彩烈地说。

“好，我们就动手罢，”田惠世望了两个孩子一眼，兴奋地答道。

世明对他父亲笑了笑，说：“爸，你留一点工作给我做啊，我等一会儿就要来的。”他半跑半走地出去了。

田惠世在写字台的抽屉里找出订户地址簿和题头纸递给世清，一面叮嘱着：“你要小心，不要写错啊，写错了，会寄不到的。”

“不会错，不会错，”世清充满自信地答道。他把这本相当厚的簿子拿在手里随便翻了一下，就说：“让我一个人写罢，这很容易。”

“不行，有千多个地址，你一个人写不了，还是我们两个人来写，”田惠世说。他指了一下写字台的左角：“你就坐在这里，我们两个一道写。”

“好的，”世清顺从地应道。他端了一个凳子放在写字台的左角，坐下来，他还没有写一个字，忽然抬起头把父亲看了半晌，含笑地说：“爸，你做事太小心了，其实这些事你尽可以交给我们做，我们也不会弄错。”

田惠世温和地看了世清一眼，他摩了摩唇鬚，带笑地答道：“并不是我不放心你们。不过这是我的工作，应该我自己亲手做。我不能轻易放弃责任。”

世清摇了摇头，眼睛睁得更大些，他接嘴道：“不过我们替你做点事也没有关系，不能说是放弃责任。”

田惠世忽然站起来，走到世清的身边，伸出手在这孩子的头上抚摩了一下，柔声说：“你又该理发了。”

“是，”世清应道，“我上街的时候就去理发。”他不知道父亲心里在想些什么。

“你这个顽皮的孩子，”田惠世笑了笑，又说。“你应该好好读书。你将来一定比我强，比我有用。”

“我不要比你强，我只要能够跟你在一块儿做事，让你好好指导我就成了，”世清认真地说。他还仰起头看他的父亲。

田惠世又在世清的头上摩了一下，然后又把孩子的脸看了半晌，他现出了沉思的样子，这使世清觉得奇怪。他忽然象考官一样没头没脑地问世清道：“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好？”

“因为你是我父亲，”世清不加思索地答道。

“这不成为理由，”田惠世摇摇头说；“每个人都有父亲。我问你为什么特别对我好？”

世清把头靠在他父亲的身上，又仰起脸笑着说：“你是个好人，顶好顶好的人。”

田惠世全身起了一阵轻微的战栗。这个少年的天真的话多么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他真是一个好人么？不，他不敢承认。可是那无疑地是他向往的目标。从这纯洁的嘴里随便吐出来的一句简单的话使他的心跟他的孩子的心更接近了，使他的眼前更明亮了。

“那么你了解我整天整夜心里所想的是什么？你了解我的思想，我的希望吗？”他急切地抓住世清的一只膀子说。

世清惊奇地看他的父亲。他在父亲的清澄的眼里、和善的脸上看到了惊喜的表情。渐渐地他的惊讶消失了。他感动地答道：“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了解，不过我爱它们，我喜欢它们。”

田惠世抓起世清的一只手紧紧地捏住，他的眼里闪耀起泪光来。他声音颤抖地再问道：“你将来长大了，高兴做什么事？”

“将来？我现在不是长大了吗？我做你做的事情，我只想跟在你身边，给你帮忙，听你指挥……”世清只顾高兴地说下去。

“不，不要只想到我一个人，一个人太渺小了！”田惠世打岔道；“需要帮忙的人也实在太多了。”

“我知道，我知道，爸，我想起来了，”世清忽然兴奋地说；“你整天忙的不就是帮助人的事情吗？我给你帮忙，也就是帮忙别人。”

“不，我希望你能够做一点更大的、更有用的事，”田惠世摇头道；“办刊物写文章究竟差一点。有时候我真怀疑：那些读《北辰》的人是不是真了解我，赞成我的思想，相信我的话，他们还是只把它当作消遣品？”

“爸，你为什么要怀疑呢？你不是常常说做事情要有耐心吗？你忘了福音书上说的：‘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句话？”世清同情地望着他的父亲恳切地说。他鼓舞地笑了：“你看，我就是你的一个忠实读者，我相信你的话，我赞成你的思想。”他看见他的父亲呆呆地看他，——不，不是呆呆地，却是用一种异样的眼光——他忽然想起一句话，便又说：“福音书上还有：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田惠世感情迸发地跟他的儿子拥抱了一下，他两眼发光地说：“你怎么这样聪明啊！不是你没有了解我，是我没有了解你；我还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孩子。”

“爸，我早对你说过，我不是一个小孩子，”世清得意地打岔说。

“不，你是一个小孩子，”田惠世充满了喜悦地说；“小孩子的心是特别善良的。今天倒是你启发了我，我记得了，福音书上还有：‘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是的，我永远不会失去我的信仰。——”他还要说下去，却被世明的声音打断了。

“世清，你地址写了多少了？”世明走进屋来就笑着问道；他又对田惠世说：“爸，吃早饭了。”

“我一个字也没有写，”世清答道。

“我在跟他讲话，可惜你不在这里，”田惠世接嘴说，他慈祥地对世明笑了笑。

“我刚才也在厨房里跟妈讲话，我们在讲你的事，”世明闪着眼睛，带点神秘意味地说。

“你们在讲我的什么事？”田惠世笑问道。

“妈跟我讲你年轻时候的事情。爸，你真是个有趣的人，”世明说。

“不，爸是个顶好的人，”世清抢着说。

田惠世微笑了。他自语似地说：“奇怪，他们把我当成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爸，我要听你自己讲，你自己讲一定更有趣，一定更多，”世明兴奋地央求道。

“自己有什么话好讲呢？我还不是无数平凡人中间一个顶平凡的人，”田惠世和蔼地说。

“不过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世清起劲地说。

“是，是，最好的，”世明拍手道。

“不，你母亲才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田惠世感动地说。

“是，是啊！”世明第一个拍掌附和，但是提到母亲，他便想起她正在楼上等他们去吃稀饭，他立刻叫道：“爸，快去，快去，妈在等我们吃早饭。”他刚把话说完就听见母亲的声音在门口响起来。

“你们都在这里，上去吃早饭罢，”田太太亲切地笑道。她向着世明：“世明，叫你请爸吃早饭，你忘记了？”

“妈，我没有忘记，爸在跟我们讲话，他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世明亲爱地答道。

田太太用感激的眼光瞥了她的丈夫一眼，她含笑道：“他在跟你们开玩笑，我哪里算得上最好的？只有他才是——”

“不要多讲了，我们快上去吃早饭罢，”田惠世笑着大声打岔道。于是父母儿子四个人高高兴兴地锁上门到楼上去了。一路上只有母亲一个人在想：“要是世慈也来了，那是多么好。”

早饭后这一家人在楼上客厅里谈着闲话，忽然听见下面起了重重的打门声。“一定是印局送《北辰》来了，”田惠世兴奋地说。他连忙下楼去开门。两个儿子跟在他后面。

门开了。站在门外的并不是送书的工人，却是常来的两个女客：素贞同文淑。文淑看见田惠世，便笑嘻嘻地嚷起来：“田先生，我们来给你道喜。请吃酒啊！”

“冯小姐你又在开玩笑了，什么喜事？”田惠世笑问道。

“今天不是你那位淘气的少爷的生日吗？”文淑说。

“哦，”田惠世省悟道，“你是指《北辰》……”

“你不是说今天一定出版吗？我们特地来给你帮忙，”文淑又说。

“等一等就会送来，他们讲过今天早晨一定送到，”田惠世说；“你们先看看我们办公室罢。”

五个人都进了那间厢房。但世明只停留了三四分钟便出去了。他出去的时候，父亲低声对他讲了几句话。

“田先生，有什么工作，请分派给我们做，”文淑把屋内和窗外都看过了，便带笑地嚷道。

“冯小姐，你不要客气。杂志出版，也只有些打包寄递的事，况且现在杂志还没有送来，更没有什么工作，”田惠世说。

“田先生，我们的确是来帮忙的，既然杂志就要送来，我们就等一等罢，”素贞在旁边接嘴说。

田惠世满意地笑了。“那么，请坐下罢。”他指着角落里的三张木沙发说。

世清含笑地站在旁边。他看见她们坐下了，自己便坐在父亲先前坐过的那个地方，翻开地址簿看了看，然后拿起笔，在题头纸上写起来。他写得快，只顾埋着头写。他听见父亲在跟那两位小姐讲话，却也不去注意他们在谈论什么。他忽然听见大门打开的声音，父亲快乐地大声说：“这回一定送来了！”他也把笔放下。父亲已经站在门前了，但是不等他站起来，父亲又掉转身子回到房里。“还没有来，”田惠世自语似地说，便走到木沙发跟前坐下，继续和素贞、文淑两人谈话。

世明捧了一个茶盘从外面进来，盘中放着三杯浓咖啡。他把茶盘捧到木沙发那边，文淑和素贞都站起来接过了杯子。素贞便又坐下，一面喝咖啡，一面同田惠世谈话，她谈的不过是上海的情形和一些熟人的近况。她今天又接到刘波的信，她的心安定了。她的面部表情也是十分安静的。

文淑却拿着杯子，走到写字台跟前。她看见世清埋下头在写字，便带笑称赞道：“你的字倒不错。”世明也走过来，站了片刻，就拿着茶盘出去了。

“不成，”世清抬起头对她笑了笑，“我还在练字。”

“你写得很快，”文淑又说；“还剩多少了？”

“多得很，一共一千多个，”世清带着得意的表情答道；“爸起初不肯给我写，他还不放心我！他怕我写不好。”

“分点给我，让我也来写几张，”文淑把咖啡喝光，放下杯子，兴致勃勃地说。

“好的，你请坐在这儿罢，”世清说着就站起来，把椅子让给文淑，他自己仍然象先前那样坐在写字台的左角。

文淑拿起笔开始抄写。她听见素贞和田惠世两人的谈话声。她一直写着，他们也一直谈着，可是她只顾写字，却并不去注意他们谈的是什么事情。

大门开了。大门显然是掩着的，人并没有听到敲门声，只听见一个男人的响亮的声音在问：“请问，田惠世先生在家吗？”

世清大声应着“在家”，立刻放下笔跑出去。田惠世也站起来往外面走。

一个三十岁光景的男人把身子撑在一对木拐上一跳一跳地走下天井里来。田惠世连忙迎上去，一面说：“你找田惠世吗？就是我。请教贵姓？”

“我是洪大文，”来客回答道；他笑了笑，又一跳就到了田惠世面前，他的右脚着地，左脚却在膝盖下面截断了，两腋下各有一只木拐，全身的重量把这副木拐在石板上牢牢地压着。他又笑一下，便伸出手给田惠世。

“哦，洪先生，我记起来了，以前倒没有见过，”田惠世紧紧地握了一下来客的手。他把客人打量了一番：这位《连云港血战记》的作者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人，上宽下窄的三角脸，头发剪光了，头顶上两条刀伤很显明地露了出来。身材不高，身子相当结实，一件蓝绸的长袍掩不了他的军人气概。脸色红红的，脸上露着谦虚的微笑。

“田先生，真是久仰，久仰，”客人愉快地微笑道。

“请到里面坐罢。洪先生今天来得正好，《北辰》现在在这里复刊，复刊的第一期今天就可以送来，”田惠世高兴地说。

“那么我今天来得真巧了。我是看到报上的启事，才找到这儿来的，”客人豪爽地哈哈笑起来，他一面跟着田惠世往办公室（就是这两间右厢房）走去。

房里的人看见田惠世陪了客人进来，便用惊奇的眼光偷偷看了客人两眼。素贞也早走到写字台前面了，她现在就在文淑的对面坐下来，她也提起笔抄写地址。

三张木沙发全空着，田惠世把客人让到那边坐下，便抬起头向写字台这面吩咐道：

“世清，你倒杯茶来。”

“是，”世清应道，就放下笔站起来，虽然客人接连说：“不必，不必，我是喝过茶的，”可是世清仍然走出房去了。他走到楼梯口，遇见世明捧着茶盘下来，茶壶、茶杯都放在盘上。他迎着哥哥，说：“你给我罢，爸叫我上来倒茶。”世明便把茶盘递给他，但也跟着他到办公室去。在路上世清低声告诉他的哥哥说，《连云港血战记》的作者来了。他们都读过那篇有血有肉的文章（虽然那篇文章并不曾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因此还隐约记得作者的名字。

在屋里洪大文谈得正起劲。他是一个健谈的人，这时又受到田惠世的亲切招待的鼓励，便自由地谈起来。他听见田惠世称赞那篇文章写得好，他接着就说：“其实那篇东西还是我口说，一个同志给我记下来的，我那时候躺在医院里，半个身子动不得，我已经躺了快一年了，什么事都不能做，就是穿衣吃饭也要靠别人。那种日子真难过。后来稍微好一点，我实在闷得没有办法，躺在床上精神好时，我就想起战地的那些事情，我永远忘不了那些壮烈的场面，譬如死守东西连岛的孙达如中队长的殉国，大龙顶的两次血战，墟沟和云台山的两天恶战，好象还是昨天的事情。我就是在七月九日争夺墟沟车站的战斗中受伤的——”

“我记得你的文章里没有谈起你受伤的事，”田惠世忽然插嘴说。他看见世清端了一杯茶过来，便加上一句：“请喝茶罢。”

“谢谢，谢谢，”洪大文接过了世清送来的茶杯，他含笑地看了世清一眼，问道：“这位是少爷罢？”

“是，这是二小儿，”田惠世答道；他又指着站在旁边听他们讲话的世明说：“这是大小儿，他叫世明，弟弟叫世清。”

洪大文的眼光跟随着田惠世的手指到了世明的脸上。“相貌倒很象，”他说，脸上浮出惊讶的微笑；“清秀得很。都在学堂里念书罢？”

“世清进了学校，世明新从上海来。”

“两位少爷都不错，老先生福气真好，”洪大文带笑赞道；“将来一定是《北辰》的两支生力军。”

世明、世清两人都望着洪大文的红红的三角脸微笑了。

“他们都还在念中学，还说不上这种事情，”田惠世客气地说，同时用一种满意和爱怜的眼光看了看那两弟兄，这表示他心里同意洪大文的话。

“老先生，不必客气了，”洪大文哈哈地笑起来，“不说你自己，就是我看看也很羡慕的。你的《北辰》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这种工作真有意义。象我一个军人，现在残废了不能打仗，还有什么用处？——”

“洪先生，你也有一支笔呀！”世清忽然带笑地插嘴道。

“不错，我也可以拿起笔写几个字，”洪大文兴奋地接口说；“不过，田少爷，我哪儿赶得上你父亲呢？做军人拿枪杆倒是我本份。可是现在除了拿笔杆外，也没有别的办法。说到写文章，还要请田老先生指教。”

“洪先生太客气了，你那篇文章写得很不错，有好些读者写信来称赞它，”田惠世笑容满面地说。

“这不是客气，我说的是真话，”洪大文摇头笑道；“说到拿枪杆打仗，我很有办法。我什么也不怕。就如我受伤那一天，我详细讲给你们听。我带了队伍担任右翼奉命守墟沟。天刚刚亮，陈庄方面的敌人就从陆上进攻，接着敌人的飞机兵舰都出动了，掩护着敌兵开始在西墅和墟沟车站登陆，我们也就拚命抵抗，敌兵几次进扑都给我们打退了。后来敌人兵舰上的重炮同孙家山的炮兵联合向着我们阵地发炮，把我们阵地全破坏了，敌兵又大举扑来，我们只好撤退。在下午四点钟光景，墟沟车站便给敌人攻占了，那时候情势真是万分紧张。因为墟沟车站既失，墟沟市也就保不住，墟沟市失陷，云台山也就难守得住了，并且墟沟市是连云港的锁钥，墟沟不保，整个连云港也就难保。所以军部里接连来电命令我们死守，等候援军到来。我们也只好趁敌人立脚不稳的时候，猛烈反攻，彼此一进一退，到后来两方面隔得很近，敌人的大炮也没有用了，我们就用刺刀戳，杀得血流成河，尸首遍地。起初敌兵越来越多，后来被我们解决了三分之二，他们便开始从车站撤退。等我们收复了车站点一下队伍人数，可以作战的弟兄还不到一百人。我自己满身是血，衣服全扯破了，一天没有吃东西，也不觉得饿，反而人更加兴奋，有点坐立不安的样子。我计算着援兵快到了，可是又害怕敌人再来，正在重新部署，准备防守的工作。果然不到半点钟，敌人又扑上来，先是炮轰，后来是大队敌兵进攻，人数超过我们好几倍，炮火又很猛。可是我们弟兄死守阵地不肯后退。后来我们打得只剩了二十几个人，子弹也快完了，我只好发出退却的命令。就在那时候我掉转头看了看只剩下两堵断墙的火车站，想到这个用不少弟兄血肉换来的地方又要放弃，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我的勤务兵正在催我快走，却不想一颗子弹打进了我胸膛，我不觉得痛，只觉得下半身麻木，站立不住就倒了下来，接连冒着血，我想我一定完了，我要勤务兵快走。可是他却用一块布把我伤口堵住，他跟一个兵轮流背着我出了火线。在半路上遇见援兵赶来了，到晚上又把敌兵打退，收复了墟沟……”洪大文愈说愈兴奋，两只眼睛闪闪地发光，头顶上的伤痕也在发亮，并且显得更宽，好象整个光头要从这伤口裂开似的。他的鼻子时常发出响声，仿佛要擤鼻涕，却又没有鼻沸出来。两只木拐横放在他的膝前，他讲话时，常常在玩弄它们。他的举止有时显得拘束。他的嘴唇较厚，他喜欢讲话，却不擅长讲话。但是残废的腿和诚朴的脸貌给他的话增加了感人的力量。房内五对眼睛全向着他的脸，连写地址的人也都停止了工作。

“以后呢，伤口痛罢，怎么医好的？”世清出神地问道。

“以后我们的长官派人把我送到汉口医院里去。算我运气好，赶上了最后一次开武昌的火车，后来又移到湖南，再后又转到贵阳中央医院，整整医了二十二个月，还把左腿锯掉，现在可以用这个东西（他指着膝上那副木拐）走路了。起初大半年真痛苦，连身子都不能翻动，除了会吃饭说话外，就跟死人没有分别。后来才渐渐地好起来。其实要是子弹再向这边移过两三分光景（他的手指头在胸上比划着），我这条命早就完了。”他哈哈地笑起来。

“倘使是这样，我们就读不到你的文章了。其实你要不受伤，恐怕你也不会写文章。这也是缘啊。为读者着想，我们倒应该谢谢那颗子弹……”田惠世说着也张开口哈哈大笑了。

“我也是这样想过，要是我不带伤，我怎么会跟老先生认识呢？”洪大文接着说，不过说实话，我虽是军人，却也高兴看书，看杂志。老先生的文章我很早就读过。我还记得你有一篇文章论工作，说过这样的话：

工作是眼能看见的爱。

倘若你不高兴地却厌恶地工作，还不如撇下工作，坐在大殿的门边，去乞讨那些高兴地作工的人的周济。

下面还有话我记不起了。这段话说得多好，多有力量。他停了片刻又说：哦，我记起来了：

在你劳力不息的时候，你的确在爱了生命；

从工作里爱了生命，就是通彻了生命最深的秘密。

这些话是我一生也想不到的。可是你写出来，我又觉得正是我想说的话。老先生，你的思想怎么这样清楚，高超！

一股喜悦的光罩上了田惠世的脸，他感到安慰地微笑了。这个受伤退伍的军人的一番话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他的努力并不是白费的，现在又多一个证明了。他谦虚地甚至带了一点感激地说：“是的，是有这样的话。不过这不是我自己的话，是一本叫做《先知》的书里面的话。洪先生，你的记性真好。”

“那也许是我心里没有装进什么琐琐碎碎的事情，因此读过的东西容易记住。不过象这样的话也容易背熟，”洪大文客气地说。“希望你以后多写，多引些这样的话，我想读者一定赞成我这个意思。”说到这里他忽然站起来：“我该走了，打扰了你这半天。”

“不，请多坐一会儿，我没有事，”田惠世诚恳地挽留道。

“我下次一定再来。现在我还有别的事情，不打扰老先生了。”洪大文把身子撑在木拐上，右脚动了动，他迟疑一下，便动着木拐朝房门走了两步。他看见写字台旁边坐的两个少女都站起来，仿佛在送客似的，他便停住问田惠世道：

“这两位都是你的小姐吗？”

“不，是朋友，”田惠世连忙应道。他便替她们介绍：“这位是朱小姐，在西南联大念书；这位是冯小姐，朱小姐的朋友，在前线做过政治工作的，来了还不多久。”然后又介绍他：“这位是洪先生，我们《北辰》的投稿者，一位民族英雄。”

“佩服，佩服，”洪大文连连点头说；他听到“民族英雄”四个字，立刻分辩道：“笑话！笑话！不过伤兵罢了。”

素贞和文淑对他微微点一下头，文淑象一个小女孩似地说：“我还读过你写的文章。”她要笑，却把一片红云挤到脸上来了。

“笑话，笑话！”洪大文客气地说；他又对田惠世说：“我住在××街十五号楼下，离这里很近。以后一定要来领教。”他恭敬地鞠一个躬，便移动木拐一跳一跳地出去了。

“这个人真有趣，”文淑望着他的背影，自语似地说了一句。

“我倒佩服他——身体残废了，精神还是那么好！”素贞接口说；“他哈哈笑起来跟田先生差不多。”

“我要是象他那个样子，我一天也不想活了，”文淑又说；“亏他有耐心在床上躺了两年。”

“不躺两年又怎么办呢？就是我也只好躺下去，”素贞笑道。

“是我，我一定不要活。这样活着多不方便，”文淑说。

“快闭嘴，人家才走呢，”素贞连忙说，“他那只脚也是为我们民族牺牲的。”

“不要着急，他又不是刘波，你何必这样袒护他！”文淑开玩笑地说。

“呸，”素贞啐了一口，带笑地责备文淑道：“我不怕你嚼舌头，你忘了自己还没有爱人。”

“我不要，我要独身，”文淑正经地答道。

素贞不说什么，却大声笑起来，声音十分清脆悦耳。

“笑什么？”文淑问道。

“我不相信你会独身，”素贞笑着说。

“那么我就独身给你看！”文淑赌气地说。

这时候田惠世同世明、世清两弟兄进来了。田惠世手里拿着一本杂志，口里咕噜着：“不成，不成，一定要重印。”

“什么事，田先生？”素贞走过去柔声问道。

“我送客出去，刚刚碰到印局送《北辰》的样本来。书刚刚印好还没装订。可是错字多得不得了，都是校出来印局没有改正的。第一篇文章连题目连人名都弄错了，这怎么成？我那篇文章开头又漏掉了一段。第三段又跟第五段颠倒了。这怎么成？非重印不可。”

“那么杂志今天不能送来了？”文淑替田惠世觉得扫兴地说。

“岂但今天，恐怕还要一个礼拜！”田惠世焦急地说。

“那么怎么办？是不是一定要重印？”素贞关心地问。

“一定要重印！我去找印局交涉，我马上就去！他们真不讲信用！他们原先一口答应下来，至迟今天送书；可是一直到昨天晚上才把封面印好，”田惠世气恼地说。他离开写字台走到门口，又马上从门口回到写字台，接着又走向门口，这样来来回回地走了四趟。

“田先生，迟几天也是一样的，反正是搬到这里复刊的第一期，”素贞安慰他说。

“是啊，爸，只要以后不脱期就成了。这一次慢儿天也不要紧，反正陈先生他们还没有到，”世清顺着素贞的口气接下去说。

“现在要不慢也不行了，”田惠世不高兴地说；“不过要是不早跟印局办交涉，恐怕又会出毛病。”他忽然坚决地说一句：“我现在就去。”

“我也主张你现在就去交涉，我跟你一块儿去好不好？”文淑兴奋地说。

“好，”田惠世点头道。世明在旁边立刻接下去说：“我给你拿伞去。”

“素贞，你呢？”文淑问道。

“我留在这里帮忙抄写地址罢，我不去了，”素贞迟疑一下，回答道。

九

“朱小姐，你不去倒好。我们三个人写快点，等他们回来，说不定我们已经写完了，”世清高兴地对素贞说。

“好的，”素贞坐下来说，“我先前没有写多少，现在也得多写点。”

“我一个字都没有写，我的成绩最差，”世明笑着说。他在另一张写字台前面坐了。那里两张写字台拼在一起，田惠世留着它们给两个就要从香港来的同事使用。

“世明，你为什么坐到那边去？只有一本簿子，你怎么写法？”世清说。

“这边宽一点，还是你们都过来罢，”世明回头含笑道。

“也好，朱小姐，我们过去坐，”世清对素贞说。素贞不说什么便跟着他搬到另一张写字台前面去了。

他们埋下头写字。过了二十分钟的光景，世清忽然抬起脸问素贞：“朱小姐，你会打包罢？”

“我不会，”素贞答道，她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我想我一定会，”世清自语似地说：“不然哪个给爸帮忙呢？他自己又做不了这种事。”

“要是你会做，我也会做的，我也可以给爸帮忙，”世明笑道。

“不过你是妈的儿子，你还要帮忙妈做事情，”世清做出滑稽的表情笑道；他又对素贞说：“朱小姐，你还不知道，爸说过我是他的儿子，世明是妈的儿子。爸和妈两个已经把我们分了。所以我应该帮忙爸做事。”

“你姐姐呢？她是哪一个的？”素贞问道。

“她是我们弟兄两个的，”世清开玩笑地答道。

“你不要乱说，”世明插嘴道；“怎么姐姐会是我们两个的？”

“她不是我们两个的姐姐又是哪个的？难道她还是爸跟妈的姐姐不成？”世清说着自己也笑了。

素贞笑了。世明也笑了。世明说：“你这个淘气的孩子讲的都是淘气话。”

“我不是淘气的孩子，淘气的孩子现在还在印刷局，爸正在为他忙着，”世清笑着分辩道。

“你有点妒忌罢，你爸爸那么喜欢它，”素贞笑道。

“不，我倒只想给爸帮忙，可是爸总不肯让我们多做事情，”世清说着就撅起嘴来。

“你父亲也是一番好意，你们都是在读书的年纪，”素贞说。

“其实还不是一样，跟着爸学，反倒比跟先生学要好一些。先生对我没有一点感情，我学好学坏，跟他毫不相干。每个先生总要教好多学生，他哪里记得起我是什么样的人。父亲跟我关系不同，他是看见我长大的，我的什么他都知道，他也可以细心教我。而且他不但教我念书，还可以教我做人。我觉得做人更要紧……”

世清的话还没有说完，素贞却带笑地打岔道：“你这番话自然有道理。不过你说起来还嫌太小一点。”

“我不小了，我今年十七岁了，我又是正月生的，”世清正经地说。

世明在旁边笑起来，他说：“朱小姐，他最怕的就是别人说他太小。爸知道他的脾气，常常故意跟他开玩笑。只有爸这样说，他才不生气。”

“我现在就没有生气。朱小姐，你看他当面撒谎，”世清带笑分辩说。

“你给我说得不好意思生气了，”世明说。

“我不说了，再说话，又写不到多少了，”世清说。他又埋下头去起劲地抄写。素贞静静地用喜爱的眼光看了他一眼。

三个人都不说话了。

“朱小姐，你觉得爸怎样？”过了一阵世清忽然又问起来。

素贞呆了一下，然后说：“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好对你批评你父亲呢？”

世清不作声。过了几分钟他抬起头对她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觉得别人都不了解他——”

“小孩又在讲大人话了，给爸听见一定会笑坏肚皮的，”世明笑着打岔道。他的苍白脸在笑的时候也还是苍白色的。

“你不要开玩笑，我说的是正经话，”世清撅起嘴说，脸也挣红了。

“好，你说，我在听，”素贞说，她觉得好笑。

“的确，我看很少人了解他，”世清继续说下去；“写信给他的人也不少，可是讲的都是应酬话，就跟来看他的客人一样，总是说杂志销路广啦，他的文章写得好啦，《北辰》编得好啦，却没有一个人谈到他的思想怎样。他想什么，希望些什么，他们都不知道，都不关心——”他的脸红得厉害，眼晴也睁得更大，显然他很兴奋，可是说到这里，他又被他的哥哥打岔了。

“不过爸自己很高兴，他的事业一天一天发达起来，”世明不同意地说。

“不错。只是有时候，我看出来爸心里很寂寞，”世清答道。

“现在让我来讲一句，好不好？”素贞看见这两个孩子认真地讲话，觉得很有趣，便插嘴说；“我觉得今天那个客人也还不错。”

“洪先生倒是个好人，至少他是为了抗战变成残废的。不过他恭维爸的文章，说得过火了，”世清说。

“那么，你认为爸的文章写得坏？”世明不满意地说。

世清的话渐渐地叫素贞吃惊起来。她脸上的笑容完全消失了。她觉得这个孩子的心跟他的面貌并不象。他的心的深度她有点不了解。她赞成他这个意见，不过她仍然说出下面的话：“你觉得洪先生引的那段话不好吗？”

“那是别人的话。爸不是说过，是从《先知》引来的吗。那是爸平日爱读的书，”世清理直气壮地说；“我喜欢的是爸的为人，并不是他的文章。可是我却没有听见别人称赞他为人好。”

“也许称赞过，你不知道罢了，”世明说。

“不会的，不会的，”世清固执地摇着头说。“你没有注意到他晚上常常在平台上散步吗？我看他心里一定很寂寞。我觉得他这个事业也是落空的……”

“不，《北辰》支持了这几年，销路一天一天地好起来，读者那么多，你不能说是落空，”世明不服地辩驳道。

“那么，我问你一句：爸办了几年杂志，碰到一个真正的同志没有？”世清忽然站起来问道。他并不等世明回答，便又坐下去说：“固然《北辰》销路多，可以赚钱，可是这并不是爸办杂志的本意。那些人不过看文章觉得有趣，看过也就忘记了。每期看，每期忘记。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编辑人的思想是什么。所以即使《北辰》销路再多，爸的寂寞也不会减少。”

“你这番话说得过火一点，”素贞用了一种交织着赞叹和惊讶的眼光望着他，她的声音还是很柔和的。“《北辰》对抗战宣传多少也尽过一点力。况且你父亲从来就是很乐观的。”

世清的两只眼睛突然射出光芒，一张圆圆脸因为得意的笑容而显得更带孩子气，他拍一下桌子，大声说：“这就是爸跟别人不同的地方。他即使在寂寞的时候，在人面前还是笑嘻嘻的。他碰到最大打击的时候，还是很乐观的。譬如在广州，他坐在办公室里看稿子，看校样，敌机在头上飞，就在附近丢炸弹，他还是有说有笑的。那一次从广州逃难出来，我们坐船到梧州，船到得太迟，我们到半夜才上岸，找不到旅馆，已经是戒严的时候，不准人走，我们只好在一个店铺门前骑楼下面坐到天亮。我们又冷又倦，我受不了，发了几句牢骚。爸便说，我们已经比那些留在广州逃不出来的人舒服多了。他端端正正坐在行李上，有时候还跟我们讲两句笑话，好象在自己家里一样。”

“这样的话我听见过好几遍了，”世明笑着打岔道，其实他倒高兴弟弟讲了这样的故事。他觉得有一个这样的父亲是一件可以骄傲的事。

“我讲给朱小姐听的，我又不是对你说话，”世清接下去说，他故意对哥哥做了一个怪脸。“你是妈的儿子，要你讲妈的好处，你讲十天十夜都讲不完。”他似乎对自己的话十分满意，他忍不住笑了。

“那么你说妈不及爸好？”世明加重语气地反问一句。

“我也说妈是个难得的好母亲，不过我更喜欢爸，爸是个了不起的人，”世清骄傲地说。

“我觉得你不大了解妈。妈一生的处境比爸更困难。爸能够做出一点事情，有一点成就，全亏得妈。妈跟着爸吃苦，一点也不抱怨。妈什么苦都受过，她也不肯让爸知道。譬如你们在广州逃难，家里两三个月得不到消息，存的钱也差不多用光了，亲友们都欺负我们，老家的人写信来讥笑，叫我们不要在上海老等，还是趁早回老家去。”（泪水快要从他的眼里落下来了，世清埋下头不作声。）“可是妈不肯，她一定要守在上海等爸的信。后来爸的电报来了。这封电报走了两个多月。妈得到电报，马上把她的一个金镯子卖掉，换了钱，给爸汇去。其实爸并没有向妈要钱，妈说爸逃难出来，身边恐怕没有多少钱，比不得平日，多有一点钱也好。妈跟爸不同，平日不大讲话，不过两个人的心是一样的好……”

世清不愿意让素贞看见他的眼泪，便抬起头，带一点粗声对他的哥哥说：“我知道，我都知道！你不要再讲了，儿子夸父母，朱小姐听见多笑话！”

素贞停了半晌，才吐出她的柔和的声音：“这是正经的事，有什么可笑呢？你们两个人的话都有道理。哥哥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多，所以更了解母亲；弟弟跟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多，所以更了解父亲。其实你们的父母都好。”她说到这里，想起自己的身世，触动了久已忘却的隐痛，声音变了，她说不下去，就闭了嘴。她母亲早已亡故，父亲宠着姨太太，对女儿很冷淡。她三年前跟着医院迁离上海以后，她父亲一直不肯给她写信。后来她从广州逃难出来，到了这里，她的姐姐才劝她进大学念书，不时寄钱给她化用。关于她父亲，她只知道他健康，同姨太太过得很好。这两年她已经把他忘记了，可是她现在又无意地想起了他。

“朱小姐的话不错，”世明点头说；“我们怎么能够随便批评父母的好坏呢？我们自己年纪又不够大，知道的事也不多。”

院子里响起了自行车的铃声。“田家的电报！”有人在外面说。世清连忙站起来跑了出去。他很快地拿了一封电报回来，盖了章，又把回条拿出去交给送报人。

“一定是陈先生他们打来的，”世明拿起电报看了看，带着喜色，对素贞说；“他们来了，爸也多了两个帮手了。”他看见世清回到屋里来，便又对世清说一句：“一定是陈先生打来的。”

“我想也是，”世清也拿起电报在看。他转头向门外看了一眼，又说：“怎么爸还没有回来？电报上会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拆开先看看好吗？”他用眼光去征求哥哥的同意。

“也好，你拆罢，”世明点头说。

世清拆开电报看了看，大声叫起来：“他们明天晚车到！很好，我们到车站去接他们！爸这两天正耽心他们路上的安全，这几天日本人对安南又在搞阴谋。”

“我看这大概是谣言，日本人对安南一时还不会有什么举动。我们上次经过的时候，安南平靖得很，海关上的法国人还很神气，”世明说。

“你走过安南的时候，法国刚刚投降，还在讲条件，总督也没有换，自然没有什么变动。现在不同了，”世清说。

“的确，日本的势力已经侵入安南了，迟早总会闹事的。近来常常有日本兵在安南登陆的消息，说的次数多了，我们也就不大去管它了，”素贞说。她停了一下又说：“海防这条路还不知道能够通多久……”

在外面天井里响起了文淑的声音：“……我们要是拿教义来说，那么一般的基督教徒就少有相信教义的；我们要是拿一般的教徒来代表，那么教徒相信的只是耶稣的神性，只是那些离奇的传说。真正懂得基督教的精义在爱字上的人究竟有几个？每个教徒都会背几句《圣经》，可是，”她在门口站住了，“能念不能信奉，不能遵行，那又有什么用？《圣经》并不是装饰品。就是从这一点看，我也要反对基督教。”

素贞知道田惠世的宣传在文淑的身上又碰到了钉子。文淑先走进来，田惠世跟在后面。世明和世清都对他笑笑，唤一声“爸”。

“不过信徒们的了解和不了解跟教义本身并没有关系。你只要承认教义不错就成了，”田惠世微笑地答道。

“教义自然也有它的长处，”文淑点头道。“不过——”

“那就是我要的答复，”田惠世笑着打岔道。

“我还没有讲完啊！”文淑带笑地驳道。“它的缺点更多。一本《圣经》里面不知道充满了多少矛盾。我还要说，宗教杀死了人的反抗精神和创造精神。所以我不相信宗教。”她的脸上现出了得意的表情。

“文淑，你又在跟田先生辩论基督教了，”素贞带笑地责备道。

“冯小姐，《圣经》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福音书，你应该多读它。若说宗教毁灭反抗精神，那么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是一个倔强的人，没有做听话的奴才呢？”田惠世说着又笑起来。

“就是福音书，就是耶稣的话也有互相冲突的地方，”文淑固执地说。

“那是你看法不同，你多想一下，就明白这不是冲突。”

“那么你说，那个爱字——舍身的爱，救人的爱，我们在哪个教徒身上看见过？”文淑逼着问一句。

“难道那些殉道者不是吗？在古罗马被屠杀的教徒都是为爱而死的，”田惠世答道，他庄严地挺起胸来。

“他们是为了死后的天堂而死的，这是在追求个人的幸福，不能说是为了拯救世界，”文淑笑着反驳道。

“象你这样说，那么世界上就没有舍身的爱了。”

“有倒是有的，那些杀身成仁的志士，那些革命家都是，”文淑充满自信地说。“其实用爱也拯救不了世界，连中国也拯救不了！譬如对日本军人，你讲爱罢，那就用不着抗战了。而且在教徒里面我觉得十八世纪那个被铁条打死的加拉斯老人[5]是懂得爱的，可是杀他的人却是一群相信上帝的人，并且还借了上帝的名义。至于冒生命危险替他伸冤的人偏偏又不是教徒。”

田惠世略略皱起眉头，他的脸色也有点变了。这太过火了！她难道还要引证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罪恶吗？对这个攻击他一时找不到适当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不过他仍然勉强地笑着说了一句：“冯小姐，你这样说，我就辩不过你了。”

世清趁这个时候拿起电报走到田惠世的身边，带着亲热的微笑说：“爸，陈先生来了电报，明天晚车到，我去接他好不好？”

田惠世的眼光落在世清的脸上。他接过电报来，愉快地笑了。他读了电报，便说：“好，我也去。”他又问一句：“晚车几点钟到？”

世清迟疑一下，世明在旁边接嘴答道：“五点半钟，不过不一定准时。”

“田先生，你们怎么去了这么久？”素贞问道。

“久吗？我倒不觉得，我们一路走去走回来的，”田惠世答道。

“我们等经理等了好一阵，他还没有起来，”文淑说；“可是营业部的人又非等经理起来不能作主。等到经理起来了，说来说去，都是些空话，说到重印，他一定不肯。”

“后来呢？”世清问道。

“后来田先生答应照他的意思加钱，问题才解决了，”文淑答道。

“可是日期又得延迟一个礼拜，”田惠世皱着眉头加了一句。

“一个礼拜也没有多大关系，只要以后不再脱期就行了，”世清安慰父亲说。

“不过……”田惠世沉吟了片刻，刚吐出两个字，就被世明接下去说：

“这是战时，不能跟平时相比啊！”

“田先生，你这两位少爷倒会讲话，我看你也不必着急了。你有这两位好少爷，正应该高兴呢！”素贞带笑地说。

田惠世笑着不回答，他用爱怜的眼光看了看他的两个孩子，忽然对素贞说：“朱小姐，你们今天就在我们这里吃中饭罢。”

“不，我就要回去，”素贞摇摇头说；“我差一点忘记了谢质君今天中午在家里等我。”她站了起来。“现在我应该走了。文淑留着罢。”

“好的，”文淑点了点头。

十

素贞回到了家里，谢质君正在对面房内等候她。“你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我等你好久了，”谢质君带笑地抱怨道。

“我在田先生家里耽搁久了。后来记起了才赶回来的，”素贞微微喘气地答道。“你要跟我谈什么话？”

“等一会儿谈罢，看你跑得这样，还不先坐一会儿！”谢质君笑着说。她给素贞倒了一杯茶：“你先喝杯茶罢。”

“谢谢。怎么今天突然对我客气起来了？”素贞开玩笑地说；“是不是要找我办什么事情？”

“你真岂有此理！我好心倒杯茶给你，你还要说这种话！”谢质君笑着责备道。“我有一件事情要找你商量，因为冯小姐常常跟你在一块儿，不便说，所以约一个时间跟你谈谈。”

“你要结婚找我做傧相罢，”素贞笑道；“那自然没有问题。还用得着商量？什么时候？定了没有？”

“呸！”谢质君啐了她一口。“我跟你讲正经话，不要老是开玩笑。我们现在就出去吃饭去。”

“我刚才跑回米，你不让我休息一会儿？”素贞说，她就在谢质君的床沿上坐下。“你还是先告诉我罢。”

谢质君便在素贞的身边坐下来，她迟疑了半晌，几次掉过脸去看素贞，后来终于耳语似地对素贞说：“温健向我求婚了。”

“这样快？你怎样答复他？”素贞带点惊讶地说。“是不是挖苦他一顿，或者教训他一顿？”

“我还没有答复他，”谢质君答道。

“那么就叫他滚蛋，把他‘刷’了就是了，”素贞说。

“素贞，我求你，你再不说一句正经话，我就要生气了，”谢质君红着脸，略带一点不耐烦的神情说。“这一次我倒想认真考虑一下。”

“考虑？怎么这一次你要考虑起来了？”素贞惊讶地问道；“温健这个人，除了相貌外，还有什么可取的地方？我以为你这次也不过逢场作戏。”

谢质君仍然红着脸，她埋着头不回答素贞，过了半晌，她才慢慢地说：“他人倒老实，又很听我的话。”

素贞侧过脸看谢质君，她拿起她的一只手，微微笑起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想做新娘了；是不是？”

谢质君红着脸在她的手背上敲了一下：“你不要说这种话，你不是等着你的刘波来吗？”她停了停又说：“我打算答应他。”

“那也好，”素贞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停了一下她又关心地加了两句：“不过为什么要这样快！你从前并不是这样的。你跟他的关系并不久。”

谢质君脸上的红晕已经消退，脸色反而显得更苍白了；两只圆圆的眼睛带了感激地望着素贞，她说：“我知道你的话有道理，不过这次我自己也管不住。”她抓起素贞的手，紧紧捏着。“在你面前我也不说假话，我年纪比你大，再过四年就三十了。我念书也没有多大兴趣。老是逢场作戏也不是一个了结。我也倦了。所以这次我想答应他。他虽不是一个理想人物，但也有些可取之点，并且家里有几个钱，又没有别的弟兄。我答应了他，至少我手里抓到了一点东西，免得将来两手空空。我就是这个心思，趁我现在还能够抓住人的时候，把这件事定了局。你一定不会笑我。”

素贞怜悯地看了她一眼，点点头说：“我了解你的苦心。不过你为什么这样快就答应？你应当多观察他一下。”

“小姐，不是我性急，”谢质君笑起来，她笑的时候，鼻尖微微在动，两颊各现出一个小小的酒涡，圆圆的黑眼睛一闪一闪的，素贞觉得她在这时候很好看，也显得年轻。“要等，再等一年两年，我也等得。不过他就要离开这儿，他希望把这件事办妥了才走。”

“他到哪儿去？他不读书了？”素贞惊讶地问道。

“他要到香港去做生意。他要我跟他marry[6]以后，一块儿飞到香港去过honey moon[7]。我想要不答应他，他从香港回来说不定会变卦的，”谢质君说。

“那么你们打算什么时候marry？”素贞问道。

“就在明天。飞机票已经定了，隔三四天就飞，”谢质君说着，无意间露了一点得意的口气。

“那么你还来跟我商量什么？你已经答应了他，并且连日期都定了，你是在跟我开玩笑罢，”素贞故意做出不高兴的样子说。

“你不要生气，我还有一件事情求你，”谢质君殷勤地说；“我们结婚也不要什么仪式，只是在明天登个报，请一桌客。我们说好了，我请两个朋友，他请两个朋友，一共四个客人。我请的客是你同陈太太。”（素贞知道陈太太便是住在××村的袁家庆女士，她是谢质君的老同学。）“他请的两个都是他的熟朋友。你明天一定要到，算是给我帮忙。”

“我不来可不可以？”素贞马上问道；她略略偏着头说：“你知道，我害怕应酬。”

“不行，”谢质君摇摇头答道“这次你一定要来，这点忙你非帮不可。这次marry我也不知道是成功或是失策，不过有你帮忙，我的胆子可以壮一点。”说到这里她微笑了。

素贞不讲话了。她站起来走到窗前，无心地望着窗外，她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搔得很不舒服。谢质君的一些话在她的脑子里响着，象一种破旧的乐器发出来的噪音。结婚并不是解决女子生活的办法。这不应该是女子的结局、归宿、避难所。人应该靠自己的努力生活，女子也是人。她这样想着，忽然觉得一只手搭上了她的肩头，她知道这是谢质君的手，也不掉头去看一眼。

“你在想什么？是不是这两天上海的消息不大好？”谢质君关心地问道。她不等待回答又说一句：“你应该把心放宽一点，不要老是想上海的事情。这次刘波来了，你就拉住他，不要放他走，免得你常常耽心。”

“我不是想上海的事，”素贞说。她掉转头来，两眼露出恳求的眼光：“质君，你这不是办法。结婚不是女人的保险公司，不是女人的出路，不是女人的归宿。你抓个男人在手里，要是你跟他中间没有真正的爱，真正的了解，那还不是一样地落空。登个报结婚，登个报不是一样可以离婚吗？要是他丢掉你另找一个又怎么办？——”

谢质君了解素贞的一番好意，不过她觉得话有点不入耳，便把它打断了，她取下搭在素贞肩头的手，说：“你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我也并没有把结婚看作保险公司。谁也管不到十年二十年以后的事。只要有把握过一年半载也就成了。不过对温健，我相信我还有把握控制他。老实说，我跟你不同，我书念不好，又没有能力，我不抓个男人在手里，我以后靠什么！”她笑了笑，拍了拍素贞的肩膀，亲切地说：“我们不要再讲这些事了，还是出去吃饭罢。”

“好，”素贞答道。她转过身来。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女人的尖锐的哭声打破了院子里的静寂：“你打，你打！你打死我，我也不还手。我没有错，天老爷晓得的。”

接着是一阵男人的怒骂。

“我得过你哪样好处？吃也没得吃，穿也没得穿，你动不动还要打人……”

“你听她怎么说！她这个木匠丈夫隔三天总要打她一顿，她还是象奴隶一样地跟住他，守住他。这种女人真没有办法！”素贞烦躁地说。“这就是结婚的结局。”

谢质君噗嗤地笑出声来。“你这想法太滑稽了。你以为温健还敢打我吗？我相信他连小指头也不敢动我一下。你等着看罢。你太老实了。”她声音清脆地哈哈笑起来。她同素贞走到街上想起这件事还觉得好笑。

在丽都咖啡店里，她们坐的是靠壁的座位。这一天和往日不同，这个宽大的厅子里只坐了寥寥的四桌客人。中间一张长方桌上摆满了洋酒瓶，六个西装穿得很讲究的客人毫无拘束地在那里大声谈笑，都是上海口音，谈的又是香港和海防的事情。其余的三桌上却静静地没有响动，都是一男一女相对坐着，或者低声私语，或者相对微笑。

她们一边吃东西，一边谈着闲话。谢质君的脸上常带笑容。素贞有时轻轻地笑两声，但是她自己也知道笑得有点勉强。她们坐得这么近，可是她总觉得有什么东西隔在她们的中间。经过了那一番谈话以后，她对谢质君的决定还是不能够了解，她还是惋惜这个朋友选取了那一条路。现在要谢质君改变决心，是不可能的了。那么这一次的会谈便是分别的开始。一个朋友就这样地离开她了，她为这个感到留恋，感到寂寞。旁边那一桌上喝得半醉的客人的喧闹进了她的耳朵，引起了她心上的烦躁。

一个脸喝得通红的中年人拿着一个小玻璃杯，摇摇晃晃地走到另一个坐着的白脸人的面前，嚷着要那个人喝酒。那个人不肯喝，在这一让一推的中间，红脸人忽然失手把酒倒了白脸人一脸一身，他自己却滑脚，“帕塔”一声，跌倒在地上。一阵大笑声几乎使得整个厅子都震动了。

“温健为什么要去做生意？你为什么不阻止他？”素贞忍不住，带了一点痛苦地小声问道。

“他说做一趟生意可以赚点钱来花，”谢质君淡淡地说。

“他家里不是很有钱吗？为什么还要赚钱？”素贞又问。

“他说家里的钱总是家里的，没有自己挣来的花得痛快。”

“他念历史系，这跟做生意没有一点关系。他有功夫还是念他的书好，”素贞又说。

“其实念历史将来也没有什么出路，我倒赞成他改行，”谢质君笑道。

“念书并不是为着找出路的，”素贞有点不满意地说；“而且你说做生意赚钱就算是有了出路吗？”

谢质君惊讶地看了素贞一眼，冷冷地笑道：“至少生活问题是解决了，并且生活可以过得好一点。积了钱再做别的事。”

“积了钱除了花掉外，什么事也做不出来，”素贞不等她讲完，就接着说下去。“你看，”她指着那一桌喝酒的客人，“这是一个榜样。他们就是发国难财的。钱是赚了，生活是舒服了。可是钱是从哪里赚来的？他们知道不知道。我们这里算是全国生活程度最高的城市。为什么最高，就是因为发国难财的人都聚在这里的缘故。”

谢质君用几声笑来表示对素贞这番话的抗议，她说：“我相信温健不是这种人。并且他还没有开始做生意，赚钱不赚钱，谁也不知道。说到做生意，同学中间，开店、开饭馆的人不止一个，这也是平常的事情。”

素贞惊奇地，不，更应该说是痛苦地，看了谢质君一眼。她想道：怎么她现在会说出这种话？她以前不是常常批评那种种她们看不顺眼的事情吗？为什么变得这么快？那唯一的原因应该是——她说出来了：“奇怪，你还没有嫁给他，你的心就向着他了。”她一方面还想用这句话来结束她们的争论（假如这可以叫做“争论”的话，其实在素贞看来，这比“争论”还要坏，因为两个人的分离是确定的了），她知道再讲下去，会引出一个很僵的局面，她的话对谢质君不会有什么用处。

“呸，”谢质君啐了素贞一口；“你又在乱讲了。我说的只是几句公道话。我跟温健并没有那么深的爱情。”她相信自己说的是真话。她也没有去想她的话在素贞的心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素贞不答话，只是呆呆地望着她。

“你在想什么？为什么这样呆呆地望着我？”谢质君推了推素贞的膀子，低声问道。

“我觉得温健的福气太好了，我替你不值得，”素贞冷冷地答道。她心里想的却是另外的几句话：——真的，你倦了，你要一个窠，一个笼子来关住你自己了。她忽然痛苦地想道：——为什么女人都要这样？为什么女人都少不了一个窠？她的脸兴奋地发出红色，她咬了咬牙，在心里对她自己说：——我一定不要这样，我一定不要这样！

十一

素贞准时到大观楼去参加谢质君的婚宴。她是坐船去的。谢质君同温健在那里的旅馆里定了几个楼上的房间，他们的新房已经布置好了。素贞去的时候，其余的三个客人早已到了。谢质君的另一个女友陈太太，年纪在三十上下，身子相当丰满，脸颊擦得红红的，头发烫得鬈鬈的，身上穿一件蓝色亮纱旗袍，光裸的脚上穿了一双木塞底鞋，耳边戴了一副绿耳环，手上戴了两只钻戒，一口上海话，叽里咕啦讲个不停。她正在跟谢质君谈她的阔绰生活，她的丈夫升任某银行的副理快半年了。谢质君仍然梳着两根辫子，不过这天多擦了一点粉，换了一件淡青色银花旗袍，她这简单的打扮倒跟她的瘦长的身材相配。她坐在陈太太的身边反而显得清洁，漂亮。女客坐在房里讲话，温健却陪着两个男客站在廊上倚着栏杆，望下面的湖景。他们的脸虽然对着湖水，可是他们的心却在别的地方。素贞坐的椅子斜对着房门，两个男客的背影正摆在她的眼前。房里陈太太眉飞色舞地讲她的事情，不让人插进一句话。谢质君带着笑，注意地听着；素贞也勉强唯唯地应着，可是她的心已经飞出房间到别处去了。她的心飞到了她自己的家里，飞到了田惠世的家里，飞到了上海，又折了回来，但是陈太太的话还没有讲完。她也记不起陈太太讲些什么，只抓住一些字眼和断句：某家的跳舞会……买了一个冰箱……一件上海最新式的大衣……某公馆里面的富丽陈设……她丈夫送给她什么东西，带她去什么地方……她丈夫最近做生意又赚了多少钱。

“没想到钞票到了手，又飞走了。要不是碰到那个安南赤老，我这趟绝不止赚这么一点点！”房外廊上的客人大声说。说话的那个矮身材方背的年轻人，一身法兰绒西装穿得整整齐齐，他刚刚拍了一下栏杆转过身来，把背压在栏杆上，给素贞看见了他的方脸，那上面没有什么特征，除了一根红红的糟鼻子。

“你为什么要省几个小钱，不叫茶房给你带上去？我那趟什么东西都没有查出来！你那许多药实在可惜！”另一个客人惋惜地说，他也跟着掉转了身子。这是一个过了三十岁的男子，据说是温健的远房亲戚，身材相当高，有一张白白的长脸和一根鹰鼻，鼻子下面是一撮小胡子。脸上最显著的是一种对什么事都有把握的骄傲的表情。

“我怎么想得到他要抄身上！这又不是第一次。只差五分钟！要是不碰到那个赤老，也就没有事了。做我们这种生意要冒冒险，才有大的进帐。失败一两趟，也没有多大关系。只要弄进一批来，就捞回来了，”红鼻子带着毫不在乎的慷慨神情说。他忽然对温健笑道：“伯惠兄，你觉得怎样？”

“高论，高论！”温健拱手恭维道。“小弟这趟追随慕陶兄去香港，领教的机会很多。还要请慕陶兄、新之兄（他向鹰鼻也拱了拱手）提携，提携！”

“哪里，哪里！”两个客人都拱手答礼，“都是自己人！”

素贞觉得心在翻腾。她竭力忍下去。她看了看陈太太的脸，那张薄薄的小嘴，还是一张一阖地不肯休息，两排雪白的牙齿闪闪地象一些发光的珠子。她也忍不住把这张小嘴多看了两眼。

对素贞，在这个房间里的时刻已经是够受的了；可是饭桌上的时刻还更难忍受。那一对新夫妇预备了两张婚书，当着客人的面盖了章，并且要那位鹰鼻在证婚人的名义下签字盖章。然后是喝酒与开玩笑。每个人都喝了酒，连素贞也被逼着喝了四杯黄酒。喝得最多的是鹰鼻（虽然谢质君称他做“王先生”，温健称他做“新之兄”，可是素贞只记得他是一个鹰鼻），他愈喝酒，脸色愈青，他起初跟温健开玩笑，后来便缠住谢质君。素贞几乎要替谢质君生气了。可是谢质君仍然带着笑容在敷衍他，有时还靠陈太太来给她解围。在席上讲话最少的是谢质君和素贞。不过素贞是带了厌恶的心情听别人讲话，谢质君却是带了笑容静听。其余的人谈得非常高兴。话题是：上海、香港、物价、行市和做生意，还有：娱乐和一些有趣的事情。

散席后众人又到新房里去坐。红鼻子和鹰鼻借着酒意又缠起谢质君来。他们逼着她讲恋爱的经过，又逼着她唱《月亮在哪里》的歌。谢质君被缠得没办法，只好唱了两句。鹰鼻忽然在房门口大吐起来，刚吐完他又一偏一倒地往外面跑，温健要拉他，没有拉住，他不知怎样却跌倒在自己吐的东西上面，口里哼着小调，却不想再爬起来。

温健和钱慕陶（这是红鼻子的姓名）两人费了大力才把他拉起来，搀扶到为他预备的房间里去，让他睡下了。他们拉上门走出来，他一个人还在床上哼几句不成腔调的戏。钱慕陶有事情要赶回城里去，便告辞匆匆地跑下楼往园外走了。园外有人力车拉他进城。

这样一来陈太太也失去了兴致，收起她那悬河一般的口才，早早地睡了。新婚夫妇的房门也已经关上，从房里传出一阵唧唧哝哝的私语。素贞的房间在陈太太房间的隔壁，她听见陈太太上床的声音。她看见陈太太灭了电灯。陈太太似乎很快地就睡着了。素贞疲倦地在床上躺了一会儿，也懒得脱衣服。可是她越躺越有精神。电灯光不够照亮这小小的房间。几只蚊子在她的头上飞来飞去。从楼下园子里送来寂寞的小虫的铃子似的鸣声。她躺着，躺着，两只眼睛毫无目的地向四处移动，思想却象浪涛似地忽然汹涌起来。她仿佛在做梦。她想起这一天的见闻，谢质君的匆促的结婚和两个男客的丑态。

“这是在做戏么？”她痛苦地问道。“为什么需要这些？为什么需要我来参加？”她带点气愤地说；“为什么要我来演一个丑角？”她想起了那个红鼻子用什么样的眼光看过她，那个鹰鼻把酒杯送到她的嘴边，要不是为了谢质君的缘故，她一定不待终席就走了，她一定会把酒杯打落在地上的。可是她都忍受了，她只是默默地伸手接过杯子喝了酒。“我为什么要忍受呢？”她苦恼地责问自己。为了谢质君吗？她想：“那么这婚姻是她终身的幸福么？”“不！”从她的心里吐出来这一个不字。单从她今天在席上和在新房里见到的情形看来，她也可以断定谢质君犯了一个怎样大的错误了。她想着温健这个人，又拿他跟谢质君比较一下，她心里更加不舒服。谢质君把她的一切——骄傲、幻梦、前途捏成一团拿来换取一点生活的享受，和一点未来生活的保障，便是这个保障也是相当空虚的、渺茫的。这是一个怎样的悲剧！

“她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她疑惑地问道。她想起了谢质君说过的那番话，那些理由，那些托辞。这个平日对恋爱问题很有把握的人现在竟然这么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只因为她是一个女子，就不得不走这样的路么？”“难道结婚真是女人的归宿么？”她愤怒地问着，没有人回答她，甚至没有一点声音来扰乱她的思想，只除了小虫的无力的悲鸣。

天花板似乎要从她的头上落下，墙壁似乎要从两旁缩拢，房里的空气快把她闷坏了。她忍受不住，连忙把身子靠在桌子前面。等她的脑子清楚了，她向四处看了看，便懒洋洋地走出房门，转到廊上去。

她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旅馆的人似乎全进了睡乡。她看不见一点灯光。但是月光正照在廊上。下面园子里小虫还在酣唱，两棵尤加利树的树梢被月亮镀上了银光，繁茂的枝叶编成了两个巨筛，漏出不少的银珠在地上。中间一个圆形的花坛，上面正开着一些她叫不出名字来的白花。过了花坛，在一排石栏杆下面便是湖水。湖面不怎么宽，对岸靠着湖长了一排柳树，树影横斜地躺在水上，使得一部分明亮的湖水也变成阴暗的了。一起风，树影便颤动起来。

她靠在栏杆上，让月光照上她的头，她的上半身。凉爽的感觉抚慰了她的脑筋，甚至她的全身。她的心上又平静了。温健去远了，谢质君去远了，那些她憎厌的客人更去远了。她一个人对着下面这个幽静的世界。起初她什么都不想。她只是望着湖水，后来又望着月亮，后来又望望她的四周。“怎么这样静？我在做梦吗？”她想着，心里有一种舒服的感觉。可是渐渐地一种莫名的忧郁侵进她的身体来了。她自己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虫声进到她的耳里，也变成了悲哀的调子，它们快要使她流泪了。

她忽然明白了，她的心在渴望着什么，她对生活有所要求，她的欲望没有达到，她感到不满足。“我到现在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她想着，她觉得寂寞象一只有着长指甲的手指在搔她的胸膛。于是在天空（就在月亮旁边！），在水上（就在树影旁边！）现出来一个年轻人的脸庞，脸是瘦削的，颜色微黄，五官端正，没有特点，却有一对奕奕有神的亮眼睛，这是刘波。还是那样的面貌，一点也没有改变。“想不到一别就是三年，”她用温柔的声音轻轻说。她的脸上浮出了极柔和的微笑。“早知道一别就这么久，我也许不跟他分开了。”她又想：他说过至迟今年年底来，那么以后他们永远不会再分开了。“我可以跟他到任何地方去，什么事我都愿意做，”她低声自语道。象这样的声音只有她自己听得见。她渐渐地兴奋起来。她想：对的，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为什么他们应该分开呢？为什么别的许多人都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都可以跟所爱的人在一起，而她必须永久尝别离的痛苦呢？“他来了，我决不放他走，”她对自己说。她高兴地望着月亮，圆圆的明月（不，已经缺了一点了）没有牵挂地在清朗的天空中移动，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月影已经下了栏杆，等她再去看湖水时，她才注意到水面更亮了。

“他真的会来么？”这个思想忽然钻进她的脑子里。她正想回答自己：他一定会来。可是话到了口边又退回去了。她的心上打开了一道疑惑的门。她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并不是十分确定的。过去好几次他都用这样的希望在她的眼前照耀一下又拿开了。他永远给她希望，却又永远不让她抓到它。他在她面前失信好几次，可是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他。她明白是一些什么原因使他对她失信，她明白是一些什么事情阻止他们相见。对那个抗战的大目标，她是没有权利抗议的。这三年来她自己也是为了这个目标才跑了许多路，吃了许多苦，冒了许多危险，而且她还预备继续为它牺牲。难道她不许他牺牲！她记起了他在某一封信里说过这样的话：“一件艰苦的工作既然开始了，就应该坚持到底，让它完成。”她是赞同这句话的。

“我们跟他们不同，我们没有他们那样的权利，”她想到这里感到了一点安慰，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使她感到满足了。

但这个满足也只是一瞬间的事。她的心马上反抗了：“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呢？既然我们交出去的并不比他们少？”不，只有多！只有多！她知道她的心要求得并不过份。她只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现在控制不住她自己。她的心饥渴着，欲望象微火似地在她的心里燃起来，没有一只温柔的手来使它熄灭。寂寞煽旺了火，她觉得勇气增加了。她决断地说：“我一定催他早来！”

“他真的能来吗？”仿佛谁在她的耳边说了。“怎么又是这个问题？”她对自己生起气来。为什么她的心不能够安静？为什么一定要想这些事情？她想不再去想这些。她的思想太乱了。可是她的脑子里已经充满了他的面影……却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她觉得他总是跟她离得相当远。她不能不想他，却又始终达不到他。

夜渐渐地凉了，风吹到脸上，使她打了一个冷噤。下面的庭院被月光照得十分明亮，湖水象光滑的缎子摊在那里，几片鱼鳞似的白云在水上漂浮。她的心似乎也跟着云在飘浮。云散了，水草的黑影却仍然留着。垂柳仍然在对岸缓缓地摇摆它们的枝条。夜的空气被一种幽微的浸骨的冷香渗透了。她站了这么久，现在才觉到这冷香一层一层地紧紧贴在她的身上，好象她动一步它们就会渗进她的身体似的。可是站在这里，她又觉得两肩有点酸痛了，仿佛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压住了一般。她不知不觉地发出了一声呻吟，这声音使她自己也微微地吃惊了。

“他来了就好了，”那个熟习的声音又在她的心里说话了。她摇了一下头，好象她要把这个思想摔落似的。为什么还在想这些事情？为什么还在问这些得不到解答的问题？为什么她不应该有这个对一班人原是很寻常的幸福？“刘波，”她抬起头充满柔情地轻轻唤了一声，她的眼睛望着明月，好象它便是她的刘波。

明月对她微笑了，这是凄凉的笑。于是她的脑子里响起了一句话：

“我们不是生来求快乐的！”

是这么熟的声音。她记起来了。三年前她离开上海跟她的刘波分别的时候，她也曾从那个友人的口里听到这样的一句话，现在他在她的心里找到应声了。

“可是……可是我这个时候……多么需要你，”她把两只手紧紧压住栏杆，挣扎般地吐出了这句话。她的眼泪象线一般地沿着脸颊落了下来。

十二

这一夜朱素贞没有睡到一个钟头。天快亮的时候她在床上咳醒了。以后她就一直没有能够闭上眼睛。她咳得不厉害，不过时常咳，咳后又觉得喉咙不舒服。她勉强躺了一阵，后来看见天大亮了，便起身叫茶房打脸水。她洗好了脸，隔壁陈太太房里还没有声息。她走到外面廊上去，客人们都不曾起来。谢质君夫妇的房间里粉红色的窗帷掩盖了一切，阳光正照在玻璃窗上。楼下庭院静静地躺在晨荫里。她又在廊上站了片刻，想起了昨夜的事，她觉得心里很闷，不想留着等谢质君起身，她向茶房要了一张纸，给谢质君留下一个字条，说是昨夜受了凉，人不舒服，只得匆匆地回去休息。她下楼去，在园子里散步一会儿，才走出园门，搭了渡船进城去了。

她回到家里，房门还关着，她唤了一声：“文淑。”里面马上起了应声，门开了，文淑穿着睡衣站在她的面前，手里拿着一本书。“怎么这样早就回来了？”文淑惊讶地问道。她只是点点头，就进了房间。文淑接着又问一句：“怎么？你脸色这样难看！你生病吗？”“不，”她答了一个字，就在床上倒下来。

文淑连忙走到她的床前，在床沿上坐下，拉起她的一只手，俯下头去柔声问道：“什么事？你对我说。我本来以为你回来一定有很多笑话讲的。”

素贞摇摇头，看了文淑一眼，又闭上眼睛，她一面说：“真的没有什么。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累得很。”

“那么，你好好地睡一会儿罢，”文淑亲切地说，就把她的手放下。

房里静静的，外面屋檐上有几只麻雀安闲地叫着，阳光给纸窗上半段涂了一层悦目的金黄色。文淑躺在床上看书。素贞迷迷糊糊地睡去了。她不知道睡了若干时候，醒来时，只觉满屋子都是阳光。房里没有一个人。她又躺了片刻，听见窗外的水声，她知道文淑在栏杆前洗东西。她觉得心里比较爽快多了，便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几步，然后信步走出房去。

文淑果然弯着身子在栏杆前洗衣服。她看见素贞出来，便问道：“你现在好些么？”

素贞笑了笑，答道：“我没有病，我跟你说过我没有病。”

“那么你是不是在等上海的消息，算日期他应该动身了罢，”文淑笑道。

素贞不理她，却问道：“你昨天到田先生那里去过罢？”

“嗯，”文淑点点头。

“他的同事到了吗？”素贞又问一句。

“到了，只有一个陈先生。还有一个到了海防又转回去了，”文淑答道。

“为什么呢？”素贞惊奇地问道。

“听说到了海防，在旅馆里接到一个电报，是香港一家书店要他去，事情比田先生这里好，薪水也多，同时安南情形很不好，日本人大批到了那边，贝当政府天天让步，形势紧张得很。他害怕日本人会打云南，又怕路断了，将来回不了上海，所以他不管田先生的意思怎样，就坐了原船回去了。田先生脾气真好，他虽然着急，也没有讲什么抱怨的话。倒是陈先生气得不得了。我也替田先生生气，”文淑说到这里，真的翘起嘴来。

“那么田先生怎样办？”素贞关心地问道。

“田先生说另外找人，刚巧洪大文在那里，你还记得那个守连云港带伤的军人罢，他一定要给田先生帮忙。田先生后来也就答应了，以后他还要搬到田先生那里去住，”文淑说。她又带着笑容加一句：“洪大文这个人很有趣，他高兴得了不得。”

“这样也好，总算有人给田先生帮忙了，”素贞答道。但是接着她又问：“你说安南的路真的会断吗？”

“据陈先生说，这条路一定会断，而且要不了多少天。昨天田先生得到一个消息说，日本人已经向安南总督提出最后通牒了。法国人说是要抵抗，恐怕是一句空话。日本人占领安南，这条路马上就断了，”文淑激动地说。

“我看不见得罢，法国人不一定就对日本人屈服，”素贞沉吟地说。

“一定的，我敢担保一定的！”文淑咬着牙齿带点气愤地说，“你没有听见陈先生说海防海关上法国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那真要气痛人的肚皮！”

“那么以后进内地来一定更困难了，”素贞说。

“你耽心刘波吗？不要紧。他要来总有办法，走金华，走广州湾，都是路！”文淑看了看素贞说。

“路自然有，不过没有以前方便了，”素贞带着悬念地说。

文淑走到素贞的身边，拍拍她的肩头，含笑地安慰她：“好姐姐，怎么你今天想不开了！他别的都不怕，还怕这一点点路！他要来，总有办法，用不着你替他操心。”

“我不是想不开。不过这几个月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他的事就定不下心。尤其是你来了以后，当初我跟他认识，还是你介绍，我们那个时候常常在一起，看见你我就要想到他……”

文淑不等素贞说完，就紧紧地挽住她的一只膀子，打断她的话头说：“他不是就要来吗？你忍耐了三年，还怕这短短的三个月？”

素贞点点头，表示同意文淑的话，不过她的脸上并没有现出一丝的笑容。文淑后来又添一句：“那么就怪我不该来了。”素贞连忙摇摇头，把眼光射到文淑的脸上，这一次她微微笑了，接着说：“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真正的原因是起初三个月接不到他一封信，以后知道他快来了，心里又静不下去，恨不得他马上到了才放心。这种心理想起来也有点可笑。其实我也并不是多愁善感的人。这几天因为谢质君的事情，心里不痛快，尤其是昨天看见了那些人的丑态。我现在也不对你说了，以后再说罢。不过我真替谢质君不值得。”

“有什么不值得！既然她自己愿意，”文淑打岔道，她对谢质君并没有好感。“况且——”

“朱小姐，冯小姐，你们都在家呀！”田惠世的清朗的声音忽然在天井里响起来，打断了文淑的话。

“田先生，你好早啊！”文淑带笑地招呼道。素贞也用笑容来欢迎他。

“不早了，”田惠世拄着手杖走上了石阶，望着她们微笑道；“我一早起来就到湖上散步。空气好得很，天刚刚亮，还看不见太阳，只有几片粉红色的云彩。草上、树叶上都还有露水，连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就象一颗一颗的珍珠。后来太阳出来了，路上好象画了一幅画，比画还要好，树叶时时在动……”

“田先生，你在做诗了，”文淑抿嘴笑道。素贞接下去说：“请坐罢。”

“冯小姐，你不要挖苦我了，”田惠世哈哈地笑起来。“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夸张的形容。今天在湖上走了一阵，心里非常高兴，就信步走到这里来了。”

“既然来了，就多坐一会儿罢，”素贞说。

田惠世在藤椅上坐下来，谈了几句闲话，他忽然压低声音严肃地说：“听说法国人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海防方面已经打起来了。”

“你看过今天的报吗？这倒是一个痛快的消息！”文淑兴奋地说。

“我没有看到报，刚才在湖上碰到一个朋友，他在绥署做事，是他说的。想不到法国人居然还有勇气抵抗！”田惠世说。

“法国跟日本打起来，我们的军队也可以开到安南去，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文淑继续说。

“不过我耽心法国人支持不久，”素贞说，“要是法国人真的让步了，以后倒也麻烦。”

“麻烦？有什么麻烦呢？”文淑奇怪地问道。

“日本人占了安南，不说别的，以后空袭就多起来了，”素贞说。

“空袭有什么可怕？这些你我不是都经历过吗？多点空袭也没有关系，你看这里全是太平景象。要是没有警报，哪里象是在抗战时候！”文淑带了点气愤地大声说。

“冯小姐说得对，我也觉得这里的人需要受点刺激，”田惠世含笑地说。“我从前在广州，天天有空袭，警报声听惯了，好象是少不了的东西。后来在香港、在上海听不到警报声，倒觉得寂寞。在这里也是两三个月才碰到一次警报。”

“在广州的时候，不知道怎样，敌机在旁边丢炸弹，我们还是埋头做事。现在好象没有那种精神了，”素贞回忆地说。

“所以我们在广州住过的人胆子比较大些，”田惠世得意地说；“这也是一种训练。”他又哈哈地笑起来。

“不过这也不是办法，”文淑不以为然地摇头说。“警报倒是应该躲的。炸弹没有眼睛。我在前线见过好多炸死的人。躲一下总比较安全些。”

“我相信我不会炸死，”田惠世说。

“为什么呢？”文淑笑问道。

“我们的城市很大，日本人的炸弹有限，所以我说中炸弹就跟中头奖一样不容易，我没有中过头奖，我一定也不会中炸弹，”田惠世挺起胸膛笑道，他心里还想：我的上帝不会离弃我！可是他并不把这句话对她们说出来。

“田先生，吃杯茶罢，”素贞说，就走进房去拿了茶壶和杯子出来，给田惠世倒茶；“不过我们吃的是胜利红茶，比不上你的好茶。”

“不要客气了，我自己来罢，”田惠世站起来，走到桌子前面，他伸手去拿茶杯，可是素贞已经给他斟好了。他端起茶杯说声：“谢谢，”放在嘴边喝了一口。他低声问素贞道：“听说你们学堂要搬走，是不是真的？”

“我没有听说过，”素贞略带惊讶地说；“不过我们学校太大，要搬也不容易。”

“我听见人说教育部有命令叫搬到四川去，”田惠世又说。

“我倒没有听见说过，”素贞答道；“昨天我还到学校去看过，开学日期好象决定了，又好象还没有决定，一点动静都没有，几个主要负责人都不在这里。其实我倒希望早点开学，闲着也做不了什么事，反而心里发闷。世清他们学校快开学了罢？”

“是啊，我差一点忘记了，”田惠世笑道；“我还有一件事情，今天请你同冯小姐两位到我家里吃晚饭。世清就要搬到学堂去了。今天是他的生日，我们买了一只鸡，一只鸭，做几样家乡菜，请你们一定要去。”

“那么我们还得送礼啊！”文淑插嘴道。

“冯小姐，你又在开玩笑了，他还是个小孩子，要送什么礼！我们不收！”田惠世摆着手大声说。

“世清上了学，你们家里就清静了。世明也去吗？”素贞说。

“世明不去。我本来要他跟世清读一个学堂，可是他身体差一点，他母亲很耽心，要他在家里休息半年。我想也好，他在家他母亲也多个伴。他自己也愿意，”田惠世说，父亲对儿子的慈爱隐约地在他的眼里露了出来。“我先走了，我还要到印局去一趟。你们今天下午要早点来啊！”他拿起他的手杖，走下台阶，跨过天井出去了。他的背驼得更显著，可是他的脚步很快。文淑和素贞跟着走出大门，却看见他的背影到了巷口了。

下午这两个朋友到田家去。她们先到大街上去买了一点礼物，经过一家报馆门前，看见墙上贴着大幅的《紧急号外》，上面用大字写着：“日军在海防登陆，越督下令抵抗……”字是黑色，旁边加了红圈。她们便站住把《号外》读了一遍，全是些令人兴奋的消息，并且都是本报特讯。仿佛那如火如茶的大战马上就要爆发似的。她们在路上还激动地谈论这些消息。

到了田家，她们看见世清站在大门口。他用愉快的微笑来欢迎她们。

“小寿星，你站在门口做什么？”文淑大声说。

世清红了脸，答道：“爸要我来看你们来了没有，我出来看了三次了。”

“对不起，我们来迟了，”文淑说。她把手里提的两包点心递给他：“这是一点不值钱的礼物。”

“我不收，不收！”世清推辞道。

“这是一点小意思，也不算是礼物，”素贞在旁边解释道。

“我不好意思收，爸也不许我收，”世清仍然推辞道，他还是不肯接过纸包来。

“那么我跟田先生当面讲去，”文淑说着就往里面走。

“冯小姐，你等等，我有话跟你们说，”世清连忙唤住文淑，文淑果然站住了。他带着庄重的表情对她们说：“你们在爸面前最好不要问起《北辰》的事，爸刚才为《北辰》的事情生过一阵气。”

“为什么？《北辰》出了什么事吗？”文淑惊讶地问道。

“印刷局昨晚起火，印好的杂志全烧光了，他们也不来通知一声，今天爸去印刷局催杂志才知道，”世清低声说。

“那么《北辰》怎么办？印刷局损失大不大？他们肯不肯赔？”素贞关心地问道。她皱了皱眉头。

“印刷局损失并不太大，不过烧了一个装钉房，”世清答道；“可是印刷费已经付了大半，要他们赔偿，他们说这是天灾，而且合同上并没有说到这一类的事情。”

“你父亲的意思呢？他怎么决定？”文淑问道。

“爸跑了大半天，找了几家印刷局，都印不了。后来找到了一家印刷局，比较小一点，不过经理还客气。他不肯订合同，说是先印两期试试看。印费也不比原先那一家高，已经把稿子送去了。”

“这么一来，出版期又得延迟一两个月了，”素贞惋惜地说。

“不过原先那个印刷局太岂有此理，非叫他们赔偿不可！”文淑气愤地说；“我主张跟他们打官司。我去跟田先生讲……”

“冯小姐，请你今天不要提这件事，”世清着急地说；“过两天讲也不要紧，爸就不会着急了。”他的眼珠不住地在转动。

“那么你收下罢，我今天就提《北辰》的事，”文淑说着又把纸包送过去。这次世清不推辞了，可是他也不说什么，只是对她做了一个滑稽的笑容。他跟着她们到里面去。

楼下办公室里只有洪大文一个人埋着头在写信。他看见她们便站起来，招呼一声。

“洪先生，爸在楼上吗？”世清问道。

“他就要下来了，”洪大文答道；他又对文淑和素贞说：“两位小姐，请坐。”他把两只手压在桌子上。

“洪先生，你请坐下罢，不要客气了，你站久了也费力，”文淑关心地说。

“洪先生现在在这里办公，”素贞温和地说。

“是的，我来跟着田老先生学习，不算办公，”洪大文赔笑道；“今天刚刚开始。”

“洪先生太客气了，”素贞微笑道。

“哪里，哪里！——我坐下了。”他坐了下来。“我是个老粗，学着拿笔杆，不怕你们两位见笑，还要请你们两位常常指教。”

文淑噗嗤笑了起来，她连忙抿着嘴，唤了一声“洪先生”，又接下去说：“我们又不是见第一面。以后你再这样客气，我就不敢理你了。”

“不客气，不客气，”洪大文连忙笑道。“你们请坐罢。田老先生今天为《北辰》的事情跑了大半天，现在上楼去歇一会儿。这里的印刷局也真麻烦，连薄薄一本杂志也印不了，也真够他苦了。陈先生送稿子到印刷局去了，本来田老先生还要自己去的。要不是我这两只腿不成，这些事倒应该我来办。我学会多办点事，也好让老先生少累一点。现在我只能看看稿子，写写回信。”

“现在杂志还没有印出来，稿子跟信件大概不会多罢，”素贞说。

“多着呢！”洪大文得意地笑道，他的眼光在面前一大堆信件上面扫了一下，他的脸发亮了，他的头顶的伤口也发亮了。“自从田老先生在报上登了启事以后，信来得很多，今天就有十几封。我也在帮忙田老先生回信。”

“朱小姐，冯小姐，欢迎，欢迎！”田惠世的声音在门口响了起来，他跨着大步走进房间，世清跟在他的后面。她们只顾跟洪大文讲话，没有注意到世清几时上楼去了。这时世清正对着她们微笑。

“田先生，听说你在睡觉，怎么不多睡一会儿？”素贞说。文淑马上接下去说：“是不是世清把你吵醒的？”世清对她笑了笑。

“我没有睡。我躺着看了一会儿书，”田惠世摩了摩他的胡须说。“你们看见今天的《号外》罢？”他又问了一句。

“看见的，”两个人齐声答道；文淑又说：“想不到法国人居然抵抗了，我看总可以支持一些时候。”

田惠世摇摇头说：“不会的，不会的！至多打得了三天。你们没有看见另一条消息，维琪政府不是训令驻日大使，向东京交涉吗？贝当老糊涂了，他还做得出什么好事！我看，打两天就会投降的。一定的，到过安南的人对法国人就没有一点好感。”他的眉毛竖起来，笑容渐渐地收敛了，眼里射出火似的光。他提高声音说下去：“我们这次经过海防。在海关里耽搁了七八个钟头，就只为了我们那几件行李。那些法国关员把我们中国客人简直当作一群犯人看待。随意骂，随意打，随意罚。一个广东客人多带了两件新汗衫，两条新短裤，就被关进木屋子，还要罚他很多钱。一个江苏人穿了一双新皮鞋，不知怎么得罪了法国关员，一定要把那双皮鞋从他脚上脱下。陈先生来，看见了一件更气人的事：他们那天晚上在老街的‘廉访所’对护照，一个浙江学生没有揭下帽子，签护照的法国官发了脾气，叫他脱帽。浙江学生不懂法国话，没有把帽子脱下来。旁边站的安南兵马上走过来打了他一个嘴巴。学生动手保护自己，他就给他们抓下来关起了。据旅馆的人说这个学生至少会关个一年半载。我很奇怪，法国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况且又是在这种时候，他们已经给人赶到悬崖边上了，他们不想法保护自己，却拚命欺侮别人。我不知道他们脑子里装的是些什么东西！”他愈说愈气，脸也挣红了，说到这里他觉得口干，便闭了嘴。世清马上走到他的身边，拉着他一只膀子，含笑地说：“爸，你又生气了。你今天够累了，歇一会儿罢。不要讲这种事情，好不好？”田惠世侧过头看了世清一眼，脸上浮出微笑，他和蔼地说：“你给我倒杯茶来。”世清便到方桌前面去倒茶。文淑和素贞用关切的眼光望着他。她们一时想不到适当的话。

“二少爷的话不错，田老先生今天真累了。虽说平日精神好，也不可以过劳，”洪大文望着田惠世，恳切地说。他的话并没有说完，这时世清把茶杯递了给田惠世，田惠世刚接过茶杯就咳起嗽来，洪大文也就把话咽住了。

田惠世咳了几声嗽便端起茶杯，接连喝了几口茶。屋子里很静。只有洪大文擤鼻子的声音听得见。田惠世诧异地抬起头看看文淑和素贞，问道：“你们怎么都不讲话？”他不等她们回答，自己又说：“你们以为我生病吗？没有.没有！我很好，就是今天为了《北辰》的事情又跑路，又着急，又讲了很多话，有点累。现在好了。你们不要把我当作病人看待啊！”他想笑，可是他只能做出微笑；他想哈哈大笑，但是张开口，他就觉得喉咙发痒，他努力忍住不要再咳一声嗽。这忍耐是很不容易的。他的脸色都变了。幸好世明走进来给他解了围。世明在他的耳边讲了两三句话。他张开嘴咳了两声嗽，便站起来，对文淑和素贞说：“现在他母亲催我们上楼去吃饭了。请上去罢。”他又看了洪大文一眼：“洪先生，你方便罢，要不要叫世明弟兄两个来搀你？”

“不用搀！我很方便，我走得很好，”洪大文大声说，立刻站起来，那副木拐就放在写字台旁边，他取过它们来放在腋下，准备动步了。

田惠世看了洪大文一眼，称赞地说了一句：“你的精神倒比我好，我应该学学你。”他的面容渐渐地开展了，现在好象是云散尽了，那里只剩了一片蓝天。

晚上十点钟光景，素贞和文淑回到自己的家里。她们开了房门，在地上发现一封未封口的信。她们扭开电灯。信是给素贞的，是谢质君的笔迹。素贞拿出信笺，信封里还有一把钥匙。信上写着：

素贞：

你今早晨为什么不辞而别？是不是我昨天招待得不好？我知道你不喜欢那班人，你不习惯同他们应酬。可是那是他的好友，他一定要请他们，我有什么办法？不过这是小事，你不会介意的。你说你受了凉不舒服，那么你为什么不在家里？我等了你快一个钟头，你还不回来？我知道那只是一个托辞。

我们进城来了。因为时局的关系，这班飞机提早飞，我们明早五点钟去机场。我回来收拾行李，我带了一点东西去，别的仍然留下。房间我留着，钥匙交给你，请你保管。房钱反正房东多借了三个月，最近用不着付。房东如果再来要钱，有你在这里应付也不要紧。只要时局不转坏，我过两个月一定回来。虽然结了婚，我还是决定把大学念完。今天我又把你劝我的话想了一番，我觉得有一张文凭究竟好一点，将来有一天要是我同健的感情变坏了，我还可以自谋生活。

等你到九点半钟，你还不回来，是不是看电影去了？我很想再见你一面，谈几句话，可是我不能再等了。我要走了。那么再见罢。祝好！

请代问候冯小姐。

质君××日。

“谢质君问候你，”素贞看完信，抬起头对文淑说。

“谢谢她，”文淑答道；“她信上写些什么？”

“她明天飞香港了。你拿去看罢。”素贞把信递给文淑。

文淑看了信交还给素贞，一面批评道：“你这个朋友很古怪。刚刚结婚，就耽心感情会变坏，这样彼此不了解，又何必多此一举？老实说，我对你这些同学，实在莫名其妙！我觉得她们太闲了！好象这个大时代跟她们完全不相干一样！”她说的是真话，她完全不了解那些人的心理。

十三

第二天的报纸上并没有关于驻安南法军抵抗日本登陆部队的记载，似乎安南总督也不曾下过抵抗的命令。从早晨发卖的日报到下午在重要街道张贴的《号外》上，人们知道日本军队不断地在海防登陆，又不断地从海防开赴各地。日本兵不停地前进，法国驻军静静地连动也不动一下。

第三天的消息更多了，安南的新闻占了全报纸的四分之一：飞机场占领了，铁路接收了，日本军队一直开到了老街。维琪政府和安南总督却表示愿意接受日本的友善的条件，与日本政府诚意合作。

“岂有此理！这种出卖邻人的行为只有法国做得出来！前天还说要决心抵抗，都是骗人的话！”冯文淑掷开报纸气恼地骂道。

“这样一来日本轰炸机的航程缩短不少了，以后这里空袭的次数会多起来，”朱素贞接口说，她也十分愤慨。

“管它的！就是他们把这里炸光了，我们还是要抗战，”文淑撅起嘴赌气地说。

这不是她一个人的意见，许多、许多人都是这样想的。田惠世甚至哈哈地笑着对人说：“他们有炸弹，我们有肉弹。”

洪大文在旁边听见了，便插嘴说：“老先生，你有的是纸弹。你的纸弹比炸弹还厉害。”

田惠世不明白洪大文的意思，用了疑惑的眼光去看他。他好象知道田惠世的心思，便带笑说：“你的纸弹鼓励人去求生，炸弹却只能够杀人。”

这个解释使田惠世很满意。这句无心说出来的话给了他多大的安慰，这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散播生命的种子，这正是他的任务，他的使命。他一个基督的信徒也就是为了爱生的缘故，才来拥护抗战，反对那残害生命的侵略者。生命是一道桥梁，把非战和拥护战争的两个极端连接起来了。这些天他早晨都在湖上散步，他看着叶上草间的露水在阳光里闪烁，看着荷花在绿叶丛中微微昂起头来，他想着许多事情，可是他对那一道桥所连接的两极端，却始终没有怀疑过。他热爱生命，所以不愿见人毁坏生命，对那残害生命的暴力（这几年来他看得太多了，家破人亡的惨剧、大规模的残杀、南京屠杀的记载、日寇暴行实录的照片！），他充满了憎恶，而且把它看作仇敌攻击。战士的精神在教徒的身上出现了。他有时会背诵《以赛亚书》中的一段话：“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这好象是一根打在他背上的鞭子，鞭子是锻炼战士的东西，它在他的精神上唤起了更多的热情和勇气。

第四天以后日法合作更加表面化了。日本的轰炸机列队在安南的上空示威飞行。谁都知道这是对这个城市的威胁。日本军队的调动引起了种种的谣言。报纸上的消息自然还是很堂皇的，不过人们心里揣想着，口里谈论着，他们甚至在报上发表的消息以外制造了更多的新闻。似乎战场马上就要移到这个城市的附近来了。少数神经过敏的人已经在作搬家的打算，一部分的学校和机关也开始准备疏散了。

在这期间中国政府接收了省境内的法国铁路，派遣了大军到边境驻防。这个消息使得一部分人放心地吐了一口气，谣言也因此减少一些。可是疏散和搬家的打算也有一部分成为事实了。防空司令部开始发出劝告市民疏散的布告，并且动员中学生在市区内作普遍的宣传。有一天报纸上登出敌人在河内嘉林机场放着两百架飞机的消息，下午一点钟在市内便发出了预行警报。这警报唤起的骚动是可以想见的。这天敌机并没有来，据说飞入省境的只是一架侦察机，飞到中途又折回去了。一般人都认为这是最初的征象，以为跟着来的一定是大规模的空袭。可是一连三天都没有人看见敌机的影子。这几天早晨出太阳，但不到正午就变了天，落起雨来，在晚上天又晴了。人心并不曾安定下来。那个就要到来的大空袭，在一些人的想象中好象大片的乌云似地遮盖了天空，只等着暴雨迎头落下来打破这难堪的沉闷。

就在这样的时候，素贞的学校开学了。素贞注了册以后的那天晚上，从女生宿舍一个同学那里回家来，看见文淑在屋子里写信，也不去打扰她。素贞在自己的书桌前面坐下，扭开了电灯翻看刚才借来的书。

天井里响起了熟习的脚步和手杖的声音。“田先生来了，”文淑忽然说，她刚写完最后的一句，便放下笔，站起来。素贞听见这句话，马上阖了书，也站起来。这两个少女似乎有同样的感觉：她们盼望一个熟朋友来把屋子里的沉闷空气搅动一下。她们尤其高兴听田惠世的笑声。她们便走出去迎他，并且扭开了客厅里的电灯。

“真好，你们都在家用功吗？难得，难得！”田惠世上了台阶，跨进客厅的门限，大声嚷道。

“我也是刚刚回来的，文淑倒没有出去，”素贞答道。“田先生，你从哪里来？”

“我从印局来，心里闷得很，没有回家，就到你们这儿来了，”田惠世答道，他微微皱了皱眉，在藤椅上坐下了。

“怎么你这时候还去印刷局？田先生，你太热心了！”素贞惊诧地说。

“别人忙着逃难，你倒忙着印书。你总是跟别人不同！”文淑笑道。

“你们忘记了它是我的淘气的孩子。做父亲的自然喜欢他的孩子啊！”他哈哈地笑了。

“那么这期杂志快出版了罢，你又去印刷局催吗？”文淑问道。

“一共六十四面，现在还只排了二十四面，并且要等到把这二十四面版子拆了，才能够排以后的。真是慢得可以。我天天催也没有办法，”田惠世摇摇头说，一道愁烦的阴影在他的脸上掠过，但是它并没有停留，便消失了。“我愿意加钱，要印局加工排。可是偏偏这两天印局里有些人回家去了。你们看，有什么办法？都是自己惊惶。有一点消息，大家就慌张起来，逃的逃，走的走。其实路隔得很远。就是轰炸，也用不着这么害怕。放了警报，再跑也来得及。工作还是应该照常做下去。象我们从前在广州，天天有警报，可是工作还是照常做，大家的精神非常好。”他向着素贞：“朱小姐，你说是不是？那时候你也在的！”

素贞笑了笑。她瞥了文淑一眼，然后回答他道：“田先生，这里不能跟广州相比。在广州因为没有地方跑，而且敌机来得太快，也来不及跑，只好壮起胆子照常做事情。那个时候连我也很胆大，不怕警报，我还记得有个星期天，敌机在上空飞，我还跟你一起在哥伦布喝咖啡。可是这里不同，地方小，敌机又乱投弹，今年春天炸市区死了几十个人，炸火车死的人更多。难怪大家要害怕。连我也不喜欢听警报的声音。”她又微微一笑。

“朱小姐，你的话自然也有道理，我也同意，”田惠世说；“不过敌机还没有来炸，自己就先惊慌起来，把工作也放下了，这总是不对的。你看，这么一个大城市，连一本杂志，象《北辰》这样薄薄的一本也印不出来，真是笑话！”

文淑在旁边笑了一声。田惠世惊讶地掉过脸来看她。她便说：“田先生，你也太喜欢你这个孩子了。我看，世清他们会说你偏心的。”

田惠世哈哈地笑了。“不会的，不会的！”他接连地说。他忽然换过话题问道：“你们听过张翼谋的演说没有？”

“没有，”素贞答道；“我本来也想去听的，后来有别的事就没有去。他的题目是《法国的悲剧》。”

“没意思！没意思！”田惠世摇摇头说；“还是他那一套！骂了法国又捧意大利！我有点好奇，所以去听了。真是胡说！”他笑了两声，马上又问素贞：“朱小姐，你们学堂还搬不搬？”

“不搬了，已经开学了，”素贞答道。

“好，很好，我就赞成不搬。前些天听见人说要搬，并且说车子已经准备好了，好象真要搬走似的。”

“前些天也有过搬的话，大约因为事实上有很多困难，便打消了。要是真说搬，哪里有那么多的车子？所以搬不搬，也不能由自己决定。我们好多教授都有一大家人，动一下实在不容易，想走又花不起这么一大笔路费，也就拖下来了，”素贞解释地说。

“对，现在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田惠世接着她的话说下去，“没有办法，只好糊里糊涂地拖下去，拖到不能再拖时为止。大家都拖。我现在也拖起来了，这一期《北辰》出了几个月还出不出来。这不是在拖吗？你们看，我有什么办法？”他失望地摊开两只手。

“田先生，你也不必着急。反正现在人心惶惶，杂志出版，也不会有人注意，迟些天也不要紧，”素贞劝慰地说。

“不过我们做事——”田惠世不同意素贞的话，他心里仍然记挂着杂志的事情，他带点固执地分辩道。可是他刚说了半句话，就被门外台阶下一个年轻的声音打断了。这是他的儿子世清。

“朱小姐的意思很对，爸，你应该信她的话，”世清说着，便走了进来。他先看看他父亲，然后招呼了素贞和文淑。

“怎么你也跑来了？有什么事情吗？”田惠世惊问道。“你从学堂里来？”

世清站到父亲的旁边，亲热地笑答道：“有个先生送家眷回乡下去了，明天上半天没有课。我请假回家来看看你们。”

“傻孩子，你这次回学堂才只三天。听你讲话好象你有一两个月没有看见我们似的，”田惠世爱怜地晒笑道，他望着孩子的天真地闪烁着的眼睛，他的焦虑、他的记挂全消失了。从这里可以知道，人说他爱杂志甚于爱他的孩子，这是不了解他的话。

“这些天学校里谣言很多，我不出来，就只有从报纸上知道一点消息，所以就是一天不看见你们，我也不放心。听说学校已经找好房子，就要疏散下乡……所以我更不放心……”世清声音略带颤抖地说，但是以后的话却被他咽下去了。他改变了语调，用笑容掩饰了他的激动，迅速而简短地说：“看见你很好，我真高兴。”

田惠世喜悦地笑起来。他对两位小姐指着世清说：“你们听，他说起话来好象他是我父亲似的。”他又转头对世清说：“不要再说了，好好地给我坐下来。”世清便在父亲旁边一个凳子上坐了。田惠世接着又说：“你们学堂准备疏散，也好。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妈告诉我，你这两天，天天到印刷局去催杂志，今天出门的时候身体不大舒服。妈说你今天并没有约会，出去又没有别的事情，你没有回家吃晚饭，一定是跟印刷局生气，心里不痛快，一个人到什么地方去了。妈想叫我出来找你，又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我说你不在印刷局，就在这里，不然就在湖上。我便先到这里来。果然一进大门就听见你的声音，”世清快乐地说，他看见父亲的笑容，觉得心里畅快多了。

“我很好，没有什么不舒服，”田惠世和蔼地答道。

文淑故意把世清打量了一下，笑着说：“不错，果然是一个好儿子。”她看看田惠世：“田先生，你也该满意了。”

田惠世并不回答文淑，只是默默地又把世清看了一会儿。素贞开始跟世清讲话，文淑也插了进去。田惠世带着笑容听他们谈论，他的眼光在屋子里各处移动，后来他的思想渐渐地移到别处去了。他们的话也就变成含糊不清楚的了。这样地过了一些时候，他忽然象梦醒似地站起来，短短地说：“世清，我们走罢。”

“还早，不多坐一会儿？”文淑挽留道。

“田先生，再坐一阵，你来了还没有多久，”素贞也在挽留他。

“不坐了，下次再来，”他用手杖点着地说。“我出来久了，我怕我太太耽心。”他忽然咳了两声嗽，但是又忍住了。世清关心地看了他一眼。

“什么时候我们请田太太出来玩半天，她在家里也很闷罢，”素贞说，她的眼前现出了那张半枯萎的秀丽的脸。

“我也要她多出街走走，她总是不肯。她身体不好，怕走路。到这里来，找不到女工，我们自己做饭，她更累一点。幸好昨天请到女工了。她就是那个爱劳动的脾气。不过你们约她出来玩，她也许会答应，”田惠世温和地说。他讲起他的太太，声音就变成非常柔和的了。

“好，我们过两天就去约田太太出来玩。请你回家先跟她讲一声，”文淑兴奋地说。

田惠世同世清一块儿走了。素贞和文淑把他们送到门口。“我们再送一段路罢，”文淑说。素贞没有反对，她们便陪着田惠世父子走出了巷子。

夜很凉爽，星星棋子似地摆满了整个天空，银河白闪闪地横在他们的头上，织女同牛郎隔着河相对闪眼。忽然一道光在墨黑的天幕上划了一下，一颗星落下去了。真快！转瞬就失去了它的踪迹。

四个人都没有讲话。他们转入了湖滨的马路。素贞和文淑还是不作声，却仍旧继续往前走。散落在各处的灯光，从树丛间透过来，好象是一些含笑的眼睛。湖水黑黑的，跟天成了一样颜色，灯光倒映在水里，就象是星星。在岸边单独立着的矮树常常欺骗了不注意的目光，变成了人形。这些树也不是沉默的，它们不断地在低声讲话。从树脚石板缝里送出来小虫们的哀鸣。夜象水似地在他们的身边流了过去。

“真快啊，一眨眼又是秋天了，”文淑忽然感叹地说。这时他们已经进了石牌坊，走在微微向上斜的湖上马路了。交柯的老树伞盖似地罩在他们的头上。风轻轻吹过，树叶跟着发出一阵轻微的叹息。她心里不大愉快地想着：我在这儿白白地住了几个月了。

“是啊，我一点事也没有做成，又过了几个月了，”田惠世响应似地说，他又为了《北辰》的脱期感到苦恼了。

“田先生，你太谦虚了，你不是天天忙着吗？”文淑接着说。

“忙了这么久，一本杂志还印不出来，这又有什么用？好些读者写信来问起，我真不好意思回答，”田惠世略带烦躁地答道。他又咳了两声。

“爸，你太累了，我替你写回信罢，我会写的，”世清在旁边低声说，他的声音只有他父亲一个人听得见。田惠世埋下头看了他一眼，阴暗中只看见他一对发光的眼睛。在儿子的眼睛里，父亲的亲爱的瘦脸只露出一个轮廓，颜色更加黑黄了。儿子的温暖的手紧紧抓住父亲的略微干枯的手，儿子的热传到了父亲的身上。田惠世的身子微微地颤抖起来。他的烦躁渐渐地被这颤抖赶走了。

“不要紧，你还是好好地读书罢。将来我会把这个事业交给你，”田惠世感动地说。

“我会好好地办下去，我一定要使你高兴，我一定要拚命努力，把《北辰》办得更好，”世清快乐地说，他把父亲的手捏得更紧了。

“我知道。我心里早有打算，将来有一天我需要你帮忙的时候，我会找你的。那个时候我就放心了。就是闭上眼睛，我也可以平静地去了，”田惠世点头说。世清觉得父亲的眼睛在黑暗中微笑了。

“爸，我离不开你。没有你，我做不好事情。我最大的幸福就是在你的指导下面工作，”世清带着孩子似的依恋对父亲说。

田惠世没有答话，这次他把儿子的手紧紧地捏住了。

“你看，他们父子感情多好，这样亲密，”文淑低声对素贞说。她听见他们的语声，却听不清楚他们讲些什么话，虽然她的耳朵偶尔也捉住几个字。

“不要打扰他们，让他们多讲一会儿。田先生今天有点心烦。现在似乎好些了。这一对父子都不错。，可惜我没有这样好的父亲……”素贞说到最后一句话，她的声音倒象是叹息了。

“你姐姐现在对你不是很不错吗？我连这样一个姐姐也没有，”文淑羡慕地说。

“你哥哥也很好，他前天还给你写那样的信来，”素贞也用羡慕的调子说；“我姐姐这两年来对我好多了，可是她并不了解我。我还没有告诉你，她昨天那封信上说，她要结婚了。我不知道姐夫是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姐姐以后会不会再改变。”

“即使她改变，你还有一个人啊，”文淑说着，差一点笑出声来。

素贞抓起文淑的一只手，紧紧地捏住，她不觉得窘，却低声笑问道：“你是不是也想找一个人？”

文淑不作声，却轻轻地拧了一下素贞的膀子。

“爸，我看你这一向身体不大好，你应该多找一两个人来帮忙，”世清继续说；他把声音压得更低，又说：“冯小姐倒不错，她现在反正闲着，她一定肯的。她跟朱小姐两个对你都很好。”

“我……”田惠世刚刚吐出一个“我”字，“碰”的一声巨响打岔了他。这炮声把湖上的空气掀动了。树丛间飞起几只鸟，扑着翅膀飞到别处去了。接着第二声炮响又冲破了天幕直上云霄。它好象把空气也带了去，然后又把它们全撒下来，这震动是相当大的。仿佛整个湖都在摇荡了。

“九点钟了！”田惠世自语似地说。他连忙掉头看素贞和文淑：“你们两位回去罢，九点钟，已经不早了。”

“不要紧，我们送你到家罢，”文淑答道。他们不知不觉地走到了石牌坊前面，眼前有灯光了，这是从牌坊外面石板路旁的电灯杆上射过来的。

“不必了，就快要到了，”田惠世客气地说，他还有几句话要吐出来，但是背着光迎面走来的一个穿中山服的中年人，忽然在他的面前站住了，大声唤道：“田老先生，你在这里！”

“啊，张先生，你到哪里去？”田惠世连忙问道。

“我回家去。刚才去看了一个朋友。田老先生现在也回家？”

“是的，”田惠世答道。他又低声问了一句：“这两天有什么消息？”

“没有什么特别的，你大概已经知道了，泰国又在跟安南办交涉了，边境上已经冲突过了。”

“这一定是日本人在背后提线，结果一定是日本人调停了事。泰国国务总理叫什么銮披纹的早就不是个东西，他好些年前就做了日本的尾巴，”田惠世带着自信地断定道。

“啊，还有一个消息，敌人在广州广播说一个星期内要大炸这里，”说话的声音更严肃了。

“又在吹牛！这种吹法我在广州、桂林都碰到过。这回没有说炸平的话倒是比较谦虚了。”田惠世哈哈地笑了两声。

“我走了，再见，”那个人对他点一个头，便匆匆地走了。

“朱小姐，你相信不相信敌人的广播？你还没有忘记广州的经验罢？”田惠世觉得好笑地对素贞说。

“就是他们真的来大轰炸，我也不害怕，说句笑话，我们是身经百炸的了！”素贞带点骄傲地答道。

十四

素贞说了那句话的第二天早晨，她同文淑在湖上散步。天已经晴正了，头上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蔚蓝，阳光温和地抚着绿树、灰土和淡青色的湖水，这一切似乎都在愉快地微笑。空气清新，还带着一点香气；微风吹过，人只觉清香沁鼻，仿佛肺腑也被这清香洗净了似的。

“天气真好，不过说不定敌机会来光顾，”文淑仰望着天空，说了这一句。

“也不见得真的就来，”素贞说。

时候不算早，不过也不迟。湖上来往的人还不多，可是行人却没有断过，三四个年轻学生拿着书坐在石凳上埋头读着，一对青年男女紧紧地靠在一起，立在湖畔，对着湖水，低声讲话。

“你还记得我们从前游西湖的事吗？”文淑忽然问素贞道。

“记得有什么用？反正现在不能回去了，”素贞淡淡地答道。

“那一回多好玩，我还在九溪十八涧摔了一跤，”文淑想着就要笑起来了。

“你还把我也带下去了，都是你要光着脚在水里走，”素贞抱怨道，她想想也觉得有些好笑。

“你看，那边不是田先生吗？”文淑忽然叫起来，她的眼睛在两棵树中间的空处瞥见了田惠世的影子，可是她们跟他还隔着一道水，她们要找他还得绕到对面堤上去。

素贞也看见了，便说一句：“我们过去迎接他！”她们立刻回转身到对面的堤上去了。

田惠世慢慢地走着；她们离他有十多步的光景，他忽然抬起头，看见她们在前面，高兴地大声说：“你们早啊！”

“真巧，今天又碰见你了，”文淑笑答道；“我远远地就看见你。”

“今天我起得特别早。世清要到学堂去，他走得很早，我送了他一段路。他一个人走了，我就到这里来散散步，”田惠世说；“你们早晨没有事，到我家里去坐坐。”

“不去了，改天去罢，”素贞顺口推辞道。

“你们没有用过早点罢，到我家里去吃，”他继续邀请道，“今天我太太在做我们家乡的米粉，你们不可不去尝一尝。我太太早就说过要请你们去吃米粉，今天真是巧得很。”他又哈哈地笑了。

“这是缘啊！”文淑说，她故意用了田惠世常常说的一句话。

“说得好！”田惠世大声笑道；“那么一定去，现在就去。”他把手杖按着地短短地咳了两声嗽。文淑和素贞的眼光一齐射到他的脸上去。她们第一次发觉他的清癯的脸上有一种枯萎的灰黑色，并且一条一条的皱纹，象铅笔画上似的，使这张脸显得衰老了。她们吃了一惊。可是一转眼间他又用笑容盖满了脸，并且若无其事地大声讲话了。

“好，我们去，”素贞答道，她暗暗地看了文淑一眼，文淑点了点头。

三个人到了田家，上了楼，在客厅里坐下。他们喝了田太太冲的可可茶。田惠世又拿了装铁观音的罐子，准备泡茶。他看见世明捧着热水瓶从外面进来，便对这个孩子说：“你下去请洪先生、陈先生上来喝茶。”

过了一会儿世明回来说：“爸，洪先生就上来。陈先生到邮政局取邮包去了。”

“什么邮包？”文淑好奇地问道。

“在香港印的最后一期《北辰》，这里已经到过了，现在寄来的数目多些。还有一部分是合订本，”田惠世答道。

这时洪大文带着橐橐声一跳一跳地走上来了。他走到客厅门口，含笑地对她们打了招呼。

田惠世给客人们斟了茶。田太太带着世明到楼下厨房里去了。

“田太太真好！性情好，心地好，又能干，又会吃苦。真难得！老先生真好福气！”洪大文看了一眼田太太的背影，他揉了揉鼻尖，大声地称赞道。

“是啊，我很少见过这样好的母亲，”素贞接嘴说，她想起了世明讲过的那番话。

文淑点了点头，可是过了片刻她又起了另一个念头：我做不到这样。怎么爱一个人会爱到把自己完全否定了呢？她有点替田太太抱不平。她觉得田太太不应当为了丈夫，为了儿女，牺牲自己。

邮差在下面嚷着：“收信。”洪大文拿起木柺就要下去。田惠世立刻阻止了他：“我下去。我还有点事要下去。你陪她们多谈谈罢。”田惠世迈着大步匆匆地走下去了。可是走到楼梯口，他忽然送回来几声短短的咳嗽。

客厅里静了下来。这咳声象是一些长指甲，刮着每个人的心。文淑看了素贞一眼，素贞也看了看文淑。洪大文却忍不住在旁边讲起话来：

“这两天老先生身体不大好。他应该好好地静养几天。可是他不肯休息，我劝他，他也不肯听。”

“我们也是这样想。他做事太认真，所以什么事都要自己来管。可是他究竟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况且一个人的精力也有限，使用时也应该有点节制，”素贞关心地说。

田惠世拿着信件回来了。“洪先生，这两封投稿信请你登记一下，”他说着把两封信递给洪大文，自己手里还拿着一封拆开了的信。

“田先生，是你的小姐写来的吗？”文淑含笑问道。

“是的，”田惠世答道，他的眼光还停留在信笺上面。

“我倒很想见见田小姐，”文淑说，“父亲是这样，女儿一定不错。”

“世慈倒象她母亲，”田惠世说，他的眼睛还埋在信纸上；“她来了你们看见就知道。”

“田小姐要来吗，田先生？”素贞惊喜地说。她从前在广州见过世慈一面，只是匆匆的一面！从面貌上看，世慈跟她的母亲并不相象。世慈的圆圆脸、大眼睛，跟田太太的瓜子脸、小眼睛恰恰相反。此外她便不知道了。不过她相信田惠世的话，因此她很想再看见世慈，同世慈在一块儿处一些时候。

“她寒假里也许会来一趟，她母亲很想她来。不过照现在情形看来，来不来还说不定，”田惠世答道；“她母亲很想念她。做母亲的人的心理很特别。”

“我也想见见她。不过我还不知道在这儿住多久，”文淑本来露出一脸的喜色，听见田惠世的话以后，她有点扫兴地说了上面两句话，但是过了片刻，她又接下去说：“她不来，我可以去看她，我说我是田先生的朋友，她一定跟我要好。”她忍不住笑了。

世明端了米粉进来，他把碗送到每个人的手里，一面说：“对不起，让你们等久了。”

“不久，不久，”除田惠世外，其余三个人都这样地回答他。他又下楼去了。除田惠世外（他吃的时候没有做声），其余三个人一面吃，一面称赞味道好。不久世明又端了四碗粉上来。接着田太太也端了两碗上来。

“味道不好啊，”田太太笑着说。“请坐，请坐，”她看见他们都站起来，便加了这一句。

“很好，只是你太累了，”素贞说，文淑也说了类似的话。

“不累，不累，”田太太说，她找到一个凳子坐下，她手里的碗已经被世明接了一个去了。他们看见她坐下，便也坐下来。

“田先生，田先生，”有人在下面天井里大声唤道。他们听出这是陈济民的声音。

“哎，哎，”田惠世答应着，连忙跑到栏杆前去。

“有预行了！”陈济民站在天井里，仰起头看楼上，手里抱着好几个邮包。

“你邮包取回来了？”田惠世顺口问了一句。

“都取回来了。我快到家了才看见旗子，你们快准备啊！”陈济民略带慌张地说。他转身把邮包抱进办公室去了。

田惠世也掉转了身子。他对屋里的人说：“有预行警报。不要紧，我们慢慢吃。”可是他们已经听见陈济民的报告了。

洪大文匆匆地放下碗来。他说：“我下去给陈先生帮忙，”便拿起木柺急急地走下去了。

“我们也去帮忙，”文淑兴奋地说，可是她却等着素贞放下碗以后一道下楼。田惠世用家乡话同太太交谈了几句，他比她们先下去，文淑和素贞到了楼下时，邮包都已经搬进办公室里了。田惠世和洪大文在整理稿件，把它们放进两个皮包里，陈济民收检了帐簿，又走进他的寝室去拿了一个布包出来。

“要我们帮忙吗？”文淑问道。

“不要了，我们快弄好了，”田惠世答道。

就在这时，凄厉的警报声突然嘹亮地响了起来，象一把利刀似地戳破了平静的天空。

“空袭警报！应该走了！”陈济民惶恐地说。他的圆中带扁的脸突然发白了。

“日本人倒讲信用，这回真是说来就来，”田惠世镇静地开玩笑说。

“那么今天倒要领教他们的本领了，”冯文淑笑道。她看了洪大文一眼，她故意用了“领教”两个字，这是洪大文常说的。

“我看也不过胡乱丢几个炸弹罢了，日本飞行员还有别的本领吗？”洪大文正经地说。他没有想到冯文淑在取笑他。

“我要先走了，”陈济民一手提着小皮箱，一手提着布袋说，他走到门前，正遇着世明提了一个包袱从外面进来。世明拦住他说：“陈先生，给你留得有米粉，你现在要不要吃？”

“不吃了。大家快走罢，”陈济民慌张地答道，就往外面走了。

田太太提了一个布包在门口站住了，她问道：“要不要走？”

“走，”田惠世答道。他又对素贞说：“朱小姐，请你们陪我太太先走一步，我马上就跟来。”

素贞应着。文淑抢先把田太太手里的布包拿了过来，世明搀着他的母亲，素贞因为手空着，也扶着田太太的另一只手臂。四个人一起走了出去。不过三四分钟，田惠世和洪大文也锁上门走了。他们走出巷子，正看见冯文淑的头在人丛中动着。他们急急地赶了上去。洪大文的一只腿靠着木柺的帮助跳得很快。田惠世提着两个皮包却走得有点吃力了。他们赶上了文淑一行人，却看不见陈济民。“陈先生呢？”田惠世问世明道。“我们看不见他，”世明回答道，他看见父亲赶来，脸上现出了喜色。

“田先生，让我拿一个罢，”素贞看见田惠世额上在冒汗，口里在嘘气，她注意到他提着的两个皮包，便从他的手里接了一个过来。

他们六个人走出了城门。空中尘土飞扬，土地高低不平，人象水似地带着嘈杂声向前流去。男女老幼讲着各种方言，穿着各种颜色的衣服，有的打着彩色的伞，有的戴着白色或者别种颜色的帽子，跑着，走着，或者被人搀扶着，这样构成了一个奇异的行列。常常有一两部黄包车颠簸地从后面滚上来，引起了更大的骚动。

他们走过一片坟地。坟墓快要踏平了，偶尔有一两块断碑倒在地上。人们的脚已经走出了几条路。活人的脚毫无顾忌地踏着稍稍隆起的坟头，稀疏的草在践踏下已经变成枯黄了。这个人海的水从这里开始散流到各处去，旁边有山岗，下面有田野，小树林，水沟，草地……

突然间响起了紧急警报。连警报声也显得十分慌张，好象危险就到了眼前似的。人们狂乱地跑起来。在拥挤和喧闹中，每个人只顾到自己，只想给自己找一个安全的藏身处。人们本能地狂跑，乱撞，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一部分人跑到下面树林中躲了起来，另一些人象一根长长的线，正在翻越山岗。还有许多人却继续往前面走，他们只想走得远远的，远远的。

机声听得见了。“敌机来罗！”一个拿着枪、袖上缠着黄布的壮丁嚷起来；“不要跑！不要跑！”人们仍然在跑。“我们到那边去！”文淑指着前面沟边有树荫的地方说。别的人也不讲话，却向着那个地方走去。机声越来越响亮了。他们跑到树荫下，立刻在草地上坐下来。他们抬起头往四处看，他们惊奇地发见那许多人在刚才这么短短的时间里全消失了。一点影子也没有。四周是这么静，连远处的鸡犬声也听得很清楚。可是听得最清楚的还是敌人的轰炸机的摩托声。

“看见了，在那边！”世明仰首望着天空，低声说，他的脸上带着紧张的表情。“在哪里？”文淑问道。“在那边，九架，不，下五，不，二十七架，”世明一面看，一面答道。文淑已经看见敌机了，别的人也都看见了。蔚蓝的天空里一些蜻蜓似的小东西，远远地向着他们头上飞来，颜色雪白，数目果然是二十七只，九只一队，一共有三队，排列得十分整齐。声音越来越响亮，飞机也渐渐地逼近了。高射炮接连地响着。“我们躺下来罢，”文淑提议道。她便伏到地上去。“躺下好，”洪大文也是这样说。众人都伏在地上，却仍然时时抬头去看天空。

敌机正飞到他们的头顶上。这几个人都屏住呼吸，身子紧紧挨着土地，眼睛仍然注意地望着天空。他们以为炸弹就会向他们的头上落下。“孔隆”、“孔隆”的声音快要震聋他们的耳朵了。

敌机飞过他们的头上，还不多远，忽然撒下了一些东西，好象是一束雪茄烟，散了开来，在空中飘着冉冉落下，映着日光一路上闪亮闪亮的。

“投弹了，”文淑自语道，她埋下头，闭着眼睛。也没有人答话。耳里只听见一阵并不太响亮的爆炸声。这周围的空气，甚至土地也起了轻微的震动。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他们仿佛从疲倦的梦中醒过来似的，嘘了一口气。以后他们才注意到机声渐渐地远去了。文淑第一个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别的人也立起来了。东南角上尘雾弥漫，黑黄色和灰色混在一起把那一段蓝天遮盖了。

“今天不知道炸到哪里，大概是东南门一带，”素贞说。

“是的，就是那个方向。今天投弹一定不少，”田惠世说。

在水沟的另一面是一片金黄色的稻田，先前就只看见稻穗随着风在微微飘动，这时稻丛里却突然跑出来许多人，他们头上、身上还带着稻草和尘土。矮矮的土坡上本来什么都没有，现在也站满了人。谈话声代替了机声。恐怖的时刻过去了。以后再也没有敌机的消息。人们逐渐地增多，这附近快要变成了一个闹市，挑担子卖米线和别的饮食的人出现了，并且大受人们的欢迎。人们吃着，谈笑着，抱怨着，使这个地方更象一个茶馆。

“应该解除了罢，”两个多钟头以后，他们已经坐在树下谈了许多话和许多事情了，文淑忍耐不住，忽然带着希望地自语道。

“恐怕还早，现在他们机场近得很，不比从前了，去了还会再来的，”素贞答道。

“高射炮没有打掉它一架飞机，算是便宜它了，”世明带点失望地说。

“它不敢低飞，高射炮自然难打着它，”洪大文解释地说，他用上嘴唇顶了鼻孔一下。他又加了一句：“最好我们自己有飞机跟它打。”

“将来总会有这一天的。前年在汉口不是一次打落它三十几架？”文淑说，她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就在这时候人群忽然骚动起来。大家闹哄哄地挤在一堆，开始向墓地那面移动。

“什么事？”明问道。

文淑站了起来，她说：“他们回去了，一定是解除警报了。可是怎么没有听见解除的声音？”

“你听，这不是？”素贞指着天空说。文淑果然听见一种长长的汽笛声，不过声音有时低到使听的人疑心这是自己的耳鸣。

“我们也走罢，”洪大文站起来说。他动着木柺先走了。众人也都立起来慢慢地走回城里去。

进到城里，素贞和文淑两人跟田惠世一家人分手了。她们先回到家里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出去在一家本地小饭馆里吃过中饭。这时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她们打算去看灾区，走过一家报馆的门前，看见许多人围在那里读《号外》，她们也走近去看。文淑的身材高一些，眼光也快一些。她读完《号外》，脑子里只装进了一些××，可是从几个站在她旁边的人的口中，她却知道一些被炸的街名。

“走罢，这些叉叉街对我们有什么用处？”文淑催促素贞道。

“是啊，其实这里本来可以不用叉叉的，”素贞掉转身来说。

“我们先到金碧路去看看，”文淑说。

她们离开报馆，又走了一条街，在十字路口，忽然看见田惠世坐了一部黄包车，从右边街中慢慢地转了出来。文淑欣喜地大声唤着：“田先生！田先生！”她走到车子前面，问道：“你到哪里去？”

车子停下来。田惠世脸色发黑，两眼睁得很大，眼珠没有一点光彩，手微微发抖，他声音含糊不清地答道：“我到世清学堂里去。世清——”

“世清怎样了？”文淑、素贞两人齐声问道。

“我不知道，恐怕……”他张开嘴吐出嘶哑的声音，泪水从眼眶里迸了出来。他似乎还在努力控制他的感情，不给人看到他的软弱。

“是不是炸——”文淑刚刚吐了这四个字，素贞就连忙打岔说：

“我们也去，我们陪你去看看。”她们两个人差不多同时打了一个冷噤。

“那么田先生，你坐车先去，我们就跟了来，”文淑说。

“我们也会坐车赶来的，”素贞说。

“我们一路走罢。我也不要坐车，这个车夫拉得太慢，”田惠世说，就跳下车来，伸手去取车钱。

“田先生，你还是坐车好，我们会跟来的，”文淑说。

“不，”田惠世痛苦地摇摇头说；“一个人坐在车上心里更难过，我更害怕。”他把车钱给了车夫。

“世明呢？”素贞问道。

“我要他在家陪他母亲，他母亲更受不了，”田惠世痛苦地答道。

这两个女子也不再讲话了。她们默默地跟着田惠世走了几步。她们偷偷地看他，他脸色阴沉，埋着头，点着手杖，跨着大步，飞也似地向前走。

“田先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伤了，还是——”文淑忍不住终于发问道。

“我也不知道，”田惠世摇着头答道；“学堂里来通知，要我们马上就去，说是世清——”他说不下去了，忽然抬起头望着天空，停了半晌，才继续说：“这不可能！我不相信！”他又把头埋了下去。

“说不定受了一点轻伤，抬到医院去了，过几天就会好的，”素贞柔声安慰道。

“世清很聪明，他会躲的。多半是学校当局没有经验，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你也不用着急，”文淑接下去说。

田惠世含糊地说了一句：“我知道。”他的意思她们并不了解。他知道的是，事情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学校的通知虽然没有明白写出那一个可怕的字：死，但是事情的严重性却已经在字句间流露出来了。他知道在学校那边有一个打击等待着他。这是一个极可怕的打击，它的重量是他可以料到的。他必须去接受它，他必须忍受那残酷的命运。他知道这是不可逃避的，可是他害怕去挨近它。他害怕自己会在这个打击下面破碎。他一路上用了绝大的努力支持自己，控制自己，他不让自己想过去的事，也不让自己想到未来。但是他的眼前老是晃着世清的影子，一些旧事象火花似地不断地在他的脑际闪亮。他忽然疑惑起来。他看看天，他看看街，他看看人。这一切不都是跟往常一样的么？并没有一点改变。那么他是在做梦？他的努力失败了，他的思想更乱了。他又仰望无云的蓝空，天高气爽，阳光和煦地抚着他的脸颊。难道这是“主”的仁慈的手的抚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难道这是试探么？那个孩子还是好好地活着的罢……

他们走过了好几条街。他时而低头，时而抬头，却始终不讲话。在他旁边走着的两个年轻女子，时时用同情和关切的眼光偷偷地看他，她们也不敢吐出一个字。她们只是希望在学校里看见世清的笑脸，这个孩子并没有受到大的损害。

“主啊，为什么还要试探我？难道我对你还有不忠实的地方？”田惠世仍然沉溺在自己的思索里，他谦卑地、痛苦地发问，声音十分低，只有他自己听得清楚。他盼望着回答。

一声巨响惊醒了他。过了半晌，他定了定神睁大眼睛看，前面街中塞满了人和尘土，一座高楼倒塌了。瓦砾堆上七八个人躬着身子在工作。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他只听见一个人叫道：“又是一个！”

他恐怖地站住了。难道这便是“主”的回答么？这不是梦。这不是试探，这是惩罚了。他绝望地想着：我犯了什么罪呢？

“田先生，走罢，”素贞在他的耳边温柔地说。他侧过头看她一眼，又默默地转身走了。

不久，他们就到了那个学校。校门口站着十几个学生，他声音发抖地对一个学生说：“我找校长。”

这个学生惊奇地看看他，又看看文淑和素贞，然后客气地答道：“校长就在那边，我带你去。”

他们三个人跟着这个学生走进操场，别的学生在后面唧唧哝哝地谈论着。

“请问你是田世清的父亲么？”走了十多步以后学生忽然问了一句。

“是，”田惠世短短地回答。

“我是他的朋友，”学生又说一句，他的年纪不会比世清大，他一定是世清的同班同学。田惠世看了这个孩子一眼，面貌相当清秀。可是田惠世觉得自己的眼睛湿了。

在操场的一角，围着一堆人，不知道在看什么。他们还没有走近人群，就看见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迎着他们走过来。“这就是校长，”学生低声说。田惠世立刻大步迎上去。

“我是田世清的父亲，”田惠世急急地对校长说。

“久仰，久仰！”校长殷勤地握着田惠世的手；“老先生来得正好。”

“我是得到贵校的通知赶来的。世清怎样了？”田惠世急急忙忙、战战兢兢地说。他的眼睛牢牢地望着校长的厚厚的嘴唇。

“这也是想不到的事，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老先生也不必悲痛……”校长皱起他的一对浓眉说。

田惠世不等他讲完，打岔地问道：“世清究竟怎样了？请你老实说！”

“我们已经把他装好了，棺木是学校买的，”校长还是慢吞吞地说。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今天早晨还送过他一段路。他现在在哪里？我要看看他！”田惠世带了一点疯狂的样子追问道。

“棺木就在这里。老先生今天要搬走也好。不然就暂时在敝校图书馆里停两天，等你找到地以后再来搬，敝校马上就要疏散了，”校长继续说。他诧异地看了看素贞和文淑。她们两个的眼睛都红了。

“我去看他！”田惠世说，也不去管校长，也不去管他旁边的文淑和素贞，就一个人向人丛中跑去。校长和两个女子也只好在后面跟着。

围成圈子的学生们给田惠世让开一条路，他进到了圈子里面。空地上四根矮长凳，上面并排放着两口白色棺木，盖子紧紧盖上。两口棺木的颜色和大小都是一样，他看不见世清的任何一个表记。

“就是这一口，”一个学生指着靠外的一具棺木低声对他说。

田惠世凝神望着那一具棺木。他不能够把这个白色的东西跟他的活泼的孩子联起来。他想，这不可能！这决不是事实！今天早晨他还对他笑过！周围是一阵可怕的沉寂。他茫然掉头看看旁边的人。文淑和素贞两个都是满脸泪水，她们出神地望着棺木。校长沉着脸，不作声。学生们带着忧郁和同情的眼光看他。

“可以打开盖子罢？让我看看他，”他用低沉的声音对校长说。

“可以的，”校长连忙答道；“不过还是不要看罢，你的少爷倘使死而有知，他一定不愿意让你看见他。”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田惠世茫然地接连说。

“他整个脸都削平了，老先生，你想想看这是什么光景！”校长用痛苦的声音说。文淑轻轻地叫了一声，她的眼泪泉水似地涌了出来。

田惠世埋下头，用右手手掌蒙住自己的脸，他的身子微微地抖了三四分钟。别人以为他哭了。过了一会儿，他放开手，他的眼睛却是干的。他对着棺木，用低到别人全听不见的声音唱着送别的歌。他忽然掉头问校长：

“那一口棺木呢？”

“这个学生，家在贵州，已经打电报去了，”校长答道；“他今天跟世清一起躲在田边一个浅沟里面，他的头也砍去了半边。今天遭难的就是他们两个。”

田惠世含糊地应了一声，他不等校长讲完，忽然掉转身子问道：“世清的寝室在哪里？”

“在后面，”校长略带惊讶地答道；他又问一句：“老先生要去看吗？”

“请带我去看看，”田惠世低声说。

“这两位？”校长望着文淑和素贞问道。

“我们在这里等好了，”文淑答道，她看了素贞一眼，她们已经把眼泪揩干了。

校长陪着田惠世向宿舍走去。一群学生在后面跟着。他们走了不过十几步，一个穿中山装的矮胖的人气咻咻地赶上来。校长把这个人介绍给田惠世道：“这位是训育主任刘先生。”刘主任马上伸出手来说：“田老先生，久仰，久仰！我还是《北辰》的读者。”田惠世含糊地吐出两个字音，勉强地握了那只伸过来的手。他的嘴就不再张开了。刘主任把嘴凑到校长的耳边讲了几句话，校长也用很低的声音回答。

他们到了世清的寝室。房间不太大，是长方形的，三面都放着上下两层的床，中央有几张条桌拼成一张较大的写字台。世清的床铺在左边的上层，帐子被褥等等都整洁地放在原处。桌上的书和笔砚，屋角的小皮箱也带着平日那种安闲的样子。这些东西在田惠世的眼里都是很熟习的。他想，这一切都平静地留在这里，他今天第一次来到世清的寝室，为什么世清不能来迎接他？训育主任在旁边对他讲话，两个和世清同寝室的学生也进来对他讲话，他们都在叙述世清在这个寝室里的生活情形和遇难的经过。他不住地点着头。他似乎注意地听着，可是他并没有抓住他们的一句整话。他呆呆地望着世清的每一件东西，仿佛连一管小小的毛笔上也有世清的影子。后来他觉得他们的声音没有了，他便向着刘主任温和地说：

“我想去看看他遇难的地点，请找个人带我去。”

“我陪老先生去，”刘主任恳切地说。

“谢谢你，”田惠世慢吞吞地说。他走出门，又侧头对刘主任说了一句：“他的东西我明天来收拾。”

“不要紧，我们整理好送到府上来罢，”刘主任客气地说。

“不必了，反正我明天要来，”田惠世的声音嘶哑了，他咳了两声嗽。

他回到操场，看见文淑、素贞两人在跟学生们谈话。她们连忙跑到他的跟前来，文淑亲切地问道：“现在回去吗？”

“我去看看那个地点，”他低声回答。

“我们也去，”文淑说。

他没有说什么。校长送他们到校门口。刘主任和两个学生陪他们走到世清遇难的地点。他们沿着小路走，大约走了半点多钟，看到了一条浅沟。左边是一排稀疏的老树，树外横着一片白色的水塘；右边是一条小路，路外横着一片黄澄澄的稻田。“就在这里，”刘主任指着说。田惠世埋下头看。两滩血迹，相隔有四五步光景，已经被尘土吸干了，现着黑色。刘主任指的一滩比较大些。此外没有一点引人注目的地方。沟里积了一层厚厚的尘土，还有几个窟窿，和一些脚印。沟边长着寥寥几棵野草。他奇怪地想：“就是这个地方？这是可能的吗？这是他的血吗？”他的心忽然厉害地痛起来了。

“这两棵树也挨了弹片，”刘主任指着两棵离得较近的老树说。田惠世的眼光便射到树上去。一棵树被拦腰砍去一块，张开白色的大伤口，另一棵树树枝被斩掉大部分。

“那边一个大窟窿，”刘主任指着说。那是在田坎上，窟窿似乎并不太大，刚刚把田坎挖断，可是黄金色的谷穗却被削去了几大片。

刘主任的嘴闭上了。田惠世默默地掉头看四周。空气里充满了稻香。一丛一丛的熟稻在微风里摇摆着它们的埋下的头。越过水塘，在远处一带树林的后面，太阳正往下落，林梢一片红光，象血迹又象火景，把淡青色的天空映红了一部分。水塘里也浮起了一阵光，一阵浅红。“火！”他忘了自己地轻轻唤了一声。于是他祷告起来：

“难道这是在焚烧罗马城么？主啊，为什么要流这些血？为什么不放过这个天真的孩子？难道这是公平？难道这是你的意旨？明示你的仆人罢。倘使应该牺牲，倘使我需要受罚，就是拿去我所有的孩子，挖去我的身上的肉，我也无怨言。可是为什么让那个暴力横行？为什么让它摧残这些和平的生命？这些不都是你的城市，不都是你的子民？主啊，你给万物以生命，你创造了光明和福佑。可是为什么让那个暴力在我们这里散布痛苦和死亡？仁慈的主啊，请你垂听你的仆人呼救的声音。”

他睁开眼睛，又看了一眼沟里的血迹，他用极亲切的声音轻轻说了一句：“别了，”然后抬起头对刘主任说：“我们回去罢。”刚刚说了这五个字，他就大声咳起来，大约咳了七八声，又止住了。素贞关切地问他：“田先生，你不舒服吗？”

“还好，”他简短地答道。他把那条浅沟再望了一眼，他忽然问刘主任：“这块地是谁的？”刘主任答道：“不知道，大概是附近农家的罢。”他埋下头沉默了片刻，又抬起头来嘘了一口气。他对刘主任重说一遍：“我们走罢，”就大踏步走了。

“我害怕田先生受不了这个打击，他的举动有点失常了，”文淑低声对素贞说。

“我不敢想，”素贞答道；“偏偏他这两天身体又不大好！”她的咽喉给堵住了，她挣扎了半晌，又吐出两句：“我们又不能够给他帮一点忙。世清是他最喜欢的孩子。”眼泪使她的眼睛花了。

他们回到学校，看见洪大文同陈济民正在操场里跟校长讲话。

“看过了？”校长迎着问了一句。

田惠世点点头，刘主任代答道：“看过了。”

“请到里面去坐一会儿罢，”校长殷勤地说。

田惠世摇摇头，他也不动一动。

“那么，老先生，你回去罢，后事让我跟陈先生两个来办好了，”洪大文走近田惠世，恳切地对他说；“你要怎么办，我们就照你的意思办。你自己身体要紧，还是回去歇一会儿罢。”

“田先生，你可以放心，我们待世清就象自己的兄弟……”陈济民说，他的眼睛也红了。

田惠世点点头，他的嘴动了动，可是并没有吐出一句话来。

“田先生，你还是回去罢。别的事情你让陈先生、洪先生他们去办好了。我们也可以帮一点忙，”文淑在旁边劝道。

过了一阵，田惠世哑声回答道：“我没有别的意思，只要早点把他安葬就是了。他的东西让他哥哥给他保存。地，我希望就买刚才我们看的那一块。他的血还留在那里，让他的骨头也埋在那里罢。我能够给他做的事情就只有这一点点……”

“你放心，我们一定照你的意思办，”洪大文感动地答道。

“好罢，谢谢你们，”田惠世点头说，两手紧紧地按住手杖，他的背显得更驼了。

十五

世清的葬礼十分简单。学校全体员生在出事的第三天就疏散到乡下去了，只留下四五个职员和工友办理未了的事，因此并没有一个世清的同学到墓地来看他的棺木入土。参加葬礼的人只有寥寥几个，田惠世夫妇和世明，陈济民和洪大文，素贞和文淑，两个学校职员和一个工友。这一天上午敌机又在城里热闹市区投过不少的炸弹。

工人们把棺材放进了墓穴。田惠世捧着一本《圣经》，念着福音书里的一节：“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然后他阖上《圣经》，闭了眼睛，用颤抖的声音背诵着另一本书里的话：“怜悯的日子到了，幸福和安乐的日子；我对你们说，基督今天要把你们聚到他的周围，安慰你们，并且叫你们坐在他右边。你们总要有信仰，因为你们看上天的门为你们开了。”田太太埋下头在旁边低声抽泣着。他睁开眼睛将一把土撒在棺材上面，口里念着：“我们从土里来，又回到土里去……”

田太太忍不住哭出声来，但是马上又止住了。田惠世抬起头同情地看了她一眼。工人们正在用土掩盖墓穴。世明躲在一棵大树后面小声哭着。文淑和素贞接连地用手帕揩眼睛。洪大文的鼻子不断地发出响声，两眼已经通红了。

工人们做得很快，三个人盖土，另一个人在挖草皮。太阳还没有落下，他们就把坟做好了。

田太太还靠在一棵树上哭着，世明站在她旁边低声劝她。田惠世呆呆地望着新坟。工人们过来找陈济民讲话。文淑和素贞两人一面谈一些闲话（她们为了驱除心上的悲痛，才谈起闲话来的），一面看四周的景物。悲痛似乎渐渐地离开了她们，又似乎逐渐在增加。她们不知不觉间又想起了前几天她们到这里来的情景。四周没有一点改变，除了这新坟。依旧是那几棵老树，明镜般的水塘，黄金似的稻田；只是浅沟填平了，现在是一座坟，耸在它上面。在这土堆下就埋着那个活泼可爱的孩子的血和肉。素贞忽然想起了那天世清跟她谈过的一番话，她的同情增加了，她的痛苦也增加了。她看看那个父亲，他的头仍然埋着，她想：他怎么能够负担这么一个重大的损失？

“啊，这里……？”文淑忽然变了脸色惊叫道，不过声音不大，没有引起田惠世的注意。

“什么事？”素贞吃惊地问道。

“你看，”文淑指着她旁边一棵矮树的枒枝说，在那根光秃的短枝上挂了一小片带皮的干肉。

素贞痛苦地叫了一声。她连忙掩住自己的嘴，把脸掉开了。

“不要嚷，”洪大文走了过来，他低声嘱咐她们说；“不要让老先生知道。”他伸手把它从枝上取下拿走了。

“你拿到哪里去？”文淑轻轻地问道。

“我等一会儿就把它埋到土里去，”洪大文镇静地答道。“你去劝老先生他们回去罢，时候不早了。”

“好的，”文淑痛苦地应了一声，她看见素贞呆呆地望着远远的一带树林，太阳正向着林梢沉下去。她轻轻地拍了一下她的肩头，问道：“你还在想什么？应该回去了。”

素贞猛省地掉过脸来，她那火似的眼光在文淑的脸上盘旋了片刻，她的脸上交织着悲痛与恐怖的表情。她说：“我看见那块肉，我怕极了。我不敢再看他父亲母亲。他们怎么受得下去？他们也是一样的人啊！”她求助似地望着文淑。

文淑紧紧地握着素贞的手，沉默了半晌，然后说：“我们过去劝田先生、田太太回去罢。”她只说了这一句，素贞默默地点着头。

田惠世夫妇同世明先回到家，他们在门口遇见印刷局差来送稿的工役。工役把一卷校样交到田惠世的手里，一面说：“王先生说请田老先生快点把稿子看好送回去，免得耽搁时间。”

“我知道，”田惠世顺口答了一句。他拿着校样往办公室走去。

“你不上楼歇一会儿？”田太太关心地看他一眼，在后面柔声地问道。

“我想看看校样，”田惠世温和地答道。

“你太累了，让世明给你看罢，不然留给洪先生看也是一样，”田太太接着说。

“我还好，我不觉得累，你先上去休息罢，”田惠世固执地说，他勉强地对太太一笑，就走进办公室去了。

田太太望着他的背影，微微叹了一口气，她嘱咐世明道：“你去陪他。我先上楼去。”世明听从她的话到父亲那里去了。

“你，你回来……啦……？”田惠世看见世明进来，心里一跳，吃惊地问了一句。他刚在写字台前面坐下，还没有摊开校样，他以为他看见世清了，连忙站起来。

“妈叫我来陪你，”世明答道。“你要不要我给你做事？”

他听出了世明的声音。他揉揉眼睛，惊愕地注意他面前这个孩子，他看清楚了这张苍白的脸，他失望地跌坐下来，短短地嘘了一口气，他沮丧地答道：“不必哪，”便俯下头去看校样。他看了一页，又抬起头，看见世明还站在门口，唤了一声：“世明，”一面向儿子招手。世明走到他的面前。

他用亲爱的眼光看了世明半晌，又伸手捏了捏儿子的膀子，和蔼地问道：“你身体怎样？”

“很好，”世明亲热地答道。

“没有什么不舒服罢？”他又问一句。

“没有，一点也没有，”儿子爽快地回答。

“晚上睡得好吗？”

“睡得好。”

“我明天出去再给你买两瓶清鱼肝油来。这两天为了你弟弟的事情把鱼肝油忘记了，”他忽然咬了一下嘴唇，又仰起头去看天花板。

“爸，我现在好多了，不吃，也没有关系，”孩子拿起父亲的一只手说；“补药渐渐贵起来了，你又不是有钱的人。”

“还是吃的好，这一点钱不要紧。等我买来了你就吃罢。给你姐姐的信寄出去了？”

“今天早晨就寄出了，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世明惊讶地说。

“哦，我忘记了。这两天我记性坏极了。你觉得我这个办法对不对？先对她说世清生病，以后慢慢地说病重，这样她容易受得住。”

“爸，”世明唤道，他把父亲的手捏得更紧了。“你想得很周到。不过，既然姐姐都受不住，你又怎么受得住呢？”他的语声变做了哭声，眼睛里早包了一眶泪水，他把头放在父亲的怀里哭了起来。

田惠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他的手爱怜地抚摩着儿子的头发。他又朝天花板望了片刻。“不要哭，哭多了也没有用。现在我同妈，除了姐姐，就只有你一个。你要好好地注意你的身体。你弟弟要是活着，多么好。他死了，我们还活着。我们也该好好地活下去。”世明哭得更厉害了。“不要过于伤心，这都是偶然。主的意旨不会是这样。我们并没有罪。可是我为什么要得到这个惩罚呢？”他的最后一句话是突然爆发出来的，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张开嘴，声音嘶哑地哭了几声。这声音是空洞的，不象哭泣，倒象是喉咙里的痰响。世明吃惊地抬起泪眼看他，他的脸黑得可怕，略微陷入的眼睛里燃着快要熄灭的火焰。孩子痛苦地惊叫道：“爸，你生病吗？”田惠世象从梦里惊醒似地答应了一声，埋下头来，看看世明。他摇摇头说：“我没有病。”可是他忍不住，发出了一阵无力的咳声。世明连忙站直身子，泪痕也不揩，就到父亲后面去替他捶起背来。

“爸，你上楼去躺一会儿罢，”过了一会儿世明恳求地说。

“不要紧，”田惠世低声答道。他吐了两口痰，已经止了咳，便转过身子去翻桌上的校样。

“爸，你还是吃点药罢，你咳了好些天了，”世明望着父亲，关切地说。

“我没有病。我病了当然会吃药。你上去歇一会儿。等我把校样看完了，你给我送到印局去，”田惠世说，对世明微微一笑（孩子觉得父亲的笑容是很勉强的），他不再理世明，却俯下头去看校样。

世明只好坐到另一张写字台前面去，静静地等候他父亲看完校样。他拿过一本旧杂志，并不用心地看了两页。他又抬起头看父亲，父亲专心地动着笔在校样上写字。过了一阵他又看父亲，父亲放下了笔，却低声念着一段文章。又过一会儿，屋子里渐渐地暗起来了。他再看父亲，父亲用一只手蒙住眼睛，头就撑在手掌上。“爸，”他惊恐地叫了一声。

田惠世抬起头，望着他惊叫了一个“你”字，又闭上眼，摇摇头，然后再睁开眼来，颓丧地说了一句：“我没有什么。”他看了世明一眼，又说：“我头痛。”

“天黑了，你不要做事了，你会弄出病来的，”世明走到父亲的身边哀求道。

“你忘记了我是医生？我知道保养身体，”田惠世带笑地回答。“错得不多，就只有这一张了。等等你坐黄包车给我送去。我们等着你回来吃饭。”

“既然错得不多，这一张你让我来校罢，”世明又说。

“我马上校完了，你就站在这里罢，”田惠世固执地说。世明不响了。过了一会儿，田惠世放下笔，叹了一口长气，把校样卷好，交给世明，还嘱咐了几句话。

屋子里只有近窗、近门的地方还有一点白日的余光。田惠世仍旧坐在写字台前，揉着他那发痒、发痛的眼睛。世明已经跨出门槛，却听见父亲又在那里咳嗽。他便回转去看父亲。父亲脸向着门，右手压在桌面上，左手按着膝，埋着头弯着身子，吃力地咳着。世明跑到他的身边要给他捶背。父亲却止了咳，摇摇头说：“不要捶了。你去罢。”

“爸，你这样咳，还是吃点药罢。你自己开个方子。我去给你配药，”世明哀求道。

“好罢，倘使明天咳嗽还不好，我就配点药来吃，”田惠世温和地答道。

“为什么要等到明天？你咳了好几天了，明天是不会好的，”世明说。

“你不知道，我这里（他指着自己的胸膛）伤了，这不是药医得好的。只好让它慢慢地拖下去，日子久了，也许会好起来，”田惠世痛苦地说。他又催促儿子：“你快去罢。”

世明看不清楚父亲的脸，可是他觉得那对眼睛里的余火渐渐地在熄灭。他知道父亲说的是真话。他不能够给父亲帮忙，除了听从父亲的吩咐。他绝望地看了父亲一眼，短短地说：“那么我走了。爸，你休息一会儿。”他急急地走出门去，他快要哭出来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田太太忽然说：“惠世，我们为世清祷告罢，我们都是罪人。”她的声音抖得厉害。她在床前跪下来，她开始念她的祷辞。

“我出去一下就来，”田惠世自语似地说一句，便走出去了。

他到了平台上。天空漆黑，密密麻麻地嵌了一天的星星。空气相当凉，晚风吹着，有点刺骨了。他觉得喉咙痒，连忙用手帕掩住嘴，轻轻地咳了两声。他的心仿佛被两个字刺痛着：罪人。他疑惑地问自己：“我为什么是罪人呢？”没有回应。他仰头望天，一明一暗地闪烁着的星星好象在对他霎眼打招呼。他不平地喃喃说：“我犯了什么罪？我们犯了什么罪，须得受罚呢？繁荣的城市化为废墟，房屋毁灭，人民死亡，血流遍地……这是谁的意旨？谁点燃暴力的火？谁使和平的土地变成恐怖的地狱？为什么说我们是罪人呢？我们没有罪。我们一点罪也没有！”一种诉于正义的欲望打击他的心。过去五十年的生活长长地拖在他后面，可是他每次回顾都没有看到一个暗点。他过得平凡，但是他过得正直。他虔诚地把自己献给了“主”。“主”在这一刻却不埋下眼睛来看他一眼。这些日子在他的周围哭声没有停过，死亡也是每日增加。难道“主”就不再从天空往下看这无数的人受苦？什么时候来“拯救世界”呢？心灵的痛苦压得他快透不过气来，信心和希望渐渐地朦胧了。他绝望地伸出两只手对着夜空喃喃说：“还我的世清来，还我的世清来。”仍然没有回应，他觉得自己竟然被上帝离弃了。

一只温柔的手搭在他的肩上，柔和的声音轻轻唤着：“惠世。”

这个亲切的声音使他的心渐渐地静了下来。他掉过身子去。

“你还不去睡？”田太太带着凄凉的微笑说。

“我心里闷得很，你先睡罢，”田惠世答道。

“我知道你的心情，”她捏住他的一只手，柔声说：“不过你应该记得《以赛亚书》里的一段话。”她不快不慢、声音略微颤动地念道：“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灌，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

田惠世不作声。她把他的手捏得更紧，她慢慢地说：“我们应该相信，应该有信仰。”

田惠世点了点头，痛苦地答道：“我想不明白。我心里乱得很。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我们究竟有什么罪呢？为什么世清……”他猛烈地咳起来，他感到肉体的痛楚了，他用一只手按住胸上发痛的地方。

田太太小心地给他捶背。一股风吹过来，她打了一个冷噤。她关心地、怜惜地说.“还是进屋去罢，外面冷啊。”

他勉强忍住咳嗽，说了一句：“我的信仰……我的心都伤了，”便跟着她回到房里。他疲倦地倒在床上，他觉得头发烧，身子连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第二天早晨由于田太太和世明两个的苦劝，他开了一个药方，叫世明拿去配药。药配回来他吃了，并不见效。到晚上田太太焦虑地谈起这件事，他却带笑说：“我觉得好多了，好多了。”就在这时下面有人叫门，门开了，过了一会儿，陈济民送上来一封印局王经理的信，信是开封的，陈济民已经读过了，主要的话是：

贵刊已排好三分之二，不日即可全部排竣。兹因急需，请再付款一千元，交来人带回，否则耽误工作，敝局不负责任也。

“这是什么话！不是才付过一千块吗？”田惠世变了脸色，生气地说，接着就咳了好几声嗽。

“我今天去的时候，王经理就露过这样的口风，照他的意思，要是我们不再付钱，他们不排下去了，”陈济民说。

“不排下去？他不是明明答应过，不必先付钱吗？前两天才拿了一千块去，现在又来要。太不讲信用了！我们办杂志又不是为了赚钱图利……我就去跟王经理交涉！”田惠世说着，就站起来要往外面走。

“惠世，你不要去。这一点小事你不必着急，明天请陈先生去交涉也是一样，不然就再付他一千块钱也好，”田太太关心地望着他，柔声劝道。她也站了起来。

“田太太的意思不错，我看就再付他们一千块，只要杂志早点印出来就好了，”陈济民接下去说。

“不行，不行，我去——”田惠世一面说，一面往外走。他走了两三步，话也没有说完，忽然回转来，坐在藤椅上，皱着眉头，疲倦地挥着手，声音哑涩地说：“好，就付他一千块钱罢。请你写个信催一下。”他把信递还给陈济民。

陈济民走出去了。田太太和世明都跑到田惠世的身边，田太太惊恐地问道：“你怎么啦？”

“我不行了，明天请个医生来看看，”田惠世痛苦地说，他厌烦地闭上了眼睛。

从这时候起，他就没有下过楼了。

十六

早晨下着微雨。素贞上午没有课，她同文淑到田家去。她们先到楼下办公室。房里很清静，洪大文和陈济民各占了一张桌子，埋着头在写字，听见她们的脚步声，两个人一齐抬起头来。

“怎么今天这么静？田先生不在家吗？”文淑打过招呼以后，问道。

“你们几天不来了，我们正惦记着呢！”洪大文说；“田先生病了。”

“病了？”文淑惊讶地说。素贞也吐出一句意思相同的话，她还问道：“不要紧罢？”

“据医生说，这是肺炎，不要紧，只要吃他的药，一个星期包好，”洪大文答道。

“那就好了，”文淑放心地说；“他咳嗽好几天了，早就应该看医生的。他总说自己没有病。”

“他自己也是医生，因此有时会大意，把病看轻了，”素贞解释地她。她又问一句：“这个医生怎样？”

“就是刘亨利医生，在报上天天登着广告，说是香港、海防的名医。身体倒很结实，”洪大文答道，他伸手揉了揉鼻子。

“洪先生，你这句话太滑稽了，他的身体结实对病人有什么用？又不是请池来赛拳。”文淑噗嗤地笑着打岔道。

“冯小姐，你让我讲下去罢，”洪大文笑着接下去说；“我是说我不相信这种医生会治病；治内病我倒相信中医。而且他的名字不顺口——”

“我知道，外国名字亨利刘，中国名字刘亨利，”文淑抢着插嘴说，她又笑了。“不过他的药怎样？吃了见效不见效？”

那是一种叫做沙尔法——什么的药片。[8]他要老先生每天吃八片。药可是相当贵，都是他代买的，由他每天差人送来。说是外面假货多，他买的是真货，药吃了三天一共二十四片，不但没有见效，病反而加重了，洪大文说，他的脸发红，光秃的头顶似乎更向上凸出些。刀痕很明显地横在那里。

“田先生自己怎么说呢，他觉得药怎样？”文淑问道。

“他没有说什么，”洪大文答道；“不过今天早晨他说药太厉害了，他不要吃了。他说就这样过几天便会好的。”

这些时候都没有作声的陈济民忽然站起来，手里拿着一束信，插进来说：“我看还是另外请个医生罢。不过田先生不答应，他说这里的医生都差不多，这个不成，恐怕另外一个来也是一样。不过就这样拖下去，更不好。他这几天人瘦得多了。”

陈济民说到这里，世明忽然走了进来。他的脸比往日更苍白了，眼睛也失了神采。他看见素贞和文淑，带笑地招呼了她们，还说：“好几天没有来了，爸一直在念你们！”

“我打了两天摆子，她（文淑说时，指着素贞）又忙着上课，所以好几天没有来了，我们还不知道你爸爸生病！他好些了吗？”

世明摇摇头，说：“好象更差一点。不过他自己总说不要紧。从昨天下半天起就没有下床了。”他又对洪大文说：“洪先生，爸问你，最后一批校样送来没有？送来了，他要看一下。”

“刚刚送来，我还只看了四页，”洪大文客气地答道。他又问世明：“要不要现在拿上去？”

世明想了想，答道：“那么就请你把看过的给我罢。别的请你看好了再给他看，不然他又要自己动手校。”

“你们请坐罢，我出去一趟，”陈济民对两位小姐说了这句客套话，就匆匆地走出去了。

洪大文把四张校样交给世明。素贞在旁边对世明说：“我们跟你一道上去。”

“我看爸这个病恐怕不容易治。他自己说他的心伤了。弟弟的死对他是个大打击，”在上楼的时候，世明对她们说。她们含糊地答应着。他的眼睛却被泪水打湿了。

三个人进了房间。田惠世躺在床上，身上盖了一幅薄被，枕头垫得高高的，黑黄色的瘦脸无力地落在枕上，陷落的眼睛闭着，鼻孔里短促地出着气。他们静悄悄地站在他的床前。田太太本来坐在一把靠窗的椅子上，戴着眼镜在读《圣经》，看见了他们，便放下书，取开眼镜，站起来，压低声音对两位小姐讲话。

田惠世忽然把头移动一下，睁开了眼晴。他看见她们，便把脸掉向她们这边。他提起精神，对她们微微一笑，可是只有嘴边两条肉线略略松弛了一点，嘴张了一下，露出一排黄色的牙齿。他吃力地说：“你们好几天不来了。”他说得很慢，声音却很清晰。

“我打摆子，”文淑走到床前说。

“好了吗？”他问道。

“好了，”文淑答道，她才注意到他的枕头旁边放着一张世清的半身照片，是放在镜框里的。

“朱小姐呢？”他的失神的眼睛望素贞的脸。

“我上课，”素贞略略俯下头，答道。

“上海有信来罢，他怎样了？”他问着，又勉强地笑了笑。

素贞迟疑了一下。文淑抢着代她回答道：“岂但信，连人也快来了。”素贞掉头瞅了文淑一眼，也不再说什么。

“那么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酒？”他差不多一字一字地说，又笑了一次。

“快了，等你病好了就请，”文淑又代素贞回答。

“田先生，你不要听她乱说，”素贞听见文淑的话，连忙插嘴分辩道。

“早点也好。我劝你拉住他，不要放他再回到上海那个鬼地方去。我这不算病，都是我太太他们太小心，一定要我看医生。我不过太累了，休息几天就会好的。我现在连咳嗽也不咳了，”田惠世有气无力地说，说了两句，便喘一口气，说完了，又长长地嘘一口气。

“你晚上不是还咳嗽吗？你应该好好保养啊，”田太太站在文淑后面插嘴说。

“这不要紧，我知道，”田惠世摇摇头说；他又把脸微微移动一下，向着世明问道：“校样送来了吗？”

“在这里，洪先生刚刚看了四张，以后的他还在看，”世明把校样递给他，他接到手翻看了一下。他似乎想聚精会神地一字一字读下去，可是看了三段，他就支持不住了，手一松，让校样飘落在被上。他皱着眉头，绝望地叹了一口气。

“你不要看校样了，洪先生他们看也是一样的，你要好好休息啊，”田太太关心地劝道。她走过去把校样从被上拾起来，叠在一起拿开了。田惠世不作声，他的无力的目光跟着她的手移动。他的眼里绽出了两滴泪珠。

“看看校样是不要紧的，我太太也太小心了，她连报纸也不肯拿给我看，”田惠世对文淑说，他的眼光落到枕头下当天的报纸上面。

“田先生，你要是不放心，我替你校罢，好吗？”文淑感动地俯下头，在他的脸边说。

田惠世睁大眼睛看文淑。对文淑，这眼光起初是陌生的，她看不出丝毫的意义来，那里面空空的没有一点东西。后来这一片朦胧渐渐地澄清，平日的那个田惠世在目光里出现了，眼睛渐渐地亮起来。他忽然发出较大的声音，唤道：“冯小姐。”文淑应着，又把头俯下去。他说：“我精神不好，办不了事，我请你到北辰社来帮忙，你不拒绝罢。”文淑一时没有回答。他又接下去说：“你记得世清这个孩子罢，他临死前一晚上还劝过我把你请来帮忙，他说你跟朱小姐两位都很好，反正你现在又闲着……可惜这个孩子现在看不见你们了……”他张开嘴，有泪无声地抽泣起来。

这时屋子里十分静，慢慢地响起一阵隐微的低泣。每个站着的人都在揩眼睛。文淑的嘴里迸出一声带哭的话：“田先生，我答应你，不过我在这里住不到多久，我要走——”

“好，谢谢你，”田惠世哑声打岔道。停了一下他又问：“冯小姐，你说要走，你要到哪里去？”

“我还要到前方去。我过不惯大后方的生活，”文淑直率地答道。

“那么请你等到我的身体完全复原了才走，好不好？”田惠世用力地说，他不瞬眼地望着她，可是看见她点了点头，他便闭上眼睛，昏睡似地把头偏落到枕头边去了。

众人还在床前立了片刻。后来田太太轻声对文淑和素贞说：“他睡了，你们两位请到外面坐坐。”

“好，”素贞答道，便同文淑走出房门到客厅里来。她们到了圆桌前，还没有坐下，素贞又对田太太说：“我看还是另外请个医生来罢。田先生这个病要小心啊。”

“我们劝他另请医生来看，他总不答应。不过我已经托陈先生出去打听了。有好一点的医生就请来，不管他答应不答应，”田太太含着眼泪答道。

“那就好，”素贞略微放心地说；“不过田太太，你太辛苦了，你也要当心身体。”

“我知道。现在只求他早点病好，别的也顾不得了，”她说着，一面拿出手帕揩眼泪。世明从房里出来。文淑问道：“你到哪里去？”

“爸睡得很好，我把校样给洪先生拿下去，”世明答道。

“给我，我拿下去好了，”文淑说着就伸出手来。世明迟疑地看了她一眼，她说：“你就在房里陪你父亲罢。反正我要下去跟洪先生讲话。”世明说一声“谢谢你”，就把校样交给她了。

文淑接过校样后，又看了素贞一眼，素贞还在跟田太太讲话。她也不说什么，便急急走下楼去。

洪大文一个人在办公室里，他刚刚把校样看完，正在整理桌子上的稿件，文淑唤了一声“洪先生”，他连忙抬起头答应。

“这是刚才拿上去的校样，”她一面说，一面把校样放在他的面前。

“谢谢你，”他感谢道，接着又问：“老先生现在怎么样？你看是不是好一点？”

文淑摇摇头，皱拢了眉毛说：“我看这个病不轻。他床头还放着世清的像片，你说有什么办法？”

洪大文马上变了脸色，眼睛接连地闪了两闪，泪水快要落下来了，他伸手揉了揉鼻子，痛苦地问道：“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能束手望着……”

“洪先生，你坐下罢，我有几句话跟你谈谈，”文淑说，洪大文果然马上坐下了。文淑拉了一个凳子过去，她同他坐在相邻的两个角上。

“我答应田先生暂时到北辰社来帮点忙，”文淑兴奋地说，不过声音并不高。

“欢迎！我知道老先生早就有这个意思，”洪大文快乐地笑了。他伸出手来送到文淑的面前，文淑把手迎上去，他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差一点使她痛得叫出声来。可是她含笑地望着他，对他微微点一下头。她感到一阵热，一阵畅快。这紧紧的握手给了她一个鼓励，一个保证：她不是孤独的，要是她需要人帮助的时候，在这里还有一只援助的手。

“谢谢你，”她温和地笑道。“所以我现在跟你商量，”她的语调又变成严肃的了。“我们要是在别的方面不能给田先生帮忙，至少我们可以使这期杂志早点出版，让他早点看到心里高兴，病也许可以早点好。”

“是的，是的，这个意思不错，”洪大文连连点头说。

“那么你有把握办到罢？”文淑马上接下去问一句。

“我看一定办得到，只要冯小姐，你肯接手做我这部分工作，我天天等在印刷局催他们，一个星期便可以赶印出来，”洪大文爽快地答道，他的眼睛发出光辉，他的鼻孔接连哼出气来。

“既是这样，就请你把工作交给我罢，我勉强可以担任，”文淑的眼睛也发亮了。她看见他伸出手用力揉着鼻子，她差一点要笑出声来，她连忙掏出手帕，装做擤鼻涕的样子掩住嘴，然后又问一句，“我什么时候来上班？”

“随时都可以，只要你高兴，现在就可以，”洪大文含笑地答道。“要快并不难，那个印刷局可以快，只要我们肯去催他们；我怕的是催了出来没有弄好，老先生看见反而会不高兴。我又丢不开手头的工作，陈先生一天也很忙。现在冯小姐，你来了，我就放心了。”

“好，那么就请你把工作交给我，反正我没有事。现在校样看好了，你也可以去印刷局了，”文淑说着就站起来。

洪大文也站起来，转过身在抽屉里拿出一叠稿件和信函。

刚巧素贞在这时进来了，她问文淑：“你回去吗？”

“我不回去，我今天上班了，”文淑含笑答道；“洪先生在跟我办交代！”

“好的，那么我先回去，我还要预备下午的功课，”素贞说，她又向洪大文打一个招呼，便走出去了。

素贞回到家，在大门外正遇着邮差从院子里出来。“朱小姐，你有封挂号信，”邮差迎面招呼道。

“在你身边吗？”素贞连忙问。

“是的，”邮差把信从信袋里拿出来，递给她，一面跟着她进去取回执。

信封上贴的是香港邮票，地址却不是刘波的笔迹。素贞的心跳了一下。她连忙走进房间，在回执上盖了章，把它交还给邮差，打发他走了。

她回到屋子里，站在书桌前拆开信读着：

素贞女士：

写信给你的是一个陌生人，你不会知道他的姓名，不过他是刘波的同志和朋友。现在让他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六天前下午七点钟左右，刘波在法租界环龙路被敌伪绑架去了，听说现在关在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的特务机关里。我们正在设法探听他的确实下落。倘使关在法捕房还有办法营救。请你不要耽心，我们会想尽一切方法救他。我们也希望你能节制个人的情感，为民族解放运动努力。以后有消息再告。你要是有信寄上海，可寄交九龙太子道一三三号三楼×××转。祝好！

抑强　十六日

素贞读完信，手一松，让信笺落下地来。她也不去拾它，却跌倒般地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她浑身微微颤抖，眼光茫然望着窗外，耳里响起一阵隐约的铃声。在这时候她只觉心里空虚。眼前的一切完全黑暗了，连她自己也好象不存在似的。这样地过了二三十分钟，仿佛有什么东西针似地刺到她的心上，她微微一跳，站了起来。她俯下身子去找信。她捡起它来，低声念了一遍。她痛苦地唤了一声“刘波！”一个快到眼前的希望破灭了，一个未来幸福的依傍崩溃了，几年来热情的寄托消失了。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为什么在片刻的功夫一切都改变了？她是在做梦么？她的心还在渴望地呼唤着他，难道他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她不能相信。他的面貌，他的声音仿佛还在她的近旁，他和她还离得这么近！他跟她中间不能够发生什么事情！他还是她的，她也还是他的。

“这封信说了些什么话呢？”她疑惑地问她自己。她在房里踱了几步。她拿着信念了好几遍。她有点不了解那些话的意义了。“这是真的么？为什么他应该得到这个恶运呢？为什么我应该得到这个恶运呢？我们不都是为了我们民族的未来献出个人的力量么？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有那个原本是极寻常的幸福呢？”这些疑问象乱丝一般纠缠在她的脑子里，愈理愈乱。她得不着回答。并且她愈想头愈重了。

“我这时候多么需要你，”她忽然柔情地轻轻唤道，她这时真的需要那只有力的手臂来扶持她，她需要热情的话语来鼓舞她，坚决的信念来支持她。可是她的眼光又落到手里那张信笺上，她仿佛要在那张纸上找回他来。然而她的眼睛被这样的几个字伤害了：“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那个可怕的地狱！伪组织的杀人机关！残酷的魔王丁默村的巢穴！她读过报纸上关于那个人的记载。人进了那个地方就不会活着出来，除了他卖掉自己的灵魂。刘波不是那样的人。那么他的结局就只有下面的两种：憔悴地病死在那里，或者被汉奸杀害。这是十分确定的！一个雷打到她的头上来了！她昏昏沉沉地倒在床上。她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什么也看不见地过了许久。右手紧紧捏成一个拳头，信笺被捏做了一个纸团。于是墙壁转动起来，天花板渐渐地往下落，她只觉心里难过，便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后来她再把眼睁开。窗外响着淅沥的雨声。雨脚帘子似地挂在檐前。中饭的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了。她的脑子清醒了一点。她不想吃东西。她慢慢地坐起来。手早松开了，一个纸团从她的身上落下去。她懒懒地弯下身把它拾起，她又摊开它念了一遍，走到书桌前把它放进抽屉里。她刚打开抽屉，一叠刘波亲笔写的信封便出现了。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噤。她的眼光停留在刘波的笔迹上，但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感情来袭击了她。她坐倒在椅子上，头压着桌面悲痛地哭起来。雨声陪伴着她，并且压倒了她的哭声。她哭哑了声音，哭干了眼泪，觉得心里好过一点，便抬起头来。雨脚也小了，雨势已经断了，天有了晴意。她懒洋洋地走到窗前，立在那里，她又想起一些旧事。她的心被回忆轻轻刺着。她微微咬着下嘴唇。她忽然低声自语道：“三年的等待只得着这个噩耗。我还在做什么梦呢？”

雨脚又变长了，天空失去了那一点点晴意，单调的滴水声再响起来。声音仿佛滴在她的心上。她听着那声音，她数着那声音。后来她穿上雨衣匆匆地锁上门出去了。

她出门时，本想到田家去找文淑（上课的事已经被她忘却了），可是走出巷子，她却改变了主意。她在湖上散步了许久，朦胧的雨景适合她的阴郁的心境。有一次她立在桥边看湖面，她差一点要越过栏杆跳下去。可是她背后响起了一个女孩的声音，女孩讲的是她家乡的语言：“小姐，我是从上海逃难来的。在路上爹爹给东洋人杀了，姆妈……”她不要再听下去，顺手在雨衣袋里摸出几张滇票给了女孩，就逃开了。

等雨住了时她才回到家里。暮色已经降下，文淑还没有回来。屋子里显得冷酷可怕。她进了房，也不点灯，只是呆呆地坐在椅子上。等到天黑尽了，她还没有听见文淑的脚步声。她的胃隐隐痛起来，她便出去，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了两碗米线，又到湖上走了一阵。这次回来她已经打定主意了。可是疲倦的身体在过度的紧张之后，不能再支持下去。她在屋子里踱了一会儿，没有能等到文淑回家，就崩溃似地倒在床上睡了。

这一夜她接连做了几个噩梦。早晨醒来，她看见文淑站在床前含笑问她：“为什么昨天睡得那样早？衣服也不脱，铺盖也不盖！半夜里却只是呻吟，只是哭。你从来不是这样的。究竟昨天出了什么事情？你脸色很不好看。”

素贞不说什么。她一翻身站起来，走到书桌前，从抽屉里拿出那封揉皱了的信笺，递给文淑，一面短短地说：“你看罢。”

文淑读完信，马上变了脸色。她不住地眨眼睛，泪水使她的两眼模糊了。她把信还给素贞，埋下头不敢看她，却短短地问了一句：“你打算怎样？”她极力管束着自己，不让自己的感情在这句话里爆发。

“我决定回上海去！”素贞坚决地答道。

文淑吃惊地抬头看素贞，从她的泪眼里她看见素贞的眼睛是干燥的。素贞的脸上没有血色，两颊也较前消瘦，可是整个面部表情是坚定的，甚至显得有点冷酷。“回上海？”她惊叫道，声音里充满着怜惜和友爱，也搀了一点痛苦：“那个可怕地方！你去干什么呢？你有办法救他吗？你既然逃出了鬼窟，就不该再回去。”

“我要去试试看，我能救出他，就不吝惜牺牲自己；我不能救出他，我就替他报仇，”她坚决地甚至冷冷地答道。

“不要去罢，”文淑拉着素贞的一只手真诚地恳求道。“你一个女孩子能够做什么呢？你又是这么良善的人。你还不如在内地做工作好得多。”

“我可以跟他的朋友们一块儿工作，我可以做他未做了的事，我可以住在他住过的地方，我可以看见他见过的人，”她说着忽然兴奋起来，“我什么事都愿意做，只要我能够——”她的热情好象被浇上了冷水似地一瞬间就凉了。她转开身子，闭上嘴，怨愤地叹了一口气，她用力扭绞着手。

“素贞，我了解你，你要勇敢，”文淑同情地抱住她，温柔地说。

“我能够办到，我相信我能够办到，我的确需要勇气，”素贞点着头痛苦地说。

“那么你何必还去上海呢？我陪你到前方去好不好？”文淑半劝半求地说。“我们到前方去，可以换一种生活，我们可以忘记那许多事情。”

素贞摇摇头，酸苦地答道：“现在太迟了。我的心在那边。我非走一趟不可。能够救出他，我就跟他一块儿回来；不能，我就留在那边。你再怎么劝都没有用。你的好意我难道还不明白？我问你，你处在我的境地，你怎么办？”

文淑凄凉地微微一笑，回答道：“我处在你的境地，我也只有去一趟。”

“那么你还想劝阻我？”素贞接嘴问道。

“那是因为我不想这么快就跟你分开！不过为什么要这样急？再等几天看以后的消息怎样，好不好？”文淑说。

“既然要走，还是早走的好，迟了会后悔的，”素贞叹了一口气说。

“好罢。你走一趟也好。我赞成你去。我去找洪大文给你弄飞机票，”文淑直爽地说，她也不再挽留素贞了。她又加上一句：“要走就快点走，好快点回来。”

“他有办法么？”素贞低声问道。“我本来想到中国旅行社去打听的，路费我倒有，我姐姐最近寄来的钱我还没有花。”

“航空公司里他有朋友，卫戍司令部航空检查处那个副官他也认得。我们昨天无意中谈起，他说我要坐飞机，买票他有办法，而且很快。想不到今天对你就有用处，”文淑兴奋地说。接着她又问：“要不要我马上就去找他？”

“那么等我洗个脸，我们一道去罢，”素贞说。她向房门走了两步，又转过身来问道：“田先生的病怎样？医生请着没有？”

“请着了。叫做汪什么，似乎比刘亨利好一点，他说是肺病，拿了痰去化验去了，”文淑答道；“田先生昨天一天还是你看见的那个样子，也没有变坏。”

“倘使真是肺病，那还不要紧。田先生是上了年纪的人，对他来说，肺病还不是致命的病，”素贞略微放心地说，她的脚跨出了房门。

半点多钟以后，她们到了田家。洪大文坐在办公室里，看见她们进来，他马上站起，高兴地招呼她们。文淑就把托他买票的话说了。

洪大文立刻点点头加重语气地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一定办到。下一班飞机，包朱小姐走得了。现在请朱小姐预备三张相片。我就去办手续。”

“洪先生，那就麻烦你走一趟，相片，我身边倒有，”素贞感谢地说。

“一趟是不够的，至少得三趟，”洪大文微笑道。他的鼻子又在响了，他伸手去揉了几下。“就请你把相片给我罢，此外还请你填个履历表。”

“履历表？”素贞惊讶地问道。

“不，就只要姓名、年龄、籍贯，”洪大文笑着答道。

十七

洪大文并没有失信。第四天的下午他陪着素贞在航空检查处领到了许可证，然后去买了飞机票。他们从欧亚航空公司出来，天已经黑了。在这天中午的空袭以后，这条马路的电线炸断了，街灯全熄，一部分店铺紧闭着店门，他们就靠一只电筒的微光照着走路。素贞的脚步下得很慢，她还没有习惯在黑暗中走这一段行人拥挤的大街。她的脑子里装了太多的东西，她的身子似乎显得重了。洪大文却若无其事地一直往前跳，因此他不得不常常站住等待落后的素贞。

“朱小姐，你还回来罢？”他忽然问道。

素贞惊醒似地看了他一眼，她看不清楚他的面颜，她低声答道：“我希望还能够回来。”

过了半晌洪大文又怅然地说：“你走了，我们又少了一个朋友了。碰巧老先生又在生病。我们真不愿意你离开。”

“田先生的病就会好的。我走了，还有文淑在这里，”素贞也带了点怅惘地说。“不过这次我走得成功全靠你帮忙，我真不知道要怎样感谢你才好！”她声音颤抖地说。

“朱小姐，你这就是看不起我了。一点小事，何足挂齿，况且这是我应该办的，”洪大文着急地大声说。

素贞正要讲话，她的膀子突然被一个迎面走来的人拉住了。她差一点要叫出声来。可是她马上认出这个人是文淑。

“我想一定可以在欧亚公司找到你，果然没有预料错，不过来迟了几分钟。票子拿到没有？”文淑激动地说。

“拿到了，早晨六点钟飞。他们要我明早四点钟就到公司去，”素贞应道，她觉得心里一阵热。她捏住了文淑的一只手。“你怎么不在家里等我们，跑了许多路，到这里来做什么？”

“你有封电报，刚才送来的，我想里面或者有好消息，特地给你送来，你或者可以不走了，”文淑说，声音里带了一点希望，她把电报交到素贞的手里。

他们站在街口，可是四周漆黑，只有一点星子似的油灯光无力地在前面闪灼。他们走了三条街才看见电灯照耀的商店。素贞连忙跑到一个玻璃橱窗前，拆开电报读了。

“是不是好消息？”文淑赶上来关心地问道。

“你拿去看罢，”素贞冷冷地答道，把电报纸递给文淑。

“波病危，请即来港。强。”文淑低声念了一遍。每一个字都成了铁锤一样的东西对着她的头打下来。她用手按住前额。大约过了一分钟，她拿下手。一个熟习的人影在她眼前一晃，她对他伸出手去，什么也没有。眼前一片亮光，石板铺的人行道上，只有寥寥三五个人，风吹到身上，使人打起冷噤来。她忽然注意到素贞还埋着头，站在她旁边，她马上紧紧握着素贞的手。她不说话，可是她抽泣起来了。

“走罢，走罢，”洪大文感动地在旁边催促道。她们默默地向前走了。

“事情也真巧，我跟他认识是你介绍，现在这个电报又是你给我送来，”她们走了几条街，到了湖上石牌坊前面了，素贞发出一声喟叹，声音酸苦地说。

“那时我哪里想得到！我从前还以为我喜欢他呢，”文淑想到了三年前在上海的旧事，她带着一种痛苦的怀念说。素贞不做声，她仿佛没有听到她的话似的。文淑又说：“他倒是一个很好的人，我现在还记得他的相貌。”她的心被回忆带回到另一个时间去了。她接着又说：“电报只说病危，可能还有转机。找你去也许是商量营救的办法。”

素贞只是默默地摇了摇头，并不作声。

这时候快走到她们住的那个巷子了，洪大文忽然在前面站住，回过头来对她们说：“我们先去吃饭，再回家罢。”

“我不想吃什么，”素贞低声答道。

“我也不饿，”文淑摇摇头说。

“这不行，你们今天晚上预备不睡觉，怎么可以不吃东西？我跟你们两位不同，我即使有天大的悲哀，我也要吃个饱。吃饱了才有精神做事，”洪大文着急地说。

“洪先生的话也不错，素贞，我们还是吃点东西罢，况且他又是诚心给你饯行，”文淑觉得洪大文的话有理，便顺着他的口气劝道。

素贞迟疑了片刻，微微点一下头答道：“好的，不过我今天要喝两杯酒。”

“好，我陪你喝，我今天也想喝酒，”文淑接着说。

“可是千万不要多喝啊，你们不是还要去看老先生吗？”

“洪先生，你放心，我们不会喝醉的，”文淑微笑地答道，这笑容里含了一点兴奋，却没有快乐。

他们在附近一家较清洁的小饭馆里吃了饭。素贞和文淑两人饭吃得少，酒喝得较多。素贞差不多喝了三两酒，这在她，算是很多的了。可是她愈喝脸愈发白。文淑喝了一杯酒，连耳根都红了。只有洪大文好象没有喝过酒的样子，虽然他也曾喝了几杯。

从饭馆出来，他送她们回家。可是送到门前他就告辞回去了。她们也不留他，素贞却带着感激地跟他握了手，简单地说一句：“谢谢你，”然后又说：“我们等一会儿就到你们那边去。”

“你们还能够来吗？我看你们都喝醉了。你们还是在家里多躺一会儿罢，不必来了。老先生那里我替你说一声就成了。朱小姐，你看怎样？”洪大文关心地说。

“我想我可以来的，我没有醉，”素贞沉吟地答道，现在纠缠着她的是疲倦，还不是酒醉。

“那么我更没有醉，我一定来，”文淑坚决地说。

洪大文也不跟她们争论，只说了一句：“我四点钟以前再来。”他走了。

她们并没有到田家去。三点钟刚过，正是夜色正浓、寒气最重的时候，洪大文拄着两根木拐，一跳一跳地穿过那些静寂、阴暗、荒凉的小街和湖上的马路，走到她们住处的门前。

他刚刚敲了两下门，就听见应声，显然她们在等候他。门开了。文淑手里拿着一只电筒，电光照亮她的脸，也同样照亮了他的。还是那张活泼可亲的圆圆脸。

“冯小姐，你不是说一定到我们那里去吗？”他问道。

她微微一笑，颊上立刻现出两个酒涡，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跟素贞两个回来，头有点昏，支持不住，睡了一会儿，醒来已经过了十二点，不便再到你们那里去。”

洪大文笑了笑，他说：“我知道你们两位一定会醉的。朱小姐起来了罢？”后一句是顺口说出来的，这已经成了多余的了。

“她比我早起来，还是她唤醒我的，”她说着微微嘘了一口气，无意地把两只手放在一起搓了两下。

“冯小姐，你想朱小姐受得住这个打击吗？我有点耽心她……”洪大文把声音压低，严肃地问道。

文淑停了一下，才低声回答：“这也难说，这一下打击把她的生活完全改变了。我知道她的心伤得厉害，不过她也许会更坚强。她会好好过下去的，即使她自己心里很苦……”她听见房里一声轻微的咳嗽，马上换了语调说：“我们进去罢，外面好冷啊。”

他们进了房间。素贞正坐在书桌前面椅子上出神地想着什么，她看见洪大文，便站起来说：“洪先生，你真的来了！我们倒失了信，很对不起。”

“我知道你们喝醉了，不会到我们那里去的。不过你们在家躺了一会儿倒也很好，我看你这一半天也够累了，”洪大文客气地说。

“田先生怎样了？晚上没有到他那里走一趟，总觉得少做了一件事。我真有点想念他。”说到这里，她忽然断念似地叹了一口气，又接着说：“等他病好了，请你们把我的事情告诉他罢，还有田太太同世明，也请你们替我问候他们。”

“我知道，你放心罢，”洪大文感动地说；“田先生晚上跟你下午看见他的时候差不多，只是更弱一点。第二次验痰的报告来了，的确有结核菌。可是汪医生好象也没有什么办法，他还要化验小便。”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应该送他进医院，”素贞焦虑地说。

“可是他自己不肯去，他说他没有大病，他连药也不大肯吃。他说汪医生配的药是极普通的，吃不吃都没有关系，”洪大文皱紧眉头说。

“那么应该多找几个人劝他。可惜我走了，文淑，”素贞把脸向着文淑掉过去，“你要好好劝他一番。”

“田先生有时候也很固执，劝他，他不见得就肯听，”文淑答道。“我总觉得世清死后，他的宗教信仰也动摇了，他存了一个跟着世清死去的心思，这样就难办了。”

“不过他平日求生的意志很强，希望这只是一时的现象，”素贞说。

“那么你呢？”文淑忽然抓住素贞的手，爱怜地望着她，“你明白我的意思。”

素贞感激地看了看文淑的眼睛，酸苦地答道：“我不知道。我也许还会回来，我也许完全变了另一个人。不过他的事情我总得给他办了。我跟田先生不同，你放心。”

“那么你会跟我通信罢，”文淑要求道。

“我会的，”素贞爽快地答道。她接着又说：“我们应该动身了罢？”

“是的，应该走了，”洪大文接嘴说；他用眼光在屋子里搜索，他问素贞：“朱小姐，你的行李收拾好了吗？”

“好了，就是一个小皮箱，和一件大衣，”素贞指着那两件东西答道。

“那么你还要回来，你的东西都没有带去，”洪大文脸上现出喜色说。

“要是她能回来，那多好！”文淑插嘴说；“可是我耽心她不回来了，”她说着，便伸手去揩眼睛，因为泪水使她的眼睛模糊了。

“你这个妹妹也太好了，”素贞苦笑地轻轻摩了一下文淑的肩头；“我们走罢，在中国现在有多少万人在受苦，你为什么单单关心我一个？”她猝然掉转身子，从凳子上提起了皮箱，又走到床前去拿大衣。

文淑连忙跑过去，把皮箱从素贞的手里夺过来，她孩子似地说：“我来拿皮箱，你拿大衣罢。”

素贞凄凉地笑了笑，然后说：“你在这里多住些时候罢。我会回来的。”

“我等你的信，”文淑含着眼泪说。“你不来信，我就会提早走的。你走了，我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

他们关了灯，锁了房门，掩上了大门，走出了巷子。没有人影，街灯的微光在寒风里颤抖，几片大黑云象山峰一样横在天空，仅仅在一个地方露出十几颗不明亮的星星。一路上只有自己的脚音做他们的伴侣。

他们走到欧亚公司门口，大门已经打开了，不过微微掩着，从门缝里射出来汽灯的金光。他们推了门进去。里面厅子里坐了几个客人，公司职员正忙着为旅客们办出发前的手续。

洪大文过去跟那个职员打了招呼，讲了几句话，让素贞很快地把手续办好了。在等候汽车出发的时候，她同两个朋友坐在一张靠壁的沙发上。客人陆续地进来。汽车还没有开到。这等待是相当令人难堪的。素贞疲倦地倚着沙发的靠背，她不想说一句话。两个朋友也沉默着。他们痛苦地在捱时刻。文淑慢慢地把右手伸过去，捏住素贞的左手。这只手是冰冷冷的，但是她紧紧地捏住它。素贞掉过头来看了文淑一眼，马上又把眼光掉开了。

“明天这个时候，你一定睡在香港旅馆里了，”文淑温柔地说，她勉强地笑了一下。

“是罢，”素贞简单地答了两个字，就把眼睛微微阖上了。

忽然汽车的喇叭响起来，车轮的声音在门前停止了。几个没有坐下的客人连忙奔到外面去。“车子来了，”不知谁这样地说了一句。

“车子来了，你要到机场去了，”文淑依恋地说，她轻轻地放松素贞的手。洪大文从门外进来，走到她们面前。他望着素贞，想说话，可是嘴刚张开又阖上了。

“现在要上车吗？”素贞冷冷地问一句。

“是的，已经有人上去了，”洪大文声音颤抖地答道，他把身子掉开了。

文淑忽然感情爆发地拖住素贞的膀子，恳求地说：“姐姐，你先前还叫过我做你的妹妹，那么你真的认我做你的妹妹罢。”

“文淑，你怎么了？不要难过啊，”素贞感动地拍拍文淑的肩头，温柔地说；“你看我都没有哭。”可是她的眼眶里已经泛起泪水来了。

“你去了，不要不理我啊……”文淑埋着头呜咽地说。

“对你这样的妹妹，我怎么能够不理呢？好啦，不要哭，人家在看我们啊！”素贞凄凉地微微一笑，她觉得她的心被留恋微微地绞痛了。她站起来，把大衣挂在手臂上。

“朱小姐，上车罢，车要开了，”洪大文在旁边催促道。

文淑马上站起来，眼泪也不揩干，走到洪大文的身旁，恳求地说：“洪先生，你可以跟你朋友商量，让我送到机场去好吗？”

洪大文皱紧两眉摇摇头，答道：“我刚刚去问过了，说是航校最近限制很严，公司也不敢通融。”

“那么我们就这样分别吗？”文淑忍住泪望着素贞，勉强说出这句话来。她们已经走到门口了。

“这样也好，终归是要分别的，”素贞压低声音说，她跨出门槛，站到人行道上了。

“快上车，快上车，车要开啦！”人们在汽车旁边大声催促道。立刻有人扑到车门口去。洪大文已经到了那边。素贞也向着汽车走去。

文淑赶到素贞身边，抓起素贞的手比先前捏得更紧，她亲热地唤了一声：“姐姐，”接着又说：“我们是在做梦罢？”

“文淑，好妹妹，我告诉你，痛苦的梦是不会醒的。你要好好保重啊，”她也紧紧地握着文淑的手。

“姐姐，你也要保重啊，”文淑牢牢地盯着素贞的脸，她把声音压得更低，差不多耳语似地说：“我等着你回来。现在我不哭了。”

“可是你把我引哭了，”素贞抽咽地答了一句。她猝然放开文淑的手，掉过身去，向着洪大文伸出手，跟他的手紧紧一握，感激地说：“洪先生，谢谢你。这次要是没有你，我恐怕还走不了。你替我照料、照料文淑啊！”她转过脸，把眼光在文淑的脸上扫了一下。洪大文正要回答，可是她已经上了车，而且汽车马上就开动了。

文淑忘了自己地挥手，洪大文也把手挥动着。可是汽车已经转了弯看不见了。

欧亚公司的大门关上了。门前的人都已散去。只有文淑和洪大文还立在原处，痴痴地望着空洞的街角。夜色逐渐地消散，天的一角开始在发亮了，房屋的轮廓在朦胧中浮现出来。空气比水更凉，浸透了衣服。文淑不觉打了一个寒噤。

“冯小姐，我们回去罢，你冷吗？应该多穿一件衣服啊，”洪大文关心地问道。

“还好，我这件绒线衫还是素贞的，”文淑摩着穿在身上的红绒线衫说；“她走了，留下好些衣服给我。我的厚一点的衣服都没有带来，我本来说住一两个月就走的，想不到什么事都没有做，就在这里住下来了。”

“你也不能说没有做事，现在你不是在北辰社帮忙吗？我们都希望你能够长久做下去。”

文淑叹了一口气，自语似地说：“我不会长久住下去。我做不惯这种工作。等到田先生病好了，我还是要再到前方去。”

“要不是为了这只腿，我早回到前方去了。可是现在——”洪大文望着自己的残废了的腿绝望地说。

“洪先生，你不要难过，你已经尽了你的责任了，”文淑柔声安慰他说。她又叹一口气，压低声音自语道：“我又想起了李南星送给我的那本书，我觉得我好象对不起它似的。”

十八

洪大文回到田家，太阳已经升上天空了。陈济民正坐在写字台前打算盘，看见他进来，便抬起头问一句：“朱小姐走了吗？”

“走了，”洪大文点头答道。

“印刷局刚刚差人来请你到那边去一趟。封面已经上了架子，等你看过就好印了，”陈济民继续说。

“他说，正文装好没有？”洪大文又问道。

“他说过，正文装好了，就等着封面。”

“那么明天一定有书了，”洪大文兴奋地说。他的脸上现出了喜色。但是他注意到陈济民始终板着脸，用平板的声音在讲话，他觉得奇怪。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便改变了语调问道：“田先生起来了吗？今天好一点罢？”

陈济民摇摇头，忧郁地答道：“今天更坏，刚才汪医生还来过，他除了打葡萄糖针，就没有别的办法。现在田先生更衰弱了，今天连大小便自己都不知道了。田太太急得不得了，已经哭过好几次。世明先前下来拟好电报稿子要我替他给他姐姐打电报，我刚刚要出去，他又来说不打了。可见田太太已经没有了主意。我怕这回凶多吉少……”他的眼圈已经红了。

“我上去看看，下来再到印刷局去，”洪大文慌张地说，他的心也乱了。应该怎么办呢？

他上了楼，走过平台，到了廊上。房里没有一点声息。他害怕他的木拐会惊动病人，便立在门前，踌躇着不敢进房去。可是世明听见了木拐声走出来了。

“爸刚刚睡着了，”世明轻轻地说，他的脸色比前一天更苍白，眼皮浮肿，眼睛无光。

“现在是不是好一点？”洪大文低声问道，他自己也觉得声音空虚。

世明痛苦地摇了摇头：“他刚才讲话也不大清楚，不是舌头转动不灵，就是喉咙不舒服。他又不肯好好地张开嘴给我们看，喉咙边上好象有一块白的东西。不过汪医生说不是喉症。”

“我看还是再请一位医生来罢，汪医生治不好的，”洪大文说。

“汪医生自己也这么说，他介绍一位张医生，叫我们今天下午去请他，”世明答道。

“我就要到印刷局去。现在让我进去看一下老先生，”洪大文恳求地说；“我小心着，不会惊醒他的。”

“那么，让我来扶你罢，这样好一点，”世明说，他真的动手来搀扶洪大文了。

洪大文由世明扶着，轻轻地、慢慢地移动他的双拐，进了田惠世的房间。田太太正坐在靠窗的一把椅子上揩眼睛。她看见洪大文，便站起来，对着他摆摆头抽咽地说：“洪先生，田先生不行了。”她又倒在椅子上，蒙着脸无声地哭起来。世明连忙到她的身边去，偎着她，说两句安慰的话。

洪大文站在床前，埋下眼光到田惠世的枕上。田惠世的头平平正正地放在那里，额上盖了一方折叠成半幅的手帕，脸色象蜡一样的黄，颊上有几颗黑点，眼睛深陷进去，两颊也变成了两个洞，颧骨显得异常地高，胡须上粘着发亮的口沫，嘴半张开，重重地吐着气。

“一个健康活泼的人怎么会变成了这种形状！”洪大文想着，他的鼻子一阵酸痛，眼泪就淌了出来。他注意地望着这张他一向敬爱的人的脸庞，他忽然觉得病人的眼睛没有阖上，黑眼珠还露了一点出来。他凝神地望着那对眼睛。眼睛慢慢地睁开了，黑眼珠渐渐地向着他这面移过来，它们停止了，病人的头稍稍偏了一下。洪大文轻轻地唤了一声：“田先生。”

病人的嘴阖上又张开，这样地动了几下，忽然发出一句问话：“今天几号了？”这句话是费力地说出来的，可是声音相当清楚。

洪大文把日期告诉了他。田太太和世明都站到床前来了。

“《北辰》送来了？”病人又问一句。

“还没有，就在这两天送来，”洪大文答道。

“怎么这样慢啊，”病人现出失望的表情，他用力把头一摇，手帕落到了枕边，他皱紧前额说了这一句。

“说不定明天就送来了。明天！我就到印刷局去催他们……”洪大文张惶地说。

“好……请你催催他们……迟了，我怕看不见了，”病人焦烦地、一字一字地说。他又把脸放正，不看洪大文了。田太太连忙俯下身子，在枕边拾起手帕轻轻地揩了揩他的前额和脸颊，拿开了，另外放一张到他的额上去。

“我就去！我就去！”洪大文连忙答道，他只是回答病人的前一句话。他看见田惠世闭上了眼睛，便不再作声，在床前停留片刻，转身走出了房门。

他下了楼，也不回办公室，就一直往外面走去。在巷口他坐上了一辆黄包车，车夫拉着他走过湖上，在石牌坊前，他看见冯文淑迎面走来。

“冯小姐，你为什么不在家多歇一会儿？”他叫车夫停了车，坐在车上大声对她说。

“我在家里睡不着，想想还是到你们那里去看看。田先生今天好一点吗？”文淑站在车子旁边说。她的脸上还有一点疲倦的表情。

洪大文摇着头低声说了一句：“不好，恐怕没有希望。”

“有什么不好的现象吗？”文淑变了脸色惊问道。

“也没有什么，不过……”他马上咽住后面的话，换过话题，短短地说了一句：“我现在到印刷局去看这期杂志的封面。”他叫车夫拉起车子走了。

文淑到了田家，进了田惠世的房间。田惠世昏沉沉地睡着。嘴张开大半，吃力地吐着气。显然他的呼吸困难，在睡梦中他也得不到安宁。这不是睡眠，这只是昏迷而已。文淑望着，望着，泪珠从眼角滚了下来。

这昏迷继续了几个钟头。文淑受不了他那单调的吐气声，受不了田太太的悲痛的抽泣，受不了世明的低声劝慰，受不了房里的窒闷的空气，她逃到楼下去了。

屋子里只有母亲同儿子寂寞地陪伴着昏迷的父亲。

田惠世忽然大大地呻吟一声，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挥舞了两下。田太太和世明连忙扑到床前去。

“我在什么地方啊？”他绝望地、痛苦地叫着，声音是这么空虚，这么可怕。

“惠世，你说什么？你要什么？”田太太温和地问道。

“我在什么地方？”他又问一句。他睁大眼睛望着他们。

“你在你家里，你认得我们罢？”田太太忍住眼泪亲爱地说。

“我认得，”他点点头。他勉强地笑了笑：“我还活着，我还要活啊。”他努力挣扎着要抬起头来，可是刚刚把头举得离开枕头有一寸多高，它又无力地跌落在枕上。

“你要做什么？”田太太问道，她同世明两个抬着他的肩头，把枕头给他垫高一点，她还以为他嫌枕头低，睡得不舒服。

“我要下楼去，我要办公，我有很多事情，我不能整天睡觉啊！”他挣扎着，兴奋地说着，虽然是一字一字地费力说出来的，可是话里面还带着感情，因此也还有力量。

“你在生病，等你病好了，再下楼去办公罢，”田太太劝道。

“我没有病，我没有病。我要起来。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起来？”田惠世激动地说。他还在挣扎，他的脸上现出红色，眼睛张得大大的，里面射出火似的光辉，但这已是快要熄灭的余烬了。

“惠世，你听我的话，静静地睡下罢，你生病，不能下去。你要安心静养，你的病就好得快，”田太太柔声安慰他道。

“怎么，你在哭？我不会死的！我不想死啊！洪先生呢？冯小姐，朱小姐呢？他们为什么不来看我？”他接着嚷道，他把眼光朝屋里四处看，好象在找寻那几个人似的。

“世明，你去请冯小姐上来，”田太太嘱咐世明道。她又对着她的丈夫说：“洪先生、冯小姐今天都上来过，你睡着了。洪先生到印刷局去了。”

“怎么《北辰》还不送来？我等着它啊。我要下去，我要下去。你们快来搀我下去！”他用了绝大的力量撑起身子，但是他还没有坐稳，马上又跌落下去了。他力竭了，绝望地嘘了一口气，就闭上了眼睛，头无力地靠在胸上。

文淑跟着世明上来的时候，他已经迷迷糊糊地睡去，吐气声不象先前那样重浊了。

“冯小姐，田先生不会好了，”田太太对着文淑呜咽地说，她的瘦小身子摇晃地立在床前，好象就会倒下去似的。

这一次的睡眠继续了更久的时间。连响亮的警报声都没有把他惊醒。这一家的人除了陈济民外，完全守在病榻旁边。敌机没有来。在正午的光景，警报解除了。下午三点钟张医生来的时候，病人还没有醒过来。张医生精细地诊查了一番。于是他板着他那张瘦长脸，忧郁地摇摇头说：“太迟了，没有办法了。”对于差不多屏住呼吸等候他宣布诊断结果的病人家属，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击！田太太和世明向医生哀求，要他用尽力量救活一个人的生命，医生耸耸肩摊开手，无意地摹仿着西洋人的表情，冷冷地答道：“太迟了，只是今明两天的事了。”

“那么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文淑忍耐不住插嘴问道。

医生冷酷地摇一下头答道：“我看没有办法。找别的医生看也是一样。”

“可不可以打强心针？总得请张先生想个办法……”田太太怀着最后的希望战战兢兢地说。

“恐怕病人受不住，打下去，马上就会出毛病。我不敢打。”

“那么究竟是什么病呢？单是肺病不会有这个现象罢，”文淑又插嘴说。“害肺病的人总是很清醒的。”

“肺病是不成问题的，”医生充满自信地说；“不过致命的还不是肺病。我听见汪医生说起，刘亨利的那种药，象老先生这样的身体不说吃二三十颗，就是吃一颗也嫌多。每天吃八颗，把一个人的抵抗力都吃得没有了，所以连大小便也不知道了。这样的医生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唉……”他说到最后，发出了两三声慨叹。

陈济民陪着医生下楼去了。房里剩了田太太、世明和文淑三个人。田太太垂着头坐在床沿上，文淑坐在一把靠窗的椅子上。世明立在母亲身边。他们都不讲话，屋子里只有田惠世的吐气声。沉默象苦刑似地折磨着众人。

吐着，吐着，气吐完了，他也就完了。——田太太这样想着，冯文淑这样想着，世明这样想着。尤其是世明，他再也忍不下去，便悄悄地走出房门，回到自己的屋里，俯倒在床上低声哭起来。

又过了一点多钟，田惠世还是在昏睡的状态里，田太太时时用手帕轻轻揩他嘴边的口沫，用柔和的眼光抚慰他的枯瘦的脸。世明进来了，他起初俯下头，在母亲的耳边讲了几句话，后来在母亲身旁站了一会儿，便到屋角一个凳子上静静地坐着。文淑仍旧坐在靠窗的椅子上，这许久她没有讲过一句话。这样一种真正接近“死”的静寂压迫着她。她愈来愈觉得毛骨竦然，好象连她坐的椅子也生出了芒刺似的。她下了决心站起来，悄悄地走出房去。她走到门前还掉过头去看病榻。这时田太太正抬起头来看她，两个人的眼光遇在一起了，她们都不说话，又把眼光掉开了。

忽然楼下的院子里响起了一个男人讲本地话的声音，接着一个清脆的女音在答话。静寂的网被冲破了，声音飘上楼来。文淑好奇地站在栏杆前看下面。一个年轻女子站在天井里，跟黄包车夫讲话。文淑看不见这个少女的面貌，只看见她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一件淡绿色旗袍，罩着一件浅灰色短外套，在她的左边地上放着一口皮箱。“这是什么人呢？她讲的是普通话！她不会是房东家的亲眷。那么她是谁呢？”文淑想着。车夫提起皮箱，少女转过身子，他们朝着楼梯的方向走来。“难道是她吗？”文淑忽然惊喜地想道，她看见了一张似曾相识的黑黑的圆脸。

世明从里面奔出来，他兴奋地问文淑：“冯小姐，下面什么人在讲话？”

“我不认识，她上来了，”文淑答道，她指着楼梯口。从那里现出了提着皮箱的黄包车夫，然后上来了那个少女。世明唤了一声“姐姐！”便跑过去迎接她。

“世清——啊，你是世明！”少女笑了。“你好吗？”她欣喜地说，跟他握了手。车夫把皮箱放在平台上就转身下楼去了。世明伸手去提皮箱。他的姐姐又说：“爸跟妈在家吗？我进去看他们，”便匆匆地朝廊上走来。

文淑转身进了病房，田太太俯着头在替病人揩嘴，文淑激动地对她说：“田太太，你的小姐来了。”田太太吃惊地掉过头来，茫然望着文淑，仿佛不明白这句话的意义似的。但是用不着文淑再来解释了。田世慈已经进房来了。

“妈！”世慈亲爱地唤了一声，孩子似地笑了笑；“爸呢？”她刚刚吐出这两个字，马上就明白了实在的情形，她轻轻地走到床前，望着父亲的变得几乎使她认不出来的脸。

“世慈，你来迟了，”田太太捏着女儿的手抽咽地说。

“爸病到这样，我还不知道，”世慈含着眼泪说。

“你为什么不先写个信来？他常常挂念你……”

“我一个同学要回家，她家里做生意，有便车。我才临时决定跟她一路来看你们，让你们意外地欢喜一番。谁知车子在路上抛锚，一共走了十四天。想不到爸病成了这样。医生怎么说？不要紧罢？”

田太太迟疑一下，才摇摇头叹息般地答道：“你路上辛苦了，你到你弟弟的房里歇一会儿罢。”

“世清呢？他住在学堂里没有回来吗？”世慈问，她一面用目光在屋里找寻。她的目光碰到文淑的了，她对文淑打个招呼。文淑也对她微微一笑。

“哦，这位是冯小姐，你还没有见过，”田太太说。

世慈笑了笑：“我已经从你们的信里认识冯小姐了。还有朱小姐呢？”她走到文淑面前，文淑跟她握了手。

“她到上海去了，她有点私事，今天早晨才走的，”文淑答道。

“我还说到这儿来，可以看见她。爸前年跟她一块儿逃过难。想不到又不凑巧，只差了半天，”世慈惋惜地说。

“轻声点，你爸——”田太太温和地、小心地打岔说，可是她的话又被一个意外的声音打岔了。

“世慈呢？你在哪里？我要见你啊！”田惠世忽然大声唤道。众人的眼光齐射到他的脸上。他的头不停地向左右摇摆，口里发出一阵呻吟声。

世慈走到床前，俯下头去，低声唤着“爸”。

病人好象没有看见她似的，仍旧半闭着眼睛，摆动着头，痛苦地嚷着：“我听见她的声音，她怎么不来啊？她在哪里？”

世慈把脸凑近去，在他的耳边温柔地唤着：“爸，爸，我在这里。”

病人慢慢地睁开眼睛，然后把头朝世慈这面掉过来。他看到世慈了。他的失神的眼光停留在她的脸上。这眼光是迟钝的。但是它们渐渐地活动了，发亮了。他嘴边的肉线松弛了一点，他笑了。他凄凉地对她说：“你到底来了，可是……我要走了，”他的头和背动得厉害，他要把手伸出被窝，世慈给他帮忙。他的手向着她的手移动。她知道他的意思，便把手送过去。他捏住它不肯放。“你好罢？”

“爸，我好，”世慈忍住眼泪答道。

“路上辛苦不辛苦？你比从前黑得多了，”他吃力地、一字一字地说。

“不苦！”她只能吐出这两个字，她的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不要哭，我不想离开你们，可是……”他说到这里，忽然换过话题问她：“你见过冯小姐罢，还有朱小姐。你们可以做朋友。”

“见过，”世慈只答了两个字。

“洪先生呢？洪先生呢？”他一面叫着，一面用眼光去找寻洪大文。“他在哪里啊？请他来，请他到印刷局去一趟……”

“洪先生已经到印刷局去了好久了，”文淑在旁边答道。

停了片刻。病人又说：“《北辰》送来了罢，拿本给世慈看看。”没有人讲话。过了几分钟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可是再过十多分钟，他又睁开眼看看众人。他的眼里泛起了泪水。

田太太马上凑过脸去，她的嘴放在他的耳边，温柔地安慰他说：“惠世，你有什么事情不放心吗？你不要难过，我们都在这里，你放心罢，你安心静养罢。”

“我不要——”他刚吐这三个字，又马上改口说：“《北辰》怎么还不拿来？快啊，快啊……”

众人你看我、我看你地不知道怎样办才好。田惠世只顾催着：“快啊快啊。为什么还不拿来啊？”

“就来了，就来了，”田太太答道，“你再睡一会儿罢。”

“我不要睡，我要起来，”田惠世皱紧两眉，焦躁地说。他接连摆了两下头。他望着世慈说：“你搀我起来罢，你母亲总不让我起来，我不会死，你们不要怕。”

洪大文气咻咻地从外面进来了。他到床前把手里拿的一本杂志放到病人的面前，他一面激动地、还带了一点欣喜地说：“老先生，好了，《北辰》印好了！”

田惠世伸出两只瘦得只剩皮包骨的手，拿起杂志，看了看。他放下杂志嘘了一口气，放心似地说：“我到底看见了。”停了一下他又拿起来翻了几页，然后偏了一下头，说：“世慈，你拿去看，我这几个月并不是没有做事啊。”他要把杂志递给世慈，世慈连忙接了过去。“下一期我还有一篇关于安南问题的文章，现在不知道那边的情形怎样了？”没有人回答。他忽然叫起来：“世清呢？他到哪里去了？”没有人回答他。世慈转过头去低声问世明：“世清怎么不见？你为什么不去找他来？”

“他不在这里，”世明短短地答了一句。

“哦……我记起了，”田惠世自语道；“我忘不了他！我多么需要他！”他又看世慈：“你陪你母亲出去走走，她这些天也够累了。她老是在罣念你。”他慢慢地移动他的眼光，在世明的脸上停住了。他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但以后又阴暗了。他温和地说道：“你不是世清，你比他瘦一点。你是世明，世明，你要多运动啊，你是你母亲的宝贝。”

“你想不想吃点什么东西？”田太太俯下头轻轻地问道。

“我不吃，”他摇摇头说。“你们应该吃饭了罢。”他闭上眼睛，头差一点就滑落到枕下去了。于是又开始了长时期的昏睡。

众人在房里守候着。现在是世慈坐在床沿上替病人揩嘴。她母亲坐在屋角抽泣。文淑仍旧坐在窗前椅上，洪大文和世明坐在书桌前的凳子上。陈济民悄悄地从外面进来，他低声问世明和洪大文：“要不要预备后事？”世明不回答，却跑回自己房里哭起来。

傍晚，病人忽然又醒过来，他痛苦地嚷着：“怎么这样黑暗？为什么不开电灯？”田太太开了灯，走到床前。世明、文淑、洪大文、陈济民全在房里，他们都站到床前去。

“你们怎么在哭？”他温和地说，他看见了田太太母女的泪痕。他带点怜悯地微微一笑：“我恐怕要先走了，这是没法的事。我不愿意离开你们。但是我有什么办法？你们还好好地活着，你们可以看到抗战胜利，你们要好好看待我那个淘气的孩子啊，我交给你们了……”

世慈和田太太哭得更厉害了。别的人也都落了泪。他又说：“你们不要哭。我心里很难过。世慈，你远远地跑来看我，你更不应该哭。世明，你也哭了，你真象你母亲。哦，世慈，我枕头底下……（他气喘得更厉害了）有……世清的相片……你给我拿……出来……”世慈站起来俯下身子去取相片。病人很困难地略略动一下头。放在镜框里的相片取出来了。“你……拿着……给我看看，”他又说。世慈双手捧着镜框，把相片放在他的眼前。他注意地望着相片，低声自言自语：“还我的世清……还我的儿子。”他想伸出手去拿镜框，但是挣扎了一阵，却没法叫手动一下。世慈帮忙他把他的右手拿出来，放在他胸前的被上，然后把镜框递到他这只手里。他捏着镜框，轻轻唤了一声：“世清，”就慢慢地闭上了眼睛。过了两三分钟，他忽然睁大了眼睛，用力叫了一声：“还我的儿子来！”他的手也往上一举，他好象要把镜框放在眼前，可是他的手马上落在床沿上，手一松，镜框落在地上打碎了。同时他说了一句没有人懂的话。

“惠世！”“爸！”“爸！”田太太母女儿子一齐惊呼。大家都站在床前看他，唤他。可是他完全听不见、看不到了。

[1]马加洛尼：意大利通心粉；下面的“乌奴、杜埃、秦国、狄埃奇”即意大利语“一、二、五、十”的意思。

[2]Intermezzo（英文）：即“插曲”。这部影片的中文译名是《寒夜琴挑》。

[3]marvelous（英文）：即“了不起”的意思。

[4]借用郑振铎同志的译文。

[5]加拉斯是法国的一个新教徒，他是被天主教徒冤杀的。他的冤案是十八世纪的一大冤狱，后来靠伏尔泰的长期努力，终于得到了平反。

[6]marry（英文）：结婚。

[7]honey moon（英文）：蜜月。

[8]沙尔法——：大概就是现在的“消炎片”。

尾声

田惠世的墓就筑在世清的坟旁边。现在这父子两个不会再分开了。墓前种了一些花草，四周长着长春的灌木，就是在冬天，这里也有绿色，也有花朵。每天早晨在七、八点钟之间，不论落雨或天晴，总有一个梳两根辫子的、脸黑黑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少女同一个身材高高、脸色苍白的少年到这里来，有时候他们还陪着一位身子瘦小、面貌清秀的老太太。他们在墓旁两块青石上坐着（这两块青石好象是专门放在这里给他们坐的。老太太来时，少年便立在她的身边或者身后），大约坐一点钟或者两点钟，常常不讲话，有时带点花来放到墓前，有时带来一本杂志。少女的手里有时拿一本《圣经》，有时拿一本新出版的书刊。她常常翻开书页，和着鸟声朗诵一段。念完了她便拉着弟弟的手默默地走回家去。

偶尔还有一个年轻女子和他们一起来。这个女子年纪二十二三，眼睛细小，头发长长，脸颊红红的，一开口两颊就会现出酒涡。她也曾在下午一两点钟光景来过几次，都是由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陪来的。这个人头顶剃得光光，左膝下只有一只脚，用一对木拐撑着走路。他们来了，也坐在青石上。不过他们一直谈着话，谈的大半是墓中人的事情。有一天，这两个人在上午八点多钟就来了。他们坐了将近三个钟头。在谈话的中间，女子忽然打断了男子的话，惊讶地问：“喂，你听见笑声吗？”“笑声？谁的笑声？”男子奇怪地说。“自然是田先生的，他在对着世清笑呢！”女子做梦似地答道。男子笑了笑，说了一句：“冯小姐，你在做梦罢。”女子不作声，却做出在倾听的样子，仿佛田惠世拉着他的爱儿的手，站在她面前，另一只手拿着新出版的《北辰》，欣喜地发出他那爽朗的笑声呢。

读者诸君，你们不会责备我在故意地撒谎罢。我们怎么能把死当作终结呢？绵延不绝的生命和长春的树木正在对我们讲说永生。而我们的死者也从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活，他们常常近在我们的身旁，只是我们自己不觉得罢了。

不用说这个年轻女子就是冯文淑。她这次来跟她的朋友告别。过三四天，她就要离开这里到前方去了。

这两个多月来，常常有人（多数是素贞的同学）向她打听素贞回上海以后的消息，她无法回答一个字，因为她什么也不知道。她寄过一封信到上海，一封信到香港，托人转交素贞，却始终未得到回音，也不知道素贞究竟见到它们没有。可是就在她从墓地回家的这天下午，她忽然接到了素贞从香港寄来的信。她又哭又笑地把信接连读了几遍。

文淑妹妹：

分别后，我没有给你写过一封信。我们到香港也快一个星期了，我也没法早告诉你我的消息，我的好妹妹，请你原谅我，现在我们相距愈近，我愈想念你。可是我终日忙乱，哪有心肠写信？我至今还不敢提起我在上海过的那种口子！我好象在地狱中受苦刑。我应当告诉你一件你最关心的事情：我同刘波在上海结婚了。

我的文淑妹妹，请你不要责备我。我不是故意不让你分享我们的快乐。你不会想到我们的结婚是什么样的结婚！你应该还记得上次你交给我的电报。当初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我不瞒你，我坐船回上海，那个月色朦胧的夜里我倚着栏杆望海，我想来想去都想不通，差一点跳下海去。我忽然想到你，想到我临行你含着泪讲的话，我忍不住跑回舱里伤心地哭了一场，才打消了那个傻念头。我回到上海，见到刘波的朋友，才知道他虽受尽酷刑，几次谣传遭害，都未成为事实。朋友们正在设法营救他。我不告诉你那些详情了。朋友们花了钱吃够苦头。我至今也说不明白那些日子是怎样过去的。总之，在半个多月以前，刘波终于出来了。这哪里是从前那个生气勃勃的刘波？他瘦得真可怜，遍体伤痕，走路要人搀扶，说两句话也要喘气。他在朋友家养了几天，我用尽我的心力看护他。后来我同他结了婚，第二天就坐上加拿大皇后轮船离开了上海。我们到了香港，才算是松了一口气。一直到最近两天，他的脸上才有了一点血色，有时他也露出一丝笑意。昨天我送他进了医院。今天下午我还去看过他。医生说不到两个月他的健康就能完全恢复。今天他的精神很好。我对他说要给你写信，他也要我把他的近况告诉你。

文淑好妹妹，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可是在这封信上怎么写得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我姐妹才能再见。今天从医院回家，在轮渡上，我把过去的事情仔细地想了又想。这两个多月我受尽了苦，我的体重减轻了十多磅，我经历过种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可是我也懂得了不少的事。我的眼睛好象也睁大了些。妹妹，我好痛苦啊，可是我和他以后永远不分开了。我恨不能把我所见、所闻、所想的全告诉你。我不回昆明念大学了。我已经答应刘波，等他病好，就同他一起到前线去。我们想到前线去做一点工作。我们想走得远一点。你也会明白我指的并不是你从前做的那种工作。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如今一般年轻人朝夕向往的那个圣地……

文淑，我不讲了，你一定明白。你是不是也会到那里去？或者田先生会留下你帮忙他办杂志？我记得你说过不会在昆明长住下去。那么快写信告诉我你的打算。快写信来。我还要给你写长信。

我忘记告诉你，我当初在船上还想过替刘波报仇的计划。我想化装为交际花，去接近魔王丁默村，然后设法杀死他。现在想想，觉得实在可笑。让你知道是不要紧的。可见幻想多了，对自己并无好处。在这一点刘波就比我强。

请代我问候田先生一家，我想他的病早已痊愈了。请代我问候洪大文先生，谢谢他那样给我帮忙。

素贞××日。

这封意外的信给文淑带来多大的快乐是读者想象得到的。文淑不但马上到田家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那几个关心素贞的人，她还当天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寄给素贞。在信里她除了祝贺这一对新婚夫妇“幸福无量”外，还告诉素贞她三四天后就要动身到前方去，她要去的地方正是素贞信中所提到的那个“圣地”。

其实这个目的地还是她反复地读了素贞来信以后才决定的。她当初还这样想：只要是前方，只要有紧张的工作，就比在昆明过安闲日子好，就比在昆明看那些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的悲喜剧好。

后记

《火》第三部，一名《田惠世》，十九章，也只能算是我的试作。今年四月初动笔，九月底写成，算时间，应该有五个月的功夫，让我从容执笔。可是许多琐碎的事使我的心乱得没有办法，我常常对着面前的稿纸发楞，写不出一个字。在那种时候，我便读书或者翻译屠格涅夫的小说。有时搁了十多天以后，我再找出《火》的原稿来，那上面已经布满了灰尘。但是我还没有忘记书中的人物。他们早已变成我的友人了。我的心静下来时，我便渐渐地沉浸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我的笔又跟随着他们的生活发展下去，虽然时写时辍，我终于把这本小书结束了。

我承认这本小书不是成功的作品。它的罪名应该是“草率”二字。但是我想，倘使我再有两倍的时间，我或许会把它写成一部比较站得稳的东西。[1]我说没有时间，并不是说我年将就木，或者患病垂危。我怕的是拖久了，书印出来，售价会高得叫人买不起，不然就是印刷费涨得叫人不敢印书，再不然就是到那时，这样的书已经成为不必要的了。

在这本小书中，我想写一个宗教者的生与死，我还想写一个宗教者和一个非宗教者间的思想和情感的交流。可是我并不曾写出来，或者可以说是写得不好。关于后者，我一点也没有写，文淑还只是一个孩子，她的思想没有成熟，关于前者我写得也不够。读了这本小说，说不定会有人疑心我是一个基督徒，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书中的人物和事实全是虚拟的。不过我写田惠世时，也曾借用了一位亡友的一部分的生活、思想和性格。对这个亡友我充满着感激的怀念。[2]我想要是他能活着看见我这本小书，为着思想和别的问题，跟我争论一通，那是多么好！可是现在……现在让我把这个不象样的东西献给他在天之灵罢。

巴金　1943年10月。

[1]其实这种说法也不对。主要的问题还是我的生活面太窄，我对自己想写的东西，知道得太少。

[2]我开始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我那位年长的朋友逝世不过两个多月。我们曾在一起共过患难（见《旅途通讯》），所以我们之间有深厚的感情。这感情损害了我的写作计划。说实话，我设身处地替他想得太多了。这次我把《尾声》稍稍改动了一下。我让冯文淑离开了昆明，让刘波和朱素贞都活起来，让人们想到这几个朋友将来还有机会在前方见面。但是这个小小的改动并不能弥补我这本小说中存在的大缺点。（1960年1月注）

附录

《火》第三部初版本的“书尾”

田惠世的墓就筑在世清的坟旁边。现在这父子两个不会再分开了。墓前种了一些花草，四周长着长春的灌木，就是在冬天，这里也有绿色，也有花朵。每天早晨在七、八点钟之间，不论落雨或天晴，总有一个梳两根辫子的、脸黑黑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少女同一个身材高高、脸色苍白的少年到这里来，有时候他们还陪伴着一位身子瘦小、面貌清秀的老太太。他们在墓旁边两块青石上坐着，（这两块青石好象是专门放在这里给他们坐的。老太太来时，少年便立在她的身边或身后。）大约坐一点钟或者两点钟，常常不讲话，有时带点花来放到墓前，有时带来一本杂志。少女的手里常常拿着一本《圣经》，有时她翻开书页和着鸟声朗诵一段。念完了她便拉着弟弟的手默默地走回家去。

有一天下午她一个人来到这里，太阳正落进了那一排树林里，吐出来半天霞光，把林子映得血红，象着了火烧起来似的。她翻开带来的《圣经》念着：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忒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到野外去，到了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上帝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上帝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她阖上书抬起头出神地把那燃烧似的林子望了许久。

有时候还有两个人到这墓地来。一个是年轻的女郎，眼睛小小，头发长长，脸颊红红的，一开口两颊就会现出酒涡来；另一个是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头顶剃得光光，左膝下只有一只脚，用一对木拐撑着走路。他们来了，也坐在青石上。不过他们却一直谈着话，谈的大半是墓中人的事情。有一天上午，四围非常静，在谈话的中间，女的忽然打断了男子的话，惊讶地问：“喂，你听见笑声吗？”“笑声？谁的笑声？”男子奇怪地说。“自然是田先生的，他在对着世清笑呢！”女的梦幻地答道。男子不作声了。他们做出在倾听的样子，仿佛田惠世拉着他的爱儿的手，站在他们的面前，另一只手拿着新出版的《北辰》，欣喜地发出他那朗爽的笑声呢。

读者诸君，你们不会责备我在故意地撒谎罢。我们怎么能把死当作终结呢？绵延不绝的生命和长春的树木正在对我们讲说永生。而我们的死者也从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活，他们常常近在我们的身旁，只是我们自己不觉得罢了。

有人问起素贞到上海后的消息，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知道的很少。她到了上海最初两个月给文淑写过几封信，后来忽然通知文淑，说她到别处去了。从那时起文淑就没有收到她一个字，向各处打听，也得不到一点信息。有一天，大约在素贞走后的七个月罢，文淑收到一封上海寄来的信，里面只有一则从报上剪下来的消息，从记载的语气看来，报纸显然是伪组织的机关报。据这消息说，丁默村前一天在大新公司遇刺，仅受微伤，凶手当场逃逸，惟侦察结果，发觉丁氏女友朱曼丽实有主使嫌疑，刑讯之下，朱招认不讳，现已依法枪决。这个朱曼丽似乎就是素贞，不过文淑不愿意相信。并且她也没有得到其他的证据，以后也没有人对她讲起朱曼丽的事或者素贞的消息。她后来不得不相信朱曼丽就是朱素贞了，因为她觉得英勇的死究竟比较无影无踪的消灭能够安慰朋友的心。

关于《火》

《火》一共三部，全是失败之作。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在广州开始写《火》的第一部第一章，第二年九月在昆明完成第一部；一九四一年三月到五月第二部在重庆写成；第三部则是在桂林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动笔、九月脱稿。作品写得不能叫自己满意，也不能叫读者满意，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考虑得不深，只看到生活的表面，而且写我自己并不熟悉的生活。我动笔时就知道我的笔下不会生产出完美的艺术品。我想写的也只是打击敌人的东西，也只是向群众宣传的东西，换句话说，也就是为当时斗争服务的东西。我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诗和散文，我在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后写的散文和诗都是这一类的东西，除了在这两个时期外，我再也写不出诗来。仅有的那几首诗我还保留在文集里，正如我不曾抽去《火》那样。《火》是为了唤起读者抗战的热情而写的，《火》是为了倾吐我的爱憎而写的。这三部有连续性的小说不是在一个时期写成，在不同时期我的思想也在变化。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的感情强烈，也单纯，我的憎恨集中在侵略我国的敌人身上，在上海我望见闸北一带的大火，我看见租界铁门外挨饿的南市难民，我写了几篇短文记下当时的见闻和感受，我后来写《火》就用它们写成一些章节。《火》第一部描写“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以后到上海成为孤岛的这段时期，写了短短两三个月中的一些事情，而且只是写侧面，只是写几个小人物的活动。

一九三七年上海沦为孤岛后，我还留在那里继续写我在前一年开了头的长篇小说《春》。写完了《春》，第二年三月我和友人靳以就经香港去广州。一九三六年靳以在上海创办《文季月刊》，我为这刊物写了连载小说《春》。他在广州筹备《文丛》的复刊，我答应他再写一部连载小说。这次我写了《火》。《文丛》是半月刊，我每隔半月写一章，刊物顺利地出了三期，就因为敌机连续的大轰炸而中断了。靳以去四川，我也到汉口旅行。我从汉口回广州，又续写了小说的第四章，但是不久，日军就在大亚湾登陆，进攻广州，而且进展很快，最后我和萧珊（她是七月下旬从上海到广州的）靠朋友帮忙，雇了木船在当地报纸上一片“我军大胜”声中狼狈逃离广州。到了桂林，我又续写了两章《火》、续印了两期《文丛》。一九三九年初我同萧珊就经过金华、温州回到上海。在上海我写完了我的最长的小说《秋》，萧珊已在昆明上了一年的大学。本来我想在上海把《火》第一部写出来，可是那个时期在上海租界里敌伪的魔爪正在四处伸展，外面流传着各种谣言，其中之一就是日军要进租界进行大搜查，形势越来越紧张。有一个晚上我接到几次朋友们警告的电话（他们大都在报馆工作），不得不连夜烧掉一些信件和报刊，看来我也难在租界再待下去；何况法国战败投降，日军乘机向法国殖民当局施加压力，一定要挤进印度支那，滇越路的中断是旦夕的事。我不能错过时机，不能延期动身，只好带着刚写成的《火》的残稿离开孤岛，在驶向南方的海轮上我还暗暗地吟诵诗人海涅的《夜思》中的诗句：“祖国永不会灭亡。”不久我在昆明续写《火》，贯串着全书的思想就是海涅的这个名句。

我在广州写《火》的时候，并未想到要写三部。只是由于第一部仓卒结束，未尽言又未尽意，我才打算续写第二部，后来又写了第三部。写完第一部时，我说：“还有第二部和第三部，一写刘波在上海做秘密工作，一写文淑和素贞在内地的遭遇。”但是写出来的作品和当初的打算不同，我放弃了刘波，因为我不了解“秘密工作”，我甚至用“波遇害”这样一个电报结束了那个年轻人的生命，把两部小说的篇幅全留给冯文淑。她一个人将三部小说连在一起。冯文淑也就是萧珊。第一部里的冯文淑是“八·一三”战争爆发后的萧珊。参加青年救亡团和到伤兵医院当护士都是萧珊的事情，她当时写过一篇《在伤兵医院中》，用慧珠的笔名发表在茅盾同志编辑的《烽火》周刊上，我根据她的文章写了小说的第二章。这是她的亲身经历，她那时不过是一个高中学生，参加了一些抗战救国的活动。倘使不是因为我留在上海，她可能像冯文淑那样在中国军队撤出以后参加战地服务团去了前方。我一个朋友的小姨原先在开明书店当练习生，后来就参加战地服务团去到前方，再后又到延安。要是萧珊不曾读我的小说，同我通信，要是她不喜欢我，就不会留在上海，那么她也会走这一条路。她的同学中也有人这样去了延安。一九三八年九月我在汉口一家饭馆吃饭，遇见一位姓胡的四川女同志，她曾经带着战地服务团在上海附近的战场上活动过，那天她也和她那十几二十个穿军装的团员在一起，她们都是像冯文淑那样的姑娘。看到那些活泼、勇敢的少女，我不由得想：要是有材料，也可以写冯文淑在战地服务团的活动。我写《火》第一部时手边并没有这样的材料，因此关于冯文淑就只写到她参加服务团坐卡车在“满天的火光”中离开上海。一九四一年初在重庆和几个朋友住在沙坪坝，其中一位一九三八年参加过战地工作团，在当时的“第五战区”做过宣传工作，我们经常一起散步或者坐茶馆。在那些时候他常常谈他在工作团的一些情况，我渐渐地熟悉了一些人和事，于是起了写《火》的第二部的念头：冯文淑可以在战地工作团活动了。

《火》第二部就只写这件事情，用的全是那位朋友提供的材料。我仍然住在书店的楼上，不过在附近租了一间空屋子。屋子不在正街上，比较清静，地方不大，里面只放一张白木小桌和一把白木椅子。我每天上午下午都去，关上门，没有人来打扰，一天大约写五六个小时，从三月底写到五月下旬，我写完小说，重庆的雾季也就结束了。在写作的时候我常常找那位朋友，问一些生活的细节，他随时满足了我。但是根据第二手的材料，写我所不熟悉的生活，即使主人公是我熟悉的朋友，甚至是我的未婚妻，我也写不好，因为环境对我陌生，主人公接触的一些人我也不熟悉，编造出来，当然四不像。我不能保证我写出来的人和事是真实的或者接近真实，因此作品不能感动人。但其中也有一点真实，那就是主人公和多数人物的感情，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因为这个我才把小说编入我的《文集》。我的《文集》里有不少“失败之作”，也有很多错误的话，或者把想象当作现实，或者把黑看成紫，那是出于无知，但是我并不曾照我们四川人的说法“睁起眼睛说谎”。当然我也有大言不惭地说假话的时候，那就是十年浩劫的时期，给逼着写了那么多的“思想汇报”和“检查交待”！那十年中间我不知想了多少次：我要是能够写些作品，能够写我熟悉的人物和生活，哪怕是一两部“失败之作”，那也有多好！在我写《火》的时候哪里想得到这样的事情呢！

我能够一口气写完《火》第二部，也应当感谢重庆的雾季。雾季一过，敌机就来骚扰。我离开重庆不久，便开始了所谓“疲劳轰炸”。我虽然夸口说：“身经百炸”，却没有尝过这种滋味。后来听人谈起，才知道在那一段时期，敌机全天往来不停，每次来的飞机少，偶尔投两颗炸弹，晚上也来，总之，不让人休息。重庆的居民的确因此十分狼狈，但也不曾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不过个把星期吧，“疲劳轰炸”也就结束了。然而轰炸仍在进行，我在昆明过雨季的时候，我的故乡成都在七月下旬发生了一次血淋淋的大轰炸，有一个我认识的人惨死在公园里。第二年我二次回成都，知道了一些详情。我的印象太深了！一九四三年我在桂林写《火》的第三部，就用轰炸的梦开头：冯文淑在昆明重温她在桂林的噩梦，也就是我在回忆一九三八年我和萧珊在桂林的经历。

今天我在上海住处的书房里写这篇回忆，我写得很慢，首先我的手不灵活了（不是由于天冷）。已经过了四十年，我几次觉得我又回到了四十年前的一个场面：我和萧珊，还有两三个朋友，我们躲在树林里仰望天空。可怕的机声越来越近，蓝色天幕上出现了银白色的敌机，真像银燕一样，三架一组，三组一队，九架过去了，又是九架，再是九架，它们去轰炸昆明。尽管我们当时是在呈贡县，树林里又比较安全，但是轰炸机前进的声音像鎯头一样敲打我的脑子。这声音、这景象那些年常常折磨我，我好几次写下我“在轰炸中过的日子”，后来又写了小说《还魂草》，仍然无法去掉我心上的重压，最后我写了冯文淑的噩梦。我写了中学生田世清的死亡，冯文淑看见“光秃的短枝上挂了一小片带皮的乾肉”。写出了我的积愤，我的控诉，我感觉到心上的石头变轻了。作家也有为自己写作的时候。即使写冯文淑，我也可以把我对大轰炸的感受和见闻写进去。就是在江青说话等于圣旨的时期，我也不相信大观园全是虚构，《红楼梦》里面就没有曹雪芹自己，没有他的亲戚朋友。

在我的小说里到处都找得到我的朋友亲戚，到处都有我自己，连《寒夜》里患肺结核死去的小职员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的东西。我的人物大都是从熟人身上借来的，常常东拼西凑，生活里的东西多些，拼凑的痕迹就少些，人物也比较像活人。我写冯文淑时借用了萧珊的性格，在第一部《火》里，冯文淑做的事大都是萧珊做过的，她当时还是一个高中生。她在上海爱国女学校毕了业才在暑假里去广州，中间同我一起到过武汉，后来敌军侵占广州，她回不了上海，我们只好包一只木船沿西江逃往广西，同行还有我的兄弟和两个朋友，再加上林憾庐和他的《宇宙风》社同人。我们十个人是在敌军入城前十多个小时离开广州的。关于这次“远征”我在小说中没有描写，却详细地记录在《旅途通讯》里面。这两本小书正如我一位老朋友所说“算什么文章！”可是它们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社会情况，也保留了我们爱情生活中的一段经历，没有虚假，没有修饰，也没有诗意，那个时期我们就是那样生活，那样旅行。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也生活在平凡的人民中间。我的《通讯》写到“桂林的受难”为止。后来我和萧珊又坐火车到金华转温州，搭轮船回上海。在温州我们参观了江心寺，对文天祥的事迹印象很深，我有很多感慨。我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爱国者。我后来在《火》第二部初版后记中就写过这样的话：“我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有的也是中国人的血。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这段话其实就是三部《火》的简要的说明。我编《文集》时删去了它，觉得这说明是多余的。但是我那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的心还是像年轻时候那样地强烈，今天仍然是如此。我过去所有的作品里都有从这颗心滴出来的血。现在我可以说，这颗心就是打开我的全部作品的钥匙。

我们从温州搭船平安地回到上海，过了三四个月，萧珊就去昆明上大学。以后她到过桂林、贵阳、重庆和成都。她不可能有冯文淑在《火》第二部中的经历，我当时只是设想她在那样的环境该怎么办，我就照我想得到的写了出来。萧珊是一个普通人，冯文淑也是。在这三本小说里我就只写了一些普通人，甚至第一部中视死如归的朝鲜革命者和第三部中同敌人进行秘密斗争或被捕或遇害的刘波、朱素贞们也都是普通人，他们在特殊的环境里会做出特殊的事情。总之，没有一个英雄人物，书中却有不少的爱国者。《火》并没有写到抗战的胜利。但是我相信对这胜利贡献最大的是人民，也就是无数的普通人。作为读者，作为作者，我有几十年的经验，一直是普通人正直、善良的品德鼓舞我前进。普通人身上有许多发光的东西。我在朝鲜战场上见到的“英雄”也就是一些普通的年轻人。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东京非常想念祖国，感情激动、坐卧不安的时候，我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俄罗斯语言》。他讲“俄罗斯语言”，我想的是“中国话”，散文诗的最后一句：“这样的语言不是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绝不能叫人相信。”我写《火》的时候，常常背诵这首诗，它是我当时“唯一的依靠和支持”。我一直想着我们伟大而善良的人民。

在《火》第三部里我让冯文淑来到了昆明。不像在大别山，萧珊未到过，我也很陌生，昆明是我比较熟悉的地方，她更熟悉了。先生坡，翠湖，大观楼……都写进去了。我是在一九四三年的桂林写一九四一年的昆明。我的信念没有改变，但是我冷静些了。我在小说里写了一些古怪的社会现象，当然我看到的多，感受到的多，写下来的还比较少。冯文淑离开上海将近四年，在昆明出现并不显得成熟多少，其实我写的只是我在一九四一年七、八月看见的昆明，到四三年情况又有变化了。我记得清楚的是知识分子的地位低下和处境困难。当时最得意的人除了大官，就是囤积居奇，做黑白生意的（黑的是鸦片，白的是大米），此外还有到香港，到仰光跑单帮做买卖的各种发国难财的暴发户。那个社会里一方面是严肃工作，一方面是荒淫无耻。在国统区到处都是这样。我在小说里只写了几个普通的小人物，他们就是在这种空气中生活的。冯文淑在昆明，同她过去的好朋友朱素贞住在一起。萧珊在昆明，从宿舍搬出来以后就和她的好友，她的同学一起生活。那个姓王的女同学是我一位老友的妻子，相貌生得端正，年纪比萧珊大一点，诚实，朴素，大方，讲话不多，是个很好的姑娘。她是我那位朋友自己挑选的，但不知怎样，我的朋友又爱上了别人，要把她推开，她却不肯轻易放手。我那朋友当时在国外，他去欧洲前同我谈过这件事情。我批评他，同他争论过，我看不惯那种单凭个人兴趣、爱好或者冲动，见一个爱一个，见一个换一个的办法，我劝他多多想到自己的责任，应该知道怎样控制感情，等等、等等。我谈得多，我想说服他，没有用！但是他也不是一个玩弄女性的人，他无权无势，既然没有理由跟妻子离婚，新的恋爱也就吹了。萧珊的女同学后来终于给了我的朋友以自由。但是那位朋友在恋爱的道路上吃了不少的苦头，离婚一结婚，结婚一离婚，白白消耗了他的精力和才华，几乎弄到身败名裂，现在才得到了安静的幸福，这是后话。我两次在昆明的时候，经常见到萧珊的好友，我同情她的不幸，我尊敬她的为人。我写《火》第三部中的朱素贞时，脑子里常常现出她的面影。她后来结了婚，入了党，解放后当过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文革”期间有人来找萧珊“外调”她在昆明时期的一些情况，萧珊死后又有人来找我外调，说是要给她恢复工作。六、七年没有消息了。我祝她安好。

在朱素贞的身上还有另一个人的感情，那是萧珊的同乡，她的中学时期的朋友，一位善良、纯洁的姑娘。我在广州开始写朱素贞的时候，萧珊还在上海念书，没有见到我朋友的妻子，我那朋友当时可能也还没有开始新的追求。其实不仅是上面提到的两个人，我在那几年中间遇见的给了我好的印象的年轻女人在朱素贞的身上都留下了痕迹。但朱素贞并不是“三突出”的英雄。她始终是一个普通人。在最初几版的小说（《火》第三部）中朱素贞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念书，忽然接到陌生人从香港寄来的信告诉她：她那分别四年的未婚夫刘波在上海“被敌伪绑架”，关在特务机关里。她决定回上海去营救他。她动身前又接到一封香港发来的电报：“波遇害，望节哀。”她决心去替他报仇。她走后大约七个月冯文淑收到从上海寄来的一份剪报，上面有一则消息报道大汉奸特务丁默村遇刺受伤，他的女友朱曼丽是幕后主使人，供认不讳，已被枪决。“这个朱曼丽似乎就是素贞，不过文淑不愿意相信。”我这样写，就是暗示朱曼丽和朱素贞是一个人。在当时的确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年轻女人刺杀丁默村未遂遭害。我记得有位朋友写过一篇文章，另一个朋友认识这位女士，对我谈过她，他也讲不出别的原因，大概是一位爱国志士吧。这样的人很难令人忘记，我就让她也留下一点痕迹在朱素贞的身上。在一九三八年春节前后，敌人和汉奸暗杀上海爱国人士，甚至悬头示众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几起，后来在孤岛也几次出现爱国者惩罚汉奸的大快人心的壮举。我用在上海的朝鲜革命者惩罚朝奸的事实结束了《火》的第一部，又用朱素贞谋刺丁默村的消息作为《火》第三部的《尾声》，也就是全书的结局。当时我是这样想的：用那个年轻女人的英勇牺牲说明中国人民抗战到底、争取胜利的决心。但是一九六〇年我编辑、校改《文集》的时候，改写了这个结尾，正如我在后记的注解中所说：“我让冯文淑离开了昆明，让刘波和朱素贞都活起来，让人们想到这几个朋友将来还有机会在前方见面。”我加上素贞从香港写给文淑的一封信，说明她在上海同朋友们一起营救刘波出狱后结了婚，又陪着“遍体伤痕”的丈夫到香港休养，准备等刘波病好就一同到前线工作。她在信里解释这所谓前线就是“如今一般人朝夕向往的那个圣地”，就是说延安。文淑在复信中也说：“三四天后就要动身到前方去”，也就是到“那个‘圣地’去”。国外有些读者和评论家对我这种改法不满意，说我“迎合潮流”，背叛了过去。我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几十年来我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因为我的思想不断地在变化，有时变化小，有时变化大。我不能说我就没有把作品改坏的时候，但是我觉得《火》第三章的结尾改得并不坏，改得合情合理。当时人们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这是事实。只有这样地结束我的所谓《抗战三部曲》（尽管我写的只是一些侧面），才符合历史的真实。当然，我在后记的脚注中也说：“这个小小的改动并不能弥补我这本小说中存在的大缺点。”这是真心话，不过我仍然要重复我说过的那句话：作品不是学生的考卷，交出去就不能改动。按照“四人帮”的逻辑，一个人生下来就坏，一直坏到死，或者从诞生到死亡，这个人无事不好。所以那个时期孩子们在银幕上甚至在生活中看见一个陌生人，就要发问：好人？坏人？不用说，文淑和素贞都是好人吧。

第三部中另外一个主人公田惠世也是好人。这是我一个老朋友，我把这个基督徒写进我的小说，只是由于一桩意外的事情：他的病故。他大概是患肺炎去世的。他自己懂一些医理，起初自己开方吃药，病重了才找医生，不多久就逝世了。当时他的夫人带着孩子来到他的身边，就住在我的隔壁。看见这位和我一起共过患难的年长朋友在我眼前死去，我感到悲伤。参加了朋友葬礼后两个多月，我开始写《火》的第三部，就把他写了进去，而且让他占了那么多的篇幅。我在一九六〇年一月修改小说的《尾声》时，曾经写道：“我们之间有深厚的感情。这感情损害了我的写作计划。我设身处地替他想得太多了。”我在小说里借用了那位亡友的一部分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我想写一个宗教者和一个非宗教者的思想和情感的交流，可是没有成功。我的思想混乱，我本来想驳倒亡友的说教（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每顿饭前都要暗暗祈祷，我发觉了常常暗笑），可是辩论中我迁就了他，我的人道主义思想同他的合流了。我不想替自己辩护，我的旧作中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差不多占同样的地位。在这一点上萧珊也有些像我。所以小说里年轻姑娘冯文淑同老基督徒田惠世作了朋友，冯文淑甚至答应看《北辰》的校样，暂时到北辰社帮忙。《北辰》是田惠世的刊物。刊物的真名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宇宙风》，它是林语堂创办的。林语堂后来带了全家人移居美国，把他哥哥从福建请到上海代管他的事业。他的哥哥原是教师兼医生，在上海参加了《宇宙风》的编辑工作，名叫林憾庐。《宇宙风》本来还有一个合作者，后来在香港退出了。林憾庐在上海和香港都编印过这个散文刊物，一九四二年他第二次到桂林又在那里复刊了它。我一九四〇年在上海、一九四二年在桂林都为《宇宙风》写过散文和旅途杂记。一九三九年萧珊也在这个刊物上用“程慧”的笔名发表了几篇散文。她第一次拿到稿费，便买了一只立灯送给母亲，她高兴地说这是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钱买的。她初到昆明，还写了一篇旅途通讯，叙述经海防去内地沿途的情况，也刊在《宇宙风》上。一年后我踏着她的脚迹到昆明，虽然形势改变，但我的印象和她的相差不远，我就没有写什么了。

我和林憾庐相处很好，我们最初见面是在泉州关帝庙黎明高中，那一天他送他的大儿子来上学，虽然谈得不多，但我了解他是个正直、善良的人，而且立志改革社会，这是一九三〇年的事。以后我和他同在轰炸中过日子、同在敌人迫害的阴影下写文章、做编辑工作，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办的刊物，质量不高，但在当时销路不算少，他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我至今还怀念他。他很崇拜他的兄弟，听他谈起来林语堂对他并不太好，他却很感激他这个远在海外的有名的兄弟。可能是他逝世一年以后吧，林语堂一个人回国了，到桂林东江路福隆园来看他的嫂嫂。我在林太太房里遇见他，他在美国出版了好几本小说，很有一种名人的派头。话不投机，交谈了几句，我就无话可说。以后我也没有再看见他。靳以夫妇从福建南平回重庆复旦大学，经过桂林住了几天，我送他们上火车，在月台上遇见憾庐的孩子，他们跟去重庆的叔父告别，我没有理他。后来林语堂离开重庆返美时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告别中国的诗，我记得是两首或者三首七律，第一首的最后两句是“试看来日平寇后，何人出卖旧家园”。意思很明显。有个熟人在桂林的报上发表了一首和诗，最后两句是：“吾国吾民俱卖尽，何须出卖旧家园”。《吾国吾民》是林语堂在美国出版的头一本“畅销书”，是迎合美国读者口味的著作。憾庐曾经对我谈起该书在美国出版的经过，他引以为荣，而我却同意和诗作者的看法，是引以为辱的。

小说中另一个好人洪大文并不是真实的人物，我只借用了一个朋友的外形和他在连云港对日军作战负伤的事实。他年轻时候进了冯玉祥办的军官学校，当过军官，又给派到苏联留过学，一九二六年回国后经过上海，我们见过一面，他回到部队里去了，我也就忘记了他。一九四三年我在桂林忽然接到他的信，是寄到书店转给我的。信上说他到桂林治病，定居下来，要我去看他。我到了他的住处，当时人们住得比较宽敞，他躺在床上，有时拄着双木拐起来活动活动。人变了，湖南口音未变。他告诉我他离开过部队，后来又到税警团（宋子文的税警团吧）当团长，在连云港抗拒日军，战败负伤。小说中洪大文讲的战斗情况就是我那位朋友告诉我的，他还借给我一本他们部队编写的《连云港战史》。小说第八章中洪大文的谈话有些地方便是从所谓《战史》稿本中摘抄来的。一九四四年五月初我和萧珊到贵阳旅行结婚，后来就没有能回桂林，湘桂大撤退后我也不知道他转移到哪里。一九四六年尾或者一九四七年初我在上海，他拄着双拐来找我，说是在江苏某地荣军教养院作院长，还是像一九二六年那样高谈阔论。他约我出去到南京路一家菜馆里吃了一顿饭，就永远分别了。他坐上三轮车消失在街角以后，我忽然想起了洪大文，洪大文不像他，洪大文比他简单得多。

最后我想谈几句关于朝鲜人的事，因为《火》第一部中讲到朝鲜革命者的活动，而且小说以朝鲜志士的英勇战斗和自我牺牲作为结束。我在这之前（一九三六年）还写过短篇小说《发的故事》，也是怀念朝鲜朋友的作品。我小的时候就听见人讲朝鲜人的事情，谈他们的苦难和斗争，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事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是我少年时期崇拜的一位英雄。我第一次接触朝鲜人，是在一九二一年或者二二年。我在三十年代写的回忆文章里就讲过，五四以后我参加成都的《半月》杂志社，在刊物上发表过三篇东西，都是从别人书中抄来的材料和辞句，其中一篇是介绍世界语的，而我自己当时却没有学过世界语。不久就有人拿着这本杂志来找我，他学过世界语，要同我商量怎样推广世界语，他在高等师范念书，姓高，说是朝鲜人。我便请他教我世界语，但也只学了几次就停了，推广的工作也不曾开展过。我和高先生接触不多，但是我感觉到朝鲜人和我们不同，我们那一套人情世故，我们那一套待人处世的礼貌和习惯他们不喜欢，他们老实、认真、坦率而且自尊心强。这只是我一点肤浅的印象。

出川以后，一九二五年我在南京东南大学附属高中毕了业带着文凭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检查体格时发现我有肺病，虽然不厉害，我却心灰意冷，不进考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对数理化等课无把握，害怕考不好。我就这样放弃了学业，决定回到南方治病。我在北京呆了半个多月，我记得离京的前夕遇上北海公园的首次开放，在漪澜堂前度过了一个宁静的夜晚。我当时住在北河沿同兴公寓，房客不多，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我住到这里，还是一个编报纸副刊的姓沈的朋友介绍的。他是朝鲜人，有一天晚上，他带了一个同乡来看我，天气热，又是很好的月夜，我们就坐在院子里乘凉。沈比较文雅，他的朋友却很热情，滔滔不绝地对我讲了好些朝鲜爱国志士同日本侵略者斗争的故事。我第一次了解了朝鲜人民艰苦而英勇的斗争，对朝鲜的革命者我始终抱着敬意。我后来就把那些故事写在《发的故事》里面。这以后几十年中间我遇见的朝鲜人不多，也不常同他们接触，但是从几个朋友的口中我也了解一些他们的流亡生活和抗战初期的一些活动。我就在《火》第一部中写了子成、老九、鸣盛、永言这班人，和他们惩罚朝奸的壮举。在小说里子成回忆起朝鲜民歌《阿里朗》。据说从前朝鲜人到我国满洲流亡，经过阿里朗山，悲伤地唱着它。我一九三八年第四季度在桂林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听见金燄同志的妹妹金炜女士唱这首著名的歌曲，我十分感动，当时正在写小说的这一章，就写了进去。我以前对它毫无所知，却能够把歌词写进小说甚至将歌谱印在发表这一章的《文丛》月刊上，全靠一位朝鲜朋友的帮忙。这位朋友姓柳，是园艺家，几十年来在一些学校或者农场里工作，为中国培养了不少园艺人材。他在当时的朝鲜流亡者中也很有威望。我在上海、在桂林、在重庆、在台北都曾见到他。今天我还没有中断同他的联系。他在湖南农学院教书，有时还托人给我捎一点湖南土产来。我还记得四十几年前他被日本人追缉得厉害，到上海来，总是住在马宗融的家中，几个月里他的头发完全白了。那一家的主妇就是后来发表的短篇小说《生人妻》的作者罗淑。抗战初期罗淑患病去世，我们在桂林和重庆相遇，在一起怀念亡友，我看见他几次埋下头揩眼睛。

朋友柳已经年过八十，他仍然在长沙坚持工作，我仿佛看见他的满头银发在灿烂阳光下发亮。听说他从解放了的祖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获得了鼓励，我应当向他祝贺。《火》第一部出版时我在后记的末尾写道：“我希望将来还能够有第四部出来，写朝鲜光复的事情。”我不曾实现这个愿望，但我也不感到遗憾，因为朝鲜人民已经用行动写出了光辉诗篇，也一定能完成统一朝鲜的伟大事业。

1980年1月25日

致树基（代跋）

树基：

《火》三部都是失败之作，我自己讲过不止一次，所以十卷本《选集》里没有收入它们。当然我也不会把它们从《全集》中抽去，而且我并不后悔编《文集》时将它们留了下来。“我写文章靠的是感情”。（一九八四年二月，可能以前还讲过这一类的话。）我不掩盖自己的缺点。但写一个短篇，不一定就会暴露我的缺点。写中篇、长篇那就不同了，我离不了生活，少不了对生活的感受。生活不够，感受不深，只好避实就虚，因此写出了肤浅的作品。

我没有毁掉这些作品，我说是“为了宣传（抗战）”，这也是事实。我的确在做宣传工作，我想尽我的责任。我知道，这样宣传，作用不大。但在四处逃难、身经百炸之后，还不曾丧失信心，不间断地叫喊几声鼓舞人们的勇气，也是好的。有总比没有好。不过这谈不上文学和艺术了。固然三卷书中都有“感情”，这“感情”当时还能打动人心，今天却不易争取到读者了。就留着它们作为“考卷”看吧。

我说过：“我想写一本宣传的东西”。《火》的头两部都是宣传的书，第三部却不是，第三部写了阴暗面，因为我自己看到了阴暗面，不少的阴暗面。我不能睁起眼睛撒谎，这不是宣传。我得讲真话，才能够取信于读者。因此我写了知识分子受歧视，写了人们向钱看，写了学生看不起老师等等等等。这说明即使在这类肤浅的作品（我的确写过不少肤浅的作品）中我也不曾无病呻吟。

三卷《火》中我写了两位熟人。冯文淑是我的妻子萧珊，田惠世则是在桂林逝世的老友林憾庐。写萧珊，我只写了她初期的、表面的东西，不曾写她的成长。写憾庐，我想借他来说明真正的基督徒宣传的人道主义的教义。但是我应该承认跟我这样熟的两个人我都没有写好。除了我在以前发表的几。篇《后记》中指出的原因外，除了刚才说到的“避实就虚”外，我还有一个毛病，我做文章一贯信笔写去，不是想好才写。我没有计划，没有蓝图，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所以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大师。我只是用笔做武器，靠作品生活，在作品中进行战斗。我经常战败，倒下去，又爬起来，继续战斗。

关于《火》我不想再说什么了。我的一本《创作回忆录》里有一篇谈《火》的散文，是将近八年前（八〇年一月）写成的，当时讲了不少，我那些意见、那些看法今天不曾改变。我希望《火》的读者有机会翻看这本小书。

巴金　1987年12月4日。